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10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盟高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星小区伟龙广场B幢1单元1201号。法定代表人：瞿洪。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国，云南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韵钦，云南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镇向阳路43号。法定代表人：冉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典刚，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雅，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向锡全，男，196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灿荣，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道刚，男，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原审被告：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76号兴城大厦4层。法定代表人：易海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明盟高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高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润公司）、向锡全、王道刚，原审被告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8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盟高盈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禄劝县人民法院（2019）云0128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支付各项租赁欠款1530000元，并由三被上诉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起诉之日至款项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遗漏本案重要事实，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导致错误判决本案。首先，根据原审法院调查的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12月8日与被上诉人向锡全签订了《施工电梯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向锡全在该份合同上加盖的“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禄劝滨河广场项目部”的印章。虽然事后经法院判决确定该印章系伪造，但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之前对印鉴伪造一事并不知情。所以，在向锡全持假印章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后，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安装调试后移交5台施工电梯给被上诉人鼎润公司在禄劝滨河广场项目使用；2015年1月14日，被上诉人向锡全与上诉人对2013年12月——2015年1月的全部租赁费用进行结算，并出具了《禄劝滨河广场施工电梯租金结算单》，载明尚欠816000元；2016年1月4日，被上诉人向锡全又与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要求启用已于2015年1月20日（租金结算日期）停用的电梯，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向锡全长期拖欠租赁款且因项目工程停工的原因等非上诉人的原因，上诉人却仍然在继续履行租赁合同。2017年3月，此前一直与上诉人对接该项目的被上诉人向锡全已向上诉人自称其已经退出该项目并以此为由拒绝与上诉人进行结算；2017年3月18日，被上诉人王道刚持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的印章（印章系伪造）与鼎润公司监督保证付款的方式，共同与上诉人签订了《三方协议》，对该协议签订之前的全部租赁欠款进行了结算并约定了复工后各项费用的标准及计算方式。上诉人因出于对业主方鼎润公司愿意出面监督保证付款的信赖，以及对持有“武汉建工印章”的王道刚的信任，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重新自检、调试施工电梯后再次交由滨河广场项目使用至2018年10月30日；2019年l月3日，被上诉人鼎润公司与被上诉人王道刚在2018年1月就已经知道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的印章系伪造的情况下，还由王道刚持“伪造的印章”以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禄劝滨河广场项目施工电梯结算、拆除和还款协议》，且在该协议中约定了分期支付全部欠付租金及逾期利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道刚也认可该结算结果，并承认该结算中上诉人的租赁费应由自己支付，但一审判决却在上诉人明确提出应该由被上诉人王道刚及鼎润公司共同承担租金给付义务的情况下，有意忽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道刚、鼎润公司之间客观存在的合同权利义务，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以上事实，上诉人提供了多份由被上诉人鼎润公司、向锡全、王道刚的签字及加盖了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的书面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认为自己已经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交付了租赁电梯给三被上诉人使用；故作为出租人，上诉人拥有享受租赁物收益的权利。而原审判决在上诉人因庭审中有生效判决已经可以证实“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印章系伪造，武汉建工未实际参与鼎润公司禄劝项目的施工，主动放弃对武汉建工主张权利后，便完全忽视了一审已经查明的被上诉人向锡全、王道刚是本案租赁合同承租人，且其两人均分别与上诉人进行了结算的客观事实。并最终错误判决免除了本案被上诉人向锡全、王道刚支付租金的义务，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本案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向锡全已于2017年3月之前便已经退出该项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而原审判决直接认定向锡全为项目全程的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这是严重违背事实的。二、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遗漏处理争议事实，且判决结果严重违反公平正义，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向锡全、王道刚应承担支付租赁欠款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证实，本案中出现多次“武汉建工”一类的印章可能均系伪造，而此情况在庭审之前，上诉人并不知情，但印章伪造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中租赁合同的最终的结果，因为租赁的事实已经实际发生，上诉人的租赁电梯产生的效益已经实质转化为滨河广场项目的效益；同时，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可知，“武汉建工”印章由向锡全及王道刚持有并加印，并且王道刚与向锡全亦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方（承包方），其二人擅自使用“武汉建工”的名义（公章）对项目进行建设，并不影响其以向锡全、王道刚自己的名义承担其冒用他人名义签订的各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但在该案中，原审法院仅因上诉人放弃对武汉建工主张权利，便直接忽视了上诉人在庭审中，一再要求法庭查明的实际承租人向锡全、王道刚支付租金的诉请，一审判决未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支付义务进行处理，导致被上诉人向锡全、王道刚在使用虚假公章后还获得“不付费”使用电梯的不法权益，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判决结果不仅是非不分，且严重地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鼎润公司应对被上诉人向锡全、王道刚对上诉人的欠款承担共同付款的义务。根据被上诉人鼎润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三方协议》、《禄劝滨河广场项目施工电梯结算、拆除和还款协议》的情况来看，鼎润公司曾表示其要监督承租方付款且表示上诉人的欠款可申请房屋预售款支付；可见鼎润公司以其开发商的身份向上诉人保证了其租金可以得到保障的意思表示，且其亦是本案租赁权益的最终受益人，但鼎润公司不仅未尽其监督的合同义务，同时并未向上诉人披露项目已停工、已产生诉讼风险的真实情况，甚至利用其开发商且拥有售房款的身份情况，配合王道刚使用“武汉建工禄劝项目部”的虚假印章，骗取上诉人的信任，诱骗上诉人与其签各种协议、结算，并将上诉人的设备提供给自己使用获益。上诉人认为鼎润公司的欺瞒行为以及前期对发包审查不严格的行为与上诉人遭受损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鼎润公司与被上诉人向锡全之间的诉讼中的所谓600余万元未支付款项，计算的停工损失仅只是计算至2016年8月份，上诉人2016年8月至2019年1月上诉人拆除所出租的设备的租金及停工损失，并未包含在该600万元之内。上诉人认为鼎润公司不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有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同时对于其串通他人骗取上诉人设备使用期间上诉人出租设备所产生的租金及停工损失其同样负有支付义务。但原审法院并未对此事实进行处理，这样严重违背司法公平正义的原则的判决结果，将造成更多诉累的同时还破坏了国家的司法公正形象，所以依法应撤销改判。被上诉人鼎润公司答辩称，1．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2．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鼎润公司并非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上诉人也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鼎润公司主张全部租金及损失。依据上诉人提交的《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三方协议》，鼎润公司从未作为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与上诉人签订合同，而本案中上诉人将鼎润公司错列为被告，而未对需向其承担责任的合同相对人向锡全提起诉讼，目的在于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责任。上诉人并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资格，而是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权利人。而实际施工人也只有在不提起以发包人为被告的诉讼就难以保障其权利实现时，才准许其提起以发包人等没有合同关系的主体为被告的诉讼。上诉人应适用《合同法》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另案要求相对方向锡全承担违约责任。二、鼎润公司在另案中已就应付款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向向锡全承担了全部发包义务，其中已经包含了上诉人诉求项，鼎润公司没有二次付款的义务。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如下事实：“劳务方为自然人（向锡全），无劳务资质，不具备承担机械租赁的主体，工程所用机械由承建方租赁，费用合并计入合同土建包干单价430元/平方米，暂时以71000平方米计算，总劳务费用为3053万元……故鼎润公司还应向向锡全支付6540000元（3053万元-2399万元）……被告鼎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向锡全支付欠付工程款6540000元。”鼎润公司已经向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承担了包含盟高盈公司诉请租金在内的全部工程款债务义务，盟高盈公司理应向其合同相对人主张责任，鼎润公司没有义务就同一笔款项重复支付。三、鼎润公司并非租赁保证人，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盟高盈公司在上诉中混淆了监督责任与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3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保证合同的成立仅限于法定四种形式。而在鼎润公司签署的协议中并没有关于鼎润公司对盟高盈公司有付款义务的条款，根本原因在于鼎润公司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也无鼎润公司承诺向盟高盈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综上所述，鼎润公司始终并非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案涉款项也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令向第三人向锡全支付。2019年1月3日签订的《禄劝滨河广场项目施工电梯结算、拆除和还款协议》中，鼎润公司只作为监督方保障盟高盈公司的权益，至于实际欠款金额，应由盟高盈公司与向锡全结算后由向锡全支付。而盟高盈公司始终未能明确鼎润公司应当承担二次付款和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盟高盈公司所有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向锡全答辩称，一、上诉人于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加盖的公章是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滨河广场项目部的公章。作为合同的相对人，也应当是武汉建工，而并非向锡全个人；并且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武汉市江汉区法院（2018）鄂0103刑初705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该公章是蔡星彪伪造交由王道刚使用，而被上诉人向锡全也是该案的受害人，并不是该伪造公章的持有人；二、2017年3月18日被上诉人鼎润公司以及武汉建工签订的三方协议，事实和记载的内容被上诉人予以认可，这也表明真正持有假章的主体是王道刚，而并非被上诉人向锡全，而开发商在明知是假章的情况下，还参与签订三方协议。此时的三方协议已经对之前租赁合同的履行进行了重新的确认；三、向锡全于2016年9月26日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武汉建工以及鼎润公司就双方的工程款工程分包进行确认，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016年9月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已经不存在任何租赁合同履行权利义务的关系，一审法院自2016年9月之后认为属于向锡全的工程承包范围明显是错误的认定；四、判决书的第七页所记载的内容提到了对方租赁的费用以及内容，而该部分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中并没有认定在向锡全的工程款范围内，此部分是属于向锡全与鼎润公司所确认的550万的停工损失，而事实上也是因为上诉人、武汉建工与鼎润公司重新确立三方之间的租赁和租赁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要求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签订了放弃该部分款项的声明，这部分款项向锡全与被上诉人鼎润公司、武汉建工的工程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判决书里面也没有予以认定。判决多次提到项目承租人和实际使用人是向锡全，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实际使用人并非是向锡全，之前的承租费用向锡全已经支付完毕，王道刚在一审已经认可了156万元，并承担该实际承包责任，对于之后关系与向锡全无关；项目和公章并非向锡全实际持有，当时向锡全签了合同是公司项目部进行的盖章，而且公章是王道刚实际持有使用，受益人也是王道刚和开发商，所以之后使用租赁物的相关费用不应当由向锡全承担，在支付款项时向锡全已经超支付了81万元左右；停工损失计算至2016年8月，该损失不包含在向锡全本人六百万余元内，对方支付款项是2015年1月15日，之后的款项对方也没有支付给向锡全，但是对方主张的又是在此之后的费用，所以其上诉请求是相互矛盾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道刚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武汉建工述称，我方与本案诉争所涉事实无关联性，对相关情况不清楚，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放弃了对武汉建工的诉讼请求，也未将武汉建工列为被上诉人，故武汉建工对案情不做具体的答辩，请法院依法裁判。原审原告盟高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施工电梯租赁欠款及各项费用共153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承担自起诉之日至款项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8日，案外人蔡星彪（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已判刑）持“武汉建工”的公章与王道刚签订了《合同书》，双方约定“武汉建工”对案涉项目进行总承包，由“武汉建工”提供资质，王道刚进行自主经营，“武汉建工”提供公司项目部公章、公司账号，王道刚向“武汉建工”支付总造价1%的管理费。后蔡星彪将“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印章交由王道刚管理使用。2013年1月，王道刚持“武汉建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武汉建工”法定代表人刘新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名义与鼎润公司签订了《昆明市禄劝县滨河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武汉建工”承建禄劝县北片区标准化农贸市场及住宅（滨河广场）建设工程项目，合同总价为9000万元，按照实际结算为准，合同工期为400天。2013年3月28日，王道刚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的名义与向锡全签订了《禄动滨河广场项目土建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向锡全分包禄劝县滨河广场的土建工程部分，具体工程范围为：1、塔吊、提升机、辅助机械设备（焊机、切割机等）、木材、架子管，模板、木方及装模打架子所需的铁丝、扎丝、焊条、切割片、钢筋对接、铁打、斗车、工地上加班所用的灯钱、皮肢管、泥付工、木工、钢筋工、架子工四大工种在内。2、1-5栋高层及6栋农贸市场所含伐板、地下室、上部结构及隔墙砌筑施工等分包给向锡全，主材由鼎润公司提供至施工现场（钢筋、混凝土、器砖块），向锡全负责施工，1-6栋均为剪力墙结构，总建筑面积约为70000平方米。包干单价为430元/平方米。2013年12月8日，向锡全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禄劝县滨河广场项目部”与盟高盈公司签订《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由盟高盈公司出租五台施工电梯（升降机）给武汉建工在禄劝县滨河广场项目工地使用，《合同》约定每台租金为18000元／月。合同签订后，盟高盈公司遵照约定将五台电梯安装调试完毕后移交给“武汉建工”使用，并与其确定了施工电梯租金的起算日期为2013年12月8日。2015年1月14日，向锡全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名义与盟高盈公司对租金和出入场费进行了结算，《结算单》载明截止到结算当天，尚欠租金816000元。2015年7月10日，鼎润公司向向锡全出具了《每月费用明细》，明确了2014年至2015年的停工期间的误工、机械租赁费用为5500000元，该《每月费用明细》中加盖了鼎润公司项目部的印章。2016年1月4日，向锡全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名义与盟高盈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2016年1月1日再次启用电梯的租金及计算方式，并确认了复工前在项目被盗的电缆的赔偿金额为11500元。2016年3月27日，鼎润公司向向锡全出具了《停工损失签证》，载明：“一、塔吊：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1月3日，5.5个月×2.4万元/月＝132000元（塔吊2016年1月3日离场）；二、施工电梯：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1月1日，5.5个月×3.5万元/月＝192500元；三、管理人员及其他：2人，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1月1日，5.5个月×16000元＝88000元；四、拌和机：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2月1日，6.5个月合计15000元。以上费用合计42.75000元（一审法院系笔误，二审纠正为4275000元）。”该停工损失签证备注“停工情况属实。张上兴”，并加盖了鼎润公司项目部的印章。2017年1月，鼎润公司作为甲方与向锡全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鼎润公司）及武汉建工支付了向锡全工程款2399万元，根据合同的约定，基本已达到根据工程量包干价计算的工程款。二、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不再向向锡全支付任何停工、误工、机械等损失费用；向锡全同意甲方不支付相应停工、误工、机械等损失费用。三、双方就工程款最终结算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完成。”对于鼎润公司、王道刚向向锡全已付劳务款的金额，各方均认可向锡全收到的工程款为2399万元（含以房抵款部分）。2017年3月9日，禄劝县人社局召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鼎润公司、“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项目监理方、项目经理、劳务方协调案涉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题会议，县人社局、县公安局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形成《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监察大队会议纪要（2017年第1期）》，该会议纪主要内容载明：1、向锡全提供的……。2、劳务方为自然人，无劳务资质，不具备承担机械租赁的主体，工程所用机械由承建方租赁，费用合并计入合同土建包干单价430元/平方米，暂时以71000平方米计算，总劳务费用为3053万元……。2017年3月18日，盟高盈公司、“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鼎润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双方确定2013年3月18日至2015年1月20日尚欠租金及其他费用共计529767元；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7日工程半工半停期间“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一次性赔偿盟高盈公司施工电梯租金700000万元（一审系笔误，二审纠正为700000元）。2017年5月16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向锡全与武汉建工、鼎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1月25日追加王道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向锡全与鼎润公司不服该判决，分别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19年1月3日，“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盟高盈公司、鼎润公司签订《禄劝滨河广场项目施工电梯结算、拆除和还款协议》，确定：结算总额为1650000元。2019年5月2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武汉建工、鼎润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电梯租赁费的责任。盟高盈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不要求武汉建工承担支付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盟高盈公司请求武汉建工承担支付电梯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道刚擅自使用“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名义将工程分包给向锡全，向锡全又擅自使用“武汉建工昆明分公司”名义与盟高盈公司签订《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昆明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向锡全的工程款含工程所用机械租赁费，包干单价430元/平方米，以71000平方米计算，总劳务费用为3053万元，已支付2399万元，鼎润房公司还应支付向锡全工程款6540000元。因此可以认定实际租赁人是向锡全，实际使用人也是其本人。综上所述，原告所提由被告武汉建工、鼎润公司支付施工电梯租赁欠款及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昆明盟高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鼎润公司及原审被告武汉建工无证据提交；被上诉人向锡全提交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昆仲决（2017）47号决定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1民初1534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2016年9月26日，向锡全已经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工程分包合同及支付剩余款项，所以在此之后向锡全已经完全退出了。经质证，上诉人认为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裁定书认可，能够证明向锡全于2016年退出施工，所以上诉人才在2017年、2019年与鼎润公司、王道刚结算，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两份结算书形成的客观原因。被上诉人鼎润公司认为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裁定书能够证明向锡全提供了劳务，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诉争的租赁款属于劳务范围。原审被告武汉建工无异议。另，上诉人、被上诉人鼎润公司、原审被告武汉建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向锡全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3年12月8日，向锡全……《合同》约定每台租金为18000元／月”事实有异议，认为合同签订主体是武汉建工，伪造的公章的持有人是王道刚，不是向锡全以武汉建工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明力，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评判。一审法院根据在卷的《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所载内容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被上诉人向锡全所提事实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鼎润公司、王道刚、向锡全承担支付租金及逾期利息的责任应否支持？第一，鼎润公司虽于2017年3月18日与上诉人等签订了《三方协议》，及于2019年1月3日与上诉人等签订了《禄劝滨河广场项目施工电梯结算、拆除和还款协议》，但从该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鼎润公司仅是监督责任，其并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故不能仅凭前述协议认定鼎润公司负有支付租金的义务。同时案涉租赁物虽是用于鼎润公司开发的项目，但其与上诉人并无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要求鼎润公司承担支付租金及逾期利息的责任，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经查，一审中被上诉人王道刚、向锡全经被上诉人鼎润公司申请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上诉人，即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承担支付租金及逾期利息的责任，其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陈述的诉讼请求并未要求原审第三人王道刚、向锡全承担责任，上诉人虽在一审辩论阶段要求王道刚承担责任，但并未明确具体的请求，故一审法院仅对上诉人对原审两名被告的主张是否成立进行了评判。现二审中提出要求原审第三人承担支付租金及逾期利息，本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不做审查，上诉人可另行解决。同时向锡全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欲证明其不负有支付租金及逾期利息的观点，本院亦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70元，由昆明盟高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杨章亮审判员 蔡 芸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