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728行初114号 原告陈明良，男，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代理人陈虎，男，汉族，菏泽市公路局设计院职工，住菏泽市牡丹区。系陈明良之子。 委托代理人张小华，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牡丹区政府），住所地：菏泽市牡丹区东方红西街999号。 法定代表人张泽中，区长。 参加诉讼负责人曹广源，牡丹区政府分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于翔，菏泽市牡丹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春阳，菏泽市牡丹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陈明良因要求确认被告牡丹区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鲁17行初532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由东明县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24日向被告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明良的委托代理人陈虎、张小华、被告牡丹区政府分管负责人曹广源及其委托代理人于翔、赵春阳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明良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明良诉称，其系菏泽市牡丹区居民，在菏泽市牡丹区××路××套房屋。2017年5月份，原告上述房屋被强制断水断电。2019年7月底，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将原告房屋拆毁。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在程序、实体上均违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依法确认被告牡丹区政府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陈明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原告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2、《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用以证明征收主体为牡丹区人民政府；3、原告房屋拆除前后照片，用以证明原告房屋被强拆；4、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土地上成立的牡丹区2012-15号地块征收建设指挥部照片；5、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行初282号行政判决书；6、菏泽市人民政府菏政复决字〔2018〕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4-6号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拆除原告房屋行为违法。7、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答辩状及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两份询问陈虎笔录，用以证明被告系强拆主体。 被告牡丹区政府辩称，其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了《牡丹区2012-15号地块征收决定书》，并进行了公告。该项目征收范围为牡丹路以东、东城办事处秦海居民点以南、大堤以西、中华路以北、规划高平路两侧，征收部门为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协议期限为2017年3月28日至2017年4月3日。答辩人没有组织实施原告所称的强拆行为。《国有土地上房屋与征收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简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答辩人作出征收决定系法定职权，与原告诉称的强拆行为没有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事实根据，是指诉讼标的能够固定，且能够被特定化或者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起诉人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等行政行为，应当提供该书面决定；如果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则需要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同理，原告认为答辩人实施了强拆行为，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了该事实行为。针对本案，原告甚至不能准确表述房屋被拆除的时间，更不能证明其诉称的强拆行为与答辩人有关。综上，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牡丹区政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牡丹区政府对原告所举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被告牡丹区政府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所举1号证据、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所举1号证据、2号证据与本案所诉的行政强制行为没有关联性。对原告所举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中有两张照片是拆前和拆后的对比，从该两张照片中能明显看出，两张照片中同一位置出现了完全不一致的两栋背景房屋，显示为拆前照片中背景房屋一排有三个窗户，且最右侧一排窗户，从上至下，每一层均有窗户，而在显示为拆后照片中背景房屋最右侧一排没有窗户，因此可以认定该组证据系原告制作的伪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对原告所举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该地块实施征收系区政府的法定职权，与本案所诉的行政强制行为没有关联性。对原告所举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他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所举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所举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7号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答辩状中并没有明确行政强制的主体究竟是谁，且该答辩状中表述的房屋被拆迁行为是政府拆迁行为不准确，对该地块是进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而并非拆迁。同时在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3日询问陈虎的笔录中有如下表述：关于牡丹区牡丹南路112-19号房屋被拆除一事，如果不服，你可以去有关部门，包括2012-15号地块拆迁指挥部反映，也可以向菏泽市牡丹区复议中心申请复议或者向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于2019年8月25日询问陈虎的笔录中陈虎称于2017年3月20日牡丹区人民政府下发的牡丹区政府关于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通告中，载明征收部门是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是菏泽市牡丹区城市开发征收服务中心。结合上述两份询问陈虎笔录的记录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25条之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是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牡丹区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根据庭审中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所举1号证据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均系有权部门颁发的关于房屋、土地方面的权属证件，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也未表示异议，故对其合法有效性应予认定。关于原告所举2号证据牡丹区政府《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证明了牡丹区政府对牡丹区2012-15号地块实施房屋征收的事实。关于原告所举3号证据原告房屋拆除前后照片、4号证据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土地上成立的牡丹区2012-15号地块征收建设指挥部照片、7号证据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答辩状及两份询问陈虎笔录，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对原告所述其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所举5号证据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行初282号行政判决书、6号证据菏泽市人民政府菏政复决字〔2018〕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系相关部门作出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被告牡丹区政府为实施棚户区改造，其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对牡丹区2012-15号地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范围为：牡丹路以东、东城办事处秦海居民点以南、大堤以西、中华路以北、规划高平路两侧（以规划部门划定的红线为准）。上述征收决定载明征收部门为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为菏泽市牡丹区城市开发征收服务中心。原告陈明良在上述征收范围内拥有房产一处,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共有人为陈明良之妻解绍芝）。原告对上述被告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于2017年5月16日向菏泽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确认上述房屋征收决定违法，责令牡丹区政府撤销该房屋征收决定。菏泽市人民政府受理陈明良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7月6日作出菏政复决字〔2017〕153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牡丹区政府作出的《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的行政行为。陈明良仍不服，于2017年8月30日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受理后，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鲁17行初28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确认牡丹区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的《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违法；二、撤销菏泽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6日作出菏政复决字〔2017〕153号行政复议决定；三、驳回陈明良请求确认《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起诉。 2018年6月8日，牡丹区政府针对陈明良作出《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菏区政征补字[2018]81号）。陈明良不服向菏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菏泽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6日受理陈明良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并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菏政复决字〔2018〕15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牡丹区政府作出《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菏区政征补字[2018]81号）的行政行为。2019年7月份，被告牡丹区政府实施或者组织实施了拆除原告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行为。原告提交的两份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询问陈虎的笔录及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的答辩状证明，原告曾经于2019年8月20日向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申请查处拆除其房屋及其儿子陈虎后来又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8月25日两次到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询问上述其申请查处事项的有关情况。同时，上述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的答辩状还载明“我局收到陈明良查出申请书后，分别于8月23日、8月25日两次与陈虎沟通，明确告知陈明良房屋被拆迁行为是政府拆迁行为”。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实施被诉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为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有权对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原告提交的照片、两份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询问陈虎的笔录、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的答辩状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涉案房屋位于被告牡丹区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的《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载明的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基于上述行政法规规定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于房屋征收、申请强制执行等的法定职权，以及被告牡丹区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的《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牡丹区2012-15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书》，结合原告提交的拆除现场照片、两份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牡丹南路派出所询问陈虎的笔录、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的答辩状等证据证明的情况，可以初步认定是被告牡丹区政府实施或者组织实施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原告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因牡丹区政府系法定的也是本案实际的征收主体，其肩负主要征收职责，所以即便是其他行政单位实施或者参与了拆除原告房屋，也应视为牡丹区政府的行为。再说，被告牡丹区政府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确系其他主体独自对涉案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或者应当由相应的行政机关承担拆除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所述未实施强拆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被告牡丹区政府实施拆除原告房屋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依照征收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显然被告牡丹区政府对征收补偿决定没有法定的直接强制执行权，且被告针对陈明良作出的《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菏区政征补字[2018]81号）已经被菏泽市人民政府予以撤销，其也没有提交其又重新对陈明良作出了征收补偿决定或者原征收补偿决定合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得到法院授权等方面的证据，那么被告牡丹区政府直接实施拆除原告房屋行为缺乏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牡丹区政府于2019年7月份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的主张予以支持。诉讼费用不属于当事人主张请求的范围，具体如何负担由法院决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份拆除原告陈明良房屋的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红军 审 判 员  李福忠 人民陪审员  陈 彦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