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隆化县中关镇北铺子村。法定代表人：王振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薇，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8号大街15号12幢。法定代表人：王晓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隆化县鸿程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隆化县中关镇中关村。法定代表人：王利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利国，男，1980年8月10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上诉人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德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松公司）、隆化县鸿程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程公司）及原审被告王利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和阅卷后，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玺德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玺德利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本案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玺德利公司并未在《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签字，原审采用的鉴定意见严重失实。1.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以证实《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均非玺德利公司印章；2.该鉴定意见可以证实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上“王振清”签字并非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本人书写；3.该鉴定意见虽认为《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的“王振清”签字为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的签字，但开庭过程中，玺德利公司代理人对出具该鉴定意见的人员进行了质询，其明确表示《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的“王振清”签字与王振清本人提供的检材在“振”字的书写上有根本不同，不能给予合理解释。所以，该鉴定意见失实。原审中玺德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但原审法院未予准许。本案诉讼标的2亿多元，数额巨大，在鉴定意见存在明显差异点又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玺德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4.原审中玺德利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一共四项，两枚印章和两项签字，其中三项经鉴定都不属于玺德利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仅有一项签字虽认定为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但不符合《笔迹鉴定规范》（SF/JD0201002-2010）中认定肯定同一的标准。不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根本无法还原案件事实，原审法院采用不符合《笔迹鉴定规范》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违反证据规则。二、《合同履约担保函》本身除了并非王振清本人签字以外，还存在重大的形式瑕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该《合同履约担保函》没有骑缝章。金松公司庭审中提供的所有合同，均有骑缝章，以证实文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合同履约担保函》没有骑缝章，因此，该函前面的内容不能当然被认定为与签章页属同一文件。金松公司完全可以对前面2页内容随意变造。2.该《合同履约担保函》签章页除了签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不符合常理。如果在文件签署过程中，发现这种问题，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会通过骑缝的方式对文件的统一性进行规范。3.金松公司认为《合同履约担保函》之所以真实是因为该函是一种担保，如果没有该担保函其不会与鸿程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按照常理应当同时签署《合同履约担保函》和《合作协议书》。但实际上金松公司提供的所谓《合同履约担保函》的附件，时间是2014年5月份以后，晚于2013年12月的《合作协议书》近半年，与常理不符，也与金松公司的陈述不符。《合同履约担保函》是否存在以及形成的过程，都存在重大疑点。《合同履约担保函》是唯一能够认定玺德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但该担保函上的签字鉴定意见失实，担保函本身也存在形式上的重大瑕疵，完整性和前后的一致性都无法核实，因此，原审判决以《合同履约担保函》为依据认定玺德利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鸿程公司庭审中提交的2013年12月25日以后与金松公司的付款及发货情况，应当作为认定鸿程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如果法院将玺德利公司认定为担保人，那么玺德利公司的担保范围和责任也仅仅是2014年度和2015年度鸿程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所应对金松公司承担的责任，而不应包含2010年至2013年底鸿程公司对金松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鸿程公司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2014年度和2015年度，鸿程公司足额发货，并不欠付金松公司货款，且鸿程公司的发货金额远远超出了金松公司的付款金额。既然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交易，鸿程公司不欠付货款，那么认定玺德利公司对209926891元预付款承担担保责任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四、原审法院将对账单作为认定玺德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依据，系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对账单的时间、金额和项目都已超出《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中玺德利公司的担保范围。（1）对账单明确载明的对账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而如果认定玺德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玺德利公司也仅对2013年12月25日至2015年的交易承担担保责任。对账单未经玺德利公司确认，玺德利公司从未承诺对鸿程公司与金松公司的历年交易均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账单的交易周期已经超出了担保范围。（2）对账单的各项数额无法计算出总计的结果，金松公司又不能予以合理解释。从对账单本身来看，每个月份的资金流和货物流与鸿程公司提交的证据基本吻合，但各月份的累计数额经计算却与对账单记载的总数不一致，相差近亿元。对账单的计算方法和依据很难得到解释。按照对账单的计算方式，资金成本都已经超出了民间借贷月息2分的上限，不仅有违合同约定，更违反法律规定。（3）对账单中体现的资金占用费和销售代理费在《合作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超出合同范围的增设的义务，玺德利公司并不知情，即使鸿程公司同意承担，原审法院也不应判令玺德利公司承担。2.原审认定的预付款、未足额销售补偿款和逾期交货违约金均没有事实依据。（1）鸿程公司提交的2014年度和2015年度金松公司的资金及发货证据，足以证实该交易周期内，鸿程公司的发货数量超过金松公司的付款金额，因此，鸿程公司不欠付预付款。（2）未足额销售补偿款的前提是发货金额不足预付款数额，而鸿程公司2014年度每个月发货数额均超过预付款数额，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的未足额销售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3）逾期交货违约金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明确的计算方式。鸿程公司只有在收到和接受订购意向却不能如期发货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逾期发货违约金。可是，2013年12月10日《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后，自2013年12月25日开始新的结算年度，鸿程公司未收到过金松公司下达的订购意向。没有订购意向即没有发货指令，也不存在逾期发货。原审法院仅凭一张超出合同期限和约定的对账单，确认鸿程公司的欠款责任，并进一步认定玺德利公司的担保责任，而无视真实的交易证据，脱离所审理的交易周期，致使所认定的基本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损害了玺德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五、本案系虚假诉讼，金松公司、鸿程公司通过捏造和增设债务，意图损害玺德利公司合法权益。2014年度和2015年度交易周期内，鸿程公司在不欠付预付款的情况下，鸿程公司又与金松公司对账，将鸿程公司债务锁定为2亿余元（2010年开始），并且金松公司在对账中以销售代理费和资金占用费的名义增设、虚设的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债权高达3000-4000万元，最终达到通过诉讼的形式判令玺德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目的。而且，经过计算，金松公司通过履行《合作协议书》，并在对账中增设《合作协议书》中未约定的资金占用费、销售代理费等，所取得的利润竟高于法律对民间借贷月息2分的上限规定。这不符合交易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2013年12月25日以后，鸿程公司在履行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合作协议书》过程中，不欠付金松公司预付款、未足额销售补偿款和逾期交货违约金，原审判决以2010年开始的对账单，认定玺德利公司对2013年12月25日以前鸿程公司的债务也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金松公司辩称，一、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累积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应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1.合同约定，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累积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应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在2013年度合作协议基础上达成如下2014年度合作协议。2014年度的合作是在2013年度的合作基础上进行的。”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预付款条款约定：“鉴于钢厂的回款不可预期，为保证甲乙双方公司的资金周转灵活，乙方（金松公司）用于向甲方（鸿程公司）采购铁精粉的货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该货款总额包括乙方（金松公司）在各钢厂的应收货款及预付给甲方（鸿程公司）的货款。”2.根据交易惯例，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应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自2010年起有贸易往来，根据交易惯例，双方会将上一年度未结清的预付货款结转到下一年度，作为下一年度的预付款。对此，鸿程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原审判决后，鸿程公司也未上诉。3.从对账单来看，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应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形成了不定期对账的交易习惯，金松公司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1月5日（诉争合同初期）、2014年11月22日（诉争合同中期）、2015年7月31日（诉争合同末期）的对账单，每份对账单均有鸿程公司盖章及其财务人员的签名，而每份对账单体现的预付款均包含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累积预付鸿程公司的货款。4.从合同履行来看，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应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诉争合同签订后，鸿程公司交付大量货物，鸿程公司、王利国亦于2013年12月18日办理股权质押登记。鸿程公司从未主张过诉争合同预付款未支付，对此并无任何争议。原审判决后，鸿程公司也未上诉。从上述合同履行情况来看，诉争合同签订前金松公司预付给鸿程公司的货款已经作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玺德利公司为了逃避担保责任，提出诉争合同的预付款不纳入诉争合同债权债务的观点错误。原判以对账单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二、金松公司对鸿程公司的主债权清楚明确，依法成立。1.金松公司支付鸿程公司预付款209926891元尚未归还。2015年4月30日后，鸿程公司再未发货，经过双方财务人员认真核对，2015年7月31日双方完成对账形成单据，鸿程公司财务人员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金松公司实际支付鸿程公司的预付款209926891元尚未归还。2.鸿程公司尚未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29504773元。2015年7月31日对账单确认：鸿程公司未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15504773元。2015年8月至2015年底（共5个月）鸿程公司再未发货，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按每月11.2万吨，每吨25元的销售毛利计算：112000*25*5=1400万元（未足额销售补偿款）。鸿程公司合计未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29504773元。3.玺德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庭审中，鸿程公司曾提出金松公司开具诉争合同未约定的资金占用费、销售代理费的发票，认为金松公司收取上述费用不合理。通过庭审查明，资金占用费、销售代理费的发票对应的金额均为未足额销售补偿款，金松公司是应鸿程公司的要求开具资金占用费、销售代理费的发票。鸿程公司当庭承认已将该部分发票进账，列为公司成本。原审结束后，鸿程公司也未提出上诉。鸿程公司的行为表明其已经认可该事实。玺德利公司并未参与到主合同的交易中，其对主合同履行并不了解。主合同双方已经确认资金占用费、销售代理费的发票对应的金额均为未足额销售补偿款，作为担保人异议无效，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玺德利公司应当对鸿程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鉴定结论证明三个重要事实。一是玺德利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存在多枚印章；二是《合同履约担保函》中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系王振清本人书写；三是《合同履约担保函》与《合作协议书》中的玺德利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根据《合同履约担保函》，玺德利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合同履约担保函》系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所出具，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字，表明其已认可该担保函所盖玺德利公司印章的效力，《合同履约担保函》已经生效。玺德利公司至少有四枚印章，其向原审法院提供过两枚印章印文，又提供了留在公安机关的印章印文，再加上《合同履约担保函》《合作协议书》的印章印文。只有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才能确认哪枚印文是留在公安机关的印章印文，如若将此归属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印章的效力。3.根据《合作协议书》，玺德利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既然在前一份《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王振清已经确认所盖玺德利公司印章的效力，《合作协议书》和《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玺德利公司的印文又系同一枚印章所盖，那么《合作协议书》上所盖的玺德利公司印章的效力也应被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该合同以盖章为生效条件，并未约定以法定代表人签字为生效条件，故王振清签字存疑并不影响《合作协议书》的效力。4.《合同履约担保函》附件表明玺德利公司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愿，《合同履约担保函》及《合作协议书》上所盖玺德利公司印章的效力应被确认。金松公司提交了《合同履约担保函》的附件，包括：王振清的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2014年7月6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公司税务登记证。该批附件是公司内部文件，任何他方无法从公开渠道全部获得，仅玺德利公司能够全部提供。这点充分证明是玺德利公司向金松公司交付了该批附件，玺德利公司向金松公司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愿。只有玺德利公司能够提供的内部文件上加盖了玺德利公司的公司印章印文，初步判断该批文件加盖的公司印章印文与《合同履约担保函》加盖的公司印章印文一致。这进一步说明，《合同履约担保函》及《合作协议书》上所盖玺德利公司印章的效力应被确认。5.玺德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振清与鸿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国是父子关系。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代理人否认存在担保事项，并主张王振清对担保不知情，意图混淆是非、使得玺德利公司脱保。父亲与儿子不可能没有商议过本案担保事项，也不可能没有商议过对账单。据此，玺德利公司应当对鸿程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鉴定程序合法有效，并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玺德利公司提出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准许了玺德利公司的申请，并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及补充鉴定。鉴定程序合法有效。对于鉴定结论，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重新鉴定的条件。五、玺德利公司提出“本案系虚假诉讼，金松公司捏造和增设债务”不是事实。1.从货物流、付款流、开票流来分析，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之间的交易存在交货事实、支付货款事实、开销售铁精粉发票事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金松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严格规范地履行年度审计制度，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之间不存在捏造和增设债务情形。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鸿程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鸿程公司虽没有提出上诉，但不代表认可原审判决，是因为上诉费没有筹集到才没有上诉。一、原审中鸿程公司提出反诉，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程序违法。虽然原审多次开庭鸿程公司都没有提出反诉，但其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中提出反诉，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代理权限的问题，在原审休庭中鸿程公司代理人取得鸿程公司的特别授权，原审开庭开了一天时间，应该把庭审作为一个整体，在提起反诉之前取得特别授权是有权代理鸿程公司提出反诉的。鸿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国至今没有收到原审判决书。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根据鸿程公司原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鸿程公司不欠付金松公司款项，金松公司诉请范围是依据2014年、2015年的两份合同，而这两份合同没有承继性，2015年的合同明确载明双方之前交易的权利义务转接到下一年度，而2014年年度没有特别约定，所以不具有承继性，原审判决超出了诉请，将之前双方的所谓交易混入原审的审理范围。之前买卖合同的价款是多少没有合同依据，且对账单里面存在着销售代理费、未足额发货的补偿款和违约金，这些都没有合同依据。综合以上两点，本案应依法发回或者改判。王利国未提交书面意见。金松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程公司立即向金松公司支付预付款209926891元，未足额销售补偿款29504773元，逾期交货违约金37786840元（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7年1月1日起按预付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277218504元；2.判令玺德利公司对鸿程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如鸿程公司未能按判决支付全部债务的，则请求判令金松公司对鸿程公司持有的承德金松鸿利物流有限公司39%的股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如鸿程公司未能按判决支付全部债务的，则请求判令金松公司对王利国持有的鸿程公司95%的股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王利国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0日，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承德金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编号20131210001--JH），合作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鸿程公司向金松公司销售铁精粉，鸿程公司确保每月向金松公司销售铁精粉不少于11.2万吨，且保证金松公司转售每吨铁精粉获得25元的销售毛利。如当月供应不足则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如金松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每日按未付货款的万分之五向鸿程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如鸿程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交付货物的，每日按应交未交货物货款的万分之五向金松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金牛公司为鸿程公司履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此后玺德利公司出具《合同履约担保函》，玺德利公司为鸿程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编号20131210001--JH）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金松公司依据协议提供预付款，双方开展业务。2014年12月25日，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1225001--JH），合作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合作协议书》（编号20131210001--JH）双方未能完成的权利义务自动转入本合同中并存续有效。同时继续约定鸿程公司向金松公司销售铁精粉，鸿程公司确保每月向金松公司销售铁精粉不少于11.2万吨，且保证金松公司转售每吨铁精粉获得25元的销售毛利。如当月供应不足则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玺德利公司为鸿程公司履行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鸿程公司将其拥有的承德金松鸿利物流有限公司39%的股权质押给金松公司，用于担保鸿程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编号20131210001--JH）、《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1225001--JH）项下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预付款、销售毛利、违约金、货物质量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金松公司与王利国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王利国将其拥有的鸿程公司95%的股权质押给金松公司，用于担保鸿程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编号20131210001--JH）、《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1225001--JH）项下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预付款、销售毛利、违约金、货物质量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最后一次对账显示：截至2015年7月31日，鸿程公司在金松公司期末账面余额为-209926891.3元人民币，金松公司在鸿程公司期末账面未体现的利润余额15504772.87元人民币。此后，鸿程公司未再交货。另查明：玺德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振清和鸿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利国系父子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合作协议书》《合同履约担保函》对于当事人约束力的认定；应付款项金额的认定。关于焦点一、首先，《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王振清的签名经鉴定系其本人所签，王振清作为玺德利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相应职务行为，故其在《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王振清的签名应视为玺德利公司的意思表示。同时，金松公司提交的玺德利公司相关材料和《合同履约担保函》所载明附件一致，表明玺德利公司认可《合同履约担保函》并按照约定提供相应材料给金松公司。由上，《合同履约担保函》的出具应认定为玺德利公司的真实意思，对玺德利公司具有约束力。其次，2014年12月25日的《合作协议书》除落款处有王振清的签名和玺德利公司印章外，金松公司、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亦在该《合作协议书》骑缝处盖章，并无证据推翻该《合作协议书》骑缝处印章的真实性。同时，根据鉴定意见书以及玺德利公司在审理过程中以两枚内容一样的公章留存印鉴的情况，可见截至本案诉讼时，玺德利公司至少同时持有两枚内容一样的公章，因此，玺德利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同期唯一性。结合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之前的合同订立、保函出具及相关交易行为，玺德利公司在《合同履约担保函》中担保的事项和上述《合作协议书》中的担保事项一致，该《合作协议书》上的玺德利公司印章和《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由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签名确认的印章一致，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和鸿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国的父子关系，2013年12月10日和2014年12月25日前后两份《合作协议书》的承继性，金松公司有理由相信《合作协议书》落款处王振清的签名及玺德利公司的公章系玺德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上，2014年12月25日的《合作协议书》对玺德利公司具有约束力。综合以上，该院认定2013年12月10日《合作协议书》的订立、《合同履约担保函》出具及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的订立系合同载明主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各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同时，相应的股权出质相关当事人已订立质押合同且依法办理出质登记手续，金松公司有权依法行使质权。关于焦点二、首先，现有过磅单、检斤单、发票、对账单等财务凭证，结合《合作协议书》及当事人最终陈述，可以证明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就铁精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书面对账单是确认债权债务的直接证据，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账单记载内容，否则应就对账单的证明力予以认可。现有证据表明，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之间的交易量巨大，相关的货物及款项往来凭证单据繁多，无法证明现有单据涵盖了双方的所有全部货物及款项往来，在双方已有明确对账单、且对账单载明此对账单经双方盖章后将不再对此期间的账目进行核对、双方盖章确认的情况下，以对账单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合理有据；再次，根据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截至目前的最后一次对账单，对照合同约定可认定，截至2015年7月31日，鸿程公司尚欠金松公司预付款209926891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及未足额销售补偿款15504773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鸿程公司就对账单确认的债务应向金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同时，没有证据证明2015年7月31日之后鸿程公司向金松公司按约发送了货物，鸿程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金松公司以每月11.2万吨，每吨25元获得销售毛利是其依据《合作协议书》在合同期内可以合理期待获得的利益，未超过鸿程公司订立合同应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金松公司主张自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应的5个月销售毛利即112000×25×5=14000000元为未足额销售补偿款具有合同依据。就上述款项鸿程公司应予以支付。关于违约金，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鸿程公司未依约交付货物的，每日按应交未交货物货款的万分之五向金松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该院认为金松公司在合同到期后，就此未交货物货款对应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其亦主张了未足额销售补偿款，故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过高，该院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未发货预付款209926891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计付。金松公司就上述债权，有权依法行使对应质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5月13日判决：一、隆化县鸿程矿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支付预付款209926891元，未足额销售补偿款29504773元，逾期交货违约金10110021元（自2016年1月1日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此后按预付款总额、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对隆化县鸿程矿业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隆化县鸿程矿业公司未按上述期限清偿全部债务的，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有权以隆化县鸿程矿业公司持有的承德金松鸿利物流有限公司39%的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上述股权所得款项优先受偿；四、如隆化县鸿程矿业公司未按上述期限清偿全部债务的，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有权以王利国持有的隆化县鸿程矿业有限公司95%的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上述股权所得款项优先受偿；五、驳回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7893元，由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负担142557元，由隆化县鸿程矿业公司、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利国负担1285336元。司法鉴定费100000元，由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司负担75000元，由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5000元。玺德利公司、金松公司、鸿程公司、王利国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1.《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对玺德利公司有约束力；2.原审法院对鸿程公司应付款项金额以及玺德利公司担保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对此，评析如下：一、关于《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对玺德利公司有约束力的问题。首先，就《合同履约担保函》对玺德利公司的约束力问题。《合同履约担保函》的申请人为鸿程公司，并由鸿程公司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王利国签字。玺德利公司上诉否认其签章及法定代表人王振清签字的真实性，但经鉴定，《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王振清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王振清作为玺德利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的签名应是代表玺德利公司从事相应职务行为。且金松公司原审中提交的玺德利公司相关材料和《合同履约担保函》所载明的附件一致，表明玺德利公司已按照《合同履约担保函》的约定向金松公司提供了相应的附件材料。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履约担保函》为玺德利公司的真实意思，对玺德利公司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至于相关鉴定事项经过补充鉴定，不存在应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原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并对玺德利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亦无不当。其次，就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对玺德利公司的约束力问题。该《合作协议书》落款处有玺德利公司印章和王振清的签名，金松公司、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亦在该《合作协议书》骑缝处盖章，玺德利公司并无证据推翻该《合作协议书》骑缝处印章的真实性。且根据鉴定意见书以及玺德利公司在原审中以两枚内容一样的公章留存印鉴的情况，玺德利公司至少同时持有两枚内容一样的公章，因此，玺德利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同期唯一性，不能仅凭鉴定意见书否定该《合作协议书》上玺德利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原审法院结合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玺德利公司之前的合同订立、担保函出具及相关交易行为，玺德利公司在《合同履约担保函》中担保的事项和该《合作协议书》中的担保事项一致，该《合作协议书》上的玺德利公司印章和由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签名确认的《合同履约担保函》上的印章一致，以及玺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清和鸿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国系父子关系，2013年12月10日和2014年12月25日前后两份《合作协议书》的承继性等事实，认定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对玺德利公司具有约束力，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玺德利公司关于其未在《合同履约担保函》及2014年12月25日《合作协议书》上盖章、法定代表人亦未签字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审法院对鸿程公司应付款项金额以及玺德利公司担保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金松公司与鸿程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最后一次进行对账，确认了鸿程公司的欠付款项金额。而书面对账单是确认债权债务的直接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账单记载内容的情况下，应对对账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鉴于根据现有证据，金松公司和鸿程公司之间的交易量巨大，相关的货物及款项往来凭证单据繁多，无法证明现有单据涵盖了双方的全部货物及款项往来，在双方已盖章确认对账单、且对账单载明“此对账单经双方盖章后将不再对此期间的账目进行核对”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对账单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玺德利公司主张对账单中的销售代理费等在《合作协议书》中没有约定，但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4项约定，鸿程公司承诺支付金松公司未足额销售补偿款以销售代理费方式结算，故其该项抗辩事由依据不足。关于2015年7月31日对账单出具之后产生的未足额销售补偿款，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2015年7月31日对账单出具之后鸿程公司向金松公司按约发送了货物，根据《合作协议书》鸿程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审法院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自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应的5个月销售毛利即112000×25×5=1400万元为未足额销售补偿款，有合同依据。至于违约金，玺德利公司主张鸿程公司未收到金松公司下发的订购意向，不存在逾期发货，不应承担违约金。但《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鸿程公司确保金松公司每月向钢厂销售不低于11.2万吨，实现25元/吨的销售毛利，故鸿程公司至少要销售11.2万吨货物，且金松公司已经支付了预付款。原审法院考虑到金松公司在合同到期后，就此未交货物货款对应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金松公司亦主张了未足额销售补偿款，故将违约金利率标准调低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未发货预付款209926891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计付，有相应依据。另外，玺德利公司还主张即使承担担保责任，其也仅对2013年12月25日至2015年的交易承担担保责任，对账单的交易周期已经超出担保范围。但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实际交易情况，上一年度结余的预付款转入下一年度合同中金松公司向鸿程公司的预付款，故原审法院认定玺德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亦有相应依据，玺德利公司的该项抗辩事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玺德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9508元，由上诉人隆化玺德利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梅 冰审判员 王晓波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