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2民终4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涛，男，1987年7月1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洲安，男，1990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祥（系李洲安之父），男，1964年10月14日，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翠莲（系李洲安之母），女，1965年3月6日，汉族，住宜兴市。上诉人袁涛因与被上诉人李洲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8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驳回李洲安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案涉担保书中明确写明“若因投资出现本金亏损，则由本人承担不足”，该保证的方式应认定为一般保证；2.即便案涉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现投资是否已经实际亏损无法确认，不能判令其全部赔偿。3.依照信和上融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公司）与李洲安之间的合同约定，目前仍属于投资期，投资行为尚未结束，李洲安无权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李洲安辩称：案涉担保书性质为连带保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洲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涛立即归还担保的1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7日，其经信和财富的业务经理袁涛介绍在信和公司的信和财富平台投资20万元，时间为半年。由于当时担心被骗，其本不肯投资，但袁涛反复做工作，并表示进行全额担保。后至2019年1月17日，信和财富出问题，其向袁涛索要，袁涛仅偿还1万元，尚欠19万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洲安经信和公司业务员袁涛经手向信和财富投资20万元，期限自2018年7月17日至2019年1月17日，预期到期本金加收益合计为208200元。2018年7月17日，袁涛向李洲安出具《担保书》一份，上载：本人袁涛担保刁翠莲女士的儿子李洲安在信和投资本金安全，投资时间为2018.7.17-2019.1.17，若因投资出现本金亏损，则由本人承担补足，本次投资本金为贰拾万圆整。后至2019年1月17日投资期限届满，李洲安未能从信和公司取得本金及收益。后袁涛向李洲安返还了1万元。根据朝阳公安的情况通报显示，2019年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对信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保证方式的认定。袁涛提出其为一般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但涉案担保书中，双方首先载明了投资期限，且在投资期限后紧接言明了“若因投资出现本金亏损，则由本人承担补足”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可以看出，双方在签订涉案担保书时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李洲安在投资期限届满时能够及时收回本金，而非袁涛提出的系在确定信和公司不能履行债务后再由其承担保证责任，故袁涛提出的其为一般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对于投资期限届满李洲安尚未能收回投资本金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故对于李洲安而言，其期限届满无法按期收回本金的事实已经发生，李洲安现要求袁涛按约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以及保证合同效力的问题。虽然公安机关对于信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立案侦查，且尚未有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但这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理由如下：信和公司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但信和公司即使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是因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而构成犯罪，故公法规范所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该种类型的合同，因此，这一类规范在民法上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信和公司的行为即使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而构成犯罪，也只是因为信和公司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信和公司与李洲安之间的合同本身仍然应属于有效合同，进而李洲安与袁涛之间的保证合同也属于有效合同。故本案无须中止审理，袁涛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袁涛已向李洲安偿还了1万元，故尚需偿还李洲安19万元。袁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若袁涛承担保证责任后，李洲安应积极配合袁涛行使相应的追偿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袁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李洲安19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50元，由袁涛负担。一审查明事实中除袁涛向李洲安出具的《担保书》实际出具时间有误外，本院均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袁涛向李洲安出具的《担保书》中落款时间虽为2018年7月17日，但实际出具时间为2019年4月。二审又查明：2018年7月17日，袁涛向刁翠莲出具《担保书》一份，上载：本人袁涛……担保刁翠莲女士在本公司信和财富所投资本金安全，投资时间从2018年7月17日至2019年1月17日截止，为期半年，若期间因公司方面出现风险，由我承担补足本金，本次投资本金为贰拾万圆整。袁涛陈述，其之前已介绍刁翠莲在信和公司的平台投资过多笔，均向刁翠莲出具有担保书。其曾于2018年7月17日向刁翠莲出具过担保书，但此后刁翠莲以投资平台注册的名字是李洲安为由，要求其重新出具一份担保书，写明被担保人姓名为李洲安，故其于2019年4月重新出具了一份担保书，即一审中李洲安提供的该份担保书。刁翠莲、李和祥陈述，诉争20万元系其夫妻所有，因该笔款项系从李洲安银行账户转账且投资平台的注册账户是李洲安的名字，故由李洲安来起诉。刁翠莲、李和祥明确因李洲安已提起本案诉讼，不会向信和公司及袁涛另行主张权利。以上事实，有担保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刁翠莲、李和祥虽陈述诉争投资款实为其所有，但诉争投资款系以李洲安名义在信和公司的投资平台投资，袁涛亦向李洲安出具担保书，刁翠莲、李和祥在诉讼中也明确由李洲安主张权利，故李洲安提起本案诉讼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经审查，袁涛虽在案涉投资过程中向刁翠莲、李洲安各出具有担保书，但从2019年4月袁涛向李洲安出具的担保书内容来看，其担保李洲安案涉投资款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其与李洲安之间成立担保法律关系。围绕诉争保证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袁涛向李洲安出具的担保书明确载明“若因投资出现本金亏损，则由本人承担补足”，该约定中袁涛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系“本金亏损”，此时才承担“补足”责任，依照该字词表述，通常应理解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方由袁涛承担保证责任，案涉保证的方式应视为一般保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已于2019年5月30日依法对信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关于集资参与人权利保障问题的有关规定，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商事案件，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故在此种情形下，本案中不能追加信和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在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前，李洲安直接起诉袁涛承担保证责任，袁涛作为一般保证人有权行使先诉抗辩权，故李洲安的本案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就本案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审理程序均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82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洲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已由李洲安预交），由宜兴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退还。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已由袁涛预交），由本院依法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静静审 判 员 潘晓峰审 判 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宁尚成书 记 员 徐冬晖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关于集资参与人权利保障问题集资参与人，是指向非法集资活动投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帮助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单位和个人除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及时公布案件进展、涉案资产处置情况等方式，依法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集资参与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集资参与人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对集资参与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请求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