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辜良杰，男，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孝成，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柳街镇。法定代表人：高学强，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彬，四川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诚，男，汉族，1969年6月4日出生，住南京市玄武区，系公司员工。原审被告：辜桂英，女，198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原审被告：程迪梅，女，197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诉人辜良杰因与被上诉人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洋纸业）、原审被告辜桂英、程迪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1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辜良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三洋纸业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三洋纸业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辜良杰欠付货款413046.43元错误，辜良杰已经超额支付了货款，并无欠账。2、一审漏查了辜良杰于2015年4、5月份支付的两笔货款共计244355元的事实。3、一审认定三洋纸业于2015年1月8日至6月26日期间供货249761.77元错误，三洋纸业该期间实际供货188172.63元。4、辜良杰有理由相信马学琴收取货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马学琴于2015年4月18日、4月29日出具的收条收取的货款共计287675.66元应当计算入辜良杰支付的货款。5、一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马学琴，属程序严重违法。6、一审受理费收取有误。7、一审采信的2014年12月31日对账函不真实，对账函上的时间相互冲突，回执中李瑞的签字不能代表辜良杰。三洋纸业辩称：1、一审关于欠付货款的事实认定正确。2、双方合同约定未经公司授权，员工不得私自收款，否则引起相关后果由付款人承担，故马学琴收取款项的行为不属于公司行为，不应认定为支付的案涉货款，且马学琴也未将收取的款项上交三洋纸业。3、辜良杰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4、马学琴的诉讼地位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属于应追加的情形。5、2014年12月31日的对账函真实有效，虽落款时间有冲突，但对账的内容一致，不影响对账函内容的认定。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辜桂英、程迪梅辩称：同意辜良杰的上诉意见。三洋纸业一审中的诉讼请求：1、判令辜良杰、辜桂英、程迪梅向三洋纸业支付货款413046.43元及按月息2%支付从2015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二、本案诉讼费由辜良杰、辜桂英、程迪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辜良杰、辜桂英系兄妹关系，辜良杰、程迪梅系夫妻关系。辜良杰开设全星包装厂，辜桂英在该厂负责收、发货，程迪梅负责财务，该厂未进行工商登记。2012年三洋纸业与辜良杰建立买卖关系，约定由三洋纸业送货到全星包装厂。之后，三洋纸业依约提供纸板，辜良杰亦在2012年12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程迪梅的账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三洋纸业付款1609289元。2014年12月31日，成都市全星包装厂在三洋纸业发出的对账回执上盖章，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欠三洋纸业货款612714.69元。2015年1月8日至6月26日，三洋纸业向辜良杰提供价值249761.77元的纸板，2015年2月10日至7月15日，辜良杰仍通过程迪梅的账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三洋纸业支付货款343070元，并通过马学琴支付现金16360元，三洋纸业于2015年3月31日向全星包装厂出具了收款专用收据。三洋纸业与辜良杰开设的全星包装厂发生买卖关系期间，在2013年12月31日辜桂英以全星包装厂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以及2015年6月1日辜良杰与三洋纸业签订的两份《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均约定：1、双方于每月25日-30日核对当月供货额，次月十五日前需方全额付清该货款，逾期按占用资金的月2%支付供方违约金；2、未经我公司（三洋纸业）书面授权同意，业务员不得收取现金货款或经业务员私人账户（银行卡）转账，否则引起的相关后果由客户承担。后因三洋纸业发现马学琴挪用资金，遂诉至法院。另，2015年4月18日、4月29日，三洋纸业销售人员马学琴向全星包装厂出具分别收到货款227675.66元和60000元的收条，三洋纸业于4月21日向全星包装厂出具收款专用收据，收到货款90000元。2016年5月19日，马学琴因犯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处刑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辜桂英、程迪梅是否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虽然全星包装厂未进行工商登记，但仍然以全星包装厂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并且辜良杰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三洋纸业签订合同，因此，辜良杰应对全星包装厂所欠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程迪梅与辜良杰系夫妻关系，全星包装厂所负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系夫妻共同债务，程迪梅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辜桂英在全星包装厂负责收货，三洋纸业无证据证明辜桂英系全星包装厂的出资人或者合伙人，因此，辜桂英在全星包装厂负责收货只能是一种职务行为，这点也可以从辜桂英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三洋纸业签订合同得以印证。故，三洋纸业要求辜桂英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辜桂英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予以采纳。二、关于结算的问题。首先，三洋纸业依约向全星包装厂提供纸板，并且送货至全星包装厂内，全星包装厂实际也使用了该纸板；其次，辜良杰以全星包装厂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并且在对账函上加盖公章，根据公平原则，辜良杰也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因此，辜良杰、辜桂英、程迪梅对不是辜良杰签名的对账函不予认可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采纳。三、关于三洋纸业销售人员马学琴出具收条载明的金额如何确认的问题。在三洋纸业与辜良杰的全星包装厂签订的两份《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均约定：…2、未经我公司（三洋纸业）书面授权同意，业务员不得收取现金货款或经业务员私人账户（银行卡）转账，否则引起的相关后果由客户承担。根据该约定，辜良杰、程迪梅是知晓马学琴在收取货款时应该持有三洋纸业的书面授权书。本案中，辜良杰、程迪梅在马学琴没有书面授权书的情况下将货款交付马学琴，且未得到三洋纸业事后追认，因此，辜良杰、程迪梅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三洋纸业依约向辜良杰开设的全星包装厂提供纸板，并经双方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辜良杰应依法承担付款的义务；程迪梅与辜良杰系夫妻关系，全星包装厂所负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系夫妻共同债务，程迪梅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故三洋纸业要求辜良杰、程迪梅支付货款413046.4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予以支持。三洋纸业与辜良杰在《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双方于每月25日-30日核对当月供货额，次月十五日前需方全额付清该货款，逾期按占用资金的月2%支付供方违约金”，但双方实际并未依约按时结算、付款，故三洋纸业要求从2015年7月31日起计算违约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对三洋纸业主张违约金的请求，一审予以支持，但应以三洋纸业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违约金；同时，双方按月息2%支付违约金的约定未超过年利率24%，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一审经查明的应付货款为413046.46元，而三洋纸业主张货款413046.43元，是其处分权利的行为，一审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辜良杰、程迪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洋纸业支付货款人民币413046.43元，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月息2%支付从2016年8月16日起至上述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三洋纸业对辜桂英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三洋纸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326元，由辜良杰、程迪梅承担。二审中，辜良杰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年5月8日对账函，2、2015年6月6日对账函，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一审漏查了辜良杰4、5月份另向三洋纸业现金支付共计244355元，且4月29日马学琴出具的收条中的5万元承兑汇票三洋纸业已经背书成功，三洋纸业已经收到该5万元，一审漏查了这一事实。三洋纸业质证认为，对两份对账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对账函中载明的4、5月份已收货款已经包含在一审已查明的已付款中，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三性不予认可，马学琴的收款不是职务行为，且收款时间是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本院认为，对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6日对账函，加盖有三洋纸业财务专用章，虽三洋纸业对印章真实性不确定，但并未申请鉴定，故本院对该两份对账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对账函予以采信。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因回单中的支票承兑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与辜良杰主张的马学琴于2015年4月29日出具收条收到该支票相矛盾，故不能达到辜良杰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三洋纸业举示的2015年1月至6月向全星包装厂发货的发货单载明货款金额共计249761.77元，其中收货人为辜敏燕、李瑞的送货单货款金额共计217120.25元，收货人为李国安、黄某（笔迹似）的送货单货款金额共计32641.52元。2015年4月份产生一笔退货，金额为714.38元。辜良杰2015年1月至7月通过程迪梅银行账户向三洋纸业转账金额分别为：2月10日100000元，2月10日83070元，3月28日50000元，6月4日30000元，7月10日20000元，7月15日60000元。三洋纸业2015年3月31日出具收据收到辜良杰货款16360元，2015年4月21日出具收据收到辜良杰货款90000元。辜良杰二审提交的2015年5月8日对账函中载明：“全星包装厂：……2、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止收款金额120755元，……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加盖三洋纸业财务专用章）”，5月8日对账函下方对账回执尾部手写内容载明：“补充说明：3月31日扣款说明金额24195元未减，李瑞，2015年4月30日”。辜良杰二审提交的2015年6月6日对账函中载明：“全星包装厂：……2、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止收款金额123600元，3、截止2015年5月31日，贵公司共欠我公司货款268564.4元，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加盖三洋纸业财务专用章）”。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辜良杰欠付的案涉货款的金额是多少？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首先，关于三洋纸业举示的2014年12月31日的对账函是否应采信的问题。该对账函上部为三洋纸业发函内容：“截止2014年12月31日，贵公司共欠我公司货款612714.69元”，下部为对账回执，为全星包装厂填写内容：“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我单位欠贵公司货款612714.69元，……欠款单位：李瑞（加盖成都市全星包装厂印章）”。三洋纸业主张，对账回执中加盖有全星包装厂印章，还有全星包装厂工作人员李瑞的签字，故该对账函系真实的，应予采信。辜良杰主张，全星包装厂并未工商登记，对账函中的印章不真实，李瑞并非全星包装厂工作人员，其签字不能代表全星包装厂和辜良杰，且对账函三洋纸业发函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对账回执中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落款时间与常理不符，故该对账函不应采信。本院认为，虽然对账函中发函和回执的落款时间不符合常理，但发函和回执的内容均是对2014年12月31日前的双方交易金额的一个结算，相互对应，落款时间的瑕疵并不影响对账函内容的效力，故本院对辜良杰主张的对账函落款时间有瑕疵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全星包装厂的印章的效力，因全星包装厂并未工商登记，故对账函中的印章应为虚假印章，没有效力。关于李瑞的签字能否代表辜良杰，本院认为，辜良杰二审中举示的2015年5月8日对账函下方对账回执尾部，有李瑞书写的手写体内容，该手写体内容与上方三洋纸业的发函内容相呼应，系账目的反馈意见。根据常理，该对账回执部分本应辜良杰方填写后交予三洋纸业，而该对账回执中有李瑞书写的对账内容并签字，辜良杰在本案中举示该份证据，应视为其对李瑞系全星包装厂工作人员的身份的一种认可，故李瑞在2014年12月31日的对账函中的签字能够代表全星包装厂。综上，本院对三洋纸业举示的2014年12月31日的对账函予以采信。其次，关于三洋纸业供货总金额的问题。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全星包装厂欠付三洋纸业货款为612714.69元。关于2015年供货金额，三洋纸业主张为249761.77元，辜良杰主张，2015年的发货单中，只认可收货人为辜敏燕和辜桂英的发货单，其他的发货单均不认可。本院认为，李瑞系全星包装厂的工作人员，其在发货单中的签字能够代表全星包装厂，故本院对辜敏燕、李瑞、辜桂英签字的发货单予以采信，计算入三洋纸业的2015年供货金额。对于收货人为李国安、黄某（笔迹似）的发货单，因辜良杰对该2人的身份不予认可，三洋纸业又没有证据证明该2人系全星包装厂工作人员或辜良杰指定的收货人，故对该部分发货单金额，本院不予确认。综上，三洋纸业2014年12月31日应收货款为612714.69元，2015年的供货金额为216405.87元（217120.25元-退货金额714.38元），合计应收货款为829120.56元。第三，关于辜良杰支付货款的总金额的问题。辜良杰于2015年起通过银行转账向三洋纸业支付货款343070元，三洋纸业于2015年3月31日、4月21日分别出具收据认可收到货款共计106360元。2015年5月8日对账函载明辜良杰4月份共计支付货款120755元，因三洋纸业4月21日收到辜良杰货款90000元前面已经计算，故辜良杰2015年4月份另支付货款30755元（120755元-90000元）。2015年6月6日对账函载明辜良杰5月份支付货款共计123600元。以上辜良杰支付的货款共计603785元。另，辜良杰主张马学琴于2015年4月18日出具的收条金额227675.66元，于4月29日（未书写年份，辜良杰主张为2015年）出具的收条现金10000元、支票50000元共计60000元，该2张收条的款项均是支付的案涉货款，应算作付款金额。三洋纸业认为，辜良杰和三洋纸业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未经我公司书面授权同意，业务员不得收取现金货款或经业务员私人账户（银行卡）转账，否则引起的相关后果由客户承担。”故马学琴私自收款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不能认定为向三洋纸业支付的货款，相应后果应由辜良杰承担，对马学琴出具的2张收条不予认可。辜良杰抗辩称，2014年与2015年签订的两份《工业产品购销合同》有空档期，即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双方并未签订合同，故该期间马学琴的收款应认定为向三洋纸业支付的货款。本院认为，截止2014年12月31日辜良杰欠付货款为612714.69元，而截止2015年4月17日，辜良杰的还款数额总计为280185元（含4月份无法确定具体还款日期的30755元），对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债务，辜良杰尚欠332529.69元没有归还。而马学琴于2015年4月18日出具收条载明的款项（227675.66元），即使是代收的案涉货款，按照交易习惯，也应视为是归还在先到期的债务，即归还2014年12月31日前的货款。而2014年12月31日前双方的交易往来，应受双方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的约束，故马学琴于2015年4月18日出具收条的行为，违反《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不应视为支付的案涉货款，相应后果应由辜良杰承担。对于4月29日的收条，因未载明书写年份，辜良杰二审举示的电子回单证据证明收条中的支票已经于2014年12月1日被三洋纸业承兑了，故4月29日的收条中载明的款项即便是支付的货款，也应该在2014年12月31日对账函中已经予以结算，辜良杰主张再次计入已付货款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辜良杰未支付的货款共计225335.56元（829120.56元-603785元）。根据2015年6月6日对账函载明，截止2015年5月31日，辜良杰共欠三洋纸业货款268564.4元，该金额为三洋纸业自认金额，三洋纸业2015年6月份供货金额为53988.5元。按照三洋纸业2015年6月6日自认的对账函金额计算，三洋纸业应收款为322552.9元。辜良杰于2015年5月31日之后还款数额为11万元，故辜良杰的未付货款应为212552.9元。该金额为三洋纸业自认的辜良杰欠付货款金额，低于本案依据事实查明的未付款金额225335.56元，系三洋纸业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对辜良杰欠付三洋纸业货款的金额确定为212552.9元，利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月息2%支付从2016年8月16日起至上述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一审关于辜桂英不应承担案涉货款的支付责任的认定正确，程迪梅与辜良杰系夫妻关系，全星包装厂所负债务发生在程迪梅与辜良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系夫妻债务，程迪梅应当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关于应否追加马学琴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马学琴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当。综上，辜良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1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对辜桂英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1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辜良杰、程迪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13046.43元，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月息2%支付从2016年8月16日起至上述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第三项，即“驳回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辜良杰、程迪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212552.9元，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月息2%支付从2016年8月16日起至上述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减半收取4750元，诉讼保全费4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以上合计18270元，由都江堰市三洋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481元，辜良杰负担77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琦审判员 胡张映雪审判员 苏  展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李 高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