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7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峰，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旭，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顺，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园，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国美，女，196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孙国峰因与被上诉人刘长顺、原审被告赵国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国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鉴定费、公告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经过原一审（2017）辽0204民初2142号、原二审（2017）辽02民终6039号及再审（2018）辽民再375号，已经确认原一审法院2016年10月委托的评估机构对2015年4月1日时期赵国美转让给孙国峰的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苗木价值进行评估时，将上诉人孙国峰承包的250余亩土地上的苗木全部纳入评估范围，包括2015年3月26日上诉人受让杨天义102.49亩土地后栽种的苗木（与赵国美无关），而评估机构注明其估算的苗木占地面积竟然是600余亩，且评估机构自称是在2016年10月测量的苗木数量、规格，但并未反推苗木在2015年4月1日即评估基准日时期的实际规格，其评估的标的物在理论上是2016年10月时期的价值，因此评估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范围、评估数量、评估时间均严重错误，并且该评估报告已经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再37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否认并据此撤销原一审、原二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以下对发回重审的一审称为原审，以区别于再审前的原一审）。本案中，孙国峰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评估报告错误，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已经认定评估报告错误，即评估报告不可采信已经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项，原审法院依法应当对评估报告不予采信，除此没有其他任何的选项，即便为了实现下级法院可以否定上级法院认定事实的大胆突破，鉴于评估机构从未出庭接受上诉人以及法院的质询和询问这一基本事项，为了程序上符合法律要求，也为了查明评估报告的600亩范围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没有向原一审法院调取承包土地的流转台账等基本冲突点，原审法院也应通知评估机构人员出庭接受质询。但原审法院没有通知评估机构出庭，却采信原一审评估报告，完全不顾有效证据所证明的客观事实，违反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显属程序违法。2.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具备鉴定条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被告赵国美转让给上诉人孙国峰的标的物清晰明确，完全具备依照被上诉人在原一审所提申请进行重新鉴定的条件。本案中转让标的物具体包括：（1）大连冬阳苗木基地个人独资公司，赵国美注册该公司时认缴注册资本5万元，至今未实缴，即大连冬阳苗木基地企业仅仅是基地名号，没有任何资产，没有市场价值；（2）王派村陶屯153.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土地承包金一年一交，孙国峰完成转让后每年按照约定向村委会缴纳租金，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赵国美转让的资产权益，亦无评估价值；（3）153.15亩土地上的简易看护房及部分劳动工具等，该房屋现仍存续，总计市场价值远低于赵国美总受让价值的5%，被上诉人在原一审的评估申请中自动忽略了此部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不尊重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置；（4）转让当时承包土地上栽种的苗木价值，赵国美承包土地面积153.15亩，转让时的苗木现仍种植在该土地上，随时可以现场勘验评估（有争议的仅是是否应当扣除30亩当时的空地上后栽种的苗木）。因此赵国美转让给孙国峰的财产非常明确，即现153.15亩土地上的苗木，这也是在原一审中原告申请评估和原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的项目，即上诉人所表达的评估范围的意思非常明确，并不包括原审判决所说的那些事项，根本不存在不具备鉴定条件的任何事由。原审判决在原一审评估机构已经出具评估报告而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不重新申请鉴定即对评估事项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形下，却称本案不具备重新鉴定条件，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相同条件下错误范围（土地面积250亩或600亩）的评估报告可以出具，正确范围（土地面积153.15亩或减掉30亩）的评估报告却不可以出具。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此项上的错误是如此的简单、粗暴。3.原审判决对原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予以采信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国美原承包的土地面积是153.15亩，上诉人孙国峰受让后还从杨天义手中接手了102.49亩土地，而原一审评估机构自称的评估范围是600余亩，不仅将属于孙国峰的102.49亩土地上的苗木一起评估，还虚构了一部分土地面积并据此虚增了苗木数量。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原一审评估机构包括孙国峰2016年10月承包的250余亩土地上的苗木，在评估范围严重错误的情形下却对评估报告结论予以采信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该评估报告已经被上级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否定上级法院依据严谨的事实认定，胆量真够大。第一，原一审评估报告已经被上级法院的生效裁定认定错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的（2018）辽民再37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大连花园口经济区明阳街道王派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台账记载，赵国美承包王派村土地实际为153.15亩，赵国美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记载承包土地面积为167.5亩。孙国峰与案外人杨天义及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转让协议》载明孙国峰受让杨天义承包的土地102.49亩，对此，村委会出具证明予以证实，大连冬阳苗木基地承包土地总计约255亩，包括原属于赵国美承包的153.16亩和原属于杨天义承包的102.49亩。原审法院2016年9月27日委托大连正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鉴定事项为对大连冬阳苗木基地2015年4月1日时期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备注对树苗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正安评鉴（2016）017号报告书中，该报告书中第三部分评估对象和范围表述为：此次委托评估的对象为单项资产价值，评估范围位于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各类苗木。根据孙国峰提供的证据及刘长顺代理人庭审过程中的陈述，鉴定机构在对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苗木进行评估时，并未对评估范围内孙国峰受让赵国美承包土地范围内的苗木和受让案外人杨天义承包土地范围内的苗木加以区分。孙国峰受让赵国美承包土地仅153.15亩，评估也应仅限定在该范围内进行，但鉴定机构却对整个大连冬阳苗木基地承包地范围内的苗木进行评估，且由于孙国峰、赵国美没有参加一审诉讼，亦未被通知参加司法鉴定及现场勘查，原审以该评估结论为依据，认定赵国美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转让财产而撤销双方转让合同，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依此裁定撤销原一审、原二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因此，原一审评估报告已经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错误评估报告，不得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原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对该评估报告予以确认和采信，径自否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司法为民理念得到大力倡导的今天，还能出现这样的判决，实属罕见。第二，被上诉人称孙国峰受让杨天义土地上栽种苗木来源于原赵国美租用土地上的苗木的间苗不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客观存在的事实直接证明不可能存在间苗情形。所谓间苗，是为了发挥土地的利用效率，在种植初期苗木间距倍减于正常间距，待苗木长到一定规格后隔行移出一部分苗木的栽种模式，移出部分用于补苗和移栽（包括自己没有土地时出卖给他人，但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间苗，因为树龄越大移植成本越高成活率越低）。据此，存在间苗情形至少要满足相同品种、相同树龄的苗木同时存在于两块土地上且数量相当。而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赵国美在栽种初期已经预留了相关苗木的间苗空地并予以实施，这也是在转让给孙国峰时尚有30亩空地存在的原因所在。孙国峰在2015年3月26日受让杨天义102.49亩土地后，重新购买苗木进行栽种，新栽种的苗木多数品种在原赵国美承包土地上根本就不存在，例如冷杉苗木在原赵国美土地上没有种植（这一事实就客观的存在于种植现场，法院可以让原评估机构和村委会共同现场指认，也可以亲自去查证而不是仅凭个人想象），仅仅在原杨天义土地上栽种，因此原杨天义土地上的冷杉不可能从原赵国美土地上间苗移植所得，因此被上诉人主张102.49亩土地上苗木均系从原赵国美土地上间苗过来不仅没有证据和依据，更与客观存在的事实完全相悖，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原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证据且只要到现场就可以验证被上诉人所称事项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的情形下，偏信被上诉人陈述，做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认定。第三，退一步讲，假设102.49亩土地上存在间苗情形，间苗移植的苗木也不能作为赵国美的财产。因为如果存在间苗情形，也是由于原赵国美土地上栽种的苗木过于密集，为了苗木的正常生产，只能将密集的苗木清除，因此假设原赵国美土地上的苗木需要间苗，即使赵国美转让财产合同无效，但上诉人在杨天义土地上的财产权利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该部分苗木也属于赵国美不得不抛弃部分或者说是处置的部分，不能再属于赵国美的财产，原一审评估报告的财产范围错误没有任何争议。第四，退一万步讲，假设孙国峰受让杨天义102.49亩土地上存在部分间苗情形，且该部分财产属于原赵国美所有，原一审评估报告也应当将冷杉等明确属于孙国峰所有的苗木价值扣除。根据原一审评估报告内容，不考虑原一审评估报告虚构的苗木数量，仅不属于评估范围内的冷杉苗木一项，价值982800元，占评估价值的22.86%。原一审评估报告结论扣除其他原赵国美承包土地上不存在的苗木品种的价值，评估价值不超过250万元，这还是没有对两个生长期的规格系数做出调整前的价值。第五，原一审评估报告没有修整生长时间系数是错误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评估基准日却是2015年4月1日，案涉苗木经过两年生长周期其株高、株径、根径等规格必然会增加，2016年10月时期的苗木的规格及由此产生的苗木单价必然会比2015年4月1日的价值高许多，但评估机构没有进行生长时间系数修正，即没有考虑苗木规格的变化，以孙国峰承包土地内苗木在2016年10月时期的规格评估苗木在2015年4月1日时间的市场价值，因此该评估报告结果必然远大于评估时间基准日时评估标的的价值。如果考虑苗木规格扣除两个生长期的因素，真实的苗木价值也仅仅是250万元的80%以内，赵国美的转让行为根本不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4.原审判决称孙国峰转让行为主观上具有恶意没有任何依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即使赵国美对刘长顺负担了债务，但并未丧失处分自己物权的权利，赵国美当时为了投资房地产项目，不仅将苗木基地及苗木转让给孙国峰，还大量对外借债。孙国峰实际支付225万元转让款，赵国美获得相应对价，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并非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转让行为也就不会损害债权人权益。并且赵国美在2015年时有很多产业和项目，且项目急需资金，赵国美在当时出售了手中的大部分产业包括两个苗圃，也对外借了大笔钱款包括刘长顺的借款，均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孙国峰在此情况下买入苗木基地并支付合同对价是完全正常的市场行为，没有任何主观上的恶意。赵国美在处置大量资产及借入巨资后因为房地产项目被骗，进而还不上刘长顺的借款。因此，赵国美没有能力还款与孙国峰买入赵国美的苗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重大错误，且明确无任何依据否定上级法院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刘长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情形不存在，本案是基于上诉人向省高法申请再审后进行的重审程序，由一审法院作出的重审判决，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2.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具备鉴定条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不能作为其对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资产进行鉴定的抗辩，虽然上诉人罗列了诸多标的物，但是上诉人罗列了这些转让资产标的物除了苗木，其他均不具备实际价值，也就是虚有的，问题的关键是上诉人代理人在发回重审期间庭审过程中自认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自成立至今没有财务账，不能提供在签订苗木基地转让协议后双方的交接手续，也未履行书面的交接手续，不能提供在转让时苗木基地的资产状况及财务账，无论上诉人罗列什么标的物都是凭空而谈，没有任何证据作为依据，导致不具备进行鉴定的条件，一审认定准确无误；3.关于评估报告的认定，上诉人所述的错误理由更是不能成立，关于评估报告，虽然上诉人再审期间提供了土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土地承包情况，对此，再审裁定认定的是因为土地出现了这样的承包状况，所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并没有直接认定该评估报告存在错误，所以发回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查明，而对此上诉人自认其没有其所述的受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后以及受让杨天义土地后购进苗木的有关购货证明等证据，其无法提供苗木种植取得的相关情况证明，那么仅以承包土地确认苗木的情况显然是不具有合理性和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在上诉人仅举证证明土地承包情况而未举证苗木情况下，是不能认定评估报告鉴定内容存在错误，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且该评估报告经过几次审理上诉人始终未依照法律的程序及时有效地主张权利，也没有对该鉴定申请重新鉴定，导致出现评估报告现今已成为唯一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明，不容置疑。4.上诉人同原审被告赵国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转让行为，应当依法予以认定，进而撤销其转让行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系夫妻关系，不仅如此，二人虽然离婚，但实际上二人离婚未分家，仍然在一起共同生活，而且通过重审期间上诉人代理人的自认，其对于原审被告的经济状况和经营状况也是完全清楚的，从其自认的帮原审被告注册公司，帮助原审被告借款一系列行为，均可以体现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了原审被告产生外债后，上诉人帮助原审被告恶意转移大连冬阳苗木基地逃避债务的情况，虽然表面上履行了支付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款及大连冬阳苗木基地工商变更的程序，但是忽略了基地实际资产是否符合价值的问题，所以导致转让款不足苗木基地70%的不合理的转让价格，该情形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赵国美未陈述意见。刘长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赵国美将其个人独资企业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给孙国峰的转让行为。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被告赵国美与被告孙国峰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2月25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系被告赵国美于2012年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5年3月25日，被告赵国美（甲方）与被告孙国峰（乙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甲方将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企业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转让价格为225万元人民币；付款方式及付款日期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2015年4月1日，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负责人由被告赵国美变更为被告孙国峰。2015年4月20日、4月21日、4月28日，被告孙国峰向被告赵国美账户转账合计225万元。原告于2015年7月通过工商查询得知，大连冬阳苗木基地已经转让。本案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大连冬阳苗木基地所在地王派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台账。原告申请对大连冬阳苗木基地2015年4月1日时期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通过摇号方式选取了大连正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6年10月25日，该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对象为：单项资产价值。评估范围为：位于大连冬阳苗木基地内的各类苗木。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4月1日。评估结论：委托资产评估值4298142.50元。该评估鉴定费为49700元，由原告支付。另查，2015年7月，原告刘长顺诉被告赵国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受理。2016年1月14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中民初字第4280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自2010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被结赵国美存在借贷关系，截止2014年7月30日，被告累计向原告借款900万元未偿还。判决内容为“一、被告赵国美偿还原告刘长顺借款900万元；二、被告赵国美自2015年7月15日起至本院判决所确认的付款日止，按照年息6%计算给付所欠原告刘长顺借款900万元的利息，”该判决现已生效，并已进入执行程序，被告赵国美未对上述债务履行还款义务。本次案件审理中，被告孙国峰陈述冬阳苗木基地自成立至今没有财务帐。不能提供在签订苗木基地转让协议后双方的交接手续，也未履行书面的交接手续，不能提供在转让时苗木基地的资产状况财务帐，不能提供其所述的受让冬阳苗木基地后及受让杨天义土地后增加购进苗木的有关购货证明等证据。原、被告均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重审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生效的（2015）中民初字第4280号判决书已确认刘长顺对被告赵国美拥有合法债权。如若二被告的苗木基地转让行为影响了刘长顺对被告赵国美的债权的实现，损害了刘长顺的利益，可以请求撤销二被告的转让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赵国美转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行为是否损害原告的债权利益；二是该转让行为是否系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三是被告孙国峰受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时是否具有恶意。一、被告赵国美转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行为是否损害原告的债权利益。法律赋予债权人撤销权的目的在于防止因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财产不当减少，危害债权人的债权。本案中，截止2014年7月30日，被告赵国美累计向原告借款900万元，在未清偿原告如此大额借款的情况下，于2015年4月1日将其名下的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给被告孙国峰，其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同时，结合中山区法院案件执行阶段，被告赵国美无其他财产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其行为已导致其能够清偿原告债权的财产减少，危及原告的债权，可以认定被告赵国美转让行为已对原告的债权造成了损害。二、转让行为是否系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应举证证明苗木基地转让时的转让价款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低价。根据二被告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档案记载，二被告转让的是冬阳苗木基地的整体经营权及全部资产，被告赵国美原承包土地上的苗木只是转让资产的一部分。现原被告不能对案涉苗木基地在转让时的资产价值达成一致，应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认，申请司法鉴定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孙国峰作为现冬阳苗木基地的经营者，应提供相应的鉴定资料，即被告应提供相应的财务帐及转让时的交接手续等证明受让资产的状况。被告现不能提供冬阳苗木基地的财务帐，不能提供在签订苗木基地《转让协议》后双方的交接手续，致使本案不具备在重审中通过鉴定对于冬阳苗木基地转让时资产价值进行鉴定的条件，被告应承担鉴定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原一审中本院委托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效力问题。虽然原审中本院委托鉴定的为承包土地范围为255余亩之上的苗木价值，超过二被告转让的土地范围，但案涉转让的是冬阳苗木基地经营权及所有资产，在被告不能提供苗木基地的财务帐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受让之外的102.49亩土地上的苗木为另行购进的情况下，不能否认所评估的苗木是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时的财产，本院原一审委托所做出的司法鉴定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对于苗木价值的鉴定意见并无不当，应予采信。根据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价格为225万元人民币，而在原审诉讼中，通过鉴定大连冬阳苗木基地所有的苗木价值在二被告转让时的资产评估值为4298142.50元。重审中，由于被告原因，致使无法通过鉴定对于冬阳苗木基地的资产进行确认，被告应承担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案涉苗木基地转让款225万元，不足经评估的苗木价值4298142.50元的70%，属于法律规定的明显不合理低价。且二被告对于付款方式和付款日期均未明确约定，债权人有理由对二被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存疑。三、被告孙国峰是否具有恶意的问题。本案二被告虽已办理离婚手续，但曾系夫妻关系，与普通的买卖双方关系不尽相同。在被告赵国美存在大额借款未偿还的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主观上具有恶意。原告于2015年7月起诉被告赵国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后才知道二被告转让行为，2016年5月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符合“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赵国美与被告孙国峰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协议。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49700元、原一审公告费900元、本次重审公告费60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孙国峰提交《村委会情况说明》《评估意见报告书》、航拍视频及图片、《证明》、证言、中国银行客户回单、账户明细、汇款收据、高速费收据、运单等证据，刘长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本院对孙国峰提交上述证明拟证明事项不予确认。鉴于孙国峰、刘长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佐证，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另补充查明：一审重审时，孙国峰主张其与杨天义于2015年3月26日签订合同，将杨天义承包的102亩土地接收过来，一审重审时，孙国峰自述：“接收时杨天义土地上有蔬菜大棚并进行了拆除，后来在该土地上又栽种什么苗木，具体不清楚”。一审重审时孙国峰主张：“2015年3月，赵国美的153亩土地有30亩是空地，加上后租来的102亩土地，又新买的树苗进行栽种”，但对“增加部分苗木大概有多少价值”表示“没有统计”；对“这些苗木都是从什么地方进的？什么规格？什么品种？”表示“庭后与当事人确认”；对“苗木的买入有没有相关的财务账能够体现？”表示“没有”；对“购买苗木的相关证据是否有？”表示“庭后与当事人确认，冬阳苗木仅仅是一个壳，没有任何的账目记载。”上述内容记载于一审重审卷宗第143-144页，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审重审认为：“1.赵国美转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行为已对刘长顺的债权造成了侵害；2.转让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明显不合理低价，且孙国峰、赵国美对于付款方式和付款日期均未明确约定，债权人有理由对孙国峰、赵国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存疑；3.孙国峰、赵国美虽已离婚，但曾是夫妻关系，与普通的买卖双方关系不尽相同，在被告赵国美存在大额借款未偿还的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主观上存在恶意。”一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及前述法律规定判令“撤销赵国美与孙国峰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大连冬阳苗木基地转让协议”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应否采信。本案中，孙国峰上诉请求依据事实和理由均指向“不应采信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事由主要有：1.评估范围、数量错误，孙国峰接收赵国美承包土地153.15亩，受让杨天义承包土地102.49亩，原一审评估机构自称评估范围是255亩或600余亩。2.评估时间错，评估机构自称是在2016年10月测量的苗木数量、规格，但并未反推苗木在2015年4月1曰即评估基准日时的实际规格，评估标的物在理论上是2016年10月时的价值。3.一审重审时，评估机构并未出庭接受质询。刘长顺对上述事项均予否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评估范围、数量。案涉《司法鉴定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鉴定项目：原告申请对大连冬阳苗木基地2015年4月1日时期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对树苗进行鉴定（详见清单）；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第三项评估对象和范围载明：此次委托评估的对象为单向资产价值，评估范围为位于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各类苗木。综上可知，案涉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对象是大连冬阳苗木基地的各类苗木，并未明确评估土地的范围，即使评估范围包括孙国峰受让杨天义土地102.49亩，鉴于一审重审孙国峰自述内容（孙国峰自述：“接收时杨天义土地上有蔬菜大棚并进行了拆除，在该土地上又栽种什么苗木，具体不清楚”。“2015年3月，赵国美的153亩土地有30亩是空地，加上后租来的102亩土地，又新买的树苗进行栽种”，但对“增加苗木大概有多少价值”表示“没有统计”；对“这些苗木都是从什么地方进的？什么规格？什么品种？”表示“庭后与当事人确认”；对“苗木的买入有没有相关的财务账能够体现？”表示“没有”；对“购买苗木的相关证据是否有？”表示“庭后与当事人确认，冬阳苗木仅仅是一个壳，没有任何的账目记载。”），并结合孙国峰提交的其他证据，应当认定其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受让大连冬阳苗木基地前赵国美栽种苗木情况，受让杨天义承包土地后孙国峰增载苗木情况”，故本院无据认定孙国峰增种了苗木及增种数量，亦无据认定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范围和对象存在不妥之处。其次，关于评估时间。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书第五项评估基准日载明：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15年4月1日，资产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是评估基准日的标准，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的具体要求确定的。现孙国峰上诉主张“评估机构自称是在2016年10月测量的苗木数量、规格，但并未反推苗木在2015年4月1日评估基准日时期的实际规格，其评估的标的物在理论上是2016年10月时的价值”并据此推定“评估时间错误”与事实不符，本院无据支持。最后，二审审理过程中，评估机构出庭接受了质询。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之规定，鉴于孙国峰提交证据不足以反驳鉴定结论，二审无据不认定正安评鉴[2016]017号司法鉴定资产评估报告的证明力，据此一审判决并无不妥，二审无据纠正。综上所述，孙国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国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勇峰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李淑红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