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4369号原告：赵伟，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现住上海市。被告：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郭宇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男。原告赵伟与被告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送朝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伟、被告送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送朝公司：1.支付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3,600元；2.支付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000元；3.支付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00元；4.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共计三个月的全勤奖900元；5.支付2018年12月工资差额698元；6.支付2019年2月工资差额360元；7.退还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不合理扣款3,000元。事实和理由：赵伟于2018年11月24日与安徽伯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伯渡公司)在网上签订了劳动合同，后被派往至送朝公司的配送站点担任全职配送员，具体工作为为“饿了么”配送外卖。入职之初，赵伟被分配到环球港站点工作，一个月之后，即于2018年12月又被分配到海防路站点，2019年1月开始则在港汇站点工作。赵伟平时系通过蜂鸟APP接受配送单，每月工资则由“薪起程”平台发放。每天具体的工作时间为10：00至22：00，中间午休30分钟，做六休一。工资则按件计算，另有每月全勤奖300元。另，在职期间，赵伟一直住在员工宿舍，每月需支付房租。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1月8日每月房租600元、之后直至2019年2月18日，每月房租800元，均从工资中扣除。2019年2月，赵伟提出辞职，后于2月17日搬离员工宿舍，经公司批准，于2019年3月15日正式离职。赵伟认为虽然自己系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但因其工作的配送站点归属于送朝公司，故以送朝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本院。关于加班工资，每天10：00工作至22：00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故18：30至22：00为加班时间，因工资系按件计算，按照一小时派送两件外卖单、每单7元计，在职期间工作日延时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应按3.5小时/天×2件×7元/件×100天计算，现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其中的3,600元。另，在职期间，赵伟休息日加班共计27天，按每单15元、每天20单计算；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共计4天、按每单22.50元、每天15单计算，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各1,000元。并同时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尚未发放的3个月的全勤奖共计900元(300元×3个月)关于工资差额及不合理扣款，2018年12月，送朝公司尚有6天工资没有支付，按照每天派送20单、每单8元计算应为960元，现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其中的698元。2019年2月，因赵伟离职，在员工宿舍住了半个多月，并未住满整月，但送朝公司扣除其当月住宿费800元，要求送朝公司退还其中的360元。另在职期间，送朝公司存在不合理扣款，现赵伟经估算，要求送朝公司退款3,000元。送朝公司辩称，不同意赵伟的诉讼请求，赵伟与送朝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赵伟系“饿了么”平台的外卖配送员，送朝公司是“饿了么”平台配送服务承包商之一，负责承包本市部分区域的配送业务。但送朝公司已自2017年10月1日起将配送业务外包给了安徽伯渡公司，由安徽伯渡公司与配送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安徽伯渡公司通过“薪起程”平台向配送员支付工资。送朝公司并不参与外包业务的经营管理、也不负责配送员的工资发放或住宿等事宜。关于赵伟陈述的工作站点，其中环球港站点即曹杨路站点，并非送朝公司所承包的区域范围，而海防路站点与港汇站点，确实是送朝公司的站点，但同前所述，因配送业务已外包给了安徽伯渡公司，站点内包括站长在内的所有员工均系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与送朝公司无关。赵伟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2019年2月显示为“送朝&一家人”的微信群聊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显示：财务宋利丹：“重要通知！！！截止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未完全签署合同的(承揽协议+申请表)，今天暂时不发放工资，请大家尽快安排签署！”证明虽然自己在2018年11月24日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2019年2月至3月期间，工作站点的站长余男男要求所有员工改签《承揽协议》。宋利丹是送朝公司的财务，当时送朝公司以不发工资为由强迫员工改签《承揽协议》，赵伟被迫于2019年3月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了《承揽协议》。送朝公司确认宋利丹是其公司财务，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宋利丹发放通知的行为系根据安徽伯渡公司的要求，并非是送朝公司要求配送员签订《承揽协议》，送朝公司在业务外包后，并不参与业务的经营管理。送朝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10月1日，送朝公司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的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约定将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伯渡公司，由后者根据送朝公司外包业务的运作要求组织、安排服务人员到现场完成业务，送朝公司支付外包费用。相关内容显示为：“乙方(安徽伯渡公司)应与其服务人员依法建立用工关系，及时办理录用手续。乙方对其服务人员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依法向员工支付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缴纳各类保险，保管人事档案等。”2、2018年5月14日，送朝公司与安徽伯渡公司以及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签订的期限自2018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的《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就送朝公司的业务外包给安徽伯渡公司，安徽伯渡公司通过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的代收付业务系统，为自身员工发放工资。3、2018年12月1日，送朝公司与安徽伯渡公司再次签订有效期为一年的《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就配送业务外包服务事宜约定送朝公司将配送业务作为服务项目以外包的形式发包给安徽伯渡公司。由后者负责完成外卖、食材、物品的配送业务，并依法与服务人员签订承揽协议/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并及时支付服务报酬。另约定安徽伯渡公司的服务人员必须根据业务外包项目运作要求，派驻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并为服务人员配备必须的劳动工具、劳保用品、设备等。该协议另附《补充协议》，约定安徽伯渡公司应与服务人员签订承揽协议。4、2018年12月1日，安徽伯渡公司与送朝公司签订了有效期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1日的《系统推广合同》，就送朝公司协助安徽伯渡公司推广薪资发放系统(薪起程系统)约定在双方的外包合作中，由安徽伯渡公司通过“薪起程”平台向员工发放工资。5、2019年11月20日，安徽伯渡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确认与送朝公司之间的外卖配送业务外包合作关系。相关内容显示为：“上海送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饿了么外卖的合作商，承接了部分饿了么外卖的站点运营。在2017年10月1日，上海送朝为了更好的运营上述站点的业务，特与安徽伯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上海送朝将上述站点的饿了么外卖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伯渡。”另表示：“上述站点的骑手与安徽伯渡签有《外卖配送承揽服务协议》，约定承揽外卖配送业务双方建立的是业务承揽关系，非劳动关系……”送朝公司当庭提供上述证据1-4的原件供法庭核对，并表示证据5系另案[(2019)沪0104民初18013号]中由安徽伯渡公司直接向法院提供。送朝公司主张其系获得上海止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止观公司)使用“蜂鸟配送”的授权，在本市经营“蜂鸟配送”业务，并将该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伯渡公司，由后者与服务人员建立用工关系并安排完成业务，送朝公司则为此支付相应外包费用。赵伟确认其工资系通过“薪起程”平台收取，但表示有几个月是由站点主管发放。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均无法确认，其在入职时，没有人告知过安徽伯渡公司与送朝公司之间的关系，赵伟一直以为工作站的站长都是送朝公司的员工。本院对上述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采证如下：对赵伟提供的微信群聊记录截屏打印件，因送朝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且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赵伟与送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送朝公司提供的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的证据1《业务外包服务合同》、证据3《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证据4《系统推广合同》，虽然赵伟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因送朝公司当庭提交了证据原件供法院核对，且安徽伯渡公司亦在本院(2019)沪0104民初18013号一案中提供了《承揽业务说明》原件,对双方的配送业务外包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于送朝公司提供的证据2与安徽伯渡公司以及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签订的《代付业务合作协议书》，因赵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且涉及案外公司，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送朝公司于2017年10月1日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将配送业务外包给该公司，约定由安徽伯渡公司与服务人员建立用工关系并安排完成业务，送朝公司则为此支付相应外包费用。后双方于2018年12月1日再次签订有效期为一年的《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就配送业务外包服务事宜再次做出约定，并另附《补充协议》，约定安徽伯渡公司应与服务人员签订承揽协议。并于当日同时签订《系统推广合同》，约定在双方的外包合作中，由安徽伯渡公司通过“薪起程”平台向服务人员发放工资。2019年6月12日，赵伟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送朝公司：1、支付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3,600元、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元、法定休假日加班的加班工资1,000元；2、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全勤奖900元；3、返还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多扣的工资3,000元；4、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698元；5、支付2019年2月1日至同年2月18日的工资差额360元。2019年7月24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2136号仲裁裁决：对赵伟的全部请求不予支持。赵伟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后,赵伟致电本院称，其已以安徽伯渡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并于2020年1月9日，以书面方式表示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同意立案，要求调取本案的全部证据及庭审记录，用于其与安徽伯渡公司之间的劳动仲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赵伟主张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在职期间的加班工资、全勤奖、工资差额以及要求退还不合理扣款等，该些诉请均应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现送朝公司主张其已将配送业务外包给安徽伯渡公司，与赵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承担上述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相关责任。赵伟未能就自己与送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更何况，赵伟在庭审中亦陈述自己系于2018年11月24日与安徽伯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确系与安徽伯渡公司建立，后于2019年3月签订《承揽协议》。同前所述，根据送朝公司提供的其与安徽伯渡公司之间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系统推广合同》，以及安徽伯渡公司出具的《承揽业务说明》等证据，本院对送朝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本院确认送朝公司与赵伟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赵伟要求送朝公司支付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请，以及要求支付全勤奖、工资差额、退还不合理扣款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锋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顾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