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1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51812。法定代表人：程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春红，男，1981年10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胜，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远生，男，1968年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现羁押于湖北省江北监狱。上诉人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二建司）因与被上诉人谭春红、刘远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的(2018)渝0240民初4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工二建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被上诉人谭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工二建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谭春红对建工二建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谭春红、刘远生承担。事实及理由：1.建工二建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谭春红举示的劳务分包合同中未加盖建工二建司的公章，而刘远生不是建工二建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对建工二建司不发生效力，因此谭春红的合同相对方是刘远生，谭春红与建工二建司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刘远生不具备代表建工二建司的权利外观，其行为不构成对建工二建司的法定代表行为，而谭春红起诉所依据的合同第14.1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谭春红应当知晓只有加盖公章方能作为建工二建司的意思表示，但其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刘远生对建工二建司亦不构成表见代理。3.谭春红诉请的工程，建工二建司已分包给有资质的重庆天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圣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已实际履行，建工二建司向谭春红支付工程款均是受劳务公司的委托而支付，有谭春红签字确认的委托付款授权委托书为据，再次印证谭春红与建工二建司之间不存在施工合同关系。4.谭春红诉请所依据的《工程量结算清单》载明附结算表，但谭春红仅举示了结算清单，没有结算表的附件，不能反映出完整的施工内容及工程量、计价依据等，不能证明谭春红所主张的工程款事实，且该结算清单上代表建工二建司签字的蒯荣华并非建工二建司负责人，亦未得到公司授权，不具备代表公司办理结算的权限。由于建工二建司并非谭春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即使认定建工二建司工作人员参与了结算，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仍在刘远生个人。5.谭春红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及支付时间均不确定，结合一审法院审理的与案涉工程属同一项目的其他案例，不应计算利息。谭春红辩称，1.案涉工程项目系建工二建司承建且在工地上设立了项目部，刘远生系建工二建司在案涉工程项目部的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建工二建司与谭春红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因此建工二建司系本案一审适格被告。2.建工二建司与重庆天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圣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刘远生称是建工二建司为了打款走账需要而签订的合同。3.《工程量结算清单》是谭春红与建工二建司项目部负责人文某、项目经理蒯荣华进行签字确认，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关结算表、签证单已由谭春红交由项目部负责人文某持有并出具了收条，谭春红已无法提供相关结算表、签证单等。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案涉工程已交付并于2016年11月4日办理结算，建工二建司应当向谭春红支付工程余款自办理结算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刘远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谭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建工二建司和刘远生向谭春红连带支付工程款9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95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建工二建司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由建工二建司承建石柱县下路镇柏树村的廉租房工程，合同中约定项目经理为罗培全。2010年12月10日，建工二建司将该工程的项目经理由罗培全变更为文某，文某在重庆燕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诉建工二建司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曾出庭作证，其陈述自己为建工二建司在石柱县柏树村廉租房工程的项目经理，刘远生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长期在工地进行实际管理与负责，并称其自2010年12月到2012年5月期间在项目部，2016年6月复工后又待了几个月后离职。建工二建司与重庆天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圣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分别签订过劳务分包合同，但涉案14栋楼的主体劳务等实际系谭春红于2011年至2016年期间施工完成。该工程已经交付业主方使用。2015年10月19日，谭春红曾向建工二建司（刘远生）提交了一份“金彰廉租房工程结算清单”，载明房建工程总额结算5359267.47元，已付约420万元，现应付约1159267.47元。该清单只有谭春红在乙方处签名。2016年1月6日，文某给谭春红出具了一张收条，载明收到谭春红交来石柱柏树廉租房工程结算清单，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各壹份。2016年11月，谭春红与项目部、建工二建司签字形成了一份“工程量结算清单”，就石柱柏树廉租房工程施工班组谭春红结算如下：“1.按合同结算工程总价为4773491.00元（附结算表）；2.外墙抹灰施工项目部付班且塔吊租金105000元（租用时间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3.项目部零星签证单计13388.47元（附签证单）；4.钢管租金及管理人员务工费用467388元（因项目部不知情，请蒯总审核确定）。以上总额为5359267.47元（伍佰叁拾伍万玖仟贰佰陆拾柒元肆角柒分）。”清单后有班组长谭春红签字，项目部负责人签字下附的内容为：“此清单1.2.3项属实，4项具体金额由二建蒯经理审定，马某，2016.11.3。”建工二建司负责人签字下附的内容为：“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周林租赁补偿20万元，其余不增不减，合计结算金额为：5091879.40元。蒯荣华，2016.11.4。”诉讼中，经谭春红与建工二建司对账，双方一致认定建工二建司于2016年2月份后共计支付了谭春红工程款333000元。另查明，马某系刘远生雇请的工人，其出庭作证时自称开始进入工地时只是一个施工员，后面帮刘远生接管了整个现场工作，涉案14栋楼系谭春红承包了主体劳务，建工二建司派出的项目经理先后是罗培全、文某、蒯荣华。建工二建司从1993年3月至2017年4月期间一直作为蒯荣华的参保单位为其参保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险。再查明，2019年4月15日，柏树廉租房项目的外墙漆和31栋涂料实际施工人敖永福在起诉建工二建司和第三人蒯荣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敖永福提供的证据中有“石柱柏树廉租房工程民工工资统计表”，该表中也有蒯荣华的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建工二建司承建涉案柏树廉租房项目工程，而谭春红实际承建了其中第14栋楼的主体劳务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其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为无效。谭春红作为自然人，明显不具备建筑劳务分包资质，无论其与建工二建司、刘远生之间是否签订过书面劳务分包合同或形成过口头协议，均系无效合同。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因此，在涉案廉租房已经交付业主方使用的情况下，谭春红请求支付工程价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支付主体和支付金额的认定问题。建工二建司辩称与谭春红形成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刘远生，应由刘远生承担合同责任，但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见，涉案工程确为建工二建司承建，且在工地设立了项目部，建工二建司并未提供其已将涉案工程转包或者提供资质给刘远生挂靠的相应证据，而刘远生对外一直以建工二建司项目部的名义开展活动，故而刘远生以项目部名义与谭春红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建工二建司承担。加之，涉案工程已于2016年11月经谭春红与项目部、建工二建司结算并形成了一份“工程量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中代表建工二建司签字的蒯荣华系建工二建司的职工，蒯荣华除在本案的结算清单中代表建工二建司结算外，在敖永福起诉建工二建司及第三人蒯荣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也代表了建工二建司进行了结算行为，再结合马某的出庭证言，一审法院认为蒯荣华在涉案工地的行为外观足以使人相信其能够代表建工二建司进行结算行为，涉案“工程量结算清单”应当认定为建工二建司与谭春红之间的有效结算。因此，谭春红实际施工部分工程的结算价款应为5091879.40元，扣除谭春红自认已经支付的4200000元和结算后建工二建司支付的333000元，尚欠558879.40元工程款未付清。另外，虽然结算清单中没有约定工程款支付时间，但工程早已交付，且谭春红早于2015年10月19日就已经书面向建工二建司主张支付工程款，建工二建司也收取了谭春红的结算资料，当结算完成后建工二建司即具有工程款支付义务，现谭春红主张从结算次日（2016年11月5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建工二建司应当支付谭春红工程尾款558879.40元及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对于谭春红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谭春红工程款558879.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558879.4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谭春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负担9389元，谭春红负担391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建工二建司（甲方）与谭春红（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名称为“石柱县柏树廉租房工程”，刘远生在合同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谭春红在分包方处签字。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在于：1.本案工程款支付主体的认定？2.本案工程价款结算金额及相应利息的认定？现就此评述如下：关于本案工程款支付主体的认定。本案中，刘远生以建工二建司的名义与谭春红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那么合同主体就是建工二建司和谭春红。至于刘远生有无权限代表建工二建司与谭春红签订合同，是认定本案工程款支付主体的关键。综合本案事实来看，与谭春红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责任主体就是建工二建司，其应当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理由在于：第一，案涉项目是建工二建司从发包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房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处承建。建工二建司针对案涉项目设立了项目部，并在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了文某是案涉项目经理，而文某在另案中陈述刘远生是案涉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那么刘远生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当然有权利代表建工二建司签订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合同。而且，在建工二建司作为发包方与重庆天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分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刘远生以建工二建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且该合同加盖了建工二建司的合同专用章，亦说明刘远生是有权利代表建工二建司签订合同的。第二，马某在一审中作证称其是受刘远生雇请开展工作，在刘远生被逮捕以后，是建工二建司的蒯荣华安排其工作，而且称项目经理一开始是罗培全，之后是文某，在文某离开以后是蒯荣华。建工二建司认可蒯荣华是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结合马某出庭证实蒯荣华是建工二建司在案涉项目后期的项目负责人，蒯荣华与谭春红进行结算，这进一步印证谭春红是与建工二建司发生的合同关系。第三，本案当事人提供的另案生效判决认定刘远生以建工二建司的名义采购材料等签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律后果均由建工二建司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由建工二建司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并无不妥。关于本案工程价款结算金额及相应利息的认定。如前所述，马某一审中出庭证实蒯荣华是建工二建司案涉项目后期的实际负责人，结合蒯荣华在敖永福案中亦代表建工二建司进行结算的事实，可以认定其能够代表建工二建司与谭春红进行结算。本案中，谭春红据以主张工程价款的结算清单上分别有马某、蒯荣华签字确认，该结算单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据此认定工程价款数额。至于逾期支付工程价款利息的问题，虽然结算清单中没有约定付款时间，但在建工二建司与谭春红已经达成有效结算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工程已交付的应在工程交付之日支付工程款，未交付的，应在工程价款结算之日支付工程款，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现谭春红主张从结算次日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建工二建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89元，由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中宜审 判 员 王 宏审 判 员 万永福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翟维玲书 记 员 钱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