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1执复627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陈通金，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被执行人：谢海富，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运水，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石滩镇谢屋村。 法定代表人：庄红琼。 被执行人：陈远河，男，196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被执行人：庄红琼，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通金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增城法院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并查封其位于增城区xx园林湖苑x街x号xxx房，被执行人谢海富向增城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增城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被执行人谢海富的异议。谢海富不服，向本院提出复议。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协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陈通金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粤执监2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二、本案由广州中院重新审查处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粤01执复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四、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增城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于2019年6月30日作出（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复议申请人陈通金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19号案件查明，2014年8月13日，增城法院作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陈远河、庄红琼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人民币667610.24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还清款日止）给陈通金。 判决生效后，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陈远河、庄红琼未按本判决确定内容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陈通金于2014年9月25日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执行依据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年8月24日，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谢海富、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厂房拆迁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分别补偿给谢海富征地拆迁款5416097元、补偿给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工厂设备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费用及补偿利息合计为3506089元；补偿款支付根据三方签订的本协议及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委托谢海富收取征地拆迁款的委托书，签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上述征收拆迁补偿款支付给谢海富。收到补偿款后，谢海富保证7日内将属于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的征地拆迁款3506089元交还给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上述款项由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汇入谢海富指定银行账户，账户名称谢海富，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协议签订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30日将补偿给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费用及补偿利息3506089元转入谢海富交通银行62×××53账户。谢海富收到后没有按照协议约定交还给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 在听证会上，谢海富陈述其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收补偿款大概半个月左右，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红琼口头委托谢海富以其个人银行账号及其女谢东颖银行账号将这些款项转付偿还该公司所欠债务： 1、谢海富扣除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欠其租金及借款共1058337元； 2、谢海富于2015年10月13日转账500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账557500元给单艳灿的委托收款人刘翠玲（单艳灿配偶）共计1057500元； 3、谢海富分别于2015年10月15日转账600000元、2015年10月20日转账400000元、2015年10月21日转账195000和5000元、2015年10月27日转账145000元给田芳，共计1345000元； 4、上述偿还款项合计为3495837元，石滩镇政府划拨的补偿款是3506089元，扣除谢海富及转账给其他债权人的款项，余下金额10252元已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庄红琼，但是没有收据。 2016年1月20日，增城法院作出（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在谢海富处的征地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同时向其发出通知，通知谢海富在三日内将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在其处的征地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汇入增城法院指定帐号。谢海富收到增城法院上述执行裁定书和通知后未履行增城法院指定义务，增城法院遂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谢海富遂向增城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2014年12月3日，增城法院到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查封厂房内机械设备，谢海富在现场，并在查封清单在场人栏签名。 听证会后，增城法院向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进行询问，其表示2016年3月17日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刑事拘留，因病取保候审。并表示已收到法院听证会通知。对谢海富提出的异议其认为，谢海富收到政府补偿给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补偿款后向其提出要扣除欠其租金、工人工资、水电费以及欠单艳灿、田芳货款。公司当时没有委托谢海富偿还债务，但他强行扣下偿还债务。公司确实是欠他们的钱，钱是入谢海富账户，他要怎么扣怎么扣。 听证会上，异议人谢海富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书原件一份； ２、《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石滩湖区）厂房拆迁搬迁补偿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谢海富接收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所属的征地补偿款的行为合法有效； ３、委托付款确认函原件一份，证明谢海富于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10月27日间，得到该公司的合法有效的委托，代为收取和支付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所属的征地补偿款，谢海富扣除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欠谢海富的租金及借款共1058337元，谢海富于2015年10月13日转账500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账557500元给单艳灿的委托收款人刘翠玲（单艳灿配偶）共计1057500元，谢海富分别于2015年10月15日转账600000元、2015年10月20日转账400000元、2015年10月21日转账195000和5000元给田芳、谢海富于2015年10月27日转账145000元给田芳，共计1345000元，合计共为3495837元，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地补偿款是3506089元，扣除谢海富及转账给其他人债权人的款项，余下金额10252元已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庄红琼，但是没有收据； 4、付款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谢海富通过自有账户或女儿谢东颖的账户，向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各个债权人支付款项； 5、谢海富银行流水原件一份，证明其于2015年10月20日提取征地补偿款，按该公司的委托指示向田芳汇款400000元； 6、谢东颖银行流水原件一份，证明其通过女儿谢东颖的账户于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19日提取征地补偿款，按该公司的委托指示向单艳灿的配偶刘翠玲汇款1057500元； 7、2015年10月15日、21日、27日提取征地补偿款，按该公司的委托指示向田芳汇款94.5万元； 8、欠条原件一份，证明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0日向谢海富借款60万元； 9、欠条原件一份，证明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欠谢海富2012年和2013年租金共计458337元； 10、收条原件一份，证明谢海富与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结清征地补偿款，剩余180000元，余款由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确认收取； 11、挂绿拆迁款结清证明原件一份，证明2015年10月27日，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向谢海富归还600000元借款和458337元租金，领回35000元现金后，与谢海富结清全部征地补偿款； 12、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出具的委托付款确认函，证明该公司确认对谢海富委托内容； 13、户口本原件一份，证明谢海富与谢东颖是父女关系。 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19号案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第65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谢海富收到政府机关依照协议约定补偿给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款项3506089元后并未依约在7日内将该款项交还给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应认定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增城法院向谢海富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履行通知书限其在指定期间内将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补偿款汇入增城法院指定帐号，谢海富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增城法院作出执行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并查封其位于增城区××园林湖苑××房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本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受国家强制力保护。政府机关补偿给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款项3506089元属该公司财产，理应由该公司自行处分并用于偿还生效判决规定应履行义务。谢海富作为出租厂房业主，其也知道该公司在增城法院尚有执行案件未履行付款义务，但谢海富在收到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补偿款后在没有该公司书面委托授权其处分情况下，利用其掌控该补偿款优势将该公司补偿款用于偿还该公司其他债务。增城法院向谢海富发出履行通知发生法律效力后，谢海富始要求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委托付款确认函，对该确认函效力，增城法院在执行程序不予审查。因此，谢海富提出其已办结委托事项，结束代理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的该笔补偿款，不存在异议人拒不将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提交法院的事实行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增城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增城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裁定，驳回被执行人谢海富的异议。 谢海富不服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以（2016）粤01执复184号立案审理。该案对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19号案件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增城法院于2016年2月4日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查封谢海富位于增城市××园林湖苑××房的房产（预售证号：20130xxx）。 （2016）粤01执复184号案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 谢海富在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厂房拆迁补偿协议书》中保证收到补偿款后7日内将属于成河公司的征地拆迁款3506089元交还给成河公司。谢海富应依承诺将该款项汇入成河公司的账户中，而谢海富承认是在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收补偿款大概半个月左右，以其个人银行账号及其女谢东颖银行账号将这些款项转付偿还该成河公司所欠债务。虽谢海富称其收受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口头委托，但是谢海富2014年12月3日在曾作为见证人见证原审法院对（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案的执行查封措施，应对成河公司是否负有待法院执行的债务尽足够谨慎的义务，但是谢海富不仅没有尽到该义务，也没依其承诺将补偿款划入成河公司的账户。其所称成河公司提交的事后确认函亦不能对抗谢海富所负有的谨慎义务。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已经向成河公司支付了补偿款。原审法院认定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补偿款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有权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将相关款项划拨到法院。如谢海富拒不履行，则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 基于涉案的补偿款系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财产，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成河公司向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不当，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加被执行人有明确的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法定理由，亦不能直接执行谢海富名下的财产。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于2016年10月21日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协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 陈通金不服上述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以（2016）粤执监201号立案审理。（2016）粤执监201号案件查明事实与（2016）粤01执复184号案件一致。 （2016）粤执监201号案件认为，从当事人异议、复议和申诉请求看，本案主要审查增城法院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增城法院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其主要理由是本案被执行人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而谢海富在接到限期履行债务通知后不提出异议亦不履行义务，因此应追加为被执行人。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则认为增城法院认定被执行人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的依据不足，谢海富在本案中只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谢海富根据其与石滩镇政府、成河公司签订的《厂房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并受成河公司的委托收到成河公司应得的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后，又对该款进行了处理，除抵扣成河公司所欠其租金外，还先后分多笔将补偿款支付给他人。因此，本案依法是否应当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应首先查明谢海富支付上述每一笔款项的时间、处理上述款项是否受成河公司的委托以及谢海富与本案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增城法院向谢海富发出限其履行债务通知书时被执行人是否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等事实。如认为谢海富在本案中只负有协助执行义务，即应查清其在收到增城法院发出的限期履行债务通知书之后是否仍擅自支付上述款项。增城法院在作出追加裁定之前，应查明以上事实。而本案中，增城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未查清以上事实即对是否应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作出处理，明显依据不足。事实不清。为此，本案应发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依法作出处理。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26日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二、本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处理。 此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号为（2017）粤01执复13号。该案确认前述案件查明事实。该案另查明，陈通金认为本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存在违法情形，向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7年2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行）执监[2016]44010000027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如下：第一，谢海富处分属于成河公司的补偿款，存在不当。第二，对于谢海富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不应直接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生效裁定对此认定正确”，该院决定不支持陈通金的监督申请。 （2017）粤01执复13号案件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增城法院根据到期债权的规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应当审查增城法院对谢海富采取的执行措施是否符合法律对到期债权执行的规定。本案中，增城法院根据协议书获知石滩镇政府补偿款项支付至谢海富处时，向谢海富发出执行裁定书，采取截留属于成河公司收入的执行措施。增城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和通知书适用的是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成河公司的“收入”，并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中关于“到期债权”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的规定采取相关执行措施，也没有告知谢海富提出异议的期限，因此，增城法院以谢海富未在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为由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依据不足。本案中，增城法院对谢海富处置属于成河公司补偿款性质的定性和适用法律前后矛盾，导致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依据不足。因此，查清谢海富支付上述每一笔款项的时间、处理上述款项是否受成河公司的委托以及谢海富与本案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向谢海富发出限期履行债务通知书时被执行人是否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等事实，与如何对谢海富的行为定性及本案的最终处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本案按执行复议程序审查，为保障当事人诉权，应由增城法院作为一审程序对相关事实首先予以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于2017年3月16日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四、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此后，增城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号为（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该案确认前述案件查明的相关事实。该案还另查明如下事实。关于成河公司对谢海富是否存在到期债权（即是否已返还征收补偿款3506089元）的问题，增城法院查明事实如下：谢海富主张已对成河公司的征收补偿款3506089元作如下处理：一、受庄红琼（成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向成河公司的债权人单艳灿支付1057500元（通过谢海富女儿谢东颖账户向单艳灿妻子刘翠玲支付），向成河公司的债权人田芳支付1345000元（通过谢海富女儿谢东颖账户向田芳转账支付945000元，通过谢海富本人账户向田芳转帐支付400000元）。二、因成河公司欠谢海富租金458337元，欠谢海富借款600000元（代成河公司垫付工人工资等），谢海富扣取了其中1058337元。三、向庄红琼支付现金45252元。 对谢海富主张的事实，执行经办法官调查核实情况如下：1、针对谢海富主张受庄红琼委托向成河公司的债权人刘翠玲、田芳偿还欠款（刘翠玲1057500元、田芳支付1345000元）的事实，增城法院向石滩镇人民政府、交通银行广州新塘支行和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进行调查，查明石滩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30日将8279526元（包括谢海富本人所有的4773437元，成河公司所有的3506089元）补偿款发放到谢海富在交通银行广州新塘支行的62×××53账户。谢海富收到石滩镇人民政府支付的补偿款8279526元后，于2015年10月8日将其中800万元又转帐至谢海富在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的62×××40账户，同日又从该账户中将800万元款项转入其女儿谢东颖在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的04×××38账户。经查询谢东颖在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的04×××38账户资金流水，从该账户中共向刘翠玲、田芳转帐支付6笔资金，合计金额2002500元（刘翠玲1057500元，田芳945000元）：其中，（1）2015年10月13日转帐支付给刘翠玲500000元。（2）2015年10月15日转帐支付给田芳600000元。（3）2015年10月19日转帐支付给刘翠玲557500元。（4）2015年10月21日转帐支付给田芳195000元。（5）2015年10月21日转帐（ATM）支付给田芳5000元。（6）2015年10月27日转帐支付给田芳145000元。经查询谢海富在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的62×××40账户资金流水，从该账户于2015年10月20日转帐支付了400000元给田芳。从上述查明情况可以认定：谢海富向刘翠玲（单艳灿妻子）、田芳支付2402500元（刘翠玲1057500元、田芳1345000元）属实。但成河公司与刘翠玲、田芳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谢海富未能提供可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证据，故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判定债务的真实性。 2、针对谢海富主张成河公司欠其租金458337元、借款600000元和支付庄红琼现金45252元的事实，增城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召集了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中，谢海富为证明成河公司欠其租金458337元（2012年厂房租金203817元、2013年厂房租金254520元）的事实，提供了陈远河于2014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原件。该证据中载明：“2012年欠厂房租金203817元、2013年欠厂房租金254520元。”谢海富为证明成河公司因发工资、交电费而向其借现金600000元的事实，提供了庄红琼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原件，该证据载明：“今借到谢海富现金发工资、交电费合计600000元”。谢海富为证明已支付庄红琼现金45252元，提供了庄红琼于2015年10月27日立下的收条原件。该证据载明：“今收到谢海富拆迁款180000元”。此外，谢海富为证明其已经与成河公司结清3506089元征收补偿款的事实，举证了庄红琼于2015年10月27日立下的“挂绿湖拆迁款结清证明”（该证明内容如下：广州市成河纺织厂已收3500000元，谢海富合同补偿款已结清）和庄红琼、成河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了出具的《委托付款确认函》（该确认函内容如下：谢海富收取并分配支付行为是谢海富按照我公司的委托进行的，其所汇入款项的有关账户及具体数额都是我公司提供给谢海富的，少量现金也属于我公司收取，谢海富的行为属于有效授权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属于合法行为。具体委托事项如下：（1）2015年8月24日，我司委托谢海富代收补偿款3506089元。（2）2015年10月10日，我司委托谢海富提取补偿款，代为归还单艳灿欠款1057500元。（3）2015年10月10日，我司委托谢海富提取补偿款，代为归还田芳欠款1200000元。（4）2015年10月27日我司与谢海富结算补偿款，扣取我司欠谢海富的租金458337元及借款600000元，剩余180000元。我司委托谢海富将剩余补偿款中145000元代为归还我司对田芳的欠款，余下35000元由我司以现金形式收回。经审查谢海富提供的上述证据，谢海富虽提供了陈远河于2014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证明成河公司欠其租金458337元，但因谢海富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法确定拖欠租金是否真实。谢海富虽提供了庄红琼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证明成河公司欠其借款600000元，但因谢海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成河公司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和代发工人工资的发放情况清单，无法确定代发工资是否真实。谢海富虽提供了庄红琼于2015年10月27日立下的收条，该证据载明的金额（180000元）与其主张支付给庄红琼的金额（45252元）并不相符。谢海富解释180000元其实是包括2015年10月27日转账支付给田芳145000元，余下35000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庄红琼收取，但其解释无法证明两者有何关联。根据谢海富提交由庄红琼、成河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确认函》中内容，成河公司认可谢海富对3506089元征收补偿款的处理行为。虽然谢海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对征收补偿款处理前已征得成河公司的同意和授权，但成河公司在事后已对其行为效力追认，且成河公司已确认征收补偿款与谢海富已结清。 在（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庄红琼涉嫌非法转移财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增城法院将该案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进行侦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侦查终结后，已将被执行人庄红琼移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增城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刑初1078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作出的（2017）粤01刑终1601号刑事裁定书，亦已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并作出认定。 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执行经办法官认为谢海富虽已收到石滩镇人民政府支付给成河公司的征收补偿款3506089元，但在增城法院采取提取补偿款措施前，谢海富已在成河公司的同意并授意下对该款项作出处理，成河公司对谢海富已无到期债权。在执行中，增城法院在2019年4月26日通过短信方式将上述查明事实情况告知陈通金。 增城法院认为，从庄红琼、成河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向增城法院提供由成河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确认函》内容反映，其确认已与谢海富结清征收补偿款，故增城法院据此作出提取补偿款的执行措施已无事实依据。同理，增城法院鉴于谢海富拒绝协助增城法院指定的提取补偿款项义务,而作出（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作出（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查封谢海富的案涉房产，两项执行措施依据目前查明的事实，确有不当，应予撤销。 综上理由，增城法院认为谢海富的异议请求理由成立，增城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 陈通金不服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谢海富明显具有与成河公司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的故意行为，原审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⒈2014年12月3日，在本案的执行阶段，谢海富（房东）曾在作为见证人，在增城法院查封成河公司机械设备时当场签字确认，其明知成河公司、庄红琼的财产在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依然为被执行人提供协助，接受成河公司的委托，接收了属于该公司共计3506089元的补偿款，明显是与成河公司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而且，按照成河公司与谢海富的委托收款协议，谢海富应在收到拆迁补偿款后七日内将该款项退还给成河公司，但根据谢海富在执行法院审查异议听证会上的陈述，其系在2015年9月30日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补偿款，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之后再根据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口头委托，将该笔款项转付偿还成河公司所欠债务。可见谢海富在收到3506089元拆迁补偿款后，根本就没有要在七日内交还成河公司的意思，而是继续为成河公司转移、隐匿财产。⒉根据谢海富的陈述，其在收到成河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后，扣除了成河公司欠其的租金及借款共1058337元，但对于谢海富声称的成河公司欠其60万元的借款（用于代发工人工资），谢海富仅能提供欠条为证，按照一般常理，60万元的大额借款一般都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即使现金支付，也需要到银行取现，但谢海富至今无法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取现记录，也无法提供代发工人工资的发放情况清单予以证明该6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而且谢海富声称其与庄红琼已在2015年10月27日进行了征收补偿款结算，成河公司欠其的租金458337元及借款60万元也一并结清。按照常理，债务结清了，庄红琼作为债务人应将出具给谢海富的欠条原件收回，但至今两张欠条原件仍在谢海富手上，在听证会上仍可出示欠条原件予以质证，由此也可反映出谢海富出示的欠条根本就是其与庄红琼串通伪造的虚假证据，不具有任何可信度。⒊谢海富所称的“其收到成河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后，扣除了成河公司欠其的租金及借款1058337元，并已将剩余的大部分款项转付给成河公司的债权人单艳灿与田芳”这一说法并无任何事实依据。首先，谢海富与单艳灿、刘翠玲之间存在亲戚关系，不排除谢海富将款项转移到刘翠玲处隐匿财产的可能性。其次，谢海富与成河公司至今无法证明成河公司与单艳灿、田芳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单艳灿、刘翠玲、田芳在收到如此大额款项后并未向谢海富或成河公司出具收据，亦不符合常理，明显具有虚构债权债务关系的嫌疑。⒋关于《委托付款确认函》的效力问题，根据上述第1点所述，谢海富与成河公司明显具有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的故意，因此谢海富在收到增城法院向其发出履行通知书后，始要求成河公司制作的《委托付款确认函》明显是为了实现其躲避执行的目的而制作的，属于非法证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根据先前增城法院对庄红琼的询问，庄红琼明显表示成河公司当时并没有委托谢海富偿还债务，是谢海富强行扣下的。因此庄红琼这一说法与付款确认函的内容已自相矛盾，也再次印证了谢海富的说法不具有可信度。在谢海富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处分成河公司3506089元征收补偿款的时候，已经取得了成河公司的合法授权。⒌谢海富在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收补偿款后，马上将全部款项800万元转至其女儿谢东颖的账户，其目的就是为帮助成河公司转移、隐匿财产，从而躲避法院的执行，而并非是其所声称的为了帮助女儿谢东颖拉存款业绩。据谢海富称，谢东颖在农商行石滩网点工作，但谢东颖接收汇款的账户却是在农商行荔乡路网点开户的，两个网点根本不一致，何以存在拉存款业绩一谈？综上所述，谢海富提出的异议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谢海富收到成河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后至今未将款项交还给成河公司，而且谢海富与成河公司明显具有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的故意，因此认定成河公司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并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是合法合理的。故，陈通金请求撤销（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执行裁定书，依法驳回谢海富的异议请求。 谢海富答辩称，一、其是征收补偿款的合法接收主体，接收征收补偿款的行为合法有理，其受成河公司的委托将征收补偿款全部转出，已履行完毕支付成河公司征收补偿款的交付义务。有其女儿谢东颖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04×××38的账户流水、《欠条》、《委托付款确认函》、挂绿湖拆迁款结清证明为证。二、征收补偿款由其代收后，其按照成河公司的委托指示支付完毕之前，并没有收到法院要求将代收的征收补偿款提交到法院的通知，该笔补偿款还是属于成河公司可自由调动的资金，其受成河公司的委托将该笔征收补偿款支付给成河公司的债权人的行为是合法的。三、其对成河公司涉诉的事情并不知道详细情况，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扣留该公司的款项，且其已经将全部的征收补偿款交付给成河公司。四、其是在已经合法将所有款项支付和扣除完结后才收到法院要求其将征收补偿款提交到法院的通知，不存在其拒不将成河公司的征收补偿款提交给法院的事实行为，增城法院作出不应当对其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其已履行完毕交付给成河公司全部征收补偿款的义务，成河公司对其不享有到期债权，其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对前述案件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控告庄红琼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2016年9月26日向增城法院提起公诉，增城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6）粤0183刑初1078号刑事判决如下，庄红琼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庄红琼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7）粤01刑终1601号立案审理，该案认定，庄红琼因成河纺织厂房被拆迁而获得350多万元的补偿款，其应及时向法院申报该笔款项，由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将该笔款项分配偿还各债权人，但庄红琼却私自处分该笔款项，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2017年10月18日本院作出（2017）粤01刑终16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未经审判程序，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对于当事人权利有重大影响，因此，只有符合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规定所列情形，才可以依法追加为案件被执行人，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情形的，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九节规定了被执行人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的相关内容，其中第76条至第83条列举了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形。另外，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列举了追加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形。只有符合上述规定所列追加被执行人情形的，才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为案件被执行人。除上述情形之外，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他人作为案件被执行人。如申请执行人主张他人需承担责任的，应先循法律途径对他人主张权利，待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他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后，再行对该他人申请强制执行。 增城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向谢海富发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协助执行通知，提取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征地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引用的法律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6条，“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另外，该规定第37条规定，“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上述规定的内容为提取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收入，以及有关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擅自支付相关款项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该规定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不能依据上述规定追加谢海富为案件被执行人。 另外，增城法院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第65条规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1）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2）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3）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4）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第65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7条规定，“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上述规定是关于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执行，以及第三人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应如何承担责任的相关规定，亦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 此外，根据上述关于到期债权执行的相关规定，增城法院应首先向谢海富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告知谢海富应向申请执行人陈通金履行，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如有异议，应在收到通知书的十五日内提出。但增城法院并未向谢海富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增城法院于此前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中不具备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应有的相关内容，不能视为已经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在此情况下，增城法院不能对相关款项采取执行措施以及要求谢海富承担擅自支付的相应责任，而增城法院却直接追加谢海富作为案件被执行人，该行为更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增城法院在2016年1月20日向谢海富发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协助执行通知，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前后矛盾，且在程序上存在遗漏和缺失，增城法院对于谢海富所收取3506089元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处理有所不妥。而且无论将上述款项作为被执行人在谢海富处的收入予以执行，还是作为被执行人对谢海富的到期债权进行执行，均明显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情形。（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案件撤销（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之五号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谢海富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因本案审查范围限于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至于谢海富与被执行人以及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谢海富对应属被执行人所有的征地拆迁补偿款进行处分，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谢海富是否应当承担擅自处分的责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增城法院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书查封谢海富名下房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增城法院（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案件撤销上述两份裁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金通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执异重19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谢欣欣 审判员  胡伟东 审判员  李小明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洁雅 莫乔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