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3741号原告：赵武红，男，196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甘肃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庆旭，男，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进财，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武红与被告陶庆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武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被告陶庆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进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武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陶庆旭返还赵武红借款2880000元（其中2000000元系借款本金，880000元系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的2年利息）；2.陶庆旭给付赵武红借款利息（该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3.诉讼费用由陶庆旭承担。事实和理由：赵武红与陶庆旭系朋友关系；2013年起，陶庆旭由于生意需要，向赵武红陆续借款2880000元，双方约定按借款金额月息2%的标准，陶庆旭向赵武红支付利息；赵武红碍于情面，将款项予以出借，但陶庆旭仅支付部分利息，本金至今未归还赵武红；2016年7月1日，赵武红、陶庆旭按照银行流水对账，经核算，除去已经支付的利息及其他债权债务外，陶庆旭仍欠赵武红借款2880000元未归还（含2年利息），并亲自向赵武红书写欠条2张，且承诺以上欠款于2017年7月1日前归还；现陶庆旭承诺的还款期限已过，赵武红多次索要此款项，但陶庆旭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赵武红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陶庆旭辩称，不同意赵武红的诉讼请求；认可陶庆旭与赵武红之间曾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是所借款项均已还清。第一，经核算，陶庆旭认可赵武红最初的出借金额为2585000元；第二，经核算，陶庆旭实际上已经偿还的借款金额为3060000元，上述还款情况在赵武红所提交证据材料中及陶庆旭所提交证据材料中均有体现；第三，陶庆旭与赵武红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且陶庆旭已经还清借款；第四，假设陶庆旭与赵武红存在借款利息约定，但赵武红的借款是陆续出借的，陶庆旭也是陆续归还的，根据借款和还款的时间顺序，遵循先还利息后还本金的原则，陶庆旭也已经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第五，陶庆旭还清借款本金或利息后还出具欠条的原因是这样的，正如赵武红所提供的聊天录像、电话录音、转账凭证显示那样，赵武红、陶庆旭之间存在多项资金往来，借款和还款交叉发生，加之借款和还款行为过去有一段时间了，陶庆旭对借款和还款的实际情况已经记不清楚，陶庆旭以为还有欠款才给赵武红出具的欠条；而且，陶庆旭与赵武红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借款发生后赵武红追款比较强势，陶庆旭是在赵武红的不停追讨压力和第三人田某的担保下碍于朋友情面才按照赵武红理解的金额出具的欠条，欠条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不是陶庆旭的真实意思表示；陶庆旭在出具欠条当日家里有急事，欠条是在没有与赵武红对账的基础上出具的，欠条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不是陶庆旭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六，欠条是认定民间借贷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证据，还要结合客观发生的转账凭证等证据加以认定，何况赵武红在庭审时已经承认欠条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本金不是2480000元而是2000000元，480000元和400000元均是提前计算的利息，由此可见该欠条的内容不能尽信。综上所述，不管本案是否存在利息，陶庆旭均已还清借款本金或利息，赵武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判，维护陶庆旭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武红、陶庆旭系朋友关系；自2013年3月起，赵武红（出借人）陆续向陶庆旭（借款人）提供借款，双方还存在代收货款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经赵武红、陶庆旭就之前所发生各项借贷关系的借款及还款情况，以及其他债权债务一并对账核算，在2016年7月1日，陶庆旭向赵武红出具2张欠条；其中一张欠条（以下简称欠条一）载明：“今有陶庆旭欠赵武红人民币贰佰肆拾捌万元整（2480000.00）于2017.7.1之前还清”，陶庆旭在该欠条落款处签字并捺印，注明出具时间为2016年7月1日，同时注明公民身份号码及联系地址；另一张欠条（以下简称欠条二）载明：“今陶庆旭欠赵武红现金肆拾万整（400000.00）”，陶庆旭在该欠条落款处签字并捺印，注明出具时间为2016年7月1日。对欠条一，赵武红解释称，欠付金额2480000元中包含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欠条出具之日（2016年7月1日）至约定还款之日（2017年7月1日）期间的利息480000元，即年利率为24%；对欠条二，赵武红解释称，欠付金额400000元指的是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的利息，考虑到陶庆旭很可能在2017年7月1日前不能偿还欠条一所约定款项，所以对之后1年的利息又进行了约定，允许陶庆旭在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再使用借款1年，该利息系以借款本金2000000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在计算结果中免除了80000元利息，所以欠付金额为400000元。就实际提供借款情况，赵武红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转账凭条、北京银行客户回单，并陈述称，第1次借款合计500000元（自2013年3月22日至2013年3月31日，共10笔，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的方式，自赵武红账户至陶庆旭账户），之后于2013年4月8日转账汇款100000元，于2013年4月18日转账汇款500000元，于2013年7月10日转账汇款400000元，于2013年7月11日转账汇款500000元，于2013年7月17日转账汇款235000元，于2013年8月28日转账汇款50000元，于2013年9月26日转账汇款200000元，以上合计2485000元；赵武红还陈述称，通过案外人管青梅于2013年4月30日向陶庆旭转账汇款100000元，通过赵武红爱人何巧苓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5月27日向陶庆旭转账汇款100000元，通过北京中友海峰储运有限责任公司（系赵武红的朋友经营的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向陶庆旭所经营的巨野鸿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汇款100000元，并于2013年5月、6月份给付陶庆旭现金100000元，上述全部借款本金合计2885000元，至赵武红与陶庆旭于2016年7月1日结算时，陶庆旭还欠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对赵武红的上述主张，陶庆旭认可何巧苓转账给陶庆旭的100000元系赵武红所提供借款，认可发生在2013年3月22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10笔款项（合计500000元）系赵武红向陶庆旭所提供借款，认可分别发生在2013年4月8日、4月18日、7月10日、7月11日、7月17日、8月28日、9月26日的7笔款项（合计1985000元）系赵武红向陶庆旭所提供借款，不认可赵武红所主张管青梅于2013年4月30日向陶庆旭转账汇款100000元，不认可赵武红所主张曾在2013年5月、6月期间给付陶庆旭现金100000元，不认可北京中友海峰储运有限公司向巨野鸿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汇款100000元与本案有关，上述认可的借款本金合计2585000元。就陶庆旭认可欠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一直在催款的事实，赵武红提交数段其及其配偶何巧苓与陶庆旭的对话录音及聊天录像；在视听资料中，对于欠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一节，部分录音中陶庆旭对欠付金额有异议，但大部分录音中陶庆旭未提出异议，而是反复称工程项目不好做，工程款要的很费劲，这几年创业很难，这几年都没干活，确实兜里没钱，没有钱还款。就还款情况，陶庆旭提交6张自陶庆旭向赵武红转账汇款的电子银行回单，交易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24日（金额为100000元）、2014年7月13日（金额为200000元）、2015年2月17日（金额为200000元）、2013年12月17日（金额为500000元）、2013年12月17日（金额为500000元）、2014年3月17日（金额为500000元），上述交易时间均发生在2016年7月1日核算前，金额合计2000000元，陶庆旭据此主张已偿还完毕全部借款；对上述电子银行回单，赵武红质证称，认可总额为500000元（分别为1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的款项系偿还部分借款利息，但该还款情况在借贷双方订立2016年7月1日的欠条时均已核算，其他3笔款项（每笔均为500000元）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系帮助代收的部分工程款，且交易时间均发生在2016年7月1日结算前，对账时已考虑代收工程款等情况；对上述代收工程款主张，经陶庆旭庭后核实，发生在2013年12月17日的两笔款项（每笔均为500000元）确实是赵武红所称的工程款，不是陶庆旭的还款，但主张发生在2014年3月17日的款项（金额为500000元，电子回单的附言为“还款”）系偿还借款；陶庆旭还主张，在赵武红所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还有大量的转账记录可以体现陶庆旭的还款情况，并主张经其核算，还款金额合计3060000元，本案借款均已还清。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武红、陶庆旭之间除发生民间借贷的资金往来（赵武红提供借款及陶庆旭还款）之外，还存在代收货款等多种法律关系，双方确曾发生大量资金往来，但均发生在2016年7月1日出具2张欠条前，即该欠条系对双方之间剔除代收货款等资金往来后，对所发生历史借贷关系的最终结算；陶庆旭否认欠条所确认债务数额的真实性，但本案原、被告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交往多年的朋友，均有能力认知签写欠条（实为最终结算单）的法律后果，陶庆旭不仅出具欠条，而且还在欠条上注明公民身份号码及联系地址，除签字外还捺印确认，诚实信用既是经济生活又是日常交往的基本准则，在没有证据证实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等情况下，应认定欠条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出具金额如此巨大的欠条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直至本案审理时，既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陶庆旭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处理，亦没有证据证实陶庆旭在本案诉讼之前有要求撤销欠条的意思表示，相反，在赵武红反复催要款项的情况下，陶庆旭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以无钱为由拖延还款，故对该欠条所载明内容之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需指出，考虑到双方借贷频繁，金额巨大，占用款项时间较长，陶庆旭一边主张赵武红向其提供借款258500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一边又主张其已偿还借款3060000元，上述主张之间显然矛盾；由此可见，赵武红与陶庆旭之间的借贷并非无息借贷，在资金往来中，赵武红所收取款项中应包含利息、代收货款等内容。换言之，根据已查明事实，赵武红确已向陶庆旭提供大量借款，陶庆旭确已偿还部分借款，双方之间还存在代收货款等其他法律关系，之后双方于2016年7月1日订立欠条，如陶庆旭要推翻欠条这一直接证据，其应负较高证明责任，因其所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该欠条，故对该欠条的证明力，应予确认。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所形成借贷关系属合法借贷，有欠条及转账记录、对话录音等可以佐证，欠付本金数额应为2000000元；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现赵武红认可欠条一中的2480000元包含本金2000000元及出具欠条之日（2016年7月1日）至还款期限届满前（2017年7月1日之前）的利息480000元（年利率24%），系作出对陶庆旭有利的自认（即认可本金数额少于欠条所载明总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赵武红认可欠条二中的400000元系2017年7月1日之后的1年利息，系作出对陶庆旭有利的自认（即认可欠条所载明金额为利息，并非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欠付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合计880000元，陶庆旭未按约定履行，其应予偿还。关于2018年7月1日之后（含该日）的逾期利息，赵武红要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为480000元，即年利率为24%，但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的利息为400000元，即年利率为20%，故应按照年利率20%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陶庆旭应偿还赵武红借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880000元，并自2018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给付逾期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陶庆旭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武红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880000元；二、陶庆旭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武红逾期利息（该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二○一八年七月一日起算，至陶庆旭偿还上述借款本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计算）；三、驳回赵武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20元，由陶庆旭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 振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