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8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硕华，男，196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星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汽车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金门路口。法定代表人：魏新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江苏钟山明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衍彬，江苏钟山明镜（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硕华因与被上诉人苏州汽车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货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4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硕华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刘硕华与汽车货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费用由汽车货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硕华在2012年2月1日担任汽车货运公司分支机构经理，2014年7月起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双方签订《联合经营合同》，实则为内部承包。刘硕华的行为全部为代表公司，不存在独立的经营权、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也并未独立对外开展业务。一审忽略刘硕华于2012年2月1日被汽车货运公司聘任，担任其分支机构经理及2017年7月起存在社保缴纳关系的事实，认定其属于《联合经营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前置因素，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隶属关系，聘任书、汽车货运公司每月对账审批发放的工资项、社保关系、例会通知参会记录及安全证件均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汽车货运公司辩称：一、刘硕华作为大件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基于苏州市海成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的联合经营合同书而成为负责人的。二、刘硕华是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海成公司的唯一股东，汽车货运公司是基于对联合经营合同的履行而任命刘硕华担任大件分公司的负责人。大件分公司的所有生产资料也均是海成公司所有，但是该生产资料是挂在汽车货运公司名下的。大件分公司的所有人员的招聘及人员工资都是由刘硕华自行招聘和决定。大件分公司的所有营业收入在扣除管理费后，也均是由刘硕华自行支配的。刘硕华对大件分公司享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人事管理权和财务管理权，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硕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之间自2012年2月1日起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关于联合经营合同刘硕华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2月16日，汽车货运公司（甲方）与海成公司（乙方）签订《联合经营合同书》，约定：一、联合经营项目：1、甲方向乙方提供：（1）场地：相城区黄桥“苏州迅尔达交通物流有限公司”部分房屋及场地；（2）“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营权。乙方必须按其“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合法经营。2、在签订本合同之前，乙方应向甲方交纳“安全风险保证金”30万元。在本合同中止或自然终止时，经甲乙双方清账后，予以多退少补进行结算。二、联合经营期限和综合费用的支付：1、联合经营期原则上为14年，因甲方领导为三年一届制，所以联合经营期限只能跟随甲方公司换届时间而定，实行一届一签制，以此类推。目前，联合经营期为2012年2月16日起至2014年2月15日止，为期贰年。期满后，甲乙双方可协商续签或终止联合经营合同事宜。2、综合费用：年综合费用为人民币5.52万元，每季为人民币13800元，实施先付后经营的原则。三、业务经营及开票结算：1、乙方在联合经营期间，业务自主组织，单笔业务合同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向甲方安全管理部门备案；2、乙方在联合经营期间，实行统一开票结算，每月的财务报表由甲方财务部门审核、做账；同时，乙方应按税务部门规定的费用报销比例提供有效的票据。其产生的各项税费均由乙方承担。3、乙方在联合经营期内，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四、车辆、机具设备的添置及产权归属：乙方在联合经营期间，由于业务需要所添置的车辆、机具设备等，均由乙方自行出资购置。联合经营期满或终止联合经营，由乙方在30天内将车辆、机具设备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六、其他事宜：1、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可办理“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企业负责人的名称变更，以便乙方从事正常业务经营。2、合同期满，乙方在30天内应积极配合甲方办理营业执照等证照的变更事宜。合同签订后，刘硕华向汽车货运公司按约支付了安全风险保证金30万元以及综合费用55200元/年。2013年3月6日，汽车货运公司与海成公司签署《联合经营合同书修改协议》，主要内容为：从2012年2月签订联合经营协议至今，得到贵公司部门关注，同时也走过了段不平凡的路，近一年来目前生产经营基本有所稳定，我公司已全力投资160吨大型车辆，大功率牵引车头2辆、工程抢险车1辆、32吨液压推进器1台、16吨液压推进器2台、三维冲撞仪5台、零星起重工索具3套、25吨和20吨汽车吊各1台，均符合运管规定、公车公营条件。为更好稳定职工队伍，使企业经营资质的优势得到壮大，在市场占有较大份额，能将我们服务建立长期合约，业务开拓组织工作上展开长效性合理投资，联合经营合伙投资人有信心建立长期合作的理念，全身投入贵公司，使企业发扬壮大，为此将《联合经营合同书》中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联合经营期为14年，不因甲方领导为三年一届制而改变联合经营期限，联合经营期为：2012年2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15日止，为期14年。期满后，乙方应有续签联合经营合同的优先权。2014年2月16日，汽车货运公司与海成公司再次签订《联合经营合同书》，该合同内容与2012年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合同书》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区别为双方对于联合经营期进行了重新约定：具体为联合经营期为14年，(2012年2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15日止)因甲方领导为三年一届制，所以联合经营期限应随甲方公司领导换届时间，实行一届一签制，以此类推。据此，本届联合经营期为2014年2月16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为期3年。期满后，甲乙双方继续签订联合经营合同。并且该合同增附设备清单一份，其中载明了海成运输公司购置设备的车型吨位、购置日期以及价格。庭审中，刘硕华陈述，这些设备都是其出资购买的，然后直接登记在汽车货运公司的名下。庭审中，刘硕华自述，我就是交给汽车货运公司固定回报的金额55200元，没有其他的利润分成，汽车货运公司收到第三方打来的钱后扣除相应税收成本其余的收入都是我的。二、关于社保缴纳2012年6月，汽车货运公司（甲方）与刘硕华（乙方）签署《协议》一份，约定：“鉴于乙方已于2012年7月招聘录用三名合同制起重工，现就此涉及的职工社会保险费缴纳结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对其招聘录用的刘勇、刘高峰、刘硕德三名合同制起重工所涉及的社会保险费，愿意依法缴纳。二、甲方根据乙方提出的要求，以代缴结收的方式，按有关规定计核社会保险费金额，代为乙方将三名合同制起重工的社会保险费，逐月向市有关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缴付。三、从2012年7月起，甲方按实际发生的社会保险费代缴金额，定期从乙方营收兑现中扣还。”自2012年7月起至今，汽车货运公司为刘勇、刘高峰、刘硕德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10月15日，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向汽车货运公司申请招聘录用合同制工，请示的主要内容为根据联合经营的实际需要，拟招聘录用刘勇、刘高峰、刘硕德三名合同制起重工，以充实大件起重运输力量。本案审理中，刘硕华陈述，2012年这份协议当时约定社保费用是都由我承担，但是最终双方又协商了我只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所以在2013年10月有招聘刘勇、刘高峰、刘硕德为合同工的请示。自2014年7月起至今，汽车货运公司为刘硕华缴纳社会保险，对于缴费原因，汽车货运公司陈述，因为刘硕华是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很多方面都得体现，如果没有社保记录，很多证件就办不下来。对于刘硕华、刘勇、刘高峰、刘硕德社保费用的来源，刘硕华陈述，个人缴纳部分的费用全部系其以现金形式上交给汽车货运公司，由汽车货运公司代缴，单位缴纳部分的费用全部由汽车货运公司承担。汽车货运公司认为，2012年7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刘勇、刘高峰、刘硕德的社保费用，个人缴纳部分与单位缴纳部分的费用均是刘硕华以现金交到汽车货运公司，由汽车货运公司代缴。自2013年1月起至今，刘硕华只是将包括其在内的四人个人缴纳部分的费用交到汽车货运公司，单位缴纳部分的费用由汽车货运公司支付，但认为单位缴纳部分费用是从刘硕华依据联合经营合同向汽车货运公司缴纳的综合费中支出的，所以在刘硕华缴纳综合费时，收据上写的均为代垫款。三、关于人员招聘、工资发放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的员工均由刘硕华负责招聘，刘硕华自述，人手不够时，公司附近有人才市场，我来负责招临时工，工资标准是我定的也是我发的。固定工人就刘勇、刘高峰、刘硕德，这三人也是我招进来的。刘硕华、刘勇、刘高峰、刘硕德4人的工资，刘硕华均是先从汽车货运公司处领取现金支票，然后在其与汽车货运公司结算费用时，汽车货运公司将工资数额计算在刘硕华应当承担的费用中。汽车货运公司对于刘硕华、刘勇、刘高峰、刘硕德四人的工资均是按照同一金额制表由刘硕华领取。本案审理中，刘硕华自述，我、刘勇、刘高峰、刘硕德四人是固定在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干的，但一共十几个人，其他人是我找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的工资是我提前垫出去的，进出账明细中做出的工资实际上是汽车货运公司为了财务检查需要，因为一个公司肯定要发工资，财务上要有账，实际这个钱就是我的钱，操作方式是汽车货运公司的财务做好表后让我去领现金支票，我再发给刘勇、刘高峰、刘硕德，最后在进出账时把这笔再扣掉，实际就是绕了个圈。本来就是应该把收到的货款给我，我再给他们三个人发工资以及付给其他临工报酬。当时签合同时约定汽车货运公司只是固定收益，不负责工人工资，但我跟公司协商我一个人做不起来，需要再招人负责具体操作，做技术工，但是刘勇、刘高峰、刘硕德要求要单位交社保，最终单位也同意给我们四个人交社保，但不负责工资，工资由我承担。工资表中刘勇、刘高峰、刘硕德以及我的工资之所以都是一样的金额，是因为工资表只是走账的方式，不是实际工资数额，是为了汽车货运公司财务做账。刘勇、刘高峰、刘硕德的工资是我根据经营情况发放的，具体如何发放是我和他们三个人谈的，每个人是每月先发固定生活费4500元，其余的年底根据经营情况发奖金，每个人的奖金不一样，具体多少我根据情况定。四、刘硕华为确认其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5月9日，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姑劳人仲案字[2019]第136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终结审理。刘硕华遂诉至一审法院。五、本案审理中，刘硕华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职务任免的通知，证明2012年2月1日，汽车货运公司任命刘硕华为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汽车货运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是原件，但认可刘硕华是在2012年2月份担任该公司经理，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刘硕华担任法人的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有承包合同才任命刘硕华为经理。2、职工持股证复印件、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明刘勇、刘高峰、刘硕德以现金入股享受职工持股待遇。汽车货运公司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即便真实持股和职工也不能划等号，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证明为了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汽车货运公司一直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硕华为汽车货运公司方代理人。汽车货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刘硕华是汽车货运公司单位员工，刘硕华在开展业务中由汽车货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是为了海成公司能够完成承包经营。4、2014年7月15日会议通知，证明基于汽车货运公司要求刘硕华一直参加商讨汽车货运公司公司各项会议工作。汽车货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既然海成公司承包了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刘硕华是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负责人，半年度会议通知刘硕华参加也是理所当然。5、通知，证明刘勇等员工一直参与表决公司职工持股会的工作报告会议和股份分红方案。汽车货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三名人员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6、汽车货运公司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证明2018年6月-2019年4月，汽车货运公司实际负责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业务往来收款，2018年1月-2019年1月期间对账单本月收款中汽车货运公司公司收款与工行账户收款金额一致，证明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有的费用收支都是需要汽车货运公司同意确认后才予以支付。汽车货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认为对账单每月都有刘硕华本人签字确认，工资也在对账单中体现，由其每月营收中支付。7、安全例会布置重点工作要求复印件、2014年公司各单位安全生产、治安内保目标管理考核自查自评考核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刘硕华在汽车货运公司聘用期间作为部门负责人因汽车货运公司出于对公司内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考核管理需要及汽车货运公司通过定期按月以例会的方式和自查自评的方式进行考核，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也接受汽车货运公司的各项制度管理。8、刘硕华安全证复印件，证明刘硕华作为汽车货运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每月参加汽车货运公司的安全例会，该证书载明刘硕华系汽车货运公司的安全管理员，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9、通知复印件，证明刘硕华作为汽车货运公司职工参与并接受公司春运期间的安保工作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工作。10、参会照片复印件、生产安全例会签名复印件、领导小组成员表复印件，证明刘硕华长期接受并参加各项安全生产的会议。汽车货运公司对证据7-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均不能证明劳动关系。汽车货运公司从未否认刘硕华是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负责人，之所以是负责人是因为刘硕华作为法人的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有承包关系，既然是负责人就要参加各项例会。11、刘勇、刘高峰、刘硕德特种设备作业员证复印件、现场急救合格证复印件，证明汽车货运公司给这三人交社保并非为汽车货运公司所说为了办证，因为办证的日期在交社保之前。汽车货运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该三人的社保从2012年7月开始缴纳。12、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证明该份合同是刘硕华与苏州迅尔达交通物流有限公司2015年签订的，该份合同履行实质与刘硕华负责的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营模式一致，公司内的工人社保均由汽车货运公司缴纳，工资由汽车货运公司发放。汽车货运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清楚。六、本案审理中，汽车货运公司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公章使用情况的说明，证明自2012年2月16日起，为了方便刘硕华经营业务，刘硕华保管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的公章，进一步证明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社保代缴协议系由刘硕华以承包人身份签订。刘硕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刘硕华诉请无直接关系，其次刘硕华对于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的公章在他被聘任期间由刘硕华保管是无异议的，且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汽车货运公司陈述社保代缴协议是由刘硕华以承包人身份签订。2、工资清单、职工手册发放表、员工手册领取培训登记台账，证明汽车货运公司不发放刘硕华工资，刘硕华也无需领取、学习汽车货运公司员工手册，刘硕华不接受汽车货运公司日常管理，原汽车货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硕华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从刘勇、刘高峰、刘硕德并不在其工资清单中可以证明其工资单以及员工手册签收表等材料的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缴纳社保并不必然等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即在人身以及经济方面具有隶属性。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作如下分析认定：一、汽车货运公司之所以会聘任刘硕华为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系因为汽车货运公司与刘硕华作为法人的海成公司之间签订了《联合经营合同》，该合同中明确海成公司可办理“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企业负责人的名称变更，以便海成公司从事正常业务经营。同时，双方也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满，海成公司在30天内应积极配合汽车货运公司办理营业执照等证照的变更事宜。由此可以看出，刘硕华能否继续成为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取决于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的《联合经营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二、刘硕华已按照《联合经营合同》的约定向汽车货运公司缴纳了安全风险保证金30万元以及综合费用55200元/年。庭审中，刘硕华自述汽车货运公司是固定收益55200元/年，没有其他的利润分成，汽车货运公司收到第三方打来的钱后扣除相应税收成本其余的收入均由刘硕华享有。由此可见，刘硕华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自行经营的好坏，双方之间在经济方面并不存的隶属性。三、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员工均由刘硕华自行招录，员工的工资也均由刘硕华发放，《联合经营合同》签订后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由于业务需要所添置的车辆、机具设备均由刘硕华出资购买。虽然汽车货运公司召开的某些工作会议刘硕华确实参加，但基于《联合经营合同》刘硕华成为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去参与汽车货运公司的工作会议也属正常，参会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故对刘硕华要求确认其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硕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硕华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从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达成用工意向、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以及是否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关于刘硕华与汽车货运公司是否达成用工意向。刘硕华认为汽车货运公司的聘任行为早于《联合经营合同》的签订时间，故其成为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企业负责人并非基于《联合经营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汽车货运公司对两份文件签订时间顺序进行了解释，即在任命刘硕华成为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企业负责人前，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已将相关联合经营事宜谈妥。鉴于刘硕华系以海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参与《联合经营合同》的签订，且两份文件制作时间相近，而刘硕华此前在汽车货运公司并无任职，故汽车货运公司解释较为合理。另一方面，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签订的《联合经营合同》约定，海成公司可办理“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企业负责人的名称变更，以便海成公司从事正常业务经营。该约定内容可以作为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硕华成为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负责人的合理依据，同时，双方也在合同中亦约定合同期满，海成公司在30天内应积极配合汽车货运公司办理营业执照等证照的变更事宜。由此可见，刘硕华能否继续成为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取决于海成公司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的《联合经营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不能简单根据聘用通知时间在先即认定刘硕华与汽车货运公司已达成用工意向。另，在不存在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缴纳社会保险的主体情况并非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充分条件。因此，汽车货运公司自2017年7月起为刘硕华缴纳社保的事实亦无法径行确认双方达成用工意向。鉴于刘硕华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汽车货运公司之间达成用工意向，故其相关主张本院碍难支持。其次，关于刘硕华是否接受汽车货运公司的管理。刘硕华为证明其接受汽车货运公司的管理，提供了例会通知、参会记录及安全证件等加以佐证。对此本院认为，刘硕华参加汽车货运公司的工作会议，一方面系基于汽车货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的身份，而该身份基于《联合经营合同》的约定而取得；另一方面，参会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体现汽车货运公司对刘硕华予以管理，且刘硕华是否参会及会议内容在工作中的落实情况事实上也并不作为汽车货运公司对其进行考核的依据，实际上，汽车货运公司也从未对其进行过业绩考核。故关于刘硕华认为其接受汽车货运公司的管理的观点，本院难予认同。此外，关于刘硕华是否从汽车货运公司领取劳动报酬。一审庭审中，刘硕华自述汽车货运公司是固定收益55200元/年，没有其他的利润分成，汽车货运公司收到第三方打来的钱后扣除相应税收成本其余的收入均由刘硕华享有。由此可见，刘硕华收入多少完全取决于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经营状况。而根据《联合经营合同》约定，大件运输起重安装分公司的经营权由海成公司享有，汽车货运公司收到第三方打来的钱后扣除相应税收成本其余的收入，实际由与汽车货运公司签订《联合经营合同》的海成公司享有。汽车货运公司与刘硕华个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资金往来和报酬给付，双方之间在经济方面并不存在隶属性。故刘硕华与货运汽车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硕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岑审 判 员  朱 立审 判 员  锁文举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 田书 记 员  杨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