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3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49号。法定代表人：唐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6号。负责人：李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涵，四川九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威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冠威公司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5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冠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被上诉人联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冠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联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错将担保关系认定为电信服务合同关系；2.原审以交易惯例为由认定冠威公司的代理人杨嘉陵领取了手机和号卡，缺乏任何证据支撑且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符。法院应将杨嘉陵追加为第三人并判令杨嘉陵承担责任，而不能将杨嘉陵的个人行为的后果强加给冠威公司；3.原审存在程序错误。冠威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如果法院坚持认为冠威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则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实际债务人追偿，冠威公司在原审时向法院申请追加实际用户为本案的第三人时，法院未予准许；申请追加杨嘉陵为第三人，法院也未同意。联通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联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冠威公司支付通信欠费13044.77元及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6月19日联通公司（乙方）与冠威公司（甲方）签订了《入网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合同载明三种合作方式：“1.为甲方所指定的员工（以下称被担保人）以……购买乙方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单位担保合同条款见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见附件七。2.以甲方身份单位入网，购买陆个无预约3G合约计划。单位入网合同条款见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见附件八。3.第1+2种方式。”冠威公司选择以第2种方式，即以单位身份入网。在合同主条款落款处和附件八落款处签章。在附件二第四条约定“甲方应……、足额地向乙方缴纳上一月通信费，如逾期未缴纳，乙方有权要求补缴通信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自本协议生效后次月开始，……，如发生甲方提前离网及／或机卡分离的情况，则甲方构成违约，……。违约行为发生当月所产生的通信费用与靓号预存款分月返还金额的差额部分甲方仍须正常缴纳。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本协议项下终端补贴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终端补贴款÷在网协议期×（在网协议期-已在网月份数）（在机卡分离的情况下，‘已在网月份数’是指甲方出现机卡分离违约行为前的在网月份数）”。再查明，冠威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向联通公司出具《单位介绍信》，载明：“特此委托我单位副总经理杨嘉陵同志……前往贵司办理集团客户后付费用户无预存3G合约计划”，又于2013年3月8日向联通公司出具《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人：杨嘉陵；单位：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务：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1.代表冠威公司与联通公司签订冠威公司集团客户3G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担保。2.代理冠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授权期限：自2013年3月8日起生效，至2013年3月17日（或至该事项办理结束）”。2013年3月13日双方签订了《入网补充合同》（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1）,明确约定该补充合同系双方签订的《入网合同》即主合同（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的补充。合作方式与《入网合同》中的三种方式相同，冠威公司选择了第1种方式，并于同日签订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载明数量为36个。其后，双方签订：1.《中国联通客户3G业务优惠活动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杨嘉陵在甲方（客户）/甲方代理人或监护人一栏的空白处签字；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分公司客户入网登记单》（以下简称《登记单》），杨嘉陵在左下方客户/代理人/担保人签字（盖章）一栏的空白处签名，《登记单》上载明了申请的电话号码、套餐类型和信息、终端信息等，在终端信息一栏写有该终端的型号和MEI号。截止2014年2月末，冠威公司在《补充合同》项下购买的36个合约计划中有23个在合同期内发生机卡分离、欠费不缴等情况，根据联通公司出示的联通BSS系统电脑截屏和《入网合同》附件二中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的终端补贴款赔偿金计算方式，上述23个合约用户共欠付通信费13044.77元、终端补偿款赔偿金93378.56元。联通公司遂对欠费用户按约定作了停机处理，并于2014年3月7日向冠威公司发函要求其结清上述欠费。机卡分离停机后的3个月内，合约用户未申请恢复开机，冠威公司也未结清所欠费用，联通公司对欠费用户号码进行了销户处理，并于2014年7月23日分别向23个合约计划用户发函告知解除《业务协议》及相关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入网合同》《补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对《补充合同》的性质争议较大，联通公司认为在《补充合同》中双方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而冠威公司认为双方形成的是保证合同关系。从《入网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联来看，双方在《补充合同》抬头部分明确约定此合同系《入网合同》的补充，合同编号也体现了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从属关系。从《补充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可选择的合作方式仍然为三种，第1种是冠威公司为其购买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签订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第2种是冠威公司以单位身份入网，再购买3G合约计划，签订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第3种是选择第1+2种方式。虽然冠威公司选择了第1种合作方式，但第1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显示“/”，第2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明确填写“叁拾陆”，与冠威公司计划购买的合约数量相吻合，且双方签订第2种方式要求的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而非第1种方式要求的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从手机和USIM卡/SIM卡领取的方式来看，手机和USIM卡/SIM卡由冠威公司委托的员工杨嘉陵领取。就冠威公司辩称杨嘉陵无权代表其领取手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按照电信产品一般的交易习惯，在与客户签订《业务协议》《入网登记单》的同时，会按照载明的电话号码和终端信息（MEI号码）向客户交付对应的手机和USIM卡/SIM卡。联通公司出具的《单位介绍信》《授权委托书》中载明，杨嘉陵是冠威公司副总经理，委托授权期限为“……（或至该事项办理结束）”，领取手机是冠威公司办理3G合约事宜的重要事项，属于杨嘉陵作为受托人办理冠威公司委托事宜的内容之一。根据联通公司出示的证据，《业务协议》和《登记单》由杨嘉陵签字确认，按照交易习惯，加之其后手机被使用并产生了话费，可认定杨嘉陵已代表冠威公司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是履行合同的重要事宜，若冠威公司只是为3G合约计划提供担保，应由具体的用户而非杨嘉陵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实际形成的是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在签订《补充合同》后实际履行的合作方式与《入网合同》中履行的合作方式相同，即冠威公司以单位身份入网，再购买36个无预存3G合约计划。因此，对于冠威公司主张其与联通公司在《补充合同》中是保证合同关系的辩称不予采纳。对冠威公司辩称以自己并非手机的实际使用人，要求追加23个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签订《补充协议》的当事双方分别为联通公司、冠威公司，对于冠威公司将所购手机及号码究竟交付予何人使用，系冠威公司的自主权利，与联通公司无关。因此，对于冠威公司追加第三人的请求不予准许。关于联通公司诉请的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金额，冠威公司辩称赔偿金的金额过高，不认可联通公司提出的计算方式。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入网合同》附件二的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在《补充协议》中，双方同意未约定事项以主合同为准，因此，应按照《入网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金额。综上，联通公司选择冠威公司作为电信服务合同的债务承担主体于法有据，对联通公司要求冠威公司赔付其购买23个合约计划欠付通信费13044.77元及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冠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联通公司支付通信费13044.77元和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诉讼费2430元，由冠威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现分别评判如下：一、冠威公司与联通公司之间是电信服务合同关系还是担保合同关系。冠威公司主张其只是用户的担保人，与联通公司不存在电信服务关系。本院认为，1.从《入网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联来看。双方在《补充合同》标题处明确表明此合同系《入网合同》的补充，合同编号也体现了与主合同的从属关系；2.从《补充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可选择的合作方式有三种：第1种是冠威公司为其购买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签订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第2种是冠威公司以单位身份入网，再购买3G合约计划，签订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第3种是选择第1+2种方式。虽然冠威公司在第1种合作方式处打勾，但第1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标注却为“/”，而第2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则明确填写“叁拾陆”，且系大写，足见签约双方的慎重，与冠威公司计划购买的合约数量也吻合，所附的附件也是“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3.从手机和USIM卡/SIM卡的领取方式来看。冠威公司明确向公司副总经理杨嘉陵授权，委托其代表冠威公司与联通公司签订公司客户3Ｇ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担保，手机和USIM卡/SIM卡均由杨嘉陵领取，且这些用户均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方发生拖欠费用的行为。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是履行合同的重要事宜，若冠威公司只是给3G合约计划提供担保，则应由具体的用户而非杨嘉陵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冠威公司委托杨嘉陵的行为得到履行，故冠威公司辩称杨嘉陵无权代表其领取手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双方系电信服务合同关系而非担保合同关系，且两种关系对于冠威公司责任的承担并无区别，冠威公司承担责任后，均可依法向实际用户主张权利。二、原审程序是否错误。冠威公司认为，其在原审时申请追加实际用户和杨嘉陵为第三人，原审法院未同意违法。本院认为，追加第三人系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且第三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本案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故原审未追加第三人不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430元，由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长军审判员  陈良谷审判员  马 雯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聂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