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423民初835号原告王春堂原告李艳平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冯耀斌，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徐国庆委托代理人张艳平，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襄垣县北底乡堡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启华原告王春堂、李艳平诉被告徐国庆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职权依法追加襄垣县北底乡堡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堡后村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艳平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冯耀斌，被告徐国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艳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堡后村委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系邻居，原告居东，被告居西。2002年被告未经批准占用原告承包地O.69亩建房，被告承诺将自己承包的0.7亩村前头五亩地置换给原告作为补偿。被告修起住宅后至今拒绝履行承诺，既违背公秩良俗，又违诚实信用。被告不但不置换所占用的土地，还将原告三角地0.3亩也侵占，并将原告所栽的榆树砍掉，为此双方发生争执，被告被乡派出所训诫，经村委、乡政府矛调中心调解，被告蛮横霸道，拒不接受调解。原告涉诉本院，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侵害并归还原告承包的三角地0.3亩；2、判决被告给原告置换承包土地0.69亩，或因非法修建占用原告承包土地0.69亩，赔偿原告用益物权损失8010.62元。原告当庭表示诉讼请求中第二项中的“或”应为“和”，因笔误将“和”打成“或”字，现要求更改为“和”字。被告辩称，修建房屋都是经村委及原告同意后才修建，当时我们是经村委同原告的哥哥王玉堂置换了土地，将我母亲杨秀兰桑行地靠西边地0.7亩给王玉堂耕种，原任支书李守珍和现任会计李谦和给王玉堂丈量了土地，我和玉堂置换了土地，村干部给我们划了宅基地，我们大约于2001年向村委交5500元，于2006年修建了房屋，交钱以后就置换了土地，2013年补了收据一支，后玉堂种了一年后就表示不种了，让我们自己耕种。置换土地当时是玉堂和我们要的地，原告当时在家并末要求要地，玉堂要地时原告也知道，我们住宅所占土地应是原告与玉堂二兄弟共同的地，他们二人应是南北各种一半，我的住宅应是各占他们二人一半，当时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原告父亲王长有，在北底乡政府见过他们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听村委会计李谦和说原来是他父亲的承包地，后于2002年更换合同才更换成原告名字，我们是在变更之前交纳的钱，王长有现已去世，我们修建房屋时王长有还在世，几年后原告母亲去世。置换过土地后，原告从未向我主张权利，就是在今年才主张说要这个三角地，玉堂也未向我主张过。现在的三角地今年未耕种，原来是由我们耕种，约2016年4、5月份原告与我产生了纠纷后我才不种，当时是村委让我给玉堂7分机动地，然后那个小三角由我种了。我修建房屋占0.54亩土地，东西20米，南北18米，房后土地是另一家土地，房西墙外硬化50公分宽，最多60公分，街也是争议土地。同意返还三角地0.3亩。如果确实丈量是0.69亩土地，我同意给原告置换同面积的土地，现在我不同意在原来的桑行地置换，桑行地合同承包人是我岳母王秀兰，现在由我代种，我同意在红土圪道给原告置换，没有合同，是自留地，还有一块在新地沟5分5，有合同。我不同意赔偿原告，原告从未向我主张过损失，我认为责任不在我们，不应由我们赔偿。我们修建住宅没有土地使用证，没有见过土地部门的相关批文。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我放弃举证期限，同意今天开庭。原告对被告答辩的意见为，交钱是在2004年划分了宅基地才交，两家同时划分的宅基地，都是在2005年修建房屋。房屋中间相隔一米宽，当时批宅基地时被告是否与玉堂置换土地我们不清楚。前头三亩地当时是我们、玉堂及父亲一起耕种，我种的是里边，没有具体分界点。被告当时修建住宅时侵权我不懂，就是于今年发生纠纷我才懂得主张，2002年前土地合同的承包人就是原告。父亲王长有已去世。玉堂脑子有问题，也不懂主张权利，父母亲在世时是否主张过权利不清楚。我同意被告将房屋西墙外除硬化剩余的0.3亩三角地退还给我。我不同意被告用红土圪道地、新地沟的5分5同我置换。我们修建房屋没有土地使用证，也未见过相关批文。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给原告置换承包土地0.69亩，应否赔偿损失8010.62元。原告围绕争议焦点举证如下：1、结婚证，证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本案主体合法；2、合同编号022号襄垣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系原告的合法承包地，原告拥有合法物权，签订时期为2002年4月10日，被告侵犯了原告的权利；3、襄垣县北底乡矛盾调处中心、襄垣县北底乡堡后村村民委员会的共同证明，该证明载明，徐国庆与王春堂协商同意换地，但至今王春堂未得到土地，当时徐国庆在自己承包的桑行地里给王玉堂分地一亩，王玉堂至今未种；4、照片6张，证明被告侵占原告土地的事实；5、(2016)晋0423民初476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两份，证明二原告就本案已提起过诉讼，对被告已进行过谦让。6、长治市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汇总表，证明原告计算赔偿的依据，每亩每年1328元，8000余元损失系酌情计算。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不清楚；证据3不认可，我未与原告签订过置换土地协议，都是同玉堂置换，所占0.69亩无异议；证据4无异议；证据5是事实；证据6不认可。被告围绕争议焦点举证了：襄垣县北底乡堡后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二份，证明被告修建住宅时向第三人堡后村委交纳人民币5000元，且修建住宅时置换土地时是与王玉堂置换，并非二原告。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2013年4月6日的证明与本案无关；2016年12月12号证明被告未履行双方约定义务，明显侵犯了原告的用益物权。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1、对王玉堂的询问笔录一份，王玉堂陈述，我姊妹六个，我老五，春堂老六。原来我和父母亲、春堂一起伙种地，前头五亩3.7亩，我种北面半个，春堂种南面半个。父母在世时，在老大主持下，我和弟弟春堂将父母的地分开种了，我种父亲的，春堂种母亲的。3.7亩是母亲的地，分地后成春堂的地了，2002年就在春堂名下，我父亲先去世，母亲后去世，母亲去世后我于2003年许结婚。原被告一起修房，修房时我还没结婚。徐国庆修房子没有和我说过换地事情，春堂修完房子后，春堂夫妻出去打工，好几年不在家，徐国庆那时将他岳母地名叫桑行地其中西面的六七分地给了春堂，春堂让我种，因不好种，种了一年，我就告国庆说我不种了，不管了，让他跟我弟弟春堂说。2、堡后村委证明一份，证明合同中的前头五亩和前头三亩是同一块地。3、堡后村委出具的王长有1994年12月14日签订的00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载明，王长又名下有前凹、前头五亩等九块地共计14余亩，其中前头五亩3.7亩等三块地注明六孩，六孩总产、农业税等。4、堡后村委出具的王长有2002年4月10日修订的02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载明王长有名下有前凹等六块地共计7.2亩，不包括前头五亩3.7亩。5、堡后村委出具的王六孩2002年4月10日修订的022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载明王六孩名下有前头五亩3.7亩等三块地共计5.8亩。6、对李谦和的询问笔录，其陈述，我从1986年起任职堡后村会计，2002年前前头五亩是王长有的承包地，原来他家一起耕种，春堂和玉堂各种一半，徐国庆于2002年交纳批宅基地款5000元，徐国庆修建占地，需自行置换土地，徐国庆当时用桑行地同玉堂置换过地，徐国庆至今未领取宅基地使用证，春堂夫妻从徐国庆交房钱至2016年六七月份未对争议土地主张过权利等。7、对李守真的询问笔录，其陈述，我从1986年至2014年任职堡后村支书、主任一职，前头五亩3.7亩在2002年前系王长有的承包地，徐国庆于2002年交纳批宅基地款5000元，置换土地经村委调解置换，当时我同李谦和一起给双方量了土地，玉堂种桑行地，徐国庆至今无宅基地使用证，在我任职期间，春堂夫妻未到村委主张过权利，2016年才听说两家闹到法院等。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客观事实上说玉堂和原告已经分开，玉堂种多少地和原告没有关系；证据2、3、4、5，没有异议；证据6、7,询问笔录中的事实是当时置换地时用他人的承包地让玉堂耕种明显是错误的，王玉堂与本案原告不是同一户籍人员，与原告诉求没有关联性。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当时换地时是我和玉堂，村委，换地时原告没有出面，我那时不知道修房子的那块地在谁的合同中，我当时不清楚是谁的，我只是和玉堂商量的，原告没有出面说地是他的；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4、5，真实性不清楚；证据6、7，没有异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原告所举证据1、2、5是书证，具有真实性，作为定案依据；证据3能证明堡后村委及北底乡矛调中心调处原被告纠纷；证据4是物证的照片，具有真实性，作为定案依据；证据6，该汇总表上没有年度，缺乏关联性，不具证明力。被告所举堡后村委的两份证明，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2、3、4、5，是本院依职权调取，且证据3、4、5系书证，具有真实性，作为定案依据；证据6、7，结合被告出具堡后村委的两份证明，可证明被告修建住宅时交村委5000元，原被告修建住宅时，在村委主持下，在原任支书、会计的丈量下，徐国庆将其岳母在桑行地的0.7亩让王玉堂耕种。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春堂姊妹六人，王玉堂老五，王春堂老六，其父亲王长有在2002年以前去世，母亲约在2002年许去世。王长有在1994年12月14日承包了堡后村委耕地包括前凹、前头五亩（也称前头三亩）共计9块耕地14余亩，由王长有夫妇、王玉堂、王春堂夫妇伙种，之后在2002年以前，期间在王长有长子的主持下，王玉堂与王春堂分家，王玉堂耕种前头五亩3.7亩等三块地，其余由王玉堂耕种，王长有的9块地中前头五亩等三块地即分到王春堂名下，有关农业税及村提留村委均对的是王春堂。2002年4月10日村委修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前头五亩3.7亩在王春堂合同名下。2002年许，堡后村委未经审批收取原告王春堂及被告徐国庆各5000元费用，给原被告在原告的前头五亩承包地内画定宅基地，被告的宅基地及街共计占用原告承包地0.69亩，原告居东，被告居西。原被告修建时一起修建，使用同一工队。被告修建房屋至今占用其西墙外的原告承包地0.3亩。原被告协商置换土地，经原任支书、主任李守真及会计李谦和丈量，被告将其岳母在桑行地的承包地中的0.7亩土地交给王玉堂耕种，王玉堂耕种1年后不再耕种。之后徐国庆没有给王春堂相应土地。王春堂直至2016年才向被告主张权利，经村委及乡矛调中心调解无果。原告就该纠纷曾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晋0423民初4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本院认为，原告王春堂与被告徐国庆使用同一个工队修建住宅，原告对置换土地不可能不知，且原告至2016年14年许就被告所占承包地未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徐国庆未经政府审批，在第三人堡后村委同意下在原告的承包地内修建住宅，被告用其岳母的承包地与原告置换承包土地，第三人村委进行了实地丈量，双方签订的土地置换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违法修建的非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四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颁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应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未经规划许可及土地审批即违法修建住宅，违反了国家使用土地的强制性规定，原告现主张被告置换承包土地0.69亩及赔偿损失系非法利益，本院不予保护。被告西墙外的0.3亩，系原告承包地，双方置换未涉及该0.3亩，被告建房后长期占用，应返还原告，原告请求返还该地块，应予以支持。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国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返还原告王春堂、李艳萍前头五亩被告西墙外三角地0.3亩；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春堂、李艳平负担20元，被告徐国庆负担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丽斌人民陪审员  范彦兵人民陪审员  史少红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武园园书 记 员  王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