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嘉民(行)初字第2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嘉民（行）初字第2号原告胡明华。原告居海龙。原告居海泳。原告居海龙、居海泳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明华（居海龙、居海泳父亲），即本案原告胡明华。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峰。被告上海新望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卫国。委托代理人张汉勇。委托代理人施海明。原告胡明华、居海龙、居海泳与被告上海新望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明华、居海泳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峰、被告委托代理人施海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03年1月23日签订《上海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根据《上海市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实施拆迁。原告被拆房屋系新成街道肖家弄1313号、1314号，建筑面积462.59平方米，可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合计782416.35元。但该协议诸多内容违反了《上海市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中，在评估价格、欺骗承诺原告、不平等对待同一拆迁户等方面给原告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对照同期拆迁户朱惠德面积为380平方米的房屋评估价88万元，原告面积为474.93平方米（协议中为462.59平方米）的房屋评估价仅为782416.35元，差价为31万元。况且，开始拆迁时，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说服原告拆迁，说拆完后不会让原告吃亏，和后面的拆迁是一个标准。原告相信了，第一户拆迁，起了带头作用。但和后面的拆迁相比，明显吃亏。本有意愿购买被告新房并享受优惠条件，但拆完后也都没有拿到房源，而只能按市场价格去外面购房。原告自发现权益被侵害后一直提出异议，要求被告进行补偿，但被告不予理会。而原告通过信访等方式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因原告获得的补偿款，按当时市场价格仅购买了25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即原告因拆迁丧失了212.59平方米的房屋面积，按目前的房价14000元/平方米左右计算，差价为300多万元，取整为300万元。而原、被告所签协议的第十二条第三款明确约定“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且之后国家又出台了相应的拆迁政策。故原告现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向三原告支付因拆迁而可获得的补偿款300万元。被告辩称，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从签约主体、程序来看都是合法有效，而且明确是实行货币补偿。当时，被告委托了有资质的拆迁实施单位实施拆迁，委托了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事先进行了公示。双方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后，在2003年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告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款项。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即便原告有信访程序，时效也是有问题的。因为2003年拆迁结束，补偿款也已经在2003年底都拿了，而从相关材料看原告从2007年开始信访，应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虽然原告说未能拿到优惠房源，但也无证据证明是被告不给予原告房源。原告与同一批次的拆迁户朱惠德比较，认为其吃亏，但其未能就此提供充分、有效、合法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况且，每一户均是独立的，不同的协议不具有可比性。而原告在明确是依据协议第十二条来提出诉讼主张的同时，却没有说出具体的新政策，亦未能尽到举证责任。原告诉讼请求金额从诉状上的31万元变更为3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已经依协议支付了原告补偿款，不存在不公正的行为。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因“仓场路延伸段”项目于2002年7月28日获得拆许字（2002）第02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期限自2002年7月29日起至2002年9月28日止。到期后，未办理房屋拆迁期限延长手续。为本次拆迁，被告于2002年7月5日制定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方案。2002年11月14日，被告又就相关动迁方案作出补充说明，明确：被拆迁户凭《货币补偿协议》到被告处购房，在安置补偿总额款内，所购房每平方米优惠减价200元，今后如有新的文件规定则按新规定调整。原告原所有的本区新成街道新成村肖家弄1313号、1314号的房屋属于该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经上海大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2年12月23日对上述房屋评估，确认上述房屋估值合计为161015元，附属物、二次装潢等其他补偿合计31955元。2003年1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上海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一份，明确原告因上述房屋拆迁，可获得包括评估报告确认的补偿款在内的各类补偿款合计782416.35元。其中明确，根据嘉定区人民政府规定，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楼面地价单价及拆迁补贴合计1200元/平方米。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并明确约定：“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签约后，被告于2003年2月19日向原告支付了约定的拆迁补偿款782416.35元，并另支付原告购房补偿款58390元、加奖10000元，原告亦依约搬离了被拆房屋。截止2003年7月，本次拆迁范围内需拆除的房屋已全部被拆除。之后，原告胡明华曾于2006年2月17日、2007年6月15日书写申请材料，以其拆迁“吃亏”、经济困难为由，向其所在的“新城街道”申请补助。为此，所在街道对其给予了一定的生活补助。但原告胡明华心有不甘，于2011年、2012年又曾通过信访寻求解决之道。在信访无果的情况下，三原告于2015年5月具状诉至本院，以其与同期拆迁户朱惠德户相比存在差价31万元为由，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31万元。庭审中，三原告又以其因拆迁丧失212.59平方米的房屋面积为由，要求被告按目前14000元/平方米左右的房价计算补差，而将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300万元。另查明，原、被告签署系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原告于2003年1月27日以原告居海龙、胡明华的名义向被告购买了新成路街道迎园中路281弄2号501室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129.36平方米，单价为3090.76元/平方米。上述事实，有房屋拆迁许可证存根、未办理房屋拆迁期限延长证明、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拆迁补偿方案、动迁方案补充说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付款凭证、商品房出售合同、申请补助材料、信访材料等证据为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本次诉讼是基于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的相关规定，并认为其中的“新政策”是指国家的新政策。但其当庭却未能进一步明确具体是何新政策，而只是在庭后提供了嘉府发【2004】19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土地使用权基价标准的通知》、嘉府发【2004】20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国有土地房屋拆迁最低补偿单价标准的通知》、沪房地资拆【2002】574号、沪房地资拆【2002】0040号、沪房地资法【2002】0513号等规范性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法【2005】行他字第5号司法解释，作为其主张的“新政策”依据。并表示，提供沪房地资拆【2002】574号、沪房地资拆【2002】0040号、沪房地资法【2002】0513号文是因为政府公文前后有衔接，以便理解新文件；而提供最高人民法院法【2005】行他字第5号司法解释是表明被拆地块虽是集体土地，但纳入城市规划的，应适用国有土地的补偿标准，故本案最终应适用其中的嘉府发【2004】20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国有土地房屋拆迁最低补偿单价标准的通知》。但在本院询问，依据其最终确定适用的该文件是如何计算出诉讼请求金额300万元时，原告又表示坚持原来的观点。上述6份文件中的【2004】19号、嘉府发【2004】20号两份调整补偿标准的通知，均在2004年2月25日发布，且均明确补偿标准调整的时间从2004年3月1日起执行。针对原告提供的上述文件，被告表示，本次拆迁期限从2002年7月底开始至2003年6月底结束，期间政府未出台新的拆迁政策，原告提供的上述政策并不能适用本案。原告在诉讼中还提供了两份落款分别为“朱惠德”和“石”的书面材料以及在其向新成路街道申请补助的申请上的“卢建明”批示，作为朱惠德、石瑞玉、卢建明的证词，以证明其获得的拆迁款少于其他被拆迁户，其并一直向相关部门反映，要求补偿。对此，被告表示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当庭作证。而上述三人均未到庭。被告在诉讼中也提供了其与原告及其他三户被拆迁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证明补偿标准都是统一的。对此，原告表示，只认可被告与其所签协议的真实性，对其他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认可补偿标准是统一的。此外，原告表示，被告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至2002年9月28日到期，又未办理延期，而原、被告双方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在2003年，不在政府许可的拆迁期限内，程序上有问题，故对协议上“本拆迁期内”应理解为没有期限。对此，被告表示，协议上的“本拆迁期内”应该指整个拆迁项目的持续时间，即自2002年7月底至2003年6月底止。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在取得相关房屋拆迁许可证后，与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原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间因此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作为被拆迁人，有权要求被告按照该协议支付相应的补偿款。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各类补偿款合计782416.35元，并且在本拆迁期内有新政策出台的情况下，还应承担“多不退少补”的责任。原告在协议签订后不久即依约支付了原告补偿款782416.35元，并另支付原告购房补偿款58390元、加奖10000元。如不存在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约定的“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的情形，应该说被告已经完全履行了其基于该协议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原告无权再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至于原告与其他被拆迁户相比是否“吃亏”，因债权具有相对性，且各被拆迁户的具体情况不同，并不能成为原告要求被告再行补偿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支付300万元补偿款，是基于系争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即“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的约定。故上述协议约定的情形是否成立，是审理本案的关键，而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虽然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有关政府文件，并最终确定其中的嘉府发【2004】20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国有土地房屋拆迁最低补偿单价标准的通知》为其主张的适用依据。但从原告提供的相关文件内容来看，其中只有嘉府发【2004】19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土地使用权基价标准的通知》，和原告认为最终应适用的嘉府发【2004】20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区国有土地房屋拆迁最低补偿单价标准的通知》，涉及拆迁补偿标准的调整问题，而该两份通知出台时间均在2004年2月25日，且均明确补偿标准调整的时间从2004年3月1日起执行。而本案涉及的拆迁范围内的被拆房屋，截止2003年7月已经全部被拆除。在相应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于2002年9月28日到期后未办理延期的情况下，系争协议约定的“本拆迁期内”，至迟到此时也应视为期限届满。故上述两份调整补偿标准的通知，不能认定是在协议约定的“本拆迁期内”出台，亦不足以证明系争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所约定的情形存在。原告以双方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在政府许可的拆迁期限内，程序上有问题为由，认为对协议上“本拆迁期内”应理解为没有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况且，原告在以系争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的约定作为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的同时，就其主张的300万元请求金额所明确的计算方式，却是以“拆迁丧失了212.59平方米的房屋面积，按目前的房价14000元/平方米左右计算”，而并非是以该约定中明确的新政策为基础，且在其最终明确应适用的新政策后，经本院询问依据该文件是如何计算出诉讼请求金额300万元时，其仍表示坚持原来的观点，显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鉴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争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约定的“如新政策出台在本拆迁期内，多不退少补”的情形存在，其要求被告再支付补偿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明华、居海龙、居海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胡明华、居海龙、居海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赵永兴二○一五年八月六日书记员张红江审判员  赵永兴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张红江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