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802民初4276号 原告：黄成勇，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广西诚济（桂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裕才，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广西万益（贵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成勇与被告马裕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原告黄成勇不服该裁定上诉至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重新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成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被告马裕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成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份，马裕才以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黄成勇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七天，并口头约定月利率按3％计，此后黄成勇只筹得75万元，遂将75万元转给马裕才。但借款期限届满后，黄成勇多次催讨，马裕才均未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1月6日，黄成勇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而马裕才在答辩过程中却称黄成勇是公务员，不方便借款给倪爱凤，故借用马裕才的名义借款给倪爱凤。马裕才这一辩解明显相互矛盾。马裕才也自认黄成勇曾借过款给他本人，且月利率按4％计，故不存在黄成勇不方便借款给他人之说。马裕才收到黄成勇的借款75万元后，同日出借235万元给倪爱凤，黄成勇与马裕才、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2016年3月10日，法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所涉款项是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因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遂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现法院已对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且已发生法律效力。而马裕才在指证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并未披露到黄成勇及其他人借款给马裕才的事实，而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将黄成勇和其他人列为受害人。因此，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涉及经济犯罪。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黄成勇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马裕才辩称，一、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具体事实。首先，（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本案涉案资金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且倪爱凤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现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即本案资金不是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的借贷资金，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时间跨度长、来往资金多，资金来往均是马裕才的账户与倪爱凤之间直接发生。在本案之前，黄成勇也于2014年6月11日、2014年6月24日转账给马裕才40万元、80万元，委托马裕才借给倪爱凤，倪爱凤如期还款后，马裕才也是立即返还给黄成勇，未从中获取利息。也就是说，从法院依法查明的具体事实来看，本案实际上是黄成勇委托马裕才将其资金出借给倪爱凤。二、本案黄成勇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与马裕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黄成勇仅有一张银行转账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黄成勇还须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马裕才有证据证明本案资金为委托关系。三、本案黄成勇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黄成勇的款项实际借用人为倪爱凤，其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四、本案马裕才是受害人。与本案资金一起，马裕才共转账235万元给倪爱凤，但至今该笔资金因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暂时无法追回。而且自2014年9月25日转账后，倪爱凤也没有偿还本息给马裕才。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黄成勇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成勇系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民警，马裕才系民间借贷从业人员，两人原系较好的朋友关系。2014年6月11日，黄成勇转账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38.8万元给倪爱凤（其中1.2万元为私下预扣利息）。2014年6月19日，倪爱凤转账归还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也转账归还41.2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40万元得到返还41.2万元。2014年6月24日，黄成勇转账8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180万元给倪爱凤。2014年6月24日，倪爱凤以现金形式支付2.4万元利息给马裕才后，马裕才通过银行转账2.4万元给黄成勇。2014年7月2日，倪爱凤的儿媳妇莫青青转账归还73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将该73万元转账归还给黄成勇。2014年7月3日，倪爱凤、莫青青将其余款项转账归还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又转账归还7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80万元得到返还82.4万元（上述全部交易，被告均在同一银行账户操作）。 2014年9月15日，黄成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75万元给马裕才，马裕才收款后未向黄成勇出具债权凭证。当日，马裕才将筹集到的235万元（黄成勇75万元，莫建林90万元，马裕才7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倪爱凤，倪爱凤出具借条给马裕才收执，载明借到马裕才235万元，用于还银行贷款，限于2014年10月2日归还。 另查明，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涉案金额包括2014年9月25日从马裕才账户转入倪爱凤账户的235万元。审查起诉期间，本院到贵港市看守所对倪爱凤进行询问，其否认认识黄成勇，也不知道马裕才借给其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并称不同意直接向黄成勇还款，愿意先向马裕才还清所有借款，再由马裕才还给其他人。 2016年1月6日，黄成勇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其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出借的75万元。本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马裕才在该案中属于隐名代理，黄成勇是倪爱凤的实际出借人，马裕才是倪爱凤的名义出借人，马裕才已向黄成勇披露了倪爱凤系借款人，故黄成勇可以行使马裕才对倪爱凤的权利，该案所涉款项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而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马裕才所反映的235万元（含本案的75万元）也被受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6）桂08民终567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12月29日，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8月至2014年间，倪爱凤以经营养猪场、养牛场需资金为借口，以月息2分为诱饵，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并判决：一、被告人倪爱凤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二、被告人倪爱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包括公安机关扣押被告人倪爱凤的人民币89.959万元）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人。 2017年6月27日，黄成勇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本院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黄成勇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驳回黄成勇的起诉。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裁定，认为黄成勇在第一次起诉被一审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已经全部归还后，再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案涉的75万元，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受理，遂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 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倪爱凤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倪爱凤讯问笔录、倪爱凤询问笔录、马裕才询问笔录、马裕才民事答辩状、（2016）桂0802民初61号案庭审笔录、（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2016）桂08民终567号民事裁定书及生效证明书、（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基于黄成勇将75万元转账给马裕才的事实，黄成勇认为其与马裕才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则认为其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其系受黄成勇委托将黄成勇的75万元以马裕才的名义出借给倪爱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原告只需举证证实存在交付事实，即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本案中，黄成勇依据其向马裕才转账交付75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而马裕才无论是抗辩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还是抗辩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都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马裕才提交的证据中，（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是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前作出的，在刑事判决后，黄成勇基于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本院以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再次驳回其起诉后，二审法院已裁定指令审理。因此，（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不能用以证明黄成勇与马裕才是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倪爱凤是涉案75万元的实际借款人。退一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是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的规定，即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原本是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是在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无异议的基础上，赋予委托人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一项权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委托合同，黄成勇自始至终也从未追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倪爱凤并不知道马裕才出借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也不认可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马裕才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从未披露黄成勇是委托人或受害人，故马裕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黄成勇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主张由黄成勇直接向倪爱凤追讨借款，没有事实根据，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马裕才辩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并举出此前40万元、80万元借款作为佐证。本院认为，虽然交易习惯对案件事实具有一定证明作用，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准则。本案中倪爱凤出具给马裕才的借条中虽然未约定利息，但实际上双方都承认口头约定了利息，至于约定的利息是多少，是否存在利差，黄成勇不得而知。事实上，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转借行为相当普遍，亲朋好友之间无利差的转借行为也并不鲜见，因此，就算涉案75万元真的不存在利差，也不能仅据此推定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另外，从便于实现债权的角度看，倪爱凤向马裕才出具债权凭证，其只认可与马裕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债权凭证中的235万元并非只来自黄成勇，而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巨大，只有马裕才本人才能理清与倪爱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的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因此，如果由黄成勇向倪爱凤主张债权，将面临诸多困难。综上，本院认定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应当向黄成勇归还借款。马裕才申请倪爱凤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借款利息。马裕才辩称其出借给倪爱凤的235万元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并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同意待倪爱凤归还利息后再返还给黄成勇，实际上系自认其与黄成勇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涉案75万元的利息。现黄成勇主动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涉案75万元本金的交付时间（2014年9月25日），本院认定应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马裕才归还原告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之日止）。 本案受理费16005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计收8003元，由被告马裕才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的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6005元，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叶星球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陈静君 签 发 核 稿 拟 稿 份 数 打 印 校 对 监 印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桂0802民初4276号 原告：黄成勇，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北区荷城路966号院荷城新苑小区18幢2单元301室。公民身份号码：452523197608038912。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广西诚济（桂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裕才，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云柳村柳山屯202号。公民身份号码：452522196812146338。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广西万益（贵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成勇与被告马裕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原告黄成勇不服该裁定上诉至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重新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成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被告马裕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成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份，马裕才以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黄成勇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七天，并口头约定月利率按3％计，此后黄成勇只筹得75万元，遂将75万元转给马裕才。但借款期限届满后，黄成勇多次催讨，马裕才均未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1月6日，黄成勇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而马裕才在答辩过程中却称黄成勇是公务员，不方便借款给倪爱凤，故借用马裕才的名义借款给倪爱凤。马裕才这一辩解明显相互矛盾。马裕才也自认黄成勇曾借过款给他本人，且月利率按4％计，故不存在黄成勇不方便借款给他人之说。马裕才收到黄成勇的借款75万元后，同日出借235万元给倪爱凤，黄成勇与马裕才、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2016年3月10日，法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所涉款项是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因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遂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现法院已对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且已发生法律效力。而马裕才在指证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并未披露到黄成勇及其他人借款给马裕才的事实，而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将黄成勇和其他人列为受害人。因此，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涉及经济犯罪。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黄成勇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马裕才辩称，一、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具体事实。首先，（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本案涉案资金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且倪爱凤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现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即本案资金不是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的借贷资金，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时间跨度长、来往资金多，资金来往均是马裕才的账户与倪爱凤之间直接发生。在本案之前，黄成勇也于2014年6月11日、2014年6月24日转账给马裕才40万元、80万元，委托马裕才借给倪爱凤，倪爱凤如期还款后，马裕才也是立即返还给黄成勇，未从中获取利息。也就是说，从法院依法查明的具体事实来看，本案实际上是黄成勇委托马裕才将其资金出借给倪爱凤。二、本案黄成勇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与马裕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黄成勇仅有一张银行转账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黄成勇还须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马裕才有证据证明本案资金为委托关系。三、本案黄成勇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黄成勇的款项实际借用人为倪爱凤，其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四、本案马裕才是受害人。与本案资金一起，马裕才共转账235万元给倪爱凤，但至今该笔资金因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暂时无法追回。而且自2014年9月25日转账后，倪爱凤也没有偿还本息给马裕才。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黄成勇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成勇系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民警，马裕才系民间借贷从业人员，两人原系较好的朋友关系。2014年6月11日，黄成勇转账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38.8万元给倪爱凤（其中1.2万元为私下预扣利息）。2014年6月19日，倪爱凤转账归还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也转账归还41.2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40万元得到返还41.2万元。2014年6月24日，黄成勇转账8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180万元给倪爱凤。2014年6月24日，倪爱凤以现金形式支付2.4万元利息给马裕才后，马裕才通过银行转账2.4万元给黄成勇。2014年7月2日，倪爱凤的儿媳妇莫青青转账归还73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将该73万元转账归还给黄成勇。2014年7月3日，倪爱凤、莫青青将其余款项转账归还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又转账归还7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80万元得到返还82.4万元（上述全部交易，被告均在同一银行账户操作）。 2014年9月15日，黄成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75万元给马裕才，马裕才收款后未向黄成勇出具债权凭证。当日，马裕才将筹集到的235万元（黄成勇75万元，莫建林90万元，马裕才7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倪爱凤，倪爱凤出具借条给马裕才收执，载明借到马裕才235万元，用于还银行贷款，限于2014年10月2日归还。 另查明，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涉案金额包括2014年9月25日从马裕才账户转入倪爱凤账户的235万元。审查起诉期间，本院到贵港市看守所对倪爱凤进行询问，其否认认识黄成勇，也不知道马裕才借给其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并称不同意直接向黄成勇还款，愿意先向马裕才还清所有借款，再由马裕才还给其他人。 2016年1月6日，黄成勇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其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出借的75万元。本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马裕才在该案中属于隐名代理，黄成勇是倪爱凤的实际出借人，马裕才是倪爱凤的名义出借人，马裕才已向黄成勇披露了倪爱凤系借款人，故黄成勇可以行使马裕才对倪爱凤的权利，该案所涉款项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而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马裕才所反映的235万元（含本案的75万元）也被受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6）桂08民终567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12月29日，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8月至2014年间，倪爱凤以经营养猪场、养牛场需资金为借口，以月息2分为诱饵，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并判决：一、被告人倪爱凤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二、被告人倪爱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包括公安机关扣押被告人倪爱凤的人民币89.959万元）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人。 2017年6月27日，黄成勇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本院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黄成勇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驳回黄成勇的起诉。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裁定，认为黄成勇在第一次起诉被一审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已经全部归还后，再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案涉的75万元，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受理，遂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 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倪爱凤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倪爱凤讯问笔录、倪爱凤询问笔录、马裕才询问笔录、马裕才民事答辩状、（2016）桂0802民初61号案庭审笔录、（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2016）桂08民终567号民事裁定书及生效证明书、（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基于黄成勇将75万元转账给马裕才的事实，黄成勇认为其与马裕才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则认为其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其系受黄成勇委托将黄成勇的75万元以马裕才的名义出借给倪爱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原告只需举证证实存在交付事实，即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本案中，黄成勇依据其向马裕才转账交付75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而马裕才无论是抗辩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还是抗辩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都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马裕才提交的证据中，（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是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前作出的，在刑事判决后，黄成勇基于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本院以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再次驳回其起诉后，二审法院已裁定指令审理。因此，（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不能用以证明黄成勇与马裕才是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倪爱凤是涉案75万元的实际借款人。退一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是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的规定，即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原本是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是在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无异议的基础上，赋予委托人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一项权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委托合同，黄成勇自始至终也从未追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倪爱凤并不知道马裕才出借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也不认可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马裕才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从未披露黄成勇是委托人或受害人，故马裕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黄成勇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主张由黄成勇直接向倪爱凤追讨借款，没有事实根据，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马裕才辩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并举出此前40万元、80万元借款作为佐证。本院认为，虽然交易习惯对案件事实具有一定证明作用，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准则。本案中倪爱凤出具给马裕才的借条中虽然未约定利息，但实际上双方都承认口头约定了利息，至于约定的利息是多少，是否存在利差，黄成勇不得而知。事实上，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转借行为相当普遍，亲朋好友之间无利差的转借行为也并不鲜见，因此，就算涉案75万元真的不存在利差，也不能仅据此推定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另外，从便于实现债权的角度看，倪爱凤向马裕才出具债权凭证，其只认可与马裕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债权凭证中的235万元并非只来自黄成勇，而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巨大，只有马裕才本人才能理清与倪爱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的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因此，如果由黄成勇向倪爱凤主张债权，将面临诸多困难。综上，本院认定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应当向黄成勇归还借款。马裕才申请倪爱凤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借款利息。马裕才辩称其出借给倪爱凤的235万元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并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同意待倪爱凤归还利息后再返还给黄成勇，实际上系自认其与黄成勇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涉案75万元的利息。现黄成勇主动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涉案75万元本金的交付时间（2014年9月25日），本院认定应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马裕才归还原告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之日止）。 本案受理费16005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计收8003元，由被告马裕才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的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6005元，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叶星球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陈静君 签 发 核 稿 拟 稿 份 数 打 印 校 对 监 印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桂0802民初4276号 原告：黄成勇，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北区荷城路966号院荷城新苑小区18幢2单元301室。公民身份号码：452523197608038912。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广西诚济（桂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裕才，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云柳村柳山屯202号。公民身份号码：452522196812146338。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广西万益（贵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成勇与被告马裕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原告黄成勇不服该裁定上诉至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重新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成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丽、被告马裕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成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份，马裕才以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黄成勇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七天，并口头约定月利率按3％计，此后黄成勇只筹得75万元，遂将75万元转给马裕才。但借款期限届满后，黄成勇多次催讨，马裕才均未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1月6日，黄成勇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而马裕才在答辩过程中却称黄成勇是公务员，不方便借款给倪爱凤，故借用马裕才的名义借款给倪爱凤。马裕才这一辩解明显相互矛盾。马裕才也自认黄成勇曾借过款给他本人，且月利率按4％计，故不存在黄成勇不方便借款给他人之说。马裕才收到黄成勇的借款75万元后，同日出借235万元给倪爱凤，黄成勇与马裕才、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2016年3月10日，法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所涉款项是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因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遂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现法院已对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且已发生法律效力。而马裕才在指证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并未披露到黄成勇及其他人借款给马裕才的事实，而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将黄成勇和其他人列为受害人。因此，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涉及经济犯罪。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黄成勇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马裕才辩称，一、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具体事实。首先，（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本案涉案资金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且倪爱凤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现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即本案资金不是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的借贷资金，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时间跨度长、来往资金多，资金来往均是马裕才的账户与倪爱凤之间直接发生。在本案之前，黄成勇也于2014年6月11日、2014年6月24日转账给马裕才40万元、80万元，委托马裕才借给倪爱凤，倪爱凤如期还款后，马裕才也是立即返还给黄成勇，未从中获取利息。也就是说，从法院依法查明的具体事实来看，本案实际上是黄成勇委托马裕才将其资金出借给倪爱凤。二、本案黄成勇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与马裕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黄成勇仅有一张银行转账凭证，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黄成勇还须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马裕才有证据证明本案资金为委托关系。三、本案黄成勇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黄成勇的款项实际借用人为倪爱凤，其应当向倪爱凤主张权利。四、本案马裕才是受害人。与本案资金一起，马裕才共转账235万元给倪爱凤，但至今该笔资金因倪爱凤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暂时无法追回。而且自2014年9月25日转账后，倪爱凤也没有偿还本息给马裕才。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黄成勇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成勇系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民警，马裕才系民间借贷从业人员，两人原系较好的朋友关系。2014年6月11日，黄成勇转账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38.8万元给倪爱凤（其中1.2万元为私下预扣利息）。2014年6月19日，倪爱凤转账归还4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也转账归还41.2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40万元得到返还41.2万元。2014年6月24日，黄成勇转账80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即转账180万元给倪爱凤。2014年6月24日，倪爱凤以现金形式支付2.4万元利息给马裕才后，马裕才通过银行转账2.4万元给黄成勇。2014年7月2日，倪爱凤的儿媳妇莫青青转账归还73万元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将该73万元转账归还给黄成勇。2014年7月3日，倪爱凤、莫青青将其余款项转账归还给马裕才，当日马裕才又转账归还7万元给黄成勇。至此，黄成勇转账给马裕才的80万元得到返还82.4万元（上述全部交易，被告均在同一银行账户操作）。 2014年9月15日，黄成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75万元给马裕才，马裕才收款后未向黄成勇出具债权凭证。当日，马裕才将筹集到的235万元（黄成勇75万元，莫建林90万元，马裕才7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倪爱凤，倪爱凤出具借条给马裕才收执，载明借到马裕才235万元，用于还银行贷款，限于2014年10月2日归还。 另查明，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涉案金额包括2014年9月25日从马裕才账户转入倪爱凤账户的235万元。审查起诉期间，本院到贵港市看守所对倪爱凤进行询问，其否认认识黄成勇，也不知道马裕才借给其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并称不同意直接向黄成勇还款，愿意先向马裕才还清所有借款，再由马裕才还给其他人。 2016年1月6日，黄成勇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其于2014年9月25日转账出借的75万元。本院作出（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认为马裕才在该案中属于隐名代理，黄成勇是倪爱凤的实际出借人，马裕才是倪爱凤的名义出借人，马裕才已向黄成勇披露了倪爱凤系借款人，故黄成勇可以行使马裕才对倪爱凤的权利，该案所涉款项实际上系黄成勇与倪爱凤之间的纠纷。而倪爱凤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马裕才所反映的235万元（含本案的75万元）也被受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黄成勇的起诉，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6）桂08民终567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12月29日，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8月至2014年间，倪爱凤以经营养猪场、养牛场需资金为借口，以月息2分为诱饵，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并判决：一、被告人倪爱凤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二、被告人倪爱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包括公安机关扣押被告人倪爱凤的人民币89.959万元）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人。 2017年6月27日，黄成勇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马裕才归还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本院作出（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黄成勇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驳回黄成勇的起诉。黄成勇不服该裁定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7）桂08民终1474号裁定，认为黄成勇在第一次起诉被一审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存款已经全部归还后，再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马裕才归还案涉的75万元，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受理，遂裁定撤销（2017）桂0802民初24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 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倪爱凤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倪爱凤讯问笔录、倪爱凤询问笔录、马裕才询问笔录、马裕才民事答辩状、（2016）桂0802民初61号案庭审笔录、（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2016）桂08民终567号民事裁定书及生效证明书、（2015）南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基于黄成勇将75万元转账给马裕才的事实，黄成勇认为其与马裕才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则认为其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其系受黄成勇委托将黄成勇的75万元以马裕才的名义出借给倪爱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原告只需举证证实存在交付事实，即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本案中，黄成勇依据其向马裕才转账交付75万元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完成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而马裕才无论是抗辩该款是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还是抗辩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都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马裕才提交的证据中，（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是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刑事判决前作出的，在刑事判决后，黄成勇基于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本院以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再次驳回其起诉后，二审法院已裁定指令审理。因此，（2016）桂0802民初61号民事裁定书不能用以证明黄成勇与马裕才是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倪爱凤是涉案75万元的实际借款人。退一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是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的规定，即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原本是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是在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无异议的基础上，赋予委托人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一项权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委托合同，黄成勇自始至终也从未追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倪爱凤并不知道马裕才出借的235万元的资金来源，也不认可其与黄成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马裕才在倪爱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从未披露黄成勇是委托人或受害人，故马裕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黄成勇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主张由黄成勇直接向倪爱凤追讨借款，没有事实根据，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合同相对性原则。马裕才辩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并举出此前40万元、80万元借款作为佐证。本院认为，虽然交易习惯对案件事实具有一定证明作用，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准则。本案中倪爱凤出具给马裕才的借条中虽然未约定利息，但实际上双方都承认口头约定了利息，至于约定的利息是多少，是否存在利差，黄成勇不得而知。事实上，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转借行为相当普遍，亲朋好友之间无利差的转借行为也并不鲜见，因此，就算涉案75万元真的不存在利差，也不能仅据此推定马裕才与黄成勇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另外，从便于实现债权的角度看，倪爱凤向马裕才出具债权凭证，其只认可与马裕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债权凭证中的235万元并非只来自黄成勇，而马裕才与倪爱凤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巨大，只有马裕才本人才能理清与倪爱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倪爱凤非法吸收马裕才的存款983.6万元已全部归还，因此，如果由黄成勇向倪爱凤主张债权，将面临诸多困难。综上，本院认定黄成勇与马裕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马裕才应当向黄成勇归还借款。马裕才申请倪爱凤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借款利息。马裕才辩称其出借给倪爱凤的235万元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并称涉案75万元不存在利差，同意待倪爱凤归还利息后再返还给黄成勇，实际上系自认其与黄成勇曾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涉案75万元的利息。现黄成勇主动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涉案75万元本金的交付时间（2014年9月25日），本院认定应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马裕才归还原告黄成勇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75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之日止）。 本案受理费16005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计收8003元，由被告马裕才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的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6005元，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叶星球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陈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