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伯生。委托代理人袁振纲。委托代理人张白云，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运旅客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志能。委托代理人张建强，上海市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委托代理人杨陈，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伯生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崇明县人民法院(2014)崇民一(民)初字第7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3年杨伯生经崇明县水利局许可，在崇明县新村乡江口良种场东侧自费圈围滩涂约400亩、开挖鱼塘约230亩进行种植、养殖。由于资金原因及杨伯生妻子生病，1996年10月15日，杨伯生与案外人叶某某(已故)、龚某某签订《滩涂转包协议书》一份并有96年(见)字第15号见证书(见证人崇明县新村乡法律服务所沙志康)，约定杨伯生将63.5亩滩涂(已开发鱼塘)转包给叶某某、龚某某，转让费人民币1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包括开发鱼塘的全部投资和鱼塘上现有的一切设施如房子、电线杆、电线等，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1996年10月30日，杨伯生和案外人龚某某、叶某某签订的《关于的补充协议》约定，杨伯生须将转包的63.5亩滩涂产权证或有关政府部门颁发的开发、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交付作为承包的合法凭证，双方签订的《滩涂转包协议书》为无限期协议，除人力不能抗拒情况外，杨伯生不得中途毁约撤包，双方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1997年10月16日，王斌将杨伯生开发的60.5亩鱼塘从1997年10月18日起全部转包给上海海运旅客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海运公司”)经营，并有97年(见)字第48号见证书(见证人：崇明县新村乡法律服务所沙志康)约定一次性转让费150,000元，包括开发鱼塘的投资，如鱼塘开挖费、电线杆五根及电线、房子等。合同还约定，承包方付款后，如遇国家滩涂政策变化，影响承包方利益，与转包方无关；滩涂(鱼塘)在转让期限内，滩涂开发人杨伯生如提出收回等事宜，则由转包方王斌处理，与海运公司无任何关系，同时，赔偿海运公司在鱼塘上投资的一切经济损失；开垦的滩涂(鱼塘)一旦被国家征用，其补偿金全部归海运公司所有。1999年10月20日，叶某某未经海运公司同意私自与新村乡水产养殖场就上述两处鱼塘共计112.8亩土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后于2004年10月18日归还给海运公司经营。2004年11月18日，海运公司与新村乡水产养殖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了该112.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及土地承包费的收取问题。合同底部手写注明“附：本合同由叶某某原合同续订。”2014年3月17日，崇明县新村乡市级土地综合治理项目腾地(承包户)补偿结算明细表(2014年3月)确定给海运公司补偿合同面积112.8亩、签约面积127.46亩，按10,000元/亩土地补偿款的标准，合计1,274,600元，地上物补偿款2,035,201元，腾退奖励款254,920元，共计3,564,721元。2014年3月21日，海运公司与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新村乡水产养殖场)签订《协议书》，对收回海运公司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补偿、奖励金额进行约定。原审法院审理中，海运公司、王斌提供1995年11月1日《滩涂转包协议书》及95年(见)证字第37号见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该份协议约定从1995年11月1日起系争鱼塘由杨伯生转包给王斌经营，1995年滩涂费由杨伯生支付，从1996年元旦起滩涂费用由王斌支付；杨伯生在滩涂上开发的鱼塘，投资的电杆五根、电线五档、三厢火表一只全部转卖给王斌，计100,000元，该款在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据此海运公司、王斌主张杨伯生实际已于1995年11月起将系争鱼塘的经营权和所有投入转让给王斌。杨伯生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否认杨伯生与王斌之间就系争鱼塘存在转让事实，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由其享受位于崇明县新村乡外圩江口良种场东侧的鱼塘及周边土地合计61亩的补贴款732,000元，即(补偿金1,274,600元+奖励254,920元)÷127.46亩×61亩，电力设施补偿款200,000元(该款现在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996年10月15日，杨伯生向龚某某、叶某某转让的63.5亩土地，海运公司于1996年11月19日向杨伯生支付该转让款100,000元。涉案中的土地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农业。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6月29日成立，新村乡水产养殖场于1999年1月由崇明县新村乡人民政府设立，行政上隶属于乡人民政府，经济上独立核算，主要职能具体负责新村乡外圩集体土地的管理。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前，系争土地区域(即新村乡外圩)为新村乡水产养殖场管理。2001年6月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新村乡外圩区域的土地使用权后，委托新村乡水产养殖场对该区域进行管理。现新村乡水产养殖场为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的前身。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杨伯生与王斌就系争土地存在何种关系？是无偿使用还是已实际转让？1995年11月1日签订《滩涂转包协议书》真实性如何？如真实，该份协议内容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还是转包？法院认为，1983年杨伯生经相关行政部门许可，自费对滩涂进行圈围并获得了系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在圈围土地上依法从事经营活动或转让转包。从海运公司、王斌提供的1995年11月1日《滩涂转包协议书》及见证书复印件字面分析，在当时所设定的转让费100,000元与双方转让土地使用权成交时的物价水准、周边行情、交易习惯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等诸多方面相符合，在内容上可以认定是系争滩涂经营权和所有投资的一并转让，且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形评判，与杨伯生因家庭原因将滩涂开挖的鱼塘分块转让其他人的事实相吻合。其次虽然该份协议未能提供原件，见证部门也无从查找，但从其行文格式、见证书字号、见证单位盖章以及见证单位手写字迹分析，虚假伪造协议的可能性较小。退一步而言，由于杨伯生与王斌并不存在特殊的关系，杨伯生也未能举证与王斌之间存在委托或转包或内部合伙的事实，故王斌在初期实际经营杨伯生不加干涉已经不符常理，后王斌将涉讼土地转让给海运公司，海运公司分别与滩涂管理部门、土地发包单位签订了相关协议，且在十几年期间，按市场行情杨伯生可收取的租金收益亦是巨额款项，更何况杨伯生除了实际转让的鱼塘尚有剩余自己经营的鱼塘，而事实上杨伯生在十几年期间对涉案鱼塘并无问津，既不主张权利亦未提出异议，也显然有悖于常理。故有理由相信杨伯生对争议鱼塘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即已实际转让之事实。因此海运公司、王斌之间的转让合同以及海运公司与相关部门的相关协议无论在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杨伯生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杨伯生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杨伯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杨伯生是系争土地的开发者，上海市的相关规定也是要补偿实际投资人，故杨伯生有权取得补偿款；2、杨伯生并未与王斌签署过书面协议，并未将鱼塘转包给王斌，即使王斌有协议原件，也是非法转让。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斌辩称：协议虽然是复印件，但可以与其他证据印证，可以证明双方间存在转让关系。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海运公司辩称：海运公司受让土地手续合法。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伯生自述1996年将其开挖的230亩鱼塘中的63.5亩有偿转让给案外人龚某某、叶某某，同时将60.5亩委托两人代为经营、管理。如其所述真实，则其理应关注该60.5亩鱼塘发生的事情。但其自述对之后的十多年关于系争土地发生的很多事情概不知情，显然有悖于常理。首先，1997年王斌将系争土地转包给海运公司经营，并经崇明县新村乡法律服务所沙志康对该转包的真实、合法予以见证，而之前杨伯生与叶某某等人的转让合同也是经沙志康见证，见证人理应对王斌是否具有系争土地的相关权利已经进行了审核；其次，滩涂管理部门以及土地发包单位一直与叶某某、海运公司签订协议，而非与杨伯生签约，说明这些管理部门也认可海运公司为权利人，再次，杨伯生自己还在经营剩余的鱼塘，其应当知道乡里的相关政策规定，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知晓的，对60.5亩鱼塘发生的事情也应当是了解的。故对其上述自述，本院无法采信。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分析，认定杨伯生与王斌之间存在转让关系，并无不当。杨伯生上诉称其与王斌之间并无转让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杨伯生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120元，由上诉人杨伯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珍审 判 员  陈 俊代理审判员  马忆蔺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彭奕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