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1民初9550号 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叶永尧、戴铁浩（其中，戴铁浩的授权于2019年10月16日终止），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庆和（自2019年10月16日起授权），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金宗贤、邱书颖，浙江明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委托代理人叶永尧、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的委托代理人金宗贤到庭参加诉讼。又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永尧、张庆和、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的委托代理人金宗贤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10月18日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永尧、张庆和、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的委托代理人金宗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偿还原告（反诉被告）损失7864535.4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产品贷款利率，自2019年6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学关系。2014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了《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将股票账户10×××66、国内期货账户99×××77交给被告（反诉原告）管理，资金为1000万元，时间为2年，到期后如果双方没有书面签署终止金融投资合同，该合同自动顺延有效；委托期间双方都可以要求提前终止金融投资合同，但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双方确认，账户投资盈亏按照原告（反诉被告）60%，被告（反诉原告）40%比例承担；当账户盈利或者亏损达到25%时，进行一次盈亏结算；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由被告（反诉原告）统一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有权每月查看一次账户截图。合同订立后，原告（反诉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账户余额为1042余万元中信建投证券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证券营业部资金账号为10×××66的证券账户和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资产账号为99×××77的期货账户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操作。2015年10月，被告（反诉原告）以原告（反诉被告）的账户长期出现大额资金交易存在风险为由，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更换账户进行交易。经原告（反诉被告）岳母李某同意，李某办理了账号为62×××11的招商银行账户、资金赂为10×××52的中信建投账户、资产赂为99×××11的广州期货账户经原告（反诉被告）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操作管理。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月29日，被告（反诉原告）陆续将原告（反诉被告）的证券、期货账户共计4900万余元转移至李某名下的银行账户。2016年6月，被告（反诉原告）以行情好为由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追加投资。为此，原告（反诉被告）自当月12日至14日，通过李某的账户追加投资122万元（实际追加1122万元，被被告（反诉原告）借用1000万元，故为122万元）。后经查证，自2016年5月起，涉案广州期货账户亏损已达25%以上，且在扩大。但是，被告（反诉原告）隐瞒事实，虚报盈亏情况，还欺骗原告（反诉被告），要求继续追加投资。原告（反诉被告）为避免亏损，通过李某于2019年6月17日到营业厅重置了密码。截止2019年6月17日，涉案股票账户仅余资金余额5864.53元、涉案期货账户资产余额3349600元。以2019年6月17日为基准日，总亏损为7864535.47万元。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该损失，被告（反诉原告）依法应当赔偿，遂起诉维权。 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辩称，一、基本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自2012年9月起，原告（反诉被告）将其股票账户10×××66口头委托被告（反诉原告）为其理财，该账户的初始资金为7970324.05元。至2014年12月28日，由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的资产增值到1000万元。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于当日订立了《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将股票账户10×××66、期货账户99×××77均交由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盈亏按原告（反诉被告）60%、被告（反诉原告）40%计算。至2015年10月份，涉案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资产增值到8000余万元。此后，原告（反诉被告）见有利可图，有心自己“单干独赚”，在未经盈利结算的情况下，陆续将两账户内的资金4932.23万元转至李某的证券、期货账户。余额仍由被告（反诉原告）代为管理。2016年12月份，原告（反诉被告）清空了马可瑞名下的该两账户内的全部资金。二、需要澄清的事实。1、被告（反诉原告）并没有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更换账户。更换账户的原因是原告（反诉被告）为了“单干独赚”。2、双方仅就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名下的期货账户和股票账户成立委托理财关系，并未就原告（反诉被告）的岳母李某名下的股票、期货账户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李某名下的股票、期货账户与本案无关。3、2016年6月，被告（反诉原告）并未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追加投资，原告（反诉被告）追加的投资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4、原告（反诉被告）另案起诉的民间借贷所涉的1000万元（现已撤诉），是原告（反诉被告）在未经结算情况下预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的盈利分成，不是民间借贷。被告（反诉原告）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同学情谊及原告（反诉被告）的要求，同意将该1000万元不作为盈利分成处理。为此，被告（反诉原告）已经返还了原告（反诉被告）700万元。5、李某的账户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故不存在隐瞒亏损的事实。三、综合意见。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股票和期货账户均不存在亏损，而存在盈利。李某的账户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根本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故，李某账户的亏损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4年12月18日订立的《金融投资委托合同》；2、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支付被告（反诉原告）盈利分成款1572.89万元；3、反诉受理费由原告（反诉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同答辩第一点的“基本事实”。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清空账户资金的事实表明，原告（反诉被告）将不履行双方订立的《金融投资委托合同》主要义务，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有权解除合同。被原告（反诉被告）转移至李某处的资金4932.23万元，扣除双方约定的委托管理资金1000万元后，盈利3932.23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可得利益1572.89万元。该款原告（反诉被告）应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故提起反诉。 原告（反诉被告）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2月18日订立，拟证明双方订立《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事实及其约定。证据2，原告（反诉被告）名下资金账号为10×××66的股票明细对账单第24页，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按照《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约定，将账号为10×××66的股票账户和账号为99×××77的国内期货账户资金共计1042万元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打理的事实。证据3，证人李某及其证言。证人李某系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岳母，其证明：大约四、五年前，曾碰到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同学蔡荣雄。马可瑞、蔡荣雄及另外一个人来找过证人李某，然后办了手续，说是卡和账户办起来给他们使用。卡和账户办起来之后，就没有见过蔡荣雄他们了。证人李某自己没有炒股和期货。证人李某不识字，即使收到短信，也需要别人读给其听。原告（反诉被告）据此证明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实际系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委托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理财的账户；开户亦是应原、被告（反诉原告）共同要求的；实际操作管理的人系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证据4，原告（反诉被告）名下资金账号为10×××66的股票明细对账单第33页至第40页；证据5，原告（反诉被告）名下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资产账号为99×××77的期货账户资金流水单第22页至第23页；证据6，原告（反诉被告）名下账号为62×××50建行账户交易明细（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月29日）；证据7，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月29日间李某名下账号为62×××11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告（反诉被告）拟依据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拟共同证明：由于原告（反诉被告）名下的股票账户、期货账户及新设立的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期货账户均为被告（反诉原告）掌控，为避免较大资金流动的风险，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的建议，将原告（反诉被告）名下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的资金、资产均转移至李某名下；为此，被告（反诉原告）于2015年12月8日起从原告（反诉被告）的股票账户、期货账户陆续转出500万元、500万元、250万元、19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89.89万元、397.95万元、4.39万元，共计4932.23万元，转入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仍然由被告（反诉原告）操作、管理。证据8，2018年9月7日微信记录，被告（反诉原告）在微信记录中提到李某的账户存在无法从期货账户向股票账户转账，拟证明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在2018年9月7日期间仍然由被告（反诉原告）实际操作的事实。证据9，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4日间李某名下账号为62×××11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4日间原告（反诉被告）短信资金1122万元汇入李某招商银行账户的事实。其中：郑建胜、廖巧辉、胡建丽、潘丽慧、黄清荣、金麟、上海爵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均是原告（反诉被告）筹集资金的对象，原告（反诉被告）与这些对象之间的经济关系由原告（反诉被告）自理。原告（反诉被告）举证时陈述称，筹集资金1122万元后，出借给被告（反诉原告）及案外人俞薇薇1000万元，实际追加投资122万元。证据10，李某名下中信建投证券杭州庆春路证券营业部资金账号为10×××52的股票明细对账单第1页与第5页，拟证明截止2019年6月25日，李某股票账户资金余额为5864.53元。证据11，李某名下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资产账号为99×××11的期货账户资金流水单第1页与第25页，拟证明截止2019年6月17日，该资产账户余额为3349600元。原告（反诉被告）举证时解释称，证据10余额5864.53元和证据11余额3349600元，合计3355464.53元，是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被告（反诉原告）理财财产的最终余额。该余额，结合原告（反诉被告）总委托被告（反诉原告）理财的金额为1122万元，表明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被告（反诉原告）理财的总亏损为（1122万元-3355464.53元=）7864535.47元。 为补强上述证据，原告（反诉被告）还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原、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系被告（反诉原告）实际操作的事实，从而反驳被告（反诉原告）没有实际操作李某名下的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非其操作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举证时解释称，以下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操作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1、2016年7月15日、16日，被告（反诉原告）称有一个期货品种需要开户两年以上才能买等。2、2016年7月18日，被告（反诉原告）称温州证券公司会派人到瑞安拍照签字等，可以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操作李某账户的开户事宜，同时也可印证李某的账户是被告（反诉原告）协调相关人员到瑞安办理的事实。3、2016年7月20日，在原告（反诉被告）询问被告（反诉原告）账户情况时，被告（反诉原告）回复“现在加上1122，4100左右”，可以印证追加投资1122万元事实存在和李某的股票、期货账户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操作的事实，从而反驳被告（反诉原告）所主张的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单干独赚的谬论。证据13，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股票账户登录记录和李某股票账户的登录记录，拟通过对比登录的IP地址和硬件MAC地址，证明马可瑞的股票账户和李某的股票账户系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操作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解释称，1、通过对比上述两账户登录记录，证明2015年12月7日至11日期间，该两账户的操作IP地址都是“115.197.189.29”，该IP地址位于杭州市。李某账户后续的操作IP地址与上述IP地址相近，也都位于杭州市。2、对比2014年和2015年上述两账户登录记录，登录最多的MAC地址是64B9E8E1F98C和AC293A9E386D，可确认该两MAC地址为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的硬件（电脑或手机）MAC地址。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全年，李某的股票账户登录最多的地址也是64B9E8E1F98C和AC293A9E386D，故可认定李某的股票账户系被告（反诉原告）实际操作。证据14，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的2018年9月7日聊天记录、2019年4月15日聊天记录、2019年5月22日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一直操作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及其资金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解释称，1、2018年9月7日聊天记录中，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称，“今天中了新股，期货想转点钱过来，转不过来，你2018年9月7日聊天记录中，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称，妈妈那个银行卡不知怎么回事了”等。2、2019年4月15日聊天记录中，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称，“这股票走得太好了，舍不得卖，小马兄弟，三年大熊市，难得这两个月股票行情好了，还是要等一等”等。3、2019年5月22日聊天记录中，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称，“贵研铂业有个重组，股东会周二刚开过，内部有消息说是注入军工，接下去科创板机会很多，资金准备再用一段时间”等。这此记录都说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一直操作李某账户及资金。证据15，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书写还款字据照片及其在昆明机场的照片，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受托理财致原告（反诉被告）亏损并同意赔偿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解释称，该照片是原告（反诉被告）起诉之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曾通过在昆明的同学娄建光进行调解。2019年8月2日，被告（反诉原告）离开昆明时，在昆明机场书写了和解方案。该两张照片均由娄建光拍摄后传给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并非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亲自在现场拍摄）。证据16，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及李某期货账户登记账户系统的操作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所涉两期货账户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解释称，通过对比该两账户的登录记录，可以看出2015年12月9日至23日，该两账户的登录IP地址都是“115.197.176.29”。该IP地址位于杭州市。证据17，原告（反诉被告）申请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及相关IP地址、MAC地址，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李某股票和期货账户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解释称，虽然没有从建行调取到与交易相关的IP地址、MAC地址，但从招商银行调取到的IP地址、MAC地址已经足以说明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是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的。 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约定由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的账户是原告（反诉被告）名下的股票和期货账户，其他账户都不是双方约定管理的账户，包括李某名下的股票和期货账户。《金融投资委托合同》自原告（反诉被告）将资金转入李某的账户后，已经终止履行，有解除之必要。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准确、全面反映1000万元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原告（反诉被告）的初始资金只有797万元，是通过被告（反诉原告）对股票和期货的操作，使资金增大到1000万元。因此，初始资金不能按1000万元处理。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不能反映原告（反诉被告）将李某名下的股票和期货账户交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的事实。证据4至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将自己名下的股票、期货账户的资金转移到李某名下的事实，并不证明李某名下的股票和期货账户由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的事实。证据8，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反诉被告）所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李某账户的资金是在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本人的掌控之下，原告（反诉被告）并没有委托被告（反诉原告）对李某账户的资金进行管理。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只是反映款项往来情况，并不能证明这结钱是否投资款，且这些款项往来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证据10、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存在亏损。即使李某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存在亏损，由于并非被告（反诉原告）操作，也非《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标的，故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无关。证据12、证据14，质证意见与证据8相同，反映的是另案民间借贷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分开单干独赚，并开通李某的账户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曾带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操作一段时间。因此，对2015年12月7-11日的IP地址是认可的。此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再未操作李某的账户。此外，被告（反诉原告）在履行《金融投资委托合同》期间，双方曾共同拥有一台电脑。在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分开单干独赚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将该台电脑返还给了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由于当时双方关系尚好，故未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出具电脑收据。MAC码地址只能证明设备网络终端设备（硬件），而不能证明是谁在使用该网络终端设备（硬件）。其中，MAC地址ac293A91386d的终端设备，在2019年6月17日之前，李某的账户被清零前有登录过；在李某的账户清零之后的2019年7月份仍有人登录过，可以说明有其他人在操作李某账户，反而能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没有操作李某的账户。证据15，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理由是：首先，没有照片原始载体，拍摄的人没有出庭，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照片中的人不是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照片中的文字也不是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书写。再次，照片中的文字所反映的相应事实情况不清，并不能反映与本案的关联关系。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在李某的账户开户之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确实帮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操作一段时间，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双方存在着基于李某账户的委托合同关系。从登录记录看，还存在着其他地方的IP地址，对应的城市有杭州、温州、北京、湖南、吉林、山西、香港、天津、呼和浩特等，这些IP地址都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登录的，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因此，这些证据可以证明李某的账户不是被告（反诉原告）操作，而是其他人操作。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有操作李某的账户。结合证据13、16、17，60.190.70.10是瑞安的IP地址，可以反映出有人在瑞安登录过李某的账号，可以进一步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没有操作李某的账户。 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在反诉中提供了证据18，《金融投资委托合同》，要求按照《金融投资委托合同》进行结算。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质证时确认证据18与证据1一致，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后续被告（反诉原告）对李某账户的操作是《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继续履行。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和被告（反诉原告）举证和质证所围绕的争议焦点是：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是否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围绕着该事实问题，原告（反诉被告）及被告（反诉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均予以采用。 上述证据，结合原告（反诉被告）及被告（反诉原告）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系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的事实，理由如下： 一、本案事实过程如下：2014年9月，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开始操作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账户（包括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下同）→2014年12月18日，双方订立《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确认由被告（反诉原告）操作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账户及其他约定→2015年10月起至2016年1月止，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账户资金及股票和期货交易陆续转移至李某账户（亦包括股票账户和期货账户，下同）进行→2016年6月间，原告（反诉被告）向李某账户追加投资1122万元→2016年7月间，李某账户被转出款项1000万元归被告（反诉原告）使用，后被告（反诉原告）陆续返还原告（反诉被告）700万元，并出具300万元欠条交原告（反诉被告）收执）→李某账户交易持续进行→李某账户出现亏损后，2019年6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通过李某将账户秘码重置，交易终止。结合《金融投资委托合同》，并从整个事实过程看，存在以下不合情理之处：1、原告（反诉被告）将资金由《金融投资委托合同》项下的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账户转移至从表面上看起来与《金融投资委托合同》无关的李某的账户，被告（反诉原告）对此知情而未表示异议的，基于双方是同学关系，尚且可以认为是符合情理的。但是，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陈述，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账户初期投入管理的资金为1000万元，而转移至李某账户的资产为4932.23万元，盈利达3932.23万元。按《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约定的被告（反诉原告）40%的分成，被告（反诉原告）可分到盈利1572.89万元。被告（反诉原告）置巨额利益于不顾，长期不主张依据《金融投资委托合同》进行结算，是十分不符合情理的。该行为只能证明双方后续仍然存在着合作关系，被告（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未操作李某账户之说不成立。2、被告（反诉原告）对2016年7月间，李某账户转出款项1000万元归被告（反诉原告）使用（后被告（反诉原告）陆续返还原告（反诉被告）700万元，并出具300万元欠条交原告（反诉被告）收执）的解释也不成立。被告（反诉原告）的解释是：该1000万元是原告（反诉被告）预支给被告（反诉原告）的盈利分成，后原告（反诉被告）经济困难，被告（反诉原告）同意先返还给原告（反诉被告）。本院认为，既然是盈利分成，被告（反诉原告）取得该款，该款即为被告（反诉原告）所有。即使原告（反诉被告）经济困难，由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借款才符合情理。正常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后来返还原告（反诉被告）的700万元，应当由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借款700万元的借条，而不是由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欠款300万元的欠条。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欠款300万元的欠条事实，表明双方并未终止《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履行，表明合同在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账户转换为李某的账户后继续履行。 二、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原告（反诉被告）和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基于《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合作关系持续存在。对此，原告（反诉被告）在举证时已经指出了相关的聊天记录，本院予以支持。 三、从登录李某账户的IP地址看，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李某的账户是大概率事件。由于证据16“客户操作记录”账户登记记录中登录账户的时间及IP地址顺序混乱，且未有IP地址对应的运营商，经查询，并整理如下： 登录马可瑞期货账户表 序号 日期 IP地址 对应的运营商 备注 125.118.48.83 杭州电信 106.37.219.22 北京电信 106.37.219.22 北京电信 112.53.73.66 温州移动 211.140.18.114 杭州移动 122.234.50.145 杭州电信 122.234.5.216 杭州电信 122.234.5.213 杭州电信 115.197.178.157 杭州电信 115.197.178.157 杭州电信 115.197.178.157 杭州电信 115.197.178.157 杭州电信 115.197.187.130 杭州电信 115.197.187.130 杭州电信 115.197.188.149 杭州电信 115.197.181.225 杭州电信 115.197.190.168 杭州电信 115.197.187.145 杭州电信 115.197.181.225 杭州电信 122.234.4.24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9.29 杭州电信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19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19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37 杭州电信 对应 122.235.142.12 杭州电信 对应 115.204.152.146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9.31 杭州电信 125.119.253.170 杭州电信 对应 125.108.86.205 杭州电信 115.197.180.14 杭州电信 115.200.226.93 杭州电信 接近 60.186.189.23 杭州电信 223.104.247.1 浙江移动 112.16.58.131 温州移动 对应 登录李某期货账户表 序号 日期 IP地址 对应的运营商 备注 122.234.4.24 杭州电信 对应 114.242.248.64 杭州电信 115.197.189.29 杭州电信 115.197.189.29 杭州电信 115.197.185.16 杭州电信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76.2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3.45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3.45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19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199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6.37 杭州电信 对应 115.197.180.167 杭州电信 220.190.240.159 温州电信 220.190.241.106 温州电信 115.197.184.221 杭州电信 115.197.184.221 杭州电信 122.235.142.12 杭州电信 对应 115.204.152.146 杭州电信 对应 58.23.129.115 厦门联通 125.120.154.199 杭州电信 125.120.154.199 杭州电信 42.123.92.49 呼和浩特电信 42.81.70.102 天津电信 58.23.131.233 厦门联通 125.119.253.170 杭州电信 对应 42.81.70.102 天津电信 125.119.244.139 杭州电信 接近 125.119.244.139 杭州电信 125.119.244.139 杭州电信 115.197.181.176 杭州电信 218.76.105.155 大连联通 219.145.184.188 大连联通 218.60.123.22 大连联通 125.119.242.71 杭州电信 222.163.194.132 四平联通 60.186.188.36 杭州电信 125.120.149.44 杭州电信 115.197.180.14 杭州电信 58.20.156.155 厦门联通 58.20.156.156 厦门联通 115.200.226.93 杭州电信 183.159.173.8 杭州电信 183.159.173.8 杭州电信 183.159.173.8 杭州电信 122.235.244.99 杭州电信 112.16.58.131 温州移动 220.190.226.24 温州电信 112.16.58.131 温州移动 112.16.58.131 温州移动 对应 对照上述两表格，发现：1、登录马可瑞期货账户表中登录地址为杭州电信的占了绝大多数；登录李某期货账户表中登录地址为杭州电信的占了大多数，而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居住在杭州市，从这个角度讲，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经常登录李某的账户是大概率事件。2、进一步对比，还发现上述两表格中备注为“对应”的该栏的登录时间及IP地址完全相同。既然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认可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账户为其他登录操作，那么，这些登录时间及IP地址完全相同的登录记录，系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所为，亦是大概率事件。3、再将上述两表格中备注为“对应”的登录时间及IP地址完全相同记录，查询证据13中相应的MAC地址，发现三个MAC地址，分别为：①64B9E8E1F98C；②AC293A9E386D；③001D729A2347。该三MAC地址自2015年12月22日起持续登录李某的账户，直至2019年3月29日。在分析判断该点的结论前，本院首先确认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主张的一个事实不存在。该事实是：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在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提供了相关载有登录账户IP地址及MAC地址的证据后，主张了曾向原告（反诉被告）移交电脑硬件的事实。本院确认该事实不存在的理由是：1、该事实主张于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提供了相关载有登录账户IP地址及MAC地址的证据之后，不排除被告（反诉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而虚构事实；2、该事实遭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否认，而被告（反诉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由于上述三个MAC地址在马可瑞账户和李某账户均持续登录，表明该三个MAC地址所对应的硬件，一直在操作李某的账户。由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认可自己操作马可瑞的账户，那么，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持续操作李某账户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总之，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主张的未操作李某账户之说，有诸多不符常理之处，且不能解释其与原告（反诉被告）微信记录的部分内容，又有查询到的相关的IP地址和MAC地址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李某账户是大概率事件，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操作李某账户的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双方系同学关系。2014年12月18日，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签订了《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约定：1、原告（反诉被告）其名下的将股票账户10×××66、国内期货账户99×××77交给被告（反诉原告）管理，资金为1000万元，时间为2年，到期后如果双方没有书面签署终止金融投资合同，该合同自动顺延有效；2、账户投资盈亏按照原告（反诉被告）60%，被告（反诉原告）40%比例承担；3、当账户盈利或者亏损达到25%时，进行一次盈亏结算。合同订立后，原告（反诉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账户余额为1000余万元（按1000万元处理）中信建投证券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证券营业部资金账号为10×××66的证券账户和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资产账号为99×××77的期货账户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操作。2015年10月间，双方经协商一致，并经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岳母李某的同意，借用李某的名义，开立了账号为62×××11的招商银行账户、资金账号为10×××52的中信建投股票账户和资产账号为99×××11的广州期货账户。开立后，李某名下的账户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操作。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月29日，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账户内资金约4900万元陆续转移至李某名下的账户。2016年6月，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追加投资122万元。2019年6月17日，涉案李某名下的股票账户仅资金余额为5864.53元、期货账户资产余额为3349693.17元（加第1页“客户市值权益”93.17元），合计3355557.70元。该日，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通过李某修改了李某账户的密码，并提取了相关资金，终止了《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履行。嗣后，双方为处理账户亏损而产生争议。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与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之间的《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系民间理财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金融投资委托合同》虽然约定理财标的是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账户，但是，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实际操作李某账户的事实表明，双方变更了约定理财的账户后（即由马可瑞的账户变更为李某的账户），《金融投资委托合同》在李某的账户中继续履行。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仅对马可瑞账户进行理财并负责的意见与事实相悖，不予支持，故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偿付盈利分成款的反诉诉讼请求无法成立，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解除《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金融投资委托合同》作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已经予以终止履行，即该合同在事实上已经解除，故无判决解除之必要。总之，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诉讼请求，本院全部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交给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理财的总资产为：期初1000万元，加追加的款项122万元，共计1122万元。以2019年6月17日为基准日，总亏损为7864442.30元，而不是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所主张的7864535.47元。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该亏损全部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与《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盈亏原告（反诉被告）均占60%，被告（反诉原告）均占40%的约定相悖，不予支持。但是，完全依照《金融投资委托合同》盈亏原告（反诉被告）均占60%，被告（反诉原告）均占40%的约定分担损失，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不符。因此，只有斟酌原告（反诉被告）和被告（反诉原告）在履行合同中的过错，结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酌情确定原告（反诉被告）和被告（反诉原告）对损失的分担，才能衡平双方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据上原则，本院将被告（反诉原告）应承担的损失分为两部分，即合同约定的部分和依法酌情确定的部分。首先，依合同约定的部分，被告（反诉原告）按合同约定承担40%的损失，为3145776.92元。其次，依法酌情确定的部分。1、针对《金融投资委托合同》“当账户盈利或者亏损达到25%时，进行一次盈亏结算”的约定，本院认为，（1）该表述中的“账户盈利或者亏损”的基数是指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投入的资金，而不是通过理财形成的资金，即期初的1000万元，加追加的款项122万元，合计1122万元。否则，无法统计。（2）“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月29日，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账户内资金约4900万元陆续转移至李某名下的账户在账户”的事实表明，转移至李某账户的资金约为期初资金的4.9倍，盈利远超25%，即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明知账户盈利超过25%而未要求结算。这也是一种违约行为。因此，在《金融投资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有违约。（3）从双方的违约程度看，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在明知盈利超25%而不要求结算，也是被告（反诉原告）明知的，因此，其违约程度较轻。而被告（反诉原告）知道账户亏损超25%而未通知原告（反诉被告）结算，违约程度相对较重，后果也较严重。（4）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反诉原告）再赔偿原告（反诉被告）经济损失100万元（约占总损失的12.7%）。综合上述两项，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应偿付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总金额为：3145776.92元＋100万元=4145776.92元。此外，由于《金融投资委托合同》未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偿付原告（反诉被告）亏损额的时间，即使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权利后，也应给被告（反诉原告）一定的宽限期，故本院酌情确定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利息损失。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从2019年6月27日起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在时间上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理财损失款4145776.9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6685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马可瑞负担3165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负担35200元〔被告（反诉原告）负担的受理费，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原告（反诉被告）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余额35200元〕。反诉受理费58087元（已减半缴纳），由被告（反诉原告）蔡荣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李江 人民陪审员  陈继业 人民陪审员  王 肖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景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执行风险告知书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