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3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加多宝大道3号。 法定代表人：周行，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磊，男，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灌口街道瑞莲社区北街53号。 经营者：赵纯建，男，汉族，1976年2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四川明炬（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文伟江，男，1986年12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晓东，四川都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加多宝公司）与被上诉人都江堰宏建副食店（以下简称宏建副食店）、文伟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4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文伟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加多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都江堰宏建副食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四川加多宝公司与宏建副食店并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无需承担返还货款和产品的责任。四川加多宝公司在都江堰市场的代垫业务均是通过案外人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和公司）完成，四川加多宝公司一审举证的支付证明单及收条，能够证明在都江堰市场的代垫费用，已经由一和公司发放完毕，宏建副食店也出具了盖章签名的收条，至于文伟江利用加盖宏建副食店印章的空白收条，骗取了其代垫费用，应由文伟江承担责任。2.宏建副食店将21万元货款支付给了文伟江，由文伟江向一和公司购货，一和公司向四川加多宝公司发出指令，四川加多宝公司将货发给宏建副食店，至于宏建副食店主张货物被文伟江、代军挪用，其应当向文伟江或一和公司主张权利。3.四川加多宝公司代理人在餐馆撞见宏建副食店经营者与证人共同聚餐，宏建副食店有与代军、证人相互串通，利用虚假诉讼，骗取四川加多宝公司市场投入费用的嫌疑。 宏建副食店答辩称，1.四川加多宝公司举证的支付证明单及收条载明了宏建副食店作为客户，相关内部审批手续经四川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文伟江、邓慧签名，一和公司盖章，能够证明宏建副食店与四川加多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账单有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文伟江签名，四川加多宝公司如认为签名存在虚假，应当申请司法鉴定。2.支付证明单不能证明四川加多宝公司支付完代垫费用，反而证明其内部管理混乱，恶意拖欠宏建副食店代垫费用；收条系四川加多宝公司工作员填写，印章由文伟江加盖，赵纯建的签名不属实。3.宏建副食店主张的未收货费用32000元系未收货总费用105000元减去代军返还的货款44000元，及代军、文伟江授权案外人送货的29000元得出。4.宏建副食店与证人一起聚餐系因一审休庭时间短，周边餐馆少导致，四川加多宝公司代理人同时在该餐馆就餐，其却声称是撞见。四川加多宝公司所称的相互串通，存在虚假诉讼仅是其擅自推论，并无证据支撑。 文伟江未作答辩。 宏建副食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宏建副食店给付货款189500元【189500元=听装加多宝（规格1×24）1997件×70元+瓶装加多宝（规格1×15）395件×42元+1.5L加多宝（规格1×6）23件2瓶×48元+欠一车加多宝货款32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7日起以1895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四川加多宝公司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四川加多宝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宏建副食店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四川加多宝公司返还宏建副食店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并向宏建副食店支付未到货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的货款32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和公司系四川加多宝公司的经销商，宏建副食店分销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加多宝凉茶产品。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宏建副食店代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其终端客户垫付了赠品。2018年3月19日，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员工文伟江、付彬与宏建副食店就宏建副食店代垫的赠品数量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拉罐加多宝2822-825=1997件、瓶装加多宝395件、1.5L瓶装加多宝23件2瓶、打款拉罐加多宝2175件。”文伟江、付彬及赵纯建分别在该份对账单上签字。宏建副食店在该份对账单上加盖了公章。2018年4月6日，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罗龙潇及该公司员工付彬再次与宏建副食店就截止2018年3月19日公司未返还宏建副食店的代垫费用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该份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3月19日，未返还宏建副食店费用为：1、欠市场费用1997件C24；2、欠瓶装加多宝395件P15；3、欠1.5L加多宝23件2瓶；4、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打款时间11月22日，打款给城市负责人文伟江。”宏建副食店在该份对账单的“客户（盖章）”处加盖了公章。罗龙潇、付彬在该份对账单的“对账人”处签字。 一审庭审中宏建副食店陈述“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6日的《对账单》中载明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该费用的产生过程如下：宏建副食店已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21万元（21万元=3000箱×70元/箱）支付给了文伟江，文伟江收到货款后将该21万元货款支付给了一和公司。一和公司再委托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宏建副食店发货。四川加多宝公司接到一和公司的发货指令后仅向宏建副食店发送了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及该批产品的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尚有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及该批产品的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未向宏建副食店发送到位。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价值105000元（105000元=1500箱×70元/箱）。宏建副食店向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代军催收了上述货物，代军向宏建副食店支付了货款44000元。此外，宏建副食店在文伟江、代军的授意下向案外人团结副食店领取了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规格为P15）718件。该批718件500ml瓶装加多宝折合货款为28992元（28992元=718件×40.38元/件）。综上，四川加多宝公司尚欠宏建副食店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为32000元（32000元=105000元-44000元-28992元）。”，经查，宏建副食店向文伟江支付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21万元，文伟江收到货款后于2017年11月29日将21万元转账支付给了一和公司。一和公司收到货款后委托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宏建副食店发货。庭审中四川加多宝公司陈述“其在收到一和公司的发货指令后委托物流公司向宏建副食店发送了1500箱的产品及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尚有2175件货品未发送给宏建副食店，该批未送到的2175件货物是代军个人授意物流公司将本应由宏建副食店收取的货款发送给了案外人都江堰煜龙商行。”。 一审庭审中四川加多宝公司陈述该公司任命案外人代军为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代军离职后，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案外人罗龙潇为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案外人代军询问案涉文伟江、付彬于2018年3月19日出具的《对账单》是否属实。代军陈述“代军、罗龙潇以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督导徐世钟、胡平均参与了对账，上述对账单上的金额亦由上述人员一一进行了核对确认，货品均系宏建副食店代四川加多宝公司垫付的赠品数量。”。 一审庭审中宏建副食店申请证人赵某及罗杰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代垫费用的产生过程。庭审中证人赵某及罗杰证实“其为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宏建副食店在购进加多宝凉茶产品后，由包括赵某、罗杰在内的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负责洽谈终端客户，文伟江向业务员传达产品定价并确定赠送给终端客户的赠品数量后，由业务员负责执行。待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谈成该笔交易后，再指令宏建副食店按四川加多宝公司业务员的指示将货品及赠品直接送达给终端客户。终端客户再将货款支付宏建副食店。” 另查明，文伟江与案外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了为期6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14日止。2017年1月1日，文伟江与案外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17年1月1日。文伟江与四川加多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四川加多宝公司聘请文伟江为该公司员工从事销售工作，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14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因第三人文伟江、案外人付彬及罗龙潇均系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且罗龙潇为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之规定，文伟江、付彬及罗龙潇向宏建副食店出具对账单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对四川加多宝公司发生效力。上述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3月19日四川加多宝公司未返还宏建副食店费用为：1、欠市场费用1997件C24；2、欠瓶装加多宝395件P15；3、欠1.5L加多宝23件2瓶；4、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因此，宏建副食店要求四川加多宝公司返还宏建副食店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宏建副食店已按照70元/箱的单价支付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的费用，而四川加多宝公司未将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500件向宏建副食店发送到位。因宏建副食店自认其已收到了72993元的货款，一审法院对宏建副食店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宏建副食店要求四川加多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32000元（32000元=1500箱×70元/箱-72993元）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加多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宏建副食店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二、四川加多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宏建副食店货款32000元。 在二审中，宏建副食店、文伟江未提交新的证据。四川加多宝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都江堰宏建与一和商贸贷款、货物、市场费用往来清单》、2016年度《出库单》14份，拟证明2016年度宏建副食店分销加多宝凉茶饮料的货物和市场费用，均由四川加多宝公司交由物流公司承运，交付宏建副食店签收入库。2.《都江堰宏建与成都一和商贸货款、货物、市场费用往来清单》，2017、2018年度《出库单》9份，《支付证明单》8份（含附件《收条》、都江堰批发促销报表），拟证明2017、2018年度宏建副食店分销加多宝凉茶饮料的货物和市场费用，均由四川加多宝公司交由物流公司承运，交付宏建副食店签收入库，宏建副食店在《收条》签字盖章确认收到一和公司发放的市场费用，是一和公司与宏建副食店构成买卖关系，四川加多宝公司与宏建副食店不存在买卖关系。3.《对账单》3份，拟证明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一和公司已经将所有市场费用全部返给宏建副食店。4.《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庭审笔录》，拟证明本案存在宏建副食店与代军及证人相互串通，利用虚假诉讼意图套取四川加多宝公司市场投入费用的可能性。 经质证，宏建副食店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除32000元以外，我们已经通过一和公司向四川加多宝公司支付货款所对应的货物，并不能证明在销售过程中我们所产生的代垫费用已经实际给付，加多宝公司向一和公司交付的货物数量与一和公司向宏建副食店交付的数量不能直接对等。对证据2：《收条》《支付证明单》《批发促销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收条》和《支付证明单》是代垫申请表的附件，这两份证据结合代垫申请表是用于履行加多宝公司内部的审批程序，但一直没有给宏建副食店发货。出库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出库单显示2175件货物送给了案外人都江堰市煜龙商行，而不是宏建副食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宏建副食店和一和公司之间就宏建副食店向一和公司支付货款所对应的货品进行了清算，但是这个清算不包括32000元的货物，我们没有收到32000的货物，且该证据与市场搭赠费用间没有关联。对证据4：四川加多宝公司擅自推定我们有相互串通、虚假诉讼的嫌疑，并且在证明目的的最后用了“可能性”，表明其证明目的并没有证据支撑。 经审查，本院认为，宏建副食店对四川加多宝公司所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宏建副食店对四川加多宝公司所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并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前述证据具有合法性，也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确认双方拟证明的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另查明，在一审庭审中，四川加多宝公司认可文伟江系其公司销售人员，负责销售，是代垫业务的经办人；认可代军系代垫业务的决定人；认可罗龙潇、付彬均是加多宝公司的员工，其中罗龙潇是加多宝公司任命的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付彬是加多宝公司的一般销售人员，代军离职之后由罗龙潇担任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在一审中，代军向一审法院陈述其是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文伟江系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都江堰城市负责人，文伟江卸任后，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罗龙潇为都江堰城市负责人，文伟江、付彬出具的对账有代军、罗龙潇以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督导徐世钟、胡平参加，上述人员对《对账单》金额进行了核实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四川加多宝公司举证的《出库单》《支付证明单》、宏建经营部出具的《收条》等证据，并结合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代军、文伟江等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四川加多宝公司与宏建副食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之规定，在本案中，因文伟江、付彬及罗龙潇向宏建副食店出具《对账单》时均系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该三人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履职行为，故前述行为对四川加多宝公司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根据《对账单》的内容，判决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宏建副食店返还相应的代垫商品，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四川加多宝公司二审举证的《都江堰宏建与一和商贸贷款、货物、市场费用往来清单》《出库单》《支付证明单》《收条》《对账单》均只能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货款两清，与本案中宏建副食店主张的其接受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文伟江的指示向终端客户垫付市场费用是两笔不同的费用，故不能达到四川加多宝公司已经向宏建副食店支付完代垫费用的证明目的。此外，宏建副食店已按照70元/箱的单价支付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的费用，而四川加多宝公司仅向宏建副食店交付了1500件货物，剩余1500件，四川加多宝公司发送给了案外人都江堰煜龙商行，因宏建副食店自认其已收到了72993元的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四川加多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32000元（32000元=1500箱×70元/箱-72993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92元，由上诉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文飞 审 判 员 仇 静 审 判 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蒋鑫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