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91民初11520号原告：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白兰一街24号305。法定代表人：杨建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易车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村下元岗东街40号2号101之G43房。法定代表人：杨裕庆。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甜，女，该公司职员。原告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京文公司）与被告广州易车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易车行公司）、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明，被告京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二被告立即停止销售《龚玥民歌红黑胶》盗版光盘的侵权行为；2.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专辑《民歌红》的录音制作者。广州易车行公司擅自在京东公司运营的京东商城网站中销售收录有上述专辑中43首歌曲的《龚玥民歌红黑胶》盗版光盘。上述光盘中收录的43首歌曲与原告享有权利的43首歌曲为同一音源。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诉如所请。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没有侵权故意，涉案产品是我们从第三方购买，我们只是代销，下单后由第三方进行发货，经第三方说明该产品是正版。产品包装后面也有生产厂家注明。涉案产品在2018年7月份已经下架停止销售，涉案产品销量很少，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失。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京东公司辩称，京东公司仅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不参与涉案商品的制作及实际销售。现涉案商品已经下架，商品链接已删除。我司不存在主观过错，亦不具有事前审查义务，对被控复制、销售侵权行为不存在明知、应知的情形，不应就涉案商家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涉案商品仅是在京东网站的“易车行汽车用品专营店”店铺进行展示、销售，不涉及涉案商品音源的在线传播下载问题，故不涉及侵犯录音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为证明其是《民歌红》专辑的录音制作者，向本院提交：《民歌红》专辑封面和封底、专辑中歌曲的歌词，其中专辑封底显示“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发行、新京文唱片制作”。被告京东公司不认可该证据，主张从涉案光盘实物看广州新京文公司既非出版人也非制作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是该专辑的录音制作者。为证明二被告的侵权行为，广州新京文公司提交（2018）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0954号公证书及后附截图，证明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在京东网店铺“易车行汽车用品专营店”中销售《龚玥民歌红黑胶》盗版光盘，该光盘中收录的43首歌曲与原告录制品的音源一致。其中，《龚玥民歌红黑胶》封底上载深圳音像公司出版发行、广州市美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京东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京东公司已经对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的营业执照进行了公示，尽到了审查义务，京东公司未从事涉案商品的销售，不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对广州新京文公司主张的“易车行汽车用品专营店”中销售《龚玥民歌红黑胶》光盘的主张予以采信。诉讼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公证书及广州新京文公司录音制品《民歌红》专辑进行线下勘验，本院注意到《民歌红》专辑中有封面印刷为“龚玥”、“龚玥2”、“龚玥3”、“龚玥贺新春”四张CD的制作方显示为“赢天下唱片制作”，且出版物后标注的出版方是广州音像出版社、发行方是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广州新京文公司主张“新京文唱片制作”是其公司在专辑署名时的简称，“赢天下唱片”是其厂牌名称并非独立主体。对该项主张，本院另行组织开庭质证，京东公司对上述主张不认可，广州易车行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为进一步证明其是《民歌红》专辑的录音制作者向本院提交表演者龚玥出具的《表演者声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其中《表演者声明》显示：龚玥是《民歌红》、《民歌红Ⅱ》、《民歌红Ⅲ》、《民歌红·雨夜花》、《民歌贺新春》专辑的表演者，上述专辑系由广州新京文公司投资组织录制完成。对该证据，本院另行组织开庭质证，京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广州易车行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京东公司为证明涉案商品已经下架，提交其网站截图。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认可涉案商品已经下架。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可以缺席判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著作权人、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当事人提供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根据广州新京文公司提交的《民歌红》专辑署名、表演者龚玥出具的《表演者声明》，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广州新京文公司为涉案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享有涉案专辑中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被告京东公司是否侵权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广州新京文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发现广州易车行公司的侵权行为后通知了京东公司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故京东公司在广州新京文公司起诉前无法得知涉案侵权商品是否属于侵权，其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被告京东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接到起诉状后，对被控侵权商品已经做下架处理，其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就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是否侵权一节，根据广州新京文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可以看出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在京东网上所开店铺中销售的《龚玥民歌红黑胶》光盘中收录的歌曲与广州新京文公司主张权利的《民歌红》专辑中的歌曲，在歌名、歌词、旋律、演唱者方面均一致。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广州新京文公司就涉案歌曲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的侵犯，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就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经济赔偿数额，因广州新京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经济损失及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获利情况，本院综合考虑涉案录音制品的制作难度、涉案歌曲的知名度、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影响范围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广州易车行公司的赔偿金额为301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广州易车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100元；二、驳回原告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广州新京文音像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已交纳），由被告广州易车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伊 然审 判 员  韩 冰审 判 员  张 博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侯荣昌书 记 员  高雨欣书 记 员  郭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