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3民初6599号原告：郑小春，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代理人：杜建人，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亚萍，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索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吴苏权，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洪涛，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索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萧云路XXX号。法定代表人：袁珍亚。委托代理人：宝化军，上海瑞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小春与被告上海索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科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索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肯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审判员王玉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小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杜建人、徐亚萍，被告索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洪涛，第三人索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宝化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小春诉称，原告与其他几位股东于2008年共同投资设立了索肯公司，索肯公司聘用原告担任总经理。之后因经营需要，原告与几位股东在国内于2010年6月投资设立了索科公司，原告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总经理。实际上两家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原告工作地点未发生变化，同时为两家公司服务。原告与索肯公司签订了期限为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0,000元/月，由索肯公司通过转账和现金的形式发放，因前期公司资金紧张，每月先发放10,000元，其中5,000元转账、5,000元现金，剩余20,000元年底一次性结算，但一直未发放，自2012年11月起索肯公司不再为原告发放工资。2010年6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索肯公司每月仅支付了10,000元，尚有5,800,000元未发放。2012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索肯公司未为原告发放工资，尚欠1,170,000元。原告认为，原告系为索科、索肯两家公司工作，平时内部决策、对外经营均是使用索科公司的名义，实际上原告与两家公司间都存在劳动关系，目前原告仍在为索科公司工作。索肯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08年2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索科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0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原告不仅是股东和投资人，还具有劳动者的双重身份。股东之中除了原告，其他股东均在外地或者国外，也另外有生意要做，只有原告负责索科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原告仅占有13%的股份，并不是大股东，也不可能无偿奉献，因此其他股东才一致同意支付原告劳动报酬。虽原告之后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但仍然担任副总经理，工作内容并未变化，且一直是索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经营。索科公司从未出具过书面的文件解除与原告间的劳动关系，也未办理过交接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要求索科公司支付：1、2010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工资1,750,000元；2、因拖欠工资的赔偿金1,750,000元。被告索科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索科公司对原告所陈述的投资情况以及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无异议，但原告担任索科公司和索肯公司的总经理，公章也均在原告处，据索科公司了解，索肯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索肯公司2009年1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确为原告每月发放10,000元，但原告与索科公司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索科公司认为，索科公司与索肯公司系独立的法人，索科公司未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建立过劳动关系，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为索科公司实际提供了劳动，且原告不在担任索科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之后长时间内也未提出过支付工资的主张，索科公司为原告代缴社会保险费(原告个人提供资金)的行为仅是对股东的帮助，不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被告索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索肯公司述称，索肯公司对原告陈述的索科公司与索肯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异议，原告担任过索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因原告作为总经理负责保管索肯公司的公章，具有和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的便利，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不能代表其他股东和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虽原告与索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总经理的待遇应由董事会决议。索肯公司确于2010年6月至2012年9月期间每月为原告发放10,000元，2012年9月原告辞去总经理职务，不再履行总经理职责，仅具有股东的身份。原告与索科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索肯公司认为，原告于2012年10月之后不再担任总经理，也未为索肯公司提供过劳动，且原告应当于2013年10月之前申请劳动仲裁，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针对被告索科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告表示：索科公司与索肯公司系混同的，公章并不是由原告保管，而是由行政部门保管。由于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均是由原告出面签订的，经其他股东同意，原告才以索肯公司的名义与自己签订了劳动合同。经审理查明，索科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工商登记成立，原告系索科公司股东，并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2012年9月20日经索科公司董事会决议，免去原告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原告与索肯公司签订有期限为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索肯公司系索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于2016年11月1日投资人变更为上海洛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同时兼任索肯公司的总经理职务。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1月9日原告因挪用单位资金涉嫌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执行逮捕关押，2015年1月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另查明，原告于2016年2月1日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索科公司支付2010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拖欠的工资1,750,000元以及100%赔偿金17,500,00元。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对原告对原告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的裁决。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08年6月6日董事会决议和转股协议书；证明原告参与设立了索肯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索科公司、索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索科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索肯公司表示原告作为股东，并不必然与索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索科公司2010年6月2日董事会决议；证明索科公司聘用原告担任总经理，总经理不是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索科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系索科公司的股东，系法定代表人兼任总经理，原告并非职业经理人，二者之间不能割裂。索肯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3、索肯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该场地和厂房实际上就是索科公司的，索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苏权代表索肯公司在合同上签字，证明两家公司系混同经营。索科公司、索肯公司对该证据均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该场地和厂房属于索肯公司所有，索科公司并不享受出租收益，索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苏权作为索肯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字。索肯公司同意索科公司意见。4、2015年5月4日索科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以及原告的银行对账单；会议纪要证明10位股东出席股东会，该会议纪要系律师助理手写，会后分发给给各位股东，当时原告表示：“公司目前还欠本人工资，每月叁万元人民币，公司每个月只支付了壹万元，尚余贰万元每月。公司尚欠本人垫付报销的费用。”吴苏权表示：“2012年郑小春的工资，按照之前股东会决议执行。其余工资在公司账目查清楚之后做统一结算。公司原董事长叶郑道签字同意之后，股东会认为合理之后报销。”银行对账单证明自2009年4月起索肯公司为原告发放工资。索科公司对该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该会议并未形成正式的决议，共计11名股东，到会9名，均是个人就各自的事情进行陈述，吴苏权也未表示索科公司于2012年之后还欠原告工资。索科公司自2013年起未经营过，仅因索肯名下的土地和厂房政府正在进行处理，故未予注销。对银行对账单真实性无法确认。索肯公司对会议纪要表示不清楚，吴苏权也不能代表索肯公司做任何承诺，对银行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5、索科公司的复函复印件；证明在该复函中，索科公司承认与原告结算在股东会提出的工资。索科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原告并未出示原件。索肯公司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6、2012年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纪要、原告名片、授权书、空白授权书、起诉书；证明索科公司在指控原告刑事犯罪时陈述原告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已经认可了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但原告不担任总经理之后还继续担任副总经理，因之前与索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权利义务均未发生变化，故无需再与索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索科公司对证据6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会议纪要中并未认定与原告间的劳动关系，名片、空白授权书也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依据。原告确在索肯公司处担任过总经理，在索科公司处担任过副董事长，但与索科公司间并非劳动关系。索科公司在指控原告刑事犯罪时并未否认原告担任总经理，但担任总经理不代表建立劳动关系。原告系大股东，且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不能提供劳动。另外，上述会议纪要中的部分内容也并未实施。索肯公司同意索科公司上述意见。7、朱秋珍的证人证言；朱秋珍发表以下证言：“我是2012年2月入职，劳动合同是与索肯公司签订的，但我是为索科和索肯两家公司做财务的，担任财务经理，两家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所有员工都是在一起办公的。2012年11月董事长吴苏权让我计算原告2009年1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工资，我询问吴苏权按照什么标准计算，答复说按照30,000元计算，扣掉每月10,000元，大概100万左右。我已经于2013年7月离职，系被无故辞退，之后经法院判决后我已经拿到了钱款。离职之后的情况我不清楚”。被告索科公司对朱秋珍的身份无异议，但表示证人仅了解2012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情况，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均不了解，吴苏权并未出具书面的文件，不能作为计算工资的依据，且证人也曾与索科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索肯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表示证人与索科公司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审理中，被告为证明主张提供了银行对账单，证明原告自行提供资金由被告索科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还有一部分是原告现金支付的。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3月24日原告被刑事拘留后，索科公司通知原告不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如要继续缴纳需要自行出资，故原告2014年4月10日开始将钱款交给索科公司，再由索科公司代为缴纳。索肯公司同意索科公司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索科公司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索科公司是否欠发原告工资？原告主张索科公司与索肯公司系实际上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属于混同经营，故原告与索科公司公司以及索肯公司间均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原告的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原告仅领取了2010年6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的部分工资，之后未再领取，对此原告提供了索科公司复函复印件、2015年5月4日索科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以朱秋珍的证言等予以佐证，但是复函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比对，索科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复函的真实性，本院难以采信。朱秋珍已经于2013年7月离职，并自述对其后的情况亦不清楚且吴苏权系口头告知其原告的工资标准系30,000元/月，故其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原告与索科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2015年5月4日索科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原告提出了要求支付工资事宜，吴苏权答复“2012年郑小春的工资，按照之前股东会决议执行。其余工资在公司账目查清楚之后做统一结算”，其中并未明确欠付工资的具体期限以及支付主体，故该会议纪要尚不足以支持原告要求索科公司支付工资的主张。一般而言，劳动者仅与一家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该单位支付劳动报酬，而又主张同时为该单位及其关联公司等多家单位提供劳动的，认定劳动者与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更为适当。本案中，原告与索肯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且索科公司、索肯公司以及原告对索肯公司为原告发放了2010年6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工资均无异议，故认定原告与索肯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更为符合常理。另，被告索科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并不必然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索科公司和索肯公司均系经工商登记的独立法人，故原告要求被告索科公司支付2010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工资以及拖欠工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小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郑小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王玉平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书 记 员  黄华娣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