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0271民初4316号原告：郭兴玉，女，193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系黄昌淑之母。原告：朱艳妮，女，198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系黄昌淑之女。原告：黄某，男，200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琳，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解放四路**。法定代表人：羊轶驹，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庭，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森，1965年9月15日出生，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被告：海南省三亚市救助管理站，住，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荔枝沟/div>法定代表人：黄亚卿，该管理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如果，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佳能，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住，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新风街**/div>法定代表人：陈宗琦，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导隆，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彪，该局工作人员。被告：海南省三亚安宁医院，住所地，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龙虎园路iv>法定代表人：周怡，该医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凌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微，安宁医院医生。原告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与被告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以下简称农垦医院）、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下简称吉阳分局）、海南省三亚安宁医院（以下简称安宁医院）、海南省三亚市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站）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27日、2017年3月3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8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委托鉴定。原告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琳、张蕾，被告农垦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庭、被告救助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如果、杜佳能，被告吉阳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导隆、文彪，被告安宁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凌霞、姜微到庭参加诉讼。庭后给双方当事人35天的调解期限，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26356元/年×20年=517320元；丧葬费2260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郭兴玉15593元/年×5年÷3人=25988元，黄某15593元/年×11年=171523元；交通费80000元(包含误工费，生活费，住宿费），共计943031元（未包含以及黄昌淑被强制救助站火化产生的一切费用）。第二次开庭变更为死亡赔偿金971040元，丧葬费2523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郭兴玉24096元，黄某212047元，其他费用144204元，鉴定费用17050元，合计1474583元。事实和理由：黄昌淑是郭兴玉之女，朱艳妮、黄某的母亲，2015年9月从四川至三亚市旅游，9月22日在三亚市榕根村红树湾酒店停车场不跟他人交流不爱说话，被当地市民报警。三亚市月川派出所出警后并送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结论为"精神病疑似患者"。救助站在9月22日已明知黄昌淑有身份证且有明确住址的情况下，将黄昌淑作为"三无"人员送交精神病医院安宁医院强制治疗。2015年9月28日，黄昌淑因其他疾病严重，转至农垦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至2015年1O月9日，出院后，又强制将黄昌淑转至安宁医院。20l5年10月22日，黄昌淑的病性极度恶化，再次从安宁医院转至农垦医院治疗。2015年11月24日黄昌淑死于农垦医院。原告方认为，吉阳分局所属的月川派出所将黄昌淑作为"三无人员"存在严重错误。所谓"三无人员"是指由民政部门收养的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公民，或者指外来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而黄昌淑在被发现的当天(即2015年9月22日)即发现其身上带有公民身份证，还有现金5000多元，银行存折和银行卡，社保卡等，月川派出所凭什么认定黄昌淑系"三无人员"？由于月川派出所的错误认定，导至所有被告均不及时与黄昌淑的亲属联系，从而导致黄昌淑所患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而死亡。黄昌淑被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为"精神病疑似患者"，月川派出所和救助站却强制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导致黄昌淑本身疾病无法得到及时医疗，导致其病情加重而死亡。救助站在明知黄昌淑不是三无人员，且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却协助配合月川派出所强制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同时，其在知道黄昌淑住址后的第42天(2015年11月2日)才开始落实联系黄昌淑亲属。安宁医院在明知黄昌淑不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两次将其作为精神病人收治入院，强制其服用精神病药品，导致其其他病情恶化。农垦医院在对黄昌淑诊治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负责任，诊断错误，未进行有效的抢救治疗，是导致黄昌淑死亡的直接原因。综上所述，黄昌淑的死亡结果，与上列四被告的行为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四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农垦医院辩称，一、原告方承担农垦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方提起的是侵权之诉。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及责任程度的关键事实。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原告方应举证证明农垦医院对患者黄昌淑所实施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如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农垦医院及医务人员不存在过错。2015年9月28日，救助站工作人员将一无名氏女性(农垦医院将患者姓名登记为民235，现经核实是患者黄昌淑)送来农垦医院住院，经治医师进行了问诊、查体、辅助检查，初步诊断为：1.2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糖尿病足；2.尿潴留。经过住院治疗后，患者血糖正常，无腹胀不适，病情稳定，于2015年10月9日办理出院。2015年10月22日，患者因烦渴、多饮多尿15年，咳嗽伴浮肿l周，收住农垦医院内分泌科。入院诊断：1.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2．肺部感染；3．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给予控制血糖、改善循环、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患者于2015年11月19日因心脏骤停、心肺复苏术后转入农垦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转入时神志呈深昏迷，无自主呼吸，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持续泵入多巴胺l0ug／Kg．min维持血压，测血压90／53mmHg，心率120/分，颜面部浮肿，口唇苍白，双肺可闻及少许湿性啰音，双下肢重度水肿，四肢未梢凉。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呼吸循环衰竭；3.缺血缺氧性脑病；4.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5.肾功能衰竭、6.肺部感染；7.高血压病2级高危；8.不完全性肠梗阻。治疗上继续呼吸机辅助呼吸，持续泵入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利尿，抗感染，护胃，护肝，营养支持，维护内环境稳定等治疗。2015年11月24日14时10分，患者再次出现心脏骤停，经积极抢救无效后于同日15时00分宣布死亡。上述诊断过程中，农垦医院按照诊断规范的具体要求，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客观记录了病情变化、相关诊疗措施等病历资料。据此，农垦医院对患者的治疗及沟通是及时的，整个诊疗过程符合相关诊疗规范。农垦医院及医务人员不存在过错。三、对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的问题，农垦医院作以下具体答辩：（一）农垦医院的诊疗方案并无不当之处。患者在农垦医院两次住院治疗期间，农垦医院均给予积极救治。在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时，立即进行抢救，并从内分泌科转入重症医学科继续进行重症监护治疗。由于患者无自主呼吸，农垦医院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其呼吸。因此，患者口腔内可见气管插管1条，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同时，对患者静脉内给予抗感染、护胃、护肝、营养支持等治疗。并非患者家属所说"只见嘴里有一小管，不见任何用药及设备设施"。通过农垦医院的病历资料能够客观反映农垦医院的治疗活动符合诊疗规范要求。（二）关于患者清醒后未告知其家属问题。病历资料显示，患者自2015年11月19日转入重症医学科，神智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无自主呼吸，不可能存在患者清醒的情况。关于ICU病房的视频录像,农垦医院考虑到ICU病房涉及患者的隐私，没有设置监控录像。因此，农垦医院无法向患者家属提供视频监控资料。(三）关于患者身份信息问题。患者是由救助站管理站工作人员送至农垦医院救治，患者的身份信息是由该管理站工作人员提供。患者入住农垦医院重症医学科时已神智深昏迷，无法对身份信息采集。在患者妹妹来农垦医院后，反复告知需要提供患者身份信息，但患者妹妹拒绝提供。病历资料证明，农垦医院已按诊疗规范要求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综上所述，农垦医院不存在过错，且原告方有义务证明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恳请驳回原告方对农垦医院的诉讼请求。被告吉阳分局辩称，2015年9月22日上午8点39分，月川派出所接到三亚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称：在红树湾酒店事主报称在酒店的院子里一个人不肯走，要求立即前往处警。接到报警后，月川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前往榕根社区红树湾酒店。到达现场后发现，在酒店的后院水泥地板上，有一个中年妇女睡在地板上，地板用，地板用一块布铺垫着有一个布袋样的东西。经询问报警人，报警人称早上起来发现那名妇女，员工去叫那妇女离开，但那妇女没有起来，也不爱说话，所以就报警了。民警就上前去叫醒那名妇女，并查看其身边的物品，在叫醒那妇女时，那妇女并没有起来，看样子是很想睡觉很困的样子。在查看其随身带的布袋，发现里面有些衣服，且布袋里面还有几佰元人民币。通过观察后，民警对酒店的报警人说，这名妇女看样正常，可能是因家庭矛盾或感情纠纷离家出走的人，没地方睡，让其多睡些时间，等下如果她睡醒后不愿离开酒店再报派出所前来处理，酒店报警人也认同，于是民警就离开现场出第二个警情。2015年9月22日15时许，月川派出所接到报警报称早上睡在酒店院子里的女子还不肯离开。接到警情后，值班民警到达现场，见到一女子躺在红树湾酒店院子里水泥地板上(所躺位置紧邻的是大排档饭店)，民警到达现场后向躺在地板上的女子询问，但该女子一言不发，不搭理任何人。于是民警向旁边的人了解情况，报警人林玉(酒店经理)反映该女子已经这里躺了4、5天了，谁跟她讲话她都不理、一言不发。有时候出去返回，没见她吃喝，大排档的工作人员见她可怜端饭给她吃，她也无动于衷甚至要凶靠近她的人。林玉怕出什么事才报的警。民警发现该女子腿部有些肿，在多次询问无果的情况下，就拨打120，120医务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后，也询问该女子，同样无果，在要给该女子进行身体检查时该女子一言不发，突然动手殴打医务人员，不让人靠近，任在场人员怎么劝说和询问也没用，医务人员便上车离开了。17时左右接到报告的文彪副所长赶到现场，在多次询问该女子基本情况住址等未果后，就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该女子却说她在"天堂、在地狱"之类不着边际的话(在靠近该女子时闻到一股异味)。随后民警要检查该女子的随身物品时，该女子又要殴打民警，不让民警接近和检查。民警与其周旋趁其不备拿到她身边唯一的一个袋子，经检查里面只有些水果等杂物，没有发现能证明其身份信息的物件。在当时无法查清该女子身份情况，且见该女子精神异常的状况下，民警就拨打政府热线电话，将情况反映，请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处置。随后卫生局两位同志来到现场，经与该女子反复交流观察后，初步诊断该女子系疑是精神病患者。随后卫生局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查明该女子身份情况，有无联系到家属。民警通过调查后将该女子目前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做了说明后，卫生局工作人员就提出由月川派出所就目前该女子身份未能查明的情况，出具三无人员证明，随后由他们和相关职能部协调好后，让月川派出所协助把该女子送往安宁医院治疗。在带离该女子时，她不配合，又采用暴力踢打抓伤了月川派出所工作人员。综上所述，月川派出所对黄昌淑做出三无人员证明的行为与黄昌淑死亡无直接联系，出具三无人员证明也系对黄昌淑展开帮助，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吉阳分局的诉讼请求。被告救助站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其与死者黄昌淑的亲属关系，例如：原告提供《常住人口登记卡》仅能体现朱艳妮系郭兴玉的外孙女，而不能体现黄昌淑与朱艳妮系母女关系。另从原告方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来看，黄某系黄昌燕之子，并非黄昌淑的被扶养人，黄某做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二、救助站依法履行救助义务，对黄昌淑实施的救助行为合法合理，黄昌淑的死亡与救助站的救助行为并无因果关系。2015年9月22日，三亚市月川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发现黄昌淑行为举止异常后移交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确认黄昌淑为疑似精神病患者。月川派出所对黄昌淑的身份信息比对，无法获得其他有效身份信息，在开具"三无人员"证明后，救助站协助月川派出所将其送往安宁医院医治。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救助站的行为是合法且合理的。救助站在法定范围内履行救助义务，在及时有效地核查黄昌淑的身份信息后联系了黄昌淑的亲属。人口信息比对并非民政部门的职责，查询公民身份信息应属公安部门的职权。救助站在对黄昌淑实施救助的期间，已及时联系到黄昌淑的亲属，其亲属亦未及时履行监护义务。且黄昌淑在救助期间，依法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服务，其病亡的结果与救助站的行为并无关联性。三、原告自身存在严重过错，理应对黄昌淑的死亡承担主要原因或全部责任。依据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作出的《重性精神疾病应急医疗处置知情通知书》，黄昌淑为精神病。作为一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昌淑的成年家属应负起相应的监护义务，不应任由其独自一人外出旅游。因为原告未能履行法定监护义务，致使其在他乡流浪、病亡，原告的不作为与黄昌淑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过高，且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海南省《2015-2016年度海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应为以下：1、死亡赔偿金：应参照海南省非城市户口的标准，9913元/年。死亡赔偿金应为：9913元/年×20年=198260元。2、丧葬费：以我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为限。应为：50589/2=25294.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我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假若原告黄某为黄昌淑之子，获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7029元/年×10年=70290元。原告郭兴玉75岁以上，有五名女儿，应获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029×10年/5人=14058元。4、交通费：原告应提供相关正式票据，并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具体数额以相关正式票据为准。5、精神损害抚慰金：救助站在履行救助义务的过程中并无过错，其与黄昌淑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对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以认可。综上，恳请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之后，依法判决救助站在本次诉讼中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安宁医院辩称，一、患者是救助站通过合法程序送往安宁医院，并且安宁医院也是依法成立的，也通过了相关的手续，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死者在入院前做了疑似精神病诊断，但是患者确实在外面就有精神异常了，才会送往安宁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安宁医院经过三个有资质的精神科医生的精神病诊断后才确诊。后来发现患者来的时候脚是烂的，医院与救助站沟通后把患者转到了农垦医院及时救治，经农垦医院诊治也确定患者还有其他的各种并发症，农垦医院是三甲医院，完全具备医疗资格，农垦医院也尽了力量救治。患者家属来到医院后，反而不认患者。患者就在安宁医院住了两次，第二次就是患者在农垦医院把脚的问题缓和后，又把患者送到安宁医院住了十几天左右。之后发生患者身上红肿，所以又送到农垦医院。二、安宁医院对患者的随身带的包进行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身份信息。直到2015年10月下旬第二次入院转院期间又对患者的物品全部做了检查，发现了患者的身份证、项链、现金，没有发现手机，医院也进行了登记并立刻把这个详细告知了救助站，安宁医院并没有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之前安宁医院是完全不知道患者的身份信息。所以，安宁医院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黄昌淑的治疗经过。9月22日，吉阳分局经群众举报处理黄昌淑在榕根社区红树湾酒店地上滞留一事，经调查无果后由救助站协助送往安宁医院治疗，9月28日，黄昌淑因其他疾病严重，安宁医院转至农垦医院住院治疗，1O月9日，黄昌淑病情缓和后又送回安宁医院，10月22日，黄昌淑的病性恶化，再次从安宁医院转至农垦医院治疗。11月24日黄昌淑死于农垦医院。2、关于死者黄昌淑是否有精神疾病。原告提供《大竹县北乡中心小学证明》和自然人书面证言，拟证明黄昌淑生前无精神疾病，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精神病的认定应以医疗机构的诊断为准，其他机构的意见仅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黄昌淑为"精神病疑似患者"，安宁医院诊断黄昌淑是精神分裂症。关于《李洪交书面证言》，因其与吉阳分局出具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且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其证言中相互矛盾之处不予确认。3、关于死者的身份信息何时发现问题，从原告提交的《死者黄昌淑随身物品清单》、登记时拍的照片和《三无精神病人登记表》可以证实黄昌淑当时随身有携带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物品清单上救助站工作人员签名落款时间一个是2015年11月25日，一个是2015年9月23日，救助站解释说照片是11月25日患者死亡之后拍的，上面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救助站的，一个是安宁医院的，9月23日的日期是后面补登记的。《三无精神病人登记表》填写时间是2015年9月22日，上面写有黄昌淑的身份证号，吉阳分局、安宁医院解释身份信息是后来补填的。按照常理，如果当时身份证号码知道，也会知道患者的姓名，但在登记表上姓名一栏登记为"民235"，故本院认为吉阳分局、救助站、安宁医院的说法应当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安宁医院、吉阳分局和农垦医院的陈述，黄昌淑的身份证是放在其衣服口袋中，2015年9月22日公安人员经群众举报发现黄昌淑时，其精神状况异常，行为举止也不配合调查，在其随身携带的包里未查到相关身份证件，这与事后安宁医院陈述是在9月28日为黄昌淑洗澡时，从其衣服口袋里发现身份证的情形可以吻合。庭审中，吉阳分局表示既使是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力搜查公民的身体，故在当时无法查清黄昌淑身份的情况下对其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安宁医院发现身份证之后就打电话告诉救助站，救助站陈述其于2015年10月5日开始和患者当地救助站联系，但从原告提供的《黄昌淑情况核实表》来看，救助站是2015年11月2日去电达州市救助站联系黄昌淑家属。4、关于安宁医院、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原告申请本院通过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安宁医院、农垦医院在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其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3679号、367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⑴农垦医院第一次住院治疗后，病人的病情一度控制较好，医方明细患者的疾病还须继续维持诊疗的情况下，将病人转回不具备治疗躯体疾病条件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有无过错，所以对其疾病复发加重有一定的责任;⑵安宁医院对躯体精神疾病患者连续3天肌注氟哌啶醇10mg2次/日，虽可能给病人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但非引起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⑶病人患糖尿病多年，伴有高血压、贫血等，平日未进行正规的治疗控制。在三亚独自旅游期间，躯体疾病加重，合并精神异常，无人提供病史，诊疗不合作，给医方的诊治带来一定困难，所以死亡的发生有着自身因素;⑷病人临终前的所有检验结果和临床表现，难以解释病人为什么会发生死亡，即死因不明。只有一点是明确的，病人的躯体疾病是在住院后逐渐加重的，而加重的原因也难以解释。鉴于医方的披露义务履行有缺陷，加上前述的所有过错，推定医方对病人损害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农垦医院对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建议法庭考虑为次要因素。安宁医院对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建议法庭推定为共同因素。因安宁医院、农垦医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本院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鉴定人庭审中针对两家医院的质疑答复称，因患者死因不明，不能确定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与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因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最有条件发现患者身份，但发现后患者还是处于三无身份；其将患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是误诊，专家会诊患者是旅途性精神障碍；安宁医院无治疗躯体疾病的条件，不应该收病人；化验报告不准确；病历未封存，不给复印，导致查不清事实。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无过错，其过错主要表现在医方应协助搞清楚患者身份却没有，视频资料未提供，其是病历的一部分，患者在农垦医院治疗后病情好转送回安宁医院，农垦医院应该协助治疗而不是放任不管，未解剖尸体导致死因不明等。综合上述，鉴定人认为对于患者的死亡，患者自身原因占50％左右，安宁医院占50％左右责任，农垦医院在安宁医院50％左右责任中占30％的责任。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为［2016］鉴字第3679号、367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合法，但鉴定结论有失偏颇，其中鉴定人庭审表示患者死因不明，不能确定医方的诊疗行为本身与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无过错，这些与鉴定结论表述相矛盾，故对鉴定意见中表述"推定医方对病人损害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不予采纳。5、关于被抚养人情况。郭兴玉是黄昌淑的母亲，其生前生有五个子女，原告陈述已死亡两个，除黄昌淑外，还有黄昌琳和黄昌燕两个女儿。从原告提供的《断决子女抚养权协议书》和《收养登记证》，可以证实黄某是黄昌燕之子，2008年10月23日，黄某父母吴绍伟和黄昌燕协议将黄某过继给黄昌琳收养，2016年2月2日办理了收养登记。6、关于原告家属来三亚处理黄昌淑发生的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重庆至三亚的机票430元，三亚至重庆机票费580元，重庆机场到大竹汽车票54元，2015年12月住宿80元/天，黄昌琳住了18天。黄昌琳原在大竹县竹北乡中心小学顶替生病的姐姐黄昌淑工作，2007年12月20该小学与黄昌琳解除劳动关系。黄昌琳于2016年1月已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补助最低生活保障金480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各被告侵犯了死者黄昌淑的生命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理由是：吉阳分局和救助站在未查清黄昌淑的身份，错误将其认定为三无人员，存在过错；安宁医院和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按照民法上有关侵权赔偿的一般理论，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行为和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关于吉阳分局和救助站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庭审查明，吉阳分局在黄昌淑极不配合调查，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对其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无果的情况下，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事后安宁医院也陈述发现黄昌淑身份证是在为其洗澡后，脱下来的衣服里找到的，这与吉阳分局的陈述能够相互吻合，吉阳分局认为其没有权力对公民进行搜身，故当时未进行搜身，本院认为，虽然黄昌淑后来被查到有带身份证，但结合事发当时的特殊情况和吉阳分局的工作流程，其当时没有查清楚黄昌淑的身份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吉阳分局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充其量只能说明吉阳分局的工作不够细致，存在瑕疵。其次，吉阳分局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与黄昌淑的死亡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因黄昌淑当时的状态已经影响到自身健康和社会秩序，故吉阳分局按程序将黄昌淑送往救助站，对其实施救助，这与黄昌淑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所以吉阳分局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理，救助站也只是协助吉阳分局履行救助职责，因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黄昌淑为"精神病疑似患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故救助站将其送往安宁医院进行治疗，后来从安宁医院处得知黄昌淑身份之后，又与黄昌淑家属联系，其在法定范围内履行救助义务，尽管联系时间不是很及时，但也只能说明其工作方式存在瑕疵，但这与黄昌淑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故救助站也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关于安宁医院和农垦医院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主要看安宁医院和农垦医院对黄昌淑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根据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当庭陈述，鉴定人并未确认安宁医院和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但认为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无过错，但有其他过错，故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鉴定报告所提及的安宁医院的过错仅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系误诊和对黄昌淑的用药方式、剂量、种类不妥这两个方面与诊疗行为有关。故本院认为虽然不能确认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但考虑其存在上述诊疗行为不当的情况，安宁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酌情考虑为20％的责任。农垦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虽然无过错，但其在诊疗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当行为，故本院酌情考虑农垦医院在安宁医院的20％责任中承担50％的连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具体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26356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26356元/年×20年=530720元；2、丧葬费：以海南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8406元/年计算，以六个月总额为限应为：58406元/2=29203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448元/年计算，黄昌淑母亲郭兴玉年满75岁以上，其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已死亡)，故抚养郭兴玉的生活费为18448元×5年÷3=30747元；黄某不是黄昌淑的养子，黄昌淑对其无抚养义务；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因只有黄昌琳是黄昌淑的亲属，故只考虑黄昌琳从重庆往来三亚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及误工损失，一般支持七天，从本院认定的证据来看，黄昌琳往来重庆至三亚的交通费应为1118元（430元+580元+108元），出租车费酌情支持200元，住宿费560元（80元/天×7天）,因黄昌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但其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被纳入低保户，故对其主张误工损失不予支持；5、精神抚慰金。考虑黄昌淑的死亡给其家人带来伤害，但结合黄昌淑身体一直有病的实际情况，精神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以上合计642548元，由安宁医院赔偿20％即128509.6元,农垦医院对安宁医院承担责任限额中的50％即64254.8元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主张的其他赔偿项目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医院，故原告已预付的鉴定费应分别由安宁医院和农垦医院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南省三亚安宁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原告郭兴玉、朱艳妮各项损失合计128509.6元；二、被告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对海南省三亚安宁医院上述赔偿款中的50％即64254.8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345.83元（原告申请缓交），由原告郭兴玉、朱艳妮负担20398.4元，被告安宁医院、农垦医院共同负担1947.43元。鉴定费17050元，由被告安宁医院负担8525元，农垦医院负担8525元。鉴定人出庭费用5487元，由申请人安宁医院、农垦医院各负担2743.5元（已交付鉴定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萍人民陪审员 云大修人民陪审员 赵明敬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唐井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