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瑞芳，女，汉族，1959年7月4日生，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茂，北京京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国青，男，汉族，1962年6月3日生，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元，常熟市琴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宗建良，男，汉族，1963年7月7日生，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好，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瑞芳因与被上诉人谭国青、宗建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5)熟民初字第01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瑞芳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龚瑞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谭国青、宗建良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系龚瑞芳全额投资的私人企业，谭国青、宗建良、邹晓英参与了对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资金、机器设备及成品的劫掠。一审判决漏判了龚瑞芳被谭国青非法侵吞的裁剪台、包装袋、纸箱等价值59000元，漏判了五十多台缝纫机，漏判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办公用品和龚瑞芳的生活家具。一审判决诉讼费负担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实事求是予以改判。宗建良辩称，龚瑞芳认为一审判决漏判的裁剪台、包装袋、缝纫机等损失，与宗建良无关，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办公用品和龚瑞芳的生活家具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金额为准。谭国青未作答辩。龚瑞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谭国青和宗建良赔偿龚瑞芳损失合计63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开始谭国青投资开办常熟市虞山镇大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以下简称梦芝莱针织内衣厂）。2007年6月8日，梦芝莱针织内衣厂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姓名为谭国青。2008年8月31日，谭国青与龚瑞芳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内容为：“由龚瑞芳负责经营大义梦芝莱内衣厂，与谭国清协商还款计划如下：谭国清拿来款209万元，加其他经手借入50.5万元，合计259.50万元。扣除：上海小李处10万元，及06年至08年8月止经营亏损承担35万元。实际款合计：214.50万元。还款具体计划如下：①08年9月-09年1月底总付25万元。②09年2月-09年7月底总付25万元。③09年8月开始按每月2万元支付直到付清。④银行贷款100万元按期归还，谭国清负责保证资金借进借出，确保生产正常进行。附言：到08年8月31日止，以前所有协议、欠条等一律作废。望大家遵守承诺！”该还款协议经龚瑞芳和谭国青签字确认，并由证人柏某和执笔人邹晓英签名确认，落款日期为2008年8月31日。签订协议后双方未变更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工商登记信息。2009年3月16日，龚瑞芳至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被诊断为忧郁症，之后再未至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工作。2009年4月5日，宗建良（甲方）与谭国青（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谭国青于2008年8月31日将大义梦芝兰针织内衣厂交由龚瑞芳负责经营，龚瑞芳于2009年2月7日与宗建良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向宗建良租赁大义镇河东街2号厂房，租赁期限2009年2月1日至2010年2月1日止，年租金捌万元。但龚瑞芳分文未付，现人不知去向。龚瑞芳于2008年4月24日与宗建良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至今尚结欠房租金46000元。2、大义梦芝兰针织内衣厂有缝纫设备贰拾伍台，（会计柏某清点）抵作甲方为2008年龚瑞芳结欠的房租金46000元。3、现甲乙双方一致同意2009年2月7日宗建良与龚瑞芳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终止。厂房内残留的财产（纸箱、包装袋、裁剪台）双方已清点，由乙方收回。房屋由甲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由甲方收回，另行出租。2009年2个月的房租金、水电费由乙方负责向龚瑞芳清理。今后双方无涉。4、本协议一式二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上述协议下方宗建良和谭国青分别签字，落款日期为2009年4月5日。2009年4月13日，谭国青、宗建良、邹晓英和柏某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现在大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已关闭，欠发职工工资，由大义劳动所多次催发，经谭国青同意，劳动所等见证，现将部分库存产品抵押作工人工资，由邹少英负责发清，剩余产品由邹少英拿回抵作罗纹款。”在该份证明下方谭国青、宗建良、邹晓英和柏某均作为证明人签字，落款日期为2009年4月13日。另查明：2011年12月5日，案外人常久荣通过录音笔对其和宗建良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内容为：“……（1分29秒）常：今天过来问问情况，就是那个时候龚瑞芳的不动产，一些缝纫机呀什么东西的，是不是谭国青处理了？宗：不是，缝纫机么就是……（2分20秒）宗：那此缝纫机有一台好的、进口的、价钱大的，是钱永华拿去的，还有烫台，还有点啥个机器，最后还有点空调全是钱永华拿去的啊。我是拿了25台车，这25台车是谭国青和律师写了纸条，这些是抵给我房租的。欠我这点房租的，啊是啦？接下来，你们裁剪间里还有点垃圾，就是堆在下面的那点布啊，其实好像蛮多点铜锭，当时他卖了五千块钱吧，好像，我听了他当时讲的。是不是啦？垃圾。谭国青一大汽车装走个，卖掉个。常：这些都是谭国青处理的？宗：嗯。那么那些服装，都是邹晓英拿去的，老柏先（柏某）验收的，是这样处理的。常：处理这些东西都是谭国青一手处理的啊？宗：那些衣服是的。谭国青口头同意的，不知道邹晓英签字没有，但是我和邹晓英晚上一起到谭国青那里。因为当时他请了律师，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4分31秒）我们是吃顿饭，和邹晓英两个人，我袋袋里放这个，问他那些东西准备怎么办，谭国青就说那些东西给邹晓英。谭国青同意了嘛，都给了邹晓英。箱子里产品都是邹晓英拿的。常：你知道有多少货啊？宗：夜里装了好像三车，还有我那里放了点，就是那天他们抢的，柏某喊了我的工人，连夜搬到我们楼上的，反正也要大半卡车东西了。这些东西搬过来，柏某钥匙带着，意思就是柏某的。那些是邹晓英的，装了不知多少，她说欠她很多钱的，反正那些服装差不多都是她的。谭国青也同意的，是抵她的钱。我跟你讲，我跟邹晓英去找他的，有这点谈的录音。常：现在还在你手里？宗：现在还在我这里，我预防，我也有责任的了，那些衣服虽然钥匙在柏某那，是不是？他是会计，总归在他那里，但衣服从我厂里弄出去，因为你们出现纠纷了，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保留，啥人弄走的东西。像我拿的什么东西，我都有纸头证明……（6分35秒）看，这个是发工资的，现在大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已关闭，欠发工资由大义劳动所签发，经谭国青同意，这个是邹晓英拿钱出来，现将部分库存产品抵押工人工资，由邹晓英负责发清。剩余产品由邹晓英拿回，作罗纹账。这是他们签好字的，剩下来的都是她装走的，就是这张协议。这张是我和他的协议，25台车好像。常：复印一份给我可以吧？宗：复印啊，可以的。常：传真机有吗？宗：我没有传真机的……（8分01秒）宗：我这个也是一式两份的，当时谭国青也有一份……”。又查明：2007年5月15日，宗建良和谭国青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载明租赁期限为2007年2月1日至2008年2月1日，租金总额为95000元；2008年4月24日，宗建良和龚瑞芳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载明租赁期限为2008年2月1日至2009年2月1日，租金总额为10万元；2009年2月7日，宗建良和谭国青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载明租赁期限为2009年2月1日至2010年2月1日，租金总额为8万元。2009年2月7日，柏某经手出具《于宗建良结算08年房租》的书证一份，记载有“08年房租为10万元－扣以付1万元－龚厂里代付3600＝86400元”等内容。之后，柏某另用黑色圆珠笔在上述内容下方添加“09年2月28日付房租4万元＝46400元（08年度房租结欠款）”。龚瑞芳确认在关厂时结欠宗建良租金46000余元。又查明：根据向常熟市公安局大义派出所调取的《警情库-接处警详细信息》反映，接警时间：2003年3月26日11时27分；事发地址：大义河东街红梅制衣厂；简要警情及处理结果：大义河东街红梅制衣厂，有人到厂里乱装衣服；处警补充结果：出警，到达现场，系经济纠纷上门讨钱，双方协商调解。事主：高尔登服装厂顾建清讨债人、红梅制衣厂老板谈福清（谭国青）。龚瑞芳另反映称，柏某曾经另向大义派出所报警，但经向大义派出所了解，因系统更新无法根据姓名查找之前的报警记录。又查明：常熟市大义镇红梅内衣厂于1999年12月9日成立，系登记在龚瑞芳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后于2005年9月2日注销；常熟市虞山镇大义暖狐针织内衣厂于2006年1月4日成立，系登记在王璇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后于2006年9月6日注销；常熟市虞山镇大义倩尔诺针织内衣厂于2006年5月31日成立，系登记在谭国青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后于2007年5月16日注销。梦芝莱针织内衣厂于2007年6月8日成立，系登记在谭国青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后经谭国青申请于2009年4月8日注销。又查明：2010年5月12日，谭国青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龚瑞芳支付欠款170万元[案号为（2010）熟民初字第0669号]，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龚瑞芳给付谭国青1**万元，龚瑞芳负担案件受理费。龚瑞芳因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28日作出苏检民抗（2012）1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2年6月6日作出苏中民抗字第001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再审[案号为（2012）熟民再初字第0005号]。一审法院再审后认定一审判决龚瑞芳归还谭国青1**万元，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故再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0）熟民初字第0669号民事判决。龚瑞芳因不服再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3）苏终民再终字第0026号]，本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瑞芳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727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审法院判决龚瑞芳按协议履行并无不当，故于2014年9月12日裁定驳回龚瑞芳的再审申请。对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资产归谁所有，该院认为，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沿革和《还款协议》来看，应当认定归龚瑞芳所有。自《还款协议》签订之后，双方约定由龚瑞芳负责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生产经营，谭国青在龚瑞芳生病期间关闭工厂、处分财产和支取销售款的行为均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事实成立，龚瑞芳可以另行诉讼以追究谭国青的赔偿责任。又查明：在龚瑞芳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另以谭国青和邹晓英擅自处分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库存产品为由主张赔偿[案号为：（2015）熟民初字和01132号]，以谭国青擅自处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资金为由主张赔偿[案号为：（2015）熟民初字和01134号]，该二案正在审理中。在（2015）熟民初字第01132号案件中，龚瑞芳向法庭提供《08年结欠工资人员明细》1份，该明细上反映出在2008年度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共结欠包括徐建国在内的34名员工（会计柏某未在内）工资20468元。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龚瑞芳的申请委托苏州丰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2009年4月份时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全部资产中被谭国青和宗建良处分的机器设备、办公用品、厨具等生活用品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基准点为2009年4月）。该所鉴定人员于2016年8月17日向柏某、常久荣、查世萍进行了询问。柏某述称，其系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会计，厂里购置的机器设备均是进口的，主要包括花色车、拷边机，购买时均是现金交易且未开具发票，其对于机器的具体型号、数量、新旧程度、新旧设备所占比例均不清楚；对于关厂前成品和半成品的数量并不清楚，2008年的盘仓材料已提供法庭，二楼样品间的样品也清理过，但具体数量不清楚。查世萍述称，其曾系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临时工，曾帮忙清理过二楼样品间的样品，经清点共有16箱样品，对于厂里的其他情况均不清楚。常久荣述称，其自1998年起从红梅内衣厂开始即在厂里担任销售主管，负责向上海易初莲花超市供货，从2003年开始厂里的机器设备均为进口，大约50台，70%为新设备，但对机器的具体型号并不清楚；裁剪间有3张裁剪台（1.8-2.0米宽、4米长）和裁剪机，整烫机2台，水空调4-6台，配套拷边机龙头不低于20个品种；在关厂时厂里的成品、半成品价值不低于180万元，仅易初莲花的退货就价值16万元、包装袋价值不低于6万元，在样品间还有16箱样品，具体数量不清楚，正常包装箱内装20－30套内衣，此外还有100kg的布匹。经质证，龚瑞芳对柏某、常久荣和查世萍的陈述均不持异议，但谭国青和宗建良则认为该三人与龚瑞芳存在利害关系，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016年9月1日，苏州丰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退卷说明一份，载明：现场遗留的少量办公生活用品基本丧失使用功能，经走访及证人回某均无法陈述事件发生前机器设备、办公用品、厨具等生活服务器的具体数量，当事人亦无法提供购置合同和发票，故无法确定涉案资产明细，因涉案资产已无实体、缺少必要的购置合同和发票、亦无现场照片，故无法履行评估程序、开展评估工作，决定终止本次评估。审理中，为进一步核实常熟市虞山镇大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在2009年4月份关厂时的财产情况，一审法院进行了相关调查。1、2016年8月17日，组织双方对现存于宗建良处的财产进行了现场勘查，经龚瑞芳确认以下财产属于其所有：五斗橱1口、被橱1口、黄色靠背木椅8只、方木椅9只、铁靠背椅4只、红色方桌1只、马桶1只、竖钟1只、床头柜2只、红色长条凳1只、红色靠背椅1只、小木凳2只、熊猫电视机1台、红色塑料框篮2只、白色沙发1张、单人白色沙发2张、热水瓶10个、小电视机1台、白色木柜1只、不锈钢衣架2个、黑色皮质靠背椅4只、黄色靠背木椅4只、红色方椅3只、电脑主机1只、转椅1只、凹桶1只、坐桶1只、胶带4箱、红色八仙桌1张、玻璃方桌1张、红色木凳1只、标签1箱、电脑显示器1台、沐浴房1套、衣柜1组、床1张、长台1只、红色花边1箱，已交付龚瑞芳；另有白色长条凳（小）8只、黄色方桌2张、红色方桌1张、热水器1只、碗橱1口、黄色办公桌1张、白色长条凳（大）1只、电饭锅1只、紫色塑料框篮1只、席梦思床垫1张，龚瑞芳认为并非其所有，宗建良则认为系龚瑞芳所有。2、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向徐建国和宗保元进行了调查。徐建国述称，其是从事服装打样工作的，梦芝莱针织内衣厂会叫其为服装打样或者裁剪布料，其仅知道龚瑞芳是老板，2008年底其至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时看到厂内有大约40－50台缝纫机，国产机器和进口机器都有、进口的居多，机器较新，但具体型号并不清楚，对于厂里的其他情况均不清楚。宗保元述称，其系负责整个厂区门口的门卫，2009年3月8日龚瑞芳旅游回来给每个员工发了一条毛巾，第二天有人过来将好的电脑缝纫机搬走了几台，当时龚瑞芳也在场，还有别人过来撬门，龚瑞芳躲在厂里没出来，接下来两天，其他债权人开电瓶车或货车过来搬东西，3月10日开始龚瑞芳便离开了工厂，邹晓英拉走了一些东西，但具体数量其并不清楚。经质证，双方对徐建国的陈述不持异议，龚瑞芳认为宗保元系宗建良的父亲，对其陈述不予认可。3、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向龚瑞芳进行了询问，其述称，在2009年春节前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大约有30－40名工人，另有4－5人上夜班，在2009年春节后，因厂里还未正常上班，所以大约有工人20人。经质证，谭国青和宗建良对上述陈述不予认可。4、2016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至常熟市某针织服装厂进行了调查，该厂负责人述称，其厂自2005年开始经营，一共30名工人，包括缝纫车工18人、裁剪工2人、后道（整理和包装）3人、管理人员2人，再加上厨师等；2005年开厂时其总共投资18万元，用于购买平车、拷边机、双针机等，其中平车10台、每台20**元、品牌为国产标凖牌，拷边机6台、每台50**元、品牌为台湾的银箭牌，双针机3台、每台80**－9000元、品牌为台湾的银箭牌，这些机器是不大需要更新的；除上述机器外，还有裁剪台和裁剪床等，价值不大，一共也就5000元左右；08、09年期间机器设备的单价略有下降，平车每台约2000元、电脑平车每台约3000元、拷边机每台约4500元、双针机每台约8000－9000元；现在价格下降很大，平车每台约1000－2000元、二手的每台约500－600元、拷边机每台约1000元、双针机每台约4000－5000元；缝纫车工的人数比机器数量略少，比如50个车工需要配60台机器，30个车工要配10个后道和裁剪工；平时其厂里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的数量是根据订单的情况决定的，现在厂里面料库存有2吨布、约8万元，辅料库存一共也就5000－6000元，成品和半成品是没有库存的；1千克布能做2套内衣（上衣+长裤），08、09年期间成本价在22－23元左右，如当年不能出货而形成库存，需要到次年的10月份左右出货，汗衫和背心也要到次年的4、5月份出货，包装一般都是配套使用的，在08、09年期间，其厂和梦芝莱针织内衣厂规模相差不多。经质证，被告对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龚瑞芳则提出异议认为其厂里有50－60个工人，加工内衣的工人1人需要2台机器设备，故其厂里存放50台机器设备实属正常，在其厂里只需要2－3台平车，花色车比较多，库存量也比一般的服装厂大。5、2016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向常熟市仕德伟缝纫机城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该公司负责人述称，开办一家内衣厂主要需要三种机器设备：平缝机、四线包缝机（拷边机）、三针五线绷缝机（双针机），其他还需要如钉钮扣机、锁眼机、套结机、打钮扣机等辅助机器；08、09年期间上述机器的市场单价如下，平缝机（自动剪线）：国产2500－3000元、进口4300－4800元，四线包缝机：国产3000元、进口5000元，三针五线绷缝机：国产3000－4000元、台湾产6000－7000元、日本产8000－1万元，钉钮扣机：国产（单线）2000－3000元、国产（双线）13000－16000元、进口（单线）8000－1万元、进口（双线）25000－33000元，平头锁眼机：国产（机械）7000－8000元、国产（电脑）18000－22000元、进口（机械）22000－24000元、进口（电脑）32000－39000元，套结机：国产（机械）8000元、国产（电脑）12000－15000元、进口（机械）17000元、进口（电脑）23000－26000元，打钮扣机：9000－1万元；如厂内共有机器40－50台，应包括平缝机约15台、包缝机12－15台、绷缝机10台、钉钮扣机、锁眼机、套结机、打钮扣机各1台；如厂里有平缝机40－50台，总的机器设备应在70－80台，工人约100人；关于机器的使用年限和折旧，国产的使用年限为6－8年、进口的使用年限为8－10年，用一年价值要打六折，用二年约打五折，用三年至多剩余一半价值，往后每年减少10%。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笔录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龚瑞芳认为被调查人陈述的机器设备配比系服装厂而非内衣厂的机器配比，对单价无异议；谭国青和宗建良认为机器设备的市场价格受新款或旧款以及是否含税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被调查人陈述的单价难有参考性。6、2016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向常熟市虞山镇大义管理区小山村村委副书记顾志敏进行了调查，其述称，在2009年3、4月份期间其在大义劳动所负责劳动关系事务，但对大义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经营及关厂情况并不清楚，未听说在此期间有债权人到该厂抢东西，未发生工人集中讨薪的情况，也未发生至大义劳动所、派出所、司法所上访的情况，劳动所从未要求谭国青等人处理员工工资的问题。经质证，龚瑞芳对笔录不持异议，谭国青和宗建良则认为被调查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在龚瑞芳离厂后、谭国青关厂前，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内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车间样品等的数量及价值？二、谭国青和宗建良是否应对龚瑞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龚瑞芳离厂后、谭国青关厂前，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内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车间样品等的数量及价值？龚瑞芳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原固定资产清单2页载明的财产包括：仓库胶带、木垫板、车间样品、车间龙头、小电视机1台、传真机、老板凳、车间办公台1张、样板柜2只、车间铝夹头、车间电风扇每人1台、车间大方凳50张、烫台3张、蒸发器1台、检验台6张、食堂圆台4张、长凳20张、铁床与木床6张、奶白色真皮沙发1套、大小铁柜各1只、大床1张、大衣柜1套、热水器、洗衣机、铁柜、玻璃台1套、电视机架、立式钟1台、床头台2张、不锈钢晒衣架2只、电话机、写字台2张、硬沙发1套，折价32.8万元[注：上述财产与龚瑞芳在一审法院（2012）熟民再初字第0005号案件中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6月由柏某签字和常熟市虞山镇大义倩尔诺针织内衣厂盖章的清单上所列财产基本一致]；大衣柜、五斗柜、被柜、写字台、马桶、饭桶、脚桶、凹桶、大滕椅2只、小滕椅4只，折价3万元；平车、绷缝机、滚领机、拷边机、普通车、上腰车、双针机、旧滚领机、卷边车、曲牙车、套结机、办公桌、电视机、包装台、裁剪台、裁剪机、照布机、沙发、电脑、空调、洗衣机，合计305000元[注：上述财产与龚瑞芳在一审法院（2012）熟民再初字第0005号案件中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6月由柏某签字和常熟市虞山镇大义倩尔诺针织内衣厂盖章的清单上所列财产基本一致]，合计663000元。龚瑞芳解释称，暖狐针织内衣厂、倩尔诺针织内衣厂和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机器设备和办公用品均是延用的，仅是对部分机器设备、家具等进行了更新，数量有所增加，机器设备均为2007年更换的进口设备，其离婚后的个人财产也搬到了厂里，厂里共25－30名员工，大约50台机器设备，具体包括：银箭牌拷边机14台、每台57**元，电脑平车6台、每台25**元，绷缝机2台、每台150**元，滚领机4台、每台150**-18000元，滚边机4台、每台120**-15000元，双针机4-5台、每台250**元，卷边机2台、每台180**元，曲牙机2台、22000元和28000元各1台，套结机1台、单价25000元，锁眼机1台、单价28000元，打眼机1台、单价28000元，三针机4台、每台180**元，上腰机2台、每台250**元，大裁剪机1台、单价5500元，小裁剪机5台、单价900-1200元，裁剪台3张、每张2200元，烫台3张、每张1200元，蒸发器1台、单价2400元，检验台6张，电风扇30台，大方凳50张。2、一审法院在审理龚瑞芳和尤锦达离婚纠纷案中于2007年12月11日向谭国青所作《调查笔录》1份。谭国青在笔录中述称，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原系红梅内衣厂，系其从王璇处以六、七十万元购买的，价款中主要是机器设备的款项，还包括红梅内衣的商标价值。龚瑞芳认为，谭国青在笔录中已承认厂里的机器设备等的价值，应按该价值进行赔偿。3、申请证人柏某出庭作证，柏某述称，其在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是负责记流水账、装箱和发货，至2009年2月7日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尚结欠宗建良2008年度的房屋租金46400元，对于2009年4月5日宗建良和谭国青用25台机器设备折抵房屋租金的事情其是知情的，但并未参与，其曾根据谭国青的安排将后道的大半卡车服装从车间搬至宗建良空置的二楼房屋内，后来这些服装均被谭国青交邹晓英装走，其对二楼车间内服装样品的数量并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被谁处理掉了。经质证，谭国青和宗建良对龚瑞芳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对于原固定资产清单，谭国青认为，该清单上的物品及标注的价值与龚瑞芳在（2012）熟民再初字第0005号案件中提供的清单基本一致，但除了2009年4月5日的协议中载明的25台机器设备以外，其未处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其他财产；宗建良认为，清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处分的机器设备仅限于2009年4月5日协议中所涉25台机器，其他存放于仓库内的物品已归还龚瑞芳。对于一审法院2007年12月11日的调查笔录，谭国青不予认可，并认为，该笔录是在龚瑞芳和尤锦达离婚诉讼期间龚瑞芳为防止财产被尤锦达分割，而签订了与事实不符的转让协议，证明厂里财产并非龚瑞芳所有。对于证人柏某的证言，谭国青、宗建良均不予认可，谭国青认为，证人与龚瑞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与事实不符；宗建良认为，在2009年4月5日谭国青将25台机器设备折抵给宗建良时柏某参与了清点。宗建良向法庭提供《25台缝纫设备明细》1份，认为其处理的25台机器设备原价合计5万元，即使按50%进行折旧价格也仅为25000元。经质证，龚瑞芳对上述明细不予认可，认为其并不知晓谭国青、宗建良处分的机器设备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因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关停后厂里的机器设备等物品均被处置，龚瑞芳未能提供机器设备的具体型号、购买时间、单价等确定实际价值的证据，其提供的一审法院在龚瑞芳和尤锦达离婚案件中所作调查笔录上所反映的转让机器设备价格与其在2006年期间统计且在本案中主张的价格差距较大，在庭审中龚瑞芳和谭国青对于是否存在机器设备的买卖行为亦存在异议，龚瑞芳以调查笔录的记载主张机器设备损失法院碍难采信，谭国青和宗建良对自己主张的被处分机器设备的价值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亦不予采信。审理中，虽经法院委托但鉴定机构未能对关厂时机器设备等物品的价值进行评估，故应综合经营规模、工人人数、经营时间等因素认定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关厂时的财产状况为宜。审理中，龚瑞芳陈述在2008年期间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共有工人30－40人，该说法与《08年度结欠工资人员明细》中反映的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尚结欠工资的员工人数34人基本吻合，考虑到在34人名单中未包含会计柏某，故法院认为确定在2008年度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共有工人35名为宜。根据法院向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周边同类企业所作调查时该厂反映的缝纫车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和缝纫车工人数与裁剪、后道人数之间的比例进行测算，确定在2008年度梦芝莱针织内衣厂35名工人中有缝纫车工22人、裁剪及后道工人6人、管理人员及厨房工人7人为宜。综合考虑车工人数比机器设备数量略少以及存在双方和证人柏某均述称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机器设备被其他债权人哄抢处置等因素，对于谭国青、宗建良提出的宗建良根据2009年4月5日的《协议》仅以25台机器设备折抵房屋租金的抗辩主张，法院予以采信。因宗建良已将25台机器设备予以处分，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处分而获得的价款数额，法院仅能根据现有证据测算该25台机器设备的金额。法院根据向徐建国、常久荣等人以及向常熟市仕德伟缝纫机城有限公司所作调查，酌定国产和进口机器的数量分别为30%和70%，结合机器设备的成新率，综合酌定25台机器设备的损失数额为84031元。除上述25台机器设备外，宗建良另取得部分办公生活用品，上述物品已在法院组织下返还龚瑞芳，龚瑞芳依据其于2006年期间自行制作的固定资产清单主张在关厂时厂里尚有其他机器设备、办公生活用品，法院碍难采信。对于龚瑞芳主张的车间样品损失，因龚瑞芳未能提供能够证明车间样品是被谭国青、宗建良处分，以及车间服装样品数量和种类的初步证据，法院碍难采信。根据谭国青、宗建良于2009年4月5日签订的《协议》，谭国青另处分了厂房内残留的纸箱、包装袋、裁剪台，因龚瑞芳就纸箱、包装袋、服装成品、半成品等财产的损害赔偿问题在另案中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予理涉，对于裁剪台，根据向同类企业所作调查，酌定损失为1000元。综上，法院认定在本案中龚瑞芳的损失为85031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谭国青和宗建良是否应对龚瑞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龚瑞芳认为，谭国青、宗建良未经龚瑞芳准许擅自处分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机器设备等财产，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宗建良则认为，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系登记在谭国青名下的个体工商户，且谭国青一直对该厂进行管理，在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结欠其房屋租金的情况下，其和谭国青达成的以机器设备抵租金的协议应具有法律效力，其行为并未构成对龚瑞芳的侵权。谭国青则认为，在2008年8月31日其和龚瑞芳签订《还款协议》后即退出了合伙经营，不参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经营管理，在龚瑞芳因欠债离厂后，因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结欠工人工资和债务，发生工人至劳动所、司法所和大义管理区上访的情况，为此其出于善意在会计柏某的指导下签订了2009年4月5日的《协议》，用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机器设备折抵结欠宗建良的房屋租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其本人从未拿过厂里的任何一件财物，《协议》中的“乙方”其实是指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厂房内残留的纸箱、包装袋、裁剪台等财产是由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收回，而非其本人收回。法院认为，根据龚瑞芳提供的证据，结合证人柏某的证言以及本院的调查材料，可以证实龚瑞芳自2009年3月16日外出就医后未再回梦芝莱针织内衣厂，之后谭国青未经龚瑞芳同意即对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财产进行了处分，通过签订2009年4月5日的《协议》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处分给宗建良，并将厂房内残留的裁剪台等物品据为己有。宗建良虽辩称其认为谭国青对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财产具有处分权，但根据《协议》的内容记载可以明确反映出宗建良对于自2008年8月31日起由龚瑞芳经营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事实是清楚的，故宗建良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谭国青、宗建良共同处分的25台机器设备以及谭国青擅自取得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纸箱、包装袋、裁剪台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系龚瑞芳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该厂已被注销，上述财物已无法予以归还，现龚瑞芳要求谭国青和宗建良赔偿损失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结欠宗建良房屋租金464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上述租金应在谭国青、宗建良赔偿的损失中予以扣除，故龚瑞芳的诉讼请求中要求谭国青、宗建良赔偿损失37631元以及要求谭国青赔偿1000元的部分予以支持，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于龚瑞芳主张的要求谭国青和宗建良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其既未能明确具体的数额，又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故不予支持。对于谭国青提出的龚瑞芳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因龚瑞芳在相关案件的审理中曾多次主张过涉案权利，并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确定如他人擅自处分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财产构成侵权，之后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本案诉讼，故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谭国青、宗建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龚瑞芳25台缝纫机的损失合计37631元。二、谭国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龚瑞芳裁剪台的损失1000元。三、驳回龚瑞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2元，由龚瑞芳负担5581元，由谭国青、宗建良负担821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二审中，龚瑞芳提供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727号民事裁定，证明本案来源于该案件的认定。二审中龚瑞芳陈述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最早由自己全额投资，后来以7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谭国青，但谭国青没有付钱，所以自己仍然参与经营，2009年3月后谭国青、柏某、邹晓英都在厂里负责经营。谭国青认为梦芝莱针织内衣厂是与龚瑞芳合伙经营的企业，登记在谭国青名下；2008年8月31日与龚瑞芳签订还款协议后，谭国青就退出了经营，2009年春节前，龚瑞芳离开厂里，员工讨要工资，债权人抢夺财产，相关部门按照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找到谭国青，要求其处理，由谭国青、柏某、宗建良，邹晓英等帮助龚瑞芳处理矛盾纠纷。二审中，龚瑞芳陈述一审漏判的裁剪台、包装袋、纸箱价值59000元，但是没有发票了；一审漏判的缝纫机等发票无法提供，但自己对单价有印象。本院认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727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资产应当归龚瑞芳所有，2009年3月龚瑞芳因病未再参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经营管理，谭国青与宗建良未征得龚瑞芳的同意，擅自处置梦芝莱针织内衣厂的资产，两人的行为侵犯了龚瑞芳的财产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龚瑞芳对其主张的损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龚瑞芳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财产清单，列明了机器、办公用品、厨具、生活用品的名称和数量，但未能提供发票等证据来证明上述财产的价值，对上述物品是否存放于梦芝莱针织内衣厂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梦芝莱针织厂经营情况酌情认定机器设备和裁剪台价值85031元并无不当，龚瑞芳确认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尚结欠宗建良租金46000元，应当予以扣除。故一审判决谭国青与宗建良连带返还龚瑞芳37631元并无不当。龚瑞芳上诉认为一审判决漏判了谭国青非法侵吞的裁剪台、包装袋、纸箱等，但龚瑞芳已就包装袋和纸箱损失另案主张权利，故本案不予理涉。裁剪台的价值一审判决已经酌情认定为1000元，并未漏判。龚瑞芳上诉还提出梦芝莱针织内衣厂共有50多台缝纫机，尚有办公用品和龚瑞芳的生活家具，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案件胜败诉情况确定龚瑞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当。综上，龚瑞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2元，由上诉人龚瑞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稚群代理审判员  沈军芳代理审判员  郭 锐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吉宇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