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22刑初337号 公诉机关：连江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天泉，男，1961年1月15日出生于连江县，汉族，中专文化，原系连江县某镇供销合作社主任，住连江县。2019年8月6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由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14日经连江县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连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连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黄旭星，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连江县人民检察院以连检未检刑诉〔2019〕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天泉犯挪用资金罪，于2019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连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邱善群、检察官助理林秀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天泉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2008年3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担任某供销合作社主任的职务便利，未经该社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以某供销合作社某农资经营部经营流动资金的名义向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申请使用人民币（币种，下同）370000元资金。收到部分款项后，被告人孙天泉于2008年3月28日以个人承包某供销合作社生资门市部的名义与某供销合作社签订了《经营承包责任书》。在签订《经营承包责任书》过程中，被告人孙天泉隐瞒了其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贷款的事实，又将其房子作为经营承包资金安全抵押，先后从某供销合作社领取了门市部经营流动资金350000元，用于其个人投资经营轧钢厂。因投资亏损，2009年3月，被告人孙天泉归还某供销合作社承包利费57300元。 二、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其担任某供销合作社负责人的职务便利，用自行购买的收款收据收取挂靠某供销合作社的城关茶烟酒经营部和城关家电门市部的挂靠利费和该社职工的医保费、社保费等共计463468.5元，除缴纳该社职工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挂靠门店税费等费用外，结余款项230605.59元。从2013年10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天泉挪用其中结余款项165600元归还某供销合作社承包利费，剩余65005.59元用于个人生活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 三、2017年5月、11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其担任某供销合作社主任的职务便利，将林某2017年、2018年度缴交给某供销合作社部分店面租金人民币19200元挪作其儿子出国使用，至今未退还。 2019年2月26日，被告人孙天泉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以上事实。 以上事实，公诉机关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孙天泉利用担任连江县某供销合作社主任和某供销合作社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599805.59元，其中已退还资金222900万元，尚有数额较大的资金376905.59元不退还，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孙天泉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孙天泉辩称，本案的事实没有弄清楚。1、承包金350000元有经过工会、理事会、党支部集体研究给其个人使用，其认为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不适合研究是否承包的问题。2、350000元中有300000被其用于投资轧钢厂，50000元在其账户中，没有用于投资。3、某供销社所结余的165600元资金其于2013、2014年陆续存在某供销社的账户中，没有改变资金使用范围，没有挪用这部份钱，是出纳错将这些钱作为其承包利费入账。剩余的50000元是划给职工的工资，8000多元是归还给某供销社的代付款。4、收取林某19200元是用于支付某供销社拖欠其儿子的职工工资，其认为不存在挪用的问题。其接受法院的公正审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提出：一、关于本案定罪。对庭审查明的被告人孙天泉挪用从某供销合作社领取门市部经营流动资金用于其个人投资经营轧钢厂、挪用某供销合作社结余资金用于归还某供销合作社承包利费等事实，被告人孙天泉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不持异议。二、关于本案量刑。被告人孙天泉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恳请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孙天泉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并依法适用缓刑：1.被告人孙天泉系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孙天泉系初犯，其主观恶性不大，羁押于看守所期间已深刻反省，确有悔罪表现，恳请法院酌情对其从宽处罚。3.案发后，被告人孙天泉努力退赃。现被告人孙天泉及其家属积极筹款，已于2019年12月18日将全部赃款予以退还。恳请人民法院根据本案案情，结合其退赃情节，对其酌情从轻、减轻处罚，并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一、2008年3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担任某供销合作社主任的职务便利，未经该社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以某供销合作社凤尾农资经营部经营流动资金的名义向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申请使用370000元资金。收到部分款项后，被告人孙天泉为挪用该款项用于个人投资，于2008年3月28日以个人承包某供销合作社生资门市部的名义与某供销合作社签订了《经营承包责任书》，约定：由某供销社提供其经营流动资金300000元，资金不计利息，责任期满收回全数资金；生资门市部每年向某供销社上缴承包利费54000元。在签订《经营承包责任书》过程中，被告人孙天泉隐瞒了其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贷款的事实，又将其房子作为经营承包资金安全抵押。2008年3月28日、10月17日，被告人孙天泉先后从某供销合作社领取门市部经营流动资金300000元、50000元，用于其个人投资经营轧钢厂，其未实际经营某供销社生资门市部。2009年3月，被告人孙天泉因投资亏损无力归还350000元资金及利费，便向某供销社出具领取400000元流动资金的领款单，只缴纳7300元。2009年3月开始就继续以承包名义与某供销社签订《承包经营责任书》，约定：由某供销社提供其经营流动资金400000元，被告人孙天泉每年应上缴经营利费。每一年或两年签订一次，一直延续到2019年3月31日。期间，被告人孙天泉于2010年12月22日缴纳利费58200元，2012年7月15日缴纳利费58200元、2013年缴纳利费66000元、2014年缴纳利费60400元。2015年5月4日缴纳利费45200元，共计缴纳利费295300元。扣除被告人孙天泉代收的某供销社文山农资经营部2008年至2014年挂靠费计4200元，被告人孙天泉挪用350000元后共计上缴利费291100元。 二、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其担任某供销合作社负责人的职务便利，用自行购买的收款收据收取挂靠某供销合作社的城关茶烟酒经营部和城关家电门市部的挂靠利费和该社职工的医保费、社保费等共计463468.5元，除缴纳该社职工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挂靠门店税费等费用外，至2018年底应结余款项230605.59元，但该款项已被告人孙天泉挪用，用于个人生活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 三、2017年5月、11月间，被告人孙天泉利用其担任某供销合作社主任的职务便利，将林某2017年、2018年度缴交给某供销合作社部分店面租金人民币19200元挪作其儿子出国使用，案发时未退还，超过三个月未还。 2019年2月26日，被告人孙天泉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以上事实。诉讼中，2019年12月19日，被告人孙天泉的亲属退出被被告人孙天泉挪用案发时未归还的资金308705.59元。 以上事实，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提供如下证据： 1.户籍及前科证明，证实被告人孙天泉的基本情况，无前科。 2.任职及身份证明材料，证实被告人孙天泉于1999年3月9日任某供销社主任，为选聘干部。2006年8月7日，由孙天泉负责某供销社全面工作，实行代管。 3.到案经过，证实连江县监察委办案人员于2019年2月26日通过连江县供销联社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孙天泉到县供销联社。后办案人员即将其带至连江县清风基地接受调查。 4.情况说明，连江县供销联社办公室主任陈某1证实2019年2月26日上午县纪委两位同志来社要求通知孙天泉到县供销联社配合调查，其即电话通知孙天泉，告知“县纪委两位同志需要你到县供销联社配合调查，请马上到位”。当时孙天泉就立即到位。 5.纪律处分材料，证实2009年12月16日经中共连江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孙天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9年7月被中共连江县纪委开除党籍处分。2019年8月6日，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解除（终止）孙天泉劳动合同，解聘孙天泉某供销社主任职务。 6.某供销合作社、某供销合作社营业执照及基本情况材料，证实某、某供销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某供销社至2018年底在册干部职工16人，其中企业管理人员7人，企业现有经营网点5个，2个店面出租，全年经济收入225240元。某供销社现有在册人员8人，其中留守人员1人，企业现有农资经营网点1个，2个店面出租，企业无经营收入，处于亏损状态。 7.连江县某供销合作社关于要求使用拆迁赔偿款的报告，证实某供销社于2008年1月30日向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请求下拨拆迁赔偿款，除偿还债务43万元以外，再起用37万元资金，作为本企业下属某农资经营部经营流动资金，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参照其他经营门点，采取经营承包办法定额上缴利费，使企业2008年尽量少亏，力争达到县社领导提出的保本目标。签字人员：孙天泉、吴某1、李某1、刘某1、郑某、吴某2、董某1。 8.2008年1—3月某供销社工作人员工资报销花名册，证实2018年1-3月的工作人员有孙天泉、吴某1、李某1、刘某1、郑某、吴某2、董某1、黄某2、陈某2、刘某2、孙某111人。 9.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务会议记录，证实（1）该社于2008年1月31日同意返还某社拆迁安置费43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县社将实行跟踪审查款项用途。（2）该社于2008年3月13日研究认为：某社前一次拆迁款已领43万元，再申请30万元凤尾农资经营部作为流动资金，方法不妥，等有可行性项目后再研究。（3）该社于2008年4月15日研究认为：某社以借款门点为名义，实际为孙天泉以1.5%借款，孙天泉以其胞弟房契为抵押，在手续上应完妥，孙天泉和其胞弟应作出书面保证和承诺并签字，但具体再等下次开会研究。 10.企业专户（存款）取款申报单，证实2008年1月31日连江县供销联社同意某供销社领取43万元偿还债务，2008年2月29日领10万元、3月13日领20万元、5月16日领7万元，连江县供销联社3次同意某供销社领取网点铺底资金共计37万元。 11.经营承包责任书、农资经营责任书，证实孙天泉于2008年至2018年间与某供销社签订合同的具体内容。 12.房产抵押登记情况，证实2007年5月至2012年8月，孙天泉所有的位于某镇某房已抵押给连江县信用合作联社。 13.财务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现金盘点表及收支结算，证实涉案款项的往来情况及挪用资金的具体数额。 14.连江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失信被执行人情况，证实孙天泉的负债情况。 15.出租协议书、明细分类账，证实林某支付的店租入账情况。 16.结算票据，证实被告人孙天泉的亲属于2019年12月19日退出308705.59元。 17.证人吴某1证言，证实他从1990年起一直在某供销社任会计。他是某供销社党支部成员、理事会成员、工会成员。2008年初，因某供销社使用的位于某镇旧桥头的生资门市部办公用房和店面、仓库拆迁，获得县政府的一笔8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2008年1月拆迁补偿款汇到县供销联社，孙天泉主任组织某社全体职工开会，经研究决定将这笔拆迁补偿款一部分即43万元用于偿还某供销社债务，剩下部分作为企业经营流动资金，为某社创收，向县供销联社提出使用资金的申请。他没有见到县供销联社的批复。拆迁补偿款偿还债务43万元以后，剩余部分资金有30万元被孙天泉以承包生资门市部的名义借走，孙天泉按月利息1.5%向某社缴纳固定利息，供销社叫作“利费”。2008年1月生资部门已拆迁，从县联社争取回来约35万元资金。2008年3月，孙天泉说就以承包生资门市部的名义将某社的资金借给他个人使用，他按月息1%付给某社固定利息。李某1听说后，表示月息1分其愿意借。这时孙天泉就说将利息提高到月息1.5分，李某1照样表示愿意借5万元。孙天泉就也以月息1.5分，借走30万元，期限一年，且后来孙天泉说为应付县社的检查要做一份《经营承包责任书》，还让李某1在上面签字。李某1当时不同意，还让孙天泉以自己房子做抵押，才同意签字。约过半年，李某1听说孙天泉将自己借款的利息按1.2分算，就表示不满，并将借走的五万元退还某社。2008年10月，孙天泉又将李某1退回的5万元借走。所以2008年初孙天泉先写了一张领取流动资金的报销凭证30万元，2008年下半年又写了一张5万元铺地资金的领款凭证，孙天泉一共从某社借走35万元资金。一年到期后，孙天泉没有将35万元资金还回某社，也没有将应付的5万多利息交给某社。接下来李某1、郑某等就监督孙天泉要将借走的35万资金收回，但是孙天泉这时没办法把钱还回来，他就跟孙天泉建议说，一年时间到了，财务方面手续要办一下，先将35万元资金和应收的利息做一个收回，然后再做个重新借出的手续。2009年3月孙天泉就找出纳郑某办理了分别收回铺底资金30万元和5万的财务手续，实际上这35万元资并没有真正收回。接着孙天泉又将这未收回的35万元与应交的利息5万多元，合并写了一张领取承包铺底资金40万元的领款凭证交给出纳入账。生资门市部早在2008年拆迁之后就不存在，孙天泉只是以生资门市部名义，并没有实际经营。孙天泉向某社借走30万元资金时，当时在场的有孙天泉、他、李某1、郑某、刘某1、吴某2等人。某社理事长是孙天泉，公章由孙天泉保管。孙天泉不能自己和某社签订承包责任书，且生资门市部已不存在，孙天泉与某社签订承包责任书只是为应付检查，是假的。上述某社这笔35万元是孙天泉以承包名义从某社取得借款。因为供销社不能借款给职工个人使用，所以只能以“承包”的名义将这笔35万元资金借给孙天泉个人使用。以承包名义将某社的资金借给孙大泉是孙天泉自己提出来的。在场的职工觉得孙天泉是主任，且认为这样也有利于增加某社收入，可以保障职工医社保费有钱缴纳，所以都表示同意。李某1为监督孙天泉收回这笔资金主动接任出纳，并也一直向孙天泉追讨利息。孙天泉是主任，其向社里借钱，且能向某社缴纳利息，所以他就没有反对其向某社借钱。孙天泉有向某社缴纳过一部分利息，但从2015年5月至今都没有再缴纳。他听说孙天泉用这35万投资做生意。 2012年下半年，孙天泉有跟他说某社由某社代管，某社要代缴纳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他说某社也没什么资金，孙天泉说没关系，某社先垫。他后来也催过孙天泉要把某社的钱还给某社，但孙天泉都没有将某社的钱还给某社。 某社在安盛大厦一层有4间店面，为36、39、85、86号店面。林某承租36、39号，每月租金800。租金一般每季度收一次，由出纳李某1收取。李某1去美国后，2017年开始由吴某2代李某1收取。同时由吴某2缴纳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租金大都是收取现金，但有时店主也会将租金转帐到某社的对公账户上。2017年5月孙天泉跟他说：林某店面接下来的租金让出纳先别去收取，由孙天泉来收。他见孙天泉这样子说了，就同意。吴某2有来问他2017年林某店面租金怎么收。他说林某的店租已由孙天泉收了。2017年度-2018年度应收林某租金38400元。其中2017年3月已收取并入账6000元；2018年8月林某通过银行转账存入某社对公账户960元，9月份入账；另有3600元资金2019年才缴纳入账。2017年5月至2018年上半年部分租金被孙天泉收取，共计19200元。孙天泉收取租金19200元未交回某社，也未入账。孙天泉说其儿子孙某1出国急用钱，这部分租金孙天泉先收取。因孙大泉欠某社几十万元，孙天泉当时有提出说孙某1的工资先停发，后来某社就暂停发放孙某1的工资。发放工资应当制作工资册，并履行财务审批手续，并从出纳账上领钱。孙天泉不能直接收取店面租金。林某知道孙天泉是主任，孙天泉直接找林某收取，所以会将租金交给孙天泉。2019年3月，孙天泉向某社借款35万元资金到期后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支部会议、工会会议、理事会讨论研究。孙天泉没有实际经营生资门市部、第一门市部、凤尾农资经营部。 供销社可以采取承包等方式灵活经营，但没有见到某供销社或上级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供销系统六、七年前有给予配套资金的做法，但也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后来逐步都收回资金，这11年来供销系统不再有配套资金的做法。以前可以配套资金支持时的做法是：配套资金要根据供销社的资金能力，一般给予一家经营部几千元至几万元（春耕）不等，如果供销社没有什么资金，就不给资金支持。因为没有明确文件规定所以也没有明确的上限，但不可能太多。不管是职工集体、理事会或者行政人员都无权决定将单位资金借给个人使用。2010年3月至今，职工集体、理事会或行政会议再没有讨论、研究过孙天泉的经营承包问题。关于某供销社35万元资金，2009年3月至2018年3月，孙天泉与某供销社陆续签订了七张“经营承包责任书。因为他是会计，他都知道。孙天泉每次重新签完都说其没有钱还，继续做承包。他不知道孙天泉有否和其他职工说。因孙天泉是主任，且其已自己跟自己签好所谓的“经营承包责任书”才告诉他，他只好表示同意。他个人不能代表某供销社，也不能代表某供销社其他职工的意见。孙天泉之所以要告诉他是因为他是会计，要做账，所以一般有合同或协议都要提供一份给他好做账。（吴某1对某供销合作社的账目及承包经营合同进行确认）。 2008年孙天泉从某供销社取得35万元，满一年后到2019年3月底，经计算本应缴纳利费57300元。当时孙天泉没钱还35万元本金，连57300元利费也缴不起。后只能将其中的5万元利费转成本金，办一下手续，做成先还回本金35万元，孙天泉另写一张从某社支取40万元的领款单，将本金变成40万。实际上35万元本金没有还给某供销社，5万元利费也没有缴纳。2009年孙天泉实际只缴纳7300元。但他在记账时以2008年12月份为界，将57300元分成2008年度应收41700元、2009年度应收15600元记账。57300元收款收据成54000元和3300元两张来。收款收据开57300元，实际只收7300元。2009年后，某供销社对孙天泉以本金40万元记账直到现在。利费也是以40万元为基础，按月利1.2%计算，每年应缴利费57600元。从会计记账角度2010年利费是从2010后4月1日起算9个月，他当年记账共是43200元。但孙天泉于2010年12月22日按一年利费直接缴纳58200元（其中个人利费57600元+由孙天泉代收的文山农资经营部挂靠费每年600元），出纳开具58200元的收款收据。2011年会计记账的应收款是57600元，但孙天泉2011年没有向某供销社缴过钱。2012年会计记账的应收款是57600元，2012年7月15日孙天泉向某供销社缴纳58200元。2013年10月8日孙天泉向某供销社现金存入60000元，4月12日转账存入6000元，2013年孙天泉缴纳66000元。2014年孙天泉分5次共缴纳60400元。2015年5月4日，孙天泉最后缴纳一笔45200元。从2016年起某供销社账上就再没有孙天泉的缴款记录。2018年3月，孙天泉从某供销社取得35万元后，共缴纳295300元。扣除2009年至2018年孙天泉代收代缴的文山农资经营部每年挂靠费600元，孙天泉实际缴纳个人利费共289300元。 某供销社因没什么钱，从2005年前后开始工资一年就发一次，一次性发放12个月。每年工资发放都是孙天泉统一制作《工作人员工资报销花名册》，然后大家签字领取。孙某1的工资和某供销社的一般人员一样统一发放。2013年每个人月工资就几百元，行政人员加上物价补贴才一千多元，孙某1月工资才1188.5元。到2014年，孙天泉提出由于其欠某供销社的资金太多没还，决定暂停发放孙某1工资，所以2014年至2017年，某供销社都没有发放孙某1的工资及奖金。2018年2月，孙天泉在预发2017年行政人员工资时又给孙某1做了2500元工资。孙某1的工资、奖金不能放在某供销社发放。 18.证人郑某证言，证实她于1991年任某供销社出纳到2013年1月退休。她不是某供销社党支部成员、理事会成员或工会成员。2008年初，因某社使用的位于某镇旧桥头的生资门市部办公用房、店面、仓库拆迁，获得县政府8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2008年1月，某社主任孙天泉组织全体职工开会，经研究决定将这笔拆迁补偿款一部分即43万元用于偿还某供销社债务，剩下部分作为企业经营流动资金，采取经营承包的方式定额上缴利费，向县供销联社提出使用资金申请。她有在《关于要求使用拆迁赔偿款的报告》文件上签字。她不知道县供销联社具体有没有批复。拆迁补偿款偿还债务后，剩余30万元以承包生资门市部名义借给孙天泉，孙天泉按月息1.5%向某社缴纳固定利息（利费），就是孙天泉向某社的借款。孙天泉、吴某1、李某1最清楚这件事，她当时作为出纳也很清楚这件事。因她是出纳，财务手续必须经过她办理。2008年初孙天泉先写一张领取流动资金的报销凭证领取30万元，2008年下半年又写一张5万元的铺地资金的领款凭证，将共计35万元某社资金领出。2009年3月孙天泉又向她办理收回铺地资金35万元的手续，但实际上35万元资金没有收回。接着孙天泉将未收回的35万元与应交的利息5万多元，又合并写了一张领取承包铺地资金40万元的领款凭证，她在领款凭证上备注“现金付出”后作为财务凭证入账。因此，孙天泉从某社的账上共计取得40万元资金。当时某社也以同样方式借款5万元给李某1，给李某1的利息按每月1.5%，而给孙天泉的借款后期月息按每月1.2%。李某1当时非常恼火，就把5万元还回某社。后这5万元也被孙天泉借走，就是孙天泉2008年下半年借走的5万元。因供销社不能借款给职工个人使用，所以只能以承包的名义将这笔30万元资金借给孙天泉个人使用。当时孙天泉自己提出来说把这笔拆迁补偿款剩余部分借给其个人使用，其按月息1.2分向某社缴纳利息，并以孙天泉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她们在场的职工认为这样有利于增加某社收入，保障职工医社保费的缴纳，都表示同意。她退休前还坚持向孙天泉讨要利息，退休后李某1为监督孙天泉还回这笔资金主动接任出纳，并一直有向孙天泉追讨。孙天泉是主任，其说以承包名义向社里借钱，且她们当时想只要其能向社里缴纳利息就是对某社有利的，所以职工没有反对其向社里借钱。她从来没见过《经营承包责任书》。她任出纳期间，孙天泉有缴纳一部分承包利费，以财务凭证为准。孙天泉是主任，她是出纳要听孙天泉的，孙天泉说条子要换一张，她只能按其意思办理财务手续。35万元和应收的5万元利息没收回，她只好让孙天泉再办理40万元承包铺地资金的财务手续。2008年初还存在生资门市部，拆迁后就没有了。 2012年下半年，孙天泉有让她帮忙代缴纳某社部分医社保费用，没多久她就退休了。孙天泉没有说由某社代缴某社职工医社保费用的原因，她只是服从工作安排。她退休后李某1负责出纳工作，听李某1说孙天泉没有及时将收取某社的钱还给某社，某社账上没有足够的钱，金额较大的某社无法代缴，只好由孙天泉自己去缴纳。 据她了解，供销系统有以挂靠方式承包，但不存在给予配套资金支持的情况，也没见过上级供销系统有相关政策、文件。不管是职工集体、理事会或者行政人员都无权决定将单位资金借给个人使用。2009年3月至今，职工集体或行政会议都没有研究讨论过所谓孙天泉的经营承包问题，孙天泉也没有实际承包经营过。文山农资经营部在2008年、2009年左右是由张某1挂靠经营，经营了4、5年时间，后又将经营权转让给他人经营。 19.证人吴某2证言，证实她从1980年11月至2013年11月在某供销社工作，是普通员工。2008年初，某供销社使用的位于某镇旧桥头的公用房、店面拆迁，获得县政府8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2008年1月，某社主任孙天泉组织全体职工开会，经研究决定将拆迁补偿款部分用于偿还某供销社债务，剩下部分作为企业经营流动资金，采取经营承包方式定额上缴利费，向县供销社提出使用资金申请。她有在《关于要求使用拆迁赔偿款的报告》中签字，她不知道县供销社具体有没有批复。会后没多久，孙天泉就以月息1分5向某社借30万元做生意。李某1也按同等利息借5万元，但李某1没过几个月就将5万元还回某社。因当时某社没有什么收入，孙天泉是主任，其说借30万元给其个人做生意，并能支付利息给某社，所以她们就同意了。她不知道具体有没有签协议，没见过孙天泉与某社签承包协议，也不知道孙天泉有承包某社什么业务。某社职工承包门市部应由理事会决定。2008年原有理事5个人，后陆续有人调走。2008年当时理事会成员有主任孙天泉、会计吴某1、出纳李某1。供销社不能将企业资金借给职工。2008年初某供销社生资门市部虽然拆迁，但牌子还在。某社第一门市部当时卖掉了，职工还做了安置处理。2008年下半年第一门市部不存在由孙天泉承包。2017年上半年李某1去美国，让她替李某1负责某社出纳工作，负责某社店面租金和缴纳职工的医社保费用。某社在安盛大厦有4间店面，承租人有王某1、熊某1、林某。租金有时由店主转账到某社对公账户上，有时收取现金。2017年至2018年度，她没有收取林某的租金，2019年2月才收取林某租金每月800元半年总4800元。2019年2月孙天泉只让她收取林某4800元租金，没说原因，她不知道是哪几个月份租金。2017年上半年，孙天泉让她先别去收林某的店租，由孙天泉收取。孙天泉没有将收取林某的租金交给她，她还催过孙天泉将收取的租金跟她算清楚，孙天泉说先别结算。2017年、2018年某社职工工资一年就领取一次，一次就领5000元。据她所知供销社可以采取承包等方式灵活经营，但没有见到某供销社或上级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供销系统六、七年前有给予配套资金的做法，但也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后来逐步都收回资金，这11年来供销系统不再有配套资金的做法。如果有配套资金肯定有上限，根据经营部规模决定，一般一家店最多只能配套几万元。不管是职工集体、理事会或者行政人员都无权决定将单位资金借给个人使用。2009年3月至今，职工集体、理事会或行政会议都没有讨论、研究过所谓孙天泉经营承包问题，孙天泉也没有实际承包经营过。 20.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他于2006年9月起任连江县供销社主任，负责县社全面工作，对县社、直属企业、乡镇基层社重大资产处置进行决策、财务开支的审批等工作。连江县供销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系县政府直属单位，单位性质是事业参公单位，下属乡镇供销社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县社资产是集体所有资产。县社对下属乡镇供销社的资金有监管责任。连江县供销联社对基层社在处置重大资产程序方面首先应当由基层社集体研究后，书面报送县联社，然后由县联社开会研究后批复给基层社。基层社交给由资质的机构评估，最后再进行处置。拆迁安置等同于重大资产处置，因此拆迁补偿款资金使用参照上述程序进行。以前他对某社的资金没有监管到位，不知道孙天泉将某社资金用于个人生意投资，但在县委巡查组对联社巡查之前，发现某社主任孙天泉将社内资金40万元用于个人生意投资，至今未归还。巡查时，他才知道这笔40万元是孙天泉以农资经营方式取得经营流动资金。2007年，某供销社位于某镇旧桥头门市部被县政府征用拆迁，赔偿款89万多元。2008年1月，拆迁款拨付到县社。旧桥头门市部系县社集体所有，由于历史原因，该门市长期都是由某社使用，因此在赔偿上都认为赔偿款是归某社所有。因某社长期亏损，外债较多，孙天泉多次找他，希望能使用拆迁款主要用于偿还外债和提供资金给社员用于农资经营承包。他说需要进行行政会议研究。2008年1月30日，某供销社向县社提出书面申请使用拆迁补偿款报告，报告中提到拆迁赔偿款是用于偿还外债和启用农资经营流动资金的问题。1月31日，县社召开社务会对某社拆迁赔偿款89万余元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经研究，退还某社拆迁补偿款43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后经他审批将该拆迁款付给某社用于偿还债务。社务会议没有研究某社启用农资经营流动资金的议题，也没有研究给某社启用农资经营流动资金的议题。过了几天，孙天泉就多次找他说，社里亏损较大，为振兴经济，鼓励承包经营，希望县社能把拆迁补偿款下拨，这样就有经营流动资金提供社员进行农资承包。在孙天泉的劝说下，2008年2月底，孙天泉就去找他填写申报单，经他签字后又给社财务签字领款。他不知道财务为何给某社网点铺地资金是14.7万，而不是他签的10万。在他同意给某社提供网点铺底资金10万元时，没有召开社务会议研究过。2008年3月13日召开社务会议，会议有对某社申请提供凤尾农资经营部30万元流动资金进行研究，结果没有同意。当时他们认为方法不妥，没有同意，有可行性项目后再研究。会议没有通过后，孙天泉找他说这些钱是某社的资金，县联社下达的指标要完成，就必须把这些钱返还给某社。他同意了。2008年3月14日他在企业账户存取款申报单中的领导批示签字，同意提供某社网点铺地资金20万元。不知道财务为何给城社网点铺地资金是16.3万，而不是他签的20万。2008年4月15日再次对提供某社30万元的资金进行研究，这次会议研究认为提供某社铺底资金与政策不符，风险较大，决定某社以借款门店的名义，实际是孙天泉1.5%借款，孙天泉以其胞弟房契为抵押，并做书面保证，但没有明确同意。2008年5月，经他签批后又给某社拨7万元。县社共拨付给某社共有38万元，以农资经营方式提供给某社使用的。他没有进行监管，他只是考虑孙天泉有提供房产担保就可以，这样就可以保证资金的风险。这38万元资金中拨付31万元没有经过会议研究同意，7万元是有经过会议研究。他们拨付38万元资金后，孙天泉以农资经营承包方式与某社签订合同，2008年度，使用35万元，2009年又追加5万元，共计40万元。县委巡查组开始巡察前才知道这40万元资金至今没有归还，并且利费还有27万元没有上交。黄某1对相关凭证进行了确认。 21.证人黄某2证言，证实1999年他开始任某供销社主任。因某社没有办公室，没有效益，工资都没办法发放，连江县供销社2004年决定将他的工资关系移到某社发放，暂时负责某社业务工作。2006年连江县供销社开会研究由某供销社主任孙天泉全面负责某社工作，实行代管。他就没有负责某社。当时县社是为保留某供销社营业执照，但一时又无法改善某社经营困境，所以研究决定孙天泉代管，不变更某社法定代表人，某社营业执照得以保留。孙天泉代管某社后，没有实际上班的员工，只有挂在某社缴纳医社保等待退休的员工，是个空壳供销社。2006年8月孙天泉代管某社期间，某社的公章由孙天泉保管，直到2019年3月。某社的出纳陈某32011年底退休，2012年1月出纳事务由孙天泉负责。会计黄文清，没有实际在岗工作。2008年开始某社的开支不用经他签批。据他了解孙天泉没有实际经营农资门市部，供销社不能将企业资金借给职工。 22.证人卢某证言，证实他从1972年开始在某供销社工作，2013年12月退休。某社因经营不善，无法发放职工工资。他离开某社时某社根据工龄、职务向每个职工发放6000-8000元不等的安置金。领取安置金后某社不再负责职工医社保，职工需自行出钱缴纳医社保。他在退休前是将应缴的医社保按季度现金统一交给孙天泉，由孙天泉代为缴纳职工医社保。2011年底某社原出纳陈某3退休，没人担任出纳，某社由孙天泉代管，所以职工就将应缴医社保交给孙天泉。孙天泉没有将缴纳医社保发票给他，每次都有开具收款收据，盖某社公章。他不知道孙天泉如何缴纳医社保，但孙天泉应会帮他们缴纳，要不然他现在退休金就没法正常领取。2000年前后他在连江县八一六北路经营小家电生意，挂靠在某社。2012年至2017年3月每个月向某社缴纳挂靠费（利费）1100元。某社出纳退休后，2012年1月开始，每个月挂靠费也是交给孙天泉。孙天泉出具盖某社公章的收款收据。因某社没有办公场所，他的家电门市部经常作为某社职工临时活动场所，且他经常抱怨挂靠费太高，所以2012年至2015年孙天泉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作为补贴，一年领取1200元补贴。其对领款单进行了确认。 23.证人吴某3证言，证实他九几年后就没去某供销社上班。下岗回家后有向社里缴纳社保，没有缴纳医保，个人和单位的社保都是他个人承担。之前他都是把钱交给出纳陈某3。2012年开始，他就把社保以现金交给孙天泉，每半年交一次，孙天泉开具发票。孙天泉没有帮他们缴纳2018年7月至12月社保，之前的社保都帮他们缴纳。他们医社保都有缴纳给孙天泉，不需要某社代垫。 24.证人陈某证言，证实她于1981年底开始在某供销社工作至2014年6月退休。她与孙天泉原是夫妻关系，已离婚十多年。因照顾孙子仍与孙天泉及儿媳妇、两个孙子共同居住。2012年1月至2018年间没有任某供销社出纳，没用收款收据收取某供销社的资金。孙天泉用于收取某社资金的收款收据上面盖的陈某私章是她的私章，她的私章由孙天泉保管。孙天泉在外投资很多钱现在还欠亲戚朋友几十万，前两年房子卖了还不够还债。 25.证人林某证言，证实她承租的安盛大厦一层1039、1036号店面业主都是某供销社。两间店面每月租金都是800元，两间店面每月租金共1600元，缴纳时间不同。2016年以前都是某供销社出纳到店收取现金。2017年以后部分存入某供销社主任孙天泉提供给的某供销社的对公账户，部分现金交给孙天泉，偶尔通过微信转帐给孙天泉。某社有给她收据，但她没有注意保留，租金每半年交一次。2017年孙天泉找她，让她将租金直接给孙天泉，后她就将两间店面半年租金共9600元现金交给孙天泉。2017年12月5日，她通过微信分别转账1000元和3800元，共计4800元给孙天泉。2018年上半年，她交现金4800元给孙天泉。2018年8月她交9600元店面租金，由黄某3通过银行转账存入某供销社，其他的租金是某社出纳来收。孙天泉有给她收条。以前交租金一般是某社原出纳吴某2来收取，吴某2会给她收据。但孙天泉是主任，跟她很熟，孙天泉亲自来收取租金，她当然会把租金交给孙天泉，作为店主有交租金就可以。 26.证人施某证言，他从2Ｏ12、2013年开始承包经营某供销社文山农资经营部，已经营5、6年。她是从上一个承包人张某1转让的经营权。他每年向某供销社缴纳600元管理费。营业场所在某镇凤福路凤尾花园90＃一层，平时也叫凤尾农资经营部。张某1将经营部转让给他时营业执照就是孙天泉作负责人，一直延用至今。孙天泉没有投资他经营的文山农资经营部，文山农资经营部是他一个人经营。张某1转让给他之前孙天泉也没有参与投资。孙天泉没有参与凤尾农资经营部的经营管理，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承包费按年缴纳，每年通过孙天泉向某供销社缴纳承包利费600元。合同每一、二年签订一次，某供销社只负责营业执照年检。因张某1承包文山农资经营部时就是通过孙天泉缴承包费，他也延用张某1的做法，孙天泉没有给他收据。某供销社没有给他铺底资金，孙天泉没有为他提供铺底资金，经营农资经营部都是他个人出资，自负盈亏，与孙天泉没有关系。他只能提供2017-2018年度的《农资经营责任书》，他是直接与孙天泉签订责任书。孙天泉没有投资经营某供销社文山农资经营部。 27.被告人孙天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某供销社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自收自支，实行理事会主任责任制，系连江县供销合作社联社下属企业，某供销社的资产出资、经营承包需经上报县社批准。他于1993年3月起任某供销社主任，2007年起兼管某供销社。 2008年1月，某供销社因生资门市部拆迁获得县政府89万元拆迁补偿款，偿还外债43万元后，还有结余37万元。当时某社年年亏损，钱放着不用是亏本的事，刚好此前他投资轧钢厂生意有赚些钱，他就想把这笔钱以承包名义用起来，一方面自己能多挣点钱，另外某社也增加收入。经职工集体研究同意,某社向县社提出申请使用拆迁赔偿款的报告，起用37万元作为生资门市部经营流动资金。当时某社有7名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他与某社职工商议时说，每人可以支持5万元经营资金，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把拆迁款用起来。很多职工都不敢干，只有李某1愿意借5万元。他就将剩余的30万资金都揽下来。2008年3月，获得30万元资金后，他就以承包生资门市部名义与某供销社订立《经营承包责任书》，实际上将这笔30万元拆迁款投资朋友的轧钢厂，约定以他的房产作为抵押，期限1年，到期缴纳利费5.4万元，并归还本金。2008年10月，李某1退出5万元，他又将这笔钱投资轧钢厂生意，这笔钱当时没有签订农资经营合同。2009年3月到期后，李某1、郑某等人就监督他要将这35万元资金收回。这时他已将钱投资到轧钢厂拿不回来，为了能在财务上平衡，吴某1看到他没有钱还，就建议他先将35万元本金和应收利费收回，然后再做个重新借出的手续。2009年3月他就找出纳郑某办理分别收回铺底资金30万元和5万元的财务手续，接着又将这未收回的35万元本金和应收的利费5.4万元，合并写了一张领取承包铺底资金40万元的领款凭证交给郑某入账，只向某供销社缴纳了4000元利费，约定是按照月息1.2分进行计算利费。后因投资亏本，上述35万元资金未退还某社。2009年开始就继续以承包名义与某社签订《承包经营责任书》，每一年或两年签订一次，一直延续到现在仍未将钱还给某社。他有缴纳几年利费，缴纳20多万元。作为某社主任、法人代表，他自己与某社签订承包经营责任书，只有2008年3月签订的农资经营责任书有经过支部、工会研究，因为李某1是支部书记、吴某1是工会主席、郑某、吴某2是工会委员。其他几份都是他自己签的，但吴某1、李某1知道。投资轧钢厂行为是他个人行为，与某社无关。他的房子在1999年就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房子早就有抵押权在上面，写在合同上其实没用。 2006年8月，某供销社因长期经营不善，县供销社决定成立某中心社，将某社并入某中心社，某社的全面工作交由他代管。2006年某社有出纳、会计协助他工作。2011年底部分职工和出纳退休，因没有工资也没办公场所，会计也没实际上班。2012年1月开始，他不仅代管某社事务，实际上还要兼任某社的出纳、会计，经手某社的全部收入和支出，管理、审批、报税也是他在做。2011年底原出纳陈某3退休时，简单跟他进行交接，当时出纳账面现金结余仅有499.65元，陈某3交给他一张其名下存折，现金余271.42元，另外给他现金228.23元。他接手出纳的一切收支，会计也没人负责。这期间都是他做某供销社的代收和代付，以收款收据收取某社的资金，支出票据用夹子来起来。这几年来他都没有记账，收入都以现金形式由他本人保管。截止2018年11月23日收到最后一笔易某社保费2790元，2018年12月25日最后一笔开支打字复印费85元，他手上应当结余的某社现金230615.59元都被他亏空。他经手某社的收入主要是某社挂靠收入，一部分是某社职工交上来的医保费、养老保险费，但这些费用中大部分是某社代激，本应还给某社；还有一部分是某社收回原来给职工的安置金；还有部分是县社给的两节补助金等，都是某社的集体资金。被他亏空的某社资金230615.59元主要被他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和偿还个人借款利息等。经2019年3月15日现金盘点，截止2018年11月23日收到最后一笔易某社保费2790元，2018年12月25日最后一笔开支打字复印费85元，某供销社应结余现金人民币230877.01元，其中原出纳陈某3移交给他499.65元（有271.42元留在陈某3名下的农业银行存折上，另外228.23元是给他现金）。所以他手上应结余现金230614.59元。 2017年上半年，他找吴某1说他儿子孙某1要出国务工急需用钱，刚好出纳李某1不在，某社在安盛大厦36、39号店面承租人林某的店租先由他收取。吴某1同意后，他就找林某让其将2017年、2018年度的部分店面租金交给他。他于2017年5月收林某租金9600元，12月通过微信转账收取林某租金4800元，2018年初现金收取林某租金4800元，共计收取林某租金19200元。林某2017、2018年度其他租金他发一个某社的对公账号给林某，让林某直接存入某社。他经手收取林某租金19200元至今未入账，但会计吴某1知道这事。某社的店面租金应当由出纳收取或存入某社的对公账户然后将凭证交给出纳开具收款凭证。 县社有专门出台一个针对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各基层社、公司、工厂对固定资产的处置及后续资金的使用都要向县社申请并经县社会议同意后才能使用。拆迁赔偿款等同资产处置，且数额这么大要经过县社审批才能使用。他有打了申请报告，县社没有正式批复，但肯定有开会研究，不然钱肯定领不出来。他是填写领款申请表，经县社的财务科长毕某、主任黄某1审批后领款。 他将某供销社2012年1月至2018年底间的所有收支以现金日记账的形式进行登记，收入共计463468.5元，支出共计233091.14元，现金结余230877.01。上述现金结余中他还代垫某供销社的一些支出，共计63864.68元，其中有55000元是代垫他儿子孙某1在某社的工资。余下167012.33元被他个人用掉。2018年12月，县委巡察县供销社时，要核对某供销社收支，他发现某社还有几万元钱的亏空，因他儿子孙某1在某社工作时被停发2014年度至2017年度工资，且2018年1月就出国，所以他当时就写了一张55000元的暂付孙某1工资的收据，作为代垫某社给孙某1的工资，先应付巡察组。正常情况下孙某1是某社的职工不能从某社领取工资，但他是某社主任，又代管某社工作，所以就将这笔55000元临时作为代垫某社的开支。另外的8864.68元是代垫某社开支也应到某社财务处报销，不应放在某社账上开支。现在他手上没有现金，所有银行卡上的余额加起来不会超过600元。 现金日记账和会计账上的金额230377.36元，加上陈某3移交给的现余228.23元，共计230605.59元都被他亏空了。 他收了19200元租金后把它作为暂支他儿子孙某1的工资。2014年至2017年底，某社欠孙某18万多工资。2014年至2017年底，其他职工除了2017年只发暂付工资5000元外，其他年份的工资都有发放。领款单中孙某1名字由他代签。 以上230615.59元都被他陆续用于个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和偿还个人借款的利息。他和妻子名下没有银行存款，现还负债20万元没有还。 2012年1月，他接手某社的出纳职责，全面负责某社的收支。2013年10月收取的某社资金除了缴纳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后还有结余3-4万元。因他个人的经济压力，就将某社结余3-4万元资金陆续挪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因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有部分是通过某社的对公账户自动划转缴纳，2013年10月，他发现某社账户上没有什么钱，这样不仅会影响某社职工医社保费用的缴纳，还会影响某社职工医社保费用的缴纳。他作为某社主任并且把经手收取的某社职工医社保费先用了，为了不让职工医社保费用断缴情况出现，就从他亲戚程某那里借钱，从借来的钱里取了60000元作为被他先用掉的某社代缴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先存入某社账户上。2014年他经手收取的某社的资金也被陆续用于个人生活开支，当时某社账户上的资金也不多，他担心会出现不够划账扣缴企业职工医社保的情况，这样他挪用某社资金情况就会被某社职工发现，所以某社账户上快没钱时，他就要及时存入现金，保证企业职工医社保费用的缴纳。2014年他将从平安银行借来的钱陆续取出来存入某社的账上，分别是：2014年2月20日存30000元，3月17日存7000元，3月21日存5000元，7月14日存8400元，7月22日存10000元，一共是60400元。2015年间，他经手某社的应结余资金还是被他先挪用了。2015年4月27日，他通过同事孙某2借款10万元，2015年5月4日从中取现金55200元，同日存45200元现金到某社账上，同样作为某社职工医社保费用先还给某社。但因2013年以来他都没有缴纳某社挪用出来的40万元的承包利费，某社职工有意见，出纳李某1就将上述计16500元当作他上缴某社的承包利费。2015年3月28日，李某1开两张收款收据给他，就写“收孙天泉农资门市部2013年10月8日存银行（金额60000）”和“收孙天泉农资门市部2012年利费款银行存款（金额60400)”。他当时想既然李某1和某社职工把这165600元当成他个人应缴纳的“承包利费”，他也就同意了。因此，在某社的账上就出现某社一直在代缴某社职工的医社保费用，某社欠某社的职工医社保费用越来越多。他先陆续将某社资金挪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为了不让职工发现，又用借来的钱去还某社为某社代缴的医社保费用，却被李某1当作“承包利费”。因此，他向某社缴纳的“承包利费”实际上也是挪用某社的资金。2013年、2014年、2015年缴纳“承包利费”那段时间，包括2015年5月至今某社账上结余的钱都处于被他亏空的状态。 从2012年开始他就陆续向别人借款，现在欠好多钱。个人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还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在他手上的某社资金都在不断被他挪用。借款利息有部分就是某社现金付的，有部分是又去借钱支付的。 经辨认的平安银行、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就是他当时亏空某社结余资金后，借钱还给某社代缴某社的医社保费,却被李某1当成他应缴“承包利费”的交易明细。2013年9月30日向亲戚程某借10万元，10月8日从农业银行取6万元存入某社农业银行的对公账户。2014年2月19日，平安银行卡从别人那里借10万元，2月20日取32000元，存入某社农业银行的对公账户30000元；3月17日、18日，陆续取16000元，3月17日，存入某社农业银行的对公账户7000元，3月21日，存入某社衣业银行的对公账户5000元。7月14日，平安银行存入向孙某4借的10万元，同日取30000元存入某社农业银行对公账户8400元，7月22日分两次又取10000元存入某社，共计60400元。2015年4月27日，在农业银行通过孙某2借10万元，5月4日取55200元存入某社农业银行的对公账户45200元。辨认连江县信用合作联社交易明细联（账号62×××88）复印件，是他于2015年8月将某社的现金存入到银行卡上用于偿还陈海萍的欠款利息。经辨认某供销社2018年明细分类帐复印件一张，这张账目表是某供销社为某社代势的钱款，共计382968.31元。 因他持证的危化品管理人员，因此文山农资门市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负责人是他，但他都没有实际参与经营。该门市部前期经营人张某1和施某，现在实际经营人是施某，都算是挂靠经营。文山农资门市部原来在文山路，后来拆迁搬到凤尾，所以又叫凤尾农资经营部。他从某供销社取得的35万元资金没有投入到文山农资经营部。 2008年他从某供销社取得35万元，满一年后到2019年3月底，经与财务人员一起计算，本应缴纳利费57300元。当时他没钱还35万元本金，连第一年57300元利费也缴不起。后只能将其中的5万元利费转成本金，与出纳办一下手续，做成已还回本金35万元，另外写一张从某社支取40万元的领款单，将本金变成40万。实际上35万元本金他没有还给某供销社，5万元利费也没有缴纳。2009年他实际只缴纳7300元。他记得这笔57300元出纳有开收款收据给他，分成54000元和3300元两张来开，收款收据开57300元，但他实际只缴7300元。2009年后，某供销社就以他欠本金40万元算直到现在。每年的利费也是以40万元为基础，按月利1.2%计算，他每年应缴利费是57600元。2010年12月22日他按一年利费直接缴纳58200元（其中个人利费57600元+由他代收的文山农资经营部挂靠费每年600元），出纳开具58200元的收款收据。2011年他没有向某供销社缴过钱。2012年7月15日又向某供销社缴纳58200元。2013年10月8日向某供销社现金存入60000元，4月12日转账存入6000元，2013年缴纳66000元。2014年分5次共缴纳60400元。2015年5月4日，最后缴纳一笔45200元。后因投资失败就没有缴过。他从某供销社取得35万元后，共缴纳295300元。扣除2009年至2018年他代收代缴的文山农资经营部每年挂靠费600元，他实际缴纳个人利费共289300元。 他儿子孙某1于2009年至2018年1月在某供销社上班。因他欠某供销社的资金没有还，从2014年起他提出先暂停发放孙某1的工资。因此孙某12014年至2017年间的工资、奖金都没有发。2018年2月，他做预发2017年行政人员工资时，有给孙某1预发了2017年工资2500元。因某供销社没什么钱，职工的工资每年只统一发一次，一次性发12个月工资和奖金。但每个人每月工资加物价补贴才一千多元。孙某1在某供销社上班不能从某供销社领取工资。 孙天泉对相关财务凭证有、经营责任书、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进行了辨认。 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及本院审核，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天泉利用担任连江县某供销合作社主任和某供销合作社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计599805.59元。其中挪用350000元，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挪用249805.59元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孙天泉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被告人孙天泉的犯罪事实、情节及悔罪表现，可予以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孙天泉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孙天泉退出被挪用资金308705.59元，其中78100元返还给某供销合作社，230605.59元返还某供销合作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副本各一份。 审 判 长  何吾勇 人民陪审员  邱丽平 人民陪审员  余昌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林佳 书记员林彦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二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