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青2801民初3081号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男，1969年2月21日生，汉族，四川省渠县人，个体，现住青海省格尔木市。被告（反诉原告）：蒋德根，男，汉族，浙江省温岭市人，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青海省格尔木市。被告（反诉原告）：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城北村。法定代表人：蒋德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拥军，青海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海，青海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与被告（反诉原告）蒋德根、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之绿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被告（反诉原告）蒋德根及春之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海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776796元；3.本案的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被告找到原告及其他合作人员准备共同承包格尔木北出口至鱼水河间的盐碱荒地用于枸杞种植。同年11月25日原告将15000元交付给被告，由被告牵头一起开发这片荒地。2011年1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89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经营年限为15年），原告依照约定每年按时足额支付承包费。2013年10月28日被告和原告及其他合作人员一起签订枸杞地补贴协议，对补贴款做了明确约定（详见协议），但至今原告只收到了2013年被告给付的29852元补贴款，仍欠2014年和2015年补贴71556元（依照2013年补贴标准计算）。随着枸杞行情攀升，原告种植的土地不断改善，在2015年初引发了民康村村民信访事件。2015年4月17日农牧局正式下发督查专报，原告得知被告在2011年12月27日成立了格尔木鸿草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发起人除被告外，其他人员均非枸杞地实际承包经营者，同时也得知被告没有经过村委会及原承包户同意，和原告及相关人员签订合同。在原告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着手将曾转包给他人的土地收回，并支付了大量的赔偿金（合同未约定不能分包、转包）。而被告却将其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原告及相关承包人身上，未按照督查专报意见让原告直接与原承包户办理相关手续，也没有做收回土地及租金（转让费）清算清退工作，而是突然又成立了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原告重新签订新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其承包费从原来的每亩400元一跃提高至2016年的1500元、2017年的1800元、2018年至2024年的2200元。面对这样不合理的合同，原告及相关承包人自然无法接受，原告至今也没有签订这份合同。被告以原告及相关承包人没有签订合同及交纳承包费为由阻止原告下地，今年原告种植的枸杞树苗（六年）已经成熟长大，挂果率最高的时候，却因没有剪枝、施肥、浇水、除虫等，导致原告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损失惨重，而且原告在2015年11月30日就支付了100000元的土地承包费，早已包括今年应交的土地承包费。由于原告损失无法鉴定，参考海西地区《2011-2012年枸杞产值测算表》“枸杞三年挂果，每年每亩平均产值1920元”进行计算，要求被告赔偿。2017年6月原告起诉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法院在审理期间，被告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鉴于被告反诉要求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由于被告在2017年度不让原告进地耕种，已实际收回承包的土地，故原告同意解除合同。同时，由于双方签订的合同年限为15年，原告长达六年的辛勤劳作使得承包经营的土地由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被告反诉要求解除合同造成原告巨额经济损失，原告参考海西地区《2011-2012年枸杞产值测算表》“枸杞三年挂果，每年每亩平均产值1920元”以及参考我国征地对林木的补偿标准等粗略进行计算，原告每株枸杞树现值约为160元，每亩260株，据此计算要求被告赔偿。综上，因被告的违约和侵权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现原告依照相关法律特向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蒋德根、春之绿公司共同辩称，2011年1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89亩《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间15年，每亩承包费为400元。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蒋德根）与农户所签订的合同地亩费需要进行调整则甲方与乙方的土地承包费也随之调整。合同第七条第二项约定：乙方拖欠承包费累计超过30日，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此前所交租金不予退还。合同第四条约定：土地承包费乙方（原告）于当年的10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按年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前期如约履行，后因各部分承包人私自将土地对外转包获利，引发民康村村民严重不满上访要求收回土地。经格尔木市黄河路街道办事处调解，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解除蒋德根与民康村村民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同年，民康村村民、蒋德根、原告三方经黄河路司法所调解，民康村村民同意继续将土地承包给蒋德根，但土地承包费提高到每亩1000元，并于2015年7月14日重新签订了土地流转（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将承包费由每亩300元调整到2015年每亩1000元，2016年每亩1200元。蒋德根与张海全、何文宽、何文化、王小平、张海彬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同意上调土地承包费，2015年调整到每亩1300元，2016年调整到每亩1500元。由于原告逾期支付承包费超过30日，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土地及农作物，此前所交租金不予退还。当时枸杞行情看好，原告表示同意继续承包土地，并按照每亩1300元如约交纳了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1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2016年原告无任何理由拒绝按照双方口头商定的数额、时间交纳当年承包费，原告构成根本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原告根本违约，为避免损失扩大，被告收回了发包给原告的土地，被告的做法合情合理。综上，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蒋德根、春之绿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反诉人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费133500元（每亩土地承包费1500元，共承包89亩）；2.依法解除2011年1月22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返还承包土地89亩；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1月22日，双方签订了89亩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间是15年，每亩承包费为400元，土地承包费在当年的10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同时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反诉原告）与农户所签订的合同地亩费需要进行调整时，甲方与乙方的土地承包费也随之调整。合同签订后部分承包人未经反诉原告及村民同意不断对土地进行转包获利，引起发包村民严重不满继而上访要求提高承包费，否则收回土地。2015年在格尔木市黄河路调解委员会调解下，由反诉原告、村民及反诉被告三方达成口头协议，反诉原告解除了与村民签订的2011年承包合同，调整土地承包费后重新与村民签订承包合同。因土地承包费提高，反诉被告愿意提高承包费继续承包土地，故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土地承包费调整为2015年每亩1300元，2016年每亩1500元，2017年每亩1800元，其他事项没有变。调解协议达成后，反诉被告于2015年11月30日按调整后的每亩1300元主动交纳了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100000元。现如今由于枸杞行情低迷，反诉被告违反双方达成的口头调整土地承包费协议，拒不交纳2016年度的土地承包费，构成违约。依据双方2011年1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二款：乙方拖欠承包费累计超过30日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此前所交承包费不予退还。综合以上事实，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交纳拖欠的2016年土地承包费，同时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按合同要求无条件归还土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针对反诉辩称，反诉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按双方合同约定，调整土地承包费应签订书面的补充协议。双方因土地承包费发生争议后，未达成过反诉被告同意调整承包费为每年每亩1300元的调解协议。现反诉原告违约收回土地，导致反诉被告无法再种植土地，反诉原告蒋德根存在过错在先，且蒋德根将土地流转未经过村民同意，故请求依法驳回反诉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以外的其他反诉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民康村有农户600多户，耕地面积2600亩。2007年以来共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00户、1710.35亩，主导产业为枸杞种植和牛羊养殖。2010年底，被告蒋德根经村委会同意，与民康村121户村民签订流转年限为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共流转农户承包地1080亩。蒋德根转包农户土地后，未经民康村村委会和原承包户同意，2011年擅自将其中的89亩土地再流转给张海全。并于2011年1月22日与原告张海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约定，甲方（蒋德根）将北出口至鱼水河土地承包给乙方进行枸杞种植，承包地只能用作农业用途，具体用途为枸杞种植。承包年限：按甲方承包经营年限为准，暂定为15年，土地承包面积44亩。关于承包费收取办法，双方约定自2011年至2012年承包费暂定为每年每亩300元，2013年至2025年承包费暂定为每年每亩400元，如甲方与农户所签订的合同承包费需要进行调整则甲方与乙方的土地承包费也随之进行调整。土地承包费交付方式及时间：土地承包费乙方于当年的10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按年支付。违约责任双方约定：1、甲方非法干预乙方生产经营，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赔偿乙方损失。按甲方跟农户所签赔偿归乙方；2、乙方拖欠承包费租金累计超过30日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此前所交租金不予退还；3、乙方违背合同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蒋德根与张海全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对承包的土地进行平整、开垦、劳作，并于当年种植枸杞苗，并保证了基本存活率。随着格尔木枸杞种植业的普遍发展，由于部分承包人未经民康村农户的同意违法再次将承包的土地分包、转让给他人，每亩的土地承包价不断攀升，导致民康村农户上访。2015年民康村村民、蒋德根、原告三方经相关部门调解，民康村农户同意在上调土地承包费的情况下继续将土地承包给蒋德根，民康村农户在蒋德根的“告知书”中签字认可蒋德根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包括本案原告张海全在内的八人，同时，蒋德根随之与原告等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同意上调土地承包费，2015年调整到每亩1300元。2015年7月23日被告蒋德根设立春之绿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蒋德根，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枸杞销售、枸杞种植、收购、加工等。2015年11月30日蒋德根收取原告交纳的2015年度土地承包费100000元，蒋德根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数量89亩、单价1300元，多退少补。2016年原告张海全未按约支付承包费，2017被告阻止原告对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耕种劳作，收回了承包给原告的土地，原告诉至本院。2017年10月10日原告申请对其承包的89亩土地枸杞树的现有价值进行鉴定。2017年11月28日青海大正资产评估司法鉴定所出具青大正鉴字[2017]年第025号司法鉴定咨询意见书。对该鉴定意见书蒋德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大正资产评估所是资产评估机构，鉴定人为会计师，会计师不能对农作物进行评估。因此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无鉴定资质和资格，该鉴定意见鉴定引用了鉴定机构的资料库和土流网数据，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原告申请鉴定的是枸杞树的价值，但鉴定作出的是“有枸杞树的土地的交易价值”，鉴定结论与鉴定要求不相符。枸杞树离开土地是没有价值的，因此鉴定机构鉴定的诺木洪地区每亩19000元的交易价值是土地，而不是枸杞树，且鉴定意见书中的计算没有依据。因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资质，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青海大正资产评估司法鉴定所出具青大正鉴字[2017]年第025号司法鉴定咨询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人即权利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农民集体、村内某农民是经济集体或乡镇农民经济实体。而村委会则是依法代表村农民集体，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负责管理集体土地的村民自治组织，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小组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未经村民委员会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侵犯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2015年7月23日被告蒋德根成立了春之绿公司，并以春之绿公司的名义从事枸杞销售、种植，系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自然人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春之绿公司是被告蒋德根依法成立的独资企业，被告蒋德根在公司成立前以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活动，公司成立后，其民事权利义务由春之绿享有和承担，春之绿公司具有民事责任主体资格，为本案适格主体。原告要求被告蒋德根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1年被告蒋德根经民康村村委会同意，与民康村121户村民签订流转年限为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共流转农户承包地1080亩。被告蒋德根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法转包人。承包土地后蒋德根未经民康村村委会和原承包户同意，于2011年擅自将89亩土地再次流转给张海全。其中2011年1月22日蒋德根擅自与原告张海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部分承包人又违法再次转包、转让，引起民康村农户不满上访后，2015年原告张海全、被告蒋德根、民康村农户达成协议，民康村农户同意蒋德根继续承包，也认可蒋德根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原告张海全，并报经村民委员会备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被告蒋德根在依法取得民康村农户及村委会同意后，将承包的土地再流转，双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随后组织人员、财力、物力对承包的土地进行平整，并自宁夏购买枸杞苗后于当年进行栽种，保证了基本的成活率，至2015年亦履行了向被告支付承包费的基本义务。原告张海全在庭审中提交的2010年11月25日、2011年3月11日由蒋德根出具的《收条》三份，证实双方在未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以证明被告蒋德根已开始收取土地承包费，但其提交该证据的证明方向与本案审理的诉求无关联性，因为承包的土地的原始状态为盐碱荒地，这是原告在签订承包协议时其已知晓的事实，该盐碱荒地在种植枸杞前期需进行开垦及土地平整，要投入相关费用以达到种植条件，原告将上述费用要求被告承担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于2015年11月30日缴纳的2015年度土地承包费100000元是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按每亩400元缴纳了3年的土地承包费，故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意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承包费从原来的每亩400元一跃提高至2016年的1500元、2017年的1800元、2018年至2024年的2200元”。原告诉状事实及理由部分自己认可双方将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调整至1500元；其次，原告既然认为其已按合同约定每年每亩400元缴纳了三年的租赁费，原告完全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本案纠纷亦不会发生；第三，原告对其不存在违约行为并未向法庭提供相反证据。故对原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诉及反诉均要求解除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原告张海全未按约支付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已构成违约，且被告以原告未支付2016年的承包费为由在2017年强行收回土地，被告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同意解除。故本案符合因原告延迟履行债务，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被告可以解除合同情形。本案双方要求解除2011年1月22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诉方面，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77679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被告以原告未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经营费而收回土地，虽然双方合同违约责任第二条约定：乙方拖欠承包费租金累计超过30日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此前所交租金不予退还。但双方对于解除合同，收回土地后原告投入种植的枸杞树的赔偿并没有作出明确约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收入方在流转期间因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以在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或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原告最初承包的土地是荒芜的盐碱地，经过原告的辛勤劳作并种植枸杞，使得无任何效益的荒地变成良田，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土地的价值因原告的枸杞种植而显现，被告收回土地并因原告的种植获取植物产生的实际经济价值，同时，原告失去承包的土地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如不予赔偿，势必违背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司法原则。由于本案审理间，双方就土地流转合同中的补偿问题未能协商解决。被告收回土地后，已实际控制张海全承租土地，春之绿占有枸杞树并利用枸杞树进行生产和收益。鉴于土地与枸杞树无法分离的现状，若恢复原状可能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枸杞树属生物性资产，必须附着于土地上才能生存，也才能有经济价值，依据生物随地走的原则，被告占有附着物枸杞树，并利用该生物性资产进行生产经营和收益，应当适用公平原则在受益范围内给予张海全适当补偿。关于补偿标准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并未作出全面、明确和一致的规定，双方亦无证据证明春之绿公司实际收益的价值，蒋德根和春之绿公司认可其收回土地后，实际管理土地并收取2017年枸杞树果实的收益，亦认可案涉枸杞树2015年-2017年处于丰果期的事实，故本案补偿标准应依春之绿公司实际管理期间（2017年）每亩枸杞收益价值予以适当补偿，鉴于双方对2017年每亩枸杞收益价值的说法差异较大，难以达成共识，枸杞不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市场价格随行就市，无法确定2017年枸杞价格，加之每亩枸杞树的数量、产量等因素影响，更无法确定每亩枸杞的价值。因此，本院依照青海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10日颁发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的青政[2015]61号《关于公布调整更新后的青海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中《青海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一览表》中区域划分为柴达木、县市为格尔木市、区域范围为郭勒木德镇、征地统一产值标准（元/亩）水浇地为1560元/亩、补偿金额（元）水浇地20倍（人均0.3亩以下的30倍）。原告承包的土地每亩枸杞树损失为1560元，原告损失为：89亩×1560元=138840元，原告诉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鉴定费，系原告为证实其承包土地枸杞树的价值申请鉴定而产生，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作为鉴定申请人，因需完成自己的举证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鉴定，因此产生的鉴定费被告不应承担支付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鉴定费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双方合同约定，2011年至2012年承包费暂定每年每亩300元，2013年至2025年暂定400元，如甲方与农户所签的合同地亩费需进行调整则甲方与乙方的土地承包费也随之进行调整。该条的本意是依据公平原则处理承包费的调整问题，并随枸杞种植产值及价格随行就市进行调整。票据显示2015年度的土地承包费自400元就高调整至1300元，票据证实双方就承包费进行调整重新进行约定，原告应当按调整后的数额、时间、期限交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原告2016年经营土地，但未按约交纳土地承包费，已构成违约。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被告反诉要求张海全支付2016年承包费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状事实及理由部分认可双方将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调整至1500元，故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按1500元确认，即：1500元×89亩=133500元。反诉原告春之绿公司庭审中放弃要求反诉被告返还承包的土地，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与被告（反诉原告）蒋德根于2011年1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枸杞树损失1388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度土地承包费13350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0791.5元，鉴定费15800元，上述两项共计36591.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负担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33514.50元（已交纳），被告（反诉原告）格尔木春之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07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48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张海全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贺  敏  红审 判 员 赵    琰审 判 员 谭    夏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  欣  蔚书 记 员 包乌日古木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