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1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苏场分理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苏场镇建设路92、94号，富康街83、85号。负责人：张毓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丽，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县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东濠沟南段125号。负责人：游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四川泰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苏场分理处（以下简称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大邑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5）大邑民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丽、被上诉人农行大邑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苏场分理处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5）大邑民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拆借本金40万元及从1989年11月27日起至偿还完毕本金时止按月息1.5%计算的资金利息。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书函的目的就是贷款催收。如果说上诉人于2000年至2003年期间发送的函件无明确催收的意思表示，那么上诉人于2005年至2012年向被上诉人送达关于催收“委托”贷款函件及放款清单而制作的《公证书》明确表明上诉人就涉案贷款的催收意图，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放《债权确认书》认可其对上诉人涉案贷款的追认，同时也明确了积极履行债务的意思。故，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农行大邑支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行大邑支行返还拆借本金400000元及从1989年11月27日起至偿还完毕本金时止按月息1.5%计取的资金利息；2.农行大邑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大邑县苏家信用合作社于1993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成人行金管（1992）266号、273号、366号】批文批准，被撤销并入大邑县安仁信用合作社苏场分社；2009年1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邑县安仁信用合作社苏场分社并入后变更为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苏场分社；2009年12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月，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苏场分社变更为农商行苏场分理处。1989年11月27日，大邑县苏家信用合作社（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大邑支行营业部（乙方）（以下简称“农行营业部”）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该协议书首部载明“经各级计划部门批准兴建，上级行批准贷款支持的成都市啤酒厂大邑麦芽分厂，在基建过程中由上级行调剂解决的部分设备贷款资金，现需提前调回。因此，需我行组织部分信用社资金委托我行发放给该厂解决。为此，现签订此委托贷款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委托贷款400,000.00元，用于支持“成都市啤酒厂大邑麦芽分厂”（即成都麦芽厂）。2、乙方负责对用款项目的调查、评估论证；负责对用款项目具体办理贷款的发放手续和贷款的检查、管理等工作；负责收回此项贷款本金和利息，收到后及时与甲方结付。3、甲方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从乙方收到之日起按季计息。月利率15‰，如遇今后国家利率调整，即按调整后标准按比例上下浮动。4、该委托贷款归还期限为1992年。如果贷款方在不可抗力情况下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乙方可按信贷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延期手续，甲方应承认相应的延期归还期限和计息规定。5、如用款单位因严重问题致无力偿还贷款本金时，乙方负责所欠贷款的落实和追回，直至收清为止。6、乙方保证按季收回此项贷款利息，并按季向甲方支付。如在每年第四季度因用款方发生集中支付利息资金来源一时困难时，可酌情暂缓，但缓付时间不得超过第二年一季度，如将超过，由甲方保证负责支付。合同签订后，大邑县苏家信用合作社于1989年11月28日将委托贷款本金400,000.00元转入农行营业部账户，并在转账支票（支票编号:支农87字第76558757）中“用途或预算科目”一栏注明为“委托放款”。2000年3月16日、2002年9月16日及2003年9月17日，大邑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分别向农行大邑支行发送了《关于核对委托放款的函》，载明：“大邑县农业银行:我联社辖内晋原等9个信用社，原委托你行放款，截止1999年12月31日止，尚欠本金贰仟伍佰零伍万元。利息叁仟零捌拾捌万陆仟叁佰捌拾伍元柒角捌分（清单附后），请予核实。”农行大邑支行在上述公函中加盖公章并认可委托贷款截止时间及所欠本金属实。2005年3月11日、2007年1月19日、2008年11月10日，大邑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通过公证处先后三次向农行大邑支行送达了《关于催收“委托”放款的函》、《大邑县信用社“委托”放款清单》，公证处对送达内容及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并制作了《公证书》。2010年10月19日、2012年9月18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支行两次通过公证处向农行大邑支行送达《关于催收“委托”放款的函》、《大邑县信用社“委托”放款清单》，公证处对送达内容及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并制作了《公证书》。2002年11月18日，因债务人成都麦芽厂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农行大邑支行向大邑县信用合作联社出具了《债权确认书》，载明：“你社委托我行向成都麦芽厂发放的委托贷款，因债务人申请破产还债请求已被大邑县人民法院受理，现将委托贷款本息向你社查询确认，以便我行及时向人民法院进行债权申报。委托贷款本金：4,300,000.00元；委托贷款利息：7,257,859.74元”。大邑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于次日在确认书上签章确认“本金利息属实”。2004年8月30日，本院以（2002）大邑民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成都麦芽厂破产还债清算组支付农行大邑支行享有别除权财产的拍卖款2,106,367.79元；成都麦芽厂已办理出让手续的57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农行大邑支行享有”。同日，因成都麦芽厂破产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清算费用，一审法院以（2002）大邑民破字第1－6号民裁定书裁定终结成都麦芽厂申请破产还债程序。庭审中，农行大邑支行认可所申报的4,300,000.00元债权中包含本案涉及的委托贷款400,000.00元，农行大邑支行所申报的涉及农商银行委托贷款本金4,300,000.00元及利息的债权在破产还债程序中分配金额为419,167.19元。该分配金额现存放于农行大邑支行处。一审另查明，记载于1989年12月21日的一份“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账收入传票”显示，收款单位为县联社，付款单位为工商业贷款利息收入，金额100,000.00元，备注为办公室来电转麦芽厂利息100,000.00元入县联社账户。记载于1994年12月30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付款人为成都麦芽厂，收款人为苏场信用社，金额为66,722.00元，备注为利息。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庭审质证意见，合议庭需认定以下争执焦点：一、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书》所反映的是委托贷款关系还是同业拆借关系的问题；二、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关于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书》所反映的是委托贷款关系还是资金拆借关系的问题。因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双方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的时间为1989年11月27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应为1989年11月27日前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1988年9月14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对信托投资机构委托存贷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对委托贷款进行了明确界定：第一，委托存贷款业务必须有委托方、受托方和借款单位三方，并有三方协议。协议有两种形式：一是三方直接签订协议；二是受托方与委托方和借款单位分别签订协议，但两个协议的委托内容必须一致。第二，委托贷款利率的选择、委托贷款的对象、期限、用途、金额必须是委托方指定。第三，信托投资机构必须以服务和收取手续费为目的，委托贷款的利息收入全部归委托方。委托存款大于委托贷款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可比照活期存款向委托方付息。第四，委托贷款的风险由委托方承担。本案中，针对第一点，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及借款单位未签订三方协议，而是分别签订协议，但农行大邑支行未提交其与麦芽厂之间的借款合同，故对分别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否一致无法获知；针对第二点，根据《委托贷款协议书》首部载明内容“经各级计划部门批准兴建，上级行批准贷款支持的《成都市啤酒厂大邑麦芽分厂》，在基建过程中由上级行调剂解决的部分设备贷款资金，现需提前调回。因此，需我行组织部分信用社资金委托我行发放给该厂解决。”及当时信用社隶属农行大邑支行的事实，可以得出，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不是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指定；针对第三点，可以看出受托方为信托投资机构，而本案中的受托方为专业银行，主体不符。且《委托贷款协议书》中没有约定由受托方收取手续费；针对第四点，《委托贷款协议书》约定农行大邑支行的义务为“负责收回此项贷款本金和利息，收到后及时与甲方结付···如用款单位因严重问题致无力偿还贷款本金时，乙方负责所欠贷款的落实和追回，直至收清为止。”与委托贷款的风险由委托方承担的法律定性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委托贷款协议书》虽名称上系委托贷款关系，但实质不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关于委托贷款的法律定性。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拆借。但同时该条例第二十二条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定性为其他金融机构。双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书》也不满足当时法律法规规定的同业拆借的主体要件。本案定性为行社脱钩遗留债务纠纷较为妥当。二、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且不具有中止、中断的情形。理由如下：1、虽然在1996年8月22日“行社脱钩”前，信用社受农行行政领导，但该事由并不是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并不构成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向农行大邑支行主张权利的法律障碍。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恢复受理“行社纠纷”通知之前，各级法院虽不受理此类案件，但也不能代表阻却了农商行苏场分理处以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的途径，该理由也不能构成农商行苏场分理处主张权利的法律障碍，农商行苏场分理处不能借“客观原因”来主张“法律障碍”达到诉讼时效中止或延长的目的。2、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书》时间为1989年11月27日，约定的还款时间为1992年年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最迟应在1994年12月31日前向农行大邑支行主张权利。庭审中，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没有证据证明其在1994年12月31日前向农行大邑支行主张过权利，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三种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提交的2000年3月16日、2002年9月16日及2003年9月17日，分别向农行大邑支行发送了《关于核对委托放款的函》不能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首先，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只有要求农行大邑支行核实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数额的意思表示，没有明确的催收意思表示，更没有要求农行大邑支行承担返还或赔偿损失的意思表示。其次，农行大邑支行在上列书函中也仅对贷款本金的数额予以确认，并没有愿意偿还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只有“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才属于对原债务履行的重新确认。根据该复函的规定，农行大邑支行在农商行苏场分理处送达的三份《关于核对委托放款的函》仅有双方对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数目核对，并没有作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或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农行大邑支行之间对贷款数额的核对行为并不能视为农行大邑支行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予以追认。2002年11月19日，农行大邑支行在成都麦芽厂破产过程中向农商行苏场分理处送达的《债权确认书》，同样不具有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确认。成都麦芽厂破产后，本院于2002年10月31日裁定进入破产程序，2004年8月30日破产还债程序终结。其间，农行大邑支行向清算组申报了涉及本案400000.00元在内的全部委托贷款债权，并且就申报金额向农商行苏场分理处送达《债权确认书》。《债权确认书》中载明：“大邑县信用合作联社：你社委托我行向成都麦芽厂发放的委托贷款，因债务人成都麦芽厂申请破产还债请求已被大邑县人民法院受理，现将委托贷款本息向你社查询确认，以便我行及时向人民法院进行债权申报。委托贷款本金4300000.00元，委托贷款利息7257859.74元。”该《债权确认书》中仅有农行大邑支行要求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确认委托贷款本息的意思表示，并没有要偿还全部本息的意思。申报债权的目的是通过破产程序并依照法律规定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得到相应比例的清偿。此种目的具有不确定的因素，是以债务人具有可清偿财产为前提。因此，农行大邑支行发出债权确认的行为并不代表其愿意清偿全部债务，也不能视为对原债务的追认。农商行苏场分理处从2000年3月16日起至2012年9月18日先后五次通过公证处向农行大邑支行送达《关于催收“委托”放款的函》及《大邑县信用社“委托”放款清单》的行为，同理也不能构成农行大邑支行对原债务的追认。对农行大邑支行就时效问题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苏场分理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00元，由农商行苏场分理处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本案主债权40万元款项于1994年12月31日到期，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农行大邑支行催收过案涉款项，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导致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主债权诉讼时效已经过。诉讼时效经过后，农商行苏场分理处虽多次向农行大邑支行送达了《关于催收“委托”放款的函》进行催收，但农行大邑支行未予回应，更未明确同意归还。农行大邑支行于2002年11月19日向农商行苏场分理处发放的《债权确认书》中亦仅有农行大邑支行要求农商行苏场分理处确认委托贷款本息的相关内容，无愿意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农行大邑支行对原债务的追认。综上所述，农商行苏场分理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经过后农行大邑支行重新确认案涉款项的事实，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农商行苏场分理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良谷审判员  刘冠男审判员  谈光丽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