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青波，男，198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伟，男，197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系梁青波表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今日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联城镇武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81MA2A0RAB7P。 法定代表人：陶金方，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杨苏，女，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梁青波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今日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9）浙1181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青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要求梁青波支付货款26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部分；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梁青波与光能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中，对合同的主要条款未达成合意，该书面合同未依法成立未生效。光能公司在合同上自行填写数量、单价、货款金额等内容，其确定的数量与单价和实际不符，系其单方填写的内容且上诉人不知情。《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中最低发电量保证与其事先承诺的内容不符。光能公司宣称安装光伏发电项目，一块光伏发电板平均每天发1度电、全年至少发电365度，6.5年可以收回投资成本。但《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最低发电量保证内容含糊不清、自相矛盾。质量保证书部分承诺了不同朝向房屋每块光伏发电板的最低年平均发电量，从240度到280度不等，并注明“安装1千瓦光伏发电系统，一年可发出1200度电”，但未确定上诉人房屋朝向适用哪个最低发电量保证。因此，不应当根据光能公司提供的《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内容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2、梁青波于2018年7月26日向光能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于2018年8月份通过其父将剩余货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光能公司职员，对方以公司名义出具收款收据，并以照片形式通过微信发送给梁青波。3、双方对支付价款的时间未作约定，不存在逾期支付利息的问题。即使要支付利息，也应从光能公司向梁青波主张余款时（2019年4月）开始计算，因为双方就支付余款的期限在2018年7月底约定，梁青波户光伏发电国补、省补发放到位再支付。4、双方实际是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依据《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的内容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判决上诉人按照合同支付价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光能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双方于2018年6月达成合意，并于2018年6月2日签订《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光能公司已实际履行货物交付义务，且2018年6月28日实现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成功并网，2018年7月9日开始发电，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生效并履行完毕。西街街道河星村村委会就本村屋顶安装太阳能发电项目定价等事宜召开两次村民代表大会，上诉人亲戚刘丽金作为村民代表参加，并在会议记录中以赞成代表成员签字，故上诉人称其对屋顶安装太阳能发电项目价格等全不知情实属借口，意图逃避支付价款，不履行买方付款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应当以书面合同为准。合同虽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但应按照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买方应于产品验收合格并网运行后及时支付货款。上诉人提出余款已由其父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但我方至今未见过上诉人父亲。上诉人拖欠尾款长达一年多，已经超出合理期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双方之间有成立并已生效的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光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货款26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年利率3‰计算，自2018年7月5日计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梁青波系龙泉市西街街道河星村村民。2017年10月14日，被告所属西街街道河星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同意根据龙发改{2017}341号文件要求，上报屋顶光伏太阳发电示范村，且全村进行统一的规划、安装，并在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并网工作。2018年3月11日，原告光能公司与西街街道河星村村委会签订《光伏建设合作协议承诺书》，并对项目的运维质量做出承诺。2018年4月9日，西街街道河星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单晶硅太阳板A类版单价定为7.5元/瓦，以及该项目存在时间要求，需要尽快完工。被告的亲戚刘丽金作为村民代表参加了两次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中以赞成代表成员签字。 因被告在外地经商，原告就被告是否安装原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事宜，双方通过电话联系达成同意安装意向后，原告以邮寄方式向被告送达了空白的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以及银行贷款手续材料，被告将合同等文书签字后寄回给原告。原告收到被告签字的合同材料后（合同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日）的当月内，为被告所有的坐落于龙泉市房屋屋顶安装了56块规格每块300瓦的太阳能光伏板，双方未办理产品交付手续。嗣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在被告已事先签字的合同上填写了产品规格、数量、功率、单价、收费合计金额以及现金付款等内容。被告购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完毕后，于2018年6月28日成功并网，因临时增容于2018年7月9日开始发电。2018年7月26日，被告亲戚朱国伟接受被告和哥哥朱泽卫的共同委托向原告支付货款17万元，该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已打入原告指定的工作人员陶杨苏个人银行账户。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一直怠于支付剩余货款，遂涉诉。 庭审中，被告对于朱国伟代为向原告转账付款17万元的款项，明确表示其中10万元系支付其个人货款，其余7万元是支付朱泽卫的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梁青波向原告光能公司购买光伏产品的事实，有被告已在原告提供的《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签字，原告已实际履行货物交付义务为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在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后未办理买卖标的物交付手续情况下自行填写《产品订购和安装合同》中数量、单价、货款金额以及付款方式等内容，有违交易规范，是该案涉诉主要原因，原告今后要加以改正并完善交易规范。鉴于案涉项目属于村集体建设项目，合作的公司、产品类型、定价等内容都有明确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记载，被告所属村落需要成功安装至少300户，全村对符合条件且自愿安装的村民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安装，被告提出不接受原告提出的产品单价，却同意让原告先安装产品并签订一系列空白合同，而产品价格已在村民代表会议中通过，全村按同一定价进行购买，被告的亲戚刘丽金作为村民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并签字，故被告该项抗辩于理不合，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主张已按合同约定供给被告光伏板的数量及价款，与事实相符，该院予以认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就付款时间及违约条款进行明确的约定，原告按约向被告履行了交付并安装、调试产品的合同义务，产品经验收没有质量问题并网正常运行后，被告也应按约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主张让其父亲支付了9200元货款缺少事实依据，该院不予认可，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6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原告主张逾期利率按年利率3‰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正常情况下，该案产品经验收没有质量问题并网当天就能正常运行，开始发电，被告的产品并网后因临时增容发电时间延迟，但原告已于2018年6月28日履行合同义务，故该院酌定利息起算点为产品验收完并网发电这段时间的中间日期2018年7月5日。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梁青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今日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6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3‰自2018年7月5日计算至款项付清日）。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元，减半收取计225元，由梁青波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梁青波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递交的证据有：1、光能公司通过微信发给梁青波的收款收据截图，待证款项已经付清的事实；2、光能公司通过微信发给朱泽卫妻子刘丽金收款收据原件及微信聊天记录，待证光能公司用微信电子送达收款收据是交易习惯的事实；3、朱国伟电话与联通公司业务员宽带续费代缴的截图，待证现在用微信电子送达收款凭证是普遍的；4、一份空白的、寄给梁青波的贷款合同资料及《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待证梁青波是在空白合同签字处签字后寄回给光能公司的事实；5、梁青波与光能公司职员的聊天记录截图，待证梁青波于2018年6月3日寄回贷款资料，6月5日光能公司尚未收到，因而《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8年6月2日是不真实的事实；6、梁青波、朱卫芬的分布式电源客户电费结算清单，待证发电收入达不到6.5年收回投资成本的承诺的事实；7、朱国伟与光能公司法定代表人陶金方的聊天记录微信截图，待证梁青波与光能公司安装太阳能光伏电站合同的价格没有确定的事实；8、淘宝、国家电网公司掌上电力APP、百度搜索查到的同品牌同型号太阳能光伏板的价格、逆变器价格极低，待证光能公司7.5元/瓦的价格并不是安装太阳能光伏电站合同的市场价的事实；9、2018年4月15日，朱国伟与光能公司代理人陶杨苏的通话录音，待证光能公司承诺7年收回投资成本的事实；10、2019年4月19日，朱国伟与河星村村长朱隆贤的通话录音，待证光能公司承诺6.5年收回投资成本的事实；11、朱炳松、朱金锡证人的庭审证言，待证光能公司承诺5年收回投资成本的事实；12、光伏发电政策文件，待证国家政策补贴一直在下调的事实。 被上诉人光能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2，梁青波的货款已经打给朱国伟，由朱国伟付清，电子送达收款收据的确是我方交易习惯，但朱国伟尚未将余款付清；证据3，是其他公司的交易习惯，与本案无关；证据4，梁青波的确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签订的；证据5，梁青波签字时有视频为证；证据6，发电量有合同约定，没有口头承诺过；证据7，共有4家公司参与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都有合同和保证书，价格都是统一确定的；证据8，村里的集体会议记录中有注明价格，最早的价格是8.8元/瓦，安装时银行贷款支付价格是7.8元/瓦，现金支付的价格是7.5元/瓦，不能按现在的价格计价；证据9，合同注明发电量与天气有关，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雨水较多，影响发电量；证据11，两位证人是出于朱国伟面子无奈作证，其在龙泉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皆有统一合同，从未承诺过5年收回投资成本；证据12，国家补贴的确在下调，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证意见：证据1，在一审中已当庭质证，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及证据3，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证据4及证据7，在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自认在签订时合同单价是空白的，合同中所确定的单价是事后单方填写的，故该事实无须进一步举证；证据5，双方通过微信拍照、拍视频方式进行合同签订，合同订立时间有误差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证据6，短期发电效能难以证明产品质量问题；证据8，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网上查找的，且非当时当地的市场价，不具有参照性，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证据9、证据10，通话录音内容的效力不及合同组成部分的《质量保证书》的承诺内容；证据11，证人的庭审证言已在一审中当庭质证，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2，国家补贴下调属于政策调整，与本案《产品订购及安装合同》无关联，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 综上，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签订时，由于客观原因，对数量和单价未作约定，光能公司单方填写的数量和单价，不能认为双方当事人形成合意，属未作约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瑕疵已得到弥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针对太阳能光伏板的数量没有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即实际履行合同数量确定。故案涉合同的数量应以实际履行的数量为准，即56块太阳能光伏板（规格型号：隆基-乐叶）。针对案涉合同单价在签订时未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中，河星村村民中以贷款方式支付价款的，其确定单价为7.8元/瓦；村委会以供货方垫资方式支付价款的，其定价为7.5元/瓦。梁青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从采用贷款方式支付变更为现金支付。支付方式变更后，未对单价形成合意。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确定的7.5元/瓦符合当时当地市场价格，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以线上单价为参照价与当时当地价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付款期限，案涉合同中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确定为合同标的履行完毕后即时支付，即安装并网后即时支付，政策补贴是否到位不能作为支付条件。针对收回投资成本期限的承诺事宜，《质量保证协议》系订立合同的基础，村民代表会议形成的纪要系村民作为采购方已达成的共识，《质量保证书》系合同附件，其中光能公司对光伏电站系统发电质量保证的承诺，对光能公司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以短期效能进行抗辩，因涉及日照时间、朝向等因素，以现有证据无法判定是否与产品质量有关，故不能确定被上诉人已构成违约。上诉人以通话内容中所涉承诺事宜的证明力不及合同组成部分的《质量保证书》承诺内容。故其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上诉人梁青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悦琛 审 判 员 李伟峰 审 判 员 金晓红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叶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