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7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成，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芹菲，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胡容，女，198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芹菲，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兴南路298号9号楼2层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BAUQ41。法人代表人：张海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忠良，重庆市永川区来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成林，重庆月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成、李胡容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4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东鹏、郝绍彬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该案的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成以及上诉人杨国成、李胡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芹菲，被上诉人运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成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成、李胡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杨国成、李胡容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对本案事实作形式上的审查，未进行实质审查。本案的关键并不在于应由谁办理道路运输证，而是案涉货车能否办理道路运输证。杨国成、李胡容购买该车的目的就是作货运使用，虽然合同上未进行明确，但从该车的性质来看就是一辆货运车辆。且杨国成、李胡容在购买该车时，运朗公司出具了该车的车辆登记证书，登记证书明确记载为“货运”，杨国成、李胡容才出资14万元购买该车。一审法院仅从形式上进行审查，认为运朗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车辆，并且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就完成了卖车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但一审法院未从本案买卖合同根本目的能否实现进行审查，杨国成、李胡容购买该车的根本目的就是货运。运朗公司一开始就知道该车不能办理道路运输证，所以在合同中不予明确办理道路运输证事宜，但从之后运朗公司支付9000元费用可以看出，双方之前约定的办证义务在于运朗公司。双方协议明确的是9000元费用是杨国成、李胡容自行办理，而并非免除运朗公司无法办理道路运输证的责任。本案的实质问题是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运朗公司出卖的系货车，如该车达不到货车的使用功能，就只有两三万元的价值，这就是运朗公司提交的发票中车辆价值显示2万元的原因。运朗公司一直欺骗杨国成、李胡容，最开始以各种理由搪塞国成、李胡容可以办理道路运输证，后无法办理时，又以9000元作为办证费用，让杨国成、李胡容自行办理。杨国成、李胡容去办理时，才知晓运朗公司卖给杨国成、李胡容的车辆因达不到营运货车达标车型要求，无法办理道路运输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因此，杨国成、李胡容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运朗公司二审答辩称，一、2018年4月24日，杨国成、李胡容购买运朗公司代为重庆市凯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威公司）销售的大运货车渝x一辆，签订了《协议书》，并在2018年5月4日将该车过户到黔江地区李胡容名下，运朗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协议书》全部义务。杨国成、李胡容购车后也投入了运营，当时该车在永川地区能够办理“营运证”，运朗公司销售同类型货车也同样办理了“营运证”，重庆市运管局下发的文件中本辖区内该型号的货车可以办理“营运证”。在购车时，杨国成、李胡容为了减少支出，由自己亲自办理营运证，未要求运朗公司在永川办理“营运证”。事后了解到黔江地区运管部门政策规定对该类型车录入的数据随时变动，对“营运证”办理影响较大，杨国成、李胡容拖延几个月后去办理“营运证”，后因数据变化又不能办理该证，杨国成、李胡容在购车时是能够办理的。2018年8月14日，运朗公司与杨国成、李胡容达成补充协议，由运朗公司补偿杨国成、李胡容9000元后自行处理“营运证”，运朗公司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二、杨国成、李胡容在购车时自信能够亲自办理“营运证”，故未在购车协议中约定办理“营运证”事宜，所以杨国成、李胡容称运朗公司一开始就知道无法办理“营运证”，并欺骗杨国成、李胡容的推断是不成立的。杨国成、李胡容称运朗公司支付9000元是叫其去办“营运证”的事实也不成立，在《补充协议》中清楚约定运朗公司支付9000元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三、杨国成、李胡容在开具购车发票时只开据了2万元，以此认为该车实际价值就只有2、3万元的推断不成立。在过户时为了减少过户费用，经与杨国成、李胡容协议一致，运朗公司才开据了2万元的发票。四、杨国成、李胡容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理由不成立。杨国成、李胡容在购车后营运了一年时间，因自己的过错拖延才无法办理营运证，其过错责任在杨国成、李胡容，且运朗公司也进行了补偿，杨国成、李胡容也同意免除运朗公司的办证义务，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杨国成、李胡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2.由运朗公司返还杨国成、李胡容购车款14万元，并赔偿损失2万元；3.本案受理费由运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协议》，约定杨国成、李胡容以14万元购买运朗公司所有X号货车一辆，由运朗公司负责办理车辆转移手续及道路运输证手续。合同签订后，杨国成、李胡容预付运朗公司定金1万元，并于2018年4月28日支付运朗公司余款13万元，运朗公司即将该车交付与杨国成、李胡容。后杨国成、李胡容将该车开回李胡容户籍地重庆市黔江区，运朗公司将车户转移登记到李胡容名下，但运朗公司迟迟不予办理该车的道路运输证，经杨国成、李胡容催收，运朗公司让杨国成、李胡容自己去办理，杨国成、李胡容到黔江运管所办理道路运输证，运管所工作人员告知该车厂牌、型号不满足营运货车安全达标要求，无法办理运输证。由于不能办理道路运输证，导致杨国成、李胡容购买的车辆不能上路从事运输经营。因运朗公司卖车时对杨国成、李胡容实施欺诈，导致杨国成、李胡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5日，凯威公司与运朗公司协商一致，将自有出售的大运中型自卸货车委托上户到运朗公司名下，当日，该公司向运朗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公司现有大运CGC3110HVD37D自卸车一辆，车架号X，该车系国四排放标准，因国家将在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柴油车国五排放标准，今后无法上牌，故委托贵公司在2017年7月1日之前先将此车入户到贵公司，以便今后我公司将该车进行销售，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公司承担。”同年6月27日，大运CGC3110HVD37D自卸车上户登记在运朗公司名下（车牌X号）。2018年4月24日，杨国成、李胡容与凯威公司工作人员雷信联系欲购买该车，杨国成、李胡容向雷信转账支付1万元。因该车登记所有权人为运朗公司，4月28日，运朗公司（甲方）与杨国成、李胡容（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所有X号货车，1.该车成交价为14万元，甲方交车时乙方必须到场付清购车款；2.甲乙双方必须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好车辆（公司过私人户）手续，过户费由甲方负责，但乙方必须协助甲方办好过户手续，如乙方在约定期内不办理过户手续，甲方有权收回该车；4.乙方在付清购车款后，必须在办完过户手续后方可将该车上路运行，否则发生交通事故由乙方负责；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监证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备注：此车仅有交强险，其他险种用户自理，成交后若发生任何交通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负责。杨国成、李胡容、运朗公司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合同签订当日，杨国成、李胡容又转账支付给凯威公司剩余购车款13万元，运朗公司将X号货车交付杨国成、李胡容。因杨国成、李胡容户籍地在重庆市黔江区，杨国成、李胡容提出车户转移登记到李胡容名下，同年5月4日，运朗公司配合李胡容到车辆管理部门将该车过户登记到李胡容名下，杨国成、李胡容即将该车开至重庆市黔江区。后杨国成、李胡容要求雷信办理道路运输证，但一直未办理，因迟迟未办理到该车的道路运输证，杨国成、李胡容找到雷信解决，2018年8月14日，凯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伟与杨国成通过微信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周伟拟定《补充协议》，载明：甲方：运朗公司乙方：李胡容1.就乙方购买车辆由乙方自行办理车辆营运证，甲方补贴乙方相关费用9000元，该款项转入乙方指定账户户名李胡容，该协议签订后因车辆证件办理的后续问题乙方自行处理，甲方概不负责。……周伟将补充协议通过微信发送与杨国成，要求杨国成将补充协议打印出来后签字，杨国成同意周伟的意见，但其嫌打印麻烦，要求周伟将9000元转账给杨国成，杨国成将自己的卡号发给周伟，周伟再次向杨国成微信告知“转款了，营运证的事情我不管了”，杨国成回复“嗯”，周伟即将9000元转账给杨国成，杨国成回复“收到”。一审同时查明，杨国成、李胡容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运朗公司收款后将车辆交付与杨国成、李胡容，并按约将车辆过户到李胡容名下，履行了相关义务。杨国成、李胡容诉称运朗公司负责办理道路运输证，因协议书上并未约定由运朗公司负责办理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同时在一审庭审中运朗公司亦未认可出卖此车时，口头约定由运朗公司负责办理该车的道路运输证。杨国成、李胡容购车转户后应自行到重庆市黔江区运管所办理道路运输证，但杨国成、李胡容认为应由运朗公司办理而迟迟不予办理，双方为此发生纠纷。2018年8月14日，凯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伟代表运朗公司与杨国成协商，并达成补充协议，由运朗公司补偿杨国成9000元，由杨国成自行负责办理道路运输证，周伟按杨国成的要求将9000元转账给杨国成。杨国成收款后应自行解决该车办理道路运输证的问题。虽然周伟不是运朗公司的工作人员，但该车出卖与杨国成、李胡容前实属凯威公司所有，周伟代表运朗公司与杨国成协商达成协议，事后运朗公司对周伟代表其公司与杨国成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予以追认。杨国成虽然不是车辆所有人，但买卖协议书载明杨国成系购车方，加之李胡容系杨国成妻子，周伟完全有理由相信杨国成能够代表李胡容的意思表示，杨国成的行为系对李胡容的表见代理行为，双方达成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且运朗公司已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9000元的义务，杨国成、李胡容应自行办理道路运输证。因双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杨国成、李胡容要求解除与运朗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国成、李胡容要求运朗公司返还购车款14万元，并赔偿损失2万元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运朗公司辩称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国成、李胡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0元，由杨国成、李胡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国成、李胡容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黔江区公路运输管理局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拟证明：2018年8月，运朗公司在为杨国成、李胡容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时，让杨国成、李胡容交了30元工本费，进一步证实办证时间是在2018年7月。2.杨国成与雷信的微信聊天语音光盘、雷信的名片，拟证明：运朗公司的销售人员同意为杨国成、李胡容办理道路营运证。运朗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没有收款单位公章，也不能体现是运朗公司要求杨国成、李胡容支付该费用。2.证据2不是二审新证据，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与一审认定的杨国成与周伟达成协议的内容不一致，应以双方最后一次协商的内容为准；对名片来源及真实性均无法确定，即使名片是真实性的，微信中是否是雷信本人也无法确定。经审查，本院对杨国成、李胡容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结合对事实的认定进行综合判定；对杨国成、李胡容举示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车牌号为X号车的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载明，机动车所有人运朗公司，登记日期2017年6月27日，车辆品牌大运牌，车辆型号CGC3110HVD37D，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X，发动机号X，使用性质货运。发证日期为2018年5月4日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号牌号码X，所有人李胡容，使用性质货运，品牌型号大运牌CGC3110HVD37D，车辆识别代号X，发动机号码X。《黔江区公路运输管理处运政业务审批流程记录表》载明，项目名称办证，受理2018年7月25日，初审2018年7月25日，“许可业务事项”栏载明“X11093”，“会审告知”栏载明“非安全达标车7.28”。2019年4月26日，重庆市黔江区公路运输管理处出具《证明》，载明：李胡容所持有的X大运牌中型自卸货车在运管处办理道路运输证过程中，在进入“重庆市道路运输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办理业务时因系统显示该车不满足营运货车达标车型要求，无法办理道路运输证。运朗公司于2019年11月2日向本院提交《说明》载明，本案所涉车辆是国四排放标准，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贯彻执行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第1部分：载货汽车》（JT/T1178.1-208）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新进入道路运输市场未列入达标车型表的载货汽车（包括过渡车型和新车型），各区县（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得办理道路运输证。过渡车型予以办理道路运输证到2019年4月30日结束。运朗公司销售该类型车系过渡车，也是最后一辆车，之前销售的同类型车在重庆范围内均已办理了营运证。二审审理中，经本院就案涉《协议书》解除后运朗公司是否提出返还车辆的请求向运朗公司进行释明后，运朗公司表示，运朗公司不同意解除买卖合同、返还购车款，若法院判决解除买卖合同，并要求运朗公司返还购车款，运朗公司要求杨国成、李胡容返还车辆及评估、折旧。杨国成、李胡容同意返还车辆，但认为该车因一直未办理运输许可证，未能上路行驶，所存在的折旧、评估费应由运朗公司承担。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2.运朗公司是否应返还杨国成、李胡容购车款及其金额；3.运朗公司是否应赔偿杨国成、李胡容损失。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杨国成、李胡容上诉称，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予以解除。本院认为，杨国成、李胡容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首先，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杨国成、李胡容向运朗公司购买X号车，杨国成、李胡容缴纳了14万元购车款。该车登记的使用性质为货运，按规定应办理道路运输证。根据运朗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说明》，该车为国四排放标准，在2018年5月1日起就不能办理道路运输证。运朗公司虽称该车系过渡车型，过渡车型予以办理道路运输证到2019年4月30日结束，但运朗公司既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所涉车辆系其所称的过渡车型，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该车办理道路运输证的时间到2019年4月30日结束。根据杨国成、李胡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该车在2018年7月28日就已经被认定为非安全达标车，无法办理道路运输证。运朗公司称杨国成、李胡容在购买案涉车辆时是能够办理道路运输证的，但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8年4月28日，而该车在2018年5月1日就已经不能办理道路运输证了，时间间隔只有3天。运朗公司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企业，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将涉案车辆销售给杨国成、李胡容时，告知了杨国成、李胡容该车即将不能办理道路运输证的情况，而该车辆登记所有人为李胡容的行驶证也是2018年5月4日才办理的。杨国成、李胡容向运朗公司购买的车辆因无法办理道路运输证，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杨国成、李胡容与运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应予以解除。二、关于运朗公司是否应返还杨国成、李胡容购车款及其金额的问题。杨国成、李胡容上诉要求运朗公司返还购车款14万元。本院认为，杨国成、李胡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应予解除，运朗公司应将收取的杨国成、李胡容的购车款予以返还。杨国成、李胡荣向运朗公司缴纳的购车款金额为14万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杨国成已经收取了周伟退还的9000元款项，该9000元应在运朗公司应退还的购车款中予以扣除，故运朗公司应退还的购车款金额为131000元。因本案所涉买卖合同被解除，双方应当同时返还价款和标的物，杨国成、李胡容同意返还车辆，对于运朗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要求杨国成、李胡容返还本案所涉车辆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运朗公司提出的评估、折旧的请求，因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本案不予处理，运朗公司可在杨国成、李胡容返还案涉车辆之后，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再另行起诉解除。三、关于运朗公司是否应赔偿杨国成、李胡容损失的问题。杨国成、李胡容要求运朗公司赔偿损失2万元，因杨国成、李胡容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损失实际发生以及损失金额的计算方法，本院对杨国成、李胡容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国成、李胡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二审出现新事实、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4582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杨国成、李胡容与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三、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国成、李胡容购车款131000元；四、杨国成、李胡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将车架号为X、发动机号为X的车辆返还给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五、驳回杨国成、李胡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0元，由杨国成、李胡容负担317元，由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4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杨国成、李胡容负担634元，由重庆运朗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8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