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7民初18499号原告：上海四浦建筑基础施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周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珍，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兆罡，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汤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胡文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乐涛，上海厚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辉，男，1974年3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大洪村九组11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四浦建筑基础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四浦公司”)与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顶盈公司”)、第三人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住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诉讼中，被告上海顶盈公司申请追加案外人袁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并于2016年12月19日、2017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四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兆罡、被告上海顶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第三人上海住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乐涛、第三人袁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两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上海四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珍、第三人袁辉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诉讼中，经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同意，本院报请院长简易程序延期一个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四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600,000元；2、被告支付拖欠的利息(以1,6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5年8月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0月8日为100,567元)；3、判令第三人在应付被告的工程款及利息范围内对被告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4月10日与被告签订了《土方合同分包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承包松江区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的绿化土方回填等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开工日期暂定为2014年4月12日，竣工日期暂定为2015年3月25日，工程总价暂定150万元，但以绿化土方回填完毕后按实办理签证单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并约定绿化回填土完成50%后被告支付完成工程量的50%，绿化全部回填完成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70%，竣工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30%，累计100%。承包工程后，原告按照协议履行了合同，并且于2015年8月4日完工，原告与被告的驻现场代表张建山、总经理袁辉均于同日在《回填土、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回填土工作量完成汇总表》、《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上签字，确认工程量总计1,947,479元，优惠47,479元，被告已支付预付款300,000元，还应支付原告工程款1,600,000元(税后)，然被告上海顶盈公司至今尚未支付原告该笔工程款。第三人上海住安公司系该商品住宅项目的总包方，理应向被告支付相应工程款，然第三人未支付工程款，导致被告无法按约向原告支付相应工程款，故第三人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支付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顶盈公司辩称，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施工内容是案外人吴某某同第三人袁辉施工结算，原告提供的土方合同分包合同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形下，由第三人袁辉与原告形成，且原告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具有过错，根据建设工程的惯例，被告如果要将工程分包给第三方，被发包人应当审查上海顶盈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的内容，而上海住安公司与上海顶盈公司的分包工程中明显不包括分包合同的内容，该份分包合同也未履行，原告主张的债权是案外人吴某某的债权内容，应当由吴某某向袁辉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其次，即使法院认为土方分包合同已经由上海顶盈公司履行，根据该合同第3.6条约定，工程竣工后才付30%的款项，现在佘山一品工程整体并未竣工验收。原告诉状中称涉案工程于2016年8月4日完工，该日期远超合同约定的2015年3月25日竣工的日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总价的0.1%承担违约责任，上海顶盈公司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故未提出反诉。涉案工程应当是第三人袁辉挂靠上海弘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安公司”)在佘山一品工程内进行的室外总体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包括室外景观水电、园林道路建设和围墙工程。第三人上海住安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被告上海顶盈公司，上海住安公司也不欠上海顶盈公司的工程款。第三人袁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涉案项目的背景是袁辉从案外人王建飞处承包佘山一品的二期项目施工，包括涉案工程项目。园林建设这一部分是袁辉挂靠上海弘安公司施工的，袁辉是施工人的身份，本案是袁辉和吴某某对价格、工期进行了约定并实际履行，涉及的土方回填的工程也是吴某某指定下履行和付款的，和本案原告没有关系，涉案主体是吴某某和袁辉，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提供的其与上海顶盈公司的合同根本没有履行。根据袁辉的计算，原告主张的工程款金额也不对，原告和吴某某的账目尚未对清，不认可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新佘山置业公司作为发包人、上海住安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就佘山一品工程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内容：本工程总用地面积82,795.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1,448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84,156.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7,291.7平方米，建筑层数：地上4层，地下2层。主要由叠加别墅和联排别墅、会所、整体地下车库及附属设施组成，依照施工图纸所表明的桩基、土建、安装、室外总体等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图纸所示的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图纸所示的所有内容，但不限于以上内容并对承包范围内可能出现的专业工程实行施工总包管理；开工日期：2012年9月10日(具体以建设单位书面开工令为准)，竣工日期：2015年10月12日(以质监站备案验收通过之日起计)，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1,128天；合同价款：暂定金额为397,088,056元。施工总承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2013年9月6日，上海住安公司作为甲方(总承包公司)、上海顶盈公司作为乙方(劳务公司)，双方签订了《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13#-26#房，工程内容、性质及数量：40,657平方米，工程工期：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工程造价：劳务暂定2,247万元；工程承包方式及取费标准：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电焊工、打桩工、起重工、幕墙工、木工、临时人工)；工程价款的拨付及结算方式：按每月完成实际进度支付人工费至90%，竣工验收后支付剩余人工费10%；工程工期：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本工程甲方委派袁军为现场负责人。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第三人袁辉在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一栏签署了名字。2014年4月10日，上海顶盈公司作为甲方、上海四浦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土方合同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暂定)，工程内容：绿化土方回填、场外道路保洁，施工便道办理相关手续等；计划开工工期暂定2014年4月12日，竣工工期暂定2015年3月25日，开挖工期400日历天，具体回填土日期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因乙方原因使回填土工期延迟，甲方将对乙方按工程分包合同总价0.1%/天追究经济责任；承包方式和内容：包工、包机械、包工期、包质量，承包内容：工作内容包括绿化土方回填、场外道路保洁，施工便道办理相关手续等；承包总价：绿化土回填工程暂估60,000平方米，绿化图回填、场内驳运、平整计算单价为25元/平方米，上述综合单价包括税金、管理费，实际工程量根据现场有效施工图纸以及签证单按实结算，工程暂定总价150万元；付款方式：绿化回填土完成50%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50%，绿化回填土全部完成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70%，竣工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30%，累计100%；甲方指派张建山为常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乙方指派吴伦清为常驻代表，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分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袁辉和吴某某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的经办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字。上述合同或协议签订后，原告组织相应人员进场施工，袁辉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预付款。诉讼中，原告表示涉案工程于2015年3月底左右完工，上海顶盈公司表示根据证据形式是2015年8月4日完工，袁辉则确认完工时间是2015年3月底。2015年8月4日，张建山、袁辉以及吴某某签署了《回填土、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回填土工作量完成汇总表》、《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确认工程量总计1,947,479元，优惠47,479元，预付款300,000元，余款1,600,000元(不含税)。袁辉另在《回填土、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上写明“情况属实，该款项由袁辉或上海住安垫付2016年底付清(不含税)”以及“确认无误，由住安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帮袁辉班组垫付160万元”字样。2016年6月7日，案外人吴某某、第三人袁辉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本人于2014年4月12日与佘山一品项目承包人袁辉签订了土方回填园建部分施工合同，2015年3月实际施工完成，总金额160万元，至今尚未支付该款项，施工内容包含回填土(园建)部分机械费，包工期、包质量(不含税)。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案外人王建飞作为一期(甲方)、袁辉作为二期(乙方)，双方签订了《建筑工程(二期)协作协议》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佘山一品)；面积及结构层次：总面积141,448平方米(其中一期面积84,248.54平方米，楼号为1-12,33-36,39-42,45-48号；二期面积为567,199.46平方米，楼号为13-30,31，32,37,38,43,44号)；承包范围：施工图所包含的土建、安装等工程；工期：2012年9月10日至2015年10月28日，合同总工期为1,128天；合同价款397,088,056.62元，最终按审定价确定(甲、乙双方各自标段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王建飞为乙方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指派袁辉为乙方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按总包、业主要求组织施工；总包收取乙方的总费用为乙方施工范围内总造价的1.5%。协议书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1日，上海住安公司与上海弘安公司签订《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将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室外道路及室外景观工程分包给上海弘安公司，工程内容包括：室外所有道路、路面铺贴、室外雨污水、小区的景观(不含苗木、绿化)、小区外及住宅院落围墙、小区景观灯等地土建及安装工程等；工程造价：劳务暂定2,360万元；工程承包方式：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电焊工、打桩工、起重工、幕墙工、木工、临时人工)；分包合同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4年3月10日，上海住安公司与上海顶豪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分包合同》一份，将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第31#、32#、37#、38#、43#、44#的安装工程分包给上海顶豪公司施工，面积为12,501.9平方米，工期自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5月30日；工程造价为7,948,024.81元。分包合同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另，自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上海住安公司还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中的外墙装修工程、会所精装修以及样板房装修等与大华公司签署了三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分包对相关的事宜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20日，袁辉以案外人王建飞、上海景文同安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住安公司、上海新佘山置业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就涉案的土建、安装工程以及园林建设工程申请了司法鉴定。原告自2006年即取得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载明袁辉是上海顶盈公司总经理的名片一张，证明袁辉的身份，上海顶盈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袁辉则表示当时自己挂靠了多家公司，是为了业务方便印制的名片，不能证明自己就是上海顶盈公司的总经理。庭审中，第三人袁辉提交了两份领条、转账凭证、收条及上海大华公司开具的支票等，证明袁辉向吴某某付款的事实，2014年11月25日，袁辉支付给吴某某50万元，对应有收条和支票；2015年2月15日，袁辉老婆顾萍转给陈冠华50万元，陈冠华是代表吴某某的；2015年2月17日，袁辉支付给吴某某20万。以上都是涉案工程的款项。原告质证认为，两份领条、支票、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现在收到的款项是30万，2014年11月25日的收条和存单中只有10万元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2015年2月15日由袁辉老婆顾萍转给陈冠华50万元的收条，原告是不认可的，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回填土不是挖土；2015年2月17日的领条，原告认可是钢板款，原告总共收到本案被告工程款30万元。被告上海顶盈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袁辉提供的证据，出票人是上海大华公司，上海大华公司向袁辉支付工程款的时候是收款人空白的空白支票，上海顶盈公司对于具体付款不清楚；案外人从袁辉处领取的钱款和上海顶盈公司无关；上海顶盈公司、吴某某、原告、袁辉没有付款和发票往来，土方工程没有实际履行。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上海住安公司与上海达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汇公司”)签订的《土方合同分包合同》一份、有上海达汇公司在四十万元支票复印件上出具的说明一份以及吴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上海住安公司曾经将土方开挖外运等工作承包给上海达汇公司施工，工程暂定总价500万元，上海住安公司指派张建山为常驻现场代表，陈冠华代表上海达汇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签字，第三人袁袁辉所称的大华支票中的40万元并非支付给原告，而是上海达汇公司；陈冠华与原告毫无关联；吴某某是原告的聘用人员，有权代表原告签署合同。被告质证认为，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有该份合同，陈冠华的收款也是属于吴某某的收款，支票中的钱是付给吴某某的款项，而不是达汇公司的；吴某某的身份是原告的自我陈述，而且由伪造证据的嫌疑。上海住安公司认为与本案诉请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袁辉认为，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达汇公司和原告均是由吴某某代表或挂靠的，袁辉只认可吴某某，袁辉把空白支票给陈冠华、吴某某，至于吴某某把支票进入那个公司的帐是票据问题；吴某某只是利用了原告的抬头。庭审中，被告上海顶盈公司还提交了2012年9月17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一份，证明上海住安公司将其总包的涉案工程转包给案外人上海景文同安公司，王建飞代表上海景文同安公司将涉案工程的二期分包给袁辉，袁辉为了便于施工，分别挂靠了上海顶盈公司、上海大华公司、上海顶豪公司等。原告对此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上海住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没有将工程转包。袁辉对此没有异议。庭审中，对于张建山的身份，原告称是上海顶盈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二者是劳务关系，是上海顶盈公司委托张建山管理涉案工程。上海顶盈公司及袁辉均予以否认，并称是袁辉个人聘请的经理并发放工资，是帮助袁辉负责现场管理的。庭审中，第三人上海住安公司提交了发票台账一组，证明其是按照合同约定向上海顶盈公司付款的，已经支付了2,210万元，按照合同总价2,360万元计算，上海住安公司已经支付了94%，上海住安公司不欠付工程款，双方的工程款也尚未结算，竣工结算后才能支付剩余的款项。原告质证认为，上海顶盈公司和上海住安公司的合同约定原告不清楚，上海住安公司表示金额还没有全部支付，该欠付金额应该大于160万元，举证责任在于上海住安公司。上海顶盈公司则表示发票台账不属于证据，欠付事实是存在的，根据上海顶盈公司在他案中调取的涉案工程的竣工报告，佘山一品工程在2016年8月31日已全部竣工，虽然备案是在2016年11月，但实际竣工应该在2016年8月，上海住安公司应该支付上海顶盈公司全部工程款，双方目前尚未结算。第三人袁辉表示，对发票台账，真实性无法确认，袁辉是实际施工人，这些台账的费用是上海顶盈公司和上海住安公司发生的，上海住安公司欠付的事实是存在的，袁辉要求结算，但是上海住安公司不给结算。诉讼中，被告上海顶盈公司及袁辉均确认双方之间是挂靠关系，但本案所涉工程是袁辉挂靠在上海弘安公司名下施工的，上海弘安公司和袁辉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且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吴某某个人，为此还向本院提出了追加上海弘安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请求。原告则表示签约时对上海顶盈公司及袁辉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不知情，原告时出于信任被告才与其签约，如果本院认定二者是挂靠关系，则双方应当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分包合同，和上海弘安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不同意追加。上海住安公司则表示上海弘安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相对方，不同意追加。诉讼中，案外人吴某某到庭陈述，其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双方是挂靠关系，自己向原告交管理费；吴某某对于上海四浦公司作为原告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等没有异议，其和原告之间另行解决。以上事实，有土方合同分包合同、回填土、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回填土工作量完成汇总表、挖土台班及钢板租赁汇总表、施工总承包合同、建设工程(二期)协作协议、建筑作业劳务分包合同、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民事起诉状、情况说明及附件、公证书、工作会商纪要、领条、转账凭条、收条、支票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海四浦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工程的相对方是谁？3、上海顶盈公司和袁辉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4、上海住安公司是否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4月10日，上海四浦公司就涉案工程签署了《土方合同分包合同》，吴某某作为上海四浦公司的经办人也在合同上签字确认，虽然诉讼中吴某某自认其与上海四浦公司是挂靠关系，但其对上海四浦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就涉案工程主张合同权利并无异议，其与上海四浦公司之间再另行解决，故上海四浦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及第三人袁辉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上海顶盈公司与原告签订有土方合同分包合同，该分包合同中载明的承包范围能够涵盖涉案三张汇总表中载明的所有工作内容，故原告与上海顶盈公司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上海顶盈公司是原告在涉案工程中的相对方。上海顶盈公司及袁辉辩称的土方合同分包合同是袁辉为其挂靠在上海弘安公司的园林建设项目，在上海顶盈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属无权代理，也并未实际履行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与上海弘安公司之间既未签订分包合同也未有实际付款及结算，故对于被告及第三人袁辉要求追加上海弘安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即便项目超出了上海顶盈公司与上海住安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的范围，亦应由上海顶盈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上海顶盈公司和袁辉在庭审中均表示双方是挂靠关系，结合袁辉与王建飞此前曾签订协作协议，较早介入涉案工程，施工中亦是由袁辉与吴某某接洽并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项，故本院确认上海顶盈公司和袁辉之间是挂靠关系，袁辉借用上海顶盈公司的资质实际承包了本案的工程，因该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中所涉的上海顶盈公司与上海住安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以及上海顶盈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土方合同分包合同均为无效，但各方仍可参照约定结算工程款。本案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表示要求袁辉作为本案的共同诉讼人，与上海顶盈公司就涉案工程款在挂靠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的此项主张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工程款的金额，作为上海顶盈公司的签约代表同时为挂靠人的袁辉在汇总表中已确认了尚欠原告工程款的金额为160万元，虽然被告及袁辉对此予以否认，但袁辉提供的付款凭据并不足以证实其向原告支付了超过30万元的已付款，且根据2016年6月7日吴某某和袁辉签署的情况说明，涉案工程欠付的工程款金额仍为160万元，故本案中，上海顶盈公司应当就袁辉最终签字确认的160万元款项承担付款责任。至于该笔工程款的支付时间，上海顶盈公司虽辩称未到付款日期，但根据庭审查明，涉案劳务工程已经完工并经双方结算，上海顶盈公司的付款条件已经具备。关于原告主张的迟延付款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原告系与上海顶盈公司之间签订土方合同分包合同后取得案涉土方回填等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绿化土方回填、场外道路保洁及施工便道办理相关手续等作业，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的分包工程而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况且，上海住安公司与上海顶盈公司之间并未完成结算，上海住安公司是否欠付上海顶盈公司工程款尚存争议，原告也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上海住安公司尚欠付上海顶盈公司工程款以及相应金额，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四浦建筑基础施工有限公司拖欠的工程款1,600,000元；二、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原告上海四浦建筑基础施工有限公司迟延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以1,6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8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第三人袁辉对于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上海四浦建筑基础施工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05元，减半收取10,052.50元，由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袁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洪 飞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金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