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坤鹏，男，198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界首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迪寝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傅楼村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79288668Y。 法定代表人：范小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莫玲栋，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坤鹏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恒迪寝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迪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6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8日，李坤鹏进入恒迪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订立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6月8日至2021年6月7日止；试用期三个月，自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9月7日止；实行计件工资，由恒迪公司以货币形式在每月30日前支付等条款。2016年8月底，李坤鹏向恒迪公司提出辞职。后双方于同年9月30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载明恒迪公司同意解除劳动关系，自协议签订之日止，恒迪公司公司将全部工资及其他款项打入李坤鹏工资银行账户内，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该协议订立后，李坤鹏即离开恒迪公司。 原审法院另查明，李坤鹏每月个人应缴社会保险金额为262.60元，恒迪公司为李坤鹏发放的2016年6月应发工资为2050.59元，7月应发工资为1422.09元，8月应发工资为2668.15元,9月应发工资为1952.39元。李坤鹏工作期间，恒迪公司为其缴纳了2016年7月至9月的社保。后双方于2016年10月10日经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由恒迪公司为李坤鹏补缴2016年6月份的社会保险。恒迪公司依前述调解书为李坤鹏补缴了2016年6月的社保。2017年，李坤鹏又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如下：一、恒迪公司未按时缴纳社会保险导致李坤鹏社会保险信息无法连接，恒迪公司应当帮助李坤鹏恢复已经断了的社会保险信息；二、要求补发2016年6月、7月、8月、9月四个月的工资共计4935元；三、要求误工赔偿1350元（90元/天×15天）。后仲裁委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裁决如下：一、恒迪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李坤鹏2016年7月份补发工资437.91元；二、驳回李坤鹏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因李坤鹏不服仲裁，于2017年9月28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恒迪公司帮助李坤鹏恢复已经断了的社保信息；2、恒迪公司补发李坤鹏2017年6月至9月的工资差额4935元；3、恒迪公司支付李坤鹏误工赔偿1750元（具体包括2016年8月为查社保时的误工15天，按90元/天计算；2017年仲裁时误工4天，按100元/天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李坤鹏的诉请1即要求恒迪公司帮助李坤鹏恢复断了的社会保险信息。目前李坤鹏在职期间的社保，恒迪公司均已为其缴纳。现李坤鹏的该诉请系因补缴社会保险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故不予处理。李坤鹏的诉请2即恒迪公司补发李坤鹏2017年6月至9月的工资差额4935元。李坤鹏关于该诉请主张认为每月工资为3000元，但双方劳动合同中仅约定为计件工资，李坤鹏对上述主张并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但实行计件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也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经查，恒迪公司为李坤鹏发放的7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且恒迪公司并未对李坤鹏在该月未正常出勤进行充分举证，故认为恒迪公司仍应按最低工资标准1860元/月为李坤鹏补发2016年7月工资，即437.91元（1860元-1422.09元）。李坤鹏的诉请3即主张其查社保和仲裁期间产生的误工费，该主张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30日判决：一、恒迪公司自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李坤鹏2016年7月补发工资437.91元；二、驳回李坤鹏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恒迪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恒迪公司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李坤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6年6月1日，李坤鹏在恒迪公司处上班。恒迪公司行政部经理俞建莉同意为李坤鹏缴纳社会保险。当时李坤鹏告诉俞建莉社会保险缴纳对李坤鹏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小客车车牌的摇号资格。同年6月20日，俞建莉称已经为李坤鹏办理了社会保险。但事实上2016年6月20日至6月24日并未参保，李坤鹏在7月30日时发现医保无法使用。2016年8月3日萧山仲裁委受理687号案件，李坤鹏于当天下午口头向车间主任朱莉辞职。2016年8月27日，在李坤鹏向朱莉索要辞职报表时，朱莉表示李坤鹏当天不能离职，要再做一个月才能给辞职报表，否则要扣李坤鹏的工资。朱莉矢口否认李坤鹏曾在8月3日向其辞职过，要求从8月27日计算做满一个月。根据公司规定，员工口头说辞职要做满一个月再填写辞职报表。李坤鹏于2016年9月30日从朱莉处拿到辞职报表，将工具交给李莉，将厂服交给生产经理并由其签名，此时俞建莉已经通知公司人员不准出厂，李坤鹏按俞建莉的要求签了离职协议后才离开公司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萧劳仲案字【2017】第0625号仲裁裁决书和（2017）浙0109民初16434号民事判决书；2、俞建莉故意不按时缴纳社会保险导致社会保险信息中断，现在无法摇号，根据合同法第46条、第47条、第108条和第123条之规定应依法赔偿；3、补发李坤鹏2016年6月至9月工资共计4935元；4、赔偿李坤鹏因故意未缴纳社会保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误工费、医保费）15天*90元+400元，共计1750元；5、认定恒迪公司和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张黎、莫玲栋共同造假，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2017）浙0109民初16434号恒迪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3考勤表，4是2016年6月至9月计件产量表和工资清册是假的）；6、（2017）浙0109民初16434号恒迪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2《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认定不合法，非法所得。 上诉人李坤鹏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恒迪公司在二审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第1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理由。第2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恒迪公司已经按照萧劳仲案字2016第687号仲裁调解书的约定履行了补缴义务。其次，因补缴社保问题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第3项请求，首先，李坤鹏为计件工资，工资均已经全额发放，其工作时间未达到法定天数，没有提供正常的劳动，出勤天数不符合要求。其次，恒迪公司发给李坤鹏的工资中已经代扣了社保个人应缴部分，7月至8月每个月代扣262.6元，9月因补缴扣了525.2元，故李坤鹏的工资应加上代扣金额。最后，双方之间签署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一致约定李坤鹏与恒迪公司之间没有劳动争议，双方自愿放弃其他的民事权利的事实。故第3项诉讼请求也不应支持。第4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恒迪公司不认可。第5项与第6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恒迪公司也不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双方之间签署了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一致约定双方之间没有劳动争议，双方自愿放弃其他民事权利的事实，故应驳回李坤鹏的各项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恒迪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6年9月30日的《浙江恒迪寝具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有恒迪公司工作人员及李坤鹏的签名，对其真实性恒迪公司、李坤鹏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坤鹏上诉称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但对此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该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关于社会保险，李坤鹏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恒迪公司已为其缴纳，李坤鹏在本案中要求恒迪公司帮助其恢复断了的社会保险信息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不作审查处理。李坤鹏要求恒迪公司赔偿因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其造成的误工费损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李坤鹏要求恒迪公司补发2017年6月至9月的工资差额4935元，因李坤鹏对其主张的月工资3000元未能举证证明，而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为计件工资，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因恒迪公司发放的7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原审判决恒迪公司补发李坤鹏2016年7月工资437.91元并无不当。若李坤鹏认为恒迪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存在伪造证据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主张。综上，李坤鹏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坤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艳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