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黔行赔终30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洪念，理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永英，州长。 委托代理人赵福兴，贵州森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联合养殖社”）因诉贵州省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西南州政府”）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的（2019）黔23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6日，李洪念为经营养殖业，与安龙县龙广镇联新村老寨组签订《租用荒山合同》，租用老寨组十亩荒山。2009年8月5日，安龙县农业局批复同意成立联合养殖社，李洪念任理事长。2011年1月6日，安龙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联合养殖社良种猪养殖场扩建项目进行备案，联合养殖社扩建项目占地2300平方米，建设饲料加工厂房、办公及生活用房建筑面积390平方米。2014年12月29日，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农业水务和移民局批复同意联合养殖社建设占地面积28亩、猪舍6900平方米的良种猪养殖场项目。 2013年8月10日，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作出义管通（2013）5号《关于印发义龙新区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对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实施征收。 2015年4月6日，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对联合养殖社的养殖场进行实地勘测，并进行登记，联合养殖社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念在拆迁实物原始记录表上签名并按手印。之后，经多次协商，李洪念与征收方对补偿安置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11月，义龙试验区规划建设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联合养殖社进行调查，发现联合养殖社厂房及附属设施未办理相关用地建设手续。2016年12月，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通知施工人员对联合养殖社的厂房圈舍、附属设施以及养殖场的果木进行了强制拆除。 另查明，本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依法确认黔西南州政府强制拆除联合养殖社厂房、附属设施、果木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送达并生效后，联合养殖社向黔西南州政府申请赔偿，黔西南州政府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一、赔偿联合养殖社被拆除的养殖猪圈及附属设施（包含建设用地、树木、路面、堡坎、晒坝、水池水管、猪舍的设施）价款1947422.5元。二、驳回联合养殖社提出的其余赔偿请求。联合养殖社不服，特提起诉讼，请求：一、撤销黔西南州政府作出的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二、判决黔西南州政府向联合养殖社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如下损失：1.养殖厂房圈舍、门窗、围墙路面及其附属设施损失5568173.26元；2.养殖生产设备损失964480元；3.种猪及生产经营损失7535280.8元；4.果木花草损失1752860元；5.其他损失（包括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等）191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7730793.26元。 再查明，一审庭审中，联合养殖社的法定代表人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上的测量数据，但其主张该表遗漏登记育肥舍552.28平方米、蓄粪池1000平方米、围墙外的枇杷树723棵，而黔西南州政府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并未遗漏登记。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确定联合养殖社的赔偿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本院作出的（2018）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黔西南州政府强制拆除联合养殖社养殖场、附属设施、果木的行政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对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均无异议，黔西南州政府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一，针对联合养殖社因黔西南州政府强制拆除其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果木、围墙等要求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因联合养殖社提交的价格标准没有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结合该区域范围内黔西南州政府对其他被征收人的补偿情况，将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义管通[2013]5号《关于印发义龙新区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义管通[2013]9号《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拆迁标准的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作为确定赔偿的基准。因涉案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果木系被违法强制拆除，若仅以合法进行集体土地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计算涉案厂房圈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损失，不能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亦未令行政机关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不能从法律后果上明确区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故，出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之考量，针对联合养殖社所提涉案养殖厂房圈舍及其他附属设施价值损失的赔偿请求，一审法院酌定在合法征收应给付补偿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0%作为对黔西南州政府违法进行强拆行为之惩罚，同时亦是对2013年至今赔偿数额随物价上涨之体现。 第二，联合养殖社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中有养殖厂房圈舍及附属设施损失，养殖生产设备损失，种猪及生产经营损失，果木花草损失及其他损失（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共五个部分。对此： 1.涉案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的价值。在一审庭审中，联合养殖社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上关于此部分的测量数据，但其主张《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遗漏登记育肥舍552.28平方米、蓄粪池1000平方米。黔西南州政府对此则不予认可，认为并没有遗漏登记。因该登记表上有联合养殖社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念签名，而联合养殖社又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主张遗漏登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双方认可的部分，根据义管通[2013]5号文件及义管通[2013]9号文件的规定，上浮20%后，该部分的价值为2288479.8元，其中包含厂房圈舍的价值为1600616.16元，附属设施（包含围墙、路面等）的价值687863.64元。 2.养殖场内的物品损失。也即联合养殖社提交的赔偿清单中主张的生产设备损失，如冰柜、办公桌、沙发、污水运输车等物品。对于联合养殖社主张的污水运输车的损失，因联合养殖社未提交证据证实污水运输车已损坏及该损坏与黔西南州政府强拆有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联合养殖社主张厂房内如冰柜、办公桌、沙发等物品的损失，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于2015年4月6日到联合养殖社的养殖场进行实地测量，并且针对补偿事宜，双方也进行过多次协商，联合养殖社对即将面临的拆迁是明知的，联合养殖社在明知拆迁的情况下并未将养殖场内的物品搬走，对上述物品的损失具有一定的过错，且联合养殖社提供的照片、物品出售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养殖场内物品的损失状况。但因其黔西南州政府在强拆时并未对养殖场内的物品进行登记、制作清单，或予以提存、保全等，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联合养殖社养殖场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针对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冰柜、办公桌、沙发等，一审法院予以酌情支持20000元,上浮20%后，该部分的价值为24000元。 3.关于种猪及生产经营的损失。联合养殖社主张因黔西南州政府的强拆行为导致其将种猪全部低价处理，以及因爆破公司的原因致使部分种猪伤残或死亡，其主张的这部分损失是低价处理生猪、死猪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对此，联合养殖社仅提供了《种猪购销协议》及《证明》，但与之签订协议的案外人以及出具《证明》的证人在无正当不出庭理由的情况，并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与之佐证，不足以证实联合养殖社关于其低价处理种猪的主张；此外，黔西南州政府对联合养殖社的养殖场进行实地测量的时间为2015年4月6日，而黔西南州政府对联合养殖社的养殖场进行强拆的时间是2016年12月，由此可以说明黔西南州政府的强拆行为并不具有紧迫性，联合养殖社主张因强拆行为导致其低价处理生猪造成其经营损失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针对联合养殖社主张土地租金已提前预付村民十九年，因黔西南州政府的强拆行为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造成生产损失的问题。经查，该土地为集体土地，征收方已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权利人，因拆迁行为导致预付租金损失的问题，应由联合养殖社与权利人进行协商，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4.果木花草的损失。联合养殖社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记载的枇杷树57棵、竹柳树210棵、桃树60棵、梨树9棵、金银花320笼、核桃树10棵、桂花树4棵、紫荆花树6棵，桉树4棵，但主张遗漏登记围墙外的723棵枇杷树，并提供《土地租用合同》、照片证明其主张。针对联合养殖社认可的被告所测果木花草的价值，上浮20%后，其价值为48427.2元。对于联合养殖社主张围墙外还有723棵枇杷树的问题，联合养殖社提供的《土地租用合同》、照片并不足以证实723棵枇杷树的存在，且黔西南州政府对此也不予认可，应由联合养殖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723棵枇杷树之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5.其他损失（包括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而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主要是指既得利益的损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而联合养殖社主张的该部分损失包括律师费、资料费、误工费、员工安置费等并不属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范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联合养殖社所提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黔西南州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联合养殖社厂房圈舍及附属设施价值损失人民币2288479.8元；二、由黔西南州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联合养殖社养殖场内物品损失人民币24000元；三、由黔西南州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联合养殖社养殖场内的花草果木损失48427.2元；四、驳回联合养殖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联合养殖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赔偿判决；2.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起诉请求。其主要理由为：1.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错误：（1）在被上诉人的证据方面，实物原始登记表和勘丈明细表记载的只是部分，并非全部实物，办公楼虽没有强制拆除，但因其强拆了生产场所，该办公楼也不可能进行继续经营。对勘测现场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能认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要求形式，并未提供任何的载体，且只是进行部分而非全部的拍摄过程，也没有任何的公证机关或见证人，完全是选择性的拍摄。对两份安置补偿方案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其当时根本就未依法经批准进行征收，且本案是国家赔偿，并非国家补偿，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案例已经明确了不能使用补偿标准进行赔偿。该补偿标准是2013年，而上诉人提起国家赔偿的时间是2018年，用五年前的补偿补偿标准进行赔偿，毫无公正性可言。（2）在上诉人证据方面，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四能直接证明上诉人案涉的养殖场是在被上诉人违法征收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以致最后无法经营；证据六表明上诉人已提供初步证据，且完全能看出是在强拆后的案涉地所拍摄的；证据十、十一之间及通过上诉人所提供的案涉视频等能进行相互印证，原审法院只对部分予以认可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在登记表上签名只是因为当时其只对部分进行登记，其他部分其未告知上诉人要拆或在征收的范围内。3.原审法院采用的赔偿标准和法律依据错误。在厂房、圈舍、附属设施、果木、围墙等方面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了其赔偿的依据，相反原审法院所使用的是被上诉人作出的一个违法的没有依据的安置补偿方案，没有任何依据。4.原审法院按照五部分进行赔偿的具体论述存在错误。 黔西南州政府二审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主要理由为：1.双方详细勘丈、登记实物，未有遗漏。2.两份安置补偿方案合法有效。3.种猪及生产经营没有损失。4.上诉人主张有723棵枇杷树未登记不是事实，5.上诉人主张的间接损失不应支持。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发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审判长 陈 垦 审判员 黄 瑶 审判员 陈显杰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叶署铭 书记员严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