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02民初7782号原告（反诉被告）：拜春霞，女，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久亮，系原告所在社区推荐，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越，内蒙古惠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范云霞，女，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凤军，内蒙古北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孝彬，内蒙古北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拜春霞诉被告（反诉原告）范云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反诉原告）范云霞于2019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拜春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久亮、杨越，被告范云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凤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拜春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98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反诉原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自2019年9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反诉原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反诉被告）因经营服装店，需要资金，故向被告（反诉原告）借款。被告（反诉原告）陆续将借款打入原告（反诉被告）名下招商银行6214854712947059卡内，被告（反诉原告）每月打电话告知原告（反诉被告）本月还款数额为多少，原告（反诉被告）即按时通过该卡向被告（反诉原告）名下账户打款。在此同时，被告（反诉原告）也因经济原因，陆续向原告（反诉被告）借款，原告（反诉被告）亦通过该卡陆续向被告（反诉原告）名下账户打款。原、被告之间存在相互借贷关系。因原、被告之间属于朋友关系，所有借贷事实均由口头约定，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借款协议。原告（反诉被告）通过该卡向被告（反诉原告）转账，在原告（反诉被告）还清欠被告（反诉原告）的所有债务后，经原告（反诉被告）统计计算，原告（反诉被告）陆续向被告（反诉原告）打款的总额在减去原告（反诉被告）欠被告（反诉原告）的应还款项外，共计98万元。该98万元为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的借款。后原告（反诉被告）多次向被告（反诉原告）催讨该债务，被告（反诉原告）不仅拒绝履行还款义务，甚至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逼迫原告（反诉被告）继续给其借款。综上所述，无助之下，原告（反诉被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范云霞辩称，所有的款项都是原告（反诉被告）拿被告（反诉原告）信用卡套现，且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多次借款，原告（反诉被告）转到被告（反诉原告）借记卡上的钱一部分偿还信用卡，一部分偿还借款，被告（反诉原告）从未向原告（反诉被告）借款，至今原告（反诉被告）还尚欠被告（反诉原告）借款，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诉讼请求。范云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反诉被告）偿还刷取被告（反诉原告）信用卡的金额和借款共40万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反诉被告）几年来一直持有并使用被告（反诉原告）的五张信用卡，原告（反诉被告）自己购买了POS机，缺钱时就用持有被告（反诉原告）的信用卡在POS机上刷卡，直接刷到了原告（反诉被告）的借记卡上，也由原告（反诉被告）进行偿还。但到了2019年9月，原告（反诉被告）刷了40余万元后，不再还款，信用卡中心多次催促被告（反诉原告）还款。被告（反诉原告）就多次找原告（反诉被告）还款，但原告（反诉被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被告（反诉原告）找原告（反诉被告）索要信用卡，也因无法联系上而无法要回。无奈之下，被告（反诉原告）将几张信用卡全部挂失或锁定，自己再按月偿还信用卡。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反诉被告）立即支付刷取被告（反诉原告）信用卡产生的金额及迟延付款的利息、违约金，直至全部付清日。拜春霞辩称，根据双方提供的资金流水转账记录，范云霞欠拜春霞款项，具体数额有待核实，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双方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自2014年至2019年，原、被告通过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账户及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进行过大量、频繁、金额不等的借记卡及信用卡资金往来交易。除涉及原、被告自身的资金往来外，上述交易中另涉及为多名案外人进行套现、还款的多笔交易。双方之间维持上述交易往来多年，至2019年8月，拜春霞发现自身所负外债增多，遂对双方资金往来进行对账后，认为其向范云霞打款金额减去其欠付范云霞的应还款后，共计98万元应为范云霞向其的借款，故其诉至本院，请求范云霞返还借款98万元及相应利息。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经双方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后，拜春霞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范云霞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后于庭审后撤回变更，在第二次庭审中拜春霞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范云霞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经庭审询问，拜春霞陈述其向范云霞的借款早已还清并已超还，因其多外所负债务及卖房还债数额共计200万余元，故估算其多还数额及范云霞向其借款数额约为200万元，主张范云霞予以返还。双方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6年3月1日：“拜：还一下款，还6000元，光大拜忠，一会给我还一下款”；2016年3月6日：“拜：还款华夏银行梁婵娟29000，范：好的”；2016年4月11日：“拜：小范把民生银行给我办上六期，范：好的，分了这个月再还2420……”；2016年10月7日：“这个月把你卡还进去，给你卡，范：没事，我不担心卡，是担心你”；2018年6月1日：“范：支付宝的明天上午必须存到我卡里，19000后天用，支付宝自动扣款呢，拜：行我一会存到你卡里，范：明天还了再借吧，拜：好的，你的19000，还有那20000明天还行吗。拜：今我给你转1000，你帮我还一下钱，范：行，拜：扈文丽包商银行”。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大量上述类似内容，其中并无范云霞向拜春霞提出借款的相应记录。拜春霞起诉后，范云霞向本院提出反诉，范云霞主张拜春霞借用并持有使用范云霞六张信用卡，因拜春霞未能按期偿还，导致范云霞自身承担了还款义务，故主张拜春霞予以偿还。范云霞提供了信用卡还款明细、分期明细、支付宝借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信用卡挂失锁卡记录等证据。拜春霞对此不予认可，拜春霞陈述向范云霞提出借款后，均由范云霞自己使用信用卡进行操作后借与拜春霞，其并未持有和使用范云霞信用卡。上述事实有双方举证银行交易明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互相主张对方欠付借款，并提供了大量的银行交易往来明细。从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庭审陈述来看，双方之间存在包括直接的借记卡资金往来、信用卡交易、POS机套现等多种形式的交易往来，对于上述交易往来，双方当事人均无法予以区分或说明，亦无相关的结算凭证，此外双方之间的交易另涉及多名案外人，故仅仅根据双方的银行流水作简单的加减法，无法客观、真实的反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拜春霞的本诉请求而言，其诉请主张的金额包含其因向范云霞借款后超还的金额以及范云霞向其的借款金额，对于其主张因向范云霞借款后超还的金额，如确实存在超还部分，其性质应属于不当得利，在双方并无任何借款凭据的情况下，超还款项并不能当然的转化为范云霞的借款，对于其主张范云霞向其借款的事实，拜春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范云霞对此不予认可，故拜春霞的上述主张并不能成立。同时，就其诉请金额而言，拜春霞仅仅依据其对外所负债务推断损失后确定起诉金额，并且两次庭审中反复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调整，最终向范云霞主张要求偿还借款200万元，其主张范云霞借款200万元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拜春霞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不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范云霞的反诉请求，范云霞未能举证证明相关信用卡由拜春霞实际持有和使用，亦未举证证明所主张相应还款为拜春霞所借，对其提供的微信聊记录，并未涉及其所主张相应的信用卡借款，故其主张要求拜春霞承担相应还款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范云霞提出的调证申请，因其无法证明范云霞的信用卡由拜春霞持有使用的事实，故本院不予调取。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拜春霞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范云霞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79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拜春霞负担；反诉案件费减半收取计36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范云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丽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张羽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