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44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建清，男，198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西省神池县。现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耐基防水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笕桥黄家村养殖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682949650J。 法定代表人：李卫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晓波，浙江民禾（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建清为与被上诉人杭州耐基防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3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余建清、被上诉人耐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晓波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建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耐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耐基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耐基公司提交的《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和《对账函》不能相互印证。余建清在2016年是耐基公司的运营总监，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其任职期间对外签订销售合同未收回的货款认定为余建清对公司欠款。2016年7月23日，余建清被任命为耐基公司的运营总监，负责耐基公司日常销售管理、对外拓展业务市场。余建清提交了“公司任命书、名片及公司人事决议上的签字、对外签订的销售合同”均可以证实余建清在耐基公司的日常业务工作，足以证明2016年与耐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虽然耐基公司辩称其在2016年12月之前与余建清实际为销售合作关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耐基公司所提交的邮件、发货单及余建清提交的转账记录均发生在2017年，并没有提供能够体现2016年下半年所谓“业务往来关系”相应的销售凭证。耐基公司及余建清提交的《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签订于2016年12月10日，此前余建清作为运营总监负责对外销售货物。耐基公司提交的《对账函》中的欠款分为两部分，其中“2016年余款”不可能是余建清代理耐基公司货品所产生的欠款。二、耐基公司提交的《对账函》不能作为最终双方的结算单，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欠款情况。1.耐基公司提交的“供货清单及价格结算”明显与双方之间签订的《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单价有较大差异。其中8KG“环保水性墙保涂料”和“环保水性地保涂料”单价为52元，而合同约定为50元；5KG瓷砖剂单价为88元，而合同约定为85元，等等。一审未核实清单、合同单价而认定与耐基公司所提交的材料可印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对账函》应当是双方对货物、款项进行核对后的最终结算。但耐基公司提交的《对账函》不仅没有双方发货、货款、退货、换货的明细，还包括了第三方对公司欠款，明显不是双方真实欠款核对意思表示。即使余建清同意承接第三方对公司的欠款，但债务转让应属于债权人、债务人、受让人三方协商结果。《对账函》中并没有第三方对于债务转让的同意，耐基公司也没有出具任何债权凭证转让给余建清。3.余建清与耐基公司有长期货物交易往来，在《对账函》之后双方仍有多次款项转账、发货甚至退货。《对账函》签订时，双方仍一直联系沟通发货事宜，因此《对账函》不能作为双方之间最终结算凭证，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真实交易情况。三、一审法院判令余建清承担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耐基公司提交的《对账函》未载明利息内容，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余建清承担利息，并未释明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利息的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耐基公司二审答辩称：一、耐基公司虽然于2016年7月出具给余建清一份任命书，但该份任命书仅为方便余建清拓展全国业务之用。营销人员都是由余建清以及另一合伙人自己组织的运营团队，运营团队及余建清均与耐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自2015年合作以来一直是买卖以及营销业务的合作关系。双方于2016年签订的《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中存在“余建清自行与客户结算，余建清应按时向耐基公司支付账款”的条款约定。2017年5月16日，双方进行对账。对账单中已经明确对账的是余建清个人2016年余款以及未付款总数，包括退货转让折扣价款。余建清作为一个具有很多年销售经验的成年人，留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并签名确认。显然，余建清称部分款项系客户所欠显然不能成立。二、关于产品价格。双方合作期间较久，产品基于市场价值上下浮动符合市场经济原理，而且双方在合同也明确价格可能会有变动。三、关于对账后的交易。因为双方对账之后余建清没有按期支付款项，后期交易都是现款现货。一审庭审中余建清及其代理人也明确后期存在交易，双方争议是2016年余款，所依据的也是所提交《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对此条款双方也没有争议。因此余建清逾期付款应当按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耐基公司自愿从对账之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已主动调低相应计算标准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利息损失并无不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耐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余建清支付货款99296元；二、余建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805.3元（自2017年5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35%的1.5倍暂计算至2018年2月7日，之后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余建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7月23日，耐基公司任命余建清为公司运营总监。 2016年12月10日，耐基公司（甲方）与余建清（乙方）签订《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耐邦系列产品浙江省外全国市场的产品销售、管理业务承包给乙方，期限十年，甲方指定乙方为耐邦系列产品在全国市场的独家销售方，承诺乙方独家享有在全国市场内通过网络、公众号等电子商务形式销售耐邦系列产品的权利，将耐邦系列产品在全国市场的销售、管理、推广、收益等权益均交于乙方；甲方考虑到乙方资金紧张，同意合作开始后先期垫付货款10万元，以甲方给予乙方的耐邦系列产品优惠价及发货数量进行折算，该10万元货款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付清；合作期内，乙方与乙方客户之间的货款结算由乙方独立进行，与甲方无关；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与甲方对账并支付账款；等。 2017年5月16日，耐基公司、余建清双方签署对账函一份，载明截至2017年4月26日，未付款总数为115853元，备注退货转让折价款17911元，另耐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卫民手写备注“2016年运营费用支出16557元，欠99296元”。余建清在对账函上签字确认。 2017年5月至10月期间，余建清又多次向耐基公司进货，并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耐基公司提供的对账函中载明“本公司与贵公司的来往款项”及未付款项的金额，余建清在对账函上签字确认，视为其认可对账单所载全部内容，该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为余建清确认其欠付耐基公司相应款项，且耐基公司所提供的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该协议书约定余建清有依据订单支付货款的义务，能够与对账函相印证，故耐基公司已就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余建清欠付款项的事实尽到举证证明责任。余建清抗辩称对账函中载明未付款项并非其欠付耐基公司款项，而是第三方客户应支付给耐基公司的款项，其系代表耐基公司履行职务，但根据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余建清与客户的款项结算由被告单独进行，与耐基公司无关，且余建清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账函中的未付款项系客户与耐基公司之间的欠款，虽然余建清提供了其在耐基公司处任职的证据，但并不足以推翻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及对账函的效力，故余建清的上述辩解并无足够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在2017年5月至10月期间的交易往来，双方均认为与本案款项无关，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余建清应支付耐基公司剩余货款人民币99296元。鉴于对账函出具时余建清已逾期付款，耐基公司主张从对账函出具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余建清支付耐基公司货款人民币9929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余建清支付耐基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4805.3元（自2017年5月16日起按年利率6.525%暂计算至2018年2月7日，之后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1元，由余建清负担。 余建清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快递单据一份。拟证明：余建清于2017年7月12日退回2016年所发价值45000元产品的事实。 耐基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余建清从未与耐基公司就所谓45000元退货进行沟通，耐基公司也从未收到相应货物。2016年的货款双方早已于2017年5月通过《对账函》确认。2017年双方仅就2017年6月3日交易额8444元的与本案无关的订单退货达成一致。耐基公司仅收到该次退货价值2112元。其次，余建清仅提供了物流单，内容为防水材料、运费到付，并不能证明具体的产品及价值，也无任何收件人签字。余建清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物流记录及签收记录。无法证明是否真实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余建清所述的物品以及物品是否实际交付等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余建清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耐基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对账函》以耐基公司与余建清为对账双方，确认了双方之间截止2017年4月26日的“货款总数”、“16年余款”，并扣除了“已付款”和“退货转让折价款”，在确定的“未付款总数”基础上再行扣除“2016年运营费用支出”。符合双方之间《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中关于“余建清向耐基公司分期支付货款”及“余建清独立与客户之间货款结算”等约定，能够认定耐基公司和余建清之间基于相应合作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2016年款项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余建清债务的争议。余建清提供了人事任命及相应名片等证据，但在该任命后的短期内，双方即签订了《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确定了买卖合同关系。《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也约定余建清以耐基公司名义进行产品推广及销售，耐基公司为余建清提供统一的名片及产品宣传资料便于余建清拓展市场推广品牌。结合双方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统筹、无固定劳动报酬等实际情况，耐基公司主张为余建清拓展业务方便而出具人事任命符合本案具体情况；在亲笔签名确认系个人债务的情况下，余建清主张2016年余款属于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中职务行为所形成的客户债务，难以成立。关于产品的价格争议。《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约定耐基公司向余建清提供最低优惠价并附了产品价目表，但同时也约定合作过程中可因原材料及人工成本变动协商调整价格。因此，双方对账所依据的单价与所附产品价目表存在合理范围内的价格差异，不足以推翻双方结算确定的价款，更无法推翻对账结算行为。关于余建清主张《对账函》不属于最终结算凭证的抗辩意见。根据双方的陈述，虽然《对账函》形成后双方仍有合作但均不涉及《对账函》所涉债务的履行。因此，《对账函》所涉债务独立于后续合作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余建清仍应承担清偿责任。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在双方在《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书》已约定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情况下，耐基公司主动调低相应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82元，由上诉人余建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