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华，男，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敏，女，198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江苏顺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溧城镇锦绣路280号。法定代表人：钱剑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思含，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周志华、李敏因与被上诉人溧阳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4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志华、李敏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周志华、李敏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将上诉人的诉请完整表述，遗漏了上诉人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的“双方约定房屋的计价为不含增值税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64818.45元（税率为：11%），故房屋的总价为1663168元”。该理由正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房款的主要理由，没有双方的这款约定，上诉人不会要求退还房款。一审法院自行将上诉人的诉请表述为“2019年4月，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率为9%，较原来减少了两个税点，也就是说被告多收了原告29967元。”这与上诉人的表述不一致。上诉人要求退还房款，是因为被上诉人违背合同的约定，为了达到总价一致的目的，擅自改变不含税价格。二、一审法院的认定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房屋的价格应以哪项条款为准”，而非一审所认定的“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2.一审判决的五点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支撑。首先，本案中，房屋总价款多处出现，均为1663168元。这是因为基于当时的税率，总价款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种，双方并未约定“房屋价款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调整”，也未约定“房屋价款不可以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调整”。但从依法办事、公平原则出发，双方均应遵守国家的税法。其次，增值税缴纳的主体并非只有被上诉人。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税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同样拆分不含税价和税，其中增值税=不含税价*税率，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缴纳的增值税，同时也是开发商缴纳增值税时计算的进项税额。因此，这是依法应当如此拆分，而非被上诉人所称的为了缴纳印花税的需要而拆分。第三，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虽然这句话没错，但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法院不可将一般性的论述等同于法律规定。另本案中上诉人要求的是被上诉人退还多收的房款，而非税款。调低税率后才导致被上诉人出售涉案房总价的降低。第四，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非神仙，当然没有先见之明，能预见未来，也不可能对降税即降价作出意思表示？！但本案的合同条款清晰记载“房价由不含税价加税款”，此种条款当然应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税率发生变化时，合同如何履行，有明确条款，应依条款办，条款不明确时，再依民法其他相适应的条款处理，而一审法院无视该合同条款，判决缺乏法律支撑。三、本案的房款计价应以附件所列的由不含税价加增值税为准。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明确，合同的附件是对主合同的补充。在主合同条款意思不明确时，作为补充条款的附件应当起到补充说明作用，相较于主合同而言，更有效力。实际情况是，开发商在确定房价、向物价局申报房价、向主管部门报备预售房屋房价时，都是先核算了该单位面积房价的成本和利润，成本中肯定包括了税收成本。预售时，开发商只能基于当时的税收政策等核算出预计成本、利润率，再确定房屋的预售总价。因此，被上诉人在附件中特别注明：“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不含税房价1498348.55元，增值税房价164818.45元，税率11%，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总房价为人民币1663168元。”我们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设计该条款的目的是，政策调高增值税率时再向购房者收取调高的税款，以避免被上诉人因无法预计房屋交付时所应缴纳的税率导致预期利益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以“房屋总面积乘以单价”得出，而应该是不含税房价l498348.55元加上增值税164818.45元得出，然后倒推形成单位面积的单价。事实上，房地产部门的税率在当时情况下确实是呈向上调整的趋势。若2019年，国家调高税率，谁能保证开发商不会以该条款向购房者收取调高的税款？既然这样，现今发生了税率调低，被上诉人当然要相应调低房价，退还已收取了多年的多收房款。其次，本案合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发生两种不同解释时，依法也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者的解释。第三，上诉人作为预售房的购买人，在2017年便将合同约定的所有房款向被上诉人缴纳，当时只有选择买或不买的权利，却没有选择与被上诉人订立怎样的合同条款的权利，在缴纳房款后，被上诉人能否如约交房、两年后所提供房屋的质量和房屋配套设施是否如合同所拟的一致等等的风险，上诉人无法控制，因此，上诉人在整个合同中始终处于被动、弱势地位。而今，在房屋交付时，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调低了税率，上诉人认为，即使双方合同上没有任何约定，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合同标的物实际交付时，基于标的物定价时所依据的条件发生变化，标的物的实际成本降低，上诉人也有权要求降低房价，更别说本案合同已明确房屋的计价方式。第四，国家降低增值税是普惠政策，并没有禁止上诉人受益。按一审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一方面多收了上诉人所交的增值税，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上诉人以后交易税的成本。被上诉人损人又利己，这样的判决明显不公平。新碧公司辩称，一、补充协议对于不含税总价的约定是基于印花税缴交的考虑，该约定未改变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二、合同已明确约定涉案房屋计价方式及房屋总价，新碧公司成本是否降低、降低多少、利润是否增加、增加多少，均与周志华、李敏无关。三、格式条款解释的适用存在前提，即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符合该适用前提。四、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有遵守协议的义务。五、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新碧公司，新碧公司已依法缴交增值税。新碧公司向周志华、李敏收取的是购房款，购房款价格已明确约定，不存在退还事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志华、李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碧公司退还房款29967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新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志华、李敏系夫妻，新碧公司系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2017年10月27日，经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新碧公司取得了“溧阳市实验小学新校区西侧地块住宅楼”即涉案区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区楼盘预售时即实行一房一价的销售政策，且在溧阳市价格主管部门和房产主管部门均详细报备了每套房屋的面积和价格。2017年10月31日，周志华、李敏先行到新碧公司处签署了“燕山碧桂园认购书”，同意认购燕山碧桂园33幢1单元302室的面积为145.53平方米、单价为11350.36元、总房价为1663168元的房屋。同日，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C0426E902F904C0CA753）。合同约定，周志华、李敏从新碧公司处购买施工编号为燕山碧桂园27#甲单元302室（现编号变更为33幢1单元302室）房屋一套，面积为146.53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114.2平方米，分摊面积32.33平方米。在合同第6条的6.2.1条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人民币币种）每平方米11350.36元，总价款（小写1663168元）大写壹佰陆拾陆万叁仟壹佰陆拾捌元整。在合同第10条的10.1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9年4月1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在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税费及利率”的第1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64818.45元（税率为11%），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1663168元。合同还对其他相关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4月4日，周志华、李敏向新碧公司付清购房款后，新碧公司向周志华、李敏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相关栏目填写如下：数量146.53（㎡）、单价10413.172742（元/㎡）、金额1525842.20（元）、税率9%、税额137325.80（元），价税合计1663168.00（元）。一审另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3月23日以特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36号）。该通知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次作出《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第九条规定：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一审审理中，周志华、李敏称，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税费及利率”第1条约定，涉案商品房不含增值税的房价应为人民币1498349.55元，而新碧公司开具给其的购房发票上不含增值税的房价却是1525842.20元，很明显新碧公司多收了近30000元房款，该多收部分应予退还。而新碧公司则称，其销售的商品房实行的是一房一价政策，这一点周志华、李敏是明知的；周志华、李敏所购买的商品房总价是1663168元，这一点周志华、李敏也是明知的。双方之所以要在补充协议中提到“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这纯粹是为了满足新碧公司向国家缴纳相应印花税的需要。根据国家相应税收政策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据此，新碧公司在总房价固定不变的大前提下，以签订合同时的增值税税率11%倒推计算出不含增值税总价，以满足新碧公司向国家缴纳税收的需要，新碧公司的此种行为并未损害周志华、李敏的合法权益。周志华、李敏的诉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周志华、李敏的诉请和新碧公司的答辩，以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对此，法院经综合分析后认为，不应受增值税率的调整而调整，其理由如下。首先，无论是周志华、李敏先行与新碧公司签订的“燕山碧桂园认购书”，还是此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抑或是“补充协议”,双方均认可了该商品房的总价款即为1663168元，其中“燕山碧桂园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明确约定了房款的具体计价方法，即是房屋总面积乘以单价，《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房屋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调整。其次，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新碧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其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新碧公司，而非周志华、李敏。第三，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尽管最终也会惠及广大消费者，但直接受益人应是当下的企业即新碧公司，而非周志华、李敏。第四，无论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双方均没有作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新碧公司是否纳税、纳多少税、纳何种税，对于原房屋总价款均应不产生任何影响，即不能因为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率的上调而房价上涨，也不能因为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率的下降而房价下跌。第五，虽然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现了“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的文字表述，但该条的后半部分同样有“总房价人民币1663168元”的表述，在增值税不变的情况下，周志华、李敏应向新碧公司交付的房款显然应该是包含了增值税在内的总房价款，而非不含税房款，故新碧公司称拆分不含增值税房款是为了满足其缴纳印花税的需要，理由是成立的。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涉案商品房销售增值税由11%下调至9%，不应影响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即周志华、李敏要求新碧公司退还减少了两个点税率的房款29967元，理由不能成立。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志华、李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4.50元（已减半收取），由周志华、李敏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补充协议第十八条“补充协议的效力”第2款、第3款约定：双方一致确认：对本补充协议及附录的条款含义认识一致，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及附录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经出卖人和买受人签字（盖章）后随合同生效而生效，效力优先于合同。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一审判决在诉称部分对上诉人一审起诉时的事实和理由予以归纳、总结，并未改变其所要表达的意思，且在经审理查明部分再次以原审原告述称的形式对其起诉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予以了重申。二、上诉人主张应按照不含增值税房价加增值税的方式确定涉案房屋总价，不能成立。首先，从合同的体系安排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第6条系对“计价方式与价款”的约定，而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系对“税费及税率”的约定，二者并非对同一事项所作的不同约定。双方对涉案房屋的计价方式有且仅有约定了一种方式，即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第6条的约定；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商品房买卖合同第6条中明确“该商品房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11350.36元，总价款1663168元”。补充协议第十三条中虽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498349.55元，增值税为164818.45元（税率为：11%）”的约定，但该两个数额系根据前述第6条约定的房屋总价款1663168元拆分而来，是在国家“营改增”的政策背景下，为了税务处理之便利而对房屋总价款所作拆分，即双方在固定房屋总价款为1663168元的基础上，适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11%推算出的不含增值税房价，而非反之。第三，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在双方未就增值税税率变化如何调整合同约定事项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前述分析，被上诉人在维持房屋总价款不变的基础上，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9%对不含增值税房价和增值税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系对合同进行的合理变更，并无不可。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志华、李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元，由上诉人周志华、李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唯立审判员  罗希夷审判员  刘岳庆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