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8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5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6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第三人张某3，女，195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第三人张某4，男，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2、原审第三人张某3、张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4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张金娥与其配偶张占寿共同生育张某1、张某2、张某4以及张某3共四人，张占寿于2007年9月12日去世，张金娥于2019年1月22日去世。张金娥生前租房住在张某4楼下。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署名为张金娥的《我的意愿》载明：我今年87岁，但神志清醒，为了防止身体发生意外，故立下真实意愿。杭州下城区一套，是我及丈夫张赞寿（已故）的财产，根据我家实际情况，鉴于儿子张某4在其父亲病重6年期间，做到了几乎每天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直到2007年9月12日病故止，同时接着担负起我年老起居生活的照顾，应做到尽孝顺直至病故止。我根据丈夫张赞寿临终嘱咐，将杭州下城区房屋由儿子张某4继承。同时希望子女根据我与其父亲的意愿，做到互助互爱、和睦相处、勤俭持家，教育子女，发扬高姿态，协助弟弟张某4照顾父母，尽其孝心。此外，我还有存款62000元，由儿子张某2保管，作为我急需、特殊、住院、后事的费用，开支时须有两人以上方可支出，如有多余部分根据在我生病或住院期间照顾酌情分配，若有一方借多种理由做不到，视为自行放弃。张某2、张某3均签署“同意”。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署名为张金娥的《遗嘱》载明：本人，张金娥，女，1929年8月4日出生，浙江省第六监狱，现在住临平镇北庙北弄14幢2单元202室。因我今年86岁，为了防止可能发生意外，故特立此遗嘱，表明我对自己所有的财产在去世后的处理意愿。坐落于杭州下城区的90平方房产，是我和已故丈夫张占寿的财产，我在此立遗嘱，我自愿将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欣景苑13幢4单元1502室归我名下和已故丈夫那部分合法产权全部留给小儿子张某4。存款中的12万元整，归小儿张某4。以上所立遗嘱为我的真实意愿。2014年11月7日，杭州市禹航公证处出具（2014）浙杭禹证民字第2944号公证书，载明：经审查核实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张占寿于2007年9月12日死亡；二、申请人张金娥向本处申请办理被继承人张占寿遗留的财产（被继承人张占寿与配偶张金娥共同所有），即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住房（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余房权证临改字第××号）；三、被继承人张占寿的父母亲姓名不详，二人均先于被继承死亡；张占寿的配偶张金娥，张占寿共有四个子女，为女儿张某3、大儿子张某1、二儿子张某2、小儿子张某4；四、据被继承人张占寿的继承人张某3、张某1、张某2、张某4、张金娥称，被继承人张占寿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无争议，截至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五、现张金娥表示要求继承上述属于被继承人张占寿所有的遗产，张某3、张某1、张某2、张某4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上述遗产。因此，此证明被继承人张占寿的上述遗产由其配偶张金娥继承。2016年1月21日，张某2制作《关于妈妈经济情况的说明》，载明：2010年10月，根据妈妈意愿，把她存款62000元交给我保管，到2015年5月份，存款161600元，期间，取款方式，前期妈妈工资单是农行存折取款，基本是妈妈自己取，后期单位银行更改为中信银行信用卡取款，由我帮助取款，每月取出现金交给妈妈，妈妈留出自己生活费（基本为2000元），多余部分存到银行，2015年5月至12月根据哥哥要求，我取款，每月工资交给姐姐，由姐姐交给妈妈，多余部分姐姐保管，2015年12月信用卡交给妈妈，由尧尧陪同妈妈取款，安排生活费。具体：理财11.3万元+0.29万元；中信1.26万元；邮政1.24万元；工商2.06万元，共计16.16万元。张金娥在该份说明上书写“我信任您，张金娥”。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5日，署名为张金娥的手写材料载明“尧我要依靠你了，家里你最困难，爸和我把杭州欣景苑13幢4单元1502室房屋给您，宏伟帮我存16万元，你们俩支配决定帮我养老，你和宏伟要团结。”2016年1月29日，张某2以张金娥名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户，截至2018年12月21日，共计存入及产生利息67141.92元。张金娥去世后，张某2于2019年1月21日将存款提现，现账户余额尚余1.92元。张某2另将张金娥的存款113000元用于购买兴业银行的理财，最后一期的本息共计115689.71元，现已由张某2全部取出。另外，张某2自认收到张金娥医药费二次报销款1119元及2019年春节慰问金1000元。2016年7月1日，张某1向张某2及张某3、张某4发函，其中载明2016年1月21日止张金娥有存款共计16.16万元（不包括利息），这笔存款现由张某2代管。张金娥存款的开支情况如下：1.2016年7月支出陪护费3000元；2.购买遗像花费280元；3.医疗费支出3694.95元；4.2019年1月18日购买医用护理垫花费35元；5.入殓服务花费980元；6.置办丧礼物品花费2258元；7.购买贡品花费181.7元；8.购买丧宴所需香烟花费1230元；9.购买丧事所需糖果花费420元；10.丧宴花费3867元；11.丧葬费花费5170元；12.张金娥生日期间向张某3补贴800元；13.2017年1月请舅母吃饭花费2685.26元；14.出租房装修费6200元。另查明：杭州下城区的房屋于2016年3月24日登记为张某4与颜雪花共同所有。张某1于2019年3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姐弟四人共同继承母亲的遗产即母亲存款，其中张某1继承母亲总计存款的1/4，即共计54029元；2.诉讼费由张某2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张某2所保管的张金娥存款的数额；二、张某1、张某2以及张某4、张某3应继承的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结合张金娥签字确认的《关于妈妈经济情况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5日，署名为张金娥的手写材料以及张某1向张某2、张某4、张某3出具的《函》，原审法院认定截至2016年1月21日，张某2保管的张金娥的存款为16.16万元，包括兴业银行理财11.3万元+0.29万元，中信银行1.26万元，邮政银行1.24万元，工商银行2.07万元。张某2于2016年1月29日以张金娥名义在邮政储蓄银行开立账户，将其他银行所存款项以及兴业银行的理财收益陆续存入该账户内，截至2019年1月21日，本息共计67141.92元，加上兴业银行理财最后一期本息共计115689.71元以及张某2自认收到的医药费二次报销款1119元，2019年春节慰问金1000元，张某2所保管的张金娥存款共计为184950.63元。张某1关于张某2应采取定期或理财方式保管张金娥存款，并要求按照年利率5%的标准计算张金娥的存款收益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张某2要求从存款中扣除支出的陪护费3000元、遗像280元、医疗费支出3694.95元、医用护理垫35元、入殓穿衣费980元、灵堂布置费用2258元、贡品糕点181.7元、香烟1230元、糖果420元、丧宴3867元、丧葬费5170元、张金娥生日期间向张某3补贴的800元、请舅母吃饭花费2685.26元、装修费6200元，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张某1虽主张上述部分费用应从抚恤金中扣除，但法律法规并无此强制性规定，故张某2要求扣除上述费用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款项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扣除上述费用后，张金娥的存款尚余154148.72元，应作为其遗产进行分配。关于争议焦点二。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应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现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署名为张金娥的《遗嘱》载明存款中的12万元由张某4继承，张某1虽否认该《遗嘱》的真实性并主张金娥在当时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但其并未出示有效证据证明，且杭州市禹航公证处在该份《遗嘱》出具之后还曾依据张金娥的申请出具过公证书，故原审法院认定该《遗嘱》系张金娥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存款应按照该遗嘱的内容办理，其中12万元由张某4继承，其余部分由张某1、张某2以及张某4、张某3各继承四分之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张金娥所遗留的并由张某2所保管的存款合计154148.72元，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各继承8537.18元，由张某4继承128537.18元，张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某18537.18元；二、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1元，由张某1负担969元，张某2负担182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宣判后，张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张某1认可判决书中张某2为张金娥保管的存款数184950.63元这部分。张某1在起诉状中提供给法院的证据附件3（详在光盘中的原件照片），是由张某2书写，张某3签字，是张某1现场对原件拍照获得的，张某3可见证，而且在法庭上张某4以及张某3均认可，由法庭记录可查。但这张有力的合法证据，在判决书中却只字不提，这太失公正了。证据上还写着“半年费用9000元、尧尧8000元、姐1000元、张某2还有2100+2000=4100元，共计22100元。时间是2015年5月3日张某3的签字，上诉人张某1认为这也是母亲的遗产。这张证据四方都认可，为什么判决中要给予取消。故张金娥保管的存款总数应为184950.63+22100=207050.63元。2.张某2提出的扣除陪护、遗像、医疗、医用护理垫、入殓穿衣费、灵堂布置、糕点、香烟、糖果、丧宴、丧葬费、请舅母吃饭、装修费共计30801.91元。2019年7月24日14：00第二次开庭，张某1当庭质疑张某2，并提出正当理由，但张某2在无正当理由、无书面申请、无律师、无代理人的情况下拒绝出庭。张某4在这三年中还贪污母亲的10几万的存款，都有证据的，但与本案无关，张某1没有提供。还有母亲的丧葬费等部分费用已在母亲的单位抚恤金中会给予支付的。所以这些费用不需要在这里扣除，否则会重复收取。或应该由张某4拿走的钱中扣除。为此在法庭上张某1可以向张某2提出质疑，但由于张某2拒绝出庭，根据法律张某1提供的证据以及指控应该全部成立。张某2提出的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本身就存在争议，本案诉求的理由是母亲的存款，以上的30801.91元与本案无关，就不应该列入本案。2.法院判决书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依据《继承法》第五条。如果是法定遗嘱，我没有疑义。但在第一次法庭开庭，我就向法庭提出对张某4提供的母亲遗嘱质疑。认为这是张某4用自己的手把着母亲的手书写而成的，反正母亲也不识字，当时母亲已经87岁了。之后，法官与上诉人张某1商量要对遗嘱做司法鉴定。为此，张某1已于2019年9月25日和2019年10月10日将意见送法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资料接收处交给孙莎法官。（详见附件1、附件2）有在资料接收处登记签字。这二份意见中，张某1对笔迹司法鉴定作出详细的解释。即使张某1提供的母亲的视频足以推翻张某4伪造的“遗嘱”。但在本案的判决中却采纳了有争议的“遗嘱”，故以上法官对《继承法》第五条的“遗嘱”，在没有经过司法鉴定“遗嘱”真伪之前，并且在张某1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就随意依据这条法律来进行对此案件的判决，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第5页第13行，张某1提供的证据视频一份（光盘刻录件）真实存在。光盘内张某1提供的有时间、人物、地点、声音、形象、完整的对话。即母亲在视频中亲口说，至今没有遗嘱，证据显示母亲强调至今没有遗嘱，财产大家都有。句句真实、可靠、合法性不能怀疑。如果判决书对张某1提供的张金娥的音响视频不认可，为什么回避了不采纳的说明及理由。如果张某1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张某1就同意法院的要求做司法鉴定。因为母亲在视频里讲这些话，大脑非常的清楚、说话也非常流利，而且关键的是母亲讲话的时间是在张某4所谓的“遗嘱”后的1年9个多月后，她完全推翻了张某4伪造的遗嘱。特别是在附件8中，母亲已经94岁了，还不停地唠叨财产大家分。4.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遗嘱有五种形式，张某4提供遗嘱，应该属于“自书遗嘱”，而“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制作的年月日。上诉人张某1认为整个遗嘱中，字里行间有5处有“遗嘱”二字的笔迹，发现均不一样。母亲从来不写字也没什么文化，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张金娥”，法院可以问张某3、张某2。可想而知，这么复杂的书面遗嘱，不是张某4做手脚，仅凭大脑思考都已成问题的母亲，母亲自己是根本想不出来、写不出来的。张某4就是趁着母亲不识字，也从不写字，又87岁高龄，判断能力差的特点，欺骗了母亲，实施制造了假笔迹的全部操作过程。所以张某4提供的该“遗嘱”，法院是完全不应该采用的。否则有失法律的公正性。5、张某12019年9月8日10:09手机接收到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通知（详见附件3、附件4）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布该案的结果，余杭法院通知张某1点击链接网查看(2019)浙0110民初4341号案件。张某1认为余杭法院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上公布结案后，要信守承诺。怎么法院发布的信息会不算数，可随意更改。法律的严肃性到哪里去了。余杭区人民法院有失公正，公平，希望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重审作出公正的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余杭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被上诉人张某2保管的存款154148.72元，张某1、张某2、张某3各继承8537.18元、张某4继承128537.18元的判决。按《继承法》，张某1应继承母亲207050.63元遗产存款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新证据母亲房产买卖款100万元遗产的四分之一，共计母亲遗产款207050.63+1116250=1323300.63元，上诉人应得四分之一，可得330825元。2、撤销余杭区人民法院判决书P14页14行：“故本院认定该《遗嘱》系张金娥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存款应按照该遗嘱的内容办理，其中12万元由第三人张某4继承。其余部分由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各继承四分之一。”的判决。采纳张某1提供给余杭区人民法院的2016年2月1日证据视频一份（光盘刻录件）中的附件4、附件5、附件8，作为母亲真实的遗愿证据。3、按照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布的2019.9.5已结案的结果。结案标的金额54029元。由原审法院书记员陈秋夏制作的诉讼文件。应撤销该判决书，彰显法律的严肃性。4、诉讼费由张某2、张某4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某1提交以下证据：1、办理房产领证委托书一份、房屋登记询问记录一份、遗失具结一份，欲证明母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具备独立想与写的能力，并不能完成全部的遗嘱内容，所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并不是母亲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母亲的自书遗嘱。2、房屋转让合同一份，欲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母亲在遗嘱之中写到房屋归张某4所有，该遗嘱是伪造的、无效的，一审法院把12万元判决判归张某4也是错误的，这个钱应该是大家分。3、房屋登记申请书一份、房屋产权查询信息一份，欲证明张某4隐瞒了和母亲之间存在房屋转让的事实。4、委托书一份，欲证明已经向法院说明，母亲去世之后是有抚恤金的，不需要法院在遗产之中予以扣除。原审法院把丧葬费等一系列的费用，从遗产之中予以扣除，不当。5、墓穴费用的发票、办理丧事的相关费用单据、合计1810元，欲证明张某1支付母亲的丧葬费用，没有计算到遗产中扣除的费用之中，张某2所提供的丧葬费用，也希望在抚恤金中予以扣除。 被上诉人张某2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某2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张某4辩称：对于原审法院的判决，是认可的。 原审第三人张某4二审中提交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02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母亲留下的遗嘱是真实的。 原审第三人张某3书面答辩称：1、我支持上诉人主张的即上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证据附件3”，此证据的内容是四人在法庭上共同认可的。里面有我的签字。证据上还明写着“半年费用9000元、尧尧8000元、我1000元、张某2还有2100+2000=4100元，共计22100元。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母亲的遗产。所以张某2为母亲保管存款的总数应为184950.63+22100=207050.63元。2、对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诉求，我表示支持。我诉求：我也应该得到母亲的遗产1/4，即54029元。3、我支持上诉人主张的：“陪护、遗像、医疗、医用护理垫，入殓穿衣费、灵堂布置、糕点、香烟、糖果、丧宴、丧葬费、请舅母吃饭、装修费共计30801.91元”不应列入本案中，因2019年6月母亲单位杭州启潮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现浙江省第六监狱的所属公司）发委托书给我们，（详证据1：委托书表格，表格内第六监狱的委托书中注明张金娥生前无遗嘱）。可打电话问浙江省第六监狱劳资科胡警官电话869××××0116，已通知我们四个子女去领这笔丧葬费。因为这笔遗产抚恤金等金额生前无遗嘱，所以这些费用应与本案无关。为此，浙江省第六监狱也可证明母亲死前也无遗嘱。张某2也有此委托书，并将此委托书送到一审法院的。4、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遗嘱由五种形式，张某4提供遗嘱，应该属于“自书遗嘱”，我认为张某4提供的母亲的遗嘱是不真实的。我母亲一生只会写她自己的名字“张金娥”三个字。如果按照张某4提供的“遗嘱”的内容，如果让母亲一个人完全想出此复杂的内容，而且每个字全部由她亲笔写出来，并签上名和日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她后半生从不写连续的句子。况且当时她你脑子也不清楚，年龄都已90多了。我与母亲都生活多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遗嘱。5、今天，我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给一份证据即“《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该证据中的内容是母亲张金娥与张某4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6转让0374851，（详证据2）合同的卖方是张金娥，买方是张某4、颜雪花（张某4妻子）。最后的签名也是张金娥，张某4、颜雪花。合同是在2016年3月24日签订的。内容是张金娥将杭州的房子以100万元的价格卖给张某4。张某4必须在合同签订好的一天后，将100万元打给母亲，可以这么说，母亲到死为止，连一分钱也没得到。我们再看张某4提供给一审法院的2014年5月16日的遗嘱，遗嘱中有张金娥将杭州的房子赠送给张某4的描述。为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就提出此“遗嘱”的真伪性，对制作的遗嘱提出质疑。为此，我认为根据此“合同”和“遗嘱”进行对照，如果母亲在2014年5月16日，就有自书遗嘱给张某4，那么，何必在2016年3月24日要将此房子以合同的形式，以100万元价格卖给张某4。再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母亲的视频（附件4、附件5、附件8），说明母亲的遗嘱确实存在着问题。母亲不但在2016年2月1日中视频中否定了有遗嘱，而且在2016年3月24日再次将杭州房子以买卖的形式卖给张某4，这就说明张某4提供的“遗嘱”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受到了张某4的欺骗。6、母亲连房子都不肯给张某4继承，那遗嘱中的全部内容是不应该存在的。而且自始至终张某4也提供不出这母亲12万元整的银行存款原件。而且这12万元整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证据附件3”与这笔存款有任何联系，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欺骗和伪造得来的遗嘱均为无效。而张某4提供给的“遗嘱”就属于欺骗和伪造得来的，也应属于无效，故一审法院错误地采取了无效的遗嘱，完全有失法律的公正性。 原审第三人张某3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张某1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张某2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证据1，该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0年时候，妈妈已经说了，房产归张某4，因为张某1基本都不照顾妈妈，张某1有三年时间里，都不去看妈妈，也不进行照顾。当时张某1把房产证件拿走了，而且不愿意拿出来，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去补办了房产证。2、对证据2，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0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房屋转让合同是合法的。3、对于证据3，母亲在2010年时候已经陈述，房屋要归张某4，双方是以转让的形式去办理手续，也是为了逃避税务。4、对于证据4，因为张某1和张某3没有签字，所以没有去拿抚恤金，上诉人的陈述，是自己一厢情愿，并不是其他人的意见。母亲去世之前提出，办理丧事时候的费用，让张某2、张某4负责，所以丧葬费等费用，要在遗产之中予以扣除。5、对证据5，张某1在一审时候就应该提出来，一审法院当时也会予以处理的，而张某1目前二审才提出来。原审第三人张某4对张某1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和张某2一致，另作出如下补充：1、对于证据1，母亲是小学文化，所以是有文化的。2、对于证据2，当时是妈妈提出，要把房屋转让给张某4，对于房屋转让的钱，妈妈是不会要的。 上诉人张某1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2、4，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与本案张某1的诉讼请求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原审第三人张某4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张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称判决书之中并没有写明该遗嘱是真实的，而且有关的情况，一审的法官也告知我了，对于100万元的问题，张某1已经另外案件起诉。被上诉人张某2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未反映张某4所主张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依据张金娥签字确认的《关于妈妈经济情况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5日，署名为张金娥的手写材料以及张某1向张某2、张某4、张某3出具的《函》，确定截止2016年1月21日由张某2保管的张金娥存款数额，并无不当之处。张某1上诉认为根据其提交的证据1中的“附件3”反映还存在22100元由张某4、张某2、张某3保管，应当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本院认为，从张某1所述的附件3形成时间在2015年，在前述《关于妈妈经济情况的说明》、张金娥的手写材料以及张某1向张某2、张某4、张某3出具的《函》形成时间之前，其内容也与前述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不相一致，故经凭该“附件3”中记录了相应款项就认定该款项属于张金娥的遗产，张某1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某4一审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张金娥的自书遗嘱，张某1在二审中提出遗嘱非张金娥本人的意思表示。从该遗嘱的笔迹看，应属张金娥本人书写，结合在该遗嘱出具之后，杭州市禹航公证处曾依据张金娥的申请出具过公证书的事实，可以认定该遗嘱系张金娥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提交的张金娥的视频资料尚不足以推翻该遗嘱的证明效力，故张某1上诉对张金娥于2014年5月16日书写的自书遗嘱的法律效力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依据该遗嘱载明存款中的12万元由张某4继承，原审法院据此将张金娥生前遗留的存款中的12万元由张某4继承，其余部分有各方当事人各继承四分之一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张某2在本案中主张其为张金娥操办丧事支付的费用以及其他为张金娥垫付的款项，需要在遗产中予以扣除，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在本案继承纠纷确定可继承的遗产范围时，上述款项可视为债务在遗产中予以扣除，故张某1认为张某2主张的款项与本案无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2元，由张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