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决 定 书(2015)渭中法委赔字第00007号赔偿请求人：武少辉，男，汉族，生于1974年6月7日，农民。委托代理人：武爱玲，女，汉族，生于1962年4月14日，农民。法律援助：李文升，大荔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吴新利，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成卫民，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李大鹏，该局法制大队队长。复议机关：渭南市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王勤智，该局局长。赔偿请求人武少辉因无罪逮捕申请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大荔县公安局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决定以及渭南市公安局的复议意见，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质证组于2015年8月12日进行了质证。赔偿请求人武少辉及委托代理人武爱玲、李文升到庭、赔偿义务机关法定代表人吴新利经传唤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成卫民到庭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3月6日，武少辉以非法关押和错误收容审查为由向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2015年3月24日大荔县公安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作出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武少辉不服，向渭南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15年6月15日渭南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武少辉申诉案的处理意见书，意见如下：大荔县公安局作出的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公安局《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维持大荔县公安局作出的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武少辉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称：1992年因涉嫌纵火被大荔县公安局许庄派出所非法关押2次，分别是22天和24天，于同年11月30日——次年5月30日收容审查，1993年5月30日取保候审至今，因此请求人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做出赔偿决定。第一，赔偿请求人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50535.60元；第二，赔偿违法使用警戒、刑讯逼供、殴打、唆使他人殴打30万。1992年4月请求人被抓进许庄派出所，在院子的树上昼夜拷了7天没人审问，每天给一个烧饼、一罐头瓶水。第8天晚上周秀民将请求人拉到房间用绳捆住，拉着绳头将请求人抡倒在地，又让跪在地上，面部着地，周秀民的双脚踏在请求人背上。第9天晚上周秀民将请求人的手从藤椅背孔穿过拉至另一个木椅上铐住，因不承认纵火，就抓头发往墙上无数次的碰撞，连续打耳光致使请求人的双脸变肿，逼请求人在“以上笔录属实”上签字。第10天晚上周秀民用手铐将请求人的右手从肩上、左手从后背铐在一起，请求人疼的昏倒在地。醒来后周秀民拉着请求人的右手食指在写好的笔录上按上了指纹，并逼迫在“武天海家着火是我点的”笔录上签“笔录属实”。第11天晚上，周秀民对请求人进行了拳打，且用脚又是踢、又踏，逼请求人在他己写好的“作案经过”上签字。第12天晚上周秀民抓请求人的头发进行了拳打，逼在“这火是我大舅（失火邻居）叫我点的”笔录上签字。周秀民获取口供后白天让请求人弯腰双手抱住自行车的车粱，晚上坐在看押人的床头，两幅铐子分别把两手铐在床头的两边。数日的折磨令请求人呕吐不止，第22天晚上请求人借放出呕吐之机，许庄派出所门未关便逃出了许庄派出所。次日在家人的陪伴下去检察院控告，法纪科科长雷敦祥对请求人的伤情做了笔录。回家后左邻右舍的武成育、武改侠、张鸡换等人见过请求人的伤情。随后，许庄派出所第二次抓到请求人，用两幅铐子把两手分别铐在连椅背上，一个人抓头发让请求人张开口，一个人把警棒塞进请求人口中至喉咙，“吱”的一声冒出了蓝烟，就昏了过去，醒后警棒又打了其腋窝、肚子上、手上、腿上共计十几处。一关就是24天，白天手绕自行车车粱铐住，晚上用两幅铐子把两手分别铐在床头两边，不定时不定数的有人进来拳打脚踢，不全是许庄派出所人；第三，赔偿请求人医疗费6000元；第四，赔偿许庄派出所逼我逃到山西、西安、合阳等地6个月40428.48元；第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此案给请求人不仅造成身体上的巨大痛楚，并且造成了四次精神损害，分别是两次被关进许庄派出所；父亲因此案导致神志不清死亡；此案妨碍请求人婚姻迟迟不能解决；第六，赔偿请求人父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60万。武天海家失火时，请求人及全家在吃年饭，给左邻右舍拜年，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而许庄派出所却以有嫌疑将请求人关押。这使请求人父亲的名誉权、人格尊严权受到侵害，导致父亲的神志不清，经常对母亲实施家庭暴力，母亲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常年流落在外，父亲也因随地大小便被人殴打后死亡，年仅55岁；第七，赔偿关押期间因刑讯逼供母亲晚上在许庄派出所门口守候、上访申冤的打印费、误工费、前往西安和山西求助的交通费和住宿费2万元；第八，赔偿此案造成请求人婚姻高额财礼，与普通财礼差额2万元。综上请求：1.请求确认赔偿义务机关行为违法。2.请求确认赔偿义务机关因违法行为给请求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336964.08元，赔偿义务机关辩称，1、大荔县公安局许庄派出所对纵火案件侦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按照法律规定对犯罪人进行关押，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都由公安机关进行”。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992年2月4日，大荔县户家乡东大壕村六组李国玉家被犯罪分子纵火，烧毁衣物、家具等价值1000元物品，案件发生后，大荔县公安局的侦查活动是合法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2、申请人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一，武少辉2015年3月6日向大荔县公安局提交赔偿申请书中提出的两次被刑事拘留及刑事拘留期间被办案民警刑讯逼供、违法使用警械、殴打、教唆他人殴打之事实均没有证据证实，经大荔县公安局调查并查阅资料，证实武少辉1992年4月曾被大荔县公安局许庄派出所抓获并监视居住，武少辉在许庄派出所关押期间潜逃，至当年11月上旬被再次抓获，继续监视居住，同年11月30日被大荔县公安局收容审查，收押于大荔县收容审查所。1993年5月28日被解除收容审查，大荔县公安局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第二，武少辉提出1992年11月30日至1993年5月30日被收容侦查，1993年5月30日取保候审至今事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且经过大荔县公安局查阅档案资料，证实大荔县公安局确于1992年5月28日对申请人解除收容审查，但未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第三，《国家赔偿法》第42条（原条文第35条）规定：“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武少辉提出的监视居住、收容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之前，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却无正当理由。3、大荔县公安局做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2015年3月6日，原告申请国家赔偿，经书面审查，调阅资料，证实1992年未对原告进行刑事拘留，对其监视居住后收容审查，于1993年5月28日解除收容审查，但未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且监视居住、收容审查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之前。原告提出的被办案民警刑讯逼供、违法使用警械、殴打、教唆他人殴打之事实，经大荔县公安局询问办案民警，均陈述未对嫌疑人刑讯逼供、违法使用警械、殴打、教唆他人殴打，且被告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大荔县公安局认为，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4、收容审查措施的制度性缺陷不能适用国家赔偿。1961年以来，经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强制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措施。这两项措施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强制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的对象基本相同，没有实质性区别，所以国发（1980）56号《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对这两项措施进行了规范。这是官方第一个对“收容审查”进行规范的文件，这对当时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有着积极的作用。至于实际执行中什么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什么是“来历不明”，往往由公安机关解释，这说明收容审查制度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该制度是普遍适用的制度，所以只能从法律制度、立法层面上去解决，而不能进行国家赔偿。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1月1日施行后，全国公安机关统一摘下“收容所”的牌子，标志着收容审查措施的终结，社会法治的进步。5、收容审查是强制性行政审查措施，不属于国家赔偿受理范围，收容审查是由国务院确定的，1985年7月31日《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的通知》明确界定：收容审查是“强制性行政审查措施”。1995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二项第（1）点规定：行使侦查、检查、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经依法确认应予赔偿……”。既然收容审查是强制性行政措施，那么按照本规定，武少辉的赔偿请求就不属国家赔偿委员会受理范围。综上所述，大荔县公安局认为，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其追溯时效和请求时效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人武少辉为主张其权利提供如下证据：1、申请调取1992年武少辉纵火案件的卷宗，证明武少辉有权申请国家赔偿的相关事实，且证明办案时候有违法行为，证明诉讼时效未超过。2、2015年2月9日和2015年3月24日，案件请求人武少辉代理人武爱玲和法制大队李大鹏的录音，证据来源是武少辉代理人武爱玲找大荔县公安局申请赔偿时和李大鹏的谈话，对录音李大鹏不知情。证明申请人于1993年5月30日取保候审至今，取保候审案件至今没有终结，诉讼时效没有超过。3、证人武改侠、张维秀、张吉焕的证言，说明当初武少辉从许庄派出所逃出后3个证人于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去家里看望的情况，武少辉左手腕骨头露出，腿上和屁股上有轻伤，证明公安机关存在殴打的行为。4、村委会证明，证据来源村委会。证明请求人从派出所偷跑出来后逃跑几个月的事实。5、村委会证明，证据来源村委会。证明武少辉父亲因儿子冤案导致精神失常，随地大小便，被人殴打死亡的事实。6、原检察院人员的证明，证明武少辉逃出派出所曾到检察院进行投诉。赔偿义务机关质证认为：对于证据2录音，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关于损害事实和天数的问题，已和当时的办案人员进行谈话，关押的事实确是存在，前后两次进行审查，1992年11月30日收容审查也是事实。前后关押两次的事实存在，就是时间不确切，收容审查符合公安部的范围。收容审查措施从1961年开始，到1980年将其规范，通过规范文件可以看出，是行政性强制行政收容审查措施，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对3名证人证言，证人的陈述没有确切的事实，不能证明就是此案件，故不予确认；对证据4村委会证明关于武少辉逃跑事项，村委会没有提供相关事项，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证据5村委会证明关于武少辉父亲的精神失常问题，村委会非医疗鉴定机构，没有证明资质；关于证据6证人证言，其证明缺乏证明力，很笼统。赔偿义务机关为主张其权利提供如下证据：1、1992年对武少辉拘传通知书存根。证明确实进行了传唤和收容审查。2、收容审查通知书存根。证明对武少辉没有采取拘传以外的任何措施，收容审查只是行政性强制措施手段，符合国家1980年66号规定。3、解除收容审查呈批表。证明确实进行了收容审查，且解除收容审查后再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收容审查的时间是6个月，且说明申请书中所称采取取保候审的事实不存在。4、周秀民询问笔录。周秀民是原许庄派出所所长，证明案件事实存在，在办案期间对武少辉进行了关押，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5、王喆的情况说明。王喆是当时办案的民警，证明目的和周秀民的谈话证明目的一致。6、法律依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三十九条、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7、相关法律问题规定4份，《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劳动教养的通知》、《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公安局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收容审查法律依据问题的电话答复》。证明目的：1.收容审查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制度性缺陷不能适用国家赔偿。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职能机关，使用这个措施，检察院、法院、律师是不能介入的。2.收容审查是强制性行政收容审查措施，不属于国家赔偿受理范围，收容审查是国务院出台的一项行政措施，按照1995年1月29日最高院关于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的相关规定，武少辉的案件不属于赔偿委员会审查的范围。请求人武少辉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拘传通知书存根，拘传时间和人员签字以及地点上有问题，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此证明只能证明传唤一次，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另外一次的传唤。请求人坚持申请调取纵火案卷；关于证据2收容审查通知书，批准人这一项目的局长签字有问题，不能证明其程序是否合法，也不能证明向申请人送达的事实，且也不能证明收容的时间期限，此件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关于证据3其编号是空白，呈批表是内部法律文书，解除收容审查在此无法体现，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有申请人签字的法律文书，否则我们可以质疑其收容审查的违法性。呈批表中有说，请求人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此表已经认可采取强制措施，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其监视居住是否合法。审批表上面记载经审查证据不足，采取取保候审和收容审查，局长签字只是写了同意，未说明是同意取保候审还是收容审查，从文件上看应当是取保候审。另外呈批表中说是经反应武少辉问题大，采取收容审查，可见赔偿义务机关对其收容审查的理由是武少辉存在重大疑问，故收容审查。1997年收容审查已经废止，应当查看公安部关于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说明武少辉是否符合收容审查的条件，故公安机关当时在办理纵火案件时有违法行为，监视居住属于强制性措施；关于证据4周秀民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的时间月、日有改动，对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异议。询问笔录上无询问人的签字，另外周已经去世，无法出庭作证，故我们不予认可，询问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字，此证明上没有，故不符合法律规定。对王喆的情况说明和周秀民的谈话笔录质证意见一样，且对王喆的情况说明我们怀疑是否为其本人书写，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异议。对法律文件无异议，不过有的法律文书在1997年已经废止，说明其当时的行为已经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利用违法的文件实施违法的行为。根据请求人的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向大荔县公安局调取了1992年武少辉纵火案件的卷宗，大荔县回函因许庄派出所先后两次整体搬迁，原主办民警周秀民已死亡，案卷材料暂时未找到。经审理查明：请求人武少辉1992年5月21日因涉嫌纵火被大荔县公安局许庄派出所拘传，期间脱逃，同年11月初被再次抓回，1992年11月30日收容审查，并于次年5月28日解除收审。2015年3月6日，武少辉以非法关押和错误收容审查为由向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2015年3月24日大荔县公安局作出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武少辉不服，向渭南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申请事项：要求市局责令大荔县公安局支付国家赔偿金132.908566元，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2015年6月15日渭南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武少辉申诉案的处理意见书，意见如下：大荔县公安局作出的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公安局《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维持大荔县公安局作出的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上述事实有大荔县公安局拘传通知书，荔公刑字177号收容审查通知书，大荔县公安局解除收审人员呈批表，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渭南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武少辉申诉案的处理意见书等为证。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请求人武少辉1992年5月21日因涉嫌纵火被大荔县公安局许庄派出所拘传，同年11月30日收容审查，并于次年5月28日解除收审，事实是存在的。根据（1980）国发56号《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规定：“1961年以来，经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措施”；1985年7月31日（85）公法50号《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的通知》中也明确界定：“收容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公安机关用来对付流窜犯罪分子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的重要手段。它是对那些在刑事拘留时限内无法查清主要罪行和取得必要证据的嫌疑人所采取的强制性行政审查措施”。同时，公安部公法（1990）28号对收容审查的审批依据和复议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依据上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公安部的规章对请求人采取的是强制性行政审查措施。因此请求人武少辉的请求不符合【法释（201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所称国家赔偿案件，是指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下列案件：（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五）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六）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八）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九）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请求人武少辉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1号】所称的国家赔偿案件，应当驳回其国家赔偿申请。请求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二款之规定认为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的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二）》第八条之规定，决定如下：撤销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荔公赔不受字（2015）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撤销渭南市公安局关于武少辉申诉案的处理意见书。驳回请求人武少辉的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