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4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加发，男，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顺元，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家来，四川时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大苏，男，196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罗清，四川鹏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彬，男，196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罗清，四川鹏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郫县犀浦镇国宁西路88号1栋13层1305号。 法定代表人：陈海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兆进，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加发因与上诉人董顺元、被上诉人曹大苏、杨世彬、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泰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加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向李加发支付工程款78568元，由蜀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董顺元、蜀泰公司、曹大苏、杨世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董顺元、蜀泰公司、曹大苏、杨世彬尚欠李加发的款项为78568元。对于追加的103库的41220元工程款，李加发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陈述其是在最终结算金额中遗漏的金额，董顺元的代理人在庭审中只认可欠条上的金额37348元，对追加金额不予认可。但是，在李加发提交的录音中，李加发说到的金额为7、8万元，8万元左右，虽然并未明确为78568元，但董顺元对此是没有异议的，可以认定为董顺元对起诉金额78568元认可。同时，在录音中，董顺元明确表示103库的事情他是清楚的，而103库就是记载于李加发提交的考勤表中。由此可见，李加发提交的考勤表和录音已形成证据锁链，尚欠工程款金额应当为78568元;二、关于支付义务主体的问题。在本案中，虽然对于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与蜀泰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没有论述，但是在同院的其他判决中，已明确认可三自然人与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挂靠蜀泰公司承接了案涉工程，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应当对李加发承担支付责任，蜀泰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董顺元答辩：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正确，应当先由蜀泰公司承担责任，董顺元在项目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蜀泰公司与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系内部承包关系。 蜀泰公司答辩：1.李加发是和董顺元建立合同关系；2.董顺元与蜀泰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也不是职务行为，是分包合同关系；3.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合伙是由董顺元负责对外联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董顺元承担责任，董顺元三人独立承包、核算，蜀泰公司未参加管理、经营，对欠付金额不清楚。 曹大苏、杨世彬共同答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董顺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大苏、杨世彬、李加发、蜀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董顺元认为其未以个人名义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董顺元是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事实认识错误。案涉工程项目是由蜀泰公司与华贯建设经开区分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承包，董顺元作为公司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因此与李加发建立合同相对关系的应该是蜀泰公司；二、如法院认定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乙方）与蜀泰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成立，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挂靠人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与被挂靠人蜀泰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非董顺元个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审理确认：2016年8月27日，蜀泰公司作为甲方，曹大苏、杨世彬、董顺元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乙方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承接意大利维龙物流中心B区项目工程，甲方只承担管理责任，不负任何经济责任，甲方按工程劳务费用总额的0.6%收取管理费。曹大苏、杨世彬、董顺元与蜀泰公司系挂靠关系。若该协议成立，本案中与李加发建立事实合同关系的应为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的合伙或者蜀泰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在该条件下，董顺元也是与曹大苏、杨世彬合伙挂靠在蜀泰公司承接案涉工程人员之一，其为项目工程的施工寻找合适的班组，最后决定该班组是否实际施工也不是董顺元单独决定。最后因工程巨额亏损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出具欠条，其法律后果也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的合伙是一个整体，一审判决将三人分开与李加发审查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若协议成立，法院应认定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作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蜀泰公司资质承揽工程施工，该“借用资质”行为为国家法律所明确禁止。蜀泰公司允许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借用资质的行为系帮助其规避法律，主观上有过错，也应由蜀泰公司对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所欠李加发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如法院认定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乙方）与蜀泰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未成立，案涉工程由蜀泰公司实际承建，合同相对方也应该是蜀泰公司。若该协议未成立，则案涉项目是蜀泰公司承接，与李加发建立事实合同关系的应为蜀泰公司。在此条件下，董顺元仅作为项目经理对案涉工程行使管理职权，其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蜀泰公司承担。综上，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的应当是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的合伙或者是蜀泰公司，不可能是董顺元一人。依法应当根据三人与蜀泰公司签订协议的效力，从而确定是蜀泰公司，或是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合伙共同对李加发承担支付责任。四、蜀泰公司在另案（2019）川01民终6774号中已经认定董顺元统管整个涉案工程，董顺元是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在一审中蜀泰公司明确陈述董顺元系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但是在上诉材料中又否认董顺元是项目经理的身份，但在二审诉讼中又承认董顺元是涉案项目经理，并称董顺元与案外人借用蜀泰公司的劳务资质，虽然签订的协议是法律禁止性规定，董顺元具有负责总体组织施工的外观表现，认定董顺元是项目经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所以董顺元认为最终的责任承担，对外应该由蜀泰公司先行承担。 李加发答辩：坚持上诉意见，案涉项目系由董顺元联系，董顺元应当承担责任，董顺元与杨世彬、曹大苏及蜀泰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其无关。 蜀泰公司答辩：1.董顺元称蜀泰公司参与了案涉工程，但特别注明只是工资的发放，工程的管理不仅仅是发放工资，蜀泰公司之所以发放工资是因为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三人欠农民工工资；2.另案判决认定董顺元是项目经理，是违法认定，董顺元与蜀泰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其自身也没有项目经理资质，董顺元是基于独立经营承包人身份进行管理。请求驳回董顺元的全部上诉请求。 曹大苏和杨世彬共同答辩：本案中李加发与曹大苏和杨世彬没有书面合同、事实合同关系，与董顺元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清楚董顺元与蜀泰公司之间的关系，请求维持原判。 李加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向李加发支付工程款78568元，蜀泰劳务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由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蜀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华贯建设有限公司经开区分公司将意大利维龙龙泉物流中心项目的B区装饰装修及总平土建工程，主体土建工程八标段、五标段、主体土建工程七标段等项目发包给蜀泰公司，蜀泰公司的授权签约人为董顺元。 2016年8月27日，蜀泰公司作为甲方，曹大苏、杨世彬、董顺元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乙方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承接意大利维龙物流中心B区项目工程，甲方只承担管理责任，不负任何经济责任，甲方按工程劳务费用总额的0.6%收取管理费。后董顺元将部分石工工程交由李加发实施。 2018年1月3日，由彭华签字确认的班级工资和费用结算单确认李加发石匠班组结算金额为114166元。 2018年1月30日，董顺元向李加发出具了欠条载明，董顺元欠李加发37348元。 2018年8月28日，蜀泰公司与李加发签订了《协议》载明，曹大苏、董顺元对该项目共同承担66%(每人33%)的份额，李加发收到相应的份额后，放弃对四川蜀泰劳务公司以及曹大苏、董顺元的诉讼或其它任何方式追偿的权利，对于李加发向杨世彬主张任何权益时，蜀泰劳务公司必须无条件配合以及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同时李加发把合同、结算单、收款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相关资料提供给蜀泰劳务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李加发与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蜀泰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从本案事实合同关系的建立，合同履行情况、工程款结算以及董顺元出具欠条的行为结合李加发的陈述分析，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董顺元。因李加发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双方的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董顺元完成的工程已实际交付，且无证据显示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李加发有权收取工程款。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欠条确认的金额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加发提交的考勤表形成时间早于结算单形成的时间，且该考勤表系李加发单方书写，董顺元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李加发提交的录音亦不能与之形成证据链，对于李加发提出的103库尚欠工程款4122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的主体问题。因董顺元与李加发建立了合同关系，且李加发实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董顺元以欠条的形式对双方的剩余工程进行了确认，因此董顺元应当承担支付责任；曹大苏、杨世彬未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故不应对该债务承担支付责任；蜀泰公司虽然与董顺元、曹大苏、杨世彬签订了协议书，但未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后蜀泰公司与李加发签订协议，仅仅是对曹大苏、董顺元、杨世彬承担债务份额的约定，该协议并未得到曹大苏、董顺元、杨世彬的认可，且蜀泰公司并无承担债务的意思，故蜀泰公司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支付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董顺元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向李加发支付工程款37348元；二、驳回李加发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82元，由董顺元负担419元，李加发负担463元。 二审中，李加发、曹大苏、杨世彬、蜀泰公司均无新证据提交。董顺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蜀泰公司劳务工作证、安全帽，拟证明董顺元系蜀泰公司工作人员；2.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董顺元系案涉工程的授权代表，代为办理工程结算和收款事宜；3.委托书，证明蜀泰公司任命现场管理人员；4.购销合同、租赁合同数份，拟证明蜀泰公司系上述合同相对方，为案涉工程实际承建人；5.生效判决，拟证明合同相对方为蜀泰公司，其为实际承建人；6.李加发工资和费用结算清单、工人工资领取承诺书、工人工资领取照片，拟证明合同相对方为蜀泰公司。 蜀泰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认可证明目的，董顺元并非蜀泰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2-3，蜀泰公司仅委托董顺元与华贯公司进行结算及收款，授权不及于本案；证据4，合同无公司印章，不能证明系受公司委托；证据5，不认可关联性；证据6，工程领取承诺书不予认可。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董顺元三人拖欠工资，蜀泰公司为配合政府部门解决民工工资，故签署该结算单。蜀泰公司盖章仅是组织双方对工程量和金额进行确认。 曹大苏、杨世彬对董顺元提交的上述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李加发质证认为：证据1-5，与其无关，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对董顺元提交的上述新证据评述如下：1.蜀泰公司劳务工作证、安全帽，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董顺元系蜀泰公司员工且取得公司授权，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出具对象系华贯建设有限公司经开区分公司，董顺元不能证实其向李加发出示过该证据，李加发亦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亦不予采信；3.委托书，该委托书无法看出与董顺元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4.购销合同、租赁合同数份，蜀泰公司是否为购销合同、租赁合同的当事人，系案外法律关系，与本案讼争的劳务合同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5.民事判决书，（2019）川0112民初586号一案中，蜀泰公司是否所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力不予采信。对（2018）川0106民初8586号及（2019）川01民终6774号民事判决书的评述详见本院认为部分；6.李加发工资和费用结算清单、工人工资领取承诺书、工人工资领取照片、班组工资和费用领取单，本院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一、二审诉讼中，李加发明确表示其系从董顺元处承接案涉劳务，董顺元应承担付款责任。 二审另查明，董顺元在案涉工程中曾以个人名义向王天领、叶清儒、徐昌元等其他施工班组出具欠条，欠条内容分别为“本人董顺元（身份证号：5101131968××××××××），今欠到王天领（身份证号码5101131968××××××××）人民币35895（大写：叁万伍仟捌佰玖拾伍圆），欠款人：董顺元“”本人董顺元（身份证号：5101131968××××××××），今欠到叶清儒（身份证号码5111211965××××××××）人民币17346（大写：壹万柒仟叁佰肆拾陆圆），欠款人：董顺元”“本人董顺元（身份证号：5101131968××××××××），今欠到徐昌元（身份证号码：5101131972××××××××）人民币85000.0（大写：捌万伍仟元正），欠款人：董顺元”，王天领、叶清儒、徐昌元等人亦以董顺元等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并均在诉讼中陈述其是与董顺元联系，并从董顺元处承接案涉劳务，至于董顺元与曹大苏、杨世彬及蜀泰公司之间的关系既不知晓且与其无关。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李加发的合同相对方应当如何认定？2.案涉劳务费的支付责任主体应如何确定？3.李加发主张的103库工程款41220元是否成立？对此，本院综合认定如下： 第一，李加发的合同相对方应当如何认定。虽然董顺元在本案中提交的工资费用结算单中有李加发的签名，蜀泰公司在（2019）川01民终6774号一案中亦有关于董顺元系其项目经理的陈述，但李加发在诉讼中明确陈述,是董顺元联系的李加发，后将案涉石工工程分包给自己，也没有证据显示董顺元系以蜀泰公司的名义与李加发签约，表明董顺元系以个人而非公司名义与李加发建立合同关系。从一般常理而言，被挂靠公司的履约能力强于挂靠者个人，但在本案中，李加发坚持陈述合同相对方为董顺元个人，该陈述从最终实际取得劳务费的角度，较李加发不利，而权利人作出不利于己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本案中，董顺元在李加发施工结束后又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欠条，董顺元的此履行行为与李加发的陈述能够相互映证。故董顺元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当就案涉债务向李加发承担全部付款责任。 第二，关于蜀泰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蜀泰公司辩称，其虽然在《工资费用结算清单》中加盖有印章，但仅是组织李加发与董顺元对工程量及金额进行对账，不构成债务承担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该确认单不仅是对李加发工程量的统计，更是对金额的结算，是双方对债权债务分担的确认，蜀泰公司作为结算的相对方在此确认单中加盖公章，但并未表明自己仅是组织双方对账的见证人身份，亦未备注或以其他方式明确不承担该债务，故蜀泰公司的该签章确认行为构成董顺元与李加发之间债的加入；其次，2018年8月28日，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李加发签订了《协议》，载明“债务人曹大苏、董顺元对该项目共同承担66%（每人33%）的份额，李加发在收到（或办理结算）他们应承担的支付份额后，放弃对蜀泰公司和上述二债务人的诉讼或其他任何追讨的权利”，基于放弃债务主张的前提为双方之间有债务的存在，该《协议》说明蜀泰公司认可李加发对其享有权利，但是双方约定李加发在一定条件下放弃其对蜀泰公司追讨的权利。从《协议》内容可以认定，双方最终协商的结果为，如果李加发收到（或办理结算）曹大苏、董顺元应承担的支付份额后这一条件成就，则李加发放弃要求蜀泰公司承担责任的权利，此为李加发和蜀泰公司作出的最终真实意思表示。当前没有证据证明约定条件已经成就，故本院根据《协议》认定蜀泰公司债务承担范围以66%为限。 关于杨世彬、曹大苏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杨世彬、曹大苏并未与李加发之间建立合同关系，董顺元主张其与杨世彬、曹大苏之间在案涉项目上存在合伙关系，但对此陈述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董顺元在本案中以三人存在合伙关系为由要求该二人应承担责任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李加发主张的103库工程款41220元是否成立的问题。李加发主张该笔工程款的依据是吴洪军签字的考勤表，但没有证据证明吴洪军的身份，董顺元、蜀泰公司亦不认可吴洪军的身份，且该考勤表形成的时间为2017年8月1日，在2018年1月30日董顺元向李加发出具欠条之前，董顺元在电话录音中也没有对该款项进行确认，故李加发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纳，董顺元尚欠李加发的工程款金额为37348元，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加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董顺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关于蜀泰公司责任承担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5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董顺元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向李加发支付工程款37348元”； 二、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5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李加发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对董顺元前述第一项支付义务以24649.7元为限向李加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四、驳回李加发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82元，由李加发负担463元，董顺元负担143元，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董顺元共同承担2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68元，由李加发负担734元，董顺元个人承担250元，四川蜀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董顺元共同承担4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何广智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袁龙飞 书 记 员  毛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