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6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俞宗蒋，男，197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风，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杭州三达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许庆平，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铁明，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铭，浙江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宗蒋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三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9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宗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俞宗蒋的反诉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反诉、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三达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俞宗蒋与三达公司之间关于涉案货物的交货日期并未协商一致明确约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双方约定的交货期限就是《采购单》中的2018年12月31日。三达公司在收到俞宗蒋的《采购单》后，说的是“订单其他也没啥问题，就是货期要再核实确认”，就是说三达公司需要结合其他订单情况对本案的货期进行核实确认，但是并未明确否定《采购单》中的交货日期。俞宗蒋回复的内容是“你按实际安排，我建议先预排，然后再实际，我去申请。不然你会被催死”，俞宗蒋也仅仅是“建议”，而且还需要去“申请”，并没有认可货期可以按照三达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交货。而且上述聊天内容也不构成“新的要约”或者“承诺”，并没有变更《采购单》中约定的交货日期。一审判决曲解了双方之间的意思表示。同时，一方面俞宗蒋与其客户约定了交货日期是2018年12月31日，另一方面却与三达公司没有约定交货期限；本案的标的物是女鞋，属于季节性商品，如果不能按季上架，鞋子就会被打折销售；而且俞宗蒋一直在要求三达公司提供生产进度表，对交货期限是非常关心的。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对交货日期未协商一致明确约定与理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俞宗蒋未对年前出货的部分货物的交货日期提出异议”没有事实根据。在临近交货期的2018年12月21日至2018年12月24日间，俞宗蒋多次催促三达公司交货。同时，一审判决混淆了“约定的交货日期”与“实际出货日期”之间的区别。因本案的货物鞋子需要出口，涉及到船期的安排、集装箱的装箱、通关手续等，所以鞋子的实际出货日期是必须需要双方共同确认。俞宗蒋对实际出货日期的安排与确认并不能说明其认可了三达公司的交货日期，更不能说明三达公司已经按照约定的交货期限履行了交货义务。3、俞宗蒋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约定的交货日期就是2018年12月31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三达公司向俞宗蒋提供了六份生产进度表，确认了工厂交期是2018年12月31日；三达公司向俞宗蒋提供的三份验货报告的交期也是2018年12月3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俞宗蒋明确表示“最晚货期30号，是必须的”，三达公司亦回复“好的”。上述事实均能证明双方约定的交货期限就是2018年12月31日。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电话中关于客户扣款等情况进行交流，俞宗蒋在电话中自认其客户向其扣款为10%”适用法律不当。自认应当是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俞宗蒋在诉讼外所说的内容显然不构成自认。而且俞宗蒋在诉讼中一直陈述客户的实际扣款是年后两次出货货款的20%，即134620.8元。 被上诉人三达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俞宗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三达公司不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双方通过微信交流洽谈业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三达公司要求俞宗蒋先发合同电子稿，等条款核对好后再邮寄书面合同，俞宗蒋在微信中发送电子版《采购单》后，三达公司明确表示对货期等多项内容提出异议，对于货期问题俞宗蒋同意按实际安排，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三达公司才承接此单业务，否则三达公司在明确知道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同意承接该笔业务的。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及邮件中均可以反映出三达公司是不同意电子稿中的交货日期的。因此双方并未确定电子版《采购单》中载明的交货日期即为三达公司与俞宗将之间约定的交货日期，且双方也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同时，根据三达公司与俞宗蒋及其客户的电子邮件沟通情况、实际出货情况及结合三达公司发送的生产进度表中表明的出货日期都是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足以反映双方对于交货日期未作出明确的约定。双方根据实际情况一直在商讨之中。且不论是俞宗蒋还是客户对于三达公司年前(即2019年1月份)出货部分货物的出货日期并无任何争议，也均晚于《采购单》上载明的交货日期，而俞宗蒋及其客户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折扣收货；因此俞宗蒋提出双方约定了2018年12月31日为交货日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而对于年后(即2019年3月份)出货的两款鞋子的出货日期均由是三达公司与俞宗蒋核实确认后再出货，三达公司已明确回复年前无法出货，也是俞宗蒋同意出货并且同意先付款再出货的前提下，三达公司才对剩余部分安排生产的。如果双方约定过交货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在明知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三达公司为何还要再生产让自己来承担亏损完全不符合常理。且在所有货物出完后，俞宗蒋在送货单上签字予以再次确认，也就更加说明了俞宗蒋对实际交货时间的认可。2、三达公司无需承担违约金。首先，三达公司不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其次，从一审提交的录音来看俞宗蒋也并没有因本案承担任何的损失。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三达公司与俞宗蒋的客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俞宗蒋在履行其与客户之同的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逾期交货及扣款的情况均与三达公司无关，俞宗蒋与其客户之间的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日期也不能对三达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 三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俞宗蒋支付三达公司价款174001.2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俞宗蒋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三达公司支付俞宗蒋逾期交货违约金254899.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三达公司与俞宗蒋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8年10月，俞宗蒋向三达公司订购鞋品，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交流，但未签订相关书面采购合同。同年11月，俞宗蒋将其客户起草的《采购单》作部分修改后通过微信发送给三达公司的业务经理许铁明，采购单中约定了订购鞋子的型号、数量、价格、包装、交货日期、延期罚款等相关内容，并载明交货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一旦迟延货期，客人将折扣出货，迟延一周折扣10%，迟延两周折扣15%等内容。之后双方通过微信对采购单中的货期等部分内容进行沟通协商，许铁明回复对货期提出异议，需要再核实确认；而俞宗蒋则回复按实际安排，并建议先预排然后再实际。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三达公司向俞宗蒋及其客户陆续发送关于“生产进度表”的邮件6份，告知案涉鞋子预排的生产进度。2019年1月，俞宗蒋的客户与俞宗蒋及三达公司存在电子邮件往来，各方对预排的生产进度及出货日期进行沟通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客户回复不同意其中两款鞋（型号4972-01/4964-02）年后出货，即要求所有款全部年前（即2018年农历春节前）出货；而三达公司回复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年前无法全部出货。同年3月至4月期间，三达公司与俞宗蒋及其客户之间存在邮件往来，各方对于送货单签字、请款资料、提供发票等进行沟通交流。2019年3月15日，俞宗蒋的客户向俞宗蒋发送邮件，告知俞宗蒋所有年后出货的两款鞋子（型号4972-01/4964-02）折扣20%，扣款17836.99美元；同年4月15日，俞宗蒋的客户（瑞成集团有限公司）向俞宗蒋出具《扣款说明》1份，说明双方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但有两款鞋子未在年前出货，导致被扣款17836.99美元，该损失在俞宗蒋的货款中直接扣除等内容。同年5月7日，三达公司业务经理许铁明与俞宗蒋进行电话沟通，双方在电话中关于客户扣款等情况进行交流，俞宗蒋在电话中自认其客户向其扣款为10%。 三达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13日、同年1月21日、同年1月27日、同年3月11日（二次）、同年3月14日分六次出货，向俞宗蒋及其客户交付案涉全部鞋子，总计价款为1699332元，之后由俞宗蒋在6份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俞宗蒋至今已向三达公司支付价款共计1466590.80元，其中1154726.80元系通过其客户向三达公司支付，且三达公司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另311864元系俞宗蒋个人通过许铁明向三达公司支付。此外，三达公司同意在剩余价款中扣除包装材料费38104元及运输费7780元，且审理过程中，双方又一致确认由三达公司再承担其他各项争议费用3500元及税点损失9356元，故俞宗蒋尚欠三达公司剩余价款为174001.20元。该款俞宗蒋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三达公司与俞宗蒋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诉部分经双方一致确认，俞宗蒋结欠三达公司价款174001.20元属实，俞宗蒋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本诉部分三达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反诉部分的争议焦点在于三达公司是否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对此，该院认为，本案双方通过微信交流洽谈业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三达公司曾要求俞宗蒋先发合同电子稿，条款核对好后再邮寄书面合同，但之后双方并未邮寄及签订书面合同；俞宗蒋在微信中发送电子版《采购单》后，三达公司在核对条款过程中即明确表示货期要再核实确认，而俞宗蒋亦回复按实际安排，可见双方并未确定电子版《采购单》中载明的交货日期即为三达公司与俞宗蒋之间约定的交货日期。同时，根据三达公司与俞宗蒋及其客户的电子邮件沟通情况及实际出货情况，结合三达公司发送的生产进度表，可以反映各方对于实际出货日期一直在商讨之中，且各方对于三达公司年前（即2019年1月份）出货部分货物的出货日期并无任何争议，仅对年后（即2019年3月份）出货的两款鞋子的出货日期有争议；而年前出货的日期也均晚于《采购单》上载明的交货日期，但俞宗蒋及其客户均未对年前出货的部分货物的交货日期提出异议，也未折扣收货；另案涉货物的实际出货日期均由三达公司与俞宗蒋核实确认后再出货，且电子版《采购单》中载明的签订日期（2018年10月26日）与实际不符，载明的交货日期亦未经三达公司认可，不能对三达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故本案双方关于案涉货物的交货日期并未协商一致明确约定。此外，因三达公司与俞宗蒋的客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俞宗蒋在履行其与客户之间的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逾期交货及扣款的情况均与三达公司无关，俞宗蒋与其客户之间的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日期也不能对三达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综上，俞宗蒋反诉主张三达公司逾期交货的事实不成立，其反诉要求三达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俞宗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达公司价款174001.2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俞宗蒋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780元，减半收取1890元，由俞宗蒋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24元，减半收取2562元，由俞宗蒋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三达公司与俞宗蒋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三达公司是否存在逾期交货的事实。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俞宗蒋通过微信向三达公司发送的《采购单》上载明交货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但三达公司回复时明确“货期要再核实确认”，俞宗蒋对此亦回复“按实际安排”，之后双方就实际出货日期仍一直进行商讨。另结合俞宗蒋对三达公司2019年1月出货部分并无异议等事实，一审判决有关《采购单》载明的交货日期未经三达公司认可、双方关于案涉货物的交货日期未协商一致的认定并无不当。俞宗蒋要求三达公司承担逾期交货违约金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俞宗蒋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4元，由俞宗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