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伟，男，1963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华峰（系倪伟儿子），住同倪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丁莹，上海朱方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男，1970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凤华（系高峰妻子），住同高峰。上诉人倪伟、高峰因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3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倪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倪华峰、陈丁莹，上诉人高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凤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高峰赔付倪伟497,690.38元。事实和理由：高峰居住、工作所在地城镇化率超过80%，属城镇地区，倪伟的收入亦来自该区，故倪伟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付；倪伟不论是否有疾病，都不是倪伟主观上有过错，不存在参与度问题；本案是倪伟追究高峰的侵权责任，即使有“倪伟拿铲子打高峰”的事实存在，也只能证明倪伟对高峰侵权，不能抵消、减免高峰的侵权责任；原审法院对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没有查清。高峰辩称，不同意倪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高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高峰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高峰没有打过倪伟，倪伟的伤情与高峰无关；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程序严重错误。倪伟辩称，不同意高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倪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倪伟因造高峰殴打造成的损失医疗费98,552.98元、误工费36,000元、营养费3,600元、护理费12,000元、交通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408,2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2,000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上述损失要求高峰承担赔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倪伟和高峰均是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村民。2015年8月5日约7时许，倪伟和高峰及各自妻子因土地争议问题而在本村勤俭XX号房屋东侧发生争执并互相殴打。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同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同年9月2日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在行政程序中，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委托上海长兴医学交流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对倪伟损伤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倪伟遭外力作用致腹部外伤，尚未构成轻微伤。同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高峰作出沪公（浦）行罚决字[2015]20015203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高峰罚款200元。2016年1月26日，倪伟及其妻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5年9月23日对高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倪伟就其伤情申请重新司法鉴定，法院予以许可并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倪伟腹部被打后出现脾脏包膜下少量出血，系自身疾病及外伤共同作用所致，已构成轻微伤。该案经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沪0115行初7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5年9月23日对第三人高峰作出沪公（浦）行罚决字[2015]2001520387号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第三人高峰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现已生效。2016年8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黄路派出所对高峰作出沪公（浦）（黄路）行罚决字[2016]2251600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高峰罚款500元。2016年12月14日,倪伟及其妻子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黄路派出所于2016年8月28日对高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6）沪0115行初1047号行政判决：“撤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黄路派出所于2016年8月28日对第三人高峰作出沪公（浦）（黄路）行罚决字[2016]2251600010号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2017年4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高峰作出沪公（浦）行罚决字[2017]20017093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高峰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另查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5年9月30日对倪伟作出沪公（浦）行罚决字[2015]第26215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现查明2015年8月5日7时32分许，倪伟被查明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号处因纠纷与高峰发生打架，并使用铲子将高峰脚部打伤。以上事实有被侵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罚款200元”。在倪伟和高峰纠纷发生后，倪伟在上海市浦东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及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门诊治疗。期间，倪伟在2015年12月31日行脾脏切除术。倪伟在本案诉前调解阶段向法院申请对其伤残及休息、营养、护理期限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8月3日出具鉴定意见为：“1、倪伟因故受伤致脾脏包膜下少量出血，后行脾脏切除术+食道胃底血管离断术+LC+黏连松解术，目前脾脏切除术后构成八级伤残；办理时需考虑其原有肝硬化、脾肿大的病变基础。2、倪伟伤后可予以休息180日，营养90日，护理60日”。再查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四、分析说明……。综上所述，倪伟的脾脏包膜下少量出血系在自身肝硬化、脾肿大的病理基础上遭本次外伤共同作用所致，单独外伤或自身疾病均不至于造成脾脏包膜下少量出血，外伤与现存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外伤为同等因素）。……”。审理中，对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八级伤残鉴定时明确指出应考虑倪伟自身原有的疾病病变，即倪伟自身原有的疾病与本案鉴定的八级伤残的参与度影响，但倪伟未提出申请重新鉴定。对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中“外伤与现存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外伤为同等因素）”，倪伟提出该鉴定意见只是关于外伤与轻微伤后果之间的关系，当时是为解决刑事或行政关系的鉴定，该鉴定意见只能在行政案件中引用，与后续的八级伤残无关，并提出对高峰所称的倪伟伤情系自身肝硬化导致也不予认可，认为若高峰没有殴打倪伟，就不会导致倪伟脾出血，以至之后脾脏摘除。另倪伟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不予认可，提出公安机关也未执行。此外倪伟又提出本案的发生是由高峰为达到故意伤害倪伟为目的，引诱倪伟与其发生肢体冲突，故表面上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但本案不能以表面上双方存在有肢体冲突为由来减轻高峰的侵权责任。另提出本案不存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情况。因此，要求高峰承担全部侵权责任。高峰则提出，对倪伟的八级伤残及三期期限均有异议，提出鉴定程序不合法，要求排除该鉴定意见，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另称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是按照倪伟的全部病史及公安机关笔录等作出，若倪伟不服，当时就应当提出，倪伟现在再提出意见无效力。另在审理中，高峰为证明自己没有打倪伟，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中张某作证的内容“……。先动手的是倪伟，倪伟拿了铁铲要过去打高峰本人，没有打上，就是碰到了高峰小腿，然后两人就在争夺铁铲，高峰要夺铁铲倪伟不放，双方发生纠缠。……。高峰没有打倪伟，当时制作笔录时警察听错了。……”。倪伟不认可张某出庭作证的内容，提出应以张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为准。高峰则认为应以张某出庭作证的内容为准。庭审中，法院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黄路派出所于2015年9月18日对张某的询问笔录，其中张某回答的内容“我们在拉倪伟的时候高峰用拳头打到了倪伟几下，但是由于现场比较乱，所以具体打到了倪伟哪里我没有看到。……。因为倪伟先用铲子打了高峰一下，所以我们在拦着倪伟抢他的铲子的时候高峰打了倪伟几下。……”。倪伟对该笔录中张某说的“倪伟用铲子打了高峰一下”有异议，提出张某在2015年8月14日的笔录中说是高峰先动手的，故张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如果倪伟用铲子打了高峰，应当是有相应损害结果的，但高峰也未提供证据。高峰对该笔录无异议，并提出在该笔录中张某称未看到高峰用脚踢倪伟，也没有看到倪伟有什么外伤，故无证据证明倪伟脾损伤是高峰踢倪伟后造成的，且事实上系倪伟打了高峰。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系倪伟和高峰及各自妻子因土地争议问题而发生争执及殴打，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最终作出的行政处罚中，亦查明倪伟和高峰于事发当日均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倪伟因此被罚款200元，高峰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结合倪伟在本案及之前所做的司法鉴定，高峰的行为与倪伟脾损伤受到的伤害有直接相关，且在双方殴打过程中有较大过错，应依法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主要责任。对于张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法院认为，张某在公安机关的两份询问笔录中均陈述高峰有打倪伟的行为，但其在出庭作证时陈述高峰未打倪伟。由于张某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又无充分有效的证据来推翻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故其出庭作证的内容，法院不予采纳。倪伟虽在纠纷过程中脾脏受到损伤，但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张某的两份询问笔录及公安机关对倪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均显示倪伟有用铲子打高峰，故倪伟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现高峰对倪伟的八级伤残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而倪伟对自身疾病与八级伤残的参与度影响也未申请重新鉴定，故法院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均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综合倪伟和高峰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认高峰对倪伟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但赔偿时应考虑倪伟自身原有的疾病，即外伤与现存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外伤为同等因素）。至于高峰提出的时效抗辩，法院认为，倪伟对于公安机关对高峰所作的前两次行政处罚决定均有异议并两次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重新处罚。2017年3月28日法院也判决撤销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黄路派出所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案件中高峰作为第三人亦出庭应诉。2017年4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了高峰。至此，倪伟对自身的损害在持续的主张权益。2018年4月17日，倪伟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7年4月27日重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证明高峰侵害事实的主要证据之一向法院提起了本案民事诉讼。据此，法院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4月27日重新起算为一年，但因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时，时效期间尚未届满，依法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法院难以认定倪伟有怠于行使索赔权利的情形，故对高峰提出的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对倪伟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确认如下：1、医疗费，根据倪伟提供的票据，在扣除医保统筹支付53,256.60元后，法院核实为45,306.38元；2、误工费，倪伟主张200元/天计算180天，称其系农业户口，其只有几分田，故租田种瓜，并提供了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其以种植瓜果为主要经济收入，2015年本村地区种植瓜果人工费通常在200元/日左右。法院认为，倪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收入情况，故参照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2,480元/月的标准结合鉴定意见计算6个月，酌情支持14,880元；（3）营养费，倪伟主张40元/天计算90天为3,600元，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4）护理费，倪伟主张200元/天计算60天。法院酌情按70元/天计算60天为4,200元；（5）交通费，法院酌情支持500元；（6）残疾赔偿金，倪伟主张按城镇标准68,034元计算，并提供了上海市公安局黄路派出所出具的城农比例证明。法院认为，倪伟系农业人口，虽倪伟提供了公安机关证明，但倪伟并无证据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无法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法院按上海市农村标准30,375元/年计算结合年限及系数为182,25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倪伟主张15,000元，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8）鉴定费，倪伟主张2,000元，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9）律师代理费，法院结合本案倪伟获赔金额及相关律师收费标准等，酌情支持4,000元。但根据鉴定意见倪伟的外伤与现存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外伤为同等因素），故残疾赔偿金酌情支持91,1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7,500元。综上，倪伟的合理损失共计173,111.38元，由高峰按60%比例赔偿倪伟103,866.83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高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倪伟103,866.83元；二、驳回倪伟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92元，由倪伟负担6,915元，高峰负担2,37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高峰对于倪伟的人身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责任比例的认定。对此，第一，就高峰与倪伟互相殴打事件，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经分别对两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在对高峰的行政处罚书中明确记载，“高峰被查明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号处因量田纠纷引起用拳头殴打倪伟”，据此对高峰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高峰上诉主张其并未殴打倪伟，然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未经依法定程序被撤销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应作为认定事实及双方责任的依据，在公安机关已经就相关事实进行查明并作出处罚的情况下，倪伟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实难采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认定高峰应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第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侵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就高峰与倪伟互相殴打事件，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倪伟亦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记载“倪伟查明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号处因纠纷与高峰发生打架，并使用铲子将高峰脚部打伤”，据此对倪伟处以罚款200元。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上述事实，倪伟对本案纠纷及损害的发生显然也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高峰的责任，据此原审法院最终认定由高峰承担6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第三，对于具体损失金额的认定，首先关于参与度问题，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中载明，“倪伟的脾脏包膜下少量出血系在自身肝硬化、脾肿大的病理基础上遭本次外伤共同作用所致，外伤与现存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外伤为同等因素）”，鉴于倪伟自身存在的疾病是导致其最终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之一，原审法院在残疾赔偿金部分考虑该参与度因素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倪伟系农业人员，也并无证据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原审认定按照农村标准赔付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双方责任比例的确定以及赔偿金额的认定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高峰上诉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一节，经查，原审审理程序合法，并无违反法定程序之处，高峰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倪伟、高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92元，由倪伟负担人民币6,915元，高峰负担人民币2,3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许鹏飞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鲁彦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