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6)闽行赔终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瑞英，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涵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街1号。法定代表人陈万东，区长。委托代理人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姚瑞英诉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涵江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姚瑞英、涵江区政府均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行初字第18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2年2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2〕133号），其中征收涵西街道苍林社区水田3.1821公顷、园地0.1037公顷、其他农用地0.0412公顷。3月6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2〕33号），并附上用地红线图。3月16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公布《征收（使用）土地方案公告》（莆市公[2012]13号），公布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征地红线图、土地补偿安置标准及登记时间。5月9日，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莆国土资综[2012]76号），公布补偿安置标准。5月28日，涵江区委、涵江区政府作出《关于成立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涵委[2012]30号），明确涵江区苍口水都片区征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征迁指挥部）负责组织项目建设的实施。上述“两公告”都张贴在苍林社区公开栏中。原告系涵西街道苍林社区居民，其经营使用的土地（没有土地承包经营证）在该批次的征地红线图内。征迁指挥部通知原告到场，要求配合进行土地丈量及地面物登记，但原告拒绝到场。9月10日，征迁指挥部将各征迁户土地面积的丈量结果及补偿数额公示于苍林社区公开栏上，告知对丈量面积有异议的3天内提出复核。因原告未主动交付涉案土地，2013年1月16日，征迁指挥部召集相关人员对原告经营的土地，实施强制铲除地面物及平整土地。原告不服该强制行为，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铲除原告地面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姚瑞英的诉讼请求。原告姚瑞英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1、撤销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2、确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铲除姚瑞英所使用土地上的地面物行为违法。原审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本案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依法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事实。分析原告所举的三份证据材料，其中邮件被退回的信封载明邮寄对象为“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寄件人为原告姚瑞英，邮寄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故可以认定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已向被告邮寄相应材料，而邮件被退回。虽然原告提交的2015年8月25日邮政回执单，没有载明邮寄对象，仅注有“办公室”；但结合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已向被告积极邮寄材料，而现有邮政挂号回执本身没有载明具体邮寄对象的实际情况；故原告以此主张其系向被告邮寄材料的事实，在无其他证据反证的情况下，可予以认定。被告还主张原告向其邮寄的材料，无法证明即为《行政赔偿申请书》。但在原告已向被告邮寄材料的情况下，被告主张原告所寄邮件非《行政赔偿申请书》，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完全否认原告已向其邮寄材料，更未举证所收邮件为其他材料。故可以认定，原告已于2015年8月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的事实。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该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赔偿答复，原告于2015年12月15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法定条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违法铲除其承包地的损失，依法应当对被告铲除地面物行为对其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给予赔偿。本案被告对原告承包地进行强制铲除造成其财产损失，应以强制铲除行为对其承包地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确定。因本案涉案土地已被征收，被告已制定《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故该补偿安置标准中相关补偿规定涉及原告应予补偿的利益属于本案确认赔偿的范围。原告的相关损失在国家赔偿范围内能够得以赔偿的部分，原告依法将取得赔偿，取得国家赔偿的损失部分原告将不再享有补偿权利；虽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但属于《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中有条件得到补偿安置的权利，原告可另行寻求救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共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地上青苗损失。本案原告对其地上青苗损失的情况未提供证据，包括承包土地的面积、青苗种植数量等证据，故无法按照原告所举证据确定该项损失数额。但被告同意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有关涉案土地及地面物的补偿数额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涉案地块补偿的认定，确认原告姚瑞英被征收园地面积1.45亩，果树补偿74820元，可以作为认定原告损失的依据，也即确认被告强制铲除行为对原告果树造成的损失额为74820元、承包地为1.45亩。另外，原告还主张菜苗损失，虽未提供证据材料，但被告强制铲除原告的承包地未提交铲除之时现场的保全材料，被告铲除行为未履行相应程序亦造成原告收集相关证据的困难，考虑原告在果树的间隙地块种植蔬菜有其合理性，酌情按亩产蔬菜3000元，确定蔬菜青苗的损失，该项为4350元（3000元/亩×1.45亩）。因此，原告涉案地块青苗损失额为：79170元。2、地上附属设施损失。对该项损失项目，原告列举了地上附属设施粪池、水池等，但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无法具体确认原告是否有上述附属设施或物品。但鉴于原告在涉案地块种植果蔬，根据常理常识，粪池、水池等设施也属合理，酌情确定该项损失额为2000元。3、原告因涉案信访及诉讼差旅方面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实施强制铲除行为，其到北京、××、××等地上访或诉讼，需支出差旅费及诉讼费用。因涉案信访的差旅费并非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所确定的赔偿范围，依法不予支持；有关诉讼费用，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依法由败诉方承担，亦不属本案国家赔偿范围。4、关于原告全家的失地社保落实问题。本案涉案土地因国家建设而征收，失地社保如何确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且失地社保并非国家赔偿的范围，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该项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涵江区2012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2〕133号）规定：“莆田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被征地单位、农民的生产生活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故原告可以依此另行主张。综上，被告实施强制铲除行为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原告已于2015年8月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因实施强制铲除行为，被告应赔偿原告青苗损失79170元、地面附属设施损失2000元，合计81170元。原告所提诉讼主张部分有理，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还主张有其他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外，被告庭审中有主张，其已按《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将青苗补偿款打入姚风远的账户；而被告未提供有关证据，故本案中无法确认。但若与本案赔偿项目重合的款项已经履行的，被告可以在本案判决执行中予以抵扣相应数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应赔偿原告姚瑞英损失81170元。二、驳回原告姚瑞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姚瑞英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上诉人因土地被征收失去长远生计，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且根据国务院国法[2016]31号文件，失地农民享有社保的权利，上诉人提出的落实社保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不赔、减赔没有任何证明力，却可以反证上诉人关于落实社保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3、上诉人计算的损失属于直接损失，原审判决违法又不合常理。请求：1、撤销（2015）宁行初字第184号行政赔偿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依法交由属地人民法院（莆田市中院）继续审理本案。2、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赔偿金，或查清被拍卖土地的价格计算赔偿金。3、判令被上诉人及时对上诉人全家5人的失地社保落实到位。涵江区政府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并答辩称，姚风松父亲姚玉坤、母亲许瑞兰生前向苍林社区居委会承包了1.45亩土地，后由其三子女姚瑞英、姚风松、姚风远继承。涵江区政府征收并实施强制的土地系姚瑞英、姚风松、姚风远家庭共有的承包地1.45亩，一审法院认定姚瑞英被征收的土地为1.45亩事实错误。莆田中院在关联案件中也是认定姚瑞英、姚风松家庭拥有承包地1.45亩，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虽然正确，但分别以1.45亩判决赔偿两当事人属重复赔偿，上诉人主张的失地社保落实问题，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赔偿姚瑞英、姚风松、姚风远家庭共有承包地损失81170元。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姚瑞英承包地面积和赔偿金额，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发回重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行初字第184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本案发回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周瑞春审 判 员  吴声鸣代理审判员  赖峨州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孔德南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