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10民初18957号原告：张彪，男，198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礼泉县。委托代理人：王万林，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由诺言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方桥村河南57号2幢。法定代表人：邓万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杰，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丽娜，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彪（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杭州由诺言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4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万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杰、叶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2018年9月上旬，原告与被告就从事渠道推广工作事宜达成一致，双方约定：原告到被告处从事唯品渠道运营主管工作，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工资为9000元/月，本月工资于下月20日发放。2018年9月13日，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经过持续的努力为被告的产品建立起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销售渠道。2019年4月22日，被告突然通知原告工作至4月底结束，双方劳动关系自2019年5月1日起终止，原告被迫于2019年4月底前办完工作交接后离职。离职前，原告曾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依事实出具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不予处理，让原告找负责管理的人员办理，其给原告提供了一份未载明被告单方解除劳动事实的离职证明。因被告无法定事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于2019年6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2019年10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仲裁委）作出裁决。原告认为，原告在仲裁委开庭时已提供了相关证据的原始载体，仲裁委未审查却不予确认的做法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其对原告的工资标准及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的工资标准有证据可以证明，并非《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处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38条所规定的“职工所在岗位（职位）相对应的标准工资难以确定的情形”，仲裁委依据错误，裁决失当。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一、被告因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二倍工资不足部分59571.4元；二、判令被告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8000元。庭审期间，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000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54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的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部门处理。2、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4页、账号为62×××15的分户明细对账单1页；3、原告与许建芳（言宝）的支付宝转账截图；4、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5、被告管理人员（Erica）与原告的微信聊天截图；6、被告管理人员（Erica）发送给原告的工资条截图；证据2-6拟证明：原告自2018年9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被告公司工作；原告每月工资为9000元，月工资中并不包括绩效工资、奖金、物贴等项目。7、被告管理人员（Erica）与原告的微信聊天截图（含解约证明、离职证明），拟证明被告单方通知原告于2019年4月底前交接完工作，非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被告辩称：1、原告陈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入职时，被告已要求商定的内容填写员工基本情况登记表，包含了劳动合同的基本内容。2、双方已明确约定基本工资为5000元/月，原告入职时在登记表中有明确约定岗位基本工资5000元/月，并非原告称的9000元/月。3、原告无法胜任工作，还因其过错行为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原告的业务水平与其求职时不符，在实际工作中对被告造成损失。原告的工作内容要求用其自身手机注册账号工作，但原告未使用其自身手机，且在职期间原告一直在兼职，有泄露被告商业秘密的嫌疑。原告私自对售卖服装进行调价，导致被告商品被迫下架。4、被告未单方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离职证明是原告私下与被告工作人员协商制作的材料，与被告无关。原告要求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二倍工资不足部分无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在入职当日，原告填写了员工招聘入职登记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即便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称的二倍工资也应当以5000元/月为标准，且应同时考虑其工作考核情况。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员工招聘、入职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就工作内容、劳动报酬、试用期限等进行约定，且双方明确了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等信息的事实，已满足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需具备的主要条款的事实。2、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原告截至2018年11月22日才向被告提供申请信息的事实，被告在2018年11月22日前无法核实原告身份情况的事实；原告私自要求被告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开具收入证明和制作工资收入明细，系自称用于购房的事实；原告提供的离职证明系原告与被告员工私下协商制作的材料，属于该员工自认为的好意施惠行为，与被告行为无关的事实；原告明知案涉离职证明并非出自被告公司的事实。补充说明：第20、23、42、43页中，被告员工一直在告知原告自己对盖章无权限，私下盖章的话老板是不会同意的，希望原告能谅解，老板对离职证明的情况是不知情的。3、员工考勤表，拟证明原告2018年9月工作10天，2018年10月工作18天，2018年11月工作21天，2018年12月工作21天，2019年1月工作16天，2019年2月工作4.5天，2019年3月工作18天，2019年4月工作22天。经被告汇算得出，除2019年4月以外，无论是按照双休还是按照标准工时制21.75天计算，原告提供的劳动都是达不到约定和法定的要求的。4、通知书，拟证明2019年8月21日，被告在得知其新的工作地点后，还向原告发送通知书，要求回岗说明旷工情况，办理工作交接手续等事实。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54号仲裁庭审笔录并予以出示。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不能证明其提供劳动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也不能证明每月工资为9000元或基本工资为9000元的事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每月工资9000元的事实。证据4，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与原告何时入职与每月工资无关联性，不能以此证明原告入职时间和每月工资金额。证据5，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是经过节选的，破坏了证据的完整性，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与原告聊天的人员不是被告的管理人员，系一般工作人员。证据6，三性有异议，该证据无被告单位盖章确认，事实上原告是以购房需要为由诱导被告的员工开具未经被告同意的工资条，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据7，三性有异议，与原告聊天的不是公司管理人员，且该证据并非被告出具，系原告与被告员工私下制作而成，且原告对该事实明知，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3，原告认为该些证据系被告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故不予质证。被告提交的证据4，该通知书在2019年8月份收到的，但原告当时已离职，对通知书上的内容不认可。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被告无异议，原告对笔录本身无异议，但仲裁庭审时原告提交的证据都是手机微信和支付宝截图，但庭审并未核对。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综合认定。证据5-7，庭审中核对原始载体，且被告确认该微信系被告工作人员梁华英的微信，故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结合原告庭审陈述，本院对“填表人签名”以上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4，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待证事实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综合认定。证据3，考勤记录未经原告确认，且与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给原告的工资条上记录的出勤时间不一致，故本院不予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于2018年9月进入被告处工作，从事唯品运营主管工作，原告入职时仅填写员工招聘、入职登记表一份，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2019年6月8日，原告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9571.4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退还克扣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工资3299.4元，并补缴2018年8月至12月之间的社会保险。仲裁过程中，原告撤回要求被告退还克扣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工资3299.4元，并补缴2018年8月至12月之间的社会保险的请求。2019年10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19）65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被告应支付给原告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资37339.66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上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对于原告的入职时间，系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有关证据，应当由被告提供，被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的准确入职时间，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之主张，认定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一）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部分。原告入职后，被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在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本案中，被告人事员工梁华英（Erica）曾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2018年9月、10月、11月、2019年2月的工资表，所载原告基本工资为9000元，且该9000元亦不包含奖金、物贴等项目，故对原告按照每月9000元计算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资，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被告应当支付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资为59379元。（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被告于2019年4月中旬被告的员工林志杰口头通知其做到2019年4月30日，完成工作交接后离职，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提出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由诺言时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彪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加付的一倍工资59379元。二、驳回原告张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杭州由诺言时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亚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磊书记员钱岑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