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02民初4103号原告：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办事处龙田村加油站旁。法定代表人：韩志兴，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贵州巨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容，贵州巨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刘崛，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重庆市渝北区。被告：深圳市华西工程爆破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建工村保障性住房一期13栋6楼601-610室。法定代表人：张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广东诺万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铜仁市碧江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市府路1号。法定代表人：游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州云，贵州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晨，贵州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一般授权。被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2号。法定代表人：罗世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男，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男，198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原告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公司）与被告刘崛、深圳市华西工程爆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公司）、铜仁市碧江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江城投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滨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被告刘崛、华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碧江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州云、中建一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曹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滨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崛、被告华西公司及中建一局立即支付原告建筑垃圾倾倒费1,370,540元；并从2018年12月25日起以1,370,5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垃圾倾倒费付清为止；2、判令被告城投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2日，因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异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打角冲扶贫安置项目）产生的工程弃渣需要倾倒，于是被告碧江城投公司（该项目的发包方）和被告中建一局（该项目的承包方）找到原告，并与原告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了《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协议约定因打角冲扶贫安置项目产生的废弃土石方运至原告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上木湾弃渣场；被告碧江城投公司按照原告标准支付相关费用，费用另行协商。合同签订后，被告中建一局将打角冲扶贫安置项目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又违法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刘崛进行施工，于是被告刘崛挂靠华西公司对土石方开挖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并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弃渣全部运至原告弃土场。2017年12月20日该工程施工完毕后，被告刘崛、华西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被告共计向原告弃渣场倾倒建筑垃圾27000车，单价170元/车，总价款459万元整，已付100万元，尚欠359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每拖延一天，愿意按照每日万分之二支付利息。并且支付原告因追偿此债务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被告在出具欠条后，陆续向原告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由于被告刘崛、华西公司严重迟于欠条约定时间付款，于是2018年10月4日，被告刘崛再次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承诺尚欠原告的1,370,540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每拖延一天，愿意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并承担原告因追偿债务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时至今日，被告刘崛、华西公司再次违约，为此，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款，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刘崛辩称，1、刘崛是深圳华西公司的员工，不存在挂靠；2、华西公司是有资质的；3、原告诉讼所主张的金额不对，尚欠的费用不到97万元；4、合同不是刘崛签订的，我们只是按照政府的指定，从原则上说刘崛是一个委托支付，刘崛是华西公司员工，不该冻结刘崛的账户，华西公司也不该承担责任。华西公司辩称，1、从原告提供的现有的证据看，尚不能确定原告与被告碧江城投公司、中建一局所签的弃渣意向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单位成立垃圾填埋场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取得许可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华西公司未看到原告有该类许可文件，因而协议效力存疑；2、原告与被告碧江城投公司、中建一局签订的合同即使有效，也与被告华西公司无关，合同具有相对性，也仅约束合同的签署方；况且该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城投公司按原告的标准支付费用，协议的内容也未涉及华西公司的任何权利义务，并且在该协议的签章处有表明施工单位是被告中建一局，所以原告要求华西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3、被告刘崛付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被告华西公司无关，被告华西公司作为国企，任何付款都是通过对公账户转账，被告华西公司与原告从未发生过任何账户和业务往来；4、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欠条中利息的计算提前了，日利息是万分之5，年利率也只有18％，原告却按年利率24％来算，欠条付清的履行日期在2018年12月31日前，但是原告却在2018年12月25日前就开始计算利息。刘崛系华西公司所承包的案涉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土石方开挖、爆破项目负责人。碧江城投公司辩称，1、碧江城投公司不属于合同相对方，不应该是被告；碧江城投公司也未与原告签订真实、明确具体的协议，唯一与原告签订的弃渣意向性协议也只是当时碧江城投公司向铜仁市水务局办理关于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申请才签订的该意向协议，这并不是碧江城投公司与原告约定关于垃圾倾倒费的真实意思，况且弃渣意向性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费用另行协商”，但城投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原告与被告刘崛签订的欠条具体怎么履行碧江城投公司不清楚；碧江城投公司与原告没有签订任何关于垃圾倾倒的协议，也没有另行协商过，该弃渣意向协议未具体履行；原告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碧江城投公司在欠付合同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综上，原告向碧江城投公司主张的利息及相关费用，碧江城投公司均不认可。中建一局辩称，1、中建一局与原告是没有关系的，中建一局质疑合约的真实性，中建一局签订经济合同时不是用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公章，该公章用于经济合同无效；2、中建一局把土石方分包给华西公司，不是违法分包。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5年3月28日，原告为将坐落于铜仁市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村民组集体土地用于倾倒渣土向铜仁市国土资源局碧江分局申请办理临时用地手续。2015年5月14日，铜仁市碧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向原告发出《贵州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通知》（碧发改备案［2015］26号），载明：原告提出的“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弃土场建设项目”备案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根据贵州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的有关规定，已经备案，特此通知。2016年4月6日，铜仁市城市管理局向铜仁市国土局碧江分局发出《铜仁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办理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临时弃土场有关审批手续的函》（铜城管函［2016］44号），载明：为进一步规范城区建筑渣土的处置，促进城区各项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特函请贵局依法办理碧江区芭蕉村上木湾弃土场相关审批手续。2016年4月14日，《铜仁市国土资源局碧江分局关于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临时用地的批复》（碧国土资发［2016］50号），载明：“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你司报来《临时用地申请》及附件收悉，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同意办理临时用地收悉。现批复如下……”。2017年8月2日，被告碧江城投公司（甲方）与原告滨江公司（乙方）签订《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甲方委托乙方对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建设工程中产生的弃方89.31万ｍ3运至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纠纷，现协议如下：一、乙方同意在贵州省碧江区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产生的弃方运至乙方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二、乙方提供的弃渣场应当符合当地政府要求，且必须保障其合法性。…四、甲方按乙方标准支付相关费用，费用另行协商。合同尾页甲方处加盖了碧江城投公司的公章，乙方处加盖原告公司印章及罗开明签字。施工单位：加盖了“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Ｂ01Ｃ07／0856／17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章。被告华西公司系案涉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分承包人。华西公司在该项目的负责人刘崛将项目产生的弃渣运送至原告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被告刘崛于2017年12月11日向原告支付100万元；2017年12月20日，刘崛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载明：因刘崛即华西公司负责的打角冲易地扶贫安置点项目在滨江公司芭蕉渣土场倾倒建筑垃圾所产生27000车费用，单价170元/车，总价款459万元整，已付100万元，尚欠359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之后所产生的实际倾倒费用同时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每拖延一天，愿意按照每日万分之二支付利息。债权人因为追偿此债务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或者其他损失，由债务人承担。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特立此据！欠款人处有刘崛的签名并加盖了“深圳市华西工程爆破有限公司大角冲安置点异地扶贫搬迁场平工程项目部非合同专用章”，该项目章上还备注有“出具承诺、借款、担保及签订合同无效”。2017年12月28日，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50万元；2018年2月13日，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100万元（分两笔支付，每笔50万元）；2018年8月18日，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5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8年10月24日，刘崛再次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载明：因刘崛负责的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异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在滨江公司芭蕉渣土场倾倒建筑垃圾所产生27000车费用，单价170元/车，总价款459万元整，已付300万元，尚欠1,370,540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每拖延一天，愿意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债权人因为追偿此债务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或者其他损失，由债务人承担。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特立此据！欠款人处有刘崛的签名。欠条下方附有刘崛工程项目结算明细表，载明共用渣土票票27000张，按170元/张合计4,590,000元，已付3,000,000元，合计1,590,000元，退回渣土票票938张，合计159,460元，扣件垫资供柴油60,000元，欠款未付合计1,370,540元。2019年2月3日，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18万元；2019年3月7日，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22万元，合计40万元。另查明，2017年8月23日，在贵州中水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给铜仁市水务局的《关于报送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意见的报告》（黔中水铜办咨［2018］4号）的附件中明确载明“本项目弃渣大，业主需严格按照指定的渣场--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进行堆放，严禁乱堆乱弃。”。铜仁市水务局关于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中亦明确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指定的专门场地。原告滨江汽车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渣土填埋在内。原告在本案起诉前向本院申请诉前保全，产生诉讼保全案件受理费5,000元、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出保险费2,880元、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50,000元。关于案涉《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对协议双方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及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规定，案涉《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虽然签订主体明确，但该协议对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基本合同条款均未明确约定，该协议实际应系碧江城投公司为完善水土保持方案拟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意向，该意向无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内容等，碧江城投公司亦无受该意向约束的意思表示，因此，该意向不构成要约，原告同意案涉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运至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亦不构成承诺，故，原告与城投公司的合同关系尚未成立。案涉《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尚未建立原告与城投公司之间合同关系，对原告及碧江城投公司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中建一局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刘崛就工程弃渣倾倒事宜与原告所形成的合同关系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碧江城投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支付建筑垃圾倾倒费及利息。综上，原告向被告碧江城投公司、中建一局主张渣土倾倒费及利息的支付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渣土填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原告的经营范围来看其可以从事渣土填埋等经营业务，结合原告提交《贵州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通知》（碧发改备案［2015］26号）、《铜仁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办理碧江区滑石乡芭蕉村临时弃土场有关审批手续的函》（铜城管函［2016］44号）、《铜仁市国土资源局碧江分局关于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临时用地的批复》（碧国土资发［2016］50号）可知，案涉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系经相关部门依法审批通过合法建设的弃渣场；原告方作为该弃渣场的权利人，有权就倒入弃渣场内的工程弃渣向合同相对方收取相应的渣土倾倒费用。从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案涉《碧江区灯塔街道打角冲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弃渣意向协议》签订后，被告中建一局将打角冲扶贫安置项目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又违法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刘崛进行施工，于是被告刘崛挂靠华西公司对土石方开挖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并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弃渣全部运至原告弃土场的内容看，案涉工程渣土填埋合同关系成立时，原告已知刘崛系挂靠华西公司，华西公司不存在当然的授权刘崛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刘崛亦不享有对华西公司的代理权，而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刘崛协商工程弃渣倾倒事宜时，刘崛出具了的华西公司的相应授权委托手续，亦未向华西公司查证刘崛的是否有华西公司授权之情况，原告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存在过失，缺乏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系善意无过失之要件，故，刘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工程渣土填埋合同关系对华西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刘崛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欠条》虽然盖有“深圳市华西工程爆破有限公司大角冲安置点异地扶贫搬迁场平工程项目部非合同专用章”，但该印章上还同时备注有“出具承诺、借款、担保及签订合同无效”，故，该欠条加盖“深圳市华西工程爆破有限公司大角冲安置点异地扶贫搬迁场平工程项目部非合同专用章”并不构成华西公司对案涉刘崛的行为的追认。因此，刘崛的行为无华西公司的授权亦无华西公司的事后追认，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刘崛与原告协商弃渣倾倒事宜并形成合同关系应系其个人行为，该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应由刘崛承受。原告与刘崛就工程弃渣倾倒事宜所形成的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刘崛将被告华西公司所承包的项目所产生的渣土运送至原告的滑石乡芭蕉村上木弯弃渣场，并向原告两次出具《欠条》对渣土倾倒的数量及价款进行了确认结算同时承诺了付款的期限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截止2019年3月7日，刘崛仅向原告支付340万元，尚欠原告工程弃渣（建筑垃圾）倾倒费970,540元未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刘崛理应向原告支付尚欠的建筑垃圾倾倒费及利息。鉴于刘崛于2018年10月24日所出具的《欠条》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承诺并结合刘崛分别于2019年2月3日、2019年3月7日向原告支付18万元、22万元的情况，被告刘崛应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应当分段计算，其中，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的利息为23,299.18元（1,370,540元×0.5‰×34天），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的利息为18,453.37元（1,190,540元×0.5‰×31天），2019年3月8日之后的利息应以970,54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本院支持由被告刘崛向原告支付970,540元及利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利息为41,752.55元，从2019年3月8日起，以970,54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刘崛支付律师费50,000元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交支付律师费的发票，能够证明律师费50,000元已实际发生，故，原告要求被告刘崛支付律师费50,000元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支持由被告刘崛支付原告建筑垃圾倾倒费970,540元及利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利息为41,752.55元，从2019年3月8日起，以970,54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并支持被告刘崛支付原告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华西公司、中建一局公司支付上述建筑垃圾倾倒费及利息以及要求碧江城投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筑垃圾倾倒费970,540元及利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利息为41,752.55元，从2019年3月8日起，以970,54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刘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三、驳回原告铜仁市碧江区滨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19,356元，已减半收取计9,6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678元，由被告刘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永新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龙仲夏书记员刘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