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9716号原告：那海昌，男，1944年11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王凤玲，女，194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秀清，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隗炜，北京昂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21。法定代表人：陈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友，男，该公司职员。原告那海昌、王凤玲与被告王秀清、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那海昌、王凤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被告王秀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隗炜、被告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长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那海昌、王凤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所签订的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村二区112号宅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2．被告二北京城建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我的宅院强拆，要求支付二原告作为所有权人的拆迁利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村二区112号宅院是我家祖宅，我从小在该院长大，我家就我一个独子，后我和我妻子王凤玲于1967年结婚也在此院，1986年我和妻子对该宅院的房子全部予以翻盖。我和老伴共生有三个孩子也都先后出生在该宅院，我长子那长山和被告一王秀清于1992年结婚，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叫那晗和那占淼，那长山(1969年出生）在2009年去世。我和老伴在该院内共建有九间房屋，包括五间北房、三间东房、一间耳房以及一间厕所还有猪舍一个、棚子一个，2007年王秀清和那长山建了西房三间和西耳房一间。2016年被告二因建设项目所需对我村部分宅院予以征收，2017年3月2日被告二来我院要强拆我的院子，我没同意报了警才停止强拆。2019年4月13日我的房屋再次被被告二强制拆掉，当时大门上贴着一份《通知书》，从该《通知书》的内容里我才得知我儿媳王秀清即被告一和被告二就我上述的112号房屋私下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我作为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却在没有获得任何拆迁利益的情况下被被告二拆除了房子。王秀清不是涉案112号宅院的所有权人,她没有任何权利与拆迁人即披告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人即被告二明知王秀清不属于被拆迁人，还与她就该宅院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利用该协议强制将我的宅院拆除。二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侵犯了我和妻子对该宅院的所有权，剥夺了我和妻子应该享有的房屋权益，让我们年近80岁的老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在法制这么键全的时代赤裸裸地被剥夺。王秀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法庭予以驳回；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与王秀清无关，对此不发表意见。第一，王秀清与被告二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2016年11月7日原告那海昌与被告王秀清签订了协议书就×村二区112号宅院拆迁协议分配进行了约定，同时也对×村二区112号宅院分宅进行了约定，此协议书经房山法院(2017)京0111民初465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二中院(2017)京02民终759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被告王秀清以此协议书与被告二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原告是知情的，签订的协议也符合原被告双方协议的约定，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的相关情形。另外向法庭重申一点，112号宅院经过原被告双方约定已经分宅了，一个是王秀清和他儿子那占淼的，另外一个是那晗的，等于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涉及到原告的应该是那晗那个宅院，原告主张的是王秀清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效，但是王秀清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依据双方签订的利益分配协议书是与原告无关的，原告起诉与王秀清的协议无效是主体问题。第二，案外人那晗也就是王秀清的女儿已经成年，也是依据利益分配协议书与被告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这个协议也是符合双方约定的，也是合法有效的，之后那晗也将涉及到那晗这个宅院的补偿交付给原告，把存折放在原告家里了，本案涉及到原告所诉的王秀清的补偿协议与原告无关，与那晗的拆迁补偿协议也已经将相关补偿款交付给原告，合同既合法有效，也实际履行了。第三，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法院确认被告一和被告二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需要原告充分举证拿出证据证实，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要承担诉讼不利的后果。城建长泰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法庭驳回。我公司跟被告一签订的合同是有两级政府（组织）确权的，我们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那海昌、王凤玲系夫妻，王秀清系二人儿媳，三人均系北京市房山区×村村民。王秀清与那海昌、王凤玲之子那长山于1992年1月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女儿那晗（1992年10月出生）、儿子那占淼（2000年3月出生）。那海昌、王凤玲登记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市房山区×村二区112号（以下简称112号），那长山、王秀清、那晗、那占淼登记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市房山区×村二区112号内1号（以下简称112号内1号）。2009年，那长山因病去世。关于112号院内房屋建造情况，那海昌、王凤玲与王秀清存在争议。那海昌、王凤玲称：112号院是那海昌祖宅，那海昌是家中独子，从小在该院长大，1967年那海昌与王凤玲结婚也在此院，我们生育的三个孩子也先后出生在该院，1986年，那海昌、王凤玲对院内房屋全部予以翻盖；112号院在被拆迁前建有北房五间、东耳房一间、西耳房一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厕所（卫生间）一处、猪舍一个、棚子一个；其中，北房五间、东耳房一间、东房三间、厕所（卫生间）一处系那海昌、王凤玲建造；西房三间、西耳房一间系那长山、王秀清建造。王秀清称，西房三间、东耳房一间、西耳房一间、厕所一处、门口系其所建，并装修了北房。那海昌、王凤玲坚持主张二人建造了北房东耳房及厕所，称当时在果园住，装修没有通知我，不承认装修，窗户原来是木制的，现在换成单层玻璃的也没有通知我们。2016年，×村被纳入北京基金小镇暨房山区长沟镇北部浅山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的拆迁范围内。王秀清被北京市房山区×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村镇两级）确认为112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和被拆迁人，2016年10月7日，王秀清申请重新划分宅基地（以下简称分宅），申请分宅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分别为王秀清、那晗，经村镇两级审核确认，王秀清符合分宅条件，并确认王秀清、那晗分别为112号院分宅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被拆迁人。村镇两级并出具证明称，112号内1号与112号实际为同一宅院。2016年11月7日，王秀清、那晗均作为112号院被拆迁人分别与拆迁人城建长泰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协议编号均为D-221）。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王秀清可获得684,166元拆迁补偿款及160平米定向安置房购房面积，那晗可获得666,079元拆迁补偿款及160平米定向安置房购房面积。2019年4月，城建长泰公司拆除112号院房屋。2016年11月7日，那海昌与王秀清签订协议书，约定：那海昌与儿媳王秀清共同居住×村二区112号宅院。二人经协商，一致同意对本宅院在基金小镇拆迁过程中的拆迁利益分配与管理约定如下：一、双方积极配合拆迁工作，争取本宅院利益最大化。二、在符合分宅的条件下，由那海昌和王秀清分别代那晗和那占淼办理和管理分宅后的利益。分宅后，由那海昌代孙女那晗办理，王秀清代那占淼办理拆迁有关事宜。三、关于拆迁补偿利益的分配如下：1、由那海昌享有那晗宅院的补偿款，安置房屋由那海昌享受一套8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的所有权。二老百年后房产由那占淼所有，其余房屋由那晗或那占淼享有。2、由王秀清代那占淼管理，其宅院的补偿款、安置房，由王秀清、那晗、那占淼共同支配。四、如果王秀清再婚，离开本家庭则将名下所有的安置房及补偿款全部转移到那占淼名下。签字人（签字并按指纹）：那海昌、王秀清，见证人马永科，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王凤玲以那海昌、王秀清签订的协议侵害其利益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协议无效，被本院驳回诉讼请求，王凤玲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7月22日，那晗获得666,079元拆迁补偿款，王秀清称亦获得相应拆迁补偿款。2019年7月25日，那晗取走本人名下16万元拆迁款，拆迁款剩余506,095．65元（含利息16．65元）。王秀清称，因那晗需要留下自己购买一套80平米回迁房的购房款，所以取出16万元，那晗已将剩余506,095．65元存款存折交给了那海昌、王凤玲。那海昌、王凤玲否认收到剩余506,095．65元拆迁款。根据王秀清提供的由那占淼拍摄的视频显示，那晗持存折到那海昌、王凤玲住处，那晗称存折已激活，存折内原有六十六万六千，自己已取走十六万，剩下的钱在存折里，预将存折交给那海昌、王凤玲；那海昌称我不同意、不接受，让那晗从哪儿拿的给拿回去，给退回去，后那晗将存折及密码放置那海昌、王凤玲面前，那晗、那占淼离开。庭审中，那海昌、王凤玲称：我们二人是112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房屋所有权人，应为112号院被拆迁人；王秀清、那晗既不是那海昌、王凤玲子女也不是其委托代理人，即使是推选家庭拆迁代表，也应该是那海昌，王秀清、那晗无权作为112号院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城建长泰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更无权领取112号拆迁利益；现那海昌、王凤玲所有的112号院房屋被拆除，未获得任何拆迁利益，故要求确认王秀清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效，城建长泰公司强拆那海昌、王凤玲二人所有的112号院房屋，应支付那海昌、王凤玲拆迁利益。王秀清称：王秀清、那晗是作为112号院被拆迁人代表签订拆迁协议，之所以分别签订拆迁协议，是为了家庭争取拆迁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分宅；那海昌、王秀清对于分宅以及112号院拆迁利益的分配、管理始终是知情的，王秀清、那晗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也是在那海昌与王秀清签订2016年11月7日协议书之后才签订；那海昌与王秀清2016年11月7日协议书已经两级法院确认有效，分宅也已经村镇两级审批确认，王秀清、那晗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也应有效；拆迁协议的签字人只是拆迁代表人，他只是权利人之一，现112号院拆迁利益通过分宅分为两个院，一个是王秀清名下拆迁利益，另一个是那晗名下拆迁利益；根据那海昌与王秀清签订2016年11月7日协议书，属于那海昌、王凤玲拆迁利益的是那晗名下的拆迁利益，那海昌、王凤玲称未拿到任何拆迁利益不属实，那晗已将50多万元拆迁款存折交给那海昌、王凤玲，那海昌、王凤玲已拿到属于他们的拆迁补偿款。城建长泰公司称：家有两个子女其中有一个成年的，可以向村委会申请要求分宅，村委会公示一定时间内没有其他村民提出异议，可以进行分宅；一个门牌号如果不分宅的话定向安置房购房面积是213平米，分宅的话，就一个老宅基地分出一个新宅，都按160平米一个购买定向安置房。另查，《北京基金小镇暨房山区长沟镇北部浅山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集体土地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实施方案》第八条规定，宅基地面积的认定标准为：（一）新、老宅基地的认定。按照市区有关文件精神，以1982年年底为限，以前为老宅基地，以后为新宅基地（下同）。老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最高认定为0．4亩（折合267平方米）；实际面积不足0．3亩的，按0．3亩认定；超过0．3亩不足0．4亩的，按实际面积认定。实际面积最终与测绘单位提供的数据为准。新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一律认定为0．3亩（折合200平方米）。（二）1982年以前的宅基地面积达到0．6亩，且家庭成年子女符合审批宅基地条件但未实际取得宅基地的，满足以下条件，可以重新划分宅基地。分宅后原宅基地和新划分的宅基地面积均按0．3亩认定。1、户口在同一宅院内的农民及未享受过保障性住房的城镇居民。2、两个子女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个子女在规定拆迁期限内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3、分宅后不再享受四世同堂宅基地困难补助待遇。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基于居住、落户、建房或继承那长山房产份额等事实，可以确认那海昌、王凤玲、王秀清、那晗、那占淼五人均为112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即均为112号院的被拆迁人。村镇两级确认王秀清、那晗为112号院分宅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被拆迁人，实际是确认二人为112号院分宅后的被拆迁人代表。那海昌主张其比王秀清、那晗更具备112号院被拆迁人代表资格，应由其签订拆迁协议、领取拆迁利益，因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确定属于行政管理事项，非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城建长泰公司与经村镇两级确认的被拆迁人代表签订拆迁协议、给付拆迁利益，难谓恶意串通；那海昌与王秀清2016年11月7日协议书表明王海昌、王秀清知晓和同意对112号院进行分宅，并无证据证明分宅后那海昌、王凤玲所能获得的拆迁利益少于分宅之前，因此，王秀清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不存在前述违反《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拆迁协议有效，故对于那海昌、王秀清要求确认王秀清与城建长泰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王秀清、那晗作为112号院分宅后两份拆迁协议的签字人，只能作为被拆迁人的两名代表，代为签订拆迁协议、领取拆迁利益，如那海昌、王秀清认为王秀清、那晗领取112号院拆迁利益后未合理或依约定分配给自己，可另行向二人主张，那海昌、王秀清向城建长泰公司主张拆迁利益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那海昌、王凤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那海昌、王凤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亮亮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高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