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2民终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漳州钻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建元路2号漳州碧湖万达广场A1地块6幢819号。 法定代表人：谢湘中，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艺能、林伟文，福建嘉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美凤，女，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云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志宇，男，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文，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伟林，男，197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云霄县。 上诉人漳州钻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钻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105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钻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闽0203民初2105号之一民事裁定，改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起诉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钻诚公司的起诉，是错误的。一、钻诚公司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一方，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也早已知悉并认可钻诚公司是买卖合同交易一方的身份，其无权选择交易相对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汤伟林2019年1月7日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陈述：“今天陈鸿腾带着他老板来找我让我付款或把货还给他，但是我手上没有现金支付货款给他们，而且现在店刚开业，如果他们把货都拿走的话，我们的店就开不下去了，今天我们在派出所协商过之后去店里清点货品，陈鸿腾的老板谢总在清点货品的时候当场就要店里把货强行带走，双方发生了纠纷，吴志宇就报警说对方抢劫珠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证实：1、陈鸿腾不但没有跟汤伟林确认该批货物是自己卖给珠宝店的，相反表明了自已只是经办人，供应商是钻诚公司，因而1月7日带供应商老板谢总过去交涉；2.吴志宇亦清楚钻诚公司是供应商，并同意与钻诚公司共同清点供应在珠宝店里的钻石货品。其次，从吴志宇2019年1月7日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2018年10月15日，汤伟林跟我说他在厦门思明区民族路50号604室开了一家深圳多梅内克珠宝有限公司让我入股，我就投资了15万元人民币入了股，占股15%。后来汤伟林在罗宾森三期租了一店面，由我老婆朱美凤做法人注册了一家厦门市思明区朱美凤珠宝店，跟商场签订租赁合同。最初汤伟林承诺在开店时要在店里摆450万元的货，店铺装修由总公司负责，我们不用出钱，但是实际到开业的时候，店铺才铺了200多万元的货，实际钻石价格是30万。2019年1月7日店面开业经营，1月7日的时候，店里钻石的供应商就跑到店里说要把货拿走，我不认识供应商所以我们之间引发了纠纷，随后我们到梧村派出所进行了调解，下午我和供应商、汤伟林一起去罗宾森的店里清点钻石，在清点的时候供应商谢总就过激把他供应的钻石拿到他手里去，我以为他要把那些钻石都抢跑掉就赶紧报警说抢劫了，事情（实）谢总也没有离开店里，直到民警到场。”公安人员还问吴志宇：“汤伟林找供应商拿货到店里铺货，有没有付钱给供应商？”吴回答：“我之前不知道，今天才知道汤伟林没有付款给供应商。”公安又问吴志宇：“现在店里的钻石货品在何处？”吴回答：“都在我手上。”同样证实：1.吴志宇已清楚铺货在朱美凤珠宝店里的钻石珠宝是钻诚公司供应，而且货款未支付；2.吴志宇还实际控制着钻诚公司供应的案涉钻石珠宝货品。也因为，陈鸿腾在案涉钻石珠宝买卖中是作为钻诚公司的业务员负责与朱美凤珠宝店代表人汤伟林洽谈与交接，当朱美凤珠宝店不按约定的10日期限付清货款时，陈鸿腾就将朱美凤珠宝店代表人汤伟林签收的《送货单》及《退货单》移交给钻诚公司，并带钻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月7日前往朱美凤珠宝店进行交涉。根据上述事实，钻诚公司是本案所涉钻石珠宝买卖一方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钻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朱美凤珠宝店或者与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之间存在珠宝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二、钻诚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鑫禧饰品商行出具的《声明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对于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在一审庭审中提出“漳州市龙文区鑫禧饰品商行（以下简称鑫禧饰品商行）的负责人为谢湘中，钻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谢湘中，认为交易相对方不明确。”的问题，钻诚公司除了在审庭审中表明两者不存在混淆，并在一审庭后提交由该商行出具《声明书》进一步强调：陈鸿腾不是其聘请的业务员，案涉珠宝也不是其供应。钻诚公司在一审庭审后补强和反驳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提出的理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第90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已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相反地，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一方提出“相混淆”的事实，并没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综上，钻诚公司作为本案所涉珠宝的供应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起诉厦门市思明区朱美凤珠宝店的合伙人和经营者支付货款和承担违约责任，有充分证据，钻诚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提出反驳钻诚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钻诚公司的起诉，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朱美凤、吴志宇答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需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但是，本案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钻诚公司与汤伟林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钻诚公司不具有起诉主体资格，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唯一、直接的书面证据即《鑫禧珠宝送货单》，无法体现送货人是钻诚公司，亦无法证明钻诚公司与本案存在任何关联，该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制单人均为“陈鸿腾”，而非钻诚公司。而且，本案中双方之间不存在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可以作为参考依据。因此，不能以此证明钻诚公司与汤伟林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钻诚公司主张陈鸿腾是其业务员，陈鸿腾与汤伟林交易是履行职务行为，但钻诚公司对此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钻诚公司在一审辩论结束后提供的《2018年12月21日陈鸿腾带货明细》《2018年12月25日陈鸿腾带货明细》，且不论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已超过举证期限，其表面记载内容也不能体现陈鸿腾是从钻诚公司处带货。再次，在实际交易涉案珠宝首饰时，陈鸿腾也未向汤伟林表明其代表钻诚公司进行交易，而是陈鸿腾以个人的名义与汤伟林进行交易的。钻诚公司并没有向汤伟林作出任何交易的意思表示，相反，钻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多次强调，陈鸿腾在与汤伟林进行交易时，钻诚公司本身并不知情。既然钻诚公司都未作出与汤伟林交易的意思表示，且对此交易不知情，又如何证明其与汤伟林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另外，不论是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还是一审庭审过程中，汤伟林自始至终均陈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其只与陈鸿腾之间有往来，未与他人有过任何接触。因此，钻诚公司主张其与汤伟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三，案外人陈鸿腾与汤伟林也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从《鑫禧珠宝送货单》上看，陈鸿腾仅送货两次，仅依《鑫禧珠宝送货单》较难推出交易习惯，故不存在交易习惯之说；从交易方式来说，钻诚公司一审提交的10份《鑫禧珠宝送货单》中均备注为“预售”，且，其中编号4-4和6-6的《送货单》还特别注明有关保证金的支付。因此，《鑫禧珠宝送货单》仅能体现，陈鸿腾将货物交给汤伟林，结合《鑫禧珠宝送货单》“预售”的意思表示，只能证明鑫禧珠宝或陈鸿腾向汤伟林铺货，而不能由此证明买卖合同成立。二、各方2019年1月7日在梧村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也不能证明钻诚公司就是与汤伟林交易的另一方。首先，双方是否成立合同关系，应当以交易时的意思表示认定，而不是通过事后找一个所谓的“老板”来讨债，就可以认定与其老板经营的任一商事主体成立合同关系。其次，虽然陈鸿腾带谢湘中找到汤伟林，称谢湘中是其“老板”。但是，汤伟林和吴志宇此时并不认识谢湘中，也无法判断其是不是陈鸿腾的老板，甚至还为此报警，称谢湘中在实施“抢劫”。第三，退一步讲，即便谢湘中真的是陈鸿腾的老板，因谢湘中同时经营漳州钻诚贸易有限公司、鑫禧饰品商行、广西钻石海洋珠宝有限公司和漳州市芗城区鑫禧珠宝行等多家相同行业的单位，谢湘中和陈鸿腾的身份均不具有唯一的指向性，故，不能因此认定钻诚公司就是交易的一方，或者陈鸿腾的行为可以代表钻诚公司。三、钻诚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供的《声明书》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也无法证明钻诚公司就是本案的交易一方。首先，钻诚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声明书》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予以采纳。其次，《声明书》是由鑫禧饰品商行的经营者谢湘中出具，谢湘中又是钻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声明书》不足为信。第三，《声明书》的内容也不能证明钻诚公司是本案的交易一方。《声明书》中，鑫禧饰品商行仅否认其与陈鸿腾的关系，否认案涉珠宝与其有关，否认《鑫禧珠宝送货单》是其使用的，前述否认并不能推断出钻诚公司就是本案的交易一方。鑫禧饰品商行也没有能力证明《鑫禧珠宝送货单》是钻诚公司使用的。综上，鉴于钻诚公司与汤伟林之间并不存在订立合同的合意，且陈鸿腾向汤伟林交付珠宝时也未向汤伟林表明其系代表钻诚公司或得到钻诚公司的授权，故，钻诚公司并非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定钻诚公司与朱美凤珠宝店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钻诚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据此驳回钻诚公司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汤伟林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钻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共同向钻诚公司偿还货款287312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共同赔偿钻诚公司损失41000元和保全费1957元；3.由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个体工商户朱美凤珠宝店于2018年11月12日注册成立，登记经营者为朱美凤，经营场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85-887号罗宾森广场Ｒ1-12，经营范围：珠宝首饰零售。2018年11月16日，多梅内克公司授权朱美凤珠宝店为其特许品牌旗舰店，允许其代理及挂牌在厦门市思明区经营“多梅内克”品牌产品。朱美凤与吴志宇是夫妻关系。朱美凤珠宝店的实际经营者系吴志宇、汤伟林。吴志宇、汤伟林与案外人周志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周志凤未参与朱美凤珠宝店的经营活动。朱美凤珠宝店于2019年1月1日开张，于2019年1月22日注销。 2018年12月22日、2018年12月25日，汤伟林分别在《鑫禧珠宝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字，《鑫禧珠宝送货单》上载明制单人为陈鸿腾，送货单位及经手人陈鸿腾，送货单上单价与最后一栏金额不同，最后一栏金额记载合计为317767元。2018年12月25日，汤伟林向陈鸿腾退还前述收取的珠宝中金额共30455元的货品。 2019年1月7日，钻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湘中与案外人陈鸿腾前往朱美凤珠宝店索要汤伟林签收的《鑫禧珠宝送货单》项下前述二批价值287312元的珠宝货款。在索款过程中发生纠纷，谢湘中向厦门市梧村派出所首先报案称被诈骗。当天傍晚，吴志宇又向公安部门报案称遭遇抢劫，谢湘中及吴志宇、汤伟林均由公安部门传唤并制作相关询问笔录。其中，在2019年1月7日的“询问笔录”中，谢湘中陈述：2019年1月3日，钻诚公司盘点货物时发现少了80多件货，公司业务员陈鸿腾说是他拿了货到多梅内克公司厦门罗宾森旗舰店铺货，但是对方还没有付钱。谢湘中不清楚陈鸿腾为什么可以把货给多梅内克公司厦门罗宾森旗舰店却不收钱。同日，在“询问笔录”中，汤伟林陈述：汤伟林经张居祥介绍，从陈鸿腾手中拿了80多件货，因陈鸿腾不同意汤伟林提出等多梅内克公司把货拿过来再退货，或者让陈鸿腾先把货放在店里卖的方案，因此陈鸿腾于2019年1月7日带着他老板来找汤伟林，要求汤伟林付款或者把货还给他。因汤伟林没有现金支付货款，而且朱美凤珠宝店刚开业，顾虑他们把货拿走影响开店，因此发生纠纷并报警。 2019年1月23日，钻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因朱美凤珠宝店已注销，钻诚公司于2019年4月3日申请撤回对朱美凤珠宝店的起诉。2019年4月4日，钻诚公司申请追加朱美凤为本案被告。 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已依法对吴志宇、汤伟林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钻诚公司为此支出财产保全费1957元。 另查明，钻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湘中同时系鑫禧饰品商行的实际经营者。钻诚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供鑫禧饰品商行出具的《声明书》，载明：1.鑫禧饰品商行从未聘用陈鸿腾，《鑫禧珠宝送货单》项下的珠宝与鑫禧饰品商行无关，《鑫禧珠宝送货单》系钻诚公司的送货单，与鑫禧饰品商行无关。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对《声明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钻诚公司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且钻诚公司与鑫禧饰品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谢湘中，故该证据证明力不足。因此，钻诚公司主张的事实不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钻诚公司主张与朱美凤珠宝店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基于己方持有案涉珠宝的《鑫禧珠宝送货单》原件及陈鸿腾向汤伟林交付珠宝之事实。但钻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朱美凤珠宝店或者与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之间存在珠宝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鑫禧珠宝送货单》上载明制单人为陈鸿腾，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亦由陈鸿腾签字，仅凭《鑫禧珠宝送货单》不能证明送货人为钻诚公司，也不能证明《鑫禧珠宝送货单》记载的送货人陈鸿腾在送货时已向收货人告知钻诚公司是实际供货人。其次，钻诚公司未与朱美凤珠宝店或朱美凤、吴志宇、汤伟林签订书面合同，钻诚公司虽持有《鑫禧珠宝送货单》原件，但钻诚公司未就其与收货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前述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举证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合同。钻诚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不能当然视同为法人的行为。虽然陈鸿腾称谢湘中为“老板”，但谢湘中同时经营钻诚公司、鑫禧饰品商行等多家单位，因此，陈鸿腾的身份不具有唯一指向性，不能认定陈鸿腾为钻诚公司员工，也不能认定陈鸿腾送货就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结合在案证据和事实，也不足以认定钻诚公司委托或授权陈鸿腾向朱美凤珠宝店供货。因此，陈鸿腾向汤伟林交付珠宝，不足以认定为钻诚公司向汤伟林或者朱美凤珠宝店交付了珠宝。鉴于汤伟林否认与钻诚公司存在订立合同的合意，钻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汤伟林之间存在订立合同的合意，陈鸿腾在交付珠宝时既未向汤伟林提供钻诚公司的授权、也未声明系代表钻诚公司，因此，汤伟林作为交易一方，根据自愿原则，有理由选择和相信合同相对方为陈鸿腾，而非钻诚公司。综上，钻诚公司不能证明与朱美凤珠宝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钻诚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漳州钻诚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二审中，钻诚公司补充提交一份《欠款条》，拟以此证明：2018年12月间厦门罗宾森多梅内克朱美凤珠宝店向陈鸿腾购买案涉珠宝，陈鸿腾系钻诚公司的代表人；2019年1月9日，汤伟林代表厦门罗宾森多梅内克朱美凤珠宝店向陈鸿腾出具《欠款条》，确认案涉珠宝系钻诚公司出售并享有收款权。朱美凤、吴志宇质证认为：1.该证据2019年1月9日就已形成，但是钻诚公司现在才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朱美凤、吴志宇有权不予质证，该证据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退一步讲，在保留前述意见的前提下，朱美凤、吴志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首先，朱美凤、吴志宇不是该份证据上记载信息的当事人，关于该证据的来源、形成的时间、地点、原因及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均不知情，且对方现在才提交，显然不符合常理，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其次，该份证据上记载的信息仅能体现汤伟林与钻诚公司两个主体之间曾存在过民事法律关系，且记载的金额亦与本案标的额不符，记载的主体“厦门罗宾森多梅内克珠宝店”与本案也没有关系，故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应属于本案之外的法律关系，更无法指向钻诚公司所主张的陈鸿腾系其代表人、案涉珠宝系其向朱美凤珠宝店所售等证明对象；再次，朱美凤、吴志宇从未向汤伟林就案涉珠宝作出过任何授权，汤伟林亦不是朱美凤珠宝店的代表人，“厦门罗宾森多梅内克珠宝店”亦与朱美凤、吴志宇无任何关联；该证据仅系汤伟林个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其基于个人意思表示产生的法律行为与朱美凤、吴志宇均无任何关系，应由汤伟林自行承担。对此，钻诚公司提出，因为一审法院认为钻诚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钻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湘中在收到一审裁定书后又去找到陈鸿腾，陈鸿腾才表示汤伟林曾经出具过欠款条并将上述《欠款条》交给钻诚公司，因此，钻诚公司不存在举证逾期；《欠款条》的落款日期是2019年1月9日，而谢湘中2019年1月7日就到朱美凤珠宝店索要货款、主张权利，从交易情况、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是由汤伟林代表朱美凤珠宝店与钻诚公司的员工陈鸿腾进行交接的，因此，《欠款条》可以反映本案的事实，汤伟林是作为朱美凤珠宝店的代表向钻诚公司出具该《欠款条》；该《欠款条》所体现的供货主体与吴志宇2019年1月7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是一致的；《欠款条》可以看出汤伟林在一审中所作的陈述是虚假的，吴志宇和汤伟林在一审中没有如实陈述，才导致一审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定。 二审中，吴志宇确认：1.一审裁定书中的第五页第一行载明的“汤伟林公司”的地点是在厦门市世纪中心604，该场所系在写字楼中隔成办公空间和珠宝展厅。2.朱美凤珠宝店是以朱美凤的名义进行工商注册但朱美凤并没有出资；周志凤与吴志宇是老乡，吴志宇对朱美凤珠宝店投资了15万元，周志凤投资了12万元，吴志宇与周志凤的投资款都是支付给了汤伟林用于进货，吴志宇的15万元是在上述世纪中心处刷卡支付给汤伟林的；3.朱美凤珠宝店是深圳多梅内克珠宝有限公司的代理商，有取得该公司的专营授权书，但未签订书面的加盟合同，吴志宇是在厦门与深圳多梅内克珠宝有限公司对接的，由汤伟林代表深圳多梅内克珠宝有限公司向朱美凤珠宝店提供货物；4.吴志宇并不认识谢湘中，谢湘中说珠宝是他的，吴志宇对此不认可，所以吴志宇才报警说谢湘中抢劫；2019年1月7日汤伟林当时也在场，汤伟林没有说珠宝都是谢湘中的，因此，吴志宇认为如果要交还案涉珠宝也应当是还给汤伟林；吴志宇报警后，警察很快就来了，所以谢湘中、陈鸿腾没有实际拿走案涉珠宝，该部分珠宝仍然保管在朱美凤珠宝店内；5.吴志宇交钱给汤伟林，与汤伟林进货，是不同的时间，至于汤伟林去哪里进货吴志宇并不清楚；案涉的珠宝后来是由汤伟林拿走了，交接时是由吴志宇、汤伟林、店铺的店长在场清点，但当时没有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后来汤伟林有退还给吴志宇7万元，周志凤也拿回了部分钱，汤伟林后面还独自经营店铺4个月左右，但最后还是关掉了。 本院认为，鉴于钻诚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欠款条》，该证据客观上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影响，结合谢湘中、陈鸿腾、汤伟林等人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中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钻诚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并驳回其起诉，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105号之一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漳州钻诚贸易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225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王 池 审 判 员 师 光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李雅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