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77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2，女，1950年8月1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孙×4（孙×2之妹），1957年6月1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领行国际中心1楼1单元2505室。法定代表人李世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世杰，男，1980年8月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赵佳，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67年12月22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孙×1，男，1934年11月3日出生。上诉人孙×2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3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3月，孙×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系孙×1与骆×夫妇之女。我原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2号，该房屋为私房3间，建筑面积56.6平方米，该房屋另有自建房3间。张×与孙×6于2000年离婚。拆迁时，孙×6的户口不在此处。张×没有被拆房屋产权份额，也不在该房屋居住，属于挂靠户口。2008年7月4日的《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显示张×作为继承人代表全家一致同意其安置回迁一套两居室。该《安置方案变更表》违反继承法。张×自己辩解其住自建房，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张×可以单独安置补助费费70000元或回迁一套一居室。但是在张×不是家庭成员、没有被拆房屋产权份额，而且其前夫孙×6答应拆迁给我住房1间的情况下，为了规避法律，张×与孙×6办理假离婚，二人并没有分居；又在与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鑫阳公司）恶意串通之下，张×签订的是1间私房回迁合同，享受与孙×1一样的产权房优惠待遇。该行为侵犯了我的财产所有权。《安置方案变更表》没有经过我及其他所有权人的同意，张×自己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孙×1一家没有进行继承析产诉讼的情况下，张×取得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另外，鑫阳公司在没有签字同意，就与张×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犯了他人物权。故我起诉要求确认张×与鑫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0199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并由张×、鑫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鑫阳公司辩称：孙×2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与张×签订涉诉合同依据的是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孙×2曾就被拆迁房屋提起的有关继承、共有、行政等诉讼，均告败诉。综上，我公司不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张×辩称：依据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我有权回迁一套房屋，因一居室没有了，张×通过补交房款的方式回迁了一套两居室即涉诉房屋。故，我不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孙×1述称：因张×的户口在原被拆房屋内，张×应当单独分得安置住房，而不能从我的私有财产中分给张×。关于孙×1家的拆迁，应当按照继承法解决。我一个人在《安置方案变更表》上的签字只能代表我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共有人。我的六个子女对其母亲骆×的产权份额具有继承权。我是受到鑫阳公司的欺骗才在《安置方案变更表》上签字。综上，我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拆迁房屋原属孙×1与骆×夫妻共有，骆×去世后并未进行遗产分割，故被拆迁房屋应为孙×1与子女共有。此后，被拆迁房屋遇危旧房改造，各方通过行政裁决及复议确定了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在《裁决书》确定的安置方案的基础上，经孙×1、张×同意，鑫阳公司为孙×1、张×等人变更了安置方案，由孙×1、张×等分别与鑫阳公司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现孙×2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及《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经其同意，从而侵害其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张×与鑫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驳回孙×2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孙×2不服上诉至本院，仍坚持原审意见，要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鑫阳公司、张×均同意原判。孙×1对原判有异议但未上诉。经审理查明：孙×1与骆×（已故）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六名子女，分别为孙×2、孙×3、孙×4、孙×5、孙×6、孙×7。骆×于2000年12月25日死亡。孙×6与张×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10月30日登记离婚。1984年9月19日，孙×1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2号3号北房3间房屋（下称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鑫阳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被拆迁房屋属拆迁范围。因鑫阳公司与孙×1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鑫阳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对孙×1、张×、孙×7、孙×3、杜×、孙×8、王×、孙×5、付×1、付×2、孙×2进行裁决。2006年6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孙×1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广外南街危改拆迁办公室办理回迁购买三居室和二居室楼房各一套或采取货币补偿形式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430423元整的有关手续，张×办理领取70000元或回迁一居室一套的手续，自建房自行拆除。逾期未办则自逾期之日起一日内孙×1等被申请人搬至北京市昌平区×10排3、4、5、6、7、8号临时周转房内居住，周转期间的房租、水电等周转费用由被申请人自理或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原住房及自建房腾空交申请人。孙×1、张×、孙×7、孙×3、杜×、孙×8、王×、孙×5、付×1、付×2、孙×2不服裁决，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21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复字（2006）第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2008年7月1日，被拆迁房屋被拆除。2008年7月4日，孙×1、张×及孙×7签署《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该表中登记×12号房屋产权人为孙×1，原住房3间（建筑面积56.6㎡），自建1间。房屋使用人姓名及关系为户主孙×1，74岁；之前儿媳张×，41岁；之孙女孙×9，16岁；之子孙×7，40岁。分户：户主孙×3，54岁；之妻杜×，55岁；之子孙×8，28岁。变更方案原因为老少三代，多个家庭结构源，预分方案无法居住，要求4套二居安置，其中D3-3-2411，二居1套由孙×7名下购买；D2-1-2712，二居1套由张×名下购买。全家一致同意如发生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和拆迁办无关，后果自负。对此，孙×1、张×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但孙×2及孙×1认为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中只有孙×1、孙×7与张×的签字，并非取得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因此该变更方案的内容是无效的。孙×1亦称其上签字虽为本人所签，但系受鑫阳公司胁迫，非本人真实意思。2008年7月4日，张×作为买受人（乙方）与鑫阳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签订编号为×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约定乙方原住私房，地址×12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柒人，安置人口贰人，分别是张×、孙×9。甲方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位于×危改小区D2号楼（施工楼号）1单元27层12号贰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05502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2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2012年2月8日，被告张×取得北京市东城区×2712号房屋（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的所有权证。庭审中，鑫阳公司称，其依据《裁决书》对孙×1及张×进行拆迁安置，应孙×1、张×的申请，鑫阳公司依据《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而与张×签订了编号为×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另查，2011年1月，孙×2、孙×5诉至原审法院，以二人对其已故母亲骆×的房屋遗产有继承权为由，主张对孙×1、孙×6因被拆迁房屋拆迁而安置的住房具有所有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拆迁房屋已经拆除，且安置住房暂未取得产权证，诉争标的暂不成立，故于2011年12月裁定驳回孙×2、孙×5的起诉。孙×2、孙×5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再查，2012年8月，孙×2在原审法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张×，以其作为《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张×恶意串通签订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害孙×2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该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2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2的诉讼请求。孙×2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2的上诉，维持原判决。2013年7月，孙×1、孙×2、孙×5、孙×3、孙×6、孙×4共同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2712号房屋系孙×1、孙×2、孙×5、孙×3、孙×7、孙×4共同共有。在该案审理中，鑫阳公司认可张×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1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张×为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人。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1、孙×2、孙×5、孙×3、孙×7、孙×4的诉讼请求。孙×1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经鑫阳公司申请，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裁决书》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确定了被拆迁房屋的被拆迁人及安置方案，后鑫阳公司在《裁决书》确定的安置方案基础上，经孙×1、张×同意，变更了安置方案，由鑫阳公司与孙×1、张×、孙×8、孙×7分别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张×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孙×2以其系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及张×与鑫阳公司签订《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经其同意、侵害了其对被拆迁房屋的财产权益为由，主张张×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条件。孙×2主张张×与鑫阳公司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孙×2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191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82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