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432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拍光，化名“朱谦翰”，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香港新街沙田。因本案于2018年5月1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管世标，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邹杨亨妮，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孟东豫，化名“陈小盟”，男，1957年5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北京市某某路XX号东区。因本案于2018年4月10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王华振，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粤03刑初13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及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京某公司被诈骗一案2015年初，被告人孟东豫使用化名“陈小盟”认识了广东京某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某公司”）总裁吴某进，称自己曾系政府高官秘书以及系香港某某办人员等身份，有相当的人脉和关系，骗取了吴某进的信任。2015年3月份左右，被告人孟东豫得知吴某进所在的京某公司准备做新能源汽车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于是被告人孟东豫与被告人朱拍光合谋，对吴某进谎称境外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投资者对京某公司项目感兴趣，可以投资1亿美元。2015年4月21日，被告人朱拍光与孟东豫来到深圳市某某区京某公司，由朱拍光使用假名“朱谦翰”以香港丰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某公司”）的名义同京某公司签署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承诺丰某公司向京某公司的“京某新能源动力(纯电动)汽车”项目投资1亿美元，并收取相应的银行开票费用。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后，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以境外投资者开出相关银行票据需要开票费的名义多次向京某公司及吴某进索要钱款。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以银行开票费用名义共计骗取京某公司人民币12,118,320元。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所骗取的资金，绝大部分转入朱拍光、孟东豫个人名下银行账户，之后，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以京某公司不符合境外投资方投资条件等理由终止了该所谓的一亿美元投资项目，所骗取钱款均未返还京某公司。二、冒充海牙国际法庭人员诈骗一案2016年，马某亮（另案处理）结识了杨某玉（另案处理），二人以可以将海牙国际法庭在香港汇丰银行总行里的资金转移到个人名下，并收取一定金额的移动费的方式进行诈骗。马某亮伪造了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证等证件，并宣称，自己是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负责将海牙国际法庭的数千亿资金转移至中国支援国内建设和将海牙国际法庭的办公地址迁移至中国国内等事宜，需要和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对接，海牙国际法庭的沉淀资金转移至国内需要支付一定的移动费，并对成功协助该资金进入国内的人，给予资金额3%的奖励。2017年9月份，马某亮在饭局上认识了徐某云（另案处理）后，遂拉徐某云一起行骗。2017年10月份左右，徐某云结识了被害人黄某颖，并让黄某颖介绍能协助海牙国际法庭资金进入国内的渠道。被害人黄某颖推荐了叶某中和刘某燕（另案处理）。徐某云分别与叶某中、刘某燕见面。叶某中表示确实有资金需要，刘某燕表示其认识国家某某领导小组的孔某峰主任，孔主任代表国家引进海外资金，并承诺介绍孔某峰（另案处理）给马某亮、徐某云认识。几天后，经刘某燕牵线，当着被害人黄某颖的面，孔某峰以国家某某领导小组孔主任的身份与马某亮、徐某云在北京某某宾馆会面，初步商谈了将海牙法庭资金引进国内的事宜，马某亮表示海牙法庭资金进入国内，需要收取一定的移动费，孔某峰说国家是不会出这笔费用的，徐某云表示他愿意出这笔移动费。2017年12月，刘某燕、孔某峰先后到达深圳市某某宾馆，与马某亮等人商谈如何解决移动费问题。期间，刘某燕多次打电话给被害人黄某颖，诱骗被害人黄某颖筹集移动资金。在此期间，孔某峰拉被告人孟东豫加入团伙。为便于行骗，马某亮指使徐某云到文印店打印出任命孔某峰、刘某燕、孟东豫为海牙法庭的联络员文件，由马某亮盖好章后交给其他人。为了获得被害人黄某颖的信任，马某亮让杨某玉用被告人孟东豫和叶某中的身份资料，制作了虚假的香港汇丰银行单据（孟东豫名下4000亿欧元，叶某中名下有50亿欧元）。被告人孟东豫谎称，经核实其名下真有4000亿欧元的资金的情况。之后，刘某燕声称移动资金已经到位，还差移动费人民币200万元，邀请被害人黄某颖到深圳某某宾馆，以可以拿到移动资金3%的奖励为诱惑，骗被害人筹集移动费用。刘某燕等人骗得被害人黄某颖信任后，黄某颖拉来另外被害人袁某、王某云加入筹集移动费。2018年1月29日被害人黄某颖支付给刘某燕人民币51万，被害人袁某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某燕人民币9万元，作为筹集的移动费用。2018年2月1日上午被害人王某云转账人民币80万元至马某亮的农业银行账户。当日晚上，被害人王某云感觉像是骗局，打算要回人民币80万元，马某亮、孔某峰和刘某燕立即做被害人王某云的思想工作。为进一步获得被害人信任，2018年2月1日晚上，被告人孟东豫到孔某峰的房间内，当着被害人黄某颖的面拿走4000亿欧元的银行单据,声称去北京跟领导办手续。2018年2月2日，几人商定后，由刘某燕出面跟被害人王某云签订出资协议，孔某峰以国家某某领导小组领导身份签名担保，签订了出资协议。当日下午，被害人王某云又转人民币70万元给刘某燕，作为筹集的移动费用。刘某燕将收到的所有款项交给马某亮，马某亮又交给杨某玉提现。马某亮等人收取被害人的财物后便消失。被害人察觉到被骗后报警。2018年4月10日，被告人孟东豫在深圳被抓获。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电子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及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所谓有雄厚资金的境外投资者可以投资京某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以投资方开出相关银行票据需要开票费的名义，骗取京某公司钱款共计人民币12,118,320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在诈骗活动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对京某公司的诈骗行为，均系诈骗罪主犯，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冒充海牙国际法庭人员诈骗一案中，被告人孟东豫受纠集参与，配合推介所谓海牙国际法庭资金移动项目，蒙骗被害人支付资金移动费，在该起诈骗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京某公司被诈骗一案中，应当依法对被告人朱拍光与孟东豫追缴违法所得退赔给京某公司；在冒充海牙国际法庭人员诈骗一案中，被告人孟东豫并无实际分得诈骗款项，故对其可不予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朱拍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人孟东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万元。三、继续追缴被告人朱拍光、孟东豫诈骗所得人民币12,118,320元退赔给被害单位广东京兰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朱拍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朱拍光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能证实朱拍光是受印尼人MachxxdMaxxfud的委托参与到与京某公司的商业合作中，对于香港丰某公司的决策无权过问，朱拍光收到的款项已转给MachxxdMaxxfud，因吴某进一方没有相应资质，意向书（《投资合作协议》）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后一年内都未执行，双方因此于2016年4月签订新合约，丰某公司已按新合约的约定于2016年11月23日履行开具保函（票据）的义务，汇丰银行开具的票据真实存在，投资款未能落实的原因在于京某公司一方，原审判决未能依法全面收集证据，对朱拍光提出的证据材料未予核实，认定朱拍光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判认为朱拍光只关心能否从京某公司拿到开票费，并不关注京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进而推定朱拍光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片面、错误的，亦与法律规定相背。3、京某公司支付开票费是基于双方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朱拍光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实的欺诈行为，且朱拍光收取京某公司开票费后并未逃匿，亦未挥霍资金，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朱拍光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吴某进关于与孟东豫相识时间不长、不存在泰国某某运河项目、未见过开出的银行保函（票据）及朱拍光、孟东豫一同前往吴某进办公室索要开票费等陈述均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孟东豫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关于京某公司一案：1、“陈小盟”系孟东豫长期使用的曾用名，孟东豫并未隐瞒自己真实姓名以骗取吴某进信任。2、涉案款项中有841万是京某公司直接汇入朱拍光指定的收款账户，孟东豫直接收取的款项亦如数转到朱拍光银行账户，孟东豫手机中的短信息与微信聊天记录能证实孟东豫一直催促朱拍光履行合同，孟东豫与朱拍光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能证实涉案款项流向及朱拍光积极履行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调查核实，未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同时亦未传唤吴某进到庭接受盘问以查清事实。3、向京某公司投资一亿美元的合同从未被终止，孟东豫还奉命于2016年2月与吴某进签订了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亦由朱拍光向一审法院提交，此后，京某公司仍继续支付开票费。4、鉴于孟东豫出身、经历，不可能产生诈骗的犯罪动机，孟东豫的目的是帮京某公司融资以待项目成功后取得项目的投资股份，而非从朱拍光处分取开票费，在整个事件中，均是奉命行事，如朱拍光构成诈骗，则孟东豫是被朱拍光所欺骗，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的地位。5、本案是丰某公司与京某公司订立融资合同，如构成犯罪，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并按合同诈骗罪处理。6、一审量刑前未要求孟东豫与朱拍光退赔以获取轻判，损害其诉讼权利，且一审判决孟东豫与朱拍光承担退赔的连带责任有误，应区分二人诈骗数额，分别追缴。二、关于被害人黄某颖等人被诈骗一案：1、孟东豫并不知晓涉案4000亿欧元票据是伪造，不知晓马某亮等人诈骗被害人，孔某峰是想借助孟东豫社会关系将该4000亿欧元资金落实，无证据证实孟东豫与他人合谋或受孔某峰纠集参与犯罪，孟东豫提供身份证件由马某亮办理银行票据并非为犯罪提供帮助，而是为查探马某亮所称的大额境外资金是否属实。2、孟东豫不认识黄某颖，未曾交谈，不可能向黄某颖谎称账户真实。孟东豫出入境记录证实孟东豫于2018年2月1日12时许从香港飞抵北京，故检察院指控孟东豫于当晚在深圳某某宾馆当着黄某颖的面拿走4000亿欧元银行单据的事实不成立。3、2017年12月时，孟东豫尚未结识马某亮，不可能在此时合谋欺骗徐某云，从孟东豫与徐某云的微信聊天记录看，涉及4000亿欧元真实性的聊天记录是2018年1月30日，此时马某亮、刘某燕等人已骗取被害人部分款项。4、马某亮、孔某峰等人骗取被害人款项是利用叶某中名下50亿欧元的票据，与孟东豫所持有的4000亿欧元票据无关。5、（2019）粤0303刑初195号刑事判决的结果与孟东豫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未将该判决作为本案的证据并予以质证。一、京某公司被诈骗一案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合谋，虚构丰某公司可向京某公司投资一亿美元的事实，以收取相应银行开票费用为名，骗取京某公司共计人民币12,118,320元的事实清楚，并有证明孟东豫虚构身份骗取吴某进信任的吴某进陈述，证明朱拍光以丰某公司的名义与京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向京某公司收取开票费用的《投资合作协议》，证明丰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的《关于协查吴某进被诈骗案的结果函》、证人张某娜的证言，证明京某公司和吴某进在朱拍光、孟东豫要求下支付多笔开票费用的银行对账单、收款收据、付款委托书等，证明涉案绝大部分款项经相关账户最终流向朱拍光、孟东豫及其二人妻子名下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涉案账户情况一览表、被告人款项去向汇总表及证人钟某芳等人证言，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对于其二人以丰某公司名义与京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收取京某公司、吴某进支付的涉案款项的事实亦供认在案，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冒充海牙国际法庭人员诈骗一案经审理查明，2016年，马某亮结识了杨某玉，二人以可以将海牙国际法庭在香港汇丰银行总行里的资金转移到个人名下，并收取一定金额的移动费的方式进行诈骗。马某亮伪造了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证等证件，并宣称自己是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负责将海牙国际法庭的数千亿资金转移至中国支援国内建设和将海牙国际法庭的办公地址迁移至中国国内等事宜，需要和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对接，海牙国际法庭的沉淀资金转移至国内需要支付一定的移动费，并对成功协助该资金进入国内的人，给予资金额3%的奖励。2017年9月份，马某亮在饭局上认识了徐某云后，遂拉徐某云一起行骗。2017年10月份左右，徐某云结识了被害人黄某颖，并让黄某颖介绍能协助海牙国际法庭资金进入国内的渠道。被害人黄某颖推荐了叶某中和刘某燕。徐某云分别与叶某中、刘某燕见面。叶某中表示确实有资金需要，刘某燕表示其认识国家某某领导小组的孔某峰主任，孔主任代表国家引进海外资金，并承诺介绍孔某峰给马某亮、徐某云认识。几天后，经刘某燕牵线，当着被害人黄某颖的面，孔某峰以国家某某领导小组孔主任的身份与马某亮、徐某云在北京某某宾馆会面，初步商谈了将海牙法庭资金引进国内的事宜，马某亮表示海牙法庭资金进入国内，需要收取一定的移动费，孔某峰说国家是不会出这笔费用的，徐某云表示他愿意出这笔移动费。2017年12月，刘某燕、孔某峰先后到达深圳市某某宾馆，与马某亮等人商谈如何解决移动费问题。期间，刘某燕多次打电话给被害人黄某颖，诱骗被害人黄某颖筹集移动资金。在此期间，孔某峰拉上诉人孟东豫加入团伙。孟东豫与孔某峰帮助马某亮审阅、修订与所谓海牙国际法庭迁址、资金捐赠相关的部分涉案文件。孟东豫还提供其身份信息及照片予马某亮，由杨某玉利用其与叶某中的身份资料制作了虚假的香港汇丰银行单据，以骗取被害人黄某颖等人的信任。为便于行骗，马某亮还指使徐某云到文印店打印出任命孔某峰、刘某燕、孟东豫为海牙法庭联络员的文件，由马某亮盖好章后交给其他人。之后，刘某燕声称海牙国际法庭4050亿欧元的资金已经到孟东豫和叶某中名下，还差移动费人民币200万元办理解押手续，邀请被害人黄某颖到深圳某某宾馆，以可以拿到移动资金3%的奖励为诱惑，骗被害人筹集移动费用。刘某燕等人骗得被害人黄某颖信任后，黄某颖拉来另外被害人袁某、王某云加入筹集移动费。2018年1月29日，被害人黄某颖支付给刘某燕人民币51万，被害人袁某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某燕人民币9万元，作为筹集的移动费用。2018年2月1日上午被害人王某云转账人民币80万元至马某亮的农业银行账户。当日晚上，被害人王某云感觉像是骗局，打算要回人民币80万元，马某亮、孔某峰和刘某燕立即做被害人王某云的思想工作。次日，几人商定后，由刘某燕出面跟被害人王某云签订出资协议，孔某峰以国家某某领导小组领导身份签名担保，签订了出资协议。当日下午，被害人王某云又转人民币70万元给刘某燕，作为筹集的移动费用。刘某燕将收到的所有款项交给马某亮，马某亮又交给杨某玉提现。马某亮等人收取被害人的财物后便消失。被害人察觉到被骗后报警。2018年4月10日，上诉人孟东豫在深圳被抓获。上述事实，有以下在案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马某亮、孔某峰、徐某云、刘某燕因诈骗黄某颖等人被另案处理。2、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相关涉案人员确认的涉案资料等，证实马某亮等人虚构其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身份及伪造有关文件、证件、银行单据等。3、被害人黄某颖、王某云的陈述和所提供的报案材料、相关银行账户流水信息等，证实马某亮、刘某燕等人以提供移动费帮助海牙国际法庭资金进入国内可获得相应报酬为诱饵，骗取黄某颖等人210万元，马某亮、徐某云、孔某峰、刘某燕对于其等人以移动费为名收取黄某颖、王某云等涉案款项的事实亦供认在案。4、孟东豫与孔某峰、马某亮、徐某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孟东豫在2017年12月成为马某亮诈骗团伙的成员，与孔某峰共同审阅、修订部分涉案文件。5、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证实孟东豫、孔某峰在案发期间均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对于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朱拍光是否实施诈骗行为的问题。朱拍光和孟东豫的供述、证人张某娜的证言及香港警务处调取的丰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实该公司于2009年注册成立时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金港币一万元，朱拍光、孟东豫于2013年11月受让该公司后亦未开展正常经营活动，丰某公司根本不具备向京某公司投资一亿美元的资金实力，结合吴某进的陈述、《投资合作协议》、付款凭证、银行流水记录等，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朱拍光虚构丰某公司能向京某公司提供一亿美元投资款的事实，以收取开票费的名义骗取京某公司支付涉案款项人民币1211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款项最终流向其本人与其妻子的银行账户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消费及提现，充分体现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朱拍光提出其已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的义务，投资款不能落实的原因在京某公司一方，但其关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履行情况、开票费用的收取与去向以及是否曾向京某公司提供银行保函等供述与辩解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亦不能与在案证据相印证，不具可信性，详述如下：（1）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涉案《投资合作协议》内容，朱拍光在侦查阶段供述签约双方已讲清楚银行会收取一定费用，并在协议中明确提出；但其在一审庭审及本院提审中却又供称当时签订的仅是意向书，没有约定开票费，该供述与吴某进的陈述及《投资合作协议》关于丰某公司收取开票费的约定相背。（2）对于协议的履行情况，朱拍光在侦查阶段供述上述《投资合作协议》并未兑现，此后其与吴某进又签订了一份投资10亿美元的英文版合同，并于该合同签订后三周开出了银行保函；朱拍光在上诉状及本院提审中进一步辩解称由于《投资合作协议》在2015年4月签订后一年内都无执行，恰好当时有一笔欧洲客户放弃的10亿美元资金，因此由吴某进与孟东豫于2016年4月份左右签订了投资10亿美元的英文版合同，丰某公司遂于2016年11月23日安排开证公司开出银行保函。第一，朱拍光无法提供其供述的并未在案的10亿美元英文版合同，关于该10亿美元英文版合同的签约一方究竟是朱拍光本人还是孟东豫，朱拍光前后供述不一，且孟东豫的供述与吴某进的陈述均不能证实双方曾签订该份10亿美元英文版合同；第二，朱拍光上诉称向某公司开出银行保函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3日，但朱拍光的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三份金额分别为5亿美元、4亿美元及1亿美元而有效期均为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1月10日的汇丰银行票据，拟证明印尼老板已开出相关银行票据给吴某进，姑且勿论该三份银行票据是否真实，朱拍光在本院提审中表示无法解释为何其辩护人提交的银行票据开具时间远早于其上诉所称的2016年11月23日，且亦与其关于《投资合作协议》在2015年4月签订后一年内都未执行的供述相矛盾。（3）关于朱拍光收取涉案款项的情况，朱拍光在侦查阶段供述京某公司支付的开票费均由孟东豫携带现金到香港的银行直接汇入印尼老板账户，但其供述未得到孟东豫供述的印证。朱拍光在上诉状及本院提审中供述，在2016年4月签订10亿美元英文版合同后，京某公司于2016年6月至10月间通过孟东豫分十多次支付开票费800多万元，并强调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间，钟某芳、钟某龙、张某杰等与其无关的个人向其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与2015年4月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无关，而是孟东豫指定的单位或个人向其转款用于开票给与京某公司无关的公司。第一，吴某进的陈述、孟东豫的供述及付款凭证等证实京某公司支付开票费用集中在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间；第二，银行流水记录及涉案资金去向明细表证实京某公司向孟东豫指定的深圳市某某区某某建材商行、深圳市某某康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账户支付的开票费经苏某标、钟某芳、钟某龙等人的账户最终流向朱拍光及其妻子张某月的银行账户。第三，孟东豫从未供述因与朱拍光存在债权债务或为其他公司开具银行保函而通过其个人账户或指定相关账户向朱拍光及张某月的账户转账支付开票费用或偿还欠款。（4）关于银行保函（票据）的问题，朱拍光在上诉状中强调2016年11月23日已由英国伦敦汇丰银行（总行）开出票据，并于2016年12月10日与孟东豫携带票据原件在吴某进的办公室召开董事会议，会后由吴某进亲自复印十余份该票据的彩件作为副本留底；但孟东豫的供述与吴某进的陈述均不能印证朱拍光上诉所提该情节，同时，朱拍光在一审庭审回应孟东豫辩护人发问时称银行给的票据并没有给吴某进看，原因是印尼老板说不能给吴某进看。二、关于孟东豫是否与朱拍光合谋实施诈骗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问题。1、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孟东豫伙同朱拍光诈骗京某公司财物的事实。（1）孟东豫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孟东豫在侦查阶段供述其与朱拍光一方先后与京某公司、吴某进签订投资一亿美元的涉案《投资合作协议》及未在案的与泰国某某运河项目相关的30亿美元投资协议，就该两份协议收取京某公司支付的开票费约人民币1000万元，并供述投资款来源于朱拍光介绍的印尼老板MachxxdMaxxfud。香港警务处提供的资料证实在案发期间，丰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均为朱拍光、孟东豫及孟东豫所称的印尼老板三人，但孟东豫却辩称其与朱拍光此前没有合作做事，没有见过朱拍光推荐的印尼老板，不清楚该人是否有实力提供上述两份投资协议所涉投资款。孟东豫作为一名有相当社会阅历的成年人，倘若其在这一所谓投资事件中只是牵线人的角色，理应审慎考察朱拍光是否有渠道结识、介绍能带来巨额投资款的投资人以及该投资方有否充足的投资实力，但孟东豫却表示对此不甚了解。同时，在《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长达一年时间内，京某公司按孟东豫、朱拍光要求支付多笔开票费用，并一直敦促孟东豫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在朱拍光陆续收到京某公司支付的款项而投资款迟迟未有下文的情况，孟东豫亦未查证核实朱拍光及所谓印尼老板的真实身份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反而不断要求京某公司支付开票费，且在案发后拒绝配合京某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行为与所辩称的中间介绍人的角色并不相符，充分体现其伙同朱拍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在本院提审中，孟东豫回应为何其不配合京某公司报案的讯问时辩解当时想着能配合马某亮将海牙法庭捐赠的资金成功引入国内，从而获得国家奖励金，届时以该奖励金垫付给京某公司，所以没有配合京某公司报案。在案证据证实涉案《投资合作协议》签订于2015年4月，京某公司支付开票费亦在此后一年间，而孟东豫供述其认识马某亮、接触到海牙法庭项目的时间是2018年1月，其何以能在此前一年多就预见有海牙法庭捐赠资金一事并将获得国家奖励金以此弥补京某公司损失？由此显见，孟东豫的辩解欲盖弥彰，更突现其混淆是非、推脱罪责的意图。（2）孟东豫实施了虚构事实，骗取京某公司财物的行为：第一，吴某进陈述其与孟东豫相识时，孟东豫称自己是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某璐的秘书，也是香港中联办的人，是安全部的。孟东豫因马某亮等人诈骗一案被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民警抓获时，亦供称其在2011年-2012年给许某璐当助理。孟东豫在上诉材料中提及其于1997年经正国级领导批准，被安排作为许某璐学术助理的身份，负责许主持的部分科研和学术活动，退休后则是在香港配合国家安全部门了解社会舆情。而孟东豫因京某公司一案接受讯问时却又称其于1994年从公安局辞职后至2000年并无工作，2001年至2012年在北京办了一家语言处理研究院，2012年之后至案发无固定工作,在香港没有职业。孟东豫的妻子证人闫某证实孟东豫辞职后开办的语言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多年没有业务。而孟东豫亦无法提供证据材料证实其所宣称的曾任许某璐秘书、配合国家安全部门了解香港舆情等情况。据此，吴某进的陈述与孟东豫前后反复、没有证据支持的供述证实孟东豫编造身份，骗取吴某进信任的事实。第二，吴某进的陈述、孟东豫的供述、付款委托书、收款收据、银行流水等证实，孟东豫要求吴某进将所谓开票费用转账至其个人或其指定的深圳市某某康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银行账户，其个人账户收到涉案款项后，除截留部分款项自用外，将大部分赃款转至其同伙朱拍光及朱拍光妻子的账户。在京某公司被诈骗一案中，孟东豫与朱拍光相互配合，积极实施诈骗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孟东豫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孟东豫并未与朱拍光合谋实施犯罪及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意见不成立。2、如前所述，丰某公司只是一家空壳公司，不具备向京某公司投资的实力，朱拍光、孟东豫假借丰某公司之名与京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骗取京某公司支付开票费用，并实际占有涉案款项，其行为属于个人犯罪。同时，虽然京某公司按《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朱拍光、孟东豫支付所谓开票费用，但该协议并未约定开票费的数额及支付期限等经济合同所应具备的要素，实际上，如吴某进所述，京某公司之所以签订涉案协议并支付多笔款项是基于其对孟东豫所虚构身份的信任，据此，朱拍光、孟东豫虚构事实，骗取京某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孟东豫上诉提出本案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应按单位犯罪处理的意见不成立。3、在案证据证实孟东豫与朱拍光共同实施诈骗犯罪，二人均占有、处分涉案赃款，故应共同承担向被害单位退赔的责任。孟东豫归案后不认罪悔罪，从未表达向被害单位退赔的意愿，因此，孟东豫上诉所提一审法院未要求其退赔而损害其诉讼权利的意见不成立。三、关于孟东豫是否伙同马某亮等人实施诈骗行为的问题1、在案证据证实同案人马某亮、徐某云、孔某峰、刘某燕虚构其等人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或国家金融小组成员，以提供移动费帮助海牙国际法庭4050亿欧元资金引进国内则可获得相应报酬为诱饵，骗取被害人黄某颖、王某云等人210万元款项的事实。2、在案证据证实孟东豫明知马某亮等人以海牙国际法庭资金引进为幌子实施诈骗并参与其中，其行为构成诈骗罪。（1）孟东豫供述其与孔某峰是多年的朋友，二人相识时孔某峰是某某部某某研究所的人员，其在本院提审时解释直到参与海牙国际法庭一事后才知道孔某峰已不在国家机关工作，认为孔某峰是海牙国际法庭资金捐赠等事宜的中方牵线人；又供述其通过孔某峰发来的一个网站核实了马某亮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身份，除此之外，并没有从其他方面了解过海牙国际法庭的情况。在案证据证实孔某峰早于2010年8月因个人原因调去中国某某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工作，2016年从该公司辞职，至案发前为自由职业，而马某亮则只有高中文化、不掌握外语。倘若孟东豫确实如其所宣称的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时从事相关特殊工作、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助理并于退休后继续配合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了解舆情，其不可能不清楚以孔某峰在案发时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海牙国际法庭搬迁等国际性合作项目，也不可能由连外语都不通晓的马某亮代表海牙国际法庭与中方洽谈搬迁与资金捐赠等事宜。孟东豫未经多方查证核实便“轻信”马某亮、孔某峰等人不实言词的反常举动揭示其早已知晓马某亮、孔某峰等人虚构身份、假借海牙国际法庭资金移动一事实施诈骗的事实。（2）孟东豫供称其于2018年1月经孔某峰介绍认识马某亮并参与到海牙国际法庭相关事务，并在上诉状中强调在2017年12月尚未结识马某亮。但据孟东豫与孔某峰、徐某云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孟东豫早在2017年12月已结识马某亮、徐某云二人，并参与到所谓海牙国际法庭相关事务当中。孟东豫在侦查阶段供述其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就是核实其名下确实有4000亿欧元，并在本院提审时重申只负责核实资金的真实性，不负责法庭搬迁事宜。但孟东豫与孔某峰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孔某峰在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22日、29日通过微信向孟东豫发送《海牙授权书》、《法庭搬迁方案（上报稿）》、《海牙法庭搬迁所需办事项》、《4000亿欧元分配方案》、《关于国际海牙法庭和世界银行搬迁至中国的紧急…》等数份文件，孟东豫均给予回应，由此可见，孟东豫的供述和辩解不能与在案证据相印证；同时，按孟东豫的供述，其在2018年1月29日前尚未核实4000亿欧元资金的真实性，何来双方商讨4000亿欧元如何分配之理；再者，即便海牙国际法庭和世界银行搬迁至中国、法庭资金引进国内确有其事，相关文件根本不可能是无固定职业的孔某峰与社会退休人员孟东豫所能商讨落实的。（3）在案证据证实孟东豫提供其身份信息与照片配合马某亮等人出具涉案4000亿欧元银行票据。孟东豫在侦查阶段辩解其是为核实资金的真实性，故要求马某亮等人将部分资金转至其名下，并供述其取得涉案银行票据后回北京通过相关人员核实了资金的真实性。孟东豫关于其与有关领导联系沟通的供述闪烁其辞，对于涉案银行票据等资料的去向供述不一，且在本院提审中翻供称当时北京有关领导亦未能核实其名下确有4000亿欧元资金，原因是缺少包括银行卡在内的整套银行资料。据此，孟东豫的辩解自相矛盾，不具可信性，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孟东豫配合马某亮、孔某峰等人实施诈骗犯罪，归案后仍虚假供述以掩饰其罪行。至于马某亮、孔某峰等人是以“移动”孟东豫名下4000亿欧元还是叶某中名下50亿欧元能获取相应报酬为诱饵，骗取被害人黄某颖、王某云等人款项，并不影响对孟东豫实施诈骗行为的事实认定。3、对于孟东豫上诉所提原审未将马某亮等人诈骗案的一审判决作为本案证据予以出示并质证的意见，经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就同案人马某亮、孔某峰等人犯诈骗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而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间在2019年5月，根本不具备对马某亮一案刑事判决进行质证的条件，孟东豫所提该意见无理。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丰某公司可向京某公司投资一亿美元的事实，以开具银行票据需收取相应费用为名，骗取京某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12,118,320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朱拍光、孟东豫的行为均构成诈骗罪。在京某公司被骗一案中，朱拍光、孟东豫相互配合，积极实施诈骗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对孟东豫、朱拍光违法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退赔京某公司。在冒充海牙国际法庭人员诈骗一案中，孟东豫受纠集参与犯罪活动，配合同案人马某亮、孔某峰等人诈骗被害人款项人民币210万元，其行为亦构成诈骗罪，在该起诈骗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孟东豫与同案人马某亮等人共同实施诈骗犯罪，应与同案人共同承担向被害人退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对孟东豫可不予判决追缴违法所得有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朱拍光、孟东豫及各辩护人所提上诉及辩护意见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铁城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石春燕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叶松森书记员宋文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