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豫10民终31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闫桂英，女，汉族，1961年5月23日出生，住鹿邑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宋祖启，男，汉族，1951年7月15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上诉人（一审原告）：白小妞，女，汉族，1978年10月14日出生，住鹿邑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嘉禄，男，汉族，2003年5月2日出生，住鹿邑县。法定代理人白小妞，基本信息同上。上诉人（一审原告）：宋嘉恒，男，汉族，2008年2月11日出生，住鹿邑县。法定代理人白小妞，基本信息同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翔宇，河南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瑜，女，汉族，1983年5月4日出生，住鹿邑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攀旗，男，汉族，1984年12月30日出生，住鹿邑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艳梅，女，汉族，1980年2月9日出生，住鹿邑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国立，女，汉族，1985年11月22日出生，住鹿邑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牛琳，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聚忠，男，汉族，1968年9月12日出生，住许昌县。上诉人宋嘉恒、宋嘉禄、宋祖启、白小妞、闫桂英因与被上诉人苏瑜、刘攀旗、张艳梅、杜聚忠、王国立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3民初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宋嘉恒、宋嘉禄、宋祖启、白小妞、闫桂英的委托代理人王翔宇，被上诉人苏瑜、刘攀旗、张艳梅、王国立的委托代理人牛琳、被上诉人杜聚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嘉恒、宋嘉禄、宋祖启、白小妞、闫桂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3民初87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五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费用损失20万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宋某的死亡与中午同被上诉人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论断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首先，我们要纠正一审法院论断错误的第一问题即“宋某第二次自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后，曾离开高速公路走到前进路与××交叉口附近安全路段的客观情况表明，宋某当时并非出于醉酒状态，其对自身的行为仍具有正常的意识与把控能力”，结合杜聚忠的询问笔录“我说高速上不让随意停车，我说两遍，他坚持要下，而且他说话有酒气，没办法我停在应急车道”，徐俊杰的询问笔录“他一坐车我就闻到他有酒气”，从这二人的笔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杜聚忠将宋某再次拉上高速的时候，宋某还是处于喝酒的延续状态，并非一审法院所论断的宋某当时并非处于醉酒状态。其次，如果不是醉酒状态的延续，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在高速上作出那么多反常的举动。故一审法院对于宋某的死亡与饮酒无关的论断不能成立，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二、本案中宋某的死亡与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和杜聚忠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在本案中，宋某与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已是不争的事实。宋某的醉酒状态是一直持续的，并且对后续的行为都是有影响的，宋某要求下车，本就是醉酒行为的一种延续，而四被上诉人作为共同饮酒人，并没有有效、实质性的阻止宋某下车事件的发生。故在本案中，四上诉人具备有高度的注意、照看等防止危险产生的义务，作为共同饮酒人亦有将宋某安全护送到家或者家人身边的义务，但四被上诉人却没有积极履行该义务，已属于侵权法上的不作为侵权。2、从张艳梅的询问笔录中“去的时候宋某和苏瑜办了一点口角”，现宋某已经死亡，其下车的原因无法得到充分的证实，但从该点可以看出，宋某下车也存在喝酒后与苏瑜发生口角等情况的刺激。3、杜聚忠驾驶非运营车辆拉客，本就将宋某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其收取宋某500元，已经视为与宋某行为了运输合同关系，就应该按照乘客的要求安全将其送至目的地。但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杜聚忠上高速后，并没有按照道路全法的相关规定操作车辆，而是在高速公路上停车，作为驾驶人，其应该能够遇见到在高速路上违规停车所造成的后果，即使有宋某的要求，其也可以选择在相对安全的高速路口下车或者将车辆停到服务区，但是杜聚忠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其对于宋某在高速公路上下车的行为应属于一种放任状态，故在双方行为运输合同关系后，杜聚忠并没有安全将乘客送达，将乘客置于危险的情境中，最终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与宋某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4、刘攀旗、王国立、苏瑜、张艳梅与宋某的共同饮酒行为并不因杜聚忠将宋某放至高速路上而阻断，从杜聚忠的询问笔录中，宋某是与朋友苏瑜联系后，才要求下车的，说明宋某应苏瑜的要求让其在高速路上等他，苏瑜的行为本就又将宋某陷入一种危险的状态，而宋某要求下车，也更是醉酒行为的延续。综合以上情况，本案中宋某的死亡与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和杜聚忠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五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的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的6.7万元的赔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扣除了肇事车辆交强险赔付的部分，扣除了对上诉人在其他赔偿中不予赔付的部分，又扣除了宋某承担责任的部分，最终又根据杜聚忠自身身体状况与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判定了6.7万元。这6.7万元的判定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基础。首先，本案是对于共同饮酒人和运输人侵犯生命权所提起的侵权之诉，与其他案件的处理没有任何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审法院所确定的扣除各项其他法律关系中损失数额的情况。其次，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是法律规定，本案当中，宋某的死亡赔偿标准和数额均有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数额上，判定负有赔偿义务的主体承担赔偿比例的责任即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所确定的6.7万元并没有任何判定的标准和依据，完全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综上，一审法院通过全文论断的方式作出判决，不依据事实，对于共同饮酒人的法律责任不予认定，对于上诉人的合理诉请不予支持，存在严重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苏瑜、刘攀旗、张艳梅、杜聚忠、王国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宋某的死亡原因系交通事故，交通肇事者是直接侵权责任人，而上诉人放弃了追究交通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另外，造成宋某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的间接原因是被上诉人杜聚忠将宋某放置在高速公路上。杜聚忠在收了宋某500元客运费后，双方形成客运合同关系，杜聚忠有义务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而杜聚忠却将宋某放置在高速公路上，并且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故宋某的死亡与杜聚忠的行为存在因果联系。二、死者宋某与苏瑜、王国立、张艳梅事发当天中午同桌饮酒量并不多，且事故发生时距离饮酒时间已过去六七个小时。宋某两次强行离开我方车辆，我方积极阻拦，并打了17个报警电话积极寻求警方帮助，已尽到了劝阻和照顾义务，且我方在报警后也在积极寻找宋某。从徐俊杰的笔录中可以得知，宋某从我方车辆下去后随即离开了高速公路，到达安全地带，宋某本可以乘坐运载车辆回家，但其选择了徐俊杰介绍的杜聚忠的非法运营车辆。且徐俊杰在笔录中称，他见到宋某时，宋某说话正常，神志清醒，状态正常。说明宋某当时并非醉酒状态，其对自身的行为仍具有正常的意识及把控能力。故宋某在高速上从杜聚忠的车上下车与共同饮酒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宋某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与我方亦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宋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己不顾阻拦多次从高速上下车的行为负主要责任。从事故处理部门的多个笔录可以了解到，宋某事发时状态正常，意识清楚，并非醉酒状态。其从我方车辆强行下车后，也及时离开高速公路，到达了安全地带，宋某后来在高速公路上死亡与我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我方进行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我方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杜聚忠辩称，一审判决不对，我没有任何责任。让我一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不对的。我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宋祖启、闫桂英、白小妞、宋嘉禄、宋嘉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费用损失共计2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系原告宋祖启与闫桂英之子，原告白小妞之夫（二人于2002年4月20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宋嘉禄与宋嘉恒之父。被告刘攀旗与王国立系夫妻关系，被告苏瑜与王国立（又名苏妍）系姐妹关系，被告张艳梅与苏瑜、王国立系表姐妹关系（姑表）。宋某与被告苏瑜系朋友关系。2018年2月1日，宋某与被告苏瑜一起乘坐被告刘攀旗所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从鹿邑县城前往郑州参加苏瑜父亲苏万云的生日聚餐。中午聚餐时，宋某和被告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在一起喝了白酒和红酒。聚餐结束后，由被告刘攀旗驾驶豫Ａ×××××别克商务车，宋某和被告王国立、苏瑜、张艳梅等人坐车返回鹿邑县。返程途中，宋某不顾劝阻，两次在高速上下车。宋某第二次下车后，被告苏瑜曾向高速警察报警说明情况并求助。宋某第二次自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后，曾离开高速公路安全走到前进路与××交叉口附近，拦下徐俊杰驾驶的三轮车让其给他找一辆车送他回鹿邑。徐俊杰打电话联系了被告杜聚忠。宋某乘坐被告杜聚忠驾驶的自有车辆（非营运）豫Ｋ×××××号小型轿车，在驶入高速不久后，宋某再次要求在高速上下车。宋某下车后，被告杜聚忠并未报警，仅与被告苏瑜进行了联系，向其告知了宋某的情况（下车的地点）。当日晚18时25分许，万方红驾驶鄂Ａ×××××小型轿车，沿京港澳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京港澳高速公路754KM＋600M（东幅）处时，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所驾驶的车辆与横过高速公路的宋某相撞，造成宋某死亡和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2月2日，许昌莲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许莲司鉴所（2018）病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死者宋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致多发伤，颅脑损伤、多脏器损伤而死亡。2018年2月13日，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一高速公路执勤大队作出豫K公交认字（2018）第00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宋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庭审过程中，五原告承认，其计算的赔偿清单中并未扣除保险公司已经赔偿的部分，并称本案事故发生后，其曾获得肇事车方（单交强险内）保险赔偿款11万元，且和对方车主达成协议，除此之外其不再要求对方赔偿。另查明，宋某共兄弟姐妹三人（姐姐叫宋亚丽、宋某本人排行第二、妹妹叫宋卫萍）。宋某生前与其父宋祖启、其子宋嘉禄与宋嘉恒之户籍所在地均位于郑州市××区航海东路××号院4号楼040号。原告宋祖启与闫桂英平时在鹿邑县居住较多。被告杜聚忠为××人（肢体叁级××），于2011年11月16日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是豫Ｋ×××××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应当了解，对饮酒后在高速公路上随意上下车及横过高速公路的高度危险性与危害后果应当能够预见，其却无所顾忌，一再在高速公路上下车，并横过高速公路，以致最终造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严重后果，故其对自身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关于被告刘攀旗、王国立、苏瑜、张艳梅是否需对本案承担相关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虽然宋某与被告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在事发当天中午曾同桌饮酒，但其第二次自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之后，曾离开高速公路走到前进路与××交叉口附近安全路段的客观情况表明，宋某当时并非处于醉酒状态，其对自身的行为仍具有正常的意识与把控能力。其次，宋某第二次自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之后，作为同车人的被告苏瑜确曾向高速警察报警说明情况并寻求帮助。再次，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系宋某再次乘坐被告杜聚忠之车辆重新进入高速公路后又在高速公路上下车以后发生，也即是说本案所涉交通事故是案外第三人所造成，存在直接的侵权责任人。最后，宋某的死亡与其中午同被告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及其在高速公路上从被告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本院认为，五原告主张让被告刘攀旗、王国立、苏瑜、张艳梅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杜聚忠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涉案交通事故是宋某乘坐被告杜聚忠的非营运车辆豫Ｋ×××××号小型轿车再次进入高速公路之后发生。其次，现有在卷证据材料不能充分表明被告杜聚忠对宋某在高速公路上下车的行为采取了积极且行之有效的措施（其并没有及时报警处理）。再次，无论宋某是否饮酒或者饮酒后处于何种状态，既然被告杜聚忠与其缔结了客运合同，就理应负有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或安全地段的义务。最后，宋某的死亡与被告杜聚忠允许其在高速公路上下车并放任其在高速公路上滞留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关联。故被告杜聚忠对宋某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方在本案中应获得赔偿部分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肇事车方所赔偿的交强险部分应当先行予以扣除。其次，根据涉案交通事故之责任划分情况，肇事车方除需支付交强险部分的赔偿外，还应对原告方的其他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次要责任），因原告方已放弃该部分，故该部分也应排除在本案所涉赔偿范围之外。再次，就扣除上述两部分之外的原告剩余损失部分，根据宋某与被告杜聚忠在本案中的过错情况，同时考虑到被告杜聚忠的自身身体状况与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本院认为，以被告杜聚忠承担该剩余损失部分中的6.7万元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杜聚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宋祖启、闫桂英、白小妞、宋嘉禄、宋嘉恒支付赔偿款6.7万元。二、驳回五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原审未判决刘攀旗、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对涉案损失承担责任是否正确；2、原审酌定杜聚忠对涉案损失承担6.7万是否正确。二审经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涉案交通事故系宋某乘坐杜聚忠的非营运车辆豫Ｋ×××××小型轿车再次进入高速公路之后又在高速公路上下车以后发生，所涉交通事故是案外第三人所造成，存在直接的侵权人。原审结合本案案情、在卷证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宋某的死亡与其中午同王国立、苏瑜、张艳梅共同饮酒及其在高速公路上从刘攀旗驾驶的豫Ａ×××××别克商务车下车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原审扣除肇事方对上诉人方交强险的部分赔偿及肇事方应对上诉人方的其他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对上诉人方的剩余损失部分，原审结合本案案情、宋某与杜聚忠在涉案事故中的过错情况，酌定杜聚忠对上诉人剩余损失部分承担6.7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宋嘉恒、宋嘉禄、宋祖启、白小妞、闫桂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4300元由上诉人宋嘉恒、宋嘉禄、宋祖启、白小妞、闫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天兰审判员  尤 薇审判员  连红举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沛文执行催告通知书履行义务人：根据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你方应在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果有财产拒不履行，你将承担如下法律责任：1、增加执行成本。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的，支付迟延履行金或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执行费用。如实报告财产，否则罚款，拘留。2、消费行为限制。限制乘坐一等以上动车、高铁、飞机、入住星级宾馆、酒店、旅游度假、上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新建、扩建、装修房屋、出境。3、经商立项限制。限制设立金融类公司、社会组织、发行债券、股票、终止股权行权、从事不动产、国有资产交易、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获得政府补贴、政策支持、海关认证、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及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授信。4、就业就学限制。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国企高管、金融机构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5、评先受奖限制。不得评为道德模范、获得慈善类奖项，已获得的予以撤销。单位或其领导成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评文明单位，已取得文明单位的撤销。6、控制资金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划拨、变价、扣留、提取、拍卖、变卖可供执行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收入及财产。7、追回债权抵债。对你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发履行到期债务通知，追讨你担保、与他人共有、第三人占有的财产。8、拘传拘留罚款。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拘传，拒不履行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个人罚款十万以下，单位罚款五万以上一百万以下。9、刑事自诉追究。申请执行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在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提起刑事自诉。10、刑事责任承担。有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