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6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锋，男，199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嘉，男，198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抚州市仓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英，女，198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彪，男，198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张彪之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兴文，女，195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周兴文之女）。上诉人李秋锋、潘嘉因与被上诉人张英、张彪、周兴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2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秋锋、潘嘉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1.依据张英和税务机关的情况说明，可证实系争税金系在三名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发生，故税金应当由三名被上诉人承担。2.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已将其经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期间所有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移交给上诉人，且行政处罚是基于三名被上诉人无法提供涉案发票和会计凭证作出，故罚金应当由三名被上诉人承担。3.因行政处罚是被上诉人经营期间的行为所致，故被上诉人应当依照转让协议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张英、张彪、周兴文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A公司不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上诉人所谓的税金不是A公司转让前的债务，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财务账册已经交接，转让时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故罚金与被上诉人无关。3.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李秋锋、潘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缴的税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767.22元；2.判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缴的行政处罚款10,000元；3.判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08,000元；4.判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3,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3日，两上诉人（受让方、乙方）与被上诉人张英、周兴文（出让方、甲方）签订《公司股权与XX商城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持有的A公司100%的股权作价360,000元转让给乙方。该费用包含公司关联的2个XX商城XX旗舰店和XX旗舰店。其中，2个XX商城2017年的技术服务费60,000元，消费者保证金100,000元，商城转让费200,000元。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如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A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缴纳但未缴纳的税费、应付未付的欠款、应还未还的借款、银行贷款以及利用标的网店申请的各种贷款及利用A公司申请的各种借贷业务），乙方有权在标的公司尚未清偿该种负债的情况下要求甲方在该负债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该种负债视为可得利益损失），也有权在标的公司已清偿或部分清偿该种负债的情况下向甲方追偿，甲方还应承担乙方支出的调查费、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第四条第二款约定，甲、乙双方向工商管理部门递交完毕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手续（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当日，甲方应将自己保管、控制的标的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一切证照印章以及经营管理“标的网店”所需要的所有子账号、密码等资料交付给乙方保管、控制。乙方确认，在甲方完成该项交付义务后，由乙方自己实际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此后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如甲方违反该项交付义务，甲方未将经营管理“标的公司”所需要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交付给乙方或者税务登记变更未完成的，乙方有权暂时不给甲方支付剩余尾款。第四条第八款约定，公司股权责任跟营业执照变更后，在此之前因甲方经营所产生的民事、刑事及天猫商店违规关停等责任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XX商城两个店铺的认证工作原由甲方办理，乙方接手后应当以A公司名义正常经营，接手后的一切经营收益跟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第四条第九款约定，在公司执照变更前，因甲方原因导致公司产生的一切民事、刑事及相关债务等责任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公司执照变更完后，由标的公司产生的一切民事、刑事及相关债务等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第十条作为甲方承诺，如下：A公司没有任何债务问题，A公司没有任何行政处罚，A公司名下天猫店铺与A公司均没有违反广告法，甲方应该在交接给乙方之前处理解决完毕；A公司没有任何诉讼纠纷……如乙方查到与甲方承诺不统一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回所有乙方付给甲方的款项。并要求甲方赔偿108,000元作为违约补偿。2017年1月9日，A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李秋锋、潘嘉，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秋锋。2014年11月29日，柳州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向A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码为4500141140，发票号码为00677552，金额60,237.26元，税额10,240.34元，价税合计70,477.60元。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第十三税务所于2018年1月收到B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协查信息，涉及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该所要求A公司提供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合同等相关凭证配合协查，在规定期限内A公司未按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后经催发限期整改通知书，A公司自认自2014年1月至2018年5月公司未按照规定设置和保管账簿或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违反《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2018年5月18日，A公司通过上诉人李秋锋的个人银行账户向税务部门缴纳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滞纳金共计10,767.22元。2018年6月11日上海市闵行区国家税务局出具沪国税闵罚[2018]4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A公司未按照规定设置和报告账簿或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违反《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决定对A公司处10,000元罚款。A公司通过上诉人李秋锋的个人银行账户于2018年6月14日缴纳上述罚款。另查明，上诉人李秋锋、潘嘉因处理本案所涉纠纷，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支付律师费3,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权与XX商城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亦已按照协议约定进行了公司股权转让相关的付款、工商信息变更登记等事宜，两上诉人已取得A公司100%的股权。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在A公司股权已经完成转让的情况下，因经营行为引起的公司缴纳税费和罚款能否作为公司转让前被上诉人未依约披露的负债，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追偿，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不当承诺而需承担违约责任。对此，上诉人认为，若被上诉人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如实告知上诉人有关A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缴纳但未缴纳的税费、应付未付的欠款等），上诉人有权在已清偿或部分清偿该种负债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追偿。而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支出的税费和罚款均发生在转让之后，其转让时已将所有的财务凭证做了交接，罚款的产生也可能是上诉人经营期间的凭证保管不周导致。另外，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时承诺属实，当时确实没有行政处罚，故对于税费、罚款以及违约金均不同意支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需对税金和罚款的由来系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加以证明，进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结合双方已提供证据加以查明之事实，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各项主张均不成立。首先，就上诉人是否有权追偿问题。涉案税费和罚款系上诉人受让A公司之后对外所负债务，在从上诉人李秋锋个人银行账户支出的前提下，可视为A公司已经清偿该债务，公司无权就此债务向已经转让股权的股东行使追偿权，但根据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作为受让方的上诉人其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有权向三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其次，就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税金和罚款的问题。上诉人依据转让协议的第三条第2款约定向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该款约定的追偿前提是该债务系股权转让前公司所负债务，但一审法院结合已认定的证据及事实，认为无法推定税金和罚款系公司转让前A公司的负债。理由如下：其一，税金的产生原因无法推定系被上诉人经营行为导致。根据在案查明的事实，税务部门认定A公司漏税的依据系A公司承认2014年1月至2018年5月未按规定设置和保管账簿或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而此时A公司股权已转让至两上诉人名下，公司也实际由两上诉人经营管理。根据双方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交易完成情况以及两上诉人实际经营A公司且较长周期内未提出财务方面的异议等综合履行协议情况看，应视为被上诉人已经将经营管理A公司期间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交付给上诉人。税务部门认定漏税的问题发票虽然系被上诉人经营期间产生，但认定漏税的原因系未提供相应的凭证配合协查，而提供凭证的责任主体在于A公司。A公司已由上诉人经营管理，现由于上诉人经营期间A公司未尽到相应的协查责任导致补缴税金，且在双方已经完成公司财务资料交接手续后，无法推知漏税问题系由被上诉人经营行为导致，因此，也无法推定该笔税金为股权转让前A公司所负的债务。其二，关于行政处罚罚款的追偿问题，该罚款系税务部门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系A公司未按照规定设置和保管账簿或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违反《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显然此时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两上诉人负责，处罚针对的是目前公司的经营行为，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该笔支出，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违约金问题，其依据系若被上诉人违反转让协议约定的承诺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没有任何行政处罚，其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补偿。正如前所述，A公司的行政处罚发生在上诉人经营期间，且该处罚的依据也并未完全由被上诉人的经营行为导致，现未有证据证明A公司在转让之前存在行政处罚，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要求支付违约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至于律师费，系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成本，但上诉人的主张未获得支持，即转让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承担律师费的约定未获支持，故该笔支出无需被上诉人负担。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秋锋、潘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72.67元，由李秋锋、潘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致函了解相关案情。2019年8月20日，该局出具《关于协查的回函》（以下简称回函），回函载明：1.经查询案卷：2018年1月原柳州市国家税务局致函我局，请求就上海A有限公司收受C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1份（发票代码：4500141140，发票号码：00677552，发票金额：60,237.26元，税额：10,240.34元）进行协查。经查，A公司于2014年11月通过网上认证，认证了该涉案发票，并于2014年12月，在纳税申报为2014年11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申报抵扣了涉案发票税额10,240.34元。据此可认定A公司有收取并使用涉案发票抵扣税金。检查过程中，A公司未按规定提供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合同等相关资料配合协查，且自认其自2014年1月起至2018年5月未按规定设置和保管账簿或保管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案件因此无法进一步查实……。同时，我局按照征管法有关规定，对A公司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处1万元罚款。2.申报资料显示：2018年5月，A公司以自行申报的方式，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0,240.34元，扣除上期留底税额1.21元，实际申报缴纳增值税10,239.13元……。综上，02561817号完税证明所缴税金与00677552号发票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但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质证，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诉人认为可证实其诉求。被上诉人认为：税务机关未查实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同时确认涉案税金与发票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以及罚款是基于上诉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等行为，故税金、罚款均与被上诉人无关。经审查，该回函符合证据要求，本院采信为二审新证据，并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1-12月，A公司认证涉嫌虚开增值税的发票并用以抵扣税金10,240.34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转让协议，出让人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如实告知受让人有关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的（包括但不限于应缴纳但未缴纳的税费……），受让人有权在A公司已清偿负债的情况下向出让人追偿，故上诉人要求出让人支付金额相当于A公司清偿转让前债务的款项具有合同依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10,240.34元是否应认定为A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首先，由回函及情况说明可知：2014年11-12月，A公司认证涉嫌虚开增值税的发票并用以抵扣税金10,240.34元。后闵行区税务局要求A公司对上述异常抵扣凭证作进项转出处理。2018年5月，A公司以自行申报的方式，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0,240.34元。故，A公司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10,240.34元可对应先前抵扣的税金10,240.34元。因税务机关要求A公司通过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形式补缴已抵扣的税金10,240.34元，此举相当于税务机关对A公司先前抵扣行为的否定，故补缴的10,240.34元可视为A公司未缴纳的税费，因税金抵扣行为发生于被上诉人经营公司期间，符合转让协议中“A公司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范畴。被上诉人认为，税务机关否认了补缴税金与涉案发票间的因果关联，故补缴的税金不能认定为转让前的债务。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与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审查，两者在规则、依据以及审查的重点方面各有不同。该“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表述，是行政机关基于形式审查作出的判断。结合税务机关查处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过程，可知其系因缺少完整凭证以致客观上无法查实是否虚开增值税发票，故难以明令A公司补缴，转而要求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以补全税金。由此，税务机关在确认两者关联的基础上，否定了直接因果关系。同时，结合税务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记载，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10,240.34元对应先前抵扣的税金10,240.34元的意思明确，并无歧义。故对被上诉人的反驳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A公司已清偿10,240.34元负债。因出让人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告知上诉人该笔负债，故上诉人依约有权要求出让人支付相当于负债金额的款项。本院注意到，转让协议系由张英、周兴文签署，张彪并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故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转让协议中的债务承担条款难以约束张彪，上诉人仅有权要求张英、周兴文支付10,240.34元。综上，本院认为，补缴的10,240.34元属于A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上诉人有权依据转让协议要求张英、周兴文共同负担相当于负债金额的款项。二审期间，两名上诉人自愿放弃其一审诉请第1项中的526.88元差额及第2、3、4项诉请，此系当事人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置，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秋锋、潘嘉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292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英、周兴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李秋锋、潘嘉支付10,240.34元；三、驳回上诉人李秋锋、潘嘉其余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72.67元，由李秋锋、潘嘉负担1,358.67元，由张英、周兴文负担1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元，由张英、周兴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刘丽园审判员  吴慧琼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强 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