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5民初63252号原告：曾和平，男，1951年7月17日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道口村农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蓬尧，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斌，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曾秀毅，男，1963年3月17日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道口村农民，住同曾和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蓬尧，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秀强，男，1968年5月9日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道口村农民，住同曾和平。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蓬尧，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芹（曾秀强之妻），女，196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8号。法定代表人：李昂，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姝，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云洪，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和平、曾秀毅、曾秀强（以下分称姓名，合成三原告）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蓬尧，原告曾和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斌，原告曾秀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姝、童云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三原告口头赔礼道歉；2.被告赔偿三原告医疗费23887.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护理费4680元、营养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13214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丧葬费21258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208572.85元。事实和理由：三原告的母亲刘某某（1928年8月15日出生）于2016年4月5日13点左右因肝硬化、活动性失代偿期、腹水、低蛋白血症、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急诊入住被告内五科肝三区病房。2016年4月7日，被告确诊三原告的母亲病情为：药物性肝炎可能性大、肝硬化、活动性失代偿期、腹水、低蛋白血症、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慢性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病。被告对原告的母亲给予保肝、退黄、纠正低蛋白血症、保护肾功能及对症治疗，原告母亲的病情逐渐好转。2016年4月20日，被告在未通知三原告的情况下，以三原告的母亲由于感染体温过高为由，对三原告的母亲进行了青霉素皮试，并进而为原告的母亲注射了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等抗感染药物。在此治疗过程中，被告从来没有询问过三原告母亲的药物过敏史，也没有告知三原告其母亲彼时的病情，更没有告知具体的治疗措施和手段。2016年4月21日下午，三原告的母亲刘某某周身出现红色斑疹，胸腹部、背部和双侧大腿十分严重，精神状态很差，已经不能言语和进食。次日，三原告母亲的背部、双上臂、双大腿内侧长出大疱疹，伴大面积脱皮和脓水渗出，被告确诊刘某某患上过敏性皮炎，建议予抗过敏内外治疗。期间，刘某某全身大面积皮肤脱落，并不断有脓水渗出。其状惨不忍睹，让人不忍直视。每次换药治疗的时候，三原告87岁的母亲在病床上都是痛醒，不断的哀嚎，直到连哀嚎的力气也没有了，才昏睡过去，每天三次，每次都是如此。前去探望的亲属无不痛哭落泪。在坚持了近十天的痛苦煎熬后，三原告的母亲于2016年5月1日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自过敏性皮炎发生后，大面积的皮肤脱落使三原告的母亲刘某某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疼痛，随时面临严重的感染，其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大大降低。三原告及家属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原本打算再巩固治疗两天就接母亲回家休养，没想到却从此天人永隔。被告在过敏性皮炎发生后及患者去世后，对自己的过错没有认真的反省和补救，反而一再地以各种理由推脱逃避责任，让三原告及家属实在无法接受。三原告为了给遭受巨大痛苦折磨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依法判决。被告辩称：三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基本事实情况如下：患者刘某某，女，1928年8月15日生，时年87岁。患者既往患高血压，3月前因腰椎骨裂行微创手术治疗，术后服用骨康胶囊治疗，10多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纳差并偶有恶心、呕吐，尿色浅黄并逐渐加深，就诊于外院行肝功检查提示乙肝表面抗体阳性、核心抗体阳性，腹部核磁检查提示肝硬化、肝损害不除外、腹腔积液等。2016年4月5日，患者为进一步诊治来我院门诊就诊并以“肝硬化”收入院治疗，入院时否认药物过敏史，查体示全身皮肤黏膜颜色重度黄染，双侧巩膜重度黄染、移动性浊音可疑，入院诊断为肝硬化活动性失代偿期、腹水、低蛋白血症、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腹腔感染（？）等，我院积极予以保肝、退黄等各种对症支持治疗，同时根据患者既往病史及相关检查考虑药物性肝炎可能性大，继续目前治疗，经治疗后患者食欲较前好转、胆红素较前下降，治疗有效，同时行肺CT提示存在慢性炎症但无明显呼吸道症状，无需予以抗生素治疗。2016年4月19日，患者体温开始升高，予以物理降温等对症处理并行血常规等化验检查，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4月20日患者体温持续升高为39.2℃，化验结果回报提示CRP、降钙素原高于正常，考虑细菌感染可能性大，青霉素皮试阴性后，予以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并予解热镇痛药物对症治疗，4月21日患者体温仍高，考虑存在肺部感染，继续予以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当日下午发现患者周身皮疹，考虑过敏性皮炎可能，不排除解热镇痛药可能，予以抗过敏治疗并停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改为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同时予以退热、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皮疹变化很快，4月22日皮疹较前加重，并伴有局部破溃，考虑药物过敏可能性大，不能除外其他因素导致过敏可能，予以抗过敏治疗。同时患者行胸部CT提示有炎症，化验白细胞、CRP、降钙素原较前升高，肺部感染较前加重，改用比阿培南加强抗感染治疗，我院向患方交待患者病情重、预后差，家属表示知情理解。4月24日，痰培养提示不除外真菌感染，我院加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并继续予以抗感染、保肝、退黄及抗过敏治疗。4月26日，请全院专家会诊，考虑经治疗后患者肝脏疾病恢复良好，肺部感染得到控制，感染指标较前下降，继续予以抗感染治疗，对患者皮疹建议予以丙种球蛋白酌情予以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疗。经我院积极治疗后，患者神志清楚，背部、双上臂、双大腿内侧大疱疹较前有所吸收，原有皮疹颜色转淡，局部皮肤已复常。4月29日，患者一般状态较前好转，考虑过敏反应已明显得到控制，抗生素改为莫西沙星继续抗感染治疗。4月20日，患者出现神志欠清，呼吸费力，感染指标升高，考虑肺部感染较前加重，不除外合并真菌感染，将抗菌药物调整为比阿培南并加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感染。5月1日3:00患者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呼之不应，我院立即予以全力抢救，向家属交待患者病情，家属表示放弃有创抢救及转ICU继续治疗，9:42家属拒绝抢救药物治疗及内科药物治疗，13:07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临床死亡原因为感染中毒性休克，患者死亡后，家属不同意尸检并签字确认。我们认为，我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医学诊疗常规，患者入院时否认药物过敏史，同时皮试阴性，根据患者病情及感染予以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对症治疗，医疗行为积极正确，而且经治疗患者皮疹好转，基本痊愈，肺部感染及肝脏疾病恢复良好，诊疗措施积极得当无过错。患者自身疾病危重复杂，随时可能出现病情变化甚至死亡，现代医学无法改变其病情反复恶化并最终死亡的趋势和转归，故患者死亡完全是其自身高龄、代偿能力差、基础疾病复杂、肝硬化严重及感染难以控制等因素的自然演变和转归，与我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本案我院不构成侵权，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认定事实如下：患者刘某某的丈夫曾某某于1993年去世，三原告均系患者刘某某之子，曾某章系患者刘某某之子，曾某章向本院提交声明，并到庭陈述其自愿放弃因刘某某过敏死亡一事向被告主张权利，表示不参与本案审理，自愿放弃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除三原告及曾某章之外，患者刘某某无其他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2016年4月5日，患者刘某某主诉：乏力、纳差、尿黄10余天，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肝硬化活动期失代偿期，腹水、低蛋白血症，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腹腔感染？高血压病。4月20日，青霉素皮试阴性，予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每次5g，共2次。4月21日下午，患者背部出现周身可见红色斑疹，以胸腹部、背部、双侧大腿为主，考虑患者存在过敏反应，停用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改用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口服氯雷他定抗过敏治疗。5月1日，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感染中毒性休克。死亡诊断：1、药物性肝炎可能性大。2、肝硬化活动性失代偿期。3、腹水。4、低蛋白血症。5、肝内胆汁淤积性肝病。6、慢性肾功能不全。7、肺部感染。8、感染中毒性休克。9、高血压病。10、过敏性皮炎。诉讼中，经三原告申请，商被告同意，本院委托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就“被告针对患者刘某某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患者刘某某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退卷函》，称：“我所鉴定人阅读了民事起诉状及谈话笔录，了解到医患双方就患者死亡是否与药物有关达不成一致意见，且患者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检验。因没有确切死亡原因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中的相关内容，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款中的相关规定，此案不予受理。”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患者刘某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中心首诊病历和鉴定意见诉讼中，三原告向本院提交患者刘某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朝阳医院）的急诊中心首诊病历（挂号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09:48:52，上加盖“皮试阳性”方形印章），用以证明患者刘某某青霉素过敏，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病历在患者死亡后7个月之后形成，系伪造的。经询，三原告称，患者实际就诊时间是2016年3月5日上午，患者青霉素皮试阳性，朝阳医院也给了病历，但后来病历丢失找不到了，所以才在2016年12月1日再次找到朝阳医院的大夫，让其依据电脑中存储的资料补写了病历。本院到朝阳医院调查前述首诊病历情况，朝阳医院答复称：2016年3月5日未接诊过患者刘某某，2016年3月30日接诊过，青霉素结果由护士做，记载在病历中，不录入医院系统，医院也不保存，病历由患者保存，2016年12月1日的病历由该医院医生赵某大夫补写，不清楚上面“皮试阳性”的方形印章由谁加盖，并向本院提交《关于刘某某急诊病历情况的说明》一份，内容为：“1、此次出具的2016年12月1日就诊病历不是患者刘某某2016年3月30日就诊时的原始病历，系家属后来挂号后补写的病历。2、2016年12月1日上午，患者刘某某家属来我院急诊，向本人叙述患者2016年3月30日就诊后急诊病历没有拿走，目前找不到了，但因要进行医药费报销，希望本人帮助进行补写当日的就诊病历。当时家属并未向医生提及要进行法律诉讼事宜。家属向本人叙述来回奔波之苦，考虑到患者家属情真意切，年纪较大行动不便，且2016年3月30日确实在我院急诊就诊过，我动了恻隐之心，让其购买12月1日当天的急诊空白病历，按电脑中记录的患者在2016年3月30日就诊时的医嘱信息，将其就诊医嘱信息写在补写病历上。3、补写病历过程中，病人家属自述青霉素皮试阳性，要求医生在病历中注明。我查看患者电脑中医嘱记：录有青霉素皮试医嘱（电脑并不显示皮试结果），但医嘱中并未有开青霉素或头孢类抗生素，而是开了克林霉素。我推测患者就诊当时可能皮试阳性，在家属的要求下在补写病历上写了皮试阳性。皮试阳性的章不知如何盖上去的。4、患者家属采取欺骗手段（有预谋），利用大夫的同情心，获取病历资料。一切责任由家属负责。本人没有接诊患者的情况下，为家属补写病历，补充医嘱。这种行为不符合常规。2017年急诊科、门诊办公室以及医务处已经给本人严厉批评并写出刻检查。”三原告不认可，称病历应该由医院保存，家属要求打印病历，朝阳医院未保存，其只能要求补写，尽管是补写，但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补写的。被告认可真实性，称朝阳医院补写的青霉素皮试阳性无客观依据，不能证明患者青霉素皮试阳性。经三原告申请，商被告同意，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就“被告针对患者刘某某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患者刘某某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并要求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依据“朝阳医院2016年12月1日出具的患者刘某某的《急诊中心首诊病历》作为和不作为鉴定检材，分别出具鉴定结论”。三原告预交了鉴定费15000元。经鉴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中天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55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本例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不能明确。据现有病史资料，患者在高龄以及自身疾病肝硬化等基础上，合并肺部感染、重度药疹致感染性休克死亡的可能性大。患者最终死亡属于自身疾病的发展及转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对刘某某的诊疗行为无明显过错。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病历作为与不作为鉴定材料对本案鉴定意见均不产生实质影响。”三原告不认可鉴定意见，认为“1、鉴定意见未明确重症药疹致感染性休克死亡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无法得出患者死亡属于自身疾病的发展及转归的结论性意见；2、患者重度药疹诊断成立，又认定被告使用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无明显过错；3、患者正是因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青霉素皮试阳性，才去被告处就诊，而被告未询问患者过敏史，被告青霉素皮试结果为阴性，最终患者使用青霉素后又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可以证明被告诊疗流程不符合规范，病历记载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4、鉴定意见引用的实际案例报道对本案无指导意义；5、是家属发现患者过敏，被告并未严密观察，处置也不及时得当；6、排除过敏导致重度药疹引发患者死亡的原因力依据不足；7、鉴定机构极力偏袒被告，对患者极为不公平”。被告认可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不认可鉴定意见对医院病历书写欠规范的认定，对其余鉴定意见均认可。经询，原、被告均不申请书面质询、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或重新鉴定、补充鉴定。因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中天司鉴中心[2018]临鉴字55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律规范作出，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原、被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采信该鉴定结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款，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患者有明确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患者应就其存在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患者最终死亡属于自身疾病的发展及转归，被告针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无明显过错。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三原告诉讼请求，因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和平、曾秀毅、曾秀强的诉讼请求。鉴定费15000元，由原告曾和平、曾秀毅、曾秀强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4429元，由原告曾和平、曾秀毅、曾秀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 婷审 判 员  宋晓佩人民陪审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唐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