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37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延理，男，193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学荣，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毛奕斌（曾用名毛昌森），男，197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春，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韵扬，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范小平，男，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石，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范吉安，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再审申请人范延理因与被申请人毛奕斌、范小平、范吉安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民终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范延理申请再审称：一、毛奕斌不是安置对象，却通过违法手段和他人的犯罪行为取得了非法利益。原一、二审忽视了毛奕斌通过犯罪行为（行贿、他人的受贿及渎职），获取非法利益。1、毛奕斌系户籍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杭州市民，其无任何理由可以取得庆元县张村乡联合村村民异地搬迁安置的两宗地基。毛奕斌是通过向时任庆元县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主任的周某行贿一台空调，价值2000元，在周某授意后，找到庆元县新村建设办公室负责资格审查工作的吴某，经吴某撮合，由范小平、范吉安冒用范延理和同村已经去世的范友明的名义申请异地安置地基，然后以欺骗手段与范延理签订《地基转让协议》。因为周某、吴某的犯罪行为，使毛奕斌非法获取庆元县张村乡联合村村民异地搬迁安置的两宗地基。周某因此被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吴某则被以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毛奕斌行贿行为及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行为非但没有受任何处罚，还可以非法取得两宗地基。2、原一、二审判决不仅任由国有资产流失，还使毛奕斌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庆元县人民法院（2012）丽庆刑初字第87号、第96号刑事案件，已查清毛奕斌获取非法利益的全部事实，明确知道毛奕斌等的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达124902.20元。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范延理也向审判人员阐述了相关事实，提交了相关证据，并要求处理，但审理认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使毛奕斌的非法利益合法化。二、《地基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却被错误认定合法有效。1、多方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毛奕斌与范小平、范吉安共同欺骗范延理签订《地基转让协议》，正是犯罪中的一个环节，是在周某、吴某授意指使下的弄虚作假行为，是周某接受毛奕斌贿赂后，让毛奕斌找吴某，吴某授意范小平、范吉安的一个弄虚作假的行为，其也是多人串通后的一个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达124902.20元。2、恶意串通损害了范延理的利益。范延理原来是五保户，不符合异地安置的条件，但在一审判决之前，已不再享受五保户待遇，符合了异地安置条件，但因毛奕斌等人的行为造成了范延理被列为安置对象却无法享受安置待遇。3、《地基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异地安置是庆元县人民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与被安置人的身份密切相关，《地基转让协议》不仅违反了政府相关规定，损坏了民生工程的形象和效果，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因案涉地块至今登记在范延理名下，不具备转让条件。原一、二审认定《地基转让协议》有效系完全错误，且未正确履行审判职责，对在审判过程发现的问题听之任之，造成国有资产至今仍被流失。三、范延理被欺骗，签订《地基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1、五保户原本就不具备申请安置的条件，不存在转让地基的可能，是范小平、范吉安捏造让范延理领取补助款的事实，范延理才签了字，范延理根本没有出让地基的意思表示。2、安置人口本身有4000元的补助款，毛奕斌虽然先行支付给范延理4000元，但安置人口补助款同样被毛奕斌和范小平、范吉安领取了，故实质毛奕斌没有支付对价。虽然安置人口的4000元实际是被范吉安领取，那也应视为是毛奕斌支付给范吉安的好处费，因为毛奕斌在未经范延理授权的情况下，冒用范延理的名义参与摇号、缴纳建房款、调换地基等，若毛奕斌不同意，范吉安是不可能领取该款项。3、庆元同济新村118幢12号安置地基至今登记在范延理的名义下，范延理现因脱离“五保户”而成为合法的拥有人，是该地基的合法占有者。按《地基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范延理也可主张解除协议。综上，原一、二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地基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范延理在被欺骗下签订《地基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可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申请再审。 范小平提交意见称：一、原一、二审判决均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没有任何错误，范小平完全同意上述生效判决。二、范延理申请再审的理由完全不充分。（一）范延理据以申请再审的理由仅仅是以猜测和推理为依据，完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启动再审的条件。同时，范延理没有任何证据能印证其诉请，究竟范小平作为见证人损害了他的什么权益？证据明确证实范延理是在了解土地转让协议相关事实的基础上签字并收取了转让款的事实，范延理想以“周某某”“吴某某”构成刑事犯罪以及范延理自己是文盲等理由来推翻他自己曾经在庆元县检察院和庆元县法院、丽水中院庭审记录承认过自愿收款签字后出让地基的事实，理由是无法成立的。（二）范小平基于自己是范延理的亲侄子，才在范延理的要求下带其去办理和毛奕斌谈签订合同的事，范小平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而仅仅是合同见证人，更没有获得所谓的任何好处，范延理所称范小平获得好处纯属无中生有。范延理出让的地基为国有划拨土地，国家没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国有土地不得出让。即使庆元县的地方规定在条件不具备时不得转让划拨土地，那也不足以导致合同无效。况且，目前庆元县政府已经准许该片土地转让过户。另，庆元县政府对范延理建房的补助款就是4000元，该款项也已经由范延理自行收取。即使范延理现在脱离了五保户，也不得主张其为已经出让的地基的合法占有者。三、范延理在本案中列范小平和范吉安为被申请人，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是主体不适格。且范延理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范延理起诉所依据的是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仅仅为范延理和毛奕斌，虽然范小平是该合同的见证人，但见证人不能混同为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范延理起诉范小平和范吉安为被申请人是主体错误。（二）范延理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期间为一年，这一年是不变更、不延长、不中断的不变期间，案涉合同成立于2011年，因此，合同当事人已经无权行使撤销权。（三）案涉的地基转让协议确实是范延理自己自愿签字，并领取了毛奕斌的4000元转让款，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欺骗胁迫（这可见庆元县人民检察院对其所做的笔录记载）。（四）本案合同与范小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范延理起诉范小平以及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范吉安均是主体不符，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范延理的再审申请。 范吉安提交意见称：一、原一、二审判决均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没有任何错误，范吉安同意上述生效判决。范延理的申请再审期限已经超过6个月。二、范延理申请再审的理由完全不充分。范吉安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范延理据以申请再审的理由仅仅是以猜测和推理，完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启动再审的条件。同时，范延理没有任何证据能印证其诉请。（二）范吉安是当时的村委会主任，仅仅是无偿替要求安置地基的村民填报申请而已，并没有从村民中获得任何好处（这件事庆元县检察院也调查核实过），范延理所称范吉安获得好处纯属无稽之谈。范吉安据村民要求为村民申报地基的行为损害了他的什么权益？相反，本案证据明确证实范延理是在了解土地转让协议相关事实的基础上自己签字并收取了转让款，范延理想以公职人员“周某某”“吴某某”构成刑事犯罪以及范延理自己是文盲等理由来推翻他自己曾经在庆元县检察院和庆元县法院、丽水中院庭审记录承认过其是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自愿收款并签字出让地基这样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其次，范吉安虽然是当时的村委会主任，但只是对照上级的要求，向上级部门申报本村的村民情况，只要村民要求安置的，都帮助上报，上报后是否审批、是否出让、是否自建，范吉安作为村委会主任无法决定也无须决定。作为范延理名下的宅基地是否能审批，审批后是否出让，出让给谁，出让价款是多少，范吉安一概没有参与。因此，范吉安不是出让土地的合同当事人，与本案无丝毫关系，范延理列范吉安为当事人是主体错误。再次，范延理出让的地基为国有划拨土地，国家没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国有土地不得出让。即使庆元县的地方规定在条件不具备时不得转让划拨土地，也不足以导致合同无效。况且，目前庆元县政府已经准许该片土地转让过户。另，庆元县政府对范延理建房的补助款就是4000元，该款项也已经由范延理自行收取。即使范延理现在脱离了五保户，也不得主张其为已经出让地基的合法占有者。三、范延理在本案中列范吉安和范小平为被申请人，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且范延理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范延理列范吉安和范小平为被申请人是主体错误。（二）范延理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案涉合同成立于2011年，因此，合同当事人已经无权行使撤销权。（三）案涉的地基转让协议确实是范延理自己自愿签字，并领取了毛奕斌的4000元转让款。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欺骗胁迫。（四）本案合同与范吉安没有任何关系，范延理起诉范吉安以及合同见证人范小平均是主体不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范延理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撤销权纠纷，范延理请求撤销的主要理由是其系文盲，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地基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范延理在签订《地基转让协议》时尚未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经审批享有的搬迁安置地基权利本质上系其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其有权对该财产权利进行处分。范延理在庆元县人民检察院2012年7月24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明知安置地基户头已转让给毛奕斌，并清楚领取的4000元系转让款。故范延理与毛奕斌达成的《地基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范延理认为其系受欺骗签订《地基转让协议》，缺乏证据支持。范延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地基转让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地基转让协议》签订于2011年6月6日，至2018年起诉时已经超过五年，故范延理请求撤销《地基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范延理未提供证据证明毛奕斌已构成犯罪，因此其主张毛奕斌通过犯罪行为获取非法利益，不能成立。此外，范延理对案涉协议无效的主张以及其有权按《地基转让协议》第五条的规定解除合同的主张，均与其一审诉讼请求相悖，故不属本案再审审查范围。综上，范延理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能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范延理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夏祖银 审判员  沈 妙 审判员  董 东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