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民终1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文彬，男，196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白城市洮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亮，吉林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博，吉林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律丹丹，女，1986年12月13日出生，蒙古族，住白城市洮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淑莉，吉林程淑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显厚，男，195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白城市洮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娜，吉林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文彬因与被上诉人律丹丹、王显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9）吉0802民初3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文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亮、孙智博，被上诉人律丹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淑莉，被上诉人王显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文彬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律丹丹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及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一审庭审中，律丹丹提交的证据几乎都是伪造和后填的，证人证言先后矛盾因利害关系其证明效力有待商榷，上诉证据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其中一份授权委托书整版为打印，没有委托人律晓军的签字，“同意授权王显厚”也明显不是律晓军本人字体，且2013年农村签订合同，授权委托按当地惯例和日常生活习惯应为手写，即便打印委托事项之详细令人怀疑，关于什么时间委托的王显厚与律丹丹说法不一致，故上诉人有充足理由认为该委托书是委托人死后伪造的。综上，一审律丹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中，律丹丹在其诉求中明确表示其回老家后了解情况，故说明其已经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不能作为经济体一员去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律晓军与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即使存在一定的土地经营权，律丹丹应向王显厚主张权利，律晓军死亡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动消灭，土地承包合同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律丹丹通过司法途径，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沈文彬的行为给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一审法院却认为沈文彬与律丹丹享有一个《土地转包合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对于收据上书写的2万元和1万元，沈文彬是不认可的，一审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即使出资份额不同，也不能以此就认定土地份额。且土地被水淹之后赔偿款一人一半可以认定土地份额为一人一半，且沈文彬与王显厚之间的协议也约定了土地各占50%。4、即使王显厚与律晓军之间有委托关系，他们之间对于份额划分以及委托关系的确认并没有通知或者征求沈文彬的意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律丹丹享有6.7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沈文彬享有3.3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约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与责任的相对性。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另行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上诉人与刘某、张柏芬、王显厚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协议书》合同的相对方不是律晓军，合同中也未约定律晓军可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条款。因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不应向上诉人主张权利。2、一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五十五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律丹丹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合伙关系，本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条法律确定的原则，即“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只在当事人之间有法律约束力，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合同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能承担合同上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与律丹丹未签订任何合同，也不存在合伙，王显厚的授权和证言存在巨大瑕疵，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律丹丹主张诉求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和律丹丹共同享有一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明显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律丹丹辩称，上诉人的诉请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授权委托书上虽没有律晓军的签字，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律晓军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目的是为了王显厚代理其签订合同等相关事宜，只要有律晓军同意授权的字样就能形成授权委托关系。沈文彬完全知道律晓军委托王显厚签订合同的事情，才会在得到补偿款时将钱打给律丹丹。关于交款的事实，收据上明确写明了王显厚和沈文彬交款的数额，且王显厚和证人刘某都可以作证，沈文彬主张交了1.5万元，但从始至终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王显厚与沈文彬签订的协议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王显厚说明了其签字是为了得到补偿款，而且王显厚明确表示是代律晓军承包土地，所以该协议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王显厚辩称，律晓军委托王显厚同沈文彬与刘某、张海芬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是律晓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双方提供的合同是虚假的，但是并没有提出对应的证据反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律丹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3年12月8日由刘某、张柏芬与被告沈文彬、第三人王显厚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承租的10公顷土地中，原告承租6.7公顷，被告沈文彬承租其余3.3公顷。事实与理由：原告父亲律晓军于2014年去世，被告及第三人是原告父亲律晓军生前最要好的朋友。2013年12月5日原告父亲律晓军委托第三人王显厚，被告沈文彬与刘某、张柏芬签订土地转包合同。2013年12月8日刘某、张柏芬将转包的10公顷土地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土地转包合同。2014年律晓军去世后原告与第三人签署了第三人将土地地权归还原告的情况说明。2018年原告找到原地主刘某和第三人了解签订合同时的详细情况时，二人皆告知原告当初签订该合同时就已提前协商好各自的占地数。签订合同当时王显厚代替律晓军交付定金（承包费用）人民币20,000.00元，承租地数为6.7公顷；被告沈文彬交付定金（承包费用）人民币10,000.00元，承租地数3.3公顷。并有收据为证，于是原告回老家找到了收据并清楚了事情原委。被告不顾以上事实，游说刘某和第三人企图将原告踢出合同，独自享受土地权利。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你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2月8日，沈文彬、王显厚与刘某、张柏芬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刘某、张柏芬）同意将自己承租的10公顷土地转包给乙方（沈文彬、王显厚），转包期限为27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止。土地转租方式为：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六年的经营期间免除承包费；自2020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每年每垧地承包费4,000元；自2031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每年每垧地6,000元。合同签字时，乙方交付甲方定金30,000元。待六年后，乙方开始交付租金时，用定金折顶承包费即租金。”甲方处有刘某、张柏芬签名，乙方处有沈文彬、王显厚签名，见证人处律晓军签名。当日，刘某、张柏芬收到了王显厚、沈文彬交付的30,000元，并出具了收据一份，内容为：“收王显厚、沈文彬2020年的水田承包费。其中：王交20,000元、沈交10,000元”。2013年12月5日，律晓军与王显厚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人委托王显厚与沈文彬合伙承包孙国庆转包给刘某的位于到保镇高平村的10公顷开荒地的谈判、合同起草，代为签字、确认、交款、收地的一切事宜，此委托仅用于该宗土地合同签订的事宜。律晓军于2014年6月19日去世，李秀坤系其妻子，律贵系其父亲，吴淑兰系其母亲，律丹丹系其唯一子女。李秀坤、律贵、吴淑兰放弃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权益的继承。 律丹丹主张其父律晓军委托王显厚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一份，且王显厚认可其代律晓军签订的合同，并有刘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故律晓军与王显厚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王显厚以自己的名义与沈文彬、刘某、张柏芬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直接约束的主体应为委托人律晓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律晓军于2014年6月19日去世，其与王显厚之间的委托合同已终止，王显厚不再具备代理权限。根据律丹丹提交的收据一枚及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于2014年11月28日律丹丹为土地转包合同中的10公顷土地防洪水、修水渠、推壕交纳了3,000元，律晓军去世后其女儿律丹丹已承受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管理了该土地的相关事务。对于沈文彬出示的2017年1月24日王显厚与沈文彬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二人曾协议约定土地转包合同二人各占5公顷，但该份协议出具时律晓军已去世，双方委托合同终止，王显厚无权再继续代理律晓军签订协议，故该份协议书对律晓军不产生约束力。 王显厚受律晓军委托，同沈文彬与刘某、张柏芬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应视为律晓军与沈文彬合伙共同承包土地，但二人并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也未对各自占有的份额作出约定。律丹丹主张其父律晓军交纳了承包费20,000元，应占三分之二份额即6.7公顷，并提交了刘某、张柏芬为其出具的收据一枚予以证实，沈文彬对收据中“王交20,000元、沈交10,000元”提出异议，认为是虚假的，但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且刘某证人证言自认其收到王显厚20,000元、沈文彬1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在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各自实际出资数额占双方共同出资总额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合伙份额。本案中，律晓军、沈文彬分别出资20,000元、10,000元，出资总额为30,000元，故本院认定在二人合伙承包的10公顷土地中律晓军占三分之二份额即6.7公顷、沈文彬占三分之一份额即3.3公顷。 现律晓军已去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故律晓军承包的土地应由其继承人继续承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条规定：“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现律晓军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律丹丹、李秀坤、律贵、吴淑兰。庭审前，李秀坤、律贵、吴淑兰向法院提交了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并经本院明示，李秀坤、律贵、吴淑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且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故土地转包合同中律晓军所占的6.7公顷土地由律丹丹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一审判决如下：确认2013年12月8日《土地转包合同》中的10公顷土地在承包期内，律丹丹享有6.7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沈文彬享有3.3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12月8日，沈文彬、王显厚与刘某、张柏芬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刘某、张柏芬）同意将自己承租的10公顷土地转包给乙方（沈文彬、王显厚），转包期限为27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止。土地转租方式为：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六年的经营期间免除承包费；自2020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每年每垧地承包费4,000.00元；自2031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每年每垧地6,000.00元。合同签字时，乙方交付甲方定金3万元。待六年后，乙方开始交付租金时，用定金折顶承包费即租金。”甲方处有刘某、张柏芬签名，乙方处有沈文彬、王显厚签名，见证人处律晓军签名。当日，刘某、张柏芬收到了王显厚、沈文彬交付的3万元，并出具了收据一份（该收据后由律晓军保存）。2014年6月19日律晓军去世，李秀坤系其妻子，律贵系其父亲，吴淑兰系其母亲，律丹丹系其唯一子女。李秀坤、律贵、吴淑兰放弃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权益的继承。2014年11月28日律丹丹为土地转包合同中的10公顷土地防洪水、修水渠、推壕交纳了3,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律晓军与沈文彬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共同承包土地的关系？2.如存在，律晓军去世后，其合法继承人律丹丹是否有权继续承包？3.如存在，双方各占承包10公顷土地的多少比例？ 关于律晓军与沈文彬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共同承包土地的关系，沈文彬认为其系与王显厚合伙共同承包土地，律晓军是否委托王显厚其不知情也不认可。本院认为，律晓军与王显厚签订的委托协议上虽只有王显厚的签名，但是律晓军认可，且王显厚实际履行了委托事务，故律晓军与王显厚之间的委托协议合法有效。在2014年11月王显厚向刘某披露其是受律晓军委托、代律晓军承包的土地，刘某没有提出异议，且向律晓军的继承人律丹丹索要了土地转包合同中10公顷土地防洪水、修水渠、推壕的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应视为刘某选择且认可了律晓军为土地转包合同的相对人。按照沈文彬所述，其在2017年年底知道实际承包人为律晓军，且在2018年2月16日向律丹丹转账5,000.00元补偿款，应视为沈文彬选择且认可了律晓军为合伙共同承包土地。 关于律丹丹是否有权继承承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规定，律晓军承包的土地应由其继承人继续承包。因李秀坤、律贵、吴淑兰放弃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权益的继承，故本案案涉的土地转包合同中的土地由律丹丹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关于沈文彬、律丹丹应各占承包10公顷土地的多少比例，律丹丹主张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占三分之二份额即6.7公顷，并提交了刘某、张柏芬为其出具的收据一枚、以及王显厚的陈述和刘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沈文彬主张当时交纳了1.5万元应当各占一半的份额，但沈文彬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的规定，确认律丹丹占三分之二份额即6.7公顷、沈文彬占三分之一份额即3.3公顷。 沈文彬主张其与王显厚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承包土地占比。通过审查一审庭审笔录以及该份协议书的原件可知，该份协议书上书写的时间为2017年1月24日。而沈文彬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叙述该份协议书是在签订完土地转让合同就签了协议，沈文彬关于此份协议书的形成存在不诚信的表述，且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是在律晓军去世之后，委托合同已终止，王显厚不再具备代理权限，故该协议书不能约束律晓军及其继承人。 综上所述，沈文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沈文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君 审判员  刘 昕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书记员  龚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