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240行初52号原告：包海荣(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海荣电器厂经营者），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露，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0009134961G。法定代表人：冉瑞红，该局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王光明，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探，该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碧，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冉启武，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生，重庆市石柱县南宾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第三人：蔡万芬（系包海荣妻子），女，1966年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海荣电器厂（以下简称海荣电器厂）诉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石柱县人社局）、第三人冉启武工伤行政确认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并发出告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告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5日和2019年10月2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海荣电器厂经营者包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余露，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碧，第三人冉启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生，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海荣电器厂经营者包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碧，第三人冉启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两次庭审均未出庭，向本院提交了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函。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原告海荣电器厂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起诉前的2019年4月23日经申请已被石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经释明，原告海荣电器厂变更本案原告为包海荣，因海荣电器厂注销前系家庭经营，其经营者包海荣的妻子蔡万芬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蔡万芬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王光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探，第三人冉启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鹏生，第三人蔡万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柱县人社局根据第三人冉启武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石人社伤险认字﹝2017﹞2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212号《工伤决定书》），认定原海荣电器厂工人冉启武于2016年11月10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海荣电器厂不服，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重庆市人社局）申请复议，该局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7﹞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4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石柱县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原海荣电器厂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渝0240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212号《工伤决定书》和14号《复议决定书》，并责令石柱县人社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石柱县人社局于2019年1月7日重启冉启武工伤认定程序，并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石人社伤险认字﹝2019﹞2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海荣电器厂工人冉启武于2016年11月10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海荣电器厂经营者包海荣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包海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石人社伤险认字﹝2019﹞2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21号《工伤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21号《工伤决定书》调查核实部分载明：“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恰好说明买主谭永红向原告购买40个烤火盆，原告的工作任务就是给谭永红装烤火盆40个，且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该40个烤火盆确已装载完毕，冉启武的工作任务即结束。再根据原告与谭永红以往的交易惯例看，谭永红前往装烤火盆后从不需要人工再予以辅助行为即自行离开，原告没有再安排冉启武继续跟随的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冉启武之后为何在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上摔倒，原因不明，恰恰是因冉启武在之前工伤认定申请书中提到的是受谭永红称“车上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的帮忙邀请，跟随谭永红前往另一个地方装货的途中受伤，谭永红要装的货并不是其与原告买卖合同的标的，其要前往装货的地方并不清楚是哪里，至少不能证明是属于原告的工作场所。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冉启武的陈述，均证明冉启武系装好烤火盆离开仓库后在距离原告工作场所10米之远的地方不慎从三轮摩托车上摔下受伤，该场地并非原告合理的工作场所，也并不是下班时间冉启武回家途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因此，冉启武不是因工作原因，也不是在工作场所受伤，其受伤不属于工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三工”要素，即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冉启武在工作时间离开了原告工作场所，且从事与原告工作内容无直接关系的帮工事实，其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是为了与原告相关的工作原因而受伤。然而石柱县人社局在未调查清楚冉启武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即认定冉启武受伤为工伤，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冉启武受蔡万芬安排为谭永红装完烤火盆后下来在路边站立，自此其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且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未受伤。有石柱县人社局对谭永红的询问及调查笔录可证。三、冉启武装完烤火盆站在路边，又被谭永红重新喊到三轮摩托车上，在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行进过程中，在公路上从三轮摩托车上摔下受伤，非因工作原因，不属于履行工作内容。有2017年9月6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询问审理笔录，石柱县人社局2019年1月10日对谭永红的调查笔录（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石柱县人民医院出院证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检查结查佐证，以及谭永红为冉启武受伤承担了一半的医药费2万多元的事实，正说明谭永红叫冉启武到三轮摩托车上，且在车辆行进过程中由于未确保冉启武的安全，谭永红才会承担医药费。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冉启武擅自离开工作场所，无论是因为自身的脑部脂肪瘤疾病导致晕厥，还是因谭永红驾驶未确保安全导致冉启武摔伤，均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伤。四、冉启武摔伤地点在公路上，公路不属于原告仓库院坝工作地点及工作地点的延伸。本案纠纷历经多次诉讼，无论是被告方，还是冉启武均无证据证明原告另有仓库，且冉启武在2017年5月18日的确认劳动关系案件的庭审中自认“受伤是事实，是在装完烤火箱离开厂区后受伤”。因此，在客观上不存在另有仓库的情形下，冉启武摔伤的地点（公路）不属于工作地点的延伸。有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及证人马泽碧、冉隆兵、马超证实。综上，原告提交的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冉启武受伤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且不在工作地点，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错误的采用了冉启武串通谭永红、马超所作的假证，而作出错误的工伤认定，其工伤认定决定书无事实依据，依法应撤销。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渝0240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工伤行政确认一案经石柱县人民法院认定因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撤销了石柱县人社局第一次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第三人冉启武所受的伤并非构成工伤。2.（2016）渝0240民初1713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复印件，该笔录第6、7、9页，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中，法庭调查阶段，证人马超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了第三人冉启武系从三轮摩托车上摔倒，且倒在仓库外的公路上，已经离开了原告的工作场所；证人冉隆兵的证言证实第三人摔倒受伤地点是离原告仓库生产地距离10米多远的公路上；第三人在举证阶段自认“受伤是事实，是在装完烤火箱（盆）离开厂区后受伤”，均证明第三人受伤地已经不属于原告工作场所内。3.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和2017年9月16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询问审理笔录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冉启武已经按原告指示装完40个烤火盆，理应在工作任务完成后返回厂内继续工作，但第三人冉启武应谭永红邀请帮忙继续为其装货遂跟随在三轮摩托车上不慎摔倒，其主观原因和客观上都不是为原告提供劳动服务，与第三人工作内容没有直接因果关系。4.证人马超的证词及其证词录音光盘，证明马超自认作过两次假证，冉启武站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受伤的过程是听冉启武说的，真实情况是其在厂房里组装烤火盆，听到外面有人叫出事了，其从厂房里出来看到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5.石柱县建飞电动车门市部出具的情况说明、重庆道统电动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电动三轮摩托车（货斗1.6米长）能装多少个小烤火盆的情况照片、出事当天冉启武装的小烤火盆照片、原告所租门面现状照片三张，证明石柱县市场上出售的电动三轮摩托车的货斗长度有1米、1.3米、1.5米、1.6米，原告按最长1.6米将出事当天冉启武向谭永红三轮摩托车上装货的情况进行还原，其装满40个小烤火盆（长50公分左右、宽50公分左右）后，三轮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剩余空间再装货或者站人了，足以说明冉启武、谭永红说的“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是假的。6.2018年11月6日质证笔录复印件，证明谭永红否认冉启武从自己车上掉下来。7.营业执照（2020年1月2日注册），证明包海荣于2020年1月2日重新向石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登记了名称为海荣电器厂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经营方式为个人经营。石柱县人社局辩称，冉启武系海荣电器厂工人。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冉启武所受伤害被石柱县人民医院诊断为：1.双侧额叶脑挫裂伤；2.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颅底骨折；4.脑脊液耳漏；5.创伤性耳聋；6.右侧鼓膜穿孔；7.枕部软组织挫裂伤；8.头皮血肿；9.右侧颞骨骨折；10.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石柱县人社局认为：一、其案件办理程序合法。一是案件受理条件合法。2017年11月7日，第三人冉启武向我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其本人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经审查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其受伤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按照《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受伤职工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本市用人单位由注册地或住所地区县（自治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工伤认定，市外用人单位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生产经营地区县（自治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工伤认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局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时，没有超过法定受理时效，且我局拥有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管辖权，依法应当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我局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了212号《工伤决定书》。本案原告不服，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2018年11月9日，经石柱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我局作出的原212号《工伤决定书》，并要求我局在判决生效后60天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据此，本案受理条件合法。二是案件办理程序合法。经调查核实，我局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了212号《工伤决定书》。本案原告不服，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2018年11月9日，经石柱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我局作出的原212号《工伤决定书》，并要求我局在判决生效后60天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8年12月25日，石柱县人民法院出具《生效证明书》，证明（2018）渝0240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于2018年12月3日已产生法律效力。我局根据《生效证明书》于2019年1月7日重启了该工伤认定案件，并于2019年1月9日向本案原告送达了石人社伤险举字﹝2019﹞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通知》，随后海荣电器厂于2019年1月18日向本机关举证提交了《情况说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询问审理笔录》复印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复印件、《法庭审理笔录》复印件、《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放射科MRI诊断报告单》复印件、《光盘》1张，2019年1月25日提交了陈述词。在本案办理程序中，我局依法对本案证人马超、谭永红及当事人冉启武进行调查取证，分别形成《工伤认定调查笔录》。结合全案证据材料，本机关认为，冉启武系海荣电器厂工人。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根据以上事实，我局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1号《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并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因此，我局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工伤认定实体合法。一是冉启武系海荣电器厂工人。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二是冉启武受到的伤害，确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的范围，应予以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石柱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1号《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本案第三人冉启武于2016年11月10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由被告依法将第三人的受伤情况认定为工伤，且对原告及第三人分别进行了送达。2.第三人受伤地点照片10张，本次重启工伤认定程序中收集，证明被告依职权开展调查，并由第三人冉启武及原告经营者家属蔡万芬指认第三人冉启武受伤地点。3.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马超、谭永红、冉启武），本次重启工伤认定程序中收集，证明被告依职权开展调查取证，对本案第三人冉启武及证人马超、谭永红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冉启武系工伤。4.包海蓉的陈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放射科MRI诊断报告单（复印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复印件）、《法庭庭审笔录》及《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询问审理笔录》（复印件）、《陈述词》《石柱县人社局工伤认定申请接件（收件）材料登记单》，证明原告经营者包海荣在本诉具体行政行为开展过程中，履行举证义务，向被告举证。5.﹝2019﹞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要求原告就第三人受伤一事进行举证，并向原告进行了送达。6.《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申请报批表》《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并对原告及第三人冉启武进行了送达。7.14号《复议决定书》、（2018）渝0240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生效证明书，证明本案首次工伤认定已经行政复议维持，后由石柱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工伤认定决定，且该判决已生效。8.《举证目录》《卷内目录》及原具体行政行为应诉相关资料，证明被告在原一审诉讼中依职权举证。9.冉启武的代理人谭鹏生2017年3月20日对包海荣、蔡万芬的录音光盘及说明，证明被告认定工伤正确。10.《工伤保险条例》节选、《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节选，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人冉启武述称，1.原告诉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故意编造虚假事实，以推卸责任。本案的客观事实是：2016年11月10日上午，第三人受原告的经营者包海荣的妻子蔡万芬的指派给谭永红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上货的过程中不慎受伤，且受伤时间、地点、原因符合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有证人谭永红、马超及蔡万芬现场指证等证据佐证。故此，第三人所受的伤确认为工伤是正确的。2.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已经石柱县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存在劳动关系，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石柱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认定工伤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中，第三人冉启武与原海荣电器厂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证人马超也在该次确认劳动关系诉讼中对第三人冉启武受伤的时间、地点及原因向法院作出明确说明并已签署了如实作证保证书，马超其后的证实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3.被告对第三人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对原告的主张既无事实证据，更无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冉启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冉启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2.石柱县人民医院部分住院病历复印件（入院记录、出院记录），证明第三人受伤以及受伤的部位和治疗情况。3.石劳人仲案字﹝2017﹞第37号裁决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冉启武与原海荣电器厂存在劳动关系。4.（2017）渝0240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渝04民终757号民事判决书、（2018）渝民申64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受伤的经过以及与原海荣电器厂存在劳动关系。5.原告个体户管理登记卡复印件，证明原海荣电器厂系合法的用工主体及经营模式为“家庭经营”。6.原告在新厂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处）生产的烤火箱照片1张（复印件），证明原告生产的地址及生产的产品烤火箱属实。7.石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及石柱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在新厂址内生产烤火箱及第三人冉启武在原告厂里上班受伤属实。8.21号《工伤认定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所受的伤属工伤。第三人蔡万芬述称，出事当天，是我喊冉启武去给谭永红装40个小烤火盆，谭永红给我说的只要40个小烤火盆，因此，我到放烤火盆的仓库指了要装的货共四叠每叠10个即40个小烤火盆，指给了冉启武和谭永红后，就离开，回到另一个门面即生产仓库。货款当时和谭永红说的晚上到他的门市部去拿钱。冉启武装完货后，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冉启武是因为什么事情从谭永红车上摔下来的，自己不清楚，我走后，当时装货现场只有冉启武和谭永红两人在场。冉启武出事后，自己和包海荣才从生产仓库出来的。同意包海荣的诉求。第三人蔡万芬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被告石柱县人社局对原告包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成立；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冉启武不是在工作场所内受伤；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不具有合法性，马超应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证明内容虚假，证人马超曾经出庭作证，并签署了如实作证保证书，应当以证人的第一次陈述为准，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马超作假证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司法制裁；证据5，关于电动三轮摩托车的情况说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只能证明该商店卖的三轮车的型号，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烤火盆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受伤当天的烤火盆的现状，对仓库门面的照片及说明是原告单方面的说词，没有证明力；对证据6，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海荣电器厂以前是家庭经营，现在这个新执照为个人经营。第三人冉启武对原告包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同意被告质证意见，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冉启武不是工伤；对证据2，庭审笔录中证人马超是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证人证言是真实可信的；对证据3，原告是断章取意，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同意被告质证意见，证人马超应当出庭作证，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5、6，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装烤火盆的三轮摩托车照片不能证明出事当天谭永红的车子只能装那点货，因为不是谭永红出事当天开的三轮摩托车，不具有真实性，厂房照片是原告自己照的，没有租房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7，新营业执照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是在规避法律后果。第三人蔡万芬对原告包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包海荣对被告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人冉启武不是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受伤原因是因交通事故受伤；对证据2，拍摄时间是2019年，不是现场照片，只能是现场指认照片；对证据3，调查人员职务不明确，不能明确是否具有行政执法权，马超的证言是在调查人员引诱下作出的不真实的陈述，马超并未在现场，不是目击者，谭永红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驾车导致第三人冉启武受伤有赔偿责任，其证言存在虚假，并且与他在别处的陈述相矛盾，实事是谭永红喊第三人冉启武在另外地方为自己上货，冉启武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的；对证据4，系原告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向被告举示的证据，对证据4-6、9-10的三性无异议，但第三人有脑部脂肪瘤；对证据7-8中的（2017）渝04民终75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渝0240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证明原海荣电器厂与第三人冉启武存在劳动关系的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对其他证据，因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即第一次庭审时提交，对该部分证据不予质证。第三人冉启武对被告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均无异议。第三人蔡万芬对被告石柱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包海荣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包海荣对第三人冉启武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三人举示的证据都是证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的证据，本案涉及的是否属于工伤，对其证据的真实性无异，但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认定为工伤。被告石柱县人社局对第三人冉启武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均无异议。第三人蔡万芬对第三人冉启武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均无异议，出事时自己不在现场。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对证人马超、谭永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查询了海荣电器厂工商登记注销信息，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原告包海荣对本院依职权询问的证人马超、谭永红的询问笔录及工商登记信息的质证意见为：1.谭永红的证言多项内容与事实不符，原告不予认可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一是谭永红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冉启武装货完毕在三轮车旁边站起，其开车走几米远，才听到有人喊摔倒了，下车后看到冉启武在三轮车右边的坝子里面躺起”的内容不实。谭永红该陈述内容与2017年9月6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询问审理笔录第9页载明的冉启武的当庭陈述内容相矛盾，从冉启武该庭审中称述内容可知冉启武是谭永红叫到三轮车上，去另一个地方上烤火箱，冉启武受伤不属于工作原因，且超出了工作范围。谭永红陈述的冉启武受伤地点不属实，2017年5月18日石柱县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第6页、第7页，出庭证人马超、冉隆兵均证实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2018年6月11日行政诉讼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6页，出庭证人马泽碧证实冉启武受伤地点在公路上。2019年1月31日，证人马超的书面证词再次证实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同时，在多次询问谭永红，冉启武是如何到他载货的三轮车上去的，谭永红均称不清楚，但并未否认冉启武是从其驾驶的三轮车上摔倒的，说明谭永红有逃避责任的嫌疑，未如实陈述事实。谭永红陈述自己为冉启武受伤承担了一半的医药费2万多元，且医药费总单子在自己手中，蔡万芬只持有复印件，进一步说明是谭永红叫冉启武到三轮车上的，且在车辆开动过程中未确保冉启武的安全，谭永红才会为其承担医药费。二是谭永红在笔录中陈述装了40个烤火盆后还要到原告另外的仓库装货的内容不属实。与本案相关的多次诉讼中，涉及到原告是否另有仓库的基本事实，均无证据证明，另有仓库的说法源起谭永红的单方说辞。综上，谭永红的证言由于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谭永红属于造成冉启武受伤的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的孤证不能达到证明目的。2.马超关于冉启武摔伤地点的证言内容不具有真实性。马超陈述“冉启武受伤后脚在公路上，上半身和头在坝子上，三轮车在冉启武的旁边”，该陈述内容与马超2017年5月18日的出庭证言证实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2019年1月31日书面再次证实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前后矛盾。3.对工商登记注销信息无异议，海荣电器厂的责任承担者就是经营者包海荣。被告石柱县人社局对本院依职权询问的证人马超、谭永红的询问笔录及工商登记信息的质证意见为：1.对马超、谭永红的询问笔录均没有异议。马超证明了之前的证言除了说挂得有个海荣电器厂的牌牌是假的外，其他都是真实的。谭永红的证实内容与被告调查时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其笔录后附的三轮车图片和装烤火盆的图片与本案无关联性，不是出事时的三轮车和现场。2.对工商登记注销信息无异议。第三人冉启武对本院依职权询问的证人马超、谭永红的询问笔录及工商登记信息的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的质证意见。对谭永洪笔录所附的谭永红认可的三轮车图片，不是当时的三轮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装货的三轮车图片也无法还原当时装货的情况。对证人马超的证言，马超没有出庭作证，应当综合评判。对工商登记注销信息无异议。第三人蔡万芬对本院依职权询问的证人马超、谭永红的询问笔录及工商登记信息的质证意见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举示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证据：对证据1-3、6，对其中的裁判文书或者庭审笔录或者质证意见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评判，对21号《工伤决定书》的关系性、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评判；对证据4，证人马超在涉及冉启武受伤一事中，作过四次证言（第一次是2017年5月18日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中一审因海荣电器厂的申请出庭作庭，第二次是2019年1月28日石柱县人社局作出本次工伤认定中对其进行了调查询问，第三次是2019年1月31日给原告包海荣出具书面证词及证实内容录音，即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4，第四次是2019年10月15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对马超进行了询问），对证人马超的本次证言的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其他证据作评判；对证据5，虽然做实验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不是出事当天谭永红驾驶的那辆电动三轮摩托车，但结合谭永红及马超对事发当天的电动三轮摩托车的描述，该组证据对审查确认当事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具有参考作用，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新的营业执照虽然名称、经营者与已注销的原营业执照相同，但经营范围和组成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是一个新的用工主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二、石柱县人社局的证据、依据：对证据1，21号《工伤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在本院认为中评述，对送达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2予以认定，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将在本院认为中评判；对证据3予以认定，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该三份调查笔录的内容反映，调查人员均为二人，且向被调查人出示了工作证件。对证据4、5、6、9、10，原告及第三人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7、8，是被告作出第一次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时的证据及依据，对本院依法审查“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这一事实具有关联性，且被告的该组证据在举证期限内即2019年7月24日通过网上工伤智审平台提交，对证据7、8本院予以认定。三、第三人的证据：对证据1予以认定，对证据2-7予以认定，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将在本院认为中综合评判；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在本院认为中评述。经审理查明，海荣电器厂系2013年9月3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包海荣，组织形式为家庭经营，经营范围：烤火箱加工、销售，经营场所为重庆市石柱县南宾镇新开路文昌巷16号。经营者包海荣与蔡万芬系夫妻。2016年10月18日，第三人冉启武经谭代会介绍，蔡万芬同意第三人冉启武到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蔡万芬处务工。2016年11月10日上午，谭永红驾驶货运电动正三轮摩托车（以下简称电动三轮车）到各家沟蔡万芬处购买烤火盆，蔡万芬安排冉启武从仓库给谭永红的电动三轮车装烤火盆，电动三轮车装了40个烤火盆。之后，谭永红启动电动三轮车驶离装货的仓库，在启动并前行的过程中，第三人冉启武从电动三轮车上摔到紧邻仓库坝子的公路边,头枕部着地，致当场短暂昏迷。第三人冉启武受伤后被送往石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6年12月7日出院。冉启武所受伤害被石柱县人民医院诊断为：1.双侧额叶脑挫裂伤；2.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颅底骨折；4.脑脊液耳漏；5.创伤性耳聋；6.右侧鼓膜穿孔；7.枕部软组织挫裂伤；8.头皮血肿；9.右侧颞骨骨折；10.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2017年3月28日，冉启武向石柱县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委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石劳人仲字﹝2017﹞第3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冉启武与海荣电器厂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渝0240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和冉启武自2016年10月18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渝04民终7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渝民申64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海荣电器厂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6日，冉启武向石柱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同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冉启武。同月10日向原告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被告经调查后于同年12月22日作出212号《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冉启武系石柱县海荣电器厂工人。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谭永红驾驶电动三轮车在石柱县海荣电器厂仓库外院坝停车准备装货。冉启武站立在三轮车斗内接受马超递交的烤火盆并摆放，装至40个不够，要求继续搬运装货，随后，海荣电器厂“老板娘”蔡万芬要求冉启武继续在三轮车货斗内扶住已摆好的烤火盆，谭永红遂发动三轮车拟前往下方仓库，由于三轮车瞬间启动产生惯性，导致站立在三轮车货斗的冉启武从三轮车货斗后方坠落至地面并受伤。认定：冉启武同志于2016年11月10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同时告知不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冉启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重庆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渝人社复受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因案情复杂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渝人社复延字﹝2018﹞14号决定延期通知书，决定复议延期30日，该延期通知书于2018年4月8日送达给包海容签收。后重庆市人社局同年于4月25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石柱县人社局作出的212号《工伤决定书》。同时告知不服复议决定书可在收到之日其15日内向石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复议决定书于同年4月26日发送双方当事人。海荣电器厂不服于同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2018）渝0240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因第三人受伤是否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伤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被告所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被判决撤销212号《工伤决定书》和渝人社复决字[2017]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于2018年12月3日生效。2018年12月27日，被告石柱县人社局重启冉启武申请工伤认定程序，并于2019年1月9日向海荣电器厂送达了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的《通知》和《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于2019年1月23日向第三人冉启武送达了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的《通知》。在重启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依法对证人马超、谭永红，第三人冉启武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同时由冉启武、蔡万芬对受伤地点进行了指认。被告经调查后，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1号《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冉启武系海荣电器厂工人。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冉启武所受伤害被石柱县人民医院诊断为：1.双侧额叶脑挫裂伤；2.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颅底骨折；4.脑脊液耳漏；5.创伤性耳聋；6.右侧鼓膜穿孔；7.枕部软组织挫裂伤；8.头皮血肿；9.右侧颞骨骨折；10.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认定：冉启武同志于2016年11月10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同时告知不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该决定书于2019年1月31日送达给原告，于2019年2月1日送达给第三人。2019年4月23日，海荣电器厂注销了工商登记。2019年7月15日，原告包海荣以海荣电器厂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及《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受伤职工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本市用人单位由注册地或住所地区县(自治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工伤认定，市外用人单位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生产经营地区县(自治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工伤认定。”的规定，被告具有对第三人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石柱县人社局于2018年12月27日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并于2019年1月9日向原告海荣电器厂送达了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的《通知》和《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于2019年1月23日向第三人冉启武送达了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的《通知》。被告石柱县人社局经向证人马超、谭永红及第三人冉启武进行调查询问并查看受伤地点后，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1号《工伤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31日送达给原告，于2019年2月1日送达给第三人冉启武，同时告知了不服该决定书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其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石柱县人社局重新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关于21号《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本案中，冉启武到各家沟蔡万芬处务工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冉启武与海荣电器厂存在劳动关系，因此，21号《工伤决定书》认定冉启武系海荣电器厂工人这一事实并无不当。同时，21号《工伤决定书》认定“2016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冉启武根据工作安排在海荣电器厂生产场所石柱县南宾镇红井村滨河组各家沟给客户谭永红的三轮摩托车装货（烤火盆）”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有争议的事实为21号《工伤决定书》认定：“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这一事实。关于该事实，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时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对马超、谭永红、冉启武的询问调查笔录，以及2017年3月20日第三人冉启武的代理人谭鹏生制作的对包海荣、蔡万芬的录音资料。经审查，对包海荣、蔡万芬的录音资料内容仅能证明，第三人冉启武是蔡万芬安排去给谭永红上货（指烤火盆）的，上完货后冉启武是怎么摔倒受伤的不知道，其与证人马超证实的“出来时只有三轮车师傅和冉启武，包海荣紧接着在自己后面出来了，后面蔡万芬也出来了”的事实逻辑相符，可以采信，因此，关于冉启武是怎么从谭永红拉货的电动三轮车上摔倒受伤这一事实，除了冉启武和谭永红两位当事者外，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只有马超。关于谭永红的证言的真实性问题。谭永红虽为本案证人身份，但关于冉启武是怎么到其电动三轮车上并从车上摔倒的这一事实，在被告石柱县人社局向其调查和本院依法询问时，谭永红均回答不知道，冉启武上完货后下来在仓库门口（三轮车旁边）站起的，车子开出去没几米远听到有人在吼人摔倒了，才知道是冉启武摔倒了，其陈述不符合常情常理。同时按谭永红陈述的自己去拉货的电动三轮车就是一般的普通电动三轮车的大小，货斗一米多长，当天装的小烤火盆的大小为50公分正方形，已装的40个分四叠装的，每叠装10个，没有捆绑，冉启武从车上摔下来时烤火盆脚有防滑垫所以没有烤火盆掉下来，也不符合常理。客观上装了40个小烤火盆后，电动三轮车的货斗几乎没有剩余空间了，即便按谭永红所说按每叠装10个没有捆绑，装货高度超出电动三轮车货斗二倍多，烤火盆在惯性作用下不掉下来，也不符合常情，且与证人马超证实的出事时电动三轮车上装货只有十几个两叠的情况陈述相矛盾。原告是否存在另一个仓库，在工伤认定程序中除了谭永红和冉启武的陈述，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因此，谭永红证实装了40个小烤火盆后，车子还有剩余空间，要到原告的另一个仓库装点大的烤火盆的证言难以采信。另，谭永红还陈述冉启武受伤后花的医药费4万多元，自己承担了一半2万多元，医药费总发票还在自己手中，因此谭永红与冉启武受伤的损害赔偿，谭永红主观上是认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故谭永红证言的真实性存疑，在本案中难以采信。关于第三人冉启武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冉启武关于自己受伤的经过陈述，前后矛盾，其陈述的真实性也难以可信。冉启武在2017年12月14日被告石柱县人社局进行第一次工伤认定中对其调查时陈述：老板娘蔡万芬叫自己和马超去装货，马超在下面搬，自己在车上放，装了40个烤火盆后，拉货的谭永红说40个不够，还要搬货，蔡万芬说下面仓库里还有，叫自己和马超去下面仓库装货，三轮车发动去下面装货的时候，自己还在三轮车上，蔡万芬就叫自己在三轮车上扶到，怕货物摔下来摔坏了，三轮车一启动，自己没有站稳，就抱着几个烤火盆和自己从车上摔下来了。冉启武在2019年1月23日被告石柱县人社局重新进行本次工伤认定中对其调查时陈述：谭永红把三轮车退到仓库门口，自己从仓库往谭永红车上装正方形烤火盆，装了40个烤火盆，谭永红的三轮车上还有剩余位置，谭永红要求装大的烤火箱，蔡万芬说下面那个仓库才有，蔡万芬让自己在车上扶住，不要弄下来摔了，蔡万芬往下面那个仓库方向走了，自己就站到谭永红的车上把装好的40个烤火盆扶住，谭永红启动三轮车去下面仓库的时候自己就从他的三轮车摔到地面。因此，当事者冉启武的陈述的真实性也难以采信。关于证人马超的证言的真实性问题。本案中，证人马超在2019年1月31日的书面证词中陈述自己作过两次假证，因证人马超在涉及冉启武受伤一事中，作过四次证言（第一次是2017年5月18日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中一审时因海荣电器厂的申请出庭作庭，第二次是2019年1月28日石柱县人社局作出本次工伤认定时对其进行了调查询问，第三次是2019年1月31日给原告包海荣出具书面证词及证实内容录音，即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第四次是2019年10月15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对马超进行的询问）。经本院询问，证人马超陈述2017年5月18日关于仓库挂得有海荣电器厂的牌牌是假的，其余内容是真的。马超2017年5月18日证实的其余与本案有关联的内容为：冉启武是从谭永红的三轮车上落下来受伤的，我在里面出来后看到三轮车上装的烤火盆，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我只做组装烤火盆的工作，除了烤火盆没看到生产其他。证人马超还陈述2019年1月28日关于冉启武在三轮车上扶着烤火盆，三轮车准备换个方向再装点货是假的，这个是听三轮车师傅说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其余内容是说的真话。马超2019年1月28日证实的其余与本案有关联的内容为：出事当天自己在海荣电器厂的厂房内搞安装，听到外面叫了一声，就跑出去看，看到三轮车停在公路边，冉启武躺在挨着坝子的公路上，出来时只有三轮车师傅和冉启武，包海荣紧接着在自己后面出来了，后面蔡万芬也出来了，三轮车车厢可以放四叠烤火盆，当时只放了前面的两叠，大概有十几个，没有捆绑，冉启武当时的工作是谁安排的自己不知道。证人马超还陈述2019年1月31日写的证词是真实的。该证词的内容为：我作过两次假证，菜地坝的火盆厂没有挂海荣电器厂的牌牌，是自己作的假证，自己没有和冉启武一同上车，不知道上车情况，冉启武站在三轮车上扶住烤火盆受伤过程是听冉启武说的。真实情况是，自己在厂房里组装烤火盆，听到外面有人叫出事了，自己从厂房里出来看到冉启武摔倒在公路上，冉启武受伤后自己和蔡万芬、谭永红将冉启武送到了医院检查住院。综上所述，因本案主要证人马超对自己的证言在行政诉讼中作出部分变更，证人谭永红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又难以采信的情况下，导致被告作出的21号《工伤决定书》中关于“装40个烤火盆后，由于三轮摩托车仍有剩余空间需要转换地方继续装货，当谭永红驾驶三轮摩托车准备转换地方继续装货时，站立在三轮摩托车上扶住烤火盆的冉启武由于三轮摩托车突然启动站立不稳摔倒在公路地面受伤”这一事实认定证据不足。石柱县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第三人冉启武所受伤害为工伤，但第三人冉启武受伤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其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石人社伤险认字﹝2019﹞2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限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凤菊人民陪审员  朱永兰人民陪审员  熊成蓉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谢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