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7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王牌路398号。法定代表人：刘一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启信，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菲，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同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双凤路291号。法定代表人：邓良卫，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启信，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菲，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华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云南海归创业园4栋6楼665-7号。法定代表人：邱小华，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万公司）、重庆同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洲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云南华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亮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民一终字第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渝万公司、同洲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仅依据《云南华亮建筑劳务公司航空艺术港B区项目地下室、夹层、栋号实际完成工程量》（以下简称《工程进度单》）认定案涉工程工程量，确定造价金额，进而认定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应当向华亮公司支付工程款2342万余元，证据不足。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航空艺术港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方完成本合同所有工作，经竣工验收合格后28日内，将完整的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报发包方审核”，“结算书经发包方项目经理签字后，报发包方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发包方公章方为有效，未加盖发包方公章的结算书不能作为双方有效结算资料”。而案涉《工程进度单》所有内容均系手写形成，落款处并无监理人员签字，且只加盖了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航空艺术港B区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结算书应具备的条件和行业惯例，形式极不规范。2.该《工程进度单》的内容无法反映出工程结算的具体时间以及双方对工程造价予以确认的事实。案涉工程在《工程进度单》形成时并未实际结束，根据双方之间的签证记录，双方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仍然对案涉工程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在案涉工程仍在持续施工中即进行工程结算，明显违背常理。二审判决认定渝万公司项目部在总金额处盖章，即表示对该工程款的认可，与事实不符。3.该《工程进度单》系对工程完成“形象”进度的确认，仅仅是从肉眼观测的角度对工程完成情况的大体直观感受，同工程量结算这一规范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工程量及工程造价的目的，二审判决将二者概念混同。另外，双方在合同结算方式上明确约定：“总价=平米建筑面积综合单价×施工图建筑面积+签证造价”，而《工程进度单》对工程价款的计算仅仅是按照约定面积乘以合同约定单价的方式粗略计算，并未考虑签证单的因素，不符合合同约定，违背发包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视为双方的结算行为。（二）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申请对案涉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一、二审法院均不予准许且未作出合理说明，剥夺了渝万公司和同洲公司的诉讼权利。《工程进度单》所确认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需要通过鉴定确认，法院也有义务依职权收集证据，启动鉴定程序。因一、二审法院均不准予渝万公司、同洲公司的鉴定申请，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根据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案涉工程造价只有13866397元，而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已付工程款2137万元，已远远超出应付金额。但二审判决却以该证据系单方委托鉴定为由不予采纳，适用法律错误。（三）有新的证据《云南航空艺术港建设项目现场勘验记录表》（以下简称《勘验记录表》），可以证明华亮公司承包范围内的工程完成情况与《工程进度单》体现的事实严重不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因案涉工程“云南航空艺术港项目”涉及项目并购事宜，另案中，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依申请委托了云南帮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进行鉴定，这其中包含了华亮公司所承包的该项目二标段三片区劳务工程（21-40#楼，37#楼除外）。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及业主单位、监理单位经勘察所出的《勘验记录表》，华亮公司承包范围内的工程完成情况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其中“砌体工程没有做”，砼及钢筋砼等工程有诸多未完成之处，根据此《勘验记录表》，渝万公司、同洲公司评估出的工程造价仅为1300余万元，而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向华亮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远超出此数额，所有工程款支付义务已履行完毕。另外，《承包合同》约定，只有全部工程按约定完成后，才能按照综合单价449元/㎡计算工程款，华亮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全部案涉工程，不应按照前述综合单价计算工程款。综上，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华亮公司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华亮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是：（一）二审判决依据《工程进度单》认定案涉工程已完工程量，并据此认定工程价款是否错误；（二）一、二审对渝万公司、同洲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适用法律是否错误；（三）渝万公司、同洲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二审判决依据《工程进度单》认定案涉工程已完工程量，并据此认定工程价款是否错误的问题。渝万公司和同洲公司主张，案涉《工程进度单》系手写形成，且只加盖了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结算形式。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即为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在渝万公司、同洲公司认可的停电损失清单上加盖的亦为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此外，部分工程现场签证表上也加盖有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可见，渝万公司在《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均是以渝万公司项目部名义实施的，该印章在案涉工程中能够代表渝万公司的真实意思，也为各方所认可。渝万公司关于《工程进度单》上应加盖其公司公章的主张，依据不足。因案涉工程为未完工程，双方并未进行正式的结算，《工程进度单》系双方在停工时对已完工程量和工程价款协商一致的结果，其上盖有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并有渝万公司项目经理签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渝万公司、同洲公司以《工程进度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由否认该证据的效力，依据不足。渝万公司还主张《工程进度单》形成时案涉工程并未结束，不能以此证明案涉工程工程量。但根据二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华亮公司施工未完情况与双方确认工程量时的状态一致，且工程是否完工，不影响双方对已完工程进度、工程量和相应工程价款进行核对和确认，华亮公司并未主张签订《工程进度单》之后又进行了工程施工，亦未提出相应的工程价款诉请。渝万公司和同洲公司以《工程进度单》之后双方还对案涉工程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工程仍在持续施工为由否认《工程进度单》的真实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渝万公司、同洲公司虽不认可《工程进度单》，但对在《工程进度单》上加盖渝万公司项目部印章无法提供合理解释，二审判决采信《工程进度单》，并据此认定案涉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关于一、二审对渝万公司、同洲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由上所述，《工程进度单》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实际完成工程量和工程价款协商一致的结果，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对华亮公司已完工程进行了确认，无需再行鉴定，对渝万公司、同洲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渝万公司、同洲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证据的形式看，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从证据的内容看，该证据的主要内容是就案涉工程中的砼及钢筋砼工程、砌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屋面、门窗栏杆工程及措施项进行勘验，其中载明的主要问题为“砌体工程没有做”“夹层外墙防水未做”“屋面没做”“门窗栏杆工程没有做”等，而各方对案涉工程为未完工程并无异议，该证据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矛盾。而且，《勘验记录表》不涉及案涉工程的具体造价，无法证实渝万公司、同洲公司关于案涉工程造价为13866397元的主张，不能推翻二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同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 丹审 判 员  李玉林审 判 员  李晓云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朋书 记 员  陈思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