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26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民。委托代理人刘正云，系母女关系。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虹。委托代理人李浩，重庆东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晓亮。委托代理人李浩，重庆东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筱倩。委托代理人李浩，重庆东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蓉。委托代理人李浩，重庆东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南岸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正街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1986941。法定代表人何天忠，经理。上诉人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旧城改造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8民初7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1998年8月3日旧城改造公司与刘兴雅、刘新华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拆迁合同所涉及房屋系刘兴雅与曾庆德夫妻共同财产，曾庆德过世后，该房屋系刘兴雅与上诉人共同所有，刘新华仅仅是继承人之一。该拆迁合同侵犯了上诉人财产权益。被上诉人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向房管部门、公证机关出具证明，通过证明的内容将上诉人系被拆迁人的事实掩盖，造成这些部门作出错误的确权行为，导致上诉人享有的被拆迁安置房屋的产权被剥夺。《分房协议》证明上诉人在权益受损后积极主张的事实。因该《分房协议》未得到（2013）南法民初字第2879号民事判决支持，导致上诉人权益未得到保护，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就是上诉人违法与部分继承人刘兴雅、刘新华签订拆迁合同所致。旧城改造公司辩称：1998年，刘兴雅、刘新华与我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合法有效，刘兴雅要求将刘新华名字加在合同上，刘新华以每平方米300元的价格将继承的产权买下，集资款也是刘新华缴纳的。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1998年8月3日，刘兴雅、刘新华与旧城改造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书第四条中住房处注明“刘新华”条款无效，依据为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之规定，因合同书的内容违反了继承法之规定，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8月3日，刘兴雅、刘新华（乙方）与旧城改造公司（甲方）（原重庆市南岸区旧城改造办公室）签订合同书，旧城改造公司将刘兴雅名下位于弹子石新街X号房屋拆迁，合同第四条约定：合计集资金额95706元，第一次签订合同时付款47853元，余款交验时付清。并同时交清水电气门锁等费用。签订：住房三室一套98.34㎡。营业房60㎡。原审原告持有的《合同书》中住房三室一套98.34㎡有手写“刘新华”字样，原审原告称该份合同系刘新华提供，故不清楚“刘新华”字样的由来。旧城改造公司持有的《合同书》与在房屋交易中心备案的合同一致，无“刘新华”字样。另查明，刘兴雅与曾庆德系夫妻，婚后育有5个子女刘新民、刘新目、刘敏、刘虹、刘新华。曾庆德于1979年死亡，1992年刘新目死亡，有两个子女施晓亮、施筱倩。1994年刘敏死亡，有两个子女苏蓉、苏涛。苏涛于1998年10月13日与陈红柳结婚，婚后无子女，苏涛于2004年因车祸死亡，其父苏远全于1995年死亡，陈红柳现为苏涛财产唯一继承人。刘新华于2011年死亡，有一子刘思奇。还查明，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3日作出（2013）南法民初字第287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原审原告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陈红柳以刘思奇为旧城改造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定商业门面一半的产权归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陈红柳共同共有。该案查明以下事实：刘兴雅于2001年1月该门面产权证尚未办理之时，与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刘思奇共同达成《分房协议》，约定：“门面一间，系刘兴雅财产，由刘兴雅作赠与，全体子女一致同意分配为：商业门面总面积X平方米，其中刘新华分得19.26平方米，刘思奇分得20平方米，共占一半；另一半归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共有。”2001年2月16日，刘兴雅在该房屋的产权证仍未办理之时，与刘思奇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将自己占门面所有的份额赠与了刘思奇，并经重庆市南岸区公证处公证。2001年5月16日，刘兴雅死亡，同年5月18日，刘新华与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签订协议书，约定刘思奇放弃对刘兴雅遗产的继承，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放弃对刘兴雅遗产的继承，由刘新华一人继承，并约定该门面租金永久共享。一审法院后认为刘兴雅将门面产权赠与给刘思奇的行为生效并已履行完毕，遂驳回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亦维持了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原审原告自身持有的合同书中第四条虽注明有“刘新民”，但旧城改造公司持有的与房屋交易中心备案一致的合同第四条中并无“刘新民”字样，原审原告也不能言明该字样的由来；另一方面，根据本院（2013）南法民初字第28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01年，刘兴雅、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刘思奇共同达成了《分房协议》，对拆迁合同书中涉及的门面权属问题进行了约定，表明原审原告已经认可拆迁合同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对拆迁合同书中涉及的房屋商讨如何处置。据此，原审原告依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以合同书的内容违反了继承法之规定，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为由要求确认合同书第四条部分无效之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元，由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负担。本院还查明，2014年4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3）南法民初字第2879号生效民事判决还查明以下事实：曾庆德、刘新目、刘敏去世后，刘兴雅与刘新民、刘虹、刘新华将曾庆德的遗产分割，一致同意刘新民、刘虹、刘新华继承6.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刘新目应继承的6.5平方米由施晓亮、施筱倩代位继承，刘敏应继承的6.5平方米由苏蓉、苏涛代位继承，其余房屋面积共62.5平方米属于刘兴雅。1997年刘新华按3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所继承的房屋产权买下，共获得该房屋的32.5平方米的产权，余下62.5平方米产权属于刘兴雅。因刘新华对房屋面积的收购，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变更为刘兴雅、刘新华，但未在房屋产权证上进行登记载明。1998年8月3日，刘兴雅、刘新华与旧城改造公司签订拆迁合同后，经刘兴雅、刘新华认可，刘新华分得还建的住房，还建的商业门面实际所得面积为78.52平方米，由刘兴雅分得。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诉请确认1998年8月3日，刘兴雅、刘新华与旧城改造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书第四条中住房处注明“刘新华”条款无效，依据为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之规定，认为该合同书的内容违反了继承法之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首先，上诉人持有的合同书中第四条注明有“刘新民”，但旧城改造公司持有的与房屋交易中心备案一致的合同第四条中并无“刘新民”字样，上诉人并不能言明其持有的合同书中第四条注明的“刘新民”字样的由来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认为房管部门备案登记盖有校对章的合同有效。其次，根据一审法院（2013）南法民初字第2879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曾庆德、刘新目、刘敏去世后，刘兴雅与刘新民、刘虹、刘新华将曾庆德的遗产分割，一致同意刘新民、刘虹、刘新华继承6.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刘新目应继承的6.5平方米由施晓亮、施筱倩代位继承，刘敏应继承的6.5平方米由苏蓉、苏涛代位继承，其余房屋面积共62.5平方米属于刘兴雅。1997年刘新华按3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所继承的房屋产权买下，共获得该房屋的32.5平方米的产权，余下62.5平方米产权属于刘兴雅。因刘新华对房屋面积的收购，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变更为刘兴雅、刘新华。上述事实证明，旧城改造公司即使与刘兴雅、刘新华签订拆迁合同也并不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因曾庆德的遗产已经分割，而刘兴雅当时尚健在，不存在对其财产进行继承的问题。故上诉人认为该拆迁合同侵害了曾庆德的继承人合法权益，应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有，在拆迁合同签订后的2001年，刘兴雅、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苏涛、刘思奇共同达成了《分房协议》，对拆迁合同书中涉及的门面权属问题进行了约定，表明上诉人也认可了拆迁合同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对拆迁合同书中涉及的房屋商讨如何处置。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刘新民、刘虹、施晓亮、施筱倩、苏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邓方彬审判员  江信红审判员  钱昳心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