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9民终1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大蠢，女，192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任丘市人，现住该村。。委托代理人：陈志磊，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韩柱良，曾用名韩祝良，男，195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任丘市人，现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书兰，女，195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任丘市人，现住。。系韩柱良之妻。委托代理人：韩文瑞，男，198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系二被上诉人之子。委托代理人：李海艳，河北维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大蠢因与被上诉人韩柱良、王书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5）任民初字第3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大蠢委托代理人陈志磊、被上诉人韩柱良、王书兰委托代理人韩文瑞、李海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大蠢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认定李大蠢丈夫王洞之与韩柱良签订的协议无效;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李大蠢丈夫王洞之签订协议时韩柱良、王洞之分别代表自己的家庭成员，系错误的。王洞之签订协议时并未得到家庭成员的许可，作为妻子的李大蠢也没有授权王洞之将宅基地出卖。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洞之是代表家庭成员签订的协议，原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测就认为丈夫理所应当具有代理权，明显置法律规定于不顾。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认为，那么新中国的家庭关系，将又回到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丈夫是“天”的桎梏之中。另外，在处分家庭重要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时，是不能简单的适用家事代理权的，这一点在《物权法》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二)原审法院认为签订协议时李大蠢、王凤英在场系错误的。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所给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做调查笔录时，两位见证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一个称李大蠢在场，一个没有说李大蠢在场，签订协议时也不知道王凤英是否在场，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协议是李大蠢、王凤英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证据支持。（三)原审法院认定协议已履行系错误的。协议中明确写明房屋由王洞之、李大蠢居住养老，如建新房，同样是供王洞之、李大蠢养老之用，但韩柱良并未准许二位老人居住，而是将老人赶出，将生活用品扔在大街之上，上述事实在庭审过程中也向法庭陈述，双方矛盾附近村民均都知晓，另外司法所也进行过调解，原审法院片面的认为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系错误的。另外，韩柱良曾伪造证据将涉案宅基地过户至其儿媳名下，由此可见双方也不是自愿签订的协议，且并未实际依约履行。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版)第四十六条规定并非仅针对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系错误的。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是该条规定的主语，主体被限定为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原审法院的认为明显是违背语法、断章取义。(二)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明确列举了相关规定，用以证明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违法性。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二条、第四十六条:土地管理法(2004)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08]36号)第4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第二条第三款;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二条(十);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第二条第二款。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明确禁止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被上诉人正是以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身份签订协议，购置宅基地，应依法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如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韩柱良、王书兰辩称：一、关于韩柱良与王洞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是否知情。1、签订了协议上诉人是知情的。2012年10月31日和2012年10月25日，西环路办事处司法所对签订协议时在场的人员韩啡、高同之、韩文志所作的调查笔录，韩峰和高同之都明确表示签订协议时上诉人李大蠢和其女儿王凤英在场，韩文志的笔录与其饨两人的笔录也并不矛盾，因为签协议时他去的晚，只看到了王凤英在数钱。这三份笔录足以证明签订协议上诉人是知情的。2、在2014年12月2日的庭审笔录第14页，第一行，法庭问“原告，被告在什么时间翻建了几间房屋”，原告(上诉人)回答:“1998年，买靠东头拆了三间旧房，外加三间空白宅基地一共翻建了5间新房”。如果上诉人对房屋已经出售不知情，那么在被上诉人翻建房屋时却没有提出异议，按照通常的逻辑推理，没有将自己房屋卖与他人，却同意他人将自家房屋翻建，是明显违背常理的。在该页笔录的倒数第三行，法庭问：“原告，说一下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告(上诉人)陈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给付了购房款26000元，卖完后，原告在该具屋内居住了不到一年，被告韩柱良称房子是他的，把原告赶出去了，被告于1998年翻盖了东头5间房屋”。这段陈述，证明上诉人知道房屋己出售的事实，并认可被上诉人已经给付了购房款。上述证据均证明，上诉人对房屋买卖的事实是知情的。二、依据被上诉人韩柱良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的法律、法规，该买卖协议是否有效。上诉人以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协议无效，上诉人所依据的法律大多数属于1998年以后的，对于本案不适用o上诉火所依据的198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分别为: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四十六条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以上两条的规定并不是明确不允许城镇户籍人员购买农村住宅的法律规定，而且在该法律的第四十五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这恰恰证明了一审法院对该四十六条理解是正确的，反倒是上诉人断章取义曲解了法律规定，该法的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城镇户籍如何申请宅基地，从当时的立法本意，国家并不禁止城镇户籍人员申请宅基地，由此推断城镇户籍人员购买农村住房也是不禁止的。依据1998年适用的《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第十条农村居民凡符合《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所列条件的，允许申请宅基地。国家干部、职工的直系亲属是农村户口，干部、职工本人长期与其一起居住的，可随其直系亲属申请宅基地。被上诉人韩柱良正属于规定中所列举的人员，被上诉人韩柱良一直与其直系亲属居住在思贤村，其作为家庭的户主，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领宅基地，也具有购买农村房屋的资格，而且虽然在协议中买方仅有被上诉人韩柱良一人签字，但从协议表述的内容看，他是代表整个家庭来购买该房屋，而且被上诉人王书兰也对韩柱良代表其购房的行为表示认可。所以购买涉案房屋时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共同的法律行为。综上，被上诉人韩柱良与王洞之签订购房协议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三、本案中的买卖协议是否已经履行。1、上诉人也认可，双方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给付了购房款，1998年，被上诉人对部分房屋进行了翻盖，从这些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上己经可以证明协议己经履行。2、对于居住权，被上诉人从未有将上诉人赶出房屋的行为。从上诉人方在2014年12月2日庭审笔录第6页，上诉人(陈述)是在2004年被赶出房屋，第14页又陈述是在1998年被赶出房屋的，上诉人连自己的陈述都前后矛盾，可见其所说的并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一直允许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中居住，是上诉人因年纪大需要照顾自己搬出房屋的。而且这也改变不了购房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这一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庭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大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998年6月7日，被告韩柱良与原告的丈夫王洞之签订卖房协议，约定将王洞之和原告共有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以26000元卖与韩柱良，王洞之和李大蠢有生之年对被告翻建的房屋享有优先居住权。由于韩柱良系城镇户口，双方签订的农村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系无效合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依法判令被告韩柱良与王洞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上诉人韩柱良、王书兰诉称，韩柱良与王书兰系夫妻关系；李大蠢与王洞之系夫妻关系。1998年6月7日韩柱良与王洞之签订协议，约定将王洞之的房屋以26000元卖给韩柱良，现王洞之去世，李大蠢丧失诚信，不按约定履行合同，反诉人想翻建房屋，但李大蠢阻拦不让翻建，由于物价上涨，造成反诉人损失30000元，请求李大蠢赔偿30000元。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6月7日被告韩柱良与原告李大蠢的丈夫王洞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王洞之情愿将坐落本街旧房十三间卖给韩柱良，院内一切建筑物树木等均归韩柱良所有，西头旧砖房四破五暂由王洞之夫妇居住养老百年，但在居住时期王洞之夫妻一方去世，韩柱良在院内的东头盖新房四间由王洞之在世一方居住，但只有居住权没有其他权利，王洞之、韩柱良二人全权代表，其他人无权干涉，计价贰万陆仟元笔下交清，恐后无凭立字据为证。四至：东至街、西至街、南至王垛、北西头韩柱良、北东头至王保树。该房屋坐落于任丘××××办事处思贤村村民委员会。另查明，2004年12月27日王洞之（曾用名王黑）因病去世，王洞之原与李大蠢系夫妻关系。韩柱良与王书兰系夫妻关系。韩柱良系非农业户口，其母亲王大付、妻子王书兰及子女均为思贤村村民，现在该村居住。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任丘市西环路街道办事处思贤村民委会证明、结婚证、房屋买卖协议、任丘市宅基地清理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户籍证明信、常住人口信息、结婚证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韩柱良与原告李大蠢的丈夫王洞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王洞之、韩柱良二人全权代表”，证明王洞之与韩柱良签订协议时所代表不仅为其个人，而代表的是全部的家庭成员，这也与农村家庭中年长成年男性对外代表家庭从事民事活动的习俗一致。被告韩柱良个人虽为非农业户口，但其他家庭成员全部为思贤村经济组织的成员。韩柱良个人户籍身份对于其在思贤村村民集体中从事民事活动的限制，不能及于其他的成员。本案中，被告韩柱良购买王洞之房屋为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愿、共同出资，被告韩柱良的个人身份，不必然导致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无效。二、被告韩柱良与王洞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的行为，且原告李大蠢及其女儿王凤英均在场，该协议业已履行完毕。被告韩柱良取得房屋后，已经于1998年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当时王洞之尚在，其及原告李大蠢均未予以阻止，证实原告对该协议的认可，现原告李大蠢主张协议无效，有违诚信。且原房屋已部分不存在，确认买卖行为无效，必然导致返还房屋无法实现，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保障交易稳定出发，应当认定该买卖行为有效。三、原告主张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版）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经查，该法第四十五条对农村居民做了同样的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由此可以看出，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非仅针对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而是针对“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本案是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购买农村居民合法住宅而引发的纠纷，并不是“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原告以此为法律依据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告李大蠢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反诉原告韩柱良、王书兰主张反诉被告李大蠢不履行合同给其造成损失30000元，并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反诉原告请求事项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反诉被告李大蠢否认。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版）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李大蠢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韩柱良、王书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李大蠢承担。反诉费275元，由反诉原告韩柱良、王书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原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双方争议的事实，一审已经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该判断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就自己的上诉请求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李大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李大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景岭审判员  刘晓莉审判员  王兰英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