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5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成存，男，196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高中文化，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效贤，鱼台恒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岗，男，1966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成存因与上诉人王启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6民初2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成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王启岗返还鱼池33亩；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鱼池开挖于2003年后，系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鱼池是2003年后形成，双方的合同签订日期是2002年5月24日，之后王启岗开始挖鱼池，故涉案鱼池为2002年所挖。王启岗辩称：一、对于徐成存上诉状中陈述的案涉鱼池开挖时间是在2002年的事实，王启岗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鱼池开挖时间为2003年，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未约定徐成存具有约定解除权，双方合同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一审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启岗上诉请求：1、撤销微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6民初212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现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存在错误。(一)一审原告的合同目的不是养殖，而是收取承包费，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说理部分，认定“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目的是为了养殖”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双务有偿合同，双方的合同目的不可能一样。二者的合同目的不仅不一致，而且具有相对性。只有王启岗的合同目的才是为了养殖，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合同目的都是“为了养殖”，明显存在错误。(二)徐成存的合同目的已经全部实现，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存在错误。2002年5月24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费每年600元，承包期20年。承包费分三次付清，2006年底付清第一个五年的承包费，2009年底付清第二个五年的承包费，2014年底付清后十年的承包费。2014年底王启岗已经向徐成存支付完了后十年全部的承包费，徐成存已经实现了其全部的合同目的，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之所以将王启岗的合同目的混淆成徐成存的合同目的，意图在于为徐成存解除合同提供前提条件。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渔塘开挖于2003年之后，为非法圈圩池塘，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开挖的池塘开挖于2003年之后，属于湖内非法圈圩池塘”，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2年5月份签订合同后，即雇佣杨继民于2002年6月份在涉案土地上开挖池塘，并向杨继民支付了5万元的开挖费。该池塘于2002年6月就已经全部挖好，明显是于2003年之前开挖完成的，而不是2003年之后开挖的。其次本案原审中，双方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池塘的开挖完成时间。双方当事人也均未承认涉案池塘系2003年之后开挖完成，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池塘开挖于2003年之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其适用的结果条件为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对该方当事人并无不公平或者不影响实现合同目的，那么根本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就本案来讲，王启岗已在2014年底全部支付完毕20年的承包费，徐成存的全部合同目的在那时就已经得到了实现。假如微山县政府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构成情势变更的话，那么继续履行合同也不会对徐成存的利益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存在对其不公平的问题，更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问题，因此本案不符合情势变更适用的结果条件。至于微山县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政策对王启岗是否公平、是否影响其合同的继续履行，不在本案一审考虑之列。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引入司法解释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原则的适用，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中提出：“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一审法院在本案不符合适用情势变更的情形下，强行适用。人为操作做法明显，过于轻率随意，与司法的公平性相违背，损害了司法权威。(二)一审原告坚持政府政策实施系不可抗力，并未提及情势变更，一审法院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存在错误。一审中徐成存仅主张因政策变化不能养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并未主张其面临的情况属于情势变更。徐成存更未请求一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具有客观上的偶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具有不可预见性及社会危害性，很显然微山县政府池塘退养政策的实施不属于不可抗力。在一审原告坚持政府政策实施系不可抗力，导致双方合同不能履行，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二)款来解除合同。一审原告根本未提及情势变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微山县政府的有关文件，想当然的认为因为政府实施池塘退养政策，导致了情势发生变更，双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合同。这种做法超出了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主动适用情势变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审判原则，应予纠正。四、一审法院存在超请求裁判的情形，应予纠正。徐成存的第二项诉求是“判决被告返还鱼池33亩”，但一审法院第二项判决却是“被告王启岗向原告徐成存返还所有的涉案土地”，这一判决明显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应予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问题，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徐成存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因政府文件规定：涉案鱼池应该实施退养还湖，原审认定双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正确的。双方均认可涉案鱼池形成于2002年，所在村委会也出具证据证实该鱼池形成于2002年，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原审法院按照政府文件认定政府实施池塘退养，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的合同解除条件。徐成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判决被告返还鱼池33亩；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5月24日，原告徐成存用“徐承存”的名字，被告王启岗用“王啟刚”的名字，原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各自的签订合同行为，合同约定原告将自己承包的苇地约50亩转包给被告，承包费每年600元，承包期20年，从2003年起到2023年年底止，合同还同时约定如因水利工程和水位变化不能养殖，承包款付到不能养殖为止。2019年8月5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判决被告返还鱼池33亩。另外查明，被告所开挖的鱼池开挖于2003年之后。又查明，微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6月21日出台《微山县境内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池塘退养工作实施方案》，方案要求2019年5月底完成非法圈圩池塘拆除任务。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开挖的池塘开挖于2003年之后，属于湖内非法圈圩池塘，应于2019年5月底完成拆除任务；被告承包原告的苇地所开挖的池塘属于《微山县境内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池塘退养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退养池塘范围之内，退养后的池塘由政府统一实施生态修复；政府为保护和改善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退养池塘工作，对于原被告来说均无法预见且不可抗拒；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目的是为了养殖，现涉案池塘必须拆除，且退养池塘由政府统一实施生态修复，因此原被告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因政府实施池塘退养工作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当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涉案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徐成存与被告王启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二、被告王启岗向原告徐成存返还所有涉案土地。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王启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成存提交：1.2019年9月26日王楼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徐成存的土地是由王启岗挖的鱼池，在这次退养鱼池时，签名为徐成存。该鱼池的实际所有人应为徐成存。2.提交冯勋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鱼池是在2002年下半年挖的，费用是18000元。3.提交山东省湖泊保护条例文件复印件一份，该条例第4、11、20、32条均适用于该案，该文件与微山县政府文件相互印证。证实退养是政策所趋，因为规定不能进行养鱼，微山县对核心区的鱼池全部挖开，不能再进行养殖，该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应当解除。王启岗质证如下：1.证据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151条，关于单位向法院出具证据应由负责人签字，而且徐成存并未提交核心区退养相关资料，来证明案件鱼池签订名为徐成存。对该证据的内容不予认可。证据第2页未加盖王楼村村委会公章不具有证明效力。2.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条例属于行政条例，不能作为民事案件使用，对证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启岗提交：中间人王建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王启岗已经向徐成存全部支付了20年12000元的承包费，徐成存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不具有法定解除权，无权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徐成存质证如下：对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证据是证人书写。本院查明，徐成存、王启岗双方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签订后，王启岗即行鱼塘开挖工作，因此应认定案涉鱼塘开挖于2002年，一审查明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为：徐成存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首先，本案是否属于情势变更应解除合同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之一为情势变更使继续履行原合同将显失公平，因此当因情势变更而受有不利益的一方起诉至法院时，法院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干预合同关系。而且，在确需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本案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合同目的应理解为当事人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徐成存的合同目的系收取承包费，王启岗向徐成存支付承包费后，徐成存即可实现其合同目的，不存在不可抗力致使徐成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第三，徐成存是否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约定“如因水利工程和水位变化不能养殖，承包款付到不能养殖为止”，从该约定来看，上述约定情形出现时，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人应为王启岗，而非徐成存。现徐成存以该约定主张解除合同，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成存、王启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6民初21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成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均由徐成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