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12民初1251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龙城路19号。负责人：金淑萍，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明霞，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现代花木产业园区雅典娜路。法定代表人：潘永安。被告：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新都北路仙女桥北。法定代表人：华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彬，江苏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扬州市天堂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长江东路288号。法定代表人：曹红梅。被告：曹超，男，199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被告：曹松奎，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系曹超父亲。被告：蒋娟，女，197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址，系曹超母亲。被告：孙井东，男，196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以下简称江都中行）与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洋公司）、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公司）、扬州市天堂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根据原告江都中行诉讼保全申请，本院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都中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被告金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彬、被告曹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超洋公司、天堂公司、曹松奎、蒋娟、孙井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都中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超洋公司返还江都中行借款本金1799901.94元，支付截止2016年11月1日的本金罚息112418.11元，支付律师费94200元；2.要求超洋公司支付从2016年11月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贷款罚息（借款年利率6.927%，罚息年利率9.6978%）；3.要求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对超洋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0日，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2月9日，江都中行向超洋公司提供额度为18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同日，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分别与江都中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超洋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年8月27日，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江都中行借款180万元，期限6个月，年利率为6.927%，逾期罚息加收40%。同日，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出具提款申请书，申请借款180万元，并指定贷款受托支付。同年8月28日，江都中行将款项发放给超洋公司。2016年2月26日借款到期后，超洋公司未能按时还本付息。同年3月2日，江都中行向被告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和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但被告至今未能履行义务，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诉求。被告超洋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被告金运公司辩称，1.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金运公司只需在合同约定的180万元最高限额内对超洋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江都中行要求金运公司对其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约定担保最高债权限额为180万元，虽然合同又约定对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担保责任，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担保人仅需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担保责任。即该债权限额应为一个明确且具体的金额范围。该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系格式条款，该条款的约定导致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超出约定的最高额限度，且呈现无限递增的趋势，这明显与最高额保证担保制度中担保人在最高额限度内承担有限担保责任的立法初衷相违背。故从合同内容来看，金运公司的担保责任仅限为180万元以内，超出部分金运公司无须承担担保责任。2.江都中行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明显偏高，且未提供支付凭证，不予认可。3.江都中行在审批贷款时未对超洋公司的企业资信及还款能力进行必要的审查，在此情形下金运公司有权免责。2015年2月10日保证合同签订后至同年8月28日江都中行放款前，超洋公司的经营状况及企业资信已持续不佳，且在2015年8月27日前，超洋公司已产生银行贷款逾期不还的情形，江都中行在明知超洋公司可能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依然向其放款，这显然严重损害到担保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的本意，担保人有权据此要求免除担保责任。4.本次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贷款是以新贷还旧债。之前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贷款200万元期满时，超洋公司已明确表示无力偿还借款，并且提出通过拍卖资产偿还江都中行的借款，但江都中行为了完成贷款业绩主动联合社会资金帮助超洋公司调头续贷，并且为了顺利通过上级分行的审批,与超洋公司共同向担保人隐瞒事实，恶意骗取担保人对诉争18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金运公司在此之前一直不知情，江都中行与超洋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担保法相关规定，担保合同应当无效。故请求驳回江都中行要求金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天堂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被告曹超辩称，曹超系超洋公司原负责人，江都中行的该笔债务是一笔旧债，2013年4月贷款200万元，期限一年。由于超洋公司的经营问题，2014年4月贷款到期后，超洋公司无法按时偿还200万元债务，于是向江都中行申请查封、拍卖超洋公司资产，以偿还200万元债务。但江都中行的领导为了个人的业绩和私利，主动介绍了与其有关的高利贷公司给超洋公司，让超洋公司向高利贷公司借款200万元来偿还江都中行的200万元债务，并承诺债务还清后再续贷200万元出来，用于偿还高利贷公司的借款200万元。超洋公司因发展需要，向江都中行领导引荐的高利贷公司借款200万元，并支付了利息10.8万元，偿还了江都中行的200万元债务。后超洋公司再次向江都中行申请并提交了200万元续贷材料后，江都中行仅同意贷款180万元，且只能续贷六个月，还需继续追加金运公司、孙井东、曹超、曹松奎、蒋娟、天堂公司提供担保，这是超洋公司所不能承担的。但由于不答应要求，超洋公司就要背负高利贷公司200万元高额利息和本金，只能按照其要求的方法和提供的材料向担保人隐瞒了超洋公司的实际情况。由于签订担保协议时，江都中行提供的材料里贷款期限未填写，担保人不知道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贷款的时间已由一年变为六个月。超洋公司因支付了20万元的本金和10.8万元的利息，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导致向江都中行续贷的180万元到期后无法偿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曹松奎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被告蒋娟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被告孙井东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原告江都中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授信额度协议》1份，用以证明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署180万元授信合同；2.《最高额保证合同》5份，用以证明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分别承担180万元的担保责任；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用以证明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借款180万元；4.提款申请书1份，用以证明超洋公司申请提款180万元；5.借款借据1份，用以证明180万元贷款已经发放给超洋公司；6.贷款到期通知书及贷款催收通知书各1份，用以证明江都中行已尽通知义务，通知超洋公司偿还贷款；7.履行担保责任通知6份，用以证明江都中行通知各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8.逾期未还款查询明细1份，用以证明超洋公司未还款金额；9、《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各1份，用以证明江都中行委托律师费用为94200元。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9日，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各一份，约定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借款2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同日，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分别与江都中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超洋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债务已偿还。2015年2月10日，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2月9日，江都中行向超洋公司提供额度为18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同日，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分别与江都中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均约定担保人为超洋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之日起两年；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包括⑴最高本金余额180万元；⑵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等，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同年8月27日，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借款180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6个月；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按月结息，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基础利率加收40%；借款人如违约，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承担律师费等。合同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同日，超洋公司向江都中行出具提款申请书，申请提款180万元，并指定贷款人受托支付给扬州正凯物资有限公司。同年8月28日，江都中行将180万元发放给超洋公司，由超洋公司出具借款借据一份，约定月利率为5.5583‰，还款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借款期限届满后，超洋公司尚欠本金1799901.94元未能偿还。后江都中行要求超洋公司还款、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未果。另查明，2017年2月20日，江都中行委托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代理，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为94200元。该所已开具代理费发票，金额为942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担保的范围如何确定；2.律师费是否过高。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超洋公司与江都中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分别与江都中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2.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支付利息。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江都中行按合同的约定向超洋公司发放贷款18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借款期限届满后，超洋公司未能按约偿还借款本金，显属违约。江都中行根据合同的约定，有权要求超洋公司还本付息；保证人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在保证范围内对超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提供保证的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中的“最高额”应为保证人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限度额，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必须明确的内容，决定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大限度，超出此限度则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江都中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仅对所担保主合同项下本金余额设定最高额，未就全部债权余额设定最高限额，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本质要求，该约定的最高本金余额应视为最高债权限额。故保证人应在180万元内对超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出部分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标的大小、疑难复杂程度及相关律师收费标准，本院酌定律师费为60000元。综上所述，超洋公司应向江都中行偿还借款本金1799901.94元，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罚息，江都中行主张的利率标准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依法不予支持；律师费60000元由超洋公司承担；保证人在180万元范围内对超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运公司、曹超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亦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支付借款本金1799901.94元，并承担利息、罚息（以本金1799901.94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2015年8月27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二、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支付律师费60000元；三、被告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扬州市天堂石材有限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在180万元范围内分别对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扬州市天堂石材有限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江苏超洋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6427.5元（其中案件受理费22855元减半收取元11427.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江都中行负担280元，被告超洋公司、金运公司、天堂公司、曹超、曹松奎、蒋娟、孙井东共同负担16147.5元。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已由原告垫付，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建军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