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后龙，男，1961年4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厚成,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食用菌经贸市场。法定代表人：史后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习惠娟，女，1953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现于南京女子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加琦，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夏伯康，男，1942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上诉人史后龙、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习惠娟、原审第三人夏伯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后龙、富达公司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其对习惠娟在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一直持有异议，一审认定其对该两份证据未提出异议与事实不符。2019年5月21日第一次开庭时，其在答辩时称“借款是史后龙个人借款，与富达公司无关”，后又称“对富达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清楚，我认为不应该盖这个章”。2019年6月20日第二次开庭时，其对该两份证据上“史后龙”的签字与富达公司印章真实性均提起司法鉴定申请。2.一审法院不应当驳回其对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进行司法鉴定的请求。习惠娟在一审中变更了诉讼请求，应当重新给其举证期限，在此之后其申请司法鉴定没有超出举证期限。3.案涉借款与富达公司无关。其一审中提交的两张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11日的借条原件，一审法院以因注明作废且习惠娟不予认可，对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习惠娟伪造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目的在于，把尚欠本金45万元变造为114.5万元，且将史后龙的个人债务变成史后龙与富达公司的共同债务，因为2010年7月11日的借条上没有富达公司的印章。案涉借款实际上也是史后龙个人使用，与富达公司无关；富达公司在2010年已经停业并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存在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4.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上富达公司的印章真实，但是该印章系被偷盖，故一审法院认定富达公司在该借条和情况说明上盖章的行为视为债务加入的观点不能成立。富达公司曾经因诉讼需要，将加盖有富达公司公章的空白A4纸交给习惠娟，请习惠娟填写代理案件的法律文书，却被习惠娟用来伪造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富达公司的印章也可能是习惠娟和曹广冉合谋偷盖。自2010年起，富达公司公章由其和曹广冉、韩某三人共同保管，其中保险柜的钥匙由韩某保管、密码由史后龙掌控、保险柜放在曹广冉办公室，如果要用公章必须三方同时在场。所以其不可能在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上加盖富达公司的公章。对此，韩某在2019年11月11日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开庭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明。习惠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中虽然其变更了诉讼请求，但是其是减少诉讼标的额，有利于史后龙和富达公司，故不应当增加举证期限。一审时双方已经确认夏伯康和习惠娟之间对史后龙和富达公司的债权进行债权转让，债权转让只需要通知债务人即可，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中“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是否为夏伯康本人所写与本案无关。史后龙、富达公司承认夏伯康的债权转让给了习惠娟，并且也向习惠娟实际履行了部分债务，应当驳回史后龙、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夏伯康未答辩。习惠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后龙、富达公司向其归还借款本金114.5万元及相应利息（以114.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扣除史后龙分别在2018年6月19日、20日归还利息2.8万元，结欠利息1245330元；以114.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诉讼中，习惠娟变更诉讼请求：史后龙、富达公司立即向其归还借款本金75万元及相应利息（截至2014年10月11日为39.5万元；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其中扣除史后龙于2018年归还的2.8万元）。一审中，习惠娟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汇款单两份，证明夏伯康于2010年7月12日汇款给史后龙65万元，于2010年7月13日汇款给史后龙35万元，当时史后龙借夏伯康和其100万元，原始借条出具日是2010年7月10日左右。2.2014年4月11日，史后龙、富达公司出具的借条，证明其承担了史后龙欠夏伯康的债务，经结算，史后龙出具借条，确定欠款金额及利息。3.2014年4月11日，史后龙、富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在结算的情况下史后龙写了情况说明，言明债务转让的情况，夏伯康也签字同意史后龙将债务转让给习惠娟，由习惠娟归还。习惠娟举证称：夏伯康原来是其邻居，做石油生意，其是在苏州律师事务所上班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史后龙，史后龙于2010年5月左右因购买土地资金困难，请其想办法为史后龙借款，当时其家里没有钱，就去和夏伯康商量，说史后龙比较可靠，借款会还，夏伯康与史后龙通过电话谈妥了利息，史后龙就说要向夏伯康和其借款100万元，当时写了一张借条，写明借款夏伯康75万元、借习惠娟25万元，当时借条应该写了借款期限和利息，借款时间3年，利息按年利率3分，一年30万元。夏伯康向史后龙汇款100万元，没有预扣利息。其中25万元，是其向夏伯康所借，双方之间另外有条子，其也按年息3分付给夏伯康利息。后因史后龙未能按约还款，夏伯康与史后龙发生矛盾，夏伯康和史后龙都说只认其，所以最后三方同意把史后龙欠夏伯康的所有债务转到其头上。情况说明中记载的已还款55万元加上尚欠的75万元高于原始本金100万元。对于借条中114.5万元的构成：2010年汇款时借条约定年息三分即年利率30%，借条写了一张还是两张记不清了，借条上写的出借人是夏伯康，借款期限全部写好了，原始借条有史后龙的签字和富达公司的盖章。当时史后龙说最多四年到五年，但是到结账时史后龙不肯按3分利息结账，结账是2014年4月11日，当时就其和史后龙在场，史后龙不肯按3分计算利息，如果按照3分算要198万元，后来双方协商按2分利息算一年是24万元，四年零四个月是96万元+6万元=102万元，减掉还掉的55万元，利息还差47万元，本金100万元没有还，加起来就是147万元，但是双方实际结算时用了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本金最初是100万元，结算前史后龙和富达公司分多笔一共还了55万元，其中部分本金部分利息，双方结算时以本金100万元计算到史后龙、富达公司还款日按月息2%计算利息金额，然后按史后龙、富达公司还款先算利息再革本金，一直计算下去，当时双方结算那么清楚的原因是有还款记录、夏伯康有收条，计算后取整是114.5万元。债务转让后，史后龙仅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合计归还利息2.8万元。因为史后龙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借条都加盖了富达公司印章，且史后龙说借款是为了富达公司一块地的费用，故主张富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史后龙、富达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第一次开庭中对以上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习惠娟与其经他人介绍认识，习惠娟介绍夏伯康给其借款是事实，两笔钱是夏伯康汇给其，习惠娟说当时借条上写的是借夏伯康75万元、借习惠娟25万元不是事实，写的是史后龙借夏伯康100万元，月息3分，未书写还款日期。对证据2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借条中的114.5万元包括本金以及计算到2014年10月11日的利息，后期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是习惠娟写好让其抄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到2011年7月12日其已还夏伯康55万元，即使按照月息三分，当时的利息是30万元，所以25万元是归还夏伯康本金，剩余本金75万元是原始本金100万元减去已还本金25万元得出，对其欠夏伯康的钱转给习惠娟，夏伯康和习惠娟都同意，其也没有意见。原始借款发生时，其对借款用途只是说个人遇到点困难，具体没说太清楚，该借款是其个人所借，与富达公司无关，其不清楚富达公司盖章的意思，且对章的真实性不清楚，但其认为不应该盖这个章。史后龙、富达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第二次开庭中称：上一次庭审时看了证据2、3原件没有回想起来，回家以后仔细想了来龙去脉，最后一次和习惠娟见面是2014年4月、5月间在宜兴市电力宾馆，因为习惠娟有个外甥女在前台服务，当时习惠娟让其写结算清单，习惠娟到前台从她外甥女那拿了A4纸，当时就是在电力宾馆的房间里写的情况说明，因为习惠娟给其看了一份夏伯康写的债权转移的材料，其就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给习惠娟。当时其写的情况说明和借条，欠款金额其不记得了，但是比习惠娟举证的借条金额少，利息是写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期限好像是2016年还清欠款。富达公司的公章在2011年就被几个股东共管，不在其身上，一直都是另一个股东韩某保管，不可能不接受股东同意就盖章。习惠娟举证的借条和情况说明都是习惠娟伪造，该两份材料不是其本人所写，是模仿其笔迹伪造，对于公章是因为2010年借款发生之前习惠娟在担任律师事务所律师时要给其代理诉讼要了加盖公章的空白纸张。故申请对以下内容进行鉴定：1.借条和情况说明落款处“史后龙”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写；2.落款处加盖的富达公司印章与上方文字的形成先后；3.落款处签名以外的文字内容是否为其本人所写。史后龙、富达公司围绕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1.撕碎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11日的借条原件2张（其中一张言明借到夏伯康人民币100万元，年利息15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人：”处有史后龙的签字；另一张言明以汇款单100万元日期后六个月偿付夏伯康15万元利息，“借款人：”处有史后龙的签字；该两张借条另记载了“作废”字样）。2.账户明细查询单，证明史后龙的大儿子史大圣于2013年10月25日归还习惠娟本金5万元，该5万元与55万元无关。3.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史大圣为史后龙的长子。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民终字第0073号应诉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根据民事判决书记载，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英与被上诉人铜山经济开发预算外资金管理处（原审被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徐民一初第87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1年7月15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是史后龙和江苏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全。证明史后龙、富达公司曾委托习惠娟代理过诉讼，并给过习惠娟授权委托书。史后龙、富达公司举证称：夏伯康借给史后龙的100万元未到账，夏伯康让史后龙先打条子，证据1中的两张借条均为其本人书写，其中一张借条证明该款是史后龙个人借款，与富达公司无关，因为是提前打的借条，所以注明以汇款单为依据，并且借条上写的利息是年利率15%，另一张借条证明利息是半年内给15万元，相当于一年30万元，这是为了规避不合法行为，给夏伯康的利息都是现金给的，2014年结算以前的最后一笔付息是付到习惠娟手上，其他付到夏伯康手上。两张借条是撕碎且注明作废时因夏伯康把债权转让给习惠娟后，由于与夏伯康无关了，就把借条还给史后龙了，并且当时夏伯康、习惠娟、史后龙三人都在场，时间是2014年4月，借条是在史后龙写新的借条和情况说明前退给史后龙的，当时夏伯康写了一个授权给习惠娟，让习惠娟与史后龙结算。证据2、3，证明其在2013年10月25日通过长子史大圣的账户还给习惠娟本金5万元，且与55万元无关。证据4证明公司有个案件在南京开庭时，大概是2012年左右，富达公司委托习惠娟和辛军，辛军没有出庭，习惠娟出庭了，但是当时徐州来了两个律师，习惠娟没有直接参加诉讼，习惠娟去了，没有坐在当事人席上，当时给了习惠娟一份一般授权的委托书，另外在2010年给过习惠娟空白的材料。习惠娟质证后对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史后龙伪造，其举证的借条和情况说明是2014年4月11日在新纪元大酒店写的，原始借条是双方结账时同时撕的。对史后龙提供的证据2、3未提出异议，认为该款应该是有的，但是已经在2014年结算时全部革清了。对于史后龙提供的证据4，习惠娟称在本案质证前未看到过，其于2008年至2013年期间断断续续在苏州苏明律师事务所从事助理工作，没有律师证，2010年史后龙向其和夏伯康借款之后说有个官司在打，如果赢了就可以向夏伯康和其还款，但未说具体的案件情况，只是说对方当事人是王春英。史后龙和他的律师李健全为了该案将其约到南京，并给了其一份案情简介类的材料，后来其拿着史后龙给的材料打听案件进度。再后来史后龙打电话给其说该案在省高院二审胜诉了，也未再因该案联系过，史后龙并未委托自己，也没有给自己加盖富达公司印章的空白材料，自己也未参加当时的庭审。对于习惠娟提供的证据1，史后龙、富达公司并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习惠娟提供的证据2、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史后龙、富达公司在2019年5月21日第一次开庭的答辩和质证中对习惠娟举证的借条和情况说明系史后龙出具的真实性均未提异议，在2019年6月20日第二次开庭中又推翻前述意见并申请对“史后龙”签名的真实性等进行鉴定，但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供的两张标注作废的撕碎借条并不足以推翻史后龙、富达公司在第一次开庭中已认可的证据，且史后龙也未按照法律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故史后龙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同时对习惠娟提供的证据2、3真实性亦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于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因注明作废且习惠娟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2、3，因习惠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因习惠娟不认可史后龙、富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且该证据中既未能反映出习惠娟作为史后龙或者富达公司的代理人参与过该案诉讼，也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根据一审法院确认的前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史后龙经习惠娟介绍向夏伯康借款，夏伯康分别于同年7月12日、7月13日向史后龙汇款65万元、35万元。2014年4月11日，史后龙向习惠娟出具情况说明，言明原由夏伯康借给史后龙的钱100万元分别于2010年7月12日、7月13日汇款给史后龙，在2011年7月12日已还夏伯康本金总计55万元剩余本金75万元由夏伯康转给习惠娟（债务转让），现只欠习惠娟款，不欠夏伯康款，特此说明（现由习惠娟代收账务），该说明左下角另有不同字体书写的“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及“夏伯康”字样的签字，该情况说明右下方“说明人：”处除有史后龙的签名之外，另加盖有富达公司的印章。同日，史后龙向习惠娟出具借条，言明经结算欠习惠娟人民币本息合计114.5万元，此款利息计算到2014年10月11日，逾期仍按每月两分计息，如有异议由宜兴市人民法院管辖审理，原借条作废，以此条为准，特立此据。借条右下方的“借款人：”处有史后龙的签名，另加盖有富达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2010年7月史后龙是向夏伯康个人借款100万元还是如习惠娟所述是史后龙向夏伯康借款75万元、向习惠娟借款25万元的问题。对此，习惠娟举证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是夏伯康借给史后龙100万元，且事实上也是夏伯康向史后龙转账交付了该100万元，故一审法院综合相关证据认定是史后龙向夏伯康借款100万元，该借款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如习惠娟与夏伯康之间对此另有约定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史后龙、富达公司在2019年5月21日第一次开庭中所述，原始借款的借款利息为每年30万元即年利率30%，且在债务转让前史后龙共向夏伯康还款55万元。以100万元基数按年利率30%计算1年的利息即为30万元，根据习惠娟举证的情况说明，史后龙在2011年7月12日已还夏伯康55万元，剩余本金为75万元，按照该计算方法，截至2011年7月12日，史后龙的已还款55万元在抵充100万元借款计算1年的利息30万元后，余款25万元再用以抵充借款本金100万元后的本金金额即为75万元。对于史后龙主张于2013年10月25日通过其长子账户转账给习惠娟的5万元是归还借款本金，习惠娟称该款是归还利息且已转交夏伯康，并在2014年结算时革清。以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0%自2011年7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11日的利息约为731250元，以7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1年7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11日的利息约为585000元。故史后龙在2013年10月25日归还的5万元远不足以支付案涉借款截至2014年4月11日的利息，史后龙、富达公司对此未进一步提供证据，故习惠娟关于史后龙2013年10月25日还款5万元在2014年结算时已革清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借条记载，史后龙、富达公司经结算截至2014年10月11日欠习惠娟的借款本息合计金额为114.5万元，现习惠娟确认其中75万元是本金，余款是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夏伯康将其对史后龙的债权转让给习惠娟，史后龙对此也知情，习惠娟即有权向史后龙主张相应的借款本息。习惠娟现主张史后龙归还的借款本息均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及范围，应予支持。对于富达公司的责任承担，史后龙、富达公司虽辩称是史后龙个人借款，但既未能合理解释2014年的借条和情况说明上均加盖了富达公司印章的原因，也未根据法律规定在举证期限内对印章的真伪鉴定申请。即使2010年借款的是史后龙个人，富达公司于2014年在情况说明和借条上盖章可视为加入史后龙的债务。另外，史后龙在借款时任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却辩称100万元借款发生时称是个人遇到点困难，对借款用途具体没说太清楚，不符合常理。现习惠娟主张富达公司与史后龙共同归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史后龙、徐州富达食用菌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习惠娟借款本金75万元及相应利息（截至2014年10月11日为39.5万元；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2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其中革除史后龙于2018年归还的2.8万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923元减半收取1296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7961.5元（习惠娟已预交），由习惠娟负担2968元，由史后龙、富达公司负担14993.5元。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通过法院综合信息门户平台分别以夏伯康、习惠娟为原告、以全省范围内近三年为条件查询华明芳的关联案件，仅发现1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即本案一审）。二审中，史后龙、富达公司对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和借条提出如下鉴定申请：1.对借条和情况说明手写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2.对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对借条中夏伯康的签名是否为夏伯康本人所写进行鉴定；4.对借条和情况说明的内容及史后龙签字是否为史后龙本人所写进行鉴定。为证明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和借条系习惠娟伪造，并请求本院准许其鉴定申请，史后龙和富达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自无锡市公安局车管所调取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和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其中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的申请方式中为本人申请、申请人签字栏有“夏伯康”签字，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下方本人签字处有“夏伯康”签字。史后龙和富达公司以此证明，该两份证据上“夏伯康”的签字为夏伯康本人所写，且与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和借条的形成时间相近，材料保存于无锡市公安局车管所，具备鉴定条件。习惠娟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债权转让只需要通知即可，当事人对债权转让的事实没有异议，情况说明中夏伯康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写，对夏伯康将关于史后龙、富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习惠娟没有影响。2.史后龙代理律师樊厚成与夏伯康的的通话记录截图、电话录音手机截图、夏伯康手机话费充值发票、夏伯康电话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稿、2019年11月11日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开庭笔录。短信发送记录显示：2019年11月25日9：59，樊厚成律师将情况说明上“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截图彩信发送给夏伯康；2019年11月25日10：01，樊厚成律师将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上“夏伯康”签字的截图彩信发送给夏伯康。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显示：第一次电话（2019年11月25日9：24），樊：这上面的字是你签的吗？夏：这个不是我签的。第三次电话（2019年11月25日10：03），樊：你看一下短信，夏：康字是我，樊：额，夏：这个伯字有可能是正规写，我一般写伯字就是这么写，樊：这个同意史后龙将75万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这几个字是不是你写的，（夏伯康没有回答）。开庭笔录载明：证人韩某称2010年以后，富达公司的公章由三方保管，其中密码箱在曹广冉办公室、密码箱的钥匙在其处，密码在史后龙手里，必须三方一致，才能打开保险柜；后来曹广冉退出，大概2012年年底和2013年年初时，史后龙就把公章从曹广冉办公室搬出来了，拿到自己的保险柜，保险柜就移到其家里，这个保险柜没有锁，只有密码，密码由史后龙掌控，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史后龙和富达公司该组证据证明，樊厚成律师将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中“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截图发给夏伯康，让夏伯康确认是否为其所写，夏伯康称不是其本人所写，所以该情况说明系习惠娟伪造。在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的落款时间，其不可能私自加盖富达公司的公章，公章系习惠娟和曹广冉合谋偷盖。习惠娟质证认为，史后龙和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应当不予采用；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史后龙代理律师没有提醒夏伯康这是录音电话，夏伯康本人将近80岁，不排除对方在电话中进行诱导，且无法确认通话的对象为夏伯康；樊厚成律师在第一、二个电话中询问夏伯康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时，夏伯康说不是，但是当时樊厚成律师还没有向夏伯康发送“夏伯康”签字的截图彩信；在第三次电话中，夏伯康明确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上“夏伯康”签名的“伯”和“康”是夏伯康本人所写，但是没有明确情况说明中“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是否为夏伯康本人所写。为核实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上“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由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是否为夏伯康所写，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向夏伯康作调查笔录。夏伯康向本院陈述：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和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上夏伯康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因为其写字不方便，其都不签字的。其未见过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和借条，情况说明上“夏伯康”的签字不是其所写。其也没有见过2010年7月11日史后龙出具的两张借条。当时借款的100万元中75万元是习惠娟转账给其，其自己出了25万元，因为这100万元中大部分的钱都是习惠娟的，所以借条也不在其手上，习惠娟代其去徐州催债三四次。史后龙前后还了多少，其不清楚，但是其本人的25万元已经还清。关于调查过程，本院向双方当事人特别说明，夏伯康行动不便，由于年龄较大，对本院所提问题记忆不太准确，很多问题需要多次重复之后才能回答。史后龙和富达公司质证认为，调查笔录中夏伯康明确称情况说明上“夏伯康”的字不是其本人所写，与电话录音的内容相互印证，该情况说明是习惠娟伪造，应当鉴定或依法认定本案事实。习惠娟质证认为，不论是情况说明还是对夏伯康的调查笔录均证明了借款及债权转让的基本事实，夏伯康称100万元借款中夏伯康的25万元已经还清，剩余的就是史后龙结欠其的借款，应予归还。二审中，习惠娟本人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载明:我与史后龙是通过殷姐认识。2010年，殷姐跟我打电话说，史后龙暂时有点困难，帮忙借点钱，史后龙一直跟殷姐做生意，很守信誉。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钱，回去之后跟夏伯康说，夏伯康说等他联系史后龙去徐州看一下，过了几天夏伯康跟我说可以借钱。因为我的钱少，所以夏伯康要以他的名字写借条，汇款我与夏伯康另有约定，汇款总计100万元。2010年7月13、14日（具体日期凭记忆可能不一定准确）分别汇款给史后龙。借款后，史后龙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还款100万元。2013年初，我和夏伯康等4人赶到徐州，史后龙汇款夏伯康大概30万元左右，我也没多问。后来听夏伯康说史后龙再也没还钱给他，夏伯康跟史后龙大吵大闹，后来夏伯康吵到我家来，我跟史后龙说“土地没处理，钱还不上可以把账算清楚”，史后龙说“我来宜兴，但我不跟夏伯康见面”。在我一再催促下，2014年史后龙来宜兴签了协议，写了借条，史后龙只肯以月息两分计算，我把转让协议给夏伯康看了并签了字。二审中，史后龙、富达公司向本院陈述：对债权转让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2014年情况说明和借条有异议，债权转让的数额不对。在向夏伯康还款的过程中，有银行转账、现金汇款、现金交付三种方式，习惠娟都是认可的，在2014年4月结算时所有票据汇款单都被习惠娟销毁，习惠娟在一审时承认她撕掉了。当时夏伯康觉得我还款比较慢，夏伯康不认我认习惠娟，因为我和夏伯康是习惠娟介绍认识，所以三个人坐在一起对账，对账后形成了一份结算清单，结算清单的形成时间大概在2014年4月，但是不是本案的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夏伯康还在上面签字，是现场签字不是事后补签。当时结算清单上还欠夏伯康10万元左右，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上面也有我的签字，没有习惠娟的签字。当时结算清单上讲明我欠夏伯康的钱由习惠娟来还，习惠娟还了之后我把钱还给习惠娟，这个内容是夏伯康所写，我们三个人都认可，结算清单上没有富达公司的公章。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上富达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但公章是曹广冉私自请开锁匠将保险柜打开，与习惠娟合谋偷盖，不是富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另查明：2019年5月21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笔录载明：“审：被告继续发表质证意见。被（史后龙、富达公司）：证据2（2014年4月11日借条）经结算欠习惠娟人民1145000元，114500元中包括本金及计算到2014.10.11的利息，后期利息按照月息2份计算，是习惠娟写好让我抄的。证据3（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到2011.7.12我已经还夏伯康55万元，即使按照月息3分，当时发生的利息是30万元，所以25万元是归还夏伯康的本金，剩余本金75万元是用原始本金100万元减去刚刚讲的25万元得出的。”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及据此认定史后龙、富达公司归还借款本息。本院认为，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据此认定史后龙、富达公司结欠习惠娟的借款本息。理由如下：第一，史后龙、富达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中明确认可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和借条是其所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中，史后龙、富达公司关于2014月4月11日借条的质证意见为“经结算欠习惠娟114.5万元，114.5万元包括本金及计算到2014年10月11日的利息，后期利息按照月息两分计算，是习惠娟写好让我抄的”、关于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为“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到2011年7月12日我已经还夏伯康55万元，即使按照月息3分，当时发生的利息是30万元，所以25万元是归还夏伯康的本金，剩余本金75万元是用原始本金100万元减去25万元得出的。”由此可知，史后龙本人不仅对前述借条和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认可，而且对该两份证据中借款本息的结算方式（借条中75万元本金如何计算得出）、借条的形成过程（是习惠娟写好让史后龙抄写）有非常清楚的记忆和表述，且其意见与2014月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所载内容相互印证。第二，史后龙、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在一审中关于2014月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的自认。首先，关于樊厚成律师与夏伯康的通话记录截图、电话录音手机截图、夏伯康电话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稿等证据。史后龙的代理律师樊厚成与夏伯康的三次电话录音，其中第一次通话时，夏伯康尚未看到关于2014年4月11日情况说明中“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有习惠娟归还。夏伯康”手写内容部分截图的彩信，故夏伯康在电话中针对樊厚成律师所问“这上面的字是你签的吗”，夏伯康回复“这个不是我签的”，夏伯康的答复不足以采信。在第三次通话中，针对樊厚成律师发送给夏伯康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中“夏伯康”签字的截图彩信，夏伯康在电话中称“伯字和康字是我写的”，而针对情况说明上“同意史后龙将75万元欠款债务转让，有习惠娟归还。夏伯康”的手写内容是否为夏伯康所写，夏伯康没有明确回答。其次，关于本院对夏伯康的调查笔录。在调查过程中，夏伯康年近80岁，对案涉事实记忆不清楚、不准确，虽然在本院的反复提问下夏伯康进行了回答，但是夏伯康的回答与前述与樊厚成律师电话中的回答相矛盾。如在电话中夏伯康称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中“夏伯康”的“伯和康”是其本人所签，但是在本院的调查中夏伯康称上面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故对夏伯康的陈述，本院亦不予采信。再次，史后龙、富达公司所称2014月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上富达公司的公章真实，但是对公章如何被习惠娟私自加盖的解释难以成立。一审中，史后龙、富达公司开始称是因为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有诉讼案件，向习惠娟提供了两张空白且加盖有富达公司公章的纸张，委托习惠娟办理代理手续；后来又改口称在富达公司公章被史后龙、曹广冉、韩某三人共管时，曹广冉通过开锁匠把保存富达公司公章的保险柜打开，与习惠娟合谋将富达公司的公章偷盖上去。对此，史后龙前后陈述不一致，且其提供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应诉材料、民事判决书以及记载有韩某陈述的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均不足以证明富达公司公章被习惠娟偷盖的事实。最后，史后龙称案涉借款其基本上已经还清，仅剩10万元左右的本金，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原始借款100万元本金及期间的利息大部分已经还清。史后龙还称2014年4月夏伯康、史后龙、习惠娟三人共同进行结算，形成了一份结算清单，对此史后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史后龙、富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其一审的自认，本院对其关于2014年4月11日借条和情况说明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史后龙、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史后龙、富达公司已预交），由史后龙、富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冰审 判 员  贾建中审 判 员  龚 甜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陈迪金书 记 员  许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