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2民终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一嘉（曾用名刘逸佳），女，1987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兵，上海国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惠华，女，1962年2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春江花城别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杰，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文明，男，1984年2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刘一嘉因与被上诉人邵惠华、邵文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5）泰靖生民初字第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一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邵惠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案涉27万系分别通过案外人邵秀华、姜海方汇入邵建平的账户，但一审期间案外人未到庭陈述所汇款项的性质，且一审法院未查明其身份。2、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家庭协议》证明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为上诉人与邵文明购买房屋，上诉人母亲也是将购房款汇给邵建平，且邵文明在与上诉人的离婚案件中陈述购房首付款系家庭出资，要求按照首付款比例分配房屋，不存在上诉人与邵文明借款购房的可能性。3、一审法院认定邵惠华具有出借案涉款项的能力，但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可以看出，如果邵惠华具备出借50万的能力，完全可以直接向上诉人汇款50万，无需向案外人转借款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一审认定转账给付的27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案涉款项是从案外人账户转入邵建平的账户，不能认定邵惠华向上诉人及邵文明履行了出借义务。2、一审仅凭上诉人的母亲将购房款转入邵建平账户的事实，就推定邵惠华向邵建平账户转入的27万元是出借给上诉人与邵文明的，逻辑不成立。按照该逻辑，上诉人母亲向邵建平转账的10万元是否也是上诉人与邵文明向上诉人母亲的借款？邵惠华答辩称：1、通过一审查明事实，证明邵文明、刘一嘉向邵惠华共同签字出具借条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邵惠华是邵文明的亲戚，借钱给侄子是合乎常理。刘一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不存在借款为何要在借条上签字，如果没有收到借款为何在这么久都未收回借条。2、刘一嘉称邵惠华不具有经济能力，但刘一嘉在一审中明确认可邵惠华的经济实力。3、通过一审查明事实，借条内容非常清楚，所谓的《家庭协议》属于内部约定，不能对抗邵惠华。4、刘一嘉反复说钱不是邵惠华本人的，但邵秀华的卡是邵惠华的，钱一直是邵惠华使用；姜海芳的钱也是邵惠华临时与他借用的，都有流水记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要求刘一嘉足额支付50万借款，驳回其上诉请求。邵文明答辩称：1、刘一嘉起初不认可借条的签字，经司法鉴定结后认可借条是本人签字却不承认借款事实，至今未对借条签字给出合理解释。2、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刘一嘉认可邵惠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现在质疑邵惠华的经济能力，陈述前后不一。3、刘一嘉在一审庭审中说邵文明在购房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付首付付房贷，现在说其父母也出了购房款，这点也是前后不一。4、借款发生在2011年，《家庭协议》是在2013年刘一嘉取消婚礼后签订的，与借款的案件毫无关系，而且刘一嘉人称家庭协议中约定由双方父母出资，邵文明与刘一嘉不用出资，试问《家庭协议》中哪条有这个约定。5、关于23万现金，一审过程中邵文明已经说明了该现金用途，当时购房之后就要办婚礼，需要使用大量现金，如果需要详细阐述可以给出证明。邵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文明、刘一嘉共同归还原告借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邵文明、刘一嘉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10月25日，邵文明、刘一嘉共同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今借到邵卫华现金20万元（贰拾万圆整）。立据为证。借款人邵文明刘逸佳”、“今借到赵峥嵘、邵惠华现金30万元（叁拾万圆整）。立据为证。借款人邵文明刘逸佳”。同日，刘一嘉之母汇款10万元至邵文明之父邵建平账户。同月28日，邵惠华从邵秀华尾数为237的银行卡中汇款20万元至邵建平账户。同日，姜海芳汇款5万元至邵建平账户，次日再次汇款2万元至邵建平账户。邵文明、刘一嘉支付购房首付款时，从邵建平账户转账支付35万元。一审审理中，出借人之一赵峥嵘向一审法院说明其与邵惠华是夫妻，同意讼争借款30万元债权由邵惠华一人主张，其不再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另查明：邵文明、刘一嘉于2011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10月28日共同购买上海市嘉定区双单路889弄97号2401室房屋一套，价格为182.5029万元，首付款55.5029万元，商业贷款97万元，公积金贷款30万元，主贷人是邵文明。后刘一嘉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之诉，该院审理后于2015年10月30日判决准许刘一嘉与邵文明离婚；离婚后，上述房屋归刘一嘉所有，刘一嘉支付邵文明房屋折价款85万元；离婚后，截至2015年10月20日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的银行贷款由刘一嘉承担。邵文明不服该判决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于2016年4月6日判决维持原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一嘉否认邵惠华提供的两张借条中“刘逸佳”的签名是其所书写，故一审法院根据其申请依法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对两张借条上“刘逸佳”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讼争借条上“刘逸佳”签名是刘一嘉书写。刘一嘉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也无其他证据反驳。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其鉴定程序合法，作出的鉴定结论，内容客观、公正，故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能够认定邵文明、刘一嘉共同向邵惠华及其夫赵峥嵘出具了借款50万元的两张借条的事实成立。根据邵惠华陈述，邵文明、刘一嘉因购房之需向其借款，邵文明、刘一嘉事先书写好借条，之后邵惠华分三次交付讼争款项，故两张讼争借条性质上属于借款合同，双方仅对借款形成了合意，不能仅凭该两张借条认定邵文明、刘一嘉实际向邵惠华及其夫借款50万元。因借款合同属实践合同，故邵惠华对款项已实际交付邵文明、刘一嘉应负有举证责任。关于邵惠华有无交付邵文明、刘一嘉50万元借款，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50万元借款数额巨大，原则上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根据查证，邵惠华确有出借50万元的经济能力。邵惠华提供的邵秀华的情况说明和邵惠华签名的银行业务结算申请书，可以证明邵惠华实际持有邵秀华尾数为237的银行卡,该银行卡中汇出的20万元,应认定为邵惠华汇款。邵惠华陈述姜海芳在当日和次日分别汇款5万元和2万元至邵建平账户系受其委托，结合邵惠华还款7万元给姜海芳的事实，邵惠华的陈述符合情理，予以确认。上述27万元虽未直接汇至邵文明、刘一嘉银行账户内，但邵文明、刘一嘉借款系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结合刘一嘉之母花桂玉亦将10万元款项汇至邵建平银行卡内及2011年10月28日从邵建平账户支付首付款35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款项汇至邵建平银行卡中，系邵文明、刘一嘉及邵文明、刘一嘉家人的一致意见。刘一嘉虽抗辩称该27万元不能排除邵秀华、姜海芳与邵建平间的借贷关系，但无证据证明，对刘一嘉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故汇至邵建平银行卡中的27万元，能够认定系邵惠华实际交付邵文明、刘一嘉的借款。邵文明、刘一嘉出具的两张借条中30万元的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是邵惠华和邵惠华之夫赵峥嵘，现赵峥嵘明确表示同意由邵惠华主张权利，故邵惠华要求邵文明、刘一嘉归还上述27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邵惠华主张的两次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借款23万元，除邵惠华的陈述外，仅有邵文明的自认和邵建平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鉴于邵建平与邵惠华系兄妹、与邵文明系父子，存在利害关系，邵建平所作证言证明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邵文明与刘一嘉登记结婚后并未举行婚礼，目前已离婚，双方矛盾较大，故亦不能仅凭邵文明的自认即认定邵惠华所述23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根据邵惠华陈述其在2011年10月26日左右交付邵文明现金13万元。邵文明陈述同年10月28日支付购房首付款时仅使用了该13万元现金中的3万元，刷卡支付12万余元。通常情况下，邵文明在支付购房首付款时应当首先使用该13万元现金或将该13万元现金存入其银行卡中与其他款项一并刷卡支付，而邵文明陈述支付购房首付款时仅使用了该13万元现金中的3万元，反而刷卡支付12万余元，不合常理。至于邵惠华所述10万元现金的交付，更是仅有邵惠华的陈述和邵文明的自认。邵文明称所借50万元除支付购房首付款外，其余款项用于归还房贷、邵文明、刘一嘉日常的开销及订婚费用。但邵文明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不予采信。现邵惠华无其他证据佐证23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邵文明、刘一嘉，故邵惠华主张23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邵文明、刘一嘉的事实，难以认定，邵惠华要求邵文明、刘一嘉归还该23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邵文明、刘一嘉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邵惠华借款27万元。二、驳回邵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邵文明、刘一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120元，合计11920元，邵惠华负担5480元，邵文明、刘一嘉负担6440元（邵文明、刘一嘉负担部分邵惠华已交纳，邵文明、刘一嘉在履行判决时直接付给邵惠华）；本案在诉讼中支出的鉴定费9900元，由刘一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一嘉与被上诉人邵惠华均未有新的证据提交，但邵文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1年11月28日交付首付款的账单复印件，因为其一人贷款97万可能贷不到，当时开发商提醒随后可能补交首付款，证明为何其支付首付款时没有使用全部现金，部分刷卡。2、2012年2月17日其现存的1.5万元银行凭证，用于还贷款，证明其所借现金的使用去向。刘一嘉质证认为，对相关证据真实性无法判断，对关联性有异议，邵文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如补付首付需要现金，且与现金23万元差距较大。邵惠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刘一嘉随后向本院提交了邵文明就与其离婚一案的民事再审申请书，邵文明在再审申请书中写明刘一嘉仅支付讼诤房屋的首付款15万元，邵文明支付了405029元，未承认与刘一嘉借款50万。邵惠华质证认为，对再审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邵文明质证认为，对再审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相关性。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账单系复印件，从内容上看均为支付讼争房屋款项；银行凭证虽具真实性，但无法证明邵文明所述的借款现金流向；上述证据均为单个证据，无法与现有证据相互印证，与案涉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民事再审申请书，系邵文明对其与刘一嘉的离婚判决不服提出的再审申请，该案相关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其中涉及的本案借款争议并未处理，应由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依法解决；该再审申请书仅系邵文明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7万元是否系邵文明和刘一嘉共同向邵惠华的借款。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判断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有无成立，需要明确自然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借款有无实际给付。本案中，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意，结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邵文明、刘一嘉共同向邵惠华及其夫赵峥嵘出具了借款50万元的两张借条的事实成立。换言之，邵文明、刘一嘉与邵惠华及其丈夫赵峥嵘之间形成借款合意。刘一嘉上诉称其提交的《家庭协议》能证明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为其与邵文明购买房屋，不存在上诉人与邵文明借款购房的可能性，但该《家庭协议》系刘一嘉与邵文明为处理家庭事宜所签署的协议，亦在案涉借条形成之后，据此并不能否定亦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借款合意的事实，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邵惠华有无交付邵文明、刘一嘉50万元借款，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目前根据现有证据，可以判断邵惠华具备出借50万元的经济能力，但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并根据相关证据认定规则未认定邵惠华关于现金给付23万元的陈述，对此刘一嘉无异议，邵惠华未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的认定及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根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认定案涉借款数额为27万元，现刘一嘉上诉称该款项是从案外人账户转入邵建平的账户，不能认定邵惠华向刘一嘉及邵文明履行了出借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邵惠华提供了邵秀华的情况说明、邵惠华签名的银行业务结算申请书以及邵惠华还款7万元给姜海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和情理，一审法院认定案涉27万元系邵惠华的汇款并无不当。其次，上述27万元虽未直接汇至邵文明、刘一嘉银行账户内，但邵文明、刘一嘉借款系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且实际共同购买了相关房屋，综合邵建平账户支付首付款35万元的事实、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社会情理，可以确认相关款项汇至邵建平银行卡中系邵文明、刘一嘉及邵文明、刘一嘉家人的一致意见，故汇至邵建平银行卡中的27万元，能够认定系邵惠华实际交付邵文明、刘一嘉的借款。综上所述，刘一嘉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刘一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家太审 判 员  吴 玫代理审判员  方明航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书 记 员  吴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