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桥，男，197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杜兴，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何东蔬菜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六区625档。经营者：何志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志民，男，195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穗龙，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民盛蔬菜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六区626档。经营者：吴若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若清，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利彬，男，198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丽锋，男，198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锋，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市场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法定代表人：叶灿江。上诉人李绍桥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何东蔬菜经营部（以下简称何东经营部）、何志民、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民盛蔬菜行（以下简称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唐丽锋、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市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绍桥上诉请求：1.判令改判何东经营部、江南市场、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唐丽锋、何志民共同向李绍桥支付货款11475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款为本金，自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何东经营部、江南市场、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唐丽锋、何志民承担一二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唐利彬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其应对承担唐利彬的行为负责。李绍桥在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处进行了多次交易，知道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人员情况。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一共有四名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分别是唐利彬、唐丽锋、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父亲和一个搬运工，李绍桥与该四人非常较熟。甚至在后来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拖欠款项不支付，李绍桥报警处理也是唐丽锋和其父亲到场处理，只不过最后公安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作过多处理。所以唐利彬只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唐利彬的行为最终应由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承担。二、李绍桥的货物是在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出售的；从唐利彬微信记录、送货单据、唐利彬与唐丽锋是兄弟关系便可以得知李绍桥的货物是在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出售的。而且江南水果市场规模非常大，有自己一套管理秩序。从唐利彬多次发送的单据均是同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档口，便可肯定货物是从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处所出售。三、即使唐利彬不是员工身份，但李绍桥有理由相信唐利彬就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代理人；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作伙伴，唐利彬与唐丽锋是亲兄弟关系，而且档口由唐利彬三父子在经营。加上唐利彬的聊天记录及其所使用的单据均足以令李绍桥相信唐利彬是代理人或员工。四、即使唐利彬并非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但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使用名义、单据、场地和工作人员，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即使唐利彬不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但唐利彬借用了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对外经营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五、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是受益人，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提交的租赁合同可以得知其两个档口只有200平方米，最多能容纳三辆货车，却每天每个档口要交的租金1000多元。从唐丽锋提交的合作协议便能知道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甚至连纸箱都能赚钱。可想而知李绍桥的货物在两档口出售时，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不可能没有分成的，否则每天的高额的租金便无着落。从获益角度来看，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清楚交易的情况，而且获取大部分分成。而今欠李绍桥贷款，理应承担付款责任。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辩称，一、案涉交易主体唐利彬既不是何东经营部的员工，也不是何东经营部的代理人，李绍桥也从未提交过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李绍桥知悉并了解交易对象是唐利彬而不是李绍桥，因此，李绍桥不应对唐利彬与李绍桥的交易承担任何责任。何东经营部不认识李绍桥，也不曾与李绍桥有业务往来，李绍桥认为其本人多次在何东经营部处多次交易并没有事实依据。从李绍桥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看，从订货、送货、结算费用、催收货款这几个关键的交易环节，唐利彬一直从未提及到其本人是李绍桥的员工或者其本人代理李绍桥与李绍桥进行交易，而李绍桥一直也向唐利彬而主张货款。李绍桥在聊天记录也多次要求唐利彬个人支付拖欠款项，而不是要求唐利彬向何东经营部索取款项，可见，李绍桥一直知悉自己是在与唐利彬作交易，而不是与其他何东经营部做交易。二、何东经营部一直对唐利彬以及李绍桥的交易不知情，也未曾将经营场所交由唐利彬进行交易。具体体现为：1、从货物收取而言，何东经营部从未收到李绍桥发送的任何货物，也未曾委托第三人代何东经营部代运李绍桥发送的任何货物，更没有委托唐利彬以何东经营部的名义、单据、场地去与李绍桥进行交易。一方面，何东经营部并非《运输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也不曾委托《运输合同书》上的任一人代何东经营部签订此合同，何东经营部对此一直不知情。两份《运输合同书》收货人分别为“唐利彬”以及“唐”，而非何东经营部，收货人的电话也与本案起诉状中唐利彬的电话一致。何东经营部不认识李绍桥，也无过往交易，自然不可能委托唐利彬代何东经营部向原告收取任何货物，这反而证明存在唐利彬个人收取了李绍桥的货物的可能。另一方面，从货物验收的角度看，尽管李绍桥提交的证据显示地点为何东经营部的经营场所，但无论是《对账单》还是《过磅单》，根本无法证明何东经营部收到李绍桥提供货物。《对账单》没有任何何东经营部的签字或盖章，货主、车号、日期均为空白，《对账单》的所留手机号并非何东经营部或何东经营部员工的手机号，《过磅单》没有任何何东经营部的签字或盖章，何东经营部从未委托《过磅单》上驾驶员代为运输或收取货物。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本身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谈不上“对账”与“运货”。2、从交易款项收取而言，何东经营部本人未曾与李绍桥发生任何款项往来，也未曾授权任何人代何东经营部向李绍桥支付货款。从李绍桥提交的证据银行流水单看，交易双方为李绍桥以及唐利彬，并非何东经营部，唐利彬也不是何东经营部员工，何东经营部也从未授权唐利彬代表何东经营部与李绍桥进行业务交易。因此，何东经营部本身就不存在李绍桥与唐利彬的交易中，李绍桥在没有提出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单方主张何东经营部是“受益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从现有证据看，本案实为唐利彬与李绍桥个人买卖合同纠纷，在何东经营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唐利彬利用何东经营部的地址收取李绍桥货物，何东经营部保留追究唐利彬赔偿损失的权利。四、李绍桥要求何东经营部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具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李绍桥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其全部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唐丽锋辩称，一、李绍桥与唐利彬之间的交易与唐丽锋无关。唐丽锋已提交二审补充证据《协议书》，证实唐利彬已经于2016年1月11日退出涉案档口的经营。至于唐利彬在2018年假借涉案档口的名义与李绍桥做交易，是其私人交易行为，与唐丽锋无关。二、李绍桥全部证据都没有提及过唐丽锋，与唐丽锋无关。李绍桥提交的对账单、过磅单全部都没有唐丽锋签名，也不是唐丽锋的笔迹，对账单上面是唐利彬自己的电话，与唐丽锋无关。按照唐丽锋以往的交易习惯，每一张对账单、过磅单都必须要有唐丽锋亲自签字确认的，而李绍桥提交的单据都没有经过唐丽锋确认。所以李绍桥提交的单据与唐丽锋无关。三、根据合同相对性，涉案交易是李绍桥和唐利彬的个人交易行为，与唐丽锋无关。根据李绍桥提交的《运输合同书》，合同的双方是李绍桥和唐利彬，因此，其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李绍桥和唐利彬双方，与唐丽锋无关。李绍桥提交的银行卡以及流水清单也与唐丽锋无关。依据李绍桥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知李绍桥是直接与唐利彬独自进行业务交谈的，而且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唐利彬一直是以个人身份跟李绍桥交谈业务，从来没有提及过唐丽锋，因此唐丽锋与本案无关。四、唐利彬目前已经失踪，且从不跟家里联系。虽然其与唐丽锋是亲兄弟，但其对家庭事情不闻不问，目前，唐丽锋也联系不上唐利彬。唐丽锋是625档、626档的员工，由其独自经营，唐利彬自从2016年1月11日退出档口经营后，就没有再参与档口经营。唐利彬未作答辩。江南市场述称，涉案买卖合同与其无关，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从现有证据看，《运输合同书》《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均显示买卖合同双方仅为唐利彬和李绍桥，江南市场既非买方，也非卖方，江南市场更不曾委托唐利彬代表其与李绍桥进行买卖。从唐利彬提交的证据看，更能说明本案的交易主体不是江南市场，而是李绍桥、唐丽锋与其他人之间的纠纷，江南市场对本案其他当事人与李绍桥之间的交易不知情，亦不清楚其内部关系，据此要求江南市场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绍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唐丽锋、江南市场连带向李绍桥交付货款11475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唐丽锋、江南市场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绍桥主张，李绍桥的货物是拉到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档口进行出售，而唐利彬给李绍桥的联络单里面也清楚写明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档口位置，李绍桥与唐利彬及其父亲还有其哥哥唐丽锋联系过后，得知他们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李绍桥认为这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行为，唐利彬只是销售和联系人员，唐利彬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唐丽锋是唐利彬的兄弟，李绍桥交付土豆时是唐利彬、唐丽锋及其父亲在做称重、记账等具体工作，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伙人，所以唐丽锋应该支付货款，就此提交如下证据：1、报警回执，拟证明派出所处理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之间的纠纷；2、对账单、过磅单，拟证明何东经营部等人未向李绍桥交付的64343元货款的事实；3、对账单、过磅单，拟证明何东经营部等人未向李绍桥交付的50407元货款的事实；4、对账单、运输合同，拟证明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以往的交易凭证；5、银行卡、银行流水清单，内容显示在2018年3月10日、3月19日、3月23日、5月13日分别从账号10×××18中转入李绍桥银行账户相应款项；6、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其中微信聊天记载：3月1日，唐利彬说“白土地的那个看上去没什么新鲜”，李绍桥说“都是才刚收到，你看吧，能不能发这个白土地的，但是个头挺大，我看比那个黄土地那个个头大”，唐利彬说“个头挑装的话就是四两起步，半斤到半斤起步，然后就可以了，你个头她不管嘛，个头大有也要，要是不好，没卖相他也不好卖啊，要有卖相，要看上去好好看有光泽”；3月6日，唐利彬说“看一下你今天能不能装车出来，你要是能装出来的，然后给我信息，装不出来的，也要给我一个信息，发个信息给我，告诉我，你现在打电话问一下他们装不装得出来，你要是那边装不出来，我就叫我另外那个朋友装了”，李绍桥说“好的，等我问一下能不能装车，我一下给你信息好不好”，唐利彬说“问一下，因为我这边要需要货的话肯定马上让你提供的，你就是想就是别人装不出来，就是比如说下雨，你要不下雨的话，我还不让你装车，所以就要下雨的那个时候装车，你来到市场的货才会比较少”，李绍桥说“唐哥，可能今天装不了，要的话就明天装才可以啊，你看行不行啊”，唐利彬说“今天装不了，那明天你也装一个吧，明天装一个说那质量要保证一点，那些很脱皮的那些尽量把手工做好，很脱皮的那些全部放在底下去，那就脱皮的小个就是稍微属性差一点的，然后那个手工做好，那个包装，那个手工一定要做好，你今天晚上就准备，明天早上装车，然后明天装车的话要早一点钟车，早一点把车发出来”，李绍桥说“好的，我尽量，好的”，唐利彬说“现在土豆的价格基本上也算是这样的行情的，这样价钱你要是那边的话，那个收货价低的话，你那个货就别动，然后一天一天的收着，这边随时我让你装车出来的，反正他那边涨价，你就不要去收吧，他掉价你就去收，他掉价就有多少你就收多少，但是质量一定要有保证，质量一定要保证好”，李绍桥“今天四两以上跟半斤的卖多少钱一顿啊，市场现在”，唐利彬说“等一下的可以卖到一块、一块五六左右，你大个的那个不需要交多少，你中个的那个货，你给我装多一点就可以了，中的货，然后装箱子，你给我送点过来，那个大个的那个货，一车的话带个两三百件就可以了，两三百件”，李绍桥发送了一个视频，唐利彬说“就是这样把小的那个袋子，然后把好的那个挑出来，太花皮的那种也别装进去，第一车的那个质量一定要搞好，一定要搞好质量，今天的行情非常好，昨天还有今天行情都非常好，一车货一下子就抢完了”，李绍桥说“小唐，你看一下那个袋子，袋子里面那个货能不能卖啊”……唐利彬说“广州江南市场625/626档，不一样的多复印几张之后，每台车以后发出都要用的，就是去年开始每台车必须要用的，反正就是进市场他必须要用这个单子是想要查你这个单子”……唐利彬发送江南市场六号门的定位，唐利彬说“你问一下司机，明天早上应该可以到了吧，我好安排安排档口，明天早上六七点应该可以到了吧，现在到那里了”，李绍桥说“现在我们刚刚出昆明，现在刚出昆明我们”；3月9日，唐利彬说“李哥呀，你把那个名字你打一下，给我那个名字都看不清楚，你打一下”，李绍桥说“李绍桥，名字我已经发过来了，你看一下”，唐利彬说“好的，我老婆可能还是晚一点回来，就明天早上再给你一早就去打吧，明天早上一早就过去打了，你要是说他现在去存的话，他也晚上转账的话也得，银行去转账的话也得明天早上才能到家呢，还有明天早上一早过去给你讲”；3月10日，李绍桥说“款已收到”……5月12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15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16日，李绍桥说“货款打来一下等用”，唐利彬说“下午我看看能不能打过去”……5月23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25日，李绍桥说“小唐，有时间把款打过来，我要结账”……7、现场图片。经质证，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江南市场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确认，从不认识李绍桥也不曾与李绍桥有任何业务往来，更谈不上纠纷，无法证明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对证据2-3中过磅单的三性不确认，证据上既没有加盖何东经营部等人公章或授权收货人的签字，也没有李绍桥的签字或盖章，因此明显不属于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对账所用的单据，无法证明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排除这个单据是第三方制作的，对账单上的货主、车号、日期均为空白，无法确认与本案存在关联，对账单上所留的手机号并非何志民或何志民的授权收货人的手机号，也无法确认手机号码是属于哪个人的；对账单上书写的内容并非是何东经营部等人书写，也无法确认对账单上的字迹是由谁写的，何东经营部等人不认识李绍桥，也没有与李绍桥发生过任何交易，也从未委托过磅单上的驾驶员代何东经营部等人运输货物，过磅地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对证据4运输合同书三性无法确认，何东经营部等人并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委托合同上的任何人代理签订合同，运输合同上的收货人为唐利彬，而非何东经营部等人，何东经营部等人也从未委托唐利彬代为收取任何货物，收货人的电话也与本案起诉状中唐利彬的电话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乙方签章为司机吴荣，何东经营部等人无法确认这份合同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对证据5三性无法确认，从银行流水单内容看，交易双方其实是李绍桥以及唐利彬，与何东经营部等人没有关系，唐利彬也不是何东经营部等人的委托代表或者员工；对证据6三性不确认，这些证据恰恰说明李绍桥与唐利彬的合同关系是比较清晰的，与何东经营部等人无关，而且李绍桥在聊天记录中也多次要求唐利彬个人支付拖欠货款而不是要求唐利彬向何东经营部等人收取款项，可见李绍桥是知悉其在与唐利彬做交易，而不是与本案何东经营部等人做交易；对证据7三性不确认，这些图片仅能证明何东经营部等人场地的现状，而不能证明李绍桥与何东经营部等人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何志民向李绍桥订购了案涉货物，并且已经收取了货物。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唐丽锋没有参与，也不认识李绍桥，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对证据2-3对账单、过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该对账单和过磅单均是李绍桥单方制作的，而且没有任何人加盖公章或者签名，不能以此证明唐丽锋参与相关的交易，对账单的货主、车号、日期均为空白，因此无法确定交易的时间和交易的批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并非唐丽锋所书写，也无法确认对账单和过磅单上面的字迹由何人书写；对证据4对账单和运输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对账单没有任何人签名和盖章，无法确认交易的真实存在，而且该对账单并非唐丽锋所写，唐丽锋并非运输合同中的任何一方，也没有参与该合同的交易，与唐丽锋无关；对证据5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从银行流水单看交易的双方为李绍桥和唐利彬，与唐丽锋无关，唐丽锋对此不知情；对证据6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仅证明唐利彬与李绍桥存在交易关系，而且在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唐利彬也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李绍桥洽谈业务的，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唐丽锋；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该图片无法证明任何的交易内容，与唐丽锋无关。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主张，与李绍桥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就此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档案查询；2、关于接受委托收货的说明及身份证明。经质证，李绍桥认为，对证据1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唐利彬是何东经营部的员工或者是与其有合作关系；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唐丽锋并未到庭，且李绍桥申请追加唐丽锋为被告。江南市场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江南市场主张，买卖关系与江南市场无关，就此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档案查询；2、档位租赁合同；经质证，李绍桥认为，对证据1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否定唐利彬和何志民的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关联性不认可，江南市场作为市场管理者对各个商户都有管理义务。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诉讼中，李绍桥陈述：“我提供土豆，在唐利彬档口进行买卖，唐利彬帮我代售土豆，唐利彬是赚代买费。第一次我将土豆放在唐利彬档口由唐利彬帮我销售，他向客户收取收货款后再支付给我，唐利彬向客户收取每箱6元钱的箱子钱，是否亏损我自己承担。以后的交易都是和上述一致，后期有两车货款唐利彬没有支付给我。在2018年3月10日通过山东朋友介绍唐利彬给我认识。唐利彬说我发货过来由他代卖，唐利彬主要是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发货，货物为土豆，发货数量（以车为单位）、货物产地等情况是由我决定。电话沟通后，我联系司机请车拉货并跟车到唐利彬档口，发货前已经经过过磅确定货物重量，有签署单据和运输合同，运输合同上的签名是运输司机的签名，运输合同最终会给到唐利彬，唐利彬收取运输合同的用途我不清楚。唐利彬先卖完货，然后结算运输费用，运输费用从货款中扣除并是由唐利彬支付给司机。唐利彬在代销售货物的时候会再行过磅确定货物重量。我和唐利彬总共交易了五次，每次货款结算时间没有具体约定，是唐利彬卖完货物后扣除运费以及代办费后再结算。货物是否卖完是司机与我方确认的，因为司机是等货物卖完才离开的。实际还有两次货款没有结算，分别是2018年5月15日64343元，共1车货物；2018年5月23日50407元，共1车货物。货物销售价格是由唐利彬定价，销售过程中唐利彬和零售商都是有记录汇总的，记录汇总单都会给到我，但是我无法控制销售价格。2018年5月15日的64343元、2018年5月23日的50407元的总额计算是由唐利彬将汇总单发图片给我，上述两个总额是扣除了运费和箱子钱之后实际需支付给我的金额。我每次都将货物送到625、626档口。”诉讼中，李绍桥再次明确涉案纠纷是买卖合同纠纷。以上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绍桥主张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李绍桥、何东经营部等人的诉辩称及举证质证意见，各方争议焦点为：李绍桥与哪位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关系的建立主要表现为：买方向卖方提出所需货物的要求，卖方向买方交付相应货物，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本案中相关证据显示是由唐利彬向李绍桥提出所需土豆的相应要求，由李绍桥将土豆运送到唐利彬指定地点，而货款支付虽未能直接显示是唐利彬的账户支付，但唐利彬与李绍桥的微信聊天中提及“我老婆可能还是晚一点回来就明天早上再给你一早就去打”，以及银行流水显示的货款支付时间，可认定是唐利彬向李绍桥支付的货款，综上，李绍桥系与唐利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绍桥主张唐利彬、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员工，唐利彬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是指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但现有证据均未显示唐利彬有以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名义与李绍桥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李绍桥在如何供货、如何接收货物等问题上只是询问唐利彬的意见，在追收货款时也要求唐利彬支付货款，并未有证据证明系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接收的土豆，即便李绍桥有将土豆送达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所在地点，也不足以证明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向李绍桥购买土豆，并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唐利彬系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员工，因此，对李绍桥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李绍桥又主张唐丽锋是唐利彬的兄弟，李绍桥交付土豆时是唐利彬、唐丽锋及其父亲在做称重、记账等具体工作，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伙人，所以唐丽锋应该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李绍桥并未举证证明唐丽锋及其父亲有与唐利彬一起接收土豆，即使唐丽锋及其父亲有与唐利彬一起做称重、记账等工作，以及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作方，也不能当然认为其就是买卖关系的当事人。综上，李绍桥系将土豆交付给了唐利彬，应当由唐利彬向李绍桥支付货款。李绍桥主张唐利彬尚欠货款114750元未付，就此提交了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过磅单，唐利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提出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对李绍桥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唐利彬应向李绍桥支付货款114750元。关于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日期，故在卖方交付货物后可随时要求买方支付货款，而李绍桥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已通过微信要求唐利彬支付货款，而唐利彬未及时支付，现李绍桥要求唐利彬支付从起诉之日（2018年7月11日）起以1147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是李绍桥对其诉讼权利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绍桥主张江南市场是市场管理者应当对商户进行管理，所以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李绍桥的该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吴若清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唐利彬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满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唐利彬向李绍桥支付货款11475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147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绍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95元，由唐利彬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丽锋提交2016年1月11日其与唐利彬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为：“经双方同意，唐利彬退出625档626档合作合同，一次补二十万元，另拾万元8月30日一次性付清……”。拟证实唐利彬已于2016年1月11日退出档铺的经营，唐利彬与李绍桥之间的买卖交易与唐丽锋无关。李绍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唐利彬是涉案档口的经营者，且在后续交易过程中唐利彬一直称其是档口经营者，李绍桥完全有理由相信档口对该事实是知悉的。何东经营部、何志民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确认，该份《协议书》的签订背景是当时唐利彬三父子与何志民有合作售卖土豆，后因三父子内部纠纷，唐利彬退出经营，此后，何志民只与唐丽锋继续合作，唐利彬和谁交易，何东经营部、何志民均不清楚。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江南市场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期间，何东经营部、何志民表示何志民与民盛蔬菜行的经营者吴若清系夫妻关系，2014-2015年期间，案涉625、626档口实际由何志民与唐利彬三父子共同合作售卖土豆，但由于唐利彬在合作期间并未积极参与经营活动，与唐丽锋等人产生矛盾，故2016年1月唐利彬退出经营。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现二审争议焦点为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江南市场是否应当就案涉货款向李绍桥承担付款责任。本案中，根据李绍桥所陈述交易过程并结合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从2018年3月开始李绍桥一直通过微信与唐利彬进行沟通以确认货物数量、品质、价格，此后李绍桥按照唐利彬的指示地点进行送货，并由唐利彬本人与李绍桥结算货款并转账付款。在此过程中并无证据显示唐利彬曾向李绍桥披露或告知涉及唐丽锋或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等案涉主体的任何信息，更无证据反映唐利彬是以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的档口员工身份向李绍桥订购货物，李绍桥也未提供有关唐丽锋或其父亲签收货物的收货凭证，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证实李绍桥一直是以唐利彬个人作为交易相对方与之进行相关沟通往来。现李绍桥主张唐利彬实际为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的员工，并认为唐利彬的收货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认定规则的规定。至于唐利彬指示李绍桥送货至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经营的625、626档口位置，也仅是李绍桥与唐利彬之间关于送货地点的约定，不足以据此认定直接与李绍桥设立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而关于唐利彬与档口合作方唐丽锋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问题，唐丽锋已就二人合作情况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2016年1月11日的《协议书》予以证明，且唐利彬、唐丽锋二人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应就各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据此，在李绍桥并无证据证实唐丽彬是以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名义与其进行案涉交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主体为唐丽彬个人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李绍桥要求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另江南市场仅是625、626档口的管理者，在案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并不负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李绍桥要求江南市场承担付款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绍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5元，由上诉人李绍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罗永娟李泳筠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