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初620号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41号之二1611房。诉讼代表人：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萍优，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凤玲，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七路32号101厂。法定代表人：谭聪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祺，广东盛博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关斌，男，汉族，1968年5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告：徐蓓，女，汉族，1984年7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邓永豪，男，汉族，1970年5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邓佩芬，女，汉族，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徐蓓、邓永豪、邓佩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浩斌，广东盛博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骑公司）与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荣公司）、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负责人倪烨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萍优、欧阳凤玲，被告锋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祺、被告关斌、被告徐蓓、邓永豪、邓佩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浩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锋荣公司立即向原告返还原告超额支付的“预付货款”金额46,242,039.70元（暂定）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被告锋荣公司立即向原告赔偿原告超出自行车合理价值部分的货款差额损失暂计18,324,960.30元（自行车的合理价值暂时按500元/辆计算，差额为219.55/辆，共83,466辆*219.55元/辆=18,324,960.3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上两项诉讼请求的本金合计64,567,000元整；3.被告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就上述被告锋荣公司向原告返还和赔偿的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依法受理悦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了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接受指定后，管理人依法展开清算调查工作。经管理人调查，被告锋荣公司存在与原告的关联交易，被告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分别是原告的公司高管及实际操控人。虽然被告邓永豪暂时从表面上退出了对原告的管理，但原告的经营事务仍然由其进行实际控制。在被告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担任原告的高管期间，上述被告利用原告与锋荣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关联交易将原告的资金转移，严重损害原告、债权人及原告的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涉案四份《购销合同》中，已对锋荣公司向原告供应自行车的数量、价格等进行了约定。根据被告关斌和被告徐蓓向管理人交付的财务资料，以及被告锋荣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资料显示，原告已经向被告锋荣公司支付了109,000,000元。但根据法院指定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提供的数据，被告锋荣公司向原告提供的车辆仅有83,466辆，原告向被告锋荣公司多支付了46,242,039.70元。且根据管理人的调查，原告实际应该是多支付了48,942,039.70元。在涉案《购销合同》中，原告与被告锋荣公司的自行车交易单价719.55元/辆不合理，在被告关斌、被告徐蓓向管理人移交的资料中，有原告与案外第三人签订的配送协议，而在该些协议中约定的自行车价值均为500元，管理人据此认为案涉单车的实际单价不会超过500元，因此上述关联交易给原告造成了价值18,324,960.30元的损失。被告锋荣公司辩称，1、被告锋荣公司已向原告足额交付了案涉四份《购销合同》所约定销售的自行车合计201,880辆，因此被告锋荣公司无需向原告返还任何货款。被告锋荣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案涉四份交易总额为145,262,754元的《购销合同》后，经加急生产，于2017年7月前向原告交付了四份合同约定销售的全部201,880辆自行车，但原告只支付了合计共109,000,000元的货款，至今仍拖欠36,262,754元货款及相应的合同违约金。被告锋荣公司已向原告的管理人申报债权。2、被告锋荣公司依据案涉四份《购销合同》向原告销售的自行车实际含税市场价值为719.55元/辆，不存在以不合理价格与原告进行关联交易并造成原告损失的事实。被告锋荣公司向原告销售的自行车包含了车锁的含税价格161.05元，在扣除车锁的含税价之后，单辆自行车的含税价格为558.50元，在增值税税率17%的基础上，可推算出被告锋荣公司向原告销售的自行车不含税的单价为447.35元，据此可证实被告锋荣公司销售给原告的自行车实际单价确实是超过了500元，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多份自行车配送、维护、组装协议中约定的自行车损坏赔偿款500元每辆是合理的。被告关斌没有发表答辩意见。被告徐蓓辩称，在2017年8月23日前，其只是原告的一名普通职员，并非原告高管，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事务，跟与案涉合同交易没有联系。原告的董事会于2017年8月23日选举徐蓓担任原告监事，于8月24日进行了聘任手续，但徐蓓在2017年8月25日根据个人原因向原告提出辞职申请，原告于2017年8月26日作出了批准，并从当月开始不再向徐蓓支付劳动报酬，双方的劳动关系自此解除。徐蓓实际上没有参与原告的实际经营，没有负有管理上的义务，其并非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故原告对其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徐蓓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邓永豪辩称，原告提出的诉请属于侵权诉讼，因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邓永豪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且该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损害。在本案中，原告并无提供有密切联系的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形下，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就邓永豪而言，其实际还为原告的经营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付出了心血。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邓佩芬辩称，虽然其担任过原告的监事，但监事的法律义务与董事、公司高管等存在区别。其没有参与原告的交易经营，对案涉的交易并不知情，原告对其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的《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2017年8月18日的《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7年8月24日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证据2：广州梦融投资有限公司的《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证据3：锋荣公司的《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被告锋荣公司对上述三证据均予以确认；被告徐蓓、邓永豪、邓佩芬确认上述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不能就此推断三被告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证据4：由原告与锋荣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YQ20160816001、YQ20161110001、YQ20170304001、YQ20170620001的《购销合同》共四份。各被告对该四份合同均予确认。证据5：原告预付款一览表及付款凭证。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确认，但认为原告已向锋荣公司支付的货款实际为109,000,000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证据6：锋荣公司交付自行车一览表及记账凭证、出库单。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确认，认为该出库单存在严重瑕疵，亦不能凭该些单据来认定真实的交货数量。原告表示，上述凭证和单据均是管理人在接管原告时得到。证据7：原告与深圳海洋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八家第三方物流公司签订的单车配送协议等服务协议。被告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自行车合理价格只是原告的主观认定，且运输协议中的车价并未考虑车锁。被告锋荣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购买方为原告，销售方为锋荣公司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确认发票的真实性，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认为开具发票并不能证明交付车辆的事实。证据2：锋荣公司提供的单车出库单一套。原告认为该批出库单与管理人从原告处接收的出库单有差异，并申请对该套出库单进行鉴定。各被告对上述出库单无异议。证据3：锋荣公司向肇庆市万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回单与肇庆市万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锋荣公司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原告认为因缺乏相关的交易合同，无法确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各被告对上述回单和发票无异议。证据4：小鸣单车成本明细单。原告认为该明细单是被告锋荣公司自行制作，不确认其真实性、关联性。各被告对该明细单无异议。证据5：付款方为原告、收款方为锋荣公司的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单。原告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部分确认，确认原告向锋荣公司支付了109,000,000元。各被告对上述银行回单无异议。被告徐蓓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2017年8月24日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证据2：徐蓓于2017年8月25日提出辞去原告监事职务的申请及原告的回复。原告认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关联性，并认为徐蓓申请辞去的只是监事职务。证据3：徐蓓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信息。原告认为应当以现时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的情况为准。被告邓永豪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的电子数据库。原告认为，该数据库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故不予认可其真实性；经演示分析该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存在重复录入和重复投放的记录，即使该数据库真实，但库中的数据并不能证明锋荣公司已依案涉合同的约定足额交付了201,880辆自行车。各被告对该数据库三性确认。证据2：原告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原告认可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但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各被告则对该审计报告予以认可。证据3：邓永豪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汇款记录与银行回单等，即邓永豪曾向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原告认为，管理人此前已经收到过相关申报材料，但认为涉及关联交易，故不予确认其关联性。各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锋荣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签订了一份编号为YQ20160816001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自行车的交货分三批进行，分别为2017年10月交付3,000辆、2017年11月交付20,000辆、2017年12月交付20,000辆，合计43,000辆；上述自行车的含税单价均为719.55元，合同的金额（含税）共计30,940,650元。原告与锋荣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了一份编号为YQ20161110001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自行车的交货分三批进行，分别为2017年1月交付13,000辆、2017年2月交付15,000辆、2017年3月交付20,000辆，合计48,000辆；上述自行车的含税单价均为719.55元，合同的金额（含税）合计34,538,400元。原告与锋荣公司于2017年3月4日签订了一份编号为YQ20170304001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自行车的交货分三批进行，分别为2017年4月交付15,880辆、2017年5月交付20,000辆、2017年6月交付18,000辆，合计53,880辆；上述自行车的含税单价均为719.55元，合同的金额（含税）合计38,769,354元。原告与锋荣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了一份编号为YQ20170620001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自行车的交货分三批进行，分别为2017年7月交付25,000辆、2017年8月交付20,000辆、2017年9月交付12,000辆，合计57,000辆；上述自行车的含税单价均为719.55元，合同的金额（含税）合计41,014,350元。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由锋荣公司交付给原告的自行车车辆总数合计201,880辆，合同总金额共计145,262,754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各被告均确认原告向锋荣公司支付了109,000,000元的货款。原告提供的一张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编号为“记128”的记账凭证，在该凭证的摘要上记载有“购入一批小鸣单车12,500台（锋荣）”，在科目上记载有“1501.05固定资产-小鸣单车”、“2121.01应付账款-应付暂估/供应商：002-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一致，金额合计为8,994,375.00元。在凭证的下方，有“审核”、“过帐”、“出纳”、“制单”、“核准”等字样，旁有留空的签名位置。在该凭证后，附有锋荣公司的出库单四张。在一张出库日期为“2016-12-3”的出库单上，客户一栏显示为“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货品名称显示为“自行车”，数量为“5,000”，单位为“辆”，在该出库单右侧有“一留底（白）二收货（红）”的字样，下方有“制单人、物管员、审核人”的字样，并留有签名位置。该批锋荣公司的出库单，除出库日期和出库数量不同以外，客户名称、货品名称、规格等信息均一致。据该四张出库单记载，2016年12月3日，出库的自行车数量为5,000辆；2016年12月8日，出库的自行车数量为3,500辆；2016年12月12日，出库的自行车数量为1,000辆；2016年12月20日，出库的自行车数量为3,000辆。上述四张出库单的自行车出库数量合计为12,500辆。在一张日期为2017年1月31日、编号为“记121”的记账凭证上，在“摘要”一栏处载明“购入一批小鸣单车22,500台（锋荣）（见附件或汇总科目）”，在“科目”一栏上记载有“2121.01应付账款-应付暂估/供应商：002–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该对应科目的贷方发生额为16,189,875.00元，后附十张锋荣公司的出库单，出库日期自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25日不等。十张出库单上的货品名称均为自行车，其出库数量合计为22,500台。在该张记账凭证上，在“摘要”一栏处还记载了“购入一批小鸣单车22,500（震霆）（见附件或汇总科目）”，在“科目”一栏上记载有“2121.01应付账款-应付暂估/供应商：001–广州震霆自行车有限公司”，该科目对应的贷方发生额为16,189,875.00元。根据现有同类型的记账凭证及出库单记载，2017年4月期间，小鸣单车的出库数量为22,346台；2017年5月期间，小鸣单车的出库数量为22,345台；2017年6月期间，小鸣单车的出库数量为3,775台。记账凭证上显示的购入单车数量，与其附后的该月出库单显示的单车出库数量总和能相互吻合。上述五套记账凭证及出库单中显示的小鸣单车出库数量共计83,466台，车辆单价为719.55元，上述自行车总价为60,057,960.30元。原告（甲方）与深圳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单车配送服务协议》；与上海驹马物流有限公司（乙方）于2017年3月24日签订了《单车配送协议》；与漳浦县金浦汽车货运站（普通合伙）（乙方）签订了《单车配送服务协议》；与无锡车马物流有限公司（乙方）于2017年2月16日签订了《单车配送协议》；与上海木隆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了《单车配送/维修服务协议》；与上海上嘉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日签订了《单车配送/维修服务协议》；与杭州驹马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了《单车组装服务协议》；与上海微特派快递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单车组装配送协议》。在上述协议中，均载明有“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单车遗失或损坏的，由乙方按甲方原价赔偿（单车价值500元），赔偿款从当月物流费用中扣除”的条款。在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12月20日期间，锋荣公司向购买方悦骑公司先后开具了货款总额为145,262,754元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税率均为17%。根据发票，自行车的单价均为615元（不含税）。被告锋荣公司自行提交的自行车出库单共计87张，记载的自行车出库数量共计201,967辆。根据锋荣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关于对锋荣公司举证的出库单的鉴定问题的说明及回复》，锋荣公司表示，由于当初没有硬性规定出库的每批自行车必须在出库时制作纸质出库单供原告验收后回签，因此该批纸质出库单是锋荣公司在原告进入破产程序前要求原告依据电子数据库内验收自行车的情况补充制作的，出库单上记载的是双方之间自行车交易的真实情况。另，被告邓永豪向本院提交的电子数据库经当庭进行演示，该数据库显示，记载的有录入到系统的单车总编号为440,008辆。原告表示其中存在重复录入的情况，也存在大量更换单车锁的记录。据查，被告锋荣公司只是原告的供应商之一。根据广州华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的华拓审字（2018）第0056号《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经审计，原告2017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初值为33,262,849.20元，年末值为212,502,159.46元。另查明，原告成立于2016年7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关斌，住所地为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41号之二1611房。公司注册资本为621.1949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24日，经原广州市增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备案、监事备案、经理备案、章程备案等信息进行了变更登记。其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均由邓永豪变更为关斌；监事由邓佩芬变更为徐蓓。被告锋荣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6日，法定代表人为谭聪里，住所地为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七路32号101厂。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2018）粤01破12-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悦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4月27日，本院作出（2018）粤01破12-2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担任悦骑公司管理人。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冻结五被告价值10,000,000元的财产，并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提供保单保函进行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粤01民初620号民事裁定，并据此对五被告名下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申请对被告锋荣公司提交的案涉九张《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出库单》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经审查后，准许了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并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九张出库单进行形成时间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告以被告已承认该批出库单是事后形成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鉴定申请。本院认为，原告因与被告锋荣公司发生《购销合同》纠纷而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原告与被告锋荣公司签订的四份《购销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均为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合同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一、被告锋荣公司实际交付给原告的自行车数量及锋荣公司是否应向原告返还货款；二、《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自行车交易价格719.55元（含税单价）是否合理；三、被告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是否应就被告锋荣公司向原告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记账凭证和锋荣公司出库单。该记账凭证和出库单，均是管理人接管原告时所接收，每张记账凭证上记载的自行车购入数量均能与该张凭证附后的出库单中记载的自行车出库数量总和相对应。经统计，该五张记账凭证及出库单相互印证了自行车出库数量共计83,466辆，也就是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自行车的总数量。至于锋荣公司自行提交的出库单，其在庭审时也自认事后补做，故对其该出库单不予采信。另，锋荣公司抗辩称，其已按照合同约定的总价开具了足额的增值税发票给原告，证实其已实际交付了合同约定的201,880辆自行车。对此，本院认为，发票上记载的金额并不能直接印证被告锋荣公司实际交付涉案自行车的数量，故对其该抗辩不予采纳。关于被告邓永豪提交的电子数据库问题。根据该数据库的记载，录入到系统的自行车总编号为440,008辆。邓永豪称锋荣公司是原告的主供应商，亦即锋荣公司并非原告的唯一供应商，现锋荣公司不能证实数据库记载的440,008辆自行车包括了其向原告所交付的201,880辆自行车，从该数据库中也未能逐一明晰锋荣公司已向原告交货的具体数量。现被告邓永豪认为数据库中记录原告接收了440,008辆自行车，并据此认为被告锋荣公司已向原告实际交付了201,880辆自行车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邓永豪认为，根据原告2017年的审计报告，2017年期间，原告的固定资产数值出现大幅增加，亦即来源于接收了包括被告锋荣公司在内的所有自行车供应商所供应的自行车，但这只能证实原告在2017年期间购入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中锋荣公司实际已向原告交付自行车的具体数量。综上，原告已依约向被告锋荣公司支付了109,000,000元货款，现锋荣公司向原告交付了83,466辆自行车（含税价格719.55元/辆），共计货款为60,057,960.30元。锋荣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交付车辆的义务，其本应向原告返还未交付自行车的货款48,942,039.70元。鉴于原告在本案中只主张锋荣公司返还本金46,242,039.70元，这是原告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原告以其与案外八间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均已对涉案自行车的价值进行了确定，亦即自行车的单价应为500元，主张案涉自行车的实际价格不会超过每辆500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案外第三方签订协议时，虽然在约定赔偿损失款项的条款中记载有“单车价值500元”的表述，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原告与被告锋荣公司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单车交易价格719.55元/辆（含税）不合理。事实上，原告与案外第三方签订的协议，和原告与锋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原告与不同民事主体之间达成的协议，且原告不能证实上述物流协议所指向的自行车就是被告锋荣公司交付给原告的自行车，因此原告以上述物流协议中约定的每辆自行车500元来推断案涉每辆自行车719.55元不合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被告锋荣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锋荣公司作为原告的债务人，其是当然的承责主体，现原告要求被告关斌、徐蓓、邓永豪、邓佩芬等公司高管对被告锋荣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超额支付的货款46,242,039.7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46,242,039.70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64,635.00元，由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3,488.19元，由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61,146.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48,000元，由原告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623.03元，由被告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4,376.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丘 杰审判员 张 妍审判员 宁建文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苏仁智何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