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7行终4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钢飚，男，197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王新亮，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浦江县人民政府浦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平七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玄耀，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村。 法定代表人楼开长，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英，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楼钢飚与浦江县人民政府浦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南街道办事处）、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溪社区居委会）房屋拆迁行政协议一案，兰溪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的（2018）浙0781行初123号行政判决。楼钢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上诉人楼钢飚及委托代理人王新亮，被上诉人浦南街道办事处的法定代表人王军勇及委托代理人黄玄耀，原审第三人文溪社区居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黄英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疑难，本案依法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楼钢飚系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村村民，2003年，原告通过缴纳土地罚没款、耕地开垦费、配套费获得土地使用权，协议双方确认建筑占地面积为92.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272.5平方米。2016年8月10日,浦江县人民政府印发《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2017年1月9日，浦江县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被告申报的《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17年12月13日，原告以住房改造户的名义与改造安置单位中共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委员会、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居民委员会、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编号为浦南街道文溪村4-37号），其中第八条约定，在规定签约期限内本项目签约率达到95%及以上，街道适时发布改造公告，协议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2018年1月23日，被告浦南街道办事处委托文溪社区居委会、文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布文溪村城中村改造公告，文溪社区居委会、文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日发布《浦南街道文溪村城中村改造公告》。2018年5月10日，原告在案涉房屋的《文溪城中村改造腾空验收单》签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通过本院向原告提供了协议文本，故原告在庭审中撤回要求被告提供协议文本的诉讼请求。另查明，2018年5月4日，原告妻子吴淑娟代理楼钢飚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原告楼钢飚于2019年5月13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补充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系依据《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由原告楼钢飚及妻子吴淑娟以住房改造户名义与改造安置单位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党支部（委）、浦南街道文溪社区村（居）委会、浦南街道文溪经济合作社签订。《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系浦江县人民政府为规范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所制定，故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的责任主体，村（社区）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的工作主体。因此，本案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楼钢飚所在的浦江县浦南街道办事处承担，故浦南街道办事处是本案适格被告，文溪社区居委会应为本案第三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应当撤销。原告以受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的恐吓、威胁而在协议上签字，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且原告通过在腾空单签字确认的行为履行了腾空交付义务，故原告诉称因受恐吓、威胁而签订协议的情形难以认定，案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法定可撤销事由。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楼钢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楼钢飚负担。 上诉人楼钢飚上诉称：一、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法院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系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虽然改变了传统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命令性等方式，行政机关通过与行政相对人协商的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但本质上仍属行政行为的范畴。因此，行政协议既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行为，需要依法行政，具有公法上的特点，同时又要和行政相对人平等协商，诚实履行，具有私法上的特征。行政机关选择以缔结行政协议的方式替代单方的行政行为时，合意就是行政协议成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法律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目的在于通过司法审查来规制行政机关的这种行为，一方面防止行政机关以此规避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避免在缔约过程中利用职权强迫缔约或者恶意履约，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故对行政协议的审查应当从合法性和合约性两方面进行，在合法性方面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在行政法律规范欠缺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涉及对农民房屋所有权的征收以及宅基地的收回，必须按照征收和收回宅基地的法律规定实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征收必须经过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必须以土地征收为前。另外，关于宅基地的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目前，文溪村城中村改造涉及的集体土地尚未被省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征收，村民的宅基地也没有依法被批准收回，在此情况下实施城中村改造工作显然没有法律支撑。原建设部2008年2月20日《建设部关于加强城中村整治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规【2008】15号规定，城中村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的情况、财力、城中村具体状况和原村民的意愿，开展城中村政治、改造工作。城中村改造首先要征求村民意愿，村民同意，有改造意愿，经政府批准，可以实施改造。在文溪村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文溪村92%村民是不同意进行城中村改造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文溪村第6、9、17、18、22村民小组拆迁民意调查意向表可以证实该事实。但浦江县相关政府部门及浦南街道办事处不是尊重村民的意愿，而是逆村民意愿而行，强行推进城中村改造，显然违反以上规定。二、被上诉人不具有签订《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职权。职权法定原则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必须有法律明确授予的行政职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职权的法定渊源有三种，一是行政机关依法成立时即合法取得的权力，这是行政机关固有的权力；二是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特别授予；三是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委托的权力。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并未授权街道办事处具有签订《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职权，故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委托原审第三人签订的行政协议系超越职权的行为。三、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1月9日，经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始启动，浦江县人民政府与浦江县委从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公安局、旧城改造指挥部等部门抽调工作人员与浦南街道办事处、文溪社区居委会成立的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共同实施文溪村的城中村改造工作。然而，在文溪村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是与上诉人等被拆迁户协商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而是采取舆论造势、悬挂标语、制造恐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跟踪监视、阻碍交通、拉闸断电、查处违建、停产停业、停职株连、暴力、威胁、限制出行等非法方式逼签、逼迁，这也是本村150多户（包括上诉人）诉被上诉人安置补偿协议案件形成的根本原因。被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房屋拆除补偿金额，单价仅仅为数百元，该价格不是由双方协商的，也不是由经合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而是由被上诉人单方制定的。与文溪村相近的金狮湖地块2014年拆迁补偿价格已经是6500元/平方米以上，文溪村村民对如此之低的补偿价格怎么可能接受，该价格也绝对不可能体现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另外，协议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货币安置按“退出住宅公寓安置权益折现”原则实施。单价为2600元/平方米，该价格系《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四条第二款安置标准中规定的2016年度的补偿价格，也不是协商的价格，体现的只是政府的意志，不是上诉人等文溪村村民的意思表示。再者，关于安置房地点、是否具有合法建设手续、交付时间、办理产权证时间等关乎村民重大利益的问题在协议中都没有体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协议文本当然是抗拒的，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欺诈、胁迫，上诉人考虑到本人及家人人身安全及自由才不得不签字。这种情况在文溪村是普遍现象，150多户都到法院提起诉讼，也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等都是被逼迫签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但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均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方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系受欺诈、胁迫签约，被诉协议金额的确定亦缺乏合法有效的依据，且存在先签字后填写补偿面积、补偿金额的情形，被诉协议缺乏意思表示一致的有效要件，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首先应当选择撤销这一判决方式。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在判决方式的选择上也不能例外。但是，如果行政协议的违法情形已经达到重大且明显的程度，即使当事人没有主张无效，也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行终协议无效的判决。综上，被诉协议不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欺诈、逼迫签约的事实客观存在，协议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确认案涉《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浦南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2016年8月10日，浦江县人民政府印发了《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并于2016年9月15日起施行。2017年1月9日，浦江县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被上诉人申报的《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开始实施。楼钢飚以住房改造户的名义于2017年12月13日签订了编号4-37号《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经公告程序后生效。2018年5月10日，楼钢飚户案涉房屋腾空，楼钢飚在《文溪城中村改造腾空验收单》签字予以确认。该腾空验收单至少载明以下内容：楼钢飚户坐落在文溪××城中村改造房屋已腾空完毕，今日起房屋及所有附属设施交付文溪村处置。以上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被上诉人为城中村改造安置的责任主体，原审第三人为城中村改造的工作主体，案涉协议应属行政协议，而行政法上目前尚无明确的撤销行政协议的条文可依据适用，故而参照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予以审查。经查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存在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迫使其签订《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且上诉人案涉房屋已腾空，履行了案涉房屋的交付义务。故案涉协议不存在法定可撤销理由，其诉请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其审判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认为补偿价格不合理，理由是拿2014年金狮湖地块征收补偿价格作为参照来对比，金狮湖地块征收补偿安置价格采用了“高进高出”原则，而城中村改造的补偿安置价格采用了“低进低出”原则，不同类补偿安置原则之间难以作同类对比，其对比结果自然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上诉人认为文溪村92%是村民不同意城中村改造，首先，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城中村改造方案及其修正案是经过村民代表开会表决通过；其次，签约率达到99.89%足以说明绝大部分村民是同意城中村改造的。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无权签订案涉协议。案涉协议的各方中并未出现被上诉人盖章，而是原审第三人等三个基层组织盖章。但案涉协议的法律后果由被上诉人承担，该案涉协议承担的法律后果的定性在金华中院、浙江省高院作出的多份生效法律文书中明确予以载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文溪社区居委会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准确无误。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按县政府规定的文件办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文溪社区根据《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制定了《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于2017年1月9日经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通过，并获得浦江县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同意。2017年12月2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浦江县浦南街道文溪村（社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修正案）》，同时向浦江县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了备案。二、《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自愿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不存在威胁、恐吓的行为。上诉人是在明知协议内容及权利义务的前提下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签订空白协议的情形。上诉人至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存在威胁、恐吓的行为，显然不能予以认定。本案不存在可撤销事由。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月9日，文溪社区村民代表大会同意该村进行城中村改造。2018年5月4日上诉人楼钢飚的妻子吴淑娟代理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本案被诉协议与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本院认为，2018年5月4日上诉人楼钢飚妻子吴淑娟代为签订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虽名义为补充协议，但就协议条款内容分析，实际上已以新的权利义务替代本案被诉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的相关权利义务，且协议编号完全相同，应视为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本案被诉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已被2018年5月4日补充协议所吸收和变更，故本案被诉的《城中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已对上诉人楼钢飚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已经立案的，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上诉人楼钢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裁判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兰溪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1行初123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楼钢飚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单晓剑 审 判 员 虞 行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