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9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为康，男，196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祎梦，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圣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魏塘街道湘家路130号3号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582662951K。 法定代表人：庄宏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琴、应鑫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伟，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 上诉人蒋为康与上诉人嘉善圣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都公司）、被上诉人沈建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蒋为康、圣都公司均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1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为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蒋为康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蒋为康前期向沈建伟转账的200万元系蒋为康向沈建伟个人出借的款项。双方签订的《生产承包协议》虽然有生产场地、设备及年租赁价格的条款，但并未约定租赁价格，即双方并未约定租金，且协议中的年租赁价格是基于订单数量而定，即年订单数量不少于150万-200万张，后因圣都公司下订单无法达到约定的数量，双方于2017年5月形成成本清单，年租金明确为以年产量65万张计为300万元。沈建伟于2018年1月至2月向蒋为康支付的100万元系对200万元借款的部分还款。如果100万元系支付加工款，则沈建伟在签署对账单时不可能不予扣除。另100万元借款，双方口头协商抵扣2018年1月之前的租金。二、2018年10月25日，蒋为康找到沈建伟，要求对圣都公司结欠蒋为康的款项进行结算，遂在核实数据及文件后签订了《对账单》，且该对账单的数据及文件的形成均来自于沈建伟处，《对账单》中明确：2017年至2018年房租结算扣除后余应付款2247377.27元。从一般理解及正常的商业操作来看，该应付款显然是截止到对账单出具之日，圣都公司对蒋为康的欠款。不可能在双方结束合作进行结算时，圣都公司会遗漏200万元如此大的记录。之后蒋为康多次去圣都公司处催讨，圣都公司均未就对账数据向蒋为康提出异议，其直至本案起诉才提出异议，有违常理。三、圣都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2018年12月的厂房租赁协议，“蒋为康”的签字并非蒋为康所签。该证据系圣都公司伪造，一审法院未对圣都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诉讼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四、圣都公司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并非正常经营的公司，沈建伟系公司控股股东，在与蒋为康业务往来中，沈建伟虽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公司具体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受其支配或者操纵，其所有应收账款均通过私人账户收取，所得款项也不入公司账户，一旦发生纠纷，沈建伟则以系职务行为为由躲避债务，该行为已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且沈建伟也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公司存在财务独立的证据，故其应对圣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圣都公司针对蒋为康的上诉辩称，1.蒋为康认为200万元转账属于借款，应当提供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但是其没有提供。这200万元的转账恰好与本案中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协商和正式生效的时间相符，与民间房屋先付后租的情况能够对应。2.蒋为康认为沈建伟于2018年1、2月向蒋为康支付的100万元是对蒋为康借款的部分还款，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该100万元是圣都公司支付给蒋为康的货款，应予以扣除。3.一审中双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是同一协议的各持一份，蒋为康擅自在原协议上修改了日期，不存在圣都公司提供虚假证据的说法。4.圣都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和股东之间并不存在连带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沈建伟也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圣都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等情况。蒋为康的上诉，应予以驳回。 沈建伟针对蒋为康的上诉辩称，同意圣都公司的意见。 圣都公司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第一项进行改判，判令圣都公司向蒋为康支付226227.18元。事实与理由：一、签署《对账单》只是双方对账的中间过程，目的主要是为蒋为康给其妻子一个交待，不是双方之间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结算，相关数据只是当时圣都公司电脑中记录的部分数据。（一）对账单中“2017年至2018年房租”仅指《厂房租赁协议》的69万元，并不包含双方于2017年2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未结租金100万元。（二）2017年厂房设备年租金300万元是固定的，并非按生产板的张数来结算。由于签署《生产承包协议》时，双方还在测算生产成本等，故租金等相关金额、日期空缺，但生产成本中含租金，租金单独计算的合意是明确的。2016年12月为锁定《生产承包协议》和移交库存，蒋为康支付了100万元租金，并于2017年1月支付了第二期租金100万元。此后双方经协商，同意从农历年后（2017年2月15日）起算租期，第三期租金本约定2017年4月前支付，因资金困难，蒋为康一直拖延未付，而此时已有销售发生，圣都公司考虑有板材销售款未结算，可以抵扣，所以也就未采取其他措施。《成本清单》计算的是蒋为康将板材出售给圣都公司的价格构成，由此确认双方销售的单价。双方在《生产承包协议》明确租金是锁定成本，不会随板材生产量的多少而调整。（三）蒋为康仅向圣都公司支付了200万元房租，且于合同开始履行前已支付，符合合同约定的先付后用规则。余100万元租金应在双方最终结算时计入。（四）一审中，蒋为康提交了2份69万元的《厂房租赁协议》，圣都公司也提交了2份69万元的《厂房租赁协议》，该4份协议其实是二组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协议的差别在于第一条、第二条和下面的签署日期。蒋为康提交的协议中租赁期限和签署日期均有修改，而圣都公司提交的协议中二处均无修改，由此蒋为康擅自修改的可能性更大。蒋为康所提交的《厂房租赁协议》中，将协议起算日期从2017年12月31日改成2018年2月1日，将租赁关系起算时间后移，进而将对账单中“2017年至2018年房租结算”可理解为结算的房租包含《厂房租赁协议》及《租赁合同》。二、一审未完整计算双方经济往来，导致圣都公司应付款项计算错误。（一）一审认定：“2018年10月25日，双方结算确认圣都公司向蒋为康采购板材价值5645029.2元。”漏记了表格中所列原木芯与皮的款项98580元。因此，采购板材货款总计为5743609.2元。（二）一审未计算表格之外双方应确认的数额。1.一审认定圣都公司代蒋为康支付的劳动局费用18891.93元，该金额有误，主要是少算了一个月，实际金额应为22013元。2.经圣都公司盘点库存材料同意给蒋为康补损41160元；3.剩余原木材料退回，圣都公司应给蒋为康10万元；4.2018年度蒋为康应付给圣都公司的房租69万元。加上一审判决己更正的表格计算差错，即已付金额少计的30000.3元。故对账单上圣都公司剩余货款实际为2426227.18元。（三）对账单外，圣都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2019年3月13日通过沈建伟向蒋为康转账共计120万元。蒋为康尚欠圣都公司2017年度房租100万元。因此，圣都公司应付蒋为康货款共计为226227.18元。 蒋为康针对圣都公司的上诉辩称，1.对账单是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总结算，且对账单由沈建伟制作，上面的金额均是由其填写。圣都公司所说的表格以外的金额，在对账前已经结清，未结清的也一并计算在对账单中。对账是双方协商的过程，金额有所让步是正常的商业行为。2017至2018年房租结算，指的是2017、2018年两年，双方不可能在对账时会遗漏2017年的房租。2.圣都公司所说的2017年厂房租金300万元及对账时不包含未结租金100万元的问题，首先，生产承包协议并未约定租赁价格，后因圣都公司无法达到下订单的数量，经双方协商通过成本清单来进一步对产量进行约定，约定为65万张的情况下才产生300万元的租金。在圣都公司下订单时，蒋为康承担了原料的所有成本，如果同时还要先行支付300万元租金，这显然加重了蒋为康的压力，在不确定圣都公司是否能下足订单的情况下，圣都公司的主张显然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双方的合作模式。因此蒋为康之前支付的200万元并非租金，实际上是借款。3.沈建伟支付的100万元，是个人借款的还款。如果是支付货款，那么沈建伟在制作对账单时为何会把如此巨大的付款而遗漏呢？就算蒋为康之前支付了200万元租金，还有100万元没有付，为何在对账时也没有体现呢？4.如果蒋为康真的欠了圣都公司100万元租金，而且是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的租金，为何在2年内没有向蒋为康主张，而且没有在对账单中向蒋为康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 沈建伟针对圣都公司的上诉辩称，没有意见。 蒋为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都公司支付货款2047377.27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沈建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圣都公司、沈建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30日，圣都公司与蒋为康签订《生产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圣都公司将生产订单发包给蒋为康，由蒋为康自行采购原材料进行生产，圣都公司收购成品对外进行销售。年交货总量不少于150万张至200万张（上不封顶）。圣都公司以现有的厂房、场地、设备租赁给蒋为康，所涉房租和设备费用锁入生产成本。双方就各自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 2017年2月15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圣都公司将10000平方米厂房及价值580万元设备租给蒋为康，年租金300万元，租期自2017年2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之后双方又签订相关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厂房面积为2300平方米，年租金69万元。 2017年5月15日，双方确认板材生产成本中包括“房租（按年产量65万张，房租300万）4.61元”。 2018年10月25日，双方经对账确认，圣都公司向蒋为康采购板材合计5645029.2元。圣都公司以库存材料折抵货款及支付货款合计2746529.02元（对账单有误差，予以调整），抵扣之后，并约定以2017年至2018年房租结算扣除后余应付款2247377.27元。对账之后圣都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向蒋为康支付20万元。 另查明，蒋为康通过嘉善农商银行于2016年12月5日向沈建伟转账20万元、于2016年12月29日向沈建伟转账45万元、于2017年1月11日向沈建伟转账35万元，均备注货款；通过农业银行于2017年1月11日向沈建伟转账100万元；合计200万元。沈建伟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向蒋为康转账100万元，该两笔款项未载入对账单中。 一审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圣都公司实际应支付蒋为康货款是多少。蒋为康认为，双方经对账确认，扣除折抵的库存材料、支付的价款以及折抵全部租金后圣都公司应支付蒋为康2047377.27元。前期蒋为康向沈建伟转账的200万元实为借款，不是支付房租。2017年2月15日签订租赁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18年4、5月份，当时是为了应对员工受伤诉讼纠纷的需要补签的。沈建伟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100万元，实为清偿前期200万元借款，另有100万元借款在对账时作为租金一并折抵。如果沈建伟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100万元作为支付货款，而在对账单中没有体现，不符合常理。当时双方合同条件是圣都公司要向蒋为康提供约定的订单，并向蒋为康采购成品对外进行销售，以此来赚取差价，租金是计入板材生产成本中。之后圣都公司未按约履行交付订单义务，后双方合作终止。圣都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在生产承包协议基础上存在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关系，2017年2月15日签订租赁合同客观真实，蒋为康前期转账的200万元是用于支付租金，还欠100万元租金未支付。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100万元，实为支付蒋为康的货款，在双方对账时遗漏未载入对账单，应予扣除。因双方争议较大，案经调解未果。 一审认为，双方签订的《生产承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根据该协议及双方于2017年5月15日确认板材生产成本事实，能够认定房租和设备租赁费用计入板材生产成本，在蒋为康制作好成品之后再由圣都公司统一采购并对外进行销售，并将货款支付给蒋为康，而板材生产成本由蒋为康承担。后双方约于2018年年底终止合作。2018年10月25日，双方结算确认圣都公司向蒋为康采购板材价值5645029.2元，圣都公司以库存材料、2017年至2018年的房租及支付的相应价款一并折抵清偿，并计算出应支付蒋为康价款，该事实能够认定双方之间关于租金事宜已经结算。诚如圣都公司陈述蒋为康尚有100万元租金未支付，则会推断出双方之间关于租金事宜部分已在货款中抵销，部分租金则未进行抵销，显然在日常生活法则中，这种做法有悖常理，也与双方在对账单中“2017年至2018年房租结算扣除后……”的表述不符，故圣都公司仍认为蒋为康尚有100万元租金未付应在货款中予以抵扣的意见，难以采信。而蒋为康提出的前期向沈建伟转账200万元为借款，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或构成事实借款，故对其该主张也难以采信。结合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认定该200万元系支付或抵充圣都公司租金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予以确认。 关于圣都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向蒋为康转账100万元认定问题，一审认为，双方于对账单中并未载入该笔款项，也没有证据表明圣都公司支付的该笔款项系支付或抵充蒋为康的其他债务，故该笔款项应作为支付货款予以扣除。对账单中载明的圣都公司以库存材料折抵货款及支付货款合计金额2716528.72元计算有误，金额实为2746529.02元，相差30000.3元，应在双方结算应付款2247377.27中予以扣除，得应付款为2217377元（四舍五入），再扣除圣都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2月14日支付的100万元及2019年3月13日支付的20万元，故圣都公司应支付蒋为康货款为1017377元。对账单中未计入货款总额中的部分金额，蒋为康表示不予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蒋为康认为沈建伟作为公司股东，对双方受益不加区分，资金混同，业务混同，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认为，依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是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而本案中尚无证据表明沈建伟存在上述情形，故蒋为康诉请沈建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诉讼费酌情各半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嘉善圣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蒋为康价款101737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应付价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二、驳回蒋为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79元，减半收取115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590元，由蒋为康负担8295元，嘉善圣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8295元。 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四点，一是蒋为康于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月11日转账给沈建伟的200万元是支付租金还是出借款项？二是沈建伟于2018年1月19日、2月14日转账给蒋为康的100万元是归还借款还是支付加工款？三是圣都公司主张对账单遗漏的费用是否成立，四是蒋为康主张沈建伟应对圣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蒋为康主张其于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月11日支付给沈建伟的200万元是借款，但并没有提供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并且，其中100万元蒋为康在转账时还备注为“货款”，故蒋为康主张与事实不符。圣都公司称该款是蒋为康支付的租金，考虑到蒋为康在支付该款前双方已经签订了承包协议，之后又在较短的时间内签订了租赁合同，故圣都公司的主张较为合理可信。如果该200万元不是租金，则蒋为康在租赁合同签订后近两年的时间内未支付过分文租金，有违常理。故一审将该200万元认定为蒋为康支付的租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沈建伟支付给蒋为康的100万元，蒋为康主张是归还借款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考虑到该款发生在蒋为康与圣都公司承包关系存续期间，故可以推定是圣都公司支付给蒋为康的加工款。由于双方在对账结算时未将该款计入对账单，属于遗漏的款项，一审在认定本案最终欠款时将该款予以扣除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圣都公司提出对账单遗漏了其代蒋为康支付的一个月劳动局费用，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圣都公司提出对账单遗漏了原木芯与皮的款项98580元、给蒋为康的补损、退回原木材料应给蒋为康的款项等，因这些款项对蒋为康有利，但蒋为康认为这些款项均已结清，未对此提起上诉，在一审中蒋为康也向法院表示98580元款项金额愿意放弃，不主张，故对这些款项本院不予认定。圣都公司主张对账单还遗漏了2017年未付的厂房租金100万元，由于对账单中已经明确载明“2017年至2018年房租结算扣除后余应付款2247377.27元”，表明2017年的租金已经一并结算在内，圣都公司主张遗漏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四。蒋为康主张沈建伟应对圣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沈建伟是圣都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有应收账款均通过沈建伟账户收取等。对此，本院认为，圣都公司确有通过沈建伟账户收支款项的行为，但仅以此为由不足以认定沈建伟的行为已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且本案亦无证据表明圣都公司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即无法认定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故蒋为康要求沈建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蒋为康提出圣都公司提供的厂房租赁协议系伪造、蒋为康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的问题，蒋为康并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况且，厂房租赁协议与本案最终责任认定及实体处理并无直接关联，蒋为康以此为由认为一审未对圣都公司的行为予以处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不能成立。 综上，蒋为康、圣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79元，由蒋为康负担13110元，嘉善圣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00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蕾 审判员 褚 翔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