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2民终9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717423211B，住所地靖江市江平路118号。负责人：邵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君（特别授权），江苏丁晓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文英，女，1930年5月13日生，汉族，住靖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华芳，女，1952年11月2日生，汉族，住靖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燕，女，1979年7月10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军（特别授权），江苏信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平，男，1970年9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靖江市。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刘卫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2民初8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7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未扣除10%的免赔率系适用法律错误。在商业三者险被保险人未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主张扣除相应的免赔额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不存在两种解释。事故责任免赔率不属于免责条款，上诉人没有提示说明义务。陆文英、盛华芳、黄燕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卫平未发表答辩意见。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于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因黄国富交通事故死亡造成损失计793096元，请求判令人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111582.97元；余额的60%计408907.8元，由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偿30万元，由刘卫平赔偿108907.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日6时58分左右，刘卫平驾驶苏Ｍ×××××号轻型普通货车由东向西行至X303县道19km+900m处时，其车右前角碰撞黄国富（系陆文英之子，盛华芳之夫，黄燕之父）驾驶沿安华警用装备有限公司东侧道路由北向南行至路口右转弯的电动三轮车左后侧，致黄国富死亡，两车受损。经公安机关认定，刘卫平、黄国富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苏Ｍ×××××号货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限额30万元、未附加不计免赔），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双方对事故责任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人保公司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陆文英、盛华芳、黄燕的损失，并同意在商业三责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交强险赔付余额的60%，刘卫平同意赔偿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一审法院均照准。不计免赔特约条款属于一种附加险，该险种通常是指经特别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对应投保的主险条款规定的免赔率计算的、应当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额部分，保险人负责赔偿。至于被保险机动车未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当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赔偿金额高于责任限额时，保险赔款如何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据此，被保险人（侵权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是法定的责任，这与商业三责险合同约定的责任限额有区别；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其安全人予以赔偿。因此，第三者责任险是以交强险赔偿之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另次，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解释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再者，按人保公司自认，投保单及附件中的相关内容及署名并非投保人即刘卫平书写，故即使保险条款有相应约定，亦不能证明人保公司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双方对人保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理解有争议，首先应按照通常理解，从字面意思予以解释。刘卫平驾驶的车辆在人保公司投保了3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该30万元是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而不是按不同的免赔率据以“计算赔偿款的基础”。人保公司认为其应以30万元为基础计算10%的免赔额进行赔偿，系对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字面意思的曲解。退一步讲，即使人保公司已将自己对该条的理解明确向投保人告知和说明，因其本身作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也应依法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综上，商业三责险计算赔偿款的基础应是被保险人（侵权人）刘卫平对第三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额。刘卫平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该30万元应为保险公司理赔的最高责任限额。关于陆文英、盛华芳、黄燕的损失，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其所举证据确定。人保公司、刘卫平承认陆文英、盛华芳、黄燕的诉讼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陆文英、盛华芳、黄燕提供了受害人生前执业的依据即人力客运三轮车所有权证照，结合其户籍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受害人生前长期从事人力三轮营运职业、其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非农收入的事实，故死亡赔偿金可参照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根据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实际年龄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根据被扶养人的年龄结合负有扶养义务的人数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死亡，给陆文英、盛华芳、黄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应予抚慰，具体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赔偿义务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本起事故系由刘卫平驾驶的机动车与受害人驾驶的人力三轮车发生碰撞所致，双方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可视为受害人存在一般过失，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不再考虑过失相抵；停车费，根据陆文英、盛华芳、黄燕提供的有效票据确定，该项损失属于财产损失，列入交强险财产损失部分赔偿；亲属误工费、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处理事故、办理丧事等实际需要酌情确定。综上，一审法院确定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因黄国富交通事故死亡造成损失：医疗费282.97元、丧葬费30891.5元、死亡赔偿金700321.5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1207.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亲属误工费2500元、亲属交通费1500元、车损1300元、停车费300元，合计787095.97元。上述损失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计111882.97元，由人保公司先行赔偿；余额的60%计405127.8元，扣除免赔率损失40512.78元后计364615.02元，由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偿300000元，由刘卫平赔偿105127.8元（下余64615.02元+免赔率损失40512.7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因黄国富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计787095.97元，由人保公司赔偿411882.97元，由刘卫平赔偿105127.8元。以上赔偿义务均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3099元减半收取1549.5元，由陆文英、盛华芳、黄燕负担620元，由刘卫平负担929.5元（陆文英、盛华芳、黄燕已预缴的受理费3099元由一审法院退回1549.5元。刘卫平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给付陆文英、盛华芳、黄燕929.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公司主张的因案涉车辆未投保不计免赔险，故应扣除保险限额10%计3万元的免赔率损失，应当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人保公司对该条款负有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现人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就该条款对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人保公司辩称应当扣除10%的免赔率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于 焱审 判 员  潘贻杰代理审判员  顾春旺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彭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