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23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祥，男，汉族，1965年9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盐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但晓亮，四川星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干大良，男，汉族，1964年10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昱霖，四川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政，四川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国祥因与干大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6）川0124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国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邓国祥向干大良配送海椒，并联系组织车辆运输。运输车辆均由盐源县物流中心调配，总计向干大良配送了11车海椒，双方结账吨数以成都过磅数为计算依据，数据由干大良提供并向运输驾驶员核实，总计运输海椒273.26吨。因11车海椒的价格有异同，因而分别计算其价格，总价应为573716.3元，扣除干大良已经支付的368230元，其尚欠邓国祥205486.3元，而非一审认定的105485元。一审中，邓国祥提供了盐源县物流中心负责人的证人证言，实际发送了11车海椒给干大良，并且还提交了货运单及过榜数证实，还有货运司机出具的材料，均可证实实际货款总额，不能因为在结算清单形成后干大良付了100000元，就认定其支付的为欠款载明的金额。干大良未提供任何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全部款项，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干大良答辩称，干大良向邓国祥出具欠条后，已经支付了欠款170000元，尚欠100000余元，一审认定的欠款金额无误；但承担责任的主体认定有误，干大良是代表红码头食品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后果应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邓国祥与干大良存在供货关系，经口头约定，由邓国祥为干大良提供辣椒，邓国祥联系车辆从盐源等地将辣椒运输到郫县后，通知干大良，由干大良安排人员接收。关于供货总量，邓国祥陈述郫县过磅量为273.26吨，但干大良认为系220至230吨且没有单子无法确认。2015年11月7日，双方对货物款项结算，干大良向邓国祥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盐源县卫城镇大堰沟村7组邓国祥鲜辣椒计贰拾柒万伍仟肆佰捌拾伍元正此据成都红码头食品有限公司干大良2015.11.7日此款预计在12月30日前付清”。依据欠条，干大良尚欠邓国祥275485元，后干大良均通过吴艳账户于2015年11月8日向邓国祥支付100000元，2016年1月25日向邓国祥支付50000元，2016年5月20日向邓国祥账户支付20000元，另干大良通过吴艳账户于2015年10月7日出具欠条前向邓国祥支付100000元。关于欠付金额，干大良认为已结算清楚，依据欠条时间及金额，再减去之后支付的三笔，最终还欠邓国祥105485元；但邓国祥认为在出具欠条时，经结算，干大良尚欠邓国祥375485元，干大良承诺当场支付其100000元，只需出具尚欠275485元的欠条，但干大良未当场支付邓国祥100000元，虽然后来干大良支付了共计170000元，但干大良尚欠金额为205485元。但干大良对邓国祥上述的“干大良承诺当场支付其100000元，故只需出具尚欠275485元的欠条”的事实不认可。另关于义务主体，干大良认为购买系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承担责任，并举出成都市红码头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干大良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郫县豆瓣、复合调味品生产、销售等，邓国祥认为依据欠条及买卖事实，应由干大良本人承担。一审认定以上事实，采信的证据有：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邓国祥提交的双方身份证明、欠条、银行卡交易凭证，干大良提交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邓国祥提交的中介合同书、信息部等证明，仅说明邓国祥送货情况，缺乏收货的证据，马显祥证言证明力不足，其余证据不符合证据要求，一审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缺乏书面协议，针对干大良主张其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抗辩意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前提是法定代表人或其员工是否得到法人授权并以法人名义实施且与职务有关。本案中，欠条系干大良本人出具，并未加盖公司印章，虽然备注了“红码头食品有限公司”，但仅系干大良对个人身份的加注，并不一定代表该公司，否则干大良出具欠条时应对此向邓国祥说明；另一方面，在建立买卖关系过程中，都是邓国祥按照干大良要求供应货物，干大良指派人员接收，干大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买卖过程中向邓国祥明示系代表公司购买，且干大良并非通过公司账户，而系通过个人向邓国祥支付款项，在缺乏公司账目，货物入库、出库等使用情况证据情况下，反映的买卖关系主体仅系邓国祥与干大良，干大良购买后的使用行为，即自用、交付他人、交付公司系干大良对财产处分行为，与本案无关，故应由干大良本人作为合同一方对购买邓国祥货物拖欠货款一事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欠款金额，通过欠条及之后的支付扣除，尚欠金额为105485元，因欠条载明支付时间已届满，干大良应当向邓国祥支付该笔金额，邓国祥自述的“干大良承诺当场支付其100000元，故只需出具尚欠275485元的欠条”的事实缺乏证据，一审不予认可。关于邓国祥其他诉讼请求，经济损失200000元缺乏证据，车旅费及误工费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利息请求,干大良未及时支付导致的占用邓国祥资金利息损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干大良欠条承诺支付时间为12月30日前，虽然未写清年份，但结合之后在2015年11月8日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且约定不明情况下邓国祥有权随时主张，故付清时间应当认定为在2015年12月30日前，干大良至今未支付，属于违约，还应向邓国祥承担逾期付款损失。一审参照贷款利率，按罚息上浮一定比例予以计算，酌情确定为年利率8%，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干大良实际付清日止。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干大良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邓国祥货款105485元及利息，计算标准：以该款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8%计算；二、驳回邓国祥其他诉讼请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3827元，由干大良承担3315元，邓国祥承担512元。该费用已由邓国祥预交，干大良应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邓国祥。二审查明，1、除一审认定的干大良分别于2015年10月7日、2015年11月8日、2016年1月25日、2016年5月20日通过吴艳账户向邓国祥转账支付海椒货款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200000元外，其另于2015年10月20日向邓国祥转账支付50000元货款，故干大良总计通过转账向邓国祥支付货款320000元。2、双方均认可，货物运到成都的过磅数由干大良提供并与驾驶员核实，双方结账金额以成都过磅数为准。邓国祥提交了一份“结账清单”，其中详细记载了邓国祥分别组织从盐源县及云南运海椒到成都共11车，每车车牌、驾驶员、发货地过磅数、成都过磅吨数、总砘数、每车货物单价、总货款，以及干大良已支付的运费等，邓国祥据此主张成都过磅的总吨数为273.26吨，总货款金额为573716.3元，扣除干大良已支付的320000元及干大良已付驾驶员运费48230元，干大良尚欠邓国祥货款为205486.3元。本院要求干大良提交由其掌握的货物在成都过磅的单据，以及双方结算的应付货款的总金额，干大良称过磅单已经销毁，未提交任何证据，也不清楚货物总金额为多少，但对已付货款及驾驶员的运费无异议。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邓国祥与干大良于2015年11月7日形成的欠条真实有效，邓国祥主张打欠条时因对方承诺当场给10万元而未将该10万元记入欠条，即干大良的欠款除欠条载明金额外，另还有10万元。对此，邓国祥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本案中邓国祥向干大良供货后双方仅有一次结算，此后再未供货，且干大良已付款金额是清楚的，邓国祥主张打欠条时除欠条载明金额外还存在100000元欠款，应证明其供货的总额以及打欠条时尚欠金额。一审中，邓国祥提交的证据包括货运合同原件、发货地过磅单原件、货运单位经办人员在一审出庭时的证言，部分驾驶员书面陈述、身份证复印件，干大良通过账户向驾驶员转账支付的运费，以及邓国祥本人书写的详细的对帐清单。经审查，过磅单共11张（其中三张发货地为云南），与证人关于共发货11车的陈述一致；过磅单载明的每单过磅数及过磅总数与证人陈述一致，与驾驶员陈述也一致；邓国祥提供的成都过磅数与驾驶员提供的数据一致，也与干大良向驾驶员支付的运费金额相扣；考虑到货物的单价一般由邓国祥提供，故其提供的每车海椒单价较为可信。以上证据相结合，形成证据锁链，对证明总供货量及金额有较强证明力。另一方面，货物在成都的过磅单由干大良掌握，而其未提交，并且也未提交任何有关货物数量、金额、运费的证据，仅以“不记得、不清楚”回避举证。本院结合全案案情及双方举证情况，对邓国祥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对其主张供货总金额为573716.3元予以采信。欠条形成前，干大良已经支付150000元，并且产生驾驶员运费用48230元，故欠条形成时尚欠375486.3元（573716.3元-150000元-48230元），比欠条金额275485元多100001.3元，与邓国祥有关“打欠条时还有10万元干大良承诺当场支付”的主张一致。故本院对邓国祥的主张予以采信，除欠条载明金额，干大良还欠邓国祥100000元。干大良应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多向邓国祥支付100000元欠款。干大良称其出具欠条系代表红运食品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但欠条载明的欠款人为其本人，邓国祥据此也只主张由干大良承担责任，故本院对干大良的抗辩不予采信。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6）川0124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二、干大良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邓国祥货款205485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欠款金额205485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8%计算；三、驳回邓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27元，由干大良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54元，由干大良承担。以上费用已由邓国祥预交，干大良应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邓国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 洁审判员 侯文飞审判员 仇 静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谢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