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90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山，男，197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重斌，四川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香莲，四川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双均，男，198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名超，男，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上诉人李珍山因与被上诉人邓双均、黄名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民初3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珍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邓双均的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1、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本案双方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存在争议，还经过了债权转让，借款原出借人变成了第三人，原案外人变成了一审原告，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故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使李珍山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均受到不公正侵害。2、李珍山在调解、和解过程中所作出的陈述，不应当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李珍山不利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相关规���，该记录不应视为李珍山对案情事实的认可，不应当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李珍山不利的证据使用。二、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借款金额等基本事实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等规定，李珍山与黄名超借款合同实际生效成立的只有30万元，其余借款合同均未生效。且本案实际未偿还金额仅为9万元，邓双均已在调解、和解笔录中签字确认。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李珍山只收到借款30万元，应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以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款项计算。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主体系发生在李珍山与黄名超之间，与邓双均无法律关系。即便有法律关系，也应以实际构成的30万元金额为准。该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判决驳回邓双均的诉讼请求。3、根据民���证据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证据认定的要求，对形式有瑕疵的借条，出借人应对款项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没有证据证明黄名超向李珍山有30万元以外的借款款项支付行为的情况下，认定60万元的借款金额违法法律规定。邓双均辩称，1、关于程序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本案一审法院经过了两次庭审，虽然第一次庭审笔录李珍山没有签字，但并不影响庭审结果。根据一审查明李珍山向黄名超借款两张借款的金额为30万元，结合2015年2月其陈述借款金额为60万元，同时在2016年2月再交书写承诺书承诺尚欠41万元。且在债权转让时，在邓双均与黄名超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李珍山对债权转让协议及所欠41万元债务也不持异议。借款金额从证据上显示非常充���。结合以上庭审，事实清楚，截止到一审判决时李珍山尚欠39万元。3、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李珍山的上诉请求。黄名超辩称，因为时间太久，对于出借的款项是付的现金还是转账，黄名超记不清了。但款项确实是借给李珍山了的，李珍山也多次出具借条和承诺书承认了借款本金的金额。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双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珍山立即给付邓双均39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珍山向黄名超两次出具“借条”。其中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黄名超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次日，黄名超通过成都银行向被告账户转账支付300000元。另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黄名超现金叁拾万圆整，还款时间2012年11月30号前归还”。2014年10月23日，李珍山（借款方）与黄名超（出借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出借人同意借给借款人现金叁拾万元整，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借款期限6月，即自2014年10月23日至2015年4月23日止。黄名超陈述该借款合同系对2012年11月30号到期借款的续签合同，未实际出借借款。2015年2月3日，李珍山向黄名超出具《承诺书》，载明“李珍山向黄名超2012年8月—12月的借款做以下承诺：李珍山，今承诺对黄名超的借款陆拾万元整（￥600000元）于2015年12月30之前归还清，其中20万在2015年2月18日前归还，另10万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归还，剩下30万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归还。如不能到期归还，每月按1.5%支付违约金还清”。2016年1月28日，黄名超向邓双均出具借条一张，���明“借款人黄名超借到出借人邓双均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320000元），借款已于2012年5月17日通过成都银行转至借款人黄名超账户叁拾万元（￥300000元）。出借人邓双均于2014年12月2日将现金贰万元（￥20000元）转交借款人黄名超。借款人黄名超承诺于2016年2月30日还清出借人邓双均上述借款共计32万元（叁拾贰万元整）”。2016年2月6日，李珍山向黄名超出具《承诺》，载明“因欠黄名超借款肆拾壹万元整（410000元），本人承诺在3月30日前还清欠款，若在2016年3月30日前未还清，以本人夫妻共同财产……过户到黄名超名下，以此还清债务……”。同日，黄名超（甲方）与邓双均（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截至2016年2月6日，甲方欠乙方欠款41万元（肆拾壹万元）未还，而债务人李珍山尚欠甲方欠款共计41万元（肆拾壹万元）未还；现甲方同意将对李珍山所享��的以上债权转让给乙方，以抵消甲方所欠乙方的债务，乙方同意受让”。《债权转让协议书》结尾处“以下由债务人李珍山签署”载明“本人已于2016年2月6日收到该《债权转让协议书》，本人对截至2016年2月6日止，所欠黄名超本息合计41万元不持异议”。李珍山在“债务人”处签名确认。《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黄名超将其对李珍山的410000元债权转让给邓双均。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李珍山向黄名超两次借款600000元，有其署名的借条和借款合同以及转款凭证为证；同时，黄名超向邓双均借款320000元，亦有借条等予以佐证，李珍山与黄名超、黄名超与邓双均已建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各方当事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黄名超将其对李珍山享有的410000元债权转让于邓双均，该行为亦符合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理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李珍山两次向黄名超承诺具体的还款时间，但承诺的还款时间届满后均未按期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邓双均要求李珍山立即给付390000元的诉请，邓双均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辩称李珍山在黄名超处的借款应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且其中一笔300000元的借款已超过诉请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双均提供的第三人向其出具的借条，李珍山向黄名超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各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和李珍山对黄名超的两次“承诺”，再结合李珍山本人在第一次庭审时，其在黄名超处先借款600000元，偿还210000元之后尚欠390000元的陈述，李珍山尚欠邓双均39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李珍山代理人的前述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邓双均要求李珍山以3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1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根据李珍山向黄名超出具的“承诺”，李珍山应在2016年3月30日前还清欠款，但截止邓双均起诉之日（2016年5月12日），李珍山仍未归还该笔欠款，故邓双均的该项诉请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李珍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邓双均借款39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3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5元，由李珍山负担。二审中，李珍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珍山与黄名超的通话记录，拟证明黄名超出借给李珍山的借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且两笔转账时间仅有半个月，但黄名超一直无法提供转账凭证；证据二：成都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李珍山仅在2012年5月18日收到黄名超转账30万元和2012年8月6日收到黄名超转账5万元，共计35万元。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拟证明一审庭审后李珍山转给邓双均10000万元和4000元。邓双均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不是新证据，不是在一审后形成的证据，故不属于新证据范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清楚。一审对事实已经查清了，黄名超支付借���的时间长记不准确，且在对话中，李珍山有涉嫌诱导黄名超的嫌疑。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三中的两笔转账金额予以认可，邓双均确实收到的了李珍山的两笔款项。黄名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支付借款时是否是转入李珍山的成都银行账户记不清了，也可能是付的现金，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我们之间讨论的是付款时间问题，因为时间太久确实记不清了。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李珍山的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详述。李珍山还申请本院到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三瓦窑派出所调取2015年4月11日关于李珍山、黄名超等因借贷纠纷发生争斗报案后形成的报案记录��对李珍山的该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李珍山申请本院调取的报案记录中所涉及的当事人包括李珍山本人，故其有能力自行向公安机关调取记录，故其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不属于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本院对李珍山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李珍山于2016年9月27日向邓双均转款10000元，于2017年1月4日向邓双均转账4000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邓双均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若未超过，李��山与邓双均之间的借款关系所涉及的借款本金金额。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邓双均主张债权的基本事实是黄名超在2012年出借款项给李珍山。虽然借款发生在2012年，但李珍山在2015年2月3日、2016年2月6日分别向黄名超出具了《承诺书》一张，均承诺了履行债务的最后期限。同日，李珍山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再次签署声明，对截止2016年2月6日欠黄名超本息共计41万元不持异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因李珍山的承诺而多次中断，邓双均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1、发生在2012年的两张借条均载���李珍山借到黄名超借款各30万元。现李珍山称第二笔30万元借款未实际收到，与其在2015年2月3日、2016年2月6日向黄名超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及《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声明内容不符。因李珍山出具承诺书的时间更接近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故根据李珍山的陈述与事件发生是先后顺序分析，李珍山在2015年和2016年的陈述更符合客观情况。虽李珍山主张其出具的没有落款日期的借条以及之后书写的多次承诺和声明的内容均不属实，但李珍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多次书写过程中均存在被欺诈、胁迫等不能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思的情形。李珍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其书写借条及承认欠黄名超60万元、之后尚欠41万元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知。现李珍山主张30万的借款未实际交付，如果该事实属实，其早应在2015年之前就知晓，而不可能在2015年2016年的承诺、��明中再予以认可。李珍山提交的证据一中黄名超的陈述也并未明确否认曾向李珍山支付两笔30万元的事实。且关于李珍山诉争的30万元的问题，其在一审中称该30万元是对2012年5月17日借款的续签合同，上诉状中称又未收到，但在二审中其提交的证据二又证明这30万元仅支付了5万元，故李珍山对其主张和证据都前后自相矛盾。故根据本案的证据，本院认为，李珍山主张不应支付该30万元的借款，无事实依据，本院对李珍山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2、因李珍山、邓双均和黄名超均认可李珍山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共向邓双均转账14000元。李珍山虽主张该转账的性质应为借款本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邓双均转账时明确告知该笔金额为本金。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院认定李珍山向邓双均支付的14000元为借款利息。至于李珍山上诉所称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规定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本案的权利义务明确，并不因存在债权转让而导致权利义务关系不清，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李珍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但因李珍山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向邓双均偿还了部分利息，本院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民初3484号判决为：李珍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邓双均借款39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3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扣除李珍山已支付的14000元部分）；二、驳回邓双均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李珍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进梅审判员  夏旭东审判员  郑小茂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 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