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522民初2737号原告：周余林，男，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小民、王婷，浙江百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惠琴，女，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余林与被告沈惠琴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9日、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余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小民，被告沈惠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余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沈惠琴对案外人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俭公司）应给付货款本息合计3018458.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由沈惠琴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周余林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决沈惠琴对案外人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俭公司）应给付货款本息合计3129758.3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仲勤俭、沈惠琴原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离婚。沈惠琴原系勤俭公司股东，于2014年10月15日转股，勤俭公司变更为由仲勤俭个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周余林与勤俭公司自2011年起即有石子买卖往来，截至2014年，勤俭公司已结欠周余林货款达上千万元，勤俭公司对结欠货款均开期票延期支付。至2016年3月18日，经周余林催讨，勤俭公司将结欠的三笔970000元、890000元、6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借条记载债权人均为“周元林”。2016年3月21日，勤俭公司再次将一笔4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后周余林起诉勤俭公司、仲勤俭要求归还货款，长兴县人民法院作出案号为浙0522民初5727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令勤俭公司支付周余林货款本息合计3018458.6元，仲勤俭对勤俭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折连带清偿责任。在前案审理以及强制执行过程中，周余林通过申请法院调查勤俭公司与仲勤俭和沈惠琴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流水，发现仲勤俭和沈惠琴与勤俭公司大量资金混同，仅从沈惠琴在建行上海封浜支行账户的调查情况看，从2011年1月4日至2013年10月12日期间，勤俭公司向沈惠琴汇入款项6866173元，沈惠琴向勤俭公司汇入款项2470000元，勤俭公司向沈惠琴净汇入款项4396173元，沈惠琴向仲勤俭汇入款项2794500元。从勤俭公司的开户行兴业银行七宝支行的调查情况来看，仅在2013年3月至2014年8月期间，勤俭公司向沈惠琴汇入款项3328996元，沈惠琴向勤俭公司汇入款项1960000元，勤俭公司向沈惠琴净汇入款项1368996万元，勤俭公司向仲勤俭汇入款项29047700元,仲勤俭向勤俭公司汇入款项1040000元，勤俭公司向仲勤俭净汇入款项28007700元。综上所述，仲勤俭、沈惠琴与勤俭公司之间的上述大量资金相互往来，足以证明仲勤俭、沈惠琴财产与勤俭公司财产混同，同时可以看出在公司变更投资人以及公司类型期间，仲勤俭、沈惠琴大量抽逃勤俭公司资产，金额达3000余万元。“财产混同”，指的是在公司经营中，股东的个人收支与公司财务收支混为一体、不能进行明确区分。《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周余林诉至本院。沈惠琴辩称：一、沈惠琴于2014年已经转股并退出勤俭公司，当时公司不存在拖欠周余林债务的情况，本案周余林对勤俭公司的债权发生在2016年，故沈惠琴不承担责任；二、勤俭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四、沈惠琴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其财产与公司财产也不存在混同。经审理查明，勤俭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9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仲勤俭、沈惠琴及案外人沈某某。2014年10月10日，沈惠琴与案外人沈某某及仲勤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沈惠琴、沈某某将各自在勤俭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价后转让给仲勤俭。2014年10月15日，勤俭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仲勤俭。2000年6月19日至2000年9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仲勤俭。2000年9月28日至2009年10月1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惠琴。2009年10月15日至2018年7月2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朱某。2018年7月24日迄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彩红。2016年3月，该公司接到停产约谈，2016年7月歇业，2016年8月接到上海市闵行区土地规划局“立即停止使用土地”的通知，2016年10月，公司办公楼等建筑及设备被当地政府拆除，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4月4日发布公告，指定破产管理人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30日，破产管理人确认周余林普通债权总额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债权3129758.32元。周余林和勤俭公司自2011年起即有石子买卖往来，经结算，勤俭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将结欠的三笔970000元、890000元、6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2016年3月21日，勤俭公司再次将一笔4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付款期限届满后，勤俭公司未能支付货款，仲勤俭亦未履行保证责任，双方纠纷成诉，后本院判决如下：一、勤俭公司给付周余林货款本金298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38458.6元（已计算至2016年10月11日），合计3018458.6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016年10月11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仲勤俭对勤俭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仲勤俭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后，有权向勤俭公司追偿。该案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12月26日，周余林收取执行款432663元，于2017年收到执行款4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执行款30000元。另查明如下：(一)沈惠琴和仲勤俭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4年9月29日协议离婚。2015年2月6日，仲勤俭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案外人仲某某(系仲勤俭之女)[(2015)嘉民一(民)初字第1536号]，要求确认仲某某名下的房产归仲勤俭所有；该案审理过程中，仲勤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书面代理词，表示“涉案房屋的全部价款均系仲勤俭及案外人沈惠琴用多年经营企业所得的资金购买”。(二)(1)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8007700元；(2)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368996元；(3)自2008年11月起至2010年10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599444元；(4)自2010年7月起至2011年4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4600000元(已扣除沈惠琴之后汇入勤俭公司的400000元)；(5)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930826元；(6)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560000元。（7）仲勤俭及沈惠琴在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存在使用公司资金为股东个人购房的情形。审理中，周余林主张本案债权发生在2011年至2014年向勤俭公司提供石子期间，勤俭公司用期票和现金的方式支付货款，截止2014年底，勤俭公司开具期票1700余万，后由于部分期票不能兑现，又重新开具票据，故形成了(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案件的纠纷，2015年之后，周余林并未和勤俭公司再发生石子业务。由其所提供的（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征询函的解答（冷炳泉，系勤俭公司财务人员）、应付账款明细及说明（冷炳泉）等证实。沈惠琴认为本案债权发生在2014年之后，根据周余林提供的应付账款明细账，至2014年10月15日沈惠琴退出公司时，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货款1566.65元。由(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民事案件中的票据和《结欠条》及五张支票证实。上述事实，有周余林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书、沈惠琴与仲勤俭及勤俭公司之间的银行流水、勤俭公司与仲勤俭和沈惠琴之间的银行流水、债权确认通知书、《关于征询函的解答》、应付账款明细帐及《说明》、(2017)沪0115民初66941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2115号民事判决书，沈惠琴提供的（2018）沪0112破申22号民事裁定书、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告及会议资料、（2016）沪0115民初6803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沈惠琴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是否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该情形是否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勤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周余林要求沈惠琴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认为曾经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与仲勤俭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对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二是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本案中，周余林主张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大量混同的情形，从而导致勤俭公司人格形骸化，丧失独立人格。对此，本院认为，沈惠琴和仲勤俭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期间，两人亦属夫妻关系，勤俭公司自2008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间向沈惠琴、仲勤俭个人账户汇款共计39066966元，从勤俭公司的账户频繁向沈惠琴、仲勤俭的个人账户流入资金，资金数额巨大，导致公司财产与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仲勤俭的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区分，本院认定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现勤俭公司因资不抵债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周余林作为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2、沈惠琴是否需要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勤俭公司从2000年成立至2016年歇业，现因资不抵债被裁定破产清算，沈惠琴作为公司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惠琴虽然在2014年10月退股，并不能改变其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客观事实，仍应对勤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勤俭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核定周余林的破产债权为3129799.32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3、勤俭公司破产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沈惠琴认为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以及“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但是在本案中，债务人即勤俭公司，在破产程序中，沈惠琴的财产目前并未纳入债务人财产，故周余林起诉沈惠琴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非就债务人财产提起诉讼，故本案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仍应继续审理。4、周余林的起诉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沈惠琴认为其于2014年从勤俭公司退股，故本案超出了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由于沈惠琴退股时，存在个人财产和勤俭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且该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周余林并不能及时知道该情况，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周余林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周余林陈述，其从另案中得知沈惠琴和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该案发生在2017年，故应从2017年起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周余林于2019年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鉴于勤俭公司未能提供财务账册、财务管理混乱、公司大量资金流向不明，并造成周余林的债权至今无法得到清偿，周余林主张沈惠琴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周余林要求沈惠琴对勤俭公司所欠周余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周余林对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3129799.32元，由沈惠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38元，减半收取15919元，由沈惠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小丰二〇二〇年元月六日书记员  方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