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袁家巷7号。法定代表人：周中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泽军，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瑞坚，山东铜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孙家洼村。法定代表人：孙敬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森，山东森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万伦，男，196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原审被告：蒋泽军，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原审被告：达州市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荷叶街原县教育局二楼。法定代表人：孟贤志，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德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宏基公司”）、原审被告陈万伦、蒋泽军、达州市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永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403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川国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德州宏基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加盖的“四川国丰建筑总承包有限公司刘家铺项目部”印章，其名称与上诉人单位名称不符，缺少“责任”二字；项目名称与实际项目名称不符，上诉人承建的项目名称为“如意社区工程”，而不是“刘家铺项目”，且上诉人从未刻制过项目部印章，该印章系被上诉人与陈万伦伪造、私刻的虚假印章，该补充协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也不是该协议一方主体，该协议对上诉人不产生拘束力，其中约定的“全部货款”也违背常理，因上诉人施工期间，被上诉人仅供应商品混凝土40万元，上诉人不可能因为40万元的供货而承担原施工企业拖欠的数百万元债务；2、上诉人向陈庆新转账30万元系支付的商混预付款，而不是对“补充协议”的认可；3、吴传芳系上诉人2014年9月承建涉案项目后聘请的工作人员，其在2014年9月以前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没有追认，其签署的对账单等材料对上诉人不具有拘束力；4、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21日陈万伦挂靠上诉人施工，却又认定2014年9月18日补充协议有效，明显前后矛盾；5、一审法院认定蒋泽军代表上诉人支付72万元，后又认定该72万元系达州永昌公司的预付款，明显存在矛盾；6、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最后一次付款在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诉讼时效届满，而德州市陵城开发区管委会并不是本案债务人，其出具证明称陈天宝向陵城开发区管委会主张权利，该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反而证明本案实际权利人为陈天宝，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7、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李某与魏祖森所作证言与事实不符，且魏祖森与陈天宝系亲属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凭。德州宏基公司辩称，1、我公司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无论达州永昌公司施工还是上诉人施工，都是我公司供应商混，对账单盖有我公司印章，补充协议中签字的陈天宝系我公司代理人，陈庆新系我公司认可的收款人，二人的代理行为不能否定我公司的权利主体资格；2、2014年9月18日补充协议系上诉人的代理人蒋泽军与项目经理陈万伦共同与我公司签订，且当天上诉人向我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陈庆亮付款30万元，证明上诉人对该协议认可并实际履行，该30万元系偿还以前的欠款，而不是预付款；至于项目部印章问题，我公司无从知晓其由来，该印章也无需在公安机关备案；3、上诉人承接了陈万伦以达州永昌公司名义施工的工程成果，其同时承接该工程产生的商混债务符合常理，也并不损害其利益；4、吴传芳参与施工、接收我公司的商混具有连续性，上诉人认可其2014年9月以后的行为，不能否认以前签收商混行为的真实有效性；5、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我公司一直通过德州市陵城开发区管委会向上诉人、达州永昌公司、陈万伦、蒋泽军等主张权利，付宗峰签字的管委会证明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属有效证据，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蒋泽军述称，我对陈万伦与被上诉人2014年9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事不知情，被上诉人称我与陈万伦共同签订该协议没有任何证据；我与陈万伦在上诉人承接涉案项目以前系借贷关系，后作为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参与管理。其余同意上诉人意见。陈万伦及达州永昌公司在二审中未陈述意见。德州宏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支付所欠混凝土货款203886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2月12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8月19日，原告向被告陈万伦施工的陵城区刘家铺社区工程供应混凝土，共计2744935元。2014年8月15日，被告陈万伦分两笔向原告支付款项40万元，尚欠2344935元。2014年9月18日，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陈万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家铺社区陈万伦项目部汇入原告公司货款30万元，汇款到帐后原告提供至主体封顶所需混凝土，主体封顶后十五日内付清全部货款，如不按时付清，乙方需承担5‰的违约滞纳金。合同甲方处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乙方处由陈万伦签字，并加盖了字样为“四川国丰建筑总承包有限公司刘家铺项目部”的印章。同日，被告蒋泽军向原告付款30万元，原告向该涉案工地继续供应混凝土，截至2014年11月26日，原告又向该社区工地供应了价值413930元的混凝土。就上述原告向涉案的陵城区刘家铺社区工程供应的全部混凝土，供需双方共签订了11张对账单，确认原告向该涉案工程供应混凝土总价款为3158865元，对账单需方处均由吴传芳签字确认，原告在供方处均加盖了公司印章。后经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协调，被告蒋泽军于2015年7月10日、7月28日分两次又向原告支付款项42万元。截止判决之日，原告共收到涉案工程的混凝土款112万元（包括陈万伦付款40万元、蒋泽军付款72万元），剩余款项一直未予支付。2013年10月13日，永昌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永昌公司承建了通达公司开发的德州市陵城经济开发区如意社区一期工程二标段建设工程。2014年8月30日，双方又签订《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解除2013年10月13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履行的不再履行，通达公司同意永昌公司将合同已履行部分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被告国丰公司。永昌公司已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由永昌公司与被告国丰公司结算。2014年8月11日，被告国丰公司向通达公司递交投标函，表示愿意以43492177.27元的投标总报价承包涉案工程。2014年9月3日，涉案工程招标代理单位山东省建设工程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出具中标通知书，确定被告国丰公司为中标单位。2014年9月6日，被告国丰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国丰公司承建涉案工程，开工日期2013年10月15日（含签订此合同前永昌公司开工日期在内），竣工日期2015年5月15日，合同价款每平方米1050元；工程量清单包含永昌公司已完成工程量部分一并计算。被告蒋泽军做为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被告国丰公司的印章。2014年11月27日，涉案工程主体封顶。2014年6月6日，被告蒋泽军与陈万伦签订《项目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陈万伦全权承包刘家铺社区住宅楼，施工日期从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9月10日，被告陈万伦以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通达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承包，蒋泽军负责与建设单位联系，签订工程承包协议、合同等，工程所有材料由陈万伦自行组织采购、运输、保管和使用；陈万伦按工程结算总造价的3.2%向蒋泽军上缴承包综合服务费。后因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实际承建涉案工程，被告蒋泽军与陈万伦之间所签上述承包合同亦未实际履行。2014年10月21日，被告蒋泽军以被告国丰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被告陈万伦签订《项目承包责任书》，约定陈万伦自愿承包涉案工程，工程起止时间从2013年10月15日至2015年5月15日，被告国丰公司指派蒋泽军为项目监管，并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同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款结算；陈万伦必须接受监管，且同意在被告国丰公司中标签订合同前所完成工程量与被告国丰公司按每平方米1050元结算工程款。该项目的建设方将工程款拨入被告国丰公司账户后，被告国丰公司扣除应收管理费外，其余工程款按建设方拨入的比例由资金监管人划出给陈万伦。陈万伦向被告国丰公司按工程造价的1%交纳承包管理费。被告国丰公司曾用名四川国丰建筑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更名为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9月29日更名为四川欧铂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更名为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传芳系被告国丰公司施工人员，亦代为被告陈万伦管理涉案工程工地的相关事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个：一是原告主张的货款数额是否属实？二是原告主张按月2%支付违约滞纳金是否成立？三是四被告应否对原告的主张承担清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四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第一个焦点货款数额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其向涉案工程供应混凝土的数量及货款金额，向法庭提交了11张对账单，记账单中均详细记载了所供应混凝土的标号、数量、价款等，被告国丰公司及蒋泽军对2014年9月18日至2014年11月26日的三张对账单予以认可，对2014年9月18日之前的8张对账单虽以对原告与被告永昌公司及陈万伦供货及欠款情况不清楚为由未予确认，但对账单均系原件，且需方处均有吴传芳签字，被告国丰公司及蒋泽军亦均认可吴传芳系被告国丰公司涉案工程施工人员，故该证据真实可信，对上述对账单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永昌公司、陈万伦虽经本庭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据对账单的记载，原告向涉案工程供货金额总计3158865元，扣除被告陈万伦向原告支付的40万元及被告蒋泽军向原告支付的两笔共72万元，本院确认尚欠原告混凝土货款2038865元。对第二个焦点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滞纳金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违约滞纳金的依据是原告与陈万伦签订的《补充协议》，依据该协议约定，刘家铺社区陈万伦项目部应于2014年11月27日主体封顶十五日之内即2014年12月12日之前付清剩余款项。但因其未能在约定时间内付款，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协议中仅载明“需承担5‰的违约滞纳金”，既没有明确计算基数，也没有明确该5‰的性质为计算比例还是利率，导致违约金如何计算无法确定，故该约定应视为没有约定。原告虽主张约定的5‰为日利率，被告未予认可，原告亦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依据该规定，本案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应自2014年1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原告主张按月2%支付违约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第三个焦点四被告应否及如何承担偿付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四被告在涉案工程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是否应就涉案款项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对于四被告在涉案工程中各自的法律地位，本院认为，在永昌公司与通达公司2013年10月13日签订的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被告陈万伦系永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涉案工程2013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原告自2013年10月17日开始向涉案工程供应混凝土，被告陈万伦及为其管理工地事务的吴传芳在相应对账单中签字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永昌公司资质问题，涉案工程需更换承建方，被告陈万伦于2014年6月6日与被告蒋泽军签订关于涉案工程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由被告陈万伦以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通达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承包，对经营过程全权负责。后在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成功承建涉案项目，而国丰公司竞标成功的情况下，又于2014年10月21日与被告国丰公司委托代理人蒋泽军签订《项目承包责任书》，承包被告国丰公司承接的涉案工程施工项目。可见，被告陈万伦自涉案工程建设伊始即参与工程施工。另根据被告国丰公司招投标文件及其与通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被告国丰公司系2014年8月29日被邀请招标，2014年9月3日出具中标通知书，2014年9月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此正式成为涉案工程的承建方。通达公司与被告永昌公司在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签订的《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永昌公司将其已履行合同部分的权利义务转上给被告国丰公司，通达公司与被告国丰公司另行签订合同将永昌公司已完成的工作量纳入被告国丰公司的工作总量内，及协议生效后永昌公司立即将施工现场、工程档案及相关验收资料交由被告国丰公司”等内容，明确永昌公司合同解除后的相关事宜由被告国丰公司承接。该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4年8月30日，而此时被告国丰公司刚被邀请招标，是否中标尚未确定，解除协议未卜先知，提前进行约定有违常规。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国丰公司竞标成功既非偶然，也非凭借实力所得，而是在通达公司对外招标之前已经内定的事实。其招投标行为只是为陈万伦的继续施工寻找合法的主体保障。因此，被告陈万伦应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亦为涉案混凝土供应合同的主体。被告永昌公司系涉案工程的名义主体，亦系被告陈万伦的被挂靠人。被告国丰公司在其承接工程后陈万伦施工期间，其亦为陈万伦的被挂靠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陈万伦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有效。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供应了混凝土，被告陈万伦亦应履行义务，按《补充协议》约定于2014年11月27日主体封顶十五日内即2014年12月12日之前付清全部款项。对于协议书中“全部款项”范围的认定，本院认为，在签订该补充协议之前，原告与被告陈万伦之间就涉案工程业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补充协议》系以原合同为基础对原合同部分内容的调整，故全部款项应认定为原告与被告陈万伦之间就涉案工程所供应全部混凝土的总价款，即3158865元。扣除被告陈万伦已向原告支付的40万元及被告国丰公司通告蒋泽军支付的72万元，被告陈万伦还应向原告偿还货款2038865元。被告永昌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对其承建涉案工程期间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永昌公司承建期间欠款数额的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较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被告陈万伦所欠原告债务均为混凝土款，且均为履行同一合意的行为，也不具有优先抵充的情形，应按债务的先后顺序抵充。故在通达公司于2014年8月30日与被告永昌公司解除合同之前的涉案工程承建期间所欠原告货款的数额应为1624935元（计算方式为：承建期间所欠货款总额-已偿还数额，即2744935-1120000=1624935元）。故被告永昌公司应在1624935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被告永昌公司认为就涉案工程已经德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4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工程一切权利义务与永昌公司无关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2017）鲁14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永昌公司将其与通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履行合同部分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国丰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仅指通达公司，不包括原告在内的材料供应商，对原告没有约束力，故被告永昌公司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被告国丰公司作为被挂靠人，亦应对其承接涉案工程后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其承接前的欠款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国丰公司承接涉案工程后，原告给其供货的依据是2014年9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此时，被告国丰公司已承接了涉案工程。该补充协议虽是由被告陈万伦主导签订，但其上加盖了“四川国丰建筑总承包有限公司刘家铺项目部”字样的印章。不论该印章的刻制程序是否合法，但其加盖行为足以使原告有理由相信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是被告国丰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当日，被告蒋泽军即代表国丰公司向原告支付了30万元货款，亦接收了原告所供应的混凝土，实际履行了协议的内容，被告国丰公司也认可其与原告就混凝土买卖达成合意是经被告陈万伦居间而成的，故本院认为，该《补充协议》亦是被告国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国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国丰公司应履行协议约定，对其承接涉案工程之前的全部欠款承担清偿责任。对被告国丰公司认为该30万元是预付款，不是对《补充协议》的履行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国丰公司虽主张不是履行的《补充协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之间还存在其他协议，且混凝土非紧俏商品，当时市场形势为买方市场，根据原告所提供与案外人签订的四份《混凝土供需合同》来看，所约定的付款方式均是货到后一定期限内付款，被告国丰公司在这种情势下以支付预付款的形式购买混凝土于常理不符，另根据被告国丰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安装合同》、《施工合同》来看，上述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均为后付款，且付款前提为建设方拨付一定比例的工程款后。因此被告国丰公司在对原告混凝土的供应方面却例外的采用预付款的形式也不符常理，故对被告国丰公司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国丰公司认为协议中“全部货款”应理解为其承接涉案工程后的全部款项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在该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原告与被告陈万伦之间就涉案工程项目已存在事实上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虽没有提供出书面合同文本，但不能就此否决业已存在的事实。另就该《补充协议》而言，从名称上看，“补充”意为在主要事物之外另行追加，补充协议即应为对已存在合同内容的追加，从内容上看，该《补充协议》中仅约定了供货截止期限、付款期限等要素，但对供应混凝土的型号及价格均没有做出约定，不符合原始合同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实际履行情况而言，原告在补充协议签订当日即向涉案工程供应了混凝土，而且所供应相同型号混凝土的价格与原告之前向涉案工程所供混凝土价格一致。因此本院认为，该补充协议系对原告与陈万伦之间已存在买卖合同的补充。结合陈万伦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协议中约定的“全部货款”应理解为原告就涉案工程向被告陈万伦及国丰公司供应的全部混凝土的欠款。故被告国丰公司的该辩称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国丰公司应对涉案工程所欠原告全部货款承担偿还责任。对原告以被告蒋泽军与被告陈万伦为合伙人为由要求被告蒋泽军承担偿付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就本院查明的事实而言，被告陈万伦自2013年10月份起承建涉案工程，被告蒋泽军于2014年6月才开始以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陈万伦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在四川神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资质不够，不能承建的情况下，又以被告国丰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参与招投标，并于2014年10月21日以被告国丰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被告陈万伦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其为被告国丰公司指定的项目监管人。由上可见，其与被告陈万伦之间不符合合伙的特征。原告主张被告陈万伦与蒋泽军是合伙关系，并提交了蒋泽军向陈万伦就涉案工程的对外债务进行清偿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而被告蒋泽军主张其与被告陈万伦之间原系借贷关系，其代为清偿的款项均为陈万伦向其的借款，并提交借条及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并主张因陈万伦不能按约定偿还借款，蒋泽军为追回欠款，才在永昌公司资质不足以承建涉案工程的情况下，代为寻找承建公司，并最终以被告国丰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涉案工程。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债务清偿证据为间接证据，清偿原因不具有唯一性，不能直接证明系合伙关系，其证人证言也是证人就被告陈万伦与蒋泽军二人之间的外观表象所进行的推测，并非确知的事实。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蒋泽军的主张较为合理。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陈万伦、蒋泽军系合伙关系的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请求被告蒋泽军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第四个焦点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依据《补充协议》约定，所欠混凝土款项的付款时间为主体封顶之日，即2014年11月27日。依据原告提供的陵城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及被告国丰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7月28日通过管委会向原告的付款42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因被告均未能按期付款，原告在此期间多次通过管委会向几被告追索欠款，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多次发生中断。最后一次中断时间为2018年5月，自该时起算，截止原告2018年5月9日起诉之日，不满三年，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另对被告国丰公司、蒋泽军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向义务人本人提出履行请求才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管委会不是义务主体，向其提出请求不发生中断效力以及管委会负责人付宗峰是2018年底才调任，对事实不清楚、陈天宝不是原告代理人及职工，不是合法的欠款催要主体，故不能证明原告催要事实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1、《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并不包含必须直接向义务人本人提出之含义，如果能证明权利人将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通过其他主体到达义务人亦应属于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范畴；本案管委会系涉案工程的开发单位，原告采取通过其向几被告协调催要的方式追索欠款，事实上通过催要，被告国丰公司也向原告支付了42万元的款项，可见管委会已将原告的请求通知到了被告方，因此该种催要方式属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中断事由；2、《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已被《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取代，不能再作为法律依据予以适用；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应当由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签名或盖章，该规定系对证明材料的形式要求，也是出于法院核实证明材料真实性的需要，并不代表要求负责人必须经历证明内容的事实。故被告国丰公司以付宗峰不清楚事实，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上的主张不能成立。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陈天宝不是原告工作人员，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管委会证明中载明的陈天宝是原告公司委托代理人系指《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与上述民事诉讼行为的代理并非同一概念，陈天宝虽不能以原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其以原告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管委会向四被告请求清偿欠款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国丰公司、蒋泽军及永昌公司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陈万伦欠原告混凝土款2038865元事实清楚，被告陈万伦应履行合同义务予以偿还；被告永昌公司作为陈万伦的被挂靠人应对挂靠期间产生的货款162493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国丰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及《补充协议》的实际履行人，应依协议约定对全部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万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德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款203886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038865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达州市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的数额中的162493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德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对被告蒋泽军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德州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1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8111元，由被告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万伦、达州市永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二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两份判决书，以证明陈万伦2014年10月份在商河县进行项目施工，不可能同时在本案所涉项目施工；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属新证据，也与本案无关，现实中存在一人同时施工两个项目的可能性，且两个项目工地仅相距几十公里。上诉人提交证据三招标文件，以证明其以合法的招投标程序承接工程，不是为了完善陈万伦的施工资质而内定的中标；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所陈述的中标过程反而证明其与招标单位、投保代理单位串通，提前预知中标结果，其系内定的中标公司，实际施工人一直是蒋泽军与陈万伦。上诉人提供证据四蒋泽军以上诉人名义与魏祖森签订的水电暖工程承包合同，以证明2014年9月陈万伦与魏祖森签订同样合同时并没有取得上诉人授权，进而证明陈万伦2014年9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时也未取得上诉人授权，该补充协议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质证称该合同没有签订日期，其中加盖公章反而证明2014年9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时上诉人故意加盖项目部印章而不加盖行政公章的可能性，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提供证据五涉案工程预算编制报告，以证明达州永昌公司与上诉人已对分别施工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且上诉人已支付了对价，不应再额外支出其他款项，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不应全部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系上诉人单方委托出具，且出具时间在2019年5月10日，距工程完工三四年之久，上诉人承接工程时没有保留当时永昌公司完成工程量的原始资料，该证据不应采信。上诉人提交证据六蒋泽军与魏祖森的通话录音，以证明魏祖森与陈天宝系亲属关系，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凭；被上诉人质证称魏祖森没有到庭，无法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自2013年10月即向陈万伦以达州永昌公司名义承包施工的工地供应商品混凝土，2014年9月达州永昌公司与工程建设方解除合同，上诉人承接了该工程，被上诉人继续供应商品混凝土，在此前后货物的实际接收人均为吴传芳，且诉讼中上诉人对吴传芳2014年9月以后的行为也是认可的，故吴传芳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对供货数量和价款的认定正确。关于2014年9月18日补充协议问题，该协议加盖上诉人项目部印章，且签订协议当日上诉人认可的项目负责人蒋泽军依照该协议向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付款30万元，证明上诉人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和效力予以确认，其辩称该30万元系其承接工程后因急需混凝土而预付的款项，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且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达州永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工程款的结算问题，上述二公司就分别施工的工程款是否进行结算及结算的结果属其内部问题，不能约束其他人，上诉人承接了全部工程即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且达州永昌公司在本案一审判决中承担了民事责任，但其并未提出上诉，故对上诉人有关其已向达州永昌公司支付了对价，不应再额外承担材料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德州市陵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或其委托的人自工程完工一直主张权利，且上诉人也认可在陵城开发区管委会的协调下于2015年7月向被上诉人付款42万元，故本案并不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11元，由上诉人四川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祥波审判员  魏 涛审判员  赵立英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悦书记员王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