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14民初10686号原告：王碧荷，女，199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世娟，北京策略（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丽佳，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妍琪，女，199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被告：周紫卉，女，199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第三人：北京金米星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立汤路186甲2号楼717。法定代表人：张妍琪，经理。原告王碧荷诉被告张妍琪、周紫卉，第三人北京金米星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米星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王碧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妍琪返还金米星公司私自侵占、挪用金米星公司的18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2、周紫卉对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130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张妍琪、周紫卉返还金米星公司已转移的公司财物或等额价款；4、周紫卉返还金米星公司销售收入12861.4元;5、金米星公司支付王碧荷因参加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复印费等共计11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9日，王碧荷与张妍琪、周紫卉共同出资设立了金米星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000万元，其中王碧荷认缴出资990000元，占比66%；张妍琪认缴出资202500元，占比13.5%；周紫卉认缴出资307500元，占比20.5%。张妍琪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周紫卉为公司经理并负责公司财务；王碧荷任公司监事。根据金米星公司的银行对账单显示，2018年1月26日从金米星公司银行账户中转出50000元至张妍琪账户，同日从该账户分三笔转出130000元至周紫卉账户。2018年4月4日，在王碧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妍琪、周紫卉共同将金米星公司的大部分物品转移，虽于次日在公司原经营场所处张贴告知函，但至今未返还。张妍琪与周紫卉实际控制着公司的经营事务，王碧荷无法监督公司管理；张妍琪、周紫卉利用对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优势状态，侵占、挪用公司现金与财物，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王碧荷作为公司股东，有权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张妍琪、周紫卉将侵占的公司财物予以返还，以保障公司权益不受侵害。本院经审查认为，王碧荷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提起本案之诉，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系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其具体内容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首要争议焦点在于：王碧荷既是公司监事、又是公司股东，其直接以股东身份提起的起诉是否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要求，本案是否应当受理。王碧荷认为其有权提起本案之诉，并提出两点意见，意见一：王碧荷没有向自己提出书面请求之必要，以股东身份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之诉，应当理解为王碧荷以监事身份拒绝了其以股东身份提出的请求。意见二：王碧荷并不控制公司公章，无法以公司名义起诉，如不允许其选择股东代表诉讼，将使其丧失救济途径。对于王碧荷提出的两种意见，本院均不予认可，现分别进行论述。针对意见一，本院认为，王碧荷认为“当其直接以股东身份提起诉讼时，应当理解为其以监事身份拒绝了其以股东身份提出的书面请求”，这明显是有违逻辑的。按照正确的逻辑，当被请求人与请求人存在明显利益冲突时（如董事与监事同时侵害公司利益），应当视为请求必然会遭到拒绝，股东无需履行前置程序；与之相反的，如果请求人与被请求人利益绝对一致时（如本案情形），应当视为请求必然会被接受。针对意见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规定：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监事会主席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根据这一制度设计，监事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成为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此时公司的起诉书及其他诉讼材料无需加盖公司公章、无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只需公司监事的签字即可，不存在监事无法取得公司公章而无法提起诉讼的障碍。本院认为，王碧荷应当以监事身份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本案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有限公司是独立法人，公司自治是法人制度的核心，公司自负盈亏，具有独立人格，从而区别于公司的股东。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在公司内部的角色分工各有不同，需要明确区分而不能混淆，董事会或不设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是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是有限公司的监督机关，二者共同构成公司的自治机关。因此，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实质上是对公司自治的超越与干涉，是在当公司自治机关确无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前提下，为保障股东权益而为股东设立的最终救济途径。正因为这种救济途径是一种例外设计，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明确的前置程序，即股东必须书面请求相应公司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前置程序的规定，事实上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如股东未履行前置程序，则无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第二层含义为：如相应公司机关未收到股东的书面申请，则无权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当然，因为董事会或不设董事会的执行董事本身即为公司的权力机关，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所以第二层含义中的公司机关仅指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相对应的，对于前置程序的审查同样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以下称“层面一”）为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应当审查股东是否完成了“书面请求”且申请未被采纳；第二个层面为（以下称“层面二”）当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时，应当审查其是否收到了公司股东的书面请求。当然，对于前置程序的审查应当灵活，当股东“书面请求”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为必然时，则不能简单的以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所谓股东“书面请求”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为必然，同样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书面请求”必然不被采纳，如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的公司执行董事与监事同时侵害公司利益的，通常情况下不存在公司机关提起直接诉讼的可能，此种情况对应的是前置程序审查的“层面一”，在此种情况下，股东可不经“书面请求”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另一种情况为“书面请求”必然会被采纳，如权益受侵害的股东与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身份重合时，请求人与被请求人为同一人，通常情况下此种请求必然会被采纳，此种情况对应的是前置程序审查的“层面二”，在此种情况下，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可以在没有“书面请求”的情况下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具体到本案中，王碧荷既是金米星公司股东又是金米星公司的监事（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符合上已述及的前置程序灵活审查的第二种情形，其有权在无“书面请求”的情况下以监事身份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又根据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直接诉讼的关系，仅当直接诉讼为不可能时方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因此，在本案中，王碧荷有权以监事身份代表金米星公司提起直接诉讼，也就意味着其无权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王碧荷以监事身份代表公司提起直接诉讼应当以金米星公司为原告，故本案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王碧荷另主张本案属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例外情形，即“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根据王碧荷的主张，其所称的“紧急情况”即为公司财物被转移。对此本院认为，“紧急情况”应当理解为对公司的侵害具有持续性、扩张性，不立即提起诉讼会使侵害的结果持续发生并不断扩大，而本案王碧荷所主张的转移公司财物的行为，在其发现时已经实施完毕，且此种行为仅为损害公司利益的一般行为，不符合“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碧荷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筠韬人民陪审员  韩玉林人民陪审员  任宝玲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 记 员  金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