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002民初2441号原告：李永勤，男，195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耀，浙江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寅晓，浙江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台州东胜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东山头村。法定代表人：张成钢。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飞，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盼成，男，198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第三人：刘亚才，男，195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第三人：李卫国，男，197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燕芝，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成钢，男，195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原告李永勤与被告台州东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东胜公司）、第三人陈盼成、刘亚才、李卫国、张成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永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寅晓、被告东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飞、第三人张成钢、第三人李卫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燕芝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盼成、刘亚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永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李永勤持有被告东胜公司2%股权份额；2.被告东胜公司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上述第一项的股权份额变更登记至原告李永勤名下。事实和理由：被告东胜公司原名称为台州润泰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3日，于2016年12月2日办理名称变更手续。在被告东胜公司组建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原股东陈洋增决定共同出资以取得被告30%股权，其中原告出资400000元，占2%股权并由陈洋增代为持股。后陈洋增在2014年9月28日将其持有的全部被告股权转让给本案第三人陈盼成。现原告要求被告将原告计入股东名册，但被告拒绝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故涉诉。被告东胜公司答辩称：原告在被告公司既未有过任何出资，也未参与过任何经营管理，无法确认其是否享有股权；也没有任何享有股份的事实存在，故不应予以确认其享有股权。原告提供的证据雷同，不排除因清偿民间借贷等产生的债务而导致，如果存在上述情形则应为股份转让，应经被告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原告按隐名股东主张权利等也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果原告确系隐名股东，其要求显名也需经过过半数股东的同意。第三人陈盼成、刘亚才均未作陈述。第三人李卫国陈述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同意确认股权份额，也不同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张成钢陈述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同意确认股权份额，不同意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张成钢向原告出具的《声明》系因原告等不停地向陈洋增要债，经陈洋增要求为应付原告等而在《声明》上签名，该《声明》并非第三人张成钢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第三人张成钢也无权代理第三人刘亚才在《声明》上签名。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5日，原告李永勤向陈洋增账户转账800000元，其中400000元系原告李永勤为案外人陈文斌支付。被告东胜公司的原名称为“台州润泰置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13日成立，营业期限自同日开始。2012年5月28日，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由浙江黄岩振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比例1%）、陈洋增（出资比例30%）、第三人李卫国（出资比例30%）、刘亚才（出资比例39%）变更登记为陈洋增（出资比例30%）、第三人李卫国（出资比例30%）、刘亚才（出资比例40%）。2014年9月28日，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又变更登记为第三人陈盼成（出资比例30%）、李卫国（出资比例30%）、刘亚才（出资比例40%）。2016年11月10日，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再变更登记为第三人张成钢（出资比例2%）、陈盼成（出资比例30%）、李卫国（出资比例28%）、刘亚才（出资比例40%）。2016年12月2日，被告东胜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现名称“台州东胜置业有限公司”。2014年10月9日，第三人陈盼成向原告李永勤出具《股份确认书》一份。该《股份确认书》记载，因陈洋增在被告东胜公司所占30%股份（即30股）已转让给第三人陈盼成，因此原告李永勤与案外人陈文斌原在被告东胜公司陈洋增名下的4股股份（占被告东胜公司总股权的4%）亦转到第三人陈盼成名下；特此确认。陈文斌、原告李永勤、第三人陈盼成在该《股份确认书》上签名予以确认。2016年11月21日，第三人刘亚才在河南省濮阳市中实公证处的公证下出具《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一份。该《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记载，第三人刘亚才持有被告东胜公司40%股权，现委托第三人张成钢作为本人代表，并授权其根据本人之意思表示行使股东权利、参加出席股东会、签署相关文件，本人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委托授权范围：1.代为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2.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它议案，3.代为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询权和建议权，4.如董事会和监事会下召开和主持股东大会，代为集中股权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5.代为行使表决权，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代为投票，委托人对表决事项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6.其他与召开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等；本授权委托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授权有效期为2016年11月21日至2018年11月21日。2017年11月20日，第三人张成钢出具《声明》一份，声明，第三人张成钢系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现第三人张成钢同意在第三人陈盼成股份中的陈文斌（占公司总股权的2%）、王洁（占公司总股权的2%）、洪世勇（占公司总股权的1%）、原告李永勤（占公司总股权的2%）作为被告东胜公司的显名股东。第三人张成钢在该《声明》上签名予以确认。同日，第三人张成钢作为第三人刘亚才的代理人出具《声明》一份，声明，第三人刘亚才系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现第三人刘亚才同意在第三人陈盼成股份中的陈文斌（占公司总股权的2%）、王洁（占公司总股权的2%）、洪世勇（占公司总股权的1%）、原告李永勤（占公司总股权的2%）作为被告东胜公司的显名股东。第三人张成钢在该《声明》上签名予以确认。2017年11月22日，第三人陈盼成出具《声明》一份，声明，第三人陈盼成系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现第三人陈盼成同意陈文斌（占公司总股权的2%）、王洁（占公司总股权的2%）、洪世勇（占公司总股权的1%）、原告李永勤（占公司总股权的2%）作为被告东胜公司的显名股东。第三人陈盼成在该《声明》上签名予以确认。2018年3月24日，被告东胜公司在第三人李卫国、第三人刘亚才的委托代理人即第三人张成钢出席，而第三人陈盼成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一致不同意陈文斌、王洁、洪世勇以及原告李永勤四人记入股东名册的要求。第三人张成钢、第三人李卫国以及第三人张成钢作为第三人刘亚才的委托代理人代替第三人刘亚才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告李永勤提供的人口基本信息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变更登记情况、银行补发回单、股权确认书、声明，原告李永勤出示的本院调取的公证书、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被告东胜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原告李永勤、被告东胜公司、第三人李卫国、张成钢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李永勤提供的银行补发回单记载，原告李永勤向陈洋增账户转账800000元，其中400000元系原告李永勤为案外人陈文斌支付，但该银行补发回单仅能反映其向陈洋增账户转账的事实，该银行客户回单并不能反映该款项的具体用途。银行补发回单的左上角存在黏贴及撕扯的痕迹；银行补发回单复印件显示该银行补发回单来源于某一记账凭证册中，但被单独抽出；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会计凭证恢复到该记账凭证册原始状态中去时，方能根据该记账凭证册中相关会计凭证等反映该会计凭证上记载款项的真实性质、用途等；被单独抽出后，改变了证据的原始状态，势必将影响本院对证据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的判断。而第三人陈盼成出具《股权确认书》仅仅记载陈永斌、原告李永勤原在被告东胜公司陈洋增名下的4股股份（占被告东胜公司总股权的4%）亦转到第三人陈盼成名下，至于因何原因原在陈洋增名下及因何原因转到第三人陈盼成名下均不清楚，原因的可能性较多，亦不能排除股权转让等所致的可能，且原告李永勤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李永勤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实际投资包括注册资本在内每股出资额为1000000元，两股共计应实际投资2000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另外1600000元的出资情况。原告李永勤庭审过程中陈述曾经签订过股权投资协议，但又未能提供该书面的股权投资协议。另外，股权确认书记载，陈洋增的股权已经转让给第三人陈盼成；如果原告李永勤确系实际股东，陈洋增系原告李永勤部分股权的名义股东，陈洋增与原告李永勤之间根据股权投资协议或代持协议由陈洋增代持原告李永勤的股权；陈洋增将股权转让后，通常情况下，原告李永勤应按股权投资协议或代持协议的约定向陈洋增主张转让款或其他权利；因第三人陈盼成与原告李永勤之间并无股权投资协议或代持协议，在陈洋增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陈盼成后，通常情况下，应不存在原告李永勤的股权转由第三人陈盼成代持。因此，原告李永勤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李永勤系第三人陈盼成持有的被告东胜公司30%股权中的2%股权的实际出资股东的事实，故本院在本案中对原告李永勤欲证明的上述该事实不予确认。原告李永勤主张其系实际股东要求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三人刘亚才出具的《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记载的委托授权范围为：1.代为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2.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3.代为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询权和建议权，4.如董事会和监事会下召开和主持股东大会，代为集中股权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5.代为行使表决权，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代为投票，委托人对表决事项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6.其他与召开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等。上述委托授权范围内容显示，第三人刘亚才仅授权第三人张成钢代理其在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会上参加股东会、作出表决等，行使与股东会有关的股东权利。原告李永勤提供的第三人张成钢作为第三人刘亚才的代理人出具的《声明》，并非形成于股东会，即并非为行使与股东会有关的股东权利形成股东会决议这一共同法律行为所作的意思表示，而系第三人张成钢以第三人刘亚才的代理人的身份所作的事先同意（即允许）原告李永勤显名的个人单方法律行为。根据上述《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记载的委托授权范围，第三人张成钢并无权代理第三人刘亚才签署该《声明》。因此，即便原告李永勤确系被告东胜公司的实际出资股东，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显名的要求已经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股过半数的同意。是否事先同意（允许）显名亦属于其他股东自由意志的意愿行为，属于意思自治的范围。在被允许的行为实施或作出前，因该被允许的行为的实施或作出而导致法律关系产生或变动的状态并未现实的到来，故即便此时撤回（即随意撤销）该事先同意（允许）显名的单方法律行为，亦不会使前述法律关系产生或变动的状态处于不确定，而通常情况下使法律关系产生或变动的状态处于不确定并不被法律所允许，因为此种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对方的负担；故作出事先同意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允许人在被允许的法律行为被实施或作出前应没有必要要求事先同意（允许）人必须固守。另外，事先同意显名的允许行为对于被允许人而言系纯粹为其创设权利的纯获益行为，而对允许人来说则属于纯粹为自己设置义务的纯负担行为；作出此类事先同意的单方法律行为的允许人受该单方法律行为拘束的力度应明显低于作出等价有偿的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受等价有偿法律行为拘束的力度。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可任意撤销的规定，应当认为被允许的行为被实施前允许人可得撤回（或者说是随意撤销）。因此，即便第三人张成钢系有权代理的情况下作为第三人刘亚才的代理人出具《声明》，第三人张成钢后参加被告东胜公司的股东会，行使其本人及代理行使第三人刘亚才的股东权，形成股东会决议，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一致不同意陈文斌、洪世勇、王洁、原告李永勤四人记入股东名册的行为，亦属于撤回（或者说是随意撤销）以两份《声明》形式作出的事先同意（允许）显名该两单方法律行为的行为。该两份《声明》记载的事先同意（允许）显名的该两单方法律行为亦因撤回（或者说随意撤销）而无效，即对第三人张成钢、刘亚才均已溯及地没有拘束力。即使原告李永勤实际出资并由第三人陈盼成代持其股份，在原告李永勤要求显名没有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被告东胜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不同意陈文斌、王洁、洪世勇以及原告李永勤四人记入股东名册的要求的情况下，名义股东亦仍为公司的股东，隐名股东也应当只能根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综上，本院对原告李永勤要求确认持有被告东胜公司2%的股权份额即确认股东身份以及要求公司进行变更股东登记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第三人陈盼成、刘亚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正常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永勤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李永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苍林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代书记员 赵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