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奕。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玉。委托代理人：沈利益，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奕因与被上诉人王文玉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王文玉经营时遗留的会员卡余额是王文玉与消费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并非王文玉与上诉人之间的债务问题。本案中上诉人向王文玉主张的是上诉人代其偿还的部分，尚有部分未偿还的仍然是王文玉的债务。本案洗衣店转让时及转让后，上诉人无权向王文玉索取该笔款项，应当由王文玉清偿给持卡客户。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与王文玉与持卡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混淆，是不当的。2.双方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洗衣店转让协议》中第五条明确“店面正式交接前甲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洗衣店正式交接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双方均应按约履行。3.案涉洗衣店转让时已经处于亏损，如不及时转让，亏损将会扩大。王文玉及时止损，并以4.5万元的价格将洗衣店转让给上诉人并不违背常理。4.一审判决的证据只有两名证人证言，其中一名还未出庭。一审采纳证据不当。王文玉辩称，其为洗衣店投资约30万元，其不可能将这些投资无偿送给王奕。洗衣店转让后，王奕一直没有提出要求王文玉承担持卡客户的消费，王奕理应知晓该部分持卡消费应当由其承担。王奕承担了三年服务费，又将洗衣店转给第三人后，才提出由王文玉承担会员卡剩余金额亦不合常理。本案洗衣店转让费为4.5万元，如王文玉应当承担剩余的会员卡费用，则王奕无需支付任何款项就可以得到洗衣店，且王文玉还应向其支付会员卡剩余金额5000元，这不符合常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文玉支付其代偿款38505.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4日，王奕（乙方、受让人）与王文玉（甲方、转让人）签订《太仓洗衣店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自己经营的洗衣店转让给乙方经营，并订立如下转让协议：一、甲方同意将位于的文峰洗衣店转让给乙方经营，转让包括全部设备及耗材（附清单）及该店面内外装修装饰。二、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时交清该店面截止2016年6月5日前的全部店铺租赁费用，并结清协议签订前所发生的水电费用，转让后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三、双方协商店面交接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转让费计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付款方式分为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定金壹万元，后续店面交接日支付尾款叁万伍仟元。四、店面完成正式交接后一个月内，甲方协助乙方共同办理工商、税务、店铺租赁合同等相关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五、店面正式交接前甲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洗衣店正式交接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六、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任何一方如有违约须按转让费首次付款定金金额壹万元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七、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八、甲乙双方已对本协议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签约双方对本协议的含义认识一致。九、其他约定：2016年6月10日前付清尾款。”该协议附件中还附有详细设备清单，包括成套洗衣设备（共12项）及配套附属设备（共7项）。2016年6月7日，王奕（乙方、受特许人）与上海约瑟芬洗涤有限公司（甲方、特许人，以下简称约瑟芬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授予乙方按本合同条款在约定区域内发展洗衣经营管理之权限，合同签订时的加盟店地址为江苏省太仓市，合同期限三年，从2016年6月7日起至2019年6月6日。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涉案洗衣店在王文玉及王奕经营期间均系“约瑟芬”品牌加盟店。庭审中王文玉还陈述称：“约瑟芬”品牌最初由其加盟，其开设该洗衣店花了40万左右，后来因为要生小孩，无法开店，转让给王奕，其还带王奕去上海总部，更换成了王奕来加盟。王奕对王文玉的上述陈述当庭予以认可。根据王奕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仓市城厢镇文峰干洗店经营者系王文玉，该店自2012年6月20日开业，于2016年5月20日注销。上述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洗衣店进行了交接并由王奕进行经营，庭审中，王奕为证明其在接手涉案洗衣店后仍继续双方交接前王文玉经营期间所充值的会员提供洗衣服务，提供了涉案洗衣店电脑管理系统中各会员卡的交易明细照片及其自行制作的明细表，上述明细表载明会员共计260人、金额总计38505.1元。王奕据此认为，该38505.1元系王文玉经营期间遗留的会员卡余额，属于双方交接前王文玉的债务，故根据上述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应由王文玉承担。对于上述会员卡余额为38505.1元，王文玉当庭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应由其承担，并当庭提供了其丈夫姚晓峰与潘佩明的短信记录及会员清单，该短信记录内容为：“姚老板，我建议大概内容这样：1.甲方把位于太仓文峰（约瑟芬）洗衣店于2015年X月X日起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乙方。2.所转让的设备及附属设备按照甲方提供给乙方清单和原始发票并附有总部的设备合同。3.经营权的转让，甲方必须确保乙方接受后与约瑟芬品牌经营的延续性，其管理费和授权保证金由乙方自己承担。4.文峰约瑟芬太仓洗衣店转让总金额是人民币壹拾伍万元。5.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甲方壹拾贰万元为合同生效，余下叁万元作甲方转让后由乙方理清甲方未尽义务的保证金，时间为合同生效后45天到期由乙方根据理清情况后支付给甲方全部余款。6.甲方所租用的房租金支付部分已经包括在转让总额内，不另行计算。但房东押金另外由乙方支付给房东，并于房东出具押金收据。原甲方单方租出去的也相应在乙方接手之日终止，所涉及的事项均于甲方处理完毕。……”，对此，王文玉庭审中陈述称：“之前有人找我谈过转让的事宜，当时谈的价格是12万元左右，是包括会员卡余额由我来承担的，当时没有谈成，后面之所以转给王奕是4.5万元，就是因为不包含会员卡余额由我承担的，这个我们是有口头协议的。这个人王奕认识的，是王奕的朋友。”对此，王奕当庭陈述称：“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具体他们谈多少价格我不知道，而且他们没有谈成，他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关于双方当事人交接涉案洗衣店时就会员卡余额的沟通情况及王奕经营期间的相关情况，王奕庭审中陈述称：“签订转让协议的时候王文玉跟我说会员卡余额有5万多的，如果协议书中写清楚5万元由我承担的话，我是不会签字的，正是因为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我才放心签字的。我与王文玉没有就我接手后的后续服务进行商谈，我也没有详细了解电脑系统里面的会员情况。”对此，王文玉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在庭审中陈述称：“我在王文玉及王奕经营的的洗衣店里都工作过，大概是从2013年还是2014年左右开始，2018年4月份结束，洗衣店就我一个员工。这个洗衣店房东我认识的，叫陈某。大概是在当年上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王奕与王文玉在店里谈洗衣店转让的事情，当时我在店里上班，但是在干活，不清楚具体情况，转让协议我也没有看过。王文玉在转让前跟我说过转让费5万元、王奕帮王文玉承担充值的5万元会员卡余额，这个事情王奕在转让后第二天也跟我说过，我还跟王奕说那这个店她等于是10万元转下来的，她说是的。当时在转让洗衣店的时候，我们三个一起查询过电脑系统，但是还有多少客户及会员卡余额我不清楚，因为系统里面只显示单个客户的余额，总的是不显示的，我没有加起来算过。这个洗衣店绝大多数是持会员卡来消费的，不用会员卡的不多。”对于证人刘某的上述陈述，王奕称刘某系由其开除，故该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庭审中，王文玉称因另一证人陈某外出无法出庭作证，故当庭提供其代理人于2019年7月1日对陈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陈某在该笔录中陈述称：“王文玉是她租我门面房开洗衣店认识的，王奕和我是同乡，认识30多年了。王奕和王文玉是我介绍认识的，当时王文玉让我问下有没有人要干洗店，王奕之前也表示过要开干洗店，当时王奕问过王文玉开价是22万元转让费，没成功的。他们两个谈干洗店转让的时候我在场的，说转让费5万元，后来我说能否便宜点，最后成交是45000元，5000元是在王文玉交给我租房押金中结算的，当时双方明确王奕要承担50000元会员卡费用的，承担了会员卡费用才能做王文玉老客户。王文玉的干洗店听她老公说总投资是30多万元，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庭审中王奕表示对上述调查笔录不予认可。庭审中，王文玉还陈述称：“王奕刚接手洗衣店的时候我还在现场配合她的，也有客人持会员卡来洗衣服的，王奕均未提出异议，我也是这个店的会员，我也每年都拿衣服去洗，为什么这几年都不来找我，现在她自己店转掉了，就过来找我要？”对此，王奕陈述称：“王文玉是有过来教过我，大概不超过一个星期，对于有客户持会员卡来消费问题，我也提出过的。接手后大概一个月以后，有一个顾客来，我说应该原来的人负责，他就投诉我了，工商部门介入后我就继续为各会员负责洗了。今年5月1日我18200元将洗衣店转让给了曹利芳，现在这个店不加盟了，会员卡余额由我承担，总共有2万多元，一个一个现金退掉的。对于王文玉陈述的其持会员卡来洗衣服的情况，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卡是王文玉女儿的，但考虑到是约瑟芬的卡，我就还帮她继续洗，但我内心在考虑怎么跟她追讨这个钱。之所以发现这个问题后到现在才起诉，是想等着所有业务结束后才向王文玉进行追偿。”庭审中，王文玉为证明其在涉案洗衣店上的投资，还提供了收条（2012年5月31日出具）、发票（2012年6月6日开具）、门店装修承包合同（2012年6月17日签订）、洗涤设备买卖合同（2012年6月1日签订，合同中载明的购买设备与双方转让协议附件中的成套洗衣设备一致）等，对此王文玉陈述称：“门面转让费3.3万元，安装电表费用8000元，门店装修7.1万元，约瑟芬公司购买的设备175690元，设备没有换过，还有加盟费等等，加起来都有三四十万了，而且这个店一年的营业额最少在十几万，因此4.5万元转让费，会员卡余额还是我来承担的话，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当时的客户也有四五百个。”对此，王奕认为该店装修价值不大，机器也不值钱，其现在转让给第三方的价格只有18200元，且会员卡余额由其自行承担，说明这个店是不值钱的。上述事实，有王奕提供的转让协议书、工商登记信息、会员卡余额照片及明细表、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王文玉提供的短信记录、会员清单、调查笔录、收条、发票、门店装修承包合同、洗涤设备买卖合同，以及双方当事人、证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转让协议第五条关于洗衣店正式交接前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的承担方式如何理解。王奕认为该38505.1元会员卡余额系王文玉经营期间所充值，属于店面交接前王文玉所负债务，故根据双方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应由王文玉承担。王文玉认为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会员卡余额承担问题，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口头约定由王奕承担，故王文玉无需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第五条从字面分析似乎较为清晰，但双方当事人均非法律专业人士，对于债务的理解更多会从金钱债务角度考虑，而会员卡消费应属服务行为性债务，与一般的金钱债务有所不同，因此，单纯从字面理解可能有失公允，在双方对此争议较大且有证据显示文义解释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时，应当结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条款、合同目的、缔约前后情况、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判断，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首先，从正常商业交易角度而言，涉案洗衣店转让费为4.5万元，在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洗衣店洽谈转让事宜时，王奕已从王文玉处知悉尚有5万元左右的会员卡余额，如依王奕所言该5万元左右的会员卡余额应按协议第五条约定由王文玉负担，则意味着该洗衣店系由王文玉无偿转让给王奕，王文玉作为出让方还应再向作为受让方的王奕支付5000元，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系因洽谈洗衣店转让事宜才相识，双方之间并无亲属等特别关系，王文玉作为经营洗衣店多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将尚有较多会员客户、后续仍可继续经营并盈利的洗衣店亏本转让给王奕，显然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该情形似无可能；况且，即便如王奕所言5万元左右的会员卡余额由王文玉承担，那么针对洗衣店的转让，双方也完全可以采取由王文玉直接支付王奕5000元、王奕接手经营洗衣店这种更为简便、快捷的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签订转让协议、由王奕支付王文玉4.5万元转让费，再由王奕在其经营期间向王文玉经营期间所充值的会员提供服务后再向王文玉进行追索甚至引发诉讼这种繁琐、复杂的方式，对于上述违背常理的交易方式，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王奕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王奕则明确表示对此没有考虑过，该说法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其次，从涉案洗衣店的价值角度来看，根据王文玉提供的证据，其在2012年6月份开设涉案洗衣店时总投资近30万元，在王奕与王文玉洽谈洗衣店转让事宜前，王文玉的丈夫也曾与案外人潘佩明就洗衣店转让进行过洽谈，从双方短信记录来看，转让价格至少在12万元以上，庭审中王文玉陈述，该12万元的转让价格包括会员卡余额由其承担。后王文玉将涉案洗衣店以4.5万元价格转让给王奕，如依王奕所言会员卡余额应按协议第五条约定由王文玉承担，则意味着王文玉将原本可以至少12万元转让的洗衣店在不久之后却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也意味着王文玉在2012年6月份投资的30万元左右的洗衣店在2016年6月份即迅速贬值至4.5万元，上述情形无论从王文玉交易的理性程度还是涉案洗衣店的价值角度来看，均有悖于常理。再次，王奕在接手涉案洗衣店后，王文玉及其他会员仍持有该店会员卡并多次至王奕处消费，如依王奕所言上述会员卡余额应由王文玉负担，则应理解为此时王文玉对王奕尚有相应债务未能清偿，在此情形下，王奕完全可以拒绝为王文玉及其他会员提供相应服务，但王奕在接手洗衣店后至其再次转让的近三年时间内，不仅没有积极向王文玉进行追索，还仍然为王文玉及其他会员提供相应的洗衣服务，明显有违常理，虽然王奕在庭审中对此作了相应解释，但该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第四，到庭证人刘某及未到庭证人陈某的证言均表明在转让涉案洗衣店时双方当事人已明确王奕应承担洗衣店尚未消费的会员卡费，这也与王文玉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时已口头约定王文玉经营期间所充值的会员卡余额由王奕承担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对于王奕的相应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元，减半收取381元，由王奕负担。二审中王奕提交一份计算清单，证明案涉洗衣店是亏损后才转让，王文玉低价转让的目的就是及时止损。王文玉质证认为，该计算清单由王奕自行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因生孩子之后顾不上才转让案涉洗衣店。事实上房租为每年56000元，水电耗材每年四、五千，人工第一年每月1800元，第二年开始才2000多元，王奕的计算清单中的相应金额均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王文玉经营洗衣店期间剩余的会员卡余额应当由谁承担。王奕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该部分余额发生于双方转让之前，应当由王文玉承担。王文玉则认为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债务”应专指水电费、房租、人工等没有付清的款项，以及外购的洗衣耗材，不包含会员卡余额。本院认为，王奕确认双方在洽谈案涉洗衣店转让事宜时，王文玉告诉其会员卡余额有5万多。在此情形下，双方如约定转让费4.5万元，同时会员卡余额由王文玉承担，则表示王文玉无偿将洗衣店转让给王奕，并同时向其支付5000元差额。该转让方式明显不符合一般理性人的认知。且双方在交易时不对转让费和会员卡余额进行一并结算，而等会员实际持卡消费后再由王奕另行向王文玉主张，也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五条中的“债务”实际指向狭义的金钱债务，不包含案涉的会员卡余额，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王文玉的相关陈述予以采信。综上，王奕的上诉理由缺乏合理性，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2元，由上诉人王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斌审判员 郭 锐审判员 孙楚楚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