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25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升，男，197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永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9号院26号楼3层301号。法定代表人：李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王珏，男，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敏，河南京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廖汉洲，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敏，河南京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红升因与被上诉人河南永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祥公司”），原审第三人王珏、廖汉洲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原审第三人不符合法律对第三人的规定，不应参加本案诉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劳务报酬70万元未予支付的事实。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王珏、廖汉洲辩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永祥公司未作答辩。李红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70万元整，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红升主张其与被告永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举证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原告围绕其诉求，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主要证据为证据一“欠条”，该欠条从内容上显示系由被告永祥公司出具，其文意表述亦为永祥公司确认欠原告李红升劳务费70万元，但原告未提供其主张的提供劳务期间的“劳务费”发放的相应证据以及双方之间的用以结算的相关凭证，被告永祥公司亦未到庭举证质证。故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能仅凭该欠条的单纯文字表述来确定其真实意思，还应结合原告关于劳务合同的签订、履行、结算等举证以及原告关于该欠条出具原因、过程的言辞性举证来作出综合判断。关于原、被告之间“劳务合同”签订的举证。原告诉称双方协商一致自2014年8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并签订有书面合同，但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务合同”复印件（证据八），其关于劳务合同原件被告已经收回的陈述，不符合劳务合同履行的一般习惯，对该陈述不予采信。该劳务合同复印件，因原告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关于“劳务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中约定的劳务报酬标准，原告李红升在本次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所做的两次陈述，一是庭审中陈述“每个月一万八千元工资，八千元车补（包括车上所有的费用）”，二是庭后询问时陈述“一个月2.3万”，对此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不予采信。关于原、被告之间“劳务合同”履行的举证。原告所举证据二、三，系被告永祥公司与新密市超化镇杏树岗村民委员会之间就涉案工程所形成的合同纠纷的案卷材料，在该案判决认定事实中，未涉及原、被告之间的民事关系，该举证与原告证明目的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所举证据四、五、六、七，系朱志英与被告永祥公司之间民事关系的相关证据，且证据七中所显示的“此款由李红升支付出去的，同意支付朱志英”仅能显示李红升参与涉案工程，不能显示其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以及其与被告永祥公司的关系，不予采信。关于“劳务合同”履行情况，原告李红升在本次诉讼中先后作出两次陈述，一是庭审中陈述“2014年8月——2015年6月左右，涉案工程由朱志英承包，其在涉案工程中负责商务工作，由朱志英代永祥公司给其发工资，其通过借支方式领工资，大概领了17万多，里面有工资，有垫资的费用，具体分不清楚了。2015年6月左右永祥公司接管之后，其也是以借支的方式领了十几万，里边有工资，也有油耗、车补，具体分不清楚了”；二是庭后接受询问时陈述“朱志英在工地期间，以借支的方式支付其七八万元工资”“我在工地上总共也就支取了十六七万”，前后陈述不一。一审法院对原告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的形成过程。原告李红升在诉讼阶段向一审法院做过三次陈述，前后不一。第一次系在（2018）豫0102民初6545号案件庭审中，由其代理人代为陈述如下：“当时算70万元没有具体的账册，是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口头计算的，和李永商量以后，在公司办公室出具的欠条盖章，盖章的人姓曹，谁写的不清楚”；第二次系在本次诉讼中庭审时，由李红升本人陈述如下：“在中原区建设路永祥公司注册地，由永祥公司的曹主任出具的，他的大名不清楚。先是我跟公司副总的张建昌通了电话，确定完数额之后，由曹主任跟我对接出手续。当时只有我跟曹主任在场”；第三次系在本次诉讼中庭审后补充询问时，由李红升本人陈述如下：“我在电话里大概和李永说了一下，我在工地上总共也就支取了16、7万，公司应该还欠我72、3万的样子。李永说干脆凑个整数70万吧，让我找张建昌，由张建昌负责安排。我和张建昌联系了之后，他让我找曹主任出欠条。除了和李永在电话里对账以外，双方没有再当面拿凭证对账。每年多少大概心里都有数。2017年11月份一天晚上，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我和曹主任联系以后，我到建设路西三环地铁站附近曹主任的家里去找的他。我自己过去的，当时曹主任一个人在家，欠条是他事先准备好的，盖好章的…曹主任让我去拿欠条的时候，让我把所有的凭证及劳务合同都带过去，我就带过去给他了。”从上述陈述可以看出，第一，李红升的三次陈述中，关于该“欠条”的对账及出具欠条过程、地点、人物的陈述不一致，且对于该不一致情形，不符合一般记忆遗忘规律；第二，在前述李红升自己陈述是通过借支方式领取工资，且分不清借支的费用里边都包含哪些内容的情况下，加之其陈述的工地前后由不同的人进行管理，原告所述口头对账，不核对财务账目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建筑行业的结算习惯；第三，原告关于劳务合同、所有凭证均被被告永祥公司收回的陈述，与其持有并向法庭举证的证据四、五、六、七自相矛盾，且其对此未作出合理说明；第四，“欠条”中无被告工作人员签名。故对其上述陈述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持有“欠条”，但其关于欠条所指向的基础法律关系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关于欠条出具过程的陈述亦存在前后不一，不能印证双方劳务关系的存在以及“劳务费”的计算依据，故原告举证，并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民事合同关系之性质以及该民事合同是否履行、履行情况等事实，其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原告李红升主张其与被告永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应对该劳务合同关系的成立负举证责任。通过前述论证可以看出，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关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举证不力，应承担相应之不利后果。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务费的诉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红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原告李红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可以参加诉讼。本案中案件的处理结果影响到王珏、廖汉洲的实体权利，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李红升上诉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李红升在对本案欠条的形成过程、其劳务报酬的标准、发放情况等的陈述前后矛盾，其所提交的欠条、劳务合同复印件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拖欠其70万元劳务报酬未予支付。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认定上诉人李红升对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举证不力，并驳回其要求劳务费用7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李红升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其劳务报酬70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红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李红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向军审判员  安 军审判员  侯军勇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黄奕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