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2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星，男，1984年2月18日出生，朝鲜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浩，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鑫，男，198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宇，威海环翠张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吴红星因与被上诉人姜鑫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3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红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姜鑫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显失公正。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吴红星与姜鑫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1.2014年至2016年，双方之间经济往来均是以威海实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球公司）和威海市文登区红鑫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鑫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关的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以公司名义出具，充分说明加工承揽的法律关系建立在两个公司之间，而不在两个自然人之间。2.即使案涉证据不存在重大瑕疵，吴红星作为实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姜鑫作为红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就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的“加工货款”，亦应理解为在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3.即便案涉证据存在合理性、合法性，双方之间形成的“加工货款”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可以理解为表见代理的法律行为，需要公司对两自然人的行为进一步确认，吴红星是否有权就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并形成书面的“加工货款”。二、一审案涉证据存在重大的瑕疵，系姜鑫通过暴力、胁迫等方式取得，应该合理排除。1.2017年2月14日，姜鑫等人以暴力、胁迫方式，强迫吴红星写下“加工货款”，当日吴红星的爱人刘微微向威海公安局经区分局(西苑派出所)报警，此后姜鑫多次采取暴力的方式要钱。若双方公司确系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姜鑫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而非通过暴力、胁迫、恐吓的方式对账、索要货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鉴于涉案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对于证据的审查不但要从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还要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审查。3.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规定，吴红星已举证证明案涉证据存在暴力、胁迫等法定情形，结合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客观事实，吴红星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已经达到对该证据的合理排除的证明程度，应当对该证据进行合理的排除。4.一审判决认定以吴红星未行使撤销权错误认定案涉证据有效。吴红星不懂法，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思维，否则该情况也就不可能发生，即便没有行使撤销权，亦不代表可以认定这一存在重大瑕疵的证据，进而维护违法行为。三、一审对相关事实认定显失公正，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姜鑫单方的陈述。1.关于案涉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吴红星已在法庭多次陈述该证据系姜鑫伙同其他人员暴力、胁迫取得，但一审判决完全回避该证据来源是否合法的问题。2.关于案涉证据载明加工费为40万元的原由问题。一审判决采信姜鑫的陈述，认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确实存在姜鑫庭审期间所述拖欠加工费70多万元的客观事实，姜鑫不可能让吴红星出具40万元的“加工货款”欠条。3.一审法院在未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认定“公安机关以双方系经济纠纷未予立案处理”。庭审前，吴红星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期待法庭能够调查取证，落实当时吴红星报警相关情况，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情况进行落实和调查。4.吴红星一审提交视频资料以证实姜鑫存在多次伙同其人员威胁、恐吓吴红星及破坏公司的大门堵锁眼、锁大门等违法行为。但一审法院却未认定姜鑫系对吴红星的系列行为构成“威胁、恐吓”。四、一审法院未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吴红星的举证责任。1.庭审期间，吴红星向法庭提交的入库单单据、替姜鑫支付的工资的数额，与姜鑫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吻合。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实际的加工款应当是对应的，假使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100多万元的加工款，姜鑫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应当仅仅是五十多万。2.一审庭审中，法庭要求姜鑫提交出库单据，姜鑫陈述“所有的出库单据全部丢失”，一审法院未加合理审查，反而认定吴红星提交的出库单据并非全部。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有失公正，加重了吴红星的举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姜鑫辩称，上诉人吴红星上诉理由与其一审抗辩理由一致，被上诉人姜鑫答辩意见同一审庭审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加工费1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其妻子张红投资成立威海市文登区红鑫电子公司（以下简称“红鑫公司”），原告系法定代表人。被告原系威海实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球公司”）的股东，实球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认缴出资比例占50%。2014年7月，被告到红鑫公司找原告，问原告能否为其加工变压器，原告表示可以。后被告书面向原告下订单，原告经营的红鑫公司根据被告下达的订单作业开始加工，加工完后给被告出具出库单，出库单记载的单位均为实球公司，被告签字确认后，红鑫公司将加工品放在公司一楼，被告找货代公司将加工品拉走。被告向原告下订单至2015年年底，红鑫公司加工至2016年2月结束。原告或红鑫公司与被告或实球公司之间均无书面的合同或协议。被告及实球公司共向原告及红鑫公司支付加工费41万元，另外，实球公司代替红鑫公司向员工发放工资20200元、清偿对案外人的欠款10万元，以上被告及实球公司共计向原告及红鑫公司支付加工费530200元，红鑫公司为实球公司开具了共计572860.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的加工费不足，于2017年2月14日找到被告对账，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加工费货款，本人吴红星欠姜鑫加工费400000元，还款时间为5年，分期：一年为80000元，每年12月31日还款，2017年开始。”对于这40万元加工费货款数额的确定，原告解释为，其有一些库存，被告要求原告便宜处理给他，最后双方协商，连加工费在内被告共计再付40万元。被告出具欠条后一直未付，原告带他人到被告公司索要，被告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被告陈述原告胁迫其出具欠条，公安机关以双方系经济纠纷未予立案处理。本案诉讼中，红鑫公司出具证明称，同意将案涉加工费货款交由原告收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是否系受胁迫形成，能否作为认定加工费数额的依据。关于第一个焦点，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被告到红鑫公司找原告询求加工变压器，原告作为红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后，由红鑫公司进行加工，相应的出库单记载请求单位系被告所在的实球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红鑫公司开具给实球公司，因此，应认为加工合同关系是建立在红鑫公司和实球公司之间。但是，双方在结算时，大部分款项是被告个人向原告个人支付，并且，被告后来向原告出具欠条，明确表明“本人吴红星欠姜鑫加工费400000元”，可以认为实球公司与红鑫公司因为加工合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原、被告分别与该两公司的特殊关系，经双方同意，被告个人同意向原告个人履行，因此，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原、被告主体适格。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是否系受胁迫形成，能否作为认定加工费的依据。被告主张原告带领社会人员威胁、恐吓其出具欠条，提供了相应的视频资料，并要求一审法院调取报警记录。从该视频资料显示的情景看，原告等四、五人到被告公司，被告公司也有工作人员在，期间还有车辆出入，未体现出原告威胁、恐吓被告。对于被告以原告威胁、恐吓其为由报警这一事实，原告对此也认可，但从报警情况看，仍无法证明被告的这一主张。故被告关于欠条是其系受胁迫形成的主张，不予采纳。退步讲，如果被告认为其是受原告胁迫出具欠条，应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撤销，而被告从未行使撤销权，所以该欠条应被认为有效。关于是否能依据欠条记载的数额确定加工费数额的问题，首先，红鑫公司完成加工任务后给被告出具出库单，出库单上有被告签字，所以完整的出库单能全面反映加工数量，但被告现仅能提供一部分出库单，因此无法统计所有加工量。其次，对于加工单价的确定，原、被告均未举证证实自己主张的单价系双方约定的单价，故加工单价也不确定。因此，无法根据出库单等原始单据来核算涉案加工费，进而无法确定与被告出具的欠条上所记载的加工费是否一致。在此情况下，既然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欠条，就可以根据欠条的数额来认定。欠条记载“加工费货款”，原告解释为，部分库存便宜处理给被告，双方商议后总共按40万计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一审法院以此确定被告欠付原告加工费货款的数额。双方约定每年年底前支付8万元，被告应按约定履行。故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吴红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原告姜鑫支付加工费货款16万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被告吴红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依职权到公安机关调查上诉人吴红星所述2017年2月14日因被上诉人姜鑫暴力胁迫其出具欠条故向公安机关报警的相应记录，但在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西苑派出所及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嵩山路派出所均未调取到相应报警记录。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吴红星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的欠条能否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证据；2.吴红星与被上诉人姜鑫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吴红星是否欠付姜鑫加工费及货款。关于焦点1，上诉人吴红星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的欠条能否作为有效证据认定的问题。吴红星主张该欠条系被上诉人姜鑫通过暴力、胁迫、恐吓等方式出具，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吴红星主张案涉欠条系姜鑫以暴力、胁迫、恐吓等方式取得，有责任提供证据。吴红星虽主张通过其女友刘微微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但其没有提交公安机关相关调查记录加以证明。本院二审期间依职权到吴红星所称的西苑派出所及证人所提及的嵩山派出所进行了调查，但均未调取到相应报警记录。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吴红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案涉欠条系姜鑫以暴力、恐吓的方式胁迫其出具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使案涉欠条确系姜鑫胁迫吴红星出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吴红星应当在法定期间内请求撤销，但该欠条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吴红星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一审法院未采纳吴红星的相应主张，依法认定案涉欠条有效，并无不当。吴红星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上诉人吴红星与被上诉人姜鑫是否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吴红星主张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均以红鑫公司与实球公司的名义进行，红鑫公司与实球公司之间形成加工承揽合同关系，相应债权债务应由公司承担，吴红星作为实球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姜鑫作为红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吴红星作为时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实球公司向红鑫公司下订单要求红鑫公司为其加工变压器等，两公司之间成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实球公司应当向红鑫公司支付加工承揽费用。一审时姜鑫提交了红鑫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向其出具的《证明》，载明红鑫公司授权姜鑫收取案涉款项，即红鑫公司作为实际债权人认可姜鑫作为诉讼主体向吴红星主张案涉加工货款。而吴红星于2017年2月14日向姜鑫出具欠条，明确载明其欠姜鑫加工费40万元，分期五年还款，每年8万元。如前所述，该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吴红星以欠条形式认可案涉加工货款由其个人偿还，姜鑫作为债权人亦认可案涉债务由吴红星个人承担，并以诉讼方式向吴红星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姜鑫与吴红星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吴红星出具欠条承诺自2017年开始每年向姜鑫还款8万元，但其未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姜鑫起诉要求偿还2017年至2018年应偿还的1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吴红星的相应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红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吴红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