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琼民终4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虹，女，196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昌慧，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丽莉，女，197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虹与上诉人戴丽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琼01民初89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昌慧，上诉人戴丽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支持甘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戴丽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在法院执行（2013）琼州证字第7384号《执行证书》（以下简称《执行证书》）这一生效法律文书的过程中形成，理应依法计算的部分。一审法院在2013年12月27日对《执行证书》立案执行，至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期间长达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戴丽莉是以各种不当理由拖欠本息不付，直至2017年9月11日双方就本金部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对借款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约定另案解决。也就是说，在执行案中对约定的借款利息和法定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并未一并执行。甘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的裁定在本案中一并诉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必须在生效法律文书中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该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需要法律文书确定支付及确定计算方法，同时还规定了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方法，但其并未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必须由法律文书确定方能支付。甘虹认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在违约迟延履行债务的前提下，由法定原则计算得出的。本案中，海口市琼州公证处（以下简称琼州公证处）于2013年12月27日作出《执行证书》，确定“被执行人为沈某、戴丽莉，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执行证书》已于2013年12月27日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据此，本案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自2013年12月27日开始计算。三、一审判决不支持甘虹对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诉请，显失公平。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具有赔偿性与惩罚性。一审判决只判戴丽莉给付借款利息，对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予支持，对其毫无惩罚性，是对戴丽莉严重违约行为的放任，也是对甘虹的明显不公。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甘虹的全部诉讼请求。   戴丽莉答辩称，一、戴丽莉已按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甘虹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9月11日，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戴丽莉分三期偿还甘虹借款本金1000万元整，第一期于2017年9月12日之前支付500万元整，第二期于2017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200万元整，第三期于2018年1月1日之前支付300万元整。此后，戴丽莉已经依约向甘虹偿付前述三期款项。至此，戴丽莉已依约并按期支付上述1000万元。2017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2-4号执行裁定，认定“申请执行人（甘虹）以自行和解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执行申请，该申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应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据此，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已对各自的全案权利作出处分，并通过平等协商，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戴丽莉向甘虹偿还1000万元的和解结果。此外，2018年9月28日，一审法院又作出（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再次确认“该约定是对《执行证书》确定的执行标的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处分，即对本案执行标的的处分。……在《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本执行案件应已履行完毕”，并最终裁定全案终结执行。因此，戴丽莉已经依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故甘虹要求戴丽莉支付自2013年12月2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期间的迟延履行金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甘虹主张债务利息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12月27日，根据甘虹的申请，琼州公证处作出《执行证书》，并写明“至2013年12月18日（债务人沈某、戴丽莉）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申请执行人甘虹可持本证书向海口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人为沈某、戴丽莉，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由此可见，《执行证书》中已认定戴丽莉仅欠付甘虹1000万元，且已明确其据以申请强制执行标的为1000万元，不存在债务利息，因此双方之间借款的债务利息应不予计算。上述执行内容也已经在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戴丽莉依约支付完毕后得到执行，甘虹的全部债权已得到清偿。此外，《执行和解协议》中已写明“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的，双方另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据此，双方对本案利息存在的争议根据约定应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而上述（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已认定甘虹所主张的债务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利息问题已通过恢复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得到了解决。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甘虹的全部诉讼请求。   戴丽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甘虹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甘虹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其他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甘虹在“恢复执行”后，又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应不予受理。双方已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其中第四条关于“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双方另行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约定，一审法院以（2015）海中法执字第2-4号执行裁定予以确认并指出：“如双方不能对利息部分达成还款协议或被执行人未能依约履行义务，申请人再申请执行。”并裁定“申请执行人在本案终结执行后，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甘虹于2018年4月20日，据上述执行裁定、《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并依据2017年10月24日琼州公证处《复函）计算的利息数额请求支付本案利息。戴丽莉提出异议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以“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公证处的复函不能作为执行依据”为由驳回了甘虹对本案的债务利息主张。裁定终结琼州公证处（2011）琼州证字第456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债权文书》）以及《执行证书》的执行。至此，本案已全部执行完结。综上，甘虹主张的本案债务利息已在恢复执行的程序中依法得到了解决。现又以《执行和解协议》为由，连同本案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及公证处的上述《复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一审法院受理甘虹的起诉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法律进行不适当的限缩解释，损害了戴丽莉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甘虹未对借款本金提出主张，且已生效的（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认定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非仅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不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该认定是将上述第十三条规定作不适当的限缩解释，使甘虹的诉讼权利被不适当地扩大。甘虹将《执行和解协议》作为起诉依据之一，显然属于“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之情形，因此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支持甘虹重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甘虹、戴丽莉及沈某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甘虹依约履行出借1000万元人民币的义务，戴丽莉应按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但戴丽莉至2017年12月28日才偿还甘虹本金，且自2013年12月1日起未向其支付利息，甘虹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规避了本案已执行完毕、甘虹已在执行程序中实现债权的事实，并支持了甘虹将本无债务利息且已在恢复执行中被驳回的债务利息主张，再次以《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本次诉讼。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显然违反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甘虹已经就利息部分申请恢复执行，其主张亦未被支持，而一审法院却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即受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支持甘虹重复主张权利，已严重损害了戴丽莉合法权益。四、甘虹主张的债务利息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执行证书》明确载明：“至2013年12月18日（债务人沈某、戴丽莉）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被申请人为沈某、戴丽莉，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由此可见，该《执行证书》中已认定戴丽莉仅欠甘虹1000万元，且已明确戴丽莉据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标的为1000万元，不存在债务利息，因此双方之间借款的债务利息应不予计算。《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戴丽莉向甘虹支付借款本金1000万元整，并无利息。戴丽莉已经如约支付完毕，甘虹的全部债权已得到清偿。此外，《执行和解协议》中已写明“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的，双方另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据此，双方对本案利息存在的争议应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而上述（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已认定甘虹所主张的债务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利息问题已通过恢复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得到了解决。五、一审法院轻信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琼州公证处于2017年10月24日《复函》中称“本处在出具（2013）琼州证字第7384号《执行证书》时，申请执行人称，被申请人尚未欠其利息”。但在2019年4月18日的《复函》则称“尽管申请书上有执行‘本息’的字眼，但没有提供债务尚欠利息证据。且据甘虹称当时戴丽莉和沈某尚未欠息。我们在谈话笔录上也载明甘虹申请执行的是本金1000万元，报纸公告以及后来出具的（2013）琼州证字第7384《执行证书》的内容未提到利息部分，甘虹对此并无异议。”据此，甘虹在向公证处申请时即认可了本案并无利息的事实，且2013年12月27日甘虹在收到《执行证书》时也未向公证处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却对前述重要事实视而不见，反而将“甘虹于2013年12月27日向琼州公证处提交的申请书上载明是对借款本息提出申请”作为判决依据。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显然有违事实和证据运用规则，损害了戴丽莉的合法权益。六、一审法院计算债务利息的依据错误，本案不存在债务利息。如前所述，本案不存在债务利息，甘虹已经在恢复执行程序中就利息部分得到了解决。（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中认定《复函》不具有据以执行的法律效力，而甘虹转而将《复函》作为起诉依据之一，企图以诉讼的方式将《复函》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转化为有效的执行依据，是规避已生效法律裁定文书且重复实现债权的行为。但一审法院不仅未指出甘虹的前述不当行为，反而通过调取甘虹向琼州公证处提交的申请书作为证据，并根据《复函》的内容计算本案本不存在的债务利息，判决戴丽莉向甘虹支付本案借款利息927.33万元，严重损害了戴丽莉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甘虹的全部诉讼请求。   甘虹答辩称，一、甘虹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正确。甘虹、戴丽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始于2013年12月27日，甘虹依据《执行证书》、《公证债权文书》、以及双方的《借款合同》等法律文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戴丽莉采取各种手段拖延，直至2017年9月才支付完本金。在长达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给甘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使甘虹陷入空前困境无奈卖掉自己的房产进行资金周转，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甘虹才接受戴丽莉提出的以放弃对其北京房地产的查封为条件来换取其对1000万元本金的支付，戴丽莉支付完1000万元本金后，甘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撤回执行的申请，该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2-4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执行。关于借款的债务利息，《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仅对借款本金达成本和解协议，如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的，双方另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据此，甘虹于2018年4月20日，就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一审法院以《执行证书》载明的执行标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履行完毕为由，认定该案已经执行完毕。于是，该院于2018年9月28日以（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同时强调：“申请执行人甘虹如需主张借款利息，应依据《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寻求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据此，甘虹在从未表示放弃债务利息的情况下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换言之，本案债务利息，并不在《执行和解协议》和解部分之范畴，故本案不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二、甘虹诉请的债务利息，于法有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公证债权文书》，均有借款利息的约定。甘虹在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时，戴丽莉尚未欠息，但是，甘虹当时也是对借款本息提出的申请。琼州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中，仅有1000万元借款本金的执行标的，但在一审法院执行的过程中，甘虹多次提出关于执行债务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的多份裁定，也均有债务利息的记载。且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的（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均有关于利息如何解决的规定。综上，戴丽莉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甘虹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戴丽莉向甘虹清偿借款利息949.69万元；2.判令戴丽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向甘虹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人民币327.7365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第1、2项合计：1277.4265万元；3.判令戴丽莉向甘虹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直至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与相关费用由戴丽莉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6月29日，甘虹作为甲方，戴丽莉与案外人沈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第二条“抵押房地产”，约定房地产证上注明的所有权人名称：戴丽莉，房地产坐落：海口市玉兰路9号阳光经典住宅小区联排别墅8号，建筑面积：共331.61平方米，房产证编号为：海口市海房证海房字第HK104015号，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1）第005695号，土地性质：出让，抵押物（包括土地、房产）评估价值：甲、乙双方同意抵押物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第三条“抵押土地使用权担保范围”约定：1.借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处分抵押房地产所需一切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甲方代垫保险费、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等、因乙方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2.乙方无论何种原因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到期应付债务时，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对乙方上述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甲方优先受偿债权为借款本息及债权实现费用。3.乙方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的，本抵押合同担保范围不受影响。第四条“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限”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双方约定利息及支付方式为每三月支付壹次。月利费率2%，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28日至2011年12月27日，注：借款期限：甲方可以分段出款借款期限应按照甲方实际出款金额与时间确定，计息时间亦同样。设定抵押权存续期间：半年。即自2011年12月28日至2012年6月27日止。注：设定抵押期限按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日为准。第七条“房地产抵押关系的终止”约定：乙方还清借款本息、结清相应费用，并已全部履行本合同各项各款，抵押合同即告终止，甲、乙双方共同或乙方委托甲方在抵押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到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注销手续。第十条“争议解决”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签订本合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1.若乙方逾期未按约定的期限向甲方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利息、借款本金、罚息即构成乙方违约，乙方将承担违约金，该项违约金按下述方式计算：借款本金总额乘以万分之四乘以逾期日数（逾期日数计算至债务完全清偿之日止）。即每日按借款本金总额的万分之四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以合同上双方所约定的到期时间起，至甲方得到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清偿之日止。3.若乙方违约或不能按期足额清偿债务，乙方同意甲方可向公证机关申请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的债权公证书，乙方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如有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日，双方到琼州公证处对该《借款合同》申请了《公证债权文书》。次日，就抵押房产办理了证号为“海口市房他证海房字第T018548号”的抵押登记，房屋他项权利人为甘虹。后甘虹依约出借1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3年11月，戴丽莉及沈某每月向甘虹支付月利率为2%的利息，但未偿还本金。2013年12月27日，琼州公证处依甘虹申请作出《执行证书》：被执行人为沈某、戴丽莉，执行标的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甘虹依据《借款合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3年12月27日作出（2014）海中法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查封登记在戴丽莉名下位于海口市××路阳光经典住宅小区联排别墅8号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戴丽莉对此提出异议，该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4）海中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人戴丽莉的异议。本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琼执复议字第7号执行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4）海中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海中法执字第38-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因本案与沈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一案有关联，现该案刑事案件正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故裁定终结《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情形消除后，符合重新申请执行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可重新向本院申请执行。2014年11月27日，甘虹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执行期间，甘虹与戴丽莉于2017年9月11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戴丽莉分三期偿还甘虹借款本金1000万元整。第一期将于2017年9月12日之前支付500万元整；第二期将于2017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200万元整；第三期将于2018年1月1日之前支付300万元整。上述款项全部支付至执行法院提供的收款账户内。……三、至戴丽莉按第一条协议内容履行完1000万元本金的前提下，甘虹不计收执行和解期间的其他任何费用。四、甘虹、戴丽莉双方仅对借款本金1000万元达成本和解协议，如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的，双方另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戴丽莉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3日、2017年12月28日通过戴孟亮向一审法院转账5000000元、2000000元、3000000元，该款已退付甘虹。甘虹于2017年9月29日向一审法院执行局递交撤回执行申请，该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2-4号执行裁定：终结琼州公证处（2011）琼州证字第456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3）琼州证字第7384号《执行证书》的执行。申请执行人在本案终结执行后，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可以再次申请执行。甘虹于2018年4月20日再次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戴丽莉连带共同履行债务利息与罚金合计1430万元人民币，并应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金至实际履行日。一审法院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认为，“在原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甘虹与被执行人戴丽莉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则本案的申请执行人甘虹无权再依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的执行依据中并无给付利息的内容，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出具的《复函》不能作为本案的执行依据，故申请执行人甘虹如需主张借款利息，应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寻求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故再次裁定终结执行。甘虹主张戴丽莉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今未向其偿还借款利息，并应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遂成讼。另查，2014年11月5日，海口市检察院作出海检公一刑不诉（2014）4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戴丽莉不起诉。   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9日询问甘虹是否放弃对沈某追究偿还责任，甘虹表示只追究戴丽莉的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向琼州公证处发函核实以下情况：1.甘虹在申请《执行证书》时是否对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并提出申请；2.作出《执行证书》时是否因尚未达到计付利息之时，故而仅对1000万元本金作出该执行证书；3.现甘虹如果按照《借款合同》及《公证债权文书》申请该借款利息的《执行证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琼州公证处于2019年4月18日《复函》：1.尽管申请书上有执行“本息”的字眼，但没有提供债务人尚欠利息证据，且据甘虹称当时戴丽莉和沈某尚未欠息。我们在谈话笔录上也载明甘虹申请执行的是本金1000万元，报纸公告以及后来出具的《执行证书》的内容未提及利息部分，甘虹对此并无异议。2.利息也是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债务人有拖欠利息的事实存在，又因该案2017年才恢复执行，债权人可以向本处申请对利息部分出具执行证书，但本处须向债务人核实债务数额和履行情况且无异议的条件下，方做出是否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3.根据案情的复杂性和核实债务的不确定性，本处建议甘虹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甘虹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如果甘虹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本案是否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审理；3.戴丽莉应否向甘虹偿还利息949.69万元；4.戴丽莉应否向甘虹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27.7365万元（暂计至2018年12月6日）。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甘虹与戴丽莉及沈某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甘虹依约履行出借1000万元人民币的义务，戴丽莉应按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但戴丽莉至2017年12月28日才偿还甘虹本金，且自2013年12月1日起未向甘虹支付利息，甘虹据此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戴丽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戴丽莉认为甘虹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主张应驳回甘虹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甘虹、戴丽莉在签订《借款合同》后自愿到琼州公证处申请《公证债权文书》，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数额、币种、还款期限、利率及其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乙方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因此，甘虹、戴丽莉系明知并认可《借款合同》及《公证债权文书》中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双方对于债权文书的内容并无争议，而是对于债权文书的履行产生争议，即本案诉争的是戴丽莉是否存在未向甘虹支付借款利息的违约行为及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对戴丽莉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戴丽莉主张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戴丽莉认为，双方已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现甘虹就该《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应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甘虹、戴丽莉于2017年9月11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仅对借款本金1000万元达成本和解协议，如双方对本案债务利息有争议的，双方另行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仅约定了借款本金的偿还时间及方式，并未对借款利息达成和解协议，亦未作出放弃主张利息的意思表示。现甘虹未对借款本金提出主张，且已生效的（2018）琼01执恢137号执行裁定认定甘虹、戴丽莉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甘虹就追索偿还利息提起诉讼，而非仅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不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故对戴丽莉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戴丽莉主张本案借款人并非戴丽莉一人，另一借款人沈某涉及刑事案件，故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审理。首先，根据《借款合同》所载，借款人为戴丽莉和沈某，故二人均应承担向戴丽莉偿还借款的义务，但戴丽莉和沈某并非法律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甘虹放弃追究沈某的偿还责任而只起诉戴丽莉是对其权利的自主处分，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存在刑民交叉的情形时，民事案件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中止诉讼，等待有关机关对刑事案件先行处理后，人民法院再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沈某虽然涉及刑事案件，但其并非本案当事人，本案不须以沈某所涉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依据。海口市检察院对戴丽莉已作出不起诉决定，故戴丽莉不涉及刑事案件，因此本案不存在刑民交叉的情形，不符合先刑后民原则，不应中止审理。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戴丽莉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甘虹支付借款利息，甘虹自认戴丽莉向其支付借款利息至2013年11月，故应认定戴丽莉自2013年12月开始未向甘虹支付借款利息。甘虹于2013年12月27日向琼州公证处提交的申请书上载明是对借款本息提出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戴丽莉自2013年12月以后未偿还借款利息的事实在甘虹申请《执行证书》时尚未确实发生，故琼州公证处依法未对甘虹于2013年12月以后不偿还借款利息的事实签发执行证书。因此，《执行证书》中仅有1000万元执行标的，并非甘虹放弃追索借款利息的权利，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仅对申请时确实发生的戴丽莉逾期未偿还借款本金的事实作出执行证书。甘虹于2017年9月11日与戴丽莉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也没有明示放弃追究戴丽莉自2013年12月1日起应偿还借款利息的责任。故甘虹主张戴丽莉应向其支付自2013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有理，予以支持。双方于2017年9月11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在戴丽莉按第一条协议内容履行完1000万元本金的前提下，甘虹不计收执行和解期间的其他任何费用。甘虹主张“其他任何费用”不包括利息、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戴丽莉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执行和解协议》是针对偿还借款本金进行的协商，双方对于“其他任何费用”未约定扣除某项费用，应认定“其他任何费用”包括借款本金以外的所有费用，故对甘虹主张执行和解期间的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不予支持。《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甘虹按此协议偿还完借款本金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此期间为执行和解期间。戴丽莉于2017年12月28日偿还甘虹借款本金后，不应再计付利息，故甘虹主张戴丽莉应向其支付偿还本金后欠付利息的加倍债务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戴丽莉应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向甘虹支付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7年9月11日期间的利息927.33万元（1000万元×2%×46个月+1000万元×2%/30×11天），甘虹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中并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戴丽莉应当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亦未确定计算方法，故甘虹主张戴丽莉应向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戴丽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甘虹支付借款利息927.33万元；二、驳回甘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98445.59元，由甘虹负担21732.49元，戴丽莉负担76713.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戴丽莉负担。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本案《借款合同》的另一债务人沈某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正在本院二审审理，在该案中，甘虹并未作为集资受害人，本案的1000万元也并未作为沈某案件犯罪所得。沈某称，甘虹出借给沈某、戴丽莉的1000万元均为沈某使用，且其已经向甘虹支付截止2013年12月1日前的利息900余万元。   本院认为，甘虹的起诉应不予受理。理由如下：甘虹、戴丽莉、沈某在签订《借款合同》后，自愿到琼州公证处申请《公证债权文书》，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数额、币种、还款期限、利率及其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乙方（沈某、戴丽莉）同意甲方（甘虹）可向公证机关申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乙方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由此可见，甘虹与戴丽莉、沈某就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包括本金及利息等内容已经选择公证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公证机构出具了《执行证书》后，甘虹作为债权人就取得了与法院裁判文书同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根据，不能再选择诉讼程序二次确认债权，即当事人不能在同一实体法律关系上设立两个程序法上的效力。甘虹在沈某、戴丽莉未依约还款后，持《公证债权文书》向公证部门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执行证书》中没有利息的记载。甘虹称其在向公证部门申请时，包含利息的申请，但因申请时未产生利息故《执行证书》中未有利息的记载。戴丽莉则主张《执行证书》中未载明利息，是甘虹作为债权人放弃了利息部分的主张。双方对该执行证书是否包含利息部分出现争议，属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的情形，双方应通过其约定选择的途径解决，而非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甘虹就利息部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应不予受理。此外，琼州公证处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复函》称：“利息也是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债务人有拖欠利息的事实存在，又因该案2017年才恢复执行，债权人可以向本处申请对利息部分出具执行证书，但本处须向债务人核实债务数额和履行情况且无异议的条件下，方做出是否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从上述复函可知，双方对于利息部分的争议可通过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解决，而非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综上，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民初89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甘虹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8445.59元，由甘虹预缴，予以退回；二审案件上诉费131464.51元，甘虹预缴33018.92元，戴丽莉预缴98445.59元，均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钱志勇   审 判 员 詹润红   审 判 员 朱润生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 丽   书 记 员 麦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执行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