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5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金莲，女，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绍珊，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东湖农民花园C区36。 法定代表人：周枫，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君，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茗，男，198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勇，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川，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振中，男，198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程金莲因与上诉人周茗、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新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振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程金莲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增加判决周茗、振新公司再向程金莲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利息损失。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20000元，远远不足以弥补程金莲的资金利息损失。2.程金莲在一审中提出违约金和逾期付款资金利息损失系基于不同性质、不同基础、不同法律依据提出的指向不同的利益主张，二者相互独立，可并存且不重合，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振新公司、周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金莲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程金莲主体适格是错误的，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平公司）系原审第三人王振中个人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7年2月24日，振新公司与王振中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书》。但是，王振中未完全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仅向振新公司履行了资产移交和营业执照变更登记，而土地流转使用权的变更至今未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为王振中和振新公司，程金莲仅系王振中指定收取资产转让款的案外人。即使振新公司未履行给付转让款的义务，也只能向合同相对人王振中承担责任。2.一审判决仅以周茗向程金莲出具300万元欠条，便判令周茗对振新公司欠付王振中的300万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事实及法律。3.《资产转让协议书》所涉及的15亩土地流转使用权至今仍是案外人成都市西南建材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建材公司）与养马镇顺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王振中一直未将该宗土地流转使用权变更给振新公司，王振中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先违约。振新公司未支付货款系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一审判决振新公司承担20000元违约金有失公允。4.《资产转让协议书》所涉及的15亩土地仍为农用地，并未依法变更土地用途，《资产转让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针对程金莲的上诉，振新公司、周茗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振新公司、周茗的上诉，程金莲答辩称，1.《资产转让协议书》虽系王振中与振新公司签订，但王振中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将《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权利转让给程金莲，并且放弃了其对金平公司的相关权益，故程金莲的主体适格。2.《资产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在真实了解金平公司的固定资产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资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 王振中述称，同意上诉人程金莲的上诉意见，振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周茗，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了《欠条》，故周茗和振新公司双方都要承担付款责任。 程金莲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振新公司、周茗共同向程金莲支付欠款30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2.判令振新公司、周茗共同承担违约金2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振新公司、周茗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金平公司将位于四川省简阳市公司所有的资产（包括办公室、办公设备、厂房、职工宿舍房、机械、设备、半成品、废料、尚未安装的环保设备一套及15亩土地的流转使用权）全部转让给振新公司，转让总价款为5000000元，该款项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余下3000000元于2018年2月16日付清，若振新矿山逾期支付则承担20000元违约金。该协议书盖有金平公司、振新公司公章。《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2017年2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金平公司转让资产连同公司营业执照、公章、“土地流转协议”等经营所需的手续证照被振新公司依约接收。2017年2月26日及2017年2月28日振新公司分两次通过案外人周洪明的农业银行卡（银行账号：62×××73）转账给程金莲（银行账号：62×××11），共计2000000元。2017年5月9日，周茗向程金莲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3000000.00（大写叁佰万元）。此条。欠款人：周茗（身份证号：5116211989××××××××）。时间：2017年5、9”。2017年5月10日金平公司在简阳市工商管理局完成了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将金平公司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由王振中变更为周茗。2017年8月25日，因为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开始了对金平公司全部设备设施予以拆除。2017年11月30日，简阳市人民政府召开金平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并于2017年12月15日形成第176次《简阳市政府议事纪要》。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同日金平公司向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出具《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关于拆除及后续相关问题的承诺书》，周洪明代表金平公司在上述协议和承诺书上签字。 振新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5Ｏ000元，2017年10月12日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茗变更为周枫。案涉“土地流转协议”，即简阳市养马镇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金平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顺江村委员会关于对企业征地和租用地各种协调协议》，该协议第4条约定“签订协议时间五年转签一次”。该“土地流转协议”上一次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2月28日，金平公司的签订代表是王振中，该协议正常的转签时间应是2018年2月28日。2018年9月29日周茗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7收到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支付的拆除赔偿款1000000元，2019年1月15日周洪明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3收到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支付的拆除补助款2333800元，此两笔款项共3333800元为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按照《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支付给金平公司的拆除经济补偿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设备设施拆除、去功能化、搬迁费、人工费、营运损失、土地复耕费等等全部费用的包干数额。截止到本诉前，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3000000元转让余款即2017年5月9日《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振新公司或周茗未履行支付。姜某为金平公司拆除前职员。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在本案程金莲以周茗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证明周茗对程金莲存在3000000元欠款债务的《欠条》为主要证据，提起立案时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的审理中，振新公司、周茗以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主张周茗出具《欠条》是因该两家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行为所引起，其《欠条》上载明的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就是《资产转让协议书》所载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本案案由应是买卖合同纠纷。周茗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7年5月9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振新公司支付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的期限届满之日是2018年2月16日，程金莲虽述称案涉《欠条》是经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财务对账清楚后形成的程金莲对二被告的债权凭证，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程金莲与二被告就《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3000000元未到期的合同之债转化为借款达成了新的合意，由此可证该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欠条》只是《资产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欠条》出具人对该协议书项下包括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之未到期债务等内容的一个明示确认凭证，但非到期借款凭据。因此振新公司、周茗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抗辩成立，认定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间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向程金莲释明并由诉讼各方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工作发表意见后，按照变更后的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对本案进行审理。针对本案当事人间争议的焦点，评议如下： 关于焦点一程金莲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之规定，具体到本案，对程金莲主张其系原金平公司实际出资和控制人事实的证明，有王振中的《代持股权情况说明》、证人姜某《律师调查笔录》证词、周茗向程金莲出具的《欠条》、程金莲收取《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资产转让款2000000元的凭证等证据支持，而振新公司、周茗除了提交《资产转让协议书》以证明王振中是资产转让人外，未能提供足以否定程金莲、王振中、姜某关于程金莲身份说法的反驳证据，且对王振中当庭陈述的是程金莲本人与周茗、周茗之父周洪明及其代理律师李绍勇商议的资产转让事宜，王振中没有介入谈判，其《资产转让协议书》上“王振中”的签字也非王振中本人签署等涉案事实予以抗辩反对，另对证人姜某证实程金莲是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证词，也无任何异议意见发表。因此，程金莲、王振中、姜某提供的当事人陈述、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不仅能证明程金莲的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而且可证明振新公司、周茗对程金莲是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为振新公司、周茗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前所知晓； 其次，虽然本案当事人双方均以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提出相异于对方的各自主张，但程金莲及振新公司、周茗都认可该协议书的效力。经审查，《资产转让协议书》是转让资产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但该协议书文本存在形式要件上的瑕疵，因为《资产转让协议书》首部设列的转让方（甲方）是金平公司，受让方（乙方）为振新公司，其约定的转让是金平公司所有资产的整体转让，公章移转和配合工商变更登记又是转让方的附随合同义务，该协议书第四条还约定“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2017年2月25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可见在2017年5月10日交易双方完成将金平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王振中更换为原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茗的工商变更登记后，资产出让方因《资产转让协议书》履行纠纷而提起的维权诉讼已无法再以合同一方金平公司法人主体为原告，而只能是开办金平公司的显名投资人股东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以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应视为被转让资产的实际所有人与振新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合同。况且，2017年5月9日时为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茗出具的《欠条》是明确写明“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3000000.00元（大写叁佰万元）”，其《欠条》由来和《欠条》上欠款金额完全与《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与履行情况相印证，此可认定为周茗本人及其代表的资产受让方振新公司对资产转让方主体系程金莲的明确认可。而本案审理中，本案第三人即原金平公司显名股东王振中经释明后，表示放弃诉讼请求，因此，原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程金莲的诉权成立，本案程金莲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再者，周茗自2017年5月9日出具《欠条》起至本诉前，振新公司、周茗超两年均未对该《欠条》提出予以撤销或变更或确认无效的异议主张，在审理本案中，也没有发现该《欠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结合前述评议，确认与《资产转让协议书》有因果关系的《欠条》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应受法律保护，程金莲有权以《欠条》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振新公司、周茗在已然明知程金莲是原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且已对程金莲是资产出卖人主体予以了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却又在本诉中提出我国公司法不认同实际控制人，程金莲与资产转让无关，程金莲只是资产转让款代收人无权起诉，《欠条》内容是按王振中要求出具的，不具合法性和关联性，王振中才是根据合同相对性的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振新公司拒绝履行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庭审中，程金莲、振新公司、周茗皆确认2017年2月26日、28日经案外人周洪明的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转账给程金莲的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共计的2000000元是振新公司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而支付的第一笔资产转让款，但振新公司、周茗辩称是因为王振中违约没有将金平公司所在租用场地的土地流转使用权移转给振新公司，且因资产转让前的金平公司土地使用不合法，造成资产转让后的金平公司被政府强制关闭拆除，最终导致资产受让方买受被转让资产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以没有继续履行支付资产转让合同余款3000000元。根据审理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振新公司、周茗拒绝支付《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即《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案涉15亩土地流转使用权的享有证明是简阳市养马镇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与金平公司签订的《顺江村委会关于对企业征地和租用地各种协调协议》（“土地流转协议”），该协议约定5年转签一次。在2017年2月25日即《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资产转让“交割日”，资产买受人（受让人）振新公司除了照单接收资产实际所有人程金莲出卖（转让）的机器设备、厂房设施及半成品等公司资产外，连同公司所有印章和经营手续证照以及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与金平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一并接收。从尚未到转签时间的“土地流转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该协议是顺江村村委会与金平公司法人组织间签订而非与该司法定代表人王振中个人间签订。金平公司资产被振新公司受让接收后，其企业公章、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未改动，只是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作了变更，显然其企业内部的调整、变更并不影响金平公司法人主体同顺江村村委会间“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振新公司接收后的金平公司在生产经营期间也未见顺江村村委会对“土地流转使用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意见，特别是金平公司在2017年8月25日被政府行为拆除后，当地政府也是找周茗、周洪明而不是程金莲或王振中来协商处理后续补偿问题，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的《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上面盖有金平公司的印章和公司代表周洪明的署名，领取政府支付的补偿款的手续中同样有金平公司的公章戳印及周茗的签字，拆除补偿款也是支付划入周茗、周洪明的银行卡账户。综上所述，纵然程金莲移转给振新公司的“土地流转协议”上公司代表栏的“王振中”签字未变，但当地政府是一直认可金平公司作为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一方与另一方顺江村村委会签订之“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和周茗为金平公司资产转让受让人及自然人独资经营者身份，周茗已享得了因实际拥有土地流转使用权所带来的利益。故振新公司、周茗以“土地流转协议”上“王振中”的签名未变更为“周茗”或周茗委托的其他公司代表的名字为由，提出王振中违约没有将土地流转使用权转移给振新公司、周茗，进而给振新公司、周茗造成了损失的对抗异议，缺乏理据，也与查明的实际案情不符，不予采纳。 另一方面，一审法院从四川省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调查收集的2017年12月15日《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纪要》（《简阳市政府议事纪要》第176次）、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的《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及同日金平公司向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拆除及后续有关问题的承诺书》可证，2017年8月25日金平公司被政府予以拆除是因“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而非土地使用不合法之故所致，与之前程金莲、振新公司、周茗间发生金平公司资产转让交易行为更无关系。振新公司、周茗在本案中抗辩称是因金平公司土地使用不合法导致被政府拆除，与金平公司资产出卖人有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本案也无证据证明振新公司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2月25日交割日接收金平公司资产后至本诉前超两年期间内，振新公司以及周茗曾向程金莲或是王振中就其受让（买受）的金平公司资产标的物存在缺陷、瑕疵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发出过异议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在收到标的物两年内，无论买受人是否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只要买受人未向出卖人提出异议，就当视为买受人认可了标的物。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振新公司、周茗关于金平公司被政府予以拆除是土地使用不合法所引发，程金莲移转交付的“土地流转协议”因其不合法或交付的标的物有瑕疵就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抗辩不成立； 再者，即使转让的标的物有其瑕疵，但不管是作为法人组织的振新公司或是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主体周茗，在案涉合同金额达5000000元的买卖交易前，都应尽基本的合理注意义务。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资产转让（出卖）人程金莲于2月25日将该协议书项下金平公司资产标的物移转给了振新公司，并在2017年5月10日安排王振中配合周茗完成了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可证程金莲按约履行了资产转让标的物的移转交付义务和协议书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附随义务，故发生在程金莲已交付所转让资产，已全部履行了《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义务后，2017年8月25日金平公司才被政府拆除，属于资产买受人正常商业风险担负的范畴，其法律后果与责任应由资产买受人承担。更何况在金平公司被政府行为拆除后，资产买受人通过金平公司的名义与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8日签订了“后续问题处理协议”，获取了政府给予的包干为3338000元的损失补偿款，据此，振新公司在无法定理由支持的情形下仍不履行支付早已到期的资产转让合同余款，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基上，本案程金莲以《欠条》《资产转让协议书》等证据证明其已全然履行了出卖人合同义务的事实为依据，提起请求判令资产买受人支付合同欠款3000000元转让费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买受人的通知义务及免除”之规定、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即买受人的基本义务之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买卖合同准用于有偿合同”之规定及相关法规，程金莲诉请索讨资产转让有偿对价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三周茗是否应是本案被告及其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其一、《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和《欠条》出具时周茗是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承担，但周茗在没有加盖振新公司公章的《欠条》上写明的欠款人是周茗本人的名字，另外还专门注明了周茗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信息，周茗在其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欠条》上载明自己个人身份证号码信息的行为表现与现实生活中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事的惯常作法相异，而且2017年5月10日金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核准公示的该司变更后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是周茗，并不是《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资产买受人振新公司，如果金平公司投资人变更为振新公司，则当然可证周茗出具《欠条》是职务行为，但金平公司变更后的投资人正是自然人周茗这一法律事实，与周茗出具《欠条》是其个人行为相吻合、印证，后来金平公司被政府拆除后，作为该司自然人投资人的周茗也享获了政府给予的补偿款，故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公平原则，周茗应该对《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欠款债务承担履行责任； 其二、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是周茗代表振新公司并加盖公司章印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之后发生的行为，基于周茗经金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成为该司新的自然人全资投资人与其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对应相符一致之事实，可见《资产转让协议书》合同一方法人主体振新公司的权利义务，已转化为由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并成为金平公司工商变更后占股100%的投资人。庭审中，振新公司、周茗抗辩主张周茗出具《欠条》和由其出任金平公司新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是周茗代表振新公司意志的职务行为表现，但振新公司、周茗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债权人程金莲知道并同意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即视为周茗以公司名义而代表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关于周茗为何在写明欠程金莲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的《欠条》上将欠款人署名为周茗本人并附上个人身份证号码信息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周茗辩称出具《欠条》当天，振新公司的公章未在周茗手上，是本案第三人王振中要求周茗这么写的。一审法院认为，周茗时任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然是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周茗应该清楚以振新公司法人主体的名义写《欠条》和以周茗个人主体名义出具《欠条》将会产生不同民事法律行为后果，一份金额达3000000元的《欠条》，周茗称是应王振中要求说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辩解，明显不合情理，不符日常经验法则，不予采纳。振新公司3000000元的合同债务，出现该司法定代表人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揽之担责，这本是振新公司内部原因所致，但振新公司法人组织的内部事务的决定或决议和周茗作为股东个人自愿的民事法律行为，均不应对合同相对人程金莲的善意构成对其不利的约束力，更不能成为程金莲合法债权实现的障碍和阻却，否则，将不利保护合法商业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正当利益。周茗于2017年5月9日出具《欠条》后超两年不行使撤销权，周茗也没有在合理期间行使解除权，而却在本诉中与振新公司共同提出周茗出具《欠条》是因其作为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称其不应担责的主张，对振新公司、周茗将法定代表（理）人以法人主体名义订立合同与其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之法律后果混为一谈而产生的周茗免责抗辩不予支持； 其三、欠条是个人或单位在欠款、欠物时出具给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凭证性应用文，是一种内容简短、形式特殊的合同，根据民法通则有关精神和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欠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客观，要件符合法律规定，则具有合同效力，法律当允许并予以保护。本案中，周茗以其个人自然人主体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由于振新公司、周茗并未主张其行为是振新公司转移《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债务所致，又无理据说明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之行为就是周茗以公司名义代表公司所为，也无相反足具证明力的证据证明该《欠条》来源不合法，加之该《欠条》与《资产转让协议书》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其自愿为振新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债务进行“债务加入”的行为。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债务加入”因其不会危害原债务人的利益，故不需得到原债务人的同意，实施“债务加入”行为的行为人，因其行为是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下自然结果的行为人自愿实施的有效法律行为，故应承担“债务加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既然振新公司、周茗不认可周茗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债务转移，显然周茗的此行为就构成了“债务加入”，其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表明的是其自愿承担实际债务人振新公司对原告的合同债务，而振新公司仍然是案涉债务的主体，其仍然负有向程金莲支付资产转让余款的义务，程金莲诉请要求振新公司、周茗共同（连带）支付资产转让费欠款3000000元，周茗应当和振新公司一起承担支付涉案欠款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审理（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再审申请人天津置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新疆保利天然投资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新疆天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旨：“自然人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上签字，而未加盖其所在公司公章的，合同相对方应举证明上述签字系履行该自然人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非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视为该自然人的个人行为”。本案程金莲在未与振新公司、周茗明确达成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或债务转移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程金莲因《资产转让协议书》、《欠条》的履行纠纷提起以振新公司和周茗为共同被告的诉讼，予以准许，对程金莲要求振新公司与周茗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亦即要求周茗对振新公司合同债务3000000元承担连带履行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四程金莲对振新公司、周茗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 本案中，程金莲依据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第二条议定：“……余款300万元于2018年2月16日前全部付清；如乙方（振新公司）逾期支付则承担2万元违约金”，2017年5月9日《欠条》中没有逾期付款责任的约定，资产出卖人程金莲在2018年2月16日前没有收到案涉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等事实，主张资产买受人振新公司和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司股东自然人周茗共同承担逾期支付转让费3000000元的违约责任，另外，程金莲既要求振新公司、周茗按《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支付违约金，又要求振新公司、周茗支付逾期利息，利息给付并非合同给付的本来目的，而是合同无法履行或非正常履行的法律后果，旨在恢复或补偿受损害的合同关系或合同利益，逾期利息其属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一般在借款合同中适用，本案约定的违约金已弥补其利息的损失，且本案中仅约定了违约金，未约定过利息，故不予支持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程金莲并未主张过约定违约金过低，不予主动调整违约金数额。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程金莲支付转让费3000000元；二、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程金莲支付违约金20000元。 二审期间，振新公司、周茗、王振中未提交新证据。程金莲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邮政快递单，拟证明振新公司和周茗收判决书的时间是2019年8月19日。2.振新公司委托周茗上诉的委托书，拟证明周茗、振新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到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领了上诉状和缴费通知书。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载明程金莲于2019年8月30日提出上诉，振新公司、周茗于2019年9月5日提出上诉。上述证据共同证明：振新公司、周茗的上诉超过上诉期限，应予驳回。 振新公司、周茗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程金莲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第一次邮寄的民事判决书并非振新公司、周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勇本人签收，李绍勇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后，一审法院重新向振新公司、周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送达了民事判决书。 经审查，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关于振新公司、周茗的上诉是否超过上诉期限的问题。经审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按照振新公司、周茗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向振新公司、周茗邮寄了一审民事判决书，邮单查询显示该邮件于2019年8月19日由他人代收。由于代收人的身份信息不明，无法判断其是否有权代收以及其将该邮件转交给振新公司、周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勇的时间，故不能因此认定振新公司、周茗于2019年9月5日提出上诉超过了上诉期限。针对程金莲和振新公司、周茗的上诉理由，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程金莲向振新公司、周茗主张权利是否主体适格的问题。首先，金平公司为一人公司，《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的登记投资人为王振中。程金莲、王振中的当事人陈述、以及姜某证人证言、《资产转让协议书》《欠条》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不仅能证明程金莲系金平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还能证明振新公司、周茗应当知晓程金莲是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足以说明振新公司、周茗同意程金莲作为合同相对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即使《资产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为王振中与振新公司，王振中也可以将《资产转让协议书》中的权利转让给程金莲行使。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足以说明程金莲已经通知了振新公司，债权转让对振新公司发生了法律效力，振新公司应当对程金莲履行付款义务。综上，程金莲向振新公司、周茗主张权利主体适格。 关于《资产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从《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出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纪要》可以看出，金平公司被当地政府予以拆除是因“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而非土地使用不合法之故所致。其次，《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金平公司所有资产，公章移转和配合工商变更登记是转让方的附随合同义务，该协议书第四条还约定“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2017年2月25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该《资产转让协议书》实为公司投资主体的变更，并未因此改变案涉土地的用途，案涉土地流转使用权是否合法与《资产转让协议书》无关，也不影响《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效力。 关于振新公司能否以土地流转使用权未变更为由拒绝付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由周茗父亲周洪明签署，领取政府支付的补偿款的手续中同样有周茗签字，拆除补偿款也是支付划入周茗、周洪明的银行卡账户。由此可见，周茗作为金平公司资产转让受让人，已经实际享有土地流转使用权所带来的利益。故振新公司、周茗关于王振中没有将土地流转使用权转移给振新公司而违约，以及振新公司、周茗因此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周茗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周茗虽系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名义而非公司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表明其自愿承担实际债务人振新公司对程金莲的合同债务，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一审判决认定周茗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并无不当，周茗应对振新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程金莲在违约金之上增加逾期付款资金利息损失的请求是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程金莲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金和逾期付款资金利息损失均基于振新公司、周茗的逾期付款行为，并非基于不同性质、不同基础、不同法律依据提出的指向不同的利益主张。程金莲如果认为《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遭受的资金利息损失，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之规定，请求增加违约金以填补资金利息损失。本案中，程金莲并未主张《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违约金过低，一审法院不予主动调整违约金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程金莲、振新公司、周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310元，由程金莲负担5350元，由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负担309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文飞 审判员  仇 静 审判员  董荣昌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李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