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台商终字第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文辉。委托代理人：屠友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美菊。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富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以德。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琳。上诉人赵文辉为与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民间借贷纠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2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文辉及其委托代理人屠先友，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以德、王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赵美菊、杨富林系夫妻关系。2012年4月6日，原告赵文辉与案外人莫云才、周德清作为乙方、被告赵美菊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赵文辉投入1300万元，与被告赵美菊联合开发以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经营的坐落在和县白桥镇南和沈路东侧地块的繁昌花苑项目，约定原告占该项目20%股权。双方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后，各方办理股权登记手续。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均未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原告赵文辉按约交付了相关款项。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为赵美菊占94.5%，案外人杨勤耘（系被告赵美菊之子）占5.5%。2013年6月21日，被告赵美菊与案外人杨勤耘决议：被告赵美菊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杨勤耘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和县九龙商务酒店有限公司。2013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赵美菊经结算，确认退还原告投资款1447.28万元及投资款利息210万元，因被告赵美菊无法一次性归还，故约定出具了借条二份、欠条一份，二份借条分别载明被告赵美菊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247.28万元，均约定借款月利率1.5%。欠条载明被告赵美菊欠原告210万元，并载明该笔款项于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利后付清。2013年9月1日，原告赵文辉与被告赵美菊签订退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退还繁昌花苑项目股权，不再参与项目经营管理。2013年9月15日，案外人杨勤耘（系两被告之子）向原告账户汇款52万元，2014年3月19日，案外人杨勤耘向原告账户汇款212万元，上述款项用于支付借条载明的247.28万借款及利息。后双方为余款及利息发生纠纷。原告赵文辉于2014年9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2年4月，被告赵美菊因投资开发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和县白桥镇南和沈路东侧地块的繁昌花苑项目向原告借款，原告陆续打款人民币1447.28万元。时至2013年8月中下旬，原告与被告赵美菊对此前借款及利息进行结算，合计本金1447.28万元，利息210万元。被告就本金部分于2013年8月18日出具两张借条，约定月息1.5%，半年一结。被告就利息部分于2013年9月1日出具欠条。此后，被告于2014年3月前分批支付了所欠本金247.28万元。此后，原告对此催讨未果。现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结算日2013年8月18日之前的利息210万元，合计1410万元；其中本金1200万元自结算之日起按月息1.5%计息，直至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在原审中答辩称：第一，原、被告间的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第二，从2012年到2013年期间，原告确实有1447.28万元分别汇入被告赵美菊账户以及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但是该款项系原、被告双方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所用，因此，原、被告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民间借贷关系。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赵文辉与被告赵美菊、杨富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原告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按约偿还借款本息，为此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据1-5，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赵美菊曾共同参与房地产投资经营，原告按约交付了投资款，后双方发生矛盾，原告退还了相关股份，双方约定将应退还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被告赵美菊出具了借条与欠条。被告主张双方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并提供了证据12与证据15，用以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一直参与公司项目经营、管理。原审法院认为，该案讼争法律关系及法律适用应审查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下列核心特征或客观表征：1、原告与被告赵美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有效、有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2、双方就原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已协商转化并转化完成。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赵文辉与被告赵美菊于2012年4月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其实质为合伙协议，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被告赵美菊系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现被告赵美菊虽对借条、欠条效力提出抗辩并且提供了证据12、15，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曾经存在合伙关系，但无法证明其出具借条、欠条的行为存在受欺诈、胁迫等非真实意思表示情形，对于证据12、15，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赵美菊、杨富林认为：在2012年4月双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时，未得到安徽省和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一股东杨勤耘的同意，故签订的协议书损害了杨勤耘的利益，且双方签订退股协议时，被告赵美菊及案外人杨勤耘的股权均已转让，故两份协议均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赵美菊、案外人杨勤耘系母子关系，虽然在2012年4月安徽省和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被告赵美菊占94.5%、案外人杨勤耘占5.5%，被告赵美菊已于2013年6月21日将其名下的所有股权均转让给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杨勤耘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安徽省和县九龙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但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3，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及安徽省和县九龙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系被告赵美菊，因此被告赵美菊及其子杨勤耘虽转让了相关股权，但未失去对安徽省和县繁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控制，无法认定原、被告的协议退股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利益。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亦称原告在双方合伙期间曾共同参与了项目的管理经营，且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据11，其内容显示被告赵美菊之子杨勤耘曾于2013年9月15日还款52万元；于2014年3月19日还款200万元及利息12万元，汇款时间、数额亦与该案查明的事实相符，在被告未证明杨勤耘与原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认定为该汇款行为系代为被告赵美菊偿还借款本息，亦可证明原、被告及其他案外人于2012年4月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时虽未得到安徽省和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杨勤耘的承认，但杨勤耘以其上述行为表示其对原、被告的合伙关系进行了追认。因此对被告关于双方仍存在合伙关系及两份协议均无效的抗辩，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原审法院对于借条的效力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10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赵美菊在出具欠条时约定该款在繁昌花苑项目营利后支付，系附条件民事行为，因该笔款项来源于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合伙款投入的结算，且被告方亦提出对安徽省和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无营利进行审计，其基础法律关系系合伙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在该案中无法一并作出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赵文辉与被告赵美菊签订退股协议，并由被告赵美菊出具借条，系双方当事人自愿民事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被告赵美菊应按约定予以履行。被告赵美菊、杨富林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被告杨富林对上述款项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5日判决如下：一、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共同偿还给原告赵文辉借款120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8月1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赵文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实收案件受理费107840元，由被告赵美菊、杨富林负担。上诉人赵文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当。一、210万元是对前期赵文辉投入的1447.28万元本金的利息计算，并非是针对繁昌苑项目是否营利进行的结算，也就是说不论繁昌花苑是否营利均不影响被上诉人支付该期间利息的义务。赵文辉当初入股繁盛房产公司应投入资金1300万元，对应取得20%的股权，未按期出资金额按约定月息1.2%的支付。故当赵美菊在2013年8月18日之前已经将繁盛公司股份转给他人事实上已经构成违约之后，其应承担不低于合同约定月息1.2%的占用上诉人资金的利息。从上诉人实际出资之日即2012年4月至双方解除合同2013年8月18日期间，实际占用资金14个月，计算的利息标准为大于月息1.2%，小于1.3%。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利息与繁昌花苑项目是否营利无任何关系，更加谈不上被上诉人申请审计繁花苑项目是否营利。二、210万元是确定要支付的，而不是可能要支付的。故退一步讲，该“营利后支付”的约定，只能作为附时间民事行为，而不是附条件民事行为。且由于该所附时间的约定并不明确，故权利人有权随时主张，法院应当支持。三、上诉人赵文辉与赵美菊之前的合作基础是将地价作价为6500万元计算。然而，赵美菊在与赵文辉合作期间，未经赵文辉同意，即将其名下的股份转移给第三方，并且逼迫赵文辉退出项目。这本身就是赵美菊的违约行为。其后，赵美菊将土地按照1个亿作价另行向案外人赵善明转让了股权。所以赵美菊在繁昌公司股权重大变更之后再以繁昌公司是否营利作为210万元付款的前提属于严重不诚信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赵美菊已经通过与他人另行合作的方式赚取了巨额利润，却在赵文辉起诉要求其支付利息后，又另行提出来要以项目有无利润作为支付前提，这一点明显可以证明赵美菊的主张是恶意的，不应支持。四、欠条所载明的“营利后支付”并非是双方合意，而是赵美菊单方意思表示。赵美菊在书写利息欠条时，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加上“营利后付清”的字样。该欠条仅证明赵美菊承认利息的事实，而未对利息支付方式有约定。所以这一欠条不是所谓的“附条件”民事行为。五、赵美菊已将其在繁盛房地产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移给第三方，在法律上其并不再具有股份分红权，再谈及将繁盛公司是否营利作为赵美菊个人付款的前提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本案债务是赵美菊的个人债务而非繁盛房地产公司债务。赵美菊将股份转移给第三人，那么其就不再对繁盛房产公司的营利享有分配权。也就是说，即使对繁盛房地产公司进行审计得出该公司有营利，那么也不能代表赵美菊有机会支配该营利。其次，繁盛房地产公司现在的股份结构可能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因赵美菊与赵文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去审计一个由第三方控制的企业既不合理也无可操作性。由此可见，赵美菊提出对繁盛公司进行审计，因涉及到第三方配合问题，根本不存在实际操作的可能，且不管审计结果如何，赵美菊都无权支配公司营利。赵美菊对此的抗辩无效。六、本案的210万元利息与本金部分出于同一基本事实，一事不再审是司法基本原则。一审法院人为将此分开处理无凭无据。七、上诉人赵美菊对于所欠1200万元本金应当六个月付一次息，但该项利息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支付了，已构成严重违约。所以，赵文辉有权要求赵美菊支付全部所欠的本金及利息。八、赵美菊在本案诉讼之前一直有恶意转移自己财产的行为。在二人合作期间，赵美菊瞒着赵文辉将其在繁盛公司名下的股份擅自转移至第三方名下，后来又于2014年8月份左右将两人名下的两套房产以分家柝产的名义无偿转移至其儿子名下。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上诉人有逃避债务的嫌疑。综上所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判决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支付所欠利息21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承担。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答辩称：首先赵美菊、杨富林认为赵文辉以占用资金为由主张利息非常牵强，既没有双方约定的条款依据，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赵文辉投入的资金是对联合开发协议书的实际履行，其在汇出款项后，均由繁盛公司开具收据，该笔资金是用于繁昌花苑项目的开发，是赵文辉的自主投资行为，而不是其所称的“占用”。对于投资款项及股权分红等问题的纠纷，赵文辉应当以合伙关系另行主张，而非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主张。其次，虽然赵美菊及案外人杨勤耘将各自名下股权分别转让给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省和县九龙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但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赵美菊。审计繁盛公司营利情况完全是可行的，赵美菊作为法定代表人愿意配合审计工作，并不会像被赵文辉担心的“不存在实际操作的可能”。赵文辉所称的赵美菊逼迫其退出公司的事实恰恰与实际情况相反。在赵文辉签订退股协议前房地产市场就已经开始明显的下滑趋势，赵文辉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在繁昌花项目前景不乐观的时候选择了退出，本身就是对合作团体的舍弃，将投资风险转嫁于赵美菊。无美菊本身是否赚取了巨额利润，与欠条所述的繁盛公司营利为前提支付钱款的条件并无直接关联，并不影响该欠条的实际履行方式。最后，对于欠条上所写的“营利后付清”的付款条件，赵文辉是同意的。如果其不同意该付款条件，完全可以当场让赵美菊重新出具一张双方合意明确的欠条，或者直接删去该付款条件。但赵文辉在收到欠条当下并未表示异议，现因原审判决认定该欠条系附条件民事行为，便否认双方合意行为，明显是缺乏诚信的。综上，请求驳回赵文辉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赵美菊与上诉人赵文辉之间没有发生实际借贷。上诉人赵美菊于2013年8月18日向上诉人赵文辉出具借条表明上诉人赵美菊向上诉人赵文辉借得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并约定利息。但事实上上诉人赵文辉并未出借该1200万元，虽然上诉人赵文辉提供了1447.28万元银行凭证，但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已认定该1447.28万元为上诉人赵文辉支付的投资款，而非借款。作为1200万元的巨额借款，上诉人赵文辉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实际交付了该笔借款，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认为，上诉人赵文辉未向上诉人赵美菊交付出借款项，双方并未实际发生借贷关系。二、原审法院所查事实不清，双方并未就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协商一致。本案借条是2013年8月18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是2013年9月1日签订的，借条出具的时间明显早于退股协议签订的时间。借贷与退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两者具有关联性，退股协议并没有明确具体的退股方式，没有约定股权受让人，也未约定股权转让价，仅仅是上诉人赵文辉退股意愿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就退股事项作出实质性约定。上诉人赵文辉退股需要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完成退股手续必然需要先进行财务结算，根据公司经营状况，以明确上诉人赵文辉所持股份价值。事实上2013年下半年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行情是处于下滑趋势，上诉人赵文辉想要在退股时保证全额收回投资，并且得到利息红利是不太现实的，如果直接将上诉人赵文辉投资款转化为12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会导致上诉人赵文辉将投资风险全部转嫁给上诉人赵美菊，那么也就违背了双方一开始订立联合开发协议书的初衷，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合作基础，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如果上诉人赵文辉需要主张退还投资款，应以合伙纠纷或股权转让纠纷另案主张，其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无直接关系。故原审法院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将退股协议推导为借贷协议，明显有违法律，有失公平。退一步讲，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1200万元系退股款转化为借款，那么本案案由应定为合伙纠纷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更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本案总体分为三大事实：一是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人赵美菊等人联合投资开发以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经营的坐落在和县白桥镇南和沈路东侧地块的繁昌花苑项目，上诉人赵文辉实际支付投资款1447.28万元；二是上诉人赵美菊向上诉人赵文辉出具借得人民币1200万元并约定利息的借条，但上诉人赵文辉并未交付出借款项，双方未发生实际借贷；三是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赵美菊人签订退股协议，但并未就退股事项作明确约定，退股手续尚未完成。以上三个事实有原审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赵文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赵文辉承担。上诉人赵文辉答辩称：1、从本案基础事实来看，2012年4月上诉人赵文辉入股繁盛公司，2013年9月份退出，这退出表明上诉人赵文辉认为该公司前景不乐观，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赵文辉不可能借款给赵美菊。2、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赵文辉交的钱是去买股权的，但经过12个月后，赵美菊在隐瞒周德清的情况下将公司股权转移，是为了防止赵文辉要求他们把股权变更登记过来。当时签订退股协议后，赵美菊出具的借条包括欠条性质是双方对原来股权合作终结后的结算和安排，将之前的出资款当作双方借款性质，这可以证明双方借贷合意。若按照上诉人赵美菊的诉称，双方并未发生实际借贷，那赵美菊就不会在借条出具之后向赵文辉还款250万元。3、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已对退股事项约定明确。4、赵文辉最初出资1400万元买股权，繁盛公司向赵文辉出具过收据，在一审中提交过，如果双方合作关系继续存在，那应当由赵文辉保持收据并保持股东身份，那么赵美菊没有必要出具两张借条和一张欠条。赵文辉向赵美菊支付的钱构成是1300万元本金加上147.28万元利息，这是根据双方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约定。而出具借条后，还需要支付相应利息。5、双方最初的确是股权转让关系，但这一关系已经终止。现在双方存在的是民间借贷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对方上诉。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2年4月6日，赵美菊与赵文辉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共同开发繁昌花苑项目。根据协议约定，上诉人赵美菊与上诉人赵文辉等之间就合伙开发繁昌花苑项目约定了投资额度和股份比例及相关权利义务，但上述投资及股份比例的约定，没有涉及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整个公司的资产及股权、股东的变更，而是就该公司开发的繁昌花苑项目的合伙投资作出约定。故上诉人赵文辉就具体开发项目与上诉人赵美菊等人合伙投资，各方关系实际上系合伙关系。故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人赵美菊之间就合伙退股事宜所作出的处理和约定，仅涉及该合伙开发项目，与该公司章程及整个公司的资产及财务清算无关。因此，上诉人赵文辉汇入安徽省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款汇，实为其与上诉人赵美菊等人的合伙投资款项。2013年9月1日，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人赵美菊之间签订的退股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赵文辉退出繁昌花苑项目的股份，结合上诉人赵美菊于2013年8月18日、9月1日出具的借条和欠条，上诉人赵文辉退出合伙关系，相应的股份对价是由上诉人赵美菊受让和支付，该退股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虽然，退股协议的时间与借条出具时间不一致，但与欠条时间系同一天。由于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人赵美菊之间在这一阶段除了上述的合伙、退伙关系外并不存在其他的关系，因此，退股协议与借条、欠条这间是存在关联，也就是说，借条、欠条所载明的款项系赵美菊需支付给上诉人赵文辉的退股款项，而且借条、欠条本身就可证明系双方结算的结果。故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退股协议的落款时间虽然与借条落款时间不一致，但不足以否定上诉人赵文辉退股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以出具借条、欠条作为赵美菊履行退股款项支付的方式。上诉人赵美菊称借条与退股无关，其主张并不可信。上诉人赵文辉与上诉人赵美菊等在合伙中各自投入了巨额资金，上诉人赵文辉在准备退出合伙关系时，又欲向上诉人赵美菊出借巨额款项，且上诉人赵美菊出具巨额借条后，既未向上诉人赵文辉索回借条，其后也没有向上诉人赵文辉支付巨额退股款，上述行为均与常情不相符，本院无法采信。综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讼争借条和欠条的款项即为上诉人赵美菊支付给上诉人赵文辉的退股结算款项，该事实证据充分。上诉人赵美菊自愿以出具借条和欠条方式承担支付退股款项的义务，说明双方对项目合伙相关利益有一个基本的交易判断，因此，在退股协议及借条、欠条的出具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时，借条和欠条即可证明双方已对退股金额作出了约定。上诉人赵美菊主张退股款项需要对合伙项目进行重新审计才能确认的理由，与其出具借条、欠条的行为及借条、欠条所记载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当事人有按自己的意思与他人达成法律关系的权利。本案借款的形成涉及合伙关系的退股事宜，但双方当事人将1200万元退股款项以借款方式来处理，说明双方均同意对退股款的处理从原先的合伙关系转为民间借贷关系，这种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本案双方对借条所产生的纠纷应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关于210万元欠条的性质，因欠条中并没有将欠款约定为民间借贷的内容，而欠条记载的欠款实际上也是双方当事人对合伙期间上诉人赵文辉投资结算的款项，双方就此发生的纠纷应按合伙协议纠纷处理。又因借条与欠条的款项均来源于合伙期间的款项结算，故为减少讼累，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而无需另案处理，但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债务，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上诉人赵美菊花个人承担。欠条约定，欠款在“和县繁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利后付清”，该内容系附条件还是附期限的约定，需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认定。如上所述，对该欠款赵美菊是负有给付义务的，双方在欠条中并没有约定公司亏损了上诉人赵美菊就不承担给付义务的内容。因此，欠条的内定只是约定该欠款在公司营利后支付，系附期限的约定，但由于公司是否营利、何时营利并不确定，故该约定所附期限并不明确，上诉人赵文辉有权随时请求赵美菊履行。另外，该公司股权实际发生变化，该附期限的内容因上述变化而不应再适用。综上，上诉人赵文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247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赵美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偿还给上诉人赵文辉欠款210万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7840元，由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9360元，由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共同负担95760元，由上诉人赵美菊负担23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为民审判员  胡精华审判员  梅矫健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