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男，198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上海市六角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655号707室。法定代表人：李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盼，该公司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工业区车墩分区香泾路999号。法定代表人：王传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威，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顶涛，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90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张伟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很难判断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的真伪，本案中，张伟的录用手续、工资、社保、退工手续都是由外服公司操作的，外服公司还安排张伟体检，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外，张伟受领的薪资和社保等的资金来源均来自李某1等个人账户转入，并非比亚迪公司对公账户转入，外服公司对该违规操作显然存在过错。外服公司辩称：外服公司和张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和比亚迪公司之间存在人事代理关系，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比亚迪公司辩称：本案所有事实均与比亚迪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伟的上诉请求。张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外服公司支付张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000元，比亚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外服公司、比亚迪公司支付张伟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3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外服公司向张伟代发工资。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外服公司为张伟缴纳社保。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外服公司委托外服公司国际人才分公司为张伟缴纳公积金。经张伟申请调查令，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出具情况说明，记载“经查外劳力就业服务管理系统，张伟登记备案用工单位：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派遣员工），登记的用工起止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8月22日，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张伟的仲裁申请，张伟要求外服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000元；2、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工资36,000元；3、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垫付款21,300元。2018年10月2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张伟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另查，2018年6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受案回执，受理比亚迪报称的案外人李某1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目前案外人李某1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民警向案外人李某1及陈某做的笔录记载：“1.2018年6月27日，案外人李某1陈述：我昨天到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投案自首……问：陈某委派你作为上海比亚迪公司市场推广工作的负责人，那你有无与上海比亚迪公司之间签订过聘用合同？案外人李某1陈述：签过的。我在签订劳工合同之前，经过陈某的安排，他让我以上海比亚迪公司华东地区市场部的名义对外聘请员工，一开始的时候只招了两个员工，分别是蔡某和李某2，这两个员工当时没有签订任何劳工合同……我将这些劳工合同打印出来后，我自己在劳工合同上盖上合同章。其他我招聘的员工的劳工合同也是这么签的。问：比亚迪公司的合同章你是从哪里来的？案外人李某1陈述：陈某派了一个人将上海比亚迪公司的合同章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送到当时办公地址的楼下……2016年年底因为招聘的员工开始多了，当时在时代金融中心的办公场所不够，所以向陈某申请需要更换一处更大的办公场地，经过陈某的同意，办公地址搬到了浦东新区XX二期商务楼XX-XX室。当时员工有不到20人，这些人都是以上海比亚迪公司的名义招聘的，这些员工的劳工合同上的上海比亚迪公司的合同章也是我盖印的。问：你应聘成为上海比亚迪公司的员工，但招聘公司的合同章由你自己盖印，你认为正常吗？案外人李某1陈述：不正常，我也向陈某提出过，陈给我的解释就是：我及我招聘的这些手下员工都属于‘灰色地带’人员，如果等陈某跟李柯想推上位的人成功上位，我和我手下的员工都是能被上海比亚迪公司承认身份的。2.2018年7月17日，问：你作为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是如何招聘员工的？案外人李某1陈述：一开始就是我、蔡某和李某2三个人，他们两个以前是我在XX广告传媒上班时候的同事，之后招聘员工是通过员工介绍进行面试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的文本是陈某的助理发邮件过来，我认为合适就与其签订用工合同，当时我手上有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和商务合同章三枚章，我在签订合同就是加盖合同专用章，平时这三枚章都是我交给沈燕保管。问：上述三枚章是哪里来的？案外人李某1陈述：是陈某交给的，当时还给了我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我用这些东西联系上海XX有限公司办理员工的社保和工资发放的手续。问：你只是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为何可以自主招聘公司员工而且公司的公章和合同章都是由你们部门保管呢？案外人李某1陈述：当时陈某派人来送公章和营业执照的时候就跟我说因为深圳XX集团有限公司内部高层要变动，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所以才允许我们自主找员工，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等都放在我们这里保管。问：你所在的公司市场部的人员组成情况说一下？案外人李某1陈述：我是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市场部的总经理，市场部下设有五个部门，分别是华东/华北区（区域负责人：蔡某）……包括我在内一共40名工作人员。问：你们部门的人员工资是通过什么途径发放的？案外人李某1陈述：都是由上海XX有限公司的名义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我们供应商的一些垫资款中支出的（一开始部门的运营资金还是我们几个员工垫付的，约300多万），包括房租和部门运营的正常费用都是使用供应商的垫资款支付的。3.2018年8月23日，问：你共使用过关于比亚迪公司的印章几枚？案外人李某1陈述：在我身边的曾有过6枚章。我第一次和‘陈董’、杨某碰面之后2、3个月，当时我们还在上海浦东的时代金融中心上班，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是‘陈董’派他来送比亚迪公司的相关印章，我记得当时对方将四枚章送到时代金融中心的路口，我自己下楼去拿的。分别是‘Z公司新能源市场部合同专用章’、‘Z公司市场部合同专用章’、‘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公章’、‘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商务合同章’。到了浦东国金办公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是过完年，又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我电话，告诉我他是‘陈董’派他来换章的，对方到了国金办公大楼的门口，这次也是我下楼拿的，这次这个人和上次送章的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对方当时送过来两枚章，分别是‘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带英文）’、‘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公章（带英文）’。对方将这两枚章交于我后还要求我将之前除了‘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商务合同章’的其他三枚章交给他，因为对方说是‘陈董’指派他这样做的，所以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向‘陈董’核实过该情况。4.2018年10月31日，问：你有无与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签订劳工合同？案外人李某1陈述：没有，我是和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工合同，因为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需要真正用工的公司营业执照才能签订这个劳工合同，所以当时‘陈董’还叫人将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送到我手里，我再将这份营业执照交给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问：你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案外人李某1陈述：我的工资及我招聘过来的员工的工资都是我垫付给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再由该公司汇到我们的银行账户作为工资。5.2018年7月21日，问：你有否在比亚迪及比亚迪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案外人陈某陈述：没有，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比亚迪或者跟比亚迪有关系的任何公司，也没做任职过相关工作。问：你是否认识比亚迪系的相关高管或者工作人员？案外人陈某陈述：都不认识。问：李某1为何要说你是幕后实际控制人？案外人陈某陈述：我不知道，在之前的工作中也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她离开新昌瑞安之后我们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伟与外服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双方通过合意由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从而形成的具有人身从属性和财产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张伟主张与外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由外服公司派遣至比亚迪公司工作；外服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为张伟代发工资，代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就此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庭审中张伟自认系由案外人李某1招聘入职且平时受李某1管理，同时根据案外人李某1的供述“我对外均是以比亚迪的名义招聘员工……招聘员工是通过员工介绍进行面试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的文本是陈某的助理发邮件过来，我认为合适就与其签订用工合同，当时我手上有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和商务合同章三枚章，我在签订合同就是加盖合同专用章，平时这三枚章都是我交给沈燕保管……我的工资及我招聘过来的员工的工资都是我垫付给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工资）都是由上海XX有限公司的名义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我们供应商的一些垫资款中支出的……”，且张伟也无证据证明其与外服公司之间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接受外服公司工作上的管理与指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伟与外服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张伟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张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伟与外服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伟主张其与外服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由外服公司派遣至比亚迪公司处工作。对此，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向用工单位派出该劳动者，使其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场所内劳动，接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监督，以完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一种特殊用工方式。劳务派遣关系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本案中，外服公司与张伟之间并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外服公司与比亚迪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劳务派遣协议，故各方的关系显然不符合劳务派遣的法律特征。相反，张伟确认其是由案外人李某1招聘入职并接受李某1管理，李某1在公安部门供述其是以比亚迪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并签订劳动合同，外服公司则提供了其与比亚迪公司签订的委托人事管理合同，故外服公司主张其是基于人事代理关系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并办理相关手续符合客观事实，该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张伟上诉称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故很难判断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的真伪，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劳动者在应聘过程中对于应聘对象显然应当具备充分的认知，这也是其寻找工作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本案中，张伟是案外人李某1以比亚迪公司名义招聘，整个招聘过程中并无外服公司的参与，张伟应当知晓其应聘的单位并非外服公司，张伟也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外服公司之间有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接受外服公司工作上的指令与管理，故张伟仅以外服公司支付工资、缴纳社保等为由要求确认其与外服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显然缺乏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许鹏飞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吴 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