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51民终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忠，男，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生、陈培聪，广东建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法定代表人：刘高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麦炜烁、林锦莉，潮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伟忠因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聪、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高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麦炜烁、林锦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伟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上诉人在(2016)粤51民终l03号案宣判前因长期受被上诉人误导，认为被上诉人开具管理费收据收取租金是合理的，承租人缴纳税金是合法的。直到(2016)粤51民终l03号案宣判后，经法律人士阐释，上诉人才晓得：一、被上诉人收取约定的租金，开具管理费收据，虽然没有多收一分钱，但是从性质方面讲，既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又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属不当得利；二、收入租金的一方应依法纳税，给付租金的一方不需要纳税，被上诉人使用欺骗手段，向上诉人收取应由其自行负担的税款的做法，亦涉不当得利。显然，上诉人是在(2016)粤51民终l03号案宣判后即2016年6月初才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认定上诉人诉请判令被上诉人返还2014年6月17日之前的不当得利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也已导致错判，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辩称：一、上诉人以其不知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作为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上诉人的实际行为与其上诉理由也是自相矛盾的。上诉人从事KTV娱乐行业，涉及公安、消防、文化、税务等多个部门，法律事务更为复杂，上诉人都成功处理并经营多年，可见，上诉人作为一个商人，对法律有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其却以未知法律有不当得利的规定作为上诉事由，显然自相矛盾。三、上诉人的行为是在滥用权利，增加司法负担。上诉人有l0年120次机会就双方的约定提出异议，但是从未提出。这个期间足以让上诉人了解一切相关法律问题并采取行动，但上诉人却在强迫被上诉人续订合同不成之后，才开始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是在滥用权利。胡伟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返还下列不当得利共计人民币340434元：1.无合同根据而收取原告的管理费人民币237600元；2.无合同根据而收取原告的无税名税款合计人民币10283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潮州市湘桥区某园路中段残联联合楼（也称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综合楼），建筑层数为七层（包括东裙楼首层面积256.64平方米和二、三层楼房面积各325.01平方米），其所有权是潮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所有，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为潮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属下事业单位，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综合大楼（包括东裙楼）由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管理、出租。2004年8月1日前，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甲方）与胡伟忠（乙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书》１份，约定：“甲方经报潮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批准，将座落于潮州市某园路中段的潮州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东裙楼场地租赁给乙方作为经营使用，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订立本合同条款以共同遵守执行：一、租赁场地范围：1、东裙楼首层、面积256.64平方米；2、东裙楼二层楼房，面积325.01平方米；3、东裙楼三层楼房，面积325.01平方米；以上三项合计面积906.66平方米，外加首层北面空地61.6平方米，楼梯下房间8.15平方米。二、租赁期限：自2004年8月1日起至2007年8月1日止，共3年。三、租赁金额及交款时间：1.上述场地租金为每月8000元，全年共96000元；2、交租分为每年12次，每次交还一个月的租金，交租时间定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交清上一个月的租金；3.甲方给予乙方租赁初期2个月零10天（2004年5月20日至7月31日）装修期免交租金的优惠；4.签订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预交按金30000元，至合同终止时，如乙方无违约，则由甲方将按金退还乙方。五、双方责任、权利：1.乙方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税、费自理，自负盈亏，一切法律、经济责任概由乙方自负；2.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安排安装设立水、电分表，分表所计的水费、电费由乙方负责，甲方应按供水、供电部门规定的行业收费标准逐月将乙方所应负担的水、电费，列出收费单据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单5天内付款，逾期按总金额日3‰加收滞纳金，超过1个月未交水电费时，甲方有权停止供水、供电。”上述《场地租赁合同书》还约定其他有关的条款。上述《场地租赁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甲方）与胡伟忠（乙方）于2007年8月1日签订《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１份，约定：“经报潮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批准，甲方同意乙方继续承租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东裙楼场地，经双方协商，自愿订立如下补充协议：一、续租期限：自2007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止共3年。二、租赁金额及交款时间：1.租赁金额按前合同每月8000元，全年共96000元不变；2.交款时间为逐月付款，乙方应在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交清当月的租金8000元。三、甲方重申，乙方承租期间，因政策问题或事业发展需要，甲方需要提前收回场地时，乙方应予服从，有关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四、其他事项按双方2004年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书》规定执行。”2010年7月31日，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甲方）与胡伟忠（乙方）再次签订《场地租赁合同书》１份，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再次将上述场地出租给胡伟忠作为经营使用，约定租赁期限自2010年8月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共5年；租金为每月人民币9000元，全年共108000元；租金上缴分为每年12次，每次交还1个月的租金，交租时间定于每月10日前交清上一个月的租金；胡伟忠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税、费自理，自负盈亏，一切法律、经济责任概由胡伟忠自负等。上述2004年8月1日前《场地租赁合同书》、2007年8月1日《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2010年7月31日《场地租赁合同书》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均没有争议，至2015年7月1日，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胡伟忠发出《通知》1份，告知胡伟忠上述租赁的经营场地将于合同期满收回，要求其接通知之日起，做好腾退准备，并依合同约定将场地交还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胡伟忠接到上述通知后，于2015年7月2日向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出续租申请，因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不同意续租，胡伟忠遂于2015年8月28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按潮州市人民政府及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其续订场地租赁合同，将座落于潮州市某园路中段的潮州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东裙楼场地出租给其经营使用。诉讼期间，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起反诉，请求判令胡伟忠立即腾退上述房产，并按合同约定月租金人民币9000元赔偿非法占用上述房产至腾退之日止的租金27000元（暂计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1日止，以后另计）给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一审法院对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的反诉，决定合并审理，并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5）潮湘法民一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胡伟忠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将位于潮州市某园路中段的潮州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东裙楼首层（面积256.64平方米）及东裙楼二层楼房（面积325.01平方米）和东裙楼三层楼房（面积325.01平方米）、首层北面空地（面积61.6平方米）和楼梯下房间（8.15平方米）交还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使用，并付还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上述场地自2015年8月1日起至该判决确定胡伟忠将场地交还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使用之日止的租金，按每月人民币9000元计算；驳回胡伟忠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胡伟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粤51民终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粤51民终103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6月17日，胡伟忠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胡伟忠、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供的证据，自2004年9月20日（收取2004年8月管理费）至2010年8月10日（收取2010年7月管理费），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胡伟忠收取的管理费、租金如下：2004年9月20日收取2004年8月管理费人民币8000元，并出具《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往来结算票据》2单，其中1单人民币3000元，另一单人民币5000元；2004年10月、11月，分别收取2004年9月、10月管理费各人民币8000元，并分别出具《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往来结算票据》1单；2004年12月10日，收取管理费人民币3300元，出具《收款收据》1单，2004年12月26日收取管理费人民币5000元，出具《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往来结算票据》1单；2005年5月9日，收取2005年1至3月管理费人民币24000元及2005年4月管理费人民币3300元，并分别出具《收款收据》各1单；2005年6月至2006年1月分别收取2005年5月至12月份管理费各人民币3300元，并各出具《收款收据》1单；2005年4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及2006年1月各月分别收取管理费人民币5000元，并各出具《广东省潮州市服务业发票》1单；2006年2月至2009年12月，每月收取管理费人民币8300元，其中人民币3300元出具《收款收据》各1单，5000元出具《广东省潮州市服务业发票》各1单；2010年1月至8月，每月收取管理费人民币3300元，出具《收据》各1单，收取租金人民币5000元，出具《电子发票记账清单》各1单。上述管理费合共人民币527500元，租金合共人民币60000元。根据胡伟忠提供的收据，其主张的自2010年8月至2015年7月间，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其收取的没有税名的税款如下：2010年9月、11月、12月，2011年1月、2月、3月，每月各收取税款人民币504元；2011年5月、6月、7月、8月、9月、11月、12月，2012年1月、2月、3月、5月、6月、7月、8月、9月、11月、12月，2013年1月、2月、3月、5月、6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4年1月、2月、4月、5月、6月、7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5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每月各收取税款人民币513元；另外，2010年10月11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259元；2011年4月11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66元；2011年10月10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2年4月24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2年10月15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3年4月27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3年7月22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4年3月26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4年8月25日收取税款人民币8748元，2015年6月25日收取上半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人民币8235元。上述税款合共人民币112605元，其中2014年6月17日后收取的没有税名的税款人民币15930元，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人民币8235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胡伟忠主张的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自2010年8月至2015年7月间向其收取没有税名的税款人民币102834元，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出其收取胡伟忠税款是根据双方原口头约定应交纳税款，营业税等税费是每月交纳1次，土地增值税和房地产税是半年收取1次，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根据税局的要求收取，或者代交纳后才向胡伟忠收取。胡伟忠与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均确认租赁期限内即自200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的租金，胡伟忠已经全部交清，但胡伟忠主张租金收据其没有保留，在本案中没有提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与胡伟忠2004年8月1日前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书》及2007年8月1日签订的《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自2004年8月至2010年7月31日止，胡伟忠应在每月10日向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交纳租金人民币8000元，现双方均确认在此期间的租金，胡伟忠已经交清，而根据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供的证据，胡伟忠主张的自2004年8月（2004年9月20日收取）至2010年7月（2010年8月10日收取）期间，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均在每月10日或10日前后向胡伟忠收取人民币8000元或8300元，虽然其收据或发票部分体现是管理费，部分体现是租金，但从收款时间及金额看，与上述《场地租赁合同书》、《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收取租金的时间、金额相同或相近，且现胡伟忠未能提供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其收取租金的收据，因此，可以认定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胡伟忠收取的管理费实际上是租金。按双方原约定，自2004年8月（2004年9月20日收取）至2010年7月（2010年8月10日收取）72个月，每月租金人民币8000元，72个月共人民币576000元，但根据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提供的收据及发票，上述72个月其共向胡伟忠收取管理费及租金合共人民币587500元，抵除按合同约定应交纳的租金人民币576000元，另外人民币11500元没有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返还胡伟忠人民币11500元。胡伟忠与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原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书》及《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均没有约定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为胡伟忠代收代缴其应缴的税款，因此，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向胡伟忠收取的税款，也没有合法依据，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将该款返还胡伟忠。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主张其向胡伟忠收取的税款是为胡伟忠代收代缴其应缴的税款，缺乏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上述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返还胡伟忠的人民币11500元，是在2010年8月10日前收取的，当时胡伟忠应当知道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收取该款没有合法根据，但其至2016年6月1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予保护；对于税款部分，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将其中2014年6月17日后收取的税款返还胡伟忠，因胡伟忠在本案中主张的是没有税名的税款，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在2014年6月17日后向其收取的没有税名的税款是人民币15930元，因此，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将该款返还胡伟忠。而胡伟忠2014年6月17日前向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交纳的税款，至2016年6月17日胡伟忠提起本案诉讼时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予保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胡伟忠人民币15930元;二、驳回原告胡伟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406元，由原告胡伟忠负担6106元，被告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负担300元。被告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应负担的上述受理费，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分析，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胡伟忠主张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州残疾人活动中心返还2014年6月17日之前的不当得利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诉称其因长期被被上诉人误导，直至(2016)粤51民终l03号案宣判后即2016年6月初才知道被上诉人向其收取了属不当得利的租金及税款的事实，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2014年6月17日之前的不当得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书》和《场地租赁补充协议书》约定：自2004年8月至2010年7月31日止，上诉人应在每月10日向被上诉人交纳租金人民币8000元，双方均确认上诉人已经付清此期间的租金。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及发票显示，直至2010年8月10日之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的款项超出上述合同约定的租金合计人民币115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的款项人民币11500元没有合法依据；上述二份合同并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应为上诉人代收代缴其应缴的税款的条款，可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的税款亦没有合法依据。2010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间，被上诉人逐月向上诉人收取了没有税名的税款。当时上诉人应当知道被上诉人收取以上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但是并未及时主张权利，直至2016年6月1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返还2014年6月17日前所收取的不当得利款项，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述诉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胡伟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06元，由上诉人胡伟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菊审 判 员  康森炎代理审判员  李奕毅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