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新42刑终319号 原公诉机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国红，男，回族，1973年3月15日出生，文盲，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2018年3月21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3月8日被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智元，新疆楚呼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丁国红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9年4月20日作出（2019）新4226刑初1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丁国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指派检察员李茜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丁国红及其辩护人杨智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9月20日，阿某和哈某在张某承包的查和特乡集体土地（已经收割完毕的玉米地）里合群放牧，当时被告人丁国红在相距不远的耕地里放羊。丁国红为了自己放牧的羊有草料吃，以阿某和哈某所放的羊群不是查和特乡牧民的牲畜为由，阻止阿某和哈某在此处放牧，为此双方发生争执。后阿某报警。 2017年9月30日，加某与妻子阿某1在张某未收割的玉米地旁两间无人居住的平房中打扫卫生，准备搬去暂住，见丁国红将自己的三匹马赶进张某未收的玉米地，加某劝其将马匹赶走，双方发生争吵，丁国红恼怒下进入平房将房门踢坏，并以火墙是以前自己居住时垒的为由将房屋内的火墙推到。阿某1打电话叫来加某的弟弟阿某2，丁国红在争执中踢了阿某2一脚，阿某1报警。民警对丁国红进行批评教育后，双方达成和解。 2017年10月，郑某与董某达成口头协议，由郑某对董某承包的位于查和特乡三支渠四道的土地进行秋季翻耕。2017年10月12日，郑某的驾驶员正在耕地时看见丁国红在地里转了一圈，中午郑某接到驾驶员电话：车被人挡了，不让犁地。郑某赶到后看见丁国红带着四五个人牵着马坐在车前不让犁地。丁国红称“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是咋回事你就在这里犁地，我们和政府之间签订的有合同。”郑某见状报警。丁国红在现场叫嚣要去乌鲁木齐上访，并给其他牧民打电话叫人到现场，派出所民警赶到后现场陆续聚集了二三十人，丁国红认为阻止了郑某耕地他的牛羊就可以在地里放牧，经派出所干警协调郑某暂停犁地。 2017年10月26日，张某承包的土地里种植的玉米收割后，倒伏的玉米还未进行伏收，丁国红就将其放牧的牛羊赶进地里放牧，张某阻止无果后报警。后双方协商，由张某留给丁国红三四亩地由其先放牧，剩余的由张某边伏收丁国红边在伏收完的地里放牧。 2017年11月份，丁国红多次阻止他人在耕地里打草。1.哈某3用自己的打草机在承包出去的集体土地中为其他村民打包玉米秸秆，丁国红以此地是集体土地，有牛羊的可以将牛羊赶来吃草，没有牛羊的不能打草为由阻止打草，并割开了哈某3已经打好的一百多捆草捆。实际被告人丁国红自己打草喂养承包的牲畜，并将打包好的草捆出售。2.查和特乡的牧民曾和乡政府达成协议，可以在承包地里打草。2017年11月，查和特乡牧民阿某4、加某1、巴某、达某、吐某、乌某等人在集体土地里打草时，被告人丁国红阻止，理由是有牲畜的可以吃草，没有牲畜的不能打草。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接警情况登记表、接警情况说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案发现场照片、指认照片等证据证实。庭审时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丁国红多次滋扰查和特乡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妨害当地管理机关依法管理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 原审认为，被告人丁国红之所以多次阻止他人打包草捆，是因为其本人需要打草喂养承包的牲畜，并将打包好的草捆出售。如别人也拉草，丁国红就会损失这些利益。被告人丁国红为一己之利多次在放牧等问题上与他人发生纠纷，不顾查和特乡全体农牧民与乡政府签订的“统一承包，集体田地可以放牧，但不能影响农耕”等合法协议及村规民约，肆意妄为，多次以殴打、辱骂、侵犯他人财产等方式进行挑衅，动辄以身体有病、上访相威胁，藐视国家法律及政府的惠民政策，在查和特乡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派出所民警及他人多次提醒、劝解后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并蒙骗、怂恿不知情的群众（郑某案）。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被告人丁国红试图狡辩，在侦查人员播放审讯录像并指出其供词前后不一致时谎称记忆有误（阿某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丁国红仍未反省自身的犯罪行为，直言“只承认自己的供述，对他人的陈述全部不认可。”，在公诉机关提交的诸多证据面前拒不认罪。被告人丁国红横行乡里、蛮横无理，两年以来多次肆意叫嚣挑衅的违法犯罪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予以支持。原审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丁国红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的危险，遂判决被告人丁国红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丁国红不服，向本院提出以下上诉意见： 上诉人丁国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丁国红自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与他人发生的纠纷认定为犯罪行为，定性错误。丁国红与他人发生的纠纷仅仅是民间纠纷，每次都事出有因，并非是丁国红故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原审判决混淆了违法与犯罪的概念。丁国红虽然与他人发生过纠纷，那只是一般老百姓之间为了一些琐事发生的争吵，发生纠纷的当事人都有过错，与犯罪无关。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上诉人丁国红并非罪不可恕，丁国红的行为在农村是很常见的，而且是一对一的矛盾，发生争议和纠纷的原因都是牵扯种地和放牧，以该情形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予以处罚不妥。对于本案事实，丁国红说了与一审认定的讯问笔录内容是一致的，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丁国红身体状况也不好，社区矫正管理也不方便，鉴于上述情形，请二审人民法院对丁国红免于刑事处罚。 检察机关的意见是：上诉人丁国红为一己之利，多次在放牧等问题上与他人发生纠纷，不顾查和特乡政府与全体农牧民签订的“统一承包，集体土地可以放牧，但不能影响农耕”等合法协议及村规民约，多次以殴打、辱骂、侵犯他人财产等方式进行挑衅，在有关机关（派出所）多次调解后仍然不听规劝，继续肆意妄为，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并非其所辩解的仅仅是民间纠纷行为，尤其是在阻止哈某3打草一节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丁国红之所以多次阻止他人打草，是因为自己需要打草喂养承包的牲畜，并将打包好的草捆出售，如果别人也打草丁国红就会损失这些利益。因此，丁国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丁国红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无事生非，多次滋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妨害当地管理机关依法管理社会秩序，自2017年9月至11月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二审人民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中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在原审开庭审理时已当庭出示并进行质证。经二审核实，原审判决所列证据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对原审判决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原判认定的事实均是上诉人丁国红与他人因放牧或打草引发的纠纷，但2017年9月20日在公安机关对丁国红与阿达力别克·朱玛汗、哈斯木别克·布里斯别克的纠纷作出处理后，丁国红在后续发生的纠纷中，仍然实施殴打、辱骂他人和恶意破坏他人财产、划破他人打捆成包的玉米秸秆等行为，置公安机关批评教育和处理于不顾，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多次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符合上述司法解释有关认定寻衅滋事罪的规定。故原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丁国红犯寻衅滋事罪，定性准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量刑。原审判决根据丁国红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等情节，对其科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丁国红的上诉意见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岩 审判员  刘静 审判员  黄昊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