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7215号 原告：孙金林，男，195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晓平，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88号7-9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8429218504。 负责人：苏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操，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金林为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丽萍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1日、2019年12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孙金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晓平与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金林起诉称：2018年8月31日，刘波驾驶孙金林所有的浙Ａ×××××车辆与仇悠悠驾驶的浙Ｊ×××××车辆在杭州市余杭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经杭州市余杭区交警大队认定刘波全责，仇悠悠无责。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天台支公司）向仇悠悠赔付浙Ｊ×××××车辆维修损失26500元后获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并起诉刘波、孙金林、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2019年5月31日，案外人沈伟国代孙金林向人保天台支公司支付26500元后，人保天台支公司撤诉。因浙Ａ×××××车辆在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处投保（系从浙Ａ×××××车辆保单变更至浙Ａ×××××车辆名下），故孙金林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原告孙金林先行赔付的赔偿款2650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承担。 原告孙金林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一份，用以证明刘波驾驶孙金林所有车辆与仇悠悠驾驶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 2、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修理项目清单、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代询价单）各一份，用以证明浙Ｊ×××××因交通事故产生维修费26500元的事实。 3、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计算书列表各一份，用以证明仇悠悠向其投保的人保天台支公司申请理赔并获得理赔款26500元的事实。 4、“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保险权益转让书各一份，用以证明人保天台支公司获得理赔款26500元代位求偿权的事实。 5、情况说明、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案外人沈伟国代孙金林支付人保天台支公司理赔款26500元后，人保天台支公司撤诉的事实。 6、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正本）、机动车辆保险批单各一份，用以证明浙Ａ×××××车辆保险系由浙Ａ×××××车辆保险变更，发生交通事故时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为孙金林所有浙Ａ×××××投保保险公司的事实。 7、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各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浙Ａ×××××车辆行驶证及刘波的驾驶证在有效检验期内的事实。 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答辩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对交通事故认定无异议，浙Ａ×××××车辆确实在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但事故发生后刘波驾驶浙Ａ×××××车辆驶离现场，属于综合商业险保险免赔情形，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已经向投保人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加公司）针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且孙金林未向沈伟国支付理赔款，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无需承担赔付责任，请求驳回孙金林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如下证据材料：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一份，用以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后，刘波驾驶浙Ａ×××××车辆驶离现场的事实。 2、机动车行驶证一份，用以证明浙Ａ×××××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未在检验有效期的事实。 3、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2014版）、投保人的声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在卓加公司投保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且卓加公司确认收到了保险条款并确认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已经对相应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的事实。 为查明本案事实，案外人沈伟国于2019年12月12日到庭，本院依职权对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沈伟国称：其系杭州建安民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代理公司）业务员，主要负责保险业务，杭州蓝蒂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蒂奇公司）名下浙Ａ×××××车辆系通过建安代理公司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交强险，2018年3月保险到期后，蓝蒂奇公司再次为浙Ａ×××××车辆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商业险、交强险，同时蓝蒂奇公司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保费以及车船税共计5187.70元，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后蓝蒂奇公司将车辆卖给了孙金林，车牌号变更为浙Ａ×××××车辆，上述商业险、交强险也变更至孙金林所有的浙Ａ×××××车辆，并于2018年8月办理了批单，其在代办上述保险业务的过程中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未要求告知蓝蒂奇公司、孙金林相应的保险条款，在案涉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其代刘波或孙金林向人保天台支公司支付了26500元，相应的权利应由孙金林享有。诉讼中，刘波于2019年12月30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其对孙金林起诉本案无异议，且承诺不会再起诉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建安代理公司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出具证明称其与沈伟国系业务合作关系，建安代理公司于2018年3月9日为蓝蒂奇公司名下浙Ａ×××××车辆代办平安保险两份，其中交强险保单号为11209603900399236024、商业险保单号为11209603900399236016，上述保险后过户到孙金林名下，相关保险业务均由沈伟国代办。 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对原告孙金林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事故认定书可以证明事故发生时刘波驾车驶离现场的事实；证据2、3、4中的代位求偿索赔申请书，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4中的保险权益转让书，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转让书未明确转让对象的主体身份，分公司主体不明；证据5，对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需当事人当场接受法庭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对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仅能证明人保天台支公司撤诉的事实，不能说明沈伟国支付款项后撤诉的事实，不清楚沈伟国支付人保天台支公司款项性质；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原告孙金林对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浙Ａ×××××并非事故车辆，浙Ａ×××××车辆行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在有效检验期内；证据3，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2014版）系打印件，无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盖章，且该2014年版本是否适用2018年投保保险无法确定，投保人的声明无落款日期，与本案无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对本院依职权出示的证据，原告孙金林无异议；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仅对沈伟国向人保天台支公司支付26500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事实不予认可。 经审核，本院对原告孙金林提供的证据1-3，证据4中的代位求偿索赔申请书，证据5中的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民事裁定书，证据6-7以及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3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证据的内容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对原告孙金林提供的证据4中的保险权益转让书，虽然该转让书未明确具体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分公司名称，但该转让书可以确定系仇悠悠向人民保险公司出具，且系原件，故本院对该转让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证据的内容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对原告孙金林提供的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本院结合沈伟国询问笔录作综合认定；对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2，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3中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2014版）、投保人的声明，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18年3月9日，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承保浙Ａ×××××车辆保险，并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各一份，其中强制保险单保险单号为11209603900399236024、综合商业险保险单号为11209603900399236016，约定被保险人为蓝蒂奇公司，被保险车辆为车牌号浙Ａ×××××、发动机号G1016990、车架号LEFYECG29GHN12737、厂牌型号江铃JX5044XXYXGA2厢式运输车，保险期限自2018年3月17日00时起至2019年3月16日24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包括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强制保险保费1200元、代收车船税157.8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金额63440元，保险费801.60元，不计免赔，保险费小计921.84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责任金额100万元，保险费2095.25元，不计免赔，保险费小计2409.54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保险金额/责任金额10万元，保险费332.35元，不计免赔，保险费小计382.2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保险金额/责任金额5万元，保险费101.15元，不计免赔，保险费小计116.32元，商业险保费共计3829.90元，以上强制险、商业险保费、车船税共计5187.70元。同日，蓝蒂奇公司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5187.70元，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向蓝蒂奇公司开具金额为5029.90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车牌号浙Ａ×××××车辆，车船税157.80元，合计5187.70元。 诉讼中，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交一份卓加公司作为投保人盖章的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投保单所载保险信息与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内容一致，且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年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投保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2018年7月12日，孙金林取得车牌浙Ａ×××××轻型厢式货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行驶证载明品牌型号为江铃牌JX5044XXYXGA2、车辆识别代码LEFYECG29GHN12737、动机号G1016990、注册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发证日期为2018年7月12日，浙Ａ×××××检验有效期至2020年3月。 2018年8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正本）、机动车辆保险批单（正本）各一份，载明：被保险人为孙金林，保险单号分别为11209603900399236024、11209603900399236016，批文均为“兹经投保人申请，本公司同意自2018年8月25日00时起上述保险单项下车辆信息车牌号由‘浙Ａ-×××××’变更为‘浙Ａ-×××××’，过户时间由‘空’变更为‘2018-7-12’，被保险人、行驶证车主由‘蓝蒂奇公司’变更为‘孙金林’，所属性质由‘企业’变更为‘私人’，证件类型由‘营业执照’变更为‘身份证’，证件号码由‘91330110094770398F’变更为‘3301251951××××××××’，投保人客户类型由‘团体’变更为‘个人’，名称由‘卓加公司’变更为‘孙金林’”，证件类型由‘营业执照’变更为‘身份证’，证件号码由‘91330105747018612F’变更为‘3301251951××××××××’。鉴于上述情况，除本条款规定外，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2018年8月31日15时10分，刘波驾驶浙Ａ×××××车辆与仇悠悠驾驶的浙Ｊ×××××车辆在星光街余杭区临平三号桥环岛内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刘波驾驶浙Ａ×××××车辆由南向北行驶至事故路段与同向北由仇悠悠驾驶的浙Ｊ×××××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刘波驾驶浙Ａ×××××车辆驶离现场，刘波负事故全部责任，仇悠悠无事故责任，上述内容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予以认定。 2018年8月31日15时33分，仇悠悠向其投保人保天台支公司报案，人保天台支公司出具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一份，载明：被保险人仇悠悠、号牌号码浙Ｊ×××××、厂牌型号奥迪AUDITT2.1TFSICOUPE跑车，报案方式95518，出险原因碰撞、出险时间2018年8月31日15时10分，出险地点杭州市余杭区杭州豪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非第一现场报案。2018年11月9日，人保天台支公司为上述事故定损26500元。事故发生后，仇悠悠为维修事故受损浙Ｊ×××××车辆向浙江康桥锦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26500元。 后仇悠悠出具“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载明：被保险人仇悠悠，出险时间2018年8月31日、出险地点星光街三号桥环岛内、出险原因碰撞，号牌号码浙Ｊ×××××、厂牌型号奥迪TT、发动机号CHH155888，驾驶员仇悠悠、女、准驾车型C2、初次领证时间2017年10月17日；责任对方号牌号码浙Ａ×××××、厂牌型号江铃牌、发动机号G1016990，驾驶员刘波、男、准驾车型C1E、初次领证时间2003年12月6日，被保险人为孙金林；事故经过为两车碰撞对方驶离现场，本车无责，对方全责；仇悠悠承诺尚未得到上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全部26500元赔偿，没有放弃向责任对方索赔的任何权利。 2018年10月10日，仇悠悠向人民保险公司公司出具机动车保险权益转让书一份，载明“贵公司PDAA201733100000314462项下承保的车辆浙Ｊ×××××奥迪TT，于2018年8月31日发生事故，立书人已收到贵公司赔款贰万陆仟伍佰元整。立书人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贵公司，并授权贵公司得以立书人名义或贵公司名义向责任方追偿。立书人保证随时为贵公司行使上述权利提供充分协助。” 2018年10月11日，仇悠悠收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的26500元理赔款。 2019年3月26日，人保天台支公司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刘波、孙金林，案号（2018）浙0110民初6111号，要求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优先赔偿人保天台支公司26500元，不足部分由刘波与孙金林承担。2019年5月31日，沈伟国向人保天台支公司转账支付26500元。2019年6月4日，人保天台支公司以其已与孙金林达成和解为由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人保天台支公司撤回起诉。诉讼中，沈伟国、刘波确认孙金林享有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主张26500元理赔款权利。 另认定，刘波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限自2015年12月6日至2025年12月6日，自2015年10月14日至有效起始日期有效。 本院认为，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承保蓝蒂奇公司所有的浙Ａ×××××车辆期间，浙Ａ×××××车辆由孙金林受让并变更车牌号为浙Ａ×××××车辆，故孙金林承继蓝蒂奇公司的权利义务，孙金林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就浙Ａ×××××车辆形成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在保险期限内，刘波驾驶孙金林所有的浙Ａ×××××车辆与仇悠悠驾驶的浙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刘波全责造成仇悠悠所有的浙Ｊ×××××车辆损失26500元，仇悠悠向其投保的人保天台支公司报案并获得理赔款26500元后，孙金林通过案外人沈伟国已经向人保天台支公司支付理赔款26500元，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作为车辆保险人，应在承保险种及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按保险单约定的保险责任对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造成的浙Ｊ×××××车辆损失26500元向孙金林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孙金林未向沈伟国支付理赔款26500元，故无权要求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赔付的意见，理由不成立，应不予采信。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因刘波驾驶浙Ａ×××××车辆在事故发生之后驶离现场属于免责事由，且已经将相应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卓加公司，故应免除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保险责任，然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卓加公司与原被保险人蓝蒂奇公司、原被保险A981EN车辆之间的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蓝蒂奇公司或者孙金林明确告知保险免责条款，保险费系蓝蒂奇公司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交纳，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亦向蓝蒂奇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也未记载卓加公司系投保人，故现无证据显示卓加公司属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承保原蓝蒂奇公司A981EN车辆真实投保人，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应免除其保险责任的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孙金林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金林理赔款265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62元，减半收取231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原告孙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丽萍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杨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