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陕71行赔初16号 原告刘义明，男，汉族，1954年6月4日出生，住陕西省灞桥区曹堡XXX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委托代理人刘瑞涛，男，汉族，1978年11月28日出生，住陕西省灞桥区曹堡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远，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静，灞桥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X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苗志忠，区长。 委托代理人赵峰，灞桥区司法局干部。 被告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住所地XXXXXX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孟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丽平，席王街办工作人员。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义明诉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灞桥区政府）、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席王街办）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各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义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瑞涛，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刘静、被告灞桥区政府委托代理人赵峰、被告席王街办委托代理人李丽平，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义明诉称，原告系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曹堡村村民,在该村拥有承包地及自留地近3亩，用于种植樱桃并套种蔬菜。2017年2月6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及西安灞河新区管委会在原告所属村庄张贴了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将原告的土地房屋列入征收范围。原告认为该通告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现该通告已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确认为违法。因双方未就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达成一致，2018年5月份开始,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将原告近3亩承包地及自留地的作物毁坏，并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地和自留地进行建筑施工。原告认为被告侵占原告承包地及自留地的行为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上均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今诉至贵院,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归还原告的承包地3.5亩承包地和苗圃；2.请求被告赔偿侵占原告土地而毁坏的葡萄树（375棵×100元/棵）损失37500元；毁坏的樱桃树（120棵×6000元/棵）72万元；葡萄树年经营收入2万元；樱桃树年经营收入7万元；苗圃经营收入1万元。合计105.7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义明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原告家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3.原告家耕地里所种作物照片,证明原告在曹堡村有承包耕地被侵占。4.灞政告字[2017]1号《通告》复印件；5.致五村父老相亲的一封信复印件；6.致五村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复印件；7.省高院(2018)陕行终422号判决；8.被告在曹堡村征收土地照片；9.被告在原告耕地上施工照片；10.美篇网络报道两条；11.西安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查询；12.市政办发[2014]6号文件；13.西安市2017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14.西安市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15.西安市2019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证明是被告在实施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项目且无批文，曹堡村在项目范围内，其中测量人员远处的铁塔下树林为原告家樱桃树。16.市政发(2009)70号文件；17.市政告字(2009)23号文件；18.市政函(2014)66号文件；19.灞河新区信用代码查询结果；20.灞河新区机构编制查询结果；21.国发办明电[2003]30号文件；22.国办发[2003]70号文件；23.发改外资[2003]2343号文件,证明灞河新区由市政府成立且没有行政主体资格。24.2009年8月12日卫星图；25.2016年8月12日卫星图；26.2018年6月12日卫星图；27.2019年6月2日卫星图,标示原告家耕地位置，证明原告家耕地在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项目范围内且已被毁坏,政府正在建设的事实。 被告市政府、被告灞桥区政府、席王街道均辩称，一、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未实施过其所称的侵占行为，不存在行政赔偿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被答辩人在其诉状中称，2018年5月份开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答辩人将其承包地和自留地毁坏，并在承包地上和自留地上进行施工建设。对此，答辩人均无法认可。答辩人从未实施过上述行为，更未委托、责令相关单位实施上述行为。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被答辩人应当提供充分证据，对其所主张的答辩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加以证明，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因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所主张的赔偿是以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存在并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中，答辩人从未实施过侵害答辩人利益的行为，更不存在行为违法情形，故被答辩人在本案中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其所主张的行政赔偿无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主张的赔偿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被答辩人主张的菜地、粮地、自留地与事实不符，地上附着物的赔偿额应当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其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答辩人从未实施过诉状诉称的行为，被答辩人主张的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被答辩人诉请。 被告市政府、灞桥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均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及依据。 被告席王街道办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证据如下： 第一组：1.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关于灞河新区董家村上庄村下庄村曹堡村安家村集体土地上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同意备案的复函》（市城改函[2018]70号），复函是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实施方案包括建设方案，是灞河新区管委会作出的；2.现场照片6张；证明原告承包地现状；从照片上看出现在刘东院包括刘义明承包地实施单位是西安市纺织城开发建设公司，被告并未实施侵占其承包地的行为，侵占原因是用于城改建设。 第二组：1.立案查处申请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陕国土资复[2018]47号）；证明对象：原告就其承包地被侵占事实已经通过行政途径寻求救济；证明在有权机关查明侵权主体及侵权行为前，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当。 经庭审质证，原告刘义明对席王街办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合法性；证据2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二认可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 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3照片不予认可真实性、关联性；5、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7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8真实性无法核实；9、10、11照片看不出是由哪个被告组织实施对三原告土地承包行为，在每年市、区政府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不能证明三被告组织实施对三原告土地承包侵权行为；12、13、14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关于安置楼、五村城改建设施工、路网建设项目监理，原告证明目的和被告提交的证据印证，证明三被告没有组织实施对三原告土地承包侵权行为，安置楼建设不是三被告所为，来源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三、四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四卫星图不认可关联性，认可卫星图反映的现状。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原告刘义明提交的证据1-4、7-14、证据三、四真实性予以确认；5、6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席王街办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明显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6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市灞河新区管委会作出灞政告字【2017】1号《关于灞桥区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征收工作的通告》，该《通告》载明：一、灞桥区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一期曹堡村征收范围四至为：东至上庄村，西至南程村城改项目，北至董家村，南至地铁停车场；二、灞桥区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征收安置工作由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对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住宅户、商业户要妥善安置，具体实施以批准的安置补偿方案为准。《通告》还对其他事项予以告知。该《通告》在原告所在村灞桥区曹堡村张贴。原告刘义明同村村民刘东院等人因不服上述《通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陕71行初102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该《通告》违法。宣判后，灞桥区政府、灞河新区管委会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陕行终4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原告刘义明系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曹堡村村民。其户承包地3.35亩，均在上述《通告》第一条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已经被圈占建设施工。刘义明承包地上种植有10年树龄樱桃树120棵、葡萄树375棵，该承包地均在上述《通告》第一条确定的征收范围内，且于2018年5月份起被占用并部分开始建设施工，原告未签订补偿协议。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日作出（2019）陕71行初294号行政判决，确认三被告强制占用原告承包地行为违法。 又查明，本案庭审后，刘义明向本院提交《耕地受损清单和赔偿依据》，载明：其承包地种植葡萄树375棵，樱桃树120棵。刘义明在该清单中主张了四种赔偿计算方式及数额，最高赔偿额为581.4万元。经询问，三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且相关赔偿标准系原告个人计算所得，缺乏客观、合法、有效的依据，故对此清单不予认可。席王街办提交刘义明《灞河湿地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曹堡村）青苗及其他地面附着物登记表》，刘义明只认可妻子在量苗圃时知道，其他丈量登记时本人及家属均不知情；因丈量登记数量、补偿款均无刘义明签字认可，本院对此登记情况亦不予认可。 对本案赔偿涉及的事项，本院经咨询陕西省农业庭果业处了解到，一亩地大概能种植樱桃树50棵左右，种植樱桃纯利润为1万元/亩，樱桃树一般种植三年后开始结果，二十年后进入衰果期。葡萄亩产3000斤，盛果期平均为五年，纯利润5500元/亩。 再查明，灞河新区管委会系由市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所涉承包地的强制占用行为已经本院（2019）陕71行初29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告已经举证证明其财物受损的客观事实，并提出其受损财物的数量及价值，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亦穷尽了举证手段。三被告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告承包地被强占前，对地上附着物情况进行查验、确认或者妥善处理的证据，致使诉讼中无法确认原告的财物损失具体数量及价值；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强制占用承包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因涉诉承包地已经被占用且部分开始施工建设，该地上附着物部分灭失亦不具再种的条件，故原告主张返还其承包地的诉请已不具实现的可能性，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因此产生的相关直接损失依法应以货币形式赔偿。 据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业已查明的事实和经认证的有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结合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本案刘义明主张其承包地种植葡萄树及樱桃树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鉴于上诉财物大部分已经灭失，无法通过评估确定其价值，考虑刘义明损失的客观性、合理性，参照涉诉因樱桃树每棵树每年纯利润以及剩余盛果期时间，酌定120棵樱桃树直接损失为200（每颗樱桃树盛果期一年纯利润）元×120棵×4年（剩余盛果期）＝96000元；酌定葡萄树15元（每颗葡萄树盛果期一年纯利润）×375棵×5年（一棵葡萄树盛果期）＝28125元。本案中，三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补偿协议或依法事实补偿的情况下对涉案承包地强行占用，导致原告上述合法财产受到侵害，对此，本院认为给予公平合理原则应对上述赔偿数额酌定上浮20%，以体现对违法行政强制行为的惩罚性。综上，三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赔偿金总计（96000元+28125元）×120%＝148950元。 对于原告庭审后提交的损失清单上所列苗圃、水泥粪池、土粪池等设施，已超出原告诉请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在该清单中主张的葡萄树及樱桃树的价值及赔偿依据，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告在清单中主张的果树经营损失，系预期利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直接损失范围，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席王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刘义明财产损失人民币148950元； 二、驳回原告刘义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蒙蒙 审 判 员  程淑芹 人民陪审员  魏继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