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03民初4983号 原告：范章庭，男，196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守魁，系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振忠，男，1965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被告：邯郸市创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新区（东柳西大街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179416345X0。 法定代表人：魏俊英，该公司总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海亮，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区解放大道7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7276007。 法定代表人：魏枫，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玉龙，系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2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7183523551。 负责人：张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刚，该公司工程建设部主管。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明，系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章庭与被告王振忠、邯郸市创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信公司）、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三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11月20日原告向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魏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在答辩期间内，被告王振忠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11月27日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434民初28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院移交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范章庭不服该裁定，上诉至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7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4民辖终2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原告在起诉状中又将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三局）列为被告，案件移送本院后，2018年9月26日本院予以了立案受理。2018年10月24日被告中通三局以“该局系与邯郸市创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创信公司为本案的被告，本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10月29日依法通知创信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了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冀0403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原告范章庭不服，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4民终2940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告范章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守魁，被告王振忠及创信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海亮，被告中通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玉龙，被告移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刚、张慧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章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381102.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6月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王振忠，其称与被告中通三局签订工程分包协议，该工程发包方为本案移动公司，工程名称为综合业务网工程，施工地点：魏县、磁县、成安县、肥乡县、馆陶县、广平县及邯郸市北环汽车销售源地点，详细了解情况后，原告与被告王振忠商定，由原告负责对该涉案工程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原告负担，工程竣工后，按照双方认可的价格结算工程款，该工程于2014年10月全部完工，按照双方认可的价格表结算，原告完成的产值1381102.6元，期间原告多次找到王振忠办理结算，被告称工程产值需要中通三局验收，待验收合格后再与原告办理结算，现该工程已经通过各部门验收合格，并且已经投入使用，无质量问题，但被告王振忠针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迟迟不予办理结算，造成原告拖欠农民工工资高达100万余元，被告移动公司系该工程的发包人，将工程发包给被告中通三局，被告中通三局又将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王振忠，属于违法分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对被告王振忠拖欠工程款事宜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期间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此事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在开庭审理中，原告当庭撤回了要求被告承担邯郸市北环汽车销售源工程款项的诉讼请求，并将诉讼请求明确为：魏县工程量及应付金额144芯光缆21041米，每米2.6元，应付金额54706.6元，48芯光缆1097米，每米2.3米，应付金额2523.1元，24芯光缆17653米，每米2.3元，应付金额40601.9元，新做光缆井24个每个井1650元，应付金额39600元，光交箱安装55个，每个3500元，应付金额192500元，光交箱与井连接管三根梅花管104.2米，每米140元，应付金额14588元，顶单根梅花管2678.3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267830元，顶双根梅花管24.5米，每米110元，应付金额2695元，顶四根梅花管40米，每米140元，应付金额5600元，总应付金额620644.6元；成安工程量及应付金额顶单根梅花管818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81800元；馆陶工程量及应付金额顶单根梅花管1249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124900元，顶四根梅花管52.4米，每米140元，应付金额7336元，总应付金额132236元；广平工程量及应付金额顶单根梅花管807.4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80740元；肥乡工程量及应付金额顶单根梅花管2054.1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205410元，顶双根梅花管932.6米，每米110元应付金额91586元；磁县工程量及应付金额顶单根梅花管953.46米，每米100元，应付金额95346元，以上共计1307762.6元，并当庭明确承认除魏县工程外，其在成安、馆陶、广平、肥乡、磁县仅搞顶管施工，其他工作未搞。 被告王振忠及其诉讼代理人共同辩称：“1、本案从中通三局分包线路通信工程的是创信公司，并非王振忠个人，2013年移动公司将综合业务网工程发包给中通三局，之后中通三局与创信公司签订了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将工程分包给创信公司，并非是将工程分包给王振忠个人，且创信公司对于分包的工程具有相应的资质且符合其营业范围；2、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创信公司才是适格被告，通过多份施工协议也可以证实合同的相对方是创信公司，而非王振忠本人，2013年6月28日，创信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施工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工程概况是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并约定了工程项目价格。此外，根据其他地点（肥乡、成安、广平、馆陶等）的施工协议也可以佐证是创信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同的施工人，创信公司才是合同的相对方，即使有拖欠工程款的纠纷，原告仅能向创信公司主张；3、王振忠是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施工现场负责人，其所做行为系职务行为，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公司承担。原告承包魏县的工程后因自身原因导致工程无法继续施工，针对已完工程量应结工程款，王振忠与创信公司之间也达成了一致，王振忠代表公司在协调会上签字。经协调会确认，原告所完成的工程的总价款为212089.5元，双方都予以认可，应按照该数额予以履行。因王振忠是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施工现场的负责人，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王振忠所做行为即为公司行为，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法人承受；4、范章庭在起诉中主张的1381102.6元的工程款，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范章庭仅承包了魏县的工程，且仅完成了魏县的部分工程，根据其完成的工程量，其仅对212089.5元的工程款享有诉权。魏县的后续工程以及其他地点的工程系由他人施工完成，非由范章庭施工，其也并不享有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权。综上，在本案中从中通三局承包工程的主体是创信公司，与范章庭签订施工协议的主体也是创信公司，而王振忠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做的相关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系代表公司，故原告将王振忠列为被告提起诉讼，显然是毫无依据的。” 被告创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俊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共同辩称“一、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非承揽合同纠纷。创信公司与中通三局一公司签订了《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该合同约定中通三局一公司将邯郸市馆陶县、魏县、广平、肥乡、成安、磁县、峰峰移动通信工程分包给创信公司，创信公司在接到工程后，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了实际施工人，魏县由范章庭负责，肥乡由马某负责，磁县由宋某负责，成安、广平、馆陶由王某1负责，且与范章庭、马某、王某1等在开工前已经签署协议。综上，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非承揽合同纠纷；二、原告范章庭仅对魏县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并且经中通三局与中国移动的协调，范章庭与创信公司双方已就工程款一事达成协议，现创信公司共欠范章庭212089.5元。2013年6月28日原告范章庭与被告创信公司签订了《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范章庭负责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之后创信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振忠将图纸交付给了范章庭。但是在范章庭组织施工期间，其与魏县市政公司管理干部闹了一点矛盾，导致无法继续施工，经王振忠、范章庭、牛礼三人商议，由牛礼组织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剩余施工任务，并于2014年6月28日创信公司与牛礼签订了《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现牛礼已经施工完毕，工程款已结清。但是在工程结束后范章庭却在2014年12月1日、12月15日、2015年3月26日、4月2日四次在魏县的工程项目上搞破坏，并造成项目财物、人员的不同程度的损伤，无奈之下，创信公司找到吴洪亮来完成被破坏的翠湖苑和雅园尚景的修复工作，并于2014年12月29日与吴洪亮签订了《关于对魏县移动公司综合业务网翠湖苑、雅园尚景另个机房施工的承包协议》。之后，原告范章庭多次找到中通三局和移动公司协商工程款事宜，在中通三局与中国移动的双重见证下，王振忠与范章庭就魏县工程费达成一致，剩余工程款共计212089.5元，且该工程款经过移动公司及监理确认，被告创信公司对该212089.5元认可，范章庭与王振忠在《关于魏县范章庭、王振忠工程费纠纷协调会》上签字确认，此次确认的结果对双方均有效，双方应按照该协调会确定的金额来结算；三、除魏县工程以外，其他5地都不是由范章庭组织施工，而是由他人施工完成，范章庭并不享有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权。此外，北环工程并不是创信公司的承包范围，该地工程与创信公司无关，创信公司不应支付该工程款。（1）肥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马某，马某现已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工程款已支付完结。2014年1月7日创信公司与马某签订了《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该协议约定由马某负责肥乡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由于该项目工程材料由移动公司承担，马某安排魏英涛对肥乡地区的材料进行领取，工程结束后马某已顺利拿到工程款。肥乡工程有工程材料领用单、收到顶管款证明、工程量核实单、收到工程款证明、建筑安装工程量总表马某证明、肥乡移动证明予以证实；（2）磁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宋某，宋某现已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工程款已支付完结。磁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宋某，施工过程中顶管机由宋某安排，由宋某指派工人王书亮从成安三局仓库直接拉管到磁县施工现场，该工程现已完结且宋某的工程款已全部结清。磁县工程有出库单、工程量核实单、建筑安装工程量总表、宋某的证明、收到工程款的收据、流水、磁县移动证明予以证明；（3）成安、广平、馆陶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王某1，王某1现已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工程款已支付完结。2013年7月2日创信公司与王某1签订了《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该协议约定由王某1负责成安、广平、馆陶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为了更好的组织施工，连秀峰与娄某安排的顶管机，连秀峰与娄某已对这三地的顶管工作量出具了证明，在广平地区由李志锋在当地安排了工人，所用材料均由王某1领取，现该工程已经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工程款也已完全支付。此三地工程有《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工程材料领用单、王某1、娄某、连秀峰、李志锋证明，娄某、连秀峰对顶管机工作量的证明，成安、广平、馆陶三地移动公司的证明，以及建筑安装工程总表等予以证明；（4）北环汽车销售源地点并不是创信公司的承包范围，创信公司也并未安排人员在此处施工，创信公司与该工程无关，因此创信公司不应该支付工程款。创信公司与中通三局一公司签订的《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明确约定工程名称为邯郸市馆陶县／魏县／广平／肥乡／成安／磁县／峰峰移动通信工程，创信公司从未承包过北环的工程，因此创信公司不应支付工程款。此外，由于范章庭对此事的多次信访，邯郸市联合接访服务中心靳连春主任通知中国移动邯郸分公司、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范章庭主张路段进行现场核实，移动公司安排周某、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安排王某2共同对范章庭主张的84路段进行现场核实，其中60段确认为中通三局安排创信公司施工工作量，剩余24段不属于中通三局安排施工工作量，在核实情况汇总表明细中对范章庭主张的北环的果园路（福特汽车院内）、果园路（果园路路北—福特汽车院内）、果园路（果园路路北—果园路8＃）、现代城北（北环—别克汽车院内）、现代城北（别克汽车院内—远邦汽车用品城）、现代城北（远邦汽车用品城—长城汽车）、现代城北（广汽传祺—长城汽车）此7段也就是范章庭所主张的北环段三局并未安排此段管道修复，并非三局施工，且该路段与创信公司无关。综上，原告诉称被告应向其支付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北环6地的工程款不成立，原告仅在魏县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且在中通三局与中国移动的协调下，原告与创信公司已经就工程款一事达成一致，创信公司现仍欠原告范章庭工程款212089.5元，双方仅需按照该协调会双方商议的数额履行即可，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被告中通三局在开庭审理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开庭审理中其诉讼代理人当庭辩称：“1、我公司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2013年综合业务施工中标单位，与移动河北分公司有框架合同，该合同共涉及衡水、邢台、邯郸三个市，我公司将邯郸部分工程合法分包给包括邯郸市创信公司在内共5家公司来完成邯郸整个工程的施工，创信公司涉及工程包括馆陶县、魏县、广平、肥乡、成安、磁县共六个县城，原告所称的北环工程并非我公司工程，且我公司已与移动公司对邯郸工程决算完毕，移动公司已付清我方工程款，我公司也与创信公司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共计支付350万元，因此原告起诉我公司非法分包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移动公司在开庭审理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开庭审理中其诉讼代理人当庭辩称：“1、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所诉主体不适格；2、移动公司依法发包给通信三局且不欠任何工程款，综上所述，移动公司在本案不应承担任何工程款的责任。”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振忠与魏俊英系夫妻关系，王某1（小名老六）系王振忠之弟。被告创信公司现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俊英，持股比例100%。在2017年4月12日工商登记变更之前，被告王振忠系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于建平、王振忠、魏俊英。创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通信技术开发、空调制冷、通信设备维护及维修、架线工程施工、计算机及耗材销售、维修、节电器、灯具、五金产品、建材的销售、防水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2013年5月被告移动公司（发包方）与被告中通三局（承包方）签订了《2013年综合业务接入区和集团客户预覆盖项目光缆线路施工服务（中通三局）框架合同》，主要约定：“中标标段：邯郸标段25；施工区域：峰峰、磁县、临漳、魏县、成安、曲周、邱县、馆陶、大名、广平、肥乡（11个地区），顶管施工部分折扣率50%，顶管外其他施工方式施工部分折扣率46%，中标综合折扣率47.2%，合计9081280元，并约定由移动公司提供工程所需材料，中通三局负责将工程物资从仓库运至施工地点，中通三局承担材料仓储、保管等责任，但材料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中通三局承包该项目后，2013年8月1日由中通三局第一分公司与被告创信公司签订《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主要约定：“工程名称：邯郸市馆陶县／魏县／广平／肥乡／成安／磁县／峰峰（7个地区）移动通信工程，合作方式（包工包辅材），合同价款及结算方式：移动线路工程（光缆工程费按中标价46%的70%结算，管道工程按施工费的中标价50%的70%结算），业主结算后给创信公司进行结算，创信公司结算需开具正规的施工费发票进行结算，中通三局按回款比例支付对应的分包费给创信公司，创信公司提供正规有效的建安发票。创信公司指派王振忠为现场负责人，并对工程单价、费用支付、施工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约定。” 2013年6月28日被告创信公司（甲方）与原告范章庭（乙方）签订了《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主要约定：“范章庭负责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工程项目价格：顶管（单根）每公里47000元，顶管（双根）每公里50000元，光交箱每个2000元，管道穿揽每公里1200元，范章庭施工完成后，经省移动公司验收、审计合格并支付创信工程款项后，创信公司支付给范章庭90%工程款项，余款一年后付清。”之后，原告范章庭进行了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因产生矛盾，2014年6月28日被告创信公司与牛礼签订《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主要内容：“创信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与魏县范章庭签订了由其组织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其后范章庭在组织施工期间，因和魏县市政公司管理干部闹矛盾，无法继续施工，2014年5月经创信公司负责人王振忠与范章庭、牛礼三人协商，由牛礼承包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剩余的施工任务。工程概况：牛礼负责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剩余施工任务，工程项目及价格：除增加手孔井项目每90/120/个1200元外，其余施工项目及价格与原合同相一致，施工工程量认定：双方签字确认，移动监理公司认定，付款方式：牛礼施工完成后，经省移动公司验收，审计合格并支付创信公司工程款项后，创信公司支付给牛礼90%工程款项，余款一年后付清。牛礼并在该合同上亲笔写明：除范章庭以后的顶管协议，牛礼为准。”之后，牛礼进行了施工，并从中通三局领取施工材料，该工程于2015年2月6日经竣工验收合格。2016年2月4日牛礼给被告创信公司写下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创信公司邯郸移动城市综合业务网魏县移动雅园尚景、魏县第二汇聚翠湖苑接入区顶管、手孔工程费总计281923元。并在该收据附上牛礼身份证。”经本院调查询问，牛礼证实“《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中牛礼的名字和协议中注明的一句话是我签的名和写的这句话，协议所约定的工程量是我施工的，我施工的款项应当给我，与范章庭无关，魏县工程开始是范章庭签的协议，后来不干了，我与创信公司签协议之后的活都是我干的，现在账已结清。2016年2月4日是我打的收据，魏县的工程已经竣工验收，魏县施工范章庭先干的，我后干的，他干的款项对他，我干的对我。我施工中的顶管机是我的，与范章庭无关，”但工程竣工后，原告范章庭对机房以上钢管、光缆接头进行破坏，并殴打创信公司员工。中通三局和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向魏县公安局提交了《关于魏县通信设施被破坏情况说明》，2014年12月26日、2015年4月2日、4月6日魏县公安机关对范章庭分别作出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原告范章庭对工程款上访，经魏县司法局边马乡司法所协调处理，并在中通三局的协调下，原告范章庭与被告王振忠签订了《关于魏县范章庭、王振忠工程费纠纷协调会》，内容为：“根据2015年2月11日会议精神，现对核实后工作量当事人双方同意以下决定：光交箱54个×2000元＝108000元，顶管926.1米×47元=43526.7元，管道穿缆39469米×1.2元＝47362.8元，管井11个×1200元＝13200元，以上合计212089.5元，上述工程量在移动公司对工程施工验收审计和施工剩余材料交付并经移动公司及建立签字确认付款后，按移动公司规定付款百分之九十，所余百分之十在一年后付清。”2015年2月13日原告范章庭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确认，2015年2月14日被告王振忠作为当时创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确认，但上述工程款212089.5元被告创信公司至今未给付原告范章庭。 2013年7月2日，被告创信公司与王某1签订《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主要约定：“王某1负责成安、广平、馆陶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工程项目价格、付款方式与魏县项目价格、付款方式相一致。”之后，王某1将顶管工程交由连秀峰、娄某施工，并从中通三局领取了施工材料，施工监理王某2对王某1完成的工程量核实后签字予以确认。2013年12月31日中通三局、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公监理）、施工队长王某1对上述施工地区的建筑安装工程量进行确认后，三方在工程量总表上签字盖章，现成安、广平、馆陶工程已全部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创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及给付现金方式支付连秀峰343200元，支付娄某112200元，2018年10月25日王某1出具证明“我负责馆陶、广平、成安移动业务施工，该工程已完工通过验收，范章庭没在该三地施工，创信公司已把我施工的工程费全部付清”。2018年11月1日馆陶县移动公司出具证明，称“河北移动邯郸综合业务网四期二阶段工程，2013年中通三局为中标单位，馆陶县移动公司由创信公司王振忠负责，由诚公监理的王某2负责监理，由王某1（老六）具体施工，范章庭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干过我县移动公司。”2018年11月5日广平县移动公司出具证明，称“河北移动邯郸综合业务网四期二阶段，2013年中通三局为中标单位，广平由王某1具体施工。”2018年10月31日成安县移动公司出具证明，称“河北移动邯郸综合业务网四期一阶段、二阶段工程，成安由王振忠负责，安排王某1队长具体施工。” 2014年1月7日，创信公司与马某签订了《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主要约定：“马某负责肥乡县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业务,工程项目及价格：顶管每米15元，光交箱每个2000元，管道穿揽每米1.3元，付款方式：马某施工完成，经邯郸市移动公司、县公司、维护单位、监理验收合格，并向创信公司付清工程款项后，创信公司于5日内将工程款支付给马某，其中创信公司人工费用每人每天100元，车辆费用每辆每天100元，经双方核实人工、车辆出勤情况后，此部分费用从创信公司支付给马某的工程款项中扣除。”之后，马某对上述工程进行了施工，并由王振忠委派的魏英涛从中通三局领取了施工材料，施工监理王某2对马某完成的工程量核实后签字予以确认，2013年12月31日中通三局、诚公监理对肥乡第二汇聚接入区、肥乡县移动接入区、肥乡交通街接入区的建筑安装工程量进行确认后，中通三局和诚公监理在该表上加盖公章，现肥乡工程已全部完工并经验收合格。2016年2月6日马某对顶管工程出具收据“今收肥乡综合业务网工程款（顶管）27000元整，以上欠条全部作废，工程款以上全部结清，顶管总计4023米，工程款全部结清。”2018年10月31日肥乡移动公司出具证明，称“河北移动邯郸综合业务网四期一阶段工程，2013年中通三局为中标单位，肥乡由创信公司王振忠负责，于2014年安排马某具体施工，不认识范章庭。” 2014年4月，创信公司与宋某约定由宋某负责磁县移动综合业务网四期一阶段、四期二阶段工程。之后，宋某对上述工程进行了施工，施工材料由王振忠安排王书亮从中通三局提取后送至工地，并由施工监理王某2对宋某完成的工程量核实后签字予以确认，2013年12月31日中通三局、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工程的工程量进行确认后，中通三局和诚公监理在该表上加盖公章，现磁县工程已全部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创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现金方式已将156000元工程款全部付清,2018年10月22日宋某出具“证明”工程款已全部结清。2018年11月1日磁县移动公司出具证明，称“河北移动邯郸综合业务网四期一阶段、二阶段工程，2013年中通三局为中标单位，磁县由宋某具体施工，不认识范章庭。”现被告创信公司所承包的魏县、成安、馆陶、广平、肥乡、磁县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被告移动公司已将上述6县的全部工程款项给付被告中通三局，被告中通三局给移动公司出具了收到邯郸所有项目工程款的证明，被告中通三局并按约定给付创信公司上述6县的全部工程款350万元，被告创信公司给被告中通三局开具了工程款总计350万元的建安发票。被告创信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将工程款分别给付具体施工人王某1、马某、宋某、牛礼。现原告范章庭要求被告支付魏县、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6个县的工程款项，但被告创信公司除认可原告部分施工魏县项目，并认可与范章庭签订的《关于魏县范章庭、王振忠工程费纠纷协调会》所确定的欠付范章庭工程款212089.5元外，对其他5县的施工项目均不认可原告施工，为此原告诉至法院，双方争议成讼。 又查明，被告移动公司通过建设银行支付被告中通三局工程款项共计6154866.03元，已将中通三局在邯郸地区的全部工程款结清。被告中通三局支付创信公司350万元，已将创信公司承包施工的工程款项全部结清，且创信公司已向中通三局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7张，合计工程款350万元。 对于王某1施工的广平、成安、馆陶三个施工项目被告创信公司除转给王某1妻子徐小斋97110元外，其余工程款以现金方式支付，2018年10月25日王某1给被告创信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2013年7月份与创信公司签订施工协议，我负责馆陶、广平、成安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验收完工，验收我和创信公司，中通三局、市移动代理监理，签订后中通三局拿走。于2014年完工，通过验收，范章庭没在广平、馆陶、成安施工，创信公司已把施工的工程费全部付清，我已向创信公司提供相关的收款银行流水，已全部结清。” 对于马某施工的肥乡项目，马某除给创信公司出具收到工程款收据117000元外，并于2016年2月6日给被告创信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我与创信公司就肥乡县移动公司综合业务网顶管，光交箱，管道穿揽工程于2014年签订工程协议，因我不慎将双方协议丢失，工程已完全竣工，验收合格，创信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成的工程款。并特别注明：合同已作废，以上工程款全部结清。” 对于宋某施工的磁县项目，被告创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方式共计给付宋某工程款156000元，且2018年10月22日宋某向创信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磁县移动综合业务网四期一阶段、磁县移动综合业务网四期二阶段工程是我负责完成的，验收合格，磁县移动环是2014年4月开工，2014年12月完成，2014年12月26号验收合格，磁县移动第二汇聚是2015年3月开工，2015年6月完工，2015年6月4日验收合格，创信公司把所有工程款付清，二次转款加现金总计156000元，范章庭我不认识，他也没给我干过活，当时我没和创信公司签协议，工程都是我做的，工程款付清。” 再查明，2017年5月14日诚公监理出具《关于对范章庭纠纷争议管道现场核实情况说明》，称“因范章庭主张其承接了创信公司委托的移动公司在魏县方的综合业务网工程，并以移动公司拖欠其140余万工程款为由向邯郸市信访局、河北省信访局等单位反映，邯郸市联合接访服务中心靳主任通知移动公司前去配合调查，邯郸市信访局靳主任要求邯郸移动对范章庭主张的路段的管道工程进行现场核实，作为对范章庭主张纠纷标的所在区域位置和数量的核实，但不作为认定这些纠纷标的属于范章庭施工范围或施工工程量的证据使用。在此情况下，移动公司安排诚公监理王某2，与中通三局员工周某、范章庭共同对范章庭所称在馆陶、成安、磁县进行现场核实。经核实，现场确认84段中有60段确认与中通三局的路由相同，剩下24段不属于中通三局安排的施工工作量，另这24段中有6段范章庭现场未找到所修复的管道。”2017年5月15日中通三局的情况说明与诚公监理证明内容相一致，并称“已跟创信公司结清相应施工费。”在原告提交的上述地点工程量核实单中被告中通三局周某均未签字，诚公监理王某2均写明“本人仅核实工程量，是谁施工无法证明。”移动公司又安排诚公监理王某2，与中通三局周某、王振忠共同对被告创信公司所称在馆陶、成安、磁县进行现场核实，在被告创信公司提供的成安、馆陶、广平、肥乡工程量核实单中周某均写明“工作量属实”并签字纳印，王某2均写明“工作量属实”并签字捺印，且实际施工人王某1、马某签字捺印。在被告创信公司提供的磁县工程量核实单中周某写明“本段落属于三局施工范围”并签字捺印，王某2分别写明该工程量存在，并签字捺印。 还查明，被告创信公司申请证人王某1、娄某、马某、宋某、王某2、周某到庭作证，证人王某1证实，“其在成安、广平、馆陶负责施工，没有用过范章庭的顶管机，从未请范章庭过来，顶管馆陶、广平是娄某负责，成安是由连秀峰负责，在魏县之前不认识原告范章庭，魏县是范章庭有事干不下去了，让我在魏县做的放线，并表示不认识原告申请的证人张某1、安某。”证人娄某证实，“我在广平、成安做过顶管工作，是从王振忠手里接的工程，当时并未出现活干不下去找别人接着干的情况，当时王某1在场，现场监理也在场，没有见过原告范章庭。”证人马某证实，“在肥乡工地给王振忠施工，主要是穿线和顶管，在肥乡长安路、西环施工，白天施工，晚上没有干过，并没有出现在施工中干不下去了让别人来干的情况，工程已完工，工程款已全部付清，并表示不认识原告范章庭与原告申请的证人刘某。”证人宋某证实，“我在磁县进行施工，磁县移动公司的顶管穿线、光交箱都是我做的，分一期和二期，都是我做的，施工地点在中山西路与朝阳路交叉口向西，有施工图纸，这活是我独自完成，干活的时候没有别人参与，不认识原告，验收是三方拍照验收才给付钱，工程款结清了。”证人王某2证实，“我在肥乡、广平、馆陶中做的施工监理员，当时在我监理的三个地方在现场没有见过原告，2017年信访让移动公司去现场核实，到现场核实范章庭指认的是84段，其中24段中的6段不是移动公司的活，是其他运营商的，信访局让范章庭和王振忠各自带证人到现场做一个证明，范章庭说不跟王振忠一起到现场，不与他对质，跟范章庭去的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核实的是工作量，具体是谁施工的不清楚，也没办法核实管道的归属，在这三地见过王某1施工。”证人周某证实，“我是中通三局工作人员，负责中通三局转包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对口的是创信公司，不认识范章庭。” 另查明，原告范章庭当庭认可被告给过15万元工程款，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称该15万元系借款，且已在本院另案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 为证明以上事实，被告王振忠向本院提交了创信公司与中通三局签订的《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与原告范章庭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牛礼签订的《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与王某1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马某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在卷为证，被告创信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创信公司与中通三局签订的《线路通信工程工序分包合同》、与原告范章庭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牛礼签订的《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与王某1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马某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魏英涛、王某1、王振忠委派人员从中通三局领取工程材料的领用单、销货清单、出库单、图纸、工程量核实单、建筑安装工程总表、肥乡移动公司证明、磁县移动公司证明、成安移动公司证明、广平移动公司证明、馆陶移动公司证明，领取工程款收据、支付工程款银行流水，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魏县范章庭纠纷管道核实情况的确认说明、监理赵子金、王某2、冀金占出具的证明，中通三局关于魏县范章庭纠纷争议管道核实情况的情况说明在卷为证，并由证人王某1、娄某、马某、宋某、王某2、周某到庭作证予以了证实。被告中通三局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移动公司签订的《2013年综合业务接入区和集团客户预覆盖项目光缆线路施工服务（中通三局）框架合同》、施工安全承诺书、采购订单，与创信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工序／劳务分包合同》及分包单位施工安全及资金垫付承诺书、施工现场安全协议书，工程施工结算审核定案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3张及建筑业统一发票12张、决算表8张以及创信公司出具的工程款结清确认书在卷为证，被告移动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采购订单、中通三局证明在卷为证，上列证据已经本院庭审组织质证，被告所举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达到待证目的，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虽诉称“其在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施工”，但是其所举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达不到待证目的。原告提交的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的5地的工程量核实单上王某2写明“本人仅核实工程量，是谁施工无法证明。”四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且被告创信公司申请的证人王某2到庭证实，“该工程量核实单仅用在信访中核实工程量，对于是谁施工并不清楚，”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还提交了肥乡、磁县、成安、广平的4地的工程量明细表，但是该工程量明细表中并没有中通三局和移动公司的盖章确认，四被告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被告中通三局与移动公司当庭表示并未向原告范章庭出过这种工程量明细表，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还提交了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5地施工的消费票据，四被告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有王振亮签字的票据只能证明原告在魏县施工，对原告经选择提交的26张票据均没有王振亮的签名，也没有标明施工地点，不能证实原告在魏县之外其他5个县施工，原告提交该26张消费票据不能证实原告在其他5县施工，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还提交了两张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石油分公司销售发票及一张购买材料收据，称有王振亮签字，系在磁县和邯郸施工，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称加油票不能证明施工，与工程无关，经查该3张票据也未标明施工地点，未写明加油事项，不能证明原告所称，对此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还提交了魏县司法局边马乡司法所的询问笔录及该所工作人员张某2的到庭证言，张某2到庭称“经过信访认识原告范章庭、被告王振忠，根据原告范章庭所说工人在什么地方进行核实，经调查询问均是跟着范章庭干的活，调查了四位证人，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记，”四被告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与张某2的到庭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在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施工，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申请的证人张某1到庭作证称，“其先在馆陶施工，馆陶项目是最开始的，然后等馆陶项目结束去肥乡施工，并在肥乡见过王某1，”但经当庭对质，王某1否认在肥乡施工，且不是肥乡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称张某1没在馆陶做顶管工作。原告申请的证人安某到庭作证称“其与张某1一块工作的，最先开始的项目是肥乡，然后去的馆陶，并称在肥乡见过王某1，”但其证言关于施工地点的先后与张某1相矛盾，且王某1否认认识安某，王某1不是肥乡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原告申请的证人田某到庭称，“施工过程中王振忠均在现场，工作主要是拉料、卸料，没有见过监理，”但是被告创信公司提交的送货通知单、出库单上均没有田某签字，且卸料过程中监理应当在场。因此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其他5县施工地点指认问题，经现场核实，诚公监理出具情况说明证实，“对于现场确认核实的84段中有60段确认与中通三局的路由相同，剩下24段不属于中通三局安排施工的工作量，且24段中有6段范章庭到现场未找到所修复的管道。”且施工监理王某2也证实“核实的是工作量，具体是谁施工的不清楚，也没办法核实管道的归属。”根据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及交易习惯，实际施工人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应当清楚并明确无误，但原告在现场核实中，出现了指认24段并非本案被告中通三局的施工项目，因此该现场指认并不能证实原告在其他5县进行了施工。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7）冀0403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冀04民终23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告王振忠诉原告范章庭为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认定原告范章庭出具借条所借均为工程款，共计1585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依法成立的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移动公司（发包方）与被告中通三局（承包方）签订的《2013年综合业务接入区和集团客户预覆盖项目光缆线路施工服务（中通三局）框架合同》，中通三局与分包人创信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工序／劳务分包合同》，创信公司与与原告范章庭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牛礼签订的《关于加强魏县移动综合业务网的施工协议》，与王某1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马某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及创信公司将磁县项目交由宋某施工，并由宋某履行完施工合同的行为，系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移动公司将综合业务网工程发包给被告中通三局，之后中通三局又与被告创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将其中肥乡、魏县、磁县、成安、广平、馆陶工程分包给创信公司，在具体施工中，被告创信公司将魏县的部分工程交由原告范章庭施工，根据合同内容，范章庭系提供劳务、进行施工的实际施工人，本案的法律关系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章庭因系魏县工程中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创信公司、中通三局、移动公司，但因被告移动公司已将邯郸地区全部工程款支付给被告中通三局，中通三局又将全部工程款350万元给付被告创信公司，被告移动公司及中通三局并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移动公司、中通三局承担偿付工程款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范章庭虽要求被告给付其在魏县工程款620644.6元、肥乡工程款296996元、磁县工程款95346元、成安工程款81800元、广平工程款80740元、馆陶工程款132236元，共计1307762.6元，并当庭明确承认除魏县施工项目外，在其他5县原告只做了顶管施工，但被告创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在原告当庭提交的书面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单根顶管价格每米100元，双根顶管价格每米110元，经法庭调查询问，原告当庭又称单根顶管价格每米90元，双根顶管价格每米100元不相一致，存在矛盾，经查移动公司、中通三局、创信公司之间的合同，被告创信公司作为施工承包方，每米所得的顶管费用为单根顶管100元，双根顶管110元，而原告范章庭系被告创信公司在魏县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施工协议、建设工程交易习惯，原告施工所得的单、双根顶管价格理应达不到其上家创信公司的合同价格，这一点已由原告与被告创信公司所签订的施工协议所确定的原告施工的单根顶管每米47元，双根顶管每米50元予以证实，且实际施工中其他5县顶管价格也均未出现90元、100元的情形，因此原告诉讼请求所要求的单、双管顶管每米价格与事实不符，导致原告提交的诉讼请求缺乏工程价款计算的依据。同时，在魏县项目中存在被告创信公司与牛礼签订协议的事实，并有牛礼领取工程款的收条为证，牛礼施工的项目系魏县项目中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另增的工程项目，经本院调查询问牛礼对此予以了证实，而且原、被告双方在产生争议后，经中通三局协调，原、被告分别在《关于魏县范章庭、王振忠工程费纠纷协调会》上签名，原告已认可其在魏县施工的工程款为212089.5元，该协议系双方在产生争议后经中通三局协调下签订的，双方均已认可，因此原告要求在魏县工程项目中应得工程款620644.6元的诉请，无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在原、被告双方签字认可的《关于魏县范章庭、王振忠工程费纠纷协调会》中，双方已确认范章庭在魏县施工应得工程款为212089.5元，但该工程款212089.5元被告创信公司至今未给付原告，因此被告创信公司应承担给付原告工程款212089.5元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在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5县施工问题，原告未提交施工协议及被告认可的领取工程款单据，也未提交施工中从中通三局领取施工材料的领料单，图纸及领取施工款项的证明。被告创信公司提交了与王某1签订的成安、广平、馆陶《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施工协议》、与马某签订的《邯郸移动综合业务网肥乡施工协议》及由宋某实际施工磁县项目并领取工程款的收据，各方签字认可的工程量核实单、验收报告，及当地移动公司出具的证据，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已经完工并验收合格，实际支付马某、宋某、王某1工程款项的收条、银行流水明细，充分证实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工程系原告之外的上列其他施工人完成的工作，而与原告无关。原告虽申请证人张某1、刘某、安某、张某2到庭作证，意图证实除魏县之外的其他5县工程系原告施工，但经被告创信公司的证人到庭对质，被告的证人证实在上述5县原告未施工。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性质、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常理，建设工程的施工方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材料领用单、竣工验收报告、工程款支付及监理证明，但原告范章庭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原告范章庭提交的工程量核实单、工程明细表也不能证实原告进行了施工，而被告方提供了具体的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支付工程款的银行流水及施工方王某1、马某、宋某领取工程款的收条和证明，和监理王某2证实其监理区域广平、馆陶由王某1进行施工，监理区域肥乡由马某进行施工，其在上述区域未见过原告范章庭进行施工，因此，原告范章庭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在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5地进行施工，且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馆陶县顶四根梅花管工程款项7336元，但馆陶县三方签字验收的建筑安装工程量总表中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该施工项目。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肥乡、磁县、成安、广平、馆陶工程款687118元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明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原告范章庭所诉被告王振忠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因被告创信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虽然被告创信公司于2017年4月2日将法定代表人由王振忠变更为魏俊英，但因该笔拖欠工程款为被告王振忠做为被告创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拖欠原告范章庭的工程款，被告王振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创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被告王振忠对该笔钱款对原告范章庭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3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终232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原告范章庭向被告王振忠所借款项158500元系施工工程款，因此该笔款项应从被告王振中欠付原告范章庭工程款212089.5元中予以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创信公司、被告王振忠应支付原告范章庭工程款53589.5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邯郸市创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范章庭工程款53589.5元； 二、被告王振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范章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294元，由原告范章庭负担14526元，被告邯郸市创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王振忠负担27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文喜 审判员  张 刚 审判员  张建周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李世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