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终2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立凯，男，197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丹东市新光贸易有限公司经理，住丹东市元宝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淑凤，女，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丁立凯、成淑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辽宁若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立凯、成淑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国东，辽宁圣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第三人）：唐红娟，女，198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佳彤，辽宁圣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光强，男，196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振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筱倩，女，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栾光强、郭筱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科，辽宁天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立凯、成淑凤、唐红娟因与被上诉人栾光强、郭筱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立凯、成淑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上诉人唐红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佳彤、被上诉人郭筱倩及其与被上诉人栾光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立凯、成淑凤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55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丁立凯承认多次收到被上诉人栾光强的款项并按栾光强的指示通过上诉人成淑凤将款项交给朝鲜人徐成日，但丁立凯认为不能仅仅依据其收款和成淑凤转款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包含许多方面，就煤炭买卖合同内容而言包含品种规格、数量、质量指标、交货方式、验收标准、采样、化验、复检以及现场确认等等方面，绝非简单的交款、交货。本案中，一审法院仅根据收款、转款的事实认定丁立凯与栾光强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栾光强对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举证义务尚未完成。二、栾光强十多次向丁立凯账号转款，诉争这笔款项前后均有转款事实发生。如果确实在丁立凯与栾光强间发生煤炭买卖关系，双方没有具体的购买煤炭数量、质量等约定，那么栾光强只是累计付款、丁立凯也是累计收款，在丁立凯收款且没有交付煤炭的前提下，如何发生后面煤炭买卖的依约履行，将多次煤炭买卖行为，独立成一个个买卖合同关系，说明栾光强不是同丁立凯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同朝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三、栾光强曾经就涉案款项以上诉人为被告、以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栾光强有何理由虚构借贷关系诉讼。四、本案的起因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导致栾光强与朝鲜的煤炭生意无法进行，双方无法结算。为转嫁贸易损失，栾光强以丁立凯诈骗为由告到公安机关，由于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又以借贷纠纷为由将丁立凯诉至法院未果，现再次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企图将经营损失通过合法途径转移给丁立凯。 唐红娟辩称，对丁立凯、成淑凤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 栾光强、郭筱倩共同辩称，一、上诉人丁立凯、成淑凤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丁立凯、成淑凤系夫妻，被上诉人栾光强、郭筱倩也是夫妻。2013年初，丁立凯约栾光强到中联大酒店二楼咖啡厅，称其妻子成淑凤在朝鲜有关系，可以进到朝鲜无烟煤，货源充足、煤质上乘，让栾光强做此生意，并商定栾光强出货款，由丁立凯、成淑凤从朝鲜发货，送到栾光强指定地点，结算方式为收货方将货款直接给栾光强，开始几次栾光强将货款汇给上诉人丁立凯及唐红娟，丁立凯在朝鲜加价后将无烟煤发到栾光强指定的地点，丁立凯、成淑凤和栾光强是合伙经营煤炭生意。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二、丁立凯、成淑凤称与栾光强没有具体购买煤炭数量、质量的约定，从而否定丁立凯、成淑凤和栾光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同朝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丁立凯、成淑凤与栾光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已经发生过的9笔买卖合同业务中，双方有合同，合同当中有数量、质量、价款的约定、价格确认书，往来的货款基本结清。只是在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丁立凯谎称有4500吨无烟煤货源，以各种理由让栾光强先后分十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丁立凯提供的银行卡上，汇款合计5434200元。期间，丁立凯、成淑凤仅发给栾光强2986.96吨无烟煤，合计货款人民币1045150元；剩余货款4154200元丁立凯、成淑凤既不发货，也不退钱。2015年6月栾光强以涉嫌诈骗罪将丁立凯、成淑凤举报到丹东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在侦查中丁立凯及唐红娟对上述汇款及发货的事实认可，有丹东市公安局边境经济区公安分局2015年7月3日所做的丁立凯、唐红娟的询问笔录为证。因该案涉及办案单位要到朝方调取成淑凤的证据，取证受限，所以侦查机关没有结案。2018年1月，栾光强将丁立凯诉至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要求将上述所欠货款4154200元中的128万元先行返还，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辽060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丁立凯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栾光强128万元。丁立凯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现该判决书已经生效，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能证明丁立凯和栾光强双方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丁立凯、成淑凤主张是栾光强和朝方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证据支持。丁立凯和栾光强发生的每笔煤炭买卖关系，都是由栾光强将货款汇入丁立凯及唐红娟的个人银行卡上。一审庭审时，栾光强已经提供了每次汇款的银行流水，丁立凯及唐红娟对此没有异议，和朝方不发生任何关系。三、如果丁立凯、成淑凤与栾光强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栾光强有何理由虚构借贷关系诉讼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栾光强、郭筱倩没有以借贷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丁立凯应当向二审法院提供栾光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丁立凯、成淑凤虚构的事实。四、丁立凯、成淑凤上诉称，因为朝方不发煤，栾光强为转嫁贸易损失，而以丁立凯诈骗为由告到公安机关，又以借贷纠纷将丁立凯诉至法院未果，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丁立凯和唐红娟均认可丁立凯收到栾光强支付的购煤款后，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的事实，丁立凯在没有将购煤款退还给栾光强之前，栾光强采取何种合法方式索要，是栾光强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栾光强、郭筱倩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适当，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丁立凯、成淑凤的上诉请求。 唐红娟上诉请求：撤销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2民初5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唐红娟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唐红娟只是丹东新光贸易有限公司的会计，其所作出的行为均只是职务行为，没有对被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将唐红娟列为共同侵权人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被上诉人与丁立凯之间是如何约定，唐红娟根本不知情。同时，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均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系“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帐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上诉人唐红娟所在的单位并没有作为共同诉讼人，同时上诉人只是职务行为并没有违法所得，亦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丁立凯、成淑凤共同辩称，对唐红娟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 栾光强、郭筱倩共同辩称，唐红娟上诉称，唐红娟收取栾光强的购煤款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因为唐红娟任新光贸易的出纳，收取丁立凯2661150元是职务行为，收款后按照丁立凯的指令，已将收取的款项转账给他人，但是一审中唐红娟并没有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唐红娟承认其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已收取了栾光强2661150元，并且在2015年7月3日丹东市公安局边境经济合作区分局的询问笔录当中，同样承认其个人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己收到了上述款项。唐红娟收到被上诉人2661150元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在栾光强、郭筱倩多次找到丁立凯索要上述欠款时，丁立凯答复：“谁收你款，你找谁，2661150元是你给唐红娟的，你找唐红娟要，我不管”。其他欠款丁立凯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至今未给。一审法院判决唐红娟在收取栾光强、郭筱倩的266115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其次，2013年是丁立凯找到栾光强，口头协商和栾光强一起做进口朝鲜无烟煤买卖，栾光强负责货款，丁立凯负责货源，是个人之间的行为，与新光贸易没有直接联系，栾光强和瑞特物流购煤方签订朝鲜无烟煤买卖合同，是借用新光贸易的名头；煤款结算时，瑞特物流出具三份结算单，其中一份给栾光强，一份给丁立凯，煤款直接给栾光强，涉及到唐红娟收取的栾光强的2661150元煤款，是丁立凯和唐红娟协商后，让栾光强直接汇入唐红娟个人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内，栾光强先后和丁立凯做过十次朝鲜煤炭的进口买卖生意，没有一笔是将煤款汇入新光贸易账户上的，此笔纠纷也和新光贸易无关。所以唐红娟主张收取栾光强的2661150元购煤款是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唐红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栾光强、郭筱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两名原告货款4064147元及银行利息1161600元（从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共计44个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6%计算，直至货款还清为止），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栾光强以做煤炭生意为主，被告丁立凯为丹东新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贸易）法定代表人，主要做对朝边贸生意，包括煤炭进出口等货物资质，其妻成淑凤长期在朝鲜平壤做生意。2013年被告丁立凯与原告栾光强商定，与朝鲜做煤炭生意，货款由原告支付，货源由丁立凯、成淑凤联系朝鲜人往中国发煤。被告丁立凯介绍朝鲜平壤徐成日给原告栾光强认识并促成原告与徐成日的煤炭生意。徐成日往中国发煤，原告将煤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丁立凯及第三人唐红娟的个人银行账户，再由丁立凯及唐红娟将钱汇给在朝鲜做生意的成淑凤。因原告没有与朝鲜做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公司资质，所以借用被告注册的新光贸易的名义与日照瑞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特物流）签订煤炭供销合同，把从朝鲜购进的煤销售给瑞特物流，瑞特物流接到煤炭后，把结算单通过被告传真给朝鲜。从2013年开始，一共做了十余笔生意，其中一笔生意没有按预付货款发货。 原告栾光强于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间，先后分十次向被告丁立凯账户转入人民币3670000元，向唐红娟银行账户转入1764200元，合计5434200元。期间原告仅收到朝方供货的煤2986.96吨，货款合计人民币1045150元。剩余货款4154200元没有收到朝方供货的煤。 原告于2018年向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偿还所欠原告预付购煤款1280000元。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辽060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丁立凯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栾光强货款1280000元。判决送达后被告丁立凯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辽06民终5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9月6日，栾光强向唐红娟账户转入546000元煤款，后唐红娟陆续退还320000元，尚欠226000元至今没有给付。 原告栾光强于2013年4月8日、9日、10日分三次向丁立凯银行账户共转入人民币3200000元，向唐红娟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670950元，用于购买朝方无烟煤的煤款，期间朝方实际发货为7672.64吨，应退还原告货款754307元，该笔款项被告分别于2014年7月、10月、12月退给79300元，尚欠675097元至今未退。 本案在庭审中，原告栾光强、郭筱倩增加五万元诉讼请求，因原告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诉讼费，该院不予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栾光强与被告丁立凯之间虽然没有签订合同或者协议，但双方均认可：原、被告均系做边贸生意，原告通过丁立凯、成淑凤从朝鲜买煤，并以丁立凯新光贸易的名义进行销售。原告将购煤款直接打给丁立凯及第三人唐红娟，再由丁立凯将购煤款打给成淑凤，由成淑凤将购煤款支付给朝方。丁立凯没有按栾光强预付煤款数额足额发煤，至今尚欠4010147元（5434200元-1280000元-1045150元+226000元+675097元）没还。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80000元，因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尚欠226000元，其中54000元没有证据证明由被告所欠，该54000元该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成淑凤是被告丁立凯将原告栾光强所预付的煤款汇给朝方的接收人，并由成淑凤将接收的煤款付给朝方，且两名被告之间系夫妻关系。因此，被告成淑凤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第三人唐红娟系新光贸易的工作人员，原告将购煤款分别转入丁立凯与唐红娟个人账户，而非转入新光贸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无证据证明唐红娟经营账户的违法所得，唐红娟应在其接收款项2661150元（1764200元+226000元+67095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利息的请求，本案系原告预付货款，被告后将煤发往瑞特物流，被告在接到原告预付款后没有足额将煤发往指定地点。但双方在该买卖过程中没有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失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的利息损失，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应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欠款偿还之日止。判决：一、被告丁立凯、被告成淑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栾光强、原告郭筱倩人民币4010147元，并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至欠款偿还之日止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二、第三人唐红娟应在接收款266115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栾光强、原告郭筱倩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380元，由原告栾光强、原告郭筱倩承担2400元，被告丁立凯、被告成淑凤承担4598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丁立凯、被告成淑凤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被告丁立凯介绍朝鲜平壤徐成日给原告栾光强认识并促成原告与徐成日的煤炭生意”外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纠纷，是当事人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买卖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上诉人丁立凯、成淑凤与被上诉人栾光强、郭筱倩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自2013年始栾光强与丁立凯达成口头煤炭买卖协议，栾光强向丁立凯汇款购买煤炭，并借用丁立凯为法定代表人的新光贸易名义将煤炭销售给瑞特物流，丁立凯、成淑凤联系朝鲜方组织煤炭，从朝鲜将煤炭发往瑞特物流。双方均认可曾以此种方式发生过多笔交易。丁立凯、成淑凤对收到丁立凯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 丁立凯、成淑凤主张在收到丁立凯的货款后又转付给案外人徐成日，丁立凯与徐成日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定经丁立凯介绍徐成日与栾光强认识并促成栾光强与徐成日的煤炭生意，只有丁立凯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缺少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合同相对人为栾光强、郭筱倩以及丁立凯、成淑凤，是双方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丁立凯、成淑凤收到了栾光强、郭筱倩的货款，就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承担向栾光强、郭筱倩交付全部煤炭的义务，未能全部交付应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 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系丁立凯、成淑凤个人，而非新光贸易，唐红娟主张其只是新光贸易的出纳，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栾光强将购煤款汇入唐红娟的个人账户，唐红娟系出借银行账户的违法行为，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为规范交易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借用账户的行为违背社会公众对账户资金归属的一般认知，要受到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处罚，要承担这种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后果，连带责任亦属民事责任的一种。原审判令唐红娟在其接收2661150元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丁立凯、成淑凤、唐红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380元由丁立凯、成淑凤共同负担34335元，唐红娟负担140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维忠 审判员  李存林 审判员  沈维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