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嘉珍，女，汉族，1937年10月25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晓林，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翔（DINGXIANG），男，1990年12月15日出生，澳大利亚联邦国籍（编号：N8297675），住CA1107。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以生，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毅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丁小红，女，汉族，1955年10月5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丁育（DINGYU），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居民身份证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晓林，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丁钢（DINGGANG），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居民身份证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以生，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毅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33号。法定代表人：苏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珏敏，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嘉珍因与被上诉人丁翔、原审第三人丁小红、丁育、丁钢、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6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3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周嘉珍、原审第三人丁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晓林，被上诉人丁翔、原审第三人丁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以生、贾毅律，原审第三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珏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丁小红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嘉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嘉珍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所依据的证据不清。一审判决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违反法定程序。故周嘉珍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丁翔辩称，不同意周嘉珍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及理由。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丁钢，丁钢将周嘉珍名下的股权变更为丁翔代持，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嘉珍的上诉请求。丁育辩称，同意周嘉珍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丁钢辩称，与丁翔的意见一致。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周嘉珍的上诉请求，周嘉珍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周嘉珍称丁育是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唯一的出资人不是事实，周嘉珍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此加以证明。周嘉珍称不能依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裁定，但生效刑事裁定已经明确载明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是丁钢，这与本案是有关联的。丁育是注册资本的权利人，但其在本案中没有作为原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主张，也没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应当认定丁育对一审判决也是认可的。丁小红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周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有关上海A有限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的《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2月18日，上海A有限公司经核准成立，其公司验资报告显示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其中丁小红出资300万元，周嘉珍出资288万元，上饶市B有限公司出资612万元。2006年10月，上海A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显示上饶市B有限公司撤回出资612万元，故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88万元，其中丁小红出资300万元，周嘉珍出资288万元。另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档案显示：1.周嘉珍作为出让方，丁翔作为受让方，于2009年4月7日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周嘉珍实际对上海A有限公司出资288万元，持股49%，现以288万元转让给丁翔。2.同日，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了前述的股权转让内容。3.周嘉珍出具的委托书。4.2013年1月，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委托书》上“周嘉珍”的签名字迹非周嘉珍本人所签。审理中，周嘉珍、丁小红与丁翔均确认该合同书上“周嘉珍”的签字虚假。又查，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投资总额为6,0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及XX（香港）公司（60%）。1998年7月，经过股权转让后，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XX（香港）公司（10%）及香港D有限公司（50%）。1999年4月，经过股权转让，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20%）及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40%）。1999年10月，经过股权转让，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及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60%）。2000年9月，经过股权转让，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40%）及上海E有限公司（20%）。2001年4月，经过股权转让，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25%）、上海E有限公司（20%）及上海F有限公司（15%）。2001年7月，经过股权转让，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上海E有限公司（20%）、上海F有限公司（15%）及XX（澳门）公司（25%）。2005年7月，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C有限公司（40%）、上海E有限公司（20%）、上海F有限公司（15%）及香港G有限公司（25%）。2005年9月，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上海E有限公司（20%）及香港G有限公司（80%）。2006年7月，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香港G有限公司（100%）。2014年12月，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变，投资者为XX集团有限公司（100%）。在本案审理中，XX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公司董事决议证明》，确认该公司董事于2019年3月28日通过决议，一致同意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加入本案，且董事一致同意承认江宪律师在本案中陈述与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有关的事实。再查，周嘉珍系丁育的岳母，丁小红、丁育、丁钢系兄弟姊妹关系。丁翔系丁钢之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作出刑事裁定书，确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丁小红与丁育、丁钢系同胞姐弟关系。2002年12月，上海A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以下未注明币种均为人民币)，股东上饶市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出资612万元、占51%股份，丁小红出资300万元、占25%股份，周嘉珍出资288万元、占24%股份，法定代表人罗喜根。2006年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588万元，股东变更为丁小红占51%股份，周嘉珍占49%股份。2009年4月，周嘉珍将股份转让给丁翔。上述股东均为挂名，未实际出资，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由丁钢控制经营。2010年4月，丁育多次向丁钢提出借款被拒。后由丁小红出面向丁钢借款，丁钢表示同意借款。同月28日，上海A有限公司将1,000万元通过贷记凭证划入丁育在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账户内。次日，丁小红至上海A有限公司,在《支付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其收到上海A有限公司1,000万元，该款为私人用款，与公司公务无关，并由其本人承担清偿责任。2012年2月2日，上海A有限公司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丁小红归还借款1,000万元。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丁小红与丁育通过委托的律师汪世雄向法院提供由丁小红签署的伪造的《支付指定书》、《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并提供丁育签名的《情况说明》、周嘉珍签名的《证明》，用于证明丁育收到的1,000万元是《股东会决议》确定的上海A有限公司应付给丁育的投资回报款，与《支付申请书》的1,000万元无关；丁小红在《支付申请书》上要求上海A有限公司按其指定向外支付的1,000万元款项应该支付至香港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G公司)，该款并未支付。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丁小红为丁育向丁钢实际控制经营的上海A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双方办理了借款手续，后在上海A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丁小红归还借款1,000万元中，丁小红通过委托的律师向法院提供伪造的证据，逃避债务。上述事实尚不足以认定丁小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丁小红无罪。后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检察员补充出示的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的出入境记录和航空公司提供的旅客信息、电子客票行程单等证据证明：2008年5月30日当天及此前，丁钢、丁小红、丁育均不在上海，丁钢于同年6月4日才回到上海；2010年5月17日，丁小红也不在上海。以上证据均经丁小红及其辩护人当庭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应予确认。此外，根据现有证据还查明：2010年初，丁育以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名义向丁钢借款被拒。同年4月28日，丁育通过其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个人账户收到上海A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后，于当天即将该款划到由其负责经营的上海I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公司)账户内，并在同年5月至2012年3月间，将该款主要用于还债、提现、划入丁育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律师代理费和I公司管理费、差旅费等。该案中，辩论双方主要就原审被告人丁小红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能否以妨害作证罪追究丁小红刑事责任，一审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三个问题发表了不同观点。该院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分别发表评判意见如下：一、关于丁小红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经查：1.虽然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先后是H公司、丁小红、周嘉珍、丁翔，但该公司的注册资金实际由丁钢控制的巴鼎公司出资，上述四人均未出资，也不参与上海A有限公司经营和管理；而巴鼎公司最终被香港G公司收购，香港G公司又是丁钢持有99%股份且系唯一董事的澳门J有限公司投资，故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主要投资者。2.证人丁某、陈某、曹某、徐某等多名证人证言，公证员宋某、朱某1、金某的证言，相关的支付申请书、银行凭证、支付凭证、收据、分户账明细、支票、电汇凭证、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等书证，有关单位出具的《公证书》、《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笔迹鉴定书》等证据，分别证明了丁育曾以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名义向丁钢借款被拒后，由丁小红出面向丁钢控制的上海A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以及该1,000万元的实际用途和事后丁小红等人提供伪证否认借款等的事实。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虽然能够证明，丁育曾以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名义向丁钢借款被拒，后由丁小红出面向丁钢借款1,000万元且没有用于投资房地产项目，再后来丁小红提供伪证否认借款等的事实，但认定丁小红在向丁钢借款时具有帮助丁育欺骗丁钢并非法占有该款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故对丁小红及其辩护人关于丁小红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可予采纳。二、关于能否以妨害作证罪追究丁小红刑事责任的问题。经查，从检察院提起公诉到一审开庭审理，公诉机关均对原审被告人丁小红构成诈骗罪以及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提出指控，庭审中控、辩双方也是围绕上述指控的事实举证、质证并发表观点。该院认为，在公诉机关没有对原审被告人丁小红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事实及构成的罪名指控的情况下，法院不可就丁小红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作出判决。综上，该院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并无不当，且诉讼程序合法。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不予支持，对原审被告人丁小红及其辩护人关于丁小红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可予采纳。最终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2013年10月9日，丁育、丁小红作为原告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起诉丁钢、苏某及澳门C公司，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案号为CV1-13-0080-CAO。丁育、丁小红在该案中主张，丁育在1990年代赚取财富，取得上海XX集团大厦，此大厦属于由香港D公司全资持有的上海E公司，澳门C公司为香港D公司的股东，丁钢只是澳门C公司公司的挂名股东，因为所有一切都属于丁育。因此，丁育、丁小红请求：1.宣告因丁钢的不履行而解除无代理权的委任；倘不是如此理解，则2.宣告无代理权的委任被废止，根据委托人之意愿，以任何方式终止上述之委任；3.在上述1及2的情况下，判决丁钢向丁育返还在澳门C公司的股份，票面价值1,700万澳门币，并作出判决以替代被告的声明为登记的效力。倘不是如此理解，则补充宣告丁育、丁小红与丁钢、苏某之间签订之公司合同无效，因而将转为虚伪法律行为；4.以法定形式签订，则资本的分派将应由以下作出：丁育，2,000万澳门币；5.命令按上述方式将该出资登记在商业及动产登记局。澳门初级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判决，判决诉讼不成立。判决书中认定：1.有关丁育财富的历史，根据证据资料显示，仅证实丁育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钢材生意，直至2003年为鼎泰公司股东；2.有关取得不同公司的股份，根据证据得出与丁育、丁小红主张相反的结论，香港D公司购买了上海E公司中由利通公司、上海F公司、上海G公司、上海H公司持有的股份，并未证明这是受到丁育或其命令或代表丁育而作出；3.有关澳门C公司的设立、股东和行政管理机关，丁育的主张未获得证实；4.有关香港D公司转让其股份拥有权给澳门C公司，仅证明香港D公司持有上海E公司的100%股份，丁小红按照丁钢的命令，将香港D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澳门C公司，其他事实未获得任何证实；5.有关丁育、丁小红与丁钢的关系以及谁命令谁的内容，未获得任何证据，允许法庭对有关内容作出结论。丁育、丁小红针对上述判决向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第845/2016号。澳门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理由不成立，并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确认被上诉之裁判，但是不判处丁育、丁小红为恶意诉讼人。2017年11月2日，苏某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第845/2016号民事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7）沪01认澳1号民事裁定，认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第845/2016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S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丁育要求确认香港G有限公司与XX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有关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后丁育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在二审中。周嘉珍、丁育就此请求中止本案审理。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上海A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东即丁小红、周嘉珍、上饶市B有限公司均非自行出资，其中周嘉珍、丁小红称实际出资人均为丁育，其系代丁育持股，而丁翔及丁钢均表示实际出资人为丁钢；周嘉珍并提交工商材料，欲证实丁育主持设立上海C有限公司，并对上海K有限公司享有19,265,000元的债权。后丁育通过上海C有限公司与境外投资者共同设立了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丁育安排其实际控制和拥有的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澳门L有限公司、香港G有限公司，收购了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系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全部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具体投资资金流向系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至上海F有限公司至上海K有限公司至上海A有限公司，款项均由丁育安排。丁育对此予以确认。丁小红承认其出资来源于上海K有限公司，但认为不能因此否认其出资。丁翔则确认其出资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至上海F有限公司至上海K有限公司至上海A有限公司，款项均为丁钢所有。为此，法院查实，上海K有限公司于1998年1月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丁钢（出资30万元）和姚某（出资20万元）。2002年4月，上海K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股东增加了朱某2（出资50万元）、高某（出资400万元）。2003年8月，丁钢将股权转让给朱某2。2004年2月，朱某2将股权转让给王某。2006年5月，上海K有限公司经核准注销，清算组负责人为王某，成员为高某、姚某。审理中，周嘉珍申请陆某1，陆某2，戴某，丁育、丁钢、丁小红之母方某，欲证实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丁育，且经营管理亦由丁育负责。丁翔申请上海K有限公司的清算负责人王某到庭，并提交高某于2010年9月，王某于2010年11月，姚某于2011年11月经公证的声明书，以证实其三人均系代丁钢持有系争股份，资金均为丁钢所出，上海K有限公司包括注销在内的全部业务均由丁钢负责。审理中，丁翔提交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队于2013年1月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书，其中上海A有限公司的32张工商资料中（其中包括2002年6月至7月组建公司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2005年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变更登记申请书、2006年承诺书、聘任书及终止章程协议、2007年8月10日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2009年2月1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9年4月7日公司章程修正案）包括“周嘉珍”“丁小红”“丁翔”在内的诸多人的签字均为丁钢实际签署，以此证实公司平时均由丁钢实际控制。在2019年3月1日的庭审中，周嘉珍、丁小红、丁育对此鉴定书予以确认，表示未签署过公司其他的经营文件，但同时表示即使丁钢曾就公司的一些事宜做过工作，与公司的股权及出资，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在2019年6月27日的庭审中，周嘉珍对鉴定书表示不认可，主张2007年8月10日的两份文件系丁育代周嘉珍所签。同时，丁育表示，其直接主导和参与了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业务，包括2006年决定公司降价销售羊毛以便回笼资金、2006年公司购入500万股法人股，相关的获利平仓价格由丁育决定、2008年丁育代表公司与案外人签订钢材购买合同、2008年公司向建行贷款2,000万元，系由丁育派手下人员办理具体手续、2009年丁育安排人员参加上海石油交易所现货交易业务培训、2009年丁育安排人员向上海石油交易所支付了50万元席位费、2010年丁育签订了汤泉房产旅游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审理中，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交2002年11月29日，丁钢代表其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向银行融资。2002年12月2日，银行向其公司发放贷款5亿元，以此证实上海A有限公司的1,200万元注册资金直接来源于上海K有限公司，而资金源头则是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周嘉珍、丁小红、丁钢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丁翔系外籍人，本案为涉外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同时，丁钢、丁育系香港居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经查，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因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虽然周嘉珍诉请要求确认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7日的上海A有限公司《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但由于包括周嘉珍在内的全部当事人均确认周嘉珍、丁翔、丁小红的出资均非其本人出资，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应确认为：焦点一，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资金权利人是丁钢还是丁育？法院认为，首先，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之权利归属的认定应先从资金支出的主体作出判断，认定出形式层面的资金权利人，再结合包括形式资金权利人意思表示在内的证据判断是否存在实质层面的资金权利人。本案中，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形式权利人无非是最直接支付资金的资金权利人——上海K有限公司，或者各方均承认的实际支出资金的权利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就公司法人而言，上述资金权利的形式归属并不会因公司内部股权变更或控制人变更而发生转移。至于形式资金权利人承认其支付行为是为第三方代付或者承认资金权利的实质归属则属于形式资金权利人行使（包括让渡）自身权利的范畴。鉴于本案不存在上海K有限公司或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诉争资金支出时到本案诉讼前曾作出过资金支出是代丁钢或丁育出资的意思表示，故在上海K有限公司和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相反意思表示前，上海K有限公司或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资金权利人。现本案中，上海K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承认诉争资金权利归属于丁钢，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也承认诉争资金权利归属于丁钢。而作为资金权利人，由于其在本案之前并未让渡过权利，那么其对诉争资金权利的让渡事宜应以其现存权力机构所作一致意思表示为准。其中，上海K有限公司以其全体清算义务人，即王某、高某、姚某的一致意思表示为准，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其全体股东一致意思表示或全体股东一致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为准。所以，丁钢是上海K有限公司和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认的资金实际权利人。退一步讲，即便上海K有限公司或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诉争资金支出时的实质权利人另有其人，但在该两公司股权让渡至现有权力机构时，除非明示保留权利，否则同股权相关的一切隐性或显性权利均应一并让渡给现存股东，上述资金权利也自然包含在内，故上海K有限公司或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否在诉争资金支出时存在其他实质权利人，并不影响上述资金权利人的认定。其次，周嘉珍、丁小红和丁育均主张丁育是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实际权利人，但却未能提供上海K有限公司或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认系为丁育代付资金或上述资金权利归属于丁育的证据。本案中，在欠缺公司直接承认的情况下，公司股东或高管除非能取得公司权力机构的一致意思表示，否则不足以证明股东或高管的意见代表了公司意志，更不足以否定公司现在以承认方式行使（包括让渡）资金权利的后果。故法院对周嘉珍、丁小红和丁育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上海K有限公司和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有权代表/代理其作出权利行使意思表示的相关人员现在均承认丁钢是诉争资金的实际权利人，故法院确认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权利人是丁钢。焦点二，上海A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是丁钢还是丁育？法院认为，认定隐名股东应从三方面进行分析：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2.出资资金的权利归属；3.股东权利由谁在行使。对于第1个方面，周嘉珍、丁小红和丁育均主张周嘉珍和丁小红同丁育存在代持股约定，丁育是上海A有限公司100%的隐名股东。而丁翔、丁钢、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则主张，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100%的隐名股东。对于第2个方面，焦点一已有论述，出资资金的权利归属丁钢。对于第3个方面，根据本案现有能够认定的证据，上海A有限公司从设立至今的大部分股东会决议均是丁钢一人以代签方式作出，该部分证据已直接证明丁钢以隐名股东的身份一直在行使一人公司股东权利。虽然丁育提交证据欲证实其参与并决定了上海A有限公司的大量经营事宜，但无论周嘉珍抑或丁小红、丁育，均不能提供周嘉珍或丁育行使股东权利的直接证据。其相关辩称不足以成为丁育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明，更不足以否定丁钢以代签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法院由此认定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权利系由丁钢行使。鉴于周嘉珍和丁小红均承认其不是上海A有限公司的真实股东，仅是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故法院认定上海A有限公司100%股权都是代持股权。至于谁是上海A有限公司背后隐名持股的真实股东，法院现分析如下：1.在目前仅丁钢和丁育主张享有上海A有限公司隐名股东权利的前提下，因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资金权利归属于丁钢，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亦由丁钢行使，而丁育仅有周嘉珍和丁小红证明彼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在非此（丁钢）即彼（丁育）的必要选择前提下，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100%股权隐名股东的证据较之丁育的证据更具证明力优势。2.如前所述，丁钢相较丁育更有优势证据认定系上海A有限公司隐名股东，那么周嘉珍和丁小红否认同丁钢存在代持股权约定的主张是否能够推翻丁钢成为隐名股东的证明优势？就此法院认为，首先，周嘉珍和丁小红既承认自己不是上海A有限公司真实股东、未行使过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权利，又提供不出丁育基于隐名股东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的证据，故周嘉珍和丁小红关于同丁育存在代持股权约定的主张除了自认外缺乏直接证据。其次，上海A有限公司具有浓重的家族企业特征，周嘉珍和丁小红基于亲戚关系代丁钢持股的可能性根本无法排除，故周嘉珍和丁小红否认同丁钢存在代持股约定的主张不足以推翻丁钢成为隐名股东的证明优势。依据以上两点，法院确认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隐名股东。焦点三，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法院认为，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隐名股东，其授权主导系争股权转让虽有悖于企业登记管理的行政规范，但却属于正当行使股东权利的范围，该行为并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具备认定无效的条件。退一步讲，本案姑且不直接认定丁钢是否是上海A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仅分析周嘉珍以显名股东身份是否有权主张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周嘉珍权益，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首先，根据周嘉珍和丁小红的自述，其并不享有上海A有限公司股权，其只是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故系争股权转让即便存在侵权，也最多侵害周嘉珍的姓名权。而股权的权利范围远远不止显名股东对外公示的姓名权，其权利属性主要归集在相应财产权利以及身份权利上，周嘉珍显然不享有上述两项主要权利。故在股权对应的财产权、身份权同对外公示的姓名权发生冲突时，应保护主要权利。换而言之，主要权利行使时即使损害了显名股东的姓名权，该损害后果也不能推翻主要权利的行权结果，只能以其他方式予以救济。故只要诉争股权转让是股权主要权利的行权结果，显名股东就无权以公示姓名权受损为由请求宣告股权转让无效。而诉争股权转让是否属于该股权的主要权利行使？这一问题在前文已经详述，丁钢有权行使股权主要权利相较于周嘉珍、丁小红和丁育的权利主张具有明显的证明优势，应认定丁钢授权主导诉争股权转让的行为合法有效。据此，法院认定周嘉珍并不享有权利对抗诉争股权的隐名持有人。即便周嘉珍代表丁育主张隐名股东权利受损，其所主张的权利也缺乏对抗丁钢股权的证明优势。至于周嘉珍、丁育以（2015）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S22号民事判决尚未生效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法院认定周嘉珍无权主张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驳回周嘉珍的全部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嘉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840元，由周嘉珍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权利人应为丁钢还是丁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现周嘉珍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认为该协议系丁钢伪造周嘉珍签名形成，不代表周嘉珍的真实意思。丁翔则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周嘉珍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该签字是由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权利人丁钢委托他人所签，周嘉珍与丁翔均是上海A有限公司的挂名股东，真正的权利人是丁钢，该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变更了挂名而已，是丁钢处分自己股东权利的体现，应为有效。对此本院认为，现周嘉珍、丁育均主张丁育是上海A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实际权利人，但无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且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作出的刑事裁定书中已经确认周嘉珍、丁翔均为挂名股东，未实际出资，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由丁钢控制经营。后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进一步查明：虽然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先后是H公司、丁小红、周嘉珍、丁翔，但该公司的注册资金实际由丁钢控制的巴鼎公司出资，上述四人均未出资，也不参与上海A有限公司经营和管理；而巴鼎公司最终被香港G公司收购，香港G公司又是丁钢持有99%股份且系唯一董事的澳门J有限公司投资，故丁钢是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主要投资者。综合以上情况，应认为上海A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丁钢。丁钢授权主导系争股权转让属于正当行使股东权利的范围，并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周嘉珍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周嘉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40元，由上诉人周嘉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 杨审判员 何 玲审判员 卢 颖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琼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