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19148号原告：陈晶，男，195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林蓉，女，195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上海普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萍，女，195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方，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年，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新长宁集团新程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王海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荟，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磊，男，195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老沪闵路XXX弄XXX号XXX室。第三人：姚秋衍，女，195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七村XXX号XXX-XXX室。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军，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晶、林蓉与被告陈萍、上海新长宁集团新程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程物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追加陈磊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晶、林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被告陈萍、被告新程物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第三人陈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军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本院追加姚秋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晶、林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被告陈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方，被告新程物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第三人陈磊、姚秋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晶、林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陈晶与被告陈萍、新程物业于2000年就上海市长宁区新泾三村XXX号XXX室(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2.被告新程物业应配合原告将涉讼房屋恢复到承租人为朱克兰的状态；3.被告新程物业返还原告陈晶和朱克兰各项购房款计21,253元。事实和理由：涉讼房屋系陈维新单位于1989年分配的公房，当时安置人口为陈维新、朱克兰、原告陈晶、林蓉等。1991年4月，陈维新去世，涉讼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朱克兰，两原告一家四口一直居住在涉讼房屋内。1998年，被告陈萍离婚，户口迁回涉讼房屋，并经原告陈晶等同意居住在涉讼房屋内。2000年，涉讼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经家人协商，产权人为朱克兰和原告陈晶，所有买方所需的申请表格及相关手续都是原告林蓉填写，填写完整后交给朱克兰，朱克兰提交给交易中心领取产证。2019年3月，朱克兰去世，在办理继承公证手续时，公证人员要求原告林蓉到场签字，此时原告林蓉才发现涉讼房屋的产权人还有被告陈萍，和当初协商结果不一致。被告陈萍说她的名字是当初去交易中心提交材料时瞒着两原告偷偷写上去的，产权证一直由朱克兰保管，两原告是不知情的。因朱克兰与被告陈萍恶意串通，隐瞒情况办理产权证，侵犯了两原告的权利，故提起诉讼。被告陈萍辩称，被告陈萍离婚时户口迁回涉讼房屋，只需经过承租人即母亲朱克兰同意，无需征得两原告同意。购买涉讼房屋时是原告林蓉擅自填写材料交给朱克兰，朱克兰查看后发现只有其与原告陈晶的名字。第二天，朱克兰向原告陈晶提出，要将被告陈萍的名字加在产权证上，原告陈晶默认了。《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上明确写明委托原告陈晶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的一切手续，如果其不同意朱克兰的观点，可以终止购买产权，而其亲自办理手续，说明其已经认可被告陈萍为产权人之一。两原告在十九年后提起诉讼，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被告新程物业辩称，朱克兰家庭委托原告陈晶办理购买涉讼房屋产权的手续，原告陈晶与林蓉是夫妻关系，涉讼房屋产权购买了十几年，原告林蓉不可能不知晓被告陈萍也是产权人的情况。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应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磊、姚秋衍述称，购买涉讼房屋产权时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当时约定朱克兰与原告陈晶、被告陈萍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手续均由原告陈晶办理，《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中同住人处原告林蓉的签名也是其本人所签。从购房款的支付看，2万余元的购房款，两原告支付其中的三分之一，与约定相符。综上，不存在两原告所述其不知晓被告陈萍为产权人之一的情形。引发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是朱克兰留下遗嘱，其享有的涉讼房屋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由第三人陈磊、姚秋衍继承。本案系两原告提起的恶意诉讼，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户籍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购买公有住房职工连续工龄证明、本户人员情况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个人购房交款凭证、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遗嘱及《公证书》、谈话录音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第三人陈磊、姚秋衍提供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证明两原告对涉讼房屋由朱克兰、原告陈晶、被告陈萍按份共有，因第三人确认上述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产生于第三人陈磊与案外人之间，而其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案外人的某某，故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朱克兰与陈维新系夫妻关系，生育儿子陈晶、陈磊、女儿陈萍。陈晶与林蓉系夫妻关系。陈磊与姚秋衍系夫妻关系。陈维新、朱克兰、陈晶、林蓉与案外人陈某1、陈某2户口原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二村XXX号XXX室，1989年经套配取得涉讼房屋并将户口迁入涉讼房屋，新配房人员为陈维新、朱克兰、陈晶、林蓉与案外人陈某1、陈某2。1991年4月1日，陈维新报死亡。此后，朱克兰成为涉讼房屋承租人。1999年12月，陈萍的户口迁入涉讼房屋。2000年4月5日，朱克兰、陈晶、陈萍、林蓉共同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涉讼房屋承租人为朱克兰，经与本户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购买上述房屋。上述所购房屋的房地产权利确定为朱克兰、陈晶所有/共有(其中属按份共有的，共有份额为共同共有)。经约定的所有权人同意，委托陈晶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一切手续。朱克兰在该协议书尾部承租人处签名并加盖印鉴，陈晶、陈萍、林蓉在该协议书尾部同住成年人处签名并加盖印鉴。此后，《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中“上述所购房屋的房地产权利确定为朱克兰、陈晶所有/共有(其中属按份共有的，共有份额为共同共有)”的条款被修改，在“朱克兰、陈晶”姓名后另加入“陈萍”姓名，“共同共有”被划去，另写明“各有三分之一”。据此，修改后的条款为“上述所购房屋的房地产权利确定为朱克兰、陈晶、陈萍所有/共有(其中属按份共有的，共有份额为各有三分之一)”。案外人上海第六棉纺织厂曾为其职工朱克兰出具《购买公有住房职工连续工龄证明》。2000年4月11日，陈晶在该证明中写明“同意从49年起计算工龄”并签名进行确认。2000年5月24日，朱克兰向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涉讼房屋购房款21,253元。2000年5月26日，朱克兰、陈晶、陈萍与新程物业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甲方(出售人)为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为新程物业；乙方(购房人)为朱克兰、陈晶、陈萍。乙方自愿购买涉讼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73.79平方米。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已与上述房屋的承租人(受配人)、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共同确定上述房屋一经转移，其权利为乙方享有/共有(其中属按份共有的，共有份额为朱克兰1/3，陈晶1/3，陈萍1/3)。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于2000年5月31日前，支付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的费用合计21,253元，在该合同尾部乙方签章处加盖朱克兰、陈晶、陈萍的印鉴。2000年11月15日，涉讼房屋登记至朱克兰、陈晶、陈萍名下，上述三人各享有1/3产权。在购买涉讼房屋前后，朱克兰、陈晶、林蓉、陈萍等居住在涉讼房屋内。2002年1月后，陈晶、林蓉等搬离涉讼房屋，该房屋由朱克兰和陈萍居住。2014年2月18日，朱克兰签署遗嘱，将涉讼房屋中属于其应有的产权份额由陈磊、姚秋衍夫妻二人共同继承。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对该遗嘱进行公证并出具《公证书》。2016年6月11日，在朱克兰、陈晶、陈磊交谈过程中，陈晶询问朱克兰：“你对我讲，你要拿北新泾房子给陈磊三分之一，你记得吗？”朱克兰称：“我记得在大华医院门口跟你讲的。”陈晶称：“我跟你讲什么，我讲没问题的，我只要不要把我的三分之一拿掉就可以了。”朱克兰称：“是的，北新泾房子你只要三分之一……”陈晶称：“对的，这房子我只要三分之一，我不止讲了一遍，至少讲了十遍有的，对吗？……你要公证是你的权利，你要怎样公证也是你的权利。但是我提个建议，北新泾房子是爸爸增配给我们的，我们三个子女各三分之一。”陈磊称：“陈晶我跟你讲，现在老娘要去做公证，没拿你的一份给我，也没拿陈萍的一份给我，只是拿她的一份公证给我。”陈晶称：“听我讲完。你要公证就这样公证，北新泾房子是爸爸增配的，虽然后来我们买下来了，但是还按三分之一，三个子女各三分之一，我讲过吗？……这房产证上的名字我怎么会不知道，《公证书》的名字我也都知道。我啥意思你知道吗？我讲的这么清楚了。”朱克兰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没少你的。”2019年6月7日，原告林蓉与被告陈萍交谈过程中，陈萍称：“我母亲是瞒着你的，我承认的。……老娘说三阿姨来电话，要把你(即陈萍)的名字加上去，我还说为什么要加我的名字呢？就是这个房子以后卖也好，不卖也好，我户口在，我都有居住权利的。后来老妈说，三阿姨都是为了你好。看你可怜。你名字加上去，到时候我这个给陈磊。……我就跟老娘说了，你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办法，这个时候你(即林蓉)名字已经签好了呀，这个我字签好了。”林蓉称：“是呀，我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呀。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的呀。……这个事情就是你跟老娘两个人做的，我是不知道的。”陈萍称：“对的，对的。”林蓉称：“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呢，就是那一天你们去继承公证的。”陈萍称：“你不好这么说的，你台面上只能说是5月24日才知道的。”林蓉称：“我的确是5月24号才知道的，所有你们做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呀。”陈萍称：“我肯定在法庭上讲实事求是的话的。……陈晶是后面才知道的。”审理中，原告陈晶确认，《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上其印鉴是其6、7岁时使用的印鉴，当时是其自己保管，之后就不知道印鉴放在何处、由谁保管了。《购买公有住房职工连续工龄证明》中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办不办工龄的事情不清楚。购买涉讼房屋时，朱克兰向其要了7,000余元，朱克兰之后曾说这是20,000余元的三分之一。原告林蓉确认，《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上其印鉴是真实的，但该印鉴放在家中，找不到了，其仅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签过字。两原告另表示，在签署过《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后没有向朱克兰询问过涉讼房屋产权登记事宜及领取产权证事宜。本院认为，两原告主张朱克兰与被告陈萍恶意串通，侵犯了两原告的利益，《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原载明涉讼房屋产权由朱克兰、原告陈晶共同共有，此后被修改为朱克兰、原告陈晶、被告陈萍按份共有，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该协议书签订于2000年4月5日，而同样约定涉讼房屋由朱克兰、原告陈晶、被告陈萍按份共有、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签订于2000年5月26日，该合同上同样加盖原告陈晶、林蓉的印鉴且印鉴均是真实的。因两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印鉴是未经其许可由他人擅自加盖，故本院难以认定两原告不知晓《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内容。二、《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中明确，经约定的所有权人同意，委托陈晶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一切手续。两原告对该条款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原告陈晶于2000年4月11日对朱克兰的工龄起算时间出具书面意见，该日期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签署后、《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签署前，据此可以认定，原告陈晶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办理了购买涉讼房屋的相关手续，故其不可能对《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内容不知晓。而原告林蓉与陈晶系夫妻关系，故其也不可能对前述内容不知晓。三、原告陈晶确认，其曾支付7,000余元购买涉讼房屋，该金额恰好为《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中约定的购房人应付款项的三分之一。如涉讼房屋的产权仍根据《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原约定为朱克兰及原告陈晶共同共有，则原告陈晶因何仅支付7,000余元购房款，两原告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四、两原告在购买涉讼房屋前后一直与朱克兰、被告陈萍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内，购买该房屋为家庭重大事项，且两原告也曾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说明家庭内部确曾就此进行协商。两原告称其在签署该协议书后没有向朱克兰询问过产权登记及领取产权证等事宜，显然与常理不符，本院难以采信。五、在2016年6月11日的谈话录音中，第三人陈磊曾明确表示朱克兰只是将其享有的涉讼房屋产权给第三人陈磊，没有涉及原告陈晶、被告陈萍的产权。在此情况下原告陈晶仍然表示虽然涉讼房屋已经购买产权，但是三个子女各三分之一，还称：“这房产证上的名字我怎么会不知道。”虽然两原告另提供2019年6月7日的谈话录音，但该录音中被告陈萍确认的是两原告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时，并未将被告陈萍列为产权人之一，是朱克兰在两原告签署协议书后才决定将被告陈萍列为产权人之一。同时，被告陈萍也提及“陈晶是后面才知道的”。对上述两组录音，因2016年6月11日，两原告与被告陈萍、第三人陈磊及姚秋衍尚未就涉讼房屋产生纠纷，故其中所述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具可信性。而原告陈晶在2016年6月11日谈话中就已经确认其知晓涉讼房屋产权登记情况，也同意涉讼房屋产权由其与被告陈萍、第三人陈磊各享有三分之一的意见。据此可以认定，即使两原告在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时是不知晓或不同意被告陈萍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但在签署协议书之后、原告陈晶已经知道涉讼房屋产权登记在其与朱克兰、被告陈萍名下，且三人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而作为其妻子，原告林蓉也应知晓上述产权登记情况。两原告主张其直至朱克兰去世后才知晓涉讼房屋不是朱克兰与原告陈晶共同共有，该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对涉讼房屋产权由朱克兰、原告陈晶、被告陈萍按份共有，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两原告早已知晓且在朱克兰生前从未提出异议。两原告现主张《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合法有效，故两原告要求将涉讼房屋恢复至承租人为朱克兰的状态、被告新程物业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晶、林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40元，减半收取计165.70元，由原告陈晶、林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 隽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晓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