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宿埇民一初字第06409-1号原告：高桂英，女委托代理人：许来永，安徽玉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文田，男委托代理人：高飞，宿州市埇桥区司法局埇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高桂英与被告苏文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潮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苗立良、人民陪审员苏元刚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桂英的委托代理人许来永和被告苏文田的委托代理人高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桂英诉称：原、被告于2007年2月6日签订种子《供需协议》，原告最后一次于2011年2月17日购被告300000元的玉米种，大部分种子不发芽，与《供需协议》中的约定不符，故起诉要求被告退回种子款300000元。被告苏文田辩称：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种子单价不是6元，因原告为提高农户的购种价格，要求被告在2011年2月17日的300000元的销售凭证中将种子单价提高至6元，因此，原告主张退回300000元的种子款不是事实。其次，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购买被告300000元种子已经过种子检验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第二十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理解与适用》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合同法规定的检验期间，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高桂英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证明其身份。2、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被告的经营场所为宿州市光彩城D区11幢0128室，并证明被告为宿州市光彩城高科种业��营部个人经营者。3、原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六份，证明原告自2009年6月29日起至今均为合法农资个人经营者。4、被告苏文田起草的《供需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委托丈夫苗恩民与被告签订《供需协议》，《供需协议》内容为：“一、供方供给需方郑单959（大包），每包壹佰斤。二、供方新种子全部达标，即发芽率85%以上，实际95%以上，纯度96%，水分不超14%，净度98%，水分、净度在需方拉回家不达标，3天送回；芽标15天内不达标退回；纯度96%，封存样品，秋后收获前不提出异议等于合格。总之，用户若因种子造成田间减产，由供方负责承担。三、供方以每公斤叁元叁角价格负责送到需方所在地花庄。四、供方只负责种子质量，除此以外，一切不负责。五、付款提货，后期种子若有部分剩余可调换。六、签字���效，数量以本据为准，余款收麦后15天付清，拖款按月息1分付给”。上述协议内容充分证明本案种子的检验期间为秋后收获前，并充分证明因种子造成田间减产由被告负责承担赔偿。七、被告苏文田于2011年2月17日给被告出具的300000元的种业销售凭证一张（并提供收条二张、种业销售凭证三张），（收条二张、种业销售凭证三张）证明原、被告自2008年度起至2011年度止一直保持供需关系；（2011年2月17日的300000元的种业销售凭证）证明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购被告300000元的玉米种子，并提出该种业销售凭证中的《敬告》内容为：“1、客户购种后15日内做好复查，过期视为合格，净度、水分当面看好，不行第二天退货回，纯度一周为准；2、因质量问题造成减产，凭本证及包装物索赔，因人为、天气、栽培造成的减产，恕不负责；3、若退货季节结束即结束。”《敬告》内容充分证明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减产，原告应当凭本证索赔，并充分证明减产的检验期间至玉米收获时。4、原告高桂英、被告苏文田、农户代表邹某乙、邹某丙于2011年6月28日（玉米生长期间）在固镇县××××邹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共同写出《证明》（被告苏文田起草）二份，《证明》内容为：“兹有花庄村高桂英到吴庙村邹庄协调玉米种，经一天现场查苗，出苗率在50%（够苗）；即有不缺苗的40%；也有缺苗的，缺苗中有芽又有根，出不来；也有被虫害咬伤的；也有霉变的。经协商，双方同意种子款不要，双方互不追究”。《证明》内容充分证明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购买被告300000元的玉米种子出芽率为50%，致使原告未收回种子款。7、被告苏文田于2011年6月28日在固镇县××××邹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证明人身份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花庄村高桂英到吴庙村邹庄推销玉米种，经现场查，出苗率大体在50%（够苗）；即有不缺苗的40%；也有缺苗的，缺苗中有种、有芽、有根，出不来；也有是虫害的；也有霉变的。经协商，同意在每亩种子款中让利为40%，双方互不追究”。《证明》内容充分证明被告于2011年2月17日出售给原告300000元的种子出芽率为50%，致使原告有40%的种子款未收回。8、被告苏文田于2011年6月28日在清凉村大欧家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以证明人身份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花庄村高桂英到清凉村大欧家庄推销玉米种，经一天现场查，出苗率大体在50%（够苗）；即有不缺苗的40%；也有缺苗的，缺苗中有种、有芽、有根，出不来；也有是虫害的；也有霉变的。经协商，同意每亩五斤种子款收叁斤款，双方互不追究。”《证明》内容充分证明被告于2011年2月17日出售给原告300000元的种子出芽率为50%，致使原告每5斤种子款只收回3斤种子款。被告苏文田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不持异议。二、原告提交的证据3、4，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三、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持有异议，认为300000元的大数额种子款应当提供转账票据，并认为自2011年2月17日起至今已超过种子质量检验期间，应视为种子质量合格。四、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原告高桂英、被告苏文田、农户代表邹某乙、邹某丙于2011年6月28日（玉米生长期间）在固镇县××××邹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共同出具的《证明》（被告苏文田起草）二份，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但认为不是其起草，而又认为其在二份《证明》中签名仅起到证明玉米种子出苗率为50%、作为朋友关系参与调解，“双方同意种子款不要，互不追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五、原告提供的证据7、8，即被告苏文田于2011年6月28日在固镇县任桥镇吴庙村邹庄玉米地现场、清凉村大欧家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以证明人身份出具的《证明》二份，被告认为其以证明人身份出具《证明》二份，仅证明玉米出芽率为50%，并仅证明原告与农户的调解结果为：“双方同意每亩种子款让利40%、每五斤种子款收三斤种子款”，证明的目的是为防止种植户上访、是为平息种植户与原告之间的矛盾。庭审中，应原告的申请，原告方证人邢某、邹某甲、邹某乙、王某、邹某丙、邹某丁出庭作证，1、证人邢某证言：“我于2011年3月共欠原告种子、化肥、农药款约1700元，因原告的种子出芽率为30-40%，仅偿付原告600元，下欠的1100元不予偿还”。2、证人邹某甲证言：“我于2011年3月赊购原告玉米种子80斤，单价为7.5元，因原告的种子出芽率为30-40%，我不同意偿付原告种子款”。3、证人邹某乙证言：“我赊购原告玉米种70斤，单价7.5元，并赊购1000余元的化肥，因原告的种子出芽率只有40%，我仅偿还原告款400元，下余款不予偿还”。4、证人王某证言：“我于2011年3月赊购原告玉米种30斤，单价为7.5元，因原告的玉米种出芽率为30-40%，我不同意给付原告种子款”。5、证人邹某丙证言：“我于2011年3月赊购原告玉米种60斤，单价为7.5元，并��购原告40元的农药，因原告的玉米种出芽率为40%，我不同意给付原告种子款及农药款”。6、证人邹某丁证言：“我赊购原告玉米种50斤，单价7.5元，因原告的玉米种出芽率为30-40%，我不同意给付原告玉米种款”。被告苏文田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被告认为证人证言只证明原告与种植户之间的购销关系，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无关。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分析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交的证据3、4、5，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三、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二份《证明》不是其书写，二又说明其签名仅起到证明玉米种子出苗率为50%、仅作为朋友关系参与调解（双方同意种子款不要，互不追究），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前后不一，理由不充分，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四、原告提交的证据7、8，被告辩解记不清是其所写，但不同意用自己书写的《供需协议》、收条二张、销售凭证五张作样本、以四份《证明》作检材进行笔迹鉴定；被告又认为其以证明人身份出具的二份《证明》是证明玉米出芽率为50%、是证明调解由原告每亩种子款让利40%、每五斤种子款收三斤种子款；被告又认为其以证明人身份出具二份《证明》是为防止种植户上访、是为平息种植户与原告之间的矛盾。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前后不一，理由不成立，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五、六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六证人均是种植户，虽然他们不是被告的种子直接买受人，但他们��了不给付原告的种子款均证明种子不合格，此与原告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原告方六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以原、被告及农户三方共同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本案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苏文田是否负有退还原告高桂英300000元种子款义务。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桂英系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高桂英农资店个人经营者，被告苏文田系宿州市光彩城高科种业经营部个人经营者，原告于2007年7月2日委托其丈夫苗恩民被告签订《供需协议》，约定种子出芽率为95%以上、纯度为96%以上、净度为98%以上，并约定“种子纯度异议的提出为秋后收获前”、“用户若因种子造成田间减产由供方负责承担”，从此，原、被告一直保持业务往来。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购被告300000元的玉米种，被告出具的销售凭证中的《敬告》内容含有“因质量问题造成减产，凭本证或包装索赔”。原告于2011年3月将300000元的玉米种配带化肥、农药全部销售出去。原告于2011年6月（玉米生长期间）向农户索要种子、化肥、农药款时，农户以种子出芽率低为由扣留原告不等数额的种子、化肥、农药款，为此，原告高桂英将子出芽率低情况及时通知被告并要请被告苏文田与农户代表邹某乙、邹某丙于2011年6月28日（玉米生长期间）在固镇县××××邹庄玉米地现场勘查后共同出具《证明》二份，《证明》内容系被告苏文田书写，均由三方共同签字，二份《证明》均证明“种子出苗率为50%，经调解，双方同意不收种子款，双方互不���究”。被告苏文田于2011年6月28日在固镇县任桥镇吴庙村邹庄玉米地现场、在清凉村大欧家庄玉米地现场检验后以证明人身份出具《证明》二份，均证明“种子出苗率为50%，经调解，固镇县××××邹庄每亩玉米种让利种植户种子款40%，清凉村大欧家庄每5斤款种子收3斤种子款”。综上所述，因玉米种出芽率为50%，致使原告的部分种子款未能收上来，被告久拖不予补偿，因此，原告于2014年9月16日凭被告出具的一张300000元的销售凭证诉至本院，要求被告退回其种子款30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高桂英于2011年2月17日购被告苏文田300000元的玉米种，约定种子出芽率为95%以上，纯度为96%以上，净度为98%以上，并约定“种子质量异议的提出为秋后收获前”、“用户若因种子造成田间减产由供方负责承担”、“因质量问题造成减产，凭本证或包装索赔”，上述因种子质量造成减产的检验期间为买受人在一定的季节里对标的物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该期间应至秋后收获后。原告于2011年6月28日（玉米收获前的生长期间）向农户索要种子、化肥、农药款时，农户以种子出牙率低为由拒付其款，原告发现后及时将种子出芽率低的事实通知被告，并邀请被告到现场勘查，原、被告与农户代表三方于2011年6月28日在固镇县××××邹庄等四地进行现场勘查，确认出苗率均为50%，并现场进行了调解，因种子出芽率低，致使原告损失不等数额的种子款。综上所述，被告的种子质量不符合约定，出芽率低，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将种子出芽率低的情况及时通知了被告，并与被告及农户��现场勘查后共同确认种子出芽率为50%，因种子出芽率低，致使原告损失部分种子款，因此，本院认为由被告酌情赔偿原告种子款120000元为宜。被告辩称其种子款价格实际不是6元，实际种子款总额不是300000元，原告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解本案种子质量检验期间已经过，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将种子出芽率低的情况及时通知了被告，并与被告勘查后共同确认种子出芽率为50%，被告的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苏文田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高桂英玉米种子款120000元。二、驳回原告高桂英对被告苏文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潮滟审 判 员  苗立良人民陪审员  苏元刚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付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