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32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表人：李昆红。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东瑞高海运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活。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圣民，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彩丽，上海斐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瑞高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高公司）共同海损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被上诉人瑞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圣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为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开航前检查表及防台措施检查表，系在涉案船舶进入台风区后才制作。根据这两张表无法证明瑞高公司在开航前做了哪些防台、避台措施；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某某9”轮作出无过错的认定存在错误。根据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9月12日至15日台风期间，绝大部分船舶选择停留在香港附近海域慢行或徘徊，等待台风过境后才继续北上。”某某9”轮在开航及开航中都明知前进的海域有台风，但仍继续向该海域开航，是”某某9”轮存在侥幸心理，且并未做任何的避台措施，最终导致”某某9”轮进入抗台状况。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损失是由于遭遇超强台风属于不可抗力导致，但台风与不可抗力并非是等同的。瑞高公司完全可以预知台风的路线和风力范围，但仍开航北上，并朝台风轨迹路线行驶，疏忽大意将船舶及货物置于危险之中，由此导致的损失瑞高公司存在过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瑞高公司承担。瑞高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瑞高公司开航前及开航当时所做的这些行为，与最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间没有关联。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所说的开航前所做的防台准备与事故的发生之间没有关系；二、一审对于”某某9”轮作出没有过错的认定是正确的，理由是：1.涉案共同海损事故是由于遭遇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构成不可抗力。2.涉案发生的共同海损事故有海事主管机关作出的认定，即认定涉案事故系非责任事故。3.本案实际上是在避台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与2016年9月12日”某某9”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是否有过错之间没有关系。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的规定，共同海损纠纷处理遵循“先理算、后分摊；先分摊、后追偿”的原则，即使瑞高公司在事故中被证明存在过错，也不影响瑞高公司要求货主先行分摊共同海损。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责任的认定也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高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6年9月14日，其所属的”某某9”轮航行至福建泉州海域时受强台风“莫兰蒂”影响，在围头湾抛锚躲避台风。9月15日，船舶在抗台过程中走锚，导致触礁搁浅。为了船货共同安全，瑞高公司申请救助并宣布共同海损。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提供了共同海损担保函，担保支付涉案货物应予分摊的共同海损费用。2017年12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海损理算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海损理算中心）对此次事故出具了共同海损理算书，认定货方应当承担共同海损分摊人民币2,236,094.52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作为涉案货物保险人和共同海损担保的担保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理算书确定的分摊金额。因此，诉请法院判令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共同海损分摊2,236,094.5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辩称，对发生共同海损的事实和共同海损理算书确定的理算金额无异议，但瑞高公司明知有超强台风的情况下，仍放任船舶朝台风方向开航，也未及时停航避台，具有重大过失，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有权拒绝分摊。本案不适用《海商法》第四章规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律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查明：一、关于船舶航行及事故发生的事实2016年9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瑞高公司将涉案货物从广州黄埔港石化码头运送至宁波镇海。涉案货物系石脑油，实际数量为5,999.44公吨，收货人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9月11日1200时，瑞高公司安排”某某9”轮在广州黄埔石化码头系泊作业。9月12日1200时许，船舶完成货物装载后离泊，驶离起运港。9月13日1200时，船舶航行至广东汕尾海域（北纬22.53度，东经116.25度）。1412时，瑞高公司岸基管理部门向船长抄送台风预报，要求做好避台和防台安全措施。9月14日，在船舶北上航行至福建泉州海域时，受台风“莫兰蒂”影响，0800时，船长与公司联系准备择地抛锚避风，1040时，船舶进入泉州围头湾抛锚避风。9月15日0200时许，在船舶避台过程中锚位发生移动，主机突然停车失去动力，0336时船舶搁浅，船长向泉州海事部门汇报船舶失控及搁浅情况。海事部门立即组织救助工作，调遣人员及拖轮前往事故地点。15日0730时，船舶在涨潮期间自行起浮脱浅，由于地处养殖区以及恶劣天气、海况等原因，无法实施拖带，船舶在落潮时再次搁浅。9月16日上午，救助工作全面展开，于1300时将船舶拖靠码头紧急卸货，同时进行堵漏、清除污染物等工作。9月25日完成卸货，后安排3条转运船将卸下货物安全运抵目的港，10月24日，船舶离港进行永久性修理。根据海事部门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某某9”轮在防台抗风过程中采取了使用车、舵顶风等措施，在此情况下船舶发生走锚，螺旋桨缠上渔网，主机停车、船舶失控，触礁、搁浅。事故造成该轮左右舷压载舱、机舱右1重油舱等破损进水，雷达、舵机等设备故障，船舶搁浅32小时左右，未造成人员伤亡,未发生水域污染，事故等级为小事故。本次事故是由于船舶遭受超强台风袭击导致的水上交通事故，属于非责任事故。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量公司）出具的调查检验报告认为，”某某9”轮遭遇台风“莫兰蒂”袭击事故的原因是船公司岸管脱节，在相关气象预警显示该轮航经海域有台风来袭时，未及时指令该轮采取避台、防台措施，错失避台良机直至导致该轮在台风路径上抛锚被动抗台，遭遇台风正面袭击。另查明，”某某9”轮总吨4,527吨，总长117.40米，型宽16.50米，型深8.30米，属钢制散装化学品船/油船，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瑞高公司。该轮具备全部有效证书，本航次配备19名中国籍船员，所有人员持有有效适任证书。2016年9月12日和13日，从广州/黄埔港出发途经福建/浙江水域的船舶共计42艘，油轮/LPG船共4艘（包括”某某9”轮），其他干散货船、集装箱船、滚装船等共38艘。二、关于台风行进路线的事实根据2016年9月11日0600时台风公报，台风“莫兰蒂”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北纬16.4度，东经136.3度），预计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48-58米/秒，15-17级），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4日前后登陆或擦过台湾东南部，然后趋向粤闽沿海，并可能于15日前后在这一带沿海登陆。根据9月12日1000时台风公报，台风“莫兰蒂”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北纬18.0度，东经130.4度），已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靠近，并可能于14日擦过台湾东南部，然后趋向闽粤沿海，并可能于15日白天在这一带沿海登陆。12日白天到夜间，“莫兰蒂”对我国海区无影响。13-15日，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海面及台湾东部和南部、福建沿海、广东沿海等地自东向西风力将逐渐加大到8-10级，部分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14级，局部海域可达16级，阵风可达17级以上。根据9月13日1000时台风预警，台风“莫兰蒂”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面（北纬19.7度，东经125.2度），已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东南部沿海靠近，14日白天掠过台湾东南部，之后强度逐渐减弱，趋向闽粤沿海，并可能于15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尾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13日1400时至14日1400时，南海东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南部沿海、东海西南部将有7-9级大风，部分海域有10-12级，台风中心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3-17级及以上。根据当天台风路线图显示，气象预报部门推测的登陆地点在广东汕头附近。根据9月14日1000时台风预警，“莫兰蒂”台风中心位于台湾以南海面（北纬21.7度，东经120.6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向闽粤沿海，强度缓慢减弱，并将于15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晋江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登陆。14日1400时至15日1400时，南海东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南部沿海、东海西南部将有7-10级大风，部分海域有11-12级，台风中心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3-17级，阵风17级以上。9月15日0200时至0300时，台风“莫兰蒂”途经金门时，围头湾海域最大风力达17级，后在福建厦门登陆，中心附近风力13-16级以上。三、关于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的事实2016年9月16日，瑞高公司宣布共同海损，并要求相关利益方提供足额与合格的共同海损担保。9月20日，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向瑞高公司出具共同海损担保函，同意向船东担保支付涉案货物依法应予分摊的共同海损/或救助费用，并同意及时支付上海海损理算中心确定的分摊金额。2017年12月15日，上海海损理算中心依据《海商法》对涉案事故进行共同海损理算，并出具《”某某9”轮共同海损理算书》。根据理算书，”某某9”轮在台风中搁浅，致使船舶遭受损坏，货物外泄，船舶和货物处于共同危险之中，可以认作共同海损项目的包括：船舶协调当地海事部门采取的起浮、拖带、靠泊、紧急卸货等措施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船舶为安全完成航程而在避难港的额外停留期间的船员工资和伙食，所消耗的燃油和物料等；紧急卸货后，船东为节省费用安排货物分批转运至目的港，因此产生的代替原本应列入共同海损费用的费用；货物因紧急抢卸措施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和费用等。最后，根据计算得出货物保险人应付共同海损分摊金额为2,236,094.52元。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确认理算书确定的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以及相对应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共同海损纠纷，瑞高公司是船舶所有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是货物保险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事故是否系瑞高公司过失造成。一、共同海损中过失的判断依据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地合理地采取措施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支付的特殊费用。”某某9”轮在航行过程中遭遇超强台风，导致船舶发生搁浅事故，使船舶、货物均面临灭失、损毁风险。为了保障船舶和货物的共同安全，瑞高公司有意采取救助措施，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对因此直接产生的特殊牺牲和特殊费用构成共同海损没有异议，并确认共同海损理算机构确定的具体项目和金额，瑞高公司有权主张共同海损分摊。但共同海损的成立和共同海损的分摊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成立共同海损不意味着必然应当进行分摊。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如果引起共同海损特殊牺牲、特殊费用的事故是由一方过失造成，非过失方有权就此项过失进行抗辩，也即非过失方就相关损失有权拒绝进行共同海损分摊。《海商法》第十章未特别规定共同海损中过失的判断依据，依学界通说，共同海损制度下的过失判断应当根据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及调整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定。如果一方违反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或法定义务，由此造成共同海损事故，可以据此认为其存在过失。如果法律规定或约定无需对特定原因造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该种原因造成共同海损事故，可以认为相关当事方在共同海损项下不存在过失。涉案货物运输发生在中国沿海港口之间，权利义务内容应依约定或《民法总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虽未直接与瑞高公司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并对共同海损费用支付提供担保，涉案沿海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其也具有拘束力。因此，对于瑞高公司是否存在过失，应当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进行判断。根据法律规定，不可抗力属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免责事由，若涉案事故构成不可抗力，则可以认定瑞高公司不存在过失。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确认涉案事故及损失系由台风直接造成，但认为瑞高公司在明知或应当知道超强台风的情况下，仍选择开航并朝台风轨迹路线行进的行为存在过失，不能依据不可抗力免责，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有权拒绝分摊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二、涉案事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不可抗力免责应当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三个法律要素，这三个要素相互关联，不应孤立进行判断。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台风等自然灾害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预报，但预报并不当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预见”。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形，只有当事人能够对客观事件采取合理的避免或克服措施的，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预见”效果。瑞高公司是否有能力预见事故发生，应当根据当时环境和条件来进行判断。船长是船舶航行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对于涉案船长做出的相关航海决定是否合理，应当符合一名具备专业资质船长的通常审慎判断。在”某某9”轮开航前，气象预报部门和海事管理部门都发出台风预报和通知，当时台风“莫兰蒂”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北纬18.0度，东经130.4度），并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可能在粤海沿海一带登陆。船舶在航行过程中，有义务也有能力及时掌握与航线相关海域的气象情况，故可推定船长对台风“莫兰蒂”的预计行进路线和影响范围是明知的。但涉案船舶起运港为广州黄埔港，位于气象预报台风可能登陆的粤海沿海地区范围，意味着无论船舶按计划航线航行还是在附近海域泊船停航，都在台风可能影响的范围内。开航时，距台风预报登陆时间还有2-3天，台风在当天对我国海区并无影响，此时停航并不符合通常航运实践。在船舶已经处于台风可能登陆的范围但又无法明确预知更为具体地点的情况下，船长按计划执行航线任务具有合理性。而且，根据当天有多艘船舶从广州/黄埔港出发沿海北上航行的事实，也可以佐证”某某9”轮船长所作的开航决定并非个例。因此，在船舶已处于台风可能影响范围内的情况下，船长对停航还是开航会正面遭遇台风是不可预见的。在”某某9”轮航行过程中，9月13日，台风“莫兰蒂”中心位于西北太平洋面（北纬19.7度，东经125.2度），已达超强台风级，并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15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尾一带沿海登陆。此时，船舶已航行至广东汕尾海域，正处于预报的台风登陆范围，在当时情况下何种航行决定会正面遭遇台风或者最大程度远离台风中心同样是难以判断的。而且，从当天预报的台风路线图看，气象预报部门推测的登陆地点在广东汕头附近。因此，在离台风预计登陆时间尚有36小时的情况下，对于船长继续向北航行的决定，难以认定存在过失。9月14日，根据1000时的天气预报，台风将于15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晋江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登陆，而此时船舶已航行至福建泉州海域，受台风影响，船舶进入泉州围头湾抛锚避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对避风决定以及避风地点选择未提异议，法院不再赘述。虽然事后从台风实际行进路径、登陆地点看，”某某9”轮如果在9月12日或13日选择在广东海域停泊避风会更加安全，甚至不避台加速北上也能避开台风中心，但依前述分析，船长是根据客观情况以及自身的专业认知作出的航海决定，而在当时他是难以预见何种决定会更加远离台风中心。即便依靠现代科技，航海仍面临特殊的海上风险，船长在正常履职过程中不会有意将船货和船员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船长的航海决定受到客观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脱离当时客观情境来进行评判，不能苛求船长在当时状况下做出与事后情况一致的准确预判。依据现有事实，对于9月12日船舶开航和9月13日船舶继续北上航行的决定，法院难以认定其他有资质的船长会比涉案船长作出更加谨慎、明智的航海决定，可以认定瑞高公司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不能预见的。台风“莫兰蒂”途经金门时，围头湾海域最大风力达17级，”某某9”轮在防台抗风过程中采取了使用车、舵顶风等措施，船舶仍发生走锚、主机停车、船舶失控，最终导致触礁、搁浅事故。海事部门认定，涉案事故是由于船舶遭受超强台风袭击导致的水上交通事故，属于非责任事故。瑞高公司及海事管理部门采取了有效救助措施，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对已发生的损害后果是无法避免，也难以克服的。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主张，瑞高公司在公司管理中违反船舶安全管理规范要求，为了自身商业利益安排船舶冒险开航。一审法院认为，恒量公司的调查检验报告结论系根据台风和船舶航行轨迹进行推论，缺乏关于瑞高公司违反船舶安全管理规范造成涉案事故发生的直接证明。船长是船舶航行中的最高决策者，在船长依其判断未要求取消涉案航次的情况下，难以认定瑞高公司岸基部门的管理行为存在过失。在码头装载货物前后，托运人亦未要求变更运输时间，瑞高公司系为履行涉案沿海货物运输合同安排”某某9”轮进行运输。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瑞高公司存在其他违反约定或法定义务的情形，综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涉案事故系不可抗力所致。因此，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无权拒绝分摊事故引起的共同海损特殊牺牲和特殊费用。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保函同意担保支付涉案货物依法应予分摊的共同海损费用，并同意及时支付上海海损理算中心确定的分摊金额。鉴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对上海海损理算中心出具的理算书没有异议，故应以理算书确定的货物保险人应付金额2,236,094.52元作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应该分摊的共同海损金额。涉案理算书于2017年12月15日出具，瑞高公司主张从2017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可予支持。综上，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海商法》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瑞高公司支付共同海损分摊费用2,236,094.52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从2017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4,689元，由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一、2016年9月12日至15日台风期间，停留在广州港的船舶数据和2016年9月12日及13日离开广州港北上的船舶数据，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调取。用以证明：1.在台风期间，大量船舶停留在香港附近海域，仅有少量船舶开航北上；2.台风期间有船舶采取不开航停留在港口的方式避台。二、2016年9月12日和13日开航离开广州黄埔港北上的船舶航迹图，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调取。用以证明2016年9月12日和13日开航北上的船舶，绝大部分在15日之前在香港附近海域慢行或徘徊，台风登陆后迅速北上，只有三艘船舶（包括”某某9”轮在内）朝台风路径行驶，在台风登陆点附近抗台。瑞高公司对第一、第二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首先，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材料均系在一审期间已经存在的证据。其次，上述第一、第二组证据上加盖的都是“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而并非是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所称的系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调取的数据。再次，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没有出具相关数据的资质。出具相关数据的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身份不明，是否有资质无从得知，进而导致相关数据的真伪不明，所以对于相关数据、航迹图不认可。第四，即使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与本案无关的船舶采取的航行计划，不能证明这些就是抗台措施。而且无关船舶采取的措施无法证明”某某9”轮存在过失。第五，这些数据显示有少数船舶与”某某9”轮采取了相同的方式，即向台风方向航行，这一事实反证”某某9”轮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任何过错。第六，”某某9”轮开航北上，本身就是在执行与委托人货主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的航行计划。最后，这两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他船舶没有遭遇台风。三、76艘船舶航迹备注表，该证据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根据自己已有数据自行制作，证明事项同第二组证据。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备注表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对于数据所作的自我理解，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四、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用以证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有资质提供有效船舶数据。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第一，对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二，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范围来看，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不具有提供船舶航行轨迹的资质及能力。五、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和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数据服务购置合同》以及费用发票，用以证明：1.2019年7月20日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调取2016年9月12、13日从广州/黄埔港北上途径福建/浙江的船舶数据；2.2016年9月11日至14日四天停留在广州/黄埔港的船舶信息。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合同第二条中可以看出，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只有相关数据的使用权，相关数据并非是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独创的，系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从其他途径取得的，也就是说相关数据并非是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工作成果。所以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相关数据不具有确定性及真实性。六、《说明》及附件,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庭后提供，用以证明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是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有资质提供船舶数据。对于庭审中加盖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出具的证据第一、第二组，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表示完全认可。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瑞高公司对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说明》及其附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据效力。理由是：第一、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签署《数据服务购置合同》的是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而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第一、第二组系由并未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建立委托关系的案外人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制作和盖章确认，故不具有合法性。第二、作为技术服务合同，理应由受托人亲自完成后提交合同约定的工作成果，并对该成果的法律后果负责，本案受托人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通过庭后出具《说明》的方式对他人的工作成果予以简单认可，该行为本身不能导致工作成果的转化，即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证据第一、第二组属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工作成果。故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第三、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两者均系独立法人，即便是关联公司，各自的工作成果也不能相互转化。第四、即便作为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成果，也因为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技术服务报告也没有任何结论，并不能证明任何事实。第五、尤为关键的是，即使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也无法证明瑞高公司在本案事故中存在任何过错。本院对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第一至第六组证据认证如下：对第四组证据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第六组证据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鉴于根据第五组证据，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实际上是与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订《数据服务购置合同》，而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第一、第二组证据上加盖的却是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即该项工作成果并非由受托人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自己完成，船船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并未提供其转委托并获得委托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同意的证据，故本院对第一、第二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因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行制作，未获瑞高公司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第四、第五、第六组证据系对第一、第二组证据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由于本院对第一、第二组证据的证据效力未予认定，故第四、第五、第六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不予确认。七、天津东昇海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船舶防抗台须知》及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天津东昇海运有限公司调取，用以证明：1.沿海运输船舶公司都应当根据《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制定相应的船舶防抗台操作规定/须知；2.通常的沿海运输船公司包括船长应知晓海运防抗台基本常识；3.不论是在开航时得到的预报还是最终的实际航行情况，”某某9”轮在黄埔港开航后不做任何防台避台措施，以常速开航前往福建沿海时，已处于台风威胁中；4.”某某9”轮针对“莫兰蒂”台风什么措施也没做，不分析船舶和台风的相互关系。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首先，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一份与本案无关联性公司的内部规定来证明其他船舶的航行是否存在过错，完全不能成立。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定，相互并无约束力。这个规定本身无法证明”某某9”轮没有做任何防台措施以及开航北上完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遭遇6级以上的大风。其次，即使如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所称可以证明”某某9”轮开航之后可能遭遇未来48小时内6级以上的风力。但是6级风力在海上并不叫台风，船舶完全可以开航。最后，”某某9”轮在开航前及开航当时采取了符合法律规定及行业规定的防台措施，谨慎操作，使船舶适航、适货，完全具备防台航行能力，这些事实已经由一审相关证据及一审判决予以确定。本院认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拿天津东昇海运有限公司制定的《船舶防抗台须知》，来证明本案中瑞高公司未采取防抗台措施，不具有可参照性，不能达到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八、中央气象台台风网2016年9月12日11时，对外播报的台风预报信息，以及台风风眼到预报登陆点的距离和各个预报风眼到登陆点的距离，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台风网上下载。用以证明“某某9”轮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查询船舶与台风之间的距离以及台风的速度，并与本船进行对比，但”某某9”轮未做这项工作。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第一，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是从台风网上下载的话，需要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第二，超强台风在海上每一秒的台风眼的位置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故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采用的这种计算方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不能代表实际上就是这些距离。第三，即使台风眼与登陆点之间的距离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某某9”轮存在过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应进行公证后才能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另外，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该组证据采用的计算方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算，科学性有待论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九、台风位置标示图（由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根据瑞高公司的航海日志船舶动态坐标以及中央气象台台风网2016年“莫兰蒂”台风的路径进行对比标示的图），及支持该图上的各个台风位置坐标的中央气象台台风网数据截图。用以证明瑞高公司在台风期间并未制作台风位置标示图，不掌握自身船舶和台风之间的动态关系，明显有重大过错。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第一，该组证据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行制作，无法判断航海日志上的数据反映到图表上是否如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图表那样，此外该组证据也只是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己的理解。第二，瑞高公司是否制作了台风位置标示图，仅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得出结论。即使瑞高公司没有制作台风位置标示图，也不等于瑞高公司不掌握自身船舶与台风之间的相互关系。瑞高公司可以直接从雷达上看到船舶与台风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不制作台风位置标示图并不代表存在过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自行制作，其真实性及客观性未得到瑞高公司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十、《航海学－航海气象与海洋学篇》（船长/大副）第四章第六节热带气旋，第四“热带气旋的天气结构和模式”内容节选（P170－171），用以证明船长和大副对台风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某某9”轮船长应该根据基本常识及“莫兰蒂”台风预报的具体情况，对“莫兰蒂”台风影响的范围进行判断。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中瑞高公司存在过错。该组证据只是学理上的一种理解，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鉴于瑞高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反映的是学者著书所阐述的观点，无法与本案案情相对应，故从无关联性方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十一、《船舶操纵与避碰－操纵篇》（船长/大副）第六章第二节“避离热带气旋的船舶操纵”内容节选（P205－207），用以证明：1.航行在台风区的船舶，应尽可能远离台风中心，一般应保持距离300海里以上；2.在2016年9月12日开航往台风前进登陆区域的船舶，除了1艘赶超台风外，3艘开到台风预计登陆的海域抛锚最后抗台之外，其余的船舶全部与台风风眼保持300海里左右的距离，停在台风的左半圆避台。瑞高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这本书上所说的一般以300海里以上作为安全距离，这个说法没有依据，对于安全距离，需要看台风的等级、海况以及周围的环境。第二，如果说一定要保持300海里的安全距离的话，“莫兰蒂”台风在福建登陆，那福建本地的船舶（包括在港口锚泊的船和在船厂里的船舶）是否都需要开到浙江或广东去。第三，涉案船舶是在通常的商业航道上进行航行的，在遇到台风后，涉案船舶开到了符合海事局要求和得到公司岸基管理指示以及符合防台预防规定的防台、避台锚地进行避台，这也是当地很多船舶避台的地方。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在避台过程中发生的，并非是在开航当时发生的。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书籍上提到的船舶需与台风中心保持300海里以上的安全距离，这只是学理上的说法。具体到本案是否适用，还有待论证。故从不具有关联性方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瑞高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共同海损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对于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瑞高公司是否存在过失。一、对于涉案事故发生构成共同海损，瑞高公司要求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分摊共同海损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地合理地采取措施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支付的特殊费用。本案中，”某某9”轮在航行过程中遭遇超强台风“莫兰蒂”，导致船舶发生搁浅事故，使船舶、货物均面临灭失、损毁风险。为了保障船舶和货物的共同安全，瑞高公司有意合理采取救助措施，对因此直接产生的特殊牺牲和特殊费用构成共同海损，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并没有异议。《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引起共同海损特殊牺牲、特殊费用的事故，可能是由航程中一方的过失造成的，不影响该方要求分摊共同海损的权利；但是，非过失方或者过失方可以就此项过失提出赔偿请求或者进行抗辩。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虽未直接与瑞高公司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向瑞高公司出具共同海损担保函，同意向船东担保支付涉案货物依法应予分摊的共同海损/或救助费用，故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瑞高公司要求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分摊共同海损费用于法有据。二、对于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上诉主张瑞高公司存在过失并以此作为抗辩理由拒绝涉案共同海损费用的分摊是否成立。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确认涉案共损事故及损失系由超强台风“莫兰蒂”直接造成，但认为瑞高公司在明知或应当知道超强台风“莫兰蒂”的情况下，仍选择开航并朝台风轨迹路线行进的行为存在过失，不能依据不可抗力免责，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有权拒绝分摊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瑞高公司反驳认为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构成不可抗力，其不存在过失。本院认为，对于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的，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并无异议。由此，对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成为双方争议焦点的核心。如果构成不可抗力，则瑞高公司不存在过失,瑞高公司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反之，如果不构成不可抗力，则瑞高公司存在过失，瑞高公司不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免责。因此，对于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涉案共损事故的发生，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也即是否可以作为瑞高公司的免责事由。以下作重点阐述。（一）本案共损事故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也即是否满足不可抗力的三个法律要素，应作具体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造成船舶走锚，主机停车，船舶失控，触礁搁浅的原因是”某某9”轮遭遇了“莫兰蒂”超强台风，其作为2016年全球最强台风，是否符合不可抗力的三个法律要素，构成不可抗力，以下结合本案案情作一分析：1.关于不能预见。第一，现代科技条件下，台风虽然能预报，但是台风预报中对台风未来的位置、进路、速度的预报有误差，有时甚至是较大的误差。涉案”某某9”轮虽在驶离起运港后收到台风预报，但由于台风预报3天后台风才登陆，故”某某9”轮船长虽已经预见到台风可能来临，但不能准确预见台风的具体路径、方向、范围等，特别是对涉案台风的强度无法提前做出准确判断。第二，在涉案海域广东和福建均处于台风可能影响范围内的情况下，涉案”某某9”轮船长无法预见到底是在附近海域泊船停航还是继续北上航行哪一个好，更无法预见到底在哪个地方避台可以防止遭遇台风袭击。第三，“某某9”轮当时从黄埔港启航时，“莫兰蒂”台风当时并未达到超强台风的标准，且台风距离”某某9”轮还很远。本案气象部门天气预报3天后才有台风登陆，在离台风预报登陆时间尚有36小时的情况下，”某某9”轮作为一条商船，”某某9”轮船长按原计划开航以避免压港和对货主违约，符合航运惯例实践和合同履约要求，并无不妥。第四，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9月12日当天有多艘船舶从广州/黄埔港出发沿海北上航行，也可以从侧面佐证”某某9”轮船长当时作出开航决定并非个例。综上，在涉案”某某9”轮已开航而天气预报台风3天后才登陆，不能准确预知涉案台风的具体路径、方向、强度、范围等情况下，”某某9”轮船长对泊船停航还是开航北上会不会遭遇台风袭击以及台风袭击的强度是不能预见的。2.关于不能避免。第一，”某某9”轮在开航前及开航当时采取了符合法律规定及行业规定的防台措施，谨慎操作，使船舶适航、适货，具备防台航行能力，这些事实已经由一审认定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二审中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第二，台风临近前，”某某9”轮已经按公司岸基指示和泉州海事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驶入围头湾锚地抛锚避风，在时间、地点、措施等选择上，并无任何过错。第三，到锚地避台是船舶避免遭遇台风损害的最通常采取的措施之一，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还有其他更好的避台方法。但由于涉案遭遇的是17级超强台风“莫兰蒂”，所以最后仍无法避免发生事故，说明是不可避免的。3.关于不能克服。遭遇超强台风“莫兰蒂”后，瑞高公司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避免损失的措施，开主机顶风、开启一切助航设备、并用车、舵稳定锚位，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抗台，已经履行了承运人应遵守的谨慎等义务要求，但船舶仍发生走锚、主机停车、船舶失控，最终导致触礁、搁浅事故。可见，此次“莫兰蒂”台风的风力等级远远超过船舶的一般抗风等级，属于超强台风，对其造成的灾害后果无法加以阻止，因而不能克服。《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鉴于涉案共损事故是由于遭遇超强台风“莫兰蒂”袭击造成的，构成《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不可抗力”，瑞高公司可以享受免责，故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不能以瑞高公司存在过失为由拒绝共损分摊。（二）海事主管机关对涉案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可以佐证瑞高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失。依据我国交通部海事局发布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指南》第5.4.1条关于“事故性质的认定”部分的规定：“查明事故原因后，还应当根据当事人是否违章或存在过失、违章或过失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或过失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认定事故是责任事故还是非责任事故”，以确定事故的当事方是否应对事故承担责任。“非责任事故”是指“由于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以及其他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造成的事故，或无法查明原因的事故，当事人没有违章或过失行为，或者违章或过失行为与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非责任事故的当事各方都不须对事故负责”。本案泉州晋江海事处在对”某某9”轮走锚、主机停车、船舶失控、触礁、搁浅事故进行充分和深入的调查后，出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本起事故是由于船舶遭受超强台风袭击导致的水上交通事故，属于非责任事故。”该认定能够佐证瑞高公司在事故中不存在过失，依法有权要求分摊共损。综上所述，可以认定由于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涉案共损事故系不可抗力。瑞高公司不存在过失。因此，瑞高公司援引《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主张免责成立，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抗辩不成立，其无权拒绝分摊事故引起的共同海损特殊牺牲和特殊费用。鉴于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保函同意担保支付涉案货物依法应予分摊的共同海损费用，同意及时支付上海海损理算中心确定的分摊金额。对上海海损理算中心出具的理算书亦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以理算书确定的货物保险人应付金额2,236,094.52元作为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应该分摊的共同海损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太保公司宁波分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689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辰旻审判员  张 雯审判员  高明生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