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8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富阳菲凡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胥口镇查岭村30-8号第1幢。 法定代表人：邵洁琴，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杭州市富阳区新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阳天龙彩印厂，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尔夫路8号第7幢。 主要负责人：陈国良，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乔珍，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富阳菲凡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凡工艺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天龙彩印厂（以下简称天龙彩印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菲凡工艺品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天龙彩印厂的一审部分诉讼请求，即菲凡工艺品公司支付天龙彩印厂货款198469.85元，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天龙彩印厂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天龙彩印厂交付定作物的数额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判决菲凡工艺品公司支付323184元定作款完全错误。1.一审中，双方均认可送货后签收送货单是双方的交易惯例。天龙彩印厂仅提供金额为288469.85元的送货单，但主张送货413184元，天龙彩印厂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天龙彩印厂在一审时称其余送货单已销毁而无法举证，则其主张送货413184元的主张就不应该得到支持。2.天龙彩印厂在一审庭审时提交2018年开具的金额为3861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菲凡工艺品公司从未收到过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金额为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亦未就该份发票认证抵扣。双方交易往来的QQ聊天记录也并非能够一一对应每一笔交易，且仅是双方商谈要货的部分记录，不存在菲凡工艺品公司已收到货物的确认。一审法院将双方商谈要货的部分记录当作交货对待，显失公平公正。3.天龙彩印厂仅提供总价值288469.85元的送货单，却又主张未就日期为2018年9月5日、金额为27084元的送货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天龙彩印厂单独将该送货单所载金额27084元与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总额386100元相加组成其诉请的发生交易额413184元，严重违反交易习惯。如天龙彩印厂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则菲凡工艺品公司仅收到金额为2791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天龙彩印厂以送货单来主张，则菲凡工艺品公司仅收到总额为288469.85元《送货单》。菲凡工艺品公司要求天龙彩印厂提供其余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天龙彩印厂辩解其余发票均已销毁的理由不成立。对于双方的交易未最终结算清楚的情况下，天龙彩印厂关于其已销毁发票的辩解只能说明其根本没有交付其他货物。4.天龙彩印厂主张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8年12月23日与天龙彩印厂的负责人陈国良通话时，明确自认截至该日止总欠款为29万多元，则天龙彩印厂所谓的2018年9月5日的金额为27084元的送货单应当理解为包含在天龙彩印厂电话催讨的数额中。一审法院径直以邵洁琴未作否认表示而予以认定，属主观臆断，严重背离公平、公正原则。5.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只是天龙彩印厂的单方行为，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菲凡工艺品公司收到货物的事实。天龙彩印厂未举证证明其将于2018年12月2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菲凡工艺品公司，且菲凡工艺品公司并未认证抵扣，一审判决推定菲凡工艺品公司收到该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货物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6.菲凡工艺品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足以证明菲凡工艺品公司于2018年的10月30日已对之前账目进行了确认，鲍延平签收的三张发货单金额应包括在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认的150000元的送货单中。天龙彩印厂曾向菲凡工艺品公司发送过对账单，其中载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欠款为290000多元，说明天龙彩印厂诉称的欠款323184元有误。因菲凡工艺品公司搬迁，该对账单原件至今未能找到，请求法院给予菲凡工艺品公司延期举证的时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菲凡工艺品公司的上诉请求。 天龙彩印厂辩称，菲凡工艺品公司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纯系杜撰，违背客观事实与本案的交易习惯。天龙彩印厂在一审中不仅提供了2018年度发生定作业务开具的总额为3861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27084元的送货单，而且还提供了菲凡工艺品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邵洁琴注册的QQ号向天龙彩印厂下单的全部聊天记录及供法院对比的摘录、订单样品45份（有数量、单价标注，且菲凡工艺品公司经质证无异议）、送货单8份，以及邵洁琴于2018年12月23日与天龙彩印厂的负责人陈国良之间的通话录音，各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菲凡工艺品公司截至2018年11月止收到天龙彩印厂价值超过413184元定制品的事实。首先，对于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31日之前的合计129100元的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菲凡工艺品公司并无异议且已自认认证抵扣，这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业务能与QQ聊天记录中相应的下单及提货、送货的记录相印证。因此，天龙彩印厂不存在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发生129100元定制业务的事实。其次，对于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洁琴于2018年10月30日签收的金额为150000元的送货单与相应的2018年10月31日开具的两份各7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菲凡工艺品公司亦均无异议，也自认已认证抵扣。对于邵洁琴签收的送货单也有相应的QQ聊天记录、39份订单样品印证其数量、价值，总计金额为152773元。邵洁琴要求开具15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天龙彩印厂也按该金额主张权利。再次，菲凡工艺品公司对其职员蒋雪祥及其指定的业务单位杭州富阳远平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平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鲍延平签收的共计7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也无异议。该送货单中均有数量、单价及价款的记载，有相应的QQ聊天记录下单、指定送货地点以及6份订单样品等相印证。其中，除鲍延平于2018年9月5日签收的价值27084元的送货单之外的6份送货单上的彩盒数量为107001只，价值为111385.85元，当时邵洁琴要求按每只彩盒1元开具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天龙彩印厂也同意并予以开具。即使菲凡工艺品公司不承认其已收到该发票，菲凡工艺品公司收到蒋雪祥、鲍延平签收的总额为138469.85元（含未开票的27084元）的定制品完全有送货单予以证实。况且，在定制合同交易过程中，定作方要求让利、抹掉零头开具整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属交易常态。天龙彩印厂为讲诚信，仍要求按107000元+27084元（合计134084元）主张权利，也完全是让利给菲凡工艺品公司的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龙彩印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菲凡工艺品公司付清价款323184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菲凡工艺品公司承担。审理中，天龙彩印厂变更诉讼请求为：1.菲凡工艺品公司付清价款323184元；2.菲凡工艺品公司支付自起诉日2019年1月9日起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本金32318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暂算至2019年5月8日为6463.68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菲凡工艺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7月起，菲凡工艺品公司陆续向天龙彩印厂定作不同型号的彩盒、彩卡、不干胶、围标等产品。菲凡工艺品公司多次通过号码为1056217905的QQ向天龙彩印厂下单，双方在QQ聊天记录中明确定作产品的样本板式，数量和金额。2017年的定作款为56750元，天龙彩印厂于2017年12月29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菲凡工艺品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通过承兑和转账方式足额交付定作款。 二、2018年起，双方继续保持定作关系往来。双方之间的交货习惯，既有天龙彩印厂根据菲凡工艺品公司的要求送货至指定地点，又有菲凡工艺品公司上门取货。期间，蒋雪祥分别在2018年9月15日、10月3日、10月23日、11月5日总价值103447.65元的四份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远平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鲍延平分别在2018年9月5日、10月3日、10月25日总价值35022.2元的三份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洁琴在2018年10月30日价值150000元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其中，蒋雪祥、鲍延平签收的送货单对应的彩盒数量为107001只。天龙彩印厂分别于2018年3月30日、5月9日、7月31日、8月31日、10月31日、12月20日开具总价值为3861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菲凡工艺品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11日、9月30日、10月18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定作款90000元。 三、2018年12月23日，邵洁琴打电话给陈国良，通话过程中，陈国良提出菲凡工艺品公司的单子（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拿给邵洁琴看过，总共还有29万多欠款，并多次强调欠款为29万多，要求付款，邵洁琴未予否认，并承诺圣诞节过后可以支付。同时，邵洁琴在通话中自认蒋雪祥系菲凡工艺品公司的合伙人。 四、审理中，菲凡工艺品公司自认如下事实：1.送货单对应的货物都已收到，价值为288469.85元；2.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总价值为279100元，除了2018年12月20日价值为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收到，其余发票均收到并在税务部门进行认证抵扣。 五、经一审法院与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富阳区税务局新登税务所核实，截至2019年9月3日，发票代码为3300181130、发票号码为33285618（即开票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价值为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认证抵扣。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定作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定作合同关系总的定作款是多少；二、菲凡工艺品公司已支付多少定作款。 对于焦点一：天龙彩印厂认为，案涉定作款共计413184元，包括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款项386100元和2018年9月5日由鲍延平签收送货单但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款项27084元。天龙彩印厂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QQ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等证据。菲凡工艺品公司虽辩称只收到了8份送货单对应的价值288469.85元的定制产品，但亦认可对于无送货单的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3月30日、5月9日、7月31日和8月31日）已经收到并进行了认证抵扣。天龙彩印厂虽未提供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一对应的送货单，但2018年3月30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与QQ聊天记录中第162页、第164页、第167页，2018年5月9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与QQ聊天记录中第143页、第177页，2018年7月31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与QQ聊天记录中第193页，2018年8月31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与QQ聊天记录中第237页、258页、259页、281页均能相互印证、相互吻合；2018年10月31日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值为150000元，与同年10月30日邵洁琴签收的送货单相吻合对应，菲凡工艺品公司亦无异议。现双方主要争议在于2018年12月20日价值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定作产品有无交付。天龙彩印厂主张该发票对应的送货均为蒋雪祥签收的4份送货单加上鲍延平于2018年10月3日、10月25日签收的2份送货单，该6份送货单对应的彩盒数量为107001只，价值为111385.85元，但开票前菲凡工艺品公司与天龙彩印厂协商，要求按1元/只的单价开具发票，于是天龙彩印厂在2018年12月20日开具了价值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天龙彩印厂提交的蒋雪祥、鲍延平签收的送货单，菲凡工艺品公司无异议，该7份送货单与QQ聊天记录第285页、346页、393页、434页、435页的定作下单送货内容亦相互吻合，故菲凡工艺品公司抗辩的未收到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对应的定作产品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交货方的附随义务，即便菲凡工艺品公司确未收到该增值税专用发票，亦可通过税务部门解决处理。对于鲍延平2018年9月5日签收的价值27084元的送货单有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天龙彩印厂主张未开具，107000元的发票仅包含了蒋雪祥和鲍延平签收的其他送货单，菲凡工艺品公司认为该笔27084元已包含在前面的发票中。根据蒋雪祥和鲍延平签收的送货单，结合QQ聊天记录第285页的内容，菲凡工艺品公司在2018年8月16日向天龙彩印厂定作了红黄色粘粉彩盒两款，每款各18300个，金额均为27084元。对于蒋雪祥、鲍延平签收的送货单，菲凡工艺品公司均无异议，据此天龙彩印厂的上述陈述有事实依据，该院予以采信。且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欠缺，在买卖、定作等法律关系中未对每一笔送货、取货出具送货单、出库单，亦为常态。在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已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定作产品已交付的情况下，不能苛求其一定要提交能直接证明送货关系的送货单或出库单。菲凡工艺品公司抗辩，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虽为定作合同纠纷，但亦可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纠纷的相关规定，现天龙彩印厂不仅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亦提交了部分送货单和与发票相对应的QQ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明确了下单和送货情况，故天龙彩印厂提交的证据能相互佐证，与其陈述亦能相互印证、相互吻合，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院予以认定。菲凡工艺品公司的相应抗辩，该院不予采信。该院据此认定案涉定作款共计413184元。 对于焦点二：天龙彩印厂认为，案涉定作合同关系中，菲凡工艺品公司仅支付了定作款90000元并提交了银行结算业务入账回单作为佐证。菲凡工艺品公司辩称，除了天龙彩印厂认可的90000元，其另于2018年1月22日支付定作款56750元，其中50000元为预付款。针对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抗辩，天龙彩印厂向该院提交了2017年12月29日开具的价值56750元的增值税发票，以证明2018年1月22日的款项系支付2017年的定作款。菲凡工艺品公司虽认为对应的货物没有收到，但对该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且结合天龙彩印厂提交的QQ聊天记录，菲凡工艺品公司在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多次向天龙彩印厂定作各种彩盒，均明确了数量并询问是否定制完成及何时可以送货、取货，在2017年9月1日的聊天记录中菲凡工艺品公司明确询问“上次的烫银的围标，余下的都好了吧，我今天要用了，我还以为上次拿齐了，实际是拿了一点是吧”，亦能证明收到了对应的货物，在菲凡工艺品公司下单后，如果承揽人未交付定作产品，菲凡工艺品公司不仅未提出异议，还继续进行后续定作，亦不符合交易惯例和常理。在法庭询问2017年有无定作价值56750元的彩盒时，菲凡工艺品公司陈述其中50000元是预付款，2017年交流的业务都是案外人顺安公司定作的，但结合菲凡工艺品公司提交的收据和扣款通知书，56750元的付款单位是菲凡工艺品公司，其陈述前后矛盾，菲凡工艺品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预付款的交易习惯，故菲凡工艺品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相应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天龙彩印厂提交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院据此认定菲凡工艺品公司在案涉定作关系中仅支付定作款90000元。 综上，该院认定菲凡工艺品公司尚应支付天龙彩印厂定作款323184元。现菲凡工艺品公司经催讨，未及时支付定作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天龙彩印厂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菲凡工艺品公司支付自起诉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5‰（即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菲凡工艺品公司认为该计算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双方未约定违约利息的情况下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1月起，6个月以内及6个月至1年的年利率均为4.35%。该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故天龙彩印厂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未超出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但天龙彩印厂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起始时间有误，该院依法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菲凡工艺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龙彩印厂定作款人民币32318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本金32318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5月8日为6302.09元）。二、驳回天龙彩印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245元，保全申请费2136元，合计8381元，由天龙彩印厂负担4元，由菲凡工艺品公司负担8377元。 本院二审期间，菲凡工艺品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明一份，欲证明2018年9月5日、2018年10月3日、2018年10月25日的三份送货单是天龙彩印厂在事后补签的，三张送货单所载金额已包含在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洁琴出具的150000元送货单中。 经质证，天龙彩印厂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远平工艺品公司系菲凡工艺品公司的加工单位，在一审时也已为天龙彩印厂出具过证明，第一张送货单的实际送货时间为2018年9月7日，但远平工艺品公司依据其与菲凡工艺品公司之间的签约时间写成2018年9月5日，其他两张送货单的时间无误，且该三张送货单所载金额并不包含在150000元的送货单中。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明与天龙彩印厂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远平工艺品公司出具的证明相悖，本院不予确认。 天龙彩印厂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天龙彩印厂与菲凡工艺品公司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天龙彩印厂提交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QQ聊天记录以及天龙彩印厂的厂长陈国良与菲凡工艺品的法定代表人邵洁琴之间的通话录音内容能相互印证，证明天龙彩印厂向菲凡工艺品公司交付总价为413184元的定作物。扣除菲凡工艺品公司截至2018年10月18日止支付的定作款90000元后，菲凡工艺品公司尚欠天龙彩印厂定作款323184元。菲凡工艺品公司经天龙彩印厂催讨而未及时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期间，菲凡工艺品公司辩称其实际收到货物总价仅为288469.85元，该金额由蒋雪祥签收的货物金额103447.65元、鲍延平签收的货物金额35022.2元以及菲凡工艺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洁琴签收的货物金额150000元组成。现菲凡公司上诉改称邵洁琴签收的货物金额150000元中包含鲍延平签收的货物金额35022.2元，与其在一审期间的答辩意见相悖，且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天龙彩印厂关于金额为10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含蒋雪祥签收的货物金额103447.65元、鲍延平签收的除27084元的送货单外的其他货物金额7938.2元，以及其厂长陈国良因遗漏鲍延平签收的27084元的送货单而于2018年12月23日向邵洁琴提到欠款为290000多元的解释合理，而邵洁琴就陈国良多次提及欠款为290000多元未予否认且承诺支付。对此，菲凡工艺品公司上诉称系因邵洁琴疏忽而未提出先行对账，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菲凡工艺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杭州富阳菲凡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