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阳凯利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330号。 法定代表人：林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昶，浙江天和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九斤，男，汉族，1953年12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剑洋，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富阳凯利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九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凯利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凯利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实际已经发货、但在2018年1月后才开具发票（邱九斤未签字）的货款2476457.55元及尚未开票的55991.86元以未提供送货单而不予认定错误。发货明细表原本就是由徐明娟代表邱九斤根据送货单统计出来才签字确认的，但一审判决却根据已生效的（2018）浙0111民初4397号民事判决书就简单认为“邱九斤在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到期后不再经营杭州蔚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然公司）的汽车配件生产线，故对凯利公司2018年1月起向蔚然公司供应的货物之货款，不承担偿付义务”，该理解错误。承包期满了但不等于承包期满后承包期内所有的生产附随义务都归于消灭或者终止或者履行完毕，其中未完成的半产品仍需由承包人继续完成。企业开具发票的时间迟于发货时间是企业间结算的常识，承包期仅是认定承包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而非认定双方实际生产时间和货款结算的结束时间点。1.从徐明娟签字确认的2017年12月25日出具的发货明细表（2017年11月26日一12月23日）记载可见，⑴结余未开票数35J18型左后电机座为2018个；右后电机座927个；左、右后半轴套管分别为49个和18个。2018年1月25日的发货明细表（2017年12月24日一2018年1月24日）中记载12月31日发同型号电机座156个，表中结余未开票数2460个就包括了上述2018个和156个（合计2174个），合计货款1668001.5元（767.25元/个）；右后电机座1166个中包括了上述927个计货款711240.75元。左、右半轴套管仍是49个计30914.1元（630.9元/个）和18个计11356.2元。⑵从徐明娟签字确认的2018年2月25日出具的发货明细表记载可见，本月开票左、右电机座为2460个和1166个。结余未开票数中左、右半轴套管49个、18个仍未开票。2.根据2017年11月29日由邱九斤签字确认的产品单价增加300元/吨计算，凯利公司自2017年11月29日—2017年12月31日止供左、右电机座分别为1584个和266个（29.7元/个）计货款为54945元。上述货物计货款2476457.55元均为2017年12月31日前由凯利公司实际发货，但结算开票均在2018年1月后，有徐明娟作为邱九斤的代表在发货明细表上签字确认为证。3.关于凯利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已发货但至今未开票的55991.元部分的事实。徐明娟签字的2018年1月25日的发货明细表（2017年12月24日一2018年1月24日）中记载的型号55J14结余未开票数与2018年2月25日出具的发货明细表记载完全一致。2018年4月25日的发货明细表虽然并无徐明娟签字，但记载的结余未开票数数量（扣除退货后统计）与2月份签字的完全一致，即左后电机座因退货12个余额变为0，右后电机座因退货12个从4个调整到-9个计货款-5950.35元（661.15元/个），左后半轴套管退货1个从113调整为112个计货款47464.48元（423.79元/个），右后半轴套管退货4个从37个调整为33个计货款13985.07元（423.79元/个），型号150J09左后半轴套管仍然1个不变计货款492.66元，上述合计货款55991.86元。徐明娟签字的和未签字的发货明细表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这些因退货而产生的货款恰恰记载在邱九斤提供的2018年4月2日的退货清单中（型号55J14左右套管各1个、左右电机座25个），而一审法院判决时已根据邱九斤的单价（471.25元、16528.75元）扣除结算。 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不当导致对事实认定不清，致判决错误。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凯利公司补充递交了证据6即徐明娟于2018年1、2月份的工资发放清单，以达到证明证据3的证明目的。然而一审法院却简单将承包期理解为实际生产中的经营期间，根本不考虑承包期间因生产而附随的合同义务需要在期满后去履行这一客观事实。徐明娟因客观原因不愿出庭作证，故凯利公司以通话的方式来录音借以辅助证明徐明娟在2018年3月29日前的所有签字均代表邱九斤的事实，徐明娟在录音中也明确讲到只要是她签字的邱九斤肯定会承认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不当，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凯利公司的上诉请求。 邱九斤辩称，一、关于凯利公司所称有2476457.55元的货物未被计算的问题。凯利公司认为有2476457.55元的货物未被一审判决认定是错误的，支撑其的主要依据为徐明娟签字的发货明细表，而邱九斤认为该部分货款不应予以认定。第一，徐明娟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属邱九斤聘用人员，其职责是仓库保管员，对凯利公司发货过来的数量进行清点并签字，但其并非财务人员，对开票及价格等事项一概不知。第二，凯利公司一再强调的发货明细表其实并不具有凯利公司想要证明的内容，凯利公司想要证明的内容既完全超出了该发货明细表所涉内容，也超出了徐明娟的职责范围。具体来说，徐明娟于2017年12月25日签字的发货明细表的抬头全称是“2017年11月26日—12月23日蔚然公司比亚迪产品发货明细表”，即该表系凯利公司制作并待邱九斤进行确认，但其内容仅限2017年11月26日—12月23日的发货数量，并不包括其他诸如总数、本月结存、本月开票、结余未开票数等不属徐明娟职责以内及其能确认的内容。第三，自2018年1月2日起，合伙项目已由蔚然公司接受并组织生产，包括徐明娟在内的所有员工均由蔚然公司支付工资。对于此，蔚然公司已在与邱九斤的多起案件中作为重要事实进行抗辩或陈述。徐明娟于2018年1月起已不再代表邱九斤而是代表蔚然公司，故徐明娟自2018年1月起签字的法律后果不再由邱九斤承担。第四，该笔货款非邱九斤应付之货款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即根据邱九斤与蔚然公司之间是谁的应付货款就由谁在发票上签字确认的规定，也能得出该笔货款并非邱九斤的应付货款。凯利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开具的销售发票总共有26张，这些发票都是连号的，从No17664610开始到No17664635为止，邱九斤对最后一张No17664635号发票签字予以确认，即认可属邱九斤之应付款，但对另外的25张发票未予签字确认，反而是由蔚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百奎签字确认，金额就是200多万元。该事实说明这些业务是邱九斤承包结束后凯利公司与蔚然公司之间发生的，故凯利公司没理由让邱九斤来签字，邱九斤也不可能签字，邱九斤签字的只能是属于邱九斤应支付的货款，故25张发票只能由林百奎签字并由蔚然公司支付。第五，对于凯利公司认为应当增加的54945元货款，因从邱九斤在11月29日的签字内容上看，既没有明确增加多少钱一吨，也没有同意全部产品都增加，而是附条件的一个条款，即只有符合条件的产品才能增加。因此，该签字内容并不能得出凯利公司现在的结论，且由于此后双方也未进行结算确认，故凯利公司认为的应增加货款54945元无法成立。二、关于凯利公司所称未开发票的55991.86元的货款。根据凯利公司所称，该55991.86元货款是由徐明娟于2017年12月31日前签收的，说明仍属邱九斤应支付的货款。但邱九斤认为，首先，凯利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供送货单予以证实。其次，就算徐明娟所签之明细表以及二审提供的送货单能证明该货款属邱九斤应支付的款项，但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是在开票后70天内，而凯利公司至今未开发票，故该货款并不具备支付条件，邱九斤也无须现在支付。三、关于2018年1月1日至3月22日间发生的货款881749.41元、2018年3月22日至5月30日间发生的货款2501005.5元货款，虽然凯利公司对此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并未提及，但由于其在上诉请求中包含了该内容，故邱九斤也予以一并答辩。凯利公司在提起诉讼时将该款项也作为邱九斤承包期间内的应付款项进行了主张，但事实情况是，该款项完全形成于邱九斤承包期结束后蔚然公司全面接管并自行组织生产后与凯利公司发生的业务。特别是在2018年3月22日后代表蔚然公司接收货物的程姓人员，其是于2018年4月份才进入蔚然公司接替徐明娟的工作，而邱九斤此时早已不在蔚然公司了。在一审庭审中，凯利公司也自认对该部分货款应由其自身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邱九斤之所以再次提及该笔货款，主要是想通过本节事实以及邱九斤的抗辩意见证明凯利公司不诚实以及与蔚然公司是关联公司而意欲帮助蔚然公司进行恶意诉讼的问题。四、一审判决对凯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不予采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首先，邱九斤在一审质证时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提出了异议。其次，邱九斤有证据表明2018年1月后是由蔚然公司在生产经营和徐明娟属于蔚然公司的职员，故一审判决认定徐明娟自2018年1月后的签字已与邱九斤无关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凯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凯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九斤支付凯利公司货款7150363.52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诉讼费由邱九斤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利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林伟系蔚然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百奎之子，而林百奎原系凯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8月13日，蔚然公司与邱九斤草签《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合伙体为普通合伙，合伙经营蔚然公司，生产加工汽车配件；合伙项目预投资4500万元，凯利公司以货币出资1800万元，占合伙项目的40%，邱九斤以货币出资2700万元，占合伙项目的60%，超过总投资时，共同协商出资；合伙期限为15年，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合伙人单独建立账户，单独核算，自负盈亏。2014年2月17日对草签协议正式签订《合伙协议》。2014年9月26日，双方协议将合伙项目即汽车配件生产、销售项目全部承包给邱九斤经营，并签订了《合伙项目承包经营协议》一份，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内合伙协议项目中以蔚然公司名义经营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承包方（即邱九斤）享有和履行，承担对外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 2016年10月28日，邱九斤以蔚然公司的名义与凯利公司签订《铸件供货协议》，约定，乙方（即凯利公司）根据甲方（即蔚然公司邱九斤）及其授权代理人的订单组织生产，向甲方供应铸件。乙方生产的铸件产品及粗加工、精加工产品质量检验标准，乙方按比亚迪（公司）出具的检验合格单、入库单开具增值税发票向甲方结算，乙方凭物流单据及出库单在每月5-10日与甲方进行对账。付款方式为，乙方必须凭比亚迪的检验合格单、入库单凭证开具增值税发票，乙方于每月15日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甲方，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70天内付款，货款支付方式为100%的承兑或贴息后支付，贴息费用由乙方自负。双方还对产品价格、产品计量、交货期限、检验标准、产品合格率等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凯利公司按约向蔚然公司（邱九斤）供货，邱九斤收货后，陆续向凯利公司支付部分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着两个争议焦点，一是与凯利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对象是蔚然公司还是邱九斤个人；二是邱九斤在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凯利公司共向蔚然公司供应货物的货款总额是多少，邱九斤作为承包者已经向凯利公司偿付多少货款，如果邱九斤需对该部分款项承担偿付责任的，尚欠凯利公司多少货款。 就争议一，与凯利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对象是蔚然公司还是邱九斤个人的问题，该院认为，与凯利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对象是蔚然公司，并非邱九斤个人。其理由如下，首先，《铸件供货协议》是由蔚然公司与凯利公司签订的，邱九斤系蔚然公司委托代理人，其因签订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蔚然公司承担。其次，凯利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送货单及部分付款凭证也可以证明，在交易过程中，凯利公司的供货对象的收取货款系蔚然公司，而非邱九斤个人。因此，与凯利公司进行交易的对象系蔚然公司，而非邱九斤，邱九斤对外（即凯利公司）并无履行《铸件供货协议》的合同义务，邱九斤个人不负有向凯利公司偿付货款的合同义务。现凯利公司要求邱九斤向其偿付蔚然公司所欠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但鉴于邱九斤自愿同意对其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产生的蔚然公司之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且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认定邱九斤对其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与凯利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承担结算付款的义务。 就争议二，邱九斤在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凯利公司共向蔚然公司供应货物的货款总额是多少，邱九斤作为承包者已经向凯利公司偿付多少货款，如果邱九斤需对该部分款项承担偿付责任的，尚欠凯利公司多少货款的问题。凯利公司主张，其自2016年3月起2018年5月间共向蔚然公司邱九斤供应12964539.58元的货物，其中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邱九斤本人在发票上签字认可的货款7049335.26元，已开票但邱九斤未签字确认的货款2476457.55元，尚未开发票的货款55991.86元；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3月11日间发生的货款881749.41元，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间发生的货款2501005.5元。上述货款中除邱九斤本人签名确认的货款外，其余部分货款由邱九斤聘用的员工徐明娟分别在送货单、对账单中签名确认。对此，邱九斤则称，认可由其本人在发票上签字认可的货款7049335.26元同意由邱九斤个人偿付，而对其余部分则不予认可。认为，2018年1月1日起，邱九斤的承包期满后，蔚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百奎已全面接手蔚然公司的生产线，由此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蔚然公司承担，邱九斤个人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邱九斤个人对徐明娟在2017年12月31日前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其在此之后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部分送货单中的签收人为一位姓程员工，该员工与邱九斤间没有任何关系，对程姓员工签收的送货单均不予认可。况且，凯利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所开具的27份增值税发票的编号从NO17664610到NO17664636号，邱九斤仅仅对编号为1766435号的发票于2018年2月5日予以签字确认，其余发票均由林百奎于2018年3月6日签字确认，考虑到林百奎与凯利公司间的特殊关系，邱九斤对林百奎所签字确认的发票均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已经生效的该院（2018）浙0111民初43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自2018年1月起蔚然公司的汽车配件生产线即由林百奎接手生产，邱九斤在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到期后不再经营蔚然公司的汽车配件生产线，邱九斤对凯利公司自2018年1月起向蔚然公司所供应的货物之货款，其个人不承担偿付义务。故对于凯利公司要求2018年1月1日起所供货物由邱九斤个人偿付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凯利公司主张供货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已开具发票但邱九斤未签字确认的货款2476457.55元和尚未开发票的货款55991.86元，因凯利公司未提供送货单等能够证明上述供货事实的证据材料，该院不予认定。故该院对凯利公司自2016年3月起向邱九斤承包的蔚然公司汽车配件生产线的供货量认定为7049335.26元货款。 对于邱九斤已经向凯利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问题。凯利公司主张已经收取货款5814176.06元，其中2017年12月31日之前收取1999578.44元；另外2018年2月5日收取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093746.84元，2018年6月13日收取杭州钱江制冷压缩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公司）货款720850.78元，此两笔货款系上述两公司代邱九斤偿付，凯利公司予以认可。而邱九斤则认为，除上述货款外，凯利公司在计算邱九斤支付货款时总共少计算款项合计为225543.1元。其中，蔚然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汇给凯利公司的3194827.52元，凯利公司只计算了3093746.84元，少计了101080.68元；因退货而产生的货款48293元，凯利公司未扣除；凯利公司向邱九斤承包期间的蔚然公司购买的废砂箱货款39824元未支付，应在本案中扣除；收到钱江公司货款时，根据合同约定贴息部分应由凯利公司负担，钱江公司收取的36345.42元贴息款未计算在邱九斤支付的货款中。该院认为，邱九斤主张的因退货而产生的货款48293元，凯利公司认可退货的事实，表示可以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对该部分款项，该院作为邱九斤已付货款认定；邱九斤主张的废砂箱货款39824元的问题，凯利公司认可该货款尚未支付，但认为该货款发生在2016年1月，属于凯利公司欠蔚然公司的货款，该院认为，该货款发生在邱九斤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邱九斤承担，故邱九斤有权向凯利公司主张该部分货款，为减少诉累，该院将该部分货款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用以抵扣邱九斤欠付凯利公司的货款；钱江公司的贴息款36345.42元问题，凯利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向钱江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记载的收款金额为757196.2元，钱江公司以转账支票的形式支付货款720850.78元，剩余36345.42元款项以代收贴息的名义扣除，而根据《铸件供货协议》的约定，邱九斤与凯利公司间的货款支付方式为100%的承兑或贴息后支付，贴息费用由凯利公司自负，现邱九斤主张钱江公司扣除的36345.42元贴息款应由凯利公司负担，应从货款中予以扣除，符合协议约定，该院予以采纳；邱九斤主张蔚然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和2月27日分四次向凯利公司转账支付3194827.52元，蔚然公司的该部分存款除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3093746.84元外，剩余101080.68元系邱九斤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产生的存款，应当视为邱九斤的个人付款以抵扣邱九斤承包期间欠凯利公司的货款，该院认为，由于蔚然公司向凯利公司交付上述3194827.52元款项的时间节点为邱九斤承包期限届满后，而根据邱九斤的主张蔚然公司在其承包期间届满后接管了生产线继续生产汽车配件，故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邱九斤应当对除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3093746.84元外，剩余101080.68元系邱九斤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产生的存款或者系其承包期间出售货物所得的货款承担举证责任，现邱九斤不能举证证明，该院对邱九斤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该院认定邱九斤已经向凯利公司偿付的款项为5938638.48元，邱九斤尚应支付凯利公司承包期间的货款1110696.78元。 对于凯利公司要求邱九斤偿付自2018年6月15日起的欠款利息之诉讼请求的问题，该院认为，首先，邱九斤并非是《铸件供货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个人不负有向凯利公司偿付欠款的合同义务，该院之所以在本案中判决其向凯利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系基于邱九斤的个人自愿，故凯利公司要求邱九斤偿付欠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其次，退一步讲，《铸件供货协议》虽然约定了蔚然公司付款的期限，但对蔚然公司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并未明确约定，缺乏合同依据，故凯利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凯利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7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邱九斤向凯利公司支付其承包蔚然公司汽车配件生产线期间的货款1110696.7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凯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85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520元，合计66373元，由凯利公司负担47057元，邱九斤负担193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凯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徐明娟签字的2017年11月26日—2017年12月23日的发货明细表、2017年12月31日的产品发货清单各一份，欲证明该批货物的实际发生时间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虽然承包合同是到2017年12月31日止，但承包合同结束并不等于邱九斤所有工作全部完成，另与徐明娟签字的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月24日的发货明细表可以相互印证；2.徐明娟签字的2018年1月25日—2018年2月24日的发货明细表一份，欲证明徐明娟系代表邱九斤签字确认，且与凯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可以相互印证；3.函件一份，欲证明其中2017年11月27日的部分货物加工件（范围不明确）提价每吨300元；4.产品发货清单十五份，欲证明产品发货清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与证据1发货明细表中的数字相吻合。 经质证，邱九斤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徐明娟在该时间段确系作为邱九斤聘用人员清点货物，但无法从中确认凯利公司在一审中依据发票主张的哪些金额未支付，且与发票并无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徐明娟在该时间段系代表凯利公司签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签字内容为按白天实际生产数结算，但并未明确表示所有类别产品均每吨提价300元，说明是有类别的提价，夜间生产的不增加，但双方并未进行结算，所以无法对白天生产的货物数量进行明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凯利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了该组证据。 邱九斤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民事起诉状复印件、（2018）浙0111民初9513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与邱九斤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欲共同证明蔚然公司自认且生效判决确认合伙财产自2018年1月2日起由蔚然公司借款并组织生产，以及原邱九斤聘用的员工自2018年1月起由蔚然公司接收和发放工资的事实。 经质证，凯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民事判决书中已确认事实是并非由蔚然公司组织生产，蔚然公司接管是事实，但其是与邱九斤合伙经营，员工工资发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凯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可以明确徐明娟在2018年1、2月份的工资是邱九斤发放的。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一、凯利公司提交的证据1-4，邱九斤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待证目的不予认定。二、邱九斤提交的证据，凯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待证目的将综合案情予以认定。 在审理过程中，凯利公司申请本院向徐明娟调查取证，以证明徐明娟截至2018年3月28日前在入库单中的签字系代表邱九斤的职务行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属于凯利公司自行调查收集的范围，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凯利公司与蔚然公司。一审法院基于邱九斤自愿对其承包蔚然公司生产线期间产生的蔚然公司之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结合邱九斤本人在发票上签字认可的行为确认邱九斤应向凯利公司支付货款7049335.26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凯利公司就其主张的供货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前已开具发票的货款2476457.55元、尚未开票的货款55991.86元，未经邱九斤确认，凯利公司应向蔚然公司主张权利。至于蔚然公司与邱九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综上，凯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37元，由杭州富阳凯利净化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