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5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公司，住所地邹城市太平西路20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614089054L。负责人：徐建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广凯，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程成，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井秀，女，194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保义，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保领，男，198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伯昌，男，198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左伯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少承担28156.5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陈某配偶祝井秀并非死者陈某的被抚养人，一审法院判决祝井秀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1270元，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祝井秀并未丧失劳动能力，且有两个儿子，其子对祝井秀有赡养义务，因此其并未丧失生活来源，且一审中其子陈保义、陈保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子女没有赡养能力，陈某对其不具有抚养义务。二、陈某事故发生时驾驶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与上诉人承保的车辆承担同等责任，责任比例应当按照5：5进行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所以，陈某于事故发生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上诉人于一审时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该电动三轮车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径直认定其为非机动车并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违反法定程序且与事实不符。综上，上诉人应当赔偿的数额为171892.5元【(死亡赔偿金197745元+丧葬费34040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和误工费2000元-交强险110000元)*0.5+110000】，在原审法院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少承担28156.5元。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判决支持祝井秀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祝井秀已七十三周岁，年事已高，自身无生活经济来源，而陈某生前每月退休金近四千元，这也是老两口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本次交通事故意外死亡，给祝井秀精神上、物质生活保障等方面均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祝井秀显然是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祝井秀与陈某系夫妻关系，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6条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陈某生前对祝井秀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与老年夫妻间的互相抚养义务均是法律明确定并且不存在冲突，同时也符合公序良俗。2、陈某所驾驶的电动三轮系非机动车，是交警部门在作出事故认定时已经认定的事实。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交通事故的事实与责任划分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上诉人无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所作出的认定，并且涉案电动三轮车在事故中毁损严重，事故认定书作出后已被处理，客观上也无法做鉴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鉴定申请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按60%比例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左伯昌未作答辩。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左伯昌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0,654.3元；2、判令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审理过程中，原告又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数额为208,670.3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受害人陈某，曾用名陈贵行，1942年7月15日出生，系原告祝井秀之夫、陈保义和陈保领之父，生前系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滨南林场退休职工。2019年3月2日19时20分许，被告左伯昌驾驶鲁Ｈ×××××号小型轿车沿邹城市礼仪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爱路十字路口处，适遇受害人陈某驾驶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此，发生碰撞，致陈某受伤。陈某伤后经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3月3日死亡。陈某的抢救费用已由左伯昌支付。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邹（公）鉴（尸检）字［2019］028号”鉴定意见：死者陈某符合胸腹腔多脏器破裂并多发骨折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的。2019年3月14日，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708831201900001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左伯昌驾驶鲁Ｈ×××××号小型轿车过路口未减速慢行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是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陈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是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确定左伯昌、陈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9年3月15日，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与左伯昌、左伯平（左伯昌之弟、鲁Ｈ×××××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和所有人）经邹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左伯昌已垫付死者陈某抢救费15,000元。左伯昌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之外支付死者陈某家属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各项补偿费共计70,000元。其中协议签订当日左伯昌一次性支付死者陈某家属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50,000元，剩余20,000元于2019年3月22日之前支付给死者陈某家属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2、鲁Ｈ×××××号小型轿车的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由左伯平先行垫付。3、双方配合进行保险理赔，按照保险公司规定进行理赔，左伯昌垫付死者陈某的抢救费、自行垫付的车辆维修费、施救费归被保险人左伯平所有。驾驶员左伯昌、车主左伯平同意关于死者陈某的保险理赔款（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各项理赔款）归死者陈某家属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所有。4、甲方（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保证无遗漏任何民事权益人，如有遗漏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所有赔偿款由甲方自行分配，与其他任何人无关。5、乙方（左伯昌、左伯平）保证保险单、驾驶证、行驶证等材料均符合保险公司规定，因乙方原因造成保险无法理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6、待所有赔偿款赔偿完毕后，死者陈某家属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对驾驶员左伯昌的过错行为表示谅解，不再申请相关机关追究其任何责任。7、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因本次交通事故引起的各方民事权力（权利）义务终结，再无其它任何纠纷。协议由双方签名（捺印），邹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公章。协议签订后，左伯昌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鲁Ｈ×××××号小型轿车为被告左伯昌之弟左伯平所有，事故发生时检验合格至2020年12月，在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且投保有不计免赔率附加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被告左伯昌提供的投保时保险人给付投保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赔事项说明书》载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约定，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经审理认定原告因陈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如下：丧葬费34,040.5元，死亡赔偿金224,041.7元（39,549元/年×5年＋11,270元/年×7年÷3）,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2000元，合计260,082元（取整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近亲属陈某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受伤死亡，请求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依法予以支持；不足部分，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便出行的各种轻便交通工具不断涌现，非机动车的机动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既是不能被忽视，也是不能在道路交通设置方面加以阻拦的；所以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都较小但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划分为非机动车，纳入非机动车进行管理，符合安全畅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三）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陈某违反上述第二项规定，认定陈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非机动车，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没有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主张对陈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机动车处理，不予支持；对被告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提出的车辆属性的鉴定申请，亦不予支持。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被告左伯昌已经履行协议义务，原告再行向被告左伯昌提出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计算丧葬费不当。本院按照2017年山东省职工平均工资68,081元计算认定陈某的丧葬费为34,040.5元。受害人陈某为林业系统退休职工，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计算死亡赔偿，予以支持。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原告祝井秀年事已高，且无个人收入，主张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70元计算扶养费，并主张扶养费由受害人陈某与其子陈保义、陈保领分担，予以支持；但祝井秀于2019年3月已满73周岁，其扶养年限应计算7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2000元，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认定支持。虽然原告与被告左伯昌、案外人左伯平在协议中约定，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保险理赔款归原告所有，但是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左伯昌所给付原告的70,000元具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因此对原告再行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以认定支持。事故业经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受害人陈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请求在交强险外按照60％的比例予以赔偿，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因受害人陈某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祝井秀的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和误工费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内再赔偿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上述损失90,049元（150,082元×60%）。合计200,049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对被告左伯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5元（已减半），由原告祝井秀、陈保义、陈保领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对于祝井秀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2、陈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为机动车。关于焦点1，祝井秀在陈某发生事故时已73岁，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祝井秀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和其他收入来源；陈某系退休职工，有经济收入，其对祝井秀具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该扶养义务与子女的赡养义务并不冲突，故一审法院支持祝井秀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关于焦点2，邹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已认定陈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非机动车，人保财险邹城支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事故认定，其上诉主张其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