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701号原告：王佳，女，1985年4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英(系原告母亲)，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江晨，上海海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陈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韵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云，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王佳与被告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本案需以另一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于同年7月28日裁定中止诉讼。本案于2016年6月28日恢复审理后，分别于2016年6月28日、11月8日组织了两次证据交换，并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英、董江晨，被告华宝证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韵辉、刘凌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1,200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120万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款损失1，2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9日、7月19日，原告分别在被告工作场所购买了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悠涟投资)有限合伙理财产品共计1,200万元，约定年收益为10%。2013年底，原告获悉，被告负责销售此款产品的业务二部总经理刘永盛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并于2015年7月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但原告的投资款至今未能追回。原告认为，华宝证券的工作人员刘永盛及其团队在此次出售非法理财产品过程中起到了纠集、操纵的作用。而且，被告对刘永盛团队所做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是明知的，并从中获利。被告华宝证券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在华宝证券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以工作人员身份代表单位向原告介绍推荐理财产品，而原告在当时当场完全无法判断这种理财产品是违规的，并且先前购买的同样的理财产品也已正常兑付，所以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正常合法的理财产品，有理由相信证券客户经理是执行工作任务。而被告华宝证券则明知其所聘用的刘永盛团队向外推销理财产品，却不按法律规定有效管控，是此事件发生的源头和关键，对外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华宝证券放松对所聘用的工作人员的管理，由此造成原告财产损失，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完全的侵权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认购合同、有限合伙份额的认购书、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刘永盛名片，证明原告在被告机构业务二部总经理刘永盛推荐下购买了200万元理财产品；2、委托书、咨询服务协议(案外人与证监会的行政诉讼中调取)、审计报告中的截取的一章，证明北京一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一江)是悠涟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一江和被告之间有咨询服务协议，并汇给被告100万元费用，此笔款项实际上是被告代为销售悠涟产品的相关费用；3、2013年7月原告购买的恒盛三号B款投资推介书、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电汇业务回单，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员工刘永盛的推介下购买了上述投资项目，并支付了费用；4、上海鑫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房产)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咨询服务协议、拘留情况报告一份，证明被告与鑫泰房产签订协议，收取费用，销售悠涟投资合伙份额；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证监局谈话笔录，证明证监局在2013年11月11日和12日对被告进行现场核查，确认被告存在人员招录不审慎调查，机构日常工作不实际管控，引入项目不实质审核等过错；6、关于刘永盛事件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在证监局要求下进行自查，对证监局认定的问题予以确认，也自认需要全面提升；7、2015年3月17日上海证监局谈话笔录、3月10日关于被告公司现场检查事实确认书、确认书的回执、5月23日监管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还存在案发后未如实报告相关事项的情形；8、刑事判决书，证明刘永盛利用担任被告中层管理人员身份，在合法形式下代销其他机构产品，导致巨额本金无法兑付，对原告等被害人造成巨大损失；9、上海金泓一号(A款)认购合同，证明原告母亲也通过刘永盛在被告处购买了其他理财产品，形式上与本案合同是一样的，后面也有华宝证券的风险提示，但得到了正常兑付，所以导致原告对被告的理财产品产生了信赖利益，进而影响了后续的行为；10、公安机关对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徐方亮、合规部副总叶生明以及刘永盛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与刘永盛在招录前即达成合意，目的性十分明确，承认是基于刘永盛之前的工作而招录了刘永盛和他的团队，也明确是为客户寻找投资项目，对有资金需求的客户制作产品，为融投资双方做好撮合对接服务工作。被告的平台以及被告在工作中的系统性漏洞或者放任态度，均给刘永盛的行为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华宝证券辩称，第一，原告诉称的刘永盛违法行为系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原告声称被告华宝证券对刘永盛的行为明知且获利，不符合事实，所以被告华宝证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1、生效刑事判决书、上海证监局的调查结论中已明确，刘永盛的行为系个人擅自实施的行为，被告华宝证券对此并不知情。刘永盛的行为不是其在单位的职务行为。2、原告主张职务行为的证据无法支撑其主张。(1)原告提交的投资人声明书上只有原告单方面签署，没有被告华宝证券的签章；其中提到的被告华宝证券与悠涟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不存在；被告华宝证券对该投资人声明书的内容及过程在当时并不知情。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华宝证券自行或授权他人参与了原告所投资的项目。相反，投资人声明书中原告明确表示被告华宝证券不承担其所投资的还本付息责任，不承担投资风险，说明在原告看来，即使被告华宝证券为原告所出资的有限合伙提供了咨询服务，原告对被告华宝证券也没有任何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所以原告无权向被告华宝证券主张赔偿。(2)有关咨询服务的证据，鑫泰房产、大新华雅秀向原告发出的咨询服务函、被告华宝证券与北京一江的咨询服务协议，鑫泰房产与大新华雅秀两个项目是刘永盛入职被告华宝证券之前就已经完成的项目，与本案无关；对被告华宝证券与北京一江的咨询服务协议，北京一江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且该协议只是框架协议，没有列明具体服务内容，事实上双方也没有开展具体的咨询服务项目的服务，所以该协议后来被双方解除，被告华宝证券没有在该协议项下获得任何利益。本案中，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刘永盛等人向原告进行的有限合伙份额的销售行为，而非被告华宝证券向其客户进行的咨询行为，所以即使被告华宝证券与相应主体存在咨询服务关系，也不应导致被告华宝证券对原告负有侵权责任。且原告明确声明了不会基于咨询服务协议追究被告华宝证券的责任。(3)原告引用了上海证监局关于对被告华宝证券进行改正措施的决定，主张被告华宝证券明知刘永盛对外销售理财产品还不予以制止。上海证监局要求被告华宝证券加强内控是因为被告华宝证券没有对机构业务部的业务进行审核，以致发生擅自推销行为，恰恰说明推销行为为擅自行为，被告华宝证券不知情。第二，原告作为投资者应当是基于其对投资的项目、交易对手、交易架构等的信赖进行投资，原告可以基于合同约定向合同相对人、合伙担保人等主张权利，若无法实现自己的权益，也可以向刘永盛等相关犯罪嫌疑人主张权益，若仍然无法实现权益，其应当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第三，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为侵权，认为该基础不存在。原告通过签署合同认购有限合伙份额，同时事先约定回购条款、担保条款，从而取得债权。债权不是我国侵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尽管法理和司法实践中有关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观点、判例，但通说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以第三人故意为前提。本案中，被告华宝证券不存在明知刘永盛从事违法行为仍希望、放任该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更何况被告华宝证券的行为也不符合侵权行为构成的基本要件。总之，被告华宝证券认为，原告诉请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公司组织架构和业务部门职能调整方案》，证明被告机构业务部的工作职能，在案发期间是没有金融产品销售和销售有限合伙份额的职能，刘永盛的行为只是他的个人行为；2、被告与北京一江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电子回单、咨询服务费发票、《解除合同通知书》、退款的电子回单，证明被告曾与北京一江签订《咨询服务协议》，被告的服务内容是为北京一江进行咨询服务，而不是产品代销、承销、保荐之类的服务。因被告未向北京一江提供咨询服务，故北京一江通知解除该协议，被告亦已将咨询服务费予以返还；3、上海证监局在(2015)浦行初字第333号案件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原告提供的被告与鑫泰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并未在该前行政案件中出现过；4、(2016)沪长证字第5608号公证书、刘永盛名片，证明刘永盛为被告机构业务部二部的业务总监，非原告提供的名片中的总经理，其工作邮箱也不同；5、《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11月13日购买过刘永盛等人介绍的上海恒盛一号(B款)上海市徐汇区尚海湾二期项目产品，由此证明原告系刘永盛等人的老客户，是基于对刘永盛等人和其他因素的信赖而非对被告单位的信赖购买了涉案有限合伙份额；6、承诺书、会议纪要，证明是实际用款人向出资人作出了还款承诺，原告应向应泓、贺学忠主张返还投资款，而非向被告主张损害赔偿；7、《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产品销售业务客户开户流程》，证明本案原告没有在被告处办理开户手续，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被告的客户。8、被告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的流程文件，证明被告代销金融产品有着严格和规范的内部流程，原告认购涉案有限合伙份额的过程与被告的代销流程完全不符合，没有任何理由对被告形成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9、《关于做好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监管的通知》，证明证监会明确要求“考虑到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和监管规则尚不确定，因此，暂不纳入证券公司代销范围。”据此，涉案有限合伙份额不属于被告代销产品的范围；10、被告和鑫泰公司签署的《咨询服务协议》，证明原告提供的那一份咨询服务协议是不真实的。经质证，被告表示其非合同的签署方，且原告未能提供刘永盛名片的原件，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协议的内容看，无法证明刘永盛有介绍推荐的行为，签约、收款等均与被告无关，且原告在合同相对方未签章、而只有目标公司，即悠涟公司签章的情况下就签约付款，存在重大失误；对证据2中的委托书、咨询服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咨询协议只约定被告为北京一江提供咨询服务，未约定具体的服务项目，之后协议解除，被告亦已退还100万元咨询费；因审计报告无相关部门的签章，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内容与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有异，应以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准；对证据3表示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该协议内容表明产品的募集方式为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直接募集，且原告签署了声明书，被告不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和投资风险；对证据5、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几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刘永盛非被告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刑事判决书也认定了刘永盛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原告是基于对刘永盛的信任关系进行投资；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些询问笔录都是在刑事案件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形成的，最终只有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才是可以成为民事审判认定事实的依据。询问笔录系言辞证据，在民事诉讼中，仍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传唤有关人员到庭，进行当庭质证，否则不应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文件系被告自己制定的内部文件，对外没有约束力，且在文件下发之前被告有代销金融产品资格，原告的涉案产品有合理的信任；对证据2无异议，能间接证明原告之主张；对证据3无异议，原告是从刘永盛母亲处获得该份协议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基于对刘永盛个人的信赖购买产品；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只是案外人的某某，并未得到原告认可，事实上投资款并未得到兑付；对证据7、8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内部文件，没有向社会公开，不能证明原告知晓该流程；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虽未纳入代销范围，但被告业务总监仍公开推荐产品，有违规违法现象；对证据10无异议，证明被告与鑫泰公司确实存在咨询服务合作关系。经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除对原告提供的刘永盛的名片、被告与鑫泰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不做认定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审理中，本院向原、被告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在(2015)浦行初字第333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状；2、(2015)沪一中刑终字第1158号刑事裁定书；3、被告公司机构业务部各小组工作进度表。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也印证了原告的主张，即被告存在过错；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表示不完整，内容可印证证监会的调查报告，也能印证原告的意见，业务二部在工作进度表中多次提到博鳌项目、闵行动迁项目，说明被告对业务二部的工作情况是知晓的，但被告未仔细核实过项目的真实性，或者有放任的态度。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监会的监管措施并非本案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且证监会也认为认定被告存在非法代销私募产品缺乏事实依据；对证据2无异议，表示二审也认为难以认定刘永盛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系单位的职务行为；对证据3认为只是各小组对自己工作情况的一个记载，不能证明被告对业务小组的工作有认可、指示或反馈。根据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刘永盛系华宝证券机构业务二部业务总监。2013年4月19日，经刘永盛推荐，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上海千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博投资)、初始有限合伙人上海千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博资产)签订《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原告认购合伙企业即悠涟投资的合伙份额，并对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分配、退伙等作了约定，原告及悠涟投资在该合同尾部签章，千博投资、千博资产均未在该协议上签章。当日，原告又与千博投资签订《回购协议》，对千博投资回购原告认购的合伙份额的条件作了约定，原告与悠涟投资在协议尾部签章，千博投资未签章。同时原告与悠涟投资签订《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认购书》，约定认购金额为200万元。当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投资人声明书》一份，载明：本人悉知华宝证券仅按照与千博投资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项下的相应义务，不承担任何此项目的还本付息责任，不承担此项目的投资风险。本人认购该项目是在充分研究项目文件，了解风险并自愿承担风险的自主决策。本人知晓，若项目到期无法实现预期兑付并进入资产处置程序后，则本人应根据已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向相关融资方及担保方主张权利，并委托相关律师事务所采取法律手段依法追索。2013年4月22日，原告将认购款200万元汇入悠涟投资。悠涟投资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认购书》，载明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金额为200万元，有限合伙成立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存续期为1年，溢价回购年利率为10%。2014年7月19日，经刘永盛推荐，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鑫泰房产签署了《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协议载明鑫泰房产发起设立悠涟投资(有限合伙)，资金投资于上海市徐汇区尚海湾二期项目。该协议对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出资、收益与分配等做了约定。悠涟投资推介书中明确，由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合伙企业的资金监管工作。当日，原告与鑫泰房产签订《回购协议》，就有限份额回购事宜达成协议。同时原告又与鑫泰房产签订《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约定原告的认购金额为1000万元。当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投资人声明书》，载明：本人悉知华宝证券仅按照与悠涟投资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项下的相应义务……。其他内容同上述《投资人声明书》。2013年7月24日，原告将1000万元汇入悠涟投资开设在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广场支行账户。同年7月29日，鑫泰房产向原告出具《上海恒盛三号(B款)尚海湾二期项目有限合伙份额认购书》，载明：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金额为1000万元，有限合伙份额成立时间为2013年7月19日，存续期为1年，溢价回购年利率为10%。2013年10月20日，刘永盛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2014年11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永盛与江苏中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内蒙古鑫源矿业开发冶炼有限公司董事长应泓约定，由刘永盛为鑫源公司募集资金，应泓承诺按募集资金额的15.5%支付刘永盛财务顾问费。2013年4月起，刘永盛以投资海南博鳌医疗基金、上海市徐汇区尚海湾房产等项目为名，以承诺9%-10%的年回报率为诱饵，通过本人及李杰、张伟等人以银行、证券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在华宝证券、民生银行等工作地点，对外招揽投资人签订《海南博鳌医疗基金(国家级项目)B款/C款项目认购合同》、《上海市恒盛三号(B款)认购合同》、《上海市闵行区动迁安置房项目三期(B/C款)认购合同》，认购上海悠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份额，至2013年10月，共计向56人募集资金160,070,000元，所募资金进入悠涟开设在江苏银行及民生银行的收款账户后，被应泓转至多家公司账户，由其支配使用，至案发尚未开展兑付。刑事判决书同时认定，刘永盛等人为帮助他人公司募集资金从而获取相应佣金，虚构投资项目、设计了多套认购合同，欲以招募有限合伙份额的方式进行融资。2015年5月10日，本院作出判决：一、被告人刘永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四、查获、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依法退还相关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刘永盛、李杰、张伟继续退赔，发还相关被害人。刘永盛、李杰、张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刑事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另查明，悠涟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一江，股东为北京一江和应泓，应泓为北京一江的控制股东。2013年5月24日，华宝证券与北京一江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华宝证券为北京一江提供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就北京一江投资管理业务的交易结构、发行规模、预期收益等相关信息向被告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北京一江应向被告支付咨询服务费300万元。2013年6月3日，北京一江支付被告咨询服务费100万元。2013年10月23日，北京一江通知被告解除《咨询服务协议》，被告于10月28日将100万元退还北京一江。再查明，被告与鑫泰房产于2013年4月1日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被告为鑫泰房产提供投融资咨询服务、就投融资业务的交易结构、发行规模、预期收益等相关信息向被告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并视鑫泰房产要求针对被告客户开展投资流程培训等；鑫泰房产应向被告支付咨询费用123.95万元。又查明，被告机构业务部各小组工作进度表中，业务二部工作进展及工作安排多次出现“海南博鳌项目”、“闵行动迁项目”等，并提及“沟通客户，推荐海南博鳌项目，让客户去第三方机构认购”、“安排周昆和贺文处理好到期兑付的工作安排，近几周到期兑付的工作量较大。”还查明，上海证监局于2013年11月25日对被告作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被告公司机构业务部在引进人员和团队时未审慎开展调查工作；对机构业务部的日常工作缺乏有效管控，对其开展的项目缺乏实质审核、风险论证和持续合规监控；机构业务部的合规风控流于形式，未有效发挥合规检测和合规审查的作用，要求被告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监管谈话。2015年3月10日，上海证监局华宝证券信访事项专项现场检查小组作出《关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现场检查事实确任书》，认定被告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对咨询服务业务管控缺失；2、公司存在应报告未报告事项；3、对“刘永盛团队”开展的工作失控。2015年3月23日，上海证监局对被告作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被告公司对机构业务部的运作缺乏有效管控。未对该部门的业务进行内控审核和尽职调查，以致该部门发生擅自推销违规产品的情况，责令被告公司予以改正。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刘永盛等人虚构了材料，向投资者进行推介，虚构行为本身构成欺诈，并且造成了原告的实际损失，足以认定刘永盛等人在民事上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刘永盛等人对外以被告华宝证券的名义、在被告华宝证券工作场所进行违法经营活动，虽然其内在动机是出于个人的非法目的，但其行为与执行被告华宝证券的工作任务具有内在联系。针对被告华宝证券辩称其对刘永盛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知情，由于被告华宝证券与北京一江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收取了北京一江的咨询服务费，加上被告华宝证券任命刘永盛为机构业务二部业务总监，即使刘永盛等人的行为超越职务范围，但在外观上足以认定属于执行工作任务，故刘永盛等人的侵权行为应视为被告华宝证券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因此应由被告华宝证券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作为投资者应当是基于其对投资的项目、交易对手、交易架构等的信赖进行投资，但从原告交易的过程来看，首先原告对所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作了解即草率签约，自身欠缺风险意识是导致损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告主张是基于对被告华宝证券的信赖而进行投资理财，但在交易的所有材料中并无被告华宝证券的盖章，而刘永盛向原告所出示的投资人声明书却载明被告华宝证券不承担责任。原告自身未履行审慎注意义务，对损失的产生也有相应过错，因此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损失。综上，被告华宝证券应对原告的未获返还的本金损失的80%,即960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如本判决生效后，原告在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中获得超过本金损失20%清偿部分，应当在被告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佳960万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0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王佳负担22,000元，被告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9,000元，被告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 波审 判 员  钱 燕人民陪审员  张蓓莉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钱 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