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锋，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利，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高新街6号205室。法定代表人：华清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传强，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昕，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桂锋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信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3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桂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万利，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传强、于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人民币15,700,224.50元及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日起至还清之日为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将自己的房屋出售后，房款15,700,224.50元转入被上诉人处，此款系借款应当归还。上诉人提供借款时是否系被上诉人的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不是认定借款成立与否的障碍。在上诉人提供的诸多借款中，上诉人作为当时的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均没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符合交易习惯。2.上诉人提供的杜万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解释，是为了让本案更清晰地确定举证责任，准确把握立法本意，原判以“不是法律规定”为由未予采信不当。3.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不符合“三性”要求，原判予以采纳不当。首先，财务凭证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会计人员签字确认，没有案涉款项性质的实际说明，原判仅依据记账凭证上“往来款”的字样即推断双方此前不排除有其他款项往来的可能。其次，该财务凭证并未注明“往来款”是还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还款”。再次，被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归还此前侵占款项，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侵占事实。原判认为案涉款项“有其他可能”，但没有明确认定属其他何种性质，也没有确认与被上诉人关于侵占抗辩的关联性。（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以及最高法院新闻发布会的解释，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进行抗辩系还款或其他债务，应当提供“足以证明”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是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且上诉人还提供了大宇门窗公司，冠诚装饰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流水情况，证明各方均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是基于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的交易习惯。冠信房地产公司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错误。本案上诉人作为付款方在其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借款的情况下，要求作为收款方的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不是借款，属于不正当给被上诉人增加举证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按上诉人的说法，如果被上诉人不能证明收款的合法性，上诉人就可以在不提供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转账凭证就可以直接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承担还款责任，显然违法。相反，本案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成立借贷关系，应当对产生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上诉人以不签订借款合同系其“交易习惯”来推定本案借款关系成立没有法律依据。3.杜万华专委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答记者问，是其对该规定的理解所表达的个人观点，不是法律规定，我国必须以立法机关制定和公布法律为依据。4.记账凭证是公司原始的财务凭证，是在上诉人担任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期间形成的，该记账凭证中明确记载案涉款项是“往来款”而非借款，上诉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又是付款方，对此应当是明知的。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如果被告抗辩原告提供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所示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时，系被告提出了新的主张，被告应举证证明。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是根据上诉人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形成的记账凭证对案涉款项作以说明，说明该款不是借款，而是往来款，被上诉人没有举证义务。李桂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5,700,224.50元及利息（从起诉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连市中山区房屋情况：2005年1月18日，赵景福、李桂锋与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其二人购买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建筑面积625.49平方米，总价款17513720元，于签合同当日交付1000000元，于2010年5月12日交付6013720元，余款于2010年6月20日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赵景福、李桂锋出具日期为2005年1月18日、金额为1000000元的购房发票。2010年4月23日，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赵景福、李桂锋出具金额为6013720元的购房发票。2010年5月14日，赵景福、李桂锋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订《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105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0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14日。2010年9月3日，案涉房屋办理了权属登记，登记的产权人为赵景福、李桂锋。2015年7月14日，赵景福、李桂锋将上述房屋出售给张某某，价款为33565959元。2015年7月15日，赵景福收到案涉房屋转让款17865734.5元，李桂锋收到案涉房屋转让款15700224.5元。2015年7月15日，赵景福将房屋转让款17865734.5元转入被告公司账户，李桂锋将房屋转让款15700224.5元转入被告公司账户。被告2015年7月31日记账凭证记载“收到赵景福往来款17865734.5元”、“收到李桂锋往来款15700224.5元”。被告自2010年2月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军。2011年1月13日，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信投资公司）成为被告股东，赵景福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至2018年9月29日。李桂锋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8年9月29日任被告公司总经理。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可以看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即原、被告是否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成立借贷关系，则原告应当对产生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综合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成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首先，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并未提供被告对案涉款项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亦未提供其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又因被告抗辩案涉款项的转账并非系借款，故本案应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其次，结合被告提供的案涉款项的记账凭证及被告工商登记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将案涉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之时仍系被告公司的总经理，且前述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案涉款项性质系往来款，并未明确记载该往来款系借款性质，又由于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不排除因相关情况而发生公司管理人员与公司之间存在相应款项往来的情形。因此，综合本案情况，在原告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的往来确系借款性质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案涉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原告存在侵占被告公司财产的答辩意见，并非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桂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001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桂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供：1.《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拟证明该协议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表明案涉七七街65号会所属于赵景福和李桂锋共同所有，由冠信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股东恒通基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道恒通公司）及大连瑞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公司）确认，不构成侵占事实。补充协议中七七街65号会所出售后的房款可作为往来款、保证金，排除了侵占的事实和可能。补充协议相关内容虽然没有履行，但反证了名义股东恒通公司和瑞德公司认可赵景福和李桂锋享有房屋所有权及不存在侵占的事实，如果存在侵占被上诉人的资金购房，协议也不可能约定返还售房款。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第1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前述补充协议签订后，华通夕阳红公司和恒通公司产生了纠纷，最高院判决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再履行。该判决确认了补充协议中的中山区七七街65号会所属赵景福和李桂锋所有的事实，并且判决明确可以另诉被上诉人主张售房款。3.被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被上诉人的持股股东为冠信投资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控制权是通过冠信投资公司实现的。赵景福和李桂锋购买房屋在前，收购被上诉人的股份在后。4.冠信投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2009年6月22日，冠信投资公司成立，赵景福和李桂锋是公司发起人同时又是股东，二人始终是冠信投资公司及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和项目持有人。2013年10月22日，签订《股权收购补充协议》，当时冠信投资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恒通公司和瑞德公司，可证明案涉房屋归属于赵景福和李桂锋已经工商登记股东确认。2018年6月19日，恒通公司和瑞德公司将股权出售给了恒大地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股份转给了大连腾诚房地产开发公司，2018年9月30日，被上诉人更换了法人代表，赵景福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与恒大地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股转过程中，在早期的恒通公司和华通夕阳红公司履行股转协议履行过程中，针对作为交易对象的被上诉人公司账目已经多次专业审计，从来没有关于上诉人侵占的内容。当前，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还款、主张正当权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侵占，但提供不出充分证据。通过这些证据可以显示在股转当时对于售房余款也是作为往来款注入公司起到担保作用，担保责任完成后还需要返还给上诉人。往来款有往有来，被上诉人即使提供了记载往来款字样的财务凭证，也和协议中载明往来款可以相互印证。且投资股权补充协议第3页第5、7项还记载，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经营需要还进行了数亿元的融资，融资过程亦未签订借款合同，这种交易习惯是客观存在的。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补充协议只是协议各方在当时对收购股权事宜进行的约定，无论该协议最终是否履行，都不能作为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法律依据，也不能由此排除上诉人存在侵占的事实。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中没有任何关于案涉七七街65号房屋所有权问题的确认，上诉人称该判决书已明确可另诉被上诉人主张售房款，这种说法是歪曲事实，与判决内容不符。该判决中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转让价款均给了被上诉人，其并没有收到。上诉人的说法是歪曲事实，明显与最高院判决的内容不符。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工商登记信息仅能证明冠信投资公司是被上诉人的股东，至于案涉65号房屋是何时购买、如何购买及款项的来源问题均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而不是审查房屋的所有权或者款项来源问题。上诉人认为在履行股权转让的过程中，针对作为交易对象的被上诉人公司账目已经多次专业审计，从来没有关于上诉人侵占的内容，上诉人以此来证明其不存在侵占的事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论原审还是本次庭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15,700,224.50元款项是借款。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被上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2日。2011年1月13日前，该公司的投资人为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军，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2011年1月13日，被上诉人的投资人变更为冠信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赵景福。2018年9月29日，被上诉人的投资人由冠信投资公司更为大连腾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景福变更为华清平。2、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实：冠信投资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22日，投资人为李桂锋和赵景福，法定代表人为赵景福。2010年4月29日，投资人变更为大连獐子岛投资有限公司和大连信利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大权。2010年6月21日，出资人又变更为李桂锋和赵景福，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赵景福。2010年7月19日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李吉鹏和包晶，法定代表人仍为赵景福。2010年12月28日，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包晶和于姜，法定代表人仍为赵景福。2011年8月19日，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恒通公司和瑞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赵景福。2019年6月26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景福变更为于姜。3、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及《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可以证实:2013年10月以后，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恒通公司及瑞德公司（冠信房地产公司的投资人是冠信投资公司，冠信投资公司的投资人是恒通公司及瑞德公司，且恒通公司及瑞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拟将冠信投资公司（协议中称“投资公司”）及冠信房地产公司（协议中称“项目公司”）的股权及正在开发建设的项目一并转让给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恒通公司、瑞德公司与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宁安信邦资产管理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了《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及《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其中《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有如下约定：（1）该协议第一条第3款（项目公司、投资公司车辆事宜）写明：“投资公司名下的奔驰S600（车架号：……）以人民币2877461.49元的价格转让给赵景福，此款项已抵扣投资公司与大连经济技术干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往来款；项目公司名下的奔驰E350（车架号……）以人民币856200.00元价格转让给赵景福或其指定个人，奔驰E350（车架号……）以人民币856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桂锋或其指定个人，奔驰唯雅诺（车架号……）以人民币602229.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大连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上三笔款项已抵扣项目公司与大连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往来款。（2）该协议第一条第5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息）写明：项目公司通过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凯达建筑工程公司向浦发银行贷款116000000.00元（截止2013年9月30日贷款余额为84000000.00元），通过大连冠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贷款84000000.00元，此两笔贷款由项目公司提供在建工程抵押，两笔贷款分别通过大连松源嘉荟物流有限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余额为84000000.00元）、大连康尔惠贸易有限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余额为84000000.00元）转入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转入项目公司后用于项目开发建设。浦发银行出具的利息发票由项目公司持有使用，已与贷款主体及转款单位签订相关利息代付协议。（3）该协议第一条第6款（项目公司与投资公司往来款）写明：截至2013年9月30日，项目公司与投资公司往来款余额为134355707.41元（因项目公司需要投资公司于2013年6月以债转股的形式对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增30000000.00元），因此，项目公司与投资公司往来款余额不足以覆盖浦发银行贷款余额。（4）该协议第一条第7款（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壹亿元借款事宜）写明：项目公司以大连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为贷款主体向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贷款100000000.00元，该笔贷款已分为两笔通过关联单位转入项目公司，其中大连康尔惠贸易有限公司转入80130000.00元、大连冠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转入19870000.00元。项目公司已分别与大连康尔惠贸易有限公司、大连冠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关协议，协议约定该笔贷款本息及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开具的利息发票由项目公司持有使用，贷款未到期贷款主体及相关转款单位不得要求项目公司偿还。（5）该协议第一条第9款（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往来债务）写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开发的水木华庭项目房屋代项目公司冲抵香泉谷项目（注：系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当时正在开发建设的项目）工程款和销售费用共计21205829.00元，……，同时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代付赵景福、李桂峰购房款21205829.00元。此业务在项目公司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往来账中体现。（6）该协议第四条第3款（项目公司高管赵景福、李桂峰留存保证金）写明：依据本协议第五条第2款，赵景福、李桂峰出售七七街香泉谷会所后与项目公司产生的往来款，作为项目公司交接后项目公司高管赵景福、李桂锋共同留存的保证金，用于保证已披露负债（详见附件四项目公司、投资公司负债明细）的真实性和项目开发建设的顺利交接。若无未披露负债且没有发生有碍项目开发建设的重大事项，该保证金在项目公司股权交接之日起满8个月后三日内返还赵景福、李桂峰个人。（7）该协议第五条第2款（关于购买七七街香泉会所）写明：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产证号：中私有2010106785-1号）香泉会所为赵景福、李桂峰个人共同所有，香泉会所产权证建筑面积：625.49平方米，翻建后建筑面积约为960平方米。现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个人同意以人民币4500万元的价格购买上述房产，相关交易税费买方、卖方各承担50%。受让方与转让方交接项目公司、投资公司印鉴前，转让方监督赵景福、李桂锋完成对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偿还房屋抵押贷款2000万元、将偿还贷款后剩余的2500万元转入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与高管赵景福、李桂峰的往来款。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景福、李桂锋出售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所得价款转入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是否系赵景福、李桂峰出借给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的款项，应否返还。一、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法律适用。依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特别法应当优于一般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是民事案件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法律规定，即：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是民间借贷案件诉讼中关于出借人应当履行的举证责任的一般法律规定，即：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则是民间借贷案件诉讼过程中关于出借人仅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原、被告双方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的特别规定，即：（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前述一般法与后述特别法之间存在明显冲突且一般法对特别法所适用的情形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是对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但在该款的但书部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则是对法律存在另外规定或特别规定时，应当适用另外或特别规定的规定。故依据本案的情形，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证明责任。即，在上诉人已经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将出售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的款项转入被上诉人账户并以此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如果被上诉人抗辩案涉款项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被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才应进一步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判以“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并未提供被告对案涉款项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亦未提供其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又因被告抗辩案涉款项的转账并非系借款”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不当。二、关于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及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本案一、二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共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抗辩主张。一开始，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购买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的款项系上诉人侵占被上诉人公司的财产，为防止事情败露或为防止被上诉人追诉而将出售房屋的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公司（以下简称侵占返还说）。后来，上诉人主张将出售房屋的款项转入被上诉人公司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而非借款。（一）关于侵占返还的主张。该主张被上诉人仅在一审诉讼时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主要包括:2018年8月31日的请款单、记账凭证、银行流水，拟证明上诉人侵占被上诉人公司900万元用于支付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的首付款；2010年7月30日至2012年8月21日的25组请款单、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上诉人分25次侵占被上诉人公司200余万元用于支付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的贷款和利息；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30组请款单、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上诉人分30次侵占被上诉人公司款项2434499.31元用于支付大宇门窗哈行借款利息、付冠诚装饰哈行存单质押借款利息；2011年12月31日请款单、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上诉人侵占被上诉人公司1140万余元支付恒超公司工程款用于会所装修；另外，被上诉人还提供了未出庭证人金基浩的证言，拟证明金基浩账户中的资金是经过赵景福和李桂锋授意，挪用了被上诉人公司的资金，资金的使用也是由赵景福和李桂锋负责，统一划拨。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侵占返还的主张，原审对此未予认定，被上诉人亦未对此提起上诉，二审时被上诉人亦放弃了该抗辩主张。如：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8月31日的请款单、记账凭证上载明的款项金额及用途与支付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首付款不符，与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所证实的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的首付款支付的金额不符，时间上亦明显晚于原审法院依据相关证据认定的该房屋首付款支付的时间（2005年1月18日，支付100万元；2010年5月12日支付6013720元），上诉人一审时亦提供了证据证实其支付该房屋首付款的来源。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上述记账凭证部分亦非本案被上诉人公司的记账凭证，支付利息的款项亦主要用于支付大宇门窗、冠诚装饰等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利息，均不足以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尤其是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及《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恒通公司及瑞德公司在经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的合法有效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均已明确承认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系赵景福与李桂锋的个人财产，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将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出售款转到被上诉人公司账户系侵占返还的主张。（二）关于案涉款项系“往来款”而非借款的主张。在被上诉人不再主张侵占返还说以后，被上诉人又主张案涉款项系“往来款”而非借款，并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的记账凭证，该记账凭证记载“收到赵景福往来款17865734.5元”、“收到李桂锋往来款15700224.5元”。但“往来款”三个字的本身并不能明确说明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款，还是其他款项往来，仍然与转账凭证本身能够证明的事实一样，存在多种可能性，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已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了被上诉人账户，且主张该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有责任就该款是或不是借款提出自己的主张，仍应对该款不是借款（是还款或偿还其他款项）的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不作出抗辩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抗辩主张时，仍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从“往来款”的字面文义中无法对该款项的交易性质作出明确判断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解释学的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如：《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应当结合款项交易的目的、当事人的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案涉“往来款”的性质。首先，从案涉款项的交易目的而言，虽然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2015年7月31日上诉人案涉售房款转至被上诉人账户的交易目的，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冠信房地产公司及冠信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可以证实，自2013年10月开始，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恒通公司及瑞德公司就有意将被上诉人公司连同其开发的项目一并转让他人且实际亦将被上诉人冠信房地产公司连同其开发的项目一并转让给了他人。在恒通公司、瑞德公司与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宁安信邦资产管理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对于出售上诉人所有的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并将售房款转至被上诉人公司的目的，在该《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已有明确的约定，即出售中山区七七街65号房屋并将售房款转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所产生的“往来款”系保证金，用于担保已披露负债的真实性和项目开发建设的顺利交接。若无未披露负债且没有发生有碍项目开发建设的重大事项，该保证金应返还给赵景福、李桂峰。虽然上述交易因受让方大连华通夕阳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违约而未完成，但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应认定在后续被上诉人公司及其开发项目被转让的过程中，将上诉人出售案涉房屋的款项转入被上诉人公司具有与上述相同或相近的交易目的。其次，从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而言。第一，上诉人原审中向法庭提供了哈尔滨银行、锦州银行的进账单、电汇凭证及上述案外人单位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明在其担任被上诉人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项目开发的需要，通过其向大连冠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宇铝塑门窗制作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借款时均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系其作为公司总经理期间被上诉人公司通过其向其或关联公司借款时的交易习惯，且《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对被上诉人公司向上述公司或通过上述公司向银行存在大量借款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故应认可存在该交易习惯。第二，从《大连冠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中，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公司对他人的负债均记载为“往来款”，尤其是对上诉人拟出售案涉房屋转入上诉人公司账户的保证金亦称为“往来款”在被上诉人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综合上述事实，足以确信认定案涉款项系被上诉人公司对上诉人的负债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被上诉人公司对其负债具有返还的义务。故即使对于被上诉人抗辩案涉款项系“往来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可证实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依法应予偿还。三、关于借款利息。上诉人请求上述借款从起诉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上述借款存在利息约定的情况下，可支持自上诉人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已变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在该利率不超过年利率6%的标准时，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判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3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李桂锋借款人民币15,700,224.50元及利息（利率自2018年12月6日起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但不得超过年利率6%）。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001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1元，合计237002元（上诉人均已预交），由被上诉人大连冠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