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再5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祝小红，女，195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樑，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畈里金村五洋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68313578XF。诉讼代表人：陆国庆，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伟杰，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祝小红因与被申请人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品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法院（2018）浙06民终3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浙民申27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0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祝小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樑，被申请人绍兴县金品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孟伟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小红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终3736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2.判令支持祝小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祝小红女婿杨欣与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公司）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上的纠葛。祝小红女婿杨欣的3600万元从一开始就是出借给金品公司的。从借款合同、划款银行凭据上可以证实。原审认定金尧兴明知本案所涉及的3600万元的性质为其以五洋公司名义通过潘国强向杨欣累计吸收资金3600万元，并用于五洋公司控制的金品公司经营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五洋公司虽系金品公司的股东，但其与金品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有限公司，这从两个公司分别独立破产就足以认定。（2）杨欣出借款项行为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一，（2015）绍柯刑初字第742号刑事判决在认定本案所涉3600万性质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准则，是错误的。正如前述，金品公司是独立的有限公司，金尧兴作为金品公司的主管人员，如果案涉3600万元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话，前提是金品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根据（2015）绍柯刑初字第742号刑事判决的认定，金品公司直接借款的只有杨欣一家，达不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多数的犯罪构成要件。其次，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以房抵债清偿了360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将该事实抹去，其判决超过了起诉范围，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准则。其三，杨欣在整个借款及购房过程中从来没有委托过潘国强作为代理人。在金尧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从来没有报过案，也没有任何公、检、法部门向杨欣核实过事实。在此情况下，仅凭金尧兴、潘国强的证言，就认定杨欣的3600万元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是极其错误的。2.原审认定祝小红与金尧兴等人以房抵债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属于定性错误：（1）最高法院公报案例明确认为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此，即使退一步讲，杨欣出借给金品置业公司的3600万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出借行为依然是有效的法律行为。（2）企业破产法对个别清偿是有特别法律规制的，即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也就是说，破产企业有个别清偿行为不是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而是属于可撤销民事行为。但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限定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而祝小红与金品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借款转化为购房款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26日，而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受理金品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是2015年11月26日。因此，已经不存在可以撤销的条件。故原审判决在个别清偿行为无撤销条件的前提下，反而宣告其无效，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也无法律依据。金品公司辩称：1.祝小红、杨欣与金品公司签订的4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是“以房抵债”，原审判决认定该些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属无效合同，证据充分。（1）祝小红、杨欣与金品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实质是“以房抵债”。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的（2015）绍柯刑初字第74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金尧兴以‘五洋公司’的名义通过潘国强非法向杨欣累计吸收资金3600万元用于‘五洋公司’控制的‘金品置业’经营，已归还17万余元，余款未还”。祝小红、杨欣与金品公司签订的4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正目的是抵偿金尧兴向杨欣非法吸收的3600万元资金，对此，其在原审中均无异议。（2）金尧兴以五洋公司名义通过潘国强非法向杨欣累计吸收3600万元资金，杨欣在资金提供的数额、时间、方式等方面均与潘国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杨欣与潘国强是利益共同体。其一，金尧兴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证实，潘国强与杨欣、何国万一起合作向金品公司和绍兴县金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善公司）提供资金；其二，五洋公司与潘国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潘国强需向金品公司和金善公司投入6000万元（含两公司的注册资本1200万元）。其三，《合作协议书》项下潘国强应投入的6000万元由潘国强和杨欣共同完成，其中潘国强投入2900万元，杨欣投入3100万元。其四，2013年12月27日，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潘国强、杨欣的利息义务，金品公司又向潘国强借款400万元后支付给了潘国强。其五，2014年1月15日，潘国强、杨欣同时将原先借给五洋公司的1500万元转到金品公司，其中潘国强1000万元，杨欣500万元。至此，潘国强、杨欣共计投入7900万元，其中潘国强4300万元（含1200万元注册资本），杨欣3600万元。其六，潘国强、杨欣投入的7900万元，除1200万元注册资本金外的6700万元均已被列为金尧兴非法吸收的资金。（3）潘国强、杨欣在金品公司和金善公司债台高筑，面临随时破产的情况下，通过网签商品房的买卖合同抵偿金尧兴向潘国强、杨欣非法吸收的资金，以及金品公司和金善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包括本案在内的共计84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于一夜之间办理。杨欣和祝小红在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该清楚金品公司和金善公司已债台高筑，面临随时破产的情况。潘国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其清楚金品公司已不能正常运作的情况，杨欣与潘国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网签也由潘国强联系杨欣办理，两人系利益共同体。（4）杨欣、祝小红网签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客观上损害了金品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杨欣、祝小红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金品公司已经债台高筑，面临破产的风险，金品公司的随园一期仅完成约定不到50%的工程。而杨欣、祝小红等网签的商品房都是随园一期后续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潘国强、杨欣等利用便利，通过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将为数不多的余房抵偿自己的债务，致使该楼盘因资金断裂而成为“烂尾楼”，损害了广大债权人利益，特别是消费性购房人的利益，并引发社会问题。综上，请求驳回祝小红再审申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合同项下的房屋是否属金品公司的破产财产。（一）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2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主体适格，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成立并生效。首先，杨欣与金品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无效之情形。根据现有证据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绍柯刑初字第742号刑事判决的认定，金品公司向杨欣借款3600万元用于经营活动的事实清楚。对于该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甄别认定。虽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绍柯刑初字第742号刑事判决将本案所涉的借款认定为金品公司股东五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尧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的一部分，但并未认定金品公司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而言，刑法规制的是行为人的市场准入资格，禁止的是行为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并不禁止单一的借贷行为；犯罪主体的构成系借款人，出借人并非为该罪的构成主体；犯罪的客观方面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员吸收资金，且达到一定的人数和总金额，扰乱金融秩序。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涉的每个单一的借款行为所指向的借款关系，属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因此，杨欣与金品公司之间发生的借款关系并不存在无效之情形。其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金品公司系开发案涉随园小区的项目公司。诚然，祝小红与金品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金品公司未能偿还杨欣借款的情况下所为，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对之前未偿还杨欣的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并充抵购房款，之后也开具了购房发票并进行了网签，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已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设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原有的借款关系业已消灭。这从金品公司所从事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角度，显然也属其正常的经营活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该种民事交易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减少金品公司可售房源，导致其破产，损害金品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是企业在出现破产原因之后进入破产清算或重整过程中企业应当遵守的原则，以公平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作了相关规定。对破产企业个别清偿行为的效力也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综上所述，原审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存有不当。（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房屋权属问题。本案中，金品公司与祝小红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作了网上销售登记，但当时房屋未建成，之后金品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故对祝小红提出确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房屋不属金品公司破产财产的请求，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综合确定。鉴于原审据以合同无效未对祝小红该诉请相关的事实进行审理即行判决，故应予发回重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法院（2018）浙06民终3736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603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重审。（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王 君审判员 黄培良审判员 张福军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封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