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3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丹丹，女，198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乳山市，现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中庆，男，196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现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唯富，山东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丹丹因与被上诉人聂中庆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091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宋丹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聂中庆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聂中庆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审理程序适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审限为三个月，不能延长，若三个月内不能审结，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也强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期限为三个月。因此，除非有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可延长的情形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审结。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9月19日宣判。期间并无公告、鉴定和管辖权异议等法定事由，也未经当事人同意，一审法院超过三个月仍适用简易程序，诉讼程序适用错误。（2）严重超期限审理。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需要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自2018年9月14日立案至2019年9月19日宣判已超过一年时间，且不存在不计入审限的情况，存在严重的超期问题。2.一审法院存在主动依职权变更案由，错误适用法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但法院必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向当事人作出释明，当事人不愿变更的，法院可直接裁判予以驳回，案由仍以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为准。本案中，聂中庆以不当得利纠纷向一审法院提出相应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以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在审理中一审法院没有向当事人释明且当事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径行变更案由并根据居间服务纠纷的法律关系来审理本案当事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诉求。因不当得利纠纷和居间合同纠纷完全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自行变更案由属于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3.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以聂中庆提交浦发银行员工的书面声明，错误认定“该业务无需提前与银行联系、居间介绍、促成的事实”。一方面，居间服务简单说就是帮助融资者和放贷者进行交易撮合的一项服务。至于能否最终达成交易，取决于融资者的自身资质、放贷者的能力和要求，具体而言主要的因素应该包括“额度”“还款方式”“利率”“便利程度”等因素。市场上的放款机构众多，产品林林总总，同时每一个产品对客户的要求不同，而客户自身情况又千差万别，不是简单的向贷款发放机构申请就能得到贷款。聂中庆最终选择浦发银行并成功贷款是基于宋丹丹的事先服务，让聂中庆能准确打量自身、了解对方，从而以最便利的方式取得贷款。另一方面，市场上众多金融机构的众多贷款产品，一是客户不知道，二是客户知道了也会对于等额本息、等额本金、等本等息、气球贷、双周贷等专业名词一知半解甚至根本无法知晓。宋丹丹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对金融机构产品的了解，在客户咨询的时候进行宣传、讲解，促成客户选择金融机构，行为方面已经符合居间服务要求。聂中庆提供的证明属于书面形式的证人证言，虽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但其中也能反映出银行的贷款流程是，融资客户亲自办理，居间人签字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宋丹丹介绍银行贷款产品并促成客户选择、申请、取得贷款即完成居间服务。综上，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事实认定不清。为维护宋丹丹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聂中庆辩称，上诉人宋丹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为：根据被上诉人聂中庆提交的浦东发展银行威海市分行办理案涉公积金贷款业务的员工时光出具的书面声明，可以清楚证明聂中庆办理案涉公积金贷款业务与宋丹丹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庭审质证时，宋丹丹对上述声明没有任何异议。因此，宋丹丹未提供任何居间服务，一审法院错误判决聂中庆给付宋丹丹居间服务费4000元，应改判宋丹丹全额返还聂中庆2.4万元。聂中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宋丹丹返还人民币2.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咨询办理贷款事宜，被告告知原告其单位与工行合作项目，主要针对编制内教师、事业单位、公务员的低息扶持贷款政策，批贷后一次性收取8个点手续费，综合核算月息5厘4左右；另有优质客户先息后本一次性还款的小额信用贷，月息5厘6,8个点的服务费，综合利息7厘8左右。原告要求办理第二种贷款。双方并约定次日到竹岛浦发银行办理。次日，被告将原告带到浦发银行办理了额度30万元的个人信用贷款，并收取了原告2.4万元。2018年7月4日，原告以该贷款系其自行办理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该2.4万元，被告表示同意退还2万元，双方随后发生言语争执，原告表示要起诉被告，被告随后表示听从法律判决。此后拒绝回复原告。原告遂诉来本院，请求处理。庭审中，原告为证实该笔贷款系其自行办理，提供了浦发银行员工时光2018年9月3日出具的《声明》予以佐证。时光的声明载明：客户聂中庆2018年7月3日在浦发银行办理30万元个人公积金点贷（信用贷款）业务系聂中庆自行赴网点办理业务，无任何第三方提前与本人联系或者介绍该客户办理该业务。被告对该声明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从原、被告的微信交谈记录来看，被告给原告提供了办理信用贷款的信息，并表示办理成功后收取8个点的服务费，随后将原告带到办理贷款的浦发银行处，部分履行了居间合同中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并实际促成了原告办理了信用贷款，原告作为接受居间服务的委托方，应当适当支付报酬。但被告作为居间人，应当如实就订立合同的有关事项向原告如实报告，被告故意隐瞒该业务无须其提前与银行联系、居间介绍、促成的事实，仅为原告提供该信息并将原告带领到银行网点，其余业务均系原告自行完成，故其收取服务2.4万元明显高于其提供的服务应收取的费用，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原告支付被告服务费4000元，余款被告应退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被告宋丹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聂中庆居间服务费2万元。案件受理费200元，原告负担20元，被告负担1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宋丹丹提交其与居间人侯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侯某的书面证言各一份，证明宋丹丹于2018年7月2日向侯某联系咨询，寻找到了合适的银行贷款产品。7月3日，宋丹丹陪同聂中庆到了浦发银行，侯某也在场，为聂中庆成功发放了30万元公积金点贷业务贷款。宋丹丹为此向侯某支付了9000元服务费。经质证，聂中庆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认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证人证言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一审时聂中庆提供的浦发银行员工时光出具的声明清楚证明本次贷款业务是聂中庆自己到银行网点办理，没有任何第三方提前与其联系介绍聂中庆办理贷款业务，且一审时宋丹丹对时光的声明没有任何异议，因此，宋丹丹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宋丹丹与侯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宋丹丹为促成聂中庆向银行申请贷款履行了部分居间义务，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侯某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其仅出具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证人侯某的证言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聂中庆提供拍摄的浦发银行门口张贴的宣传公积金点贷业务内容的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浦发银行公积金点贷业务面向公众公开，不需要上诉人宋丹丹提供居间服务。经质证，宋丹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向聂中庆提供了浦发银行的公积金点贷业务，其所提供的居间业务就是将放贷者与融资者进行资质匹配帮助融资者以最便利的条件快速找到合适的贷款机构，且能够成功放款，当时宋丹丹为聂中庆提供了多家银行多种信贷产品供聂中庆选择，最终聂中庆选择了浦发银行的公积金点贷业务，宋丹丹履行了居间义务。本院经审查认为，宋丹丹对于聂中庆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否认宋丹丹履行了部分居间义务，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受理本案，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宋丹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健华、被上诉人聂中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唯富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3月12日、6月6日、9月6日出具《和解申请书》，载明“……双方申请法庭给予双方自行和解的期间，并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时，被上诉人聂中庆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诉人宋丹丹返还已收取的2.4万元款项。宋丹丹在庭审过程中辩称“我们付出了服务，取得的费用是我们的劳动所得……”，亦提交了相应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上诉人宋丹丹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居间服务及居间服务报酬数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宋丹丹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受理本案超过三个月，期间并无公告、鉴定和管辖权异议等法定事由，也未经当事人同意，仍错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本案自2018年9月14日立案至2019年9月19日宣判已超过一年时间，且不存在不计入审限的情况，存在严重的超审限问题；一审法院存在主动依职权变更案由，错误适用法律。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原则上应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3月12日、6月6日、9月6日出具《和解申请书》，共同申请一审法院给予双方自行和解的期间，并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据此，根据上述规定，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存在无正当事由错误适用简易程序及严重超审限问题，宋丹丹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案由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聂中庆起诉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与双方当事人实际诉争法律关系不一致，相应变更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据此在结案时确定本案案由为居间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中，聂中庆一审时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宋丹丹返还已收取的2.4万元款项，宋丹丹辩称“我们付出了服务，取得的费用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宋丹丹的上述抗辩立足于其受聂中庆委托履行了相应的居间服务义务，且实际上一审时其已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进行了相应的抗辩，并针对其抗辩提供了相应证据，亦即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案由的行为并未影响宋丹丹的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宋丹丹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宋丹丹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居间服务及居间服务报酬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宋丹丹上诉主张，其为被上诉人聂中庆介绍银行贷款产品并促成聂中庆选择、申请、取得贷款，已完成居间服务，聂中庆已交付的2.4万元不应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宋丹丹与聂中庆并未签订书面居间合同，宋丹丹接受聂中庆委托，向聂中庆介绍浦发银行公积金点贷业务，并陪同聂中庆到浦发银行后，聂中庆到银行柜台自行办理了贷款业务，一审法院认为宋丹丹提供了部分居间服务，收取聂中庆2.4万元费用明显高于其提供的服务应收取的费用，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聂中庆支付宋丹丹服务费4000元，剩余2万元款项应予返还，并无不当。宋丹丹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宋丹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元，由上诉人宋丹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