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琴，女，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华，江苏大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亿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希望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曹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琴，江苏知南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琴、苏州市亿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安公司）因经济补偿金及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均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亿安公司向刘琴支付2018年工资差额71096元、经济补偿金77700元；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亿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对刘琴2017年度实发工资事实认定不清。1、刘琴自2012年3月入职亿安公司，任职分色部门主管。刘琴的工资发放方式是每月领取固定金额生活费、次年年初一次性发放剩余工资，每年1月、2月公司放假，刘琴每年实际工作时间为十个月。故刘琴的月平均工资应按全年工资除以十个月计算。2、根据一审中刘琴提交的银行流水及要求法院调取的银行支票兑取记录，刘琴自2012年度至2017年度，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票形式发放的工资分别为：81685元、115249元、97290元、108378元、81033元、86033元，刘琴2013年度全年工资已达115249元；后刘琴在领取2014年度剩余工资也就是2015年年初时，亿安公司以部分银行转账、部分现金形式发放，并要求亿安公司签字确认已领取上年度全年工资。2018年1月20日，刘琴接亿安公司财务科员工盛立国电话通知、前往财务部领取2017年剩余工资，财务科出纳朱琴交给上诉人一张49000元的现金支票、出票人为周燕英，及现金24967元，然后盛立国要求刘琴签署了一张2017年度工资发放总额共计111000元的明细表。自2013年度至2017年度，刘琴日常工作内容、工作时长并无明显变化，各年度的实发工资也基本持平。综上，刘琴2017年全年工资收入应为111000元。根据双方2018年3月8日签署的劳动合同，2018年度工资不低于2017年度标准，刘琴2018年度月平均工资应为11100元(111000/10个月)。扣除亿安公司2018年实际发放给刘琴的工资39904元，亿安公司应支付刘琴2018年度工资差额71096元。另亿安公司单方解除与刘琴的劳动合同，亿安公司应支付刘琴经济补偿金77700元（计7个月)。亿安公司辩称，一、刘琴在劳动仲裁、一审时主张拖欠2018年工资总额为64396元。而在二审时主张2018年工资为71096元，该上诉主张超过之前程序中的主张，超过部分属于独立增加的诉讼请求，该主张未经劳动仲裁前置及一审判决，应予驳回。二、法律没有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当年工资报酬必须不低于上一年度，且公司也从未向劳动者承诺过，公司是根据劳动时间、企业效益及劳动者的劳动产量等综合进行考评，年末计算劳动者应得的收入。所以企业不可能在产能效益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向劳动者承诺一年的工资收入。三、2018年11月3日，刘琴已经确认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四、2019年12月，刘琴因病请假，工资标准应按最低标准80%支付，一审法院对病假期间的工资按2017年工资标准计算错误。五、如果企业确实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应根据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因涉及刘琴2019年12月存在因病请假的工资计算错误，故经济补偿金计算也存在错误。综上，请求驳回刘琴的上诉请求。亿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亿安公司无需支付刘琴2018年工资差额31790.2元、经济补偿金50185.94元，合计81976.14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在：1、一审法院认定刘琴2017年度工资收入为86033元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劳动者劳动时间与2018年劳动时间基本相同错误。2018年因环保停业、整改等原因，实际工作时间较2017年少很多。3、一审法院无视刘琴于2018年11月签署的确认2018年9月30日之前工资结清的确认单，认为工资确认单是格式化声明错误。早在2018年10月，劳动者听闻相城区要对环保重污染企业进行整改关停，便集体上访。后在多方多天的沟通磋商下，2018年11月初劳动者陆续与企业结算了2018年的工资，并签署2018年9月30日之前工资结清的确认单。故该确认单是各方共同沟通、磋商的结果，是劳动者真实意思的表示，并非是格式化声明。4、一审法院无视亿安公司于劳动合同到期前，在2018年12月底和2019年1月初先后通知刘琴以同等条件甚至更优条件续签劳动合同，而是主观认定亿安公司已无继续在原场所履行劳动合同的可能性，这是事实认定错误。截止争议发生时，亿安公司主体资格依然存续，并未注销，只要主体资格及厂房存在，亿安公司完全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1、一审判决对“同工同酬”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既未调查相同工作岗位的劳动报酬水平，又未对刘琴2017年、2018年提供的劳动量进行核实，只是以“有违通常工资水准”主观想法就认为亿安公司违反了同工同酬的规定，进而判决亿安公司需补足2018年的工资差额，系对同工同酬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2、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2018年工资标准应当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稳中有升，故参照2017年劳动者的收入标准，支持了劳动者要求支付2018年工资差额31790.2元的诉请，显然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没有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发放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必须要不低于上一年度工资收入。其二，一审法院对刘琴2017年工资查明错误的情况下，参照2017年工资标准补2018年工资差额错误。其三、亿安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9月之前劳动者的工资已全部结清。3、本案中，亿安公司在劳动合同到期前于2018年12月底和2019年1月初先后通知刘琴以同等条件甚至更优条件续签劳动合同，但刘琴拒绝继续签订劳动合同。这种情形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由于政府要求对印染企业环保问题停产整顿，一审法院主观认为亿安公司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可能，没有适用这条法律规定，而适用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合同系到期而终止，应承担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亿安公司补充：2019年9月12月，刘琴因病请假，病假期间工资应按最低工资标准80%计算。一审法院对病假期间的工资按2017年工资标准计算错误。经济补偿金标准是以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因工资标准计算错误，故经济补偿金标准也错误。刘琴辩称，一、事实认定部分。1、劳动者在不同年度工作岗位不变、工作内容不变，要求支付相等的工资报酬，合法合理。亿安公司未能举证刘琴在2018年度相较2017年度出勤时间、生产产量均大幅降低，却要求刘琴2018年年度工资应低于2017年度工资，该要求不应得到支持。关于2018年11月初刘琴签署的“2018年9月30日前工资报酬已结清”的确认单，当时亿安公司与员工间关系已不和谐，刘琴签署该确认单时，并不处于完全自由表达意志的状态，也无暇认真确认单据上的所有内容，故此确认单位的签署不能简单认定为刘琴2018年9月30日前所有工资报酬已结清。亿安公司2018年11月18日起停工停产、搬往外地的事实。刘琴已大量举证，说明事实上亿安公司在原址已无法继续经营。二、法律适用部分。1、根据《劳动法》第46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亿安公司应当以2017年工资发放情况为基准计发2018年度工资，合法合理。2、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亿安公司虽于2018年12月底、2019年1月初向刘琴提出以原条件续签合同，但亿安公司实际上已处于《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五项之用人单位被责令关闭状态，劳动合同自然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五项，亿安公司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3、亿安公司称即使其搬迁至外地，其依然可以与刘琴建立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是新的劳动合同关系，需双方达成协商一致签署，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五项的规定，劳动者不接受续订该合同，不能称之为对用人单位自主用工权的侵害。4、经济补偿金适用确实采取法定主义，亿安公司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五项的规定，一审判决亿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正确。刘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亿安公司向刘琴支付拖欠的工资总计64396元（按照2017年度的平均月工资10430元，计算2018年3月至12月共10个月减去该期间已付的3990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46020元（按照月工资10430元计算7个月的双倍）；本案诉讼费用由亿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琴于2012年3月入职亿安公司。刘琴与亿安公司于2018年3月8日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其上载明合同期限为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1月1日止等内容。刘琴认为其在该劳动合同书上签名、日期和联系电话时，其余内容均是空白。因区域环保整治等原因，亿安公司至2018年11月18日已停工停产，亿安公司其后即组织员工进行学习等活动。2018年12月28日，亿安公司张贴通知并向刘琴发送短信告知“因劳动合同即将期满，公司承诺在保持原劳动合同条款、原工作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均不变的前提下续订劳动合同（包括完成一定工作任务、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不定期劳动合同）。请各位同仁务必在2018年12月29日下午16:30之前至办公室小会议室李泽兵签订劳动合同”等内容。其后，亿安公司又于2019年1月2日发出通知并短信告知刘琴，“关于续签劳动合同事宜，根据2018年12月28日通知，公司在保持该通知内容不变，另在原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增加50元/月劳动报酬的前提情况下，通知各位务必在2019年1月2日中午前完成劳动合同续订事宜”。因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亿安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当天向刘琴发出《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认为因刘琴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到期终止。双方就此发生劳动争议，刘琴向苏州市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裁决亿安公司支付刘琴工资差额6235元，并驳回刘琴的其他诉请。现刘琴不服该劳动仲裁裁决，现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在职期间，刘琴的工资一般都是由亿安公司平时发放部分生活费，年底结清。银行流水显示亿安公司通过该司账户共计向刘琴转账发放2017年工资37033元。2018年1月16日，周燕英受亿安公司委托向刘琴发放2017年的年底工资49000元。故2017年度亿安公司实际向刘琴发放工资86033元。刘琴自认亿安公司向其实际发放2018年3月至12月的工资39904元，该数额大于亿安公司提供证据的付款数额，可予认定。亿安公司为反驳刘琴的诉请，另外举证：1、仲裁庭审笔录，证明各方在庭审时的陈述，亿安公司的举证内容与举证意见与仲裁时相同。2、2018年1-12月的薪资明细及付款凭复印件1组，证明刘琴2018年12月前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了，且亿安公司也支付完毕，其中刘琴于2018年11月3日签字确认至2018年9月30日的薪资福利待遇已经全部结清，没有任何纠葛。经质证，刘琴认为，1、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笔资金支付是由于亿安公司长期拖欠刘琴工资，刘琴及其他员工向政府部门反映后，亿安公司才发放的，且付款凭证上备注的文字太小了，刘琴签署时并未注意，并不能证明双方2018年9月30日前的薪资已经全部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刘琴主张的2018年总计工资差额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在劳动时间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应当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稳中有升，不应出现降低的情形。2018年10月份之前，亿安公司的工资发放在时间、金额上基本符合其发放惯例，自11月份开始陆续补发工资，一审法院经查明刘琴已经实际收到2018年3月至12月的工资共计39904元，明显低于刘琴在2017年的工资标准，对该差额部分亿安公司未予合理解释，故应由亿安公司予以补足。对于应补足的差额，一审法院经核算刘琴在2017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029元（48348元/12个月）。双方间合同从2018年3月7日至2019年1月1日，因刘琴实际多年连续工作，因亿安公司实际每年1月、2月放假，但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刘琴的工资应按每年总收入计算。刘琴现仅主张2018年3月至12月间的工资差额，可予准许。一审法院以7169.42元/月为标准计算该10月的工资为71694.2元，扣除该时段已发39904元，差额31790.2元，亿安公司应予支付。对于亿安公司认为其已在发放记录中明确双方结清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该格式化的声明未经双方认真核对和刘琴专门的确认，且有违通常工资水准，严重损害了刘琴同工同酬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于刘琴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亿安公司举证的劳动合同显示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间为2019年1月1日，刘琴虽然称其签字时该部分系空白，但其并未举证相应的证据证明该时间系亿安公司私自后补，故一审法院对2019年1月1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事实予以认定。双方一致确认，刘琴于2012年3月入职。一审法院根据刘琴月平均工资7169.42元计算刘琴的工作年限合计7个月的工资，认定亿安公司应当支付刘琴的经济补偿金50185.94元。对于刘琴认为系违法解除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亿安公司应支付刘琴2018年工资差额31790.2元、经济补偿金50185.94元，合计81976.14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亿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琴2018年工资差额31790.2元、经济补偿金50185.94元，合计81976.14元（汇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2）。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刘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亿安公司亿安公司负担（此款刘琴已自愿垫付，一审法院不予退还，由亿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并支付刘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亿安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2018年10月31日，厂长李泽斌的工作笔记，共3页。该工作笔记里记载5、6、7、8、9月工资已经确定在11月2日开始发放通知，证明2018年9月之前劳动者工资已经结清，劳动者签署的确认单是双方磋商的结果。证据二，公司高管盛敏的微信记录，该记录反映与员工周正席的聊天记录，即在2018年10月31日，员工与企业在磋商2018年9月之前的工资。周正席把现场磋商时拍的照片，通过微信发到了盛敏的微信上，向盛敏汇报工作。该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就2018年9月之前的工资，是经过与劳动者协商以后，劳动者才确认的，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是格式化声明。证据三，2018年12月考勤及签到表，证明2018年12月刘琴实际出勤天数为14天。一审法院按全勤计算工资差额是错误的，应予以扣除。证据四，刘琴2018年12月病假条，证明刘琴因病请假，根据法律规定，病假期间工资应按最低标准80%计算，一审法院按全勤工资计算是错误的。证据五，2018年11月份考勤，证明刘琴实际出勤天数为13.5天。一审法院按全勤计算工资是错误的。刘琴的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笔记并没有体现记录人，所以公司方声称此笔系由李泽彬所记录，无法证实。证据二，微信证据只能显示有多人在室内集中，集中时间讨论内容无法确定。对微信图片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微信对话方无法确认。对证据三，12月份考勤表系公司单方打印制作，加盖公章，无员工签字，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材料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签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考勤表恰恰证明公司方在2018年12月集中本案涉案多名员工，进行所谓思想学习，没有正常出勤生产，该期间所谓考勤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实际现状。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可以参照病假期进行相应的工资扣减。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亿安公司确认公司已于2018年11月18日停产，2019年4月搬迁，搬至常熟东南开发区。停产原因系政府通知环保问题进行整改。而且因公司搬迁，故无法提供之前的劳动合同。另查明：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3行载明“本院经核算原告在2017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029元（48348元/12个月）”系笔误，刘琴在2017年的月平均工资为7169.42元（86033元/12个月）。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劳动者应遵守劳动纪律、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根据现有证据看，本案存在亿安公司在平时先行发放部分工资，最终一并结清工资的情形，故劳动合同到期日前，2018年已发放的工资并不当然代表系刘琴在该期间应得的所有工资。在亿安公司未能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工资应予降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上一年度的收入认定月平均工资，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虽然亿安公司存在每年1、2月放假情形，但平均工资应按一年整体计算，故一审法院按12个月测算平均工资，并无不当。对于亿安公司主张其在2018年工资发放表格下方刘琴已签字确认工资已结清，但该内容字体较小也未以加粗等方式显著标记，亿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劳动者明确提示说明，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效力，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结合亿安公司举证的劳动合同及刘琴的入职时间，亿安公司现举证证明其要求劳动者续签的系与最后一份合同条款、原工作条件均不变的劳动合同（后增加50元/月），未能提供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且亿安公司亦自行确认其已于2018年11月18日停产，并于2019年4月搬迁至常熟东南开发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亿安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由于亿安公司未能向刘琴足额发放2018年度相应工资，一审法院参照上一年度收入酌情认定月平均工资，系并非精准按天计算工资，亿安公司以缺勤、病假为由扣减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刘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工资收入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对于一审文书中存在的笔误之处，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刘琴、亿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琴、苏州市亿安实业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蒋毅颖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