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81民初3390号原告：张奎，男，1985年11月3日生，汉族，湖北省咸宁市人，住咸宁市咸安区。原告：张路明，男，1988年2月19日生，汉族，广东省英德市人，住英德市。原告：彭虎，男，1991年4月23日生，土家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上列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晟，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086114；肖丽君，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阎晟、肖丽君的代理权限均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朱季平，男，1995年8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清镇市人，住清镇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潘潘，贵阳市百花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131100506。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区纬二路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01101150（1-1）。法定代表人：邹传臣，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东，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401200110160231。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彭虎、张奎、张路明诉被告朱季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彭虎、张奎、张路明申请追加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泰源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于2018年3月1日以（2018）黔01民辖终5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安徽泰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12月25日，本院作出（2017）黔0181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朱季平不服上诉。2019年3月27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终17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彭虎、张奎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晟、肖丽君、被告朱季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潘潘、被告安徽泰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旭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虎、张路明、张奎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朱季平以及安徽泰源公司承担违约的责任，赔偿三原告51万元合同款、误工费1万元、交通费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三原告向被告朱季平购买其个人所有的挖掘机，并于2017年7月25日签订挖掘机买卖合同。在2017年9月26日，原告在正常使用该挖掘机的途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该挖掘机被他人收回。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特诉请法院请求支持诉求。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身份证、挖掘机买卖合同、结清证明、产品合格证、回单详情、收回挖掘机告知函等证据复制件。被告朱季平辩称，第一、涉案的挖掘机是2017年7月21日朱季平向案外人赵迪迪购买的，购买金额为45.5万元，购买设备时案外人赵迪迪向被告朱季平提供了涉案挖掘机的结清证明，朱季平作为购买方，已经向赵迪迪支付足额的购机款，其取得该挖掘机系善意取得；第二、该挖掘机转卖给三原告之后，朱季平已经将从赵迪迪处所取得的结清证明和相关买卖合同的复印件交付给原告，且挖掘机是被告直接从外地拉到原告指定的地点交付给原告方的，三原告对涉案挖掘机的来源是明知的，所以不存在合同约定要求原告保证挖掘机属于自己所有的说法；第三、被告从他人处购买挖掘机的型号与其结清证明是一致的，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被告没有特定的技术鉴别涉案挖掘机是21887还是21811，因此本案不应当认定为挖掘机由朱季平私有的事实，被告不存在违约和侵权行为，故不应该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第四、涉案挖掘机是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拖走的，与本案的被告朱季平没有关系，应当由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对三原告承担返还挖掘机或赔偿的责任，故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对被告朱季平的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朱季平向本院提交了身份证、挖掘机买卖合同、赵迪迪的身份证及银行卡、王东亮的身份证及银行卡、转账记录、结清证明等复印件。被告安徽泰源公司辩称，一、安徽泰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将公司追加为第三人或被告，被告认为是错误的，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是本案原告诉讼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本案中的被告安徽泰源公司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不是同一主体，因此安徽泰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本案涉案的挖掘机的实际型号是21811，是安徽公司出售给客户王海建的，王海建因为拖欠货款已被安徽泰源公司起诉至法院并判决，因此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无论从本案的法律关系和本案的实际案情，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斗山公司关于21811机的出厂说明（核对原件）及发票，拟证明21811的代理商是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安徽泰源公司出售给了客户王海建，涉案的机械不是21811的机型，所以本案的诉讼主体等均与被告无关；2.斗山公司关于21887机的出厂说明（核对原件）及发票、合同等，拟证明21877的代理商是武汉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将21887出售给客户韩道红，21887目前一直在客户处，本案涉案的机器不是21887编号，故本案与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无关；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民初64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9日，被告朱季平通过微信转帐的方式向案外人王东亮支付购买挖掘机定金2000元。同年7月21日，朱季平与案外人赵迪迪签订《买卖合同》，由朱季平向赵迪迪购买机号为斗山ＤＨ215-9Ｅ21887的挖掘机一台，价格为45.5万元。同日，朱季平扣减2000元定金后，通过转帐的方式将余款45.3万元，转入赵迪迪在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33”的帐户。同年7月25日，朱季平为甲方、原告张奎、张路明、彭虎为乙方，签订一份《挖掘机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出售自有的挖掘机（挖掘机编号：ＤＨ215－9Ｅ-21887）买卖一事达成如下合同：一、甲方自愿将自有的挖掘机经乙方现场看机试机后，以协定价格：51万元，（大写：伍拾壹万元整）出售给乙方。乙方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进行验收，乙方对于挖掘机工程机械的运行情况及设备质量均以了解认同。二、甲方负责以上挖掘机的完整性和合法性，保证挖掘机属于自己私有，并承担购买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纠纷，乙方承担购买之后的一切责任，该机的产权从购买之日起转移至乙方。三、自本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将该挖掘机的合理票据交给乙方，乙方在一次性付清协定价后，取得该挖掘机的所有权，并承担购买后的一切责任。四、甲方在自己场地上负责该挖掘机装上乙方的运输车，保证乙方顺利离开。五、对本协议有争议的，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三原告及朱季平均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同日，张路明通过手机银行向朱季平在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10汇款49.1万元、向案外人杨法立汇款1.4万元（朱季平自认该款支付给案外人的拖车费，包含在51万元价款内）。朱季平交付涉案挖掘机时，将产品合格证及结清证明交付给三原告。产品合格证载明，挖掘机型号为ＤＨ215－9Ｅ，编号为21887，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证明该产品经本厂质量检验合格。结清证明载明该设备在湖北千里马工程机械公司购买；型号为ＤＨ215－9Ｅ，整机编号ＤＨ215－9Ｅ-21887，发动机编号ＤＥ08ＴＩＡ-441411，机款已付清。2017年9月26日，三原告在经营使用该涉案挖掘机时，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在出具了一份《收回挖掘机告知函》后，将涉案挖掘机拖走。该《收回挖掘机告知函》内容为：“挖掘机保管人（使用人）:／你好，在你处的机型为ＤＨ215-9Ｅ，机号为21811，斗山牌设备，系王海建客户签订合同。由于该台设备已严重逾期，按照合同约定，我公司有权收回设备。／请保管人或使用人给予我公司配合，如有疑问请与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187××××8295／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9月26日”。另查明，被告安徽泰源公司提供的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民初649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日期为2018年2月22日。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述明：“2015年6月10日，安徽泰源公司与王海建签订《按揭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王海建向安徽泰源公司购买斗山牌挖掘机一台（型号：ＤＨ215-9Ｅ,机号21811），价款80万元，抵扣折让5万元，实际售价75万元，产值20%即15万元，余款60万元由王海建申请办理银行按揭贷款，若王海建因违约导致安徽泰源公司向按揭银行垫款，王海建未向安徽泰源公司清偿垫款前，安徽泰源公司保留挖机所有权，并可在不事先通知王海建的情况下，将挖机拖回。如安徽泰源公司替王海建垫付按揭贷款后，可以向王海建追偿，王海建对垫付事实予以确认，并承诺自垫付之日起的3日内向安徽泰源公司偿还，如王海建未足额履行义务，应按欠款数额与逾期天数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同年6月11日，王海建向安徽泰源公司出具一份《还贷承诺书》，承诺按时归还银行本息，如未按时还款，愿意承担安徽泰源公司代垫款金额每天0.05%的逾期利息，并同意承诺无法兑现，安徽泰源公司有权随时收回案涉挖机。同年6月12日，王海建收到安徽泰源公司交付的案涉挖机。同时，郜俊红也向安徽泰源公司出具了一份《连带责任担保书》，自愿为王海建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为75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诉讼费等，担保期限为4年。王海建与刘维英于201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17年5月22日，中国光大银行合肥分行出具的垫款证明证明王海建在该行贷款60万元整，用于购买案涉挖机，安徽泰源公司对此笔贷款业务提供了连带担保责任。从2015年10月29日起至2017年4月27日安徽泰源公司为王海建垫付人民币348958.08元。审理中，安徽泰源公司自认在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3月23日期间，王海建已陆续归还垫付款合计60778.76元，该公司于2017年10月1日，自行将案涉挖机取回，保管在公司内，并同意在日后执行中，由法院依法评估拍卖。另外，安徽泰源公司还收取王海建履行保证金3万元。”该判决书判决主文为：“一、被告王海建、刘维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代垫款288179.32元（具体履行方式:先以案涉挖机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冲抵,双方多退少补）;二、被告王海建、刘维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利息损失（利息分两段计算:1、2015年10月29日至2017年4月27日的利息,以原告每期实际垫付的时间、金额为参照,分段计付;2、2017年4月27日之后的利息,以288179.32元为基数,以每日万分之五为标准，从2017年4月28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同时,王海建已交纳的履约保证金30000元应予以冲抵利息）;三、被告郜俊红对王海建、刘维英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安徽省泰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于2018年6月11日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12日，安徽泰源公司向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陈述其保全拉回的涉案挖掘机的名牌上机号被篡改成21887，发动机编号都被篡改不清楚，驾驶室序列号、多动阀与机型ＤＨ215-9Ｅ-21811出厂一致，该涉案挖掘机系安徽泰源公司销售给王海建那台挖掘机。2018年12月18日，斗山中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定位说明一份，证实该公司生产的机型ＤＨ215-9Ｅ,机号21887，是该公司于2015年7月销售给代理商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根据ＧＰＳ2018年12月18日最新定位信息，此机器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米处施工，并附有ＧＰＳ定位截图。重审中，因被告朱季平提出了安徽泰源公司拖走涉案挖掘机属于侵权的主张。经释明，三原告坚持本案请求权基础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坚持诉讼请求不变更；且认可在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安徽泰源公司的主体资格应当是第三人，不是被告。安徽泰源公司则表示，诉讼中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是原告的诉讼权利，但如在重审中擅自变更当事人主体资格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故本院在重审中对原一审中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未作变更。朱季平申请通知赵迪迪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原审中查明的朱季平向赵迪迪购挖掘机并付款的事实，各方并未持异议。故本院在重审中未准许朱季平的申请。安徽泰源公司申请核实其从三原告处运走的挖掘机与机型DH215-9E-21811的挖掘机是否同一台。因这一举证责任涉及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法律关系，而本案是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故对安徽泰源公司的这一申请未予准许。安徽泰源公司针对扣留涉案挖掘机的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主张依据合同约定有扣留的权利。该公司陈述（对涉案挖掘机）已申请保全且对（多次被变卖）已报案，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上述事实，有原告彭虎、张路明、张奎、被告朱季平、安徽泰源公司的陈述及各自提供的前述证据在卷佐证，已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一、三原告从被告处购得涉案挖掘机能否排除善意取得？二、被告朱季平承担出卖标的物瑕疵保证义务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否成就？三、生效民事判决书对本案原告主张物权权利有无法定效力拘束？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的规定，本案中，因下列原因不能排除三原告从朱季平处购得涉案挖掘机属于善意取得：（一）无证据证明三原告明知涉案挖掘机存在权利瑕疵及三原告受让涉案挖掘机的行为出于恶意；（二）朱季平转让涉案挖掘机给三原告的价格高于朱季平从赵迪迪处的受让价格；（三）涉案挖掘机属工程车，不需登记，朱季平在买卖合同达成后已将涉案标的物交付给三原告；（四）涉案挖掘机是在三原告进行使用经营活动中被安徽泰源公司扣留；（五）安徽泰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扣留涉案挖掘机的行为属合法或有法律授权，仅提出其扣留权利源自合同约定，但其指向合同的效力并不及于三原告。关于焦点二，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如物权变动仅发生在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对出卖物的瑕疵保证义务承担民事责任，该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明确买卖合同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即可。但在本案中，安徽泰源公司在三原告与朱季平订立买卖合同且履行之后将涉案挖掘机扣留并主张享有物权，该物权能否变动以及如何变动，应当根据物权法而不是合同法的规定来确定。基于下列原因，本院认定朱季平因出卖合同应对出卖标的物承担瑕疵保证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一）涉案“21887”号的挖掘机与安徽泰源公司卖给案外人王海建的“21811”号挖掘机是否是同一台，属待证事实；（二）即使前项待证事实被证明属实，并不能当然排除三原告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善意取得涉案挖掘机；（三）如三原告善意取得涉案挖掘机的物权，则安徽泰源公司无权直接扣留涉案挖掘机，依法仅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四）三原告主张朱季平应对涉案的出卖标的物存在瑕疵承担民事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瑕疵及因瑕疵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确定性、排他性。关于焦点三，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民初649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既判效力，对本案原告行使物权权利无法定效力拘束：（一）三原告未参加该案诉讼，该生效判决结果对三原告无法定拘束效力；（二）该判决认定安徽泰源公司“自行”将案涉挖机取回，并“同意”在执行中，由法院依法评估拍卖；该判决对安徽泰源公司的处分权进行确认，认定的事实未对三原告权利产生拘束效力；（三）该判决未认定安徽泰源公司是从三原告处取回“案涉挖掘机”，也不可能对三原告是否为善意取得作出判断。综上所述，本案中，三原告以订立买卖合同支付对价买受涉案挖掘机，既不能排除三原告购得涉案挖掘机为善意取得，也不能肯定安徽泰源公司扣押案涉挖掘机行为为合法，三原告主张被告朱季平应对出卖物的瑕疵保证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未成就。经释明，三原告坚持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其诉讼请求，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三原告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虎、张路明、张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原告彭虎、张奎、张路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忠文人民陪审员  邵大荣人民陪审员  郑 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玲书记员倪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