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82民初2395号 原告：滕绪岭，女，汉族，1993年6月26日出生，住济南市。 被告：陈含瑞，男，汉族，1998年1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荣成市，原住济南市历城区，现下落不明。 第三人：李晓璇，女，汉族，1991年10月1日出生，住济南市。 原告滕绪岭与被告陈含瑞、第三人李晓璇演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滕绪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含瑞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晓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滕绪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人民币29200元；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146元（利息以292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3月22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4月21日，以后利息计至实际清偿时止）；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交通费等为主张债权所花费的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资金占用利息以29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应被告要求，原告组织演员分别在济南大明湖鹊华居、慕尼黑餐厅为被告生日宴会提供演出服务，演出人员31名，演出服务共计29200元。基于信任关系双方并没签订演出服务合同，而是在演出结束后，被告向原告书写一张名为借条实为欠款的借条，约定在3月21日中午前结算该演出费，但被告至今分文未给，且原告用手机拨打被告手机时，出现被告不接听电话的情况。因演出兼职学生居多，原告本着负责的态度，用自己的钱已将所有演出费用发放到演出人员手中。为此原告于2019年4月3日因与被告演出费纠纷问题向派出所报警处理，但并未解决。综上，被告的行为已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 被告陈含瑞未作答辩，但在开庭前本院与陈含瑞母亲滕红锦取得联系，滕红锦称：一方面，陈含瑞现在已患××，该病的表现就是谁说么他听么，原告起诉陈含瑞依据的借条就是趁陈含瑞发病时要求其出具的。陈含瑞因为治疗××引发胰腺炎，下一步要转到文登区人民医院肝胆科治疗胰腺炎。另一方面，济南泺源派出所于2019年3月份已经就演出费纠纷处理完毕。当时参与的对方人员叫李晓璇，李晓璇持有一张陈含瑞出具的30万元欠条。因为李晓璇给陈含瑞提供演出服务，但陈含瑞未支付演出费，于是李晓璇组织人员胁迫陈含瑞出具了该欠条。陈含瑞家人知道后从荣成赶到济南，在泺源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处理了该纠纷。当时双方达成和解，滕红锦支付给李晓璇24万元，双方纠纷了结，欠条作废。滕红锦认为陈含瑞组织的演出中李晓璇是总负责人，李晓璇收款后本应向原告等下属演出人员支付应得报酬，但李晓璇拿款据为己有，并未向下属演出人员支付报酬，才导致原告起诉陈含瑞。因此，滕红锦认为原告应当找李晓璇要钱，并表示不会理睬原告诉讼。 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李晓璇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李晓璇述称，我和陈含瑞初次合作不是我们直接联系的，而是我给滕绪岭组织的活动找了一些演出人员，相当于滕绪岭介绍我们认识的，但不是她直接介绍的，而是在饭局上我们认识的。一开始陈含瑞是通过传媒公司组织演出，传媒公司再找我们，后来陈含瑞想摆脱中间给他运作的传媒公司，我记得是3月份还是2月底，陈含瑞就开始直接与我们联系。陈含瑞组织的演出不止七场，其中我参与了七场。陈含瑞打着政府的旗号，告诉我们这些演出都是政府组织的下乡汇演，而且确实也是到一些乡镇去演出的，乡镇领导也接待了我们，我们都觉得很靠谱。每次都是陈含瑞告诉我们在哪里演出，预算多少钱，让我们安排什么样的节目、人员。陈含瑞开始说好一周结算，后来又告诉我们政府在开会，款项没到位，拨款流程慢等，拖到一个月结算，最后一直结算不出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于是我就找他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陈含瑞就说实话了，说他组织的演出没有下乡慰问一事，都是他自己组织的活动，我才知道这些演出与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陈含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本来是济南东站派出所的协警，东站派出所在辖区的村里确实举办过文艺汇演。当时是东站派出所联合省里歌舞剧团去表演的，属于下乡送温暖性质，我不确定有没有费用产生。当时这件事交予陈含瑞负责，他做得挺漂亮，所里领导夸他，镇上企业也夸他，对接的演员也捧他，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他在这场演出中自信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他就开始如法炮制，通过牵线人联系各个村并组织了一系列演出让我们去。但他没告诉这些演出地点（即主办方）我们的演出是收费的，也没有与这些演出地点签订演出合同，每次告诉我们的预算等事宜也都是他自己盘算的，他认为他给这些演出地点提供演出服务了，就应该给他钱。我约谈陈含瑞那天，他才告诉我他是冒用政府名义找我们演出的，我才知道事实真相，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是政府这边老不配合他结算。陈含瑞当时拖欠我30万元多一点的演出费，于是我就让他写了欠条。我们觉得这个欠款数额有点大，就一块到派出所去报了案。第一次报案时民警说这是民事纠纷，不能受理，让我们走法律途径。这样陈含瑞就觉得这件事蛮小的就跟他家里人说了。我们都觉得走法院诉讼比较麻烦，于是他父母就到济南泺源派出所来处理这件事。当时他父母以为是我们要挟陈含瑞写的，但当时包括他写欠条、沟通的时候，民警都在现场，都知道是陈含瑞自愿写的，他父母要求到派出所去处理，我们也去了，现场也做了各种笔录。当时陈含瑞组织的演出活动很多，用的设备、人也很多，设备、舞台搭建是找的一个人，舞蹈演员找了几拨人，还有其他的比如主持人、礼仪演员或者杂技节目是找的另外一个人，我这边是找的其中几个舞蹈、模特还有主持人、嘉宾演员。陈含瑞就是通过不同的人找的不同的节目拼凑成一台演出。法院曾告诉我说陈含瑞称我是总负责人，其他人员都是我找的，但事实上我跟其他演出人员在这几场活动里面都是平等的，没有附属关系，我们都是同时为陈含瑞演出，都是跟陈含瑞发生债务关系，只不过我们负责陈含瑞组织演出里面不同环节。我和滕绪岭认识，但我跟张航、张泽平时没怎么见过面，主要是在陈含瑞组织的演出中才认识的。因为我主要组织的是省台、市台的主持人，当时邀请了省市台一些比较著名的主持人去演出，这些主持人出场费用都很高，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费用这么高，还有一些小明星，比如我是大明星里面的明星，再就是一些特别的舞蹈。因为我们这个行当里面演员都是拿现钱，一般演出完毕就结清了，像那些主持人，人家不会等我一个月的账期，一般都是谈好档期，我付定金，演出完毕就结清了。因为我垫付的费用太多了，所以先坐不住了。滕绪岭在演出中负责挺杂的，比如化妆、礼仪、模特，也找过一些舞蹈演员，还有一些嘉宾，比如相声、小品、杂技等。张航、张泽他们其中一个人负责了前面的活动，一个人负责了后面的活动，都是负责舞蹈。说开后，约谈当天我就让陈含瑞给我出具了30余万元欠条，欠款数额当时我都有聊天记录，上面有我们演出前商谈演出人员多少、价格报价等内容。在派出所时陈含瑞父母说家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我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牵涉精力，就承认亏一部分，保住大部分的本就行了，所以只收了他父母24万元。后来他父母说既然两方清账了，要求把陈含瑞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删除，我当面就按照他们意思删除了陈含瑞的微信和记录，所以现在没有聊天记录可以提供。但无论欠条还是收条上我的意思都很清楚，就是我不管其他人的费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陈含瑞原系济南东站派出所民警。2019年初，被告组织了一系列演出，期间原告为被告提供了部分演出服务。双方因演出费问题产生纠纷并形成本案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无法与被告陈含瑞本人取得联系，但与陈含瑞母亲滕红锦取得联系。滕红锦向法庭陈述了陈含瑞已患××等情况，本院无法确定真实性，故要求滕红锦向本院提交陈含瑞病历等材料，以证实其××的病发情况，但滕红锦以各种理由拒绝到庭提交病历等材料。后主审法官无奈加滕红锦为微信好友，通过微信聊天从滕红锦处落实情况。滕红锦在微信上向本院提交了部分陈含瑞的病历照片，其上显示：陈含瑞自2019年3月27日开始在威海市文登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初步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中度抑郁发作）、急性胰腺炎等。经治疗出院时病情好转，症状减轻，饮食及睡眠较好，意志活动减退，情绪改善，家属要求出院去上级医院治疗胰腺炎。出院医嘱：转上级医院治疗胰腺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中记载：陈含瑞初次发病时间为2017年5月5日，首次抗××药治疗时间为2018年1月5日。 为了落实滕红锦陈述的演出费用问题，本院工作人员亲自到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泺源派出所调取了当时处理陈含瑞、李晓璇演出费用纠纷的询问笔录。从笔录情况看，陈含瑞和李晓璇等人此前曾一起到泺源派出所询问他们之间的演出费纠纷算不算诈骗，怎么处理，后派出所告知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到法院诉讼处理。陈含瑞遂将演出费纠纷事宜告知家人。2019年3月12日，陈含瑞家人又向泺源派出所报案称：陈含瑞被李晓璇胁迫出具30余万元借条。在泺源派出所，陈含瑞称：其是济南东站派出所宣传科工作人员，东站派出所给曲家庄村送过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曲家庄村村主任王晓庆告知陈含瑞，再有这样的活动多上他们村来。后陈含瑞就开始在曲家庄××××等地组织多场演出，期间没与各主办方协商演出费用的问题，也没签订演出合同，只是告诉村主任演出费用挺高的，但没说具体演出费用，主办方都告诉陈含瑞不会亏待他。李晓璇与陈含瑞之间是合作关系，为陈含瑞组织的七场演艺活动（其中济南历城区曲家庄村演出四场，章丘演出三场）提供演艺服务。在演出活动前李晓璇将演员价目表发给陈含瑞看，双方协商确定演出价格。演完后陈含瑞曾向各主办方联系索要过演出费用，但各主办方称当时没说演出费用的事，他们认为都是义务演出。因为主办方一直未给陈含瑞结算，陈含瑞就一直未给李晓璇结算费用。李晓璇持有的两张借条（一张263000元，在LASBAS酒吧出具;一张33240元,在李晓璇家中出具）都是陈含瑞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的，均系因提供演出产生的费用。李晓璇就其提供的七场演出给陈含瑞列出了明细，共计30万元左右，陈含瑞核对属实后以两张借条形式分别书面确认了欠款。只不过因陈含瑞出具263000元借条后当场无钱支付，李晓璇所在酒吧的人不让陈含瑞离开，所以陈含瑞就告知家人其在酒吧被李晓璇胁迫出具了263000元借条，其母亲滕红锦到济南后就以此为由报警了。泺源派出所经调查后告知陈含瑞及其母亲滕红锦，李晓璇、陈含瑞以及主办方之间存在经济纠纷，李晓璇向陈含瑞催要欠款是合理的，不存在胁迫、非法拘禁的行为。被告陈含瑞及其母亲滕红锦对上述调查结果予以认可。 在落实上述情况后，本院决定于2019年10月8日上午9时进行开庭审理，并告知滕红锦因其主张陈含瑞系××患者，故其作为陈含瑞母亲系陈含瑞的法定监护人以及法定代理人，应当按时到庭参加诉讼。10月7日，陈含瑞母亲突然向主审法官发送语音微信称：“法官，含瑞的××好了，当时就是被惊了一下才得的这个病，现在他跑了，我也找不到他，我寻思告诉你一声，别到时开庭我不去，你说我说话不算数”。2019年10月8日开庭时，陈含瑞及其母亲滕红锦均未到庭。 2019年10月10日上午9时左右，主审法官与陈含瑞母亲滕红锦再次进行了联系，就陈含瑞为何××发、现在何处以及要求滕红锦提供联系方式和地址等问题进行了沟通。滕红锦称：“我当时发微信是想告诉法官陈含瑞的病已经好了，当时就是因为在泺源派出所报案的事受惊了，所以犯了××，现在他的病已经好了，自己想要出去打工挣钱还自己欠下的债务。听说他的手机也丢了，我也找不到他。既然他的病好了，我也不管他的事了”。电话中，主审法官询问滕红锦：“既然陈含瑞的病好了，你也知道开庭时间，为何陈含瑞10月8日不到庭？”滕红锦未予回答。最终滕红锦仍拒不提供自己的联系地址。后主审法官告知滕红锦：“既然你也找不到陈含瑞，本院将会对陈含瑞进行公告送达，届时本院仍会将确定的开庭时间告知给你，希望你能配合法院通知陈含瑞到庭。” 2020年1月7日上午9时公告开庭时，被告陈含瑞及其母亲滕红锦仍均未到庭。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提供了其与陈含瑞沟通演出以及催要欠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上清楚显示原告与陈含瑞多次协商演出节目、演员人数以及价格等，事后陈含瑞对原告列出的费用明细亦予以认可，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支付，直至最后失去联系。庭审中原告称：“我于2015年从烟台南山学院毕业，认识陈含瑞时我是模特领队。2019年2月24日，宋思帆找我去曲家庄村演出。我在这场演出提供了模特和化妆师，这次演出是宋思帆给我结算的。宋思帆是做主持的，他手下后很多资源，所以陈含瑞找他总体负责，就这样在这场演出中认识了陈含瑞，陈含瑞就加了我的微信。3月18日，他在微信上说是给他们单位组织庆功宴，让我去给他提供迎宾服务，服装、化妆师都算在里面，费用是1700元*6=10200元。3月19日，他在微信上说他领导要过生日，后来又说是他同事，到了大明湖边上的鹊华居之后才知道是他自己过生日，我给他提供了模特、迎宾、舞蹈，还给他找了气球装饰公司给他装饰了一下。迎宾、服饰一包在内是1000元*6人=6000元，装饰3000元，舞蹈费用是650元*8人*3场=5200元，走秀模特（含化妆）是800元*6人=4800元，2场活动共29200元。后来我们觉得他自己过生日弄这么大的排场，实际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19号上午，我向陈含瑞要钱，说他不给我钱我没办法给他弄19日的演出，他就说先付给我一部分钱，于是我就把卡号发给他，后来陈含瑞把他在自助机转账的截图发给我看，告诉我他已经给我付款了，但当时我在外地，没有仔细看清楚，实际上陈含瑞只是把我的卡号输上，没有按确认键，而我当时还以为他真的打钱了，但是过了1天钱也没有到账，这时才知道陈含瑞骗了我。后来是陈含瑞主动找我说要给我打个欠条，就在大马路边上，欠条上的字全部都是陈含瑞自己写的，用我的口红按的手印。但之后我就找不到陈含瑞了。我和李晓璇认识，但我们都是为陈含瑞提供演出的，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我们这些提供演出服务却没拿到费用的人曾一起到陈含瑞的单位济南东站派出所找他要钱，还找了他的单位领导，他领导说陈含瑞是辅警，是劳务派遣过来的，在宣传科工作。很早之前派出所确实组织过一场慰问演出，是陈含瑞负责的，但后面陈含瑞再组织的演出与单位没有关系，是他自己的事情。”经查实，原告找不到陈含瑞后，曾于2019年4月3日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科院路派出所就涉案欠款进行报案，派出所调查了解后告知其报案情况属于经济纠纷，应去法院起诉处理。原告手中持有的借条载明“2019年3月2场演出费用共计29200费用未结算，最晚3月21日中午之前结算陈含瑞2019.3.20”。该借条上的字迹与第三人李晓璇在泺源派出所提供的被告陈含瑞为其出具借条上的字迹高度一致，也与微信中被告陈含瑞于2019年3月21日要求原告发送的借条照片一致。 本院认为，通过泺源派出所的调查笔录以及第三人李晓璇的陈述可知，在陈含瑞组织的演出活动中，李晓璇只是主持、明星等部分环节的服务提供者，且其垫付费用较多，因陈含瑞一直拖付演出费用，所以才和陈含瑞及其家人一起到泺源派出所处理了经济纠纷，在李晓璇自愿放弃部分费用后，陈含瑞家人最终支付李晓璇24万元，原告与李晓璇都是在陈含瑞组织的演出活动中负责某一环节，各自演出价格都是与陈含瑞单独联系确定的，不存在从属关系。从本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清晰看出，原告为被告陈含瑞组织提供了两次演出服务，演出前就人员、价格进行了协商确定，演出后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多次索要演出费用，被告为此曾向原告出具过借条，后期还让原告将借条拍照发给他。结合上述调查内容和证据材料，根据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了演出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作为提供演出服务一方已履行合同义务，被告作为接受演出服务一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演出费用的合同义务。现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被告母亲虽提出抗辩理由，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原告持有借条与被告为第三人出具借条书写字迹高度一致，且在微信聊天中还曾以照片形式出现过的情况，本院对原告所持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借条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欠付演出费用29200元之事实。 从另一角度看，即使按第三人李晓璇陈述，被告陈含瑞系以当时所在单位济南东站派出所名义组织原告等人员提供演出服务，但从原告等人陈述东站派出所对被告组织演出事宜明确回应与单位无关，以及第三人陈述的被告经追问后如实告知一系列演出活动均系其个人组织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被告陈含瑞所在单位济南东站派出所对陈含瑞组织的涉案演出明确表示不予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情况下，被告陈含瑞以单位名义组织演出，在单位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应当由陈含瑞个人承担责任。据此，无论被告陈含瑞是否以东站派出所名义组织演出，其均应当对演出费用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被告母亲滕红锦所述陈含瑞系在××发期间出具涉案借条的问题，首先即使滕红锦通过微信向本院提供的病历属实，也仅能证实陈含瑞在2019年3月底确诊患病的事实，至于该病症与出具涉案借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方未举证证实。相反，从原告与陈含瑞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陈含瑞的表达并无异常，而且滕红锦就其不参加2019年10月8日原定开庭事宜而与本院沟通时，亦明确自认陈含瑞此次××发作系因在泺源派出所与李晓璇处理演出费纠纷受惊所致。由此可以认定，被告陈含瑞在组织原告提供演出服务并确认欠付演出费用过程中不存在因××发无法控制辨认自己行为的情况，即使其事后出现××，也不能因此免除其对演出费用应当承担的支付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问题，被告到期拒不偿还欠款，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故原告有权主张利息损失。双方在借条中明确约定于2019年3月21日中午之前偿还欠款，故本案欠款利息损失应自2019年3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原告之诉请，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陈含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滕绪岭支付演出费29200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9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0元，由被告陈含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方铭 人民陪审员  王青芬 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