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赔初70号原告王爱国，男，汉族，1948年9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中原西路233号。法定代表人王新伟，市长。委托代理人赵明昊，郑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洪涛，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工作人员。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原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26号。法定代表人张勇民，主任。委托代理人马洪涛，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杜天征，河南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爱国因与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8）豫01行赔初1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三方均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豫行赔终26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日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爱国，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明昊，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杜天征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洪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5年河南裕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鸿公司）向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申办房屋拆迁许可，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在裕鸿公司未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情况下，于2005年3月11日向其颁发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拆迁许可证，准许裕鸿公司对位于郑州市紫荆山路东、商城路北、商城后街南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原告的房屋在该拆迁范围内。动迁后，裕鸿公司因未能与原告达成补偿安置协议，遂于2006年4月6日向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申请裁决。2006年4月29日，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2006）郑拆裁字第002号《行政裁决书》，在裁决书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包括原告在内的11位被拆迁人拒绝搬迁。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06年6月2日向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拆迁，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6月9日迅即作出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原告的房屋在未经安置补偿的情况下，被违法强拆。原告被迫向法院提起诉讼，历经十余载，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郑铁中行初字第47号生效判决：确认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违法，责令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最终判决：确认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的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拆迁许可违法，并责令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采取补救措施（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郑行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为证）。至今，二被告均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另外，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2006年4月29日作出的（2006）郑拆裁字第002号行政裁定书对原告的裁决事项，也于2015年3月16日被（2017）郑行终字第105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被告在该裁决中确定的所谓补偿安置标准对原告均自始无效。请求：1.判令被告在房屋原址按郑州市多层住宅要求，为原告重建不小于原建筑面积（约75平方米）的新房或者在就近（市区同类别）地段对原告进行房屋安置；若货币补偿应按同地段商品房市场价的1.5倍对原告进行赔偿；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6年7月（强拆后）至2018年3月（本案一、二审正常结案生效）止，约141个月的临时安置费人民币33.84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此次诉讼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4万元整。在本次重审中，原告两次邮寄新的起诉状，将诉讼请求变更，后又第三次递交新的起诉状，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就其违法行政行为向原告作出真诚道歉；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币补偿及违约滞纳金3414771.09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6年6月24日至本案案结事息止（暂计至2019年8月底）共158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及（违约）滞纳金共计718113元；4.判令被告赔偿违法拆除原告自行车房的损失15000元；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的家电、家具折价款合计50840元。原告王爱国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3）郑行终字第2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追加至被告性第三人管城区政府是相关违法强拆案件的始作俑者（实际责任人），本案原告所以无法将其作为原始被告完全是由于旧有的拆迁体制的不完善所致。2.郑州市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决定书》，证明目的：管城区政府是非法强拆原告房屋的实施者，依据《郑州市行政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第九条，其应当被追加为被告。3.被告提供的《补偿安置协议》证据，证明目的：被追加为第三人的管城拆迁事务所是该协议的甲方，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也认为应该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4.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郑行终字第10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目的：被告方的行政裁决针对原告所做的所谓补偿标准已被撤销而无效。5.大河报相关文章《光阴70年，回顾郑州住宅变迁史》和楼市气象网文章《光阴70年！见证郑州商业与住宅的时代变迁》，证明目的：2005年郑州房价已达2960元/㎡。6．被告2006年6月2日向市政府申请强拆时提供的《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的理由》，证明目的：和前条相互佐证，当年（2015年）被告操纵的对原告房屋的所谓评估价太低是不争的事实。7.搜狐焦点和大象网文章《从十年数据看郑州楼市未来走势》，证明目的：过去十年来，郑州市房价3.6倍！绝非十年不变。8.郑政文〔2014〕191号，临时安置费基数20元，超过临时安置期限一年以内按30元每月每平方米（1.5倍），超过一年以上的按40元（2倍）。9.郑政文〔2018〕28号，在临时安置期间临时安置费基数已变为30元。10.许水云案例，法官说的一句话很重要“行政要依法，违法要担责，损害要赔偿，赔偿要全面”。11.周小平案例。12.1991年《拆迁条例》第36条等。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民、法人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赔偿，如单独提出，则必须先履行向有行政赔偿责任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赔偿的程序，在有行政赔偿责任的行政机关规定时间内没有作出赔偿决定或决定不予赔偿等情况时，当事人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案中，原告至今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向被告提出过行政赔偿的申请，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二、原告针对两个不同行政机关分别作出的不同行政行为，合并在一起进行起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根据上述规定，只有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时，才能成为共同被告。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行政赔偿是基于被告作出的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而针对另一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要求行政赔偿是基于其作出的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与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所作的行政行为，显然是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所作的两个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将两个行政机关分别作出的行政行为合并在一起进行起诉，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三、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影响和损失，原告已经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该事务所提供给原告紫光花园安置房。原告于24日搬迁完毕将空房和房屋钥匙交予该拆迁事务所，原告还主动向省信息产业厅相关处室撰写了情况说明，声明本人将拥有的房屋的全部产权和相关手续交由该拆迁事务所接收，请省信息产业厅有关处室为拆迁事务所提供手续。原告在安置协议中与拆迁事务所明确约定如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可依法申请仲裁或起诉。综上，原告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是经协商达成的共识，并签署且履行了一系列的相关协议，其合法权益已得到维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答辩称：第一、答辩人及另一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书》和《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均没有对原告产生实际约束力，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实际情况是2005年3月11日，答辩人根据拆迁人裕鸿公司提出的申请，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其颁发了郑拆许字2005第03号拆迁许可证，同意其在核准的拆迁范围内实施房屋拆迁活动。在拆迁过程中，因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被拆迁人拒绝搬迁，拆迁人裕鸿公司于2006年4月6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裁决申请。2006年4月29日，答辩人作出2006郑拆裁字第02号行政裁决书。2006年6月9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根据答辩人提出的申请，作出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然而在答辩人的行政裁决和郑州市人民政府的责令强制搬迁决定还未实施之前，2006年6月24日，原告与拆迁人裕鸿公司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经充分友好协商，自愿签订了私有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双方根据该协议于2006年6月25日办理了拆迁房屋的交接手续，原告自愿将房屋移交给了该事务所，并由该事务所予以拆除。以上情况可知，原告房屋的拆除不是基于答辩人及郑州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上述两个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基于原告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为履行双方签订的《私有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而出现的结果，此结果与答辩人以及市政府的上述两个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答辩人及其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对原审原告没有造成损失，均不应对此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私有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2.情况说明；3.被拆迁人房屋情况查验单；4.交回拆迁房屋接收单据存根及接收单据；5.河南省省直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6.预安置房通知单；7.私房、单位住宅房产权调换结算凭证；8.房屋拆迁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9.安置费用收据；10.拆迁安置通知单。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目的：证明在此拆迁过程中原告已与拆迁人达成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自动搬离拆迁房屋并交出了拆迁房屋。本案原告起诉所涉及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对本案的原告造成实际的损失。原告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其原因是原告与拆迁人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双方产生了纠纷。因此根据当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原告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在履行中发生纠纷的，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中针对争议解决的方法也是由双方协商方式进行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一个民事行为。原告一直说达成协议没有履行，那么从原告与拆迁人订立协议的时间顺序就可以清晰的表明原告自愿与拆迁人订立拆迁协议，并履行了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经庭审质证，各方质证意见如下：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对于原告提供第一组证据的1、2、3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发表意见；原告证据4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只是撤销了原房屋征收办对原告的裁决事项，而不能证明原告所谓的补偿标准已被撤销的事实；证据5、6、7与本案无关；证据8和9关于安置费的基数问题不适用于本案，因本案核心认为原告与管城拆迁事务所的合同纠纷，属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故两份文件不适用于本案。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案例，与本案无关。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同意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如下：原告第一组证据的1、2、3其证明目的都是要求法庭追加管城区政府和管城区拆迁事务所为本案的被告，对此问题不发表意见，但本案实际上是因原告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签订并履行安置补偿协议中出现纠纷形成的矛盾，因此如果该事务所能够参与本案的审理，可能会对查清事实有所帮助。另外原告第一组第4项行政判决书，因行政裁决被撤销而推出房屋评估也被撤销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同时也与本案的实质没有相应的联系，因为我方认为本案的实质还是原告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之间履行合同的纠纷。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我们认为与我方对本案认定的核心的矛盾和焦点不一致，因此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安置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原告没有得到实际安置。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判。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11日，裕鸿公司取得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原位于郑州市紫金山路东，商城路北的14号、21-35号等范围内的房屋进行拆迁，原告所住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内。在实施动迁过程中，因原告未能与裕鸿公司达成安置补偿协议，经裕鸿公司申请，2006年4月29日，原郑州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公室（即本案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更名前名称，以下简称市拆迁办）作出（2006）郑拆裁字第002号行政裁决。在裁决书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包括原告王爱国在内的11位被拆迁人未搬迁。2006年6月9日，依照市拆迁办的申请，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责成市拆迁办、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法对相关被拆迁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迁。2006年6月24日，原告王爱国（乙方）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甲方）签订《私有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一项被拆除房屋现状，乙方在商城路硝滩路（街）21号楼4单元3号2层成套住宅房屋建筑面积68.47平方米，所有权证单位房改房号。第四项约定临时过渡期限为10个月，自2006年6月24日至2007年4月24日；该项第2条约定，乙方在过渡期内自找过渡房，甲方按乙方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8元发给过渡费，一次发10个月，计5477.60元。过渡费的发放以乙方实际过渡时间计算，多退少补。过渡期截止时间以甲方发布的回迁安置公告日期为准。第八项第4条约定，甲方预计在2006年12月使乙方回迁，逾期不能回迁的，甲方应当自逾期之月其对自找过渡房的，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在办理回迁安置手续时一并结清。原告并向信息产业厅办公室、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其同意将所有的硝滩21号楼4单元3号全部产权事宜和相关手续交由对方接收，请求该厅有关方面依据所保留相关手续（房改交款收据存根），为管城拆迁事务所提供相关有效手续。随后，2006年6月25日，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与王爱国共同办理了房屋情况查验及交回拆迁房屋接收手续，同时还办理了预安置房通知手续，对拆迁情况、预安置情况、新旧房款差额进行了确定。2006年10月26日，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与王爱国进行了产权调换结算，确定安置在陇海南里15号院紫光花园5号楼1单元2号，产权面积为99㎡，应付拆迁房屋估价金额为114047.74元，应收安置房屋估价金额为159786元，最终结算应收457386.26元。前述安置补偿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及前述相关费用是否实际结算，双方存在争议，原告王爱国称补偿安置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09年6月2日，原告同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各类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合计各项费用为10613.60元。同日，王爱国在拆迁安置通知单中签字确认安置房屋为陇海南里15号院紫光园5号楼1单元2号，建筑面积为99㎡。该安置房至今未交付原告。另查明，王爱国诉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拆迁许可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3）郑行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确认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的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房屋拆迁许可行为违法”的结果；二、责令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采取补救措施；三、驳回王爱国及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其他上诉请求。王爱国诉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行政裁决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2007）郑行终字第105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06）管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2006年4月29日作出的（2006）郑拆裁字第002号行政裁决中对王爱国的裁决事项。王爱国不服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一案，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5）郑铁中行初字第47号行政判决，判决：一、确认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郑政强拆〔2006〕2号责令强制拆迁决定违法；二、责令郑州市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原告王爱国认为二被告在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下，将其房屋强拆，并以前述三个生效裁判为赔偿依据，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对其依法进行赔偿。再查明，本案涉及的郑拆许字（2005）第00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2006）郑拆裁字第002号行政裁决作出机关均系原郑州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公室，后该办公室更名为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5月29日，中共郑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郑编〔2019〕36号文《中共郑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城乡建设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将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有关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城市房屋拆迁裁决等行政职能划入市城乡建设局。职能划转后，更名为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承担辅助或技术性、事务性等公益职能，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规格仍为副处级。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现已更名为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本院认为，针对双方争议的问题，分述如下：一、本案是否属于行政争议。原告因房屋拆迁引发一系列行政争议，生效行政判决已经确认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责令强制拆迁决定违法、撤销了原郑州市拆迁办作出的拆迁许可及行政裁决行为，在此情形下，原告以此为据提出赔偿请求，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请求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认为本案属于履行安置补偿协议纠纷，应提起民事诉讼，但本案原告是以相应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而提起的赔偿诉讼，其诉求并未以安置补偿协议的履行为诉讼标的，原告在本次诉讼中对安置补偿协议的质疑，不能视为其已经变更诉讼标的，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的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提起本案赔偿之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问题。在王爱国起诉二被告的相关诉讼中，已经判决确认二被告所作出的拆迁决定、拆迁许可、行政裁决违法，王爱国并非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诉讼，无须以行政机关的先行处理为前提，故本案王爱国的起诉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因王爱国涉案房屋的拆除，系由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后果，故王爱国起诉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三、本案是否应当追加相关当事人问题。原告主张应当追加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涉案拆迁决定、拆迁许可、行政裁决行政行为均非该政府所作，前述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均系法定行政主体，依法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原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庭审中主张应将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事务所列为被告，如前所述本案属于行政行为确认违法之后的赔偿之诉，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事务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亦不支持其请求。四、原告的各项赔偿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造成财产的其他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相关行政生效判决已经先后确认房屋拆迁许可行为、责令强制拆迁决定违法，撤销行政裁决中对王爱国的裁决事项，因二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给原告的房屋造成了损失，二被告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要求真诚道歉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该法第三条规定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受害人取得赔偿情形，本案属于行政行为违法造成财产损害赔偿争议，不属于前述前述法律规定的侵犯人身权取得精神损害赔偿情形，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房屋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原告的房屋已被拆除，原告因二被告的违法行为最终丧失居住房屋，且原告至今未予安置，原告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二被告应共同对原告的房屋损失予以赔偿。考虑到原告多年诉讼，问题至今未能实质得到解决，本着一揽子解决争议角度，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所在社区2005年平均房价为2312.83元，该房价具有合理性，本院予认可；原告主张按照其已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拖延支付补助费每日3‰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共计4875天，考虑到原告既失去原居住房屋又至今未取得安置房屋的客观事实，原告该主张具有合理性，本院亦予以认可。因此，二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房屋损失共计2316007元（按照68.47㎡×2312.83元×3‰×4875计算后四舍五入）。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其自2006年6月24日至本案案结事息止的临时安置费，参考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期限、过渡期、超过过渡期安置费标准，综合考虑物价实际上涨水平、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原告个人家庭特殊情况等因素，从节约司法资源及最终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本院酌定二被告应按每月2500元的标准支付至履行完毕相应赔偿义务时止的临时安置费。关于原告要求赔偿违法拆除自行车房损失15000元的请求，因无相关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该请求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赔偿相关家具家电损失。由于涉案房屋系在原告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拆迁事务所交出房屋之后被拆除，即便室内留有原告主张的相应家具家电，应视为原告自愿处分行为，且初审诉讼时原告并未主张过该项损失，在卷证据不能证明该项损失存在并系二被告的行政行为造成，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爱国房屋损失2316007元；二、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王爱国支付拆除自行车房的赔偿款15000元；三、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王爱国支付自2006年6月24日至2019年8月底共计个158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395000元；之后按照每月25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至二被告履行完毕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的赔偿义务时止；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信丽审判员  侯 贇审判员  魏丽平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马 芮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