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11行初157号 原告陈莲英，女，195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林化坚（原告儿子），男，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盘洋秀（原告儿媳），女，1977年1月21日出生，瑶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住所地长乐市政法小区公安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飞。 委托代理人薛彦明。 原告陈莲英不服被告长乐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0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10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莲英的委托代理人林化坚、盘洋秀，被告长乐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杨飞、薛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于2016年4月20日对原告陈莲英作出长公（营前）行罚决字［2016］000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16-40号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4月18日10时30分许，陈莲英因对长乐市营前黄石村福平铁路征地赔偿一事不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陈莲英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诉称，原告因承包经营的责任田及地面物青苗等被暴力侵占损毁，而向地方各级政府信访，要求得到合理安置、赔偿。原告在地方政府推诿、扯皮，自身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想到了党中央高层，遂于2016年4月18日进京上访，后来被地方政府雇佣的黑保安从北京马家楼直接押回长乐营前派出所非法拘禁，途中被控制吃喝、大小便，并被殴打、搜身。被告以原告“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莫须有的罪名对原告处以拘留10日。 原告认为：第一、被告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毫无根据。原告年纪已逾60岁，不可能实施并且也没有实际实施扰乱治安的行为。原告去北京只是去信访，讨个公道。上访（包括非正常上访）不是必然地导致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原告在上访的时候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寻衅滋事、堵塞交通、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不足以扰乱公共秩序。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越级上访会受到法律制裁。第二、训诫书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时是否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是否有扰乱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情节、是否严重，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说明被告意图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第三、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所依据的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违反法律规定。第四、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1、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原告有扰乱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2、训诫书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并不知道派出所给原告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原告的训诫书是怎样落到被告手中的，原告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3、假使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了训诫书，那么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4、如果训诫行为不是行政处罚，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必然违法。训诫书告知原告应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上面没有记录原告有违法行为。假如原告在北京违法，北京公安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北京公安派出所对原告的上访行为没有施行行政处罚而只是出具训诫书这一情况，可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行为并没有违法。所以，训诫书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不能用作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即使原告在北京有违法行为，也应该由北京公安机关进行处罚，被告没有处罚权。综上，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所作2016-40号处罚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2016-40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 被告辩称，2016年4月18日，原告因不满征地赔偿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予以训诫，原告本人对其行为供认不讳，且有训诫书予以印证。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案；2、呈请传唤审批报告，3、传唤证，4、呈请延长询问时限审批报告，证据2-4证明被告依法审批、传唤、延长询问时限；5、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将传唤依法通知家属；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处罚前告知；7、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经审批；8、行政案件研究记录，证明案件经集体研究；9、2016-40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1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通知违法人家属；11、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处罚决定已执行；12、陈莲英的询问笔录及身份信息、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13、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证明原告的违法记录情况；14、长乐市公安局营前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原告的到案经过；15、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证明原告被训诫。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分析、认证：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 2016年4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陈莲英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的行为予以训诫。2016年4月20日，被告进行了受案登记，并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原告。被告经调查询问，书面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经内部审批后，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40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拘留已执行完毕）。2016年10月1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2015年11月27日、12月25日，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各予以行政拘留10日。原告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在长乐市，其进京上访所要反映的事项也发生在长乐市，被告长乐市公安局对原告发生在北京市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行使管辖权，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处罚权，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本案中，被告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长乐市公安局营前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陈莲英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18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予以训诫的事实，被告认定原告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训诫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原告主张训诫行为是行政处罚、被告对其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已履行受案、询问、告知、审批等行政程序，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主张被诉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莲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莲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堃 人民陪审员 张 辉 人民陪审员 闫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郭璐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