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01执复828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1306房。 法定代表人：李思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智，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妍琼，该公司职员。 被执行人：深圳洪迪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华路福侨大厦A座10B。 法定代表人：吴洪进。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雄杰，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吴洪进，男，汉族，1958年3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执行人：苏素敏，女，汉族，1962年4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执行人：深圳市洪迪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A栋10c。 法定代表人：吴洪进。 被执行人：深圳市吉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麻雀岭工业区8栋4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苏素敏。 复议申请人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达公司)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4执异31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银达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洪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迪实业公司)、吴洪进、苏素敏、深圳市洪迪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迪通信公司)、深圳市吉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孚通信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银达公司对执行法院计算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 执行法院查明，关于银达公司与洪迪实业公司、吴洪进、苏素敏、洪迪通信公司、吉孚通信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执行法院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洪迪实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欠款12725432．35元和该款利息(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执行法院限定债务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给银达公司。二、洪迪实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银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执行法院限定债务履行之日止以上述欠款按每日万分之四计付)。三、吴洪进、苏素敏、洪迪通信公司、吉孚通信公司对洪迪实业公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吴洪进、苏素敏、洪迪通信公司、吉孚通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洪迪实业公司追偿。四、洪迪实业公司不履行债务时，银达公司有权以洪迪实业公司抵押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A栋10A房产，以吴洪进、苏素敏抵押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村120栋018B，以吴洪进抵押的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836号二座903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A栋10C，以苏素敏抵押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A栋l0B、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二号路上梅林村梅兴苑3栋206等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10315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洪迪实业公司、吴洪进、苏素敏、洪迪通信公司、吉孚通信公司共同负担。 上述判决于2015年3月20日生效后，执行法院以(2015)穗越法执字第5629号案立案执行，后以(2019)粤0104执恢37号案恢复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2017年裁定将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836号二座903室作价744390元抵偿给银达公司。同时，执行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依法拍卖了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二号路上梅林村梅兴苑3栋206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村120栋018B房，2019年3月20日依法拍卖了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侨花园A栋10C房，拍卖所得价款分别为3456282元、5247168元、4706818元。 2019年5月27日，执行法院以笔录形式告知银达公司本案执行标的计算方式：“本案余下的欠款本金4840595.35元、判决利息(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455472元、违约金(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共280天)1145248.42元、迟延履行利息1091564．9元(2015年3月31日至2016年11月4日，即截留款项到账之日)、189610.25元(发还的4749600元首先扣减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后余下的4640447元抵扣本金，以本金5584985.35元从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5月18日，即以物抵债之日)、548076.41元(以物抵债744390元后余下本金4840595.35元，从2017年5月19日至2019年2月25日止，即拍卖成交日止)，合共8270567.33元(注：包括垫付评估费56468元后即8327035.33元)。” 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利息和违约金是否应当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以及执行机构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范围和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的内容不得超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范围。即当事人可以基于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放弃部分请求，但不得要求执行机构超出生效法律文书范围强制执行。具体到债务利息和违约金，无论是正常履行期间内的，还是迟延履行期间的，均应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标准和期间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要求计算的，则当事人不得请求执行机构强制执行。本案中，(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和第二项明确载明本案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期间为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判决限定的债务履行之日止。由于本判决是在2015年3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而判决限定的债务履行之日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期间计算方式，本判决限定的债务履行最后期限为2015年3月30日，从而本案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期间为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3月30日。从2015年3月31日开始，属于债务的迟延履行期间，对于该期间的利息和违约金，生效判决并未确定给付，故不应计算。如银达公司要求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和违约金，应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而不应直接在执行阶段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银达公司的异议请求。 银达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执行法院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有误。原审法院异议裁定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执行法院的理解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中未明确在延迟履行期间要给付一般利息，所以在延迟履行期间不予给付一般利息”；但是复议申请人认为对上述法条的正确理解应该为“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应该给付一般利息的计算方法的，不予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但是一旦规定了一般利息的(不论是什么时候支付)的计算方法的，就必须照此方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有些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债权是自始没有一般利息的，比如人身侵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金，就只有迟延履行利息，这才是该规定“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的范畴。但本案涉及到的是因代偿产生的金钱之债，所以从开始就应该计算利息，故判决书也确定了一般利息的计算方式。在(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条已经判决了一般利息的计算方法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息计付”，且在第8页第二段中也表述了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给付方式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换句话说，判决主文载明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至判决限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及《解释》第一条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正好从指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刚好前后相接，互相照应，不会出现空档期。二、原审法院对2016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规定》(试行)视而不见。涉及一般债务利息的生效法律文书，判决主文对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日期的表述多种多样，判决主文有的表述为“实际清偿之日止”，有的表述为“本金清偿之日止”，有的表述为“判决限(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有的表述为“判决生效之日止，等等。正是由于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主文对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日期表述不一，造成执行法官对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产生了争议，产生了不同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了统一延迟履行利息的计算方法、规范执行行为，2016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规定》(试行)，其中第三条规定“2014年8月1日以后的计算公式：l.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方式：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进行计算。不论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利息的截止日期是到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还是到债务清偿日止，一律计算至债务清偿日止。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2014年8月1目前的生效判决有确定一般利息计算方法的，在2014年8月1日前按照前两项规定计算，2014年8月1日后不论法律文书如何确定一般利息的截止日期，均按判决确定的方法计算一般利息至清偿日止);”按照上述的指导意见，也可以印证复议申请人在上述第一条中所述的《解释》第一条中“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指的是“未确定给付一般利息的计算方式的，不予计算”，本案已经确定了给付利息的计算方式，故应该计算延迟履行期的一般利息。违约金照此类推。三、本案判决书确定的利息年利率在限定债务履行之日(2015年3月31日)为5.75％，违约金的计算年利率为14．6％(0．0004×365=0.146)，两项加起来共20.35％。如果在迟延履行期间，只计算加倍部分的利息而不计一般债务利息和违约金，则债务利息的年利率仅为6.39％(0.000175×365=0.063875)，会造成在迟延履行期间，被执行人需要支付的利息标准反而严重低于未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标准，且不需要再继续承担违约责任。这等于变相鼓励被执行人迟延履行债务，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有违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和公平原则，严重曲解了《解释》的立法原意，刻意制造出新的矛盾，也不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我司计算出来的债权金额为13780324.26元，原审法院计算出来的债权金额为8327035.33元，相差546万元之多)。故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2019)粤0104执异31l号执行裁定书；2.对原审法院办理的关于复议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担保追偿权纠纷执行一案重新认定复议申请人的债权金额，在延迟履行期间仍然须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和违约金。 本院经审查，对执行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本案中的执行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主文第一项和第二项明确写明洪迪实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欠款12725432．35元和该款利息、违约金等。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期间为从2014年6月23日起至判决限定的债务履行之日止。因上述判决于2015年3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故判决限定的债务履行之日为2015年3月30日。因此，执行法院确定本案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期间为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3月30日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银达公司要求计算延迟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违约金与生效判决确定的计算期间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人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04执异311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皓 审判员 叶洁靖 审判员 李小明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何耿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