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324民初1985号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8365753-4，住所地西安市大庆路750号西控航空苑院内。法定代表人：柳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盟，该公司总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波，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13698020-4，住所地睢宁县东关二里桥牡丹园门卫室。法定代表人：罗士保，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燕，江苏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萍，该公司会计。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川学科煤炭公司）诉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睢宁煤炭石油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先由代理审判员郑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盟、段波与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士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燕、郝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偿还原告预付款7237393.6元，并开具所欠数额为5470129.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主体变更协议》及基于此框架协议而签订的买卖合同；2.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退还原告欠款（包括预付款及货款）共计7739195.55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11日，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与子洲县鑫顺物流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以下简称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甲方，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为乙方，甲乙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在煤炭经营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2013年1月8日，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及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自2011年11月25日起，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取代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成为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乙方，获得该协议下乙方的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上述协议签订后，至2013年12月31日，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共向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支付79531258.24元用于煤炭采购、市场开拓。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共向原告交付了价值62457797.07元的煤炭（其中60358185.05元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2099612.02元未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退还原告9334265.62元货款。因上述协议已经到期，且原告公司现正进行破产清算，《战略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应当予以解除。被告尚欠原告7739195.55元（79531258.24元-62457797.07元-9334265.62元）货款未有退还，另欠原告金额为2099612.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有交付，故原告提起诉讼，诉请如前。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辩称，1、2013年1月8日，被告取代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与原告开始合作，被告的合同权利义务自2011年11月15日开始，但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所有合同均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飞翔签订的，具体的合同情况被告不知情，对于其真实性不能确认。被告对于合同上被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提交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有篡改单价的情况，故对于原告提交的合同持有异议；2、原告称向被告给付了79531258.24元货款，但被告仅认可收到79431258.24元，因高飞翔收取原告交付的10万元承兑汇票是其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3、原告提交的《2011-2014年睢宁公司退款明细表》显示，2013年2月25日项目为“转应收西控科技公司运输款”的1378606.68元、2013年3月25日项目为“转收到睢宁煤石公司退货款（20165928和21836187）”的20万元以及2013年6月7日项目为“转收睢宁煤石油公司退货款”的10万元系被告的退款，但在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将该三笔款项扣除，被告认为，原告扣除该三笔款项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该三笔款项应当作为被告的退款。4、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退还给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14笔货款共计6448849元，系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替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退还的货款，应当计入被告向原告的退款数额；5、被告不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该协议项下合同，因为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交付了煤炭，切价值超出原告支付的货款，因此被告无义务向原告退还货款，并且原告还应向被告支付708178.9元货款。6、因原告尚欠被告货款，故被告无法给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8月11日，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与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甲方、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为乙方，甲乙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就煤炭经营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甲方应当保证投资资金及时足额的给付，乙方负责市场开拓及应收账款的催要，乙方保证给予甲方投资金额15%的固定收益。该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两年。高飞翔作为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负责人在上述协议上签字。2013年1月8日，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及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自2011年11月25日起，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取代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成为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乙方，取得该协议下乙方的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先后向高飞翔出具五份授权委托书，授权期限自2011年10月1日延续至2014年3月31日，授权高飞翔代表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与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就煤炭业务的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及签署协议及合同。自2011年11月2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止，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与原告签订了11份《煤炭购销合同》，其中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附有8份《补充协议》。上述《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原告向被告购买煤炭的数量、价格、交货时间、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及付款方式等。关于付款方式，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为现金支付；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为“以银行汇票、电汇、支票或承兑汇票等方式”；其他合同均约定为现汇方式。上述煤炭购销合同的总价款为80331859.83元。根据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及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之间的银行流水、记账凭证及付款明细等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自2011年12月12日起至2013年11月1日止，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支付货款79431258.24元；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退还货款9334265.62元；2、自2011年11月12日起至2013年2月8日止，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汇款8019849元；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分14笔向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退款共计6448849元（该14笔退款的款项来源为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支付给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14笔款项来源为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银行账户）。另查明，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股东西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西安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关闭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原告现处于清算阶段。原被告关于本案事实部分的主要争议有以下三点：一、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支付给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货款总额。原告主张共支付给被告79531258.24元货款，但被告认可的数额为79431258.24元，二者相差10万元。产生该差额的原因系双方对高飞翔于2014年1月17日收取的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性质产生了争议。原告提交以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1、高飞翔于2014年1月27日以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名义出具的收条一张，收条上写明：“于2014年1月27日收到西控公司货款100000元（壹拾万元整）。（银行承兑汇票号：3130005124865609）”。2、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即上述收条中的“西控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书面说明中写明：“我公司从未与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3、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公司章程、西安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西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以上公司章程显示，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股东为西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西安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系西安航空装备有限公司、西安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高飞翔作为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以被告的名义收取原告交付的10万元承兑汇票，系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承担。因原告与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地点均在西安市大庆路750号，且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是原告的控股公司，因此高飞翔在向原告出具收条时误写成收到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该10万元实际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被告对该组证据的拟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被告提交以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被告及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全部银行流水，拟证明被告仅收到原告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的79431258.24元货款。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告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的只是部分货款，交付给高飞翔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对于原被告在该争议项下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事项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高飞翔出具的收条、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及三个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结合已查明事实，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给高飞翔的授权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止，而高飞翔于2014年1月27日以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条的行为发生在其代理期间，且原被告于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中包含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原告通过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并无不当，高飞翔收取该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代理职能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虽然高飞翔在收条中写明的是收到“西控公司”的货款，但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另结合被告在庭审中一直强调原告与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地址为同一地址，以及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告的控股公司等情况，本院认为，原告主张高飞翔在向原告出具收条时误将原告的名称写成“西控公司”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因此，高飞翔以被告的名义收取的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应当认定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2、对于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被告支付79431258.24元的事实，本院亦依法予以确认。但因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仅限于银行汇款，故对于被告以该组证据拟证明原告的付款总额为79431258.24元的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高飞翔以被告的名义收取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系履行代理行为，该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其委托人即本案被告承担，该10万元应当认定为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因此，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总额应为79531258.24元。二、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向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交付的煤炭价值。原告在起诉时主张被告已经交付的煤炭价值为72012492.44元（其中被告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66542362.91元，未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5470129.53元），并提交加盖了原告印章的《2011年-2014年睢宁公司欠票明细表》。庭审中，原告变更该数额为62457797.07元（其中被告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由66542362.91元变更为60358185.05元，未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由5470129.53元变更为2099612.02元）。被告对于原告变更已开具发票的煤炭货款金额为60358185.05元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变更未开具增值税发票数额为2099612.02元的主张不予认可。原告变更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的理由为：在《2011年-2014年睢宁公司欠票明细表》中，关于2014年4月30日“转煤炭入库（3107.6）”欠票1388724.29元及2013年12月24日“转煤炭入库（3513.9吨）”欠票1985401.5元，该两项入库数额系原告公司的会计统计错误，该两项入库煤炭并非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所供应的煤炭，应当予以扣除。原告为此提交了原告与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营销合作协议》、原告与兰考县金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营销合作协议》、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签订的《燃煤合同》以及126张入库单，拟证明其该项主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认为《煤炭营销合作协议》及《燃煤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126张入库单上未有发货人的名称，因此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提交了被告支付给张红波等车主运输费的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其已向原告交付的煤炭价值已超出原告支付的货款。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与运输司机之间因运输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账目情况，且银行流水上未有收货人的名称，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于原被告在该争议项下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事项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变更被告已经履行交付义务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60358185.05元，被告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煤炭营销合作协议》、《燃煤合同》、入库单及被告提交的运输费银行转账流水中均无内容显示与本案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对原被告的拟证明事项，本院依法不予确认。3、原告在提起诉讼时主张被告已供货但未有开具发票的金额为5470129.53元，在庭审中主张变更该数额为2099612.02元，因被告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可，故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变更的合理性。但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于其该项变更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应当以原告起诉时自认的数额为准。4、被告未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交付煤炭的具体数额，对于其交付煤炭价值已经超出原告的付款金额的主张，本院亦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对于被告已经交付但未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本院依法确认为5470129.53元，即被告已经交付的煤炭数额应为65828314.58元（已开票60358185.05元+未开票5470129.53元）。三、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退还给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货款数额。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在起诉时提交了加盖其印章的《2011年-2014年睢宁公司退款明细表》，写明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共向其退款10662372.2元。在庭审中，原告主张扣除该明细表中以下项目的数额：1、2013年2月25日项目为“转应收西控科技公司运输款”的1378606.68元；2、2013年3月25日项目为“转收到睢宁煤石公司退货款（20165928和21836187）”的20万元；3、2013年6月7日项目为“转收睢宁煤石油公司退货款”的10万元。理由为：上述款项因原告会计做账错误，误将原告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票据作为被告退款的凭证记账，应当予以扣除。另，被告于2012年10月30日向原告退款350500.1元未有统计，应当将该数额计入被告的退款。即被告的退款金额为9334265.62元（10662372.2元-1378606.68元-20万元-10万元+350500.1元）。被告对原告主张扣除的三笔退款金额不予认可，认可增加的350500.1元，并主张其共计退款17461731.3元（原告提起诉讼时主张的退款金额10662372.2元+诉讼中原告主张增加的退款金额350500.1元+被告委托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分十四笔向原告退还的6448849元）。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1、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与西安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两份及运输费发票两张（金额分别为796606.68元、582000元，总额为1378606.68元，开票时间为2013年2月25日，开票人为陕西秦龙物流有限公司，票面显示收货人为“西安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发货人为“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承运人为“陕西秦龙物流有限公司”）。该两张运输费发票系原告在《2011年-2014年睢宁公司退款明细表》中关于2013年2月25日项目为“转应收西控科技公司运输款”1378606.68元的记账凭证。原告提供该组证据拟证明上述两张发票为陕西秦龙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开具的运输费发票，并非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的退款。2、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同协议书》三份、补充协议三份及银行承兑汇票三张（票号分别为20165928、21836187、24025801，票面金额均为10万元）。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中，票号为20165928、21836187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系原告在《2011年-2014年睢宁公司退款明细表》中记载的2013年3月25日项目为“转收到睢宁煤石公司退货款（20165928和21836187）”20万元的记账凭证，该两张票据的最后一手被背书人均为原告，前手均为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票号为24025801的银行承兑汇票系上述明细表中记载的2013年6月7日项目为“转收睢宁煤石油公司退货款”10万元的记账凭证，出票人为嘉善永创五金机械厂（普通合伙），收款人为嘉善县飞翔铸件厂，原告未有提供该票据的背书情况。原告提交该组证据拟证明上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系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并非被告向原告的退款。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可。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提交以下两组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1、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银行账户银行流水。两家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分14笔向原告退还的6448849元，每笔款项均来源于被告，而被告支付给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款项均来源于原告，即原告向被告付款后，被告将该款转到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账户，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再将该款项转到原告账户。2、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退还给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14笔款项共计6448849元，系被告睢宁煤炭石油公司通过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账户向原告延川学科煤炭公司的退款。”被告提交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分14笔向原告退还的6448849元系代替被告向原告退还的货款。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并提交原告与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账户往来明细，结合被告提交的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原告与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自2011年11月12日起至2013年2月8日止，原告共向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汇款8019849元作为购买煤炭的预付款，因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未有向原告交付煤炭，故其分14笔向原告退还货款共计6448849元。因此，原告认为该6448849元应当视为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退款，而非被告的退款。对于原被告在该争议事项下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事项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其与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陕西秦龙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的两张运输费发票，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该两张运输发票系陕西秦龙物流有限公司因收取原告的运费而向原告开具的运输费发票，与被告的退款无关联。因此，原告主张将该两张票据的总金额1378606.68元从原告起诉时主张的退款金额10662372.2元中予以扣除的观点，本院依法予以支持。2、票号分别为：20165928、21836187的银行承兑汇票，两张票据的背书均显示最后一手被背书人系原告，其前手系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该证据能与原告和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该两张票据系中国航空工业供销长沙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与被告的退款无关联。因此，原告主张将该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共计20万元从原告起诉时主张的退款金额10662372.2元中予以扣除的观点，本院亦依法予以支持。3、对于票号为：24025801的银行承兑汇票，因原告未有提交该票据的背书情况，且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观点，故对于原告主张从其起诉时的主张的退款金额10662372.2元中扣除该票据的票面金额10万元的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4、对于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分14笔向原告退还的6448849元，因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与原告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三方未有就该退款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有权选择将该款项作为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的退款。因此，被告主张鑫顺物流睢宁分公司向原告退还的6448849元系被告向原告退款的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对于被告向原告退款的数额，本院依法确认为9434265.62元（10662372.2元+350500.1元-1378606.68元-2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战略合作协议》是否应当解除；2、若《战略合作协议》解除,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货款；如应退还，则应退还的数额为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自2011年8月11日起两年，但在该协议到期后，原被告双方仍继续根据该协议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应视为双方同意继续履行《战略合作协议》。先因原告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关闭，目前处于清算阶段，涉案《战略合作协议》已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故原告主张解除《战略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另因《主体变更协议》及该协议项下的具体《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均是基于《战略合作协议》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解除，则《主体变更协议》及《战略合作协议》项下的具体《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当然解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在《战略合作协议》解除后，该协议项下已经履行完毕的部分不再恢复原状，未有履行的部分不再继续履行的观点，符合客观实际，亦不违反法律法规，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即对于尚未交付的煤炭,被告无需交付；对于原告已经支付但被告未有交付煤炭的货款，被告应当予以退还。根据以上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应当向原告退还的货款为4268678.04元（原告付款总金额79531258.24元-被告已交货总金额65828314.58元-被告已退款总金额9434265.62元）。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中超出该数额的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称涉案合同的印章并非其公司的印章，但未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称涉案合同系高飞翔签订并办理具体事务，被告并不知情的观点，本院认为，被告认可向高飞翔出具授权书授权高飞翔办理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具体合同事项，且授权书上有被告法定代表人罗士保的签字，故对于高飞翔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签订合同及办理具体合同事项的情况，被告是应当知晓的，因此，对于被告的上述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及该协议项下未有履行完毕的《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二、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退还货款4268678.04元。三、驳回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975元，由原告延川学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9585元、被告睢宁县煤炭石油总公司负担36390元（应由被告负担的部分于履行退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刚代理审判员 郑 韬人民陪审员 夏光彩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雪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驶。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