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拓展区（繁华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叉口）。法定代表人：姚和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峰，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北桥镇北松路800号。法定代表人：杨桂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格美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城东工业园东环路西侧。法定代表人：杨桂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桂生，男，196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审被告：范伟，女，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述两名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述两名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公司）因与上诉人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事杰公司）、被上诉人滁州格美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美特公司）及原审被告杨桂生、范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2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律师、吴文峰律师，上诉人杰事杰公司及被上诉人格美特公司、原审被告杨桂生、范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杨桂生、范伟在一审判决后提交了上诉状，但未按期缴纳上诉费，故在二审中列为原审被告。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格美特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债务在人民币1,000万元（注：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杰事杰公司向安利公司采购高分子材料，并与安利公司签订两份采购合同，为担保杰事杰公司的货款支付，杨桂生、范伟、格美特公司分别与安利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格美特公司与安利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明确约定由格美特公司为杰事杰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000万元，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但一审法院以杰事杰公司系格美特公司的控股股东，格美特公司提供保证时未形成股东会决议，不是格美特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该保证合同对格美特公司不发生效力，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安利公司认为，格美特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即使格美特公司对外担保未经过内部决议程序，其本身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格美特公司针对安利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驳回安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杰事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利息以5,091,382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一计算；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安利公司要求杨桂生、范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事实和理由：第一，判令杰事杰公司承担的违约金起算时点及计算基数有误，应以《还款计划》约定的还款时点及金额计算。同时，安利公司请求违约金的数额应与其遭受的损失相匹配，本案中其损失仅为未付货款部分的利息损失，其要求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应当予以减少。第二，杨桂生、范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作为主合同的两份《采购合同》尚未签署，主债权尚未确定或不存在，保证合同不成立，杨桂生、范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安利公司针对杰事杰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关于违约金的基数和起算日期并无不当，杰事杰公司出具的材料并不对安利公司产生效力，违约金应当以两份采购合同为准，其中明确约定了逾期违约金，现安利公司以比较晚的付款时间作为起算点，并无不当。杰事杰公司提出的违约金过高的主张也无依据，杰事杰公司拖欠大量货款，造成了很大损失，安利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并不算高。关于杨桂生、范伟的责任，保证合同虽然在采购合同之前，但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安利公司请求驳回杰事杰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安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杰事杰公司支付安利公司货款5,091,382元；2.杰事杰公司支付安利公司利息，以5,091,382元为本金，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计算；3.杰事杰公司支付安利公司违约金，以7,191,38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一计算；4.杰事杰公司支付安利公司差旅费；5.杨桂生、范伟、格美特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0日，安利公司与杨桂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杨桂生自愿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21年7月20日的期间内，安利公司为杰事杰公司提供的所有货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当杰事杰公司不能偿还安利公司债务时，杨桂生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杨桂生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货款到期次日起3年。同日，安利公司与范伟及格美特公司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合同当事方外，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内容均与一致。2018年7月30日，安利公司与杰事杰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安利公司向杰事杰公司提供高分子材料，价税合计3,443,206元，杰事杰公司应于2018年9月27日付款，杰事杰公司每逾期一天按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金。同年8月1日，安利公司与杰事杰公司另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安利公司向杰事杰公司提供高分子材料，价税合计3,748,176元，杰事杰公司应于2018年9月25日付款，杰事杰公司每逾期一天按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金。同年9月30日，杰事杰公司向安利公司付款40万元。同年11月30日，杰事杰公司向安利公司付款20万元，同时出具《还款计划》向安利公司确认尚欠货款6,591,382元，并制定还款计划，对上述欠款于同年12月分三笔还清。截至同年12月21日，又陆续向安利公司支付货款150万元。一审另查明，杰事杰公司持有格美特公司68.71%股权。一审法院认为，安利公司与杰事杰公司双方形成的买卖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现安利公司要求杰事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5,091,382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及违约金，利息系法定孳息，利息给付并非合同给付的本来目的，而是合同无法履行或非正常履行的法律后果，旨在恢复或补偿受损害的合同关系或合同利益，其属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本案买卖合同中违约金的设定，安利公司目的也在于补偿被告未按时付款的损失。因此，安利公司同时主张利息及违约金并不适当，不应一并主张。安利公司主张违约金以应足以弥补安利公司的利息损失，故安利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以7,191,38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诉讼请求，根据本案实际履行情况，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不作调整予以支持。关于差旅费，涉案两份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且安利公司支出差旅费应不属于被告违约行为直接造成，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安利公司与杨桂生、范伟各自形成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均为有效。安利公司与格美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格美特公司为杰事杰公司应付货款提供保证。杰事杰公司系格美特公司的控股股东。现安利公司当庭也确认未在签订保证合同前向格美特公司就涉案保证事宜核实股东会决议情况，格美特公司当庭否认就保证事宜召开股东会，未形成决议。而《公司法》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故不能认为盖有格美特公司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美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对格美特公司不发生效力。安利公司不能要求格美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关于被告辩称，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主合同之前，应不成立的意见，只要各方意思表示一致，满足司法解释规定条件合同就应成立，可能存在从合同对合同各方不生效的情形，但目前无法律规定从合同成立在主合同前就不成立，故该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杰事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利公司支付货款5,091,382元；二、杰事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利公司支付违约金，以7,191,38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一计算；三、杨桂生、范伟对上述债务在1,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四、驳回安利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25,051.50元，由杰事杰公司、杨桂生、范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杰事杰公司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如何计算；2.格美特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安利公司与杰事杰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杰事杰公司每逾期一天按本次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金。上述约定明确，即杰事杰公司的违约金基数按合同价款计算，而非欠款金额。考虑到合同价款共计7,191,382元，目前尚欠货款5,091,382元，欠款超过总价的70%，且合同约定的利率较低，即使考虑合同价款与欠款的差额，也未达到违约金过高的程度，故杰事杰公司要求以欠款金额作为违约金基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起算日期，杰事杰公司要求按其出具的还款计划的最后一期欠款日开始起算，但该还款计划由杰事杰公司单方出具，并无安利公司同意延长付款期的内容，且杰事杰公司并未按还款计划的承诺如期还款，故杰事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格美特公司为其股东杰事杰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按照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但格美特公司事实上并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即与安利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为杰事杰公司的支付货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违反了上述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安利公司作为债权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未对格美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自身亦负有过错，故安利公司主张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安利公司与格美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为无效，因安利公司、格美特公司对此无效后果均有过错，故格美特公司应对杰事杰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成立，并免除格美特公司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原审被告杨桂生、范伟的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杨桂生、范伟未按规定缴纳上诉费，其上诉本院未受理，相应上诉理由不应审查。同时，本院认为，杨桂生、范伟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只要主债权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及金额以内即为有效，故杨桂生、范伟提出的异议不成立。一审判决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杰事杰公司的上诉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269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269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被上诉人滁州格美特科技有限公司应对上诉人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1269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债务的二分之一部分向上诉人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051.50元，由上诉人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滁州格美特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杨桂生、范伟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766.33元，由上诉人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25,051.50元，上诉人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63.33元，被上诉人滁州格美特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05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