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1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红亚，男，198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洁，女，198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小明，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灜，男，199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秦高益、褚汉杰，浙江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章红亚、杨洁为与被上诉人陆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6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陆瀛经杨洁介绍后与章红亚相识，经多次沟通后，三人达成合伙投资合意。2016年4月，陆瀛向章红亚个人账户汇款150万元，尔后双方进行了经营器械采购等行为。投资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2016年7月21日，章红亚、杨洁与陆瀛在新湾派出所内，经自行协商，订立承诺书及承诺协议各一份，达成以下处理意见：章红亚承诺把陆瀛的投资款150万元人民币退还给陆瀛，2016年7月22日到账50万元人民币，2016年7月26日前剩余100万元人民币全部退还；杨洁愿意共同承担责任。所做项目（武术器械厂、武馆）到2016年7月21日为止陆瀛共计承担所有损失10万元，该费用由章红亚退还所有投资款后一次性支付；另共同合作参与的影视剧项目《云侦探》、《战杀狼》不负任何责任；武术器械厂现已使用场地继续由章红亚使用2年，2年之后费用再议。2016年7月22日，章红亚向陆瀛支付50万元款项。因章红亚、杨洁未履行剩余100万元付款义务，陆瀛于2016年8月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浙0109民初11707号】，要求章红亚、杨洁支付100万元款项，该案已经开庭审理。2016年11月4日，章红亚、杨洁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2016）浙0109民初11707号案件中止诉讼。另查明，2016年6月8日，浙江战杀狼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战杀狼公司）成立，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为零，其中陆瀛占股10%，杨洁占股90%。战杀狼公司成立后未对外发生过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判断是否构成胁迫行为，应从二方面综合认定，对胁迫人而言，须有胁迫行为和故意，同时胁迫行为具有违法性或不当性；对受胁迫人而言，须因基于胁迫行为而发生恐惧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具体到本案，章红亚、杨洁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因产生恐惧而向陆瀛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案涉承诺书系在派出所签订，章红亚、杨洁的人身安全应有足够的保障；同时，在承诺书签订后，章红亚、杨洁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结合章红亚在公安机关“我不是骗他钱，投资的事情既然不想继续了，想撤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肯定需要一点时间去把钱运转过来，还需要跟其他股东商量”的陈述，及其在庭审中“当时协商说给我两三个月时间来解决问题，但是后面的协议付款时间是他逼着我写的，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的陈述分析，章红亚对于向陆瀛返还投资款的事宜是认可的；虽然在协商过程中对于付款时间等存在争议，但最终章红亚、杨洁向陆瀛出具了案涉承诺书，并按约支付了第一笔款项50万元，故对章红亚、杨洁提出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案涉承诺书的主张，不予采信。承诺书中所涉投资款项由陆瀛直接向章红亚支付，后续器械采购等事宜在战杀狼公司成立之前即进行，款项由章红亚支付；战杀狼公司实缴资金为零，公司股东为陆瀛、杨洁，公司未曾对外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章红亚、杨洁认为承诺书系陆瀛从战杀狼公司撤资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故对章红亚、杨洁请求撤销承诺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章红亚、杨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章红亚、杨洁负担。章红亚、杨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承诺书是在胁迫、威胁的情况下签订，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首先，从公安笔录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2016年7月21日下午假意以有事商讨为由，叫上诉人一起前往武术器材厂，并且以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事实上此案并非诈骗案，很明显被上诉人报案动机不良。其次，被上诉人父子以调解名义，强行将两上诉人及杨洁父母从傍晚6点滞留至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调解过程长达9小时之多，很明显当时两上诉人并不愿意签署承诺书，并且当时杨洁已经怀孕八个多月，加上其父母年事已高，甚至还声称如果不签，将向社会公布说两上诉人是骗子，影响两上诉人的声誉，所以两上诉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承诺书。最后，既然被上诉人认为承诺书签署过程是合法的，当时完全可以让派出所出具一份调解协议，而不需要双方私下签署案涉承诺书。二、被上诉人的投资款系投资于战杀狼公司的投资款，身为雇工的被上诉人不能随意撤资，承诺书最多只是个要约，不符合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承担协议》中可以看到，双方参与了战杀狼影视的合作，名称与战杀狼公司同名，恰恰能反映出案涉款项系投资于战杀狼公司的款项。至于一审法院查明的该公司成立后并没有对外签署合同的事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两上诉人，而是自公司刚成立，由于被上诉人不诚信地要求返还投资款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行，并且相关公司的证照等材料全部在被上诉人处，无法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是不能随意进行撤资的，撤资在没有召开股东会及相关部门审批前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双方签署的承诺书最多只是个要约，应予撤销。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7月21日签订的承诺书；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陆瀛答辩称：承诺书系两上诉人自愿签订，首先该承诺书是在派出所签订的，两上诉人的人身安全是受到保障的，而且从一审调取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章红亚对于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是不持异议且认可的，说明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两上诉人之后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履行了支付部分款项，如果承诺书是受胁迫的，那么返还部分投资款的行为则违背了其意思。一审已查明战杀狼公司的基本情况，实缴注册资本为零，显然双方尚未出资，同时也查明该公司尚未对外发生过合同关系，因此承诺书并非表示是针对战杀狼撤资。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承诺书》是否系两上诉人在被胁迫情况下签订，该承诺书的性质是否为要约。首先，双方对陆瀛已向两上诉人支付150万元的投资款，其中100万元系投资于战杀狼公司，均无异议，与承诺书内容能够对应。第二，承诺书系双方在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新湾派出所商谈之后由两上诉人出具，如果存在被威胁情况，两上诉人完全可以向公安民警求救。第三，承诺书出具后，两上诉人按承诺书约定于2016年7月22日返还陆瀛50万元，二审调查中两上诉人亦对该50万元的返还不持异议。两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意思明确，陆瀛持有承诺书且对内容未有异议，故两上诉人所称承诺书系被胁迫且只是要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章红亚、杨洁负担。该款上诉人章红亚、杨洁已交纳9150元，余款9150元由上诉人章红亚、杨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鸣卉审判员  王依群审判员  夏文杰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