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12民初9464号原告：丁玉兰，女，1959年9月4日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飏，江苏淮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中华路26号。法定代表人：夏平，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佳，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溪海，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住所地淮安市水渡口大道16号。负责人：陈亚明，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桂，江苏司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玲，江苏司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丁玉兰与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以下简称淮安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飏，被告江苏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佳、邓溪海，被告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桂、王金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被克扣的工资43万元（自2008年至实际退休之日止）；2、判决被告补偿原告减少的养老金18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淮安分行职工，双方签订了一份职工内养协议，约定内养期限为2001年12月至法定退休年龄时止，根据双方内养协议及淮安市商业银行《关于内养人员有关政策的通知》（淮商银发（2001）064号，下简称（2001）064号文件），内养工资按办理内养手续时档案工资的65%发放，如遇国家政策性调资，则按规定调整工资等。淮安分行按上述规定发放原告工资至2007年底。2007年12月27日，淮安分行下发《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苏银淮发（2007）188号，下简称（2007）188号文件），淮安分行开始克扣原告工资。（2007）188号文件更改了（2001）06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将原告的工资构成由原来的8项改为2项，虽然更改后的工资按80%发放，但与在职同岗员工相比，实际上是降低了发放比例。自2008年1月起至原告退休时，共克扣43万元。由于克扣工资导致退休享受的养老金损失每月减少1600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江苏银行辩称，1、江苏银行并非原告的用人单位，不应被列为本案当事人。2006年，江苏省内包括淮安市商业银行在内的10家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江苏银行。原淮安市商业银行变更工商登记，更名为淮安分行。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及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2、原告申请仲裁时已过仲裁时效，原告主张工资损失无法律依据。原告退休已超过一年，其诉请已过仲裁时效及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3、淮安分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规章、政策及内养协议执行，合规合法，不存在降低原告工资待遇的情况。淮安分行发放给原告的内养工资符合我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规定，同时也符合内养协议的约定。原告要求按照在职同岗员工工资的65%发放内养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淮安分行未降低原告的内养工资，淮安分行内养人员每年申报的社保缴费基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原告不存在所谓的“养老金损失”，故无需赔偿，且原告主张的养老金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淮安分行辩称，1、原告要求淮安分行支付克扣的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01年12月，原告办理内养手续时，双方约定的内养费是按原告办理内养手续时档案工资的65％发放，原告的内养月生活费为743元。为了规范单位员工薪酬福利管理，解决遗留问题，2007年12月27日淮安分行下发了（2007）188号文件。文件下发前，即2007年12月原告的内养月生活费为1853元。2008年1月，原告的内养月生活费已调增至3096元。而2008年原淮安市清河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00元／月。淮安分行发放给原告的生活费远高于原告内养之初的生活费，也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至原告退休。原告以其生活费与在岗职工工资比，倒推出淮安分行降低了发放比例，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原告所谓的克扣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时效期间。原告于2014年9月退休，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关于欠付工资的请求应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一年内提出，原告于2019年才申请仲裁，依法不再享有胜诉权。2、原告诉请补偿其所谓减少的养老金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原告诉请的理由是淮安分行为其少缴社会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而非由人民法院处理，司法权不应当代替行政权。事实上，淮安分行没有降低原告待遇，为原告缴纳的社保缴费基数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且经社保机构稽核确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丁玉兰为原淮安市商业银行（下简称原淮安市商行）职工，2001年12月，根据原淮安市商行《关于内养人员有关政策的通知》（即（2001）64号文件），原告以其符合内部退休（养）条件为由申请，与该行签订《内养协议书》，约定：内养期限自2001年12月至2014年8月31日；淮安市商业银行发放和调整内养费。（2001）64号文件对内养条件、内养政策、内养待遇等作了规定，其中规定内养待遇为档案工资65%发放（档案工资包含职基工资、津贴工资、职务津贴、岗位津贴、综合补贴、工龄工资、房贴、行员津贴）；内养期间，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照规定调整工资。2007年，江苏省内包括原淮安市商行在内的10家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成立被告江苏银行，原淮安市商行更名为被告淮安分行。2007年12月27日，淮安分行下发《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即（2007）188号文件），规定薪酬由基础薪酬、工龄薪酬、职务津贴、绩效薪酬组成，内养人员按照基础薪酬与工龄薪酬之和的80%计算。淮安分行按照上述规定按月发放了原告内养待遇直至退休。2014年9月，原告退休，并自2014年10月起开始领取退休金。另查明：2008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1651.77元；2009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1777.44元；2010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2575.44元（含900元物价）；2011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1854.53元；2012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1855.28元；2013年12月原告实发工资为1971.9元。2019年9月，原告向淮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原告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庭后，原告到庭陈述其2007年12月的实发工资数额记不清，但是比原告2008年之后的工资低。2018年11月份左右原告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被克扣工资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淮安分行2008年1月开始改变工资结构，并没有证据证明告知过原告，原告陈述其2018年11月左右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后于2019年9月申请仲裁，因此，本案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企业等用人单位作为独立法人，在工资分配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本案中，原告丁玉兰与原淮安市商行签订的《内养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在约定了工资发放标准的同时，也约定了可以调整工资。原告亦认可原淮安市商行及原淮安市商行名称变更后，被告淮安分行作为用工主体，按照《内养协议书》及（2001）064号文件的规定调整并发放其内养工资至2007年12月底。2008年1月起，淮安分行按照《2008年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员工薪酬福利制度》向原告发放工资，且工资数额并没有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结合双方举证及原告陈述，原告工资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表明淮安分行按《内养协议书》约定履行了调整内养费的义务，且该协议书并未约定需经过内养人员的同意，原告主张其2008年1月份之后的内养工资与在职同岗员工相比，实际上是降低了发放比例，但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其内养工资按在职同岗员工工资的一定比例予以发放，被告淮安分行不予认可，现原告主张克扣工资并赔偿养老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第（六）项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被告淮安分行属于其他组织，同时，根据机构沿革情况，《内养协议书》的相对方是丁玉兰与淮安分行，内养政策执行调整所依据（2001）064号文件和（2007）188号文件的制作单位均是淮安分行，与被告江苏银行无关，因此，被告江苏银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相关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宋丹丹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魏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