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7054号原告：平木恒男，男，1963年10月2日生，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萧士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婷，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真宇，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平木恒男与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平木恒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平木恒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5月拖欠工资22,500元、2016年6月拖欠工资22,500元以及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15日拖欠工资367,500元，合计412,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85,584元(7,132×3×4);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通金45,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9月进入被告处工作,当时被告公司还未注册成立，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被告公司成立后，被告于2015年12月1日起与原告订立了劳动合同，期限是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约定原告担任技术经理兼总经理，被告为原告办理的就业证上登记的岗位则是技术经理。每月基本工资45,000元，于次月8日以人民币形式支付上个自然月基本工资。自2016年5月起，被告少发原告工资，声称是公司经济效益不好，等以后有了再补发。2018年6月15日，被告发了一份《告全体员工书》，告知大家停止一切经营活动，承诺将会按国家规定做好善后事宜。2018年8月，原告就本案诉请申请了劳动仲裁(案号：沪劳人仲(2018)办字第723号)，2018年9月6日仲裁委开庭时，被告称愿意和原告私下调解，仲裁员建议原告撤诉后与被告协商,原告遂撤诉，然而之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2019年7月11日，原告再次申请了劳动仲裁。被告减少原告的劳动报酬并未得到原告的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原告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故仲裁委不支持原告工资差额的裁决明显错误。综上，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被告的间接股东，并在被告处担任高管,由于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故三个股东，即萧士仁、原告、案外人周成宏共同商定，减少两位股东原告和周成宏的薪资。自2016年5月起，原告的工资由原来的45,000元下调为22,500元，周成宏的工资由28,000元下调为14,000元，原告和周成宏作为股东，对此均知情并同意，后来到了2016年6月，原告提出其经济压力大，生活开销不够，提出要将薪资调到每月30,000元，故而被告自2016年7月起以30,000元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工资，并同时向其补发了2016年5月、6月的工资差额。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经济补偿金应当计算3个月，而非4个月。劳动关系终止的原因是被告长期亏损，决定提前解散，不符合代通金的支付情形。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15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有效期至2020年11月30日的《外国人就业证》(现已注销)。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约定原告在被告技术部门担任技术经理兼总经理，每月工资45,000元。被告自2015年3月起转账支付原告工资，其中2015年3月、4月的工资于2015年5月8日转账支付，转账金额90,000元。起初，被告按照每月45,000元支付原告工资。自2016年5月起，被告按照低于45,000元的金额支付原告工资。2018年6月8日，被告作出《告全体员工书》，上面载明：由于公司持续亏损，无力继续经营，故决定自2018年6月8日起停止一切经营活动。2019年9月17日，被告成立了清算组。2019年9月26日，被告进行了清算组备案登记。另查明，被告于2015年2月13日注册成立，登记股东为嘉隆国际有限公司。原告、萧士仁和周成宏曾于2015年3月2日签署过一份书面材料，上面载明：其3人为被告公司股东，其中萧士仁持股60%，原告、周成宏各持股20%，利润一年分配一次。再查明，案外人欣勇印刷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勇印刷公司”)于2015年1月8日为原告办理了有限期至2015年12月23日的《外国人就业证》(现已注销)。2015年11月30日，欣勇印刷公司为原告出具了离职证明，上面载明：原告于2014年12月20日被其录用，从事技术经理工作，2015年11月30日因个人原因离职。2018年8月16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5月的工资差额、2016年6月工资差额、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15日的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代通知金。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20日依法受理。2018年9月6日,原告申请撤诉。2019年7月11日，原告再次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5月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12,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35,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代通金45,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沪劳人仲(2019)办字1290号裁决，裁决如下：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的工资8,276元(税后)；2、被告支付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4,188元；3、对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嗣后，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从未至欣勇印刷公司工作过，欣勇印刷公司的离职证明系萧士仁交予原告，被告与欣勇印刷公司实为关联公司。被告不认可两家公司为关联公司的说法，但确认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即萧士仁。另外，原告表示萧士仁曾承诺工资会补发，对此，原告提供其与萧士仁2018年6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被告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此外，被告辩称原告系被告公司的技术总监、运营长，全权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并提供了两份销售合同书。原告对于销售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该两份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5日，恰好能够印证原告在被告注册成立之初就已为被告从事包括筹备在内的各项工作。以上事实，有《外国人就业证》、劳动合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离职证明、裁决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自2016年5月起就以低于劳动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原告工资，截止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终止，已长达两年之久。原告表示被告法定代表人萧士仁口头承诺会补发工资，然而2018年6月10日其与萧士仁的微信沟通记录中仅显示原告催促萧士仁尽快解决其本人的事情，但是并未提及工资抑或工资差额的事情，故仅凭这份证据并不能得出原告曾就降薪提出过异议，以及被告允诺会补发原告工资这一结论。因此，依法推定双方已就劳动合同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工资，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因此解除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被告于2018年6月8日书面告知员工公司将决定提前解散，2018年6月10日原告与萧士仁微信沟通时，原告陈述“我听小游戏说，设备已经带出去了。我的事情好像很急，你能不能快点解决我的事”，萧士仁陈述“白云咋要，我们还他场地。这些设备啊，材料什么都要清理干净点，所以很烦的，这个就要跟每个厂商去谈的，还要还他们钱，要花很多钱很多力气。”，上述原告与萧士仁的沟通内容也进一步能够印证公司停业的事实，故被告辩称劳动合同终止的原因是公司决定提前解散，本院予以采纳。因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而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依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但并未规定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代通金，本院不予支持。然而，对于经济补偿金，被告辩称原告的入职时间为劳动合同签订日，即2015年12月1日，然事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被告自2015年5月起就开始向原告转账钱款，被告遂又确认其自2015年3月起为原告支付工资的事实。可见，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被告作了不实陈述。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如果新的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则应当把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本案中，被告作为证据提供的“销售合同书”，显示原告自2014年8月就已为被告提供劳动，而当时被告尚未注册成立，另外被告自2015年3月起为原告发放工资，然同时期原告的《外国人就业证》却系欣勇印刷公司为原告办理，且欣勇印刷公司为原告出具的离职证明上亦确认原告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11月30日在其公司工作，显然存在矛盾之处，考虑到被告与欣勇印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该两家公司之间具有这种特殊关系，另外结合被告对于原告的入职时间做过不实陈述，故鉴于此，原告要求连续计算其工龄，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和金额并无不当。对于仲裁裁决第1项，即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的工资8,276元(税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平木恒男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的工资8,276元(税后)；二、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平木恒男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85,584元；三、驳回原告平木恒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平木恒男负担5元(已付)、被告上海标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庄 倩审 判 员  朱宁芳人民陪审员  黄坤生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孙洪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的；（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