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晶鼎商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五星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田伟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燕，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士英，女，1976年10月18日生，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锋，无锡市锡山区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澄，无锡市锡山区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杨静标，男，196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上诉人无锡晶鼎商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士英、原审被告杨静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民初6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晶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顾士英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与顾士英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其不承担还款责任。1.其与顾士英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案涉2笔借款发生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2月29日、11月14日，而两张各5万元的借条形成于2018年10月，不符合常理。2016年2月29日收据中，财务主管处签字为“杨”，一审法院仅凭顾士英的陈述认定该收据是晶鼎公司财务主管杨某出具，未与杨某本人核实。若该收据系晶鼎公司财务主管杨某出具，应加盖晶鼎公司印章，但是收据上并未加盖有晶鼎公司印章，签字处亦没有财务主管杨某的签字。且既然晶鼎公司杨某已经向顾士英出具收据，晶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静标就无必要在2018年10月再向顾士英出具5万元借条。顾士英与杨静标关于案涉两张借条的形成时间先称是落款时间，后又称是2018年10月，该二人对案件基本事实陈述虚假。2.胡丽娟银行卡转账给顾士英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的真实性。一审中，杨静标提供的录音中,胡佳春(杨静标的女婿)说“这个钱付利息全部是我经手的，人家要我签字，我只好签字，不签字要起诉的，借条都没有看我只管付利息，有的钱还没有借条。”胡佳春的陈述足以证明在2016年11月28日至2018年5月11日胡佳春负责安排晶鼎公司资金，即使胡佳春付了利息，他也没有看到借条，对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并不知情。胡丽娟银行卡转账给顾士英不足以证明借款真实且晶鼎公司系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3.案涉借款交付的凭证不足。关于案涉借款交付的证据仅有顾士英、杨静标的陈述及王某的收条，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中顾士英、杨静标关于借款交付的陈述相互矛盾，顾士英陈述是从银行取款后在杨静标面前将借款交给王某，但是杨静标陈述是通过银行转账给王某。关于王某出具的收条，王某不是其供应商，与王某发生往来的是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国内销售人，采购货款由销售人个人结算，与其没有关系。王某出具的收条不是书证,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王某应该出庭接受质询,否则该收条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顾士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借款交付的过程，其提供了杨静标出具的借款凭证和借据、杨某签字的收据、王某出具的收条，以及其关于前述证据形成过程的陈述，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实际交付。2.关于胡丽娟的银行卡，在一审中晶鼎公司自认将胡丽娟的银行卡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及办理晶鼎公司的收付款业务，所以晶鼎公司通过该银行卡向其支付了两次利息符合规定，且证明了其与晶鼎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杨静标述称，请求驳回晶鼎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1.2013年5月28日至2016年11月28日期间，其是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以晶鼎公司名义向顾士英两次借款。第一笔是顾士英直接将5万元现金交给晶鼎公司时任财务人员杨某，第二笔是顾士英代晶鼎公司向王某支付的配件款，王某的收条是后来其找王某补签，该笔借款实际交付给了王某。在其离任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晶鼎公司还向王某支付过配件款，那些配件款都是其经手所欠的配件款。2.其在一审时提供过一张债务清单，上面打印表格部分是田伟伟提供，明确载明结欠顾士英10万元，表格打印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当时其与田伟伟等人协商，其在表格下面手写晶鼎公司结欠私人借款，如果再有多出来部分，其自行负责，证明田伟伟对晶鼎公司结欠顾士英借款知情。顾士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晶鼎公司向其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8年3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晶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系杨静标，2016年11月2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伟伟。2016年11月28日至2018年5月，胡佳春担任晶鼎公司总经理。顾士英提供了杨静标于2016年2月29日、同年11月14日出具的借款凭证两份。2016年2月29日借据载明：“2016年2月29日向顾士英借款现金伍万元利息12%（每年）晶鼎杨静标2016.2.29”。2016年11月14日借款凭证载明：“2016年11月14号向顾士英借现金伍万元付王某配件款。年息12%。晶鼎杨静标2016.11.14”。顾士英另提供：1.2016年2月29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收顾士英借款”，人民币伍万元整，收据财务主管处签字为“杨”；2.顾士英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清单显示，2016年11月14日，现金支取4.4万元。2017年3月7日，从胡丽娟银行卡向顾士英银行卡转账6000元；2018年2月11日，从胡丽娟银行卡向顾士英银行卡转账13500元，转账附言“晶鼎”。关于借款经过，顾士英向一审法院陈述：其在晶鼎公司后勤部工作期间，杨静标向其询问有无款项可出借给晶鼎公司。后其手头有5万元现金后，问杨静标晶鼎公司是否需要，杨静标表示需要借款，其遂将5万元现金拿去财务部交给会计杨圆圆，过了几天，杨圆圆给了其5万元的收据，后来杨静标向其出具了借条。2016年11月，王某找杨静标催讨货款，杨静标问其有无款项可以出借，其表示可以凑出现金5万元。王某开车跟其回家，其取了现金6000元，双方又一起去了银行，其取款4.4万元，凑满5万元，王某开车将其带至晶鼎公司，双方当着杨静标的面交接了款项。2016年12月左右，杨静标向其出具了借条，同一张借条上还写明了2016年2月29日的借款，后杨静标不再担任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其找杨静标女婿胡佳春催讨，胡佳春给其写了批条，其持批条至财务处，3月7日，其收到自胡丽娟银行卡汇出的利息6000元。2018年2月初，其再次找到胡佳春催讨利息，胡佳春将利息应付金额算好后向其出具了字据，载明是10万元利息，并在签字后让其找田伟伟签字，其找田伟伟签字后，将字据交至晶鼎公司财务处，同年2月11日，其收到来自胡丽娟银行卡的利息1.35万元；2018年8月，其至晶鼎公司催讨借款，田伟伟告诉其账上只有2016年2月5万元借款，但表示公司没钱，让其等待；此后其又去了两次，田伟伟均表示公司没钱；其第三次至晶鼎公司催讨借款时，田伟伟告诉其账上并没有其应付款，要求其向杨静标催讨；2018年10月左右，其找到杨静标，杨静标看了原来的借条后，出具了新的借据，上面写明了“晶鼎”。杨静标向一审法院陈述：顾士英是本地人，在晶鼎公司工作，其曾听顾士英说将钱存在红豆公司，年息为7%-8%，遂建议顾士英把钱存到晶鼎公司，年息12%。2016年2月，顾士英拿来5万元现金，其让顾士英交到晶鼎公司财务室杨圆圆处。后来王某至晶鼎公司催讨货款，催得比较紧，其问顾士英是否有款可以借，顾士英表示可以凑出5万元。其遂让王某带顾士英去取款，后两人一起回到晶鼎公司，王某告诉其拿到了款项。王某在晶鼎公司结欠货款单上写明了收款情况，未出具收条，结欠货款单保管在王某处，其离开晶鼎公司时，晶鼎公司尚结欠王某货款25万元左右，听王某说，晶鼎公司现在还结欠货款2万元；其向顾士英的两次借款均出具了借条，但因其不懂财务，故借条上未写明“晶鼎”；因晶鼎公司否认借顾士英款项，2018年10月，其找王某出具了收条；在顾士英因晶鼎公司不认可2笔借款找到其时，其重新出具了借据和借款凭证，写明了“晶鼎”二字，原来的借条就撕毁了；晶鼎公司向顾士英的两次借款均计入了晶鼎公司的内部账。杨静标提供了清单一份，内容分为打印表格和手写两部分。其中手写“晶鼎私人借款任彩华100万顾士英10万……计870万元截止2016.11.28杨静标如有冒出来与晶鼎公司无关有杨静标负责”等，该清单未有晶鼎公司盖章也无田伟伟签字。打印部分亦是借款对象及金额明细，其中载明顾士英10万元等，金额合计925万元。杨静标称，打印部分是田伟伟整理，手写部分是其整理。晶鼎公司表示，该份清单手写部分仅是杨静标的单方陈述，并未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伟伟的认可。打印部分非田伟伟整理，晶鼎公司对打印部分的债务不予认可。杨静标另提供了其与田伟伟、胡佳春等于2018年11月12日的谈话录音，双方主要对晶鼎公司民间借贷款进行了讨论，录音中，杨静标表示晶鼎公司对外民间借贷款870万元，田伟伟对此未明确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一审中，一审法院调取了胡丽娟62×××33银行卡2016年11月28日至2018年5月3日交易流水明细。明细显示，胡丽娟银行卡款项往来非常频繁。晶鼎公司认可，该银行卡交易流水中部分资金确用于支付晶鼎公司工人工资，但该卡并非专门用于晶鼎公司经营，流水中大部分资金支出系用于支付无锡金仁商业设备有限公司拖欠的货款，即使认定该卡为晶鼎公司实际使用，也只能证明晶鼎公司支付了涉案借款的利息，并不能因此推定晶鼎公司为借款人或是债务加入；此外，晶鼎公司当时的实际财务负责人是杨圆圆，不能排除杨圆圆利用职务便利为父亲杨静标偿还个人债务。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华明芳与晶鼎公司、杨静标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审法院向晶鼎公司2014年初至2016年底的会计吉婷俐进行调查。吉婷俐陈述，胡丽娟是杨静标亲家母，未在晶鼎公司工作过，晶鼎公司财务上以胡丽娟名义办理了银行卡用于公司部分业务的收付款。上述事实，有借据、借款凭证、收据、银行取款凭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王某出具的收条、询问笔录复印件、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资料、债务清单、银行卡查询明细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顾士英提供的借据、借款凭证、收据、银行取款凭条及杨静标提供的王某出具的收条、顾士英及杨静标对款项给付经过的陈述能够证明，顾士英实际交付了借款。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主体是否为晶鼎公司。首先，本案借款的给付时间在杨静标担任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次，杨静标离任后，自胡丽娟银行卡向顾士英转账的款项金额恰为按照借条约定的利率计算应得的利息，且第二次转账附言注明“晶鼎”。根据晶鼎公司自认，该公司确将胡丽娟银行卡用于支付晶鼎公司工人工资，即办理晶鼎公司业务。第三、一审法院因另案在向该公司时任会计吉婷俐调查了解时，吉婷俐亦确认公司将胡丽娟银行卡用于公司经营中的收付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自胡丽娟银行卡向顾士英的转账付款应认定为晶鼎公司向顾士英偿还的利息。晶鼎公司向顾士英支付利息的行为能印证顾士英及杨静标关于本案借款系晶鼎公司向顾士英所借的陈述，应认定借款人为晶鼎公司。晶鼎公司所述不能排除当时财务负责人杨圆圆以利用职务便利以公司款项为其父亲杨静标偿还个人债务，仅是单方的猜测，并无实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顾士英明确表示杨静标只是本案借款的经办人，借款应由晶鼎公司偿还，故本案债务应由晶鼎公司偿还。关于顾士英主张的利息，经审查，符合借据和借款凭证约定，也未超过法律规定的界限，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晶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顾士英给付10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财产保全费1120元，合计3420元，由晶鼎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杨静标向本院陈述：晶鼎公司成立时有4个股东，我、冯建昌、朱惠康、张轩鹤，我们4人是朋友关系，其中我占股52%，其他3人不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我每年给其他3人固定回报，第四年他们就退出晶鼎公司，他们3人持有的48%股份全部转给田伟伟，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伟伟。晶鼎公司对此表示认可。田伟伟向本院陈述：2018年5月之前，晶鼎公司的工作基本是胡佳春和杨某在安排，我主要是负责业务。晶鼎公司的请款流程一般情况下是胡佳春交财务人员付款，财务人员会出具一份付款凭证，胡佳春签完字就可以付款，有时候在付款前和付款后会找我签字确认下。晶鼎公司在2017年向华明芳、顾世英二人付款时，是否找过我签字我无法确认，因为我当时不管这个。杨静标在一审中提供的有债务清单的照片真实，2018年有人来晶鼎公司催债，然后我就列了清单并打印出来，带着这个清单去参加2018年11月12日会议，下面杨静标手写内容是会议上所写。二审中，杨静标申请证人杨某和王某出庭作证。杨圆圆向本院陈述：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财务主管处手写“杨”的五万元收据是我向顾士英出具，我在当天收到顾士英交付的5万元现金，大概过了三四天再将该收据交给顾士英。晶鼎公司所有的收据都不会加盖晶鼎公司的公章，因为当时就是这么处理的。王某向本院陈述：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14日、收款人为王某的收条是我出具，时间大概在2018年，收条上写的5万元是顾士英交给我的，是代杨静标的晶鼎公司支付的买卖配件的欠款。我向晶鼎公司供货，结算之后晶鼎公司大概结欠我25万元，打了一张25万元的欠条。当时我打电话向杨静标催讨，但是杨静标没钱，问顾士英有没有钱，顾士英说有钱，然后杨静标就让我开车带着顾士英去银行取钱。顾士英取到钱之后，就在车上把5万元现金给了我，然后我在总欠条扣掉了5万元。在杨静标退出晶鼎公司之后，2018年晶鼎公司还转账归还了8万元的欠款，晶鼎公司的田总还让我开了8万元的发票。现在25万元的欠条已经结清，总欠条也找不到了。2018年杨静标给我打电话说，别人要跟他打官司，如果不写这个5万元的收条官司肯定要输。我想着我已经收到了顾士英给的5万元，所以就补了这张收条,收条上的日期是按照杨静标的要求所写。杨静标以此证明，杨某出具的收据和王某出具的收条真实有效。2016年2月29日收据，杨某是晶鼎公司的财务人员且已经认可，杨某还称晶鼎公司开的所有收据都没有加盖晶鼎公司公章，因为晶鼎公司当时都是这么操作；关于王某的5万元，虽然收条是后补的，但是当时确实给了王某。顾士英质证称，对杨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两位证人均确认收到了交付的款项，该10万元属于晶鼎公司。晶鼎公司质证称，对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认可。关于杨某的证言，2018年年底，杨静标曾拿一本完整的收据和其对账，当时就有2016年2月29日的收据，其要求将该收据留下核对，被杨静标拒绝，所以其认为这份收据是杨静标后补。关于王某的证言，王某称落款时间是按照杨静标的要求所写，其未查询到与王某的任何收货单和送货单，其与晶鼎公司有无真实业务往来存疑。晶鼎公司还称，根据公司账目显示，2017年之前确实是与王某无业务往来，2018年其账上付给王某一笔钱，但这笔钱是支付以前的货款还是后来发生的货款需要核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晶鼎公司与顾士英之间是否存在10万元借款关系。本院认为，晶鼎公司与顾士英之间存在10万元借款关系，晶鼎公司应向顾士英归还案涉借款本金和利息。第一，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案涉借款出借时，杨静标为晶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静标有权以晶鼎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并由晶鼎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现杨静标称案涉借款系代表晶鼎公司所借且实际用于晶鼎公司，在晶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系杨静标本人或者杨静标代表其他人所借的情况下，对杨静标的该点陈述，本院予以采信。第二，案涉借款已经实际交付。杨某确认2016年2月29日5万元收据是杨某所写，王某亦确认2016年11月14日5万元收条是王某所写，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在收据出具时，杨某是晶鼎公司财务人员，其确认收到顾士英出借给晶鼎公司的5万元，并向顾士英出具了该5万元的收据；顾士英与杨某关于该5万元款项交付的陈述相一致，即顾士英先把5万元交给杨某，杨某过了几天将收据补给顾士英。故对顾士英已经将该5万元交付晶鼎公司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王某收条所载5万元，虽然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5万元收条系2018年补签，但是王某确认收到顾士英向其交付的5万元，该5万元是顾士英代晶鼎公司归还结欠王某的欠款；王某、顾士英、杨静标关于该5万元款项交付的过程基本吻合，即王某与顾士英去银行取款，并由顾士英交付给王某。虽然晶鼎公司对其与王某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存疑，但是晶鼎公司自认在杨静标退出晶鼎公司之后向王某支付过一笔钱，晶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还款系针对田伟伟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新发生业务的还款，且王某称该笔款项是针对之前杨静标在任时结欠的欠款。据此，本院认定王某与晶鼎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顾士英在2016年代晶鼎公司支付欠款5万元应为事实。第三，杨静标所称案涉借款系代表晶鼎公司所借，与晶鼎公司实际归还部分利息的事实相印证。在田伟伟担任晶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晶鼎公司通过实际控制的胡丽娟银行卡于2017年3月7日向顾士英转账6000元、于2018年2月11日向顾士英转账13500元，转账附言“晶鼎”。晶鼎公司原财务人员吉婷俐确认胡丽娟的银行卡用于晶鼎公司部分业务的收付款；而一审中晶鼎公司亦确认胡丽娟的银行卡部分用于晶鼎公司工人工资的发放。虽然田伟伟称当时晶鼎公司的财务由杨静标的女儿杨某负责，其对支付利息的行为不知情，但是晶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通过胡丽娟银行卡两次以转账形式向晶鼎公司支付利息的行为系杨某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晶鼎公司。且田伟伟称杨静标一审中提供的债务清单中表格部分是其打印，是因为有人向公司催债，所以其列了表格，田伟伟的陈述与顾士英所称曾经找田伟伟签字支付利息的陈述相一致，能够印证以胡丽娟银行卡向顾士英转账支付利息的行为是经过田伟伟授意、实际为晶鼎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如田伟伟认为其在受让晶鼎公司股权时，杨静标未向其如实披露晶鼎公司的对外负债情况导致其权利受到损害，其可另行向杨静标主张权利，但是田伟伟无权以晶鼎公司新老股东之间的纠纷及内部管理问题对抗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利。综上，晶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晶鼎公司已预交），由晶鼎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冰审 判 员  贾建中审 判 员  龚 甜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迪金书 记 员  许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