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7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勇强，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菲，缙云县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劲松，男，197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现住广东省开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盈，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伟强，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周勇强因与被上诉人樊劲松、樊伟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勇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改判(2019)浙1122民初1275号民事判决，支持确认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的在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比例的股权股份；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不清。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了2015年5月3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该证据来源合法，各方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国家行政强制性规定，应当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并且足以佐证上诉人在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比例的股权股份的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根据《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各方的出资比例为甲方周勇强持有占总股份比例为33.3%”，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之前，被上诉人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反驳推翻该股东补充协议、以及变更后新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不具备持有总股份比例33.3%股权基础成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主观臆断，作出了与事实不符、背道而驰的错误认定，具体表现在：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十页至第十一页面的文字中作如下记载：“因原告与被告樊劲松的另案合伙协议纠纷中已通过司法鉴定认定股东签名中的“樊劲松”并非樊劲松的签名，故本院对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原告提出以此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持股比例来确认其在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比例的股权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难可以看出，1、一审法院忽视了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缔结之目的；2、上诉人在一审中请求确认的是在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比例的股权，并非请求确认镇卤至深屠宰场的80%股份，被上诉人樊劲松的20%股份，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真实性、合法性、最直接、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证据不予采信，特别是对被上诉人樊伟强以及被上诉人樊劲松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当庭陈述承认事实并确认了该份《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各方共签的事实不屑一顾而置之不理，更使上诉人辗转反侧也无法理解的是，牵扯了前案与本案无关、根本不能对号入座的所谓事实，作为搪塞，掩盖本案的事实真相，作出了典型的法律事实不清的事实认定，导致了涉案判决不公，损害了上诉人的根本合法权益，据此，值得上诉人质疑，请中院能够明察。二、一审法院应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之请求。原审中，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全面履行了举证义务，证明了上诉人向法院主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的成立，然而，一审法院仅是机械地从表面情况做出判断，无视查明案件事实，径行判决，显然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宗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结合具体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特殊性，应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由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进行裁判，依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中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纠正，并全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迟来的公正也是公正。 被上诉人樊劲松答辩称，一审判决无误，上诉人的理由与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樊伟强未作答辩。 一审原告周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在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拥有33.33%股权比例，并依照33.33%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6月10日经登记成立，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注册资本为65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樊劲松，登记住所地为广东省开平市赤水镇和安叉路口1号、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木湖村黄泥巷。工商登记股东（成员）为周勇强（持股23.08%）、樊劲松（持股23.08%）、樊伟强（持股23.08%）、樊劲念（持股15.38%）施炳杨（持股15.38%）。该合作社成立之前，被告樊劲松作为经营者于2006年6月1日取得字号“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登记经营场所：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木湖村黄泥巷。2014年12月23日，因生意清淡原因，樊劲松注销了“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的工商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评析如下：原告对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的股权比例问题。原告主张“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原系其全额投资占80%股权与被告樊劲松技术入股占20%股权的形式合伙设立，并以樊劲松个人名义作为经营者登记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1年5月3日，因被告樊伟强入伙成为股东，原、被告三人遂召开股东会议，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持有“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总股份比例33.33%、被告樊劲松持有总股份比例33.34%、樊伟强持有总股份比例33.33%。后因经营发展需要，原告及二被告将共同投资的“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注销登记，将原“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形式的“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故原告认为应以2011年5月3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比例来认定原告在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3%的股权比例。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按现有证据，“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系被告樊劲松作为经营者取得个体工商登记。原告未能提交该屠宰场系其全额投资并占股权80%、被告樊劲松以技术入股占20%股权合伙投资设立的相应证据，同时，原告提交的2011年5月3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因原告与被告樊劲松的另案合伙协议纠纷中已通过司法鉴定认定股东签名中的“樊劲松”并非被告樊劲松的签名，故该院对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原告提出以此“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持股比例来确认其在开平市深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3%股权比例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勇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32元，由原告周勇强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除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在（2018）浙1122民初3119号周勇强诉樊劲松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周勇强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3月8日《经营合作协议》，通过司法鉴定对该协议中“樊劲松”签名笔迹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并非樊劲松本人书写，最终该案以周勇强撤诉结案。2011年5月3日，周勇强、樊劲松、樊伟强三人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确认三人为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的股东，其中第三条约定三人在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各持股33.33%，落款处有三人亲笔签字捺印，且盖有“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公章。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勇强要求确认其在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有33.3%比例的股权，其主要依据的系2011年5月3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关于周勇强、樊劲松、樊伟强三人持股比例的约定。本案中，《股东合作补充协议》针对的是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上诉人周勇强要求确认其持股33.3%的对象主体为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而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是否与开平市深家禽屠宰场存在延续关系，周勇强、樊劲松、樊伟强三人对此说法不一，亦无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存在延续性。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周勇强要求按照《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内容确认其在广东省开平市深禽兽业专业合作社持股33.3%的主张，显属依据不足，一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经查，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均当庭确认2011年5月3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系各方本人所签，原审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有误，导致判决理由部分亦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周勇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理由部分存在错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32元，由上诉人周勇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