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1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龙，男，197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涛，浙江近山（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琦，男，197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龙，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国龙为与被上诉人戴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2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国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姚国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琦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现有证据不能推断出姚国龙的转账款项与借条所涉的借款存在关联性属明显错误。借条载明的904000元是姚国龙与戴琦自2015年以来双方总的借贷结算金额，并不是姚国龙截取一部分的转账款项。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戴琦给姚国龙打款3530000元，其中2163207.44元是戴琦的信用卡消费还款，实际打款是1366792.56元，姚国龙转账给戴琦的金额是2720000元，两相抵扣，戴琦借款金额为1353207.44元，戴琦为此出具了一张借条和一张确认条，借条出具的金额是本案的904000元，另一张确认条确认的信用卡和小贷借款金额是546299元，以上事实说明姚国龙的转账款项与借条所涉的借款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姚国龙在庭审中陈述的998000元也是根据录音录像中双方对904000元如何结算得出的数额的客观表述，并不是一审认为的904000元是上诉人截取部分转账款项。同时，戴琦出具借条一个月后即2018年10月19日，双方又进行了谈话录音录像，在谈话录音中，戴琦至始至终未谈及904000元是用于双方的投资款项，从生活常理来说，录音录像过程中既然姚国龙带妻子过来与戴琦进行借款质证，如904000元确实是用于双方生意上的投资款项，戴琦没有理由不将此情况说清楚，反而亲口确认“你算算伶清，我欠你904000元啊”、“我跟你说的很伶清的，这些钱我都认的”。以上事实清楚说明截止到2018年10月19日双方经结算，戴琦向姚国龙借款904000元，且该笔款项并未用于投资款项。2、姚国龙与戴琦合伙的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虚壳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经营，没有投资支出，戴琦主张借款用于经营期间的投资款项是不成立的。首先，戴琦提供的证据显示姚国龙与戴琦同是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但姚国龙一审中已说明是为了方便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而在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虚列的股东身份，姚国龙没有进行经营和投资，同时，戴琦只提供了双方的股东身份，并没有提供公司投资的项目和投资款项的去向，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次，根据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的纳税申报记录及对公银行账户的流水显示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没有投资支出和收益。根据姚国龙在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余杭区税务局查询的结果，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实际销售，其所有项目均为0记录。同时，姚国龙查询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对公银行账户的流水显示，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和支出，只有2018年1月25日发生一笔50万款项，后转入戴琦个人账户，该款项实际是被上诉人向深圳徐华星的借款。 戴琦辩称：本案一审经历多次开庭及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法庭调查，法庭查明的事实已基本清楚，2015年至2018年间，双方因合伙从事对外短期小额放贷、热带水果批发、零售等生意，双方账户间有着大量的资金流水，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可见，2015至2018年间姚国龙转账给戴琦账户272万余元，而戴琦转账给姚国龙账户的款项有353万余元，超过姚国龙向戴琦转账款项80余万元，转账交易的笔数更是达到了240多笔。关于“所谓借款交付”的情况，姚国龙已经说出了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一审起诉状中载明的“分8笔转账借款868000元，现金交付36000元”；第二个版本是第二次庭审提交的《904000元借贷明细及说明》中，变成了12笔转账合计998000元；第三个版本是上诉状中所称的“904000元是2015年来的借贷结算金额”，且姚国龙在另案起诉戴琦的案件中称2018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本案借条签署后，让戴琦签署了确认“54万元欠款”的单据，说是对双方欠款的结算，如果本案借条是结算，后面再结算一次不合常理。至于双方合伙的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这一法人主体账面没有经营收入不意味着双方的合伙事项没有经营，仅看双方之间的流水情况就可以知道双方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借贷那么简单。公司账户没有经营是有原因的，其一，基于税务方面的考虑，在小额水果批发行业如非迫不得已是不会使用公司账户来操作的，特别是对于从事热带水果类的生意来说，很多时候支付收购款都是在海南的山里，是向农民收购水果时直接现金或手机支付，打包人工费、仓储费、卡车运费等都是通过现金或手机转账，批发零售的销售回款也都是通过现金或个人账户收取，在这种领域使用公司主体是不现实的，正如开设于双方共同承租的位于勾庄水果批发市场旁正易国际的“戴士食品水果超市”正常经营，但也一样并未使用戴士贸易法人账户；其二，水果批发零售只是双方合伙生意的一部分，双方还在“消防业务居间”、“0首付按揭贷款居间”等事项上有诸多合作，戴士贸易账面无经营数据不能否定双方合伙经营多种事项的事实。 姚国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戴琦向姚国龙归还借款904000元；二、戴琦向姚国龙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至还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戴琦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姚国龙与戴琦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其中，姚国龙转至戴琦处有2728667元，戴琦转至姚国龙处有3531581.9元。2018年9月19日，戴琦向姚国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戴琦身份证号码（3301041979××××××××）向姚国龙借款904000元（大写玖拾万肆仟元整）。一审庭审中，姚国龙陈述，借款904000元的交付在姚国龙转至戴琦处2728667元中有“2016年6月24日的100000元、2016年6月25日48000元、2016年9月1日50000元、2017年12月3日20000元、2017年11月25日50000元、2017年12月5日200000元、2017年12月7日100000元、2018年1月19日130000元、2018年3月3日100000元、2018年3月24日200000元”，上述998000元（2016年6月25日借款50000元已扣除利息2000元，实际交付48000元，实际借款金额应为1000000元）转账系戴琦向姚国龙所借，扣除还两年房贷款96000元，实际借款904000元。双方的转账是这样的：戴琦因信用卡消费还款2163207.44元，该还款是戴琦转至姚国龙账号进行还款，故应扣除该费用（3530000-2163207.44=1366792.56元），姚国龙转至戴琦处2720000元，相差1353207.44元正好与该案的借条和另一案的欠款纠纷的金额基本相符。戴琦对此完全否认，上述款项系用于双方经营期间的投资款项，借条只是戴琦配合姚国龙写写，没有发生实际借款。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成立，股东有姚国龙、戴琦。另，2018年10月19日，在姚国龙、戴琦及崇庆梅、连凌峰的谈话中，其中姚国龙谈到：“…事情出来了，小贷有个五六十万，你说一下吧，小贷是你用的还是我用的…。”崇庆梅说：“…你想想办法把这个钱该还的还掉，你说你个94万不还就不还，你总要把这个信用卡的钱还掉…”。戴琦说：“昨天不是写给你了，我用的，好了吧…”。后戴琦又说：“怎么算不好，你算好了，…你算算伶清，我欠你904000元啊？…交通银行我2万，我跟你还利息进去，还欠3万多，还进去以后就算不出来了欠3万多了，我跟你说的很伶清的，这些钱我都认的…”。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该案中，戴琦虽向姚国龙出具了一份《借条》，在一般情况下，借条作为直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借款事实，应当认定借条证据效力。但戴琦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在此情况下，姚国龙还应对借款事实的实际发生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现姚国龙虽提交了100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该款项系双方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期间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中的一部分，姚国龙截取一部分的转账款项作为借款交付，鉴于戴琦否认该款项系借款，而是系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投资款项，在双方对这些款项性质认识不一的情况下，姚国龙还应举证证明该转账款项与本案借条的关系，现有的证据不能推断出姚国龙的上述转账款项与借条所涉的借款存在关联性，双方的谈话录音资料中戴琦亦未明确承认904000元的借款事实。同时，该院还注意到，在姚国龙的起诉状和第一次庭审中，对904000借款的交付与第二次庭审部分有差入。综上，该院认定，姚国龙未履行本案借条所载明的904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姚国龙与戴琦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并未生效。故对姚国龙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2019年6月17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姚国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姚国龙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姚国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增值税纳税申请表和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对公帐户明细清单各一份，欲证明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和投资支出事实；2、传票及起诉状各一份，欲证明戴琦在拱墅区人民法院关联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证明对公帐户上50万元系戴琦向深圳徐华星的借款。被上诉人戴琦未提供新证据。经质证，戴琦认为，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均不属于新证据，其中证据1可以证明杭州戴士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但不能否认双方之间有很多合伙事项经营的事实，证据2可以达到证明目的，但也是因为这笔借款出了问题，戴琦资金链断裂，恰恰说明从这起案件开始为了向姚国龙借款偿还这笔债务，所以才形成本案中的借条。本院对姚国龙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认为证据1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系姚国龙是否将案涉借条载明的904000元借款交付于戴琦。姚国龙上诉称借条载明的借款904000元系其与戴琦自2015年以来双方借贷的结算金额，款项交付有双方往来的多笔转账明细和录音资料为证，戴琦则辩称款项并未实际交付，转账明细系双方之间的投资经营款项或其他往来款项。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姚国龙一审提交的账户明细及庭审情况可知，在姚国龙主张的借款结算期间内姚国龙与戴琦之间曾合伙经营多项事务，双方之间款项往来极其频繁，姚国龙主张的该几笔款项交付皆系其与戴琦众多款项往来中的一部分，另根据姚国龙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中可知戴琦亦未认可其经结算尚欠姚国龙904000元。现戴琦抗辩款项尚未实际发生做出的说明合理，姚国龙应当对案涉各笔交付款项的性质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各笔交付款项的性质及如何组成本案借款，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姚国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40元，由上诉人姚国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崔 丽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