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刑终38号原公诉机关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志凯，男，199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籍贯、出生地山东省东平县，文化程度自报大学专科，户籍住址四川省犍为县，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12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2019年3月4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邱劭杰，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志凯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2018）粤0113刑初1479号刑事判决。王志凯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曙芬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志凯及其辩护人邱劭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6月16日18时08分，被告人王志凯驾驶粤Ｒ×××××小汽车，行驶至广州市番禺区市新路新水坑牌坊对开路段的时候，与驾驶电动车同向行驶的被害人聂某1发生碰撞，造成聂某1受伤经治疗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核定：王志凯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聂某1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经法医鉴定：聂某1的死亡原因符合重型颅脑损伤及并发症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王志凯已赔偿被害人聂某1家属部分医疗费。原审法院以原公诉机关提供并由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并经质证的人口信息、驾驶人及车辆信息查询结果，公安机关出具的《接报经过》、《抓获经过》、《破案经过》，呼气检查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书，原审被告人王志凯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聂某2的证言，车辆痕迹检验笔录，车辆技术检验报告，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调取证据清单，监控录像，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等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关于原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原审被告人王志凯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评判如下：（一）关于事故发生的过程及责任的认定。首先，被告人王志凯所驾车辆右后视镜向后折叠的痕迹与王志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供述的经过相吻合，该车辆痕迹鉴定是有资质的鉴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可以认定王志凯车辆的右后视镜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碰撞。其次，现场监控为公安机关依法调取，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该视频反映本案的事故经过。被害人聂某1及王志凯在相撞之前均直行，聂某1无明显变道或急转弯，根据现场照片中两车相撞后在同车道的情况，可以认定两车在事故发生前在同车道同方向行驶。最后，王志凯尚未完全超车，无论碰撞时聂某1的电动车在王志凯小汽车的右侧或者前方，作为后车的王志凯均有保持安全距离的义务，王志凯因疏忽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作为前车的聂某1无证驾驶无号牌非汽车类机动车，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案中虽缺少聂某1血液酒精含量测定，但即使聂某1存在酒后或醉酒驾车的情况，也不能改变王志凯负事故主要责任的认定。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理据充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聂某1的死亡原因。聂某1在事故后入院即出现中昏迷，经治疗出院时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肺部感染等，仍呈中昏迷，医嘱继续治疗。聂某1在出院后8天死亡，死亡原因亦符合重型颅脑损伤及肺部感染等导致呼吸循环系统衰竭。从聂某1入院情况、治疗情况、出院诊断、死亡原因及出院到死亡的时间，可以认定本次交通事故是聂某1死亡的根本原因及直接原因，且可以排除其他原因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综上，在案证据均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且能够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证实王志凯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王志凯负事故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王志凯及其辩护人所提对事故认定、被害人死亡原因的意见均不成立。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志凯无视国家法律，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当对其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王志凯犯交通肇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王志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王志凯已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医疗费，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关于对王志凯在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处刑的量刑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原审被告人王志凯犯罪的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王志凯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上诉人王志凯上诉称：1、其与被害人在相撞之前不是在同一车道内行驶，被害人驾车是要横过马路到对面，是从其车辆右侧辅道变道进入主道，辅道应当让主道，故不应当认定其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2、被害人出院时的出院证明中写明是被害人强行转院、后果自负，而且被害人没有继续治疗，故其不应当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辩护人邱劭杰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认定上诉人王志凯驾驶的车辆与驾驶电动车同向行驶的聂某1发生碰撞造成聂某1受伤缺乏确凿的事实证据。公诉机关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事故现场监控录像证实，与聂某1发生碰撞并造成聂某1倒地受伤的是另外一名骑车人，而不是王志凯的车辆。即便王志凯车辆后视镜与其他物品有接触致使后视镜折叠，最符合逻辑的理解只能是王志凯车辆的右边与夹在王志凯车辆与聂某1之间的这个骑车人有接触，而不是与聂某1有接触，至少不能排除是与中间骑车人衣物接触导致王志凯车辆后视镜折叠的这种可能。既然公诉机关确认王志凯驾驶的车辆没有碰撞痕迹，而聂某1车辆经检验有明显的碰撞痕迹，说明与聂某1碰撞并造成其倒地受伤另有其人，而不是王志凯。监控录像可以证明与聂某1相碰撞的是另一名从其前面经过的骑车人，在王志凯驾驶的车辆到达事故现场前聂某1已开始倒下，这些证明与聂某1发生碰撞的不是王志凯驾驶的车辆，是其他人的车辆碰撞产生的交通事故。2、一审法院认定“聂某1与王志凯在相撞之前均直行，聂某1无明显变道或急转弯，根据现场照片中两车相撞后在同车道的情况，可以认定两车在事故发生前在同车道同方向行驶”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相悖。监控录像显示：聂某1在到达事故现场停放在人行道路基上的一辆小轿车左前方之前是紧靠小轿车在骑行，也就是在人行道上骑行；在王志凯车辆出现在监控画面后，聂某1从停在人行道路边小轿车左前方向左变道转弯横穿马路时的行驶方向与王志凯行驶方向基本是交叉的。所以，两车进入监控画面时并不是在同一车道，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并不是同一方向。王志凯在二个直行道第二道行驶，而聂某1是在人行道上行驶，事实证明王志凯没有超车，反而证明聂某1却是不顾相临车道行驶的车辆强行变道超车的事实。3、关于“对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的法律规定，是对同一车道同一方向行驶的前后两车的规定，而事实证明本案发生事故前二车是行驶在不同车道，发生事故时是因聂某1从人行道强行变道左向进入王志凯直行车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列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保持安全距离的应是聂某1，聂某1从人行道强行变道进入直行车道时不应影响王志凯作为相临直行车辆的正常行驶，聂某1明显违反了前述规定。另外，聂某1车辆灯光不合格，缺失转向灯及后位灯，其转向时无法对相关车辆起警示作用，这也是发生交通事故非常重要的又一原因。4、关于法医鉴定意见。首先，鉴定结论中所表述的死亡原因与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死因和直接死因的意见，不仅超越了鉴定事项与鉴定范围，具有“以鉴代审”的违规性，更是带有明显的偏向性；鉴定意见中反而没有针对并发症死亡的原因进行表述与鉴定的内容。其次，交通事故不论是谁的责任，但交通事故只是聂某1死亡的诱因并不是直接原因。聂某1的出院记录明确写到：……余生命体征大致平稳。……，说明聂某1在此时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同时在出院医嘱中写明：继续当地医院进一步治疗。但是，患者家属不顾却聂某1的当时病情及医生的劝告，强行要求出院，即：“今患者家属要求回当地医院进一步治疗，己向其说明病情，出院后一切后某，签字为证”。然而，患者家属自2017年8月1日从广州运回重庆至2017年8月8日患者家属不顾医院的劝阻执意将患者脱离治疗环境，在医生明确告戒聂某1家属这样很可能危及聂某1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拒不遵守医嘱反而将聂某1放在家中拒绝为其治疗，最终导致聂某1在家去世。从以上事实说明：聂某1的死亡，交通事故只是诱因，但不是鉴定书所表述的根本原因，而伤者家属不顾聂某1病情强行转往家中并放弃治疗才是造成聂某1死亡的根本因素。所以鉴定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5、本案侦查与提起公诉期间多次出现重大程序错误，并严重影响本案的公正性。其中：（1）侦查机关于2017年7月22日的询问笔录能证实王志凯驾驶的车辆未与聂某1驾驶的车辆相碰撞的事实，该笔录没有附卷。侦查机关仍然将《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笔录》的检验情况第二项的痕迹鉴定结果作为王志凯车辆与聂某1车辆发生碰撞的证据向公诉机关提交。辩护人向公诉机关提交了从王志凯本人手机中录制的王志凯2016年5月6日关于其驾驶车辆右前侧痕迹产生的视频录像，以及公安机关于2017年7月22日询问时录音及录音内容整理成文字稿。这一证据能证明王志凯驾驶的车辆未与聂某1驾驶的车辆相碰撞，可以证明王志凯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公安机关不予提交，在检察机关知晓后也未去核实与收集，提起诉讼时对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照本宣科。（2）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仅对王志凯作酒精测试，而不对聂某1作酒精测试，明显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办案人员存在事实上的偏向性。从监控录像看出，聂某1在从人行道变道到直行车道时，其有明显的向左侧回头看的动作，这时王志凯车辆离其很近了，然而从其不顾危险强行急速左转变道的情形看，高度怀疑其行为不正常，公安机关未其作酒精测试既违背公平也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直接影响案件的分析判断及案件的定性等。（3）公诉机关未按照法律规定在提起公诉时一并将涉案的重要证据事故现场监控录像提交一审法院，而是公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将该监控录像光盘出示并当庭播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公诉人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然而，其一方要求公诉机关说明该证据未移交人民法院的原因，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由于该监控录像镜头离事故现场较远，事故又发生在傍晚，当时又是下雨天，庭审播放没有慢放功能，所以对细节根本无法看清。庭审后其一方向法院调取了该监控录像，经过多次在慢速播放下仔细观看，才发现聂某1在王志凯驾驶的车辆到达事故现场之前其已与另外一骑车人相碰撞并倒地的事实真相。关于该监控视频，在该案涉及民事部分诉讼时，其一方于2017年9月4日己向番禺法院提交了“调取与保全证据申请书”，法院回复为：因该案可能涉及到刑事案件，暂时无法调取，请向办案部门申请。于是其一方分别于2018年1月5日与2018年1月19日两次向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该证据，但番禺区检察院未予回复。无奈代理人在番禺区检察院检察长接待日去反映该情况并拿出本案的阅卷证据复印件证明公安机关卷宗有该录像时，当时接待其一方的检察官口头回复：我们已向公安机关要求调取，但他们回复说没有。然而，事实证明公诉机关不仅有该监控录像，但庭前并未向法庭移交证据，当庭提交也未作出原因说明，公诉机关应当知道该视频在当时庭审条件下是无法看出该录像真实细节的，公诉机关搞证据突袭造成被告人非常被动，这是否是公诉人的故意，至少是公诉人的过失，后来事实证明该监控录相显示的事实真相与公诉机关的证明的内容完全不一致。（4）公诉机关未按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全部案卷材料，特别是有对王志凯无罪、罪轻的材料。该案在番禺区检察院审查期间经历过二次退侦，经过第一次退侦后，经过人民检察院审查，在2018年5月10日该案仍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第二次退侦。公安机关在第二次退侦后致人民检察的补充侦察报告书中记载的经补充侦查结果如下：派出所经办人员已经前往深圳调取相关资料，现等待回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证据。然而这附卷的案件资料至今未见到，我方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也未实现。至此，公诉机关二次退侦，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后，就在公安机关没有提交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又转变观点提起诉讼。其一方认为公安机关该补充侦查调取的证据对王志凯案的定罪与量刑存在重大关联，再次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公诉机关提交该证据。在一审审查起诉期间其一方向番禺区检察院调取了该证据，但一审开庭审理期间番禺区检察院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据。二审期间向法院提出调取该证据申请书，法院回复没有调取。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不论是公诉机关或者是人民检察院针对王志凯无罪或罪轻的相关证据方面存在不提交或不作为及违规作为的事实。6、王志凯当庭说明在进入看守所前三次讯问笔录只有一名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及制作笔录，只有在2017年12月5目进入到看守所以后的讯问笔录才是二名侦查员进行讯问与制作笔录。然而，恰恰仅有第一份笔录中记录有：王志凯说“也是和我同一车道上走”，然而侦查机关并未记录这时聂某1行驶的方向是否与王志凯行驶车辆的是同一方向。另一点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在前述笔录中记载王志凯是这样说的：“当时我的车行驶到事发路段，我直行，右侧同方向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左侧转向……”；然而，在该笔录下一页记载侦查人员问“对方是在那条车道上行驶？”，王志凯回答“也是和我同一车道上走”，这样讯问带有明显的误导性，因为这时聂某1左转弯变道到王志凯直行车道上，虽然是在同一车道，但侦查机关却没有明确这时聂某1的行驶方向，所以该讯问方式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是事实。若是发生交通事故时两车是同车道同方向才符合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责任认定，然而，交警部门将同车道与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同方向分割开来作出讯问，然后将两者再拼凑在一起表述事实的办法，明显与交通事故事实相违背。发生交通事故前两车行驶方向不能代表发生交通事故时两车行驶方向，发生通事故时是否在同一车道与发生交通事故前是否在同一车道完全是二个概念。侦查机关用聂某1在发生交通事故前的行车方向代替聂某1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行车方向，明显是违背事实的，监控录像已清楚证明了这一点。本案中发生交通事故时两车是否“同车道同方向”是认定该案责任与事实的重要问题，然而从公诉机关提交的对王志凯讯问笔录中只有第一次有关该问题讯问记录，其他讯问笔录却都没有这样的记录，而这一次笔录，王志凯明确说明只有一名侦查人员对其讯问。庭审中王志凯当庭作出前三次每次都只有一侦查人员对其作讯问笔录后，公诉方对此既没有肯定也没有作出否定，而是沉默，法庭也未对此重要证据形成是否违法作出调查与说明。王志凯在进入看守所之前三份笔录，严重违反了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之规定，此项证据法应予排除。请求法庭根据刑诉法第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依法调取王志凯2017年6月16日、18日、2017年12月5日以及2017年7月22日（未提交的讯问笔录）三次讯问笔录讯问时的录音录像进行调查核实，确定该证据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本案到目前为止，监控录像证实，公诉机关认定王志凯与聂某1发生交通事故时在同车道同方向行驶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显示与聂某1车辆相碰撞的是另一名骑车人。王志凯车辆右后视镜折叠应是与夹在王志凯与聂某1中间那个骑车人接触后造成的，至少公诉机关没有证据排除这一可能性；另外，公诉机关已确认王志凯驾驶的车辆上没有与事故现场产生碰撞痕迹，而聂某1驾驶的车辆鉴定却显示存在碰撞痕迹的事实，至此，公诉机关还未能证明聂某1车子的碰撞痕迹是与谁碰撞产生的事实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综合全案证据，公诉机关所认定的相关事实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王志凯无罪，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还当事人以清白。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关于上诉人王志凯及其辩护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提出的上诉意见、辩护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一）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可以清晰显示，辩护人所提及的另一骑车人并未与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发生接触，此名骑车人在上诉人王志凯驾驶的车辆与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时已行驶至王志凯车辆的左侧前方，其行驶轨迹平行于王志凯车辆行驶轨迹的左侧，而并非处于王志凯车辆与被害人车辆之间。王志凯在事故发生后接受交通民警询问至侦查机关立案后接受侦查人员讯问时均未否认其车辆与被害人车辆发生碰撞的事实，即便是在辩护人提供的《“王志凯与交警录音对话”中关于王志凯驾驶车辆右前方碰撞痕迹产生的文字说明》中，也记载王志凯被问及其车辆与被害人车辆发生事故的经过时陈述称：“他就和我后视镜刮到一起了，他是和我同向的”、“那个人已经压到我的后视镜了”。故此，辩护人关于被害人车辆是与另一名骑车人碰撞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辩护意见显然是罔顾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二）监控录像显示，被害人驾驶的车辆直行，逐渐减速行驶至事故发生地点往左侧靠转而近乎停止时，被从其左后侧行驶而来的上诉人王志凯驾驶的直行车辆碰撞，碰撞时被害人车辆前轮方向与王志凯车辆直行方向的角度明显小于90度。尽管监控录像因监控拍摄设备距离事故现场较远且当时下雨，而无法显示现场道路上的标线，但结合前述录像显示的状况，综合考量监控录像显示的事故现场路边一辆小轿车的停放位置状况、被害人驾车行经前述小轿车左侧的位置状况和王志凯向交警部门提供的其用移动电话机拍摄的照片显示的事故发生后两台车辆在道路上的位置状况，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和王志凯驾驶的车辆在相撞之前均直行、被害人无明显变道或急转弯的认定意见和王志凯车辆与被害人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在同车道同方向行驶的认定意见正确，何况经王志凯签名确认的交警部门于案发当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也记载了王志凯在接受交通民警的询问时陈述被害人“也是和我同一条车道上走”。故此，王志凯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害人车辆是从辅道变道进入王志凯车辆行驶的主道、两车并非同方向行驶的上诉意见、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现场勘查笔录所附现场图、现场照片显示，并经本院合议庭到事故发生现场查看，事故发生地点也是车辆和行人横过马路通往新水坑牌坊出入口的路段（新水坑牌坊出入口的对开路段），上诉人王志凯车辆驶入这一路段前的车道上有横向减速标线。同时，监控录像清晰显示，王志凯车辆与被害人车辆碰撞前车速明显高于被害人的车速，且没有减速迹象，其行驶状态也显然并非王志凯在本院庭审时所辩解的是“刚起步，那里是塞车的”。故此，结合上述两项分析意见，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王志凯车辆遇前方同车道同方向的被害人车辆左转弯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以致两车发生碰撞而负事故主要责任的认定意见和原审法院关于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理据充分的审理意见，本院予以认同。（四）侦查卷宗显示，交警部门在事故发生后对上诉人王志凯制作了记载时间分别为2017年6月16日（询问至次日凌晨）和7月18日的两份询问笔录，笔录上记载的询问人均为两名交通民警，王志凯也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了笔录的记载内容，并签署了与笔录记载日期相符的落款日期；此后经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机关对王志凯进行了四次讯问，第一次讯问于2017年12月5日在交警部门的询问室进行（其后三次讯问均在看守所的讯问室进行），讯问笔录上记载的讯问人为两名侦查人员，王志凯也在讯问笔录上签名确认了笔录的记载内容，并签署了与笔录记载日期相符的落款日期。关于前述第一份询问笔录，经审查笔录记载的询问问话和王志凯的陈述内容，并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加以判断，问答内容自然、明确，足以合理地排除询问人误导王志凯陈述案情的可能性。前述询问笔录上并未记载询问时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也并不属于依法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案件。此外，在本院审理期间，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证明：退查再送的补充侦查报告书是在另一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因没有完全修改而致出现结果陈述出错，该案并没有到深圳调取相关资料。这一情况说明在本院庭审时由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出示、宣读并经质证。结合本案案情和其他证据的情况来看，侦查机关在情况说明中的解释合乎情理，应当予以采信。综前所述，现有证据足以合理地排除本案存在公安机关非法收集证据、不收集必要的证据、隐匿证据的可能性。（五）关于被害人的死亡原因和上诉人王志凯应当对被害人死亡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已作了阐述，阐述的审理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志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对原审法院的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提出的质疑已超出合理怀疑的限度，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志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车辆，因而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幅度予以处罚。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辩护人关于王志凯无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 鹏审判员 易建明审判员 相迎春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卢文峻陈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