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521民初5757号 原告暨被告：亢得方，女，1953年5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高县。 原告暨被告罗元贵，男，1950年3月18日生，住四川省高县。 原告暨被告：郑刚，男，1985年5月16日生。 上述三原告暨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贵天，四川意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1210533426。 原告暨被告：刘江宾，女，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四川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411941729。 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1月18日分别立案受理原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与被告刘江宾劳动争议一案和原告刘江宾与被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劳动争议一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将原告刘江宾与被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劳动争议一案合并入原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与被告刘江宾劳动争议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被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贵天、原告暨被告刘江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宜宾市叙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叙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书第6页第二段第四行中“扣除申请人已经获得罗兴梅交通事故赔偿金302069.49元”的裁决；2.判决刘江宾给付原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罗兴梅因工伤死亡的丧葬费、一次性死亡补助金693302.80元；3.判令刘江宾给付原告亢得方、罗元贵供养亲属抚恤金分别为175982元、142941.5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江宾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起罗兴梅（原告亢得方、罗元贵之女，郑刚之妻）在刘江宾处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刘江宾未为罗兴梅缴纳工伤保险。2017年6月6日罗兴梅受刘江宾的安排乘坐阳勇（已死亡）驾驶的机动车前往成都开月会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18年7月20日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宜人社工认字【2018】1041号）认定罗兴梅为工伤。罗兴梅死后，被告垫付了4000元丧葬费。罗兴梅系城镇居民户口，其与罗兴富共同为亢得方和罗元贵的抚养人。依据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16民初4586号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和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仁分公司己支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罗兴梅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款共计302069.49元。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就邹英、阳长根、王清玉、阳铭（阳勇的遗产继承人）对亢得方、罗元贵、郑刚的赔偿款584018.96元及利息未执行到位。2019年10月9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9年10月15日，宜宾市叙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叙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中，扣除了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以下简称蜀都支公司）和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仁分公司（以下简称成仁公司）获赔的罗兴梅的死亡赔偿金302069.49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应当扣除已获赔的302069.49元。遂诉至法院，希判如所请。 被告刘江宾答辩称，罗兴梅与刘江宾之间是劳务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成都双流区法院作出了判决，确定了罗兴梅91万余元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足额达到了工伤保险待遇的金额，其不应再支付相关的待遇。 原告刘江宾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决刘江宾对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不支付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1012226.3元；2.案件受理费由亢得方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罗兴梅系亢得方、罗元贵之女，郑刚之妻。2017年6月6日，罗兴梅在乘车前往成都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16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罗兴梅因交通事故死亡，获赔912066.42元。2019年10日15日，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叙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刘江宾支付亢得方三人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抚恤金共计1012226.30元，扣除已经获得302069.49元，还应给付710156.8元不当。因原告与罗兴梅无劳动关系，不应支付工伤待遇，且1012226.30元的金额也不对，应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为准。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答辩称，应由刘江宾给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1012226.30元，且不应扣除已经获得302069.49元。 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原告暨被告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当庭提交了三人的身份证、刘江宾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居民死亡户籍证明、户口本及身份关系证明、工伤认定书、（2018）川0116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1924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0116执377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仲裁裁决书与庭审笔录、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9）川150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与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5行终160号行政判决书，刘江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及相应的行政判决书认定刘兴梅系工伤，与事实不符。因上述行政判决书系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本院对上述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出示的包括行政判决书、工伤认定书在内的证据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刘江宾针对其答辩意见和诉讼请求当庭向本院提交了（2018）川0116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书（同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该《条例》第十条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或者履行工作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按《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如第三方责任赔偿的相关待遇已经达到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标准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如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相关待遇。刘江宾据此拟证实即使罗兴梅属工伤或视为工伤，按照上述规定，也已经获得了全额赔偿，故其不应再支付罗兴梅工伤保险待遇。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无异议，但称上述《条例》系地方性规章，其效力等级低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对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已经获赔的302069.49元不予扣除。由于双方系对法律适用的争论，并非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何采纳，本院将在下文阐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亢得方、罗元贵之女、郑刚之妻罗兴梅自2006年起即在刘江宾处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刘江宾未为罗兴梅缴纳工伤保险。2017年6月6日罗兴梅受刘江宾的安排乘坐由阳勇（已死亡）驾驶的小型客车前往成都开月会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关于罗兴梅死亡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经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16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经成都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判决：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支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罗兴梅死亡的赔偿款209984.84元（已执行到位）；2.四川成渝高速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成仁分公司支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死亡赔偿款92084.65元（已执行到位）；3.由驾驶员阳勇的继承人邹英、阳长根、王清玉、阳铭在继承阳勇的遗产范围内支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罗兴梅死亡的赔偿款579536.96元。上述赔偿款中的302069.49元已赔偿到位，其余579536.96元因邹英、阳长根、王清玉、阳铭暂无履行能力，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已终结本次执行。 罗兴梅死亡后，关于其与刘江宾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属因工死亡，先后经仲裁、诉讼等程序，最终2017年12月16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502民初6312号民事判决，认定罗兴梅与刘江宾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宜宾市人社局作出了罗兴梅工伤认定，因刘江宾不服，向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作出（2019）川1502行初7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刘江宾仍不服，向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作出（2019）川15行终160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之后，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与刘江宾未能就罗兴梅工伤死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1月，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向原四川省宜宾县（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受理后，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叙劳人仲案【2018】44号仲裁裁决，裁决：1.刘江宾给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丧葬费20982.80（已扣除刘江宾垫付的4000元）；2.刘江宾给付申请人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72320元；3.刘江宾给付亢得方、罗元贵供养亲属抚恤费分别为175982元、142941.50元。同时裁决，以上1至3项合计1012226.30元，扣除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已经获得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302069.49元，刘江宾还应给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710156.80元。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以其已获的302069.49元不应扣除，而刘江宾以其与罗兴梅不存在劳动关系，罗兴梅不属工亡，其不应支付罗兴梅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费、丧葬费等费用，且金额应以成都市双流区法院判决的910000余元为准，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起诉来院。 另查明，亢得方、罗元贵夫妇共生育一子一女，即罗兴梅、罗兴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1.刘江宾应支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罗兴梅工伤死亡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费的数额；2.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从第三方已获的赔偿款302069.49元是否应从其工伤待遇中扣除。至于刘江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于刘江宾与罗兴梅不存在劳动关系、罗兴梅非属工亡的抗辩意见，因之前已经通过仲裁、诉讼程序，由生效的法院判决确认了罗兴梅与刘江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罗兴梅系因工死亡的事实，故本院在此直接予以认定，对刘江宾的抗辩意见也不予采纳。 首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罗兴梅工亡后，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应获工伤保险待遇的数额。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之规定，罗兴梅因工死亡，用人单位刘江宾未为其缴纳相关的工伤保险，刘江宾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赔偿亢得方、罗元贵、郑刚因刘兴梅工亡的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①丧葬费：按4163.8元/月×6月，扣除刘江宾垫付的4000元，计20982.80元；②一次性工亡补助：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2017年工伤保险相关待遇计算基数的通知》（宜人社函〔2017〕256号）之规定，按33616元/年（2016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计672320元；③供养亲属抚恤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结合亢得方、罗元贵有刘兴梅、罗兴富两抚养人的情况，按21991元/年×16年÷2，支付亢得方供养亲属抚恤金175982元；按21991元/年×13年÷2，支付罗元贵供养亲属抚恤金142941.50元。以上共计1012226.30元。 其次，关于上述1012226.30元是否应扣除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从第三方已获的赔偿款302069.49元。本院认为，国家设立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死亡或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权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受伤、死亡的职工或其近亲属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工亡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与用人单位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同时，基于侵权行为，受损害的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其本人或其近亲属可以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之规定，确立了工伤损害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责任之间的兼得模式，除侵权人已经支付给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给工伤职工以外，对工伤职工应该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机构还得要向其支付。对工亡职工的近亲属也同理。故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受伤或死亡的，劳动者或其近亲属除对侵权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外，还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二者互不排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江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丧葬费20982.80元（已扣除刘江宾先前垫付的4000元）； 二、刘江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亢得方、罗元贵、郑刚一次性工亡补助672320元； 三、刘江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亢得方供养亲属抚恤金175982元、罗元贵供养亲属抚恤金142941.50元。 以上合计1012226.3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各10元，合计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刘江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文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书记员  徐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