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行终9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良，男，197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六楼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一号楼三楼。法定代表人田向阳，局长。出庭负责人盛春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薛书宝、杨琴艳，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何兆飞，该委员会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法定代表人吴承根，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童卫华、夏露，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樊良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金融行政监督及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浙01行初110号行政判决。樊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樊良、被上诉人浙江证监局的出庭负责人盛春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薛书宝、杨琴艳，被上诉人中国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何兆飞，被上诉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童卫华到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9月6日，浙江证监局就樊良投诉反映浙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服务涉嫌违法违规一事作出回复：一、关于樊良反映浙商证券公司“关于投资者提取信用账户内资金或证券的合同约定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允许客户将融资股票从信用账户划出到普通账户并卖出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等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包括樊良提供的证据），未发现浙商证券公司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二、该局的工作职责是依法监管证券期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关于樊良与浙商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建议樊良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樊良不服该回复，复议至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浙江证监局2018年9月6日所作答复意见。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樊良与浙商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该《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当甲方提交的担保物价值与其融资融券债务之间的比例超过300%时，甲方可以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定和合同约定，提取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担保物，但提取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300%，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2012年7月，樊良在浙商证券公司处开立信用证券账户。2012年9月至2013年10月期间，樊良融资买入中达股份等股票，并在提交的担保物价值与其融资融券债务比例超过300%的情况下，将融资买入的股票从信用账户划出到普通账户并卖出，后利用相应资金买入昌九生化股票。2013年11月14日，昌九生化股票停牌。浙商证券公司在通知樊良追加担保未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12月25日将其强制平仓。2018年7月9日，浙江证监局收到中国证监会转来国家信访局转送的樊良的举报材料。浙江证监局进行核查后于9月6日作出案涉回复，并于当日邮寄樊良。樊良不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复议。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0月8日收到樊良的复议申请，12月6日向樊良发出延期审理通知书。2019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1月7日向樊良邮寄。樊良收到复议决定后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浙商证券公司就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一案起诉樊良，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6民初7927号民事判决。樊良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8）浙01民终5932号终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浙商证券公司允许樊良将信用证券账户的融资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中提取到普通证券账户卖出是否违反证券公司相关融资融券业务管理规定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约定的问题。《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年版）第二十八条规定，“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债务的比例，超过证券交易所规定水平的，客户可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融资融券合同的约定，提取担保物。”《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2011年版）第三十二条规定，“会员向客户融资、融券，应当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标的证券以及本所认可的其他证券充抵。”该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会员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资金，整体作为客户对会员融资融券所生债务的担保物。”该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时，客户可以提取保证金可用余额中的现金或充抵保证金的证券，但提取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300%。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例如本案中达股份）均属于客户对会员融资融券所生债务的担保物范围。在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时，客户可以提取作为担保物的其融资买入的证券（将其转入普通证券账户）。本案浙商证券公司与樊良所签《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第二十二条的约定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浙商证券公司在樊良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的前提下，允许樊良将融资买入的中达股份等证券从信用证券账户划出到普通证券账户，系根据担保物提取规定和合同约定有条件地允许划转，且划出后维持担保比例不低于300%，并无不当。本案樊良系将中达股份等融资证券从信用证券账户提取到普通证券账户后卖出，而非在信用证券账户中直接卖出，不违反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关于“投资者卖出信用证券账户内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须先偿还该投资者的融资欠款”的规定。至于樊良将已提取至普通证券账户的证券卖出，并利用相应资金购买昌九生化股票，再将昌九生化股票作为担保物划入信用证券账户等行为，均系樊良自行发起的交易指令，浙商证券公司在此过程中并无违法违规行为。（二）关于樊良反映的账户混用和资产混用的问题。经查，原告樊良在申请开立案涉信用证券账户前，已经持有普通证券账户。其与浙商证券公司2012年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后，浙商证券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为其开立实名信用证券账户，并由第三方存管银行为其开立实名信用资金账户。相关账户的开立并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本案浙江证监局经核查樊良的委托交易明细，其提交担保物中的资金和证券分别存放在信用资金账户和信用证券账户，亦未发现其信用证券账户资产与普通证券账户资产存在混用情况。关于樊良从信用证券账户将担保物提取至普通证券账户时维持担保比例均高于300%，划转后信用证券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亦不低于300%，符合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故本案不存在樊良反映的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第十八条规定的账户混用和资产混用的问题。（三）关于程序合法性问题。本案浙江证监局于2018年7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转来国家信访局转送的樊良举报材料后，经核查于9月6日作出案涉回复，并于当日邮寄樊良，未超过2个月的合理处理时限。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0月8日收到樊良的复议申请后，12月6日发出延期审理通知书，2019年1月4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1月7日向樊良邮寄。上述答复、复议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樊良的诉讼请求。樊良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2年7月，上诉人在浙商证券公司开设信用证券账户，2013年2月前将普通账户中自有资金买入的昌九生化约19万股划入信用账户作为充抵保证金证券向浙商证券公司融资。在2013年3月至9月16日期间，上诉人融资买入中达股份等标的证券后，浙商证券公司误导允许上诉人将信用账户中融资买入的证券（如中达股份等）提取到普通账户中，接着又允许上诉人卖出中达股份等所得价款不先偿还该融资欠款，并允许上诉人以此所得价款买入非标的证券昌九生化。此后上诉人将普通账户中用实际融资资金买入的昌九生化再划回到信用账户。如此多次操作后，上诉人信用账户中有且仅有约30万股昌九生化，其中自有资金买入约19万余股，融资资金买入约10万股，最后至2013年12月25日，樊良客户信用账户中合计持有的29.8万股昌九生化全部被浙商证券公司以9.21元价格强行平仓，导致上诉人巨额损失。2.充抵保证金证券必须在融资融券交易前提交，中达股份要成为上诉人的充抵保证金证券，必须是上诉人以自有资金买入并在融资前向券商提交才能成为原告的充抵保证金证券。本案中，上诉人在普通账户中以自有资金买入并在融资前划入信用账户的18万余股昌九生化才是本案中原告充抵保证金的证券。因此，本案中的中达股份只是上诉人融资买入的证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39条规定的担保物，但不是该细则第42条规定的充抵保证金的证券。浙商证券公司认为本案中的融资买入的证券中达股份既是该细则第39条规定的担保物，也是细则第42条规定的充抵保证金的证券，该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故意模糊混淆交易所公布的可充抵保证金证券和客户融资前需提交的充抵保证金证券之间的意义区别，浙商证券公司允许投资者把融资买入的证券中达股份提取到普通账户的操作也是违规的，而浙商证券公司这一系列做法目的就是为故意误导引诱投资者进行违规绕标融资交易。3.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定和合同约定，提取的担保物只能是包含在担保物内的（交易所规定计算范围内的并经券商合同约定中确定、调整后计算可提取的）保证金可用余额中的现金或（交易所公布范围内的并经券商合同约定中确定、调整后公布范围内的）充抵保证金的证券。担保物中融资买入的证券均不在其提取范围内。一审判决认为投资者可以提取担保物中融资买入的证券如中达股份是完全错误的，其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也同时违反了《浙商证券融资融券合同》第二十二条规定。4.《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卖出信用证券账户内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须先偿还该投资者的融资欠款。一审判决认为樊良系将中达股份等融资证券从信用证券账户提取到普通证券账户后卖出，而非在信用证券账户中直接卖出，不违反上述规定，该认定也是完全错误的。5.浙商证券公司第一步先是误导引诱上诉人提取信用账户中的融资买入证券（如中达股份等）到普通账户中，第二步还允许上诉人卖出此融资买入的证券获得的融资资金不先偿还该融资欠款，第三步又允许上诉人用此融资资金买入非融资标的证券（如昌九生化），这是浙商证券公司故意误导引诱樊良客户进行违规绕标融资交易。浙商证券公司故意误导引诱客户进行这种违规绕标融资交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扩大交易量，更是为了牟取高达普通三倍的交易佣金及超额融资利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浙江证监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辩称：1.我局所作处理及答复行为依据充分，合法适当。2011年10月26日发布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是除《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之外位阶最高的一个规范性文件。该文件规定了关于提取担保物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超过300%的担保比例，第二个提取对象是担保物。担保物的范围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客户提交的保证金、通过融券交易买入的全部证券和卖出的证券所得的全部资金均作为担保物，也即担保物范围包括整个信用账户。本案中，经过调取当事人的交易记录和分析，未发现浙商证券公司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2.上诉人认为浙商证券公司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情况，我们经调查也未发现浙商证券公司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3.答复程序合法。2018年7月9日，我局收到了证监会转来的国家信访局转送的上诉人樊良的举报材料，后根据证券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向第三人浙商证券公司调取了相关的资料，核查完成后向上诉人作出了答复并送达。综上，我局已按照举报工作规定履行了监管职责，并将核查结果及时告知了上诉人，符合举报处理的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适当，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辩称：1.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会认为对上诉人的本次举报，浙江证监局已进行了核查，并且依法作出了答复，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论，并无不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我会决定对浙江证监局的答复予以维持。2.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融资融券业务当中，客户交存的担保物的价值与其债务的比例超过证券交易所规定水平的，客户可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融资融券合同的约定提取担保物。此担保物，不仅包括会员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保证金可用余额当中的现金或充抵保证金的证券，而且也包括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资卖出的所得的全部资金，但提取后的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300%。本案中，浙商证券公司与上诉人关于提取担保物的约定，并不违反我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前述的相关规定。浙商证券公司在上诉人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的前提下，允许上诉人将融资买入的中达股份等证券从信用账户划出到普通账户并卖出，系根据担保物提取规定和合同的约定的有条件地允许划转，并且划转以后维持担保比例仍然超过300%。浙商证券公司允许上诉人利用卖出所提取担保物的普通账户内的资金购买昌九生化等股票，并无不妥。3.关于上诉人所提出的账户混用和资产混用的问题。经核查，相关的交易明细中其提交的担保物当中的资金和证券分别存放在信用资金账户和普通证券账户，未发现其信用证券账户资产与普通证券账户资产存在混用的情况。4.关于上诉人和浙商证券公司之间的纠纷，事实上属于民事融资融券的合同纠纷，故浙江证监局建议其与浙商证券公司通过协商调解或者民事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并无不妥。5.复议程序合法。2018年10月8日，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我会依法在法定期限7天内通知浙江证监局进行答复，并将浙商证券公司列为行政复议第三人。12月6日，我会向上诉人发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经审理，于2019年1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1月7日当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送给上诉人。综上，我会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于法有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浙商证券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违法违规，不存在误导或诱使上诉人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本案中所有的交易指令均是樊良主动下达的，均是樊良逐利追求的结果。证券投资有风险，上诉人的投资风险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不能转嫁给被上诉人浙商证券公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浙商证券公司就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一案起诉樊良，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6民初7927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樊良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偿还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债务本金813680.49元并支付利息、罚息746916.5元（利息、罚息暂计至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1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罚息按《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约定即利息按年利率8.6%，罚息按日万分之五标准另行计算支付。二、驳回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樊良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8）浙01民终5932号民事判决，驳回樊良的上诉，维持原判。樊良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浙民申298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樊良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1.本案系因上诉人樊良向浙江证监局投诉反映浙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服务涉嫌违法违规而引发，审查对象系浙江证监局是否履行了相应法定职责及所作答复是否正确。2018年7月9日，浙江省证监局收到了证监会转来的国家信访局转送的上诉人樊良的举报材料后，对樊良的投诉反映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浙商证券公司调取了证券开户与交易记录等相关资料。结合2014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和浙江证监局曾多次针对上诉人樊良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过核查并答复的情况，浙江证监局在本次核查后又向上诉人作出了答复，并邮寄送达给上诉人樊良。因此，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浙江证监局履行了调查核实、答复职责，行政程序亦无明显不当。2.涉案证券交易行为主要发生于2012年、2013年，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法律规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年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融资融券业务，是指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者出借上市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的经营活动。第二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分别存放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作为对该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担保物。第二十五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逐日计算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通知客户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第二十八条规定，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债务的比例，超过证券交易所规定水平的，客户可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融资融券合同的约定，提取担保物。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2011年版）第三十二条规定，会员向客户融资、融券，应当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标的证券以及本所认可的其他证券充抵。第三十九条规定，会员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资金，整体作为客户对会员融资融券所生债务的担保物。第四十二条规定，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时，客户可以提取保证金可用余额中的现金或充抵保证金的证券，但提取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300%。本所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融资融券所生债务的担保物包括保证金、融资买入的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而保证金可以标的证券以及本所认可的其他证券充抵。因此，客户可以提取保证金可用余额中的现金或充抵保证金的证券作为担保物，也可以将融资买入的证券作为担保物。本案中，在上诉人樊良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超过300%的前提下，浙商证券公司允许樊良将融资买入的中达股份等作为担保物提取，从信用证券账户划出到普通证券账户，且划出后维持担保比例不低于300%，并不违反上述规定。3.《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投资者卖出信用证券账户内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须先偿还该投资者的融资欠款。该条规定的是在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内卖出融资买入证券所得价款的处理。而在普通证券账户卖出证券后所得价款，应属于投资者自行支配处理，不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樊良系将中达股份等融资证券从信用证券账户提取到普通证券账户后再卖出，并非在信用证券账户中直接卖出，故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同时，樊良在自己开立的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中进行的提取、交易等一系列行为，均系其自行发起的交易指令，浙商证券公司在此过程中亦无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浙江证监局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之情形，所作答复并无不当，中国证监会对该答复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樊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马良骥审判员  张 榆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