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2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敖成飞，男，197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富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双菊，女，197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富源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娇娇，女，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30325199406140520，中专文化，住富源县后所镇庆云村民委会小白岩村32号，系二上诉人的女儿。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雄，男，199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琴，女，196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农民，住富源县，系祝雄的母亲。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敖成飞、杜双菊因与被上诉人祝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19）云0325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敖成飞、杜双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娇娇，被上诉人祝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敖成飞、杜双菊上诉请求：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3万元，利息32533元，并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程序错误。1.本案诉讼代理人系被上诉人的母亲张树琴，张树琴担任富源县人民法院陪审员应当回避。2.审理与上诉人请求无关的人身关系、借款用途和受益人等内容，也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已于2017年12月27日以现金方式交付了10万元借款给被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款凭证欠条，借款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在意志自由，无任何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欠条，足以佐证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欠条、录音予以认可，说明我方的证据成立，而一审判决却出现违背事实的结论，明显是显失公平。被上诉人祝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称，这个欠条是祝雄与二上诉人的女儿敖娇娇结婚所用，说要16万元的彩礼钱，我们只拿了2.8万元，说是写个欠条，这个钱并没有拿出来给付，我儿子是用结婚的礼钱，凑钱去买的车，我也拿了一部分钱凑给我儿子买车，跟本案的欠条没有关系。敖成飞、杜双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祝雄偿还原告敖成飞、杜双菊借款本金13万元，利息32533元，本息合计162533元；2.判令被告祝雄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敖成飞、杜双菊支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祝雄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原告生育女儿敖娇娇。被告祝雄与敖娇娇于2018年1月10日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共同生活，同居后于2018年12月1日生育长子敖嘉祺，后被告祝雄与敖娇娇一直未补办结婚登记。二原告原系被告祝雄的岳父、岳母。后因不睦，敖娇娇以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将被告祝雄诉至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24日判令共同生育的长子敖嘉祺由敖娇娇抚养。2017年12月27日，被告祝雄出具了一份“欠条”给原告敖成飞，欠条载明，被告祝雄于2017年12月27日欠敖成飞10万元。被告祝雄出具欠条时，被告祝雄与敖娇娇正在筹办婚礼期间，还未同居生活。另查明，于2018年2月8日，被告敖娇娇落户白色丰田卡罗拉轿车一辆在自己名下，车牌号码为云Ｄ×××××，该车现由敖娇娇管理使用。被告祝雄于2018年10月9日向原告杜双菊借款30000元，并由原告杜双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三次向被告祝雄交付了约定借款。被告祝雄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承诺要还款。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中原告方主张的与被告祝雄的1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方虽提供了记载欠款数额为10万元的欠条凭证及录音资料，但不足以证明原、被告的借贷法律关系存在。且被告祝雄对录音资料记载的对话不认可。录音资料与10万元的欠条凭证不能形成证据链。原告方没有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欠款原因是因民间借贷导致的。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方仅依欠条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原告方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祝雄提出了其出具欠条的合理抗辩，且认为借贷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作为大笔10万元的现金借贷，原告方诉称未询问被告祝雄的借款目的，就直接将大笔现金在石场里交付给被告祝雄，借贷双方未事先约定，原告方就在工作场所石场里准备有大额现金，不符合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告祝雄于2017年12月27日书写欠条时，被告祝雄与原告方之女敖娇娇正在筹办婚礼，并未举行婚礼同居生活，原、被告之间的人身信赖程度相对没有被告祝雄与原告方之女敖娇娇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结婚后高。原告方对借贷发生的原因及借款的款项来源未作合理解释：对10万元的大额款项以现金交付方式交付，且不明借款人被告祝雄的借款用途。原告方的以上主张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原告方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欠条载明的10万元已经交付给被告祝雄，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未生效。综上，本院综合以上事由，综合判定原、被告10万元的借贷关系没有发生。第二，本案中，二原告主张的录音里载明的借款10万元，经本院查明是二原告出资用于为二原告的女儿敖娇娇与被告张树琴的次子祝雄购买机动车辆的出资，并不能认定为被告祝雄向二原告的借款。一是二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里二原告之女敖娇娇与被告祝雄对话录音载明，欠二原告的款项10万元是敖娇娇与被告祝雄同居期间用于购买机动车辆的，对欠二原告的出资款，敖娇娇与被告祝雄均认为应当由对方向二原告偿还。以上录音资料记载和本院依法调取的云Ｄ×××××号车辆登记信息能够相互印证。二是被告祝雄与敖娇娇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后已经就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诉诸法律，双方同居关系已自行解除，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机动车辆云Ｄ×××××号车辆登记所有人及实际使用人均为二原告之女敖娇娇。三是原、被告作为敖娇娇的父母，为儿女初婚后购买机动车辆出资，符合当地善良风俗，是天下父母心使然，是应当褒奖和赞许的。但双方不宜因此等出资争端。对二原告为儿女及女婿购买生活用品机动车辆的出资，二原告的女儿敖娇娇才是该10万元的受益者，故不能认定二原告的以上出资10万元系被告祝雄向二原告的借款。四是二原告作为父母亦不是购买本案涉案机动车辆的义务人，二原告确实为女儿及女婿买生活用品机动车辆造成10万元的经济损失，在二原告不同意赠与其出资的情况下，应当由受益人向二原告给付其出资的10万元。且敖娇娇与祝雄同居期间购置的机动车辆的出资及财产争议属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敖娇娇与祝雄双方并未诉诸法律，故该购车款项的处理，依法应当待敖娇娇与祝雄同居关系析产后，由析产后享有机动车辆的一方向二原告承担其出资款。但该10万元款项的处理及给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及裁判范围。第三，原告方主张的另外借款30000元，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认定。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一是原告杜双菊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足以证实其转账交付了3万元给被告祝雄，微信聊天记录里，被告祝雄承诺要还款，且被告祝雄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及聊天记录无异议。二是被告祝雄关于微信转账的3万元是原告方用于委托被告祝雄支付灰、水泥等材料款的其他债务的辩解主张不能成立。因被告祝雄并未向法庭提交其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的证据；同时，被告祝雄的辩解和其认可的其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承诺要还款的证据相矛盾。三是原告杜双菊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与原告方提交的录音音频资料能够相互印证，被告祝雄亦认可录音里的谈话是被告祝雄的。被告祝雄关于录音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形成的辩解，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被告祝雄于2018年10月9日向原告杜双菊借款30000元，并有原告方提交的微信转账为凭，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意见，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未约定借期及利息。但后经原告杜双菊催要，被告祝雄未向原告杜双菊偿还借款本金，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祝雄应向原告杜双菊偿还借款本金30000元。原告杜双菊主张的利息，因本案中原、被告并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借期，故原告杜双菊关于要求被告祝雄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祝雄应偿还原告杜双菊借款本金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祝雄偿还原告杜双菊借款本金3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杜双菊、原告敖成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50元，由被告祝雄负担655元，由原告杜双菊、原告敖成飞负担2895元。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任命书一份，证明2012年8月16日任命的人民陪审员，5年任期满。在本案发生时，张树琴已经不是人民陪审员。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无异议，能证明本案审理期间，张树琴人民陪审员任期已届满，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欠条》载明的1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本案中，上诉人杜双菊、敖成飞主张被上诉人祝雄向其借款10万元，《欠条》载明的款项系因借款关系形成。被上诉人祝雄抗辩属尚欠的彩礼，否认借款事实存在。因欠条与借条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由于欠条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所产生，仅凭《欠条》无法达到证据盖然性标准，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依据举证分配原则，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明责任仍由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承担。本案从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借款的用途并未作相应陈述，而在二审中陈述是借给被上诉人祝雄做生意，上诉人认可对其提交的录音资料里提及的10万元款项与《欠条》中的款项是同一笔，但录音中载明的款项是用于上诉人女儿敖娇娇与被上诉人祝雄同居期间购买车辆的资金，并非被上诉人祝雄的借款。因此，上诉人并未完成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的1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并无不当，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审理期间张树琴已没有担任原审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故敖成飞、杜双菊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敖成飞、杜双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0元，由敖成飞、杜双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铭军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朱福华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