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0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龙坞镇葛衙庄181号。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唯，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浙江新农都物流中心二区1幢137号311室。 法定代表人：倪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华、王勤保，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都宓氏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9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养生堂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张方唯，被上诉人新农都宓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养生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养生堂公司无需返还货款84116元，新农都宓氏公司无需返还等值货物；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新农都宓氏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双方于2015年1月15日签订的的《养生堂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合同》与《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常规商超）》对经销产品的名称价格、结算，退换货比例以及核算等作了明确约定，新农都宓氏公司提交的《往来账目对账单明细3》显示双方至2016年11月23日仍有款项往来，《经销商关户清帐公函》显示截至2016年12月13日新农都宓氏公司在养生堂公司仍有经销商户头，在公函的“x年x月x日起终止双方合作”处亦未填写具体日期，故双方合作关系至2016年12月31日。2.根据双方签订的经销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养生堂公司仅需在合同终止时处理新农都宓氏公司10200元的退货，且实际养生堂公司已经于2016年一次性办理退货数额超过10200元。双方合作关系于2016年终止，因此根据合同约定的退货产品的有效期不得少于3个月，符合退货条件的产品总计金额为51720.02元。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诉请。 新农都宓氏公司答辩称，1.双方签订的《养生堂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合同》及《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常规商超）》已经于2015年12月31日因合同期限届满而终止。根据双方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之约定合同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期满未续约的合同自行终止。2015年12月31日后，双方并未续约。2016年的往来，是指新农都宓氏公司退货，养生堂公司开具发票并退回货款，属于合同终止后，双方的附随义务。《经销商关户清帐公函》上的标题及内容，均系为了催讨款项，否则不同意清帐，因此不能证明双方仍有经销合作关系。2.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并非依据合同条款要求退货，因此不应适用合同第十条关于退货的约定。仓库中剩余的货物属于养生堂公司的违约行为给新农都宓氏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养生堂公司承担退货退款的责任。双方在2016年大批量的退货及退款行为，也证明双方并没有以合同的退货约定为依据。总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新农都宓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养生堂公司向新农都宓氏公司退回货款91479元，并自行取走对应的货物(详见货物清单)；2.养生堂公司退还保证金10000元；3.养生堂公司支付新农都宓氏公司逾期利息损失9585.61元(以上述两笔款项合计101413.02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4.由养生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5日，养生堂公司与新农都宓氏公司签订《养生堂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合同》1份，约定：新农都宓氏公司为养生堂公司养生堂系列产品的特约经销商；产品名称、代码、规格和价格详见附件一；采用预收货款形式，通过银行进行结算，新农都宓氏公司应先行将全额货款支付给养生堂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经养生堂公司核实无误后按流程发货；本合同视为养生堂公司对经核准的特约经销商已授予特约经销权，养生堂公司授权新农都宓氏公司的经销区域和渠道约定详见《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对新农都宓氏公司设立下游的二级经销商需养生堂公司审批并书面确认后方可生效。新农都宓氏公司应在本合同的有效期间内在双方约定的经销区域和渠道内经销养生堂系列产品。新农都宓氏公司承诺未经养生堂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在本合同所约定以外的区域和渠道销售本合同产品，亦不得将本合同产品在电子商务渠道进行销售，如新农都宓氏公司违反该承诺，养生堂公司有权追究新农都宓氏公司违约责任；养生堂公司给予新农都宓氏公司退、换货的比率为新农都宓氏公司同期销售回款总额的5%，因市场销售或回款结算原因养生堂公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收回的产品总价值已经超过上述比例的，养生堂公司不予退还；新农都宓氏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被终止或解除合同时，新农都宓氏公司退货总值不超过最后一次进货额的20%，新农都宓氏公司需保证退货产品有效期在3个月以上，且产品及包装完好无损，否则养生堂公司有权拒绝新农都宓氏公司退换货要求；本合同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期满未续约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并约定了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包装、货物交接等内容。同日，双方签订《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常规商超）》1份，约定：新农都宓氏公司为浙江省杭州市养生堂D类产品线的商超渠道经销商，产品线及价格明细详见附件一；新农都宓氏公司须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单独以电汇的形式一次性向养生堂公司缴付10000元保证金(新农都宓氏公司在签署本合同前己向养生堂公司交纳保证金10000元，则自动转为本合同保证金，前期缴纳不足的部分须一并补齐)；特约经销合同及本补充协议解除或终止后，养生堂公司则根据新农都宓氏公司在合同期内的执行情况(全额保证金或扣除违约金后的保证金余款)，经据实核算后在六十天内将保证金余额无息退还新农都宓氏公司；养生堂公司应按时供货，保证货物质量；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并约定了供货价格要求、销售奖励、双方的权益和责任等内容。嗣后，双方依约发生业务往来。2015年8月10日，养生堂公司致新农都宓氏公司关于《部分规格产品停供告知函》，其中载明：近年来，随着运营成本的提高，以及行业销售模式的变化，我司也不断改善经营策略来适应市场变化，以保证贵我双方都能取得双赢的结果。鉴于此，我司自即日起停供“养生堂天然维生素C90粒(盒装)”和“成长快乐Q片50粒系列产品”，同时，自2015年8月21日起，新品规产品将陆续上市。如因此给贵司经营上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养生堂公司与新农都宓氏公司双方曾于2014年发生养生堂产品特约经销业务往来。 新农都宓氏公司提供的养生堂公司客户对账单显示：客户名称为新农都宓氏公司，对账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浙江大区杭州销售办事处，打印日期为2015年1月5日，上期结存为0，本期收款为489680元，本期开票为392400元，本期结存为97280元（注：负数余额表示我公司应收贵公司的货款金额），另存入保证金10000元，已发货未开票金额为0，已做交货单未发货为0，实际可用余额为1880元（注：贵公司可用的订货金额，负数表示已超出金额），已上单未发金额为95400元，并列明明细，在该客户对账单右上角盖有一枚“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驻杭州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印章。 新农都宓氏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提交的《现存量查询》清单，记载了存货编码、存货名称、规格型号、默认条形码、不含税单价、生产日期、失效日期、数量、含税库存金额，存货编码分别是205001、205002、205006、205007、205008、205009、205010、205011、205017、205018，总计金额为91479.02元。其中生产日期为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产品金额总计为7363元。 一审庭审中，养生堂公司对新农都宓氏公司已支付保证金1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因养生堂公司停供养生堂部分规格产品，新品迟未上市，新农都宓氏公司在2016年3月后开始被超市对其商品做下架退货处理，新农都宓氏公司向养生堂公司要求处理退货事宜一直无果，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养生堂公司与新农都宓氏公司之间签订的《养生堂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合同》及《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常规商超)》，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因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早已届满，双方的合同已终止。故新农都宓氏公司要求养生堂公司退还保证金1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新农都宓氏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养生堂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能按约提供货物，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新农都宓氏公司系养生堂公司商超渠道经销商，在养生堂公司停供主要货物的情况下，遭超市下架退货处理，而新农都宓氏公司又不得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其后果直接导致新农都宓氏公司无法继续销售剩余货物，该部分货值即是新农都宓氏公司因养生堂公司违约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但应当扣除2014年及之前批次的货款金额计7363元，故新农都宓氏公司要求养生堂公司退还货款84116元的部分及由养生堂公司取回该等值货物的请求，应属合理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新农都宓氏公司对货款84116元等值的货物(具体货物详见《现存量查询》)负有返还的义务。养生堂公司在本案中关于退货的相应抗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新农都宓氏公司关于逾期利息损失的请求，其中保证金部分，双方合同约定保证金在合同终止后无息退还，另退还货款部分实为新农都宓氏公司主张的因养生堂公司违约所受到的损失，新农都宓氏公司主张损失的损失，于法无据，故对新农都宓氏公司要求养生堂公司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9年8月5日判决：一、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新农都宓氏公司货款84116元，新农都宓氏公司返还养生堂公司上述等值货物（具体货物详见《现存量查询》)；二、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新农都宓氏公司保证金10000元；三、驳回新农都宓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1元，由新农都宓氏公司负担378元，养生堂公司负担2143元。 二审期间，新农都宓氏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养生堂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向本院提交证据：1.《经销商清账公函》，证明截至2016年12月13日双方仍存在经销合作关系。2.《现存量查询》，证明仅有存货编码为205001且失效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及2017年8月11日的产品、存货编码为205006且失效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及2017年9月20日的产品、存货编码为205008且失效日期为2017年3月14日及2017年3月25日的产品、存货编码为205009且失效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的产品、存货编码为205010且失效日期为2017年4月24日的产品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货条件。新农都宓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双方至2016年12月13日仍有合作关系且上述库存符合退货条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新农都宓氏公司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2016年12月13日的《经销商清账公函》显示，新农都宓氏公司要求退货，不同意关户清帐，《现存量查询》亦仅能证明目前新农都宓氏公司目前的库存情况。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的经销合作关系终止时间；二、养生堂公司应当退还的货款与新农都宓氏公司应返还的等值货物。 关于争议焦点一。养生堂公司认为双方的经销合作关系在合同到期后延续到2016年12月31日。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养生堂系列产品特约经销合同》及《2015年销售补充协议(常规商超)》，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的经销合作关系在未续约的情况下，至2015年12月31日终止。本案中，双方明确并未续约，尽管《经销商清账公函》未注明双方终止合作的时间，但从该公函的内容来看，系新农都宓氏公司向养生堂公司表明其尚有库存需要退货，不同意关户清帐，且从养生堂公司《客户对账单》上显示，2016年双方虽然有款项往来，但均为退款，未有新农都宓氏公司付款的情况，因此养生堂公司关于双方的经销合作关系在合同到期后延续至2016年12月31日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特约经销关系因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而终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养生堂公司主张新农都宓氏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退货。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养生堂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新农都宓氏公司提供货物，新农都宓氏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以及退货。然而，本案中，新农都宓氏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其未能继续销售剩余货物，产生大量库存系因养生堂公司未能按约提供货物，即养生堂公司违约行为造成了大量的库存，故一审法院关于该部分货值系新农都宓氏公司所受损失的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中，养生堂公司主张基于双方合作关系至2016年12月31日，故部分退货应当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双方合作关系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因此在双方对库存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从总额中扣除2014年及之前批次的货款金额计7363元并无不当。养生堂公司的相关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3元，由上诉人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玲 审判员 徐 珺 审判员 梁 琨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陈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