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39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莎沃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静，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丽娜，女，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上海市耀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袍江袍中北路310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奇铭，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莎沃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沃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9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莎沃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76603.3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短暂而仓促的开庭时间导致一审法官在查明事实上犯错误。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6日开庭时当庭提交了能够证明案件管辖应在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的《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销售细码单》(以下简称“销售细码单”)，上诉人当庭提出异议后，本案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2019年7月10日上诉人代理人因其他案件到袍江法庭开庭，主审法官才利用该机会将被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原件让上诉人代理人核实真实性，该案才又开始启动。上诉人随即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全部合同、被上诉人的全部送货凭证、上诉人的所有付款凭证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并于2019年7月16日寄往一审法院。之后，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定于2019年8月2日上午10点30分开庭的传票。由于在实际履行合同中，被上诉人一次送货可能会同时送几份合同项下的面料，因此对于送货凭证特别是其制作的“销售细码单”，在一份细码单上往往会有几份销售合同项下的面料。上诉人在准备材料时，为了将这些送货凭证与每一份合同相对应匹配，就只能将一份送货凭证复印成几份来对应所送面料各自对应的销售合同。但是这样会造成送货凭证“多出来”的感觉，不将这些重复的划去，容易造成混乱，并给法官造成误解。为此，上诉人就将不是对应该合同的“销售细码单”等送货凭证用打叉方式予以划去。照理说被上诉人是供货方，他对“销售细码单”上记载的面料所指向的是哪一份销售合同，应该是能看明白的，且从2019年7月17日法院收到上诉人的证据，到8月2日开庭也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被上诉人代理人在8月2日开庭时却称上诉人打叉划去的送货凭证是退货，对此上诉人应当提供退货证据，否则不认可打叉划去部分。上诉人表示，就这些送货凭证从未说过存在退货，打叉划去表示在同一套证据里重复出现，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所以划去。在一审安排的仅仅半个多小时的庭审时间里，针对这些大量的材料，上诉人财务人员将这些因重复而打叉划去与还保留在证据里的送货明细，向被上诉人代理人进行了一一核对，在被上诉人代理人认可后再往下进行。一审法官并没有介入该事项的核对。当时上诉人以为一审法官已经明白和理解打叉划去的是重复的。而且上诉人还根据合同签订的先后顺序，制作了一份完整的收货明细统计表，里面详尽罗列了全部收货日期、收货数量和金额。根据这些收货数量和金额就可以得出收货的总金额，扣除上诉人已经支付的货款就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数额。应当注意的是，证据中的送货凭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被上诉人自己打印制作的“销售细码单”(上面有单价和总金额)，另一种是被上诉人委托其合作工厂生产并送货的手写送货凭证(这些凭证没有单价和总金额，只有送货数量，有些还比较模糊)。那么对于“销售细码单”因为有总金额比较容易统计；对于手写的送货凭证，则可以通过送货凭证上所记载的货物所指向的合同单价进行计算。因此，在总体上只要“销售细码单”不要重复计算，数字应该可以算是准确的。如果一审法官在庭后进行计算和统计时发现存在问题，完全可以召集双方就某些认为看不清或记载不明等在庭审时没有注意到的事项再进行询问。例如，一审判决书在其第4页中提到“20160916销售合同项下有一份较模糊的细码单，无法精确识别实际送货数量及金额，故本院对可识别的数量就低认定并按该合同项下最低的单价52元/kg确定发货量为78598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公正，也太武断。一是，比较模糊的细码应核实一下，不该轻易认为“无法精确识别”，并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推断;二是，一审判决书所称的编号为201609016产品销售合同共有4份，送货凭证基本上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的“销售细码单”，辨析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该细码单格式上有一栏叫“货款总计”，即使有些地方复印不清楚，但是该货款总计金额还是能够看清的；三是，201609016产品销售合同项下只有一份手写的送货凭证，虽然十分模糊，但送货数量能看清为456.5kg。一审中上诉人是按照单价64元/kg计算的，该批货款也仅仅是29216元。不知道一审主审法官所称的“按该合同项下最低单价52元/kg”得出的78592.8元是怎么计算得出的?上诉人认为，正是由于一审法院在没有厘清这些证据的情况下，只顾自己埋头进行计算，造成了严重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事实的严重不清。一审判决书所称“原告共向被告发送货物金额合计3786129.55元”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书还在“本院认为”中表示“被告有部分由其工作人员签收的细码单未计入实际收货数量，并扣除了部分经被告工作人员确认的小缸费，且部分细码单载明的数量与被告认可的数量不一致，被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工作人员收货后又退货的事实”。但这些表述有的没有依据，有的经不起推敲和分析。一审判决书称“被告有部分由其工作人员签收的细码单未计入实际收货数量”，但是又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一些细码单“未计入实际收货数量”，给人以云里雾里的感觉；至于2016年8月22日“销售细码单”上记载的5000元小缸费，上诉人已经予以确认；关于“部分细码单载明的数量与被告认可的数量不一致”的说法，上诉人经仔细核对存在以下情况：(1)2015年12月23日的细码单上，被上诉人记载出货重量为1157.8kg，张虎经核对后签收记录为1137.2kg；(2)2016年9月4日的上诉人《仓库面(辅)料数量(重量)验收单》上所注“实际可用”数量134kg；(3)在2016年11月12日“销售细码单”上，被上诉人记载的发货数量(141匹)与实际收货不一致，上诉人工作人员清点后明确写明“实收138匹”。在这里，上诉人必须澄清一审法院的错误观点，即送货数量是被上诉人在送货前单方面记载的数量，在到达上诉人处前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确认。上诉人在清点后按照实际数量予以签收没有任何不妥。上诉人一审期间也从来没有讲过是先收取了被上诉人“销售细码单”上记载的货物后又发生退货的情况。因此，一审判决所谓“被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工作人员收货后又退货的事实”的观点完全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一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间签订的30份合同、被上诉人未履行这些合同的全部送货凭证和上诉人的全部付款凭证。经详细整理，被上诉人的送货凭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打印的《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销售细码单》，上面记载着送货数量、面料单价以及总价等；第二类是被上诉人委托其他面料厂供货的面料送货单，系非打印件，且上面仅记载面料品种和数量，无单价。但能够对照相应合同得出货物价款。一审判决书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定。因为一审法院在8月2日的开庭时间仓促，法官没时间当庭核对相关证据，只是简单听取了上诉人的解释，也没有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划去部分的核对。造成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为了便于对应每一份合同，把附在合同后面的送货凭证属于其他合同的“销售细码单”予以划去的情况得不到充分表述和解释，也造成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在庭后自己统计计算时发生了混乱和差错。为此，上诉人在二审调整了证据的表达方式，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单独复制了被上诉人的全部送货凭证，并将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小缸费”以及实际收货与被上诉人发货记载不一致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整。然后将被上诉人全部的送货凭按时间顺序罗列制表后进行统计得出总价；再按照全部30份合同以及所对应的收货明细进行制表统计，得出被上诉人的发送货物金额为3583442.25元，与一审判决作出的认定相差202687.30元。 被上诉人双宇公司辩称，本案计算货款金额有三组证据。增值税发票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实际法院不是按发票认定金额的。销售合同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销售细码单，被上诉人提交的比较少，上诉人提交的比较多，把被上诉人的码单覆盖了，我们也同意按上诉人提交的码单作为证据，最后法院也是按照码单的金额计算的。合同共三十份，时间、编号、金额写的很清楚，金额共计3963563.9元，并非加上码单才是这个金额。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全部销售细码单计算，金额是3786129.55元。上诉人提交的码单是真实存在的，上面有数量和金额，只是非常模糊，在可辨认的范围内计算了金额，实际上我们是少算了吃亏的，最后算的是78592.8元。我们根据合同和码单一个个核对了，完全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重复计算问题。码单的时间、金额写的都很清楚，上面的金额没有一样的情况，也没有存在同一张码单重复计算的情况。码单是上诉人提交的，属上诉人自认。一审法院是按照三组证据最低的金额3786129.55元认定的，这是对被上诉人不公平的。我们把打叉理解为退货，但我们的意见一审法院完全没有采纳。 双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莎沃斯公司：1.支付货款人民币398008.1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宇公司与莎沃斯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间发生买卖业务往来，共签订产品销售合同30份，合同金额合计3963563.9元。上述期间内双宇公司共向莎沃斯公司发送货物金额合计3786129.55元。另查明，2017年4月12日，莎沃斯公司向双宇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现委托张虎等1人代表我单位参与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我公司授权其代表我公司与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负责提取货物。授权存续的时间：长期”。双宇公司已开具总计金额为3835851.6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莎沃斯公司，莎沃斯公司已付款3506838.9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管辖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莎沃斯公司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该院具有管辖权。二、莎沃斯公司是否欠款。莎沃斯公司提交的细码单系要求证明双宇公司实际供货金额为3556618.9元，但经核对，莎沃斯公司有部分由其工作人员签收的细码单未计入实际收货数量，并扣除了部分经莎沃斯公司工作人员确认的小缸费，且部分细码单载明的收货数量与莎沃斯公司认可的数量不一致，莎沃斯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工作人员收货后又退货的事实，故根据莎沃斯公司提交的细码单中载明的收货数量确定双宇公司的发货数量为3786129.55元。另，因双宇公司作为发货方应当对实际供货数量负有举证责任，但其除了提交部分莎沃斯公司认可的细码单，无法提交其余发货凭证或莎沃斯公司签收的细码单。且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及交付只是交付货物时的附随义务，仅凭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及交付尚不足以证明交付货物的数量及金额。根据莎沃斯公司提交的细码单中载明的收货数量确定双宇公司的发货数量，扣除已付款金额，莎沃斯公司尚需支付货款279290.65元。综上，对双宇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货款金额及利息计算标准依法调整。莎沃斯公司抗辩尚欠货款仅4万余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该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莎沃斯公司支付给双宇公司货款279290.6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双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7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9790元，由双宇公司负担2920元，莎沃斯公司负担6870元。 本案二审阶段，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如下：双宇公司与莎沃斯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间发生买卖业务往来，共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三十份，合同金额共计3963563.9元。莎沃斯公司向双宇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现委托张虎等1人代表我单位参与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我公司授权其代表我公司与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负责提取货物。授权存续的时间：长期”。上述合同履行期间内，双宇公司已开具总金额为3835851.6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莎沃斯公司已付款3506838.9元。根据莎沃斯公司提交的销售细码单统计表，案涉送货金额为3583442.25元；根据双宇公司提交的销售细码统计表，案涉送货金额为3786129.6元。两者的差距在于两个方面：一是2016年10月17日的销售细码单上的记载金额为105466.4元，并非105166.4元，双宇公司誊录错误；二是关于78592.8元和124394.4元两笔金额，莎沃斯公司认为该两笔款项包含于199203.6元和177741.2元中，出现重复计算，双宇公司则认为不属于重复计算。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存在买卖合同基础事实以及上诉人莎沃斯公司已支付的货款金额均无异议。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双宇公司的发货金额，其中主要涉及78592.8元和124394.4元两笔金额是否重复计算的问题。双宇公司用以证明发货情况的主要证据是出库凭证、码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莎沃斯公司用于证明收货情况的主要证据是码单及其他送货凭据。鉴于发票主要是作为财务凭证出现，票面金额并不与收发货情况存在必然且直接的联系，且双宇公司同意以莎沃斯公司提交的码单及其他送货凭据为依据计算实际发货金额，故本案以双方提供的出库凭证及码单作为收发货基本情况的证据进行评议。对于双方无争议的供货金额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78592.8元和124394.4元两张销售细码单是否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案涉其他码单均有“销售细码单”的抬头、日期，各批次分表，包含款号、颜色、净重、单价、金额等信息的汇总表，并在最后附有货款总计、收货人、地址等信息，以上全部内容组合成一张完整的销售细码单。案涉78592.8元和124394.4元两张销售细码单缺少总表及货款总计等内容，案涉199203.6元和177741.2元两张销售细码单缺少表头部分，且分表批次与总表比对明显有所缺失，形式上可知上述四张表格均不是完整的销售码单。二、根据199203.6元和177741.2元两张销售细码单记载，前者实际记载两种货物，货款总计39598+28076.8=67674.8元，后者实际记载两种货物，货款总计11746.8+41600=53346.8元，结合码单最后的货款总计，明显还包含了其他货物。三、根据177741.2元销售细码单记载，S/8116棉氨汗布净重2392.2kg，单价52元，总计124394.4元，与上诉人认为重复计算的124394.4元码单吻合。此外，如被上诉人认为不属于重复计算，则上述四张码单金额应分别为53346.8元、67674.8元、78592.8元、124394.4元，合计金额小于199203.6元和177741.2元之和。综上，78592.8元和124394.4元两张销售细码单确系重复计算。据此，双宇公司实际发货金额3583442.25元。扣除已付款金额，莎沃斯公司尚欠双宇公司货款76603.35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徽莎沃斯服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9460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安徽莎沃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货款76603.3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27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9790元，由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7906元，安徽莎沃斯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8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40元，由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鸿 审判员 王红琴 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