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终3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英，女，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禹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军，男，199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鲁强家具租赁有限公司司机，住山东省禹城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栋，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超，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来庆，男，197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香（于来庆之妻），女，197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合，山东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桂英、王亚军因与被上诉人于来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2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英、王亚军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1482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王亚军手写凭条不是全面的实际交易情况。双方存在姻亲关系，李桂英、王亚军出于信任，在长期交易往来中疏于对被上诉人于来庆的账目进行清理。双方都是小本生意，于来庆在总共购进30多万元货物的情况下超付货款70%以上与常理不符。2.被上诉人于来庆的证据不能证明不当得利的存在。于来庆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应当就不当得利的存在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仅以提供的银行付款明细和上诉人王亚军的凭条就认定存在超付，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要求，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本案自2018年7月23日立案至2019年7月19日审结，严重超过简易程序审限，一审法院未转为普通程序，程序违法。于来庆辩称，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多收取了货款，双方对货款的起始计算日也认可。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多收的货款正确。自2013年10月17日至2017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王亚军付款9笔、198900元，向李桂英付款22笔、370200元，合计付款569100元。2013年10月17日上诉人王亚军为被上诉人写收货数量4575包、货值323350元，被上诉人多付货款244750元。二、上诉人李桂英写的收款记录“自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付款18笔，301400元”属记录错误。被上诉人实际转账付款31笔，双方在仔细对账前，对付款次数和数额都记录或回忆错误，能够印证被上诉人多付款的事实。上诉人的记录本是无厘头的数字，且包括为其他人的供货数字，不能说明是为被上诉人供货。一审不认可上诉人的主张正确。上诉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不能自圆其说，而被上诉人的证据和陈述更使人信服，证明力更高。一审判决上诉人退还多收的货款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于来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给付的货款24475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来庆与被告李桂英、王亚军自2013年10月17日至2017年12月13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生多次交货、付款行为，付款均通过银行转账，交货时原告均未给被告书写收货凭证，双方均对货物数量进行记录。期间原告于来庆通过31次银行转账共计给付被告李桂英、王亚军货款569100元。2018年6月27日前被告李桂英给原告列出有关双方交货明细及收款明细即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内容主要包括：交货17批计4575包、货款计323350元，18次收款301400元。2018年6月27日双方进行了结算，被告王亚军给原告出具“证明”即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二。被告提交的三本原始记账本记录的账目比较乱，也有对其他人员欠货款的记录。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原告述称据此证据充分证明原告方多付货款的事实。二被告辩称给原告书写的两份证据只能反映双方交货付款的部分业务情况，还有4100余包的交货付款没有涉及，原告完全是以偏概全、混淆事实。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录音及文本材料，二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没异议，对其证明的内容提出异议。2、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7，被告据此证明原告至今尚欠被告货款50398元，其中手写打对勾的17笔，在被告所写的留存到原告处的交货明细当中没有体现。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辩称被告声称的交货数量没有原始根据，与事实不符，交货数量应该以被告向原告写的交货证明为准。关于被告提交证据2、证据8原始记账本、交货明细一份（庭前质证提交两本、庭审中提供三本）。被告对此述称“三个账本上只是没有记载2014年1月份的三笔，其他的32笔这三个账本上都有相应的记录。”“明细表，是2014年12月份李桂英根据记账本汇总的尚未付款的业务明细，认为当时已经付款的就没再汇总到这张明细上。”原告对此“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账本上不止记载了和原告的交易记录，因此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9证人出庭的证言，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和证人没有关联性，证人出庭没有意义。”在2018年9月6日一审法院组织的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被告提出对原告做测谎鉴定，原告同意测谎鉴定，同时双方也同意测谎鉴定结论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法联系、委托第三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院进行测谎司法鉴定。2018年12月28日再次征询原、被告意见，被告要求检测于来庆是否说谎、原告要求检测李桂英、王亚军是否说谎，此后原告于2019年1月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意见，不再要求对李桂英、王亚军做测谎检测。2019年6月21日一审法院同原告于来庆、被告王亚军一起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院鉴定机构对于来庆进行测谎鉴定，被告知：对一方当事人作检测结论准确性较低，双方当事人一同检测准确性较大。经征询原、被告意见，原告于来庆坚持不申请对二被告进行检测，被告李桂英，王亚军亦不同意交纳鉴定费对其二人进行测谎鉴定，测谎鉴定未完成。另查明，原告于来庆与被告李桂英有较近的姻亲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于来庆是否多支付被告李桂英、王亚军款项245750元。原告以被告李桂英、王亚军为其出具的证据为依据，称个人的记账本已丢失，其自2013年10月18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在31次转账过程中多给付二被告货款24575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这种事实存在的几率很低，且也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被告李桂英、王亚军的如实陈述及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关键。二被告辩称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2、证据8即三本原始记账本以及证据7即原、被告之间交货付款明细表，是双方交货记录、付款的事实，该明细表和被告给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木皮子数量明细都是据此三本记账本抄录，据此原告尚欠被告货款50398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7明细表只有32笔交货账目在被告的三本记账本上有体现，尚有3笔未在记账本记录（被告自认），且该证据7与被告李桂英出具给原告的证据一木皮子数量明细亦有不一致之处：该证据7中2013年10月17日交货包数为“346”、2014年3月4日交货包数为“270”，而该证据一中相同的时间包数却分别为“340”、“271”；该证据7中记载的2014年12月3日和2015年5月9日所交皮子包数，未在证据一中体现，被告也未“手写打对勾”予以标示；该证据一中记载的“11月3日281*71=19950元”和“11月7日185*71=13135元”这两笔交易未在该证据7中有体现。同时，被告王亚军给原告出具的证据二显示原告欠其货款23425元（4575*71-301400），而庭审中又称原告欠其货款50398元。买卖交易“算账”的惯例或通常做法是双方把一段时间内的交货、付款的明细都明示出来进行核对。被告述称其给原告出具的交货、付款明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告当天或短期结清货款的货物数未统计在明细中。纵观被告提交的证据7原、被告之间交货付款明细表，其标注的“手写打对勾”17笔交货、收款详单中，这17笔货物交付后有当天收到原告转来款项的、也有未收到款项的，当天交货、收款数额相当的只有“2014年11月19日货值13419元、实付款13400元”和“2014年12月1日货值14200元、实付款14200元”这两笔交易，其他均不一致且有差额。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其陈述有较大的差错、不能相互印证，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亦不相一致，二被告未如实向一审法院陈述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被告主张其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反映原、被告双方交货、付款以及原告欠其货款事实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被告李桂英、王亚军给对方出具“对己不利的证据”后应穷尽所有措施、提供充分证据来证明己方的主张。被告提出对原告于来庆做测谎检测，原告同意对其测谎鉴定，同时双方也同意测谎鉴定结论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在原、被告双方被一审法院委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院告知“对一方当事人作检测结论准确性较低，双方当事人一同检测准确性较大”的前提下，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被告李桂英、王亚军不申请对自己做测谎检测，应承担不利后果。客观事实具有唯一性。法律事实只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认定”，它是依照法律程序，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案件事实。综合以上各种证据、因素分析和权衡，二被告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根据自己的“记账本”给原告出具的交货、付款明细以及结算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此证据，在被告未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法院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李桂英、王亚军没有法律根据取得诉争款项245750元，造成原告损失，原告有权请求其返还。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其多给付的货款244750元的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被告李桂英、王亚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于来庆款项2447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72元，减半收取计2486元，由被告李桂英、王亚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一审判决程序是否合法；二、一审判决对不当得利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一审判决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注：该条所在章节的名称为“简易程序”）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一审民事案件审理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非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判断。上诉人李桂英、王亚军以一审审理期限过长为由主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存在程序错误，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由审判员一人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一审判决对不当得利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李桂英、王亚军通过与被上诉人于来庆对账，确认了李桂英、王亚军向被上诉人于来庆交付货物的数量、单价，即4575包、71元/包，计算得到货值为324825元，在结算单中李桂英、王亚军同意按照323350元的数额计算货值。而同期于来庆向李桂英、王亚军支付货款合计569100元，超付245750元。对于超付货款部分，李桂英、王亚军不能举证证明已经交付了相应的货物，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构成不当得利，判决李桂英、王亚军按照于来庆主张的数额244750元予以返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桂英、王亚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71元，由上诉人李桂英、王亚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贵孚审判员  温 颖审判员  王子超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刘冬书记员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