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赤民一终字第10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芬，女，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红山区二中街路南兴隆小区2O号楼二厅。委托代理人杨庆灵，内蒙古百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住所地赤峰市红山区桥北物流园区管理服务综合楼3楼。法定代表人杜首华，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红山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阳光希望家园二期商厅。法定代表人刘金福，董事长。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高金宝，男，1981年3月31日出生，蒙古族，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职员，住赤峰市松山区桥西大街东段南侧房产l8号楼122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市安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不详。法定代表人翟国君，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顺，男，l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红山区二道街兴隆小区25号楼3单元302室。委托代理人郑晓华、陶景慧，内蒙古松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海芬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红山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00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海芬与周国顺在同居生活期间，购买了本案所涉的被拆迁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于2O06年均登记在王海芬名下。201O年，王海芬与城投公司，就上述房产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在协议中被拆迁人处注明王海芬(周国顺)，王海芬选择回迁房屋两套，分别为29号地11号楼1单元4楼西户(面积为83.742平方米)和11号楼2单元5楼东户(面积为83.742平方米)。结算清回迁房屋款后，王海芬应得补偿款28万余元，王海芬已领取该款，并分给周国顺15万元款。王海芬选择的两套回迁房屋，分别写在王海芬和周国顺名下，填写两份回迁安置审批表，其中29号地王1号楼1单元4楼西户为王海芬，29号地11号楼2单元5楼东户为周国顺。本案所涉被拆迁房产系王海芬与周国顺同居期间购买，双方没有特别约定该被拆迁房产的产权属王海芬个人所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被拆迁房产即位于红山区桥北街道办事处姚家洼居委会丘地号9-1-4的房屋及附属房屋的权属，系王海芬与周国顺在同居期间购买，因双方同居时间较长，双方也没有特别约定该被拆迂房产的产权属王海芬个人所有，故应认定该被拆迁房产为王海芬、周国顺共同共有。2010年7月王海芬与周国顺开发办、城投公司、拆迁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约定，回迁两套房屋，并得补偿款287718元。协议签订后，王海芬领取了现金补偿款287718元，并分给周国顺l5万元。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注明了被拆迂人王海芬(周国顺)。且上述所得补偿款由王海芬、周国顺共同分割，回签的两套房屋，王海芬选择29号地11号楼1单元4楼西户，周国顺选择29号地l1号楼2单元5楼东户。王海芬与周国顺同居期间购得属于共同财产，在被拆迁后，回迁两处楼房每人一套，理所应当。故周国顺与开发办签订了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编号为安顺3013)，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王海芬称位于红山区桥北街道办事处姚家洼居委会丘地号9—1—4的房地产属其自己私有，周国顺开发办、安顺公司私自分配七个人财产为由，要求确认周国顺之间签订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迂安置房审批表(编号为安顺3013)”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依法不予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海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200元，邮寄送达费100元，合计400元，由王海芬负担。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王海芬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所涉被拆迁房屋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周国顺共同共有错误，一审法院以双方同居期间没有约定为由认定被拆迁房屋为共同所有财产明显是错误。二人系同居关系，该房屋拆迁前是王海芬个人财产，该不动产登记是对房屋权属的证明，也是二人对该房屋权属最好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对财产原始权利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回迁两处楼房每人一套，理所应当，”这样的理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纵观全案，这个理所应当的“理”是不存在的，体现了一审法院对事实对法律的轻率。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之间签订分配房屋审批表的行为是否有效，即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有分配房屋的权利。1、王海芬是本案的权利人，对这个事实，上诉人及各方被上诉人均没有异议。王海芬与第一、二、三被上诉人间签订的协议及上诉人答辩可以确定。第一、二被上诉人的答辩中第一项明确自认王海芬是权利人：“2010年7月22日被拆迁人王海芬自愿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款724402元。王海芬选择了两套回迁房屋，分别是29号地11楼1单元4楼西户和2单元5楼西户”，同时第一被上诉人及第三被上诉人出具证明也与协议内容相符，因此，王海芬才是两套房屋的权利人，因此被上诉人之间分配房屋的行为无效，第一、二被上诉人明知此事，确与第四被上诉人签订分配协议，且由第四被上诉人冒名顶替原告签字按印，明显恶意串通，蓄意损害原告利益。2、正是因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这份审批表的行为，使得第四被上诉人持有外观上貌似合法的手续，进而使第四被上诉人得以在红山区人民法院发起确认诉讼，导致纠纷发生，这个貌似合法的外观表象，甚至导致一审法院误判，因此本案真相是案件事实的根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并确认其私自签订房屋审批表的行为无效。3、事实上，原告领回补偿款后，已经将无证部分的15万给了周国顺，不存在再房屋分割的问题。所有被上诉人都知道上诉人与第四上诉人之间是同居关系而非夫妻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明显是私自恶意串通，损害实际权利人利益，同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之间私下签订审批表的行为也不予追认，“我的权利我做主，由不得他人决定”，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自使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被上诉人答辩服判。本院经审理查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于均登记在王海芬名下。201O年，王海芬与城投公司，就上述房产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在协议中被拆迁人处注明王海芬(周国顺)，王海芬选择回迁房屋两套，分别为29号地11号楼1单元4楼西户(面积为83.742平方米)和11号楼2单元5楼东户(面积为83.742平方米)。结算清回迁房屋款后，王海芬应得补偿款28万余元，王海芬已领取该款，并分给周国顺15万元款。本案所涉被拆迁认可涉案的房产系王海芬与周国顺同居期间购买。被上诉人周国顺二审中承认涉案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编号安顺3013）是其交给上诉人的，谁签的字自己不知道。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认为涉案拆迁房屋应属共同共有，因此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与赤峰市安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周国顺之间签订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编号安顺3013）”合法有效。但被上诉人周国顺并没有出资的相关证据，且涉案拆迁房屋均登记在上诉人王海芬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应是周国顺和王海芬共有的主张，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王海芬与周国顺同居期间购得属于共同财产，在被拆迁后，回迁两处楼房每人一套，理所应当”，在周国顺没有出资证据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推论不适当，应予纠正。上诉人王海芬所提交的评估明细表、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拆迁安置补偿书等均能证明涉案拆迁房产的所有权人是王海芬，对于上诉人申请确认的无效的回迁安置房审批表（编号安顺3013），该安置表被上诉人周国顺二审中自认是其领回的，此自认印证了王海芬当时不知情的主张。且周国顺对于安置表是谁签的亦不知情，但该安置表却将王海芬的财产予以处置，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综上，上诉人王海芬的上诉请求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与赤峰市安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周国顺之间签订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编号安顺3013）”无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赤峰市红山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赤峰市安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周国顺承担。邮寄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海芬、被上诉人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赤峰市红山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赤峰市安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周国顺各承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鹿春林审判员  崔明明审判员  牛占龙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苏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