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旭辉，男，196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鎏、张子旋，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塘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150号101室。 负责人：徐蓓洁。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方丽君，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朱旭辉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塘支行（以下简称联合银行上塘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3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旭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旭辉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联合银行上塘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合同法相关法条的适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认为在本案中，由于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故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但根据该条款，合同解释的方法有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这些解释的运用有一定顺序的限制，文义解释是第一顺序的，因为文字的通常含义会被当事人所了解掌握，如并非通常含义，则需要在合同中另外解释或者补充说明；诚信解释应当是最后顺位的解释方法，诚信解释是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出发，维系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根本目的在于使法官通过运用它来解释，得出对双方当事人都显得公平的结果。从法理上讲，诚实信用在民法里是原则，一般来说只有穷尽规则才能使用原则，如果能够通过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得出合理的结论，就用不到诚信解释。因此，即便是对格式条款通常理解，也需要结合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方法，做出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精神的理解。但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直接跳过上述各种解释方法，在合同文本已明确约定利息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应当在最后的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立法本意。其次，一审判决认为“约定借款月利率为7.5‰，该利率是当时基准利率的136.36%，双方均明知借款利率是高于基准利率”，但此种上浮在合同中并没有说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告知过朱旭辉，可以说完全是由银行私自确定，一审庭审过程中，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也确认了这一点。一审法院又是如何从合同的上述约定中通过所谓“通常理解”来理解出利息要上浮36%。一审法院为了自证逻辑又认为此种利息的上浮是符合现今社会普遍现状的，但合同的解释是存在顺位的，在有合同文本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何又转向交易习惯去寻求法律依据，而不是直接依据合同文本的直接约定以及判决前文中提到的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直接作出对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不利的解释，显然属于在预设立场的情况下选择性适用法律。此外，朱旭辉曾提交多份同为一审法院审理，当事人为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且使用的是同样的格式合同的判决，在一审法院的既往判决中，对利息上浮问题认为“双方的保证借款合同仅约定了双方的借款利率遇人民银行利率调整时，利率可相应调整，但并未明确约定遇人民银行利率调整时双方的利率需上浮10%，故对原告该上浮利率的主张不予采纳”，即一审法院的既往判决和本案判决对于同一事实及合同条款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说法，既往判决更加贴合合同本意以及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视过往判决的效力，使用交易习惯并预设立场驳回朱旭辉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的履行行为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依照朱旭辉的主张，案涉争议条款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直接表述为“若遇到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利率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即可，无需做出复杂约定，以免产生分歧。但法院审理案件是去还原事实，而不是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的角度出发去提出一个有利于其的假说来为其行为进行开脱。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在签订合同时若使用了上述表述，自然不会有本案纠纷的发生，但本案是为了确定责任，而不是讨论合同应当如何签订，更不能采用有利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的假说来驳回朱旭辉的合理诉请，只能从合同文本出发来进行判决，一审判决显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其次，一审法院将朱旭辉每月按时还款的行为认定为认可银行计算的利息与事实不符，对朱旭辉而言，向银行还款是其依据合同约定应尽的义务，这种还款义务自然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为，履行还款义务与本案中银行的利息计算是否存在错误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不从合同的权利义务出发，不对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的专业能力提出质疑，反而苛责朱旭辉作为一般的自然人不但要时刻关注银行的贷款利率，要具备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并且还要注意到每年还款金额微小的差异，如2011年每月还款金额为81705.87元，而2012年每月还款金额为83710.57元，差额仅2000元，对朱旭辉而言在知晓每年利息会浮动的情况下，每年2%左右的差额确实属于一般人认知的合理范畴之内，自然无法在还款初期就心生警觉，但是在还款7年后，依据朱旭辉的计算，整体差额已经达到80多万元，上述差额积少成多，自然引起了朱旭辉的重视。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朱旭辉正常的还款行为视为对合同利息的认可，与事实不符。此外，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也曾说明，所有的利息计算方式都是银行系统自动生成的，银行系统内部人员也无法知道具体的计算方式，故又怎么可以要求朱旭辉作为一般人对利息计算方式有明确的认知。利息及计算方式和还款行为也与朱旭辉的职业无关，不论朱旭辉是何职业，对本案的合同条款理解关系到合同本身的公平正义和联合银行上塘支行是否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尽到了诚实信用义务。 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的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另补充：朱旭辉对合同法第125条的解读存在偏差，根据该条款，应结合合同使用的词句、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仅从文意理解是错误的。 朱旭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联合银行上塘支行返还朱旭辉自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20日多扣划的本息831857.41元(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9月20日)；诉讼费用由联合银行上塘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2日，联合银行上塘支行（贷款人)与朱旭辉(借款人)、杭州堡业建设有限公司（保证人）、广业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人）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一份，载明: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人民币陆佰肆拾伍万元整，借款种类为中长期借款，借款用途为购房（办公综合用房）。本合同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2日起至2021年4月1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上述约定不一致的，以借款借据为准。本合同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借款期限超过一年的，则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调整而作相应的调整，调整方式为按固定日，且贷款人不再另行通知借款人和保证人。借款人选择的还款方式为：（2）等额本息还款法，即贷款期限内，每月以相等的额度偿还贷款本息。每月偿还贷款本息额为人民币捌万壹仟柒佰零伍元捌角柒分，共付120月，首次还款为2011年4月20日，此后每月还款日为当月的20日。借款人授权贷款人在经审查同意发放贷款后，将贷款划入杭州堡业建设有限公司账户。 合同签订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于同日向杭州堡业建设有限公司的账户发放了贷款4650000元，朱旭辉在《借款借据》上签字确认。自2011年4月20日起，朱旭辉每月按约归还借款本息，截止2018年9月20日共计归还借款本息2191205.08元。后，朱旭辉对央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的借款利率提出异议，遂成此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理解案涉合同第三条关于“本合同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借款期限超过一年的，则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调整而作相应的调整，调整方式为按固定日”。双方对于此条款的理解现存在争议。朱旭辉主张，其对该条款的理解是：如遇央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其借款利率也相应调整为基准利率。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则主张，该条款应理解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为基准利率上浮36.36%，如遇央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借款利率也相应按调整后的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6.36%。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所以，合同当事人对合同词语的理解产生分歧的，应当对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判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格式条款理解产生争议，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解释应当摆脱双方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从合同订立过程及其他客观材料，依一般交易及社会上通常理性人的见解，推导出合同的客观意义。对条款提供者作不利解释的规则，并不是对所有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所适用的。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存在争议，并且按照通常理解仍然不能解释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对提供者不利的原则进行解释。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订立借款合同时，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该利率为当时基准利率的136.36%，双方均明知借款利率是高于基准利率的。由于当事人订立的是10年的中长期借款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会发生基准利率调整的情况，所以合同中对基准利率调整后双方利率如何执行进行了特别约定，即约定“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调整而作相应的调整”。根据该条款的文义，是“如基准利率调整，则借款利率也相应调整”，并不能得出“相应调整为基准利率”的解释。现今社会申请房屋按揭贷款是普遍现象，在基准利率调整时，借款利率按合同约定进行相应调整，原执行上浮利率的，仍然同比例上浮；原执行优惠利率的，仍然同比例优惠，符合一般人的普遍认知。如按朱旭辉主张的解释，则基准利率调整前其执行的是上浮利率，调整后则执行基准利率，这种情况除非当事人有明确的特别约定，否则，显然与社会上的普遍情况不符，也不符合普通人对该条款的通常理解。从整个合同上下文整体来看，假如一遇到央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借款利率就调整为按基准利率，那么条款直接表述为“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利率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即可，而无需作出复杂约定，以免产生分歧。案涉合同双方约定为浮动利率，借款利率在央行同期贷款利率基础上按原贷款比例上浮，也更符合商业银行房贷政策的交易惯例。因此，将“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调整而作相应的调整”理解为如遇央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借款利率根据原浮动方向和比例调整，更符合双方订立合同时的本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确实发生了基准利率数次调整的情况，联合银行上塘支行按照调整后的基准利率上浮36.36%执行新的利率收取贷款本息，朱旭辉也每月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合同履行七年多均未产生争议。虽然贷款归还是银行每月从朱旭辉账户内直接扣划，但仍然需要朱旭辉定期、不定期地向自己的账户内存款，因此朱旭辉每月归还贷款本息仍然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为，对每月支付的贷款本息数额也是明知。而且根据朱旭辉的职业判断，其对财务、金融知识的了解也超过普通人，如其主张的合同理解是其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则其在合同履行多年后再来主张履行错误要求返还，也明显有违常理。故对于朱旭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朱旭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20元，由朱旭辉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对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发放贷款的金额及朱旭辉已还本息金额的查证有误，本院另查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于案涉《保证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向朱旭辉指定账户即杭州堡业建设有限公司账户发放贷款6450000元；截至2018年5月20日，朱旭辉向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归还借款本息共计6889777.07元。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诉讼中，朱旭辉陈述其系台州兴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其在温岭农村商业银行、邮政银行温岭支行以及杭州联合银行上塘支行有贷款。 本院认为，朱旭辉与联合银行上塘支行于2011年4月2日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是当时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6.36%后的利率。借款利率是贷款人与借款人在金融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涉及各自权利义务的重要条款，作为借款人的朱旭辉应当关注到案涉借款利率与当时贷款基准利率之间的关系。就双方对合同约定“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则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调整而作相应的调整”中的“作相应的调整”存在的不同理解，一审法院认为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关于是以央行调整后的贷款基准利率按原浮动方向（上浮）和比例（36.36%）执行的主张符合一般人的普遍认知，结合案涉合同履行七年多，联合银行上塘支行均根据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在相应时间节点以央行调整后的贷款基准利率按原浮动方向（上浮）和比例（36.36%）执行新的利率收取本息，朱旭辉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未予采信朱旭辉关于“作相应的调整”是按央行调整后的贷款基准利率执行的主张，并无不当。朱旭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20元，由朱旭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