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605执异459号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白岗棠溪村（土名）“细站”地段自编8号，营业执照：440682000283694。 诉讼代表人：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代理人：唐力，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职员。 委托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马云卿，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曾煌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城公司”）与被申请人马云卿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9年9月29日、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听证。申请人圣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诗文，被申请人马云卿的委托代理人曾煌辉到庭参加了两次听证，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唐力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听证。申请人于2019年9月30日申请对《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落款处的“圣城公司”印章及形成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制作鉴定笔录，当日被申请人亦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申请人、被申请人分别于同年11月26日、12月13日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圣城公司称，请求裁定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申请人认为（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确定的债权错误，被申请人恶意通过仲裁虚构对圣城公司债权。现圣城公司已破产，该裁决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为（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不公，依法应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程序严重违法。1.违反企业破产法关于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2016年9月2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破5-2号民事裁定，依法裁定圣城公司破产重整，并指定管理人。2017年8月1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圣城公司重整程序，并交由南海法院审理。同日，南海法院裁定受理圣城公司破产清算。依法，马云卿对圣城公司提起的诉讼，应由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南海法院管辖。广州仲裁委受理本案仲裁申请，程序严重违法。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仲裁规则，该案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圣城公司长期资不抵债，负债构成复杂，适用简易程序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不利于维护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3.由广州仲裁委东莞分会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本案约定由广州仲裁委管辖，但是，该案由广州仲裁委立案，却又由东莞分会审理。在双方未约定由东莞分会管辖的情况下，广州仲裁委将本案移交东莞分会审理，却未告知圣城公司，程序严重违法。二、认定事实错误。1.仲裁庭认定借款真实，严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主债务人张锦华及圣城公司均涉及多宗民间借贷案，依法，应对本案借款是否真实进行严格审查。第一，张锦华未提供任何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马云卿出借款项不合理。且两份《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人”。但是，马云卿于2014年出借借款的时候，张锦华并未提供任何担保，此时马云卿出借款项明显不合理。第二，马云卿于借款到期后长达两年的时间未向张锦华主张债权，明显不合理。第三，借款期限内未约定利息，不合常理。第四，本案借款实质是圣城公司的股东张富英与何予斌产生矛盾之后，张富英企图瓜分圣城公司财产而虚构的债务。管理人接管后发现，除本案借款外，张富英家族还利用圣城公司作为担保人虚构债务，或将其家族个人借款纳入圣城公司债务，申报金额约4.2亿元。2.广州仲裁委认定担保有效，严重错误。第一，担保并非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7月，即圣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两个月前，已严重资不抵债，根本没有能力再为张锦华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下，张富英作为圣城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持有公章之便签订《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为其家族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约定12天内一次性偿还本息共计约220万元，显然不代表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第二，未经股东会决议，担保无效。张锦华是圣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富英的女儿，张富英是圣城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圣城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依法无效。第三，担保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依法应予撤销。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无偿转让财产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审理中应当注意，债务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无偿加入他人债务的，将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属于广义的无偿转让财产，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应予支持。圣城公司无偿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责任的，在其代为清偿债务后依法享有追偿权，看似对圣城公司财产没有造成减损。但实际上，圣城公司的这种无偿保证行为实质上是对自身财产的一种不利处分，变相减少了自身的责任财产，应属于可撤销行为。为此，圣城公司无偿担保行为损害了全体债权人特别是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三、申请人依法有权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圣城公司有权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综上，（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不公，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马云卿答辩称，申请人的管理人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根据相关规定，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请人就相同理由于2017年12月1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7）粤01民特1298号民事裁定，认定申请人申请撤销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的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的规定，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现申请人又以同样的理由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应依法驳回。二、申请人所谓仲裁案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成立。1.申请人所谓违反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理由不成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但是并未规定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不能申请仲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签订《保证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签订《和解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9月18日，《保证合同》《和解协议》均约定选择了广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并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圣城公司破产重整案之前。2.申请人所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成立。《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争议金额在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的，可适用简易程序。”双方于2016年9月1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约定了选择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郝飞一人组成仲裁庭，适用简易仲裁程序，仲裁调处本担保合同纠纷。鉴此，广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书面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仲裁该案，并不违反程序规定。3.申请人所谓由广州仲裁委东莞分会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广州仲裁委员会将本仲裁案交由东莞分会管理，并未违反有关程序性规定。综上，申请人所谓（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案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不成立。 三、申请人所谓（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案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成立。1.（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认定借款真实，得到了申请人在该仲裁案庭审质证中的认可和确认。在该仲裁案庭审质证时，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据》、银行转账凭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认定担保有效，得到了申请人在该仲裁案庭审质证中的认可和确认。申请人在该仲裁案庭审质证时，对被申请人提供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3.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申报的债权本金、违约金、仲裁费等予以了确认。2017年3月2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下达了（2016）圣城破管字第2-77-2号《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确认了被申请人申报的债权本金1500000元，违约金661333.33元，合计为2161333.33元。对于仲裁费32880元，申请人在该仲裁案庭审时同意承担。4.（2016）穗仲案字11487号裁决结论的依据均系申请人确认的证据及其审查所确认和当庭同意承担的债权。（2016）穗仲案字11487号裁决根据申请人确认的《借款合同》《借据》、银行转账凭据、《保证合同》和（2016）圣城破管字第2-77-2号《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及其在仲裁庭当庭同意承担仲裁费，按照双方在庭审时对被申请人申报的债权本金1500000元，违约金661333.33元，仲裁费32880元，合计2194213.33元的一致确认，作出了支持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上述债权金额。该裁决结论与申请人（2016）圣城破管字第2-77-2号《佛山市南海圣城仓储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审查结果通知书》所确认的债权金额加上其当庭同意承担仲裁费32880元完全一致。5.申请人没有证据足以推翻其所确认和（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确认的被申请人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但是，申请人并没有证据足以推翻其所确认和（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确认的被申请人债权。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的结论，完全是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所确认的债权而作出的裁决书，申请人现申请法院不予执行该裁决书，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请求法院对于申请人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申请人申请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裁决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法定条件，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本院查明：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25日受理了马云卿关于担保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该案于2016年11月1日组成独任仲裁庭，于2017年5月27日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于2017年6月8日作出仲裁裁决，认定2014年9月26日，张锦华与马云卿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张富英向马云卿借款100万元，期限自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11月25日，逾期还款的，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日，马云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锦华支付借款100万元。2014年11月25日，张锦华与马云卿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张锦华向马云卿借款50万元，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4年12月24日，逾期还款的，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日，马云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锦华支付借款50万元。张锦华未偿还本金及违约金。2016年7月26日，圣城公司与马云卿签订两份《保证合同》，约定由圣城公司对马云卿与张锦华分别于2014年9月26日、2014年11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等。广州仲裁委员会认为两份《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圣城公司应对张锦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据此裁决圣城公司向马云卿偿还借款1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及仲裁费等。 圣城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圣城公司以仲裁程序违法及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为由，请求撤销前述仲裁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特129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圣城公司关于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另查明，圣城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31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张富英、何予斌，分别占有80%、20%股权，法定代表人为何予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粤06破5-2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圣城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6）粤06破5-32号民事裁定，裁定：一、终止圣城公司重整程序；二、本案交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一并审理。2017年8月1日，本院作出（2017）粤0605破申16-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李智平对被申请人圣城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等，并决定指定佛山市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圣城公司管理人。 又查，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两份《保证合同》落款处均仅有“圣城公司”印文印章及“张富英”签名，其中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26日，另一份没有签署落款日期。 被申请人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甲方马云卿与乙方圣城公司的《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圣城公司同意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对张锦华所欠甲方包括上述借款本金和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在内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圣城公司应于2016年9月30日一次性向甲方清偿上述借款本金及应当支付的违约金等。落款处有甲方处有“马云卿”签名，乙方处“圣城公司”印文印章及“张富英”签名。 听证中，被申请人马云卿陈述，马云卿通过朋友归勇华介绍认识张锦华，张锦华称其做物流生意，需要资金周转，马云卿同意借款给张锦华。马云卿、归勇华都知道圣城公司是张富英的，而张富英与张锦华是父女关系，所以圣城公司为张锦华提供担保。当时在圣城公司张富英的办公室签订保证合同，在场人员有马云卿、归勇华、张富英、张锦华，由张富英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圣城公司”印章，两份保证合同为同日签署即2016年7月26日。和解协议也是在张富英办公室签订，亦由张富英签名及加盖“圣城公司”公章。张富英提供《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上有张富英的签名及“圣城公司”的印文印章，但因时间较长无法向法庭提供。申请人陈述，前述合同上的“圣城公司”印章为张富英私自加盖，并未经其他股东表决同意。 经本院向圣城公司的另一股东何予斌询问，其陈述并不清楚涉案对外保证，该对外保证没有提请股东大会表决，也没有征询过何予斌的意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请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公证文书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后，重新确定债权。”根据前述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管理人认为仲裁裁决确定的债权确有错误的，有权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现申请人提出《保证合同》《和解协议书》上“圣城公司”的印章并非备案章，未经股东会决议，该证据并非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等事由，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法定不予执行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根据前述规定，本院依法对仲裁裁决圣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即两份《保证合同》进行审查。本院综合保证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是否存在恶意、内容是否适法等方面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该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作了限制性规定。根据前述规定，在本案债务人为股东张富英的女儿张锦华的情况下，如为前述债务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张富英本人没有表决权，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该保证行为已经股东会决议。而且，经本院向另一股东何予斌询问，其明确表示不清楚涉案对外保证，该对外保证未提请股东会表决亦未征询股东何予斌的意见。即便按被申请人主张，张富英提供了仅有张富英签名及圣城公司印章的《股东会决议》，也违反前述议事规则，张富英单独以自己名义作出《股东会决议》，并擅自使用有圣城公司印文的印章以圣城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为其子女债务作担保，使其子女的债务转嫁于圣城公司，该行为明显背离了公司设立目的、损害了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并非圣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行为人张富英违背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擅自以圣城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等，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 其次，从被申请人的陈述来看，被申请人知晓张富英与张锦华为父女关系，而签订《保证合同》时，被申请人只是基于张富英是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及加盖“圣城公司”印章的事实而信赖其有代表权。但张富英以圣城公司名义为其女儿借款提供担保，其行为后果将直接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给其女儿的代表行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已对公司为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关联交易作出限制性规定，须经除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既已将公司为关联担保的行为予以明文规定即具有公开宣示效力，被申请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但被申请人未能提供涉及张锦华的债务保证的《股东会决议》，即便按被申请人所称有一份张富英签名、圣城公司盖章的《股东会决议》，但该份《股东会决议》仅由张富英本人表决，明显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实质上与张富英代表公司为其子女借款提供担保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述情况下，被申请人理应知道张富英代表圣城公司为其子女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圣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但被申请人仍与张富英签订涉案《保证合同》等，具有重大过错。此外，本案债务发生于2014年期间，而担保行为并非发生于借款之时，而是发生于借款两年后债务人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不符合一般借款担保的交易习惯，综上，可以认定被申请人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 最后，按被申请人主张的签署日期，两份《保证合同》的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7月26日，而《和解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距2016年9月26日圣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分别约两个月、八天的时间。即在圣城公司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股东张富英擅自以圣城公司名义为其子女的债务提供保证，实质上是由圣城公司承担私人债务。前述合同的内容必然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破坏破产法的公平清偿原则。 综上所述，涉案《保证合同》虽载体形式上难辨真伪，但签订人及盖章人张富英明显无代表权，未经股东会决议，不是圣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所设定的保证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且严重损害了圣城公司及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是张富英和被申请人分别为自身利益而签订形成，违反了证据应具备的客观性、合法性基本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规定，本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涉案仲裁裁决。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因申请人提出不予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其中一项事由已成立，而且，申请人提出的关于程序违法事由已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中提出，故本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事由不再审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执行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11487号仲裁裁决。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黄立勋 审 判 员  李 娟 人民陪审员  钟燕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潘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