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路2号。法定代表人：杨天荣。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荣，男，195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婵娟，女，195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毅文，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荣，广州市海珠区天缘阁海鲜大酒楼法定代表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天缘阁海鲜大酒楼，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滨江西路海鸣街6号首层。法定代表人：黄海荣。上诉人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恩君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天缘阁海鲜大酒楼（以下简称天缘阁大酒楼）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7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恩君恒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天缘阁大酒楼应承担的债务中的50万元本金，向博恩君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背基本的证据规则，仅凭黄海荣单方面的陈述认定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但是，一审判决以“黄海荣在（2019)粤0105强清1号中提到，被申请人由于拖欠租金，于2000年起停业，酒楼里的财产、账册、营业执照等都被业主广州市水产局强行扣留，其中的财产用于抵扣租金，法定代表人也变卖了家庭的财产支付工人工资，故现在被申请人己经没有财产…”作为本案认定天缘阁大酒楼的经营情况和财产情况的依据。然而，这仅仅是黄海荣的一面之词，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并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一审判决直接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相反，在博恩君恒公司于一审提交的天缘阁大酒楼的工商档案显示，其于2000年5月20日与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洪德劳动服务公司解除了挂靠关系，后黄海荣申请将广州市海珠区新福荣大酒楼更改为天缘阁海鲜大酒楼，并于2001年1月8日获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核准预先登记。显然，如天缘阁大酒楼无实际经营，黄海荣根本无需申请更名，因此其有关天缘阁大酒楼早在2000年就停业的主张明显违背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二）一审判决以天缘阁大酒楼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得出三名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与债权人的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的结论，属于对法律的理解错误。首先，虽然2002年的执行裁定书载明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但由于法院当年的财产查询手段相当有限，即使是在已经建立、完善多部门协助查询渠道的今天，被执行人查无可供执行财产也并不等于被执行人必然没有财产，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是否被执行人查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案件就应该彻底终结执行了呢？对于这类案件还能恢复执行吗？客观而言，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并没有总体审查天缘阁大酒楼的财产情况和负债情况，也无法了解天缘阁大酒楼是否存在股东未缴出资款、对外应收账款、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益，更无法确定其财产是否被转移、隐瞒等情况。如此种种，都是只有通过合法的清算程序才能予以核实、确定。所以，一审判决仅仅以2002年执行法院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而判断天缘阁大酒楼实际上无财产，甚至得出其即使逾期不清算也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论，明显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企业章程约定，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妥善保管企业账册，在解散清算事由发生后及时对企业进行清算，保证企业的债权债务得到清理，是股东的重要义务，也是追究股东清算责任的立法精神。但是，一审判决却仅以天缘阁大酒楼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无财产，就片面地得出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与债权人受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不仅是对“无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内涵的误解，也是对股东清算责任的构成要件的误解。（三）一审判决对股东清算责任的适法存在严重错误，所谓保护当事人期限利益，无异于鼓励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履行清算义务，形成错误司法导向。首先，法律责任是法律义务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从来没有无责任的义务，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承担该种法律责任的依据和表现形式略有不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出台前，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判决股东、开办人、投资人因企业清算不能而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只是当时依据的仅是民法通则等一般性规定而己。因此，只要股东存在清算义务且尚未履行，那么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承担法律责任的预期，这也是法的预测作用所具备的应有之义。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是对审判工作中涉及公司清算责任该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司法解释本身并非创设新的清算责任制度，其权限更不具备免除或者加重股东责任的可能性，此也就无所谓溯及力的问题，或者根据多年后实施的法律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问题。况且，天缘阁大酒楼并非公司制企业，博恩君恒公司也并非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作为权利主张的依据，一审判决仅仅评价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这一结论，由此所得的裁判结果明显不能令人信服。再次，天缘阁大酒楼长期仅处于待清算状态，而非真正进入合法的清算程序，股东应承担的清算义务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后延而获得免除，只要天缘阁大酒楼尚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与之相关的法律事务就应该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天缘阁大酒楼于何时进入清算程序，就应当以清算时的生效法律法规作为清算依据和责任承担依据，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最后，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一审判决确认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天缘阁大酒楼的清算义务主体，负有相应的清算义务。另一方面，一审判决又基于当事人期限利益，清算义务人无须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既没有积极主动履行清算义务，又没有根据不同时期的法律规定，以股东身份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程序，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在如此消极的状态下，怎么就享有了所谓的期限利益呢？（四）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完全复制自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最高院再审判决），但两案之间关键事实差异巨大，一审判决由此所得出的判决结果不具备说服力。本案的三名股东在原判决执行过程中并不存在积极协助提交有关天缘阁大酒楼的财务资料的，更不存在所谓穷尽一切手段提供关于天缘阁大酒楼的财产线索。相反，在天缘阁大酒楼吊销以后，三名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至今。因此，本案事实与最高院再审判决的案件事实差异极大，本案判决直接引用最高院再审判决的个案观点极不妥当。因此恳请贵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博恩君恒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辩称，不同意博恩君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博恩君恒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博恩君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对（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天缘阁大酒楼应承担的债务中的50万元本金，向博恩君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天缘阁大酒楼、黄海荣偿还借款本息。各方在该案中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01年8月17日作出（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于2003年7月30日前清付借款本金200万元和计至2001年9月29日止的利息448769.74元给博恩君恒公司……若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逾期履行……二、若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超期30天未履行调解协议第一项所约定义务，博恩君恒公司可随时一次性申请未到期债务及利息448769.74元的履行……三、天缘阁大酒楼、黄海荣对调解协议第一、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博恩君恒公司具有以黄海荣自有的广州市宝岗路龙新南巷37号房屋优先受偿本调解书确定的债权的权利……”。因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天缘阁大酒楼、黄海荣未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于2002年2月7日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02年6月作出（2002）海经执字第196号-2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执行，该裁定书还载明，“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天缘阁大酒楼已无经营，又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黄海荣的人身及住所进行了搜查，由于被执行人黄海荣欠下多宗债务，数额巨大，一审法院另案执行查封了被执行人黄海荣的家庭财产及其房屋产权，现已将查封的财产交付评估拍卖，为此，申请人表示本案可延期执行”。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02）海经执字第19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博恩君恒公司为（2002）海经执字第196号案的申请执行人，享有原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在（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中对被执行人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天缘阁大酒楼、黄海荣所享有的债权。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博恩君恒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领取了执行款475653元。2018年9月7日，博恩君恒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天缘阁大酒楼进行强制清算，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粤0105清申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博恩君恒公司对天缘阁大酒楼的强制清算申请。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9）粤0105强清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天缘阁大酒楼强制清算程序，该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听证，听证期间，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称被申请人由于拖欠租金，于2000年起停业，酒楼里的财产、办公用品、账册、营业执照等都被业主广州市水产局强行扣留，其中的财产用于抵扣租金，法定代表人也变卖了家庭的财产支付工人工资，故现在被申请人已经没有财产，账册也已经丢失”。博恩君恒公司以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未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无法清算为由，于2019年2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另查，天缘阁大酒楼于2004年11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类型属于股份合作制。据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于2000年6月26日签订的《股份合作企业章程》记载，企业名称为天缘阁大酒楼，本企业注册资本额为50万元，出资人分别为黄海荣、黄毅文、陈婵娟，出资额分别为25万元、15万元、10万元；企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出资者共同讨论决定解散，企业因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破产，企业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企业决定解散时，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出资者组成或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出资者，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第一，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否是天缘阁大酒楼的清算义务人；第二，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否应该对天缘阁大酒楼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清算义务人的问题。天缘阁大酒楼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该企业于2004年11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基本原则，在行为发生当时，如果法律对此行为有规定的，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而当时现行法律对此均未有明确规定。考虑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人合特征远不及合伙制企业，但类似于公司制企业，相较于合伙制企业的清算制度，本案更适宜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清算的相关规定。我国于1993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9年12月25日第一次修正，2004年8月24日第二次修正，2005年10月27日修订，2013年12月28日第三次修正，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对吊销之后是否需要清算进行规定，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可参照适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清算的规定。同时，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在2000年6月26日签订的《股份合作企业章程》中约定，出资人分别为黄海荣、黄毅文、陈婵娟，企业决定解散时，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出资者组成或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出资者，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上述规定和约定，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作为涉案企业的出资人，应为清算义务主体。关于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否承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规定的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对债权人的侵权责任，其使用的法理基础是法人人格否定理论和侵害债权理论。因此，清算义务人承担上述清算赔偿责任，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清算义务人有违反法律规定，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即在公司解散后未在法定时间内开展清算事务或未在法定时间内完成清算事务，主观上存在不作为的过错，或者不适当执行清算事务，侵犯债权人利益；第二，清算义务人的行为造成了公司债权人的直接损失；第三，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财产或债权人的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并不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理由如下：第一，黄海荣在（2019）粤0105强清1号中提到，“被申请人由于拖欠租金，于2000年起停业，酒楼里的财产、办公用品、账册、营业执照等都被业主广州市水产局强行扣留，其中的财产用于抵扣租金，法定代表人也变卖了家庭的财产支付工人工资，故现在被申请人已经没有财产，账册也已经丢失”，且一审法院于2002年6月出具的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因被执行人广州市海珠区穗荣制衣总公司、天缘阁大酒楼已无经营，又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即使天缘阁大酒楼于2004年吊销营业执照后解散，清算义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清算，该行为也并未造成博恩君恒公司的损失，且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博恩君恒公司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并无关于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责任的明确规定，考虑到对于当事人期限利益的保护，让当事人根据法律事实出现多年后才颁布实施的规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失公正。综上，博恩君恒公司要求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对天缘阁大酒楼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由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博恩君恒公司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否需要对（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天缘阁大酒楼应承担的债务中的50万元本金向博恩君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博恩君恒公司上诉主张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作为天缘阁大酒楼的清算义务人没有履行清算义务，故应当对（2001)海经初字第80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天缘阁大酒楼对博恩君恒公司承担的债务中的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由于天缘阁大酒楼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适用范围。博恩君恒公司确认天缘阁大酒楼并非公司制企业，也表示其并非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作为权利主张的依据。故本案无需适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清算的规定。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为天缘阁大酒楼的出资人，一审法院认定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为清算义务人正确。关于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天缘阁大酒楼在依法进行强制清算时，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表示财产及账册是由于被广州水产局强行扣留而丢失，但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同时表示当时天缘阁大酒楼的财产已用于抵扣租金，且法定代表人还变卖了家庭财产用于清偿债务。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未履行任何清算义务。另2002年的执行裁定书已载明天缘阁大酒楼已无经营，且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天缘阁大酒楼于2004年才被吊销营业执照，此时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才负有清算义务。即使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丢失了账册，也不足以证明账册丢失的行为对博恩君恒公司造成了本案损失。博恩君恒公司上诉称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由于过错而侵害了博恩君恒公司权利理应赔偿，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博恩君恒公司上诉要求黄海荣、陈婵娟、黄毅文承担涉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博恩君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