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柳市民一终字第4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有莫，农民。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庆珍，农民。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甘伟，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莫群林，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世明，农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潘翠英，农民。委托代理人谭忠禄，广西香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覃有莫、覃庆珍因与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4）鱼民初（一）字第2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古龙盘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宾修清和代理审判员侯海丽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覃有莫、覃庆珍及其委托代理人甘伟、莫群林，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谭忠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覃有莫、覃庆珍及黄世明、潘翠英系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的村民，覃有莫与黄世明系兄弟关系，沈秀英系覃有莫与黄世明的母亲，覃有莫与其妻子覃美兰婚后生育一女儿即覃庆珍，黄世明与潘翠英系夫妻关系。1981年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落实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覃有莫及其妻子覃美兰、沈秀英等人为一家庭承包了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1985年覃庆珍也承包了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机动田（地）。黄世明与其妻子潘翠英，以及子女莫双会、莫华东、莫华云、ＸＸ潘等人为一家庭共同承包了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1983年，沈秀英离开覃有莫家庭，与黄世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沈秀英承包的土地份额全部由黄世明农户耕种管理。1986年3月7日沈秀英病逝。1995年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落实农村土地家庭延包责任制时，覃有莫及其妻子覃美兰、覃庆珍等人为一家庭继续延期承包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黄世明与其妻子潘翠英，以及子女莫双会、莫华东、莫华云、ＸＸ潘等人继续延期承包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包括沈秀英生前承包土地的全部份额）。2014年，因柳东新区建设需要，柳州市柳东新区政府一次性征收权属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的全部集体土地。之后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并通过《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及三产利益内部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规定：1981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分得集体土地的人员（包括分得土地后，现已经死亡、出嫁女（男）、外出从事各种职业户籍不在本屯的人员）都享有征地费用的全额分配资格，分得53万元／人（份），以户为单位领取。……。该征收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还规定了其他条款。按照《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的规定，黄世明承包户应获得的6份征地补偿款，包括沈秀英名下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为530，000元。2014年8月至11月黄世明领取了沈秀英名下的征地补偿款共计530，000元，之后黄世明、潘翠英拒绝将其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分配给覃有莫、覃庆珍。覃有莫、覃庆珍为此诉至一审法院，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沈秀英于1916年2月12日出生，1986年3月7日病逝，沈秀英的户籍从1981年起至其去世止登记在覃有莫家庭户籍内。一审法院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方式是家庭承包，每个具备承包资格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能属于一个承包户。在承包期内，家庭农户所承包土地被征收、征用、占用的，家庭农户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从国家发放征收土地补偿费的目的来看，是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一种经济补偿，以保障被征收承包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沈秀英系覃有莫、黄世明的母亲，1981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是跟随覃有莫生活，沈秀英份额内承包的土地也归属到覃有莫承包户内。沈秀英自1983年起跟随黄世明生活，应黄世明的要求，覃有莫将沈秀英份额内的承包土地转给黄世明承包耕种管理，此时，沈秀英事实上已归属到黄世明承包户内。1995年实行土地延包时，其所在的集体已经认可了沈秀英属于黄世明承包户的事实，将沈秀英份额内承包的土地转到黄世明承包户内，并在承包证上予以确认，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一队的征地费用内部分配明细表亦印证了该事实，因此，沈秀英属于黄世明家庭承包户内的成员，其在该承包户内依法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2014年柳州市柳东新区政府征收了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的全部集体土地，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形成的分配方案中，沈秀英名下享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依法应属于黄世明家庭承包户享有。覃有莫承包户依法不享有沈秀英名下应分配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覃有莫、潘翠英主张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一队将沈秀英错误登记至黄世明农户名下，但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户籍登记制度是行政管理的范畴，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和分配关系无关，覃有莫、潘翠英以沈秀英的户口仍在其家庭内为由，主张沈秀英份额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土地征收补偿款不属于遗产，覃有莫、潘翠英亦不能以法定继承的理由要求分割沈秀英份额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覃有莫、覃庆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覃有莫、潘翠英已预交），减半收取2450元，诉讼保全费1720元（覃有莫、潘翠英已预交），合计人民币4170元，由覃有莫、覃庆珍负担。上诉人覃有莫、覃庆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1995年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落实农村土地家庭延包责任时……黄世明与其妻子潘翠英，以及子女莫双会、莫华东、莫华潘等人继续延期承包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包括沈秀英生前承包土地的全部份额）”、“按照《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的规定，黄世明承包户应获得的6份征地补偿，包括沈秀英名下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为530000元”及“沈秀英自1983年跟随黄世明生活，应黄世明的要求，覃有莫将沈秀英份额的承包土地转给黄世明耕种管理，此时，沈秀英事实上已归属黄世明承包户内。1995年实行土地延包时，其所在的集体已经认可了沈秀英属于黄世明承包户的事实”均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维护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是我国承包土地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集体土地流转仅涉及农户承包土地、集体林地等的经营权，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依法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集体土地承包权。本案中，沈秀英跟随黄世明生活后，覃有莫仅是将沈秀英份额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转给黄世明，并没有转让承包权的意思，也未依法进行登记，违反有关政策、法规，不发生转让承包权的效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更正。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4）鱼民初（一）字第2249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返还上诉人土地补偿款人民币24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0月20日起算）。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答辩称，一、沈秀英生前的承包土地份额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的三点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第23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2条、第3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限于承包方使用。在本案中，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1987年被上诉人户依法取得的鹿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中包含了沈秀英承包土地的份额。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1995年实行土地延包及2009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沈秀英承包土地的份额仍然由被上诉人家庭户承包。这有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为证。同时，根据上诉人本身在一审中举证的：①上诉人承包户的鹿寨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3月5日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中明确记载：“承包单位个人：乙方社员户，覃有莫，人口3，劳力I，承包土地：田3.69亩，地4.32亩”；②户籍证明：“户主覃有莫，男，出生于1948年2月1日；妻子：覃美兰（注：2008年月去世），女，出生于1956年08月26日；女儿覃庆珍，女，出生于1982年2月24日”。这就充分证明，上诉人承包户的成员是覃有莫、覃美兰、覃庆珍三人，沈秀英承包土地的份额不在上诉人承包户内；③1995年7月10日的《土地延包承包证》上记载：证号：56，户主：覃有莫，家庭人口：3人；④《土地延包合目录表》：“（证号：56，承包户主姓名：覃有莫，序号：56，）原承包人口3，现承包人口：3，水田：3.69亩、地4.32亩）”这与《土地承包使用证》的记载完全吻合；⑤“分配方案、明细表、领款表”；⑥、“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及三产利益内部分配方案”等证据亦证实沈秀英生前的承包土地份额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以黄世明为户主代表沈秀英等家庭成员己依法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沈秀英生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予认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和以其他方式承包两种类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根据《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于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法律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权利。当承包土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者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被上诉人承包户（包括沈秀英份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系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且并非林地。因此，当沈秀英死亡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由被上诉人承包户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不能由其他人承包，更不能将承包经营权作为遗产处理。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3条至第24条的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只要该农户放弃统一安置，该笔费用亦应支付给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的补偿。”从国家发放征收土地补偿费的目的来看，是对失去土地农民的一种补偿，以保障被征收承包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的土地被征收后，涉案的沈秀英的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户所有。3.2014年被上诉人家庭承包户（包括沈秀英份额）的土地在内的柳州市鱼峰区锥容镇半塘村半塘屯村民小组的全部集体土地被政府征收后，根据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作出的《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及三产利益内部分配方案》，是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定程序确定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是在集体内部进行的合理分配。分配村屯的征地补偿款，依法属于基层村民自治事项，本案柳州市鱼峰区雏容镇半塘村半塘屯村民小组制定的分配方案形成、内容均合法，一审认定其合法性，符合法律的规定，是正确的认定。征地是在2014年，而沈秀英已于1986年3月7日病故，其丧失了承包土地的资格，沈秀英承包土地的份额应由其生前所在的被上诉人承包户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因此不存在需要对沈秀英的生活给予保障的问题。由此可见，柳州市鱼峰区摊容镇半塘村半塘屯村民小组分配给沈秀英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费是对其名下原承包份额的补偿；而沈秀英名下土地承包份额应在其生前所在的被上诉人承包农户，其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款也归属于其所在被上诉人承包户，并作为家庭共有财产予以分配。综上，沈秀英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款应由被上诉人承包户的其他承包人员共同享有。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辩称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和柳州市鱼峰区摊容镇半塘村半塘屯村民小组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故，上诉人主张分割涉案的土地补偿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上诉人覃有莫、覃庆珍对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被告黄世明与其妻子潘翠英，以及子女，莫双会、莫华东、莫华云、ＸＸ潘等人继续延期承包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第一村民小组发包的土地（包括沈秀英生前承包土地的全部份额）。”，事实上应该不包括沈秀英的份额。2、“按照《半塘屯征地补偿款内部分配方案》的规定，黄世明承包户应获得的6份征地补偿款，包括沈秀英名下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为530，000元。”事实上应该是不包括沈秀英名下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覃有莫、覃庆珍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两份《土地延包合同书》，拟证实1981年至1995年土地延包时黄世明承包户的土地并没有变化，因此沈秀英名下的份额并没有变更到黄世明承包户内。被上诉人黄世明、潘翠英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新提交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沈秀英名下的份额在1987年就登记在黄世明承包户内了。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土地延包合同书》只能证实在1995年第二轮发包时发包方同意黄世明及覃有莫承包户继续按第一轮发包的条件进行延包，并不能证明各承包户内具体的承包户成员，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异议不成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应否将沈秀英名下的承包地补偿款240000元返还给上诉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半塘村半塘屯错将沈秀英名下的补偿款登记到了被上诉人的承包户内，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领取的沈秀英名下的承包地补偿款240000元。但根据双方均认可的事实，能够确认的只是沈秀英在1981年落实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是在上诉人家庭承包户中，双方在1987年3月5日才获得鹿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在此期间，上诉人承包户内的人口发生了变化，覃庆珍在1982年出生，沈秀英在1983年离开覃有莫家庭到黄世明家庭生活，其承包的土地份额也全部由黄世明承包户耕种管理，双方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还用预留的机动地发包给新增人口以调整承包土地，覃庆珍即在1985年承包了机动田（地）。此后沈秀英在颁发土地证之前的1986年去世。从《乡（镇）半塘村半塘壹生产队（组）土地延包合同目录表》看，颁发土地承包证前相关部门会统计当时各家庭承包户的人口数，原承包证登记的人口在延包登记时是会有变化的。沈秀英的土地份额由黄世明承包户耕种了四年之后政府才颁发《土地承包证》，上述的人口变化及土地调整均足以令发包方调整双方的承包地，加上未经政府确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出台，双方1987年及1995年的两本承包证上登记的人口数均符合颁证时尚健在的人口数，也没有证据表明各承包户具体的承包成员，因此，并不能排除在1987年第一次颁发土地承包证前沈秀英名下的份额就已变更到黄世明承包户内。沈秀英名下的份额在1981年时之所以分到覃有莫承包户内，是因为当时沈秀英在覃有莫家庭生活，1983年后其到黄世明家庭生活，将其土地份额变更到黄世明承包户也符合情理。而沈秀英的土地份额在1983年就全部由黄世明承包户耕种，至2014年被征收时三十年多年来，覃有莫承包户没有再对该承包土地进行耕种，基本生活来源也不再依靠该承包土地。证人到庭陈述及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半塘村半塘屯一队的征地费用内部分配明细表均印证了在1987年之前沈秀英的土地份额就已经变更到黄世明承包户内，说明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已经认可了沈秀英的土地份额属于黄世明承包户的事实，因此，沈秀英名下的征收土地补偿费的份额亦应属于黄世明承包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覃有莫、覃庆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古龙盘审判员宾修清代理审判员侯海丽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代书记员李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