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烟商二终字第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恩泽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桐林路*号。法定代表人：张丽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苗青生，山东小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上夼西路**号。法定代表人：张行礼，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春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恩泽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4）莱山商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苗青生、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春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原审中诉称，2012年9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所王全勇律师代为参加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诉上诉人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本诉及反诉案件。上诉人按合同约定支付了30000元代理费，现案件的本诉及反诉均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未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剩余代理费。被上诉人多次索要无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律师费1039569.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诉人恩泽股份有限公司原审中辩称，双方约定上诉人与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本诉及反诉案一审程序的律师费共计30000元，上诉人已经全额支付；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被上诉人没有对合同第六条予以解释，第六条约定的“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收费数额必须明确，而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看，律师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双方签订的顾问合同的约定，但双方并未签订过顾问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丽华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故“委托代理合同”中“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是约定不明的，而对于上诉人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和10000元是明确的，应视为律师费总额为30000元；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收取律师费30000元与其付出的工作量是相对等的，被上诉人在接受委托后，仅参加过一次庭审，开庭材料也是上诉人工作人员准备的，判决书也是上诉人工作人员去法院取的，被上诉人的律师未向上诉人汇报案情进展情况，故结合被上诉人的工作量，与约定的30000元律师费相对等，其收取1039569元律师费与其律师付出的工作量不对等。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12年1月17日，被上诉人(合同乙方)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丽华(合同甲方)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具体工作范围与职责为：1、为甲方提供全面法律咨询，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进行法律论证，必要时出具法律意见书；2、协助甲方草拟、审查、修改法律事务文书，使之符合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预防纠纷发生；3、必要时参与甲方的经济贸易谈判和签约活动；4、参与处理甲方有关民事、经济、劳动等方面的纠纷和其他重大争议；5、代表甲方参与有关案件的诉讼或仲裁；6、提供与甲方业务有关的法律服务和法律建议；7、协助甲方对职工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训；8、办理甲方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其常年法律顾问任期自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31日止。顾问费每年人民币20000元。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参与诉讼、仲裁、资产重组等重大复杂法律事务，甲方按国家和山东省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的70%另行支付律师代理费，并另外签订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合同签名并加盖被上诉人公章，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丽华及张丽华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公司“烟台中联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于某在合同上签名。2012年9月份，上诉人、被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王全勇律师代理上诉人与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本诉及反诉案件。后双方于同年9月17日就上述案件的本诉与反诉的代理事宜，分别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两份。两份合同中除预付律师费的数额分别为本诉20000元、反诉10000元外，其他约定内容相同。合同约定，甲方“恩泽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合同第六条均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甲方预先向乙方支付律师费20000元（另一合同为：10000元），待一审终结后，甲方按顾问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另行支付余下律师费。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约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30000元，被上诉人按约代理上诉人参加上述案件的审理，其中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诉上诉人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标的额为3832.78万元，上诉人反诉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的标的额为2183万元。2013年5月，上述案件一审审理终结。二、庭审中，上诉人主张“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系张丽华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双方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共计为30000元。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证人于某出庭作证，称上诉人、被上诉人商谈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事宜时证人于某均在场，双方系在上诉人公司的一楼大厅协商的，后在合同上盖章时因张丽华不在公司而由于某经办的。上诉人对其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证人于某（男，1977年1月1日出生，汉族，烟台中联伟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职工，住烟台市芝罘区前进路1号附144号内701号。）陈述：2012年1月张丽华与王全勇律师签订法律顾问合同时，因张丽华系我公司的股东，就指派我为对接人与王全勇联系，如果王全勇有事情或有资料需要转交时，如张丽华不在，就与我联系，所以我也在法律顾问合同上签名，张丽华为此在上诉人公司给我安排了办公室。2012年9月的一天，张丽华打电话让我到她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在公司二楼，我到她办公室时，张丽华和王全勇正在她办公室商谈代理合同及代理费的事情，双方最后商定本诉及反诉案件共计30000元代理费，张丽华让王全勇回去起草代理合同，过了几天，王全勇带着一叠资料到公司盖章，其中包括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说快要开庭了很着急，因张丽华不在，他到了我办公室，我就给张丽华打电话，张丽华在电话里指示说看一下两份代理合同的代理费加起来是不是30000元，我粗略看了一下是30000元，我就告诉了张丽华，张丽华说如果是30000元就领到财务盖章，我就把王全勇领到了财务。对上述证人证言，上诉人无异议。被上诉人对部分证言提出异议，称上诉人、被上诉人商谈代理合同的时候，证人并不在场，也并非证人带着王全勇到财务盖章。三、《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基础服务费1000-2000元，争议财产标的额超过10000元的，按下列比例分段累进计算：争议标的额10001元-100000元部分，计费比率为5%-6%；100001元-1000000元部分，计费比率为4%-5%；1000001元-5000000元部分，计费比率为3%-4%；5000001元-10000000元部分，计费比率为2%-3%；10000001元-50000000元部分，计费比率为1%-2%；50000001元以上部分，计费比率为0.5%-1%。被上诉人请求的律师代理费1039569.2元，系按照所代理本诉案件标的额3832.78万元、反诉案件标的额2183万元，根据上述山东省律师服务标准规定的计费比率区间中的最高比例计算出金额后，再按照“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的约定乘以70%，扣除上诉人已支付的30000元计算所得。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诉讼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为：双方签订的二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多少。“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律师代理甲方参与诉讼，甲方按国家和山东省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的70%另行支付律师代理费。上诉人主张，“委托代理合同”对于律师代理费的约定不明确。原审法院认为，《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明确规定了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律师服务收费的计算标准，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按该收费标准计算收费，计算出的数额是具体明确的。上诉人主张涉案“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是张丽华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双方之间未签订过法律顾问合同，原审法院认为，从“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与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时间顺序、“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张丽华作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等方面，足以认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系张丽华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为公司签订的顾问合同。退一步讲，即使该“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是张丽华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双方之间未签订过法律顾问合同，但被上诉人自愿按照该顾问合同的约定，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规定的收费标准的70%计算律师代理费，亦系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为30000元，仅提供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证人所在公司与上诉人系同一法定代表人，证人在上诉人处亦有办公地点，与上诉人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次，证人陈述与上诉人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律师代理费的计算标准是明确的，即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规定的计费比例、根据被上诉人所代理案件的标的额计算代理费后，再根据“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按70%计收。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但被上诉人系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计费比率区间中的最高比例计算，数额过高，依法调整为按照最高比例与最低比例的折中比例计算，扣除上诉人已支付的30000元后数额为828386.9元，对被上诉人主张的过高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828386.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56元，由被上诉人承担2876元，由上诉人承担11280元。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委托代理合同均是由缔约各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后达成的，其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为有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均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可见，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虽然对收费标准作出最低和最高指导性价格规定，却并不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是必须执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来约定具体的代理费数额，只要该约定不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就是有效，这样也就有了该第六条后半段的约定。二、本案所涉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均约定不明确。因双方之前从未签订过顾问合同，故也就不存在按顾问合同约定标准计算余下律师费的问题。另，从原审判决没有完全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是采取了折中价，可以说明原审法院也是认为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不明确。三、本案所涉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法律规定，缔约双方如对格式合同条款文义有异议，应对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作出不利的解释。故应当对被上诉人作出不利的解释。四、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被上诉人作为一家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理应知道合同只能约束缔约各方当事人，不能约束任何第三方。因该顾问合同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顾问合同，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其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五、证人于某的证言证实的被上诉人指派律师王全勇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丽华就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诉恩泽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诉与反诉委托代理合同进行商谈的时间、地点、经过均与被上诉人陈述的一致，只是被上诉人否认证人在现场这一事实。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双方谈妥的律师代理费合计为3万元。被上诉人答辩称：一、涉案法律顾问合同虽然只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丽华及于某的签字，但上诉人于2012年3月16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万元的顾问费。从顾问合同、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时间顺序、合同内容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顾问费等方面，足以证明顾问合同系张丽华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二、烟台中院于2013年5月9日对上诉人与烟台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被上诉人指派王全勇律师收取判决书并交付给上诉人员工王磊，上诉人于2013年5月30日对被上诉人指派的律师的业务能力、服务态度等方面作出满意评价。案件终结后，上诉人拒绝支付余下律师代理费。三、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费的收取标准约定明确。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收费标准收费。待一审终结后，上诉人按顾问合同约定标准另行支付余下律师费。”根据上述约定，完全可以计算出上诉人应支付的剩余律师费。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上诉人预先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各2000元和1000元，待一审终结后，上诉人按顾问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另行支付余下律师费”，而涉案法律顾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律师代理参与诉讼，按国家和山东省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的70%另行支付律师代理费。”《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明确规定了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律师服务收费的计算标准，故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及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律师服务收费的标准是具体明确的。上诉人主张律师代理费为3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计费最高比例与最低比例的折中比例计算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4元，由上诉人恩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少华审判员  孙 威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范子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