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芷琦，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嘉文，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崇鹤，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某，女，1949年10月9日，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嘉文，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崇鹤，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因与上诉人李某、被上诉人陈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李某招商银行番禺支行账户60×××11中的存款本金4869747.36元及其资金占用的损失（损失计算基数以4869747.36元为基数，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起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获得赔偿之日止）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属于黄某所有；3.判令陈某在3678080元及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李某、陈某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本案件的案由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原判决应该改判，具体情况如下：一、一审法院遗漏李某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直接影响案件性质的重要事实不予陈述及查明。（一）广东国立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公司）、广州市番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业公司）两公司股份及公司财产未在离婚诉讼中分割是李某转移财产导致的，不是黄某未提出分割，在离婚案件中，黄某申请冻结了李某招商银行60×××11的银行存款，由于李某恶意转移资产导致未分割。（二）离婚诉讼在法院审理期间，李某为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以亲戚、员工的名义成立新公司，直接承接国立公司的生意、客户、财产及员工，制造虚假案件转移国立、国业公司名下不动产，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二、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股东在离婚时均是黄某（90％）、陈惠芬（黄某母亲，10％），目前国立公司股东不变，国业公司股东是黄某。为了追讨被李某转移的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国立公司、国业公司股权及财产、黄某从2001年9月开始至今，18年以来以自己或者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名义与李某打了近100场官司以及刑事追讨，至今资产仍被李某控制。三、一审法院一方一厢情愿单凭李某单方制作的《分类账》认定李某账户中2001年10月15日汇入100万元属于向李国良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严重错误，属于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院认定事实的标准与一审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588号案（以下简称1588号案）判决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终5881号案（以下简称5881号案）的认定标准完全相反。（一）在1588号案及5881号案中，黄某同样提交了李某单方制作的《分类账》作为证据，以证明从陈某账户支付的3678080元的购地款属于国立公司所有，为进一步证明《分类账》记录真实，申请两级法院均未批准。最后广州中院认为：国立公司要求李某、陈某、广州市信力晖房产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力晖公司）、李科女、李泳珍共同返还3678080元购地款的问题，因国立公司所主张的由李某转入陈某再转让金属厂的转款事实仅有《分类账》等记录资料和笔录，而该证据即不能证明上述转账事实真实存在，亦未能证明李某的账号为国立公司所有，故上述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国立公司的主张，故驳回国立公司的请求。（二）本案黄某提交《分类账》并申请调取李某银行流水，最后是李某招商银行的银行流水显示在2001年10月17日账户余额为4869747.3元，款项事实得以确认。对于转移财产的事实，银行流水显示：2001年10月18日，转出给陈某3678080元，剩余全部现金取出。一审法院认定2001年10月15日，汇入李某账户的100万元是向李国良借款，依据是《分类账》。一审法院认为：《分类账》在黄某和李某离婚诉讼过程中即由法院证据保全，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故认定100万元属于向李国良借款。黄某认为：1.对于《分类账》李某和陈某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首先，该分类账并不完整，仅仅截取一部分。其次，该分类账是工作人员单方制作，不是银行或行政机关出具或者制作等。2.广州中院（2001）穗中法民初字第129号（以下简称129号案）离婚案件中，广州中院将国立公司的账册全部归还给李某，国立公司也是被李某实际控制，全部财务凭证均由李某控制，李国良是李某的亲弟弟。李某主张100万元是向李国良借款，必须提供相对应的银行过账单（银行流水显示为内部转入）、借款合同、还款凭证加以证明。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原则：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2001年9月，黄某、李某已经开始离婚诉讼，没有证据证明黄某同意借款，或款项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在李国良未提起诉讼追债的，不能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四、一审法院由于不审理李某转移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事实，导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李某在笔录中都说，国立公司、国业公司的投资者是她妈妈陈某，全部资产属于陈某，双方何止对3678080元款项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是对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都有争议。2.黄某认为国立公司、国业公司90％的股权属于夫妻共有，故在离婚诉讼时要求分割包括国立公司、国业两公司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才申请查封国立公司的账册。在离婚诉讼中未能分割两公司股权的原因是：李某伪造黄某的签名将股权变更登记为其母亲陈某但由李某实际控制和经营，上述事实由法院生效的判决予以证明（5、6、7、8号行政判决书）。3.由于该款项是记录在国立公司的《分类账》上，黄某是国立公司90％的股权的股东。2001年9月开始行政诉讼，2017年11月经过六审才恢复黄某在国立公司股东地位，2008年恢复营业执照，年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法院保全的账册（包括分类账）进行审计，以审计报告向公安报案，追讨属于夫妻共有的国立、国业公司资产及被李某转移的其他财产。4.除了上述追讨之外，2015年黄某以国立公司的名义起诉要求李某等人连带赔偿该笔款项，李某狡辩该款项是属于信力晖公司的，且该款项在2001年10月18日被李某转入陈某账户和取现金转移，导致离婚案件中分割李某名下的财产时未分割。五、陈某是李某的母亲，为李某恶意转移资产提供账户，也就是为侵占夫妻共有财产提供帮助，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故陈某应当在367808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六、被李某转移款项的利息或资金占用费不能从2004年11月6日离婚判决生效之日的次日计算，而是从2001年10月19日计算。因为李某在2001年10月18日将3678080元转移给陈某，剩余款项同日取现，导致离婚诉讼时法院查询冻结李某名下的个人账户时该笔款项未被分配，故资金占用费或者利息应当从被转移时计算。综上所述，黄某、李某正式离婚前，在李某个人账号上的存款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李某未经黄某同意转移隐匿财产。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及《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李某为侵占、隐藏夫妻共有财产，聘请专业团队，利用暴力强行侵占、伪造黄某签名，制造虚假案件。以物抵债转移资产，手段极其恶劣，时间长久，导致黄某十七年来不断追讨、投诉、举报、刑事立案，民事诉讼上百起，至今未归还，后果严重，李某无权分配其转移的资产。李某辩称，不同意黄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黄某的上诉状陈述的情况均与本案无关。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涉标的为银行账号、存款。李某提供国立公司、国业公司作为黄某的案件材料，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无关。至今并未存在一份生效的判决，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认定李某存在少分或不分财产的情形，且双方之间目前还存在多个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均在诉讼审理之中。因此黄某依据第四十七条提起本案诉讼无事实依据。其他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一致。陈某述称，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处理的是黄某、李某之间是否存在要分割的夫妻财产，与陈某无关，黄某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陈某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李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驳回黄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银行账号的3869747.36元属于李某和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完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款项性质根本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与李国良2001年10月15日汇进100万元一致，是李某借用家人对自身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充实的往来款，不属于李某的个人收入所得，更不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款项全部来源于2001年10月10日至10月17日之间汇进的款项，属于同一性质、同一用途的款项，均是李某借用家人对自身账户进行资金充实的往来款，且《分类账》部分已经明确记载为“借款”。但一审法院却将案涉款项进行拆分，认定部分属借款、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同一笔款项认定的性质相互矛盾，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故案涉款项不可能既被认定为借款，又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案涉款项性质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完全倒置黄某与李某之间的举证责任，加重李某的举证义务，程序严重违法。黄某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就直接推定案涉款项为李某的个人收入，审判明显有失偏颇，违反“审判中立”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审判原则。黄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案涉款项曾经在李某的银行账号上，但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当然就属于李某的个人收入，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相反，黄某提供的证据《分类账》，就已经清晰记载案涉款项的摘要，但均无“工资”、“分红”、“收入”等记载，反而是记载了“利息税”、“借李国良”等字样，根本不能证明系李某的个人收入。黄某如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属于李某个人收入所得，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某不具有证明案涉款项性质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却因此判决李某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有失公平。三、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之规定判决李某支付利息，适用法律错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的是分割现实存在且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案涉款项利息并未产生和存在过，不存在任何分割的现实基础。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对黄某支付相应利息，明显系基于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而并非系依据第十八条之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支付利息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为了查明本案流水的实际来源和真实性质，李某多次拿着案涉的流水去开户银行，要求查出流水交易对方的具体名称和账号。但银行以当事人本人没有查询权限为由，予以拒绝，且必须要求法院依职权和律师调查令写明有查询交易对方名称和账号的字样，才可以进行查询。李某认为，本案款项的来源相对方是认定本案款项性质的关键性信息。因此，恳请法庭可以依职权或者向代理人签发调查令，查明案涉流水、对方的具体名称和账号。五、本案已经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黄某提交的上述证据——案涉银行账号，黄某在离婚时已经主张分割。故黄某在2001年就已经知道该笔款项，且在一审庭审中，黄某也明确表示，其于2015年就已经知道该笔款项。但认为该笔款项属于公司的款项，因此并未主张。因此黄某于2009年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黄某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一致，针对李某所说补充以下：一、在离婚诉讼中，黄某要求分割的财产也包括国立公司的股权。至今为止，国业、国立两公司一分钱没追回来，李某制造了大量虚假诉讼，把已经生效的判决，之前判给国立公司的2400多万元，通过三个虚假诉讼，扣押在法院做诉保。所以认为这个情节是李某严重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的情节。二、本案是夫妻离婚后财产纠纷，陈某并不是被告，她是第三人，但要追回的是夫妻之间分割的财产。现在要求陈某承担的责任是陈某帮助李某直接承接夫妻共有财产的这一部分，并不要求陈某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这个责任，因此，陈某是一个适格的第三人。陈某应当在承接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之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离婚后财产纠纷中，如果财产被转移，也应该适用诉讼时效。黄某于2007年才恢复公司的股权，才开始追讨。对方一直知道。为追回两公司股权，黄某通过行政诉讼从2001年打到2007年，经历六审，2007年的11月22号是第六次。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四、2008年9月18日请了公司来审计后提起了职务侵占。2015年3月18日检察院才最终下了一个不予追究的建议，是因为认为这是夫妻共有财产之间有疑点归于李某，所以建议黄某民事追讨，所以同年的年底，黄某就开始大量的追讨，民事诉讼就开始了，而这一笔款不是在2015年的12月提起的，2018年的时候才二审判决，法院当时有一个生效判决1588号案和5811号案认为这笔钱是属于李某个人的，不是公司的，所以黄某提起的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所以，在这一点上，黄某诉讼时效是不过的。陈某述称，本人与本案无关。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某招商银行番禺支行账户60×××11中的存款本金3678080元及利息3789790元（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并计算复利，计算至实际获得赔偿之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共计7467870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全部归黄某所有。2.判令陈某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3.判令李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4.李某招商银行番禺支行账户60×××11中的存款本金1191667.36元及利息1588615.23元（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并计算利，计算至实际获得赔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4月2日），共计2780282.59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黄某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和李某原是夫妻关系，李某与陈某是母女关系。2001年10月29日，黄某提起离婚诉讼，2003年12月，广州中院对黄某、李某的离婚诉讼作出129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判令准许黄某与李某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作出处理，所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并未包括李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内的存款。判后，黄某不服，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起上诉。2004年10月8日，广东高院以（2004）粤高法民一终字第50号（以下简称50号案）二审民事判决，判令维持准许黄某与李某离婚及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判项，部分改判。该判决于2004年11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黄某申请对国立公司办公楼内的账册进行了证据保全，于2002年3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国立公司进行了查看清点。因国立公司提出异议，广州中院决定将证据保全方式改为复制并复制完成，于2002年3月5日将（国立公司）总分类账一本、分类明细账九本、（长江电业）分类明细账八本、笔记本七本，（信力辉）分类明细账二本，总账一本归还给了国立公司。黄某通过一系列刑事控告、民事、行政诉讼，恢复了其作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2015年12月23日，黄某以国立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信力晖公司、李某、李泳珍、李科女、陈某财产侵权纠纷，请求信力晖公司赔偿购地款15678080元及利息等，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1588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判决信力晖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1200万元及利息（以1200万元为本金，从2001年12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支付之日止）；驳回国立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判后，国立公司不服判决上诉，广州中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5881号案二审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国立公司要求李某、陈某、信力晖公司、李科女、李泳珍共同返还3678080元购地款的问题。因国立公司所主张的由李某转入陈某再转入金属厂的转款事实仅有《分类账》等记录资料及笔录，而该证据既不能证明上述转账事实真实存在，亦未能证明李某的账号为国立公司所有，故上述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国立公司所主张的事实，故其要求李某、陈某、信力晖公司、李科女、李泳珍共同返还3678080元购地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维持1588号案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原民事判决第二项，李某、陈某对信力晖公司向国立公司支付1200万元及利息的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国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黄某提供的《分类账》中记载：李某招行番禺支行60×××11账户于2001年10月9日收入195500元、146500元，10月10日收入426890元，10月15日借李国良100万元，10月16日收入85万元、65万元，10月17日入现金160万元，10月18日入招陈某3678080元，同日余额为1191667.36元，10月19日提现60万元，10月22日提现59万元；陈某60×××11元账户于2001年10月18日由招李某入3678080元，10月22日购地支出3678080元。经查，李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于2001年10月10日收到外部转账146500元、426890元、195500元，于2001年10月15日收到外部转账100万元，于2001年10月17日收到外部转账85万元、65万元、160万元，余额为4869747.36元，于2001年10月18日向陈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转账3678080元，账户余额为1191667.36元，于2001年10月19日取现60万元，于2001年10月22日取现59万元。陈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之日至2002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明细共八条，于2001年1月18日收到李某内部转账3678080元，账户余额为3678080元，于2001年10月29日收到外部转账80000元，于2001年10月29日内部转账转出3758000元，余额为80元。李某称其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内的存款来源于借款，2001年10月15日的100万元以及10月17日的85万元是案外人李国良出借的，从李国良的账户转入，其他款项均是从外部借来的款项，并非其个人所得。出于贷款需要，银行需要一定的资产证明，因此才对外借进款项，对自己的账户进行资金充实。其与家人之间，一直存在借还款的现象，至今仍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存在资金相互拆借的情况。其于2001年10月18日转账3678080元至陈某账户，用于归还陈某的欠款。关于2001年10月19日和10月22日以现金形式提取的款项的去向和用途，李某未能说明。陈某未能就3678080元转入其账户后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作出说明。黄某主张李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内的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某是退休人员，只有退休金，没有个人收入，不可能借款给李某。陈某名下的公司股权是代李某持有的。其提起离婚诉讼时，不知道李某名下存在案涉账户和款项。案涉银行账户登记在国立公司账上，其以为案涉银行账户是公司的账户，其以公司名义提起1588号案进行追讨，其对案涉款项一直在追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黄某主张李某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款项3678080元和1191667.36元全部归其，陈某配合李某隐藏资产，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归夫妻共同所有。黄某和李某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没有明确约定，应归夫妻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黄某和李某经广州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判决离婚，离婚时并未处理李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账户，现黄某提出要求分割上述案涉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予以支持。《分类账》在黄某与李某离婚诉讼过程中即由法院证据保全，其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该《分类账》记载的款项进出情况与李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及陈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银行交易明细能相互对应，可证实李某于2001年10月18日转账3678080元至陈某名下银行账户，当天的余额为1191667.36元。李某辩称3678080元用于偿还其向其母亲陈某的借款，未能举证证实，其也未就2001年10月19日和10月22日分别取现60万元和59万元的用途和去向作出合理说明，法庭允许其庭后说明和补充相关证据材料，但其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李某辩称上述账户中于2001年10月15日转入的100万元以及10月17日转入的85万元，是案外人李国良出借的款项，其他转入的款项也是向他人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10月15日转入的100万万元在《分类账》已记载为“借李国良”，《分类账》是对款项来源与用途的客观反映，故该款项应认定为债务，其余转入的款项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是借款，故应认定为李某的收入。综上，李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中2001年10月18日转账给陈某的3678080元及当天的余额1191667.36元，合计4869747.36元，在扣除借款100万元后为3869747.36元，该3869747.36元属于李某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应补偿黄某上述款项的一半，即1934873.68元（3869747.36元÷2），并应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以1934873.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离婚判决生效之日即2004年1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因双方就上述3678080元款项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议，黄某原来也认为该款项属于国立公司的财产，故离婚时双方没有进行分割的责任不在李某，黄某主张李某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不应分得夫妻共同财产，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黄某主张陈某协助李某隐藏财产，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对其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告或者控告之日其中断。黄某在国立公司的账册上发现案涉款项后，通过一系列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恢复了其作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后，才得以国立公司名义提起1588号案民事诉讼，终审判决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上述判决并未支持案涉款项属于国立公司财产后，黄某才提起本案诉讼。由此可见，黄某在其财产权遭受损害后积极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其行为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黄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对李某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7日判决：一、李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天内向黄某支付补偿款1934873.68元及利息（利息以1934873.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4年1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3499元，由黄某负担36077元，由李某负担57422元。二审中，黄某提交新的证据：1.《民事裁定书》【（2001）番法民初字第3982-2】；2.《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3.《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证明黄某与李某离婚诉讼纠纷期间，黄某提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冻结夫妻共同财产2960万元，法院在2001年10月29日裁定冻结了李某招商银行账户（账号：60×××11）的存款1637.36元，李某转移了该账户上的400余万元。证明李某转移了该账户上的400余万元。李某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黄某的证明内容，该证据内容与黄某一审陈述是相互矛盾的。一审判决第十二页第三段黄某明确表示，其提起离婚诉讼时不知道李某名下存在案涉账号和款项。但这份证据又显示黄某在2001年离婚诉讼时就已经查封了案涉款、账号并要求分割银行存款，所以黄某对于案涉账户及款项一直都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知道这个款项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才一直没有以个人的名义主张，所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陈某质证称，与其无关，不予确认。2019年11月27日，李某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依职权或开具律师调查令，调查：1.中国招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营业部、中国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调查收集李某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流水明细应当包含交易对方名称和账号。2.中国招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营业部、中国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调查收集陈某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流水明细应当包含交易对方名称和账号。李某表示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申请调查账户流水，但没有打出交易对方。黄某表示一审期间法院开具律师调查令，只能调查李某、陈某2001年10月18日的交易流水，不能扩大查询，如果对方扩大查询，其也要求调查李国良款项的来源。经审查，李某在一审期间向法院申请开具律师调查令，调查：1.中国招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营业部、中国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调查收集李某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2.中国招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营业部、中国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调查收集陈某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于2019年3月29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李某银行账户60×××11、陈某银行账户60×××11自开户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审查，黄某在2001年10月29日向广州中院（129号案）起诉离婚时，要求将国立公司、国业公司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广州中院认定黄某、李某在公司的权益尚不明确，且处理公司权益将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在该案件暂不处理黄某的上述请求。黄某、李某对此未提起上诉。国立公司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1588号案）起诉要求判令信力晖公司赔偿黄某已经支付的购地款及款项利息。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国立公司其中主张李某于2001年10月18日从其招商银行番禺支行的账户转出3678080元到陈某招行番禺支行账户为国立公司支付的购地款。广州中院（5881号案）于2018年8月21日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一审法院鉴于黄某和李某经广州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判决离婚，离婚时并未处理李某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60×××11账户，对黄某提出要求分割上述案涉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某上诉否认上述款项为夫妻共同财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黄某在国立公司的账册上发现案涉款项后，通过一系列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恢复了其作为国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后，才得以国立公司名义提起1588号案诉讼，终审判决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上述判决并未支持案涉款项属于国立公司财产后，黄某于2019年1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定黄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李某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当事人依法有责任自行提交相关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出具调查令，李某二审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调查其与陈某名下账户流水明细中交易对方名称和账号，超过举证期限，且扩大了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接纳。经审查，根据李某名下招商银行账户60×××11显示，2001年10月18日转账给陈某的3678080元及有当天余额1191667.36c户60×××11交易明细相对应，为了减少诉累，一审判决扣除该款项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即3869747.36元属于黄某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归夫妻共同所有。黄某和李某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没有明确约定，依法应归夫妻共同共有。根据黄某主张权利的情况看，李某确实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损害了黄某的合法权益，故此，李某应少分涉案夫妻共同财产，本院酌定黄某占有60%即2321848.42元，李某占有40%即1547898.94元。本案为家事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李某应支付的非借款性质，故一审法院判决李某从2004年11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考虑上述款项一直由李某占有，本院确定李某须从黄某主张权利之日，即2001年10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本案纠纷是黄某与李某对案涉款项之间的争议，黄某未能举证证实陈某协助李某恶意隐瞒和转移财产，本院对黄某上诉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天内向黄某支付补偿款2321848.42元及利息（利息以2321848.4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从2001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3499元，由黄某负担37400元，李某负担560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493元，由黄某负担30279元，李某负担222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秦黄铁郭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