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民终1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超相，男，1965年11月12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红平，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贯，系罗超相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贺州市平桂区西湾街道西发街111号。 法定代表人：巫赞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超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超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红平、谢玉贯，被上诉人恒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超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4211245.91元收益款给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反诉费、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错误部分。(一）一审判决遗漏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事实。1.被上诉人负责收取十五沟的收益（收益主要系对各矿点销售的矿石收取5元/吨的管理费)。2.被上诉人收取的管理费由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3.2017年10月，被上诉人收回了对十五沟的管理权。上述三个事实，有（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桂11民终763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4.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十五沟矿场由矿长何凌波负责管理矿山，其每个月工资由上诉人支付。2019年4月被上诉人更换了矿长。此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时已经确认，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在负责矿山管理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矿山发生多次违法开采、越界开采以及违规使用爆炸物的事件，导致被告恒兴公司多次受到行政部门的处罚和责令整改”。一审对上述事实认定是错误的。1.2017年10月前上诉人参与十五沟矿山管理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2.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认定违背客观事实。3.2017年10月后至今，被上诉人全部收回十五沟矿山管理权，上诉人已经无法参与任何管理了，只是双方结算按照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至2017年12月。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多次违法开采及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5元/吨进行分配的诉讼请求。(一）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证据：1.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与各矿点签订的《石场出租合同》证明，各个矿点按5元/吨支付管理费，其它一切费用自行承担。该证据没有任何一方有异议，一审法院也认定该事实。但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认定的事实在判决理由时又否定自己认定的事实。2.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提交（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桂11民终763号民事判决，两级法院的判决也确认被上诉人收取的管理费由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但一审法院自己曾经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同一事件的判决认定时又否定了自己本院和上级法院认定的事实。3.为了证明上述事实，上诉人也提交十五沟采矿点7、8、1+1、9号矿点的证明，证明税费、服务费等开支都是由各个分摊承担。但，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要求按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明显不符合事实。4.实际上双方2017年12月前的收益一直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占股比例直接对各矿点矿主向恒兴公司支付的5元/吨管理费进行分配，双方当事人一直遵守这个分配惯例和获利原则，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是双方对利益分配的一致约定。5.双方2017年12月前的每次收益分配共同结算依据总收入后则按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恒兴公司根本不需要承担额外的相关服务费、营业税、行政处罚费、项目支出等费用，这些费用全部是转由各矿点承包人自己负担，也就是被上诉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实际开支成本。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核实是被上诉人没有依据恒兴公司与各矿点签订的协议去扣除各矿点应交其承担部分。被上诉人应依据恒兴公司与各矿点签订的协议约定，货款到了恒兴公司，恒兴公司扣除5元/吨管理费再扣除矿点承担费用在返还各矿点应得货款，如恒兴公司不按照上述约定扣除相关费用其应向合伙人承担责任。(二）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应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管理费。而且，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的责任，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具有关联性，有证明力，完全达到证明目的，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的要求。三、关于反诉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但原告拒绝到会，导致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见判决书第11页顺数第六行），该认定事实错误。1.虽然上诉人在会议当日出差，但己派上诉人妻子到被上诉人公司参加此次会议，而且上诉人妻子取得上诉人特别授权并一直在双方长期合作中作为实际管理参与者，所以其参会身份并无不当，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诉人拒绝协商解决，反而是被上诉人态度傲慢，一直不予配合，多次拒绝与上诉人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2.被上诉人召开的会议内容1-5项内容都有恒兴公司与各矿点签订协议书，已经协议解决问题，如各矿点欠费完全可以在销售的货款中扣除（各矿点的以恒兴公司名义销售矿石且货款支付到恒兴公司账户，恒兴公司扣除相关费用再支付给各矿点）。第6项内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管理费。第7项内容，2016年恒兴公司已经提交整合矿山的材料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本纠纷未判决的情况下，上诉人为配合政府整合矿山已经缴纳十五沟采矿权整合所应该缴纳的费用4435000元。3.《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何种情形下召开会议，如果按照一审的认定，被上诉人依据十五沟采矿权登记在其名下的优势，可以天天发通知给上诉人召开会议，结果可想而知。4.“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系一审判决的主观判断,认定法律事实应该依据证据进行陈述事实，而非法官的主观结论。(二）本合同纠纷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没有迟延履行债务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行为。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致使对方订立合同目的落空，没有继续履行的意义，这种情况其实质都是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均构成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就已经履行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2018年1月至今，被上诉人不愿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分配管理费给上诉人而引发诉讼，被上诉人是违约方，上诉人是非违约方。2.《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后半部分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如拒绝履行、不完全履行、不适当履行等也可能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非违约方只要能证明因对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法律也赋予他合同解除权可以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上诉人哪一项具体职责，自2015年4月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来，如果需要上诉人办理十五沟采矿权的事情都必须经过恒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才到恒兴公司盖章后才去办事。2017年10月后，恒兴公司就不在委托上诉人办事了。3.《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是通过收取各矿点5元/吨按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分配。管理矿山必须有安全员资格人员才能担任，因此聘请安全员管理矿山。2017年9月至今近两年时间里,十五沟矿山继续开采，开采数量比2015年2016年2017年还多，管理费收入也比过去合作三年中任何一年还多，《股权转让协议》目的并没有落空。(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责任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符合法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错误。1.一审认为上诉人“4月22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并追加冻结被告对公账户内的存款310万元，完全没有考虑因此给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障碍和不利影响”。首先，上诉人2019年4月10日多次与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联系沟通，希望互谅互让，共同做好整合矿山工作。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来到贺州又拒绝商量。其次，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是法律赋予上诉人的权利。第三，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后，本案主办人明确告知该对公账户除原来冻结的100多万元外在多8元，没有其它资金了。第四，上诉人申请冻结的款项是合伙经营十五沟采矿权所属的款项中属于自己那部分收益，相当于上诉人申请法院冻结上诉人自己的款项。第五，上诉人冻结该账户资金是确定的并不是冻结账户，只要恒兴公司把合伙经营十五沟采矿权所的款项中属于上诉人那部分收益留在该账户，该账户正常运作没有任何影响。第六，一个公司只有一个基本账户，可以开设无数个公账，这也是常识。第七，被上诉人不诚实守信将合伙经营收入储存在银行，而是挪用、擅自转移合伙经营收入。2.一审认为“丧失合伙经营获利的基础”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管理费分配方式纠纷，但2017年10月至今矿山继续开采，开采数量比2015年2016年2017年还多，收取的管理费达5129521.55元，管理费收入也比过去合作三年中任何一年还多，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平桂区国土局十五沟采矿区的销售矿石的数据予以证实。但一审判决未认定上述事实。3.一审法院认为“造成这一结果，与原告不正当履行职责和义务有关，也与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有关”，与事实不符，自2017年10月被上诉人不再委托上诉人参与管理后，十五沟采矿区的收入全部由被上诉人掌控，矿长也是恒兴公司聘请，各个矿点按照与恒兴公司签订协议接受恒兴公司管理，2018年4月上诉人的矿点请求被上诉人申请爆破，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被迫停工至今。2018年至今上诉人在没有获得应分配管理费的情况下，为了十五沟采矿区能够正常有序采矿，支付了矿长何凌波的工资，为配合政府整合十五沟采矿区的400多万元也是上诉人支付给融和公司的，上诉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整个矿区的利益以及积极响应配合市委市政府的政策要求，在被上诉人拒绝分配管理费情况下为了十五沟采矿区将来先垫付上述的费用，一审判决却认为上诉人系不正当履行职责和义务，属认定错误。4.2017年10月至今，上诉人没有根本违约的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协议生效后，矿山由双方共同管理，所有的权益、义务、责任都由双方共同承担”。2017年10月前，十五沟矿场双方这样管理：被上诉人同意委托上诉人去办事的时候出具恒兴公司的委托书，上诉人就去办理并完成工作，聘请矿长管理矿山，收入由被上诉人管理。2017年10月后被上诉人根本不出具委托书给上诉人去处理十五沟办理任何事情，而且上诉人是占75%份额的合伙人请求占25%份额的被上诉人出具委托书办理爆破手续，被上诉人都不出具。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正当履行职责和义务完全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错误，《股权转让协议》根本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四、一审判决程序诸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一）2019年4月28日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冻结被申请人银行账户资金3100000元，而非冻结被上诉人的账户。(二）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63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送达给上诉人后才将《价格认证结论书》送达给上诉人,程序违法。(三）被上诉人提出解封后一审法院同意该申请并作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63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2019年7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复议，一审法院维持（2019)桂1103民初63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但审判员仍然为同一人，没有进行回避。(四）一审将本案本诉与反诉合同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性质不同，在庭审时，审判长就进行司法释明，询问上诉人第一个诉讼请求的真实意思，上诉人明确表示就本案而言继续履行合同就是要求被上诉人按照约定比例支付管理费。上诉人的本诉是给付之诉，被上诉人的反诉是确认之诉，请求基础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五）被上诉人的反诉违反了“一事不二诉”的原则。被上诉人就通知开一个会，上诉人也委派上诉人妻子参加。开会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新情况，也不是法定规定的新情况，属“一事二诉”，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恒兴公司辩称，1、本案不违反一事二诉原则。被上诉人反诉是基于新的客观事实和证据材料所提出的反诉。与本诉原告所提交的诉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关联性和覆盖性，符合反诉的法律规定。上诉方主张反诉违反民事一事二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2、双方没有就2019年之前的矿山收入进行结算。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电话、发函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对矿山的结算等事宜召开会议，但是上诉人拒绝参加，导致结算不能进行。双方结算的权利基础必须要以公司和各个矿点之间的结算完毕为要件。但基于各个矿点之间因为税收拖欠的税款、公司所垫付的款项未与公司结算完毕。因此存在不能结算的客观事实。由于双方未进行结算，不具备进行收益分配的前提条件。不能够以上诉人所主张的过磅单数据的每吨5元作为双方在合作期间分红的依据。上诉人在管理矿山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行为，造成被相应的行政机关罚款，停产整顿的事实，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对停产期间的损失及责任承担问题，也应当列进结算的范畴。因此对于双方的结算，双方在没有签字确认统一结算之前，被上诉人认为应当由双方另行结算或者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结算。而不能以单纯的过磅数量作为结算的依据。4、上诉人进行矿产整合并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将整合的公司股东登记为其个人，将恒兴公司不列入整合公司的股东名单。使得恒兴公司丧失了整合之后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包括关键的决策权。同时在整合过程当中，上诉人将整合的矿区范围绝大部分都划给了被整合的其他公司和原来不是整合公司的三个主体，严重地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根据整合矿区的范围确定。恒兴公司原矿区不变，而其他整合的矿点，包括新进来的整合主体的矿区范围，比恒兴公司的勘查面积大得多，所获取的利益也比恒兴公司大的多，而对于矿价款的交付，则采取了平均分摊的形式。明显不符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也充分的说明了上诉方在矿山整合过程中有严重损害被上诉方合法权益，导致双方不能够继续合作的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罗超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原、被告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黄田里宁横窝石马大理石矿采矿权收益款4211245.91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恒兴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被告与原告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里宁横窝石马大理石矿的采矿权证（许可证号：C4511002011047130114929）持有人是本案被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业产品有限公司，该公司除持有黄田里宁横窝石马大理石矿的采矿权，从事大理石矿露天开采外，还从事重钙粉体生产加工和货物运输等业务。2015年4月1日，以被告恒兴矿产品公司为甲方，原告罗超相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就黄田里宁横窝石马大理石矿（又称“十五沟”）的矿权转让作如下约定：一、双方同意黄田里宁横窝石马大理石矿100%矿权作价200万元；二、甲方将十五沟矿权75%的股份（即150万元）及该股份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四、双方签字，协议生效，乙方支付人民币150万元到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先付80万元，余下70万元在三个月内付清，甲方配合乙方把相应的股权转到乙方指定公司；五、股权转让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税费等均与乙方无关；六、协议生效后，矿山由双方共同管理，所有权益、义务、责任都由双方共同承担……。签订协议后，原告按约定将转让费150万元支付给被告，并开始以恒兴公司的名义对十五沟各采矿点的采矿工作进行管理。 十五沟共包含十个采矿点，由原、被告共同聘请矿长以恒兴公司的名义对各矿点的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其中1号矿点是被告恒兴公司自己开采的矿点，11号矿点是原告自己开采的矿点，其余矿点由其他的老板各自开采。各矿点自行组织生产，自负盈亏，但采矿需要进行的爆破作业，统一由恒兴公司委托专业爆破公司进行爆破，费用由恒兴公司向专业爆破公司支付后，再向各矿点收取。其他涉及整个矿区共同的费用，亦由各矿点分摊。各矿点统一以恒兴公司的名义销售矿石，销售矿石的货款全部通过恒兴公司的银行账户进出，恒兴公司按各矿点销售的矿石数量，按5元/吨的标准向各矿点收取管理费，作为恒兴公司为各矿点提供管理和服务收取的费用。 原告罗超相自从以恒兴公司名义负责管理十五沟矿山经营后的头两年，与被告的合作还算顺利，双方2017年12月之前获得的收益已分配完毕。但是，原告在负责矿山管理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矿山发生多次违法开采、越界开采以及违规使用爆炸物品的事件，导致被告恒兴公司多次受到行政部门的处罚和责令整改。另外，被告认为原告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随意将禁采区划分给他人开采矿石并从中获取不当利益，认为原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恒兴公司的利益，而且可能会给恒兴公司造成严重的后果。被告同时还认为2017年政府整合矿山时，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擅自以恒兴公司的名义参与对十四沟、十五沟矿山的整合工作，在与周边矿山业主进行协商整合的过程中严重损害了恒兴公司的利益，导致恒兴公司的采矿点面临被他人的矿点围堵、吞并甚至采矿权完全丧失的可能。被告因此对原告的行为意见极大，从2018年1月份起便取消了原告以恒兴公司名义行使对十五沟矿山的管理权，收回了原告保管的恒兴公司的印章，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2018年4月27日，原告罗超相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被告恒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确认其对十五沟矿山享有75%的采矿权份额，要求被告恒兴公司履行将十五沟矿山75%股权登记到原告名下的义务，要求被告履行提供印章给原告办理十五沟报批手续的义务，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18年4月16日止的收益款1112919.25元及利息，并且向该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告恒兴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被告恒兴公司提出反诉，并提交了在原告管理“十五沟”矿山期间恒兴公司因“十五沟”矿山的问题多次被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证据材料，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5日，该院作出（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被告恒兴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1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11民终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应分得的利润4211245.91元，并申请追加冻结被告对公账户内的存款310万元。2019年5月23日，被告以恒兴公司的名义通知原告于2019年5月26日召开合作人会议，讨论：1.矿山发生多次违规开采导致整个矿区被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整改造成损失的责任问题；2.多次被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问题；3.恒兴公司矿山管理人员工资报酬问题；4.拖欠管理费、炸药款、税款及责任主体问题；5.采矿许可证迟延领取造成损失及责任主体问题；6.结算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分配问题；7.矿山整合的主体问题；8.其他。被告通过向原告发送微信以及邮政快递方式通知原告到会，但原告拒绝到会，导致上述问题无法通过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恒兴公司按每吨矿石5元收取的管理费能否直接按原、被告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2.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继续履行还是解除？3.被告提出的反诉是否违反“一事不二诉”原则？ 一、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9）桂11民终3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该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被告恒兴公司对“十五沟”矿山管理项目通过转让份额的形式与原告合伙经营，双方事实上成立的是合伙关系。原、被告虽然在该协议中约定原告占十五沟“股权”的75%，被告占25%，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按该比例直接对十五沟各采矿点业主向恒兴公司支付的5元/吨管理费进行分配。原、被告通过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对十五沟矿山进行管理，各矿点业主按矿石销售量向恒兴公司支付的管理费，属于原、被告在该项目的共同收入，而双方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相关的服务费、营业税和所得税、以及被行政部门处罚产生的费用，属于该项目的支出。在双方尚未经过共同结算的情况下，不能够只要求分配收入而不承担成本费用。因此，原告主张按双方所占“股权”的比例直接分配按矿石销量计收的5元/吨的管理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必须经过结算，扣除相关的税、费之后，才能按该比例分配或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收益款4211245.9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将原本属其独自经营的管理十五沟矿山并从中获得5元/吨管理费收益的项目分割出一部分份额转让给原告，原告出资后与被告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负盈亏，双方实质上就形成了合伙关系，双方合伙经营的项目只占被告恒兴公司经营的各项业务中的一部分。但是，在原、被告合伙经营过程中，由于双方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产生严重分歧和矛盾冲突。原告在2018年4月27日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冻结被告的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00多万元，该案经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4月1日作出二审判决后，原告于4月22日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加冻结被告对公账户内的存款310万元，完全没有考虑因此给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的障碍和不利影响。原告拒不接受被告发出的会议通知，拒绝与被告讨论解决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证明双方已经无法再继续共同协商、共同经营、共同管理企业。以上事实证明原、被告之间产生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甚至激化的地步，双方已经完全丧失了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合伙关系，丧失了合伙经营共同获利的基础。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共同管理、共担责任”的条款已经无法再继续履行，导致双方当事人均不能通过合伙共同经营实现共同盈利的合同目的。造成这一结果，与原告不正当履行职责和义务有关，也与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有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被告有权提出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因此，对被告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予以支持。 三、关于被告提出的反诉是否违反“一事不二诉”原则的问题。虽然（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桂11民终3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被告提出的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但由于原、被告数年来矛盾持续不断，而且日趋激化，双方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合伙关系，完全丧失了合伙经营共同获利的基础，持续发展的矛盾将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此种情形属于出现新的情况。被告因此提出反诉，不违反“一事不二诉”原则，且反诉请求与本诉中原告提出的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属于同一诉讼标的，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对被告提出的反诉予以合并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罗超相要求被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支付收益款4211245.91元的诉讼请求。二、解除反诉原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罗超相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案件受理费406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5758元由原告罗超相负担；反诉费40658元由被告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罗超相提出一审对事实的认定中遗漏认定与本案有关联的部分事实。遗漏认定的事实主要有：1、被上诉人恒兴公司负责向各矿点收取每吨5元的管理费作为双方按协议进行分配的收益；2、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每吨5元的管理费收益按上诉人占75%、被上诉人占25%的比例进行分配；3、自2017年10月起，被上诉人已收回对十五沟矿场的管理权；4、2018年1月起至2019年4月，十五沟矿场由被上诉人聘请矿长何凌波负责管理，矿长的每月工资均由上诉人支付，2019年4月被上诉人又更换了矿长。对于以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一审未予以认定。 上诉人罗超相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负责矿山管理的过程中因管理不善，矿山发生多次违法开采、越界开采以及违规使用爆炸物品的事件，导致被告恒兴公司多次受到行政部门的处罚和责令整改。”的事实提出了异议。上诉人认为：1、2017年10月前上诉人参与矿山管理期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2、一审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部分事实；3、一审没有证据认定违法开采的次数、如何越界开采、被什么行政部门处罚和责令整改等事实。一审认定的该部分事实纯属主观臆断。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期间上诉人罗超相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录音光碟及短信截图。拟证明（1）2019年4月罗超相与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巫赞民沟通协商十五沟采矿权整合等事项；（2）2019年5月26日恒兴公司召开矿山合作人会议时罗超相妻子谢玉贯参加了会议。 证据2、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拟证明李燕兰、何香玲是恒兴公司的财务人员。 证据3、谢玉贯与李燕兰、何香玲商量用恒兴公司公章办理相关事项的微信截屏。拟证明恒兴公司的公章一直有专人管理，办理十五沟采矿权相关事宜需要加盖公章时必须向恒兴公司申请获得同意后才能使用。 证据4、恒兴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向下属各矿点发出的《通知》。拟证明（1）自2017年10月15日开始恒兴公司已经全部接管矿山，不再让合作方罗超相参与管理；（2）十五沟采矿权的炸材、税款、服务费均由各挂靠矿点承担，恒兴公司不承担十五沟采矿权的任何税费。 证据5、恒兴公司与下属其中之一矿点承租人签订的《石场租赁合同》1份、《十五沟采矿权的微信群》截图9页、贺州市平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4月8日作出的（平）安监管罚【2018】11号、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各1份。拟证明十五沟采矿权范围发生的罚款、职业病危害监测费、炸药费、保险费、税费等所有费用均是由各矿点承担，恒兴公司不承担任何税费。 证据6、《采矿权价款预缴协议书》、罗超相于2016年8月17日转账支付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采矿权价款72万元的银行凭证和发票、十五沟矿各开采工作面关于预交2018年度采矿权价款的《会议记录》以及各矿点（即工作面）转款记录、罗超相经手于2017年12月11日将采矿权价款479844元转账支付的银行凭证及发票等。拟证明十五沟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土地复垦费等均是由各矿点（即工作面）出资由罗超相负责收集并以恒兴公司名义交缴给贺州市国土资源局，恒兴公司不承担十五沟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税费、土地复垦费等任何费用。 证据7、十五沟矿缴纳植被恢复费的《发票》及银行转账流水、《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及发票等。拟证明十五沟采矿权植被恢复费及复垦费等均是由各采矿点承担支付。 证据8、贺州市政府2017年5月10日下发的贺政函【2017】107号关于贺州市平桂区大理石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主体名单（第四批）的《确认批复》、《关于成立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的决定》、关于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作为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的《申请书》、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确认书》、罗超相关于恒兴公司参与矿区整合而向恒兴公司作出有关事项的《承诺书》。拟证明恒兴公司同意按贺州市政府文件要求参加矿山整合。 证据9、融和公司与贺州市自然资源局2019年5月14日签订的《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协议出让合同》、交付整合后采矿权价款的《发票》、融和公司出具收取罗超相经手交付恒兴公司原十五沟采矿权应付的整合后采矿权价款及费用443.5万元的《收条》。拟证明恒兴公司十五沟采矿权根据贺州市政府人民政府整合矿山的要求整合进入融和公司后，罗超相已按各参与整合方应摊分承担的新采矿权价款及费用缴纳了443.5万元给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证据10：恒兴公司法人代表巫赞民2017年10月9日出具全权委托古文新代为行使管理公司权利的《委托书》、恒兴公司2017年10月20日授权委托古文新负责办理该公司工程爆破业务手续的《委托证明》、《聘请书》以及古文新的《身份证复印件》、恒兴公司2017年10月9日作出终止授权罗超相、何凌波有关公司业务委托的《声明》。拟证明2017年10月9日起恒兴公司已收回罗超相、何凌波对十五沟矿的管理权并开始自行管理矿山。 证据11：恒兴公司出租下属矿点开采经营权的《石场租赁合同》1份以及各矿点交纳部分费用的银行流水。拟证明（1）恒兴公司十五沟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土地复垦费用等由各矿点出资以恒兴公司名义通过罗超相妻子谢玉贯的银行账户转交给贺州市国土资源局；（2）恒兴公司不承担十五沟采矿权的税费、土地复垦费、采矿权价款等任何费用。 证据12：融和公司2019年12月12日第一次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贺州市自然资源局2019年11月11日核发的《采矿权许可证》。拟证明（1）2019年10月底，恒兴公司将十五沟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采矿权交还给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之后，原十五沟的采矿权已按照政府规定整合进入融和公司，2019年12月12日罗超相参加了融和公司召开的第一次股东会议，该次股东会议形成了《股东会决议》，罗超相代表十五沟采矿权的75%，恒兴公司占十五沟采矿权的25%；（2）罗超相与恒兴公司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法定解除条件。 证据13：恒兴公司原十五沟《采矿权许可证》。拟证明2014年4月十五沟采矿权生产规模只有2.29万立方米/年，2015年4月1日起罗超相与恒兴公司合作后，经过罗超相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十五沟采矿权生产规模已达14.81万立方米/年。 证据14：2018年11月3日恒兴公司发给下属各经营矿点的交费《通知》、罗超相自营矿点交付押金以及陈画经营矿点所交押金的收据、罗超相妻子谢玉贯的银行流水明细2页（恒兴公司将矿点经营风险押金退还至谢玉贯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及收据。拟证明：恒兴公司预先向各矿点收取了押金，如下属矿点不缴清税费则先从矿点在恒兴公司账户的货款中首先扣除，货款不足以扣缴则从押金中扣除，如矿点不缴足税、费等，恒兴公司还可以对矿点作停卡处理，矿点被停卡后则无法经营。 证据15：《矿山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导意见书》。拟证明2017年10月恒兴公司全面接管矿山后，2018年4月14日恒兴公司自行开采的1号点存在越界开采现象也一并被检查机构提出书面整改意见。 被上诉人恒兴公司对上诉人罗超相存有异议的事实以及二审证据的质证意见：（一）对于一审是否遗漏认定部分事实的问题。1、一审没有认定的该部分事实与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不矛盾，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和在之前双方发生纠纷的（2018）桂1103民初763号案件中所陈述的意见是一样的，对于协议约定的每吨5元管理费用按比例进行分配，被上诉方从未否认。但该5元管理费要经过各个矿点全部交纳上来并扣除各个矿点由恒兴公司代垫支付的费用成本，进行结算之后才能够进行分配的。各个矿点所应分摊的采矿权价款、税款以及其他费用都是先由恒兴公司向相关部门缴纳，然后由各矿点向恒兴公司补齐。当各个矿点没有及时将款项转回给恒兴公司时，公司无法与罗超相进行分配。其次收购各矿点矿石原料的买方有时是以承兑汇票付款或者现款给付的，也导致出现恒兴公司应收各个矿点的款项没有到账的客观事实。直到2019年双方之间没有能够进行结算的另一个原因是停工期间原来承包矿点的经营方没有到恒兴公司进行结算，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无法结算。恒兴公司在没有收到各个矿点交付的相应款项之前，没有义务将每吨5元的管理费按比例分配给上诉人。2、关于上诉人罗超相违规开采问题。在前述763号案件诉讼时，被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供安监、公安、国土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停止爆炸物品使用的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在本案一审当中也已举证说明在763号诉讼中已经提交过请求一审法院直接调取。这些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已经被763号案件所吸收。3、关于是否违规开采的问题。最近有个新的行政判决可以证实，上诉人所开采的11号矿点存在在禁采区违规开采行为。（二）关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形成的新证据，其余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对证据1，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不能证实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无法证实罗超相与恒兴公司法人代表巫赞民协商过采矿权整合事宜，即使协商过也不存在协商结果。恒兴公司只与罗超相存在合作关系，与谢玉贯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谢玉贯没有出示合法委托手续就不具备参加当事人之间相关会议的资格。对于证据2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何香玲是恒兴公司的财务人员，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微信截屏等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正是因为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部分知晓罗超相在管理矿山工作当中多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之后才决定另行委托他人来管理公司的。对证据5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够证实上诉人的主张。对于上诉人要求分配每吨5元价款管理费，上诉人以为只要按照合伙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即可，但除了因各个采矿人未能及时补回恒兴公司所垫付的采矿权价款、税款等其他经营成本导致无法进行结算的事实。且在前述763号案件我方提交的2018年1月份的结算清单当中，双方当事人就曾一致签字确认有一系列扣减项目的罗列即可说明双方的结算并不仅仅是以过磅单的数据按每吨5元简单计算得出可以分配的合作份额。对此在763号案件当中也已经被确认，上诉人在本案当中也提供了该部分证据材料。2018年1月29号结算清单是对之前的分配款进行结算的数据，其中有相当多的扣减项目，这就充分说明双方的结算必须要经过双方确认以后方能得出可分配的数额。对证据5当中的微信截图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不予认可。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异议，该处罚决定书也证实了由于上诉人在管理矿山当中将禁采区给他人开采或者自己开采导致被行政处罚的客观事实存在，严重损害了恒兴公司的利益。其次，行政处罚书中被处罚主体和款项交付义务人都是恒兴公司，公司先行垫付的，在双方结算过程中也应当结合垫付的款项数额及最终承担的主体，最后才能进行总结算。证据6是在整合之前合作期间的矿权价款缴款协议书，对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当中的会议记录不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结算完毕的事实。按照各个矿点与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约定，相关的矿点的生产经营成本是由矿点经营主体最终承担的。但对外都是以恒兴公司先行垫付的，所以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各个矿点没有将应当承担的款项交还给恒兴公司，必须要以各个矿点已经支付完毕公司垫付款项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结算作为前提要件。否则如果恒兴公司先行将上诉人的75%份额按照过磅单的数额计算分配收益支付给上诉人的话，必然导致恒兴公司的损失。所以对各个矿点应付款项的追缴义务以及法律后果，应当由双方当事人来承担。对证据7的意见和证据6的意见一致。在证据7当中的微信截图部分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8的证据在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3当中已经提供过。对其他证据材料证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恒兴公司是同意政府关于矿山整合这一政策的。整合的主体包括政府批复的原三家公司。但由于恒兴公司对整合协议书中的矿区范围不认可，所以公司最终没有盖章确认。因为矿区采矿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其他义务的承担严重的损害恒兴公司的利益。例如整合主体融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恒兴公司并不在整合公司后的股东名单之内，而变成了上诉人个人。同时还出现了不是整合主体的案外人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另又将原在恒兴公司矿区范围的空白地带全部划给了其他主体。对证据9所拟证明的事实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产生争执期间，双方发生诉讼之后，恒兴公司已经与参与整合的另外两个公司明确说明恒兴公司应作为整合后的主体参与矿山整合。所以对于包括矿权价款在内的款项支付情况，被上诉人是不赞同的。我方认为上诉人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需要而交付该费用的，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10的三性没有异议。恒兴公司发现上诉人在矿山管理过程中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做出了纠正。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和对证据5的第一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2，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具有真实性。恒兴公司作为整合后的融和公司主体，没有参与该次会议也充分证明上诉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恒兴公司利益的客观事实。上诉人通过整合成为整合后的融和公司的主体，并参与融和公司股东会议完全排除恒兴公司生产经营决策权，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其之前在整合过程中以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的整合主所签订的一切法律文书，恒兴公司均不予认可，并保留后续通过法律程序救济的权利。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所需要证明的事实。因为2014年和2016年的采矿协议，调整后的矿区面积范围没有任何变化，都是0.1636平方公里，它是根据开采公司申请经过设计部门重新设计再调整，矿山的开采有一个程序，每一年的开采量可进行调整，并不是因为罗超相的行为而使公司获取利益。证据14，对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足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矿点的押金是每个矿点经营者都需要交的，这些矿点所交押金数额远不足以抵扣欠缴的税费，所交押金在恒兴公司先行扣除后不足以交税或者其他成本，各矿点的销售回款没有全部进入恒兴公司账户，购货方有的直接支付货款给矿点经营主体，包括转账支付，承兑汇票支付等。故恒兴公司根本无法与采矿承包经营者进行结算。另外，退还押金时最终也是需要恒兴公司与每个矿点进行最终结算才能得出要补交多少钱？所以不能说有成交就等同于每吨5元钱的管理费用恒兴公司就直接可以收到了。对证据15，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现场检查发现的第一项问题，其实在上诉人所开采的11号矿就是在禁采区。原来在刑事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所侦查的材料已经有反映，禁采区是全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实际上上诉人开采的11号矿点多次越境进行违规开采，导致多次被安监部门和国土资源局停工整改。整改就导致整个矿区所有矿点受牵连，被停工停卡，整顿的期间的也比较长，每一次基本上都在3个月至6个月以上，给其他矿点以及恒兴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恒兴公司二审期间补充提供了有关罗超相控告陈国云、古文新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的卷宗材料复印件（包括从公安机关立案至提议作出起诉意见书程序的全部材料，该部分证据材料在一审法院另案审理的【2018】桂1103民初763号案件中已提交过），拟证明罗超相曾以恒兴公司负责人古文新及他人涉嫌破坏生产经营、敲诈勒索犯罪向公司机关报案后，又进行虚假陈述称古文新想霸占其经营的11号矿点并串通他人敲诈勒索罗超相，导致古文新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虽然最后古文新被认定无犯罪行为，但恒兴公司与罗超相之间因罗超相的失实控告行为产生的矛盾已激化无法调和，故恒兴公司对于公司与罗超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信任基础，协议应予以解除。 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意见，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属实，对于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上诉人提出异议事实以及当事人二审所提供证据的分析认定：1、对于双方存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将在后面的证据分析认证中予以综合认定。2、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中大部分属于一审已经提交过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已举证和质证，但由于一审判决没有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作出认定，故上诉人在二审中再予提供并无不当。综合上诉人的举证主张、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一、二审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1）罗超相受恒兴公司委托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期间，十五沟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土地复垦费等均是由各矿点（即工作面）出资由罗超相负责收集并以恒兴公司名义交缴给贺州市国土资源局，恒兴公司不直接承担任何费用。十五沟采矿权经营期间的各矿点需要的爆破材料、炸药费、应缴税款、税费、服务费等均由各矿点分摊承担。十五沟采矿权范围发生的各类罚款、职业病危害监测费、保险费等费用均由各矿点承担。十五沟采矿权植被恢复费及复垦费等亦是由各采矿点承担支付。恒兴公司下属矿点经营期间均先向恒兴公司交付一定数额的押金，承包或出租经营期届满后再进行结算清理。2015年4月1日起罗超相与恒兴公司签订协议后，在罗超相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期间，十五沟矿的采矿权生产规模逐渐从2.29万立方米/年提高近达14.81万立方米/年。恒兴公司于2017年10月9日以书面形式全权委托古文新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权，收回罗超相、何凌波对十五沟矿的管理权并开始自行管理矿山。随后，罗超相退出对十五沟矿的管理，由恒兴公司自行接管矿山。2017年10月20日恒兴公司正式委派古文新负责管理十五沟矿山。2017年10月恒兴公司全面接管矿山后，2018年4月14日恒兴公司自行开采的1号点存在越界开采现象和与其他个别矿点出现的问题一并被检查机构提出书面整改意见。恒兴公司的公章一直由公司专人管理，罗超相负责管理矿山期间委托其妻子谢玉贯办理十五沟采矿权相关事宜需加盖公章时均先向恒兴公司申请获准方可使用加盖公司印章。（2）根据贺州市政府2017年5月10日下发的贺政函【2017】107号关于贺州市平桂区大理石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主体名单（第四批）的《确认批复》、《关于成立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的决定》、关于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作为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的《申请书》、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确认书》的确认，恒兴公司同意与另两家公司整合为融和公司。2016年11月14日恒兴公司在罗超相作出的《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同意罗超相代表恒兴公司将十五沟矿的采矿权参与融和公司的矿区整合。（3）2019年4月份罗超相曾与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巫赞民沟通协商十五沟采矿权整合等相关事项。2019年5月14日，融和公司与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协议出让合同》，根据该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矿区整合后的融和公司十四沟大理石采矿权出让期限为14.5年，出让总价款为4020万元，分五期交付，第一期102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其余四期自2020年至2023年每年交付750万元。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后，融和公司依约支付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价款1020万元（其中包括罗超相通过其妻子谢玉贯银行账户代恒兴公司原十五沟矿交付应分摊的采矿权价款）给贺州市自然资源局。2019年12月8日，融和公司向罗超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罗超相经手交付恒兴公司原十五沟采矿权应付的整合后采矿权价款及费用共计443.5万元。（4）原十五沟的采矿权按照政府规定整合进入融和公司后，融和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整合后矿区采矿权，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11月11日核发了《采矿权许可证》。（5）2019年12月12日，罗超相作为融和公司的股东参加了融和公司召开的第一次股东会议，该次股东会议形成了《股东会决议》。罗超相在本案中认为其在融和公司的股份是代表原十五沟的采矿权，其中其本人占75%权益，恒兴公司另占25%权益。（6）2019年5月22日恒兴公司向罗超相发出出席会议书面通知，定于2019年5月26日召开矿山合作人会议讨论有关公司经营管理、矿山整合方面的重大事项，恒兴公司召开矿山合作人会议时罗超相妻子谢玉贯代表罗超相参加了该次会议，但恒兴公司对谢玉贯的参会资格不予认可。（7）罗超相自2015年4月1日与恒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协议对价后即负责恒兴公司十五沟矿山的管理，直至2017年10月初。罗超相负责管理恒兴公司十五沟矿山期间，恒兴公司根据各矿点总生产销售量收取的每吨5元管理费，按收取总额扣除每月12000元的主要管理人员费用后，余下的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罗超相占75%、恒兴公司占25%的比例进行了分配，至2017年12月之前的收益已按协议约定分配完毕。另根据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对2018年1月份管理费收入情况进行结算后所列数据证实，该月份账面总收入660555元扣除管理费12000元后，可分配金额为648555元，罗超相应分得486416元，恒兴公司应分得162138元。本案中，上诉人罗超相主张恒兴公司十五沟矿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共出矿1025904.31吨，合计取得管理费收入5129521.55元，扣除罗超相已垫付矿长何凌波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份16个月的工资96000元（每月6000元），可分配收入共计5033521.55元，按占比75%计算罗超相应分得3775141.16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应分得1258380.39元；另有2017年12月份的收入未分配金额453473元，罗超相应分得340104.75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应分得113368.25元。综上，上诉人罗超相主张恒兴公司应向其给付管理费收益分配所得合计为4211245.91元（96000＋3775141.16＋340104.75元）。 综前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一审遗漏认定的部分事实，本院予以补充认定。综合全案一、二审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补充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4月1日，上诉人罗超相与被上诉人恒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罗超相按协议支付了对价。随后，恒兴公司将十五沟矿山交由罗超相负责管理，并按协议约定由恒兴公司向各矿点按销售矿产每吨收取5元的管理费用。罗超相受恒兴公司委托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期间，十五沟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土地复垦费等均由各矿点（即工作面）出资交罗超相收集以恒兴公司名义交缴给贺州市国土资源局。十五沟矿采矿权经营期间各矿点需要的爆破材料、炸药费、应缴税款、税费、服务费等均由各矿点分摊承担。十五沟采矿权采矿范围发生的各类罚款、职业病危害监测费、保险费、采矿权植被恢复费及复垦费等费用亦由各相关矿点承担。各矿点经营期间先向恒兴公司交付一定数额的押金，承包或出租经营期届满后再进行结算清理。2015年4月起，在罗超相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期间，十五沟矿的采矿权生产规模从2.29万立方米/年逐渐提高近达14.81万立方米/年。罗超相负责管理十五沟矿山期间，恒兴公司的公章由公司专人管理，罗超相委托其妻子谢玉贯办理十五沟采矿权相关事宜需加盖公章时要先向恒兴公司申请获准方可使用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恒兴公司与另两家公司同意按照地方政府要求进行矿区整合，恒兴公司方面由罗超相具体负责参与矿区整合相关事宜。 2016年11月14日恒兴公司在罗超相作出的《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同意罗超相代表恒兴公司将十五沟矿的采矿权参与矿区整合进入融和公司。根据贺州市政府2017年5月10日下发的贺政函【2017】107号关于贺州市平桂区大理石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主体名单（第四批）的《确认批复》、《关于成立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的决定》、关于贺州市融和石材有限公司作为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的《申请书》、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整合主体《确认书》的确认，恒兴公司与另两家公司整合为融和公司。 由于罗超相在负责对恒兴公司十五沟采矿权矿区的管理期间，出现罗超相个人经营的矿点与相邻矿点因开采面界线划分引起纠纷，且发生过其他个别矿点因越界开采或开采行为不规范而被矿区有关管理部门责令短期停业整改罚款事件。恒兴公司即对罗超相有所不满，公司法定代表人巫赞民与罗超相在公司后续经营管理方面也产生意见分歧。2017年10月9日，恒兴公司以书面形式全权委托古文新负责管理十五沟矿，收回罗超相、何凌波对十五沟矿的管理权并开始自行管理矿山。随后，罗超相退出对十五沟矿的管理，由恒兴公司自行接管矿山。2017年10月20日恒兴公司正式委派古文新负责管理十五沟矿。2017年10月恒兴公司全面接管矿山后，2018年4月14日恒兴公司自行开采的1号点存在越界开采现象和与其他矿点出现的问题一并被检查机构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在古文新负责管理恒兴公司的十五沟矿区期间，罗超相以古文新授意陈国云等人采取强力手段干预、阻挠罗超相开采的11号矿点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由，于2018年5月8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1日对陈国云等人采取了刑事扣留措施，于6月3日对古文新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而后均被进行刑事审查。 在恒兴公司参与融和公司矿权整合期间，2019年4月份罗超相曾与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巫赞民协商十五沟采矿权整合进入融和公司等相关事项，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罗超相根据恒兴公司已作出的参与融和公司矿权整合的承诺，以自然人股东名义代表恒兴公司参与了融和公司的矿权整合并成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其他两家参与融和公司矿权整合的公司也均是以个人身份代表各自公司参与了融和公司的矿权整合并成为自然人股东。2019年5月14日，融和公司与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十四沟大理石矿采矿权协议出让合同》，根据该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矿区整合后的融和公司十四沟大理石采矿权出让期限为14.5年，出让总价款为4020万元，分五期交付，第一期102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其余四期自2020年至2023年每年交付750万元。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后，融和公司依约支付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价款1020万元（其中包括罗超相通过其妻子谢玉贯银行账户代恒兴公司原十五沟矿权交付应分摊的采矿权价款）给贺州市自然资源局。2019年12月8日，融和公司向罗超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罗超相经手交付恒兴公司原十五沟采矿权应付的整合后采矿权价款及费用共计443.5万元。原十五沟的采矿权按照政府规定整合进入融和公司后，融和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整合后矿区采矿权，贺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11月11日核发了《采矿权许可证》。2019年12月12日，罗超相作为融和公司的股东参加了融和公司召开的第一次股东会议，该次股东会议形成了《股东会决议》。罗超相在本案中认为其在融和公司的股份是代表原十五沟的采矿权，其中其本人占75%权益，恒兴公司另占25%权益。2019年5月22日恒兴公司向罗超相发出出席会议书面通知，定于2019年5月26日召开矿山合作人会议讨论有关公司经营管理、矿山整合方面的重大事项，恒兴公司召开矿山合作人会议时罗超相妻子谢玉贯代表罗超相参加了该次会议，但恒兴公司对谢玉贯的参会资格不予认可，会议未产生有效决议。 另补充查明，罗超相自2015年4月1日与恒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协议对价后即负责恒兴公司十五沟矿山的管理，直至2017年10月初。罗超相负责管理恒兴公司十五沟矿山期间，恒兴公司根据各矿点总生产销售量收取的每吨5元管理费，按收取总额扣除每月12000元的主要管理人员费用后，余下的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罗超相占75%、恒兴公司占25%的比例进行了分配，至2017年12月前的收益已按协议约定分配完毕。另根据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对2018年1月份管理费收入情况进行结算后所列的数据证实，该月份账面总收入660555元扣除管理费12000元后，可分配金额为648555元，罗超相应分得486416元，恒兴公司应分得162138元。本案中，上诉人罗超相主张恒兴公司十五沟矿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底共出矿1025904.31吨，合计应取得管理费收入5129521.55元，扣除罗超相已垫付矿长何凌波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份16个月的工资96000元（每月6000元），可分配收入共计5033521.55元，按占比75%计算罗超相应分得3775141.16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应分得1258380.39元；另有2017年12月份的收入未分配金额453473元，罗超相应分得340104.75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应分得113368.25元。综上，上诉人罗超相主张恒兴公司应向其给付管理费收益分配所得款合计为4211245.91元（96000＋3775141.16＋340104.75元）。 本案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否予以解除？2、上诉人要求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恒兴公司应收取各矿点的管理费进行分配的诉请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桂11民终34号和一审法院（2018）桂11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上诉人罗超相与被上诉人恒兴公司2015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有效协议，并驳回了恒兴公司请求解除该协议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恒兴公司将十五沟矿交由罗超相负责管理后，罗超相在具体管理十五沟矿经营事务期间，能认真履行职责，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并通过不断努力使得公司经营取得了较好发展，十五沟矿的采矿权生产规模有了大幅度提升，设计产量从2.29万立方米/年逐渐提高近14.81万立方米/年。公司的矿权管理费收入也有显著提高，上诉人与恒兴公司双方均获得了较好的分成收益。在此情况下，双方如能继续真诚合作，稳健经营公司，理应获得更多收益。但自从地方政府要求进行矿区整合后，恒兴公司虽然同意参与融和公司的矿权整合，但上诉人与恒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巫赞民之间就整合方式、采矿权区域划分等重大事项存在分歧，加上恒兴公司另聘请古文新为十五沟矿区的负责人后，罗超相自营的11号矿点因受到陈国云等人强行干扰阻挠生产经营才与古文新及恒兴公司发生矛盾冲突，以致影响了包括罗超相自营矿点在内的恒兴公司的生产经营。但此类情况是上诉人和恒兴公司在经营中对各自利益追求目标不一致的表现，并不表明上诉人有意恶化与恒兴公司的关系从而导致发生“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因此，无论是上诉人与相邻矿点偶发纠纷或者在罗超相、古文新前后负责十五沟矿区管理期间发生过个别矿点违规开采事件而受到处罚或者短期停产整改等情况，均不构成上诉人罗超相存在根本性违约的行为。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各矿点的产销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看，恒兴公司可收取各矿点的矿权管理费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比前一年度有大幅度增加。可见，双方关于对管理费进行利益分成的协议并非不可履行，合同目的也并非不可实现。何况，恒兴公司的原十五沟采矿权与融和公司的采矿权进行整合后新的采矿权出让期限长达14.5年，恒兴公司与罗超相通过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均可获得长期收益，符合双方签订协议的初衷。此外，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桂11民终34号民事判决驳回恒兴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诉请求后，没有发生足以导致解除双方2015年4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事由，理由是：（1）在罗超相负责管理恒兴公司期间，罗超相妻子谢玉贯直接参与对自营11号矿点的经营事务，并受罗超相指派参与了恒兴公司的大部分管理事务，而且代表罗超相与恒兴公司对管理费收入分配进行过多次结算并经手收取转付相关款项。据此，谢玉贯代表罗超相出席恒兴公司2019年5月26日召开的会议并要求参加部分议题讨论或协商的行为足已构成表见代理。谢玉贯参加会议不应作为罗超相拒绝参加会议从而导致解除协议的事由之一。（2）上诉人罗超相在代表原十五沟矿权参与融和公司矿权整合同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有故意损害恒兴公司权益的行为，恒兴公司原十五沟矿权在融和公司的整合采矿权架构中依然有对应体现，恒兴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所应获得的权益依然得到保障。故该部分事实不能作为解除协议的事由。（3）由于恒兴公司自2018年1月以来一直以多种理由推托不与罗超相按“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管理费收入进行结算分配，故罗超相在本案一审中提出对恒兴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是合理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亦不构成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要件。综前分析，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罗超相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有根本性违约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反诉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恒兴公司应否向罗超相分配管理费收入以及如何分配的问题。本案中，在上诉人罗超相负责管理恒兴公司期间，恒兴公司与罗超相曾对恒兴公司向各矿点收取的管理费收入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进行过结算分配，结算分配时间或按月份或按季度进行。在恒兴公司指派古文新接替罗超相负责管理公司后，双方也对2017年12月之前的管理费收益进行了结算并分配完毕。2018年1月29日，恒兴公司的财务人员也与罗超相的妻子谢玉贯对当月的管理费收入进行了结算并加盖恒兴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由于此前双方多次结算均是谢玉贯代表罗超相与恒兴公司财务人员进行，故谢玉贯的结算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的结算合效有效，对罗超相和恒兴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罗超相主张，对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管理费收入依照过去惯例扣除矿长工资后再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比例分配。恒兴公司虽然对罗超相提出的未结算分配部分管理费应收数额及月份不持异议，但认为管理费收入总额中应当扣除恒兴公司本身的多项开支和为各矿点垫付的其它开支并在各矿点归还垫付款项之后才能按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进行分配。本院认为，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具体约定管理费收入的结算时限和方式，也没有约定是否需要扣除哪项开支方可分配，但从罗超相主张陈述的情况并结合双方对2018年1月份管理费收益结算过程及结果情况分析，管理费总收入总额中仅扣除了矿长工资余额即属可分配的共同收益，并应按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予以分配。恒兴公司在多次结算中均由公司财务人员与罗超相一方进行结算，公司方面应留存有关财务档案资料包括结算凭证等备查，在恒兴公司不能举证证明管理费尚应扣除哪项开支的情况下，可推定上诉人罗超相主张的结算方式符合交易习惯。因此，对于恒兴公司提出公司至今未收足各矿点应上缴的管理费，故无法与罗超相进行结算分配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在一、二审中的举证和陈述，恒兴公司十五沟矿各矿点对外销售矿产货款都要通过公司银行账户进出，公司完全可以扣收管理费用，如果出现没有及时足额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也是公司后期管理不到位、催收不积极的原因所导致。何况，恒兴公司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向欠款方催收，责任也在恒兴公司。故应当视为管理费的结算和分配条件已经成就。现罗超相请求结算分配2019年3月底之前的管理费收益符合情理，恒兴公司拒绝与罗超相进行结算分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已构成违约。据此，对于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的管理费收入，恒兴公司应当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结算分配给上诉人罗超相。上诉人罗超相主张恒兴公司十五沟矿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底共出矿1025904.31吨，合计应取得管理费收入5129521.55元，扣除罗超相已垫付矿长何凌波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份16个月的工资96000元（每月6000元），双方可分配收入合计5033521.55元，按罗超相占75%分成计算应分得3775141.16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占25%应分得1258380.39元；另有2017年12月份的收入未分配金额453473元，罗超相应分得340104.75元，恒兴公司巫赞民应分得113368.25元，恒兴公司共应向罗超相给付管理费收益分配款合计为4211245.91元（96000＋3775141.16＋340104.75元）。一审判决驳回罗超相的该项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罗超相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恒兴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63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向上诉人罗超相支付收益款4211245.91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6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406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658元，合计126974元，由被上诉人广西贺州市恒兴矿产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吕小莉 审 判 员 黄义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贺昌盛 书 记 员 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