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08民初3505号原告：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99号船山茗居5楼。负责人：李云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辉，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芬，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谭滔，男，199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友良，湖南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伶俐，湖南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被告谭滔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辉及被告谭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伶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工资114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谭滔辩称，第一，仲裁裁决书认定补发工资数额错误，裁决书中关于“由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工作表现应发绩效情况，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该认定是错误的，被告绩效工资组成及考核标准等证据均保存在原告处，被告无法提供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及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对于被告绩效工资的变化情况的举证责任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本案原告承担，而在仲裁阶段原告未提交任何关于减少被告劳动报酬的合法合理证据，应由本案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错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由于原告自2017年11月份开始无故下调被告工资，未足额发放工资，导致被告不得已提出辞职，辞职信中的某些原因正是原告拖欠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因个人原因辞职”是原告所写的，被告并未签字认可，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仲裁裁决认定被告垫付费用无事实依据错误，关于发票问题，被告为报销费用已经将票据提交给原告，原告未严格按照其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提交票据后至今未报销，另外被告提供的垫付清单已经由原告的两个部门经理签字确认，但是由于原告工作人员变动，导致当时没有及时报销，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垫付的费用90740元。第四，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入职原告处工作，于2019年5月30日正式离职属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入职原告处工作，之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10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1、合同期限自2016年7月10日至2021年6月30日；2、被告同意根据原告工作需要，从事原告安排的销售序列，经理助理岗位的工作；被告的工作单位地点为衡阳中心支公司辖区内；3、被告在工作期间，必须认真执行保险法规和原告的岗位要求、规章制度，遵守职业道德；4、被告试用期结束考核合格后基础工资按照套档标准分月计发，绩效工资按被告绩效考核规定发放，如被告的工资制度发生变化或被告的工作岗位变动，被告工资将重新套档，按新的工资标准确定”。2019年5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递交《辞职申请书》，内容为：“由于一些原因，本人无法为公司继续服务，现正式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2019年5月24日，被告向原告递交《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员工离职审批表》，其中本人声明一栏内容为“本人已经与公司结清离职日前的工资、福利和奖金”，并且原告的总经理马雪平于2019年5月28日同意被告的离职申请。2019年5月30日，被告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1、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因为因‘个人原因’；2、原劳动合同双方约定解除（终止）应承担的责任履行情况为‘无’”，并于2019年5月30日正式离职。之后被告谭滔以原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报酬及未报销其垫付的费用为由向衡阳市蒸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裁决：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拖欠的工资45060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42234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作期间垫付的费用97740元。2019年11月20日，衡阳市蒸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衡蒸劳人仲委［2019］第3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后五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工资11480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再查明，被告离职前的工作岗位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常宁支公司的部分负责人。被告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为900元、岗位津贴为2100元、绩效工资为2100元以及其他项目”；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为1050元、岗位津贴为2450元、绩效工资为2450元以及其他项目”；2018年7月份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为756元、岗位津贴为1764元、绩效工资为2520元以及其他项目”；自2018年8月份起，被告的工资不再拆分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其发放工资的情况为2018年8月工资为基本公司5000元（显示在“其他”一栏的5190元中）及其他、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分别为基本工资5000元及其他、2018年12月工资为基本工资16273元及其他、1月工资为基本工资5390元及其他、2月工资为基本工资8870元及其他、3月工资为基本工资6090元及其他、4月工资为基本工资4800元及其他、5月工资为基本工资5390元及其他。上述基本工资及其他补助在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后已经全部实际发放给了被告。另查明，2016年11月11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下发中华财险衡（财会）字（2016）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费用报销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规定“费用报销管理：中支部门费用开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事先申报，费用报销交总经理在报销单发票旁签字同意列支，再交财务审核原始票据的完整性、合法性及合规性”。2018年5月18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下发中华财险湘发（2018）227号关于下发《2018年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年终考核时，根据经营情况考虑以下因素重新核定全年薪酬标准：2018年先按2017年度保费、综合成本率确定薪酬标准，2019年1月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重新核定并补发基本工资”以及“标准薪酬：C级年保费收入1500万元以下，月固定工资为3000元，月绩效工资3000元”，并规定该考核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另外，被告所任职的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常宁支公司的2017及2018年保费收入均在1500万元以下。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劳动合同书》、谭滔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工资明细表、辞职申请书、员工离职审批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衡蒸劳人仲委（2019）第36号仲裁裁决书，以及原告提供的中华财险湘发（2018）227号关于下发《2018年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中华财险衡（财会）字（2016）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费用报销管理的通知、2017年及2018年保费年收入情况，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经衡阳市蒸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双方不服诉至本院，原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无须对原仲裁裁决作出评判，而应对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查。首先，关于原告是否拖欠被告工资45060元。本案中被告自2017年11月起的基础工资及绩效工资处于变动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十三条约定“被告试用期结束考核合格后基础工资按套档标准分月计发，绩效工资按被告绩效考核规定发放，如被告的工资制度发生变化或被告的工作岗位变动，被告工资将重新套档，按新的工资标准确定”，以及中华财险湘发（2018）227号关于下发《2018年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中规定“2018年先按2017年度保费、综合成本率确定薪酬标准，2019年1月根据实际完成情况重新核定并补发基本工资”以及“C级年保费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月固定工资为3000元，月绩效工资3000元”。被告作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常宁支行的负责人，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分析，其应当知道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财险湘发（2018）227号绩效考核办法，故被告诉请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按照2017年10月份的基础工资及绩效工资发放数额即8000元/月补发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是，上述绩效考核办法自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并不包括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的绩效考核，另原告未举证证明该2个月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下调的合法合理性，故该2个月的工资应按照2017年10月份的工资予以补发，原告应补发被告自2017年11月至12月的工资5800元【（2017年10月份的基础工资1200元+岗位津贴2800元+绩效工资4000元-900元-2100元-2100元）×2=5800元】。关于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补发工资情况，依据被告所任职的常宁支公司的年保费收入情况，以及原告未举证证明基础工资及绩效工资少于6000元的依据，按照（2018）227号绩效考核办法，故被告在2018年及2019年的月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应按照上述6000元进行套档（3000元+3000），经本院核算，被告应补发原告自2018年1月起至2019年5月份止期间的工资9330元（900+900+0+50+50+50+960+1000+1000+1000+1000+0+610+0+0+1200+610=9330元）。综上，原告应补发被告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份的工资合计15130元（5800元+9330元=15130元）。再者，关于原告是否应当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被告因个人因素主动提出辞职并与原告协商一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另外上述按照绩效考核办法重新核定并补发工资并非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中关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而本案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因此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外，被告诉请原告支付其工作期间垫付的费用9774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认为其在常宁支公司任职期间（2017年至2018年）为原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垫付了费用合计97740元，但至今未为其报销上述费用。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供的应付款表中有原告部门负责人张安全（农村保险事业部）及李胜君（非车险部）的签字，但是费用报销属于公司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根据中华财险衡（财会）字（2016）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费用报销管理的通知关于“中支部门费用开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事先申报，费用报销交总经理在报销单发票旁签字同意列支，再交财务审核原始票据的完整性、合法性及合规性”，而被告作为保险公司常宁支公司负责人，理应知道公司财务报销制度，即财务报销应有财务人员及总经理的同意确认，仅凭部分负责人签字无法确认垫付费用的真实合法性。本案中，被告仅提供了若干微信及支付宝等若干支付凭证以及有部门负责人签字的自制应付款表格，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如事先申报经费额度的审批单、通讯聊天记录等，或者存在垫付费用报销惯例的凭证等，另外被告亦未提供任何由国家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正式发票，被告诉请的垫付费用用途不明，付款人及付款对象不明确，本院无法确认该费用的真实合法性。另外应付款表中的经办人一栏中存在多个经办人，无法证明各项费用确属被告先行垫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被告诉请原告支付其工作期间垫付的费用9774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谭滔补发工资15130元；二、驳回原告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军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付平书记员赵湘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