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19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合信泰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刘晓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敬东，广东清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标，广东清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炜，女，196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记兴（QUEKKEEHANG），男，1952年12月15日出生，国籍新加坡共和国，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洋，上海申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重新，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陈贵贤，男，197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浦县。原审被告：陈新生，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深圳市合信泰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信泰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炜、郭记兴（QUEKKEEHANG）及原审被告陈重新、陈贵贤、陈新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信泰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谢炜、郭记兴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谢炜、郭记兴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原告的主体关系混乱。（一）2000000元所有权关系不明。涉案的2000000元款项到底是谢炜的还是郭记兴的，如果是谢炜的，则应由谢炜个人起诉，如果是郭记兴的，则应由郭记兴个人起诉，而不能由两个人同时起诉，如果同时起诉，则要么谢炜和郭记兴对该2000000元款项为共同共有，要么为按份共有，但一审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共有关系，故一审将该二人列为共同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合信泰富公司与谢炜没有发生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责任。一审认定，谢炜在两份合同上均未签字，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谢炜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合信泰富公司与谢炜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一审却认定“虽然谢炜未在涉案两份合同上签名，但谢炜通过实际行为履行了相应的合同支付义务，故郭记兴、谢炜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合同各方设定的，是合同各方的意思表示，由合同各方所专享，合同外的主体要加入进来须征得原合同各主体的认可，而谢炜并没有征得合同主体一方即合信泰富公司的同意，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三）郭记兴并未实际出资。一审认定谢炜有出资，证明出资者不是郭记兴，郭记兴并未实际出资，除非证明谢炜的出资是替郭记兴出资，但一审并未就此做出解释和说明。二、一审认定合信泰富公司操作涉案股票的事实错误，要求合信泰富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郭记兴并没有开立股票账户。（二）一审判决认定合信泰富公司操作谢炜的股票账户证据不足，认定合信泰富公司操作谢炜的股票账户即为郭记兴理财属张冠李戴。一审判决“关于原告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第一点的认定，属于歪曲事实。首先，如前所述，谢炜并非合同的主体，不享受合同的权利义务，即使合信泰富公司有操作谢炜的股票账户，也不代表要适用案涉《投资顾问协议》对谢炜进行赔偿，而一审上述认定笼统地认定合信泰富公司实际操作“原告”账户，“原告”是谢炜还是郭记兴并不清楚。因为谢炜、郭记兴不可能同时拥有同一个账户，法律也禁止借用他人账户炒股，因此“原告”只能是谢炜，但谢炜与合信泰富公司并没有合同关系，一审依据合信泰富公司与郭记兴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要求合信泰富公司赔偿合同之外的主体谢炜的损失，显然是张冠李戴。其次，姚某称将股票账户电话告知了合信泰富公司，其证言没有依据，无法证明合信泰富公司收到所谓账户及密码，一审对证人姚某的证言偏听偏信。三、一审将两个法律关系不存在关联的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谢炜、郭记兴辩称：不同意合信泰富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合信泰富公司的上诉。陈重新、陈贵贤、陈新生未到庭陈述意见。谢炜、郭记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陈重新、陈新生、陈贵贤、合信泰富公司共同赔偿谢炜、郭记兴损失人民币1429174.85元；2.要求陈重新、陈新生、陈贵贤、合信泰富公司赔偿谢炜、郭记兴利息人民币32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金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金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5月13日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000元，2017年7月28日，金金公司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中列明其已于2016年12月8日向《民营经济报》刊登清算公告，该公司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注销登记并盖上金金公司印章。2017年8月1日，金金公司被核准注销。根据该公司的《备案通知书》显示，该公司清算组成员为陈重新、陈贵贤、陈新生。合信泰富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5日，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晓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00元。2015年5月20日，原金金公司授权代表姚某（甲方）与郭记兴（乙方）签订《“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约定：第一条1.乙方配资金额600万、乙方保证金金额200万、乙方操作总金额800万，配资比例1:3、警戒线0.875、亏损平仓线0.825。2.甲方依据本协议之约定向乙方提供配资服务，乙方据此应向甲方支付配资服务费并提交配资保证金。甲方每月按配资服务金额收取固定服务费，服务费率为1.35%/月，不足一月的按整月计算。……4.本协议于2015年5月20日开始至2016年5月19日结束。……第五条1.配资资金的日常运作本协议所涉及证券账户由乙方进行日常的交易操作。若T日配资资金所涉及账户单位净值触及相应警戒线和平仓线时，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补缴保证金，则甲方有权进行账户交易控制，按照本协议约定冻结账户使用权限和进行平仓。……3.警戒线与平仓线1）当股票交易账户内的资产总值低于警戒线时，系统将锁定乙方买入股票权限，只能卖出股票，不能再买入股票。低于警戒线时需要尽快补充风险保证金，以免触及平仓线被平仓。2）当股票交易账户内的资产总值低于平仓线时，甲方有权按市价卖出账户内所有股票，乙方不得提出异议，并暂停合作。为避免平仓发生，请时刻关注账户保证金是否充足。合同末尾有原金金公司盖章、姚某签名及郭记兴签名。2015年5月20日，郭记兴（甲方）与合信泰富公司（乙方）签订《投资顾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持有的8000000元整人民币资产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资产；乙方拥有提供资产管理和投资顾问服务的人才实力，拥有二级市场操作经验和经历；甲方将以上资产委托乙方管理，并出具授权书，投资范围：投资中国境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具体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以该信托账户的信托协议内容为准。第一条参与账户的开立和管理甲方证券账户的交易密码，由乙方实行统一管理。该证券交易账户为（空白）。第二条授权和授权期限……2.2合作期限从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5月19日。2.3双方约定：甲方提供股票交易账户（合作金）人民币8000000元整。2.4双方约定：乙方每天向甲方汇报一次总资产变动状况。第三条资产运作与管理3.1资产的日常运作甲方证券交易账户由乙方进行日常的交易操作，甲方无权查询该账户的资产情况，不得进行任何账户交易（乙方通知甲方操作的除外）。第四条合作特别约定乙方投资操作分有劣后保证金和无劣后保证金两种操作方式，各占比例为50%。4.1有劣后保证金为：乙方提供20%劣后保证金，当操作账户达到信托账户规定预警线时由乙方提供资金补仓，账户达到平仓线被平仓的由乙方承担一切损失。4.2无劣后保证金为：当操作账户达到信托账户规定预警线时由乙方负责通知甲方提供资金补仓，账户达到平仓线被平仓的由甲方承担一切损失。第五条资产利益的归属与分配5.4风险控制若乙方操作失误，造成甲方账面亏损接近爆仓，由乙方负责及时补充资金进入账户，确保账户资金安全。若本协议的运作期限结束，或协议终止，甲方资金存在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付。谢炜、郭记兴为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及收到退还款项，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及中国银行上海市中华路支行出具的交易流水，拟证明谢炜于2015年5月20日及5月27日向证人姚某账户分别转账人民币2000000元及81000元，谢炜、郭记兴称2000000元系合同约定的投资款项，81000元是合同约定谢炜、郭记兴支付给原金金公司的利息。2.证人林某的资金流水，拟证明2015年8月27日证人姚某通过证人林某向谢炜、郭记兴归还投资本金570825.15元。2016年12月1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备案通知书》，载明：经审查，提交的金金公司清算组成员备案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该局予以备案，清算组负责人为陈重新，清算组成员为陈贵贤、陈新生。陈新生、陈重新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林某与证人姚某自2015年5月至7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林某与姚某的沟通情况；2.证人姚某与名为“合信泰富公司-刘晓东”“合信泰富-揭助理”的微信聊天及邮件往来记录，拟证明合信泰富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证人姚某的沟通情况，根据证人姚某陈述，揭助理曾通过邮箱814×××＠ｑｑ.ｃｏｍ向其汇报资金变动情况；3.星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打印件，拟证明郭记兴与证人林某之间的关系。谢炜、郭记兴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合信泰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谢炜、郭记兴及陈新生、陈重新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分别申请证人林某、姚某出庭，两证人亦出庭作证，两证人先对陈重新、陈新生提交的微信聊天及邮件往来记录的真实性作出确认，并作出如下证言：1.林某称姚某系其朋友，谢炜、郭记兴因为林某认识姚某进而签订涉案两份协议；2.姚某称其签订合同，在谢炜或郭记兴向其打入人民币2000000元，进行配资人民币6000000元后存入铭创系统并通过电话将账户交给合信泰富公司进行操作。本案中，一审法院向上海蜂虎铭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虎铭创公司）调取相关账户交易记录等内容。根据子账户资金证券流水查询表格显示，客户号为849-02272、客户姓名为A-谢炜（留市值）于2015年5月22日分别资金存入2000000元、融资借款6000000元，2015年8月21日，该账户内资金取出651825.15元、人工还款6000000元，数额总共6651825.15元。2018年7月7日，姚某出具《声明书》，载明姚某因个人违规行为致使原金金公司及其股东陈重新、陈贵贤、陈新生受牵连，并指出其与谢炜、郭记兴的《“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系姚某误用盖有原金金公司公章的空白文本与谢炜所签订，且合同约定的款项打入了姚某个人账户，原金金公司及其股东对此不知情。陈重新、陈新生另提交工资表及银行付款回单，拟证明姚某在签订《“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时与原金金公司无关。以上事实，有谢炜、郭记兴提交的《“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投资顾问协议》、交易明细清单、流水记录、《备案通知书》《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陈重新、陈新生提交的微信聊天及邮件往来记录打印件、《声明书》、企业信息打印件，合信泰富公司提交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件，一审法院依职权从蜂虎铭创公司调取的子账户资金证券流水查询、子账户委托查询、子账户成交查询以及证人证言、到庭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郭记兴为新加坡共和国公民，本案属于涉外民商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应按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本案中，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投资顾问协议》均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投资顾问协议》的真实性问题。首先，陈重新、陈新生辩称《“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系姚某持有空白合同与谢炜、郭记兴签订，其在签订时已从原金金公司辞职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声明书》，姚某本人亦到庭作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声明书》或证言均系姚某自行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上盖有原金金公司的印章，退一步而言，即使如姚某所言，其持有盖原金金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与郭记兴签订《“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但姚某作为原金金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郭记兴作为合同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姚某有代理权，故姚某的代理行为有效，对于陈重新、陈新生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合信泰富公司辩称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经询问其不申请鉴定且合信泰富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合信泰富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对于《投资顾问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合同主体。本案中，涉案两份合同的签订者为郭记兴，在合同签订后，谢炜向证人姚某转账人民币2000000元，虽然谢炜未在涉案两份合同上签名，但谢炜通过实际行为履行了相应的合同支付义务，故谢炜、郭记兴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蜂虎铭创公司调取的客户号为“849-02272”、客户姓名为“A-谢炜（留市值）”的账户流水真实性问题。首先，该账户的姓名“A-谢炜（留市值）”与谢炜名字基本一致；其次，该账户资金存入2000000元及融资借款6000000元的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与谢炜向证人姚某转账的时间相近，结合证人姚某的证言，足以认定该款项系由谢炜向姚某转账后进行配资再存入系统；再次，涉案款项资金取出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而姚某向林某退还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8月27日，时间相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在蜂虎铭创公司开设的客户号为“849-02272”“客户姓名为A-谢炜（留市值）”为本案谢炜、郭记兴在蜂虎铭创公司系统中开设的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则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本案中，谢炜、郭记兴与原金金公司签订的《“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约定，原金金公司向谢炜、郭记兴提供股票操作账户及操作资金的行为，违反了股票实名制和禁止法人违法出借和借用证券账户的相关规定；谢炜、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约定，谢炜、郭记兴证券交易账户由合信泰富公司进行日常的交易操作，谢炜、郭记兴无权查询该账户的资产情况并不得进行任何账户交易，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综上，上述两份协议的约定均规避了证券市场的监管，同时原金金公司利用蜂虎铭创公司的系统从事场外配资业务，合信泰富公司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上述行为均放大了市场风险，在市场急剧震荡时极易发生纠纷，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故应认定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投资顾问协议》无效。关于合同认定无效后的处理问题。虽然谢炜、郭记兴与原金金公司签订的《“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谢炜、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均无效，但仍能作为查明、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处理应坚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无效合同按约定处理”的思路，结合合同的具体约定、当事人履约的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予以综合考虑。关于谢炜、郭记兴与原金金公司签订的《“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首先，从该协议内容来看，谢炜、郭记兴对原金金公司提供给谢炜、郭记兴的账号有独立的支配操作权，除股票交易账户内的资产总值触及合同约定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外，原金金公司无权处分账户内的股票。从调取的涉案账户资金信息来看，账户最初确有8000000元，委托交易期间账户内资金除证券买入和卖出、派息外，并无资金取出操作，而在委托交易过程中，交易账户内发生亏损，资产总值曾低于协议约定的平仓线，故符合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约定，达到了强制平仓要求。其次，涉案账户的盈亏，系融资方与第三方（即合信泰富公司）发生证券交易、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结果而非履行配资协议的结果。如前所述，涉案账户达到了强制平仓要求，且交易记录显示至2015年7月28日，该账户内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卖出，交易完成后账户内余额为6651825.15元。依据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约定，协议终止谢炜、郭记兴须返还初始配资金额6000000元及按服务费率1.35%/月支付四个月（2015年5月-8月）的服务费（服务费共计324000元），另根据谢炜、郭记兴所述，前三个月的服务费已支付，结合证人姚某当庭所述其已收到4个月的服务费，可以认定在证人姚某向证人林某归还款项时，已减去8月份的服务费81000元，故账户内仍余570825.15元，而谢炜、郭记兴已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故款项的计算亦符合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约定。至于亏损的部分，谢炜、郭记兴作为融资方要求原金金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及股东陈重新、陈新生、陈贵贤赔偿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谢炜、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的《投资顾问协议》。一、《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的合作款项为8000000元，合信泰富公司虽然辩称该数额与《“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没有必然关系且合同约定的户名及密码均为空白，但庭审中证人姚某的证言称其已将相关的户名及密码通过电话交给合信泰富公司，蜂虎铭创公司开设的系统亦显示本协议签订后在2015年5月22日分别有两笔款项共计人民币8000000元汇入该系统，且合信泰富公司作为合同的出具方已在《投资顾问协议》上盖章确认，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签订时就相关条款对郭记兴作出释明，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合信泰富公司实际操作谢炜、郭记兴账户；二、根据《投资顾问协议》第五条5.4风险控制条款约定，若合信泰富公司操作失误，由合信泰富公司及时补充资金，确保账户资金安全。若协议的运作期限结束或终止，谢炜、郭记兴资金存在损失，由合信泰富公司赔付。合信泰富公司辩称合同应适用第四条合作特别约定，但合信泰富公司并未在实际操作中履行向涉案账户提供有劣后保证金的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本协议应适用第五条5.4风险控制条款。《投资顾问协议》约定合作款项8000000元实际由合信泰富公司操作，并在其操作失误如谢炜、郭记兴资金存在损失时由其赔付，现账户已亏损，一审法院认定合信泰富公司存在操作失误。综上，该协议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的情形，应当适用借贷方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现谢炜、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约定的协议期限已过，合信泰富公司应当将款项人民币8000000元归还谢炜。根据蜂虎铭创公司的流水查询显示，8000000元款项由谢炜个人的转账款项人民币2000000元及配资金额6000000元组成，且陈新生、陈重新确认配资金额人民币6000000元已归还，故合信泰富公司在扣除配资金额6000000元后，应当就剩下2000000元进行归还。现谢炜、郭记兴确认收到570825.15元，故在扣除原金金公司约定的8月份服务费81000元后，合信泰富公司应当向谢炜、郭记兴赔偿损失人民币1348174.85元。关于谢炜、郭记兴主张的配资利息324000元。据谢炜、郭记兴所述，其所主张的“利息”即为《“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约定的支付给原金金公司的服务费，故谢炜、郭记兴主张陈重新、陈新生、陈贵贤、合信泰富公司共同赔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陈贵贤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合信泰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炜、郭记兴赔偿损失人民币1348174.85元；二、驳回谢炜、郭记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580元，由谢炜、郭记兴负担3645元，合信泰富公司负担16935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姚某在一审时作证称：“我与谢炜、郭记兴签订合同时也是延续我之前在原广州金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合同是我在原广州金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拿出来的。”合信泰富公司表示没有收到配资款，但有收到账户。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郭记兴是新加坡公民，本案为涉外商事纠纷。鉴于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时均明确表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确定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正确。本案涉及两个合同，分别是《“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和《投资顾问协议》。因此，本案实际涉及的是两个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当事人互有牵连，资金流转涉及各方利益，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求，同时对两份合同所涉的两个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并确定本案为合同纠纷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信泰富公司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范围。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信用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涉案《“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配资方并未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规避了监管部门的监控，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正确。《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由合信泰富公司代客户操作股票交易账户、投资有价证券，且客户无权查询账户资产情况、不得进行任何账户交易。该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投资顾问协议》无效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可。现一审判决之后，仅有合信泰富公司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阶段本院围绕合信泰富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案合同当事人应当如何确定以及《投资顾问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二是《投资顾问协议》被认定无效后相应的责任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无论是《“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还是《投资顾问协议》，均是由郭记兴签订，谢炜并未在该两份合同上签字。虽然郭记兴、谢炜主张用于履行《“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2000000元款项系由谢炜账户支付、属于二人共同所有，但是谢炜并未参与协议的签订。通过谢炜账户支付2000000元款项仅能视为郭记兴履行《“金金赢”配资服务协议》的行为。至于该2000000元款项具体属于郭记兴还是谢炜所有，在二者之间应当如何分配，均属于二人的内部关系，本院不作认可和调处。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当事人提交的微信和电子邮件内容以及本案资金流转的情况，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已构成了证据链，足以认定在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时并未开立自己名义的股票交易账户，签约后亦是将资金汇入谢炜的股票账户借用谢炜的股票账户进行各项操作。合信泰富公司辩称《投资顾问协议》签订后因为郭记兴外国人的身份而未实际履行，却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也未对合同签订后的没有实际履行的后续处理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对合信泰富公司的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谢炜并未与合信泰富公司签订合同。虽然从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内容能够推断出其股票交易账户曾交由合信泰富公司的员工进行操作，但是根据郭记兴、谢炜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可知，谢炜该股票交易账户的开立系为了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履行《投资顾问协议》。谢炜没有证据证明合信泰富公司曾与其达成过委托投资的合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谢炜亦是涉案《投资顾问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不当。《投资顾问协议》的合同双方应为郭记兴和合信泰富公司。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应由郭记兴与合信泰富公司根据各自过错分别承担。谢炜并非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判令合信泰富公司向其承责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谢炜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郭记兴、合信泰富公司明知《投资顾问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违反了国家法律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扰乱了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仍然订立合同并借用他人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操作，双方对于合同无效都存在过错，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信泰富公司作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法人，以为客户提供投资顾问、理财咨询等金融服务为其业务范围，理应清楚地知晓我国法律对于证券交易的相关规定，但其仍与作为外国人的郭记兴签订明显违法的合同，其过错更为明显，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而郭记兴虽为外国公民，但其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在缔约时理应抱持审慎的注意义务，全面充分地了解投资领域相关的法律规定，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显然，郭记兴不仅未全面了解相关法律规定，甚至配合对方规避法律规定，从事不法交易。因此，郭记兴对于合同无效也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取得的财产，无法返还的应当赔偿损失。综合分析郭记兴和合信泰富公司在缔约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郭记兴应对损失自行承担30%的责任，合信泰富公司对郭记兴的损失应当承担70%的责任。从现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谢炜的股票账户于2015年5月22日分别资金存入2000000元、融资借款6000000元，2015年7月28日，该账户内的股票全部卖出，交易完成后账户内余额为6651825.15元。2015年8月21日，该账户内资金取出651825.15元、人工还款6000000元。因此，在扣除配资额6000000元后，郭记兴的损失总额应为1348174.85元。郭记兴应自行承担其中30%的损失即404452.45元，合信泰富公司应当向郭记兴赔偿其余70%的损失即943722.4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合信泰富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理由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对合同主体及最终责任承担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7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7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深圳市合信泰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记兴（QUEKKEEHANG）赔偿损失人民币943722.40元；驳回郭记兴（QUEKKEEHANG）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谢炜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58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合信泰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负担11854.5元，被上诉人谢炜、郭记兴（QUEKKEEHANG）共同负担872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3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合信泰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负担11854.5元，被上诉人郭记兴（QUEKKEEHANG）负担508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徐玉宝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谢佩君王嘉宝易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