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行初45号 原告陈建英，女，196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委托代理人胡斌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翔，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建英因要求确认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政府）于2018年6月12日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于2019年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建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告下城区政府的负责人邵伟华及委托代理人胡斌杰、王翔到庭参加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的审理期限延长至2020年1月23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建英起诉称：2017年10月25日，原告与王忠东协议离婚，分得位于杭州市××××号四层楼房的1楼。原告一直将该房屋出租给浙江同一大药房有限公司。2018年6月12日，一群不法人员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对该房屋进行非法拆除。原告当天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石桥派出所未处理。后原告就石桥派出所不作为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浙0103行初75号行政判决。通过庭审及该判决，原告得知案涉房屋被纳入下城区石桥地区城中村连片改造范围，该拆除行为是拆迁纠纷，应向拆迁指挥部反映。杭州市下城区城中村连片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于2017年12月1日发布了下城区石桥地区城中村连片改造搬迁“告知书”。原告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2018)浙01行初494号行政判决中得知指挥部系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成立的临时组织。指挥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授权行使行政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下城区政府应当作为被告。指挥部在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实施拆迁，非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没有法定职权、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8年6月12日拆除原告位于杭州市××××号房屋（一层）的行政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建房用地呈报表、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对位于下城区杨家沁苑24排12号一楼房屋享有合法所有权，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电话报警记录单，证明原告发现房屋被强拆后报警求助的事实；3、（2018）浙0103行初7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判决认定相关纠纷属于拆迁纠纷；4、（2018）浙01行初49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判决认定指挥部系被告成立的临时组织，指挥部实施的行为应由被告承担法律责任；5、房屋强拆前后的照片，证明原告房屋被强拆的事实；6、《房屋租赁协议》若干份，证明原告将涉案房屋用于租赁业务，房屋属于原告实际掌控；7、指挥部于2017年12月1日发布的告知书，证明涉案搬迁行为系由指挥部组织实施，而该指挥部是由被告成立的临时组织，法律责任由被告承担；8、2018年2月26日下城区政府办发布于官方网站的新闻报、2018年5月18日发布于下城新闻网的新闻报，证明本次实施的城中村改造系由下城区政府组织实施；9、2017年11月16日下城区政府发布于搜狐网的新闻报道，证明本次城中村改造系由下城区政府组织实施，强拆违法的责任主体应是被告。 被告下城区政府答辩称：经了解，案涉房屋的拆除系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下城区城投公司)在与王玉林户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委托拆房公司进行的。在房屋拆除前，王玉林户已收到全部补偿款项并确认腾房完毕。下城区城投公司系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下城区政府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案涉拆房行为合法，程序到位。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证明下城区城投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2、《下城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案涉房屋的批建情况；3、户口簿，证明案涉房屋内户口情况；4、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5、关于搬迁特别奖励的约定、搬迁特别奖励确认书；6、房屋搬迁补偿款项到位证明书，证据4—6共同证明下城区城投公司与王玉林户就案涉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进行的相关约定及履约、腾房情况；7、情况说明，证明案涉房屋搬迁补偿及拆除相关情况。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辩论意见：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对案涉房屋的一层享有合法权益，对证据5的关联性、合法性提出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证据7的证明效力提出异议。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辩论意见：对证据1中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的效力提出异议，对证据3、4、7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对证据5、6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证据8、9的证明对象提出异议。 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2-7均不能用以证明案中存在行政强制，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离婚协议书不能单独证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独立的所有权。 经审理查明：下城区石桥地区城中村连片改造项目为下城区政府的工作内容。下城区城投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21日，其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下城区财政局。因下城区城中村连片改造项目建设需要，下城区城投公司与王玉林户于2018年3月24日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YJ06078)。该协议载明乙方（王玉林户）房屋坐落杭州市××××号，房屋总建筑面积1045平方米，其中合法批建面积285平方米，安置常住户口人数5人，分别为王玉林、朱兰英、王忠东、陈建英、王嘉怡，协议对补偿、补贴、奖励及过渡费、调产安置面积等内容的约定均以包括陈建英在内的5个常住户口人数计，乙方由户主王玉林在协议上签名。2018年3月24日，下城区城投公司与王玉林户还签订了一份《关于搬迁特别奖励的约定》(编号：YJ06078)，其中约定乙方（王玉林户）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前腾空并交房的（包括完成用水用电用气等销户手续并按规定上交房屋权源文件），甲方给予乙方奖励２０万元，乙方由户主王玉林在约定上签名。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王玉林在《搬迁特别奖励确认书》上签名，确认腾空交房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奖励已发放完毕。同日，王玉林在《房屋搬迁补偿款项到位证明书》上签名，确认已收到《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YJ06078)中约定的全部房屋搬迁补偿款项，补偿到位且无任何异议。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杭州市××××号房屋被拆除。 另查明：2017年10月25日，王忠东、陈建英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对前述杨家沁苑24排12号整幢房屋的权属进行了分割。2019年3月24日，陈建英以《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YJ06078)未经其同意处分了其独立的权利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下城区政府与王玉林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YJ06078)无效。2020年1月9日，本院作出（2019）浙0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驳回陈建英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王玉林户与下城区城投公司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YJ06078)已于2018年4月25日实际履行完毕，自此杭州市××××号的房屋权利转移，陈建英或王玉林户内的其他成员与该房屋不再有利害关系。该房屋何时拆除、以何种方式拆除，均与陈建英没有利害关系。陈建英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建英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 方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叶 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