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红英，女，196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法定代理人：金某（系黄红英母亲），192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相城区，系原告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霆，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广济医院，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广前路11号。法定代表人：贾秋放，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江苏和合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红英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广济医院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红英上诉请求：1、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07民初3677号判决；2、改判支持黄红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黄红英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故根据法律规定，黄红英依法不需要监护人。其次，即使黄红英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并非黄红英的近亲属，没有资格做黄红英的监护人。一审判决认定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为黄红英的监护人事实错误。社区工作人员并非《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5类个人和单位，警察虽属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但其个人并不能代表公安机关，其也没有出示公安机关的相关手续，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除苏州市广济医院自身诊断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黄红英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黄红英有伤害他人或有伤害自身的行为和危险。那么，苏州市广济医院对黄红英收治并进行强制医疗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即使有黄红英监护人的同意或者公安机关的协助也不能例外。苏州市广济医院在诉讼中答辩称：黄红英在1996年就被确定为精神分裂症，因此黄红英认为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需要监护人。我们认为说法不能成立，也与事实不符。并且其自己也有相应的残疾证，那么上面是注明有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苏州市广济医院是在公安机关和社区人员，基于对大众的安全考虑，将黄红英送至苏州市广济医院处进行治疗的。苏州市广济医院的行为是诊疗行为，而非我们理解法律上的一个侵权行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黄红英的送诊行为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公安机关是判断黄红英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这个机关，具有法定职权送诊，而苏州市广济医院无权也没有这个能力，对黄红英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其次，有社区本身具有监护人的这么一个职责。就黄红英的母亲因为作为监护人已经90岁高龄，不具有监护能力，因此在公安机关和社区人员送诊的情况下，黄红英的收治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四，苏州市广济医院对送诊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一个法定职权，并且黄红英的确在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那么我们也同意去出院，因此我们整个的治疗行为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如果黄红英认为送诊行为有侵犯其权利的地方，那么我们认为他寻找的对象是错误的。综上，我们认为原审判决是正确的，应依法驳回黄红英的上诉请求。黄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州市广济医院赔偿黄红英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判令苏州市广济医院对其错误诊断行为在苏州电视台、苏州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向黄红英赔礼道歉；3、苏州市广济医院赔偿黄红英误工费28116.25元（根据苏州市2018年城镇职工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84688元计算83天）；4、本案诉讼费以及律师费30000元由苏州市广济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州市广济医院出院记录载明：黄红英、离婚，入院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入院日期2017年11月21日10时05分，出院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出院日期2018年2月11日14时43分；入院时情况：“乱语，外跑，上访一天，敏感多疑总病程22”而入住本院；精神检查：意识清，定向好，注意力集中，接触交谈合作，思维内容荒谬，称“自己曾参加过越南战争，但国家不承认，所以要上访投信”，查及特殊身份妄想，称“我参加了核武器实验，我是核试验人，装置就装载我下体了”，“我参战的部队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活下来，因为我是核试验人”，情感反应不协调，不承认有病，无自知。出院情况：好转，病情稳定，精神症状消失，自知力在恢复中；出院医嘱：加强监管，继续治疗，并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带药一周，门诊随访。病人出院通知单显示：住院82天，诊断描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苏州市广济医院的2017年11月21日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告知书载明：经接诊医生检查评估，黄红英符合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之非自愿住院的条件，即属于严重精神障碍且存在下述情况，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上述告知书及当日形成的住院患者入院医疗风险告知、知情谈话书、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上均由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监护人（委托监护人）签名。2018年2月11日，由本案黄红英法定代理人金某作为黄红英母亲委托他人签字，为黄红英办理了出院手续。另查明，苏州市广济医院提供的门诊病史显示：黄红英的初诊日期为2002年7月24日，住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黄红英于1996年3月入院治疗，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于1996年7月1日出院；曾在原吴县××院住院过两次，在长风机械厂配药；至2015年3月4日间一直在苏州市广济医院处门诊、配药。再查明，黄红英于2019年5月10日与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指派律师进行本案诉讼，并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黄红英于当日支付该款。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8月8日开出发票。上述事实，由黄红英身份证复印件、苏州市广济医院的登记信息和医疗机构许可证、出院记录、病人出院通知单、非自愿住院治疗告知书、住院患者入院医疗风险告知、知情谈话书、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门诊病史、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予以证实。一审审理中，黄红英举证另一份诉状称，其起诉时并未将其90岁的母亲金某列为法定代理人，黄红英并不认为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是应法院立案部门的要求才增列了法定代理人。黄红英为证明金某为其母亲，从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调取了一组当年招收新职工的相关资料。该组资料显示，黄红英于1981年顶替其退休的父亲进入苏州长风机械总厂工作，当时的身份为学生，家庭住址为吴县蠡口公社十四大队一队。针对本院的相关询问，黄红英回答，1978年冬天去当核试验的兵，1986年复员回来到苏州长风机械厂工作，但复员军人的工资、津贴、福利方面待遇均未落实，只是拿普通工人的工资。我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1996年有不明身份的人强奸我，后来我父母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把我送到××医院住院。我曾结过婚，早已离婚了、现单身。2009年就退休了，就是按××的国家政策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曾发给我相关的证书，但是现在持有的证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在我退休前被厂里调解委员会的人掉包了。现在有退休工资。因被苏州市广济医院强制治疗，导致其无法在外打工，所以主张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黄红英主张其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受到侵害,故案由应为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纠纷。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一般原理,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的三个必备要件,缺一不可。据此,确定苏州市广济医院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应分别从苏州市广济医院对黄红英的诊断和对黄红英实施住院治疗是否正当、因果关系以及损害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本案中,在案外人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将黄红英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诊至苏州市广济医院处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的规定,苏州市广济医院依法有义务接诊黄红英,并对其进行相关诊断。苏州市广济医院在接诊黄红英后,开展相关接诊及诊断活动，并在由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监护人签名的情况下对黄红英实施住院治疗，对此苏州市广济医院并无过错。苏州市广济医院所诊断的对象有别于普通医院,即诊断对象存在一定的社会危险性,必需隔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以保障该院医患双方及社会不确定多数人的安全,苏州市广济医院对黄红英实施住院治疗，不属对黄红英实施侵权行为。故苏州市广济医院收治黄红英符合相关规定,并不构成侵害黄红英人身自由权，且黄红英并未受到损害、亦无损害后果发生,涉案人身自由权的侵权责任不成立,故黄红英提出的苏州市广济医院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和误工费28116.25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苏州市广济医院接诊黄红英的信息,其并未向外部公开。对此,黄红英在庭审中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苏州市广济医院有向社会泄露其诊断信息的行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名誉因泄露信息而在社会上受到了恶劣影响,故涉案名誉权的侵权责任依法不能成立。黄红英提出苏州市广济医院在苏州主流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红英另主张苏州市广济医院赔偿其律师费损失30000元，亦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黄红英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50元，由原告黄红英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和陈述可以认定。黄红英之前曾因精神类疾病多次入院治疗。2017年11月21日，黄红英疑似精神障碍病发，由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将其送诊至苏州市广济医院处医治。苏州市广济医院系苏州市地区具备相应资质的精神类疾病专门医疗单位，经其诊断黄红英系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继而采取入院治疗至2018年2月11日出院。经本院审核，在上述治疗期间苏州市广济医院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黄红英在诉讼中有关其过往经历及在苏州市广济医院处治疗经过的陈述，逻辑混乱，内容荒谬。其以自身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受到侵害而要求苏州市广济医院给与相应赔偿的请求，无相应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黄红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黄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恩乾审判员  郑 雄审判员  黄学辉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杨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