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120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亦超，男，198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斌，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涛，男，198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官，上海朱方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百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刘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官，上海朱方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亦超因与被上诉人刘涛及原审第三人上海百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蝶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5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亦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亦超的一审反诉请求，驳回刘涛的一审本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孙亦超在签署《承诺函》时属于危困状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当撤销《承诺函》。所谓危困状态，一般是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金钱、物质的需求极为迫切等情形，而对于金钱、物质的需求极为迫切的重要特征即暂时性和急迫性，法律并未要求必须存在人身受到重大胁迫或者即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等情形。2.本案不再具备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向刘涛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的条件。孙亦超与刘涛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中既包含百蝶公司的所有权，也包含百蝶公司经营的涉案店铺的房屋承租权及涉案店铺中添附的设备、设施的所有权。涉案店铺因百蝶公司逾期支付租金、物业费，房屋出租人和管理人于2019年6月25日向百蝶公司发送《租赁合同解除告知函》，百蝶公司不再享有涉案店铺的房屋承租权，涉案店铺中的原有设备、设施已经灭失。刘涛辩称，不同意孙亦超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承诺函》合法有效，孙亦超在签署《承诺函》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撤销要件，孙亦超对于法律的理解有误。2.由于孙亦超没有按照《承诺函》的约定将商铺业态变更为火锅业态，导致刘涛无法经营店铺，故刘涛不再支付租金和物业费，刘涛已经多次告知孙亦超应按约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也及时将业主发出的《租赁合同解除告知函》、告知书及租赁房屋被封照片告知了孙亦超。并且，由于商铺业态无法变更，刘涛从未使用过涉案租赁场所，也不存在移交设备的问题。据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蝶公司述称，同意刘涛的答辩意见。刘涛向一审法院本诉请求：1.判令孙亦超受让刘涛在百蝶公司中的全部股权，并协助办理相应的企业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孙亦超退还刘涛已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3.判令孙亦超支付刘涛代付给房东的租金、物业费、冷水费、下水管道疏通费、电费83,987.84元；4.判令孙亦超赔偿刘涛损失183,250元；5.本案诉讼费由孙亦超负担。审理中，刘涛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判令解除刘涛与孙亦超于2019年3月30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撤回要求孙亦超赔偿损失的第四项诉请。孙亦超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9年5月8日签署的《承诺函》；2.判令刘涛支付孙亦超股权转让款19万元、租房押金196,770元、男女宿舍押金9,000元及租金13,500元、尾款5万元，合计459,270元；3.本案受理费由刘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0日，刘涛作为受让方(乙方)、孙亦超作为转让方(甲方)，双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即百蝶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前述股权。转让价格：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转让股权总价款为39万元。支付方式：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甲方10万元作为定金，2019年4月8日之前支付余款29万元，若乙方逾期24小时未支付款项则视为单方面违约。工商变更：双方约定于2019年4月8日去工商局变更手续。甲乙双方约定移交日为2019年4月13日，移交日之前目标公司的相应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若甲方未在约定时间移交则视为单方面违约。其他约定：1.乙方另行支付甲方三个月房租押金。2.男女宿舍相关费用。3.办公室使用费用。4.乙方于6月8日支付尾款5万元。甲乙双方股权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均为甲方承担。转让之后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违约条款：甲方违约，双倍返还乙方支付金额；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没收乙方支付的金额。2019年4月16日，百蝶公司投资人(股权)由孙亦超变更为刘涛，法定代表人由孙亦超变更为刘涛。2019年3月28日，刘涛通过朋友向孙亦超支付股权转让款1万元。2019年3月31日，刘涛通过朋友向孙亦超支付股权转让款9万元。2019年4月18日，刘涛通过朋友向孙亦超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19年5月4日，孙亦超将百蝶公司会计凭证、账册、网银U盾、单位结算卡等移交给刘涛。2019年5月8日，孙亦超作为甲方，刘涛作为乙方，双方在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签订《承诺函》，《承诺函》记载：甲方承诺将租赁协议中商铺业态变更为火锅业态，工程条件完备(空调外机有位置摆放，增加25平方米电缆线、加装新风系统和可开启式玻璃窗户)；若业态和工程条件无法实现，甲方将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公司股东再由乙方转让给甲方。乙方承诺在甲方完成上述条件情况下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笔款项311,757元。2016年2月29日，百蝶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企业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双方签订《上海宝安大酒店裙房1楼101-A单位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东方路XXX号裙房1楼101-A单位，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单位用途为(餐饮、日料为主)(此处有修改，宝安企业公司在修改处盖章)。租赁期限自租赁开始日起租赁期4年，即由2016年3月10日起至2020年3月9日止。2019年4月8日，百蝶公司作为乙方，宝安企业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上海市东方路XXX号宝安大厦裙房一层101-A单元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拟出租给乙方的物业坐落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XXX号宝安大厦裙房一层101-A(以下简称租赁单元)，租赁单元的产权性质为商业(餐饮)。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单元用途为(餐饮，日料为主)。乙方保证，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上述约定的使用用途。本协议所定租期应自2020年3月10日起至2024年3月9日止。孙亦超作为百蝶公司代表在租赁合同上签名。2019年5月30日，百蝶公司向出租方宝安企业公司提交业态申请，业态申请记载内容为：因市场经济大环境日趋下滑态势，以及名城大酒店大装修，原有日本顾客被大量劝退，本店在原有日本料理业态下已难以维持正常营业收入。为避免发生生存问题，本店考虑作出业态调整。业态调整方案为：将调整为独立桌面以电磁炉加热形式的热锅串串，品牌名为“那年那班”，并承诺不会在门店店招上出现明显“火锅”字样，以满足广大中国籍顾客对不同品味的需求。CROSSX3日式居酒屋调整为夜间营业以满足远道而来的为数不多的原日本籍老顾客。此方案旨在吸引更多顾客以增加客流及人气，从而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还望贵公司批准。2019年6月5日，刘涛通过微信向宝安企业公司物业经理秦洁发送《那年那班品牌手册2019商场版.PDF》。秦洁当日回复：“我们领导有些疑问，我还在沟通。”周四下午，秦洁微信告知刘涛：“邮件申报没有批复，刚刚与总部的会议，直接汇报了此事，老板没通过串串香。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部署下一步吧。”2019年6月25日，宝安企业公司、上海宝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物业公司)向百蝶公司发送《租赁合同解除告知函》，告知百蝶公司，因百蝶公司逾期支付租金、物业费累计超过壹个月，特函告百蝶公司解除租赁合同，收到此函后，在2019年6月30日以前付清全部应付款项，注册地迁出，遵照租赁合同约定，将商铺恢复原状后交还。2019年7月12日，宝安企业公司向百蝶公司发送告知书，告知百蝶公司，请百蝶公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拖欠租金、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并在收到本函三日内腾空并搬离所租房屋。2019年7月17日，宝安企业公司物业经理秦洁通过微信向百蝶公司发送被该公司贴上封条及告知书的租赁房屋现场照片。2019年年初，孙亦超在58同城、百姓网上发布转让系争店铺的广告。系争店铺在双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前，经营日式料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承诺函》是否应予撤销。孙亦超主张，《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孙亦超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义务，刘涛由于自身原因不愿意继续租赁涉案店铺，利用孙亦超急需资金的情况，以拒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等为要挟，逼迫孙亦超签订了《承诺函》，企图通过签订《承诺函》转嫁其不再继续租赁涉案店铺的损失和继续租赁的商业风险，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危困状态，一般是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于金钱、物质的需求极为迫切等情形。本案中，即使认定孙亦超提供的证据1、2均为真实，但只能证明其有向案外人借贷的行为，有支付供应商货款、支付员工工资、归还购房贷款的资金需求等事实，尚不能证明其因拖欠支付上述资金而人身即将受到重大胁迫或即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等情形，故孙亦超签订《承诺函》时对于资金虽有需求，但上述资金需求尚在合理范围内，孙亦超亦可通过向他人借贷、抵押或出售房屋等方式解决，显然并未达到极为迫切的程度，不能认定孙亦超处于危困状态。另依据双方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涛应在2019年4月8日之前支付余款29万元，《承诺函》签订时间发生于2019年5月8日，远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孙亦超作为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要求刘涛按约支付剩余款项。刘涛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剩余款项，而是在《承诺函》承诺在孙亦超将租赁协议中商铺业态变更为火锅业态、工程条件完备后二个工作日内付款，孙亦超签名表示认可，应视为双方对原来约定的付款期限作了重新约定，孙亦超签订《承诺函》的行为实际上放弃了要求刘涛在2019年4月8日之前支付余款的权利，其并没有因签订《承诺函》而换得刘涛按约付款或提前付款的好处，故孙亦超关于刘涛以拒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要挟，胁迫其签订《承诺函》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亦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承诺函》时存在判断能力缺乏、受到刘涛其他胁迫等情形，故孙亦超反诉要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5月8日签署的《承诺函》，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亦超与刘涛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承诺函》签订后，孙亦超未依据约定将租赁协议中的商铺业态变更为火锅业态，刘涛要求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孙亦超退还其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符合双方约定，依法可予支持。关于解除时间，因刘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孙亦超主张过解除权利，故解除时间确定为孙亦超收到刘涛的起诉状副本时间为宜，刘涛关于自2019年4月8日续签租赁合同没有变更业态开始解除合同的主张，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系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刘涛请求孙亦超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亦超反诉要求刘涛支付尚未履行的股权转让款19万元、租房押金196,770元、男女宿舍押金9,000元、租金13,500元和尾款5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刘涛撤回要求孙亦超赔偿损失的诉请，系其自主处分民事权利，于法不悖，依法可予准许。关于刘涛要求孙亦超支付其代百蝶公司支付给涉案店铺出租方的租金、物业费、冷水费、下水管道疏通费、电费等费用，因系刘涛与百蝶公司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处理，刘涛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涛与孙亦超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7月10日起解除；二、孙亦超返还刘涛股权转让款200,000元；三、驳回刘涛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孙亦超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5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2,780元，由刘涛负担822元，孙亦超负担1,95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720元，由孙亦超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刘涛与孙亦超签署的《承诺函》是否应予撤销。孙亦超主张撤销《承诺函》的理由为显失公平。《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故撤销权成立既要符合行为上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谋取不当利益，又要符合结果上显失公平。孙亦超认为其急需资金支付货款及工资、归还借款及房贷，刘涛以不支付余款作为威胁其签署《承诺函》的手段，使其在签署《承诺函》时处于对金钱需求的暂时性急迫状态。本院认为，根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涛应于2019年4月8日前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9万元，若逾期支付则视为单方面违约。在刘涛未依约付款的情况下，孙亦超作为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但孙亦超未及时催款，也未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刘涛支付剩余款项及承担违约责任，反而在2019年5月8日与刘涛签订了《承诺函》，承诺若无法将商铺业态变更为火锅业态并且完备相应工程条件，则将退还刘涛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重新约定了剩余款项的支付条件。该约定并不能加速刘涛的付款进度，反而增加了孙亦超收款的难度，该节无法证明孙亦超所称的为了获取款项而被迫签字的合理性。对于刘涛而言，其收购孙亦超持有的百蝶公司股权是为了经营火锅餐饮，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看到双方在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前对商铺经营业态方面的要求达成一致。但在协议签订后，根据百蝶公司与出租方宝安企业公司之间的交涉情形，以及孙亦超签署《承诺函》对此作出的承诺可以看出，刘涛对商铺业态为火锅业态的要求是存在的。孙亦超作为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商业主体，其应当完全知道承诺的后果，即不能完成承诺事项将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现仅以显失公平为由来否定《承诺函》的效力，缺乏相应依据。孙亦超与刘涛签署的《承诺函》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孙亦超未完成《承诺函》中的承诺事项，一审判决根据《承诺函》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协议解除后，孙亦超应当返还刘涛已支付的款项。对于孙亦超的反诉请求，鉴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不存在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至于租房押金、男女宿舍押金、租金、尾款的问题，因这些费用都是基于百蝶公司与出租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而产生，在法律上百蝶公司是支付主体，百蝶公司有权主张。如刘涛在掌管百蝶公司期间基于其过错导致公司损失的，百蝶公司可向刘涛另行主张，本案中不宜处理。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孙亦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80元，由上诉人孙亦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贾佳秀审判长  庄龙平审判员  杨怡鸣审判员  李非易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姚君君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