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31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元刚，男，198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岳静秀，女，192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元刚（系岳静秀之孙），男，198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廷德，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志云，女，196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华臣，彭州市天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余元刚、岳静秀因与被上诉人杨廷德、伍志云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2民初4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元刚、岳静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杨廷德、伍志云赔偿损失102856.8元。事实及理由：伍志云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其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不应采信，被上诉人伍志云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有“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余有明的帮工活动，上诉人也是受益人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杨廷德、伍志云家的“水冬瓜”树遮挡的是自家的耕地，对余有明的承包耕地遮挡并不明显，余有明完全是为被上诉人的利益而义务帮工。即便该树木对上诉人承包的耕地有一定的遮挡，该树木树枝的修剪也应当是上诉人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余有明对攀爬树木的危险性应当有认识并有注意义务，上诉人表示认同，并减轻被上诉人6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岳静秀尚有五位子女在世，一审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6255元变更为7710元，被上诉人应承担40%责任，即102856.8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被上诉人杨廷德、伍志云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元刚、岳静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廷德、伍志云赔偿死亡赔偿金174199元、丧葬费252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255元，共计29568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有明与杨廷德、伍志云夫妻二人系邻里关系。余元刚系余有明之子，岳静秀系余有明之母。余有明的土地位于杨廷德、伍志云土地的西北方向，两块土地毗邻。在杨廷德、伍志云土地的东南方向有一棵“水冬瓜”树，该树高十余米，长得非常茂盛。余有明认为该树在日出后会遮挡土地里农作物的采光，于是余有明在事发前找到杨廷德，称杨廷德土地边的树木遮挡了他耕地采光，他要去剔树枝。杨廷德当时就称他自己会剔。2016年10月11日下午2时左右，杨廷德搬来梯子放在地上，准备上树剔树枝，随后回家换了衣服，然后出去借“刀盒子”用于固定刀具以便于剔树枝。杨廷德离开后不久，余有明来到杨廷德、伍志云夫妻二人的房屋边，看见摆在地上的梯子就对伍志云说他上树将树枝剔了，伍志云没有同意并进行了劝阻，但余有明将杨廷德放置于地上的梯子搭在树上并顺着梯子往上攀爬，在攀爬至梯子顶部时用手抓住树木上的树枝，树枝折断，余有明失去重心，从树上摔倒在地后当场昏厥，伍志云让女儿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赶来的医生在现场对余有明进行了抢救，经抢救无效医生宣布余有明死亡。一审另查明，岳静秀共生育7个子女，其中连同余有明在内有2个子女已经去世。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余有明与杨廷德、伍志云之间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及责任的承担。杨廷德、伍志云夫妻二人在准备剔除自家树木上的树枝时，没有雇请余有明。从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对杨廷德、伍志云的询问笔录来看，杨廷德在事故发生前几日明确表明不需要余有明帮忙剔树枝，在余有明攀爬扶梯之前，伍志云曾予以劝阻和制止，表明余有明的帮工活动遭到了杨廷德、伍志云的制止和拒绝。余有明虽上树剔树枝，但余元刚、岳静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杨廷德、伍志云请余有明帮忙，因此应当认定余有明的行为属于自愿的义务帮工行为。余有明帮工虽然出于自愿，但其帮工的目的是剔树枝而有利于耕地的采光，其帮工有自身的利益的需要。再者，余有明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对于攀爬扶梯剔树枝的行为，应当预见到一个成年人爬到树上有一定的危险性并必须要注意安全，但余有明没有注意到危险性而发生了意外事故。余有明所剔树木系杨廷德、伍志云所有，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该树木生长在杨廷德所有的耕地边，对杨廷德、伍志云的耕地的采光影响更大，杨廷德、伍志云夫妻二人准备剔树枝，目的也是为了自家耕地的采光，有利于提高自家耕地的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规定，因余有明作为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受到伤害并死亡，给余元刚、岳静秀造成了损失，而余元刚、岳静秀与杨廷德、伍志云均是帮工活动的受益人，故杨廷德、伍志云应给予余元刚、岳静秀适当补偿。结合当前本地经济发展状况、生活水平现状、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的生活情形、当事人的过失情节、被帮工人的受益情况，以及帮工人自身的过失程度，秉承鼓励社会公众助人为乐和相互协作，从弘扬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的角度，一审法院酌定由杨廷德、伍志云给付余元刚、岳静秀经济补偿25000元。对余元刚、岳静秀要求杨廷德、伍志云赔偿的主张，无法律事实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廷德、伍志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余元刚、岳静秀经济补偿25000元；二、驳回余元刚、岳静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9元，由杨廷德、伍志云负担100元，余元刚、岳静秀负担889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余有明攀爬扶梯上树剔除树枝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上诉人并无异议，仅是认为在场的伍志云并未作出“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事发时仅有伍志云、余有明，而是否具有“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综合本案可以确定的事实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予以认定。本案的事实因素主要有：1、被上诉人杨廷德、伍志云承包地上“水冬瓜”树影响了余有明家的承包地；2、在事发前几天，两家曾多次协商修剪树枝事宜；3、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公安机关对伍志云的询问笔录上，伍志云陈述其进行了制止和拒绝；根据以上事实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确定伍志云对于余有明攀爬树木修剪树枝的行为作出了“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酌情确定由杨廷德、伍志云补偿及补偿金额的认定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元刚、岳静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元，由余元刚、岳静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臧 永审判员 何 昕审判员 陈丽华二０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琼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