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81民初5661号原告：张伟艳，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原告：申屠伦，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晖、王诗涵，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险峰，男，196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现于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被告：张美英，女，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军，浙江剑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伟艳、申屠伦与被告于险峰、张美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伟艳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朝晖、被告于险峰、被告张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伟艳、申屠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二、确认原告张伟艳与被告于险峰于2012年4月13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三、判令被告张美英协助两原告办理杭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2012年4月10日，原告张伟艳因经营需要拟向被告于险峰借款人民币30万元，被告要求以两原告共同共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进行抵押。被告于险峰声称为办理抵押登记需要，两原告需出具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当日，原告张伟艳、申屠伦按照被告于险峰要求在其提供的“委托书”上签字，并根据于险峰要求在浙江省杭州市之江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12年4月13日，原告张伟艳与被告于险峰签订了《抵押借款协议书》一份，记载：借款金额为30万元，并将案涉抵押房屋设定抵押给“于险峰”作为借款的担保，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3日至2013年4月12日。后原告发现：被告于险峰于2012年4月12日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于原告张伟艳与其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之前，就与被告张美英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一份，记载：于险峰向张美英借款人民币6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3年4月11日，并将原告上述房屋抵押给张美英，被告于险峰在抵押人处代原告申屠伦、张伟艳签了字，并在杭州市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而未按照张伟艳与于险峰的《抵押借款协议书》的要求将该案涉抵押房屋抵押给于险峰。因在整个借款交易和抵押登记过程中，被告于险峰存在诈骗行为，2013年3月26日，两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提出刑事控告。2017年11月16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确认：“被告人于险峰为维系后帐还前帐的高利循环借贷活动，隐瞒自身无资金及背负债务等事实，对外宣称可做房产抵押贷款业务。于险峰通过中介人员等招揽他人借款，要求借款人交付房屋产权证等证件，骗取借款人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同时，签署授权于险峰等人办理抵押贷款、处置借款人名下房产等的委托书并进行公证。而后，于险峰持骗取的委托书、公证书及房屋产权证等材料，以代理人的身份与他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从而骗取大量资金。2012年4月，被告人于险峰采用上述手段，利用张伟艳、申屠仑提供的本市拱墅区仓基新村17幢307室的房产做抵押，与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60万元。其中以借款形式支付给张伟艳、申屠仑30万元并收取利息3.6万元，支付给张美英利息4.8万元，被告人于险峰实际骗取28.8万元”，杭州中院认为：“被告人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身负债务、无偿还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授权处置房产的委托书，并向出资方隐瞒没有处置房产的代理权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被害人抵押的房产骗取出资方的借款，并将大部分借款用于还债、支付本息等灭失性处置，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杭州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等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后，被告人于险峰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所述，生效刑事判决书已认定于险峰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于险峰以合法形式签具相应《抵押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协议书》系于险峰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其实质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前述《抵押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基于前述无效合同所设立的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的抵押担保亦归于无效。故，被告张美英应协助两原告申屠伦、张伟艳办理杭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的注销登记手续。为此，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于险峰辩称，1.这个案子2013年在西湖区法院起诉过，当时不是像诉状上写的是中止，其实是没有审理过。当时有很多类似情况的案子，都是调解的，调解好了的也有的。后来这批系列案子都被西湖区法院移交给西湖区公安局作为刑事案件驳回起诉不处理了。2.该案件不能确认无效，因为张美英获得他项权证的过程是合法的，应当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和张美英是共同犯罪，或者是故意骗取他人不动产登记证。张美英的60万元确实出借了，也是支付了的。2012年原告申屠伦去抵押的时候，办理了公证，有公证笔录的，公证书上的委托事项、权利都是写明的，而且当时也有说明的，原告对这些事项都是知道才签字的。原告说不知情，当时是通过中介、业务员、业务经理再到我这里，如果要证明原告是不知情的，只要让当时的业务员出个证明其没有说明这些情况，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类似证明可以证明。例如另一案袁爱芬的案件，业务员是她儿子，所以她儿子不可能不告知她这些情况的。即使原告不知情也是有过失的，如果存在判断错误也是有过失的，因此是不能以不知情来确认合同无效的。被告张美英辩称，同意被告于险峰的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涉案委托代理手续是经过公证处的公证的，签订两份抵押借款合同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是有效的，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张伟艳、申屠伦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3）杭西商初字第704-1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委托书、公证书、《抵押借款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抵押借款合同》、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查档证明书、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504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被告张美英对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了杭房他证字第××号他项权证、房屋腾空承诺声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经质证，除原告对承诺书的三性提出异议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各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除承诺书外的其余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房屋腾空承诺声明，原告对三性提出异议，认为笔迹比较接近，但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主文内容明显系事后添加。本院认为，原告质证认为承诺声明中“张美英”三字与原告的笔迹比较接近，并未明确予以否认，且未对其签名笔迹提出鉴定申请，亦未提供证据推翻房屋腾空承诺声明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原告张伟艳因经营需要向被告于险峰借款。两原告于同月10日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申屠伦、张伟艳系夫妻关系，将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拱改字第××号、杭房权证拱改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杭拱房改国用（2012）第000138号；契证号为2012A0001356860】的抵押贷款事宜，委托于险峰为代理人，全权处理包括1.代为签署与上述房地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他合同、协议等文本（抵押贷款额不得超过60万元）；2.代为前往相关部门办理上述房地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办理身份验证、申办和领取他项权证、缴纳相关费用；3.代为办理与上述抵押贷款相关的其他事项；受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内代理委托人就上述委托事项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委托期限为自2012年4月10日至2012年5月9日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该委托书经杭州市之江公证处公证，公证号为（2012）浙杭之证字第1478号。同月13日，原告张伟艳与被告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金额30万元，借款用途为经营，为担保于险峰的债权，张伟艳同意将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产抵押给于险峰作为借款的担保，抵押借款的期限为2012年4月13日至2013年4月12日止，利息为年利率12%，合计36000元（一年已付清）；张伟艳在归还借款后于险峰归还三证原件并注销他项权证，房屋腾空承诺声明在乙方违约情况下生效，他项权证上的金额并非实际借款金额，实际借款金额为30万元。同日，原告张伟艳出具《房屋腾空承诺声明》一份，同意涉案抵押房屋在2013年4月15日逾期未还款将把房屋内物品腾空并交由张美英使用，如因其原因而导致不能及时腾空该房屋，届时与使用人所发生的任何纠纷，由其承担法律后果。同日，于险峰按约将30万元借款交付原告张伟艳。另查明，2012年4月12日，被告张美英与被告于险峰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6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为担保张美英的债权，张伟艳、申屠伦同意将坐落于拱墅区仓基新村17幢307室房产抵押给张美英作为借款的担保，双方协商该房屋价值为100万元，抵押借款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3年4月11日止，经协商抵押借款的利率为月息2%。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张美英即将60万元借款交付被告于险峰，并将案涉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张美英，权利种类抵押，债权数额60万元，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号。两原告曾于2013年3月21日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于险峰代两原告与张美英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该院于2013年7月18日作出（2013）杭西商初字第704-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两原告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再查明，被告于险峰于2014年8月25日因犯诈骗罪被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6年4月14日被解回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浙01刑初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于险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身负债务、无偿还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授权处置房产的委托书，并向出资方隐瞒没有处置房产的代理权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被害人抵押的房产骗取出资方的借款，并将大部分借款用于还债、支付本息等灭失性处置，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于险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与前判刑罚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25万元；责令于险峰退赔违法所得1480万元，按比例发还相关被害人。于险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7）浙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本案所涉的事实即“2012年4月，于险峰采取上述手段，利用张伟艳、申屠伦提供的本市拱墅区仓基新村17幢307室的房产做抵押，与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60万元。其中以借款形式支付给张伟艳、申屠伦30万元并收取利息3.6万元，支付给张美英利息4.8万元，于险峰实际占有28.8万元”被上述刑事判决书所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就本案而言：首先，原告张伟艳与被告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以及被告于险峰与被告张美英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自愿签订，张美英、于险峰亦已按照约定交付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次，被告于险峰的上述行为虽被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从本案借贷关系的签订及履行来看，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张美英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于险峰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被告张美英与于险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再次，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订《委托书》并进行公证，将抵押贷款事宜全权委托被告于险峰办理，故两原告应对自己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知，且现无证据证明涉案抵押借款合同签订时，被告张美英与于险峰实施了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行为，张美英在签订上述合同以及交付案涉借款时已在房管部门做了他项物权登记，故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原告要求确认涉案《抵押借款协议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院对两原告主张的原告张伟艳、申屠伦与被告于险峰、张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及原告张伟艳与被告于险峰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两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张美英协助办理他项权证注销登记手续，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伟艳、申屠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张伟艳、申屠伦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冠军人民陪审员  傅建红人民陪审员  周章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赵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