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雄伟，男，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讼人(原审被告)：武汉科迪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13号-1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现代服务业基地1号研发楼三层313-71号。法定代表人：黄艳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玉宝，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雄伟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科迪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智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2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夏雄伟，被上诉人科迪智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曹玉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雄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科迪智能公司向夏雄伟支付销售提成879,7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科迪智能公司负担。二审庭审中夏雄伟增加一项请求，科迪智能公司除支付879,750元销售提成外，再另行向夏雄伟支付50,000元销售提成。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夏雄伟已满足科迪智能公司的《业务费用管理实施办法》所规定的提成条件,故科迪智能公司应按上述办法向夏雄伟支付提成,一审法院认定夏雄伟提供的《业务费用管理实施办法》未规定支付提成条件属于查明事实错误。2.因夏雄伟在舒城自来水厂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夏雄伟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签订的《协议》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舒城自来水厂项目”提成。3.科迪智能公司通过签订《协议》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其侵吞夏雄伟的销售提成的非法目的，且存在显失公平、欺诈及胁迫情形。科迪智能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夏雄伟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亦不同意调解。夏雄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科迪智能公司支付夏雄伟销售提成879,7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科迪智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2012年7月9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为固定期限，自2012年7月9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甲方（即科迪智能公司）招用乙方（即夏雄伟）在市场销售（岗位）工作。根据乙方现任职务和工作岗位，约定工资为3,000元/月,甲方向乙方提供如下福利：各项补贴共计600元，另计交通、通讯补贴300元，住房补贴200元，共计1,100元。该《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于2015年7月9日续签劳动合同至2018年7月8日止。2017年5月17日科迪智能公司向夏雄伟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夏雄伟作为科迪智能公司代理人，以科迪智能公司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提交、撤回、修改舒城自来水厂（永安水厂）建设工程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项目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2017年5月24日夏雄伟代表科迪智能公司向舒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投标函，次日，科迪智能公司中标舒城自来水厂（永安水厂）建设工程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项目，中标价3,450万元。2017年9月30日科迪智能公司授权代理人张某与舒城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合同价3,450万元，工期150天。2017年10月13日夏雄伟、科迪智能公司签订《协议》，内容为：乙方（即夏雄伟）于2017年8月提出离职，9月4日正式递交辞职申请，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乙方的离职申请，现乙方在甲方（即科迪智能公司）工作期间，所有工资、奖金、提成均已结清，社保缴纳无争议，双方协商一致，自2017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年10月16日双方签订《协议》，内容为：乙方（即夏雄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双方经协商一致约定如下：1.甲方（即科迪智能公司）同意乙方离职，双方一致确认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乙方承诺在离职后一定遵守双方于2012年7月9日签订的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书之约定；3.如果乙方遵守本协议第2条之约定，甲方承诺于乙方办理完离职及工作交接手续后，向乙方支付人民币五万元作为离职补偿金；如乙方在职期间或者离职后违反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书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该补偿金，如同时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用等一切损失。科迪智能公司已向夏雄伟支付约定的离职补偿金50,000元。2018年10月15日夏雄伟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科迪智能公司支付安徽舒城自来水厂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项目销售提成878,950元。同年11月30日该委以武劳人仲裁字[2018]第382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夏雄伟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书送达后，夏雄伟不服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查明，科迪智能公司制定的《业务费用管理实施办法》规定了销售费用总额范畴、提成资金的支付方式、费用的核算和支出、适用范围等，但未规定提成条件。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夏雄伟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投标函》、中标公示等证据仅能证明夏雄伟作为科迪智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参与舒城自来水厂（永安水厂）建设工程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项目的投标工作，夏雄伟提供的《业务费用管理实施办法》虽规定了销售费用总额范畴、提成资金的支付方式、费用的核算和支出、适用范围等，但并未规定支付提成的条件，且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2017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所有工资、奖金、提成均已结清，社保缴纳无争议。夏雄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该《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定力，夏雄伟要求科迪智能公司支付提成工资879,750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夏雄伟的诉讼请求。一审减半后的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交。二审中，夏雄伟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证据一、《合作协议》一份，证明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工作关系没有结束。证据二、《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一份，证明夏雄伟2017年10月13日后仍然在为科迪智能公司工作。科迪智能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是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才达成的合作意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科迪智能公司至今未要求夏雄伟履行相应保密或竞业禁止义务，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夏雄伟提交的两份证据均与本案涉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夏雄伟二审庭审中要求科迪智能公司除一审要求科迪智能公司支付销售提成879,750元外,再向夏雄伟另行支付50,000元销售提成。夏雄伟主张的该50,000元销售提成，系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对于该诉讼请求科迪智能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亦不同意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夏雄伟主张的该50,000元销售提成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夏雄伟另行主张权利。从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2017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可知，在夏雄伟与科迪智能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夏雄伟的工资、奖金以及提成，科迪智能公司均已发放完毕。虽夏雄伟主张上述《协议》所称的全部结清，不包含舒城自来水厂项目，但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不包含舒城自来水厂项目，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夏雄伟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夏雄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夏雄伟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夏雄伟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夏雄伟要求科迪智能公司支付提成工资879,750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夏雄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夏雄伟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浩审判员 胡铭俊审判员 易齐立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法官助理孙仪书记员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