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824刑初7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九梅，女，1970年10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干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江西省新干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月25日被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3日由新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吉安市看守所。 被告人刘四如，男，1969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干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家住江西省新干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15日被新干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9月17日被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新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新干县看守所。 被告人黄红云，女，1978年9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家住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8月19日被新干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9月17日被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新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吉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波冈，江西求正沃德（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以干检一部刑诉（2019）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曾某1、检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九梅、被告人刘四如，被告人黄红云及其辩护人周波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孙某在2014年就加入“民间自愿互助理财”传销组织，并在2016年1月达到该传销组织的最高层C3层。2016年4月，孙某带领黄红云及申某、林某等人在北京市附近的河北省三河市燕效镇创建了“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江苏泰州孙某团队”（以下简称：孙某团队），并通过李九梅等人吸纳了新干县籍饶某、刘某1、吴某、何某等人加入该团队，随后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饶某、刘某1、何某等人在孙某的领导下，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旗号，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的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保本弹出”为幌子，以拉人头的方式，不断地发展新会员，采用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以下线人数计算上线报酬的方式，从而构建出C3、C2、C1、Ｂ、Ａ和发展层6个层级的金字塔模式，C3、C2、C1层成员被称为家长，每个C3层下设三个C2层，每个C2层下设三个C1层，每个C1层下设三个Ｂ层，每个Ｂ层下设三个Ａ层，每个Ａ层下设三个发展层成员。该团队以C1为支线，新加入的成员被称作发展层成员，当发展层成员达到27个人时即可以“翻盘”，该27个发展层成员同时晋升为Ａ层；原9个Ａ层成员全部晋升为Ｂ层，原三个Ｂ层全部晋升为C1层，原C1层晋升为C2层，原C2层晋升为C3层，原C3层出局。如果原C3层下面的9个C1层仍有达不到晋升C2条件的，由原C3层还要继续担任C3家长，以便继续管理原来的团队和发展新成员。如果原Ｂ层人员没有直接或直线发展3个以上新成员（下线），则不能取得晋升C1层的资格，既“保本弹出”。当B层人员在晋升C1层时，如果直接或直线发展了3个新成员（下线），既：①、直接发展了三个下线；②、直接发展了2个下线，其中一个下线又发展了一个下线；③、直接发展了一个下线，这个下线又发展了2个下线；④、只发展了一个下线，这个下线又单线发展了两个下线。只有具备其中一种条件时，才可以晋升为C1层。但这种条件下，这个C1则要分为三股，即三股合盘，意思是当新成员交钱后，只能领取C1层岗位8000元的三分之一，即2666元，该团队内部称此情况为“一条线”。如果B层人员在晋升C1层时直接或直线发展了5个下线，即：①、直接发展5个下线；②、直接发展4个下线，其中一个下线再发展一个下线；③、直接发展3个下线，其中有两个下线各发展了一个下线；④、发展了2个下线，其中一个下线发展了一个下线，另外一个下线单线发展了两个下线，而具备其中一种条件的C1层，则可以领取新成员交钱后C1岗位8000元的三分之二，即5333元，该团队称此情况为“两条线”。如果B层人员在晋升C1层时直接或直线发展了6个下线，即：①、直接发展6个下线；②、直接发展5个下线，其中一个下线再发展了一个下线；③、发展了4个下线，其中两个下线各发展了一个下线；④、发展了3个下线，该三个下线各发展一个下线。具备这种条件的C1层，就可以领取新成员交钱的C1层岗位的8000元，该团队称此为“满线”、“满点”或“三条线”。 该团队要求新加入的成员每人须缴纳理财资金49800元成为孙某团队的发展层成员，取得发展下线资格。为了吸纳新成员加入，孙某团队规定团队成员达到C1层后，就要在北京附近的燕效镇租赁住房和进行培训并讲课，每当新成员到燕效镇“考察”时，C1家长则要安排“考察”成员的食宿和讲授孙某团队的运作模式和架构。当新加入成员49800资金缴入C1层家长农业银行的固定帐户后，C1家长层先将其中的8800元作为推荐奖分给推荐人员，然后将剩余的41000元，分别以5000元、4000元、8000元、10000元、14000元的标准，按照A层、B层、C1层、C2层、C3层的顺序依次进行分配。该C1层下的3个B层和9个A层人员则按照“公排公跳”的原则轮流领取奖励。 被告人李九梅于2015年9月份经何九梅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其本人积极为该团队发展新会员加入，逐步晋升至C3层家长后成功出局，其从晋升至C1层后就开始为新成员讲授团队运作模式和架构和为新成员提供后勤保障，是该团队中讲师之一。截止案发根据其在团队中领取岗位工资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分析统计，李九梅在“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江苏泰州孙某团队”从事传销期间，其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资金数额达到1386047元。 被告人刘四如于2015年10月份开始协助其妻子即被告人李九梅在孙某团队中工作，在孙某团队中宣传团队的运作模式和架构，是该团队的主要讲师之一。 被告人黄红云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跟随孙某并加入该团队，协助孙某安排新成员的分配、制作团队成员架构表等管理工作，同时为新成员授课，也是该团队中主要讲师之一。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伙同他人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的旗号，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李九梅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之间判处，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至十五万元，对被告人刘四如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之间判处，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五万元，对被告人黄红云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之间判处，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五万元。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书证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非法获利明细表、行业规则、民间自愿互助理财行业模式和规则、工资盘、常住人口信息，证人孙某、林某、申某、刘某1、龚某、吴某、饶某、何某、邹某、周某、蒋某、胡某、艾某、熊某、曾某2、梅某、邓某、朱某、皮某、陈某、文某、刘某2、袁某、刘某3、曾某3证言，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 被告人李九梅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被告人刘四如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被告人黄红云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是：（一）黄红云没有发展下线，其团队成员身份是孙某给的，下线网络是孙配的，C3的家长层级是孙安排的。（二）黄红云协助过孙某计算成员分配、制作团队成员架构表等，但怀孕后，不再做该工作。（三）黄红云曾为传销组织上过课，但其上课时间短暂，同案犯刘某1、龚某、吴某、何晓梅均证实黄红云只是怀孕前讲过课。故起诉书认定黄红云为孙某团队的主要讲师之一，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在孙某非法传销组织中，黄红云的罪责最轻，建议法庭对被告人黄红云处以管制或拘役，罚金刑也相应调低。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家属共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八万元，并交纳罚金十五万元，黄红云家属交纳罚金五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伙同他人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的幌子，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名义，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中李九梅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资金数额达到人民币1386047元，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但鉴于案发后，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可以认定其有坦白情节，对其均依法可考虑从轻处罚。且李九梅有悔罪表现，积极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在共同传销犯罪活动过程中，根据三被告人在传销组织中层级及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可认定其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均可认定为从犯，对其均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经公诉机关委托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被告人刘四如、黄红云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对其均可考虑适用缓刑。但被告人黄红云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黄红云处以管制或拘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庭审中，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信。 具体到本案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均为该团队中讲师之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三）项，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李九梅、刘四如、黄红云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于庭审中刘四如辩解其没有发展新成员，但不影响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关于传销金额的认定，根据被告人李九梅的供述、证人证言及非法获利明细表等证据显示被告人李九梅在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期间，直接和间接接收传销资金数额为1386047元，被告人李九梅庭审中就该数额提出异议的意见无相关证据证实，对该项辩解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对其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九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3日起至2021年10月2日止。） 二、被告人刘四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黄红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对被告人李九梅参与传销犯罪活动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306047元继续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员  喻建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廖 荣 附相关法律条文链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二）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①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②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③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④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⑤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五）关于“团队计酬”行为的处理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 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七）其他问题 本意见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 本意见所称“层级”和“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 对传销组织内部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以及对组织者、领导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