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琼民申1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亚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晶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群庄村委会连科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张国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必智再审申请人杨亚丽因与被申请人连x村民小组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琼01民终3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亚丽申请再审称：（一）杨亚丽主张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分配权与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物质帮助权并不是同等概念的权利。社会保障也称为社会保险，是指国家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力。杨亚丽主张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分配权是杨亚丽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在其承包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的情况下，依法取得的征收补偿费分配权。两者的前提不同，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分配权的前提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共同所有的土地资源被国家征收，国家给予的补偿，而杨亚丽的养老保险物质帮助权是基于参保单位和杨亚丽共同向国家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两者性质不同，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的性质是国家补偿，而养老保险金的性质是由保险人和用人单位共同缴费的国家帮助。因此，一、二审法院将杨亚丽的社会保障作为其土地补偿款分配权的替代物，是不正确的。（二）目前，国家的社会保障范围己经覆盖到农村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海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自年满60周岁的次月起，依照本规定享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根据该规定，海南省的农村人口也可以取得社会养老保险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就是同一体系的社会保险。二审法院以”杨亚丽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为由，驳回杨亚丽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上述规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相同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二审法院的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加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就失去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那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应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显然于法无据。杨亚丽取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不能视为杨亚丽已获得替代性社会保障。（三）养老保险金与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的数额并不能相提并论。杨亚丽应分得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数额是36万元，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年利率平均2%计算，36万元每年银行存款利息就有8千元。而企业职工在退休时的养老保险金每月只有1100多元，每年只有一万多元。另外，养老保险金是一种期待权，以投保人的生存为条件。一旦投保人病故或者意外死亡，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权归于消灭。而土地征收补偿费是财产所有权，并不因所有人的死亡而灭失，而是通过继承，转化为亲属的所有权。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用养老保险金替代土地征收补偿费，以杨亚丽取得城镇社会保障为理由，否定杨亚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定杨亚丽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权，明显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为错误，违反了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应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予以纠正。连科村民小组提交意见称，杨亚丽不具有（已丧失）连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不应分得征地补偿款36万元。事实与理由如下：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条的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一）杨亚丽在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的时间前2008年6月23日已从连科村嫁到其丈夫家海口市××区。杨亚丽自出嫁之日起就丧失了连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从而获得了夫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杨亚丽自1993年至2016年不间断的在xx集团xx罐头厂工作，海口罐头厂已为杨亚丽缴纳了23年的城镇养老保险，其缴纳的城镇社保的年限己远远超过了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的15年，其己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系统，已获得了比较完备、稳定的社会保障。（三）杨亚丽以其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为由，主张其具有连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理由是不成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农户和农民个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与农民个体发生直接的联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户，农户内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在承包期内不影响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不收回承包地，保护的是农户的利益，这与”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并不矛盾。因为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杨亚丽自1993年到xx集团xx罐头厂工作和出嫁后，从未在连科村生产、生活，从未参加村集体活动，更谈不上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其户口在连科村系”空挂户”。（四）杨亚丽所谓的其离婚后便回归户籍地娘家，更是无稽之说。对于因为婚嫁取得夫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离婚后的杨亚丽不丧失的应当是夫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6年2月19日杨亚丽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其并未嫁入连科村，即使在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才嫁给连科村的任何村民，也没有资格享受该征地补偿款。综上，杨亚丽不具有（己丧失）连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受村民的同等待遇。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杨亚丽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杨亚丽向本院提交的案外人杨某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表》、《基本医疗个人账户全部划账明细》，以及杨亚丽本人的《基本医疗个人账户全部划账明细》，并不能证明其符合上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故本院不予采信。杨亚丽的户籍于2010年7月迁入连科村民小组，现仍登记在连科村民小组，其也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载于连科村民小组处其父亲名下的1.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但其在诉讼中自认因家庭承包的土地有限、难于维持生计而外出打工，根据现有证据也已查明其自1993年至今一直在xx集团xx罐头厂工作，xx集团xx罐头厂按月向其发放工资并不间断地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其也未固定在连科村民小组生产、生活。故杨亚丽并不符合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杨亚丽并不具有连科村民小组成员资格，其请求连科村民小组向其支付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款，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一、二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亚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郭龙滨审判员  王芸芸审判员  唐林艳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吴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