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6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学富，男，196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东，浙江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楼晶，女，198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东，浙江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勇，男，195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良英，女，196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鸣，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学富、楼晶为与被上诉人刘美勇、江良英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14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余学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美勇、江良英的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扩大解释了“诉讼费”的概念，并错误推定双方就该三执行案件对应的诉讼案件受理费与执行案件的执行费一并协商在内。对条款中某个概念的理解，应当严格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客观目的解释、主观目的解释的顺序进行。就本案而言，《和解协议》第三条列明三个案件都是执行案件，并无审判案件。按照文义解释，“诉讼费”对应的仅是审判案件的受理费，不对应执行案件。根据逻辑推理中逆否等价的原则，执行案件对应的就不是诉讼费。文义解释已可准确界定“诉讼费”概念的外延。如对“诉讼费”概念的外延仍有歧义，则应联系《和解协议》上下文予以体系解释。余学富、楼晶分别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案号：（2015）金义商初字第8284号】、【案号：（2016）浙0782民初1509号】，要求撤销刘美勇、江良英将不动产、机动车无偿转让给其儿子刘竟成的行为。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项内容，余学富同意撤回对刘竟成的所有诉讼，并解除查封。（2015）金义商初字第8284号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楼晶、余学富负担。（2016）浙0782民初1509号案件受理费7338元、保全费2520元，由楼晶、余学富负担。考虑到两个撤诉案件的诉讼费已由楼晶、余学富承担，双方协商三个执行案件对应的审判案件的受理费也依据原判决执行。最终五个案件的诉讼费均按照判决书或者裁定书执行。按照体系解释，《和解协议》第四条所涉及两个案件的诉讼费负担，双方不在协议中单独列明，最终依据两份撤诉裁定书的内容执行。按照同样的逻辑，《和解协议》第三条所涉三个执行案件对应的三个审判案件的诉讼费负担，双方亦不在协议中单独列明，而应依据三份判决书的内容执行。如此，协议上下文才能逻辑贯通、一致。一审法院对于争议概念既未先以文义解释的方法予以解释，又未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予以解释，导致错误扩大了“诉讼费”的外延、错误推定双方就该三个执行案件对应的诉讼案件受理费与三个执行案件的执行费一并协商在内。二、刘美勇、江良英夫妻是执行案件申请费的交纳义务人，不存在上诉人对执行三案结案手续拖而不办的说法，刘美勇、江良英夫妻未及时足额交纳诉讼费用，违背了《和解协议》的契约精神，上诉人有权申请恢复执行，要求按照原判决继续对刘美勇、江良英夫妻强制执行。 刘美勇、江良英辩称：余学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和解协议》的诉讼费用指的是（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5675号、5676号的案件受理费，并不包含其他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和解协议》本质上要解决的是执行标的和诉讼费用的分担问题。上述三个执行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在执行通知单中有明确记载，双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写明了三个案件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也习惯叫诉讼费，但从本质上来说，诉讼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即诉讼费的概念大于案件受理费。鉴于三案执行通知书中有载明，《和解协议》中的诉讼费用即是案件受理费。 楼晶述称：认可余学富的上诉意见。 楼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美勇、江良英的诉请。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楼晶认可了《和解协议》。楼晶与余学富于2005年8月8日登记结婚。楼晶、余学富与刘美勇、江良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楼晶、余学富曾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刘美勇、江良英要求还本付息，案号分别为（2015）金义商初字第493号、（2015）金义商初字第494号、（2015）金义商初字第495号。上述判决生效后，楼晶、余学富于2015年8月24日向义乌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分别为（2015）金义执民字第5675号（执行标的为6326080元）、（2015）金义执民字第5676号（执行标的为9989976元）、（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执行标的为2145804元）。申请执行日的执行总标的为18461860元（其中本金合计5390000元，利息13071860元）。到《和解协议》签订日即2016年6月2日，执行总标的已达1960余万元。余学富虽是楼晶的特别授权执行代理人，但也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楼晶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和解金额少于借款本金。余学富擅自超越代理权限与刘美勇、江良英签订《和解协议》，约定若按时按期支付300万元，自愿放弃余款。执行总标的达1960余万元，而和解金额仅300万元，严重损害了楼晶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和解协议》对楼晶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为，楼晶收到刘美勇、江良英支付的第一笔款项时，还写明“今收到江良英、刘美勇支付《和解协议》第一笔款项人民币壹拾万元”，从而认定楼晶认可《和解协议》。楼晶认为，自己书写的文字与是否认可《和解协议》并无逻辑联系。江良英、刘美勇拖欠借款十余年，楼晶认可的是收到了10万元款项，而非认可《和解协议》放弃余款的意思表示。楼晶从未追认余学富超越代理权限签订《和解协议》。因此，《和解协议》对其本人无效。二、一审法院错误扩大解释了“诉讼费”的概念，并错误推定双方就该三执行案件对应的诉讼案件受理费与执行案件的执行费一并协商在内，就该项上诉理由与余学富的上诉理由一致。 刘美勇、江良英辩称：第一，就诉讼费的理解问题，答辩意见与对余学富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二，《和解协议》应当合法有效。在协议签订以前，余学富与楼晶是夫妻关系。即使没有授权的情况，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代表任何一方从事家事代理活动。在一审庭审活动中，楼晶认可余学富的特别授权代理，特别授权代理人的授权指的就是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余学富不存在超越代理的行为，且签订《和解协议》后，第一笔执行款是楼晶收取，有楼晶出具的收条为证，可知楼晶对《和解协议》的内容是明知的。在《和解协议》的履行中，楼晶也是表示再次认可的。因此，《和解协议》有效。 余学富述称：认可楼晶的上诉意见。另补充，当时余学富与刘美勇、江良英签订《和解协议》时，楼晶的签名是余学富代签的。《和解协议》未征求过楼晶的意见，楼晶对内容并不知情，且就该事项，楼晶与余学富双方争吵多次，加剧了感情不和。 刘美勇、江良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学富、楼晶支付其垫付的诉讼费用128902.16元并偿付利息损失（自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美勇、江良英于1991年8月31日登记结婚；余学富、楼晶于2005年8月8日登记结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余学富、楼晶曾向该院起诉刘美勇、江良英要求还本付息，案号分别为（2015）金义商初字第493号（以下简称“493号案件”）、（2015）金义商初字第494号（以下简称“494号案件”）、（2015）金义商初字第495号（以下简称“495号案件”），该三案均判决刘美勇、江良英向余学富、楼晶履行还本付息及承担相应案件受理费。其中493号案件判令案件受理费25179元，由楼晶、余学富负担1683元，由刘美勇、江良英负担23496元；494号案件判令案件受理费76437元，由楼晶、余学富负担5692元，由刘美勇、江良英负担70745元；495号案件判令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刘美勇、江良英负担。该三案判决生效后，刘美勇、江良英未及时履行判决债务，余学富、楼晶就该三案债权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分别对应为（2015）金义执民字第5675号、5676号、4998号，执行费分别为59030.4元、77349.88元、23858.04元。2016年6月2日，以刘美勇、江良英为乙方、余学富、楼晶为甲方，就（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5675号、5676号案件达成了《和解协议》，约定：一、乙方于2016年7月31日前付甲方1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甲方140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付甲方150万元。如乙方按期、足额支付，甲方余款自愿放弃，甲方应及时办理三案件的结案手续。如乙方不按期、不足额支付，仍按原判决执行……三、（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5675号、5676号三案件诉讼费、执行费由甲、乙双方各半承担。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和解协议》中“楼晶”的名字由余学富代签。2016年7月29日，楼晶向刘美勇、江良英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江良英、刘美勇支付《和解协议》第一笔款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6年12月30日，刘美勇向余学富支付了第二笔款项140万元，2017年12月29日，刘美勇向该院执行账户存入150万元用于支付《和解协议》中第一条约定的款项，并支付了74047元执行费用。2018年7月4日，刘美勇向法院支付（2015）金义执民字第5675号案件中诉讼费用82526.4元，江良英向该院支付（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案件中诉讼费用24928.04元。2019年4月7日，刘美勇向该院支付5676号案件诉讼费用83047.88元。至一审庭审之日止，余学富、楼晶未向该院支付上述三执行案件中的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用，也未向刘美勇、江良英支付诉请中的费用。以上事实，由刘美勇、江良英提供的和解协议、支付凭据、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及双方的一审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和解协议》是否有效；刘美勇、江良英认为有效，楼晶认为《和解协议》中“楼晶”名字是余学富所写，该行为不符合家事代理，故无效。该院认为，楼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在上述三个执行案件中，余学富系楼晶的执行代理人，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故在上述三个执行案件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中余学富代表楼晶签“楼晶”名字系在楼晶的授权范围内，应属有效，且楼晶在收到刘美勇、江良英支付的第一笔款项时，还写明“今收到江良英、刘美勇支付《和解协议》第一笔款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该收条也证明楼晶认可《和解协议》。综上可以看出，《和解协议》是刘美勇、江良英与余学富、楼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有效的《和解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双方对《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诉讼费”产生了争议，刘美勇、江良英认为该处“诉讼费”应包含该三个执行案件对应的诉讼案件中总的案件受理费，而余学富、楼晶认为该处“诉讼费”不包含诉讼案件受理费。该院认为，根据执行部门向刘美勇、江良发送的执行通知书可以看出，该三执行案件中要求刘美勇、江良英承担案件受理费以及执行费用，故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应推定双方就该三案对应的诉讼案件受理费和该三案的执行费用一并协商在内，刘美勇、江良英称该案件受理费包括三个诉讼案件中总的受理费，故认定双方应对案件受理费25179元、76437元、10700元，执行费59030.4元、77349.88元、23858.04元各半承担责任，即各方承担136277.16元。截至一审庭审日，刘美勇、江良英向该院支付了264549.32元诉讼费用，即刘美勇、江良英代两余学富、楼晶垫付了128272.16元，对该款项，余学富、楼晶应向刘美勇、江良英支付。刘美勇、江良英诉请余学富、楼晶支付128902.16元依据不足，仅支持128272.16元。因余学富、楼晶未及时向刘美勇、江良英支付该部分款项，造成了损失，故刘美勇、江良英有权要求余学富、楼晶赔偿利息损失。综上，刘美勇、江良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部分，予以支持。余学富、楼晶辩解于法无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学富、楼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美勇、江良英垫付款128272.1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7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刘美勇、江良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刘美勇、江良英负担6元，由余学富、楼晶负担1433元。 本案二审中，余学富和楼晶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 1、（2015）金义商初字第828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拟证明（2015）金义商初字第8284号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负担的事实。 2、（2016）金义商初字第1509-3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拟证明（2016）浙0782民初1509号案件受理费7338元、保全费2520元，由上诉人负担的事实。 刘美勇、江良英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楼晶除了上述两份证据外，另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证一份，拟证明：1、余学富与刘美勇、江良英签订《和解协议》时，楼晶与余学富夫妻感情已经不和，并于2017年5月5日登记离婚的事实；2、余学富与刘美勇、江良英签订《和解协议》时，楼晶并不知情，且对协议内容一无所知的事实；3、楼晶从未追认余学富代理行为的事实。 对楼晶提交的证据，刘美勇、江良英对离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作为被上诉人来说，夫妻感情如何，没有必要了解，客观上也不了解。本案是特别授权代理，离婚与否与本案无关。因此，楼晶的举证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余学富认可楼晶的举证目的。 就余学富和楼晶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纵观全案事实和在卷证据，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的目的。 刘美勇、江良英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和解协议》是否对楼晶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在上述三个执行案件中，楼晶在一审中承认余学富系其特别授权代理人；且在2016年7月29日，楼晶又与余学富共同出具收条一份，表示收取被上诉人10万元款项，可见，楼晶对《和解协议》是明知和认可的。鉴此，就楼晶认为余学富超越代理权限签订《和解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诉讼费”的理解问题。原审在卷证据显示，（2015）金义商初字第493、494、495号案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余学富和楼晶就该三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一审法院在2015年8月24日发出（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5675号、567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被执行人刘美勇、江良英向余学富和楼晶支付三个案件借款本息，并负担三个案件的受理费和执行费用；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3月，因涉案债务纠纷，案外人致刘美勇轻伤，后双方在6月2日达成《和解协议》，刘美勇放弃追究案外人的刑事责任，作为补偿，余学富和楼晶亦同意放弃（2015）金义执民字第4998号、5675号、5676号案所涉的部分债权，并同意“三案件诉讼费、执行费由双方各半承担”，这里的“诉讼费”即是执行通知书所涉及的三个诉讼案件的受理费，并不存在含义模糊或发生歧义的问题，余学富和楼晶辩称这里的“诉讼费”是无任何意义的书写，显然不符合常理，一审认定“诉讼费”即是诉讼案件受理费的认定，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余学富、楼晶提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8元，由上诉人余学富、楼晶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何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