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民终3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先任，男，196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鑫，辽宁昌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艳菊，女，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鞍山市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斯，辽宁树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冬东，女，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鑫，辽宁昌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先任因与被上诉人马艳菊及原审被告何冬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3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先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鑫、被上诉人马艳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斯，原审被告何冬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先任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直接予以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众多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不被采信，又否认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无视马艳菊在原审卷宗中自认的多年未联系上诉人的情形，明显存在枉法裁判的情形。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并非预付款。1.马艳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收条不是预付款，也不是定金。按照交易规律，如果该笔款项是预付款，双方应该写明款项性质为预付款或定金。在货物运输完毕之后，出售方向购买方出具收据，双方买卖合同履行完毕。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条、欠条及收条，作用不同，名称不同，多年来双方对于款项的性质一直描述的很清晰，不可能存在马艳菊缴纳预付款或定金而上诉人出具收条的情形，否则马艳菊当初也不会同意上诉人出具收条。3.在事实上，马艳菊也已经将尘泥运走。如果没有运走，马艳菊为何多年不曾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因此，本案马艳菊所递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预付款。二、马艳菊要求返还80万元尘泥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马艳菊仅仅向法庭提供了一张收据，该收据并非债权凭证，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过业务往来。即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上诉人对于该债权债务真实性的认可），马艳菊在2008年至2017年之间从未联系过上诉人，马艳菊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之后，上诉人之子孙焕然找到了当时与马艳菊的录音，该录音中马艳菊从没有提起过80万元尘泥的相关事项。并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马艳菊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其向上诉人索要80万元尘泥款的证据，马艳菊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前的二审庭审中承认多年未曾联系上诉人，因此马艳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马艳菊要求返还80万元尘泥款时间明显不合常理，违反事实，违反基本逻辑。首先，2008年9月至2017年6月，长达十年，80万元款项数额巨大，为何马艳菊不追讨，不主张权利？其次，上诉人与马艳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陆续将上述欠款偿还完毕，在此期间，马艳菊与上诉人常联系（在此期间给马艳菊汇款130多万元），马艳菊为何不提80万元尘泥款的情况？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违反基本事实，违反基本逻辑。马艳菊的此种行为也从侧面印证了马艳菊早已将尘泥运走，只是因为其手中有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就以此为由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未对此节予以查明，请求二审法院对于此节详细查明。四、马艳菊作为大营盘村原村长，其陈述2008年9月5日以后购买尘泥明显违反事实。马艳菊曾经是大营盘村村长。当时根据千山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显示，2008年5月营烽球团厂整个厂区都被鞍钢集团化工四厂所覆盖，鞍钢集团已经将整个厂区和大营盘村封闭，营烽球团厂尘泥已经无法运出，马艳菊作为当地村民对该事项了如指掌。2008年9月上述场地已经无法使用，任何人都不可能运出尘泥，也没有尘泥销售，上诉人不可能销售尘泥给马艳菊。马艳菊明知道尘泥场地都已经被封了，再支付80万元购买尘泥？马艳菊主张80万元系预付款违反事实，在逻辑上也不可能。五、上诉人当时销售尘泥的模式都是先拉货后付款。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个证人证言（书证），用以证明当时的尘泥销售模式都是先拉货后付款，但该证据在一审判决书中未予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该种销售模式不是上诉人制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市场经济规律所导致的。尘泥在当时属于污染物，销售渠道较少，用途较为单一，销售利润较低，不得不采用先拉货后付款的方式进行赊销，这也是上诉人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具体到本案，当时马艳菊安排其弟弟马军拉走尘泥共计300多车（每车按照25吨计算），当时的单价是110元/吨，上述尘泥共计82万余元，因为关系较好，四舍五入收了马艳菊80万元整。在尘泥运输过程中，因为尘泥的质量问题双方还发生了争执。当时上诉人在厂区内存放多堆尘泥，马艳菊弟弟马军不听指挥，拉走了上诉人预定卖给其他人的尘泥，然后把厂区的道路给挖了。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上诉人在尘泥场地的负责人李经理还因此报警。并且李某1和马艳菊都认识，都在尘泥厂区见过面。六、一审判决对于本案证据的认定有漏项。首先，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两名证人作出了不同的认定。首先没有认可孙先红的证人证言，但是漏掉了对于证人李某1证人证言是否采信的内容，并且没有说理部分。其次，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两份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本案的事实，但该证据在一审判决中没有进行任何描述，没有对该证据予以质证，属于判决书漏项。二审法院应当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内容予以说明，且依据上述证据对本案事实部分予以重新确认。综上所述，马艳菊已将案涉尘泥运走，属于恶意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马艳菊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何冬东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马艳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孙先任返还尘泥款80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何冬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9月5日，被告孙先任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记载：今收到马艳菊买尘泥款捌拾万元整，经手人：孙先任。另查，两被告于2010年1月18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孙先任出具的收条能够证明孙先任收到原告尘泥款80万元，孙先任未交付相应价值的尘泥，原告向其主张返还货款，该院予以支持。孙先任辩称，其先交付货物后给付货款并出具收条一节，根据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供货的事实，并且先交付货物后给付货款并出具收条，亦不符合市场交易常理，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对于孙先任辩称，已与孙焕然签订了《还款协议》并申请对《还款协议》中“马艳菊”签名字迹与收条中“马艳菊”签名字迹是否是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主张原有收条作废，该院认为被告出具的《还款协议》并非原件，原告提出异议，不具备鉴定条件，该院不予组织鉴定，对孙先任该辩解不予采信。关于孙先任辩称，该笔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根据原、被告庭审中陈述及被告提供的书面答辩意见、通话录音、曹培根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起诉之前曾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故对被告该项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货款利息，原告主张自2008年9月5日开始，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给付之日止，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未约定具体付货时间，现因被告未付货而返款，故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关于何冬东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认为，孙先任出具欠条时，两被告尚未登记结婚，原告主张欠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孙先任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马艳菊欠款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6月22日开始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4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348元，由被告孙先任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收条记载的是否是预付的货款；二、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的是尘泥款，但尘泥已经拉走。被上诉人主张该80万元款项是预付款，上诉人未交付尘泥。依据上述陈述，双方均认可他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各自应就己方履行了合同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证明上诉人收到了款项，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应出具由被上诉人签名的提货单据或其他相应书面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发货义务，但上诉人仅提供了其弟弟孙先红、雇员李某1的证言证明曾经向被上诉人供货。首先，上述证人证言并未直接证明上诉人于何时为被上诉人提供了价值多少金额的货物，不能作为独立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证人的身份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时采信收条而未采信证人证言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作为大营盘村原村长，陈述2008年9月5日以后购买尘泥违反事实的问题。被上诉人一审期间对此的陈述是：“被告说他可以从鞍钢运尘泥，他去鞍钢提货，我去被告处拉货”。仅依据双方上述的陈述，无法推断出事实真相，上诉人仍应对尘泥已经先行给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关于上诉人主张当时销售尘泥的模式都是先拉货后付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证人李某2、钟某以证明，但在一、二审审理期间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询问，上诉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漏掉了对证人李某1证言是否采信的问题。经查，原审对该证言是否采信未作论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如上所述，本院对李某1证言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没有对两份证人证言予以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法庭审理期间，上诉人仅对有两份证人证言这一问题进行了陈述，但并未在举证环节出示该两份证据，原审卷宗中亦无上诉人提交了书面证言的记载，故其主张原审没有对该证据予以质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经查，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并未明确履行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即使如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在2008至2017年间未曾主张权利，亦不能认定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先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孙先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曲 涛审判员 王珍付审判员 宋 锦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