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443号原告：马国斌，男,197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萝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紫明，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江，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汤彩媚，女，198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被告：袁程明，男，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康，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国斌诉被告汤彩媚、袁程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马国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紫明，被告汤彩媚、被告汤彩媚及袁程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国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将3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原告；2.判令两被告支付占用上项欠款的债务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欠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6月29日起计算至被告还清欠款之日止）给原告，利息暂计10万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23日，广州市花都区交通局与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恒盛公司）共同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广州市花都区交通局作为发包人，恒盛公司作为承包人，由该局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工业大道（新街大道-G107-花港大道）跨天马河桥梁施工工程（下称该工程〉总发包给恒盛公司承包施工。其后，恒盛公司与广东兆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兆达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共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由恒盛公司将该工程的施工任务分包给兆达公司承包施工。原告与被告汤彩媚经友好协商一致后，于2016年6月8日共同签订《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主要约定：原告与被告汤彩媚决定共同出资合伙向兆达公司承包施工该工程；该合同除了约定合伙方式、出资比例、利益分配等条款之外，还特别约定原告需支付被告汤彩媚300万元作为保证金，具体付款时间为：签订合同当天支付90万元；于2016年6月18日前支付剩余的210万元。《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共支付了300万元给被告汤彩媚作为保证金。其后，原告、被告汤彩媚与兆达公司于2016年7月5日共同签订《项目承包协议》，约定：由兆达公司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项目分包给原告与被告汤彩媚共同承包施工。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恒盛公司解除了与兆达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为此，原告与被告汤彩媚经协商一致后，于2017年6月9日共同向兆达公司发出解约通知，表明由于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原告与被告汤彩媚承包的上述工程无法继续施工，故予以解除双方之间的工程承发包关系，兆达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原、被告之间实际上是转发包合同关系，本案实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因为整个工程由被告转包给原告后，都是由原告独资承包施工、独自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被告并没有参与任何的管理经营也并没有任何投入，鉴于被告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施工施工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第一条，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因此应向原告返还300万元保证金。鉴于该300万元保证金的收取是发生在被告汤彩媚与袁程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两被告对该保证金的退还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汤彩媚、袁程明共同辩称，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但两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根据我方庭前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汤彩媚只是代表其父亲汤国浩签署了相关协议，是汤国浩承包施工项目，并非汤彩媚。签署时间为2016年7月5日的授权书记载了“承包天马河桥梁项目汤国浩授权汤彩媚代表其与广东兆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文件”，受让了汤国浩工程的朱某、曾志强在2016年6月8日于广州从化区签订的合作协议也载明了汤彩媚是代表其父亲汤国浩签署了上述协议，原告也是清楚该事实的。2、涉案项目是汤国浩承接的，并非汤彩媚，且汤国浩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到涉案工程，在汤国浩承接工程之前，李某已经投入大量的款项到涉案工程里面，因此汤国浩与原告签署协议的时候，收取原告300万元是有事实和基础的。3、原告与汤国浩是在自愿平等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签订了《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应当受法律保护。据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300万元转作利润款，不作退回。可见汤国浩收取原告300万元是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4、汤国浩将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曾志强、朱某之后，双方已经签订补充协议，汤国浩也已经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原告与曾志强、朱某之间的合伙关系应当继续有效，原告不能主张合伙关系终止，更不能请求返还合作利润款收益、不能退回300万元。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与广东兆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解除了合同，原告是清楚该事实的。在相关协议中，原告表达为另外找公司与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再行签署合同，且在解除上述合同后，原告继续承接了涉案工程并从中收取了大量的工程款。如果原告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无效，那么原告收取的一千多万元工程款都需要返还吗？这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5、原告是因为工程款无法按时收回造成资金链问题，企图从两被告处谋取不当利益，原告有虚假诉讼之嫌疑。综上，原告诉求事实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23日，广州市花都区交通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交通局）作为发包人，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花都区交通局将工业大道（新街大道-G107-花港大道）跨天马河桥梁工程（以下统称涉案工程）发包给恒盛公司，合同总造价77316123.13元。2016年4月12日，恒盛公司作为承包人，广东兆达工程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达公司）作为分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恒生公司将涉案工程中的包括但不限于道路路面、栏杆、雨水、污水、交通、照明等除主体工程以外的附属工程分包给兆达公司。2016年6月8日，汤彩媚（甲方）、马国斌（乙方）签订《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合作承包涉案工程。一、工程概况：本项目于2014年9月23日已和业主花都区交通局签订施工总合同并由恒生公司委托甲方汤彩媚和兆达公司开展前期施工工作并收取总造价的10%的预付工程款7731612.31元，由恒盛公司支付工程款6298041.4元给甲方（甲方前期已投入相应该项目的款项共2559863.3元）。其中剩余的履约保证金和押金共773161.22元，剩余款项按主合同的条款要求执行及按进度计划到期退回归乙方收取支配。本项目经总承包人同意由甲乙双方承包经营管理施工，利润和风险自负盈亏，双方以恒盛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造价和本项目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进行承包施工，工程款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二、合作条件和利益分配：甲乙双方同意甲方的利益为本工程结算总价税后26.5%，并按期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具体支付为：1、双方签订合作承包协议，乙方十天内分两次支付承包合作保证金300万元，第一次承包合作协议签订当天支付90万元，第二次余款保证金210万元在6月18日前支付，乙方交齐保证金300万元后转作甲方利润收益款，不作退回；2、双方与兆达公司共同签订项目承包协议，乙方进场与甲方交接完毕当天支付200万元；3、余款则按每期进度款和增加工程业主终审结算总价款按每期进度款26.5%的70%比例支付给甲方。三、出资分配及双方责任：工程项目投资约1300万元。1、甲方出资约300万元作为投标投入的相关费用，包括前期投入的项目相关费用和签署本项目主合同《保证金》《包含》费用，此项资金由甲方自行调配处理；2、乙方投入出资约1000万元（其中300万元为合作保证金），前期资金乙方出资200万元作工程前期带资投入生产运作，余下资金分期分批投入并保证工期进度的资金使用。四、双方责任：1、甲方责任：甲方负责对整个项目的关系处理，解决处理业主方和监管部门的关系，对整个工程项目款项的追收、配合乙方办理有关竣工和结算工作，并负责将自己前期（本项目承包合作协议书签订且双方交接接管确认前）经营的所有债权债务清算，由甲方自行解决支付，所发生的一切劳资纠纷和债务纠纷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2、乙方责任：……乙方负责收取整个项目的工程款和结算款项，拥有本项目的财务和会计的监管权利……。五、违约责任：1、在施工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中途退出，如乙方退出，甲方有权终止本合作协议，乙方所投资本项目的款项和收益利润款即交纳的保证金一律不予退回，全部归甲方所有。2016年6月8日-6月28日，马国斌分三笔向汤彩媚支付了涉案工程项目合作承包保证金300万元。2016年7月5日，兆达公司作为甲方，汤彩媚、马国斌作为乙方补充签订《项目承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与发包人恒盛公司签订的涉案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分包工程由乙方进行承包，乙方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结算、自负盈亏，乙方根据工程造价按0.7%向甲方缴纳管理费，该项目一切工程款均由乙方负责追收，汇入甲方账户乙方所需用的工程款要作出用款申请，由甲方负责人签字后再给予支付，甲方根据工程需要为乙方提供相关经营资料。2017年6月9日，汤彩媚、马国斌作为申请人共同向兆达公司出具《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解除申请》，内容为因恒盛公司与兆达公司同意解除因涉案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故其二人申请解除与兆达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的分包工程协议。马国斌主张其与汤彩媚之间系违法转包关系，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无效，汤彩媚应向其返还300万元保证金。汤彩媚对马国斌的主张不予认可，称涉案工程实际系由其父亲汤国浩承接，其系代表汤国浩签订与涉案工程有关的文件且马国斌对此知情，并陈述涉案工程最初由案外人李某挂靠恒盛公司承建，后李某与汤国浩签订《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汤国浩施工，后其代表汤国浩与马国斌签订《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进行合作施工，并代收马国斌支付给汤国浩的保证金300万元，后其又代表汤国浩与案外人朱某、曾志强签订《权益转让协议》，将涉案工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朱某、曾志强，马国斌与朱某、曾志强就涉案工程签订了《补充协议》，涉案工程最后实际由马国斌、朱某、曾志强三人承建，与汤国浩无关，涉案工程已部分推进了工程量，马国斌已收取了工程款1000多万元。为证明其主张，汤彩媚于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其上载明：李某（甲方），汤国浩（乙方）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该协议，其中关于工程概况的约定内容与马国斌、汤彩媚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的基本一致，并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涉案工程由乙方承包经营管理施工，利润和风险自负盈亏，利益分配甲方采用固定利润，合计收取固定利润530万元，乙方分三期支付，整个工程由乙方承包施工独立经营管理，自负盈亏。马国斌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2、收据、业务委托书，反映：2015年12月16日-2016年6月13日期间，汤国浩分五笔向李某合计支付了合计210万元，李某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马国斌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3、《项目合作补充协议》，其上载明：李某、汤国浩经核查对账并协商后，将双方于2015年12月15日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中约定的李某应收取的固定利润由530万元变更为440万元，还明确了李某已安装好的涉案工程前期所有钢便桥及其零星结构材料应支付给施工方王志斌的工程款130万元中的50万元李某已支付50万元，剩余80万元由汤国浩支付。马国斌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4、《工业大道（跨天马河）钢便桥钢平台补充协议》《工业大道（跨天马河）钢便桥钢平台补充协议（二）》，其中，补充协议载明：李某、王志斌于2016年1月25日就涉案工程钢便桥平台搭建签订补充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更详细的约定。补充协议（二）载明：李某、李庆坚、汤国浩、王志斌于2016年6月5日就涉案工程钢便桥平台搭建签订补充协议，明确涉案工程钢便桥钢平台由王志斌包干，合同总价150万元，汤国浩前期已支付60万元，余款90万元，李某承担10万元，汤国浩承担80万元。马国斌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5、《授权书》《项目承包协议》（复印件），两份证据反映：汤国浩于2016年7月5日向兆达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汤彩媚代表其本人到兆达公司签订涉案工程的项目承包协议、承诺书及相关文件资料，由汤彩媚签订的各项文件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全部均由汤国浩承担，授权书有效期限自签发日期之日起至该工程所有款项收取完毕。同日，兆达公司作为甲方、马国斌、汤彩媚作为乙方就涉案工程签订了《项目承包协议》。马国斌对两份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称从未见过该份《授权书》。6、《授权委托书》《工作联系单》《天马河桥梁项目马国斌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三份证据反映马国斌委托李健华办理涉案工程的相关事务，李健华代表马国斌就涉案工程的前期投入费用、钢便桥的使用等前期遗留问题向汤彩媚提出书面意见。马国斌对该三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7、《解除合同协议书》《权益转让协议》两份，该些证据反映：2017年3月5日，李某与汤国浩（汤彩媚作为代表）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因涉案项目签订的《项目承包协议书》《项目承包合作补充协议》，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该责任。2017年3月10日，汤彩媚将与马国斌就涉案工程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曾志强、朱某享有。2017年3月13日，李某将涉案工程的权益转让给曾志强、朱某。马国斌对前述证据三性不予确认。8、《补充协议》，其上载明：2017年6月1日，曾志强、朱某（甲方）与马国斌（乙方）就涉案工程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关于工业大道（新街大道-G107-花港大道）跨天马河桥梁工程施工项目，根据原汤国浩委托汤彩媚与马国斌于2016年6月8日在广州市从化区签订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原协议中约定的汤彩媚的所有权利义务平移给甲方，由甲方全权代为执行……。马国斌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认为涉案各方的转包行为均属无效，不影响其退还保证金的诉请。此外，汤彩媚还提交了马国斌出具给恒盛公司的《情况说明》、涉案工程的会议记录表（2016年5月9日、2017年6月23日）、恒盛公司发送给马俊亮、朱某的工作联系单，李某、朱某、马俊亮出具的保证书、请款报告、收据、工地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调查表、项目资金支付计划表等证据，拟证明马国斌、朱某、曾志强已实际建设工程、领取工程款，马国斌系因不能及时收回工程款而对汤彩媚恶意提出诉讼。马国斌对汤彩媚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关于300万元保证金的用途，马国斌称是用于向汤彩媚前期沟通、协商、买标的钱，关于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虽然表述为“合作”，但涉案项目实际由其承包施工，全部款项均由其个人出资，汤彩媚没有进行投入，故主张其与汤彩媚系转包关系，其支付给汤彩媚的300万元实质是转包费。汤彩媚认为本案真正的合同相对方为汤国浩，汤国浩与马国斌系合作关系，在马国斌加入前，汤国浩已投入了250多万元，300万元仅系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中约定的马国斌按照工程结算总价税后26.5%支付给汤国浩的利润款中的一部分。诉讼中，汤彩媚申请证人李某、朱某出庭作证，后于庭审中明确不申请证人出庭。另，汤彩媚于庭审中陈述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恒盛公司解除了与兆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马国斌挂靠另一公司与恒盛公司重新签订分包合同，请求本院前往恒盛公司调取该份合同，拟证明马国斌、朱某、曾志强系涉案工程的最终实际施工人的事实，并向兆达公司调取汤彩媚交给兆达公司的《授权书》及《项目承包协议》的原件，拟证明汤彩媚系代表汤国浩签署相关文件的事实。马国斌认为汤彩媚提出的调查取证事项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马国斌、汤彩媚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或转包关系，马国斌请求汤彩媚、袁程明返还保证金300万元的依据能否成立。一、汤彩媚以其系代表汤国浩与相关人员签订涉案工程的文件资料，其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与马国斌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合同关系，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为由进行抗辩，马国斌对此予以否认。从汤彩媚提交的证据来看，涉案工程最初由李某挂靠恒盛公司承接，后由李某转包给汤国浩，汤彩媚代汤国浩向李某支付了相关费用，此后，汤国浩于2016年6月5日向兆达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汤彩媚代为签订涉案工程的《项目承包协议》，兆达公司与汤彩媚、马国斌于同日签订了《项目承包协议》，汤彩媚、马国斌于2016年6月8日签订了《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各方签订前述文件的时间具有连续性，此后，汤彩媚将涉案工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朱某、曾志强，朱某、曾志强与马国斌重新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上明确载明“根据原汤国浩委托汤彩媚与马国斌于2016年6月8日在广州市从化区签订的合作协议”，马国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上述过程反映出汤彩媚系代表汤国浩签订相关文件，且马国斌对汤彩媚代表汤国浩的事实系知情的，汤彩媚主张其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与《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的相对方，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汤彩媚个人并无与马国斌订立《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与马国斌存在合伙关系或转包关系的主体应系汤国浩。二、关于马国斌、汤国浩之间的关系，从汤彩媚代表汤国浩与马国斌签订的《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签约双方约定自愿合作承包涉案工程,明确了马国斌加入合伙前汤国浩已前期投入2559863.3元，恒盛公司已支付给汤国浩的工程款中的6298041.4元，扣除汤国浩前期投入款项后剩余的已支付给恒盛公司的履约保证金和押金归马国斌收取支配，就涉案工程，马国斌出资1000万元、汤国浩出资300万元，马国斌同意按照涉案工程结算总价税后26.5%的比例向汤国浩支付工程款，并分期支付，其中第一期即讼争款项保证金300万元，双方约定该保证金直接转化为汤国浩的利润款收益不作退回，系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上述约定并无反映出汤国浩直接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马国斌施工，马国斌主张保证金300万元系转包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汤国浩是否已履行了出资义务，系马国斌与汤国浩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不能成为马国斌直接要求汤国浩返还利润收益款的依据，故对马国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汤彩媚提出的调查取证事项，因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对其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接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国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原告马国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韵琪人民陪审员  朱晓英人民陪审员  黄桂香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 记 员  李晓琳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