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负责人：施培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清昕，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延芳，女，195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业训，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业彬，男，197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新，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英，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坤，男，198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林，山东清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丘市华宝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长宝，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厦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延芳、赵国坤、王业训、王业彬、章丘市华宝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厦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赵国坤、华宝公司承担。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王汉东不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判决支持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当。通过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供给法庭的证据（包括不限于村委会证明、济南冠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证明信、土地承包合同、绣惠街道办经济发展办公室证明），即便该证据都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王汉东生前在其居住的山北村养殖（鸡）的事实，其并未失去土地，还是以土地为生活资料，以土地耕作为收入来源，只是不再单纯地从事农业生产，其长期居住的生活环境并未发生改变，其系农村常住人口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况且，事故发生时，王汉东已年满69周岁，其劳动能力早已受限，在农村为了满足养家糊口、吃饱喝足，养鸡、养鸭、养猪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毕竟不是30～40岁在城镇长期务工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区分标准，但既然有区别，立法的原意肯定是考虑到我国现实的实际情况。200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指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该复函于同年5月印发各高级法院参照适用。虽然该复函的相关精神并未形成正式的司法解释，但也可以说是对《解释》关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划分的具体解释，明确了“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显然，本案中王汉东不符合农村户口却在城镇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情形。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不以务农为主要生活来源来判断王汉东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显然没有考虑到王汉东实际居住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尊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精神，只是一味地照顾受害人家属能够尽可能多的得到赔偿，实际上是对司法公平公正的损害。2.一审法院对于本案驾驶员赵国坤是否已承担刑事责任没有进行调查和认定，直接认定人保厦门公司在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不当。本案中，赵国坤驾驶车辆在事故中致王汉东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赵国坤构成交通肇事罪。《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均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主要是考虑到刑事被告人往往没有赔付能力，且已经接受刑事处罚，不应再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如赵国坤已承担刑事责任，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安慰，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应再得到法庭的支持；如赵国坤未承担刑事责任或已被判决缓刑等，说明赵国坤已取得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的谅解，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的该项诉求同样不应得到支持。3.韩延芳的误工费因证据不足，不应支持。一审法院从对王汉东的分析认定，确认韩延芳不以务农为生，其误工费按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完全是猜测，严重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形同虚设。3.本案中，事故发生时，赵国坤驾驶的车辆存在超载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按照人保厦门公司与华宝公司的综合商业保险合同，超载是保险人在商业险限额内绝对免赔10%的情形，无论涉案车辆是否投保不计免赔，只要存在超载的违法行为，人保厦门公司绝对免赔10%。超载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人保厦门公司只须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在保单中，人保厦门公司已经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对免除、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情形向投保人华宝公司进行了提示，也已明确说明且投保人无异议，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华宝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赵国坤辩称其系实际车主，车辆系挂靠在华宝公司，但保单并未约定实际车主系赵国坤，赵国坤并非保险合同相对人，人保厦门公司没有义务对其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其不同意商业险超载免赔10%的意见根本无法对抗人保厦门公司与华宝公司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人保厦门公司是否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本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正确的判决应该是人保厦门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赵国坤、华宝公司承担额外10%的责任，如果华宝公司对此有异议，可以向保险人另行提起保险合同纠纷，人保厦门公司是否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才将是根本的争议焦点。法律是严肃的，法律适用和事实同样重要，不能因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而一并处理，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故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第二项出现了笔误，人保厦门公司被误称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公司，看出了原审审判人员的不严谨，人保厦门公司可以理解，但司法裁判文书如果赔付主体都笔误的话，是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请予以纠正！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人保厦门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济南市章丘区早已取消农村城镇户口的划分，且王汉东生前2006年前在绣惠一号煤矿二号煤矿工作。2006年起承包了村委的土地建了养殖场从事养殖业。也就是说王汉东生前一直有稳定的农业之外的收入。故其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关于韩延芳的误工费，王汉东生前夫妻俩从事养殖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标准结合住院病历只主张了住院期间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日均收入判决韩延芳的误工费，韩延芳表示同意，不再为此上诉。三、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3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该款规定系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一般规定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1款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22条规定的各项损害。《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据此，交通肇事案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与民事侵权诉讼的赔偿范围是一致的。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合法。四、超载免赔的事实和理由一审中保险公司应该能够知道并清楚，一审没有提出，判决完毕后再以此为理由提起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赵国坤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人保厦门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华宝公司未作答辩。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赔偿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43494.75元；2、诉讼费由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9年4月13日15时25分许，赵国坤驾驶鲁AX9817重型自卸货车沿省道244线由南向北行驶至绣惠文化路路口时，与由北向东左转弯的王汉东（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系韩延芳之夫，王业训、王业彬之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载韩延芳）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汉东当场死亡，韩延芳受伤，电动三轮车损坏。本次事故经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章丘区大队处理，认定赵国坤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王汉东、韩延芳不承担事故责任。上述事实，有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事故认定书1份、尸检报告1份、火化证明1份、殡葬证1份予以证实。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死亡赔偿金435039元（39459元/年×11年），并提交济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山北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证实王汉东生前与韩延芳自2006年起从事养殖业，自1970年至2005年王汉东一直在绣惠煤矿上班；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济南冠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证明信1份、该公司企业查询信息表1份，证实王汉东自2006年起一直从该公司引进鸡苗；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2005年11月1日王汉东与章丘市绣惠镇山北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份、2016年3月5日土地承包合同1份，同样证实王汉东一直从事养殖业；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济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证明1份，证实王汉东自1970年至2005年底在其下属的绣惠一号煤矿、二号煤矿工作。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无法证实死者生前主要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王汉东生前不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故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以此为据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王汉东死亡时未满69周岁，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按11年计算亦无不当。对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的死亡赔偿金435039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丧葬费45907.5元，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提出异议，认可34652.5元。经审查，上年度山东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9305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其丧葬费为34652.5元。4、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其要求过高。经审查，本次事故造成王汉东死亡，必然给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带来极其巨大的精神损害。结合事故车辆的情况以及事故认定情况，一审法院确认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5、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625.25元（108.35元/天×5人×3天），并提交误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5份。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对证据无异议，但认可3人3天。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当地风俗，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5人3天处理丧葬适宜并无不当，对其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625.2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6、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主张交通费2000元。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提出异议，请求法院酌定。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处理丧葬事宜亦须支出交通费，考虑当地风俗，一审法院确认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交通费为1000元。7、韩延芳主张医疗费367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100元/天×8天）、营养费400元（50元/天×8天）、护理费866.8元（108.35元/天×8天）、误工费2880元（192.03元/天×15天）、交通费300元。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无异议，对误工费及营养费提出异议，认为韩延芳已年满60周岁，不同意赔偿，营养费无证据。经审查，通过对王汉东死亡赔偿金适用的标准的分析认定，亦可确认韩延芳不以务农为生，其误工费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一审法院确认为866.8元（108.35元/天×8天）。关于营养费，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没有提交其需要营养的证据，不予支持。8、鲁AX9817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车主为华宝公司，实际车主为赵国坤，该车在人保厦门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赵国坤与王汉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汉东死亡，韩延芳受伤，事实清楚。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章丘区大队依据当事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及过错，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结合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一审法院确认赵国坤承担本次事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华宝公司作为肇事车辆挂靠公司，应与赵国坤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鲁AX9817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厦门公司投保交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人保厦门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向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赔偿，超出部分损失由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人保厦门公司主张赵国坤超载，商业险应免陪10%，赵国坤不予认可。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人保厦门公司未提交商业险保险合同及投保单或其他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就免责条款对赵国坤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对其商业险免陪10%的主张不予支持。韩延芳明确交强险限额优先用于王汉东死亡损失之赔偿，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现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要求赵国坤、华宝公司、人保厦门公司赔偿相应损失，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按一审法院确定的比例、项目和数额赔偿。经审理，一审法院确认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的损失如下：丧葬费34652.5元、死亡赔偿金43503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625.25元、交通费1000元。韩延芳损失为：医疗费367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护理费866.8元、误工费866.8元、交通费300元。华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相应法律后果应自付。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死亡赔偿金100000元。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范围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死亡赔偿金335039元（435039元-100000元）。四、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范围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丧葬费34652.5元。五、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范围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625.25元。六、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范围内赔偿原告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交通费1000元。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韩延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4476.2元（3676.2元+800元）。八、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范围内赔偿原告韩延芳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2033.6元（866.8元+866.8元+3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34元，减半收取计4617元，由被告赵国坤、章丘市华宝货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上诉，根据本判决，人保厦门公司应赔偿金额为488826.55元，赵国坤、章丘市华宝货运有限公司应赔偿金额为4617元，为方便当事人，请保险公司将赔偿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王业训账户，户名：王业训，账号：6230520250003805370；开户行：农行章丘支行。本院不再过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1.2000年3月11日的济南日报章丘报，其中“穿越生死线－绣惠镇二号煤井大突水营救纪实”一文中记载了王汉东等人在煤井遇到突水事故营救的事迹。证明：王汉东是在煤井营救当中作为煤矿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2.原章丘市人民法院（2015）章商初字第352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汉东、韩延芳从事养殖业，由于欠案外人靳来福的饲料款被诉讼。证明王汉东生前不以种地为主要生活来源。人保厦门公司对报纸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无法证明该文中所记载的王汉东与本案的王汉东系同一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养殖业也为农业收入的一种。赵国坤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没有异议，并称这与赵国坤本人了解的王汉东生前的收入情况相吻合。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汉东生前与韩延芳自2006年起一直从事养殖业，养殖业收入来源与人保厦门公司所述的农村收入来源不同，一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损失并无不当。原章丘市人民法院（2015）章商初字第352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汉东生前与韩延芳共同从事养殖业，一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韩延芳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人保厦门公司是否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并非单独提起赔偿精神损失的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赵国坤的侵权行为导致王汉东死亡，必然给韩延芳、王业训、王业彬带来极大的精神损害，一审判令人保厦门公司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人保厦门公司主张超载是保险人在商业险限额内绝对免赔10%的情形，但人保厦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该条款已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人保厦门公司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保厦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3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彦亭审判员  郭维敬审判员  赵 雯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韩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