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陶家塘渔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永丰村1组东陶宅66号。法定代表人：沈惠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宗奕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立跃路1788号2幢201室。法定代表人：沈忠权，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惠国，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桂林，男，197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上诉人上海陶家塘渔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陶家塘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宗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奕公司）、陶桂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3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家塘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宗奕公司对陶家塘合作社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陶家塘合作社未欠宗奕公司任何款项，欠款人系陶桂林。宗奕公司辩称，其不同意陶家塘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陶桂林在买卖合同中是代表陶家塘合作社与宗奕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陶桂林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故应由陶家塘合作社承担货款支付义务。陶桂林未陈述答辩意见。宗奕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陶家塘合作社支付宗奕公司货款205,298元；2、陶家塘合作社支付宗奕公司以205,29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4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宗奕公司、陶家塘合作社自2014年开始合作，由宗奕公司为陶家塘合作社开设的农家乐提供食品饮料。2014年4月18日，宗奕公司向陶家塘合作社缴纳押金10万元，收款人处加盖陶家塘合作社公章，并由陶桂林签名。此后，双方陆续发生业务关系。2018年7月2日，宗奕公司向陶家塘合作社出具一份客户货款对账单，记载对账时间从2014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上月存款122,653元、合计货款金额122,653元、上存促销费17,355元、合计促销费17,355元、合计欠款金额105,298元。该对账单在客户签名一栏由陶桂林签名。2019年3月1日，宗奕公司向陶家塘合作社出具一份客户货款对账单，记载对账时间从2014年5月3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上月存款122,653元、押金100,000元、合计货款金额222,653元、上存促销费17,355元、合计促销费17,355元、合计欠款金额205,298元。该对账单在客户签名一栏由陶桂林签名。同年4月3日，宗奕公司向陶家塘合作社出具一份客户货款对账单，记载对账时间从2014年5月3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其余内容与2019年3月1日的客户货款对账单一致。该对账单在客户签名一栏由陶桂林签名。另查明，陶家塘合作社设立于2012年9月26日。2015年12月28日，陶家塘合作社作出成员代表大会决议，同意合作社成员变更为：沈惠明出资比例35%、陶桂林出资比例35%、沈某、丁某、邵某三人出资比例各为10%。法定代表人由陶某变更为沈惠明。诉讼中，宗奕公司确认10万元押金系为担保货物质量。双方均确认宗奕公司、陶家塘合作社自2014年开始合作关系，2016年底至2017年初左右停止供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陶家塘合作社的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陶桂林签名确认的客户对账单是否为宗奕公司、陶家塘合作社之间的业务结算。对此，其一，陶家塘合作社确认双方自2014年开始业务往来。在业务往来之初，陶家塘合作社向宗奕公司出具的10万元押金收条上，收款人处不仅加盖了陶家塘合作社公章，还有陶桂林签名。可见陶桂林代表陶家塘合作社收取了双方业务往来的押金。其二，宗奕公司开庭时出具的陶家塘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法定代表人陶某身份证复印件、陶桂林身份证复印件均加盖了陶家塘合作社的公章。对于上述证件的来源，宗奕公司称系陶家塘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陶某带着陶桂林至其处洽谈业务时提供。陶家塘合作社虽对此予以否认，但也未对宗奕公司持有上述盖章证件的原因举证并作出合理解释。由此，一审法院采纳宗奕公司的意见，认定上述证件系陶家塘合作社商谈业务时提供。陶家塘合作社向宗奕公司提供了加盖其公章的陶桂林身份证复印件，印证了陶桂林有权代表陶家塘合作社与宗奕公司对接业务。其三，宗奕公司提供的两份客户对账单比陶家塘合作社提供的客户对账单仅增加了10万元押金，其余内容均一致，该押金数额与陶家塘合作社收条记载的押金金额一致，印证了双方业务关系结束，在货款结算的过程中对押金的退还进行了一并处理。其四，陶家塘合作社抗辩客户对账单系陶桂林与宗奕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但对该主张，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宗奕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陶桂林在宗奕公司、陶家塘合作社的交易过程中有权代表陶家塘合作社与宗奕公司对接业务，另结合陶桂林系陶家塘合作社占股比例最多的投资人，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陶桂林签字确认的客户对账单系宗奕公司、陶家塘合作社之间的业务结算。因此，陶家塘合作社理应按结算内容向宗奕公司支付货款，拖欠不付应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买卖双方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买受人应当在收取货物时即时支付。故宗奕公司自最后一份客户对账单出具的次日起算逾期利息，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宗奕公司主张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予以调整。陶桂林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日判决如下：一、陶家塘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宗奕公司支付欠款205,298元；二、陶家塘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宗奕公司支付以205,29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4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89.74元，由陶家塘合作社负担。各方当事人均未于二审中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陶家塘合作社应向宗奕公司支付系争欠款205,298元，理由分述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陶家塘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客户货款对账单中显示其尚欠宗奕公司货款105,298元，陶家塘合作社虽主张双方已经清账，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宗奕公司提供了由陶家塘合作社盖章并有陶桂林签字的收条能够证明陶家塘合作社收取了宗奕公司押金10万元。宗奕公司所提交的两份客户对账单相较陶家塘合作社提供的对账单，仅是增加了对10万元押金的处理，陶家塘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对该10万元押金与宗奕公司进行了清算。第三，陶家塘合作社辩称实际欠款人是陶桂林，其对宗奕公司不存在任何欠款。宗奕公司则主张陶家塘合作社与其洽谈业务时提供了加盖有陶家塘合作社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法定代表人陶某以及陶桂林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后的业务往来中也是与陶桂林进行对接，故陶桂林能够代表陶家塘合作社与宗奕公司进行往来、对账等，陶家塘合作社应承担支付欠款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因陶家塘合作社并未对为何宗奕公司持有上述盖章文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宗奕公司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故一审认定陶桂林有权代表陶家塘合作社，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定。陶家塘合作社应按结算的内容向宗奕公司支付欠款205,298元。因陶家塘合作社未能按时支付欠款，故还应向宗奕公司支付相应的利息。综上，陶家塘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79.48元，由上诉人上海陶家塘渔业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