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陕01行终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登艳，女，198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兴平市人，无业，现住西安市莲湖区。委托代理人李灵刚，陕西同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阳监管分局，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民生东路48号。法定代表人叶允斌，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永峰，该局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任彩霞，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三路四号。法定代表人许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惠怡，该局法规处副处长。委托代理人李雨钊，该局法规处干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住所地咸阳市人民路中段37号。负责人王育新，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维，该行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娜，该行工作人员。上诉人田登艳因不服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阳监管分局（以下简称咸阳监管分局）作出的《答复函》及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监管局）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田登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灵刚，被上诉人咸阳监管分局的纪委书记刘运超、委托代理人李永峰、任彩霞，陕西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惠怡、李雨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咸阳工行）的委托代理人张维、王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3日，田登艳至咸阳工行处办理换卡网银关联手续，后田登艳在工行网上银行自助注册新增银商转账业务。2015年7月23日，田登艳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信访部门递交投诉举报材料，认为工商银行在三方托管业务上存在严重缺陷，且银证转账业务存在漏洞，造成其经济损失，要求工商银行承担侵权赔偿146554.73元。2015年8月7日，银监会向陕西监管局递交消费者投诉转办单，该转办单表明“信访人认为工商银行在三方托管业务上存在严重缺陷，且银证转账业务存在漏洞，造成信访人经济损失，信访人认为银行负有主要责任，故向我会反映事宜的投诉转去，请按银监会有关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办理。”后陕西监管局将该件转交咸阳监管分局处理，咸阳监管分局于2015年8月20日向田登艳作出《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对田登艳提出的投诉工商银行咸阳分行三方托管业务及银证转账业务问题予以受理。咸阳监管分局经调查后，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答复函》，该《答复函》主要内容为：1、天津恒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与咸阳工行无业务合作，无结算账户，无业务发生。2、田登艳所做交易并非银证转账，而是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3、天津恒汇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会员单位，根据相关规定，交易所对会员单位的账户更新及会员相关情况进行公告等。综上认为，工商银行对田登艳的资金损失无业务责任，建议田登艳将情况反馈至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进行沟通协商解决。田登艳于2015年11月14日收到该《答复函》后不服，于2015年10月23日向陕西监管局递交了复议申请，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0月30日向田登艳送达《关于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的通知》，认为田登艳提交的复议申请中未提出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要求田登艳于15日内进行补正。后田登艳于2015年11月4日递交了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咸阳监管分局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的《答复函》；请求确认咸阳监管分局的《答复函》违法；请求咸阳监管分局重新调查；请求咸阳监管分局承担监管工商银行监管失职责任，并赔偿其15万元。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陕银监行复决字[2015]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咸阳监管分局已履行相关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决定驳回田登艳的行政复议申请。田登艳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咸阳监管分局作出的《答复函》是否可诉且合法；陕西监管局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是否合法；田登艳要求咸阳监管分局、陕西监管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一、关于咸阳监管分局所作《答复函》是否为行政诉讼范围及该《答复函》是否合法之问题。田登艳向银监会信访部门递交投诉举报材料，要求工商银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银监会向陕西监管局递交消费者投诉转办单，后该投诉举报材料再转至咸阳监管分局办理，虽整个过程中，咸阳监管分局、陕西监管局均按信访程序对田登艳的投诉举报进行处理，且田登艳在庭审中认可其是向信访部门递交的举报材料，但经审查，原审法院认为田登艳递交的投诉举报材料应属一般的要求行政处理的行为，咸阳监管分局依据该投诉举报材料作出的答复在内容上涉及田登艳与咸阳工行的权利和义务，属于行政处理性质，故该《答复函》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该《答复函》是否合法问题,田登艳主要认为其与咸阳工行之间存在三方存管关系，由于咸阳工行在办理其与恒汇贵金属公司经济往来中在三方托管业务上存在缺陷，在银行转账业务上存在漏洞，造成其经济损失，故咸阳工行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银行是否失职，核心问题是田登艳在咸阳工行开办的是银商业务还是银证业务，如果是银证业务，咸阳工行应当履行相应的职责，审核三方签字盖章，保障田登艳资金安全，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是银商业务，银行仅是为商品交易市场及其投资者提供一种结算服务，所处理的资金出入业务均是根据客户的指令而进行，并不介入双方之中。经审查，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咸阳工行是田登艳牡丹灵通卡的开户行、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办理行以及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网上银行自助签约受理行。田登艳于2012年10月30日开通了网银业务，又于2014年1月3日办理了换卡关联网银手续，将新卡号62×××08的银行卡作为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银商转账挂钩的结算账户。田登艳当日还在工行网上银行办理自助注册协议新增，新增对应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其所签协议和相关资料均证明了田登艳办理的是银商转账业务。虽然田登艳提供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显示相关交易为银证转账应用，但原审法院认为应以是否存在三方存管协议及实际业务性质作为确认是否为银证转账的依据。经询，田登艳认可其未开通股票期货三方托管业务，未与咸阳工行签订三方存管协议，也未提供证明与咸阳工行之间系存管关系的证据，其提供的清单“银证”字样与所签协议及庭审陈述均不相符，只能说明咸阳工行在清单称谓的制作上有瑕疵，但该瑕疵证明不了田登艳与咸阳工行具有三方存管的关系。咸阳监管分局在受理田登艳的投诉后，经过对相关事项调查后，确认了田登艳与咸阳工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业务性质，即双方不存在三方存管关系，继而认为天津恒汇贵金属公司与咸阳工行无业务合作，无结算账户，无业务发生。田登艳所做交易并非银证转账，而是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咸阳工行对田登艳的资金损失无业务责任，咸阳监管分局所作《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对田登艳认为咸阳监管分局超期的问题，经审查，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8月7日将田登艳投诉事项批转给咸阳监管分局，咸阳监管分局于8月20日向田登艳发出受理通知，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答复函》，同年11月14日送达田登艳。田登艳现以信访条例相关期限的规定，认为咸阳监管分局超期答复违法，原审法院认为，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调整范围，原审法院受理田登艳的起诉，是基于对答复认为属可诉行政行为予以审理。田登艳以信访条例相关规定认为咸阳监管分局超期，依据错误。咸阳监管分局在合理期限对田登艳作出答复，程序正当合法，故田登艳上述两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陕西监管局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是否合法之问题。陕西监管局收到田登艳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田登艳提交的复议申请中未提出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要求田登艳于15日内进行补正，田登艳于2015年11月4日递交了补正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1月9日受理了田登艳的复议申请，后经书面审查双方提供的材料及证据，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实为维持了咸阳监管分局作出的《答复函》，其复议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三、关于田登艳要求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支付田登艳经济损失15万元之诉讼请求。经审查，田登艳要求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是认为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未及时清理相关平台，失职不作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但田登艳未提供证据证明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存在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对其造成的损失，故对田登艳的上述赔偿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咸阳监管分局作出的《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陕西监管局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田登艳要求撤销《答复函》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田登艳要求陕西监管局、咸阳监管分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田登艳要求撤销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阳监管分局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的《答复函》之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田登艳要求撤销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陕银监行复决字[2015]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之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田登艳要求二被告支付其经济损失150000元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负担。宣判后，上诉人田登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对于原审关键证据，法院未能要求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履行举证责任而提供相应官方有效证据，因此应该由原审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原审期间，上诉人曾经向法院提出申请：我方当事人所列举证据因客观原因举证有限，特请求贵院向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雁塔区人民法院调取与本案有关的全部举证材料。为此，上诉人要求：凡是同一问题，原审被告认为或者质疑上诉人证据是非原件的、非官方的、不能说明事实的、无法证实真实性的，皆应由原审被告向法庭提交原件的、官方的、能说明问题的、证实真实性的证据，以履行原审被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提供相应证据的申请，请予以支持，并例举出原审被告及第三方应向法院提供具体名称、出处和目的主要若干项证据目录如下：1、宁波市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函告有关天津万金山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期货相关调查材料处理意见。2、宁波市证监局对天津万金山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期货的认定函。3、天津天地仁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案立案通知书及处理意见书。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文号不详）代理律师王德怡。5、监管信息告知书，证监信息公开[2015]51号。6、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对天津国腾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非法期货认定函。7、2014年央视315完整视频。8、2015年10月8-14日期间上诉人、工商银行员工来访视频记录、通话录音记录、签收记录。9、2015年10月12日咸阳监管分局正常工作期间摘柿子领导批复授权意见。10、2016年3月22日、5月16日、5月20日咸阳银监分局行政负责人3次未出庭，相关领导请假批准意见书。11、工商银行个人客户（江多凤）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申请书及银商转账明细。原审未采纳上诉人的申请，判决中对此只字未提，就以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为由不予确认并以此作出裁判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以及四十一条等的规定。二、咸阳工行违反国家规定，向未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平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资金划转接口，开通银证转账通道，涉嫌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因监管失职、业务违法而造成上诉人严重经济损失。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指出：“未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设立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其他任何交易场所也不得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不得违反上述规定的交易场所提供承销、开户、托管、资产划转、代理买卖、投资咨询、保险等服务；已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按照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的要求开展自查自清，并做好善后工作。”上诉人工商银行账户向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出入金记录明确显示为“银证转账”，工商银行系统存在漏洞，银商业务在系统反馈的资金用途摘要并非均为“银证转账应用”，故此银行存在监管失职及金融风险系统漏洞。再者上诉人实际未开通股票期货三方托管业务，未与银行签订三方存管协议，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也并非是宣传的银行三方托管监管。因咸阳工行业务失责、监管失责，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资金划转渠道，致咸阳监管分局被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利用电子盘恶意划转15万元人民币而造成损失，这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原审被告和原审第三人辩称咸阳工行对转账记录显示“银证转账”是银行系统设置有问题，实际还是“银商转账”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而原审对此未加细审、调查，就偏听其“制单瑕疵”的狡辩解释而做出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陕西监管局及咸阳监管分局受理转办银监会关于田登艳反映咸阳工行第三方托管业务及银证转帐问题，属于办理违规且不作为，其行为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不容逃避。2015年8月7日银监会向陕西监管局转递消费者投诉转办单，但咸阳监管分局收到陕西监管局转交件及要求处理公函是2015年8月10日，并告知上诉人2015年10月9日前给予书面答复，上诉人一直到逾期快一周都没有接到咸阳监管分局电话通知；事实是在这两个多月期间内，咸阳监管分局一直拖延而未予受理，上诉人也从未接到电话通知等任何通讯联系，在一再等待而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上诉人10月14日亲自跑去该分局催促，发现大门紧闭，工作人员正在摘柿子玩耍之后，该分局方才现场出具伪造日期为2015年10月8日的《答复函》，告知上诉人签收。就此玩忽职守行为，陕西监管局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却称咸阳监管分局认真履行了信访职责。咸阳监管分局超出办理期限多时，而陕西监管局一味袒护，监管失职，皆对上诉人造成财产损失等负有责任。陕西监管局和咸阳监管分局严重违反《信访条例》，玩忽职守，互相袒护，一错再错，原审对此问题仅依照咸阳监管分局一方狡辩之词作出结论，属于判定事实错误。四、人民法院应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而原审未能本着“三公”办案原则，不够认真严肃，有失公允。上诉人请求法院帮助调取证实证据，可是原审不予理睬，就借口没有原件不予采信。原审审理此案不及时不认真不严肃。2016年5月结束开庭，之后拖了半年多一直未再审理。开庭时上诉人提出很多问题，只是简单对质了一下，说放到辩论时说，但是后来没有经过双方辩论、调查确证、法庭调解等程序，到年底就直接判了，致使事实不清而漏洞百出。其因身体有病向法院写了延期申请，判决书却草率写成了协调申请。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撤销咸阳监管分局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的《答复函》，撤销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的陕银监行复决字[2015]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由两被上诉人承担经济损失15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咸阳监管分局辩称，一、田登艳关于“对于原审关键证据，原审未能要求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履行举证责任而提供相应官方有效证据，因此应该由原审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陈述与事实不符。1、在原审中，其向法院提供了整个行政处理程序中形成的全部材料及答复函，证据充分、真实、合法，根本不存在田登艳所说的法院未要求其履行举证责任之问题，更不存在举证不能的问题。2、田登艳要求其及咸阳工行出示田登艳自己在原审中出具的证据系违法要求。一是该部分证据其不是制作和发布主体，二是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来讲，该部分的举证应由田登艳承担。二、田登艳关于“咸阳工行违反国家规定，向未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平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资金划转接口，开通银证转账通道，涉嫌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因监管失职、业务违法而造成上诉人严重经济损失”的陈述歪曲事实。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经过充分调查了解，取得了详实的证据材料，认为田登艳与咸阳工行之间不存在三方存管关系，天津恒汇贵金属公司与咸阳工行无业务合作，田登艳所做交易属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并非银证转账，咸阳工行在田登艳投诉的事项无过错。理由如下：1、咸阳工行不是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办理银商转账业务的发起行。经查，咸阳工行没有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天津恒汇金属公司及该公司的陕西分公司建立银商转账类业务关系。工商银行天津分行也仅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开通了银商转账业务，未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会员单位天津恒汇贵金属公司及该公司的陕西分公司建立银商转账业务关系。2、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是经天津市政府批复成立的。经查，天津市政府于2012年2月下发了《关于同意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运营的批复》（津政函[2012]9号）。3、咸阳工行是田登艳牡丹灵通卡的开户行、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办理行以及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网上银行自助签约受理行。所谓“银商转账”业务是指银行为商品交易市场及其投资者提供的一种结算服务，所处理的每一笔出入资金业务均是依据客户所提交的支付指令进行，银行不介入市场与投资者之间的任何交易过程，也不承担资金监管职责，不具有第三方存管的内容，不存在审核三方签字盖章的事项。4、工商银行在为田登艳办理开通银商转账业务过程中，履行了身份审核程序和告知义务。田登艳在网银开通银商转账业务流程中，同意并签署了《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集中式银商转账协议》，知悉了《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风险提示》，通过本人的电子密码器（即U盾）确认完成了银商转账业务申请。5、田登艳的自述证明了其本人开通了对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银商转账业务的开户。田登艳在自述材料第一页第三段写到：“我用身份证、工商银行卡办理了开户手续，并签署了《恒汇贵金属客户协议书》和《交易数据托管投资者权责告知函》，签署相关协议后，我共向贵金属交易账户转入资金188000元……”。6、工商银行对田登艳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系统内发生的所有资金交易无监管职能，更谈不上监管责任。依据工商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签订的《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合作协议》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工商银行仅是按照客户指令提供“入金”、“出金”的结算服务，不介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与投资者之间的任何交易过程，也不承担资金监管的职责。7、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集中式银商转账协议》,工商银行对田登艳的损失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通过网上银行开通银商转账时，田登艳（甲方）与工商银行（乙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集中式银商转账协议》第十六条约定：“由于甲方开立会员资金账户的交易市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与乙方有关约定，或交易市场在乙方开立的专用存款帐户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甲方无法正常转账，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8、田登艳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炒作白银发生的损失，不是咸阳工行造成的，是由田登艳自己的交易行为所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进入市场，就有风险，更不用说田登艳明知自己参与的是贵金属高风险交易。田登艳自述自入市之后至2014年1月21日之前就已经出现资金损失，她在发现损失后，向北京总公司电话投诉，北京总公司要求她赶紧修改密码，田登艳不但不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反而继续投入资金参与交易，致使损失扩大。其自述的“我头脑发昏，一心只想能快速赚回本金，4月28日，我追加资金4.8万。”充分说明田登艳炒白银的交易损失系本人造成，与咸阳工行无关。三、田登艳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其及咸阳工行没有侵权行为，不是侵权人，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田登艳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款“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田登艳交易损失系本人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产生的，其风险理应由田登艳自身承担。3、田登艳在信访事项中陈述自己交易账户被人恶意攻击，密码被盗，金融诈骗，洗钱犯罪，涉嫌犯罪的行为田登艳应向有关司法机关报案。四、其在办理田登艳的投诉事项过程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不存在不作为的问题。其2015年8月10日接到转办通知后，于2015年8月20日向田登艳发出书面受理通知书，并就田登艳反映的事项指定专人进行专项调查，经查阅文件、了解业务流程、提取相关证据，遂形成调查报告，并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答复函》，田登艳因对办理结果不满意未领取。2015年10月9日，其将有关情况向田登艳做了解释，10月14日，咸阳工行再行向田登艳说明情况，田登艳签收了《答复函》。田登艳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认可她在2015年10月8日就知悉《答复函》。复议程序中，陕西监管局依法进行了严格审查，履行了法定程序，以书面形式驳回了复议申请，程序正当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陕西监管局辩称，一、其行政复议行为调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就其行政复议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认证，对争议焦点进行了归纳，组织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田登艳诉称原审未能体现‘三公’办案原则，不够认真严肃，有失公允，与事实不符。二、田登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1、其收到田登艳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对复议申请进行了受理审查，通知田登艳补正了有关复议申请内容，对复议申请事项进行了审查、审议并作出复议决定。2015年12月24日，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12月25日送达田登艳，程序正当合法。2、其行政复议行为调查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咸阳监管分局收到田登艳投诉工商银行三方托管业务及银证转账业务问题的材料后，按照工作程序进行了调查、认定及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3、田登艳在行政复议中以监管失职为由提出赔偿15万元的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且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存在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故田登艳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咸阳工行辩称，一、田登艳要求其承担经济损失，但原审并没有提出该项请求，其不予答辩；二、根据举证责任和证据规则，其不具有举证责任；三、其在为田登艳办理转账业务中，已经履行相关业务，并无过错；四、其已经履行身份审核义务，并无过错。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二审中，田登艳认可其2015年10月14日收到《答复函》，签收时写成2015年11月14日系笔误。原审判决查明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又查明，2015年12月25日，陕西监管局将陕银监行复决字[2015]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送达给田登艳。上述事实有《答复函》、《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咸阳监管分局作出的《答复函》是否合法有效？咸阳工行是田登艳牡丹灵通卡的开户行、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办理行以及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网上银行自助签约受理行。田登艳在2012年10月30日开通了网银业务，2014年1月3日办理了换卡关联网银手续，将新卡号62×××08的银行卡作为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银商转账挂钩的结算账户。田登艳当日还在工行网上银行办理自助注册协议新增，新增对应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本案审理中，田登艳认可其未开通股票期货三方托管业务，未与咸阳工行签订三方存管协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咸阳工行之间系存管关系。从田登艳所签协议、相关资料及田登艳的陈述可知，田登艳客观上办理的就是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仅以田登艳提供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显示相关交易为银证转账应用，并不能说明田登艳与咸阳工行之间具有三方存管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咸阳工行在清单称谓制作上存有瑕疵并无不当。咸阳监管分局在受理田登艳的投诉后，经调查，确认了田登艳所做交易为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咸阳工行对田登艳的资金损失无业务责任，遂于2015年10月作出《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8月7日将田登艳投诉事项批转给咸阳监管分局，咸阳监管分局于2015年8月20日向田登艳发出受理通知，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答复函》，同年10月14日送达田登艳，是在合理期限内作出的，程序并无不当。田登艳以《信访条例》相关期限的规定，认为咸阳监管分局超期答复违法，但本案是在确认《答复函》具有行政处理的性质，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的前提下才进行实体审理的，《答复函》并非是信访答复，《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并不能适用于本案，故田登艳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陕西监管局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2015年10月23日陕西监管局收到田登艳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田登艳提交的复议申请中未提出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要求田登艳于15日内进行补正，田登艳于2015年11月4日递交了补正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陕西监管局于2015年11月9日受理了田登艳的复议申请，后经书面审查双方提供的材料及证据，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给田登艳，程序合法。三、田登艳要求咸阳监管分局、陕西监管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在银商转账业务中，银行仅是为商品交易市场及其投资者提供结算服务，所处理的资金出入业务均是根据客户的指令进行，并不介入双方交易之中。本案中，田登艳办理的是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其在贵金属交易中产生了资金损失，现要求两被上诉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关于田登艳所述其申请原审调查取证，但原审未予调取、未予答复，程序存在问题一节，原审收到田登艳的调取证据申请后，已告知田登艳因其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递交申请，且庭审已结束，故对其申请不予支持，因而，田登艳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田登艳在原审中递交了协调申请，现其称递交的是延期申请，与事实不符。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田登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田登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峰审判员  张静审判员  赵兆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罗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