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2民初23187号原告(反诉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张崇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女。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法定代表人：种晓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晶，女。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期间，被告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反诉的受理条件，遂予以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依法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陈磊，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光明公司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2、判令供销公司向其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币种下同)2,152,215.66元及自2016年6月1日起按照欠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2015年，双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约定其向被告供销公司供货及各自合同义务，并约定供销公司迟延付款30天以上，其有权解除合同。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光明公司累计供货6,989,788.12元，供销公司可享受全年进货价格3.5%的折让，扣除全年折让后，供销公司应付货款6,745,145.54元(含税)。2016年双方未另行签署合同，商品购销合同有效期顺延一年，其于2016年(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6年4月底)累计供货金额2,460,539.84元。供销公司屡次出现延迟付款行为，2016年3月最后一次付款后，供销公司付款金额仅为6,985,469.72元，扣除2015年应由光明公司承担的促销服务费68,000元，供销公司尚欠光明公司2,152,215.66元。光明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供销公司辩称，其同意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适用的合同条款有异议。其没有拖欠货款。2015年至2016年供货总金额为8,971,891.38元，扣除光明公司已经账扣的费用(包括遗漏的2015年2月返利14,415.20元、2016年账扣返利77,859.43元、降价补差费用600,472.44元及促销服务费68,000元)760,747.07元，扣除退货金额2,025,996.44元，以及供销公司的已付货款6,980,469.72元，再扣除郭正平确认的退货32,640元，其多支付了光明公司货款。故提起反诉，要求判令：1、判令光明公司返还多付的货款832,961.85元；2、判令光明公司支付以832,961.85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2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原告光明公司针对反诉辩称，返利体现在开票金额中，已经扣除了，不存在额外给予返利的情形。补差款没有合同依据，实际中光明公司也没有认可。退货单的真实性其不认可，其也不同意承担退货费用。原告光明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本、反诉证据：1、《商品购销合同》1份，证明2015年，双方签订了商品购销合同，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违约金计算的方式，并约定促销活动要另签协议，不接受退换货，甲方提供所有的促销费用上限是68,000元以及有条件的返利；2、增值税发票1组，证明2015年光明公司累计供货6,989,788.12元，供销公司可享受全年进货价格3.5%的折让，减去折让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为6,745,145.54元，双方是先供货，次月进行货款结算并开票，所以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的发票代表了2015年全年的供货情况；3、2016年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统计1组，证明2016年1月，光明公司送货金额为1,002,502元(开票金额为981,356.10元)，2月的送货金额为783,884.64元，3月份的送货金额为447,089.84元，4月的送货金额为227,063.36元，2016年光明公司累计向供销公司供货2,460,539.84元(含税)；4、对账函及送达回证1组，证明供销公司自今年最后一次付款后，扣除2015年由原告承担的促销服务费68,000元，尚结欠光明公司货款2,152,215.66元,虽经多次催要均无果；5、促销服务费发票1组，证明由光明公司承担的促销服务费68,000元已从诉请金额中扣除。被告供销公司对光明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这是格式合同，实际履行与合同条款并不一致，合同解除是基于第10条第1款。对于证据2中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对应的金额也认可，但从所有的发票可看出，双方的合作是突破合同的，不是按照第13条第2款的约定，双方实际返利的方式是每次按照实际开票金额的3.5%返利，其中2015年2月的发票(2015年2月5日的两张)光明公司漏开了返利，金额为14,415.15元，供销公司另外开具了账扣发票给光明公司，可以看出双方实际的返利是每次扣取的，不是按照年度销售总额返利的。对于证据3，2016年4月的送货单其仅对一张金额为13,662元有异议，其他认可，这张送货单的货没有收到。证据4，其收到了对账函，且对账函已有表述，供销公司的挂账系统上有大笔退货，所以其当时未付款不是违约。证据5，发票的开票方式与供销公司其他的账扣发票一致。被告供销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本、反诉证据：1、会计凭证2份共1组(包含货款核对情况表、送货发票、费用发票、付款凭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作、结算惯例，需要账扣的费用由供销公司开具发票，由光明公司的财务等人签收领取发票后，供销公司再进行账扣，双方的账扣先经双方先口头对账，再按上述方式进行账扣，账扣的方式并不是只是2015年，而是往期的惯例；2、退货单4张，证明被告向原告退货2,025,996.44元；3、特价海报8份，证明光明公司给供销公司口头约定促销补差，海报商品特价销售，价格低于光明公司向供销公司的送货价格，其中差额就是补差，补差由光明公司承担，不包含在68,000元的全年促销服务费里；4、光明公司业务代表郭正平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双方退货产生的情况，另外光明公司还有32,640元的无货进单(实际没有供货，但是业务员给了供销公司一张进货单，供销公司入账后业务员说好会将货物补给供销公司，如果没有补货，就做退货处理)，这笔退货尚未结算处理。另外，除了这笔32,640元，证据2退货2,025,996.44元中，除了真实的退货外，还有这种无货进单的情况，具体数额目前无法区分；5、告知函1份，证明证据2中退货单签署时间是2015年年底，魏灿在2016年4月8日离职之前是光明公司的负责人，魏灿签字的退单代表光明公司。其与光明公司所有业务往来都是与魏灿联系的，无货进单的操作模式是其和魏灿之间的交易惯例。原告光明公司对供销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签字的财务是吴燕君，吴燕君是其员工，但有一些发票的签字是史某某，不是其员工，史某某应该是供销公司的人。对于证据1中内部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这张记账凭证的财务数据基本与事实吻合，这张凭证的形成表明被告已经收到原告的发票，返利扣除也已经体现了，2016年2、3月也有内部核销单证，明确了被告在该月应付给原告的货款，所以不存在账款倒挂的情况。证据1中的付款凭证，对于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证据1中的发票底联，有2张看不清楚，对于发票底联的真实性，有吴燕君签字的发票确实是在供销公司与其核账时，要求其财务人员签收的，但光明公司的财务结款人员当场表示不同意账扣，这些发票之后也陆续还给了供销公司，对于其他人员签收的发票其不认可，没有收到过；这些发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促销服务费，一种是货物销售，但不存在供销公司向光明公司销售货物的行为，这些发票与本案无关；促销服务费的年上限是68,000元，其他发票的开具，不代表光明公司认可费用，这些费用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原告认可，没有服务行为。对于证据2的退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奶制品这种特殊商品，双方明确在合同中约定不接受退货，除非是送货当时存在产品包装、验货的瑕疵，才接受退货；退货单的制式不符合常理，都是在送货单的基础上人工手写进行修改，并且有些签名还签在配送人员的签名处，不能明确是退货单，手写的送货单，同样的人先后笔迹完全不同，而且出现了一个朱某某，不是光明公司的员工，魏灿和郭振平是其原先的员工；如此大金额的退货都集中在2015年12月，不符合常理，而且供销公司内部的审核表显示2016年2月、3月仍在向光明公司付款，不存在账款倒挂的情形。对于证据4的促销海报，认可其真实性，2015年12月15日至27日的促销合乎常理，但降价的差价需要光明公司来承担，其不予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双方没有发生过无货进单的情况。郭正平于2016年4月离职，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代表原告的意见。该笔32,640元的货物是有进货单的，盖有双方的签收章，这就是收货凭证，这是双方的交易惯例，该证据无法推翻双方长达数年的交易惯例，供销公司无法证明这些货物没有收到。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魏灿在2016年4月之前是光明公司员工，2016年4月供销公司提出有退货未结清，其询问魏灿之后，魏灿就迅速离职了。对供销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从未授权魏灿违反销售合同，进行大额的退货处理，且供销公司无任何证据佐证退货真实发生。退货单形成的时间其不确认，4份退货单其中两份没有写明时间，其不认可实际发生退货的时间是2015年年底，且退货单中魏灿的签字前后不一样，退货单的格式、内容与一般的退货单都不符。综上，其不认可退货单发生时间是在2015年年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光明公司提供的全部证据，供销公司提供的证据1中对方无异议的部分，以及供销公司提供的证据3、5，均真实、合法，本院均予以采信。供销公司提供的证据2未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其签名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4系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与证据形式要件不符，故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光明公司(甲方)与供销公司(乙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由甲方向乙方供应酸奶、牛奶等乳制品。合同约定，甲方不接受退换货。双方应就促销方式、促销期间、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内容、甲方支付的服务费用及支付办法等具体事宜，另行签订《促销服务协议》。结算方式为电汇，结算周期为45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结算的，每迟延1日，应按日支付应当结算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30日以上的，除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前1个月，如双方同意继续合作，应重新签订新的合同；如未签订新的合同，乙方仍然下达订单且甲方接受的，视为原合同自动顺延一年。甲方提供合同期内所有促销费68,000元。甲方给予乙方有条件返利：进货额(含税)≥350万3%；进货额(含税)≥600万，增加返利0.5%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光明公司就双方2015年度的供货开具了金额共计6,759,560.7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光明公司确认其中2015年2月5日的开票中未扣除返利金额14,415.15元，其余发票中均已扣除3.5%的返利。故扣除2015年度全年返利后，双方2015年的交易金额为6,745,145.55元。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往来，光明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至2016年4月11日向被告开具发票金额2,212,330.58元，其中2016年2月17日的发票中扣除了返利金额21,145.90元，其余发票中未扣除返利。2016年4月期间发生的交易，光明公司尚未开具发票，被告供销公司签收送货单金额共计213,401.36元，光明公司另提供一份没有供销公司签章的送货单，金额为13,662元。之后，双方未再发生交易，光明公司共收到货款6,985,469.72元,为主张剩余货款提起本案诉讼。供销公司亦提起反诉要求返还多付货款。诉讼中，供销公司提供四份“退货单”主张已退还光明公司2,025,996.44元的货物，该“退货单”系将光明公司的送货单上的“送”字划去并手写“退”字，其中二份“退货单”日期记载为2015年12月27日和2015年12月22日，其余“退货单”未记载日期，“退货单”中三份签署“魏灿”，另一份签署“郭正平”。本院认为，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所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届满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往来，故合同期限顺延一年。光明公司起诉时尚在合同顺延的一年期限之内，其诉请要求解除合同，对此供销公司虽对合同解除的事由不予认可，但其也同意解除合同，故本院确认解除《商品购销合同》中尚未交付部分的履行义务。双方对2015年度交易金额6,745,145.58元(返利已扣除)均无异议。现双方争议如下：一、光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2016年度的返利。本院认为，2016年度的供货总金额尚不足350万元，双方未满足合同约定的返利条件，故光明公司不应承担2016年度的返利。2016年2月17日的增票金额已扣除的返利金额21,145.90元也应予以冲销。故2016年1月至3月的交易金额应以开票金额2,212,330.58元与上述返利金额合计为2,233,476.48元。二、未签章的送货单是否应计入2016年4月的交易金额。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金额为13,662元的送货单没有被告供销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或公司盖章，光明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批货物已经交付，该份送货单金额不应计入双方交易总额。故2016年4月交易金额即213,401.36元，双方2016年度交易总金额共计2,446,877.84元。三、供销公司主张的退货是否成立。本院认为，首先，合同明确约定不得退换货，双方如有需退货的事由发生，应当由双方共同确认变更原合同的约定。但本案中双方并未作出相应变更。同时，供销公司举证的四份“退货单”系以光明公司的送货单修改而来，从形式上而言并非正式的退货单据，其中二份“退货单”均未记载退货发生的时间。且签署四份“退货单”的人员系光明公司现已离职的员工，故其签名的真实性存疑，即便确系相关员工所签，供销公司也未举证证明签字人员具备光明公司的授权可以接受退货。除此之外，供销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退货单”所记载的巨额货物已经交付光明公司，而且，供销公司自述这些退货中还包括了“无货进单”部分，但又无法明确退货以及“无货进单”部分的数额。故供销公司关于该部分退货金额应由光明公司承担并在应付货款中抵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供销公司主张的郭正平在情况说明中所称的“无货进单”的货款32,640元，本院认为，供销公司确认已经签署上述货物的送货单，其关于货物实际并未交付的说法与现有证据不符，也无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供销公司要求在应付货款中抵扣该部分“无货进单”货款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四、额外返利及降价促销补差款是否应由光明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基于合同约定产生的2015年度的返利，光明公司已经认可并作出相应扣减。现供销公司主张双方还存在额外的77,859.43元返利，但合同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供销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光明公司同意承担该部分额外的返利。对供销公司主张抵扣的补差款600,472.44元，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内促销费共计68,000元，对此光明公司无异议。对于此外的促销费用，即便供销公司确实进行了海报宣传降价促销活动，也无证据证明该部分降价费用应由光明公司负担，而供销公司所开具的促销服务费等发票，即便是由光明公司的财务人员签收的发票，也不意味着光明公司认可其应承担该笔费用。故供销公司要求光明公司承担该部分额外返利和补差款并在应付货款中抵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2015年和2016年度双方交易总金额(已扣除返利)共计9,192,023.39元，扣除应由光明公司承担的促销费用68,000元及供销公司已付货款6,985,469.72元，供销公司尚欠光明公司2,138,553.67元。光明公司要求供销公司支付上述欠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供销公司以前述退货货款、返利、补差款等费用抵扣后要求光明公司返还多付货款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供销公司至今未能付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供销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主张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主张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根据合同对结算周期45天的约定，并结合双方最后交易时间为2016年4月，对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酌情予以调整。被告供销公司应偿付原告光明公司以欠款为本金，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中未交付部分的履行义务；二、被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38,553.67元；三、被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2,138,553.67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四、驳回反诉原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292.95元，由原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5.54元，被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负担12,217.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已减半计6,174.02元，由反诉原告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费 芸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徐若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