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粤刑终1328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翀，男，196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2月5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2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邱剑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湘，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翀犯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6）粤03刑初15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翀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受贿的事实2007年年中，时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008年5月更名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董事长的被告人王翀委托AIRLOGINC公司负责人何某玲（已判刑），利用其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从中运作，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租赁项目。2007年下半年，何某玲通过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促使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陆续取得4架飞机租赁业务。按照王翀与何某玲的约定，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何某玲的AIRLOGINC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以飞机租金的0.5%比例向何某玲支付咨询服务费。在继续运作的过程中，王翀通过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某样（已判刑）向何某玲提出要求，在以后运作成功的飞机租赁项目中，何某玲应将其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获取费用的50%作为好处费送给王翀和吴某样。吴某样同时向何某玲承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增加何某玲的咨询费。2007年底，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何某玲的AIRLOGINC公司签订了第二份合作协议，以6架以内每架飞机租金的0.8%、每增加1架飞机费用递增0.1%的比例向何某玲支付咨询服务费。2007年底至2008年，何某玲促成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9架飞机租赁业务。2007年至2012年，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陆续支付给何某玲计人民币52598491.17元。2008年至2010年，何某玲按照约定，多次将收取的部分款项兑换成港币1750万元作为好处费送给吴某样。吴某样于2010年上半年、下半年、2011年下半年分三次将其中港币550万元转交给王翀。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2006年初，时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被告人王翀向环宇飞机融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某东（已判刑）提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欲开拓新的业务。马某东称其可以从中运作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并提出要收取项目租金2.5%的咨询服务费，其中1%作为给王翀的好处费。2006年5月、11月，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马某东的环宇飞机融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在马某东的运作下，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架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马某东获得租金总额2.5%的咨询服务费。马某东于2006年底、2007年初、2008年初分三次送给王翀好处费计港币212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王翀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王翀犯数罪，应当并罚。王翀归案后如实交代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通过家人退缴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翀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王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继续追缴赃款，上缴国库。上诉人王翀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认定王翀伙同吴某样收受何某玲1750万元的证据不足，除王翀在侦查阶段的几份有罪供述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且王翀在侦查阶段后期至审判阶段均否认受贿犯罪，证人何某玲也没有直接指证向王翀行贿；王翀在侦查阶段举报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某民收受商人张某跟贿赂，应认定王翀具有立功表现。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经审理查明，一、受贿的事实深圳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12月25日，原系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全资子公司，1999年重组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办理租赁企业项目所需的设备、物资的进出口业务、办理与租赁有关的金融业务等公司，股东为三九企业集团(持股比例50.29%)等11家。2008年3月27日，股东变更为国家开发银行（持股比例35.83%)等10家公司。2008年4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持股上升至93.86%，公司更名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上诉人王翀于1999年12月至2008年5月担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同案人吴某样（已判刑）同期担任副总经理。2008年6月20日，王翀受国家开发银行委派担任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吴某样担任副总裁。AIRLOGINC公司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的公司，公司负责人是同案人何某玲（已判刑）。2007年，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采取竞标方式引进一批经营性租赁飞机投入航线运营。2007年年中，王翀委托何某玲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租赁项目提供咨询服务。之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AIRLOGINC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AIRLOGINC公司以飞机净租金总额的0.5%向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收取咨询服务费。2007年下半年，何某玲促成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4架飞机租赁业务。在继续运作的过程中，王翀通过吴某样向何某玲提出在以后运作成功的飞机租赁项目中，何某玲应将AIRLOGINC公司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的50%作为好处费送给王翀和吴某样，吴某样同时向何某玲承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会相应提高支付AIRLOGINC公司的咨询服务费费率。2007年12月14日，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AIRLOGINC公司签订第二份合作协议，约定AIRLOGINC公司促成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6架飞机租赁业务，AIRLOGINC公司收取的咨询服务费为每架飞机净租金额的0.8%、超过六架则每增加1架飞机递增0.1%。2007年底至2008年，何某玲先后促成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9架飞机租赁业务。2007年至2012年，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和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先后向AIRLOGINC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计人民币52598491.17元。2008年至2010年，何某玲按照约定多次将AIRLOGINC公司收取的部分咨询服务费兑换成港币1750万元送给吴某样，吴某样于2010年至2011年分三次将其中港币550万元送给王翀。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AIRLOGINC公司资料，证明：AIRLOGINC公司于2006年2月14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的BVI公司。2.南航公司财务部飞机租赁管理处提供的涉案15架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竞标记录材料，证明：涉案飞机租赁情况。3.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制作的审计取证记录，证明：2007年至2008年，南航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引进飞机共23架，决策过程未经南航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会集体讨论，以董事传签形式表决并形成决议。其中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前身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经营租赁15架，14架通过南航组织的招标程序进行投标决定，1架由于中租公司无法完成售后回租，未再进行招标，临时将购买权转让给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4.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南航公司签订的经营性租赁合同，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通过何某玲向南航公司租赁涉案飞机的情况。5.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AIRLOGINC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合作协议》，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于2007年与AIRLOGINC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按照飞机租金的1%（飞机数量不少于5架）、0.5%（飞机数量少于5架）向AIRLOGINC公司支付服务费。签字人分别为何某玲和许某德。6.侦查机关调取的合作项目启动通知函，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于2007年与AIRLOGINC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07年3月5日启动租赁相关工作。7.侦查机关调取的合作项目完成通知函、服务费确认函4份，证明：AIRLOGINC公司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飞机经营租赁项目提供协助，服务咨询费为净租金总额的0.5%。8.侦查机关调取的何某玲致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第一次合作项目完成通知函及服务费确认函，证明：完成租赁飞机4架，包括B737-800机型3架（生产序列号35375、35376、35385），A321-200机型1架（生产序列号3217），支付方式为飞机交付日后一次性支付。9.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AIRLOGINC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合作协议》，证明：签订时间为2007年12月14日，签字人分别为何某玲和许某德，服务费由之前的0.5%提高至0.8%以上（其中6架以内每架0.8%，超过6架的，每增加一架，费用比例相应递增0.1%，12架以上为1.5%）。飞机交付后18个月内支付完毕。10.侦查机关调取的何某玲致深金租公司文件签署通知书、第二次合作项目完成通知函、服务费确认函，证明：完成租赁飞机9架，包括A330-300机型6架（生产序列号908、935、937、954、958、964），A321-200机型3架（生产序列号3459、3493、3552）。11.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提供的《会签表决纪要》及随附文件，证明：（2007）《会签表决纪要》6号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聘用AIRLOG公司为南航8架飞机招标工作的合作方。王翀作为风控委主任签字同意。（2007）《会签表决纪要》21号证明2007年12月7日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与AIRLOG公司开展租赁合作，王翀作为风控委主任签字同意。（2007）《会签表决纪要》26号证明2008年1月28日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南航6架A333和7架A321飞机经营租赁项目，王翀作为风控委主任签字同意。（2008）《会签表决纪要》4号证明2008年3月7日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南航6架A333和2架A321飞机经营租赁项目操作调整，王翀作为风控委主任签字同意。（2008）4号会议纪要证明2008年7月8日，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南航一架A321（序号3552）飞机经营租赁项目，项目核准书王翀作为总裁予以签发。12.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AIRLOGINC公司支付咨询费清单、会计凭证，证明：2007年8月至2012年4月，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何某玲支付咨询费共计人民币52598491.17元；王翀均签字同意；该款项已经支付完毕。13.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北京擎天航空投资管有限公司支付咨询费的清单、会计凭证，证明：2008年6月至2009年4月期间，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将应给何某玲的两架飞机（MSN34593493）部分咨询费支付给北京擎天航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计人民币3175488.13元。王翀均签字同意。14.侦查机关调取的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何某玲账户取款凭证，证明：何某玲于2008年至2010年提取港币5355000元。经何某玲辨认其提款后送给吴某样。15.侦查机关调取的公司登记资料，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成立项目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16.证人何某玲的证言，证明：我是AIRLOGINC公司法人代表，我公司和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由我公司协助深金租公司向南航租赁飞机，由我公司收取咨询费的协议。第一份协议在2007年中签订，协议租赁8架飞机，实际做成4架，服务费按租金总额0.5%收取。第二份协议在2007年12月签订，做成9架飞机，其中6架服务费按租金总额的0.8%收取，超过部分每增加一架服务费增加0.1%。两份协议是我与深金租公司副总吴某样谈成，我跟深金租公司航空部经理许某德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中做成4架飞机，我没有给深金租公司的人送钱，咨询费率是租金总额的0.5%。但签订第二份协议前，吴某样说要分一半佣金，会把佣金提高，不会让我吃亏。我同意后，许某德通过电子邮件向我提供协议模板，我看到服务费提高了，最低是租金总额的0.8%。我与吴某样通话提到这个费率提高的问题，他说他那边要分一半的佣金，在第二份合同中以上述方式把佣金费率提高到0.8%以上，在经济上既不会让我吃亏，且在合同表面上是根据飞机租赁数量的增加来提高费率。按照合同的条款，我能够得到540万美元的税后佣金，我虽然要分出一半给吴某样，但收益跟之前差不多。我收到佣金后，把钱从香港渣打银行的公司账户转到我香港渣打银行的个人账户中，取出现金到深圳交给吴某样，但最后一次是从我汇丰银行个人账户里取港币给吴某样。按照我的计算，我应该给他270万美元，但实际上在2008年到2010年我只给了他港币约1750万元，换算起来不足270万美元，给钱地点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深航锦江酒店及吴某样办公室，给过七八次。我觉得钱不是吴某样一个人得的，王翀也有一份。首先，在谈成第一笔业务前，吴某样领我拜访过王翀，但是他没带我去拜会其他领导。吴某样谈具体业务，但决定权在王翀。第二，吴某样说他做到副总主要靠王翀赏识和提拔，我认为他是王翀的人，在具体事项上，吴某样是王翀代言人。第三，吴某样这种角色是吃不下那么多钱的，肯定有王翀授意，吴某样分钱，费率也要提高，肯定由王翀决定。后来吴某样提过钱不是他一个人得的，我就更加肯定我之前的判断。17.证人徐某波的证言，证明：我担任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金租公司与南航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的招投标文件材料是南航授权我签字。2007年至2008年深金租公司共做成15架飞机租赁业务。王翀会打电话问一下投标进度并希望得到我支持。我介绍朱某赞与国银公司合作，朱某赞给了我人民币200万元。18.证人朱某赞的证言，证明：我是北京擎天航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2009年，我成立公司，想做航空业务，我请南航徐某波关照。不久他约我在广州南国桃园高尔夫球场打球，他带了国银公司的王翀。打球时王翀说他正好跟南航有飞机租赁业务，会给我点技术咨询服务方面的业务。打完球后，我派了公司总经理李繁波跟王翀洽谈，后与他们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我公司帮助促成国银公司和南航飞机租赁业务。服务费为200多万元。我不清楚为什么是国银子公司签协议，估计可能涉及资金账目不方便处理，所以国银公司不直接以自己名义签合同。签完合同一二个月后，国银公司和南航就达成飞机租赁协议。国银公司子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分4、5次向我公司支付咨询费200多万元。2011年下半年，徐某波称要买一套新房，让我借200万元现金给他。我知道他要好处费。我分3、4次支取200万元。每凑一部分现金，我就约徐某波吃饭，把钱给他。徐某波至今没把钱还我，也从来没有提过。我感觉即便没有擎天公司加入，国银公司也可以和南航签订租赁协议。我们没做什么，这钱来的不踏实，不是我该要的。我也从这件事中发现南航飞机购买和租赁业务中存在巨大腐败。因为事后我没向徐某波表示过什么，他问我要200万买房时，我才想到是好处费。19.证人王某威的证言，证明：我原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经理，在与南航合作项目中我主要参与商务谈判工作。我们公司总共跟南航签了35架飞机。其中，15架空客330和波音是在2007、2008年做的；20架E190是在2012年做的。我听说过何某玲，她是AIRLOGINC公司的。20.证人陈某兰的证言，证明：我原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员工，我们公司在2007年和南航合作了4架飞机，在2008年合作了11架飞机。咨询费付给何某玲的AIRLOGINC公司。这15架飞机中涉及到咨询费的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咨询费。支付流程是航空部填写付款单，附上发票，由航空部负责人签字后，交给分管副总签字，再由财务部签字，然后交给分管财务的副总签字，再由总裁王翀签字，最后由董事长签字，就能付款。咨询费已经全部付清。21.证人曾某敏的证言，证明：我原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2007年到2008年我公司与南航合作的十几架飞机，公司向AIRLOGINC公司和北京擎天公司支付咨询费。付款流程为航空部填单附上合同和发票，航空部负责人签字，再给分管航空部的副总签字，由会计审核再到计划财务的负责人签字，再到分管财务的副总、公司总裁、董事长签字后，最后付款。AIRLOGINC公司的咨询费从2007年开始分期支付，到现在已付清，总共付了5000多万元，其中300多万元根据AIRLOGINC公司付款指令支付给了北京擎天公司。22.上诉人王翀的供述：我于1999年在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工作，当时公司大股东是三九集团，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收购大部分股权成为大股东，国家开发银行占公司89%股份，其他股东大部分为国有企业，只有不到1%的是民营企业。我是国家开发银行任命的，我的职责是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2007年初，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南航开展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何某玲的AIRLOGINC公司提供了公关工作，我在吴某样引荐下见到何某玲，她称和南航党委书记李文新及其儿子李卓关系比较好，可帮我公司拿到南航飞机租赁业务。我把具体事宜交吴某样操作。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AIRLOGINC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该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按飞机数量确定顾问费比例，从2008年至2009年，AIRLOGINC公司做成了12架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取了咨询服务费5000万元。吴某样说何某玲愿从咨询费拿出一部分，印象中是分三成给我们。我让吴某样具体操作，他收到好处费后，2010年上半年到我办公室送了港币140万元，下半年到我办公室送了港币150万元，2011年下半年到我办公室送了港币260万元，共计港币550万元。都是面值1000元的港币，10万元一扎，用袋子装着。何某玲送钱是感谢我们支持，也希望以后能继续合作。我把大部分钱交给我妻子，有时是几十万港币，有时是上百万港币，她主要用于小孩留学读书的费用，每年大约70-80万元，有些可能她存银行了，其余被我用于购物、打高尔夫球、打牌、旅游等日常开销。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2006年初，上诉人王翀与环宇飞机融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负责人马某东（已判刑）商定帮助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运作取得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环宇公司收取项目租金的2.5%作为咨询服务费并将1%作为好处费送给王翀。2006年5月和11月，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环宇公司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在马某东的运作下，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得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架飞机的经营性租赁业务，环宇公司也按约取得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2006年底、2007年初、2008年初，马某东分三次送给王翀港币计212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侦查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证明：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月27日对马某东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2.侦查机关调取的环宇飞机融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料，证明：环宇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3.侦查机关调取的飞机租赁合同，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12日签订飞机租赁合同，标的为一架空客A330-300飞机经营性租赁，生产序号791，中国注册号B-6129。4.侦查机关调取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证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环宇飞机融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于2006年5月9日和11月5日签订合同，约定深金租公司按照东航飞机租赁项目的租金比例2.5%向马某东的环宇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支付时间按照飞机租赁期限内每月收到租金之后15个工作日。2014年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其后数年的咨询服务费折现提前支付完毕。双方签字人为王翀和马某东。5.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于东航租赁项目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法律意见书、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关于签署东航空客330飞机租赁意向书的请示、东航空客330飞机租赁意向书、关于东航A330项目有关情况的请示报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A330飞机远期租赁的承诺函、风险控制委员会租赁项目评审结果记录表，证明：深金租公司取得东航一架飞机租赁业务的关键因素一是国开行的贷款支持，一是海航集团飞机续租承诺，马某东所起的作用与其巨额收益不对等。6.侦查机关调取的咨询费清单、会计凭证，证明：2006年12月至2014年5月，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环宇公司支付咨询费计人民币17152596.36元，该款项已经支付完毕。7.证人马某东的证言，证明：2000年初，我通过战友认识了王翀。2005年，王翀称深金租公司只在山东航空做一些小旧支线飞机租赁业务，希望在三大航有所突破。我说东航计划在2006年开始10架A330宽体机经营租赁招标业务。王翀提出与我合作，并邀我担任深金租名誉董事长，我觉得跟他合作是双赢的事情，就答应了。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带着王翀、吴某样、易某兵到东航董事长李丰华办公室，希望李丰华支持中国企业的飞机租赁业务。李丰华叫东航财务部经理金银逑到办公室，说明了我们想要10架A330宽体机租赁业务的情况。经过多次谈判，东航公司将一架A330宽体机经营租赁业务给了深金租公司，租金每月美金70多万元，租期12年（每年12个月租期，12年一共144期）。我以环宇航空租赁有限公司（海外离岸公司，股东是我和张振举）名义与深金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如果深金租公司中标了东航A330宽体机经营租赁业务，我公司收取总租金的2.5%作为顾问费，即佣金。签订协议之前，王翀说佣金不能全部给我，其中的1%要给他作好处费。我和张振举商量后同意了，把总租金的1%给王翀。我分三次给他好处费港币200多万。第一次是2006年年底，王翀打电话暗示我给他好处费，我到他办公室给了75万元港币。第二次是2007年上半年，王翀打电话暗示我，我在深圳沙河高尔夫球场给了他77万元港币。第三次是2008年年初，王翀又打电话暗示我。我和张振举、王翀在名人俱乐部吃饭后，在停车场给了王翀77万元港币。上述三笔钱是面额1000元的港币，用黄色牛皮纸袋装着给王翀的。8.证人许某德的证言，证明：我是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原总经理，马某东是咨询公司老总，他和公司领导王翀很熟。根据王翀或吴某样的指示，我和马某东的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些合同。我公司给马某东的咨询费好像是飞机租赁金额的2.5%，是王翀和马某东商谈的。后来根据对飞机租赁市场的了解和马某东提供的服务质量来看，这个咨询费应该是比较高的。9.证人王某威的证言，证明：我是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原经理,2006年我调到航空部时，公司与东航的合作意向已签，据说最早是由王翀、吴某样、许某德签的，开始签了4架A330，后来出现变动只确定1架。吴某样、许某德、易某兵、我还有技术顾问及律师到东航的上海办公地点商谈，从2006年初谈到10月才签订了租赁合同、融资合同、飞机本身产权转让、技术保障合同及第三方的聘请合同。签合同时我不知道深金租公司和环球公司有合作协议，我在担任航空事业部总经理签批付款时才知道。2013年11月8日，航空部的许诺环球公司提出一次性把款结清，理由是环球公司要关闭了。2014年3月5日，我公司分两笔付清了尾款。流程是航空部填付款单，附上合同、审批单、发票等，依次由航空部负责人、航空部副总、财务、财务部副总、总裁王翀、董事长签字，最后付款。10.证人陈某兰的证言，证明：我是原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员工，我公司从2006年开始做飞机经营租赁。与东航公司的项目是由吴某样、许某德、易某兵、王某威商谈，双方签订了飞机租赁合同，还和马某东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根据租赁合同向东航公司催收租金，也根据合作协议向马某东支付咨询费。当时和马某东签合同费率是总租金的2.5%。11.证人曾某敏的证言，证明：我是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原经理，2006年，我公司开始发展飞机经营租赁业务，第一架飞机是和东航公司合作的，我公司向环球公司分期支付了咨询费，总金额大概1700到1900万元人民币。付款流程是航空部填付款单，附合同、审批单、发票等，依次由航空部负责人、航空部副总、财务、财务部副总、总裁王翀、董事长签字，最后付款。12.上诉人王翀的供述：我在2001年经朋友介绍认识马某东，后来经常在一起打高尔夫、吃饭等。我希望借助他的关系开拓深金租公司业务。2007年至2009年，我先后三次收受香港马氏集团控股的环宇、环球租赁公司老板马某东送的好处费212万元港币。马某东在2006年期间为深金租公司提供咨询顾问服务，与东航公司做成了一架A330飞机经营性租赁性业务。马某东称可以把顾问费的1%给我做好处费。项目完成后，2007年上半年马某东到我办公室送我76万元港币；2008年在西丽打完高尔夫球后送我60万元港币；2009年在福田名人俱乐部吃饭后又送我60万港币。都是面值1000元的港币。认定上述事实的综合性证据有：1.侦查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补充立案决定书，证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2月4日对王翀涉嫌受贿罪、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2月17日对何某玲涉嫌行贿罪案、吴某样涉嫌受贿罪案立案侦查。2.侦查机关调取的身份证明材料，证明：上诉人王翀的出生日期等个人身份情况。3.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5年2月4日，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交办，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王翀立案侦查。同日，侦查人员在皇岗口岸将准备出境的王翀传唤至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区进行讯问，次日决定对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4.侦查机关调取的干部任免批表、国家开发银行委派通知、任免通知等材料，证明：王翀于1999年12月至2008年5月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8年6月20日至2010年3月，经国家开发银行委派任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任临时党委副书记，2010年2月起行政级别为副局级）；2010年3月10日至2014年10月，经国家开发银行提名，任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14年10月29日至案发，经国家开发银行提名，任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副局级）。5.侦查机关调取的深圳租赁有限公司、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深圳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12月25日，原系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1999年，深圳租赁有限公司重组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荣某章，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71570.7万元，经营范围为办理租赁企业项目所需的设备、物资的进出口业务、办理与租赁有关的金融业务等，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原投入深圳租赁有限公司5千万元股本金，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其权益予以冲销；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单位为三九企业集团（出资比例50.29%）等11家。2004年4月，股东单位变更为三九企业集团（出资比例21.66%）、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8.16%）等19家。2007年2月，股东单位变更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1.66%）、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8.16%）等19家。2008年3月19日，股东单位变更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57.45%）、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8.16%）等9家。2008年3月27日，股东单位变更为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比例35.83%），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1.66%）、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8.16%）等10家。2008年4月17日，股东单位变更为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比例93.86%）等10家。2008年5月22日，公司更名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倪光祖，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748500万元。2014年2月1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翀。6.侦查机关调取的国家开发银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2003年4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注册资金500亿元，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7.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深圳租赁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改制的的相关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8]298号《关于三九企业集团对深圳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股权重组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22号《关于深圳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及债务重组方案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227号《关于深圳租赁有限公司重组及更名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人银复[1999]156号《关于深圳租赁有限公司重组及更名的批复》，证明：深圳租赁有限公司的重组情况及核准王翀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职资格。8.侦查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侦查人员于2015年2月4日对王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望海路半岛城邦5栋2单元33A房进行搜查，于2015年2月5日对王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中心52楼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扣押其手机三部。9.侦查机关出具的返还扣押财物决定书、清单，证明：王翀被扣押的三部手机已被侦查机关返还。10.侦查机关出具的扣押文件清单、返还扣押财物决定书、返还清单，证明：侦查机关向国银金融租赁公司调取飞机租赁合同、王翀个人任职文件，会计原始凭证共计23本，后将已调取的23本会计原始凭证返还给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11.侦查机关出具的暂扣财物收据，证明：王翀于2015年3月7日退缴港币20万元。12.证人荣某章的证言，证明：我是原三九集团副总经理，1999年12月至2005年4月兼任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1998年，三九集团计划成立财务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成立财务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告知我们公司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有金融牌照，现在资不抵债，可以收购。我们在1998年6月接触深金租公司，成立了筹备组，有三九集团人员、深金租公司管理人员组成，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介绍王翀过来，说他金融经验丰富，我们把他吸收为筹备组成员。深金租公司到1999年12月才重组完。我们对深金租公司股权采取三种重组方式，一是对部分债权转股权，首批把七八家公司的债权人转为股东。二是采取停息挂账方式解决深金租公司部分债务问题，三是由三九集团公司注资到深金租公司，最终占51%股权。深金租公司在改制前就一个股东，就是中国租赁公司，因为深金租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中国租赁公司的股本就抵消亏损了。三九集团派了我和孔某金、许某武、时某坤等人重组深金租公司。王翀是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推荐的，没有任命，当时王翀任深金租公司总经理，深金租公司应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文件。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有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资格限制，人事权比较大。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都要审批。王翀有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资格，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推荐他，深金租公司聘任他为总经理。因为人民银行是监管机构，它推荐人选我们必须执行。关于上诉人王翀伙同吴某样收受何某玲港币1750万元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经查，证人何某玲证实其公司与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第二次合作时，吴某样提出分取其公司所获取佣金的一半，其答应并在收到佣金后送给吴某样港币1750万元，这些钱王翀也有份分取，侦查机关调取的何某玲名下渣打银行账户取款凭证也印证证实了何某玲送给吴某样港币的事实；而王翀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认吴某样事前告诉其何某玲愿意从咨询费中拿出部分送给其和吴某样，事后其也通过吴某样收受了何某玲给予的港币550万元。综上，原判认定王翀伙同吴某样收受何某玲港币1750万元证据充分。王翀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相关事实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翀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的问题。经查，根据河北省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王翀归案后曾向中央巡视组反映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姚某民向其打招呼并通过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帮助张某根的某市华泰汽车车身有限公司融资9亿元的线索，但此前国家审计署在对国家开发银行向张某根的华泰公司贷款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姚某民收受张某根贿赂的可能。因此，王翀归案后仅揭发姚某民为了张某根谋取利益的事实而未提供姚某民收受张某根财物的事实，且相关部门在王翀检举揭发前已掌握了姚某民收受张某根贿赂的线索。因此，王翀及其辩护人辩称王翀具有立功表现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翀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同案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其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又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王翀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并罚；其归案后如实交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事实，依法可对该部分犯罪从轻处罚；其归案后主动通过家人退缴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王翀及其辩护人要求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晓文审判员  黄玉良审判员  梁 美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喻 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