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9民初1279号原告：宋坤，男，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玲，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智慧，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易志华，男，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林，安徽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红波，男，197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XXX号学府名都小区16幢21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超，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闫家宝，男，197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XXX号金域华府3幢14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峰，安徽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宿州市圣铭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张绍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峰，安徽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坤与被告易志华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通知王红波、闫家宝、宿州市圣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铭置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玲律师、邓智慧实习律师，被告易志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林律师，第三人王红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刚律师、杨玉超实习律师，第三人闫家宝及圣铭置业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峰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欠款490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49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合伙开发房地产，开发结束后，经结算原告分得安徽省宿州市人民南路健康产业园房产10套。经原、被告协商，被告以800万元的价格受让该10套房产，并承诺于2015年11月31日前付清，如到期不付，按三分利率计息。到期后，被告仅于2016年1月1日支付310万元，利息15万元，尚欠490万元。被告于当日承诺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三分利率计息。此后原告多次催讨未果。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并无任何关系，原告提供的欠条上所写10套房产的转让行为是无效的。系争10套房产由圣铭置业公司开发建设，转让行为未获得圣铭置业公司的同意，且现圣铭置业公司明确表示拒绝为该10套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因此原告要求其支付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圣铭置业公司的股东是三名企业法人，即太和县嘉航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航公司)、合肥市如昕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昕公司)、上海昕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彬公司)，并非原告所说的由原、被告合伙开发房地产。原告至今未取得该10套房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导致房屋无法交易，产权无法转移给被告。其已经于2016年12月26日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向本案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口头买卖协议并要求本案原告返还其已经支付的所有款项、赔偿损失。王红波述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意见，不同意被告的辩称意见。其与原告的老家均是安徽省太和县，其结识被告时，被告在太和县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职业经理人。在安徽省宿州市开发地块时，被告表示其对房地产比较懂行，可以由他操作，因此由原告、被告、自己和闫家宝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圣铭置业公司，由被告作为总经理，原告担任董事长，原告授权其在宿州和被告共同经营圣铭置业公司。该公司的登记股东均为公司法人，因为被告说公司作为股东比较合适，因此四人均以公司的名义持股圣铭置业公司，昕彬公司代表被告，安徽省盛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铭药业公司)代表其和原告，嘉航公司代表闫家宝。其对房地产经营并不了解，因此操盘、营销均由被告负责。后来，其发现被告将股权用于高利贷抵押，将款项收回上海。被告表示想收购其和原告的股权，即盛铭药业公司持有的股权，但被告称没有现金，将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核算，扣除银行贷款、税收等得出净资产为43套房产，当时说好四人每人拿10套房产，多余的交给被告，圣铭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均交给被告处理。之后，四个人在分房单上签字。因每套房屋的面积、朝向不同，当时还找了售楼部经理王文权主持分配，并作为见证人签字。之后，被告与原告达成协议，被告将原告分得的10套房产以800万元的价格买下。其没有将自己的10套房产交给被告，因为其认为被告不可靠。房屋分配完毕后，其就不再在圣铭置业公司工作了，公司全部交由被告负责和控制。之后，被告帮其出售了一套房屋，并将80万元房款支付给自己，剩余的9套房产其提供了身份证、与圣铭置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圣铭置业公司出具的形式上的收据，到当地房产交易中心将房屋登记在自己指定的人名下。闫家宝与被告关系较好，其拿到的10套房产如何处理，并不清楚。闫家宝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并非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本案与其无关，对原告的证据不予认可。圣铭置业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产是其开发的项目，所有权归其所有。原、被告之间的房产买卖是非法的，其不予认可，保留对相关人员侵占公司财产行为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被告在2011年1月至2016年11月间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除财务外的一切日常经营管理事务，财务由田勤忠负责。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圣铭置业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盛铭药业公司50%、昕彬公司25%、嘉航公司25%。2010年12月15日，盛铭药业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委托王红波为该公司在圣铭置业公司日常管理上的全权代表，代表法人签署相关文件并承担法律责任。同日，昕彬公司亦出具相同格式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法定代表人为梅春霞，委托易志华为该公司在圣铭置业公司日常管理上的全权代表。嘉航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法定代表人为闫家宝，委托李昱霖为该公司在圣铭置业公司日常管理上的全权代表。2015年4月23日，圣铭置业公司股东变更为嘉航公司、昕彬公司和如昕公司，同日，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案外人宋某某。2011年12月20日，嘉航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闫家宝变更为案外人尹某某。2010年12月27日，经圣铭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原告召集和主持，形成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通过圣铭置业公司章程，原告、王红波及被告为公司董事，李昱霖为公司监事，被告为公司经理，原告为公司董事长。股东会决议落款处为盛铭药业公司公章印文及原告签字、嘉航公司公章印文及闫家宝签字、昕彬公司公章印文及梅春霞签字。2014年5月30日，圣铭置业公司取得宿州市医药健康产业交易物流园1#楼、1-1#楼、2#楼、2-1#楼、3#楼、3-1#楼、4#楼、4-1#楼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告持有一份手写的房屋房号列表，并主张该列表系分配方案，其中载明原告、被告、王红波、闫家宝名下均有10个房号，其中原告名下为4#107、1#105、2-1#106、2#106、3-1#103、4#101、1-1#107、3-1#107、6-1#107、4#108，落款处为上述四人的签字，另有“见证人：王文权”字样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24日，其上加盖了圣铭置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原告还持有一份《欠条》，其中打印内容为“被告与原告等人合伙经营房地产开发，现合伙事项完成，经结算，原告分得宿州市人民南路健康产业园房产10套。经协商，原告将其所得房产转让给被告，被告将上述10套房产折价800万元给原告，因被告资金周转需要，现承诺2015年11月31日(应为笔误，实为30日)前付清800万元，到期不还，按三分利息计息。”手写内容为“已支付310万元整，余款490万元整自2016年1月1日按三分利息计息。”欠款人落款处为被告的签名，日期为2016年1月1日。同年1月8日，被告出具《承诺》给原告，载明“每月支付利息，本人愿用上海房产担保”。原告至今未收到被告的款项，故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6年12月26日，本案被告向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要求解除本案系争房产的买卖协议，返还310万元房款、15万元利息并承担利息及经济损失62万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委托持股协议两份，分别为2010年11月1日原告及王红波与盛铭药业公司签订，原告及王红波委托盛铭药业公司持有其在圣铭置业公司的股份，各为25%的比例。2、调查令一份，原告向本院申请的用于向宿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调查原告名下10套房产的权属登记及变更情况，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答复称，上述10套房产均已备案到不同自然人名下，房屋均已卖出，其不便出具书面材料。用以证明房产均已售出，不存在被告所说不能处分的情况。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10套房产均是圣铭置业公司与不同自然人之间的买卖，原告以此证明所谓分配方案下的10套房产已经过户，显然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也可以反映出原告出售10套房产给被告已经不可能办理过户手续。对原告持有的欠条和《承诺》，被告表示欠条上的手写内容和《承诺》确系其出具，但均不认可，因为是在原告的强迫下书写的。对于已经支付的310万元款项及15万元利息，被告认为当时并无合伙开发房地产这一事实，只有原、被告间的房屋买卖，该310万元是定金和预付款，只有当原告说服公司股东同意将本属于原告销售任务的10套房产全部归原告所有时，其才同意购买该10套房产，如果无法说服，则应当退还相应款项。现房屋无法进行过户，故其向埇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三份《法人授权委托书》，从内容看，授权范围是公司的日常经营，而非对分配方案的授权。王红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表示认可。闫家宝、圣铭置业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1、2016年5月10日的《通知》一份，内容为圣铭置业公司通知被告，称公司未曾对股东或个人进行房屋分配，因此原告无权处置公司开发的任何房产，对于原告与被告私下买卖公司房产10套，公司均不认可，拒绝为被告与原告买卖的10套房产过户，一切后果由被告自行承担。证明系争房产的开发单位圣铭置业公司对原、被告间的交易不认可，并拒绝被告进行产权转移。2、时间为2017年1月4日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报警人为被告，出警记录显示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告知其去法院诉讼。证明原告在诉讼期间多次通过非法手段索要所谓欠款，影响被告生活。3、嘉航公司变更信息记录一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2月20日已经由闫家宝变更为尹某某，因此2015年3月24日的房屋房号列表上闫家宝的签字不能代表嘉航公司，该列表并非分配方案，而是销售任务。4、网页打印件三页，内容为圣铭置业公司在税务部门的未缴款信息，证明圣铭置业公司截止2015年1月20日，拖欠税款7,578,168.26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进行分配必须是税后利润，因此2015年3月24日的所谓房屋分配方案是在未缴纳税款前形成，是违法的。5、《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八份，证明圣铭置业公司是系争房产的开发单位和销售单位。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从未收到过该份通知。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闫家宝是否代表嘉航公司不以其是否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准，在系争房产项目开发和圣铭置业公司成立、经营过程中，原、被告及闫家宝均是实际的操作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系被告自行打印形成。即便拖欠税款也与原告无关，因为10套房产的分配是在清结税款、成本以后所得，至于圣铭置业公司是否据实缴税，原告无法控制。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王红波认为证据1、2、4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因为嘉航公司从未向圣铭置业公司出具过否认闫家宝身份的通知，本案中嘉航公司也没有向法院出具过否认闫家宝在圣铭置业公司权利的通知，闫家宝也从未提出其不具备在圣铭置业公司享有权利的书面说明。因此嘉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不能否认闫家宝2015年3月24日在房屋分配方案上签字的效力。对证据5，系争房屋预售许可证于2014年就已经取得，因此原、被告进行交易的时候，被告明知房产属于圣铭置业公司资产这一事实。而实际情况是在经股东决议进行分配的前提下，才出现原、被告间的交易行为。正常流程是将房产出售后对所得房款进行分配，但因为宿州市当时房产市场不景气，所以采取实物分配的方式。当时，公司意志与实际控制人的意志是一致的，现在圣铭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了，就否认之前的说法和做法，其不予认可。闫家宝、圣铭置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王红波为证明其述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1、2015年9月14日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一份，内容为被告欲全资收购圣铭置业公司股份，王红波在圣铭置业公司有9套房产，被告承诺最晚在2015年10月31日自己出资将9套房产在宿州市房产局登记备案，如果到期不能完成备案，被告承诺付720万元把9套房产收购。以上为本人承诺，若不能做到每天赔偿总房款的3%作为损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落款为被告的签字。证明王红波分得房屋房号列表上的10套房产，其中1套已经出售，剩余9套由被告以承诺书形式为其办理变更登记处置，当时分好房产后，原告与王红波就退出公司，圣铭置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为被告，所以才让被告出具承诺书以确保王红波分得的10套房产能顺利进行出售处置。2、商品房购销合同登记备案表九份，证明王红波分得的房产以圣铭置业公司的名义对外出售给自然人，进行了处置，原告名下的10套房产也是如此处置的。被告对以上事实是明知的，备案表上加盖了圣铭置业公司的公章，证明圣铭置业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3、收据九份，证明圣铭置业公司向备案表载明的购房人出具了收到房款的凭证，上面同样加盖了公司公章，购房款均是当场支付的，由购房人付款给王红波，圣铭置业公司出具收条。用以佐证房屋房号列表是当时达成的分配方案，而非销售任务。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可王红波的证明目的。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承诺仅是被告个人对王红波的承诺，并非圣铭置业公司，被告不能代表公司，且前提条件是被告要全资收购圣铭置业公司的股权。因为其曾想向盛铭药业公司、嘉航公司、昕彬公司收购圣铭置业公司的股权，而王红波是圣铭置业公司的隐名股东，以盛铭药业公司的名义持股，如果收购成功，其需要支付王红波相应款项。其收购了圣铭置业公司的股权后，就有权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被告就同意将原作为销售任务分配给王红波的9套房产分给王红波，相应的款项由其本人支付。对证据2、3的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但认为备案表的主体是圣铭置业公司，说明是公司自行出售房产，而非王红波通过被告出售房产。收据所记载的款项，圣铭置业公司至今未收到，公司已经在准备起诉购房人要求支付购房款。当时是为了备案的需求才向购房人出具收条，因为有特殊情况需要备案。审理中，被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具体什么特殊情况表示不清楚，需要询问圣铭置业公司。圣铭置业公司表示其也不清楚，可由被告本人进行解释。被告称，因2014年、2015年宿州市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为了提高销售额，才先行备案并与购房者签订买卖合同，然后购房者再付款。其称只有先备案，才能根据合同要求购房者支付款项，如果仅签订买卖合同而不备案，合同随时可以作废。闫家宝和圣铭置业公司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意见，同时，圣铭置业公司认为该9套房产是公司自行出售的，并非王红波出售的，对于收据原件为何在王红波处，公司称因财务管理混乱，且王红波是公司董事，持有收据原件也是正常的，不能证明房屋是王红波出售的。圣铭置业公司为证明其述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1、2016年11月23日的圣铭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公司从未针对任何股东或个人进行过资产分配，现公司拖欠大量税款和工程款，因此公司经营收入不得挪作他用等。被告在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对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不力，现免除其总经理职务，并要求其协助进行账目审核工作。2、《税费欠缴明细清册》，载明应征发生日期自2015年4月29日至2017年1月19日，税款共计6,340,681.24元。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2系自制形成，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应征税款日期自2015年4月29日起计算，彼时代表原告持股的盛铭药业公司已经退出圣铭置业公司，因此即使欠缴税款也与原告无关，原告在分配获得10套房产的时候，已经扣除全部税负。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并认为可以证明圣铭置业公司对原、被告私下处置房产的行为是不予认可的，拖欠税款的发生时间是自2011年至2016年，公司至今尚未清偿，原告称已经缴付，缺乏事实依据。王红波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从税款欠付的时间段来看，当时分配房产的时候已经将税款扣除，现圣铭置业公司依然存续，应当自行缴纳相应税款。如果公司认为股东应当承担责任，可以另案诉讼，与本案无关。闫家宝对上述证据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就房屋房号列表，闫家宝称2015年3月24日，其已经不是圣铭置业公司的股东嘉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因此与圣铭置业公司已无任何关联，当时房产销售不景气，原、被告、自己和王红波分到了房屋销售任务，自己是出于为朋友帮忙才签字的，另外房产出售后，自己也可以拿到提成，因为当时圣铭置业公司是向四人承诺过的。具体的提成比例，当时并未约定。原告认为列表上加盖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足以证明是利润分配，而非销售任务。被告认为列表实际是分配给四个人的销售任务，而非分配方案。王红波认为列表与被告出具的欠条是对应的，表述方式也都是采用“分得”，因此被告的说法没有依据。圣铭置业公司认为列表系销售任务，公司未有向个人分配房产的书面意见，也没有股东会决议。证人田勤忠述称，其自2010年底至2016年1月担任圣铭置业公司财务，当时被告是公司总经理，扣除税收、经营成本后公司尚余43套房产，每个法人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被告代表昕彬公司获得10套房产，原告和王红波代表盛铭药业公司获得20套房产，闫家宝代表嘉航公司获得10套房产，剩余3套留在圣铭置业公司。上述方案是由被告提出的，已经扣除税款和工程款等，原告、王红波、闫家宝当时均表示同意后才在房屋房号列表上签字的。另，原、被告、王红波、闫家宝及圣铭置业公司均无法提供王文权的联系方式。审理中，因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依法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636.7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房屋房号列表是分配方案还是销售任务；2、如果是分配方案，原、被告、王红波、闫家宝是否有权对圣铭置业公司开发的房产进行分配及效力问题；3、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欠条》、《承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首先，从房屋房号列表的内容来看，如果列表仅是一份销售任务，则并无必要加盖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圣铭置业公司对此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相反，作为时任公司财务、掌握财务专用章的田勤忠的说法，恰恰与原告的说法相吻合，该列表系由被告提出，扣除公司应缴税款和经营成本后形成的分配方案。列表上除了原、被告、王红波和闫家宝的签字外，还有见证人王文权的签字，虽本案审理过程中无法联系到王文权，但就一份销售任务而言，载有“见证人”显然违背正常的生活逻辑。反之，列表作为一份分配方案，由售楼经理王文权签字见证的说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列表所涉四人中三人为圣铭置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董事、总经理，闫家宝则是委托公司监事李昱霖的股东方的法定代表人，该四人就公司开发的房产中的一部分书面约定销售任务，且由售楼部经理进行见证，此种表述本身就与常理不符。闫家宝述称帮公司销售房产可以获取提成，但列表本身却无任何关于提成比例、支付方式的表述，且其也自称确定销售任务时并未约定提成比例，该说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列表形成于2015年3月24日，彼时圣铭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均为原告，因此原告在本案中的陈述足以代表圣铭置业公司当时的意思表示。从列表与原告提供的《欠条》、《承诺》、王红波提供的《承诺书》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欠条》对原告获得10套房产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并特别提到“经结算，原告分得10套房产”，与原告和王红波的庭审陈述乃至田勤忠的说法均是一致的。被告辩称并无合伙开发和分配房产的事实，仅有其与原告间房产买卖的约定，割裂列表与《欠条》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事实上，先有列表作为分配方案确定原告分得10套房产，之后才有原、被告就原告分得房产的处置达成约定进而形成《欠条》。被告辩称已经支付的310万元属于预付款和定金，原告只有确保10套房产归其所有，交易才能继续，而其自行出具给原告的《承诺》却表示对未付款项承担每月支付利息的义务且以房产作担保，《欠条》中的手写内容与《承诺》前后印证，即被告的付款义务与其所谓的原告须确保10套房产归其所有并无关联，被告的说法与《欠条》、《承诺》的内容不符，缺乏事实依据。更何况，被告出具给王红波的《承诺书》也提及王红波在圣铭置业公司有9套房产，与在案证据可以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列表确系一份分配方案，而非销售任务。被告辩称《欠条》、《承诺》系受强迫所出具，《承诺书》与其收购圣铭置业公司股权相关联，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其次，列表作为分配方案，载有原、被告、王红波、闫家宝的签字，从四人的身份情况及《法人授权委托书》来看，足以证明四人可以代表当时圣铭置业公司的三位法人股东作出相应意思表示。更何况，被告在质证《承诺书》的陈述中，承认王红波系圣铭置业公司的隐名股东，应视为其认可了原告提供的委托持股协议的效力，结合原告作为盛铭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可以认定原告亦为圣铭置业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分配方案本身并不违反公司股东的意志。被告辩称闫家宝自2011年12月20日起不再担任嘉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故闫家宝不能代表嘉航公司，但嘉航公司在2010年12月15日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后并未以任何形式告知过圣铭置业公司及包括其隐名股东在内的其他任何股东这一事实。至本案庭审结束，嘉航公司始终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是闫家宝主动向本院述称其与嘉航公司再无关联，这一举动与常情不合。闫家宝在圣铭置业公司成立之初即在股东会决议上代表嘉航公司签字，故闫家宝在本案中对自己身份的否定并不影响分配方案的效力。结合原告、王红波、田勤忠的说法及被告在《欠条》中“经结算”的表述，可以认定分配方案是在已经扣除相应税款、成本等后形成，应为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分配方案将圣铭置业公司开发的40套房产分配给上述四人，也可视为公司以实物分配的方式奖励其高级管理人员，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实物是以登记在圣铭置业公司名下的房产作为表现形式，因此房产的出售变现必然以圣铭置业公司的名义对外实现，从王红波提供的相应证据可以得到佐证，圣铭置业公司及被告辩称在没有收取购房款的情况下即先行签订合同并备案，是为了确保销售额和催收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备案表和收据足以证明被告和圣铭置业公司对王红波处置房产的行为并无异议且作出了相应的确认意思表示。圣铭置业公司自2011年起即由被告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在2015年3月24日形成分配方案，同年4月23日盛铭药业公司出让股权，被告多次就原告分得的房产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后，却在诉讼中称原告取得10套房产未获公司同意，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以公司拖欠高额税款为由主张分配方案不成立的说法，亦缺乏法律依据，与庭审陈述及证据相矛盾，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欠条》应视为原、被告就原告获得的10套房产达成约定，即被告以800万元的支付义务取得该10套房产的处置权利，且被告业已支付310万元款项及15万元利息。《承诺》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被告支付利息的义务。根据查明事实，原告获得的10套房产均以圣铭置业公司的名义对外售出，因此，被告应依约向原告支付余款490万元。双方约定按三分利计息，被告认为计算标准过高，该计算标准确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故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易志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宋坤价款490万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以49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369元，减半收取为28,184.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3,184.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海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怡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