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5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某1，男，194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某2，男，195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某3，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兼以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某4，男，196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高，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某1，男，195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某2，女，195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原审第三人：孙某3，女，194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上诉人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原审第三人孙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上诉请求：1.撤销松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2.判决确认松阳县房产为孙浩如与吴小梅共同财产，孙浩如与吴小梅子女对该房均有继承权，上诉人依法继承合计占该房产62.5%的产权份额；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公证书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一、《松阳县公证处公证谈话记录》系公证处工作人员吴某、宋伟林对孙浩如与吴小梅的谈话记录，但均无证据显示公证员吴某和被谈话人吴小梅参与谈话过程，该不真实的谈话记录不应被一审法院采信。二、《松阳县公证处公证文稿》记录的是松阳县公证处在本次公证的行为和过程，但在公证员的位置没有公证员吴某的签名。公证书上所盖公证员“吴某”印某不具有法律效力。公证书缺乏有效的公证员印某，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三、根据法律规定，遗嘱公证的条件比婚约财产公证更严格，本着尊重老人意愿和确保公证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原则，松阳县公证处理应作遗嘱公证，而非婚约财产公证。相关工作人员刻意作了婚姻财产公证安排，是为其伪造吴小梅老人在“谈话记录”上的签字这一目的服务的。四、公证书仅说明双方当事人签约行为合法及“协议书上双方当事人的印某属实”，并没有完成公证过程应有的全部公证行为。该公证行为存在严重缺漏，不具备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对公证文档中的《谈话记录》直接认定并进而认定“该公证合法有效”显属错误。公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孙浩如与吴小梅在婚姻存续期内的财产，为夫妻双方共有财产。请求法庭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孙某1辩称，案涉公证书是合法有效的，一、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松阳县县公证处谈话记录”与“遗嘱”及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代书付款凭证”等证据，共同证实了孙浩如与吴小梅一起到松阳县公证处做了谈话记录，公证处根据双方的意愿代书“婚后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审查了房产证、结婚证等有关证明材料，再根据孙浩如与吴小梅口述制作了“婚后财产公证书”，孙浩如再用“遗嘱”的形式抄写了“婚后财产公证书”的内容，并在结尾加上一句“直至双方都百年后，才由孙浩如方处理”，以达到更完善的保护乙方居住到百年及甲方子女完整继承该房产的权利，同时也通过公证员对有关公证证明材料的审查和协议的代书，使协议条款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合情合理。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仅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也没有相应法律法规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公证员“吴某”印某不具有法律效力、相关工作人员伪造吴小梅在‘谈话记录’上的签字等，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涉案公证书，该公证合法有效，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孙某2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孙某3未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浩如系两原告父亲，其与前妻潘竹如共生育四子女，即两原告与第三人、孙永同。潘竹如于1979年病故；孙永同先于父亲孙浩如死亡，其与妻子章梅玉共生育四子女，分别为孙军挺、孙亚珍、孙军静、孙亚青，四人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吴小梅与前夫共生育五子女，即四被告与蔡援娇，蔡援娇与丈夫生育两女即徐威香、徐某，现蔡援娇与丈夫均已死亡，徐威香、徐某均表示其享有的遗产权益均归四被告所有，两人不参与诉讼。孙浩如与吴小梅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0年12月14日，孙浩如与吴小梅在松阳县公证处公证《婚姻财产约定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于××××年结婚，系老年夫妻，现为处理好有关财产关系，特对婚姻财产作如下约定：一、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的个人积蓄及婚后所得财产归各所有，但乙方的基本生活费在甲方退休工资中支付。二、为了居住需要，甲方于2000年9月20日从个人积蓄中购买了住房一套，该房坐落在松阳县，面积为48.36平方米。房产证号：松房权证西屏字第××号，购买价格为19057元。甲乙双方事先商定，该房产权归甲方所有。三、此房由甲乙二人共同居住，并应给予乙方居住到百年，否则甲方不能对该房作出处理。在夫妻二人任何一人先百年时，就该房甲乙双方不发生继承。”2005年11月5日，孙浩如病故，社保部门发放的丧葬费4000元、一次性抚恤金27060元、死亡困难补助2000元等共计33060元由吴小梅领取。关于案涉房产及孙浩如的存款54000元，经孙某1及妻子卢建云、孙某3与丈夫泮关金、孙某2与丈夫陈强平协商，54000元由孙某3及孙某2各继承27000元，案涉房产归孙某1继承。案涉房产一直由吴小梅居住，后在2012年5月因吴小梅患老年痴呆症，其被四被告送往养老院，花费101750元,但案涉房产出租后租金15450元用于吴小梅生活支出，花费电费2973元，2016年6月22日花费540元用于案涉房产的给水安装，吴小梅医疗费用为5061元（不含统筹支付部分）。在吴小梅入住养老院期间，其遗属生活补助收入为60140元。2017年12月21日，吴小梅病故；2017年12月22日，其在建设银行松阳支行的存款共计18000元被被告方领取；2018年1月29日，其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5700元被被告方领取。另，审理中，四被告申请对案涉房产进行价值评估。后经一审法院两次委托评估，评估机构均认为案涉房产土地性质不详，无法准确评估其价值。丽水经济资产评估公司回函一份，载明该房产预计理论价值约10-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是案涉公证书的效力问题。从一审法院依被告方申请从松阳档案部门调取的公证材料看，松阳县公证处对孙浩如与吴小梅做过谈话记录，且记录内容与最终的公证内容一致，该份记录上也有吴小梅签名，并非被告方辩称的“吴小柏签名”；至于被告提出的案涉公证书应为遗嘱公证而公证机关公证为婚姻财产公证的抗辩，从公证内容及谈话记录看，双方的目的就是对婚内及婚前财产作出约定，故按婚约财产公证并无不妥；综上，被告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案涉公证书，故该公证合法有效。在此情况下，孙浩如与吴小梅的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案涉房产及孙浩如的银行存款均属于孙浩如个人财产，吴小梅的继承人即四被告均无权参与分割，再结合两原告与第三人的分拍协议，案涉房产归原告孙某1所有。关于四被告反诉两原告支付垫付吴小梅生活支出费用的请求，关键在于公证书中的“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的个人积蓄及婚后所得财产归各所有，但乙方的基本生活费在甲方退休工资中支付”如何理解，从公证的全部内容看，公证双方的目的就是对婚内及婚前财产作出明确约定，以防日后发生纠纷，故“乙方（吴小梅）的基本生活费在甲方（孙浩如）退休工资中支付”应理解为在甲方在世时，乙方的基本生活费由甲方负责从其退休金中支付，且仅限于退休金，不涉及甲方其他财产，且该条的字面意思也是如此，这也符合双方系再婚老年夫妻且均有子女的实际情况；反之，如果理解为乙方的生活费及于甲方死亡后由退休金积蓄转为的甲方遗产，那么双方的银行存款财产并不能实现公证所约定的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目的，且在未作此约定时，死亡后的银行存款反而可以完全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该种理解明显有违真意；至于被告方提出孙浩如在婚姻法上负有对吴小梅的扶养义务，且该义务及于孙浩如死亡后遗留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责任的前提在于主体存在，在孙浩如去世后，其作为民事主体已经消亡，如何要求其承担民事义务。另外，在孙浩如于2005年死亡后，吴小梅于2006年领取了抚恤金丧葬费31060元，孙某2与孙某3于2005年分割了孙浩如存款54000元，该分配方案对吴小梅并无不公，且自孙浩如死亡至吴小梅死亡十余年期间，也一直未有人提出异议，故吴小梅、孙某2、孙某3、孙某1实际均认可上述分配方案。综上，被告反诉原告孙某1、孙某2支付垫付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且在孙浩如死亡后，四被告作为吴小梅的法定赡养义务人，也不存在垫付费用一说。至于反诉人提出的原告孙某1仍保管30000元遗产，应依法分割的请求，因现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孙某1仍保管有30000元遗产，故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坐落于松阳县房屋所有权证为松房权证西屏字第××号的房产归原告（反诉被告）孙某1继承所有；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96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原审第三人孙某3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向本院提交收条一份，待证吴小梅印某与公证材料的印某不同，公证材料中使用的“吴小梅”印某是伪造的。被上诉人孙某1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吴小梅有可能存在换过印某的情况。被上诉人孙某2、原审第三人孙某3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收条记载的时间为1993年2月24日，与案涉公证书出具时间2000年12月14日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客观上存在吴小梅换过个人印某的可能，即使该收条为真，仅凭该证据也无法推定吴小梅在公证书的印某为假，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蔡某4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存放于松阳县公证处的本案公证材料档案原件，查明公证档案材料第5页为何没有页码标注。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蔡某4的申请事项与其待证事实及本案处理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公证书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松阳县公证处对孙浩如与吴小梅签订《婚姻财产约定协议书》的过程；双方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及协议书上双方当事人的印某属实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情况下，该《婚姻财产约定协议书》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谈话记录”、“公证书稿”系松阳县公证处办理公证业务过程中的程序性、内部事务性文件，对外生效文书应是其正式出具的公证书，该两份材料稍有瑕疵并不当然导致公证书无效。孙浩如、吴小梅均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并盖印某，吴小梅在“谈话记录”上所盖印某也与《婚姻财产约定协议书》上的印某相符，该“谈话记录”的内容与松阳县公证处所公证的《婚姻财产约定协议书》内容相一致，上诉人主张吴某与吴小梅均没有参与谈话过程；吴小梅在“谈话记录”上的签字系伪造及公证书上“吴某”印某不具有法律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公证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案涉公证书作为认定案涉事实的根据，并认定案涉房产系孙浩如的个人财产，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上诉人蔡某1、蔡某2、蔡某4、蔡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汤丽军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应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