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民终16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政贤，男，1984年2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六盘水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牟定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萍，女，1987年11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牟定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牟定县，系谢政贤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云南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金芬，女，1965年7月2日生，彝族，云南省牟定县人，小学文化，居民，住牟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培，云南馨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谢政贤、陈晓萍因与被上诉人邓金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3民初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政贤、陈晓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被上诉人邓金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政贤、陈晓萍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3民初661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4月2日，被上诉人房屋发生倾斜的原因是由于毗连的另一户建房开挖基础，基础开挖深度低于被上诉人房屋80公分，由于开挖后没有及时做基础及回填，经长达半个月左右雨水浸泡。4月1日发生地震，导致被上诉人房屋倾斜。二、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擅自改变房屋设计结构，偷工减料，违规操作，将条形基础改为独立基础，基础强度由C25改为C15，利用杂土回填，并称上诉人没有建筑资质起诉上诉人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因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建盖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营业执照能够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7月13日已经取得相应的建筑施工资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2月21日，双方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属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合格主体，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根据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取得的财产为合法财产，不应当予以返还。结合本案的事实来看，房屋已于2017年8月30日竣工且经被上诉人验收合格并使用，被上诉人按照约定支付的工时费为上诉人合法取得，不应当返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包工不包料，由被上诉人提供材料，上诉人只负责房屋的施工工艺以及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工具。如果房屋发生倾斜是由于质量问题导致，那么由于建盖房屋的材料是由被上诉人提供，材料是否符合建房标准，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证明，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并且在建盖房屋过程中，由于被上诉人私自将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工程分包给侯某夫妇施工，侯某夫妇并非上诉人的工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合作关系。被上诉人将专业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侯某夫妇施工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房屋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三、被上诉人称经楚雄华振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砼强度由C25变成C15。由于是私人建房，被上诉人也没有将原材料送相关单位检测是否达标，上诉人只能按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施工，并由被上诉人认可。四、由于上诉人法律意识淡薄，一审没有提供证据，导致法官采信被上诉人所述。五、一审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损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的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陈晓萍从未在合同上签字，实际也未参与房屋施工。建房行为及合同的签署行为均是谢政贤的单方行为，陈晓萍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本案合同纠纷与陈晓萍无关，陈晓萍属主体不适格，不具备被告资格，不应当承担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举债远超出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的，债权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的收益用于上诉人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本案所涉债务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陈晓萍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邓金芬辩称，1、上诉人认为谢政贤有建筑施工资质，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有效合同是错误的。已生效的判决和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已经明确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谢政贤个人，并不是公司，个人不可能具有建筑施工资质。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谢政贤具有建筑施工资质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谢政贤无施工资质。2、上诉人认为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更改了建房的设计，将条形基础改为独立基础，将砼强度C25改为C15。上诉人陈述的上述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是履行合同一方，按照证据规则，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由负有履行义务一方举证。一审中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更改建房的设计是被上诉人的要求，就应认定为是上诉人擅自更改设计。3、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原因除了上诉人更改设计之外，还有基础部分用杂土回填。基础回填是上诉人谢政贤的施工范围，上诉人谢政贤用杂土回填基础本身就是违反建筑施工规范的行为。综上，上诉人称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原因在被上诉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上诉人主张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赵光强户挖基础导致的，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对此，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经济损失中，已经扣除了赵光强户应承担的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经济损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5、关于上诉人陈晓萍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明确表示认可的事实，事后是不允许变更的。陈晓萍认可其与谢政贤是夫妻，并且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与谢政贤是一家人，其愿意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政贤、陈晓萍共同赔偿邓金芬因（2019）云2323民初410号案件邓金芬承担的财产损害经济损失365907.14元（15000元×40%＋899767.84×40%）；2、判令谢政贤、陈晓萍赔偿邓金芬因（2019）云23民终122号案件邓金芬承担的房屋租金35403.33元（55900元÷12×40%×19个月）；3、诉讼费由谢政贤、陈晓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金芬户位于牟定县共和镇龙川路北段西侧有105平方米的建设用地。2017年2月21日，邓金芬与谢政贤签订房屋建盖合同，将在105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房的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谢政贤建盖，合同约定2017年2月25日开工，同年8月30日竣工。该房屋为五层，一、二层为框架结构，三、四、五层为砖混结构。邓金芬不知道谢政贤是否有从事建筑的相应资质，也没有问过，本案庭审中查明谢政贤没有相应资质。新房建成后，邓金芬于2017年10月27日至12月10日间先后将整幢房屋对外出租给刘显东等11人使用，每年可收取房屋租金55900元。2018年4月1日，赵光强、张发存、赵必刚、王耀梅在与邓金芬住房南面毗连的115.2平方米的建房用地上，用挖机开挖基础土方准备建盖新房，次日开挖结束，基础深度深于邓金芬南面住房基础。邓金芬房屋出现险情后，赵光强于当天夜里在基坑底部浇灌了20cm厚的砼垫层。同年4月10日，邓金芬、赵光强经协商，共同委托云南楚雄华振司法鉴定中心对受损房屋的倾斜原因及受损价值进行鉴定，2018年5月10日，鉴定中心作出华振司鉴字（2018）第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邓金芬户房屋危险等级评定为D级，即时停止使用，建议整幢拆除后重建，或咨询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意见，按其意见实施，以及房屋受损价值为899767.84元（包括拆除工程约2.6万元）。2018年4月1日，楚雄州禄丰县广通镇田心村委会附近发生M3.7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牟定县民政局要求各乡镇开展灾情统计排查，经排查该局未收到灾情报告的事项。2018年5月14日，邓金芬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赵光强、张发存、赵必刚、王耀梅，经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2018）云2323民初41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邓金芬房屋拆除重建的经济损失为914767.84元、从2018年5月起每月租金损失为4658.33元，拆除重建时间为9个月。在邓金芬的上述损失中，由邓金芬承担40%的责任，判决赵光强、张发存、赵必刚、王耀梅共同赔偿邓金芬房屋拆除重建的损失548860.70元、赔偿房屋租金损失2795元。该案宣判后，赵光强、张发存、赵必刚、王耀梅不服而提起上诉，2019年3月2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3民终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政贤与陈晓萍系夫妻关系，双方没有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邓金芬与谢政贤签订的《房屋建盖合同》的效力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二）……（三）……（四）……；（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三）……”。本案中，按照建筑法的规定，邓金芬应当将其房屋发包给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建盖，但其却发包给没有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谢政贤建盖，已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房屋建盖合同》无效。关于邓金芬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邓金芬所建房屋宅基地整片区域为回填土，基础设计为条形基础，基础砼强度为C25，但实际施工时条形基础被改为独立基础，基础砼强度实际检测为C15，房屋基础工程不符合设计要求，是造成房屋倾斜的次要原因。邓金芬作为发包方，在没有审查谢政贤是否具备相应的建筑资质条件的情况下，将建盖的房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谢政贤施工，对于建盖的房屋倾斜所受到的损失存在过错，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谢政贤在明知自己没有建筑资质条件的情况下，仍然与邓金芬签订《房屋建盖合同》，致使所建盖的房屋发生倾斜，对于邓金芬受到的损失存在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谢政贤在庭审中提出条形基础改为独立基础是经过邓金芬同意，对此邓金芬不予认可，而谢政贤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谢政贤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谢政贤认为邓金芬的房屋倾斜系地震及地基在水中长时间浸泡所致，因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谢政贤与陈晓萍没有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因此谢政贤建盖房屋所得的收益属夫妻双方共享，建盖房屋产生的债务亦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邓金芬应承担房屋拆除重建的损失为365907.14元（914767.84元－548860.70元）；房屋租金损失按拆除重建时间9个月、每月1863.33元计算为16769.97元（1863元/月×9个月），上述合计382677.1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由谢政贤、陈晓萍共同赔偿邓金芬房屋拆除重建及房屋租金损失267873.98元，款限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交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二、驳回邓金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邓金芬承担1098元（已付），由谢政贤、陈晓萍共同承担2562元，限与赔偿款同期交云南省牟定县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欲证明上诉人谢政贤作为承包人的资质合格，具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资格；2、侯某的证言及夏兆文的证言各一份，侯某的证言欲证明房屋建盖时基础设计经被上诉人监督并同意以独立基础的构架进行建造，且以独立基础建造系被上诉人提出的，并非上诉人私自更改设计。夏兆文的证言欲证明在上诉人施工过程中，被上诉人全程进行监督，且验收后支付了相应的工时费；3、问题清单，欲证明在房屋建盖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监工，且房屋完工后经被上诉人验收合格，无质量问题；4、钢筋购货单，欲证明建房所需钢筋是由被上诉人提供，规格标准与上诉人无关；5、夏兆文当庭陈述的证言，欲证明在房屋建盖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都在现场监工。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应当进行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首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次，被上诉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且公司是否具有施工资质需要以建筑施工资质证书证明，公司的营业执照不能证明公司具有施工资质。况且公司具有施工资质，不等于谢政贤就具有施工资质。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侯某、夏兆文是上诉人聘请的工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侯某、夏兆文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侯某、夏兆文的证言不应采信。证据3因没有任何人的签名，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钢筋等建筑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房屋施工过程中做基础时，夏兆文并不在现场。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侯某未出庭作证，且无法确定侯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故对上诉人提交的侯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夏兆文虽然出庭作证，但夏兆文参与了本案旁听，且夏兆文是上诉人谢政贤聘请的工人，其与谢政贤有利害关系，故对上诉人提交的夏兆文的证言及证据5夏兆文当庭陈述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因无任何人签名或盖章，不能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因双方当事人对建筑材料由被上诉人提交的事实无异议，而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房屋发生倾斜与建筑材料有关，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作认定。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本案庭审中查明谢政贤没有相应资质”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营业执照中记载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谢政贤，且为个人独资，该营业执照可以证明上诉人谢政贤于2016年7月13日已经取得相应的建筑施工资质，谢政贤作为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利代表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建盖合同。上诉人谢政贤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2月21日，合同签订时上诉人谢政贤属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合格主体。同时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在房屋建盖过程中将条形基础改为独立基础的原因”的事实。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提出的异议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予以综合评述。对一审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邓金芬与谢政贤签订的房屋建盖合同是否有效？二、谢政贤、陈晓萍对邓金芬房屋发生倾斜产生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谢政贤与邓金芬签订了房屋建盖合同，谢政贤、邓金芬均在房屋建盖合同上签名、捺印。上述房屋建盖合同中载明承包人为谢政贤，而不是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房屋建盖合同中亦未加盖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且合同签订后，谢政贤对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款也是支付至谢政贤的个人账户，谢政贤、陈晓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谢政贤是代表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邓金芬签订房屋建盖合同及江苏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工程进行了施工，故谢政贤签订房屋建盖合同是其个人行为。因谢政贤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一审中谢政贤也自认其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谢政贤与邓金芬签订的房屋建盖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邓金芬提交了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3民终1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中已认定邓金芬承包给谢政贤施工的房屋基础设计为条形基础、砼强度为C25，但实际施工中条形基础改为独立基础，砼强度由C25改为C15，房屋基础工程不符合设计要求。且基础回填土还存在用建筑渣土回填的情况，回填的土层松散、密实度过低。本院认为，谢政贤作为承包人，应保证工程质量符合相关的规定，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更改了基础设计，降低了基础砼强度，基础回填土存在用建筑渣土回填的情形，谢政贤辩解施工中变更的上述内容是邓金芬要求变更的，但谢政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应视为系谢政贤擅自进行的变更，因上述工程内容的变更是导致邓金芬房屋发生倾斜的原因之一，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谢政贤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谢政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陈晓萍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中陈晓萍自己陈述其与谢政贤是夫妻关系，其愿意与谢政贤一起承担责任，陈晓萍属于成年人，其的陈述对其具有约束力，故一审判决陈晓萍与谢政贤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谢政贤、陈晓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8元，由谢政贤、陈晓萍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邱德英审判员  刘 莹审判员  晋 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