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2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敏，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明，重庆明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红岭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65号，组织机构代码76590314-8。法定代表人：张永年，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黄兵，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巨能，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伟敏、重庆红岭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0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伟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明、上诉人重庆红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兵、江巨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敏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重庆红岭医院赔偿刘伟敏医疗费等共314422.31元，一、二审诉讼费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参照法医学会的鉴定书认定重庆红岭医院只承担25%的责任，该认定错误，本案重庆红岭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是在虚假材料的基础上作出，其结论不真实，且西政的鉴定可以看出重庆红岭医院提供的材料上的签字和指纹均不是刘伟敏的，故重庆红岭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2.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在一审委托重新鉴定时，以证据不全退案，而本案的病案材料由重庆红岭医院保管，资料不全导致无法进行鉴定的责任也应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3.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过低。4.西政笔迹的鉴定费是基于重庆红岭医院认为是刘伟敏所签、捺印，故刘伟敏才提申请鉴定，该笔费用不应进行责任分担，应全部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重庆红岭医院答辩称：1.手术同意书有关笔迹及指纹的鉴定与本案之间没有关联性，刘伟敏在企业因工伤导致右手被机器压伤，当时是由企业主送到医院进行医治，由于情况紧急，其直系亲属未到场，刘伟敏右手受伤，无法签字捺印，为了及时手术，故在刘伟敏同意后，医院才让企业主代签字、捺印确认。一审中该企业主王长久也承认这一点，但一审未记录在庭审笔录中。2.医疗损害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本案中重庆红岭医院的抢救是及时的，手术是成功的，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最后导致刘伟敏右手指被截肢，重庆红岭医院认为系机器严重压伤所致，与重庆红岭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重庆红岭医院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不严谨之处，也不能违背客观事实和当时事发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重庆红岭医院有伪造、篡改的行为，不能认为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5、58条的相关规定推定医院有过错。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重庆红岭医院认为在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中，法院要作出患者胜诉的判决必须确认下列事实存在：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出现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其它不良后果；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疏忽或懈怠过失行为；患者所受损失是医疗行为所致。在本案中对于第2、3项事实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来评判或确定，在司法实务中不通过鉴定而通过推定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情形是罕见的。在本案中第一次鉴定意见双方均未认可，且一审法院明确重新鉴定，故该鉴定结论对本案的审理没有参考价值。一审判决不能直接援用。而后进行的第2、3次鉴定均是由于患者的原因导致鉴定不能或未完成，故本案在对患者的损害后果与诊疗行为的关联性，院方的诊疗行为对患者造成何种程度影响等应由医疗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在未出具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前提下，一审判决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欠妥的。综上，重庆红岭医院认为刘伟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失误。请求二审依法查明并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重庆红岭医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重庆红岭医院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由刘伟敏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错误。进而导致本案出现错判。本案中刘伟敏在企业因工伤导致右手被机器压伤，当时是由企业主送到医院进行医治，由于情况紧急，其直系亲属未到场，刘伟敏右手受伤，无法签字捺印，为了及时手术，故在刘伟敏同意后，医院才让企业主代签字、捺印确认。一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径直采信了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的结论，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严重违法法律规定，损害了重庆红岭医院的诉讼权利。由于刘伟敏自身的种种原因甚至拒绝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故而本案并未形成任何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足以认定重庆红岭医院存在医疗损害过错责任。一审判决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且没有法律依据。3.本案系刘伟敏所在企业的企业主王长久因未办理工伤保险，想逃避雇主责任、转嫁经济损失而操纵，干扰案件的正常审理程序，进而造成个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了案件的公正性。刘伟敏答辩称：重庆红岭医院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1.本案刘伟敏受伤后送到医院进行诊治时，刘伟敏的儿子先于刘伟敏到达医院，同时刘伟敏所受的伤不是不能签字或捺印的情形，刘伟敏的儿子也可以签字，医院应依法告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告知外人由其它人签字必须取得患者或近亲属的委托这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重庆红岭医院的该上诉理由系虚构。按《侵权责任法》55条之规定“应将手术风险和方案告知患者或近亲属”，而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患者没有享有选择权、决定权。法医学会和西政的鉴定书、《侵权责任法》55条之规定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重庆红岭医院未尽到必须的医疗告知义务，存在过错。2.法医学会的鉴定书也是法院委托的鉴定，鉴定结论下来后，鉴定人也出庭接受质询，这次鉴定是在笔迹和指纹未作的情况下所作，这次鉴定是在视为患者签字下作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也存在两大过错，未尽到告知义务和医疗技术操作不规范，所以才导致手术失败。本案的第二、三次鉴定，在法院委托后没有结论，最后因证据不全而退案，系因医院没有提供刘伟敏签字的同意书导致鉴定无法进行，而非刘伟敏所致。因刘伟敏无钱交费导致法证的鉴定退案，所以一审推定医院有过错是可以成立的。3.关于工伤问题，工伤只是造成伤，而残的后果是医疗行为所致，工伤如何处理以及怎么处理都不影响重庆红岭医院承担侵权责任，请求驳回重庆红岭医院的上诉请求。刘伟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重庆红岭医院赔偿刘伟敏医疗费53014.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护理费6480元、误工费23671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6343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92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鉴定费12200元共计314422.31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如下事实：刘伟敏为农村家庭户，本案涉及事件发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刘伟敏于1997年1月26日生育一女张珠琪，为农村户口。2013年6月22日，刘伟敏在工作期间，右手被机器压伤，即感右手大量出血、功能障碍伴畸形，于邻水县中医院行简单包扎后前往重庆红岭医院。该院门诊检查后以“右手掌部严重挤压伤”收入住院治疗。重庆红岭医院急诊予以“1、右手拇、食指清创再植术。2、右手掌1、2、3指掌侧总动脉、神经吻合术。3、右手第一、二掌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4、右手拇指指间关节囊修补术。5、右手食指掌指关节囊修补术。6、右手中、环、小指清创血管、神经、肌腱修复术。7、右手掌背皮肤撕脱回植术”。重庆红岭医院在2013年6月22日的手术同意书载明：“因右手掌掌血管神经肌腱损伴骨折需行右手掌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术+骨折复位内固定术手术。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并发症，特向患者本人及家属、单位领导交待如下：1、麻醉意外危及生命可能。2、术后伤口感染、伤口长期不愈合甚至骨髓炎可能。3、术后，伤口周围皮肤坏死，若无法自行愈合，需手术治疗可能。4、术后患肢功能恢复不理想。5、术后患肢（指）有缺血坏死而需截除可能。6、术后患肢骨折内固定物存留需以后手术取出。7、术后患肢骨折长期不愈，骨吸收、骨不连需多次手术可能。8、术后活动不当致骨折移位、肌腱再次断裂可能。术后患肢长期疼痛影响生活及工作可能。术后患肢感觉功能差易受多种外伤可能。”该手术同意书由刘伟敏的单位负责人王长久签字。而重庆红岭医院在提供给刘伟敏的手术同意书中，上述粗体字的内容为空白，存在事后添加。并且该添加的内容未使用其他颜色的字迹进行区分。当天，重庆红岭医院的医患沟通记录、麻醉同意书也由单位负责人王长久签字确认。术后，刘伟敏患肢食指坏死。2013年7月9日，重庆红岭医院与刘伟敏的配偶就刘伟敏行右食指截指术、右手皮瓣修复术进行沟通。该手术同意书上有刘伟敏配偶的签字、捺印。2013年7月10日，重庆红岭医院给予“1、右食指截指手术；2、右食指腹股沟轴型带蒂皮瓣修复术”，术后进行抗炎、活血等对症治疗。当月26日，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行皮瓣断蒂术。2013年8月10日，刘伟敏办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1、右手严重挤压伤。2、右手拇指挤挫脱套离断伤。3、右手食指严重挤挫离断伤。4、右手掌、背皮肤挤挫撕脱伤。5、右手掌部血管、神经、肌腱操作。6、右手中、环、小指血管、神经、肌腱损伤。7、右手中、环、小指皮肤软组织挤挫剥脱伤。8、右手第一掌骨骨折。9、右手第二掌骨头骨折伴掌指关节开放性损伤。出院医嘱：“1、院外继续加强患指的功能锻炼及抗炎治疗，一周后根据情况拆线。2、若患指功能活动差，皮瓣臃肿畸形，两个月后可根据情况考虑行肌腱松解手术及皮瓣整形手术。3、加强营养，建议休息2个月。4、每周复查一次，注意皮瓣情况，防止各种外伤。5、……”。2013年10月30日，刘伟敏再次到重庆红岭医院住院治疗，于次日行右手食指筋膜组织瓣形成术及右手虎口瘢痕挛缩整形术。刘伟敏的配偶在2013年10月30日的手术同意书签字。刘伟敏本人在2013年10月31日的麻醉同意书签字并捺印。2013年11月4日，刘伟敏办理出院手续。刘伟敏两次住院分别产生医疗费用48007.17元和4587.74元。刘伟敏另产生门诊费用419.8元。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刘伟敏申请对重庆红岭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双方共同选定由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4年4月18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重庆红岭医院在对刘伟敏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是致患者损害后果的间接因素。3、患者第二次住院与第一次入院的医疗过错行为无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载明：“根据病史资料提供和医患双方分别陈述，鉴定专家组分析结果如下：1、重庆红岭医院在对刘伟敏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1.1未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存在过错：病史资料示：未见有风险评估表，也未见有手术风险的成功率或失效率的告知说明，专家组认为：医方应行术前手术的成功率或失效率的评估，以让患方充分认识疾病，选择手术方式（即保指或截指），和医方所实施的全部手术项目，使患方了解手术项目来选择，然而医方未行上述的风险评估和全部手术项目告知，属未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存在过错。1.2手术操作不规范，存在过错：根据《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手外科分册，清创术中指出：对腱、骨骼清创及必要的骨缩短。手术记录中未见有骨缩相关记录。专家组阅术后X片：也未见骨短缩征象，故医方在实施手术时，未行骨缩短，属手术操作不规范，存在过错。2、因果关系：患者刘伟敏因“右手掌及1-5指疼痛、流血、畸形、功能障碍2小时”入院。入院诊断：右手严重挤压伤等。急诊行了右手清创再植术等，以后分别行右手食指坏死截指术，右手虎口瘢痕挛缩整形术，目前患者伤口已愈合，见右手食指缺失，右手疤痕形成，右手功能活动障碍，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右手食指缺失。患者的手损伤为外伤，且受伤较严重，损伤本身对手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故外伤和损伤对手功能影响有较高的参与度。医方的过错行为是：未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即疾病和手术风险的成功率和失效率进行告知，让患方充分知晓病情，并选择手术方式，因此，医方的过错行为丧失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和对病程也有一定的延长，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存在，亦是间接因素致患者的损害后果。根据渝司办《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规则》第三章，第三十条（五）之规定，属有过错，间接因素。3、关于患者第二次住院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患者的第二次住院是第一次住院的延续。因为，患者第一次入院做右食指腹股沟轴型带蒂皮瓣手术，第二次入院诊断是右手外伤术后食指皮瓣臃肿，所行的手术是右手食指筋膜组织瓣形成术和右手虎口瘢痕缩整形术，根据带蒂皮瓣转移术原则，一般术后均需行第二次手术，进行臃肿皮瓣修复，以达到外观美容效果，所以，患者的第二次住院是完成第一次手术后的修复，与外伤本身无关，审查病史资料：未见有第二次住院中医方存在过错行为，故患者的第二次住院与第一次入院的医疗过错行为无因果关系存在。”该鉴定产生费用7200元。针对此鉴定意见书，重庆红岭医院认为参加鉴定的专家均不是手外科专业专家、程序不合法。手术风险评估表是从2014年1月1日的非强制性规范。而成功率和失败率只能作参考并无多大的实际意见。重庆红岭医院在医患沟通记录中已经对风险进行明确告知。手外科的清创包括对皮肤、软组织、血管、神经、肌腱、骨骼的清创及必要的骨缩短。重庆红岭医院的手术记录载明根据伤情依次清创，清除创面挫伤污染失活组织，即包含清除骨折断端的碎骨片。重庆红岭医院取出污染失活碎骨块后，食指骨折断端剩余骨块嵌插即是骨缩短，因此不存在未实施骨缩短手术。因此，重庆红岭医院申请鉴定人员在一审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相关质询。之后，双方均同意重新进行鉴定。申请对医疗过错重新鉴定之前，刘伟敏申请对2013年6月22日手术同意书上刘伟敏签名上的两个指纹、麻醉同意书上刘伟敏签名上的指纹及医患沟通记录中其他内容上的指纹进行鉴定。双方共同选定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鉴定。因刘伟敏右手食指及左手小指已缺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采集了刘伟敏八个手指的指纹作为样本。2014年10月3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患者姓名为“刘伟敏”的《红岭医院医患沟通记录》原件“第十一项”手写字迹处的盖押印不是刘伟敏（除右手食指、左手小指）手指捺印形成。2、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患者姓名为“刘伟敏”的《重庆市红岭医院麻醉同意书》原件落款“刘伟敏”署名字迹处的押名指印不是刘伟敏（除右手食指、左手小指）手指捺印形成。3、不能认定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患者姓名为“刘伟敏”、其上手写记录填写8条《红岭医院创伤手外科、显微外科手术同意书》原件上患者意见并签字处“刘伟敏”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刘伟敏手指捺印形成。4、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患者姓名为“刘伟敏”、其上手写记录填写2条的《红岭医院创伤手外科、显微外科手术同意书》原件上患者意见并签字处“刘伟敏”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刘伟敏（除右手食指、左手小指）手指捺印形成。该鉴定产生鉴定费用2400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作出后，刘伟敏申请对“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刘伟敏的右食指截肢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鉴定，重庆红岭医院对此无异议。双方又共同选定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鉴定。但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13日发出退案函，称该案证据不全、超出该所的鉴定范围，对该鉴定事项作退案处理。重庆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退案后，双方再次选定由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对“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刘伟敏的右食指截肢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该鉴定机构通知医患双方进行前往鉴定所进行询问时，刘伟敏明未到场，其后鉴定机构与刘伟敏电话联系，刘伟敏表示不愿缴纳鉴定费。于是，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以此为由发出退案函对该鉴定作退案处理。之后，刘伟敏、重庆红岭医院双方均表示不再申请对医疗过错方面的鉴定。嗣后，刘伟敏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及误工时限进行鉴定。双方共同选定由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6年9月30日，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被鉴定人刘伟敏右手部分丧失功能的伤残等级目前评定为Ⅷ（八）级。2、被鉴定人刘伟敏的误工时限评定为240日。该鉴定产生费用1300元。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双方曾对重庆红岭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申请鉴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认为重庆红岭医院在告知制度、手术操作规范等存在过错。但刘伟敏不认可鉴定意见申请重新鉴定，重庆红岭医院不认可鉴定意见，同意重新鉴定。但之后重庆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和重庆市法正司法鉴定意见所均未出具新的鉴定意见书。结合双方的意见及举示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重庆红岭医院未取得刘伟敏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即由随同人员签字存在过错。虽然本例事件紧急，但相关规范对不能由本人签字或受托人员签字的情况下有明确规定，重庆红岭医院显然未按相关规定书写沟通记录、同意书等。而重庆红岭医院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病患本人或有选择权的他人进行沟通说明。因此，本案中重庆红岭医院在沟通等事项上存在过错。从病历书写上看，病历修改时应当进行区分。手术同意书应当载明手术名称等，但重庆红岭医院复印给患者的病历显然未有手术名称，因此本案中重庆红岭医院的病历书写上存在不规范。但患者入院时，自身伤势严重，而目前又未有其他鉴定意见可供参考，一审法院考虑上述因素，酌情确定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的损害承担百分之二十五的责任。关于刘伟敏的损失，医疗费，据票据确定为53014.7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每天按50元计算，确定为2700元。护理费，每天按100元计算，确定为5400元。误工费，结合上一年度的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刘伟敏要求按3000元计算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据鉴定意见，误工时限确定为240天，误工费确定为23671元。营养费，酌情确定2000元。交通费，酌情确定800元。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确定为163434元（20年*27239元/年*0.3），其女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计算因其误工为8个月，误工期满后其女儿已经年满17周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只计算一年，确定为1340.7元，侵权法上残疾赔偿金164774.7元。鉴定费，最后一次鉴定双方未提交票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纳入受理费部分进行处理，因此鉴定费票据确定为9600元。上述损失共计261960.4元，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百分之二十五的责任即为65490.1元。结合刘伟敏的残疾等级及院方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6000元，不再纳入比例分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第、第五十六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重庆红岭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伟敏65490.1元；二、被告重庆红岭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伟敏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本案受理费收取5950元、鉴定费1300元共计7250元，由原告刘伟敏负担5338元，由被告重庆红岭医院负担1912元。（因刘伟敏已经垫付受理费727元、鉴定费1300元，且鉴定费按比例由原告刘伟敏分担975元，由被告重庆红岭医院分担325元，所以刘伟敏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本院缴纳诉讼费3303元，被告重庆红岭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本院缴纳诉讼费1920元。）”本院二审审理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针对各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评论如下：关于刘伟敏所遭受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所作出的鉴定结论重庆红岭医院不予认可，重庆红岭医院与刘伟敏均同意重新鉴定，但此后重庆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和重庆市法正司法鉴定意见所均未出具新的鉴定意见书。在此情形下，结合双方的意见及举示的证据来看，重庆红岭医院在未取得刘伟敏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即由随同人员签字存在过错，重庆红岭医院显然未按相关规定书写沟通记录、同意书等；重庆红岭医院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病患本人或有选择权的他人进行沟通说明。因此，本案中重庆红岭医院在沟通等事项上存在过错。另外，从病历书写上看，病历修改时应当进行区分；手术同意书应当载明手术名称等，但重庆红岭医院复印给患者的病历显然未有手术名称，因此本案中重庆红岭医院的病历书写上存在不规范。现对于“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刘伟敏的右食指截肢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并没有其他鉴定意见可供参考，一审法院考虑患者入院时自身伤势严重、结合重庆红岭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过错及瑕疵，酌情确定重庆红岭医院对刘伟敏的损害承担百分之二十五的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伟敏认为重庆红岭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却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重庆红岭医院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却无法否认其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病历书写不规范、手术同意书非刘伟敏签字、捺印等事实，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重庆红岭医院应当在本案中免责，故对于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用应如何分担的问题。该鉴定系刘伟敏申请，鉴定结论是本案判决结果的依据之一，但并非唯一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相关情况确认该费用由刘伟敏和重庆红岭医院按照责任比例进行分担，并无不当。刘伟敏要求该笔费用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伟敏提到的营养费、交通费和精神抚慰金问题。营养费5000元和交通费2000元均系刘伟敏自称，并无实际产生之票据也无其他相应依据以佐证，故对该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无误。精神抚慰金6000元系一审法院结合刘伟敏的残疾等级及院方过错酌情确定，并未超过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刘伟敏认为应主张15000元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伟敏、重庆红岭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伟敏承担4030元，由重庆红岭医院承担15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敏审 判 员  周舟代理审判员  宋扬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书 记 员  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