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4221民初2739号 原告（反诉被告）：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 住所地：新疆额敏县额敏镇塔额路16号。 经营者：宋建军，男，197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第九师丽康园小区17号楼1单元20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亮，系新疆新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梅（系宋建军妻子），女，197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第九师丽康园小区17号楼1单元201室(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张朵，女，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托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岩辉，系托里县托里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卫江，系新疆德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第三人：新疆东亚富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长宁南路（富友澳林花园1号会所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怀义，男，197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经理，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农机局家属院。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建伟，系新疆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反诉被告）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以下简称，瑞德经销部）与被告（反诉原告）张朵、第三人新疆东亚富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富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9月11日、12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的经营者宋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梅、王金亮，被告张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岩辉、沈卫江，第三人东亚富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建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瑞德经销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67,865元，违约金50,359.5元，律师费8,000元，合计226,224.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4、5月份被告先后在原告处赊购农资欠原告货款229,900元。被告承诺于当年5月底付清，否则承担30%的违约责任。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给付62,035元（包括退还货物的折价）。剩余167,865元一拖再拖不予给付。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反诉原告）张朵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原告诉讼标的额内，包含地膜款，这笔款项因原告提供的地膜有质量问题，已经在托里县人民法院审理了。第二，原告提供的种子也存在质量问题。被告已经多次向原告提出共同送检的要求，原告拒不配合。在本次诉讼中被告依法提起对种子质量进行鉴定，以及提出要求原告赔偿被告各项损失的反诉。第三，在原告诉请的农资款项当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在托里县人民法院确认的35,000元地膜款外，被告还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的种子款以及退还30,000余元的种子，应当从诉讼请求当中扣除。被告认为向原告支付种子款的条件是在种子是合格产品。律师代理费。如果被告拖欠货款成立，原告主张代理费是可以的，如果本诉败诉，应当不予支持。原告强调说，送检的种子不是从原告处购买的，一会说种子过了检测期，一会又说检测结果与包装袋上的差别不大，可以看出原告自相矛盾。原告应当举证证实被告没有用原告的种子。民事案件讲的是优势证据，没有证据来反驳。法院经过封存，送检，程序符合规定，得到的鉴定结论就是一个优势证据。法院应当将鉴定报告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反诉也没有说是假种子，是假冒伪劣的种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欺诈行为。所以原告提供的商品不符合商品标识。 原告本诉部分起诉金额与在案件庭审中双方核算价格，基本是一致的。未结算金额中包含60,200元地膜款，地膜款结算在托里县法院审理的地膜款纠纷中，已经裁判，不应当加入本案中重复诉讼。根据《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如果原告销售给被告的种子不符合标注和标识，属于不合格种子。被告的主张合理合法。请求法庭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驳回原告的本诉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张朵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原告按照货款三倍减去未付货款赔偿被告323,600元；二、本案的反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4月5日，被告在原告处赊购农资，包括种子和地膜等。被告播种后，因原告销售的种子质量存在问题，致使被告种植地遭受巨额损失。被告多次找原告协商解决，原告以种种理由拒不配合。故被告提起反诉。 原告（反诉被告）瑞德经销部答辩称，反诉原告按照产品质量法主张，应该是假商品才能适用。反诉被告认为鉴定报告的结果只是说发芽率、纯度与包装袋上稍有差别。鉴定报告存在很多违法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反诉被告对鉴定报告一直是不予认可的。鉴定报告所反映的指标是否证明该种子是假种子。根据出苗和长势，以及最后每亩800公斤的收成与假商品无关联。反诉请求没有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东亚富友公司答辩称：第一，被告自称2018年种的玉米遭受到巨大损失，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遭受巨大损失。不论是原告还是第三人并没有承诺保证被告的产量。被告的巨大损失没有衡量标准。第二，被告自称实际产量每亩800公斤，但是实际是多少？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不认可。被告所说遭受巨大损失不成立，没有事实根据。被告提出按照三倍价格赔偿，第三人与原告没有欺骗被告，而且种子包装上有8种风险提示，不存在采取欺骗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第三，第三人的种子没有问题，也不可能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被告提出鉴定的报告，该鉴定报告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受检种子不能证明就是第三人生产的种子。被告与原告在鉴定过程中也没有要求第三人到场辨认是否是第三人生产的种子。需要第三人生产包装技术人员去辨认种子是否开过口。至今第三人没有见过受检测的种子。没有办法确定受检测的种子是第三人生产。鉴定程序上，是被告自己交由法院封存，在此之前种子的来源无法确定。检测报告，只是对2019年被告的送样产生效果。假定种子是第三人生产，种子也已经超过质保期。第三人种子包装袋封口上有检测日期，受检产品第三人没有看到，被告拿出的包装袋上写有检测日期。质保期就是12个月，该种子过了质保期9个月，第三人不予认可。没有法律规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过了质保期的种子。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管理办法第14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只承诺质保期之内的质量。质保期之外第三人也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种子的质量与储存条件也有关系，种子应当在低温、低湿、通风环境下保存，与被告保存方法不一致。被告的储存方法可能会对种子质量产生影响。农作物还在的时候，什么都可以鉴定。现在农作物已经没有了，无法做相关的鉴定。现在被告提鉴定没有意义。目前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他有巨大损失，第三人认为被告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反诉中提到东科308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第三人不认可。第三人是专业的玉米种子加工企业，在新疆各地都有我公司的产物。2016年第三人在额敏也试种了东科308种子，额敏县相关部门也给第三人出具过合格的文件。被告提出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法庭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事实如下： 关于本诉部分。2018年4月5日，被告在原告处赊购新玉13型、东科308型玉米种子及地膜，货款共计215,000元。原告给被告开具《种子销售票据》一份，在该票据的右上角标注“付15,000元，欠200,000元”的事实。2018年4月28日，被告给原告出具金额为29,900元的《欠条》一份。在该欠条的下面空白部分，原告记录了被告退货的情况及付款的情况。2018年5月31日，被告给原告出具金额为200,000元的《欠条》一份。该欠条的金额与2018年4月5日《种子销售票据》上备注“欠200,000元”内容一致。 另查明，2018年5月18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宋建军转支10,000元，2018年5月19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宋建军转支10,000元。2018年5月22日，被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两次分别向宋建军转账支付5,450元和4,740元。2018年5月19日，被告借朋友张凤兰的钱通过张凤兰的银行卡向原告宋建军转账支付18,200元。2018年5月1日，被告退还原告新玉13型玉米种子339小袋，货款金额20,340元。2018年5月12日，被告退还原告东科308型玉米种子103小袋，货款金额6,695元；70#地膜430件，货款金额为60,200元。 再查明，2019年9月26日，新疆托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4224民初440号民事判决，除判决本案原告赔偿本案被告损失外，还判决本案原告退赔本案被告地膜货款15,000元。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8,000元。 关于反诉部分。被告2018年4月在原告处购买玉米种子、地膜、化肥的事实，双方无争议。被告自称其种植的从原告购买的由第三人生产的东科308型玉米种子造成其亩产只有800公斤，损失惨重。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销售给被告的东科308型玉米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原告的作物减产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被告有证据证实已付款的事实和退货的事实予以认定。 上述事实有：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欠条》2份、《营业执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照片，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种子销售票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托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8）新4224民初440号《民事判决书》及原、被告双方的相关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五份《土地承包合同》、新疆先瑞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报告》、《照片》、《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本诉部分。原、被对双方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欠原告总货款244,900元的事实有被告给原告出具的两份《欠条》及原告给被告出具的《种子销售票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从欠条及销售票据的记载的内容及标记内容可以看出，该244,900元包含了新玉13型玉米种子款、东科308型种子款、地膜款和肥料款。因此，托里县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判定的，本案原告退赔本案被告地膜款1,5000元，应当在托里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执行。因此总货款244,900元中不应在含有1,5000元，即总货款应为229,900元。再减去被告微信支付的20,000元；通过农业银行转支的10,190元（5,450元+4,740元）；通过信用社用张凤兰银行卡转支的18,200元；退新玉13型玉米种子339袋的货款20,340元；退东科308型玉米种子103袋的货款6,695元；退70#地膜430件的货款60,200元后（229,900-2,0000元-10,190元-18,200元-20,340元-6,695元-60,200元=94,275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94,275元未付。对原告辩解称，18,200元中的3,200元，原告以现金的方式退还给了被告，剩余的15,000元为被告支付的货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15,000元应当为2018年4月5日交付的货款。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67,865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94,275元。关于违约金、律师费问题。无论被告的反诉事实是否成立，双方在完成交易后就农资的质量问题存在争议的事实是确定，双方也已在托里县人民法院经历了诉讼。因此，被告基于行使法定的抗辩权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的行为不够成违约。所以，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359.5元、支付律师费8,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部分。一、被告提供的其承包土地的亩数与其种植东科308型玉米的亩数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被告种植东科308玉米的亩数无法证实。关于产量为每亩800公斤也是被告的自述，无证据予以证实。且玉米每亩产量800公斤虽然算不上高产但也属于合理的产值。二、本院对经被告申请形成的新疆臻冠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提供鉴定的东科308玉米种子的保质期为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1月31日，送检时间为2019年10月，送鉴定的种子已过保质期，送鉴定的种子与被告实际种到地里的种子存在差异。且从原告提供的两张照片来看玉米前期的长势是不错的。农作物产量的高低不完全唯一取决于作物的种子，气候条件，管理因素等诸多原因都影响作物的产量。托里县人民法院（2018）新4224民初440号民事判决已认定，2018年5月24日至5月30日，托里县加尔巴斯一带连续大风天气，导致地膜损坏，地膜失去了保温保墒的作用，影响作物生长。由于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因素众多，所以对于农作物减产原因及减产损失的多少的鉴定，应当在作物生长期间或收获时进行。所以，被告在收获后的诉讼阶段申请作出的鉴定意见缺乏合理性和关联性。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按照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主张损失的基础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提供商品时有欺诈行为。综上所述，被告要求原告按照货款三倍减去未付货款，赔偿被告323,600元的反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新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剩余农资款94,275元； 二、驳回原告新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张朵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争议标的数额226,224.5元，案件受理费4,724元，减半收取2,362元（原告新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已预交），由新额敏县瑞德农资经销部负担1,378元，被告张朵负担984元；反诉费3,077元，鉴定费7,000元（被告张朵已预交），由被告张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智军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常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