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宁01民终419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负责人：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宁夏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宁夏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银川市利钧达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刘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上诉人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以下简称石元银川分公司）、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元公司）与被上诉人银川市利钧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钧达公司）、一审被告刘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8)宁0106民初5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元银川分公司、石元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责任。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规定，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即:第一、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第二、除合同当事人以外,任何人不必承担合同项下的责任。只有合同当事人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提出请求或者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二、刘某2的行为是无权代理，其实质上并非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而是实际施工人。2013年5月25日，上诉人与刘某2签订了《施工企业项目承包协议》并附有《印章使用承诺书》，约定刘某2作为承包方，承包上诉人发包的××工程。该合同第(二)条第14项约定:承包人刘某2与其他单位发生的一切经济住来和签订的各类经济合同，均由项目承包人自行负责处理，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刘某2向石元公司签署《印章使用承诺书》一份，《印章使用承诺书》第二条约定:项目资料专用章由公司统一刻制及备案后方可使用；第三条承诺：项目部印章只配备工程资料专用章，资料章只限于工程资料使用;第四条承诺：不得用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任何含有经济性质的合同、承诺书、借条等，若因此发生任何经济纠纷，由我本人(刘某2)承担。第五条承诺:违反以上承诺，由本人(刘某2)承担一切责任。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应约定明确，受托人仅对受托事项享有代理权，刘某2只具体承担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工期进度、文明施工以及工程进度款结算。石元公司并未授权刘某2可以私刻上诉人及上诉人项目部印章，也未授权其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对外出具欠条。因此，刘某2未经石元公司授权对外签订合同、出具欠条，属于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的行为，该行为事先没有上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刘某2个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刘某2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说明上诉人愿意对刘某2在施工过程中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是无端的推测，于法无据。三、涉案钢材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提交的主体部分工程验收单表明，涉案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3月26日竣工验收，宁夏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宁夏轻工业设计研究院、石元公司均予以盖章认可。证明2014年4月之前涉案主体工程均已完工。至此涉案工程已无钢材需求，刘某2在涉案工程中没有理由再向被上诉人采购钢材，但刘某2于2016年5月29日还在给被上诉人出具回执联。由此，刘某2在施工上诉人的国子城项目时，还同时承建其他非上诉人的项目，刘某2是否向被上诉人购买了钢材上诉人不得而知，但涉案钢材没有用于涉案的国子城工程。被上诉人并未提供钢材供货单、钢材实际供应地点、收货人、收货单位等证据证明其所供应的钢材确实用于上诉人所承揽的“××”而非其他项目。四、刘某2私刻石元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和石元公司行政章，随意对外签订合同，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和收付给石元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刘某2的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石元公司已向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出具受案回执，正式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应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一审法院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前、法院未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前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五、被上诉人提交的4张欠条、1张回执联中“欠款人”处刘某2的签名与刘某2平时的签名笔迹从运笔、笔画交又、连接搭配、笔顺等特征以及形成字体的结构等均有明显的不同、区别，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手写体部分刘某2的签名与真实的刘某2的签名的一致性进行鉴定，以便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支持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案审理中，上诉人石元公司、石元银川分公司补充增加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庭审后，上诉人从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取得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控告一审被告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受案回执。公安机关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一审被告制作询问笔录，笔录第三页，一审被告承认上诉人项目部专用章是其私自刻制，承认其用私自刻制项目部专用章购买了原材料，签订了合同。刘某2还承认2015年12月她回老家后，其私自刻制项目部专用章放在9号楼3-102房间内，后来该房屋被卖掉，里面堆放东西被清理，私自刻制项目部专用章也找不到了，被上诉人出示了刘某2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的回执，与刘某2的陈述相矛盾。公安机关对刘某2采取网上追逃的措施，请求二审法院终止审理本案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裁判。 利钧达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http://www.66law.cn/special/zhaiquan/""_blank""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反映出，被上诉人供应的钢材用于上诉人公司承建的“清水湾.国子城7、8、9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项目，被上诉人交付货物后，由上诉人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验收后并向被上诉人出具结算凭证，对被上诉人而言，有理由相信购买钢材主体就是上诉人石元公司及其分公司。（二）相对与被上诉人而言，一审被告刘某2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从双方缔约合同、交易等过程来看，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很容易形成刘某2与石元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表象，尤其在货物运送到石元公司承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一审被告刘某2作为上诉人公司现场负责人验收后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款凭证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此次交付货物及确认货款的过程进一步加强被上诉人对于石元公司与刘某2之间的委托关系的信赖。刘某2的行为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使被上诉人可以信赖的表象。刘某2挂靠上诉人公司资质承揽工程，并负责工程的实际管理，但在刘某2向被上诉人采购钢材时，被上诉人并不知道刘某2与上诉人公司的关系，根本无从知道和判断刘某2与上诉人公司是否为挂靠的法律关系。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不论刘某2与上诉人公司是何种法律关系，只是他们之间的内部管理方式，不能因此而改变施工企业本身的法律地位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三）上诉人关于诉争钢材并没有使用在涉案项目中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称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4年3月26日，被上诉人供应钢材时间为2014年4月至5月期间，因此，涉案施工项目不需要再向被上诉人买受钢材。而在（2016）宁0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书、（2017）宁民终299号民事判决书中，上诉人均自认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该事实也被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涉案工程的竣工日期应当以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因此，上诉人关于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4年3月26日，而被上诉人交付货物的时间为2014年4月至5月期间，涉案施工项目在2014年4月至5月期间不需要采购钢材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被告刘某2作为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及受委托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私刻项目部印章并用于对外经营，该行为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印章造成被害人损失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何准确适用该法律规定，最高院（2013）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该规定中第十一条适用的前提是，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并且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人民法院才可以驳回起诉并将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这两个条件相对独立、互相印证、缺一不可，否则民事程序不应被中止。一审被告因涉案工程使用项目部印章对外经营，且该枚印章还用于上诉人公司与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及收取工程款使用以及与其他劳务施工队结算劳务费也均在使用该枚印章，该枚印章对外已经具有代表上诉人公司的效力。同时(2016）宁01民初411号、（2017）宁民终299号、（2017）宁0106民初8123号、（2018）宁01民终1389号民事判决书中均全部确认该枚印章对外具有代表上诉人公司的证明效力。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被告刘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利钧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上述被告共同支付原告钢材款854361.47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56308.44元,共计1110669.9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银川市金凤区清水湾·国子城二期二标段7#、8#、9#及地下车库系被告石元公司从宁夏建兴住宅置业有限公司处承包。2013年6月14日，被告石元公司向宁夏建兴住宅置业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文件，载明被告石元公司承建的清水湾·国子城二期二标段7#、8#、9#及地下车库工程交由石元银川分公司负责施工承建，经公司研究，委派刘某2担任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现场管理、工程质量、文明施工以及工程进度款结算等事项；工程款直接支付至石元银川分公司账户；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石元公司承担。2014年4月4日，被告刘某2向原告购买246701.15元钢材;2014年4月12日，被告刘某2向原告购买328782.24元钢材；2014年4月24日，被告刘某2向原告购买192094.08元钢材；2014年5月5日，被告刘某2向原告购买86784元钢材，共计854361.47元，刘某2分别在原告公司四张格式化欠条中欠款人处签字，在欠款单位处注明“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国子城7#8#9#及地下车库”，并加盖了“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印章。2016年5月29日，被告刘某2向原告出具一份“回执联”，载明截止2016年5月29日，欠原告货款应付账款854361.47元，在提货人处签字并加盖了“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印章。后原告向被告催要货款未果，故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在原、被告在场情况下电话向刘某2核实，刘某2表示原告持有的四张欠条及一张回执联中，“刘某2”签字均是其本人所签，购买的钢材均用于国子城7#、8#、9#楼及地下车库工地，欠条及回执联中加盖的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系其所刻，其挂靠石元公司承包施工并向石元公司交纳管理费。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某2为其施工的国子城7#、8#、9#及地下车库工程向原告购买钢材，并向原告出具欠条及结算手续，刘某2自认涉案工程系其承包施工，故被告刘某2应对欠付原告的钢材款承担付款责任。被告石元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方向宁夏建兴住宅置业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工程交由石元银川分公司具体施工，刘某2系该项目的负责人，同时明确了刘某2负责施工中的相应事宜，并承诺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石元公司承担，说明被告石元公司愿意对被告刘某2在施工过程中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故被告石元公司及石元银川分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及具体施工方，应就涉案欠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经法庭核实，被告刘某2对欠款数额无异议，故法院对原告主张支付钢材款854361.47元意见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按照欠付钢材款的30%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过高，法院调整为按照年息6%计算回执联出具之日至法院判决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为122044.95元（854361.47元×6%÷365天×869天），以上合计976406.42元。被告石元银川分公司及石元公司抗辩被告刘某2私刻公章涉嫌犯罪，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的意见，法院认为，被告石元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其指派刘某2为项目负责人，并愿意对刘某2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责任承担责任，故刘某2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钢材款的支付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对被告石元银川分公司及石元公司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刘某2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利钧达公司钢材款854361.47元、利息122044.95元，合计976406.42元；二、被告石元公司、石元银川分公司对以上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398元，原告利钧达公司负担898元，被告刘某2、石元银川分公司、石元公司负担6500元。 二审期间，石元银川分公司、石元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受案回执一份。证明目的：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8月13日向惠农区公安局控告刘某2伪造公司印章，公安机关于2018年8月15日正式受理上诉人的控告。受案登记号为石惠公刑受案字（2018）10184号，公安机关正在进行立案侦查，刘某2对外出具欠条，损害上诉人的利益。 证据二、惠农公安局刑侦大队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目的：证明刘某2承认项目部专用章是其私自刻制，并用于出具借条购买原材料，2015年12月该印章已经丢失，回执单加盖的印章她也不清楚。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加盖的印章不真实，不合法。 被上诉人利钧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受案回执在本案一审开庭后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过，并非上诉人在本庭陈述在一审中没取得回执单，惠农区公安分局无权管辖刘某2涉嫌伪造公司印章一案，据刑法规定，刑事案件的管辖地应是犯罪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2018宁01民终1389号判决书中被上诉人向该法庭提交的证据四中报案材料一份证实已经向金凤区公安分局报案，后经被上诉人了解该案不涉及刑事犯罪不予立案，惠农区公安分局立案程序不合法，回执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询问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不是涉及刑事案件当事人，无法核实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在法院对判决书中已经确认涉案印章是刘某2私刻，最终判决结果均是认可项目部印章具有的能代表上诉人的证明效力。刘某2承认2013年5月私刻印章，按照刑法追诉时效，刘某2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虽然真实，但仅是刘某2伪造公司印章一案的受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宁夏建兴住宅置业有限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上诉人石元公司后，石元公司向宁夏建兴住宅置业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派一审被告刘某2担任该工程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现场管理、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工程进度、文明施工、工程进度款等事项。据此，上诉人认为刘某2无权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某2分别在被上诉人利钧达公司四张格式化欠条中欠款人处签字，在欠款单位处注明“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国子城7#8#9#及地下车库”，并加盖了“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印章。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某2的上述行为代表石元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刘某2承担支付钢材款及利息，刘某2未上诉，表明刘某2接受一审法院的裁判，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如上所述，石元公司的授权行为以及刘某2的采购行为致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某2是代表石元公司。涉案的钢材买卖行为对石元公司有约束力，其应当作为买受人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上诉人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其涉案主体工程于2014年3月26日竣工验收，无需钢材，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属于上诉人石元银川分公司、石元公司与被上诉人利钧达公司、一审被告刘某2买卖合同纠纷，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且公安机关仅是受理，故上诉人认为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按照买卖合同继续审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刘某2认可欠条及回执联均是其本人签字，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石元银川分公司、石元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一审被告刘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96元，由上诉人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宁夏石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玉霞 审判员  程改焕 审判员  杜 欣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陈 静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