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仁红，男，197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伟，男，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芳，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树林，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芳，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晨晖，男，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荣新，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因与被上诉人罗晨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如下：l.一审判决认为《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基金合同》，合同编号：DFbx定增3号017（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与三上诉人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与被上诉人罗晨晖签订《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签署主体不同、内容不同而各自独立，是错误的。补充协议是基于基金合同而签署的，二者是不可分割。其签署主体是相互关联，补充协议明确签署背景，是基于罗晨晖是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投资人，已与广东东方比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比逊公司）签署基金合同，三上诉人是东方比逊公司的主要股东；其内容也是互为关联，补充协议约定罗晨晖投资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触发相应止损线时，三上诉人需追加资金或承担补足义务，其约定的权利义务全涉及基金合同。因此，基金合同和补充协议是不可分割的。2.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不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是错误的。补充协议是基于基金合同而签署，协议约定三上诉人的追加资金义务及承担补足义务条款，都是为基金合同而签订的补充条款。三上诉人是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实际控制人或管理人，该协议约定差额补足义务承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会对私募基金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3.一审判决认定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当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在清算时净值低于1元时，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需在差价范围内承担补足义务，该三上诉人即为承责的主债务人，并非担保法中定义的保证人，不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该认定是错误的。依补充协议1.3条，如要认定三上诉人是承担责任的主债务人，则在法律性质上，三上诉人要么是担保人引发对债务承担担保义务，要么是债务加入而产生承担债务。但二者的前提要件均是有“主债务”事实存在，才会引发三上诉人对“主债务”承责，成为主债务人或债务人。在本案中，并无任何主债务产生，且三上诉人对罗晨晖并无负债或欠款，根本不存在“主债务”。罗晨晖对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投资亏损，是市场投资行为引发正常亏损，并非三上诉人的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依据补充协议认定三上诉人是承责的主债务人，该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认为本案案件基本事实及法律关系应界定如下：1.罗晨晖对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投资行为，是受法律法规及证监会严格监管和约束，其对自身投资行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损失。（1）罗晨晖是一名合格投资者，针对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投资，其已签署了风险告知书、风险调查问卷等书面文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私募基金投资风险和损失。基金合同中也明确作出《风险提示函》，提示投资人投资有风险，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2）本案的基金合同是经过依法备案受相关部门实施监管的，是合法有效的投资协议。因此，罗晨晖购买东方比逊3号定增基金产品的行为是投资行为，其权利义务应依据基金合同约定来界定。罗晨晖所有损失均来自于购买东方比逊3号定增基金，该损失依据基金合同约定，应由罗晨晖自行承担。2.补充协议的内容如按一审法院认定是三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投资行为承诺保底保本，则该约定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监管规定相违背，应被认定为无效。具体理由如下：（1）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8月21日公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私募基金管理人禁止向投资者作出保底承诺，这是证券行业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证券行业的基本共识。本案之中，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作为3号基金的实际管理人向投资者罗晨晖作出差额补足承诺，为上述规定明令禁止。其次，上述规定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不冲突，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的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认定保底承诺有效，将导致这些监管举措落空、流于形式，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及社会公共利益。（2）补充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承诺违背了金融投资领域的经济规律和交易规则。私募基金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活动，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为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基金合同多处明确告知投资人投资有风险，不保证产品盈利及收益，被上诉人罗晨晖也签署了《风险揭示书》表示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案涉基金产品的风险。而三上诉人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的差额补足承诺通过保证罗晨晖的固定投资本金和最低收益，免除了其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与投资的本质相悖，更是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案涉的保底承诺使私募基金投资行为游离于构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这种潜在的风险在一定情况下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案涉差额补足义务承诺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构建，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本案中基金产品实质是一种委托理财，而三上诉人对罗晨晖投资行为的保底承诺将投资风险全部转移至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身上，导致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失衡，明显违背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更是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及委托理财的基本法律属性。三、补充协议第1.3条：“如该基金产品清算之时资产单位净值小于1.000元，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需在差价范围内做出补足义务。”该约定自相矛盾，不能作为三上诉人对罗晨晖投资损失承担责任的依据。1.“补足义务”是对基金产品追加投资的行为，并非是赔偿投资人或其他人的损失。在本案中，东方比逊公司在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先后三次对东方比逊3号定增基金产品补足资金，总计补仓资金为1243万元。后东方比逊3号定增基金产品触发罚没机制，产品资金全额亏损，无法再补足资金。2.该条款约定是在基金产品清算之时资产单位净值小于1.000元，三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第三方需在差价范围内作出补足义务。在基金产品清算后，基金产品也随之不存在，因此不存在基金产品清算之时补足一说，该约定内容自相矛盾。3.该条款所约定的“补足义务”的对象是基金产品，并非罗晨晖。即使三上诉人未履行补足义务，按补充协议的第三条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而非是对罗晨晖的投资行为导致全部损失予以赔偿。4.罗晨晖的投资损失依法是不可转移的，必须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判定三上诉人对罗晨晖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对投资市场的监管规定相违背。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合格投资者，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本案中，罗晨晖经过风险及能力测试，是合格的投资者，其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应对自行承担自己投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投资者风险自担是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依据《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一审判决三上诉人对罗晨晖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直接背离私募基金的监管规定。如判令投资者损失可转移给第三人，尤其是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或实际控制人，则私募投资行为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一审法院判定三上诉人对罗晨晖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对投资市场的监管规定相违背。综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补足义务是针对基金产品的增加投资行为，并非对投资人投资损失的赔偿行为。补足对象是基金产品并非罗晨晖，一审判决三上诉人需对罗晨晖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对投资市场的监管规定相违背。事实和理由补充一点，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罗晨晖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三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和义务。其所依附的主合同经济合同约定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以备实质变更。上诉人对变更后的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业绩及亏损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依据罗晨晖与东方比逊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定增3号基金合同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25日，基金终止日是2017年12月24日，基金合同的第四章第四款基金的存续期间约定，本金存续期间为1+1年，一年投资期和一年退出期。第22章清算程序第三款，资产核对与变现，约定合同终止日后，基金财产不应仍持有可流通，非现金之际，非现金资产。如无特殊情况，基金财产认可持有可流通非现金资产的，在合同终止日起两个交易日内，由基金管理人进行强制变现处理，限制条件解除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完成变现。具体看第22章第三款的条款约定，但实际上本定增3号基金产品并非在2017年12月26日之前所持有的资产进行强制变现，而是后续本基金截止至2018年10月份均为还未完全将所持有的资产产品予以变现。因此依据担保法的第24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上诉人与东方比逊公司自行变更定增3号基金产品的清算期。三上诉人对定增3号的基金产品后期的业绩及亏损不再承担保证或补足义务。罗晨晖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状所列的理由，我方简要回应几点，第一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虽名为补充协议，因为他签约的主体以及内容与基金合同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合同。第二点，该独立的合同签约的主体适格，内容合法，依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第三点，该独立的合同，事实上是可以履行，并且实际已经履行了，上诉人已经履行了部分的补充责任。第四点，针对上诉人刚才补充的内容，我方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其根据与我方所签订的独立合同的内容及承担的并不是一个保证的责任，其所谓的基金合同的变更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实质变更，同时上诉人是担任该基金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所以这种实质变更也完全是上诉人自行意识的一个体现。即使说这种变更是最终导致合同变化，这种过错方也是在上诉方，其责任也应当是自行承担，而不应当要求我方承担。罗晨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立即向罗晨晖返还投资款100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31日，罗晨晖与东方比逊公司签订基金合同，主要约定：1.基金名称为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东方比逊公司，基金存续期限为2年，初始份额面值为1元；2.合同所附风险揭示书载明，私募基金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杠杆风险等；3.投资者认购基金，应将认购资金支付至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基金运营服务机构开立的募集账户（账户名称为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外包募集专户、账号后4位为3677），罗晨晖认购金额为100万元；4.本基金的止损线设置为基金份额净值等于0.85元/份，基金存续期内任何一个工作日收盘后，经基金管理人估算的基金单位净值低于或等于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应于T+3日开始进行止损操作等；5.本基金亏损并触发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在三个工作日内追加资金使委托资产单位净值大于等于0.900的，本基金继续按合同履行。2016年4月15日，罗晨晖（甲方）与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为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投资人并签署上述基金合同，乙方为东方比逊公司主要股东；2.乙方就东方比逊公司管理下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业绩向甲方承诺保证，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触发止损线0.850元时，由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三个工作日内追加资金使委托资产单位净值大于等于0.900元。同时，若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清算时资产单位净值小于1.000元时，则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需在差价范围内作出补足。2016年4月18日，罗晨晖向上述基金合同指定的募集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东方比逊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向罗晨晖出具《认缴确认函》，确认收到罗晨晖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申购资金100万元。2018年11月2日，东方比逊公司作出《关于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1.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投资标的为（创金合信-招商银行-鸿利光电定鑫22号资产管理计划），该计划投资标的为鸿利智汇（300219）；2.该计划成立于2016年5月19日，期限为2年，因减持新规对产品退出有一定影响，在申请延期半年后，最终到期日为2018年11月16日；3.该计划系统风控指标分别于2018年2月1日、6月13日、10月8日跌至补足线下，东方比逊均履行了补足义务；4.该计划于2018年10月11日跌至罚没线以下，东方比逊因筹措补仓资金未果，未能按合同约定进行补仓，致该计划于10月12日触发罚没机制。按照约定，创金合信作为该计划管理人将行使特别交易权，自10月15日起开始启动资产处置程序，对该计划所持标的股票鸿利智汇进行罚没。至此，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净值将降为0，产品资金预计全额亏损。另查，东方比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熊仁红，张建伟为该公司董事长。而信实通公司系东方比逊公司股东之一，股权占比为98%，熊仁红、张建伟原均系信实通公司股东，后张建伟与熊仁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张建伟所持信实通公司股份转让给熊仁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双方并于2017年11月13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此外，东方比逊公司、熊仁红分别于2017年11月19日、2019年1月8日出具情况说明及证明，其中，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张建伟在东方比逊公司任职期间，曾担任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投资经理，该基金所持的鸿利智汇股票处在价格高位时，张建伟多次提醒、催促公司清仓，但其意见未被采纳，后张建伟就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与其他股东发生分歧，故于2017年5月27日退出东方比逊公司并办理了离职手续等，而张建伟任职期间产生的担保风险由熊仁红及东方比逊公司全部承担。证明的主要内容为陈永芳不是东方比逊公司的人员，从未参与公司的管理及基金的操作，且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补充协议上签的名等。庭审中，罗晨晖、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作了以下陈述：1.罗晨晖认为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签订补充协议系为了便于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销售，虽然该补充协议与基金合同有一定的关联，但却是相互独立的合同。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对此则不予认可；2.对于为何签订补充协议，熊仁红称其对自己经营的公司较为自信，因罗晨晖提出了签署补充协议的要求，为安抚罗晨晖，便签订了补充协议，其在签署补充协议时，系明知签订此类补充协议属违法的。张建伟称罗晨晖在签订基金合同后提出签订补充协议，其亦是为安抚罗晨晖而签订的。陈永芳称其系在对补充协议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签订的。罗晨晖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补充协议虽名为基金合同的补充协议，但两份合同的签订主体并不相同，基金合同的签订双方为罗晨晖与东方比逊公司，补充协议的签订双方则为罗晨晖与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而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且本案无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系东方比逊公司授权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签署。同时，从两份合同的内容上看，基金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罗晨晖与东方比逊公司就投资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相关事项进行的约定，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则为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承诺在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净值在低于1元时，在差价范围内予以补足。两者在内容上并不冲突，亦各自独立，据此，补充协议作为一份合同是独立的，并不依附于基金合同。结合罗晨晖与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罗晨晖要求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返还1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是否合理有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在本案中，如上所述，与罗晨晖签订补充协议承诺保底的主体并非东方比逊公司，而是熊仁红、张建伟及陈永芳，故补充协议中的签约及承责主体均不违反上述规定，且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作为独立的自然人，对其自身做出的承诺理应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补充协议系罗晨晖与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自愿签订，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相应条款并未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不存在应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此外，补充协议虽将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的承责条款表述为保证条款，但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可知，当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产品在清算时净值低于1元时，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需在差价范围内承担补足义务，其3人即为承责的主债务人，并非担保法中定义的保证人，故不适用担保法中关于保证期间的相应规定。综上，依据东方比逊公司出具的《关于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情况说明》，可知东方比逊定增3号基金的净值已降为0，现罗晨晖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承担补足责任及从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晨晖支付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案涉补充协议的性质问题；二是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三是罗晨晖的案涉投资损失应如何承担的问题。关于案涉补充协议的性质问题。首先，该协议是由甲方罗晨晖和乙方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签订的；其次，从补充协议约定内容来看，该协议是基于罗晨晖与东方比逊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而作出的，且该补充协议第1.3条约定“如该基金产品清算之时资产单位净值小于1.000元，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需在差价范围内做出补足义务”；故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在案涉补充协议中为罗晨晖投资的定增3号基金作出了保底承诺，即在定增3号基金清算后，罗晨晖出现亏损时，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个人进行补足。关于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三条关于“基金投资顾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应当具有合理的依据，对其服务能力和经营业绩进行如实陈述，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不得损害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及《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向投资者作出的保底承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本案中，保底承诺的作出方虽系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个人，而非基金管理人东方比逊公司，但熊仁红系东方比逊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间接股东，陈永芳系东方比逊公司间接股东，而张建伟则系定增3号基金的基金经理，三人与东方比逊公司实际上系利益共同体。而且，从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亦均已知悉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为东方比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因此，案涉补充协议实为双方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监管而作出的约定，内容违反了市场基本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严重破坏资本市场的合理格局，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关于罗晨晖的案涉投资损失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案涉补充协议无效，但双方关于保底的协议条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考量罗晨晖损失的承担，应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及促成罗晨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进行判断。对此，本院作出下评析：首先，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作为东方比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间接股东或基金经理，属于基金行业的投资人、管理人员或从业人员，理应清楚知悉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应清楚知悉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法律后果，三人签订案涉补充协议主观过错明显；其次，根据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以及缴款时间顺序，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明显系为了促进定增3号基金的销售而与罗晨晖签订案涉补充协议。可见，定增3号基金的销售与三人存在重大利益关联，其主观上的利益追求系协议得以签订的重要原因，亦系促成罗晨晖投资的重要原因；再次，罗晨晖作为合格私募基金投资者，理应知悉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而且，东方比逊公司在与罗晨晖签订基金合同时已向罗晨晖作出风险提示，并进行风险问卷调查，告知罗晨晖基金产品的高风险性，罗晨晖亦在风险问卷调查中声明其已了解相关风险。然而，罗晨晖仍与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签订案涉补充协议，企图完全规避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显然亦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共同向罗晨晖赔偿投资损失的70%，即70万元（100万元×70%）及自罗晨晖起诉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由罗晨晖自行承担投资损失的30%，即30万元（100万元×30%）。综上所述，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961号民事判决；二、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晨晖赔偿7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罗晨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罗晨晖负担4140元，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负担9660元；保全费5000元，由罗晨晖负担1500元，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负担3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罗晨晖负担4140元，由熊仁红、张建伟、陈永芳负担9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戴瑜霞张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