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鲁商终字第2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号。负责人：王俊元，行长。委托代理人：何欣蔚，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晓燕，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永恒。委托代理人：迟延珍，该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继兰。委托代理人：迟延珍，该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小北曲村。法定代表人：段存寿，总经理。原审被告：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南端。法定代表人：周永恒，董事长。原审被告：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南端。法定代表人：周永恒，董事长。原审被告：青岛恒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中段东侧。法定代表人：牛莉，董事长。原审被告：段存寿。以上五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迟延珍，男，1969年3月16日生，汉族，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住青岛市李沧区北园路15号二单元402户。原审被告：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上马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寿庆，总经理。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周永恒、马继兰，原审被告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变压器公司）、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波公司）、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叶公司）、青岛恒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段存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金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委托代理人何欣蔚、程晓燕，被上诉人周永恒、马继兰委托代理人迟延珍，原审被告华阳公司、变压器公司、青波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的委托代理人迟延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一审诉称：2010年1月15日，华阳公司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二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0万元和人民币400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0年1月15日至2012年7月6日和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7月8日。上述借款均由变压器公司、青波公司、绿叶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绿叶公司提供位于青岛市上马街道李仙庄社区的房地产、周永恒提供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1户的房地产、马继兰提供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2户的房地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交通银行城阳支行按合同约定向华阳公司发放了借款。借款到期后，华阳公司未如期偿还，各担保人未履行担保义务。请求法院判令：一、华阳公司偿还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200万元及暂计算至2013年12月1日的利息5974662.47元，此后至贷款本息结清之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二、变压器公司、青波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绿叶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华阳公司、变压器公司、青波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周永恒、马继兰一审共同答辩称：借款及担保均属实。绿叶公司一审未作答辩。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7月1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变压器公司、绿叶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保证人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09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因流动资金贷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保证的最高债权额均为人民币5500万元。担保的范围均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0年1月6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青波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10年1月6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因流动资金贷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保证的最高债权额均为人民币5500万元。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0年1月6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绿叶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抵押人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09年9月1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而享有的债权以其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李仙庄社区的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合同是指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因流动资金贷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60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双方于2010年1月15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取得青房地权市他字第20××01号房地产他项权证。2010年7月7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周永恒、马继兰分别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均约定：抵押人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以周永恒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1户的房地产和马继兰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2户的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合同是指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因流动资金贷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均为人民币38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均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双方均于2010年7月1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取得青房地权市他字第201049512号和第20××10号房地产他项权证。2010年1月6日，青波公司、变压器公司、段存寿、绿叶公司、恒安公司向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出具《保证人声明》，绿叶公司向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出具《抵押人声明》，均声明知晓所担保的贷款的实际用途为偿还已到期贷款。2010年1月6日，华阳公司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自2010年1月15日至2012年7月6日，借款利率为3至5年期的基准利率下浮10%，放款日为2010年1月15日。同日，华阳公司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自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7月8日，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10%，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上浮50%，并对应付未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放款日为2010年1月15日。2010年1月7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向华阳公司发放了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4000万元。在二份借款凭证上记载的起息日期为2010年1月15日。借款到期后，华阳公司仅偿还部分借款，截止到2013年12月1日，华阳公司尚欠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200万元及利息5974662.47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人声明》、《抵押人声明》均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合同均具有法律效力。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依约发放了借款，履行了合同义务。借款到期后，华阳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变压器公司、青波公司、绿叶公司、恒安公司、段存寿未履行保证义务，均应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华阳公司追偿。绿叶公司以其所有的房地产为华阳公司向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的抵押权设立，交通银行城阳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处分的价款优先受偿。绿叶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华阳公司追偿。周永恒、马继兰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于2010年7月7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是以各自所有的房产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提供抵押担保，而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主张的本案借款所涉及的二份《借款合同》均是在2010年1月6日签订，且借款发放日均为2010年1月7日，均不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范围内。因此，不应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是周永恒、马继兰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关于对周永恒、马继兰提供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200万元及利息5974662.47元（已计算至2013年12月1日，此后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二、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在主债权人民币5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三、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在主债权人民币5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四、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在主债权人民币5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五、青岛恒安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在主债权人民币5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恒安置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六、段存寿对上述第一项在主债权人民币5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存寿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七、如果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有权对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青房地权市他字第20××01号房地产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物处分的价款在主债权人民币1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范围内优先受偿。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八、驳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16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恒安置业有限公司、段存寿负担。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已预交，由青岛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青波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绿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恒安置业有限公司、段存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286673元给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上诉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被上诉人周永恒、马继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实为华阳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提供担。2010年7月7日，被上诉人周永恒、马继兰分别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1、902户房产为华阳公司在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010年7月16日，各方凭本案《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房地产权证书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华阳公司除本案涉及的两份借款合同外，未再签订其他任何借款合同。若涉案合同并非《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则《最高额抵押合同》再无其他任何主合同，且用以办理抵押登记的《借款合同》，也系本案的借款合同。另周永恒及马继兰于一审庭审中均认可《最高额抵押合同》系为该借款提供的担保。二、原审法院无视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仅凭合同字面表述出现的微小瑕疵，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周永恒、马继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周永恒、马继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书面约定为华阳公司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在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提供抵押担保。虽然本案两份借款合同均于2010年1月6日签订，且借款实际发放日均为2010年1月7日，但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均始于2010年1月15日，且放款日亦明确约定为2010年1月15日。由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借款合同》半年，因此合同各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担保期限系参照《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及放款日签订的，合同各方均忽视了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及实际放款日。《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结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借款发放日，以及各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目的，周永恒、马继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本案《借款合同》提供的担保，系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若涉案合同并非《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则《最高额抵押合同》再无其他任何主合同，这不符合基本常理，也不符合银行贷款及担保操作惯例。在合同各方均表示《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本案《借款合同》提供的担保，系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担保已经依法办理了抵押权登记，不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情形下，原审仅凭合同字面表述出现的微小瑕疵，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周永恒、马继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金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第八项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周永恒、马继兰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周永恒、马继兰答辩称：认可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交通银行城阳支行是否对周永恒、马继兰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10年7月7日，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周永恒、马继兰分别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明确约定：抵押人为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与华阳公司在2010年1月15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以周永恒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1户的房地产和马继兰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48号6号楼5单元902户的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而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主张的本案借款所涉及的二份《借款合同》均是在2010年1月6日签订，不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范围内。交通银行城阳支行主张用以办理抵押登记的《借款合同》即是本案的借款合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因此，本案两份《借款合同》不是周永恒、马继兰与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交通银行城阳支行关于对周永恒、马继兰提供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交通银行城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00元，由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玉勇审 判 员  安景黎代理审判员  郑元文二〇一五年八月二日书 记 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