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11民初3855号 原告：王国良，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原告：王丽琴，女，199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原告：陈玉治，女，194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董志武、李海燕，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厦门市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虹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小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凌，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娜，系公司员工。 被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10楼。 负责人：王春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国良、王丽琴、陈玉治与被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海洋与渔业局）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2月7日依照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1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良、王丽琴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燕律师，被告路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凌律师，被告海洋与渔业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国良、王丽琴、陈玉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521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6161.25元、丧葬费32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者家属为处理事故产生的误工费3450元和交通费1000元，共计974911.25元；2.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受害人李某系集美区凤林村渔民，原告王国良系其夫，原告王丽琴系其女，原告陈玉治系其母，全家依靠“讨小海”维持生计。2015年7月6日8时许，受害人李某与往日一样背着竹篓出门讨海。大约十点许，李某与同村讨海村民一同回家，在途经集美大桥59号桥墩时，不慎失足掉入该处的因环东海清淤而形成的深坑。事故发生后，与李某同行村民立即就此事进行了报警。凤安边防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出警搜救，后消防人员、海警及私人打捞队亦联合搜救，但均未找到溺水人员李某。直至2015年7月6日23时许，东海救援队在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找到已溺水死亡的受害人李某，并将其打捞上岸。之后，原告等亲友至事发现场查看知悉，受害人李某掉入的深坑周围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周边大桥的桥墩亦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被告路桥公司于2006年取得了事发地点所在海域的海域使用权，期限50年。《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的义务”，故被告路桥公司具有保护和合理使用涉诉海域的义务。而被告路桥公司在使用海域期间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在明知渔民靠海为生的情形下，对管理区域发生的违法清淤以及清淤后形成的深坑未进行填补，亦未设立相关警示标志，引发本次事故的发生，其对此存在严重过错，理应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作为主管海洋与渔业工作的政府机构，负责全市包括清淤整治在内的海域使用的综合管理，但却放任清淤船违法清淤，导致深坑的形成，并引发本次事故的发生，其对此也存在严重的过错，应与第一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原告将原主张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诉由变更为一般侵权责任。原告认为，根据证人陈述可知，涉诉深坑并非天然形成，系人工挖掘形成的，形成时间已有数月。历年来凤林村村民均依靠至涉诉深坑所属范围及周边范围内的海域讨小海为生，证人及受害人在内的凤林村村民均未接到禁止至涉诉海域所属范围及周边范围内的海域讨小海的通知。另由原告提供的涉诉深坑及周围区域照片可知，涉诉深坑周围并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根据《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第四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可知，被告路桥公司作为集美大桥的管理人及涉诉海域使用权人，在使用涉诉海域期间应尽日常管理和维护义务。而路桥公司并未尽日常管理和维护义务，对已形成数月的深坑未及时进行填补以消除安全隐患，亦未在涉诉深坑周围设置相关危险警示标志，致使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此存在重大过错，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海洋与渔业局作为主管海洋与渔业工作的政府机构，负责全市海域使用的综合管理，应监督、指导被告路桥公司及其他单位正确使用海域，制止及纠正不当行为。而被告海洋与渔业局并未尽上述义务，致使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此亦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被告路桥公司辩称：1.答辩人是全资的国有企业，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1）原告主张受害人系溺水身亡证据不足。本案中，仅能确定的事实是受害人身亡，且受害人遗体在水中发现，但是该身亡是否是溺水所致，或者是突发疾病所致，甚至是其他原因所致均无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本应提供尸检报告加以证明其主张，但原告并未举证。（2）原告主张受害人系失足落入深坑溺亡证据不足。首先，是否存在“深坑”这一基本的事实没有任何原始证据予以佐证。是否存在“坑”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即便事发地点有“坑”存在，该“坑”究竟多大、多深，是否构成“深坑”，是否足以造成受害人无法自救或被他人施救，该“坑”与受害人溺亡是否存在关联性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其次，即便存在“深坑”，现有证据也只能证明受害人遗体最终在“深坑”找到，但不能证明受害人系失足落入深坑溺亡。本案不争的事实是，讼争地点处于海上，而海水是流动的，受害人遗体发现地点不能等同于其落水地点。（3）原告主张所谓的“深坑”系因环东海域清淤而形成的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事发地点为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的“深坑”，该“深坑”的位置处于集美大桥桥面垂直投影范围之内，而事实是集美大桥桥面垂直投影范围内根本没有进行清淤。也就是说，即便存在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后果的“深坑”，该“深坑”也不是因环东海域清淤而形成的，而是天然形成的。（4）原告主张讼争事发地点附近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与事实不符。集美大桥周边早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存在警示标志，该标志清楚地提示“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2.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如上所述，原告主张答辩人“对其管理区域发生的违法清淤以及清淤后形成的深坑未进行填补，亦未设立相关警示标志，引发本次事故的发生，其对此存在严重的过错，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第一次起诉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公共场所”范围为不特定社会大众所可能聚集和通行的地点，安全保障要求较高。而本案讼争地点为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根据《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管理单位同意不得进入大型桥梁、隧道的重要区域。前款所称重要区域，是指桥梁的箱梁、桥墩、承台、索塔、锚锭、变电站、缆索系统等区域，隧道的泵房、变电站、通风塔、服务隧道等区域。因此，讼争地点依法为不得进入区域，不属于原告所依据的侵权责任法所主张的“公共场所”的范围。3.本案悲剧的产生系受害人自身的违法行为、过错造成的。（1）根据原告的主张，事发地点为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而该地点根据《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的规定为禁止进入区域，因此，受害人的行为显然违法。（2）讼争的事发地点处于海上，而海上受到潮水涨落的影响，无疑状况复杂，受害人是成年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长期在海边生活，原告主张受害人以“讨小海”为生，因此，受害人熟悉海洋的危险性，对下海的风险是明知的，更何况，集美大桥桥头也早已设立安全提示标志，受害人无视该安全提示标志下海，因此，受害人自身的过错才是造成本案悲剧发生的唯一原因。 变更诉讼请求后，路桥公司辩称：1.原告对于被告要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多次变更。原告并未指出被告违反的相关规定是哪一条，原告的诉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2.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损失，但是却未指出两被告基于什么进行共同赔偿，原告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3.原告主张本案是一般侵权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就应当证明本案符合侵权法的构成要件：实施了侵权行为，有过错，有损害后果，且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要件均不具备，被告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原告所主张的事发地点是否存在深坑，至今原告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事发地点”是位于集美大桥桥面垂直投影正下方，原告举证政府部门的《工程质量鉴定意见通知》已经明确可以证明该所谓的事发地点是不属于原告所主张的环东海域的清淤区域，所以不存在该所谓的深坑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被告提供的照片、侨英街道出具的证明等都可以看出集美大桥周边早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路桥公司不存在实施侵权行为。路桥公司也不存在所谓的过错，恰恰相反，受害人的过错是造成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唯一原因。原告所述的区域是属于禁止进入的区域，并不是公共区域，如果受害人是在所谓的事发地点发生意外，显然该意外是由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所致。本案中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受害人是在所谓的深坑溺水身亡的，本案的证据只能体现受害人是在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最后遗体被打捞上来，海水是流动的，打捞上来的地点并不等于事发地点，所以原告所主张的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成立。所以原告要求路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侵权法规定。 被告海洋与渔业局辩称：1.涉案深坑不是清淤形成的，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清淤和深坑具有关联性，其主张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深坑的形成是天然原因还是人为导致的，原告作为举证义务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能简单推定是清淤形成的。原告基于侵权起诉，其对于侵权责任成立、侵权主体等承担当然地举证责任，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有导致李某死亡的加害行为、答辩人对李某的死亡存在过错、答辩人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2.李某的违法、过错行为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和主要原因。（1）李某进入桥墩区域的行为是违法的。根据《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管理单位同意不得进入大型桥梁、隧道的重要区域，包括桥梁的桥墩。况且，侨英街道和凤安派出所共同在大桥下立有警示牌“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本案中，原告在诉状中已明确李某是在走过桥墩区域“不慎失足”发生事故的。因此，李某的死亡是基于自身违法行为而导致的。（2）李某明知“深坑”区域危险而行经的行为，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李某作为以“讨小海”为生的人对周边海域是非常熟悉的，其明知存在“深坑”而仍选择走该区域，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属于可以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具有重大过失。因此，李某进入桥墩区域活动并经“深坑”的违法、过错行为，才是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和主要原因，其损害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3.答辩人也已履行了海域使用权出让之后的法定监管义务，答辩人无需承担责任。根据《海域使用权证书》，自2006年起，案涉事故海域的使用权人为路桥公司。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答辩人已履行了在海域使用权出让之后对海域使用权须在一年内开发利用、不得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监管职责。答辩人并没有确保不让公众进入出让海域和确保进入出让海域的公众的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因此，答辩人在案涉海域的监管中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4.原告主张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适用错误。第37条应适用的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但本案事发地点并不是公共场所。该条规定负有保障性义务的是两种人：公共场所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但海洋与渔业局并不是公共场所管理人，也不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5.且不论本案并不构成答辩人对李某的侵权，原告主张的部分赔偿项目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交通费、误工费损失，该部分赔偿项目没有任何证据。（2）原告提供的社区居委会证明不符合对单位证明法定要件的规定，且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陈玉治收入来源、子女抚养情况等待证事实。（3）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考虑受害人过错，而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和主要原因均是李某自身违法、过错行为，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依据。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海洋与渔业局认为：即便将原主张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变更为一般侵权责任，原告也未对答辩人应当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其主张不能成立。1.原告未举证证明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成立。若原告主张答辩人应当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原告应当证明：答辩人有导致李某死亡的加害行为、答辩人对李某的死亡存在过错、答辩人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原告未能证明如上任一构成要件，而从本案的事实可以认定答辩人许可路桥公司使用海域不属于对李某的加害行为，且许可使用是合法的，且不存在许可使用后有疏于监管的情况，且答辩人的许可使用与李某的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不成立。2.原告认为的答辩人作为行政机关是被告路桥公司使用海域的监督机关，因监督不力故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样也不能成立。此外，是否有监督职责及是否行使了监督职责是行政诉讼应当审查的问题，不是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且从最高院关于民事侵权司法解释的规定看，行政监管不与一般民事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3.李某自身的违法、过错行为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和主要原因。理由同上。4.且不论本案并不构成答辩人对李某的侵权，原告主张的部分赔偿项目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同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出警记录证明》，拟证明李某与同村讨海的村民回家途中，经集美大桥59号桥墩时不慎掉入清淤形成的深坑，溺水死亡。被告路桥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判断是否是原件，仅是公安的出警记录证明，不是对事故认定的结论；经办民警没有目睹受害人掉入深坑，该记录没有客观证据支持；记录中仅提到受害人是溺水，但没有提到是溺水导致死亡；记录中提到“深坑”，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地点存在足以致人死亡的“深坑”。海洋与渔业局质证认为，对表明真实性无异议，对描述部分的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记录中的描述仅是报案人的口头陈述，派出所并没有进一步调查，所以在深坑打捞到不能简单推断是掉入深坑，不排除其他地方漂过来。且没有证据证明是清淤形成的深坑。本院认为，该出警记录证明加盖有厦门市公安局凤安边防派出所的公章，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出警记录系第一时间出警的公安派出所出具，明确载明系其查明内容，两被告对其所记载内容有异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2.原告提交百度百科关于被告海洋与渔业局介绍，拟证明海洋与渔业局有负责全市海域使用综合管理等职责。路桥公司认为系网络打印，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海洋与渔业局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其职责应由厦府办[2012]14号文件确定，且该证据无法证明海洋与渔业局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本院认为该证据为网络打印件，不能以此确定海洋与渔业局的职责。 3.原告提交事后拍摄的事故现场及附近桥墩照片，拟证明李某掉入的深坑是被告安排相关单位挖掘，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与邻近桥墩相比，事故现场滩涂已大部分被被告挖毁，渔民讨海只能走深坑边的路；事故发生后，讨海渔民为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自行用沙袋将挖毁的路填了。路桥公司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照片是原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是“事发现场”，照片地点是桥梁垂直投影下方，依法属于不允许进入区域；该区域与周边地貌明显不同，显然非原告所述被告在桥下清淤形成深坑；照片上不能体现存在深坑；原告称受害人行走于深坑边的“道路”，该“道路”在低潮时也差不多只是和海水相平，受害人无疑对安全极端漠视；原告出警记录称打捞了12小时，照片上深坑面积不符合常理。海洋与渔业局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该照片是否在事件发生现场拍摄，无法看出清淤施工痕迹，该照片如成立，则证明李某存在重大过失。本院认为，该照片上体现集美大桥59号桥墩，能证明原告事后拍摄照片时该区域的情况，但仅此不足以证明深坑系被告挖掘。 4.原告提交厦门市公安局侨英派出所出具证明和陈玉治户口本，拟证明陈玉治有权提起诉讼，及需要扶养和扶养的年限、人数。路桥公司认为证明没有原始档案印证，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户口本无异议。海洋与渔业局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没有制作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要件，也不能证明扶养情况；对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扶养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明没有侨英派出所出具人员签字，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证据证明效力，对侨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公安部门制作的户口本予以采信。 5.被告路桥公司提供厦港质监[2014]10号《厦门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文件》，拟证明原告主张事故发生地水坑并非清淤产生，被告并非原告主张的施工人；海洋与渔业局质证认为无异议；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路桥公司对案涉海域有管理权。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应予以认可，能证明集美大桥桥下等区域未列入清淤区域。 6.被告路桥公司提供6张照片、侨英街道办出具证明、警示牌制作发票、警示牌制作清单，拟证明事故发生前，集美大桥周边设立了“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的警示牌。被告海洋与渔业局质证认为无异议。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警示是说下水危险并未禁止下海，村民因需要下海讨生必须进入案涉海域。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侨英街道和凤安派出所在集美大桥桥头设置了“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的警示牌。 7.海洋与渔业局提交厦府办[2012]14号文件，拟证明海洋与渔业局的职责范围及职责范围不含不让公众进入出让海域和确保进入出让海域公众的人身安全。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主要职责第三款也载明职责包含监督管理国家授权的海域及海岸带。被告路桥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应予确认，其主要职责的第三款规定“监督管理国家授权的海域及海岸带使用”，仅该规定尚不能得出海洋与渔业局负有上述海域和海岸带人身安全保障的职责。 8.证人王某1、张某、王某2、王某3的证人证言，原告对之无异议。被告路桥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人与李某不是同村就是好友，证言之间存在对讨小海人数陈述不一致等矛盾，证人陈述深坑是2014年有船过来挖掘与事实不符。被告海洋与渔业局对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人陈述的挖坑情况、环东海域禁止下海捞捕的宣传和被告提交的材料有矛盾，不符合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余意见同路桥公司。本院认为，四个证人对于事发当天李某受害经过陈述、凤安村讨海习惯、事发路段深坑情况的陈述一致，且与凤安派出所出警证明相互印证，本院对其该部分证言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6日11时10分许，厦门市公安局凤安边防派出所接110指令，称在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桥下59号桥墩有人溺水，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系李某（女，35021119700105306Ｘ，厦门市集美区人）跟同村人一起下海收网，在回来路过集美大桥下59号桥墩时不慎失足掉进该处深坑不见。后与消防人员、海警及私人打捞队联合搜救仍未找到溺水人员。2015年7月6日23时许，东海救援队在集美大桥59号桥墩附近深坑找到溺水人员李某，后将溺水人员打捞上来。王国良和李某户籍地在厦门市集美区，双方系夫妻。王丽琴系李某之女。陈玉治（1941年7月4日出生）系李某之母，其与李福明（已故）共育有李某在内的一子三女。 2006年7月6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向厦门市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颁发厦门集美大桥及接线工程桥梁的海域使用权证，终止日期为2056年6月29日。厦门高集海堤开口改造影响区清淤工程A、C区的范围，包括高集海堤至集美大桥以东100米滩涂，但不包括礁石、废弃混凝土桩、厦门大桥及集美大桥桥下等区域。2014年1月，侨英街道和凤安派出所在集美大桥桥头设置了“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的警示牌。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主要职责中包含“监督管理国家授权的海域及海岸带使用”。 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称：事发当时其在场，看到事发经过，当天有四五个村民一起去集美大桥桥墩附近讨海，李某走路滑倒滑到海里去了。凤林村的村民一直以来都会到集美大桥桥墩附近的海域讨海，退潮时去捡海蛎等，涨潮时回家，证人从某1就到上述海域讨海。讨小海之后回家只能从桥墩下的滩涂走，走的地方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看到路，李某滑进去的深坑是后面才挖的。证人和李某除了讨海没有其他经济收入。 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事发时其还在讨海，没有亲眼看见李某发生事故，当天十点的时候听说李某出事了。桥墩下的路本来很好走，但2014年12月不知道哪里来的船挖了深坑。凤林村的土地被征收了，像证人这个年龄的村民只能讨小海为生。证人嫁到凤林村后就一直以讨海为生，退潮时候去抓螃蟹、虾，证人除了讨海没有其他收入。 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称：当天十点左右，四五个人走在桥墩下，水到脚踝的位置，其走在李某后面，亲眼看到李某滑下去。事发的深坑不是天然形成的，是有船过来挖的。证人十八岁就开始讨海，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村子里的人去讨海。 证人王某3出庭作证称：事发时其在场，其走在李某的后面，桥墩下可以看到路，有一点点水，其亲眼看到李某滑下去。事发的深坑不是天然形成的，是有一年12月挖机过来挖的。证人从某2到凤林村后就开始讨海。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的损失是否应由两被告赔偿及如何赔偿；2.原告因本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 （一）原告的损失是否应由两被告赔偿及如何赔偿 原告和两被告的诉辩意见前文已述及，在此不赘。 本院认为，《厦门市大型桥梁隧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管理单位同意不得进入大型桥梁、隧道的重要区域。重要区域由管理单位设置标志确定，但根据管理需要不宜设置标志的除外。前款所称重要区域，是指桥梁的箱梁、桥墩、承台、索塔、锚锭、变电站、通风塔、服务隧道等区域。”首先，李某滑入的深坑位于集美大桥下59号桥墩，该区域属于未经管理单位同意不得进入的区域。李某未经同意进入该区域明显违反厦门市政府上述办法的规定，其违法性决定该行为具有较大的过错。其次，在2014年1月，侨英街道和凤安派出所已在集美大桥桥头设置了“下水危险，请注意安全”的安全标志，李某无视该安全标志下海，进一步加大其过错的程度。再次，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生活在海边经常“讨小海”，应当预见在桥梁下湿滑又有深坑的滩涂上行走的危险性，其未能预见或轻信能避免，仍在上述区域行走，亦加大其过错的程度。综上，李某的过错明显，应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上述办法同时规定，“重要区域由管理单位设置标志确定，但根据管理需要不宜设置标志的除外。”根据证人的陈述，能够确定凤林村的村民有在事发海域“讨小海”的历史习惯，部份没有工作的人还以此为经济来源。集美大桥修建以后，桥墩区域为厦门市政府上述办法所禁止进入的区域，作为管理人的路桥公司有必要、有义务也有可能在桥墩附近设置标志，向有讨海历史习惯的村民告知重要区域的范围及越界违法。但截至法庭辩论终结，路桥公司并未作出上述行为，该不作为行为与李某进入桥墩区域有一定因果关系，具有一定过错。与李某的上述三个过错因素相比，路桥公司该不作为在致李某发生溺亡后果的作用中明显较小，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李某对自身损失承担95%的过错，路桥公司承担5%的过错。路桥公司依法取得案涉海域用益物权，并依法使用上述海域，成为案涉海域的管理人，因其系有相关资质的公司，故其未尽设置标志的义务所致的民事责任，不应由海洋与渔业局共同或连带承担。 （二）原告因本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 1.死亡赔偿金数额。原告主张852140元（42607元／年×20年），路桥公司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海洋与渔业局认为按城镇标准计算无异议。本院认为，李某户口本载明其户籍地位于集美区，故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2015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于法有据，数额为852140元（42607元／年×20年）。 李某需扶养的人有其母亲陈玉治（1941年7月4日出生），陈玉治已满75岁，且育有4个子女，故扶养时间依法计算为5年，由4人分担。原告主张按厦门市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929元／年计算，于法有据，故被抚养人所需生活费为36161.25元（28929元／年×5年÷4人＝36161.25元）。以上两项合计为888301.25元。 2.丧葬费数额。原告主张32160元（5360元/月×6个月），路桥公司认为丧葬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海洋与渔业局认为丧葬费无异议。本院认为丧葬费按厦门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原告主张予以支持。 3.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数额。原告主张死者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3450元(5360元/月÷21.75天×7天×2人)；两被告主张每月应按30天计算，交通费没有相应原始票据，误工费没有证据，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时间应按3天计算。本院认为，原告虽未提交相应票据，但其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结合家属户籍地在集美区凤林中路，本院酌定为800元。死者家属为处理事故而产生的误工费，因死者已非农村户籍，两被告主张按农民标准计算，于法无据；原告未提交误工证明及标准，但误工必然发生，原告主张按厦门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7天、人数2人，本院予以支持，但该7天并非7个工作日，故应按每月30天计算，金额为2501.3元（5360元/月÷30天×7天×2人）。以上共计3301.3元。 4.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50000元，两被告主张未侵权故不应支付。本院认为本次事故中李某死亡，结合被告过错程度，厦门市平均生活水平，酌定被告支付5000元。 本院认为，案涉事故发生海域为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区域，显然不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公共场所”，原告经释明后主张两被告承担一般侵权责任，故本案系主张赔偿侵权损失引发的生命权纠纷。原告因此事故造成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888301.25元，丧葬费32160元，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3301.3元，以上共计923762.55元。李某对自身损失承担95%的责任，海洋与渔业局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路桥公司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46188.1元，还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总计51188.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国良、王丽琴、陈玉治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共计51188.1元。 二、驳回原告王国良、王丽琴、陈玉治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225元，由原告王国良、王丽琴、陈玉治负担4951元，被告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74元。各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巍 人民陪审员  陈丽娇 人民陪审员  周温霞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馨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javascript:SLC(34937,0)?)》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