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何仲晴，女，汉族，1978年9月28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白塔大桥南侧99号。诉讼代表人：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蓉，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仲晴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3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仲晴上诉请求：1.判决洲际公司及时支付何仲晴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拖欠的工资256700元；2.判决洲际公司及时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何仲晴为洲际公司垫付的社会保险费32142.8元；3.本案诉讼费由洲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1.2019年7月1日一审法院庭审时，马莉和法定代表人杨旭初以及洲际公司代理律师当庭都已明确确认公章只能由马莉、杨旭初经手，本人接触不到。这足以说明，本人于2014年8月到洲际公司上班，同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及劳动协议，约定本人的工资为8000元/月，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洲际公司欠本人工资及社保明细表等，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洲际公司毫无根据地怀疑并否认这些文件是没有道理的。2.2017年4月洲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旭初主动用短信联系本人，帮本人结算从上班开始至2017年4月洲际公司所欠工资及社保费，直到这时杨旭初才有终止本人在洲际公司主办会计的工作和劳动合同的意思，不过还没有正式通知或书面文件，也没有通知办理工作交接，此后杨旭初就洲际公司工作上的事宜，还联系、安排本人的相关工作。由此可见，本人与洲际公司的劳动合同至少从2014年8月开始至2017年4月是一定有效的，本人与洲际公司仍然保持合法的劳动关系。根据洲际公司欠本人工资及社保明细表、2017年4月杨旭初联系本人结算工资的短信记录、A光盘中杨旭初打电话跟本人打招呼，说“不好意思了，现在已几年工资没付给你了，承诺这两天如果有钱最迟正月十五一定结给你”、4份员工证明、C光盘通话录音、本人的债权申报文件清单、收条、本人为洲际公司垫付社保费的票据、洲际公司2014年至2016年税务及工商年报、洲际公司申报的欠税费明细、本人2014年至2017年间与杨旭初、马莉关于洲际公司工作事宜的往来邮件等，足以证明本人从2014年8月开始至2017年4月与洲际公司的劳动合同及会计工作，是完全得到洲际公司认可并赞同的，双方仍然保持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的事实。而现在洲际公司为了克扣劳动者多年来的辛苦钱，就毫无理由公然否认这一个铁的事实。3.洲际公司称其2014年底停止营业、员工纷纷离职，这与事实不符。2014年9月洲际公司开票销售收入（不含税）2165023.16元、10月销售2735755.12元、11月销售2277988.02元、12月销售2424608.72元，2015年1月（不含税）销售收入2677935.38元、2月销售1210070.92元、3月销售1009665.97元、4月销售574846.13元、5月销售1717763.67元、6月销售2332124.36元、7月销售1330100.21元、8月销售720184.61元、9月销售612543.59元、10月销售1087591.1元。2015年洲际公司年销售营业额也高达一千三四百万元，可见洲际公司称2014年底停止营业是不真实的。每月这么多的采购、销售业务，开具这么多的发票、做账、申报等所有财务上的事情都是本人一人为洲际公司做的，有本人移交给破产小组人员的洲际公司每月会计凭证、公司账册、进项采购发票抵扣联等财务资料为证，4张由破产小组人员签收的洲际公司债权申报文件清单、收条、企业2014年度至2016年度工商及税务年报，均显示这几年来洲际公司正常经营。4.为了方便公司工作，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时，洲际公司业务经理吴某,4跟洲际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旭初、马莉他们代表洲际公司要求本人将开票电脑搬回家工作，本人无条件的服从公司安排，有时工作地点就在自己家里。因公司业务需要随时开票，且每次需要开票都是吴某,4或他派业务员从常州赶过来，基本上都不是工作时间，之前都是吴某,4或销售员吴智国开车接本人到公司，公司在白塔，离城区比较远，又是在本人的非工作时间，公司一直拖欠着本人的工资，更别说给加班费了。他们觉得老这样麻烦本人也不好意思，再加上他们将本人接去公司还要送本人回来，赶来赶去也太麻烦。为了公司经营的需要，吴某,4在得到杨旭初、马莉的同意后，叫销售员吴智国向马莉领电脑，送到本人家里，当时马莉、吴智国及公司门卫都在场。这足以说明：（1）直到2017年4月本人与洲际公司仍然保持合法的劳动关系；（2）后段时间本人无条件服从公司安排在家继续完成公司主办会计的工作义务和职责。这么多年来，直至2019年2月底之前，洲际公司对本人在公司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任何异议，公司在2017年时还出具了欠本人总金额的明细欠条，而现在洲际公司为了达到克扣员工工资的目的，在事实面前却不予承认。5.从2014年8月开始，洲际公司在社保账户下为本人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因其从始至终一直拖欠社保局的社保费，导致本人及当时公司社保账户下的其他员工的社保卡因公司长期欠费而无法使用。为此，本人找了杨旭初，杨旭初说现在暂时实在没有钱，让本人自己拿钱先补缴；本人还找了劳动局，劳动局答复说由于是单位欠款，个人无法直接补缴，必须由单位将该员工的社保从单位退出来后，该员工才能自己拿钱以个人名义补缴之前的单位欠款。本人又将此事告知杨旭初，但杨旭初说现在公司确确实实暂时拿不出钱来，就先将本人的社保退出来，自己拿钱帮公司补缴一下，到时候算工资时公司会将欠个人的及今后每个月的社保费补给本人，按劳动局的标准一分不少。当时本人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社保卡能够使用，只能按照杨旭初吩咐，同意公司将本人社保退出来，自己拿钱帮公司补缴了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的社保欠费。本人工资都拿不到，又自己垫钱帮公司缴社保，为了生活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请朋友帮忙挂靠了社保，但社保费用还是自己出的。本人与朋友帮忙挂靠社保的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不是他们的员工，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最清楚。二、常州市金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坛劳动仲裁委）所作的常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403号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依据《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欠何仲晴工资及社保明细表》，是洲际公司审核、确认并出具的，现洲际公司提出的依据不符合事实，以偏概全，扭曲事实，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2017年4月份，洲际公司杨旭初主动联系本人，通知给本人结算到当月底所欠工资的短信记录（上面还有洲际公司工作事宜），完全可以说明到2017年4月本人还在为洲际公司工作，说明本人的工作得到公司的认可，证明《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欠何仲晴工资及社保明细表》是公司出具的事实。2.A光盘中第二段录音，是杨旭初打电话跟本人打招呼，说不好意思了，已几年工资没付给本人了，承诺说这两天如果有钱最迟正月十五一定给本人。这也说明《江苏洲际石化有限公司欠何仲晴工资及社保明细表》是公司出具，洲际公司欠本人这么多年工资是事实。3.公司任何盖章都是杨旭初或马莉亲自所盖，公章不会经除他们两人外的任何人的手。这一点，在一审法院2019年7月1日庭审时马莉、杨旭初都已确认。另外，直到2019年2月25日破产小组告诉本人洲际公司破产清算，通知办理交接工作，本人立马将手上的洲际公司工作内容及相关账册、凭证等移交破产小组人员，才终止洲际公司的主办会计工作。在2017年4月后，洲际公司没有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人通知本人结束工作，也没有人跟本人办理交接工作，洲际公司的账务、财务上的工作还是由本人为其处理、保管，杨旭初及相关税务部门等也因洲际公司的工作事宜经常联系本人。本人只是请求洲际公司支付2017年4月前所欠的工资及社保明细表上的金额，按道理还应支付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报酬。洲际公司提供的谈话笔录有多处不实之处，当时本人移交洲际公司工作、申报债权时，马莉等公司大部分员工的工资都在一年前由马莉在洲际公司做了材料并盖章通过金坛法院确定好了（马莉将此事对本人、冯丽丽、吴雅仙等部分员工隐瞒了），而本人才知道此事，又说马上要过期，不好申报工资债权了。当时本人非常焦急，又因当时移交的东西及提供的证据比较多，他们需要本人填写的表也很多，他们态度很好，拿了一叠纸让本人填写签字，说是签了就能拿到工资，又快到他们下班吃饭时间了，让本人赶紧填写签字。他们说没什么的就是申报工资的手续而已，本人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时间仔细看，但也不排除打字员打错字、多打或少打或添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而金坛劳动仲裁委所作的常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403号裁决书是非常客观、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洲际公司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具体意见同一审的意见。洲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改判洲际公司支付何仲晴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56000元，无须支付其2014年8月、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200700元，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改判洲际公司支付何仲晴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4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仲晴承担。何仲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洲际公司支付何仲晴垫付的社保费用3214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仲晴原系洲际公司员工，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双方于当日另签订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一份，载明何仲晴的薪资待遇为8000元/月。劳动合同中载明何仲晴的工作内容为会计方面工作，其中报税为何仲晴的工作内容之一，何仲晴为洲际公司报税至2015年10月。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何仲晴在洲际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何仲晴在江苏伊思灵双第弹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思灵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3月至4月，何仲晴在常州富兰德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5月至10月，何仲晴在江苏润宇门窗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11月至12月，何仲晴在江苏特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9年1月何仲晴在江苏汇泽进出口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何仲晴向一审法院提交洲际公司欠其工资及社保明细表一份，该份表格中显示洲际公司拖欠何仲晴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30日工资256700元，另洲际公司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未为何仲晴缴纳社会保险金合计32142.8元。对何仲晴的工作时间，洲际公司原行政副总马莉陈述：“（何仲晴）2014年8月来公司上班，做财务工作，工资为8000元，2014年11月份公司就已经不行了，何仲晴说就不每天来公司上班了，做账和报税可以在家里做，报账和报税有个电脑，何仲晴也把电脑拿回去了，至少何仲晴和我说在家里做账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她了……我走的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门卫在的，还有李萍、一个司机、还有一个邵总，老板的儿子，大概还剩五六个人……”一审法院向伊思灵公司调取劳动合同一份，劳动合同的甲方为伊思灵公司，乙方为何仲晴，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5日，劳动合同期间为2015年2月25日至2018年2月24日，工作内容为：甲方根据生产的需要，安排乙方在主办会计岗位(工种)工作，乙方工作地点在伊思灵公司。另法院对伊思灵公司工作人员制作谈话笔录一份，其工作人员陈述：何仲晴是我们公司员工，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2月25日至2018年2月24日，她是公司主办会计，因我们公司是江苏艾文德莱无纺布有限公司旗下公司，所以何仲晴虽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何仲晴每天为我们公司工作半天，为艾文德莱公司工作半天，其社保由我公司缴纳，住房公积金由艾文德莱公司缴纳，何仲晴工作至2018年2月24日，我们公司支付了经济补偿金。2018年12月3日一审法院受理江苏苏坛建设有限公司对洲际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1月2日法院决定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和常州金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9年3月6日，何仲晴向金坛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洲际公司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期间拖欠的工资256700元；2.洲际公司支付何仲晴垫付的社会保险费32142.8元。2019年4月25日，金坛劳动仲裁委作出常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4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申请人洲际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何仲晴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工资256700元；二、申请人何仲晴主张被申请人洲际公司支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的仲裁请求，因不属于本委涉理范围，本委不予处理。洲际公司不服常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403号仲裁裁决于2019年5月16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何仲晴不服常金劳人仲案字〔2019〕第403号仲裁裁决，于2019年5月28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何仲晴与洲际公司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二、何仲晴能否在本案中主张洲际公司返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关于争议焦点一，何仲晴与洲际公司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首先,关于起始日期。何仲晴主张自2014年8月1日开始，合同是在其工作一个月之后与洲际公司签订；洲际公司则主张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即2014年9月1日开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签订的日期不一定代表双方劳动开始的日期，而应当以用人单位的用工之日为准，现何仲晴的社会保险参保记录及马莉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2014年8月何仲晴已在洲际公司工作，洲际公司应自2014年8月1日起向何仲晴支付工资。其次，关于何仲晴提供劳动的终止日期。何仲晴主张至2017年4月，并提交洲际公司欠其工资及社保明细表一份。对于该份表格，洲际公司以何仲晴为财务人员有可能接触公司公章为由，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以何仲晴于2015年2月与伊思灵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由，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何仲晴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应当对其主张举证予以证明，但本案中其提供的主要证据为洲际公司欠其工资及社保明细表。该份证据，虽加盖了洲际公司公章，但现洲际公司对其来源合法性不予认可。考虑到洲际公司自2015年不能正常报税及工人大量离职的情况，能够看出自2015年未能正常经营。在此情况下，对该份证据中显示何仲晴至2017年仍每月正常工资8000元的情况存疑。如前所述，何仲晴仅提交工资及社保明细不能证明其主张，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而后何仲晴提供的证人证言、债权申报文书清单等证据，首先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其次也不能有效地证明其主张。相反，洲际公司提交的参保证明能够证明何仲晴于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期间在伊思灵公司参加社会保险。法院调取的何仲晴与伊思灵公司的劳动合同，能够进一步证明何仲晴于2015年2月25日开始为伊思灵公司提供全日制(白天)劳动，显然这与何仲晴陈述其2017年4月之前白天仍至洲际公司工作的陈述相矛盾。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何仲晴从事全日制工作，只可以与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在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期间，何仲晴只可能与伊思灵公司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综上，何仲晴与洲际公司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应为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洲际公司应支付何仲晴该部分工资56000元（8000元/月×7个月）。此外，虽何仲晴于2015年2月25日即与伊思灵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期间何仲晴仍为洲际公司进行了陆续地报税，在洲际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时何仲晴也移交了会计资料，对于上述劳动洲际公司亦应给予补偿。结合洲际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及何仲晴付出的劳动，法院酌定洲际公司支付何仲晴该部分劳动报酬16000元。上述劳动报酬合计72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何仲晴能否在本案中主张洲际公司返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本案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欠费发生争议，不属于上述情形，因此该部分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洲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何仲晴劳动报酬72000元。二、驳回何仲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洲际公司负担。并入审理的（2019）苏0413民初3759号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何仲晴承担。二审期间，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洲际公司无异议；何仲晴则提出如下异议：1.对于马莉所作的陈述，认为该陈述的内容完全与事实不符，2014年11月份之后洲际公司是正常经营销售开票的，每月向税务机关提交的税务申报表可以证明此情况，企业工商年报也可以证明洲际公司是正常经营的。到2017年4月底之前，其本人都是在洲际公司上班的，公司门卫、销售经理等员工可以证明其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都在公司上班情况；2.对于一审法院向伊思灵公司调取劳动合同一份，认为该劳动合同是其为了挂靠缴纳社保费用，而由伊思灵公司制作，不是其本人签字的；3.对于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认为其对仲裁裁决是认可的，是单独起诉要求洲际公司支付由其代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二审中，洲际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何仲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E光盘一枚，内容为2014年至2017年其与杨旭初、马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333客服热线的电话录音，证明到2017年4月为止，其一直在洲际公司上班，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都认可其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待遇。经质证，洲际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即便该光盘的录音是真实的，录音内容与证明目的也没有关联性。洲际公司破产管理人跟法定代表人杨旭初核实过这个问题，根据其陈述，其对何仲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的劳动报酬是认可的，所以才会在电话录音中作出确认何仲晴工资报酬此类的陈述。另外，洲际公司对何仲晴在2015年3月后所进行的报税之类的工作内容并没有否认，但此期间何仲晴与洲际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其从事的是劳务工作，一审对此期间的劳动也酌定了16000元报酬。一审查实的何仲晴与伊思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及伊思灵公司工作人员所作陈述，均足以证明何仲晴自2015年2月25日起已经与伊思灵公司建立了全日制劳动关系，就不可能同时与洲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电话费发票一张，证明手机号码139××××8055的机主是杨旭初。经质证，洲际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3.洲际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向社保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何仲晴当时转出社保，并不是解除劳动合同，是被逼无奈。因公司欠费，导致医保无法使用，还影响退休待遇，只能由其自己出钱补缴个人和公司应当缴纳的部分社保费用。经质证，洲际公司认为，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社保缴纳问题，洲际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就已经举证并交由何仲晴质证，但当时何仲晴并没有提及该份情况说明证据，在此后的第二次开庭中也未提交，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与何仲晴一审调查期间所陈述的内容基本吻合，有理由怀疑该情况说明很有可能是何仲晴事后再拟定的。即便是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载明的内容也仅仅只能证明到2015年3月19日为止，何仲晴与洲际公司有可能还存在劳动关系，但无法证明此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还继续存续；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证明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期间何仲晴为洲际公司的销售进行开票、进项发票认证、向税务机关网上申报纳税的情况，这都是其工作内容，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每个月所做的会计凭证、账册都已移交给破产清算组。经质证，洲际公司认可报税过程，也去税务机关查实过。2015年3月份洲际公司依然有报税情况，但在企业注销之前，不论是否有业务、销售情况都是要进行报税的，并不能说明会计工作依然正常存续。且后续2015年的报税工作都是很基础的，跟洲际公司销售没有关系。根据查实的情况，洲际公司下面还有一个姓吴的业务经理，挂靠在洲际公司，何仲晴后期是帮姓吴的经理做一些工作，与洲际公司没有关系；5.2014年4月至2016年1月30日何仲晴与杨旭初、马莉来往的工作邮件，证明其在此期间为洲际公司工作，并且邮件发出后，要求公司尽快支付拖欠的一年半工资，结合通话录音可以证明邮件的事实内容。经质证，洲际公司对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6.洲际公司2014、2015、2016三年的年度报告，证明到2017年何仲晴仍在为洲际公司工作，公司是正常经营的。经质证，洲际公司认为，其一审中提交了一份税务机关关于洲际公司报税情况的说明，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2015年12月份以后，洲际公司就没有再领取过发票，那就更谈不上开具发票。在此之前的年报记录显示正常经营，不能说明公司的真实的经营情况，事实上，从2015年初开始，就出现职工大量离职的情况；7.移交财务资料清单，证明何仲晴到2017年4月底还在为洲际公司工作。经质证，洲际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8.来自于“天眼查”的洲际公司欠税明细清单，证明2017年4月底何仲晴还在为洲际公司做财务工作。经质证，洲际公司认为公司欠税与何仲晴继续为公司提供财务工作，不具有必然联系，经向税务机关了解，欠税款不需要申报，税务机关自己会算的；9.缴纳电费收据，证明何仲晴于2015年3月30日、5月10日、5月20日为洲际公司代缴电费，其当时在洲际公司工作。经质证，洲际公司认为即便何仲晴存在垫付电费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不可否认的是何仲晴后续确实跟洲际公司还存在一些劳务关系。二审中，何仲晴申请证人倪某、罗某、吴某到庭作证。倪某陈述：“我在洲际公司从事保安工作。何仲晴在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份都在洲际公司上班，除了公休和礼拜天休息，在公司做财务会计，办公室在二楼。我当班的时候，何仲晴每天都去公司，从无例外。”罗某陈述：“我2012年到洲际公司上班，至今还在公司做保安，何仲晴是2014年8月到公司上班，在2017年4月公司不好以后离开的。我只知道她从周一到周五上班。2019年2月25日出具的证明是何仲晴打印好之后我签名的，倪某的签名也是这样，上面内容属实，我只知道何仲晴是洲际公司的会计，不知道她为其他公司处理会计事务，她在洲际公司里面上班，就是洲际公司的员工。”吴某陈述：“我在洲际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何仲晴在2014年7月到2017年4月份都是在洲际公司工作的，因为我每个月销售开票都是她办理的。2016年之后洲际公司人员慢慢就减少了，因为不安全，何仲晴开票不方便，经过公司杨总同意，就把开票机送到她家里去，要开票就去她家里开，开好后就送到公司来，她平时基本上天天到公司上班的，正常上班，就是记记账。我不是每天都去公司，一个星期总要去一两次，去的时候看到何仲晴在的，我去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在确认她在以后我才会去找她。对于2019年2月23日我出具的一个证明，证明何仲晴是在杨旭初名下洲际公司等9个公司处理账务、税务申报等事宜，何仲晴是洲际公司的员工，是在为杨旭初工作。上述内容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何仲晴为洲际公司开票，我就认为她是洲际公司的员工，这是我个人认为的，没有证据证明。”经质证，何仲晴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意见，其一审中所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23日及2月25日的书面证明，是由其打印后将内容告知吴某、倪某、罗某，他们看过之后在证明上签名的；洲际公司认为，门卫保安的工作职责仅仅是看守厂房，保安和销售经理三位证人都不了解洲际公司内部人员变动的情况及主办会计的工作内容，即便如证人所陈述的何仲晴后期也到公司，但其到公司所做的工作，也并不能够证明其与洲际公司依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一、关于何仲晴劳动报酬的确定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本案中，双方对何仲晴与洲际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存在争议。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2014年9月1日何仲晴与洲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何仲晴从事会计工作，执行标准工时制度，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月25号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基本工资确定为每月8000元。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何仲晴在洲际公司岗位为会计，并兼江苏华洲科技能源有限公司、金坛市佳诚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江苏广能投资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的会计工作，薪资待遇每月8000元，除了做好洲际公司的会计工作，还需要兼其他公司的会计工作，如工作范围调整后，该薪资要下浮调整。对于何仲晴为洲际公司提供正常劳动的时间问题，二审中三位到庭作证的证人陈述“何仲晴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期间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到公司上班或平时基本上天天到公司正常上班”。何仲晴上诉称“为了方便公司工作，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时，洲际公司业务经理吴某跟洲际公司法定代表杨旭初、马莉他们代表洲际公司要求本人将开票电脑搬回家工作，本人无条件的服从公司安排，有时工作地点就在自己家里。后段时间无条件服从公司安排，在家继续完成公司主办会计的工作义务和职责。”上述证人证言与何仲晴自认的事实并不一致，存在明显差异。而洲际公司提供的何仲晴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及一审法院从伊思灵公司调取的劳动合同等证据，能够证明何仲晴2015年2月25日开始为伊思灵公司提供全日制劳动，由该公司为其缴纳同年4月至2018年2月社会保险费用的事实。何仲晴上诉称，因杨旭初说洲际公司暂时没有钱，一直拖欠工资并让其自己补缴社保费用，之后还将其社保关系从洲际公司退出挂靠在其他单位，但其同时又认为洲际公司2014年9月至12月每月都有销售，2015年销售营业额高达一千三四百万元。虽然何仲晴提供了加盖洲际公司印章的拖欠工资及社保明细表，称该明细表系2017年4月底由马莉交给其，但一审中马莉称2016年1月初合同到期后离开公司，并否认在明细表上盖章。何仲晴无法证明明细表系合法取得，且明细表中载明的工资计算期限与实际情况不符。何仲晴提供的电话录音、短信等证据，能够证明其曾与杨旭初联系并催要过工资，但根据何仲晴与洲际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其不仅是洲际公司的会计，还要兼做其他9家公司的会计工作。就何仲晴的工作岗位而言，其作为会计，对洲际公司及其他9家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直到洲际公司被申请破产后，其才提供了拖欠工资及社保费用的明细表，主张其从入职时起至2017年4月从未领取过工资，显然有违常理。而洲际公司破产管理人2019年3月22日发出的职工债权公示表显示，洲际公司职工债权人共15位，包括倪某、罗某、马莉在内的14位职工申报的债权金额均已最终确认，仅何仲晴申报的债权金额有待确认。何仲晴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与洲际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持续至2017年4月，一审根据何仲晴在洲际公司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内提供劳动的实际情况，对其工资计算期限作出认定，并结合此后其为洲际公司完成税务申报、财务账册以及财务资料保管事务等，酌情确定支付部分劳务报酬，并无不当。二、关于何仲晴垫付社会保险费用问题。《社会保险征缴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行政法规赋予了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专属管辖权、监察权和处罚权，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对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产生争议的，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一审对何仲晴的该项主张不予处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何仲晴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何仲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 洋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陈 倩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邓兰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