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122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桥西区开泰街85号蔬菜中心批发市场南区64号。法定代表人：付建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昭龙、张炜，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石家庄市栾城区宏远路1号。法定代表人：付怀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向刚，男，该公司办公室主任。上诉人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悦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5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贤润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543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约定“新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支付60万元，之后履行支付了该60万元，足以证明“新协议”已签订，一审法院无故未予以认定，与案件基本事实矛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居间合同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关于终止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与小裴村签订新协议签订之后，被上诉人再向上诉人支付60万元；《服务协议》也把被上诉人与小裴村签订新协议、新协议在村两委会通过作为上诉人主要合同义务。所以，被上诉人与小裴村是否签订了新协议是本案的主要争点之一。庭审中，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已经付清该60万元，被上诉人同样认可，同时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60万元这一重要且基本的事实。该协议文本原件不在上诉人处备案无可厚非、符合常理，结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付怀忠以微信发给付建民的《补充协议》照片等事实，足以说明该“新协议”已然签署。但是，一审法院却在本院认为部分无故否认了这一基本事实，不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与小裴村签订了新协议，这与其之前所认定的事实明显是矛盾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服务协议》约定上诉人所负义务均已完成的前提下，才有“花香畔”项目的顺利进行，被上诉人谎称协议已经终止履行，一审法院错误地仍采纳其主张，显属错误。《服务协议》约定上诉人的主要义务有：1、被上诉人与小裴村签订新协议。2、新协议在小裴村两委会通过，该两项工作均已完成。3、协调被上诉人与小裴村在土地补偿前的合作关系。4、开发项目在土地补偿前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该两项工作也已经完成。根据双方协议并结合实际，只有上述义务全部完成后，被上诉人才能顺利开展后续土地手续及项目建设，直至竣工和对外销售，否则该项目无法开展和运行。被上诉人主张《服务协议》已经终止，但未提交证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采纳其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谎称《服务协议》已经解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催要服务费的情况推测该协议的履行状态，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且背离了法院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被上诉人称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付上诉人40万元，《服务协议》解除。但被上诉人提交的“终止协议”只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上诉人是在2018年10月28日才从付怀忠微信收到该“终止协议”的照片，所以上诉人主张协议已经解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其应承担法律后果。退一步，其如果单方终止了协议的履行，更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一审判决以付建民与付怀忠微信记录的内容，作出双方《服务协议》“要么终止履行，要么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推测，显然草率，且背离的《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的规定“以事实为根据”的审判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明确认定，一审判决仅凭微信记录，作出模糊的“二选一”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遗漏被上诉人付款数额这一庭审焦点，直接影响对其付款时合同履行阶段的认定。新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已支付60万元。上诉人主张该60万元中包含2014年1月27日被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之后于2014年6月15日另付40万元；而被上诉人则主张2014年1月27日支付的10万元不包含在60万元之内，即在支付60万元之后，另支付了50万元。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付款数额作为第二个庭审焦点，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关于之前支付的60万元均为银行转账，但却不能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法院重新指定了举证期后仍未提供，一审判决也忽略此焦点的审查，即，未将2014年1月27日支付的10万元归于之前的60万元、或者认定为60万元之后另行支付的。被上诉人支付后期的40万元，是因为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已经符合支付170万元的条件，而被上诉人因资金紧张仅支付了40万元。五、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后，炮制小裴村村委会成员的5份证明，与案件事实截然相反，完全体现了其伪造事实、企图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第一次庭审后，被上诉人提交了小裴村村委会成员雷秀强、甄景春、雷永乐、郭书建、李荣辉等五人2019年8月6日分别出具的《情况证明》，但是存在以下问题：1、《情况证明》与《廉洁协议》的内容明显矛盾；2、《情况说明》中的内容，除了5个人的职务不同以外，其他内容均一样，明显是被上诉人一手炮制后由几人签字；3、上诉人收到该5份证明后，由付建民找到郭书建、甄景春询问并录像，两人均表示完全不清楚《情况证明》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被上诉人违反《服务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伪造事实和证据，企图逃避债务的恶意再明显不过。六、一审法院错将付建民认定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从而以此推测其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行为，不符合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服务费的事实，更是错上加错。第一，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为付建华，非付建民。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由付建民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两张借条，从证据的内容来看与本案是无关的，若法院不认定我方主张的该借款实际为服务费性质，属于付建民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法院可不予处理，被上诉人另行主张。第三，被上诉人在欠付上诉人服务费的情况下，向付建民出借款项，无论该款项是单纯借款，或者是以借款形式支付的“服务费”，都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非一审法院所认为“不符合常理”，其认定过于主观和随意。被上诉人在不欠服务费、并且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借给付建民个人30万元，并且无期限无利息，才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所述，双方《服务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未按约付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其在发生争议后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企图逃避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贵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称“双方约定新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支付60万元，之后履约支付了该60万元，足以证明新协议已经履行”，纯属偷换概念。因为此新协议非彼新协议。本案上诉人诉请的依据是2013年3月15日其与答辩人签订的《服务协议》，主张的也是本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按照此协议的要求，上诉人如果履行了约定义务，就有权利按约定获得报酬，如没有履行协议则无权获得报酬。法律关系非常明确，与其它的协议约定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因为上诉人没有履行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的约定义务，一审法院才判决认定其主张报酬的诉请不能成立。这一判决既符合客观事实，又符合法律规定。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属于典型的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故意混淆不同角度法律关系，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二、上诉人称“《服务协议》约定上诉人所付义务均已完成的前提下，才有花香畔项目的顺利进行，这显然是一个逻辑错误，属于主观臆想。上诉人与答辩人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约定了上诉人应付的义务，但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始终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其已经履行义务的任何证据。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采用倒推的方式，认为只要花香畔项目顺利进行，就证明上诉人履行了义务，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因为客观事实是，在上诉人无能力履行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的情况下，答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使花香畔项目顺利实施。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后，炮制了小裴村村委会成员的5份证明，与事实截然相反”，这又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想。小裴村村委会成员的5份证明是对客观事实的反应，同时证明上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这是村委会对证明人身份的证明，同时也是对证明内容真实性的证明，证明上诉人在花香畔的后期协调工作中，没有作任何工作。上诉人称“与事实截然相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又有什么证据来证实其所称的事实呢？其在本条上诉理由中没有任何表述。所以其上诉理由只能说是毫无理由的凭空臆想。四、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也均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主观论述和推测，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请是依据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要求给付报酬，从一审到现在，上诉人没有任何一项证明可以证明其履行了协议内容。履行协议义务是其获得报酬的前提，按照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上诉人应提供其完全履行了协议义务的客观证据。而上诉人在整个上诉状中，除了逻辑错误的推测，就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客观有效的证据支撑其请求，故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贤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16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以欠付服务费16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截止2019年5月22日为111.6230万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16日，原、被告签订《服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就栾城区栾城镇小裴村西环以东约30亩集体建设土地开发项目向被告提供服务，服务内容为：协调被告与栾城县栾城镇小裴村村委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合作关系，并保证村委会与被告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保证被告与村委会《合作开发协议》的地款价格不超过每亩9万元；保证被告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不会出现村委会或村民干扰项目进程的情况发生；协调村委会、土地管理部门积极办理土地收储、挂牌事宜。被告共支付原告服务费600万元，按进度分期支付。后在原告的协调下，被告与小裴村村委会签订了合作协议。2013年3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终止〈服务协议〉的协议》，约定原、被告2012年2月16日的服务协议终止履行；原告应协助被告与小裴村村委会签订新的开发协议，新开发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60万元，用以弥补原告前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本协议生效后，原告方除付建民外，其他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此地块开发过程中的所有事项，如有违约则原告退回被告已支付的80万元的费用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上述60万元被告已付清。2013年3月15日，原、被告就该项目重新签订《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原告的主要义务为：l.协调被告与村委会在办理项目补偿前的协作关系；2.协调村委会与被告签订新的《协议书》；3.协调被告与村委会的《协议书》在村两委会通过；4.协调被告合作开发项目在土地补偿前，经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原告协调好上述四项工作，被告在向占地农户拨付补偿款的同时，一次性支付原告相关服务费用170万元，待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完用地手续组卷工作后，被告一周内支付原告剩余的30万元。2013年10月25日，被告与村委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被告项目范围内的土地，被告按每亩25万元的价格支付村委会，项目外的道路绿化等占地按每亩15万元的价格支付村委会。二、在土地挂牌之前，为便于村委会办理土地征用手续，被告先行按每亩14万元，暂按规划局红线图中标注的34.818亩计算，计487.452万元提前支付给村委会，由村委会对村民进行征地补偿，待规划局定点放线后，按实际面积多退少补。此款被告在2013年10月29日前支付。三、待土地挂牌成功，由县有关部门拨付给村委会土地补偿款每亩11万元。四、被告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支付村委会每亩14万元后，村委会应与被征地农户签署协议，要求农户今年不得再进行耕种，以便被告在2013年11月20日进场开始。五、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由村委会与村民协商，费用由被告另行支付。2014年6月15日，被告付给原告40万元。原、被告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原告是否履行了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的相应义务。为此，原告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与小裴村村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在原告协调下被告与小裴村村委会签订该协议，原告的主要工作完成。2.土地征收公告、土地成交公示、土地规划公示、在建项目主体名录,证明小裴村30亩地经政府决议发布征收告知书，被告在2016年6月24日取得小裴村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告就小裴村30亩土地上开发的花香畔项目取得了相应的建设许可。3.廉洁自律总结、小裴村领导参加活动信息，该廉洁自律总结的内容为：“为强化廉洁自律建设，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坚决杜绝违规违纪现象，现就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花香畔’房地产项目建设过程中，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及付建民同志，小裴村两委会委员及村民代表，在围绕该项目交往过程中的廉洁自律情况，作出如下回顾和总结。/为响应政府综合规划，提升小裴村周边环境，小裴村与龙悦地产签订协议书，由龙悦地产负责该项目的开发，经小裴村两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程序决议通过，土地补偿等各项工作均依规有序开展。贤润公司对以上工作协调期间双方之间无现金、证券、礼品等非正当往来。/现郑重承诺：小裴村两委成员及村民代表、贤润公司及付建民同志在该项目中遵守法纪、廉洁自律，对“花香畔”项目的落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贤润公司代表付建民，小裴村代表郭书建、甄景春、李荣辉在该总结上签名。证明小裴村相关负责人郭书建、甄景春、李荣辉均可证实就花香畔项目该村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被告负责该项目的开发，并通过了小裴村两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程序的审核，土地补偿工作也已经在开展，并认可原告对上述成果所付出的工作。4.付建民与付怀忠微信记录，证明在2018年10月28日付怀忠第一次通过微信向付建民发送了其单方签章的解除协议，同时原告也一直在主张相关权利。5.花香畔项目照片，证明该项目已经建成并对外预售，原告的各项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完成。上述证据经被告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直接参与前述工作。被告为此依法提交了原告法定代表人付建民于2017年3月10日、16日分别向被告出具的借款20万元、10万元的借条2张，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向原告催要上述借款时，原告才提出与被告进行对账。该证据经原告质证，原告认为其一直在催要服务费，被告所称的借款发生时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付怀忠要求原告签署借条的情况下才给付了30万元，该30万元是被告支付的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项下的服务费。被告在第一次庭审后，根据上述争议的事实，在本院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雷永乐、郭书建、雷秀强、李荣辉、甄景春等五人于2019年8月6日出具的书面情况证明，其中雷永乐证明的内容为：“2012年春天，经付建民引见，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栾城县栾城镇小裴村房地产开发项目。当时我任栾城县栾城镇小裴村村委会主任，至2018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后现至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随着项目的推进，我村委会与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立正式合作关系，自2013年11月份开始，关于项目合作事宜，我村委会只与河北龙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付怀忠商谈，付建民再没有因此项目的相关事宜与我村委会接触过。”其他四人的证明除所任职务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该五份证明均加盖了小裴村村委会的印章。原告针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明，原告方人员付建民与出具证明的人员当中的郭书建、雷景春分别进行了谈话，并录制了视频，证明被告提交的情况证明不实，出具证明的人员如郭书建、雷景春对情况证明的内容均不知情，系碍于情面以及在村委会的工作关系草率的予以签字，认为被告提交的情况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两份视频经被告质证，被告认为该视频资料存在严重瑕疵，且对本案诉争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明作用，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从原、被告服务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具有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本案应为居间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履行了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的相应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对其主张的其已履行了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的相应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为证明该事实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其中《补充协议》主要对土地的单价及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对该补充协议是否属于服务协议所约定的新协议，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同时，针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仅在廉洁自律总结中反映出贤润公司及付建民对“花香畔”项目的落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未明确说明原告在被告与村委会签订该补充协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该廉洁自律总结不足以证明原告履行了服务协议中所约定的“协调村委会与被告签订新的《协议书》”的义务；对于服务协议所约定的其他合同义务的履行，原告也没有提交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该服务协议，被告应在向占地农户拨付补偿款时向原告支付170万元服务费，而被告与村委会补充协议约定的向占地农户拨付补偿款的时间为2013年10月29日前，在2014年6月15日被告付给原告40万元后，直至2018年10月被告向原告催要借款，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向被告催要过剩余服务费，被告反而提交了原告法定代表人付建民以个人名义分别于2017年3月10日、16日向被告借款30万元出具的两张借条，原告虽主张该借条是在原告向被告催要服务费时被告要求原告签署的，但原告法定代表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借条的法律后果，在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巨额服务费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出具借条，显然不合常理。结合双方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10月互加微信及至2016年6月24日土地成交公示后，直至2018年10月被告向原告催要借款，在二人的微信记录中并无原告向被告催要该服务费的内容，故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要么因被告支付原告40万元而终止履行，要么因原告未履行相应合同义务而不再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服务费。由于被告提交的雷永乐等五人的书面情况证明及原告提交的相关谈话视频，对方当事人均有异议。该证据均属于证人证言，上述廉洁自律总结，其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严格意义上也属于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证人除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外，均应出庭作证；上述证人均不具有不能出庭的正当理由，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服务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其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服务费及相应的违约金。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30元，减半收取计14,265元，由原告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2010年11月20日，栾城县栾城镇小裴村村委会与石家庄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证据2：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统一收据，证明上诉人收到小裴村项目占地定金6万元。上述证据用于证明，上诉人与小裴村的合作开始于2010年底，双方对涉案花香畔项目所在的土地之前勾画的是物流园项目。小裴村也委托付建民为联营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规划引进招商合作的签订等工作，从而在后期被上诉人能够顺利的与小裴村签订意向协议，正式的合作协议。证据3：栾城县栾城镇小裴村村委会与河北乾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石家庄《栾城县小裴村商贸物流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合作协议”，证明经上诉人的引进招商，小裴村与河北乾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拟在涉案项目的土地上建设物流综合服务中心。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三份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完成2013年3月15日服务协议约定的上诉人应负的义务，只能证明前期他们参与了工作。被上诉人提交2013年5月4日、2013年5月23日付建民的收条两张（复印件）共计60万元；2014年1月27日10万元、2014年6月15日，付怀忠向付建民转账40万元转账。上诉人2014年6月14日为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为项目服务费。以上共计110万元，用于证明涉案项目是通过付建民接触到的，签订终止服务协议之后给付上诉人服务费60万元。之后给付40万元后，上诉人未在履行居间义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2013年5月23日的付建民签字的收据不认可，没有收到该笔款。2014年6月15日40万元转账认可，新协议签订后给付我方200万元中的40万元。2014年1月27日的10万元是终止协议中的钱，我方收到了。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居间义务，主张服务费160万元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15日签订《服务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上诉人需完成四项居间义务即l.协调被上诉人与村委会在办理项目补偿前的协作关系；2.协调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新的《协议书》；3.协调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的《协议书》在村两委会通过；4.协调被上诉人合作开发项目在土地补偿前，经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上述协议完成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报酬。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联营协议》、小裴村交付的项目占地定金6万元统一收据及“石家庄《栾城县小裴村商贸物流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合作协议”，用于证明其履行了服务协议，被上诉人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鉴于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为2012年2月16日之前的行为，且双方已将2012年的服务协议终止，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支付60万元作为补偿款，故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本案的服务协议。2013年3月15日的《服务协议》，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完全履行了服务协议，且在接收40万元服务费后，未有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剩余的服务费，反而于2017年3月10日、16日向被上诉人借款30万元，虽然上诉人称其向被上诉人主张服务费时是被迫出具借条，但事后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也未能体现上诉人否认解除协议，并向被上诉人主张服务费的意思表示，故，原审依据上诉人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3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贤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瑞英审判员  李坤华审判员  任永奇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