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297号 原告董伊，女，汉族，1982年12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叶志坚、陈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出庭负责人王振峰，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沈清醒，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世德，浙江汉博律师事务律师。 原告董伊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政府）作出的《答复书》，于2019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并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伊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志坚，被告下城区政府的副区长王振峰及委托代理人沈清醒和黄世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14日，下城区政府作出《答复书》，主要内容为：经查，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位于本机关2017年11月28日作出的下政征字(2017)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的签约搬迁期限为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月28日。该房屋系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下城住建局)的直管公有住房，建筑面积为62.58平方米，房屋评估价值为2790067元，房屋承租人为丁招发(已故)。2017年12月31日，房屋征收部门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下城征收办)与被征收人下城住建局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房屋征收部门提供了位于下城区西文北苑2幢3单元302室房屋(建筑面积130.08平方米，房屋评估价值为3292975元)，与被征收人进行产权调换。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第三十二条、三十五条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你本人不属于该房屋的被征收人(房屋承租人)，你请求依法予以补偿，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原告董伊起诉称，案涉房屋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原为下城住建局管理的直管公房。原告祖母丁招发因原居住的小营巷××号住房被拆迁，于1989年4月8日拆迁安置入该房屋，为该房屋的承租人和户主。原告于1997年1月14日迁入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与祖母同在该户籍内。丁招发于2011年11月21日因病死亡，其后原告董伊依法应为该户的户主和实际居住人。2017年11月28日被告发布下政征字(2017)第1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和《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实施“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需要对包括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在内的房屋进行征收。在案涉房屋被征收拆除期间，原告曾多次向下城征收办以及下城住建局提出主张，要求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获得房屋征收补偿，但未获得任何回应。案涉房屋也被强制拆平，房屋内财物全部灭失。原告不得不奔走于各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申诉并要求了解相关情况。后原告于2018年9月28日从《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告知书》(2018年第15号告知)中得知，房屋征收部门在隐瞒原告的情况下，以未与公房承租人达成房改政策购房也未达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为理由，于2018年6月8日将产权调换房屋西文北苑2幢3单元302室房屋交付给了案外人董红美(董红美为丁招发另一女儿)承租居住。而相关补偿费用和补助、奖励合计412665.75元则一直未支付。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发函要求下城征收办给予房屋征收补偿并将该函抄送给下城住建局。因两部门均未做回复，原告遂于2019年4月15日向被告发送《请求书》，要求被告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依法给予原告房屋征收补偿待遇。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发出《答复书》以原告不属被征收人(房屋承租人)为由拒绝履行给予原告房屋征收补偿待遇的法定职责。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征收为直管公房的房屋征收补偿，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应当由被告履行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承租人是否符合房改政策予以调查认定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公房承租人，未享受过房改待遇，符合房改政策，应予认定并由被告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补偿。在下城征收办与原告之间未达成补偿协议情况下，被告应当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履行对原告进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综上，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答复书》；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对原告予以房屋征收补偿；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房屋被强制搬迁导致的屋内财产损失2万元，赔偿原告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支付的合理费用8万元，两项合计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释明，原告撤回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 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拟证明案涉房屋涉及的征收补偿方案发布单位为被告。 2.租用证、户口本、丁招发的户籍证明，拟证明原告于1997年1月户口迁入案涉房屋，在丁招发去世之后变为户主，为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实际居住权人。 3.杭州市住房保障（房改）审批（备案）情况查询和住房查询记录，拟证明原告没有参加过房改也没有自有住房，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在按房改政策购房后以被征收人身份取得征收补偿的认定条件。 4.（2013）杭下行初字第84号判决书，拟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相关证据认定原告为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实际居住权人。 5.原告于2018年8月14日提出的信访投诉函，拟证明原告主动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主张，但是相关部门予以推诿不办，还强制搬迁导致房屋内原告财物损失。 6.《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告知书》，拟证明相关职能部门不对原告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并错误将安置房屋交付其他人。 7.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委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发出的限期要求房屋征收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律师函、EMS面单和快递查询记录，拟证明原告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主张，要求房屋征收部门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该部门在合理期限内拒不答复。 8.原告于2019年4月15日委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发出的限期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书、EMS面单和快递查询记录，拟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主张，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但被告拒绝答复。 9.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答复书，EMS信封面及查询记录，拟证明被告拒绝履行给予原告房屋征收补偿待遇的法定职责。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下城区政府答辩称，一、房屋征收部门己履行房屋安置补偿职责。案涉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位于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系下城住建局(公房管理部门)的直管公房，也是丁招发(户)因东园一期原下小营巷××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房，当时的拆迁安置人口为丁招发(原告奶奶，已亡故)、董善庆(原告爷爷，已亡故)、董红美(原告姑姑)、黄智平(董红美前夫)和黄琳君(董红美女儿)。该公房承租人(公房租赁证记载的承租人)丁招发已经于2011年11月21日过世，房屋征收调查时该公房户籍在册人口为董红美、黄琳君和原告董伊三人。鉴于该公房承租户未按房改政策购房，也未与公房管理部门达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房屋征收部门下城征收办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对被征收人(公房管理部门)产权调换西文北苑2幢3单元302室住房一套。2018年6月7日，房屋征收部门作出和送达《限期腾房通知书》。该公房实际居住人董红美收到《限期腾房通知书》后，于2018年6月10日腾退该公房并入住西文北苑2幢3单元302室房屋。综上，房屋征收部门已依法履行了房屋安置补偿职责。二、房屋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下城住建局和下城征收办于2018年9月21日受理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已将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2019年4月15日，原告向本机关提交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书，本机关经调查后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案涉《答复书》并送达原告。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人(公房管理部门)产权调换西文北苑2幢3单元302室住房一套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的若干意见》(杭政函〔2015〕125)第九条规定。原告并非案涉公房的产权人也不是案涉公房租赁证记载的承租人，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第三十二条、三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原告并非案涉公房的被征收人，原告请求被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事实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下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答复书及送达材料，拟证明被告作出案涉答复书及依法送达的事实。 2.请求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要求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 3.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及附件，拟证明案涉公房位于浙江电子信息大楼项目征收范围的事实。 4.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选房确认书，拟证明房屋征收部门与公房管理部门签订产权调换住房补偿协议的事实。 5.公房租赁证、户籍资料，拟证明案涉公房证记载租赁人为丁招发及户籍人口状况。 6.限期腾房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征收部门作出限期腾房通知书及送达情况。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效力及内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涉及原告户籍的部分材料来源于原告，其他户籍资料来源不清楚；证据6，该材料未向原告送达，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居住人，根据原告的自述，其在2011年后亦未实际居住；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已经履行公房置换的法定职责；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应将其作为被征收人予以补偿安置的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履行的“依法补偿”职责是指，对原告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货币补偿或房屋安置；经认定如认为原告不符合房改政策的，另行提供房屋由公房管理部门与原告建立承租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2及被告提供的证据5能够证明涉案公房原承租人以及户籍人员情况，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3拟用于证明原告具备房改资格，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就涉案公房的使用权存在争议，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5-9能够证明原告就涉案公房的征收补偿事项向包括被告在内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投诉或者主张，以及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理情况，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被告作出答复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4能够证明房屋征收部门与公房管理部门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以及公房管理部门选取安置房屋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证据，符合三性要求，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原为下城住建局管理的直管公房，原公房租赁证记载的承租人为丁招发，已于2011年亡故。该房屋内现有两户户口，一户为董伊户，董伊的户口于1997年迁入丁招发户，丁招发亡故后变更户主为董伊；一户为董红美户（户内成员黄琳君），户主董红美的登记迁入时间为1994年。 2017年11月28日，下城区政府作出下政征字（2017）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在该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2017年12月31日，下城征收办（甲方）与下城住建局（乙方）就该房屋的补偿安置事项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协议中列明的承租人（丙方）为丁招发（已亡故），协议中约定：甲方补偿乙方房屋补偿金额2790067元；乙方同意甲方支付丙方装修补偿金额、附属物补偿金额、产权调换安置后的6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费、其他奖励费等共计412665.75元；甲方产权调换安置乙方异地（非同类地段）住宅现房等事项。 董伊因认为其系涉案公房的承租人，下城区政府应当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其是否符合房改政策予以调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征收补偿安置待遇，于2019年4月15日向下城区政府提交《请求书》，请求“下城区政府依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对董伊依法予以征收补偿，并对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必要行政处理”。下城区政府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答复书》并于次日向董伊寄送。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董伊在《请求书》中载明的请求事项及其在庭审中对该请求事项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可知，其要求被告下城区政府履行的法定职责内容为，认定原告是否符合房改政策，并根据认定结论对原告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补偿，或者另行提供房屋由公房管理部门与原告建立公房承租关系。被告下城区政府则认为，原告与案外人就涉案公房的使用权和承租权尚存在争议，在原告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为公房承租人的情形下，其要求被告履行上述法定职责缺乏依据。 《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房屋征收范围内有公房管理部门直管住宅公房或者单位自管住宅公房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房管理部门和单位自管住宅公房的所有权人对承租人是否符合房改政策予以调查、认定。公房承租人符合房改政策的，享有按照房改政策购买被征收房屋的权利。承租人按照房改政策购房后，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其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房管理部门直管住宅公房的承租人未按房改政策购房，也未与公房管理部门达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原房屋承租人另行提供承租房屋”。据此，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公房承租人是否符合房改政策进行认定并予以相应补偿安置的前提是存在明确的公房承租人，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并不具有一并确认公房承租关系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46号2单元102室房屋系下城住建局管理的直管公房，原房屋承租人丁招发于2011年死亡后，原告董伊及该公房内其他户籍在册人员未就公房户名变更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涉案公房承租人尚未确定的情形下，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补偿，或者另行提供房屋由公房管理部门与其建立承租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此拒绝履行，并无不当。 但需要指出的是，公房的所有权虽属于国家，但公房租赁权系一项独立的权利，应当在房屋征收过程中独立存在并获得相应保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的若干意见》虽未对公房租赁权在房屋征收中的保护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但根据上述法规、文件的规定，被征收房屋权利人的补偿安置事项应当通过两种方式确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偿协议；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本案中，涉案公房原承租人丁招发死亡后，原告董伊及该公房内其他户籍在册人员未就公房户名变更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房屋征收部门在其与下城住建局就该房屋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虽列明“承租人：丁招发（已故）”，并确定承租人可获得的补偿费等权利义务，但该协议未经有权申请公房户名变更的人员签字确认，即涉案被征收公房中承租人的补偿安置事项尚未通过补偿协议的形式予以确定。在此情形下，被告下城区政府作为征收决定的作出机关，具有及时启动补偿决定程序的法定职责，被告下城区政府对此亦应引起充分注意。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按照被征收人予以补偿或者另行提供房屋由公房管理部门与其建立承租关系之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董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莹祺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郑 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律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