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再4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诉人）：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张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驻地。负责人：任洪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克申，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京，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申诉人）：李艺芳,女，1977年4月3日出生，汉族，阳谷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现住山东省阳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臣，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正，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春印，男，196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阳谷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常家青，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阳谷县第二实验中学教师，住山东省阳谷县。一审被告：杨乃民，男，198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阳谷县。一审被告：刘国伟，女，1982年6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阳谷县。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张支行（以下简称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与杨乃民、刘国伟、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阳商初字第212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艺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聊检民（行）监[2018]3715000003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鲁15民抗4号民事裁定，指令阳谷县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阳谷县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克申及李晓京、被上诉人李艺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臣、方正、被上诉人常家青、原审被告杨乃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春印、原审被告刘国伟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上诉请求：撤销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寿张信用社）高保字（2014）年第3015201401003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的范围特指签署该合同的保证人，不应包括主债权的其他担保。原审法院再审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本案中，为借款人杨乃民、刘国伟夫妇在我行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保证人共有四人，即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刘玉录。其中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承担担保责任依据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而刘玉录依据的是其于2014年1月9日向我行出具的担保承诺函。两份保证合同具有相互独立性，且刘玉录出具的担保承诺函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性质上也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本质区别。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尽管最高额保证合同第7.3条约定“保证人死亡时，担保债权确定”，但该约定中所称的保证人仅指签署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对人。再审法院依据该条约定，并且将“保证人”的范围扩大到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的主债权的其他已死亡担保人，据此判令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署人免除保证责任，属于对合同条款的任意扩大解释，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再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李艺芳辩称，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再审判决。第一，刘玉录系案涉贷款的保证人，这一事实再审法院已经予以查明，上诉人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在此不再赘述。第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合同项下债权确定的情形进行了约定，其中包括“保证人死亡”；刘玉录2014年10月份病故，上诉人同年12月份知晓该事实，那么从上诉人知晓之日起，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债权即已经确定，各保证人仅就2014年12月份前发生的债务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而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发生于2015年1月，各保证人对该债权不负有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常家青辩称，一、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我与刘春印、李艺芳为杨乃民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担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刘玉录以《担保承诺函》的形式为杨乃民与上诉人之间金融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在担保内容和被担保主体上具有统一性。这一点，在上诉人一审起诉的意思表示中，可以得到体现，2015年8月25日，上诉人起诉时将刘玉录列为共同被告，足以证明我与刘春印、李艺芳、刘玉录在为杨乃民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中具有同样的担保内容。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再审判决随意扩大所谓保证人的范围，那么刘玉录的保证只是针对杨乃民与上诉人之间2014年度的借款合同，2015年8月份上诉人一审诉求中包含刘玉录是错误的，如果刘玉录没有去世，其是要承担担保责任的。而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因刘玉录已经死亡，被迫撤销对刘玉录的诉求。上诉人在上诉状的陈述与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实际行为发生严重矛盾。这说明上诉人对于刘玉录、我、刘春印、李艺芳四人的担保地位和责任的认识是一致的。再审法院在查清刘玉录死亡时间和上诉人接到该信息的时间后，作出对《最高额保证合同》决算期限的认定是正确的。按照上诉人的陈述，刘玉录的担保和我、刘春印、李艺芳的最高额保证不具有统一性，而是两个独立的担保合同，那么，刘玉录死亡消息告知上诉人后，刘玉录的担保和担保依附的借款合同决算期就应该开始；而我与刘春印、李艺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决算还没有开始。刘玉录和我、刘春印、李艺芳所担保的借款合同是同一个借款合同，同一个合同具有两个不同决算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应该如何选择?这与现行法律规定精神和司法实践不相符。另外，担保合同和借款合同均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对于合同条款内容是上诉人提前拟定好的，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出现争议时，也应当作出于不利于上诉人一方的解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再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关键是杨乃民与上诉人之间借款合同决算期的界定问题，同样也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决算期的界定问题。刘玉录生前的《担保承诺函》和我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同一借款合同的从合同，都是针对杨乃民与上诉人之间的2014年借款合同进行保证担保，刘玉录的死亡是引发主债权决算期确定的必要条件，刘玉录与李艺芳系夫妻关系，刘玉录出具的《担保承诺函》实际上是对李艺芳保证责任的一种强化，与李艺芳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间具有从属性，因为刘玉录承诺的内容为“自愿用其与李艺芳的夫妻共同财产提供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故此，可以直接认定刘玉录的承诺是《最高额担保合同》的补充。刘玉录的不幸去世，恰恰是上诉人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七条被担保债权确定成就条件。再审法院认定“本案保证人应仅对2014年12月份之前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是正确的。再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2019）鲁1521民再4号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杨乃民述称，本案所涉15万元贷款是以我的名义贷的，钱我没有用，是刘玉录用的，李艺芳是我的表姐，当时是刘玉录作煤矿生意需要用钱，就以我的名义贷的款，李艺芳也知道这个事。担保人刘春印、常家青不是我找的，是刘玉录找的，我当时也不认识刘春印、常家青。涉案贷款应该由担保人刘春印、常家青、李艺芳来偿还。被上诉人刘春印、原审被告刘国伟未答辩。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乃民、刘国伟、刘春印、李艺芳、刘玉录、常家青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后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以刘玉录死亡为由撤回对刘玉录的起诉。阳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杨乃民系李艺芳的表弟。2014年1月9日，杨乃民向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递交评级授信申请，申请贷款授信20万元，并提供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为保证人。经该行评定，批准杨乃民授信额度15万元，授信期限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9日。杨乃民的妻子刘国伟以签署《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的形式承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014年1月20日，杨乃民与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万元，用途为钎具销售，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9日，借款可循环，即在规定的金额和期限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为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16%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约定利率直至借款到期，期内不变。借款人杨乃民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折/卡号：62×××62）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还款方法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所有借款本金，如借款本金到期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担保合同编号为（寿张信用社）高保字（2014）年第30152014010038号。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合同还对借款资金的发放与支付、借贷双方权利和义务、争议的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在合同贷款人处加盖了贷款合同专用章并由负责人签字，杨乃民在合同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同日，刘春印、李艺芳、常家青与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该行与杨乃民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9日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三十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5年1月21日、1月23日，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分别向杨乃民的存款账号62×××62发放贷款75000元，并分别出具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杨乃民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显示：理财卡卡号62×××62，2015年1月21日发放贷款7.5万元，2015年1月23日发放贷款7.5万元。截止2015年2月，被告杨乃民共偿还利息1038.38元。另查明，2014年12月19日，经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核准，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29家分支机构（其中含原告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开业。其开业的同时，阳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阳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提供的借款合同、贷转存凭证等均由杨乃民本人签名捺印，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亦显示15万元借款已发放至本人账户，双方借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杨乃民依法应承担偿还责任。借款时，双方对借款利率、罚息及复利的计收进行了明确约定，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规定，杨乃民应支付相应利息。刘国伟与杨乃民系夫妻关系，其承诺对杨乃民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该笔借款应由其二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刘春印、李艺芳、常家青自愿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按手印，为杨乃民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各担保人是对同一债务提供的保证，又未与债权人约定保证份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在合同约定的两年保证期间内，杨乃民未能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下，刘春印、李艺芳、常家青为共同保证人应依法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还款责任后，依法享有追偿权。原告与李艺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艺芳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期限内没有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故李艺芳关于其通知原告不再担保后，便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辩解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判决：一、被告杨乃民、刘国伟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借款本金15万元及应付利息（应付利息包含期内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2015年1月22日止，按本金7.5万元；自2015年1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本金15万元；已支付的利息1038.38元应予扣除）。二、被告刘春印、李艺芳、常家青对上述款项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春印、李艺芳、常家青在承担本判决第二项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乃民追偿。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被告负担。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商初字第212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根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最高额担保债权决算期间为2014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9日；该合同第七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保证人死亡即为其中的一项。即当出现保证人死亡时，需要依法提前决算。2014年12月，李艺芳告知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其丈夫刘玉录死亡，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提前届至，合同权利义务应终止，此后发生的贷款行为不属于该合同的担保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李艺芳仅应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法院判决李艺芳对2014年12月之后的两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阳谷县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对于杨乃民与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基于2014年1月20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产生的债务，李艺芳、常家青、刘春印三人以共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方式提供最高额担保，根据该合同第七条，债务人、保证人死亡、被宣告失踪、被宣告死亡、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均属于被担保债权确定的事由之一。除上述最高额保证之外，李艺芳的丈夫刘玉录以《担保承诺函》的形式承诺自愿用其与李艺芳的夫妻共有财产提供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后，杨乃民于2014年1月22日借款15万元。2014年10月，刘玉录不幸病逝。2014年12月，李艺芳将上述事实告知寿张支行客户经理暨案涉贷款的责任人，并提出不再继续担保的请求，但未与该支行协商一致。杨乃民归还上述15万元贷款后，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分别于2015年1月21日、23日分两次向杨乃民账户共发放贷款15万元。2015年8月25日，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以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拒不偿还利息为由，以杨乃民、刘国伟、刘春印、李艺芳、刘玉录、常家青为被告，提起本案一审起诉。2015年8月27日，以刘玉录已死亡为由撤回了对刘玉录的起诉。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阳谷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刘玉录是否案涉贷款的保证人；二是被诉保证人是否应对诉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针对焦点问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指的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刘玉录以书面形式向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承诺自愿用其与李艺芳的夫妻共有财产对杨乃民在该行的借款提供担保，对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保证担保的范围、期间有明确承诺。其行为符合担保的法律特征，据此可以认定刘玉录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在一审起诉时亦将刘玉录列为保证人之一提起诉讼。因此，该支行再审辩称刘玉录并非保证人而是夫妻共同还款责任人，因与合同约定不符，法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问题二，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死亡属于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确定的情形之一。本案中，保证人刘玉录于2014年10月病故。刘玉录的妻子李艺芳于2014年12月将上述事实告知了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的客户经理暨案涉贷款的责任人丁玉安。该行客户经理在办理本案所涉贷款及催收的过程中，其相关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据此，自丁玉安知晓刘玉录死亡的事实之日起，视为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已经知情，此时即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被担保债权也已经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保证人应对2014年12月之前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而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原审主张的债权发生于2015年1月。原审认定李艺芳无权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期内单方解除合同并据此判决其承担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维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商初21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阳谷县人民法院（2015）阳商初212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原审被告杨乃民负担。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二审庭审中，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由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承担涉案贷款本息总额的四分之三的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应否对涉案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经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作为该合同的主体、保证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债权人即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刘玉录向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出具了担保承诺函，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据此有权向刘玉录主张相应的担保债权。二者虽然都是对同一借款合同所涉债务提供的担保，但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刘玉录即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故刘玉录的死亡不能必然导致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的确定。原审法院再审认定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知晓刘玉录死亡之日即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被担保债权确定，进而免除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对涉案贷款的保证责任，证据不足，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对原审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即要求由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承担涉案贷款本息总额四分之三的保证责任。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对其诉讼请求所作变更，是当事人对其权利所作的处分，并未加重本案保证人的责任，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阳谷农商行寿张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对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再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涉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乃民、刘国伟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杨乃民、刘国伟、李艺芳、刘春印、常家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继阳审判员  张 磊审判员  于景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