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881民初97号原告：陈志辉，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朱金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陈金辉，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王延吉，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宋君，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吴桂芳，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原告：于连生，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洪辉，吉林春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海彬，洮南市人，现住洮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男，吉林杨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现住洮南市，系董海彬弟弟。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诉董海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的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无效。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6年12月15日形成并发出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的理由为原告方“第二期交承包费时间已过，至今仍无交承包费的表示，故通知解除该地土地承包合同。”原告方认为，原告不存在违约情形，原告方的行为完全是按照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并且经过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而且该通知书没有经过被告本人进行签字或者摁印确认，从法律效力上看不能视为是被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表达被告的关于解除土地承包合同解除的真实意思。因此该通知书无论从形式要件和实体违约事宜上都不存在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原告方承包该地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31日至2026年10月30日，已履行了5年。在5年中，原告方进行了大量投入进行了该地改造和修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已初具规模和有部分投资收益回报。目前，合同进入第二个5年的履行期间，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每五年付一次承包费，但没有约定给付承包费的具体日期。根据法律规定，合同乙方当时随时可以履行义务和主张权利，但是，债权人行使私权利主张权利时必须给付对方一定的时间进行履行义务的准备。被告方没有给原告方催告，也没有给合理时间，而是直接以洮南市人民法院的名义向原告方发寄快件进行通知，告知原告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该通知滥用了解除合同的私权，侵害了原告方合法利益。即使根据对合同无法确定履行标准的最后原则，是按照交易习惯进行确定的原则，原告方在第一次也是于2012年3月7日才付清的承包费。因而被告方解除通知无效，属滥用解除合同的私权，对原告方属恶意侵权。也因此，原告方无奈进行了公正提存。综上，原告方认为，原告方不存在违约，而恰恰是被告为了争夺该地涨价的利益，恶意躲着原告的交付款，以此造成原告方违约的口实。此通知是被告恶意所为，此次诉讼也是因为被告恶意行使解除合同的私权利所为造成的。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的缔约原则，根据公平公正和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得到公平正义的最高要求，原告方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的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无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董海彬辩称：“1、双方签订的合同经过公证，合法有效。合同两部分，书面110垧，承包费165万元；口头在合同签订后实际测量134垧，双方口头约定增加承包费21万元。在每个交款期限交款7万元，原告实际交款62万元，被告给原告出示的收据；2、原告在第二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款，构成违约，被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使被告在理论上有法定解除权；3、原告第二次交款日期应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原告没有按期交付，被告向原告催款，但没有回音，原告对被告构成故意违约；4、基于上述情况事实，被告无奈与原告解除合同关系，原告已经收到了被告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的行为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存在行为是已经在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解除合同之后的行为。”根据原告的诉称及被告的答辩，本庭归纳争议焦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有效。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略），证明合同中明确写明5年内给付每期承包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合同虽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交款时间，但是按照交易习惯第二次交承包费的时间应该和第一次交款时间相同或提前，原告的待证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原告提存的事实证明交款的时间应该在提存之前。”2、提存公证书一份原件（略），证明原告不存在违约。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提存公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按照交易习惯上一年度的前一年就应该把承包费交给被告，原告将稻子全都卖了之后全体撤离，导致被告找不到原告索要承包费，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向被告交纳承包费，也没有被告拒绝的收承包费的证据。原告提存公证的行为是在收到被告解除合同通知之后。”3、邮寄详情单原件（略）、解除合同通知单原件（略），被告给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件是以洮南市人民法院的行为邮寄出的通知书，所以该方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通知书未经过董海滨本人确认，只有打印，没有签名和手印，无法证明是董海滨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起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按照合同法规定，被告董海彬没有对原告进行合理的规定期限内进行催告，而是进行直接的解除合同，所以无论从邮寄方式及通知书记载的内容，以及法律规定的催款方式都无法证明该通知书有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邮件本身和接触合同通知本身没有异议，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邮件不是洮南市人民法院寄出的，是董海滨，而不是原告所说的董海涛，虽然在邮寄程序上有瑕疵，但是不影响事实的成立。对邮寄的解除合同，邮寄人是董海滨，所以该解除合同是经过董海滨本人确认的。按照合同法规定被告应该催告原告交纳第二次承包费，但是实际履行当中应该具备一定条件，被告去催告，可原告已经人走家搬，被告给发短信也不回。”4、收条、收据复印件各一份（略），证明“确定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时候按照交易习惯进行确定，这份证据证明第一期的交款时间是2012年3月7日，第二个五年期应该确定在2017年的3月7日，因此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是无效的。”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一张收据、一张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交款数额没有异议，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交款期限，该合同是双务合同，一方交款一方交地。按照交易习惯双方应该同时履行，我方上述对交易习惯的说法比原告更贴切。原告的提纯行为，行为本身就证明交款时间应该在提存之前，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没有下落不明，也没有死亡每被继承的情况下进行提纯恰恰证明了原告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不能向债权人履行给付义务。按照原告的说法，原告提存应该提纯62万元，但是实际提纯是55万元，也没有完全履行给付的义务的数额。”5、提纯收据原件（略），要求被告承担提纯费用。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提存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要求被告承担提纯费用是不合理的。”6、原始电话单一组，五份是照相洗的照片（两张）及原始通话记录。分别证明本案原告陈金辉用郭艳芳的电话187XX****XX分别给137XXXX****、138XXXX****，时间是2016年11月13日，有的是接通，有的未接通，目的是给被告方交纳土地承包费。还有三张打印的照片。本案原告陈志辉用宋明芳的电话182XX****XX给138XXXX****打的电话，2016年11月21日打的。另一个是2016年11月17日也是这部电话给138XX****XX打的电话，打了两次，2016年11月18日也是给这部电话打了电话。最后是原始电话通知单，是于连生用其妻子的电话158XX****XX给138XXXX****打的电话。这组证据证明原告方积极与被告联系，交纳承包费，而通话的方式多数是拒接。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就五张照片显示的董海涛的电话137XX****XX、董海彬的电话138XX****XX本身没有异议，但是对这张照片给董海涛、董海彬打电话是哪个电话，所以这个真实性无法考证。在上次庭审的过程，原告方明确表示当时稻子没打完，给不上钱，在这个单子体现的时间，即使是打电话了，也体现不出交承包费，因为双方还有化肥款未结。化肥款都交不齐，如何来交承包费？这个宋三丫、于连生的妻子也不是涉案的当事人，我们完全有理由，即使这个电话打通了，因为是陌生号，被告没有义务接生人的电话。这张通话祥单与五张照片的质证意见一样，这六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问题。”7、被告方交的快递单，交件签字的人是董海彬，现在有证据证明这个签名不是本案被告。根据公证书，甲方的发包方是董海彬，这个甲方的签字是董海彬，因为这个字体和快件的字体非常鲜明证明不是本案被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这个董海彬确实不是董海彬写的，由其女婿代签，是董海彬认可的。”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略）、公证书（略），口头增加部分和刚才口头答辩意见一致，原告承认。第二交费时间应该是在2016年11月，原告在第二次交费时间已经违约。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及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原告方的理解是口头增加21万，只是对第一期同意增加，被告方并未证明整期合同的增加，只是对第一期的增加，并不包括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增加，是因为口头增加的时候包括电和井。合同约定的是110公顷耕地，后头增加的并不是耕地，而是为了安电而无奈增加的21万元。关于被告待证的第二个问题，第二期承包费交纳的时间应该是2016年11月份是从2011年10月31日推算的，而这个时间是本案的原告肯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时间并不是双方之间约定的给付土地承包费的时间，因此原告不存在违约。”2、照片7张原件（略），形成是时间2016年12月7日，当时原告已经将粮食卖完，人走房空，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催告；手机短信提存的内容（略）和手机载体（当庭核对），证明被告去原告家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发了短信，履行了通知义务，原告也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交纳第二期承包费，有证人孔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目的不能成立，不能证明原告有违约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被告进行了催告和索要承包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短信的证据和照片自相矛盾，恰恰不通知原告交款的事实，而是解除合同，被告方索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该方式解除合同，以实现承包费涨价的目的。”3、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略），与原告刚才所举证据一致，虽然当时于连生没有接到邮寄通知，但是从起诉的事实来看，于连生已经知道该解除通知书的通知事实。在被告打电话、去原告家无法通知和联系的时候发短信和邮寄通知，也没有交款的行动，所以原告构成违约。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邮寄单子是洮南市人民法院，而不是被告董海彬，交件人签名处无法是董海滨本人签字，恰恰与解除土地合同书也未经过董海滨本人签字确认，退回的快件证明本案其中一原告于连生没有接到邮寄快件。解除通知书属于形成权，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准，如发生瑕疵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形成权不存在追认行为。”4、证人孔某的证言。证明“董海滨欠我钱，2016年11月10日，我和贾某和董海滨在早上9点去二龙乡一个地方要钱，找谁要钱我也不知道，到地方也没见到人，然后就回来了。”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证人的证言不真实，无法证明案件事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证人证言是真实的，证人确实和董海滨去找原告家要过钱，至于要没要来钱不重要，主要是有向原告主张权利的行为。”5、证人贾某的证人证言。证明“2016年11月10日我去董海滨处要工程款，董海滨说钱没下来呢，所以董海滨和他姑爷，我还有孔某四人去二龙乡敖尔基要土地承包费，我和孔某在车里了，董海滨下车进屋也没要到钱，看没看到人我也不知道。”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具体，不应与采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证人证言真实客观。”6、董海彬女儿（董雪）的银行卡在农村信用社的卡。证明2016年11月21日给董海彬存的化肥款12300元，宋三丫给董海彬打电话是交的化肥款，而不是交的土地承包费。2016年11月25日，宋军偿还董海彬化肥款21200元，在11月25日之前双方有电话联系，商议的是化肥款而不是本案的承包费。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不了被告方证明的问题，只能证明双方化肥款的买卖关系，与本案解除合同通知书确认效力没有关系，通话记录证明双方确实发生了联系，就好比上次开庭被告方提交的被告到原告处催款的照片，该照片只能证明当时原告方居住的房屋当时是锁门，因此那几张照片不能证明本案的被告向原告催缴承包费。”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31日董海彬与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从二龙乡光明村承包的北大园110公顷耕地转包给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等人，双方约定土地承包期限15年，从2011年10月31日起至2026年10月30日止。土地承包费为165万元，分三期给付，每五年付一次，即每次为55万元。但双方对每五年从何时起算未明确约定。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按照交易习惯确定付款的起始时间，即按照双方最后一次付款（2012年3月7日）的时间为起算时间，但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应该按照第一次交款的时间起算。另双方除110公顷外，额外又增加了20公顷耕地的7万元承包费。至第一期结束，董海彬主张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等人经催告后未给付承包款，故于2016年12月15日向原告等人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等人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于连生未收到）后，于2016年12月28日通过吉林省洮南市公证处对55万元进行提存并予以公证，并花费公证费1650元。现双方不能协商一致，原告等人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董海彬出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另董海彬在庭审中称该地已于2017年重新发包。本院认为，对原告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向本院提出的确认被告董海彬发出的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理由如下: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不是解除合同的必然要件。合同的解除应当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的条件。本案双方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本案是否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才是认定董海彬向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是否有有效的依据。通过庭审原告的诉称、被告的答辩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双方最大的争议是对“每五年”的起算时间存在理解异议。如按照原告等人的理解，合同款应于2017年3月7日交付，按照被告的理解，应该按照第一次交款的时间为起算时间，也就是于2016年10月25日交付。本院认为应该从2011年10月25日起算。因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之日为2011年10月25日，“每五年”的字样也是在本次合同中出现，依照通常理解，如果不作特别约定，所谓的“每五年”就应该于此时计算。即使不按照签订合同的时间起算，按照双方的付款的时间起算，就原告等人提供的收据来看，有三个收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9月10日、2011年10月31日、2012年3月27日，因此至少在2016年10月25日，原告等人应该向被告交付部分承包费，向董海彬表明其要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而原告提供的五张电话记录（时间分别为2016年11月13日、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1月21日）来证明其要向董海彬积极交付土地承包费而未联系不上董海彬的主张，该组证据无电话内容，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予以认定。但是在董海彬提供的2016年11月25日存款明细中，却有宋军向董海彬偿还了化肥款，而未交付承包款，因此至少原告等人是能联系上董海彬或其家人，但怠于向董海彬交付承包费。所以，在原告等人在交付承包费的义务上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被告是否曾经向原告等人进行过催告的问题。为证明董海彬曾经向原告等人催要过承包费，被告首先提供证人孔某、贾某的证言，证明证人曾向董海彬要账，并随同其于2016年11月10日至各原告所在要账，但证人称未看到人。然后董海彬又提供了2016年12月7日拍摄的相片一组，证明各原告家属无人状态。之后董海彬又提供了2016年12月14日向各原告发出短信及内容，最后提供了通过邮局向各原告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回执。对该组证据中相片、短信及解除合同书及回执本院予以采信，因二证人证言含糊不清，不予采信。另通过原告宋军在庭审中的陈述，董海彬确认在2016年年末之前向其要过承包费，因此可认定被告确实向原告等人进行过催告。而宋军、陈金辉说上董海彬家还款，董海彬未接，无法予以认证。董海彬经催告后是否给予原告等人合理期间问题，因第一次催告的时间无法认定，因此对此无问题无法认定。双方争议的这块地经董海彬陈述已另行发包，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因原告等人的怠于履行债务的违约行为，已致使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原被告双方已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此外，原告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通知的不符合形式要件、追认没有法律意义及于连生未收到通知等主张，因解除合同确实是董海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上虽有瑕疵，但因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定解除的要件，并且合同已实际解除，因此被告董海彬向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发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是否有效已无实际意义。综上所述，驳回原告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志辉、朱金华、陈金辉、王延吉、宋君、吴桂芳、于连生等人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一夫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