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8民初8678号 原告：谭涛，女，199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淑云，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尚灶，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杰，男，198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被告：戴缘，女，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佩霞，江苏执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涛与被告俞杰、戴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淑云、胡尚灶、被告俞杰、被告戴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佩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46282.10元并支付利息（以146282.1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审理中，谭涛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俞杰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46161.53元并支付利息（以146161.53元为基数，按照市场拆借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戴缘对被告俞杰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俞杰在2014年相识后确认恋爱关系。2015年1月份，被告俞杰因需要资金，要求原告向银行办理信用卡给自己使用，期间原告分别向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和招商银行申请办理了共九张信用卡交给被告俞杰使用，2017年双方结束恋爱关系后，因为上述信用卡欠款金额较大被告俞杰答应继续还款后，原告便没有要求其返还。后两被告共同使用原告名下的上述信用卡直到2019年8月上述信用卡均出现了逾期情况，在原告无法联系到两被告的情况下，原告自行向各银行申请停卡并自行归还款项，虽然款项尚未全部还清，但是两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致使原告各银行卡结欠的款项总金额合计146161.53元，原告认为两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致使原告背负债务，导致原告的财产利益不当减少，两被告因此获益，构成不当得利；且原告将信用卡提供给俞杰使用系基于情谊行为，俞杰应当自行归还欠款，现其未能归还，给谭涛造成损失，其刷卡获益的行为和谭涛的损失有因果关系，应当返还相应款项并承担利息；且案涉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戴缘对俞杰不当得利是知情的，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俞杰辩称：1.我和原告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确实处于恋爱关系中，原告将信用卡提供给我并告知密码，且有时卡在原告处，双方恋爱关系存续期间陆续使用并产生欠款，相关消费如旅游、购物是双方共同使用的；我本人的信用卡也一并使用的，双方分手后应当各自自行归还欠款。2.2016年下半年，我和谭涛双方关系不好分手，信用卡无法还清，我就让被告戴缘以以卡还卡的方式代为操作，之所以让戴缘帮忙操作是因为我和谭涛都还不出了。 被告戴缘辩称：1.我和俞杰在2013年3月18日结婚，于2019年2月26日离婚，期间双方感情不好自2013年起就分居为主，我也不理会俞杰在外面与他人相识的情况，我和俞杰并未共同生活，没有使用过案涉信用卡；2.案涉款项与我无关，我只是出于夫妻情分帮助俞杰以以卡还卡的形式推迟还款时间，俞杰将卡给我的时候其中的额度已经用完，我以自有资金将欠款还清后，再立即用POS机刷出，以此循环为原告及俞杰推迟还款时间；3.部分信用卡发卡行在我操作期间还曾降低信用卡额度，为此我要求原告将因此而导致我无法刷出的部分支付给我，原告也支付给我了，可见我只是帮忙；4.案涉信用卡部分被注销，部分被原告停卡，在我掌握信用卡期间，并没有额外使用增加欠款金额，刷卡金额与我代还的金额基本相当，后期有部分差额是因为原告支付宝或微信也关联了银行卡，其自己也有消费；另外，我代为洗卡期间，账单都是原告给我的，我也曾向原告要过手续费，她没有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根据谭涛提交的QQ聊天记录、信用卡对账单、通话录音，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俞杰与戴缘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3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2月26日登记离婚。该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俞杰自2013年底起与谭涛恋爱至2016年7、8月份。在俞杰和谭涛恋爱期间，谭涛办理多张信用卡并将密码提供给俞杰使用；俞杰称双方恋爱期间其无业，相关日常消费如给谭涛买礼物、双方出去旅游等均通过刷信用卡支出，逐渐出现无法清偿信用卡欠款的情形，谭涛就逐渐办理了多张信用卡，其二人以卡还卡；谭涛对双方恋爱期间曾经购买相应物品不持异议，但是表示并不清楚俞杰是否使用相关信用卡进行该消费。在谭涛和俞杰分手后，俞杰将谭涛名下九张信用卡交付给戴缘，要求戴缘代为以卡还卡。戴缘自2016年下半年起一直控制并掌握谭涛名下信用卡至2019年8月左右，期间戴缘多次通过QQ与谭涛联系，要求其提供每张信用卡每期账单，或要求谭涛对部分信用卡进行分期还款操作；其中，部分卡片到期后，戴缘自行至谭涛工作地方取回新的卡片，谭涛予以协助并将新的卡片开通后继续提供给戴缘刷卡还卡；另，部分信用卡注销后，谭涛另行开通新的信用卡并提供给戴缘继续刷卡还卡。 2019年3月26日，戴缘与谭涛电话联系称其还款出现困难，要求谭涛先行垫付2000元，谭涛表示钱都是俞杰用的，并询问戴缘俞杰去向，戴缘表示不清楚，应该过段时间就出现的，还称谭涛也是无辜的，但是其确实是还不出来；谭涛在通话中还提及在其与俞杰恋爱期间，就每个月从工资中拿一部分钱给俞杰归还款项。当日，谭涛通过支付宝向戴缘转账2000元，并要求找到俞杰要归还给她。此后，双方沟通过程中，戴缘要求谭涛将信用卡账单申请分期，并开始出现无法全额清偿信用卡账单的情形。谭涛遂要求戴缘将平安银行信用卡寄还，由其自行归还，并明确“其他的卡你就先洗吧，我暂时也没有多的钱给你”，戴缘在2019年9月3日向谭涛寄还平安银行信用卡；嗣后，谭涛在2019年9月向信用卡发卡行申请停掉了戴缘处掌握的所有信用卡的消费功能，每月自行还款。 另查明，谭涛名下各信用卡欠款情况如下：浦发银行截至2019年8月10日欠款3256.11元、广发银行截至2019年9月8日欠款54940.75元、平安银行截至2019年8月欠款6784.25元、上海银行截至2019年8月欠款26496.20元、民生银行截至2019年9月欠款5777.35元、兴业银行截至2019年9月欠款26356.06元、交通银行截至2019年8月欠款16946.87元，以上合计140557.59元。上述各信用卡在2019年2月至谭涛申请停卡期间，每月还款金额与每月新增消费金额基本一致（其中浦发银行自2019年2月开始只还最低还款额），上海银行信用卡2019年8月还款金额与7月新消费金额出现1800多元的差额，戴缘称该1800元并非其本人消费，谭涛微信或支付宝绑定了相关卡片，应该是原告消费的，并以其中一笔在谭涛工作单位处消费的50元记录予以证明；谭涛认可自己绑定了银行卡，但只认可该笔50元系其本人不小心消费，对其他消费不予认可。 审理中，谭涛主张上述信用卡在2019年2月以前刷卡地点基本单一固定，此后开始出现多次消费、多个地点，故应当是戴缘使用案涉信用卡进行了消费，戴缘则称卡上的消费刷卡确实是其作出，部分是真实消费、部分并不真实，多个刷卡地点多次消费只是为了防止被信用卡发卡行降低额度，其并没有增加谭涛的欠款金额，其刷出的金额均系自己垫付的还款金额。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谭涛信用卡中截至其自行取回卡片或停止使用卡片时产生的欠款总额140557.59元，是否系俞杰或戴缘不当得利给谭涛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谭涛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俞杰使用，俞杰取得信用卡后进行消费系基于谭涛的同意，并非没有法律或事实上的依据，故谭涛主张俞杰系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谭涛主张其基于情谊将信用卡提供给俞杰使用，俞杰本应归还其所使用的欠款，现其未能归还给谭涛造成损失，俞杰应当归还相应款项并支付利息；根据法律规定，谭涛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案涉信用卡系其与俞杰恋爱期间办理并提供给俞杰使用，其二人恋爱期间关系亲密，确实可能出现共同的消费支出，谭涛并未举证证明在分手之前信用卡消费欠款的产生均系俞杰个人使用，俞杰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无法认定俞杰使用信用卡给其造成的损失大小；在双方分手时，谭涛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应当知晓信用卡欠款情况，现并未举证戴缘掌握其名下信用卡后使用信用卡并新增欠款，且其本人亦绑定信用卡，亦可能进行消费，故即便在戴缘掌握案涉信用卡期间欠款金额有所增加，本院也难以认定该些消费系戴缘作出。综上，本院认为谭涛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其要求俞杰和戴缘返还相关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涛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26元，减半收取1613元，由原告谭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 审判员  衡晓晴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