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1号富华苑综合楼一楼东面。法定代表人：潘海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蔚荆，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上海敬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庄湖桥大道6号。法定代表人：方建国，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6民初7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孙鲁江主审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诚、唐蕾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张嘉旻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衡方公司的所有一审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衡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三份《收据》对应的89755元货款未付是错误的。1.2014年1月10日14755元的《收据》、2014年1月20日50000元的《收据》是方建国本人来绿友公司取货款现金时签写的，绿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这两份《收据》的原件，包括第一联及复写件第二联。双方的交易中还有其他的收据，现金收款是双方交易中常用的方式之一，正因为支付的是现金，所以绿友无法也无需再提供其他直接证据。2.2013年12月26日的25000元《收据》。该《收据》是方建国派员来绿友公司领取货款现金时签写的，虽不是方建国本人字迹，但是其指派人员代为签字。且后期双方进行了对账确认。3.《企业询征函》、《苏州绿友园林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入库单》等证据多次确认了双方账款已经对清或者结清。因此，衡方公司提出的所有一审诉请本金及三笔共计89755元遗漏或未实际收款导致未能计入总货款之中的主张，因该三笔业务均发生在对账单性质的《企业询征函》、《苏州绿友园林机械有限公司采购入库单》日期之前、在上诉人不予认可且有其他证据证明已经付清的情况下，不应得到支持。二、衡方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绿友公司三笔货款没有支付，这三笔货款的诉讼时效就算按最晚从2014年1月21日起算，也显然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另外，绿友公司在一审中明确双方的每次买卖的权利义务包括逾期利息的计算、付款时间均是参照2011年11月25日《草种销售合同》约定的处理的，上述三份《收据》对应的付款时间显然均应早于2014年1月20日，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实际要更早于2014年1月20日。衡方公司辩称：第一、关于收据的问题，该笔款项事实上未收到。绿友公司提供的证据收据是一个复印件无法认定真实性。对付款事实不认可。第二、企业询证函是一种审计凭证，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不能直接对账单使用。企业询证函就是为了符合账目，而非催款。它不能反映双方欠款的数额，反映的是内部的财务管理的意思，只服从与财务报表系统的内部管理的资料，并不是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盖章只是对财务报表上的预付账款的确认，并不能说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达成一致的表示，只能作为双方存在经济往来的审计证据。企业询证函它上面有依据。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因此盖了章。关于第三个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是长期连续性买卖合同涉及的诉讼时效，是临时性的货款，是滚动计算的，并且买方支付货款并未指明针对的特定货物，买方持续每一笔付款的行为都是对全部合同中所欠货款的承认行为。最后一笔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实际上具有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在一审中绿友公司都确认付款期限应该是参照2011年11月25日，规范性的合同是双方的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时间为到货30天，逾期利息应该约定月息2%，从最后一笔到货的时间即从2015年11月10日按照每月2%支付货款，未付款的利息到实际付款日。衡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绿友公司支付货款206911.83元；2.判令绿友公司赔偿利息损失；3.诉讼费由绿友公司承担。后，衡方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绿友公司支付货款224767元，并支付以224767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25日，衡方公司（供方）与绿友公司（需方）签订草种销售合同一份，约定：需方向供方订购草种一批，价款49345元，到货30天内需方付清全部货款，逾期每月按总货款2%计算利息。此后，双方之间发生多笔草种的交易往来，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一致确认2011年的货款总额为241103.6元，衡方公司开具了同等金额的发票给绿友公司。衡方公司于2012年开具金额合计358471.32元的发票给绿友公司，于2013年开具金额合计198300.2元的发票给绿友公司，于2014年开具金额合计47432.35元的发票给绿友公司，于2015年开具金额合计7309.4元的发票给绿友公司。衡方公司陈述，2011年、2014年、2015年的送货金额与开票金额一致，2012年、2013年的送货金额大于开票金额，因绿友公司方苏州地区的负责人陈立遥称要内部单独核算，发票需要等通知再开，所以2012年和2013年的发票没有开全。据其统计，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2013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200850.2元，双方之间货款的结算应以实际发生的交易往来为准，经其结算，绿友公司尚欠付货款。为此，衡方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1年的送货单47份，证明2011年的货款金额为241103.6元。其中部分送货单记载收款单位为吴江绿友、苏州绿友昆山分公司、昆山绿友、光福绿友。2、2012年的送货单、出库单58份，证明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其中2012年2月3日（金额7000元）、2012年2月19日（金额4086元）、2012年3月25日（金额6015元）、2012年3月31日（金额5374元）的出库单记载收货单位为吴江绿友；2012年6月13日（金额8399元）、2012年10月15日（金额1997.6元）、2012年10月16日（金额1305元）、2012年11月1日（金额2306.32元）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施敏；2012年2月16日（金额5448元）、3月13日（13726.5元）、4月9日（金额16117元）、2012年7月11日金额为5538.8元的出库单一份（单号为0032036）、9月7日（金额9425元）、9月20日（8058.5元）、9月23日（金额10896元）、9月23日（金额8648.7元）、9月29日（金额30563.15元）、10月8日（金额8103.9元）、10月11日（金额8376.3元）、10月15日（金额8376.5元）、11月26日（金额272.4元）、12月7日（金额310元）、12月9日（金额295.1元）的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字；2012年9月20日（金额12984.4元）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无锡绿友。3、2013年的送货单25份，证明2013年的送货金额为198300.2元。后，经与绿友公司所举证据核对，另有2013年8月27日的送货单（金额2550元）未核算在内，2013年的送货总额应为200850.2元。上述送货单中2013年4月14日（金额10555.5元）、4月30日（金额10896元）、8月30日（金额15075元）、9月5日（金额2996.4元）、9月6日（金额11236.5元）、9月12日（金额7264元）、9月30日（金额11066.25元）、10月16日（金额9080元）、10月18日（金额14528元）的送货单上没有收货人签字。4、2014年的送货单10份、2015年10月10日的送货单1份，证明2014年的送货金额为47432.35元，2015年的送货金额为7309.4元。5、2011年12月30日的草种销售合同一份，该合同抬头载明供方为衡方公司，手写载明需方为吴江绿友（施敏），合同落款需方处加盖了绿友公司的公章，合同中有手写部分“2012年送货见清单，由苏州绿友时代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衡方公司称合同中手写部分为其法定代表人所写，当时其与绿友公司的经办人陈立遥约定2012年送给吴江绿友（施敏）的货物由被告付款。6、绿友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采购入库单，证明绿友公司将自2011年9月20日起至2014年11月22日止的送货入库情况进行确认。经其核对，绿友公司出具的采购入库单显示2011年的送货金额为240656.84元，而实际送货为241103.6元，2012年的送货金额为358592.93元，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其发现绿友公司确认的金额不对，反映给绿友公司，绿友公司将该份采购入库单交给其后，其发现货物没有全部入库。另，该采购入库单尾部记载“截止到2015年5月13日于衡方园艺所有货款已全部结清”。经质证，绿友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记载收货单位不是苏州绿友及没有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出库单均不予认可。2011年，吴江绿友、昆山绿友、无锡绿友均是绿友公司设立在当地的营业网点。2012年2、3月，吴江绿友的营业网点撤销，昆山绿友成为独立的公司，无锡绿友于2001年8月2日注册成立公司，施敏于2012年6月15日离职，所以衡方公司送往这些地方的货物均与其无关；对证据3中送货日期为2013年4月14日、4月30日、7月11日（单号0032037、签收人陈华平）、8月30日、9月5日、9月6日、9月12日、9月30日、10月16日、10月18日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上述送货单中没有收货人签字，其没有收到上述货物，2013年8月27日的送货单记载收货人为万纯，在其未提出之前，衡方公司并未主张，说明其未收到该送货单上的货物；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上的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经其与陈立遥核实，当时盖章的是一份空白合同，衡方公司送给施敏的货物应由施敏付款，施敏在外也做业务的，衡方公司清楚哪些货物是送给施敏的，所以送货单记载收货人为施敏；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采购入库单系衡方公司要求其出具的，实际上是一份对账单，上面记载了截止2015年5月13日双方之间的款项全部结清，因此这份证据可以反映双方之间的货款结算情况。绿友公司抗辩收货人为施敏的送货单反映的是衡方公司与施敏个人之间的交易往来，与其无关，提供了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一份，该报送表载明施敏与绿友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结束时间为2012年6月15日。经质证，衡方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施敏作为吴江绿友的负责人，代表绿友公司与其发生交易往来，绿友公司与施敏解除劳动关系并未通知其，其有理由相信施敏仍然代表绿友公司，施敏的行为应由绿友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关于绿友公司付款情况，衡方公司称绿友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给付20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给付50000元、于2012年4月11日给付50000元、于2012年6月18日给付20000元、于2012年7月16日给付21103.6元、于2012年8月27日给付3875元、于2012年9月10日给付19068元、于2012年10月25日给付15000元、于2012年11月12日给付35000元、于2013年1月29日给付20345.71元、于2013年2月4日给付49363.6元、于2013年2月7日给付50000元、于2013年2月8日给付100000元、于2013年4月3日给付5992.8元、于2013年5月28日给付4287.61元、于2013年7月24日给付9443.2元、于2013年8月29日给付15000元、于2014年2月12日给付20000元、于2014年3月3日给付10000元、于2014年5月14日给付20000元、于2014年8月5日给付34101.8元、于2016年2月25日给付7309.4元，绿友公司通过汇票支付89832.35元，绿友公司合计给付675261.87元。绿友公司则称其给付衡方公司852616.87元，除衡方公司主张的付款金额外，绿友公司对其余款项的交付、结算情况举证如下：1、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一份，证明衡方公司在该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绿友公司结欠衡方公司的货款金额为329989.52元。2、2013年3月7日、3月19日、5月8日的收据复印件、2013年12月26日、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的收据复写件、10月30日的收据复写件（加盖衡方公司公章）、2015年2月28日的收据复印件、2016年1月11日的收据复写件（加盖衡方公司公章）及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一份，证明绿友公司于上述日期分别收款30000元、20000元、50000元、25000元、14755元、50000元、7600元、39832.35元、10167.65元、2816.75元。其中2013年12月26日的25000元系他人代衡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建国收款，并代方建国在收据上签字。经质证，衡方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因绿友公司做账需要让其敲章，其才在企业询证函上盖章，双方之间的货款结算应以实际的送货情况来确定；对证据2中2013年3月7日、3月19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笔款项包含在汇票支付的89832.35元中，对2013年5月8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收据记载付款人为上海绿友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其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对2013年12月26日的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的字不是方建国本人所签，其没有从绿友公司处收取过现金，对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10月30日的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没有收到收据上记载的款项，当时绿友公司称做账需要，其应绿友公司要求在收据上签字。后，衡方公司表示2014年1月10日和1月20日的收据系复印件，其第一次陈述时感觉是自己签的，但回去核实后并没有发现相应的记录，所以如绿友公司不能提供原件，其不予认可。对2015年2月28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款项系汇票支付，包含在89832.35元的汇票支付款项中，对2016年1月11日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无锡绿友，其与无锡绿友之间存在交易往来，该款系无锡绿友交付给其的款项，对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汇款人为无锡绿友，该款系无锡绿友支付给其的款项。关于2014年10月30日的收据，衡方公司提供绿友公司盖章、陈立遥签字的书面证明一份以说明案外人徐冬岸欠绿友公司7600元，由衡方公司代为支付，衡方公司在2014年10月30日的收据上签字相当于其收到了绿友公司的货款，这样双方之间的账就平掉了，不需要再进行款项的交接。绿友公司对该书面证明的真实性表示没有异议。审理中，绿友公司表示对于衡方公司提出异议部分的收据，其已找不到原件，无法提供给法庭。绿友公司陈述，绿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友集团）系其母公司，其与上海绿友、无锡绿友均是绿友集团下属的子公司，苏州绿友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负责苏州的业务，后来母公司成立了苏州绿友公司（注册成立时间2011年6月23日），苏州绿友公司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并行存在，后来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注销掉了。衡方公司主张其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无锡绿友之间有交易往来，提供了如下证据：1、2009年4月-10月的送货单；2、2010年的送货清单两页，该送货清单第一页有方建国的签字并加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发票专用章，第二页加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公章，记载手写金额为74164元；3、付款方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时间为2011年8月9日的发票两张，2011年4月26日的发票一张及2011年的送货清单，发票记载总额为250955元；4、付款方为无锡绿友、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及时间为2014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送货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一份，发票记载金额为12984.4元。衡方公司称根据其统计，其于2009年向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送货41752.2元，于2010年送货133154.55元，于2011年送货255836.15元，合计送货430742.9元，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合计付款418045.61元；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与绿友公司提交的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金额2816.75元）及金额为10167.65元的收据相对应，其与无锡绿友之间仅发生了这些交易往来，且款项已付清。经质证，绿友公司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衡方公司提供的2010年的送货清单，绿友公司提供了时间为2010年12月3日、金额为74164元的发票一张,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金额分别为12898.8元和27.9元的发票各一张，以证明2010年的货款为87090.7元。针对衡方公司提供的付款方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时间为2011年的发票及2011年的送货清单，绿友公司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前欠付衡方公司87090元，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付款后，该日之前的款项双方结清。此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与衡方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为250955元，衡方公司开具了等额的发票，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支付给衡方公司的款项金额超出发票金额250955元，超付的30000元作为帮绿友公司代付给衡方公司的款项。为此，绿友公司提供了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工商银行进账单、银行业务回单、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及业务回单记载的款项金额分别为87090元、20000元、60000元、22528元、100000元、48426.91元、30000元，合计368044.91元，扣除截止2011年1月31日应付的87090元外，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合计支付280954.91元，比衡方公司举证的发票金额超出30000元，该笔30000元即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代绿友公司支付的货款。另，绿友公司提供2012年7月13日的发票（金额5538.8元）一张，证明该发票对应单号为0032036的出库单，其已付清该金额，故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上记载的欠款金额与双方之间的货款及付款情况相一致。又，绿友公司提供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5月11日、5月19日、7月5日、9月21日出具的发票及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方建国的名片复印件，证明衡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建国与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在中种草业公司就职，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成立后，方建国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一起做业务，该公司与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之间存在草种的交易往来，衡方公司统计的2010年送货清单中记载的部分交易不是衡方公司与绿友公司之间发生的，衡方公司混淆了交易主体，导致货款核算不正确。经质证，衡方公司对2010年12月3日的发票（金额为74164元）,2010年12月24日的发票（金额分别为12898.8元和27.9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其以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会计统计没有问题，所以其在2010年送货清单上签字，没有在第一时间核对，发票开具的金额不全，实际送货金额应为86835.5元。对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工商银行进账单、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款项均是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支付的，与绿友公司无关，记账凭证是绿友公司单方制作，其不予认可。对2012年7月13日的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于2012年7月11日送了两批货物，但仅开具了一份发票，绿友公司仅支付了一笔货款，另外一笔货款没有结清。对绿友公司提供的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发票表示无法确定真实性，对北京布莱特草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方建国的名片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绿友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审理中，衡方公司称双方于2011年11月25日签订的草种销售合同约定绿友公司应在到货后30天内付清货款，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绿友公司应于2015年11月9日前付清货款，绿友公司未付，则应自2015年11月10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曾向绿友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立遥主张货款，后来绿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拒绝其的付款要求，故其提起诉讼，其主张未超出3年诉讼时效。对此，绿友公司则表示其支付给衡方公司最后一笔货款后，衡方公司从未向其主张过货款，衡方公司的诉请不能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仅于2011年11月25日签订了一份草种销售合同，约定衡方公司向绿友公司供应价款49345元的草种，到货后30日内付款，此后，双方之间发生了多笔交易往来，均未签订销售合同，未约定付款时间。本案衡方公司最后一次送货给绿友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绿友公司应在收到货物后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施行时，衡方公司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则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可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衡方公司于2018年9月4日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绿友公司认为衡方公司的诉请超出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双方之间货款的结算，双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衡方公司在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绿友公司结欠衡方公司的金额为329989.52元，衡方公司称该对账金额并未真实反映绿友公司结欠货款的情况，提供了2011年及2012年的送货单、出库单，根据双方陈述并结合发票的开具情况、货款的支付情况，双方确认2011年的货款总额为241103.6元，绿友公司已付清。关于2012年的货款，衡方公司于2012年开具了总额358471.32元的发票给绿友公司，衡方公司称2012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403333.1元，因绿友公司原因导致发票没有开全，但其中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的送货单（金额12984.4元）与衡方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30日的发票及绿友公司提交的2015年3月20日的银行业务回单（金额2816.75元）及金额为10167.65元的收据载明的金额一致，衡方公司认可其与无锡绿友之间仅有一笔交易往来，其提供2014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无锡绿友送货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主张上述发票、银行业务回单、收据与该份金额为13000元的送货单相对应，一审法院难以采信。2012年的部分送货单、出库单上没有收货人的签字，绿友公司不予认可，衡方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绿友公司收货，亦难以采信。无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出库单上记载的货款金额合计128707.85元，已超出衡方公司主张的送货金额与开票金额的差值，衡方公司主张其在2012年的送货金额超出发票金额，否认2013年1月1日询证函上确认的欠款金额，不予采纳。衡方公司主张2013年的实际送货金额为200850.2元，高于当年发票金额（198300.2元），提供了2013年送货单为证，但其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没有收货人签字，绿友公司不予认可，衡方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没有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上记载的货款金额已超出衡方公司主张的送货与开票之间的差额，故一审法院对衡方公司主张的2013年的货款以实际送货为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2013年1月1日的企业询证函，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绿友公司结欠货款329989.52元。2013年、2014年、2015年的货款合计253041.95元。上述货款合计583031.47元。根据衡方公司自认的付款情况，绿友公司支付了该期间的货款435676.47元，货款与付款之间相差147355元。关于该差额，绿友公司提供了2013年5月8日、12月26日，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10月30日的收据为证，上述收据记载金额分别为50000元、25000元、14755元、50000元、7600元。衡方公司认可2013年5月8日、2014年10月30日收据的真实性，但认为2013年5月8日的付款方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与绿友公司无关，对此，衡方公司提供了开具给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发票，发票总额为250955元，绿友公司提供了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合计280954.91元，绿友公司称超出部分为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结欠的2011年1月31日之前的款项，该陈述与衡方公司提供的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2010年的送货清单记载金额能相互印证，绿友公司称上海绿友苏州分公司于2013年5月8日代绿友公司支付了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双方陈述，2014年10月30日的7600元系案外人结欠绿友公司款项，衡方公司代为支付，从货款中作相应抵扣而产生的，衡方公司认为绿友公司没有给付76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绿友公司认可2013年12月26日收据上的字并非方建国本人所写，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衡方公司收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绿友公司主张的该笔付款的事实不予采信。2014年1月10日、1月20日的收据为复写件，衡方公司不予认可，绿友公司没有提供原件，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付款事实，一审法院亦难以采信绿友公司主张的付款事实。综上，绿友公司还应支付衡方公司89755元。虽然双方之间的买卖往来已于2015年10月10日结束，应支付给衡方公司货款，但关于上述款项的收付问题，双方存在争议，且衡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绿友公司及时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衡方公司要求自2015年11月10日起算利息不予支持。衡方公司于2018年9月4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酌定绿友公司应支付衡方公司以89755元为基数自起诉状等副本送达给绿友公司之次日（201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绿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方公司人民币89755元及以89755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审期间，绿友公司提交了三张收据原件。2013年12月26日25000元，非方建国本人签名，2014年1月10日14755元、2014年1月20日的50000元收据均系方建国本人签字，绿友公司证明其对应的货款已支付完毕。衡方公司认为一审中绿友公司未提供，故不能作为新证据。本院另查明，一审中衡方公司提交的2013年12月31日的企业询证函，该询证函证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绿友公司共欠衡方公司货款148856.8元，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查。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绿友公司与衡方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签订草种销售合同一份，此后，双方之间发生多笔草种的交易往来，但均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衡方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绿友公司结欠货款224767元，根据其提供的送货单和其他证据来看，不能证明绿友公司欠款金额。而衡方公司提供的两份企业征询函，其中2013年1月1日企业询证函明确绿友公司结欠329989.52元，2013年12月31日企业询证函，绿友公司共欠衡方公司148856.8元，该企业询证函明确绿友公司结欠金额，双方加盖了公章，应视为双方对账单，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单欠款金额148856.8元加上2014年、2015年衡方公司供货金额54741.75元，合计203598.55元。衡方公司自认绿友公司已支付货款131243.55元，剩余货款72355元。其中7600元一审查明系案外人代绿友公司支付，绿友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20日的收据原件，付款金额分别为14755元及50000元，为方建国本人所签字，绿友公司付款金额和企业询证函所欠金额吻合，根据相关证据，绿友公司已付清了所欠款项，对此衡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根据当时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由于绿友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新证据，本案一审后出现了新事实，导致绿友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78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各65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14元，均由苏州市衡方园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鲁江审判员  唐 蕾审判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嘉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