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祯雄，男，197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月娥，重庆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容，重庆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三峡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龙裕街29-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139578。法定代表人：周向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炼，重庆静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邢军，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何祯雄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三峡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公司）、原审第三人邢军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祯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月娥、邢容，被上诉人三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炼，原审第三人邢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祯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三峡公司支付拖欠何祯雄的工资348719.97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0元；2.上诉费由三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本案一审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一审应在3个月内即2019年8月27日之前审结。本案未在上述期限内审结，却仍然适用简易程序，有违前述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何祯雄在一审中举示了张峻培、刘维华的银行流水和社保参保证明，显示三峡公司为该二人购买了社保。银行流水中陈旭、邢军、三峡公司向二人的转账时间与何祯雄一致。且何祯雄主张三峡公司每次支付其工资均制作了工资表，并由员工在该工资表上签名认可后，再由陈旭通过银行打款。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规定，三峡公司应提供何祯雄的工资支付记录等凭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三峡公司未提供工资表，应承担不利后果，即采信何祯雄主张的工资标准。其次，一审庭审中，邢军未提供证据，何祯雄举示的证据足以佐证其观点，一审法官却片面听信邢军不利于何祯雄的陈述，无视邢军有利于何祯雄的陈述，存在不公。最后，一审庭审笔录载明，三峡公司称项目部的工程款是由龙脊公司打到三峡公司，如果项目部需要支出，只需要邢军和三峡公司完善手续，三峡公司不管是什么原因，是按照邢军要求支付。由此可见，项目部员工和三峡公司根本就是劳动关系，而不是邢军所称的内部承包。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何祯雄诉状的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与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都是劳动关系的范畴，都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系同一法律关系，具有不可分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合并审理。在二审询问中，何祯雄补充了以下事实和理由：一、张峻培、刘维华、何祯雄在龙脊项目部工作时，收到工资的时间差不多，2017年1月21日陈旭支付了92000元，张峻培、刘维华在2017年1月21日当天也收到了2-4万元的转账，这笔钱其实是2016年的工资，而非2017年的工资。该三人均是案涉项目员工，其工资发放时间差不多。何祯雄应当参照张峻培、刘维华享受相应的员工权利。三峡公司于2018年2月份中断何祯雄的社保，张峻培的社保也是在该期间中断的，在同样断社保的期间内，张峻培获得了相应工资，而何祯雄却未获得。二、关于工资额度问题。一审庭审中邢军承认案涉项目部有工资表，何祯雄为该项目的执行经理，工资表制作后，需员工签字后进行发放，邢军亦认可发放工资人员陈旭系项目部财务人员。何祯雄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其工资情况，2015年至2016年期间，其工资为3万元/月，2016年时陈旭共支付何祯雄36万元工资。2017年开始因项目部资金紧张，工资调整为28000万元/年，每月先支付2万元，年底再支付4万元。因打款时扣除何祯雄个人社保部分，实际支付19000多元，且因三峡公司系施工企业，发放工资并不固定，有时一个月补发几个月的工资，如2017年1月发放的就是补发2016年欠付的工资。从何祯雄的工资实际发放情况可以推算出来。三、邢军并非三峡公司内部员工，也不是案涉项目的负责人，项目部工程款由龙脊公司支付给三峡公司，三峡公司根据项目部支出情况打款，工资由三峡公司发放，而非邢军个人发放。一审时三峡公司有员工作证，他们每给项目部打款均需审核，说明三峡公司对案涉项目部进行了管理，所以何祯雄与三峡公司实际上建立了劳动关系。四、三峡公司于2018年3月份单方断了何祯雄的社保，但何祯雄一直上班至项目交房，何祯雄在一审中亦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该事实。虽然何祯雄在另外公司参保，但仅限于参保，并未提供劳动，在该期间，何祯雄提供劳动服务的单位一直是三峡公司。五、何祯雄在仲裁的时候请求的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后更改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其实两者是同一概念。何祯雄后来向仲裁委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与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三峡公司在仲裁开庭时提交了本案的起诉状，仲裁员认为何祯雄已在诉讼中提出了经济补偿，故没有在仲裁中进行审理。三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仲裁过程中，何祯雄知晓或认可邢军是案涉项目的内部承包人，仲裁庭审笔录第8页倒数第二段有记载。邢军述称，其本人就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承包人。何祯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令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2015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30000元/月×4个月）；3.判令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拖欠工资348719.97元（2016年工资360000元已付完；2017年、2018年应发280000元年薪，2017年已发78428.28元，故欠付201571.72元；2018年已发118351.75元，欠付161648.25元；2019年2月1日三峡公司向何祯雄发放了30000元，就是发放的2019年1月工资）；4.判令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330000元（11个月×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0日，重庆龙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脊公司）（发包人）与三峡公司（承包人）签订了承建施工合同，约定由三峡公司承建渝北区空港新城龙脊•时代广场B区1#、2#、3#楼及车库、裙楼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的基础、主体、装饰、给排水、安装、电气等工作内容，并约定项目经理为李必胜。2015年4月17日，三峡公司（甲方）与邢军（乙方）签订了《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龙脊公司的龙脊•时代广场工程项目承包给乙方负责施工管理，对该工程实行内部承包责任制。何祯雄自2005年3月获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三峡公司自2016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为何祯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2019年1月31日，何祯雄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要求三峡公司支付2017年5月至10月、2018年2月至12月、2019年1月工资。2019年3月18日，何祯雄以三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2017年5月至12月工资186400元、2018年1月至12月工资280000元；2.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2000元；3.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二倍工资差额640000元。仲裁庭审中，何祯雄陈述：其2015年3月之前是龙脊公司员工；后由龙脊公司法定代表人范鹏招聘到案涉项目工作，工作由范鹏安排，工资系与范鹏口头约定，工资由项目部财务造表发放，三峡公司为项目部十余人购买了社保，由项目部财务将三峡公司参保的费用支付给该司；案涉项目2015年11月13日开始施工，其本人于2019年1月20日停止工作；因三峡公司不再给何祯雄参保，何祯雄准备到重庆永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公司）上班，因此自2018年2月起由该公司参保；该项目是以邢军的名义与三峡公司内部承包，但范鹏占股最多；李必胜只是报建的项目经理，只偶尔来现场。2019年5月13日，该委出具了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何祯雄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何祯雄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收到部分转账明细为：2016年3月9日范鹏支付20000元（备注“往来款”）、20150.94元，3月10日范鹏支付1000元（备注“工资”），4月10日范鹏支付6719.04元，4月18日范鹏支付20000元（备注“往来款”），6月4日陈旭支付12000元（备注“往来款”）、15631.83元，7月14日陈旭支付27631.83元、8月8日陈旭支付27458.52元（备注“往来款”），9月26日陈旭支付22500元（备注“往来款”）、5017.07元，11月11日陈旭支付22500元、5017.07元；2017年1月21日陈旭支付92000元（备注“往来款”）、2042.7元、10000元、22000元、10000元，4月20日陈旭支付5107.07元（备注“工资”）、14500元（备注“往来款”），5月27日陈旭支付5107.07元（备注“工资”）、14500元（备注“往来款”），9月30日陈旭支付10214.14元、29000元；2018年2月13日邢军支付39037.01元（备注“代三峡城建付工资”），5月31日陈旭支付5082.03元（备注“工资”）、14500元（备注“工资”），6月7日陈旭支付5082.03元（备注“工资”）、14500元（备注“工资”），6月15日陈旭支付5082.03元（备注“工资”）、14500元（备注“工资”），6月21日陈旭支付3141.15元（备注“工资”）、6500元（备注“工资”），6月28日陈旭支付3927.6元（备注“工资”）、6999.9元（备注“工资”）；2019年2月1日三峡公司支付30000元（备注“往来款”）。此外，何祯雄在2016年6月24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与陈旭、邢军等人存在多笔借款往来。一审庭审中，何祯雄举示了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显示2016年10月9日、2018年6月8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10日其作为龙脊•时代广场B区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并签到。何祯雄还举示了部分会议纪要及签到表、费用报销单，但均系复印件，三峡公司不予认可。此外，何祯雄还举示了张峻培、刘维华的银行流水和社保参保证明，显示三峡公司为该二人购买了社保，银行流水中陈旭、邢军、三峡公司向二人的转账时间与何祯雄一致。三峡公司不认可关联性。一审庭审中，何祯雄明确其系基于劳动关系提起的诉讼请求。何祯雄还陈述，其于2015年3月开始到案涉项目部工作，担任项目执行经理，代行项目经理工作；案涉项目于2018年12月24日竣工，之后其仍处理部分收尾工作。一审庭审中，三峡公司陈述，2018年2月之后何祯雄在重庆永鑫建筑公司参保至今。邢军及三峡公司均称，何祯雄之前在龙脊公司工作，后经邢军聘请到案涉项目部工作，何祯雄等人员的社保系由邢军拿钱给三峡公司购买的；陈旭是邢军聘请的项目负责人之一；2019年2月1日邢军向三峡公司借款直接向何祯雄支付了工人报酬30000元。邢军陈述，何祯雄工资金额约定的是10000元/月，此外还有金额不定的奖金；2018年2月13日因当时已经与三峡公司结算了，其为规避风险就在转账摘要栏写的是代三峡公司支付，至此双方报酬结算完毕，何祯雄后工作至2018年3、4月，后面由于需要何祯雄回来补漏支付过几笔误工费和补贴，且还向三峡公司借钱支付给了何祯雄；张峻培、刘维华也是项目部施工员。何祯雄与三峡公司均确认，范鹏于2017年之前是龙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何祯雄虽向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该委也已经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但证明书中载明的仲裁请求并不包括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解除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也不包括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2015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因该两项诉讼请求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与本案的其他请求具有可分性，该两项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故一审法院未在本案中处理该两项诉讼请求，并告知何祯雄可另行申请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祯雄与三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何祯雄在仲裁庭审中自认于2015年3月由范鹏招聘到案涉项目工作，工作由范鹏安排，工资亦与范鹏约定，而范鹏当时系案涉项目发包人龙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祯雄未举证证明范鹏与三峡公司存在其他关系，故不能证明其本人与三峡公司存在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从属性，双方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其次，三峡公司虽为何祯雄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但何祯雄、邢军及三峡公司均确认，为项目部人员购买社保的费用是邢军支付给三峡公司缴纳的，结合邢军与三峡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可以证明邢军已承包了案涉项目，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方，三峡公司并不对该项目进行管理；再次，何祯雄在项目部工作期间，三峡公司仅于2019年2月1日向何祯雄转账30000元，且邢军和三峡公司均确认是邢军向三峡公司借款向何祯雄代发的。综上，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因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何祯雄主张三峡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祯雄自认其由当时龙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鹏招聘，与范鹏约定了工资。何祯雄主张范鹏是案涉项目实际承包人，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且与内部承包合同及邢军和三峡公司的陈述相左，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项目已由邢军承包，邢军认可何祯雄由其聘用，何祯雄也确实在该项目部工作，且从2016年6月4日起，开始由项目部向其发放报酬，故邢军应向何祯雄承担劳动报酬的支付责任。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三峡公司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邢军，故应对邢军招用的何祯雄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就劳动报酬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案涉项目部并非按月支付何祯雄劳动报酬，在2016年陈旭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何祯雄共计137756.32元，2017年转账支付共计214470.98元，2018年转账支付共计118351.75元，另三峡公司于2019年向何祯雄转账支付的30000元，三峡公司及邢军均确认系代项目部发放。何祯雄主张工资标准为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为360000元/年，2017年1月开始为280000元/年，但称系与范鹏约定的，一审庭审中三峡公司及邢军均不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三峡公司对其工资标准不承担举证责任，何祯雄未举证证明其工资标准，故邢军陈述与何祯雄约定的工资为10000元/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根据何祯雄举示的银行流水显示，项目部在2016年至2019年2月1日期间向何祯雄发放的报酬已经超过了该标准，何祯雄主张该期间的拖欠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何祯雄明确系基于劳动关系向三峡公司主张拖欠工资，该主张也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何祯雄主张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祯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何祯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祯雄举示了以下证据：1.《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通知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书》。其中，《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载明，何祯雄于2019年5月15日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并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出解除其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书》载明，何祯雄于2019年6月27日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要求撤回上述仲裁申请，该委同意何祯雄的申请。何祯雄举示上述证据拟证明其在仲裁阶段提出过涉及经济补偿金及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但仲裁员以何祯雄在本案诉讼中已提出该两项请求为由，没有再次审理。2.何祯雄与永鑫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5日、2019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劳动合同书》。何祯雄举示上述证据拟证明其为了续缴养老保险才以永鑫公司名义参保，实际并未去永鑫公司上班。3.重庆都成门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张某系龙脊时代广场Ｂ区项目经理，负责该项目从门窗分部工程开工至整个项目竣工期间的现场管理工作。何祯雄举示该证据拟证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的身份。三峡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该组证据不是本案的仲裁前置程序；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可以随意制作；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若该证明真实，也仅能证明张某为重庆都成门窗有限责任公司在案涉项目负责门窗部分的项目经理。邢军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三峡公司一致。本院认为，何祯雄举示的上述证据中，证据1并非发生在本案争议的劳动仲裁阶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系何祯雄与永鑫公司之间达成的相关约定，对三峡公司不具约束力，故该证据与本案亦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证据3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并无关联性，仅系对到庭证人身份的作证，本院不作证据认定。本院二审期间，何祯雄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出庭作证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在载有其证言的审理笔录上签名或捺印，本院对张某的证言不予采信。二审中，何祯雄称其一审第三项诉讼请求载明的金额348719.97元系笔误，实为363219.97元。三峡公司和邢军对何祯雄关于笔误的陈述予以认可。本院二审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7月16日、2019年9月19日组织的庭审中，何祯雄与三峡公司均陈述同意调解，并对一审法院在上述两次庭审中分别给予双方2个月的调解期限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在2019年7月16日、2019年9月19日的庭审中，一审法院在确认何祯雄与三峡公司均有和解意愿的前提下，先后两次给予双方共计4个月的调解期限，并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据此可知，上述4个月调解期限本质上属于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期间，一审法院在审理笔录中虽存在表述不规范的瑕疵，但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本案中，扣除上述4个月和解期间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本案，并未超过3个月的法定审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必经的前置程序。基于仲裁前置程序，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时提出的请求，应当与仲裁时提出的申请事项一致。换言之，当事人在诉讼中超出仲裁申请时提出的请求，属于增加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何祯雄于2019年3月18日向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其仲裁请求中既不包括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解除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也不包括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三峡公司给付何祯雄2015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因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与何祯雄在本案中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既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事实而产生，相互间也不具有依附性，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范畴。故一审法院不在本案中处理何祯雄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并告知何祯雄可另行申请仲裁，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何祯雄在本案中明确其系基于劳动关系提起的诉讼，即何祯雄主张其与三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而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因此，何祯雄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三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时，判断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本案中，邢军在一审中举示的其与三峡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虽为复印件，但三峡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邢军与三峡公司签订上述承包合同，以及在该承包合同中约定三峡公司将案涉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给邢军负责施工管理的事实，并无不当。此外，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除三峡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向何祯雄转账30000元外，三峡公司再无向何祯雄直接支付款项的事实，且邢军和三峡公司均确认上述30000元是邢军向三峡公司借款向何祯雄代发的工资。由此可见，何祯雄虽在案涉项目中提供了劳动，但既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劳动过程中受三峡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并受三峡公司在工作安排、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劳动管理，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从三峡公司处领取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等足以认定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案外人张峻培、刘维华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亦不能据此推导出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之间的关系。因此，何祯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因何祯雄与三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何祯雄关于三峡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何祯雄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峡公司虽与何祯雄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三峡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邢军，而邢军也认可何祯雄由其聘用。一审法院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的规定，认定由三峡公司对邢军招用的何祯雄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即就劳动报酬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无不当。因何祯雄与三峡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要求三峡公司提供关于何祯雄的工资表，缺乏事实基础。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何祯雄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工资标准，一审法院根据邢军的自认等事实，认定何祯雄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结合何祯雄在2016年至2019年2月1日期间从案涉项目部获得的劳动报酬已超过上述工资标准的事实，即何祯雄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邢军和三峡公司存在拖欠其工资的事实，判决驳回何祯雄关于三峡公司向其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何祯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祯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邓 山审 判 员  朱华惠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王银银书 记 员  李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