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曾用名：刘某5、刘某6），男，194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雄，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义，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刘某1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5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3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刘某1继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601房二分之一的份额所有权；3.改判刘某2、刘某3各继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601房剩余的四分之一的份额所有权；4.判令刘某2、刘某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我国建国至今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刘某7和刘某4结婚在前，未办理离婚，李某1和刘某4同居在后，因此李某1与刘某4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关系，对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纠正。1.从新中国建立后至今，我国婚姻法均明确规定了婚姻实施一夫一妻制，并且明确禁止重婚，即××××年的婚姻法实施以后，任何中国公民只能有一位配偶。2.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1994年以前的事实婚姻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根据××××年以来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任何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存在一段婚姻关系，因此刘某4不可能同时存在两段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刘某7始终是刘某4唯一的合法配偶。首先，刘某7和刘某4在××××年结婚，虽未补办结婚证，但依法应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关系，一审对此认定并无误。其次，一审对于刘某4与李某1的婚姻关系认定错误，应不属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事实婚姻范围。李某1和刘某4约在××××年左右以夫妻名义同居，当时××××年的《婚姻法》已经颁布，且刘某4和刘某7没有办理离婚，刘某4和李某1也没有登记结婚，因此刘某4和李某1的婚姻关系因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和禁止重婚，而自始无效，只能称系以夫妻名义生活的同居关系。最后，刘某4、刘某7和李某1三人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通过其他法律行为进行变更。根据××××年以来《婚姻法》的规定，刘某4不可能存在同时拥有两个事实婚姻配偶，而刘某4和刘某7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因此，在1992年购买案涉601房时，刘某7仍是刘某4唯一的合法配偶，刘某4和李某1的关系始终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对房屋以是否参与共同生活时间、管理房屋情况等理由确定60l房屋为刘某4和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亦无法律依据。1.案涉601房是由刘某4本人申请，根据其工龄、行政级别待遇后购买取得，与李某1无关。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结论，李某1一直处于无业状态，因此其并非刘某4单位的员工，也不享有工龄，更没有收入可以用于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并且，依据刘某1一审作为补充证据提交的《关于的公证书》，以及1992年11月25日出具的《广州市公有住房售价评估表》，证明案涉601房的购房人和申请人只有刘某4一人，且是根据刘某4从××××年开始计算的36年工龄和处级干部待遇确定其购房优惠标准的，与李某1无关，李某1不是案涉60l房的申请人，购买房屋的资金也是刘某4的工资，亦与李某1无关。2.一审判决以刘某4认可李某1为配偶，并且李某1与刘某4共同生活多年，并共同管理房屋为由，确认李某1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关于房屋的权属，应当以房屋取得时的情况，结合法律规定判断房屋归谁所有，确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方以夫妻名义与证载权属人共同生活、共同管理房屋就可以获得房屋权属份额，或配偶因为没有和另一方共同生活，管理房屋，则婚后另一方购买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房屋分割的法律分析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纠正。其次，一审法院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年到××××年共9年的时间里，刘某4的配偶只有刘某7一人，在购买案涉601房的时候将该期间算入了房改房工龄中。刘某7在国家处于最危险和困难的期间以及之后尽心尽责地履行了作为妻子的责任，在家中照顾刘某4的父母和抚养儿子刘某1。如果按照一审判决适用的“贡献原则”，且不论份额大小，刘某7也至少对案涉601房享有相应份额。可见，一审判决以“贡献原则”剥夺刘某7对房屋的所有权存在严重的矛盾。最后，一审判决认定“从刘某4自行填写的人事档案可见其认可的配偶仅为李某1一人，故可排除其以刘某7作为配偶申请参加房改的可能”，没有法律依据，谁为配偶，谁有权取得房屋权属，不能通过婚姻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确定，单位人事档案也不是婚姻登记部门的有效文件，婚姻关系是否有效应当严格按照《婚姻法》的规定确定，而非个人的主观判断。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对刘某1的母亲刘某7和刘某1是一种侮辱和伤害。一审判决认为“判断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除强调特定的身份关系外，还应兼顾共同财产登记状况、为获取财产所付出的投资、劳动以及管理适用的事实等综合分析”，上述观点不仅无法律依据，并且其下文的论述更是否认了刘某7和刘某1对家庭、对案涉601房的贡献。首先，刘某1的母亲虽是农民，但是经过明媒正娶嫁入刘家的，无论是依据古制，还是婚姻法，刘某7始终都应当是刘某4的正牌妻子。其次，一审判决分析是只考虑到了建国后国内生活好转，刘某4从部队转业后在广州的生活状态，但却完全无视了刘某7和刘某4在战乱中缔结婚姻，刘某7一人肩负起了家庭重担的情况。最后，刘某1和刘某7对刘某4的谅解和牺牲也应当属于对家庭的贡献。50年代，中国社会对待男女关系十分保守，尤其是涉嫌婚外情行为，刘某1和刘某7知道李某1的存在后，没有到广州吵闹或起诉，而选择了隐忍和原谅，牺牲了在广州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机会，这一切都应当视为对家庭、对案涉601房的贡献，否则，刘某4根本不可能以处级待遇购买到涉案房屋。一审法院如此判决，不仅对刘某1及其母亲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甚至可视为对刘某1及其母亲人生的否认，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应予以撤销。刘某2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在解放前，刘某4在老家并没有结婚，其在××××年参加了抗日战争，之后就到解放战争，随部队到广州。××××年刘某4和李某1自由恋爱，并在广州市东山区登记结婚，是合法婚姻。案涉601房是刘某4单位分配的福利房，1992年期间更改为房改房，是刘某4与李某1共同购买的，系夫妻共同财产，有广州市档案材料可予以证明。恳请依法追究刘某1诽谤和歪曲事实的行为，也判定刘某1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刘某3答辩称：同意刘某2的说法，父亲刘某4已经去世十几年，子女再讨论财产的问题是很荒唐的。刘某1提出房子是刘某7与刘某4的，但是其提供的原始房屋登记材料里面，存在虚假行为。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某1继承寺贝601房1/2的产权份额；2.刘某2、刘某3按法定相应比例继承寺贝601房剩余的1/2产权份额，即刘某2、刘某3各继承1/4份额；3.刘某2、刘某3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协助刘某1办理寺贝601房的继承及过户手续；4.由刘某2、刘某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刘某4于2006年3月8日去世。刘某1主张其与生母刘某7于××××年在家乡××牡丹区王浩屯镇××村结婚，育有刘某1与刘某8(1954年9月8日去世，未婚未育)，无收养子女，后与李某1以夫妻名义生活并生育刘某2、刘某3二子。刘某1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刘某1的户籍证明及常驻户口登记表，其中显示刘某1另有曾用名“刘某6”；2.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5月14日加盖公章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反映该村村民刘某1出生于1945年2月16日于乳名刘某5为同一人。该文书另加盖有菏泽市公安局王浩屯派出所公章，证明上述内容属实；3.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的刘某1的《亲属关系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刘某7的《亲属关系证明》、刘某7的《死亡证明》、刘某4父母死亡情况的《证明》及刘某8的《死亡证明》各一份，上述文书内容反映刘某1（曾用名：刘某5、刘某6）父亲为刘某4（1925年10月12日出生、2006年3月8日去世）、母亲刘某7（1925年5月22日出生、1998年4月17日去世），刘某4与刘某7于××××年结婚，刘某7与刘某4婚后育有刘某1及刘某8（1954年9月8日去世），刘某4父亲刘某10于1956年2月去世、母亲刘某9已于1945年以前去世。上述证明均加盖有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民政办公室、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人民政府的公章；4.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4月2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证实刘某1与刘某5为同一人。另加盖有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派出所公章；5.刘氏族人祭拜先人、刘氏宗祠及族谱图片；6.家庭照片，包括李某1与刘某1子女的合照。刘某2、刘某3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不确认其证明内容，刘某4的档案中显示刘某5为刘某4的儿子，而非刘某1本人；证据2及证据3中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出具的刘某1的《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应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的证明；另对刘某7的死亡时间有异议，死亡时间应为1990年初，当时1990年刘某1来广州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急着叫他回去，其余的情况及证据无异议。刘某2、刘某3提出李某1与刘某4于××××年由单位主持双方登记结婚，至于刘某4与刘某7是否存在婚姻情况不清楚。刘某2、刘某3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李某1的死亡证及户口资料，显示李某1于2016年10月18日去世；2.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反映经查该单位刘某4人事档案，于1953年12月15日填制的《履历登记册》中记载其配偶为李某1；3.户主为刘某4的户籍档案及常驻户口登记表，显示刘某4有妻子李某1、儿子刘某2、刘某3。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站前派出所加盖公章确认；4.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1年3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显示根据刘某4的档案反映，刘某4有妻子李某1、儿子刘某2、刘某3，父亲刘某10、母亲信息没有记载；5.刘某2于2019年4月26日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反映其一直与父亲刘某4、母亲李某1同住，两位老人家身体长期有病，一直由其照顾、弟弟刘某3也时常过来照顾。广州市越秀区梅花区街西元岗社区居委会于2019年4月29日在该文书上加盖公章确认。另有证据人毛某、谭某及周某的签名字样；6.刘某4的转业军人证明；7.刘某4的社会服务和老年人优待证；8.李某1的社保卡；9.刘某4、李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10.刘某4的医疗保障诊疗手册；11.李某1的诊疗手册及家属医疗保险卡；12.刘某4的铁路老战士协会会员证；13.刘某4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14.刘某4的液化石油气供应证、粮油供应证；15.录影光盘一张，拟证明1997年刘某4带着刘某2、刘某3回去山东省菏泽市家乡，当时刘某1也在但已经没有见到刘某7；16.刘某4与李某1的生前照片；17.刘门堂上历代祖先的神位。刘某1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两份证据均无法证明刘某4与李某1的婚姻合法有效，而且这份证明也只是单位的人力资源开具的，不是婚姻登记部门；证据5三性有异议，证人身份无法核实，也无法核实证人所言属实；证据6至14的三性无异议，其中证据9中对李某1身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其与刘某4为合法婚姻；证据15的三性有异议，不管内容如何，不能因为没有出现了刘某7而认为其已经去世了；证据16-17的真实性无异议，照片中所指的李某1、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与刘某1提交的照片显示的人相貌一致，故刘某1陈述属实。刘某1、刘某2、刘某3确认刘某4、李某1、刘某7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除刘某1、刘某2、刘某3外无其他合法继承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刘某2、刘某3不同意与刘某1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再查，寺贝601房为刘某4于1992年12月3日向广州铁路局房地产公司购买的房改房并登记在刘某4名下，现房屋由刘某2使用。根据时间为1992年11月25日的《广州市有住房售价评估表》反映，购房时仅使用了刘某4一人工龄。刘某2、刘某3解释称因李某1没有参加工作故没有计算其工龄，但当时的政策要考虑夫妻名义分配房屋，故应为两人的共同财产。刘某1认可李某1与刘某4婚后没有工作，但认为因刘某4与刘某7结婚在前，刘某7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故应认定房产属于刘某4与刘某7的共同财产。刘某1另主张涉案房屋由刘某7与刘某4共同出资购买，同时确认刘某7生前在老家务农，不清楚有无将积蓄交由刘某4出资购房，刘某1未能就刘某7参与出资提交相应的证据。刘某2、刘某3则提出刘某3借款3万余元用于父母购房，且父母并无归还房款。一审庭审中，关于刘某4、李某1生前的生活情况，刘某1表示其于刘某4生前在老家务农，经常派在广州生活的子女照顾刘某4并安排他的住院、丧葬事宜，不应剥夺其继承的权利，因李某1与刘某4是无效婚姻，故李某1无权继承，据此计算刘某1应占房屋的2/4份额，刘某2、刘某3各继承1/4份额。刘某2、刘某3则认为刘某4生前与刘某3生活的时间较多，刘某4去世后李某1由刘某2照顾，涉案房屋以夫妻名义分配，故刘某4的份额应该由李某1、刘某2、刘某3及刘某5继承，在李某1去世之后李某1的份额就由刘某2、刘某3继承，刘某2、刘某3对可继承取得的份额各占1/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被继承人刘某4的合法继承人范围应如何确定。首先，刘某1已就刘某4与刘某7存在婚姻关系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从证明所述两人结婚的时间为××××年，此时我国未建立相应的婚姻制度及登记机构，现刘某1无法提交相应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的婚姻证明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刘某7、刘某4当时所居住的村委会及政府部门就两人的婚姻情况加盖公章出具《证明》，在未有相反证据足以否定其证明事实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的内容，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从刘某4个人于1953年填写的档案资料反映，其确认其与李某1为夫妻关系，此后与李某1共同生活多年至两人终老并共同育有刘某2、刘某3两名子女，与刘某1、刘某2、刘某3陈述的情况相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因此，对于刘某4先后与刘某7、李某1建立的两段婚姻，均应属于事实婚姻。再次，刘某1为证实其亦为刘某4的儿子、曾用名为刘某5，已提交了有公安部门加盖公章确认的《证明》及其他证明为证，审查相应的证据内容相互吻合，可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刘某1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刘某2、刘某3虽然对刘某7的死亡时间提出异议，但与刘某1主张的死亡时间均早于刘某4去世时，故刘某7不能作为刘某4的继承人参与继承分配。至此，在刘某4未留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其合法继承人应为刘某1、李某1及刘某2、刘某3四人。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涉案房产应如何继承分割。在刘某4同时存在两段婚姻的情况下，判断涉案房产的权属情况除强调特定的身份关系外，还应兼顾共同财产登记状况、为获取财产所付出的投资、劳动以及管理使用的事实等综合分析。寺贝601房为被继承人刘某4生前于1992年参加单位房改分配所得的房屋，从其自行填写的人事档案可见其认可的配偶仅为李某1一人，故可排除其以刘某7作为配偶申请参加房改的可能。虽然鉴于当时李某1无参加工作而无法计算其工龄，但该财产取得时其与刘某4已共同生活数十年，购买后也与刘某4共同居住使用、管理房屋。反观此时刘某7已长期未与刘某4共同生活，现无证据证实刘某7对房屋进行出资或管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应属于刘某4与李某1共同共有。在两人未对所有权份额进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按两人各占1/2份额所有权的原则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被继承人刘某4是离休干部，有固定的退休收入和医疗保障，去世后亦有丧葬补助费，现无证据证明刘某4生前需要刘某1或刘某2、刘某3供养，而刘某2、刘某3对其生前与谁共同生活的举证及表述不一，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刘某1由于特殊的家庭关系长期未能与刘某4共同生活，并不是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不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的情形。综上，对刘某2、刘某3要求取得大部分遗产、不分或少分遗产给刘某1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某2、刘某3自愿表示两人可继承的份额由两人均分，可按当事人的意见处理。故涉案房产中刘某4所占1/2份额所有权应由刘某1、李某1及刘某2、刘某3各继承取得1/4份额，李某1所占及继承取得房屋合计5/8份额所有权由刘某2、刘某3继承取得，即刘某1继承房屋2/16份额所有权，刘某2、刘某3各继承取得7/16（7/8×1/2）份额所有权利。本案诉讼费按各人继承的比例分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位于广州市越秀区×××601房由刘某1继承2/16份额所有权，刘某2、刘某3各继承取得7/16份额所有权。一审案件受理费22134元（刘某1已预付），由刘某1负担2766元，刘某2、刘某3各负担9684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2、刘某3提交了证据1.一份房管局的复制档案；2.查阅婚姻登记档案情况表。对此，刘某1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配偶一栏系申报填写，不能作为婚姻有效性的依据；即便存在证据2的登记，也是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对该证据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是刘某4与李某1存在婚姻关系。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围绕刘某1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再综合刘某2、刘某3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继承人刘某4与刘某7、李某1之间的婚姻关系问题及本案遗产的范围及各继承人之间的继承份额的问题。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被继承人刘某4与刘某7、李某1之间的婚姻关系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本案中，在解放前，刘某1先与刘某7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并生育了刘某1。因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刘某4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解放军战斗南下，革命成功后又经组织批准同意与李某1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并另行生育子女刘某2和刘某3，并一直共同生活至死亡。这期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新中国建立后才颁布的婚姻法并不规范刘某4与刘某7的前述建立的事实婚姻关系。基于尊重历史事实和客观现状，针对建国承前启后特殊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夫多妻现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上述司法解释和确立了司法实务审判原则。就被继承人刘某4分别与刘某7、李某1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刘某1、刘某2及刘某3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诉辩意见，以及包括村委会、政府部门、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履历登记册》、《人事档案》等证据以佐证其主张，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认定刘某4与刘某7、刘某4与李某1之间分别建立了事实婚姻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刘某1上诉称刘某4与李某1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的意见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本案遗产的范围及各继承人之间继承份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规定，在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之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已经查明，刘某7的死亡时间早于刘某4，刘某4于2006年3月死亡，李某1于2016年10月死亡。而三位被继承人刘某7、刘某4、李某1生前均没有留下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亦无证据证明除三位继承人刘某1、刘某2、刘某3之外还有其他继承人，故本案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在三位继承人刘某1、刘某2、刘某3之间进行处分。因李某1与刘某4自缔结婚姻关系后一直在本市共同生活至其死亡，刘某7自刘某4参加革命后并无与刘某4共同生活，亦无证据证明刘某1与李某1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故刘某1不参与李某1名下遗产的分配。诉争的601房系以刘某4及李某1两人名义进行房改。由此，一审认定601房系刘某4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601房应先行析出1/2的产权份额归李某1所有，另外属于刘某4名下的1/2产权份额由其继承人李某1及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继承。综上，一审最终认定诉争的601房由刘某1继承2/16，刘某2、刘某3各继承7/16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34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