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培良，男，196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润麒，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伟清，男，196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上诉人朱培良因与被上诉人吴伟清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培良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朱培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吴伟清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朱培良诉张顺志一案中，作证声称曾支付货款给朱培良，致使朱培良的诉讼请求金额被扣除了人民币110269元(以下币种同)，然而实际上吴伟清没有支付该款，现吴伟清无法提供当初支付货款的凭证，故其理应将该款支付给朱培良。根据此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判决书中的表述，朱培良有权就本案所涉债权向吴伟清进行追讨，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朱培良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予以驳回，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吴伟清辩称，不同意朱培良的上诉请求。吴伟清和朱培良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涉案110,269元均已经支付，并不清楚朱培良和张顺志之间的关系。朱培良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朱培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伟清支付朱培良加工费110,26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培良曾以案外人张顺志为被告，于2013年10月14日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7244号案，要求张顺志支付设备转让款27万元。张顺志提起反诉称：其自2008年5月28日至8月9日期间为朱培良加工了9万余只纸包装制品，加工费160,144.8元，朱培良仅支付了5,000元，要求朱培良支付剩余加工费155,144.8元。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培良与张顺志之间在2008年5月前曾经发生纸盒加工业务关系。2008年5月2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朱培良以27万元总价将烫金机等设备、槽钢若干以及650平方米的木地板全部转让张顺志，二年后开始支付转让款，三年内付清全部款项。协议第三条约定，朱培良在三年内的全部业务发放给张顺志，朱培良提供加工费，基本加工费在1.5元-1.8元之间，价格按纸盒的尺寸不同进行协商计算，并按加工单上双方签字为准。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朱培良于2008年6月5日委托搬场公司将全部机器设备(除了协议约定的650平方米木地板及若干槽钢外)搬运至张顺志经营的上海祯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该些设备交付后，张顺志至今尚未向朱培良支付转让款。自2008年5月29日至同年8月9日期间，张顺志为朱培良加工了价值49,875元的纸盒，为朱培良指定的客户吴伟清加工了价值110,269元的纸盒。朱培良于2008年7月4日支付张顺志现金5,000元，于2008年8月29日以支票方式向张顺志支付15,000元。自此以后的五年内，张顺志仍然未向朱培良支付设备转让款，朱培良也未向张顺志支付货款。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对吴伟清签名的合计货款价值为110,269元的15份送货单，认为鉴于该15份送货单结算联均在朱培良处，诉讼中证人吴伟清证明该15份送货单系其向朱培良下发订单后，已将货款支付朱培良，货物实际自张顺志处自提的事实，结合《协议书》第三条之朱培良向张顺志发放加工业务并支付加工费的约定，该些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该15份送货单的合同关系主体是朱培良与张顺志，吴伟清仅是货物的签收人，应当由朱培良向张顺志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朱培良应当支付张顺志货款合计160,144.80元，扣除朱培良已支付的20,000元，尚应支付余款140,144.80元，故于2014年5月19日做出判决：(一)张顺志支付朱培良设备转让款230,000元；(二)朱培良支付张顺志货款140,144.80元；以上(一)、(二)项相抵，张顺志应当支付朱培良89,855.2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案本诉案件受理费5,3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701元，合计诉讼费7,051元，由朱培良负担2,151元，张顺志负担4,900元。上述判决作出后，朱培良提起上诉，案号(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57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上述案件审理中，吴伟清曾于2014年5月12日陈述：该15张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系其于2008年5、6月发给朱培良，至同年8月初才做完；朱培良未按时完成，说他不做了，并称其与张顺志是合作关系，将吴伟清领至张顺志处，吴伟清后至张顺志处分批提货；货款有十三四万左右，吴伟清已经支付给朱培良，有支票也有现金。本案审理中，吴伟清表示已无法提供付款凭据，并称：系争15份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系朱培良、吴伟清之间的口头合同，双方约定提货即付款。一审审理中，朱培良自认：系争15份送货单对应的加工业务系2008年6月朱培良陪着吴伟清至张顺志的公司，吴伟清与朱培良商定了价格数量、朱培良又与张顺志谈妥了价格数量；吴伟清和朱培良说好交货期与质量标准，当时约定钱款结给朱培良、提货后就付款，后来吴伟清自行至张顺志处提货，于当年8、9月完成提货；2008年10月朱培良自张顺志处取得了系争15份送货单；2009年夏天，朱培良曾为加工款与吴伟清打架，当时朱培良让吴伟清将系争110,269元加工款付给张顺志或朱培良都可以，但吴伟清不答应；此后直至上诉另案起诉前，朱培良均未向吴伟清再主张过系争加工款。一审法院认为，系争15份送货单对应的加工业务，虽无相应的书面合同，但根据朱培良、吴伟清陈述的合意过程可知，该笔加工业务系朱培良、吴伟清之间发生的加工合同关系。朱培良亦在审理中自认，其与吴伟清曾约定过款项由吴伟清结算给朱培良、提货后付款，则2008年9月左右即吴伟清完成提货时付款期限就已届至，朱培良当时即可向吴伟清主张加工款。且根据前述双方之间的付款约定以及朱培良于2008年10月至张顺志处取得系争送货单的事实，可知朱培良对于吴伟清何时提货完毕即朱培良何时能向吴伟清主张加工款也是明知的。事实上，朱培良也的确于2009年6月左右向吴伟清主张过系争加工业务项下的欠款。此后至2013年10月朱培良因另案起诉，期间已经过四年之久，但朱培良在此期间从未向吴伟清主张过加工款，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故对朱培良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培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05元，由朱培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579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吴伟清表示其签字的货款已经支付给了朱培良，本案中吴伟清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关于吴伟清与朱培良的货款发生之基础及给付等事实非本案应予查明的事实，因此，如果朱培良确实未收到吴伟清支付的货款，那么朱培良在向张顺志支付完吴伟清签收的货款后，可以向吴伟清追偿。”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就涉案价值110,269元的货物，朱培良与吴伟清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而朱培良则将该货物交由张顺志进行实际加工，故朱培良与张顺志之间亦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这两份合同相互独立，应当分别由朱培良和吴伟清、张顺志和朱培良各自进行结算。张顺志和朱培良的加工合同结算问题，已经在(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7244号及(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579号案件中予以解决。而本案中朱培良所提出的款项，实际系吴伟清应当向朱培良支付的加工款。根据朱培良在一审中的陈述，朱培良与吴伟清约定钱款应结算给朱培良，提货后付款。朱培良还陈述2009年夏天追讨过该笔加工款。由此可见吴伟清于2008年8、9月完成提货后，即应当付款，且朱培良于2009年夏天再次向吴伟清提出了付款要求。即便按照最有利于朱培良的解释方式，本案所涉加工款的诉讼时效也应当于2009年夏天起算。至2013年10月朱培良向张顺志提起诉讼，已四年有余，此时本案所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已届满，朱培良提起(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7244号案件的诉讼行为已经无法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至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579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本案加工款的阐述，仅是从案件事实角度出发，对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及债权债务追偿路径作出的分析，并不表示吴伟清因此而丧失了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也不能造成本案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效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朱培良的诉讼请求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吴伟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无法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05元，由上诉人朱培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李非易代理审判员  王 曦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书 记 员  杜自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