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91民初624号 原告：李镇黔，男，汉族，1945年3月16日出生，美籍华人，现居住于成都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明，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书院路**。 法定代表人：李寿黔。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茂君，男，汉族，1962年9月17日生，住四川省仁寿县。公司董事，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李镇黔与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镇黔及其委托代理人齐东明，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寿黔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茂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镇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息共计97.336986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2016年7月31日以后的利息以97.336986万元为基数，按年息9.6%计算至归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9月19日委托其弟李建黔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原告出借5.25万美元给被告，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9.6%。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该款项委托李建黔交付被告。后原告多次委托李建黔代为催收该笔借款本息，2016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对该笔借款本息进行了核对，被告确认截至2016年7月31日尚欠原告本金39.245339万元、利息58.091647万元，合计97.336986万元。自对账确认后截至今日，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分文未付。 关于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寿黔发表的意见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朱茂君发表的意见分歧较大。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关于李镇黔与公司民间借贷一案授权诉讼代理人的决定》，主要载明因李寿黔与李镇黔兄弟关系故不能作为公司代理人出庭，委托最大股东朱茂君作为代理人。但李寿黔向法庭提出，被告公章受朱茂君控制，其作为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被告发表意见。对二人意见归纳如下： 李寿黔称，对于借款协议约定的5.25万美元，被告实际收到5万美元，另0.25美元在支付时作为利息预先扣除了；被告对外集资均按千分之八的月息计息，是否计算复利以财务凭证为准；对账单金额真实，利息是按照被告对外集资的利率标准计算而来，对账金额是实事求是的。 朱茂君称，被告实收借款本金5万美元，利息以5.25万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计算，已付至2005年11月29日；对账单是财务人员根据李寿黔的授意出具的，对账单上的金额既计算了利息又计算了复利，其计算方法没有依据；被告因经营困难于2006年对外招商引资，于2005年将案涉借款转为集资款，实际上是对招商引资前的所有债务进行清结汇总。新的投资者是按照招商引资时的资产规模进行投资的，当时公司总债务是2170多万元，就包括案涉的这笔集资款，被告原股东与新的投资者就集资款并没有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故欠款金额应该是恒定的。 对于借款经过，朱茂君前后两次庭审的辩论意见不一。其于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李建黔作为原告代理人，于2005年11月29日与被告对借款进行了清结，李建黔代领出433896.75元，当日又转存411600元作为集资款，自此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变为了集资关系，集资存在风险且未约定利息，故此后不应再计算利息。而于第二次庭审中，朱茂君变更其陈述为：李建黔作为原告代理人与被告对借款进行清结后，已“领出”433896.75元，所以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已经结清，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后李建黔“交来”411600元集资款的行为，应视为李建黔与被告之间建立了集资关系，并非原告，故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关于《借款协议》与借款本金。2003年9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其中，原告的代理人为案外人李建黔。协议主要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52500美元的借款，留下2500美元支付第一年利息，其利息差额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借款利息按人民币年率9.6%支付，每季度结算支付一次；借款期限暂定伍年，借款方式为私人汇兑交公司财务部，还款以美元结算形式归还本金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将50000美元汇入李寿黔的银行账户，李寿黔于2003年10月9日收到并提取了借款，因涉及外币汇兑手续费，李寿黔取款金额为49988美元。对此，原、被告一致认可收到借款本金为50000美元，当时的汇率为8.2647，折合人民币为413235元。 二、关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利息或款项。被告于2004年8月30日、2005年1月8日、2005年3月16日、2005年11月30日分别向原告（李建黔代领）支付利息17521元、12000元、12300元、13769.25元、14000元。此外，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还涉及以下两笔：一是原告自认于2005年11月29日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22296.75元，被告对此称不清楚；二是被告于2007年9月13日向原告支付了31176.31元，双方对金额无异议，对款项性质存在分歧。 本院另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镇黔与李建黔、李寿黔三人系兄弟关系，李寿黔系被告法定代表人。 李寿黔收到原告支付的借款后，分别于2003年10月10日、2003年10月14日、2003年10月21日、2003年11月3日、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14日、2004年3月31日、2004年4月2日交回被告60000元、82000元、15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元、10000元、31135.82元，合计413135.82元。被告“其他应收款”财会凭证中对上述款项予以了记录，同时记载了2003年10月10日，李寿黔“借”413135.82元，摘要为“李总经筹从美国汇款美元49988，汇率8.2647”。2003年11月11日，李寿黔还向被告出具说明一份，载有：“财务部：本人代公司收到李镇黔从美国汇款49988美金，汇率8.2647折人民币413135.82元（肆拾壹万叁仟壹佰叁拾伍元捌角贰分）”。 2005年11月29日，李建黔向被告出具《领条》一张，载有：“今领到集资款本金433896.75元（肆拾叁万叁仟捌佰玖拾陆元柒角伍分）”。当日，被告向李建黔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李建黔交来集资款411600元，备注一栏载有“转存”字样。 被告于2005年12月7日的记账凭证对2005年11月30日支付的13769.25元利息予以了记载，科目为“预提费用”、子目为“集资利息”、摘要为“付李建黔”。 2007年3月1日，被告向李建黔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有：“李建黔同志：关于你等借款给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金额以财务部账上金额）。由于公司正在诉讼期中，新的投资人法律地位尚未明确，故暂时不能支付。但承诺在2007年6月30日前定能付清。特此承诺”。 2010年3月28日，被告向李建黔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载有：“本公司向李建黔的借款、黄锦雲、邓建华在我公司的集资款共计人民币大写陆拾贰万叁仟叁佰零伍元玖角柒分，在本公司经济纠纷案审理终结后，连本带息一并结算付清。特此承诺”。 2016年8月2日，被告出具《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李镇黔（李建黔代）对账清单》（以下简称对账清单）一份，载有：“2003年10月18日，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向李镇黔（李建黔代）借入资金52500美元，按当时汇率8.264折换成人民币433896.75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商定年利率为9.6%，2005年11月29日，由李建黔代领出433896.75元，同时转存企业集资款411600.00元，年利率为9.6%，龙乐公司已按期支付了利息。2006年9月增资扩股账务移交为：李镇黔（李建黔代）本息423629.70元。2007年9月23日付李建黔（代领）31176.31元，按龙乐公司当时对集资款利息的规定，至2016年7月31日，共欠：李镇黔本金392453.39元，利息580916.47元，合计973369.86元（大写：玖拾柒万叁仟叁佰陆拾玖元捌角陆分）。附利息计息清单”。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当庭陈述，原、被告均提交的《借款协议》、《收据》、《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李镇黔（李建黔代）对账清单》，原告提交的《承诺书》、《还款承诺书》，被告提交的《中国银行进账单》、《中国银行费用清单》、《报销说明》、李寿黔向被告财务部出具的收款便笺、李寿黔向被告交回借款的相应记账凭证及收据、其他应收款财会凭证、《领条》及相应记账凭证、李建黔收取利息的相应领条、《付款单》，李建黔、郑光明的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寿黔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朱茂君对案涉纠纷的意见分歧巨大，一方基本肯定原告诉请，另一方存在诸多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故李寿黔有权代表被告进行诉讼；而朱茂君作为被告股东亦取得了加盖被告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依法具有代理人资格，故本院在对二人释明要求统一意见无果后，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同时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对二人的意见均予以了记录，作为当事人陈述予以考量。李寿黔虽亲历案涉借款始终，但鉴于李寿黔与原告近亲属身份，且相较朱茂君反对主张，李寿黔系基本认可原告诉请，故本着有利于己方陈述的原则，在二人意见相左的情形，以朱茂君的主张为准，李寿黔的相关陈述予以参考。为此，如下作文：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对案涉借款本金、借款利率，以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利息或款项金额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05年11月29日，李建黔于被告处“领出”433896.75元、“交来”411600元的“一出一进”行为是否已经结清案涉借款关系；若借款关系并未结清，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又是否变更为被告主张的“集资关系”，被告是否还应向原告支付利息。 一、案涉借款关系是否已经结清，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主体是谁。 第一，从举证责任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无论被告主张案涉借款已经结清，或是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均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为证明案涉借款已经结清，提供了《记账凭证》和《领条》作为证据，经本庭当庭询问支付方式，被告委托代理人及现财务负责人均陈述当时还未进入公司不清楚，而433896.75元并非小额款项，即使以现金支付，亦应当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应证据并说明实际支付情况。相反，于庭审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多次提及被告因经营困难于2006年对外招商引资，对外债务上千万元，被告法定代表人更是直言被告当时“不可能付43万多的现金”，令本院对被告是否具备大额现金支付能力存疑。更为重要的是，《领条》出具当日，被告又向李建黔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集资款411600元，与“领出”款项之间的差额为22296.75元，对此李建黔陈述被告实际仅向其支付了差额，为配合被告财务调账才出具的《领条》。从一般社会经验来看，原告仅领取差额的主张相较被告当日领出433896.75元现金，又交回411600元现金的陈述更具说服力，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实际向原告支付了《领条》载明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从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来看，李建黔系原告向被告借款的代理人，且长期以来以其个人名义代收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一出一进”行为发生于2005年11月29日，在《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期内，被告明知李建黔代理人身份的情形下，主张李建黔于同一日“领出”系代理行为，而“交来”系个人行为，既未提交与原告或李建黔具有相关约定的证明，也与李建黔本人的认知相左。2005年11月30日，即“一出一进”行为次日，李建黔还向被告出具了两份《领条》代收利息27769.25元，可见，被告并未改变对李建黔代理人身份的认知。结合李建黔本人对于其代理行为的陈述，即使其“领出”433896.75元，又“交来”411600元，也均应认定为代理行为，相应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 第三、从诚实信用和禁反言原则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故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或证据进行承认后，不得随意撤销或者主张与承认事实相反的事实。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告代理人在回答法庭询问“关于你们陈述的转集资款的问题，当时有没有通知过原告这个事情”时，答“转集资款的问题，关于李建黔来结算前面的借款，最后把它转为集资款，他都是受李镇黔的委托······所以转借款合同的经办人是李建黔，转集资款的人也是李建黔，所以至于李镇黔是否清楚与我公司无关。”被告代理人于第一次庭审主张李建黔的行为系代理行为，第二次庭审又予以否定，转而主张李建黔系自己行为。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首次陈述存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故被告代理人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本院对其反言陈述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定李建黔于2005年11月29日的“领出”、“交来”行为均为代理行为。被告并未按照《领条》载明的金额实际向原告偿还借款，而是向原告支付了《领条》与《收据》之间的差额，案涉借款关系并未结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 二、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性质是否发生变化，被告是否还应向原告支付利息。 被告主张之所以“一出一进”是双方合意将借款关系变为了“集资关系”，“集资关系”不再计付利息。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2005年11月29日的《收据》作为证据，《收据》载明“交来集资款”。被告认为若借款关系没有变化，就没有必要作出“领出”又“交回”这“一出一进”的行为，也不会在《收据》上特别注明是“集资款”。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被告的在后行为多次确认了案涉借款关系。被告于2005年11月29日之后还两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并于2016年8月2日形成对账清单，均有涉及“借款”的意思表示。如2007年3月1日的《承诺书》中记载“关于你等借款给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2010年3月28日《还款承诺书》记载“本公司向李建黔的借款······连本带息一并结算付清”，对账清单更是对借款经过和利息进行了详细记录。被告当庭认可了2007年3月1日《承诺书》的真实性，可见，被告对案涉款项性质的认知并未因所谓的“转集资款”发生变化，其仍然认可借款的性质。至于2010年3月28日出具的承诺书和对账清单，即使如被告委托代理人所言，均是基于李寿黔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授意所出具，但法定代表人作为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其授意行为并非法律所禁止或规定无效之情形，被告对此亦未举出反证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相关承诺书和对账清单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并未发生改变。 其次，原、被告之间存在混用借款和集资款称呼的惯常做法，法律关系的实质不以称呼所决定。何谓集资，集资一词并非法律术语，一般理解为聚集资金，从广义上看，民间借贷亦属于一种集资方式。从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交易行为来看，李建黔于2005年11月29日出具的《领条》记载“今领到集资款本金433896.75元”，其对此前借款称作集资款。而被告提交的2005年12月7日的《记账凭证》（审注：被告于2005年11月30日付李建黔137**.25元的内部财务凭据）中，科目为“预提费用”，子目为“集资利息”，摘要为“付李建黔”，其对借款利息的称呼亦称为“集资利息”。可见，原、被告之间对于出借款项的表述并不规范，存在混用借款和集资款称呼的惯常做法。2005年11月29日“一出一进”行为发生时仍在《借款协议》借期内，仅凭被告开具的《收据》对案涉款项称呼为集资款，尚不能证明双方已合意变更了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足以认定双方已合意取消利息。 再次，被告的主张不符合社会一般经验。虽然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关系，但借款人为被告，原告出借款项之初即约定了利息，原告出借资金的目的仍是为了取得资金占用利息。被告所谓的“转集资款”，其陈述为无偿使用资金，且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分取公司红利，还要承担集资风险。从一般社会经验来看，原告并不存在将有偿借款转为无偿使用，甚至还要承担风险的的行事动力。 最后，被告无偿“集资关系”的说法与证人证言相矛盾。被告委托代理人一再强调被告因经营困难对外招商引资，故对外在债权债务进行“打包”处理，“打包”后所有集资款就只支付本金不支付利息。其在回答本院关于“从什么时候不再有利息”的询问时，回答“2006年4月21日以后，就不再给利息了”。而本案证人之一郑光明，其自2006年10月起担任被告财务负责人。郑光明于第一次庭审中有如下陈述：问“你记得你经手的偿还集资款的有哪些人吗？”答“记不清。”问“数量多还是少？”答“少。”问“这些人的利息怎么计算的？”答“按年利率9.6%计算的。”问“是否计算复息？”答“没有。”问“就经你手已偿还集资款的人都是按年利率9.6%偿还的，没有计算复息？”答“应该是这样，我记不清到底是否经我手还过别人吗，因为我之前翻过以前的账。”问“到底你做公司财务期间公司是否偿还过别人集资款？”答“确认还过，算了利息没有算复息。”郑光明于2006年10月担任被告财务负责人之后还偿还过他人集资款，且按年利率9.6%计算了利息，与被告委托代理人2006年4月“打包”后就不再支付利息的说法互相矛盾。 综上，仅凭“一出一进”行为和《收据》上集资款的称谓，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合意变更了借款关系，被告仍应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 三、被告应向原告偿还的本息如何计算。 原告主张按照对账清单记载的2016年7月31日的欠款金额确定欠款本息。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存在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对账清单的计算基础有误，且欠款金额系计算复利而来，不符合《借款协议》的约定，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计算复利的其他约定或交易习惯，故对账清单不能直接作为确定欠款本息的依据。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借款本金折合人民币为413235元，李寿黔于2003年10月9日收到并提取了借款，故借款利息应自该日开始计算。至于李寿黔收到借款后分期多次才交回被告，应视为被告内部管理问题，从被告财务凭证看来，被告于2003年10月10日已将该笔款项记账作为法定代表人李寿黔的借支项，亦可印证被告对于李寿黔分期交回借款的做法予以了默许。 《借款协议》约定借期伍年，自实际出借之日即2003年10月9日起算，已于2008年10月8日到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被告约定了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故对于借款到期后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本院仍按照年利率9.6%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已向原告偿还的款项，原、被告一致确认的五笔利息合计69590.25元；另原告自认被告于2005年11月29日支付了利息22296.75元，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争议的一笔款项系被告于2007年9月13日向原告支付的31176.31元，原告主张系支付欠息，被告主张系偿还集资款本金。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以该时段被告尚有欠息未偿清为由主张先息后本的清偿顺序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鉴于对账清单中对该笔款项的抵扣系用于抵偿本金，虽如前所述，对账清单不能直接作为确定欠款本息的依据，但其仍属当事人相关意思表示的真实反应，即在利息尚未偿清的情形下，双方于对账时已将该31176.31元用于抵偿本金，本着充分尊重及还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则，本院认定被告于2007年9月13日偿还的31176.31元系用于偿还本金。综上，自2003年10月9日起，以借款本金41323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扣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利息和本金，计算如下（计数单位为元）： 故截至2007年9月13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75381.52元、利息69718.36元，自2007年9月14日起至借款到期的借期内利息，以及借款到期后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均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予以计算。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镇黔支付借款本金375381.52元及利息。截至2007年9月13日的欠息为69718.36元，2007年9月14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李镇黔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1384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莎 人民陪审员  吴晓琼 人民陪审员  王 雪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