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昌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住江苏省昆山市石浦镇机场路。法定代表人：黄福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平，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平，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宣为，男，1966年11月30日出生，台湾居民，住台湾高雄市鼓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山昌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昌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宣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9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昆山昌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昆山昌禾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宣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黄宣为从昆山昌禾公司收取286万元款项并无证据证明系经董事会批准，一审未查明该款项转出的原因，黄宣为亦未对收取该286万元款项的合理原因进行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二、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谋所为，也可能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个人所为，还可能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定执行职务所致。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黄宣为的行为损害了昆山昌禾公司的财产利益。三、一审判决并无查明其他董事对于黄宣为的行为是否知情，即使其他董事对该行为知情，但知情并不等于同意，不能改变黄宣为的行为性质以及损害昆山昌禾公司利益的后果。四、昆山昌禾公司系独立财产法人，其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容侵害。即使黄宣为的行为是其与其他董事的共同行为，也不能据此认定公司利益没有受到损害，选择全体行为人承担责任还是选择由作为总经理的黄宣为承担责任，是昆山昌禾公司的选择权。五、黄宣为向黄福雄个人转账行为，与本案无关。昆山昌禾公司已经明确，黄宣为向黄福雄个人的转账时支付“悠仁门诊部”的钱款，与案涉款项无关，就该款项黄宣为曾向黄福雄出具过《支付协议》。并且，即便黄宣为从公司无合理理由支取的款项给了黄福雄，亦不能证明是还给了公司。六、黄宣为以员工年终奖名义提取的款项是3528630.6元，昆山昌禾公司主张的是扣除实际向公司太干和高管发放的84万元后的2688630.6元。黄宣为收取2688630.6元款项的行为违法，不管是其利用职权侵占还是违反规定造成损害公司利益而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其行为没有利用职权和违反规定也构成不当得利。黄宣为辩称，一、案涉资金进入黄宣为账户是董事会意志的体现，并经财务汇入黄宣为账户，而且该行为是在法定代表人授意下进行。并且，该款已经进行纳税申报，且在公司财务账目上进行了记载，该款不属于公司应收账款范围。二、昆山昌禾公司的董事都是家庭成员，本案表面上是公司纠纷，实质是家庭成员的内部矛盾。黄福雄不应将法院作为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昆山昌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宣为返还占用资金2688630.60元；2.判令黄宣为返还占用资金期间所生孳息，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黄宣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5月16日，昆山昌禾公司成立，注册资本美金65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股东为统立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为黄福雄、黄宣为、黄某，由黄福雄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黄宣为担任总经理。2017年7月19日，公司免去黄宣为、黄某董事职务，任免黄静文、林冠妤为公司董事，由黄静文担任总经理。2017年1月13日，昆山昌禾公司向黄宣为个人账户转账2688630.60元，转账支票上的用途栏备注为工资。2017年1月16日，昆山昌禾公司向黄宣为个人账户转账840000元。上述两笔款项共计3528630.60元，昆山昌禾公司账册中记账凭证载明为工资，并附有2017年1月年终奖发放明细，涉及陆庆英、刘乐等277名员工的部门、年终奖金额、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以及实发金额，最终合计年终奖金额为3528630.60元、应纳税所得额3512824.23元、个人所得税106743.14元，昆山昌禾公司已按该明细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了个人所得税。2018年2月2日，昆山昌禾公司以奖金名义提取了现金2405835.72元。2018年2月5日，昆山昌禾公司以奖金名义提取了现金2000000元。昆山昌禾公司章程第四章组织机构的内容包括：股东是公司的权利机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行使的职权包括执行股东的决议、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等；董事会年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的决定，必须经出席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多数表决通过，董事会每次会议，须作详细的书面记入，并由全体出席董事签字；公司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的职权包括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等。一审另查明，黄福雄与黄某为夫妻关系，系黄宣为的父母。2017年9月1日，黄宣为向黄福雄账户转账100万元。2018年1月17日，黄宣为向黄福雄账户转账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黄宣为系台湾居民，故本案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的规定确定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公司住所地位于江苏省昆山市，故本案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昆山昌禾公司主张黄宣为利用职务便利，虚构员工奖金，将公司2688630.60元资金划入其个人账户，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黄宣为则辩称昆山昌禾公司为了规避缴纳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以员工奖金的名义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公司各董事一致同意后授权财务人员进行税务申报，并将申报的收入额转至黄宣为个人账户，黄宣为已于2017年9月1日、2018年1月17日将相关款项转给黄福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要求董事及高管因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实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范畴，对黄宣为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认定，应对照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失事实、因果关系等内容，均需由昆山昌禾公司进行举证证明。从现有的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记账凭证、年终发放明细等证据看，昆山昌禾公司的财务账册将涉案款项定性为员工年终奖金，并申报、缴纳了个人所得税，该笔款项实际转至黄宣为个人账户。虽然黄宣为在涉案款项发生时任昆山昌禾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但不能仅此即认定涉案款项的申报、缴税以及转款行为系黄宣为个人所为。从昆山昌禾公司的组织机构看，黄福雄一直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涉案款项发生时公司的董事成员为黄某、黄宣为，三人系亲属关系，即便没有书面的董事会决议，也无法直接认定其他董事对涉案款项的处置不知情。除2017年1月昆山昌禾公司以奖金名义转账给黄宣为的3528630.60元外，2018年2月昆山昌禾公司以奖金名义现金提取了4405835.72元，可知昆山昌禾公司在2016年、2017年年终账面上均有员工年终奖的大额支出，一般来说，公司的年终奖金的发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昆山昌禾公司主张2016年的员工年终奖是虚构，那么2017年的员工年终奖也相应存疑，鉴于黄宣为的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已于2017年7月19日被免去，故难以认定2016年年终奖的走账是黄宣为为侵占公司财产而实施的个人行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附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昆山昌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宣为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及公司财产受到不法侵占的事实，昆山昌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昆山昌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昆山昌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309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8609元，由昆山昌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昆山昌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支付协议》，系黄宣为所签，黄宣为承诺向黄福雄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422万元，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1000万元，故黄宣为向黄福雄个人转账与本案无关。证据二、昆山昌禾公司汇给黄宣为3528630.6元的进账单；证据三、2017年1月之后，黄宣为支付给昆山昌禾公司的款项凭证，一笔是2017年7月7日1274万元，一笔是2019年9月6日500万元；证据四、2017年1月之后，黄宣为支付给黄福雄的六笔款项，合计5534800元。黄宣为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黄宣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黄宣为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黄某到庭陈述，案涉款项进入黄宣为账户的操作模式是董事长黄福雄提出来的，黄某作为董事之一，知情并同意；证据二、资金往来明细、付款凭证，证明2017年1月1日起，黄宣为向黄福雄汇入5543800元，向昆山昌禾公司汇入2904万元；证据三、黄福雄、昆山昌禾公司资金往来明细，证明2018年1月至4月，昆山昌禾公司向黄福雄汇入42638863.2元。昆山昌禾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人证言，因证人系黄宣为母亲，有极强的利害关系，故不应予以采信；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经昆山昌禾公司核实，2017年1月1日后，黄宣为确实汇入昆山昌禾公司2904万元。本院认证意见，对于昆山昌禾公司提交的证据，黄宣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黄宣为提交的证据二、三，昆山昌禾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二、三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人证言，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及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1月之后，黄宣为向黄福雄转账5543800元，黄宣为向昆山昌禾公司转账2904万元。二审中，昆山昌禾公司及黄福雄陈述，昆山昌禾公司发现黄宣为多年来挪用公司资金去做理财达2.7亿余元，现该部分款项已经归还公司。经查账，关于与本案性质类似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就只有本案这一笔。昆山昌禾公司另明确，黄宣为虽从昆山昌禾公司账上支取3528630.6元，但经其了解其中大约有50余万元用于发放台干高管的年终奖，故昆山昌禾公司对于其中的84万元予以认可，而剩余2688630.6元是虚构的，故主张返还。2019年10月16日，本院进行法庭调查时，本院第一次就黄宣为汇入昆山昌禾公司的2904万元要求其本人解释，黄宣为称之所以要在2017年1月之后向昆山昌禾公司转账2904万元，是因为从2004或2005年时候开始，其家族就滚动将昆山昌禾公司的款项拿出去做理财，理财的收益用于家族成员分配，到发生纠纷的时候还剩2904万元没有归还。这些款项从昆山昌禾公司支出时用的名义是借款，像本案这样以工资名义支取款项是第一次。在同一次调查中，本院第二次要求其解释该2904万元的性质，黄宣为称，之前去做理财的一些跟公司的借款还回去。关于2017年9月1日、2018年1月17日，黄宣为分别向黄福雄转账的100万元及200万元，昆山昌禾公司在一审中认为该款是归还“悠仁门诊”向黄福雄个人的欠款，而黄宣为认为该款是归还案涉款项。2019年9月3日，二审法庭调查中，本院要求黄宣为明确该300万元归还的是什么钱，黄宣为代理人陈述，“我向黄宣为做过笔录，也在第一次庭审后找黄宣为做过调查，他跟我明确这个钱是涉案的款项。”关于本案所涉3528630.6元款项的性质及用途。黄宣为代理人于2019年9月3日陈述，因昆山昌禾公司是外资企业，这些钱最终都是股东分红，黄宣为等人本身也是昆山昌禾公司母公司股东，为了规避企业所得税和非居民所得税，故把一部分款项做成员工工资或奖金，然后转到董事账上，但绝不是黄宣为个人侵占的。公司做的名录是很多员工的，比如说一个员工的奖金应付2500元，可能做账就做5000元，剩余的钱就进入黄宣为账上。黄宣为本人于2019年10月16日法庭调查时陈述，家族企业每年会有盈余，这笔款项是根据董事长黄福雄的指示，为了避税起见，以工资名义支取进入家族成员的账户，并进行分配。该款不是实际向员工发放的，只是做账需要。关于本案所涉款项汇入黄宣为账户事宜，黄福雄称其不知情。另黄宣为向黄福雄出具《支付协议》一份，载明：本人黄宣为，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须向黄福雄支付人民币422万元（昌禾利息钱款）。本人黄宣为，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须向黄福雄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整（悠仁钱款）。关于该协议的形成时间，黄福雄于二审中陈述是在2017年7月，昆山昌禾公司开除黄宣为的时间点；黄宣为陈述，时间记不清了，应该在2017年、2018年左右。本院认为，黄宣为系台湾居民，故本案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的规定确定法律适用。本案中，昆山昌禾公司主张黄宣为损害公司利益，系侵权法律关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案涉3528630.6元款项进入黄宣为个人账户时，黄宣为担任昆山昌禾公司的总经理，故其既是董事也是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对昆山昌禾公司负有忠实义务。首先，黄宣为确认上述款项系进入其个人账户用于家族成员分配，并未用于发放员工奖金或工资，该行为属于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即便经过董事会决议，亦不能改变其侵权行为的属性，昆山昌禾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有权向其主张归还侵占的财产。更何况，本案中，黄宣为并无法提交该行为经过董事会决议的依据，昆山昌禾公司另一位董事黄某虽到庭作证，但黄某系黄宣为母亲，其作出的对黄宣为有利的证言，不应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黄宣为虽于2017年1月之后汇入昆山昌禾公司款项2904万元，但根据其陈述，该款系用于归还多年积累向公司借款做理财的余款，并非本案以员工奖金名义从公司支取的款项。并且，在一审和二审中，黄宣为都称其向黄福雄分别于2017年9月1日、2018年1月17日汇入的100万元及200万元是用于归还本案所涉款项。因此，根据黄宣为自身在诉讼中的陈述，2017年1月1日之后，其虽向昆山昌禾公司转账2904万元，但该款与本案无关。再次，黄福雄提供了黄宣为出具的《支付协议》，根据该协议，即便不考虑该协议第一条载明为“昌禾利息钱款”是否应由黄福雄个人收取，但第二条载明的1000万元与昆山昌禾公司无关，从文义看应由黄宣为向黄福雄个人支付。关于该协议形成的时间，黄福雄明确为2017年7月，黄宣为称“其记不清了，大概2017、2018年左右”，鉴于该协议是黄宣为自己出具，结合二人的陈述，黄宣为自身无证据证明其出具协议的具体时间的情况下，该协议推定为2017年7月出具。亦即在2017年7月，黄宣为仍向黄福雄负有个人债务且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在该时间点之后向黄福雄汇入的300万元，应视为向黄福雄个人履行债务。并且，黄福雄个人与昆山昌禾公司系不同的主体，在昆山昌禾公司、黄福雄都不认为该300万元是归还本案所涉款项的情况下，黄宣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黄宣为一、二审均陈述其向黄福雄支付的300万元是用来归还案涉款项，故其本人亦认可本案从昆山昌禾公司支取的款项应当归还。现其主张该300万元用来还款的依据并不充分，现昆山昌禾公司要求其返还2688630.6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黄宣为认为昆山昌禾公司与黄福雄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因该事实与黄宣为是否应归还本案款项并无直接关联，故本案不予理涉。因此，黄宣为在担任昆山昌禾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员工工资名义从昆山昌禾公司支取款项，且其明确未实际向员工进行发放，故该款应向昆山昌禾公司返还。现昆山昌禾公司仅主张其中的2688630.6元，系其处分权利的行为，应予确认。因该款已于2017年1月13日转入黄宣为账户，故昆山昌禾公司主张自该日起由黄宣为承担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孳息损失，因合理的孳息损失属于侵权产生的损害后果，黄宣为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计算标准，本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确定为自2017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关于该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董事会成员共同行为，均不能免除黄宣为作为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关于该款其是否用于家族成员分配，亦应由其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昆山昌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9201号民事判决；二、黄宣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昆山昌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返还2688630.6元并赔偿损失（损失计算方式：以2688630.6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309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8609元，由黄宣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9元，由黄宣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小安审判员  冯月青审判员  李晓琼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 汐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