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1037号原告：王家平，男，汉族，1966年10月3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委托代理人：岳洪武，辽宁诺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城关镇堤南路28号。法定代表人：刘夕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玛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力培，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家平为与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岳洪武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李玛林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2月6日，被告所属“中海18”轮在黄海灌河口航道21号灯浮附近海域与原告所属“辽丹渔25845”轮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原告渔船沉没，船上五名船员落水死亡。事故发生后，事发水域管辖机关连云港海事局于2015年10月26日对本起事故作出云海事责字（2015）第012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中海18”轮与“辽丹渔25845”轮对本起事故负有对等责任。涉案事故造成“辽丹渔25845”轮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75960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包括：1．渔船船壳灭失损失486000元；2．船用通导设备损失182100元；3．船舶附属设备损失179347元；4．船用辅具设备损失166410元；5．渔船网具损失107800元、船舶给养损失人民币11000元、船舶油料损失93950元、鱼货损失48000元、船员个人物资损失30000元、律师费损失80000元、交通差旅费损失15000元、施救费用60000元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300000元。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按照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确定的50%责任比例，就上述损失赔偿原告879803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息，自2015年2月6日起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庭审中，原告当庭确认放弃对船员个人物资及律师费损失的诉请主张；同时增加诉请：要求被告就“辽丹渔25845”轮上主机、变速箱等设备损失251180元及增加的汛期可得利益损失300000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共计275590元。但就该增加部分的诉请，原告并未补交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应视为其撤回对增加项目的诉请主张。故原告最终的诉请标的金额应为824803元。被告辩称：1．连云港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系主观臆断，无事实依据，两船实际并未发生碰撞，故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基础；2．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均缺乏足够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损失计算亦不尽合理，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辽丹渔25845”轮船舶证书一套，用以证明原告合法拥有该渔船所有权、使用权，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2．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用以证明原、被告船舶碰撞事故的责任划分。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责任认定书的内容和事实依据有异议。本院认为，在被告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3及5．收据十五份及情况说明一组，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的市场价格。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无法证明其提供的收据所涉船舶设备及物料系原告渔船上所实际使用；且原告提供的仅系收据而非发票，不能反映船舶碰撞发生时相关设备及物料的市场价格。本院认为，诉讼中，本院曾专赴东港市向东港市利洋船舶修造厂（以下简称利洋船厂）、丹东宏泰机械加工厂（以下简称宏泰机械厂）、东港市鸿运渔需厂（以下简称鸿运渔需厂）、东港市海龙通导中心（以下简称海龙通导）、东港市宏泰网厂（以下简称宏泰网厂）等单位进行了调查核实，上述单位就其出具的收据或情况说明均予以确认；其余收据及情况说明亦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原告虽未有效证明上述船舶设备及物料系渔船在碰撞事故发生时所实际使用，但考虑到原告渔船因涉案碰撞事故已沉没灭失，相关损失情况无法精确统计，上述经本院核实的情况将在认定损失时予以参考。4．东港市金隆源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隆源水产）出具的黄蚬子收购价格证明及原告对渔船作业的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渔船上随船鱼货的损失。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内容真实性存疑；原告未能证明碰撞事故发生时渔船上所有鱼货的数量和品质，进而无法证明鱼货灭失的损失金额；且该价格证明作出时间与碰撞发生之日相去甚远，证明力不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原告鱼货损失金额，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申请赴连云港海事局调取涉案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及附件，作为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连云港海事局依据涉案碰撞事故调查报告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缺乏事实依据。被告认为涉案碰撞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及，碰撞事故发生前，尾随“辽丹渔25845”轮的“苏灌云渔03333”轮上的值班船员陈述，仅看到原、被告船舶距离较近，未看到任何碰撞事实；且报告中记载的“中海18”轮驾驶台值班船员张官兵陈述，与被告向张官兵了解的情况严重不符，张官兵认为当时未发生任何碰撞。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予以认可，认为可据此证明被告“中海18”轮在涉案碰撞事故中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被告对涉案碰撞事实及责任认定的抗辩意见，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在涉案碰撞事故导致原告“辽丹渔25845”轮沉没的情况下，为查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情况，诉讼中本院专程赴“辽丹渔25845”轮船籍港所在地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向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及当地船东代表进行了调查，并就涉案相关证据向利洋船厂、宏泰机械厂、鸿运渔需厂、海龙通导、宏泰网厂等单位进行了调查核实，随后向原、被告双方出示了相关调查笔录。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调查笔录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上述被调查单位与原告曾有业务往来，存在一定利害关系，故其陈述内容具有片面性，陈述内容存在矛盾之处，且与涉案纠纷亦无关联性，故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仍难以准确评估。本院认为，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经本院核实的情况将在认定损失时予以参考。本院查明：一、关于原、被告船舶概况的相关事实“辽丹渔25845”轮系一艘从事拖网作业、装运散装鱼货的木质渔船，1998年5月15日建成，船籍港丹东；船长22.10米，型宽5.50米，型深2.40米；70总吨，24净吨；主机功率121千瓦；船舶所有人及渔业捕捞许可证持证人均为原告。庭审中，原告称该轮实际主机功率为350马力（约合261千瓦），并认为主机功率船证不符系当地普遍现象。“中海18”轮系一艘钢制多用途船，2010年9月19日建成，船籍港蚌埠；船长75米，型宽16米，型深4.05米；2617总吨，1465净吨；主机（两台）总功率700千瓦；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被告。二、关于涉案碰撞事故及责任认定的相关事实经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连云港海事局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碰撞事故调查报告载明：同年2月6日2100时许，“中海18”轮离泊灌河响水县合兴村码头，空载开往日照，船舶航速8-9节，由张官兵驾驶；驾驶台开启雷达和卫导，因取暖器光线较亮，影响视觉瞭望，张官兵仅依靠观察雷达和卫导航行，每隔7-8分钟观察一次；2248时许，船位34°31′.88N/119°49′.91E，航速11.5节，航向32度，船舶正横灌河航道21号灯浮；2250时许，船位34°32′.13N/119°50′.10E，航速11.6节，航向31度，张官兵感觉船体震动；随后，该轮减速；2305时许，该轮抛下船艏右锚，船位34°32′.74N/119°50′.57E，张官兵向船主报告本船可能发生了碰撞事故；2355时许，张官兵查看船舶四周未发现异常，在报告船主同意后起锚续航。另“中海18”轮左舷前部有数条新划痕。因“辽丹渔25845”轮在船人员全部失踪，且无AIS信号，很据调查同行船舶及有关人员，报告得出可能的事故经过为：2015年2月5日，“辽丹渔25845”轮从灌河燕尾港离泊，驶往连云港开山岛附近滩涂海域，从事看摊养殖，船上共五人；同年2月6日2230时许，“辽丹渔25845”轮与“苏灌云渔03333”轮一起从开山岛开航拟驶回燕尾港，“苏灌云渔03333”轮在“辽丹渔25845”轮后约1海里，“辽丹渔25845”轮航速约11节；2250时许，“辽丹渔25845”轮沿灌河航道进口航行至21号灯浮附近水域时，与“中海18”轮发生碰撞，随后该轮沉没。2015年10月16日，连云港海事局作出云海事责字（2015）第012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查明当事双方均存在疏忽瞭望、未遵守狭水道航行规则及值班船员不适任的过失，且上述过失系引发涉案船舶碰撞事故的直接原因，并据此认定“中海18”轮与“辽丹渔25845”轮对本次事故负对等责任。三、关于原告所主张各项损失的相关事实诉讼中，经本院赴东港市调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曲静向本院证实，东港地区一艘主机功率约350马力的渔船一年毛利润至少有2000000元，净利润可在1000000元以上；登记船舶功率和实际船舶功率不相符的情况，在东港地区的渔船中属于普遍现象，当地政府近年来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该现象加以规范整治。东港市渔业从业人员高殿宝向本院证实，其系“丹渔捕3057”轮船主，在东港地区从事滩涂捕捞黄蚬子业务，一年净收益约为1700000元；其所有的渔船登记船舶功率为169千瓦，实际为280马力；其认为建造一艘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渔船约需花费1200000元，船上设备约为300000元；在江苏海域捕捞黄蚬子，一次收获20000至30000斤、40000至50000斤都有可能；黄蚬子春季收购价约为5至6元/斤，秋天约为2至3元/斤，季节不同价格不同。东港市渔业从业人员杜义协向本院证实，其系“丹渔捕4817”轮船主，在东港地区从事滩涂捕捞黄蚬子业务，一年净收益约为1500000元；其所有的渔船登记船舶功率为120千瓦，实际为300马力；其认为“辽丹渔25845”轮要满足捕捞黄蚬子的条件，船价约为1500000元，船上设备约为400000元；一次捕捞黄蚬子的数量，大约在10000至60000斤不等。东港市渔业从业人员刘洪庆向本院证实，其系“丹渔捕4149”轮船主，在东港地区从事滩涂捕捞黄蚬子业务，一年净收益约为1400000-1600000元；其所有的渔船登记船舶功率为160千瓦，实际为280马力；其认为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渔船造价约为1300000-1400000元，捕捞黄蚬子的必备设备包括发电机组、渔具、缆绳、耙子等全部价值约为500000元。东港市渔业从业人员王军向本院证实，其系“丹渔捕6169”轮船主，在东港地区从事滩涂捕捞黄蚬子业务，一年净收益约为1500000至2000000元；其认为捕捞黄蚬子的设备共需约500000至600000元，建造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价格约为1100000元。同时，其和高殿宝共同认为，现在造船的行情下跌了。利洋船厂负责人于洋向本院证实，原告提交的船舶组成项目明细表系利洋船厂所提供，内容真实；其认为“辽丹渔25845”轮的整体价格约为1400000元，其中350马力主机价格约为100000元；目前该厂有一艘与“辽丹渔25845”轮类似的在建渔船，造价约为1450000至1550000元；木船寿命大约为25年左右，“辽丹渔25845”轮建造于1998年，按折旧率计算，现在整体船舶价值约为700000至800000元。宏泰机械厂会计庞壮向本院证实，原告提交的盖有宏泰机械厂印章的有关拉耙、电缆、水泵等项目价格明细表系该厂所出具，并称明细表中所列项目和价格系当初该厂卖给原告相关设备的真实情况，也都是目前的市价价格，上述设备系捕捞黄蚬子的必备设备。鸿运渔需厂负责人吕德明向本院证实，原告提交的有关铁链、拉绳等项目价格明细表系由该厂出具，并称上述列明的项目、数量皆为渔船正常出海作业所必需。海龙通导负责人刘国有向本院证实，原告提交的盖有海龙通导印章的有关通讯工具的收据，皆由其亲自开具，当初卖给原告的价格已经低于市场价格；一艘与“辽丹渔25845”轮类似的渔船，满足最低的通讯工作标准，需要卫星电话、对讲机、雷达、探灯器、北斗导航系统等，整套价格约为120000元；原告购买这套设备后不足一年时间就出事，不存在计算折旧的情况。宏泰网厂工作人员陈东向本院证实，原告提交的盖有宏泰网厂印章的网具价格证明确系由该厂出具，上面列明的价格皆为市场价格，也是东港地区同等渔船渔网所需的平均价格；所列明的网具均系渔船出海捕捞所必需。金隆源水产出具黄蚬子收购价格证明称，该司在2015年2月时对黄蚬子的收购价格为2元/斤。诉讼中，原告称其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前赴开山岛附近海域捕捞黄蚬子苗，出售给山东文登海域黄蚬子养殖厂（户），价格约为1.50元至2元/斤，每次捕捞后可运24000至30000斤；“辽丹渔25845”轮系捕捞后返程途中遇事故沉没的。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辽丹渔25845”轮沉没灭失，未予打捞。另经查，丹东地区休渔期一般自每年6月1日始至9月1日止，为期三个月。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依法应按照过失程度比例负赔偿责任。现连云港海事局已作出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中海18”轮与“辽丹渔25845”轮对本次事故负对等责任。被告虽对该事故责任认定书所依据的事实及责任认定结论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被告相关抗辩不予采信，并对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所作责任比例认定予以确认。被告应就涉案碰撞事故中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按照5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在此基础上，涉案主要争议焦点即在于原告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及其金额认定。因“辽丹渔25845”轮已在事故中沉没灭失，原告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客观上无法精准认定，故本院将依据原告诉请主张，结合在案相关证据并参考经核实的当地实际情况，对各项损失及其金额作如下认定：1．船壳灭失损失。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船厂、渔民所了解的情况，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木质渔船船壳造价约为1000000元至1200000元（不含主机及变速箱等动力设备）。现原告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供的利洋船厂情况说明中所列木质渔船船壳造价为971000元，低于当地市场价格，对此本院予以认定。据此，按照一般木质船舶使用年限为25年计，“辽丹渔25845”轮系1998年建成的木质捕捞船，至涉案碰撞事故发生时船龄已近17年，计算折旧后应认定该轮事发时船壳灭失损失为310720元。2．船用通导设备损失。“辽丹渔25845”轮系正常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其装备有卫星电话、对讲机、雷达、卫导系统及探鱼仪等船用通导设备符合常理。唯该轮在事故中沉没后，仅凭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实际在船通导设备的购置时间、数量型号及对应价格。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通导设备供应商所了解的情况，一艘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船舶所应配备的通导设备价格约为120000元；而原告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供的利洋船厂情况说明中所列通导设备价格为80000元。综合考虑上述已知的市场价格，在购置时间不明情况下兼顾可能存在的设备折旧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用通导设备损失为60000元。3．船舶附属设备损失。“辽丹渔25845”轮系正常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其装备有铁锚、钢丝绳、锚链、铁链、各类线绳、索具及渔筛子等船用附属设备符合常理，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附属设备供应商所了解的情况，相关数量亦负责渔船出海生产作业所需。唯该轮在事故中沉没后，仅凭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实际在船附属设备的购置时间、具体型号及对应价格。综合考虑上述附属设备已知的市场价格，兼顾可能存在的设备折旧、使用消耗等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用附属设备损失为80000元。4．船用辅具设备损失。“辽丹渔25845”轮系正常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其装备有发电机组、吸蚬泵、高压油泵及辅机等船用辅具设备符合常理。唯该轮在事故中沉没后，仅凭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实际在船辅具设备的购置时间、数量型号及对应价格。综合考虑当地市场行情，兼顾可能存在的设备折旧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用辅具设备损失为80000元。5．其他各项损失。（1）渔船网具损失。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网具供应商所了解的各类网具单价情况，综合考虑渔船实际生产需求，兼顾可能存在的使用消耗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渔船网具损失为30000元；（2）船舶给养损失。综合考虑渔船实际生产需求，兼顾可能存在的使用消耗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舶给养损失为3000元；（3）船舶油料损失。综合考虑2015年2月时的柴油价格，结合“辽丹渔25845”轮在返程途中沉没的事实，按留存10吨油料计，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舶油料损失为60000元；（4）船载鱼货损失。因“辽丹渔25845”轮系在作业后返程途中沉没，故其随船载有鱼货符合常理。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渔民所了解的情况，黄蚬子市场价格因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诉讼中，原告称其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前赴开山岛附近海域捕捞黄蚬子苗，出售价格约为1.50元至2元/斤，低于当地市场价格，对此本院择其较低的单价1.50元/斤予以认定。关于鱼货数量，结合本院向东港当地渔民所了解的单航次捕捞状况，本院亦择其较低的数量10000斤予以认定，故本院酌情认定该轮事发时船载鱼货损失为15000元；（5）交通差旅费损失。原告为处理涉案事故，发生相关交通差旅费用符合常情。唯就其金额并无在案证据可予以证实，本院酌定认定为事故处理而发生的交通差旅费损失为2000元；（6）施救费用。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事发后曾实施了相关施救措施且其垫付了施救费用，加之原告亦自认沉船目前尚未打捞，故就该项费用本院无法予以酌情认定；（7）预期可得利益损失。预期利益损失。“辽丹渔25845”轮的渔汛损失，依法可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原告主张按照两个月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于法不悖，本院可予支持。根据本院向东港当地渔业主管部门、渔民所了解的情况，类似于“辽丹渔25845”轮的木质渔船（主机功率300马力左右）一年净收益约为1400000至2000000元。尽管经本院了解，东港当地渔船普遍存在主机功率船证不符情况，但仍无法据此有效证明“辽丹渔25845”轮同样存在该情况，故仍应以“辽丹渔25845”轮登记的主机功率121千瓦（约合162马力）作为认定其捕捞能力的依据。综合考虑“辽丹渔25845”轮的主机功率，以及渔业捕捞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本院酌情认定该轮同期年净收益约为500000元。按照扣除休渔期后的全年有效作业期九个月计算月度平均净收益，依原告诉请计算两个月期间，本院酌情认定该轮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为110000元。综上认定，原告因涉案碰撞事故所致损失共计750720元。如前所述，被告应就该损失按照5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375360元。其中，船壳灭失损失155360元，其他各项损失220000元。原告关于利息损失及所适用利率标准的主张，于法不悖，本院可予支持。唯就船壳灭失损失的利息起算点，依法应自原告主张的渔汛损失停止计算之日起算；另各项利息均应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对此本院予以适当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九）项、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家平赔偿“辽丹渔25845”轮船壳灭失损失人民币15536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自2015年4月7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家平赔偿船用通导设备、附属设备、辅具设备、渔船网具、船舶给养、船舶油料、船载鱼货、交通差旅费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人民币220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自2015年2月7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对原告王家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48元，由原告王家平负担人民币6565元，由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483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家平、被告安徽省怀远县远洋航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 洋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人民陪审员  刘素芹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书 记 员  陈梦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过失程度相当或者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法判定的，平均负赔偿责任。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造成的船舶以及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依照前款规定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船舶碰撞产生的赔偿责任由船舶所有人承担，碰撞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并经依法登记的，由光船承租人承担。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第三条船舶损害赔偿分为全损赔偿和部分损害赔偿。（一）船舶全损的赔偿包括：船舶价值损失；未包括在船舶价值内的船舶上的燃料、物料、备件、供应品，渔船上的捕捞设备、网具、渔具等损失；船员工资、遣返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三）船舶损害赔偿还包括：合理的救助费，沉船的勘查、打捞和清除费用，设置沉船标志费用；拖航费用，本航次的租金或者运费损失，共同海损分摊；合理的船期损失；其他合理的费用。第四条船上财产的损害赔偿包括：船上财产的灭失或者部分损坏引起的贬值损失；合理的修复或者处理费用；合理的财产救助、打捞和清除费用，共同海损分摊；其他合理费用。第七条除赔偿本金外，利息损失也应赔偿。第九条船上财产损失的计算：……（四）船上捕捞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鱼货价值参照海事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五）船上渔具、网具的种类和数量，以本次出海捕捞作业所需量扣减现存量计算，但所需量超过渔政部门规定或者许可的种类和数量的，不予认定；渔具、网具的价值，按原购置价或者原造价扣除折旧费用和残值计算；……（九）船上其他财产的损失，按其实际价值计算。第十条船期损失的计算：期限：船舶全损的，以找到替代船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船舶部分损害的修船期限，以实际修复所需的合理期间为限，其中包括联系、住坞、验船等所需的合理时间；渔业船舶，按上述期限扣除休渔期为限，或者以一个渔汛期为限。船期损失，一般以船舶碰撞前后各两个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无前后各两个航次可参照的，以其他相应航次的平均净盈利计算。渔船渔汛损失，以该渔船前3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计算渔汛损失时，应当考虑到碰撞渔船在对船捕渔作业或者围网灯光捕渔作业中的作用等因素。第十三条利息损失的计算：船舶价值的损失利息，从船期损失停止计算之日起至判决或者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其他各项损失的利息，从损失发生之日或者费用产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或调解指定的应付之日止；利息按本金性质的同期利率计算。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