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赔初15号 原告魏世林，男，197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政府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琳，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子剑，系该局民警，男，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原告魏世林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世林，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张子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魏世林诉称，2017年10月12日，被告作出郫公（德）行罚决字［2017］第134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告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其违法行政行为已经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行初39号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确认。2019年7月27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郫公行赔决字〔2019〕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原告作为适格主体，被告的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被告应当承担对原告违法拘留的行政赔偿责任。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成郫公行赔决字［2019］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2、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人民币44478.2元（包括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名誉损失费15000元，关押期间的误工费：103315.94元＝9478.2元，诉讼期间的误工费：3天500元＝1500.00元）（原告在庭审中称以行政赔偿申请书的误工费金额为准）；3、责令被告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郫县，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 原告魏世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解除拘留证明书》复印件；3、（2018）川018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2019）川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原件；4、《行政赔偿申请书》复印件；5、《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行政赔偿决定书》（成郫公行赔决字[2019]001号）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对原告魏世林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 被告郫都区公安局辩称，一、2019年6月25日，被告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2019年7月23日，被告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国家赔偿决定。二、原告提出1、被限制人身自由10日金额：103315.94＝9478.2元；3、聘请律师费用：8000元；3、律师出庭所需差旅费：3000元；4、精神损害金：20000元；5、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请求人清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6、所需打印相关诉讼资料费：60元；7、由于立案，到法院复印被告证据材料，到法院开庭等事项造成的误工费：3天500元＝1500元。三、2017年10月11日18时许，原告魏世林驾驶汽车在成都市郫都区一路口时，被被告挡获，后被告民警在其驾驶的车内检查出一把管制刀具。2017年10月12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对行政拘留处罚不服，向成都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成都市公安局维持被告处罚决定。后原告向都江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行初39号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行终103号判决，认定被告以调查原告涉嫌寻衅滋事并现场发现原告涉嫌非法管制刀具，进行口头传唤，不符合法定程序，但被告传唤程序违法，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原告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轻微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四、被告对原告的拘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违法拘留”赔偿范围之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2019年6月20日）》复印件、《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行政赔偿决定书》（成郫公行赔决字[2019]001号）复印件；2、（2018）川018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2019）川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原告魏世林对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中的行政赔偿决定书的合法性不认可，其他的都认可。并且，行政赔偿决定书没有负责人签字。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郫公（德）行罚决字[2017]第134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魏世林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2017年10月22日作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对原告魏世林予以解除拘留。原告魏世林不服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成都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成都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魏世林不服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成都市公安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故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川018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载明：“因此，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传唤程序存在程序轻微违法。……因此，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魏世林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成都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川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魏世林于2019年6月24日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申请行政赔偿。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成郫公行赔决字[2019]001号），决定对魏世林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原告魏世林对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取得国家赔偿的基本前提，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对原告魏世林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行为因存在程序轻微违法，已经本院（2018）川0181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但该判决同时认定，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传唤程序违法，但对原告魏世林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且被告对原告魏世林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被告对原告拘留十日的行政行为虽被确认违法，但该违法行为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的实体权利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并未遭受实际物质损失。即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没有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因被告的行政拘留行为直接造成其合法权益损失的具体情况。故原告魏世林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之规定，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世林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彦涛 人民陪审员  王晓梅 人民陪审员  陈晓辉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廖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