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03民终40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萍，女，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齐陵卫生院（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陵路8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亮，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梅，山东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丽萍因与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齐陵卫生院（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3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丽萍，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齐陵卫生院（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丽萍上诉请求：1.上诉人因与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存在人格权纠纷，不服一审裁判，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判，安排其他法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人格权纠纷一案由于翠英担任审判员（独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在齐都法庭开庭，被告和证人都某，法官在开庭前和审理过程中强词夺理，导致上诉人不得不对其进行回避，现场写了一份法官回避申请，一直没有得到院长的回复，两个星期后又提交回避申请用挂号信形式提交给了张副院长，进一步阐述强烈要求回避的理由，但是临淄区法院一律置之不理，在上诉人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强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文书，理由无任何依据。判决书上没有载明对证据进行质证，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认定，却在结尾部分强行认定，淄博市临淄区精神防治院已更改名字为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改名后的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无法承担前者的权利义务，不是适格主体，所以驳回诉讼请求。第一，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而本案双方分歧很大，需要大量调查取证，涉及到证据造假等违法行为，不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第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没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承办法官是否有审判长资格，请二审法院予以查证，如没有，则其审理本案无效。第三，即使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和证人不应均不到场，在一方不到庭的情况下，能否按照缺席判决。上诉人提出来的事实法院应全部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仅认定了被告名称改了，权利义务就不必承担了。第四，被告不出庭，申请出庭的证人不出庭，申请调取的证据不调取，上诉人问及理由，一审承办法官说法院没有办法。一审承办法官对上诉人提出的庭审直播申请不受理，理由是庭审直播是随机抽取的，上诉人是开庭前一周提出来的申请，无法安排庭审直播了。第五，一审承办法官对本案的关键重要事实不予认定，上诉人要求再次开庭，并申请被告和证人质证，对方回绝，一审裁判的最后一段才提到被告已经改名了，被告的名称改变成为一审承办法官枉法裁判的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改名后无法承担权利义务，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该认定完全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44条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或者有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根据《民法总则》第67条、《民法通则》第36条等法律、法规规定，原主体变更为另一新主体，变更前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法由变更后的主体享有和承担，当然包括诉讼权利和义务。因此，原来的被告临淄区××防治院，在工商注册名称改变为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以后，其权利和义务应该由新的单位承担，通过天眼查软件查询被告注册信息，可以知道企业法人、单位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等未变更，一审判决只认定更名，更名不等同于主体注销不存在，法官如此判决，通过偷换概念把更名置换成主体灭失，从而达到剥夺上诉人诉权的目的。第六，程序严重违法。驳回起诉，是指人民法院依据程序法的规定，对已经立案受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和法院的立案条件而裁定予以驳回的行为。它要解决的是针对的不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起诉。驳回诉讼请求，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立案受理的案件经审理后，发现原告请求法院保护的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因而对原告的请求不予保护，针对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诉求。本案一审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根据民法通则等规定，在立案后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主体发生变更的，如果原告未提出变更被告请求的，法院可以主动变更，本案被告只是更名，法院可以要求原告改动一下被告名称即可，如原告不肯改，可作出驳回起诉裁定书，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法官设置庭审陷阱，不告知上诉人，在被告和证人都不出庭的情况下，审完所有诉讼程序，庭审中没有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等程序，在判决书上也没有质证确认等环节，法官以开庭审理的名义，制造判决的借口，增加上诉人的诉累，判决书上明确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承担（因裁定书可不必交诉讼费），一审判决是选择性、偏袒性、目的性都很强的违法判决。第七，本案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所引法条：1.《民法总则》第109条和第110条是关于民事权利的保护，而该份判决只能证明法院公然违反此法条，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并且该法条与本案判决无关联性；2.《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是关于因当事人无法调查取证，法院应主动调查取证的规定，本案上诉人多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均被拒绝，且该法条与本案判决无关联性。3.《民事诉讼法》第144条是关于被告未到庭可以缺席审判的规定，法院既然引用该法条证明被告是存在的，与判决所称的主体不存在相矛盾，开庭前法院给原告与被告分别邮寄了快递，必然检验了双方都已收到，开庭时法官说不知道被告会不会到庭，说明被告故意缺席，放弃权利，法官本应按缺席审判，对被告不利，但是法官强行剥夺上诉人诉权。综上所述，该份判决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上诉人2019年10月1日，突然接到了临淄区法院的三份法院裁决，全部都是驳回起诉，其中民事案件上诉人申请了法官回避，临淄区法院没给上诉人回复，直接硬判，而两个行政案件上诉人主动或被动地增加了诉讼请求，在调查笔录上承办法官说要合议庭研究后给书面答复，但是没有任何回复，却作出三份驳回起诉裁定书。为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请求二审法院指令其他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卫生院（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辩称，答辩人于2017年12月18日已经更名为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起诉的被告主体名称错误，并且在庭审过程中没有进行变更。一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 王丽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临淄区××防治院为原告签发的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为虚假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恢复原告受损的名誉权和人权；二、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费5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淄博市临淄区××防治院已经更名为“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原告所诉的被告淄博市临淄区××防治院已经不存在，无法承担权利义务，其并非适格主体。 一审法院认为，淄博市临淄区××防治院已经更名，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要求被告淄博市临淄区××防治院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王丽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王丽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一份，拟证明给其进行精神残疾鉴定的两位医师，苑志明是临床类执业医师，梁龙文是中医类执业医师，都不是精神类别执业医师，二人应该是没有鉴定资格。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证明两位医师均有执业医师资格，该证据未明确显示其从事的领域，上诉人认为两位医师没有鉴定资格，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一份，证明上诉人母亲张桂英为了给上诉人申请办理残疾人证，向淄博市临淄区精神病防治院也就是现在的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申请残疾评定。被上诉人根据张桂英提交的上诉人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和淄博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材料及上诉人当时的症状评定2009年11月6日上诉人为四级神经症型障碍，为精神残疾类别的四级残疾。该评定表是依据上诉人母亲申请作出，并且上诉人母亲对该残疾评定表评定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提交给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办理了残疾人证，并享受了国家制定的有关残疾人的优惠政策。该证据是被上诉人医生根据上诉人当时的精神状态，结合病历客观作出的鉴定，不存在主观故意和过失等任何过错，不存在侵犯上诉人人格权的情况；提交证据二，苑志明医生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临床执业的范围是精神卫生专业，具有鉴定精神残疾的鉴定资质；提交证据三，梁荣文执业资格证及从事精神卫生专业进修、学习的结业证书，证明梁荣文具有精神卫生方面专业知识及从业资格。经质证，王丽萍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是用欺诈手段诱骗上诉人父母填写的。因为2008年年底上诉人因为庸医误治、卧床不起，临淄区残联副主席杨秀红到上诉人家给上诉人父母做工作，劝说上诉人父母给上诉人办精神残疾证，这样工资还能照顾一块，当时杨秀红误导上诉人父母，上诉人一家认为抑郁症就可以办精神残疾证，上诉人父母在填写残疾评定表时，不知道精神残疾申请和评定表意味着会被剥夺民事行为能力。精神残疾鉴定报告结论是抑郁症、焦虑症，而抑郁症是不可以办精神残疾证的，从网上查询，正规的精神残疾鉴定报告,应该针对六类重型精神病人发放，而上诉人的诊断都是抑郁症，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也是抑郁症，根据抑郁症的诊断结论发放的精神残疾证说明残联违法，如果残联没有违法，就是精神防治院提供的虚假残疾鉴定报告。而且上诉人不认识两位鉴定医师，他们也没给上诉人鉴定，完全是虚假的；对证据二上诉人不确认，不确定该证据是不是符合规定的证书，只能证明苑志明曾经有过临床类的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证，但是执业资格和医师资格不一样，给上诉人鉴定精神残疾的必须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职业资格证只能说明其可以从事相关职业，但不能证明其具有副主任医师职称，其不一定符合鉴定医师资格要求；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是一个中医类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与精神类无关，精神卫生学习班结业证无法证明任何问题，恰恰证明其没有精神类副主任医师以上资格。两份证据可以证明苑志明、梁荣文有执业资格，但不能证明他们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师资格，二人无鉴定资格。本院经审查，对王丽萍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残疾评定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梁荣文的执业资格证及从事精神卫生专业进修、学习的结业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苑志明的执业资格证书，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能确认，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淄博市临淄区精神病防治院已经更名为淄博市临淄区齐陵卫生院（临淄区精神卫生中心）。本案王丽萍要求判决为虚假报告的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为原临淄区精神病防治院作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判决临淄区××防治院为其出具的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为虚假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在此基础上要求恢复其受损的名誉权和人权以及赔偿经济损失。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其要求判定为虚假报告的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为案涉其作为申请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该残疾评定表系上诉人申办残疾人证过程中形成，即上诉人现所持残疾人证是相关部门依据案涉残疾评定表的残疾评定结果向上诉人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规定，残疾评定属于核发残疾人证的必经程序和内容，而残疾人证的申办受理、核发管理工作属于相关部门的行政行为范畴，故上诉人诉讼请求所涉及法律关系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一审以淄博市临淄区××防治院因更名已经不存在，并非适格主体为由驳回王丽萍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更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37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王丽萍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退还上诉人王丽萍；上诉人王丽萍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娜 审判员 侯 康 审判员 李灵福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