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光辉，男，197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顺林，湖南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紫丹，女，199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蔡光辉因与被上诉人谢紫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6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光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偿还蔡光辉本金250000元，利息7286.25元（利息自2018年2月7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10月7日，直至谢紫丹还本付息日止）。2.一审案件受理费5310元、财产保全费1860元、担保费800元，合计797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3.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存在漏审，程序违法。蔡光辉在一审中诉请要求谢紫丹承担受理费5310元、财产保全费1860元、担保费800元，一审法院对担保费未作审理。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是指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责任，即被告提供的证据须证明其主张成立，使原告的主张处于待证的事实状态，被告的举证没有达到该证明标准的，就应承担举证不足的后果。因此，只要被告举证不足的，法院应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具体到在本案中，谢紫丹主张蔡光辉转账的钱其中的45万是投资款，其中的5万是还给星姿态文化传媒（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姿态公司）的还款，其中的30万元是退回给广州汇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格公司）的投资款，谢紫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具体理由如下：1.谢紫丹称陶建是星姿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账户系陶建借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星姿态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是赵淑珍、谢紫丹，谢紫丹是星姿态公司的股东，而不是陶建。（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陶建是星姿态公司的股东，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陶建实际掌控公司。谢紫丹既不能提供与陶建的代持协议等证据证明陶建是实际股东，又不能提交诸如股东会决议、人事任命、资金使用审批等证据证明陶建实际控制公司。（3）谢紫丹称陶建借用其账户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谢紫丹既不能提供双方存在借用账号的协议，更不能提供其账号的银行流水，以证明资金的使用情况是为陶建使用。2.谢紫丹提交的与微信号为×××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微信名为“BenTao”、微信号为×××是何人的微信，是何人在使用。（2）微信内容里面涉及到何燕燕，是何燕燕与谢紫丹或星姿态公司的关系，是何燕燕个人的事情，与蔡光辉无关。不能因为何燕燕是汇格公司的股东，就将何燕燕与蔡光辉直接等同起来。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光辉投资星姿态公司。（1）谢紫丹称蔡光辉投资星姿态公司没有提交诸如投资协议等证据，谢紫丹亦未提交蔡光辉参与星姿态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更没有提供蔡光辉投资星姿态公司享受过收益或承担过风险的任何证据。作为几十万之巨的投资，双方不可能没有任何的书面投资协议，否则如何确定双方如何合作，如何分享利润，如何承担风险，如何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决策，显然与常理不符。（2）谢紫丹提交的《证明》是一份无效证据，不能证明蔡光辉投资星姿态公司。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规定，谢紫丹提交的证明，没有制作人的签名，亦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是一份无效证据，不能证明蔡光辉投资星姿态公司。第二，谢紫丹作为星姿态公司的股东，和星姿态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星姿态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应采信。第三，谢紫丹想把借款变成投资款，是想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逃避法律责任，从而达到借钱不还的目的。4.蔡光辉在转给谢紫丹款项是已经明确备注是“借给谢紫丹款项”，而谢紫丹案涉的银行账号从谢紫丹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开通了手机银行，同步必定开通短信服务。如果不是谢紫丹借款，其收到短信后，第一时间就应向蔡光辉提出异议。事实上，在诉讼发生之前，谢紫丹从未表示异议。5.一审法院既不追加星姿态公司，也不追加赵淑珍、更不追加陶建，没有查明案件事实。被上诉人谢紫丹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主张一审存在漏审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一审主张对一审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未作审理，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本案上诉人被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依照法律规定，该费用理应由上诉人承担。而受理费、保全费均属于诉讼费用。针对担保费，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及庭审中均未提及该费用，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的合意，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为此提交的聊天记录、《证明》及转账记录等均能充分证明，案涉款项的收取、支付均是在受陶建的指示下及其提供的账户情况下进行的。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主张未达到证明标准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陶建为星姿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在进行每一份工作时均须在陶建指示后进行，并对工作后续向陶建进行报备，由此可证明实际星姿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陶建。而上诉人与陶建为合作关系，其在与陶建无法谈拢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不惜以进行虚假诉讼、构建虚假债务的方式以达到将自己投资款项从其他无关人员身上取回的非法目的。案涉事项均是由上诉人与陶建进行洽谈沟通，相关款项亦与被上诉人个人无关。3.关于上诉人所称我方无法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投资星姿态公司，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案外人何燕燕向被上诉人转款10万元时已在摘要备注：汇格公司投资注册资金。何燕燕系汇格公司股东，且在转账凭证摘要中注明了是投资款，该证据证明了何燕燕能代表汇格公司，亦证明了星姿态公司与汇格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称何燕燕的行为不代表上诉人，亦不代表汇格公司，那上诉人如何解释汇格公司与星姿态公司的多笔款项中均使用了何燕燕的账户进行操作。4.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具有借款的合意，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10万元的转款为汇格公司之前40万元借款的还款，45万元是在陶建的指示下收取。为此被上诉人提交了转账凭证，转账凭证上记载的时间、金额均能与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应，涉案款项与被上诉人个人无关。上诉人提交的关于两份5万元款项的转账凭证证据，其中一个标注是“还款”，另一个标注是“借款”，现上诉人主张前述两份款项均系“借款”的说法完全是前后自相矛盾。并且，被上诉人收到的银行短信通知中没有明显显示案涉款项标注了借款，对于上诉人自行备注为“借款”的行为不予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亦从未对合计55万元的款项的性质、事由等事宜进行过商讨及约定，汇款发生之日起至上诉人起诉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就相关款项要求被上诉人还款，亦并未联系过被上诉人，试问被上诉人仅在上诉人公司实习几个月，为何蔡光辉为何肯借如此大一笔款项给素无联系的谢紫丹。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55万元的款项没有借款的合意，该笔款项为星姿态公司实际控制人陶建与上诉人之间就星姿态公司和汇格公司合作经营事宜而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蔡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紫丹偿还蔡光辉本金25万元；2、判令谢紫丹支付利息（自2018年2月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收）；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谢紫丹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蔡光辉于2018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2份、《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份、《转账汇款指令的详细信息》1份、《证明》1份，拟证明其诉称属实。上述2份《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蔡光辉卡（账）号62×××09的工商银行账户依次于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1日向谢紫丹卡（账）号62×××67的工商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45万元（含显示汇款附言依次为还款、借款）。蔡光辉称上述2笔款项均是其出借给谢紫丹的款项。上述《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蔡光辉账号为62×××77的农业银行账户于2017年11月30日向谢紫丹账号为62×××67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汇款5万元（含显示汇款交易用途为借给谢紫丹的款项）。上述《转账汇款指令的详细信息》显示谢紫丹付款账号62×××41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2月6日向收款人为王丽威的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含显示汇款附言为汇格回款）。蔡光辉称上述30万元为谢紫丹借款后向其偿还的款项。上述《证明》显示为案外人王丽威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谢紫丹于2018年2月6日转账支付的30万元，并确认该30万元为其代蔡光辉收款，事后已经交付给蔡光辉。蔡光辉在庭审中称上述30万元为其委托案外人王丽威代收谢紫丹向其偿还的款项。另案外人王丽威亦到庭称其在蔡光辉公司任职，上述30万元代蔡光辉收取后已付回给蔡光辉，并称其与谢紫丹曾是同事，收取上述30万元时认识谢紫丹。谢紫丹则称确认案外人王丽威收取款项是代收的，但该款项是公司之间的往来，是受案外人陶建的指示向汇格公司的还款，不是其个人向蔡光辉归还的款项。谢紫丹对蔡光辉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谢紫丹称蔡光辉诉请中其向谢紫丹支付的款项均不是蔡光辉出借给谢紫丹的借款，其中两笔金额各为5万元的汇款是蔡光辉向星姿态公司借款40万元所还的还款，一笔金额为45万元的汇款是汇格公司向星姿态公司注入的投资款，谢紫丹并称其向案外人王丽威转账支付的30万元是退回给汇格公司的投资款，不是向蔡光辉还款。谢紫丹提供了微信号为×××的微信用户的微信主页下载打印件1份及谢紫丹与该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1份、《离职证明》1份、《明细查询》6份、转账明细详情截图1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证明》1份、交易详情截图1份、《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1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交易详情截图1份及《招商银行明细表》1份，并在庭审中当庭用其手机上网展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辩称属实。谢紫丹称上述微信号为×××的微信用户为星姿态公司实际控制人陶建的微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为其与陶建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主要内容为上述微信用户委托谢紫丹处理公司事务，其中上述微信用户在2017年11月29日下午14点40分微信称“开户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南路支行，开户企业名称：何燕燕，及银行账号：62×××55”、在2018年1月6日中午12点45分微信称“汇格一共给了多少钱”及谢紫丹回复“55万”、2018年2月6日中午12点04分微信称“62×××71工行嘉怡支行王丽威”等内容。上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1份显示汇格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成立，公司股东为王丽威、何燕燕、蔡光辉等内容。上述《离职证明》显示为星姿态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出具的，主要内容为谢紫丹于2017年10月1日入职星姿态公司担任行政总监职务，并于2018年5月21日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等内容。上述《明细查询》6份、转账明细详情截图1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显示谢紫丹于2017年11月29日分两笔向收款人为何燕燕、账号为62×××55的工商银行账户汇款40万元（每笔20万元）及2017年11月30日付款人为何燕燕、账号为62×××55的工商银行账户向谢紫丹汇款15万元（含显示汇款附言为还款）。另显示蔡光辉于2017年11月30日向谢紫丹账号为62×××67的工商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15万元、5万元（含显示汇款附言依次为还款、还款、借给谢紫丹的款项）。谢紫丹称上述40万元是受案外人陶建指示而向汇格公司的股东何燕燕转款的，该款项是星姿态公司借给汇格公司进行周转的款项，汇格公司已进行了还款，分别为何燕燕向谢紫丹汇款的15万元及蔡光辉向谢紫丹汇款的上述3笔款项共40万元。谢紫丹并称其上述卡账号为62×××67的工商银行账户没有开通短信通知，但有开通手机银行，进入手机银行看到有收到款，其他附言没有具体留意。上述《证明》显示为星姿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主要内容为证明谢紫丹作为星姿态公司员工依次于11月9日、12月1日代收蔡光辉注入投资款10万元、45万元，共计55万元，该款项用作星姿态公司运营使用等内容。上述交易详情截图1份、《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1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显示付款人何燕燕于2017年11月9日向谢紫丹转账支付10万元（含显示附言为汇格公司投资注册金）及蔡光辉于2017年12月1日向谢紫丹转账支付45万元。上述交易详情截图1份及《招商银行明细表》1份显示谢紫丹于2018年2月6日向户名王丽威、账号62×××71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含显示银行摘要为王丽威8671汇格回款）。蔡光辉在一审庭审中称：因谢紫丹是蔡光辉的员工，双方关系比较好，且借款中有备注借款，故没有相关的借款凭证。一审法院认为：蔡光辉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内容虽然显示蔡光辉于2017年11月30日向谢紫丹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两笔款项共10万元（每笔5万元），于2017年12月1日向谢紫丹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5万元，但谢紫丹辩称案涉款项为蔡光辉的还款及投资款等相关陈述及谢紫丹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及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蔡光辉未提供其与谢紫丹构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材料（含借据、借款合同等），因此，蔡光辉与谢紫丹未构成55万元借款的合意，未构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现蔡光辉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谢紫丹向其偿还借款25万元及其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蔡光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10元，财产保全费1860元，合计7170元，由蔡光辉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蔡光辉提交星姿态公司的注册登记资料，被上诉人谢紫丹则提交了《代持股协议》等十二份证据，但本院认为双方举证行为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完成，均已严重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且无合法事由，故前述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是否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程序问题和被上诉人谢紫丹与上诉人蔡光辉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实体问题。关于程序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并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而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担保费的诉讼请求，属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中的一项，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显然关于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亦在被驳回的诉讼请求之列，故一审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程序错误问题。关于实体问题。首先，在社会生活中，并非仅是借贷关系的发生，当事人需要通过金融机构转账来完成款项交付；在买卖、投资、租赁等等法律关系发生时，当事人都可能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完成款项交付，故仅有转账行为的发生，不能得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本案中，上诉人为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发生，提交的主要证据为金融机构的相关转账凭证。被上诉人则提交了多份证据，拟证明其曾供职的星姿态公司，曾用其账户收款，并接受与上诉人有关联关系的汇格公司的投资。虽然被上诉人的举证也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亦能让法官无法仅凭转账凭证就形成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内心确认。在此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谢紫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人蔡光辉，应当再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案涉转账行为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而发生，或者转账之后双方达成合意确认案涉款项为借款，但从本案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未能完成此项举证义务。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也应对其主张存在的法律关系举证。但在本案中，仅凭上诉人在转账时的单方备注，显然不足以确认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和生效。第三，本案涉及的款项金额较大，且双方并非亲属关系，也非特别熟识的朋友，在没有订立借款合同或者借款人未出具借款凭证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发生较大金额的借款，可能性亦不大。综合前述分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蔡光辉证据不足的认定无误，并认同其处理结果；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10元，由上诉人蔡光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