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9民终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丹，男，197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四川天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梅，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先军，四川信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市巴州区支行。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负责人：姜军，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强，男，197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市巴州区支行职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才荣，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丹因与被上诉人林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市巴州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6）川1902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被上诉人林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先军、邮储银行巴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强、彭才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1902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形成于抵押权登记之后，该认定是原审法院主观臆断，存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梅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林梅将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号和33号营业门市租赁给上诉人，租赁期限15年，总租金530万元。对于该530万元租金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林梅支付完毕。款项支付为：第一笔246万余元，被上诉人林梅与案外人洪建通因合作经营服装生意需租用讼争房屋，在上诉人曾丹同意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林梅与案外人洪建通联合经营，四年租金共计246万元，该笔款项直接抵扣上诉人曾丹应付被上诉人林梅的租金。第二笔650000元，由上诉人曾丹于2015年6月21日直接向被上诉人林梅转账支付。第三笔370000元，由上诉人曾丹于2015年6月20日直接向被上诉人林梅转账支付。第四笔570000元，由上诉人曾丹于2015年7月7日至7月13日直接向被上诉人林梅转账支付。第五笔20000元，由上诉人曾丹于2015年9月30日，直接向被上诉人林梅转账支付。第六笔300000万元，由上诉人曾丹于2015年10月17日直接向被上诉人林梅转账支付。合计455万元。其余款项因被上诉人林梅2010年10月购买房屋时向上诉人曾丹借款100万元，该笔借款及利息冲抵《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四款约定的租金首付款100万元。综上所述，截止2015年底上诉人曾丹共向被上诉人林梅支付的租金为530余万元。上诉人曾丹已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合法占有讼争房产，为适格的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上诉人的租赁权形成于2011年11月10日，早于被上诉人邮储银行巴州支行2011年12月所享有的抵押权。虽然该房屋在2011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3日期间由被上诉人林梅及案外人洪建通联合经营服装生意使用，但因上诉人曾丹收取了合理的租金，上诉人对该房屋自2011年11月24承租之日起即已形成实际占有。二、原审法院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林梅口中的“假合同”，明显偏袒，存有不当。从原审判决中明确看出，原审法院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是“假合同”的依据是被上诉人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供的一段录音。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对于被上诉人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交的其工作人员与林梅的通话录音，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证据三性皆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录音证据有明确规定：第二十二条：“调查人员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困难的，可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及制作过程。”但是被上诉人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交的该录音证据既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也未提供调查笔录，因此该证据不应被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该录音证据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因被上诉人林梅一审未到庭，且录音未经公证，不能确定录音中是林梅本人。其次，被上诉人的员工在询问录音中的女性时，该女性仅仅提到“……就是说那个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合同肯定是假的，我也不怕鉴定，你们要鉴定就鉴定……”。本案中所涉及的合同包括被上诉人林梅与被上诉人邮储银行巴州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5日的《门市租赁合同》。上诉人对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未提出异议，但是上诉人提出《门市租赁合同》上“曾丹”的签名系伪造，绝非上诉人曾丹本人所签。且通过与林梅本人笔迹的比较，《门市租赁合同》也并非林梅本人所签。该《门市租赁合同》的证据来源是被上诉人从工商档案中调取，是代理中介人员为了方便办理工商登记备案临时伪造的，“曾丹”与“林梅”的签名是中介人员签署的，上诉人本人对该协议的存在并不知情。原审法院故意扭曲事实，未经合理论证与推理，直接将结论倾向于有利于二被上诉人一方，将录音中的“假合同”指向了2011年上诉人合法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90条：“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的规定，即使该租赁标的新建立了抵押权或者发生物权变动，也不影响申请人租赁合同的效力及使用权利。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五十四条“房屋租赁，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于十五日内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上诉人多次走访巴中市房管局，得到的回复均是本地区没有开通此类业务的办理，不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业务。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的，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租赁合同生效要件。只要租赁双方已实际履行合同的，合同即为有效，原审法院不能以没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便否定《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有效性。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梅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梅的租赁关系明显在抵押权形成之前，且上诉人的租赁合同形成时间也在即将可能发生的变动之前，人民法院应当保证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林梅辩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没有对答辩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予以裁定而直接进行了开庭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同时，原审法院在没有裁定管辖权异议且答辩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判决属于程序违法。法院应当依法对原审法院的程序错误予以纠正，依法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房屋租赁合同》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在邮政银行的抵押权登记之前，而不是判决书认定的抵押权登记之后。答辩人明确该份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答辩人将该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使用该店铺进行商业经营的情况是真实的。原审法院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是“虚假舍同”，没有事实依据。《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作为答辩人与曾丹之间进行房屋租赁的依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成立时间、合同履行情况除答辩人与上诉人曾丹的陈述之外，还可以通过鉴定等方式来确定合同是否真实。原审法院仅仅依据一个录音就武断的认定合同不真实，是错误的。第四、由于曾丹与答辩人之间的租赁协议涉及到税费的承担，现在巴中市巴州区税务局已经在要求答辩人承担税费。由于答辩人本身投资失败且本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现在欠付税费仍然未缴纳。曾丹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已经得到了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法院作出相反的判决，与事实不符。最后，关于房屋备案是否备案并不影响合同有效性和真实性。答辩人曾协助曾丹到房管局询问备案的手续和资料，得到的回复均是本地区没有开通此类业务的办理。尽管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但是这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和真实性。三、从本案的执行程序来看，执行法院及法官已经审查过上诉人曾丹的承租人资格，现在一审法院作出相反的事实认定及判定，属于事实错误。2016年11月，曾丹作为实际的承租人接到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参与拍卖的通知，并且明确认定了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上诉人曾丹的优先购买权和合法承租人地位已经得到程序上的认定，现在法院作出相反的认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基本事实。邮储银行巴州支行辩称：上诉人所称的租金金额530万元的组成说法前后不一，不能自圆其说。林梅与邮储银行巴州支行何沛珂的手机通话录音真实，系与林梅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所涉“假合同”，系指2011年10月1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除2011年10月1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梅与曾丹的租赁合同关系形成时间是2011年10月11日。林梅与曾丹的租赁合同关系形成时间2015年11月25日，之前是林梅自己在对诉争门市进行占有、使用和经营。租赁合同关系存在并不必然享有租赁权。即使曾丹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在2011年10月11日，但曾丹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时间是在2015年11月后，这一事实曾丹也是认可了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曾丹与林梅2011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之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号和33号门市的占有、使用权归曾丹所有；2、停止对曾丹拥有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号和33号门市的租赁占有、使用权的强制执行；3、林梅、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9日，林梅向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交“好借好还”个人商务贷款额度借款申请表，申请贷款350万元用于开分店，并提供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33号门市（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巴州字第007084、005141号）作为担保。同日，林梅签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商务贷款抵押人谈话记录》及《未出租情况声明》，对所提供的抵押房产均表述为“自住”。2011年11月29日，邮储银行巴州支行与林梅签订《个人最高额度借款合同》及《个人最高额度借款抵押合同》，约定：邮储银行巴州支行向林梅提供可以循环使用的借款额度人民币2600000.00元；林梅将其所有的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33号门市（评估价值为5294775元）为该笔借款设定抵押。2011年12月1日，应邮储银行巴州支行及林梅的申请，巴中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巴市他项(2011)第2774号他项权证，巴中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填发巴州房他证2011字第17**号证书；同日，四川省巴中市蜀北公证处出具(2011)川巴蜀北证字第380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个人最高额度借款合同》、《个人最高额度借款抵押合同》及《个人额度借款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后因林梅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6年1月14日，邮储银行巴州支行向四川省巴中市蜀北公证处申请出具(2016)巴蜀北证字第137号执行证书，并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曾丹主张对执行标的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33号门市享有租赁权，并以“拍卖不破租赁”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10月17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9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以“被执行人林梅与异议人曾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不真实”为由“驳回异议人曾丹的异议请求”。曾丹对该执行裁定不服，遂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曾丹与林梅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在《房屋租赁合同》中载明：出租人林梅将其所有的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9号营业门市（房权证巴房南字第226**号、巴州字第005141号、巴州字第0070**号）出租给承租人曾丹；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1年10月13日零时至2026年10月12日24时止；门市交付时间为2011年11月24日，在签订协议三日内向乙方交付；租金共计530万元，包含承租人曾丹相应承租期间每年应当负担的全部房地产租赁税费；在协商过程中出租房已按最大程度予以优惠，故要求提前支付租金，承租人同意并承诺于2015年11月24日前支付全部租赁期间的租金合计金额530万元；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承租人需交付租金首款100万元。在《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因甲方（出租人林梅）与第三方洪建通签署《联营合同》进行联营，约定经营期限为2011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3日，共计四年，此四年期间，甲方无法向乙方（承租人曾丹）实际交付房屋，乙方对此表示理解，但甲方需保证联营结束之后，立即向乙方实际交付房屋；《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四款约定的首付款100万元，由甲方在乙方处的借款100万元冲抵；洪建通与甲方的《联营合同》约定的四年租金共计246万元，甲方同意全部抵扣乙方应付的租金。2015年6月21日曾丹向林梅分两次转账10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林梅给曾丹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林梅收到曾丹交来位于巴州区南泉寺街9号，巴房权证字第226**号，字第005141号，字第007084号《房屋租赁合同》的营业门市，房租款：2011年10月13日至2026年10月12日止共计租金530万元整。大写（伍佰叁拾万元整），故曾丹已全部交完租期为15年的租金。具体事宜详见《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收条尾部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一审法院认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本案中，案涉房屋上既有抵押权，又有租赁权，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曾丹对租赁物所享有的租赁权是否形成于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所享有的抵押权之前。曾丹虽向法院提交了落款为2011年10月1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落款为2011年11月20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交付租金的转账凭证、林梅出具的收条等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有诸多不符逻辑和不实之处，其主要理由：其一，曾丹与林梅先后签订两份标的相同的租赁合同。在2011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同年11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曾丹对本案诉争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但因林梅“需与第三方合作经营”而未能立即交付，林梅需保证联营结束之后“立即向乙方（曾丹）实际交付房屋”。如合同属实，则曾丹与林梅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于此时已宣告成立，曾丹即对本案诉争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合同双方也无需另外签订租赁合同来对相同标的的租赁权进行约定。但曾丹与林梅于2015年11月25日又签订另外一份《门市租赁合同》进行约定，并将该合同用于曾丹开办阿迪达斯服饰店进行工商登记备案，此一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其二，交付租金的数目和时间与约定不符。落款为2011年10月1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落款为同年11月20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曾丹与林梅约定：租金为530万元（含相应承租期间每年应当负担的全部房地产租赁税费）。其中，2011年10月13日至2014年10月12日租金为80万元，2014年10月13日至2017年10月12日租金为90万元，以此推算，2011年至2015年租金约为110万元。但在《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林梅同意洪建通与其在《联营合同》中约定的四年租金共计246万元全部抵扣曾丹应付之租金，与《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租金相差130余万元，该约定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与常理相违背。即使对246万元租金进行认定，加上用于抵扣租金的借款100万元、2015年6月21日转款100万元，共计446万元．也与《房屋租赁合同》中于2015年11月24日前支付530万元租金的约定不符。同时，曾丹与林梅也未向法院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税费”的相关缴税凭证。其三，在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供的其工作人员何沛珂与林梅的通话录音中，林梅曾提到“……就是说那个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合同肯定是假的，我也不怕去鉴定，你们要鉴定就鉴定……”。本案中所涉及的合同包括林梅与邮储银行巴州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11月25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其中，对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各方均未提出异议；2015年11月25日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是被告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合同；林梅在录音中所提到的“合同”，在本案中，与三位当事人均有利害关系，且可能为“假”的合同均指向2011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11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综上，在曾丹所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存在诸多逻辑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明力明显不足，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曾丹要求确认其与林梅2011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之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号和33号门市的占有、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邮储银行巴州支行对本案诉争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抵押权已经巴中市蜀北公证处公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之规定，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供的证明其抵押权形成时间的相关证据的证明效力亦明显高于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证明效力。故综合认定，邮储银行巴州支行对诉争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抵押权成立于曾丹所享有的租赁权之前，对曾丹要求停止对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号和33号门市的租赁占有、使用权的强制执行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曾丹负担。二审开庭审理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开庭审理中，曾丹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曾丹的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载明：2015年6月21日，曾丹向*梅转款65万元；2015年6月28日，曾丹分两次向*梅转款35万元、2万元；2015年7月7日，曾丹分两次向*梅转款20万元、7万元；2015年7月12日，曾丹向*梅转款20万元；2015年7月13日，曾丹向*梅转款10万元；2015年9月30日，曾丹向*梅转款20万元；2015年10月17日，曾丹向*梅分六次转款各5万元，以上转账共计209万元。曾丹提供上述证据，意在证明给林梅支付租金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林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并称已收到所有租金。邮储银行巴州支行认为，转账形成于2015年6月之后，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转账的209万元就是房屋租金，曾丹与林梅还有其他经济往来，转账清单未注明转账目的，结合一审证据，曾丹提供的支付租金总额与一审不一致，其称该转账209万是支付租金不真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曾丹基于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对林梅所有的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南泉寺街31、33号门市是否享有租赁权及能否抗辩邮储银行巴州支行的抵押权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中，曾丹虽举出2011年与林梅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提供了租金支付完成的证据主张租赁权，但从租金金额看，一审中曾丹称实际共给付租金446万，林梅对其优惠了几十万元。二审中曾丹又提供转账凭证，称实际给付租金555万元，对租金给付的金额前后陈述矛盾。从其提供的转账清单看，除曾丹所称抵扣款项外，2015年才陆续支付其余租金，且在同一天多笔支付，其支付款项的方式亦不符合常理。同时，曾丹也无证据证明所转款项系支付租金而非其他用途。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供了2015年11月25日，曾丹与林梅签订的《门市租赁合同》。对该份合同，曾丹称系其委托的中介机构为顺利办理工商登记而伪造，不真实。曾丹对2015年11月25日《门市租赁合同》形成的解释有违诚实信用，亦无其他证据否认其真实性，故2011年《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存疑。林梅虽认可2011年所签订协议，否认2015年协议的真实性，但其在2011年向邮储银行巴州支行申请贷款时，书面声明诉争门市未出租。林梅的对诉争门市使用情况的陈述明显矛盾。同时曾丹与林梅在《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载明，因林梅与案外人洪建通的联营，林梅无法实际交付房屋，在联营完毕之后，曾丹可以实际取得了房屋的经营权。因此，在2011年林梅并未向曾丹交付房屋，曾丹也未实际占有使用诉争门市。从该协议中，可以看出林梅与案外人洪建通联营四年，租金246万元，平均每年61.5万。而林梅与曾丹约定租期15年，租金才530万元，平均每年35万余元，价格明显过低，且该协议约定林梅将自己所有的房屋出租给曾丹又由曾丹收取租金抵扣其借款，既违背常理，又不符合交易习惯，所签订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结合邮储银行巴州支行提供的其工作人员与林梅的电话录音及其他证据，本院对曾丹与林梅分别于2011年10月1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2011年11月2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并给付完租金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此，曾丹基于该租赁合同即享有租赁权的理由及主张其租赁权成立于2011年10月11日，阻止邮储银行申请移交占有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被上诉人林梅辨称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一审答辩期间，林梅并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其辨称理由不成立。据此，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曾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齐审 判 员  肖 强审 判 员  杨璐菥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龚永梅书 记 员  赵灿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