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5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5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鹏俊，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玲，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4434、34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某1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某2、张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继承人邹某于2017年3月24日订立的《遗嘱》有效性存疑，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首先，邹某在晚年病危前，一直与张某2共同居住生活，其日常起居均由张某1与张某2照顾。因此，邹某在2014年12月12日作出的《赠与合同》是将其所占有广州市某201房（以下简称201房）的份额赠与张某1与张某2。但张某3在邹某晚年时，控制了邹某所有的证件、医保社保卡等，甚至在邹某病危时，仍不愿意拿出其医保卡，导致耽误了邹兴的最佳救治时机。该《遗嘱》订立时，邹某已达83岁高龄，其民事行为能力存疑，因此，邹某在2017年3月24日而作出的《遗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被继承人邹某于2017年3月24日订立的《遗嘱》中，其所处分的房产份额仅为其依据《民事调解书》所获得的份额，并不包含其自被继承人张某4处继承的份额。一审随意扩大解释《遗嘱》处分的财产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在邹某订立该《遗嘱》时，张某4已经死亡数年；但邹某在订立《遗嘱》时所确认的处分份额仅为其依据《民事调解书》所获得的份额，未包含张某4的份额部分。其次，张某4除张某1、张某2、张某3三个同胞兄弟外，并没有配偶或子女，其在病逝前，母亲邹某已经近80岁高龄，亦无照顾其的能力。因此，张某4在晚年病危时亦是由张某1、张某2在主要照顾。然而，张某3却在张某4病危时，把持其医保卡，导致张某4未能及时就医加重病情；且在其病逝后，由张某3独自领取了张某4全部的医保、社保余额及有关抚恤金；甚至至今仍继续独自霸占张某4的公租房资格。邹某在订立《遗嘱》时，在明知张某4已死亡数年的前提下，仍未在《遗嘱》中明确其继承张某4有关财产部分的继承方案，显然并不能必然推导张某4的份额亦为《遗嘱》处分的内容之一。3.张某3在占用广州市某352号地下房屋（以下简称352号地下）期间，制作虚假的房屋产权文件，侵害包括两被继承人邹兴、张某4在内的所有共有人的权益，其继承权应受限。一直以来，352号地下的房屋均由张某3占有使用。自1998年至今，其分别自行或出租予他人经营店铺。其中，广州市越秀区诚和表行的工商内档显示，张某3伪造了该地址的房产证，其行为已实际侵害了所有共有人的权益，其行为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意，张某3的继承权应受限。4.被继承人邹某于2014年12月12日所作的《赠与合同》公证和其于2017年3月24日所作的《遗嘱》公证，均是在广州市公证处所作；但广州市公证处却未尽审查义务，《遗嘱》公证的公证程序违法，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邹某于2014年12月12日所作的《赠与合同》公证和其于2017年3月24日所作的《遗嘱》公证，均是在广州市公证处所作。但该公证处在出具2017年3月24日所作的《遗嘱》公证时，并未对已有的《赠与合同》公证与《遗嘱》公证之间的效力冲突作审查。广州市公证处并非客观不能知悉已有对标的物处分的《赠与合同》公证，而是明知的程序违法。(2)在2014年12月12日的《赠与合同》公证作出后，邹某已不具有对有关财产的处分权，换言之，在2017年3月24日所作的《遗嘱》公证作出时，其属于《公证程序规章》第四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的”或第(四)项“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的”，但广州市公证处却未对此作不予办证的处理，其程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该《遗嘱》公证程序违反，应当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张某2辩称：自2014年9月2日张某4去世后，张某2就回到201房和母亲邹某同住，并照顾她的起居饮食及陪同到诊所看病。由于邹某行动不便，每晚至少三四次小便，有时十几次都有，是张某2扶她起床小便的。2016年年初二邹某跌倒，并跌断肩膀，是张某2带她到越秀区正骨医院看病的，三个多月都是张某2帮她换药的，期间大便都不能自理，是张某2帮她清理干净的。2018年3月17日邹某跌倒，并跌断骨盆，是张某2带她到正骨医院看病的，这时邹某就不能起床了，卧病在床，一直到2018年4月1日病危，是张某2呼叫救护车，但抢救无效。因此张某3是无权继承邹兴全部的遗产，相关遗嘱没有道德和法理依据，而赠与合同应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张某3辩称：1.被继承人邹某于2017年3月24日订立的《遗嘱》是在广州公证处公证下做出的，公证遗嘱可以证明邹某是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清醒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做出遗嘱，能够证明该遗嘱是邹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张某1亦未对遗嘱效力的质疑进行举证，不能仅仅凭借张某1的陈述推翻该遗嘱。2.一审没有对遗嘱进行扩大解释，该遗嘱载明“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将涉案房屋依法属于其个人占有的份额以及权利交由张某3一人继承”，因此应该包括被继承人张某4占有的份额。3.张某1单方陈述主张，张某3不善待被继承人，毫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从邹某订立的三份遗嘱均可以看见，邹某一直认可张某3独立照顾其晚年生活。4.张某1声称张某3恶意损害房产共有人的权益，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张某3继承权应受到限制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继承人邹某名下201房的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由张某1占二分之一，被继承人张某4名下201房的四十三分之十一产权由张某1占三分之一；2.被继承人邹某拥有352号地下的十分之六使用权由张某1占三分之一，被继承人张某4拥有352号地下的十分之一使用权由张某1占三分之一；3.张某2、张某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邹某与张某5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张某1、张某4、张某2和张某3四名子女，没有收养其他子女。张某5于1994年3月18日死亡，邹某与上述四名子女就继承问题诉至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02年2月1日作出（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201房（产权面积43.0918平方米）产权由邹某、张某4、张某2、张某3按份共有。邹某占上述房屋的四十三分之二十，建筑面积20.1509平方米（其中继承张某5房屋遗产面积为6.4080平方米）；张某4占上述房屋产权的四十三分之十一，建筑面积为10.5163平方米（其中继承张某5房屋遗产面积为1.068平方米）；张某2占上述房屋产权的四十三分之十一，建筑面积为10.5163平方米（其中继承张某5房屋遗产面积为1.068平方米）；张某3占上述房屋产权的四十三分之一，建筑面积为1.9083平方米。该房屋的具体使用由邹某、张某4、张某2、张某3自行协商解决。二、广州市某202房（产权面积为36.3029平方米）产权由张某1、张某3按份共有。张某1占上述房屋产权的四分之三，建筑面积为27.6949平方米（其中继承张某5房屋遗产面积为1.068平方米）；张某3占上述房屋产权的四分之一，建筑面积为8.6098平方米（其中继承张某5房屋遗产面积为1.068平方米）。三、广州市某202房张某3占上述房屋的份额出租给张某1使用，张某1从2002年3月10日开始于每月10日前交纳租金（租金另行协商解决）给张某3。四、352号地下，建筑面积17.5平方米。由邹兴使用该房的十分之六，张某4、张某3各使用该房的十分之一，张某2、张某1各使用该房的十分之一。该房现由邹某、张某3全部使用，邹某、张某3从2002年3月10日开始于每月10日前参照房管部门评定的商铺租金标准交纳该房使用金（若租金标准浮动另行协商解决）给张某1、张某4、张某2。五、张某1出资32000元用于购买广州市某202房，由张某3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房款7237元给张某1。201房的购房款，由邹某承担12780元。张某2承担8787元、张某4承担8787元、张某3承担1550元。六、张某1向房管部门交纳广州市某201、202房的购房税款5192元。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邹兴应返还1038元、张某2返还714元、张某4、张某3各返还714元给张某1。七、该案诉讼费13522.5元（受理费10685元、评估费2837.5元），由邹某负担8113.5元，张润葵、张某3各负担1352.25元，张某1、张某2各负担1352.25元。1994年4月21日，邹某在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立下《遗嘱》：广州市某334号房屋是我与亡夫张某5婚后的共同财产，因征用，现补偿340-366号A幢首层及338号二楼。本人现已退休，且年纪大，在生活中一向靠儿子张某3照顾。我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以后，属我本人的产权份额由儿子张某3一人继承。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94）穗东内证字第1627号证明书予以证实。2001年6月26日，邹某再次立下《遗嘱书》：原广州市德某334号房屋是我邹某与亡夫张某5的婚后共同财产。该房被征用，现补偿某352号地下房屋和某330号201、202房屋。我退休多年，生活一向靠儿子张某3照顾。我由于年纪大，决定立下遗嘱：在我百年归老之后，我应占的上述房屋使用权和产权（含继承丈夫份额部分）全部由儿子张某3继承和使用，其他儿女不得继承使用。我曾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立下公证遗嘱，房屋由儿子张某3一人继承，现因门牌变更，所以我决定取消一九九四年的遗嘱，以这份遗嘱为准。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2001）穗东内证字第1573号证明书证实。2014年12月12日，邹某（赠与人）与张某1、张某2（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约定：赠与人邹某是201房的房屋产权人之一，邹某占有该房屋的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详见（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邹某所占上述房屋的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依法属于邹某继承所得的个人财产。现邹某决定将上述房屋属其占有的产权全部赠与儿子张某1、张某2等二人共同所有，各占四十三分之十产权，并指定为他们的个人财产，他人不得干涉。对于上述赠与，张某1、张某2均表示同意接受。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4）粤广广州第209729号公证书证明：赠与人、受赠人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受赠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赠与人赠与的是201房属赠与人占有的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该房屋产权可由赠与人依法赠与受赠人。双方当事人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赠与人自愿将上述房产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自愿接受上述赠与。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赠与人邹兴与受赠人张某1、张某2于二O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本处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和按下右手食指摸印均属实。2017年3月24日，邹某立下《遗嘱》：我（邹兴）的丈夫张某5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去世，我在张某5去世后至今无再婚。现我名下有下列财产：一、201房房屋，该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我占上述房屋的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详见（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二、352号地下房屋的十分之六使用权【详见（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分别将上述两间房屋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占有的份额及权益均交由我的儿子张某3一人继承，并指定为他个人财产。与他的配偶及其他人无涉。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7）粤广广州第025238号公证书予以证明。2018年3月23日，房管部门核准产权登记记载201房，建筑面积41.6535平方米。352号地下房屋尚未登记产权。张某4于××××年××月××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生前没有结婚及生育子女，亦无立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被继承人邹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邹某于2018年4月3日因死亡火化。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邹某于2017年3月24日所立遗嘱、邹某与张某1、张某2签订的赠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被继承人邹某虽曾于1994年4月21日、2001年6月26日、2017年3月24日先后立下三份遗嘱并经公证，内容基本一致，将其名下占有上述涉案产权份额及使用权，在其去世后由张某3继承所有，因此以最后一份即2017年3月24日所立遗嘱内容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被继承人邹某于2014年12月12日与张某1、张某2签订《赠与合同》表示将其名下占有的201房屋产权份额赠与张某1、张某2，张某1及张某2表示接受，公证部门出具（2014）粤广广州第209729号公证书予以证明及确认，该赠与行为经公证后对外产生相应的法定效力，且不具可撤销性，上述房屋所涉的产权份额已由张某1及张某2承受，张某1及张某2主张上述赠与有效依法有据，应予支持；邹某的赠与行为虽未进行物权登记，但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张某3主张房屋尚未产权变更登记，赠与无效依据不足，另主张邹某在神志不清情况下在公证部门签署赠与合同未能提供证据，不予接纳。邹某作为赠与人及一方合同的当事人，基于赠与合同的成立，邹某已丧失对其占有的上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处置权，继而于2017年3月24日立下的公证遗嘱涉及上述房屋的内容归于无效，张某3依据该遗嘱主张对上述房屋的继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接纳。关于对遗产的继承分割问题。张某5与邹某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四名子女，张某5去世后，邹某及四名子女诉至法院要求对该房屋进行继承析产，根据（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201房屋产权，邹某占有四十三分之二十，张某4、张某2各占有四十三分之十一，张某3占有四十三分之一，352号地下房屋使用权，邹某占有十分之六，张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各占十分之一。被继承人邹某占有的上述房屋权益属于其个人财产，其中邹某占有的201房四十三分之二十产权份额，按照上述赠与合同公证书，由张某1、张某2各占四十三分之十产权份额，邹某占有的352号地下房屋十分之六使用权益，由张某3依照上述遗嘱一人继承；张某4占有201房的四十三分之十一产权份额、占有352号地下十分之一使用权益，因张某4先于邹某死亡，则张某4占有的上述房屋的权益由邹某继承，即邹某继承占有352号地下十分之七的使用权益、继承201房四十三分之十一产权份额，该部分的遗产按照2017年3月24日所立遗嘱由张某3继承所有。综上，张某1、张某2、张某3三人各自占有的权益份额、继承及接受赠与的权益份额合计后，201房产权：由张某1占有四十三分之十，张某2占有四十三分之二十一，张某3继承占有四十三分之十二；352号地下使用权：张某1、张某2各继承占有十分之一，张某3继承占有十分之八。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于2019年11月12日判决：一、201房屋产权，由张某1占有四十三分之十产权份额，张某2占有四十三分之二十一产权份额，张某3继承占有四十三分之十二产权份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张某1和张某2、张某3三人共同到房屋管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继承变更登记手续；二、352号地下房屋使用权益，由张某1、张某2各占有十分之一，张某3继承占有十分之八。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张某1向本院申请开具律师调查令要求前往广州市公证处调取（2017）粤广广州第025238号公证书的档案资料以及前往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塘工商所调取广州市越秀区诚和表行、广州市越秀区典金金银首饰经营部的工商内档资料，由于张某1在二审期间才申请调查取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且张某1仅凭被继承人邹某已达83岁高龄就认为其民事行为能力存疑以及张某3伪造352号地下房屋的产权证件就继承权受限亦依据不足，因此，本院对张某1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证遗嘱属于遗嘱的一种形式，其效力在所有遗嘱中最高。本案中，被继承人邹某于2017年3月24日所立遗嘱系其在公证机关办理的，属于公证遗嘱，应为合法有效。张某1仅凭邹某在立遗嘱时已83岁就认为其民事行为能力存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张某4先于邹某死亡，邹某作为张润某4的法定继承人，其虽未在公证遗嘱中载明其本应从张某4处继承所得的那部分房产份额，但其也未限定张某3所应继承的房产份额仅为（2001）东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房产份额，而且邹兴在公证遗嘱中亦明确是将其个人所占有的涉案两房的份额及权益均交由张某3一人继承，因此，张某1上诉主张邹某所立遗嘱处分的房产份额未包含张某4的份额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受理费合计11919元，均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任 慧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