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三里585号。法定代表人：姜晓莉，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吉昌，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街道前石村和庆路20号。法定代表人：刘述龙，常务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林，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航运学校”）与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装备学院”）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航运学校的法定代理人姜晓莉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吉昌、吴彦,上诉人装备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林、王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运学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装备学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交接中专生数量为54人错误。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交接中专生的人数为138名，该部分学生的生源推荐费及合作收益费应当分别计算，即以138名学生为基数，计算推荐生源费。《合作办学协议书》附件三是航运学校在校生名单，该名单确认的在校人数是138人，双方均加盖公章，故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移交了138名学生，装备学院也已经接受了138名学生。因此，138名学生的推荐费为276000元（2000元/人×138人）；中专生以最终取得毕业证书的生源54人计算，按照实际学习年份计算合作收益费，其中船舶驾驶（航海技术）是14.4万元（16人×3年×3000元）、轮机管理（轮机工程技术）是15.3万元（17人×3年×3000元）、旅游管理（海乘方向）是12.6万元（21人×2年×3000元），合计42.3万元。2.一审认定的合作办学范围错误。2012年3月23日，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合作办学的专业，同时还约定协议期内所有需使用航运学校提供的航海教学设备，以及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均属于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其中，旅游管理是双方合作办学专业，装备学院2012年的招生简章明确标注旅游管理（海乘方向）是与大连易洋集团公司的合作项目，而装备学院2012年旅游管理专业没有招生，是以旅游管理（海乘方向）的名义招生并签发录取通知书，毕业生毕业登记表也记载所学专业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一审法院调取的辽宁省招生委员会2012-2016年招生统计表也可以证明装备学院2012年向辽宁省招生考试委员会申报以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进行招生并备案，有具体学生名单，共计75人。装备学院2012级和2013级学生所学的旅游管理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也为同一专业，所学课程完全相同，2014年以后旅游管理与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分成两个专业。因此，装备学院在2012年录取旅游管理50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2人，上述52人均是以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录取、培养的，一审仅认定了2013、2014、2015三个年度，没有将2012年旅游管理专业的50人和2013年的20人纳入合作收益范围错误，少计算了79.8万元（3800元/人×3年×70人）。3.船船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双方合作办学专业，航运学校将1000多万元的航海教学设备提供给装备学院，装备学院2012年招生简章注明了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是大连易洋集团公司的合作项目；《2016年招生简章》也明确注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是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专业；《2016年招生简章》和《2017年招生简章》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的宣传照片上的设备就是航运学校提供的船舶电站系统控制设备，足以证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依赖航运学校投入的设备。本专业必备实验条件已经列明包括多媒体语音教室、船舶电站系统综合实验平台、无线电通讯与导航设备实验室（通讯及导航实训台等）及航海仪器、航海英语、船舶与制图等，船舶电气工程的教学和应用范围是在船舶上的全部电气设备，现代化船舶是离不开电气技术的，无论是驾驶系统和轮机系统，还是通讯导航系统都需要用电力驱动。航运学校投入的教学设备中，几乎全部都是船舶上发电或使用电力供应的船舶电气设备，是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必须使用的设备。装备学院提供的《装备学院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报表》可以证明在申报该专业时，尚无完整的教学设备，正是与航运学校合作后，由航运学校提供了相关设备，才使装备学院在2012年全部完善了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4.一审判决对设备购置款数额及相关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2012年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时对购置航海教学设备有明确约定，由装备学院负责购买并承担全部费用。2015年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就约定新增航海教学设备由装备学院购买，但装备学院因资金困难，委托航运学校代购设备，并负责安装调试，以满足学历教育和培训使用，同时明确航运学校以大连易洋船员有限公司名义购置新增设备，安装在装备学院的教学楼内，用于学院航海教学使用，协议中确认购置设备明细见附件1。2013年，航运学校受装备学院委托购买了航海教学设备并交付装备学院实际使用，设备购置款应以当时购置的实际价款即280.2万元来认定，而不能以2015年9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作为基准日所形成的评估值为准，此基准日存在两年前购买设备折旧的问题，此时所做的评估与原购买价及航运学校（易洋公司）实际支付的价款不符。一审所谓易洋公司与装备学院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购买的设备既用于教学使用又用于培训，自合作办学协议书生效以来的船员培训项目的收入分配在补充协议中也进行了约定，一审认定以2015年9月16日为基准日所形成的评估值来确定价格，而培训合作收益却以2013年为计算的起始点，并从发票合同等形成时间上主观臆断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有失公允。5.一审认定海事主管部门签发给装备学院的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未通过中间审核错误，航运学校履行了合作办学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装备学院存在违约行为，没有按协议约定一次性支付航运学校300万元，自2014年起拒付合作收益费及推荐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合作方姜晓莉开除，擅自将航运学校派驻高级管理人员开除，导致《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后合作办学的管理权、监督权、收费权单方归装备学院。装备学院此违约行为属于根本违约。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航运学校给装备学院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要求返还投入的航海教学设备，装备学院直到今天也没有返还，故航运学校要求支付损失，即利息损失应该支持。装备学院应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欠款，利息按照银行利率6%计息，其中2014年装备学院欠款189.29万元，利息56.82万元；2015年装备学院欠款200.26万元，利息48.10万元；280.2万元设备垫资款利息88.01万元。综上，装备学院共计应向航运学校支付本金579.53059万元，欠款利息192.92万元，共计772.45059万元。装备学院辩称，对航运学校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认可，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有关中专生“推荐费”和“合作收益费”的认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根据《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装备学院向航运学校支付中专生推荐费和合作收益费的基础是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交接了学生，且学生缴纳了学杂费，双方据实结算。航运学校应对中专生的实际交接情况进行举证，其提供的138名中专生名单系自行制作，不能证实该138名学生实际交接到装备学院，如航运学校不能证实学生交接问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航运学校关于中专生推荐费及合作收益费的主张，在历次庭审过程中多次调整诉求，其陈述及主张前后矛盾，缺乏真实客观性；加之，一审庭审中航运学校法定代表人姜晓莉确认学生名单系其单方制作，同时自行收取了54名中专生的学费，亦可认定原审法院按照54名学生来计算推荐费和合作收益费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关于合作办学专业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及事实认定，双方对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为合作办学专业及船舶电气工程技术（电子电气员方向）并未实际开设无争议；旅游管理和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两个专业均系在双方合作办学前，由装备学院独立申请开设，不是双方合作办学专业，即一审关于该两个专业学生不应纳入双方合作收益分配范围的认定正确且依据充分。（一）关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的认定问题：2011年6月，装备学院向辽宁省教育厅申报开设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2011年8月12日，省教育厅批准开设，该专业申报开设之时装备学院就具有独立办学的师资力量，大连市机械行业协会和大连船舶工业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专业申报意见亦可证明。装备学院自独立开办该专业至今，包括2016年双方解除合作办学协议，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仍由装备学院继续开办。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因办学资质取消停止招生。另外，航运学校援引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五）项规定主张该专业的学生使用了其提供的教学设备就应该纳入合作收益费分配范围亦无任何事实依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五）项约定“除上述专业外，协议期内所有需使用乙方提供的上述航海教学设备，以及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均属于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综合前述条款约定，除合作办学的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之外的其他专业，如纳入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须具备的条件为：其一，需使用乙方提供的上述航海教学设备；其二，该专业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前述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针对本案而言，装备学院开设的“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为“陆上”电气工程技术专业，2011年获批开设时，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设备就经过行业协会和审批主管部门的认可，具有独立开设专业的能力，该专业在双方合作办学之前就招生教育培养至今，不存在使用航运学校“航海设备”的必要性和需求性，同时该专业在2011年经教育厅获批开设，亦不需要“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足以说明该专业不是双方合作专业，理所当然不能纳入合作收益分配范围。（二）关于“旅游管理”专业认定问题：1.2010年9月6日，辽宁省教育厅批复装备学院开设“旅游管理”专业。2013年9月16日，基于新增专业方向，经装备学院申请辽宁省教育厅批复开设“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两个专业独立开设，学生课程设置及毕业证信息均是不同的，旅游管理专业装备学院独立办学至今，不存在与航运学校合作办学问题。旅游管理不是双方合作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当然不能纳入双方合作收益分配范围。航运学校以个别“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报名参加航海类资格考试为由，主张将其从海事局调取的2012级至2015级50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纳入双方的合作收益分配范围，要求装备学院支付合作收益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学生个体从业资格与合作办学专业的审批资质是有区别的，不应予以混淆，双方是专业办学合作，旅游管理专业不是双方合作专业，该专业的学生自然不能纳入合作收益分配范围。另外，在本案一审程序中，航运学校再次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费诉求主张进行调整，改变了原庭审诉求，除主张装备学院应支付参加过船员考试的50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费之外，对合作办学期间装备学院实际招生的数百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均不主张合作收益费，虽在庭审中航运学校代理人表示其放弃权利并不代表认同旅游管理专业不是合作专业。但是综合航运学校的主张，其所谓放弃数百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分配，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经验规则，缺乏合理性。由此亦可见航运学校关于旅游管理专业是否为合作专业的主张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故一审对其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具有事实基础。三、一审判决驳回航运学校要求承担逾期支付合作收益费利息的主张应予以支持。1.航运学校诉求主张的大专生部分合作收益费系依据2019年4月法院从辽宁省教育厅调取的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计算形成，其本次庭审中主张的合作收益费额度与历次庭审主张均不相同，也就是航运学校并不明确双方的实际合作收益费应如何计算和分配，即便至目前，双方并未就大专生部分的合作收益费进行具体的结算，双方之间尚未形成明确的确定债权，其依据2019年4月法院调取的数据而计算出的额度，要求装备学院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装备学院是负有向航运学校结算大专生部分合作收益费的义务，而航运学校亦负有按照收益额10%的标准向装备学院支付社会船员培训费的义务；结合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双方的实际合作情况，航运学校在合作期间拒绝向装备学院结算、支付社会船员培训部分的收益，而根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的审计结果，该部分收益近2000万元，航运学校显系违约，装备学院提出“同时履行”抗辩符合法律规定，也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合理方式，对航运学校诉请装备学院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3.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即使认定双方在合作办学期间均未依约向相对方结算支付合作收益费，那也是双方均存在违约责任，在此情形下，双方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航运学校无权向装备学院提出此项主张。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关于违约金的认定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本案中，双方之间在解除合作办学协议前未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航运学校未形成明确的债权请求权，故其要求装备学院承担违约责任，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依据。同时，其主张装备学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主张过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未结算，付款条件尚未形成，不能认定航运学校存在损失。装备学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航运学校要求装备学院支付设备购置款的诉讼请求；二、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支付培训费97.65171万元；三、由航运学校承担本案一、二审的鉴定费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1.航运学校提供的设备采购合同、发票及收款收据等证据存在矛盾，设备的采购时间、合同履行情况、发票开具时间等均不符合正常合同履行的经验规则，缺乏合理性，航运学校也不能提供设备采购涉及的银行流水等款项支付凭证，无法证实其或易洋公司购置设备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装备学院支付1409352元设备购置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判决装备学院支付设备购置款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航运学校主张装备学院支付设备购置款280.2万元，但根据航运学校提供的四份设备采购合同项下的设备款仅为273.2万元，280.2万元中还包括了7万元的装修费用，即航运学校关于设备购置款的诉讼主张与自身证据存在矛盾，缺乏真实性；航运学校通过在装备学院进行社会船员培训，获取高额办学收益，根据原一审审计结果，航运学校期间账面收入高达900多万元（实际达到2000余万元），而装备学院在其办学期间提供教学场所、教师及水、电、暖等各种设施及费用支出，却未获得任何收益。一审判决也仅认定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支付培训费902227.10元，该部分费用与设备购置款1409352元相差甚远，显失公平。3.一审法院对装备学院主张的培训费金额认定有误。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支付的7.429万元性质为合作办学期间，基于培训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支付的管理费，涉及学员住宿、教师授课、通勤、水电支出等各项费用，收据明细中已经列明，并非航运学校支付的培训费，如果是培训费用是不会在收据收款项目注明“管理费”字样的，故一审判决将该部分费用在航运学校应支付的培训费总额中予以扣减存在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航运学校对装备学院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装备学院的上诉请求。航运学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中专生138名的推荐费27.6万元，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给付54名的合作收益费42.3万元，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自2012年3月23日至2016年7月26日止的合作期间尚欠的相关高职专业的合作收益费295.3333万元（已扣除被告2012年支付的221.0867万元），并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三、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垫付的购买航海设备款项280.2万元，并自2015年9月16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装备学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航运学校向装备学院支付培训费178.118万元；二、判令航运学校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航运学校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合作办学协议书》及附件1、2、3《补充协议》及附件1、票据、专用收款收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对账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签发大连海洋大学等八家单位船员培训许可证的通知》、《证明》、照片、大连易洋船员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签发福建莆田航海职业技术学校等四家单位船员培训许可证的通知》、《公证书》、2012年旅游管理静宁、刘星毕业证书、海事局文件四份及旅游管理学生参加海事局考试名单等证据，围绕反诉请求提交了23张专用收款收据。被告装备学院提交了《合作办学协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解除合同通知书》、（2018）辽02民终10207号民事裁定、《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同意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等四所院校增设高职专科专业备案的通知》（辽教发[2013]55号）、《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3/2014年度高等职业院校新增专业名单的通知》（辽教发[2013]177号）、《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0/2011年度普通高等教育新增高职专业名单的通知》（辽教发[2010]87号）、《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1/2012年度高等职业院校新增专业名单的通知》（辽教发[2011]98号）、2013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迟立莉毕业证、2013级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学生庞越毕业证、《收费许可证申请表》两份、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申报表、论证报告、2015级闫珊珊等5名学生《转专业申请表》、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报表、照片、2016级-2018级船舶电气工程技术、旅游管理等五个专业学生学籍信息、《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广告审核备案表》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辽学鉴[2016]文鉴字第0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大连中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宏评字[2017]19号、20号两份《资产评估报告》、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大信司鉴所[2018]会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前往辽宁省教育厅调取了《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012-2016年入学相关专业学生信息》。一审法院业已组织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前述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可作为定案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原告提交的2012级至2015级在校生名单、《学生人数变动汇总表》，因与柳广军、郑子苹的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2012年装备学院招生简章，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与《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广告审核备案表》不一致，缺乏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另关于原、被告双方分别提交的《2012至2015级船舶电气工程学生人数汇总表》、《辽宁省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学信网毕业信息截图、《大连装备3专业在校生情况》等证据，因已到辽宁省教育厅调取了《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012-2016年入学相关专业学生信息》，且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亦不予采纳。依据上述定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23日，原告航运学校（即协议中乙方，下同）与被告装备学院（即协议中甲方，下同）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乙方授权甲方以其办学资质进行经营办学，合作开展下列专业的航海专业中等职业教育:(1)船舶驾驶(2)轮机管理(3)船舶电子与电气(4)旅游服务与管理(海乘方向)；并以甲方办学资质合作开展下列航海专业高等职业教育:(1)航海技术(2)轮机工程技术(3)船舶电气工程(电子电气员方向)(4)旅游管理(海乘方向)；除上述专业外，协议期内所有需使用乙方提供的上述航海教学设备，以及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均属于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在协议期内，甲方和乙方上述航海类专业(含高职、成教、中职等层次)的学杂费标准由甲方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制定、调整，获批后收取;双方合作办学期问，除去本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乙方应得收益部分外的一切学杂费收入，均由甲方享有和支配:该教学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办学费用均由甲方承担。甲方负责乙方在校学生的接收、安置及后续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并按照每名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生源推荐费。该费用在该批学生向甲方缴纳学杂费后两周内，据实结算支付给乙方。在本协议期内，根据航海教学需要或因国家政策变化需购置航海教学设备时，由甲方负责购置并承担全部费用，乙方负责向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等海事主管部门以甲方名义，申办开展航海教学的办学资质，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合作办学的学费、培训费等收入，每年由甲方统一收取。乙方应协助甲方获批培训费等收费许可。甲方每年参照本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的人数，按照每名高职或成教类学生3800元人民币、每名中职生3000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乙方合作收益费，据实结算。上述合作收益费的支付截止日期为每年10月31日。协议签署当年，甲方需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人民币300万元。其中4月5日前，甲方支付乙方60万元(甲方同时安排专人接管乙方提供的实训资产)；10月31日前支付剩余240万元。此费用按照上述约定的合作收益费标准据实计算，甲方超额支付部分费用，作为合作项目保证金和设备使用抵押金由乙方提前一年预收，并于2013年10月31日前，按照当年实际结算的合作收益费，依据多退少补的原则一次性结清。协议附件有：1.乙方办学许可证复印件；2.乙方投入的航海教学设备资产清单；3.乙方在校生名单。2012年4月，被告装备学院向辽宁省教育厅提交《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招生章程》和《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招生广告》进行备案，辽宁省教育厅在《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广告审核备案表》审核备案意见处签章。备案材料载明2012年被告装备学院招生专业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检测技术及应用、计算机控制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船舶电气工程技术、旅游管理。2012年4月10日，被告装备学院向原告航运学校支付60万元；2012年10月2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00万元；2012年12月28日，被告又向原告支付61.0867万元；被告装备学院合计向原告航运学校支付人民币221.0867万元。另，合作办学期间，原告航运学校向被告装备学院支付7.429万元，装备学院向航运学校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前述款项为“管理费”。2013年2月17日，被告装备学院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海事局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证书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至2018年2月16日止，但需通过中间审核及附加审核（如有），并由审核机构在此证的附件上签注审核意见。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质量管理体系证书附件“中间审核”一栏，均没有签注审核意见。2013年3月12日，辽宁省教育厅批准被告装备学院开设“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技术”专业。2013年7月5日，被告装备学院填报专业申报表，向辽宁省教育厅申请开设“旅游管理（海乘方向）”，辽宁省航海学会出具的行业主管部门意见载明：被告装备学院自2011年开办旅游管理专业，此次申报系在旅游管理专业下新增海乘方向。2013年9月16日，辽宁省教育厅批准被告装备学院开设“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在此之前，辽宁省教育厅于2010年9月6日批准被告装备学院开设“旅游管理”专业。2011年5月24日，辽宁省教育厅在申请单位为被告装备学院的《收费许可证请表》“业务主管部门意见”处签章，该表记录“旅游管理”专业学费为7000元。2014年5月16日，辽宁省教育厅签章同意的《收费许可证申请表》中记录“旅游管理（海上乘务方向）”学费为10000元。原、被告双方在合作办学协议中约定的合作专业“船舶电气工程技术（电子电气员方向）”没有实际开设。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之前，辽宁省教育厅于2011年8月12日批准被告装备学院开设“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被告装备学院申报开设“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时，大连市机械行业协会出具的主管部门意见载明：该学院有数量充足的专、兼职专业教师，已购买和计划购买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建有校内相关基础和专业实验室，签订多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完全具备培养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条件。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当年（即2012年），被告装备学院“旅游管理”和“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两个专业均已实际招生，“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没有招生。2013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海事局组织专家组对装备学院申请开展过渡期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驾驶台资源管理(BRM)和机舱资源管理(ERM)三项适任培训进行了现场核验，核验结论为符合要求。2015年9月16日，原告航运学校（即协议中乙方，下同）与被告装备学院（即协议中甲方，下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双方一致同意，根据《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三条第七款，新增航海教学设备由甲方购买，但甲方因资金困难，委托乙方代购设备，并负责安装调试，以满足学历教育和培训使用。乙方委托大连易洋船员有限公司名义购置新增设备，安装在学院教学楼内，用于学院航海教学使用。（购置设备明细见附件1）2.购置设备后，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均有权利和义为充分挖掘各自的资源，对外开发船员培训市场、开展船员培训项目。双方所开发的培训项目可以各自独立开展实施，也可以合作开展实施。当一方独立开展培训项目时，另一方应给予最大可能的协助和支持。3.双方一致同意，在船员培训合作项目上实行项目开发主导原则，无论哪一方开发的培训项目，均按照实际收费收入分配。独立开展项目开发方获得培训收入90%，另一方获得培训收入10%。4.双方一致同意，一方独立开发和开展培训项目时。另一方应给予积极支持和协助，且作为院校，甲方需保证合作项目实施和运行的安全良好环境，包括治安环境、校园秩序、水、电、气等满足和及时供应等。5.双方一致同意，自《合作办学协议书》生效以来的船员培训项目的收入分配按此协议执行。另查，大连易洋船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孙洪庆”，与《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时原告航运学校的负责人“孙洪庆”为同一人。2016年5月8日，被告装备学院向法院提交了《学生缴费人数统计》，同时提供统计所依据的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2012秋季学生缴费名单》和《2012秋学生缴费汇总》，确认原、被告双方交接中专生54人，应向原告航运学校支付中专生推荐费10.8万元（2000元/人×54人），合作收益费16.2万元（3000元/人×54人×1年）。原告航运学校确认上述《2012秋季学生缴费名单》和《2012秋学生缴费汇总》系其法定代表人姜晓莉制作，54人2012至2013学年的学费也是由原告收取的，后与被告协商用于抵顶被告欠付的大专生部分合作收益费。2016年3月18日，原告航运学校现任法定代表人“姜晓莉”在闫珊珊、郑乐、沈雨伶、徐彤、潘莹五人的《转专业申请表》上签字，该表显示：前述五人的原专业为“旅游管理”，拟转专业为“旅游管理（海上乘务方向）”。2016年7月26日，原告航运学校向被告装备学院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双方于2012年3月23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的（2018）辽02民终10207号民事裁定，业已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于2016年7月26日解除。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6日《补充协议》上的“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印文与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备案的同名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原告申请对《补充协议》上的“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与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落款日期2016年5月9日《再次审理申请书》上同名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落款日期2015年9月16日《补充协议》上的“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印文与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备案的同名印文系不同印章盖印。2.落款日期2015年9月16日《补充协议》上的“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印文与落款日期2016年5月9日《再次审理申请书》上同名印文系同一印章盖印。基于原、被告双方的鉴定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大连中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设备价格进行评估，基准日分别确定为2013年6月27日和2015年9月16日。2017年4月28日，大连中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宏评字[2017]19号、20号两份《资产评估报告》，两份评估报告的评估资产范围均为原、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附的《购置设备明细》中的设备，其中：ECDIS模拟器系统系案外人易洋公司从大连高新园区鑫睿祥电子商行购入，驾驶台资源管理(BRM)培训设备、GMDSS模拟器软件、VLCC机舱资源管理模拟系统系案外人易洋公司从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购入，设备采购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度。针对上述设备，中宏评字[2017]19号评估报告结论为：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6月27日的设备价值为338.9156万元；中宏评字[2017]20号评估报告结论为：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16日的设备价值为140.9352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根据反诉原告装备学院的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对航运学校开发的（2013年-2016年）值班机工／水手、驾驶专业、轮机专业、通讯专业、保安意识、保安职责、船舶保安员、基本安全八项培训项目的人数为7959人（含缺考人数、补考人数及在校学生人数）。经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航运学校开发的（2013年-2016年）值班机工／水手、驾驶专业、轮机专业、通讯专业、保安意识、保安职责、船舶保安员、基本安全八项培训项目的人数为7959人（含缺考人数、补考人数及在校学生人数）中：除了对附件三所列的70人次学生无法发表鉴定意见外，其余共收取了培训费976.5171万元。2019年4月24日，根据原告航运学校的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前往辽宁省教育厅调取被告装备学院2016级在校生及2012至2015年已经毕业学历信息中“船舶电气工程技术、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海上乘务方向）、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5个专业学生情况。2019年4月30日，辽宁省教育厅向一审法院回函，并提供了《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012-2016年入学相关专业学生信息》，该信息表载明：装备学院“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2012-2016年入学在校生254人，其中：2012级63人、2013级47人、2014级60人、2015级34人、2016级50人；“旅游管理”专业2012-2016年入学在校生297人，其中：2012级50人、2013级20人、2014级91人、2015级82人、2016级54人；“旅游管理（海上乘务方向）”专业2012-2016年入学在校生227人，其中：2012级2人、2013级42人、2014级70人、2015级52人、2016级61人；“航海技术”专业2012-2016年入学在校生146人，其中：2012级1人、2013级43人、2014级35人、2015级33人、2016级34人；“轮机工程技术”专业2012-2016年入学在校生103人，其中：2012级0人、2013级20人、2014级39人、2015级32人、2016级12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航运学校与被告装备学院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补充协议》落款处被告装备学院的印文与其在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备案的同名印文系不同印章问题，根据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协议》中被告装备学院的印文与其在本案诉讼期间向法庭提交的《再次审理申请书》中使用的印文一致，可以证明《补充协议》中被告装备学院的印章也是其日常使用的，故该印章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对被告装备学院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原、被告双方已于2016年7月26日解除了合作办学协议，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并不影响合同中有关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原、被告双方仍可依据合同约定主张相关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138名中专生交接及推荐费、合作收益费的认定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原告航运学校主张向被告装备学院交接了138名中专生，但是却分别以138人计算推荐费，以54人计算合作收益费，即推荐费和合作收益费计算人数不一致，本身存在矛盾；其次，原告航运学校作为其主张交接的中专生原招生和管理学校，对在校学生的名单、人数、所在年级及学籍信息等应是完全掌握的，且在本案庭审中，原告代理人也当庭认可其主张交接被告处的学生仍接受中专教育培养，毕业时仍由原告航运学校颁发毕业证书，故原告对其主张交接学生的所学专业、毕业时间及学籍注册情况应是明确知悉的。现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主张按照138名中专生计算推荐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但鉴于被告装备学院在提交的《学生缴费人数统计》中认可交接中专生54人，以及交接中专生的推荐费为10.8万元（2000元/人×54人），合作收益费为16.2万元（3000元/人×54人×1年），被告的上述自认行为免除了原告相应的举证责任，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中专生推荐费10.8万元，合作收益费16.2万元，合计27万元。关于原告诉请被告给付自2012年3月23日至2016年7月26日止的合作期间尚欠的相关高职专业的合作收益费295.3333万元能否得到支持问题，结合原、被告双方诉求及抗辩理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关于原、被告合作专业的认定问题。从《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来看，双方约定合作开展下列航海专业高等职业教育:(1)航海技术(2)轮机工程技术(3)船舶电气工程(电子电气员方向)(4)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合作办学期间，船舶电气工程(电子电气员方向)没有实际开设，双方对此均无争议，故可以认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为原、被告的合作办学专业。其次，关于“旅游管理”是否为合作办学专业问题。案涉合作办学协议于2012年3月23日签订，而被告装备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系于2010年9月6日经辽宁省教育厅批复开设，即被告在合作办学前就开办了该专业。另结合庭审调查的“旅游管理”专业的申报、招生、学费标准、学生毕业证记载信息等综合情况，可以认定“旅游管理”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不是同一个专业，即“旅游管理”专业不能认定为原、被告双方的合作专业。再次，关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是否为合作办学专业问题。被告装备学院的“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于2011年8月12日经辽宁省教育厅批复开设，同上述旅游管理专业一样，也是在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之前即已开办。根据该专业申报时，行业主管部门大连市机械行业协会出具的专业申报意见可证实，被告装备学院具有开办该专业的教学设备及师资力量。同时，原、被告双方开展航海类合作办学所依赖的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系于2013年2月17日经国家海事局批准取得，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在此之前即获批设，而双方合作的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均在此之后开设，由此可以认定被告装备学院开办的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并不需要履行国家海事局的资质审批，而在前述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没有通过中间审核，双方解除合作办学协议后，该专业的招生和教学培养并未受到影响，亦可看出该专业不是原、被告双方合作办学专业。据此，原告依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五）项“除上述专业外，协议期内所有需使用乙方提供的上述航海教学设备，以及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均属于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之规定，提出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系合作专业并主张该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最后，关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数额认定问题。如前所述，原、被告双方合作开展的高职专业为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和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三个专业，结合原告的诉讼主张及专业实际开设时间，被告装备学院2013级、2014级、2015级三个专业的在校生于合作办学期间的学费收益应纳入双方合作收益费分配范围，被告应按照合作办学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合作收益费。关于原告主张对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共计50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计算合作收益费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通过合作办学协议的签署，确立了航海专业学历教育合作，双方基于合作办学进行合作收益费分配。而双方又通过补充协议的签订，确立了社会船员资格培训合作关系，据此双方进行培训费用的分配。应区分前述学历教育和人员从业资格培训合作的差异性，原告不能以被告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参加过船员从业资格考试进而要求被告支付合作收益费，对原告航运学校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对原、被告合作专业的认定，以及结合从辽宁省教育厅调取的相关专业在校生学生信息，确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数额如下：2013级学生108人[其中航海技术43人、轮机工程技术20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42人，另包括2012级调转专业至2013级的航海技术1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2人]，合作收益费为123.12万元（3800元／人／年×3年×108人）；2014级学生144人[其中航海技术35人、轮机工程技术39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70人]，合作收益费为109.44万元（3800元／人／年×2年×144人）；2015级学生117人[其中航海技术33人、轮机工程技术32人、旅游管理（海乘方向）52人]，合作收益费为44.46万元（3800元／人／年×1年×117人）；前述合计277.02万元，扣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合作收益费221.0867万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合作收益费为55.9333万元。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承担逾期支付中专生推荐费、合作收益费及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的利息能否得到支持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具体到本案实际情况，原告与被告之间基于合作办学，双方按照合作办学协议约定的时间、标准进行推荐费和合作收益费的结算，形成确定的金钱债权是原告向被告主张债务履行及承担逾期支付利息损失的基础。本案诉讼程序中，原告航运学校针对中专生推荐费、合作收益费及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的主张额度多次变动，关于计算依据的合作专业和学生人数亦有所变化。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再次变更了诉讼请求，依据被告庭审中认可交接的54名中专生计算中专生合作收益费，依据2019年4月从辽宁省教育厅调取的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计算高职专业的合作收益费，由此可以看出，至本案诉讼前，原、被告双方并未针对相关推荐费及合作收益费进行结算形成确定的金钱债权，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支付中专生推荐费的利息，以及承担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逾期支付中专和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原告诉请被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实质是关于违约责任的主张，而合同法有关违约责任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加重当事人的违约成本，以期遏制违约行为的发生，督促当事人诚信履约，保护守约方的信赖利益，并弥补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案中，从《合作办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分析，合作办学期间，原告航运学校负有申办开展航海教学办学资质、提供师资、协助招生、教学培养及向被告支付社会船员培训费用等义务。而被告装备学院也负有提供教学场地、招生、购置教学设备及向原告支付合作收益费的义务。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海事主管部门签发给被告装备学院的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未通过中间审核，原、被告双方均有拖欠对方培训费及合作收益费的违约行为，故不能认定原告航运学校为合同履行中的守约方。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鉴于原、被告双方在合作办学期间均存在违反合同情形，故双方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航运学校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求被告给付《补充协议》项下设备购置款项的价格认定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大连中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重置成本”的评估方法对《补充协议》项下设备进行评估，确定以“2013年6月27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为3389156.00元，以“2015年9月16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为1409352元。对此，原告航运学校在庭审中提供海事局出具的《证明》，以佐证2013年6月27日即完成了案涉设备的采购，设备的购置价款本应以“2013年6月27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3389156.00元来认定，但考虑采购的实际金额，决定按照280.2万元予以主张。被告装备学院主张设备的购置价款应以《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即“2015年9月16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1409352.00元来确定。基于前述评估报告以及庭审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虽原告提供的四份设备采购合同的落款处签署日期均为2013年度，以及其提供海事局出具的证明来佐证案涉设备系在2013年6月27日前进行购置，但结合原告的诉讼主张及提供的设备《委托采购合同》、发票及收款收据等证据来看，在2015年9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案涉采购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系案外人易洋公司，至2016年4月设备的供应商仍向易洋公司开具发票，由此可以说明，《补充协议》签订前后案涉设备的买受人及相关采购合同的履行人或权利人均为易洋公司。另从《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按照原告的主张，双方签订协议之前案涉设备已经购置完毕，设备的采购人（即易洋公司）、设备名称、购置价款早已确定，但补充协议条款却约定被告装备学院委托原告航运学校代购设备，原告航运学校又委托易洋公司购置设备，未明确设备的名称、数量及价格等重要因素，因原告提供的购置设备明细和委托采购合同没有被告签章，被告对其真实性和形成时间等均有异议。《补充协议》涉及设备采购及社会船员培训合作收益分配等决议事项，从设备的价值及本庭查明的社会船员培训合作收益金额来看，双方之间并非简易的合同行为，在相关设备已经实际购置、采购主体和价款确定等情形下，原、被告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未进行明确，原告也没有要求被告在其主张的协议附件购置设备明细及合同上签章确认，不符合正常的经验规则。同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原告表示其无法提供案涉设备采购款项已实际支付的凭证。据此，综合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以及案涉设备采购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时，被告装备学院同意认购易洋公司名下已经采购的相关设备，从而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设备的购置价款应以“2015年9月16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140.9352万元来确定，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280.2万元设备购置款的诉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自2015年9月16日起的逾期支付设备购置款的利息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一是，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主张的设备价款已经实际支付及何时完成支付的相关证据，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其在2015年9月16日之前完成设备款项的支付系其向被告主张逾期利息的基础；二是，关于《补充协议》项下设备的价格，系在本案审理程序中根据大连中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本案诉讼前案涉设备购置价格尚未确定；三是，原告主张被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实质是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约定，被告负有支付购置设备价款的义务，原告也负有向被告支付社会船员培训费的义务，协议未规定原、被告的上述义务履行时间，而根据本案审理情况，双方均没有完成相关义务的履行，原告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于法无据。关于被告装备学院的反诉请求应否支持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定，原告航运学校开发的（2013年-2016年）值班机工／水手、驾驶专业、轮机专业等八项培训项目的人数为7959人（含缺考人数、补考人数及在校学生人数），共收取了培训费976.5171万元。虽原、被告双方对前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但鉴于双方均未申请重新鉴定，故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按照原、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3条“独立开展项目开发方获得培训收入90%，另一方获得培训收入10%”之规定，原告航运学校应向被告装备学院支付培训费97.65171万元。关于原告向被告交纳的7.429万元能否从前述培训费用扣减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第4条规定，双方开展培训项目时，被告装备学院作为院方，需保证合作项目实施和运行的安全良好环境，包括治安环境、校园秩序、水、电、气等满足和及时供应。即被告为前述事项的管理和承担主体，故被告关于原告支付的7.429万元系培训期间的水、电、暖等管理费用的主张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采纳。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该7.429万元应认定为培训费，可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培训费总额中予以扣减。至此，原告尚需向被告支付培训费90.22271万元，对被告的其他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在培训期间承担了原告培训教师的工资、交通费等问题，本案不予审查，被告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中专生生源推荐费及合作收益费人民币270000元；二、被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人民币559333元；三、被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设备购置款人民币1409352元；四、反诉被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支付培训费人民币902227.10元；五、驳回原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反诉原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9403元（原告已预交）、其他诉讼费用146270元（其中原告交纳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59640元；被告交纳公章印文鉴定费21990元、评估费59640元），由原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负担110260元、被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10541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308元（反诉原告已预交）、其他诉讼费用162800元（反诉原告已交纳），由反诉原告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95863元、反诉被告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负担9624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上诉人航运学校（乙方）与上诉人装备学院（甲方）于2012年3月23日签订的案涉《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七条“交接过度及其他约定”的第三部分约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2012年4月30日止，为双方约定的设备、学生和教职员工搬迁期限，学生迁于甲方校区至本学期末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由甲方承接，有关教学管理、选聘的教职工薪酬及学生后勤生活等费用支出，由甲方承担”。合同附件包括138名航运学校在校生名单（以下简称“138名学生名单”）。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一份《毕业证书验印申请书》、陈静羽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根据上述证据显示，上诉人装备学院自2012年8月起为陈静羽交纳社会保险，2012年8月2日陈静羽办理了2012年6月在上诉人航运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海乘）”专业毕业的7名毕业生的毕业证验印手续。关于138名中职学生交接的情况，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一份《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名册》（以下简称“毕业生名册”）。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毕业生名册和上述138名学生名单进行比对，确认138名学生中包括2012年6月毕业的7名学生、2012年7月转潍坊的54名学生（包括张国校、李浩桐）、2012年10月转经贸学校的学生1名、2012年9月退学的2名学生、未在毕业生名册的学生5名（包含顾卓生、郑好超、王磊、赵晓民、高宇航，但54名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中有高宇航）。上诉人装备学院认为138名学生名单中有张国柱，但张国柱不在毕业生名单里；上诉人航运学校认为张国柱和张国校是一人，138名学生名单中写错了名字。对于学生学费收取的时间，二审中上诉人航运学校认可在每年9月开学后收取该年度一整年的学费，其在2011年9月开学后收取的2011年9月到2012年6月一年度的学生学费，没有交付给上诉人装备学院。关于54名中职生合作收益费的问题。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装备学院提供一份航运学校制作的《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航运学校主张因举证不能故认可按该表格中的54人计算合作收益费，但该54人应按照实际在校年份收取收益费；上诉人装备学院主张一审判决54人按照一年计算收益费数额正确。关于该54名学生在校年份问题，经核对54名学生含21名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学生、17名轮机专业学生、16名船舶驾驶专业学生。21名旅游管理（海乘方向）的学生中6名学生在2013年6月15日毕业、1名学生于2013年6月15日转出、1名学生于2013年6月退学、12名学生于2014年6月15日毕业，1名学生于2014年6月转出。17名轮机专业学生均是2011年级入学学生，其中李志德、李海鹏未在装备学院认可的学生列表中，但李志德和李海鹏包含在上述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中，在毕业生名册中亦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其余学生均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16名船舶驾驶专业学生，双方所列名单一致，均系2012年9月从东港转学到学校的学生，其中14名学生又转到计理操语文专业，在毕业生名册中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2名学生在2014年6月退学。上诉人航运学校2011年招生指南中记载航运学校“2011年招生计划”包括“高中起点两年制”、“初中起点（3+1）”学制、“初中起点三年制”、“陆上专业”。其中，“初中起点（3+1）”学制包括船舶驾驶专业和轮机管理专业，分别学习四个学年，每年学费5800元、住宿费1000元，航运学校认为上述轮机管理专业和船舶驾驶专业的学生按照上述招生计划是3+1制学生，故毕业证虽然在2014年6月15日发放，但又在校学习1年参加了船员考试，故应计算2012年度到2015年度的合作收益费。航运学校为此提供了部分学生（肖思佐、张宝、史文、冷宗谚）的船员综合信息查询记录，记录显示该部分学生毕业证号均为“2014”开头、毕业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上诉人装备学院不予认可，主张应计算到2014年度，且即便参加船员考试，也不能代表实际在校就读。另查，关于旅游管理专业，上诉人航运学校在一审中列出2012级到2015级50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名单，主张该50名学生参加了海事局组织的船员考试，故按照合同约定应属双方合作专业，要求支付该50名学生的合作收益费。二审中，上诉人航运学校主张高职教育中旅游管理专业与旅游管理（海乘专业）是同一专业，要求计算2012年和2013年旅游管理专业共计70人的合作收益费79.8万元。上诉人装备学院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一审审理过程中，装备学院提供2011年6月填写的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报表，其中“本专业必备实验条件”中“须具备的实验室和主要仪器设备”有：电工实验室、电子实验室、单片机及传感器实验室、PLC实验室、电机及调速实验室、变频设备实验室、电气控制实验室、多功能电工智能实验室、CAD制图实验室、自动检测实验室、无线电通讯与导航设备实验室（通讯及导航实训台）、船舶通讯设备实验室、船舶电气综合实验室（船舶电站综合控制系统实验平台）；“已建立和使用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有：电工实验室、电子实验室、单片机及传感器实验室、PLC实验室、变频设备实验室、电力拖动实验室、电气控制实验室、CAD制图实验室、自动检测实验室、多媒体语音室；“拟建立的实验室和所购置仪器设备”有：无线电通讯与导航设备实验室（通讯及导航实训台）、船舶电气综合实验室（THLCZ-1船舶电站综合控制系统实验平台，可完成船舶电站系统综合实验、自动装置原理实验等）；校内已建立的实习条件有：“电工、电子实训室、机加工实训室、电气技术及PLC实训室、电机电器实训室、高级维修电工考核实训室”；拟建立的校内实习条件有：“船舶电气实训室（THLDKY-1船舶测控仪表实训装置，可完成船舶动力装置测试分析仪器仪表的认识和使用、自动化系统中常用的一次、二次仪表的使用和调整等）、船舶通讯实训室（THLDTX-1船舶通讯实训系统，可完成船舶内部通信系统的认知、系统电源的测试、指挥电话单元的调试、报警单元的调试等）”。二审中，装备学院主张没有实际购买上述拟购买的设备，因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无法律规定必须购买哪些设备，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根据培训方案进行采购，装备学院原有设备就已经具备开设资质。航海学校二审中主张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请设立后，装备学院没有相关航海教学设备，没有实际招生，故于2012年3月与航海学校开展合作，航海学校为此提供了教学设备，装备学院于2012年9月开始招生授课。航海学校提供的设备包括：TWO-WAYVHF无线电装置、VHF无线电话设备两个、NAVTEX接收机、IMCRSAT-C站、F站、中/高频无线电设备、模拟船舶电站、主配电盘、交流的发电组、船舶电工实验台、电子考场设备、钢制海图桌、多媒体室网络布线。上述设备双方均确认已交接给装备学院。航海学校另提供装备学院该专业学生的学业成绩表一份，根据成绩表显示，该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必修课包括船舶通信设备实训、船舶电气控制设备实训、船舶电站与调试。装备学院主张上述设备是其他合作专业和社会船员培训等使用的设备，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不需要使用上述设备。此外，2012年和2013年装备学院招生简章标注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大连易洋集团合作项目，其中2012年招生简章中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列入航海学院专业，2013年招生简章中列入电子工程系。2016年和2017年招生简章中该专业介绍部分使用一张设备图片，二上诉人均认可该图片上的设备系航海学校提供的上述设备中的模拟船舶电站。装备学院主张2012年网站上的招生简章将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列入航海学院以及注明是合作项目，系为扩大招生，招生简章配图也是航海学校工作人员任装备学院领导时为了扩大招生在招生简章上使用的图片，2016年和2017年制作招生简章时装备学院工作人员也没有及时更正该图片。再查，2012年3月23日案涉《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部分第（七）款约定：“在本协议期内，根据航海教学需要或因国家政策变化需要购置航海教学设备时，由甲方购置并承担全部费用”；第五条海员培训项目合作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除上述航海专业学历教育外，其他有关船员资质，技能等方面的短期培训项目，双方继续予以合作，具体事宜，双方可根据情况另行协商”。上诉人航运学校和上诉人装备学院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记载“购置设备明细见附件1”，根据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的“附件1”记载，购置设备明细包括模拟器系统（43.2万元）、驾驶台资源管理（155万元）、模拟器软件10万元、机舱资源管理模拟训练系统（65万元）、装修费（7万元），金额共计280.2万元，购买时间均为2013年5月。同时，《补充协议》约定“本补充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本补充协议条款与《合作办学协议书》主体合并成为完整协议书，且与《合作办学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诉人装备学院虽未能提供其持有的上述《补充协议》原件及“附件1”，但认为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的“附件1”购置设备明细中没有双方签字盖章，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装备学院认可上述设备用于双方的船员培训合作项目，现放置在其校内，且设备进场时间在2013年。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支付上述设备价款的银行转账明细。本院审理过程中，根据上诉人航运学校的申请，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调取辽宁省海事局组织专家到上诉人装备学院进行船员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中间审核并审核通过的报告。根据律师调查令回执内容，辽宁省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工作人员提供一份《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结论确认表》以及一份《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报告》。根据以上证据显示，2015年11月3日到6日，根据辽宁省海事局安排审核机构对上诉人装备学院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中间审核和附加审核，审核组一致同意予以通过，建议审核机构在学院质量管理体系证书上做相应签注，审核结论经相关部门领导同意签字，并在2015年12月制作签发了“《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签注”。上诉人航运学校主张因2013年2月17日上诉人装备学院已经领取了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故2015年11月中间审核通过后无法收回已经领取的体系证书并在证书上加盖印章，但审核机构已经在2015年签发了上述“《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签注”，证明装备学院通过了中期验收，故航运学校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装备学院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未通过中间审核验收，导致其无法招生，现有学生全部转移到旅顺委托培训学习，造成了费用损失。本院确认上事实，有《合作办学协议书》及附件、《补充协议》及附件、《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名册》、《毕业证书验印申请书》、陈静羽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航运学校2011年招生指南、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报表、航海学校提供设备图片、装备学院招生简章、《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结论确认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报告》、银行转账明细、一审和二审审理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认为，上诉人航运学校与上诉人装备学院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合伙期间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现上诉人航运学校已向上诉人装备学院发出解除合作通知书，双方之间对合伙收益分配等发生争议。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对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认定如下：关于138名中职生推荐费问题。案涉《合作办学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上诉人航运学校向上诉人装备学院移交在校学生，装备学院在收取学生学费后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向航运学校支付推荐费，并附有138名学生名单。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了《大连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名册》、《毕业证书验印申请书》、陈静羽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合作办学协议书》签订以后航运学校已将学生交接给装备学院的事实，且航运学校的原有工作人员亦由装备学院接收，并已于2012年8月就开始为装备学院办理交接学生的毕业证验印工作，故航运学校主张已将学生交接给装备学院的事实应予认定，装备学院主张138名学生未实际交接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的交接人数，航运学校二审中提供的毕业生名册与《合作办学协议书》附件中的138名学生对比，缺少2012年6月毕业的7名学生及顾卓生、郑好超、王磊、赵晓民、高宇航，另外138名学生中还有2012年7月转潍坊的54名学生（包括双方争议的张国校、李浩桐）、2012年10月转经贸学校的1名学生、2012年9月退学的2名学生。因上诉人航运学校收取学生学费都是在每年9月份开学时收取全年度的学费，2012年6月已经毕业的学生、2012年7月和10月已经转学的学生以及2012年9月已经退学的学生，学费应已在2011年9月缴纳完毕，装备学院应该没有实际收到上述学生的学费，故上述学生不应再计入交接学生推荐人数中。另5名没有登记在毕业生名册的学生，因其中的高宇航在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中有缴纳部分学费的记录，装备学院一审中亦认可该缴费名单系航运学校提供给装备学院的，故高宇航应认定属于双方已交接的学生，其余4名学生因无证据证明已实际交接，故不应计入交接学生数量。其余2013年以后退学或毕业的学生，均应属在2012年3月以后交接并由装备学院收取学费的学生，此部分学生应由装备学院向航运学校支付推荐费，数额共计140000元{（138-7-4-54-1-2）人×2000元}。关于54名中职生合作收益费问题。上诉人航运学校提供的毕业生名册能够证明54名学生退学、转学、毕业等情况，而该部分合作收益费按照合同约定是每年每人3000元，故一审法院全部按照1年计算合作收益费不当。根据毕业生名册记录，54名学生中的21名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学生有6名学生在2013年6月15日毕业，有1名学生于2013年6月15日转出、有1名学生于2013年6月退学、有12名学生于2014年6月15日毕业，1名学生于2014年6月转出。故该专业中职生的合作收益费为102000元（6人×3000元/年×1年+1人×3000元/年×1年+1人×3000元/年×1年+12人×3000元/年×2年+1人×3000元/年×2年）；17名轮机专业学生均是2011年级入学学生，其中李志德、李海鹏装备学院不认可，但李志德和李海鹏包含在上述2012秋学生缴费名单中，在毕业生名册中亦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其余15名学生均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故17名学生均应计入合作收益学生范围；16名船舶驾驶专业学生，双方所列名单一致，均系2012年9月从东港转学到学校的学生，其中14名学生又转到计理操语文专业，上述14名学生在毕业生名册中显示毕业时间是2014年6月15日，另外还有2名学生在2014年6月退学，故上述学生均应计入合作收益学生范围。因上诉人航运学校2011年招生指南中已记载航运学校招录的船舶驾驶专业和轮机管理专业学生是“初中起点（3+1）”学制，需要学习四个学年，每年学费5800元、住宿费1000元，且航运学校提供的部分学生的船员信息查询记录记载毕业时间为2015年4月，故虽然毕业生名册显示入学在2011年、毕业在2014年，但航运学校主张的该部分学生毕业证在2014年6月15日发放，之后还需在学校学习1年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此部分学生的合作收益费应按照3年计算。上诉人装备学院在已接受上述学生的情况下，应对上述学生实际在校时间和是否收取学费提供相应证据以推翻航运学校提供证据证明的事项，而装备学院未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轮机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费应为153000元（17人×3000元/年×3年），船舶驾驶专业学生的合作收益费为96000{14人(转到计理操语文专业学生)×3000元/年×2年+2人（2014年6月退学的学生）×3000元/年×2年}。以上54人合作收益费共计35.1万元。关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应否计入合作收益学生范围。上诉人航运学校在一审中是以参加船员考试为标准，从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中挑选出50名参加过船员考试的学生，要求支付该50名学生的合作收益费。二审中上诉人航运学校变更该诉求，要求支付2012级和2013级全部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共计70名学生的合作收益费。上诉人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其此部分诉讼请求以其一审中主张的请求和事实依据为准，而根据现有证据，其一审中的此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首先，上诉人装备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在二上诉人2012年合作办学之前的2011年就已开办，该专业没有在案涉《合作办学协议书》中约定为合作专业，而约定为合作专业的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是在双方合作办学以后的2013年9月被批准开设，两个专业学费分别为7000元和10000元，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如果想要转到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还需要航运学校当时派驻的姜晓莉签字审批，因此，上述两个专业不能认定是同一专业，上诉人航运学校主张为一个专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合作办学协议书》中约定除合同中确定的合作专业外，其他“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理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亦为合作专业，但该约定应理解为需要履行办理批准手续的中职或高职等学历教育的专业，故在合作前已经开办专业的学生参加船员考试，应属学生自行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行为，而不应由此认定该部分学生属于应收取合作收益费的范围。再次，虽然经公证的装备学院2012年招生简章中招生专业包括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且后面标注该专业属于“大连易洋集团公司合作项目”，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装备学院2012至2015年毕业学历信息的学生情况，案涉50名学生均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故即便装备学院2012年以旅游管理（海乘方向）名义招生，案涉50名学生也未实际在该专业毕业。因此，上诉人航运学校主张上述50名学生实际是旅游管理（海乘方向）专业学生、参加了船员考试等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是否属于合作专业问题。首先，虽然二上诉人在《合作办学协议书》中约定的高职合作专业没有包括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但合同中已约定“除上述专业外，协议期内所有需使用乙方提供的上述航海教学设备，以及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学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均属于双方合作办学范围之内”，故除合同约定合作专业外，其他使用航海学校设备的专业，或者需履行国家海事局批准资质办学职业资格手续的专业，亦应属双方的合作专业，装备学院关于上述合同中约定的两个条件应同时具备才属合作专业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装备学院一审中提供的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申报表记载，装备学院在2011年6月申报开设该专业时列明了必须使用的设备和必须建立的实验室、实训室，其中部分设备已经购买，还有部分设备没有购买。拟购买的主要设备包括无线电通讯与导航设备实验室、船舶电站综合控制系统实验平台，拟建立的实习条件包括船舶电气实训室、船舶通讯实训室。而装备学院并未实际购买上述设备，在2012年3月与航海学校合作之后，航海学校提供了相关设备，包括无线电通讯设备、模拟船舶电站、船舶电工实验台等，装备学院才在2012年9月正式招生。再次，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的必修课包括船舶通信设备实训、船舶电气控制设备实训、船舶电站与调试等，虽然装备学院主张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没有明确规定必须要使用什么设备，系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师需要采购或使用设备，且其原有设备已能够满足教学需求，但装备学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原有设备或其他设备能够替代其在专业开办申报表中拟购买的必须设备，从而不需要使用航海学校提供的航海教学设备，其对没有按申报表的计划购买设备反而还能展开教学的说明亦不符合常理。第四，装备学院对外招生简章上对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介绍时使用的宣传图片就是航海学校提供的模拟船舶电站设备图片，甚至2016年航海学校通知与装备学院解除合作关系以后，装备学院仍在继续使用该图片进行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的宣传，装备学院解释解除前是因航海学校合作方决定使用的该图片，解除后是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更换才继续使用的该图片，该解释亦与常理不符，其招生宣传时使用了航海学校设备图片的行为，与其没有实际使用设备的抗辩意见，相互矛盾。第五，装备学院网站对外公布的2012年和2013年招生简章中，已经将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标注为大连易洋集团合作项目，装备学院主张招生简章系为扩大招生才写成合作项目，装备学院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标注目的，其在双方发生争议后作出的该解释，本院无法采信，该标注行为应视为自认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合作专业。因此，综合双方之间的上述合同约定、设备使用情况以及招生简章情况等，航海学校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主张船舶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为合作专业的事实，应予采信，装备学院应向航海学校支付合作收益费。具体数额为：1839200元（2012级63人×3800元×3年+2013级47人×3800元×3年+2014级60人×3800元×2年+2015级34人×3800元×1年）。综合其他合作专业收益费，装备学院应支付的高职学生合作收益费共计4609400元（2770200元+1839200元），扣除已支付的2210867元，还应支付2398533元。关于案涉设备价款问题。首先，二上诉人在2012年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时已经约定如有新增设备，应由装备学院负责购买。在2015年9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中又进一步确认按照《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应由装备学院购买新增教学设备，并说明装备学院资金困难委托航运学校代购及安装调试，同时对于航运学校委托大连易洋船员有限公司以该公司名义购买亦进行了确认。其次，补充协议中已经标注购置设备明细见附件，而根据航运学校提供的附件明细显示设备购置款（含装修费）共计280.2万元、设备购买时间是2013年5月，该数额比评估意见中认定的2013年6月27日购买设备需338万余元相比少50多万元，说明航运学校主张的购买价格没有超过正常市场价格。装备学院对航运学校提供的购置明细附件不予认可，装备学院应提供其持有的《补充协议》及购置明细附件予以核对，装备学院不能提供且亦认可案涉设备实际进入到装备学院用于教学的时间是2013年，故案涉设备购置款应按照280.2万元进行认定，一审法院按照2015年9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时间点的评估价值认定装备学院应支付140万余元购置款不当。再次，二上诉人均认可案涉设备用于社会船员等培训教学，装备学院反诉航运学校要求支付的社会培训合作收益款包括2013年到2015年之间的培训收益款，在此情况下，却不向航运学校支付在此期间的设备购置价值，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一审法院此部分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装备学院主张不应支付140余万元设备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社会人员培训的合作收益费问题。装备学院主张航运学校支付的7.429万元不是培训费，不应从合作收益费中扣除，但在航运学校主导的培训项目进行过程中，按照双方补充协议约定，装备学院有保证合作项目实施的义务，包括水电暖气等供应，故装备学院在此期间付出的管理费用系按协议约定取得10%收益费应支付的成本，装备学院主张已收到的7.429万元系管理费，而不是航运学校支付的培训合作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航运学校主张的未付中职生推荐费、中职生和高职生合作收益费应否支付利息问题。二上诉人在《合作办学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中职生的推荐费装备学院应在收取学杂费后两周内据实结算支付给航运学校，且中职生和高职生的合作收益费应在每年10月31日前支付给航运学校，故对于学生的人数以及应支付的款项数额，装备学院有及时统计，据实结算、按期支付的义务，不能因为诉讼过程中双方对人数、年度、合作专业存在争议而认定装备学院有正当理由不予支付，故装备学院未按期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航运学校主张应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装备学院于2012年4月10日向航运学校支付60万元、于2012年10月24日支付100万元，于2012年12月28日支付61.0867万元，合计向航运学校提前支付了221.0867万元，而装备学院应支付的中职生推荐费为14万元、中职生合作收益费为35.1万元，高职生合作收益费为4609400元，合计为5100400元，故上诉人装备学院少支付了2889533元（5100400元-2210867元）。5100400元中2012年9月和2013年9月开学后应支付1507800元、2014年9月开学后应支付1654600元、2015年9月开学后应支付1938000元，故按照年度缴费顺序，2012年、2013年的全部费用1507800元以及2014年的部分费用703067元，应视为已经支付，2014年未支付的951533元，应从2014年1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支付违约利息；2015年9月开学后应付的1938000元应从2015年1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支付违约利息，利率标准按照年利率6%计算。上诉人装备学院主张航运学校没有完成协助办理航海教学教育资质的中间审核工作，导致装备学院未通过中间审核产生损失，故航运学校存在违约行为的抗辩意见，根据二审审理过程中辽宁省海事局提供的《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结论确认表》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报告》，能够证明2015年11月3日到6日，辽宁省海事局安排审核机构对上诉人装备学院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中间审核和附加审核的事实，且审核结论是一致同意予以通过，并经相关部门领导同意签字，在2015年12月制作签发了“《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签注”，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航运学校存在违约行为，装备学院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航运学校主张上诉人装备学院应从2015年9月16日起支付280.2万元设备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二上诉人于2015年9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只是对新增设备由谁购买、购买设备后双方如何开展船员培训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对航运学校垫付的设备款何时返还没有进行约定，2012年3月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约定，而且双方之间的船员培训项目合作收益费，航运学校也没有及时支付给装备学院，自身亦存在违约行为，故双方均没有履行各自义务，一审法院未支持航运学校此部分利息诉请，并无不当，航运学校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航运学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装备学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第六项；三、变更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中专生生源推荐费140000元及合作收益费351000元；四、变更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高职专业合作收益费2398533元；五、变更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设备购置款2802000元；六、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支付以95153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及以193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七、驳回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的其他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八、驳回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其他反诉请求和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9403元（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负担12306元，由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57097元，一审其他诉讼费用146270元（其中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交纳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59640元；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交纳公章印文鉴定费21990元、评估费59640元），由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9308元（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已预交）、其他诉讼费用162800元（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已交纳），由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95863元、由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负担96245元；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710元，由上诉人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校负担5647元，由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19063元；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3元，由上诉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司玉峰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