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3民初9576号原告：叶某，女，1966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倪其官，泰兴市新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蒋某，女，1985年7月18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薛林，泰州市姜堰区顾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叶某诉蒋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其官、被告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某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对被告所掌控其父蒋康永（已故）计人民币161815.45元的遗产进行分割，给付原告人民币9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之父蒋康永自2001年起同居至2019年4月止，并于××××年××月××日补领了结婚证。2019年4月25日被告之父蒋康永亡故后，被告私自到新街邮政储蓄营业所将其父生前存款计150000元取出，又于2019年5月29日私自到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泰州公司取回其父缴纳的保险金11815.45元，以上合计161815.45元归为己有。该行为严重剥夺了原告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故诉至贵院，请求对遗产进行分割，并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90000元整。被告蒋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原告所说的存款15万元以及11815.45元，均是存在邮政部门的保险，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的一种理财产品，不是蒋康永身故以后产生的保险赔偿费用，与人身保险相应险种的赔偿款不是一回事。存款时间为××××年××月××日，是在原告叶某与蒋康永结婚之前，应该理解成蒋康永婚前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遗产进行分割。2.被告从邮政部门以及国华保险公司支取的这两笔保险存款，保险公司以及邮政部门均对被告的身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把关，对继承人是否符合继承条件，也经过了层层确认，履行了相关的手续。被告取得这两份遗产，均是符合法律规定及相关条件。3.两笔款项都是被告本人经办、取款，保险单是被告父亲生前交给被告的。取款11815.45元，是2019年5月29日，在平安保险公司取得。15万元是在国华保险公司，只是在邮政储蓄银行里有个办公地点，主体还是保险公司，并非是银行；15万元具体取款时间大概是2019年4月15日左右。4.原告与蒋康永领取结婚证时间是××××年××月××日，蒋康永的存款邮政保险生效时间为××××年××月3日。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新街镇杨芮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父蒋康永于2001年经人介绍同居在一起，居住地都在杨芮村，直到2017年7月份。7月份以后原告就到被告父亲处生活，直到蒋康永去世。证据二，结婚证。用以证明：××××年××月××日，原告与蒋康永领取了结婚证。证据三，泰兴市公安局北新派出所开具的关于蒋康永户口注销的证明。证据四，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向被告发出的理赔决定通知书1份。关于保险内容的具体信息：“申请人蒋某，案件号D100100002411196，批单号E100101264745494，理赔结果如下：P103300001836062号保险单（投保人蒋康永，被保险人蒋康永），按《平安鸿盛条款》计算给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壹万元整，给付累积红利及利息人民币壹仟捌佰壹拾壹元柒角伍分，保险责任终止；案件共计给付人民币11811.75元，给付利息3.7元，合计11815.45元。结案日期2019年5月29日”。经质证，对证据一，被告认为，村委会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蒋康永生前与原告叶某之间属于什么关系，均已无法考证，村委会作为一级组织，只能证明在其职能范围内应当提供的相关信息，对于蒋康永生前与原告叶某之间的个人生活情况，不是村委会能看到和应当提供的信息；对证据二结婚证、证据三户口注销证明、证据四平安保险公司的理赔决定通知等，均无异议。被告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蒋康永生前所在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蒋康永生前一直居住在其户籍所在地的。证据二，保险合同批单1份。用以证明：2019年4月15日，在被告之父蒋康永生前，已经对其在国华人寿保险公司15万元的1份保险的“身故受益人”作出了变更，由“法定”变更为“被保险人的子女蒋某”。证据三，由平安保险公司向被告发出的关于11815.45元身故保险金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与原告提交的该项证据相同）。用以证明：蒋康永生前就将保单交给了被告，让被告去交涉理赔。经质证，原告认为，对保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村委会的证明，因被告之父蒋康永的户口一直没有变动，就在，其自2001年到2017年7月份都是居住在原告处即新街镇杨芮村，2017年7月份说要回去承包土地，便同原告一道居住到霍庄村；对蒋康永生前所谓的指定受益人变更为被告，因原告没有看到有这样指定内容的相关手续，即便是有，原告认为蒋康永这个指定受益人不合法，是无效的，剥夺了原告对与蒋康永一起生活期间共同创造的财富的相关权利。审理中，被告蒋某还于公开庭审后，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受益人变更）、保险合同批单、保险单（原始合同）、变更申请人蒋康永本人签署文件的照片和经办人蒋某的身份信息等。用以证明：2019年4月15日，在蒋康永生前由其本人出具申请，由本案被告蒋某以直系亲属子女的名义，办理了保险合同中关于“身故受益人”的内容变更，由“法定”变更为“蒋某为被保险人的子女，受益顺序：第一受益顺序，受益比例：100%”。经补充质证，原告认为，对补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此时蒋康永已处于重病期间，可能神志不清，变更受益人可能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入这笔15万元款项的时间在2016年12月份，合同生效时间是××××年××月，原告与被告之父蒋康永登记结婚是××××年××月××日，可以说这笔钱就是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收入，被告之父蒋康永单方指定被告为受益人，实际上是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至于平安保险的11000多元，被告也承认了取款事实，这个钱毫无疑问，应该归原告全额享有。由原、被告陈述、举证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证，查明并确认以下事实：（1）被告蒋某早年丧母，后于××××年结婚成家；原告叶某早年丧夫，曾与前夫育有一子（亦已结婚成家）。（2）蒋某生父蒋康永与原告相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蒋康永因病于2019年4月25日死亡，蒋康永的父母亦均已去世。（3）因蒋康永生前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平安鸿盛险”一份（原、被告均未提交原始保险单，投保时间、保险费缴纳情况、受益人约定等均不详），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蒋康永，2019年5月29日，由被告蒋某出面与保险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受领了“身故保险金”及部分红利和利息共计人民币11815.45元。（4）因蒋康永生前，还曾于××××年××月××日，在国华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保险，约定：保险期间20年、交费年期为趸交、基本保险金额276435元、首期保险费150000元（备注：在第4保单周年日后的第30日现金价值为174536.30元），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蒋康永，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保险单生效日期为××××年××月3日；2019年4月15日，由蒋康永本人出具书面申请，被告蒋某作为代理人至国华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了保险合同部分内容变更，将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变更为指定子女蒋某，受益顺序为第一受益顺序，受益比例为100%；蒋康永病故后，被告蒋某依保险合同约定，从国华人寿保险公司受领了身故保险金人民币150000元。（5）蒋康永病故后，原、被告间因家庭生活琐事以及上述财产的分割事宜等产生矛盾，原告遂具状持前述请求和理由诉至本院。案经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依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本案中，依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双方争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已由被告受领的两笔款项，即基于蒋康永生前所投保且以其本人为被保险人的两份人身保险的身故保险金如何分配处理。原、被告的个人经历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在蒋康永生前分别与其存在婚姻或直系血亲的亲属关系，双方本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秉持理性平和、互谅互让，妥善处理好蒋康永的身后事，奈何因琐事产生争端，各不相让，直至诉讼中仍未能协商化解，实为憾事。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诉讼并非解决纷争的唯一手段和途径。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评判如下：首先，身故保险金或保险费并不等同于银行存款，亦并非一定属于遗产。人身保险合同的标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保险人和投保人均应严格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利益，包括保险利益请求权范围、实现条件等，亦应遵从合同的约定。其次，依本案查明事实，案涉两份保险均系带有保值增值功能主要作为长期投资方式对待的商业保险，并非单纯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亦非法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且两份保险合同又都因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蒋康永的意外病亡而提前终止，故原、被告虽均在蒋康永的近亲属范围内，但对于合同项下涉保险利益的请求权和范围的确定，当然应仅限于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1）关于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的一份“平安鸿盛险”，原、被告均未能提交保险单等保险合同证据，被告提交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仅能证明被告已实际受领的包括累积红利和利息在内的款项数量，由于无法查明保险合同中关于受益人等的主要合同条款内容，现原告主张对该笔“身故保险金”款项按遗产对待，于法不悖，但原告还主张由其全额享有，则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依照法定继承的处理原则，原、被告属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之列，宜确定各半分享，即各享有11815.45元/2=5907.725元。（2）关于在国华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期间为20年的一份保险，依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系蒋康永在与原告再婚前即以个人财产一次性缴付了“首期保险费”15万元，被保险人为蒋康永本人，且蒋康永已于生前明确指定合同项下“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本案被告，故在蒋康永因病死亡后，保险公司依约向被告支付“身故保险金”15万元（实为：在合同约定的“第4个保单周年日后30日内”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依约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指定受益人据实返还其已缴付的保险费），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和案涉保险合同的规范；被告受领该笔款项，其权源是基于生父蒋康永于生前的指定遗赠，性质属于蒋康永生前对个人预期收益的自愿处分，于法于情亦皆不悖；虽原告认为蒋康永生前变更关于“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之合同内容，并非出于蒋康永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原告叶某人民币5907元。二、驳回原告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1025元，原告叶某负担900元，被告蒋某负担12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垫付，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并加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严洪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朱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