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881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村凤凰路*栋*号。法定代表人：刘景风，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景风，男，汉族，1971年12月23日出生，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俊伟，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东莞市崇泰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滨河路**号。法定代表人：郭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辉，广东凯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越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黄洞村旭龙工业区*栋。法定代表人：吴维宏，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维宏，男，汉族，1971年3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杭炜，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公司）、刘景风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崇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泰公司）及东莞市越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佳公司）、吴维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崇泰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2.判决崇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同益公司与崇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益公司从未就案涉货物向崇泰公司下过单，更未指示崇泰公司向越佳公司供应包装、印刷用纸，双方之间没有任何要约或者承诺。二、崇泰公司主张其与同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1.《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收货签名盖章样板》并不是缔结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最多仅能证明如果同益公司要向崇泰公司购物，则谁有权签收和谁有权对账。2.有关涉及同益公司的《销售出货单》，崇泰公司主张是越佳公司的财务陈佩虹以同益公司的名义下单产生的，但是同益公司从未授权陈佩虹下单。况且该说法仅为崇泰公司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3.《对账单》仅为复印件，越佳公司认可该《对账单》对同益公司来讲没有任何约束力。三、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实际上发生于越佳公司与崇泰公司之间。越佳公司已经认可案涉货物是其下单购买，其与崇泰公司签署了《供销合同》明确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崇泰公司送货给了越佳公司，而越佳公司也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四、崇泰公司主张其从2013年5月向同益公司供货，可同益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才注册成立。实际上根据吴维宏在2013年5月7日出具的《担保函》的时间来看，反而印证了事实上是崇泰公司与越佳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景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崇泰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2.判决崇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同益公司并未向崇泰公司下单购买过任何案涉货物，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景风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二、刘景风在《担保函》和《确认函》中并未作出同益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时，由刘景风来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刘景风并不需要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三、“本人以个人财产担保，保证如期履行。”这句话不是保证的意思，仅是表示会如期履行债务的一种诚信和决心。四、《担保函》实际上已经被《确认函》所变更和取代。《担保函》里表述的是“从2014年7月1日起”，但同益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才注册成立，不可能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前向崇泰公司下单。因此，《担保函》表述的内容是不存在的。《确认函》里表述的是“从2015年7月1日起”，明显就与《担保函》是不同的，从同益公司成立的时间来看，《确认函》的内容才是最符合逻辑的。崇泰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同益公司向崇泰公司出具《担保函》、《确认函》以及《收货签名盖章样板》，其样板上的员工代表同益公司下单、收货、对账，足以证明同益公司与崇泰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崇泰公司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同益公司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越佳公司、吴维宏二审未予答辩。崇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益公司与越佳公司立即向崇泰公司支付货款1301547.7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所有货款付清之日）；2.刘景风、吴维宏分别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同益公司、刘景风、越佳公司、吴维宏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崇泰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同益公司与越佳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均不相同，但经营范围均有涉及纸制品。2013年5月7日，吴维宏向崇泰公司出具一份《担保函》，内容如下：“鉴于贵公司与买方东莞市越佳实业有限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贵公司给予买方月结30天但累计最高欠款额为50万元的赊销优惠。为保障贵公司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为买方自与贵公司合作之日起形成的相关债务向贵公司提供最高额为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只要其中的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买方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贵公司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出现支付回扣，谎填来货单及出售冒牌或少克数纸张现象之一时，本担保函自动失效。”诉讼期间，崇泰公司据此主张吴维宏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7月1日，同益公司向崇泰公司出具一份《收货签名盖章样板》，向崇泰公司声明，其所订购货物送到指定卸货地点卸货后，送货单的签收人员限于同益公司的员工黄霞妹、黄珠、陈佩虹、骆弟辉及彭少玲等人，如有变更，将书面通知崇泰公司。该文件内，同益公司并注明其财务部联系人为陈佩虹。同益公司在诉讼中主张该文件是作为其准备向崇泰公司订货用途，因其与越佳公司有加工合作关系，故准备让崇泰公司将货物直接送至越佳公司进行加工，文件上的获授权签收人实非同益公司员工，是越佳公司的员工，但后因市场情况变化，其没有实际订货。越佳公司在诉讼中确认文件上的签收人员均为其员工。2015年10月30日，刘景风向崇泰公司出具了《确认函》及《担保函》各一份，《确认函》的内容为：“贵公司给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付款期限是月结30天（如7月货款在8月30号前付清），欠款额度为人民币20万元经本人确认无误，从2015年7月1日起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向贵司购货而产生的一切债务，本人保证如期履行；若超过结款期限未付货款，贵司有权可停止供货。……”。《担保函》的内容为：“贵公司给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欠款期限是月结30天（例如：7月份货款在8月30号前结清）欠款额度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正，经本人确认无误，从2014年7月1日起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向贵司购货而产生的一切债务，由（身份证号码：）个人来支付，本人以个人财产担保，保证如期履行。若超过欠款期限未付货款，贵司可停止供货。如出现经济纠纷，由供方所在地法院处理。”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间，崇泰公司分多批次送货到越佳公司，交货凭证《销售出货单》均由同益公司《收货签名盖章样板》确认有资格签收的人员签收，其中《销售出货单》上记载的客户部分为同益公司，部分为越佳公司，同益公司的均注明送货至越佳公司。其间，崇泰公司每月均分别发出对帐单与同益公司及越佳公司对帐。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间，根据崇泰公司提供的《销售出货单》及对帐单的记载，崇泰公司与同益公司交易的货款共454147元，与越佳公司交易的货款共823560元。发往同益公司的对帐单，2015年11月及12月的有陈佩虹的签名确认，2016年1月的未见有人签名确认。发往越佳公司的对帐单，其中2015年9月、10月及12月份有陈佩虹或吴维宏的签名确认，2015年11月及2016年1月份则未见有人签名确认。发往越佳公司的2015年10月份对帐单中，崇泰公司原列明交易内容有一项被删除，越佳公司员工在旁标注无相关交易。吴维宏据此认为崇泰公司存在谎报交易的情况，按约定其出具的《担保函》已失效。崇泰公司则认为对帐前出现差错属于正常现象，对帐的目的就是排除单方差错以达成一致，该情况不属于谎报交易内容。同益公司及刘景风认为其非交易主体，其不清楚相关的情况，且对帐单非原件，对崇泰公司的主张不予确认。越佳公司及吴维宏则确认相关证据的真实性，确认越佳公司仍欠崇泰公司货款1277707元没有支付。诉讼期间，当事人均确认案涉交易已支付的货款均经由越佳公司向崇泰公司支付，同益公司没有直接向崇泰公司支付过货款。其中2015年7月及9月对帐单中记载交易对象为同益公司的货款，越佳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1日及11月16日向崇泰公司开出汇票以支付。崇泰公司主张同益公司、越佳公司拖欠的货款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交易的全部货款，原审庭审中，确认越佳公司至今拖欠的货款为1277707元。吴维宏在诉讼期间表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崇泰公司供应的纸张存在重量不足。另查明，诉讼期间，崇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裁定，冻结了越佳公司的部分银行存款及查封了位于同益公司内的部分机器设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崇泰公司与越佳公司均已确认越佳公司仍欠崇泰公司货款1277707元没有支付，有关的交易均有《销售出货单》予以证明，且有相对应的对帐单印证，越佳公司亦均确认《销售出货单》、对帐单的真实性，而同益公司未能提供反驳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崇泰公司提供的《销售出货单》、对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崇泰公司主张案涉交易仍有货款1277707元没有支付的事实予以认定。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1.案涉交易的买受人主体；2.崇泰公司主张的利息是否有依据；3.刘景风、吴维宏与崇泰公司之间是否构成担保关系；如构成，担保关系是否仍有效，刘景风、吴维宏需要承担的责任如何。一审分析如下：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同益公司与越佳公司工商登记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崇泰公司主张同益公司与越佳公司混同经营，两者均为案涉交易的买受人，应提供证据证明两者在人员、财产上非相互独立而相互混同融合。崇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涉及的证据有《收货签名盖章样板》、《销售出货单》、对帐单及付款的汇票等，上述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交付同益公司的货物送至越佳公司，同益公司所声称的收货员工及财务联系人均在越佳公司上班，其财务联系人与越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维宏均有代表同益公司与崇泰公司对帐，越佳公司有代同益公司支付货款，证据体现更多的是同益公司将交易的相关权利义务交予给越佳公司，越佳公司亦愿意接受，而不能体现在越佳公司上班的签收人员事实就是同益公司的员工，亦不能体现越佳公司因与崇泰公司交易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与同益公司有关。崇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足以证明同益公司与越佳公司混同经营的程度，其主张同益公司承担越佳公司的债务，依据不充分，不予以支持。越佳公司确认其为案涉所有交易的买受人，确认拖欠崇泰公司货款1277707元，依法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崇泰公司虽不能提供与同益公司协议订立相关交易的合同，但根据崇泰公司提供的《收货签名盖章样板》、对帐单及《销售出货单》，崇泰公司与同益公司于2015年7月有交易，与《收货签名盖章样板》作出时间吻合，《销售出货单》由同益公司指定的签收人签收，对帐单由其财务联系人核对确认，而刘景风向崇泰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及《担保函》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在崇泰公司主张的两者开始交易之后，上述一系列的证据，已构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同益公司已授权相关签收人收货及授权相关财务联系人对帐与崇泰公司进行交易，《销售出货单》与对帐单上显示买受人为同益公司的交易，亦应认定是同益公司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同益公司应共同承担相关交易货款的支付责任。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刘景风、吴维宏作出的《担保函》及《确认函》，崇泰公司与同益公司、越佳公司约定的付款期限是月结30天，现付款期限已过，同益公司、越佳公司已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崇泰公司要求同益公司及崇泰公司从起诉之日计至所有货款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刘景风主张崇泰公司主张因主合同不存在而不存在担保关系，但根据前述分析，崇泰公司与同益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景风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刘景风向崇泰公司作出的《确认函》内容，没有表达刘景风承诺个人承担同益公司债务或向崇泰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刘景风作为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承诺保证债务如期履行，否则崇泰公司可停止供货，相关的意思表示与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相称，应理解为其承诺是代表同益公司的职务行为，不应认为是个人对同益公司债务的担保。《担保函》中，刘景风有“……购货而产生的一切债务，……本人以个人财产担保，保证如期履行”的表述，明显表示对债务以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保证如期履行，该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关于保证的特征及构成要件，其与崇泰公司之间构成保证关系。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崇泰公司可以要求刘景风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确认函》及《担保函》的内容对于刘景风作为担保人的约定并没有冲突，亦不能反映《确认函》作出时间在《担保函》之后，刘景风主张《确认函》改变了《担保函》担保的债的范围，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虽在《担保函》中确认崇泰公司给同益公司欠款额度为200000元，但刘景风同时亦承诺对同益公司向崇泰公司购货而产生的一切债务进行担保，并没有限定于上述欠款额度内，故刘景风主张其保证担保范围以200000元为限，依据亦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吴维宏的担保问题，吴维宏主张其出具的《担保函》因崇泰公司供应的纸张重量不足而失效，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吴维宏主张崇泰公司谎报交易符合双方约定的失效条件致《担保函》失效，对此，一审法院认可崇泰公司对对帐单出现差错及对帐作用、性质的理解，不能以对帐单出现差错而认定崇泰公司谎报交易，吴维宏出具的《担保函》仍然生效，吴维宏需依法在500000元的额度内向崇泰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越佳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崇泰公司支付货款12777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2月24日计至所有货款付清之日止；二、同益公司对上项货款中的454147元及相应利息向崇泰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三、刘景风对同益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崇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刘景风承担责任后，可向同益公司追偿；四、吴维宏在500000元额度内，对上述越佳公司的债务向崇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吴维宏承担责任后，可向越佳公司追偿；五、驳回崇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5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崇泰公司负担243元，越佳公司负担13014元；同益公司与刘景风共同负担越佳公司应负担诉讼费用中的4626元，吴维宏共同负担越佳公司应负担诉讼费用中的5093元。除同益公司与崇泰公司交易的金额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但经本院核实，以同益公司为客户单位的《销售出货单》货款金额合计为459081元。另经本院向东莞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调查取证，查明陈佩虹、黄珠、黄霞妹的参保单位为越佳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针对同益公司、刘景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同益公司、刘景风应否对案涉货款中的相应部分承担民事责任。陈佩虹、黄珠、黄霞妹虽于越佳公司参保，且越佳公司确认陈佩虹、黄珠、黄霞妹等系该公司员工，但同益公司在《收货签名盖章样板》中亦明确确认陈佩虹、黄珠、黄霞妹等系该公司员工，授权上述员工进行收货，且确认陈佩虹为该公司财务部联系人，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同益公司撤销了上述书面授权。而崇泰公司一审提交的《销售出货单》显示，以同益公司为客户单位的销售出货单确系由同益公司指定的人员签收，崇泰公司主张上述收货人系代表同益公司理据充分。此外，刘景风于2015年10月30日向崇泰公司同时出具了《确认函》及《担保函》，其中《担保函》明确同意以个人财产对同益公司向崇泰公司购货而产生的一切债务提供担保，刘景风同意对同益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依法应认定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刘景风上诉认为《确认函》及《担保函》不构成其个人提供保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事实，崇泰公司主张案涉对应的货物买方为同益公司理由充分，同益公司和刘景风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一审判决同益公司和刘景风给付的货款金额为454147元，崇泰公司未提起上诉，视为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对一审该处理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同益公司和刘景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12.2元，由东莞市同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刘景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飞审判员 谢佳阳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