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3行终1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铜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凤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建栋，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孝鹏，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熊军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慧，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晓勇，江苏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凤喜，男，1972年3月2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霍邱县，现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 委托代理人周幸福，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宁，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徐州市铜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铜山区人社局）、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肖凤喜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1行初8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铜山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孝鹏，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勇，被上诉人肖凤喜的委托代理人周幸福到庭参加诉讼。因现场勘查、调取证据的需要依法扣除审限。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肖凤喜原系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的员工。2014年6月27日18时许，肖凤喜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去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处工作途中，沿104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801KM+700M处时，发生交通事故，肖凤喜受伤，后经路人打电话报警并送医治疗。事故发生时肖凤喜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头盔，且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针对肖凤喜2014年6月27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于2014年7月9日作出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经公安机关调查走访、现场勘查，无法查清此事故的原因。”肖凤喜经医疗救治苏醒后，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向肖凤喜进行询问后，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01《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一栏中记载：肖凤喜驾驶无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沿104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104国道801KM+700M处，因避让对面逆行的面包车时发生刮擦……。经公安机关调查：“事故发生时，肖凤喜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从潘塘家中骑摩托车去铜山区房村镇工业园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上班，由西向东沿非机动车道行至上述地点，对面驶来一辆逆行的面包车，肖凤喜向右打方向避让，面包车刮擦到肖凤喜的左侧胳膊处。”2016年6月4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对涉案事故又出具一份《事故证明》，该证据载明“2014年6月27日18时许，肖凤喜驾驶摩托车在104国道801KM+700M处发生事故，造成肖凤喜受伤。”2015年6月24日，肖凤喜向铜山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铜山区人社局于2015年7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2016年1月20日，肖凤喜不服铜山区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向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主动撤回起诉。2016年6月3日，铜山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2016年6月23日，铜山区人社局以需要以公安机关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铜山区人社局将上述材料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肖凤喜送达，并将《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于作出之日向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送达。肖凤喜对铜山区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中止通知书不服，于2016年9月3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苏8601行初564号，要求撤销铜山区人社局作出的前述《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后因铜山区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肖凤喜主动撤回起诉。2017年4月6日，铜山区人社局到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调取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接处警现场录像。2017年4月12日，铜山区人社局向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送达《工伤认定申请举证通知书》，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签收。2017年4月17日，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向铜山区人社局提交了举证材料。铜山区人社局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铜人社工不认字〔2017〕第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7年5月19日向肖凤喜及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邮寄送达。肖凤喜对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铜山区人社局作为该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肖凤喜在交通事故中所受到的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首先，关于肖凤喜是否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肖凤喜向铜山区人社局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徐州昌大禽业有限公司时间作息表》、肖凤喜住址与单位路线图、房村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刘洪民及黄秀俊《证人证言》、肖凤喜的住院病案材料等证据，结合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实肖凤喜系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职工，其于2014年6月27日18时许在去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处上班的途中，沿104国道由西向东行至801KM＋700M时发生交通事故，后送医治疗的事实。其次，关于铜山区人社局认定肖凤喜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第一、修订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本案中，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针对肖凤喜2014年6月27日发生的交通事故，分别出具了三份事故证明，每一份事故证明载明的内容不相一致。根据本院向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调查的情况，公安交通部门对两份带有编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效力均认可,且强调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是在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后出具的。本案铜山区人社局在作出工伤认定程序期间所依据的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一栏中记载：肖凤喜驾驶无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沿104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104国道801KM+700M处，因避让对面逆行的面包车时发生刮擦……。经公安机关调查：“事故发生时，肖凤喜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从潘塘家中骑摩托车去铜山区房村镇工业园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上班，由西向东沿非机动车道行驶的行至上述地点，对面驶来一辆逆行的面包车，肖凤喜向右打方向避让，面包车刮擦到肖凤喜的左侧胳膊处。”从该份事故证明的表述方式和具体内容来看，公安交通部门未对肖凤喜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单方事故且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作出认定。同时，本院调取的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亦未对肖凤喜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单方事故，是否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作出认定。虽然上述两份事故证明对事故成因未予认定，但也未完全排除受到外力碰撞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故，铜山区人社局认定肖凤喜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证据不足。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同时，修订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铜山人社局并未能提供肖凤喜在该起事故中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相关证据，亦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肖凤喜在发生事故时具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本案中，铜山区人社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肖凤喜在涉案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其以肖凤喜在驾驶摩托车时未持有摩托车驾驶证以及未佩带头盔为由，认定肖凤喜应当在涉案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此外,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断，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在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并应承担主要及以上事故责任。根据上述理由，铜山区人社局依据编号为32032320140627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及其调查取得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事故现场录像，认定2014年6月27日肖凤喜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属于单方事故，且负主要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铜山区人社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肖凤喜请求撤销铜人社工不认字〔2017〕第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徐州市铜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的铜人社工不认字〔2017〕第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二、责令铜山区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针对肖凤喜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上诉人铜山区人社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7)苏8601行初802号行政判决认定上诉人“作出被诉不予工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本案中,肖凤喜应对其提出被逆行面包车撞伤的申请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我局根据涉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及我局的调查,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合理合法。工伤认定是依申请对民事关系的确认行为,应适用民事案件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工伤认定阶段,按照“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原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还应充分考虑公平、证据持有、举证方便、经验规则等因素分配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中,行政部门对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但在对事实进行审查时,应遵循与行政程序相同的认证规则。在肖凤喜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该车辆且交警部门对事故成因未查清,没有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文书和法院生效裁决的情况下,我局认真进行了调查核实。由于肖凤喜和交警部门均未向我局提供2014年7月9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编号为第32032320140627),我局根据交警部门在2015年1月19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编号为3203232014062701)以及调取的其他材料,经多次调查,结合肖凤喜未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的事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规定,以优势证据标准认定该事故系单方事故,肖凤喜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我局作出的对肖凤喜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规范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维护我局依法行政及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请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撤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苏8601行初802号一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判决结果严重不公,损害司法权威。具体理由如下：一审认定事实中对2016年6月4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内容表述及认定错误,对于编号为3203232014062701事故证明认定是在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后出具的错误,没有证据显示公安机关是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关于事故责任的定性,一审判决偷换概念,定性严重错误。在此次工伤认定程序中,因被上诉人提供虚假材料和虚假陈述,铜山人社局做了详细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事故发生后交警接警、调查过程的详细资料、录像,依据调查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肖凤喜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而一审判决却认定铜山人社局认定原告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证据不足,这明显是偷换概念。因肖凤喜未能提供事故责任认定,铜山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后经调查认为肖凤喜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基本上不能认定其非主要责任。可以说铜山人社局所作的不予工伤认定是合理、合法的,也是严肃认真调查后的结果。肖凤喜本次交通事故从公安交警接警的原始记录上已经注明是单方事故,交警出警调查事故的现场录像也能说明是单方事故,虽然肖凤喜在事故发生后向交警作出虚假陈述称有白色面包车与其发生交通事故,但没有任何旁证予以证实,交警也没有做进一步调查,更没有因此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出肖凤喜无责的认定。一审判决称未完全排除受到外力碰撞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显然荒谬。首先,这不是刑事审判,要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其次,证明符合工伤认定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铜山人社局没有义务去排除一切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排除一切可能。利用这种可能性去否认依据大量调查得出的较大盖然性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其三,所谓的外力根本是被上诉人所作的虚假陈述,根本就不存在合理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判决结果不公,损害司法权威,特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1行初802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被告所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合法有效，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肖凤喜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铜山人社局认定肖凤喜承担交通事故主要以上责任,进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是否充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须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条件限制。职工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本人主要责任”,对于工伤认定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职工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至于上诉人铜山人社局认定肖凤喜承担交通事故主要以上责任,进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是否充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得出结论：一、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已经穷尽举证能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并对调查核实所取得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判断,进而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承担的这种调查核实及审查判断职责,并非是一种形式审查,而是一种对涉及是否是工伤有关要件的实质审查。因此,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未能明确事故责任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调查核实获取的有别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或收集的证据之外的证据作出审慎的判断,且作出的判断应当有充分的证据佐证。二、上诉人铜山人社局认定肖凤喜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主要证据不足。上诉人铜山人社局认定肖凤喜应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证据主要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所形成的材料,主要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上述方式形成了交通事故处理材料,但是并未依据该材料得出交通事故的性质及责任划分的明确结论,而是认定为无法查清事故所有成因,即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作为非专业处理机构的上诉人铜山人社局不能仅凭借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形成的材料得出肖凤喜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结论。至于本案上诉人铜山人社局提出的肖凤喜无证驾驶无号牌车辆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无证驾驶或者车辆无号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遭受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禁止性规定。至于上诉人铜山人社局提出的肖凤喜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单方事故,肖凤喜作为驾驶人应负主要责任的问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铜山人社局忽略“过错”二字,无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坚持的过错责任原则,直接认定单方事故驾驶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显属对该条文的曲解。上诉人铜山人社局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能排除该起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可能。三、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斥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肖凤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四、在事故成因确无法查清的情形下,对于事故责任的判断应遵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断。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核心要义在于工伤救济与补偿,保障因工作受到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能否认定工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穷尽调查手段仍无法确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断。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卷移送至本院，本判决书不再累述。二审中，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悬挂在公司车间内部的规章制度照片3张，证明肖凤喜发生事故时属于擅自离岗，它不属于正常上下班路途中。另为核实案件事实，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依法通知各方当事人及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办案民警张庆杰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由被上诉人肖凤喜根据现场对事故发生情形进行描述并制作了现场勘查图，各方当事人对现场勘查图无异议。另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办案民警张庆杰反映对事故报警人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本院要求其向本院提交对报警人赵玉虎所作询问笔录。对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肖凤喜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与本案人社局的认定也不存在关联性，同时这份所谓的规章制度对于本案的被上诉人肖凤喜也是不能适用的，上诉人陈述的肖凤喜属于擅自离岗，不属于正常上下班途中这一情况是不真实的；上诉人铜山人社局对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本院调取的对赵某的询问笔录，上诉人铜山人社局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肖凤喜口中所说的事故车辆是真实存在的；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询问笔录可以反映出首先见到现场的第一个报警人赵玉虎是没有看到肖凤喜所说的有白色面包车相撞的这一情况，而且赵玉虎讲的事故现场离路口有30米远，与肖凤喜所说的白色面包车左转导致刮擦摔倒这一情况也不符合，上诉人认为该份笔录能印证铜山人社局所作的不予工伤认定合法合理；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询问笔录显示赵玉虎在事发时第一时间并不在现场，只是在发生事故后来到现场，其对整个发生事故后的过程只是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肖凤喜在当时确实是骑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对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提交且相关事实已经一审查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可。对本院调取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对报警人赵玉虎所作询问笔录及本院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各方当事人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4年4月27日，案外人赵玉虎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到达现场并报警，报警人赵玉虎在事故现场没有听到其他在场群众讲到事故发生原因及经过。 本院认为： 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上诉人铜山人社局作为徐州市铜山区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涉案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二、涉案铜人社工不认字〔2017〕第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 1.关于肖凤喜是否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对肖凤喜系其单位职工无异议。依据案外人刘洪民的证言、结合原审原告住址与单位路线图及公安机关对肖凤喜妻子黄俊秀所作询问笔录，可以初步证实肖凤喜在2014年6月27日18时许在去上班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铜山人社局认定“肖凤喜骑摩托车去单位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并无不当。上诉人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虽主张肖凤喜发生的交通事故并非是上班途中，但未能提供有效反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2.铜山区人社局关于肖凤喜在涉案交通事故中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是否成立的问题。在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并依据调查核实的证据作出判断。《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在相关事实或证据存疑时，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交通事故的法定处理机关客观上存在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情况。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已经穷尽举证能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并对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判断，进而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依据收集的证据作出审慎的判断，且作出的判断应当有充分的证据佐证。本案中，就涉案交通事故，虽然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了编号分别为32032320140627号、3203232014062701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但该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的内容不同、交通事故的成因亦不同，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对涉案交通事故未能作出有效的事故原因认定。上诉人铜山区人社局仅依据铜山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的事故调查材料认定肖凤喜所发生的涉案事故为单方事故，并根据肖凤喜无摩托车驾驶证，事故发生时未戴头盔认定肖凤喜承担涉案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证据效力不能达到优势证明标准。铜山区人社局所作涉案《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撤销并责令重做，结果并不不当。 综上，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州市铜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徐州市昌大禽业有限公司各自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祁贵明 审判员  黄传宝 审判员  房 涛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王竞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