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33545号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葛建秀，主任；庄铭德，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海军，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途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王子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芳，系公司员工。被告：上海荣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陈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荣，系公司员工。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城花苑业委会）与被告上海途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翔公司）、上海荣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登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城花苑业委会的负责人葛建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海军、被告途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芳、被告荣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城花苑业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小区2014年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1,059,880.46元；2.判令两被告返还政府补贴资金61,857.21元。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小区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公共收益1,059,880.46元；2.判令两被告返还政府补贴资金37,007.1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途翔公司于2014年3月1日签订《物业服务临时应急托管协议》，协议期限为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合同约定：如协议终止后，甲方未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本协议到期后自然顺延一年；乙方为甲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代为收取物业服务费、停车费等小区公共收益，小区内公益性收入25%作为管理费用，75%在扣除税金后归全体业主所有。服务期间，被告途翔公司因涉诉被法院冻结银行账户，其以与被告荣登公司共同经营的名义对原告小区进行管理，并将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共建活动奖励金、政府补贴等通过被告荣登公司进行收支结算。2017年6月，街道房办将共建款项61,857.21元汇入被告荣登公司银行账户。两被告在本小区对外处于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的状态。后原告每年要求被告将公共收益资金按时结算并按规定汇入指定银行账户，被告均不予配合。2018年元月，原告及小区居民强烈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迫于压力，在2018年3月未办理移交公共收益账目和资金的情况下，突然撤离本小区。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其移交公共收益资金，被告对公共收益收入总金额无异议，仅以公共收益用于补贴人员成本、办公成本等已全部花费无结余为由，拒绝办理移交。综上所述，两被告对原告小区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侵犯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途翔公司辩称，政府补贴是给物业公司的钱，不是给业委会的，故不同意返还，并且也没有结余了。1,059,880.46元在共建上面用了一大部分，剩下就是给保安的工资，有相应的收条。原告陈述的事实有误，被告经营严重亏损，在2018年申请政府补贴管理支出费用没有得到回应，故申报撤出小区。被告退出之后将所有财务费用均报给原告，已经经过审计部门审计。被告荣登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所涉小区的服务人，仅在2017年期间，因被告途翔公司的账号被法院查封，资金进出不方便，为了收到政府的补贴款，所以借用了其银行账户接收政府补贴等款项。其没有在涉案小区参与管理和服务，也从未向涉案小区的业主收过费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公告、托管申请表、安民告示、收费凭据都没有涉及到被告荣登公司，证明其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其返还，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相应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日，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吉一村居民委员会（甲方）与被告途翔公司（乙方）签订《物业服务临时应急托管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对坐落于平吉一村的华城花苑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按照建筑面积向业主收取物业服务费；乙方以按实结算的方式确定物业服务费用（物业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工资保险福利、外包作业费用、设备设施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公司管理费、法定税费等）；机动车停车泊位费及小区内其他公益性收入，乙方按规定提取25%作为管理服务费用，剩余75%在扣除税金后归全体业主所有；除1,000元以内的日常单项零星维修项目及属于危险或者紧急抢修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停水、停电、墙屋面渗漏水、电梯故障等急修项目）外，乙方应按有关规定编制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经甲方批准后实施，未经甲方批准或授权，乙方不得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本协议为期12个月，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本协议履行期间，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服务企业，本协议则提前终止，如本协议履行终止后，甲方未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本协议到期后自然顺延，期限一年；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到期后，被告途翔公司继续为华城花苑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15年12月22日，华城花苑小区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2017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途翔公司、中共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吉一村居民区总支部委员会、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吉一村居民委员会共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华城花苑业委会刚成立，维修资金账户尚未开通，由于小区2016年共建费61,500元的30%，即18,450元需要进入业主维修资金账户，经过小区四位一体会议决定，待华城花苑维修资金账户开通后再由被告途翔公司将18,450元充入华城花苑维修资金账户。2017年6月10日，被告途翔公司（甲方）与被告荣登公司（乙方）签订《代收款项协议书》，约定：因甲方管理和服务平吉一村居民小区（华城花苑）及合成龙茗公寓，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造成所有款项进出不便，经双方协商，就有关上述两个小区的共建、公共收益、政府补贴等款项打入乙方单位账户事宜，订立本协议。乙方非上述两小区的管理人，不享受甲方的任何收益，不承担甲方因管理和服务该两小区所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上述两小区的共建、公共收益、政府补贴等款项仅使用乙方银行账户代收，乙方收到所述款项后，及时转付给甲方（收款人按甲方指定），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税费。乙方仅系代收款项方，可协助甲方关于本协议所述款项将由乙方代收而需要办理相关申报等各项手续。2017年6月15日，两被告共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因途翔公司的银行账户在2017年4月25日被冻结了，为了更好管理和服务平吉一村居民小区（华城花苑、合成龙茗公寓），特向街道、房办领导请示将相关共建、公共收益、政府补贴等收、付款项资金打到荣登公司账户内（荣登公司是现在经营者“途翔物业”的另一家公司）。2017年9月6日及同年11月21日，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房管办事处将华城花苑小区2017年的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奖励资金31,452.82元和30,404.39元汇入被告荣登公司账户。2018年1月10日，被告途翔公司向被告荣登公司出具代收款项结清单，内容为：双方于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代收款项协议书》中约定由荣登公司代收款项事宜，经其核对，已全部收到荣登公司转付的代收款，至此，与荣登公司代收款项已结清。2018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途翔公司发送“关于授权途翔公司收缴2018年3月-6月住户车停车费的函”，内容为：鉴于目前华城花苑小区物业公司选聘在即，故原告现授权途翔公司进行2018年3月-6月停车费的收缴，暂按原标准即100元/辆进行收缴，缴费名单为在业主委员会登记并由业委会审核资料通过的住户车主，名单由原告提供；住户车主缴费时请车主出示登记车辆行驶证的原件或复印件，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进行核对，每天进展情况请物业公司晚下班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7XXXXXXXX@qq.com，表格由业委会提供；没有业委会的授权，途翔公司不得进行其他月份的收费，不缴费的车辆按临时停车费收缴。2018年3月31日，被告途翔公司终止对华城花苑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退出该小区。另查明，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制定并下发《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考核奖励细则》。该细则规定：区财政承担的共建奖励资金，由区房管局每半年度下拨至各街镇（莘庄工业区），再由各街镇（莘庄工业区）划转至各物业共建小区所属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奖励资金的70%用于物业企业日常运行补贴，主要用于物业企业为提升小区服务能级所增加的人力成本以及“四保一管理”运行的维养费用；共建奖励资金的30%用于共建小区配套设施改善，经“四位一体”共同确认后，主要用于解决小区民生关切的急难盼愁问题，包含技（物）防设施更新改造、消防设施的补缺增设、小区文明创建及环境综合整治所需的相关必要支出等，若共建资金的30%有结余，必须当年划转入该小区的维修资金专户，以作为资金续筹使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华城花苑2014-2018年3月份收支情况汇总”表格一份，载明：2014年度收入243,603.80元，税率5.65%为13,763.61元，业主75%为172,380.14元，支出0元，结余172,380.14元；2015年度收入224,821元，税率5.65%为12,702.39元，业主75%为159,088.96元，支出0元，结余159,088.96元；2016年度收入314,355元，税率5.65%为17,761.06元，业主75%为222,445.46元，支出25,279.33元，结余197,166.13元；2017年度收入684,417元，税率5.65%为38,669.56元，业主75%为484,310.58元，支出55,458.68元，结余428,851.90元；2018年度收入144,700元，税率5.65%为8,175.55元，业主75%为102,393.34元，支出0元，结余102,393.34元。原告另提供了由被告途翔公司盖章的华城花苑小区自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的停车费收入情况汇总表，显示：2014年3-6月固定停车费收入合计125,388.80元，2014年7-12月停车费收入合计118,215元；2015年1-6月停车费收入合计178,525元，2015年7-12月停车费收入合计46,296元；2016年1-6月停车费收入合计149,755元，2016年7-9月停车费收入合计46,000元，2016年10-12月停车费收入合计52,900元。原告还提供了“华城花苑2017/1-12月公共收益收入”“华城花苑小区2017年1-12月其他收入”“华城花苑公共收益支出2017/1-12月”“华城花苑共建费支出2017/1-12月”的表格，显示：2017年1-12月公共收益收入627,175元、其他收入57,242元、公共收益支出55,458.68元、共建费支出35,387.81元。其中共建费支出明细如下：2017年4月30日共建家园标志费7,962元、购五金工具做宣传栏851.81元；5月31日小区指示牌3,340元、保安临时加班5,320元；6月30日小区标识指示牌3,240元；7月31日购摄像机436元、对讲机10部1,080元，93号屋顶维修2,000元，购喷漆75元，通管道15元，印名片100元，购硅胶100元、雨鞋100元；8月31日对讲机补差价6,720元；9月30日三轮车电池500元、保安巡逻用品602元；10月31日小区应急灯出口指示灯LED路灯头子1,660元；11月30日小区灭火器985元；12月31日修车锁301元。被告途翔公司提供了华城花苑小区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的“收支明细表”，表格载明：2015年4-12月业务收入包括物业管理费收入210,785.50元、固定停车费收入62,366元、临时停车费收入1,640元、其他收入50,665.94元，支出与费用包括工资467,868元、社保36,801元、电费42,046元、水费3,843元、电话费756元、维修费4,419元、保洁费65,020元、垃圾清运费29,440元、营业税金及附加15,525.72元；2016年1-12月业务收入包括物业管理费收入407,482.14元、固定停车费收入237,070元、临时停车费收入11,585元、其他收入65,700元，支出与费用包括工资与社保551,715.70元、劳动保护费260元、业委会费用72,286.33元、电费70,118.50元、水费8,837.90元、电话费1,215.20元、维修费2,984.08元、保洁费55,300元、绿化养护费9,250元、办公费1,445元、垃圾清运费25,295元、营业税金及附加407,83.80元；2017年1-12月业务收入包括物业管理费收入878,079.83元、固定停车费收入469,005元、临时停车费收入158,170元、其他收入57,242元，支出与费用包括工资与社保839,724.87元、购阴井盖和路灯50,100元、居委和业委会费用116,717.28元、电费97,336.40元、水费7,683.96元、电话费3,843.90元、维修费103,680元、绿化费151,800元、办公费2,208.82元、分摊公司管理费（按面积）52,871.17元、营业税金及附加88,281.07元；2018年1-3月业务收入包括物业管理费收入102,167.09元、固定停车费收入147,500元、临时停车费收入52,250元、其他收入12,415元，支出与费用包括工资240,800元、慰问孤老1,030.80元、居委和业委会费用11,469.02元、电费15,116.06元、水费1,309.09元、电话费722.70元、维修费515元、办公费947元、营业税金及附加17,759.76元。自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收支结余为-385,003.63元。被告途翔公司另提供了其在华城花苑小区2017年至2018年3月的明细账，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平吉小区（2017年1-12月）载有：1月份，公共管道维修650元、公灯电费6,939.60元、泵房电费1,237.20元；2月份，安装报栏1,600元、公灯电费7,134.80元、公通讯费168.10元、公水费339.70元、泵房电费1,525.60元；4月份，公灯电费6,292.40元、泵房电费1,496.30元、对讲机和摄像头1,250元；6月份，西门卫空调3,699元、平吉小区指示牌3,240元；7月份，小方智能摄像机436元、保安对讲机1,080元、维修费2,000元、自喷漆75元、管道通15元、名片100元、硅胶100元、雨靴100元、公灯电费8,508.59元；8月份，对讲机6,720元、电费（公灯）15,132.29元；9月份，三轮车电池500元、手电筒和拖线板等602元；10月份，双头应急灯350元、LED路灯头子600元、出口指示灯710元；11月份，灭火器维修985元、公灯费6,607.37元、小区道路和照明维修100,000元、购阴井盖和路灯50,100元、小区零星工程修理1,050元；12月份，水泵房改造3,700元、车轮锁301元。其他应收款/应收平吉公共收益（2017年1-12月）载有：1月份，平吉业委会材料、报栏等18,433.60元；2月份，业委会电费153.60元、业委会通讯费101.70元；3月份，业委会办公用品100元、业委会津贴4,950元、业委会电费110.70元；4月份，业委会电费73元、业委会办公用品413元、业委会复印费330元、共建家园标志费7,962元、大门栏维修851.81元；5月份，业委会小区指示牌3,340元、业委会内存卡142元、业委会茶叶和空调6,526元、3-5月业委会通讯费176.90元、业委会电费52.90元；6月份，业委会津贴4,950元、业委会电费32.76元；7月份，业委会6月份电话费60.80元、业委会电费40.18元、业主大会会务费3,030元、业委会订做三联单920元；8月份，电话费112.50元、办公室电费119.63元、会务包装饮用水198元、办公用品1,550元、11号101室公共管道修理2,300元；9月份，业委会装订夹和标签纸60.50元、业委会工作津贴4,950元、业委会办公室电费93.77元；10月份，业委会办公室电费47.42元；11月份，业委会电费27.44元、业委会电话费46.30元、业委会9-10月电话费106.60元；12月份，业委会电话费45.30元、业委会电费34.08元、业委会四季度津贴4,950元、保安宿舍修电线220元，本年累计67,612.49元。主营业务成本/华城小区（2018年1-4月）载有：1月份，照明灯20只515元、公灯电费6,753.77元，水泵、吹风机、割灌机5,050元；2月份，公灯8,362.29元、卷闸门550元。其他应收款/应收华城公共收益（2018年1-4月）载有：1月份，业委会打印机及计算机配件1,080元、业委会路由器99元、业委会网络服务费1,180元、业主大会会务费3,000元、业委会第一季度津贴4,950元、电话费57元、电费96.24元；2月份，业委会电费181.79元、业委会电话费83.50元；3月份，业委会办公室纸杯58.30元、业委会办公室电费89.59元、业委会办公室电话费43.60元，本年累计10,919.02元。原告和被告途翔公司均确认：公共收益包括固定停车费收入、临时停车费收入、公共房屋出租收益、卖旧衣箱和垃圾的收益；相关费用的税率为5.65%；华城花苑小区2018年1-3月公共收益收入金额为144,700元。原告称：其第1项诉讼请求以“华城花苑2014-2018年3月份收支情况汇总”表的结余金额为准；针对被告途翔公司提供的华城花苑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的“收支明细表”，收入方面，对物业管理费收入一项不予认可；支出方面，工资、社保、劳动保护、营业税金及附加、办公费、保洁费、垃圾清运费、2017年分摊物业公司管理费均不予认可；水费、电费、电话费中，涉及到业委会的认可，不涉及业委会的不认可；居委会费用存在重复计算，且居委会也不会找被告支出；其他项目，只要涉及小区公共支出且有发票或者支出凭证，均认可；认可2016年支出25,279.33元，2017年支出55,458.68元，2018年存在业委会津贴支出4,950元。被告途翔公司称：华城花苑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的“收支明细表”中的水费、电费、电话费包含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的水费、电话、电话费。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华城花苑小区所属的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吉一村居民委员会与被告途翔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临时应急托管协议》，被告途翔公司实际对该小区提供了物业管理服务，上述协议对之后成立的原告华城花苑业委会及小区全体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该协议约定期限至2015年2月28日止，到期后自然顺延一年，但被告途翔公司实际为该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至2018年3月31日止，应视为双方以事实行为表明同意继续延长协议期限，双方均应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被告荣登公司辩称上述协议因到期而没有效力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相关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委员会请求物业服务企业移交其代管的专项维修资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与被告途翔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终止。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华城花苑小区自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是否存在结余；二、被告途翔公司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华城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奖励资金；三、被告荣登公司应否承担返还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针对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华城花苑小区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收入情况。1.根据原告提供的停车费收入情况汇总表显示，自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华城花苑小区停车费收入合计398,878.80元，相关表格由被告途翔公司盖章确认并提供给原告，且被告途翔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收入金额予以确认。鉴于原被告均未提供关于上述期间公共收益的其他证明材料，故本院对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公共收益以该时间段内的停车费收入金额为准予以确定。2.根据被告途翔公司提供的华城花苑小区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收支明细表，其将“物业管理费收入”一项计入了公共收益总额，对此本院认为，“物业管理费”系被告途翔公司在自身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业务收入，不属于华城花苑小区全体业主的共同收益，不应纳入公共收益范畴。结合上述收支明细表，并剔除相关物业管理费收入，被告途翔公司所列2015年4-12月、2016年1-12月、2017年1-12月公共收益收入金额均大于或等于原告主张的金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公共收益收入金额予以确认。3.鉴于原告与被告途翔公司均确认华城花苑小区2018年1-3月公共收益收入金额为144,700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华城花苑小区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收入金额为1,611,896.80元。其次，关于华城花苑小区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支出情况。1.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途翔公司作为华城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单位，理应掌握小区公共收益的相关支出情况，现其主张所收取的公共收益均已支用完毕且无结余，则应对公共收益的具体支出和使用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的变更，并不构成对其证明责任的免除事由。现被告途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公共收益支出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关于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支出情况，根据《物业服务临时应急托管协议》约定，员工的工资保险福利、外包作业费用、设备设施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公司管理费、法定税费等费用均包含在物业服务费之内，被告途翔公司在确定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时已经考虑了相关因素，故上述各项支出费用应属被告途翔公司自身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业务成本。现被告途翔公司再将“工资与社保”“劳动保护”“慰问孤老”“保洁费”“办公费”“垃圾清运费”“分摊公司管理费”及其应负担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单独列为支出项目从公共收益中扣除，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水费”“电费”“电话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费用包含了被告途翔公司自身运营过程中使用水电资源和通讯设备所产生的费用，该部分费用不应计入公共收益支出中，但业委会产生的水、电、通讯费用及华城花苑小区发生的公灯电费、泵房电费、公水费、公通讯费均属于小区正常运营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合理开支，理应从公共收益中扣除。关于“维修费”“绿化养护费”“购阴井盖和路灯”的费用，其中涉及到小区共用设施设备和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管理费用的，亦应由公共收益支出。另需指出两点：一是对于上述可予扣除费用金额的确定，被告途翔公司提供的“收支明细表”和明细账记载了上述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与原告提供的“华城花苑公共收益支出2017/1-12月”“华城花苑共建费支出2017/1-12月”反映的主要支出情况基本吻合，可以采纳作为确定相关费用金额的基础，同时应综合考虑各账目所反映的费用性质、支出需要及各年度的支出情况等予以确定。二是被告途翔公司2017年的明细账目所列部分支出与当年共建奖励资金的支出项目重复，不应再从公共收益中扣除。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院对华城花苑小区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的公共收益支出金额酌情确定为470,000元。最后，根据涉案协议约定，机动车停车泊位费及小区内公益性收入，被告途翔公司按规定提取25%作为管理服务费用，剩余75%在扣除税金后归全体业主所有。被告途翔公司在对华城花苑小区实施物业管理服务的过程中，收取了停车费（含固定停车费和临时停车费）、租赁费等公共收益，其在退出小区后，应当将上述公共收益在提取协议所约定的收益分配比例并扣除相应税费后，扣减业委会费用等合理支出，尚有余额的，向原告予以返还。关于被告途翔公司辩称原告曾口头承诺增加公共收益提成的意见，并无相应的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前述分析的华城花苑小区公共收益收入、支出情况以及相关税率，本院酌定被告途翔公司需返还原告公共收益结余670,618.47元。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考核奖励细则》规定，小区共建奖励资金的70%用于物业企业日常运行补贴，30%用于共建小区配套设施改善，且30%的共建资金在使用时需经“四位一体”共同确认，如有结余，必须当年划转入该小区的维修资金专户以作为资金续筹使用。本案中，双方均确认被告途翔公司收到华城花苑小区2016年和2017年的共建奖励资金61,500元和61,857.21元，其中30%即37,007.16元应用于小区配套设施改善。虽然被告途翔公司辩称上述款项均已使用完毕，但并未提供其申请使用或“四位一体”共同确认使用共建奖励资金的相关证据材料，亦未提供实际使用共建奖励资金的具体凭证，难以证明共建奖励资金已使用完毕且相关费用系从共建奖励资金中进行支出，故本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现原告认可2017年共建奖励资金支出35,387.81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结合相关款项的发放、使用情况及分配比例，本院认定截至2018年3月31日小区共建奖励资金结余1,619.35元，此款应划入小区维修资金专户。现被告途翔公司未将上述结余款项划入维修资金专户，故应向原告予以返还。针对争议焦点三，首先，与华城花苑小区居委会签订物业服务协议为该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主体为被告途翔公司，且按照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外收取公共收益并开具发票的主体亦为被告途翔公司，被告荣登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亦未以其自身名义对外经营管理小区或收取相关费用，其仅在被告途翔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后代收了共建奖励资金，且两被告已确认于2018年1月10日结清了代收款项，故难以认定两被告存在共同经营行为。其次，根据两被告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自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两被告并无大额、频繁的款项往来，原告所述两被告存在财务上的混同以及被告荣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雷系被告途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意见，并无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荣登公司实际为华城花苑小区提供了物业管理服务，亦不能证明被告荣登公司实际收取了小区公共收益或未将代收款项予以返还，故原告要求被告荣登公司承担返还公共收益和共建奖励资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途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公共收益结余670,618.47元；二、被告上海途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共建奖励资金1,619.35元。三、驳回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95.64元，减半收取计7,447.82元，由原告上海市闵行区华城花苑业主委员会负担2,979.12元，被告上海途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468.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左玉国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顾斐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委员会请求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物业服务区域、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和相关设施，以及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由其代管的专项维修资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