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立中，男，汉族，1971年4月5日出生，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步大壮，河北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玉芬，女，汉族，1960年6月7日出生，住保定市莲池区。 委托代理人：张海瑞，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银势界投资有限公司，地址保定市复兴中路1773号。 法定代表人：靳立中。 上诉人靳立中因与被上诉人宋玉芬、保定市银势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势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6民初4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靳立中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2019)冀0606民初407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严重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其委托上诉人进行投资的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中明确说明权利义务风险均由被上诉人宋玉芬个人承担，上诉人靳立中只是帮助其寻找适合项目。基于该委托合同发生的资金往来行为更不是借贷行为。一审法院将这明显的委托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是严重的错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委托关系中并未给上诉人利益，也未约定其承担任何责任。《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对受委托人的赔偿作了如下规定：1、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无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3、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在该委托合同中，是无偿委托，受托人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尽职履责，并未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致使委托人委托目的不能实现，并不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法院要求受托人承担对委托人直接还款责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借贷关系存在是明显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14页。该微信未经实名认证，微信的名称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填写的，并不能证实其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且在被上诉人播放其聊天语音过程中，只能说明宋玉芬想购买清苑一套商品房，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证据的证明指向性不具有唯一性应当继续补强证据，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对该聊天记录及内容不认可，一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颠倒举证责任，错误认定了事实。三、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其放款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其主张的借贷合同应当视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宋玉芬提供了自2017年至2018年一年多的银行转账凭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其向被上诉人银势界公司转款60多笔，且被上诉人宋玉芬自述上述转款均是民间借贷，利息都是按照月息2分计算。按照《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其职业放贷人的身份也是确信无疑的。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写明：“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以其不应当享有无效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根据原审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其已经向被上诉人归还了全部款项，不存在所谓的100万欠款的情况。四、因并不存在所谓的借贷关系，所以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的保证责任是基于借贷关系存在并履行，但是该借款合同并不真实存在。即便按照被上诉人主张也因为其是职业放贷人而视为无效。主合同无效，上诉人自然不用承担保证责任。也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严重偏袒被上诉人，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判如所请看。 宋玉芬辩称，1、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是被上诉人宋玉芬与银势界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未认定上诉人是借款人。所以，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无依据。另，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于2018年8月20日对欠款余额核定后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以及银势界公司多次还款、其法人靳立中多次与我方协商还款事宜，综合判定本案借贷关系成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仅仅以为了规避吸收资金，从事放贷的法律责任，签订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否定本案借贷事实，不能成立。2、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聊天记录，载明了通信的相对方就是上诉人，内容是催收借款，可以用房子抵账，而且有音频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权利，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既不能提供否定该证据的相关依据，又无法做出解释。一审法院对证据审核后，综合认定该证据具有证据效力，是正当行使司法权行为，合理合法。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3、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信任，将自有资金出借给上诉人，对象是特定的，不符合上诉人说的职业放贷人的构成要件。所以，本案不存在违规放贷问题。4、上诉人上诉称，自认提供了保证责任担保，自然应当按照法规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对此方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宋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给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2、二被告按借款利息月利率2%计算，给付原告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身份；2、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身份；3、2018年8月20日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证明被告认可截止2018年8月20日，双方确认欠原告850万，约定月利率2%，被告靳立中对此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4、银行转账凭证及往来明细表、打款明细表，证明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9月27日，原告共转款63笔，合计5550万元，截止2018年8月20日欠原告本金850万；5、2017年6月14日、2017年7月25日、2018年1月18日、2018年3月7日、2018年4月20日五份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的五份担保函，证实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均有利息约定；6、原告与靳立中的聊天记录14页，证明被告认可尚欠原告本金100万，多次表示可以用房屋抵偿；7、原告和被告银势界公司融资部经理孙晓红聊天记录10页，证明2019年9月间，孙晓红多次与原告协商抵偿欠原告本金100万，当时通过微信把银势界公司债权表及可抵债房产表发给原告；8、欠息明细表，证明2018年12月19日至原告起诉前，被告欠利息45022元。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无异议； 2、证据2无异议；3、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没有实际履行，原告没有履行出借义务，被告也不承担还款责任，该证据也没提到有债权债务确认关系；4、证据4，往来明细表不认可，是单方制作的，打款明细表及银行转账凭证无异议；5、证据5，委托代理合同中受托人为靳立中，其并不承担原告投资风险，且与本案无关；6、证据6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内容也只能显示委托其购买房屋，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7、证据7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且与本案无关；8、证据8不认可，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转款清单一份及对应的电子银行回单，证明2017年7月10日至2019年6月24日，向原告及原告指定账户转款情况。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其中2018年1月17日转款应该是7258元，2019年6月24日货物抵账2万元不认可，当时是以购物卡的形式付息，后来因为购物卡的公司关张无法使用，原告通知被告收回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被告自2017年6月14日开始发生借贷关系，被告提交的明细中是部分本金、部分利息，被告主张的不是事实，被告把利息加在本金里了，并且根据被告的证据我们制作了明细表，证明截止2018年8月20日，被告欠原告850万。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 对证据1、2，双方均无异议，予以认可；对证据4，被告对打款明细表及银行转账凭证无异议，往来明细表是根据被告提供的转款清单制作，应予确认；对证据5，其中2017年6月14日、2017年7月25日、2018年3月7日三份委托合同有相应的转款记录佐证，原告与靳立中签订委托合同后，银势界公司为借款及利息提供了担保，保证原告本息固定回报，原告不参与分红，靳立中系银势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原告与靳立中签订委托合同的真实目的是通过签订该合同的形式，保障其向银势界公司出借资金及收益的安全，原、被告之间并无委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委托合同名为委托放款，实为借贷，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当然适用于该笔借款；对证据3，综合上述证4、5，原、被告之间的借贷一直存在利息，原、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实为截止签订合同当日，原、被告间债权债务的确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证据6，虽然被告不认可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但经本院明示，对聊天记录中涉及语音部分仍不申请鉴定，应承担相应后果，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证据7不能证明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不予认可；对证据8，原告的计算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予以认可。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其中2018年1月17日转款为7258元，扣除2019年6月24日货物抵账2万元，其余转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通过对双方证据的认证，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事实如下： 原告与被告银势界公司之间自2017年6月14日开始存在借贷关系，截止2018年8月20日，银势界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850万，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月息2%，并未约定还款日期。签订《借款合同》当日，银势界公司给原告出具了《借款借据》，被告靳立中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加盖了手章，但并未约定担保期限、担保范围及担保方式。2018年12月19日起，被告不再足额付息，截止2019年6月21日，按月息2%计算，被告欠息共计45022元。2019年7月25日，靳立中明确表示仍欠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银行转账凭证及往来明细表、打款明细表、代理合同、担保函、聊天记录、欠息明细表、转款清单、电子银行回单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原告宋玉芬出借给被告银势界公司借款，银势界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00万，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100万，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自2019年1月19日至2019年6月21日的利息45022元，并自2019年6月2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止的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被告靳立中为银势界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至原告起诉日，未超过担保期限，该担保并未约定担保范围及担保方式，故靳立中应对该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保定市银势界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宋玉芬借款本金1000000元；二、被告保定市银势界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宋玉芬2019年6月22日前的利息45022元，并按月利率2%给付自2019年6月22日起的实际借款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三、被告靳立中对上述一、二项的还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9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保定市银势界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判决查明部分。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宋玉芬与被上诉人银势界公司之间自2017年6月14日开始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截止2018年8月20日银势界公司尚欠宋玉芬借款本金850万、约定月息2%的事实有双方于该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双方均认可的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9月27日银行转账凭证、打款明细表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诉争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偿还的事实不仅有前述证据予以证实，还有被上诉人宋玉芬根据双方均认可的打款明细表及银行转账凭证制作的双方往来明细表加以印证，更有上诉人靳立中与被上诉人宋玉芬的聊天记录及被上诉人宋玉芬和银势界公司融资部经理孙晓红聊天记录中关于诉争借款的认可的事实相证实，且银势界公司并未提起上诉，亦说明其对此认可。一审中，上诉人靳立中虽对上述聊天记录和内容不认可，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对聊天记录中涉及语音部分仍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应承担相应后果，并对一审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并无不当。上诉人靳立中虽以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五份“委托代理合同”意图证实其与被上诉人宋玉芬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但该五份“委托代理合同”上被上诉人宋玉芬并未签字确认；从与该“委托代理合同”附带的银势界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内容来看，均明确约定“本保证人保证在借款本金及约定利息项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保证在合同到期日起七日内给付”，而“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受托人靳立中就是保证人银势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所涉款项的往来帐目来看，所有款项均在一审原告及一审被告之间的银行帐户之间进行。故此，一审法院关于“原告与靳立中签订委托合同的真实目的是通过签订该合同的形式，保障其向银势界公司出借资金及收益的安全，原、被告之间并无委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委托合同名为委托放款，实为借贷，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当然适用于该笔借款”的认定确有所据。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上诉人靳立中与被上诉人宋玉芬之间存在过委托投资的代理关系，由于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银势界公司对此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相关款项均在一审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故被上诉人银势界公司与被上诉人宋玉芬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并由上诉人靳立中担保后，也应认定双方已转变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被上诉人宋玉芬是否为职业放贷人问题。职业放贷人应具有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的特征。本案中，被上诉人宋玉芬虽有多次向银势界公司转款的事实，但从现有证据及本院所查询到的宋玉芬因民间借贷纠纷涉诉案件情况来看，目前仅有两件，尚不足以认定其出借行为具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的特征，尚不足以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综上所述，靳立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靳立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常金星 审判员  庞 茜 审判员  张 力 二０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