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男，195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女，195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3，男，195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4，女，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泽军、胡光辉，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某1因与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3、徐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徐荣法与被继承人冯定珍系夫妻关系。冯定珍于2017年4月27日去世，徐荣法于2019年1月22日去世（父母均早已去世），两人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徐某1、徐某2、徐某3、徐某4。被继承人徐荣法、冯定珍生前留有位于杭州市房屋一处，建筑面积69.96平方米，该房登记在徐荣法名下。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经对账确认被继承人徐荣法留有银行存款1330.17元，被继承人冯定珍留有银行存款56328.36元，共计57658.53元。现徐某2、徐某3、徐某4于2019年4月16日共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分割坐落于杭州市房屋一处，由徐某2、徐某3、徐某4与徐某1四人各自享有四分之一份额；2.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冯定珍、徐荣法名下的银行存款1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某1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徐某1、徐某2、徐某3与徐某4均未提交二被继承人遗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相关证据，故本案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徐某1与二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且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主要操办了二被继承人的丧事，符合可以多分的法律条件，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徐某1、徐某2、徐某3与徐某4尽扶养义务的不同情况，确定位于杭州市房屋和银行存款由徐某1继承32%的份额，徐某2、徐某4各继承25%的份额，徐某3继承18%的份额，其中银行存款由徐某1保管，故徐某1应当支付给徐某2、徐某3与徐某4。徐某2、徐某3与徐某4主张被继承人留有的银行存款为7万余元，仅是徐某1在调解时曾陈述过，与实际对账结果不符，故对此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徐荣法名下的位于杭州市房屋由徐某1继承32%的份额，徐某2、徐某4各继承25%的份额，徐某3继承18%的份额。二、被继承人徐荣法名下的银行存款1330.17元，被继承人冯定珍留有银行存款56328.36元，共计57658.53元，由徐某1继承32%的份额，徐某2、徐某4各继承25%的份额，徐某318%的份额；由徐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某2、徐某4各14414.63元，支付徐某310378.54元。三、驳回徐某2、徐某3、徐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40元，由徐某2、徐某4各负担7160元，徐某3负担5155.2元，徐某1负担9164.8元。徐某2、徐某3、徐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徐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判决以《继承法》第十三条为依据，明显存在适用条款错误，对遗产分配存在，“奖罚不明”的问题，没有按照“多养多分”，“少养少分”，“不养不分”的原则执行，具体表现如下：一、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4的赡养老人在相应条款上属于“少养少分”之列，判决应该减少其遗产分配的比例。在确定徐某2，徐某4的遗产分配比例时判决引用了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做出了各25%的判决。上诉人认为此判决存在适用条款错误，应适用该条第四款：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两被上诉人正符合这种情况，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是多次拒绝轮值赡养老人，拒绝就是遗弃（犯遗弃罪将取消继承资格），在母亲去世后近2年内，把对年届90高龄失智失能的父亲的赡养无情地推给上诉人，他们每人每星期仅来一天，试问，这样的人还属于“一般情况”吗？对不尽或者少尽扶养义务的情况该条有专门的条款，为什么判决不适用。按判决的逻辑，不尽或少尽赡养义务，同样可获得均等分配，岂不荒唐。因此上诉人认为，对于两人不尽或者少尽赡养义务的实际，应该相应“处罚”，减少其遗产分配比例。二、被上诉人徐某3的赡养老人，对应条款属于“不养不分”之列，应重新确定其遗产的分配比例。对被上诉人徐某3的遗产分配比例判定为18%,上诉人认为太高。理由有三，一是徐某3家与工作在宁波，外出40多年未尽过一天赡养义务；二是拒绝轮值赡养老父亲，理由是路途遥远，上诉人认为不成立。因为如果轮值周期是一个月，兄妹四人轮一圈，一年也只有三次，而今年徐某3为争房产有证据显示已跑了4至5次，说明是可以赡养的；三是徐某3假口每次来杭都有礼物，价值少则两三千，多则上万，这不是赡养。首先，就算每次礼物价值5千，一年两次，按照10年算，也就是10万。且不说每次都有回礼，就近前两年，光上诉人就拿给徐某3的现金就达13万之巨。其次是拿点礼物就算赡养，老人最需要的是时间陪伴和精神抚慰。综上，作为在尽赡养义务为“零”的，近乎遗弃老人的徐某3怎么被判有18%的遗产分配比例，这10万元就值18%。考虑到兄弟情与路途遥远，上诉人只提出适当减少其遗产分配比例。三、根据“养分相当原则”，提高上诉人徐某1的遗产分配比例。判决书对上诉人徐某1的遗产分配比例是这样描述的：徐某1与二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且尽较多扶养义务…这里用词错误，不是“较多”是全部。包括陪伴时间，金钱物质到精神抚慰，全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三个人只是来“打酱油”的。而现在给上诉人的比例只有32%，只比徐某2，徐某4多7%，按现有房产价格折算下来只合25万左右，这些钱用于支付老人的日常开支都不够（有证据），上诉人赡养老人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故提出要求提高遗产的分配比例至43.75%。一是这个比例曾经兄妹四人商量同意（有证据）又曾被庭审用于调解的说辞，二是母亲虽无书面遗嘱，但曾口头将她的份额赠予上诉人（有徐某3、徐某4的录音为证），故提此要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1、减少原审对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4的遗产分配比例从25%减至20%；对被上诉人徐某3的遗产分配比例从18%减至16.25%。2、提高上诉人徐某1的遗产分配比例从32%提高至43.75%。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徐某3、徐某4、徐某2共同答辩称：一、上诉人诉讼行为不诚信，多次进行虚假陈述。上诉人在家庭会议中曾经提到父亲存款还剩5.3万元，母亲遗产还剩7.25万元，现金1.6万元，被上诉人徐某2进行了相关记录。但是上诉人称没有证据不认可。后在法院的调解中心调解，上诉人违反法院纪律私自对调解过程进行录音，且将《调解录音》作为证据提交。在录音的第38分35秒开始，调解员问徐某1父母存款还有多少，徐某1却称只有7万左右。在庭审中，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父帐》、《母账》中上诉人又表示父母存款已经全部用完。且在一审中，上诉人谎称要测量房屋从法院取走房产证。调解未果后被上诉人多次要求归还，上诉人耍赖拒不归还，最后法院责令上诉人交还，被上诉人才取回房产证。上诉人陈述前后矛盾，诉讼行为不诚信，对其陈述应当谨慎采纳。二、一审法院已经考虑到各方的赡养情况，判决继承份额合理。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赡养父母的时间并不长。被上诉人父母冯定珍、徐荣法，冯定珍的身体非常好，徐荣法的日常起居均由冯定珍照顾。被上诉人只是偶尔节假日、双休日回去看看老人、帮忙打扫卫生、洗衣做饭。2017年4月，冯定珍因突发疾病住院，很快便死亡了。冯定珍死后，各方才开始协商赡养父亲一事。2019年1月，徐荣法在医院去世，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总计赡养徐荣法的时间也只有一年零7个月。2、被上诉人均履行了赡养义务，被上诉人赡养的质量比上诉人高的多。为了调查了解各方赡养的具体情况，代理人前往了案涉房屋所在地，走访了隔壁邻居，这些人都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彼此非常熟悉。根据邻居描述得知上诉人徐某1在赡养父亲期间，对父亲态度冷淡，言行粗暴，分桌而食，徐某1邀功的救父情节也是因为分桌吃饭，父亲就啃一个馒头最终噎住喉咙，险些丧命。相反两个女儿来照顾的时候，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为父亲擦拭身体，换洗脏衣服。这些邻居都看在眼里，张连娣称：“（徐某2、徐某4）过来里里外外弄的很好的，很尽心尽力。”朱巧英称：“大儿子照顾的一般性，总是女儿照顾的好，他儿子和他分开吃的，他自己在里面吃，二个女儿过来的时候一起吃的”。陈月新称：“卫生都是姐妹搞的，其他一起照顾的”。所以说照顾得好不好自己说的不算，邻居看的最清楚。再提到徐某3夫妇，虽然住在宁波，但是每年都会来2、3次看望父母，以前每次过来都是大巴车、火车后面朋友买了车就乘车过来，根据司机以及同行人描述，朱邦云称：“我看到一些衣服、年糕、土特产、海鲜，很多补品每次去都是后备箱都是满的”，周志荣称：“我看到土鸡蛋、笋干、海鲜还有很多礼盒，我车子上也装很多东西”，严玉星称：“从我2003、04年买车开始送他们去杭州，带一些鸡鸭鱼肉、年糕土特产，还有人参、虫草、铁皮枫斗、宁波海鲜等等，有一次说好去杭州，晚上（徐某3）感到不舒服，第二天还是坚持去杭州看父母，后面身体不适被送到杭州医院，检查说小中风。”他们都认为徐某3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是一位孝顺的人。而且住在隔壁的朱巧英称：“他老婆和我说把10万元交给大儿子管的，他老婆亲口和我说她二个儿子，宁波儿子也很孝顺的，每次过来带东西给钱。”徐某3夫妇对于家人朋友都是很客气的，徐某1去宁波，每次请他外面饭店吃饭，住当地最好的酒店。每次来杭州外面吃饭，也都是徐某3付的钱，所以另外三兄妹对徐某3都是没有意见的，认为都共同履行了赡养义务，直到上诉人徐某1开始对房子动了歪脑经，才开始抹杀徐某3夫妇的赡养功劳，但是另外两姐妹及旁观者均认可徐某3夫妇确实履行了赡养义务。3、2018年，徐某3家发生重大变故，徐某3确诊身患癌症。2018年正月初五，徐某3的妻子、女儿、女婿、外孙、小姨子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三重伤。徐某3精神遭受极大打击，期间全靠政府帮忙扶持。2018年9月，徐某3因身体不适检查发现确诊为癌症，直至2018年年底都在康复、化疗阶段。待其身体好转，听闻父亲住院消息，与其妻子又赶赴杭州看望住院的父亲，一并带来准备好的新棉花、加绒被套、土特产、营养品等。因此，徐某3及其妻子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而且根据《继承法》第13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徐某3考虑到自身身体状况不好，还念及兄弟情谊，遂未提起上诉。综上所述，在父母亲都健在的日子里，被上诉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履行着赡养义务，得到了邻居、司机等旁观者以及父母的认可。在旁观者看来被上诉人都是孝顺的，在后面很短的日子里，被上诉人也履行了赡养义务，并且在照顾的质量上、内容上远超过上诉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为上诉人提高了相应的继承份额，案涉房屋价值巨大，上诉人比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4提高了7%，相当于多分财产价值几十万。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徐某1提交轮椅、尿壶、坐便器的照片，老人形象视频，欲证明老人患有多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在20个月的期间内，都是徐某1在照顾徐荣法。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3、徐某4共同认为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上诉人提供的照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徐某1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徐某2、徐某3、徐某4共同提供如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了被上诉人徐某3妻子、女儿、女婿、外孙、小姨子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造成了一死三重伤的事实。2、出院记录，证明了徐某3身患癌症的事实。上诉人徐某1对于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上诉人要证明自己的家庭困难，所以要少承担赡养义务，是不正确的。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从查明的事实看，徐某1与二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且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主要操办了二被继承人的丧事，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徐某1、徐某2、徐某3与徐某4尽扶养义务的不同情况，酌情确定各方当事人遗产继承份额，并无不当之处。诚然，徐某1赡养老人的行为是社会所弘扬的中华民族之美德之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在分配遗产上予以多分，也是对此行为的肯定。由于赡养老人的行为方式存在多样性，每个赡养义务人在赡养老人时所付出的，不能在遗产分配时进行具体量化。原审法院以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为原则，所确定的遗产继承份额，客观上体现了各继承人在赡养老人时各自的履行义务的实际情况。故徐某1上诉要求提高自己的继承份额至43.75%，减少徐某2、徐某3、徐某4的相应继承份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3元，由徐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