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6行终1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通盈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法定代表人陆国法，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雨淦，南通通盈电信工程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海安县。法定代表人李如生，局长。委托代理人朱永生，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缪辉，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瑞芬，男，1958年8月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委托代理人冯香琪，江苏伯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通盈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安县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3行初1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杨瑞芬与袁成明系夫妻关系，袁成明自2015年4月份起至通盈公司处工作，主要工作内容为为该公司员工做午餐和晚餐。2015年9月12日上午7时许，袁成明用人力三轮车将通盈公司职工喝完啤酒的空酒瓶从通盈公司租住房屋处运出出售后返回途中由北向南行驶至海安县南莫镇兴南村十一组地段泰东桥下桥过程中从西侧无栏杆处跌下桥坡，致其跌倒受伤，先后经海安县肿瘤医院、海安县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重型脑外伤，颅内血肿，后因抢救无效，于同年9月15日死亡。2015年11月9日，杨瑞芬向海安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年11月17日提交了通盈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事故证明、海安县公安局南莫派出所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海安县人社局经审查后认为的杨瑞芬申请符合受理条件，遂于同日受理，并于同年11月25日向通盈公司邮寄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由通盈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国法母亲张瑞美签收。2016年1月15日，海安县人社局作出海人社工认字[2016]第6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袁成明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同年1月27日，海安县人社局向通盈公司邮寄送达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因被拒收而退回。同年2月4日，海安县人社局向通盈公司留置送达了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1月28日，海安县人社局向杨瑞芬送达了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通盈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工伤决定。另查明，袁成明于1964年12月28日生，系农业家庭户口，且未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还查明，因庭审中通盈公司对海安县人社局举证的海安县公安局南莫派出所制作的四份询问笔录的合法性及对张瑞广所做笔录形成时间等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调查，海安县公安局南莫派出所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了工作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5年9月12日，袁成明驾驶人力三轮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海安县南莫镇兴南村十一组地段泰东桥下桥时不慎下桥坡受伤，当日该警情由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南莫中队受理。2015年9月15日，袁成明因抢救无效死亡，其家属认为袁成明的死亡是出事地段相关设施不完善才导致其跌倒后非正常死亡的，且其是为雇佣单位出公差过程中出的事故，故相关单位应对袁成明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遂至我所报警求助，要求查明相关事实。本着服务群众，维护辖区治安稳定，我所受理该求助，并于当日对雇佣袁成明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并电话联系该单位负责人陆国发，但均无法联系到其本人，后经了解，张瑞广熟悉相关情况，民警多次联系张瑞广，直至2015年11月16日，张瑞广答应第二天有空接受调查，2015年11月17日，民警对张瑞广形成调查笔录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袁成明与通盈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1、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根本的条件是双方是否具有从属关系，劳动关系的双方是不平等的，企业对劳动者有管理权，即企业可以要求劳动者按企业的规章制度行事，提供劳动时要按企业的要求来达到劳动成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平等，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关系正是劳动关系的最大特色。而劳务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提供劳动成果的劳动者不必受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约束，只需按要求提供劳动成果即可。本案中，袁成明到通盈公司处工作，接受通盈公司的工作安排、管理，与其他员工一样领取工资报酬，除年龄因素外，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其他职工并无任何差异，双方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关于袁成明在通盈公司单位工作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由此可见，对于用人单位招聘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发生争议时按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处理，并非以劳动者的年龄为标准，而是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养老金为标准。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袁成明虽已达到退休年龄，但因其属于进城务工农民，且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和答复的规定精神，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应当认定袁成明与通盈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为劳动关系。故对通盈公司提出的其与袁成明间系劳务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袁成明所受伤害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该条规定了职工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因工伤保险补偿本质上是基于职工因工作原因所受伤害的补偿，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这三个因素中，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是用以判断工作原因的辅助因素，工作原因是核心因素。即使职工不在其约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只要系工作原因，同样应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工作原因与本职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的范围应当宽于后者。将工伤认定的情形界定在从事本职工作而受到的伤害，无疑是对工作原因作了限制的理解，并非立法本意。具体到本案，从庭审中，证人花某（通盈公司驾驶员，负责考勤人员）的证言来看，其称：“当天早晨我在收拾工人喝完的空酒瓶，我先到前面商店问了下是否收购空酒瓶，商店的老板说不收购，后来我借了电瓶车，准备将空酒瓶扔掉。”这也与海安县公安局南莫派出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表述相一致，表明了处理空酒瓶亦是该公司一项工作内容，而袁成明出售空酒瓶的行为虽非其工作职责，但其此举与本职工作并不冲突，其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单位办公、休息的环境，实质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故而其在出售空酒瓶返回途中受伤应当认定为因工作原因而受伤，而其因出售空酒瓶而受伤的地点也应当认定为其工作场所的自然延伸。此外，虽然通盈公司与袁成明口头约定了其工作内容系为通盈公司员工做午餐和晚餐，但并未对其工作时间作出具体规定，其工作时间相对而言并不固定，不能排除其提前至公司做前期准备工作，因而袁成明所受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受伤。2、《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通盈公司认为袁成明出售酒瓶属于私自得利行为，不属于工伤，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盈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仅提出袁成明出售酒瓶钱款未交给公司，而从本案案情来看，袁成明在出售酒瓶返回途中即发生单方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尚未来得及处理出售啤酒瓶所得钱款，故而不能以此认定其属于私自得利，从而否定其系工作原因而受伤。据此，通盈公司认为袁成明所受伤害非因工作原因且存在私自得利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海安县人社局所作案涉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本案中，海安县人社局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将限期举证告知书、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邮寄给通盈公司，邮件收件人为通盈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国法，公司名称为南通通盈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为通盈公司营业执照所载住所地海安镇谢庄村1组。因通盈公司并无专门办公场所，公司注册地址即是陆国法家庭住址，故陆国法母亲签收了该邮件，海安县人社局送达限期举证告知书的程序并无不当。而在邮寄送达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时，由于收件人拒收，邮件被退回，后海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至通盈公司住所亦即陆国法家中直接送达该决定书，因陆国法本人不在，且其父亲明确表示拒收，在此情形下，海安县人社局邀请了通盈公司住所地谢庄村村委会副主任章宏斌及南城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工作人员韩忠海等人到场见证，将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留置于受送达人住所处。海安县人社局送达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的程序亦无不当。通盈公司认为海安县人社局送达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被诉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通盈公司诉讼理由及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通盈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通盈公司上诉称，袁成明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袁成明仅为通盈公司员工提供做午餐、晚餐的劳务，通盈公司与袁成明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袁成明私自外出出售空酒瓶系为了谋取其个人私利，与工作职责无关，所受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依法向通盈公司送达举证通知及认定工伤决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被上诉人海安县人社局辩称，袁成明系进城务工农民，且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袁成明为通盈公司工作，每月从通盈公司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袁成明处理通盈公司员工废弃的酒瓶，与袁成明清理职工用餐场所、保证餐厅卫生的本职工作相关，且袁成明系在返回工作地点的途中发生事故，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通盈公司的住所与通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所在同一地点，被上诉人邮寄及留置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杨瑞芬辩称，袁成明处置废弃酒瓶，是袁成明的工作职责所在，袁成明在返回通盈公司途中发生事故死亡，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袁成明与通盈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二、袁成明处置废弃酒瓶后返回通盈公司途中发生事故伤害，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三、被上诉人工伤认定程序中，对相关文书的送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关于袁成明与通盈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问题。袁成明从事的工作是为通盈公司员工做午餐、晚餐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并无异议。袁成明系进城务工农民，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袁成明按通盈公司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履行工作职责，接受通盈公司的管理，每月从通盈公司领取固定的劳动报酬，袁成明与通盈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二、关于袁成明处置废弃酒瓶后返回通盈公司途中发生事故伤害，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问题。尽管袁成明与通盈公司明确约定的工作职责是做饭，但按照本案的实际情况，袁成明事实上也从事就餐场所的打扫、清理及买菜等相关工作。袁成明处置就餐场所废弃物的行为，与袁成明的工作职责相关。袁成明处置废弃物的往返途中，应认为是其工作场所的自然延伸。在处置废弃酒瓶时，无论袁成明选择就近扔掉还是选择到邻近的小店出售，均不能改变袁成明行为的性质。袁成明返回工作地点途中所受的伤害，与工作原因这个工伤认定的核心因素相关，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被上诉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袁成明所受伤害为工伤并无不当。三、关于被上诉人工伤认定程序中对相关文书的送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上诉人通盈公司注册地（住所地）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国法的住所为同一处所，陆国法的父母亦同在该处所居住。根据法律关于被送达人不在可以交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规定，陆国法母亲代陆国法签收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以及因陆国法父亲拒绝而在在场人在场的情况下留置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行为，均为有效的送达行为。上诉人通盈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被上诉人海安县人社局所作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通通盈电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志新审判员  谭松平审判员  郁 娟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袁金君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