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58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自朝，男，197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根，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法定代表人：杨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向华，男，199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沾化县，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铁道战备舟桥处。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法定代表人：王胜波，该处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华，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方茂，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自朝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建设集团）、铁道战备舟桥处（以下简称舟桥处）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自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根，被上诉人青岛建设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向华，被上诉人舟桥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方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自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证据审核认定原则，拒绝“三性”分析，不是依据证据链所形成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与判决，而是依据既定的必须驳回上诉人诉请的基调对上诉人所有举证进行裁剪、舍弃，甚至颠倒歪曲其证明目的或罗列风马牛不相及的“证据”及法理不容的“事实”来证明“上诉人尚不能证明涉案所查封扣押的施工物资所有权属于自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上诉人为主张权利举证证据共计9份，哪份被采纳，哪份不被采纳，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是什么，一审判决几乎统统抛弃，不予阐述。比如：1、证据1-4，目的证明二被上诉人当年不守自己“按合同付款”的承诺，无理要求上诉人复工，且恶意提起诉讼。这4份证据是否采纳，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是什么，一审判决不予回答。以致当年因双方纠纷导致的法院裁定扣押，其谁是谁非仍如云雾不清楚。2、证据5（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明目的3，是证明（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包括上诉人117972.53元在内的扣押物与平时调出物资抵款，被上诉人庭审中无异议，判决无上诉。一审法院不采纳本已错误，进而以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庭调取的（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双方未质证）第197页当年上诉人方即安徽省桐城市某某工程公司八处（以下简称桐城一建八处）否认青岛公路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一建）所谓单方工程量清单等的质证意见，颠倒扭曲成被上诉人当年对涉案扣押物抵扣提出了异议。事实上，该庭审笔录第199页才记录了上诉人方当年的涉案举证“第十一组项目部从桥二队调出材料清单，证明合同履行过程中青岛一建从桐城一建八处调出了价值413828.53元的物质（其中含涉案117972.53元）”。被上诉人当年质证内容是“与青岛一建无关联性，从证据可看出，均无青岛一建确认，更不能说明是青岛一建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驴唇不对马嘴的质证，一审法院明知不能形成对包括117972.53元在内的413828.53元物资款的否认，于是就以上述风马牛不相及的“另查明”来“证明”被上诉人当年提出了异议。3、证据5的证明目的4，明明是上诉人借此证明本次诉讼不属于一案重复起诉，而是另案起诉。一审判决却故意歪曲是上诉人以此证明涉案扣押物属于上诉人的，故称“因此，不能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来确认扣押的施工物资属于王自朝所有。”4、证据7,桥二队物资明晰表来源于2005年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案自己的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当年违约强购材料中没有涉案扣押物。这一关键证据是否采纳，为何不采纳，一审判决同样不予阐述。此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涉案扣押物不是被上诉人购买的，15年来一直没有第三人主张是自己的，同样也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一种存在即上诉人购买的。只要一审法院稍微尊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规定，结合（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案件中上诉人当年提出涉案扣押物抵扣，被上诉人无正面异议、无上诉的事实来作出判断，扣押物属于上诉人的事实真相就呼之而出。可是一审法院故意抛弃这一关键证据。5、证据8中间计量工程量清单，证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已使用到工程结构物中的橡胶支座计了价，佐证涉案扣押物为上诉人购买，一审法院同样不予理睬。6、一审法院唯一正面采信上诉人的举证，是当年自己扣押包括涉案物资的裁定书（证据6）。是因为裁定书上有“青岛一建提供给桐城一建八处的现场施工物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这对上诉人不利，所以就堂皇的采纳了，以此暗指涉案扣押物是当年青岛一建即本案被上诉人的，不是上诉人的。殊不知“青岛一建提供给桐城一建八处的现场施工物资”是被上诉人当年以原告身份自己单方说的，这岂能成为今天涉案扣押物就是被上诉人的证据。此逻辑就是：这东西是我的，证据就是当年我说是我的，因此就是我的（一审法院已第二次犯同一逻辑错误，第一次已被中院纠正）。7、一审判决不要逻辑，不顾常理，连当年裁定查封涉案扣押物“上诉人应该是知晓的”都成了否定涉案扣押物是上诉人的理由，真是荒唐之极。正是因为上诉人知晓涉案扣押物是自己购买的，所谓面对裁定书当时就严辞指出锚具、支座、垫石是自己的，可是被置之不理（口头提出被不理，没有书面提出异议并不导致权利丧失）。上诉人当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资格被柘城县人民法院以桐城一建八处经理名义否定，无奈只能在后来的（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案件中将涉案扣押物连同被上诉人违约购买的钢筋、钢绞线被调出、扣押后退还被上诉人一起提出来抵扣了413828.53元。8、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明对法院扣押物权利的主张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的审理范围，中院二审是不该审、不能审也不会审的。一审法院居然以中院依法没有确认涉案扣押物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为“理由”来否定扣押物属于上诉人的。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法理。综上，一审判决无视证据与证据证明的事实，胡乱认定，以致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情，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青岛建设集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舟桥处辩称，一、（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明确不予支持。二、上诉人主张涉案查封物资归其所有，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应当提交购买的明细，支付款项的方式等直接证据。上诉人上诉状所称工程使用的结构物中的橡胶支座计了价，与本案是两回事，不能证明查封的物资属于上诉人所有，也无法辅助证明是上诉人购买，根据民事诉讼规则，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应当举证购买涉案物资的明细、支付方式等直接证据，而不是进行推论。三、如果上诉人认为查封错误，应当向法院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视为其对当时查封裁定的认可。四、上诉人上诉状中也明确承认将涉案查封物同钢筋等一起折价抵扣，属于对自己权利的处置，不应当再起诉。五、上诉状中王自朝的名字与一审起诉状及其所提交的证据中的名字明显不一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王自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青岛建设集团、舟桥处返还因其申请错误导致柘城县人民法院查封的属王自朝所有的支座钢板、橡胶支座、锚具、垫石等物，也可据实折款114232元返还，一审庭审中变更为返还据实折款117972元；自2005年11月2日起给付实物占用期间价值利息（利率按同期同类国家银行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2月4日，王自朝作为桐城一建八处的代表与青岛一建签订《桥梁工程施工合同》，因施工过程中出现纠纷引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2006年3月23日作出的（2005）柘法民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2007年6月28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商检民抗字（2007）17号抗诉书、2007年8月4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商立民抗字第19号院函、2010年8月11日柘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2011年5月2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商民终字第360号民事裁定书、2012年6月26日柘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柘民一初字第925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2月16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商民二终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年12月11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各判决书最终确认的事实是：《桥梁工程施工合同》虽然系桐城一建八处签订，但实际施工人为王自朝，《桥梁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相对方虽是青岛一建，本案青岛建设集团及舟桥处为青岛一建的发起股东，而涉案项目部的组成人员既有青岛建设集团的人员又有舟桥处的人员，据此本案当事人均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桥梁工程施工合同》施工中的诉讼纠纷，青岛一建于2005年11月1日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青岛一建提供给桐城一建八处的现场施工物资(钢筋直径18--25mm约12吨，直径20及22mm约4吨，洪河成型盖梁钢筋直径28mm约10吨，加工好的小钢筋成品约3吨，直径10线材8吨，钢绞线5捆，2大、1小、2中、橡胶支座、锚具、支座垫石)予以查封（扣押)”。柘城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11月1日作出（2005）柘民二初字第4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青岛一建提供给桐城一建八处的现场施工物资(钢筋直径18--25mm约12吨，直径20及22mm约4吨，洪河成型盖梁钢筋直径28mm约10吨，加工好的小钢筋成品约3吨，直径10线材8吨，钢绞线5捆，2大、1小、2中、橡胶支座、锚具、支座垫石，予以查封（扣押)。查封期间不经该院批准，不能转移使用、买卖、抵押。2005年11月2日和2005年11月18日柘城县人民法院制作现场扣押笔录，对上述扣押物品进行了扣押。现王自朝以上述扣押物品应予返还给其为由起诉至该院。另查明，（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卷宗第197页）显示“桐城一建八处对青岛一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桥梁工程施工合同》无异议，对第二组中间计量工程量清单及相关单据、第三组证据，认为该两组证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该书证中的工程量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系青岛一建单方制作，无桐城一建八处确认，物资明晰表上没有数量、也没有单价，也没有桐城一建八处人员签字”。本案王自朝住址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办事处红旗路11号，代理人朱永根系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城郊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该委托事项已在安徽省桐城市公证处公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自朝主张被查封扣押的施工物资予以返还或返还折款，其提供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确认青岛建设集团实际购买了钢筋、钢绞线及水泥，而没有确认涉案查封扣押施工物资的所有权属于王自朝，该判决所明确的是“王自朝对法院扣押物品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对其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因此，不能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民再34号民事判决来确认扣押的施工物资属于王自朝所有。柘城县人民法院（2005）柘民二初字第47-1号民事裁定书中桐城一建八处代表人就是王自朝，在该裁定书中已经明确是基于“青岛一建于2005年11月1日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对青岛一建提供给桐城一建八处的现场施工物资予以查封扣押”，该裁定书送达并没有任何当事人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结合现场扣押笔录，查封扣押现场有民工代表进行签名。如果查封的属于实际施工人即王自朝的施工物资，无论是民事裁定书还是现场查封的情况，王自朝应该是知晓的。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王自朝尚不能证明涉案所查封扣押的施工物资所有权属于自己，王自朝主张返还查封扣押的现场施工物资折价款117972元的诉请缺乏依据。舟桥处辩称朱永根无代理资格，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自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4元，由原告王自朝负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请的理由是否充分。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中，上诉人王自朝提交青岛公路建设集团项目部从桥二队调出材料清单1份。证明目的是：1、该份清单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标注A，是项目部平时从上诉人处调出的钢筋、水泥建筑材料。由于桥二队物资明晰表上的钢筋、水泥由被上诉人下账到上诉人头上，因此调出的材料应当抵扣。2、标注C钢筋、钢绞线是一审法院扣押的也是项目部购买的，由于桥二队物资明晰表中项目部购买的钢筋、钢绞线已经下账到上诉人头上，扣押的部分应当抵扣。3、标注B涉案扣押物，桥二队物资明晰表上没有，证明不是项目部购买的，上诉人列出扣押物来冲抵项目部工程款，证明是自己购买的，该证据项目部当庭质证时没有对数量价款提出异议，被（2009）柘法民再字第8号案判决后也未提起上诉，充分证明扣押物是上诉人的。被上诉人青岛建设集团质证认为：不予认可，没有青岛一建签字盖章。被上诉人舟桥处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对新证据的认定，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在上诉人所提到的几份证据中无法看出其意思表示；该份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查封的物资属于甲方青岛公路建设集团项目部所有，并不属于本案的上诉人。本院对该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该份证据中上诉人所标注的B部分显示由法院查封已退回甲方，不能证明系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对其所标注的A、C部分的观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因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根据案情需要职权调取证据及针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分析论证，符合民事诉讼裁判规则，并无不妥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因青岛一建申请错误导致一审法院查封了属于其所有的支座钢板、橡胶支座、锚具、垫石等物并诉请返还或据实折款，但在另案查封及诉讼期间其并未通过执行复议或执行监督等程序提出异议，因而缺乏证明其所有权成立或存在争议的直接证据。现有执行裁定书、现场扣押笔录、桥二队物资明晰表、调出材料清单、另案庭审笔录等证据所反映出的查封对象及证据证明目的、质辩意见存在明显矛盾和冲突之处，达不到能够有效证明上诉人系其主张的涉案查封物所有权人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及认定标准。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存在部分笔误瑕疵，对此本院依法直接予以纠正。综上，王自朝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4元，由上诉人王自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高纪平审判员  张月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颖书记员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