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11行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双圳下。 诉讼代表人：吴林明，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浩满，系该小组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宏，浙江星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庆元县松源街道教场路8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25MB1510301A。 法定代表人：练全安，局长。 出庭负责人：周华，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善伟，男，197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上诉人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因被上诉人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行政管理（林业）其他行政行为，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行初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9月7日，第三人吴善伟向庆元县林业局申请采伐坐落在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村土名“吾际头”的林木，并提供了由庆元县海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所作出的《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报告书》并附林木采伐作业设计表、标准地每木检尺登记表及拟采伐林木作业设计图等材料。同日，庆元县安南乡林业工作站进行了林木采伐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2017年12月5日，庆元县林业局向第三人吴善伟发放了庆元县安采字（2017）120501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四至为东岗，南阔叶林，西岗，北岗。原告不服，认为依据其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所载土名“五漈头”山场的四至上岗，下桥棚坑，左外洋坳，右渤海湾，被告发放给第三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所附作业设计图超出了第三人现所持有林权证“吾际头”的四至范围，其采伐作业区也不在第三人所持有林权证“大窟”山场的四至范围，而全部位于原告所有的“五漈头”山场范围内，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根据时任原告村民小组组长吴浩然签字确认的97年纠纷山场示意图与2003年纠纷山场示意图，以土名“黄泥岭头路”直上岗顶为界，左侧共有三块山场位于当时的纠纷范围内，第一块为现土名“白花岩屋后”山场，第二块为现土名“吾际头”山场，案涉林木许可和采伐区域及原告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所载土名“五漈头”山场均涉及第三块纠纷山场，即原土名“吾际头片”山场。案涉林木采伐许可山场面积14.7公顷（220.5亩），“五漈头”山场面积3亩，“大窟”山场面积1500亩。1997年，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百花岩自然村与庆元县博伦实业有限公司（原庆元县造纸厂）就“吾际头”、“长过头”片山场权属纠纷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1997年7月25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山林（97）决字第2号《处理山林纠纷决定书》，决定土名“茶山湾田后”、“兆头湾”、“吾际头田后”、“大窟”四片山场四至内的山林权属归庆元县博伦实业有限公司所有。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百花岩自然村不服，向庆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7年11月20日，庆元县人民法院作出（1997）庆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庆山林（97）决字第2号《处理山林纠纷决定书》。后庆元县造纸厂破产，将原林科所所登林权证所载山场予以抵押。2003年，原告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分别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土名“新娘岗”、“坛菇湾”、“长过头”、“吾际头”片山场权属纠纷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2003年7月8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山林（2003）第9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为：“申请人所提出的土名‘吾际头’、‘长过头’、‘水圳路’、‘桥棚坑’山林所有权主张，八一年原林科所已登记所有权证。‘八三’协议已明确申请人与原造纸厂的山林权界线，造纸厂破产抵押的山场也就是原林科所所登林权证的四至范围，而‘九三’协议中的山林所有权原属申请人所有，后因反悔，双方均未履行该协议。决定以土名‘黄泥岭头路’直上岗顶，右侧山场归申请人所有，左侧山场归被申请人按原山林权证四至经营管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服，向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3年12月16日，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丽政复决（2003）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庆山林（2003）第9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又申请撤回起诉。2004年3月25日，庆元县人民法院作出（2004）庆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撤诉。2006年，庆元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吴善伟发放浙庆林证字（2006）第国有032号、033号、034号《林权证》，所涉土名、面积、四至范围与81年原林科所庆政字第000106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登记的内容一致。 再查明，原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七生产队（百花岩自然村）现更名为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百花岩自然村）。2019年1月23日，中共庆元县委办公室于印发《庆元县机构改革方案》文件（庆委办发[2019]11号），将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县林业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保留县林业局牌子。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纠纷山场示意图，案涉林木许可和采伐区域及原告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所载土名“五漈头”山场均涉及第三块纠纷山场，即原土名“吾际头片”山场。本案中，原告业已就原土名“吾际头片”山场提出山林所有权主张，根据生效的庆山林（2003）第9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及81年原林科所所登林权证所载三块山场，该处理决定未认可原告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的情况是事实，且若该处理决定将第三块纠纷山场确认给原告，原告至今未申请办理林权证与常理不符，同时，原告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在该处理决定作出后均未对遗漏纠纷山场提出过异议的事实清楚，故该处理决定不存在遗漏纠纷山场未予确认的情况。原告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所载土名“五漈头”山场面积仅3亩，案涉林木许可面积200余亩，故原告认为案涉林木许可和采伐区域全部位于土名“五漈头”山场范围内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至今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土名“五漈头”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错误的证据，故原告所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不应成为其主张土名“五漈头”山场权属的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的起诉。 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上诉请求：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102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原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及理由：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102行初24号裁定书违反行政诉讼法两审终审和合法性审查原则，依法应予以撤销。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再次以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两审终审原则。上诉人是否与案涉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否为适格的原告，已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指令继续审理的终审裁定作出定论，不应在本案中继续审查。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否定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现其竟然以相同的理由驳回原告起诉，等于是以一审裁定否定二审裁定，使本案陷入的循环往复的怪圈。若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认为丽水中院的二审行政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也应按法定的程序由上级法院在审监程序中纠正，而不应由作为一审法院在一审程序中对二审裁定予以纠正。二、一审裁定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上诉人认为，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继续审理本案，就是要求对案涉行政许可行为的程序及内容作出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但一审裁定根本没有体现这方面的内容，也没有对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在本案继续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一方就本案被上诉人的行政许可行为的实体违法、程序违法等问题提出了大量意见，被上诉人一方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但一审行政裁定对此并未做出任何评判，甚至连理由也没有说明，显然属于审理程序违法。三、一审裁定并未对两方提交的相关证据作出综合性的审查和评判，应属重大瑕疵。无论是双方提交的关于上诉人是否与案涉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还是被上诉人所作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原审裁定书中均未对举证情况进行说明，也没有对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及是否有证据力作出说明和认定，因此该裁定书的制作从根本上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四、一审裁定关于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判断也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审法院把本案中的利害关系简单地理解上诉人必须要对具体行政行为所涉的林场要具有非常明确而有效的权属关系，而忽视了山林权纠纷的复杂性，没有把权属有争议，权属不清等可能存在争议的情况看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实际上是在把一场行政许可纠纷错误地当作山林确权纠纷来审理。2、对相关林业法律法规的理解错误。一审裁定书中写明：“原告持有的1963年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土名“吾漈头”山场面积仅3亩，案涉木许可面积200亩，故原告认为案涉林木许可和采伐区域全部位于土名“吾漈头”山场范围内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这一判断违反了《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45条第二款：“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的规定。如果以面积论，现第三人吴善伟一方持有的“大窟”片林权证面积为1500亩，而按照第三人的四至解释，其实际面积超过了3000亩，那么第三人及被上诉人的所有辩解也不能采信。3、一审裁定书同样没有对上诉人村民吴浩然等人持有林权证与采伐区的关系作出认定，选择性地忽略了上诉人与本案行政采伐许可行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实。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行政案件的审理，当然要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即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别是在当事人提出异议后，更应进行审查。如果原告没有诉权或被告不适格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审查，以避免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二、原告是否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不能像上诉人所述的有争议等就可以认定为有利害关系。如果如上诉人所称，那么绝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可以由原告随意提出争议而获取原告资格，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意旨。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可见，所谓的利害关系是指向对原告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能泛化。三、上诉人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关于原告是否仍有山场在土名“吾际头片”山场；以及如果有，案涉林木采伐许可是否在原告的山场。经过两次一审均已查明并无关联。四、关于吴浩然的林权证问题，上诉人无证据证实与案涉林木采伐许可的山场有关联。实际上，林权证发放的基础是以上诉人有山林的所有权证为基础，上诉人没有山林所有权证不可能凭空发放林权证。综上，一审裁定合法，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吴善伟未发表意见。 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庆元县安南乡吾际下行政村第五村民小组主张庆元县安采字（2017）120501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作业区超出原审第三人吴善伟所有的林权证四至范围，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但诉讼至今，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案涉行政行为侵犯其权属，并对其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故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程建勇 审 判 员 单欣欣 审 判 员 聂伟杰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