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民终3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883848127Q。负责人：廖文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奇伟，湖南祈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凌劲松，男，199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平江县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阳，女，198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胤宇，男，199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滔滔，男，199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远，男，199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兴，男，197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向东，平江县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凌劲松因与被上诉人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以下简称周小阳等五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6民初48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奇伟，上诉人凌劲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被上诉人周小阳等五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向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只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周小阳等五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凌劲松的行为已经被交警部门查明属于肇事逃逸，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保险人只需履行提示义务，相应的免责条款即合法有效。上述法律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中对免责事由采用黑色加粗字体印刷，符合法律规定的履行提示义务的标准，相应的条款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投保人声明非投保人本人签名为由，认定上诉人未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告知义务而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笔迹鉴定意见，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予认可。鉴定意见仅是用一定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笔迹进行的主观分析判断，并不能确保结论100%的正确，笔迹鉴定意见仅仅只能用于参考。凌劲松驾驶的车辆投保时系新车,相应的保险均在购买车辆的经销商处购买，凌劲松本人购买保险时，就在现场，没有由他人代为签字的需要。且从签字的笔迹来看，样本与检材并无明显区别。故一审仅仅根据笔迹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提示和告知义务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的部分损失依据不足。1、对于被上诉人周小阳的损失：误工费按照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计算，适用标准错误，根据周小阳提供的证据，其工作的单位应属于餐饮行业，且系私营单位，即使证据真实，也应参照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相关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2、对于被上诉人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的护理费标准，适用标准错误，一审判决采用的是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一审判决未查明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直接适用该标准，明显错误。3、对于被上诉人黄胤宇、李滔滔、姚远的误工费，三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4、对于陈国兴的车辆损失，一审判决在未采信其提交的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应该采信上诉人的定损结论，一审判决认定的车损金额，显然没有依据。凌劲松针对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上诉辩称：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免责条款有效，其无需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作出明确提示及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保险法的上述规定，保险人采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承担以下四项缔约义务：1、交付格式条款的义务；2、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3、提示投保人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义务；4、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这四项义务通常被统称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核心在于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交付格式条款与提示注意免责条款皆为保险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程序性准备，如未交付条款则说明对象不存在；明确说明必以提示注意为前提。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保险人未提示注意、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后果，即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这就是保险法所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规则。由此，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合同应当由被保险人本人签名确认，方能体现保险人已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提示义务。否则，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不发生效力，即使驾驶人违反了相关驾驶规定或格式条款的约定，属于免责事由，但保险公司仍应承担保险责任。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特定情形之下，所谓免责条款“生效”，并非指该条款“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是指“免责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并由此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只有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之前由保险人交付给投保人并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综上，答辩人认为，交警部门虽然对本次事故认定答辩人存在逃逸行为，但所有的逃逸行为并不必然被遭拒赔，且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答辩人的具体的逃逸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因此，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没有约定的免责事由依法不能对抗答辩人。另外，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依法无效，虽然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对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投保单签名笔迹及标注日期不是同一人所写”的司法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并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鉴定结论的相反的证据，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未交付保险条款给答辩人是不争的事实，免责条款自始至终无效。因此，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商业险无须理赔的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凌劲松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陈国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损失24000元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承担。二、本案上诉受理费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凌劲松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陈国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24000元由凌劲松来承担是法律适用明显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对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后面所附的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的签名“凌劲松”进行笔迹鉴定的结论，一审法院已认定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与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并没有向上诉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一审法院又以替代性交通工具属于间接损失，属于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气、通讯或网络中继、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的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内容为由判决陈国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24000元由上诉人来承担。这明显是前后自相矛盾，既然各方都认定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是属于商业保险免责事项，那么在免责条款依法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就理应依法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来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陈国兴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为24000元由上诉人承担的判决结果明显法律适用错误，且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和目的相悖。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国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承担。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针对凌劲松的上诉辩称：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解释，保险公司只针对直接损失理赔，凌劲松主张的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从法理上讲也不合法，一审判决有法律依据。周小阳等五人针对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和凌劲松的上诉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已经查明，事故发生至交警到达事故现场时，驾驶人凌劲松本人一直在事故现场等待，其并未离开事故现场，且自始未否认驾驶车辆及发生事故的事实，故此不存在逃逸的行为及故意。退一万步，即使构成逃逸，根据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提交给凌劲松的保险条款，免责部分也并未将逃逸列入免责范畴，因保险条款是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所提交，且为格式条款，因此即使存在逃逸，也应该认为是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对该免除责任承担放弃的表现，故此，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一审中申请了对保单投保人签章处“凌劲松”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已经对该签章处“凌劲松”的签名进行了笔迹鉴定，确认该签章不属于凌劲松本人签署，由此可见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与凌劲松达成保险合约时并未尽到告知提示的义务。故此，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以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为由要求免责的理由无法成立。本案中，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五答辩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也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计算周小阳等五人的损害损失合理、合法，应予维持。1、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周小阳的误工费应参照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相关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庭审时周小阳提供了证据证明在平江县英皇酒吧工作务工及收入，但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行业标准收入61227元/年计算其误工费，合情、合理，并无不当。2、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的护理费适用标准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均在城镇工作、开店，且住院期间也在城镇，一审法院按2018年度居民服务其他服务行业标准计算护理费并无不当。3、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的误工费未提供任何证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其理由不能成立。四答辩人均系成年人，具有劳动能力，虽未提供相应收入证明，根据法律的规定，未提供收入证明或无法证明具体收入的，可以参照受诉地同行业标准计算，故此一审法院按照2018年度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4、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陈国兴的车损金额没有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时，答辩人提交了岳阳市三权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其车辆维修费用进行的评估意见书，一审审理中，该评估鉴定人员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同时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也单方对该车辆维修损失进行了定损，一审法院综合答辩人所提供的鉴定结论意见与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定损金额酌情认定其维修价格为75486元，并无不当。本案中，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没有任何相反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对自己的权利放弃，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4日平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平公交（认）字（2018）第500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2018年06月12日01时许，我队接到电话报案称：在天岳南路天力城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求交警出警处理。我队接到电话报案后到现场勘查，在盘问驾驶员时，陈烨（女，身份证号：4306261994××××××××，住平江县称是其驾驶湘Ａ×××××号小型越野客车追尾撞上周小阳驾驶的湘Ｆ×××××号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遂将陈烨及同在现场的凌劲松一起口头传唤到平江县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并对两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在对陈烨进行询问时，陈烨承认其车辆驾驶员为凌劲松，凌劲松于当天下午到公安机关主动供述其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事故发生经过为：凌劲松（酒精呼气检测结果为11㎎／100ＭＩ）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越野客车沿平江县天岳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天岳南路天力城前路段时追尾撞上周小阳驾驶的湘Ｆ×××××号牌小型轿车（内载黄胤宇、姚远、李滔滔），造成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受伤及二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凌劲松驾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且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他人顶包，系逃逸行为，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凌劲松所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间内。周小阳事故发生后被送往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4天至2018年7月6日，后转院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9天至7月16日，2018年8月7日，其伤情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周小阳脑震荡后综合症，头皮损伤，其误工期为90天，护理期为33天，营养期为30天，后期治疗费1500元；黄胤宇事故发生后被送往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8天至2018年7月20日出院，2018年9月20日其伤情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黄胤宇轻型颅脑损伤，右侧额部皮肤软组织损伤，其误工期为45天，护理期为叁38天，后期治疗费800元；李滔滔事故发生后被送往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1天至2018年7月3日出院，2018年9月20日其伤情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李滔滔头部外伤，其误工期为45天，护理期为21天，后期治疗费1500元；姚远事故发生后被送往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2天至2018年7月4日出院。后转院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9天至7月16日，2018年9月20日其伤情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姚远头部外伤，右踝部软组织损伤，其误工期为45天，护理期为22天，营养期为7天，后期治疗费1500元。周小阳所驾驶的湘Ｆ×××××号牌小型轿车，其车辆所有人陈国兴，该车辆事故发生后送往长沙华顺4Ｓ店，2018年8月30日经平江县为民法律服务所委托，岳阳三权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车辆的维修费用进行价格评估，在未进行折检的情况下，该鉴定机构作出如下评估结论：1、汽车配件评估价格为79145元（取整）；2、汽车修理工时评估价格为9975元。其车辆维修费用共为89120元。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自行对该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进行定损，其定损换件金额为54752元，工时金额为6100元，合计定损金额为61852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凌劲松于2019年3月19日向法院申请对在保险公司提交保单中投保人签章处“凌劲松”签名、标记日期为“2018年1月29日”是否为凌劲松所写进行笔迹鉴定，经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签名笔迹及标注日期不是凌劲松本人所写。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凌劲松垫付周小阳17600元、黄胤宇15000元。宜而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凌劲松在6月13日为周小阳垫付了5880元的护理费，依居民服务行业标准应当计算护理费为5535.60元（61227元／年÷365天×33天），认定垫付周小阳款项为23135.6元（17600元＋5535.60元）。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报，2018年度湖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农、林、牧、渔业行业标准收入为44693元／年，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标准收入为61227元／年。周小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经庭审核实为：1、医疗费33839.5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980元（60元／天×33天）；3、营养费900元；4、误工费15097.07元（61227元／月÷365天×90天）；5、护理费5535.60元（61227元／年÷365天×33天）；6、交通费1000元；7、鉴定费550元。其中交强险医疗限额内的费用为36719.58元，伤残限额内的费用为21632.67元。黄胤宇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经庭审核实为：1、医疗费4913.45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280元（60元／天×38天）；3、误工费5510.10元（44693元／月÷365天×45天）；4、护理费6374.32元（61227元／年÷365天×38天）；5、交通费600元；6、鉴定费550元。其中交强险医疗限额内的费用为7193.45元，伤残限额内的费用为12484.42元。李滔滔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经庭审核实为：1、医疗费3623.35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260元（60元／天×21天）；3、误工费5510.10元（44693元／月÷365天×45天）；4、护理费3522.65元（61227元／年÷365天×21天）；5、交通费600元；6、鉴定费550元。其中交强险医疗限额内的费用为4883.35元，伤残限额内的费用为9632.75元。姚远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经庭审核实为：1、医疗费3706.4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60元／天×22天）；3、营养费210元；4、误工费5510.10元（44693元／月÷365天×45天）；5、护理费3690.40元（61227元／年÷365天×22天）；6、交通费600元；7、鉴定费550元。其中交强险医疗限额内的费用为5236.44元，伤残限额内的费用为9800.5元。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车辆维修费75486元，租车费36000元，另有鉴定费4000元，共计115486元。周小阳等五人损失中属交强险医疗费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为54032.82元（周小阳36719.58元＋黄胤宇7193.45元＋李滔滔4883.35元＋姚远5236.44元）；属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为53550.34元（周小阳21632.67元＋黄胤宇12484.42元＋李滔滔9632.75元＋姚远9800.5元）；属交强险财产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为109852元。另有鉴定费2200元（550元×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对于赔偿权利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应由赔偿义务人给予赔偿是没有争议的，故一审法院对赔偿权利人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一、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如何计算；二、民事责任如何分担；三、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提出在商业三者险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支持；四、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如何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同时，依照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度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标准。本案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主张涉及应当赔偿的项目有：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鉴定费；陈国兴主张的赔偿项目为财产损失。对四赔偿权利人主张医疗费，其前段鉴定前医疗费均有正式医疗费票据证明，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赔偿权利人主张的后段医疗费，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四赔偿权利人均未提供实际发生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赔偿权利人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根据岳阳市生活水平、市场状况、消费水平等因素予以支持60元／天标准计算；周小阳、姚远主张的营养费根据相关的医院医嘱及鉴定结论，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四赔偿权利人主张的护理费，一审法院以鉴定结论确认的护理期，按2018年度居民服务其他服务行业标准收入61227元／年计算；四赔偿权利人主张的误工费，周小阳提供证据能证明原告在城镇务工，但其提供的在平江县皇英酒吧的工资收入证据不完善，未能提供工资发放流水，及交纳五险一金中工资收入情况，因此一审法院依2018年度居民服务业行业标准收入61227元／年计算，对黄胤宇、姚远、李滔滔因提供的系农村居民户籍，一审法院以2018年度农、林、牧、渔业行业标准收入44693元／年计算；四赔偿权利人主张的交通费，赔偿权利人未提供相应的票据，但赔偿权利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必然产生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四赔偿权利人主张鉴定费，因该项损失系赔偿权利人损失确定所必然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国兴主张的车辆维修费，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自行到场进行了定损，但赔偿权利人自行委托岳阳市三权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维修费用评估，在审理过程中，该评估鉴定人员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时，其陈述鉴定时已对车辆拆检进行评估，但赔偿义务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照片显示该车辆至今仍处于未进行拆检，同时该鉴定人员陈述通过市场调查作为其鉴定依据，但在庭审接受质询时拒绝提供市场调查的相关材料相关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三权鉴定人员在鉴定赔偿权利人车辆维修价格时确实存在瑕疵，鉴定结论明显证据不足。同时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也是单方对该车辆维修损失进行了定损，其定损依据也存在瑕疵。赔偿权利人不认可其定损金额，鉴于赔偿权利人此项损失确是存在，双方当事人又不申请对该项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综合赔偿权利人所提供的鉴定结论意见与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定损金额，酌情认定其维修价格75486元［（89120元＋61852元）÷2］。对赔偿权利人因评估所发生的评估费用，因其系单方进行委托所发生，其提供的鉴定评估意见存在瑕疵，因此对造成的鉴定评估费用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4000元，其余由赔偿权利人自负。赔偿权利人因车辆维修费用共计为79486元；对赔偿权利人主张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赔偿权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租用车辆所发生的费用票据，一审法院认为其票据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是实际发生金额的依据，对于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遵循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根据事故车辆本身的价值大小和一般使用用途等确定。对于使用中断时间，一般应以车辆实际维修或重置的时间来计算。虽然赔偿权利人车辆仍处于未维修之状况不能继续使用，但这明显存在赔偿权利人放任扩大损失的存在。因此一审法院对赔偿权利人因此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24000元。关于焦点二，2018年7月4日平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做出平公交（认）字（2018）第500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凌劲松驾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且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他人顶替，系逃逸行为，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对上述责任划分，凌劲松对事故发生经过未有异议，但认为其行为不构成肇事逃逸。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时，擅自逃离事故现场，引起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的无法确认，其目的在于推卸逃脱责任的行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及交警大队办案所调查的证据，能证实凌劲松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至交警大队到场未离开现场，但凌劲松即使未离开现场，但在交通事故之后有被顶替的行为，这是一种主观逃避承担事故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逃逸，因此一审法院对交警大队认定顶替行为是一种逃逸行为予以采纳，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予以采信。基于此，一审法院考虑到事故发生的成因及原因力，认定由凌劲松承担事故的全部的民事责任，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不负民事责任。关于焦点三，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抗辩称，凌劲松在事故发生后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凌劲松抗辩称，他的行为属于肇事顶替行为，根据交警大队查明的事实，能证实凌劲松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至交警大队到场未离开现场，且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订立的商业保险合同中有约定逃逸属于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内容。凌劲松同时对保险公司投保单免责说明书提出异议，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保单投保人签章处“凌劲松”签名、标记日期为“2018年1月29日”是否是凌劲松同一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投保单签名笔迹及标注日期不是同一人所写。凌劲松抗辩认为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也没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并不产生效力，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不能免除其公司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规定了两种义务，即：“明确说明义务”和“提示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从上述事实来看，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双方订立商业保险合同时，其已向凌劲松履行了对免责条款内容、法律后果等实质内容告知和特别提示的义务，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就免赔条款的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已充分知晓及理解，因此对保险公司提出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根据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24条责任免除第二款第一项内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但根据交警大队查明的事实证明凌劲松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至交警大队到达时从未离开现场。交警大队责任书认为的肇事逃逸与保险公司免责事由中的“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所约定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基于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的任何一条免责条款均未有将逃逸列入免责范畴。因此对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认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根据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与凌劲松签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气、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因该商业保险合同替代性交通工具属于赔偿权利人间接损失内容，属于保险公司责任免险的约定内容，对赔偿权利人主张的因替代性交通工具所产生的费用损失24000元，应由凌劲松承担。针对焦点四，本案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应当优先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伤亡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事故双方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故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陈国兴的损失应先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有四个受伤者造成损失，因此，对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先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分项限额按被损害人损失比例予以赔偿。本案属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的费用为54032.82元（周小阳36719.58元＋黄胤宇7193.45元＋李滔滔4883.35元＋姚远5236.44元），已超过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因此应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赔偿本案周小阳6795.79元（36719.58元÷54032.82元×10000元）；赔偿黄胤宇1331.31元（7193.45元÷54032.82元×10000元）；赔偿李滔滔903.77元（4883.35元÷54032.82元×10000元）；赔偿姚远969.13元（元5236.44÷54032.82元×10000元）。属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的费用为53550.34元（周小阳21632.67元＋黄胤宇12484.42元＋李滔滔9632.75元＋姚远9800.5元），未超过交强险伤残费用赔偿限额110000元，因此应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分别赔偿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款项21632.67元、12484.42元、9632.75元、9800.5元。属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范围内的费用（直接损失）为79486元，已超过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2000元。因此，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共计赔偿本案周小阳28428.46元（6795.79元＋21632.67元）、黄胤宇13815.73元（1331.31元＋12484.42元）、李滔滔10536.52元（903.77元＋9632.75元）、姚远10769.63元（969.13元＋9800.5元）、陈国兴2000元。对周小阳、黄胤宇、姚远、李滔滔、陈国兴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其中周小阳30473.79元【29923.79元（36719.58元－6795.79元）＋鉴定费550元】、黄胤宇6412.14元【5862.14元（7193.45元－1331.31元）＋鉴定费550元】、李滔滔4529.58元【3979.58元（4883.35元－903.77元）＋鉴定费550元】、姚远4817.31元【4267.31元（5236.44元－969.13元）＋鉴定费550元】，陈国兴有直接损失为77486元（79486元-2000元）。共计123718.82元，应由事故双方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凌劲松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上述损失应由其承担，该损失未超出保险公司所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因此上述损失应当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因该商业保险合同有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减医疗费用赔偿金额的约定，根据凌劲松同意按15%的比例核减非医保用药，因此，对赔偿权利人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医疗费，由凌劲松赔偿周小阳4056.57元【27043.79元（33839.58元-6795.79元）×15%】、黄胤宇537.32元【3582.14元（4913.45-1331.31元）×15%】、李滔滔407.94元【2719.58元（3623.35元-903.77元）×15%】、姚远410.60元【2737.31元（3706.44元-969.13元）×15%】，合计为5412.43元。因此，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损失分别为26417.22元（30473.79元-4056.57元）、5874.82元（6412.14元-537.32元）、4121.64元（4529.58元-407.94元）、4406.71元（4817.31元-410.6元），赔偿陈国兴车辆维修损失77486元。凌劲松还应当赔偿陈国兴车辆停业损失24000元。凌劲松在事故发生后垫付周小阳现金17600元、护理费5535.60元共计为23135.6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赔偿款项相互抵减，周小阳还应当返还凌劲松款项19079.03元（23135.6元-4056.57元）。凌劲松在事故发生后垫付黄胤宇现金15000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黄胤宇赔偿款项相互抵减，黄胤宇还应当返还凌劲松款项14462.68元（15000元-537.32元）。对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抗辩认为鉴定费及评估费不应由其承担的抗辩意见，因鉴定及评估费系原告损失确定必然花费的费用，且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鉴定费属保险公司免赔范围，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分别赔偿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28428.46元、13815.73元、10536.52元、10769.63元、2000元；二、由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分别赔偿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26417.22元、5874.82元、4121.64元、4406.71元、77486元；三、由凌劲松赔偿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4056.57元、537.32元、407.94元、410.60元、24000元，事故发生后凌劲松垫付周小阳费用23135.6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赔偿款项相互抵减，周小阳还应当返还凌劲松款项19079.03元。凌劲松在事故发生后垫付黄胤宇现金15000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黄胤宇赔偿款项相互抵减，黄胤宇还应当返还凌劲松款项14462.68元。四、驳回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赔偿义务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2元，由凌劲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一审判决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的误工费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认定陈国兴的车辆损失是否正确；4、一审判决陈国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24000元由凌劲松承担是否正确。关于焦点1，一审判决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看出，逃逸除当事人逃离事故现场外，还包括潜逃藏匿，具体指当事人在现场躲藏、在现场但谎称不是肇事者或者虽在现场但指使、同意他人冒名顶替等情形。本案中，凌劲松在事故发生时谎称自己不是肇事者且同意陈烨冒名顶替，在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客观上亦实施了试图隐瞒肇事者真实身份的顶包行为。凌劲松的上述行为符合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商业三者险条款中第二十四条：“（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员故意破坏现场、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所约定的免责情形。陈烨在接受交警调查时自称其是涉案肇事车辆的驾驶员，是一种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妨碍了交警部门对真实驾驶员的驾驶资格以及驾驶员驾驶状态的查证，导致无法正确确定本案驾驶员是否应承担事故责任及责任大小。且交警部门已经认定凌劲松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他人顶包，系逃逸行为，据此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无形中增加了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风险和追偿的难度，其行为亦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凌劲松订立合同时没有签字或者盖章，而是由他人代为签字，但凌劲松已经交纳了保险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可以视为凌劲松对他人代签字行为的追认，由此也可认为凌劲松对保险合同内容的知晓和确认。本案凌劲松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他人顶包，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在此情形下，虽然投保人声明未经凌劲松手书以及签名，不能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合同组成部分保险单、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也以加大加粗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故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凌劲松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免责条款不生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2，一审判决认定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的误工费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周小阳提供了平江县皇英酒吧出具的工作证明，证明其月工资8000元底薪外加业绩提成，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虽不认可该证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一审法院参照居民服务业61227元／年计算周小阳的误工费并未损害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利益。至于黄胤宇、李滔滔、姚远的误工费问题，因该三人均未举证其务工情况，一审法院考虑其户籍、年龄、劳动力状况参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该三人的误工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3，一审判决认定陈国兴的车辆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事故发生后，陈国兴自行委托岳阳市三权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维修费用评估，但鉴定人员在鉴定车辆维修价格时确实存在瑕疵，鉴定结论明显证据不足。同时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也单方对该车辆维修损失进行了定损，该定损单并未经陈国兴签字认可，其定损依据也存在瑕疵。鉴于陈国兴此项损失确实存在，双方当事人又不申请对该项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综合陈国兴提供的鉴定结论意见与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定损金额，酌情认定其维修价格75486元[（89120元+61852元）÷2]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4、一审判决陈国兴的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24000元由凌劲松承担是否正确的问题。因前述焦点1分析可知，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故陈国兴的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24000元由凌劲松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与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一致。故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分别赔偿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28428.46元、13815.73元、10536.52元、10769.63元、2000元。因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分别赔偿周小阳26417.22元、黄胤宇5874.82元、李滔滔4121.64元、姚远4406.71元、陈国兴77486元，均由凌劲松承担。因一审判决凌劲松还需赔偿周小阳4056.57元、黄胤宇537.32元、李滔滔407.94元、姚远410.60元、陈国兴24000元。故凌劲松共计赔偿周小阳30473.79元（26417.22元+4056.57元）、黄胤宇6412.14元（5874.82元+537.32元）、李滔滔4529.57元（4121.64元+407.94元）、姚远4817.31元（4406.71元+410.60元）、陈国兴101486元（77486元+24000元）。凌劲松垫付周小阳费用23135.6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赔偿款项相互抵减后，凌劲松还应赔偿周小阳7338.19元（30473.79元-23135.6元），凌劲松垫付黄胤宇现金15000元，与凌劲松应当承担黄胤宇赔偿款项相互抵减，黄胤宇还应当返还凌劲松款项8587.86元（15000元-6412.14元）。综上所述，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凌劲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6民初4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分别赔偿周小阳损失28428.46元、黄胤宇损失13815.73元、李滔滔损失10536.52元、姚远损失10769.63元、陈国兴损失2000元；二、撤销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6民初4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由凌劲松赔偿周小阳损失7338.19元、李滔滔损失4529.57元、姚远损失4817.31元、陈国兴损失101486元；四、黄胤宇返还凌劲松赔偿款8587.86元；五、驳回周小阳、黄胤宇、李滔滔、姚远、陈国兴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赔偿义务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12元，由凌劲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97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负担1197元，由凌劲松负担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闾开海审 判 员  肖芝乐代理审判员  宋红燕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廖梓婷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