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6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女，1975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启，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男，1975年1月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启，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昌海棠医院（重庆荣昌海棠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州中段285号。法定代表人：徐国锋，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兵，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广场北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6450680912R。法定代表人：邓定建，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怿忱，男，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怀丹，重庆志和智（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某、郭某1因与被上诉人荣昌海棠医院（以下简称海棠医院）、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荣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启，被上诉人海棠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兵，被上诉人荣昌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怿忱、郭怀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某、郭某1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海棠医院对患者死亡承担全部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原审判决没有充分依据庭审中证据证明的事实，也没有综合分析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1）事实上是助理医师周某一人接诊，一人诊断，一人开具药方。该违法诊疗行为没有在判决中予以认定。一审案件庭审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是患者郭某2死亡前陪同到海棠医院看病的，李某亲自经历了助理医师周某的诊疗过程。根据派出所调查询问笔录反映的事实，周某在接受派出所询问时也提出自己是一个人接诊，虽然自己辩解有医师胡某在医院指导，但胡某在事发两天后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完全不可信。且胡某自己陈述也只是看了一下药单，没有进行直接诊断病人。鉴定人出庭时接受质询的解释为，助理医师可以在被上诉人海棠医院开具处方，被上诉人海棠医院注册的是“一级医院”。《执业医师法》第三十条规定：“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职业医师的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在乡、民族乡、镇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可以根据医疗诊治的情况和需要，独立从事一般的执业活动”。海棠医院是在城市内面对大量城市人口提供医疗诊治服务的一级医院，助理医师周某执业类别范围是妇产科专业，更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执业。（2）关于血液化验等各类检查等，助理医师周某存在严重过错，没有采取诊疗疾病的合理手段，错失患者疾病前期诊断结果判断。一审庭审中证人李某陈述，输液前没有进行血液化验及其他检查，周某自己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也承认患者输液前没有进行血液化验；胡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所作的“我就告诉周某开一些检查单和要开的药物，检查就是血常规、心肌酶谱、心电图、胸片、头颅CT······”，但周某并没有按照指导的方案实施，没有进行相关检查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时的化验等检查单据是从被上诉人处提取，是被上诉人事后补充的病例材料，以掩饰其违法诊疗的行为。关于血液化验等一系列检查的缺失，系助理医师周某没有做到医疗规程要求的排查疾病的程序，诊疗行为不合法，也没有按照胡某所述的要求进行检查，这既是违法违规，也是对疾病诊断的严重过失。（3）被上诉人海棠医院有修改病例资料的违法行为。化验等检查单据本是开给患者的，不应在被上诉人海棠医院档案里。医师胡某本人陈述自己没有在现场诊疗，但检查化验单等均有胡某签字，这也证明了是被上诉人事后欲盖弥彰的修改和补充。另一个事实是，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了编号同为“0015120”的两份处方单，一份是诊疗过程中的黄色处方单，一份是患者死亡后从海棠医院提取的加盖海棠医院医务处印章的处方单档案，两份处方单从临床诊断、处方内容药品和下方医师、审核调配、核对发药签字栏目等比较内容上完全不同。患者持有的黄色处方仅有胡某的医师签字，而在该医院档案处保管的处方单上却有周某的亲笔签字，进一步说明周某拿着胡某提前签好名字的空白处方单开具了处方。（4）关于药品盐酸倍他司汀注射液、注射用炎琥宁，均为处方药，均有不良反应和过敏者禁用的说明，而不良反应后的症状同患者郭某2死亡后的症状极其相似。荣昌人民医院的死亡记录中记载“1休克待诊：感染性休克？过敏性休克？2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诊断内容，死亡原因：DIC（即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休克。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渝法医所2018病理A鉴字第4*号）第5页“病理解剖学诊断”记载郭某2多处脏器及身体部位出血，死亡原因鉴定意见为“郭某2符合出血性疾病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盐酸倍他司汀注射液、注射炎琥宁均为处方药，均有不良反应和过敏者禁用的说明，助理医师周某违规使用上述两种药品，同时也没有对不良反应及过敏禁忌范围引起足够重视，该药品即便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也是加速促使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2.医疗过错鉴定意见书存在同事实脱节的情节，原审判决没有对其进行独立的审理、分析、判断。（1）该鉴定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参加人并无海棠医院的诊疗医务人员，也没有荣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参与。（2）该鉴定意见内容中“五、分析说明”项目，遗漏或回避了被上诉人海棠医院开具处方违规行为，鉴定意见未遵循客观事实。（3）该鉴定意见没有对被上诉人海棠医院诊疗医师违反诊疗常规、未进行检验检查直接进行先输液等关键环节作评判分析。（4）该鉴定意见没有详尽充分的对药物使用和病症发展特征进行严谨仔细的说明和分析。综上，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该司法鉴定意见，并依法准许诉讼阶段的司法鉴定，以澄清事实。而一审法院并未准许再次鉴定，令人难以信服。海棠医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比例适当，请贵院维持一审判决。1.海棠医院的执业助理医师是在执业医师指导下执业，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虽然周某的确为助理医师，但之后是主任医师胡某对患者进行的诊断，并且诊断和处方均是胡某开具。2.海棠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患者拒绝进行辅助检查。患者郭某22018年6月5日头昏伴恶心、呕吐半天，于21:00左右来我院就诊。自述于三中校卫生室予以口服药治疗，服药后症状无好转，体温37度，查体不配合。门诊初诊：呕吐待查，上感。按诊疗规程，医生开具了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心电图、胸片等检查申请单，但患者拒绝以上检查。患者不配合、拒绝做辅助检查。海棠医院是无法发现、诊断并处理其出血性疾病的，不能苛求在患者没有相应的临床表现时就对其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具有法律上的预见义务。3.海棠医院的诊断和用药符合医疗常规，不会加重原发疾病反而可以缓解患者的病情。海棠医院针对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呕吐待查”，予以的下列药物治疗符合医疗规范：（1）注射炎琥宁；（2）注射用奥美拉唑；（3）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4）盐酸倍他司汀氯化钠注射液。23:10左右，患者自觉症状有所好转，要求回家（患者姑父带患者回家），患者自行正常离开，可见海棠医院的用药行为符合医疗常规。4.经医疗过错鉴定，海棠医院只是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一审法院判决10%的赔偿责任合情合理，比例适当。（1）经尸体解剖患者属于出血性疾病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据医学常识，出血性疾病指正常止血功能发生障碍引起的异常情况，表现为自发出血或轻微损伤后出血不止。出血性疾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不同部位的出血，临床表现常因发病机制的不同而异。根据患者的病史及体检，判断是否存在止血功能障碍，并分析可能的病因，实验室检查对出血性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出血性疾病种类繁多，发病机制各异，临床上应根据不同病因及发病机制给予相应治疗措施。（2）根据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鉴定意见》，医方的过错是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和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失去了进一步观察的机会，因果关系认定为间接因素。（3）海棠医院身负救死扶伤的职责，面对这仅仅只有上感症状，没有出血性疾病明显临床表现的患者，海棠医院系一级医疗机构（属于乡镇卫生院一级），限于技术条件水平，加之患者拒做相关检查，在短短两小时余的时间里，难以准确查找患者病因。即便是后来到了荣昌人民医院（二甲医院），也未能明确诊断。医生不能预知未来，不能太苛求医务人员，否则会导致医务人员趋利避害，大处方大检查，最终受损的是广大患者的利益和损害医患关系的和谐。5.通过一审查明情况，周某亲自接诊患者，并在其过程中就相关情况请示过胡某，根据病例书写基本规范，执业医师对相关病历进行补签是符合规定的。在一审对鉴定专家的质证过程中，鉴定专家对于一审法官询问上感是否需要进行辅助检查，鉴定专家的回答上感没有进行辅助检查的必要，这和平时去诊所和乡镇卫生院看感冒，是一致的。关于单据为何有两张，因海棠医院没有复写纸，所以我方留存的单据与患者取药的单据是分别开具的，故有所不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维持原判。荣昌人民医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我院在对患者的抢救过程中，诊疗规范，符合相关抢救急救的规定，并且今上诉人当庭也未要求我院承担责任，且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荣昌人民医院存在医疗损害的事实，请求法院予以维持。邓某、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一审被告按照各自的过错支付医疗费3813.87元、死亡赔偿金697,780元、丧葬费36,636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2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等共计841,729.87元；2.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某1与邓某系死者郭某2的父母。2018年6月5日，死者郭某2因头晕、头痛伴恶心、呕吐先到其就读学校的医务室进行门诊治疗，诊断为胃肠型感冒，医师罗某为郭某2开具了藿香正气液、酚氨咖敏、盐酸吗啉胍、清热散结片。当天21:00左右，死者郭某2因咳嗽、头昏伴恶心、呕吐半天在其表哥李某陪同下到海棠医院进行门诊治疗，挂号单显示：夜间急诊，就诊科室内科，就诊医生胡某。后海棠医院执业助理医师周某在医师胡某的指导下对死者进行了接诊，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并开具了血常规、心电图、X光等检查申请单，但患者未进行以上检查。后海棠医院的周某医师对郭某2进行了炎琥宁、奥美拉唑、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盐酸倍他司汀氯化钠注射液静脉输液治疗。郭某2于当日23时左右回到家中，2018年6月6日凌晨，郭某2因病情恶化，于2018年6月6日3时到荣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3650.71元，诊断为：休克、凝血功能异常、代谢性酸中毒、急性心力衰竭、乳酸性酸中毒、低蛋白血症。2018年6月6日41分，郭某2经抢救无效死亡。郭某2死亡后，邓某、郭某1与海棠医院在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下共同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郭某2死亡进行死因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2018年8月22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8]病理A鉴字第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人：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委托事项：死亡原因。鉴定意见为：郭某2符合出血性疾病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8年10月10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人：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委托事项：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分析说明：医方的过错行为是门诊病历不规范，从而漏掉了脉搏、血压等检查，未尽充分的告知义务，告知拒绝检查的必要性和危险性，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参与度：出血性疾病系患者自身疾病，具体病因难以确定，该病具有危险性，故疾病自身和危险性有较高的参与度。医方的过错是门诊病历不规范，未尽充分的告知义务，从而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失去了进一步观察病情的机会，与患者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专家组认为：医方的门诊用药，无依据证明与患者的疾病和死亡有关联性。鉴定意见为：1.荣昌区海棠医院在对郭某2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是致患者死亡的轻微原因。因死亡原因及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产生尸体解剖病理检查费16,000元，医疗纠纷鉴定费6000元、伤病关系鉴定费1500元、法医临床文证审查费1000元，共计24,500元，该费用由海棠医院垫付，海棠医院要求在本案一并处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邓某、郭某1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服，认为：接诊医师周某为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胡某没有亲自为郭某2接诊，诊疗行为严重违反诊疗规程，且接诊医师没有参与鉴定；鉴定意见中记载的患者拒绝辅助检查是摘录海棠医院的病历资料，不属于客观事实；海棠医院在没有化验检查的情况下进行诊断用药，没有按照规程排除疾病原因进行疾病诊断，对输液药品没有进行符合法律规定的管理，对药品管理存在严重过错；从药物的禁忌及不良反应来看，海棠医院对郭某2的用药与郭某2死亡有关联系。2019年2月20日，邓某、郭某1申请对海棠医院、荣昌人民医院对郭某2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邓某、郭某1称申请对荣昌人民医院进行鉴定是因为荣昌人民医院参与了救治，对死者的整个诊疗过程的澄清有帮助。因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医疗过错鉴定是在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下，邓某、郭某1与海棠医院共同委托鉴定的，海棠医院也不同意重新鉴定，故该院对邓某、郭某1申请对海棠医院在郭某2医疗过程中的医疗过错等鉴定均不予准许。后邓某、郭某1书面申请进行重新鉴定，并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质疑，2019年3月27日，该院根据邓某、郭某1的书面意见向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去函，并同时附上了邓某、郭某1对鉴定意见提出问题的书面意见，要求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邓某、郭某1提出的问题作出补充说明。2019年4月3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司鉴函[2019]1*号《回函》，《回函》载明：一、执业助理医师可以从事一般的诊疗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二、海棠医院代表程某、郭某3、李某2，三人参加了该案鉴定会，详见《鉴定会记录稿》，且本案中参与诊疗的医务人员参加鉴定会与否对鉴定结论并无影响；三、海棠医院诊疗人员开具处方未违规，对鉴定结论无影响。2019年5月7日，该院向邓某、郭某1作询问笔录，询问其是否单独对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大小及因果关系申请鉴定，邓某、郭某1答复不申请鉴定。2019年5月9日，邓某、郭某1向该院申请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证。2019年5月15日鉴定人到庭陈述：出血性疾病多种多样，根据尸体解剖无法查出是哪一种出血性疾病，出血性疾病包括荣昌人民医院在短时间也是无法确诊的，对上呼吸道感染，辅助检查不是必须的，有些疾病要根据临床症状诊断，实验室检查固然重要，但不具有必然性。我们收到的门诊病历是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提交的。另查明，死者郭某2系农村居民家庭户口。郭某1系郭某2父亲，邓某系郭某2母亲。2018年11月17日，广州市红菱电器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有郭某1自2014年10月6日起至今在我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广东省广州市某区某镇，居住地点为广东省广州市某区某镇，根据我司掌握和走访了解情况，郭某1之子郭某2生前每逢寒暑假前来广州同其父母生活，开学前离开广州返回读书。2019年2月27日，重庆市荣昌区某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郭某2生前户籍在我村，系户籍同在我村的郭某1之子，因郭某1自1993年7月1日起至今长期在广东工作，未在我村生活，村内房舍为郭某1之父亲生活居所，郭某1之子郭某2自2015年9月1日就读初中起至今均在外读书，未在我村居住生活。郭某2死亡后，海棠医院已向邓某、郭某1支付10,000元，要求在本案一并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当予以采信。本案中，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是在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邓某、郭某1与海棠医院共同选定的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委托人，将病历等资料移交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客观公正，针对邓某、郭某1质证后提出的问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已在回函中作出了充分的说明，并到庭针对邓某、郭某1的问题进行答复，邓某、郭某1虽对鉴定意见不服，但并未举示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的证据，故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应作为本案重要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因海棠医院的过错行为是致患者郭某2死亡的轻微因素，故该院酌情由海棠医院对郭某2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于荣昌人民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无证据证明荣昌人民医院对郭某2的死亡存在过错，故荣昌人民医院在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对邓某、郭某1的损失该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邓某、郭某1主张3813.87元，有发票为证，该院依法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邓某、郭某1主张697,780元，根据其提交的证据，郭某2系住校学生，寒暑假在其父母工作的地方广州生活居住，故邓某、郭某1请求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3）丧葬费：邓某、郭某1主张36,636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4）交通费：邓某、郭某1主张1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5）鉴定费：因郭某2死亡产生尸体解剖病理检查费16,000元、医疗纠纷鉴定费6000元、伤病关系鉴定费1500元、法医临床文证审查费1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2500元，共计27,000元，有发票为证，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本案一并处理。邓某、郭某1主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因海棠医院的过错行为系致郭某2死亡的轻微因素，故该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综上，邓某、郭某1的损失共计766,229.87元，海棠医院承担10%的责任，其应赔偿的费用为76,623元（766,229.87元×10%），扣除海棠医院垫付的34,500元，海棠医院尚应支付42,12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荣昌海棠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邓某、郭某1赔偿因郭某2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42,123元；二、驳回邓某、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荣昌海棠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17元，由邓某、郭某1负担10,995元，海棠医院负担122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示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二审中，对于海棠医院的等级问题，海棠医院的陈述是没有评级，推定为一级医疗机构，上诉人的陈述意见是在卫生系统查到的资料该医院登记的是一级。对于本案患者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用院方开具的药物治疗过程中，有无要求特别检查或特别护理的问题时，海棠医院的陈述意见是说明书有特别说明注意的就有，没有就没有。住院的患者有护理级别，门诊和留诊是没有的。做输液治疗时，只有青霉素需要做皮试，其他的药物都不用提前检查。对于是否需要做血常规、心电图、电解质等检查等问题，海棠医院的陈述意见是是根据患者病情进行检查，上感症状不是必须的，没有强制性要求。上诉人对此的意见是上呼吸道感染，普通人都知道要进行基本查血，不是病毒就是细菌。查血过程不仅是诊断疾病，也是为了排除疾病。不能不检查就直接输液，风险很大。另查明，依据上诉人一审中的举证及海棠医院二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周某的执业范围是妇产科专业。海棠医院接诊患者郭某2的病历资料中载明有“······初步：1.呕吐待查；2.上感”；2018年6月5日的病历载明有：“······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进一步检查”；同日的X光摄片申请单上载明有“临床诊断：头昏待查？”以上三份病历资料均有医师胡某的签字及海棠医院医务科的盖章。2018年6月6日荣昌区公安局昌州派出所对周某的询问笔录载明：“······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吃药没有效果要不要输点液和全面的检查，郭某2只同意了输液，于是我就开了一组奥美拉唑（护胃），一组炎琥宁（抗病毒），一支盐酸甲氧氯普胺（治吐）10毫克注射液，一组盐酸倍他司汀（改善头晕），我把处方开好以后就把单子拿给了我老师胡某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我就去将处方拿给了郭某2他们，让他们挂号缴费”。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棠医院在本案中责任大小。关于一审鉴定等问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8]临床G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上诉人与海棠医院共同选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提及的鉴定问题，一审法院已致函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上诉人的上述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并通知了鉴定人员到庭陈述，对相关问题均已做出解答和说明。上诉人仍主张不应采信该鉴定意见，但并未举示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或符合重新鉴定法定情形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未重新鉴定并没违法。关于海棠医院的责任问题。医院机构应当尽到与其诊疗水平相适应的谨慎注意义务。海棠医院作为或推定为一级医疗机构，应尽与其水平相一致的诊疗义务，依据二审查明的情况，海棠医院对郭某2诊断记载为“1.呕吐待查；2.上感”“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进一步检查”，X光摄片申请单上载明有“临床诊断：头昏待查？”，在此病情尚需尽一步明确的情况下，海棠医院用药应当更加慎重，即便是上呼吸道感染，在诊断上尚有存在不确诊的情况下，也应通过验血的等辅助手段加以确诊。即便海棠医院抗辩是由于患者郭某2本人拒做辅助检查，但海棠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理应具有比患者更高的专业知识，应充分告知患者郭某2拒绝检查的风险，同时不应轻易用药。根据接诊医师周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在郭某2拒绝后便进行注射治疗。故综上可以认定本案海棠医院未尽到与其诊疗水平相适应的谨慎医疗注意义务。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因没有举示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结合二审中查明的新事实，依据海棠医院在本案中的诊疗过错和其他过错情节，本院认为由海棠医院承担30%的责任为宜。本案无证据证明荣昌人民医院对郭某2的死亡存在过错，故荣昌人民医院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损失为：医疗费3813.87元，死亡赔偿金697,780元，丧葬费36,636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27,000元，共计766,229.87元，海棠医院承担30%的责任，其应向上诉人赔偿的费用为229,868.96元（766,229.87元×30%），扣除海棠医院垫付的34,500元，海棠医院尚应支付上诉人195,368.96元。综上，上诉人邓某、郭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因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一审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二、荣昌海棠医院（重庆荣昌海棠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邓某、郭某1共计195,368.96元；三、驳回邓某、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荣昌海棠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17元，由邓某、郭某1负担10995元，海棠医院负担12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62元，由邓某、郭某1负担8023元，荣昌海棠医院负担34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杰审判员 刘健红审判员 胡 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法院助理大法官助理李睿龙书记员谭虹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