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晋0311行初13号原告石庆祥，男，汉族，阳泉市供销社退休职工，住阳泉市矿区。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阳泉市城区南大街60号。负责人樊如珍，男，局长。委托代理人尹保恩，男，该局副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张宏，男，该局工资科科员。原告石庆祥因不服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2001年7月1日-2012年12月31日退休工资待遇审批，于2017年2月21日向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7）晋030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移送本院。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向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石庆祥，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尹保恩、张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04年为原告石庆祥以机关工人身份、按2001年机构改革优惠政策办理退休手续。退休时间从2001年7月1日起执行。原告石庆祥诉称，原告从1989年2月任市供销社行政科负责人，并聘任为聘用制干部（经济管理），1988年被阳泉市人事局聘任为助理经济师，1998年11月聘任经济师。阳供人字（1992）第82号文件任命原告为基建行政科副科长，并报市人事局。阳供人字（1997）第10号文件任命原告为正科级，并报市劳动局。但原告办理退休时，被告却按工人待遇给原告套改了工资并办理退休手续。按照“阳编字（2002）12号《关于确定阳泉市供销社机构编制的通知》”，将供销社确定为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被告却没有按此通知套改事业单位的工资。原告针对工资问题曾向省、市及相关部门反映，被告于2014年3月20日重新确认了原告的正科级工资，但却从2013年1月补起。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按阳泉市人事局批复档案工资审批表2001年7月1日给原告补起正科级工资。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从2001年7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给原告按照正科级待遇批复工资。原告提供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1、1988年11月26日评审通过的、编号A110340466号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任职资格：助理经济师，加盖阳泉市人事局职称专用章。2、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聘任单位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3、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1992）第82号文件。石庆祥被聘任为市联社基建行政科副科长，并报送市人事局。4、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1997）第10号《关于石庆祥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石庆祥被聘任为市供销社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并报送市劳动局。5、1998年11月26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专业：管理，技术职务：经济师。6、2002年5月1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石庆祥双方签订的聘用制干部合同书、经阳泉市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备案的聘用制干部续聘审批表。7、1997年11月份、1996年11月份市供销合作社工资表3页。以上证据均能证明原告未聘干之前就是正科级。被告委托代理人质证意见为：①任命正、副科级必须到人事局划拨职数，我们没有这个材料；②1987年职称改革之后，一个是资格，一个是聘任，原告的助理经济师、经济师取得资格，不等于说是人事局已经聘任了；③聘用制合同不是人事局审批的；④职称不是职务，只有企业的工人才可以评职称，供销社就是企业，说明原告身份是工人。第二组证据：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阳编字（2002）12号《关于确定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构编制的通知》”；2、阳泉市人事局“阳人管字（2003）84号《关于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关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批复》”；3、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阳编办函字（2003）2号《关于阳泉市供销社机关分流人员享受机构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4、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阳办发（2001）5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组证据：1、2013年3月18日中共阳泉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科《关于确定市供销社6名聘用制干部职级的通知》；2、2014年3月20日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重新确定石庆祥等三人工资的批复》；3、2004年1月9日《阳泉市党政机构改革中工人提前退休提高待遇审批表》，证明：人事局批复的退休时间，但个人签字不是我签的字，按工人待遇时我不清楚，不认可；4、2013年12月3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第四组证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95）5号《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1999年12月16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财字（1999）第59号《关于申请解决我市供销社机关经费的报告》”及市长的批复意见，1999年1月28日国务院“国发(1999)5号《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以上证据均能证明，1995年开始供销社已经从党政机关里脱离，是农民经济组织。2000年1月1日开始财政拨款。被告委托代理人质证意见：供销社应该执行中央文件，但是实际情况是在阳泉剥离不出去，所以没有执行开来，是改革不到位。第五组证据：1、《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章程》。证明供销社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2、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设制表。证明阳泉市党政机构编制中没有供销社。被告质证意见为：①供销社章程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直具备行政职能，且现在直接参照公务员管理。②阳泉市市级党政机构设制表是阳泉市政府部门组成表，是在2000年以前。2003年11月份，阳泉市已经明确了市供销社机关执行行政机关分流人员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今天就不会对簿公堂。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可以分几个时间节点答辩。第1个时间节点：按照“阳办发（2001）58号”文件精神，阳泉市享受提前退休增加工资的优惠政策是从2002年1月1日开始。第2个时间节点：2003年10月24日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阳编办函字（2003）2号”通知，同意市供销社机关分流人员享受阳办发（2001）58号文件的相关政策。原告在2003年12月16日由本人自愿提出提前退休申请，享受“阳办发（2001）58号”文件精神。经市供销社呈报，市人事局于2004年3月31日按照国家退休政策，工作人员退休时以本人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标准为基数，按工作年限的一定比例计算退休费。原告在职时，执行的是机关工人工资标准，故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应该按照机关工人退休。根据“阳办发（2001）58号”文件精神的优惠政策，给原告增加了高级工三个档次工资，共计98元。按照规定，统一从2002年1月开始领取。原告2002年1月—2012年12月期间，执行机关工人退休并领取工人退休费是正确的。理由如下：①原告在参加工作到办理退休前为工人身份，期间一直执行的工人工资标准。②按照“国发（1978）104号”文件的国家退休政策，工作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时，依据本人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标准工资为基数，按工作年限的一定比例打折扣计发退休费。第3个时间节点：2003年6月20日阳泉市人事局“阳人管字（2003）84号”文件批复，同意市供销社机关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按照政策规定，正式干部过渡为公务员，执行公务员工资。其他人员执行机关工人工资。（说明：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单位不允许有聘用制公务员）。2008年5月6日山西省人事厅“晋人字（2008）38号”文件，批准市供销社参照公务员管理。（说明：2006年《公务员法》颁布后，人事政策有了变化，参公单位允许有聘用制公务员。）在这种情况下，市供销社有6名在职工人，过去聘用过干部，由于聘干手续及任命职务等不规范问题，这6名同志没有批准执行聘用制公务员工资，继续执行机关工人工资。这其中不包括原告，因其当时已经退休。2012年阳泉市政府换届，出台了机关干部按一定年龄提前离岗的优惠政策。阳泉市委组织部和市人社局鉴于2008年供销社批准参照公务员管理，参公单位允许有聘用制公务员的规定，考虑市供销社机构管理的变更及工作人员年龄、工作经历、有些任职未捋顺的实际情况，2013年3月18日市委组织部下达了《关于确定市供销社6名聘用制干部的职级通知》，批准了市供销社在职的6名聘用制干部从2013年1月起执行机关公务员工资。第4个时间节点：2014年3月20日阳泉市人社局下达了《关于重新确定石庆祥等三人工资的批复》，原告所在单位市供销社在2013年12月3日以“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向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请示。市人社局接到市供销社的请示后，经过调查研究，依据阳泉市政府“阳政办发（2009）22号”文件，明确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统筹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拟定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政策的职责。经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认为原告石庆祥与另外两名同志以工勤人员身份曾在干部岗位上工作过，市供销社在自己内部曾经聘用过他们三人为干部并任职，考虑到与其同期聘干并任职的、还在职的六名同志已从2013年1月起执行了公务员工资的情况，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考虑市供销社与原告同条件人员的工资水平，坚持适当平衡、以人为本、福利待遇对老同志从优的原则，同意了市供销社的请示，原告等三人可以重新核定退休费，同前述未退休的六名同志一样都是从2013年1月起执行，不存在原告提出的补发的情况，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此次重新核定原告的退休费，涉及到套算工资的要素，仅限于原告工资和退休费上的使用，不涉及其他待遇问题。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3月20日给市供销社下达了《关于重新确定石庆祥等三人工资的批复》，原告按2001年机构改革提前退休政策，提高三个档次一个级别，在2014年4月已兑现了新的重新确定的退休工资，并补发了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的差额部分7860元。第5个时间节点：原告石庆祥于1970年7月招工时即为工人身份，1985年年调入市供销社仍是工人身份。自1997年5月起原告就与市供销社签订了聘用制干部合同书。原告石庆祥与市供销社签订的第一次聘干合同是1997年5月1日-2002年4月30日，聘用单位是市供销社劳动服务公司，批准聘用机关为市供销社；第二次聘干合同是2002年5月1日-2007年4月30日，聘用单位是市供销社安全保卫科，批准聘用机关为市供销社。在此，原告自参加工作至退休期间，与市人事局从无产生过法律上确认的劳动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根据阳泉市政府办公厅“阳政办发（1989）18号”文件规定：事业单位可在编制定员内，对取得大、中专学历，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在职工人中，择优聘干；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从工人中聘用干部。审批权限：市营企业聘用干部，由主管部门审批；事业单位聘用干部，由人事局审批。据此，原告石庆祥从1997年起与市供销社签订的聘干合同，是供销社对本单位职工的聘干，属于企业聘干，原告石庆祥本人的工人身份不变。市供销社是隶属于市政府的行政性管理机关，承担着供销社系统企业主管部门的职责，行使国家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从2000年1月起供销社机关从吃行政管理费改为市财政供养。供销社机关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一直执行行政机关工资标准，正式干部执行机关干部工资标准，工人执行机关工人工资标准。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1994）46号《关于印发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意见的通知》”，各级党政机关、担负行政职能的公司，使用事业编制行使国家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单位。如省供销社、省二轻工业总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资制度改革。此文件有效期至2006年。据此，市供销社实行行政机关工资制度是正确的，行政机关不存在工人聘干，行政机关正式干部执行机关干部工资标准，工人执行行政机关工人工资标准。所以，原告石庆祥在职时与退休后到2013年1月前执行机关工人工资标准是合规合理合情的。同时，原告石庆祥对自己执行行政机关工人工资是清楚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原告石庆祥在1999年11月本人自愿申报参加由省人事厅组织的全省机关工人技术等级培训考试考核，取得中式烹调高级工技术等级证书，并兑现了高级工工资。如果是人事局批准的聘干是不能参加工人技术等级培训考试考核的。2003年10月“阳编函（2003）3号”通知，市供销社机关分流人员享受“阳办发（2001）58号”阳泉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有关政策。这个政策只有行使国家行政职能，执行行政机关工资标准的单位才能执行。第6个时间节点：原告在市人社局于2014年3月20日下达了《关于重新确定石庆祥等三人工资的批复》后，在2014年4月给原告兑现了新的重新确定的退休工资，并补发了2013年1月—2014年3月的差额部分7860元。对此，原告是应该知道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诉讼时效期，原告的诉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期。答辩人请求郊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求。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1972年12月27日“义井供销社职工定级呈报表”。证明原告石庆祥为工人身份。原告石庆祥质证后认为：呈报表上本人没有签字，不认可。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阳政办发（1989）18号《转发市人事局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证明行政机关不得从工人中聘用干部。原告石庆祥认为，供销社不是行政机关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1994）46号《关于印发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三个实施意见的通知》”。证明市供销社行使机关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执行机关工资标准，原告石庆祥的身份是机关工人，执行的是机关工人工资标准。原告认为，供销社是自收自支的农民联合经济组织。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阳编办函字（2003）2号《关于阳泉市供销社机关分流人员享受机构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证明市供销社为行政机关，执行机关分流人员政策。原告认为，人事局未执行此文件，供销社是联合经济组织。供销社是全额预算22人，管理人员19人，工勤人员3人。阳泉市委办公厅、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阳办发（2001）5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原告石庆祥享受提前退休政策，可以高套高级工3档工资办理退休。原告认为，应该给原告按照科长工资套改。阳泉市人事局“阳人管字（2003）84号《关于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批复》”。证明2003年6月20日批准市供销社机关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原告对市供销社依照公务员管理没意见。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阳政办发（2010）22号《关于印发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证明阳泉市政府批准市人社局主要职责。原告对人社局职责、机构没意见，但是人社局没有尽到其职责。8、2003年12月16日原告石庆祥提前退休申请。证明2003年12月原告申请提前退休。原告对其退休申请没意见。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关事业单位工人退休审批表》。证明原告享受提前退休政策，高套高级工3档工资办理了退休。原告认为审批表上原告没有签字，应该按照科长工资套改。10、1999年11月26日《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职务）岗位考核审批表》。证明1999.11月原告申报参加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培训考试，并取得了高级工证书。说明原告的身份是工人，如是干部身份，就不能申报并参加工人技术等级考试，并按高级工兑现了工资。原告质证后认为，当时原告工作属于干部岗位上的工作。11、1994年8月8日-2007年10月10日原告石庆祥历年工资调资表等17页。证明原告的历次工资调整，都是按工人工资序列进行调整。原告石庆祥的意见为：虽然能证明原告的历次工资调整，都是按工人工资序列进行调整。但原告并没有签字，不认可。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1997）第10号《关于石庆祥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证明原告于1997年2月3日任命供销社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供销社劳动服务公司是企业。原告对该通知没有意见。编号970614《聘用制干部合同书》、970614《聘用制干部审批表》。证明经市供销社批准，原告于1997年5月1日-2002年4月30日在供销社劳动服务公司聘干，系企业聘干。原告质证意见：供销社就是经济合作组织，整个机关都是经济合作制。14、2014年3月20日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重新确定石庆祥等三人工资的批复》。证明统筹市供销社与原告同条件人员工资水平，仅限于在原告工资和退休费上使用，不涉及其他待遇问题。原告质证意见：原告退休时间是2001年7月1日，执行却是2013年1月1日。15、2017年3月3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对原告石庆祥工资发放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退休后工资情况，在市人社局重新批复退休后兑现并补发的情况。原告称补发的工资不对。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14年4月开支表。证明原告2014年4月工资发放及补发情况。原告质证意见：补发是实际情况，应该从2001年7月开始补起。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阳编字（2002）12号《关于确定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构编制的通知》”。证明供销社机构编制。原告对该通知没有异议。阳泉市人民政府“阳政发（1997）13号《关于修订和的通知》”。证明干部岗位上的工人不能过渡为公务员。原告质证意见：供销社不是行政机关，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山西省人事厅“晋人字（2008）38号《关于批准阳泉市中小企业局等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通知》”。证明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单独制表，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后，聘用制干部原身份不变。原告质证意见为：只是其中一个人过渡原告有意见，原告等人不能过渡是错误的。中共阳泉市委组织部《关于确定市供销社6名聘用制干部职级的通知》。证明2013年3月18日为能享受科级离岗政策，对6人的任职时间给予了明确。原告质证意见：组织部内容是按任职时间算起，但被告却从2013年3月18日执行。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证明石庆祥原退休时间不变，仍为2001年12月。工资起薪时间，与已离岗的6名聘用制干部的起薪时间一致，为2013年1月1日。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质证情况，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能反映被诉行政行为的客观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石庆祥从1970年7月参加工作，当时为阳泉市义井供销社炊事员，工人身份。1985年5月进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仍为工人身份。1992年1月4日，石庆祥被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任为基建行政科副科长；1997年2月3日，被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任为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劳动服务公司经理；1997年7月30日，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批准并同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劳动服务公司与石庆祥签订《聘用制干部合同书》，合同期为五年，自1997年5月1日至1997年5月1日；1997年5月1日，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批准并同意，石庆祥继续为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用制干部，聘用时间2002年5月1日-2007年4月30日，于2002年8月经阳泉市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备案。期间，石庆祥曾于1988年11月26日经阳泉市供销社经济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具备经济管理专业助理经济师；1989年9月-1992年9月被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用；1998年11月26日，经阳泉市劳服企业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具备管理专业经济师任职资格等。2001年7月16日，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阳办发（2001）5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八）规定：机关工勤人员提前退休的，提前1-2年增加一档技术等级工资；提前3-4年增加二档技术等级工资；提前5年以上的增加三档技术等级工资。2003年10月24日，经阳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研究，同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关分流人员享受2001年阳泉市党政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有关政策。2003年12月16日，石庆祥向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提出提前退休申请：“根据市政府2001年58号文件精神，志愿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呈报，按照国家退休政策，原告在职时，执行的是机关工人工资标准，故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按照机关工人工资标准办理了退休手续。根据石庆祥《机关事业单位工人退休审批表》显示，石庆祥退休前执行工资标准为机关工人高级工工资：岗位工资447元、技术工资100元、奖金235元，合计782元。根据石庆祥提前退休年限，依照“阳办发（2002）58号”文件精神，石庆祥办理退休时基本退休费调整为880元：其中岗位工资516元、技能工资100元、奖金264元，月增资98元。2004年3月31日，经阳泉市人事局批准：“同意退休，月基本退休费核定为836元，从2002年1月起执行”。2013年3月18日，中共阳泉市委组织部针对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机关科级干部享受提前离岗政策情况，经研究，对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岗的6名聘用制干部进行了职级确认。2013年12月3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请示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鉴于市供销社2004年依照公务员管理，2008年参照公务员管理，并根据有关规定在职的聘干人员进行了公务员登记，执行了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实际情况”，“参照市委办、市政府办（2001）58号和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经供销社党委会研究同意石庆祥按正科级待遇重新办理退休手续”：“1、原申请的退休时间不变，仍为2001年12月；2、工资起薪时间与已离岗的六名聘用制干部的起薪时间一致，为2013年1月1日；3、石庆祥副科任职时间从1992年11月算起，正科任职时间从1997年1月算起”。2014年3月20日，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作出批复：石庆祥2001年机构改革提前退休工资836元执行时间2002年1月；对石庆祥重新明确职务后，2001年机构改革提前退休按提高三个档次一个级别，工资确定为978元；根据“阳供人字（2013）37号”文件，石庆祥退休工资重新确定为1343元，从2013年1月起执行。2014年4月，石庆祥领到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补发工资7860元：其中15个月的退休金3780元；15个月的生活补助和保留工资4080元。2017年3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从2001年7月1日起给原告按照正科级待遇批复工资，并补发2001年7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的正科级工资。以上事实，均有庭审笔录，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被告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权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原告石庆祥自1970年7月参加工作即为工人身份。1985年5月进入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后，虽曾被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任为基建行政科副科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等，并从1997年7月30日，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批准并同意，聘任为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聘用制干部，但从石庆祥退休前后的历年工资变动情况，并结合石庆祥的几次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可以看出，石庆祥一直为工人身份，享受机关工人工资待遇。2013年12月3日，经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阳供人字（2013）37号《关于明确石庆祥等三人职级理顺退休待遇的请示》”，阳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批复，对石庆祥职务作了重新明确后，石庆祥退休工资参照中共阳泉市委组织部针对阳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岗的6名聘用制干部职级确认后工资调整的执行时间，已经从2013年1月起重新确定为1343元，并已执行。故原告石庆祥要求被告从2001年7月1日起给原告按照正科级待遇批复工资，并补发2001年7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的正科级工资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庆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石庆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伟审 判 员  王宝翠人民陪审员  任登军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杨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