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81民初1320号原告：熊建国，男，195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红，湘阴县文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汨罗市高泉南路。法定代表人：徐解军。被告：侯杰明，男，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住郴州市苏仙区。第三人：吴宏桃，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湖南省汨罗市人，住汨罗市。第三人：汤必武，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湖南省人，住长沙市芙蓉区。原告熊建国诉被告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被告侯杰明、第三人吴宏桃和第三人汤必武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7月2日和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红、被告侯杰明、第三人吴宏桃和第三人汤必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华海公司的经营场所与工商登记的不一致，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华海公司200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请求确认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签名非本人签名，熊建国不是华海公司的股东；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08年下半年，原告经汤必武的引荐应聘到华海公司从事炊事员工作，约定月薪1,500元。在原告工作期间，汤必武以办理暂住证的名义将原告的身份证提供给了华海公司。原告与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解军因工作原因产生分歧，仅工作了15天便辞工回家。2013年汨罗市人民法院将原告以华海公司股东的身份追加为被执行人，并于2017年6月将原告的银行存款53,000元冻结并扣划。后经原告核实，原告之所以成为被执行人是因深圳市三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九湖南分公司）与华海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而原告被无故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原告被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纯属造假，原告从未在任何注册资料上签名，从未投资入股，从未参与过华海公司的股东大会，更未授权委托吴宏桃办理过股东注册登记事宜。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解军和另一股东侯杰明以及第三人吴宏桃、汤必武合伙隐瞒事实真相，通过弄虚作假，将原告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华海公司未予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侯杰明辩称，答辩人对无故被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也是毫不知情，答辩人从未参与公司的组建和管理，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未获得分红。2008年，徐解军以有宾馆需要装修为由邀请答辩人前往汨罗洽谈，并以开房休息为由将答辩人身份证拿走，现在看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被徐解军复印了身份证并利用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工商登记。答辩人能够肯定所有华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上面“侯杰明”的签名系伪造，答辩人与原告熊建国、第三人吴宏桃并不认识，更没有委托吴宏桃办理过任何手续。答辩人在本案中也属于受害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吴宏桃陈述，第三人与徐解军系朋友关系，与侯杰明素不相识，与熊建国是基于熊建国在华海公司食堂做过事才认识。2008年徐解军因成立华海公司需要人做事，便邀请第三人前往帮忙。第三人从未接受过熊建国、侯杰明的委托或代表熊建国、侯杰明办理过任何与华海公司有关的工商登记材料，所有的工商登记材料是徐解军准备好以后交给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办理的，第三人仅仅是受了徐解军的委托前往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在所有工商登记的材料中，第三人仅在《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和《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上签字，其他以“吴宏桃”名义签字的都是冒签的。2009年因公司经营不善，无钱交纳房租，徐解军便将公司更换了经营场所，第三人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离职。第三人汤必武陈述，第三人与徐解军系亲友关系，与熊建国系朋友关系，但与侯杰明并不相识。2008年的时候徐解军成立华海公司需要人帮忙做事，便邀请第三人前往汨罗帮忙，第三人后又邀请熊建国到华海公司的食堂做事。在此期间，徐解军以需要办理暂住证为由将第三人和熊建国的身份证拿走。熊建国仅在食堂工作了半个月，因与徐解军发生了冲突辞职。公司成立的时候徐解军曾经问过第三人是否愿意入股，遭到了第三人的拒绝。至于熊建国为什么成了公司股东，第三人也觉得意外。第三人在华海公司工作了个把月的时间后也离职了。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华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华海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和经营状态；2．《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身份证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基于虚假签名被冒名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3．法院案件被执行人信息，拟证明原告被另案追加为被执行人，于2016年10月18日被法院扣划53,000元；4．证明材料两份，拟证明原告所在的火炬村成立于2018年10月成立，全称为“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办事处”，被告注册登记资料中的“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火炬村委员会”的公章是伪造的。被告侯杰明对证据1和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3表示与自己没有关系，对证据2中的所有材料表示不知情，材料中“侯杰明”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签的，侯杰明未认缴出资，也未实际出资25万元。第三人吴宏桃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3和证据4表示不清楚，对证据2中的股东会决议表示不清楚，其不是公司的股东；熊建国的身份信息在进行工商注册的时候见到过，是徐解军提供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面“吴宏桃”的签名是伪造的；出资表不清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原本有一个股东是写了汤必武的名字，吴宏桃将情况告诉了汤必武，汤必武拒绝成为公司股东，所以徐解军将汤必武的名字划掉，写上了侯杰明的名字。第三人汤必武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4表示不知情，关于企业名称核准申请表的事情是听吴宏桃讲过，但没有看到过申请书，而且当时也明确表态拒绝成为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对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的证据1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因加盖有汨罗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公章，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系法院的文书资料，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无社区负责人和经手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件要求，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侯杰明和第三人吴宏桃、汤必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据原告熊建国提供的证据及两次庭审查明的情况，确认如下事实：2008年下半年，徐解军拟成立华海公司，需要聘请工作人员，汤必武便介绍熊建国到公司的食堂做饭，并由公司帮其办理暂住证。后因熊建国与徐解军发生了冲突，熊建国在工作半个月后离职。在此期间，徐解军向汨罗市工商管理局提交了一系列设立公司所需要的申请材料。根据徐解军提交的材料显示，公司股东及占股份额分别为：徐解军，认缴出资150万元（实缴出资50万元），占股50%，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侯杰明，认缴出资75万元（实缴出资25万元），占股25%，任公司监事；熊建国，认缴出资75万元（实缴出资25万元），占股25%。在徐解军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熊建国”签名字样的材料包括：《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身份证明》、《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和《公司章程》。有“侯杰明”签名字样的材料包括：《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侯杰明的身份证明》、《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和《公司章程》。徐解军设立公司的申请于2008年11月17日获得审批通过，吴宏桃作为徐解军的委托代理人前往汨罗市工商管理局领取了华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上签名。华海公司于2010年7月28日与三九湖南分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三九湖南分公司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华海公司承租的汨罗市华龙国际大酒店的装饰工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华海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工程款，而三九湖南分公司又未能筹集资金维系工程建设，导致工程停工。三九湖南分公司于2012年向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华海公司之间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华海公司支付工程款669,511.50元，返还保证金180,000元。汨罗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2）汨民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三九湖南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书生效后，因华海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三九湖南分公司向汨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汨罗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3）汨执字第256-2号执行裁定书，将华海公司的股东徐解军、熊建国和侯杰明追加为被执行人，在各自未足额缴纳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三九湖南分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016年10月18日，汨罗市人民法院从熊建国的银行账户扣划了53,000元，于2017年4月24日支付给了三九湖南分公司。在审理过程中，熊建国和侯杰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徐解军提供给汨罗市工商管理局的申请材料中《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身份证明》、《自然人股东侯杰明的身份证明》和《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熊建国”和“侯杰明”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依法委托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对上述材料进行了笔迹鉴定。2019年10月22日，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湘迪安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348-1号和湘迪安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348-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34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侯杰明的身份证明》和《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侯杰明”的签名字迹与送检样本上“侯杰明”签名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较大。第348-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身份证明》和《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熊建国”的签名字迹与送检样本上“熊建国”签名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另查明，徐解军因突发心脏病，于2016年下半年死亡。华海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的核准日期为2008年11月17日，经营状态为吊销未注销，法定代表人仍为徐解军。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有权按照所出资金额享有公司资产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诉讼过程中，熊建国向本院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对其自有权利的一种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允许。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熊建国是否具备华海公司的股东资格。虽然工商登记将熊建国记载为华海公司的股东，但从查明的事实和笔迹鉴定进行分析，本院认为该登记行为系华海公司的设立者本人冒名操作或安排他人冒名操作的可能性较大。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被冒名者因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不出资、不参与公司管理，而不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判断冒名还是借名，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被冒名者对其名称被冒用是否知情。具体到本案，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虽然工商登记资料中有熊建国的身份证复印件，且有“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字样，但现实生活中因特定需要将身份证交予他人的情形时有发生，熊建国和汤必武对此也给予了合理解释（华海公司要求办理暂住证），故仅凭身份证复印件并不能认定熊建国存在设立公司的意愿。同时，仅凭熊建国的身份证复印件很难认定熊建国借名出资的事实成立。2008年的时候工商部门在办理“熊建国”入股手续时是否严格核对身份证原件并不确定，且熊建国在华海公司食堂工作时，公司为其办理暂住证而持有熊建国的身份证复印件，故不能排除熊建国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华海公司利用的可能性。二、经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华海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公司的决议》、《自然人股东熊建国的身份证明》和《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熊建国”的签名均非熊建国本人所签，上述文件均为发起设立华海公司所需的文件资料，熊建国未曾在上述文件中签字的事实足以证实其未曾有发起设立该公司的真实意愿。三、岳阳金信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岳金会验字［2008］第431号验资报告中，以熊建国名义缴纳的投资款25万元系现金缴纳，熊建国否认其曾经缴款，且缴款单上并无熊建国的签名，无法核实款项的实际缴纳情况，不能排除他人冒名缴纳的可能性。四、熊建国作为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作为股东在利益上的得失，而多年来其从未在华海公司参与管理，也未享受华海公司的分红，这与认定其为华海公司股东缺乏逻辑联系。五、熊建国仅于华海公司设立前在食堂工作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华海公司的其他股东侯杰明素不相识，与法定代表人徐解军并无过深交情，熊建国并没有作出同徐解军、侯杰明共同设立华海公司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作为股东认缴华海公司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华海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熊建国”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而这些代为签字的行为亦没有得到熊建国的授权与追认。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熊建国有出资、分红、管理公司的事实，因徐解军已经死亡，无法查实工商登记资料中“熊建国”签名的真实由来，故本院认定熊建国系被冒名登记为华海公司股东，熊建国并不具备华海公司的股东资格。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熊建国不具备汨罗市华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熊建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娅利人民陪审员  何 铸人民陪审员  伏 威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伏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