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1025号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熊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正洋，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巍巍，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沛良，男，196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徐建峰，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被告：徐建华，男，196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金怒江，男，197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英，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万权，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鸿盛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汾西路XXX号XXX楼XXX室。法定代表人：徐沛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辉，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太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曾光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巍巍，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安，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徐建华、金怒江、第三人上海鸿盛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盛鸿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洋、倪静(后变更)、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英、邵万权、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第三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集团)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于宁(后变更为熊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洋、倪静、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万权、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辉、第三人柳工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巍巍、孙德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审计机构对原告2011年底电工资产价值及原告收到44台电机设备合同款价的金额进行审计。2017年1月9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洋、被告徐沛良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万权、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辉、第三人柳工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巍巍、孙德安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原告向本院提出对44台电机设备成本价进行补充审计。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熊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洋、被告徐建峰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万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柳工集团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连带赔偿因关联交易给原告造成的电工机械资产损失人民币88,279,733.77元；2、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3、四被告连带赔偿因违反高管忠诚义务造成原告损失200万元；4、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对第1、3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原经营电工机械制造业务，生产销售电工机械产品。2010年电工业务经营场地为借用原告关联公司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扬州市的场地，人员69人。四被告为原告公司股东且在原告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在得知公司董事会关于剥离和退出电工机械业务的决定后，于2011年12月联合其他几名自然人成立了第三人鸿盛鸿公司，被告徐沛良担任法定代表人。2012年初，各被告利用职务之便，促使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接某了原告的电工机械业务的全体员工、场地、仓库、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并于2012年3月对电工业务资产进行了盘点。但是，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并未向员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披露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接某电工业务的具体交易内容，第三人鸿盛鸿公司也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对价。按照经审计的2011年底的原告财务报表显示，电工机械业务资产价值为88,279,733.77元。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徐沛良、徐剑峰、徐建华、金怒江共同辩称：1、原告诉称的行为发生于2012年，迄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诉请1中的赔偿金额是基于原告单方盘点、审计的结果，且原告内部审计结论有争议。电工板块剥离时，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替原告履行了原告对外签订的订单，合同款由原告收取；原告电工业务原有许多员工，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全部接受了这些员工，使得原告因此少支付辞退员工补偿1,000万元左右；被告徐沛良在将其持有的原告股份低价转让给原告股东柳工集团时，股权转让合同也考虑了相关电工资产损益的问题，故四被告支付了相应对价，原、被告对电工业务的结算已经完毕。3、原告诉称四被告利用职务之便实行关联交易无依据。2011年11月原告召开了董事会办公会议决定剥离电工业务，并同意公司人员可以成立新的公司进行接盘，正因为被告徐沛良系原告董事长又是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的股东，所以员工才能顺利平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公司。4、原告认为四被告违反忠实义务造成原告损失2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第三人上海鸿盛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述称：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在原告召开会议并决议退出电工业务的情况下才注册成立，不存在因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关联交易造成原告损失的情况；原告仅凭单方盘点和审计结论无法证明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损害了原告利益。第三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述称：原告电工业务剥离给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未取得第三人柳工集团同意，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取得电工资产违法。第三人柳工集团向被告徐沛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并未包含被告徐沛良应向原告承担责任的对价款。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成立于1993年11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名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5月16日更名为现有名称。四被告曾为原告股东，其中被告徐沛良持股比例为34%，被告徐建峰持股比例为1%，被告徐建华持股比例为1.5%，被告金怒江持股比例为0.25%。被告徐沛良自1993年至2014年4月30日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2011年6月1日原告聘请被告徐沛良担任原告董事长。2010年11月22日原告聘请被告徐建峰担任原告副总经理，聘请被告徐建华为原告常务副总经理，聘请被告金怒江为原告的董事会秘书。2012年3月起被告徐建峰不再担任原告高管，2014年期间被告徐建华、金怒江不再担任原告高管。另查明，2011年9月15日，原告作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决议第六项内容为：“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剥离电工机械业务的议案》，剥离前以鸿得利重工名义签订的合同仍有鸿得利组织生产并履行，所有的应收、应付账款等由鸿得利重工负责催收和支付，鸿得利重工由此将逐步退出电工机械业务的经营。”2011年至2012年期间，在原告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上对原告电工业务的处置有所提及。2011年11月的《十一月份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提及：“电工机械运行模式集团已研定，确定不参与投资，可以由现有人员以自然人入股的形式重新进行注册，彻底从柳工鸿得利中剥离出去，年底之前新公司必须完成注册，财务原则上按80%的回款拨付资金，按规定拨付后产生的货款风险由徐建峰承担。”2012年2月的《二月份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提及：“电工机械2月底以前一定要从原告公司剥离出去，人事关系同步转移。”2012年8月的《八月份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提及：“关于鸿得利与鸿盛鸿一些关联事情处理的提案请姜旭红和金怒江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确定51台关联产品的经营关系和处理方法，确定出口代销产品的费用比例(6%)，尽量解决鸿盛鸿51台设备对外采购物资的付款问题，原则上参照双方原签订的有关协议条款确定。”原告形成于2010年11月的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约定：以下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章程第一百零四条约定：……董事会的具体权限为：(一)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对外投资、股权转让、资产出售和购买、资产置换等的权限为，单笔账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连续12个月内累计账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30%。……(三)公司拟与关联方达成的交易金额低于3,000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涉及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等事项时，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交易类别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据第三人柳工集团提交的深鹏所审字(2012)0141号审计报告，2011年底原告期末资产总值为1,531,879,241.71元，期末所有者权益为506,824,598.88元。又查明，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12月2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徐沛良。设某时股东为四被告及案外人张某某、黄某某、龚某某、李某某、朱某、艾某某。其中被告徐沛良出资800万元，占股权比例40%，被告徐建峰出资700万元，占股权比例35%，被告徐建华出资270万元，占股权比例13.50%，被告金怒江出资50万元，占股权比例2.50%。2012年初，原告在扬州工厂处的电工资产(含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转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公司，但双方未办理资产交接手续。2012年2月，原告公司电工业务人员的人事关系亦转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原告电工资产转移时，曾有涉及44台电工机械的合同未履行，此后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制作完成了44台电工机械中未完成部分，替原告向案外人履行了合同，相关合同款由原告收取。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原告电工资产剥离前的电工资产账面价值、第三人鸿盛鸿公司代为履行44台电工机械合同的金额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申洲大通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009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至2011年底原告电工账面存货资产价值为72,733,026.79元，其中原材料30,303,509.85元，在产品及库存商品21,069,798.05元，发出商品21,359,718.89元；44台电工设备销售应收合同款为4,726.27万元。同时鉴定报告对原告2011年12月28日存货盘点情况进行了说明，指明：“盘点表存货名称与公司账面存货无一一对应的关系，无具体规格、型号及金额，且是少部分抽盘未进行全部盘点，鉴定中仅能作为参考。公司财务部龚仕超根据该盘点表整理的电子版存货盘点表与公司账面存货有较大差异，盘点存货名称与公司账面存货名称有很多不一致。”此后，原告申请对44台电工设备的成本、税金、利润进行补充审计。经审计，44台电工设备的合同金额为4,726.27万元，设备成本为3,564.18万元，扣除增值税金521.01万元、运保费和佣金11.96万元，毛利为629.12万元。521.01万元税金中，已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为458.24万元，尚未开具增值税的税金为62.77万元。再查明，2014年4月2日被告徐沛良与第三人柳工集团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徐沛良将其持有的原告24.6%的股权以7,87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柳工集团。《股权转让合同》第10条约定：“有关电工资产的损益在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中双方已经予以考虑。”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原告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原告公司章程、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原告2011年1月份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章程，四被告提交的原告2011年11月份、2012年2月份、2012年8月份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供货合同、2014年4月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人柳工集团提交的深鹏所审字(2012)0141号审计报告，申洲大通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009号鉴定报告、申洲大通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003号鉴定报告，以及原、被告、第三人当庭陈述为证。上述证据，经原、被告、第三人举证质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四被告是否因关联交易侵害了原告利益；二、若四被告侵害了原告利益，则四被告应赔偿的金额是多少；三、四被告是否需向原告赔偿因违反高管忠诚义务造成的损失；四、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是否需对四被告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争议焦点一，四被告是否因电工资产的关联交易侵害了原告利益。原告认为四被告利用其高管身份，通过关联交易将电工资产转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损害了原告利益。四被告辩称原告电工资产剥离决定系原告董事会及总经理办公会议作出，程序合法，四被告并未损害原告利益。本院认为，四被告当时均系原告股东和高管，被告徐沛良系原告法定代表人，而第三人鸿盛鸿公司亦为四被告及案外人设某的公司，被告徐沛良亦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故原告电工资产转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名下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否构成四被告对原告利益的侵害，则还应视四被告有无利用其内部控制权、违反原告章程约定处分资产而定。原告2010年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的权限为资产出售“单笔账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但根据深鹏所审字(2012)0141号审计报告，原告2011年底的净资产为506,824,598.88元，意味着原告董事会仅能决定出售低于50,682,459.89价值的资产。现据审计，2011年底原告电工账面存货资产价值为72,733,026.79元，已超过原告董事会决定的权限，故对原告电工资产的处分应经股东会决议，现四被告仅提供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未提供证明原告电工资产处分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证据，故四被告认为电工资产处分经正常程序剥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四被告当时系原告高管，被告徐沛良亦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对原告具有内部控制权，故本院认定四被告具有侵害原告利益的事实。争议焦点二，四被告应赔偿的具体金额。四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金额，应以四被告转移的电工资产价值减去四被告支付对价后的差额为准。首先，四被告转移的原告电工资产价值认定。四被告辩称原告对实际交付的电工资产金额负有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原告确有前述举证义务，但2012年1月电工资产转移至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时，双方并未办理交接手续，且彼时原告由被告徐沛良所控制，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被告徐沛良负有主要过错，此外，四被告未证明存在原告部分电工资产由案外人接某的情况，故可推定原告的全部电工资产已由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接某。鉴于电工资产迄今已不存在，无法通过现场盘点方式进行统计，而审理中原告虽提供了内部留存的盘点清单，但该清单仅为抽查数据记录，无法真实体现原告电工资产价值，故原告电工资产应通过账面资产审计进行认定。四被告抗辩称原告当时存在账实不符情况，但其仅提供了龚仕超1名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与四被告自认的电工资产金额亦存在不同，故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原告账目不真实的事实，且被告徐沛良当时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其亦应当对原告账目不实情况作合理解释，但被告徐沛良对此无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故四被告认为原告账实不符的抗辩本院难以采信。经审计，截至2011年底原告账面电工资产价值72,733,026.79元，其中发出商品21,359,718.89元，而所有电工资产均于2012年1月初转让，故本院确认四被告转移的电工资产价值为51,373,307.90(72,733,026.79-21,359,718.89)元。其次，四被告支付的对价。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接某电工资产后，替原告完成了44台电工设备未完成部分并将44台电工设备的合同款交付原告，其中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所付出的对价应为生产成本价3,564.18万元和运保费、佣金11.96万元，合计3,576.14万元。税金系由原告支付，利润系原告本应获得的收益，故该部分价值应归属于原告所有。此外，四被告认为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接某了原告员工，替原告避免了支付员工离职补偿金的损失，相应的离职补偿金也应作为电工资产支付对价。对此，因四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确需向员工支付离职补偿金及相应金额，故对四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四被告亦抗辩称，被告徐沛良与第三人柳工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提到了“有关电工资产的损益在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中双方已经予以考虑”，故四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电工资产价格已经全部结算完毕。对此第三人柳工集团明确表示股权转让款中不包括电工资产损益，故四被告该抗辩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四被告因转移资产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为15,611,907.90(51,373,307.90-35,761,400)元。争议焦点三，四被告是否应承担违反高管忠实义务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律规定公司高管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即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在职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也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高管应承担归还收入、赔偿损失的责任。前文已述，四被告作为原告高管确有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但原告诉请1中已经要求四被告对原告电工资产的价值进行赔偿，该请求权基础也是基于四被告侵害原告利益，且本院已予以支持，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另外遭受了损失及价值，故原告诉请3主张的损失已不存在，对于原告诉请3本院不予支持。争议焦点4，第三人鸿盛鸿公司是否需对四被告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系关联交易的受益人和当事人，故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人鸿盛鸿公司认为其在原告作出电工资产剥离决定后方成立，故不存在因其造成原告利益的情况。本院认为，第三人鸿盛鸿公司设某于2011年12月26日，原告资产转移发生于2012年1月，彼时第三人鸿盛鸿公司已经设某。第三人鸿盛鸿公司设某时，四被告拥有第三人鸿盛鸿公司90%以上股份，且被告徐沛良为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鸿盛鸿公司系由四被告所控制，第三人接某原告电工资产时应明知资产转移的来源，故第三人鸿盛鸿公司与四被告系共同侵权，理应与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争议焦点5，原告诉请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2年，至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表示，被告徐沛良一直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直至2014年，第三人柳工集团掌控原告时才发现电工资产存在问题，发现侵权事实，故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原告认为其于2014年才发现侵权事实，现四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在2014年前知道或应当知道电工资产被侵害的事实，故四被告认为原告诉请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徐建华、金怒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电工资产损失15,611,907.90元；二、第三人上海鸿盛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对第一项主文中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徐建华、金怒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1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98,198元，由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负担381,556元，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徐建华、金怒江负担116,642元。审计费250,000元，由原告上海鸿得利重工有限公司负担191,468元，被告徐沛良、徐建峰、徐建华、金怒江负担58,5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 静审 判 员  杜晓淳人民陪审员  王 平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沈晨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