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长民四终字第3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住所：长春市朝阳区。负责人：郭彤，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姜艳芳，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延生，男，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赵鹿聃，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尚伟，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长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延生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通长春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艳芳，被上诉人侯延生及委托代理赵鹿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延生在原审时诉称：2004年2月，侯延生在联通长春分公司处购买了号码为xxx号小灵通电话号码，并于当日入网接受服务。双方约定联通长春分公司免收侯延生该号码的月固定费，仅收取通话费用及每月三元的来电显示费用。2013年9月5日，侯延生交纳话费时，才发现联通长春分公司于2013年8月无故扣除了侯延生名为“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的两项服务费用合计人民币18.1元。侯延生进而又在联通长春分公司处打印出近六个月的通话费发票，发现联通长春分公司每月均无故扣除此两项费用。侯延生要求联通长春分公司提供侯延生自入网以来的所有月份的收费发票，但联通长春分公司拒不提供。联通长春分公司作为通信服务的运营商，每月均未经侯延生同意，就无故恶意扣除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其行为已构成欺诈。事发后联通长春分公司称仅能打印六个月的通话费用，拒不承认此前恶意收取了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但是由于联通长春分公司未经侯延生同意就开通收费业务，由于联通长春分公司不能提供这些业务开通时间，按照举证责任，侯延生就足够的理由认为联通长春分公司入网之日起就一直每月恶意扣除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联通长春分公司仅同意赔偿近六个月多收的费用，对其非法行为并无任何道歉之意，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提起诉讼，请判令：1.联通长春分公司赔偿侯延生其恶意扣除的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合计2081.5元（自2004年2月至2013年9月止）；2.联通长春分公司赔偿侯延生因其欺诈造成的经济损失18733.5元；3.判令联通长春分公司赔偿侯延生交通费1000元。联通长春分公司在原审时辩称：侯延生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其所称的联通长春分公司无故扣除服务费用没有事实依据，故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不应得到支持。侯延生所称的“增值业务费”、“代收费”实际上分别为：侯延生于2007年4月20日自行定制的、由服务商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提供的“体育新闻”包月业务。在侯延生投诉后，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9月18日取消该业务；侯延生于2011年11月5日自行拨打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的业务号码xxx自动流程进行注册的灵通秘书包月服务，投诉后，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取消该业务；侯延生于2010年6月23日自行定制的、由吉林省隆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健康俱乐部业务，投诉后，吉林省隆腾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6日取消该业务。由于这些业务均系侯延生自行定制，其进行消费即应当支付相应的费用。侯延生的第二项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如前所述，联通长春分公司没有任何欺诈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即使联通长春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侯延生主张九倍赔偿也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侯延生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同时主张。侯延生主张赔偿其交通费也没有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侯延生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2月，双方签订电信入网协议，由联通长春分公司为侯延生提供电信业务服务，入网号码为xxx，服务项目为语音通话及来电显示，免收月固定费。2013年9月，侯延生在交纳话费时，在联通长春分公司开具的发票中认为联通长春分公司每月多收取了相关费用。为此，侯延生打印了近六个月的通话话费发票，发现每月的发票中均载明增值业务费13元，代收费8.1元。侯延生认为，增值业务费中除每月3元的来电显示费用外，其余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并不是侯延生定制的服务项目，联通长春分公司因此每月多收取了侯延生服务费18.1元，故侯延生开始投诉。联通长春分公司的合作运营商吉林省隆腾科技有限公司回复：xxx号码于2010年6月23日开通了健康俱乐部业务，资费5元/月，接到侯延生投诉后，于2013年9月6日取消屏蔽，但用户要求提供详单和高额赔偿，无法满足用户要求，双倍返费390元为最终处理结果；联通长春分公司的合作运营商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回复：xxx号码于2007年4月20日定制了“体育新闻”包月业务，资费5元/月，接到侯延生投诉后，于2013年9月18日取消屏蔽，但用户要求提供详单和高额赔偿，无法满足用户要求，双倍返费370元为最终处理结果；联通长春分公司的合作运营商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回复：xxx号码于2011年11月5日定制了灵通秘书包月服务，资费0.1元/天，于2013年9月5日注销，接到用户投诉后，用户要求提供详单和高额赔偿，无法满足用户要求，但考虑客户满意度，可以为用户双倍退费140元为最终结果。侯延生对上述投诉回复结果均不接受。在原审审理期间，原审法院责令联通长春分公司提供双方签订的入网协议，以及xxx号码入网以来每月消费的费用明细及发票，而联通长春分公司表示，按照国家信息产业部发布的《电信服务规范》的规定，用户的消费信息保存五个月就符合规定，其仅提供了自2013年9月18日上溯六个月的通话详单，其它月份及入网协议等无法提供。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签订电信入网协议，以及入网时，联通长春分公司仅提供xxx号码语音通话、来电显示、免收固定费的服务项目均无异议，故对双方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予以确认。联通长春分公司作为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服务义务，收取服务费用。联通长春分公司在为侯延生办理手机号码入网时，已明确约定服务项目为语音通话、来电显示，免收固定费，在未与侯延生就增加、变更服务项目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却在实际资费收取中，每月多收侯延生预存话费18.1元，联通长春分公司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关于联通长春分公司每月多收取的话费的数额，联通长春分公司作为电信业务经营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为电信用户交费和查询提供方便，要求提供收费清单的，应当免费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联通长春分公司仅提供了六个月份的收费详单，其它月份的详单，表示无法提供，显然该详单对联通长春分公司不利，以此可以推定，此期间联通长春分公司每月均多收取了侯延生话费18.1元，合计人民币2099.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故联通长春分公司对其多收取侯延生的费用，应予以三倍返还。侯延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联通长春分公司的辩解，因吉林省隆腾科技有限公司等运营商并不是该电信服务合同的缔约方，其“回复”内容亦不足以证明侯延生增加、变更了服务项目，故对其辩解，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联通长春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侯延生三倍返还多收取的话费人民币6298.8元；驳回侯延生的其它诉讼请求。宣判后，联通长春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主张多收取话费的三项业务，均为被上诉人自行定制，三家增值服务运营商已经出具证明。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自2004年2月至2013年9月均收取被上诉人增值服务费18.1元没有事实依据。2004年，三家运营商均未成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上诉人保留被上诉人收费详单最少为5个月，现上诉人提供六个月的话费详单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侯延生的答辩意见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私自扣取被上诉人话费，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履行合同中，均属于被动地位。现上诉人无法提供其他费用详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六份证据。分别为提供三项增值服务的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吉林省隆腾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资料及分别与上诉人签订的《增值业务合作合同》，其中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无原件。证明2004年三家公司均尚未成立，三家公司均是2012年开始与上诉人合作。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吉林省万丰通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无原件，不予质证。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三家公司何时成立与本案无关。合作合同没有签订日期，合同编号不能证明是当天签订。合同无法证明上诉人是否还有同类业务与其他公司合作。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2004年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电信入网协议，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电信业务服务，入网号码为xxx，服务项目为语音通话及来电显示，免收月固定费，其中来电显示增值费用为每月三元。根据2013年9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六份发票记载，2013年3月至8月，上诉人扣取被上诉人增值业务费13元，代收费8.1元，其中双方合同约定的来电显示费用每月3元，其余费用18.1元。关于其余交费的增值服务，双方无书面约定。2013年9月后，上诉人取消上述未经书面约定的增值服务。上诉人每月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预存话费中自动扣取当月费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2013年3月至8月的发票，其余发票未能提供。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应当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就双方已达成合意的服务项目履行合同。现上诉人虽然主张，其每月扣取18.1元的服务，均为第三人提供，并非上诉人提供。但就该事实，其并未向被上诉人披露，且每月费用均由上诉人自动从被上诉人话费账户中扣取。因此，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陈述所有服务业务均为案外公司提供且为被上诉人自行订制的问题。就该事实上诉人向法庭提交案外三家公司出具的《回复》三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现上诉人提交证据上并无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或盖章，其证据形式存在瑕疵。且三家公司提交的《回复》中，就该服务是否订制、如何订制、何时订制等问题，均依据三家公司内部系统自行记载，无任何与被上诉人的书面协议，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因此，对上诉人此种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现双方未就收取费用的服务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上诉人即扣取的被上诉人费用，应当予以返还。关于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费用的数额问题。双方对于话费缴纳方式为上诉人每月自动扣除被上诉人预存的话费，无需经上诉人书面或口头同意，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从何时开始扣取多余的增值服务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也仅能根据上诉人的系统进行话费查询或打印发票。上诉人作为话费收取一方，不能提供相应的扣费记录，又在原审法院已经释明的情况下拒不提供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余话费发票。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自与被上诉人存在电信服务关系合同时，即多收取了18.1元的增值服务费，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消费者，上诉人作为经营者，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即为被上诉人订制服务并收取费用。且在该种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中，上诉人相对于被上诉人占据信息、数据的优势，其拥有自行为被上诉人订制服务并自行收取话费的能力。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该种行为属于对被上诉人进行欺诈并三倍于收取费用的数额赔偿上诉人，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雨萍代理审判员  于喜华代理审判员  闫 冬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张克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