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再137号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红梅，女，197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安徽金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汪标，男，196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超，男，199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宗，安徽京阜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刘红梅、汪标因与被申诉人李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的（2018）皖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9]3400000002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皖民抗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陈宸、助理检察官陈伟出庭。申诉人刘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申诉人汪标、被申诉人李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中院再审判决仅以案涉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二人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属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债权债务纠纷中，债权人就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原则上应该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立法本意并非是以“婚姻关系存续”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判断标准。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在综合“共同生活、利益共享”和“婚姻关系存续”的基础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刘红梅向李超出具的案涉借据及收条，借款总额达793000元，显然已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案涉借款虽发生在刘红梅与汪标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李超和汪标在原审中提供的李超与刘红梅之间手机短信截屏、汪标与李超之间的电话录音资料，李超在二审庭审笔录中亦称第一笔借款刘红梅系用于搞工程，第二笔借款刘红梅系为其朋友收钢铁借的，足以印证汪标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且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刘红梅、汪标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刘红梅虽书写有借条和收条，但李超未实际交付出借款项，李超也未能提供其出借款项的具体证据，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李超主张所有借款全部是现金交付的事实不存在，也不符合客观常理，一、二审法院未对李超巨额现金的来源进行查明，李超也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二、原再审判决依据借条和收条认定借款事实存在，并以借款形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判决两申请人共同还款，对借款没有用于共同生活未予审查，再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没有提供确凿相反证据推翻借据，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对申请人一二审均提出的笔迹形成时间鉴定请求未予同意，适用法律错误。三、李超一审提供了关于款项来往的银行转账凭条，该凭条可以证实部分资金往来是通过银行账户，其主张案涉全部款项系现金交付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采用手机短信照片的非法证据，驳回刘红梅对借条和收条书写时间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李超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申诉人的请求无理无据，请求依法驳回。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红梅及汪标偿还李超借款793000元及利息69175元（利息计算至2014年5月9日，以后利息据实结算）；赔偿李超其他经济损失396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0日，刘红梅给李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李超人民币（现金）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保证于2014年1月2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未还则按每天实际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一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同时自愿承担出借方追讨该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但不低于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等。”同日，刘红梅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超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收款人刘红梅2014、1、10日。”2014年1月30日，刘红梅给李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李超人民币（现金）肆拾玖万叁仟元整（小写：493.000），保证于2014年2月1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未还则按每天实际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一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同时自愿承担出借方追讨该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但不低于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等。”同日，刘红梅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超人民币肆拾玖万叁仟元整，（￥493.000元）收款人刘红梅2014、1、30日。”2014年2月23日，刘红梅给李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李超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元），保证于2014年3月3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未还则按每天实际欠款金额的千分之一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同时自愿承担出借方追讨该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但不低于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等。”同日，刘红梅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超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收款人刘红梅2014、2、23日。”刘红梅将自己签名的房产证复印件交给了李超。借款逾期后，李超多次向其催要，刘红梅以正在办理贷款为由拖延，至今未偿还。刘红梅与汪标于2008年9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3月27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红梅、汪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给李超借款793000元及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借款次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1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18元，由李超承担1000元，刘红梅、汪标承担16818元。刘红梅、汪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红梅、汪标与李超之间不存在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二审认为，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借款发生在刘红梅与汪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刘红梅与汪标共同偿还借款符合法律规定。刘红梅与汪标上诉称其二人与李超之间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但对刘红梅所出具借条和收条的真实性其二人不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刘红梅与汪标又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8元，由刘红梅、汪标负担。刘红梅、汪标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16）皖民申586号民事裁定认为，刘红梅于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30日、2014年2月23日三次出具借条时间间隔均为20天左右，并均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三份借条均约定刘红梅在十日内还清欠款，但两次在钱款未还情况下，李超再次出借，与常理不符。依据李超一审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条，其与刘红梅之间数额为10000元和5000元的借款交付均通过银行转账，而案涉三次借款数额为100000元、493000元和200000元，数额较大，李超主张案涉借款全部为现金交付，前后陈述不一致。二审庭审中，法庭调查案涉借款资金来源时，李超第一次陈述内容为不予回答，后又陈述其出借给刘红梅的资金中，除其本人的钱之外，向其连襟借了26万元。在本案再审审查过程中，李超向本院提交证人证言两份，内容记载其分别向王某、李某借款20万元、30万元，与其之前陈述的借款资金来源也不一致。综上，关于案涉借款资金来源、款项交付、三份借条和收条书写时间等认定借贷关系是否发生的基本事实不清，原判认定刘红梅与李超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有待商榷。综上，刘红梅、汪标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遂裁定指令中院再审。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再14号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红梅与李超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刘红梅与汪标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关系。该院认为，一、关于刘红梅与李超之间是否存在合法借贷关系的问题。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能轻易否定证据的证明力。本案中，李超的陈述及其所举的刘红梅签名的2014年1月10日的借条和收条、2014年1月30日的借条和收条、2014年2月23日的借条和收条、短信记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刘红梅向李超借款793000元的事实。刘红梅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是在李超的胁迫下所书写的借条，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刘红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出具借条和收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没有借款而分三次给予李超出具合计高达793000元的借条和收条，明显违背常理，且没有向警方报案记录和其他证明胁迫行为发生的证据佐证，刘红梅抗辩理由不具可信性，应不予采信。虽然李超对其款项来源及如何履行借款的解释有不合常理之处，但综合全案，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应认定李超与刘红梅之间存在793000元的民间借贷事实。二、关于刘红梅与汪标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关系的问题。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上述借款均发生在刘红梅与汪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刘红梅向李超所借的793000元应为其与汪标的共同债务，由其二人共同偿还。综上，李超与刘红梅、汪标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该院（2015）阜民一终字第0052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阜民一终字第00524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18元，由再审申请人刘红梅、汪标负担16818元，被申请人李超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8元，由再审申请人刘红梅、汪标负担。本院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二审期间的举证质证意见不变。刘红梅提交一份新证据：李超发给刘红梅的手机短信打印件，来源于刘红梅的手机，因手机在恢复中，故没有原件。刘红梅称该证据曾在第一次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在中院再审中未提交。该短信时间为2014年1月30日，有威胁性语言。证明：汪标对借贷并不知情，刘红梅系受李超威胁出具的借条。刘红梅申请就对案涉三张借条及三张收条是否同一支笔书写，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参考日期2014年1月30日）予以鉴定。被申诉人质证称，从形成时间看，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且无原件证实，应为虚构。针对刘红梅的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三张借条及三张收条是否同一支笔书写，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参考日期2014年1月30日）予以鉴定。该中心对印刷体字迹、手写体字迹以及指印均进行了检验，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44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载明：综合上述检验结果，检材1、3、5的印刷特征高度一致，符合同级同批次印刷文件的特点；检材1-6上的手写字迹笔迹特征、笔痕特征高度一致，符合同一人同一书写工具书写字迹特点；检材1-6上的指印特征高度一致，尤其是指印形态、位置特征一致，反映了同一人同一手指连续捺印指印特点。综合上述多种检验结果判断，检材1-6应为短期内连续制作形成。鉴定意见载明：送检的标注日期分别为“2014.1.10日”、“2014.1.30日”、“2014.2.23日”的3份《借条》原件及“2014.1.10日”、“2013.1.30日”、“2014.2.23日”的3份《收条》原件上手写字迹应为同一支笔书写，且上述六份检材应为短期内连续制作形成。后该鉴定中心又向我院出具《对“[2019]鉴字第44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对前述意见中的“短期形成”作出如下补充说明：本次鉴定意见的主要依据是“检材1、3、5的印刷特征高度一致，符合同级同批次印刷文件的特点；检材1-6上的手写字迹笔迹特征、笔痕特征高度一致，符合同一人同一书写工具书写字迹特点；检材1-6上的指印特征高度一致，尤其是指印形态、位置特征一致，反映了同一人同一手指连续捺印指印特点。”依据上述鉴定依据的特点，本鉴定人组认为六份检材的制作时间应为数日内，其时间差异不应超过一周。申诉人认可该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主张可以证明3份《借条》和3份《收条》系同一时间形成，故而借款不具有真实性，系被申诉人强迫形成。被申诉人对鉴定意见三性无异议，但认为短期是一定期限内形成，如一年内或一个月内连续，不能说明是同一时间形成；对补充说明认为对印刷特征、手写字迹及指印特征的分析与结论之间无逻辑联系，且李超办公室桌子不大，捺印是本人习惯，不能证明是连续捺印，不能证明是同一时间形成，与申请人申请事项不符，系鉴定人员主观推断，缺乏科学依据，仍坚称是借条及收条上所载时间分别形成。本院认证意见：1.刘红梅所举手机短信打印件，因并无原件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2.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对检材印刷特征、手写字迹特征、笔痕特征和指印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明确六份检材应为至多一周内连续制作形成。李超虽对上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更未提出反证证明鉴定意见的虚假，故对该鉴定意见的结论及补充说明应予采信。对一、二、原再审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认证意见同一、二、原再审。本院再审对原再审查明事实部分，除案涉3份《借条》和3份《收条》的出具时间，以及借款逾期后，李超多次向刘红梅催要，刘红梅以正在办理贷款为由拖延，至今未偿还之外的内容予以确认。再审查明，案涉3份《借条》和3份《收条》为至多一周内连续制作形成。本院认为，再审争议焦点为：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二、如果真实，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汪标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具有实践性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关于出借及还款时间。刘红梅3张《借条》和对应的3张《收条》载明的出具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30日和2014年2月23日，间隔时间均为20天左右，3张借条均约定刘红梅在十日内还清欠款，但两次在前款未还情况下，李超再次出借，与常理不符。（二）关于出借资金来源。李超前后陈述含糊不清：二审庭审中李超第一次陈述为不予回答，后称其出借给刘红梅的资金中除其本人的钱之外，向其连襟借了26万元，所从事的投资咨询公司经营状况不行；1月10号的钱是自己的；2月23号的20万元有自己5万，有宋辉15万。在本院原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李超称第一笔10万元是其本人资金；第二笔有借来的，也有其本人的；第三笔全部是借来的。在中院再审审理过程中，李超称向王某、李某借款30万元和20万元，向连襟借了26万元。本院再审中，李超称向王某、李某借款30万元和20万元，向连襟借了26万元。关于现金的存放地点，一审庭审中李超称都是现金在其家里放着；二审庭审中李超后称是放在店里保险柜里。中院再审中，证人李某当庭作证2014年底李超向其借款20万元未归还，但本案中的借条、收条的形成时间均早于李某所称李超向其借款的时间。（三）关于款项交付方式。中院原再审中李超称其与刘红梅之前一万、五千、五万的借款都已经还钱了，是转账的方式；对法官询问“为什么小额是转账，大额是现金？”，李超称“现金和转账都是刘红梅要求的。”当事人之前小额借款交付均通过银行转账，而本案三次借款金额分别为10万元、493000元和20万元，对于大额借款，李超主张全部为现金交付，与常理不符。（四）关于当事人陈述。合议庭在决定是否同意鉴定申请时，就3张《借条》和3张《收条》是借款当天出具还是同一天出具询问李超，李超代理律师称分别是三个时间，出具借条、交付借款以及出具收条都是在所注明的时间内；在对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质证时，李超仍坚持上述陈述。刘红梅则称均为2014年1月30日这一天一次形成的，并未实际出借，系受李超胁迫出具。如果李超陈述属实，则六份条据的形成时间间隔至少为20天，但鉴定意见明确为六份条据形成时间至多不超过一周，可以明确李超就借条及收条的出具时间做了虚假陈述。关于出具借条及收条的原因，刘红梅的陈述亦前后不一：二审中刘红梅称系其急需用钱，李超承诺出借但未实际出借。本院原再审申请审查中，刘红梅称因2014年初欠李超五、六万元的利息，被李超威胁出具的假条据。中院再审审理中，刘红梅称当时急需用钱，李超骗其出具借条，后又带黑社会去找刘红梅，款项未实际出借。本院再审庭审中，刘红梅称是以前向李超所借其他款项的高额利息，本金已还清。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对比李超及刘红梅的各自主张及证据，案涉三笔借款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李超仅举证借条及收条，但关于案涉借款资金来源、款项交付方式，李超作为借据和收据的持有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其陈述含糊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亦有不符之处。而刘红梅的陈述虽亦有矛盾之处，但其一直坚称系受李超胁迫或欺骗，李超并未实际出借。结合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可以明确李超就借条及收条的出具时间进行了虚假陈述。刘红梅所称3张《借条》和3张《收条》系同时出具的可能性更高，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认定案涉3张《借条》和3张《收条》具有瑕疵，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李超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向刘红梅实际交付了款项，故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李超与刘红梅之间的案涉借贷关系并不真实存在，故本案对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汪标应否共同偿还的问题无需再予审理。综上所述，刘红梅与李超之间就案涉三笔借款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申诉人的再审申请成立。原审认定刘红梅与李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2015）阜民一终字第00524号民事判决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2014）州民一初字第014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8元；再审案件鉴定费13000元，均由李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庆霞审判员  袁玉清审判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曌书记员张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