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防市民一终字第2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思育才学校，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团结东路安居小区。法定代表人黄有强，该校校长。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理宏。委托代理人黄炳华，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思育才学校（以下简称育才学校）因与被上诉人韦理宏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14）上民初字第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育才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黄有强及委托代理人黄英山，被上诉人韦理宏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查明，韦理宏自2001年4月份起被育才学校聘请为该校教师，一直任教至2014年2月份。期间，双方一直没有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育才学校也一直没有为韦理宏缴纳过各种社会保险。2014年2月28日，韦理宏向育才学校提交《解除聘用劳动关系通知书》。育才学校收到该通知书后，于2014年3月3日书面告知韦理宏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012年7月23日，廖文元（甲方）与黄有强（乙方）签订《育才学校管理承包协议书》。2013年9月3日，廖文元与黄有强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二、甲乙双方在此特别声明，育才学校是由甲方个人全额投资兴建的，甲方是该校的所有权人，甲方与乙方的关系是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关系，此前乙方不存在与任何一方实行股份合作制承包经营育才学校，今后乙方也不能与任何一方实行股份合作制承包经营育才学校。”韦理宏以存在劳动争议为由，于2014年3月6日向上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上劳人仲字（2014）第84号仲裁裁决书。育才学校不服该裁决于2014年6月4日向该院起诉。一审判决认为，韦理宏自2001年4月份起被育才学校聘请为该校教师，一直任教至2014年2月份。育才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韦理宏受聘于该校从事教学工作，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九十七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本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本法施行前已建立劳动关系，尚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实施的是《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该办法第五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上述的两部法律法规均规定职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补偿职工工资按职工工作时间。育才学校主张韦理宏仅是暂时在学校工作，且事先已经说明没有其他待遇，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对其不支付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诉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育才学校应否支付韦理宏失业赔偿金的问题。该院认为，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了公法义务，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根据行政法追究其责任并进行强制征缴。因此，社会保险关系实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属交缴和征缴的行政管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因此，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发生争议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故韦理宏要求育才学校支付失业赔偿金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育才学校是否应当支付失业赔偿金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思育才学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思育才学校负担。上诉人育才学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育才学校办学十多年来存在有多个办学主体，即1999年8月份至2009年9月份由廖文元承办；2009年9月至2013年9月由韦理宏等8人合伙办学；2013年9月至今才由现任校长黄有强独自承办。因此，一审没有追加廖文元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2、如前所述，育才学校办学十多年来存在有多个办学主体，但一审却未明确由黄有强承办的育才学校应支付哪一时段的经济补偿金，还是应全部支付。另外韦理宏于2007年初离开育才学校直至2009年6月才回到学校与另外7名教师承办该校，在此期间育才学校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给韦理宏，一审判决驳回育才学校的诉讼请求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由韦理宏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韦理宏辩称，1、一审判决没有遗漏当事人。虽然廖文元是育才学校创办人，但育才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与韦理宏之间是劳动关系，与廖文元无关。2、只要劳动关系成立，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合同的，用人单位就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不存在需要明确由某个个人来支付的情况。育才学校认为自2009年9月至2013年9月是由韦理宏等7位教师是学校办学人，但其并无证据证实。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育才学校的上诉。上诉人育才学校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1、黄电文等7名教师的《证明》，拟证明2009年9月至2013年9月育才学校由韦理宏等8名教师承办的事实；2、育才学校教职工工资花名册，拟证明韦理宏自2007年1月离开育才学校，不再任教的事实；3、证人廖文元证言，拟证明育才学校办学多年来存在有不同的办学主体及韦理宏于2006年离开学校两年的事实。4、育才学校章程，拟证明韦理宏在2009年至2013年是育才学校的合伙人之一事实。被上诉人韦理宏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证据的证据：录音光盘，拟证明育才学校只有黄有强承包的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育才学校教职工花名册；2、育才学校董事会章程。上诉人育才学校质证认为，对韦理宏提供的录音光盘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法院调取的证据1无异议，可以证明2009年至2013年韦理宏在育才学校当老师的事实；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韦理宏质证认为，育才学校提供的证据1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韦理宏等8人承包学校的事实。对法院调取的证据1无异议，可以证明自2008年起至韦理宏与育才学校解除劳动关系期间，韦理宏在该校当老师；对证据2的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育才学校提供的证据1，因该7位教师未出庭质证，内容真实性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证据2，工资花名册中无韦理宏领取工资的签名不能直接证明其当时已离开学校，不予采信；证据3，廖文元作为育才学校创办人，与学校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不予采信；证据4，因学校董事并不必然是合伙人，故不能证明韦理宏是育才学校的合伙人，不予采信。韦理宏提供的录音光盘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双方均认可韦理宏2009年至2013年为育才学校的教师，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遗漏案件当事人；2、育才学校是否应向韦理宏支付经济补偿金，如何支付。本院认为，1、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黄有强承包育才学校后，虽然声称其在招生范围、使用的公章以及申请办学的审批机关与廖文元时期均不相同，且补办了新的《办学许可证》，但不管廖文元办学时期还是黄有强承包学校时期，育才学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均是由上思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所颁发，两证所登记的代码同为61947807-5，参考《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58号）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代码，是指根据代码编制规则编制，赋予每一个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识别标识码”之规定，可以确定黄有强承包的育才学校与廖文元作为举办者的育才学校是同一用工主体；其次，本案属劳动争议案件，即审理的是劳动者韦理宏与用人单位育才学校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之规定，育才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廖文元变更为黄有强，并不改变育才学校的用工主体地位，而廖文元不是劳动合同用工主体，不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故育才学校主张本案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育才学校主张2009年至2013年期间韦理宏是学校的合伙人之一，并提供《上思县育才学校章程》作为证据，认为该《章程》中韦理宏作为董事签名，可证明其为学校合伙办学的合伙人之一，但从该《章程》第十一条“学校董事会成员：由8人组成，均从事教育10年以上”及第十三条“首届董事、董事长由举办者推选产生；……”等关于学校董事会设立及董事产生的条款内容看，均未明确规定学校董事必然为办学合伙人，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得出作为学校董事的韦理宏必然是该学校的合伙人之一的结论，故育才学校以韦理宏是该学校的合伙人之一为由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育才学校主张韦理宏于2007年1月起离开学校的两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由于职工离职等相关手续应由用人单位管理保存，但育才学校并不能提供韦理宏在2007年离职或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育才学校认为韦理宏离开学校期间不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确认韦理宏与育才学校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相关规定支持韦理宏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理由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思育才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治华审 判 员  蒙志相代理审判员  李启宁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