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秀可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东山村。 法定代表人：钱德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诚，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伯伦，男，198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宁波秀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伯伦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6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秀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蔡伯伦支付其经济损失366416.66元。事实和理由：一、蔡伯伦于2016年7月底进入秀可公司，岗位为电商部经理，负责秀可公司产品网上销售工作。2017年3月至同年7月期间，蔡伯伦未经秀可公司同意，擅自将产品低价销售，并在秀可公司查账发现问题后的次日提出辞职，且未办理任何离职手续。经秀可公司核算，因蔡伯伦的擅自低价销售造成秀可公司经济损失366416.66元。二、秀可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提交了经过公证的淘宝交易记录、公司定价清单以及成本计算依据，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秀可公司的定价情况，按照蔡伯伦的活动定价根本无法弥补秀可公司的成本支出，因此秀可公司主张的损失计算合理有据。三、蔡伯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降价的合理性或其定价已经征得了秀可公司负责人同意，既然产品的定价是由蔡伯伦确定，那么对于产品定价的合理性以及征得秀可公司同意的举证责任以及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蔡伯伦承担。在蔡伯伦无法举证证明活动价定价依据的情况下，秀可公司主张按照实际活动价格与正常价格39.80元之间的差额主张损失也无不当。四、秀可公司是一家销售高品质罐头食品的厂家，生产的产品除用于网络销售以外，还远销日韩，蔡伯伦擅自降价的产品与正常销售的产品本来就是同一产品，并无任何区别，蔡伯伦称降价销售的产品系过期产品，存在质量瑕疵，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实，蔡伯伦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至于降价销售的产品名称与正常销售的产品名称为何不一致，蔡伯伦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是因为做活动降价销售的产品与不做活动的产品必须是不同的产品名称才能做活动，蔡伯伦是为了降价所以将产品名称改变，而产品本身同一、并不改变。因此一审法院对降价销售产品的认定完全错误。五、秀可公司虽然知晓蔡伯伦支付宝账号、密码，但知晓密码与知晓和掌握淘宝、支付宝交易情况是两个概念。蔡伯伦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其为公司的电商负责人，公司淘宝的交易由其负责与运营。秀可公司的财务结算期限为半年，在半年期满的财务结算时发现了电商交易的异常符合财务结算习惯，且淘宝的活动价格是有期限的，在活动期限经过后立即恢复原价，秀可公司无法通过淘宝产品显示的价格知晓产品定价，因此秀可公司不知晓和掌握淘宝、支付宝交易情况是合情合理的。秀可公司的仓库、采购等部门仅是配合蔡伯伦负责的电商部进行生产、发货的环节，但配合电商部销售，知晓、配合电商部降价销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公司的生产部门是生产罐头产品、并不参与产品的定价，仓库部门进行发货也不可能了解到产品本身的定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秀可公司其他部门知晓、配合蔡伯伦降价销售行为的事实认定是完全没有依据的。综上，秀可公司认为蔡伯伦作为部门管理人，在履职中未尽勤勉尽职义务，擅自调价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蔡伯伦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得当，请求维持原判。 秀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蔡伯伦赔偿其经济损失367895.82元。诉讼过程中，秀可公司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蔡伯伦赔偿其经济损失366416.6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伯伦于2016年7月入职秀可公司，任电商总监，负责秀可公司天猫“禾秀旗舰店”的销售工作，于2017年7月20日离职。“禾秀旗舰店”销售的产品为六罐装黄桃、杨梅、桔子水果罐头，平时产品按39.80元/箱销售，主要销售产品的产品名称为六罐装水果罐头礼盒装黄桃桔子杨梅出口日本赠创意勺子。买家在“禾秀旗舰店”下单后，货款直接汇入秀可公司的支付宝账户，再由电商部通知秀可公司发货，秀可公司、蔡伯伦均知晓支付宝账户的账号和密码。“禾秀旗舰店”分别于2017年3月20日、同年4月15日、同年6月2日、同年6月22日进行促销活动，促销价格为19.80元/箱，促销产品名称为对开砀山糖水黄桃罐头425g×6整箱砀山新鲜水果。“禾秀旗舰店”分别于2017年5月9日至同年5月11日、2017年7月3日至同年7月5日进行促销活动，促销价格为24.80元/箱，促销产品名称分别为对开砀山糖水黄桃罐头425g×6整箱砀山新鲜水果、水果罐头砀山黄桃罐头425g×6罐装。一审审理中，蔡伯伦陈述“禾秀旗舰店”的涉案促销活动系与第三方“阿里妈妈”平台合作，货款的30%需支付给“阿里妈妈”作为手续费；秀可公司自认其就涉案促销产品向“阿里妈妈”支付过服务费。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2017年4月、2017年6月、2017年7月向秀可公司开具软件服务费发票各一份，分别备注“禾秀旗舰店201612”、“禾秀旗舰店201701”、“禾秀旗舰店201702-03”、“秀可食品品牌店201704-06”、“禾秀旗舰店201704-06”。2018年1月5日，秀可公司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公证处申请就“禾秀旗舰店”2017年1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的历史交易订单以及2017年3月、同年4月、同年5月、同年6月的支付宝账单进行公证。该处于2018年1月9日出具（2018）浙甬奉证民字第37号《公证书》一份并附数据光盘一份。秀可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蔡伯伦支付经济损失367895.82元。该委于2018年2月8日作出甬鄞劳仲案字〔2017〕第17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秀可公司的仲裁请求。秀可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秀可公司公证过的“禾秀旗舰店”历史交易订单，该网店于2017年3月至同年7月期间进行过多次促销，按19.80元/箱、24.80元/箱促销的产品名称与按39.80元/箱销售的产品名称不一致。根据公证光盘中“禾秀旗舰店”2017年1月至同年10月的历史交易订单，该店按19.80元/箱促销的产品“对开砀山糖水黄桃罐头425g×6整箱砀山新鲜水果”在2017年3月19日、同年4月15日、同年6月2日的日销量均达数千箱，合计上万箱，但该款产品仅在促销活动中进行销售，未曾出现在平时销售过程中。鉴于秀可公司未进一步提交上述产品在“禾秀旗舰店”销售时的配图以及具体的发货详情单，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按19.80元/箱、24.80元/箱促销的产品与按39.80元/箱销售的产品系完全相同的产品。秀可公司主张其曾明确告知蔡伯伦425克黄桃1×6罐装产品的活动价为30.80元/箱，但“禾秀旗舰店”2017年1月至同年10月的历史交易订单显示该店不曾按30.80元/箱进行过促销活动，故秀可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至于秀可公司主张其财务结算期限为半年，秀可公司在半年期满财务结算时才发现蔡伯伦擅自降价销售产品、电商交易异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向秀可公司开具的软件服务费发票以及发票中备注的软件服务费具体发生期间，可以认定秀可公司按月与该公司结算软件服务费，故秀可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秀可公司要求蔡伯伦赔偿擅自降价造成的经济损失366416.66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宁波秀可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秀可公司上诉要求蔡伯伦赔偿的理由为由于蔡伯伦擅自降价销售造成其公司巨额损失。但秀可公司既未提供劳动合同中关于损失赔偿的相关约定，亦未提供规章制度对职务、职责、管理流程、责任承担的相关规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蔡伯伦在履职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秀可公司要求蔡伯伦赔偿其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秀可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周 娜 审 判 员  樊瑞娟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贺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