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82民初725号 原告：建德市神宇塑料座椅厂，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沛市村横塘坞。 投资人：江益良，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荣，建德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苏州申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金丝港工业园金丝港路****。 法定代表人：严小龙，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建德市神宇塑料座椅厂与被告苏州申通物流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原告申请延期举证、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案于同年4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被告申请对送货单上案外人“沈庆依”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涉案检材为复写材料，该鉴定中心认为仅能出具倾向性意见，被告认为继续鉴定没有意义，据此撤回鉴定申请，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22日决定终止本次鉴定。本院于同年6月20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荣、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加工快递袋款1723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是兼营加工快递袋业务企业。2015年10月，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为其加工制作申通快递袋，约定大号袋单价为0.21元，小号袋单价为0.11元，之后，原告陆续为被告加工制作大小申通快递袋117万只，共计价款192700元，但被告未按约支付该款，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庭审中称因案涉11月5日（编号0001155）的送货单为案外人饶某签收，2016年1月10日（编号0001096）的送货单收货人为饶某，原告不向被告主张该两份送货单所涉货款。原告在庭后申请变更大号袋单价按照被告提供的购销合同约定的每只0.2元计算。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送货单八份、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申通快递袋数量、单价及被告已收到的事实； 2.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五份、送货单复印件两份，证明原告同时期快递袋的销售价格高于本案原被告间约定的价格，原告主张的单价符合市场价的事实； 3.送货单（已作废）四张，证明原告方使用的送货单共四联，被告收取货物在客户联上签字，回单、送货单两联是复写件的事实； 4.送货单三份、快递面单四份，证明饶某向原告购买的快递袋系其本人签收，本案送货单由被告单位员工签收，本案合同关系发生在原、被告间的事实。 被告答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快递袋的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陈秋平、饶某曾经找过被告，要求和被告发生快递袋业务关系，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并且货款已经结算完毕；若案涉货物确实是原告方发货，被告也只是代收人并不是买方，被告是与饶某发生业务关系，原告系代饶某发货。被告并未收到原告送货单上提供的塑料袋，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沈庆依确是被告公司员工，但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送货单左上角的龚艳辉并非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在第三次庭审中补充答辩称，本案定作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原告与饶某，经与饶某沟通，饶某确认货物已收到，系被告单位代收，龚艳辉是被告公司的物采部员工，在诉讼过程中已离职；沈庆依是被告公司仓库管理人员，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沈庆依的签字均予以认可。被告与原告在本案业务发生之前并无任何业务，且被告也未支付预付款。因饶某的配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是亲戚，被告才将业务交给饶某，饶某为了赚钱，不可能将案涉业务让与给原告，原告所述本案业务系原、被告口头商量与事实不符，因饶某无偿付能力原告才起诉被告，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购销合同、结算凭证、运营材料采购明细、银行回执、借条一组，证明被告与案外人陈秋平、饶某签订购销合同，发生快递袋业务且双方已结算完毕的事实； 2.证人饶某到庭作证，证明本案定作买卖发生在原告与证人之间，沈庆依仅是以代收人名义签字且证人有结算单出具给原告的事实；其证言的基本内容为：证人的老婆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表兄妹，被告亦在苏州申通片区做快递派送业务。2015年10月开始，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妹妹电话联系证人，希望证人将其袋子销往被告公司，双方协商好由原告与证人发生快递袋业务，原告与证人结算，证人与被告结算，一个月结算一次，证人从被告处结算后支付给原告。证人与原告结算方式没有确定是按每只袋子支付报酬还是证人高价卖出后赚取差价，双方也无书面的合同。证人在此过程中也同时将塑料袋销往其他地方，但是数量较少。证人将所需塑料袋数量、规格报给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妹妹后，由原告方的小马与被告联系，根据地址邮寄给证人，由证人签收。之后证人陆续与被告公司做了几笔塑料袋业务，双方签订过合同。第一次发货是原告发到证人的仓库，证人再交付给被告，之后简化了过程，由原告直接发到被告仓库；证人与被告公司已经结算完毕，部分款项转账付款，部分抵扣欠的借款及欠被告公司的快递发货费用；原告也向证人催讨过，2015年年底被告老婆支付了10000元还是15000元给原告方，2016年下半年原告法定代表人妹妹到江苏找到证人催讨，证人出具过一份欠款单，包括案涉塑料袋的款项在内，金额证人不记得了，原告有证人签字的凭证证人都是认可的。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对方当事人质证，现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被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中的送货单均系复写件，无法确认真伪，其中票号0001155的送货单重复，11月5日的系饶某签字，饶某并非被告公司员工，与本案无关；0001188的为货运结算联，其他均为回单联，沈庆依的签字均为复写件，沈庆依否认系其本人所签，申请进行鉴定；因双方不存在业务关系，价款无从说起；原告提供的证据3可看出送货单一式四联，收货人的签字是签在存根联上，要求原告提供存根联予以核对。本院认为，被告在第三次庭审中已对沈庆依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原告已撤回饶某签收的11月5日、编号为0001155号送货单及2016年1月10日发货给饶某的编号为001096号送货单所涉的货款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剩余六份送货单予以认定，因价款清单中系原告自行制作，被告亦不认可，对案涉塑料袋单价如何认定本院将在论理部分综合分析认证；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质证后对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增值税发票系与南通公司发生快递业务，而非本案被告苏州公司。本院认为，证据2显示的为原告与案外人发生的业务关系，无法直接证明案涉塑料袋的单价，但其中2015年10月12日、10月15日两份送货单中所载大白彩单价与案涉塑料袋交付时间相近，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应时间段塑料袋的市场价格，具有参照价值； 三、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质证后认可证人与原告有业务关系，但业务数量及收发货情况被告不清楚。本院认为，证人饶某作证时自认与原告存在业务往来，且对原告出示的该组送货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四、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后对购销合同、结算凭证、材料采购单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案外人与被告签字的材料的真实性无法核对，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货物是由案外人饶某代为销售的事实；对银行回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对证人陈述其向原告购买过快递袋的内容没有异议，对其他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证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系亲戚，他们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利害关系，且证人在第一次庭审时在旁听庭审。本院庭后查阅庭审录像，第一次庭审时并无旁听人员在场。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除证人饶某的证言外无其他证据可佐证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而被告饶某曾经营被告公司某分部快递派送业务，其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本案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龚艳辉系被告公司物采部员工，沈庆依系被告公司仓库管理人员。2015年11月12日，原告提供大白彩塑料袋50000只，其送货单载明龚艳辉为收货人，被告住所地为收货地址，该送货单由沈庆依签收；同年12月8日、12月14日、2016年1月7日、1月10日原告同样向上述地址、人员提供大白彩塑料袋总计520000只、小白彩塑料袋530000只，均由沈庆依签收。被告收取货物后未向原告支付过款项。 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是本案所涉定作合同相对方是否为本案被告。被告辩称，饶某应为本案定作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公司与证人饶某存在塑料袋购销合同关系，被告系代饶某签收其向原告定作的塑料袋。本院认为，1.根据原告提供的收货人为“龚艳辉”的送货单及收货人为“饶某”、“饶老板”的送货单所载内容显示，原告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向两个不同对象供应了数量、规格不同的塑料袋，且原告对于其交易对象在送货单左上角已作区分，发送给饶某的在左上角注明：“饶某，电话号码189××××6589，，地址苏州先福申通快递分部&rdquo，而案涉送货单左上角注明“龚艳辉，电话号码189××××5401（或189××××1604），，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金丝港工业园金丝港路****&rdquo。很明显，案涉塑料袋原告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被告而非饶某；2.2016年1月10日，原告通过同一货运单位分别向饶某及龚艳辉提供了塑料袋，送货单编号分别为0001096、0001097号，若如被告所称原告系代证人饶某发货，同一天提供的货物均记载在同一份送货单上，或均记载饶某或龚艳辉中的一人为收货人更符合常理，而并非在两份由同一送货单位送货的送货单上作区分记载；且如果是代发货物的，代发货的正常模式应是原告指定收货人为“饶某”，由被告公司在送货单上进行签收，否则原告凭借被告为收货人的送货单无法与饶某直接进行结算，饶某也难以凭借发货人为原告，收货人为被告的送货单向被告结算货款；3.沈庆依签收的送货单均有“浙江省建德市神宇塑料座椅厂送货单”抬头，其在签收时理应知晓发货单位系本案原告，且送货单已载明收货人为被告公司物采部人员龚艳辉并非饶某，被告签收时应明知原告指定的收货人并非饶某；4.被告及证人饶某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饶某指定原告直接向被告交付案涉塑料袋，或证人与原告已就案涉塑料袋进行结算，即便被告与饶某间存在塑料袋购销业务，其提供的购销合同上也未显示双方约定由原告或第三方代为发货；5.被告在前两次庭审中对龚艳辉的身份及沈庆依签字的真实性两项客观事实均明确予以否认，而其在第三次庭审中又予以认可，其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不如实陈述的行为，对其诉讼中其他陈述的真实性本院更应综合其他证据谨慎衡量。综上，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本案定作合同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间的事实予以认定。 因双方就塑料袋单价未作书面约定也未能在事后达成一致意见，现原告主张参照被告提供的其与证人的购销合同所载单价计算。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单价低于原告在同一时期提供给其他单位相同产品的单价，并非明显不合理，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案涉货物单价本院参照被告提供的购销合同所载单价进行计算。 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的定作合同（口头）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被告收取定作物后未及时支付定作款，系引起本案纠纷的责任方，应承担立即支付定作款之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苏州申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建德市神宇塑料座椅厂定作款人民币1723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60元，减半收取计19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84元，合计3714元，由原告建德市神宇塑料座椅厂负担57元，被告苏州申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657元。 原告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不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章志英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方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