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再2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希孟，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俊港，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砚波，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军，山东德衡（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乃花，女，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系韩砚波之妻。原审被告：陈汉明，男，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再审申请人刘希孟因与被申请人韩砚波、原审被告陈汉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鲁16民申1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希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齐俊港，被申请人韩砚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军、王乃花，原审被告陈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希孟再审请求：撤销（2018）鲁1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滨州市滨城区东方煤炭经销处与滨州职业学院签订的《合作建设协议书》，可以证实再审申请人刘希孟系滨州市奶牛场实际负责人。《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及《收据》，可以证实刘希孟系涉案工程建设方负责人。支付工程款凭证，可以证实再审申请人刘希孟已向陈汉明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向被申请人支付的10万元是代陈汉明支付。《雇佣人员工资发放表》可以证实签字人任胜是陈汉明的雇佣人员，其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陈汉明承受。滨城区人民法院（2014）滨商初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欠条》，可以证实另一位债权人高建永以租赁合同纠纷将陈汉明起诉至滨城区人民法院并获得法院支持，证实陈汉明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陈汉明按照与再审申请人之间的《劳务承包合同》约定，自行租赁施工设备，投入施工建设。山东盛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辉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收据，可以证实韩砚波向陈汉明的债务人盛辉公司要过钱，陈汉明与刘希孟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2013年5月7日，陈汉明承包盛辉公司滨州市纺织嘉园工程项目。2016年1月18日，陈汉明要求盛辉公司在工程款中代其向韩砚波支付14851.5元欠款，当日，韩砚波自盛辉公司取走以上款项，并出具收据。《证明》和《收据》证明陈汉明作为涉案租赁物的承租人，曾经向被申请人韩砚波支付租赁费，其与韩砚波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以上证据足以证实，被申请人韩砚波与陈汉明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均已实际履行义务，再审申请人签字的行为只是起证明人的作用。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认定再审申请人是承租人的依据有二，一是申请人在45张拨货单上签名，二是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租赁费10万元。再审申请人认为以上证据无法证实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1.再审申请人在46张拨货单中的45张的空白处签字无法证明是承租人。拨货单没有关于租赁期限、交接方式、租金支付、违约责任等合同主要条款的约定，拨货单无法取得租赁合同的地位。45张拨货单用户一栏的签字为陈汉明的雇佣人员任胜，再审申请人签字的是拨货单的其他空白位置，承租人应签在用户栏中，再审申请人不是承租人。2.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10万元租赁费是代陈汉明支付，而非履行承租人的租金支付义务，有闫某的当庭证言及任胜出具的报停报告予以证实。3.本案关键证据缺失，被申请人一直未能提交书面租赁合同，对此被申请人未做出合理解释。被申请人称其曾携带书面租赁合同要求再审申请人签字，但再审申请人“拒绝”签字。但是，再审申请人在45张拨货单中均有签字，且在2013年5月30日，也就是被申请人所称要求再审申请人签字被拒绝的当天，再审申请人却在拨货单上签字，使自己在租赁合同关系中的风险处于失控状态，不符合常理，且被申请人的解释明显相互矛盾。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件显示，被申请人与他人发生的十起以上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纠纷中，被申请人均与相对人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可见其形成了稳定的以书面租赁合同确定租赁关系的交易习惯，而本案却没有合同，再审申请人有理由相信被申请人隐匿了与陈汉明之间的租赁合同。4.被申请人在原审中的陈述存在重大逻辑错误，试图掩盖其与原审被告陈汉明之间存在的租赁合同关系。被申请人在2016年6月13日的上诉状中表述，其基于陈汉明支付租赁费能力不足，才要求再审申请人为承租人。而二审卷宗53页显示，被申请人陈述其于2013年4月下旬接触再审申请人刘希孟，与之洽谈租赁事宜。原一审卷宗37页显示，被申请人之妻王乃花陈述被申请人直到2013年8、9月份才认识陈汉明，重审卷宗53页显示，被申请人又陈述不清楚原审被告陈汉明是干什么的。综合以上被申请人陈述可知，被申请人在谋求合作之初便结识陈汉明，其一再掩饰该事实，不过是想割断与陈汉明之间的联系，再利用圈套证据，将再审申请人置于承租人地位，以谋取非法利益。被申请人韩砚波答辩称，46张拨货单均有刘希孟签字，而没有陈汉明签字，陈汉明在现场而不让陈汉明签字违背常理。46张拨货单均有刘希孟签字，证明每次送货时刘希孟均在工地，是刘希孟联系的韩砚波要求送货。不然，刘希孟不会每次都在工地，并且自愿在拨货单中签字，足以证实韩砚波与刘希孟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陈汉明主张与韩砚波签订租赁合同，但没有向法庭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同时，本案陈汉明的陈述以及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韩砚波与陈汉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被告陈汉明述称，陈汉明在纺织家园做工程的时侯，经张兴文的介绍认识了刘希孟，和刘希孟定下了合同。陈汉明以自己的名义签的合同，总款是300万元。经纺织家园司延辉介绍认识了韩砚波，租赁了他的钢管，第二天和韩砚波签的合同，合同后来被王乃花骗走了。在签合同的时候陈汉明就跟韩砚波说明了，陈汉明的外甥任胜负责收材料，刘希孟签字跟陈汉明没有关系。2013年底完工后，架杆回收过程中，因为王乃花比较挑剔，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陈汉明每天叫了4到5个人到她场地上给她维修，最后租赁材料全还给她了，归还租赁材料时有对方开的单据，但都找不到了。刘希孟给陈汉明代付10万元的问题，当时经过闫某还有刘希孟、王乃花四个人协商，由刘希孟代付，在陈汉明的工程款中扣除。其余租赁费逐步付清了，尾款1万多元由盛辉公司赵树桥代付，赵树桥欠陈汉明工程款。韩砚波于2014年11月10日向滨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租赁费310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滨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5月25日，滨州市奶牛场经营者刘希孟与陈汉明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陈汉明承包滨州市奶牛场发包的位于滨州市建设工程，工程承包项目及范围为图纸范围内的基础、主体等工程，承包方式为扩大劳务分包，由陈汉明提供劳务、施工设备、周转材料（包括模板、木方、架杆等）等，合同包干价300万元。滨州市奶牛场负责人员刘希孟在合同落款处签字并加盖滨州市奶牛场印章，陈汉明亦在合同落款处签字。2013年5月29日至2013年9月27日，韩砚波向滨州市奶牛场工地发送钢筋切断机、弯曲机、架杆、架扣、丝杠、木架板、接管、底托等建筑设备一宗，陈汉明方收料人员任胜在原告出具的拨货单中用户一栏签字，被告刘希孟亦在收货单中其他空白处签字。2013年11月12日，陈汉明、任胜向滨州市奶牛场出具报停报告，请求滨州市奶牛场督促韩砚波回收租赁设备。经刘希孟雇佣人员闫某从中调解，刘希孟同意代陈汉明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100000元。2013年12月24日，刘希孟通过其妻子崔花平银行账户向韩砚波之妻王乃花银行账户转款100000元。同日，韩砚波之妻王乃花向刘希孟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为刘希孟工地。滨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韩砚波、刘希孟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韩砚波提交拨货单46张、回收单37张、转账凭条1张、收款收据1张，用以证实其诉讼主张。刘希孟质证称，其在拨货单上签字，只是证明韩砚波的租赁物已到达刘希孟工地，其与韩砚波并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与韩砚波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是包工头陈汉明。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拨货单其中45张确有刘希孟签字，但在拨货单用户一栏处签字人员均系案外人任胜，刘希孟并未在用户一栏处签字，根据刘希孟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报停报告显示，陈汉明与任胜均应系工程承包方的人员，且结合工程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劳务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租赁设备由承包方提供的事实，以及证人闫某所述刘希孟向韩砚波支付100000元是刘希孟代陈汉明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的事实，故韩砚波与工程承包方陈汉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具备高度的盖然性。综上，韩砚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刘希孟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且其提供的证据不仅与其陈述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同时其提供的证据与刘希孟与陈汉明的承包合同、陈汉明的报停报告及证人闫某的证言存在相互矛盾，其要求刘希孟支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23日判决：驳回原告韩砚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原告韩砚波负担。韩砚波不服，于2016年8月11日上诉至本院。本院二审认为，由于一审中案外人陈汉明、任胜均未到庭质证，故对刘希孟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报停报告的真实性，不应予以确认。闫某系刘希孟聘用人员，且刘希孟未提交证据证明韩砚波曾授权闫某与陈汉明签订协议书，故该协议对韩砚波没有约束力。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下，仅凭以上证据不能证明韩砚波与陈汉明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第（四）项之规定，于2016年9月27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滨城区法院依职权追加了陈汉明参加诉讼。韩砚波于2016年11月11日增加了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希孟支付原告建筑设备租赁费875032.60元(截止2016年11月21日)；2、判令被告刘希孟返还剩余建筑设备包括架杆22415.50米、架扣25928个、丝杠618个、木架板319块、钢管接头841根、地拖（或铁鞋400个）、切断机1台、弯曲机1台；3、判令被告刘希孟支付自2016年11月22日至剩余建筑设备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约定标准支付的租赁费；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刘希孟承担。滨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认定的事实：2013年5月25日，刘希孟以滨州市奶牛场名义与陈汉明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将位于滨州市的滨州市奶牛场办公楼（承包范围为图纸范围内的基础、主体、二次结构、场地平整、清槽、内外墙抹灰、屋面工程、外墙脚手架、给排水电暖、消防安装等工程）承包给陈汉明进行施工。自2013年5月29日起至9月27日，韩砚波向该施工工地运送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架杆、架扣、木架板、丝杠等租赁物，并在2013年5月30日的拨货单中对架杆、架扣等租赁物的租赁价格进行了约定。自2013年9月12日起至2013年11月10日，韩砚波陆续收回部分租赁物。在拨货单中，韩砚波在开单人和发货人处签名，用户处签名为任胜，刘希孟亦在拨货单上签名；在回收单中，韩砚波在开单人和收货人处签名，交货人处签名为任胜、周健等。2013年12月24日，经闫某协调，刘希孟与韩砚波之妻王乃花就支付涉案租赁费达成协议，刘希孟通过其妻崔花平账户向王乃花账户转账付款100000元，王乃花于同日给刘希孟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刘希孟工地设备租赁费100000元。刘希孟在收据上签字注明“打款人：刘希孟”。另查明，陈汉明与刘希孟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后，对涉案办公楼进行了施工。任胜系陈汉明雇佣人员。滨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韩砚波与刘希孟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根据韩砚波提交的拨货单、回收单，能够证实租赁用户为任胜，刘希孟否认任胜系其雇佣人员、否认与韩砚波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陈汉明认可任胜系其雇佣人员。刘希孟仅在拨货单上签名，但并未注明其身份代表什么，单纯根据刘希孟在拨货单上的签名并不能确认韩砚波、刘希孟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另外刘希孟虽然曾经给韩砚波支付100000元租赁费，但其陈述系为被告陈汉明代付，且有证人闫某的证言、陈汉明的陈述能够与刘希孟的陈述相互印证一致，韩砚波提交的收款收据亦载明交款人为刘希孟工地，并非刘希孟，不能证实上述100000元设备租赁费系刘希孟应向其支付的租赁费，故该证据亦不能证实韩砚波与刘希孟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虽然现有证据不能确认韩砚波、刘希孟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刘希孟在拨货单上签名，是否应当承担支付租赁费的义务呢？首先，刘希孟在拨货单上签名，可能如刘希孟所述仅证实其系建筑工地收到租赁物的证明人，作为证明人，其自然不应承担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的义务；其次，刘希孟在拨货单上签名可能系韩砚波与他人租赁关系的担保方，如刘希孟系担保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但结合韩砚波提交的拨货单、收款收据，均不能证实刘希孟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应对韩砚波的租赁业务承担法律责任。综上，韩砚波要求刘希孟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刘希孟所提其不应向韩砚波承担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义务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重审判决：驳回原告韩砚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50元，由原告韩砚波负担。韩砚波不服重审判决，于2018年7月19日上诉至本院。本院二审查明，自2013年5月份开始，刘希孟租用韩砚波的建筑设备用于其位于滨州市滨城区的滨州市奶牛场工地施工。自2013年5月29日至9月27日，韩砚波向该工地运送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架杆、架扣、木架板、丝杠等租赁物，由韩砚波出具拨货单46张，拨货单“租用：”、“单位：”一栏空白处注明“滨州市奶牛场工地”或“滨州市奶牛场”，用户一栏均由任胜签字，除去2013年6月18日的拨货单外，其余45张均有刘希孟签字。在2013年5月30日的拨货单中注明租赁费分别为：架杆每米每天0.015元、架扣每个每天0.008元、木架板每块每天0.20元、丝杠每根每天0.07元、接管每根每天0.025元、地拖（铁鞋）每个每天0.02元。2013年9月12日至2013年11月10日期间，韩砚波陆续收到滨州市奶牛场工地返还的租赁物，由韩砚波出具回收单35张，回收单“交货：”、“单位：”一栏空白处注明“奶牛场”、“奶牛场工地”、“滨州市奶牛场工地”、“滨州市奶牛场”，交货人一栏由任胜或周健等人签字。至今尚未返还的租赁物包括：钢筋切断机1台、钢筋弯曲机1台、架杆22415.50米、架扣25928个、木架板319块、丝杠618根、接管541根、地拖（铁鞋）400个。2013年12月24日，刘希孟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100000元，由韩砚波之妻王乃花于同日给刘希孟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刘希孟工地设备租赁费100000元，且被上诉人刘希孟在收据上签字注明“打款人：刘希孟”。截至2016年11月21日，韩砚波的上述租赁物除去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外所产生的租赁费为911483元，扣除刘希孟已支付的100000元，刘希孟尚欠韩砚波租赁费811483元。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韩砚波与刘希孟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涉案46张拨货单载明了租赁物送往刘希孟的滨州市奶牛场工地，刘希孟在45张拨货单上均签字认可货物已送到，且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刘希孟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100000元，足以证明刘希孟租赁韩砚波建筑设备用于其工地施工，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刘希孟辩称涉案工地已承包给陈汉明，涉案租赁物的承租人系陈汉明，其向韩砚波支付的100000元因其拖欠陈汉明工程款而在此替陈汉明支付租赁费，本院认为，刘希孟与陈汉明之间的承包合同系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且刘希孟并未提交陈汉明与韩砚波的租赁合同以及其拖欠陈汉明工程款的证据，因此，对刘希孟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韩砚波根据刘希孟的需要为其提供了租赁物，刘希孟应根据双方约定的租赁费计算标准向韩砚波支付租赁费。依据韩砚波提交的拨货单、回收单、租赁费计算明细表及收据可以看出，截至2016年11月21日，除去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外所产生的租赁费外，刘希孟尚欠韩砚波租赁费811483元，韩砚波要求刘希孟支付上述租赁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韩砚波未提供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租赁费的计算标准，本院对该两种租赁物所产生的租赁费无法查清，因此，对韩砚波要求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所产生的租赁费，不予支持。双方对租赁期限并未约定，视为不定期租赁，韩砚波有权随时要求刘希孟返还租赁物。通过二审查明的事实，刘希孟尚有钢筋切断机1台、钢筋弯曲机1台、架杆22415.50米、架扣25928个、木架板319块、丝杠618根、接管541根、地拖（铁鞋）400个未予返还，现韩砚波要求刘希孟予以返还上述租赁物以及自2016年11月22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上述租赁物按约定计算标准支付的租赁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2民初499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希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韩砚波支付租赁费811483元；三、被上诉人刘希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韩砚波钢筋切断机1台、钢筋弯曲机1台、架杆22415.50米、架扣25928个、木架板319块、丝杠618根、接管541根、地拖（铁鞋）400个；四、被上诉人刘希孟支付上诉人韩砚波上述第三项租赁物（钢筋切断机、钢筋弯曲机除外）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约定的计算标准所产生的租赁费；五、驳回上诉人韩砚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2550元，由上诉人韩砚波负担1388.75元，被上诉人刘希孟负担11161.25元。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公证书一份，刘希孟为法定代表人的滨州市滨城区东方煤炭经销处与滨州职业学院签订合作建设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建设滨州职业学院举办的滨州市奶牛场，滨州职业学院收取固定收益，滨州市滨城区东方煤炭经销处负责具体开发建设，拟证明刘希孟是滨州市奶牛场实际负责人。证据二、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一份及收据三份，拟证明刘希孟系涉案工程建设方负责人。证据三、刘希孟向陈汉明支付工程款凭证20份，拟证明：该款项包含刘希孟代陈汉明向韩砚波支付的租赁费10万元，也证实刘希孟已向陈汉明全部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证据四、陈汉明雇用人员工资发放表。拟证明：任胜系陈汉明的雇用人员，其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证据五、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欠条及滨城区人民法院（2014）滨商初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陈汉明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依据其与刘希孟之间的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自行租赁施工设备。证据六、山东盛辉置业公司证明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陈汉明作为承租人，曾经履行过向韩砚波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其与韩砚波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证据七、照片一张，照片为任胜手持其本人身份证及自书证明，拟证明：任胜为陈汉明的雇用人员，陈汉明与韩砚波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证据八、记帐本两份，拟证明：任胜、周健、任德禄、武志刚系陈汉明的雇用人员，韩砚波提供的租赁物均由以上人员签收，绝大部分租赁物的回收也均由以上人员负责。韩砚波与陈汉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证据九、民事判决书七份，内容为2014年至2019年期间，滨城区人民法院及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韩砚波与他人租赁合同纠纷的审理情况，拟证明：韩砚波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与不同承租方签订书面《机械设备及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合同中对于租赁物、价格、付款期限、违约责任、赔偿责任均作出明确约定，其已经形成了通过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确立租赁关系的交易习惯。证据十、王景国的证言，拟证明：其在陈汉明工地干活期间，在二楼办公室看到了陈汉明和韩砚波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据十一、刘立华的证言，拟证明：刘立华向刘希孟介绍了陈汉明，并签订了合同，陈汉明在承包合同中所有的架管、架扣、机械设备都属于陈汉明的承包范围。证据十二、张新文的证言，拟证明:张新文与陈汉明一起参与了奶牛场工地的招标事宜，陈汉明以最低价中标，架杆、架扣、机械设备等，都在陈汉明承包范围之内，任胜是陈汉明的项目经理。证据十三、于爱民的证言，拟证实刘希孟雇用的技术人员于爱民，参与了起草招投标条款，招投标文件和后来的合同是一致的。被申请人韩砚波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租赁合同关系的成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监理、施工合同应该向建设局备案，而该份合同没有，收据三份的收款人有一份不是监理合同注明的监理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其全部是收据、欠条、借条，没有一笔银行的流水，与常理不符，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不应该以欠条、借条来证实；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这是工地的内部材料，无法看到；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成立由刘希孟承担连带保证才成立了合同，同时该案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有异议，收据显示也是材料款，不是租赁费，经核实，该公司2019年为韩砚波出具了相应证明，证明该费用与陈汉明无关。对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不出庭法庭不应该采纳。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系单方制作，无法核实真实性，同时与本案租赁合同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一案有一案的案情。对王景国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因为王景国是在2014年5月份到工地干活，不可能对之前的事实有印象，且他能记得合同内容，但记不住具体时间是有意在突出陈汉明和韩砚波有租赁合同，但记不住具体时间。对刘立华的证言有异议，因为刘立华所陈述的架杆是任胜运回的，以及任胜和陈汉明是在2013年年底离开的工地，任胜离开的时间比陈汉明早，前述事实与本案一审（滨城区人民法院（2014）滨商初747号）刘希孟的陈述完全不一致。对张新文的证言有异议，张新文离开工地的时间是2014年春天，但是按照刘立华证言和原审刘希孟所说的陈汉明离开时间是2013年年底相违背。于爱民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被告陈汉明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是：赵树桥为韩砚波方出具了证明和收据原件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在2016年1月18日收到的韩砚波的收据，是经过司延辉同志介绍，购买的韩砚波的五金材料款，不是陈汉明所说的为陈汉明支付的滨州奶牛场的租赁费。该笔款项在2018年2月13日用赵树桥的个人账户支付给韩砚波的工行账户中，支付数额14000元，支付后韩砚波放弃其他的权利，之后与韩砚波没有任何纠纷。我公司在2018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陈述该笔费用是为陈汉明支付的欠款因公司没有核实清楚导致出具错误，事实应当以本证明前述为准，与本证明不符的，以本证明为准。特此说明。山东盛辉置业有限公司，赵树桥，2019.4.13号。”再审申请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盛辉公司及其负责人赵村桥向双方出具了内容截然相反的证明；多份证明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存在不相符的情况。原审被告陈汉明质证意见：对证明不认可；此单据没有私单日，是假证。本院认证意见：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有关公证书、判决文书，虽经各方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盛辉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对同一事实的前后陈述截然相反，对盛辉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对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记帐本、照片等其他证据，经查，上述证据系与再审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单位所出具，且经对方质证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原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希孟在本案租赁合同中的身份认定和责任承担问题。刘希孟是以什么身份在拨货单上签字，各方存在争议。韩砚波主张刘希孟是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陈汉明、刘希孟主张陈汉明是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刘希孟在合同上是以证明人身份签字，不是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本案租赁合同中刘希孟可能存在两种身份：承租人、证明人。而这两类人因其性质、关系等不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很大的区别。下面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本院评析如下：各方均未提交书面租赁合同，拨货单是各方关于设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凭证，故对本案刘希孟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守合同的解释规则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为《合同法》的体系解释，即是把全部合同条款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一起进行解释，以便明确该条款或词语的真正意义。另外，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只能以本人事发当时的心理状态判断，事后本人所做的认可或者否认与事发当时不在同一时间段，不能做为意思表示的判断依据。首先，就拨货单的书写情况而言，任胜在拨货单上“用户”字样后签名，刘希孟在45张拨货单上签名，韩砚波每次送货都要求刘希孟签字，刘希孟认可该签名系其亲笔书写，刘希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以证明人身份签字，完全具备将自己身份注明的能力。事实上刘希孟在完全具备表明自己身份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其次，刘希孟向韩砚波支付了10万元的设备租赁费。各方对此事实并无异议，韩砚波主张该笔款项是刘希孟支付的租赁费，刘希孟主张该笔款项系代陈汉明支付的租赁费，刘希孟在付款时本可以要求韩砚波就付款10万元的性质出具意思清楚的收到条或其他书面证明，但其没有要求对方出具，韩砚波出具的收据上体现的交款单位“刘希孟工地”与刘希孟在收据上注明的“打款人：刘希孟”也体现不出代陈汉明打款的意思，更体现不出韩砚波放弃向刘希孟主张权利的意思。在本案起诉前，闫某以韩砚波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署过协议书，闫某陈述签字前没有和韩砚波或王乃花商量过，是刘希孟让其签的字，因而上述协议因没有韩砚波的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而无效，其陈述的“刘希孟说拨给王乃花10万元不要紧，但是以后不要再找刘希孟了”，可以说明王乃花是去找刘希孟催要租赁费的。在韩砚波夫妇向刘希孟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刘希孟向韩砚波支付10万元设备租赁费而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代陈汉明支付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以上分析，刘希孟45次在拨货单上签字，均没有注明其为证明人，结合刘希孟通过银行支付给韩砚波10万元设备租赁款的事实，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刘希孟的行为更符合承租人的行为特征，其应当承担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的法律责任。闫某在原一审中作证刘希孟支付的10万元租赁费是代陈汉明支付的，闫某系刘希孟的职工，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与事发当时形成的书面证据收款收据相冲突，事后的言辞证据不能否定当初形成的书面证据的效力，对闫某的上述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刘希孟与陈汉明之间就租赁物的使用、返还和租赁费负担以及其他工程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系其与陈汉明之间的约定，不能约束出租方。刘希孟可依据其与陈汉明之间的约定主张权利。本院原二审判决刘希孟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希孟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院原二审判决正确，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16民终141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维华审判员  张魁海审判员  刘超元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