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5民初14944号 原告：冯勇，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茅又明，上海市养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蕴玉，女，196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放，上海市宝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顾京，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旷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传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勇与被告邹蕴玉、顾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同年7月29日，被告顾京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8月12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顾京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0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同年10月18日，本院收到二审法院退卷，本案得以继续审理。同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2017年2月23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茅又明，被告邹蕴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放，被告顾京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旷洁、武传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同年4月20日，本院对本案又进行了相应补充调查。应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共计50日的调解期限，但终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邹蕴玉支付原告补偿款252万元；2.被告顾京归还原告投资款2,400万元及支付投资信托收益15,790,251.70元，合计39,790,251.70元；3.被告顾京支付拖欠投资款的损失暂估2,984,268元(以39,790,251.7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2016年6月19日，暂计5个月，按照年利率18%计算)直至判决生效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按比例共同负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请中投资信托收益为15,068,533.33元，并变更第三项诉请基数为39,068,533.3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两被告及被告邹蕴玉实际控制的高远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远控股”)于2012年6月13日共同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高远公司与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托”)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被告顾京拟以4,400万元价格出面受让全部信托收益权，并另行追加2,400万元，作为增加的单一信托资金。被告顾京受让信托收益权后，依据信托合同，信托受益人为被告顾京，原告以被告顾京名义提供信托资金2,400万元，按本协议确认方式享有相应的补偿和分配利益。该协议同时又规定被告邹蕴玉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共计252万元。被告邹蕴玉在2012年6月13日四方协议书第二条2款第(2)项中确认：“甲方(被告顾京)支付受让信托收益权的款项之日起两个月内，丁方(被告邹蕴玉)向原告账户支付：(2,400万×1.5分月息×3个月+2,400万×1分月息×6个月)共计252万元。”但被告邹蕴玉至今未支付原告该补偿款。另外，在签订2012年6月13日协议时，被告顾京与中泰信托签订了一份《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约定：被告顾京向中泰信托增加2,400万元的信托资金，信托规模变更为6,800万元。上述协议生效后，原告即依被告顾京指令，于2012年8月6日将投资款2,400万元划入被告顾京的中国工商银行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被告顾京收到原告2,400万元投资款后当天即以自己的名义投入中泰信托，追加为信托贷款资金。此后，因信托借款人高远控股届时未能按约支付利息及归还借款本金，被中泰信托于2013年3月4日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法院审理后，于同年6月3日作出判决：高远控股归还中泰信托借款本金6,800万元，并支付利息及罚息等经济损失。该判决生效后，中泰信托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高远控股持有并质押的东方证券公司800万股股权依法拍卖。2015年12月29日，高远控股所持有的东方证券公司限售流通股3,500万股权(含信托质押的800万股)以每股21.04元成交。至此，原告与被告顾京共同合作投资的信托资金及相应的信托收益得到了追偿。但被告顾京作为名义上的权益人却对拍卖追偿后的信息一直不告知原告，期间原告屡次找被告顾京商议拍卖后追索事宜的处理，被告顾京却一次次敷衍搪塞，隐瞒拍卖受偿的真相。为此，原告又委托律师于2016年2月26日致函被告顾京，要求知晓共同投资信托项目最终受偿事实及原告应得收益。然被告顾京收函后委托律师复函原告，还是隐瞒已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嗣后，经原告调查发现中泰信托已于2016年1月19日将信托本金6,800万元及信托收益44,744,266.67元，合计112,744,266.67元划至被告顾京指定的账户。经计算，按照合同投资配比约定，原告应得投资本金2,400万元，投资信托收益15,068,533.33元，二项合计为39,068,533.33元。原告催讨无着，故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邹蕴玉辩称，四方协议约定的是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被告邹蕴玉应支付的补偿款。即使被告邹蕴玉应支付252万元，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以被告顾京名义的信托资金系受让而来，原告2012年6月13日受让，故原告主张权利应自2012年6月13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各方对四方协议第1.4条存在不同解读，但该条款设定是在没有收益的前提下如何分配本金，现在争议焦点是在有收益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收益，所以对合同约定不能进行扩张解释。 被告顾京辩称，第一，本案按合同约定和事实情况原告只能获得2,400万元本金以及信托期内的利息1,243,733.33元，该款项被告一直愿意支付，是原告不尊重事实和合同约定主张其不应得的信托利益才导致诉讼。(一)根据2012年6月13日顾京、冯勇、高远控股有限公司、邹蕴玉四方签署的《协议书》第1.3和第1.4两条款的约定，无论是信托利益还是信托本金，顾京都优先于冯勇分配。第1.3条款原文是：《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到期后，如作为受益人的甲方得到信托利益分配，则甲方应将取得的信托利益款项扣除4,400万本金收益权，2,400万元本金收益权付给乙方账户。该条款文义解释就是顾京的收益优先于冯勇，优先满足顾京的收益，若有剩余才分配给冯勇，扣除的意思就是顾京的信托收益优先分配。第1.4条款约定的是顾京对本金的优先分配权，和前述1.3条款构成了完整的优先分配条款。第1.3和第1.4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分列如下：1、若800万股东方证券股票每股5.5元以下变现，则只能拿到4,400万元以下，全部归顾京；2、若800万股东方证券股票每股5.5-8.5元之间变现，则只能拿到6,800万元以下，本金拿不足的部分风险全部由冯勇承担；3、若800万股东方证券股票每股8.5元以上变现，则产生信托收益，信托收益优先满足顾京，若有剩余再分配给冯勇。(二)2016年1月19日，案外人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11,024万元的组成是：投资本金6,800万元，其余4,224万元包括诉讼及执行相关费用在内的信托利益。为处理该信托合同发生的诉讼和执行费用总计1,116,147元，具体组成为案件受理费411,147元，财产保全费0.5万元，诉讼阶段律师费60万元，执行阶段律师费10万元。总得款11,024万元扣除本金6,800万元、诉讼执行相关费用1,116,147元后，实际信托利益为41,123,853元，其中包括计算至2012年12月12日(原定信托贷款到期日)的信托投资收益3,069,733.33元，信托财产处置期间的信托收益38,054,119.67元。前述收益中，3,069,733.33元是信托期内的利息，包括第二期利息282.2万元以及第一期利息的差额部分247,733.33元，其中第二期利息顾京应分配182.6万元，计算公式为4,400*0.18*83/360=182.6万元(2012年9月21日-2012年12月12日共计83天)，冯勇应得利息99.6万元，计算公式为2,400*0.18*83/360=99.6万元，加上前述第一期差额部分247,733.33元，冯勇能取得的信托收益为1,243,733.33元。至于信托财产处置期间也就是2012年12月13日到2015年12月29日期间的信托收益38,054,119.67元，少于该期间顾京按合同应分配的信托收益，因此应全额归顾京所有。顾京在信托财产处置期间应分配的收益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逾期利息，计算公式为4,400*0.282*1,112天(2012/12/13-2015/12/29)/360=38,326,933元，计算依据为顾京证据三《信托借款合同》第12.3条、《信托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第4、7条；第二部分信托利息计算罚息所得，计算公式为3,069,733.33*0.282*1,062(2013/2/1-2015/12/29)/360*4,400/6,800=1,652,401元。显然信托财产处置期间的收益连第一部分都不能满足，因此信托财产处置期间收益冯勇不能分配。第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也是按照顾京优先冯勇劣后进行分配的。2012年10月16日收到了第一期信托利息2,504,266.67元，该款项按信托合同约定为2012年6月13日到2012年9月20日止的利息(详见被告证据三《信托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第5条约定，该条款约定利息按季支付，计息至每季度第20日，付息日为每季度21日，第一次付息日为2012年9月21日)。顾京的4,400万元从2012年6月13日算至2012年9月20日共计100天，按照18%算出的利息为220万元。公式为：4,400*0.18*100/360=220万元。冯勇的2,400万元从2012年8月6日算至2012年9月20日共计46天，按照18%算出的利息为55.2万元。公式为：2,400*0.18*46/360=55.2万元。故第一期利息应为220+55.2共计275.2万元，但债务人高远控股未足额支付，仅支付了2,504,266.67元，尚有缺额247,733.33元。在该期利息分配时，分配方案是顾京取得其4,400万元全额利息220万元，冯勇取得剩余利息304,266.67元，所有差额247,733.33元均由冯勇承担。冯勇在2012年10月18日的短信中显示其知道自己所得的利息差24万，对顾京汇款304,266.67元表示感谢，还在10月26日向邹蕴玉发短信抱怨信托利息未付完整。该期利息分配时，冯勇与邹蕴玉、淦彤军、顾京均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各方对于该期利息支付以及分配情况都是明知的，冯勇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对该期利息分配表示过任何异议。足以说明各方内心均明知信托收益分配时顾京优先，冯勇劣后。此外，本案交易架构的设计人、系争协议书的起草人淦彤军也明确表示其就是按照顾京优先冯勇劣后来设计交易架构和起草系争协议书的。第三，冯勇的所谓2,400万元本金系无抵押民间借贷债权转化而来，并未实际出资，加入该信托计划是顾京和淦彤军为帮助冯勇将无抵押无担保面临无法收回风险的2,400万元转化为有即将上市的东方证券股票作为质押的有担保债权。1、根据被告证据十二(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案外人上海宝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徽公司”)将其与高远控股的2012年3月14日《借款协议》所涉2,500万元中的2,400万元借款转成高远控股与中泰信托之间《2011中泰ZTGY第001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收益权。相关内容在被告证据十二中第一页最后一段、第二页最后一段、第三页第三段三次被提及，足以证明2,400万系债权转化而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份判决书中，对于宝徽公司和高远控股之间的借款协议法院认定无效(详见被告证据十二第4页第三段第5、6行)。换句话说，2,400万元债权不但没有任何担保，借款协议还是无效的，因此约定的每月2.5%的利息也得不到法律支持。2、2012年6月13日《协议书》(原告证据一)1.1条中约定丙方(高远控股，下同)收到2,400万元必须第一时间全额归还乙方(冯勇，下同)给丙方的借款，2,400万元丙方必须提供部分资金参与转账。该条款进一步说明冯勇的2,400万元并非真实出资，只是走账，并且走账还要丙方也提供资金。3、2012年6月13日《协议书》(原告证据一)第二条第2款(1)、(2)两项对比，冯勇每月利息比顾京多1%，因为2012年3月14日《借款协议》所涉2,500万元约定的利息是每月2.5%，而信托利息每月1.5%，有1%的差额需要补足。4、根据顾京与中泰信托的《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详见原告证据二)第10条第2款约定：不得进行拆分转让。也就是说，涉案信托是单一信托，把冯勇加入信托计划其实违反了信托合同本身，纯粹是为了帮助冯勇。5、根据原告证据三以及被告证据二可知，2,400万元在2012年8月6日当天就全额转给了宝徽公司，这和《协议书》第1.1条款约定互相印证，证明了2,400万元并非真实出资。6、顾京与中泰信托的《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详见原告证据二)第9条第2款的内容是受托人特别提示：截止2011年12月末，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为14,321,989,770.34元，800万股的股权所属净资产为26,759,177.34元。本信托所质押股权对信托贷款本息的保证程度可能不足。另，若本次成功追加信托资金2,400万元，但质押物并未增加，将导致质押率上升。该条款清楚的说明让冯勇加入信托计划是增加了顾京的风险，牺牲了顾京的利益。以上几点充分说明，冯勇的所谓2,400万元出资就是宝徽公司的2,400万元债权转化而来，该行为对高远控股、对邹蕴玉、对顾京没有任何好处，是淦彤军、顾京在帮助冯勇。 针对两被告抗辩，原告辩称，一、原告诉请依法有据。1.原告与两被告及高远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为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2.被告邹蕴玉在履行中并没有按照协议中的第二条第2款(2)中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补偿款252万元，显然已构成违约，理应予以支付。3.根据四方《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规定：“《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到期后，如作为受益人的甲方(被告顾京)得到信托利益分配，则顾京应将取得的信托利益款项扣除4,400万元本金收益权，2,400万元本金收益权付给乙方(原告)账户。”但被告顾京于2016年1月19日收到信托本金6,800万元及全部信托收益后，却没有支付原告。4.由于被告顾京在2016年1月19日收取全部款项后，占用原告信托本金2,400万元以及收益长达一年之久，用于自己融资获利，致使原告资本受阻，无法取得资本收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四方协议中约定借款人支付的月利息率为1.5%的实际情况，被告顾京理应继续履行协议并按此原则赔偿原告投资款的损失。若依被告顾京认为的最多按银行贷款利息计赔偿的话，显然是对被告顾京的恶意违约行为的纵容，对原告显失公平。二、对被告顾京答辩意见之驳斥。1.关于被告顾京所谓“特殊的分配顺序，优先劣后”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第一，四方协议中所涉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性质已决定了与《集合信托合同》之区别，既然是“单一合同”就不可能存在“优先劣后”，其说法明显不符合单一信托合同的内涵及规定。第二，被告顾京引用的四方协议中第1.3、1.4条款，而该条款是指“如作为受益人……”、“如单一信托……”的假设条件，但事实上在本次信托项目运行中，该条款的假设情况并没有出现，因此被告顾京再依据此条款作为“先分后分”之理由实属牵强附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更与双方共同投资的信托项目实际获利满满的结果无关联性。2.关于顾京认为，原告出资的2,400万元信托本金是“走账”，没有依据。第一，若是“走账”没有实际出资的话，与被告顾京前述所辩“优先劣后”收益权之分配自相矛盾，从逻辑上讲：“先分后分”的前提条件是投资到位，若无实际出资，何来“先分后分”。况且被告顾京在向法院提交的分配计算依据中也认为：“冯勇应得本金2,400万元及分得第一期少拿的247,733元和第二期利息99.6万元……。”此也证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冯勇实际已投入了信托本金2,400万元，并非“走账”。第二，如果没有原告冯勇的2,400万元，在四方协议中约定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中，何以完成增加信托资金2,400万元；又何以使信托本金规模由4,400万元变更为6,800万元。第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3124号民事判决：由信托借款人高远控股归还借款本金6,800万元及利息等经济损失。第四，顾京已于2016年1月19日收到的是信托本金6,800万元及全部信托收益44,744,266.67元。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四方协议所涉信托项目无论是收益权的来源及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一切都取决于双方共同出资的6,800万元信托本金而言。所以被告顾京认为原告出资的2,400万元是“走账”的说法不攻自破，此说法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更有悖于生活常理和市场规则。换言之，被告顾京仅出资4,400万元却凭什么要获得6,800万本金及6,800万本金收益？3.被告顾京要求扣除相关诉讼、执行、律师费用1,116,147元，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信托合同界定的“信托收益”概念，更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第一，上述诉讼、执行、合理的律师费用，经黄浦法院判决，均由信托借款人高远控股承担。正如被告邹蕴玉向法庭陈述：“涉及到原来黄浦法院的诉讼成本，在最后执行的时候已作为执行款计算在内的，这三笔费用都有法院执行程序转给了中泰信托。”第二，根据本案所涉《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对信托收益的界定，“是指信托收入扣除信托资金、信托报酬及本合同第十三条款规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信托费用的剩余部分。”通俗地讲，信托收益是净利，不是毛利。第三，中泰信托于2016年1月20日的清算报告中明确，信托财产本金6,800万元，信托收益44,744,266.67元，同时清算报告也提示，“受托人自寄出本信托清算报告之日起10日内，未收到受益人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本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在此期间，被告顾京并未提出异议，故2016年4月19日，该公司致普陀法院《受益人收取的信托资金及收益的数额》也证明信托收益是44,744,266.67元这一事实。更何况，在需代付支出上述费用时，被告顾京从未与原告商量，也未告知过。据此，现被告顾京为应付本次诉讼，再提出扣除上诉费用，显然不适时宜，更不符合规定。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请于法有据，被告顾京抗辩理由纯属是为恶意占用原告资金，融资获利而寻找借口。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 2011年11月29日，中泰信托、案外人上海乐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易公司”)签订《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信托目的为将委托人的信托资金以贷款方式进行运用，获取收益；信托类别为指定管理资金信托；信托资金为4,400万元；信托期限6个月；信托报酬为0.8%/年，信托预期收益率为12%/年；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 同日，中泰信托、高远控股签订《信托借款合同》，约定中泰信托向高远控股发放信托贷款，贷款金额为4,400万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为担保债务履行，高远控股将其持有的800万股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等。同日，中泰信托、高远控股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并于同年12月5日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同年12月9日，中泰信托向高远控股发放贷款4,4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6月8日等。 2012年6月，中泰信托、高远控股签订《信托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信托借款合同》项下4,400万元贷款延长至2012年12月12日止；中泰信托向高远控股增加发放贷款2,400万元，贷款期限亦至2012年12月12日止；贷款利率自2012年6月13日起变更为18.8%/年；高远控股仍将其持有的800万股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等。此后，中泰信托、高远控股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合同》，并于同年7月16日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同年6月13日的《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日期为2012年6月13日，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12月12日等。 同年6月13日，被告顾京与乐易公司签订《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并于同日支付转让款4,400万元。 同年6月13日，被告顾京(甲方，下同)、原告冯勇(乙方，下同)、高远控股(丙方，下同)、被告邹蕴玉(丁方，下同)四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和《信托借款合同》到期前本协议甲方拟出资6,800万元受让《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受益权，并且甲方、丙方、中泰信托三方就原《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拟达成延长信托期限、贷款期限和股权质押期限的一致意见。一、关于受让信托收益权资金及份额。1、甲方拟以4,400万元价格出面受让全部信托受益权，并另行追加2,400万，作为增加的单一信托资金，并同意以增加信托贷款本金方式向丙方提供信托贷款。丙方收到2,400万元，必须第一时间全额归还乙方给丙方的借款，并约定2,400万元丙方必须提供部分资金参与转账。2、甲方受让信托受益权后，依据信托合同，信托受益人为甲方，乙方以甲方名义提供信托资金2,400万元，按本协议确认方式享有相应的补偿和分配利益。3、《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到期后，如作为受益人的甲方得到信托利益分配，则甲方应将取得的信托利益款项扣除4,400万本金收益权，2,400万元本金收益权付给乙方账户。4、如单一信托到期后以债权形式分配，则在处置质押物时，如处置价在每股5.5元以下(包括)部分归属甲方，如处置价超出5.5元直到8.5元，则超出5.5元(不包括)直到8.5元的价格部分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乙方承担5.5-8.5元共计2,400万元风险。二、额外补偿方式。1、丙方确认，甲方取得《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信托受益权后，丙方自愿给予甲方和乙方经济补偿，该补偿与《信托借款合同》规定之利息和本金支付事项无关，丙方承诺不以任何理由主张扣减或拒绝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款项。2、丙方补偿款项按如下方式支付：……(2)甲方(顾京)支付受让信托受益权的款项(4,400万元)之日(2012年6月13日)起两个月内(至2012年8月13日)，丁方(邹蕴玉)向乙方(冯勇)账户支付：(2,400万*1.5分月息*3个月+2,400万*1分月息*6个月)共计252万元。(3)《信托贷款合同》成立后利息按合同执行，满三个月丙方支付中泰信托306万，中泰信托支付给甲方，甲方收到后扣除自行198万元收益之外，余款108万元支付乙方等。 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顾京、中泰信托签订《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顾京于2012年6月13日与案外人乐易公司签订的《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并于同日向其支付了转让价款4,400万元，成为“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唯一的受益人；《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信托期限延长至2012年12月12日；顾京向中泰信托增加2,400万元信托资金，期限至2012年12月12日止，信托规模变更为6,800万元；《信托借款合同》和《信托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项下贷款利率自2012年6月13日起变更为18.8%/年；信托收益，是指信托收入扣除信托资金、信托报酬及相关信托费用后的剩余部分，自2012年6月13日起，信托预期收益率变更为18%/年，受托人信托报酬为0.8%/年；高远控股仍将其持有的800万股东方证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若本次成功追加信托资金2,400万元，但质押物并未增加，将导致质押率上升等。 同年8月6日，原告冯勇账户向被告顾京账户转账2,400万元。 同日，中泰信托向高远控股发放贷款2,400万元，并出具《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2,40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2年8月6日，到期为2012年12月12日等。 2013年3月4日，因高远控股逾期支付欠款本息，中泰信托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高远控股，要求高远控股归还借款本金6,800万元，支付利息、罚息、律师费、诉讼费及处分上述质押股权优先受偿。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3日作出(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3124号民事判决，支持了中泰信托相关诉讼请求。 为催讨上述债权，被告顾京于2013年3月及9月间，共计支付中泰信托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1,116,147元。 另外，2014年6月5日，案外人上海宝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徽公司”)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高远控股等，诉称高远控股向其共计借款3,000万元，2012年6月13日涉案四方协议约定将其中2,400万元借款转成高远控股与中泰信托之间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全部信托受益权。扣除上述2,400万元后，余款600万元未归还，故要求高远控股归还600万元本金及利息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之间借款属于企业间借贷，借款合同无效，判决高远控股返还宝徽公司600万元等。 2015年12月29日，高远控股持有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包括本案质押物800万股在内)以每股21.04元成交。 2016年1月20日，中泰信托就涉案信托事务出具清算报告，载明本信托已于2016年1月19日终止；信托财产本金：6,800万元，信托收益：44,744,266.67元。其中：信托本金6,800万元于2016年1月19日分配；信托收益2,504,266.67元(被告顾京分得220万元，原告分得304,266.67元)于2012年10月16日分配，42,240,000元于2016年1月19日分配。被告顾京先前支付的费用1,116,147元部分未包含在清算报告内。 上述事实有证据《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信托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借款借据》、《协议书》、《中泰-高远控股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31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书、信托清算报告及证据交换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经双方当事人质证，本院审核，可予采信。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被告邹蕴玉的时效问题抗辩。原告要求被告邹蕴玉支付补偿款，被告邹蕴玉抗辩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现有证据表明，被告邹蕴玉应向原告支付的该补偿款到期日应为2012年8月13日，从该日起应起算诉讼时效，截止日应为2014年8月13日。现因原告缺乏在诉讼时效期间及时主张债权等可致时效中断、中止等依据，故原告向被告邹蕴玉主张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原告冯勇出资问题。被告顾京抗辩称，原告只是走账，实际并未出资。但从资金流向和现有证据来看，原告于2012年8月6日向被告顾京账户转账2,400万元，该行为从形式上看已经系原告履行了出资行为。被告顾京又抗辩称，原告系宝徽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被告看来原告与宝徽公司为同一个主体，该款项已返还宝徽公司(同原告冯勇)。对此，本院认为宝徽公司与原告系不同法律主体，该款项由高远控股划归宝徽公司和本案原告将款项划给被告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对被告顾京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从现有证据看，原告与被告邹蕴玉、顾京及高远控股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复合合同关系。但其主要内容(原告与被告顾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亏损)的合伙合同基本法律特征，原告与被告顾京之间系合伙合同法律关系。即使被告顾京认为双方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双方之间是有“优先劣后”分配顺序的特殊合同关系，但这分配方式的略有特殊并不能改变双方之间合伙关系的合同性质。现双方对系争合同项下本金返还并无异议，而争议焦点在信托收益如何分配，原告认为应按投资配比分配，被告顾京则认为分配有先后顺序，应优先满足其信托合同项下的全部收益。对此本院认为，各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了质押物处置价格在每股5.5元以下、5.5-8.5元之间这两种情形下的出资本金如何收回，但并未约定质押物处置价格在每股8.5元以上时该如何分配。究其原因，或者系双方之间由于疏忽大意对该情形未予充分注意和考虑，或者各方于签订《协议书》时亦未预想到系争质押股权的处置价格会远远超过每股8.5元。因此，在最终质押物处置价格远远超过各方签订协议之初预期的情况下，该部分利益如何分配应全面考量。首先，根据合伙基本原理，合伙关系内部各合伙人之间利益分配，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包括约定不明则应按出资比例分配。本案原告与被告顾京之间就质押物处置价格超过每股8.5元的情形下利益该如何分配并未有明确约定，双方出资共计6,8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2,400万元，约占35%；被告顾京出资4,400万元，约占65%。同时，本院亦注意到，双方协议约定有：信托到期后，被告顾京得到信托利益分配需扣除4,400万本金收益权后将2,400万本金收益权付给原告；如信托到期后以债权形式分配，则处置质押物价格在每股5.5元以下部分归被告顾京，5.5-8.5元部分归原告。在此，双方分配，即收回出资本金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此从协议书条款不难看出当初各方是有优先保障被告顾京的目的。其次，从现有证据看，被告顾京受让原4,400万的信托，享有信托贷款项下800万股的股权质押担保，后原告以被告顾京的名义追加2,400万元，致信托规模增加至6,800万元，而对应的股权质押担保仍然是800万股不变。因此，被告顾京所出资部分对应的质押担保份额，相比于原告追加出资前是下降了，该部分的风险和不利益均由被告顾京负担，而原告2,400万元出资部分却由此得到了质押担保。对此，被告顾京未从原告处获得额外对价或利益。此外，在与中泰信托的信托办理、与高远控股的信托贷款处置过程中，相关诉讼和债权催讨等均由被告顾京进行，其对此是付出了一定时间、人力和经济成本的，其在合伙事务的操作中付出大于原告，承担的风险也大于原告。为此，包括原告在内的协议各方应当明知，故始有《协议书》中各方对信托本金的收回顺序进行了先后区别的安排。被告顾京依此认为，双方的信托收益分配与本金收回一样存在“优先劣后”的顺序，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但是，此可能性并不能否定四方《协议书》中对信托收益分配(质押物处置价每股8.5元以上部分)进行了明确约定的事实。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顾京在信托收益(除出资本金)的分配上，除参照各自出资比例，还应充分考虑被告顾京对合伙事务的付出和风险承担程度适当多分。最后，本院认为，收益产生于本金，一份本金对应一份收益，在资本领域本金和收益均应是平等的，并无优先与劣后之分。在当事人之间合伙对外关系上来说，本案信托收益系基于6,800万元本金产生，而非基于4,400万元产生，如果被告顾京以4,400万元的本金却获得6,800万元本金的收益，显然违背公平原则。鉴于本案可查明事实显示，涉案收益并非按信托合同全部收取，故若按被告顾京主张的应先全部由其受偿则明显有失公平。 第四，本案具体处理。鉴于被告顾京就原告主张的归还本金2,400万元不持异议，故原告的该项请求可予准许。关于被告顾京主张的处理信托项下债权而发生的相关费用1,116,147元应予扣除的抗辩，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该费用均是客观支出的，现无证据证明该费用被告顾京已另行实际受偿，包括高远控股另行给付，或被告顾京已收取的信托收益权总额以外中泰信托另行给付，故该费用应认定为实现信托收益债权的必要费用，应从涉案信托受益中先予扣除。关于信托收益依据现有中泰信托清算报告，扣除6,800万元本金，应有收益共计44,744,266.67元，对此双方当事人未提异议，可以认定。该信托收益总额扣除上述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1,116,147元，剩余总额43,628,119.67元可予分配。又综合考虑上述各项情形，本案原告冯勇可酌情按30%参与分配，而被告顾京可酌情按70%较多地参与分配。具体为原告冯勇剩余收益总额43,628,119.67元乘以30%，得13,088,435.90元，被告顾京得30,539,683.77元。又鉴于上述应有收益总额44,744,266.67元已于2012年10月16日先予分配了2,504,266.67元，其中原告冯勇已分配304,266.67元，该部分应予扣除，扣除后原告冯勇最终可得12,784,169.23元。 综上，原告冯勇与被告邹蕴玉、顾京等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现有证据证明原告按约履行了出资义务，而被告顾京在收到投资收益后未返还原告投资款2,400万元及相应信托收益，被告邹蕴玉亦未按约支付《协议书》项下补偿款252万元，构成违约，均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据此，原告诉请被告顾京归还投资款及支付相应信托收益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按查明事实酌情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顾京支付拖欠的投资款及收益之利息损失，要求按照信托收益年利率18%的标准进行计算，而该利率标准系被告顾京与中泰信托之间的约定，或者四方《协议书》中被告邹蕴玉向原告及被告顾京的承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依此标准计算利息损失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考虑到被告顾京的违约情形和原告该部分资金被占用期间势必产生相应损失，至少是利息损失，故本院对该项诉请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予以支持。被告顾京的其他相关抗辩，或与本案现有证据所能查明的事实不符，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据此，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顾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冯勇出资款本金2,400万元； 二、被告顾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勇信托收益款12,784,169.23元； 三、被告顾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冯勇利息损失(以总额36,784,169.23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驳回原告冯勇对被告顾京的其余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冯勇对被告邹蕴玉的补偿款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52,064.01元(原告预缴255,672.60元，因事实调查终结前减少诉讼请求而予以退还3,608.59元)，由原告冯勇负担共计29,118.61元，由被告顾京负担222,945.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雪梅 审 判 员  钱卫年 人民陪审员  王伟芬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华 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