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民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光兰，男，1969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宇，云南云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楚雄百川伟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团结路155号北浦伟业广场4幢5楼。法定代表人：胡志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成海，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林光兰因与被上诉人楚雄百川伟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23民初65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4日进行了调查。上诉人林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宇，被上诉人百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成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光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上诉理由：一审裁定驳回林光兰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林光兰与百川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林光兰提交的第3组证据“股东会决议”和“股东协议”可证实百川公司一直都向股东借款。证据（二）第2组证据中的“其他应付款清单”可证实，百川公司17号和21号会计凭证中，明确记载，公司向林光兰借款780万元。公司同时也向其他四位股东借款，并对其他四位股东的借款进行了偿还，唯独没有对林光兰的借款进行偿还。百川公司的会计资料记载，所有在册股东汇入百川公司的款项，百川公司均将出资（注册资本）和借款分别建账，并将所有在册股东汇入百川公司的款项（除注册资本外）会计账册建账为“其他应付款”科目栏摘要记载为借款，正符合《企业会计通则》的规定。证明百川公司不断的向所有在册股东借款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实林光兰与百川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忽视以上证据，错误认定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定事实不清。百川公司辩称：百川公司与林光兰并非民间借贷关系，百川公司从未向林光兰借过款，也未订立过借款合同。林光兰支付给百川公司的款项实际用途均为增加投资的投资款。2012年3月份之前，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均由林光兰担任，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事宜均是由林光兰直接提出及执行，在此期间，因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元，但当时拿地就需要近亿元的资金。为了推进项目的顺利进行，林光兰就提议要求所有的股东向公司追加投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公司所有的股东均向公司追加一定数额的投资，包括林光兰向公司转账的凭证中款项用途备注的均是投资款或是货款，并非其所主张的借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本案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但林光兰仍坚持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不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对双方实际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及处理，在此基础上驳回林光兰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林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百川公司偿还林光兰借款78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至2019年4月15日的利息1520万元（160万元×2%×103个月=3296000元、270万元×2%×96个月=5184000元、200万元×2%×96个月=384万元、150万元×2%×96个月=288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9年4月16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本息合计2300万元。2.由百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对林光兰于2010年9月10日向百川公司交付款项160万元、林光兰于2011年4月14日向百川公司交付款项270万元、林光兰于2011年4月15日向百川公司交付款项200万元、林光兰于2011年5月20日向百川公司交付款项150万元，合计780万元均无异议。双方对780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林光兰认为该780万元系百川公司向股东进行融资，属其出借给百川公司的借款，百川公司认为该780万元是林光兰投入百川公司的投资款。本案中，林光兰不能提交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经审查，林光兰不能陈述其与百川公司在借款时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金额，亦不能陈述借款期限，林光兰认为每次借款时均没有明确过借款金额和借期，林光兰的陈述不符合客观常识及民间借贷交易的习惯。同时，林光兰2010年9月10日向百川公司的汇款160万元，银行记账回执载明的款项用途为“投资”，林光兰2011年4月14日向百川公司的汇款270万元，银行汇款凭证上载明的款项用途为“货款”，林光兰2011年4月15日向百川公司的汇款200万元，银行汇款凭证上载明的款项用途为“货款”，林光兰2011年5月20日向百川公司的转账150万元，银行进账单上载明的款项用途为“还借款”，四笔款项用途均与林光兰主张的借款不能吻合。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亦无法确认本案争议的四笔款项性质系林光兰出借给百川公司的借款。同时，林光兰在本案中主张其出借给百川公司的四笔款项，均在林光兰担任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发生，林光兰也认可该780万元系百川公司向股东进行融资，并用于百川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四笔款项转账、汇款的相关银行凭证所载明的款项用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法律关系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髙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因林光兰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故对本案不做实体判决。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林光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6800元，退还林光兰。保全费5000元，由林光兰负担。”二审中，林光兰提交两份新证据：1.农信社转账支票，证明百川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通过转账支票偿还借款10万元给林光兰，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楚雄中大司法鉴定中心对百川公司自成立至2015年12月31日之前经营状况进行会计核算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百川公司向胡志长、陈建平、周海兵、林光兰、董连光等个人借款，只有胡志长有借款合同，约定月息3%，其他个人借款，百川公司未提供合同。百川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和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证据1涉及的10万元系百川公司向林光兰支付的分红款，且该10万元仅是百川公司向林光兰支付的多笔分红款中的一笔。证据2司法鉴定意见中载明根据百川公司的账面记录仍有672万余元未归还林光兰，之所以账面这样记录是因为林光兰追加的投资款并没有计入注册资本金中，在注册资本金不变更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把林光兰追加的投资记入应收账款中的借款名下，并不能以此证明百川公司与林光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和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林光兰对于证据1“还借款”10万元是还本金还是利息无法说清，对于证据2，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根据百川公司的账面记录核算百川公司仍尚欠林光兰借款，但百川公司对于其内部账面记录的形成已经作出合理解释，故林光兰就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综合评述。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林光兰与百川公司之间就涉案780万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林光兰提交其于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期间四次向百川公司银行转账的凭证，共计转款780万元，百川公司对于收到款项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但抗辩款项为投资款性质，并非借款。虽然百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林光兰之间签订过书面的投资协议，但结合林光兰在百川公司成立之时至2012年3月期间一直担任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立百川公司系为北浦·百川伟业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林光兰的四次转款凭证上载明的款项用途为“货款”、“投资款”、“还借款”的客观事实，百川公司抗辩林光兰转账支付的该780万元系投资款更符合客观实际。此外，林光兰于2015年8月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百川公司时，系以百川公司股东身份要求分配公司盈余，在林光兰提交的欲证明其向百川公司投资的款项中，已包括涉案780万元的四张凭证，即林光兰在前案中已自认涉案780万元系投资款，故前案的诉讼情况进一步印证了百川公司的抗辩主张。在林光兰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与百川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时，百川公司抗辩林光兰的转账系因双方之间存在投资法律关系且已经又相关证据作证的情况下，林光兰应就其所主张的涉案780万元系与百川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经向林光兰释明后，在林光兰不予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裁定驳回林光兰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林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璟审判员  范蕾审判员  刘希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