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605执异458号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白岗棠溪村（土名）“细站”地段自编8号，营业执照：440682000283694。 诉讼代表人：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代理人：唐力，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职员。 委托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周天宝，男，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 委托代理人：蒋诗林，广东可与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胡芳，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 委托代理人：蒋诗林，广东可与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李景洪，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代理人：蒋诗林，广东可与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城公司”）与被申请人周天宝、胡芳、李景洪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9年9月29日、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听证。申请人圣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诗文，被申请人周天宝、胡芳、李景洪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诗林到庭参加了两次听证，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唐力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听证。申请人于2019年9月30日申请对《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落款处的“圣城公司”印章及形成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制作鉴定笔录，当日被申请人亦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申请人、被申请人分别于同年11月26日、12月13日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圣城公司称，请求裁定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申请人认为（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确定的债权错误，被申请人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对圣城公司债权。现圣城公司已破产，该裁决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一、被申请人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债权债务，裁决确认的债权错误。（一）仲裁庭认定借款真实，严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主债务人张锦华及圣城公司均涉及多宗民间借贷案，依法应对本案借款是否真实进行严格审查。第一，张锦华未提供任何保证担保，被申请人出借款项不合理。《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人”，可见，提供保证担保是被申请人出借款项的条件之一。但是，被申请人于2014年出借款项的时候，张锦华并未提供任何担保，此时被申请人借款明显不合理。第二，被申请人于借款到期后长达两年的时间未向主债务人张锦华主张债权，明显不合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21日起至2014年11月20日止。借款早已到期，为何被申请人一直不向张锦华主张债权？此严重不符合常理，印证了该借款是虚假的。第三，借款期限内未约定利息，不合常理。民间借款高风险高利润，借款人主要通过收取利息盈利，被申请人与张锦华之间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明显不合理，进一步印证了该借款是虚假的。第四，本案借款实质是申请人的股东张富英与何予斌产生矛盾之后，张富英企图瓜分圣城公司财产而虚构的债务。管理人接管圣城公司之后发现，除本案借款外，张富英家族还利用申请人作担保人虚构债务，或将其家族个人借款纳入申请人债务，张富英家族债权申报金额约4.6亿元，严重侵害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该案符合民间借贷案从严审查的情形，但仲裁庭均未对借贷发生的原因、用途、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予以审查，直接认定借款真实，严重错误。 （二）仲裁庭认定担保有效，严重错误。1.担保并非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圣城公司并没有为张锦华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首先，2016年7月，即佛山中院裁定圣城公司破产重整前两个月，圣城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根本没有能力再为张锦华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为此，签订《保证合同》不是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次，2016年9月18日，圣城公司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约定圣城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借款本息共计约218万元，短短12天的时间内，圣城公司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又有何能力偿还呢？可见，签订《和解协议书》也不是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张富英是圣城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利用持有公章之便，在《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为其家族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不代表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未经股东会决议，担保无效。张富英是圣城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锦华是张富英的女儿，圣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依法无效。3.担保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依法应予撤销。圣城公司无偿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责任的，在其代为清偿债务后依法享有追偿权，看似对圣城公司财产没有造成减损。但实际上，圣城公司的这种无偿保证行为实质上是对自身财产的一种不利处分，变相减少了自身的责任财产，应属于可撤销行为。为此，圣城公司无偿担保行为损害了全体债权人特别是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三、同类案件，法院判决不予确认债权。参照另案（2017）粤0605民初14911号民事判决，法院认为张富英持有的公章非备案公章；未经股东会决议，圣城公司对张富英债务担保无效等，判决不予确认债权。经申请人辨认，被申请人提交的《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加盖的圣城公司公章与备案公章不同，且本案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依法无效。四、裁决确认的债权债务虚假，请求依法裁定不予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规定，该裁决确认的债权错误，被申请人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债权债务，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答辩称，依法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具体理由：一、申请人陈述的部分主要事实不全，向法院隐瞒了以下事实：1.申请人不服（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的（2017）粤01民特129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申请人关于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的申请，维持了该仲裁裁决的效力。2.圣城公司参加仲裁、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中，在仲裁员、判决员询问、释明后，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对《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3.2018年4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特129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申请人关于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的申请后，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债权申报仍不确认，先后四次书面发函表示不予确认，被申请人四次书面回函说明理由，据理力争，督促申请人依法确认债权。4.2019年8月1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快递《关于续签租约及物业出租的方案》及其附件，要求被申请人行使债权人表决权，实际确认了被申请人的债权。被申请人在表决票复印件上签名同意后寄回申请人，行使了债权人权利。申请人确认债权后，又提出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申请，自相矛盾。二、被申请人是合法债权人，并没有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债权债务，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是完全正确的。1.周天宝是广州最大的旅客运输服务企业广东羊城之旅旅游运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胡芳是该公司财务，李景洪是广州市南沙区通城汽车专项维修店的老板，均具有实际出借的经济实力，且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实际借款给张锦华，不存在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债权债务的事实和必要。2.如前所述，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特1299号民事裁定书裁决维持，合法有效，其他机构无权撤销或不予执行。3.申请人为张锦华提供担保，并不是为绝对控股股东张富英本人提供担保，《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有圣城公司的公章和公司绝对控股股东张富英的签名，能够充分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程序并没有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使程序有瑕疵，也应优先保护被申请人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认定担保合法有效。4.申请人在仲裁、撤销仲裁两案开庭时，经仲裁员、审判员反复询问、释明后，均不申请《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仅凭“经申请人辩认”，就认定被申请人提交的《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同，并据此要求法院判决不予确认债权，理据不足，且轻率荒唐。退一步讲，即使《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同，也不等于公章是伪造的，更不能认定《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无效。法律首先保护的是被申请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对公司公章、绝对控股股东签字的信任。5.《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是被申请人积极向债务人张锦华主张债权的结果。借款给张锦华后，正是因为不断追讨债务，张锦华才协调由圣城公司提供担保，才有了《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申请人所谓“借款到其后长达两年的时间未向主债务人主张债权，明显不合理”不属实。因为借款期限短，借款没有担保、没有约定利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不足为奇，没有违背或者不合常理。三、申请人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规定，包含几层意思：1.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即确认为主，不确认为例外。2.管理人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债权债务的，要么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撤销，要么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重新确定债权。二者只能选一，不能二者都选，或者选了其一，又选其二。申请人选择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被裁定驳回后，又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是不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也是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的。四、本案没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应当执行，被申请人的债权没有理由不予确认。总之，被申请人的债权合法有效，已经得到（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特1299号民事裁定有效确认，且申请人已经以向被申请人快递《关于续签租约及物业出租的方案》及其附件，要求被申请人行使债权人表决权的方式，实际确认了被申请人的债权。现又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裁决，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其请求应当给予驳回。 本院查明：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25日受理了周天宝、胡芳、李景洪关于担保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该案于2016年11月1日组成独任仲裁庭，于2017年5月27日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于2017年6月8日作出仲裁裁决，认定2014年8月21日，张锦华与周天宝、胡芳、李景洪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张锦华向周天宝、胡芳、李景洪借款200万元，期限自2014年8月21日至2014年11月20日，逾期还款的，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次日，周天宝、胡芳、李景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张锦华支付借款104.9万元、10.1万元、35万元。2016年7月26日，圣城公司与周天宝、胡芳、李景洪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由圣城公司对周天宝、胡芳、李景洪与张锦华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等。广州仲裁委员会认为《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圣城公司应对张锦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据此裁决圣城公司分别向周天宝、胡芳、李景洪偿还借款104.9万元、10.1万元、35万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等。 圣城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圣城公司以仲裁程序违法及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为由，请求撤销前述仲裁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特129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圣城公司关于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另查明，圣城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31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张富英、何予斌，分别占有80%、2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何予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粤06破5-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圣城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6）粤06破5-32号民事裁定，裁定：一、终止圣城公司重整程序；二、本案交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一并审理。2017年8月1日，本院作出（2017）粤0605破申16-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李智平对被申请人圣城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等，并决定指定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圣城公司管理人。 又查，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保证合同》落款保证人处仅有“圣城公司”印文印章及“张富英”签名。 被申请人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甲方周天宝、乙方胡芳、丙方李景洪与丁方圣城公司的《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圣城公司同意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对张锦华所欠甲乙丙三方包括上述借款本金和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在内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圣城公司应于2016年9月30日一次性向甲乙丙三方清偿上述借款本金及应当支付的违约金等。落款处有甲乙丙方处分别有“周天宝”、“胡芳”、“李景洪”签名，丁方处“圣城公司”印文印章及“张富英”签名。 听证中，被申请人共同陈述，被申请人通过朋友归勇华介绍认识张锦华，并借款给张锦华。担保时，经张锦华介绍认识张富英，张锦华介绍张富英是圣城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后，被申请人到圣城公司考察认为张富英确为圣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签订了保证合同。当时在圣城公司张富英的办公室签订保证合同，由张富英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张富英提供了《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上有张富英的签名及“圣城公司”的印文印章，但因时间较长无法向法庭提供。申请人陈述，前述合同上的“圣城公司”印章为张富英私自加盖，并未经其他股东表决同意。 经本院向圣城公司另一股东何予斌询问，何予斌陈述并不清楚涉案对外保证，该对外保证没有提请股东大会表决，也没有征询过何予斌的意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请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公证文书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后，重新确定债权。”根据前述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管理人认为仲裁裁决确定的债权确有错误的，有权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现申请人提出《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圣城公司”的印章并非备案章，未经股东会决议，该证据并非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等事由，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法定不予执行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根据前述规定，本院依法对仲裁裁决圣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即《保证合同》进行审查。本院综合保证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是否存在恶意、内容是否适法等方面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该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作了限制性规定。根据前述规定，在债务人为股东张富英的女儿张锦华的情况下，如为前述债务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张富英本人没有表决权，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该保证行为已经股东会决议。而且，经本院向另一股东何予斌询问，其明确表示不清楚涉案对外保证，该对外保证未提请股东会表决亦未征询股东何予斌的意见。即便按被申请人陈述，张富英提供了有张富英签名及圣城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也违反前述议事规则，张富英单独以自己名义作出《股东会决议》，并擅自使用有圣城公司印文的印章以圣城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为其子女债务作担保，使其子女的债务转嫁于圣城公司，该行为明显背离了公司设立目的、损害了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并非圣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行为人张富英违背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擅自以圣城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等，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 其次，从被申请人的陈述来看，双方签订《保证合同》时，被申请人只是基于张富英是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及加盖“圣城公司”印章的事实而信赖其有代表权。但张富英以圣城公司名义为其女儿借款提供担保，其行为后果将直接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给其女儿的代表行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已对公司为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关联交易作出限制性规定，须经除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既已将公司为关联担保的行为予以明文规定即具有公开宣示效力，被申请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但被申请人未能提供涉及张锦华的债务保证的《股东会决议》，即便按被申请人所称有一份张富英签名、圣城公司盖章的《股东会决议》，但该份《股东会决议》仅由张富英本人表决，明显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实质上与张富英代表公司为其子女借款提供担保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述情况下，被申请人理应知道张富英代表圣城公司为子女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圣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但被申请人仍与张富英签订涉案《保证合同》，具有重大过错。此外，本案债务发生于2014年期间，而担保行为并非发生于借款之时，而是发生于借款两年后债务人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不符合一般借款担保的交易习惯，综上，可以认定被申请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 最后，《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26日及2016年9月18日，距2016年9月26日圣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分别约两个月、八天时间。即在圣城公司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股东张富英擅自以圣城公司名义为其子女的债务提供保证，实质上是由圣城公司承担私人债务。前述合同的内容必然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破坏破产法的公平清偿原则。 综上所述，涉案《保证合同》虽载体形式上难辨真伪，但签订人及盖章人张富英明显无代表权，未经股东会决议，不是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所设定的保证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且严重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是张富英和被申请人分别为自身利益而签订形成，违反了证据应具备的客观性、合法性基本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规定，本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涉案仲裁裁决。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因申请人提出不予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其中一项事由已成立，而且，申请人提出的关于程序违法的事由已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中提出，故本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事由不再审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6号仲裁裁决。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黄立勋 审 判 员  李 娟 人民陪审员  钟燕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潘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