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6342号 原告：沈国增，男，196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作潮、章薛楠，浙江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百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139号1幢910室。 法定代表人：战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晓明、盛震超，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国增为与被告杭州百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福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于2019年10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盛华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27日、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作潮、章薛楠，被告百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来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国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996元；2、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06年4月1日入职到被告处，从事仓库管理岗位，在职期间工作表现良好。社保缴纳和公积金问题上，被告未依法缴纳社保，原告2006年4月1日入职后未缴纳社保，直到2007年10月才开始缴纳社会保险，也未以原告实际工资数额缴纳社保，使原告无法按照真实工龄和工资水平享受养老待遇。因被告拒不缴纳公积金，原告无法使用公积金，被告未依法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被克扣工资问题上，被告一直以现金方式支付工资，侵害了原告和国家税务机关的利益。原告在职期间，被告每月克扣原告的提成工资的10%，2019年1月至7月克扣的工资也是在原告提起仲裁后才予以发放，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工作时间上，被告要求员工8∶15到班点名开始工作，11∶00至12∶00间为午休时间，17∶00下班，每周做六休一，超出国家规定的每周工作不超出44小时的规定。在超出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的基础上，被告进一步侵害原告的合法权利，延长原告的工作时间，大范围的变更工作地点，造成原告工作和生活的极大不便。被告于今年7月17、24、26日先后在未与员工协商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搬迁新址员工保障计划》表示单位及工作地点将从现地址拱墅区科园路6号搬迁至萧山区，二者相距车程将近40公里（不考虑早晚高峰拥堵等情况交通时间为一小时）。以7月26日的计划为例，被告要求在原单位地点集合时间为7∶30，下班班车集合时间为16∶30，下班到达原址时间起码17∶30之后。对比原来的到达原址上班时间8∶30与下班时间17∶00，前后延长上下班预备、收尾时间合计1.5小时以上，严重影响原告的生活与休息，损害劳动者权益。且被告为应付劳动部门，名义上提供上下班接送班车，实质上并不打算提供班车，特别是连班车提供多长时间都拒绝予以明确。因被告未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问题，违法克扣原告的工资，超时要求原告上班，大范围变更工作地点，违反劳动合同中实际意义上工作地点及劳动时间约定，变相延长工作时间，严重损害原告的权益。原告无奈于2019年7月29日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依法解除劳动并主张合法权利。 被告百福达公司辩称：一、原告以被告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成立。被告于2019年的7月30日收到了包括原告在内的10名员工联名签署一并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提出，自2019年8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同年8月7日，被告收到了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邮寄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以及原告签署的劳动仲裁申请书等仲裁材料。原告在仲裁申请书中列举了十项具有共性的用人单位违法情形主要有：1、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2、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工资报酬、未向劳动者提供工资清单；3、克扣提成工资，直到年底才发放，系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4、每天到班8∶15点名后开始工作，中午11∶00-12∶00为午休时间，17∶00下班，每周做六休一，系违反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每月不超过36小时的制度规定；5、延长工作时间不安排补休；6、未足额缴纳社保；7、随意修改工资结构，将基本工资与提成工资拆分；8、未支付加班工资；9、搬迁新址未向工会申报；10、搬迁计划朝令夕改，严重影响劳动者生活，损害劳动者权益。据此，10名员工提出确认劳动合同已经解除、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此外，原告在仲裁过程中还提出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指控，要求被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可以构成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有：1、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2、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3、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4、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5、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6、其他情形。对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原告提出的诸如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10条仲裁理由有的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不能成立；有的与该条规定没有任何关联；还有的纯粹是原告误读企业的相关制度。以上理由均不能成立。1、关于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指控不属实。被告从每一位员工用工之日起，均为其缴纳的社保。本案原告的工龄应当以社保缴费记录为准。2、关于克扣提成工资，直到年底才发放，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指控，其实是原告对企业的工资、奖金、年终奖金制度的误读。原告所谓的企业克扣该10%的工资并非是其提成工资，而是年终奖金。3、关于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工资报酬，未向劳动者提供工资清单的指控，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无关，不构成单方解除的理由。被告支付工资的形式，符合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被告曾经以现金形式向原告支付工资，实质与原告合理避税有关。对原告而言是权利的增加，不是减损。被告财务部门制作的工资清单均已在发放现场提供。只是员工自己没有养成习惯，不主动伸手拿取。4、关于工时制度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指控，班前点名形式其实是每个生产班组自行组织的，这也是开工前的必要准备。每一个有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工人都应该如此。因而班前点名不构成提前上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的事实，班前点名不违反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规定，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无关，不构成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5、关于每周做六休一违反延长工作时间不超过36小时的制度规定的指控。所谓的周六上班以及其他形式的工作时间延长均系职工自愿，其中符合加班规定的，被告均已安排原告调休或者现金发放加班工资。6、关于搬迁新址未向工会申报，搬迁计划朝令夕改，严重影响劳动者生活，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指控。被告搬迁系政策性拆迁引起的，为了照顾员工的生活和工作，被告专门制定了搬迁计划，并征得了工会同意，原告的指控失实，并且该事实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劳动者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无关。7、原告提出的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并不存在。综上所述，原告以被告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的辞职纯粹是个人原因。故在其单方提出辞职以后，用人单位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查，原告单独提出的企业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不能成立，其进一步提出的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和理由也不成立。二、工作地点变更以后，仍属于同一城市行政区域且未增加原告的履约负担，不构成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进而索取经济补偿金的理由。自2018年初开始，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六大工程，被告实际经营中租赁使用的杭州市拱墅区科园路6号的房屋正好坐落在该区政府规划调整以后定位的“桥东智慧谷”，因而被列入了整体拆除范围。为此，该规划的实施单位及房屋产权人杭州皋亭股份经济合作社先后多次向被告发出书面通知，责令被告在2019年的4月30号前将承租的房屋和场地腾空，并交还给出租方。为了配合政府工程的拆迁，被告寻遍了杭州主成区中心的大街小巷，未找到适合被告从事的品牌汽车销售和售后修理服务业态生存的厂房和场地，被迫将售后维修仓库选址在萧山区衙前镇螺东街78号，企业才得以持续正常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了照顾和解决部分租住在老公司附近的员工搬迁后上下班交通不便的困难，经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同意，实行公司搬迁保障计划。主要内容为：公司采购和租赁大型和中型客车，免费为员工上下班提供通勤班车服务，上班的班车起点在公司原址，终点在公司的新址，下班反之。同时被告还缩短了员工每天的上下班时间，上班时间由原来的8∶15改为了8∶30，下班时间由原来的17∶00改为了16∶30。政府拆迁工程依法应当得到企业的支持，但是企业的生存和员工的利益保障也要一并考虑。被告为此制定的计划考虑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考虑了企业的员工利益，且程序上经过了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况且企业搬迁后的实际经营地所属的萧山区，因行政区划调整划入杭州主城区已近20年，在法律性质上萧山不是异地，与被告搬迁前的实际经营地址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域。目前杭州有多条地铁线路通往萧山，城市公共交通和自驾车更加方便和快捷。且被告已为全体员工提供了免费的通勤班车服务，工作地点的变更并未增加劳动者的履约负担，更没有使劳动者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因而被告工作地点的变更不构成原告单方辞职并索取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三、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已经对本案所涉的劳动争议做出裁决。2019年的9月17日，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原告提起的劳动争议做出了仲裁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的7月30日解除，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综上，原告在企业决定搬迁以后，劳动合同履行期满届满前选择辞职离开企业的权利，应该得到被告的尊重。但是在企业不存在违法且已充分考虑了搬迁职工利益保障的情况下，职工纯粹因个人原因离开企业后，要求企业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做法，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也伤害了企业的感情，损害了自愿留在企业，希望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其他职工的切身利益。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沈国增自2007年起进入被告百福达公司工作。2019年1月1日，沈国增（乙方、劳动者）与百福达公司（甲方、用人单位）签订《全日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乙方从事仓管员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市；实行标准工时制，乙方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试用期满后，乙方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3100元，乙方工资的增减、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的发放，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甲方的工资发放日为每月15日，甲方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工资，不得拖欠等。 百福达公司自2007年10月起为沈国增缴纳社会保险费。沈国增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提成奖、加班津贴、考勤奖构成，每月提成奖中90%在当月工资中发放，10%作为年终奖发放。上班时间为8∶30-17∶00，中午11∶00-12∶00休息。 2019年2月19日，杭州皋亭股份经济合作社通知百福达公司，因政府实施石祥路以北地块改造，即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要求百福达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前将公司承租的房屋即杭州市拱墅区科园路6号房屋及场地进行腾空还。2019年7月15日，百福达公司召开工会委员会会议，就公司因搬迁至萧山区，员工的去留问题和上下班不便的情况进行讨论。会议讨论决定：1.由配件经理牵头，落实好员工的班车车型；2.确定公司班车由单位原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科园路6号上车，直达单位新址萧山区，中途不设停靠点；3.确定公司班车原址发车时间为8∶15，员工上车就不算迟到，新址发车时间为16∶30，下班时间由原来的17：00调整为16∶30，减少半个小时工作时间，解决员工因下班路途距离问题而引起的些许不便。 百福达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7日、7月24日、7月26日、7月31日发布了四份内容不同的搬迁新址员工保障计划、新址上班通知，其中7月26日的通知告知：因公司发展需要，故将原公司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科园路6号搬迁至萧山区，相距30多公里，公司考虑到员工上下班可能有些许不便，故制定保障计划，解决员工困难。一、班车接送。统一安排中巴车接送员工上下班，起点和终点为公司原址和旧址，中途预计50分钟，发车时间：上班7∶30发车，下班16∶30发车。二、工作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为8∶30，下班时间由原来的17∶00调整为16∶30。 2019年7月29日，沈国增通过快递向百福达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认为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相关规定进行搬迁导致上班路途过长损害员工利益，未按规定缴纳社保、违反法定时间上班等情形，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向百福达公司提出于2019年8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百福达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收到通知书。庭审中，百福达公司对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无异议。 后沈国增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申请人为百福达公司），要求：1.裁决确认沈国增与百福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解除；2.百福达公司支付沈国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996元。该委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19）第941号仲裁裁决：1.确认沈国增与百福达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30日解除；2.驳回沈国增的其他仲裁请求。沈国增不服，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其所请。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搬迁新址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社保参保证明、银行流水、工资单、工会会议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百福达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首先，关于百福达公司搬迁新址是否违反合同有关工作地点的约定。根据本案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杭州。百福达公司因政府整体改造工程需要，虽然从拱墅区搬迁至萧山区办公，但并未超出杭州市行政区域，因此未违反双方有关工作地点的约定。且百福达公司为此召开工会委员会会议就搬迁新址事宜进行讨论，并作出了安排班车接送，缩短上班时间的决定，以减少搬迁新址给员工带来的不便，同时将该决定向员工进行公示、告知。对沈国增主张搬迁后即使安排班车，其实际工作时间仍延长1.5小时的意见，因职工上下班在途时间不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问题。沈国增认为百福达公司克扣每月10%提成奖，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庭审查明：沈国增工资中的提成奖90%在当月工资中发放，10%作为年终奖发放，此前的提成奖均已如数发放；2019年7月30日之前的工资均已结清，2019年1月至7月期间留存的10%提成奖，百福达公司在仲裁期间已全额向沈国增支付。故沈国增主张百福达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沈国增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2006年4月1日入职百福达公司，百福达公司自2007年10月起已为沈国增缴纳社保，不存在未依法缴纳社保的情形。至于沈国增主张百福达公司未为其缴纳公积金，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范围。 此外，沈国增主张百福达公司实际上班时间为“做六休一”违反合同约定和劳动法规定，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综上，沈国增主张被告百福达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沈国增与被告杭州百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30日起解除； 二、驳回原告沈国增的诉讼请求。 原告沈国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 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沈国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叶盛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王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