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1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华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法定代表人：刘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兆平，男，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凯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吴和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积炜，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华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5）安高商初字第00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我司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凯保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合同已有效解除，我司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解除，而非要求解除合同。我司收到凯保公司所供产品后，发现无强制认证证书，遂通过多种方式多次与凯保公司沟通。但凯保公司仅向我司邮寄部分认证证书。我司于2015年8月29日向凯保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函，凯保公司于8月31日签收，至今未提出异议，合同已经解除。一审未按照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进行判决导致实体处理不公。2.凯保公司仅提供部分产品的强制认证证书，并主张能覆盖其他规格型号的产品无依据。凯保公司仅提供45和125（其中125系诉讼后方提供）壳架等级的强制认证证书，对于其他规格型号的标的物并未提供。产品上虽贴有CCC标志，但不能代替强制认证。3.交付强制认证证书系法定从给付义务，无需合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认证认可条例》）规定案涉产品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获得认证证书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该规定虽不对合同效力产生必然影响，但仍属强制性规范范畴。4.我国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交付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即包含强制性认证证书。一审既认定案涉标的物应当经强制认证方认证后方可出厂销售等，又认定给付强制认证书不属于法定从给付义务，自相矛盾。5.凯保公司未能及时或提交全部产品的强制认证证书，导致我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司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退货、返还货款、赔偿损失。案涉标的物系配套使用产品，因凯保公司的原因至今仍囤积在我司仓库，给我司造成巨大损失。凯保公司辩称，1.解除合同要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单方随意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2.控制和保护开关电器只需要在壳架等级上进行强制认证，无需对每个额定电流进行强制认证。我司提供的产品均属45和125两个壳架等级，合同约定的规格型号中“C”代表壳架型号下的额定电流而不是壳架等级。壳架等级45通过强制认证即可涵盖45安培（A）以下的所有额定电流。3.提供强制认证证书并非法定从给付义务。产品强制认证情况可以通过网上查询。我司提供45壳架等级的强制认证证书之前，华为公司给我司的函件中载明“产品与强制认证证书不符”亦可印证。我司不交付强制认证证书不妨碍华为公司在网上查询相关情况，也并不导致华为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华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令允许华为公司将案涉标的物全部退还给凯保公司，凯保公司返还货款260000元并赔偿损失18000元，合计27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6日，华为公司、凯保公司通过传真的方式签订了合同编号为KB20150416-03的产品购销合同1份，双方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凯保公司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保证商品质量。华为公司提货时应当验收货物。二、质量要求：产品以图纸或技术协议为双方验收标准，严格协议要求（按国家相关标准）。三、结算方式：以上为含税价格，预付款30%，预付款到账后，凯保公司开始生产，供货期七个工作日，全款到账后发货。四、运输方式：快递：凯保公司负责发货，到货后快递送货上门。运输费用由凯保公司承担。双方合同所附的表格明确了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含税单价、金额等，包括各种规格型号的控制保护开关、双速控制器、变频调速器、软起动器，总货款为307545元，特价为260000元。合同签订后，2015年4月27日，华为公司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78000元。2015年5月12日，华为公司再次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182000元。2015年5月14日，凯保公司向华为公司出具了26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并通过快递方式发货。2015年7月9日，华为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向凯保公司邮寄函件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8日，主要内容为“我司因……需要，采购贵司控制与保护开关等相关元件一批，到货后我司质检部门例行进货检验，检见所供产品与贵司获得的产品强制认证证书不符。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相关实施细则规定，该产品应不得出厂销售，所以不允许使用。我公司要求退货并返还货款，赔偿我司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请贵司接此函后五个工作日内派员来我司协调处理”。根据网上查询显示，该函件于2015年7月10日被签收。2015年8月29日，华为公司再次通过EMS发函给凯保公司，主要内容为“贵司所供产品与获得的产品强制认证证书不符，我司已多次发函，贵司仍无动于衷，我司通知如下：解除双方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KB20150416-03号产品购销合同，法律后果由贵司承担”。根据网上查询显示，该函件于2015年8月31日由门卫签收。另查明，凯保公司委托对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进行强制认证，2014年6月9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14010309698968），所涉产品名称和系列、规格、型号分别为：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KBO（SKB）-45Ui：690V;Ue：AC400V；Ie：1A，3A，6A，10A，16A，25A，32A，45A；Ith：1A，3A，6A，10A，16A，25A，32A，45A；Ics:9kA；AC-44；3P。上述产品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CNCA-01C-011：2007的要求，特发此证，有效期至2016年10月31日。一审审理中，法院到华为公司现场勘查案涉产品，发现案涉产品单个包装盒内均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产品上均贴有“CCC”标志，包装盒上所贴的产品型号标签与盒内实际产品型号一致，产品型号为“KBO（SKB）-12C”、“KBO（SKB）-16C”、“KBO（SKB）-32C”、“KBO（SKB）-45C”的产品侧面均贴有“KBO（SKB）-45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的标签，外包装盒上也印有“KBO（SKB）-45E”字样；“KBO（SKB）-63C”产品侧面贴有“KBO（SKB）-125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的标签，外包装盒上印有“KBO（SKB）-125E”字样。使用说明书中对产品型号“KBO（SKB）-□□□/□□/□□□”的含义标注如下：第一个□指壳架等级（45、125）、第二个□指主体的额定电流In（16、25A、32A、45A、63A、80A、100A、125A）、第三个□指额定短路分断能力（C）……，同时注明“在正常情况下当额定电流在45A以下开关选用45A主体壳架，45A-125A开关选用125A主体壳架，45A以下也可选用125A主体壳架”。后经法院调查，与凯保公司取得联系，凯保公司向法院邮寄编号为20××××62和20××××68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发证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系变更证书，首次颁发日期为2014年6月9日，证书尾号为8968的认证证书中所包含的产品与华为公司提供的证号相同的认证证书所涉产品基本一致；证书尾号为8962的认证产品为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KBO（SKB）-125、KBO（SKB）-125H；Ui:690V;Us:230V;Ue:AC400V;Ith=Ie:8A、10A、12A、16A、20A、25A、32A、40A、45A、50A、63A、80A、100A、125A；……。同时凯保公司还向法院邮寄了一份便条，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型号KBO（SKB）-45C表示脱扣器电流45A，根据《电气电子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低压电器开关和控制设备）的规定，对每一壳架等级或者每一基本型号为一申请单元申请强制认证，我公司生产的壳架均相同，故申请一个壳架的认证即可。我公司不同型号的产品均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具有完全的可分性”。华为公司对两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案涉所有产品均已经过认证，且公司需整体配套使用产品。一审法院认为，华为公司、凯保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凯保公司向华为公司销售控制保护开关、双速控制器、变频调速器、软起动器，华为公司预付货款30%，凯保公司准备供货，全款到账后发货，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虽然上述关于认证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华为公司、凯保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当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应当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属于合同的从给付义务。本案中，双方在购销合同中对质量要求约定按国家相关标准，并未约定凯保公司在交付货物时应当交付产品强制认证证书，故凯保公司未交付全部产品强制认证证书并未违反合同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本案中，凯保公司交付货物时所有货物包装盒内均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且所有产品上均贴有CCC标志，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认定凯保公司已履行了从给付义务，交付产品强制认证证书不应当属于法定的从给付义务。一审中，凯保公司向法院邮寄了产品强制认证证书，并说明案涉产品应当经过认证的已经过强制认证。华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案涉产品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认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没有依据，故华为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其主张退货以及要求凯保公司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华为公司的诉讼请求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华为公司认可凯保公司提供的产品均属于45和125两个壳架等级，且认可产品强制认证情况可以在网上查询，凯保公司交付的货物上均贴有代表经过认证的CCC标志，但其认为网上仅能查到凯保公司45壳架等级的产品，且二者并不能替代强制认证证书的交付。还查明，华为公司一审提交的与泰兴市中医院的《合同协议书》载明本合同货物：低压配电箱（柜），数量358台。华为公司二审陈述该358台低压配电箱（柜）均使用向凯保公司购买的控制保护开关（共205个，其中额定电流45A以上的2个）。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关于交付不同规格型号的控制保护开关强制认证证书是否系法定从给付义务。首先，凯保公司提供的控制保护开关均属45及125壳架等级。《认证认可条例》虽规定必须经过认证的产品，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但该条例并未规定每一规格型号的控制保护开关均需必须经过认证。而华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或存在其他行业规定每一规格型号的开关和控制设备必须经过强制认证。其次，华为公司认可产品强制认证情况可以在网上查询，凯保公司交付的产品均贴有表示经过认证的CCC标志。产品强制认证并不等同于产品质量认证。华为公司主张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应当交付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即包含强制认证证书、交付强制认证证书属法定从给付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合同是否解除。首先，产品强制认证情况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获知。华为公司虽称始终未查到凯保公司125壳架等级产品的强制认证证书，但其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9日邮寄给凯保公司的函件中载明“到货后……进行进货检验，检见所供产品与贵司获得的产品强制认证证书不符……不得出厂销售……要求退货并返还货款、赔偿损失……”，并未指出125壳架等级产品未经强制认证的问题。其次，华为公司认可在网上查询到45壳架等级产品的强制认证证书，即使其当时确未查询到125壳架等级产品的强制认证证书，双方合同中125壳架等级的控制保护开关仅2个，其余203个均属45壳架等级。华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缺乏2个125壳架等级控制保护开关将导致其与泰兴市中医院约定的358台低压配电箱（柜）无法安装、案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第三，合同解除应符合约定或者法定事由。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解除条件，故解除合同应符合法定条件。华为公司在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前提下发函解除合同，其主张凯保公司收到函件后合同即解除不能成立。华为公司另主张因凯保公司未交付产品强制认证证书而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前所述，交付强制认证证书并非法定的从给付义务，在合同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华为公司以此主张解除合同亦缺乏依据。综上，华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0元，由南通华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艳代理审判员  蒋ＸＸ代理审判员  胡 皓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