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毛万国，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任玉红，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波。委托代理人李思渊，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琦公司）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国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万国，被上诉人王金波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金波自2013年11月1日起在深圳国琦公司处工作。2014年6月26日，王金波向深圳国琦公司出具离职《承诺书》，写明“因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地址变更，经协商本人不在（再）就职，应付工资、报销款等合计73,708.40元（柒万叁仟柒佰零捌元肆角）于2014年6月27日12:00前汇入工商银行帐户（帐户：工商银行上海市XXXX支行，卡号：***0）自款项收到之日起与深圳国琦服饰有限公司再任何经济纠纷，特此声明。王金波2014年6月26日”。2014年6月27日，王金波在深圳国琦公司处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又返回深圳国琦公司处取回水杯。2014年6月27日，深圳国琦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帐户分两次向王金波转账共计人民币73,708元（以下币种相同）。后王金波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深圳国琦公司支付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未订立劳动合同两倍工资99,0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875元。深圳国琦公司未出席仲裁庭审，未提供相应证据，亦未递交书面答辩。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3日出具长劳人仲（2014）办字第1494号裁决书，裁决：一、深圳国琦公司应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金波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玖万玖仟元整；二、深圳国琦公司应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金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壹万叁仟捌佰柒拾伍元整。2014年9月28日，王金波依据长劳人仲（2014）办字第1494号裁决书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2015年1月30日，原审法院从深圳国琦公司帐户内扣划了执行款124,518.13元。2015年3月，深圳国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王金波离职时向深圳国琦公司出具离职《承诺书》，双方就离职事宜进行了约定，即深圳国琦公司依约向王金波支付相应款项后，双方再无其他争议。2014年6月27日，王金波在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又返回深圳国琦公司处，并私下从深圳国琦公司处将该份《承诺书》拿走。后王金波于2014年7月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以未签订书面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深圳国琦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及双倍工资。因王金波在仲裁程序中，未向仲裁员告知其已经向深圳国琦公司出具了《承诺书》的事实，导致仲裁裁决支持了王金波的请求，裁决深圳国琦公司向王金波支付未订立劳动合同两倍工资99,000元、经济补偿金13,875元。2015年1月3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从深圳国琦公司帐户内扣划了执行款124,518.13元。深圳国琦公司认为，因为王金波私下从深圳国琦公司处拿走其离职《承诺书》，导致深圳国琦公司损失，王金波行为已构成侵权，故请求判令：1、王金波向深圳国琦公司返还王金波于2014年6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原件一份；2、王金波向深圳国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15,000元；3、王金波赔偿深圳国琦公司律师费10,000元。原审中王金波辩称，首先，其确实于2014年6月26日向深圳国琦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并将该份《承诺书》原件交付深圳国琦公司。2014年6月27日，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曾返回深圳国琦公司处取回水杯，但并未从深圳国琦公司处取回该份《承诺书》原件，之后其也从未拿到过该份《承诺书》原件。其次，其向深圳国琦公司出具该份《承诺书》时并无“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的意思表示，写明的是“再任何经济纠纷”，且《承诺书》中约定深圳国琦公司向王金波支付的款项系深圳国琦公司拖欠的四个月工资及报销款，与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重复。再次，王金波根据仲裁裁决所确定的内容应获得的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是为保障自身权益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王金波不存在过错，深圳国琦公司未在仲裁程序中应诉，应视为自行放弃相应权利。故请求法院驳回深圳国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深圳国琦公司系指的《承诺书》是否由王金波取走，并在王金波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王金波申请仲裁且未向仲裁机构披露其已出具《承诺书》的事实是否构成侵权及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深圳国琦公司作为主张方，负有对王金波取得并占有系争《承诺书》的证明责任。深圳国琦公司主张系争《承诺书》由王金波取走并由王金波占有，但遭王金波否认。根据深圳国琦公司方证人翟XX的陈述，其并未看到王金波取走该份《承诺书》，其虽称事后王金波在电话中承认取走该份《承诺书》，亦遭王金波否认。而证人翟XX原系深圳国琦公司方的营销经理，且其本身是本案系争《承诺书》的保管人，存有利害关系，故对其证言法院难以采信。除了证人翟XX的陈述外，深圳国琦公司方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王金波取走并占有该份《承诺书》，对证明的事实，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故对于深圳国琦公司要求王金波返还《承诺书》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民事侵权责任具有四个构成要件：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该四要件在认定侵权责任时必须完备，不可或缺。本案中，王金波申请劳动仲裁并依据已生效的仲裁裁决确定的深圳国琦公司给付义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均系正当行使其合法权利，不存在过错。审理中，深圳国琦公司反复提出因其公司地址变动导致未收到仲裁传票及裁决书，但其证人翟XX向法庭陈述其告知深圳国琦公司方的邮寄地址系“延安西路***号4B36”，该地址与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上的送达地点一致，且证人翟XX向法庭陈述“14年7月我公司收到了仲裁的传票”，与深圳国琦公司称其不知晓仲裁案件的主张，相互矛盾。深圳国琦公司主张因王金波未披露《承诺书》的存在，导致深圳国琦公司在仲裁程序中败诉而产生损失。然而，深圳国琦公司方自2014年6月起即持有《承诺书》的照片，在仲裁程序中，深圳国琦公司可以行使举证、答辩、质证等权利，但深圳国琦公司却未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向仲裁庭告知双方已经签署《承诺书》的事实，在仲裁裁决作出后，深圳国琦公司方也未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的申请，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深圳国琦公司自行承担，现深圳国琦公司基于同样的事实提起本案侵权诉讼，难以推翻生效仲裁裁决书中确定的内容。因此，法院难以认定王金波的上述行为构成侵权，相应的赔偿项目亦无评判需要。对于深圳国琦公司要求王金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400元，由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判决后，深圳国琦公司不服，上诉坚持原审时的诉请。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走了《承诺书》，而其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故意隐瞒了该份《承诺书》，导致仲裁裁决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请求，使上诉人遭受损失，故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王金波则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仍同一审中的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王金波向上诉人深圳国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由王金波取走，并在王金波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王金波申请仲裁且未向仲裁机构披露其已出具《承诺书》的事实是否构成侵权及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此原审法院已作了充分详细的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重复。本院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若对仲裁裁决不服，认为被上诉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重要证据，使仲裁裁决错误，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而不是提出本案侵权之诉。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00元，由深圳市国琦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毛海波代理审判员  洪可喜代理审判员  沈卫兵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