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193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明强，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女，196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女，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安军，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周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4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某1上诉称：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界定的陈某2遗产范围有误，应扣除陈某2生前所欠周某1上海市浦东新区XX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潍坊四村房屋）50%的份额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0万元；2、陈某2的遗嘱在误导情形下而作出，应做无效处理；3、即使遗嘱被认定有效，作为受遗赠人的陈某1、周某2也未在法定期间内向周某1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应视作为放弃遗赠。被上诉人陈某1、周某2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时已经充分举证，证明遗嘱的形式和内容皆符合法律规定，包括接受遗赠的形式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由周某1继承截止至2018年5月30日被继承人陈某2名下的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4261账户内的存款4,303,484.6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1与陈某4夫妇共生育二女一子，即案外人陈某3、陈某1、被继承人陈某2。周某2系陈某2的表侄女。陈某4于2005年1月14日报死亡。陈某2于2018年5月30日死亡。陈某2生前未婚无子女。2018年5月1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急诊内科出具证明，内容为：“陈某2，男，55岁，住院号：z417614，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因直肠癌术后于我科住院，住院期间，患者神志清楚，特此证明”。2018年5月，陈某2与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律师见证合同，陈某2委托该所孙九可律师、于琦律师办理其遗嘱见证等事项。2018年5月18日，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出具（2018）沪公律见字第002号见证书，该见证书包括遗嘱一份、律师见证书一份。遗嘱载明：“立遗嘱人：陈某2，男，汉族，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我今年56岁，目前因病住院，神志清楚，由于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故立遗嘱，本遗嘱由孙九可律师代书打印，并由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孙九可律师、于琦律师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1、我生前和身后所需费用，在我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号：XXXXXXXXXXXXXXX4261）存款中开支，我去世后，该银行卡存款结余由二姐陈某1和表侄女周某2继承，其中，陈某1继承四分之三份额，周某2继承四分之一份额。2、我持有的梅花生物（600873）股票全部由陈某1继承。3、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本人、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各保管一份。立遗嘱人：陈某2，代书人：孙九可，见证人：孙九可、于琦。时间：2018年5月17日。陈某2在该遗嘱立遗嘱人处签名，孙九可在代书人处盖律师姓名章、签名，孙九可、于琦分别在见证人处盖律师姓名章、签名。该遗嘱中除签名、署期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文字。律师见证书载明：“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接受陈某2委托，指派孙九可律师、于琦律师就陈某2订立遗嘱事宜进行全过程见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见证如下：陈某2于2018年5月17日订立《遗嘱》时神志清楚；《遗嘱》内容是根据2018年5月16日的口述，孙九可律师整理代书打印后，经陈某2反复确认，属于陈某2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陈某2当着见证律师的面在该《遗嘱》上亲笔签名，签名是真实的。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孙九可、于琦，2018年5月18日”。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在该律师见证书落款处盖章，孙九可、于琦在见证律师处盖律师姓名章。一审法院另查明,截止至2018年5月30日被继承人陈某2名下的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4261账户内的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4,303,484.61元。该建设银行卡现在陈某1处，陈某1知悉银行卡的取款密码。陈某1在陈某2死亡后对该建设银行账户进行过多笔交易操作，包括证券转银行、银行转证券等，截止至2019年3月27日该建设银行账号的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4,005,735.57元。2、2018年7月16日，陈某1、周某2向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孙九可、于琦出具“接受陈某2遗赠申明书”，申明书中载明：“陈某1和周某2收到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2018）沪公律见字第002号律师见证书，共同表示接受陈某2于2018年5月17日所立下的遗嘱”。2018年7月17日，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于琦律师通过EMS向周某1发送通知函、遗嘱及接受遗赠申明书，通知函的内容为：“周某1女士：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接受陈某2先生的委托，指派孙九可律师、于琦律师对陈某2先生于2018年5月17日立遗嘱的事宜进行了见证，并按照陈某2先生的要求，将遗嘱保管于我律师事务所。现陈某2先生不幸离世，该份遗嘱已经生效，遗嘱指定的继承人陈某1女士、周某2女士已于2018年7月16日至我所做出书面声明，确认接受陈某2先生的遗产……”，该快递发送地址为XX路XX弄XX号XX室，此处为陈某1住处，周某1此时并不居住在此，之后该快递被退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遗嘱的效力。从陈某2立遗嘱的经过和形式可以确定，陈某2委托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见证所立的遗嘱性质属于代书遗嘱。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看，见证人孙九可律师、于琦律师并非本案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周某1、陈某1、周某2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具有法律规定的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资格，立遗嘱的全过程采取录音录像方式记录，能够完整的展示立遗嘱人陈某2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状况、意思表示，遗嘱上的签名系陈某2亲笔签字，故可以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至于周某1主张该遗嘱是见证律师提前打印并非当场书写，对此一审法院还注意到，该遗嘱是孙九可律师根据前一天与陈某2谈话的内容整理后提前打印，在遗嘱见证的录像中可见，孙九可律师与陈某2就遗嘱的核心内容反复确认后才向陈某2宣读了该遗嘱，宣读之后又征求陈某2意见该遗嘱是否需要修改，陈某2表示不要以后才在该遗嘱上签名，且陈某2签名的遗嘱内容与孙九可律师宣读的遗嘱内容一致，故可以确认该遗嘱系陈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周某1主张立遗嘱时见证人于琦律师不在现场，然从遗嘱见证录像15秒处、10分17秒至10分30秒间，孙九可律师两次告知陈某2于琦律师在场，陈某2也曾向孙九可律师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后做出点头的表示，证人孙九可、于琦的证言中关于于琦在现场拍录像的陈述与录像中的上述情景相吻合，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见证遗嘱时于琦律师在场。周某1主张于琦律师不在见证现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周某1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争议焦点二，关于陈某1、周某2是否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过接受遗赠的表示。根据一审再案证据显示陈某1、周某2已于2018年7月16日向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的遗嘱见证律师出具了接受陈某2遗赠的申明书，虽然该申明书最终未能送达到周某1，但鉴于我国相关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向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表示接受赠与，故不能以申明书未能成功送达到周某1而否认陈某1、周某2已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更何况，涉案银行卡在陈某1处，在陈某2死亡后陈某1未将银行卡交出，且就该银行账户做了多笔证券转银行、银行转证券等的交易，该行为可视为以实际行动做出了接受赠与的表示。综合以上，被继承人陈某2于2018年5月17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且陈某1、周某2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已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现周某1基于法定继承要求由其继承截止至2018年5月30日被继承人陈某2名下的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4261账户内的存款4,303,484.61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227元由周某1负担。经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周某1提供上海市住房调配单、上海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及附件、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户籍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簿、XX村居委会、XX村居委会证明、养老金信息、租房信息、录音等证据，欲证明：1、陈某2以非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主张买卖合同可撤销；2、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的20万元对价没有支付，主张应当支付相应对价，并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就20万元房款支付与否调取相关房产交易信息；3、周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因陈某2的遗赠行为导致其现在居住困难；4、陈某1接受陈某2遗赠的行为应向周某1表示，而陈某1认为接受陈某2遗赠的表示与周某1无关。被上诉人陈某1、周某2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遗嘱效力问题没有关联性。另上诉人还提供了关于院长信箱（2019）006号信访答复意见、短信记录及照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信息、百度地图检索信息等证据，欲证明：1、阚某医生出具的病情证明系个人行为，非院方行为；2、上诉人委托证人通过第三方与被上诉人陈某1约谈周某1赡养事宜遭拒；3、陈某1、周某2在陈某2治疗期间将其转院，而且越转越差，认为对被继承人照顾不周。被上诉人陈某1、周某2则辩称周某1居住并不困难，目前从陈某1家搬离是有人刻意为之，并当庭表示随时欢迎周某1回来居住的愿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本案中遗产范围的争议，上诉人周某1提供2009年11月9日其与陈某2就潍坊四村房屋50%的份额买卖合同，欲证明陈某2以非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然上诉人并未提供买卖合同可以撤销的事实依据，且撤销权的行使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另上诉人周某1在上诉中主张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的20万元对价没有收到，要求在遗产中予以扣除，并向法院申请出具调查令向房屋交易中心调取相关房产交易信息，因作为该合同的相对方陈某2已经过世，且潍坊四村房屋也在陈某2生前已经出售，故本院认为向房屋交易中心调取相关房产交易信息并不能取得证明款项交付与否的直接证据，更不能排除款项以现金或其他形式交付的可能，故本院对其调查令申请未予准许。至于上诉人所提到的房屋的出售直接导致了周某1居住困难，事实上周某1在诉讼之前一直与陈某1共同生活，陈某2也将周某1托付陈某1养老送终，故上诉人提出陈某2的遗赠导致周某1居住困难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周某1所谓陈某2有非法获取周某1财产或对周某1负有债务的主张，如有证据证实，可另案解决。关于遗嘱有效与否的争议，一审法院就遗嘱订立过程及见证过程在一审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通知两位见证律师孙可九、于琦到庭详细说明经过。一审法院认定遗赠有效，本院认同，理由部分不再赘述。现上诉人周某1对陈某1、周某2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强调陈某2在订立遗嘱时意识并不清醒，受人摆布，并积极举证证明，然其所申请的三位出庭证人皆是在一审时参与案件旁听的人员，从法律上说已丧失了作证资格，更不必说此三位人士并非直接参与遗赠见证过程的参与人，即使出庭提供证词也属于间接证据，在证明效力上根本无法推翻本案定案直接证据的提供者两位见证人的证词，因此本院依法当庭口头驳回了其证人出庭的申请。鉴于上诉人周某1所提证据不足以推翻见证遗嘱的合法效力，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陈某1、周某2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争议，周某1认为意思表示应当向其作出，且在二个月内必须送达到其本人，否则不为有效。但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向特定的或者全部的法定继承人作出接受遗赠表示才有效。另上诉人还特别引用本院（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180号判决的说理部分欲证明遗赠表示须向与遗赠财产有利害关系的法定继承人作出。首先，彼案事实与本案事实并不完全雷同，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无遵循先例的要求。其次，遗赠书只有两份，一份存于律所，一份由陈某2手持，在陈某2过世前陈某2要求律师对遗赠内容严格保密，可能也是出于怕泄露后他人出面干涉的考量，所以在陈某2过世后，唯一知悉遗赠内容的律师找到两位本案受遗赠人陈某1、周某2，向其告知了陈某2遗赠的内容，陈某1、周某2书面表示接受。一审法院还查明被继承人陈某2遗赠中所指明的其名下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4261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已在陈某1处，包括银行卡交易密码陈某1也知悉，进一步说明遗赠已被接受而且对遗赠财产已经开始行使权利。上诉人提出的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必须向周某1表示才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陈某2生后的遗产如何处理系陈某2自主权的体现，不仅法律予以保护，而且他人亦无权置喙。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显示，遗赠系陈某2基于情感、利益关系的考量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包括本案上诉人周某1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人都应予以尊重，至于其他利益相关人所强调的在陈某2患病期间也对陈某2进行了探望和照顾，此情属实，本院予以嘉许，但对陈某2的生前照顾是法定继承中多分遗产的酌定依据，而不是遗赠继承中要求参与继承的法定依据。庭审中上诉人一直强调“陈某2的财产都给了外头人，而没给自己人留下一星半点”，这句话在情理上法庭是表示同情的，但在法理上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事活动中首先遵循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227元，由上诉人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蓓审判员 王 刚审判员 许 洁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林祯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