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78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生，男，194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兴，女，住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24号32-10，系上诉人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渝州服务导报社，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387775Q。法定代表人：李友凡，总编辑。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余，重庆红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军，男，单位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商报社，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燕子岩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02533K。法定代表人：柏奇志。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女，单位员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鸿恩寺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6812G。法定代表人：张洪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柱，男，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曦，女，单位员工。上诉人刘俊生与被上诉人渝州服务导报社、重庆商报社，第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5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俊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渝州服务导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按照《干部调配工作规定》的相关规定，人事调配有相应严格的组织审批及程序性规定，首先调出、调入单位进行商洽(即本案提到的人调发(1991)4号《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其次再征求上诉人意见后，再报请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审批办理;最后由调出单位接到调动通知(调令)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调动手续。而该商调函中也明确载明“待审阅后，再行函调”。1994年12月1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出具《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以杂志社因没有人事调动权，没有编制指标，向上级对外经贸部人事司请示后，没有同意刘俊生的调动。故商调函不能起到正式调函作用，且上诉人的调动也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批，调入单位从未向上诉人组织人事所在自学报社(后更名为新闻汇报社、渝州服务导报社)发出正式调函，因此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组织人事关系已转移的认定，违反规定且无有效证据支持；2.1995年1月《中国外资》停办后，上诉人即联系当时报社领导并回到重庆要求组织安排工作，但被报社以其组织关系已调走，被组织拒之门外，因此并非是上诉人不愿意返回，《中国外资》杂志停办后，上诉人从报社留守人员处领到自己的人事档案，因此不是上诉人不交回，而是单位没有按干部档案严格规定和机密程序办理，单位不认，无处可交，没有人签收；3.从1995年开始至今，上诉人多次找到组织要求安排恢复工作，并非长达10余年的时间从未要求过渝州服务导报或重庆新闻出版局安排工作，实质是组织间相互推诿不予担当责任，对上诉人的诉求不理不睬迫害上诉人。被上诉人渝州服务导报社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重庆商报社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辩称，建议不将重庆市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作为本案的适格第三方，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俊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俊生与渝州服务导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88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党组作出渝团党组函[88]12号《关于录用刘俊生同志为全民所有制干部的通知》，内容载明：自学报社：根据渝人干[1988]05号文精神，刘俊生同志被吸收录用为全民所有制干部，请你们按有关政策管理。1988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党组作出渝团党组函[1988]16号、17号《关于许东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关于牟道忠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决定任命刘俊生为自学报社副总编辑（副处级）、青年之声（《青年之声报》亦为自学报社主办）报社副总编辑（副处级）。1992年7月，新闻汇报社（由自学报社1992年更名）为刘俊生签发记者证，内容载明刘俊生所在部门为新闻汇报社，职务为副总编辑。1992年10月28日，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出具《授权证书》，内容载明：经研究决定，特委托中外投资企业报社总编辑刘俊生同志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接受承办《中国外资》杂志协议书。1992年11月4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协议中称甲方）与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协议中称乙方）签订《关于委托承办杂志协议书》，约定由对外经济贸易部主管，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发行的《中国外资》杂志，从1992年11月4日起委托中外投资企业报社承办，中外投资企业报确定该报总编辑刘俊生同志为承办负责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聘任刘俊生同志为《中国外资》杂志总编辑，期限三年（从1992年11月4日至1995年11月4日）。为此，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向刘俊生出具了聘书。1992年11月26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以渝新出党（1992）第50号文件作出《关于充实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内容载明：聘任刘俊生为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刘俊生主要负责办好《中国外资》杂志的有关工作。1992年12月12日，在新闻汇报社向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报送的《新闻汇报社调整奖金报批表》中载明刘俊生职务为副总编辑，奖金合计400000元。1993年1月19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核定新闻汇报社机构、编制的通知》，内容载明：经重庆市编委重编（1992）186号文批准，同意新闻汇报社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60名，其中12名为市财政拨款（保留至1994年后改为自收自支），其余48名事业编制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确定处级领导职数4名，同时经重编排（1992）187号文批准撤销自学报社，原定自学报社20名事业编制由市编委收回。1993年1月2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为刘俊生签发工作证，内容载明刘俊生为总编辑（副局级）。1994年1月27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市编委关于建立中外投资企业报社的批复》，内容载明同意中外投资企业报社为市新闻出版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定事业编制44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3名（一正二副），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1994年2月17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中外投资企业报确定机构及编制的批复的通知》，内容载明：中外投资企业报，你报中投发（93）23号文“关于定编定制的申请报告”收悉。经研究，并报市编委批准[重编（94）11号]，同意你报为我局直属处级事业单位，定编44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3名（一正两副），经费渠道为自收自支。请你报按核定编制数，将现有人员状况报局人事处，以便理顺人事、工资关系。人员调入必须控制在核定编制内，留有余地，不得突破。有关人事调动事宜请报局研究审批。1994年，中国外资杂志社人事处向重庆新闻出版局新闻汇报社人事处发出中资社商调（94）第0011号《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表明因工作需要拟商调刘俊生到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请按下列一、三项协商办理。一、如同意，请速函告我处，以便寄档案审查。三、如同意请将该通知全部档案和最近及现实表现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一并寄来，待审阅后，再行函调。1994年10月5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内容载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兹介绍刘俊生同志去你单位工作，请接洽。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还附有工资转移证明，该证明记载刘俊生原工作单位为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原任职务为总编辑，任职时间为1990年，原工作单位工资已发至1994年9月30日。新闻汇报社随后按该函件要求将刘俊生档案及其材料发往中国外资杂志社处，中国外资杂志社收到上述档案及材料。1994年12月1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出具《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内容载明：刘俊生同志赴京前系重庆《新闻汇报》副总编辑、《中外投资企业报》总编辑。于1992年11月至1995年11月，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同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主管的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双方签订委托承办协议书后，重庆方委派赴京来中外投资杂志社担任总编辑。中国外资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因没有人事调动权，更没有编制指标，向上级对外经贸部人事司请示后，没有同意刘俊生的调动。故刘俊生同志不能调来北京中国外资杂志社。1995年2月6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向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出具《关于解除原聘请的吴绪民等同志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内容载明：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出政[1993]801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经局党组1994年12月13日研究，决定解除原聘任的吴绪民、刘俊生、唐丽英同志的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职务。1996年6月2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更名为的复函》，同意《中外投资企业报》更名为《重庆商报》。2000年9月20日，中共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作出《关于渝州服务导报社保留法人资格的批复》，内容载明：重庆商报社，你社[2000]第49号文收悉，经研究，同意《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重庆商报社主办，渝州服务导报社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由吴绍阶同志任法人代表。2001年5月8日，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新闻汇报社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的批复》，同意新闻汇报社更名为渝州服务导报社，更名后机构规格、人员编制、经费渠道均不改变。2006年9月22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同意、变更项目的批复》，同意《重庆商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主办变更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同意《渝州服务导报》由重庆新闻中心主管、重庆商报社主办变更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2014年3月6日，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向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关于刘俊生同志信访问题的函》，载明：现将刘俊生同志要求及时办理退休及社保手续的信访件转贵单位调查处理，请将调查处理情况告知刘俊生本人，并函告我委。建议由渝州服务导报按2014年3月5日经原市新闻出版局组织人事处、报业集团干部人事处、重庆商报（渝州服务导报）、刘俊生本人在报业集团座谈形成的“以渝州服务导报名义为刘俊生按渝办发[2011]272号文办理超龄人员社保”的意见办理。2014年4月2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向市文化委员会回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关于刘俊生同志信访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函》，载明：经认真核实，1994年市新闻出版局按照中国外资杂志社商调函要求，开寄了刘俊生同志的档案和工资关系等证明材料，1995年2月，市新闻出版局解聘了刘俊生同志中外投资企业报社副总编辑职务。刘俊生同志的调动和职务解聘均是当时市新闻出版局的组织决定，现在刘俊生同志与渝州服务导报社已不存在任何人事、用工关系。刘俊生同志反映的有关问题，建议由其人事调动主管部门牵头研处。2009年5月31日和2010年6月30日，刘俊生两次致函要求办理退休社保事宜，刘俊生自述：其在1992年至1995年受组织委派到北京中国外资杂志社担任总编辑。在1995年元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终止委托承办《中国外资》杂志后，中国外资杂志社将其档案交给本人，因其并未回重庆将档案交给报社。并认为其人事组织关系工资关系没有调走，其仍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其人事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重庆新闻出版局新闻汇报社（自学报社更名为新闻汇报社）。2017年4月6日，刘俊生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为被告，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人事争议诉讼，要求确认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1992年12月13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并要求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支付2005年11月12日起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的退休金。渝北区人民法院遂作出（2017）渝0112民初724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刘俊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刘俊生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了（2017）渝01民终57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刘俊生的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2月12日，刘俊生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其与渝州服务导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2005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认识关系。该委逾期未作出决定，于2018年1月5日出具《证明》（编号2018-23号），证明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刘俊生遂以本案诉讼请求起诉来院。庭审中，刘俊生陈述在1992年11月至1995年1月18日期间，其受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和中外投资企业报的委托在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1995年1月，《中国外资》停办，中国外资杂志社将档案还给刘俊生，刘俊生一直自行持有并保管自身档案自今，既未提交档案管理机关保管，也未交给重庆任何单位保管。在1995年1月18日之后，刘俊生留在北京处理中国外资杂志社后续工作直至1995年5月20日，之后其自己成立了北京俊生广告文化公司，1999年环球市场杂志社聘请其担任主编兼副社长。2001年4月4日，刘俊生成立了重庆国渝就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本案中，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党组于1988年5月18日作出渝团党组函[88]12号《关于录用刘俊生同志为全民所有制干部的通知》，刘俊生被吸收录用为全民所有制干部，任职自学报社即现在的渝州服务导报社，刘俊生与渝州服务导报社（原自学报社、新闻汇报社）于1988年5月18日建立了人事关系。双方之间因人事关系发生的纠纷，应当受《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规定的处理。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情况，自学报社于1990年创办了《中外投资企业报》，后《中外投资企业报》授权刘俊生与中国外商企业投资协会签订承办《中国外资》杂志协议书，刘俊生于1992年11月前往北京与创办《中国外资》杂志。1994年，中国外资杂志社人事处向重庆新闻出版局新闻汇报社（由自学报社更名，现为渝州服务导报社）人事处发出中资社商调（94）第0011号《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表明因工作需要拟商调刘俊生到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1994年10月5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为新闻汇报社的人事管理上级单位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同意刘俊生同志去该单位工作，并附有工资转移证明。新闻汇报社随后按该函件要求将刘俊生档案及其材料发往中国外资杂志社处，中国外资杂志社收到上述档案及材料。1994年12月1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出具《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载明中国外资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因没有人事调动权，更没有编制指标，向上级对外经贸部人事司请示后，没有同意刘俊生的调动。故刘俊生同志不能调来北京中国外资杂志社。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外资杂志社及中国外资投资企业协会作为独立的用人单位，拥有独立的人事聘用权利，其发出的《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具有调动人事的效力。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发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以及工资转移证明，将刘俊生的人事档案及其材料寄往中国外资杂志社后，刘俊生的人事关系已经发生了转移。刘俊生与当时的新闻汇报社的人事关系应于1994年10月5日终止。至于刘俊生与中国外资杂志社之间的人事关系是否成立，是刘俊生与中国外资杂志社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俊生现在主张中国外资杂志社没有商调刘俊生的人事调动权以及调动刘俊生人事关系的程序不合法，应由刘俊生举示证据加以证明。刘俊生在本案中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故刘俊生关于中国外资杂志社无商调刘俊生的人事调动权以及人事关系的调动程序不合法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另刘俊生在1995年1月《中国外资》停办后，一直自行保存自己的人事档案，既未提交档案管理机关保管，也未交给重庆任何单位保管。刘俊生没有选择回重庆要求当时的新闻汇报社即现在的渝州服务导报社安排工作，而是一直留在在北京工作，自己成立了北京俊生广告文化公司，于1999年担任环球市场杂志社的主编兼副社长，还于2001年4月4日成立了重庆国渝就业有限公司。刘俊生在1995年5月至2005年11月达到退休年龄的长达10余年的时间，从未要求过渝州服务导报或重庆新闻出版局安排工作，刘俊生和渝州服务导报社（原自学报社、新闻汇报社）在此期间事实上也不存在提供劳动，发放工资，进行管理的人事关系。因此，刘俊生与渝州服务导报社（原自学报社、新闻汇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1994年10月5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此后双方不存在人事关系。综上，刘俊生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俊生与渝州服务导报社（原自学报社、新闻汇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1994年10月5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二、驳回刘俊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刘俊生负担。本院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刘俊生向法庭举示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出具的《证明》、刘志诚写的说明（复印件）、周呈维写的情况说明，拟证实上诉人未被调到北京去。经法庭质证，渝州服务导报社对盖章的证明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没有关联性，其中证明了上诉人在1992年11月4日到1994年12月31日确实是被中国外资杂志社聘用，即与该杂志社存在人事和劳动关系，至于其末尾所述的“从未商调刘俊生到我社工作”与商调函是矛盾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重庆商报社和重庆市文化委员会的质证意见同渝州服务导报社。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自学报社于1990年创办了《中外投资企业报》，后《中外投资企业报》授权上诉人刘俊生与中国外商企业投资协会签订承办《中国外资》杂志协议书，刘俊生于1992年11月前往北京创办《中国外资》杂志。1994年，中国外资杂志社人事处向重庆新闻出版局新闻汇报社（由自学报社更名，现被上诉人渝州服务导报社）人事处发出《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内容为“因工作需要拟商调刘俊生到中国外资杂志社工作”。1994年10月5日，新闻汇报社的人事管理上级单位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附有工资转移证明，同意刘俊生同志去该单位工作。新闻汇报社随后按该函件要求将刘俊生档案及其材料发往中国外资杂志社，中国外资杂志社收到了上述档案及材料。1994年12月16日，中国外资杂志社出具《关于刘俊生总编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情况》,载明“中国外资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外资杂志社因没有人事调动权，更没有编制指标，向上级对外经贸部人事司请示后，没有同意刘俊生的调动。故刘俊生同志不能调来北京中国外资杂志社。”《中国外资》杂志社及中国外资投资企业协会作为独立的用人单位，拥有独立的人事聘用权利，其向重庆新闻出版局新闻汇报社发出的《中外杂志社工作人员商调函》具有调动人事的效力。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作出《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职工调动介绍信》以及工资转移证明、将刘俊生的人事档案及材料寄往中国外资杂志社后，刘俊生的人事关系已经发生了转移。故一审法院认定刘俊生与原新闻汇报社的人事关系于1994年10月5日终止正确。刘俊生与中国外资杂志社之间的人事关系是否成立及何时成立，是刘俊生与中国外资杂志社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刘俊生在二审举示的刘志诚和周呈维写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对两份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二人也未出庭作证，且刘志诚写的说明为复印件。另上诉人向法庭举示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明“刘俊生在1992年11月4日到1994年12月31日期间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聘用，担任《中国外资》杂志社总编辑，全权负责杂志社编辑、出版等事务”，即在1992年11月4日到1994年12月31日期间上诉人刘俊生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存在聘用法律关系，担任《中国外资》杂志社总编辑，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刘俊生在1995年1月《中国外资》杂志停办后，一直自行保管自己的人事档案，既未提交档案管理机关，也未交给重庆任何单位保管。也未回重庆要求当时的新闻汇报社安排工作，而是一直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俊生广告文化公司，于1999年担任环球市场杂志社的主编兼副社长，于2001年4月4日还成立了重庆国渝酒业有限公司。其在1995年5月至2005年11月达到退休年龄的10余年时间里，从未要求过被上诉人安排工作，且上诉人和渝州服务导报社在此期间事实上也不存在提供劳动、发放工资、进行人事管理的人事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渝州服务导报社（原自学报社、新闻汇报社）从1988年5月18日至1994年10月5日期间存在人事关系，此后双方不存在人事关系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俊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俊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 琴审 判 员  蒋 科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史大贤书 记 员  李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