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2495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4Ｋ。法定代表人：邹建华，该协会总干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华，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歌视达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松园路金满福酒家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ＸＰ。法定代表人：黄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银，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3号12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8Ｔ。法定代表人：谢灿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健雯，该公司职员。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诉被告广州市歌视达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视达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追加第三人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天合公司），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被告歌视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银，第三人广州天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停止侵权，立即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费等）共计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原告与音乐作品的权利人签署了《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信托的方式获得了相关音乐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八条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以及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原告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著作权的管理及参与诉讼。原告发现被告在其经营的卡拉OK营业场所内公开使用卡拉OK点歌播放系统营业性播放原告管理的音乐作品《距离》，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公开放映上述音乐作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重侵犯了权利人的著作权益。被告歌视达公司辩称：1、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合适的诉讼主体资格，涉案专辑没有版号、制作单位，不能确认该光碟为正版出版物。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在作品上署名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的光碟是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出品人周建潮，所以，我方认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周建潮也是著作权人。原告并没有取得中国唱片总公司与周建潮的授权，原告对本案提起诉讼，其主张的权利来源主要是依据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的授权，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合同期限为3年。根据合同的第9条，至期满前60日，乙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合同才续展3年，但被告无法确定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有无提出异议，有无将权利授与其他人，该合同是否有效。原告未能提供涉案全部作品的原始证据，如与歌曲作者、歌手、导演或其他工作人员签订的合同，支付报酬的证据。综上，我方认为原告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2、被告有向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版权使用费，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经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收取版权使用费的，而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原告授权其在全国收取版权使用费，被告于2012年12月28日向其缴纳版权使用费61480元，购买版权使用期限为2012年12月28日至2014年12月28日。2013年因为被告加开一层KTV房，于2013年7月24日缴纳版权使用费36500元，使用期限至2015年7月24日。2014年11月27日被告分2笔缴纳版权使用费给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每笔36500元，共73000元，购买版权使用期限至2017年12月28日，该费用为打包处理，已经包括延长2013年缴费的版权使用期限。在2017年11月9日，被告与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向宝声公司购买提供卡拉Ok歌曲服务，支付了服务费6000元，被告一直都有购买版权服务费，也提供了相应的合同、发票予以证明，主观上从没有侵权的故意，我方不是适格的被告，如存在侵权，也是提供曲库给我方的第三方。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向我方提供授权书和委托书，上面都是有原告的公章盖章的。无论从客观和主观上，我方认为我方不存在侵权责任。第三人广州天合公司辩称：我方是受原告的委托，在广东区域内对版权使用费进行收取以及提供服务的地方音像机构，我方与被告在2012年10月16日签署了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计费日期为2011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被告缴纳了2011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合同期间内的版权使用费，但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尚欠我方一期版权使用费36500元，2015年1月1日后双方没有续签合同，被告也没有向我方继续缴纳版权使用费，我方自2015年1月1日起多次向被告协商续签合同事宜，被告均以公司负责人不在拒绝洽谈。经多次沟通无果，我方将该事宜告知原告，由权利人决定是否采取维权措施。我方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请是合法合理的，且原告的诉请与我方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音集协为社会团体法人，业务范围包括开展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咨询服务、法律诉讼、国际版权交流、举办研讨、交流及与该会宗旨一致的相关业务活动。2013年11月11日，音集协（甲方）与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其中第二条“授权”第1款约定：乙方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出租权、复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托甲方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甲方行使。上述权利包括乙方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第九条“合同期限”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六十日乙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庭审中，音集协提交的为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作出（2014）京东方内民证字第609号公证书公证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复印件。（2014）京东方内民证字第609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议与北京海碟音乐有限公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的复印件一份（见附件），为本处公证人员在公证处亲自复印所得与申请人的代理人王炜提交的原件相符。”2016年10月25日，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出具声明，声明其同意上述合同自动顺延，有效期至2019年11月10日止。音集协提交的正版音像制品《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三辑）》,封底印有“版权声明：本出版物内音乐电视作品的全部著作权分别归属于本出版物内页所标的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违者必究。”“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监制”等字样。该音像制品内页标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该专辑共有10张DVD，其中第八张DVD光盘第13首歌曲为《距离》。诉讼中，音集协当庭表示其在本案中主张《距离》歌曲的复制权和放映权。2017年5月23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7）京国立内证字第4913号《公证书》，根据该公证书记载，2017年4月17日，该公证处的公证员、公证处工作人员崔子龙与音集协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威一同到广州市花都区松园路标牌标识为“歌视达量贩式KTV”（位于标识“新联发丁财旺店”附件）的处所“365”房间，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365房间内进行消费，点播了包含本首歌曲在内的122首歌曲，并消费了90元。公证人员对该处所标牌及房间号情况进行了拍照，对在该房间内的点歌系统上所查找、选取、点播的《距离》等一百二十一首音乐电视作品（音乐电视作品清单见公证书附件二）的播放情况进行摄像，并将摄像设备内生成的视频文件导出后刻录至光盘予以封存，公证书附有消费账单和银联POS签购单的复印件及现场照片，发票记载金额为90元。为此，音集协支付了公证费2500元。上述公证保全证据中的40首作品，音集协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比对，公证封存光盘中所储存的歌曲《距离》为部分摄录，与音集协提供的专辑《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三辑）》中的同名歌曲《距离》的对应部分在词、曲、音源、画面等方面均基本一致。音集协主张歌视达公司应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5000元，提交了公证费发票一张（金额为2500元）和取证消费POS签购单、消费账单（金额为90元）。音集协确认上述合理费用为包含其本次起诉的四十个案件所涉的40首歌曲在内的共122首歌曲取证的共同支出。另查，歌视达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成立，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松园路金满福酒家对面，经营范围为歌舞厅娱乐活动、酒类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庭审过程中，歌视达公司提交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收版权使用费电子发票共4张、卡拉OK版权许可使用费交费通知函、《委托书》、《名称变更通知》以及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其已经向原告及其下属的授权代表缴纳了版权使用费，缴纳期限至2017年12月28日，并对四张发票对应的交费期限做了详细说明。歌视达公司提交的四张发票上写明开票项目为代收版权使用费，收款方为广州天合公司，付款方为歌视达公司，并载明交费金额，但未载明交费金额所对应的版权使用期限。四张发票的开票时间和金额分别为：开票日期为2012年12月28日的发票一张，金额为61480元，开票日期为2013年7月24日的发票一张，金额为36500元，剩余两张发票开票时间均为2014年11月27日，其金额均为36500元。原告音集协对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对发票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上述发票没有对应的合同予以证明其版权使用费的时间。第三人广州天合公司对歌视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歌视达公司要证明的目的即其已交费期限是到2017年12月28日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其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授权期间为2011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被告只缴纳了2011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费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欠了一期的版权使用费36500元没有缴纳。被告歌视达公司另提交其和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开具的技术服务费电子发票一张，以证明其在2017年12月28日版权期限即将到期前，又购买了版权，其主观上是没有侵权的。歌视达公司提交的《服务合同》签约时间为2017年11月14日，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止，服务内容为甲方为乙方提供卡拉OK新歌，为乙方卡拉OK场所的歌曲数据库提供修复、修改和添加歌曲数据的服务等，年度服务费为6000元。该《服务合同》第五）条第7)项约定：如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歌曲的，乙方应另行向相关权利人取得版权使用许可。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6000元，其上载明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技术服务费。音集协和广州天合公司对歌视达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歌视达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为服务合同及发票，并非版权许可使用合同及版权使用费发票，故本院对歌视达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庭审过程中，第三人提交《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复印件两份，以证明其和歌视达公司签署了2011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版权使用合同，在此期间，歌视达公司向其交纳了版权使用费，且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歌视达公司有一期版权使用费36500元没有交纳，2015年1月1日起，歌视达公司不再和其签订合同，也没有向其交纳版权使用费。原告音集协对广州天合公司提交的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证明2015年1月1日起歌视达公司没有交纳版权使用费。歌视达公司对广州天合公司提交的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关于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的原件，第三人广州天合公司陈述两份合同原件为一式六份，两份合同的原件歌视达公司均各持有一份，广州天合公司持有的合同原件后来交音集协存档，原件在音集协处。音集协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庭审中对此表示不清楚。歌视达公司称其没有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的原件，称签订合同时，原件全部由音集协和广州天合公司持有。本院于庭审中要求相关当事人在庭审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法庭补充提交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的原件，并释明如逾期不予提交，本院将根据举证责任依法进行相应部分的判决，在本院另行指定的举证期限内，音集协、歌视达公司、广州天合公司三方均未向本院补充提交两份《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的原件。截至本案裁判前，经本院电话联系和催促，三方当事人也均未向我院提交上述证据。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音集协表示其主张的是2015年1月1日以后歌视达公司没有经过其授权及交纳版权使用费的侵权责任，对于之前的版权使用费没有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本案中，音集协提交的《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三辑）》中收录的歌曲《距离》，歌曲作品中有明确的个性化创作特征，在摄制技术上以分镜头剧本为蓝本，有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等多部门的配合，故本院认定音集协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歌曲《距离》属于音乐电视作品。在音集协提供的正版音像制品《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三辑）》封底上载明“本出版物内音乐电视作品的全部著作权分别归属于本出版物内页所标的著作权人所有”，该音像制品内页标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距离》的著作权。音集协经权利人授权取得了涉案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等权利，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关于2015年1月1日以后歌视达公司是否存在侵权的问题。本案中，音集协、歌视达公司、广州天合公司三方一致确认歌视达公司和广州天合公司签订有《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歌视达公司通过广州天合公司向音集协交纳过其提交的四张发票上记载的金额的版权使用费，但三方关于歌视达公司所提交的四张发票对应的版权使用期限各执一词，因发票上没有载明相应的版权使用期限，在此情形下，三方当事人均应提交《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的原件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均有提交该证据的义务，但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以及本案裁判前，三方当事人均未向我院提交上述《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原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音集协主张歌视达公司侵权，应对侵权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关于侵权事实的存在，音集协向本院提交了（2017）京国立内证字第4913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中载明的证据保全时间是2017年4月17日，虽可以证明当时歌视达公司的点歌系统中存在涉案歌曲《距离》，涉案歌曲与音集协提供的专辑《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三辑）》中的音乐电视作品《距离》的词、曲、音源、画面等方面均基本一致等事实，但因歌视达公司提交了其交纳版权使用费的发票原件，证明其存在向音集协交纳版权使用费的事实，音集协对此事实亦予以认可，只是双方对于四张发票对应的版权使用费交费期限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音集协主张2015年1月1日以后，歌视达公司没有向其交纳版权使用费，构成侵权，应承担继续举证责任，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且常理推断，音集协作为广州天合公司的授权人，无论《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原件是由音集协自身保管还是由广州天合公司保管，音集协均具有提交《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原件的举证能力，但在本院明确要求当事人提交该证据原件的情况下，音集协仍未向本院提交上述《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原件，其怠于行使举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音集协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仅凭（2017）京国立内证字第4913号《公证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侵权事实成立。因歌视达公司认可其购买版权使用期限为截至2017年12月28日止，故2017年12月28日以后，歌视达公司无权复制和放映涉案歌曲，故本院对音集协主张歌视达公司2015年1月1日以后至2017年12月28日之前构成侵权的主张不予支持，2017年12月28日之后，歌视达公司放映和复制涉案歌曲构成侵权。因本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2月24日，故关于音集协要求歌视达公司停止侵权，立即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音集协要求被告歌视达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00元的诉讼请求，对于合理费用，音集协主张公证费、取证消费支出等费用虽然有相关票据予以证实，但鉴于音集协并无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发生时，歌视达公司构成侵权，故对于其主张该部分费用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因歌视达公司认可其购买版权使用期限为截至2017年12月28日止，2017年12月28日之后，歌视达公司构成侵权，故音集协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本院予以酌情支持。举证期限内，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者的实际获利情况，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流行程度、侵权者使用作品的方式、经营时限和规模、涉案场所位置及消费水平、侵权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和纠错态度、权利人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本案与其他关联案件之间的联系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每首音乐电视作品150元（含合理费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五）、（十）项、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歌视达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所管理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距离》的复制权和放映权的行为，并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距离》从其曲目库中删除；二、被告广州市歌视达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5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承担25元，由被告广州市歌视达娱乐有限公司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李紫晖人民陪审员  张绍针人民陪审员  徐艺华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林桂泽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方式】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九条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五条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十一）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