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民终44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279甲栋1层67号。法定代表人:武香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胜，辽宁卫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惠雯，女，1999年5月1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东，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明，辽宁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惠雯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胡海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五组证据，判决书只论述《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播电视网络代维协议》一份书证，对其他书证不予论述，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被告提供的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播电视网络代维协议一份，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釆信。理由是该份协议系被告单方提供，且该份协议为空白合同，并未经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及被告签章予以确认……”首先，这是误解了协议标的双方和上诉人出示的目的。这是北方广电与中创公司的代维协议，并非北方广电与上诉人的协议，所以，不需要上诉人签章确认，原审判决误解了协议标的双方。其次，这份协议虽然是空白合同，但却证明了上诉人与北方广电的代维协议延长到2018年7月31日的口头协议的存在，也证明了王泽翰8月1日承接上诉人7月31日退出的代维业务的协议和事实的存在。因为北方公司在与王泽翰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要求王泽翰找一家挂靠公司，王泽翰找到的就是中创公司，这份空白合同就是北方广电起草的与王泽翰这家挂靠公司的代维协议，协议中约定的有效期就是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只是在履行签字流程时发生了胡海波猝死事件，才将有效期更改为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7月31日。不觉得这个时间有些反常吗？这只是一个旁证，原审判决无视主证，却首先否定连合同标的双方都没搞清楚的旁证，让上诉人原审被告难以接受。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上诉人提交的中创电子公司增值税发票和庭审后提交的《外委工程维修费用结算表》均表明上诉人已退出北方广电的网络维修业务，其权利、义务均由案外人王泽翰承接。原审判决无视北方广电将8月份的代维费通过王泽翰挂靠的中创公司支付给案外人王泽翰这一关键事实证据，有悖常理，显失公平。2018年8月5日被上诉人父亲胡海波猝死事件发生时，不仅上诉人与北方广电的补充协议没有生效，就在事件发生之后，北方广电依然将8月份的代维费通过挂靠的中创公司支付给了王泽翰。有道说谁干活谁拿工钱，北方广电为什么没有把代维费支付给上诉人，而是支付给了王泽翰，这就充分说明，上诉人与北方广电达成的6月30日到期的代维协议延长到7月底的口头协议，三方都是认同的，北方广电与王泽翰达成的由王泽翰从8月1日起承接上诉人终止的代维业务的口头协议，三方也是认同的。所以，中创公司为北方广电开具的2018年8月份的代维费的增值税发票和中创公司将该笔代维费支付给王泽翰的银行流水记录这一铁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2018年8月1日以后北方广电代维业务的主体已经由上诉人变成了王泽翰，包括胡海波在内的工人所从事的维修工作已经不再是上诉人的业务。2、原审判决混淆了协议的有效期和生效期的区别，把未生效协议作为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只有生效的协议，才能涉及到有效期的约定，而对一份无论是书面还是事实上都没有生效的协议，有效期是无从谈起的。原审判决的依据是补充协议，该协议有效期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但协议明确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而北方广电是8月6日签字，显然8月5日被上诉人父亲胡海波猝死事件发生时该协议并没有生效，所以，补充协议本身就明确证明胡海波在事件发生时所从事的并不是上诉人的业务。3、原审判决无视上诉人2018年7月底连续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与代维协议延长到7月底到期的口头协议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却一再强调那个没有生效的补充协议的所谓有效期，完全不符合事物的正常的逻辑。因为上诉人口头同意为北方广电的代维业务延长到7月底马上到期，王泽翰与北方广电已经达成口头协议8月1日起由他承接这一代维业务，他已经不再适合做上诉人的法人代表，所以上诉人7月26才召开股东会，才决议免去王泽翰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人代表职务；才决议于7月31日前务必将代维业务向王泽翰移交完毕。所以，7月27日上诉人才召开会议，宣布股东会决议，明确上诉人7月底停止业务运营，与工人的雇佣关系全部终止，报酬支付到7月底，并进行会餐吃散伙饭；所以，7月28日上诉人和王泽翰才签订了业务移交的正式协议，约定了移交的各项事宜，并再次明确约定上诉人与工人的雇佣关系全部自动终止，王泽翰是否雇佣与上诉人无关；所以，才有王泽翰与工人的协商，有4人自动离去，有包括胡海波在内的5人与王泽翰达成口头雇佣协议，进而才有7月31日王泽翰请大家会餐吃开火饭。这一系列变动是有必然的合理的内在逻辑的，是有前因后果关系的，上诉人散伙不可能吃两次饭，显然后一次是王泽翰请的，他为什么要请，是因为他个人承接了这个代维业务，这5个人今后要给他干活的。所以，8月1日以后包括胡海波在内的5个工人是受王泽翰雇佣，劳动报酬也是王泽翰支付的，其中胡海波的报酬是王泽翰亲自送到他的家里，他们与上诉人的关系已经解除了，已经没有关系了，更谈不到劳动关系了。这一系列变动的事实是环环相扣，具有合理的必然的内在逻辑的，不是凭一个未生效的协议的所谓有效期就可以否定的。4、原审判决以上诉人8月13日完成原法定代表人王泽翰变更登记为依据，错误认定8月13日之前王泽翰雇佣的包括胡海波在内的5名工人依然是代表上诉人的企业行为，这是对工商变更登记对更换法定代表人法律效力的片面理解。最高法院2014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裁定书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最高法的案例明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对外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对内以股东会决议为准，而包括胡海波在内的五名工人在2018年8月1日以前不仅是上诉人的内部人员，而且对上诉人上述的一系列变化十分清楚，因为北方广电对上诉人的业务不断收回，到2018年5月，只剩下城市周边的小网代维，难以继续运营，上诉人正式告知大家，6月底协议到期就不干了，请大家早做打算，一些过去干工程的人就准备走了。这时北方广电担心6月底前找不到合作伙伴，请求上诉人维持到7月底，上诉人担心工人不稳定，北方广电又承诺可以把工人推荐到北方广电工作。上诉人对大家进行了动员，就在大家酝酿的时候，7月下旬，王泽翰和北方广电达成协议，由他个人承接上诉人协议到期的代维业务。上诉人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也宣布了公司股东会免去王泽翰法人代表等职务，7月底公司停止运营的决议，同时吃了散伙饭，工人们立刻做出决定，4人自愿离开，另外5人接受王泽翰的雇佣，跟着王泽翰个人干。由此可见，作为有限公司权力机构的股东会，在2018年7月26日做出决议以后，王泽翰就不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包括胡海波在内的工人们产生法律效果的是7月27日散伙饭现场宣布的股东会决议，之后他们立即做出了何去何从的选择，而不是8月13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况且，法律并没有限制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几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限制一个人在做一个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到另一个企业上班打工，还没有限制一个人在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同时也做私营业务，所以，8月13日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王泽翰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对王泽翰8月1日起个人承接上诉人退出的代维业务产生任何法律影响，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效果，都不构成王泽翰在8月1日以后雇佣包括胡海波在内的五名工人依然是代表上诉人的企业行为，而完全是一个自然人的个人行为。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王泽翰于2018年8月13日变更并不意味着维修义务主体没有发生变化，而维修业务主体发生变化，必然导致胡海波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庭予以改判。胡惠雯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胡惠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否决鞍山市千山区劳动争议仲裁院鞍千劳裁字[2018]第044号仲裁裁决书，依法确认胡海波与被告于2017年5月到2018年8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鞍山市千山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在仲裁过程中，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仲裁院认定胡海波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的父亲胡海波，于2017年5月应聘到惠众公司上班，从事有线电视安装，2018年8月5日胡海波在北方广电客户门卫东家进行维修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本案中双方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仲裁对真实存在的事实情况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仲裁院在认定证据中存在错误，仲裁委认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证据一：协议书是公司法人变更协议，本案是确认劳动者胡海波与惠众公司劳动关系，与确认劳动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二：员工证词是在胡海波死亡后，与惠众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员工所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证词没有胡海波的签字。仲裁委认为8月1日后北方广电有限网络维修工作已由原来的惠众公司交给王泽翰个人，北方广电举证时已明确北方广电不与个人签订代维协议，且有补充协议可以证明8月份的维修工作还是惠众公司负责。三、仲裁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综上，请求确认胡海波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与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实际执行）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有线电视网络代理维护协议》，该协议由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因发展需要，就鞍山地区有线电视网络制定区域委托给被告代理维护而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指定代维区域特指立山区灵山地区、太平地区，铁西区日新小区、大西街地区，千山全区使用鞍山有线电视网络的家庭用户，协议有限期限自2017年7月1至2018年6月30日，双方约定协议期满后，双方如无异议，则协商续签本协议；如有异议，异议方需在协议期满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协议。该协议由各方签章予以确认。该份协议签订后，双方又于2018年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上述结束日期初定为2018年8月30日，待北方广电（2018-2019年度）有限电视网络代维协议签订之日，此延期协议即时终止，以此代维签订之日作为补充协议的结束日期，该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对该协议予以签章确认，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对该份协议予以签章确认。此后协议各方并未签订上述提及的2018-2019年度的代维协议。另查，胡海波系被告处的网络维修人员，负责被告与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签订协议中约定代维区域的网络维修工作。胡海波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每月向其发放工资，胡海波服从被告公司的实际管理。再查，胡海波于2018年8月5日在用户家中进行网络维护工作时突然发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又查，原告系胡海波女儿，原告于2018年11月6日向鞍山市千山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就其父胡海波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该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鞍千劳裁字[2018]第044号仲裁裁决书，并裁决被告与胡海波不存在劳动关系。又查，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为王泽翰，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武香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胡海波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胡海波系被告处负责区域网络维护的工作人员，双方虽未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但是由被告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胡海波接受被告的管理，且胡海波的网络维护工作属于被告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又由被告与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可知，协议双方已经将原合同的终止时间延期至2018年8月30日，在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未就2018年-2019年度另行签订代维协议的前提下，双方约定的延期时间仍然合法有效。因此可知，胡海波在被告与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代维业务存续期间，于2018年8月5日到用户家中进行网络维护工作，应依法认定为胡海波为被告的履职行为，故应依法认定胡海波在被告处工作至其于2018年8月5日死亡期间，胡海波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关于被告主张胡海波于2018年8月1日后不再是其员工，代维业务由王泽翰个人负责的辩解，经工商部门登记显示，在2018年8月13日之前，王泽翰一直是被告合法的法定代表人，且被告就其主张并未另行提供其他有力证据，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应依法确认胡海波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胡海波与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到2018年8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垫付，执行时一并扣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外委工程维修费用结算表》复印件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一份、微信转账记录一份，用以证明补充协议实际并未履行，2018年7月26日以后由王泽翰个人挂靠的中创公司承接维护业务。以上三份证据上诉人惠众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以上三份证据进行了质证，故其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上诉人惠众公司主张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一节。上诉人主张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五份证据，而一审判决只对其中一份证据进行论述，其余四份证据不予论述系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之规定，质证是法院审查核实证据、认定事实的必经程序。本案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由双方当事人对所提供的证据来源及内容相互予以质询，充分进行辩论，质证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因双方对该五份证据争议较大，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关于2018年8月1日以后胡海波系王泽翰个人雇佣的主张，原审法院未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节。上诉人认为2018年8月以后上诉人不再承接北方广电公司的代维业务。本案中，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广电公司）与上诉人惠众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有线电视网络代理维护协议》，约定代维工作的范围和内容。后双方签订《有线电视网络代维协议补充协议》，将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延期至2018年8月30日，并约定：“待北方广电（2018-2019年度）有线电视网络代维协议签订之日，此延期协议即时终止，以此代维协议签订之日作为补充协议的结束日期”，从双方的约定可以确定，双方均同意将北方广电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代维协议之时作为双方合作结束之时。上诉人惠众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北方广电公司与其他公司重新签订了《代维协议》，仅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没有任何签字盖章确认的《代维协议》一份，该份证据既不能证明北方广电公司与鞍山市中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代维合同，也不能证明北方广电公司与惠众公司的延期协议终止。同时北方广电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作为第三人陈述：“用户对胡海波出事给我们客服打电话，我们客服直接联系代维公司，根据协议显示是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从上述陈述可以确定，在2018年8月5日即胡海波死亡之时北方广电公司仍然在履行与惠众公司之间的代维协议，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将未生效的补充协议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一节。上诉人认为补充协议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惠众公司签字之日为2018年7月18日，北方广电公司签字的日期为2018年8月6日，该补充协议于2018年8月6日生效，胡海波猝死时补充协议并未生效。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该补充协议是对惠众公司承担义务期限的延长，惠众公司的服务期限从2018年6月30日延长至2018年8月30日，北方广电公司作为合同的甲方接受乙方惠众公司的服务。上诉人主张约定延期的补充协议是从2018年8月6日生效，但实际上北方广电公司并未拒绝惠众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之后向其提供的服务，故不能认定8月6日为补充协议的生效之日。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无视惠众公司2018年7月底的重大变动与代维协议延长至7月底的口头协议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上诉人认为北方广电公司与上诉人惠众公司口头约定代维业务延期至2018年7月底，王泽翰与北方广电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2018年8月1日起由王泽翰承接代维业务，所以胡海波2018年8月1日以后是受王泽翰雇佣，与惠众公司无关。胡海波2017年5月开始为上诉人惠众公司工作，受上诉人惠众公司的管理，从事惠众公司安排的有偿劳动，胡海波所提供的劳动是惠众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胡海波与惠众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惠众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存在，故对其相关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胡海波死亡时，其与惠众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故一审法院确认胡海波与惠众公司于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鞍山惠众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林审判员 闫相夷审判员 吴红娜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于仁美书记员王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