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9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55号。法定代表人：郝斌，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世鹏，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秀英，女，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方溪湖村。经营者：王志伟，男，197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祈正丽，系辽宁润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6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啟星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宋刚、赵卫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签订过《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一审法院没有进行公章鉴定，没有确认签字是否为高旋所签，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高旋在2012年的几个月期间曾经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但是在租赁合同签订日期时，高旋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高旋的签字代表上诉人缺乏依据。（2018）辽01民再3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案尚在抗诉阶段。《租赁明细》上没有高旋的签字，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签订了《租赁明细》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租赁物就在上诉人的施工场地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租赁费计算明细无能认定租金数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抹账协议，上诉人与海南中航沈阳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协议，证明了海南中航沈阳分公司因欠付被上诉人租赁费，因此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用一台路虎顶账。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认定，应追加海南中航沈阳分公司查清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补充如下：补充：1、根据沈阳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档案查询，高旋在2005年之后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董事，与上诉人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2、第3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论述的系确认高旋对于升降机租金的确认，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为的高旋可以代表上诉人公司从事一切法律行为。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辩称，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以有效抑制上诉人无理缠诉、浪费有限司法资源的行为。一、关于上诉人主张双方未签订过涉案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原审未对《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体现的印章进行鉴定及原审没有确认自然人高旋签字真伪的问题。首先，在涉案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9月1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面有上诉人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其次，涉案合同上面存在自然人高旋的签字，且预留了高旋的电话、施工地点等信息。那么，在原审期间，上诉人虽然主张涉案合同上体现的合同专用章与其现有的合同专用章不一致要求进行鉴定，但因上诉人未提供其现持有的合同专用章样本曾在公安机关办理备案登记的依据，无法证明其现在使用的合同专用章具有唯一性与同一性，所以丧失了鉴定基础；为此，原审法院未组织对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不无不当之处。另外，在涉案合同上存在上诉人原股东（董事）高旋签字，在原审期间，上诉人并未否认高旋签字的真实性、亦未申请对高旋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上诉人亦未提出反证证明涉案材料上体现的高璇签字并非其本人所为的证据；为此，完全可以认定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上诉人的真实意识表示。上诉人作为涉案工程的开发建设单位，基于涉案租赁物在涉案工地实际使用的事实，即使合同专用章不是上诉人授权加盖的，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上诉人仍需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请求法庭注意的是，在一审期间，上诉人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人在管辖异议的材料中已明确自认——租赁物的使用地为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与三纬路交汇处（该地点系上诉人的开发建设地点），为此，在案件中，对方当事人作出的自认免除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故，虽然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其在本案的管辖异议案件中已承认使用了被上诉人的租赁物。这再一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换言之，目前，一个企业存在多枚印章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假设涉案合同中的合同专用章与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不一致，或者是与其现在使用的合同专用章不一致，但是上诉人原股东（董事）高璇在对外使用该印章时，上诉人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上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作为善意人对该印章的出现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非工商、非公安机关无法辨别其使用的专用章的真伪）为此，对于印章效力的认定应当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进一步加以衡量、认定，而不能单独根据合同中的印章是否与公安备案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认定（如：老干部活动中的项目是否是被告建设的？相关器械是否存放在该工地使用？同时在涉案合同中并不是单独加盖了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在该合同中有高璇签字，其签字时，正在上诉人出任董事之职务，且系上诉人的股东；期间上诉人还曾用其单位的转账支票向被上诉人结算过部分租赁费……），也就是说，印章的使用应与其当时的意识表示为准，与印章是否经过公安机关备案及与现在使用的印章是否一致无关联性。故，法院亦应当认定该合同专用章的效力；二、关于上诉人主张高旋在签订涉案的合同期间，其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在上诉人成立之初，高旋系上诉人的股东，且在上诉人处出任董事的职务。涉案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9月1日，那么根据上诉人工商登记资料的记载，高旋于2012年10月12日才从上诉人的公司退出；由此，不难认定，在高旋在2012年10月12日前对外实施的民事行为系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其次，在高旋于2012年10月12日从上诉人的公司退出后，并排除上诉人是为了规避（推卸）一些法律关系（法律责任）而为之的一个行为，因为，在一审法院受理该案件后，在一审法官前往上诉人送达有关涉诉材料时，在送达回证上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上仍由高旋代表上诉人签收并签字。高旋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有关法律文书后，上诉人曾就管辖权提出上诉。为此，高旋在退出上诉人的公司后，高旋如果不在上诉人处从事职务，其为何在上诉人的办公场所内办公？高璇为何签收原审法院送达的有关诉讼材料。为此，从工商注册登记的角度高旋虽然于2012年10月12日从上诉人的公司退出，但是并不意味着退出后高旋不在上诉人处任职。另外，在一审期间上诉人并没有否认高旋签字的真实性，上诉人亦未提出对高旋签字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为此，结合上述客观事实原审法院对高旋签字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之处。三、关于（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有关事实，在本案中能否径行采信的问题。首先，（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系再审生效判决；其次，本案涉及到的是脚手架等建筑物的租赁，而（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涉及到的是升降机租赁的问题（两宗案件处理的均系租赁关系），本案涉及到的合同签订的时间系2011年9月1日，而（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案件涉及到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8月23日（两宗案件涉及到的合同均发生在2011年期间），两件案件涉案到的施工地点亦均为同一地点（租赁物的使用地为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与三纬路交汇处）。那么，在（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案件中，上诉人也是否认印章的效力，否认自然人高旋、高扬签字的效力，但是，在（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确认加盖上诉人印章行为可以认定是上诉人的真实意识表示，同时也明确确认自然人高旋与高扬具有代表上诉人进行结算并确认的权利。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虽然经常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但并非所有事实均需以证据证明。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就属于免证事实。所谓“免证事实”是指当事人双方无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受诉法院也无需通过证据即可确认之事实。为此，原审法院引用（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有关事实并无不当之处。该判决书能够确认高旋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海南中航天签订的《租赁明细》即便没有高旋签字，但在该《租赁明细》中加盖了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的效力被上诉人在此不再重复阐述；且在涉案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乙方（上诉人）承担海南中航天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租赁合同的责任…。同时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在履行涉案合同期间产生的租赁费用在相关提货单中均存在高旋与高扬的签字确认。五、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涉案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自2012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上诉人陆续向被上诉人返还租赁物件，且，目前尚有部分租赁物件上诉人至今尚未返还给被上诉人，涉案合同仍处于履行状态中，为此，本案件并不涉及到诉讼时效的问题。最后请求法院注意的是上诉人如果与被上诉人没有租赁合同关系，那么，上诉人在2012年7月31日为何通过其单位转账支票向被上诉人结算5000元的租赁费？同时请求法庭还注意的是上诉人在沈阳市中级法院处理的（2018）辽01民再字第378号案件中，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上诉意见）与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上诉意见）均系一致的（如：否认印章的效力，否认高扬、高旋签字的效力，主张诉讼时效等）但均被各级法院逐一驳回，由此可见，上诉人属于典型的有失诚信，无理缠诉，浪费司法资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人请求，以更好的彰显法律公信。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筑租赁合同、返还租赁物；如果不能返还则按价赔偿；要求被告支付租赁费及违约金7680533.55元（租赁费3920533.55元、违约金3760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8月31日租赁费376943元，扣件赔偿款30525元，合计407468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0年9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海南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中航公司在原告处租赁钢管等各种建筑器材，其中钢管原值每米15元、每天每米租赁费0.019元；十字扣件原值每个5.5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转向扣件原值每个5.5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接头扣件原值每个5.5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丝杠（油托）原值每套15元、每天每套租赁费0.04元；卡具原值每个（1.2米）9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4元；木跳板原值每块60元、每天每块租赁费0.25元。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将钢管等建筑器材送往中航公司施工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与三纬路交汇处的银鼎国际大厦建筑工地。2011年9月1日，原、被告与中航公司三方共同签订《海南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银鼎国际大厦货物及租费明细》一份，确认中航公司租赁原告钢管124249米，油托6450套、扣件60000个、卡具1500套，其中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8月31日总计产生租赁费626943元，已付款250000元，尚欠租费376943元，欠扣件赔偿款30525元，合计欠款407468元；以上货物和欠款转由隆太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该明细由原告、中航公司加盖了公章，被告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施工单位冉龙生、秦光文签名。同日（2011年9月1日）原、被告又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处租赁各种建筑器材，钢管原值每米20元、每天每米租赁费0.019元；十字扣件原值每个8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转向扣件原值每个8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接头扣件原值每个8元、每天每个租赁费0.010元；丝杠（油托）原值每套15元、每天每套租赁费0.04元；卡具原值每套（1.2米）15元、每天每套租赁费0.04元；木跳板原值每块80元、每天每块租赁费0.250元。对所租器材及赔偿约定：器材的丢失或报废的照价收租费，并按合同附表原值价格150%赔偿。租金按月计算，次月五号前付清上月实际发生的租金，如逾期付租金，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有权将以前的货物收回，计算租金的日期，以提单的日期开始，发生回送时，按退单日期为准。该《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还约定，乙方（本案被告）承担甲方（本案原告）与海南中航在银鼎大厦工程租赁合同责任等。该合同上分别盖有原、被告单位合同专用章，且原告方由李强在该《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签字，被告由高旋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9月6日向被告提供了4米长钢管210根、3米长钢管300根、1.5米长钢管100根、十字扣件1980个、接头扣件720个、转扣扣件300个；2011年9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十字扣件1500个、4米长跳板310块；2011年9月14日，原告向被提供了1米长钢管300根、2米长钢管300根、十字扣件600个、接头扣件600个、转扣扣件600个；2011年10月19日，原告向被告提供1米长卡具400根；2012年3月18日原告向被告提供接扣扣件990个、转扣扣件990个、4米长跳板100块；2012年6月23日，原告向被告提供十字扣件1920个、油拖2000套；2012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提供油拖1800套，在上述相关提货单中，有高旋、高杨等人予以签字。截止至2018年6月10日，共发生租金4270533.55元。后被告于2012年7月31日通过其单位的银行转账支票向原告支付5000元，此款原告已存入其单位员工郑晓春个人账户中；2013年6月10日，原、被告签订《抹帐协议》一份，被告将一台无牌照、无手续，品牌为“路虎发现者3”的汽车向原告抵账350000元，尚欠租金3915533.55元未给付。2011年9月1日至2017年6月10日期间，被告陆续向原告返还钢管94180.5米、扣件45039个、跳板233块、油托8291个；目前尚有钢管32858.5米、扣件30711个、油托1959个、卡具1900个、跳板177块未返还给原告。原告因被告未能向其支付尚欠的租赁费及未能向原告返还剩余的相应租赁物诉至本院。另查，高旋曾为被告公司股东并出任董事之职务。再查，本案受理后，本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由高旋代表被告在送达回证及地址确认书上签字后，被告曾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在被告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及《上诉状》中，被告明确表述其与原告合同履行地为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与三纬路交汇处。又查，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2018）辽01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自然人高旋、高杨具有代表被告进行结算并确认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中航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及原、被告与中航天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银鼎国际大厦货物及租费明细》，原、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被告提出原、被告间从未签订过《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双方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亦不欠原告租金及违约金。因原、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除了已加盖被告单位的合同专用章外，被告方经办人高旋亦已签字。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辽01民再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又确认高旋具有代表被告公司进行结算并确认的权利。故高旋与原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行为应系履行职务行为。虽然被告提出对涉案《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等材料上体现的被告单位的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但因被告未提供其持有的合同专用章样本曾在公安机关办理备案登记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使用的合同专用章具有同一性，所以丧失了进行鉴定的基础。又因高旋曾系被告单位股东（董事），且在本院向被告送达涉诉起诉书等文书期间，高旋亦代表被告单位在《送达回证》、《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进行签字；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加盖的被告合同专用章，原告无法辨别真伪，即便该合同专用章系私刻的，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有高旋本人签字，原告将租赁物运送至被告单位施工的建筑工地，由被告使用，原告亦有理由相信高旋系从事职务行为。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的数额问题。中航公司已将其尚欠原告的租赁费376943元、赔偿金30525元，合计407468元的给付责任及相关租赁物件的使用责任转移给了本案被告，且三方已共同签订了《银鼎国际大厦货物及租费明细》，因此应由被告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2011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截止至2018年6月10日，经计算共发生租金数额为4270533.55元。上述合计租赁费4678001.55元（407468元+4270533.55元），扣除被告已给付原告5000元及以车抵账的35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租金4323001.55元（407468元+4270533.55元-5000元-350000元）。关于原告对违约金的主张，被告逾期支付租赁费已构成违约，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应每月按拖欠的租赁费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约定过高，故本院酌情按被告未付原告租赁费20%标准予以计算为864600.31元（4323001.55元×20%）。关于原告主张返还租赁物的主张，合同约定租赁物应予返还，不能返还应予赔偿。因被告尚有租赁的钢管32858.5米、扣件30711个、油托1959个、扣具1900个、跳板177块未返还原告。原告与中航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均明确了租赁物的赔偿价格，即：在不能返还租赁物时，应当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原值150%进行赔偿。因涉案两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原值不一致，故本院酌情以约定的器材原值价格低的租赁物作为赔偿依据。关于被告提出原告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因自2012年9月至2017年1月间被告陆续向原告进行返还租赁物件，且尚余部分租赁物件被告至今尚未返还给原告，《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仍在履行中，故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与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二、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租赁费4323001.55元；三、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违约金864600.31元（4323001.55×20%）；四、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沈阳市宏达建筑器材租赁站钢管32858.5米、扣件30711个、油托1959个、扣具1900个、跳板177块；如被告不能返还原告租赁物，被告按钢管原值15元/米，扣件原值5.5元/个，油托原值15元/套，卡具原值9元/套（1.2米），跳板原值60元/块计算，给付原告赔偿款。五、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6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沈阳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情况查询卡。证明：高旋在2005年之后既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也不是上诉人的董事，在上诉人公司没有任何职务，与上诉人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因此，高旋不能代表上诉人公司对外从事任何法律事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虚假证据，并且一审法院也没有把事实查清就直接引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冉龙生的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与海南中航沈阳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结算的租赁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建筑器材租赁法律关系；二、租赁费如何计算；三、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加盖有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虽然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时就该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请求法院对该合同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现持有的作为鉴定比对样本的合同专用章系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专用章具有唯一性，致使鉴定无法进行，为此，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有高旋和辽宁隆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有时任上诉人公司股东高旋的签字，上诉人对高旋的签字未提出异议，结合2013年6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抹账协议上加盖有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及高旋的签字，且该抹账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等事实，可以认定高旋作为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加盖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提交的《海南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银鼎国际大厦货物及租费明细》、抹账协议、建筑器材租赁用品提货单及建筑器材租赁用品退货单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租赁使用租赁物的种类、规格、数量及欠付的租赁费用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欠付的租赁费数额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至2017年1月14日上诉人最后一次向被上诉人退还租赁物时止，尚有部分租赁物在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处，在上诉人没有明确表示终止合同履行的情况下，租赁合同仍处于履行状态，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63元，由上诉人沈阳隆太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