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8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新谷淑子（SHINTANIYOSHIKO）。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上诉人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太幸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新谷淑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二（商）初字第S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太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律师，被上诉人新谷淑子的委托代理人＊＊＊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中，新谷淑子诉称：2009年6月，由于上海太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周转困难，陆续向其借款，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新谷淑子向上海太幸公司出借4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不计利息，借款期限为一年，至2010年6月5日归还。至2010年3月，经双方核对，上海太幸公司实际从新谷淑子处借款金额为80万元。上海太幸公司予以确认，并向新谷淑子出具借款收据，但借款至今未还。故新谷淑子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上海太幸公司：一、偿还新谷淑子借款80万元；二、支付借款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6月5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海太幸公司辩称：不同意新谷淑子的诉讼请求。1、新谷淑子在（2011）徐民二（商）初字第1734号案件（以下简称1734号案件）中已经认可本案所涉款项的权利人为A公司，而新谷淑子只是受A公司的委托出借款项给上海太幸公司，故权利人应当是A公司。2、借款事实不存在，在1734号案件中新谷淑子也提及本案所涉借款，但并未得到法院确认。3、A公司曾出具誓约书，免除上海太幸公司的责任，故即使存在借款，上海太幸公司也无需返还。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海太幸公司又认可新谷淑子与其存在借款关系，但认为借款金额为29.9万元，且上海太幸公司已经归还了30万元，故上海太幸公司已经还清借款。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6月，新谷淑子、上海太幸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载明上海太幸公司由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向新谷淑子借款40万元，不计利息，2010年6月5日归还。2009年12月2日，新谷淑子、上海太幸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言明上海太幸公司在2009年6月向新谷淑子借款，现未到期归还10万元，双方协议不计利息。同日，上海太幸公司向新谷淑子账户汇款10万元。2010年1月13日，新谷淑子出具还款收据，言明收到上海太幸公司归还借款10万元。同日，上海太幸公司向新谷淑子账户汇款10万元，用途注明为归还借款。2010年3月，上海太幸公司出具编号为386688的收据，言明收到新谷淑子80万元，收款事由为流动资金借款（入账日期2009年6月-2010年3月），收据上加盖了上海太幸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0年5月12日，新谷淑子出具还款收据2份，言明收到上海太幸公司归还借款48，000元和52，000元。同日，上海太幸公司向新谷淑子账户汇款48，000元，用途注明还款。2012年6月1日，新谷淑子委托律师向上海太幸公司邮寄律师函，就本案所涉的80万元提出主张。2014年7月28日，A公司出具声明书，言明在本案所涉的借贷关系中，A公司从未以出借人身份向上海太幸公司主张过债权，该债权始终以新谷淑子的名义出借并主张归还，如果法院认定该债权是新谷淑子与上海太幸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A公司不会再向上海太幸公司主张。一审另查明，2009年6月至12月，新谷淑子和D多次从各自的银行卡中提取现金，上海太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存在代新谷淑子和D取款的情况。上海太幸公司原登记的股东为张某和张某某。2009年3月13日，＊＊＊与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将上海太幸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太幸公司提交给工商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09年其他应付款的年初数为10，472.05元，年末数为1，121，827.35元；2010年其他应付款的年初数为1，123，846.59元，年末数为711，374.14元。上海太幸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担任新谷淑子的翻译。新谷淑子、上海太幸公司及B公司等各方之间存在多起诉讼。2010年，B公司起诉上海太幸公司、＊＊＊，要求上海太幸公司和＊＊＊返还原属于B公司的车辆。2011年上海太幸公司起诉原股东张某和张某某，要求两人补足出资。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新谷淑子陈述，其受A公司的委托自2009年5、6月起至2010年3月期间，以个人名义向新谷淑子出借80万元，该款项系A公司基于系上海太幸公司实际出资人考虑，而投给上海太幸公司的项目运行资金，其本人不要求归还。对此，A公司予以认可。但因借款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且相应的证据不明确，故法院未将该些款项作为出资认定，仍判令张某、张某某向上海太幸公司补足出资。2011年，张某、张某某起诉＊＊＊，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2013年，A公司起诉上海太幸公司，要求上海太幸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的双方虽为＊＊＊国国人和中国法人，但借款均发生在中国，故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新谷淑子在1734号案件中认可本案所涉款项的权利人为A公司，但在该案的生效判决中并未对此予以确认。现A公司又出具声明书，确认系争款项的权利人为新谷淑子，结合借款协议书以及还款协议书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系争借款的权利人为新谷淑子，故新谷淑子向上海太幸公司提出主张并无不当。新谷淑子认为，新谷淑子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借款，双方在2010年3月进行了结算，上海太幸公司尚欠新谷淑子借款80万元。上海太幸公司则认为，其向新谷淑子借款29.9万元，后还款30万元，故借款已经还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新谷淑子为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及金额，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借款协议书、收据、取款凭证及还款协议书等材料。对于2010年3月的收据，上海太幸公司确认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但认为系新谷淑子事后制作，并申请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看，该收据记载事项完整，虽然收据上没有财务、出纳人员的签字，但加盖了上海太幸公司财务专用章，应视为上海太幸公司确认了该笔借款。即使收据实际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也不能否定该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排除存在事后追认的情况，故对于上海太幸公司要求对收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从上海太幸公司认可的几笔借款看，双方未就每次的借款签订书面协议，故在一定的时间对借款进行结算符合常理。再结合上海太幸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该收据为新谷淑子、上海太幸公司双方在2010年3月对尚余借款的结算。新谷淑子提供的部分现金取款凭证，又可以证明借款资金的来源。因此，新谷淑子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上海太幸公司在2010年3月尚欠新谷淑子借款80万元的事实。后新谷淑子又于2010年5月12日出具还款收据2份，言明收到上海太幸公司归还借款48，000元和52，000元，故应当在尚欠的借款中予以扣除。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上海太幸公司尚欠新谷淑子借款金额为70万元。现未有证据表明双方对借款期限进行约定，故新谷淑子有权随时主张返还。一审法院确定利息从上海太幸公司收到诉状之日起开始计算，即从2014年2月27日起算。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1条、第1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太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新谷淑子借款人民币70万元；二、上海太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谷淑子逾期利息（以人民币7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7日起算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上海太幸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461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18，461元，由新谷淑子承担人民币2，661元（已付），上海太幸公司负担人民币15，800元。一审判决后，上海太幸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新谷淑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如下：1、新谷淑子提供的借款收据，从字迹、书写位置、出具方式等分析均存在明显瑕疵，没有财务、出纳人员签字，该收据不具备法定会计凭证记载要件，依据会计准则和企业记账制度，属于不能入账的非法证据。2、新谷淑子应当提供资金支出证据，一审法院应当查清资金交付凭证、资金来源及资金走向，探究上海太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实际履行。3、由于双方多次诉讼，积怨已深。新谷淑子一方曾掌控过上海太幸公司公章、财务章等，收据上的号码经上海太幸公司核对也不在上海太幸公司现使用的收据号码范围。并且，在1734号案件中，新谷淑子也曾主张出借过该80万元，但其在2011年至2013年长达两年的诉讼中并未提交收据。因此收据存在伪造的嫌疑。上海太幸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收据上印章和手写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要求，但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系程序违法。4、新谷淑子从工商部门调取的2009年、2010年资产负债表，未经上海太幸公司质证，一审法院认定相关事实违法。5、一审法院无视A公司出具的《誓约书》的法律效力，认定新谷淑子为出借方，与该生效判决存在矛盾。6、来源于D的取款凭证，均系D与B公司之间的借款往来，相应款项均已汇入B公司，未交付给上海太幸公司。7、A公司出具的《声明书》存在公司署名错误、前后不一、签名笔迹虚假、法定代表人姓名与注册资料不一致、公章印鉴与《承诺函》中的印鉴不一致的重大瑕疵。被上诉人新谷淑子辩称：1、上海太幸公司起初彻底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到后来承认部分借款、但否认借款金额为80万元，完全是迫于新谷淑子一步步的举证压力。2、上海太幸公司二审上诉理由系搬弄字眼，试图在文字、形式上否认借款关系。3、借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还款凭证和收据，均证明借款合同约束新谷淑子和上海太幸公司。上海太幸公司与B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太幸公司借取款项后，如何安排和使用，与债权人新谷淑子无关。上海太幸公司内部收到借款后如何记账，是在＊＊＊的指示下处理的，不能因此否定新谷淑子向上海太幸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4、A公司通过公证认证的《说明书》明确其不以出借人的身份向上海太幸公司主张借款。5、新谷淑子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借款金额为80万元。其中，2009年6月借款协议书，双方达成借款合议，当天新谷淑子以现金方式交付25万元，上海太幸公司承认收取该现金25万元；＊＊＊亲自从新谷淑子和D的存折上取款，存取款记录总金额超过100万元，此事实与证人证言相吻合；上海太幸公司2009年12月2日的还款协议书内容与2009年6月借款协议书内容相互印证，系＊＊＊亲笔签字，并由其安排还款；为解决上海太幸公司运营资金之需，新谷淑子陆续追加了借款，出于方便，双方没有每交付一笔资金就另行签订借款协议书，而是于2010年3月对账后，以收据形式确认借款余额为80万元，并注明入账时间是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此做法符合实际情况和常理；2009年12月、2010年3月、12月的上海太幸公司资产负债表数据，与新谷淑子的主张吻合。6、上海太幸公司于2010年5月还继续还款的行为表明其自己也不认可《誓约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7、与其鉴定收据，不如直接进行司法审计。上海太幸公司直接占有财务账册，却拒绝出示明细账，一审法院直接按照证据规则，认定由上海太幸公司承担不能进行司法审计的后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海太幸公司否认与新谷淑子签订了借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否认收到过80万元的借款、否认《声明书》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新谷淑子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鉴于上海太幸公司虽否认一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否定新谷淑子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上诉人上海太幸公司二审审理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09年7月9日，案外人全洲超市（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太幸公司（授权代表：D）签订的《购销合同》，拟证明当时D负责上海太幸公司的业务；2、1734号案件中，张某、张某某提交的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拟证明张某、张某某主张上海太幸公司自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应付新谷淑子其他应付款总金额为55万元，并非80万元；3、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现金解款单一张，金额40万元，拟证明从D存折取出的40万元汇入了B公司账户，而非上海太幸公司账户；4、2013年3月19日，A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A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小田切昭央的印鉴签名样式，与新谷淑子提交的《声明书》中的印鉴和签名不一致；5、A公司注册登记信息一页，拟证明2011年1月始A公司的董事长是中村福男，并非小田切昭央。被上诉人新谷淑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购销合同》，不属于新的证据，不确认其真实性，不能证明D控制上海太幸公司；证据2《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不属于新的证据，系案外人的申请书，不能代表新谷淑子的意见，司法审计因上海太幸公司不配合而未进行，55万元的数据未能得到查明；证据3《解款单》，B公司与上海太幸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太幸公司收到钱款后存入哪个账户，系上海太幸公司自身事务，新谷淑子依据收据确定债务人；证据4《授权委托书》，不属于新的证据，A公司的会长一直是小田切昭央，《声明书》中的印章与《授权委托书》中的是一致的。经本院审查，证据1《购销合同》、证据2《司法会计审计申请书》、证据4《授权委托书》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新谷淑子的相关质证意见成立。证据3《解款单》系上海太幸公司提供的补强证据，新谷淑子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为本案证据。据此本院认定：2009年6月8日，D解款40万元进入B公司账户。本案系涉外民间借贷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审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准据法为中国法律，是属正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谷淑子主张其出借给上海太幸公司80万元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海太幸公司否认收据的真实性，但收据上加盖了上海太幸公司财务章，应认定为系上海太幸公司的意思表示，具备证明上海太幸公司确认其向新谷淑子借款80万元的书面借款协议的效力。作为确认借款的凭证，收据上面的其他记载事项是否完备、字迹是否一次书写形成，不影响收据内容的法律效力。上海太幸公司以财会凭证的必要记载事项缺失作为标准判断收据的合法性，系将会计准则替代证据认定规则，其认识有误，本院不予采纳。新谷淑子为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还提供了新谷淑子、D的存折记录，上面显示有超过100万元的钱款支取记录。一审法院认定新谷淑子为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成立所提供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本院予以认同。上海太幸公司虽然举证证明D2009年6月8日的40万元划款直接进了案外人B公司的账户，但是本院认为尚不足以否定新谷淑子的主张。理由如下：第一，B公司与本案当事各方之间有着多重经济联系，因此仅从形式上的款项划转判断债务人，未必符合本案实际。第二，新谷淑子举证的80万元收据，其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晚于40万元的款项划转日期，此系上海太幸公司事后确认欠款的意思。在借款发生后已经取得了确认借款的收据的情形下，再要求新谷淑子对款项出借时的证据以及款项来源的证据予以完整的保全和递交，未免苛责。第三，上海太幸公司否认系争收据的真实性，并申请鉴定，但上海太幸公司申请鉴定的理由仅是怀疑收据的形成不符合事实，对于上面加盖的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方面，并没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否定。并且，2009年3月＊＊＊受让上海太幸公司股权，收据的落款日期在一年以后，确认的是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期间的流动资金借款。因此，＊＊＊有关上海太幸公司财务章失控或财务人员失职的意见，系其内部事务，不足以对抗债权人。第四，二审庭审后，本院曾专门制作谈话笔录告知上海太幸公司在限定的期限内提供其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期间的财务账册及其原始凭证，但上海太幸公司却以其不负有举证义务为由，逾期未能提供。其对现有的上海太幸公司2009年、2010年资产负债表数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上面记载的其他应付款项目的真实性通过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完全可以查明。另，上海太幸公司向本院申请至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海宁路支行调查取证，不符合本案审理需要；申请追加经办人高薇作为第三人、申请通知新谷淑子到庭并测谎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61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英审 判 员  任明艳代理审判员  杨 苏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