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4民再10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白晓东，男，195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东，河南京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晓丽，河南京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宝丰县前营乡心正农资店,住所地河南省宝丰县前营乡张吴庄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421MA44KHCROK。负责人：吴心正，男，195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系该店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素琴，宝丰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洋，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勤耕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路11号15栋1单元25层1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53851395G。法定代表人：刘新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伟，河南阳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西虢镇西沃村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1440232XC。法定代表人：李书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利，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白晓东因与被申请人前营乡心正农资店（以下简称心正农资店）、河南勤耕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耕公司）、河南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收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04民终3048号民事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豫民申3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白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东、闫晓丽，被申请人心正农资店的责任人吴心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素琴、李海洋，勤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伟，丰收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晓东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8）豫04民终304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主张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665865元的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均由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宝丰县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评估报告及两份情况说明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凿、充分，均证明白晓东诉求有理有据，一审判决以调查报告是其“自述”和“个人陈述”做出的，从而认定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的“异议成立”，二审判决又认定调查报告所分析的玉米减产原因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涉案药品生产企业擅自修改备案标准，误导使用者扩大使用范围和改变使用方法，是造成白晓东玉米地大面积草荒的直接原因。一审、二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也属认定事实错误。3.一、二审法院执法违法，纵容、采信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的虚假陈述，明显存在偏袒行为。4.二审程序违法，在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只有一名法官开庭，并没有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心正农资店辩称，1.宝丰县农业执法大队在出具调查报告前已将农药送至有鉴定资质的部门鉴定为合格产品。2.白晓东依据宝丰县农业执法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主张其销售的农药质量不合格没有事实根据，该调查报告实际是其内部管理文件及情况反映。根据白晓东的陈述，该调查报告其实是农业局执法机构根据白晓东的个人陈述及鉴定结果出具的初步意见，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均能证明心正农资店所销售的农药有合法来源，即使该药品存在产品缺陷，其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该案是产品质量责任纠纷，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进行处理，农业管理条例只是部门规章，该条例不仅约束销售者和生产者，也对药品使用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即使药品质量合格，使用不当也会造成一定损失。在一审、二审中，白晓东均认为除草剂未达到实际效果造成荒草过多使玉米减产，但当出现荒草时白晓东就应当采取措施降低损失，但白晓东并未采取措施。5.涉案除草剂上产品标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玉米苗后三至五叶的标识，一种是对杂草二至六叶的标识，心正农资店销售的涉案除草剂将对玉米苗后的施药时间更改为玉米苗后三至八叶期，杂草的叶期没有更改。选择除草剂主要依据杂草的叶期，而玉米苗后的叶期主要是影响玉米的质量而不影响除草效果，因此涉案产品对玉米苗的叶期更改与本案产品质量无关。综上，白晓东的损失与心正农资店销售的除草剂没有因果关系，请求驳回白晓东的再审请求。勤耕公司辩称，请求驳回白晓东的再审请求。丰收乐公司辩称，1.本案是产品质量责任纠纷，白晓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丰收乐公司存在误导行为，同时丰收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实验报告证实标签上对玉米叶的修改对玉米无害，也不会影响除草剂的使用效果，故丰收乐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2.白晓东提交了检查报告，因为检测部门没有查询备案的标准，所以没有出具结果，仅仅是出具了检测的数值，该数值在备案的合格范围内，所以白晓东称除草剂的质量存在缺陷前后矛盾。调查报告是依据白晓东的部分陈述和自述以及农业执法大队的部分测量数据作出的，该调查报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鉴定，在法律意义上不能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证据使用，从该报告看，使用同样的除草剂，有一半的玉米田除草效果很好，并且该报告中显示对不同的玉米品种正常的欠收比例不同，故玉米是否绝收或欠收与多种因素有关，并无证据证明白晓东的损失与案涉除草剂有关，该调查报告不应作为证据采信。3.丰收乐公司提交的报告已经证明，其尽管有修改标签内容的行为，但不影响案涉除草剂的使用效果。玉米叶的标签内容是指在标识的玉米叶期内对玉米施药不会对玉米产生药害，而草的标签内容是指在标识的杂草叶期内使用案涉除草剂，除草效果最佳。玉米叶的标签内容和草的标签内容二者影响的不是一个结果。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一审、二审中没有证据证明白晓东喷施案涉除草剂的时间，所以白晓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丰收乐公司因为修改了标签内容而误导了白晓东。白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连带赔偿白晓东各项损失665865元；2．诉讼费用由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份，白晓东在所承包的位于宝丰县××酒务镇××1540亩土地上种植玉米，在玉米生长阶段的2017年6月底，白晓东从吴心正经营的心正农资店购买农药，用以去除所承包土地中1204.06亩玉米田内长出的杂草，其所购买心正农资店销售的农药系由勤耕公司供应，丰收乐公司生产的农药，即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白晓东共购买1280瓶，将其中的1280瓶使用到其承包的邦基农业公司的1204.06亩玉米地里。白晓东称2017年秋收时其承包地玉米欠收，其中1204.06亩玉米减产2191吨，减产损失共计493785元，另有白晓东购药损失19200元，人工喷施费8400元，绝收区域、减产区域种麦前1204.06亩土地机械除草费72240元，白晓东自述损失共计66586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立案时定为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但经开庭审理查明，本案案由应为产品责任纠纷。白晓东认为其在使用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除草剂后，造成其玉米大面积减产及绝收，要求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进行赔偿，但白晓东提供的主要证据系二份内容相同的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其中一份加盖宝丰县农业局行政印章，另一份加盖宝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印章，该报告中既认定了白晓东减产的原因系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药所造成，同时也认定了白晓东的损失数额，但是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对该调查报告并不认可，认为该报告出具人不具有鉴定资格，其中内容均系依白晓东陈述而作出的。对该异议，结合报告的内容，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提出的异议符合法律规定，该院认为异议成立，对白晓东提供的该份调查报告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白晓东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玉米减产数量和减产原因与使用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药有直接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故对白晓东要求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对其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辩称白晓东的主体资格问题，因白晓东提供有其与邦基公司的承包合同，且一审法院对邦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核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霄认可该公司与白晓东之间就该部分土地进行了转包，故白晓东作为该土地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其可以作原告行使相应权利，故对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白晓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59元，由白晓东负担。白晓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8）豫042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白晓东主张的损失系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药造成，一审判决认为宝丰县农业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白晓东向宝丰县人民政府、宝丰县农业局递交了反映材料后，宝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作为执法机构到田间开展了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并将案涉除草剂送检进行质量检验，宝丰县农业局还组织技术专家对玉米减产、绝收面积、产量损失、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出具了书面调查报告。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调查报告虽名为调查报告，但实质是对涉案问题经过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所作出的事实结论和责任认定，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应当属于书证。在鉴定条件已经丧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对调查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在没有反证推翻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为真实，并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和认定。一审判决将该份调查报告定性为鉴定结论，认为该报告出具人不具有鉴定资格，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白晓东一审中提交玉米地现场照片、心正农资店经营者吴心正亲笔书写的《关于销售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给农户造成1220亩玉米荒芜和154亩玉米减产的情况反映》等证据，足以证明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地减产、绝收损失与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药有直接因果关系，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缺陷，应当对白晓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二审期间，白晓东申请五名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五组证据，心正农资店提交一份证据，本院准许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白晓东提交如下证据：证人王某、梁某1证实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地喷洒除草剂后无效果，之后宝丰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证人薛某、谢某对宝丰县农业局出具的调查报告和评估报告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证人梁某2证实其对涉案玉米地喷洒除草剂使用的是喷雾器。除上述证人证言外，白晓东提供的五组证据如下：证据1.宝丰县农业局提交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据2.宝丰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向白晓东、王新正、吴心正做的询问笔录三份，证据3.宝丰县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现场勘验笔录一份，证据4.宝丰县农业局执法大队现场调查手稿一份，上述四组证据证明宝丰县农业局接到白晓东反映材料后，对现场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后做出了调查报告和评估报告；证据5.宝丰县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宝丰县农业局出具的调查报告分析原因确凿充分。心正农资店对王某、梁某1、梁某2的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5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认为王某、梁某1系白晓东的雇员，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认定；对薛某、谢某的证言有异议；对梁某2的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不予认可，认为与评估报告及农业局专家的出庭陈述意见相悖。心正农资店提交送药记录一份，证明其向白晓东送涉案除草剂的具体时间。白晓东认为该证据证明吴心正当庭陈述不实。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原始清单，应是真实的，对其予以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认定如下：二审认定事实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根据一审中当事人提交并质证的证据另查明，河南邦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进行鉴定，该份检验报告中检测结果显示硝磺草酮质量分数标准值为4.0，检测值为3.6；烟嘧磺隆质量分数标准值为2.0，检测值为2.3；莠去津质量分数标准值为18.0，检测值为18.3。开封市普朗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进行鉴定，该份检验报告检验依据为Q/HFSL09-2014,显示硝磺草酮质量分数标准值为4.0±0.4，检测值为3.9；烟嘧磺隆质量分数标准值为2.0±0.3，检测值为2.0；莠去津质量分数标准值为18.0±1.0，检测值为17.6，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所检项测值符合Q/HFSL09-2014标准要求。Q/HFSL09-2014系丰收乐公司经国家农业部备案的企业标准。通过两次检验结果的数值，可以看出白晓东使用的丰收乐公司生产的硝烟莠去津除草剂主要成分的检测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符合企业备案标准。宝丰县农业局作出的《2017年宝丰县邦基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承包人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因草荒产量损失评估报告》中显示：“绝收区面积140.2亩，减产量70514.6公斤；减产区面积619.96亩，减产量208460.1公斤。总减产量278974.7公斤。玉米减产率均在64.2%以上，减产率的幅度在64.2%-100.0%。该区域玉米减产的主要因素是草荒重、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丰收乐公司就其生产的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报请国家农业部备案的产品标签样本中施药时间为“玉米苗后3-5叶，杂草2-6叶期”，而销售的该产品标签上施药时间标注为“玉米苗后3-8叶期，杂草2-6叶期”，涉案除草剂销售时的产品标签内容与企业备案标签内容部分不相符。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玉米减产损失与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如具有因果关系，白晓东的损失如何认定，各方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对此，本院二审具体评析如下：本案中，白晓东认为其种植的玉米田地使用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后，造成玉米大幅度减产，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提交了宝丰县农业局做出的调查报告和评估报告，证明玉米减产系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除草剂所致。虽然调查报告认定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在药效上存在防除杂草的质量问题是造成草荒的重要原因，且生产者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备案标准，严重违背了《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存在着误导受害人扩大使用范围和改变使用方法的嫌疑，亦是造成草荒的主要原因。但作出该份调查报告的经办人宝丰县农业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薛某到庭时陈述，玉米减产原因认定应以农业局专家做出的评估报告为准。而宝丰县农业局做出的评估报告对玉米减产原因认定为“草荒重、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作出该份评估报告的鉴定人之一宝丰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谢某也到庭，其陈述本案玉米减产的原因主要是草荒重，其也陈述现场调查情况为绝收区和正常产量区地块分界线明确，二者之间为减产区地块。由此可见，同一种除草剂同一时期用于涉案的1204.06亩土地上，玉米有绝收的、减产的，也有正常的，各区域分界线明确，且正常地块面积达到443.9亩，占总面积的36.86%，因此可以看出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对杂草并非没有防除效果，宝丰县农业局作出的调查报告中关于涉案除草剂在药效上存在防除杂草的质量问题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再者，宝丰县农业局作出的评估报告虽认定玉米减产原因主要是草荒重，但未对草荒重的原因进行分析认定，而根据查明事实，涉案除草剂经鉴定产品质量符合企业备案标准，不存在质量缺陷问题。且按各方当事人、农业局专家对农作物种植经验所述，排除除草剂的质量问题后，造成草荒重的原因主要是施药时农作物生长时间，除草剂喷洒的方式、时间及浓度，人工操作方法等等。虽然丰收乐公司生产的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确实存在产品标签内容与企业备案标签内容不符的情况，可能误导消费者扩大施药时间范围，但具体到本案中，依据本案查明事实，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标签的行为与本案玉米减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即是否因丰收乐公司将案涉除草剂施药时间由“玉米苗后3-5叶期”修改为“玉米苗后3-8叶期”，而误导了白晓东逾期施药的事实不能确定，也就是说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玉米苗喷洒除草剂的时间已超过玉米3-5叶期。白晓东认为心正农资店的经营者吴心正所书写的情况反映材料中明确显示施药时间为玉米苗5-6叶期间，足以认定已误导其逾期使用涉案除草剂，但吴心正一、二审中均承认该份情况反映是按照白晓东书写的反映材料照抄下来的，是其二人串通向药品生产商索赔所用，且其在庭审中对施药时玉米苗生长期间几次陈述也不一致，一审、二审中多名证人证言对此陈述也均不一致，白晓东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的1204.06亩土地使用除草剂的时间超过玉米苗3-5叶期，因此，无法认定白晓东逾期使用案涉除草剂，由此也不能认定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标签的行为与本案玉米减产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事实上，宝丰县农业局作出的评估报告同时还认定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也是本案玉米减产的主要因素，而上述因素受到气候、种子、化肥、播种等多种原因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本案玉米减产与多种因素有关，也并非单一因素造成。另外，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宝丰县农业局做出的评估报告和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调查报告所分析的玉米减产原因与事实不符，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据此认定玉米减产与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白晓东的损失不应由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白晓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白晓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9元，由白晓东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白晓东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玉米苗后3到5叶期生长状况照片四张，证据2.玉米苗后6叶期生长状况照片三张，证据3.玉米苗后8叶期生长状况照片三张。白晓东称上述三份证据的照片均系今年拍摄的玉米生长照片，拟以上述三份证据证明其所种植的玉米于2017年6月2日播种，其喷施案涉除草剂的时间是2017年6月24日至28日，按照玉米的生长规律，喷施案涉除草剂时玉米叶期为苗后6至10叶，而从上述提供的三张照片可以看出，玉米苗后6到10叶期期间，杂草已经结穗，使用除草剂不仅起不到除草的效果，还会对玉米造成伤害。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心正农资店对上述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不显示出处，其来源无法核实，且从该证据中，也不能看出玉米播种时间及喷施除草剂的时间，按照心正农资店销售的农药标识，喷施除草剂除草的时间应该依照杂草的叶期而非玉米的叶期进行喷施，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丰收乐公司对上述证据有异议，认为喷施案涉除草剂的时间，应当首先考虑标签上显示的杂草2至6叶的期间，然后才考虑标签上显示的玉米3至8叶的期间。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当作为新证据采信，本案中的除草剂并没有对玉米产生药害，所以案涉除草剂的使用与玉米叶期的标识没有关系。勤耕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心正农资店和丰收乐公司的质证意见。除白晓东提供的证据外，再审庭审中，本院要求白晓东出示从心正农资店购买、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时间的证据，白晓东另向本院提供了由吴心正向其供应案涉除草剂后亲笔书写的清单，清单载明：“2017.6.24送普朗克硝烟莠10件×40瓶×520=5200元，6.25送普朗克硝烟莠20件×40瓶×520=10400元,6.28早上送普朗克硝烟莠2件×40瓶×520=1040元……”。白晓东称其2017年6月24日、25日、28日连续三次从心正农资店购买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用于喷施玉米。经本院组织质证，吴心正认可上述清单系其所写，对送药时间、购买药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勤耕公司和丰收乐公司均称清单上注明的除草剂是不是案涉的除草剂不能确定。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白晓东再审中所提供的三份证据均系其根据今年玉米和杂草的生长情况拍摄的照片，目的是为了证实玉米在3至5叶期之时喷施除草剂的除草效果较好，如果超过玉米3至5叶期，杂草也已长大，喷施除草剂进行除草的效果将会明显降低。白晓东提交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喷施除草剂的最佳时间和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备案的喷施时间（即玉米苗后3至5叶）吻合一致，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2017年白晓东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时玉米苗后的叶期生长情况，因此，白晓东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白晓东提供的送药清单，系心正农资店向白晓东销售案涉除草剂的凭证，吴心正亦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本案的核心争议之一系白晓东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时玉米叶期是多少。对此事实如何认定，本院再审评析如下：本案一审时，白晓东提交了一份2017年8月1日吴心正亲笔书写的《关于销售“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给农户造成1220亩玉米荒芜和154亩玉米减产的情况反映》，吴心正在该情况说明中自称，2017年6月21日其从开封市普朗克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购进‘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农药36件，共计1440瓶，销给宝丰县邦基农业种植合作社32件计1280瓶，销给新正家庭农场160瓶。在玉米5—6叶（6月24—28日）期间，其亲临现场配药并指导使用，在新正家庭农场喷施玉米154亩，在邦基农业种植合作社喷施玉米1220亩（白晓东是种植玉米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喷施10天左右，经吴心正实地观察，使用‘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的玉米地中马唐草未死，且有旺长之势，便立即进行拍照、录像，并向供货厂家进行反映。供货厂家派人到实地考察并商量采取补救措施，在新正家庭农场154亩玉米地使用金农尔除草剂和烟嘧莠去津+有机硅进行二次喷施，基本遏制了杂草的生长；由于邦基农业种植合作社1000多亩玉米地草已长至30公分高，一般农药作用不大，故采取喷施敌草快除草剂除草，喷施20多亩地后，发现草已死亡，但对玉米伤害也较大，为避免更大损失，停止了二次补救。7月23日受害方向心正农资店提出索赔要求，吴心正多次邀请生产、供货厂家商谈事后处理事宜，但始终无果。在一审的庭审中，吴心正明确承认：1.上述情况反映是其本人所写，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又自称系应白晓东要求所写，白晓东称其二人是共同受害者，如果丰收乐公司赔偿白晓东损失，白晓东许诺分给吴心正100000元；2.吴心正和白晓东之间对如何喷施除草剂没有技术服务约定，但吴心正有义务指导，会告知白晓东怎么用。吴心正把药给梁某1（白晓东雇员，安排人给白晓东干活）送去并告诉梁某1怎么用就走了。白晓东用药的时候玉米是不是5—6叶不确定。二审中吴心正又当庭自认，施药时玉米大概就是2—6叶，吴心正没有去玉米地里看，但那个时候农户普遍都在用药，玉米叶生长期间大概就是2—6叶，正常打药的玉米应该是5—6叶，白晓东的玉米当时也是5—6叶。一审中，勤耕公司的员工邵某出庭作证称，白晓东打药之前吴心正给其打过电话说明情况，并且发过图，打药前玉米已经8—10叶，其不建议卖给白晓东药。一审中，吴心正的女儿吴某出庭作证称，2017年白晓东玉米地里打除草剂时，其把药送到地里就走了，打除草剂时玉米已大概生长十几片叶子。二审中，白晓东申请的证人梁某2作证称，其专门从事喷施农药，2017年其在新正家庭农场的玉米地里喷施除草剂时，吴心正现场配药，其在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地里喷施除草剂时，吴心正没有现场配药，梁某2找人配药。白晓东玉米地喷施除草剂时玉米生长的状态记不清。从上述吴心正的自认和相关的证人证言以及白晓东的陈述来看，白晓东认可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时玉米生长至5—6叶期；吴心正虽对此有过不一致的陈述，但总体上其陈述喷施案涉除草剂时玉米叶期为5—6叶，并且认可白晓东喷施除草剂时当地的其他农户都在喷药，根据玉米的生长规律正常喷施除草剂是在玉米5—6叶期喷施；而吴某和邵某均证明喷施案涉除草剂前，白晓东地里的玉米已长至10叶左右；当时专门给白晓东承包种植的玉米地里喷施除草剂的梁某2记不清玉米叶子的生长情况。从证人吴心正、吴某、邵某各自的陈述、白晓东购买案涉除草剂的时间以及玉米正常的自然生长规律分析，本院再审能够认定白晓东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时，其承包地里种植的玉米已生长至5叶和5叶之后。再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白晓东因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造成玉米减产的损失数额如何确定；二、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的行为与白晓东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如何确定各方的赔偿责任。一、关于白晓东因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造成的玉米减产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由于白晓东所种植的玉米作物现已不复存在，无法重新进行调查取证。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本案中，2017年7月31日，白晓东在发现玉米地中出现草荒迹象、存在减产的可能后，第一时间即向当地县政府和县农业局反映了情况，宝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接到县政府和农业局转去的情况反映后，通过田间调查、了解当事人等方法收集证据，农业局又组织技术人员对玉米减产、绝收面积、产量损失、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和分析，最终宝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作出了《关于宝丰县邦基农业种植合作社土地承包人白晓东、新正家庭农场使用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导致玉米大面积草荒造成严重减产损失的调查报告》，宝丰县农业局组织的农业技术人员谢某等三人出具了《2017年宝丰邦基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承包人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因草荒产量损失评估报告》。谢某等人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明确载明了田间调查的时间及内容、样本的采集和数据收集方法和过程，经由专业人员通过GPS定位等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测量，最终对减产率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绝收区面积140.2亩，减产量70514.6公斤；减产区面积619.96亩，减产量208460.1公斤。总减产量278974.7公斤。玉米减产率均在64.2%以上，减产幅度在64.2%—100.0%。宝丰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中根据上述评估报告中测评出的总减产量278974.7公斤进行了市场调查后，按照当时当地粮食部门玉米收购价每公斤1.76—1.80元的价位幅度，取中间价位1.77元／公斤计算，减产损失金额为493785元。该493785元数额的来源及时、专业、全面、客观。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白晓东主张该部分数额为损失数额的请求应予确认。除该部分玉米减产的损失数额外，白晓东另外还主张其支出购药费用19200元、人工喷施费用8400元、绝收区域、减产区域种麦前1204.06亩土地的机械除草费用72240元也应计算至损失数额内。众所周知，购买、喷施农药，进行机械除草，均系种植玉米的必须投入，该前期投入之目的是收获玉米，进而将玉米变卖后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前期一切种植投入的可期待利益均可在收获玉米后得以体现。本案中，白晓东因购买除草剂、进行人工喷施、机械除草的费用显然属于种植玉米的前期投入，此种投入已在宝丰县农业局农业执法大队作出的玉米减产损失数额中予以体现，如果再将该部分前期投入计算进玉米减产的损失范围之内，显属重复计算，故对白晓东主张的该部分前期投入不计算在损失数额之内。综上，本院再审认为白晓东因喷施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造成玉米减产的损失数额为493785元。二、关于心正农资店、勤耕公司、丰收乐公司生产、销售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的行为与白晓东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心正农资店。心正农资店系本案案涉除草剂的销售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白晓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心正农资店对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行为知情，但白晓东称吴心正对喷施除草剂的过程进行了现场指导，并据此认为心正农资店有过失，应对其玉米减产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二审中，白晓东申请的证人梁某2出庭作证称，案涉的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系其所喷施，吴心正将除草剂送到地里后，并未现场指导用药，是其找人配药并进行了喷施。吴心正虽称其有义务指导，但未有证据证明此种指导应为现场指导。因为梁某2喷药后玉米苗部分生长正常，且正常生长的比例达到36.86%，根据查明的事实，喷施除草剂时玉米叶期已达5叶及5叶之后，因此，部分玉米地减产、绝收的情况不能证明系吴心正指导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吴心正存在过错，故不能认定心正农资店的销售行为与白晓东的玉米减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关于勤耕公司。勤耕公司亦系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的销售企业，勤耕公司仅仅是将丰收乐公司的产品销售给心正农资店，白晓东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勤耕公司对丰收乐公司擅自改变标签内容进行虚假宣传和误导使用者的行为知情，亦即勤耕公司在销售案涉除草剂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因此，勤耕公司的销售行为与白晓东的玉米减产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三）关于丰收乐公司。丰收乐公司系案涉除草剂的生产企业，就其生产的案涉除草剂报请国家农业部备案的产品标签样本中的施药时间为“玉米苗后3-5叶期，杂草2-6叶期”。根据查明的事实，其销售的案涉除草剂产品标签上的施药时间为“玉米苗后3-8叶期，杂草2-6叶期”，丰收乐公司认可其将上述备案内容在销售的除草剂标签上作了修改，因此，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案涉除草剂施药时间的事实确定无疑。虽丰收乐公司辩称标签上标注的玉米苗后3—8叶期仅仅是衡量喷施除草剂是否对玉米产生药害结果的指标，在上述标注的玉米叶期内对玉米喷施案涉除草剂只是说明不会对玉米产生药害，而针对杂草的标签内容才是喷施案涉除草剂除草效果的最佳期间。但丰收乐公司的上述辩解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其在案涉产品的标签中注明：“产品性能（用途）：本品是三元复配的玉米田苗后选择性茎叶处理除草剂，可被杂草的根、茎、叶吸收，并在体内迅速传导，杂草中毒后立即停止生长，新叶褪色、坏死，叶片黄化、卷曲。能有效防除玉米田中稗草、马唐、狗尾草、马齿苋一年生杂草。本品施药时间应掌握在玉米苗后3—8叶期，杂草2—6叶期”。依照正常的生活经验和思维逻辑，按照其标签标注的施药时间进行喷施本品之目的，就是要达到其标注的产品性能，即防除一年生的杂草，决非是为了对玉米的生长无害。丰收乐公司对标签内容中标注的玉米叶期和杂草叶期的施药时间产生效果所作的分别解释，严重违背其产品标签标注内容字面意思和一般的生活常识。案涉的除草剂虽经检验符合丰收乐公司在国家农业部备案的企业标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日期或者失效日期”，《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亦规定：“农药生产企业不得擅自改变经核准的农药的标签内容，不得在农药的标签中标注虚假、误导使用者的内容”。丰收乐公司自认其修改了案涉除草剂的标签，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且如前文所述，白晓东正是在丰收乐公司的虚假宣传误导下，购买丰收乐公司生产的硝烟莠去津除草剂后，在玉米生长的5叶及5叶以后期间内，对1200余亩玉米进行了喷施，结果导致玉米地里面草荒严重，进而因为草荒重、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等原因导致玉米减产。当然，造成玉米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止草荒重一种因素，且造成草荒重的原因也可能与施药的方法、时间等因素有关，但为白晓东玉米地喷施案涉除草剂的梁某2称其系专门从事喷施农药的人员，经其施药后，1204.06亩玉米地中，正常生长的玉米地块面积达到443.9亩，占总面积的36.86%，充分说明梁某2具备喷施农药的相关经验。因此，应认定草荒重的主要原因为喷施除草剂的时间不正确。丰收乐公司恰恰修改了案涉除草剂的施药时间，且丰收乐公司又未能提供其修改除草剂标签内容的行为不会误导使用者、不会影响案涉除草剂使用效果的证据，因此，能够认定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案涉硝烟莠去津除草剂标签内容的行为与白晓东的玉米减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关于各方的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为心正农资店和勤耕公司在销售案涉除草剂的过程中均不存在过错，故其二人均不应对白晓东因喷施硝烟莠去津除草剂造成的玉米减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相反，丰收乐公司作为生产案涉除草剂的生产企业，擅自修改标签的标注内容，对使用者作虚假宣传，误导使用者未能在正确的时间喷施除草剂，造成玉米的减产、绝收，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丰收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虽然宝丰县农业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所作的鉴定报告中称，导致玉米减产的主要原因系草荒重、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等多重原因，但依据一般的生活常识，实有密度小、生育期推迟、授粉不良、籽粒千粒重下降与草荒重均由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如本院二审期间，作出《2017年宝丰邦基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承包人白晓东种植的玉米因草荒产量损失评估报告》的鉴定人之一，宝丰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谢某到庭接受询问时称，本案玉米减产的原因主要是草荒重。当然，导致草荒重也可能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但为白晓东玉米地施药的同为梁某2一人，经其施药后，1200余亩玉米地中，正常生长的玉米地块面积达到36.86%，剩余减产、绝收部分的面积占63.14%。从相同地块采用同一种除草剂、同一人施药的除草效果对比情况，以及前文认定白晓东喷施除草剂在玉米5叶及5叶期之后的事实分析，草荒重的主要原因应认定为喷施案涉除草剂的时间不正确。而在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坑农、骗农的背景下，丰收乐公司擅自修改喷施时间的行为，造成白晓东未能在正确的施药时间喷施案涉除草剂，对草荒重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丰收乐公司的过错责任大小，本院酌定丰收乐公司承担白晓东玉米减产损失后果的80%为宜，即丰收乐公司应赔偿白晓东经济损失395028元（493785元×80%）。综上所述，白晓东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豫04民终3048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8）豫042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二、河南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白晓东支付赔偿款395028元；三、驳回白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59元，由白晓东负担4255元，河南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负担62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9元，由白晓东负担4255元，河南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负担62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  李 勇审判员  崔伟杰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荣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