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9行终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玺，男，1989年8月7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肥城市。 委托代理人杨政权，男，1962年4月9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肥城市，系上诉人杨金玺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温泉路555号。 负责人范维民，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侯晓彬，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刘刚，泰安岱岳创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金玺因诉被上诉人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以下简称城东大队）交通管理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行初5号行政裁定书，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城东大队于2018年12月24日向上诉人杨金玺出具书面材料，内容如下“杨金玺：你好！你的2017年9月27日济南齐川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根据（2018）鲁09行终119号行政判决书，该违法行为现已退回鲁Ｊ×××××车上，请你到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下区大队六中队接受处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7日，原告杨金玺驾驶鲁Ｊ×××××号车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车停放在涉案路段，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下区大队民警发现后将告知单张贴在车上，告知其三日后及时持告知单到全市任一交警大队接受处理。2018年1月3日，原告杨金玺到被告城东大队处理，被告城东大队作出No.A106095571378《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杨金玺不服，向泰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4月17日，泰安市人民政府作出泰政复决字[2018]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前述处罚决定予以维持。原告杨金玺仍不服，诉至泰山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29日，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902行初8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2018年1月3日作出的No.A106095571378（GANo.3709991011613780）号《山东省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泰安市人民政府2018年4月17日作出的泰政复决字[2018]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告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所缴纳的人民币100元罚款。原告杨金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22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9行终1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24日，被告城东大队出具书面材料，告知原告杨金玺“根据（2018）鲁09行终119号行政判决书，该违法行为现已退回鲁Ｊ×××××车上，请你到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下区大队六中队接受处理”。原告杨金玺因要求确认被告城东大队将处理完毕的违章事项再退回原告车上的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在被告城东大队作出书面材料后，原告杨金玺自行前往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岱岳区大队（以下简称岱岳区大队）处理涉案交通违法行为。2019年1月9日，岱岳区大队作出No.A106081652985《处罚决定书》，原告杨金玺交纳公安交通安全违法罚款人民币1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中，结合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被诉行为是原告所称“被告将处理完毕的违章事项再退回原告车上的行为”，原告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违法。被诉行为具体形成过程如下：原告于2017年9月27日在济南市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员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信息被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随后，原告前往被告处接受处理，但因不服被告对上述违法行为作出的No.A106095571378《处罚决定书》，诉至泰山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程序，因被告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对前述处罚决定予以撤销，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判决生效后，被告删除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中记载的原处罚信息，并向原告告知“该违法行为现已退回鲁Ｊ×××××车上”，原告车辆涉案违法信息恢复至初始录入状态。关于上述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撤销判决是形成判决，系指通过法院判决直接溯及既往地消灭行政行为，恢复到行政行为不曾作出的状态，故No.A106095571378《处罚决定书》已因生效判决溯及既往地丧失效力，被告删除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中记载的原处罚信息属于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的执行行为。同时，被告当时删除原处罚信息导致涉案车辆违法信息自动恢复至原处罚决定作出前的状态，并未与原告形成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可诉性。综上，原告所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金玺的起诉。 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所做处罚决定已经被依法撤销，其再次将已处理完毕的违停事项恢复到未处理状态，影响了上诉人车辆年检，对上诉人权利产生影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答辩称，我单位出具的书面材料系告知上诉人到违法行为地进行处理或提出申诉意见，该告知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行为人对违法事实有异议的应向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原审裁定正确，请求二审维持。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并经本院法庭调查质证。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第二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理有特殊的程序规定，即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异地处理，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记录有关违法事实，而由车辆登记地等异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理。在此种情形下，违法行为人如对交通违法事实有异议，应向违法行为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而非作出处理的异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据此，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事实认定行为系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如有异议应向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张，被上诉人将交通违法记录退回到涉案车辆上的处理行为并非事实认定或实体处理的行为，并不直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主张该违法行为记录影响到其车辆年审等，但司法实践中已有众多判例认定车辆年检等资格审验行为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非同一关系，上诉人可另行主张其权利。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告知材料亦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实质性限制处分。综上，本案被诉的将交通违法记录退回到涉案车辆上的处理行为应认定为程序性处理事项，并不直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云翼 审判员  王西珍 审判员  李 腾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