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86708号原告：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张宝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宾，男。被告：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XXX号XXX幢二层220A室。法定代表人：後藤雄次。被告：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法定代表人：山口悟朗，董事长。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燕，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俊杰，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京瓷上海公司)、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月10日、2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宝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宾、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燕、戚俊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出货义务；2、判令两被告支付延迟交货赔偿金，按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万元/月计算，从2016年12月2日起计至两被告恢复履行出货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于2014年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原告依规定取得其授予的京瓷机械工具产品的合法授权，并开展相应经营活动至今。双方的交易模式为：每月月初，原告把根据交易经验预估的预存款打到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账户上，并通过网络交易系统发送订单，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收到订单后，查看原告的预存款是否足够，够就安排发货，不够就不发，出货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再在预存款中扣除相应货款金额，每月27日左右，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不再接受任何订单，其于每月的月中18、19号、月底28、29号各开具一次发票。2016年10月起，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以无中生有、捏造事端、诽谤原告以及设置邮箱黑名单等方式阻挠原告作为代理商正常销售其产品。12月2日起，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单方面无故锁定其网络交易系统中的原告登录权限，并停止供货，原告与两被告多次交涉，未得解决。原告的销售业务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且原告已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的货物因两被告的终止出货导致无法按时交付，产生大量违约金，给原告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原告过去12月有240万元的采购额，月均20万元，而原告的利润在20%左右，据此计算，每月经济损失有4万元。被告京瓷公司作为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母公司，对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业务行为监管缺失，亦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原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经销商或代理商协议，但因原告客户使用需求的稳定性，原、被告间的交易也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性。原告作为京瓷的代理商，其义务是积极推广京瓷产品，取得客户的认可；两被告的义务是提供长期稳定的货源，该事实合同关系亦应受法律保护。两被告向个别代理商输送利益，造成市场不公，原告正当维权，反遭其打压，原告遂来院起诉，要求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原告损失，原告在审理中明确，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关系，其诉请1的具体履行方式为要求两被告将其网络交易系统向原告继续开放并接受原告的订单、安排出货。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京瓷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首先，原告以买卖合同起诉，但自认双方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其次，原告诉状中称其为代理商，但证据却显示其是经销商；再次，原告诉请不明，未明确要求两被告供货的型号、价格、时间；最后，原告诉请的赔偿金没有任何证据和计算方法支撑。故法院对原告的起诉根本不应受理。二、原告与两被告不存在代理关系，原告仅是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普通经销商。代理商和经销商的区别是：代理商有其特定的区域和范围，其向被告京瓷公司提交订单，经被告京瓷公司审核确认后销售。被告京瓷公司的网络交易系统属于开放性的要约邀请系统，对方的订单构成要约，载明产品价格、送货地等要素，被告京瓷公司财务对其进行审核后，发货行为构成承诺，审核不通过则可能会通过电话或邮件拒绝；审核标准主要是产品库存、型号、报价，以及订单是否在对方经销的范围内，买的多可以打折，买的少则可能不出货。被告京瓷公司对经销商不签订框架性书面合同，只是就单笔交易单独缔结买卖合同。要成为被告京瓷公司的代理商必须签订《区域销售代理合同》，而原告未签订过。被告京瓷公司曾与案外人暨某某的关联公司天津飞轮海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轮海特公司)签过一年的《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京瓷公司才同意其经销京瓷产品。原告提供的授权证书上也明确载明原告系“经销商”，而非代理商。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是代理商，根据《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的第6条的规定，每笔订单必须经被告京瓷公司确认后方有效。过去，在双方具体合意一致的情况下，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曾不固定的供给原告一些货，且每笔订单的货物型号、数量、价格不同，而该些业务已全部结清。两被告未向原告承诺过保底销售量，也未承诺过原告有权随时使用网络交易系统。原、被告在2016年12月1日后没有达成过任何交易合意，而在未达成包括产品名称、型号、价格、发货时间等要素的新的具体买卖合同之前，两被告对原告不负有任何交货义务。两被告既不存在不供货的违约责任，原告所要求的4万元/月的经济损失自然亦无依据，且原告所称的利润标准也无证据证明。三、原告与两被告也不存在交易习惯。被告京瓷公司与代理商不仅签订书面协议，还存在类似激励性质的电子框架协议，即，在代理商承诺完成年度销售目标的情况下，被告京瓷公司会给予其下一年度的代理资格和相应价格折扣，以形成双方权利义务。退一步说，即使本案存在交易习惯，也是每笔订单双方确认一致后才付款交易。原告所述的交易模式不属实，事实是原告作为经销商，有了客户需求后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发出要约，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审查同意后回复原告要求付款，原告预付款后被告安排发货，原告付给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每次交易余额在下次交易中抵充。四、原告为达到其不法交易目的，多次对两被告的相关负责人采取诽谤、恫吓、威胁等非法手段：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其机械工具部从上到下“搞婚外情”、“权钱交易”、“权色交易”；11月21日，原告发电子邮件威胁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机械工具部部长森吉成，称“……如果接受我的提议，也许我还会对他有所保留。否则，你要面临的不是工作前途的问题，而是会不会锒铛入狱的可能性”；12月1日，原告恫吓、威胁被告京瓷公司副总经理东山清彦，要求被告京瓷公司向其每月销售300万元，产品价格打4折，相当于每年向其输入260万元的直接经济利益以及650万元的间接经济利益；否则就将在网络上散布东山清彦的隐私言论和视频、向公安部门控告森吉成的经济犯罪、去日本总部举报森吉成的生活问题等。原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基本的平等、自愿原则，且已涉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针对两被告的辩称，原告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被告京瓷公司实践中不区分代理商和经销商，飞轮海特公司取得的授权证书与原告取得的证书是相同的。被告京瓷公司除2011年与代理商签过一年期的协议外，就再没签过协议，只发一个代理证供代理商向客户推销时使用，代理关系体现在培训、开代理商大会等事实中。被告京瓷公司一直在使用其与其他代理商长期使用的《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约束其与原告双方。原告认可《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第6条有效，但该条款是格式条款，实践中也并非按此操作。考虑到产品同等销售环境和地位，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案件审判指引(试行)》第十九条的规定，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仍不能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当事人主张依照商业惯例或双方交易习惯履行的，应予支持，因此，可参考《区域销售代理合同》来确定原告与两被告的权利义务。为证明其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授权证(授权期间：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证明被告京瓷公司授权原告为合法经销商，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增值税发票2张，证明原、被告之间往来业务正常；证据3、2016年12月2日的电子邮件3封(当庭电脑演示)，邮件中的飞轮海特公司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吴孟亮是飞轮海特公司的员工，两公司共用一个域名，原告在使用飞轮海特公司域名的邮箱，邮件中“我司”指的是原告，该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被告于2016年12月2日起拒收原告证据；证据4、2016年11月2日、11月17日的顺丰快递面单2份，证明被告京瓷公司正常出货。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补充提供证据如下：补充证据1、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间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采购发票明细42份、102页，合计金额为2,459,573.54元，发票涉及的货物及货款均已经结清，证明原告和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及事实交易，交易具有持续，稳定的特性；补充证据2、银行对账单、承兑汇票，证明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陆续支付预存款共计2,405,000元，二者之间并非普通购销或单笔交易关系；补充证据3、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与两被告间的往来电子邮件15份，证明原告在代理销售过程中受到的各种约束、规范及履行合同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这有别于一般单次买卖合同；补充证据4、2016年12月1日的汇款凭证1张、送货清单2张，证明依交易习惯，原告在开账首日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账户汇入预存货款5万元，且同日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仍在继续向原告履行出货义务，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于次日突然停止供货没有任何征兆和说明；补充证据5、2016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京瓷公司、12月12日向两被告发送的催告函，证明在两被告用行为表明单方面违约后，原告曾多次督促两被告并告知其遭受了巨大损失的事实，两被告收悉上述函件后仍未做任何回应或停止违约；补充证据6、过往销售发票(复印件上的遮涂部分是非京瓷产品)、原告自制的利润率统计表，证明原告诉请2的计算基础；补充证据7、招商银行收款回单，证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在无任何理由及通知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5日向原告退还预存款50,498.47元。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据1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证书是被告的部门授予的，且明确载明原告只是经销商；证据2所涉业务已结清，与本案无关；证据3的形式不符合证据要求，即使邮件真实，发件人不是原告的员工，与本案无关；证据4恰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每笔业务单独结算的，该证据所涉两笔业务已结清；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反映的都是结清的货款，与本案无关，且补充证据1恰可证明每笔交易的数量、金额都不同，没有规律，都是单笔交易；对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交易模式；对补充证据3的部分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也不能证明原告是代理商，部分邮件没有引用前一封，不具完整性；涉及到案外人的邮件E、F、H、J与本案无关；邮件A、G、I、M恰可证明原告仅是从事单笔买卖的经销商，如邮件A体现的是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要约邀请，是对单笔交易的正常磋商过程，邮件G中原告请求增加出货地址；邮件P未提供原告与客户的买卖合同，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其他的邮件只能体现两被告为保障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对经销商进行培训；对补充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2张送货清单反映的是原告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2016年11月28日谈妥的一笔交易，对应的是原告补充证据1最后两页的12月19日的发票，原告于12月1日刚对两被告实施了威胁、恐吓就又汇了这笔5万元，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当然不能接受，且当时也不存在对应的基础合同，故于12月5日将该款以及原告之前的交易余额共计50,498.47元退给了原告，也发了公函；对补充证据5中的12月5日的函无异议，但因12月6日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发给原告的公函原告拒收了，表明双方之间再无业务往来，故原告12月12日的函两被告也予拒收；对补充证据6中的发票原件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自制表格不认可；对补充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背景详见前述对补充证据4的质证意见。为证明其辩称，两被告共同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京瓷公司与飞轮海特公司签订的《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于2012年5月已到期)，证明签订《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后方能成为被告京瓷公司的代理商，且每笔订单必须经被告京瓷公司确认后方为有效；证据2、2016年9月23日原告经理武文宾发送给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市场部员工陈颖的电子邮件、2016年11月21日原告经理武文宾发送给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机械工具部部长森吉成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为达到非法目的，对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部门的员工进行诽谤、威胁；证据3、录音光盘(附文字节录)，录音现场人员包括原告公司员工武文宾、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与会代理人曹海燕律师、被告京瓷公司副总经理东山清彦及法务部部长吴海梅，该证据证明原告经理武文宾于2016年12月1日再次威胁、恐吓被告京瓷公司副总经理东山清彦，索要高额非法利益；证据4、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给原告的《公函》、2016年12月6日、12月9日EMS邮寄面单,证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已向原告声明不接受其非法的强迫交易，原告两次拒收公函，以其行为表明其终止了一切业务关系。第二次开庭时，两被告补充提供证据如下：补充证据1、(2016)沪0117民初字2015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京瓷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已被法院驳回。经质证，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4、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1的关联性；证据2的邮件内容与本案无关，更不是要挟，而是善意提醒与忠告；认可证据3的与会人员身份，但对节选文字内容不认可，两被告的节选简单，缺乏前后关联，遗漏武文宾阐述的代理商折扣对比、原告对两被告的贡献、始终提及的三个要求(即同等市场价格、均等市场份额、部长注意自身言行)等，且谈话内容与本案无关，都是正常的贸易磋商，不存在诽谤威胁、强迫交易；证据4反而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还在继续履行；补充证据1与本案无关，且判决认定原告是被告京瓷公司的合法经销商。经审理查明：原告持有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机械工具营业部盖章的授权代理书一份，其上载明“兹授予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KYOCERA机械工具产品的合法授权经销商”。授权代理书并载明，授权日为2016年3月20日，授权期间为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授权人为被告京瓷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间，原告与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之间发生买卖交易多笔，采取的是“买方预付货款-提交订单-卖方接受订单-发货”的方式，最后一笔交易于2016年12月1日双方均已履行完毕。其间，自2016年9月起，原告就价格折扣、市场份额等问题对两被告提出异议。9月23日、11月21日，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其机械工具部及其人员存在营私舞弊、生活作风不正等问题。12月1日，原告与两被告会面，要求给予其每月300万元销售额及4折价格，两被告表示拒绝。同日，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账户汇入5万元。但次日起被告京瓷上海公司不再接受原告的订单，并于12月5日向原告退还了该5万元以及己处的原告预付款余额498.47元。另查明一，2011年5月23日，被告京瓷公司的前身京瓷(天津)商贸有限公司(2012年7月更名)曾与飞轮海特公司签订《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合同有效期一年。《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第6条“订单处理”约定：代理商需将订单和相关对应客户资料一并提交给被告京瓷公司客户服务部门(CS部门)进行处理，订单经被告京瓷公司确认后方为有效。第7条“付款条件”约定：代理商向被告京瓷公司支付商品的货款应当以预付款方式进行，或按双方另行约定的方式进行。第15条禁止代理商仿冒京瓷产品或自行生产、销售相似产品。第18.1.4条禁止代理商进行有损于被告京瓷公司及其母公司京瓷株式会社或其工具商标价值的行为。另查明二，2016年11月16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诉被告京瓷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并于2017年1月6日出具(2016)沪0117民初字201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诉请。该判决已生效。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0月12日，原告的武文宾向被告京瓷公司的“范部长”、“森部长”、“田渕部长”发送邮件并抄送被告公司相关人员，载明“最近两个月我司持续与贵公司交涉的几个重要工作问题，贵公司至今未作出任何解释和答复，现将相关问题整理了再次发送你们，希望尽快答复相关处理结果……”。2016年10月13日，武文宾收到被告京瓷公司的田渕勝己发来的回复邮件，同样抄送相关人员，载明“……贵司通过京瓷中国(KCST)以外的渠道进货，销售假货(违反了代理店销售合同中第15条的规定)，以及向我公司多部门发送中伤的邮件(违反了代理店销售合同中第18条的规定)，是我们所不能容忍和理解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作为从事涉案交易的法人，起诉时列明了明确的被告，亦有具体的诉请及事实、理由，诉讼标的亦未逾本院受理范围和管辖，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其起诉必须受理。两被告对本院受理原告之诉提出诸多异议，本院认为有必要强调，无论当事人对事实性质、法律关系的认识是否正确，无论其能否提供足以支撑其诉请的证据，仅影响其胜诉可能性，而不能据此否定或削弱其拥有的合法诉权。本案中，原告与两被告的争议在于：原告认为2016年12月1日之后直至其授权代理书有效届满，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均负有无条件接受原告采购订单并交货的义务；两被告则认为，两被告未向原告承诺过保底销售量，不同意接受原告新订单，故新的买卖合同未成立，被告京瓷上海公司自不负有交货义务。本院认为，设立买方与卖方权利义务的买卖合同，与设立制造商和经销商权利义务的经销合同，是两种不同的合同关系。则原告之请求，需分两层面考察：一、原告与两被告间目前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有，两被告在该买卖合同项下是否负有交货义务？二、原告与两被告间目前是否存在经销合同？如有，两被告在该经销合同项下是否负有无条件接受原告订单并交货的义务？审理中，原告及两被告对截至2016年12月1日既有买卖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之后双方未达成新交易这一点并无异议。因此，第一问自被否定，对于第二问，本院详述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被告京瓷公司授予原告的授权代理书(原告起诉时授权期间未届满)为主要证据证明其经销商身份，两被告对原告的经销商身份亦未否认。但原告作为经销商，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为何，尤其其中是否包括向制造商发出订单均应被无条件接受并履行的权利，原告对此需举证加以证明。对原告向被告京瓷上海公司所提交的载有客户具体需求的订单的性质，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应为要约。审理中，两被告表示被告京瓷上海公司的发货行为表明其确认了订单，该方式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承诺表明受要约人同意受要约约束，承诺一经生效合同即告成立，若无其他阻断合同生效的事由，受要约人即负有合同项下义务。故承诺对受要约人影响重大，自主决定是否作出承诺是受要约人的应有权利，除非其自愿放弃或让渡，要约人不得剥夺之。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合意变更上述要约及承诺的法定规则，也未举证证明两被告曾同意放弃拒绝经销商要约的权利，或授权书对两被告设立了对经销商之要约须无条件承诺的义务。因此，两被告不同意继续接受原告的订单，属行使其自身合法权利，并无不当。其次，原告认为，其虽未签署《区域销售代理合同》，但实践中双方据此履行，其经销关系事实上受该合同约束。本院认为，(2016)沪0117民初字20153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被告京瓷公司曾于2016年10月13日向原告发送邮件，称原告的售假、中伤行为分别违反了“代理店销售合同”中第15条、第18条的规定。本案中，当事人均未提及所谓“代理店销售合同”，而《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的第15条、第18条却恰好能与被告京瓷公司指责原告的行为内容相互对应，且当事人所陈述的交易形态亦与《区域销售代理合同》的约定相符。故本院认为，《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其实就是“代理店销售合同”。被告京瓷公司既对原告所为明确定性为违约行为，相当于认可该合同实际适用于双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虽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缔约，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缔约意愿的，可认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本院根据原告及两被告陈述的交易事实及上述自认，认为原告系与被告京瓷公司以“其他形式”订立了《区域销售代理合同》。该合同第6条载明“……订单经被告京瓷公司确认后方为有效”，原告对其有异议，该合同虽为被告京瓷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但系争条款的表述、意思实际与前述本院所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关于要约、承诺的法律规定相符，故该条款未免除、减轻制造商责任或加重经销商责任、排除经销商主要权利，当属有效。纵览《区域销售代理合同》其他条款，也未见足以支撑原告所诉的关于制造商应无条件接受经销商订单的约定。原告称，被告京瓷上海公司在预付款足够的情况下从未对其订单拒绝发货。但是，即使该节属实，过去的承诺不等于之后的承诺，再大量的历史交易亦不能归纳得出受要约人必将、乃至必须作出承诺的结论。最后，鉴于原告所持授权代理书已于审理中即2017年3月31日期满，在无证据表明被告京瓷公司同意继续授权的情况下，原告现已不具经销商资格。综上，原告要求两被告必须接受原告订单并交货、赔偿原告利润损失的诉请，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合计2,170元，由原告杉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炜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书记员  梁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