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05民初20692号 原告：钟某，女，197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贵林，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艳美，女，199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告：赵中铃，女，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梅，重庆腾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红梅，女，197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重庆联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某与被告余艳美、赵中铃、刘红梅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钟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贵林，被告余艳美，被告刘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被告赵中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贵林，被告余艳美，被告刘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被告赵中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时原告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贵林，被告余艳美，被告刘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中铃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167594.28元、护理费6600元、误工费7565.52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82759.80元。事实和理由：赵中铃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X-X号附X号的门面经营了一家店名为“卡美尔”的服装店（以下简称涉案服装店），余艳美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为其在该服装店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刘红梅系该服装店所使用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的登记经营者，该个体工商户没有起字号。2018年4月25日下午，我在该服装店挑选衣服时不小心将一件衣服碰掉在地上，余艳美便责骂我，我在与其理论的过程中双方发生抓扯，余艳美对我进行殴打造成我右手受伤和头部疼痛。后我先后被送往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门诊和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颈内动脉后交通膨大等疾病。经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我的伤情与本次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本次纠纷与蛛网膜下腔出血存在诱发因素，为轻微作用，参与度为10%，我所患的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为我自身疾病，与本次纠纷无关。该所后又出具补充鉴定意见，表明我所患的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虽为我自身疾病，但蛛网膜下腔出血系由本次纠纷诱发该动脉瘤破裂所致，两种疾病存在一定关联性。由于余艳美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刘红梅系该服装店的登记经营者，赵中铃系该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各被告应当对我的受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各被告的责任比例问题，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表明本次纠纷系我人身损害后果的诱因，参与度为10%，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体质情况均不相同，如果没有余艳美对我实施的本次侵权行为，我自身所患的该动脉瘤就很可能不会发生破裂出血，故各被告应当对我主张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我的住院医疗费虽然通过医保和我购买的商业保险进行部分报销，但各被告仍应当赔偿我已报销的费用，医保报销的费用由社保部门决定是否向我追回，商业保险报销的费用属于我投资商业保险应获得的保险利益，与侵权人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余艳美辩称，涉案服装店系由赵中铃开办经营，我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在该服装店为赵中铃从事服装销售工作。本案事发经过为，2018年4月25日14:10分左右，钟某在该服装店挑选衣服时将一件衣服碰掉在地上，我和另一名同事将该衣服捡起来挂好，并对钟某说随便看嘛，可以试穿，钟某嫌我说话声音太大，又说我说她买不起，于是钟某就动手打我，双方遂发生抓扯，在抓扯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击打钟某的头部，钟某也没有受到任何一点出血的外伤，双方后来停止抓扯后钟某也是清醒的。根据司法鉴定结论，钟某的伤情主要由其自身原发疾病所致，本次纠纷的参与度只占10%。我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本次事故发生在我为赵中铃上班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我不应对钟某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赵中铃辩称，我系涉案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我没有申办个体工商户，而是借用刘红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该服装店。余艳美系我雇请的员工，为我在该服装店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我不清楚余艳美与钟某发生纠纷的具体经过，余艳美虽系我雇请的员工，但我并没有叫其在工作过程中与顾客发生打架纠纷，钟某的受伤与我无关，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钟某的伤情主要由其自身疾病所致，且应当扣除其通过医保和商业保险报销的医疗费。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红梅辩称，涉案服装店的房屋系我向第三人租赁而来，后我又转租给赵中铃的丈夫刘海，刘海将该店铺交由其妻赵中铃经营服装店。由于我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我不能转租该房屋，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只认可房屋产权人与承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故刘海只得借用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行营业。赵中铃系该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我虽然系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的登记经营者，但我并没有参与经营该服装店。余艳美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其在上班过程中与顾客钟某发生纠纷与我无关，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钟某的伤情主要系其自身原发疾病所致，钟某通过医保和商业保险报销的医疗费也应当予以扣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中铃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X-X号附X号的门面经营了一家店名为“卡美尔”的服装店，并借用了刘红梅于2008年11月12日作为经营者申办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个体工商户没有起字号，该店铺的登记经营者为刘红梅，实际经营者为赵中铃，余艳美系赵中铃雇请的员工为其在该服装店从事服装销售工作。钟某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14时左右在该服装店挑选衣服的过程中与余艳美发生纠纷，事发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处理。事发现场视频资料以及当天与余艳美一同上班的另外一名员工李江琼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钟某在该店铺挑选衣服的过程中不慎将一件衣服碰掉在了地上，李江琼将该衣服捡起重新挂好，余艳美在与钟某对话的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矛盾不断升级，钟某遂与余艳美发生抓扯，在抓扯的过程中余艳美用手击打了钟某的头部，后来双方被李江琼和另一名逛店的顾客劝开，钟某后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人到达该店铺，民警也随后赶到现场对双方进行调解，钟某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钟某受伤后被送往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1天，于2018年4月25日19时出院，出院诊断为：1、蛛网膜下腔出血；2、低钾血症；3、椎间盘突出；4、骨质增生，出院医嘱为：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本次住院产生住院医疗费2640.87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252.89元，钟某自付1387.98元。钟某从该院出院后于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4月26日期间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进行急诊治疗，支付门诊医疗费5698.90元。钟某于2018年4月26日被送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2天，于2018年5月28日出院，病历中的长期医嘱显示钟某于2018年5月3日和5月19日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出院诊断为：1、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2、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右侧颈内动脉后交通膨大；4、腰椎间盘突出症，出院医嘱为：神经外科门诊长期随访，出院后1月复查头颅CT，3月后复查MRA，6月后复查DSA造影，休息两周，规则门诊随访等内容。本次住院产生住院医疗费153148.2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43867.70元，大额理赔12277.90元，钟某自付97002.61元。钟某于2018年11月8日又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2天，于2018年11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出院医嘱为：院外注意休息，避免情绪激动，神经外科门诊长期随访，定期复查头颅MRA等内容，本次住院产生住院医疗费5131.99元，其中医保大额理赔3126.74元，钟某自付2005.25元。钟某于2019年9月30日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险险种“平安安鑫保两全保险”，钟某通过该保险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一次住院医疗费进行理赔获得保险理赔款9000元，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二次住院医疗费进行理赔获得保险理赔款1252.56元。事发后，各被告均未对钟某垫付任何费用。庭审中，钟某对其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产生的住院医疗费和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产生的门诊医疗费均只提供了发票复印件，表示该两家医院的医疗费发票原件均已遗失，并未用于保险理赔或通过其他途径予以处理。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钟某向本院申请对其损害后果与本次纠纷之间的关联性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此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7月2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结论为：钟某蛛网膜下腔出血与本次纠纷存在诱发因素，为轻微作用，建议参与度为10%；其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为自身疾病，与本次纠纷无关联。该所于2019年10月10日向本院出具补充鉴定意见：1、钟某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在本案中存在一定相关性；2、钟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其情绪激动使血压及颅内压升高、颅内血管痉挛、脆性增加等原因诱发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破裂，从而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钟某支付鉴定费1500元。 钟某于2017年10月25日与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履行期限为两年的劳动合同，在该司经营的商场或卖场担任促销员。钟某举示的工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其于2017年11月15日发放工资614元，2017年12月15日发放工资2643.76元，2018年1月15日发放工资2936.66元，2018年2月9日发放工资2799.38元，2018年3月15日发放工资2708.02元，2018年4月13日发放工资2008.82元，2018年5月15日发放工资2034.42元。钟某表示其已于2018年5月底与该司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向本院举示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也没有举示其受伤后该司停发或少发工资的相关证据。 庭审中，刘红梅为证明事发前已将涉案服装店的房屋转租给了赵中铃的丈夫刘海，该商铺实际由赵中铃经营，赵中铃借用了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行经营，向本院申请证人陈勇、徐民和张玲出庭作证。陈勇作证陈述，涉案商铺在我家的前面，2016年12月初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刘红梅与刘海在签订门市转让合同。徐民陈述，刘海于2018年11月中旬将涉案商铺转让给我，我向赵中铃支付了8万元门市转让费，但与刘红梅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我将该商铺用于经营早餐生意。由于涉案商铺系刘红梅从其他公司租赁而来，工商局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只认可产权人与第一个承租人即刘红梅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所以我仍然使用的是刘红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行营业。证人张玲陈述，我经营的商铺离涉案商铺不远，2016年的某一天刘红梅找我借印泥称用于签订门面转让合同，合同上有刘海的名字。 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案（事）接报回执、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事发经过视频、个体工商户管理登记卡、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医疗费报销证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劳动合同、工资交易流水、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补充说明、鉴定费发票、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钟某在涉案服装店挑选服装的过程中，与该服装店的工作人员余艳美发生口角双方进而发生抓扯，在抓扯的过程中余艳美用手击打了钟某的头部，钟某后因头部疼痛被送往医院检查治疗，其伤情被诊断为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破裂和蛛网膜下腔出血，产生了人身损害后果。对于双方的责任划分问题，本院综合考虑纠纷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侵害的手段以及行为方式等实际情况，并比较双方的过错以及行为与结果间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确定余艳美对钟某的受伤承担70%的侵权赔偿责任，钟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由于余艳美系赵中铃雇请的销售员工，本次纠纷发生在余艳美为赵中铃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虽然余艳美与钟某发生的抓扯打架行为本身确已超出余艳美正常履职的范围，但该行为的起因与表现形式与其履行职务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余艳美的行为仍应认定为为赵中铃履行职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余艳美对钟某应负的赔偿责任应由其雇主赵中铃承担，余艳美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刘红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赵中铃系借用刘红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刘红梅参与了该服装店的经营从而与赵中铃形成合伙经营关系，故刘红梅仅系该服装店名义上的经营者，赵中铃系该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刘红梅与余艳美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仅从诉讼程序上规定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时应将两者列为共同诉讼人，但并未规定两者当然地应承担实体法上的连带责任，钟某要求刘红梅与赵中铃承担连带责任既无双方的约定，也缺乏实体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刘红梅不应对钟某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应与赵中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本院确定由赵中铃对钟某的受伤承担70%的赔偿责任，钟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 关于双方争议的本案侵权损害赔偿范围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对钟某的损害后果与本次纠纷之间的关联性所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以及补充鉴定意见可知，钟某所患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左侧颈内动脉脉络膜前动脉瘤虽为两种不同的疾病，但蛛网膜下腔出血系钟某在与余艳美发生纠纷的过程中因情绪激动使血压及颅内压升高、颅内血管痉挛、脆性增加等原因诱发其自身所患的该动脉瘤破裂所致，该两种疾病之间存在关联性，故该两种疾病均属于钟某因本次纠纷产生的人身损害后果。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本次纠纷仅系该两种疾病的诱发因素，具有轻微的原因力，参与度为10%，但钟某认为其所患的该动脉瘤属于自身体质因素，不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院认为，个人特殊体质通常系由先天遗传因素所决定，这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更多属于生理性且比较稳定存在的差异，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体质因素一般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正常生活和行动自由，这有别于个人后天因罹患疾病所致的病理性异常，钟某所患的该动脉瘤不属于先天性生理异常，应属于后天发生的病理性异常。分析钟某的该动脉瘤发生破裂的原因，由于该动脉瘤存在于人体颅内而非体表，根据事发经过视频可以看出，余艳美虽然用手击打了钟某的头部，但双方停止抓扯后的较长时间内钟某仍处于意识清醒状态，再结合鉴定补充意见可知，该动脉瘤的破裂系钟某在与余艳美发生纠纷的过程中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及颅内压升高、颅内血管痉挛、脆性增加等原因所诱发，据此可以判定该动脉瘤破裂应不会是受余艳美击打钟某的头部直接所致，而系因情绪激动诱发的间接损害后果，而情绪激动这一诱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因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原因普遍存在，属于人之常情，这也是患有该类疾病的人员参与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固有风险。综上，本院认为本次纠纷并非钟某的动脉瘤破裂的直接原因，应当区分其自身疾病与本次纠纷对其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和原因力大小以确定本案侵权损害赔偿范围，本院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参与度，确定本案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为钟某所产生损失的10%，另外90%损失属于钟某因自身原有疾病产生的损失，由钟某自行承担。再以双方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基础，本院确定由赵中铃对钟某承担7%（10%×70%）的侵权赔偿责任，其余93%（90%+10%×30%）损失由钟某自行承担。 关于钟某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分别评述如下:1、医疗费，钟某受伤后先后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门诊和住院治疗，共产生医疗费166619.97元，有病历、医疗费票据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其中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的门诊医疗费票据系加盖了该院印章的复印件，钟某表示发票原件因遗失无法提供，各被告虽认为钟某可能已通过其他途径对该笔费用进行了报销或处理，钟某予以否认，各被告也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该笔费用仍应计入本案赔偿范围。对于上述医疗费，钟某通过出院医保报销60525.23元，通过其投保的商业保险获得保险理赔款10252.56元，钟某自付95842.18元。关于钟某通过医保报销的费用是否应当在赔偿费用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根据该法律规定可知，若由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受害人已在医保中心报销了部分费用，医保中心有权向第三人进行追偿，故应当扣除受害人已通过医保中心报销的医疗费，否则侵权人在向受害人赔偿该部分费用后将可能面临医保中心的再次追偿从而加重其赔偿责任，故钟某通过医保报销的60525.23元应当在赔偿费用中予以扣除。关于钟某通过商业保险理赔的费用是否应当在赔偿费用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钟某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平安安鑫保两全保险”的性质属于人身保险而非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对侵权人的代位求偿权，所以侵权人对受害人全额赔偿后不会面临保险公司又对其进行追偿从而加重其赔偿责任的情形，并且商业保险也是投保人通过个人投保对国家医保报销不足的补充，因投保产生的保险收益也应归属于投保人而非赔偿义务人。根据该法律规定，钟某虽然通过该人身保险理赔了部分医疗费，但钟某仍有权就已获得理赔的费用请求侵权人赔偿，故钟某通过商业保险理赔的10252.56元不应当在赔偿费用中予以扣除。综上，纳入本案赔偿范围的医疗费为106094.74元（166619.97元-60525.23元）。2、护理费，钟某受伤后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共计35天，由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的护理工作由医务人员自行完成，并不需要患者家属或雇请护工进行护理，故钟某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共计3天的护理费不应主张。钟某的护理费按12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3840元（120元/天×32天）。3、交通费，钟某受伤后先后前往多家医院进行治疗，根据其治疗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主张交通费800元。4、误工费，误工时间原则上应根据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本院根据钟某的治疗情况以及出院医嘱的记载，确定钟某的误工期间为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6月11日，2018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由于钟某受伤前系安睡宝（上海）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员工，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误工费应当按照其在上述误工期内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由于上述误工期间均在钟某与该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内，钟某表示其在受伤后已于2018年5月底与该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钟某仅举示了其受伤前的工资发放流水，并没有举示受伤后的工资发放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在上述误工期内实际减少的收入情况，故钟某主张误工费7565.52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纳入本案赔偿范围的项目和金额为医疗费106094.74元、护理费3840元、交通费800元共计110734.74元，由赵中铃向钟某赔偿7751.43元（110734.74元×7%），其余损失102983.31元（110734.74元×93%）由钟某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赵中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钟某7751.43元； 二、驳回原告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13.80元、鉴定费1500元共计2813.80元，由原告钟某负担913.80元，由被告赵中铃负担1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江 英 审 判 员  李元兵 人民陪审员  张鼎渝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