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02民初2326号 原告：嘉兴市宏安运输装卸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凌塘路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8046949F(1/1)。 法定代表人：刘正才。 委托代理人：汤国民,嘉兴市秀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嘉兴瑞锋建筑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纯高园国际现代商务花园2号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586274526E。 法定代表人：赵万荣。 被告：嘉兴同耀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纯高园国际现代商务花园2号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569368248U。 法定代表人：杨欢志。 被告：王庆云，男，197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 上述三被告委托代理人：汪俊晶、李思雨（实习），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博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晶晖广场1-2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95633730。 法定代表人：寿才良。 委托代理人：张晓雯，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浙江嘉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经济开发区大华城市花园C9幢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146488336Q。 法定代表人：张建。 委托代理人：张春元、吕菲菲，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嘉兴市宏安运输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安公司）因与被告嘉兴瑞锋建筑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锋公司）、嘉兴同耀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耀公司）、浙江博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公司）、浙江嘉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宇公司）、王庆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宏安公司委托代理人汤国民、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共同委托代理人汪俊晶及被告同耀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欢志、被告博元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晓雯、被告嘉宇公司委托代理人吕菲菲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告宏安公司委托代理人汤国民、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共同委托代理人汪俊晶、被告博元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晓雯、被告嘉宇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春元、吕菲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宏安公司起诉称，2018年7月20日，原告公司驾驶员张某在接受公司指派到嘉兴市标段建筑项目工地上，为被告同耀公司运输由被告瑞锋公司负责拆卸下来的升降机机件和电缆线等物品。当日下午4时许，被告瑞锋公司工作人员范秋将80米升降机电缆线拆装至回收笼后，指挥汽吊车驾驶员林浩将回收笼连同电缆线吊运至张某驾驶的浙Ｆ×××××号挂运输车，因回收笼笼口下方与笼体连接处的5根钢筋先后脱焊断裂，导致回收笼从吊具上掉落，砸向了正站在运输车尾部进行捆绑固定货物的驾驶员张某和储成勇，张某头部严重受伤，储成勇手臂擦伤。张某经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储成勇经治疗后出院。事故发生后，死者张某的妻子邓克枝、女儿张茜洋、儿子**宇携亲属20余人到原告公司及出事工地讨要说法，要求工伤赔偿。为防止事态严重，在嘉兴市经开区安监局的安排下，原告和被告同耀公司出面代表涉事各方先行对张某的死亡进行工伤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以安抚家属。2018年7月27日，在嘉兴市南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原告及被告同耀公司就张某的死亡赔偿与其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工伤和人身损害赔偿两部分合计赔偿死者家属15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由被告同耀公司支付，500000元由原告宏安公司支付。为明确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工伤的员工应承担的赔偿项目和金额，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原告与死者家属签订了工伤赔偿确认协议书，确认工伤赔偿金额为839110元。2018年9月7日，嘉兴市南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湖区人社局）对张某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2018年11月1日，由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牵头组织成立的联合事故调查组作出“7·20”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并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嘉开管【2018】143号批复》，对案涉事故的责任以及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作出认定，明确五被告负有责任。原告认为，员工张某的死亡是由作为第三人的五被告共同侵权造成的，在工伤赔偿项下的839110元应由五被告承担，现原告已支付了500000元，有权向五被告进行追偿，故诉请判令：一、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赔付的员工张某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839110元，扣除被告同耀公司先行赔付的339110元，尚应赔付500000元；二、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员工张某受害死亡花费的家属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合计6432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 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答辩称，一、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工伤赔偿项目系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基于劳动法律关系应当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无法律赋予的追偿权；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属于工伤与第三人侵权竞合的情形，赔偿项目中涉及重复赔偿的项目，用人单位只能对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相同并存在重复项目中的医疗费用对侵权的第三人享有追偿权；如果受害方或近亲属未曾向侵权的第三人主张，而用人单位已经实际赔付给劳动者，就其已赔付的医疗费部分，享有追偿权；本案中并不涉及医疗费的追偿，故原告追偿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均无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有法律上的追偿权，也应当综合考量各方的责任，按引起本案事故的责任比例划分责任。二、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未选取正确方式起吊电缆回收笼，回收笼护圈刚度不能承受吊装物重量，导致回收笼护圈焊接点断裂，原告作为专业的吊装企业，未选取正确的方式起吊电缆回收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诉状中，原告也自认由汽吊车驾驶员林浩将回收笼连同电缆线吊运至张某驾驶的浙Ｆ×××××号挂运输车时发生了本案的事故；另，原告还违反了有关吊装操作的基本安全规定，在被吊起的重物下面有人停留或者行走时，是不应进行吊装作业的，故原告对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引起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二是吊装作业危险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戒线，吊装作业无关人员进入了吊装作业的危险区域，此应系施工单位的现场管理过失以及监理单位监理工作不到所导致的。四、被告同耀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了1000000元，支付金额超出了工伤赔偿项目的金额，受害人家属的损失已得到了赔偿，即使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有法律上的追偿权，但超出工伤金额赔偿的部分是没有追偿权的。 被告博元公司答辩称，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应当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被告嘉宇公司答辩称，一、其作为监理义务主要是负责施工设施的安全以及施工工程质量的问题，对本案的事故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与事故的发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本案的侵权方已经赔偿了1000000元，超出了应当赔付的赔偿金额。2018年7月27日，原告、被告同耀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确定的1500000元，应当认定为被告同耀公司作为侵权人给付的赔偿，不能认定为包含原告给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即便原告支付了500000元，该款项亦应认定为原告代被告同耀公司垫付的赔偿款，而非工伤赔偿，超过部分应作为原告自愿支付的补偿。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宏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嘉兴市国际商务区管理委员会文件（嘉开管【2018】143号）》1份，证明2018年7月20日，原告员工张某在嘉兴市标段建设项目工地上从事装运工作中，在准备对吊运货物进行捆绑固定时，被正在吊运装车的回收笼从吊具上掉落砸伤，经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人身伤亡事故，事故责任方为五被告。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称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一、该证据所认定的案涉事故责任方为六方，原告也是事故责任方之一；二、该证据所认定的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系原告作为专业的吊装企业未选取正确方式起吊电缆回收笼，回收笼护圈刚度不能承受吊装物（电缆）重量，导致回收笼护圈焊接点断裂；该证据中也认定原告违反有关吊装操作的基本安全规定，在起重臂吊起的重物下面有人时进行吊装作业；三、该证据所认定的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二系吊装作业危险区域未设置安全警戒线，吊装作业无关人员进入吊装作业区域，这应系被告博元公司现场管理过失以及被告嘉宇公司监理工作不到位，未按规章制度实施监理责任所导致；四、该证据所认定的责任方没有被告同耀公司，故同耀公司不应对案涉事故承担责任。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称该调查报告中写明直接原因是回收笼护圈刚度不能承受吊装物（电缆）重量，回收笼是被告同耀公司的，与被告博元公司无关；间接原因为案涉事故发生时被告瑞锋公司组织实施吊装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均与被告博元公司无关。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称未收到过该份文件，现原告提供的该文件也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认可；即使该文件是真实性，对原告的证明内容也有异议，称该证据从内容上看是一个政府内部的调查结论，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上的责任认定；原告称依据该报告，事故责任在于五位被告是不能被认可的；从报告的内容看，事故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被告瑞锋公司使用的电缆回收笼不能承受电缆的重量，导致回收笼护圈焊接点断裂，物品砸下来；二、原告的员工在操作汽吊时明显违规，即受害人张某违规进入吊装作业区域，上述两个原因相结合才是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责任，被告嘉宇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对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2.人民调解协议书、工伤赔偿确认协议、南湖区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各1份，证明一、张某受伤属于工伤；二、原告和被告同耀公司出面代表涉事各方对张某的死亡先行赔付家属死亡赔偿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家属抚恤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合计1500000元，其中属于工伤赔偿的三项合计839110元。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答辩称，对工伤认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因案涉事故属于工伤事故，原告依法应当承担有关的工伤赔偿责任，但该赔偿责任是没有追偿权的；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称人民调解协议书已明确了原告自身也是赔偿义务人，其向死者张某的家属进行赔偿，是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对工伤赔偿确认协议，三被告称其并未参与，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称没有异议。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称对工伤认定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称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时间是2018年7月30日，但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是2018年9月7日作出的，均晚于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时间（2018年7月27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调解协议书系原告与被告同耀公司与死者家属自愿协商签订，被告嘉宇公司并非协议签订方，也不知情，故该调解协议书对被告嘉宇公司没有约束力；对工伤赔偿确认协议，认为系原告与死者家属私下签订的，被告嘉宇公司不知情，也不是签署方，故该确认协议对被告嘉宇公司也没有约束力。 3.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4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26日收到被告同耀公司先行赔付的1000000元，原告于2018年7月27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7日分三次赔付给张某家属邓克枝合计1500000元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对被告同耀公司支付的1000000元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称该金额已经超过了被告同耀公司应当承担的金额；对于原告宏安公司支付死者张某家属款项的三份业务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称张某死亡系工伤事故，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本身就应该承担有关的工伤赔偿责任，被告同耀公司转账给原告时，在业务回单上摘要栏内也备注了“垫付张某死亡赔偿款”字样，对此，被告同耀公司也是保留了向有关责任方追偿的权利。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称其质证意见与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的质证意见一致。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1500000元是被告同耀公司依据人民调解协议所作出的侵权赔偿，且超额部分是自愿额外补偿的。 4.住宿发票、证明（由嘉兴市经开逸豪宾馆出具）、南方航空登机牌、南阳到嘉兴汽车票、高速过境费发票各1份，证明原告为处理张某死亡事故对家属所花费的住宿、交通费6434元。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对该组证据中的住宿发票和证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称该住宿发票不能证明系死者家属住宿费的支出，且原告就该家属住宿费没有法律上的追偿权；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称落款的公章不清楚，签字人员的身份也无法核实，该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形式的要求；对航空登机牌、汽车票、高速过境费发票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是死者家属所支出的。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称其质证意见与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的质证意见一致。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称其质证意见与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的质证意见一致。 5.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证明原告为死者张某参保3年6个月的事实，死者应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死者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没有异议。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称其质证意见与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的质证意见一致。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死者既然有社保参保，就享有向社保基金要求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权利，原告应依法行使。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向本院提供了《起重机安全规程（GB607-85）》，证明原告违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的规定进行吊装作业，对事故的发生有着重大的过错。 经质证，原告称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提供的证据只是一份操作规程，规定在吊运时吊臂下不得有人，但该规程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中汽吊车的所有人并非原告，死者并非是站在回收笼下面被砸到的，而是由于回收笼上方的焊接点断裂后摇晃导致张某被砸伤，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提供的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被告提供该证据主要是意图根据第5.1.2.2安全技术要求，即司机要看下面有没有人，但张某并不是站在吊车下被砸伤的，而是在吊车移动过程中被砸到的。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嘉宇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嘉宇公司向本院提供确认书1份，证明其在案涉事故发生后，并未受到过任何单位的行政处罚。 经质证，原告称该证据系被告嘉宇公司的单方陈述，不能证明其没有责任。 经质证，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称该确认书是被告嘉宇公司的单方陈述，其并不知情。 经质证，被告博元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被告博元公司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中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3、证据4中的住宿发票、证明（由嘉兴市经开逸豪宾馆出具）、高速公路过境发票及证据5，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博元公司、嘉宇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工伤赔偿确认协议系原件，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南方航空登机牌、南阳到嘉兴汽车票虽系原件，但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交通费的具体金额，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认定。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原告、被告博元公司、嘉宇公司质证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嘉宇公司提供的确认书系其单方陈述，原告质证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死者张某系原告宏安公司员工，职务为货车驾驶员。2018年7月20日下午4时许，张某受原告指派在位于嘉兴市标段项目工地上，从事升降机拆卸部件的运输工作时，因盛放升降机部件的回收笼笼口下方与笼体相连处的5根钢筋先后脱焊断裂，致使回收笼从吊具上掉落后砸向正在站在运输车尾准备进行捆绑固定货物的张某及另一名司机储成勇，张某在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2018年7月27日，原告、被告同耀公司与张某家属（即张某妻子邓克枝、女儿张茜洋、儿子**宇）在嘉兴市南湖区人民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经长人调自2018第010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和被告同耀公司出面代表涉事各方先行赔付张某家属1500000元，作为对死者的死亡赔偿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家属抚恤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赔偿；签订调解协议后立即支付500000元；张某遗体火化后，凭火化证明支付900000元；当事人按当事方的需求提供有关材料后，余下100000元在2018年8月15日前支付完毕；所有赔偿金汇入当事人邓克枝指定账号等等。同日，原告又与张某家属达成《工伤赔偿确认协议》一份，约定：赔付张某家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丧葬补助金30550元、供养金属儿子的抚恤金80640元，合计839110元。 2018年7月26日，被告同耀公司向原告转账交付1000000元，其转账摘要中写明：“垫付张某死亡一事款”。2018年7月27日，原告向邓克枝转账交付500000元；2018年7月30日，原告又向邓克枝转账交付900000元；2018年8月7日，原告再次向邓克枝转账交付100000元，三次合计1500000元。 2018年9月7日，南湖区人社局出具南人设工伤认定【2018】58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 现原告认为张某的死亡系由作为第三人的五位被告共同侵权造成的，在工伤赔偿项下的839110元应由五位被告共同承担，现其已支付500000元，故有权向五被告追偿，故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被告瑞锋公司为案涉工地升降机的租赁单位，被告同耀公司为案涉工地升降机的安装、拆卸单位，被告王庆云系被告瑞锋公司技术负责人兼被告同耀公司施工升降机吊装运输业务委托人，被告博元公司系案涉工地的建设施工单位，被告嘉宇公司系案涉工地的监理单位。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追偿权引发的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宏安公司是否对其赔付给死者家属的500000元款项对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博元公司、嘉宇公司享有追偿权。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原告于2018年7月27日与死者张某家属达成的《工伤赔偿确认协议》虽然约定工伤赔偿金额为839110元，但该协议系原告与死者家属单方达成的；同日，原告、被告同耀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又约定原告与被告同耀公司共同赔付死者家属1500000元，从协议书列明的赔偿内容来看，该笔款项包含了工伤与人身损害赔偿两类项目，根据实际支付情况，原告承担了其中500000元款项，被告同耀公司承担了其中1000000元款项，但被告同耀公司并非死者张某的用人单位，因此，原告无权依据其与死者家属单方达成的工伤赔偿确认协议，认定被告同耀公司赔付的款项中包含工伤赔偿，且原告自身也未就其赔付死者家属的500000元款项究竟包含哪些工伤赔偿项目作出明确的说明。二、原告称其追偿的法律依据为《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认为，对该条款的理解应作体系解释，从其与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系统全面的分析其含义，而不能孤立、片面的理解；该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工伤职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工伤职工应当配合追偿”。由此可见，该条例第三十二条只是赋予了工伤职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向不同主体要求赔偿的权利，以及先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或先向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赔偿所导致的不同法律后果。本案中，死者张某家属系同时从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和作为侵权人的被告同耀公司处各获得了500000元、1000000元的赔偿，因此，该条款就本案而言并不适用。三、工伤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其目的在于将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经营风险转嫁由全体投保人承担，及时保护劳动者权利，而侵权责任则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导致的应承担的责任。本案中，死者张某虽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导致死亡，但造成的法律后果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张某的亲属可以依据工伤保险向社保机构或用人单位要求工伤赔偿，亦可以基于侵权事实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但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却无权以其赔付工伤赔偿全额向侵权人追偿，否则将出现因工伤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最终均由侵权人负担的结果，这显然违背公平原则，亦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原告就其赔付死者家属的500000元向被告瑞锋公司、同耀公司、王庆云、博元公司、嘉宇公司要求追偿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因案涉事故支付死者家属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合计6432元，本院认为，因原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支付上述费用的具体金额，且其向五被告追偿亦无法律依据，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嘉兴市宏安运输装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64元，由原告嘉兴市宏安运输装卸有限公司自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铁鹰 人民陪审员  高祥荣 人民陪审员  沈有法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陈浩 书记员马爱华 ?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具体交纳数额以《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为准。 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