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2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征路支行。负责人罗新红，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胡庆庆，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永新，男。委托代理人冉宏满，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红梅，女。委托代理人冉宏满，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周彬，男。原审被告李念东，男。上诉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征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肖永新、周红梅及原审被告周彬、李念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的（2015）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征路支行（以下简称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庆庆，被上诉人肖永新及其与周红梅的委托代理人冉宏满，原审被告周彬、李念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查明：2012年4月6日，案外人梁春华向长征路支行贷款200万元，2013年4月9日到期。到期后，梁春华欠长征路支行140万本金。因梁春华无力还贷，该行遂与二原告口头协商，从二原告处借140万元过桥资金。二原告同意后，于2013年4月8日先后两次将140万元过桥资金，用该行pos机汇入该行时任负责人李念东账户，同日，李念东取出该款，并将该款以现金还款形式存入梁春华的贷款账户。至此，该行用二原告的140万元借款清偿了梁春华的贷款。另查明，李念东的账户实为长征路支行账户。原审认为：被告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与原告发生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收到原告的借款后使用了该款，应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周彬、李念东系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的工作人员，原告又将借款汇入该行开设的账户，故要求周彬、李念东与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与梁春华发生借贷关系，用原告的借款清偿了梁春华的贷款，该民事行为与原告无关，也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故对三被告申请追加梁春华、刘绍琼为本案被告的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1.被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征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肖永新、周红梅偿还借款140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9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欠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驳回原告肖永新、周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被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征路支行负担。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与周红梅、肖永新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没有偿还义务；2.案件事实是梁春华向周红梅借款140万元，周红梅通过转账电话转账140万元，用于归还梁春华在上诉人银行的贷款；3.周红梅、肖永新代为归还梁春华140万元的银行贷款后，梁春华夫妇通过银行转账向周红梅、肖永新支付了140万元民间贷款的部分利息；4.梁春华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厉害关系，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5.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梁春华、刘绍琼夫妻二人在2013年4月8日至2014年9月8日期间向肖永新、周红梅二人账户转账的交易记录，一审法院应当准许而未予准许。综上，上诉人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要求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周红梅、肖永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周红梅、肖永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上诉人要求追加梁春华、刘绍琼为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和理由；3.法律关系明确，责任清楚。本案二审期间，根据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了梁春华、刘绍琼夫妻二人在2013年4月8日至2014年9月8日期间向周红梅、肖永新二人账户转账的交易记录，证实在2013年8月10日、9月9日、9月22日、2014年1月7日，梁春华个人账户向周红梅个人账户分别转入120000元、24000元、40000元、50000元。经被上诉人及代理人质证，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周红梅、肖永新当庭提交了两份证据：1.2014年6月24日肖永新与周彬之间的电话录音光盘及通话内容文字记录。经庭审质证，原审被告周彬对通话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通话是在受被上诉人威胁下作出的，且周彬只是介绍梁春华从周红梅、肖永新处借款，肖永新也曾多次找梁春华还款。上诉人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质证认为，该通话记录的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定，但该通话记录的内容却证明了借贷关系发生在梁春华和肖永新之间，140万元借款与银行无任何关联。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该录音证据，因通话当事人周彬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借条复印件2张、承诺书复印件1份，证明梁春华于2013年5月2日、2013年8月3日分别向周红梅借款76000元、120000元，保证一月内还清。经庭审质证，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两份借条上梁春华签字笔迹不同。本院认为，该证据均为复印件，借款人梁春华在两张借条上的签字笔迹确有差异，被上诉人既未提供借条原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周红梅、肖永新从事民间借贷业务。2013年4月初，因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贷款客户梁春华在该行的一笔200万元贷款于4月5日到期，还款存在困难，该行客户经理周彬遂介绍梁春华到周红梅、肖永新处借140万元偿还该笔贷款。4月8日11时18分，周红梅通过设置在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服务柜台的pos机，分两笔将140万元转入户名为李念东的账户，同日11时32分，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工作人员将该14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梁春华贷款。4月9日，梁春华将剩余贷款本息611735.04元全部还清。2013年8月10日、9月9日、9月22日、2014年1月7日，梁春华个人账户向周红梅个人账户分别转入120000元、24000元、40000元、50000元。后来梁春华下落不明。2014年6月24日，肖永新多次找梁春华还款无果后，与周彬电话协商还款事宜。二审另查明，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为减少客户跨行手续费，在该行服务柜台设立pos机，pos机商户名称为襄阳市商务第三幼儿园。户名为李念东的账户，实为该行用于接受客户从其他银行转入的存款或还贷资金的过渡账户，由该行主管会计管理。李念东于2012年5月后已不在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任职，2013年4月并非该行负责人。本院认为，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需双方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并实际交付款项。本案中，已查明周红梅通过跨行转账将140万元转入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所属的户名为李念东的账户后，该行立即将该款用于偿还梁春华的140万元贷款，但对140万元款项的借款人是梁春华还是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周红梅代替梁春华偿还银行贷款还是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向周红梅、肖永新借款等基础事实，双方存在重大争议。周红梅、肖永新作为主张借款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既未提供书面借款合同，也未举出其他优势证据来证明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向其借款，或者该行授权周彬向其借款，其与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之间已经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对二审中法院依上诉人申请调取的周红梅与梁春华银行账户往来的交易记录，上诉人主张是梁春华向周红梅、肖永新支付的14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上诉人辩称是梁春华偿还另外两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与本案诉争的140万元借款无关，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另两笔借款的借据原件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其辩称理由成立的有效证据。另外，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作出判决，但在一审审理中并未对周彬的行为是否属于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或职务行为进行调查，当事人也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相悖、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认定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并判决襄阳农商行长征路支行向原告肖永新、周红梅偿还借款140万元，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3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周桂荣审判员王洪代理审判员陈博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童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