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鹏，男，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征，北京市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婧，女，1976年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俊山（耿婧之夫），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审被告：李志兵，男，1979年1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河东区。上诉人李文鹏因与被上诉人耿婧、原审被告李志兵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耿婧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耿婧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文鹏并未损害耿婧任何利益。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唐文化公司）于2018年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行为，仅是向社会公示自该时起九唐文化公司的股东对外承担九唐文化公司债务的责任以变更登记后的资本数额为限，并不必然、直接造成耿婧债权无法得到受偿的法律后果。耿婧主张李文鹏作为九唐文化公司股东损害了其作为九唐文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就应举证证明九唐文化公司因该减资行为导致对外清偿债务的财产已实际减少，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主张不被采信的法律后果。在九唐文化公司办理该次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中，李文鹏未因此从九唐文化公司领取任何款项，九唐文化公司也未因此向李文鹏支付任何款项，九唐文化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财产未实际减少。九唐文化公司在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时出具对外无债权债务说明仅为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性要求，并无损害耿婧利益的故意，与耿婧暂无法获得债权的后果无任何因果关系。此外，就算李文鹏未向耿婧通知九唐文化公司减资事宜，该问题也仅是减资程序上存在的瑕疵，与耿婧暂时不能获得九唐文化公司债权清偿的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李文鹏目前在九唐文化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为510万元，认缴期限至2045年12月30日届满，且九唐文化公司在办理减资变更登记中并未延长该认缴期限。因此，耿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主张李文鹏对九唐文化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一审法院认为，李文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点存在着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问题，《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仅规定了通知这一行为模式，但并未规定违反通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同时，违反通知义务仅为微小的程序性瑕疵问题，而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为重大的不利后果，二者显然不具有对等性。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李文鹏承担赔偿责任也明显违反了赔偿责任法定的基本法理。第三，尽管九唐文化公司办理了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但减资后李文鹏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额仍有510万元，相较于耿婧3万余元的债权金额不具有造成任何影响的可能性。耿婧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文鹏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李文鹏认为其减资行为并未导致九唐文化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财产实际减少，并未损害耿婧任何利益是错误的。（一）股东出资要进入公司银行存款账户，成为公司重要财产。九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从48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使公司未来财产明显减少，对外清偿债务能力也明显降低，损害了耿婧的权益。（二）李文鹏在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过程中，未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通知耿婧，根据《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应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根据减资程序要求，李文鹏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文件，在该文件中，李文鹏在明知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负有债务的情形下，仍向登记管理部门出具说明、承诺公司对外无债权债务，作出了虚假记载，隐瞒了重要事实。根据《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应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减资违法行为，将使公司受到有关部门罚款，当然会使公司财产减少，损害耿婧利益。（三）李文鹏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银行存款日记账（2018年4月-2018年12月）》两份证据，用以证明李文鹏未因此从九唐文化公司领取任何款项，九唐文化公司也未因此向李文鹏支付任何款项，九唐文化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财产未实际减少。该说法不充分，缺乏证明效力。上述两份证据中，对外支付的款项是否支付给了与李文鹏具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是否间接向李文鹏输送了利益，无法确定。二、李文鹏减资时，未依法通知耿婧，也未向耿婧清偿债务，如果在减资时依法通知了耿婧，耿婧作为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九唐文化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可见，李文鹏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外，如前所述，李文鹏减资时，不仅未依法通知耿婧，还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作出虚假记载、隐瞒重要债务事实的《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文件，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应受到罚款处罚，使九唐文化公司财产受损，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在《公司法》之外，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李文鹏也应对九唐文化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九唐文化公司原注册资本4800万元，李志兵出资2448万元，李文鹏出资2352万元，出资时间皆为2045年12月30日前，后股东办理减资变更手续，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1000万元，李志兵出资490万元，李文鹏出资510万元，出资时间皆为2045年12月30日前，属于抽回出资行为。李文鹏减资时，未依法通知耿婧，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作出虚假记载、隐瞒重要债务事实的《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这两种违法行为，皆被《公司法》列入罚款处罚事项，属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股东抽逃出资。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虽未直接规定违反通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但李文鹏违反通知义务，损害了耿婧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若九唐文化公司在减资时依法通知了耿婧，耿婧依法有权要求九唐文化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其他法律规定，李文鹏也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外，李文鹏减资时违反通知义务等违法行为，应受到罚款处罚，并不是微小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一审法院判定李文鹏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未违反赔偿责任法定的基本法理。五、决定公司清偿能力的因素，不仅取决于股东出资额，还取决于公司所欠的债务额，如果公司债务金额超过其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就会损害耿婧的合法权益。李志兵未提交陈述意见。耿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文鹏、李志兵对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7632号调解书确认的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所负的债务向耿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包括支付调解款38510元，以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李文鹏、李志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耿婧因与九唐文化公司工资等争议申请仲裁。2018年4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7632号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双方确认耿婧于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入职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协商一致于二○一八年四月二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分两期向耿婧支付调解款共计38510元，第一期给付时间为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前，给付金额为28510元，第二期给付时间为二○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前，给付金额为10000元；三、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前，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为耿婧出具离职证明；四、耿婧自愿放弃其他申请请求；五、耿婧与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确认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九唐文化公司在上述调解书确认的期限内未向耿婧支付任何调解款，耿婧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7月26日、2018年11月19日，海淀法院先后作出（2018）京0108执7582号执行裁定书、（2018）京0108执9808号执行裁定书，因未发现九唐文化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耿婧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清偿。另查明，九唐文化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28日，注册资本48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文鹏，股东为李志兵、李文鹏，两人分别认缴注册资本2352万元、2448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45年12月30日。2018年7月5日，九唐文化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李文鹏变更为曹峰。2018年11月9日，九唐文化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其中股东李志兵、李文鹏分别认缴490万元、510万元，出资时间仍为2045年12月30日。在该减资过程中，九唐文化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并向登记管理部门出具《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承诺公司对外无债权债务，亦无任何担保，股东李文鹏、李志兵以及法定代表人曹峰均在该说明落款处签字。一审诉讼中，李志兵、李文鹏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九唐文化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对已知债权人耿婧履行了通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李文鹏、李志兵是否应就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所负的债务在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二，若李文鹏、李志兵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则具体的债务金额是否包含迟延履行利息。针对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李文鹏、李志兵应就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未清偿的债务在公司的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在明确股东有限责任的同时，也明确应依法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注册资本既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也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的财产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公司股东负有诚信出资以保障公司债权人交易安全的责任，公司减资时对其债权人负有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的义务。《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据此，本案中，耿婧与九唐文化公司在仲裁中达成调解时，九唐文化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800万元，其后九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为1000万元，若九唐文化公司在减资时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耿婧，则耿婧依法有权要求九唐文化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耿婧作为债权人的上述权利并不因九唐文化公司系针对出资期限未届满的出资额进行减资，且减资后股东认缴资本金额仍超过耿婧的债权金额而受到限制。九唐文化公司及其股东李文鹏、李志兵在公司减资时既未依法通知耿婧，亦未向耿婧清偿债务，在明知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负有债务的情形下，而向登记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承诺公司对外无债权债务亦无任何担保，李文鹏、李志兵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九唐文化公司仍未对欠付耿婧的债务进行清偿，耿婧要求九唐文化公司股东李志兵、李文鹏对九唐文化公司债务在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李志兵、李文鹏对九唐文化公司欠付耿婧的债务在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债务范围既包含九唐文化公司应付耿婧调解款38510元，也包含九唐文化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上述法律条文中的其他法律文书既包含已经生效的仲裁文书，也包含调解书。耿婧与九唐文化公司达成调解且进入执行程序，九唐文化公司未在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给耿婧造成损失，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耿婧要求李志兵、李文鹏在公司减资范围内对九唐文化公司未能偿还的本金38510元以及迟延履行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既未超出李志兵、李文鹏认缴的出资额，也未超过李志兵、李文鹏合理预期，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支持。李志兵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了民事诉讼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认定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8884号民事判决：李志兵、李文鹏在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减资的3800万元范围内对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7632号调解书确认的北京九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对耿婧所负的债务向耿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包括调解款38510元以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2018年4月16日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7632号调解书确认了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所负债务。此后，九唐文化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减资，根据上述规定，九唐文化公司在减资过程中负有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耿婧的义务，且耿婧依法享有要求九唐文化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上述义务、权利不因九唐文化公司的股东系认缴出资而受影响。李文鹏以其与李志兵系就认缴出资部分减资、且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仍大于对耿婧所负债务为由提出的上诉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九唐文化公司及其股东李文鹏、李志兵在公司减资时既未依法通知耿婧，亦未向耿婧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在明知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向登记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承诺公司对外无债权债务。李文鹏、李志兵的行为违反《公司法》规定，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耿婧因九唐文化公司未能对其清偿债务，要求该公司股东李志兵、李文鹏在该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根据上述规定，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7632号调解书属于“其他法律文书”，被执行人应当依法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耿婧与九唐文化公司达成调解且进入执行程序，九唐文化公司未在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内履行债务，给耿婧造成损失，耿婧有权要求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一审法院判决李志兵、李文鹏就九唐文化公司对耿婧未能清偿的债务，包括调解款本金3851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该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处理正确，一审判决本院应予维持。李文鹏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文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3元、公告费200元，均由李文鹏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福星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