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23行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杰，女，1971年10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住贵州省安龙县。委托代理人杨出波，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龙县公安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栖凤街道市府大道旁。法定代表人曾孔阳，局长。上诉人李杰与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民族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将上诉人李杰户口登记的族别由“布依族”改为“汉族”。原审查明的事实：李廷昌、朱国玉（义）夫妇共生育子女五人，长子李益伟，长女李杰（曾用名李益萍），次女李益琴，三女李益敏，四女李益春，户籍初始登记均为汉族。为高考能加少数民族分，原告李杰在1989年至1990年间向公安机关申报自己的民族成份为布依族，1990年12月31日，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向原告李杰颁发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第一代身份证上载明李杰出生日期为1973年10月1日，民族：布依族，公民身份号码：；2013年4月19日，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向原告李杰颁发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上载明李杰的出生日期：1971年10月5日，民族：布依族，公民身份号码：。2014年3月14日，贵州省公安厅发布《贵州省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对户口登记管理中存在的“错、重、假”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并开展自查自纠，发动群众举报等。因安龙县计划外生育清理办公室接群众举报韦刚（李杰之夫）、李杰夫妇计划外生育，2014年5月21日，安龙县计划外生育清理办公室向安龙县纪委请示要求公安部门对李杰民族情况进行查实认定。安龙县纪委遂向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发函，函请被告核实原告李杰的族别。被告通过查阅户籍档案、询问寨邻、亲属及当事人等方式对原告的族别进行了调查核实。2014年12月23日，安龙县公安局招堤派出所形成《关于李杰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将1989年或1990年为高考加分，李杰申请将族别由“汉族”变更为“布依族”的情况，向安龙县公安局汇报；之后，安龙县公安局形成“关于核实认定李杰的民族问题的请示报告”并向黔西南州公安局汇报。2016年4月15日，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将原告李杰户籍登记民族栏由布依族更改为汉族，同年5月11日，被告对原告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并于同年6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该答复。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安龙县公安局是本辖区内的户口登记机关，负责本辖区居民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根据《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公民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份确认、登记”。本案中，原告李杰的父母、兄弟姐妹均为汉族，李杰户口的初始登记也是汉族，故李杰应当是汉族。而对李杰的询问笔录，李杰也自认是为了高考时能加少数民族分，自行申报的布依族，过去由于户籍登记管理的缺陷以及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被告安龙县公安局未尽到认真审查核实的职责，在为原告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时，将原告的民族登记为布依族，以致原告婚后迁移户口时，在户口登记册上的民族栏亦登记为布依族。《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隐瞒真实情况，伪造、篡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变更民族成份的……公安机关应当撤销变更登记”，故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将原告户口登记册中民族栏更正为汉族的行为，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在举证时，均以《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作为依据，该规定第二条“公民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份确定”。第九条“凡采取搞假报告、假证明和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准许更改民族成份的，一经发现应立即纠正”。故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将原告民族由布依族更改为汉族，并无不当。原告提出该规定第六条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即“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份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份”，首先对该条文的理解应结合全文系统进行理解，该条文第二条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份来确定；其次对该条文“原来”的理解，应指最初始的登记行为，原告最初始的登记是汉族，之后，被告根据原告自行申报的族别进行了错误登记，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情形。被告安龙县公安局在对户口登记管理进行专项整治活动中，接纪委函件后展开调查核实，发现原告李杰民族登记错误并进行更正，属行政机关自行纠错行为，并无不当。被告在查阅户籍档案、询问当事人及其亲属、寨邻后形成调查结果并逐级汇报后，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且告知了原告，并对更正原告民族成份进行答复，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在程序方面亦无不妥。综上，被告对原告族别的变更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要求判决撤销被告更改其民族成份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杰承担。原审宣判后，上诉人李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在1990年依照民族政策按程序为上诉人办理了民族变更登记，上诉人的民族至此就是布依族，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第二，若要将上诉人的民族再次从布依族变更为汉族，必须由民宗部门按照相关程序申报，再由被上诉人进行变更，被上诉人的变更行为程序违法；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期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关于上诉人隐瞒真实情况，伪造、篡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主张。相反，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看，被上诉人的公民户籍管理工作较为混乱，前后矛盾，随意性强；第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反复强调是纠错、更正，不是更改。对此，无论是纠错还是更正，都是对上诉人民族成分的更改。且从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可看出，上诉人家族自祖辈开始就是典型的布依族，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不尊重历史，不符合现实；第五，我国前后进行了六次人口普查，民族均是普查项目。被上诉人在多次人口普查工作中，对上诉人的民族成分一直认定为布依族，该事实从未改变；第六，安龙县纪委的通知，是要求被上诉人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核实上诉人的民族问题，并非要求其更改上诉人的民族。被上诉人在进行核实时，应听取被上诉人的陈述申辩，从上诉人祖辈开始核实，并深入村寨听取群众意见，才能查清事实。被上诉人的行为并未按程序规定进行。二、原审适用法律、政策错误。无论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民委（政）字[1990]217号]《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还是根据2016年1月1日实施的《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其他关于公民民族成分管理的相关规定，公民民族成分的更改，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否则其实施的行政行为无效，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在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综合当事人诉辩请求与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于2016年4月15日将上诉人李杰户口登记的族别由“布依族”改为“汉族”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本案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具有管理本辖区内的户口登记工作的职权。上诉人李杰是安龙县辖区内的公民，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有权对其户口进行登记。本案作出讼争行政行为的主体合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2014年5月21日在收到中共安龙县纪委和安龙县监察局《关于请予核实认定李杰民族问题的函》后，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责成安龙县公安局招堤派出所对上诉人李杰的民族问题展开了调查。通过调查其所在原山岔村的村支书李远学、现山岔村村支书欧发江，以及上诉人的亲属李益伟等人，并核实了其《常住人口登记表》等材料，查实了上诉人李杰的父母以及其他四个兄弟姐妹的户籍初始登记均为汉族的事实。李杰本人也在公安局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自认上述事实，并陈述了其因参加高考，为了获得少数民族加分的待遇，将民族更改为布依族的情况。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第二条：“公民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份确定”，以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公民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份确认、登记”的规定，被上诉人经调查后发现上诉人的父母兄妹均为汉族，公安局将李杰的民族从汉族改为布依族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遂采取了自我纠错的方式，将上诉人的民族成份又改回汉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虽然《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民族变更的程序应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政府民族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经该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再由县级人民政府反馈意见，再由民族事务部门将审批意见抄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办理民族成份变更登记。但该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自己申请改变民族登记的情形，本案是由公安机关自行纠错产生的行为，不受上述规定的约束。本案被上诉人安龙县公安局经过调查核实，针对上诉人民族登记的错误，进行自我纠错，自行纠正登记的行为程序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杰承担。审判长  陈颜虹审判员  陇忠平审判员  陈蕊丽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罗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