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37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长荣，女，汉族，1960年2月29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吉泉，山东尽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梦琪，山东尽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沛秋，女，汉族，1958年8月30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泰安泰山天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洋，泰安泰山徐家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徐长荣因与被上诉人王沛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长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吉泉、被上诉人王沛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洋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长荣上诉请求：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沛秋接受上诉人徐长荣的借款行为系山东誉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昌公司”）职务行为错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关于个人借贷单位使用的民间借贷处理问题的规定，“对单位工作人员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以自己名义与出借人发生资金借用行为而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应首先审查借贷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其次审查借款的实际用途和实际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的资金借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借款由单位实际使用，应当认定单位为实际借款人，由单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如果借款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出借人并不明知借款人是履行单位的职务行为、有充分理由认为其是在同借款人个人发生借贷关系时，即使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单位实质上存在借贷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持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权利”。根据该会议纪要精神，如果认定单位是借款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作人员构成表见代理;二是借款实际为单位使用。首先，被上诉人收取款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笔借款是上诉人打给被上诉人的，也是被上诉人通过自己账户归还的，涉诉借款也是这样操作的。虽然被上诉人在誉昌公司工作，但没有合理理由认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次，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是履行单位的职务行为，有充分理由认为上诉人是在同被上诉人个人发生借贷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应该归还借款。第三，誉昌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职务行为的依据。誉昌公司出具的证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9日，而借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10月22日，显然在发生借款行为时，被上诉人未向且无法向上诉人表明被上诉人出借账户给誉昌公司使用。特别是，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涉嫌犯罪，借用了被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与犯罪行为也存在关联性。在此前提下，该证据不具有中立性，不应采纳。最后，誉昌公司工作人员曹天乐发送给被上诉人的短信截屏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短信内容只有李怀存的银行账户，既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转给李怀存，也不能证明数额。而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其转给李怀存的金额为375000元，与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自己名下账户的金额不一致，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借款是为了赚取利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错误，应当支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被上诉人在借据上签字行为应该视为被上诉人为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或者债务的加入，无论哪一种情况，被上诉人均应该承担还款责任。1.被上诉人应该作为本案的借款人。本案借款本金打入被上诉人账号、被上诉人在借据加盖誉昌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地方签名(即借款人处)、被上诉人从自己账户支付了部分利息、之前归还的借款和利息也是从被上诉人账号支付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收到借款后也没有转入誉昌公司账户，而是扣除部分款项后转给了个人，是打款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要求下在借据上签字。上述事实足以表明，被上诉人要么是个人借款，要么是与誉昌公司共同借款。2.被上诉人的签字行为可以认定为担保。如果认定是誉昌公司借款，上诉人打款完成借贷合同已经生效，无论誉昌公司是否出具借条，誉昌公司都应该归还借款。上诉人之所以要求被上诉人签字就是为了起到保证作用，被上诉人签字并非是基于见证或者介绍。上述事实表明，被上诉人的签字只能做出是作为担保签名的解释。3.被上诉人在借据上签字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债务的加入。如前所述，被上诉人签字不可能是基于介绍或者见证，如果被上诉人签字不被认定为担保，被上诉人签字就应该认定为债的加入，被上诉人以签字行为表明愿意和誉昌公司一并归还借款及利息。三、被上诉人王沛秋出借银行账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民诉法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该条从程序法意义上规定出借账户的人应该作为诉讼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贵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解释从实体法意义规定出借账户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四、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且犯罪数额中包含了本案起诉的数额，不影响被上诉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虽然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且犯罪数额中包含了本案起诉的数额，但是本案被上诉人不是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只是与誉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犯罪有牵连，但不是属于一个法律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沛秋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首先，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十分清晰和明确，一是上诉人徐长荣，二是案外人誉昌公司。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徐长荣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被上诉人曾告知上诉人徐长荣借款人是案外第三人誉昌公司，上诉人接受并形成与案外第三人誉昌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法律事实，上诉人一直向案外第三人誉昌公司催要借款，同时誉昌公司也认可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为此，上诉人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上诉人的理由也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本案的关键证据“借据”更加印证借贷关系的双方主体是债权人徐长荣，债务人誉昌公司，而非被上诉人王沛秋。从借据的形式上看:这是誉昌公司格式化的借据，上有编号0001205，系客户联。从借据的内容上看:出借人的名字、借款数额、还款时间、借款人的公章、财务章以及借款日期一应俱全。另外，上诉人向誉昌公司出借本案借款前，上诉人曾受誉昌公司邀请到潍坊进行园林绿化项目考察，考察结束上诉人与誉昌公司经理谈好借款利息后，才办理的借款手续。第三、本案上诉人出借给案外第三人山东誉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4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已经在公安机关以受害人的身份进行了报案。同时，涉案数额经公安和检察机关得到了确认。上诉人与誉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借款行为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徐长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借款37516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扣除已付利息。）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2日，誉昌公司向徐长荣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徐长荣现金400000元（园林绿化工程用款），借款期限2015年3月15日。该借据分别加盖誉昌公司公章及其财务章，王沛秋在两枚印章的中间下方签名，但未注明身份。经办人处加盖桑逢金印章。该借据的左上方注明“0.4”字样，对此原告主张含义为月利率为4%，被告以系原告与誉昌公司之间的约定，与其无关。2014年10月22日徐长荣通过尾号3271的账户转给王沛秋3514账户375160元，原告主张该笔款是扣除40万元第一个月利息16000元和借款17万元的自2014年10月14日至11月22日的利息8840元的余额。2014年11月21日被告账户转给原告22035元，2014年12月29日被告账户转给原告3800元，对此原告主张系被告支付的利息，被告主张系公司支付的利息，按月利率4%支付至2015年11月21日。庭审中，被告为证实涉案款项375000元转到李怀存账户，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载明2014年10月23日王沛秋向李怀存转款375000元。为证实曹天乐发送给被告微信，其按照誉昌公司曹天乐的指示将款项转入李怀存名下，提供微信截屏一份，载明：6223190923131673李怀存。为证实被告系誉昌公司的财务人员，提供证明一份，载明：王沛秋系我公司财务人员，因业务需要，公司使用王沛秋的银行账号进行款项的转入、转出，款项的支取系公司行为，与王沛秋个人无关。原告对其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陈述是誉昌公司借用其账户，个人业务结算申请书应该保留在公司的财务账册中，不应由被告持有，被告持有申请书与被告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但原告认可公司借给其账户，该申请书转款数额为375000元，并不是原告借给被告的全部款项，这也说明应该是被告借原告款后再用于出借谋利，交易明细清单同时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扣除了利息24840元，上面有被告或被告允许的他人进行的记载，记载内容为40万-2040-22800元，22800元是57万元一个月的利息，2040元是17万元9天的利息，这9天是2014年10月14日-10月22日的利息。该份清单也证明2014年5月13日被告收到应该出借款312000元，5月14日被告将312000元存入被告3798账户，上面由被告或其委托的人手写的“存入3798”字样。微信记录只能够证实是李怀存的银行账号，不能证实是誉昌公司要求被告转款的，更不能证实李怀存与誉昌公司存在正常业务往来，因誉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也不排除该数额与犯罪有关。《证明》是誉昌公司出具给他人的，因为《证明》的时间远在原告立案之前。另查明，2014年5月13日，徐长荣转给被告王沛秋尾号3514账户312000元，2014年6月14日，王沛秋尾号3798账户转给原告8000元，2014年7月9日，王沛秋3514账户转给原告165000元，2014年7月10日，徐长荣转给王沛秋3514账户15000元，2014年7月14日，王沛秋从3514账户转给徐长荣4250元，2014年8月14日王沛秋从3798账户转给原告4250元，2014年9月14日，王沛秋转存425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对于被告在誉昌公司出具的借据上签名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应为债务人、担保人等，被告主张应为经办人，对此如何认定。或者说，即使涉案债务的债务人认定为誉昌公司，以及王沛秋在收取借款、支付利息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其在借据上签名的行为可否认定为共同债务人或担保人，王沛秋出借账户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简言之，本案债务即使认定为誉昌公司的债务，以及王沛秋的行为为职务行为的情况下，是否还需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原告提供的借据为誉昌公司的格式化的借据，抬头为誉昌公司，并加盖誉昌公司公章及财务章，据此从现有表面证据上来看至少誉昌公司应系该借款的债务人之一。但由于誉昌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誉昌公司是否是实际债务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即使誉昌公司是实际债务人及被告系职务行为，被告据此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缺乏因果关系，也于法无据。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是否为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并应否承担实体责任，则需要根据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其次，原告提供的借据从形式上来看，能够证实系誉昌公司所出具，原告依据被告在该借据上的签名而向被告主张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对其主张的被告系债务人、担保人的事实负有举证的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王沛秋应为担保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在借据上签名时未标明为保证人，原告所主张被告为保证人，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亦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被告虽在借据上签名，但未明确注明其为债务人，且被告亦不予认可。被告提供誉昌公司的证明写明“王沛秋系我公司财务人员，因业务需要，公司使用王沛秋的银行账号进行款项的转入、转出，款项的支取系公司行为，与王沛秋个人无关”，因此王沛秋账户接受原告的借款行为，系誉昌公司职务行为，结合誉昌公司工作人员曹天乐发送给被告的微信截屏、被告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系誉昌公司的财务人员，该公司使用被告的银行账号进行款项的转入转出行为系被告的职务行为，并证实本案涉及借款的借款人系誉昌公司而非被告。原告以被告向誉昌公司出借账户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诉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长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80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充分的，将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或为借款人、或为担保人、或为债务加入人，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为本案借款人，依据是上诉人将涉案款项汇入被上诉人账号，被上诉人在借据中的签字以及被上诉人账户中的款项交易流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认可，其认为在借据上的签字身份是经办人。本院认为，第一、誉昌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出具证明：“王沛秋系我公司财务人员，因业务需要，公司使用王沛秋的银行账号进行款项的转入、转出，款项的支取系公司行为，与王沛秋无关”，同时该证明中有桑逢金及曹天乐的签字，加上曹天乐给被上诉人发送的短信及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银行交易流水，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接收款项及转出款项应为职务行为。第二，在2017年3月15日泰安市公安局粥店派出所的报案笔录中上诉人陈述到：“当时王沛秋跟我说她现在上班的公司经济有点紧张，想跟我借40万元周转一下。之后我来到了王沛秋上班的公司让这个公司给我开一张欠条，然后让王沛秋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了字。在2014年春天我曾通过王沛秋借给桑逢金30万元整。”从上述报案笔录的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对于款项是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公司即誉昌公司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上诉人明确知道借款人为誉昌园林公司。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借款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为担保人，依据为被上诉人在誉昌公司出具的借据上的签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在借据上的签字并未表明保证人身份，被上诉人亦不认可是保证人身份，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的保证人身份，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借据上签字的行为应为债务的加入，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存在债务加入的情形，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的借贷关系从合同相对性上是上诉人与案外人誉昌公司，从借据的形式要件上看，出具借据的是誉昌公司，借据上盖有誉昌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从上诉人最初的报案记录上看，上诉人主张在被上诉人王沛秋处得知誉昌公司经济紧张，借款周转，上诉人在转款后前往誉昌公司开具了借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80元由上诉人徐长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风华 审判员  阎 鹏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马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