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2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唐明路600弄112幢1号-4。法定代表人：张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洪，上海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骅聪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望山北路258号。法定代表人：张广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简豪志，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元，北京曹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嘉善日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刘河路168号。法定代表人：蔡铭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孝亮，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日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山骅聪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骅聪公司）、原审第三人嘉善日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日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7民初18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日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骅聪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上海日茸公司与骅聪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对于《采购合同》的约定，上海日茸公司认为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蔡铭德代表嘉善日茸公司签订的，但抬头打印成上海日茸公司，另一种是蔡铭德与嘉善日茸公司串通并事后补签。2、骅聪公司与嘉善日茸公司存在串通的可能性。骅聪公司与嘉善日茸公司在上海日茸公司与蔡铭德分家之际，利用蔡铭德身份的便利性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间差签订了一个未经上海日茸公司任何洽谈、磋商的合同，企图达到让上海日茸公司承担款项的目的。二、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在骅聪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损失的情况下，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标准的违约金。三、自2017年5月初上海日茸公司与蔡铭德分家且部分员工劳动关系确已变更，陆某、俞某等人实际为嘉善日茸公司员工，社保由嘉善日茸公司缴纳，工资亦由嘉善日茸公司发放。四、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证人证言，该证人是骅聪公司的送货人员，其却记不清送货的具体地址和门牌号，故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五、一审法院应认定骅聪公司与嘉善日茸公司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从嘉善日茸公司提供的发票可得出上述二者存在承揽加工关系，故不排除嘉善日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骅聪公司采购原材料后由骅聪公司运送至嘉善日茸公司，或者直接运送至上海日茸公司处，后让派驻在上海日茸公司工作的陆某、俞某直接签收，故承揽关系存在于骅聪公司与嘉善日茸公司之间。六、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应由上海日茸公司承担合同义务，但骅聪公司未提供任何律师服务费的发票及付款凭证，其也不应承担未实际发生的律师费用，且双方约定的律师费64,000元也过高，应予以调低。骅聪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日茸公司的上诉请求。采购合同、微信聊天、对账单、发票、送货单等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交易往来。据此，骅聪公司认为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嘉善日茸公司述称，嘉善日茸公司与上海日茸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其与骅聪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加工业务，故涉案业务货款不应由嘉善日茸公司承担。骅聪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上海日茸公司偿付骅聪公司货款521,754.89元；2.上海日茸公司支付骅聪公司违约金（以521,754.89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暂算至2018年9月30日为135,655.64元）；3.上海日茸公司支付骅聪公司律师费64,000元。审理中，骅聪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1.上海日茸公司偿付骅聪公司货款516,444.97元；2.上海日茸公司支付骅聪公司违约金（以516,444.97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3.上海日茸公司支付骅聪公司律师费6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8日，骅聪公司（甲方）和上海日茸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上海日茸公司向骅聪公司采购工装夹具、检具及治具等，具体以订单为准。合同约定上海日茸公司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骅聪公司采购，骅聪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输到上海日茸公司上海公司仓库交付。结算方式约定月结120日，即上海日茸公司发出对账单经骅聪公司确认，骅聪公司开具发票后120日内上海日茸公司支付货款。违约责任约定上海日茸公司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应向骅聪公司支付应付款总金额的千分之一每日违约金直到结清账款，并承担骅聪公司为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保全保险费等）。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昆山骅聪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印章，乙方处有“蔡铭德”“06/17”字样。合同签订后，骅聪公司按约向上海日茸公司进行供货，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载明“日茸（上海）”，收货人为陆某和俞某。2017年9月12日，陆某向骅聪公司员工简豪志发出电子邮件，发件人载明：日茸-工程部-陆某，主题为6-8月对账单，邮件内容为“附件为6-8月份检治具对账清单，确认无异议，请开发票（发票必须以对账明细开票），对账清单请盖上贵司的公章和发票一起给我”。“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程部-陆某邮箱：XX＠ri-rong.com.cn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号”。2017年9月14日，陆某再次向骅聪公司员工简豪志发出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收件好！附件更新，请查收”，附件名称为“2017年6-8月份对账清单.xlsx”文件，附件内容为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2017年6-8月份骅聪检治具对账清单，清单载明货款金额为516,444.97元。同时，骅聪公司对该组电子邮件进行了公证。2017年9月14日，骅聪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开具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发票号码：08248711-08248715)，金额共计516,444.97元。2017年12月12日，骅聪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开具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发票号码：08248719)，金额共计5,310元。2017年12月5日，陆某向骅聪公司员工简豪志发出微信，表格内容为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骅聪9月份检/治具对账清单，清单载明货款金额为5,310元。2018年7月2日，上海日茸公司向骅聪公司支付货款5,310元。另查明，2017年8月3日，嘉善日茸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发出电子邮件，附件名称为“打磨厂支援嘉善工时转嫁-6月（2）.xlsx”“日茸-支援明细-汇总明细20170730.xlsx”，明细载明陆某和俞某的工资由嘉善日茸公司支援上海日茸公司。2017年9月2日，嘉善日茸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发出电子邮件，主题为“2017年8月两厂区支援工时转嫁明细”，邮件内容为“附件是两厂区8月份支援工时，按照附件核算成本，另核算好的成本应给资材部企划许某一份”，明细载明陆某和俞某的工资由嘉善日茸公司支援上海日茸公司。同日，嘉善日茸公司再次向上海日茸公司发出电子邮件，附件为“日茸-两厂区支援工时转嫁明细20170901.xlsx”，邮件内容为“不好意思，两厂区转嫁工时成本核算只要把核算的总金额告诉资材部许某就可以了，另嘉善支援上海的人员夜班天数下周一补发，附件可先进行成本核算。上海支援嘉善的人员夜班天数附件已填写好”。2017年9月26日，嘉善日茸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发出电子邮件，附件名称为“日茸支援资料转嫁明细20170925.xlsx”，邮件内容为“附件是嘉善9月份支援上海厂区的工时明细，请核算支援成本”，明细载明陆某的工资由嘉善日茸公司支援上海日茸公司。2017年9月29日，上海日茸公司在嘉善日茸公司提供的采购发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对账单载明了嘉善日茸公司8月份、9月份支援上海日茸公司的工时费及上海日茸公司8月份、9月份支援嘉善日茸公司的工时费。再查明，上海日茸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8日，原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号XX幢，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7月14日由蔡铭德变更为张斌。嘉善日茸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4日，住所地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XX镇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月19日由张斌变更为蔡铭德。2018年9月3日，骅聪公司因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与北京曹圣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一份，该律所接收骅聪公司的委托，指派张伟元律师为本案一审的代理人。201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出具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一份，载明上海日茸公司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08248711-08248715、08248719)，其中，编号为08248719的发票已认证通过，其余5份发票未查询到认证信息。审理中，骅聪公司提供陆某员工卡复印件一份，显示陆某系上海日茸公司工程部文员，工号为R1650。上海日茸公司提供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表一份，载明陆某在上海日茸公司就业起始日期为2016年4月6日，就业终止日期为2017年4月30日，退工原因为解除合同。同时，上海日茸公司另行提供与嘉善日茸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载明因嘉善日茸公司成立初期办公场地不足，嘉善日茸公司部分雇员于2017年4月至10月继续留在上海日茸公司办公，办公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号，并约定：1.考虑到嘉善日茸公司刚成立未注册新邮箱，上海日茸公司允许嘉善日茸公司的雇员继续使用上海日茸公司的邮箱进行办公，截止时间到2017年12月底。2.嘉善日茸公司允许上海日茸公司使用嘉善日茸公司的MRP系统运行公司资料，截止时间到2017年12月底。3.嘉善日茸公司的部分雇员于上海日茸公司的办公时间截止到2017年9月底。4.嘉善日茸公司在以上时间段内在上海日茸公司进行的商业行为均需得到上海日茸公司的同意，并由双方公司负责人签名盖章方为有效。5.自2017年1月后嘉善日茸公司法人代表已进行了变更，上海日茸公司法人代表于2017年5月后启动法人代表变更，2017年5月后嘉善日茸公司于上海日茸公司所有发生的商业行为均需由上海日茸公司新的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方为有效。上述约定自2017年5月1日后生效执行。2019年3月22日，骅聪公司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1.证人不是骅聪公司员工，但于2017年6月-9月为骅聪公司向上海日茸公司进行送货，收货联系人是上海日茸公司员工陆某。2.证人送货的地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厂区门口有“日茸”字样的门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骅聪公司、上海日茸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若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则上海日茸公司结欠骅聪公司货款金额；三、若上海日茸公司存在违约，则违约责任如何承担。针对争议焦点一，上海日茸公司辩称骅聪公司、上海日茸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蔡铭德自2017年1月19日起担任嘉善日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上海日茸公司内部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公司印章已被收回，故蔡铭德无权代表上海日茸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条款对上海日茸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采购合同抬头及落款乙方（需方）处的名称均明确为上海日茸公司。其次，虽然上海日茸公司提供了其和嘉善日茸公司之间的协议书，但一审法院注意到，蔡铭德签订合同的日期为2017年6月17日，当时蔡铭德仍担任上海日茸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备案登记直至2017年7月14日法定代表人由蔡铭德变更为张斌，故上海日茸公司和嘉善日茸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书不具有对抗工商备案登记公示的效力。最后，从送货单、电子邮件、增值税发票的记载亦可印证合同实际履行的相对方即为骅聪公司和上海日茸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蔡铭德有权代表上海日茸公司与骅聪公司签订合同。无论合同落款乙方是否加盖印章，均不影响蔡铭德签字的法律效力，故合同项下的约定对于上海日茸公司具有约束力，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二，骅聪公司、上海日茸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骅聪公司已按约向上海日茸公司进行供货，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同时上海日茸公司亦通过电子邮件及微信的方式分别对2017年6月-8月及9月的收货金额进行对账确认，现上海日茸公司仅向骅聪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故骅聪公司要求上海日茸公司偿付剩余货款516,444.97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海日茸公司辩称陆某并非上海日茸公司员工，无权代表上海日茸公司与骅聪公司进行对账，且上海日茸公司也没有收到骅聪公司交付的货物及开具的发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上海日茸公司提供了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表以此证明陆某于2017年4月30日从上海日茸公司退工，但从以下三方面仍可印证陆某仍代表上海日茸公司收货及对账：一、骅聪公司提供的2017年6月-9月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为“日茸（上海）”，收货人有“陆某”签字，此与证人林某关于向上海日茸公司地址送货及陆某收货的陈述相吻合。二、2017年9月陆某向骅聪公司发出对账的电子邮件中，备注栏明确载明“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程部-陆某公司地址：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号”。同时，2017年12月陆某向骅聪公司发出的微信中，对账清单的名称亦载明“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骅聪9月份检/治具”。三、根据嘉善日茸公司提供的2017年8月、9月的电子邮件转嫁明细可见，嘉善日茸公司于2017年6月-9月支援上海日茸公司工时，包括代上海日茸公司向陆某及送货单另一收货人俞某支付工资，上海日茸公司亦在采购发票对账单中对工时支援事宜进行签字确认，且上海日茸公司根据对账结果向嘉善日茸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故陆某的工资明为嘉善日茸公司发放，实为上海日茸公司支付。至于发票问题，骅聪公司分两次向上海日茸公司开具6份发票，但上海日茸公司在2018年12月24日第一次庭审中明确6份发票未收到，也未认证或抵扣。但税务机关出具的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证明编号为08248719的发票已认证通过，其余5份发票未查询到认证信息，此与上海日茸公司的陈述亦自相矛盾。综上，上海日茸公司的上述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三，上海日茸公司逾期履行付款义务的，根据合同第6.3条的约定，骅聪公司有权向其主张相应的违约金及律师费。骅聪公司第一次向上海日茸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结合上海日茸公司应在骅聪公司开票后120日付款的约定，骅聪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骅聪公司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上海日茸公司对此亦提出异议，且骅聪公司也未提供其损失的依据，故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由每日千分之一调整为每日万分之六。同时，骅聪公司要求上海日茸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判决如下：一、上海日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骅聪公司货款516,444.97元；二、上海日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骅聪公司违约金（以516,444.97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六计算）；三、上海日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骅聪公司律师费64,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014元，减半收取5,50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128元，合计诉讼费9,635元，由上海日茸公司负担。各方当事人均未于二审中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系争合同对上海日茸公司是否具有拘束力的问题，首先，从合同的形式上看，采购合同的首部及尾部的需方处均明确载明为上海日茸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铭德在合同尾部签字、署期。上海日茸公司提供其与嘉善日茸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证明蔡铭德自2017年5月上海日茸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蔡铭德已无权代表上海日茸公司进行签字，故采购合同对上海日茸公司无拘束力。本院认为，蔡铭德于合同上署期为2017年6月17日，其当时仍为上海日茸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于骅聪公司而言，上海日茸公司与嘉善日茸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无法对抗工商登记的效力。其次，骅聪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显示为“日茸（上海）”，对账清单及增值税发票等也显示为上海日茸公司，据此，系争采购合同对上海日茸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二、关于上海日茸公司应支付货款金额的问题，系争采购合同签订后，骅聪公司陆续向上海日茸公司送货，并提供送货单予以证明。骅聪公司与上海日茸公司陆某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对账，上海日茸公司辩称陆某代表的是嘉善日茸公司而非上海日茸公司。对此，本院认为，该电子邮件附件显示为上海日茸公司对账清单，且该邮件底部显示为上海日茸公司的工程部-陆某，此外，从嘉善日茸公司提供的关于工时转嫁明细可见，嘉善日茸公司于2017年6月至9月支援上海日茸公司工时，由此可见，尽管陆某的工资由嘉善日茸公司发放，但骅聪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陆某的工作仍代表上海日茸公司。据此，骅聪公司主张上海日茸公司支付货款516,444.97元，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因上海日茸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货款，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已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低为每日万分之六，该计算标准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骅聪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亦具有合同依据，且骅聪公司已经提供了律师费的发票及付款凭证，一审对此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海日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4元，由上诉人日茸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