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08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云江，男，1955年4月2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峡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和平，男，1964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长顺，男，1966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其相，男，1967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辜月花，女，1964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县。上列上诉人邹长顺、周其相、辜月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和平，男，1964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住所地吉水县乌江镇彭家小钓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2669765216H。负责人：刘继行，投资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小平，男，1964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明克，男，1961年1月2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忠，男，1975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满根，男，1960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上诉人范云江、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辜月花因与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肖小平、邵明克、**忠、李满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2民初245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云江、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辜月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吉水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2民初2454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吉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全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五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及说明书》的真实合法性不予认定，认为五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虽然该《证明及说明书》只有山西致祥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致祥公司）的公章，没有相关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签名，但这仅是证据上存在的一点小瑕疵，不是该证据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在一审法院此前受理的（2017）赣0822民初1757号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周武松、范云江、庄晓洪、李吉江、王孝宝等人为证明其主体资格而提供的由山西致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声明书》，也没有相关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签名，与五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及说明书》的证据形式一模一样，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却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同一类型证据，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予以认定，事实认定错误，有悖于法律规定。2.虽然五上诉人在起诉时未提供与山西致祥公司的相关协议，但五上诉人提供的山西致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说明书》及五上诉人向山西致祥公司缴纳挂靠费的《收款收据》（见一审证据目录120页）足以证明五上诉人挂靠山西致祥公司的事实；且五上诉人以山西致祥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补充协议》、《要求延长承包期限、核减2015年度产量任务并中止生产工作联系函》、《要求核减结算价格工作联系函》均有山西致祥公司或其驻银山铁矿项目部印章及五上诉人作为实际承包人的签名，也能佐证这一挂靠事实。3.2017年4月8日的《补充协议》，五上诉人之所以没有以山西致祥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合同，而是以自身名义与其签订，是因为当时银山铁矿尚在停产期间，五上诉人才未与山西致祥公司续签挂靠协议，在该补充协议第一条中明确约定：“原乙方（五上诉人）挂靠山西致祥矿业有限公司，并以其名义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实际上是本合同的乙方在承包施工，如乙方在承包期内变更挂靠公司（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甲方表示同意（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涉及相关承包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概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该约定明确了五上诉人与山西致祥公司的挂靠关系及五上诉人的实际承包人地位。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补充协议后，为便于开采及生产，又于2018年1月4日与山西致祥公司重新签订了挂靠协议，并向山西致祥公司交纳了30000元管理费。4.五上诉人提供的吉水县人民法院（2017）赣0822民初1757号《民事判决书》及吉水县银山铁矿股东信息，其所证明对象是五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2017）赣0822民初1757号承包合同纠纷案与本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案子，相互之间没任何关联。虽然该案与本案的原告均有范云江，也只是说明范云江既于2014年5月1日与周武松等人合伙承包银山铁矿，范云江、周武松、庄晓洪、李吉江、王孝宝等人2014年10月7日退出后，范云江又于2014年10月8日与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金洪春（后转给辜月花）等人合伙承包银山铁矿，2014年10月10日，王孝宝、周武松、庄晓洪与周其相、邹长顺签订了一份《吉水县银山铁矿工程设备转让协议》，2015年2月4日，周其相、周长顺支付了王孝宝、周武松、庄晓洪、范云江250万元的转让金。五上诉人认为，本案与（2017）赣0822民初1757号案完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伙承包纠纷案件，范云江先后与两批人成立合伙承包关系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五上诉人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无须对此再作任何相关说明。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起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五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适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撤销一审裁定并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被上诉人肖小平、李满根辩称：当时与吉水县银山铁矿签合同的是山西致祥公司，被上诉人不认识各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只认可山西致祥公司，要结算也只和山西致祥公司结算。被上诉人吉水县银山铁矿、邵明克、**忠未作答辩。上诉人范云江、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辜月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五原告以山西致祥公司名义与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2.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补偿五原告各项投资款计人民币3955785.9元；3.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支付五原告尚存铁精粉350余吨货款，按510元/吨计算，共计货款178500元；4.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支付五原告尚存矿洞铁矿石6000余吨、堆放在货场的铁矿石1000余吨按每3吨原矿石折合1吨铁精粉，计铁精粉2330吨，按合同约定510元/吨结算，剔除加工铁精粉生产成本200元/吨，即按310元/吨计算，共计722300元；5.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返还五原告安全生产保证金计人民币100万元整；6.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支付五原告违约金100万元整；7.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立即支付五原告2015年期间已结算铁精粉货款计407198元及利息，并以本金407198元从2016年1月28日开始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之日止；8.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立即支付五原告2018年期间已结算铁精粉货款计人民币198301.9元及利息，并以本金198301.9元从2018年9月15日开始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之日止；9.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承担五原告为主张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计80000元；10.判令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承担五原告为主张债权造成的差旅费、误工费等损失计10000元；11.判令吉水县银山铁矿返还五原告为其垫付的汽车运费11320元；12.判令被告肖小平、邵明克、**忠、李满根对被告吉水县银山铁矿前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1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云江等五人为证明其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案涉承包合同承包人山西致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说明书》。一审法院认为，范云江等五人提交的《证明及说明书》，由于：1.其中只有山西致祥公司公章，没有相关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签名；2.没有原告与山西致祥公司的相关协议予以印证；3.范云江等人与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的2017年4月8日《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没有承包人山西致祥公司印章，其效力存疑；4.原告五人与本院（2017）赣0822民初1757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5日）确认的案涉承包合同的所谓实际承包人“周武松、范云江、庄晓洪、李吉江、王孝宝”之间，只有范云江是同一人，原告对此也没有任何相关说明等，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不予认定，并据此确认原告范云江等五人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裁定如下：驳回范云江、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辜月花的起诉。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项目经营管理协议书，证明五个上诉人是以山西致祥公司的名义合伙承包经营并与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了合同；证据二之前的合伙承包人所签承包合同，证明上诉人是接转周武松等五人的合伙承包；证据三挂靠费票据3张，证明上诉人与山西致祥公司是挂靠关系，已经交了挂靠费。另对其在一审中已提交了的上诉人身份证明、《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补充协议》以及山西致祥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说明书》进行了补充说明。被上诉人肖小平、李满根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身份证明以及山西致祥公司提供的《证明及说明书》没有异议，但对《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补充协议》提出，2017年五个上诉人已经和山西致祥公司脱离了关系，所以该协议没有盖到山西致祥公司的公章，五上诉人没有采矿资质，所以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提出异议，如果是山西致祥公司委托了就认可，没有委托就不认可；对证据三被上诉人无法辩别真假，只认可山西致祥公司。对上诉人二审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因被上诉人经质证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及证据三本院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询问时，上诉人承认，五上诉人是以挂靠的方式，以山西致祥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采矿、选矿合同，在本案中是以实际承包人的身份起诉。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范云江、邹长顺、周其相、舒和平、辜月花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鼓励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矿产储量规模适宜由矿山企业开采的矿产资源、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和国家规定禁止个人开采的其他矿产资源，个人不得开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他相关规定，探矿、采矿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且必须经批准。本案五上诉人不具备采矿资质，以挂靠矿山企业的方式合伙承包采矿、矿产资源加工业务，其于2014年10月8日与吉水县银山铁矿所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是以山西致祥公司的名义签订，2017年4月8日与吉水县银山铁矿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虽是以五上诉人的名义签订，但在该协议中明确表述了“一、原乙方挂靠山西致祥矿业有限公司，并以其名义签订的《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实际上是本合同的乙方在承包施工，如乙方在承包期内变更挂靠公司（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甲方表示同意，涉及相关承包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概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因此，该份补充协议虽是以五上诉人的名义签订，但五上诉人只是挂靠承包，根据上下文理解，按照协议约定，“相关承包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仍是由“公司”承继，因此，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应该认定为“山西致祥矿业有限公司”与“吉水县银山铁矿”，本案的实际承包人为五上诉人，五上诉人亦承认是以实际承包人的身份起诉被上诉人，但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有明确规定，矿山开采等纠纷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赋予实际承包人直接起诉的权利，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或实际承包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享有起诉权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也有相应的限制前提，如第二条所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等相应情形，本案《吉水县银山铁矿采矿、选矿生产承包合同》是由吉水县银山铁矿与山西致祥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还包括了解除合同等诉讼请求，如果要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进行诉权让渡，必须有法律依据。随意地进行突破，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禁止无资质主体从事采矿、探矿作业前提下，准许本案起诉权的让渡，实质将导致变相地规避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五上诉人上诉认为山西致祥公司出具了《证明及说明书》，获得了山西致祥公司的授权，本院对此认为，该《证明及说明书》只是证明合同的实际承包人是五上诉人，承认五上诉人是以该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同意由五上诉人直接提起诉讼而已，并非授权。因此，五上诉人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虽说理不够充分，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昶审判员 黄小红审判员 李国红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邵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