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3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标，男，195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灿，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74367914G。 负责人：夏同兴，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兵，浙江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标因与被上诉人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以下简称永旭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7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汇票进账单上记载的汇票出票人为永旭公司、收款人为杨国标的信息，认定杨国标收到永旭公司70万元错误。一审中，永旭公司向杨国标主张不当得利的依据为银行进账单，但根据该份银行进账单显示，款项并非转账方式或现金汇入，而是汇票方式进账，汇票出票人为永旭公司，收款人为杨国标，但不能看出汇票出票人就是汇票持票人。又鉴于汇票的票据特征，出票人可能是持票人，也可能不是持票人，出票人如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后手，则后手成为汇票的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转入到杨国标账户的70万款项的权利人为后手即持票人，但不可能是永旭公司。本案中，永旭公司没有提供汇票正反面复印件或者申请法院调取汇票正反面复印件，故无法证明永旭公司既是汇票出票人，也是汇票持票人，一审法院应查明银行进账单中的汇票是否进行过背书，汇票出票人与汇票持票人是否均为永旭公司。在尚没有查清出票人和持票人的具体信息前，一审法院仅凭银行进账单认定杨国标收到永旭公司70万元错误，永旭公司仅凭进账单提出的任何返还款项的请求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尚有以下事实未查清。杨国标与永旭公司无任何联系，也不认识王卫阳、许某、桑国连，故需查明70万元的最终收款人。1.同一天杨国标的账户转入70万元，后以取现方式取出，再转到1106060601910110001545的账户，这是账户是谁，是否与王卫阳、许某、桑国连等有关？如该账户为虚拟现金账户，则应从银行调取大额现金取款申请单来查明该款项实际收款人究竟是谁？2.一审通过鉴定查明进账单与取款凭条上的签字笔迹为同一人，但不是杨国标本人书写，究竟是谁将70万元入账到杨国标账户又取出，尚待查明。三、退一步讲，假设汇票出票人和持票人均为永旭公司且杨国标确实也实际收到了永旭公司的70万元，永旭公司向杨国标主张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足。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永旭公司主张不当得利成立，应当对不当得利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永旭公司应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举证责任：(1)一方面取得财产上的利益；(2)他方受有损失；(3)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结合本案，根据永旭公司在(2017)浙0603民初2628号案、(2019)浙0603民初1635号案答辩中自认，其汇款给杨国标70万元系根据王卫阳指令汇到杨国标账户，故可以确认，永旭公司给付给杨国标70万元系支付给王卫阳工程款和退还给王卫阳工程保证金，给付原因明确，不属于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并非属于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具有严格的适用范围，不能作为永旭公司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永旭公司根据王卫阳指令给付，其发生的纠纷应属于永旭公司和王卫阳之间的法律关系，永旭公司在其他案件中被判决承担法律责任后，转而向杨国标主张不当得利，显然将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凌驾于其他法律关系之上。故永旭公司基于不当得利要求杨国标返还70万元的依据不足。四、本案可能涉嫌案外人的刑事犯罪。首先，根据永旭公司在诉状中陈述其系根据案外人王卫阳的指示将保证金50万元及工程款20万元付至杨国标的个人账户，但杨国标与永旭公司、案外人王卫阳等人均不认识，假使汇票申请人和持票人均为永旭公司，收款人为杨国标，除非有人提供杨国标个人账户给永旭公司，否则永旭公司不可能开具汇票给杨国标。其次，杨国标的银行存折、个人印鉴并非由杨国标本人持有和保管。70万元在2007年2月15日转入杨国标账户随即现金转出，进账单和现金取款单也不是杨国标本人办理，70万元的现金去向不明，杨国标又对自己账户在2007年2月15日转入70万又取出70万元的事情完全不知晓，不排除存在杨国标账户被人套用。第三，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王卫阳作为被告的案件，发现2008年期间有大量王卫阳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借贷及纠纷大多发生在2007年期间。同时，又检索到王卫阳、许某因2011年-2013年期间伪造相关证据材料提起诉讼，2014年被柯桥区人民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4)绍刑初字第53号]，杨国标有合理理由怀疑本案可能涉嫌案外人的刑事犯罪，请求贵院依法予以查明。 永旭公司辩称，一、杨国标所谓“汇票进账单存在背书可能，不能认定上诉人收到70万元”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存在常识错误。若存在票据背书，则票据记载的收款人必然不是杨国标，而本案汇票的申请人记载的是永旭公司，收款人记载的是杨国标，该事实不仅在柯桥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中被查证，在本案一审中也被查证，且经鉴定确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背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汇票申请人与汇票记载的收款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背书情形，杨国标的该项上诉理由，违反基本的票据常识。另外，永旭公司将70万元一次性汇入杨国标账户，当天杨国标将该70万元取现的事实，早已经被柯桥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查明，且在本案中经法院调查令再次调查证实，鉴定人取样鉴定过程中也确认了该事实。因此，杨国标否认收到70万元，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建议予以训戒。二、杨国标要求查明最终收款人以及进账单、取款单上填写人的身份确认，与本案无关。另案的许某或者桑国连与杨国标是有经济往来的，但杨国标一直否认与王卫阳、许某、桑国连等人有经济往来，也否认与各方当事人相识，才最终导致了永旭公司多付一次70万元，从而起诉杨国标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认定，与杨国标收到款项后如何流转出去无关，即与最终收款人是谁没有任何关联性，只要杨国标的账户收到款项即可，款项如何取出或对外流转，是杨国标的其他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鉴定虽查明杨国标账户中存入70万，又取出70万元的存、取凭条为同一人填写，但该事实也完全不影响杨国标不当得利的认定。无论是谁填写凭条，汇入杨国标账户的70万元，是永旭公司的钱，并不是填写人的钱。一审法院鉴定查明填写凭条的人所持有的印章，是杨国标留存在银行的印鉴，而且，杨国标在一审庭审中明确确认，该印章由其本人保管，也就是说，填写凭条取出杨国标70万元的人，即使不是杨国标本人，也一定是获得了杨国标授权的人。因此，无论填写凭条的人是谁，取款后最终的收数人是谁，均与本案无关。三、杨国标所谓“给付原因明确，不属于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是颠倒事实，弄错对象，不符合不当得利的基本法律常识。永旭公司付款，当然有一定的原因，但永旭公司依据王卫阳书面指示付款给杨国标70万元的事实，被王卫阳以书面指示签字不是本人签字为由否认了，不承认有指示付款的事实，杨国标作为收款人，不仅否认了与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关系，也否认了与各方当事人相识。这恰恰正是杨国标不当得利的认定依据，杨国标却将永旭公司自认的付款原因拿出来作为抗辩，不符合基本的法律常识。四、杨国标所谓的“可能涉嫌案外人的刑事犯罪”，没有提供事实依据。无论是永旭公司还是一审审判员，均多次提示杨国标，如对其个人账户钱款流失存有疑问，可报警处理，但杨国标均拒绝报警。永旭公司有合理理由怀疑，杨国标与涉案的其他当事人是有经济往来的，即使存在刑事犯罪，杨国标恐怕难脱干系。况且，杨国标也没有提供任何刑事犯罪的事实依据。杨国标在一审庭审中，回答审判长的询问时确认涉案银行账户是与其有经济往来的其他建筑公司开户，账户由其本人使用，账户印章也是其个人持有并保管。杨国标在上诉状中却声称该账户、个人印鉴并非由杨国标本人持有和保管，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定。退一步讲，即使杨国标管理账户期间，存在账户和印鉴交由他人使用的情况，也是杨国标授权的。杨国标账户中的钱，如何被取出，与本案无关，杨国标若有其他想法，应当另案处理。 永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国标返还永旭公司不当得利70万元，并支付自2007年2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永旭公司原名为上饶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绍兴县分公司，第一次变更为上饶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第二次变更为现名。2007年2月15日，有人持上饶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绍兴县分公司的汇票在绍兴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山合作社安城分社填写进账单，收款人全称为个体户杨国标，汇款金额为70万元，同日填写取款凭条，载明户名为个体户杨国标，帐号为11060606012101000097338，支取金额为70万元，并盖有“个体户杨国标”印章及“杨国标”印章。2017年3月21日，案外人许某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及案外人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债权转让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院追加案外人桑国连、王卫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王卫阳述称涉案保证金系桑国连交付，应退还给桑国连，其没有指令被告将保证金退还给案外人杨国标，同时，王卫阳对原告在该案中提供的70万元用款申请书复印件、银行汇票申请书复印件予以否认，认为上面的“王卫阳”并非其签名。经审理，该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浙0603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书，由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给许某保证金50万元。因本案原告及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浙06民终267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7）浙0603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重新立案，并追加本案被告杨国标为第三人，庭审中杨国标述称其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不认识，其也没有收到过70万元，而且王卫阳的签字是虚假的，应该去查清社会关系，经审理，该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7）浙0603民初11252号民事判决书，由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给许某保证金50万元。因本案原告及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浙06民终291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7）浙0603民初11252号民事判决，驳回许某的诉请。2019年1月28日，案外人桑国连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及案外人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工程保证金50万元及相应利息，经审理，该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浙0603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书，由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给桑国连履约保证金50万元。因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浙06民终197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时认定，经杨国标申请，该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温州（律政）所对上述进账单及取款凭条上的笔迹是否系同一人所写和取款凭条上的“个体户杨国标”及“杨国标”两枚印章与在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安城分理处的银行预留印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该所经鉴定出具温律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进账单与取款凭条上的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取款凭条上的“个体户杨国标”及“杨国标”印文与在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安城分理处的银行预留印鉴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庭审中，杨国标确认上述取款凭条中载明的帐号为11060606012101000097338系其本人账户，平时由其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永旭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将款项转账至杨国标银行账户内，杨国标抗辩其与永旭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其未从该账户内支取70万元，且永旭公司现向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永旭公司已于2007年2月15日将涉案70万元款项汇至杨国标银行账户内，其该款项已于当日支取，杨国标认为其与永旭公司无任何关系及经济往来，且其不清楚账户内的款项汇入及支取情况，但未举证证明。对此，该院认为，杨国标陈述该银行账户由其本人平时使用，同时结合该院委托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预留印鉴与取款凭证上杨国标的印章相一致的结论，可以认定款项已由杨国标或其授权方支取，而杨国标亦未举证其取得永旭公司的款项有合法依据，故对杨国标之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关于杨国标抗辩永旭公司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永旭公司虽于2007年2月15日将涉案70万元款项汇至杨国标银行账户，但当时其认为是受王卫阳指示，2017年3月21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浙0603民初2628号案件中，王卫阳否认了70万元用款申请书、银行汇票申请书上面的“王卫阳”系其签署，在此案被发回重审后至2017年12月12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浙0603民初11252号一案中，法院依职权追加本案杨国标为第三人，诉讼中，杨国标认为其与永旭公司无任何往来，其与桑国连、王卫阳等亦无任何关系，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由案外人桑国连向永旭公司主张权利。此时，永旭公司才知晓其权利被侵害及相对人应为本案被告，在本案诉讼中，因杨国标承认账户系其日常使用，该院告知如果其账户确有盗用的情况，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杨国标既不主张其账户被盗用，又不肯对其账户进出该7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且迟迟不肯向有关部门报案以保护自身权利，故根据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现永旭公司主张其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该院对杨国标之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杨国标应返还给永旭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7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7年2月16日起至该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00元，由杨国标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鉴定费21000元由杨国标负担。 二审中，杨国标申请证人俞某出庭作证，俞某陈述杨国标是其堂舅舅，2007年2月15日浙江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进帐单、活期存款取款凭条上的文字由其书写，当日证人去转贷，该合作社马山支行安城分理处杭州韩伟峰要求证人帮忙将讼争汇票中的70万元取出，证人遂填写了进帐单、存款取款凭条，取出70万元现金后交给了韩伟峰。经质证，杨国标认为证人的陈述可以说明该款项进入杨国标账户及取出，杨国标本人是不清楚的，该款项也由许某他们冲抵了工程款，不存在杨国标不当得利的事实。永旭公司认为证人陈述有很多主观性，不予认可，证人和许某的关系不能查证，而且许某将70万元分掉也没有在录音中提现，证人没有将70万元进出情况和杨国标沟通没法查证，且证人称出账单上的内容是她写的，也没有鉴定过，银行认可证人的取款身份，应当是由杨国标委托人来承担责任。不当得利和钱的取出没有关系，只要钱进入了杨国标账户就是不当得利。 杨国标同时向本院提交了证人俞某和许某的电话录音及详单、联通公司收款一份，以证明俞某联系过许某两次，从录音内容来看，可以证实案涉70万元系俞某经手并且将款项实际已经交付给了许某、王伟阳、桑国连、蒋国华四人，四人已经将这笔钱分掉的事实。经质证，永旭公司认为录音中许某所谓建筑公司总共欠他们工程款990万元还没有付清，不是事实。（2014）绍仲字第322号裁决书载明未执行到位的工程款约990万元，要求建筑公司和包工头各承担一半损失，因此扣减大约500万元，根本不是许某所谓的王卫阳放弃了450万元。录音中许某也确认包工头和建筑公司之间判决书中的款项已结清，可见建筑公司已经不欠许某等人工程款甚至保证金，许某在录音中所谓的还欠款，不符合事实。整个录音中，许某没有承认其拿过永旭公司的70万元。 经审查，本院对证人俞某的证言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录音等证据，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足以证明许某等收到了讼争70万元，本院难以认定。 永旭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讼争永旭公司开具汇票后汇入杨国标个人账户的7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永旭公司为向王卫阳支付工程款及返还保证金开具了讼争70万元汇票，也即永旭公司开具讼争汇票对外支付70万元给付原因明确，虽后经鉴定用款申请书上“王卫阳”并非王卫阳本人所签，王卫阳也否认指示永旭公司向杨国标支付70万元，故从现有证据看，永旭公司并未将讼争汇票直接交付给杨国标，根据俞某的证言，讼争汇票系俞某作为杨国标的业务代办人从案外人处取得，永旭公司与杨国标均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经济往来，显然永旭公司将讼争70万元汇票交付给了案外第三人。至于杨国标从何处取得讼争汇票属杨国标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永旭公司不能因自身将汇票交付给何人缺乏证据就径直要求杨国标返还汇票项下的款项，杨国标从永旭公司处无取得70万元的合法依据，并不意味着杨国标从第三人处取得70万元缺乏合法依据，永旭公司与杨国标之间并不存在对待给付关系，而属于指示付款关系，即使永旭公司与指示人之间的给付原因嗣后消失，永旭公司也不能要求指示受领人返还受领的利益，而应当向指示人主张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败诉后的请求基础，永旭公司在另案中系因交付讼争汇票给王卫阳证据不足，从而导致证据失权，但给付原因并未消失，永旭公司对王卫阳的债务尚未清偿。据此，永旭公司不能证明杨国标取得讼争70万元缺乏合法依据，也不能证明永旭公司所受损失与杨国标受领70万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永旭公司主张杨国标构成不当得利，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杨国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760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由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负担，限江西永旭建设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韦 玮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青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