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1民初4708号 原告朱某1，男，193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原告潘某，女，193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原告朱某2，男，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姜国根、赵炳贤（实习），浙江丹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某，女，195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被告朱某3，男，198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国良，浙江浙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某1、潘某、朱某2为与被告高某、朱某3继承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伟生独任审判，于2019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潘某、朱某2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姜国根，被告高某、朱某3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国良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本院转换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某、朱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国根、被告高某与朱某3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国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某1、潘某、朱某2诉称，朱庆文于2019年3月24日病故。朱庆文与朱某1、潘某为父母子关系，朱庆文与高某为夫妻关系，与朱某2、朱某3为父子关系。在朱庆文病重神志不完全清醒期间，被告背着原告等制作了所谓的朱庆文“遗嘱”。朱庆文的“遗嘱”并非是朱庆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1、朱庆文身患多种癌症，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严重痴呆，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面瘫造成语言障碍、视物不清。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已处于病危状态，神志不清。2002年朱庆文患甲状腺恶性肿瘤，后扩散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癌，并侵入脑细胞。经过一年放疗，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大小便失禁，严重痴呆，面瘫，嘴巴歪斜，右眼不能闭合，视物不清。2018年12月进北京世纪坛医院医治。北京世纪坛医院入院诊断：恶性肿瘤维持性化学治疗，恶性肿瘤靶向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瘤结内侵及，淋巴瘤结外侵及，高血压2级，2型糖尿病，老年性白内障（双），面神经麻痹［Bell麻痹/面瘫］（右），阵发性心房颤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甲状腺术后，甲状腺恶性肿瘤史。出院诊断：恶性肿瘤维持性化学治疗，恶性肿瘤靶向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瘤结内侵及，淋巴瘤结外侵及，高血压2级，2型糖尿病，老年性白内障（双），面神经麻痹［Bell麻痹/面瘫］（右），阵发性心房颤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甲状腺术后，甲状腺恶性肿瘤史，真菌性××，低钾血症，细菌性××，化疗后骨髓抑制，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中度贫血，低蛋白血症，结膜炎，慢性牙周炎。入院时情况主要（症状、体征、检查结果）：患者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1年8月个余，治疗后，为进一步诊治入院，诉食欲减低，肢体乏力，视物不清。查体：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正常，无震颤，无心包摩擦感。叩诊双侧浊音界正常。心率88次/分，心律齐，心音S1正常，S2正常，无杂音，无心包摩擦音，无异常血管征。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已处于病危状态，神志不清。为了料理后事方便，根据医生建议，乘坐从北京到上海高铁，晚上12点左右进了上海中山医院急诊，第二天住进了重病监护室。2019年3月15日回到兰溪家中，2019年3月24日病逝。2、朱庆文双眼都患有白内障及化疗后遗症，语言障碍，视物不清。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根本不可能口述遗嘱，更看不清所谓的代书“遗嘱”。3、朱庆文的所谓代书“遗嘱”经过了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代书和见证，程序应当更加规范。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转院途中在列车上，根据朱庆文病情及行为能力，朱庆文已没有看清书面文字、正确表达自己真实意思的能力。被告方应当提供代书遗嘱的录音录像，以反映代书遗嘱时的真实情况。4、关于朱庆文遗产继承问题。2019年2月26日，在朱庆文亲弟朱庆丰的参与下，原被告、朱庆文曾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协商过，因原被告双方意见不一，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协商内容与所谓的遗嘱内容出入很大。综上所述，根据朱庆文的病情，晚上在列车上不可能完成“遗嘱”的口述，更看不清“遗嘱”的内容。因此所谓的代书“遗嘱”并非朱庆文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确认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的代书“遗嘱”无效。 原告朱某1提交了以下材料为证：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朱庆文遗嘱复印件，证明原告得知朱庆文的遗嘱后，认为该遗嘱无效，所以提起本案的诉讼；3、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朱庆文2019年3月24日死于淋巴癌；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出院总结，证明诉状所陈述的朱庆文患有多种癌症，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大小便失禁，面瘫，言语不清，视物不清，病毒已经侵入脑细胞的事实；5、复旦大学阴性中山医院入院病人信息表、病危通知书、气管插管知情同意书。朱庆文从北京到上海市晚上十一点多的高铁，入院申请时间是3月1日零时43分入院急诊，零时49分发出病危通知，零时52分要求家属签字同意气管插管。证明朱庆文当时病情危急，这样的病人在火车上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6、（2019）浙0781民初3222号庭审笔录，证明本案所涉代书遗嘱是在毛某律师电脑打印好以后读给朱庆文听的，朱庆文由于病情严重，听力、话语都不清晰。按照代书遗嘱要求，代书必须是立遗嘱人说什么、代书人记什么。从录音录像看，是毛某从电脑上读给朱庆文听，没有代书遗嘱的过程。录音录像是本案被告朱某3的妻子进行录制的，当时在场的有朱庆文的妻子、朱某3、朱某3妻子，原告方没有一个人在场。还有一点，毛某从电脑上读说张卫民欠你25万元，当时朱庆文说不是的，是20万元。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毛某电脑上的内容是被告与见证人协商好的内容，只是读给朱庆文听。被告方提供的这段录像反映不出具体代书的过程。还有证人童某讲到，当时在场的有童某、毛某、朱某3、朱某3妻子、朱某3母亲。录像是朱某3用自己的手机录制的，同时他承认书面遗嘱书写的时候没有录像。原告和毛某通电话，毛某说是一对一坐着谈，遗嘱的受益人不在场，毛某是朱庆文、朱某3在山东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所以从整个庭审内容可以反映出，朱庆文所谓的代书遗嘱形式内容不合法，不合情理；7、法院调查笔录、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调查人毛某原是朱庆文山东公司的法律顾问。实际上山东公司是朱庆文和朱某3共同的，朱庆文和朱某3在山东的公司，朱庆文是德州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朱某3开的德州恒超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同一个，与代书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地产项目的内容是一致的。朱庆文、朱某3在山东共同开发房地产，朱某3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朱庆文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都是实缴资金，这些都没有在代书遗嘱体现，说明代书遗嘱极其不合理。两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朱庆文意识清醒，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遗嘱。另2月26日在北京医院协商时，因为对遗产分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过了两天突然在火车上写了代书遗嘱，这个时间地址不合理。朱庆文长期患病住院，不一定要在火车上写，到上海可以写，在北京也可以写。 被告高某辩、朱某3辩称，1、本案在（2019）浙0781民初3222号已经开庭审理，原告和原告代理人对录音录像没有意见，对代书遗嘱的律师的证言也没有意见。但是今天又认为代书遗嘱是电脑上制作好，没有代书的过程，这个不正确。当时录音录像已经体现了，当时是根据朱庆文的口述在电脑上整理成文字再读给他听的，所以我方认为整个代书过程是合法的；2、诉状中称朱庆文当时神志不清是错误的，不是事实。因为2月28日朱庆文当时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出院，出院总结上明确记载28日下午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请示主任医生后出院。所以当时患者应该是清醒的，主动要求出院。实际情况是朱庆文弟弟当时要求转院去上海。原告诉状中第四点提到，2019年2月26日在朱庆文弟弟朱庆丰的参与下，原被告在并就世纪坛医院协商过遗嘱的问题，只是原被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朱庆文神志不清是不可能参与协商的，所以这个不是事实；3、遗嘱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合法的，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当事人朱庆文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2019年2月28日朱庆文代书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第二次审理时，本院通知代书遗嘱的见证人毛某到庭作证。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朱庆文遗嘱复印件，证明原告得知朱庆文的遗嘱后，认为该遗嘱无效，所以提起本案的诉讼。被告认为遗嘱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本案的遗嘱合法有效。本院结合后面的证据综合认证；3、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朱庆文2019年3月24日死于淋巴癌。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出院总结，证明诉状所陈述的朱庆文患有多种癌症，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大小便失禁，面瘫，言语不清，视物不清，病毒已经侵入脑细胞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出院总结表述患者出院情况好，无不适主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出院总结表述是精神、饮食、睡眠状况可，可见朱庆文出院时的状况是不错的。本院认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并认证；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入院病人信息表、病危通知书、气管插管知情同意书。朱庆文从北京到上海市晚上十一点多的高铁，入院申请时间是3月1日零时43分入院急诊，零时49分发出病危通知，零时52分要求家属签字同意气管插管。证明朱庆文当时病情危急，这样的病人在火车上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被告对病危通知书、气管插管知情同意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意见，是在代书遗嘱完成以后，无法证明朱庆文代书遗嘱时神智是否清醒。任何一个急诊病人都会要求家属签署这两份文件，是医院程序性的通知。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6、（2019）浙0781民初3222号庭审笔录，证明本案所涉代书遗嘱是在毛某律师电脑打印好以后读给朱庆文听的，朱庆文由于病情严重，听力、话语都不清晰。按照代书遗嘱要求，代书必须是立遗嘱人说什么、代书人记什么。从录音录像看，是毛某从电脑上读给朱庆文听，没有代书遗嘱的过程。录音录像是本案被告朱某3的妻子进行录制的，当时在场的有朱庆文的妻子、朱某3、朱某3妻子，原告方没有一个人在场。还有一点，毛某从电脑上读说张卫民欠你25万元，当时朱庆文说不是的，是20万元。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毛某电脑上的内容是被告与见证人协商好的内容，只是读给朱庆文听。被告方提供的这段录像反映不出具体代书的过程。还有证人童某讲到，当时在场的有童某、毛某、朱某3、朱某3妻子、朱某3母亲。录像是朱某3用自己的手机录制的，同时他承认代书遗嘱书写的时候没有录像。原告和毛某通电话，毛某说是一对一坐着谈，遗嘱的受益人不在场，毛某是朱庆文、朱某3在山东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所以从整个庭审内容可以反映出，朱庆文所谓的代书遗嘱形式内容不合法，不合情理。被告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代书遗嘱完全按照朱庆文的真实意思来代书的，遗嘱制作时在场人、什么地方录、用什么设备录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代书书写时没有录像，代书内容确认过程是录像的，朱庆文签字时拍照了，本案的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7、法院调查笔录、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调查人毛某原是朱庆文山东公司的法律顾问。实际上山东公司是朱庆文和朱某3共同的，朱庆文和朱某3在山东的公司，朱庆文是德州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朱某3开的德州恒超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同一个，与代书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地产项目的内容是一致的。朱庆文、朱某3在山东共同开发房地产，朱某3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朱庆文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都是实缴资金，这些都没有在代书遗嘱体现，说明代书遗嘱极其不合理。两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朱庆文意识清醒，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遗嘱。另2月26日在北京医院协商时，因为对遗产分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过了两天突然在火车上写了代书遗嘱，这个时间地址不合理。朱庆文长期患病住院，不一定要在火车上写，到上海可以写，在北京也可以写。被告对法院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如果那个案件判决下来，本案可以引用。对两个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认为朱某3注册公司资金500万元，朱庆文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没有有遗嘱中体现，就认为遗嘱不合理，遗嘱中未分配的财产，可以依据法律继承。在（2019）浙0781民初3222号案件中，录音录像已经提供，代书人也已经出庭作证，已经说明原告要求代书人出庭作证要证明的事实，原告对上一次代书人出庭作证的内容也没有异议，所以无须重复要求代书人出庭。本院认证，从原告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调查笔录中无法证实公司是朱庆文与朱某3共同的，见证人毛某承认是朱庆文公司的法律顾问，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见证人毛某当时是朱某3公司的法律顾问，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8、见证人毛某的证言，证明代书的过程，先是朱某3打电话，后是朱庆文打电话要求做遗嘱见证，转院上海时在北京车站会合，在火车上由毛某与朱庆文交谈，由另一见证人童某在电脑上打字，后一半由毛某打字，给朱庆文看，读给朱庆文听后，由童某用纸手抄，朱庆文签名按手印，见证人毛某是朱庆文的山东德州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当时还不是朱某3的德州恒超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但在代书遗嘱过后一段时间朱某3与毛某合作。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和录像内容是符合的，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开始不录像，为什么不要求利害关系人回避，还指手画脚。朱庆文精神上受到抑制。代书遗嘱应当两个人一人代书，一人见证，分工明确，不能又代书又见证，遗嘱代书是童某，谈的是毛某，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求。证人陈述利害关系人在边上是为了递开水、递药，整个录像反映不出，所有利害关系人都围着朱庆文，谈的时候又没有录像，代书人不是真正的代书人。被告认为证人证言和上次证人童某的证言基本一致，陈述的代书内容符合当时客观情况，代书遗嘱过程是真实的，是朱庆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录像可以看出朱庆文不可能受到外在因素抑制，交流正常，录像反映内容与两个证人陈述内容是一致的，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说录像时剪接过的，是不负责的，不能凭主观意识来猜测。本院对证据2、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8综合认证：一、原告提交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材料可以证明朱庆文的身体状况，但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8日下午的出院总结表述“患者精神、饮食、睡眠可”，本院（2019）浙0781民初3222号案件的法庭审理笔录中，除了代书人童某的证言、录像和照片外，其他证据在本案审理时再次出示进行了质证，双方同意原庭审笔录的质证意见，那么结合证人童某、毛某的证言中朱庆文见到毛某、童某时表达抱歉、交谈过程和对张卫民债务数额的纠正，以及原告朱某2在上海见到朱庆文时表述路上很累了，再结合原告陈述的2019年2月26日原被告、朱庆文以及朱庆文亲属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是进行过协商的情况，无法证明朱庆文在立遗嘱过程中不清醒；二、从见证人毛某与童某的证言可以看出，代书过程中与立遗嘱人经过交谈，从遗嘱内容反映，二个见证人也不可能在没有交谈的情况下凭空制作遗嘱，张卫民的债务25万元与20万元问题朱庆文作过纠正，如有其他不符合朱庆文意思表示的内容，朱庆文也应当会作出纠正，所以代书遗嘱根据朱庆文陈述书写。所以原告提交的医院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朱庆文不适宜立遗嘱。 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朱某1、潘某是朱庆文的父母，高某是朱庆文的配偶，朱某2、朱某3是朱庆文与高某的儿子，律师毛某是朱庆文的公司法律顾问。朱庆文因身患多种癌症在上海、北京等地医院就诊。2019年2月28日朱某3打电话给毛某要求做遗嘱，后朱庆文要求毛某做遗嘱见证，当日在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经毛某与朱庆文交谈，童某、毛某分别在电脑上打出文稿，读给朱庆文听后，朱庆文纠正了张卫民的债务，由童某书写制作代书遗嘱，并由童某、毛某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立遗嘱人朱庆文签名。2019年3月24日朱庆文去世。 本院认为，一、关于代书遗嘱时立遗嘱人朱庆文的真实状况，代书遗嘱是朱庆文要求毛某到北京见证的，朱庆文2019年2月26日在北京医院时与原被告进行过协商，2019年2月28日的出院记录为“患者精神、饮食、睡眠可”，朱庆文与见证人有过交谈，并在立遗嘱过程中对遗嘱内容有过纠正，说明朱庆文立遗嘱时精神状况可以自主表达意思，遗嘱的意思表示也是真实明确的；二、关于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的代书遗嘱制作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由两位律师毛某、童某代为遗嘱的见证人，经过交谈，由朱庆文对电脑文稿进行纠正，由童某代书，见证人毛某、童某和立遗嘱人朱庆文签名，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要件。现有法律关于代书遗嘱的代书过程并没有规定要制作口述过程、代书过程和签名的录像，只要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代书遗嘱就应予确认；二、关于遗嘱内容的公平性问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法定继承是公平的，被继承人制作遗嘱，本是对财产作出不公平的处分，会使一个或者部分法定继承人继承全部或者继承较多的财产，也会可能使一个或者部分法定继承人不能继承或者少继承财产，所以遗嘱内容的不公平不是遗嘱有效与否的判断依据；三、关于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的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自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这是在执行遗嘱时才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判断遗嘱效力的依据，何况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朱某1、潘某没有生活来源以及朱某1、潘某没有其他子女；四、关于见证律师毛某的见证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见证人毛某是被继承人朱庆文的公司法律顾问，毛某只是承认代书遗嘱后一段时间才成为继承人朱某3的公司法律顾问，现没有证据证明见证律师毛某在代书遗嘱见证时与继承人朱某3有利害关系，毛某只是承认代书遗嘱后一段时间才成为继承人朱某3的公司法律顾问，故在代书遗嘱和见证时不是朱某3的公司法律顾问，可以作为遗嘱的见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某1、潘某、朱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某1、潘某、朱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伟生 人民陪审员  邱汝献 人民陪审员  何寄芸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代书 记员  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