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53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81号。法定代表人：阚惠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欣，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晓婷，系辽宁正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其仕弘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中路33-4号。法定代表人：林金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沈阳其仕弘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2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啟星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宋刚、赵卫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1、一审法院认定综合收益率包含财务顾问费用是错误的。综合收益率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概念。合同双方也没有就综合收益率这一概念给出明确约定。一审法院认定综合收益率这一概念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约定依据。按一审法院认定：综合收益率应包含利息和其他因本金而产生的收益类费用。但财务顾问费用系基于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收取的，与借款合同无关，更与本金无关。按一审法院定义财务顾问费用也不属于综合收益率范围。一审认定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多次出具承诺函标明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是错误的。上诉人一共出具过三份承诺函，2013年7月15日的承诺函是关于重组收益的单方承诺，该承诺已经被双方之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协议更改。仅仅2014年1月28日的承诺函中存在综合收益率不高于13%字样，但它与债权转让协议系同一天签订，系先承诺后签订协议。不存在先签订协议后承诺之说。2015年10月29日因综合收益率说法不规范，上诉人在承诺中明确综合利率不超过13%，不再使用综合收益率字样。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这份书面承诺完全认可。综合利率从字面上就不包括财务顾问费用。上诉人在承诺中只有一次使用不规范的综合收益率一词。一审法院认定多次承诺综合收益率系以偏概全；认定先签订协议再单方承诺系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计算利息和财务顾问费用的计算方式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双方协议中对利息计算方式、财务顾问费用支付方式均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做为国企单位，每一笔收入都必需有充分的依据。上诉人严格按双方协议约定计算并收取每笔费用。不存在多收之说。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利息有利息的计算方式，财务顾问费用的财务顾问费用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把财务顾问费用和利息混在一起计算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罔顾合同双方的明确约定，用不同于任何合同约定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存在过错的情况判令上诉人承担返还义务是错误的。上诉人收取的每一笔款项都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没有找到上诉人的任何过错，只是用没有合同依据的计算方式计算的错误结果判令上诉人承担返还义务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律师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委托律师的行为是其自身行为，不能将其花费的费用转嫁给上诉人，其主张无依据。上诉人履行合同中没有任何过错，本次诉讼是被上诉人乱用诉权产生的，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被上诉人的律师费。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代理协议与律师所发票、被上诉人付款的证据时间不一致，证据相互矛盾，不能做为证据作用。一审认定发生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应当驳回诉求。1、上诉人没有多收取费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上诉人收取的每一笔利息都是按合同约定收取的不存在多收之说。按正确的方法计算上诉人收取的利率一直为12%，不存在多收的情况。财务顾问费用上诉人都是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收取的，不存在多收。2、上诉人不但没有多收取费用，反而被上诉人还欠上诉人大量违约金。2013年7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贷款银行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第七条7.1明确约定，上诉人收购债权后，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重组收益在不劣于13%的情况下对债务进行重组。2014年1月，因被上诉人在恒丰银行烟台分行贷款出现逾期，上诉人按照《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收购了债权，考虑到被上诉人资金紧张的因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还款补充协议》，并约定了重组收益率为12%，还款期限至2016年1月28日。2015年8月3日，被上诉人因资金紧张无法按期偿还资金，向上诉人申请展期，上诉人为了缓解被上诉人的资金压力，与被上诉人再次签订了《还款补充协议》，重组收益率为12%，将贷款期限延长至2017年1月28日。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严格按上述协议约定标准收取本金、利息，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的利率偿还了本金及利息。现在被上诉人以计算错误为由要求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被上诉人目前尚欠利息及财务顾问费违约金未偿还。2016年4月5日，被上诉人提前偿还了剩余本金，根据《还款补充协议》的约定最后一期利随本清。最后一笔利息631480.00元偿还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从最有一次本金偿还日2016年4月5日计算到2016年6月23日，违约金24，627.72元。2014年4月2日被上诉人逾期支付财务顾问费，应支付违约金44,200.00元。置业公司辩称，一、本案上诉人给我公司出具的三份承诺函中无论用词是否规范，均不影响对双方约定年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意思表示的认定，上诉人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2013年7月，我公司从恒丰银行贷款2.86亿元，该笔贷款业务是由本案的上诉人引荐，由于恒丰银行给予的贷款期限较短无法满足我公司项目用款计划，故各方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就已经事先预见到我公司不能在贷款期限内偿清全部贷款，所以，上诉人预先就提出在贷款期满后，负责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受让承接该笔贷款，然后由我公司继续向上诉人还款（即：债务重组）。那么，在洽谈这笔金融贷款业务时，势必就会涉及到我公司融资成本的问题，经与上诉人协商确定，一旦债务重组之后，上诉人重组的年收益率不能超过13%，这是我公司同意该笔业务最核心的前提条件。因为，该笔金融业务涉及金额巨大，上诉人又是国有企业，我们担心上诉人的领导人员可能会更替频繁日后有争议，所以，为了消除我公司的顾虑，上诉人在双方首次签订合作协议的前一天（2013年7月15日），给我公司出具第一份承诺函，承诺重组以后的年收益率为13%，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公司才于次日（2013年7月16日）与上诉人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并且，《业务合作协议》第7.1条约定的内容，与第一份承诺函内容是一致的，年收益率为13%的内容至此正式写入双方协议之中。到了2014年1月28日恒丰银行的贷款期满时，我公司尚有1.36亿元贷款本金未偿清，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触发了上述《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债务重组条件。这里应当强调的问题是：从2014年1月28日触动债务重组之日起，一直到2016年4月5日我公司还清所有借款本金之日止，在这段期间内，2013年7月16日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是始终有效不变的，换句话说，《业务合作协议》7.1条中关于“年收益率13%”的约定，对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因此，即使没有其他两份承诺函的情况下，仅依据上述《业务合作协议》第7.1条和第一份承诺函，就足以认定年收益率13%的客观事实。2、在2014年1月28日触发债务重组条件时，应上诉人的要求，我公司又与其签订了《还款补充协议》和《财务顾问协议》，《还款补充协议》是对之前《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其中约定的贷款利息是12%/年（注意：此处约定的是利息，不是收益率），较比《业务合作协议》第7.1条约定的13%年收益率少了1个百分点，但上诉人并不是放弃了这1个百分点收益，而是将1个百分点以财务顾问费的名义收取，所以，才有了另外一份《财务顾问协议》，《还款补充协议》和《财务顾问协议》都是在2014年1月28日同一天签订，《还款补充协议》中的12%利息和《财务顾问协议》中的1%财务顾问费，两者相加正是《业务合作协议》7.1条中的13%收益率，所以，2014年1月28日双方签订的这两份协议，实际是对2013年7月16日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和细化拆分，双方最初定下的年收益率13%的意思表示并未发生过改变。在签订这两份协议的当天，上诉人还给我公司出具了第二份承诺函，其中再一次承诺“年化综合收益率不高于13%/年”，由此可见，第二份承诺函的内容，是对2013年7月16日《业务合作协议》以及2014年1月28日《还款补充协议》、《财务顾问协议》这三份协议的确认，进一步巩固夯实了双方关于年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的约定。至于上诉人提到的第二份承诺函是在《还款补充协议》、《财务顾问协议》签订之前、还是签订之后出具的问题，丝毫不影响对上述事实的认定。3、到了2015年10月26日，我公司还剩下2910万元本金未还清，但当时并没有到达约定的还款期限（2016年1月28日到期），我公司前期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而且，还款一直良好，没有不良记录，在这种良好合作的背景之下，双方经过协商，将这剩下的2910万元本金的还款期限再延长一年到2017年1月28日，所以，才有了双方在2015年10月26日签订的第二份《补充协议》，在签订这份补充协议的三天之后（2015年10月29日），上诉人给我公司出具了第三份承诺函，这份承诺函是针对最后2910万元未还本金出具的，虽然上诉人提出这里面使用的词句是“综合利率不高于13%”，但这依然不影响双方关于年综合收益率13%的意思表示认定。主要理由是：2015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第三份承诺函3天，该《补充协议》第2.4条约定的年利率是12%，而第三份承诺函里提到的综合利率是13%，从数字上看前后明显不一致，换句话说，在第三份承诺函出具之前，双方就已经确定了利率是12%，如果第三份承诺函中真如上诉人所说的仅是指贷款利率的话，那么，上诉人完全没有必要再时隔3天以后做出与《补充协议》内容相悖的承诺，给自己增设1个百分点的义务，所以，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有悖基本的思维逻辑和常理常情，以上诉人的这种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身份，是不会轻易以承诺函的方式做出违背协议约定的承诺内容的。另外，第三份承诺函的原词句是“综合利率”，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综合”二字，上诉人在提出此节上诉理由时，没有对“综合”二字给予合理解释，结合全案证据材料，除了利息和财务顾问费之外，上诉人在该笔业务中再无其他收益，并且，在2910万元的债务重组期间，上诉人依然在延续此前的《业务合作协议》、《还款补充协议》、《财务顾问协议》向我公司收取着12%的利息和1%的财务顾问费，因此，此处的综合利率虽然用词与前两份承诺函略有差异，但结合双方实际履约行为及其他协议条款、承诺函等证据材料综合来看，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故此处的“综合利率不高于13%”，也应是指12%的年利息和1%的财务顾问费，因此，即使是第三份承诺函中使用了“综合利率”词句，同样也不影响此前双方关于年收益率不超过13%的意思表示认定。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我公司多还款的现象是因为，首笔财务顾问费是在每一个债权转让节点开始时预收的1%（相当于民间俗称的“砍头息”），由于双方在《业务合作协议》第7.1.1条中明确约定，重组收益比照银行计息方法结算，按实际使用本金的天数进行结算（上诉人的第一份承诺函的第三条中也有此项承诺内容），故在我公司提前于2016年4月5日还清本金的情况下，势必会产生上述多还付款的现象。4、关于重组收益率的问题，上诉人自己在本案一审和二审时的解释都是错乱、自相矛盾的。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答辩状可见，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还曾经将协议中约定的12%的利息解释为重组收益率，现在二审上诉状中又改口为利息，前后矛盾，足以见得上诉人为了逃避合同责任，进行肆意解读合同条款的事实。综上所述，通过以上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清晰可见，该笔金融业务由始至终，都贯穿着上诉人出具的年综合收益率不高于13%的承诺和约定，上诉人的此节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多收取我公司806213.33元数额正确。因为双方在2013年7月16日《合作协议》确立了总的收费原则系年综合收益率不高于13%，加之上诉人在双方三次缔约前后均配有与之相对应的承诺函加以确认，所以，双方最终结算费用时应当遵循年综合收益率为13%的约定进行。在一审诉讼期间我公司已举证证明，向上诉人偿还利息和财务顾问费的总金额为19354440元，见原告证据五。而根据我公司每次向上诉人偿还本金的时间及金额（见原告证据六），按照年化综合收益率13%进行分段计算以后，上诉人在该笔金融业务中最多能向我公司收取的款项总金额为18548226.67元（原告证据八），比双方约定多收取了806213.33元（19354440元-18548226.67元），根据上述合同条款及三份承诺函，上诉人应当将多收取的款项退还给我公司。由于上诉人多次向我公司承诺年化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我公司于2016年4月5日还清最后一笔本金之后，明知存在多收款项的事实，却拒绝返还，故其应当承担拒绝还款期间的相应利息。原审法院此项判决完全正确。三、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律师费正确。2014年1月28日《还款补充协议》第13.2条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应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对方合理的律师费。我公司一审期间支付的律师费，没有超过沈阳市律师协会关于印发《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沈律协字〔2015〕6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即：100万元以下的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律师费收费标准为：诉讼标的额×4%+11000元），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一审的3万元律师费既符合合同约定，也不违反收费规定，此项判决完全正确。四、上诉人主张我公司违约，应承担违约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主张我公司应当承担2016年4月6日至2016年6月23日期间的违约金24627.72元，不能成立。我公司于2016年4月5日还清最后一笔本金后，经过核算发现，上诉人多收取我公司806213.33元，足以抵付最后一笔借款本金的利息631480元，故暂未向上诉人支付最后一期利息，并且积极与上诉人沟通协商退返差额款的事宜，但后来上诉人又提出要求我公司先把利息支付，然后再返还多收款项，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补交了最后一笔本金的利息631480元（见原告证据五的最后一笔），当时上诉人也未提出要加收所谓的迟延还款违约金，而当我公司按照上诉人的要求补交最后一笔利息之后，上诉人却违反诚信，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无奈我公司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多还款项，我公司在本案中并无恶意违约行为，在以往还款中，均足额按时偿还，甚至还提还款，在我公司多还款项的情况下，本该可以直接抵销最后一笔利息，故不应承担此项所谓的违约责任。2、上诉人主张2014年4月2日我公司逾期支付财务顾问费，应支付违约金44200元，此项辩解主张也不能成立。首先，该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没有就违约金问题提起反诉，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再次，我公司未能按约定时间支付此笔财务顾问费（也仅此一笔），事出有因，是因上诉人原因所致，即：第一，当时正值春节放假，上诉人单位无人接收财务顾问费，经上诉人同意暂不支付，从2014年至我公司起诉之前的四年多时间里，上诉人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质疑。第二，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我公司每次还款以后，上诉人应当及时配合办理房产解除抵押手续，由于在当时上诉人未及时解押，导致我公司无法及时给购房客户办理备案，造成了我公司对购房客户违约，所以，上诉人时任领导认为此责任不在我公司，所以，没有就上述迟延付款事宜提出过异议。第三，在该笔业务合作期间，上诉人掌控我公司的印章和账户，如果我公司拖欠违约金，上诉人是不可能允许我公司正常使用账户资金的，上诉人也可以直接扣划款项，而实际上上诉人并未扣款，且仍继续允许我公司正常开展业务，这也能说明，当时上诉人对此是自认理亏的，可以验证上述第二点主张。第四，根据上诉人于2014年1月28日出具的第二份《承诺函》，如非因企业原因导致不能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我办承诺无需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我公司亦不应承担财务顾问费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置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806213.33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6年4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律师费人民币3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6月17日，原告（借款人）与恒丰银行蓬莱支行（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借款金额为286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4年1月28日，借款利率为年8.0%，2013年7月19日放款76000000元，2013年8月19日放款210000000元。2013年7月15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原告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重组收益率为13%/年，其中重组期第一年，于重组期初一次性预收2.5%的重组收益，剩余10.5%按季收取，重组收益应在双方结算第一期全部收益金时抵扣，实行多退少补，第一年实际结算的重组受益小于按债务重组本金的2.5%预收的重组收益的差额冲减借款本金。但须保证年收益率为13%/年，第二年，重组收益率13%/年，按季收取。收益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利息收入，收益的支付方式为按季支付，比照银行计息方法结算，即每季度结算重组收益时，按照实际使用本金额×实际占用天数×13%/年收益率÷360天。2013年7月1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乙方）及原告（丙方）等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丙方向乙方提出融资需求，乙方拟通过辖属恒丰银行蓬莱支行向丙方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286000000元，第一期贷款76000000元，贷款期限7个月，第二期贷款210000000元，贷款期限6个月，甲方了解丙方生产经营和管理状况，为丙方提供本协议约定的财务顾问服务及不良资产收购服务，各方还约定贷款存续期间，存在丙方未按规定偿还贷款本金等情况的，甲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受让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2014年1月28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卖方）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买方）及原告（债务人）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截至基准日，卖方享有并将依据本协议转让给买方的贷款债权本金余额为136000000元，自交割日起，卖方将贷款债权转让给买方，买方由此替代卖方取得贷款债权项下所有主从权利、权益和利益，买卖双方一致确认，买方受让本协议项下贷款债权的买价即136000000元。同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债权人）与原告（乙方、债务人）签订还款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所享有的债权由乙方所欠甲方债务本金（含家法国受让的债权本金，下同）及债务利息组成，其中，截至2014年1月10日，债务本金为136000000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债权转让后，还款期限延长24个月，即从2014年1月28日起至2016年1月28日止，债务利息，自2014年1月28日起，以未偿还债务本金余额为基数按照固定利率12%/年（日利率=12%÷360）计算，在债权转让后该利率保持不变，不因国家利率调整而调整，双方在第十三条第二款中还约定，除法律或法院判决另有规定外，败诉方应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对方合理的律师费。同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甲方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为专项顾问服务，甲方向乙方收取财务顾问服务费用，财务顾问服务费用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2014年1月28日）：1360000元，第二次支付（2015年1月28日），按还款补充协议还款后第一年剩余本金的1%支付。同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原告出具承诺函，载明我办于2014年1月28日收购贵公司在恒丰银行贷款136000000元，我办承诺在债权收购后，我办对贵公司债权的年化综合收益率不高于13%/年。2015年10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债权人）与原告（债务人、抵押人）等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各方一致确认，主合同项下剩余债务本金为29100000元，甲方统一债务人的延期还款申请，延期的债务本金为29100000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债务重组期限延长12个月，债务到期日为2017年1月28日，乙方在延期后的债务重组期限内可以提前还款，每次提前还款金额不低于1000000元的整数倍，本次延期的债务本金按年利率12%计收利息，按季偿付利息，每年1月、4月、7月、10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支付日，节假日顺延，最后一期利随本清。逾期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要求乙方按未清偿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直至清偿完毕。同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甲方作为乙方聘请的财务顾问，向乙方收取财务顾问服务费用共计291000元。2015年10月29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原告出具承诺函，载明重组阶段项目综合利率不高于13%。辽宁诚信公证处分别于2014年5月4日、2016年1月22日出具债权文书公证书，对还款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公证了强制执行效力。另查明，原告于2014年3月19日偿还本金3000000元，4月9日偿还本金12000000元，5月14日偿还本金13000000元,7月25日偿还本金12800000元，8月22日偿还本金2000000元，8月26日偿还本金5000000元，9月26日偿还本金5000000元，10月16日偿还本金3000000元，11月10日偿还本金4000000元，11月19日偿还本金4000000元，12月1日偿还本金5000000元，12月9日偿还本金5000000元，2015年1月6日偿还本金4000000元，3月12日偿还本金1000000元，3月16日偿还本金2000000元，4月1日偿还本金8000000元，4月21日偿还本金3550000元，5月11日偿还本金3000000元，6月1日偿还本金1000000元，6月11日偿还本金1000000元，6月25日偿还本金1000000元，6月29日偿还本金2000000元，7月6日偿还本金2000000元，7月14日偿还本金4550000元，9月22日偿还本金500000元，11月3日偿还本金300000元，2016年1月8日偿还本金2110000元，4月1日偿还24000000元，4月5日偿还2190000元。上述偿还本金数额共计为136000000元。还查明，原告于2014年4月2日支付顾问费1360000元，4月21日偿还利息3641333元，7月21日偿还利息2765800元，10月20日偿还利息2765800元，2015年1月20日偿还利息2110133.33元，1月28日支付顾问费582000元，4月20日偿还利息1659000元，7月23日偿还利息1185133.33元，10月20日偿还利息887733.33元，10月28日支付顾问费291000元，12月21日偿还利息576833.33元，12月21日偿还利息576833.33元，2016年1月20日偿还利息283993.33元，6月23日偿还利息631480元。上述费用共计为19354440元，其中顾问费2233000元，利息17121440元。又查明，2016年12月2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即本案原告。再查明，2018年11月1日，原告（甲方）与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处理此次纠纷的第一审诉讼程序。2018年11月9日，原告向上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实际还款金额多于应当还款金额，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承诺函中载明的综合收益率是否包含财务顾问费用以及利息和财务顾问费用的计算方式。一、综合收益率是否包含财务顾问费用。首先，自债权转让发生后，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可知，原告对被告的债务共包含本金、利息以及财务顾问费用，而根据“综合收益率”字面意思可知，其系即包含利息也包含其他因本金而产生的收益类费用，而本案中，被告享有的收益类费用除利息外，仅剩财务顾问费用；其次，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可知，双方在主合同中约定利息为12%，在财务顾问合同中另行约定了财务顾问费用，之后，被告再为原告出具承诺函表明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如按被告主张，综合收益率仅包含利息，因利息低于其承诺函载明的数额，其没必要再为原告多次出具承诺函标明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根据以上可知，综合收益率应当包含财务顾问费用。二、利息和财务顾问费用的计算方式。债权转让发生后，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了还款补充协议及财务顾问协议，在还款补充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未偿还债务本金余额为基数按照固定利率12%/年（日利率=12%÷360）计算，同时双方在财务顾问协议中对财务顾问费用的数额亦作出约定，而利率及财务顾问费用的总额已高出被告在承诺函中作出的不高于13%的意思表示，根据被告作出的承诺函，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总额应当按照13%/年进行计算，因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原告分多次偿还本金且每次偿还数额不等，计算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应以实际使用所借本金的期限予以计算，具体如下：（一）、2014年3月19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2455555.56元（136000000元×13%/360×50天）；（二）、2014年4月9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008583.33元（133000000元×13%/360×21天）；（三）、2014年5月14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529306.56元（121000000元×13%/360×35天）；（四）、2014年7月25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2808000元（108000000元×13%/360×72天）；（五）、2014年8月22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962577.78元（95200000元×13%/360×28天）；（六）、2014年8月2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34622.22元（93200000元×13%/360×4天）；（七）、2014年9月2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987350元（88200000元×13%/360×31天）；（八）、2014年10月1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600888.89元（83200000元×13%/360×20天）；（九）、2014年11月10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724027.78元（80200000元×13%/360×25天）；（十）、2014年11月19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247650元（76200000元×13%/360×9天）；（十一）、2014年12月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12866.67元（72200000元×13%/360×12天）；（十二）、2014年12月9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94133.33元（67200000元×13%/360×8天）；（十三）、2015年1月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628911.11元（62200000元×13%/360×28天）；（十四）、2015年3月12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366083.33元（58200000元×13%/360×65天）；（十五）、2015年3月1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82622.22元（57200000元×13%/360×4天）；（十六）、2015年4月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18933.33元（55200000元×13%/360×16天）；（十七）、2015年4月2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40888.89元（47200000元×13%/360×20天）；（十八）、2015年5月1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15250元（43650000元×13%/360×20天）；（十九）、2015年6月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08262.5元（40650000元×13%/360×21天）；（二十）、2015年6月1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43180.56元（39650000元×13%/360×10天）；（二十一）、2015年6月25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195397.22元（38650000元×13%/360×14天）；（二十二）、2015年6月29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54383.33元（37650000元×13%/360×4天）；（二十三）、2015年7月6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90115.28元（35650000元×13%/360×7天）；（二十四）、2015年7月14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97211.11元（33650000元×13%/360×8天）；（二十五）、2015年9月22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735583.33元（29100000元×13%/360×70天）；（二十六）、2015年11月3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433766.67元（28600000元×13%/360×42天）；（二十七）、2016年1月8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674483.33（28300000元×13%/360×66天）；（二十八）、2016年4月1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794430元（26190000元×13%/360×84天）；（二十九）、2016年4月5日偿还本金后，原告应当偿还的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为3163.33元（2190000元×13%/360×4天），上述费用共计为18548227.3元，而原告实际向被告支付利息及顾问费用共计19354440元，超出应当支付的费用共计806212.7元，现原告主张被告将上述超出费用予以返还，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占有期间的利息。原告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在此之后，被告即占有了应当向原告返还而没有返还的上述多收取的费用，因双方未对利息的计算方式进行约定，本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以806212.7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24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上述费用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原、被告因本次合同的履行产生纠纷，且双方已在合同中对律师费用的承担进行了约定，根据原告提供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及发票可知，原告为此支付30000元律师费用，未超过法律规定限度，该项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阳其仕弘捷置业有限公司返还806212.7元；二、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阳其仕弘捷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806,212.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6月24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阳其仕弘捷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0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10元，减半收取6,555元，由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长城公司承诺函中载明的综合收益率的概念应如何解释，其范围是否包含财务顾问费用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在上诉人长城公司与被上诉人置业公司、案外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当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还款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债务利息“以未偿还债务本金余额为基数按照固定利率12%/年（日利率=12%÷360）计算”，如按上诉人长城公司所述，综合收益率仅包含债务利息，但双方已在《还款补充协议》中将债务利息明确约定为12%/年，则上诉人长城公司无再于同日向被上诉人置业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综合收益率不超过13%”之必要，故将综合收益率解释为仅包含债务利息不符合合同的有关条款。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签订《还款补充协议》当日另行签订了《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按还款补充协议还款后第一年剩余本金的1%支付财务顾问服务费用”，从签订合同的目的考虑，该笔财务顾问服务费属于因本金而产生的收益类费用，故一审法院将综合收益率解释为包含债务利息及财务顾问费用，符合合同的有关条款及合同目的，即便上诉人长城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出具的承诺函中使用了“综合利率不超过13%”的词句，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仍将其解释为与综合收益率具有相同含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长城公司作出的承诺，判令上诉人长城公司将超出13%收取的综合收益予以返还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律师费不应由其承担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还款补充协议》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应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对方合理的律师费。”依据上述约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律师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金的问题。因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就该项请求提出反诉，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请求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10元，由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