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威逹，男，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少峰，浙江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良贵，男，197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蒙春，宁波市鄞州区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陈杰，男，197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上诉人陈威逹因与被上诉人刘良贵、原审第三人陈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1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威達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刘良贵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刘良贵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错误采信《退款协议》，进而错误认定债务清偿责任。首先，陈威達在《退款协议》上签字，并不是代表陈威逹个人向刘良贵出具《退款协议》，而是代表江苏省城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城投公司)商谈退还保证金的职务行为。根据《退款协议》上的字面记载，陈威逹在“江苏省城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清算组”处签字，符合事实的参会人员身份，而不是《退款协议》的主体一方。陈威逹的签字，是代表江苏城投公司的清算组签字，而不是代表个人签字。既然代表清算组签字，退一步讲，既使《退款协议》有效，那承担退还保证金责任的也应当是江苏城投公司的清算组，而不是陈威逹个人。其次，从《退款协议》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来看，承担退还保证金责任的是江苏城投公司，而不是陈威逹个人。江苏城投公司与浙江宁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宁腾公司)于2013年10月签订《建设工程合作协议》，浙江宁腾公司为此向江苏城投公司交纳保证金300万元。之后，两公司因故停止合作，需要退还保证金时，也应当是江苏城投公司的责任。而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陈威逹在遭到刘良贵一系列威胁、恐吓后，为确保家人人身安全，参加有关退还保证金事宜的商谈，原审法院就武断认定由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责任。陈威逹在《退款协议》上的签字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江苏城投公司的职务行为。第三，从《退款协议》落款看，主体双方是两公司，一方是“江苏城投公司”另一方是“浙江宁腾公司”，陈威逹个人不需要承担退还保证金责任。参会人员陈威逹、刘良贵、陈杰不是该《退款协议》的主体，不能根据该《退款协议》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第四，《退款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江苏城投公司、浙江宁腾公司没有对《退款协议》盖章确认，也即两公司对《退款协议》不予认可。事实上，在陈威逹签字时，明确要求浙江宁腾公司盖章后要拿回一份，刘良贵、陈杰也明确同意浙江宁腾公司盖章后会给陈威逹一份。陈威逹没有收到过刘良贵、陈杰交付的浙江宁腾公司盖章确认的《退款协议》。刘良贵提供的证据《退款协议》上也没有浙江宁腾公司的盖章确认。第五，陈威逹在《退款协议》上的签字和还款，是受到刘良贵的严重人身威胁和强迫，不能认定为有效行为。刘良贵一直对陈威逹进行人身威胁和强迫，在骗取陈威逹在《退款协议》上签字后，更是变本加厉，不断威胁陈威逹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甚至向宁波市原江东区公安局虚假报案，致使陈威逹被刑拘30多天，后被长期取保候审、被采取多种刑事措施。陈威逹向刘良贵交纳款项，实属迫于无奈，根据法律规定，这种受胁迫行为是无效的。原审法院认定是陈威逹的还款行为是错误的。现在，刘良贵报的假案已正式撤案，刘良贵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和敲勒索罪。2.原审法院认定《退款协议》所约定的65万元利息，在合理范围之内，完全错误。首先，《退款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利息部分的内容也没有法律效力。其次，退一万步讲，按《退款协议》中约定的利息，原审法院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有关于计算利息的开始时间，应当从江苏城投公司负有退还保证金之时开始计算，也即浙江宁腾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合作开发福中IT产业升级研发生产基地三期工程之后，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11月14日交纳保证金之时。浙江宁腾公司交纳保证金之时，与江苏城投公司还在合作期间，江苏城投公司不负退还保证金责任，从这时开始计算利息实乃无稽之谈。40万元的利息明显过高，不合常理，从而印证陈威逹是被胁迫和强迫签字和支付款项。《退款协议》对利息约定有二处：第一处，“在2015年2月18、19日前后以陈威達个人帐户汇给陈杰个人帐户贰拾伍万元作为利息及前期费用。”这表明，从江苏城投公司负责退还保证金开始至2015年2月19日左右止的利息，不仅起止时间明确，而且利息数额也明确。第二处，“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利息-40万元(不包括前期支付的25万)，并与2015农历过年前支付到位。”在2015年2月19日前利息已经计算清楚情况下，该部分约定的利息应该是2015年2月至2015年农历过年之间的利息，13个月的时间40万的利息，明显与常理相背，并非支付利息一方的本意。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江苏城投公司与浙江宁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转化为陈威逹与刘良贵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错误适用法律。在刘良贵起诉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陈杰对陈威逹根本不享有债权，陈杰向江苏城投公司交纳保证金的行为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代表浙江宁腾公司的行为。因此，在法律上，浙江宁腾公司对江苏城投公司享有要求退还保证金的债权，陈杰对江苏城投公司根本不享有此债权，刘良贵当然无权代位陈杰行使本不存在的债权。但原审法院却没有适用债权人代位权的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陈威逹签字的《退款协议》因没有江苏城投公司、浙江宁腾公司的盖章确认，未能发生法律效力，陈威逹是被事前胁迫和事中因假案而被强迫签字，陈威逹的签字也是无效的。陈杰对江苏城投公司、陈威逹都不享有债权。 刘良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杰辩称：陈杰承接了项目，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后作为中间人介绍了刘良贵给陈威逹。款项300万元是汇总到陈杰的账户打出去的。案涉退款协议是陈杰、刘良贵、陈威逹三人一起谈的。 刘良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威逹归还保证金2178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6年5月1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1日，江苏城投公司与浙江宁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作承接福中IT产业升级研发生产基地三期工程，浙江宁腾公司向江苏城投公司支付保证金300万元。协议签订后，刘良贵委托陈杰向江苏城投公司支付保证金300万元，江苏城投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开具收据确认收到保证金300万元。2013年11月18日，刘良贵将300万元转账归还陈杰300万元。上述工程实际没有承包，故刘良贵以实际施工人名义向陈威逹追讨保证金。2015年2月17日和2月18日，刘良贵账户转账给陈杰账户20万元和5万元。2015年8与3日，浙江宁腾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刘良贵为实际施工人，300万元保证金由其支付。2015年9月13日，陈威逹向刘良贵出具《退款协议》记载：1、在2015年2月17和2月18日前后以陈威逹个人账户汇给陈杰个人账户25万元作为前期利息和费用；2、本协议签订后于2015年9月15日前退还25万元，2015年9月底前退还25万元；在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将奔驰ML350、越野车折抵本金40万元。3、2016年5月前协调落实以房抵债事宜；4、2015年农历前一次性支付利息40万元（不包括前期支付的25万元）；5、如违约，以剩余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2016年7月6日，陈威逹按照刘良贵要求将奔驰ML350车辆办理过户至指定的人王厚元名下，折抵本金33万元。2018年10月31日，刘良贵出具《情况说明》，经刘良贵与陈威逹双方协商同意，陈威逹将一批茅台集团生产的1935白酒，每瓶500元，作价165000元冲抵江苏城投公司项目保证金。陈威逹支付款项情况：2015年9月15日转账范照群（刘良贵妻子）账户3万元和41000元；2015年9月16日转账范照群账户15万元；2016年2月16日转账范照群账户5万元；2016年3月5日转账范照群账户5万元；2016年6月24日转账范照群账户17万元；2016年9月4日转账范照群账户10万元；2018年2月15日转账范照群账户8万元；2018年9月23日转账刘良贵账户5000元；2018年10月30日转账刘良贵账户1000元；2019年2月4日转账刘良贵账户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主体问题。涉案保证金300万元，原系江苏城投公司与浙江宁腾公司之间《建设工作合作协议》项下的保证金。事后，浙江宁腾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刘良贵挂靠浙江宁腾公司名下，其为实际施工人，由其支付保证金。由此说明，该保证金的实际债权人为刘良贵。陈威逹向刘良贵出具《退款协议》，表明由陈威逹负责清偿债务。之后，陈威逹也实际向刘良贵履行部分还款义务。由此可见，该保证金的实际债务人为陈威逹。综上，原本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转化为刘良贵与陈威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关于刘良贵账户转账给陈杰账户20万元（2015年2月17）和5万元（2015年2月18日）款项性质问题。刘良贵认为，该款项是用于支付保证金的利息；陈威逹认为，该款项是用于归还保证金的本金。该院认为，陈威逹于2015年9月13日向刘良贵出具的《退款协议》记载：“在2015年2月17和2月18日前后以陈威逹个人账户汇给陈杰个人账户25万元作为前期利息和费用”，由此说明，双方在结算时已经将该款项作为前期利息进行处理。陈威逹事后予以反悔，该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奔驰ML350折价问题。刘良贵认为，《退款协议》约定，奔驰ML350和越野车折抵本金40万元，但实际上只有奔驰ML350办理过户手续，折抵本金33万元，越野车并没有交付，故不能作为抵债；陈威逹认为，奔驰ML350、越野车折价40万元，符合事先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院认为，此处的争议焦点是以一辆车，还是两辆车进行抵债。根据《债务清偿协议》，抵债标的物仅涉奔驰车辆，且抵债价值为33万元，据此，该院认定车辆抵债价值为33万元。四、关于65万元利息问题。根据《退款协议》约定，“2015年农历前一次性支付利息40万元（不包括前期支付的25万元）”，说明结算时确定的利息共计65万元。经核算，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1月14日（收到保证金300万）至2015年9月13日（《退款协议》签署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共计利息1336000元。据此，《退款协议》所约定的65万元利息，在合理范围之内，该院予以确认。五、有关清偿顺序问题。2015年9月15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刘良贵共收到转账资金727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据此，刘良贵要求先行从中扣除利息40万元，该院予以支持。扣除40万元后，支付本金为327000元。综上，保证金300万元，扣除转账327000元、以车抵债33万、以酒抵债165000元，尚欠本金2178000元。有关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此为基数，从2016年5月1日，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该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陈威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良贵保证金2178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6年5月1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16元，减半收取18608元，由陈威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陈威達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决定书，证明：2016年10月14日陈威逹被解除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针对陈威逹的刑事立案被撤销。因刘良贵诬告，陈威逹所做出与本案有关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2.短信记录，证明：陈威逹收到刘良贵威胁，陈威逹所做出与本案有关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3.剪角作废护照和旅客抵港申报表，证明：陈威逹被采取强制措施，被限制出境。陈威逹因刘良贵诬告陷害长期处于恐惧中。4.情况说明，证明：刘良贵多次采用各种手段威胁陈威逹前妻、女儿。陈威逹所做出与本案有关的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 刘良贵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陈威達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陈杰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陈威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情况不清楚。 本院对陈威達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些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陈威達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在案涉退款协议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无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案涉退款协议签订后，陈威達的清偿行为，亦可与该份退还协议的内容相印证。陈威達另主张其在案涉退款协议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但该份协议中并无江苏城投公司的盖章，其约定的内容中并无由江苏城投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陈威達的该项主张亦与其在该退款协议履行过程中以自身资产清偿债务以及双方在聊天记录中体现的客观事实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且签订退款协议当时，根据陈威達的陈述，江苏城投公司已经进入清算阶段，刘良贵作为债权人，如要求以江苏城投公司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则并无必要与陈威達签订该份协议，刘良贵要求作为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同时系案涉保证金相关事宜经手人的陈威達作为责任承担主体，签订案涉退款协议，方符合常理。另，经审查，双方对于利息的约定并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刘良贵有权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要求陈威達支付相应利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陈威達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16元，由陈威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王 思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