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0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燕，女，1976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棋，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红，女，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劲松，四川遂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攀枝花市长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谭继洪，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燕因与被上诉人周红、攀枝花市长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燕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川0180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周红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红、长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借贷主体实为周红和长欣公司。其一，长欣公司对《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协议书所涉及的转让及受让各方、股权比例、债权债务的金额也是真实的；其二，长欣公司《职工借款对账明细》上显示的借款金额18370000元与《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确定的职工借款金额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实际情况是该借款有很多出借人不是公司员工，采取职工借款的方式仅仅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三，两张收据的书写虽然不规范，但大小写金额是对应的，还加盖了长欣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能仅因为收据在经办人落款处没有写全称而否认收据的真实性；其四，本案借款最终是由长欣公司使用了，长欣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 周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张燕的上诉请求。 长欣公司辩称，张燕并没有证据证明周红与长欣公司之间有借贷合意与借贷关系，应当驳回张燕的上诉请求。 周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燕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2.判令张燕支付利息（从2014年4月2日起至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燕原为长欣公司股东，周红与张燕系朋友关系。2013年3月26日，周红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向张燕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卡号：62×××10）现金存入100000元；同年4月2日，周红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向张燕指定的户名为卿颖的账户（卡号：62×××13）转账100000元。2013年9月5日，张燕向周红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红现金200000元（贰拾万元正）。借款人：张燕，2013.9.5日”，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后张燕按季度向周红支付了一年的利息，自2014年4月2日起至今未支付过利息。2014年5月29日，角祖义、张燕、李冬梅与谭继洪、张睿、攀枝花市网源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网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将角祖义、张燕、李冬梅在长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谭继洪、张睿、网源公司。后周红应张燕要求在“长欣公司职工借款对账明细”上签字。因张燕未偿还借款也未继续支付利息，故周红诉讼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周红通过现金存款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燕出借200000元，张燕在收到借款后出具了借条，对借款关系进行了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燕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关于张燕抗辩称案涉借款的借贷主体为周红与长欣公司，但张燕认可其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周红支付过利息，周红也自认张燕向其支付过一年利息，长欣公司当庭表示未向周红借款也未支付过利息，张燕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周红与长欣公司有借贷合意及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张燕的抗辩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周红多次催收但张燕仍不还款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周红要求张燕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周红与张燕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周红自认张燕支付了一年利息，张燕无异议，故对周红要求张燕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从2014年4月2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张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周红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4年4月2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958元，由张燕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 张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款收据、银行转账明细，证据来源：收据由案外人唐仕斌提供，银行转账明细来源于农业银行。拟证明：唐仕斌的收据同样是加盖了长欣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据的形式与周红的收据形式一样，书写方式一样，并且收据所载明的唐仕斌在原审证据《职工借款对账明细》以及《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中所体现的金额能够完全相对应。唐仕斌的银行转账明细是唐仕斌于2014年2月19日向张燕转账了960000元，由张燕转给了长欣公司财务徐放。故唐仕斌与长欣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本案中采取同样收据方式的周红也与长欣公司成立借贷关系；2.钟琼借款收据两张，来源于案外人钟琼，拟证明：钟琼的收据形式和书写方式与周红的一样，所载明的金额也与《职工借款对账明细》以及《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所体现的金额能完全对应。证明钟琼与长欣公司成立借贷关系，以此来证明采取同样收据方式的周红也与长欣公司成立借贷关系；3.张燕转给长欣公司财务卿颖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据来源于中国农业银行，拟证明：周红于2013年3月26日向张燕转账100000元，张燕于2013年3月27日就将该100000元转给了长欣公司财务卿颖，故长欣公司实际收取了周红的借款；4.唐仕斌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在借款明细上签字的周红、唐仕斌、钟琼等人均与长欣公司建立了借贷关系，虽然案涉款项通过张燕支付，但唐仕斌明确表示知道案涉款项是出借给长欣公司，并且收到了长欣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凭证，足以证明长欣公司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 周红质证称，1.唐仕斌与长欣公司的借款收据数额显示为借款1000000元，而农业银行的转款明细中所产生的资金转移仅为960000元；2.案外人唐仕斌、钟琼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无法仅凭借款收据和转款的流水便类推其他的借款人与案外人是同样情形；3.关于张燕的银行流水，周红认为借来的款项如何使用是借款人自己的权利，不能够仅凭其向某个自然人转款便认定该笔借款非其自身的借款；4.唐仕斌在庭审中明确表示：（1）现场签字的人员中唐仕斌仅认识张燕；（2）唐仕斌在借款后收到了长欣公司的借款收据；（3）两个月的利息是张燕夫妇在代还；（4）张燕夫妇与唐仕斌的关系非常好。综上，唐仕斌借给长欣公司的借款利息为月息4分，而周红的月息仅为2分，更加符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息。唐仕斌借钱给长欣公司与周红借钱给张燕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情，不论唐仕斌的证人证言是否真实，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长欣公司质证称，1.对案外人唐仕斌、钟琼所提交的证据均有异议，张燕向法院提交的唐仕斌的收据是2014年2月19日出具，编号是67421，可是钟琼的借款收据却是于2014年2月4日出具，编号是67552，先出具的收据的编号却在后出具的收据编号之后，不符合常理，应是伪造的；2.对张燕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张燕与卿颖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3.唐仕斌的证人证言达不到张燕的证明目的，证人证言有多处逻辑上的漏洞：（1）唐仕斌在出借1000000的借款以后并没有拿到借条，也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拿到的长欣公司收据，唐仕斌很可能还持有一份张燕出具的借条，但没有向法院提供；（2）股东出售股权不影响公司的还款，股东出售股权不需要债权人签字，只能是因为股东用股权转让款来偿还个人的借款才需要债权人来签字确认；（3）张燕持有公司出具的收据，所以根本不需要再重复的在债权对账明细上进行签字确认，很可能是公司原股东意图将个人借款转化为公司借款。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1.案外人唐仕斌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交的借款收据、银行转账明细、钟琼所提交的借款收据均与本案的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以此类推周红与长欣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故对该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2.张燕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张燕于2013年3月27日将周红支付的100000元转给长欣公司财务卿颖，该事实发生在周红向张燕实际支付100000元借款之后，系张燕对自己所借到的资金的自由处分，与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的周红无关，该证据不能达到张燕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长欣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的（2019）川民再47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原告是角祖义，被告是攀枝花网源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中实达公司、谭继洪、彭鑫海，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个极不规范的混淆了公司与股东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这是由省高院作出的认定。该判决书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就是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第四款“应归还职工借款余额……”，这是不正常的，如果是公司的借款，肯定是由公司归还，不应当由股东来偿还，只能说明这份协议就是把原股东的个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然后由新进来的股东来承担该债务，而不是让公司来承担该债务。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履行完毕，发生争议后一直在进行诉讼。 张燕质证称，1.（2019）川民再472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审理的是关于3000000元的补偿款是否具备支付条件的问题，与本案案涉18370000元的职工借款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未进行实际性审查；2.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其中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合计的金额在第五项的表述是“上述一至四项已知债务共计人民币53950805.32元”。该判决书内容与长欣公司陈述的存在债务不清楚的问题是属于长欣公司转让时的或有债务，并不在职工借款18370000元的范围内；3.该判决书并未直接说明该18370000元不真实、不存在，该判决书达不到长欣公司的证明目的。周红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份判决书中的表述“混淆公司债权与股东债权的关系”印证了长欣公司的原股东借由出售股权的名义大量的剥离其个人债务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民再472号民事判决书系解决股权转让纠纷，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该判决内容与本案所涉纠纷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红与张燕之间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燕是否应向周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的交付。本案中，周红于2013年3月26日向张燕银行账户存入100000元，同年4月2日，周红向张燕指定的账户转账100000元。即便按照张燕的主张，认定上述款项最初系由周红向长欣公司出借的，但至2013年9月5日张燕本人向周红出具借条之时，该借款已经由张燕进行确认，认可系由其本人向周红进行借款的事实。故此，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张燕与周红达成借款合意并已实际履行，张燕应向周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关于张燕主张长欣公司《职工借款对账明细》和《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周红的借款已包含在长欣公司的职工借款总额1837万元内，长欣公司应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周红在《职工借款对账明细》上签字捺印的时间在2014年7月，系其向张燕履行资金出借义务之后，此时周红与张燕之间早已建立民间借贷关系，《职工借款对账明细》并非债权或债务的转让协议，并不能免除债务人张燕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其次，周红并非长欣公司的职工，张燕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周红与长欣公司之间具有借贷合意。故张燕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燕主张案涉两张《收据》能够证明长欣公司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的问题。本院认为，若周红与长欣公司之间建立借贷关系，那么长欣公司出具的《收据》原件作为重要的债权凭证，是周红向长欣公司主张权利的重要证据，该凭证理应由周红直接获取并妥善保管。但本案中却是由张燕在保管此《收据》原件，亦未交予周红，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实践规律。故仅凭该《收据》不能证明长欣公司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张燕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张燕主张周红的借款最终是由长欣公司在使用，长欣公司应对周红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周红向张燕支付的两笔借款，第一笔是周红直接转账到张燕账户，再由张燕转账给长欣公司；第二笔是由周红向张燕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两笔转账均是张燕对其借贷资金的自由处分，张燕如何处分这两笔借款与周红无关，并不能以此否定周红向张燕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故对于张燕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  敏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