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2932号原告：刘雄飞，男，1944年5月9日出生，现住北京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纲，男，198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1102室。负责人：王兴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玲，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海竞，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雄飞与被告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纲，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玲、景海竞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代理协议，退还原告律师费60000元并赔偿损失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9日，原、被告签订代理协议，委托被告提供法定继承案代理服务，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了60000元前期费用，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的赵律师并未尽心履职，未与原告进行沟通商议，彻底屏弃了原告的诉求，在原告拒绝调解时，被告方赵律师以其有特别授权为由胁迫原告，并在原告拒绝签署调解书的情况下，不经告知和询问原告，代原告签名领取，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严重失职，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答辩称，原、被告所签代理协议，因原告与案外人刘于飞等人法定继承案在本院主持下已于2017年10月18日达成调解而终止，双方并不存在解除的法律依据，且被告在履约过程中已尽心尽职为原告提供了诉讼代理服务，不存在依法解除的事由，原告主张解除代理协议并要求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9日，原、被告签订代理协议，约定原告因法定继承事宜委托被告代理该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为领取法律文书；律师费前期60000元，后期按原告获得超过四分之一以上部分的继承财产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房产份额（或现金补偿）有价证券、现金、存折等，以市场价格折算后，按6%比例补交律师代理费。同时，被告向原告出示委托人须知，提示诉讼风险、案件结果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承办律师无权对案件处理结果做出任何承诺，不退费的情形以及需要承担代理费之外的其他办案费用的情形，原告在该须知中“请您确认仔细阅读上述事项后再签署委托合同，委托人确认：我已了解须知中所提示和说明的内容”下方的委托人签名处签署了原告的姓名。同月14日，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了律师费，被告为原告开具60000元的代理费增值税发票。另查，2017年6月22日，本院受理了案外人刘于飞和刘凤飞起诉原告及案外人阴中凯和刘维亚法定继承纠纷案，案外人刘于飞和刘凤飞诉请法院判令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管书院小区8号楼8单元201室，9号楼1门401室房屋遗产由五人法定继承。同年7月9日，原告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被告方赵春玲律师作为案件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参加法庭辩论、调解，进行和解、代为领取法律文书。同年8月31日，原告来院领取起诉书、证据材料、传票（开庭时间为同年9月1日上午9点），并在送达回证中签字。同年9月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春玲均到庭参加了庭审。同年10月18日，本院第二次开庭时，在法院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继承人刘象佩与住宅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由案外人刘于飞、刘凤飞、原告、阴中凯、刘维亚共同继承，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刘于飞负担（已交纳）。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春玲均在调解协议中签字。同日，原告收到调解书并在送达回证中签字。同日，本院出具（2017）京0101民初11944号民事裁定书，对前述调解书中笔误进行补正：被继承人刘象佩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下称住宅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下称拆迁补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不含北京市东城区永康胡同1号院9号楼4层1单元401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由案外人刘于飞、刘凤飞、原告、阴中凯、刘维亚共同继承。同月19日，本院通过司法专递方式向原告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地址邮寄补正裁定被退回。同年11月8日，原告来院申请复印庭审笔录时，本院向原告宣读并送达裁定书时，原告拒绝签收。再查，2017年6月19日，案外人刘于飞、刘凤飞、原告及案外人刘维亚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调解协会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达成（2017）东民诉前调字第294号人民调解协议：被继承人刘象佩的600000元遗产，由案外人刘于飞、刘凤飞、原告、刘维亚共同继承，原告于同年10月31日前向案外人刘于飞、刘凤飞、刘维亚分别支付150000元。同年6月20日，本院做出（2017）京0101民特510号裁定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庭审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在诉讼中的起诉书、调查取证申请、查询结果、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契税完税证、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以及北京市律师服务费管理办法，称其在代理过程中，根据原告提交的遗产范围材料，为原告调查更多可能依法继承的遗产，被告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于2017年9月5日代原告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被告方赵春玲律师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查询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百子湾金都杭城2-4-2202（下称百子湾）房产，北京市朝阳区孙河黄港乡雷桥村69号（下称孙河）房产的相关档案材料，发现百子湾房产的买受人为阴中凯，且未查到刘壮飞的房屋登记信息，被告将上述查询结果于2017年10月19日交付原告签收。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在2017年7月9日，原告在与被告洽谈委托律师代理时，对于被告提出的前期律师费60000元，后期按原告获得超过四分之一以上部分的继承财产权益，按6%比例补交律师代理费的收费标准，原告当时认为收费有些高，表示需要与家人商量后再决定，被告提出代理工作是否进行不以双方是否签字而是以原告是否交费为准，于是原告就先在代理协议中签字。同月11日，原告查询到自己被其他继承人起诉后，经与家人商量，于同月12日向被告交纳律师费。开庭前，被告方赵春玲通知原告称通过向法院查询得知案件将于同年9月1日要开庭审理，于是原告在同年8月31日前往法院领取应诉材料。此外，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系回迁安置房，不同于商品房，二者房屋价格相比差异较大，应按房屋总价的2%，即160000元的四分之一收取律师费，故被告收费标准有偏差。此外对于损失的计算依据，则是依据调解案件的诉讼费8000元，由4个当事人分担，计算出的每人应分担2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方律师工作不到位，给原告造成损失，此部分由原告分担的诉讼费应由被告赔偿。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代理协议、代理费发票、委托材料、（2017）京0101民初11944号民事调解书及裁定书、聊天记录、开庭笔录、房产证，被告提供起诉书、调查取证申请、查询结果、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契税完税证、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法院调取的（2017）京0101民初11944号卷宗材料，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在签订代理协议时，被告向原告出示委托人须知，原告在明确已了解须知中所提示和说明的内容后，在代理协议中签字，该协议系双方就原告委托被告代理法定继承案（一审）案件中委托事项的范围、前期收费及后期收费标准等委托事项中各自权利义务的设定，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原告认为在签字时，自己对于协议约定的收费标准过高，未能同意，但在原告向被告交纳前期代理费60000元后，原告已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己方的付款义务。而被告指派赵春玲律师作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与法院联系得知开庭时间后，及时通知原告在开庭前一日前往法院领取起诉书及次日的开庭传票，并与原告共同参加庭审活动。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又根据原告提供的遗产范围材料，为了能帮助原告调查更多可能依法继承的遗产，向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并持法院的调查令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为原告开展调查取证的查询工作，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赵春玲律师与原告再次一同参加庭审活动，在法院主持之下原告自愿与其他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在调解书的送达回证中签字。至此，双方所签代理协议项下约定诉讼代理义务已履行完毕，被告方并未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任何过失情形，原告亦未就其所述是在受胁迫或拒绝签署调解书的情况下，被告代为签名领取调解书之主张提供相应证据，故原告要求解除代理协议，退还律师费并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雄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刘雄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柴 杨审 判 员  金 薇人民陪审员  刘淑芬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邵一峰书 记 员  马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