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03民初198号 原告：江红亚，女，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璟，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志龙，男，196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被告：江永汉，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雅，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优群，女，197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红亚与被告周志龙、江永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根据原告江红亚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董优群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同时因案情复杂，本院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红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民、王璟，被告周志龙，被告江永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雅，被告董优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红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周志龙与江永汉于2016年3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江红亚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周志龙所有的舟山亨泰建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泰公司）15.2%股权的转让行为无效。事实和理由：江红亚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亨泰公司于2003年12月5日由自然人邱军贤、周勇进出资成立，经营地址为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佛渡双屿燕子山，经营范围为建筑用石料露天开采、建筑用石料销售等，旨在开发开采佛渡燕子洞矿山。2004年，亨泰公司与六横镇捕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署《2004年至2019年租用佛渡燕子山开采石矿协议书》，由亨泰公司对燕子洞矿山进行开采。2012年5月，江永汉与案外人周志峙、陈仕宽经股权转让成为亨泰公司的股东。2013年6月，亨泰公司因资金问题，停止对矿山的开采，同时因开采问题需要向相关部门缴纳罚款等费用。2013年9、10月起，为恢复对燕子洞矿山的开采，周志龙、江永汉与案外人王德渺向江红亚等实际出资人进行游说，希望由江红亚和其他实际出资人进行出资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恢复开采并获得收益。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江红亚及其他实际出资人拿出多年生活积蓄达1700多万元向亨泰公司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实际投资资金累计高达5415万元），其中江红亚于2013年9月通过周志龙实际出资70万元。在此之后，周志龙于2013年10月15日与亨泰公司当时的股东江永汉、陈仕宽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同年11月6日经工商变更收购取得江永汉持有的亨泰公司10%的股权及陈仕宽持有的亨泰公司5%的股权。至此周志龙显名持有亨泰公司15%的股权（实际股权份额为15.2%，该股权为江红亚和其他实际出资人通过周志龙实际出资825万元所得）。鉴于江红亚实际出资的事实，亨泰公司在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同时，于2013年10月31日向江红亚出具了《入股凭证》。亨泰公司和周志龙以该凭证书面确认了江红亚的实际出资人身份，并明确了其股东权益登记在周志龙名下。2016年1月，亨泰公司取得佛渡双屿燕子山960万吨矿石采矿权。之后，江红亚本可以基于投资获得收益，却迟迟未获任何回报。江红亚和其他实际出资人多次要求亨泰公司开工开采，但始终无任何回应。直至2017年中旬，江红亚通过周志龙与亨泰公司、董优群、励海能、王德渺在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的（2017）浙0903民初974号案件，以及周志龙与董优群在普陀法院的（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件，得知周志龙将其名下价值为825万元的15.2%股权转让给了经江永汉介绍的董优群，即周志龙和江永汉通过涉案《股份转让协议》以150万元极低价格进行股权转让，并于2016年3月将上述股权变更至江永汉名下。据了解，江永汉并未实际向周志龙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于2017年8月23日又将案涉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董优群。据此，由于案涉股权为江红亚及其他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周志龙与江永汉在明知此情况下，为达到侵吞江红亚等人实际出资的目的，客观上实施故意合谋、相互串通严重损害江红亚等实际出资人权益之违法行为，导致江红亚及其他实际出资人血本无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周志龙辩称，对江红亚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无异议，小股东的投资款都收到过，周志龙是2016年3月14日晚上去六横到江永汉办公室进行的股权转让，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了江永汉等人。 江永汉辩称，江红亚诉称与事实不符。一、江红亚并非周志龙名下的小股东，更非亨泰公司的股东，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是周志龙及江永汉，故江红亚主体不适格，无权对合同任一方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江永汉不认识江红亚；三、江红亚称低价转让股权也不属实，周志龙股权消灭是因周志龙违约被法院判决消灭，江红亚诉称周志龙股权通过转让而消灭不属实。 董优群辩称，一、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江红亚诉请确认周志龙与江永汉及江永汉与董优群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该转让行为的主体系周志龙与江永汉及江永汉与董优群，江红亚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江红亚无权直接要求确认转让行为无效。虽然江红亚自称是亨泰公司的隐名小股东，但其所谓的出资款不是直接交公司入账，而是交给周志龙个人，江红亚与周志龙之间是个人投资关系，其可以基于债权关系向周志龙主张投资收益，而不能以公司股东身份向公司或公司新股东主张股东才可以享受的权利。现江红亚直接把董优群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确认之诉，明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二、江红亚诉称董优群明知其系亨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仍与周志龙、江永汉故意合谋、相互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该诉称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董优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周志龙、江永汉等人发生股权交易时主观上善意，意思表示真实，转让价格合理并已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转让行为已被生效的判决认定为真实、合法、有效。董优群受让股权前已向工商部门查询，证实周志龙等人是经工商登记的合法股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无论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主管部门，还是亨泰公司相关文件资料或是交易的相对方，均没有显示或提示周志龙、江永汉是名义股东而江红亚等人是实际出资人。董优群基于对工商登记的合理信赖及周志龙等人的真实身份，本着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与周志龙等人进行股权交易，且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出于善意，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或过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各方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各方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亨泰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5日，主要是为开发开采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佛渡燕子洞矿山。经多次股权变更后，至2013年11月6日，亨泰公司登记股东为周志龙、李永波、王德渺和周志峙，登记股权比例为15%、20%、20%、45%，但四股东实际约定股权比例为15.2%、20.3%、17.5%、47%。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以下证据和事实，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江红亚出资以及股权登记情况的事实。 江红亚认为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并为此提供了：1.出资凭证（包括银行取款凭证、转账凭证）、《入股凭证》各一份，拟证明江红亚已出资，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其股东权益登记在周志龙名下的事实；2.2013年10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周志龙在江红亚等人实际出资后于2013年10月15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1月6日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成为亨泰公司股东的事实；3.（2017）浙0903民初4269号案件庭审录音光盘一张、江永汉出具的确认书一份，拟证明在（2017）浙0903民初42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亨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入股凭证》三性均认可，从而证明江红亚等实际出资人的《入股凭证》系由亨泰公司出具且真实合法有效的事实。 周志龙认可江红亚的意见，并为此提供了：1.小股东投资股权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周志龙名下的小股东数量及投资款数额的事实；2.收据复印件五份，拟证明周志龙将小股东的投资款交付给亨泰公司的事实。 江永汉不认可江红亚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并为此提供了：1.江永汉等五股东签订的《承诺》、周仕娣出具的《承诺书》各一份，拟证明江红亚的《入股凭证》系周志龙自己出具，并非亨泰公司出具的事实；2.审计报告一份，拟证明亨泰公司的财务账册及相关材料中均未有包括江红亚在内的小股东名单，也没有江红亚资金汇入公司账户记录的事实。 董优群不认可江红亚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在本案中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对有关本节事实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当事人质证如下：（一）对江红亚提供的证据。周志龙表示均无异议。江永汉对出资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款项系入股出资，且打入尾号为0103的账户也不是亨泰公司账户；对《入股凭证》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真实；对2013年10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表示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江永汉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董优群对出资凭证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出资凭证仅显示江红亚向周志龙支付过钱，不能证明周志龙将款项交给公司；对《入股凭证》认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入股凭证，仅仅是分红的依据；对2013年10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2017）浙0903民初4269号案件庭审录音光盘的关联性有异议；对江永汉出具的确认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二）对周志龙提供的证据。江红亚表示均无异议。江永汉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周志龙提交的均为复印件，且收据的缴款单位是周志龙，看不出是不是小股东交的钱。董优群对真实性均有异议，且认为小股东投资股权表系周志龙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三）对江永汉提供的证据。江红亚表示对江永汉等五股东签订的《承诺》、周仕娣出具的《承诺书》均不知情；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内容不完整，未反映公司内账信息。周志龙认可江红亚的质证意见。董优群表示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对有关本节事实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江红亚提供的出资凭证（包括银行取款凭证、转账凭证）、《入股凭证》、2013年10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周志龙提供的收据复印件，江永汉提供的江永汉等五股东签订的《承诺》、周仕娣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审计报告、（2017）浙0903民初4269号案件庭审录音光盘，江永汉出具的确认书，证据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对方虽然提出部分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些证据系伪造形成，故对该些证据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明力均予以认定。对周志龙提供的小股东投资股权表复印件，因系周志龙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要求，故对其作为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但可结合其他证据作为认定周志龙就其名下小股东投资情况所作自认的依据。 综合以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就该节事实认定如下：江红亚于2013年7月至9月期间向周志龙交付合计70万元，周志龙于2013年10月31日向其交付一份盖有亨泰公司章的《入股凭证》，载明：“投资人江红亚在周志龙股份名下投入人民币柒拾万元，该凭证只作分红凭证，经收人周志龙。”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江红亚未作为公司股东出现在工商登记信息之中。 二、关于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案涉股权的转让是否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 江红亚认为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案涉股权的转让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并为此提供了：1.2016年3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和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拟证明周志龙和江永汉未经江红亚同意，于2016年3月15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登记在周志龙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江永汉的事实；2.《情况反映》一份，拟证明江红亚通过其他诉讼案件得知其实际出资的股权经周志龙和江永汉的股权转让而被处置；3.刘某、周仕娣证人证言及江红亚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两位证人的调查笔录各一份，江红亚委托诉讼代理人对钟玲、杨韩红的调查笔录各一份，周仕娣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江永汉、董优群知道存在江红亚等小股东及《情况反映》来源的事实；4.2016年2月28日王德渺、周志龙与周志峙、李永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浙0903民初974号案件庭审笔录、（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件庭审笔录、亨泰公司变更登记情况及工商内档材料、（2017）浙09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书、舟审字（2017）32号审计报告、董优群就（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的《民事上诉状》及该案中董优群提交的补充证据目录和所附调解方案、司法鉴定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周志龙将15.2%的亨泰公司股权转让给江永汉，江永汉又转让给董优群的事实。 江永汉否认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就案涉股权转让存在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事实，并为此提供了：1.（2017）浙0903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2016年3月15日江永汉、励海能、周志龙、王德渺签订的《合营协议书》一份，拟证明案涉《合营协议书》合同相对人系江永汉、王德渺、周志龙，并已被法院依法认定有效的事实；2.江永汉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周志龙的股权隐名在江永汉名下，在周志龙和江永汉之间实际并未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3.《股权转让协议》、汇款单、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江永汉与董优群股权转让并非无偿，江永汉自己的部分作价400万元，且董优群已实际支付给江永汉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4.（2017）浙09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周志龙的股权已被法院判决归董优群所有的事实；5.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9民终36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江永汉股权转让给董优群前，周志龙的股权隐名在江永汉名下的事实；6.六横管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周志龙并没有向六横管委会提供过所谓小股东名单以及六横管委会没有出具过会议纪要的事实。 周志龙、董优群就本案本节事实未提供证据。 对有关本节事实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当事人质证如下：（一）对江红亚提供的证据。周志龙表示均无异议。江永汉对2016年3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表示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工商登记信息没有异议；对《情况反映》认为来源不合法，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所谓的恶意串通事实；对刘某、周仕娣证人证言及江红亚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调查笔录、周仕娣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均有异议；对2016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2017）浙0903民初974号及（2017）浙0903民初396号庭审笔录无异议，但不认可江红亚陈述的证明目的，认为其中的某句陈述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且两案的判决书亦没有对江红亚主张的证明目的进行认定；对亨泰公司变更登记情况表及工商内档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对（2017）浙09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江永汉也将审计报告作为证据材料，质证意见同举证意见；董优群就（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的《民事上诉状》陈述的内容已由该案二审判决作出相应的认定；江永汉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董优群对《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所谓的恶意串通事实；对工商登记信息三性均无异议；对《情况反映》表示因该材料系内部参考文件，取证手段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人证言、江红亚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调查笔录以及周仕娣出具的情况说明，认为因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不足以采信，且证言内容上也不能证明2016年3月商谈股权交易时董优群知晓存在小股东的事实；对2016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董优群在签协议书时知道存在小股东的事实；对（2017）浙0903民初974号及（2017）浙0903民初396号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工商内档材料三性均无异议；对（2017）浙090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审计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审计报告并未反映出江红亚系小股东的事实；对《民事上诉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董优群对有小股东是知情的；对证据目录及调解方案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另外一个代理人就款项处理问题所做的说明，无法证明江红亚系小股东；对司法鉴定申请书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庭审录音光盘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确认书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二）对江永汉提供的证据。江红亚对（2017）浙0903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江红亚不是该案的当事人，该案认定的事实不能证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合营协议书》表示并不知情；对江永汉出具的承诺书表示并不知情；对《股权转让协议》和汇款单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对（2017）浙09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9民终362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江永汉陈述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六横管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内容不认可。周志龙认可江红亚的质证意见。董优群对江永汉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对有关本节事实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相关法院的判决书、庭审笔录及其他诉讼材料，经审核均为真实，故对该些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江红亚提供的2016年3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亨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登记情况表及工商内档材料，以及江永汉提供的《合营协议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汇款单、情况说明、六横管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审计报告等书面证据，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对方虽然对部分证据有异议，但仅表示对证据所相对应的事实不知情或对证据待证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未明确表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也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些证据系伪造形成，故对该些证据就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各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其中江红亚提供的证人刘某因其丈夫系本系列案的当事人，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所作证言不予采信，江红亚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因证言内容均仅能证实部分事实片段，且部分证人所述内容系其听说的案件事实，不是直接证据，故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明力；关于江红亚提供的《情况反映》，系法院就涉诉情况向有关部门所作的内部情况通报，内容也没有对涉诉案件本身相关事实作法律意义上的认定，且刘某违反相关文件管理规定获取该份材料，证据来源不合法，故对该份材料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综合以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就该节事实认定如下： 2016年2月28日，亨泰公司原股东周志峙、李永波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以亨泰公司股权总价2500万元为基础，周志峙、李永波将持有的亨泰公司47%和20.3%股权转让给周志龙、王德渺，协议签订后受让方需支付20%预付款，应付全部转让款按受让人的股权比例（周志龙15.2%、王德渺17.5%）支付，剩余款项于2016年3月15日前支付，若逾期不能付清，预付款押没。上述协议签订后，周志龙、王德渺支付了20%预付款。2016年3月15日，江永汉、励海能、周志龙和王德渺共同签署《合营协议书》一份。《合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前期投资总额为肆仟万元（不包括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江永汉出资6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16%股权，励海能出资2040万元，持有亨泰公司51%股权，王德渺、周志龙出资1320万元，持有公司33%股权”。第七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应付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及其他续生产及村委等各项款项（包括本金及利息）由各方按出资比例承担。且各方特别承诺，2016年4月15日前若不能归还垫资方付的该款项本息，则自愿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垫资方，转让价格按2500万元乘以持股比例计算。任何未付方，同意按月利息6分计算付给垫资方，期限为一个月，即2016年4月15日止，未付方要将相对应的股权割让给垫资方”；第十一条约定“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出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该轮股权变更后，王德渺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7.5%，周志龙实际持股（隐名持股）15.5%（江红亚诉称该持股比例为15.2%），故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 2017年1月20日，董优群、励海能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周志龙、第三人江永汉、王德渺、亨泰公司，请求：周志龙将其实际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以3875000元对价转让归董优群所有，实际支付对价以抵扣周志龙应付董优群、励海能款项后为准，周志龙向董优群、励海能支付以728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2%计付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股权转让确认日止的违约利息；周志龙偿还董优群、励海能于2017年1月15日前为其代偿的债务款2703078.28元及自起诉日起按月利2%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2017年12月8日，本院作出（2017）浙0903民初396号一审判决：一、董优群、励海能向周志龙支付股权转让款4451821元（该金额计算方法为周志龙实际持有的15.5%股权之转让款计3875000元+周志龙按46.48%享有的亨泰公司债权计1766240元-周志龙按46.48%应负担的亨泰公司债务计1189419元=4451821元），确认周志龙实际持有的第三人亨泰公司15.5%股权自上述款项付清之日归董优群所有；二、驳回董优群和励海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董优群、励海能和周志龙均不服，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8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9民终94号终审判决：一、维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7）浙09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二、变更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7）浙09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董优群、励海能向周志龙支付股权转让款4301821元，确认周志龙实际持有的舟山亨泰建材工程有限公司15.5%股权自上述款项付清之日归董优群所有。在该案判决书中对以下内容予以认定：“董优群、励海能自入股后，自2016年3月16日至同年5月6日期间，以借款形式为亨泰公司垫付采矿权拍卖款2300万元、政策处理费6967700元、矿业权交易服务费322920元”；“诉讼中（即一审诉讼中2017年8月23日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和董优群，分别持有股权35%和65%。），第三人江永汉将其所持的亨泰公司31%股权（含代持周志龙的股权）转让给董优群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董优群在工商备案登记中所持有亨泰公司股权含代持周志龙15.5%的股权”；“对于董优群、励海能要求周志龙出让股权的条件是否成就一节，不论是《合营协议书》载明的前期投资总额为4000万元，还是《补充协议书》载明的公司急需4700万元，均是指2016年3月15日董优群、励海能与周志龙、王德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因经营需要需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垫资给公司的款项。《补充协议书》中更明确约定集资不到位的股东由他方垫付的本金及利息需在4月15日前付清，若确实无力付清的，则自愿将其所持股权以2500万元乘以所持股权比例的价格转让给励海能或其他有能力出资的第三方收购他的股权。若周志龙在4月10日前尚未找到有能力出资的第三方，则励海能或江永汉可自行寻找合作伙伴收购周志龙的股权。现周志龙并未在约定期限内出资到位，也未在4月10日前引入有出资能力的第三方，董优群、励海能依照约定要求周志龙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符合双方协议内容，应予以支持”。 2017年3月10日，周志龙向本院起诉董优群、王德渺、江永汉，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营协议书》第一、七、十一、十二条的约定。2017年6月5日，本院作出（2017）浙0903民初947号一审判决：驳回周志龙的诉讼请求。周志龙不服一审判决，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30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9民终362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判决认定该案系公司股东间内部纠纷，无需依据工商登记材料认定股东间真实股份情况，励海能等人与周志峙、李永波直接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仅是为了适应工商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公司股权转让登记的形式需要，王德渺和周志龙为股权出让方。关于《合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该二审判决认定：“周志龙、王德渺与励海能、江永汉签订的《合营协议书》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应属有效。诉讼中，周志龙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励海能、王德渺、江永汉签订《合营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存在励海能、江永汉利用其没有经验致使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且周志龙作为亨泰公司原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负债等真实情况相对于励海能、江永汉等新进的股东更为熟悉，从规避商业风险角度出发，其认为其在签约时存在重大误解，也显然有悖常理。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周志龙要求撤销《合营协议书》部分条款的诉请，应为正确”。 根据已有生效判决，各方签订《合营协议书》后，周志龙实际持有15.5%股权，该股权为江永汉代持，在2016年3月24日亨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励海能、董优群、江永汉，分别持有公司股权为35%、34%、31%。在（2017）浙0903民初396号案件审理期间即2017年8月23日，江永汉将其所持的亨泰公司31%股权（含代持周志龙的股权）转让给董优群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2017年8月23日的工商登记信息，亨泰公司股东变更为励海能和董优群，分别持有股权35%和65%。据此，周志龙股权由江永汉代持变更为董优群代持。且根据（2018）浙09民终362号生效判决认定，周志龙、董优群、励海能、江永汉、王德渺股东间纠纷无需依据工商登记材料认定股东间真实股份情况。据此，应以周志龙实际持有亨泰公司股权情况来确定周志龙是否为亨泰公司股东，在其股权未实际发生转让前，无论该股权由谁代持，均不影响周志龙实际持有亨泰公司股权的事实，故江红亚认为周志龙将其股权转让给江永汉，缺乏事实依据。后经由（2018）浙09民终94号终审生效判决认定，因周志龙未在约定期限内出资到位，也未在4月10日前引入有出资能力的第三方，董优群、励海能依照约定要求周志龙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符合双方协议内容，周志龙实际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自董优群、励海能付清股权转让款4301821元之日归董优群所有。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至董优群名下，系周志龙作为显名股东与江永汉、董优群及其他案外人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营协议书》等民事行为经法院相关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并最终通过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取得，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股权的转让系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等人故意合谋、相互串通的结果，故对江红亚有关该节事实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江红亚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及追加董优群为被告是否程序合法；二、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之间就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江红亚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江永汉认为，江红亚并非周志龙名下小股东，更非亨泰公司股东，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是周志龙及江永汉，故江红亚无权对合同任何一方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其起诉主体不适格。董优群也认为，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江红亚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或第三人，其直接把董优群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确认之诉，明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合起诉条件。本院认为，江红亚通过其提供的出资证明、亨泰公司盖章确认的《入股凭证》以及周志龙的自认，证明其通过周志龙对亨泰公司进行投资，故在程序上江红亚有权以其系亨泰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江红亚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关于追加董优群为被告是否程序合法。根据江红亚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董优群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江红亚申请追加董优群为被告程序合法。 二、关于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之间就周志龙持有的亨泰公司15.5%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致转让行为无效的问题。根据前述本院查明的事实，董优群受让周志龙上述15.5%亨泰公司股权系通过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及其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后取得，江红亚认为周志龙、江永汉、董优群通过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价格转让股权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其要求确认上述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红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江红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军伟 审 判 员 乐海奇 审 判 员 杨 静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张宁 代书记员 岑天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