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2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女，199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高溶，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8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事项，改判上诉人董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被上诉人张某人民币100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全额返还彩礼及26400元的红包，系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全额返还彩礼及红包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为涉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上诉人的彩礼应予以返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已举办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在一起，根据上述答复的精神，在彩礼返还的数额上，应当考虑共同生活的因素，酌情返还，而不是全额返还。一审法院只考虑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却没有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的重要因素，故适用法律不当。2.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未婚同居对女性的身心、名誉等各方面均有影响，很有可能导致未婚女性未来寻找配偶的难度增大。故在彩礼返还的判决中，应当考虑保护妇女权益的因素，并酌情准予虽未登记结婚但共同生活的一方获得彩礼的所有权，不予以返还。3.从被上诉人要求与上诉人分手的原因来看，亦不宜判决全额返还彩礼。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认为结婚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系上诉人拒绝领取结婚证引起的。但事实证明，真正导致结婚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的行为。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来分析，双方自相识到共同生活的两年左右时间里，从未发生过性生活，原因是被上诉人对性生活冷寞的态度所造成的。至于被上诉人说到的结婚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系上诉人拒绝领取结婚证造成的，更是毫无事实依据。既然结婚证对被上诉人这么重要，那么当初为何没有按照常规顺序先领结婚证，再举行结婚仪式呢。既然只看重结婚证，一审时又为何不愿意领证而硬要放弃这段婚事呢。4.从公正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判决上诉人全额返还彩礼。当初未领结婚证先举行结婚仪式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如今被上诉人毫无理由提出分手，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从责任承担上来分析，被上诉人难辞其咎。被上诉人应承担重要责任。因此，彩礼不应全额返还，才显公正。二、关于被上诉人亲戚给上诉人的红包26400元、黄金2颗、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应否返还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不应当返还。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26400元红包及黄金、黄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系被上诉人的亲友赠予给上诉人，而非作为婚约一方的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的彩礼，一审将诉争26400元红包、黄金、黄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判决由上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缺乏法律依据。因为，即使上述财礼系附条件的赠与，但《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给付彩礼、财礼具有明显的身份行为属性，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具有目的导向性，为婚约财产纠纷，对其不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身有尊重本土民俗的考虑因素，故对彩礼、财礼的返还应当仅限于婚姻法解释(二)规定的特定情形。而婚姻法解释(二)规定的特定情形只限定在彩礼的范围内。案涉红包等财物并非彩礼，故上诉人无需返还。另外，从诉讼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对于其亲戚赠与给上诉人的财礼，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并非赠与人，故其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 被上诉人张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272000元正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彩礼有充分的法律依据。2.根据一审查清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马山镇村民，根据马山镇当地的风俗习惯，男方在订婚和结婚前分别要给女方彩礼，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两笔彩礼金252600元事实清楚。3.从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及聊天记录来看，被上诉人在办理订婚宴、结婚宴前后多次向上诉人提出领取结婚证，一审中被上诉人的证人也证实第二笔彩礼给女方希望女方能领取结婚证，但上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推托，2019年春节前上诉人回娘家后被上诉人多次与父母前往其父母处希望能回来双方继续过日子，但上诉人予以拒绝，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实际并没有与被上诉人成家的真实意思。4.因上诉人在杭州工作被上诉人在上海工作，结婚仪式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有周末才能相聚，且双方因工作忙碌并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从2018年11月19日办结婚典礼到2019年1月19日上诉人最后一次去男方家，总共才两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共同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5.自双方相识到共同生活，从未发生过性生活，这一原因主要在女方，被上诉人在订婚后曾婉转地问过女方意见能否睡一起，但女方明确表示不会留宿异性，男方在杭州讨个没趣只能回绍兴，婚后男方也试探性地看女方这方面的意思，但上诉人的态度让男方认为可能感情再培养一下女方才能接受。女方在上诉状上说被上诉人对性生活冷寞毫无依据。6.从一审庭审调查来看，被上诉人为了筹备结婚事宜承担了诉请之外大量的费用。订婚宴、结婚宴两次酒席费用都由被上诉人承担并支付，其中订婚宴被上诉人承担了1.4万元的费用、结婚宴被上诉人承担了9.1万元的费用，另外，结婚当天中午被上诉人根据农村的习俗在自己家里也办了酒宴。婚礼当天给女方亲戚的太婆盘、外婆盘、给女方长辈的礼盒、小辈的红包等等，这些额外的支出远远要超过彩礼钱。7.在一审庭前调解时上诉人母亲向调解员提出是来试婚的，就是因为上诉人及家人对与被上诉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定位所以从一开始订婚到办婚礼上诉人一家都没有大的支出和花销，嫁妆也只有几床被子和夫妻碗。如果上诉人存心与被上诉人过日子，知道未婚女性未来寻找配偶难度增大，就应该答应被上诉人之前多次的要求去领证，被上诉人一家过年多次来上诉人家劝和请她回来一起过年走亲戚时也应该回来继续生活，但事实却是上诉人从一开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如意就回娘家不再继续过日子，而被上诉人却毫不知情地为订婚、结婚进行筹备，花费大量的费用。8.根据一审庭审时查明的事实，订婚时男方亲戚给的订婚红包、结婚红包均由上诉人收取，其中订婚红包上诉人微信自认有26400元，该部分红包是男方亲戚在订婚当天给予双方，因女方亲戚给的红包也均在上诉人处，因此从公平的角度讲，男方亲戚给的红包应返还给男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返还272000元的判决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返还黄金2颗、黄金项链1条、金手镯1只、金戒指1枚的判决正确。上述金器系被上诉人父母及祖辈认为双方为登记结婚成为家庭的一员才交给上诉人，现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同意登记结婚，理应返还上述金器。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某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彩礼人民币252600元，男方亲戚给的订婚、结婚红包现金56400元、两颗黄金（价值23000元）、24K黄金项链（价值6000元）、金手镯（价值10000元）、金戒指（价值1600元），前述合计3496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某与被告董某经媒人介绍相识，于2018年4月14日办理订婚仪式，原告方给付被告彩礼186600元，同时交予被告黄金2颗；订婚前及订婚当天，另有原告父母及奶奶、外婆分别交予被告黄金项链1条、金手镯1只、金戒指1枚。订婚宴在月湖农庄举行，酒席费用系原告方支出。后原告又因被告方要求，再次向被告方送去66000元。2018年11月19日，原、被告举行结婚仪式，当天中午两家先各自在自己村里置办酒席；当晚在华盛外滩举办婚礼，酒席费用系原告方支出。后原、被告因分别在上海、杭州工作，偶尔回绍兴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但双方一致陈述未有夫妻之实。该期间，虽原告向被告提出办理结婚登记，但被告推辞并于2019年春年前自行回其自己家中，未再回原告家。 另查明，被告购置有床上用品、夫妻碗等嫁妆现存放于原告家中。经该院通知双方对实物进行现场清点，被告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其嫁妆均由母亲一手操办，因母亲患有冠心病，近期因婚事纠纷，病情加重，在进行治疗，不能过多情绪刺激，因此无法上门去男方家里受刺激，其方愿意通过其他方式配合法庭工作，如采用证人证词等。被告方媒人倪某当庭证言称，女方的嫁妆是在结婚早几天拿去的，男方来了几个人搬走的，其大概看了一眼，床上用品、桶、银碗筷，其没有一起送过去，就是他们在搬的时候看到的，他们结婚房子在东方都市，具体数量其不知道，被告母亲说银碗、马桶都买了，夫妻碗么有一对，多少钱其不知道，餐具其也说不出，被告母亲说她的戒指什么的都放在婚房。对于被告当庭提交的落款处有倪某签字，所载内容为：“……董某交付给张某11套床上用品（配套的被芯及6件套、乳胶枕）价值60000元，纯银餐具一套价值5000元，彩金钻石项链1条、彩金项链1条价值10000元，作为嫁妆，已放于张某家中”的证词，证人倪某当庭表示该书面证词是被告母亲拿来让其签字，其不识字，被告母亲没和其说具体写了什么。 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8年10月8日，原告张某“最要紧的是去领证啊，订个时间先去预约下”。被告董某“婚都结了，你难道还怕我跑了”。2018年11月5日，原告张某“我没有情绪，我是怕你有情绪。我以前是一直纠结你想不想领证，所以觉得：怎么可以不领，以后要用的。因为你那天说：以后人都是我的了还要证干嘛。说的我以为你大大咧咧的个性，感觉领证不重要了。当真了。后来你昨天说了，其实你知道领证是很重要的，只是想对我留一手，再看看。那我知道了就会去功略蜜月旅行诱惑你啊。但你说一的时候，我真想不到你是指二……”。被告董某“你以后直接跟我说话好吗”“看你的这么多字，我看的累，你也打的累”。2019年1月13日，原告张某“我们去好好拍张结婚证，发朋友圈出去弥补下，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被告董某“骗我拍结婚照”“没那么容易”。另，2018年4月14日双方办订婚仪式下午18:49，被告董某向原告张某发送2张记录收到男方亲友红包金额的截图，合计金额264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婚约，并按传统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且双方缔结婚姻目前已无可能，现原告要求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其至今未提出退婚，退婚是原告单方行为，故被告无须返还彩礼的抗辩，该院审查认为，根据本案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综合判断，应当认定本案原、被告在举办订婚、结婚仪式后，系被告一直拒绝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被告在当年春节前即自行回到自己家中，虽经原告方多次劝说，仍不愿再去原告家生活，被告称自己未提出退婚，实际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与原告分手的意思表示，故被告上述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原告订婚时交付给被告的现金186600元系彩礼，双方均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举办结婚仪式前第二次交付给被告的现金66000元亦属于彩礼应予返还，被告认为是给女方的酒水钱，已全部用于婚礼当天女方置办酒席支出。该院审查认为，被告方因举办婚礼当天中午在自己村里确有置办酒席，并陈述8桌，每桌3500元，另有宾客伴手礼15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方中午置办酒席6桌，每桌实际花费600-700元，该院根据双方证据并结合本地农村办酒席平均消费状况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方因置办酒席支出7000元。被告庭后补充陈述认为在其村里置办的酒席还有晚上12桌，鉴于当天晚上双方系在华盛外滩举行婚礼，被告该陈述不符合常理，亦与其当庭陈述收取66000元系用于婚礼当天的中午在女方家办酒相悖，故对被告上述陈述该院不予采信，上述66000元款项扣减被告已支出的7000元，剩余59000元被告应予返还。关于原告主张男方亲戚给的订婚结婚红包现金56400元均由被告收取，该院根据证据认定被告应返还26400元。关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的5件金器，被告当庭承认现在其处，但认为属于赠予，无须返还。该院审查认为，上述金器系原告的父母及祖辈以为被告会与原告登记结婚成为其家庭一员才交与被告，现被告拒绝与原告登记结婚，理应返还上述金器，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其有嫁妆床上用品11套、纯银餐具1套、彩金钻石项链、彩金项链各1条，现均在原告家中，经该院要求，被告拒绝配合去进行现场清点，故该院综合相关证据及原告陈述，认定被告现有8床被子、1套夫妻碗留在原告家中，原告应予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董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原告张某人民币272000元、黄金2颗、黄金项链1条、金手镯1只、金戒指1枚；二、原告张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被告董某留在原告家中的嫁妆被子8床、夫妻碗1套；三、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72元，由原告张某负担277元，被告董某负担299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证明被上诉人并不是对性生活冷漠，恰恰证明是上诉人对性生活冷漠。上诉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被上诉人要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聊天记录仅仅是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抽取的一个事实，仅从聊天记录不能体现性生活没有过是谁引起的，实际上被上诉人去了杭州，而上诉人在杭州住的是女生集体宿舍，男生来住会引起其他女生的不方便，然后上诉人说可以去外面住，但是被上诉人走了。因上诉人对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董某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本案双方虽均在外地工作，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微信记录等表明，双方存在周末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虽时间较短，但应认定存在共同生活的情形。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彩礼，本院从衡平双方利益的角度，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及女方在订婚中的花销，并考虑到实物的返还难度等，酌定上诉人需要返还被上诉人彩礼25万元。 综上所述，董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维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9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董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张某人民币250000元； 四、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72元，由张某负担277元，董某负担2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89元，由张某负担1796元，由董某负担26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王瑜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戴雨薇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