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民终33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留星，曾用名姚流星，男，汉族，1974年11月28日出生，住宜阳县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冠辉，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宜阳县锦屏镇（高桥村）红旗东路007号。法定代表人：吴玉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超军，男，汉族，1971年8月6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原审被告：杜艳丽，女，汉族，1979年8月23日出生，住宜阳县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晖，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留星因与被上诉人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发公司）及原审被告杜艳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7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留星上诉请求：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借条属实，但打了借条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将借款支付给上诉人，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一审判决错误。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原来在宜阳县医院开救护车时，陈某是医院的副院长，平时关系不错。陈某退二线后到被上诉人单位任业务经理。被上诉人实际上是担保公司，主要是吸收存款、向外放贷而从中间赚取高息。陈某在刚担任副经理时，为了业绩，他想让上诉人给他帮忙，要么给他拉点存款，要么帮他给客户放点款。由于上诉人当时无力给他帮忙，于是他便提出让上诉人借点钱，全当是给他帮忙。因上诉人当时并不需要钱便不想借。后在陈某的要求下，便在2012年的8月和9月，分别给陈某打了11万元和30万元的借条各一张。借条打了后，陈某告诉上诉人，若用钱现在就转，但必须扣三个月的利息，如果现在不用，迟早用了再给打。因上诉人不需要用钱，所以虽然打了借条，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汇款。后来，由于上诉人和妻子杜艳丽之间感情不合，于是从2016年11月起，上诉人便和朋友一起去甘肃和宁夏作生意。从2012年上诉人书写借条至被上诉人起诉之前，被上诉人从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从而也能证实该借款合同没有履行的事实。被上诉人起诉后，上诉人的开庭传票是杜艳丽所领取的，而杜艳丽领取传票后，根本没有通知上诉人，于是，一审法院便在上诉人未到庭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决。由于借款根本就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因此，上诉人也从来没有给被上诉人还过利息。被上诉人所谓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3日偿还利息的两张收据，也是陈某所伪造的，上诉人根本不予认可。偿还利息的票据，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被上诉人的账上也没有记载。另外，被上诉人向法庭所出具的利息收据，不是被上诉人应保留的存根联而是客户联。三、一审法院开庭时，尽管被上诉人的会计阮某到庭作了证，但她几乎是一问三不知。她既不知道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款的时间、地址和数额，也不知道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是否要过账、什么时间要过以及都谁去要的等。而且她向法庭所提交的账页，她也承认是她根据别人的要求事后制作的。这些证据明显都是伪造的，不应予以采信。四、本案证据全部都是由陈某一个人所伪造的，而且陈某既是上诉人公司副经理、又更是这笔借款的担保人，其证言更具有虚假性，根本不能采信。五、上诉人一审仅提交了中国联通通话记录，没有通话内容，怎能证明打电话就是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呢？六、杜艳丽尽管是上诉人的前妻，但由于二人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她在法庭上的陈述也是极不负责的。例如，当公司的人到杜艳丽的单位及上诉人家里来找上诉人时，杜艳丽给上诉人打电话时上诉人说:“这事你别管。我啥时候借他们钱了？他们把钱打给谁了？你叫他们来找我，这事与你无关。”而杜艳丽只在法庭上证明了上诉人说了“这事你别管”这句话，后面的话语她并没有给法庭说明。这个情况是上诉人在见到判决书后去问她时，她才告诉上诉人的。杜艳丽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已更进一步的引起了上诉人的反感，于是双方便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七、一审法院认定杜艳丽当庭认可2014年左右陈某去找其要过这笔账，也是错误的。杜艳丽虽然承认陈某去找过她，但去找的时间是陈某自己说的，杜艳丽并不知道。因此，不能将陈某自己所说的时间，认定是是杜艳丽自己所认可的时间，这种推定是完全错误的。综上，请二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锦发公司辩称，上诉人所述不实，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上诉人谎称因为不能给陈某拉存款也不能帮他给客户放款。无奈之下应陈某要求打了两张借条，是为了给陈某拉业绩做的假单子。上诉人系成年人，知道打借条的法律后果。且上诉人早就知道答辩人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向外放贷从中赚高息，那么这单纯打两张借条能给答辩人创造什么业绩？二、上诉人称其与妻子杜艳丽之间感情不和不属实，上诉人称两人自2O16年就已经分开，但在答辩人找上诉人追要欠款时得知，其妻子在此期间又生育一子。三、本案经过诉前调解程序，一审法院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此纠纷和上诉人沟通不下十余次，但上诉人以现在生意做赔了为由，只愿一个月还千儿八百元，因差距太大未能达成调解意愿。上诉人有没有领到传票是上诉人在自圆其说，杜艳丽领到传票后没有通知上诉人，是其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上诉人应该以刑事自诉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含法权益。令答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诉人传票没有见到，但判决倒是收的很及时，上诉状递交法院也很快。四、上诉人一再表明其写了借条后答辩人没有支付借款，那么在调解阶段上诉人为什么要承诺还款？在答辩人追讨借款过程中为什么不洗清自己？既然认为担保人陈某伪造偿还利息票据。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已？五、上诉人仅仅因为妻子杜艳丽的一句不负责任话就能和她离婚不合常理。本案借款上诉人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是客观事实。六、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利息是月息4.5分，确实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诉人自认为这笔借款是违法的高利贷，法院不一定会支持答辩人，所以就采用说谎隐瞒的方法拒不承认。在上诉人得知答辩人因为资金链断裂难以维持公司经营而处于停顿状态，就认为只要自已一口咬定只是打了借条没有拿到钱，就可以侵吞这笔借款。七、陈某和上诉人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其没有必要伪造证据诬陷上诉人。上诉人借款用于生意周转，实际上是担保人陈某在帮上诉人的忙。八、一审法院判决姚留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判决难以理解，但考虑到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而没有上诉。希望二审法院支持答辩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杜艳丽、姚留星连带偿还本金391550元，并按月利率2%自2012年12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杜艳丽述称，一、一审法院由于断章取义的引用了答辩人在一审时的简单陈述，才作出了本案判决，当姚留星见到这份判决书后，非常生气，于是双方在多次争吵后，于2018年4月4日到宜阳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因此，不管本案结果如何，都与答辩人无关。二、陈某在2014年期间去答辩人家找姚留星时，他只是问姚留星去哪儿了，而并没有提到过要钱的事情。后来当答辩人打电话问姚留星时，姚留星非常生气地说:“他们找我干啥？我和他们已没有任何手续了，他们找我有啥事？这事你别管，有啥事叫他们直接来找我。”姚留星当时的意思是，他根本就没有收到过锦发公司的钱，也更没向他们借过款。由于当时法庭问的比较简单、书记员记的也比较简单，因此一审法院便以答辩人在法庭上的这些简单回答为据，断章取义的推定锦发公司来向姚留星要过账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能充分考虑该事实，也请姚留星能在消除误会的情况下，理解答辩人在一审开庭时的情况和心情。锦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肆拾壹万元（410000元），并承担按月利率2%自2012年12月10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4日，宜阳锦发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2012年8月、9月份，被告姚留星通过锦发公司的业务员陈某两次向该公司借款，并出具借条二张，载明“借条，今借到锦发置业有限公司现金壹拾壹万元整（使用期二个月，利息4.5分），借款人：姚留星(并按字印)，担保人：陈某（并按字印），2012年8月30号”；“借条，今借到锦发置业有限公司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00）使用一个月（从2012.9.10至2012.10.10号至）月利息4.5%，借款人姚留星（并按字印，写明电话号码138××××0707、139××××6158），担保人：陈某”。锦发公司两次向姚留星出借款项时均按约定的利息4.5分，扣除一个月利息款后支付给姚留星。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锦发公司曾于2014年、2016年、2017年向被告姚留星索要未果，故而诉入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姚留星与被告杜艳丽系夫妻关系。被告姚留星向原告出具300000元借条上载明杜艳丽及按印系代写代按，并非杜艳丽签名及按印。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杜艳丽的陈述、证人阮某的证言、证人陈某的证言及借条、中国联通通话记录、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锦发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能够有效成立及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出示了2012年11月23日被告姚留星支付利息的二张收据，证实姚留星借款后支付利息的事实；根据原告申请证人阮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借款已实际出借给被告姚留星，姚留星支付了部分利息及之后向姚留星主张归还借款的事实，该事实与证人陈某（也是借款的担保人）的证言能够相印证，同时被告杜艳丽当庭认可2014年左右原告方找其讨要过此笔借款，自己称不知情，告诉姚留星后姚不让其管该事，且原告出示的中国联通通话记录印证2016、2017年联系被告姚留星讨要借款的事实。综上，被告姚留星向原告锦发公司先后两次借款，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有效成立，且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应予认定。借款到期后，被告姚留星未依约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锦发公司在支付借款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按约定利息4.5分计算当月应付利息违反法律规定，故被告姚留星应当按照原告锦发公司实际出借的数额即105050元（借款本金110000元，扣除4.5分计算一个月利息4950元）和286500元（借款本金300000元，扣除4.5分计算一个月利息13500元），共计391550元承担返还借款义务。关于原告当庭出示的记账凭证，用以证明被告姚留星支付利息的情况，因该凭证系2017年新制作，并非原始凭证，又无其他证据印证记载内容，故该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利息的计算问题，原告当庭认可被告姚留星已支付三个月的利息，故依借条的约定借期内利息被告姚留星均已支付，但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利息的具体支付起止时间，且逾期利率双方也未约定，故逾期利息的计算应自提起诉讼之日即2018年1月2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宜。被告杜艳丽与被告姚留星系夫妻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且被告杜艳丽也不予认可，故原告主张被告杜艳丽连带偿还借款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姚留星、被告杜艳丽偿还借款及利息，部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被告杜艳丽辩称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但认为借条是否是姚留星所写、借款支付不明、超过诉讼时效等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姚留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91550元，并承担自2018年1月2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3787元，原告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承担287元，被告姚留星承担3500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对阮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阮某称本案姚留星出具借条时，其担任锦发公司出纳，锦发公司借给姚留星的钱都是经其手给的，其中一次还是坐姚留星的车去县城办理的，不知道是取的现金还是通过银行转账付的钱，时间长记不清了，但本案的两笔借款确实借给了姚留星。并称由于锦发公司经营不正规，公司都是以阮某名字在银行开的账户，时间长付给姚留星的款项不好查了。阮某认可一审中锦发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内容属实，但却是其在2017年依据公司原记账凭证抄出来的，锦发公司原记账凭证因公司停业，法定代表人找不到而无法提供。阮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称，姚留星支付过利息，2012年锦发公司出具过收到利息的票据，但具体情况记不得，锦发公司一审中提供姚留星支付利息的收据是其2017年补开的票据。陈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称本案的借款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一审认定锦发公司在借款时扣除一个月利息后将款项支付给姚留星缺乏相应证据。一审中锦发公司提交的利息收据系其事后补的票据，且该票据为客户联，该票据上没有姚留星签名，姚留星对此也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锦发公司与姚留星对本案所涉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锦发公司是否实际出借款项双方存在争议。锦发公司作为出借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借条所载明的款项实际支付给了姚留星，但其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向姚留星转账的银行凭证或流水记录，其提供的利息收据及记账凭证系事后所补，且系锦发公司单方开具或单方制作形成，姚留星对此不予认可，锦发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姚留星对本案债务及支付利息等相关事实认可。本院认为，锦发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向姚留星支付了借款，故其要求姚留星偿还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姚留星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锦发公司以后若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姚留星实际出借了本案所涉款项，可再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宜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7民初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73元，均由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李依芳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关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