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43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谢国元，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磊，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淑霞，女，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红，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邱浙，男，1983年10月23号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谢国元为与被上诉人杨淑霞、邱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6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国元上诉称，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杨淑霞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淑霞、邱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审判人员应根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民事诉讼中的最低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时谢国元已就其各项主张提交证据证明，并达到了该最低证明标准，而杨淑霞对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尚未达到此标准，一审判决依据杨淑霞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不正确。1.合伙协议的内容为三方口头约定，诉讼中三人各执一词，杨淑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报案记录以及邱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属该二人的陈述，不能证明合伙协议的内容。且邱浙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系为逃避责任而迎合杨淑霞的观点，不能认为该二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一审判决依据该二人的陈述认定合伙协议的内容，属先入为主，存在问题。三方合伙的内容不仅包括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进行转卖，还包括自其他地区进口废塑料以及后续粗加工等内容。2.一审判决对杨淑霞提交的证据审核宽松，对谢国元提交的证据审核苛刻。谢国元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杨淑霞否认该些证据，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未对谢国元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考量，即武断地认为谢国元的2000000元资金未投入到合伙项目中，以及谢国元占有了杨淑霞的资金且合伙项目未实际展开，难以令人信服。一审判决认为谢国元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系伪造，亦无相应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在承认杨淑霞既没有法定权利也没有约定权利的情况下，就认为其单方提出的解除合伙协议的行为应被认可，存在问题。4.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三人间为合伙关系，谢国元没有法定义务向杨淑霞返还投资款。三人合伙的事项应由合伙关系内部解决，司法机关不应干涉。一审判决谢国元返还投资款错误，没有法律依据。5.一审判决认为谢国元没有自国外进口废塑料，存在错误。谢国元已将委托代理公司进口废塑料的代理费支付给了进出口公司，一审时谢国元提交了相应证据，但因进出口公司不会将与外贸有关的材料交予谢国元，故谢国元无法提交报关单等证据。且由一审时谢国元提交的厂房现场照片，可以看出进口的废塑料已被堆放在厂房中，一审判决认为该些照片不能证明其中的废塑料系谢国元为执行合伙事务而进口，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等作出判决。2.案涉三位当事人间是合伙关系，谢国元是合伙事务执行人，三人地位平等。如一审判决杨淑霞可向谢国元主张权利是否意味着谢国元也可向另外两名合伙人主张损失。3.案涉合伙关系属于投资的一种类型，投资均有风险，各合伙人应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目前案涉合伙项目因国家环保政策的变化而无法继续推进，三人应共同承担该不可抗力引发的风险。一审却判决由谢国元一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4.本案有二名被告，一审判决仅判令由谢国元承担责任，逻辑混乱，存在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谢国元的上诉请求。 杨淑霞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于合伙内容的认定符合客观实际。1.2017年1月5日，杨淑霞向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控告谢国元、邱浙合同诈骗，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进行了调查，对杨淑霞、邱浙均作了笔录，二人对于合伙的内容陈述一致。2.杨淑霞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和谢国元的聊天记录中，杨淑霞多次强调当时三方合伙的内容就是进口墨西哥废塑料，且其一直没有接到谢国元已经购买的通知，对此谢国元未作任何否认，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与公安笔录相印证。3.邱浙一审出庭接受询问时表示，其在介绍杨淑霞之前即与谢国元存在合作关系，且其当庭关于案涉三人合伙内容和合伙事项开展情况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也与杨淑霞的陈述一致。一审判决系综合以上三方面，认定了案涉合伙的内容：三人约定进口墨西哥的废塑料，杨淑霞先行投资2000000元，谢国元和邱浙的投资款系在二人销售完毕前期合伙期间的存货后再行投入，投入的金额也是每人各2000000元，案涉合伙项下每次进货的数量、规格、价格由三人协商确定，三人合伙内容仅限于贸易生意，与谢国元经营的工厂没有任何关系，与谢国元和邱浙的前期合作也没有关系。二、就案涉证据的认定：1.在进行废塑料进口时，即便是委托进出口公司办理，也一定会有对应的报关单和税单。如谢国元主张其已履行合同义务自墨西哥进口了废塑料，其应提交该些证据证明，但谢国元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均未提供任何该方面的证据。2.关于厂房租赁合同，谢国元提交的三份合同中一份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1月1日，发生于本案三人合伙之前，当时杨淑霞和谢国元并不认识，不可能在2014年1月1日形成该份租赁合同，故明显是谢国元在原来的合同中添加了杨淑霞和邱浙的名字进行伪造，一审判决认定正确。3.谢国元提交的照片上并无拍摄时间，亦不知晓拍摄地点，不能说明照片上的物品包含于案涉合伙项下。二、对于正常的合伙经营司法机关不会干预，但当合伙人内部产生矛盾和纠纷，而又不能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时，可借助第三方解决机制，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且民事案由中包括了合伙纠纷，说明法院对于此类纠纷有权管辖。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1.因根据查明的事实，杨淑霞的投资款是系根据谢国元的指示汇入其妻子账户，没有汇入三方共同掌控的银行账户中，且该笔款项一直由谢国元占有、使用，合伙事项亦未开展，故根据谁占有、谁返还的原则，应由谢国元返还，邱浙不承担返还义务。2.关于杨淑霞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合作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杨淑霞与谢国元、邱浙合伙的目的明确，即为进口墨西哥废塑料，但谢国元收到杨淑霞的2000000元投资款后，迟迟没有从墨西哥进口废塑料，导致杨淑霞方的合伙目的落空，杨淑霞单方解除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浙辩称：邱浙关于三人合伙的陈述属实。谢国元一审提交的关于其投资内容的材料，与本案三人间的合伙关系无关，其中的厂房租赁合同，邱浙从未看到过。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结果的处理均正确，符合客观实际，邱浙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杨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杨淑霞单方面解除合伙协议的行为有效；2.谢国元返还杨淑霞投资款20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200000元（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0月2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另行计算）；3.诉讼费用由谢国元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争议焦点为：1.杨淑霞和谢国元、邱浙的合伙范围是什么；2.合伙事项是否已实际开展；3.杨淑霞单方面解除合伙协议的行为是否有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谢国元称合伙事项并不仅限于杨淑霞所述的从墨西哥进口废塑料贸易，还包括从其他国家进口废塑料贸易以及来料工厂加工。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谢国元的代理人对三方出资比例、利润分成不能说清，如若合伙包括工厂加工，理应对之前投入的机器设备、存货等进行清算折价，谢国元本人拒不到庭说明，其代理人所述明显不符合情理，且将谢国元、邱浙之前合作期间工厂经营资产无论盈亏均计入杨淑霞与谢国元、邱浙的合伙体，对杨淑霞也明显有失公允；而杨淑霞与邱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并有杨淑霞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证据间能互为印证，故一审法院对杨淑霞诉称的合伙内容予以确认，对杨淑霞提供的相关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谢国元提供的有关厂房租赁、机器设备、货品现状、工厂费用开支等证据均与三方合伙项目无关，一审法院对其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谢国元称已经从墨西哥采购了废塑料，但却不能提供任何海关报关单、税单等资料，其提供的各种费用单据、转账凭证等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三人合伙事项未实际实施。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约定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该案中，杨淑霞和谢国元、邱浙的合伙事项未实际开展，杨淑霞于2017年2月13日书面通知谢国元、邱浙解除合伙协议，谢国元、邱浙已知悉，应视为杨淑霞已作出退伙的意思表示且已到达谢国元、邱浙，结合该案的具体情况以及国家关于进口废旧塑料相关政策的调整，一审法院确认杨淑霞退伙行为有效。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谢国元、邱浙是从事进口废塑料贸易及粗加工的合作伙伴。2015年间，杨淑霞经邱浙介绍，与谢国元、邱浙三人口头达成合伙协议，三人约定由杨淑霞先行出资2000000元，用于进口墨西哥的废塑料，谢国元、邱浙将前期合作期间的货物出售后，再行投资，具体每次进货之前的货物数量、价格、规格等由三人另行商议。谢国元、邱浙前期合作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经营盈亏与杨淑霞无关。2015年4月17日和2015年5月8日，杨淑霞分两次将2000000元汇至谢国元指定账户。谢国元收到杨淑霞的投资款后，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等原因，实际未能从墨西哥进口废塑料，也未实际实施合伙事项，谢国元、邱浙未再注入资金，该2000000元款项由谢国元占有使用。2017年1月5日，杨淑霞向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正式控告谢国元、邱浙合同诈骗，该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2017年2月13日，杨淑霞书面通知谢国元、邱浙解除合伙协议。2017年2月20日，杨淑霞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杨淑霞单方面解除合伙协议行为有效，并要求判令谢国元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利息）。2017年4月5日，谢国元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2017年5月27日，邱浙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10月16日，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2018年5月23日，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涉嫌刑事犯罪，裁定驳回杨淑霞的起诉，并将全案移送至天津海关缉私局。2018年9月4日，天津海关缉私局经调查向一审法院复函，认为未发现证实谢国元、邱浙、杨淑霞走私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即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2018年10月23日，杨淑霞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同日立案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杨淑霞与谢国元、邱浙三方口头约定合伙从事进口废塑料贸易，以及杨淑霞投入资金2000000元的事实清楚。谢国元在收到杨淑霞投入的2000000元投资款后一直未能实际开展合伙事项，杨淑霞合伙目的落空。杨淑霞于2017年2月13日向谢国元、邱浙发出解除合伙协议的书面通知，谢国元、邱浙知悉后，谢国元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与杨淑霞等履行清算义务，谢国元、邱浙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三方合伙事项有相应费用支出及损耗，故杨淑霞退伙后，应当全额返还杨淑霞的投资款。至于杨淑霞主张从2017年2月20日开始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结合杨淑霞书面发出解除合伙协议的通知时间，杨淑霞和谢国元、邱浙起诉应诉情况以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等具体因素，酌情认定从2017年4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期间损失较为合理。综上，对于杨淑霞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谢国元的抗辩意见，无相应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判决如下：一、杨淑霞退伙（单方面解除合伙协议）行为有效；二、谢国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淑霞投资款人民币20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三、驳回杨淑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谢国元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杨淑霞和谢国元、邱浙三人合伙的内容仅有口头约定，依据杨淑霞提交的与谢国元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在将投资款项汇给谢国元一段时间后向谢国元询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当谢国元表示“工厂环保检查。近期可以生产。但是价格和价值已经没有希望了”时，杨淑霞即表示“你是说你们以前买的货吗？后来墨西哥货有进吗”，当谢国元表示“现在只有库存，货物单证他们没有提供，后期货物他们全部转走了。把国外的货物也转了。车和其他投资全部转了”时，杨淑霞即表示“这些应该是在我们加入之前的合同吧，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加入后你没有告诉我们有签墨西哥的合同。但是说好的是去买墨西哥的货物的。车也是你们早就买下的”。杨淑霞此时关于三方合伙是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之前谢国元和邱浙合伙内容与三人合伙无关的陈述，与其之后在公安机关和本案诉讼期间的陈述均一致，亦与邱浙在公安机关和本案诉讼期间的陈述一致。谢国元未予认可杨淑霞和邱浙关于三人合伙约定的陈述，但其对于三方合伙的具体事项、出资比例、利润分成以及之前资产如何折价、之前债务如何分担等均无法陈述清楚，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三人合伙的具体约定内容。因此，本院认为，杨淑霞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判决据此确定的三人合伙约定的内容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谢国元的相应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杨淑霞、谢国元、邱浙三人合伙的内容系要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进行转卖，谢国元提交的证据均是与其经营工厂有关，与本案三人间的合伙事项无关，一审判决未予认可该些证据的证据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就案涉三人合伙的事项，谢国元提交的有关证明其已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的证据系其向其他个人的汇款凭证以及其他个人出具的关于已收到款项的收条，但其中并无该些款项系用于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的内容记载，故由该些证据无法证明谢国元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已实际自墨西哥进口了废塑料，因此应当认为谢国元虽然收取了杨淑霞的投资款，但案涉合伙事项至今未能实际开展。本案审理过程中，三方均确认因国家关于废旧塑料进口政策的调整，目前无法自墨西哥进口废塑料，三方合伙的目的无法实现，杨淑霞据此要求解除合伙协议、退出合伙具有法律依据。在谢国元和邱浙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三人合伙项下存在相应费用支出和损耗的情况下，对于杨淑霞投入的2000000元投资款应予返还。因杨淑霞的投资款系由合伙事务执行人谢国元收取，一审判决确认由其承担向杨淑霞返还投资款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谢国元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谢国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洁瑜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