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3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立文，男，199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璞，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李波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立文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赞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立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熊立文无需支付银赞公司1958522.90元及利息并驳回银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银赞公司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熊立文侵占或者挪用了收取的租金，如果要证明熊立文侵害了公司利益存在逾期未归还租金事实，银赞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熊立文接收了1958522.90元的租金逾期未归还给公司的证据，而事实上该逾期归还租金的事实客观上并不存在也无法举证。本案真正的纠纷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即在租车客户大量违约未还款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再向上游融资方归还融资款的风险由谁承担的事实。该事实银赞公司在一审中对此予以确认，银赞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公司未能向上游融资方偿还款项是引起本案诉讼的原因，而未能归还融资款的原因是客户的大量逾期未还款而导致的公司资金链断裂，依据法律规定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依法应当由公司及全体股东承担，造成此风险的原因并不能仅以表面上使用熊立文个人账户收款就据此认定熊立文侵害了公司利益，而要求熊立文对本应当由公司承担的责任转嫁给股东，即熊立文个人承担。熊立文在一审中提交了2018年3月至5月间租车客户偿还租金的统计表、2018年3月至5月对外支付费用的会计凭证、2018年3月至5月间账户的银行对账单，上述证据均能明确证明熊立文不存在任何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存在任何侵占或者挪用公司款项的行为，足以证明收取的客户还款不仅要用于归还给上游融资方，该收取的款项还用于公司的对外经营费用支出。本案已经涉嫌虚假诉讼。因为上游融资方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所有支付给银赞公司的融资款涉嫌非法集资和违规拆借，银赞公司和融资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所有的融资款均通过租车客户申请并通过委托收款关系支付给了案外人邱某，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无法向银赞公司追要融资款。而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详细审查，对客观上不存在1958522.90的租金错误判决要求熊立文予以承担。（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2018年3月至5月间的租金计算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银赞公司主张1958522.90元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数据的来源和依据，银赞公司持有租车客户的合同原件，能举证证明客户租金曾还入熊立文银行账户，在本案起诉前即实际管理车辆，对221名客户2018年3月至5月10日间的租金是否还入了熊立文的银行账户以及还款的数额也应当有举证的义务。一审法院简单的认定账户在2018年3月1日至5月10日期间的存入金额为3089073.03元，该金额未过分高于一审银赞公司的主张金额1958522.90元和一审法院统计的221份客户的月租金还款额1012697元，就简单认定在此期间实际收到的租金数额为1958522.90元，实属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能对此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的认定既未考虑到该账户还用于公司对外经营支出的事实，也未考虑到该账户还用以接收融资款及客户真实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考虑到了存在客户逾期还款的事实，还继续得出期间的租金为1958522.90的结论，导致认定理由相互矛盾。熊立文个人银行账户实际为公司对外经营账户，有公司聘请的财务人员的专业管理，并非可以由熊立文单独自由操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均有会计统计并有相关的财务会计凭证。为此熊立文提交了在此期间真实接收租金的统计表，该统计表和银行对账单均能一一对照，统计显示2018年3月实际接收的还款为255379元，4月份为251176元，5月为26480元（银赞公司于2018年5月7日向所有客户发送了变更还款账号的通知，从而导致5月的还款额减少），据此统计在此期间真实的租金还款额为533035元，而并非是根据221份合同计算的金额。而实际上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在2018年3月1日熊立文个人账户的期初余额为55978.85元，截止2018年5月10日的余额为11243.61元，之所以会有此余额正是支付公司经营费用导致的。该余额也更能证明熊立文不存在任何侵害公司利益的侵占或者挪用行为。一审法院在认定实践中确实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况、账号用于接收融资款的情况下，仍然得出租金金额为1958522.90错误结论。（三）一审法院遗漏案件重要事实，错误归纳争议焦点，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银赞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尤其是从公司成立至今公司资金（包括租金收入和经营支出）从熊立文银行账户的进出情况，以及利用熊立文银行账户对外支出公司经营费用的情况，对认定熊立文是否侵害公司利益有重大影响。即使确认租金收入应当归还于银赞公司，也应当对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费用支出予以抵扣，而根据熊立文提交的公司付款申请单、费用支出发票、银行转账记录统计，公司在2018年3月期间的经营费用支出为1068582.41元、2018年4月为409598.33元、2018年5月为786237.18元，支出总额为2264417.92元，远远大于在此期间的实际租金收入533035元，该支出不仅包含了经营费用支出，也包含了融资款的归还，足以证明已经没有款项在用于归还给融资方，熊立文也没有侵占公司的任何款项未归还。一审法院片面的认定将银赞公司主张的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收取的租金从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中割裂出来单独认定，而忽视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对此期间租金的影响。熊立文在一审中申请对银赞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从成立至今的经营情况进行司法会计审计，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导致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未能认定熊立文的银行账户不仅用于接收客户的还款，该账户还用于公司经营费用的支和融资款的归还。一审法院在确定熊立文银行账户接收客户租金的同时，却否定熊立文账户资金还用于支出公司经营费用的事实，判决熊立文需要支付2018年3月至5月的租金，将公司应承担经营风险全部归责于熊立文，并判决熊立文对事实上不存在并已经对外支出的费用予以返还，侵害了熊立文的合法权益。（四）利用熊立文银行账户支出经营费用和接收客户租金是公司行为，是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行为，是公司的一贯经营方式，并非是熊立文单方的个人行为。熊立文账户属于公司“私账”的性质，客观上利用该账户收款并不侵害公司利益。对此，银赞公司在一审中也对此予以承认，银赞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仅仅是主张2018年3月到5月10日间的租金应当返还给公司，而并未对利用熊立文银行账户收取租金的行为予以否认。更进一步能充分证明熊立文银行账户实际上就是公司的“私账”，利用该账户而对外支出的经营费用是公司行为。如果银赞公司对此否认，银赞公司应当提供利用公司对公账户接收客户租金和对外支出经营费用的相关证据，银赞公司对此有完全的举证能力，但银赞公司实际上并未能举证，未能举证的真实情况是公司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公司的对公账户支出过经营费用而导致没有证据。熊立文自身就是银赞公司违规经营的受害者，熊立文为此提交了2018年3月至5月的费用支出凭证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每一份费用支出申请单中均有银赞公司的盖章和相关公司负责人的签名确认，用以证明费用支出情况。（五）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收取的租金即融资款的真实归还流程，客观事实是收取的租金并不需要还入公司，实际上也从未还入过公司，因为熊立文的银行账户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公司的对外经营账户。融资款是直接从熊立文账户归还给案外人邱某。熊立文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案外人邱某为第三人，但未获得一审法院准许。融资款（即收取的租金）从一审中熊立文提交的证据和银赞公司对此的回应均能予以证明，银赞公司承认案外人邱某收取了融资款，后将款项汇入银赞公司的对公账户，再由对公账户汇入熊立文的个人账户，熊立文代表公司将收取的月供款归还给邱某属于代表公司的行为，熊立文在2018年2月以前均按此操作。而事实上融资款并没有打入过银赞公司的对公账户，而是直接打入了银赞公司的“私账”即熊立文的账户。如果如一审判决判定的需要将款项还入公司，归还入公司的前提必须要如下证据支持：第一，银赞公司和邱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二，银赞公司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融资款是邱某打入公司对公账户后，再从公司对公账户在打入熊立文账户。认定上述事实是认定熊立文有义务向公司返还租金的前提条件。而针对上述银赞公司陈述的事实，银赞公司即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也对此没有查明。在银赞公司已经自认2018年2月以前一直按此流程操作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判决熊立文向公司返还收取的租金，违背了公司租金的真实归还流程，侵害了熊立文的合法权益。（六）实际上不仅收取的租金收入用于公司经营支出，熊立文在一审中也提交证据，证明熊立文从公司成立至今已经累计为公司垫付经营费用高达14336391.96元。该垫付资金银赞公司应当返还给熊立文，如果需要返还资金也需要对垫付的费用进行抵扣，根据熊立文垫付的金额，不仅无需返还，银赞公司还需要返还熊立文多垫付的款项，熊立文保留追究要求银赞公司返还垫付资金的权利。另补充，1.银赞公司起诉确认并请求返还2018年3月至5月10日间的租金，一审法院根据221份租赁合同计算的2018年3月、4月、5月10日之间的租金共计2139450元。银赞公司主张起诉后归还了租金300403.1元，依照一审法院计算的租金和银赞公司主张的其起诉后归还的租金相减为1839046.9元，也和一审判决的金额1958522.9元不符，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导致多计算了租金。2.熊立文在一审中提交了2018年3月至5月期间的公司支付凭证显示在2018年3月1日至6月26日之间熊立文通过转账支付给公司租金（支付至大股东法人代表翟某个人账户和支付给邱某账户）共计743697.2元，对此事实熊立文在一审中已经予以说明，但一审法院对熊立文一审中提交的支付凭证未能充分审查，对已经支付的租金未予扣减，而认定银赞公司主张的返还了300403.1元，已经支付的租金未能扣减，是错误的。银赞公司辩称，不同意熊立文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从成立到2018年5月期间，熊立文是银赞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控制者。根据案由，熊立文是股东和高级管理人的两重身份。熊立文在经营期间，对外签订三类合同，与融资方的借款合同、汽车租赁合同、汽车购买合同，均以银赞公司或者银赞公司的分公司的名义签订的。融资款项均由熊立文掌控和支配，车辆融资价值比较高，属于溢价融资。一旦熊立文2018年5月退出经营，后面的风险均由银赞公司对外承担。熊立文作为实际经营人，且根据股东协议和其对外签订的担保函，其应该承担兜底责任。熊立文没有按照其退出之前的惯例将其个人账户收入用于返还债务，这个责任就要由公司承担了，本案当中，熊立文用个人账户收取了款项，侵害了公司的利益。并且熊立文在庭询时提交的补充意见：2013年3月到6月之间其支付了部分租金，熊立文只是对数额有异议，其已经履行了一部分，构成熊立文对本案诉求的承认。按照熊立文上诉状称其为公司垫付了经营费用，应从个人账户中抵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实际掌控的时间不到12个月，其称经营费用1400多万，月平均经营费用达119万，陆续签订了221份租赁合同，月毛收入数额总计101万，不合逻辑。这也体现了熊立文作为实际经营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银赞公司成立以来是熊立文实际经营与掌控，银赞公司发现熊立文的车辆是一车二租，是为了融资，签订了阴阳合同，而非为了经营业务。熊立文迄今为止没能够举证推翻一审判决，其个人账户是为了公司经营，当然应该返还给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2018年3-5月，其个人账户收入达308万元，远超过银赞公司诉求金额，理应返还给公司。银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熊立文返还银赞公司汽车租金1958522.9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1958522.9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熊立文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银赞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股东系银赞汽车租赁公司、孙某以及熊立文，法定代表人系邓某。广州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5日、2017年5月1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负责人均系邓某。在本案中，银赞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一、广州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等分别与221个承租人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合同附件包括《车辆交接单》），证明上述分公司采用以租代购形式向承租人提供车辆，合同均约定了租赁期间、每月租金的金额与交付日、租金的支付方式即租金均指定支付至熊立文在平安银行尾号9287121账户等（详见判决书附表一）。在本案中，熊立文确认上述《汽车租赁合同》，认为承租人将租金支付至其个人账户是经过公司即银赞公司同意，熊立文并承认上述分公司均由其实际进行日常经营，其他股东没有参与经营。银赞公司与熊立文均认可该经营不属于承包经营；二、上述《汽车租赁合同》的部分承租人支付租金至熊立文上述银行账户的《交易详情单》，证明承租人向熊立文支付租金的事实。熊立文认为租金支付至其账户是经过银赞公司同意的，故款项支付至其账户是公司的行为；客户的月供（租）款在汇入其个人账户后，款项实际直接还给案外人邱某，客户的月租款并不需要再支付给银赞公司，款项从来没有还入至银赞公司的对公账户中。在本案中，熊立文针对其上述辩称意见提供如下证据：一、银赞公司与杭州金投行金融资产服务有限公司（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金投保2017090-TL332号，借款金额119000元）及附件《持仓清单》、银赞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均为复印件）。熊立文认为该等证据证明银赞公司对接收的融资款委托付款至第三方邱某的账户和通过该账户归还借款本息，因此熊立文在收到邱某代为收取的融资款后，对此后收到的租车客户缴付的租金直接支付给邱某，相关租金不需要支付给银赞公司。二、记载借出人杭州城市通卡惠民金服平台用户、借入人汪某、黄某（均为案外人）、居间人杭州城市通卡有限公司（案外人）的《借款合同》两份（均为复印件，借款金额分别为162000元、93000元）、持仓清单（复印件）。熊立文认为该等证据证明银赞公司通过该平台融资，并将借入资金指定邱某收取，对此后收到租车客户缴付的租金系直接支付给邱某，相关租金不需要支付给银赞公司。三、记载深圳市鹏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案外人）与银赞公司的《新车购车协议》（复印件）；东莞市志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案外人）与银赞公司的《汽车买卖合同》（复印件）。熊立文认为银赞公司与相对方的汽车买卖费用系由其个人支付。银赞公司针对熊立文上述证据，表示（一）确实由邱某的账户收取了几个融资平台的借入款，此后款项再汇入银赞公司的对公账户，该等融资款项再由银赞公司对公账户汇入至熊立文的个人账户；（二）熊立文系代表公司将款项归还邱某属于代表公司的行为，并非为其个人行为；（三）熊立文收取租车客户的月供款应代表银赞公司将款项还给杭州金投行金融资产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城市通卡惠民金服平台用户等融资方，熊立文在2018年2月以前均一直按此操作，但此后未再按此履行而挪用了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收取的月供款；（四）由于向融资方偿还款项的责任是银赞公司，熊立文在2018年3月、4月和5月10日前收取的月供款未有还给银赞公司，就是银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熊立文否定银赞公司的意见，表示邱某从上游融资平台取得的款项没有打入银赞公司的对公账户，而是直接打入熊立文的个人账户中，故其每月收到月租款后将款项直接归还给邱某，并非归还给上游融资方。熊立文并表示上述《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并不相同，实际情况存在一部分客户是多期或逾期没有还款，有的从2017年10月就一直没有还款，所以上述《汽车租赁合同》的还款金额并非就是2018年3月期、4月期及5月10日前期间的，熊立文在收到还款后（大部分是2018年2月、3月、4月），除有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外，其他款项全部分期支付给了邱某。四、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9287121账户在2018年3月1日至同年5月10日期间的交易明细对账单。对账单记载2018年3月1日期初余额55978.85元（58778.85元－2800元），截至2018年5月10日余额11243.61元。在该期间，存入（收）金额为3089073.03元（详见判决书附表二）。存入（收）款项商户均为“熊立文”，支取（支）款项商户均为“熊立文”。熊立文认为该明细反映了接受租车客户还款、支付公司经营费用和向翟某和邱某的还款记录。熊立文并制作租车客户在2018年3月1日至5月30日期间将月供款还入其账户的《统计表》，表示2018年3月、4月、5月还入的月供款分别为255379元、251176元、26480元。银赞公司认为账户明细反映不出真实的交易情况，《统计表》只是无依据的打印件，不能反映真实的收款情况。五、熊立文为广东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垫付2017年4月、5月费用合计14336391.96元的统计表，和广东银赞车耳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2018年4月份费用支付会计凭证。熊立文认为其存在为公司垫付费用的事实。银赞公司对此事实不予认可。六、银赞公司2018年3月、4月、5月的付款申请单及转账凭证。熊立文认为其账户不仅用于接收客户的还款，而且用于公司对外经营活动的支出。即收取的月供款不仅要用于向资金方归还借款，还用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包含经营场所房屋租金、办公及经营费用支出、员工工资等费用支出。熊立文不存在任何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银赞公司对该单据或凭证均不予认可，认为熊立文提供的所谓单据或凭证是其利用系公司股东的地位和实际经营的地位单方制作而成。七、银赞公司2018年5月7日的《变更还款账户通知》。熊立文认为客户租金还入了熊立文账户，是三方股东一致同意并体现在租车合同中，熊立文在收到还款后再将租金还给了第三方邱某，但银赞公司在未经过股东协议一致情况下，由大股东银赞公司私自变更了账户，要求承租客户将月租金还入翟某个人账户，导致客户的还款无法查清。熊立文并提供车辆移交清单，表示车辆的资料陆续交给了银赞公司后，熊立文已经不再实际管理车辆。所有涉及车辆还款均由银赞公司予以负责。同时，熊立文承认在3月至5月（交接后）确实收取了租金，但租金已经作为公司经营开支对外支出了。银赞公司认为是否移交资料均应将收取的租金予以归还。在本案中，熊立文对经营模式解释：公司经营采取第三方居间介绍方式，先由租车客户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杭州金投行金融资产服务有限公司即金投行平台、杭州城市通卡有限公司即城市通卡惠民金服平台）申请借款，并同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所有借款委托支付至第三方邱某个人账户中。邱某代为收取了金融平台的借款后，在扣除保证金和其应当利益后再分批次将剩余款项打入银赞公司。由于互联网金额平台的借款依据监管规定只能借给自然人，为了规避监管风险，银赞公司没有使用公账收款，而将款项打入了熊立文个人的银行账户。熊立文收到资金后将资金用于对外采购车辆并和客户签订租赁合同。熊立文账户收取租车客户的月供款后再将款项分批归还给邱某，再由邱某将借款归还给上游的互联网金额平台。由此可见，银赞公司本次诉讼主张的月供款是需要直接返还给邱某，而不需要将客户的月供款归还给银赞公司。银赞公司表示提起本案诉讼后，熊立文返还了租金300403.10元，故主张租金为1958522.90元。该金额是熊立文在2018年3月至同年5月10日期间收到的租金收入。熊立文表示清楚银赞公司主张租金收入的范围，但要求申请追加邱某及广州彤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邱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要求对银赞公司及下属分公司自成立至今的经营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以查明公司的经营情况并确定熊立文不需要向银赞公司返还相应的租金。法庭向双方当事人明确2018年3月至同年5月10日期间的租金收入争议为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之间的其他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应另寻其他合法途径解决。银赞公司与熊立文均表示清楚。同时，法庭限期熊立文就上述争议期间的租金收入及对收取后的款项处理进行举证。银赞公司在本案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依法做出裁定，并对熊立文在工商银行杭州江南支行的账户采取了冻结2067409.50元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熊立文是银赞公司股东之一。熊立文承认银赞公司的东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实际由其进行日常经营，其他股东没有参与经营。因此，银赞公司本案起诉请求熊立文将取得的经营收入予以返还，属于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根据本案查明，银赞公司东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等与221个承租人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均约定承租人将租金（月供款）交付至熊立文的平安银行尾号9287121账户，而通过熊立文举证的该账户明细反映，在2018年3月1日至同年5月10日期间，存入（收）资金达3089073.03元。熊立文称其该账户收取租金是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但未有举证证明。因此，在实际由熊立文进行日常经营上述分公司期间，熊立文使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经营活动的收入，仅能体现为熊立文的交易行为习惯而已。熊立文认可221份《汽车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因此熊立文应当对取得该等合同项下的租金收入及对收取后的款项处理负有举证责任，法庭对此已限期熊立文进行举证。另外，本案财产保全冻结熊立文的银行账户并非上述平安银行的账户，而且冻结熊立文工商银行账户亦仅作限额冻结，不妨碍办理其他银行业务，熊立文对上述事实具备举证能力和条件。在本案中，熊立文制作2018年3月1日至5月30日期间租车客户支付租金至其账户的《统计表》，表示2018年3月、4月、5月收到的租金分别为255379元、251176元、26480元。然而，熊立文上述账户在同期的存入（收）金额为1452861.55元（3月）、1129048元（4月）、507163.48元（5月前10日），明显多于熊立文《统计表》所列的金额。考虑到承租人客观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而熊立文亦认可有此情形的存在，因此上述期间收取的租金并不仅局限于当期租金。由于221份《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合计金额为1012697元（详见判决书附表一），而熊立文经法庭限期举证仅提供账户明细而未充分证明当中收款性质。因此，在本案证据体现熊立文该账户系用作收取公司经营收入的租金，和该账户在上述同期存入（收）的金额并未过分高于约定的月租金合计金额的情形下，应当依法认定存入（收）金额为租金收入。熊立文《统计表》的租金收入结论未有证据得到佐证，应当依法不予采纳。对于取得的租金款项处理，熊立文表示直接归还上游融资方，和垫付公司日常经营的费用开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款项归还上游融资方问题。熊立文陈述向案外融资方借款的所有借入资金都委托支付至第三方邱某账户，并通过该账户进行还款，所以其收取承租人的租金后直接付给邱某作归还上游融资方的借款本息，故租金不需要归还给银赞公司。但在熊立文提供的证据中，反映以银赞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仅为119000元，而其他《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并非银赞公司或银赞公司分公司。既然熊立文实际经营案涉的银赞公司分公司，清楚具体的借款事宜，但熊立文经法庭限期举证后，仅提供其账户明细证据，并未举证充分证明当中付款的性质，无法印证熊立文称案涉争议期间收取的租金用作清偿上述公司债务。同时，熊立文提供以银赞公司名义签订的《购车合同》，同样因账户明细未能充分证明当中付款性质而不能证明付款与《购车合同》的履行存在关联；二、关于垫付公司日常经营的费用开支问题。首先，熊立文实际经营银赞公司的东莞分公司、惠州分公司、宁波分公司，期间使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为，明显违反会计财务规定。其次，熊立文垫付的事实未得到公司即银赞公司认可，而账户明细同样未能充分证明当中付款的性质，以及熊立文垫付费用的证据并未证明垫付的金额已经合规的会计财务记账所确定。考虑熊立文主张的垫付法律关系与本案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并不同一，因此熊立文本案辩称为公司垫付经营费用合计14336391.96元应当在应返还公司的租金中抵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熊立文与银赞公司之间就本案纠纷以外的代偿、代付、代垫等其他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即不存在同一法律关系相互抵销的情形。对于该等以及股东实缴出资等其他纠纷，当事人可另寻其他合法途径解决。据此，熊立文要求对银赞公司及下属分公司自成立至今的经营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外第三方邱某账户是融资关系和购车合同关系项下的资金通道，邱某并非本案纠纷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熊立文要求追加邱某及广州彤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熊立文作为银赞公司股东之一，在实际经营银赞公司分公司期间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为，不论是否得到公司股东的一致同意，都损害了公司即银赞公司的利益。由于在银赞公司本案主张的期间内上述收入达3089073.03元，因此银赞公司要求熊立文返还1958522.90元及从2018年5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判决：熊立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银赞公司1958522.90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16日起以1958522.9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返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熊立文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熊立文向本院提交2份证据，证据1为银赞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银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贷部员工，其通过成立子公司广州银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控股银赞公司。熊立文本是公司股东，但在本案诉讼期间，在熊立文不知情且没有签署过任何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银赞公司通过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属于熊立文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波锟。通过银赞公司虚假转让股权的情况可以看出，熊立文并非能控制公司经营，利用熊立文个人账户收取租金是公司行为，并非是熊立文单方行为，本案的租金并不需要归还给银赞公司，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熊立文将每月收取的租金打入公司大股东的法人代表翟某的个人账户和邱某的个人账户，再由其返还给P2P平台。证据2为第一消费金融网络报道截图，拟证明银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其通过成立子公司广州银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控股银赞公司开展自保业务，利用邱某个人账户收取P2P平台的融资款，将融资款打至银赞公司账户，银赞公司再将融资款打入熊立文个人账户，对外和客户签订租赁合同。熊立文仅仅是作为股东经营公司，收取的客户租金并不是归还给公司，而是将每月收取的租金打入公司大股东的法人代表翟某的个人账户和邱某的个人账户，再由其返还给P2P平台。银赞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两份证据举证期限已过。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2018年5月之后，熊立文退出经营，银赞公司认为其损害了公司利益，才提起本案诉讼，至于后续的股权转让是否存在瑕疵跟本案是没有关联的。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这个报道的内容本身是否涉及侵权，从形式看，直接把合同披露出来，没经过同意的，相关方也要追究责任，跟本案也无关。熊立文本身是骗贷，一车二融，被其他债权人追诉，该报道刚好说明了这个角色。熊立文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5份证据材料，补充证据材料1为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户从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款项入账明细统计表（含5月15日一笔3780元），拟证明上述期间打入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户并非均是银赞公司客户的还款，打入的款项包括了银赞公司客户的还款、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客户的还款、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对银赞公司的借款、收取的展车押金等。上述期间该银行卡实际收取的银赞公司客户还款共计895405元，另，银赞公司在5月7日向所有客户发送变更还款账户通知后，熊立文于2018年5月15日再收到钟某一笔还款3780元。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户收到银赞公司客户租金共计为899185元，不属于银赞公司客户还款的部分应当在计算收取的租金时予以扣减。补充证据材料2为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号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银行流水），拟证明该交易明细清单每一笔还款均备注有还款客户信息。补充证据材料3为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号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返还租金统计表，拟证明该期间内，熊立文共计向银赞公司返还租金金额为718656.64元，并向银赞公司账户转账支付进件费、利息等费用44796元，两项共计763452.64元，在计算应付租金时应当将已经返还的租金和支付的费用共计763452.64元予以扣减。补充证据材料4为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汽车租赁合同，拟证明熊立文平安银行尾号7121账户中有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部分客户还入的款项。补充证据材料5为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拟证明熊立文为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在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该公司客户还入该账户的款项并非是银赞公司客户的还款。银赞公司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5份材料并非新证据，不应作为证据采纳，对5份补充材料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材料1、3均是熊立文基于材料2所作的陈述和说明，不属于客观证据，银赞公司对熊立文单方面所作的说明表示不同意、不认可。材料4是案外人的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银赞公司亦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且该等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案外人公司的对公账户才是收取该合同租金的账户，材料5中所作的说明称熊立文个人账户为收取该公司客户的租金之说法前后矛盾。对材料2，由法庭核实其真实性，熊立文一再称银赞公司用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而现在，熊立文称其自己成立的公司也用该账户收款，显然只能证明其侵害银赞公司利益，而账户流水也并不能显示是其提供的合同中的客户转款给其的，故其提供的合同与流水亦不能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从银赞公司提交的证据看，熊立文不仅用其个人账户收取租金，还有其支付宝、微信收款，还有其控制的员工收款，故该流水并不是熊立文收取租金的唯一渠道。对熊立文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认为，其二审庭后提交的补充材料1、3属于熊立文一方制作的统计表，形式上并非客观证据。当庭提交的证据1及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2、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证据。当庭提交的证据2，只是网络报道，其内容是否真实无法确定，二审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5为案外人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熊立文为该分公司负责人，说明人与熊立文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另查明：熊立文二审庭后提交的补充材料1（其平安银行账户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款项入账明细统计表）中，客户蒲某、李某、袁某等并非在221份合同中，其还款也计入了银赞公司租金；客户刘某、陈某等列入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客户，但在一审时即已列入熊立文自行制作的银赞公司客户还款表。补充证据材料4（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中，客户薛某签署汽车租赁合同和车辆交接单的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却显示2018年3月1日有还款。上述汽车租赁合同均明确约定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对公账户是收取合同租金的账户。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熊立文在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收取银赞公司租金收入的数额如何认定？熊立文是否应将上述租金返还给银赞公司？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审时熊立文在有义务并且有能力举证的情况下，经法庭限期举证仅提供账户明细而未举证证明明细中收款性质。二审中，熊立文主张账户存入金额中包括银赞公司客户的还款、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客户的还款、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对银赞公司的借款、收取的展车押金等。但其在一审从未提及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客户还款及借款，只是认为账户明细为接受租车客户还款、支付公司经营费用和向翟某和邱某的还款。熊立文二审自行制作的账户款项入账明细统计表中，部分列入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客户还款的客户名单，在一审中已列入银赞公司客户，部分客户并非在221份合同中，其还款也计入了银赞公司租金，由此可见实际向银赞公司还款客户名单与221份汽车租赁合同记载的客户名单并非一一对应，该入账明细统计表不具有准确性。而且熊立文所称的其个人账户中有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客户的还款，与汽车租赁合同中有关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对公账户是收取合同租金的账户的约定不符。熊立文二审主张账户存入款项中银赞公司租金只有895405元，与其一审制作的《统计表》所显示的533035元也不符，前后不一。熊立文还主张部分打入款项为杭州立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对银赞公司的借款、收取的展车押金等，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即使存在部分存入款项确实不属于收取的租金，在同时期账户存入金额明显高于银赞公司本案诉请要求返还的租金金额的情况下，并不影响一审对熊立文收取银赞公司租金数额的认定。基于上述分析，对熊立文二审庭后补充的其平安银行账户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款项入账明细统计表，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基于一审双方举证情况，认定熊立文在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收取银赞公司租金为1958522.9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应予确认。对熊立文提出的应扣减743697.2元（二审庭后补充材料认为是763452.64元）问题。其中银赞公司予以确认的300403.1元，银赞公司变更诉讼请求时已作扣减，对其余款项，多为转给翟某个人款项，在银赞公司不予确认的情况下，熊立文与翟某之间因款项支付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熊立文可另循途径解决，其要求在本案中直接予以扣减，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熊立文提出的经营费用支出问题，属于垫付法律关系，与本案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熊立文如有相应证据，可另行主张。至于熊立文提出根据221份租赁合同计算的2018年3月、4月至5月10日之间的租金共计2139450元，银赞公司主张起诉后归还了租金300403.1元，依照一审法院计算的租金和银赞公司主张的其起诉后归还的租金相减为1839046.9元，与一审判决的金额1958522.9元不符的问题，因一审判决附表一统计的银赞公司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租金为按合同约定的上述期间的当期租金，而承租人客观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上述期间实际收取的租金并不仅局限于当期租金。故实际收取租金应结合熊立文账户同期存入金额进行认定。一审对此并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熊立文作为银赞公司股东，在实际经营银赞公司分公司期间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公司经营收入，具体而言，熊立文于2018年3月至5月10日期间通过个人账户收取的租金既未按此前做法代表银赞公司归还给融资方，也未返还给银赞公司，实质上损害了银赞公司的利益，银赞公司有权要求熊立文返还。一审判决熊立文向银赞公司返还1958522.90元并支付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熊立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30元，由上诉人熊立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