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9民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妹，女，198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孝峰，男，197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贻宝，男，198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涵，福建建达（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代明，男，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图，福建于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施海东，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原审第三人：陈晓玲，女，197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因与被上诉人王代明、原审第三人施海东、陈晓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鼎市人民法院(2016)闽0982民初2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立即停止对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所有的坐落于秦屿水井头工业区（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地产的强制执行。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地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福鼎市家具厂’第一次注销后就应属其经营者即被执行人施海东享有”，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当。“福鼎市家具厂”这一企业名称从2004年12月6日至今虽被不同市场主体先后使用过，但从工商登记的情况来看，无论市场主体性质如何改变，该名称的使用均是延续性未曾间断的，即上一市场主体的注销紧接着就伴随另一市场主体的成立，且登记场所也未曾发生改变，均为坐落于福鼎市秦屿水井头工业区“福鼎市家具厂”名下的房地产。因此，虽然“福鼎市家具厂”从工商登记情况看，各市场主体的变更是以注销再成立的形式来登记的，但实质上是伴随着企业整体投资权益的转让，这其中当然包括涉案房地产权益的转让。至于为何工商登记体现为注销再成立，是因为目前我国工商管理部门在面对实际投资人因转让行为而需作出变更主体类型的申请时，因顾及到行政许可的法定性，只能通过注销再成立的形式来对企业整体的转让行为进行登记，但绝不可因该形式上的限制，就否认当事人通过企业转让或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涉案房地产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地产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亦为被执行人施海东个人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应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时，虽认定了“2011年4月14日，施海东与案外人陈杰合伙成立“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的事实，但却遗漏了本案涉案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是以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的名义向房管部门申请确权的事实。为证实该事实，上诉人也曾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对涉案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相关登记档案向房管部门进行调取，但未获准许。如依原审判决的审判逻辑，“福鼎市家具厂”作为一市场主体注销后，其相应的财产就归其投资者所有，那么，作为普通合伙的“福鼎市家具厂”注销后，是不是也意味着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亦应属施海东和其合伙人陈杰二人共同所有，然而原审判决仍执意将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认定为施海东个人所有，同一审判逻辑却得出不一样的认定结果，显然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原审判决无论在事实认定上，还是在法律适用上均存在明显的过错，请求上级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三、退一步讲，即使原审判决认定“第一次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的财产权益应属经营者即被执行人施海东享有”这一观点成立，施海东作为该财产权益的享有者，在之后的企业经营过程中也依法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处分，涉案房地产已不属于施海东的个人财产。2014年12月20日，上诉人陈晓妹与原审第三人施海东、陈晓玲夫妇签订一份《转让协议》，约定将施海东、陈晓玲夫妇结欠上诉人陈晓妹人民币共计640万元的本息作为福鼎市家具厂80%股权的对价，将原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为有限合伙企业，成立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2015年3月2日，原审第三人施海东、陈晓玲夫妇与上诉人杨孝峰、陈晓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施海东、陈晓玲夫妇结欠上诉人杨孝峰人民币160万元的借款债权作为福鼎市家具厂20%股权的对价，受让第三人施海东在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的剩余股权，随后双方于同年3月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此，第三人施海东、陈晓玲与“福鼎市家具厂”已没有任何关联了。结合上述围绕“福鼎市家具厂”这一名称的各市场主体的变更情况，即使依原审判决的认定，“福鼎市家具厂”在第一次作为个体工商户被注销后，其相应的财产权益归施海东享有，此时施海东也只是享有处分权，而无法像商居住用地一样将涉案的土地使用权更名至施海东个人名下。在施海东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又相继在涉案房地产上与他人成立普通合伙，随即又重新变更为个体工商户，最终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将企业重新登记为有限合伙企业；应该说，施海东夫妇的这些行为均应视为对涉案房地产的处分，现有仍登记在“福鼎市家具厂”名下的涉案房地产已经随着施海东的处分行为而发生权属转移，依法已不再属于被执行人施海东个人所享有。至于为何未针对该土地房产进行变更登记，是因为权利人的名称“福鼎市家具厂”未曾发生更改，无需进行变更登记，正如当初涉案房地产在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提交的是“福鼎市家具厂”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是“福鼎市家具厂”名号；之后该房地产在申请房屋所有权证时，虽然提交的是“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但行政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仍为“福鼎市家具厂”的字号。因此，未针对涉案房地产发生变更登记，不应成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地产的相关权益不属于上诉人享有的理由，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纠正。 四、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施海东、陈晓玲为了受让涉案房地产而进行的“福鼎市家具厂”的转让行为符合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能够排除执行，上诉人的诉求依法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具体到本案，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执行裁定查封涉案房地产，在该裁定作出之前，上诉人已分别于2014年12月20日和2015年3月2日与被执行人施海东夫妇签订《转让协议》，受让了福鼎市家具厂的全部股权，且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地产进行生产经营，具体的转让款上诉人也已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至于办理过户登记的事宜，由于涉案房地产本身并未登记在第三人施海东和陈晓玲个人名下，在“福鼎市家具厂”这一市场主体的名称未更改的情况下，涉案房地产依法无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上诉人针对涉案房地产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相关要件，依法应予支持。 王代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案诉争的房产属于施海东于2004年12月6日开办个人经营的“福鼎市家具厂”。该个体工商户与上诉人主张的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是不同的经济体，两家企业没有任何关联；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资产构成情况来看，无法看出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名下资产有包括诉争的房产，所以本案诉争的房产应属于被注销的福鼎市家具厂，也就是属于施海东个人。 施海东、陈晓玲未作陈述。 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立即停止对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所有的坐落于秦屿水井头工业区（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地产的强制执行。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施海东个人经营的“福鼎市家具厂”于2004年12月6日开办。2006年10月11日，福鼎市家具厂与福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买受地块位于秦屿水井头。2008年7月17日，施海东以“福鼎市家具厂”为申请人申请办理坐落秦屿水井头工业区土地登记。2008年10月15日，福鼎市国土资源局颁发鼎国用（2008）第11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坐落秦屿水井头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福鼎市家具厂”。2010年6月7日，施海东个人经营的“福鼎市家具厂”经工商核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2011年4月13日，个体工商户“福鼎市家具厂”注销。2011年4月14日，施海东与案外人陈杰合伙成立“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2011年4月21日，原福鼎市建设局颁发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鼎国用（2008）第1102号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福鼎市家具厂”。2013年1月24日，“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注销。同日，施海东以个人名义再次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字号仍为“福鼎市家具厂”。2014年10月20日，该个体工商户再次注销。同日，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合伙成立“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2016年6月14日，法院因执行被执行人施海东的个人财产，因而查封了秦屿水井头工业区（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地产。 原审法院认为，鼎国用（2008）第11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系被执行人施海东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福鼎市家具厂”，在该个体工商户“福鼎市家具厂”注销后，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属经营者即被执行人施海东个人享有。期后，名称“福鼎市家具厂”被多次且不同主体使用，但没有发生针对土地房产的变更转移。因此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属亦为被执行人施海东个人所有。因此，原审法院针对被执行人施海东的个人财产的查封行为并无不当。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请求依法判决立即停止对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所有的坐落于秦屿水井头工业区（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地产的强制执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一、涉案执行情况 2016年6月14日，原审法院在执行（2015）鼎民初字第24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469号判决）时，作出（2016）闽0982执511号之一执行裁定，裁定：“查封福鼎市家具店所有的坐落秦屿水井头工业区（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房地产”。2016年6月29日，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7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闽0982执异10号执行裁定，驳回执行异议。 二、诉争房地产基本情况 1、诉争厂房座落于福鼎市（原秦屿镇）水井头工业区，颁发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初始登记时间2008年10月15日，鼎国用（2008）第1102号]和《房屋所有权证》[初始登记时间2011年4月21日，鼎房权证ＱＹ字第××号]。两证上登记的权利人名称均为“福鼎市家具厂”，上述登记后未再办理权利人的变更登记手续。 2、诉争厂房于2008年11月10日开工建设，2009年11月26日进行房产登记测绘，2011年3月25日办理竣工验收手续，2011年4月6日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三、相关工商登记情况 1、2004年12月6日，“福鼎市家具店”（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施海东，注册号：350982600042220）成立；2005年12月1日名称变更为“福鼎市家具厂”；2011年4月13日注销。 2、2011年4月14日，“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股东为施海东、案外人陈杰，注册号：350982100034441）成立；2013年1月24日注销。 3、2013年1月24日，“福鼎市家具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施海东，注册号：350982600198769）成立；2014年10月20日注销。 4、2014年10月20日，“福鼎市家具厂（普通合伙）”（股东为施海东、陈晓妹，注册号：350982100071681）成立；2015年3月5日，股东变更为杨孝峰、陈晓妹，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工商登记名称为“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2015年6月15日，股东变更为杨孝峰、陈晓妹、徐贻宝。 四、涉案执行所依据的2469号判决情况 2015年7月20日，王代明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施海东、陈晓玲诉至原审法院。2016年2月22日，原审法院作出2469号判决，认定2011年8月至2013年12月间施海东、陈晓玲共向王代明借款270万元，并判决施海东、陈晓玲偿还王代明借款本金27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各方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案中，施海东、陈晓玲先后出具给王代明的五份借条上，现均加盖有“福鼎市家具厂”公章。王代明遂主张，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系共同借款人，应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则在该案中抗辩认为，借款加盖公章时的福鼎市家具厂系个体工商户，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是新的经济体，因此不是适格被告；2469号判决支持了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的此项抗辩主张，判决驳回王代明对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提出案外人异议的虽是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但其系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的全体股东，且在一审诉状中已明确其主张的诉争房地产权利人是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二审庭审中对此再次予以明确。故本案争议焦点是：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对诉争房地产能否阻却执行。 根据无争议事实，2004年以来，“福鼎市家具厂”的组织形式（或企业类型）和经营者几经变化与反复，且工商登记方式是先注销原厂再设立新厂，而非变更登记，但其登记厂名除有增加或变化组织形式外主体部份始终未变；诉争房地产自初始登记后亦再未办理权利人的变更登记手续。这种情况下，后厂与前厂之间是否存在继受关系，前厂注销后其财产是归属于前厂经营者还是由后厂自然继受，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争议。三上诉人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主张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是诉争房地产的权利人，实际上就是认为“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自然继受了前厂的权利。但本案存在一特殊情况，即在所涉执行依据即2469号判决一案中，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已主张其不继受前厂债务已得到生效判决支持；而在本案中，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却又主张自然继受了前厂财产。显然，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的观点前后矛盾，有违诚信。权利与义务应对等，基于本案这一特殊性，不宜认定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有权阻却本案执行。至于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所主张的其与施海东、陈晓玲签订的2014年12月20日和2015年3月2日《转让协议》，该协议即使属实，受让的也仅是股权而非房地产，亦不能以此阻却执行。 综上所述，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关于福鼎市家具厂（有限合伙）对诉争房地产有权阻却执行的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96元，由上诉人陈晓妹、杨孝峰、徐贻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梓安 审判员  陈富强 审判员  易丽容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陆学宇 书记员何斌坤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