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9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勇，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富，浙江律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天翊，男，200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涛、姜玮，浙江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勇因与被上诉人徐天翊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徐勇与钱灵煜于1996年7月5日登记结婚，于2000年5月18日生育一子名徐天翊。2006年2月20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6）下民一初字第37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徐勇与钱灵煜达成如下协议：徐勇与钱灵煜自愿离婚；财产，各人衣穿归各人所有，其他财产双方无争议。2006年4月12日，徐勇（协议人、男方）与钱灵煜（协议人、女方）签订一份财产分割协议，载明徐勇、钱灵煜原系夫妻，于2006年2月20日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现协议上经充分协商，对以下共有的财产，达成如下分割条款：1、坐落在杭州市，系协议人于1997年购入，以协议人钱灵煜的名义办理了为期15年的按揭贷款，并已办理房产证。经协商，协议人一致同意该房归钱灵煜所有，此房内的家用电器及家具归女方所有。该房未付之按揭贷款由协议人徐勇承担付款义务；2、坐落在杭州市，系协议人于2005年购入，并于同年3月以协议人两人之名办理了为期20年的按揭贷款，其中协议人徐勇为主贷款人。经协商，协议人一致同意该房归协议人徐勇所有，该房未付之按揭贷款由协议人徐勇承担付款义务，该房成就办理权属登记条件后，应以协议人徐勇个人名义办理该房权属登记，该房按揭贷款还清后，徐勇将该房的一半产权赠与儿子徐天翊。2006年4月13日，徐勇与钱灵煜就上述财产分割协议至杭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2017年8月26日，徐勇与陈成栋、胡佳签订一份《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徐勇以600万元价格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陈成栋、胡佳。该合同的附件1载明房屋家具、电器、用品情况，装修装饰情况：无。现双方已完成过户登记。2019年3月16日，徐勇向徐天翊邮寄一份《撤销赠与通知书》，载明：徐勇在2006年4月12日与钱灵煜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上手写部分载明的“待房按揭贷款还清后，徐勇将该房的一半产权赠与徐天翊”，现徐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特发函告知撤销该部分文字内容所载明的赠与。特此通知。本撤销赠与通知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再查明，案涉房屋于2005年3月7日由徐勇、钱灵煜共同购买，首付298631元、按揭贷款1160000元。徐勇与叶玲芳于2006年12月5日结婚。2016年12月15日剩余按揭贷款本金为909857.53元。2015年10月9日，徐勇将按揭贷款还清。徐天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徐天翊享有杭州市金都华府花园13幢2单元501室房屋50%的产权；2、徐勇支付徐天翊杭州市金都华府花园13幢2单元501室房屋50%的售房款300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徐勇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组织、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徐勇与钱灵煜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系双方离婚后处理夫妻共同财产而订立，是基于婚姻家庭的身份关系所订立的协议，其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构成离婚协议的整体，密不可分，故协议第二条约定赠与条款不同于单纯的财产赠与，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财产分割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徐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该协议时钱灵煜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双方均应自觉按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财产分割协议约定，案涉房屋按揭款还清后，徐勇将该房的一半产权赠与给徐天翊。现案涉房屋按揭贷款已还清，赠与房屋产权的条件已成就，但徐勇已以6000000元的价款出售案涉房屋并已完成过户登记，故对徐天翊要求确认享有案涉房屋50%的产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徐天翊要求徐勇支付一半的房屋销售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徐勇辩称，房屋销售款包含了装修款、叶玲芳因与徐勇婚后按揭而享有的增值收益，应予扣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徐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财产分割协议签订之后装修，且虽房屋装修对房屋的出售有一定的影响，即使如徐勇所述房屋于2007年装修，至其所售时亦达十年，考虑到装修的折旧及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1载明案涉房屋无装修情况，可反映房屋出售款未包含装修价值。对于叶玲芳因与徐勇婚后按揭而享有的增值收益，其可向徐勇主张，并不影响徐天翊向徐勇主张的销售款。因此，徐天翊要求徐勇支付300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天翊3000000元；二、驳回徐天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徐勇负担。 宣判后，徐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于“财产分割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未依法予以查明。根据上诉人据以为由而提起诉讼的主要证据即《财产分割协议》系上诉人与钱灵煜之间就共有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而被上诉人并非协议主体，仅是该协议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故被上诉人并非该协议的权利人，也不是民事义务的承受人，仅是协议条款的受益人。一审法院对于该《财产分割协议》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者即协议主体未审理查明。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多次提到关于主体问题对于本案有着重要影响。但一审法院避而不提。（二）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认定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赠与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以赠与为内容的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如果仅有赠与人的意思表示，而没有受赠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就无法成立。上诉人与钱灵煜于2006年4月12日所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上手写部分的文字内容“该房按揭贷款还清后，徐勇将该房的一半房产权赠予儿子徐天翊”，显然仅是被上诉人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者说单方法律行为，受赠人即被上诉人并没有作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在2006年4月12日当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并没有成立。2、结合前述，赠与合同关系不成立，故《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公证，仅涉及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钱灵煜之间共有财产分割内容的公证或者被上诉人单方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的公证，而非赠与合同的公证，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3、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赠与合同关系成立，其赠与合同的成立时间也仅是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请求之时，被上诉人此时才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而该赠与合同成立时或者成立后，并没有经过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即上诉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为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以起诉的方式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即以顺丰快递的方式书面通知被上诉人撤销赠与。根据民事活动最基本的自愿原则，被上诉人无法律依据强行请求上诉人作出无偿赠与的行为。一审法院并未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赠与法律关系及成立时间作出认定。（三）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2月15日剩余按揭贷款本金为909857.53元”错误。根据工商银行按揭贷款账户及按揭还款明细，在2006年12月尚欠按揭贷款本金909857.53元。一审法院所作出的错误事实认定，抹杀了上诉人和案外人叶玲芳长达十余年辛勤劳作以夫妻俩的共同劳动收入清偿案涉按揭贷款909857.53元的事实。（四）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0月9日，徐勇将按揭贷款还清”错误。上诉人与案外人叶玲芳于2006年12月5日登记结婚。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工资、经营性收入，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在2006年12月15日尚欠的按揭贷款本金909857.53元，均系上诉人与叶玲芳夫妻俩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清偿，徐勇仅是名义上的清偿人。而一审法院却未此作出认定，严重损害了叶玲芳对其相对应的房屋价值享有合法正当的财产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徐勇与钱灵煜的财产分割协议，与离婚协议构成整体，密不可分”明显错误。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钱灵煜于2006年2月20日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且明确“其他财产双方无争议”，至此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身份关系。2、2006年4月12日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在上诉人与钱灵煜解除婚姻关系已经过去2月的时间，双方就共有财产进行的分割约定。这一财产分割与2个月前的离婚毫无关联，也不涉及身份关系，纯粹是双方间共有财产的分割，既不存在以离婚为目的所附条件，也不存在为离婚目的而产生的对价，故该《财产分割协议》中上诉人单方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与其他离婚纠纷中的《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赠与条款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产生于离婚协议之后且独立于离婚协议，不应当适用男女双方在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理规定。3、因该《财产分割协议》产生争议的，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合同法对合同相对性具体规定，即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适用法律错误。1、且不论《财产分割协议》中的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该协议主体依法是上诉人和案外人钱灵煜。即使按照一审法院所认为的该协议属于是与离婚协议构成一个整体，该协议的履行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纠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受协议约束并根据协议履行权利义务的是签订协议的男女双方，而不是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因协议履行发生争议，诉讼主体依法应当为协议当事人。据此，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2、同时，根据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法律适用》2014年第一期）作出明确的解答：“由于作为受赠人的子女既不是离婚协议中的权利人，也不是民事义务的承受人，其只是民事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受益人其作为原告起诉不适格”。即使男女双方在民政局或法院处理过程中形成的离婚协议中的协议内容所指向的对象，其作为原告起诉也不适格。据此本案的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也不适格。3、一审法院认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该规定，对于协议是否履行、变更、反悔等事项的诉讼权利主体为离婚的“男女双方”，而非男女双方之外的人。故一审法院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与其所作出原告主体认定相互矛盾，即使按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的逻辑，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同样不适格。4、退一步讲，即使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依法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而非赠与合同纠纷。由此同样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严重损害案外人叶玲芳的合法权益。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叶玲芳知晓这一诉讼后，随即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提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理由是叶玲芳与上诉人于2006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婚后夫妻俩共同清偿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该价款相对应的房屋价值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享有权利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一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时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对于案外人叶玲芳的申请却置之不理，既未通知参加诉讼，也未进行审查裁定驳回，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损害了第三人正当合法权益。叶玲芳与上诉人徐勇通过长达十年的共同劳动共同偿还的银行按揭贷款909857.53元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银行按揭贷款相对应的房屋面积通过转让所产生的实际价值，同样属于申请人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根据法律规定，未经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依法无效。上诉人能够处分的依法仅其与叶玲芳婚前属于个人部分的财产，故被上诉人请求分割案涉房屋50%的价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律关系认定与法不符，且本案被上诉人依法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天翊答辩称：一、《财产分割协议》应认定为离婚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一）从时间来看，《财产分割协议》是对调解离婚中未分割明确的不动产做出处置，是建立在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身份关系基础之上，具有身份关系属性，应认定为离婚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裁判，法律适用正确。（二）被上诉人为《财产分割协议》的受益人，现协议中约定赠与给被上诉人的房产已被出售并办理完成了过户登记，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的权利，被上诉人系发生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直接主体，应为本案一审案件的正当当事人。（三）赠与合同之所以能任意撤销，是因为它是一方在付出，另一方纯获利。而本案不符合赠与合同的上述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55期的指导案例中指出：离婚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行使任意撤销权。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母亲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视为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前提下，基于诚信原则，也不能允许任意撤销赠与。若允许上诉人利用赠与的撤销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的，不仅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不诚信反而受益的负面影响。二、《财产分割协议》如若认定为独立于离婚协议的部分，则构成赠与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一）《财产分割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未满8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上诉人作为受赠人因其当时尚未成年而未在《财产分割协议》中签字。上诉人与钱灵煜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协议约定“该房按揭贷款还清后，徐勇将该房的一半房产权赠与儿子徐天翊”，是代未成年的婚生子徐天翊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应认定被上诉人接受赠与，《财产分割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成立，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适格。（二）上诉人对《财产分割协议》的赠与合同不能行使撤销权。《财产分割协议》的赠与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因2006年4月13日上诉人与钱灵煜就《财产分割协议》在杭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故徐勇还是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三、叶玲芳不符合本案一审第三人的条件。2006年上诉人再婚，案涉房屋剩余909857.53元按揭。2015年钱灵煜履行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15）杭上民初字第471号】，协助上诉人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案涉房屋应为婚前财产，且存有被上诉人的期待利益，因此叶玲芳仅可认定对剩余按揭款享有一半的权利，房屋的自然增值部分只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属于上诉人和叶玲芳的共同财产。上诉人依一审判决支付给被上诉人3000000元，不损害叶玲芳的权利，故叶玲芳不符合本案一审第三人的条件，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本案一审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书第五页第十行中“2016年12月15日”存在笔误，应为“2006年12月15日”。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徐勇、钱灵煜在调解离婚时并未就房产等重大财产事项作出明确约定，而后不到两个月，双方又签订财产分割协议并进行公证，该协议仍应属于当事人因离婚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徐勇、钱灵煜在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徐勇所有，并由徐勇在按揭贷款还清后将该房屋的一半产权赠与给徐天翊，不是单纯的赠与，而是以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并具有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道德性质，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徐勇无证据证明订立前述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徐勇对其在前述协议中所作的赠与徐天翊相应房产份额的约定不享有撤销权。在案涉房屋按揭贷款已还清的情况下，赠与条件已成就，徐天翊作为徐勇、钱灵煜达成的赠与合意的受益人有权要求徐勇履行赠与义务。现基于徐勇已以6000000元的价款出售案涉房屋并已完成过户登记，原审法院判令徐勇给付徐天翊案涉房屋50%产权份额对应的价款3000000元应属合理。综合考虑案涉房屋原系徐勇、钱灵煜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约定发生在徐勇与叶玲芳再婚之前以及房屋目前已实际出售等因素，叶玲芳因婚后对案涉房屋共同还贷而享有相应权利可向徐勇进行主张，不影响徐天翊依据赠与条款向徐勇主张房屋销售款，原审法院未追加叶玲芳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综上，徐勇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徐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