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56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洪军，男，1978年3月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兴华，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尧杰，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丽红，女，1974年4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玲，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庆，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巧英，女，1949年7月1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玲，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庆，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艺超，男，1970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力，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洪军因与被上诉人薛丽红、邵巧英、朱艺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10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洪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案涉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意思为薛丽红以无锡宝丰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公司）的一半财产作为其支付受让许洪军50%股权的对价。一审判决对协议书只提到“不能实现”的问题，且确认协议有效，完全忽视了许洪军的合法权益，支持了薛丽红和朱艺超侵占许洪军利益的不法行为。2、薛丽红与朱艺超之间的股权转让涉嫌虚假诉讼和恶意串通。（1）朱艺超未能提供其所称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薛丽红于2019年3月23日收条上明确载明在朱艺超付清2730万元尾款后才同意变更股权登记，目前并未付款，一审法院却判决支付了股权变更登记，显然证据不足。（2）朱艺超提供的117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存在问题，有虚假陈述甚至虚假诉讼的可能。付款凭证的时间大多在本案诉讼之后，明知股权已经冻结还继续付款，违背常理，付款凭证也无法反映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银行流水不具有连续性，双方可能还有其他往来。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协议书的内容明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侵害宝丰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2、本案中并不存在“无权处分”情形，许洪军和薛丽红作为宝丰公司的全部股东，有权对宝丰公司财产进行处分，也已就处分公司财产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是这种处分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前提是该合同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问题，而案涉协议书违反了法人财产独立的规定并涉嫌抽逃出资等，应根据实际情况认定无效。4、案涉协议书是违反效力性禁止规范的合同，禁止的是这种交易行为本身，不需要实际发生损害结果才导致合同无效。薛丽红、邵巧英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2018年6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系许洪军和薛丽红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均已按照协议书实际履行，不应再否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1、根据协议书约定，许洪军无偿转让宝丰公司50%股权给薛丽红，实际上该转让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的股权仅实缴了1500万元，还有2500万元是认缴，如果将来宝丰公司资不抵债，薛丽红须在2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股东责任。2、许洪军是宝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宝丰公司当时已经资不抵债，许洪军在无力经营情况下才愿意将宝丰公司50%股权转让给薛丽红，转让的不仅是权利，还有25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的债务。3、许洪军和薛丽红已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已经完成。4、薛丽红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朱艺超，且朱艺超已经接管宝丰公司，事实上无法再将股权返还给许洪军。5、薛丽红接手宝丰公司后向公司注入了大量资金，才使得公司渡过难关，许洪军不能在公司有困难时甩手给薛丽红，在公司有起色时又主张协议书无效，这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及诚信原则。二、协议书未影响债权人利益。1、薛丽红接手宝丰公司后向公司注入大量资金，公司经营状况不断改进，债务正在不断减少。2、薛丽红不存在侵犯公司资产的行为。案涉协议书中，既约定了许洪军应承担的义务，也约定了公司给付许洪军的财产（仅为剩余的少量原材料等，价值不大），许洪军应承担的义务与公司给付其的财产价值基本相当，不存在薛丽红用公司财产抵作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如果经评估，公司给付许洪军的财产大于许洪军应承担的义务，薛丽红愿意承担差额部分，不会侵占公司财产。三、案涉协议书中，即使部分条款无效，也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双方关于许洪军无偿转让宝丰公司50%股权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具有法律效力。朱艺超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认同薛丽红、邵巧英的二审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2018年6月4日协议书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协议书存在无效的情形，由于第三人朱艺超已经实际管理经营宝丰公司，故许洪军要求薛丽红返还股权，事实上不可能履行。许洪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许洪军和薛丽红于2018年6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薛丽红和邵巧英分别返还许洪军宝丰公司40%和10%的股权。后增加诉讼请求为，如不能返还，以薛丽红将股权转让给朱艺超的价格赔偿许洪军损失2116万元（对此部分请求，许洪军未能缴纳相应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4日，许洪军和薛丽红签订1份协议书，双方对宝丰公司的各类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了处置，并约定许洪军持有的宝丰公司50%股权无偿转让给薛丽红。许洪军认为，如按该协议履行，宝丰公司的财产将成为其和薛丽红的个人财产，严重影响宝丰公司的发展，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薛丽红和邵巧英一审辩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损害宝丰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可由宝丰公司和债权人提起诉讼，故协议有效。如认定协议无效，因薛丽红已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朱艺超，其无法返还股权，其虽和朱艺超约定90%的股权转让款为3900万元，但同时约定其应承担宝丰公司约3850万元的银行债务，故不能仅以39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作为赔偿依据，可以按法院评估宝丰公司的股权价值的标准予以赔偿。第三人朱艺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薛丽红继续履行和朱艺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协助将宝丰公司9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朱艺超名下。事实和理由：薛丽红于2018年7、8月间将宝丰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朱艺超，当时双方估算宝丰公司结欠银行债务2900万元、应付款和民间债务1650万元、补税和滞纳金约200万元、应收款900万元，轧算后宝丰公司尚欠债务约3850万元，故双方约定转让价格为3900万元，但薛丽红同时应还清宝丰公司约3850万元债务，因双方系朋友关系，故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草案，约定至2019年春节期间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随后朱艺超即以实际负责人和实际股东身份全权对宝丰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后双方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发现一审法院已冻结该股权，因薛丽红称能在2019年8月左右和许洪军了断本案诉讼后再办理股权变更，朱艺超才未能及时向一审法院申请参与诉讼。对于朱艺超的诉讼请求，许洪军辩称：1、朱艺超对本案诉争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不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薛丽红尚未将股权转让给朱艺超，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依据朱艺超和薛丽红的约定，朱艺超现支付的1170万元股权转让款仅可受让约27%股权，不影响本案所争议的50%股权，即使朱艺超执意收购90%股权，其亦同意按朱艺超和薛丽红约定的价格转让给朱艺超。薛丽红和邵巧英共同辩称：同意朱艺超的诉讼请求。薛丽红自2018年8月即退出宝丰公司，由朱艺超经营宝丰公司。因双方需对宝丰公司的债权债务和资产情况进行核对，故约定在2019年春节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双方在依约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才知道许洪军申请一审法院冻结了薛丽红名下40%的股权，致股权变更手续未能如约办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丰公司注册资金8000万元，许洪军和薛丽红原各持有宝丰公司50%股权。2018年6月4日，许洪军和薛丽红签订1份协议书，将宝丰公司的财产和债权债务分割给双方个人所有，随后又约定本协议签订后许洪军配合薛丽红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将所持的50%股权无偿转让给薛丽红。协议签订后，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许洪军分别和薛丽红、邵巧英（薛丽红之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1份，约定许洪军将持有的宝丰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薛丽红40%、邵巧英10%，转让款分别为3200万元和800万元，同日，宝丰公司制作了相同内容的股东会决议，并据此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薛丽红和邵巧英各持有宝丰公司90%和10%股权，但均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薛丽红取得上述股权后，又将90%股权转让给朱艺超，朱艺超委派人员经营宝丰公司并自2018年10月起代表宝丰公司对外签订各类经营合同至今。2019年3月23日，薛丽红向朱艺超出具收条，载明今累计收到朱艺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170万元，剩余2730万元于2019年8月30日前支付给本人后，本人将所持宝丰公司90%的股权均归朱艺超所有。上述事实，由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买卖合同、证明函、收条、转账凭证、承兑汇票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许洪军和薛丽红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中约定分割宝丰公司财产的内容虽损害宝丰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但宝丰公司并非该协议书的当事人，即使许洪军和薛丽红系宝丰公司的全部股东，但亦不能因此将许洪军和薛丽红的共同意思表示等同于宝丰公司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书对宝丰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不会成为影响宝丰公司财产权益变动的法定原因，在法律上也不会发生损害宝丰公司利益的后果，故许洪军主张协议书损害宝丰公司利益的理由不成立，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虽然协议书合法有效，但协议书中分割宝丰公司资产的内容在法律上显然无法实现，许洪军是否能要求薛丽红返还50%股权存在不确定性，对此许洪军和薛丽红均存在过错。而薛丽红已将包括其与许洪军存在争议的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朱艺超，虽然双方的权利义务尚未全部履行完毕，但薛丽红已同意朱艺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朱艺超对此并无过错，同时考虑到朱艺超确已在至少2018年10月即经营宝丰公司至今，为保障宝丰公司的经营顺畅，一审法院对朱艺超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准许，薛丽红应协助朱艺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关于许洪军赔偿损失的请求，因未能缴纳受理费，应视为自动撤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许洪军的诉讼请求；二、薛丽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协助朱艺超将薛丽红名下的宝丰公司90%股权变更至朱艺超名下。案件受理费130元（许洪军预交80元、朱艺超预交50元），由许洪军负担80元、薛丽红负担50元。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朱艺超提供两份付款凭证，分别为2019年5月9日转账240万元（附言“借款”）、2019年12月31日转账500万元（附言处空白），证明除一审认定的1170万元外，其又向薛丽红转账了740万元股权转让款。经质证，薛丽红和邵巧英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薛丽红已收到740万元。许洪军则认为，朱艺超提供的证据再一次表明了其与薛丽红存在恶意串通之嫌，一是本案股权争议尚未有定论，按照常理朱艺超应该暂停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急于支付，二是付款凭证上的附言载明为“借款”，有作伪证的嫌疑。对此，朱艺超解释，薛丽红需要归还公司债务以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因案涉法律关系还未经法院最终确认，故在付款时朱艺超没有交待财务附言的内容，财务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记载，实际上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对案涉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本院认为：2018年6月4日宝丰公司的两位股东许洪军与薛丽红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主要目的是将宝丰公司归并给薛丽红一人控制，许洪军将所持50%股权转让给薛丽红从而退出公司，故案涉协议书应当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以股权为标的的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合法交易。协议书中涉及“分割宝丰公司财产”的内容，对宝丰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许洪军与薛丽红虽然是宝丰公司的全部股东，但股东有权对公司资产进行处分的应当限于公司事务，为股东个人利益而处分公司资产的，超越了股东权利范围，公司不受该无权处分行为的制约。正因案涉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合同，故协议书约定归属许洪军的原材料、备品及应收应付款等，实为许洪军转让股权的对价，该部分内容涉及无权处分，宝丰公司没有履行的义务。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第三人不履行合同时的责任承担之规定，就许洪军在股权转让合同下结算应得的对价利益，既然无法由合同外第三人宝丰公司履行，那么当然应由合同相对方薛丽红承担给付责任。许洪军可另行主张该权利。许洪军和薛丽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许洪军也已实际退出宝丰公司，此后薛丽红又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了朱艺超，薛丽红作为股权持有人有权自由转让其名下股权，朱艺超基于对工商登记信息的信赖与薛丽红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无过错，且已实际经营宝丰公司，故朱艺超与薛丽红之间的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对此也无争议。综上所述，许洪军与薛丽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有效合同，许洪军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薛丽红、邵巧英返还股权的请求，于法无据，即使不存在薛丽红又向朱艺超转让股权的情节，该请求也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许洪军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许洪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