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1民终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军吉，男，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泗冰，日照东港华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时元吉，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晓明，女，198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系被上诉人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华，东港开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时军吉因与被上诉人时元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2民初3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军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时元吉要求确认涉案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时元吉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涉案1.5亩茶园没有发生流转或没有发生转让错误。一、涉案茶园早在2002年3月由案外人时培密转让给时军吉，原审中时军吉提交的与时培密的茶园转让合同可以证明该事实。二、时元吉已经将涉案茶叶转让给时培密，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签订转让合同，但是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时元吉并未对时培密、时军吉经营管理涉案茶园提出异议。若非转让，那么时元吉就是对茶园的撂荒行为，时军吉取得经营管理权就是合法的。三、时军吉受让茶园承包经营权已经取得村委会的同意，原审中时军吉提交的村委会盖章的合同书可以证明该事实。时元吉辩称，时军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时元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争议的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二、被告赔偿原告该茶园过去两年的经济损失18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0年12月从村委承包村东北角茶园一处约1.5亩，承包合同于2001年1月6日经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农村经济管理站办理确认。该茶园原为村集体的老茶园的一部分，地势优越、长势良好。原告承包后每年管理采摘，村邻也去采摘，其中以被告时军吉最为经常。2013年春在原告明确告知被告不准采摘的情况下，被告仍继续采摘，2014年被告仍去强行采摘。2015年原告进一步制止后，被告竟然暴力攻击原告。在经过村委协调，公安出警和法院调解等努力后，今年被告仍采摘，继续破坏原告的茶园，并雇人剪坏了原告的茶园。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占及破坏行为并赔偿原告该茶园2013年至2015年的经济损失18000元和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元吉与时军吉均系日照街道后时家官庄村民。2000年12月27日，时元吉（乙方）与后时家官庄村委会（甲方）签订了茶园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时元吉（乙方）承包范围为地点村东北角，西至路上至山场、下至魏德平。承包期限为自2001年1月始至2030年11月15日止，计30年。承包金和交款方式：每年上缴承包金壹佰元，每年上交承包金时间11月10月前付清，以现金结算。茶园转包、转让，必须经甲方同意，方可变更。同时交代其他权利义务。该承包合同由后时家官庄村委会盖章并印有代表人时培同章，同时承包方时元吉签字。2001年1月6日由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农村经济合同管理所盖章鉴证。时元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1、收款凭证两份，一份是2000年12月27日向后时家官庄村委会缴纳的2001年茶园承包费100元，一份是2001年11月30日收款凭证一份，注明交2001年茶园特产税53元，两份收款凭证均加盖后时家官庄村委会的印章。2、（2016）鲁1102民初55号和（2016）鲁1102民初931号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明时军吉对时元吉承包的涉案茶园承包土地进行侵占以及破坏行为。3、2002年12月15日，由中共日照街道委员会出具的《基层干部任免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后时家官庄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时元吉同志任后时家官庄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党务工作，时延秀、李成军同志任后时家官庄党支部委员，特此通知。时军吉认为该两份收款收据仅证明时元吉向后时家官庄村委会缴纳相应2001年涉案茶园的承包费及特产税，并不能否认其后流转给时军吉的事实。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时军吉提交如下证据：1、茶园转让合同原件，时军吉与案外人时培密签订，证明2002年3月22日案外人时培密将从时元吉那里受让的1.5亩茶园转让给时军吉。时军吉一次性支付给时培密300元，没有约定合同期限。2、收条一张，时培密给时军吉出具的收取转让茶园费300元的收据原件。3、证明一份，系时衍玉书写的证明，证实时军吉20**年购买时衍玉茶树种200斤花费600元。4、证明一份，系时培密亲自书写，证实涉案茶园转让的具体经过。5、《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经两委研究决定，村茶园大屋西侧大路以东，1.5亩茶园由时军吉承包。书记：李世高。2003.5.9。并在该合同书中印有后时家官庄村委会印章，用以证实时军吉流转时元吉的涉案茶园系经村委同意。对于上述证据，时元吉认为时军吉与案外人时培密系亲兄弟，对其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认可签订合同就是转让本案涉案的茶园，且案外人时培密并没有涉案茶园的承包经营权；对于时衍玉书写的证明与本案诉争事项无关，同时对于时军吉提交的《合同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李世高并非在2003年为后时家官庄的书记或者两委成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时军吉要求调取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有关原时军吉双方之间的涉案笔录。该询问笔录主要询问由时元吉举报时军吉破坏生产经营一案的相关情况，东港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该案并未作出结论，认为系民事纠纷，不涉及刑事案件。同时经一审法院去往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办事处查询档案日照街道村（居）两委干部一览表（2003年3月3日）该表登记后时家官庄，副书记为时元吉，委员为李庆军、时延秀，并备注副书记主持党务工作，同时村主任为时军峰，委员为时平吉、张永兰（女）。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时元吉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能够证明时元吉于2001年1月开始具有涉案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对此焦点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首先，从土地流转的方式来分析，土地转让与转包均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土地转让是指原土地承包人经承包人本人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所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转让给次承包人，土地转让后原土地承包人退出土地承包关系，而由次承包人与发包人建立新的土地承包关系；而土地转包是指原土地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承包人经营，土地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次承包人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人负责。本案中，时军吉主张涉案1.5亩茶园由时元吉转包给案外人时培密后由案外人时培密与时军吉20**年3月22日签订的《茶园转让合同》，同时提交2003年5月9日的《合同书》用以证明其流转涉案1.5亩茶园经营权的合法性。但是根据法院经调查2003年3月31日后，后时家官庄村村委成员及时元吉提交的《基层干部任免通知书》，该通知书与法院调取的《两委干部一览表》相对应，在2003年5月期间后时家村书记并非时军吉提交的《合同书》中的李世高，故对时军吉提交的《合同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案外人时培密无法提交任何合理证据证实案外人是通过合理合法手续受让时元吉涉案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时军吉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合法有效的流转方式取得涉案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涉案1.5亩茶园即使经由时元吉转包给案外人时培密，但是案外人时培密再进行流转时也应该取得原承包方即时元吉的同意，方可发生流转。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即使时军吉主张其受让涉案1.5亩茶园的经营权，但是其转让的茶园并未经发包方同意亦未报发包方备案，亦非合法条件下的受让茶园承包经营权。综上，时元吉请求确认对争议的1.5亩茶园具有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时元吉主张要求时军吉赔偿该茶园过去两年的经济损失18000元，时军吉对此不予认可，时元吉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时元吉与时军吉涉案诉争的1.5亩茶园承包经营权归时元吉所有；二、驳回时元吉要求时军吉赔偿该茶园过去两年的经济损失18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由时元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提交两份生效判决书（2015）东民一初字第3478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11民终780号民事判决书，主张：该两份判决书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案类似，当事人的身份与本案相似，判决书可以证明：1、受让人耕种十几年后即使原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发生书面转让的事实，也可以认定实际耕种人为土地承包人；2、该两案当事人与本案当事人均系同村村民，村情和民情一样；3、请求法院根据该案二审法院裁量依据，支持本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判决书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个案有不同情况，上诉人提交的判决中时培友承包的土地后经过村委确认转包给第三人时培元，由妻子刘善兰作为上诉人，而本案被上诉人与村委具有合法的茶园承包合同，而村委并未出具由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的土地转包合同，在一审中上诉人出具的所谓当时书记李世高出具的合同书，一审法院在调查核实后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即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通过村委确认的由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茶园的事实和证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两份判决书，本院认定如下：对该两份判决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判决书所涉及案件事实与本案事实不一致，故上诉人以此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已经发生了转包或转让。上诉人主张时元吉将涉案土地转让给时培密，时培密转让给时军吉，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时元吉与时培密之间存在事实的转让或转包关系，故原审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其已经转包或转让取得涉案茶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通过转包或转让等方式取得涉案茶园，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确认上诉人主张的转让事实存在，符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受让涉案茶园的承包经营权已经得到所在村委会的同意，但原审中其提交的村委会盖章的《合同书》经原审法院查证，时任村书记并非上诉人提交的《合同书》中的李世高，原审法院未予采信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该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时军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时军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山世增审判员  王 蓉审判员  任宗昌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侯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