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1130民初638号 原告：汪烈宝，男，1991年4月1日出生，汉族，砖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良，江西茶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某，男，1999年8月3日出生，汉族，务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婺源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程旺开（系被告程某父亲），男，1973年05月0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婺源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江蓉芳（系被告程某母亲），女，197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婺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婺源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罗观鑫，男，199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务工，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县，现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原告汪烈宝与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被告程某的申请依法追加了罗观鑫为本案被告。诉讼过程中，被告程某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申请重新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7月25日鉴定完毕。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烈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良，被告罗观鑫，被告程某、程旺开及其与被告江蓉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烈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程旺开、江蓉芳作为被告程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被程某持刀刺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76,639.47元（包括：①医疗费11,594.37元、②护理费9,000元、③误工费46,000元、④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⑤交通费2,371.1元、⑥住宿费774元、⑦营养费8,000元、⑧鉴定费1,140元、⑨残疾赔偿金86,760元、⑩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3日晚23时许，原告与王珍发生口角，王珍随即打电话叫罗观鑫过来帮忙，罗观鑫接电话后纠集程某、张涛等人来到县工园区欧莱宝员工宿舍楼下，大家上前将原告团团围住，拳打脚踢。被劝开后，被告程某不听劝阻，手持17公分长的匕首，声称“出了事我自己负责”便朝原告腰部、臀部捅去，原告当即流血不止。原告受伤后被送往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经诊断：1．右坐骨神经损伤；2．左腰部、右臀部刀伤。后转至婺源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天。医生建议：出院后转上级医院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治疗。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人体损伤伤残等级为八级，误工期为受伤次日起至鉴定之日止，护理期为90天，各项损失合计176,639.47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程某在与他人拳打脚踢原告后，不顾他人劝阻用事先携带的凶器将原告腰部、右臀部等处捅伤，造成原告右坐骨神经损伤，伤情达二级轻伤，伤残等级为八级，其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被告程某在侵权时未满16周岁，被告程旺开、江蓉芳系程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对其子女的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程某辩称，一、原告的诉请己超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2015年6月3日，原告在伤情确诊并治疗终结后于2015年12月22日自行委托婺源紫阳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人体损伤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从2015年12月24日作出鉴定意见至2019年4月22日原告起诉立案，时间长达三年四个月。本案系健康权纠纷，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属特别诉讼时效。退而言之，按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计算，也超过了四个月之久。而且本案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原告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虽然原告通过婺源县公安局信访科出具了一份所谓的证明，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但该证明的“三性”均存疑，且是孤证，证明机关的经办人也未到庭接受询问。首先，依据信访条例及公安部的信访规定，信访部门应对信访的事项进行登记，但该“证明”未附有登记的辅助证据；其次，公安部门以其特有的权力和条件，可以查找到被告程某及其父母的信息和下落，况且被告程某及其父母近五年来一直在家务农或在县城打工，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即使找不到人，原告也可以通过公安部门掌握的户籍信息，通过诉讼途径以公告送达的形式主张权利。因此，被告程某认为婺源县公安局信访科的证明无法或难以证明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断的情形，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诉称是被告程某“手持锐器将原告捅伤”，但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原告受伤是由被告程某所致，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不明确，其诉请无证据支持，也于法无据，故应予以驳回。三、本案源于2015年6月3日发生的纠纷，婺源县人民检察院以婺检公诉刑诉（2016）37号起诉书指控本案被告罗观鑫犯故意伤害罪，于2016年3月22日向婺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婺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赣1130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原告就民事赔偿与罗观鑫也达成了和解并兑现。这说明原告的损伤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方面都已了结。四、原告主张的每天的误工费虚高，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误工损失日工资为200元。五、如果原告存在伤残，其伤残赔偿应适用2015年的标准。原告所主张的营养费等标准虚高，请法院依审判惯例作出裁判。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存在，因为本案被告罗观鑫已受到刑事追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不管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的民事诉讼，都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六、如果法院未采纳“被告程某对原告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及被告程某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意见，就请法院考虑“原告在本起健康权纠纷中自身存在过错，按照法院核定的损失总额，按过错程度，侵权人数等”合理分摊原告的损失。七、本案被告程旺开、江蓉芳系被告程某的父母，且江蓉芳常年患病，无劳动能力。被告程某现已成年，如法院认定被告程某在本案中负有赔偿责任，该部分责任应由被告程某全部承担，与被告程旺开、江蓉芳无关。八、关于追加罗观鑫为本案被告的理由：1．本案真正的侵权人是罗观鑫，故其应是本案的当然被告；2．罗观鑫与本案原告是否达成了赔偿协议以及如何达成赔偿协议的我方不知道，只有将罗观鑫追加为本案被告，才能查清楚原告的损失是否已经获得了赔偿；3．如果本案原告放弃对罗观鑫的追诉，那么同样也就不能起诉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4．假如被告程某要是存在侵权，那么其与罗观鑫也是共同侵权人，所以罗观鑫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也应当参加诉讼。 被告程旺开、江蓉芳辩称，其答辩意见与被告程某的答辩意见相同。 被告罗观鑫辩称，原告没有起诉被告罗观鑫，没有向其主张权利，不应追加其为被告，而且其在刑事诉讼中已与原告达成和解，并赔偿了原告的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婺源县公安局信访科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自受伤以来一直在要求公安机关惩处被告程某以及要求加害人赔偿损失，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法院不应采信，理由：（1）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笫二十二条及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对信访事项予以登记，并区分情况在15日内分别按有关方式处理。对此，原告仅出具了一份证明，而没有相关登记和交办处理意见等辅助证明予以佐证，故被告对该证据存疑；（2）被告程某一家人在案发后的三年多时间一直在家务农，无外出更无下落不明的情形，公安机关以其特有的职能，有条件、有能力知晓被告程某一家的去向和相关信息；（3）该证据系孤证，出具证明的经办人也未到庭接受询问或加以说明。综上，三被告认为向法院主张民事权益无需到公安机关进行信访，而且三被告均在家务农，原告并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法院主张民事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被告罗观鑫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明系公安机关制作，并加盖有公安机关的印章，可以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明》的主要内容：“汪烈宝因2015年被伤害一案从2016年起多次到婺源县公安局信访部门上访，要求查找程某下落及民事赔偿，但一直未能落实，建议汪烈宝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由于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对其抗辩意见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精神，结合婺源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出具的《关于本案另一犯罪嫌疑人程某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事发时程某不满16周岁，且事发后未查找到其下落），可以认定原告向公安机关的信访行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6月3日23时许，原告汪烈宝与其女朋友的好友王珍在婺源县工业园区欧莱堡员工宿舍发生纠纷，后王珍打电话叫被告罗观鑫过来帮忙。罗观鑫接到电话后，先打电话给张涛，让他去婺源县工业园区欧莱堡员工宿舍帮忙打架。随后，罗观鑫骑摩托车到天佑中学门口，载着张涛和张涛的两个朋友程灶金、徐康海前往婺源县工业园区欧莱堡员工宿舍。在途中，罗观鑫又打电话给程某，让他去婺源县工业园区欧莱堡员工宿舍帮忙打架。罗观鑫将张涛、程灶金、徐康海放在婺源县工业园区小企业基地门口后，回头到新汽车站接程某。到达车站后，罗观鑫看到程某和程某的三个朋友在一起。罗观鑫骑车载着程某及其三个朋友来到婺源县工业园区欧莱堡员工宿舍门口。罗观鑫、程某等人到达现场后，一同上前殴打汪烈宝，动手殴打汪烈宝的有罗观鑫、程某及程某的两个朋友，程某的另一朋友因左脚受伤未参与殴打。后罗观鑫停止殴打程某，并劝阻程某及其两个朋友不要再继续殴打程某，但未能成功，后发现汪烈宝被锐器捅伤。事发后程某等人离开现场。 事发当晚，汪烈宝入住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办理住院手续时间为2015年6月4日），入院诊断：1．右坐骨神经损伤；2．左腰部、右臀部刀伤。2015年6月9日，汪烈宝办理出院手续，住院5天，出院诊断：1．坐骨神经损害；2．皮肤裂伤（诊断备注：1．右坐骨神经损伤；2．左腰部、右臀部刀伤），出院医嘱为：“继续营养神经治疗”。2015年6月9日，汪烈宝转至婺源县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1．坐骨神经损伤；2．左侧腰背部及右侧臀部挫裂伤。2015年6月24日，汪烈宝办理出院手续，住院15天，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相同，出院医嘱为：“出院后转上级医院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与治疗，定期复查，有情况随诊。”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日期间，汪烈宝先后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检查、治疗。 2015年12月22日，经婺源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汪烈宝所受的伤情为轻伤二级。2016年5月19日，婺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130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为罗观鑫伙同多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决罗观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罗观鑫与汪烈宝达成了民事和解协议，已赔偿汪烈宝48,000元，并取得了汪烈宝的谅解。 2015年12月22日，汪烈宝自行委托婺源紫阳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人体损伤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进行鉴定，并支付鉴定费1,140元。2015年12月24日，婺源紫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汪烈宝的人体损伤伤残等级为八级，误工期为受伤次日起至鉴定之日止，护理期为90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程某向本院申请对汪烈宝的伤残等级重新进行鉴定，并支付鉴定费1,500元。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本院委托南昌大学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19年7月25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汪烈宝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本院对原告汪烈宝因伤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 1．医疗费，原告主张的数额为11,594.37元，被告对此均无异议，且有相关医疗票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2．误工费，原告于2015年6月3日受伤，因伤致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15年12月23日，故原告主张的误工天数为203天。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收入证明，也未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本院参照本院其他同类案件，酌定原告每天的误工费按80元计算。因此，原告的误工费为16,240元（203天×80元/天）。 3．护理费，结合原告的住院病历和医嘱，本院对原告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确定的护理期限90天，予以确认。虽然原告未向本院提交护理人员收入证明，但参照本院其他同类案件的标准，本院对原告主张每天的护理费为100元予以确认。因此，原告的护理费为9,000元（90天×100元/天）。 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的天数为20天，有医院的出院记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主张每天的补助费数额50元偏高，参照本院其他同类案件的标准，本院酌定为每天40元。因此，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00元（20天×40元/天）。 5．交通费，原告主张的金额为2,371.1元，并提交了交通费票据予以证明，但经本院审查，交通费票据记载的金额应为2,223.1元。 6．住宿费，原告主张的金额为774元，并提交了住宿费票据予以证明，经本院审查，虽然其中二张住宿费票据分别系现金收据、结账单，而非正式的机打发票，但与原告的就医检查等医疗票据记载的时间、地点相吻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数额774元予以认定。 7．营养费，原告主张的金额为8,000元，但原告的伤残等级仅为十级，其主张的数额偏高，参照本院其他同类案件的标准应为500元，并结合原告的受伤部位和损害后果，本院酌定为800元。 8．鉴定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为1,140元，但因原告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有关伤残等级部分的鉴定结论已经被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推翻，故有关伤残等级部分的鉴定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酌定原告支出的合理鉴定费为50%即570元。 9．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其伤残等级为八级，按江西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14,460元的标准计算，应为86,760元（14,460元×20年×30%）。但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鉴定机构对原告的伤残等级重新进行了鉴定，重新鉴定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的标准14,460元计算，数额为28,920元（14,460元×20年×10%）。 7．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的数额为10,000元。本院认为，被告的加害行为不仅对原告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而且还给原告的精神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和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原告主张的数额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并参照本院审理的其他同类案件，本院酌定为2,000元。 综上，以上原告因伤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为72,921.5元。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罗观鑫因他人之间的纠纷纠集程某等人殴打汪烈宝，在主观上存在伤害原告的过错。被告程某等人明知被告罗观鑫叫他们去打架，且到达现场后主动殴打汪烈宝，在主观上也存在伤害原告的过错。在客观上，被告罗观鑫、程某等人有共同殴打加害原告的行为，且该共同加害行为是造成原告损伤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至于汪烈宝被何人用刀捅伤的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均为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故对原告汪烈宝认为其被被告程某用刀捅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规定，被告罗观鑫、程某等人应当对原告汪烈宝的人身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事发起因上，原告汪烈宝虽然与案外人发生了纠纷，但均与罗观鑫、程某等共同侵权人无关，故在本案汪烈宝受伤事件中原告汪烈宝主观上并无过错，原告汪烈宝的人身损害后果应由被告等人全部承担，即由参与直接殴打原告汪烈宝的四个共同侵权人罗观鑫、程某及程某的两个朋友承担。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但因没有直接而充分的证据证明汪烈宝系被何人用刀捅伤，难以确定各侵权人的责任大小，故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即罗观鑫、程某及程某的两个朋友等四人应分别赔偿原告汪烈宝18,230.4元（72,921.5元÷4人）。但因原告汪烈宝不认识程某的两个朋友，无法掌握和提供该二人有关身份的证据，而被告程某、罗观鑫又不提交有关该二人身份的证据，也未主张追加该二人为本案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该不利后果应由被告程某、罗观鑫承担。又因被告罗观鑫与原告汪烈宝在刑事诉讼中已达成民事和解协议并已赔偿48,000元，加上原告在本案诉讼中并未要求罗观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被告程某应对其两个朋友应负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扣减被告罗观鑫超过自己应承担份额支付的29,769.6元，被告程某应赔偿原告汪烈宝24,921.5元，扣减其已支付的鉴定费1,500元，被告程某还应支付汪烈宝23,421.5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程旺开、江蓉芳作为被告程某的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的规定，在事发时被告程某不满十六周岁，应由监护人即被告程旺开、江蓉芳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截至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被告程某已年满十八周岁，但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程某有经济能力，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程旺开、江蓉芳作为监护人已尽到监护责任，故该不利后果应由程旺开、江蓉芳承担，被告程旺开、江蓉芳作为程某的原监护人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承担超过自己应承担份额的赔偿责任后，可持有效证据向其他侵权人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汪烈宝23,421.5元； 二、驳回原告汪烈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32元，由原告汪烈宝负担3,000元，被告程某、程旺开、江蓉芳负担8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递交上诉状同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专户名称：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上饶市饶东支行，账号：14×××14）；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本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姚文杰 人民陪审员  詹玉珍 人民陪审员  项炳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朱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