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3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希夷大道与杜仲路交叉口西南侧1层101-103铺、6-8层（1-1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688145020H。 负责人：郑开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佐镇，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安徽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伟纲，男，197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萍，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凯增，男，197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勇，男，198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经济开发区酒城大道北侧、庄周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7049863578。 法定代表人：宋玉霞，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伟，亳州市谯城区芦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伟纲、闫凯增、李建勇、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谯城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车辆停运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在商业险承担停运损失22355.6元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该项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毫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的明确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致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该保险条款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适用于各家保险公司。被上诉人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上盖章确认，上诉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尤其在本案中，上诉人为了提醒投保人有关免责条款，除了要求投保人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确认外，还专门制作了黑色加粗字体的“投保人声明”。根据投保人声明书，上诉人已就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以黑色加粗字体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同时，投保人也在投保人声明上签章。上诉人已经充分完成了保险法所要求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至于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上诉人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从而不能免责的观点，上诉人认为没有相应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本案保险是单位投保，投保单位毫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已经盖章确认，单位投保不同于个人投保，法律并未要求单位投保需要经办人签名，故一审法院在阐述理由时以无法确定书写人员的确切身份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是一审法院心目中所谓的充分必要的明确说明。再说一审法院所谓的充分必要的明确说明也非法律术语，完全是一审法院对保险法的误解，从而是把保险法第17条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强行附加了苛刻条件。一审法院纯粹是对保险公司有偏见，想当然的就认为上诉人肯定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从而径直判决上诉人必须承担停运损失，显然没有法律依据；2.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财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直接损失是指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直接造成事故现场他人现有财产的实际损毁。间接损失是指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营业停止、车辆停驶、生产或通讯中断和不能正常供电、供水、供气造成的损失以及由这些原因引起的其他人员、财产或利益的损失。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26条的明确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致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对于直接损失可以根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但对于间接损失，不论在责任认定上是否应由被保险人负责，保险人都不负责赔偿。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是因为直接损失可以根据车辆的修理费、法律规定的人身伤亡赔偿标准来判定，是可以预测的损失。而间接损失难以预测，对于间接损失存在很大的变数，保险费也无法预测，保险公司无法操作。因此，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制作商业险示范条款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确定了交通事故中发生的间接损失都是免责的。因此对于停运损失，上诉人可以根据保险合同予以免责，不予赔付，否则所有的间接损失均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背离了保险的原理甚至会产生道德风险；3.关于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司法解释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合理的停运损失因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显然非交通事故中的侵权人，故上诉人不应承担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二、上诉人作为案涉车辆的保险公司，非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不应承担评估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评估费不当，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三、本案施救费和吊车费重复计算且金额过高，无证据证明一审原告方车辆需要吊车施救，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宋伟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 李建勇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闫凯增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谯城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根据保险法第17条规定上诉人所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其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1日，而保险合同订立日期是2018年6月25日，保险合同订立日期正本已经一审提交并得到上诉人的认可，因此上诉人并未按照保险法规定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说明，并且投保人声明与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日期不相符合因此不能证明该投保声明与本案保险合同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该投保人声明明确写明是“本人收到条款”，其应为单位办理投保业务时的自然人，而该投保声明无经办人员签名，时间又不吻合无法确认书写人的身份，不能证明其收到保险条款和免责说明书，因此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三项规定，从事货物营运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停运损失属于财产损失，既然是财产损失就是必然发生的直接损失而不是上诉人认为的间接损失，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该条款产生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应该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寿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闫凯增、李建勇、谯城公司连带赔偿原告105219元；2.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直接赔付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8年8月13日11时20分，被告闫凯增受被告李建勇雇佣，驾驶车牌号为皖Ｓ×××××的重型仓栅式货车，途经绍兴市越城区陶堰桥洞下时，未确保安全变更车道，案外人郭香驾驶车牌号为L33381的重型自卸货车为避让皖Ｓ×××××货车与护栏发生碰撞，造成护栏及皖Ｌ×××××号货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经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高新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闫凯增负事故全部责任，郭香无责任。原告支付施救费4500元，汽吊费5000元。经原告自行委托评估，皖Ｌ×××××号货车因事故造成车损64219元，停运损失30000元，并支付评估费1500元。另查明，皖Ｓ×××××号货车挂靠于被告谯城公司，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商业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诉讼中，经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申请，该院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原告车辆车损进行重新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为：皖Ｌ×××××号货车在评估基准日的车损价格为46456元。评估费用3000元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预交。杭州联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原告皖Ｌ×××××号车辆因事故造成停运损失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皖Ｌ×××××号货车在公估基准日的停运损失为22355.6元。评估费用3500元由原告与谯城公司各半预交。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相应民事责任的承担应以事故中的过错为基础，本案交通事故被告闫凯增负事故全部责任，然被告闫凯增系受被告李建勇雇佣从事运输业务，双方形成雇佣关系，故被告李建勇应承担被告闫凯增因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被告李建勇所有的皖Ｓ×××××号货车挂靠在被告谯城公司名下，被告谯城公司应对被告李建勇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次，本案中原告各项损失确定如下：车辆损失费，以重新评估金额为准，确定为46456元；停运损失费，以重新评估金额为准，确定为22355.6元；施救费4500元、汽吊费5000元，系原告为防止和减少损失采取合理措施的实际支出，有合法有效的票据予以证明，该院予以认可；评估费1500元，系原告为评估实际支出，该院予以确认，故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79811.6元。最后，肇事车辆已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险，原告各项损失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付2000元，其余损失77811.6元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中赔付。保险公司抗辩停运损失费不予赔偿的意见，该院认为，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虽然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和个人停业”，但被告谯城公司于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签章处”仅加盖公章，未有投保公司工作人员签名，不符合“签章”的要求；虽在声明中书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样，但无法确定书写人员的确切身份，据此不能认定投保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任事项说明书》，且保险人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过充分必要的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无约束力，对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该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被告谯城公司、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经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付给原告宋伟纲事故损失79811.6元；二、驳回原告宋伟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202元，由原告宋伟纲负担290元，被告李建勇、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912元，由被告李建勇、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部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本案评估费6500元，由原告宋伟纲负担175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承担4750元，其中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的1750元评估费，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亳州市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上诉人是否应承担停运损失及评估费的赔偿责任，即上诉人是否就免责事项尽到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投保人声明，无保单号等可证明该投保人声明与本案案涉车辆及案涉保险合同相关联；虽有谯城公司的盖章确认，但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日，与投保单中的投保时间2018年6月25日不同，无法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就免责事项对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或提示的义务。人寿保险公司辩称谯城公司系批量投保，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谯城公司否认批量投保，且投保单亦载明系单车投保，本次投保数量1，故本院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保险人未尽到免责事项告知和提示义务的理由有误，但认定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无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施救费及吊车费的计算问题。宋伟纲在一审中提交的施救费、汽吊费发票均为国家税务机关出具的正式发票，施救费的销售方为绍兴市博海汽车修理厂，汽吊费的收款单位为绍兴市越城区关兴搬运服务部，均系事故发生后宋伟纲为防止和减少损失进行的实际支出。人寿保险公司主张两者费用重复计算且金额过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8.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