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80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2，女，1950年8月1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孙×4（孙×2之妹），1957年6月1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领行国际中心1楼1单元2505室。法定代表人李世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世杰，男，1980年8月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赵佳，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7，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兼被上诉人孙×7之委托代理人孙×1，男，1934年11月3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张×，女，1967年12月22日出生。上诉人孙×2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3月，孙×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孙×7均系孙×1与骆×夫妇之女。我原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2号房屋，该房屋为私房3间，自建房3间，房屋产权人为孙×1。上述房屋为孙×1与骆×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骆×去世后，该房屋未进行继承析产，故该房屋应属我与孙×1的共同财产。因该房屋拆迁，北京市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于2006年6月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下称《裁决书》）。依据《裁决书》，我是被拆迁人，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鑫阳公司）应当对我进行安置。2008年7月3日，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编号×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由孙×7购买了就地安置住房。2008年7月4日，孙×7与鑫阳公司及张×签订《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上述《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均未经我同意，侵害了我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编号为×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并由孙×7、鑫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鑫阳公司辩称：1、孙×2虽称其对被拆迁房屋具有继承权，但人民法院已就该事项驳回了孙×2的诉讼请求。2、孙×2并非拆迁安置对象，我公司依据《裁决书》对孙×1等人进行了安置。3、孙×2请求确认《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我公司不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孙×7辩称：1、拆迁安置事宜由我父亲孙×1与孙×2、鑫阳公司协商，孙×7对具体情况并不清楚。2、应鑫阳公司要求，孙×7签订了《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但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3、被拆迁的房屋应属孙×2、孙×7、孙×1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因此，我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孙×1述称：1、被拆迁的房屋应当属于孙×2、孙×7、孙×1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2、我被鑫阳公司欺骗而签订了《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但鑫阳公司并未给予我相应的补偿。因此，我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张×述称：孙×2的诉讼请求与我无关，我不发表意见。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拆迁房屋原属孙×1与骆×夫妻共有，骆×去世后并未进行遗产分割，故被拆迁房屋应为孙×1与子女共有。此后，被拆迁房屋遇危旧房改造，各方通过行政裁决及复议确定了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在《裁决书》确定的安置方案的基础上，经孙×1、张×同意，鑫阳公司为孙×1等人变更了安置方案，由孙×1、孙×7、张×等分别与鑫阳公司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现孙×2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及《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经其同意，从而侵害其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驳回孙×2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孙×2不服上诉至本院，仍坚持原审意见，要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鑫阳公司、张×均同意原判。孙×1、孙×7对原判有异议但未上诉。经审理查明：孙×1与骆×系夫妻，共育有六子女，分别为孙×2、孙×3、孙×4、孙×5、孙×6、孙×7。骆×于2000年12月25日死亡。孙×6与张×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10月30日登记离婚。孙×7与王×于2004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1984年9月19日，孙×1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2号3号北房3间房屋（下称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鑫阳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被拆迁房屋属拆迁范围。因鑫阳公司与孙×1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鑫阳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对孙×1、张×、孙×7、孙×3、杜×、孙×8、王×、孙×5、付×1、付×2、孙×2进行裁决。2006年6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孙×1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危改拆迁办公室办理回迁购买三居室和二居室楼房各一套或采取货币补偿形式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430423元整的有关手续，张×办理领取70000元或回迁一居室一套的手续，自建房自行拆除。逾期未办则自逾期之日起一日内孙×1等被申请人搬至北京市昌平区×10排3、4、5、6、7、8号临时周转房内居住，周转期间的房租、水电等周转费用由被申请人自理或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原住房及自建房腾空交申请人。孙×1、张×、孙×7、孙×3、杜×、孙×8、王×、孙×5、付×1、付×2、孙×2不服裁决，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21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复字（2006）第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2008年7月1日，被拆迁房屋被拆除。2008年7月4日，孙×1、张×及孙×7签署《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该表中登记×12号房屋产权人为孙×1，原住房3间（建筑面积56.6㎡），自建1间。房屋使用人姓名及关系为户主孙×1，74岁；之前儿媳张×，41岁；之孙女孙×9，16岁；之子孙×7，40岁。分户：户主孙×3，54岁；之妻杜×，55岁；之子孙×8，28岁。变更方案原因为老少三代，多个家庭结构源，预分方案无法居住，要求4套二居安置，其中D3-3-2411，二居1套由孙×7名下购买；D2-1-2712，二居1套由张×名下购买。全家一致同意如发生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和拆迁办无关，后果自负。对此，孙×1、张×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但孙×2及孙×1认为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中只有孙×1、孙×7与张×的签字，并非取得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因此该变更方案的内容是无效的。孙×1亦称其上签字虽为本人所签，但系受鑫阳公司胁迫，非本人真实意思。2008年7月3日，孙×7作为买受人（乙方）与鑫阳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签订编号为×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原住私房，地址×南四巷12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柒人，安置人口壹人，分别是孙×7。甲方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位于×危改小区D3号楼（施工楼号）3单元24层11号贰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32771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此后，孙×7依法取得北京市东城区×2411号房屋（下称涉诉房屋，建筑面积61.14平方米）的所有权证。2011年9月13日，孙×7通过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申请将涉诉房屋全部产权转移登记到王×名下。2013年1月，王×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与孙×7离婚，并确认涉诉房屋归王×所有。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7与王×离婚，王×名下的涉诉房屋归王×所有，该房屋小间由孙×7暂住两年，厨房、厕所共用，水、电、暖气及物业费双方均摊。孙×7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8月9日，王×将涉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于2013年9月12日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另查，2008年7月3日，鑫阳公司与孙×1签订了编号为×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约定孙×1原住×12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7人，安置人口1人，即孙×1。鑫阳公司安置孙×1×危改小区D3号楼（施工楼号）1单元10层11号二居室一套，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孙×1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32771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后，孙×1入住所购买的北京市东城区×1011号房屋。2008年7月4日，张×与鑫阳公司签订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约定鑫阳公司安置张×贰居室壹套，位于×危改小区D2号楼（施工楼号）1单元27层12号贰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2012年2月8日，张×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2712号房屋（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的所有权证。再查，2011年1月，孙×2、孙×5诉至原审法院，以二人对其已故母亲骆×的房屋遗产有继承权为由，主张对孙×1、孙×6因被拆迁房屋拆迁而安置的住房具有所有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拆迁房屋已经拆除，且安置住房暂未取得产权证，诉争标的暂不成立，故于2011年12月裁定驳回孙×2、孙×5的起诉。孙×2、孙×5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2年8月，孙×2在原审法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张×，以其作为《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张×恶意串通签订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害孙×2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该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2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2的诉讼请求。孙×2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2的上诉，维持原判决。2012年8月，孙×5在原审法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孙×1，以其作为《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孙×1恶意串通签订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害孙×5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该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5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5的诉讼请求。孙×5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5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又查，2013年7月，孙×1、孙×2、孙×5、孙×3、孙×6、孙×4共同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涉诉房屋系孙×1、孙×2、孙×5、孙×3、孙×6、孙×4与孙×7共同共有。在该案审理中，鑫阳公司认可孙×7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1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孙×7为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人。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1、孙×2、孙×5、孙×3、孙×6、孙×4的诉讼请求。孙×1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7月，孙×1、孙×2、孙×5、孙×3、孙×7、孙×4共同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2712号房屋系孙×1、孙×2、孙×5、孙×3、孙×7、孙×4共同共有。在该案审理中，鑫阳公司认可张×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1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张×为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人。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1、孙×2、孙×5、孙×3、孙×7、孙×4的诉讼请求。孙×1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鑫阳公司称，其依据《裁决书》对孙×1及张×进行拆迁安置，应孙×1、张×的申请，鑫阳公司依据《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而与孙×7签订了编号为×号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因孙×2并非被拆迁人，故鑫阳公司未对孙×2进行安置。就此，孙×2、孙×7、孙×1均称《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未经全家一致同意，张×则认可《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的真实性。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经鑫阳公司申请，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裁决书》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确定了被拆迁房屋的被拆迁人及安置方案，后鑫阳公司在《裁决书》确定的安置方案基础上，经孙×1、张×同意，变更了安置方案，由鑫阳公司与孙×1、张×、孙×8、孙×7分别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孙×2以其系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及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经其同意、侵害了其对被拆迁房屋的财产权益为由，主张孙×7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条件，故孙×2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396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792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