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2民初13351号 原告：连云港宝润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镇大里村。 法定代表人：闫家才，该公司经理。 被告：张家港市泉瀛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农鹿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倪建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珍，女，该公司员工。 原告连云港宝润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润公司）与被告张家港市泉瀛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瀛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家才、被告泉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建新到庭参加了诉讼。又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家才、被告泉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建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加工费482617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2018年11月初，被告委托原告加工服装，由被告提供面料和样品，由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样品进行加工，共计为被告加工：pk绒布衣服15679件，每件加工费34.5元；毛圈974件，每件加工费36元。2019年1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2、五合一：上衣1000件，每加工一件8.5元；裤子1000件，每加工一件6元；帽1000件，每加工一件1元；圆领衫2000件，每加工一件2.5元。2019年1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3、阳离子750件，每加工一件8.6元。2019年2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4、长袖套头衫1000件，每加工一件9元，印花费1000件，每印花一件6元。2019年3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5、上衣1900件，每加工一件28元；裤子1900件，每加工一件28元。2019年4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6、连衣裙3114件，每加工一件9元。2019年4月份原告全部加工完毕，由被告及第三方用高栏货车验收合格后当天提货拉走。上述被告共计应支付给原告加工费752221元，减去被告支付的269604元，剩余482617元被告至今未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泉瀛公司辩称，1、PK绒布，我发给原告做，原告没有能力做，原告发给了一个金铭服装厂做的。这批货面料和样品都是我方交给原告的。这批货是16469件乘以5.5元一件，总计90579元加工费。结算是原告提供给我苗运莲的卡号，我公司已将钱全部付给了苗运莲。货物是我去原告那边运的货。2、五合一加工费：上衣是1000件，每件8.5元加工费；裤子1000条，每条加工费6元；帽子1000个，每件加工费1元，总计15500元。圆领衫2000件每件2.5元，是5000元加工费。付款方式是原告提供我方陆士利的卡号，我方付了5000元给陆士利，还有其他的钱付到原告处。3、阳离子衣服750件，加工费每件8.6元，合计6450元。这些货款都是陆续转到原告方闫家才卡上。4、长袖圆领衫1000件，每件加工费4.99元，印花费6元每件，合计10990元。这笔款付到闫家才卡上。5、上衣1900件，裤子1900条，加工费衣服和裤子各15元每件，每套加工费为30元，实际支付了加工费57578元，已经全部付给了闫家才卡上。6、连衣裙3114件，每件加工费6元，合计18684元。已经全部付到闫家才卡上。上述总计付给闫家才369202元，付给苗运连90579元，付给陆士利5000元。我方已经付清了加工费，且多付了26万元。 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宝润公司举证了从闫家才保管的练习本上撕下的一页纸张上的记载，该纸张中，泉瀛公司的倪建新记载：“毛圈：970件×36=3492015679×34.5=54.09万”，倪建新未在该纸张中签名。宝润公司认为，上述记载说明：pk绒布衣服15679件，泉瀛公司每件应付加工费34.5元；毛圈974件，泉瀛公司每件应付加工费36元。泉瀛公司认为，上述纸张是倪建新在旅店期间没有纸，闫家才向倪建新提供的其本子上的纸；上述记载是倪建新在该纸张上核算自己销售成本的记载，因此倪建新没有在上面签字；这批货物是泉瀛公司加工完毕后是供应给无锡天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给天亿公司的售价为：PK绒布套头衫每件34.5元，法国毛圈布套头衫974件，每件36元；泉瀛公司与天亿公司之间的销售价格包括了面料、辅料及加工费；而泉瀛公司提供给宝润公司加工服装的有关面料、辅料是泉瀛公司提供的，宝润公司仅提供加工劳务；该批货物实际出货是16469件（包括PK绒布套头衫15495件，法国毛圈布套头衫974件；我方和天亿公司之间的合同PK绒布套头衫15494件，法国毛圈布套头衫974件，少算了一件，总计为16468件），应付宝润公司的加工费是每件5.5元，共计加工费90579元；该90579元已经支付给闫家才指定的、苗运连的账户。泉瀛公司对其陈述举证了2019年3月12日付款给苗运连的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乘航支行的银行转账凭证、泉瀛公司与天亿公司的商品购销合同及清单、泉瀛公司开具给天亿公司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1月15日倪建新和闫家才的微信聊天记录。宝润公司认可：实际出货数量如泉瀛公司陈述，这批货物是供应给天亿公司的货物，加工所需面料及辅料是泉瀛公司提供，宝润公司是指定向苗运连付款。另查明，在宝润公司举证的上述被撕下纸张的、练习本上后一页，闫家才自行记载了：“PK绒布16469×5.5×1.16=105072”。对此，闫家才陈述：我方将这批货发给连云港市金铭服装厂（以下简称金铭厂）加工，16469是实际出货量，5.5元是每件加工费，1.16是金铭厂开票给宝润公司税金。本院认为，宝润公司举证的上述纸张记载货物数量与实际出货量不一致，从记载内容看也无泉瀛公司按上述记载计算其对宝润公司应付加工费的意思表示，泉瀛公司的举证也说明了上述纸张中记载的单价应包括面料及辅料的价格，宝润公司闫家才的有关记载也进一步说明了该批货物的加工费单价为5.5元。因此，本院认定，该批货物的数量为16469件，每件加工费为5.5元，泉瀛公司应付宝润公司加工费为90579元（取整）。该90579元泉瀛公司已经于2019年3月12日支付给宝润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苗运连，即宝润公司已经收到了该笔加工费。 2、“五合一”加工费20500元，3、“阳离子”加工费6450元；对该两批货物的加工费，宝润公司及泉瀛公司并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定。 宝润公司举证了一张经过裁剪的白纸，其中泉瀛公司的倪建新记载：“1900（该1900有修改）×28=532003114×9=28026元1000×9=9000/90226-7400/82826……”。在该纸张中，宝润公司的闫家才自行添加了“石家庄万可公司套头衫上衣：1900×28=53200元”，在上述倪建新书写的“1900×28=53200”前添加了石家庄万可公司裤子”。宝润公司认为，上述记载证明其诉称中第4项中1000件长袖套头衫加工费每件9元；第5项中1900套服装加工费为上衣每件28元，裤子每条28元；第6项中3114件连衣裙每条加工费9元。 泉瀛公司认为，上述记载是倪建新在该纸张上核算自己销售成本的记载，并非是应付宝润公司加工费的记载，因此倪建新没有在上面签字。其中： （一）宝润公司诉称第4项，长袖套头衫1000件每件应付宝润公司加工费为4.99元，印花费是每件6元；该批货物共计加工费10990元。该批货物泉瀛公司是供应给上海祥申纺织服饰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申公司）；该批货物的面料是使用的泉瀛公司的库存面料；供应给祥申公司的售价是每件15元。泉瀛公司举证了与祥申公司的合同。宝润公司确认该批货物的面料非其提供，该批货物是供应给祥申公司。本院认为，该批货物的加工费中印花每件6元双方无争议，那么如按宝润公司意见每件加工费为9元计算，而泉瀛公司销售给祥申公司的售价为15元，则面料费用为泉瀛公司无偿提供，不符合一般商业交易习惯；并且，如按宝润公司认为的纸张中记载的9元为其应得的加工费，那么为何印花费每件6元在该纸张中未一并记载，宝润公司未能解释。因此，本院认为泉瀛公司陈述意见符合一般常理，按泉瀛公司的陈述确定该批货物宝润公司应得印花费为每件6元，加工费为每件4.99元，共计10990元。 （二）宝润公司诉称第5项，纸张中记载的28元是1900套服装每一套的加工费，并非是上衣和裤子分别的加工费；最终我方以每套加工费30元与宝润公司结算，实际我方在2019年5月8日支付至宝润公司的闫家才账户该批货物的加工费57578元；该批货物是供应给石家庄万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可公司）。泉瀛公司举证了其与万可公司的2018年12月22日合同及（2019）冀0102民初6525号民事判决书。经查，宝润公司曾起诉万可公司，认为万可公司应支付1900套衣服的加工费277400元（其中上衣每件加工费79元、裤子每条加工费67元），因万可公司已经支付了177400元，因此要求万可公司支付剩余的10万元加工费。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立案为（2019）冀0102民初6525号案件（以下简称6525号案）。在6525号案中万可公司辩称上述套头衫、长裤其是委托泉瀛公司加工，泉瀛公司再将该加工交由宝润公司完成，万可公司与宝润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6525号案件中，宝润公司也认可万可公司支付的177400元由泉瀛公司收取，该款是面料及辅料的钱，因为面料和辅料是泉瀛公司提供的；在6525号案件中，宝润公司并认可宝润公司的加工费只有10万元。6525号案件认为宝润公司与万可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因此驳回了宝润公司对万可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宝润公司闫家才自行在纸张中、倪建新书写的内容之外添加的内容对泉瀛公司无约束力；因此倪建新在上述纸张中实际仅写了“1900×28=53200”。根据宝润公司之前在6525号案件中的陈述意见即该批货物其应得加工费为10万元，也明显与本案中的意见自相矛盾，且宝润公司对其应得加工费10万元的计算依据也未能举证。因此，对宝润公司关于1900套服装加工费的结算价格每套56元，本院不予采信。按泉瀛公司的陈述，每套30元结算加工费，超出了倪建新在纸张中记载的单价金额，对宝润公司并无不利，本院予以采信。因此，该1900套服装(实际出货数量双方未确定)的加工费按泉瀛公司自认的57578元结算。 （三）宝润公司诉称第6项，3114条连衣裙是与宝润公司口头约定每件加工费6元，纸张中9元是泉瀛公司的自行核算价。关于该批货物的加工费计算依据，宝润公司仅递交了纸张记载内容。本院认为，从上述其他批次服装加工费的计算分析来看，倪建新在纸张上的记载不能认定为是对宝润公司应得加工费的记载。宝润公司主张按9元每条结算加工费的意见无证据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宝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认定该批货物按每条9元结算加工费。同样，泉瀛公司认为按每条6元计算加工费也无相应的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 另查明，除上述已经支付给苗运连的90579元外，泉瀛公司举证了其向宝润公司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包括：直接支付给宝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闫家才的369202元（2018年9月28日8万元、2018年11月1日3万元、2019年1月2日2万元、2019年2月1日10万元、2019年2月17日1万元、2019年2月25日5万元、2019年4月8日2万元、2019年4月22日闫家才1624元、2019年5月8日57578元），2019年3月27日支付给陆士利5000元的。闫家才确认收到上述369202元，并确认是其要求泉瀛公司向苗运连和陆士利直接付款。 宝润公司认为泉瀛公司结欠其加工费未付，向泉瀛公司催讨，遭到泉瀛公司拒绝，为此引起纠纷。 审理中，宝润公司、泉瀛公司均认为双方还存在其它往来和纠纷，宝润公司认为还帮泉瀛公司进行了装修；泉瀛公司认为因倪建新和闫家才关系较好，陆续借款给宝润公司闫家才，但是宝润公司闫家才却扣押泉瀛公司交付的面料及辅料，给泉瀛公司造成了极大损失。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因双方之间无书面合同，导致双方在结算加工费时对加工费单价的确定发生了争议。原告认为被告结欠其加工费，举证责任在原告。从目前查明情况来看，本案所涉六笔业务，被告应付原告加工费最高为214123元[90579+20500+6450+10990+57578+28026（按3114×9计算）],最低为204781元[90579+20500+6450+10990+57578+18684（按3114×6计算）]，而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及原告指定收款的苗运连、陆士利共计464781元（369202+90579+5000），已超过加工费总额。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结欠其加工费482617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关于被告多付款项，因原被告还存在其它往来和纠纷，原被告双方可另行结算处理，本案不予理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连云港宝润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40元减半计取4270元，由原告连云港宝润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春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张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