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科，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方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冠磊，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辉，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文城，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坚，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恩柱，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卢智，女，197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上诉人刘新科因与被上诉人范文城、原审被告卢智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8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新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范文城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文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两次送达的传票所记录的案由是错误的，导致刘新科缺席，无法行使答辩权。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向刘新科及卢智送达（2018）粤0105民初18703号案传票，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后一审法院发现案由错误，于2019年3月6日，重新向刘新科及卢智送达该案传票，但案由仍然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传票中所记载案由的错误，导致刘新科及卢智误以为一审法院还会重新下发更改案由后的传票，进而缺席了一审庭审，失去了一审中答辩的权利。（二）广州市众赢商场拓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赢公司）与广州市棠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棠苑公司）、范文城签订的各类物业承租合同及转租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所认定的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1．刘新科不承认承租协议和转租协议所用众赢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也不承认原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名的真实性。上述各个承租合同及转租协议（含补充协议）所用公章是伪造的、法定代表人签名非本人签名，上述协议均不是众赢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均为无效合同。首先，承租合同所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真实，众赢公司未对棠苑公司作出承租的意思表示。众赢公司未与棠苑公司就租赁标的“海珠区聚德中路214号A*摩托车部位”的物业以及“海珠区聚德中路*号首层车库部位”的物业签订《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其次，转租合同（含补充协议）所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真实，众赢公司未对范文城作出转租的意思表示。众赢公司未与范文城就上述“聚德中路214号”和“聚德中路*号”两物业的转租签订《租赁协议》及四份《补充协议》，这些协议均为无效合同。2．众赢公司未在转租给范文城的过程中，从转租中获得任何收益，更未收取过范文城交付的任何押金、租金、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首先，范文城在（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案中提交的36000元押金收据及2400元押金收据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众赢公司未收取过范文城任何押金。其次，范文城在（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案中提交的10000元（1月15日至2月15日）租金收据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众赢公司未收取过范文城任何租金。再次，范文城在（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案中，提交的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收据上的公章，也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众赢公司未收取过范文城任何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3．众赢公司与范文城签订的《补充协议（四）》，为恶意串通，损害众赢公司利益的行为，不是众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补充协议（四）》为无效合同。首先，该协议的众赢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名均为不真实的，刘新科不承认该份补充协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其次，从内容看，《补充协议（四）》纯粹是单方面对范文城有利好，众赢公司耗费财力物力维护范文城的利益，不符合惯例。具体为：首先，根据范文城在（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案中提交的证据和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推断《补充协议（四）》的签订背景——范文城以16万元的价格，将众赢公司未来54个月在“海珠区聚德中路214号A1-1摩托车部位”以及“海珠区聚德中路*号首层车库部位”两处物业的租赁经营收益权买断。在买断期间，由范文城代众赢公司向棠苑公司缴纳租金，范文城不再向众赢公司缴纳租金，且再转租所产生的收益归范文城所有。根据承租及转租的差价计算，众赢公司54个月的经营收益本不低于54万元，却以16万元的价格卖断。其次，基于上述《补充协议（四）》的签订背景，《补充协议（四）》将16万元租赁收益权买断费的有效期限，延长至106个月（正常收益可达106万元），与交易惯例不符合，更是违背事实。其三，众赢公司未收到北京百援特福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福莱公司）的执行款，甚至众赢公司并没有派代表或委托律师参加与特福莱公司的诉讼，更甚至根本就没有与特福莱公司签订任何类型的合同以及商务往来。其四，《补充协议（四）》第三条的内容令人费解、不符合常理且违背事实。546473.5元的执行款及产生的利息，按照裁判文书的内容看，应归属众赢公司，但根据《补充协议（四）》的约定看，546473.5元的执行款及产生利息的所有权归属于范文城，众赢公司要尽全力保障该执行款及利息执行到位，如果执行不到位，则众赢公司要代特福莱公司向范文城支付该110余万元。从该条约定看，这是违背事实并且与盈利性交易习惯相悖的。最后，《补充协议（四）》第四条乙方代甲方向棠苑公司支付所欠租金100363.23元及诉讼费1521元的事宜，是不真实的。根据众赢公司与范文城签署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众赢公司收取54个月的收益权买断费16万元后，由范文城直接向棠苑公司支付租金，故众赢公司对棠苑公司所欠缴的租金的交租责任主体为范文城。故《补充协议（四）》与事实不符、更不符合常理，与商事规则不符，应当是范文城伪造众赢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后，再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应是无效合同，也不应对众赢公司产生任何效力及法律后果。（三）众赢公司与棠苑公司与范文城签署承租和转账协议所用的公章，为范文城所掌握和控制。1．范文城代理众赢公司参加（2010）海民三初字第1676号民事调解，为无权代理。范文城从来不是众赢公司的员工，范文城也不是律师，无法形成委托关系。2．棠苑公司发给众赢公司的各类函件和通知，均由范文城签收；棠苑公司与范文城直接对接，法律后果却由众赢公司承担。3．范文城于2011年10月28日在《承诺书》中，代表众赢公司签字，且加盖非法公章。足以证明：该非法公章为范文城所掌握，范文城与棠苑公司直接对接，范文城用非法的众赢公司公章为所欲为。（四）刘新科与卢智发起的解散众赢公司程序合法，未有违规事项。1．众赢公司从未参与棠苑公司、范文城、特福莱公司三者的承租、转租法律关系中来，众赢公司也未与该三主体有任何经济往来。故众赢公司二位股东，在不知道与该三主体有任何权利义务纠纷的情况下解散公司，情有可原，符合法律规定。2．众赢公司的清算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在清算及解散过程中，范文城并未在公示期内向清算组主张任何权利。综上，刘新科有足够的证据及事实与理由推翻（2015）穗海法民生初字第1101号、（2018）粤0105民初18703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刘新科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刘新科的全部上诉请求。范文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卢智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卢智是众赢公司的小股东，已实缴注册资本；众赢公司唯一的业务是经营众赢商场，未有其他的对外投资业务；卢智作为清算组成员，未知众赢公司对范文城有任何债务；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履行了公告程序，卢智未有故意隐瞒和重大遗漏。二审法院应驳回范文城的全部诉讼请求。1．卢智于2005年10月15日受让宋某在众赢公司20％股权，投资额为2万元，担任众赢公司监事；2013年众赢公司增资，卢智2万元出资额不变，股权占比变更为0.4％。2．卢智在担任众赢公司监事期间，众赢公司的唯一业务是经营众赢商场，商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聚德中路5-27号单号门牌，××201房、202房、301房、302房；众赢公司除众赢商场之外，无其他对外投资事项。3．卢智在担任众赢公司监事期间，对范文城的债权一无所知，更不知有范文城其人。4．众赢公司解散的事由是已不经营众赢商场、无其他收入来源，同时也与员工已解除劳工合同，公司无存在必要性。5．清算组对外业已履行了公告程序，对债权人的债权未有故意隐瞒、也未有重大遗漏，履行清算手续合法，清算组及卢智不承担清算责任。（二）卢智不知道范文城与众赢公司有过合作、合同关系；该合作、合同关系是伪造。二审法院应驳回范文城的全部诉讼请求。1．众赢公司与范文城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在众赢公司财务上，无任何财务记录。2．众赢商场业务已足够众赢公司经营，无承租车库转租的意愿，更无对外缴纳车库租金的财务记录。3．宋某不能代表众赢公司，也无权处分众赢公司财产。据了解，范文城提供的众赢公司收据为宋某签字。卢智受让的就是宋某所占众赢公司的股权及监事身份，自卢智接手之日起，宋某已无众赢公司的任何职务，宋某不能代表众赢公司，更无权处分众赢公司的财产。4．众赢公司公章在“广”处，有缺口，向二审法院申请鉴定。5．卢智在担任众赢公司监事期间，众赢公司上下，从未听说过范文城其人，也未与范文城有过交情。（三）一审法院剥夺当事人答辩权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请求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的传票案由一直有误，一审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违反程序，应发回重审。1．一审法院传票有误。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发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传票，后一审法院电话通知，案由错误，须重新开具传票；2019年3月6日，重新开具的传票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2．卢智法律知识薄弱，但是按照普通人的观点，与卢智无关的事项，卢智有权不理会。卢智常住厦门，近几年未曾到过广州，不可能在广州发生交通责任事故；故卢智有权不理会此传票。3．一审法院违法地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应发回重审。（四）卢智没有考取驾照，收到一审传票时误以为是恶作剧，故没有到庭。由于一审判决书寄送时卢智在外地抢救，卢智本人不在厦门，信件由亲戚代收，其没有打开，待卢智回到厦门打开邮件时已超过上诉时效。总的来说：一是众赢公司与范文城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众赢公司与范文城的合作与合同关系是伪造的，与卢智和刘新科无关。二是卢智作为股东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清算组成员也履行了告知义务，对于范文城所谓的债权，不构成故意隐瞒和重大遗漏，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卢智与刘新科均不应承担清算责任。三是传票的案由错误是一审法院的过错，作出的缺席判决不足以服众，故应发回重审。范文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新科、卢智按（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向范文城连带清偿经济损失，包括押金38400元、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160000元、债权519149元及利息591575.55元、租金100363.23元、诉讼费1521元及迟延履行加倍利息，受理费16061元；2．判令刘新科、卢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文城诉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一案【案号为：（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判决判令众赢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范文城返还押金38400元、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16万元、清偿519149元及利息损失591575.55元、清偿租金100363.23元及诉讼费1521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等内容。范文城据此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6）粤0105执5286号执行裁定书，内容包括：“申请执行人范文城与被执行人众赢公司房屋租赁纠纷一案，本院（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执行，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申请执行人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并裁定本院（2016）粤0105执5286号案终结本次执行”，等内容。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众赢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卢智和刘新科，于2003年9月30日登记成立，于2017年1月4日核准注销。另外根据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显示，2016年11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给众赢公司发出《备案通知书》，对众赢公司清算组成员备案申请予以备案，清算组负责人为刘新科，清算组成员为卢智。2017年1月3日，众赢公司的两位股东刘新科和卢智作出《关于公司注销登记的股东会决议》，包括内容如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广州市众赢商场拓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在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1、因经营不善的原因，公司决定解散，现清算组已清算结束，申请注销广州市众赢商场拓展有限公司企业登记。2、同意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报告。3、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同日，众赢公司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登记。范文城认为刘新科和卢智隐瞒事实，违法注销众赢公司，故要求刘新科、卢智向范文城连带赔偿（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众赢公司的付款义务，遂引致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众赢公司已注销，股东刘新科和卢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众赢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证明刘新科和卢智为该公司股东。在范文城诉众赢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的生效判决认定众赢公司需要向范文城支付相应的款项，在上述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刘新科和卢智作为众赢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在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即范文城，且未对上述欠款债务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向工商登记机关出具清算报告称众赢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并申请了注销，现所对应的执行案件【案号（2016）粤0105执5286号】终结本次执行，债务尚未清偿。刘新科、卢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情形，刘新科、卢智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抗辩意见及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于范文城要求刘新科、卢智依法应对众赢公司所欠范文城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刘新科和卢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范文城连带赔偿（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众赢公司的付款义务，包括：1、返还押金38400元、租赁管理经营收益权费16万元；2、清偿519149元及利息损失591575.55元；3、清偿租金100363.23元及诉讼费1521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17643.6元，由刘新科和卢智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新科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印章销毁回执，拟证明众赢公司的公章是存在瑕疵的公章，与范文城提供证据上的公章是不同的。2．刻章许可证，拟证明众赢公司无瑕疵的新公章是2014年12月17日才启用。3．工商查档资料中公司变更登记内容，拟证明：（1）宋某自2005年10月不再是众赢公司股东，也不再担任众赢公司监事，自此宋某无权代理众赢公司。（2）李某（身份证号码）与李某源（身份证号码）是同一人。（3）众赢公司唯一业务是向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机关服务中心承租“聚德中路5-27、5-39、201、202、301、302首、二、三层”共计6644平方米，单价为10元/平方米.月，以承租人身份对次承租人进行转租。（4）众赢公司公章在“广”字位置，是有缺口，与范文城提供给法院的各类文件上所用众赢公司公章不一致。4．（2015）穗海法生民初第1101号范文城诉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卷宗材料，拟证明（1）众赢公司与范文城之间往来的《租赁协议》、各《补充协议》4份、各类收据所载众赢公司公章均为假章，不实公章在范文城手上，法定代表人李某签字并非本人签字；上述行为非众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租赁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非众赢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宋某和范文城两方的意思表示，宋某是范文城的单线联系人；宋某无权代理众赢公司签署合同及收取各类费用及处分众赢公司的财产利益，范文城是向宋某支付的押金、借壳费等费用，未向众赢公司支付；范文城向众赢公司主张退还3.84万元对象错误。（3）《租赁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所确定的众赢公司与范文城之间的关系是借壳经营关系，即众赢公司借壳给范文城经营、收取借壳费23万元、不负责具体工作、不承担费用、不承担转租亏损责任。（4）《租赁协议》签约背景是范文城已经于特福莱公司谈妥了租赁新协议，特福莱公司是范文城认可、挑选的客户；范文城在1101号案中承认了“实际由范文城转租给特福莱公司”，范文城应当对自己的决定、选择的后果负责。（5）《补充协议四》是范文城单方意思表示，内容不真实；与《租赁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确定的借壳经营内容相悖；按照《补充协议三》，众赢公司与范文城已于2010年8月15日终止了借壳经营关系，《补充协议四》第一条超过租赁期限转租，第五条无法实现。（6）范文城已超期享受完借壳经营期限（至2015年7月22日），也顺利实现了对特福莱公司申请执行款的权利，范文城向众赢公司主张退还租赁管理收益权费（借壳费）对象错误，也不符合《租赁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7）对棠苑公司缴纳欠交的100363.23元租金是范文城的责任和义务。5．（2009）海民三初字第296号特福莱公司与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卷宗材料，拟证明（1）《商铺租赁合同》是范文城与特福莱公司的意思表示。（2）范文城已充分行使了借壳经营的权利，借众赢公司主体身份与特福莱公司签订转租协议，直接收取了该公司交付的押金和租金作为范文城的个人收益，打着众赢公司旗号与特福莱公司业务对接，尽管范文城无权代理众赢公司，但是其打着众赢公司旗号参与诉讼、接受法律文书等，已成既定事实。（3）讼争房屋（地下车库）作为小区的公建配套设施，经一审法院向海珠区环保局、海珠区工商局调查，因不具备商业用途，不能通过环保审批及领取营业执照。（4）特福莱公司实际使用水电至2008年9月份，自2008年12月份开始，已实际违约，于2008年12月起诉要求解除合同。（5）范文城作为借壳经营的实际经营者，在明知对方为违约的情况下，未及时止损、接收地下车库，而是空置地下车库长达18个月、放任损失的扩大，赚取高额获益的确权。6．（2010）海民执字第2792号特福莱公司与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卷宗材料，拟证明该执行案非众赢公司的意思表示，而是范文城（范生133××××8732）单方意思表示。7．（2010）海民三初字第1676号棠苑公司诉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卷宗材料，拟证明范文城以众赢公司员工身份参与此案调解。8．（2014）穗海法生民初第421号棠苑公司诉众赢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卷宗材料，拟证明（1）范文城盖假章向棠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该枚假章一直在范文城手上。（2）与棠苑公司发生实质租赁关系的是范文城，一直向棠苑公司缴纳租金的也是范文城，直接与棠苑公司联系的还是范文城；棠苑公司只知道众赢公司的注册地址，不知道如何联系上众赢公司。（3）范文城多次代表众赢公司出庭，竟然不知道法定代表人李某的名字如何书写，也不清楚如何联系上众赢公司。9．李某源出具的证人证言，李某源到庭陈述众赢公司与范文城所签的合同中均非其本人签名。范文城质证认为：1．确认上述证据表明形式上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真实性请法庭依法审查认定，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2．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刘新科应该知悉自己的诉讼权利及义务，其一审并未依法提交证据，按照证据规定，范文城有权不予质证，请求法庭不予采纳。3．刘新科依据上述证据主张的事实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假设刘新科的相关主张能够得到法庭处理，应当另寻法律途径，而非在本案二审程序提出。综上，对上述所有证据均不予认可。4．证据9证人证人不足以证明刘新科的上诉主张，其证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仅凭证言不能推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相违背，其证言不应予以采纳。证人证言及1101号案事实均与本案的处理并无直接关联，如果刘新科认为生效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或事实认定错误应当提起相关法律程序，而非在本案中要求一并处理。卢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日向卢智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及其他诉讼材料，邮件于2019年2月10日由其家人卢莹签收；于2019年3月6日向卢智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邮件于2019年3月11日由其家人卢莹签收。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日向刘新科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及其他诉讼材料，邮件因拒收于2019年2月13日退回；于2019年3月6日向刘新科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诉讼材料，并于公告中载明范文城本案一审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是清算责任纠纷。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刘新科是否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生效的（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众赢公司应向范文城支付相关款项，即众赢公司的付款义务以及与范文城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由生效判决认定。刘新科上诉认为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有误，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在上述民事判决书效力未被否定的情况下，众赢公司对范文城承担的付款义务应属确定，范文城亦属于众赢公司的债权人。范文城就该案申请执行后，刘新科和卢智作为众赢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在未书面通知范文城并对其债权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作出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刘新科应当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关于刘新科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传票记载的案由错误致使其缺席。对此，一审法院开庭传票和公告中记载的本案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误，但向卢智送达时已同时送达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向刘新科公告送达中亦载明了范文城的诉讼请求，足以使卢智、刘新科清楚争议案件，但卢智、刘新科均未按一审法院通知的时间到庭应诉。据此，上述传票记载中的瑕疵尚不足以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新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43.6元，由上诉人刘新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朝晖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永娟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