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9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群贤轿车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大道与群贤路东北角2幢1楼。 法定代表人：仇守斌，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畅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寺东街254、256、258、260号。 法定代表人：张扎生，经理。 上诉人绍兴市群贤轿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畅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8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群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守斌，被上诉人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扎生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群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群贤公司少支付畅达公司1990元。事实与理由：对2019年6月21日由金某签字的金额为1920元、2019年5月6日由杨英签字的金额为30元、2019年5月14日由杨英签字的金额为40元的三份收款收据，一审认定该两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双方陈述，双方交易习惯为业务人员的签字并经上诉人确认后，相应收款收据才作为结算依据，被上诉人虽提供了上述三份收款收据，但因该三份收款收据所对应的业务并非为上诉人方的业务，且金某、杨英二人也承认上述业务与上诉人无关，故该三份收款收据的相应民事责任应由该二人自行承担，被上诉人主张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以构成表见代理并适用《合同法》第49条规定，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及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 畅达公司辩称，收款收据由群贤公司的员工签好字，畅达公司去结账，证据很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畅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群贤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共计223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畅达公司系一家经营机动车维修等业务的公司，畅达公司、群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9年3月27日至7月6日期间，畅达公司为群贤公司车辆提供补胎、换轮胎等服务，畅达公司提供服务后，由群贤公司人员在畅达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签字，畅达公司再与群贤公司进行结算。现畅达公司提供累计金额为22300元的收款收据一组，要求群贤公司据此付款。群贤公司对其中三张收款收据有异议，具体为2019年6月21日由“金某”签字的金额为1920元的收款收据、2019年5月6日由“杨英”签字的金额为30元的收款收据、2019年5月14日由“杨英”签字的金额为40元的收款收据，其余收款收据被告均予以认可。群贤公司未付款，遂成讼。另查明，群贤公司庭审陈述，畅达公司提供的两份由“金某”及“杨英”签字的收款收据（日期分别为2019年2月23日及2月16日）上记载的款项，群贤公司已支付给畅达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畅达公司、群贤公司之间存在由畅达公司为群贤公司提供汽车修理、更换轮胎等服务的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模式为由畅达公司向群贤公司提供服务后，出具收款收据由群贤公司人员签字，畅达公司再向群贤公司进行对账结算，可由双方庭审陈述予以证实。现畅达公司依据群贤公司人员签字的收款收据向该院起诉，要求群贤公司按照收据金额进行付款，群贤公司抗辩其中三张收款收据不予认可，其余收款收据予以认可且可立即进行付款。该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根据该三张由群贤公司人员“金某”及“杨英”签字的收款收据，是否可以认定畅达公司、群贤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金某、杨英与畅达公司发生业务，在收款收据上签字，是否能代表群贤公司，该两人有无代理权的问题。群贤公司提出金某签字的1920元收据是金某自己的业务，与群贤公司无关；杨英签字的分别为30元及40元的收据系在杨英离职后出具，亦与群贤公司无关。该院认为，群贤公司提出金某、杨英在收款收据上签字后，还须经群贤公司审核确认后，才能将收款收据载明的业务归结为群贤公司，但群贤公司未将此情况告知畅达公司，并且本案畅达公司提供了2019年2月23日及2月16日由金某、杨英签字的两份收款收据，群贤公司陈述已向畅达公司支付了该两份收款收据的款项，且三张单据上交款单位都写着群贤公司，可见畅达公司足以有理由相信金某、杨英有权在收款收据上签字，有权代表群贤公司与畅达公司发生合同行为，该情形符合表见代理的一般特征，而且，杨英的两张单据相应的发票，畅达公司已开且给群贤公司，群贤公司也予以认证，因此，金某、杨英在2019年6月21日、5月6日、5月14日收款收据上签字的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群贤公司承受，畅达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群贤公司应履行付款义务，故群贤公司亦应根据以上争议的三张收款收据，对畅达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故，该院对于畅达公司要求群贤公司按照所提供的全部收款收据载明金额22300元进行付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群贤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畅达公司款项22300元。 二审期间，畅达公司向本院提交畅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扎生与群贤公司仓库员工小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6月21日由金某签字的金额为1920元的收款收据是由群贤公司小王跟张扎生联系要订的材料，金某签字是公司业务。群贤公司质证认为该公司仓库确实有一个小王叫王玲娣，平时是小王代表公司跟他询价，但是这笔是金某让小王询价，不代表公司。 群贤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证明2019年6月21日的收款收据是金某的业务。本院予以准许，并形成证人证言一份，金某称自己系群贤公司员工，对2019年6月21日、2月23日的签字无异议，表示2019年6月21日是其个人的业务与对方交易，与公司无关，该业务是通过群贤公司员工联系的，其印象中是给了张扎生现金，收据没找到。畅达公司质证认为并没有与金某发生交易，也没有收到金某的钱。 本院认证认为：畅达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图片与2019年6月21日的收款收据一致，群贤公司也认可平时是小王代表公司询价，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定。金某系群贤公司员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也不能提供讼争业务付款凭证，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对2019年6月21日由金某签字及2019年5月6日、5月14日由杨英签字的三份收款收据中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问题。群贤公司上诉认为金某签字的1920元收据是金某自己的业务，杨英签字的分别为30元及40元的收据系在杨英离职后出具，均与群贤公司无关。本院认为，从此前的交易习惯来看，2019年2月23日及2月16日由金某、杨英签字的两份收款收据，群贤公司陈述已向畅达公司支付了该两份收款收据的款项，表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中群贤公司是认可金某、杨英代表公司签字的，杨英离职后，群贤公司并未将此情况告知畅达公司，且本案讼争三张单据上交款单位均写着群贤公司，畅达公司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21日由金某签字的收款收据中的材料也是由畅达公司员工小王联系的，畅达公司有理由相信金某、杨英有权代表群贤公司在收款收据上签字，该情形符合表见代理的一般特征，其行为后果应由群贤公司承受。 综上，群贤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50元，由绍兴市群贤轿车维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