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1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堤后街528号。法定代表人：刘雪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琴，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股份公司机关。法定代表人：刘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鸾，湖北静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钢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钢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恒钢物流公司一审对武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请；2、本案上诉费用由武钢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恒钢物流公司的3张承兑汇票在交付给上海武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下称武钢合肥公司）李军前，己交付卢建军，由卢建军己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了武汉振琦盛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振琦盛公司）的印章，事实上己经形成恒钢物流公司将资金转移到恒钢物流公司的法律后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刑事审判案卷，李文兵指认、李军自认李军是直接从李文兵手中直接接过的3张承兑汇票，而不是从卢建军手中接过；其二，一审法院认定李军“没有主观故意行为”错误，李军作为财务经理对于接收承兑汇票的情形及流程都非常清楚，在明知与对方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接收对方公司的承兑汇票显然具有主观故意而非过失,而这种故意行为导致的事实结果就是恒钢物流公司的合法权利被侵犯，武钢合肥公司因此而受益，所以武钢合肥公司理应为李军的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其与上海武钢华东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均己经注销，所以武钢有限公司作为其总公司持股100%的股东理应代其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却未按该条款判决。根据刑事审判案卷，李军本人多次表示其违规收取3张承兑汇票的行为有过错，一审法院却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判令李军的职务行为责任承担问题，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进行裁判，结合本案来看，恒钢物流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军违规收取3张承兑汇票的行为有过错，而武钢有限公司无法举证李军收取3张承兑汇票的行为有合法依据，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应该由武钢有限公司承担，而不是恒钢物流公司承担。综上，恒钢物流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武钢有限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应维持原判。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武钢合肥分公司及李军不是合同诈骗的参与人，没有主观故意的行为这一事实正确。恒钢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误以为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有购销合同往来，不能作为恒钢物流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第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武钢有限公司虽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的股东，但该公司注销时，成立了清算组，也按照法律规定清算程序进行清算并注销。恒钢物流公司要求武钢有限公司就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规定正确，应当维持原判。3、恒钢物流公司诉称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3年7月，时隔六年恒钢物流公司才主张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4、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刑终174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据清楚地表明恒钢物流公司的损失系第三人犯罪行为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武钢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恒钢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武钢有限公司赔偿因侵权行为给恒钢物流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7,721,303.59元及其支付之日的利息（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的利息为：1,232,834.81元）；2、诉讼费依法由武钢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礼波（已判刑）系武汉振琦盛公司、南通科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南通科力富公司）、无锡鑫永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无锡鑫永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礼波安排卢建军（已判刑）为武汉振琦盛公司总经理，安排罗俊（已判刑）为无锡鑫永畅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汉振琦盛公司业务员。2013年上半年，吴礼波以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名义分别与中钢上海分公司、武钢合肥分公司签订了钢材销售合同并支付了保证金，其在收取了下游公司的钢材预付款后挪作他用，导致无法从上述两公司付款提货，也无法向下游公司按时交货。2013年7月，吴礼波为偿还债务，在与恒钢物流公司洽谈业务过程中，虚构了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签订了4002吨钢材销售合同的事实，向恒钢物流公司提议由该公司支付资金购买上述合同所涉钢材，并保证向该公司联系上述合同所涉钢材的下游购买公司以确保该公司在此业务中的利润，并提供了上述合同的合同号，从而骗取了恒钢物流公司的信任。2013年7月17日，卢建军受吴礼波的指使，在明知道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销售合同的情况下，代表供货方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恒钢物流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销售总价为人民币14,903,040元。同日，罗俊受吴礼波指使，在明知道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销售合同且上游武汉振琦盛公司、下游无锡鑫永畅公司均为吴礼波实际控制的情况下，代表无锡鑫永畅公司在武汉振琦盛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通过传真与恒钢物流公司签订了购买钢材的合同，购买总价为人民币15,223,200元。根据合同约定，无锡鑫永畅公司应当先期向恒钢物流公司支付合同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2013年7月19日，为进一步取得恒钢物流公司的信任，吴礼波指使武汉振琦盛公司财务人员先后多次转账人民币300万元至无锡鑫永畅公司账户上，并指使罗俊安排无锡鑫永畅公司将上述款项转账至恒钢物流公司账户。恒钢物流公司开具了3张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1、23760219，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2、23760220，票面金额人民币510万元；3、23760222，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作为上游合同的钢材购货款。为保证资金安全，恒钢物流公司提出亲自派人将上述承兑汇票交给武钢合肥分公司。2013年7月19日下午，为掩盖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无钢材购销合同的事实，卢建军受吴礼波的指使，与恒钢物流公司会计李文兵前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武钢合肥分公司。卢建军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武汉振琦盛公司印章后，将汇票交给武钢合肥分公司财务经理李军，从而造成了武钢合肥分公司接受了武汉振琦盛公司购货款的假象，后卢建军快速将李文兵带离武钢合肥分公司。因武钢合肥分公司与武汉振琦盛公司并无购销合同关系，汇票无法入账，吴礼波安排南通科力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华斌到武钢合肥分公司财务室，在上述3张承兑汇票上背书了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印章，将其中1张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武钢合肥分公司，将2张票面金额总计人民币1,01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中钢上海分公司。恒钢物流公司支付货款后要求武汉振琦盛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提供在武钢合肥分公司提货的授权书。为掩盖真相，卢建军、罗俊受吴礼波的指使，伪造了武汉振琦盛公司委托恒钢物流公司至武钢合肥分公司接洽提货手续的授权书，并由罗俊交给恒钢物流公司。被告人卢建军、罗俊受吴礼波的指使，以南通科力富公司的名义在武钢合肥分公司、中钢上海分公司提取钢材，并偿还了前期欠其他公司的货物。案发后，吴礼波、卢建军、罗俊三人因上述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恒钢物流公司已追回部分货款，尚有本金7,721,303.59元没有追回。恒钢物流公司认为其工作人员李文兵误认为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有限公司有购销合同往来，是李军收取汇票造成的，武钢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武钢有限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的唯一股东，武钢合肥分公司系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在合肥设立的分公司，武钢合肥分公司已于2017年11月23日注销。武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武钢华东销售公司股东，在该公司注销前，已成立清算组，并于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2017年10月13日在青年报报纸上刊登公告，清算组按制定的清算方案处置公司财产，并按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该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2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恒钢物流公司基于与武汉振琦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被骗，相关人员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恒钢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来源于刑事审判案卷，无法证明李军与吴礼波、卢建军、罗俊有预谋或共同的故意。恒钢物流公司的3张承兑汇票在交付给武钢合肥公司李军前，已交付卢建军，由卢建军已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了武汉振琦盛公司的印章，事实上已经形成恒钢物流公司将资金转移到恒钢物流公司的法律后果。整个过程中，武钢合肥分公司及李军不是合同诈骗的参与人，没有主观故意行为。恒钢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误认为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有购销合同往来，不能作为武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恒钢物流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479元，由恒钢物流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恒钢物流公司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李军的行为是否侵害了恒钢物流公司的财产权。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由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2016）鄂01刑终174号刑事裁定书，恒钢物流公司于2019年4月9日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武钢有限公司提出的恒钢物流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李军接收承兑汇票是否侵害恒钢物流公司的财产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的规定，恒钢物流公司在基于与武汉振琦盛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将3张承兑汇票在交付给武钢合肥公司李军前，已交付卢建军，并由卢建军在3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处背书了武汉振琦盛公司的印章。武汉振琦盛公司作为法律意义的持票人有权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虽然三张汇票交给武钢合肥公司李军时，武钢合肥公司与武汉振琦盛公司并无任何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恒钢物流公司并未核实武汉振琦盛公司与武钢合肥分公司是否存在钢材购销合同事实，与武汉振琦盛公司卢建军同行的恒钢物流公司财务人员也未向李军说明情况，且当日与武汉振琦盛公司关联、与武钢合肥公司有购销钢材业务往来的南通科力富公司即在汇票上加盖印章，该汇票形成了连续的背书，汇票权利由此转让给了南通科力富公司。李军作为财务经理基于中钢上海分公司、武钢合肥公司与南通科力富公司的钢材销售合同接收该汇票，致使中钢上海分公司、武钢合肥公司取得汇票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李军作为武钢合肥公司的财务经理，其收取承兑汇票行为，系履行与南通科力富公司钢材购销合同的职务行为，虽李军接受汇票行为存在违反财务管理会计准则的瑕疵，但相对方应系武汉振琦盛公司，并不涉及恒钢物流公司。恒钢物流公司认为武钢公司合肥公司李军伙同吴礼波、卢建军、罗俊等对恒钢物流公司实施诈骗，但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卢建军等犯罪嫌疑人与武钢公司合肥公司李军存在串通或故意，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军接收承兑汇票时向恒钢物流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导致其误认。武钢合肥公司李军收取票据的行为系基于对科力富公司与武钢合肥公司等购销钢材合同关系，与恒钢物流公司向武汉振琦盛公司购销钢材受骗造成的3张承兑汇票损失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该购销合同诈骗案件已经认定吴某、罗某、卢某等涉嫌刑事犯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相关执法机关并未认定李军及武钢合肥公司存在共同诈骗故意。故，3张承兑汇票损失应当由武汉振琦盛公司、南通科力富公司等所涉合同诈骗刑事案件中确认的犯罪嫌疑人承担责任。恒钢物流公司上诉主张武钢合肥公司李军的职务行为侵犯了恒钢物流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武钢合肥公司的上游公司即武钢有限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恒钢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79元，由上诉人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兰审判员 王丹红审判员 朱会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赵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