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1861号 原告（反诉被告）：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8号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A2#写字楼7层02室。 法定代表人：方嘉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大广场1号楼23楼。 法定代表人：方建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张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嘉诚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需要，本院裁定案件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后顺达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本院依法受理后，予以合并审理。于8月30日组织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9年11月15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嘉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嘉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冀、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张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嘉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顺达公司支付益嘉诚公司拖欠货款17854587.21元；2.顺达公司支付益嘉诚拖欠款项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拖欠货款每笔外商打款到达顺达公司账户之第二天日起至顺达公司实际支付日止，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被告承担诉讼费和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在审理过程中，益嘉诚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顺达公司支付益嘉诚公司拖欠货款17672513.35元；增加第四、五项诉讼请求：四、判决顺达公司向益嘉诚公司支付应退税款5747182.63元，其中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退税款3721222.19元应支付逾期利息，从每笔拖欠税款从开票日第二天日起至顺达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五、判决顺达公司向益嘉诚公司返还多收的代理费118208.8元。 事实和理由：益嘉诚公司、顺达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益嘉诚公司和顺达公司合作从事出口业务；益嘉诚公司自行负责联系外商，定制、收购产品，组织货源向外商销售，对出口产品的数量、品质、交货负责，并承担出口履约所需的运输、保险、仓储、检验、银行手续费等全部费用；益嘉诚公司所有出口业务应在顺达公司名下开展；顺达公司负责依法办理出口退税，顺达公司收到益嘉诚公司出口的美元净收汇后，按0.06/美元标准收取管理费，顺达公司按照收汇当日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扣除相应费用后支付货款给益嘉诚公司。合作开始后，按照双方约定，顺达公司在收到外商预付款和货款（一个合同可能会分几笔入账，一天可能会收到不同外商货款）后第二天将货款打给益嘉诚公司，实际上顺达公司通常在外商到款后一至五天内打款。但是，从2017年9月22日起顺达公司开始违约。从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7月4日，顺达公司共收到外商支付给益嘉诚公司的货款共61笔，合计$3171412.78，换算成人民币为20854587.21元，顺达公司仅支付了其中人民币3000000元，尚有人民币17854587.21元货款未支付给益嘉诚公司。同时，双方约定由顺达公司负责退税并承担退税风险。因顺达公司违规经营，税务机关对顺达公司进行税务处罚，顺达公司因此拒绝向益嘉诚公司支付应退税款并扣留货款，严重损害了益嘉诚公司的合法权益，顺达公司总计应向益嘉诚支付退税款19513400.5元，已付退税款12610058.32元，扣除总代理费1156159.55元，顺达公司尚欠益嘉诚公司退税款5747182.63元，拖欠退税款中已开票金额3721222.19元，未开票金额2025960.44元，已开票部分应支付利息。双方另约定，顺达公司按美元净收汇0.06元/1美元标准向益嘉诚公司收取管理费。顺达公司总收汇17299182.26美元，总代理费人民币1037950.93元。顺达公司按报关金额收取代理费，保关总额19269325.92美元，顺达公司实际收取代理费人民币1156159.56元，多收了人民币118208.7元，应退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此提起诉讼，请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顺达公司辩称，一、2016年10月24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属实，协议约定益嘉诚公司所有出口业务在顺达公司名下开展，出口货物数量、品质、交货期限由益嘉诚公司确定，与国内供应商和国外客户的一切纠纷由益嘉诚公司承担，顺达公司协助益嘉诚公司办理出口退税；货物出运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益嘉诚公司来承担，益嘉诚公司按0.06元人民币/1美元的标准收取管理费；违约经营所产生的损失，也应当由益嘉诚公司来承担。二、益嘉诚公司要求顺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有误，庭审中表述的核算方法与书面表达自相矛盾。顺达公司认为，应当根据出运表中，双方于2016年11月合作开始到2018年7月合作提前终止的整体数据，以及相应的交易事实，具体来结算货款金额。现在根据顺达公司核算，顺达公司尚有14692858.09元货款未支付给益嘉诚公司。三、益嘉诚公司诉请顺达公司支付相应的欠付货款逾期利息计算基数，起算时间不明确，也未列表说明，顺达公司无法进行答辩。益嘉诚公司理应提供给法庭，也提供给顺达公司来答辩。因此顺达公司认为益嘉诚公司就第二项诉请，金额完全没有表述清楚。何况，鉴于本案事实是因益嘉诚公司违规经营原因，导致税务稽查退税无法实现，且因为益嘉诚公司在报关出口货物后，没有在当月及时开票，导致顺达公司丧失了申报出口退税的机会，即将面临出口转内销的处罚。因此，顺达公司不予支付货款的行为，实际上是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履行先履行抗辩权，因此就欠付货款依法不应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即便要计算，也应当是法院审理判决确定顺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四、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顺达公司协助益嘉诚公司退税。因此，本质上，双方其实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退税的主体是益嘉诚公司。税务局审查退税结果也应当由益嘉诚公司自行承担。顺达公司仅是协助申报的一个通道，顺达公司已支付给益嘉诚公司的退税款，实际上是顺达公司的垫付款。益嘉诚公司在原先提交双方交易事实，第九条和第十条明确约定由顺达公司先支付退税款，垫付给益嘉诚公司后，通过申报退税来回笼资金已充分说明，顺达公司支付给益嘉诚公司的1260万余元，是垫付的退税款。现在益嘉诚公司的退税款被追回的情况之下，益嘉诚公司无权向顺达公司来诉请要求支付退税款，更不能蛮横曲解为益嘉诚公司转交给顺达公司支票、发票，顺达公司就承担需直接向益嘉诚公司支付退税款的义务。因此，益嘉诚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顺达公司支付退税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合同和法律支撑。目前，鉴于益嘉诚公司歪曲事实、污蔑案涉业务被税务稽查系顺达公司原因造成，继而曲解合同恶人先告状，故为查明相关事实，落实退税无法实现的最终责任。顺达公司提请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五、根据合同约定，顺达公司依照收汇金额美元结算管理费。顺达公司在反诉诉请当中也是如此计算的。但是益嘉诚公司竟然称顺达公司是依照报关金额计算管理费，并且已经实际收取1156159.56元管理费，毫无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表述。综上，提请法庭根据既有证据结合交易事实，据实结算货款金额以及退税款金额。对于益嘉诚公司的要求顺达公司支付退税款及返还管理费的诉请依法予以驳回。 顺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退还反诉原告顺达公司垫付的退税款12610058.31元，支付自2019年1月2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28日止的违约金1973387.76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垫付退税款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以12610058.31元为基数按月息2%支付）；二、判令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支付反诉原告顺达公司管理费1003866.25元和合作期间发生的运费等费用892445.79元，并按月息2%标准赔偿自2018年7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三、判令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赔偿反诉原告顺达公司因税务稽查暂扣税款导致的损失3539864.22元（该金额以10514735.17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1月25日止）；四、判令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赔偿反诉原告顺达公司因出口企业类别从一类被降低至三类所导致的损失暂估为3982815.29元（该金额以2017年9月1日起至2019年的3月22日申报退税款39828152.87元为基数进行计算），以及至反诉原告顺达公司恢复至一类出口企业退税类别之日止的损失；五、判令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向反诉原告顺达公司开具货款金额为28097223.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金额是以414072238.46元美元为基数，暂以1美元等于6.8997元人民币汇率结算和赔偿相应的损失）；六、本案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均由反诉被告益嘉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4日，顺达公司与益嘉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从事出口业务，顺达公司协助益嘉诚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出口退税，在货物出运（出口）过程中发生费用均由益嘉诚公司承担，顺达公司代办支付事宜，顺达公司向益嘉诚公司据实结算。由于益嘉诚公司操作不规范，经营不合法及提供单证不实等非顺达公司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益嘉诚公司负全责，由此引起顺达公司名誉与经济损失，顺达公司有权向益嘉诚公司追索赔偿；益嘉诚公司还应按照0.06元/1美元的标准向顺达公司支付管理费。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10月24日起至2019协议签订后，益嘉诚公司所有出口业务均在顺达公司名下开展。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合作协议》约定的顺达公司为益嘉诚公司垫付的款项包括预付款、（退）税款等，如由于益嘉诚公司原因导致顺达公司退税未能实现，则由益嘉诚公司承担顺达公司的损失，益嘉诚公司怠于承担责任的，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双方《合作协议》第2条第5项约定中顺达公司的经济损失包括在双方合作过程中顺达公司已退税扣除管理费后支付给益嘉诚公司的退税款，但由于益嘉诚公司原因导致顺达公司经营中该金额范围内的退税无法实现，则由益嘉诚公司承担顺达公司无法实现部分的退税款，如益嘉诚公司怠于承担相应责任的，还应承担自顺达公司主张之日起按月息2%标准支付违约金。此后，根据双方约定的合作模式，益嘉诚公司与顺达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货物销售给顺达公司，益嘉诚公司承诺开具货款对应的增值税发票。顺达公司再将上述货物出口转卖给益嘉诚公司联系的境外客户，并在收汇后将货款结算给益嘉诚公司。期间，按照外贸行业的惯常做法及益嘉诚公司的要求，顺达公司预垫付退税款给益嘉诚公司，金额累计高达13311834.79元人民币。但益嘉诚公司未按约定向顺达公司足额支付管理费、运费等费用。因益嘉诚公司在合作期间存在虚增交易金额骗取退税款等行为，被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稽查局（下称稽查局）立案调查，导致稽查局自2017年9月1日开始暂扣了顺达公司退税款10514735.17元。2019年1月2日，稽查局作出《关于税务处理事项的告知》，决定对顺达公司由益嘉诚公司供货的出口业务已退税款8889563.55元予以追回，已申报未退税款1625171.56元不予办理退税，后续退税款亦无法申报退税。2019年1月25日，稽查局解除暂扣税款10514735.17元。受上述稽查影响，顺达公司的出口企业类别从1类降格为3类，导致顺达公司所有申报退税款项均被迟延退税达五个月以上，产生巨额资金损失。同时另查明，益嘉诚公司尚未依约向顺达公司开具货款金额为28097223.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4072238.46美元为基数，暂以1美元=6.8997人民币汇率计算）。如益嘉诚公司不能依约开票，将导致该部分出口货款被税务机关视同内销，顺达公司面临巨额补税的经济损失。 益嘉诚公司针对反诉辩称，首先，顺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都是没有证据支持的，而且退税款不属于顺达公司垫付。在双方的预付款协议里面是明确货款是属于预付款，没有涉及到退税给益嘉诚公司。其次，违约约定是无效的。对于反诉请求二的数据没有证据支持，不存在管理费，只有代理费。第三，运费在顺达公司付款给益嘉诚公司的时候已经扣除了，不存在另外有什么运费。对于反诉请求三，顺达公司自己违规经营被处罚，与益嘉诚公司没有关系。这些损失金额既没有证据支持，也跟益嘉诚公司没有关联。反诉请求四顺达公司因违规经营，被税务机关从出口企业类别第一类降至第三类跟益嘉诚公司没有关系。也可以看出，是顺达公司自身违规经营的损失跟益嘉诚公司没有关系。对于反诉请求五，根据双方的约定，益嘉诚公司是应向顺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顺达公司将外汇折合成人民币之后扣除运费、代理费及其它费用之后，然后付款到益嘉诚公司账上，付款之后益嘉诚愿意开具增值税发票，但现在顺达公司尚未付款。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于经当事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合作协议》、公证书、报关单、《税务处理事项告知单》、《税务事项通知书》、税收缴款书，因与案件存在关联，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益嘉诚公司提交的《出运表》，后经顺达公司再次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益嘉诚公司提交的未付货款账单系其自行制作，本院不予确认；外商付款至顺达公司账户的银行回单，因益嘉诚公司未提交原件，其来源及形式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确认。顺达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经益嘉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嘉荣确认，陈香娟系其妻子，公章及签名均系其本人所为，故本院予以确认。 在审理过程中，益嘉诚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顺达公司开设于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的银行账户明细，本院依法向益嘉诚公司开具律师调查令，调查取得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民商银行单位账户对账单及业务回单，经顺达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顺达公司申请本院向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进行调查取证，后本院调取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就顺达公司税务稽查过程中的询问笔录4份（含预付款表、出运表），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0月24日，甲方顺达公司与乙方益嘉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以下内容：为进一步发展进出口业务，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合法经营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双方合作方式1.双方商定乙方通过甲方并与甲方合作从事出口业务，甲方尽可能为乙方提供良好的业务环境和条件；2.在对外业务中甲方协助乙方订立买卖合同；3.甲方协助乙方依法办理出口退税；二、双方责任与义务1.乙方以其资产为其经营风险向甲方提供担保；2.乙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从事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3.出口收汇风险由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出口收汇风险；4.出口货物的数量、品质、合同交货期由乙方确定，与国内供货商和国外客户的一切纠纷由乙方全责承担；5.由于乙方操作不规范、经营不合法或提供单证不实等非甲方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负全责，由此引起甲方名誉与经济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赔偿；6.在货物出运（出口）过程中发生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代办支付事宜，甲方向乙方据实结算；三、核算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出口的美元净收汇后，甲方按0.06元/1美元标准向乙方收取管理费，乙方可支付的额度为所收外汇按当日牌价换算的人民币；乙方支付和报销的款项应以甲方为抬头的货款、运费、保费、模具费、差旅费等与业务相关的费用；四、本协议有效期从2016年10月24日起至2018年10月23日止，协议签订后，任何乙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协议期满后，双方对该协议不提出异议，该协议自动顺延；等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益嘉诚公司与顺达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操作出口业务。大致业务流程如下：顺达公司涉及益嘉诚公司出口业务的外商由益嘉诚公司确定，出口产品价格由益嘉诚公司和外商洽谈确定，以顺达公司名义与外商签订正式出口合同；益嘉诚公司采购原料、委托加工后安排运输、仓储，通过货代公司以顺达公司名义进行发货、报关出口。益嘉诚公司发货后，将每一单业务的合同、装箱单、报关单、货代信息等材料提交给顺达公司，顺达公司归集材料形成退税备案材料，确定每个报关单对应应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总金额，益嘉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顺达公司，由顺达公司以自营出口名义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退税。益嘉诚公司负责向外商催款收汇，由顺达公司负责和银行结汇。顺达公司在出口业务中未实质参与，按益嘉诚公司出口业务实际出口收汇0.06元人民币/1美元标准向其收取管理费。付款流程如下：顺达公司在收到外商美元汇款后，扣除货代公司费用（包括港口费用、单证费、报关费用、拖车费、过磅费、订舱费等），以美元到帐日汇率折合人民币付款给益嘉诚公司；顺达公司收到益嘉诚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额，扣除0.06元/1美元管理费后将“退税款”支付给益嘉诚公司。 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22日期间，顺达公司均能在收到外商美元收汇后，与益嘉诚公司进行结算并及时支付货款、“退税款”。2017年9月，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顺达公司涉及益嘉诚公司业务的涉税事项进行调查。2017年9月22日起，顺达公司停止向益嘉诚公司付款。 2017年10月，甲方顺达公司与乙方益嘉诚公司、丙方方嘉荣、陈香娟（陈香娟由方嘉荣代签）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乙方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由甲方为乙方代理出口业务；现就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以兹各方共同遵守；甲乙双方明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八项甲方为乙方垫付款项包括预付款、（退）税款等，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预付款所涉合同未履行或甲方退税未能实现，则由乙方承担甲方的相应损失，如乙方怠于承担相应责任的，还应承担自甲方主张之日起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甲乙双方明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五项约定中甲方的经济损失包括在甲乙双方合作过程中，甲方已退税扣除管理费后支付给乙方的退税款，但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甲方经营中该金额范围内的退税无法实现，则由乙方承担甲方无法实现部分的退税款，如乙方怠于承担相应责任的，还应承担自甲方主张之日起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损失的，甲方可以随时提出终止合同，并向乙方主张损失，乙方除承担甲方实际损失及违约金外，还应承担甲方为主张权利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费用；丙方为乙方的实际经营者，自愿为乙方应承担的上述付款责任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的担保责任，保证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乙方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担保范围为甲方应承担的赔偿金额、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等等。 2019年1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浙税稽处[2019]1号《关于对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内容如下：我局对你单位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由益嘉诚公司供货的出口业务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你单位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间，与益嘉诚公司签订货物代理出口协议，并按照代理出口协议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操作出口业务。你单位在未实质参与益嘉诚公司出口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在收到益嘉诚公司提供的报关出口的相关单据后补签购货合同，并以自营出口的名义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退税。2016年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退税28单，申报退税2197011.94元，已退税2197011.94元；2017年1月至9月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退税89单，申报退税8317723.17元，已退税73单6692551.61元，未退税16单1625717.56元。二、处理决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二）、（三）、（五）项和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第七条之（一）7（2、3、5）部分、第九条之（二）5部分之规定，对你单位由益嘉诚公司供货的出口业务已取得退税款8889563.55元予以追回，已申报未退税款1625171.56元不予办理退税。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将上述税款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后顺达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向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退还税款8889563.55元。 另查明，2016年11月7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顺达公司共收到涉益嘉诚公司业务的外商汇款17299182.26美元（折合人民币116833314.18元），顺达公司垫付运费892445.79元，顺达公司已支付益嘉诚公司货款总计98268355.03元，顺达公司已支付益嘉诚公司“退税款”总计12610058.32元。 再查明，《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二）、（三）、（五）项及第三条规定如下：二、为维护我国正常外贸经营秩序，确保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避免国家财产损失，凡自营或委托出口业务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出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二）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或企业、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三）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的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或协议）的；……（五）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货物的质量、结汇或退税风险的，即出口货物发生质量问题不承担外方的索赔责任（合同中有约定质量责任承担者除外）；不承担未按期结汇导致不能核销的责任（合同中有约定结汇责任承担者除外）；不承担因申报出口退税的资料、单证等出现问题造成不退税责任的；……。三、出口企业凡从事本通知第二条所述业务之一并申报退（免）税的，一经发现，该业务已退（免）税款予以追回，未退（免）税款不再办理。骗取出口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退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并由省级以上（含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停止其半年以上出口退税权。在停止出口退税权期间，对该企业自营、委托或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不予办理出口退（免）税。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益嘉诚公司能否向顺达公司主张支付“退税款”。首先，结合《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内容及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顺达公司未实质参与益嘉诚公司出口经营活动，外商洽谈、出口产品的采购、加工、报关出口工作均由益嘉诚公司进行，顺达公司在收到益嘉诚公司提供的报关出口的相关单据后补签购货合同，以自营出口的名义向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退税，顺达公司不承担货物交易、出口收汇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双方之间实际上构成代理合同关系。由于顺达公司与益嘉诚公司之间通过此种交易方式进行退税违反了国家有关税务管理的规定，税务部门已作出追回顺达公司所涉益嘉诚公司业务退税款8889563.55元，并对已申报退税款不予办理退税的处理决定。因此，益嘉诚公司、顺达公司就案涉出口业务均无权享受从税务部门获取退税款的合法利益。其次，顺达公司与益嘉诚公司根据双方约定的方式及规定的退税标准计算退税金额，由益嘉诚公司向顺达公司开具包含该退税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顺达公司先行向益嘉诚公司支付“退税款”后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故该“退税款”实际来源于顺达公司从税务部门申报退税所得。《合作协议》中约定顺达公司协助益嘉诚公司办理出口退税，但未约定退税风险由顺达公司负担，而顺达公司与益嘉诚公司对其违规合作开展出口退税业务均系明知，现税务部门已将退税款追回，故益嘉诚公司主张顺达公司支付退税款，无事实依据及合法来源，顺达公司已支付的“退税款”12610058.32元，益嘉诚公司应予以返还。税务部门在对顺达公司进行稽查后，对顺达公司所涉益嘉诚公司业务的退税事项作出处理，故益嘉诚公司主张税务部门的处罚与其无关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益嘉诚公司无权主张顺达公司支付“退税款”。 关于顺达公司应付的货款金额。顺达公司对《出运表》中2017年4月21日收汇80962.22美元、5月8日收汇90645.79美元、5月27日收汇91564.04美元、6月12日收汇89491.35美元、88744.44美元、7月21日收汇87720.06美元、7月28日收汇38950.15美元，共计568078.05美元（折合人民币3872101.04元）的七笔货款提出异议，认为与益嘉诚公司无关，系顺达公司其他客户的货款。结合本院向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的证据，顺达公司员工沈玲琳于2017年12月21日接受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询问时，提交的《预付款》、《出运表》表格均包含了上述7笔收汇款，付款时间及金额一致，在2017年12月21日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对沈玲琳进行谈话所制作的谈话笔录中，沈玲琳陈述“这份出运明细是根据益嘉诚公司开票经顺达出口业务的报关单对应的每份结算单的汇总表格，预付款表格记录的是在益嘉诚公司单子收结汇总金额限额内预留对应单子货代费后预付给益嘉诚公司货款的详细情况”，因此，顺达公司辩称该7笔货款不属于益嘉诚公司所涉出口业务的收汇，与其公司员工提交的材料及所陈述的事实均不符，且顺达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7笔货款系其他客户的应收款，故本院对于益嘉诚公司主张的总收汇金额为17299182.26美元（折合116833314.18元）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前述认定事实，顺达公司剩余未付货款应为5954900.82元（总收汇116833314.18元-已付货款98268355.04元-已付“退税款”12610058.32元）。益嘉诚公司主张的超出上述范围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因《合作协议》对顺达公司的付款时间未作出明确约定，故益嘉诚公司主张以外商美元到账时间确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自起诉之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经济损失予以支持。同时，顺达公司主张益嘉诚公司承担未及时退还“退税款”的经济损失，因顺达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退还“退税款”，在扣减“退税款”后顺达公司仍欠付货款，且其主张的按月息2%标准计算违约金，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运费。经双方确认，顺达公司为益嘉诚公司代垫运费金额为892445.79元，益嘉诚公司应予支付。顺达公司在支付益嘉诚公司货款时均先行扣减运费，故本院在计算益嘉诚公司主张的逾期支付货款利息时亦将运费在剩余货款中予以扣减。顺达公司主张按月息2%标准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管理费，益嘉诚公司与顺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目的是为了借用顺达公司的税务资质以获取出口退税的便利条件，顺达公司通过协助益嘉诚公司办理退税以赚取按0.06元/1美元计算的管理费。现退税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且双方之间的代理进出口经税务部门认定系违规操作出口业务，不应获得管理费的利益，故对顺达公司主张管理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顺达公司主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请，益嘉诚公司表示同意，但双方对未开发票金额存在争议。根据本院向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的证据，顺达公司员工沈玲琳于2017年12月21日向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提交的《预付款》表格（含开票金额）载明益嘉诚公司及相关第三方公司总计已开票金额为106906692.26元（含税）、顺达公司预付款为109378413.35元（含“退税款”），其陈述的可开票金额和退税金额计算方式为：净收汇=收汇金额×汇率-银行费用-代理费-保费-运费-单证费-邮寄费，可开票金额=净收汇×1.17，退税金额=可开票金额/1.17×退税率0.17。结合益嘉诚公司提供的《出运表》，该《预付款》表格应统计至2017年11月10日，顺达公司当庭认可《出运表》中2017年12月1日、12月23日、1月2日、1月9日退税款（总计1620502.97元）所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已经开具，故益嘉诚公司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含税）为118059565.64元（106906692.26元+1620502.97元/0.17×1.17）。庭审中，双方同意邮寄费、银行等费用不作扣减，仅计算运费和代理费。故益嘉诚公司应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含税）为134436413.42元[（实际收汇总货款116833314.18元人民币-代理费1037950.94元-运费892445.79元）×1.17]，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含税）为16376847.78元，其中净收汇13997305.79元。审理过程中，益嘉诚公司陈述其未开票货款总额为15597845元，高于净收汇金额，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顺达公司主张益嘉诚公司还应将此前被税务部门作追回退税处理所涉的货款按照报关金额补开发票，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顺达公司诉请益嘉诚公司赔偿因税务稽查暂扣税款、顺达公司出口企业类别降级导致的损失，因其所主张益嘉诚公司涉嫌出口骗税导致顺达公司被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稽查的事实，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相应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5954900.82元； 二、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3月12日起以未付款项5062455.0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开具货款金额为1559784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代垫运费892445.79元； 五、驳回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受理费180692.74元（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已预交181785.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692.74元，由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27208.74元，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8484元，反诉受理费82956.98元，由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6594.98元，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6362元。上述合计后，福州益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33570.74元，浙江顺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35078.9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丹 人民陪审员  施菊娣 人民陪审员  王 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董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