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5民终21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代表人：刘晓琛，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某，女，1977年5月4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建瓯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淇淇，女，2011年10月18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建瓯市。法定代理人：雷某，雷淇淇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淑美，女，1955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县。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下称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雷某、雷淇淇、康淑美保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被上诉人雷某、被上诉人雷淇淇的法定代理人雷某，被上诉人康淑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采信的通讯记录表格作为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雷某、雷淇淇、康淑美提交的一份通讯记录表格，既没有提交手机验证其中确实存在所载通话记录，也没有经过手机运营商确认其通话记录的真实性，仅仅是雷某、雷淇淇、康淑美自行制作的一个表格，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电脑制作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次，一审法院提出该份表格是从交通事故卷宗中调取的，但是也写明该表格是雷某、雷淇淇、康淑美提供给交警的，交警部门只是附在卷中，交警部门并无职责也无技术手段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再次，根据该表格显示在3月12日6时14分，该电话与110通话，但是同时也记录了6时20分许，该电话与5921×××2、188××××7120、138××××6119等多个号码通话，法院并未查明交通事故发生时候，该手机是与哪一部电话通话，上述电话是否均为交警部门电话。并且最后导致林某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也是6时20分许，但该表格当日6点30分以后至22点55分均有拨打记录，林某在6时20分许遭受重型货车碰刮及碾压之后，导致头部、胸腹部、四肢等多处受伤并因此死亡的情况下显然无法拨打电话，由此可见该通话清单不具备真实性。最后，林某当时是否在通话中，与谁通话，都不影响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横过高速路的事实，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林某横过高速路导致，与其当时是否在通电话还是仅仅随身携带手机并无任何关联性。综上，此份证据并未查证属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二）一审法院采信的厦门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2015年5月7日出具的事故说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交警部门作为2013年3月12日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勘测，对现场车辆位置、行人行进方向、尸体检验等提出的专业性意见上诉人均无异议。但是2015年5月7日，厦门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补充出具事故说明中称林某下车打手机时在第四车道被熊建驾车碰刮并碾压。首先，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于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的描述也只是6时20分许，仅仅是大概预估。在交通事故肇事人熊建的询问笔录中也只称看到有人从右侧往左侧直接跑出来，以交警的专业技术如何能够判断出当时林某是在拨打手机？其次，交通事故发生在2013年3月12日，交警部门在当时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与林某是否在拨打电话一事只字未提，何以在两年之后交警部门忽然可以认定林某当时在拨打手机。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并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片面引用《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认知有误。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但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原文应该是“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驾乘综合保险第四条保险责任部分约定“被保险人在驾驶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本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交通事故发生时林某车辆在应急车道，林某本人在第三、四车道，在高速路上行走，那么按照通常理解，一个人在距离自己车辆数米远的方向，处于与车辆相反的方向行进状态，按照通常理解，这个人并不处于驾驶或者乘坐车辆的状态。一审法院直接置通常解释于不顾适用对格式条款提供方不利的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对《道路交通安全法》适用错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迅速报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是移动到右侧路肩或者应急车道内迅速报警，并不是走到高速路面车道上报警，交通事故发生时林某是否在报警证据不足，但是其走上高速路路面的行为显然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审法院认为其走上高速路路面的行为是因为处于交通事故发生后焦急紧张的精神状态，属于常人的正常状态，是超越法院职权免除了林某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定义务。（三）一审法院对驾驶期间作扩大解释与现行法律相悖也不符合基本常识、基本逻辑。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了“行人林某”字样，一审法院认为不能从字面上确认林某为行人，但是字面解释恰恰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一审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报警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驾驶员法定义务所以其属于驾驶状态，这属于对法律的扩大解释。如果采用扩大解释的方法，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员作为肇事一方还应承担救治伤员以及按照《侵权责任法》要求根据过错责任赔付伤者的法定义务，则驾驶状态也应该包含在交警队接收询问在法院应诉以及履行法院生效支付赔偿款的整个过程，这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和认知范畴。再次，在概念上，交通事故中的专业术语，除了机动车和行人，还有驾驶员，还有乘坐人员，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第一页中有描述熊建“系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顺吉汽车货运有限公司所属赣Ｅ×××××号重型普通货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对林某当时所处状态的认定是在“行人”“驾驶员”“机动车”之间所做的区分，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必须把林某在“机动车”和“行人”之间作出区分。林某正是因为已经脱离驾驶状态，不属于驾驶车辆期间，所以才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行人。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未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上诉人收到的判决书中落款人是审判长颜革征，审判员吴美红，人民陪审员汤若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上诉人从未签收过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二）未赋予上诉人对一审合议庭成员的回避请求权。未告知上诉人合议庭组成人员，也使得上诉人决定是否申请回避的权利形同虚设。（三）违反民事诉讼集中审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确立了集中审理原则，要求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应当在不更换审判人员的条件下连续进行，不得中断审理。庭审中也仅有一名审判员在场，并未见三人组成合议庭。一审判决合议庭人员中有两人未参与庭审，未当庭听取双方当事人答辩及辩论意见，违反民事诉讼集中审理原则。四、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本案中林某所投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人身保险，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对法律关系性质判断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雷某、雷淇淇、康淑美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所诉的通话记录中的号码，05921×××2为高速求救电话，138××××6119为厦门高速交警现场救援人员电话，188××××7120为120急救中心救护现场人员电话，22点55分的189××××7763的通话记录是本人用138××××3206的号码拨打的电话。2013年3月12日处理事故的交警和家人说，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林某是在打电话时被车撞，为了验证交警的说法，家人就用林某的手机号码和业务密码，从移动公司网站上查询一下事故发生时的通话详单，用QQ截图的方式，黏贴在Word文档中，打印一份通话记录提交给厦门高速交警，告诉他们说出事故时林某都在是在接打报警电话，所以才会有这份通话记录，在提供通话详单的时候，家人还不知道有这份保险的存在，且这份保险的拒赔时间是2014年2月28日。二、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所诉的事故发生时间是6时20分许，事故认定书中写的事故时间，是接到林某的报警电话的第一次事故时间（即交警的接警登记表上记录的，林某用138××××3206拨打的报警电话时间），林某在履行第一次交通事故驾驶员的报警义务时，被熊建驾驶的大货车刮碰碾压致死的，林某身亡是第二次事故造成的，第二次事故的发生时间应该是6时34分以后，即林某接的最后一个电话188××××7120的时间，且出事故时林某的手机也被车压烂。三、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所诉的，厦门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2015年5月7日出具的事故说明，是厦门高速交警根据当时现场监控录像中的事实出具的，由于监控录像保管问题，目前无法调取监控录像，所以只能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现场照片在紧急停车道内闽Ｄ×××××的前车门边有一只鞋子，是林某脚踝被碾压断后留下的（林某脚踝毁损可见林某的医院死亡记录），说明事故的碰刮地点是在紧急停车道和第四车道之间，而非事故认定书中所指的第三、四车道，事故书上的第三、四车道是指林某遭碾压的车道。四、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所诉，肇事人熊建的笔录可信度低，熊建自从事故认定书出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人了，在发生事故时他所做的笔录是否有说谎无从考究，目前在晋江法院起诉熊建和车主陈昌伟的林某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肇事人熊建现在还在公告送达中，可见熊建笔录的可信度并不高。综上所述，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审判决。雷某、雷淇淇、康淑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赔偿雷某、雷淇淇、康淑美驾驶员意外险保险金40万元；2.由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3.雷某、雷淇淇、康淑美由于本案件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8000元由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负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24日，林某交付保费215元，通过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PA18官网直销，向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购买险种为驾乘综合保险，保单号为：PC0100A00876541，生效期间为2013年2月25日至2014年2月25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林某，驾驶员意外保额40万元，联系电话138××××3206，本保险未指定受益人。《平安驾乘人员意外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约定：“被保险人在驾驶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本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2013年3月12日6时20分许，林某驾驶闽Ｄ×××××号小型汽车，从厦门往泉州方向行驶，在沈海高速公路（共四车道）厦门翔安路段时，因与前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将车辆停靠在事故地段的应急车道内，而林某本人下车打电话报警时，在第四车道被熊建驾驶的赣Ｅ×××××号重型普通货车刮碰并碾压，造成林某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厦门高速交警做出事故认定，林某应负本事故的主要责任，熊建应负本事故的次要责任。2014年2月28日，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对林某的身故受益人做出拒赔通知，拒赔理由为被保险人发生意外时非驾驶或乘坐状态，不符合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一审法院另查明，林某投保本保险未指定受益人，该保险利益的法定受益人即法定继承人有其母亲康淑美、妻子雷某、女儿雷淇淇。一审法院认为，1.林某死亡前是否在报警。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认为，没有证据可认定林某死亡时在报警。经查，至本事故发生前，林某的车辆先与前车追尾，故他先将车辆开到应急车道，事故发生后雷某、雷淇淇、康淑美提交给交警的138××××3206号电话通话清单，从该事故卷宗中调取的该清单，显示2013年3月12日6点12分至6点24分间，其主叫05921×××2及110电话有13次，至6时30分主叫110，6时31分主叫12122。交警的接警登记表上记录报警时间为6时20分，报警电话为138××××3206号，该号码与林某投保时登记的电话号码一致。综上，可证实林某在第一次追尾事故发生后，一直处于打电话报警中，且尚未设警告标志；当时林某是处于交通事故后焦急紧张的精神状态，此时不能苛求林某冷静沉着，其在下车边打电话边离开车辆时，偏离应急车道这也属常人的正常状态。法院认定林某在打电话报警时，被同向驾驶的车辆刮碰时，处于驾驶员事故后履行处理事故报警的法定义务。2.本案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驾乘综合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约定：“被保险人在驾驶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本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依照该规定，保险责任有两个要件，一是驾驶车辆期间，二是发生意外事故。本案当事人对于林某发生意外事故的事实无争议。关于本驾乘综合保险中保险责任约定的“驾驶或乘坐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的理解存有争议。法院认为，据《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据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据上述规定，林某作为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负有停车至应急车道、离开车辆、报警、设置警告标志的法定义务。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因此，本案对“被保险人在驾驶或乘坐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的解释，应采用对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不利的解释，即采信林某作为驾驶员下车打电话报警是履行驾驶员法定义务，是驾驶行为的延续，应理解为符合格式条款中的“驾驶车辆期间”的规定。3.关于本案的事故认定书采信问题。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提出，根据厦门高速交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身份为“行人”，因违反“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规定，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在无合法有效证据推翻的情况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证明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因此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不应因林某的死亡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法院认为，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中林某为行人的表述，是在交通事故中区分“机动车”及“行人”专业术语，认定书的完整表述为“碰刮行人林某（注：林某驾驶闽Ｄ×××××号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下车至高速公路路面）”，该表述也对林某行人状态做出特别注明，因此不能仅从字面上就确认林某为“行人”。因此，法院综合全面分析采信该事故认定书证明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林某与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驾乘综合保险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依法有效。在保险有效期内，林某在履行前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报警义务时，发生意外事故，被货车刮碰碾压致死，符合保险条款约定应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驾驶或乘坐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限额对林某的法定继承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关于雷某、雷淇淇、康淑美请求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承担由于本案件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8000元，因雷某、雷淇淇、康淑美未对交通费、食宿费举证，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雷某、雷淇淇、康淑美保险赔偿金400000元。二、驳回雷某、雷淇淇、康淑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雷某、雷淇淇、康淑美负担120元，由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负担73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雷某围绕其辩称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患者修改个人信息声明；2.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3.尸体检验意见书，证明林某在下车车门位置被碾压。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按照常识，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是先有碰撞，后有碾压，所以碰撞和碾压的位置都应在第三、第四车道之间，而不可能先在第四和紧急停车带之间碰撞，又在第三和第四车道之间碾压，而且碰撞和碾压的位置，一审交通事故责任书已经认定，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不能推翻交通事故责任书。林某的脚踝被碾压与出事的位置没有关系。林某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应以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被上诉人雷淇淇及康淑美均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意见。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雷某、雷淇淇、康淑美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对于林某在诉争事故中死亡，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是否应就林某投保的“驾乘综合保险”承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40万元的责任？本院认为，诉争《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约定：“被保险人在驾驶或乘坐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本公司按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本案中，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建秀、雷淇淇、康淑美对于林某发生意外事故死亡并无异议，双方仅对上述保险条款中关于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的理解发生争议。林某在事故发生前系诉争投保车辆即闽Ｄ×××××号车辆的驾驶员，虽然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中将林某表述为行人，即“碰刮行人林某（注：林某驾驶闽Ｄ×××××号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下车至高速公路路面）”，但该表述也对林某行人状态做出特别注明，因此不能仅从字面上就确认林某为“行人”。根据《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及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林某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事故（即第一起事故），负有停车至应急车道、离开车辆、报警、设置警告标志的法定义务。而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供的138××××3206号电话通话清单，可以发现，2013年3月12日6点12分至6点24分间，该手机主叫05921×××2（厦门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及110电话有13次，至6时30分主叫110，6时31分主叫12122（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而交警的接警登记表上记录报警时间为6时20分，报警电话为138××××3206号，该号码与林某投保时登记的电话号码一致。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林某在第一次追尾事故发生后，处于交通事故后焦急紧张的精神状态，一直处于打电话报警中，处于驾驶员事故后履行处理事故报警的法定义务，此时不能苛求林某冷静沉着，其在下车边打电话边离开车辆时偏离应急车道属于常人的正常状态，并无不妥。由于诉争第二次事故与林某的第一次追尾事故发生时间间隔较短，仅十一、二分钟，一审法院认定，林某作为驾驶员下车打电话报警是履行驾驶员法定义务，是驾驶行为的延续，应理解为符合格式条款中的“驾驶车辆期间”的规定，并无不当。在保险有效期内，林某在履行前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报警义务时，发生意外事故致死，符合诉争保险条款约定应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限额对林某的法定继承人给付意外事故保险金40万元，并无不妥。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相应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另有关于一审法官未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未赋予其对一审合议庭成员的回避请求权,违反民事诉讼集中审理原则，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而从一审卷宗中体现有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一审法院的第一、第二次法庭审理笔录中均体现一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在两次庭审过程中均告知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等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并询问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等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等当事人均陈述不申请回避，可见，一审法院除了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未在开庭前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方面存有瑕疵外，但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的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述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本案中林某所投保的是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确有不当，但本案裁判结果正确，并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的情形，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后，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20元，由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海清代理审判员  傅天真代理审判员  王莉莉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林嘉锟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