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18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道铃，男，196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其兵，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革生，男，195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琴，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山，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道铃与被上诉人陈革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9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道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革生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一）未查清补充协议之外的主协议，而且留存于工商档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上大某的签字明显不同，一审法院却认定该协议上大某的笔迹与其他证据中大某的笔迹无明显差异，属认定事实不清。大某签名的收条与其在工商局的签字亦明显不同；（二）大某收条、汇票申请书、投资说明之间相互矛盾；（三）大某与王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受陈革生指令还是自行前往的事实也未查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陈革生要求王道铃支付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是基于其作为股权持有人向王道铃指定的人转让股权，但陈革生并不拥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大某代陈革生持有，但该转让行为是不生效的，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应当无效。即使大某与陈革生、孙某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属无效，股权不能依据无效的合同而发生所有权转移。被上诉人陈革生辩称，陈革生和大某只签订了该份补充协议。经与大某核实，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大某的签字确实不是其本人签署，但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陈革生于2008年受让了大某的股权，签订了补充协议，大某出具了投资说明，目标公司也有董事会决议、王道铃出具了相应的欠条，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代持是有效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无需办理审批手续。2015年2月6日大某名下股权登记到案外人名下就说明陈革生已经履行了其义务，王道铃也两次向陈革生出具欠条予以确认，陈革生已经履行了交付股权的义务，王道铃应当支付剩余款项和利息，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陈革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道铃偿付陈革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00,000元；2.王道铃偿付陈革生按照年息15%的标准，计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10月31日以人民币1,800,000元为基数，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6日以人民币1,700,000元为基数，2018年2月17日至2018年8月20日以人民币1,600,000元为基数，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9月6日以人民币1,450,000元为基数（以下利息合计257,547元），2018年9月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以人民币1,300,000元为基数。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6月20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成立。2006年4月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备案通知书，记载：A公司投资者为上海B有限公司（362,500美元）、上海A有限公司（490,000美元）、大某（347,500美元）。2008年4月27日，孙某、陈革生与大某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约定：根据沪银信汇业评字〔2007〕第1215号关于A公司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其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1,604,000元，按照大某在合资公司的股份比例28.96%计算孙某和陈革生以人民币3,360,518.40元，购买大某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其中孙某出资人民币1,160,400元（占总股本的10%），陈革生出资人民币2,200,118.40元（占总股本的18.96%）；该协议经孙某、陈革生与大某签字后生效，付款方式及期限由孙某、陈革生、大某协商确定；等等。2008年5月8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上海C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调整董事会成员及企业法人的批复：同意上海A有限公司将在A公司中全部股权40.83%（490,000美元）连同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上海D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上海D有限公司出资490,000美元，占40.83%，上海B有限公司出资362,500美元，占30.21%，大某出资347,500美元，占28.95%；等等。2008年6月16日，大某收据收条，载明：今收到陈革生投资款人民币1,000,000元整。2009年1月20日，杨某向孙某开具银行本票，金额为人民币800,000元。2009年10月14日，A公司形成三届二次董事会决议，载明：由于其他股东资金上的问题，按照企业章程，股权份额可以由各股东优先转让接受，本次扩股资金全部由上海XX厂有限公司（王道铃）担当；扩股后的总股本金额折合为人民币23,600,000元，扩股后的具体股权比例为：上海XX厂有限公司（王道铃）持股人民币12,000,000元，占股比50.847%；上海E有限公司（阮某）持股人民币4,730,000元，占股比20.042%；上海F有限公司（朱某）持股人民币3,510,000元，占股比14.873%；大某（陈革生、孙某）持股人民币3,360,000元，占股比14.237%；等等。全体董事王道铃、阮某、朱某、陈革生、孙某、蒋某在尾部签名确认。2011年4月24日，大某出具投资说明：日方投资人大某投入A公司的资金，共计人民币3,360,000元，实为陈革生和孙某两人所投，其中，陈革生为人民币1,800,000元，孙某为人民币1,560,000元，特此说明。2015年2月6日，大某与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大某将所持有A公司28.96%股权作价558,900美元转让给王某；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受让方应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等等。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在A公司办公室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同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中外合资企业上海C有限公司转股及改制的批复：同意A公司的投资方大某将其在公司持有的28.9585%连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新投资方国内自然人王某；股权转让后，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转置为国内合资企业；等等。2015年7月7日，王道铃出具欠条，载明：自2015年2月6日A公司外方股权转让给王道铃，由于当初外方的实际出资为孙某及陈革生，其中，孙某人民币1,160,500元，陈革生人民币2,200,000元，王道铃同意在2015年12月31日前归还以上欠款合计人民币3,360,500元。2017年5月24日，王道铃又出具欠条，载明：尚欠陈革生A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800,000元（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200,000元，已归还人民币400,000元）；上述欠款在三个月内付清，逾期按欠款15%的年息追加利息。一审审理中,陈革生陈述：杨某系陈革生妻子，其受陈革生委托将人民币800,000元支付给孙某，并由孙某作为陈革生投资款转付给大某；三届二次董事会决议中签字的董事，同时又是A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王道铃系上海XX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系上海XX厂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孙某投资的人民币400,000元，也是陈革生所付，故陈革生实际投资人民币2,200,000元。王道铃陈述：确认大某与王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审理中，王道铃对《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大某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从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该协议上的“大某”笔迹与其它证据中“大某”笔迹有明显差异。一审法院认证认为，陈革生已出示该协议的原件，该协议上的“大某”笔迹与其它证据中“大某”笔迹并无明显差异。王道铃否认案外人在该协议中的签字，却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一审法院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认定《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法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王道铃对陈革生、孙某已实际受让大某在A公司的股权知情这节事实，陈革生的举证已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对此，王道铃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上述股权转让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不需要经审批机关批准。即使应当经审批机关批准，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也不影响合同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陈革生、孙某与大某形成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王道铃自认其指定王某与大某于2015年2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批准，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王道铃先后出具两份欠条的内容分析，2015年2月6日的股权转让显然系大某受陈革生、孙某指定，将其代持的股权转让给王道铃指定的王某。对该节事实，王道铃也知情。王道铃辩称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收取方应是大某，并以此行使相应抗辩权。然而，王道铃并未提供任何大某向王道铃或王某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证据。遑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大某向王某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业已届满。王道铃的相应辩称意见，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已交付至王道铃指定的王某，王道铃应当按照承诺向陈革生支付股权转让款。陈革生主张截至2018年9月6日的利息金额及后续利息的计算方式，有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王道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革生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00,000元及截至2018年9月6日的利息人民币257,547元；二、王道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革生支付以人民币1,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息15%的标准计自2018年9月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726.60元，由王道铃负担。二审中，王道铃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2008年4月27日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2008年6月16日大某的收条上“大某”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因陈革生二审中表示大某未在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故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未予查清。本院认为，王道铃所提之异议，涉及对一审中证据的采信与认定，本院将在下文综合予以评判。二审期间，陈革生提交：1.2005年9月27日的董事会决议，以证明该决议中大某的签名与补充协议、收条、投资说明均一致；2.2009年5月25日的董事会决议，以证明王道铃担任公司董事长、公司的经营及股权变更其都是主持人及参与者；3.2015年2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大某转让给王某、王某系代持王道铃股份、王道铃在决议上签字表明其认可该决议的事实。经质证，王道铃对上述三份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亦确认上述协议中涉及王道铃的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但认为2005年9月27日、2009年5月25日的协议与本案无关，2015年2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仅能证明目标公司召开过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大某将股份转让给王某，但无法证明陈革生的主张。二审中，大某到庭确认，《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收条、说明以及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是均系其本人所签，并表示2015年2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对该协议上的内容没有异议。大某同时确认，对其签字确认的收条和投资说明中的款项均已收到。王道铃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大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不能以其本人的陈述就认可协议上签字即为其所签，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认证认为，陈革生提交的三份董事会决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大某到庭陈述，对涉及其签字的材料均予以了确认，且经比对，本案中涉及大某的签字分为两类，一类为董事会决议、补充协议、收条、投资说明等，上述签字与本院审理中其谈话笔录上签字亦属一致，签字不同的仅为2015年2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大某对该转让协议亦予以追认，故本院确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王道铃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王道铃一审中未申请笔迹鉴定，现于二审中提出，本院不予准许。王道铃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09年5月25日，A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该决议中，新增王道铃、蒋某、朱某为公司董事，成立新一届董事会，由王道铃担任董事长（法人代表）。2015年2月6日，A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将大某持有的28.9585%连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新投资方国内自然人王某。王道铃、孙某等董事均在决议上签字。本院审理过程中，王道铃陈述其只知道大某向其转让股权的事实，并未注意股权转让的签字不一致，是基于陈革生是实际持有股权的错误认知而签署了欠条，后发现陈革生并未拥有过股权。王道铃还陈述，股权转让前，出让方隐瞒了公司已有亏损的事实，故而不支付转让款。本案争议焦点为：系争《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的效力、王道铃是否应当依据欠条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大某到庭对协议的签字予以确认，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及董事会决议及能相互印证的收条、投资说明等证据，孙某、陈革生与大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未办理工商变更，实质为代持股关系，故不涉及审批登记的问题。因此，王道铃关于涉案补充协议未经审批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现也无证据显示该代持股协议有其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孙某、陈革生与大某之间的代持协议应属有效。况且，结合王道铃在公司担任的董事长职务、董事会决议的召开及王道铃两次出具的欠条的内容分析，王道铃对于孙某、陈革生代持大某股权的行为也是明知的。2015年2月6日王某受让大某是受王道铃的指定，现相关股权已经工商登记变更，交付王某，王道铃应当依据欠条向陈革生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王道铃还提出在股权转让前，公司已有亏损，出让方隐瞒了相关事实，故而不付款的主张，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道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17.90元，由上诉人王道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顾恩廉审判员 杨 苏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