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5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负责人：张宝兰，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仲，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逯俊成，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芝，女，195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刘凤芝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4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卫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关宇宁、审判员宋刚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错误的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此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为《法律服务合同书》先已解除是错误的。解除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委托与解除《法律服务合同书》是两回事，是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委托，可以单方解除。《法律服务合同书》，需要法定解除及双方约定解除。本案没有出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法定解除的条件。也没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解除。一审原告的起诉行为就证明双方存在纠纷。一审法院无视《法律服务合同书》第一条第2项“含前期必要的调查取证，立案，一审至一审判决，裁定书下达止”的“工作量”及第三条“甲方付给乙方服务费人民币叁万元整”的“服务费总额”的明确约定，滥用“公平原则、及划分举证责任”。错误认为只有二审阶段及执行阶段的实际发生才能付欠的“服务费”。一审无视《法律服务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甲、乙双方必须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完成本法律事务”的“不可单方撤销、解除”的特别约定。一审法院“本院认定事实3”部分的“被告刘凤芝称”的内容，没有合法证据且一审开庭时原告否认，一审却认定是“事实”，是严重错误的。其中“改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一审开庭时她没有讲。因为一审和平区法院开庭时邢清军案还没开庭。事实是在上诉人委派工作人员于2019年8月15日提交的证据原件支持下，该院才作出民事判决；没有证据原件，撤回或驳回。上诉人有多份新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法律服务合同书》约定的一审“能够”履行的全部内容。上诉人工作人员没有出庭，是邢清军单方撤销法院的委托书及刘凤芝不让出庭的违约行为导致的。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民法总则》第七条的有关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服务合同书》的解除只有双方约定或者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解除。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三、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要求一审人民法院解除《法律服务合同书》，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请求二审法院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刘凤芝二审辩称，2018年11月份通过朋友介绍上诉人的代理人徐国仲，与他签订了一份合同，一共3万元服务费，第一次缴费合同规定交1万元，第二次二审交1万元，第三次是执行阶段给了1万元，共计3万元。立案8个月之后我们没有任何消息，我有问徐国仲现在什么情况，徐国仲说现在送达阶段，需要登报，我问为什么登报，如果登报对方不来法院就缺席判决，我们在2019年7月8日来到沈河区法院，查到了保全，当时徐国仲说你交了保全费什么都法院做，我说没有查封的地址，法院能查么。后来我去找法官，法官说，这个案子确实保全了。徐国仲律师态度不好，做人做事方法我不认同。第二，徐国仲办案期间向法院隐瞒事实，不如实告知。徐国仲处处要好处费，有6笔，有证据，都有微信转帐记录，一审已经提交了。徐国仲工作不负责任，太墨迹。在2019年7月8日我们到了沈河区法院，我们想更换律师，法官说可以换律师。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4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11月15日，被告刘凤芝及案外人王桂云、郝春诚、邢清军、王秀舫（均系甲方、委托方）共同与原告丰华律所（乙方、受托方）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书》一份，载明：乙方经办人徐国仲及张宝兰。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办理下列法律事务：1、代理甲方依据《投资担保协议》关于“在2018年6月26日前乙方返还甲方所投资本金”的约定索要60万元投资款；2、含前期必要的调查取证、立案、一审至一审判决、裁定下达止；二、期限为同人民法院审限；三、甲方付给乙方服务费三万元整，免交通费、查询费、咨询费；四、双方要明确的其他事项：1、甲方推选一位代表，乙方只对其代表协商具体的办理该法律事务；2、如发生二审、及执行、乙方免费代理甲方继续工作，至执行完毕止，继续担任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3、甲乙双方必须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完成本法律事务；4、本案存在转刑事的可能，乙方工作人员已告知，甲方已知这一事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甲方自行承担法院及公安机关的办案费用并派员配合送达工作，提供交通工具，去外地本案的费用按公务员出差标准实报实销；6、签订合同时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二审前再支付壹万元，执行阶段开始交纳壹万元，如进入公安程序，乙方工作人员以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至执行完毕止……下方由各委托人签字及加盖原告的公章。2.2018年11月27日，被告刘凤芝与案外人王桂云、郝春诚、王秀舫共同与案外人邢清军签订《债权转移协议书》，约定该四人将己方享有的到期债权本金共计45万元转让给邢清军，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3.2018年12月21日，案外人邢清军与原告丰华律所徐国仲律师签订授权委托书并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应案件系“原告邢清军诉被告王恩海、王冬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同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18883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被告刘凤芝称，因徐国仲律师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存在态度不友好、办案方式不被各委托人认同、违背职业道德等因素，已解除了《法律服务合同书》，2019年7月10日，案外人邢清军遂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撤销了对张宝兰及徐国仲律师对该案的授权委托，并重新委托案外人“王舒雅”作为诉讼代理人，该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4.庭审中，原告自认已收到《法律服务合同书》中约定的第一笔服务费壹万元，主张尚欠两万元，因委托人系包括被告刘凤芝在内的共五人，故诉请被告赔偿其中的4000元（20000元/5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由委托人即刘凤芝、王桂云、郝春诚、邢清军、王秀舫向受托人即丰华律所交纳服务费，丰华律所完成各委托人的委托事宜。本案中，按照原、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书》约定，原告丰华律所自认已收到其中的第一笔服务费1万元，现双方就剩余服务费2万元中的4000元发生分歧，原告丰华律所主张因邢清军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直接导致该所产生损失，故请求赔偿，从而提起了本案诉讼，而被告刘凤芝抗辩双方已实际解除了《法律服务合同书》，故不应继续给付或赔偿原告。本案中，在被告刘凤芝及各案外人与原告丰华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书》后，为履行上述合同，各委托人间签订了《债权转移协议书》，约定由其中一位委托人即邢清军作为代表进行诉讼，而后确由该人以原告的名义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故邢清军的上述诉讼实系代表了各委托人的诉讼，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邢清军撤销了对原告丰华律所的委托，该行为即意味着单方终止《法律服务合同书》，结合本案庭审调查、双方举证及沈河区人民法院就（2018）辽0103民初18883号案件的审理情况，现原告已重新委托其他代理人参与诉讼，且该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故继续履行原《法律服务合同书》已无意义，无法实现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因此，本院认定《法律服务合同书》先已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如因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造成了损失，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提起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按其主张的数额4000元，实系与被告刘凤芝继续履行《法律服务合同书》后可期待的代理服务费，但按照该合同书中服务费给付的约定：“签订合同时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二审前再支付壹万元，执行阶段开始交纳壹万元”，即双方对给付的时间节点作出了明确约定，而该案现仅处于一审判决公告送达中，暂未发生二审及执行程序，故即使原、被告继续履行《法律服务合同书》，原告主张的赔付数额是否会实际发生，现无法确定，虽原告主张后续代理服务行为系免费提供，但双方确实就代理行为对应的阶段代理费作出明确约定，且按照公平原则，被告已就其产生的阶段性服务收益如约向原告给付了费用，故对于《法律服务合同书》的解除，并未对原告造成其现主张的损害数额，此外，该行为是否对原告产生了其他损害后果，原告亦未对此进行举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此，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赔偿4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关于被告提出的要求徐律师赔偿保全费及保函费以及1万元案件代理费的请求，因徐律师非本案诉讼主体，且被告未就此于本案中明确提出反诉请求，故被告可就其相关请求另案诉讼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徐国仲律师与被上诉人的微信截图、沈河区人民法院法律助理及书记员出具的收条，拟证明：本案所涉合同尚未解除，仍在继续履行过程中。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理由为：微信截图内容中并无说明双方仍在继续履行涉案合同的字样，而相关收条也仅能证明徐国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些材料，不能证明系在被上诉人委托下提供。本院依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法律服务合同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妥善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被上诉人可否解除本案所涉合同的问题。本案所涉合同系法律服务合同，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为其处理法律事务，具体而言，在本案所涉合同履行过程中，采用了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理民事诉讼的方式处理委托事务。该法律服务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依法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对委托合同的规定处理。而我国合同法明文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此，被上诉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而本案中，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利益代理民事诉讼，其过程为先由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再由案外人委托上诉人代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既然案外人在诉讼中已经撤销上诉人代理权，不再由上诉人代理相关诉讼，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也明确要求解除《法律服务合同书》，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双方合同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主张双方合同4.3条款约定“团结一致、完成本法律事务”的内容即约定《法律服务合同书》具有不可撤销性，本院认为，4.3条款文义中不含有约定该合同具有不可撤销性（不可任意解除）的内容。再考虑到，上诉人系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所，对法律事务应当较为熟悉，如其拟签订不可撤销的委托合同，其完全有能力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无误的表述，但其未做明确表述，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上诉人提出涉案合同系不可撤销的委托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合同解除的后果。双方合同约定总报酬3万元，分别在“签订合同时、二审前、执行阶段开始”给付各1万元。被上诉人在案涉民事诉讼活动“二审前”提出解除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的，未履行部分不再继续履行，因此，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不再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具有合法依据（同时，上诉人也无需再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而上诉人已履行完毕的部分，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对应的1万元报酬。上诉人主张其存在损失应当由上诉人加以证明，本院审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后认为，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涉案合同又未约定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上诉人可直接要求给付全部报酬。故此，一审法院裁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上诉人辽宁丰华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卫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