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6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英，女，196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南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上海市华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瑜，男，1956年12月1日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原审被告：曾崇愉，男，1969年4月14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南康市。上诉人李春英因与被上诉人张国瑜、原审被告曾崇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19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系用于资金周转，与2016年的20万借款并非同一笔；第二，当时各方关系要好，被上诉人要求其与曾崇愉先办理抵押，写好收条，再把款项转入其与曾崇愉账户，且案涉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出借方式，但自抵押合同签订日期后，一直未收到款项；第三，张国瑜亦认可2018年2月2日后未向其与曾崇愉交付借款合同载明的款项。张国瑜二审答辩称，第一，案涉的商铺抵押是2018年2月1日晚，由其、李春英、曾崇愉以及周美芳四人一起商量，周美芳曾就曾崇愉2016年的20万借款提供保证，若无周美芳保证，其不会出借，故次日到昆山房管部门办理抵押，但房产局告知商铺只剩17万可供抵押，故办理了17万元的抵押手续；第二，曾崇愉称会尽快还钱，故办理了半年的抵押，但除了抵押的17万，2016年的借款还有3万没有担保，合计20万借款，故其一直与曾崇愉联系还款，曾崇愉于2018年1月11日告知其另外3万正在筹措，后筹措未果，故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其，其为表示信任，将银行卡给了周美芳，后周美芳在2018年8月底知晓该卡被注销便告知其，其起诉来院；第三，李春英在法院一直陈述不知道，系逃避债务的行为；第四，其与李春英、曾崇愉，除本案外，还有其他借款未结清。曾崇愉二审未作答辩。张国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春英、曾崇愉归还借款170000元；2.李春英、曾崇愉支付其借款的每月2%的借款利息（自2018年2月2日开始起算，暂记到2018年10月应付27200元）；3.李春英、曾崇愉按合同所定每月支付违约金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日，李春英、曾崇愉共同与张国瑜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一份，约定：李春英、曾崇愉向张国瑜借款17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8个月，自2018年2月2日起至2018年10月2日止，张国瑜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借款。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如借款到期时不能清偿本金，自到期之日起按月2%计算违约金。李春英、曾崇愉以其名下位于昆山市的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上述《借款抵押合同》落款“借款人”、“抵押人”处有“李春英、曾崇愉”的手写签名。2018年2月3日，曾崇愉手写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国瑜现金人民币壹拾柒万，用昆山商铺作抵押”。另查明：2016年2月4日，张国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曾向曾崇愉的账户转款200000元。张国瑜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2016年2月3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张国瑜人民币贰拾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过来，因当时在老家”，上述《借条》落款处有“曾树林”字样的手写签名；在《借条》尾部载明“此借条已用昆山商铺作处理了170000元”，备注的时间是2018年2月3日。张国瑜陈述，2016年借条金额是200000元，张国瑜的转账是200000元，由于曾崇愉一直没有还款，所以张国瑜2018年要求办理房产抵押，由于房管局说只能办170000元的抵押，所以在2018年签订了170000元的抵押借款合同。曾崇愉起诉的是一笔钱，只是做了两份合同。现曾崇愉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李春英、曾崇愉归还17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由此引起本案纠纷。再查明：2018年2月22日，李春英与曾崇愉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上述事实，有借款抵押合同、收条、借条、他项权证、银行流水、离婚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李春英、曾崇愉与签订《借款抵押合同》，落款处的签名真实有效，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李春英辩称未收到借款，根据张国瑜的陈述，在2016年2月4日，张国瑜转账200000元至曾崇愉的账户，因曾崇愉一直未归还上述借款，又因房管局说只能办170000元的抵押，故而张国瑜、李春英、曾崇愉于2018年又签订了170000元《借款抵押合同》，且曾崇愉出具了手写的《收条》确认收到170000元借款，张国瑜的陈述能够与其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亦能自圆其说；关于李春英辩称2016年的200000元借款和2018年的170000元借款不是同一笔的意见，李春英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足以推翻《借款抵押合同》、《收条》等书证的证据，根据李春英的陈述，其在2018年2月14日以公司名义向张国瑜女儿转账490000元，其中包含归还2016年的200000元借款，因并非是以李春英、曾崇愉本人的名义转账，亦并非是转账至张国瑜本人账户，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转账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李春英可以另行向张国瑜女儿主张。综上，对于李春英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张国瑜要求李春英、曾崇愉归还借款170000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双方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应以1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2月2日起计算至李春英、曾崇愉实际归还之日止。关于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张国瑜主张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李春英、曾崇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张国瑜借款本金17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2月2日起计算至李春英、曾崇愉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张国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4元，保全措施申请费720元，公告费690元，共计5654元，由李春英、曾崇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春英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曾崇愉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2016年所借20万已通过2016年12月13日转给张国瑜女儿张怡的23万还清，其他流水证明张国瑜与曾崇愉、上海岑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岑浦公司）之间存在众多债权债务关系；证据二，录音证据，证明张国瑜曾打骂曾崇愉，案涉借款合同、收条系受胁迫出具，并未实际发生；证据三，（2016）沪0107民初226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张国瑜不仅出借给曾崇愉、岑浦公司，还有其他人，并收取高息，系职业放贷。被上诉人张国瑜经质证认为，第一，对证据一中2016年12月13日曾崇愉转给其女儿张怡的23万系曾崇愉向其女儿借款20万元的还款，与其无关，其他曾崇愉向其女儿张怡的多笔转账系归还其利息，均与本案无关；第二，其认可录音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但其没有打骂胁迫行为，李春英自己也陈述他们是好朋友；第三，其不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因不是原件，但确有该案件，系该案被告家人生病向其借款，并非职业放贷。曾崇愉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张国瑜向本院提交证据一，银行卡及曾崇愉于2018年2月11日向其发送的短信，证明曾崇愉将该卡送至其家表示通过该卡结算20万借款中没有抵押的3万，且短信告知正在筹措；证据二，周金霞于2019年4月20日出具的申请减免材料，证明周金霞应曾崇愉要求，为曾崇愉2016年2月4日的20万借款提供担保，后因周金霞将曾崇愉抵押给其的案涉商铺产证交还给曾崇愉，再转抵押给张国瑜，周金霞认为其不再就2016年的20万提供担保，即使要承担也是担保3万；证据三，借条3份，证据曾崇愉、李春英仍欠其85万；证据四，（2019）沪0107民初4880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2月13日曾崇愉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7年11月2日曾崇愉发送给其的短信，证明曾崇愉、李春英在外欠很多钱，其不可能在没有担保的情形下出借款项；证据五，2017年11月10日周金霞借款15万元的借条，证明周金霞向其借款15万用于替曾崇愉付商场房租；证据六，2017年8月10日曾崇愉出具的说明、周金霞名片及12368向其发送的短信各一份，证明曾崇愉当时仍欠其利息，李春英关于用49万还了本案20万、周金霞系普通员工以及未就上海案件上诉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李春英经质证认为，第一，银行卡系其所有，系应张国瑜要求给的，为何给他、卡被注销、该短信是否由张国瑜所扣押的曾崇愉的手机发送，其记不清；第二，申请减免材料及曾崇愉出具的三张欠条共计85万借款，以及周金霞借款15万元的借条，其不清楚当时情况，亦不知是否真实；第三，对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判决书、情况说明及短信中内容均与其无关，与本案无关；第四，证据五、证据六与本案无关。曾崇愉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李春英提交的证据，因无法直接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并非二审新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被上诉人张国瑜提交的证据，第一，证据一中的银行卡、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均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证据二因李春英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周金霞亦未到庭陈述；证据一中短信无法证实系曾崇愉本人通过手机向张国瑜发送，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8年2月2日《借款抵押合同》载明的款项与2016年2月4日张国瑜向曾崇愉转账出借的20万是否为同一笔款项。李春英上诉认为上述两笔款项并非同一笔，2016年2月4日转账的20万已经清偿完毕，2018年2月2日《借款抵押合同》中的款项并未实际交付，故应驳回张国瑜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此，综合本案各项证据及事实，本院对李春英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分析如下：第一，李春英主张2016年2月4日转账20万元已经清偿完毕，但其先陈述系通过岑浦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转给张怡49万清偿完毕，后又陈述系通过曾崇愉于2016年12月13日转给张怡23万清偿完毕，最后法院多次追问为何前后陈述完全不同、归还金额具体组成、指示还款证据等，李春英又表示其不清楚；且李春英在二审中多次陈述其不清楚张国瑜与曾崇愉之间的往来，却又不断对借款、还款作出不同陈述，故其陈述可信度不高，本院对其已就2016年2月4日借款清偿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二，李春英主张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载明的款项未交付，与张国瑜2016年2月4日转账给曾崇愉的20万并非同一笔。但李春英认可《借款抵押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形下，不仅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出具相应收条，还办理相应抵押登记，与常理不符。对此，张国瑜解释称，2018年2月2日的《借款抵押合同》确实没有交付，所涉款项与2016年2月4日出借的20万系同一笔，因曾崇愉一直未归还，曾崇愉、李春英及岑浦公司在外债务很多，为保证其债权得以实现，故要求曾崇愉、李春英重新签订合同，并办理相应抵押，但房管部门告知其抵押物剩余价值为17万，故合同及抵押金额为17万，该陈述能够自圆其说。现李春英、曾崇愉就2016年2月曾崇愉向张国瑜所借20万款项重新出具借条，并办理抵押，据此，一审法院支持张国瑜要求李春英、曾崇愉归还借款170000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关于利息。承上分析，案涉两笔款项系同一笔借款，现李春英、曾崇愉就2016年2月4日所借的20万元款项重新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亦办理了抵押登记，而案涉《借款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利息，李春英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利息应以1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2月2日起计算至李春英、张国瑜实际归还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李春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4元，由上诉人李春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蔚珏审 判 员 谢 坚审 判 员 水天庆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媚书 记 员 徐思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