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9）浙温民再终字第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加银。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爱琴。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春来。原审原告郑加银与原审被告郑爱琴房屋确权纠纷一案，鹿城区人民法院于1991年7月24日作出（1988）温鹿法四民字第47号民事判决。郑加银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1992年3月18日作出（1991）民上字第665号民事判决。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郑加银不服，提出申诉。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1994年7月26日作出（1993）温民监字第4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郑加银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11日作出（2004）浙民监字第259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并于2005年9月16日作出（2005）浙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郑加银仍不服，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日作出（2008）浙民监字第29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提起再审，并于2008年10月13日作出（2008）浙民再字第43号民事裁定，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浙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温民监字第42号民事判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民上字第665号民事判决及鹿城区人民法院（1988）温鹿法四民字第4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鹿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依法追加郑爱琴的丈夫黄春来为共同被告，并于2009年4月13日作出（2009）温鹿民再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郑加银与被告郑爱琴、黄春来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原告郑加银自幼由其叔父郑玉亭收养，双方形成了养父子关系，被告郑爱琴母亲郑飞霞与郑玉亭系兄妹关系。原坐落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108号（地籍：五马段第341号，现已拆迁）房屋系于1945年从张润玉处购得，房屋卖契上载明的买受人为郑飞霞，房屋购得后产权亦登记在郑飞霞名下。之后，郑玉亭、郑加银、郑飞霞等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内。1946年11月郑加银的养父郑玉亭亡故，养母张国英随后改嫁，郑加银由郑飞霞抚养。该屋一度由郑加银生父郑玉祥（1965年亡故）借用开办来成针织作坊。解放初，郑飞霞再婚后随夫居住他处。不久，郑玉祥经营的作坊歇业，该屋阁楼由郑加银居住，其余部分出租。1958年间郑加银赴宁夏回族自治区支边。1959年2月该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被国家经租。1961年郑加银从宁夏回温，乘住户搬迁之际，搬入上述房屋楼上后半间及阁楼居住。1964年温州市房管部门对郑加银擅自搬入该屋居住问题进行调查，认为：“郑飞霞的房屋原系她的三哥（郑玉亭）购买、产权登记给郑飞霞。她三哥死后，将七岁的儿子郑加银以继子抚养……郑飞霞的房屋改造，应该有留房，将该屋楼上后楼及阁楼给以作留房”。据此，房管部门确认郑加银居住部分的房屋作为留房，并向郑飞霞发放了留房通知书。1977年5月，郑飞霞亡故。1984年温州市开始对经租房屋落实政策，讼争房屋经由郑加银操办，于当年11月发还产权给原产权人郑飞霞。落实政策后，郑加银将讼争房屋店面部分出租给原房客继续使用，租期自1985年至1988年。后郑加银与郑爱琴为讼争房屋的产权归属发生纠纷，郑加银于1988年4月诉至法院。1994年9月，讼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于被告郑爱琴名下。2000年10月，讼争房屋分营业用房和住宅房列入旧城拆迁改建范围，郑爱琴与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五马街改建办公室签订了一份营业用房拆迁安置协议书，黄春来、郑爱琴也与改建办公室签订了一份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住宅部分是与大同巷10弄5号公房（公房使用人为黄春来）合并安置的，五马街108号住房部分安置建筑面积占的比例为29.04%，大同巷10弄5号公房安置建筑面积占的比例为70.96%。现上述房屋均已安置完毕。营业用房安置在五马街128号（地号：1-10049815-5-4），于2008年9月登记为郑爱琴、黄春来共同共有；住宅房屋安置在大同巷新街公寓3幢607、608室（地号：1-10049815-42-113），于2009年1月登记为郑爱琴、黄春来共同共有。原审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归纳如下：坐落原五马街108号房屋是谁出资购置，产权应归谁所有。为证明坐落原五马街108号房屋是郑玉亭生前出资购置，原告郑加银提供了被告郑爱琴出具的“关于舅舅原买房屋经过情况”书面证明材料、解放前遗产税通知及税单、叶国光律师摘抄的房管部门档案材料、现在原告郑加银处的卖契、产权证、契税单、留房通知书和发还产权决定书等证据。为了证明讼争房屋是郑飞霞购置，被告郑爱琴提供了1945年11月房屋卖契、1951年6月的买契本契。原审认为：本案是一起历史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案件。对该类房屋权属的认定，一般以房屋产权证为准，但若他人有证据足以证明产权归其所有或者共有，应认定产权归他人所有或者共有。本案讼争房屋产权虽登记在被告郑爱琴母亲郑飞霞名下，并有房屋卖契及郑飞霞对该房屋曾有出租、缴纳房地产税等证据佐证。但原告郑加银在诉讼中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讼争房屋系其养父郑玉亭购买，特别是郑爱琴本人曾出具的“关于舅舅原买房屋经过情况”书面材料，明确表明讼争房屋原由郑玉亭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郑飞霞名下，并为温州市房管部门1964年处理讼争房屋留房问题的历史档案材料所佐证。因此，讼争房屋可以推定系郑玉亭出资购置。郑玉亭购买了讼争房屋后，将产权登记在郑飞霞名下，并将年幼的养子郑加银交由妹妹郑飞霞抚养，随其共同居住在该屋。在郑玉亭死后郑飞霞改嫁另居他处后仍长期保留了讼争房屋供郑加银生活之需。1959年讼争房屋被国家经租后，经过原告郑加银和被告郑爱琴母亲郑飞霞的共同努力，才争取了留房。1984年政府对经租房屋落实政策，是在原告郑加银和被告郑爱琴的共同努力下，讼争房屋产权才得以顺利发还。由此可见，郑玉亭、郑飞霞兄妹俩生前有着很好的感情，彼此充分信任。郑玉亭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在郑飞霞名下虽有家庭不和的原因，但另一原因是当时郑玉亭已病重，要将年幼的养子郑加银相托给妹妹郑飞霞。郑飞霞在郑玉亭去世后，完全可以任意处置该房产，但郑飞霞还是长期保留了讼争房屋。上述情况表明，对诉争房屋的取得和保留，作为双方长辈的郑玉亭和郑飞霞兄妹，以及郑加银和郑爱琴均作出过贡献。因此，在郑玉亭与郑飞霞、郑加银与郑爱琴之间，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讼争房屋产权归属不能简单地以产权登记谁或谁出资购买作为确定权属的唯一依据，而应当结合本案历史情况，依照民法公平原则，认定讼争房屋归郑加银与郑爱琴共有为宜。现原讼争房屋已拆迁安置，其以产权调换方式安置所得的房屋产权应归郑加银与郑爱琴共同共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坐落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128号（地号：1-10049815-5-4，建筑面积：23.19平方米）房屋归原告郑加银和被告郑爱琴共同共有。二、确认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大同巷新街公寓3幢607、608室（地号：1-10049815-42-113，建筑面积：129.15平方米）房屋中的29.04%份额归原告郑加银和被告郑爱琴共同共有。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原告郑加银和被告郑爱琴各半负担。原审宣判后，原审原告郑加银与原审被告郑爱琴、黄春来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原审原告郑加银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讼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原审被告郑爱琴、黄春来上诉称：（一）原判认定“讼争房屋可以推定系郑玉亭出资购买”的结论是错误的，种种证据证明讼争房屋就是上诉人母亲郑飞霞于1945年购置的。（二）原审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归纳也有错误。（三）原审认定的郑爱琴本人曾出具的“关于舅舅原买房屋经过情况”书面材料，明确表明讼争房屋原由郑玉亭出资购买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郑爱琴出具的这两份书面材料是为归还经租房而编造的，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四）原审认定的“1964年房管部门处理讼争房屋留房问题的历史档案材料所佐证”的结论是错误的，因1964年房管部门的调查最终并没有确认讼争房屋归属郑玉亭。（五）郑加银所提供的遗产税单对应的不是讼争房屋，由当时产权登记在上诉人母亲郑飞霞名下和当时的米、盐、农村市店所应交的税额可以看出。同时，原审在郑加银变更诉讼请求之后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存在程序违法，且五马街108号与其拆迁安置房是不同的标的物，故原审审理对象和适用法律均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加银的诉讼请求。双方的答辩意见即各自的上诉理由。本院二审期间，郑加银除原审提供的证据外，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郑爱琴与黄春来除原审提供的证据外，向本院提供以下新证据：1、永嘉县遗产税推行情况月报表；2、民国36年每担盐就要纳税25万元的档案材料。欲证明郑加银所提供的5万元遗产税单不是真实的，可以推翻该份证据。对于该两份证据，本院认为，原审未将郑加银提供的遗产税临时收据作为支持郑加银诉讼请求的证据采用，故对郑爱琴提供的这两份新证据本院不作认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纳的证据与原审一致。另查明，2009年3月20日经原审法院委托，温州市华正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五马街128号店面和大同巷新街公寓3幢607、608室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五马街店面评估价是4886000元，大同巷的商品房评估价是1821000元。本院认为，讼争房屋虽然从购置至1994年9月产权一直登记在郑飞霞的名下，但从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及该房屋历史居住情况来分析，原审认定该房屋系郑玉亭出资购置，产权登记在郑飞霞的名下是正确的。郑爱琴出具的“关于舅舅原买房屋经过情况”的两份书面材料与1964年温州市房管部门处理讼争房屋留房问题的历史档案材料，内容相符，相互印证，能够客观地反映讼争房屋权属情况。房管部门的历史档案材料早在本案纠纷发生前的六十年代就已形成，不存在为本案诉讼造假的可能，同时，这份材料也恰恰证明之后郑爱琴向郑加银出具的“关于舅舅原买房屋经过情况”的书证内容是真实的。郑爱琴与黄春来诉称出具情况说明是在郑加银的授意下为归还经租房而编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从讼争房屋的历史居住情况来看，郑玉亭亡故后，郑加银由郑飞霞抚养成人，且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直至本案诉讼期间。根据上述证据、事实和居住情况能够认定讼争房屋原系郑玉亭所购，产权登记在郑飞霞名下并由其代管的事实。上诉人郑爱琴、黄春来上诉称讼争房屋一直登记在其母郑飞霞名下，系其母所遗房产，应由其继承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本案是一起发生在亲属间的历史遗留房产纠纷，不宜简单地以谁出资或产权登记谁名下作为确认讼争房屋产权归属的唯一依据。讼争房屋从民国年间购买，经过解放初期的经租、文革期间的动乱直至八十年代的产权发还，每个时期均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关政策，作为代管人郑飞霞对讼争房屋的最终保留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好地维系了骨肉亲情，当然郑爱琴与郑加银对讼争房屋的产权发还，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原审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历史成因，依照民法公平原则，认定讼争房屋为郑加银与郑爱琴共有正确，判令以讼争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所得的房屋产权归郑加银与郑爱琴共同共有，处理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郑加银要求将讼争房屋全部判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鹿城区人民法院（2009）温鹿民再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本案二审诉讼费人民币1900元，由上诉人郑加银负担950元，上诉人郑爱琴、黄春来负担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 峰审 判 员  林丽宏审 判 员  周林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代书记员  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