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197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男，2002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郑某，系上诉人曹某的母亲。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银迪、夏巧雅，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勇（曾用名曹涌），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审被告冯水英，女，194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曹勇、冯水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玉香、陈苗，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某、曹某因与被上诉人曹勇及原审被告冯水英分家析产纠纷，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2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冯水英系曹勇的母亲，郑某与曹勇原系夫妻关系。在郑某与曹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2年5月4日生育曹某。2012年11月，曹勇作为户主与郑某、曹某、冯水英一并作为家庭成员以现居住农村住宅年久失修为由申请进行修缮，经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于2013年在拆除原有农村住宅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宅基地上建造了案涉农村住宅。2018年7月27日，郑某与曹勇在签订离婚协议的基础上，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其中第三条财产分割第（1）、（2）项分别约定：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南肖埠小区10幢3单元201室和杭州市西湖区剑桥公社A座1128室的小产权房以及现有浙Ａ×××××的雷克萨斯轿车归女方郑某所有。位于萧山区的老宅（即案涉农村住宅）归男方曹勇所有。双方约定，一旦此老宅拆迁，评估拆迁款扣除曹勇、郑某、曹某所分房面积购买款项后，曹勇需将剩余拆迁款的50%归儿子曹某所有，汇入曹某账户，此账户资金需父母双方及曹某三方一致同意才可动用。针对郑某和曹某的个人补偿项目均打到女方账户。之后，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曹某由郑某负责抚养教育。现郑某、曹某就前述约定中的农村住宅分割问题向原审法院提起分家析产之诉。另查明，争议的农村住宅建造的具体事宜由曹波负责，曹勇也进行了出资。同时，案涉农村住宅建成后对外进行出租，曹波负责具体租赁事宜，并对租金收入进行开支、分配。郑某、曹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郑某、曹某对位于杭州市萧山区1户的农村住宅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2、曹勇立即向郑某、曹某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金收入20000元，2019年1月31日以后的租金收入按照郑某、曹某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按月向郑某、曹某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认定的事实，就郑某、曹某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否成立，将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首先，案涉农村住宅的权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九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落实到本案，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农村住宅必须由农村家庭成员共同向当地政府申请，在获得批准的宅基地上建造，而从案涉农村住宅的审批建造情况来看，系以曹勇、郑某、曹某、冯水英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请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并将原住宅拆除的情况下所建造，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原有住宅的拆除，相应宅基地使用权经批准重新建造案涉农村住宅后，应认定为曹勇、郑某、曹某、冯水英共同享有。同时，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重新建造的案涉农村住宅也应认定为该四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承上，鉴于郑某与曹勇于2018年7月27日登记离婚后至今，和当时未成年的婚生儿子曹某另寻他处居住，故自郑某与曹勇登记离婚之日起，郑某、曹某、曹勇、冯水英对案涉农村住宅已丧失了共有基础，现郑某、曹某要求分家析产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其次，郑某、曹某、曹勇、冯水英在案涉农村住宅中原有份额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农村住宅建造于2013年，根据案涉农村住宅建造的过程、曹某和冯水英当时的年龄和生活、收入等状况以及根据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分析，应当认定二人在案涉农村住宅建造过程中未作出出资、出力等方面的贡献，而原审法院认定曹某、冯水英为案涉农村住宅的共有人系源于二人对宅基地所享有的份额，体现的是国家对二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现综合考虑各方对农村住宅建造所作的贡献，曹某、冯水英对案涉农村住宅享有的份额相对较小，酌情认定二人的份额各为1/8，郑某、曹勇的份额各为3/8。第三，郑某与曹勇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案涉农村住宅权属约定的效力问题。案涉离婚协议载明“位于萧山区的老宅（即案涉农村住宅）归男方曹勇所有”，该内容明确，显然是对案涉农村住宅所有权归属的约定，郑某、曹某主张仅是对案涉农村住宅使用权归属的约定，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鉴于案涉农村住宅系郑某、曹勇、曹某、冯水英的共有财产，而离婚协议由郑某与曹勇签订，故双方当事人现对郑某与曹勇对案涉农村住宅的处分是否有效产生争议。从原则上讲，如果离婚协议涉及的财产为家庭共同财产的，应当先进行分家析产，析出夫妻共同财产，再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因而，案涉离婚协议对位于龙虎村的农村住宅的处分存在瑕疵。但就这一处分瑕疵，冯水英已当庭表示对上述农村住宅处分内容予以追认。虽然郑某、曹某表示对该追认不予认可，但追认系相关共有人单方意思表示，无需相对人同意，故原审法院对冯水英的追认予以确认。至于离婚协议中关于农村住宅所有权的约定是否包含了对曹某份额的处分及郑某、曹勇是否有权对曹某的份额进行处分的问题。原审法院也注意到，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项在确定上述农村住宅归属的同时，还涉及该农村住宅今后的拆迁安置问题，应当说郑某与曹勇在达成该合意时已经对今后的拆迁安置问题（包括曹某的相关权益）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因而，从该项约定整体理解，对于案涉农村住宅的归属约定应包含了对曹某份额的处分。承上，在郑某、曹勇离婚时，由于曹某系未成年人，而郑某、曹勇系其法定监护人，故二人有权对曹某的财产作出处分。就目前而言，也未有证据表明上述处分损害了曹某的财产权益。相反，从离婚协议的整体约定来看，还包括了曹某抚养费的承担、父母日后对曹某的经济支持、拆迁权益、曹某所享有的保险利益等的约定，这些内容均充分体现了对曹某权益的保护。综上，在经冯水英追认后，案涉离婚协议关于案涉农村住宅的处分约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综上，郑某、曹某关于现享有案涉农村住宅份额及农村住宅自2018年8月1日起出租产生的收益份额等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某、曹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郑某、曹某负担。 宣判后，郑某、曹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因曹勇长期婚外关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郑某为了早日结束婚姻，离婚时完全按照曹勇的意思分割财产。离婚协议所涉的南肖埠房屋，郑某与曹勇于2010年10月19日离婚时已处分归属郑某，此次离婚仅对“剑桥公社房屋租赁权、轿车、双方农村自建房份额、双方名下的二家公司股权及曹勇名下20万债权”进行分割。从离婚协议来看，郑某仅获得剑桥公社房屋租赁权、一辆轿车及现金50万元，而曹勇却获得最具价值的农村自建房份额、二家公司股权、20万元债权，显然曹勇实际获得的财产远多于郑某，这其中还未包括曹勇转移的95%公司股权。因此，导致《离婚协议书》“龙虎村18组老宅归曹勇所有”之约定无效，不仅保护了未成年人曹某的财产权益，且不会致曹勇与郑某的财产分割显失公平。为此，郑某、曹某认为：一、曹勇、郑某为曹某的监护人也无权处分曹某的财产，离婚协议对曹某房屋份额的处分为无效处分，原审法院认定曹勇、郑某为曹某监护人有权处分曹某财产违反了《民法总则》第35条监护人无权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之规定。1、监护人无权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总则》第35条明确规定，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除非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即监护人是没有权利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只有出现因为被监护人的利益需要这种特定情形才可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曹勇、郑某作为曹某的监护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为了被监护人曹某利益的情况下，无权对曹某的财产进行处分。即曹勇、郑某作为无权处分人因处分了曹某的财产权益而导致其《离婚协议书》“龙虎村18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之约定自始无效。2、曹勇、郑某签署《离婚协议书》是代表其本人解决婚姻、子女抚养及夫妻财产等问题，并非作为曹某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离婚协议系离婚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协议的主体仅为离婚夫妻双方，曹某并非离婚协议的主体。即曹勇、郑某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代表的是各自作为离婚协议主体对离婚协议达成的事项进行确认，是代表其本人，不是作为曹某的监护人行使监护职责。因此，《离婚协议书》的签署不是监护行为，不存在监护后果。二、《离婚协议书》对曹某房屋份额的处分违反了《民法总则》第35条强制性规定而导致“龙虎村18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之约定无效。《离婚协议书》关于“龙虎村18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之约定不仅因曹勇、郑某无权处分曹某的财产导致无效，同时也因该约定违反《民法总则》第35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民法总则》第35条“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之规定已明确禁止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该规定为强制禁止性规定。因此，曹勇、郑某的《离婚协议书》关于曹某房屋份额的处分显然已违反了《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损害了曹某的合法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曹勇、郑某《离婚协议书》关于“龙虎村18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之约定应为无效。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拆迁利益并不存在，案涉房屋并未拆迁也无拆迁计划，曹某的损失并不能自拆迁利益获得弥补，只有致《离婚协议书》“龙虎村18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之约定无效，才能挽回曹某的财产损失，从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三、《离婚协议书》处分了曹某的房屋份额，直接致其财产利益受损，原审法院“曹某无证据证明其利益受损”之认定，显然变相地将曹勇应承担“为了曹某利益”的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予曹某。曹勇以《离婚协议书》处分曹某的房屋份额，从而达到占有曹某的财产，直接造成损害曹某财产利益的法律后果。《离婚协议书》关于曹某抚养费的承担与大学毕业前的经济支持，这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应尽的抚养义务及对尚在求学子女的自愿帮助，并非处分曹某房屋份额的对价。保险利益的约定更不能成为处分曹某房屋份额的对价。以曹某为被保险人的保单，系曹勇、郑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且曹某的防癌、重疾保险实则是减轻曹勇、郑某对曹某医疗费的承担，真正受益的是曹勇与郑某。而曹勇为被保险人的保单，保障对象是曹勇，虽约定受益人为曹某，但保险事故发生前，被投保人曹勇随时可变更受益人，投保人也可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均致曹某无保险利益可获。至于拆迁利益，案涉房屋即未拆迁也无拆迁计划。因此，《离婚协议书》的经济支持、拆迁利益、保险利益均不确定，既不能成为处分曹某房屋的对价，也未对曹某有额外的利益保护，在曹勇未举证证明其处分曹某房屋份额是为了曹某利益的情况下，曹某无需对《离婚协议书》处分其房屋份额损害其财产利益之事实另行承担举证责任。四、案涉房屋系曹某等人共同共有，曹某、郑某作为共有人之一应享有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原审法院已查明，案涉房屋系曹某、郑某、曹勇、冯水英共同共有之事实，根据《物权法》共有之规定，共有人曹某、郑某、曹勇、冯水英应各享有案涉房屋四分之一份额，即便建造房屋时，曹某未出资，均由曹勇、郑某代为出资，也不能影响曹某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物权，且曹勇、郑某代为曹某出资，应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赠与。综上，原审法院以曹某为未成年人臆断曹某未出资并因此认定曹某享有房屋八份之一份额，及认定曹勇、郑某为曹某监护人有权处分曹某的财产，违反了《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之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1、依法撤销（2019）浙0109民初1242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曹某、郑某各享有“杭州市萧山区1户”四分之一份额。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曹勇承担。 被上诉人曹勇及原审被告冯水英在二审中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就郑某、曹某、曹勇、冯水英在案涉农村住宅中原有份额的认定是正确的，即郑某、曹勇各享有八分之三，曹某、冯水英各享有八分之一。案涉农村住宅建造于2013年，结合曹某与冯水英当时的年龄和生活、收入等状况以及根据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分析，应当认定二人在案涉农村住宅建造中是没有做出出资、出力等方面的贡献的，但是基于对二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关于案涉农村住宅，郑某、曹勇各享有八分之三，曹某、冯水英各享有八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认为，虽然曹某没有出资，但是曹勇与郑某出资的部分是对曹某的赠与，显然是对农村住宅自然形成的共有份额的错误认识。何为父母亲对子女的赠与，曹勇、冯水英认为双方出资购买商品房，然后商品房登记在子女名下或者与子女共有，这种叫赠与。但是本案中，案涉房屋是农村住宅，是基于登记在册人员生存居住而重建的农村住宅，应当按照各方出钱出力来划分对住宅的份额，而不是在假定平分的基础上，再返回去将子女多得的份额认定为赠与。二、离婚协议中，曹勇与郑某关于曹某份额的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应当予以支持。《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除非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曹勇与郑某关于曹某份额的处分也是为了曹某的利益。1、上诉人认为曹勇与郑某在离婚协议中的签字是对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处分，而不是作为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进行处分。在此，提请法庭注意，离婚协议中的约定也是可以看出，双方首先知道曹某就案涉农村住宅是享有份额的，接下来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案涉房屋的约定包含了对曹某所享有份额的处分，即是在履行对曹某的监护权。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款并不是单独对二人的份额进行处置，而是对包括曹某在内的三人的安置面积和拆迁款项都进行了处分，明确约定案涉房屋拆迁时，三人均可根据政策享有安置面积，且曹勇将把郑某和曹某的补偿项目打到女方账户，还将拆迁款扣除三人分房面积购买款后的剩余款项，分给曹某一半。2、离婚协议中关于案涉农村住宅中曹某份额的处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分，案涉农村住宅归曹勇之后，曹某就不享有任何权利了。事实上，曹勇与郑某为其保留了更大份额的权益。离婚协议中虽然约定“位于萧山区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但是位于萧山农村的老宅，现价值十分有限，案涉房屋的真正价值就是体现在拆迁时的权益。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款紧跟着约定老宅一旦拆迁，曹某现有价值不高的、八分之一的份额虽然被处分，但是对应的是“曹某名下分房面积的购买款项由拆迁款中支出、曹某个人的补偿项目均打到女方账户，多余拆迁款项的百分之五十归曹某所有”，如果这样都不算为了曹某的利益进行处分，那么请问怎样才算。3、上诉人一直声称拆迁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从离婚协议中也可以明确看出，双方之所以对拆迁安置后的权益分配约定得如此详尽，就是因为郑某和曹勇在签署协议时，对老宅将要拆迁都是十分确定的，只是时间稍早稍晚的问题。而且，协议第三条第（6）款约定了曹某和郑某在老宅的户口可以不迁出，事实上也是郑某和曹某为了保证其将来可以拿到拆迁的相关权益。包括两上诉人之所以会提起本案的诉讼，就是担心无法获得安置面积，在私下调解协商时，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两上诉人是否可以获得安置面积的问题。虽然案涉房屋暂时还没有拆迁，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处分曹某份额时给他所作的拆迁补偿份额分配承诺的不确定性，一旦拆迁，曹勇即应当按照协议的承诺给予曹某相应的份额。4、退一步讲，曹某的财产权益究竟有没有受损，显然没有。上诉人偷换概念，认为曹某基于案涉农村住宅的份额被处分所获得的对价是曹某抚养费的承担、父母日后对曹某的经济支持、拆迁权益、曹某所享有的保险利益等，然后通过论证曹某抚养费的承担、父母日后对曹某的经济支持、曹某所享有的保险利益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产生、是为了减轻父母自身负担而产生，最后得出结论是曹某基于案涉农村住宅的份额被处分所获得的对价是与该份额的实际价值不对等，所以是损害曹某利益的。但是提请注意，一审判决提到的是离婚协议整体上有没有损害曹某的权益，而从曹某抚养费的承担、父母日后对曹某的经济支持、曹某所享有的保险利益、拆迁权益等角度看是没有的。并不是狭隘的认定曹某所获得的权益都是被父母双方处分案涉农村住宅所获得的对价。事实上，如前所述，被上诉人给予曹某的拆迁份额的承诺，远远大于其基于案涉农村住宅份额享有的拆迁权益。5、双方为什么会存在分割案涉农村住宅的情况，那是因为曹勇与郑某夫妻双方离婚，原有的共有基础已经消失。至于为什么在案涉农村住宅进行分割的时候，处分了曹某的份额那是因为曹勇已经将除了案涉农村住宅以外所有的房屋都给了郑某，而案涉农村住宅系曹勇的老宅，是其父母家人原先住宅重建之后的房屋，所以双方离婚时，案涉农村住宅就归曹勇所有。同时由于曹某跟随郑某生活，为了避免将来各方因为该老宅而争吵，所以双方就案涉农村住宅中曹某的部分进行处分。三、上诉人在离婚协议是否为部分无效，以及哪一部分无效的理解有误。1、两上诉人从对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离婚协议对曹某所享有的房屋份额的处置是无效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两上诉人对协议其他部分的效力是认可的？因为即便退一万步说，哪怕对曹某所有份额的处置是无效的，并不能当然得出老宅归曹勇所有的约定无效的结论，合同部分无效，合同的其他部分，即对于郑某所享有的份额的约定，依然有效，那么，上诉人郑某对其早已经明确的放弃的份额再次提起主张，是基于什么理由？难道是认为离婚协议的约定是不公平的吗？2、根据离婚协议可以看出，除了老宅和已经被郑某掏空的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一家没有实际经营的公司，曹勇没有分割到其他任何财产。价值约240万元的南肖埠房产和价值约100万元的剑桥公社小产权房均给了郑某，车辆给了郑某，向郑某分期支付50万元，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的账上资金29.8万元归女方，还不包括2017年一年内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转给女方的103.45万元，总价值超过520万元。而上诉人所称的20万元债权，在二人离婚前对方已经归还；所谓的两家公司股权，一家就是被郑某掏空只剩下空架子的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家没有实际经营的公司，根本看不出哪里具有价值，所谓的转移95%的股权，也没有任何依据。关于南肖埠房产，是二人第一次结婚后购买，第一次离婚是给了郑某，但是二人2010年4月15日复婚后，已经登记在两人名下，重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而剑桥公社房屋，由于是小产权房，本身就无法办理房产证，只能用于出租收益，所能够给出的，也只能是使用权。3、从上述两点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离婚协议的约定是二人对共同财产的综合处置和分割，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如果有某一项无效，并不是单独该条款或者该项财产的处分无效，而是整个财产分割均要重新进行，否则，原先归郑某的仍然归其所有，原先约定好仅有归曹勇的老宅的处分却被反悔、无效，那才是对曹勇的最大不公平。如果两上诉人同意将整个离婚协议看成无效，当时的财产全部重新分割，被上诉人完全同意。四、案涉农村住宅的分割，是因为作为主要权利人的夫妻双方离婚所导致。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不得不就子女的部分进行处分，完全是基于双方不要有过多的牵绊，关系更加清楚明了。如果认定曹某享有案涉农村住宅的份额不得被处分，则不仅曹某自身本可以获得的更大份额的拆迁权益受到损害，甚至可能发生曹某与郑某以享有份额为由入住案涉农村住宅或者为案涉农村住宅的使用设置障碍等等，完全违背了社会和谐的愿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上诉人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郑某、曹某共同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如下：1、离婚协议书；2、房屋租赁权转让协议；3、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及业务回执；4、企业基本信息（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5、企业基本信息（广州函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6、企业基本信息（杭州文萃声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7、代持股协议书。证据1-7拟共同证明：（1）郑某与曹勇于2010年1月登记离婚时已约定江干区南肖埠10幢3单元201室房屋归郑某所有；（2）郑某仅取得杭州市西湖区剑桥公社A座1128室房屋租赁权；（3）曹勇除龙虎村18组老宅外，离婚约定归属于曹勇的三家公司股权、20万元债权已远大于郑某所得，从而证明《离婚协议书》“龙虎村18组老宅归曹勇所有”之约定无效不会致曹勇与郑某的财产分割显失公平。经质证，被上诉人曹勇及原审被告冯水英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是分家析产纠纷，应当对案涉房屋的权益作出评判，双方关于离婚的相关约定与本案没有关系，退一步讲，双方关于财产的分配，曹某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其是被上诉人的儿子，被上诉人也愿意，但上诉人郑某获得的财产并没有低于曹勇，而远远高于曹勇，上诉人提到的几家公司基本上不再经营，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产都是郑某在掌管，离婚时上诉人转走百万余元。离婚时财产郑某是多分的，而且充分考虑到郑某和儿子的权利。本院认为，证据1-7与本案讼争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曹勇及原审被告冯水英共同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如下：1、2017—2018年8月27日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拟证明该公司在2017年至2018年双方办理离婚手续之前向郑某转帐103.45万元，双方办理离婚手续之后，该公司向郑某账上转帐29.8万元。郑某在离婚协议中获得的财产份额远远高于曹勇；2、曹勇与王强、钟群会的银行流水，拟证明上诉人所称的20万元的债权已经在双方办理离婚手续之前归还曹勇，9万元是通过转帐，其他通过现金均已经偿还。经质证，上诉人郑某、曹某对证据1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支持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由被上诉人曹勇实际控制，2018年9月以前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郑某系因其具有援助证可享受租房优惠，郑某自身一直从事医药销售工作，从未参与公司经营，更不可能用公司账户自行转款。被上诉人曹勇所述转与郑某银行账户的款项实质是归还2013年至2016年曹勇让郑某为杭州曲则全科技有限公司所借的款项；对证据2形式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证明目的。王强确为20万元款项债权人，2018年2月14日转与曹勇5万元款项即使确为归还债务，款项亦由曹勇所收，离婚时也由其所有。钟群会与其所转款项均与本案无关，其所转款项亦无任何体现为替王强还款。本院认为，证据1、2与本案讼争无关联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郑某、曹某是否仍享有案涉农村住宅相应份额及份额比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农村住宅系以曹勇、郑某、曹某、冯水英作为家庭成员共同申请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并将原住宅拆除的情况下于2013年所建造，应认定为曹勇、郑某、曹某、冯水英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郑某与曹勇于2018年7月27日登记离婚，曹某由郑某负责抚养教育，郑某、曹某、曹勇、冯水英对案涉农村住宅已丧失了共有基础。郑某与曹勇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第三条第（2）项约定“位于萧山区的老宅归男方曹勇所有”，该内容显然是对案涉农村住宅归属的约定，但双方对家庭共同财产未经分家析产，析出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直接对案涉农村住宅整体进行处分存在瑕疵。案涉农村住宅建造于2013年，根据案涉农村住宅建造的过程、曹某和冯水英当时的年龄和生活、收入等状况以及根据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分析，可以确定曹某和冯水英在案涉农村住宅建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较小，故其所享有的案涉农村住宅的份额也应相对较小，本院酌情认定曹某和冯水英的份额各为1/6，郑某、曹勇的份额各为2/6为宜。离婚协议关涉身份关系，郑某与曹勇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项作为离婚协议的组成部分，不能与其他条款分割。现郑某无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因此该协议中处分郑某在案涉农村住宅享有份额的部分应属有效。故原审法院驳回郑某要求享有案涉农村住宅四分之一份额的请求正确，本院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如前所述，《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项在确定案涉农村住宅归属时处分了共有人曹某所享有的份额，该协议中虽还约定案涉农村住宅今后的拆迁安置权益对曹某有一定的分配，但至今案涉农村住宅是否会拆迁，拆迁后如何补偿、安置均不明确，因此无法确认处分曹某所享有的案涉农村住宅份额系维护其利益。故曹勇认为给予曹某的拆迁份额的承诺，远远大于其基于案涉农村住宅份额享有的拆迁权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离婚协议》第三条第（2）项中处分曹某在案涉农村住宅所享有份额的部分无效，曹某对案涉农村住宅仍享有1/6份额。曹某的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2428号民事判决。 二、曹某对位于杭州市萧山区579号（户主曹勇）的农村住宅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 三、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3800元，由郑某、曹某负担3167元，由曹勇负担633元，郑某、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曹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郑某负担6334元，由曹勇负担1266元，郑某、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曹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