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2民初70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启驰，男，197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女，197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系原告妻子。 被告（反诉原告）：刘莹臻，男，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启驰与被告刘莹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启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启驰向本院提出本诉请求：1.确认《投资合作合同》中，关于合资成立厦门明轩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条款（乙方拟将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并清算资产评估合计壹佰柒拾玖万，甲方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莹臻。注资完成后，甲乙方同意重组公司；合资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出资方式股份必：1.1乙方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1.2刘莹臻投入贰佰壹玖万；1.3股份比：刘莹臻占55%，李启驰占45%）合法有效；2.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序言及第二条关于“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股东由甲方、乙方构成”的合同条款无效；3.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序言关于“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的合同条款无效。 事实和理由：一、《投资合作合同》中，关于“合资设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条款，是双方的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理由如下：2011年2月17日，时任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航达）、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航华）法定代表人的原告李启驰，以自身名义，与被告刘莹臻签订《投资合作合同》,进行LED业务合作。该《投资合作合同》的甲方为刘莹臻、乙方为李启驰。该合同序言称：“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系一家于2004年11月02日在厦门注册成立的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制造加工销售五金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注册资本为1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启驰。超航华光电科技系一家于2010年11月04日在厦门注册成立的公司，为厦门超航达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LED照明光源的研发与应用，照明灯具、电子产品、电器设备的研发及销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万元。为增强公司实力，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加销售开发生产实力。拟将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并清算资产评估合计壹佰柒拾玖万，甲方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轩光电）；法人代表：刘莹臻。注资完成后，甲乙方同意重组公司；合作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出资方式股份比：1.1乙方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1.2刘莹臻投入现金贰佰壹玖万；1.3股份比：刘莹臻占55%，李启驰占45%”。依据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立法规定，超航达、超航华两家公司的公司财产，独立于原告李启驰的个人财产。原告李启驰以自身名义，和被告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约定合资成立明轩光电公司，并约定“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原告与被告签署的这样一个投资合作合同，属我国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合同法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合同法51条上述规定，超航达和超航华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事后对原告李启驰与被告刘莹臻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进行书面追认（仅仅追认李启驰以超航达和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被告刘莹臻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事）。同年3月17日，明轩光电公司注册成立，注册地是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被告刘莹臻持有明轩光电55%股份，担任明轩光电执行董事、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原告李启驰持有明轩光电45%股份，担任明轩光电监事。根据上述投资合作合同的约定，李启驰将超航达、超航华的上述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作为出资财产，交付明轩光电公司。刘莹臻作为明轩光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明轩光电公司接收了上述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并签字确认。 明轩光电公司注册时，原告和被告签署的明轩光电公司章程，在合资公司名称、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合资双方名字，合资双方各自持股比例等主要事项上，均与投资合作合同约定一致。但是，明轩光电公司章程在注册资金总额、各方出资金额等事项的约定上，与投资合作合同约定稍有出入。此外，公司章程与投资合作合同关于原告李启驰的出资方式的约定不同，投资合作合同约定原告以超航达和超航华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出资，而明轩光电章程约定原告李启驰是以现金出资225万元。对于公司章程与投资合作合同之间的上述不同约定，生效的司法文书——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1152号判决书已确认如下“本院认为，原告（刘莹臻）与被告（李启驰）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原告以现金形式出资，被告以超航达公司、超航华公司资产出资，共同设立明轩公司。虽然明轩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出资形式、金额等与《投资合作合同》不同，但双方当事人确认该章程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便利而签署，《投资合作合同》的约定内容才是双方就设立公司相关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两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仍应按照《投资合作合同》的约定来确定”。 综上述事实和理由，《投资合作合同》关于原告李启驰以超航达公司、超航华公司所有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出资，与被告刘莹臻合资成立明轩光电公司的约定，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合法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合资的明轩光电公司已经注册成立，且原告已将超航达公司、超航华公司所有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以实物出资方式，注入明轩光电公司。上述固定资产及对应的生产设备，是此后明轩光电公司赖以生产经营LED业务的主体生产设备。除了上述主体生产设备之外，明轩光电公司并没有其他重要生产设备（或者仅有少量新购置设备）。 二、《投资合作合同》序言及合同第二条中，关于“增资扩股”的相关合同条款（“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股东由甲方、乙方构成”），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公司法》的强制性立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增加注册资本），需要由拟增资扩股的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和新增投资者共同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并由拟增资扩股的标的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原告与被告签署上述《投资合作合同》时，超航达的股东包括原告李启驰和谢彦吉二人，其中原告李启驰持有65%股份，谢彦吉持有35%股份。超航达如要增资扩股，就需要原告李启驰和谢彦吉两位股东召开股东会，且均表决同意，才能达到“代表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的法定门槛。但是，超航达股东谢彦吉不是投资合作合同的签字方，被告刘莹臻也从未要求和原告李启驰、谢彦吉共同签署《厦门超航达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谢彦吉对被告拟参与超航达增资扩股之事根本不知情，也从未以其他任何方式同意超航达增资扩股。此外，被告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要求李启驰或超航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增资扩股事项进行表决。原告李启驰或超航达也从未主动以任何方式召开股东会，通知谢彦吉对超航达增资扩股事项进行表决。 三、《投资合作合同》序言中，关于“合资子公司”的相关合同条款（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告与被告签署上述《投资合作合同》时，超航达公司的股东有原告李启驰和谢彦吉二人，李启驰持有65%股份，谢彦吉持有35%股份。如果明轩光电公司要实现将超航达变为“明轩光电公司的合资子公司”的目的，依据我国公司法，只能采用以下两种法律途径：由明轩光电公司和超航达当时的股东签署《超航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明轩光电出资，向原告或谢彦吉购买超航达股份；或者，由明轩光电公司和超航达当时的两名股东签订《超航达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同时，超航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代表超航达公司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愿意接受明轩光电入股超航达公司。实际上，明轩光电公司从未考虑采取上述两种法律途径，以依法实现将超航达纳为“合资子公司”的目的：首先，明轩光电公司成立后，从未要求与原告或谢彦吉，签署《超航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明轩光电公司出资，购买原告或者谢彦吉持有的超航达股份。其次，明轩光电公司成立后，从未发出要约，建议超航达拟订增资扩股方案，并由超航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接受明轩光电入股超航达公司。 四、关于超航达和明轩光电“合并管理”的法律分析——超航达和明轩光电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企业联营制度，建立阶段性“合同型联营”。原被告通过《投资合作合同》第三条，对双方合作以后的公司机构组成进行规定：1.由李启驰任公司董事长并担任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由刘莹臻任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3.财务人员的委任：会计聘请专业事务所，出纳由双方共识后聘用。同时，《投资合作合同》第四条4.1款、4.2款，4.6款，对董事长李启驰、总经理刘莹臻的权利义务，进一步细化规定。《投资合作合同》第四条的4.3款、4.4款、4.5款，对采购、人事经理、产品定价权等经营管理关键事项，做出相关规定。当年5月3日、5月7日至8日，李启驰又先后和刘莹臻签署《明轩光电（超航达工贸）管理流程》、《双方合作补充协议》。综合分析《投资合作合同》第三条和第四条及《明轩光电（超航达工贸）管理流程》全部六个条款、《双方合作补充协议》全部十二个条款，可以得知其内容是双方如何分工合作，经营管理好LED业务。而其法律实质是：超航达公司和明轩光电公司，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当时仍旧在法律生效期间），建立一种“合同型联营”模式的企业联营关系。在这个企业联营体中，明轩光电公司由于刚刚成立，还不符合信达光电公司等优质客户选择供应商的条件，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客户和订单。而超航达公司恰恰具有明轩光电公司亟需的客户和优质订单。因此，超航达将自己通过多年打拼才赢得的优质订单，包括上市公司厦门信达光电公司订单、厦门鼎隆电器订单等，无私投入联营体。明轩光电投入联营体的，则是货币资金和生产设备（其中，货币资金来自于刘莹臻投入明轩光电的注册资金，生产设备则来自于李启驰投入明轩光电的固定资产）。《双方合作补充协议》第10条还约定:“2011年5月1日开始，所有客户以明轩光电接单，2011年3月1日所有货款汇入明轩光电，超航达逐步退出”。根据上述约定，明轩光电和超航达的“合同型联营关系”，是阶段性的。在这个阶段性联营期间，明轩光电和超航达具体采纳“两个独立法人机构，一套经营管理团队”的特殊管理制度、流程。应该特别澄清的是，这种“两个独立法人机构，一套经营管理团队”的特殊管理模式，被原告李启驰等一再称呼为“合并管理”。这种“合并管理”只是一种口头称呼，不能被错误理解认定为明轩光电、超航达依据《公司法》实施了公司合并。此外，在《投资合作合同》第三条和第四条和《明轩光电（超航达工贸）管理流程》、《双方合作补充协议》中，反复出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三词。这三词的实质涵义，也不是我国《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而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企业联营制度加以正确理解。上述二十个合同条款中“公司”的实质涵义，指的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企业联营制度中的“企业联营体”，具体就是“超航达—明轩光电联营体”。“董事长”“总经理”的实质涵义是指李启驰和刘莹臻两个人，在“超航达—明轩光电联营体”中的具体职务分工。 五、关于本案与李启驰诉刘莹臻损害股东权益责任案（2018）闽0212民初4888号有关联性。（2018）闽0212民初4888号的判决结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机关对上述《投资合作合同》的合同效力认定与确认。 被告刘莹臻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1年2月17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一、该《投资合作合同》约定应由答辩人、被答辩人及见证方三方签字并经公司（超航达公司、超航华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但该合同并未经上述两家公司盖章，因此合同不生效为无效合同。 二、《投资合作合同》内容也无效。合同约定以超航达公司作为明轩公司子公司，及对超航达、超航华公司重组设立明轩公司，属于公司合并。但超航达、超航华公司当时并未对该公司合并一事作出确认同意的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法及超航达、超航华公司章程规定，该约定无效。被答辩人本诉也诉求确认该合同前言的内容无效，因该约定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的前提和必要约定，该内容无效则《投资合作合同》整体无效。被答辩人本诉诉求3为：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序言关于“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的合同条款无效。仅此项无效，也必然导致《投资合作合同》全部无效。因该序言中关于“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是被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投资合作合同》时的必务条件和内容。被答辩人正是以此诱引答辩人与其签订合同，也正因为有此约定，才会引出后面关于的被答辩人以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出资的约定。对于公司而言，所有固定资产也就是公司赖以生存的基本，若非超航达作为明轩公司的子公司这一约定，则超航达、超航华公司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出资就师出无名。答辩人也不可能与被答辩人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因此，该合同前言所约定的合作前提条件约定无效，则合同整体无效。 三、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用作出资的当时超航达、超航华公司所有固定资产真实存在，该固定资产从未作合法有效的评估作价，更未按合法转让方式移交给明轩公司。《投资合作合同》第一条1.1条款被答辩人的出资约定，因该固定资产未真实存在，该约定不符合公司法规定，该出资约定无效。且该出资约定为《投资合作合同》的主要及必要条款，该条款无效，《投资合作合同》整体无效。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如要以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出资，则首先必须具有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但本案中，即指超航达、超航华当时的评估作价为179万元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合作合同》虽列有固定资产清单，但该清单只是被答辩人单方列表，并未作合法的评估作价及以依法转让方式转让并移交固定资产给明轩公司。固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该固定资产真实存在。 首先，超航达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根据超航达向工商部门备案的2010、2011、2012年资产负债表所载，超航达公司在该三个年度中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后为分别为162459.69元、206001.76元、206001.76元，证明即使超航达存在一些固定资产，也仅价值一二十万元，而非《投资合作合同》中所附资产清单记载的超航达固定资产为858860元，2010年固定资产未作处分，2011年至2012年末固定资产价值一致均为206001.76元，证明固定资产也未处分，证明至2011年即使仅价值206001.76元的固定资产，超航达公司也不存在处置或移交给被答辩人或明轩公司。 其次，超航华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根据超航华公司工商备案的2010年资产负债表显示，2010年末资产负债表记录超航华公司固定资产无。即超航华不存在《投资合作合同》中所附资产清单中的价值为617715元的固定资产，超航华公司当时根本就是一个新设于2010年11月4日的新公司，至2011年2月17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投资合作合同》时，超航华公司名下根本没有任何固定资产。且2011年2月22日被答辩人就将自己股东的关系撇干净了。 第三，被答辩人在历经十几个诉讼中，均仅以《投资合作合同》中所附的超航达、超航华公司的固定资产清单列表作为其已经移交的证明，但该固定资产清单只是一份清单列表而非实物，并非固定资产合法评估作价的证明，也不是固定资产真实存在的证明，更不是被答辩人向明轩公司移交了固定资产的移交交接证明。该清单列表只能证明是被答辩人自行列表，并以此诱使答辩人出资与其合作的说法。但事实上，及至明轩公司解散，被答辩人或超航达、超航华公司也并未对固定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及办理合法转让手续移交所谓的固定资产给明轩公司。也就是至目前为止，只看到固定资产清单列表，但该固定资产真实存在的任何证据，被答辩人均无法提交。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所以在签订《投资合作合同》才一个多月时间，即自2011年2月17日至2011年5月3日，双方就发生矛盾冲突，也是因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有欺骗行为，并没有移交其所称的固定资产，而答辩人却又实在投入资金到明轩公司，甚至投入到超航达公司。被答辩人根本是以空手套白儿狼方式欺骗答辩人的出资。甚至明轩公司中被答辩人的80万元现金出资款也是答辩人所垫付，被答辩人不仅未向明轩公司履行固定资产出资义务，还分文未出就获得了明轩公司的45%股权及80万元的实缴出资。 四、暂且不论固定资产是否真实存在，就超航达、超航华公司于2018年12月出具的追认函也是不具效力，其已在2015年2月20日作出《投资合作合同》对其无约束力，及《投资合作合同》实际未履行，明轩公司是以现金出资的意思表示和陈述。 1.超航达、超航华公司的追认函内容及形式不具效力。 1）追认函追认内容为：追认和同意李启驰以个人名义和刘莹臻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同意李启驰以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采用实物出资方式，与刘莹臻（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李启驰代表超航达和超航华持有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上述内容自相矛盾，即称李启驰以个人名义（自身名义）与刘莹臻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又称同意李启驰代其持有明轩公司股份。明显是为本案炮制的事后材料。其次，追认函仅同意李启以个人名义与刘莹臻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的行为（该追认也是无意义的，个人名义签订合同无须其他人同意），但并非是对李启驰有权处分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的认可或是对固定资产已经合法移转为李启驰个人所有并可处分的财产的认可和证明。因此，该追认函词不达意，表达相互矛盾，并不具有对案涉合同中李启驰有权处分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一事的认可效力。 2）从追认的角度，对公司固定资产的处置并将所有固定资产变更为股东个人或他人资产，应由当时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以合法形式作出评估作价、出售或转让手续之后，被答辩人才存在对超航达、超航华两家公司所有固定资产有处分权的合法性。否则，未以合法形式将公司资产移转至股东个人名下，股东擅自处分的，则该股东存在非法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在民事上无效，在刑事上也涉及侵占公司财产犯罪的嫌疑。而2011年2月22日起，李启驰未再担任超航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航达公司也不再是超航华公司的股东，因此李启驰与超航华公司若要形成移转固定资产，应先进行固定资产的评估作价及转让手续，方可成为李启驰的合法可处分的个人财产，并以之作为对明轩公司的出资。显然本案中，李启驰不具备合法处分超航达、超航华公司固定资产的权利。 2.该追认函的追认不具效力，其作出追认之时，明轩公司已经解散达4年之久，其追认所指向的对象已经被解散。追认函未在明轩公司成立之时或明轩公司未解散之前追认，追认无效。明轩公司于2011年3月17日经工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4年8月11日经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同民初字第36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解散，该判决已于2014年9月生效。即使超航达、超航华公司现作出追认，暂且不论追认内容如何，但其追认的行为已经不具生效条件，即其追认之时明轩公司已经解散，不再存在出资的问题。 3.超航达公司对于追认事项前后陈述矛盾，应以在先的自认作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超航达公司在2015年2月10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其与明轩公司的不当得利纠纷二审上诉状（二审案号：2015厦民终字第1062号）中称，其从未授权李启驰个人与被上诉人（明轩公司）或者本案第三人（刘莹臻）进行合作，法定代表人只有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才可以被视为公司的行为，如果其不以公司名义而以个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又无其他情况表明该行为系公司授权范围，或者为公司利益而从事的行为，则该行为不能认定为公司的行为，而仅能认定为法定代表人个人作为公民的个人行为，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其次，该《投资合作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从被上诉人公司（明轩公司）的登记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公司（明轩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刘莹臻）与李启驰用现金方式投资注册登记，这与该《投资合作合同》约定不符。在该上诉状中超航达已经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了否认李启驰与刘莹臻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对其的约束力，且明确《投资合作合同》实际未履行，也即否认了对李启驰以超航达公司所有固定资产作价作为对明轩公司出资这一处分行为的认可。而该否认则直接导致被答辩人处分超航达公司所有固定资产这一行为的无效。无效的行为自始无效，且无效一经产生除非另行签订协议或合同，否则再作出任何追认也自始无效。 五、明轩公司成立时的认缴出资额及股东出资方式均与《投资合作合同》的出资约定不符，且至明轩公司被解散，明轩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也未作变更。证明被答辩人系明知其无权处分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并将此评估作价作为出资，而无法履行《投资合作合同》的约定，也证明《投资合作合同》里关于被答辩人出资的约定事实上无效。从明轩公司成立至解散，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未对超航达、超航华公司所有固定资产作评估作价，也未移交明轩公司。明轩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仅载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以现金出资，并未将两家公司的固定资产评估作价作为被答辩人对明轩公司的出资。也即事实上被答辩人明知其无法将超航达、超航华公司的所有固定资产评估作价出资，该约定系无效的约定，才会最终在明轩公司设立工商登记时以现金出资。且时至明轩公司成立数年被解散，以及明轩公司被解散要求清算之时，也一直未有任何对出资方式的变更，被答辩人也未将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将财产清册、财产权利凭证等作为明轩公司清算资产补充提交清算组。即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未履行《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出资，正是因为系被答辩人无权处分的约定，为无效约定，在事实上是无法履行的内容。 综上，案涉合同应确认无效。 反诉原告刘莹臻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1年2月17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合同》无效；2.本诉、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同本诉答辩意见。 反诉被告李启驰辩称：1.《投资合作合同》跟2011年5月3日公司管理流程、2011年5月9日双方合作补充协议是一个主体，有见证人黄某（刘莹臻老婆的弟弟，与其也有亲戚关系）签字。询证函有超航达公司的盖章。所以该主体合同有效。2.超航达以其设备入资作为明轩的子公司是失效的。3.2011年3月1日签的证明和投资合作合同是相互印证的。2011年3月6日资产交接跟2011年2月投资主体合同也是相互印证的。实际上有履行和出资，所以合同应当有效。出资的固定资产是固定存在的，资产没有进行法定评估并不影响双方对市场价格的认可。资产交接协议和双方合作补充协议都对主体合同进行了验证。2011年5月对双方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李启驰围绕本诉诉讼请求及反诉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投资合作合同》正式签署之前两个多月（2010年12月13日）原被告电子邮件往来截屏图、《投资合作合同》正式签署之前十八天（2011年1月31日）刘莹臻和李启驰的电子邮件往来截屏图及邮件所附《投资合作合同》第一版、《投资合作合同》正式签署之前九天（2011年2月8日）原被告电子邮件往来的截屏图及《投资合作合同》第三版、《投资合作合同》签署之前七天（2011年2月10日）原被告双方的往来电子邮件截屏图、《投资合作合同》签署之前两天（2011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往来电子邮件截屏图及《投资合作合同》A版（投资协作协议明轩框架A版）、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关于《投资合作合同》的事后追认（同意）函、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厦门湖里区法院(2016)闽0206民初1152号判决书、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5月3日补充签署的《明轩光电（超航达）管理流程》、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5月7日至8日补充签署的《双方合作补充协议》、邮件往来记录、生产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企业基本信息、证明、资产交接补充协议书、《企业询证函》、谢彦吉证明、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档案最新查询作为证据。刘莹臻围绕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资产负债表、（2013）同民初字第3687号民事判决书、超航达公司民事上诉状（2015）厦民终字第1062号一案、《股东决议》法定代表人信息作为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刘莹臻对李启驰提供的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关于《投资合作合同》的事后追认、《企业询证函》、谢彦吉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的事后追认在2018年作出，此时明轩公司已因原告提起诉讼而被解散达4年之久，故该追认不具效力，《企业询证函》无原件可供核实，谢彦吉证明是证人证言性质，按照规定证人应当到庭陈述。对原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莹臻提供的证据，李启驰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质证认为超航达公司民事上诉状与本案不具有管理性。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纳并附卷佐证，就真实性有异议证据，经查，谢彦吉在庭审时已身故，无出庭可能，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的事后追认函加盖两公司公章，刘莹臻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纳。《企业询证函》李启驰未向本院提供原件核实，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以上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2月17日，刘莹臻作为甲方、李启驰作为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其中合同序言约定：“为增强公司实力，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加销售开发生产实力。拟将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并清算资产评估合计壹佰柒拾玖万，甲方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莹臻，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启驰。注资完成后，甲乙方同意重组公司，合作具体条款如下”。合同第一条约定：“出资方式股份比：1.1乙方以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和下属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1.2刘莹臻投入现金贰佰壹玖万；1.3股份比：刘莹臻占55%，李启驰占45%；1.4年终分红：李启驰优先提取8%做为技术突出贡献人员的奖励，余下股份按照55:45分配。”合同第二条约定：“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股东由甲方、乙方组成。各方一致同意按本协议内容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权利。”合同第三条约定：“增资后的公司机构组成：1、由李启驰任公司董事长并担任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由刘莹臻任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3、财务人员的委任：会计聘请专业事务所，出纳由双方共识后聘用。”合同第四至七条详细约定了“董事长总经理权利义务”“违约事项”“陈述、承诺及保证”“其他事项”，其中第七条“其他事项”约定：“……2、更改：除非各方书面同意，本合同不能做任何修改、补充或更改。3、独立性：如果本合同任何条款被法律裁定属于非法或无法执行，该条款将与本合同其他条款分割，并应被视作无效，该条款并不改变其他条款的运作。……”。合同末尾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共同协商，本协议一式3份，各方各执一份，见证方留存一份备案，自三方签字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该合同仅见刘莹臻和李启驰签名，未见见证方签名，亦无任何公司盖章。 2011年3月7日，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召开首次股东会议，通过公司章程并选举刘莹臻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经理，李启驰为公司监事。 2011年3月17日，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160万元，登记股东为刘莹臻和李启驰，其中刘莹臻持股比例55%，李启驰持股比例45%。 2011年5月7日至8日，刘莹臻与李启驰签订双方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因双方意见存在重大分歧，造成公司混乱，无法正常经营，各股东同意黄某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2011年5月1日起3年内，原董事长李启驰、总经理刘莹臻离开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经营权。 2014年8月11日，本院作出（2013）同民初字第36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散。 2018年12月12日，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事后追认（同意）函》，载明李启驰与刘莹臻签订上述投资合作合同事宜，表明“李启驰签署上述《投资合作合同》之时，是以自身名义，而不是以超航达、超航达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身份。该合同约定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与刘莹臻合资成立明轩光电公司。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也独立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财产。因此，超航达、超航华两家公司拥有的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独立于李启驰的个人财产。李启驰以自身名义，与刘莹臻签署的上述《投资合作合同》，属我国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与人擅自签订合同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1条具体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超航达、超航华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全局需要，特遵照该立法规定出具本追认函，追认和同意李启驰以个人名义和刘莹臻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同意李启驰以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采用实物出资方式，与刘莹臻（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李启驰代表超航达和超航华持有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特别声明的是，鉴于依据我国公司法，该《投资合作合同》部分合同条款及所涉及两个事项（1、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超航达公司进行增资扩股；2、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属于超航达时任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范围（超航达股东会由二人组成，谢彦吉持有超航达35%股份，李启驰持有超航达65%股份）的法定职权范围，本追认函的追认事项，并不包括上述两个事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刘莹臻与李启驰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载明“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共同协商，本协议一式3份，各方各执一份，见证方留存一份备案，自三方签字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亦在事后追认（同意）函中表明“李启驰签署上述《投资合作合同》之时，是以自身名义，而不是以超航达、超航达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身份”。可见，案涉《投资合作合同》约定附生效条件，即“三方签字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即使案涉合同未邀请见证人，无见证人签字，仍需经公司盖章确认。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超航达公司和超航华公司至今未在合同上盖章，但李启驰主张两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出具《事后追认（同意）函》。经查，该函加盖两公司公章，载明“追认和同意李启驰以个人名义和刘莹臻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同意李启驰以超航达、超航华所有壹佰柒拾玖万元固定资产，采用实物出资方式，与刘莹臻（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李启驰代表超航达和超航华持有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同时声明“该《投资合作合同》部分合同条款及所涉及两个事项（1、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超航达公司进行增资扩股；2、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属于超航达时任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范围（超航达股东会由二人组成，谢彦吉持有超航达35%股份，李启驰持有超航达65%股份）的法定职权范围，本追认函的追认事项，并不包括上述两个事项”，应认定为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公司在2018年12月12日出具盖章《事后追认（同意）函》，案涉《投资合作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始成就。 就追认函未对《投资合作合同》整体确认的问题，经查，《投资合作合同》第七条约定条款独立性，故追认函虽未整体追认，但并不影响已追认部分合同条款的生效。就追认函未追认部分，因生效条件尚未成就，故处于效力待定状态。 就刘莹臻所述追认函出具的时间在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解散后的问题，经查，投资合作合同并未就公司盖章确认的时间加以限制，故追认函的时间晚于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解散的时间，并不影响其成就合同生效条件。 就刘莹臻所述李启驰是否实际出资及如何出资的问题，实为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是否生效。 综上，李启驰诉求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关于合资成立厦门明轩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条款（乙方拟将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并清算资产评估合计壹佰柒拾玖万，甲方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莹臻。注资完成后，甲乙方同意重组公司；合资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出资方式股份必：1.1乙方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1.2刘莹臻投入贰佰壹玖万；1.3股份比：刘莹臻占55%，李启驰占45%）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诉求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序言及第二条关于“乙方同意接纳甲方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股东由甲方、乙方构成”、序言关于“厦门超航达工贸有限公司为厦门明轩光电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的条款无效，因追认函未涉及，上述条款尚处效力待定状态，原告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莹臻诉求合同整体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投资合作合同》关于合资成立厦门明轩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条款（乙方拟将厦门超航达工贸公司和厦门超航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并清算资产评估合计壹佰柒拾玖万，甲方现金投入贰佰壹玖万合资成立厦门明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莹臻。注资完成后，甲乙方同意重组公司；合资具体条款如下：第一条出资方式股份必：1.1乙方以超航达和下属超航华所有固定资产作价壹佰柒拾玖万元投入。1.2刘莹臻投入贰佰壹玖万；1.3股份比：刘莹臻占55%，李启驰占45%）有效； 二、驳回李启驰的其他本诉请求； 三、驳回刘莹臻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启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莹臻负担，款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秀娟 审 判 员  杨 郁 人民陪审员  陈 坤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吕子洋 书记员李金城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