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3民终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向姣，女，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喜，涟源市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涟源市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涟源市人民东路。负责人：黄锋芒，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男，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雅丽，女，该行员工。原审被告：吴咏梅，女，197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上诉人王向姣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涟源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涟源市支行”）、原审被告吴咏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3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向姣上诉请求：一、撤销涟源市人民法院（2019）湘1382民初33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本案借款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借期1年,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1月9日。《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满,在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应在2017年1月9日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其在2017年1月9日前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存在，其诉讼时效于2017年1月9日已届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债权丧失胜诉权。原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上诉人进行了催讨。其认定该事实的依据为利害关系人李某出具的《关于农行向王向姣发放农户的贷款的经过及催收情况的证明材料》、2017年10月13日《个人贷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以及利害关系人李某、张某的证人证言。首先,李某作为本案实际借款人，其出具该证言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过催讨,是为了其自身逃避债务而出具,是对其有利的证言,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是对其不利的证言。其次，2017年10月13日《个人贷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没有上诉人签字,而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通知书上书写的“王向姣未在家,问邻居说其在外打工,长期没在家”与事实不符。王向姣的职业是洪水岭村的赤脚医生,其工作必须长期在家,不可能外出打工。王向姣的手机号码也从未更换,不存在联系不上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债务人在《个人贷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没有签字或者盖章的，不能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不受法律保护。2、一审程序违法,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一审在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伪造王向姣签名的《个人贷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当上诉人在质证环节否认该签名的真实性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时,被上诉人表示不需要鉴定,并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该证据。由此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提供了伪造的证据,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后，并未让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而进行第二次开庭,并同意被上诉人补充提交新的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次开庭庭审中,一审法官为了核实被上诉人是否与李某于2016年8月，2017年10月13日去过王向姣家，拨打了谢国德的电话,拟证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但谢国德只认可被上诉人于2017年去过其家,因此就算是2017年4月1日去过，也过了诉讼时效。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3、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由实际借款人李某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案外人李某在第二次开庭时作为证人出庭,并出具了一份《关于农行向王向姣发放农户的贷款的经过及催收情况的证明材料》,承认其为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使用人,并承诺愿意由其偿还本案借款。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本案为借名借款合同,即案外人李某与本案上诉人是一种委托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收了案外人李某200元好处费,听从李某与农行信贷员张某的安排,接受李某的委托为其签订借名借款合同。通过一审庭审可知,担保人吴咏梅也是应李某的要求为该笔款项提供担保。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于李某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是明知的。该结论也能从李某出具的《关于农行向王向姣发放农户的贷款的经过及催收情况的证明材料》中可以印证。因此,出借人在借款时明知款项由实际借款人使用而与名义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的借名合同，由于借款履行均由实际借款人进行,名义借款人未实际参与合同,也未享受借款利益,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且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提到上诉人已经偿还了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该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是李某所偿还,被上诉人对此明知,但因李某已无支付能力,才与李某恶意串通,冻结上诉人的银行存款,企图再次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名合同行为应为无效,本案款项应由实际借款人李某偿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农行涟源市支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足，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王向姣称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于2017年1月9日已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在本案贷款于2015年1月9日到期后,多次电话联系上诉人王向姣,但王向姣未接电话，在电话联系不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15日、2017年10月13日两次到王向姣家中催讨贷款，但上诉人均未在家,向邻居打听,也不清楚王向姣的去向,被上诉人向其邻居说明了催收贷款的目的。被上诉人的配偶在2017年11月份当面向另一关系人李某明确说过银行在催收借款。在被上诉人起诉至法院并冻结上诉人的银行存款后,上诉人主动找到贷款关联人李某的前妻易同桂,说只要李某出具借条,他同意将法院冻结的存款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上诉人对本案贷款是清楚的,并知晓银行一直在催收该笔贷款。尽管被上诉人催收人员没见到王向姣本人,王向姣也未在《贷款催收通知单》上签名,但银行向上诉人催收贷款的事实不容否认。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银行的催收意愿通过间接的形式传到王向姣,认定被上诉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了权利是正确的。其次，上诉人不认同李某出具的证言,认为是李某为了逃避自身债务而出具,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某在《关于农行向王向姣发放农户的贷款的经过及催收情况的证明材料》中很清楚的写明了这笔借款的来龙去脉及李某本人愿意承担该笔贷款偿还责任的意思,被上诉人认为李某与王向姣在借款之前达成了一致协议，从常理分析只要诉讼时效存在,李某是无法向王向姣逃避债务的,诉讼时效丧失,李某倒是可能逃避银行债务,所以李某只是实事求是陈述事实，是上诉人有故意逃避银行债务的嫌疑。2、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偏袒任何一方。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撤回一份《催收通知书》有异议,因为该份《催收通知书》系被上诉人内部信贷贷后催收记录,是被上诉人内部贷后管理的一种形式,可以不作为起诉要件，故被上诉人要求撤回该通知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组织第二次开庭提出异议,事实上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出了诉讼时效这一新的抗辩理由,被上诉人必须提供新的证据佐证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在第二次开庭中,一审法院为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当庭致电关联人进行证实。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理由不成立。3、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借名借款行为。被上诉人在审查上诉人申请借款资料的基础上,向上诉人依约发放借款是合法合规行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借款合同依法受法律保护。至于上诉人将借款提供给他人使用,一是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事先并不知晓,系在事后该笔贷款进入逾期后经催收才知晓;二是上诉人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获得本案贷款后将款项提供给他人使用，被上诉人不可能完全掌控。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借名借款行为。至于上诉人说李某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咏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行涟源市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向姣立即偿还贷款本金50000元、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利息33787.16元，合计83787.16元，并按合同约定计付利息、复利至贷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吴咏梅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二被告承担含本案诉讼费在内的原告主张债权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3日，被告王向姣以种植需要资金为由向原告农行涟源市支行申请贷款50000元。同日，被告吴咏梅向原告出具了《农户小额贷款保证担保承诺书》，承诺对被告王向姣在原告处授信50000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原告与被告王向姣签订了合同编号为43020120140003592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双方在合同中进行了如下约定：被告王向姣向原告贷款50000元；用款方式为可循环方式，即自2014年1月10日起至2015年1月9日（额度有效期）止，被告王向姣可在50000元的可循环借款额度内向原告申请借款，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额度有效期届满后6个月；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确定；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被告吴咏梅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上签字，约定被告吴咏梅为被告王向姣的上述借款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为本合同约定的可循环借款额度的壹点壹倍，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4年1月10日，原告按照约定足额向被告王向姣支付了贷款50000元，约定贷款到期日期为2015年1月9日。贷款后，被告王向姣未按约定清偿借款本息。原告的工作人员于2016年8月、2017年10月去被告王向姣家催讨借款，但均未找到被告王向姣，邻居也不知被告王向姣的去向。2017年11月，被告王向姣的丈夫谢奇兵督促证人李某还款，并说银行在向被告王向姣催讨借款。2019年8月7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依照其合同约定计算，截止到2019年9月1日，被告王向姣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33787.16元，本息合计83787.16元。另外，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本案证人李某。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农行涟源市支行与被告王向姣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自觉履行。原告依约向被告王向姣发放贷款，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王向姣取得贷款后，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向原告清偿贷款本息。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王向姣提出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以内，原告没有向其主张权利，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在诉讼时效期间以内对其进行了催讨，尽管催讨时被告王向姣没有在家，也没有在催收通知书上面签字，但是通过其催收行为，已致使其催收的意愿通过间接的形式达到被告王向姣，故可认定为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王向姣主张了权利，其诉讼时效已中断，至原告起诉时其主张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王向姣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王向姣偿还余欠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截止至2019年9月1日止，被告王向姣尚欠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33787.16元。之后的利息，应当自2019年9月2日起，按双方约定的贷款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至贷款还清之日止。至于被告吴咏梅的担保责任问题，被告吴咏梅为被告王向姣在原告处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自2015年1月10日起至2017年1月9日止，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该期限内向被告吴咏梅主张了担保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吴咏梅已免除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吴咏梅对被告王向姣所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含诉讼费在内的原告主张债权的全部费用损失，因除诉讼费外，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数额，更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该项除诉讼费以外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向姣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涟源市支行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33787.16元，合计83787.16元，并按双方约定的贷款利率及计息方式计付自2019年9月2日起至该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后段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涟源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4元，减半收取947元，诉讼保全申请920元，合计1867元，由被告王向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向姣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9）湘1382民初3337号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被告吴咏梅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1、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个人贷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且在该通知书上备注了“借款人王向姣未在家，电话打不通”，并提供了案外人李某出具的《关于农行向王向姣发放农户贷款的经过及催收情况的证明材料》及被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张某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两名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能够吻合，且上诉人在二审中认可在2017年变更了其在被上诉人处申请涉案贷款时预留的联系电话，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照贷款申请中声明的要求将变更后的联系电话告知被上诉人。综上，可以确信被上诉人对涉案贷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已经向上诉人王向姣主张了权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被上诉人的催收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2、关于上诉人王向姣是否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王向姣提出案外人李某系本案借款实际使用人,其与案外人李某系委托关系，应由李某承担本案贷款的偿还责任。经查，上诉人王向姣于2013年12月23日向农行涟源市支行提出贷款申请，在贷款申请表中载明：申请人在此声明“1.……如资料不实，本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本人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重要内容发生变化，将及时主动告知贵行。……4.本人保证在取得贵行贷款后，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当日，农行涟源市支行与王向姣进行了面谈，根据面谈记录记载，农行涟源市支行进一步告知了王向姣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对王向姣提供的相关贷款资料进行了核实，王向姣对未依借款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还款，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权利和义务知晓并同意，并明确表示对其提供有关材料及所作陈述，愿意承担一切因提供虚假资料或陈述的法律责任。在上诉人王向姣与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随后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中对上述相关权利与义务亦进行约定。本院认为，上述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依约将涉案借款支付至了上诉人王向姣本人的银行账户。上诉人王向姣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知道其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王向姣负有清偿本案借款本息的义务。而案外人李某并非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申请涉案贷款时向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出示相应的委托手续，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在贷款时对案外人李某为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知情，至于上诉人王向姣获得本案贷款后其提供给案外人李某使用，其与案外人李某就本案贷款的使用及还款责任是如何约定的，以及农行涟源市支行事后知晓案外人李某系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均不能作为免除其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不影响被上诉人农行涟源市支行向王向姣主张还款的权利。上诉人可在偿还本案借款后，可依法向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故上诉人的此一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时允许被上诉人撤回相关证据，且未依法进行判决，而组织第二次开庭,并同意被上诉人补充提交新的证据，同意证人出庭作证系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本案中，被上诉人逾期提供证据系基于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组织第一次开庭时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的客观原因，至于被上诉人撤回相关证据的问题，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的此一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向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4元，由上诉人王向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爱东审判员  刘 威审判员  陈友红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俞永清书记员周昂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