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02民初10094号原告：屈玲，女，1964年12月13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民，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玲，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定代表人:庞洪梅，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映川，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林辉，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原告屈玲与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融信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屈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民、郭艳玲，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映川、樊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屈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认购金110万元，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3月至本案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利息为5.775万元｛（110万元×0.078/12×5）+（110万元×0.06/12×4）｝；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0日，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及交易惯例，根据被告的安排，与被告的员工及信托计划召集人刘胜军签订了《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资金募集协议》（本协议是制式文本），出资110万元购买了被告发行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投资理财产品。刘胜军也一直按照协议向原告支付理财产品收益至2019年3月20日。2019年6月28日，被告告知原告，刘胜军并未将原告资金110万元交给被告，原告110万元资金去向不明。原告完全是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交易惯例及被告授意才与刘胜军签订协议，该协议名义上是与刘胜军签订，但实际是和被告建立真实有限的合同关系，刘胜军作为被告员工为信托计划召集人，其行为也是履行职务行为，被告应为原告资金负责。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其出资及利息，但是被告一直不予支付。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如诉。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辩称，1、在实体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原告与刘胜军签订的协议，说明刘胜军在投资的法律关系中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不是我方代理人，且刘胜军并没有代表原告与我方签订协议的法律文件，也未对信托计划进行投资，因此原告的损失系刘胜军的诈骗行为所造成，与我方无关。2、从程序上讲，刘胜军因以投资华融信托之名义骗取包括原告等20余名投资者资金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刘胜军本人于2019年6月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方得知此情况后，根据刘胜军提供的包括原告在内的20余名受害人信息发出了通知，并协助包括原告在内的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对刘胜军采取了强制措施。据我方了解该案已侦查完毕，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提起公诉。由于原告所指控造成其损失的法律事实与刘胜军合同诈骗的法律事实完全相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刑事程序先行处理，故建议原告撤回本案起诉，待侦察机关及人民法院全面认定刘胜军的犯罪事实之后，再依法维护包括原告在内的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如果原告拒绝撤回起诉，在当前状态下，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不得不驳回原告的起诉。最后代理人受华融信托公司领导委托特别申明，华融信托公司对于刘胜军一案的态度：华融信托完全愿意依法承担应由我方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但我方民事责任在当前阶段无从认定，刘胜军对被害人的欺诈行为是其私自进行，受害人及我方均处于被骗和不知情状态。本案相当复杂，刘胜军不是对原告个人的孤立诈骗行为，现原告与其余受害人及我方均无法了解刘胜军犯罪的具体情况，为了原告无谓的损失，望原告耐心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屈玲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官网公布信托产品（截图）五页，证实：1、原告通过被告员工刘胜军购买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是被告的信托产品；2、“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推介时间是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8月20日，100-300万元之间的预期收益率是7.6%，300万元-800万元逾期收益率是7.8%，800万元以上预期收益是8%；3、被告以高收益吸引投资者以达成经营指标，让员工以小集合方式融资再以员工名义购买信托产品。证据二.“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投资募集协议、转账明细及支付收益明细各1份，证实：原告和被告员工刘胜军在被告处办公室签订资金募集协议，认购金110万元，年收益率是7.8%，该收益和官网上一致并无利差；协议约定本次募集资金550万元，认购人12人，被告员工刘胜军需将认购人的资金划入被告的账户，刘胜军收到被告返还的本金及收益后，再将以上本金和收益打入认购人的账户，刘胜军不从中收取任何管理费；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被告员工刘胜军转账110万元；自认购的信托产品生效至2019年3月27日，刘胜军按期给原告支付收益，但之后再未按期还本付息。证据三.被告员工孙琴通过华融系统内网发送的邮件8封，证实：1、被告的财富管理中心员工孙琴在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9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9月22日、2015年12月2日通过公司内网向员工及华融系统以公司名义发送资金募集计划。2、孙琴发的资金募集计划是频繁和公开的，涉及被告公司的新疆及北京各个员工，新疆负责人均知情，公司总经理均知情，孙琴所推介的信托计划均是华融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被告是明知而且应知原告牵头作小集合资金募集计划的。3、员工发行资金募集计划是在公司授意下的行为，是有组织的全员参与的行为，不仅新疆这样做而且北京公司同样用小集合募集资金，之后由员工和原告签订协议。被告给认购人提供的团队服务，故刘胜军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履行正常的职务行为，后果应由被告负责。4、华融信托总部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孟娜2014年11月21日就近期发行的8个信托计划在内部网中进行了发送。证据四.刘胜军于2017年8月7日发送的邮件1份，证实：2017年8月7日华融信托管理中心总经理发送了相关推荐书，该项目是本案原告购买并遭受损失的项目；该推送方式是公司一贯统一的操作模式。证据五.沙依拉马肯2019年6月13日发送的邮件，证实：就恒大君瑞府项目在在内网上进行了发送，通知购买者在沙依拉马肯处登记，同意由业务部签约等相关信息，即员工募集资金的行为时有组织的公司团队行为。证据六.“华融·天业黄金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资金募集协议、原告支付本金转账凭证、被告员工支付收益及本金的转账凭证各1份，证实：原告与被告员工摆江梅签订了协议，原告募集资金110万元，逾期收益是7%，该收益和官网是一致，该协议的文本和刘胜军签订的协议文本基本相同，是公司的制式文本，摆江梅和刘胜军是华融公司员工，均是在华融公司授意下与原告签订协议，协议都是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室签订，这是被告的营销手段和惯用模式，其行为完全是公司行为。证据七.“华融·国贸饭店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募集协议、原告支付本金转账凭证、被告员工支付收益及本金的转账凭证、华融官网截图各1份，证实：自2013年12月30日开始，原告就从被告处采用认购小集合方式购买被告产品，该种资金模式是被告的营销手段及惯用模式，故以上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证据八.华融·新疆嘉润公司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资金募集计划、电子银行回单、银行转行明细8份，证实：通过员工募集资金行为是团队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证据九.银行转账明细，证实：被告公司员工李小莉在被告处购买小集合产品，购买方式和原告一直，小集合募集资金是被告员工的集体行为，是由组织的，一贯的行为。证据十.“华融信托·安厦一号”资金募集协议，证实：通过员工募集资金行为是团队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小集合募集资金是被告员工的集体行为，是有组织的，一贯的行为。证据十一.2019年9月20日新疆银保监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证实：该意见书中明确了华融信托公司整顿肃清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信托项目的违规行为，证明被告员工汇集他人资金的违规行为，被告有着直接关系，其需要承担责任。证据十二.被告出具《关于移交刘胜军提供材料的说明》（复印件）1份，证实：2019年6月24日刘胜军是在无法支付原告资金后，第一反应是先去公司说明情况并提交资料，公司审查后认为刘胜军是犯罪劝其自首，6月25日刘胜军在公司领导的陪同下自首；刘胜军的刑事犯罪和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公司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证实由于不是个人行为故先去找公司，没有直接去投案自首。证据十三.《关于刘胜军涉案信托产品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实：董彩云是被告公司员工，其通过小集合方式集资并以个人名义认购华融·南京新百股权收益权暨回购集合信托计划（二期），认购金额是1530元；安厦1号召集人包括刘胜军、丁泽旭、朱晓佳，其中丁泽旭是被告公司员工朱晓佳的丈夫，资金认购人是将资金打入被告员工朱晓佳账户中，要求资金认购人和丁泽旭签订合同；被告员工用小集合方式募集资金后购买被告信托产品是常态，涉及被告各部门员工，是被告有组织的行为。证据十四.《华融·中天未来方舟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第一期》（复印件）、资金转款凭证、说明函各1份，证实：被告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至2017年10月18日在原告购买的信托计划后一个多月又推出了该信托产品；刘胜军是该信托计划的召集人，并且和被告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其认购资金是1110万元，刘胜军将该笔资金转入被告账户，该事实证实直至2017年10月，也就是原告将钱打给刘胜军后，刘胜军始终是作为合格资金募集人存在；由于刘胜军被刑拘，被告没有将分配资金打入刘胜军账户，故导致原告的分红及收益没有进行分配。证据十五.《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实：被告一直存在小集合方式募集资金，被告员工刘胜军多年多次担任召集人，小集合的募集方式是通过被告内网邮件公布；证明原告向法庭出示的曾启慧按手印的第三组证据属实，该情况说明是曾启慧本人所写并向公安局经侦部门提交。证据十六.被告公司员工王新伟与张金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员工摆江梅和肖孟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各1份，证实：被告公司领导王新伟在2018年5月7日向张金华推荐购买产品，并将刘胜军推荐给张金华，小集合产品购买是被告公司全员营销的；由于刘胜军6月中旬无法支付原告的钱，所以被告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开始不让员工牵头购买信托计划产品，改为在天山农商行买，说明员工牵头购买信托产品是公司行为。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虽然是复印件但是我公司认可真实存在，我方确实是发行过安居2号信托计划产品，但刘胜军并未购买该产品，刘胜军是以真实存在的信托产品来骗取原告的资金，实际并未投资购买该信托产品。对证据二中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刘胜军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我方并不知情，这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我方就安居2号产品签订了合同关系，根据该资金募集协议第四、五条约定证明刘胜军是原告的代理人；该小集合是投资人之间自主的投资行为，是私下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转账明细的三性认可，是原告自身账户的进出记录，跟我方公司账户没有来往，收款人户名与账号不明晰，即使转款成立，也是刘胜军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通过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原告的资金是多人汇集而来；我方针对安居2号产品官方公布的投资账户并非刘胜军的个人账户。因证据三都是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该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也不认可，提供者我方不认识；据我方所了解该提供者是受害人之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关联性不认可，我方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员工之间有凑小集合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是代表公司的行为。证据四、证据五均为复印件，虽然有签字但不是邮件的实际发送人，故对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小集合行为是给员工内部做的内部福利，是公司员工自行做的项目，不代表是我公司的募集行为。证据六、证据七的募集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与我方签订的协议，召集人是各个投资人的代理人，不是我方的代理人。因证据八是复印件，来源合法性不能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故质证意见与对证据六、七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九的三性不作质证，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只有认购人签字，没有召集人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将员工的内部行为解读为公司行为是错误的。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我方的主张，新疆银保监局经核查，认为刘胜军的行为系个人违规行为，故要求华融信托公司整顿肃清公司员工汇集他人资金认购的行为；该文件同时表明监管部门建议待案件经司法部门调查判决后再做处理；答复意见不是行政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两组证据是我方的证据，其中证据十三中丁泽旭不属于我方员工，而是我方员工的配偶，进一步说明员工通过募集资金进行投资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的，丁泽旭是应被告公司员工其配偶的要求做小集合的牵头人，而不是应我方公司的要求做小集合的牵头人，小集合不是我方公司发起的集合，是投资人之间私下自发组成的集合。证据十四中信托合同虽然是复印件但对真实性认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可，这是刘胜军投资另一个信托计划的合法文件，刘胜军并未用原告的资金进行投资该信托产品，故我方认为本案原告与该合同无关联，只能说明刘胜军与我方签订了合同；涉案的小集合后刘胜军又购买了中天未来的信托产品，我公司将其视为一名投资人，而非本公司员工，故这是刘胜军的个人行为，与我方无关联；被告根本不知道刘胜军与本案原告签署小集合募集协议，因为刘胜军并未来购买安居2号的信托产品。证据十五是在刑事案件中的调查材料，是属于保密材料，并非是曾启慧对本案作出的证人证言，从其说明内容上可知曾启慧是通过我公司其他员工获得信托产品的信息，我公司并没有要求曾启慧通过小集合召集人违规集合资金来投资信托产品，该情况也与我方主张的小集合现象是属于内部员工及其亲朋好友的特定关系人的私下行为相印证，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对证据十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因原告没有提交原件，也有断章取义的情形，故对合法性也不认可；该记录是当事人之间的隐私，原告未经聊天双方的同意公布该内容，是不合法的，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对关联性也不认可，因为微信聊天是个人之间的交流行为，而不是聊天的一方就代表公司，私下聊天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能代表我公司；对其内容中万水千山的网名的实际使用人是否是摆江梅存在异议，在该内容中也能说明公司不接受员工凑钱来购买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不能曲解为员工之前的小集合购买信托产品的行为是公司指定的行为，我方公司对员工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保持不干预的态度；摆江梅明确指出是员工私下的行为，不是公司的指定的行为。本院认证认为：本庭证据一均为复印件对证据效力不做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有效性暂不确认，该证据不能反映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因提交证据三的当事人没有到庭参加质证，该证据是否为曾启辉提交不能确定，故法庭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做确认；因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四至证据十并非本案当事人本人组织提交的，且大部分证据原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故依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庭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效性暂不做确认，有待结合庭审查明的本案事实再做综合确认；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有效性不做确认。基于原告证据十二、十三提交的是被告已提交的证据二、四的复印件，在前期质证活动中，原告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故本庭对于原告所要证明的系由被告授意其员工以小集合方式购买被告产品的事实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十四的合同虽然是复印件，但因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其中的资金转款凭证及说明函均予以确认；对原告以此所要证实的案外人刘胜军系被告公司合格资金募集人及刘胜军在募集涉案资金后又购买了被告的信托产品，由此可以推断被告对刘胜军的募集行为给予承认的关联性暂不做确认。因证据十五是复印件，且系案外人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所提供的证言类材料，在刑事案件未经认定该材料属实的情况下，对其效力不做确认。证据十六系案外人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原告搜集该证据的手段是否合法，有待进一步调查，作为电子证据材料，依法应当当庭提交原始载体，在不能提交原始载体的情况下，该证据的效力不做确认。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其提出的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刘胜军《刑事拘留通知书》1份，证实：造成原告损失的刘胜军，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证据二.华融信托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交的《关于移交刘胜军提供材料的说明》1份，证实：1、造成原告损失的刘胜军，已因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证明刘胜军归案的基本情况。证据三.《来访人员登记表》1份，证实：原告是刘胜军诈骗案的受害人之一。证据四.《关于刘胜军涉案信托产品情况说明》1份，证实：刘胜军实际投资其向被害人宣称已投资的华融信托所管理的信托计划的情况；证明该种私下拼凑的“小集合”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华融信托的公司行为。证据五.“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成立公告及推介材料1组，证实：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的成立时间即收款账户，刘胜军未投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证据六.“华融·中天未来方舟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公告及推介材料1组，证实：该信托计划的成立时间及收款账户，原告证据中反映的刘胜军转给华融信托的款项系其对华融·中天未来方舟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款。原告屈玲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我方追究的是被告的责任，作为刘胜军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被告所述刘胜军合同诈骗无关，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与证据一的质证意见相同，何宝庆是公司负责人，是小集合的销售者，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在公司审查过程中存在时间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的目的不认可，我方认为刘胜军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我方认为被告应当承担责任。对证据四的三性无法认可，原告将认购款交给刘胜军，刘胜军是否将认购款用于购买项目，原告无法控制。对证据五、六的三性无法认可，原告按照刘胜军的要求将资金转入刘胜军账户，原告认为将投资资金交给刘胜军后，刘胜军与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内部行为，原告已经完成了委托义务，被告应当对原告的资金安全及收益承担责任。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四、五、六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8月10日，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向社会发布“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募集完成公告，内容为：“由华融信托公司推出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推介工作已经结束，实际募集信托资金为人民币121400000.00元。根据信托文件约定，信托计划本期于2017年8月10日募集完成，募集资金自2017年8月10日起计算收益。本公司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将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严格按照信托文件约定，审慎处理本信托计划的各项事务。”同日，原告屈玲与时任被告华融信托公司财务部出纳的刘胜军签订《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资金募集协议》一份，原告屈玲为认购人，刘胜军为召集人。资金募集协议约定：“认购人屈玲认购金额110万元，认购金额占合同金额的比例为20%，合同金额550万元；认购人指定银行账户（返还本益），屈玲账号62×××08……2478；召集人指定银行账户（缴款及清算分配），刘胜军62×××08……8639。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是指华融信托公司针对个人客户发行的‘华融·安居2号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本协议受益人取得的信托利益为Ａ2类：预定期限为24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8%；收益核算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后每年的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以及信托计划终止；收益分配日为核算日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次信托计划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自该日起计算信托收益。参与本次资金募集的认购人共12人，募集资金共计550万元，用于购买华融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本次募集以刘胜军为召集人，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有关信托协议等资料，并按照信托协议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其他认购人不需签署协议并提供有关资料。召集人不承担认购人的投资风险，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不支付认购人资金在召集人账户期间的利息，但应保证认购人资金在汇入华融信托公司前以及华融信托公司汇入召集人账户后本金及收益的安全。认购人应在华融信托公司规定日期前1-2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汇入召集人指定账户，召集人应在信托协议规定的日期将认购资金汇入华融信托公司指定账户。…召集人应于收到信托计划收益后2个工作日内将应属于认购人的部分划入其指定账户，…信托合同结束后，召集人应在收到华融信托公司划来的本金和收益后，在2个工作日内将各认购人的本金及收益汇入认购人指定的账号。参与本次资金募集的认购人以各自出资为限获得信托投资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原告屈玲于该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8月9日上午11时许分三笔向刘胜军的指定账户内汇入资金共计110万元。但是，刘胜军未能就原告屈玲等人的认购投资与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也未将募集的原告等人的资金交付给华融信托公司。之后，刘胜军按照募集协议约定通过其名下账户先后向原告的账户内转入分配收益至2019年3月27日。2019年6月24日，刘胜军向被告华融信托公司负责人说明其违规募集资金的情况并提交了相关的资料。华融信托公司经核查认为刘胜军有犯罪嫌疑，遂于6月25日委派四名工作人员携带资料陪同刘胜军前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自首。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9年6月26日18时将涉嫌合同诈骗的刘胜军刑事拘留，后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屈玲在内的众多受害人得知刘胜军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后均向侦察机关进行了报案。目前，该刑事案件尚在公诉审查阶段。原告屈玲遂以刘胜军与其签订协议收取资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将华融信托公司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诉。审理中，原告又以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放纵其员工进行资金募集，对员工未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原告遭受损失为由，主张由华融信托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查，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的个别员工经常在公司内部网络系统内发布针对某个信托计划的认购资金募集信息，推举某个员工或者员工的亲属作为召集人向亲朋好友募集资金，再由召集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并将募集的资金汇总后交付给华融信托公司。本院认为，信托公司是一种金融机构，但其与银行不同，信托公司不能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信托公司可以通过设立信托计划来募集资金，并将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相应的项目。投资者根据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计划募集公告的要求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认购合同，将自有资金交付给信托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项目的投资。信托公司按照与认购人的合同约定的年化收益率和投资期限分配收益和返还本金。本案存在以下三点争议及法律认识问题：第一、关于案外人刘胜军与原告屈玲签订协议收取信托计划认购资金并支付投资收益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涉案资金募集协议明确约定“本次募集以刘胜军为召集人，并以刘胜军名义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有关信托协议等资料”。原告屈玲的资金亦是转入刘胜军的个人账户，所谓的投资收益也由刘胜军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给原告屈玲。因此，原告屈玲与刘胜军之间构成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资金募集协议的相对方为原告屈玲与案外人刘胜军，原告屈玲与被告华融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合同关系。原告屈玲提供的证据中的小集合募集资金的电子邮件虽然在被告公司的内部网络发送，但发件人系不特定的被告公司员工且以其个人名义发布，邮件的接收人为个别人员，并非被告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的通告，也不是被告公司委托某个员工作为资金募集的召集人。该种小集合募集资金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且原告屈玲不能证实召集人的行为得到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的授权。作为募集涉案资金的召集人刘胜军在与原告签订协议时，系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的财务部出纳，其职责范围是从事财务工作，并非华融信托公司委托的信托计划产品的销售人员。原告屈玲对此是明知的，不是善意第三人。鉴于此，刘胜军与原告屈玲签约并接收认购资金和支付投资收益的属于个人行为，不是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的事项，不构成职务代理。又基于原告屈玲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曾经委托刘胜军对外违法签订过资金募集协议，故原告屈玲提出刘胜军的日常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或者无权代理的诉求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对原告屈玲遭受的损失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问题。侵权责任所保护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侵权人分为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直接侵权人是指直接从事侵权行为的人。间接侵权人是指虽未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但因为其行为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或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他负有监督、管理直接侵权人，防免损害发生的义务，而由于他未尽该义务导致侵权损害后果发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人。间接侵权的主体责任主要表现在：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二、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据此，除了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以外，只有两种与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可以作为侵权责任的主体。即：一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雇主责任”；二是监护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的员工刘胜军实施与原告屈玲签订资金募集协议并收取原告屈玲的钱款的事项，其行为并非执行职务，故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既非间接侵权人，也不是例外情形下的侵权人。原告屈玲要求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本案可否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刘胜军与原告屈玲签订资金募集协议，并收取屈玲等人的认购资金，却未与华融信托公司签订认购合同购买相应的信托计划产品，导致原告屈玲等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刘胜军已就此涉嫌犯罪行为投案自首，且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批准逮捕，原告屈玲等受害人也均向侦察机关进行了报案。因此，原告屈玲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或者等待刘胜军的刑事案件作出最终结果后再行寻求救济途径。综上所述，原告屈玲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悖事实，且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屈玲对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9.8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江  金  麒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艾克旦艾力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