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8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义，男，汉族，齐鲁医院职工，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太，青岛市北海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国投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柯昌泉，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田铮，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女，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宇，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维义因与被上诉人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川公司），被上诉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3民初8964号民事判决，通过原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8日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维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公告费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渝川公司实质是以现货交易名义进行电子期货交易，其行为是非法期货，与李维义的交易行为应当无效。1.根据渝川公司的经营范围(市场管理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货物进出口:矿产品(除国家限制不予开采)，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珠宝玉石;酒;茶叶;苫荞米等农产品销售;文化艺术品的实物及其配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限制和禁止的不得经营)(依法必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中没有原油的现货或期货经营准许。2.根据2015年7月1日凉山州人民政府金融办的证明，渝川公司应以现货商品及相关服务行业为交易对象，未允许进行期货行为。3.根据2016年9月13日商务部发布的《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渝川公司列该名单的109位，不具有原油期货平台资格。4.根据李维义交易详细流水，证明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7日，在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与其会员单位国川融通公司交易共405次，商品名称为蜀商油100T，其中买入203次，卖出202次，具体价格由渝川公司提供的实时报价，手续费401625元，李维义交易均未进行实时交割。从交易明细上可看出，交易品种、交易单位、最小变价单位、费率等要素都是交易前就确定好的，仅价格一项未经事先确定，具体价格是交易时由交易平台软件提供的实时报价，李维义下单买卖的实际上是以蜀商油100T为名称的标准化合约，客户只要通过审核就可以在渝川公司提供的交易平台上开立账号，向渝川公司转入款项，实际上构成了集中交易，并实行保证金、风险提示、限仓、强行平仓等制度，客户建仓时可以买入也可以卖空，渝川公司提供平台不断向客户提供买卖双向的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客户的买卖要求，在李维义所有交易中始终无实物交割，均是通过与建仓相反的操作了结合同义务。由此可见，双方诉争交易行为的目的并非转移现货的所有权，实为非法期货交易行为。渝川公司明知自己未经国家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无合法期货交易经营权，且在地方部门审批其经营限制时，明确要求进行现货交易禁止进行期货交易，仍为李维义提供实质上的期货交易服务，其违法行为明显，本案交易行为应当确认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六条、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渝川公司应向李维义返还出入金差额519400元。二、合利宝公司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24、25、31条规定，明知渝川公司无原油经营、期货经营的资格不应将李维义资金未经其指令转向渝川公司，因此李维义的损失合利宝公司应负连带责任。三、渝川公司提供的《客户和解协议》、《客户情况说明》不成立、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客户和解协议》、《客户情况说明》的前提内容是称“乙方自己没有按照开户时的风险提示，对交易风险有限控制导致亏损，与甲方和渝川大宗没有关系”，甲方考虑到乙方生活困难而支付乙方，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当时李维义并不清楚渝川公司是非法原油平台，是非法期货行为，表示的意思是建立在渝川公司无过错，无违法的基础上，但经过2016年7月19日商务部发布的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才知情况真相，因此《客户和解协议》、《客户情况说明》不是李维义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民事行为不成立，且该行为是渝川公司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基础而作出的，其内容应无效。再者协议内容表明是对李维义的生活资助金，并不能限制李维义依法追回自己损失进行索赔。协议中的相对方是国川融通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对渝川公司发生效力。综上，渝川公司的违法行为导致与李维义的交易行为无效，渝川公司应返还519400元的交易差额，合利宝公司因违反规定应负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 渝川公司辩称，一、本案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李维义签署的相关和解文件合法有效，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不再具有本案诉讼利益，其上诉主张不应得到支持。1．原审已经查明，李维义就涉案交易产生的纠纷与渝川公司及案外人国川融通公司达成和解，签署了《客户和解协议》，并向政府机关出具了《客户情况说明》。事实上和解协议内容中约定的相关款项也已完全支付完毕，因此和解协议已经生效且国川融通公司也已完全履行了全部义务。2．一方面李维义签署的《客户和解协议》及《客户情况说明》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李维义主张内容无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李维义主张其签署和解文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完全违背事实，其基于所谓的“不合法名单”而想当然认为涉案交易系非法期货交易明显不符逻辑，该情形不构成所谓的重大误解，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即便存在重大误解，但在知道其主张的可撤销事由一年期间内，并未行使撤销权，故该和解协议应为有效合同。3．李维义在和解文件中明确其亏损与渝川公司、国川融通公司无关，并承诺自协议履行完毕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渝川公司及国川融通公司提出索赔。同时向政府部门确认争议已经得到圆满解决，请求向政府部门撤回投诉的同时，保证不会再以任何理由向渝川公司及国川融通公司提出索赔。李维义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今后以任何理由向渝川公司提起索赔的权利，应视为对其权利进行了处分，故李维义主张和解文件并未免除对渝川公司追责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4．因此李维义通过上述法律文件已经对相关纠纷以及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进行了一揽子的终局解决，与渝川公司就涉案交易已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并无本案诉讼之利益，原审法院驳回李维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原审法院关于涉案交易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渝川公司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业务，相关业务并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李维义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李维义错误理解期货合约或标准化合约的构成要件，涉案交易标的缺乏未来特定交割时间、交割地点等必要构成要件。1．李维义将涉案交易标的认定为与期货合约高度类似的标准化合约，该认定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从该款规定来看，期货合约包括如下两个必要构成要件：其一，期货合约为一种标准化合约；其二，还必须同时具备“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时间”和“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地点”这两个要素，故缺乏特定交割时间和特定交割地点要素的标准化合约并非是期货合约。2．在涉案交易模式下，其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并非合约，更非标准化合约，涉案交易标的并未事先确定所有交易要素，包括交易价格、交割时间、交割品牌、质量标准、规格、升贴水等，交易双方均可在交割前进行协商确定。《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之所以要明确约定“未来特定的交割时间”，是与期货交易制度的基本功能相适应的。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锁定的价格是标的物“交割时”的价格，是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判定，即客户下单的价格是合约交割时的价格，是“未来”的价格，比如上海期货交易现货白银1801合约，指的就是现货白银2018年1月份交割的合约。而在涉案交易模式中，买卖价格是按照“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交易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或“建仓时”的市场价格，即双方的成交价格，并非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而是“现在”的价格。（二）涉案交易模式在成交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不符合期货交易的集中交易方式。1．李维义认为涉案交易具备集中交易的特征，系对“集中交易”制度机械的错误的理解。事实上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关于“集中交易”的明确定义，即使参照证监办发111号之认定标准和程序关于集中交易的内部界定来看，期货交易制度项下集中交易的本质，是通过“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来形成新的价格、发现新的价格，系从成交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来进行判断，而并非是简单地按照市场参与人员的数量来衡量。2．在涉案交易中，并不采用集中竞价、连续竞价等价格形成机制进行电子撮合交易，不存在会员单位与客户互相报价、自主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也不存在“竞价”这一过程，因此涉案交易并无国办发37号文规定的“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3．从微观角度来看，包括李维义在内的客户均与特定会员单位形成一对一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所有交易均存在特定的交易对象，并非是撮合成交、匿名交易；从宏观角度来看，也不存在“多对多”的交易模式。据此从交易方式来看，涉案交易并未采取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方式进行交易。（三）李维义以其未申请实物交割之外观以及主观推断涉案交易行为之目的来认定涉案交易符合期货交易特征是严重错误的。1．李维义认为涉案交易并“不进行实物交割”，并进而直接认定涉案交易具备期货交易的特征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也与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相违背。2．从本质上来讲，几乎所有的交易品种均是以取得财产增值作为最终目的，且即使在期货交易中，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实物交收实践，是否进行实物交割并非期货交易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以“是否实物交割”作为区分期货与其他交易业务的根本区别，否则将严重割裂不同交易品种所具有的共性的交易功能和交易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上海期货交易所并不允许自然人申请交割，而涉案交易的交易规则明确规定允许并鼓励自然人申请交割，李维义完全可以根据其实际需要根据《交易商入市协议》的约定以及交易规则随时要求实物交割，但最终是否申报交割完全由李维义自行确定，不同的交易参与者可能存在不同的交易目的，不能以李维义不要求进行实物交收即认定不可实现实物交收。三、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商品并非原油或成品油，相关交易行为未违反《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1．涉案交易中的“蜀商油”为现货商品“燃料油”的产品名和品牌名，并非原油或者成品油，其经营行为无需取得特别的行政许可，并非《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原油市场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原油和成品油（特指汽油、煤油、柴油）。2006年12月7日，商务部官方网站刊登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和答记者问》中即明确“目前国家对企业在国内市场从事汽油、煤油、柴油以外的成品油经营不进行经营资格审批”，故蜀商油（燃料油）的交易并不违法。2．渝川公司作为交易平台，本身并不参与交易，其组织交易行为并不属于《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经营活动”，因此无需取得成品油经营许可证书，更何况涉案交易标的并非成品油。故涉案交易并不违反原油成品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本案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涉案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渝川公司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李维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利宝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维义于2016年4月已经和其实际交易的会员单位（即国川融通公司）达成和解，且书面签署了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是李维义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和解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同时和解协议并未经任何司法机关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因此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有效，李维义主张本案权利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李维义认为和解协议是无效的，则应当先另行向法院提起确认和解协议无效的诉讼，同时应当返还已经收取的和解款项；从另一个方面说，和解协议是李维义与会员单位国川融通公司之间达成的和解并签署协议，和解协议是否有效，与渝川公司是否具有期货或者现货交易资质，并无直接意义上的关联关系。二、渝川公司具有经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复，具备经营大宗商品业务的经营资质，同时渝川公司具有美姑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督局所颁发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纳税的企业法人。截止至目前，暂未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渝川公司为非法机构或无证机构。而渝川公司与合利宝公司之间有签署《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约定合利宝公司为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合法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可以为渝川公司提供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结算和划转服务。合利宝公司在选择提供服务主体上并无过错，渝川公司是合法享有合利宝公司提供支付服务的主体；因此渝川公司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合利宝公司申请使用合利宝公司所提供的网络支付服务业务，合利宝公司接受渝川公司的委托为其客户提供支付服务，不存在任何过错。三、合利宝公司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无任何过错，无需就李维义与渝川公司之间的交易承担任何责任，李维义主张合利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利宝公司不参与渝川公司、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之间的交易，因此也不对渝川公司、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的交易享有任何的权利和义务。李维义要求合利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合利宝公司仅仅为渝川公司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平台上的交易提供支付通道服务，从未擅自占有或截留李维义的资金，也不参与任何具体交易，更不对李维义及其交易行为享有任何权利，因此合利宝公司提供支付通道服务的行为与李维义的交易结果及资金变动结果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本案中的全部资金划扣指令均是基于李维义的执行操作行为而产生，是李维义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利宝公司仅仅是依据李维义的指令将资金通过代付的方式进行结算、划转至李维义指定的账户，前述方式完全符合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监管规定，因此合利宝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法操作，不应当对交易所发生的纠纷承担责任。五、交易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但各类交易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交易风险，在本案中合利宝公司仅仅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使用网络支付方式提供更加便捷的资金流通通道，与合作银行相类似，合利宝公司既不是交易的相对方，也未曾参与过任何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若因此需要承担向李维义返还款项的义务，那将意味着所有的银行也应当对其存款、贷款甚至是资金划转、结算业务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必将严重扰乱我国的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综上，合利宝公司认为，在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允，李维义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利宝公司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维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维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维义在渝川公司交易系统中的开户（账号00×××11）和全部交易无效；2.依法判令渝川公司返还款项519400元；3.渝川公司与第三人合利宝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渝川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一、渝川公司开设的交易平台系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成立，具备组织现货挂牌电子交易场所运营资格，批准复函中显示渝川公司经营范围是以现货商品及相关服务行业为交易对象，重点发展凉山当地钒、钛、南红玛瑙及特色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并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配套服务。李维义在该平台开通账户，席位号为00×××11，通过渝川公司推荐的软件进行买进和卖出，在买进和卖出时都要交纳手续费，自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李维义入金14笔共计563000元，出金2笔共计43600元，差额为519400元，上述交易均通过第三人合利宝公司进行支付。在李维义开户时，渝川公司通过《风险揭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商确认函》、《交易商须知》向李维义进行了风险提示。 二、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李维义在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与渝川公司会员单位国川融通公司交易共405次，商品名称为蜀商油100T，其中买入203次，卖出202次，具体价格由渝川公司交易平台软件提供的实时报价，手续费为401625元，上述交易均未进行实物交割。 三、2016年4月22日，李维义与国川融通公司签订了《客户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因李维义没有按照开户时风险提示对交易风险有效控制导致亏损，与国川融通公司和渝川大宗（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李维义生活困难，国川融通公司以本人自有资金资助李维义259699.69元，自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李维义承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国川融通公司及渝川公司提出索赔。李维义就和解事宜向有关政府出具了《客户情况说明》一份。该和解协议已经履行了一半，李维义共收到和解款项15万元。 四、2015年11月15日，渝川公司与第三人合利宝公司签订了《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第三人为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可以通过第三人的客户备付金存管银行为渝川公司提供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结算和划转业务。第三人只能通过渝川公司客户的指令进行出入金，渝川公司客户通过其绑定的银行卡将资金入金至第三人专为渝川公司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和结算而依法在备付金托管银行（华夏银行）开立的、受备付金托管银行监管的客户备付金专用账户内。第三人不参与渝川公司、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的交易，也不对渝川公司、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的交易享有任何权利义务。 五、第三人提供了李维义在涉案交易中所有的出入金记录显示，李维义共入金563000元、出金43600.63元。李维义称第三人在未接到李维义指令情况下将涉案款项转至了渝川公司处。 六、2016年9月13日商务部在中国石油期货网平台发布了《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其中渝川公司在该名单之中。渝川公司与第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打印件，并非有效的行政认定，且渝川公司也不组织原油交易，不能达到李维义的证明目的。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维义在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是否有效。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集中交易，根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与程序》规定，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交易方式。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因此，“期货交易”应同时具备“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两个必要条件。 李维义与渝川公司会员单位签订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风险提示书》中，对交易商品、交易数量、交易时间并未进行明确的约定；交易价格是按照实盘系统显示为准确定的，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不需经过撮合，且交易并未规定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而是不定期、不定点实时交易。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相关商品的交易价格系交易系统援引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会员单位与交易商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李维义在交易过程中认可交易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竞价”这一过程，在成交机制方面也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且协议书中对现货交割的提货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是否进行实物交割是李维义的权利，李维义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未收到现货，系李维义对实物交割权利的放弃，并非渝川公司不允许交易过程中进行实物交割。因此，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模式，无法律规定对该交易模式进行明确禁止，且李维义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交易为期货交易或非法期货交易。综上，李维义在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的开户及交易行为均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李维义主张涉案交易无效的请求，不予认定。 李维义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客户和解协议》及《客户情况说明》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该和解协议已经部分履行，李维义称其在商务部发布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前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属于对重大事实存在误解，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民事行为应当不成立。渝川公司被列入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并不能当然认定渝川公司开展的平台交易系期货交易或非法期货交易，故李维义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根据渝川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可以看出，第三人仅为李维义涉案交易提供结算账户及资金实时划转的金融服务平台，李维义在使用渝川公司商品交易市场平台进行交易时，第三人根据李维义发出资金的扣划指令进行款项划转，从而完成交易资金的转入或转出，李维义并无有效证据证实第三人在其进行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渝川公司及第三人抗辩主张有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维义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8994元，公告费300元，由李维义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渝川公司提交证据国川融通公司向李维义转账部分回执截图（1-6页）。拟证明国川融通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其与李维义签署的《客户和解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纠纷已经得到解决，李维义不再具有本案诉讼之利益。李维义质证称该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该证据是国川融通公司与李维义之间的，即使真实也是案外和李维义的关系，与渝川公司无关。因该证据涉及案外人国川融通公司，在国川融通公司未到庭情况下，不予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李维义在渝川公司所提供交易平台开立了交易账户，开户后选择案外人国川融通公司为会员单位，并在渝川公司的网络交易平台进行蜀商油的交易，而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了交易的盈亏。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及渝川公司督促与调解下，李维义与国川融通公司签订《客户和解协议》并出具《客户情况说明》，就本案所涉交易的相关问题达成和解，李维义不再以任何理由向渝川公司及国川融通公司索赔。和解协议签订后，渝川公司主张和解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李维义主张已部分履行。不管是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在国川融通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不予认定。李维义若认为还未履行完毕和解协议，可以继续要求案外人继续履行。李维义、国川融通公司及渝川公司通过签订《客户和解协议》、出具《客户情况说明》的形式对各方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的行为进行了处分，而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处分其权利。李维义无证据证实和解协议存在可撤销或无效情形，在李维义与国川融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的情况下，现李维义又就渝川公司交易模式合法性问题诉请确认李维义在渝川公司交易平台上的所有交易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对渝川公司、国川融通公司可能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 根据渝川公司与合利宝公司签订的《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可看出，合利宝公司仅为李维义涉案交易提供结算账户及资金实时划转的金融服务平台，李维义在使用渝川公司商品交易市场平台进行交易时，合利宝公司根据李维义发出资金的扣划指令进行款项划转，从而完成交易资金的转入或转出，并无有效证据证实合利宝公司在其进行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要求合利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李维义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故上诉人李维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94元，由上诉人李维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