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12民初11760号原告：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二环北路弘辉大厦10楼。法定代表人：王旭红，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泉，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利国村。诉讼代表人：李瑞侠，该公司破产清算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杰，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思远，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泰信律所）诉被告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国钢铁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杰、范思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497.026万元、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原、被告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期限2011年至2013年，约定每年3万元顾问费，标的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案件另行收费。合同期限内原告指派律师代理了（2013)徐商初字第128号案件，因被告资金困难，没有支付代理费。2014年《法律顾问合同》延续，被告支付顾问费1万元，同年原告为其代理案件8起，案件标的额都在500万元以上，因钢铁行情不好、被告资金困难，一直没有支付代理费。现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告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请依法判决。被告辩称：原告作为律师事务所，理应知晓《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委托协议。《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等相关规定均提到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严格履行委托代理手续，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在委托代理合同载明收费条款，对收费项目、标准、方式、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等均应予以明确。本案原告未与被告签署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对代理案件是否收费未作约定。原告在破产债权申报表上陈述被告承诺法律文书收到后支付律师代理费，那么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应届满。原告代理案件均不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应当考虑耗费工作时间、难易程度、委托人承受能力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律师工作水平、所需律师人数等。本案原告代理案件，有两起案件是以法律顾问、公司法务职员身份代理；有八份是调解书，一份是判决书，每一份裁判文书中被答辩人均完全认可当时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均未提供反驳证据以及发表反驳意见，被告无法认可律师的工作量、工作效果，继而无法确认律师费。原告以法律顾问、公司法务职员身份代理的案件，不适用关于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主张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原告泰信律所和被告利国钢铁公司签订了一份《法律顾问合同书》，主要内容为：1、被告聘请原告所律师刘海泉担任法律顾问，合同期限为两年，自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2、原告就以下范围提供法律服务：审核合同协议等、受托参与商务谈判、受托办理有关法律手续或非讼法律事务，受托代理各类诉讼仲裁调解等法律事务。3、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律顾问费每年3万元，该费用于合同生效后七日内付清，原告在被告付款后出具收款票据。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而支出的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等被告承担。4、被告委托原告办理标的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或重大疑难案件的个案时，原告按当地收费标准另行收取代理费；原告提供上述法律服务，双方应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5、本合同双方盖章签字生效。上述法律顾问合同于2013年6月1日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的法律顾问合同。2014年3月，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万元顾问费，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发票，此后被告再次向原告支付1万元。2013年8月9日，原告所的刘海泉律师作为被告代理人参与诉讼，和原告张衍刚达成了（2013)徐商初字第128号案件民事调解协议，调解书载明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海泉系被告公司法律顾问。2014年期间，原告所律师刘海泉作为被告委托代理人以法律顾问名义或代理律师名义代理利国钢铁公司进行诉讼，其中诉讼标的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有9件，上述案件经调解结案的8件，判决结案的1件。在上述案件中，利国钢铁公司均是被告，上述结案法律文书中，利国钢铁公司均承担了付款责任或担保付款责任。2019年6月，经部分债权人申请，本院依法受理了利国钢铁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原告向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360万元，该破产清算组经了解利国钢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红珍，对原告申报的债权未予认可。原告为此诉讼来院。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举证的法律顾问合同书、九份裁判文书、顾问费收据等主要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焦点为利国钢铁公司是否欠付原告律师费用。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提供了2014年间的九份裁判文书，上述裁判文书证实了原告所的刘海泉律师作为利国钢铁公司的代理人参与了相关诉讼，但对代理费用是否收取、收取代理费用数额多少，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原告主张被告欠付497万余律师代理费用，证据不足。首先，原告不能举证出就上述代理案件收费所签订的代理合同，无法确认代理费用是否收取或收取多少。原告作为律师事务所对于所代理案件费用的收取，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收费原则，严格履行委托代理手续，及时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明确个案收费标准或数额，但原告主张9件案件均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的原因系“当时情况非常紧急、破产边缘，连律师函都来不及”，而原告举证的9份案件的裁判文书载明持续时间系从2013年到2014年12月，原告在其长达持续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签订书面代理合同，以后也没有任何的收费说明，与原告作为律师事务所的诚实信用、严密审慎、尽职尽责的律师职业规范不符。故原告上述理由，本院不予认同。其次，原告举证的法律顾问合同，系2011年至2013年6月合同，不是2014年度的法律顾问合同，不能作为本案判断的依据。2011年6月，原告泰信律所和被告利国钢铁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书》，合同载明了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律顾问费的数额，但该合同明确了该法律顾问合同期限为两年，即自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止。本案原告主张的代理费用系上述合同期满以后发生，不能适用2011年至2013年的《法律顾问合同书》的具体条款。2013年8月9日，原告所的刘海泉律师作为被告代理人参与诉讼，和原告张衍刚达成了（2013)徐商初字第128号案件民事调解协议，刘海泉系以被告公司法律顾问的名义予以代理，亦未单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以此主张应收取个案代理费用依据不足。第三，原告不能举证与被告之间的2014年度法律顾问合同，无法确定2014年度的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原告已经收取了2014年度被告交纳的法律顾问费，并向被告出具了收费票据，但因原告未能举证出2014年度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无法确认2014年度双方事实存在的法律顾问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不能确认在2014年度双方还存在“被告委托原告办理标的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或重大疑难案件的个案时原告另行收取代理费，双方应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特别约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在交付了2014年法律顾问费之外还欠其代理费用，依据不足。最后，原告主张被告拖欠2014年度490余万元代理费用，但至今原告不能提供书面催款手续，原告也未就上述欠款项被告开具收费发票，与律师事务所的职业行为规范不符。综上，原告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781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赵成文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许 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