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80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榕，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文，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然，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武晓春，首席执行官及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磊，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榕因与被上诉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8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53,641.3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6,752元、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费用260,406,395.18元(包括1.已确认未发放的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2.安顺项目拖欠奖金157,026,386.42元；3.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3,406,600元；4.风险保证金30,543,571.83元；5.项目督导费用7,800,000元；6.大连星海湾销售费用返还2,430,000元；7.安顺企业债收入18,888,187.50元；8.2017年项目收入11,138,034.38元；9.四个项目差旅费107,054.30元;10.其他奖金1,025,000元；11.五洋项目被克扣奖金238,511.74元；12.2018年项目收入5,915,000元)。事实与理由：曹榕于2013年4月进入德邦证券公司工作，担任债券融资部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联席总经理，奖金分配依据是德邦证券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布的《德邦证券绩效激励管理办法-固定收益承销业务单元》(以下简称“《绩效激励管理办法》”)。曹榕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在岗位和从事的工作性质均具有特殊性，其经常外勤、加班，属于不定时工作状态。德邦证券公司从未要求其如普通员工一样的日常考勤打卡，实际也从未对其执行考勤管理。根据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其于2013年至2018年刷卡考勤记录，其每月有刷卡考勤记录的天数比率不到50%，个别月份只3、4天有刷卡考勤记录，而且大多数只有上午刷卡记录，并无下班刷卡记录，上述五年中，德邦证券公司从未因考勤问题对其提出意见、处分或扣发工资。德邦证券公司主张曹榕于2018年3月12日至4月4日一直委托他人代某某属于旷工，曹榕在一审中就其所持员工卡正面卡号与考勤记录记载卡号不一致提出异议，德邦证券公司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不能排除公司利用修改考勤卡号和考勤记录的技术优势，删除其正常刷卡记录，派人伪造其在17楼“代某某”假象的事实存在。德邦证券公司在其没有义务打卡考勤的前提下，在曹榕劳动合同期满前5天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完全是利用优势地位，恶意伪造其旷工假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侵害了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支付其赔偿金。曹榕认为一审只判决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工资，不当，德邦证券公司应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53,641.38元。曹榕主张的已确认未发放的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是德邦证券公司应予发放而未发放的奖金。德邦证券公司制定的《债券承销及发行团队年度绩效奖金分配及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完善债券承销相关业务的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中关于“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员工不享有递延奖金”、“离职员工不享有所有奖金”的规定，系规避了公司应向其发放应得奖金的责任，亦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当属无效。曹榕任职期间实际收到多笔奖金，均是根据《绩效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式，计算出部门奖金，再根据固定系数分配给曹榕、顾某某和部门其他员工，其依据《绩效激励管理办法》主张递延奖金、安顺项目拖欠奖金等其他同类别项目奖金以及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项目督导费用等相关费用，合理合法。《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及《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未经民主程序制定，其从未同意实施该规章制度，该规章制度对曹榕无效。曹榕在一审中提出司法审计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现其要求通过司法审计查明所有项目收入及奖金应发金额。德邦证券公司对包括其在内的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员工，以莫须有的旷工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以逃避应支付其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费用共计260,406,395.18元的法律责任，理应受到相关法律的惩戒。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德邦证券公司辩称，根据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包括第五版和第六版的员工手册、考勤记录以及曹榕、顾某某等相关陈述等，均证实曹榕负有考勤义务。另，根据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录像视频等证据证明，2018年3月12日至4月4日期间曹榕一直委托他人代某某，曹榕累计旷工超过5日，系严重违纪。德邦证券公司据此解除与曹榕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不应支付赔偿金。曹榕有关公司故意伪造考勤记录，指使他人故意伪造曹榕“代某某”考勤视频的陈述既不合常理，又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工资14,483元正确，公司无异议。曹榕作为债券融资部的第一负责人，知道且认可《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包括公司对离职人员不发放剩余奖金的规定。曹榕自2015年底起，对上述规定从没有提过异议，且一直按照上述规定的递延比例，在债券融资部中对相关员工按比例发放奖金，直至2018年4月曹榕自己提起劳动仲裁。曹榕主张的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费用，包括递延奖金、安顺项目拖欠奖金等以及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项目督导费用等相关费用，曹榕均无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且与曹榕提供的公证书中的奖金表内容不相符。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相关事实清楚，曹榕要求法院对德邦证券公司进行司法审计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德邦证券公司同意一审作出的驳回曹榕有关支付上述期间各种奖金、费用诉请的判决。综上，请求驳回曹榕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曹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53,641.38元；2.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6,752元；3.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4月饭贴105.62元；4.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交通补贴4,384.06元；5.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电话费差额240.73元；6.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费用273,473,946.87元(包括1.已确认未发放的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2.安顺项目拖欠奖金157,026,386.42元；3.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3,406,600元；4.风险保证金30,543,571.83元；5.项目督导费用7,800,000元；6.大连星海湾销售费用返还2,430,000元；7.安顺企业债收入18,888,187.50元；8.2017年项目收入11,138,034.38元；9.四个项目差旅费107,054.30元；10.收入的利息9,061,455元；11.个人所得税返还4,006,096.69元；12.其他奖金1,025,000元；13.五洋项目被克扣奖金238,511.74元；14.2018年项目收入5,915,000元；7.确认德邦证券公司2018年4月4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8.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509,079.90元；9.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加班工资2,700,000元；10.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曹榕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长期服务奖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曹榕于2013年4月10日进入德邦证券公司工作，担任债券融资部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联席总经理，双方签订过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曹榕月工资由基本工资45,000元及不固定的提成组成。德邦证券公司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曹榕上月全月工资，曹榕的工资领取至2018年2月28日，曹榕的社会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超过10年不满20年。2018年4月4日，德邦证券公司向曹榕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载明：“曹榕先生，鉴于您2018年以来未经批准而累计旷工超过五日，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您的行为已经构成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通知您公司已于2018年4月4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4月25日，曹榕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8年5月24日仲裁庭审时，曹榕明确其请求为：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53,641.38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6,752元、2018年4月饭贴105.62元、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交通补贴4,384.06元、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电话费差额240.73元、2015年度至2018年度奖金273,473,946.87元、将退工证明上的解除日期变更为2018年4月9日及将解除劳动关系变更为合同终止、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8,642元、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加班工资2,700,000元、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长期服务奖10,000元。曹榕本人陈述：其“实际工作至2018年4月9日”。在该次仲裁庭审中，德邦证券公司提供了《员工手册》(第六版)及征求员工意见邮件、会议纪要、公示材料截图、签收证明，曹榕本人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不认可，申请人(曹榕)在签收该份员工手册时已表明与前版不一致的部分，不同意及不接受，被申请人在看到申请人备注内容后没有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同意申请人不接受”。2018年6月15日仲裁第二次庭审中，曹榕本人陈述：“第六项请求(2015年度至2018年度奖金273,473,946.87元)，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详细书面说明及计算公式”。曹榕于2018年6月20日邮寄的清单与其本案中的第六项诉讼请求的各个项目及金额一致。2018年7月13日，该会作出普劳人仲(2018)办字第1012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德邦证券公司)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工资14,483元整；二、被申请人(德邦证券公司)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曹榕)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8,276元；三、申请人(曹榕)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劳动仲裁裁决后，曹榕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其诉请。一审法院另查明，德邦证券公司的前员工罗某与德邦证券公司曾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双方争议的案件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沪01民终8174号案件，该民事判决书中在法院查明的事实中载明：“2015年7月26日，德邦证券公司债券融资部副总经理周丞玮向罗某以及曹榕、顾某某发送主题为‘承做奖金激励管理制度’的电子邮件，其中规定‘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2015年7月28日，罗某及顾某某分别回复表示‘对此无异议’，2015年8月3日曹榕回复表示‘对此无异议’”。2019年4月9日，一审法院组织曹榕、德邦证券公司前往曹榕认可的其曾工作的工作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XXX号进行现场调查，曹榕、德邦证券公司均确认当日调查的过程是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并对调查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证，曹榕、德邦证券公司均保证如实陈述，愿意对虚假陈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不利后果。经一审法院进行调查，曹榕使用其提供的(考勤)卡分别在德邦证券公司上述地址的26楼和17楼进行刷卡，显示的卡号号码为850439，“验证失败”。此后曹榕、德邦证券公司组织双方进行谈话，德邦证券公司陈述：“我们将与曹榕有关的所有考勤记录都提交给了法院，其中关于850439的卡号是从2013年7月左右开始直到离职，说明我们提供的记录是真实的，公司也没必要发一张新的卡皮给曹榕。”曹榕陈述：“这是公司提供的，公司有技术优势，我不承认。另外，公司也更换了打卡设备，所以我对公司提供的记录不认可。”德邦证券公司答复：“关于设备，我们只是增加了指纹打卡的功能，机器换了，但是后台对应的卡号和系统都没有变化。”曹榕另外明确：“在2018年3月我确认没有去过17楼，也没有打过卡。”针对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作情况，在2018年10月29日证据交换中，曹榕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答复为：“曹榕本人简述在德邦证券公司上班，2018年3月25日在出差，其他时间有没有出差需要进一步核实，其余时间正常到德邦证券公司上班，上班时拿工作证正常考勤，除了出差外，曹榕本人告知我们是每天都去公司上班的，我们回去再确认一下”。在2019年3月20日庭审时，曹榕本人陈述：“(2018年3月至4月期间我)基本上每天坐在办公室内，什么工作都不做，有时需要(门禁卡)，有时不需要，上班高峰之后门就开着，就不需要刷卡了，我两种情况都有。2018年3月25日至26日我去了南京一次，我和总裁直接当面口头说的，我记不清楚了，我是通过后来订单回忆起来的。”在2019年4月9日一审法院前往工作场所现场调查时，一审法院再次询问曹榕2018年3月的上班情况，曹榕本人陈述：“我2018年3月每天都来公司上班，一直到4月9日，我在上次庭后翻阅了出差记录，除了3月8日、9日出差之外，其他时候我都每天来单位上班，有一天顾某某办理离职，我还陪他一起的。”一审法院再次要求曹榕确认其上述陈述是否属实，曹榕回答：“确认。”一审法院随即出示根据德邦证券公司的申请依法向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调查取得的曹榕的出入境记录，根据记录显示，曹榕在2018年3月29日(周四)由西安机场飞往捷克，在2018年4月9日由西安机场入境，要求曹榕发表意见，曹榕陈述：“我出国比较多，法院调查结果属实。我认为我是在休2017年的年假。我暂时无法回答，希望法院给我5个工作日的时间回去看一下邮件等内容。”德邦证券公司认可法院调查的结果。2019年4月19日，曹榕邮寄书面材料，表明：“2018年3月29日至同年4月9日，曹榕出境去捷克，曹榕在出境前提前向公司请休在上述期间使用2017年从未用过的法定年休假。当时曹榕通过OA系统申请年休假，同时又以工作邮箱向人力资源部门发送了邮件，公司当时批准了本人上述年假申请。”德邦证券公司还认为，在法院出示出入境调查记录前，曹榕从未提及休年假及请假这些问题，而是主张每天都到公司上班。案件中曹榕、德邦证券公司有争议的事实非常之多，一审法院根据争议类型作了分类，认定如下：一、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曹榕考勤记录的认证问题。案件争议的一个重要事实为曹榕在2018年3月是不是存在让他人代某某的事实。德邦证券公司提供了相关视频和曹榕当月的考勤记录及此前的考勤记录等证据；而曹榕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根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9日在曹榕曾经的工作场所现场调查的情况，曹榕使用其提供的(考勤)卡分别在德邦证券公司处办公地址的26楼和17楼进行刷卡，显示的卡号号码为850439，“验证失败”。根据曹榕在质证阶段发表的意见，曹榕认为其考勤卡的卡号应为“000519号”，但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考勤系统截屏显示其工号为XXXXXXXXXX，故认为该考勤记录不真实。一审法院认为，曹榕使用其本人持有的卡在德邦证券公司处进行刷卡后显示的卡号为“850439”，与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中显示的工号是一致的，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此后曹榕陈述：“(考勤记录)是公司提供的，公司有技术优势，我不承认。”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法院通知曹榕、德邦证券公司前往办公地点现场调查之前，上述曹榕本人的证件(即证据十三，为双方提及的考勤卡、门禁卡)是在庭审中由曹榕交由法院保管的，并不由德邦证券公司持有，即使如曹榕所述德邦证券公司具有技术优势，德邦证券公司也无法预先知晓曹榕的证件在刷卡时会显示的号码，所以曹榕提出的上述意见，缺乏合理性。德邦证券公司在向法院递交的考勤记录中的卡号，与曹榕持有的工作证在考勤机上打卡显示的卡号是一致的，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十五中包含了曹榕被解雇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考勤记录，该记录显示曹榕在考勤系统中的工号就是850439，曹榕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予以反驳，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十中的考勤记录和证据二十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2018年3月12日起曹榕是否上班的问题。首先，曹榕对其2018年3月12日以后上班的情况，陈述前后不一。在仲裁庭审中，曹榕的陈述是“实际工作至2018年4月9日”，在本案证据交换中，曹榕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是：“上班时拿工作证正常考勤，除了出差外，曹榕本人告知我们(曹榕)是每天都去公司上班的”，在法院庭审中，曹榕本人的陈述是：“(2018年3月至4月期间我)基本上每天坐在办公室内，什么工作都不做”。在2019年4月9日一审法院前往曹榕以前的工作场所现场调查时，一审法院再次询问曹榕2018年3月的上班情况，曹榕本人陈述：“我2018年3月每天都来公司上班，一直到4月9日，我在上次庭后翻阅了出差记录，除了3月8日、9日出差之外，其他时候我都每天来单位上班”。直到一审法院出示了根据德邦证券公司申请调查取得的曹榕出入境记录，其中显示曹榕在2018年3月29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在境外之后，曹榕本人才突然改变了自己先前的说法，称“我是在休2017年的年假”。就这一节事实，曹榕陈述一直在变，已不是时间长、遗忘所能够解释的。更何况这期间有出国这样重大的事情，曹榕不可能毫无印象，这也就让人对曹榕陈述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其次，曹榕称“2018年3月25日至26日我去了南京一次，我和总裁直接当面口头说的”。根据曹榕的出入境记录显示，曹榕在2018年3月29日由西安机场飞往境外，2018年3月25日为周日，2018年3月26日为周一，曹榕自述2018年3月26日在南京，而2018年3月29日曹榕就由西安飞往境外，曹榕亦缺乏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3月27日和28日两个工作日内的工作情况。再次，根据前述一审法院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曹榕考勤记录的认证，在2018年3月份时，曹榕的考勤记录均显示曹榕在上述办公地址的17楼打卡，一般打卡显示的时间为早上7时多，从未显示出曹榕在其本人陈述工作地点的26楼打卡的记录。一审法院认为，从考勤记录上来看，至少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从未在工作地点26楼打卡或使用门禁卡。德邦证券公司提供了证据四，即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的打卡记录及视频，主张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由案外人代某某，曹榕实际上并未上班；曹榕对此不予认可。庭审过程中，德邦证券公司播放了上述视频。视频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位女性案外人在德邦证券公司17楼的考勤机上打卡，曹榕的考勤记录显示为“曹榕”的打卡(视频与打卡记录考勤时间的间隔为约4分20秒)。对于上述视频的真实性，曹榕本人到庭质证，表示视频中无法看见打卡位置，只能看到一个女孩走过去，间隔的时间差是拼凑出来的。一审法院认为，从视频播放的情况来看，不存在上述视频被人为加工、改变的证据，视频完整，能够和考勤记录相印证，其真实性可予认定。同时，德邦证券公司提供该视频希望说明曹榕存在让他人代某某的情况，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按照曹榕本人庭审中的陈述：“(2018年3月至4月期间我)基本上每天坐在办公室内，什么工作都不做”，即曹榕自认在上述期间没有任何具体的工作内容。对于如何到单位上班，曹榕称其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他人车辆前往办公地点上班，但无法提供任何相应的乘坐公共交通或他人车辆的证言，因为曹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使用交通卡或者微信等支付方式，曹榕只是用现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现在在上海这个城市，上班族普遍使用交通卡或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并会留下相应的支付凭证。我们认为，曹榕作为一个证券公司高管，在不搭乘他人驾驶的车辆上班时，完全靠现金乘坐交通工具因而无相应记录、凭证的解释，缺乏合理性，难以让人相信，让我们对其在这问题上的整个陈述产生合理怀疑。对于在办公地点与何人进行了交流，曹榕亦无法说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曹榕在2018年3月29日之后已不在境内，无法向德邦证券公司提供任何劳动，更不可能“实际工作到4月9日”。曹榕针对其所述的“使用2017年的法定年休假”这一说法，在仲裁及庭审过程中从未提及，只是在法院出具了其出境记录后才有了这一说辞，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曹榕的上述说法显然不具有合理性，难以让我们产生内心确信，曹榕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的真实性，2018年3月12日之后显示的考勤记录并非真实的曹榕上班的情况，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存在委托他人代某某的情形，认定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起未向德邦证券公司提供劳动，构成旷工。三、截止至2018年曹榕工作年限的认定。曹榕提供了其《劳动手册》和个人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主张其累计工龄已超过20年，应享受每年15天的年休假。在庭审中，就《劳动手册》中1996年6月1日至2004年11月21日期间和2006年7月20日至2006年10月8日期间无相应用工登记的情况，一审法院向曹榕询问，曹榕本人的回答是：“1996年至2002年期间，我自己做药品生意，大致是在公司里承包一个部门，自负盈亏，也不交金(社会保险费)，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去了国外生活”。庭审后，曹榕补充提供了上海兆昌医用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称在2000年2月至2004年11月期间在该公司工作，但该公司没有为曹榕缴纳社会保险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曹榕的上述陈述，曹榕对于2002年至2004年11月期间工作的情况，前后陈述不一，曹榕对1996年6月1日至2004年11月21日期间的工作情况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海兆昌医用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也无法证明曹榕的工作情况，故一审法院难以仅凭曹榕的陈述认定曹榕在上述期间内的工作经历。根据曹榕提供的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截止2018年4月，曹榕的累积缴费年限为177个月，并未达到累积20年工龄。曹榕自述其在1992年之前存在18个月工龄，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曹榕关于1992年之前工龄的陈述属实，在2018年时曹榕亦缺乏证据证明其累计工作年限已满20年，故一审法院对曹榕主张其在2018年时累计工作年限已满20年的意见，不予采纳。四、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涉及安顺城投公司债项目的《内部处理通报》是否要启动鉴定程序的问题。该份《内部处理通报》由德邦证券公司出具，其内容为：“债券融资部并相关项目组：你部在承销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的过程中，内部管理不到位，在合同用印时，OA审批文件和最终用印文件不一致；在与项目发行人沟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上述过失不仅导致公司声誉和品牌形象受损，且存在合规隐患。经公司讨论决定：安顺城投项目收入中仅确认其中的承销费(人民币4,000万元)为部门收入并按公司相关制度/办法/操作细则核算和发放激励，该项目的其他收入全部收归公司，另公司与上海渔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专项服务协议书》所支付的9,999,999.99元专项服务费用由公司承担。”，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日。该《内部处理通报》上有曹榕的签字。曹榕对《内部处理通报》上其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2019年3月20日向法院申请进行鉴定。曹榕之所以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是要否认其知晓《内部处理通报》上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可以从案件其他证据对此进行判断。根据曹榕提供的公证书，在2016年12月8日，黄某某向德邦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吴知武和凌思涵发送并抄送给了曹榕和顾某某一份邮件，标题为《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的请示》，邮件内容为：吴总、思涵：已按要求修改请示，并按财务的奖金测算表测算奖金，增加了奖金分配人员名单，请查看，谢谢。附件中包括了：《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发放的请示》(附件六)、《债券融资部安顺城投相关奖金测算》(附件七)等。在《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发放的请示》(附件六)中的内容为：“经公司讨论决定：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收入中仅确认其中的承销费(人民币4,000万元)为部门收入，该项目的其他收入全部收归公司，另公司与上海渔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专项服务协议书》所支付的9,999,999.99元专项服务费用由公司承担。现债券融资部并相关项目组请示公司于2016年12月份发放该笔40,000,000.00元收入相应的奖金，……”，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6日。在《债券融资部安顺城投相关奖金测算》(附件七)中“营业收入为40,000,000.00元”。曹榕对上述邮件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在庭审中自述“我收到了邮件，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当天知道的”。曹榕认可黄某某系其部门的行政人员，对黄某某发送上述邮件，曹榕“知道，但是不同意。(不同意后)没有作出回应，也没有对黄某某作出处理，也没有向人力资源部门反映。”曹榕认为，其系被公司逼迫，曹榕虽然知晓，但没有办法，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曹榕提出异议也没有用，故曹榕直至约2年后才对此提起了仲裁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作为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有权对公司项目按照运行情况确定奖金发放标准。根据曹榕的上述所述，曹榕已认可其收到了由黄某某抄送给曹榕的题为《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的请示》的邮件，上述邮件的发件日期为2016年12月8日，在此后近17个月的时间里，曹榕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上述邮件及其附件中记载的内容提出了异议。按照曹榕所述，公司也按照上述《请示》中4,000万元的标准执行了奖金的分配，而曹榕直至2018年4月25日才申请仲裁。在该邮件附件中的《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发放的请示》(附件六)所记载的内容，与曹榕不认可真实性的《内部处理通报》中记载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从落款日期上来看，《内部处理通报》时间在前，《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发放的请示》(附件六)的时间在后，在曹榕已明确知晓上述内容的情况下，对《内部处理通报》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缺乏足够依据，即使鉴定，其结果也并不影响本案中对于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申请对《内部处理通报》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案件其他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将在分析当事人争议焦点时一并论述。在开始分析案件的争议焦点之前，有一个问题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即曹榕的身份如何界定和认识。一审法院认为，曹榕作为德邦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与德邦证券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曹榕、德邦证券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应该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调整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案件中曹榕债券融资部负责人的身份有别于普通劳动者，这从案件中曹榕的陈述可以略知一二：曹榕主张其所在的债券融资部执行事业制，“像包括员工的工资、社保、营业场所的水电等都要计算成本，公司先拿去了35%至40%部分的收益，剩下在支付了支出的成本(比如所有员工的奖金先发放完毕)后如果有结余，剩下的是曹榕个人的”，曹榕系债券融资部总经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曹榕并没有被排除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之外，但是正如曹榕本人所述，曹榕通常支配和控制着德邦证券公司的债券融资部重大事务和主要资源，并非普通劳动者，对于债券融资部中各个事项的处理，曹榕的举证能力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因而在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中对曹榕举证的要求应该从实际出发比普通劳动者更高，曹榕与德邦证券公司进行谈判的能力也更强；从另一方面而言，曹榕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在的债券融资部与德邦证券公司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因此，债券融资部的收入并不等同于曹榕个人的收入，这是案件中一审法院对曹榕身份的认定。在对曹榕的身份进行了上述判断之后，一审法院对曹榕的各项诉讼请求予以分析，因曹榕的诉讼请求较多，案件的争议焦点也较多，根据庭审情况概括起来为：第一、德邦证券公司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第二、德邦证券公司以公司规定曹榕这样的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员工不享有递延奖金(如有)是否合法；第三、曹榕主张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所涉奖金之外的其他各类费用是否有依据。案件的第一个争议问题是，德邦证券公司解除曹榕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案件中德邦证券公司是以曹榕存在让他人代某某行为，实际构成旷工，构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一审法院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定，应该首先看合同中如何约定。在曹榕提供的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的《劳动合同》中载明：“连续旷工两天；或一个月内累积旷工达到三日或一年内累积旷工达到五日的，甲方(德邦证券公司)可以随时通知乙方(曹榕)解除本合同”，这一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员工一年内旷工五天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这一点是明确的，没有模糊之处。其次，曹榕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第五版和第六版)均不予认可，从根本上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曹榕对于《员工手册》(第六版)签收记录的质证意见，在案件庭审中与在仲裁庭审笔录中的意见不一致，在仲裁庭审笔录中曹榕对真实性是“无异议”的。在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第六版)签收记录上有债券融资部员工的签字，不但有“曹榕”，还有“顾某某”、“黄某某”(均已另案诉讼)等人，另案中“顾某某”、“黄某某”对于其中各自签字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在“曹榕”签字的同一行上还写了“因《员工手册》第六版与本人所签劳动合同时条款发生实质性改变且系德邦证券单方面强加，本人不同意该员工手册第六版与前版不一致的部分，本人签名亦表示收到并已阅读，并不表示同意及接受”这样一段话，曹榕在仲裁阶段所作的陈述与上述证据中这段文字内容可以呼应，现曹榕缺乏证据推翻其在仲裁阶段所做的陈述，曹榕单纯否认签字真实性的意见属于前后矛盾的陈述，一审法院依法对《员工手册》(第六版)签收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征求意见邮件来看，德邦证券公司将《员工手册》(第六版)向全体员工发送征求意见的邮件，将征求意见稿提供员工讨论，并在此后通过了《员工手册》(第六版)，然后向全体员工进行了发送。曹榕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上述邮件均不认可，但并未提供实质性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曹榕还提及了在《员工手册》(第六版)会议纪要复印件上签字的人为7人，在原件上只有6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会议纪要并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德邦证券公司对此的解释是：部分参会人员是电话或视频参会，采用了电子签名，所以纸质会议纪要上签名的人数较少。一审法院认为，从《员工手册》(第六版)会议纪要上看，参会人员乔向军处注明了“(电话参会)”，德邦证券公司对复印件上有乔向军电子签名，但是纸质版原件上无乔向军签名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可予以认可。另外，根据一审法院的前述分析，德邦证券公司已经将《员工手册》(第六版)向全体员工发送，此后是进行听取职工代表意见的这一程序，故一审法院将着重分析德邦证券公司制定的上述规章制度与曹榕、德邦证券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加重劳动者义务的情况。曹榕在仲裁时主张在《员工手册》(第六版)签收记录上写明了对“与前版不一致的部分不表示同意及接受”，但从《员工手册》(第六版)与《劳动合同》中关于上述旷工解除的规定来看，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在该问题上新版《员工手册》与旧版《员工手册》并无大的差异，德邦证券公司并未加重劳动者的义务，上述规定与《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也并无矛盾，属于前后一致，故一审法院对曹榕提出的上述意见，亦不予采纳。案件中德邦证券公司的解除理由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已载明，就是“2018年(曹榕)未经批准而累计旷工超过五日”，被认定为旷工的主要依据是曹榕让他人代某某，构成了旷工。为此，德邦证券公司提供了曹榕让他人代某某的视频，并当庭播放。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让曹榕对视频进行了质证，曹榕也未能提出实质性反驳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代某某的实质就是让他人假冒自己名义上班考勤，认定代某某构成旷工不仅正当，也属合理，没有哪个单位能宽容到容忍这样的行为。为查明曹榕3月12日之后有没有正常上班，一审法院也给予曹榕机会进行举证。根据一审法院在前述认证阶段对曹榕2018年3月12日是否上班的认定，曹榕既缺乏证据证明其前往办公地点提供劳动并且履行了考勤要求，又缺乏证据证明其实际工作的具体情况(而且按照曹榕自己的陈述“什么工作都不做”)，综合案件证据，我们内心确信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并未向德邦证券公司实际提供劳动，德邦证券公司在2018年4月4日时认定曹榕在2018年未经批准累计旷工超过五日并无不妥。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属于合法解除。曹榕基于违法解除这一主张提出的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曹榕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根据一审法院在前述认证阶段所做的认定，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至4月9日期间并未向德邦证券公司提供劳动，其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8年3月1日至3月11日期间的工资，德邦证券公司对仲裁裁决并未提起起诉，基于曹榕对仲裁裁决的计算标准和金额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德邦证券公司应支付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工资14,483元。关于曹榕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即2018年4月饭贴105.62元，根据本院已认定的事实，曹榕在2018年4月未提供劳动，其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饭贴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曹榕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曹榕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即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交通补贴4,384.06元，曹榕主张，其提供的2014年至2018年期间曹榕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中每月固定存在2,000元的报销额度，德邦证券公司在庭审后向法院递交书面情况说明，认可存在每月2,000元交通补贴，就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交通补贴，由法院依法判决；2018年3月12日之后，曹榕未履行劳动义务，无权主张交通补贴。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经核算，依法确定德邦证券公司应支付曹榕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交通补贴2,634.69元。关于曹榕主张的第五项诉讼请求即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电话费差额240.73元，曹榕主张德邦证券公司每月支付曹榕电话费补贴200元，但曹榕在2018年1月至4月实际发生的电话费高于上述补贴的金额，故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上述费用的差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件中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曹榕在2018年3月12日之后并未向德邦证券公司提供劳动，其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电话费补贴缺乏依据。曹榕认可德邦证券公司已按照200元标准支付了电话费补贴，则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德邦证券公司存在需要向曹榕就超过上述补贴的部分予以报销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曹榕的第七项诉讼请求即确认德邦证券公司2018年4月4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这一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曹榕在仲裁阶段对此并未作为单独的请求予以提出，但是在仲裁及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对于赔偿金的审查事实上与德邦证券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具有关联性，因为曹榕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赔偿金所依据的理由是认为德邦证券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这与案件中曹榕要求确认德邦证券公司2018年4月4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诉讼请求是一致的，在分析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获得支持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德邦证券公司是否违法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根据在前述赔偿金部分所作的论述，一审法院已认定德邦证券公司系合法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曹榕的第七项诉讼请求与案件具有不可分性，故一审法院在案件中一并予以审理，对曹榕的第七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的第二个争议问题是，德邦证券公司认为曹榕系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根据公司规定，曹榕无权主张的递延奖金(如有)，德邦证券公司的这一做法是否合法。对于曹榕主张的递延奖金的分析，一审法院将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第一，从曹榕、德邦证券公司之间共同认可的文件来看曹榕的主张是否有依据。曹榕主张其认可的德邦证券公司的文件只有2013年9月10日德邦证券公司发布的《绩效激励管理办法》这一份文件，且以这一份文件作为曹榕主张递延奖金的依据；德邦证券公司承认有这一文件，但认为《绩效激励管理办法》是针对部门的，并非针对个人，文件中不能看出曹榕个人和享受发放递延奖金的关系，且文件中第十五条明确载明：“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绩效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文件的含义要从文件本身的文字进行解读，曹榕提供的《绩效激励管理办法》中第二条载明：“本制度适用于债券融资部、债券及结构融资部(以下简称固定收益业务部门或业务部门)”，第二章“年度绩效激励”中第七条规定，业务部门应计绩效奖金总额=(年度营业收入(经主导系数修正)-营业税金及附加-投资者保护基金+/-其他调整项目)×部门计提比例-成本费用-部门累计亏损额-风险基金-扣发金额。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其意思是明确的，并不模糊，其计算方式系针对曹榕所在的债券融资部的年度绩效奖金总额的计算方式，并非针对曹榕个人的计算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德邦证券公司的意见予以采纳，即离职人员不享受递延奖金是有文件依据的。曹榕还提及了《德邦证券绩效激励管理办法-固定收益承销业务单元》中规定了实施期限为2013年4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此后又在邮件中提及沿用至2016年，所以德邦证券公司不得出台强行递延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曹榕提及的《绩效激励管理办法》根本不是涉及曹榕个人奖金的规定，所以自然也就不涉及德邦证券公司此后颁布约束员工个人奖金的规定这一说法，至于曹榕提及的德邦证券公司颁布的《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的性质和效力，一审法院将在此后予以进一步分析。第二，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文件中规定离职人员不享受递延奖金，是否因为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而无效。在曹榕提供的(2017)沪浦证字第7302号公证书中存在德邦证券公司发布的《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也提及离职人员不享受递延奖金的规定，但曹榕认为上述两份文件未经民主程序制定，没有法律效力，对曹榕不适用。而德邦证券公司则认为上述两份文件系曹榕本人提供，且已发送给曹榕，对曹榕具有约束力，在上述文件中均载明了“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这样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曹榕提供的公证书来看，系由曹榕向顾某某转发了相应的邮件，在上述公证书中，曹榕于2016年2月3日收到了发件人为(德邦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吴知武的主题为“奖金递延办法”的邮件，曹榕转发给顾某某时附件的名称为《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据此，按照曹榕提供的公证书显示的日期来看，曹榕在2016年2月3日就已收到了《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这一文件。上述公证书显示，曹榕于2016年9月14日收到了发件人为(德邦证券公司处工作人员)凌思涵的主题为“关于进一步完善债券承销相关业务的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的邮件，内容为：各位领导，经过各方多次沟通讨论，公司领导最终决策通过《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详见附件)，公司原颁布的激励相关制度规范同时废止，本制度自2016年9月14日开始为公示期，公示期7天，公示期结束后，制度正式生效执行，敬请惠存。请各位部门负责人将本邮件转全体部门员工进行公示。曹榕转发给顾某某时附件的名称为《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根据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曹榕已明确收到了上述两份文件，从邮件的内容来看，上述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是“经过多次沟通讨论”的结果，且还进行了公示，对此曹榕应属明知。德邦证券公司还提供了《德邦债券融资部承做奖金激励管理制度》(2015年、2016年)，曹榕对此文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德邦债券融资部承做奖金激励管理制度》(2015年、2016年)中虽载明“本制度适用于除部门总经理及副总经理(以下简称部门管理层)外所有员工”，但其中记载的内容与《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的内容并不冲突。其次，根据曹榕提供的公证书中曹榕的邮件来看，曹榕及其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德邦证券公司就奖金分配存在邮件往来，邮件往来谈及的内容与德邦证券公司所提供的文件中的内容是吻合的，也体现了曹榕所负责的债券融资部在提请德邦证券公司发放奖金的过程。曹榕一方面要求按照公证书附件中表格所显示的金额由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奖金，另一方面又不认可上述表格所对应的德邦证券公司的制度，我们认为，曹榕的这一态度相互矛盾，是一种对证据的选择性适用，有利于自己的就适用，不利于自己的就不适用。最后，曹榕作为债券融资部的总经理，其所属部门的员工均在《德邦债券融资部承做奖金激励管理制度》(2015年、2016年)签字，即使从常理分析，曹榕也不可能不知晓上述制度的内容，故一审法院依法确定曹榕对其中所载明内容应属明知。第三，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规章制度？一审法院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其内容进行仔细分析，探究其是否属于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进而需要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执行公示或者告知程序。从《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的文字内容来看，其“目的”是“为引导公司各业务团队积极拓展优质客户资源、切实防范债券业务执行环节的风险、维护业务团队的稳定、团结，……”，其适用范围是“本细则适用于从事债券承销及发行团队中的所有人员(含行政人员)。”并且，它就递延部门奖金发放的额度、如何发放的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从《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目的”是“为切实防范债券业务执行环节的风险，进一步完善绩效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债券业务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其适用范围是“本规定所述奖金包括了从事债券承销及发行团队所有人员(含行政人员)涉及的项目奖金及年度绩效奖金”，并且它对债券项目过程管理及监控、债券项目存续期奖金和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绩效激励管理办法》，结合《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的体系解释，上述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因为曹榕所在的债券融资部在2013年9月10日起开始施行激励制度，在鼓励开展业务的同时，公司也同样需要防范债券业务的风险，在最大化激发团队业务积极性的同时，必须有效地防控风险，保证债券业务实现稳定发展，以维护公司的利益。这些文件的内容表明了德邦证券公司这样从事债券业务的金融企业对其内部经营风险和利益的重视。德邦证券公司一方面想做大业务，同时对于金融这样高风险的业务又要管控风险。德邦证券公司是在这样的考虑下确定曹榕所在团队的奖金分配的。德邦证券公司承接的债券项目往往会延续数年，后续有很多工作需要德邦证券公司持续关注和跟进。德邦证券公司提出，其是为了防止业务员工作差错或违规对公司带来负面影响和损失，规定递延奖金不适用于离职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从事的债券业务持续时间长、风险大，后续工作多，而人员离职后德邦证券公司就难以找到，很多工作德邦证券公司必须另行组织力量实施，因此，德邦证券公司这样的解释符合其业务特点，是德邦证券公司与曹榕所在团队作出的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和约定。德邦证券公司制定这样文件所针对的事项，不是一般意义上企业普遍适用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而更多的是德邦证券公司与曹榕所在团队就风险如何管控、奖金如何发放所做的一个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所从事的债券发行业务是一个充满高风险的行业。在促进业务发展的同时，需要建立约束机制，上述规定并非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限制或剥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并非对公司所有员工均普遍适用的规章制度类文件，而是针对从事债券承销及发行团队中如何予以激励、如何享受奖金以及如何控制风险的文件。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用工自主权，司法权应该审慎，不应轻易否定其正当的效力，更何况上述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债券市场、有利于优化债券市场，避免出现债券承销及发行环节的风险，这是德邦证券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加强管理、防控风险的体现，故一审法院对《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的效力予以认可，即上述文件中“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是有依据的。最后，根据一审法院的上述分析，结合在2015年7月26日曹榕收到了主题为‘承做奖金激励管理制度’的电子邮件，其中规定‘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曹榕的回复是“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在上述文件中记载的关于“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这一规定对曹榕具有约束力。关于曹榕的第六项诉讼请求即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费用273，473，946.87元，曹榕又细分为下列十四个项目，一审法院将在此逐一分析：一、已确认未发放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曹榕主张，根据其提供的《2015至2017年已结算项目奖金明细》，在2015年度，除了安顺城投项目之外的奖金，德邦证券公司应发未发的金额为4,913,934.65元；2015年度安顺城投项目按照4,000万元计算的奖金，未发放的金额为2,529,044.84元；2016年度奖金，未发放的金额为6,868,926.99元，上述三部分合计未发放的金额为14,311,906.48元。债券融资部的其他员工在2015至2017年度未发放的奖金金额为7,576,142.53元，曹榕认为债券融资部中先向所有员工发放奖金，发放完毕后剩下的就是曹榕的奖金，既然其他员工尚未拿到7,576,142.53元的奖金，曹榕认为该部分奖金应该是属于曹榕的部分。曹榕将上述14,311,906.48元与7,576,142.53元相加，所得即为其主张的未发放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德邦证券公司对曹榕这一请求不予认可，主张其中的7,576,142.53元在曹榕所列的项目中为员工工资，曹榕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如何组成，亦无法证明上述款项系曹榕个人的奖金；德邦证券公司对曹榕在《2015至2017年已结算项目奖金明细》中记载的未发放的14,311,906.48元金额是确认的，但德邦证券公司认为曹榕已离职，且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有权不予发放；曹榕属于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解除劳动关系。曹榕作为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人员，根据公司规定也不再享有未发放的递延奖金。德邦证券公司坚称，曹榕负责的五洋债项目给德邦证券公司造成现实损失和商誉损失，德邦证券公司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罚，根据公司的规定，公司有权停发年度递延部分奖金、之前年度未发放的递延奖金以及发生风险事件年度当年度产生的全部奖金，故德邦证券公司无需支付曹榕上述未发放的递延奖金14,311,906.48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曹榕主张其他员工未发放的奖金7,576,142.53元这一节，曹榕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其他员工未发放的奖金具体如何产生、如何组成，曹榕也未明确所谓“其他员工”到底针对的是哪些员工、哪些年度内的哪些项目的奖金。从另案处理的情况来看，案外人罗某、黄某某、顾某某等人都就未发放的递延奖金提起过权利主张，曹榕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其他员工尚未拿到的递延奖金就属于曹榕个人的”这一说法。一审法院认为，曹榕向德邦证券公司主张上述7,576,142.53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曹榕、德邦证券公司的上述陈述，双方对曹榕离职前尚有14,311,906.48元金额的递延奖金未发放并无异议，只是德邦证券公司认为曹榕已不再享有要求发放上述款项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面的论述，对《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和《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这两份文件的效力予以认可，其中主要的内容为“公司因项目承销方面存在操作风险，被监管部门处罚或者被投资者投诉、到期项目未能按期兑付、出现其他会对公司造成现实损失、商誉损失的风险，公司有权缓发、停发该业务团队所有人员发行年度递延部分奖金、之前年度未发放的递延奖金以及发生风险事件年度当年度产生的全部奖金”。德邦证券公司为证明其有权根据该两份文件不发放相关奖金，提供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曹榕对证监会文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证监会文件显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查明，德邦证券公司未审慎核查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问题，曹榕为德邦证券公司承做五洋债项目的部门负责人，对整个项目具有主导作用，拟对曹榕、德邦证券公司作出处罚决定，但目前仍在听取各方的陈述、申辩和听证。至少从现有证据来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为，“在2015年7月17日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的公司债券”中存在涉嫌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述情况下，五洋债项目已经出现了“可能造成公司现实损失、商誉损失的风险”，德邦证券公司对该项目的风险和后续可能的损失有合理的担心，缓发、停发递延奖金是有依据的，应被视为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合理措施。曹榕认为德邦证券公司系利用优势地位恶意拖延发放递延奖金，导致发放条件不成就，一审法院认为，这一说法缺乏足够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对于德邦证券公司在2018年4月4日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这一节，一审法院前述已认定德邦证券公司系合法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即在2018年4月4日之后曹榕已离职。根据一审法院前述已作出的认定“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这一规定对曹榕具有约束力，曹榕作为离职人员无法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曹榕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未发放的递延奖金14,311,906.48元，也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曹榕主张的未发放递延奖金21,888,049.01元的诉讼请求，依同样理由均缺乏足够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安顺项目拖欠奖金157,026,386.42元。曹榕认为，安顺项目追加了3.17亿元的发行费用，就应按3.17亿元发放奖金。根据曹榕提供的公证书附件九，德邦证券公司做公司的职工工资(浮动)时，将该笔3.17亿元费用做入了财务报表，公司将157,026,386.42元的金额算在了职工工资(浮动)部分，但是没有将157,026,386.42元发放给曹榕的债券融资部。曹榕认为，这笔157,026,386.42元就应属于曹榕个人所有。德邦证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因该项目有问题，德邦证券公司已决定按照4,000万元计算曹榕所在部门奖金，且曹榕已知晓并同意，故曹榕无权按照3.17亿元的费用主张奖金。且对于157,026,386.42元的金额，曹榕主张属于其个人所有，在另案顾某某案件中顾某某要求与曹榕按照40%和60%的比例享受，两人属于重复主张同一笔钱款，且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法院在前述认证阶段对是否需要对《内部处理通报》曹榕签名启动鉴定程序的分析结论，曹榕已知晓《关于安顺城投项目奖金发放的请示》的内容。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未有证据显示曹榕提出过异议，且曹榕亦认可在此后德邦证券公司按照4,000万元的标准发放了部分安顺项目的递延奖金。一审法院认为，《内部处理通报》载明的“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收入中仅确认其中的承销费(人民币4,000万元)为部门收入，该项目的其他收入全部收归公司”内容，对曹榕具有约束力，且曹榕已实际上认可，根据禁反言原则，曹榕现要求推翻上述内容，缺乏足够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纳。其次，曹榕在案件中主张的157,026,386.42元奖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金额系属于曹榕个人应得部分，且从另案(顾某某)审理的情况来看，顾某某就同一项目同一款项亦要求按照40%的比例享受，可见曹榕的请求本身缺乏足够证据，一审法院难以采纳。综上，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三、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3,406,600元。曹榕认为其提供的公证书附件九中的职工工资是其本部门的固定工资198,000元，上述固定工资是确定的数额。但在2015年最后一个月，198,000元变成了360余万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015年德邦证券公司将四个后台部门员工的工资全部摊到债券融资部了，这部分工资不应该由曹榕的债券融资部承担。上述增加的工资部分减去固定的198,000元就是曹榕主张3,406,600元。根据部门的分配规则，在其他人获得奖金之后，剩下的钱都属于曹榕个人，这部分钱被摊到债券融资部，就说明曹榕个人拿到的钱少了。一审法院认为，曹榕提供的公证书中附件九名称为《2015年营业费用预算执行情况表》，该表格上明确它是债券融资部的表格。根据曹榕提供的上述表格，它无法体现出与曹榕个人有关的内容，曹榕主张“曹榕个人拿的钱少了”这一说法，从这一表格来看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即使曹榕提供的《2015年营业费用预算执行情况表》是真实的，按照曹榕所述，在德邦证券公司已经向其他人员发放了相应工资的情况下，曹榕要求德邦证券公司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曹榕个人，亦缺乏任何依据。从本案中曹榕主张权利的情况来看，曹榕一直将其个人收入与债券融资部这一部门的收入情况混为一谈，根据一审法院在前述曹榕身份认定中的分析，曹榕属于劳动者，曹榕、德邦证券公司仍然应当按照劳动法律规定处理彼此权利义务关系，故曹榕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风险保证金30,543,571.83元。曹榕认为《绩效激励管理办法》第8条第7款规定了风险基金，包括风险基金计算的方式，现在债券融资部已经解散快满一年了，德邦证券公司到了支付的时候，且曹榕相当于承包了德邦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因此曹榕个人有权提出这一主张。德邦证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债券融资部作为公司一个部门至今仍然存在，还在维护相应的项目运作。风险保证金属于项目的运营成本，是为了管控风险，现在有的项目尚在运营中，有的项目已经出现了风险，因此，曹榕要求将上述费用归其个人所有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曹榕主张的风险保证金在曹榕提供的《绩效激励管理办法》中有规定，规定了风险保证金释放的条件，“只且仅当公司决定业务部门(本案中即债券融资部)解散时，在经公司稽核就业务团队及经营项目情况进行专项稽核并确认后，风险基金才得以分期释放，解散满一年后发放应发放金额的50%，解散满二年后发放另外的50%。风险基金，公司根据团队成员在团队工作时间和业绩贡献制定风险基金分配方案”。按照曹榕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内容，曹榕在案件中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决定解散债券融资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参与分配风险基金方案的条件，曹榕认为其个人离职意味着“相当于其个人承包”的债券融资部解散的这一说法，缺乏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项目督导费用7,800,000元。曹榕主张的督导费用存在于14个项目，每年10万元，承销年份合计78年，共计是7,800,000元。依据附件十《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第五条，每个债券项目，公司在债券发行当年一次性预提存续期内所需受托及督导管理费用，计入部门当年度成本。每个债券项目受托及督导管理费用标准为10万元/年，在项目兑付完成后按实际金额入账。曹榕据此推理出项目完成之后就应该将督导费用返还给曹榕。曹榕是不认可该补充规定的，但是，德邦证券公司确实按照该规定对督导费用进行了克扣，故曹榕予以主张。德邦证券公司对项目督导费用所发表的意见与风险保证金的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从曹榕提供的附件十《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的内容来看，曹榕提及的“受托及督导管理费用”是针对部门收取的费用，而并非针对曹榕个人收取的费用。现德邦证券公司主张债券融资部仍然存在，曹榕个人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其上述费用，缺乏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大连星海湾销售费用返还2,430,000元。曹榕主张上述金额的计算方式是324万元减去81万元，但该笔销售费用涉及债券融资部和其他部门口头约定的，没有相应的证据，资本市场部和曹榕所在的部门进行了口头约定，大连星海湾项目按照243万元返还，但是实际上没有返还。曹榕认为，这笔款在逻辑上就是应该给曹榕个人的钱款。德邦证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曹榕在提供的公证书复印件中刻意遗漏了一张《2015年年终奖分配表》，其中载明“大连星海湾项目奖金”收入为0，即没有任何奖金。一审法院认为，按曹榕、德邦证券公司的上述意见，曹榕对其主张的大连星海湾销售费用，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七、安顺企业债奖金18,888,187.50元。曹榕认为，根据《安顺市管廊债项目核准的批复》，可以确认该项目发行了15亿的债券，以此可以确定德邦证券公司收到了承销费31,500,000元。结合《德邦证券绩效激励管理办法-固定收益承销业务单元》奖金计算标准，曹榕作为经办人可以获得18,888,187.50元奖金。该2017年安顺管廊债项目，是曹榕首先承接下来的，后来公司让别的部门(陆建华团队)做了该项目，公司实现了这笔收入，该项目具体的奖金是否让陆建华拿走了，曹榕不清楚。但是根据首单责任制，曹榕认为这笔奖金应该由曹榕个人得到。德邦证券公司主张该项目奖金没有经过公司审核和确认，盈亏并不清楚，更不属于曹榕个人的奖金，且曹榕将部门间“飞单”作为其个人的损失来主张，不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具有合理性，曹榕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安顺市管廊债项目奖金属于曹榕的奖金，具体的意见与一审法院前述论述一致，一审法院不再赘述，故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八、2017年项目收入11,138,034.38元。曹榕主张的上述项目收入，由益阳交通公司债(入账金额为112.50万元)、长兴交通公司债(入账金额为560万元)、淮安水利公司债(入账金额为750万元)、张家界管廊专项债券(入账金额为295万元)，海洲湾PPN第一期(入账金额为140万元)组成，上述项目公司入账金额合计1,857.50万元。曹榕认为，该数字乘以0.65就是曹榕团队应该得到的，也就是曹榕个人应该得到的收入。另外，公司应该在2018年2月发放这笔收入，但因为公司没有像前几年那样进行结算，成本也没有分摊，因此曹榕得不出收入的准确数字，只能按照最高数额进行的核算，该部分结算明细应当由德邦证券公司进行举证。德邦证券公司则认为，该项目收入没有经过公司审核和确认，盈亏并不清楚，更不属于曹榕个人的收入。一审法院认为，曹榕计算上述项目收入的依据是《绩效激励管理办法》，在其中已载明“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绩效金”，曹榕既缺乏证据证明上述其主张的项目收入属于曹榕的个人奖金，又缺乏证据证明其作为被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人员可以享受上述奖金，故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德邦证券公司的抗辩意见，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九、四个项目差旅费107,054.30元。曹榕认为，其提供的公证书附件九提及的“其他”、“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三笔费用，加上附件七中的关于“陆建华承做的安顺项目的摊销”，属于不合理的摊销，其中的安顺项目没有给曹榕计算奖金且将成本摊销到了曹榕部门，故要求德邦证券公司予以支付。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四个项目差旅费的问题，与此前一审法院在论述“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的请求是一样的，曹榕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十、收入的利息9,061,455元。曹榕当庭放弃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属于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处分权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十一、个人所得税返还4,006,096.69元。曹榕提供税收完税证明，以证明曹榕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合计个人完税金额是16,474,687.90元。曹榕认为，根据普陀区关于退税的规定，在德邦证券公司收入排在前20%的人可享受退税，曹榕的收入应该是排在德邦证券公司员工中前20%以内的。曹榕副手顾某某享受的退税比例为16%，其也可以参照这一比例退税，普陀区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退还给了公司，但曹榕没有享受到退税，故要求德邦证券公司也按照16%的比例返还其个人所得税。一审法院认为，曹榕这样的个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是否退税、如何退税等产生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曹榕没有向法院提供其依法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得所谓退税的政策证据。曹榕所谓公司有其他人曾获得“退税”，并不能当然成为曹榕可以要求这种款项的依据，因为曹榕与德邦证券公司的权利义务应根据双方合同来确定，而合同中并没有将这种款项作为劳动报酬的约定。退一步说，如果真如曹榕所述是政府或者税务部门给予德邦证券公司的退税政策，现有证据亦难以显示曹榕主张的这种款项与曹榕个人的劳动报酬之间存在关联性。法院处理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故对曹榕的第十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十二、其他奖金1,025,000元。曹榕这一请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16年德邦证券公司从曹榕团队代扣了50万元作为激励奖，德邦证券公司当时要求曹榕团队垫付，现该部分奖金无法向罗某个人收回；另一部分是根据曹榕提供的《2016年奖金说明》，在2016年上述6名人员中除了罗某做了项目、其他5人没有做成项目，按照公司的规定这5个人是没有奖金的。在2017年初，公司觉得不给这5个人奖金不好，就提出让曹榕部门给上述人员奖金，等以后做出了项目再扣，但在上述人员离职的时候仍然没有做成项目。之后公司没有向这些人员追索，导致曹榕个人的损失，这部分金额是52.50万元，上述两部分的总和即102.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曹榕的陈述，曹榕缺乏证据证明其他人员获得的奖金与曹榕之间的关联性，曹榕要求德邦证券公司向曹榕个人支付上述奖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十三、五洋项目克扣奖金238,511.74元。曹榕认为，其提供的公证书附件三中写明了曹榕可获得上述金额。在庭审发问阶段，德邦证券公司询问曹榕：曹榕是不是五洋债项目承揽人？曹榕回答：形式上是，但是我没有参与奖金分配。德邦证券公司询问：曹榕主张克扣的奖金所对应的是什么项目的奖金？是不是五洋债的奖金？曹榕回答：不是因为我们拿了五洋项目的奖金，而是德邦证券公司扣发了没有签字的人的奖金，这个钱不是五洋项目的奖金，是哪个具体项目的奖金，就是笼统的扣了我的奖金。德邦证券公司询问：能否明确所扣奖金的项目？曹榕回答：认为这是德邦证券公司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曹榕根据其提供的公证书中的附件三，主张其因为五洋项目被克扣了奖金，但是曹榕实际上对于上述克扣奖金是否实际发生，如何扣除，针对哪个项目曹榕可以获得的奖金予以了扣除，均未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我们认为，曹榕并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故本案中不需要德邦证券公司就消极事实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对曹榕主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十四、2018年项目收入5,915,000元。曹榕主张的这笔收入由2016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承销团补充协议(入账金额为420万元)、长沙城北公司债(入账金额为350万元)和海洲湾PPN第二期(入账金额为140万元)，合计入账金额为910万元，计算方式同2017年未结算项目收入。一审法院认为，曹榕对该项诉讼请求的理由，与其主张的2017年项目收入11,138,034.38元一致，一审法院在此前已作出分析，不再赘述，基于同样理由，一审法院对曹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在2019年4月22日，曹榕向法院寄送《司法审计申请书》，要求对包括但不限于“安顺城投债项目、安顺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廊建设专项债券项目、五洋债项目、大连星海湾项目、2016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企业债项目、2017年长沙市城北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债项目、2017年海洲湾PPN企业债项目、2017年益阳市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2017年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2017年淮安市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张家界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2015年-2016年德邦证券债券融资部工资薪金支出及获取退税的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一审法院认为，曹榕提出司法审计的申请已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且根据一审法院在前述针对曹榕各项诉讼请求的分析，曹榕提出司法审计的申请不具有必要性，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上述审计申请，不予准许。本案的第三个争议问题是曹榕主张的其他各项费用是否具有依据，一审法院逐一予以分析。关于曹榕的第八项诉讼请求即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509,079.90元，首先，关于月工资的计算标准。根据曹榕提供的月工资清单，曹榕将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作为其计算月平均工资的周期。根据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时的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德邦证券公司于2018年4月4日解除与曹榕的劳动关系，曹榕主张的年休假为2018年度未休的年休假，一审法院依法将月工资的计算期间确定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曹榕主张的计算期间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工作年限问题，根据一审法院在认证阶段的论述，曹榕的累计工作年限不满20年，曹榕要求按照15天的标准计算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最后，经核算曹榕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可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2天，德邦证券公司对仲裁裁决并未提起起诉，经核算，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德邦证券公司应支付曹榕上述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8,276元。关于曹榕的第九项诉讼请求即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加班工资2,7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将承担不利后果。曹榕自述就加班工资部分无证据，曹榕缺乏证据证明其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曹榕的第十项诉讼请求即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长期服务奖10,000元，曹榕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连续服务奖及其主张金额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曹榕的第十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榕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的工资14,483元；二、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榕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8,276元；三、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榕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交通补贴234.69元；四、驳回曹榕的其余诉讼请求(除不予处理的之外)。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曹榕预付)，由曹榕、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半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曹榕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公司一员，亦应遵守劳动纪律。曹榕主张其岗位和工作的特殊性，应按不定时工作制考勤，其日常上下班无需打卡考勤，本院不予采纳。曹榕对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用于证实其存在委托他人代某某的考勤记录及监控视频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主张代某某系德邦证券公司伪造事实，造成其旷工假象，并以旷工为由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系违法，应支付其赔偿金，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已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判决驳回曹榕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同。至于曹榕对一审判决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的具体金额有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亦已作充分阐述，曹榕并无新的意见或新的依据，故对其该项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曹榕主张其任职期间实际收到多笔奖金，均是根据《绩效激励管理办法》发放的，继而要求公司支付其2015年度至2018年度各种奖金，但从该文件明确的奖金发放所适用的范围及计算方式，均是以部门为单位进行计算和分配发放的，并非仅就曹榕个人奖金进行计算及发放，且该文件规定，原则上，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绩效奖金，故曹榕要求公司以《绩效激励管理办法》计算并支付其递延奖金、安顺项目拖欠奖金等其他同类别项目奖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就德邦证券公司提供的《绩效奖金分配及递延实施细则》、《激励与约束的补充规定》的有效性作了详尽阐述，并认定上述文件规定应适用于曹榕，本院予以认同。曹榕主张上述文件的制定未经民主程序通过，对其不能适用，无任何依据，本院无法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德邦证券公司制订的相应奖金分配制度，合法有效。曹榕系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离职人员，不再享有未发放的递延奖金，并无不妥，本院亦认同。一审法院就曹榕主张安顺项目拖欠奖金等其他同类别项目奖金不予支持已作了充分阐述，本院不再展开，确认曹榕主张的上述奖金无依据，不予支持。本院二审期间，曹榕提出司法审计及证据保全申请，因德邦证券公司的相应规章制度对离职人员不享受当年度承做奖金以及以前年度未发放的年度承做奖金(如有)，已作出明确规定，且曹榕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均符合公司不支付其奖金的条件。另，曹榕在一审中提供了顾某某于2017年5月经公证取得的证据，证明曹榕与顾某某分别作为债券融资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两人在任职期间，已有意识、有目的、针对性地进行了证据保全，故其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至于曹榕提出要求德邦证券公司支付其2015年度至2018年度四个后台部门工资费用、项目督导费用等相关费用的诉请，一审法院已作充分阐述，理由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曹榕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诉请已作了全方位的详实的论述，理由正确，本院认同，对曹榕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曹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何冰审判长  乔蓓华审判员  陆俊琳审判员  姜 婷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