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1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陈永祥，男，1966年12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国,男,1951年1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春珍,女,1955年3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亚南,男,1983年5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2民初5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代表人陈永祥到本院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上诉请求:1.撤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2民初53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改判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立即拆除在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乡车坝村9组承包经营的“河对门”土地上建筑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停止对“河对门”“车田”“当坝”和“原屋基”土地的侵害，排除妨害，返还上述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3.改判陈永国、董春珍赔偿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大谷500斤；4.由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对“河对门”、“车田”、“当坝”和“原屋基”等土地享有合法管理使用权，被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侵占并造成损失的事实清楚。二、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没有合法手续，擅自违法在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河对门”承包田内建房，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给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构成侵权，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请求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拆除房屋及附属设施，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而原审法院将此推向职能部门，于法无据。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陈永国发出《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通知书》，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96条的规定，2017年6月1日陈永祥与陈永国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最迟已经于2018年6月8日被解除，若陈永国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而《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通知书》送达陈永国后，至今已经有一年多时间，陈永国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除（二）》第24条规定，已经超过除斥期间，产生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最终效力，法院对《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通知书》的效力不应当再审查处理。即使现在陈永国有异议并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予支持，何况陈永国至今没有起诉提出异议。该《人民调解协议》解除后，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建房占有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河对门”承包田，就丧失权利基础，属于无权占有，拒不返还，构成侵权，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应当支持。原审法院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未作答辩和出庭应诉，放弃权利的前提下，原审法院主动为被上诉人抗辩，提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抗辩理由，充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三、陈永国、董春珍依法应当赔偿上诉人大谷500斤并停止对上诉人管理使用的“河对门”“车田”“当坝”和“原屋基”土地的侵害，排除妨害，返还上述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解除权是形成权，人民调解法对解除人民调解协议没有特别约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认为陈永祥必须以诉讼方式才能行使解除权，解除其与陈永国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是对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规定，本案没有任何提到变更、撤销陈永祥与陈永国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的问题，原审判决适用该条规定，仍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未作答辩。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立即停止对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镇（乡）车坝村9组管理使用的“河对门”“车田”“当坝”和“原屋基”等土地的侵害；并拆除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河对门”土地上建筑的房屋及附属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依法判决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返还上述土地并赔偿大谷500斤；3.由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争议之地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乡车坝村9组，地块名称为“车田”“河对门”“当坝”“原屋基”。2010年11月30日，陈德生、董仕英、陈永祥、陈华仙、陈翠仙共同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陈德生与董仕英系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陈永祥的父母，已去世；陈华仙与陈翠仙系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陈永祥的姐姐，已外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车田”土地面积为1.38亩，四至界限为：东至***田，西至河，南至凡玉平田，北至冉桂香陈德宽的田；“河对门”土地面积为0.69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西至陈永让土，南至陈德财田，北至陈拥军的土；“当坝”土地面积为0.27亩，四至界限为：东至陈永让土，西至***土，南至陈永让土，北至陈永国土。2014年3月2日，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陈永祥与陈永权签订《土地承租合同》，约定将其名为“车田”的承包地交由陈永权耕种，自行投资耕种费用，陈永权每年秋季向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交干净大谷500斤作为租赁物（租金）。2017年6月1日，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陈永祥与陈永国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将地名为“河对门”土地的经营权以陈永祥的房子南边外墙向南距两米垂直于公路的线为界，南边归陈永国经营使用，北边的经营使用权属于陈永祥；二老屋基的管理使用以猪灶小房的南边墙为界，北边的老屋基属于陈永祥管理使用，南边的老屋基属于陈永国管理使用；陈德生的土地经营权（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归陈永祥；现陈永国房屋的前后耕地及空地属于陈永国管理使用。该协议签订后，陈永国即在“河对门”土地上修建房屋。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陈永国修建的房屋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确认的其使用范围内。另查明，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属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权属的地名为“车田”土地内强行插秧栽秧，在小地名为“当坝”土地内强行耕种玉米。2018年6月2日，陈永祥以短信形式向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发出“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通知书”；2018年6月3日以邮寄形式寄出名为“解除人民调解协议的通知书”，并由重庆酉阳铜鼓邮件投递员陈长秀出具“说明”，证明2018年6月4日即电话联系陈永国收取此份快递，但陈永国声称让快递员先代收，表示会于6月8日亲自取此份快递，此后，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未亲自收取并表示拒收。2018年12月19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2017年6月1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因陈永国于2018年5月23日违法侵占陈永祥租给陈永权耕种的车田承包田和陈永祥原屋基和当坝自留地，经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到现场制止陈永国的侵占行为，而陈永国拒不停止侵占，故本协议书达成的所有条款终止即作废。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与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取得了“车田”“河对门”“当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四至界限明确。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名为“车田”的耕田内进行栽秧、插秧以及在名为“当坝”的耕土内进行耕种农作物，上述行为侵犯了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停止侵害上述两处耕田（地），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土地“原屋基”，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提交其与案外人陈德阳的“录音光盘”,该“光盘”无法确认通话人的身份及真实性，达不到证明目的，且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因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对该块土地具有使用权，故对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请求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立即停止对“原屋基”土地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拆除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河对门”土地上建筑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停止侵害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2017年6月1日，双方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相关的权利义务，一方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陈永祥称用短信形式或者邮寄形式已经解除该协议，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对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拆除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河对门”土地上建筑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因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所建房屋是否违法，应属相关职能部门行政审查范围，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赔偿大谷500斤的诉讼请求，因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名为“车田”的耕田年均产量，也无证据证明因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侵占该耕地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及大小，故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停止对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包经营的“车田”、“当坝”土地的侵害，恢复土地原状；二、驳回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向一审法院提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是否应当拆除争议的“河对门”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返还“河对门”“原屋基”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二、陈永国、董春珍是否应当赔偿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车田”土地被占造成大谷500斤损失。评述如下：关于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问题。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认为其已向陈永国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及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双方至今未起诉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变更或撤销调解协议，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已向陈永国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在“河对门”土地上建房是否具有合法手续，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对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提出一审法院代为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提出抗辩，提出《人民调解协议书》作为抗辩理由，充当代理人问题。经查，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是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向一审法院提交，虽然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未出庭参加诉讼，未提出答辩意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请求陈永国、董春珍、陈亚南拆除争议的“河对门”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返还该土地并恢复原状，不予支持。对于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的“原屋基”土地侵权问题，因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原屋基”土地的权利，故对该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陈永国、董春珍是否应当赔偿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大谷500斤问题。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仅提交与陈永权签订的《土地承租合同》一份，由于不能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实际履行，而且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并未提供“车田”土地被侵占损失的其他证据证明，故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主张该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永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咏梅审 判 员 王军峰审 判 员 陈明生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孙正心书 记 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