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56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东南京路南通信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727033161E。负责人：高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海涛，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女，汉族，1989年9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郑连军，男，汉族，1974年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柘城县。原审第三人：河南鑫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大街196号6层0600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794571374。法定代表人：吴招楞，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连军、原审第三人河南鑫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鑫瑞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海涛、孙海燕，被上诉人郑连军到庭参加诉讼；河南鑫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连军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郑连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系被拆迁人，该案外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柘城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系根据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授权内容签订了涉案合同，因此涉案房屋的权利状态并不明确，且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现仍系涉案房屋的实体权利人”这一认定明显错误。1.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是明确的，正如其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所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是全国一级法人，省、市、县各级为分公司，实行逐级管理，即县级分公司人、财、物由所属市级分公司统一管理。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属管理与财产处分行为，故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实施，拆迁补偿房屋接收协议的签订是实现权利的行为，故由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实施。2.涉案房屋的权利客体也是明确的，就是涉案房屋。所以，涉案房屋的权利状态是明确的而非“不明确”。二、河南鑫瑞公司交给郑连军的印章一套并非该公司“唯一合法印章”。该套印章也没有在印章管理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备案，企业印章也不存在“唯一合法”的问题，只要企业认可就是合法的。工商部门不是印章的法定备案机构，在上报工商部门的材料中使用过的印章并不代表即是企业的合法印章，更不能据此认定是企业的“唯一合法印章”。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与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予以认可，就应当认定该合同依法有效。即使没有该公司的盖章，只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可，就应当认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三、河南鑫瑞公司与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一审判决所述的“恶意串通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无证据证明该合同的印章系无效印章，相反，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认可该合同，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没有依法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错误的。甚至说，即便没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涉案安置房屋享有权利也是不容置疑的。四、一审判决认为“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约定了通信机房的回迁位置在四层，并未明确回迁房在四层的具体位置，且被查封的涉案房屋所在楼层位置（12层）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约定的回迁楼层位置亦明显不符”，这一认识明显是错误的。原址回迁只是一个观念性、原则性规定，并不代表必须具备严格的物理位置，双方当事人在具体执行中已经完成房屋交付，则交付的房屋即是双方认可的回迁房。即使未签订书面的回迁安置协议，这种交房行为本身即是一种事实合同。五、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回迁房屋的优先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被拆迁人请求解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按照本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涉及房产的权利优先顺序是买房人、工程款、抵押权、一般债权。而根据前述《解释》第七条规定，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权利优先于买房人。由此可知，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权利在位阶上是最优先的。因为，以产权调换为补偿方式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以物易物的互易合同，基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特殊性，按照对被拆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此种情况下被拆迁人对该特定房屋的债权视为一种特种债权，赋予物权的优先效力，称为特种债权优先权，也即债权物权化。六、一审法院不仅主动代郑连军收集调取证明，而且是在开庭后调取，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郑连军辩称，一、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权利客体并不明确。河南鑫瑞公司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2010年9月29日签署的《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通信机房应严格按照机房建筑标准在四楼等面积回迁，与案涉房屋所处的位置（12层）毫不相符。二、河南鑫瑞公司对郑连军负债，在2015年6月10日授权郑连军及其他五人全权处理涉案房屋所处的工程项目，并将其公司的全套印章交于案外人李峰保管，郑连军对河南鑫瑞公司与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完全不知情，郑连军认为河南鑫瑞公司为逃避债务，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招楞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郑连军系涉案房屋所处项目柘城县香港城的承建人，2012年7月15日工程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河南鑫瑞公司向郑连军支付大部分工程款后，尚有1600000元未支付。因此，河南鑫瑞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向郑连军出具欠条，上述事实均有生效判决证明。2015年6月10日，河南鑫瑞公司因对郑连军与案外人白海良、董灿伟、张稳当、张玉学、孟献鑫共六人的债务无力清偿，因此将其公司开发的柘城县中原大街香港城二期温州城所有事务授权委托给上述六人全权处理并签订了经营授权书，后河南鑫瑞公司又将其公司全套印章交由案外人李峰保管。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交的2015年10月15日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加盖的河南鑫瑞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案外人李峰代为保管、河南鑫瑞公司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上报的部分年检材料上加盖的印章均非同一枚印章。同时，在河南鑫瑞公司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2010年9月29日签署的《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已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回迁房的面积、位置、用途做了明确约定，上述双方却将与《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完全无关的涉案房屋作为回迁房在第二天就办理网签备案手续。郑连军有充分理由认为河南鑫瑞公司为逃避债务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恶意串通，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三、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优先权。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上诉状第四点提出：“原址回迁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原则性规定，并不代表必须具备严格的物理位置”，但其同时又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因此，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观点自相矛盾。上述《解释》明确规定了回迁位置应当特定，河南鑫瑞公司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签署的《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回迁房的位置在四层，在双方已有约定的前提下，应认定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仅对约定位置的房屋享有优先权。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的物权变更应以登记为标准，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仅持有一份效力不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准予执行涉案房屋合法合理，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河南鑫瑞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郑连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424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异议申请（当庭变更为：判决准许执行柘城县文庙北街135号香港城2单元3-12-1号房产）；2.本案诉讼费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签订柘城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河南鑫瑞公司因在柘城县中原大街北侧、文庙北街东侧、城关中学大门出路以西、柘城县邮政局北墙以南的位置建设柘城县香港城项目，需拆迁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名下的位于柘城县中原路的营业厅及机房楼，其中土地面积419.41平方米，营业厅建筑面积207.02平方米，通信机房建筑面积637.18平方米；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营业用房在其被拆迁的柘城县中原东路原营业厅临街门面位置按拆迁面积等面积无偿回迁，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通信机房严格按照通信机房建筑标准在四楼等面积无偿回迁，回迁位置安置在四层；河南鑫瑞公司负责为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并承担相关费用，回迁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后双方因回迁事宜发生纠纷，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2015年8月5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柘民初字第1671号民事判决，判决“河南鑫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其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签订的中原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交付回迁营业用房和机房，并为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经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协商，河南鑫瑞公司将其开发的柘城县香港城五套商品房用于冲抵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回迁通信机房楼，并先行将五套房屋钥匙交付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后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招楞于2015年10月15日授权其员工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授权委托的其下级机构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员工刘振民（负责办理主体资格变更事宜）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五份，合同主体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变更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并在该合同上加盖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印章，后于次日在柘城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该五份合同的备案，其中编号为GF-2003-0171、合同编号为NO201503785的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位置为柘城县香港城3单元3-12-1号房；建筑面积131平方米；总价款230000元；另约定其他内容。关于郑连军与河南鑫瑞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豫1424民初26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河南鑫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郑连军香港城工程款16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自2014年3月计算至欠款还清止）；二、河南鑫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郑连军香港影视城工程款10527958.21元；三、郑连军对河南鑫瑞公司所建工程在作价、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郑连军对吴招楞的诉讼请求；五、驳回郑连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郑连军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豫1424执8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河南鑫瑞公司名下位于柘城县××城××单元××、1-11-2；2单元2-11-2、2-12-1、2-12-2、2-4-2、2-8-1；3单元3-11-1、3-12-1、3-8-1；4单元4-8-2；5单元5-12-2共计12套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豫1424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位于柘城县文庙北街135号香港城房产（3单元3-12-1）的执行。郑连军因不服该裁定而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院根据郑连军申请，经双方共同委托的具备鉴定资质的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对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3-0171；合同编号：NO201503785）上加盖河南鑫瑞公司字样的“河南鑫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印文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上海东南[2019]文鉴字第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1.无法判断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3-0171；合同编号：NO201503785）上加盖河南鑫瑞公司字样的“河南鑫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两处印文是否系同一枚印章盖印；2.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3-0171；合同编号：NO201503785）上加盖河南鑫瑞公司字样的“河南鑫瑞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两处印文与郑连军代管的河南鑫瑞公司该枚印章印文、河南鑫瑞公司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上报的部分年检材料上加盖的该枚印章印文均非同一枚印章盖印，郑连军为此支付鉴定费9000元。2015年6月10日，河南鑫瑞公司将其开发的柘城县中原大街香港城二期温州城所有事务授权委托给郑连军与案外人白海良、董灿伟、张稳当、张玉学、孟献鑫六人全权处理，并与郑连军及案外人白海良、张玉学、孟献鑫签订了经营授权书。郑连军与案外人白海良、董灿伟、张玉学、孟献鑫就受托事项分配于2015年6月20日签订了河南鑫瑞公司被授权人合作管理协议书一份，其中郑连军担任主管会计。河南鑫瑞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出具授权书，将其公司的全套有效印章交由案外人李峰保管，并授权李峰全权处理柘城县温州城开发建设事宜。河南鑫瑞公司唯一全套印章实际上自2015年5月份起由郑连军保管至今。该院庭后依法对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招楞进行核实，吴招楞表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3-0171；合同编号：NO201503785）的效力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中，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作为被拆迁人虽基于合法有效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授权委托其下级机构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员工刘振民与河南鑫瑞公司签订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系拆迁补偿安置性质的回迁合同，系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经过协商后用河南鑫瑞公司开发的涉案房屋冲抵应回迁给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部分通信机房，但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印文系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印文，显示的买受人系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并非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而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亦注明涉案合同的主体资格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变更为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因此，在涉案合同签订的主体资格已经变更的情况下，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中虽载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是全国一级法人，省、市、县各级为分公司，实行逐级管理，即县级分公司人、财、物由所属市级分公司统一管理。柘城分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签定属管理与财产处分行为，故由商丘市公司实施，拆迁补偿房屋接收协议件的签定是实现权利的行为，故由柘城县分公司实施。”，但该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在递交情况说明时的邮寄单尾部注明：“商丘市联通分公司签订的香港城拆迁协议补偿给柘城联通分公司房屋的说明。”，由于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系被拆迁人，该案外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系根据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授权内容签订了涉案合同，因此涉案房屋的权利状态并不明确，且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现仍系涉案房屋的实体权利人；其次，在河南鑫瑞公司委托包括郑连军在内的相关人员全权处理柘城县中原大街香港城二期温州城所有事务期间，已将其唯一合法印章一套交由受托人保管，河南鑫瑞公司于该期间所从事的与授权范围相关的如签订合同、开具票据、上报年检材料等一切民事活动在无印章丢失或加盖印章不能等客观因素的情形下均应加盖其相应的唯一合法印章，否则，因存在恶意串通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饰非法目的等情形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可能，合同效力不应认定为有效。由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加盖的河南鑫瑞公司印文经鉴定，与河南鑫瑞公司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上报于工商管理部门的部分年检材料上加盖的印文及作为受托人之一的郑连军所保管的河南鑫瑞公司唯一合法印章均不一致，且该合同签订时既不存在河南鑫瑞公司印章丢失或加盖印章不能等客观情形，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在未尽到相应的谨慎审查义务的情况下又未对该合同上所加盖的河南鑫瑞公司印文来源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故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属依法成立，该合同的效力亦不应认定为有效；第三，由于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仅约定通信机房的回迁位置在四层，并未明确约定回迁房在四层的具体位置，且被查封的涉案房屋所在楼层位置（12层）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约定的回迁楼层位置亦明显不符，因此，即使回迁，在签订合同时如不存在约定回迁位置回迁不能的客观情形下，亦应在双方约定的四层位置进行回迁。综上，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具有主体资格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民事权益，故对郑连军要求准许执行柘城县文庙北街135号香港城2单元3-12-1号房产的诉请予以支持，（2018）豫1424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应于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判决：准许执行柘城县文庙北街135号香港城2单元3-12-1号房产；（2018）豫1424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于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案件受理费4750元、鉴定费9000元，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提供的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均系相应的权利证书，能够证明其公司为被拆迁房屋和土地的相应权利人，享有房屋回迁的权利，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主要待审查的问题即是案外人是否就案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一审时提供的2019年8月20日的情况说明显示，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属管理与财产处分行为，应由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实施，拆迁补偿房屋接收协议件的签订是实现权利的行为，故由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实施，此说明内容与涉案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相互印证。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作为被拆迁人基于合法有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继而授权委托其下级机构联通公司柘城县分公司的员工与河南鑫瑞公司签订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系拆迁补偿安置性质的回迁合同，系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经过协商后用河南鑫瑞公司开发的涉案房屋冲抵应回迁给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部分通信机房。因此，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均是明确的。第二，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招楞在柘城县公安局以及一审法院对其问话时，吴招楞明确表示签订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经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河与其协商，并由其安排河南鑫瑞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海花办理购房合同事宜，且对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吴招楞明确予以认可。虽然郑连军一审中提供有2015年6月10日的经营授权书、2015年6月20日的被授权人合作管理协议书、2016年3月13日的授权书，但上述授权书、管理协议书涉及的内容均系中原大街香港城二期温州城项目楼盘的事宜，并未涉及案涉房屋所在的项目楼盘。综上分析，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显属不当。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河南鑫瑞公司关于以房换房予以安置补偿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且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位置、面积、用途明确、特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该规定是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其他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冲突时，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予以特别保护的规定。在拆迁补偿安置中，以房换房的房屋产权调换是以被拆迁人牺牲原房屋的居住或使用权利为代价来满足城市建设等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对其基于拆迁补偿协议享有的安置房请求权，应给予适当的优先保护，即对被拆迁人享有的债权作为特种债权赋予其物权的优先效力。本案中，虽然郑连军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同样是对安置房的重复处理，并不能对抗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虽然涉案的房屋位置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回迁房楼层不一致，但河南鑫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可未按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系经双方协商对回迁房屋的位置予以调整（以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五套房屋另行安置），且一审判决已对此事实予以认定。因此，涉案房屋未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原位置回迁，不影响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综合以上分析，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就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联通公司商丘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16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郑连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鉴定费9000元，由被上诉人郑连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被上诉人郑连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恭伟审判员  闫文超审判员  曹燚森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