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烈，男，194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林，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元清，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系高明烈儿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元东，男，197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林，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元清，男，197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系高元东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天府新区永兴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世纪街55号。 负责人：代兴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章，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健，男，198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系该单位建设发展科副科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维英，女，197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上诉人高明烈、高元东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天府新区永兴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永兴街办”）、黄维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4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明烈、高元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明水家园项目统规统建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统建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未对被拆迁房屋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即认定四人均居住于此系错误认定。其次，基于拆除房屋所进行的安置与基于征地后所进行的安置不同。拆房后进行的安置与房屋产权人有关，而征地后进行的安置才与户口、人头有关。本案案涉房屋系高元东、高明烈的共有财产，与黄维英无关，黄维英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任何权利，因此黄维英无权签订拆房后的安置协议，除非有高元东、高明烈的明确授权。最后，高元东、高明烈虽领取相应补偿款，不等于其知晓黄维英和永兴街办另行签订安置协议，不知道领取的款项是变更后的安置协议项下的款项，因之前的《明水家园项目统规自建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自建协议”）中也有安置补偿款。根据法律规定，默示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追认必须有积极的、明确的意思表示，不能推断。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且一审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与案件实际情况不符。拆迁前，永兴街办进行了房产产权摸排，开拆迁动员大会也提到先要看合法的产权，违法建筑不给予安置补偿，签订合同找业主。黄维英第一次无权签订自建协议，第二次自然也无权签订统建协议，永兴街办找黄维英签订第二份安置协议，属恶意回避产权人，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制度。 永兴街办答辩称，一、案涉协议并无无效情形。2011年10月2日，永兴街办与高明烈户签订了自建协议。后因规划调整，永兴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6日颁发了《关于调整成都二绕成自泸赤高速红星路南延线等项目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安置方式由统规自建调整为统规统建，同时对安置对象、安置方案、选房办法等做了明确规定。2012年7月13日，永兴街办与高明烈户重新签订了统建协议。该统建协议由高明烈儿媳黄维英代签。该协议书符合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且与法律法规并不冲突，不存在无效情形，属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二、高明烈、高元东完全知晓并认可统建协议。首先，高明烈、高元东对黄维英代签协议完全知晓。2012年7月6日，永兴镇即开展重新签订安置协议工作。根据当时参与签订协议的工作人员介绍，订立该统建协议时，高明烈不在现场，但委托了黄维英代签。黄维英也称是受托而为。同时，黄维英在原行政诉讼和本案一审中多次向法院书面承认其签订协议后即告知了高元东，高元东称一直不知晓是不能成立的。其次，黄维英代签统建协议合法有效。黄维英签署统建协议时，系高明烈儿媳、高元东之妻，系同住家属，且黄维英也是拆迁安置对象，加之协议内容不违反拆迁政策规定，也没有损害高明烈、高元东合法权益，同时，完全符合生活常理，也是当地拆迁安置中的一般作法，永兴街办完全有理由相信黄维英有代理权，黄维英本人也认为其有权代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该代理行为合法有效。最后，高明烈、高元东事后还完全认可该统建协议。协议签订后，高明烈、高元东均收取了永兴街办按统建协议发放的全部过渡费；高明烈在与黄维英离婚协议中对统建协议所涉安置房也进行了分配；2017年12月14日，高明烈还与永兴街办就统建协议履行情况进行了结算，确认了尚需支付的款额；对统建协议确定的安置房分房选房，高明烈、高元东还出具了委托书。上列事实证明，高明烈、高元东完全认可统建协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明烈、高元东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均不成立，恳请二审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黄维英答辩称，签定案涉协议的时候，高明烈不在家，也联系不上，故黄维英代签了协议，永兴街办的工作人员称可以代签。在代签之后，黄维英电话告知了高元东相关情况。第一次签订协议的时候，只有三人户的房子，在签统建协议的时候，共分配了一个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房子，当时高元东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高明烈、高元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永兴街办与黄维英签订的《明水家园项目统规统建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 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高明烈、高元东系父子，黄维英系高元东前妻，两人育有一子高君浩，以上四人均为原双流区永兴街道明水村5组村民。高明烈与高元东父子在其宅基地上共同共有自建房屋一套，四人均居住于此。后因征地拆迁该房屋已被拆除，由原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负责相关拆迁安置工作。 2011年10月2日，按照双府发［2009］30号文件精神并根据《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关于明水家园安置小区项目建设拆迁安置实施方案》规定，高明烈以户主身份与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签订了自建协议。载明：安置对象包括高明烈（户主）、高元东（儿子）、高君浩（孙子）、黄维英（儿媳），以统规自建房屋的方式安置，选择安置房户型为2人型1套，3人型1套，占地面积共计129㎡。上述拆迁安置协议及附件由户主高明烈签字，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 2012年3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川府土［2012］226号文件对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作了批复，同意将案涉土地在内的相关土地作为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并要求成都市做好相关安置工作。 2012年7月6日，原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签发《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成都二绕成自泸赤高速红星路南延线等项目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双永府发［2012］104号）载明：本次安置方式由原统规自建安置方式调整为统规统建安置方式，安置对象包括涉及成都市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项目的被拆迁人员。具体安置对象以原协议书上载明的人员为准，其间出现的人员增减情况不予变更。原《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关于明水家园安置小区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的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符的，按本实施意见执行。 2012年7月13日，按照双府发［2009］30号文件精神和永兴镇《关于调整成都二绕成自泸赤高速红星路南延线等项目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规定，由黄维英作为代表代户主高明烈（乙方）与双流区永兴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统建协议。载明：安置对象包括高明烈（户主）、高元东（儿子）、高君浩（孙子）、黄维英（儿媳）。以统规统建房屋的方式进行安置，安置房户型为一人型1套（约45㎡），2人型1套（约75㎡），3人型1套（约105㎡），共计约225㎡。预结算费用支付情况：乙方的拆迁补偿费用（不含搬家费、过渡费、奖励费）为26034.2元；乙方应预付甲方的购房款为56000元，扣除购房款后乙方补偿费不足支付购房款金额为31965.8元。该搬迁安置协议及附件由黄维英在乙方处签字。 2014年4月8日，高元东与黄维英签署《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有安置房两套（一套二和一套三），安置房一套二归男方所有，一套三归女方所有（安置房还未修建）。 2014年5月15日，高元东与黄维英签署《协议》载明：双方户口已分开，其子高君浩户口在黄维英户上，经双方协商，将过渡费和一切经济利益分开。 2017年12月14日，高明烈与永兴街办签署《六和佳苑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情况确认表》载明：被安置户家庭成员包括高明烈（户主）、高元东（儿子）、高君浩（孙子）、黄维英（原儿媳）；安置房源包括套一（45㎡）1套，套二（75㎡）1套，套三（105㎡）1套，小计225㎡，安置点为六和佳苑；统规统建费用结算载明：协议补偿费26034.2元，缴纳安置建房费58000元，乙方补永兴街办31965.8元。该确认表由乙方户主高明烈签字。 2018年3月8日，高明烈、高元东、黄维英签署《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全权委托书》载明：明水村5组户主高明烈，家庭成员共计2人，其中18周岁以上2人，经家庭全体成员商定，特委托高元东全权负责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等相关手续的办理和确定，并作为我家庭成员的合法代理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家庭成员均予以认可，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委托书载明的签字捺印人为高明烈、高元东、黄维英，但高元东对其签字不予认可。 此外，高明烈作为乙方户主自2011年10月起至2018年1月，其一卡通账户内多次收取了过渡费等相关拆迁补偿费用，其中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部分费用系由黄维英代领。 另外，高明烈、高元东曾以案涉拆迁安置协议系无效行政协议为由诉至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该院（2018）川0112行初84号行政裁定书以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高明烈、高元东的起诉；高明烈、高元东上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行终116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身份及主体信息、《房屋信息摘要》、《永兴镇明水家园安置小区项目建设统规自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成都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2］226号）、《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成都二绕成自泸赤高速红星路南延线等项目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双永府发［2012］104号）、《明水家园项目统规统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其附表、《离婚协议书》、《协议》、《六和佳苑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情况确认表》、《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全权委托书》、明水村拆迁安置小区拆迁户过渡费奖金搬家费发放表、明水村过渡费发放表、代发代扣记账清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符合证据的构成要件，能够相互印证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以及本案纠纷发生、发展的过程，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统建协议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的问题。本案中，高明烈、高元东主张签订上述案涉合同时黄维英并未获得高明烈、高元东授权，其与永兴街办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或无权代理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农村建房实行“一户一宅”制。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自建协议及统建协议的相关约定，上述拆迁安置均是以每户人口数为标准确定安置对象并以此确定安置房屋面积及计算搬家费、过渡费、拆迁奖励等金额，而建筑物、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费用则单独计算，故案涉安置协议均以户为单位签署。此外，在双方签订自建协议时，也是由高明烈以户主身份代表其他家庭成员签字确认，对此，高明烈、高元东也予以认可。而签订案涉统建协议时，黄维英仍系户主高明烈之儿媳，高元东之妻，虽然上述协议中被拆迁的房屋登记在高明烈、高元东名下，但黄维英也属于同一户口共同居住生活的拆迁安置对象且在高明烈以户主身份与永兴街办签订自建协议书时即已确认安置对象包括高明烈、高元东、高君浩、黄维英四人。故黄维英在签订上述统建协议时一定程度上具备代表家庭其余安置对象的权利外观，其作为家庭成员代户主高明烈签署上述协议符合常理及农村征地的一般做法，其签订的上述统建协议也符合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且并未损害高明烈、高元东的合法权益。另外，上述统建协议签订后，高明烈作为乙方户主自2011年10月起至2018年1月，其一卡通账户内多次收取了过渡费等相关拆迁补偿费用，其中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部分费用系由黄维英代领，而高明烈、高元东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此后，高元东与黄维英于2014年4月8日在双方离婚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也对相关安置房进行了分配。之后，高明烈作为户主与永兴街办于2017年12月14日签署了《六和佳苑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情况确认表》载明：被安置户家庭成员包括高明烈（户主）、高元东（儿子）、高君浩（孙子）、黄维英（原儿媳）；安置房源包括套一（45㎡）1套，套二（75㎡）1套，套三（105㎡）1套，小计225㎡，安置点为六和佳苑；统规统建费用结算载明：协议补偿费26034.2元，缴纳安置建房费58000元，乙方补永兴街办31965.8元等内容，上述约定的内容与案涉统建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一致。此外，户主高明烈还于2018年3月8日出具《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全权委托书》委托高元东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结为止代理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办理和确定事宜。而案涉被拆迁房屋目前也予拆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及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及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等相关规定，户主高明烈的上述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追认及履行合同的行为，故即使高明烈、高元东主张黄维英签订统建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的理由成立，户主高明烈在该协议签订后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对黄维英签约行为的追认，故高明烈、高元东否认案涉统建协议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高明烈、高元东也未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同时，征地拆迁安置系重大而长期的工作，高明烈、高元东作为该村村民提出对上述协议签订事宜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黄维英答辩称其代签字后与高元东说过签字之事。另外，对于高元东提出《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全权委托书》上其并未签名并提出对高元东的签名进行鉴定的申请，因该委托书中委托人为户主高明烈，高元东作为受托人其是否签名并不影响高明烈签字行为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对该申请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高明烈、高元东要求确认永兴街办与黄维英签订的统建协议无效的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明烈、高元东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高明烈、高元东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高明烈、高元东、永兴街办、黄维英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对案涉的争议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高明烈、高元东上诉主张案涉统建协议系黄维英未经过办签订，作为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高明烈、高元东未对黄维英的签字行为进行追认。案涉统建协议因黄维英无权处分、无权代理且未被追认而无效。故本案争议焦点应系：案涉统建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要件。本院对此论述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据此，无权处分行为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后未被追认，则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然本案中，黄维英在统建协议结尾所签内容为“黄维英代”，故本案应系黄维英以高明烈的名义代为履行签订统建协议合同。高明烈、高元东主张黄维英签订统建协议构成无权处分案涉统建协议无效，本院不予认可。 对黄维英是否构成无权代理，本院认为，根据常住人口登记卡，黄维英在与高元东离婚之前系与高元东、高明烈及其和高元东婚生子高君浩同一户口。高元东二审也认可黄维英也在被拆迁房屋中居住过。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部分过渡费等拆迁补偿费用也系由黄维英领取，高元东、高明烈并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加之根据高明烈与永兴街办所签订的统规自建协议，黄维英系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对象，高明烈、高元东对该份协议予以认可。而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双流县永兴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程度二绕成自沪赤高速红星路南延线等项目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双永府发［2012］104号）规定：“一、安置方式及安置点位调整方案（一）安置方式调整方案：本次安置方式由原统规自建安置方式调整为统规统建安置方式”以及“二、安置对象的界定：本次统规统建安置的安置对象为：2．具体安置对象以原协议书上载明人员为准，期间出现的人员增减情况不予变更。”，黄维英作为被拆迁安置对象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同时，无论是统建协议还是自建协议均是以每户人口数为标准确定被安置对象及拆迁费等费用数额。高明烈作为户主也是作为家庭代表签订的自建协议。综上，黄维英本人作为被安置对象，在与高元东离婚前作为高元东妻子和高明烈儿媳、高君浩母亲，与永兴街办签订统建协议具有代表家庭其余被安置对象的权利外观，也符合常理及农村征地的一般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黄维英签订统建协议应系合法有效。 另，本案中，高明烈已经签订《六和佳苑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情况确认表》，该确认表所载内容与统建协议内容一致，且高明烈在签订确认表后于2018年3月8日出具《六和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全权委托书》，委托高元东全权负责六合佳苑房源安置人员、户型结构、房款结算和分房抓阄等相关手续的办理和确定。虽高元东未在该委托书上签字，然作为户主的高明烈在签订确认书时对统建协议及相关内容应系知晓，在其未提出异议且随后出具委托书，并且无证据证明其签署及出具的相关材料非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根据统建协议的相关内容，黄维英签订该份协议并未损害高元东和高明烈的合法权益，而被拆迁房屋已被拆除的情况下，其以黄维英签订统建协议系无权代理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高明烈、高元东无证据证明统建协议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案涉统建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综上，高明烈、高元东的主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明烈、高元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晟翔 审 判 员 廖 方 审 判 员 张卫敏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郑 帅 书 记 员 刘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