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902号原告刘义，男，196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22号。法定代表人王立新，乡长。委托代理人成福君，女，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干部。委托代理人于婧思，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义（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以下称被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成福君、于婧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三政开〔2019〕第9号-重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答复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于2019年9月6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区政府）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现按照决定书要求重新答复如下：经查，协议的签订属于民事行为，原告申请获取的北京博盛易通毛制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原告诉称，原告的企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三东村，2009年开始地方政府以土地储备名义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企业进行拆迁改造。2009年8月24日，原告与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三间房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东村经济合作社）就腾退补偿事宜签订《协议书》共一式六份，但是原告手中并无该份协议。原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于2019年6月14日向被告申请公开该协议书，2019年6月27日，被告作出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其后原告认为该答复书违法，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审理后责令其重新进行答复。2019年9月17日，原告又收到了被告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原告认为，该《答复告知书》认定原告与三东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说法是错误的。原告的厂房所占土地属于土地储备用地，适用的是被告制定的《三间房乡绿化隔离地区集体土地腾退安置办法（试行）》。该办法第四条规定：相关村委会负责本乡腾退安置管理办法的实施和协调工作。第七条规定：乡政府统一组织腾退安置。原告与三东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内容也是有关原告企业的腾退补偿事宜。因此该协议明显属于三东村经济合作社受被告的委托与原告签订，属于针对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所签订的行政协议，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涉案协议明显属于村委会代被告履行腾退安置职责与原告签订，且该协议签订时共一式六份，被告作为腾退安置实施主体必然会对该协议进行保存，因此被告必然获取了原告的协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告知书》；2、责令被告立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根据原告在行政复议阶段获取的《协议书》的内容表明，《协议书》上交给了被告，被告应该予以公开；2、三政开〔2019〕第2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证明针对涉案政府信息，被告曾作出不存在的信息答复。被告辩称，被告收到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9年9月17日重新作出被诉《答复告知书》，告知原告：经查，协议的签订属于民事行为，原告申请获取的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要求作出答复，并依法送达原告。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答复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不当。故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材料：1、《朝阳区三间房地区办事处（乡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原告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获取“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的信息；2、三政开〔2019〕第9号-回《登记回执》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当日受理了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关于征询政府信息公开件答复意见的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申请后，依法转交相关责任科室办理；4、《关于刘义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意见》，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申请后，依法转交相关责任科室办理；5、电子档案查询记录，证明被告对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查找与检索；6、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2019年6月27日被告作出答复并依法送达原告；7、三政开〔2019〕第9号-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更正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更正告知并依法送达原告；8、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朝阳区政府复议撤销了被告作出的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9、《答复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于2019年9月17日重新作出信息答复并依法送达原告。（二）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获取了涉案政府信息及被告针对涉案信息作出过信息不存在答复的情况，但不具有证明《协议书》上交给了被告，被告应予公开的证明效力，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收到复议决定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9年6月14日向被告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信息。被告经审查，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向朝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此复议程序中，被告获取了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上述协议书显示原告为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朝阳区政府于2019年9月6日作出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法律适用错误，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被告收到上述复议决定后，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被诉《答复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开展工作的法定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申请的信息事项为“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从上述协议签订主体看，该协议系民事主体间签订的民事协议，被告并非协议签订主体；从上述协议的内容看，系双方协商解除租赁关系，即使被告对涉案土地的腾退安置负有监督管理职能，也不能必然得出对基于腾退所产生的解除租赁等民事法律关系负有行政管理职能；协议虽约定“上交贰份”，但并无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通过此途径获取了上述协议。综上，被告以原告申请的信息事项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的认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以此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事项虽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但原告确已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实际获取了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在此情况下，原告申请信息的知情权已充分得到保障，其已无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需要予以保护。原告所持的协议书约定补偿金不一致的主张，亦应通过其它方式寻求救济，而非政府信息公开途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张玉萍人民陪审员  王志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