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刑初2835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隋佩秀，男，199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高中文化，中国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安全员，户籍所在地山东省烟台市。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9年6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辩护人孟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任子达，山东善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公诉刑诉〔2019〕242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隋佩秀犯盗窃罪，于2019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春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隋佩秀及其辩护人孟粉、任子达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隋佩秀于2019年4月25日作为安全员执行CA1412次航班由重庆飞北京任务，其趁乘务人员忙碌不备之机，窃得同航班乘务员程某（女，25岁，河南省人）的苹果牌IphoneXsMax（256G）手机1部，价值人民币8999元。被告人隋佩秀于2019年6月10日被抓获归案，并当场起获涉案赃物，现涉案赃物已发还。被告人隋佩秀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指控被告人隋佩秀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惩处。被告人隋佩秀当庭辩称，其当天是在飞机后排座位上捡到的手机，没有盗窃，不构成盗窃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没有证据证实隋佩秀趁乘务人员忙碌不备之机窃得手机，其是从座位上拾得手机；飞机客舱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被害人忘记自己手机放在哪里，其手机是遗忘物，隋佩秀作为安全员，捡拾手机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合法取得手机后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的行为特征，但数额未达到入罪起点，不构成犯罪。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5日，被告人隋佩秀作为安全员执行CA1412次航班由重庆飞北京任务，在此期间，窃得同航班乘务员程某（女，25岁，河南省人）的苹果牌iPhoneXSMax（256G）手机1部，价值人民币8999元。被告人隋佩秀于2019年6月10日被抓获归案，并当场起获涉案赃物，现涉案赃物已发还，被害人对其表示谅解。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供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被害人程某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证明：2019年4月25日14时50分许，我执行CA1412次航班由重庆飞往北京，当时机组人员先上飞机，我将手机放在背包侧兜内，然后将背包放在客舱倒数第二排C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这个行李架是机组专用的行李架。之后旅客上飞机，正常飞往北京。我在该航班的客舱尾部区域服务。到北京旅客下机后，我发现手机没有了。我的手机型号是苹果牌XSMax型号，256G，深灰色。我的手机当时是开机状态，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没有来得及关手机。发现手机丢失后，我告诉了我们乘务组，有两个乘务员帮我找手机，但是没找到。我找手机时，安全员好像在前面等着我们下飞机。我找的时候，使用其他人的手机打过我的电话，提示我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我找手机的时候询问过安全员是否看到有人动过我的行李箱，是否看到我的手机，对方说没看到。被害人程某于2019年7月2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证明：我执行该航班任务时，好像在35K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应该使用过手机，我不记得把手机放在哪了。航班从重庆到北京，我准备拿包下飞机时，发现手机丢失的。当时隋佩秀没有下飞机，他在摆渡车上肯定知道我手机丢了的事。隋佩秀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的家属联系过我让我撤案、和解。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我自愿出具了谅解书。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我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2019年4月25日我们执行北京往返重庆的航班，从重庆回到北京的时间是晚上21时50分左右。飞机在北京降落后，旅客都已经下机了，在我们马上就要下飞机的时候，程某从后舱走过来说自己手机丢了。我陪她返回后舱，在行李架、座位等地方又仔细找了一遍，但是没找到。然后我们上了机组车，在车上拨打程某的手机提示关机了。我听程某说手机放在她自己飞行包的侧面了。在重庆过站时，我记得她拿手机在普通舱倒数两三排抄写过旅客信息。程某手机丢失后我们在机组车上讨论这件事，我当时问隋佩秀，你就坐在后面这么近，你没发现程某的行李被人动过吗，他说没有。对于机上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在能找到失主的情况下，会第一时间归还，如果找不到失主，我们会交给地面人员。在重庆飞北京的航班过程中，我们和隋佩秀好像没有什么交流。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4月25日，我和程某一起执飞CA1412次航班，我是乘务长，程某是乘务员，负责经济舱后半舱。当天到北京旅客下机后，乘务员开始清仓之前，程某发现手机不见了，当时没有其他地面服务人员上飞机。我们乘务组的人就帮着找，最后没找到。因为机组要统一乘坐机组班车走，我们就都下飞机了。我听程某说她将手机放在背包背面的兜内，将背包放在经济舱左侧最后一排C座位行李架上了。她说手机没有关机，但用其他人的手机打过去，提示已经关机了。上了班车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飞行组和安全组的人都知道她的手机不见了。4.证人毛某的证言证明：我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空中保卫一支队工作人员。2019年4月25日，我参与执行CA1412航班由北京至重庆再回北京的飞行任务。晚上10点多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旅客下机后我们也收拾东西下了飞机。乘务组陆续上了机组车，就少了后舱乘务员程某，等了大概五六分钟，机长等的有点着急准备叫人去找，这时程某上车说自己手机丢了。我们讨论她丢手机的事，我也帮她想办法找手机。机上有两名安全员，我和隋佩秀，去重庆时我坐在后舱最后一排，回北京时我坐在经济舱第一排，隋佩秀去重庆时坐前舱，回北京时坐后舱。听程某说，她手机放在包的侧兜里，兜很浅，包放在了经济舱最后一排附近，在隋佩秀座位斜对面行李架上。我们在讨论程某丢手机的事的时候，有乘务员问过隋佩秀是否看到有人摸过程某的行李，隋佩秀回答没有看见。我们安全员的职责是对飞机上的突发事件以及非法干扰等情况进行处置，我们捡拾到物品也会交给机组由乘务员进行处置。5.公安机关出具的视频资料（光盘）制作说明，证明2019年6月4日民警电话联系程某，6月5日电话联系王某，2019年6月10日公安机关将该两份电话录音制作成光盘。程某在电话中称：其手机开始为开机状态，发现手机不见后打电话为关机状态，之后后舱乘务员帮忙找没找到。后机组人员乘坐机组班车期间，程某和其他人员讨论自己手机的事，所有机组人员都知道程某手机丢失，但是没人称看到自己的手机。王某在电话中称：程某将乘务包放在飞机后舱C排座位上方行李架，下客后程某发现手机不见，乘务员帮忙找没找到。后机组人员乘坐机组班车，在车上时王某询问过隋佩秀是否看到程某的手机，隋佩秀称未看到。6.物证照片，证明涉案苹果手机的情况。7.程某提供的订单详情，证明程某购买手机的情况。8.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涉案苹果牌XSMax手机1部价值人民币8999元。9.程某提供的乘务飞行情况，证明案发当天机组人员组成情况，程某系乘务员，隋佩秀系保卫员。10.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空中保卫支队出具的关于航空安全员职责及航空安全员处置机上遗留物品工作程序的说明，证明航空安全员在机长的领导下，负责维护飞机内秩序，保护所载人员和财产安全。航班到达后，旅客必须携带全部随身行李下机，航空安全员应当及时进行客舱安保检查，对发现的遗留行李、物品等交乘务长，由乘务长与地面相关部门进行交接，确保不留在飞机上，并做好客舱安全监护。11.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公安机关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系，该公司反馈：该航班飞到重庆后，机组和重庆地面清洁部门先后对机上遗失物品及杂物进行清理；该航班为北京-重庆-北京，航班为过站航班，乘务组在重庆过站期间不离开飞机；航班到结束后由机组和地面清洁人员对航班遗失物及杂物进行清理，如发现遗失物后按照规定应移交航空地面服务部门。12.重庆金凤凰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协查情况说明及管理手册、物品交接记录、进出港航班保障记录、员工工作量统计表等,证明案发当日执行CA1412航班的机号为B6741飞机，其前一段航班为CA1411北京飞往重庆航班，该公司清洁队负责CA1411航班清洁，未发现旅客遗失物品。13.谅解书，证明被害人程某放弃追究隋佩秀相关法律责任，请司法部门从轻处理或者免除对其进行处罚。14.受案登记表，证明2019年4月26日被害人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15.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9年6月10日，民警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葛洪村北66号院40号楼505号将犯罪嫌疑人隋佩秀抓获，并起获涉案苹果手机1部。16.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及发还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从隋佩秀处扣押苹果手机1部，已发还被害人程某。17.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信息及网上比对工作记录，证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经网上查询，被告人不是在逃人员，无犯罪记录。18.被告人隋佩秀于2019年6月10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2019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在重庆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执行安保任务，当时我坐在机场倒数第二排J座位。当该航班飞到首都机场T3航站楼，旅客下机后我们乘务组准备下机，这时我看到机舱倒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座椅上有1部黑色iPhoneXSMax手机。捡到手机时，是飞行模式，手机有密码，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解锁的人，远程解锁了。我当时以为是乘客落下的，就把手机装到兜里了。之后我也准备下机，这时我们同航班一个乘务员说自己手机被偷了，打电话关机了。我不认识这个乘务员。对方在找手机时我没有将手机拿给对方确认，因为我觉得她找的不是这部手机。后来我们就一起下飞机，乘摆渡车回单位了。被告人隋佩秀于2019年7月2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我在航空公司的工作职责是维护客舱秩序，保证飞行安全。我之前供述我在飞机落地的时候捡了一部手机，其实事实是我在航班从重庆出发时捡的。我是在后舱35K的位置上捡到的手机，想招呼乘务员把手机交给乘务员，但乘务员没理我，我就把手机放在腿上，手机壳朝上，想着乘务员看到了自己会拿走。但旅客比较多，我就把手机放在自己口袋里了。然后飞机就起飞了，在飞行途中我还看过手机，发现有密码，试了几次没打开，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想自己留着用，我就把手机关机了。我不知道手机是谁的，我叫乘务员是因为是一种工作惯例，捡拾物一般都是交给乘务员，后来在机组车上我知道我捡到的是乘务员程某的手机。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害人程某第一次的陈述清晰，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虽与第二次陈述有差异，但因二次证言收集时间不同，亦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如他人对案件事实的议论、描述等，对于相关情况的记忆会有所变化，这与记忆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相符，故被害人的陈述应予采纳。被告人隋佩秀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但其当庭认可作为安全员执行北京至重庆至北京的航班，在航班从重庆出发时其在飞机后排座位上捡到手机，后装入自己的口袋，并将手机关机想据为己有，飞机到达北京后，在机组车上乘务员程某称自己的手机丢失，故对上述供述内容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对其他证据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隋佩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隋佩秀犯盗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隋佩秀及其辩护人称在工作的航班内捡拾手机系职务侵占、不构成盗窃的意见，因航班系特殊场所，在执行任务期间属于封闭状态，隋佩秀认可其在重庆出发时捡拾的手机，并在期间将手机关机占为己有，在此过程中，客舱处于封闭状态，被害人工作的区域就在隋佩秀所称捡拾到手机的后舱，涉案手机并未脱离被害人的控制，不属于遗忘物，因隋佩秀将其装入自己口袋并关机后，手机处于隐蔽状态，被害人才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且作为安全员，应当将捡拾物品交由乘务人员处理，在重庆飞往北京的时间内，隋佩秀有能力和时间将涉案手机交乘务员处理，而其将手机非法占有，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隋佩秀不构成盗窃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隋佩秀此次犯罪系初犯，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故对其所犯罪行酌予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隋佩秀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隋佩秀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0年2月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张 妍人民陪审员  刘淑霞人民陪审员  罗艳秋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崔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