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7行初559号 原告陈某，男，汉族，2010年12月9日出生，住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仕明，男，汉族，1977年8月6日出生，住金华市婺城区，系原告的父亲。 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666号。 法定代表人黄国钧，区长。 行政负责人张璞，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程建青，浙江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某因与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的委托代理人陈仕明、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出庭行政负责人张璞及委托代理人程建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起诉称：2017年5月9日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区块征迁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办”）工作人员出示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简称“表一”)，口头告知原告被认定为非安置人口，并以此要求原告外婆吴金姣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由此知悉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被认定为非安置人口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出示的审批表无任何公章，日期亦未填写，原告不清楚该具体行政行为何时生效。原告当时即就该审批表只有认定没有审批、没有公章向拆迁办工作人员询问，拆迁办工作人员只是答称，政府做事肯定要合法合规的，相关的手续都有的，而对原告要求看一下带印章的文件不予回应。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注明是“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未指出具体所依据哪条政策文件，经口头询问，拆迁办工作人员答复，作出此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外嫁女条款，政府令52号”，外嫁女的子女不能作为安置人口。原告向拆迁办工作人员表示这违反了《妇女权益保护法》，工作人员没有作任何表示。当天下午原告外婆吴金姣在空白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其后全部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文本由拆迁办工作人员带走。截止至2017年6月8日，原告未在洪源社区村务公开栏内见到关于安置人口认定的相关公示。至今未向原告送达安置人口认定的法律文书。在2017年7月1日原告见原告户籍所在的、位于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人寿巷4号的房屋已被拆除，原告据此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已生效，故此原告在2017年7月7日以金华市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5月17日原告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据此知道，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原告为非安置人口的行政行为系被告作出。原告认为，该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超越职权，应予撤销，主要理由如下：1、依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执法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决定内容，以及其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被告并未履行其职责，将拟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决定内容书面告知原告，也未告知原告应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2、《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四条、《金华市婺城区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进行安置人口确认前都有进行公示的程序,截止至2017年6月8日原告未在洪源社区村务公开栏内见到关于安置人口的相关公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调取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简称“表二”）“公示情况”栏为空白，违反法定程序。3、依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七条“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行政执法决定并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另行规定有其他形式的情形，因此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依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七条“行政执法决定一般载明以下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作出决定的事实、依据、理由和履行程序的情况；(三）决定内容；（四）履行方式和期限；（五）救济途径和期限；(六）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七）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表二）未载明：（一）作出决定的事实、依据、理由和履行程序的情况；（二）救济途径和期限；（三）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被告也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规定的告知职责。原告认为，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表二）如果作为行政机关制作的、要向行政相对人送达的行政执法决定书，那么它缺少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4、案涉行政行为作出后，未向原告进行送达，仅在2019年5月9日由拆迁办工作人员向原告出示了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表一）（此表没有任何盖章，只有一面，单面内容上也与“表二”有差异，应当认为不是有效的法律文书），口头向原告告知了原告被确认为非安置人口，应当认为没有依法进行送达，违反法定程序。5、在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作为依据的含“外嫁女”条款的《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尚未被有权机关批准（2019年5月9日经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方案至今未经送达，行政行为应当送达后生效，该方案至今未生效。6、案涉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依据《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外嫁女”条款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复453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7、原告母亲贾哲新不存在应迁的理由，也不存在因政策原因户口在村无法迁出的事实，不适用《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外嫁女”条款。在作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时，应当将政策原因全面展示给行政相对人，应当是具体到什么政策的什么原因，如果是没有具体条文，应视为没有理由。8、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具有认定安置人口的职权，在委托事项中没有安置人口的认定的职权。由《征地告知书》（金市统征市直字第1号）可知，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系受委托的组织，委托的权限范围是“实施征地补偿具体工作”，依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十三条“受委托的组织不得将受委托的行政职权再委托给其他组织和个人”，由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与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违反此项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9、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不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职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被认定为非安置人口实质上是一个不予补偿的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和《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五条“金华市人民政府负责市区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以下简称征收人）”，而洪源社区属市区范围内，则洪源社区的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行政主体为金华市人民政府，《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七条“征收人应当依照本实施意见的规定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具有补偿职权的征收人（即金华市人民政府）才具有作出非安置人口的职权。原告认为，作出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的职权属于金华市人民政府，《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安置对象以城中村改造方案批准之日实有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为依据，安置户以原农民私人建房审批户为基数，经公示后由区政府、管委会组织核实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的规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的认定行为属行政职权委托，应当以金华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作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属超越职权。以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被告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原告为非安置人口的行政行为。 原告陈某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书及邮寄凭证、EMS快递查询照片。证明原告为撤销案涉行政行为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原告收到判决书的日期为2019年5月17日。 证据2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1、经法庭调查，2017年5月9日拆迁办工作人员向原告出示了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2、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调取。 证据32017年5月9日拆迁办工作人员向原告出示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的照片。证明该表没有任何行政机关的章印。2、出示给原告的该表只有一面。 证据42018年5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调取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证明：1、没有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2、公示情况栏为空白。3、村集体意见、征收工作人员意见、国土部门意见、规划部门意见、区征迁指挥部（城北街道）意见栏除印章或签字外空白。4、原告母亲贾哲新被注明是外嫁女。5、对比证据3证明该表与向原告出示过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内容不同。 证据5《关于金华市婺城区2017年度计划第一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意见》（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2017】17号）及信息公开答复。证明1、2017年5月9日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2、原告通过信息公开途径获知该批准。 证据6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复（2017）4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外嫁女条款已经被撤销。 证据7《征地告知书》。证明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委托实施征地补偿具体工作。 证据8《金华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2017）第11号。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6条所授权的主体是金华市人民政府。 证据9浙政复[2017]410号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金华市人民政府在复议程序中陈述是依据外嫁女条款及政府令52号第24条第一款第4项而认定原告为非安置人口。 证据10（2018）浙01行初7号陈某诉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证据目录及婺城区城北街道婺城区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证明金华市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份村集体意见印章下没有日期、只有单面的审批表复印件，对应着一张村集体意见印章下没有日期的婺城区城北街道婺城区洪源社区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的原件。 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起诉。2018年10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浙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该判决中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7月7日，陈某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金华市人民政府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重新依法依规做出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认定陈某为安置人口、独生子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成金华市人民政府即拆迁人与陈某外婆吴金姣据此重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7年8月4日，金华市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交行政答复书，其中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认定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符合规定的内容”，而原告在本案中诉称“2019年5月17日原告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据此知道，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原告为非安置人口的行政行为系被告作出”。为此，原告在2018年10月底之前即知道作出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的认定机关是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而原告本次起诉状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19日，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起诉。因金华市城市规划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启动了洪源社区区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并依据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了《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该征收补偿方案在安置人口认定上符合金华市人民政府第52号政府令的规定，金华市人民政府第52号政府令《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二十三：安置人口按以下原则确定：（一）实际在册并享受村民待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此，在洪源社区区块的土地及房屋征收过程中，经调查摸底，吴金姣户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中，陈某是否享受社员待遇一栏，明确为“否”，村集体意见也己确认。所以，陈某为非安置人口。三、吴金姣户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已履行。陈某身份证上的住址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洪源村人寿巷4号，而该处房屋所有权人为吴金姣，《房屋所有权证》（证号金房权证婺字第××号）;集体土地使用者为吴金姣，《土地使用权证》（证号金市集建字第03397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2017年5月9日吴金姣己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5月26日签订补充协议，并己履行。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己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起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诉请。 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底之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中的第一页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0月17号作出判决，其中倒数第7行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认定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第6页第一行倒数第5行明确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为安置人口认定主体。 证据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行初584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93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法院查明的婺城区洪源区块土地及房屋征收的合法性及安置补偿方案等事实的认定，特别是外嫁女和农嫁非的认定。 证据3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金土专报[2018]33号、专报[2018]489号公文处理单。证明婺城区洪源区块的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 证据4金华市人民政府第52号政府令《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证明《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证据5《关于洪源区块改造工程拆迁调查服务中介机构相关问题的请示》、《中标通知书》、《房屋征收调查摸底委托合同》。证明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接受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和杭长客运专线婺城区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共同委托进行征地拆迁调查摸底工作的事实。 证据6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证明原告为非在册并享受村民待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等事实。 证据7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产证;2、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3、征迁补偿资金支付单、结算单。证明吴金姣户已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及领取补偿款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只能证明原告不服杭州中院的判决提起上诉，并驳回了上诉请求。证据2，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认定表仅有一页。而且认定表内容上与被告方证实的认定表不相同。证据4，对表2由浙江省人民政府调取的事实没有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安置方案不能够证明2017年5月9号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偿安置方案。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外嫁女虽然已经撤销，但是修改为农嫁非。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仅能证明金华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公告。并非是一份授权委托书。证据9，对方注明是行政答复书。对答复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0，证据目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同时对该组证据里面的人口认定表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定表并非是单面而是双面的。 原告对被告所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理由如下：[2018]浙政复323号行政复议决定和（2018）浙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它的生效时间是2019年5月18日。1、金华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答复中，主张案涉行政行为是由婺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是被申请人的单方陈述。法院查明被申请人曾经作出该单方陈述，不构成即判力。在410号撤销以后，又在[2018]浙政复320案件中，金华市人民政府又主张了案涉行政行为是由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作出，这种陈述不能作为原告知道该行政行为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提供的文书或者在审理中查明的行政行为有规定不能作为已送达行政相对人。应当以裁判文书生效之日为时效起算点。本案中即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522号判决书送达次日即2019年5月18日为起算点。2、由于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起诉期限的计算应适用两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原告的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使采用被告认为的原告2018年10月末知道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也没有超过起诉期限。3、原告积极行使诉权，2017年7月7日，即就案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在这么长时间里，被告早已知道原告就本案进行行政复议，而被告怠于履行职责。证据2，对于合法性，原告没有主张违法，原告认为这个与本案无关，不具关联性。这个“等事实认为”没有充分展示其证明对象。两判决书所涉及的安置补偿方案，都是2018年6月19日由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证据3，2017年4月14日印发的文件属于草案。方案是2017年5月9日由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草案没有法律效力，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在此前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金华市人民政府作为证据提交过三个不同的安置补偿方案，都是草案，这是第四个方案，也是一个草案，在行政程序中这个草案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示。原告能够看到的一次是2017年3月10日，由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公告栏内张贴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和另外一个方案的内容也是有差别的。第二份、第三份涉及的都是2018年6月19日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不能证明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1、中标通知书。规定收到中标通知书后，须在30天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委托合同是在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它不符合中标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合同，应当确认合同无效。2、委托方杭长客专客运专线婺城区段工程建设指挥部是行政机关临时组建的机构。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是受委托实施征地补偿工作的。本身不具备委托事项的行政职权。其作为委托方签订委托合同属于超越职权。反而证明了金华时代建设工程公司有限公司在受委托的行政职权中没有认定安置人口的职权。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置人口认定行为发生在2017年4月24日，委托合同签订在2017年4月27日，作出认定时受委托组织无任何职权。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提供的原件不够清晰无法辨认。1、没有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2、婺城区洪源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没有行政职权，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委托。3、村集体意见、征收工作人员意见、国土部门、规划部门、区城改办、建设局、公安局、区征迁指挥部意见栏除印章和签字外，都是空白的，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涉案行政程序中，这些部门的职责不清。4、在征迁指挥部意见栏盖城北街道办事处的章不合法，指挥部不是由城北街道办事处所设立。其指挥长是李小庆。婺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的意见不能代表征迁指挥部的意见。5、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作出涉案认定时不具有委托职权，没有受委托的身份。6、没有依法向原告进行送达。没有依照规定进行过公示。这个日期，有可能是补签的，所有的日期明显是由同一个人填写的。原告母亲备注“外嫁女”，缺乏依据。证明对象是原告为非在册并享受村民待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等事实。原告认为没有充分展示其要证明的对象，这个事实无法证明。证据7，关联性不予认可。案涉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有强制性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需要原告的同意。在签订补偿协议之前。由公务人员明确告知原告安置人口，必须按照安置人口来签订协议，安置人口不在补偿协议的协商范围。在2017年5月9日，当时签的是一个空白合同。没有体现出协商的过程，都是由工作人员指出应该写什么，没有协商的余地。 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4日，经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调查，并经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居民委员会确认，《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中确定该社区人寿巷4号吴金姣户有家庭成员如下，户号009000059内：吴金姣（户主）、贾桂彪（丈夫）；户号009001901内：贾振霄（户主）、吴丽英（妻子）、贾圣泽（儿子）；户号009001902内：贾哲新（户主）、陈仕明（丈夫）、陈某（儿子），上述人等可列入安置人口的人员为吴金姣、贾振霄、贾圣泽、贾哲新共四人，其中独生子女贾圣泽。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城北街道办事处对上述结论予以盖章认可，该审批表中同时加盖“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人口认定专用章”。2017年7月7日，陈某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金华市人民政府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重新依法依规做出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认定陈某为安置人口、独生子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成金华市人民政府即拆迁人与陈某外婆吴金姣据此重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时提交了《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的照片等材料。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7日以补正通知书的形式，告知陈某，其提交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无法证明金华市人民政府是作出认定其为非安置人口的行为的机关，并要求陈某提供金华市人民政府作出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陈某收到后，于2017年7月24日重新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本案所涉部分的行政复议申请未作变动，同时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书，告知被告，根据《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的规定，在金华市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金华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的职权，金华市人民政府所属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作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均应视为受金华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法律后果应由金华市人民政府承担，同时，拆迁办工作人员仅向原告父亲陈仕明出示了《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并未送达任何正式的法律文书。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5日收到上述材料。2017年7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金华市人民政府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要求金华市人民政府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和举证，该行政复议案件的案号为浙政复[2017]410号。2017年8月4日，金华市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其中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认定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符合规定”的内容。2017年8月1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中止浙政复[2017]410号案的行政复议，理由为：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系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出，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方案的行为已在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过程中，本案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审查需以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相关方案行为的复议结果为依据。2017年11月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对陈某就金华市人民政府批准《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申请行政复议一案作出浙政复[2017]453号行政复议决定。次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浙政复[2017]410号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政复[2017]410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认为，被申请复议的行为系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金华市婺城区洪源社区区块征迁中所作的安置人口认定行为，该行为属于调查摸底行为，并非最终补偿安置决定，尚未对陈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陈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陈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该决定书于2017年12月19日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陈某不服浙政复[2017]410号行政复议行为，于2017年12月28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6月21日，该院作出（2018）浙01行初7号行政判决，认为案涉安置人口认定行为经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城北街道办事处审核，并加盖“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人口认定专用章”，被诉行政复议行为以该认定行为系金华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为由，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故判决：一、撤销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410号行政复议决定；二、责令浙江省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6月2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收到上述判决书，该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2018年7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金华市人民政府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要求其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举证，并要求明确作出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主体问题。2018年7月23日，金华市人民政府进行复议答复。2018年8月16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称，根据金华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五条规定，洪源社区区块城中村改造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负责；根据《金华市婺城区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安置对象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审核公示后确认。案涉征迁活动中，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国土等部门进行审核后，对吴金姣户的安置人口进行认定，“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人口认定专用章”系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授权该区政府所属城北街道办事处刻制，城北街道办事处在案涉认定审批表上加盖上述专用章的行为是代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法律后果应由该区政府承担。复议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书面意见并提出了听证申请。2018年8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政复[2018]323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323号复议决定），决定认为，被申请复议的安置人口认定行为系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申请人不服该行为应当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向金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陈某以金华市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陈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该决定书于2018年8月27日以邮寄方式向陈某送达。原告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323号复议决定，责令被告重新审查原告的复议申请。陈某诉浙江省人民政府安置人口行政确认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2018）浙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323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主要理由是金华市人民政府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而应列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上诉人申请复议的行为是有关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人口的确认行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在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承认，根据《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五条和《金华市婺城区城中村改造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具体工作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负责，上诉人申请复议的安置人口确认行为亦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国土等部门进行审核后作出。故上诉人列金华市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属于错列，其提出的证据和依据也不能证明应由金华市人民政府作为被申请人。故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受理涉案复议申请后，驳回上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7年4月10日，省政府作出浙土字A〔2017〕-0003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批准金华市婺城区2017年度计划第一批次建设用地，需征收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集体土地14.8938公顷。4月14日，金华国土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7第11号）。5月9日，被告金华市政府批准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为组织实施征收土地方案，婺城区相关单位拟定了《补偿安置方案》，经婺城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城北街道办公布，《补偿安置方案》的落款单位为婺城区政府办公室。2017年4月14日，婺城区政府向金华市政府上报《关于请求同意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婺区政〔2017〕21号），所附《补偿安置方案》之“三、安置政策”之“（三）安置对象确定”之“2.特殊情况安置人口按以下原则确定”之（4）规定：“外嫁女，因政策原因户口在村无法迁出的，只能按1个安置人口计算，不得单独立户。应迁出而未迁出的，不应迁入而迁入的，不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计入安置人口。”该《补偿安置方案》经金华国土局审核同意后由金华市政府批准。陈某不服向被告省政府申请复议。11月8日，省政府作出浙政复〔2017〕4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金华市政府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中关于“外嫁女”的安置内容，责令金华市政府重新作出处理。11月10日，金华市政府收到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年12月11日，城北街道办行文婺城区政府（婺北办〔2017〕61号）；2018年1月4日，婺城区政府行文金华市政府（婺区政〔2018〕1号），提请金华市政府对《补偿安置方案》相关条款进行更改。随后，金华市城改办提交《关于请求审定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金城改办〔2018〕6号）。4月3日，金华市政府请金华市城改办和婺城区政府阅处前述请示报告。6月19日，金华国土局向金华市政府提交《关于〈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相关内容重新拟定的报告》（金土专报〔2018〕33号），报告载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浙政复〔2017〕453号），《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有关“外嫁女”的补偿安置内容已被撤销。前期，我局按照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重新拟定了该部分补偿安置内容，并经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现报请市政府审批。”报告所附《补偿安置方案》（涉农嫁非部分）内容如前所述。同日，金华市政府批准同意该报告。 《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在安置人口认定上与金华市人民政府第52号政府令《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一致，安置人口按以下原则确定：（一）实际在册并享受村民待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属就地农转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服兵役前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现役义务兵、士官；（四）入学前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五）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监狱服刑人员 本院认为，被告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认为原告在2018年10月底之前即知道作出陈某为非安置人口的认定部门是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其于2019年7月19日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由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才作出（2018）浙行终1522号行政判决，故本案中原告有非因当事人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事由，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案涉征迁活动中，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国土等部门进行审核后，对吴金姣户的安置人口进行认定，“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人口认定专用章”系由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授权该区政府所属城北街道办事处刻制，城北街道办事处在案涉认定审批表上加盖上述专用章的行为系代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法律后果应由该区政府承担。《婺城区洪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在安置人口认定上与金华市人民政府第52号政府令《金华市区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的规定一致。经调查摸底，吴金姣户的《婺城区城北街道洪源社区征收安置人口认定审批表》中，陈某是否享受社员待遇一栏，明确为“否”，村集体意见也己确认，原告陈某也不符合安置人口确定原则中其余四项规定的条件，故确认原告陈某为非安置人口并无不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建进 审 判 员 虞 行 审 判 员 徐青雅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