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洪波）。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1G07室。法定代表人：刘翔，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文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容，女，1967年5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仁合伙）、上诉人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秀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4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达仁合伙、达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秀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暂且不论性质、效力，案涉《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的达仁合伙向陈秀容给付补偿金额的条件未成就，达仁合伙只有在投资期限届满之时才应承担差额补偿义务，而陈秀容已提前赎回基金，该协议已经终止，其请求权不成立。二、在合同性质上，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顾问服务协议》无任何担保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属于给付金钱的单务、无偿合同，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三、在合同效力上，一审法院亦认定错误。《顾问服务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顾问服务协议》形式上合法，但为案涉《增添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以下简称《添增3号基金合同》）项下的投资设定“保底”的目的非法，为无效合同。四、即便认定达仁合伙需要承担补偿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偿金额有误；且在陈秀容未举证证明达仁合伙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一审判令达仁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错误。五、一审程序错误。本案与达仁公司原董事长涉嫌挪用资金犯罪有关，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既未裁定中止审理，亦未追加相关当事人上海B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陈秀容辩称，其不同意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一、案涉《顾问服务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协议成立并生效。二、《顾问服务协议》属于广义担保，该协议本身条款具有可履行性，在考虑《顾问服务协议》的履行时，无需将《顾问服务协议》强行划入某类有名合同，且对合同类型的分类，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和履行。三、达仁合伙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差额补偿义务。1.《顾问服务协议》中“投资届满日”包括投资期限届满日以及按照合同约定在基金的开放日赎回投资日，均属于投资届满。2.《顾问服务协议》的终止条款是指向将来的终止，是双方不会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应当影响终止前已经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不影响达仁合伙在该协议中应承担的差额补偿义务。3.《顾问服务协议》中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四、达仁公司应对达仁合伙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陈秀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秀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达仁合伙支付差额补偿款982,003元及利息损失（以982,003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全部本金日止，按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二、达仁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达仁合伙为有限合伙企业，达仁公司为达仁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案外人朱某为达仁合伙的有限合伙人。2016年12月21日，达仁合伙作为甲方、陈秀容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顾问服务协议》，约定乙方聘请甲方为投资理财顾问，经甲方推荐乙方认购添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甲方为表诚意，如在上述基金投资失利的情况下，自愿承担必要差额补偿义务；补偿条件：乙方在投资上述基金届满时，仅在乙方的投资年化回报率（R）低于10%的情况下，甲方才承担补偿义务；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差额补偿金额=P0X（1+10%）XT/365-P1，P0代表乙方认购添增成长3号基金金额（以基金托管机构资金到账证明为准），T代表投资天数，T=T2-T1，T1代表基金运营起始通知书之日，T2代表投资届满日或基金清算日，P1代表投资届满时，乙方实收的到账金额（含本金与投资收益）；支付方式：以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乙方认购上述私募基金的份额全部退出时，本协议自动终止。2016年11月，陈秀容（基金投资人）与Z公司（基金管理人）及Y公司（基金托管人）签订了《添增3号基金合同》，载明，基金名称为添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的运作方式为定期开放式，开放日开放申购、赎回，其他时间封闭运作；募集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运营外包户，募集账号XXXXXXXXXX1820，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基金的存续期限为3年，自基金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其他时间封闭运作，封闭运作期内不开放申购和赎回，基金投资者可在本基金开放日申购、赎回本基金，本基金开放日为基金成立后每年度基金成立对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赎回费率为1%，赎回费的50%归入基金资产，另外50%归基金管理人所有；《添增3号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基金持有人全部赎回本基金所有份额等事项。同年11月14日，陈秀容按照《添增3号基金合同》的约定，将300万元付至国泰君安运营外包户，汇款用途为认购添增成长3号。2018年1月19日，陈秀容收到国泰君安运营外包户汇款2,426,490元，汇款用途为赎回添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审法院认为：陈秀容与达仁合伙签订的《顾问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达仁合伙推荐陈秀容购买添增成长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并承诺在陈秀容投资未达约定回报率时承担差额补偿责任。该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协议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两原审被告主张该协议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但达仁合伙并非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所规范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等主体，且后者的效力位阶也不适格，故系争协议效力的认定不适用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的规定。两原审被告主张系争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陈秀容根据系争协议的约定购买了300万元基金，其在基金开放日的赎回金额为2,426,490元，投资回报率未达到10%，达仁合伙应予补偿。陈秀容主张差额补偿款为982,003元[300万元X（1+10%）X实际投资天数377天/365-基金管理人支付的2,426,490元]符合顾问服务协议及《添增3号基金合同》的约定，予以采纳。两原审被告主张顾问服务协议属于无偿赠与合同且协议约定的差额补偿公式存在笔误并要求变更，但两原审被告对此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且在陈秀容投资377天的基础上，按照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出的投资回报并无明显不合理，故对两原审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达仁合伙未按约支付差额补偿款构成违约，陈秀容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主张利息损失。鉴于顾问服务协议未约定差额补偿款的支付期限，故陈秀容自2017年11月30日起算利息缺乏依据，调整为自陈秀容起诉状送达达仁合伙后的第十日即2018年7月16日起算利息。此外，达仁公司为达仁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应对达仁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日判决：一、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秀容补偿款982,003元；二、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陈秀容利息损失（以人民币982,003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6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52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两上诉人补充事实称，《添增3号基金合同》存在以下约定条款：一、基金存续期限为3年，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且经私募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基金可以提前结束；二、基金自成立日起，每年开放一次，其他时间封闭运作；三、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四、私募基金投资者知晓，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及相关机构未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做出任何承诺或担保；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按照《添增3号基金合同》约定承担基金的投资损失；六、本合同是约定本合同当事人之间基本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其他与本基金相关的涉及本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任何文件或表示，均以本合同为准。陈秀容对上述合同条款予以确认，但认为《添增3号基金合同》系其与案外人签订，两上诉人并非该合同相对方。本院认为:一、关于《顾问服务协议》的效力问题，两上诉人主张系争协议是为了《添增3号基金合同》项下的投资设定“保底”，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争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两上诉人所援引了我国《证券基金投资法》第二十条规定，但该条所约束的基金是公募基金管理人，但本案并未涉及。至于两上诉人主张的《私募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由于该办法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故两上诉人关于《顾问服务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两上诉人另主张《顾问服务协议》因投资人认购基金的份额全部退出而终止。对此，本院认为，系争协议并未明确“乙方投资上述基金届满时”的具体情形，案涉基金虽然存续期限为3年，但投资人亦可在规定的时间认购与赎回，故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陈秀容在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前赎回基金为由主张不符合上述补偿条件，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系争协议的终止条款是双方不会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影响终止前已经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顾问服务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两上诉人应当按约履行差额补偿义务。二、关于差额补偿的金额问题，两上诉人主张尽管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了差额补偿金额的公式，但该公式存在笔误，计算公式实际应为：差额补偿金额=认购金额×（1+10%×T/365）-到账金额。对此，本院认为，依据该协议第二条第1款之约定，补偿的条件为在投资基金届满时，仅在被上诉人陈秀容的投资年化回报率低于10%的情形下，上诉人达仁合伙才承担差额补偿义务。该条第2款亦明确约定了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两上诉人主张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存在笔误，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按照协议约定计算达仁合伙应支付的差额补偿款金额为982,003元，并无不当。三、关于利息损失，因上诉人达仁合伙未能按约履行支付差额补偿款的义务，还应向被上诉人陈秀容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达仁合伙应以982,003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陈秀容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利息损失，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陈秀容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期间利息损失。四、关于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之规定，判令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上诉人达仁公司对上诉人达仁合伙之于被上诉人陈秀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两上诉人主张须由陈秀容举证达仁合伙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一审的程序问题，两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存在未追加相关当事人及未中止审理本案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本院经审核后认为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两上诉人主张的上述瑕疵问题。综上，上诉人达仁合伙、达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在明确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计付方式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2元，由上诉人达仁（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诉人上海达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宋贇审判员  徐焰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陈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