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4民终4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车务段。 负责人：胡海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豹，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才利，男，195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篷，河北正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 法定代表人：索丰堂。 上诉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车务段（原北京铁路局邯郸车务段、下简称邯郸车务段）因与被上诉人韩才利、原审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以下简称煤炭运销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邯郸车务段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被告之一“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下简称石铁运销处）”，系峰峰矿区工商局违法颁发营业执照、石铁运销处违法设立的事实，一审法院置之不理。石铁运销处的设立违法，也是索丰堂的个人企业，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即使石铁运销处存在债务，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二、一审判决在已经认定彭城站不属于法人实体，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情况下，却以上诉人收回公章的行为及湖北孝感的判决书认定石铁运销处系上诉人的下属单位彭城站开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收回公章的事实错误，事实是邯郸车务段仅收过石铁运销处的公章和派车票的第四联，并未收过石铁运销处的合同章、财务章以及派车票第一联。2001年初因石铁运销处欠磁县白土信用社的贷款，被起诉到磁县人民法院，并将上诉人追加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而峰峰矿区工商局在吊销石铁运销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并未收缴其公章，我单位为防止石铁运销处继续违法经营而发生债务纠纷，再次被牵连到，致使损失无限扩大，所以才收回了石铁运销处的公章暂时保管。2、湖北孝感的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判决书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仅仅可以作为参考或者借鉴不能直接引用，也正是因为磁县人民法院和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才让上诉人受到无辜牵连，导致上诉人受到了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才将石铁运销处的公章收回。三、一审判决认定石铁运销处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且未超过诉讼时效，纯系无视客观事实的枉法判决。（一）石铁运销处从未与韩才利之间签订过买卖合同，也不存在口头合同。本案系韩才利提起的买卖合同之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韩才利应该就其与石铁运销处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证实，上诉人认为派车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认定，与本案也不存在关联性，而索丰堂的录音及陈述，更是其与韩才利恶意串通而形成的。（二）在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事依据索丰堂的录音及当庭陈述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无视事实的枉法裁判。对于如此巨大的债权，韩才利竟然近20年的时间里不予主张，严重违背常理。在索丰堂录音时本案就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录音内容及方式都非常反常，完全能够证明其与韩才利恶意进行串通，妄图通过诉讼来获取非法利益，实现其不可告人目的。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表明石铁运销处购买货物都要签订书面购销合同，并对合同价款进行明确约定。四、一审判决认定彭城站对石铁运销处的投资存在不足并判决上诉人担责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按照月息2%，自1997年10月1日起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严重违法。关于利息的标准，也是索丰堂一人的陈述和承诺，没有任何其他书面证据能够证实。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双方没有利息约定的，利息只能从一方当事人主张之日起计算，且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而不是一审判决自作主张认定的月息2%。六、本案系索丰堂与韩才利恶意串通，为诈骗国有资产而进行的虚假诉讼，其二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韩才利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韩才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740124元及利息，二被告互负连带给付责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才利与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曾系磁县白土镇白土二街同村人员。1997年9月左右，韩才利和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达成口头协议由韩才利向煤炭运销处供应煤炭。韩才利陆续供应煤炭5482.4吨，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根据韩才利的煤炭热量与原告口头定价每吨135元，合计价款740124元。煤炭运销处以资金紧张为由未给付原告该货款，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承诺按照当时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1.176%的两倍支付原告利息，期间韩才利一直向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口头催要，但煤炭运销处至今未予给付。 另查明，煤炭运销处是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站开办的企业，注册资金为55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200万元，全部由彭城站拨款；固定资金由彭城站内的场地、房屋及585米铁路专用线构成，但固定资产并没有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煤炭运销处因没有及时参加年检，于1999年3月3日被邯郸市峰峰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根据2005年4月京铁办［2005］10号及京铁劳［2005］100号北京铁路局文件，撤销石家庄铁路分局，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更名为北京铁路局邯郸车务段。 另查明，煤炭运销处有两名会计人员王日文、赵贵奇现均已去世。邯郸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于2001年3月26日将煤炭运销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收回。邯郸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于2013年4月8日将该案所涉及派车票第一联票据均收回。邯郸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于2013年4月12日将该案所涉及派车票第四联票据均收回。邯郸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当庭认可收了煤炭运销处的公章。 再查明，韩才利曾与索振峰（小名索书廷）在白土××东头合伙开办“书廷煤矿”，该煤矿每天产煤三十吨左右，合伙人索振峰现已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主要存在如下争议焦点：1、煤炭运销处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和邯郸车务段有无关系；2、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如存在原、被告之间尚欠合同款项的具体数额是多少；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有关原告诉求利息部分是否应当支持。针对上述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视为存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本案中，被告多经运销处作为企业法人，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被注销，其诉讼主体身份仍然存在，故具备主体资格。根据邯郸车务段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彭城站是邯郸车务段下属的一个中间站，相当于邯郸车务段所属的车间，该站既不属于法人实体，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组织”。邯郸车务段虽辩称煤炭运销处与彭城站和邯郸车务段均无关系，但根据当庭查明邯郸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民已将煤炭运销处公章收回，结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6）孝南民初字第388号民事判决书及（2006）孝民二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认定煤炭运销处系邯郸车务段下属彭城站所开办。关于焦点2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如存在原、被告之间尚欠合同款项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根据韩才利与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当庭所述，双方虽未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但二人系口头约定。结合韩才利提交的派车单显示货主的名称，时间，实装吨数，矸石数量，实际吨数等信息，且时任法定代表人索丰堂当庭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价款和迟延给付的责任等予以确认。邯郸车务段认为煤炭运销处和韩才利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邯郸车务段认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派车票不能证明原告与煤炭运销处存在买卖合同，索丰堂陈述系与原告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韩才利与煤炭运销处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邯郸车务段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于邯郸车务段的辩称不予采信。根据韩才利提供的证据及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当庭确认，韩才利向煤炭运销处销售煤炭共计5482.4吨，合计价款740124元；关于焦点3，双方合同关系虽发生于1997年，但根据韩才利提供的与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的录音证据能够看出，韩才利之后曾多次向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进行催要，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以承诺给付利息，不会亏待原告为由推脱。索丰堂当庭承认韩才利一直在催要，故韩才利向煤炭运销处追要货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4，根据韩才利提供的录音内容及煤炭运销处法定代表人索丰堂的陈述，煤炭运销处同意从1997年10月起按当时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月息1.176%的两倍即2.352%向韩才利支付利息。经核实1997年1月26日煤炭运销处向磁县白土信用社贷款120万元月息为11.76‰，韩才利要求利息按月息2%计算，未超过当时白土信用社月贷款利息的两倍即23.52‰故予以支持。彭城站以铁路货场、房屋铁路专用线作价3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煤炭运销处，但未办理审批及过户手续，同时上述资产作为国家铁路的专用资产，彭城站无权处置，因此彭城站对煤炭运销处的出资不足，依法应承担责任，因彭城站系邯郸车务段的下属单位，其责任应有邯郸车务段予以承担。邯郸车务段关于“原告未按规定就其主张的利息缴纳诉讼费用，法院对韩才利的主张不应审理”的辩论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韩才利支付货款740124元及货款利息（货款利息以740124元为本金，按月息2%，自1997年10月1日起至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付清货款之日止计算。）二、被告北京铁路局邯郸车务段对第一项在出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1142元，由被告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北京铁路局邯郸车务段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本案审理的重点，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一、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二、煤炭运销处及邯郸车务段分别应承担何种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邯郸车务段针对韩才利所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提出质疑，认为属于韩才利与煤炭运销处负责人索丰堂之间的恶意串通、虚构的事实，但是作为上级管理单位，其未提交任何证据。本案中双方虽无书面合同，但是一审经过庭审质证，根据本案主要事实即根据韩才利的陈述及索丰堂的当庭所述，结合韩才利提交的派车单上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邯郸车务段的该部分主张不能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同理，邯郸车务段关于韩才利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也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依法成立的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故一审法院判令煤炭运销处承担支付货款本金的责任并无不当，但是关于韩才利所主张的按照月息2%支付货款利息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煤炭运销处自199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已经不能正常经营，而该主张却仅有索丰堂的口头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符合常理，故邯郸车务段的该部分上诉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因煤炭运销处逾期付款应自韩才利起诉之日即2013年1月9日起给付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为基础计算的货款利息。至于邯郸车务段所主张的其非本案适格被告问题，一审法院根据煤炭运销处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具体情况，认定邯郸车务段应对其内设机构邯郸车务段彭城站开办煤炭运销处过程中投资不到位而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邯郸车务段在煤炭运销处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作为开办单位虽历经数次诉讼，但仍仅收回公章而未履行清理债权债务等清算职责，其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韩才利货款本金740124元，并自2013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 三、驳回韩才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1142元，由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车务段负担11200元，韩才利负担299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142元，由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车务段彭城火车站多经煤炭运销处、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车务段负担11200元，韩才利负担299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红梅 审判员  田熠中 审判员  潘陈婴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孙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