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9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吉磊，江苏苏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女，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生，江苏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因与被上诉人刘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17)苏0305民初6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吉磊，被上诉人刘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伟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伟不欠刘洪任何的款项，相反是刘洪拖欠刘伟的款项。主要证据有：刘洪向刘伟出具的欠条，刘洪向刘伟出具算账时的往来账目计算明细，这两份刘洪给刘伟出具算账的凭证和刘伟向法庭提供的二人之间的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记录可以相互印证在二人交往期间刘洪拖欠刘伟款项67000元的事实。2.一审判决仅依据刘伟于2016年10月28日和2016年12月4日出具的借条就认定，刘洪对二人相处期间刘伟投资的健身房进行了参与，认为刘伟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从而认为借款事实存在，明显认识错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忽略了借款事实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刘伟向刘洪出具借条中的借款是否真实，刘洪是否向刘伟实际给付了借条上列明的借款，借款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以及刘洪是以现金、转账还是其他方式给付的借款。刘洪没有提供任何给付借条上借款款项的支付凭证，不能提供款项来源和组成，由此可见借款事实并不存在。一审判决没有对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事实问题进行任何的认定和说明，仅凭一句借条符合法律规定就予以判决，没有实体审查的判决结果是不能成立的。3.刘伟与刘洪各持有借条上的时间也可以认定刘洪诉讼的两张借条的内容不真实。两张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28日和2016年12月4号。而刘洪向刘伟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7年2月25日，这才是双方最终算账的结果，并且可以同双方之间的转账及记账凭证互相印证。而原判决却以可在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为由，对这足以认定事实的证据不予理涉，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被上诉人刘洪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刘洪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判令刘伟偿还借款本金45.8万元；2.诉讼费用由刘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洪与刘伟作为朋友相处多年，后因双方发生矛盾分手。在相处期间，刘伟投资健身房，刘洪进行了参与支持，亦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并有出资。2016年10月28日，刘伟向刘洪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内容为：刘伟欠刘洪58000元（五万八千元整）。2016年12月4日，刘伟又向刘洪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内容为：本人刘伟，身份证号（）借（欠）刘洪身份证号（）肆拾万元整（400000）。2017年2月15日，刘洪到刘伟家中。当日，刘洪出具欠条一张，其内容有：刘洪共欠刘伟67000元整（陆万柒千元整）。在该欠条上并有“作”一字。庭审中，刘洪提交借条、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自己的主张。同时称，“2017年2月15日的欠条是在刘伟家餐厅，是他父亲刘长青问我刘伟做网贷的钱是不是给你了，我说是，但是不是我欠他，他也欠我的钱，他父亲不问这些，只问我刘伟的网贷钱是不是我拿了，根本不理会我说刘伟欠我钱的事，打完欠条之后，我说刘伟也欠我的钱，刘长青不予理会，我想在欠条下面写作废两个字，我只写了个作字，刘长青就把笔拿走了，不让我写。”并称“当天凌晨我在健身房割手腕了，到矿三院就诊”。刘伟亦提交了刘洪给刘伟算账时往来账目计算明细和借条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伟投资健身房，刘洪进行了参与，并有出资，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财物，有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其次，在刘洪与刘伟相处期间，由于刘伟投资健身房，刘洪也为健身房的经营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再次，刘伟在出具借条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先后写了两张借条，作为成年人应是其谨慎考虑后的行为，也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刘洪向刘伟主张45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刘洪向刘伟出具的67000元的欠条，刘伟可在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遂判决：刘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洪支付458000元。案件受理费817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10190元由刘伟负担。二审中，刘洪向本院提交：刘洪单方制作的记账单据八张、自行书写的购物清单三张、刘洪个人信用报告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三张、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三张、刘洪与刘伟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张、刘洪与刘伟短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张、刘洪与案外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三张，拟证明刘洪向刘伟支付过款项、代刘伟偿还过借款、为刘伟负债，证明刘伟出具借条的内容是证实的。经庭审质证，刘伟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八张记账明细是刘洪单方制作，并且显示的内容也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不能证明刘洪、刘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能证明该款项是为刘伟所支出。2.对三张购物清单内容真实性存在异议，即便该清单上的内容真实，也不能证明款项是由刘洪支出，更不能证明该款项是为刘伟支出。据刘伟辨认，清单中有部分费用是从刘伟的账户中支出，由刘伟会计支付，因为当时的会计账册在刘洪处，内容是刘洪抄写的。3.刘洪的个人征信报告显示，刘洪从2015年就开始使用信用卡，当时刘洪、刘伟还未交往。信用报告显示交易数额很小且有多次逾期记录，可见刘洪经济状况不是太好，该信用报告不能证明刘洪与刘伟之间存在几十万元的借贷关系。4.从刘洪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和借记卡明细标注的内容来看，交易的金额很小、次数很少，不能证明所有的开支是为刘伟支出，更不能证明刘洪与刘伟之间发生了金额为数十万元的交易记录。另外，需要说明刘伟在一审庭审中也向法庭提供了微信和支付宝的转账记录，显示刘伟转给刘洪的款项远远超出从刘洪微信和支付宝转给刘伟的款项。因此不能证明上面所有的收入款项是刘洪的收入。5.对刘洪、刘伟之间的微信记录及短信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刘洪观点。短信中提到的付健和刘洪私下存在借贷关系，和刘伟无关。刘洪曾经将刘伟的健身房合同拿给付健，付建持该合同找刘伟要过钱。6.刘洪提供的一个微信记录是和王胜男的微信记录。王胜男是刘伟朋友，刘洪转给王胜男的钱是刘伟给刘洪并转给王胜男用的，不是还钱。刘洪带着很多人到王胜男工作处让王胜男提供证明，王胜男还因此报警，对该聊天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空放187应该是付健，刘洪和付健的微信聊天内容与刘伟陈述的“刘洪和付建之间有借贷关系”应该是对应的，与上诉人的借贷无关。对刘洪提供的另外一张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刘洪主张其与刘伟之间存在45.8万元的借款事实，提供了刘伟出具的借条两张，并主张该款项是对之前双方款项来往的结算。刘伟对刘洪提供的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借条所载款项实际不存在，其是在刘洪的欺骗胁迫下出具的。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刘洪的主张能够成立，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刘洪持有刘伟向其出具的两张借条，刘伟对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系受刘洪胁迫出具，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刘伟陈述“当时刘洪在山东，声称自己有癌症并且只有三个月时长，并让我变卖名下所有财产去陪她度过仅剩的三个月，其手段是利用我打借条的名义为其女在被上诉人死后购买15份保险，因此让我打了两张共计45.8万的借条。”刘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出具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关于向刘洪出具借条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刘洪对借据所载款项的组成及款项来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提供转账明细、证人证言、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刘伟虽辩称刘伟、刘洪两人所有账目及现金都由刘洪实际掌管，但刘伟并未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刘洪主张涉案借条上载明的款项系双方对之前款项往来的大致结算，同时结合刘洪、刘伟曾经一起共同生活的事实，上诉人关于刘洪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即认定借据不真实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本案相关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认为刘洪关于刘伟向其出具借条系对之前款项结算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另，刘伟主张刘洪欠其67000元，一审法院保留其诉权，待其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70元，由上诉人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陈小兵审判员 赵淑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