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民再59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同亚，男，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淮南市东方精品酒店负责人，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晓红，女，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上述两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仲良，安徽韶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佩玲，安徽韶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建廷，男，194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户，户籍所在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锦玉，男，汉族，194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原系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申诉人孙同亚、刘晓红因与被申诉人李建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4民终251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7]3400000010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皖民抗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克德、检察官助理熊政舒出庭。申诉人孙同亚、刘晓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仲良，被申诉人李建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锦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调查查明，李建廷出借给孙同亚的借款共三笔，合计250万元，即本案借款和2014年4月8日的100万元、2014年3月17日的100万元。李建廷对另两笔借款也分别提起了诉讼，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分别作出（2015）淮民一终字第00934号和（2016）皖04民终250号民事判决。 另查明，孙同亚系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上海城市花园项目系该公司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3幢104号、105号商铺系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投资收益分割给孙同亚的房产。孙同亚与李建廷、王玉明签订《三方协议》后，孙同亚依照协议约定，通知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与王玉明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该公司分割给孙同亚的上海城市花园3幢104号、105号商铺转让给王玉明。在王玉明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向王玉明出具了两张总金额为2732300元的《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在其留存的与王玉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及《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上注明：“此房由孙同亚分得，按照孙同亚的意思，房子办在王玉明名下”。 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理由如下：一、判决认定孙同亚与李建廷、王玉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未履行，缺乏证据证明。前述调查查明事实表明，《三方协议》已经履行。判决认定“该协议三方均未履行”，缺乏证据证明。二、判决以“该‘三方协议’内容未对李建廷与孙同亚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进行明确约定”为由，认定《三方协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孙同亚共向李建廷借款250万元，利率均为月息20‰，与《三方协议》相吻合。李建廷并未主张双方之间还有其他借款。因此《三方协议》约定的借款应当就是本案及另外两个案件所涉250万元借款。三、原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王玉明系三方协议约定的房屋购买人，《三方协议》是否履行，涉及到案涉债务是否被抵偿，如果未被抵偿，则王玉明应承担返还该房屋的责任。因此，王玉明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未通知王玉明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孙同亚、刘晓红称，一、两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三方协议系按李建廷要求签订，因房地产公司与王玉明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屋登记在王玉明名下，并开具了收款发票，故该房已属王玉明所有且系李建廷以王玉明名义购买，《三方协议》已经履行。二、两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三方协议》为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但孙同亚提供了原件，且《三方协议》与借贷有关联，孙同亚不认识王玉明，《三方协议》对债权债务的数额、利率以及房屋抵押借款明确约定，与欠款吻合。三、两审法院程序错误。1.《三方协议》与王玉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王玉明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中孙同亚即递交了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的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书面答复，在判决中亦未说明。孙同亚就此上诉。2.二审判决导致孙同亚既要还款，又失去两套房产，损害了孙同亚的财产权益。请求撤销生效判决，改判驳回李建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李建廷辩称，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三方协议与案涉借款无关联性，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债务抵销。中院已驳回孙同亚、刘晓红的再审申请。二、抗诉和申诉意见不能成立。1.《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三方协议》在一、二、再审中均为复印件，未见到原件，申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即便《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因出卖人系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不能证明该房屋即是孙同亚在《三方协议》中的“投资分割的名下房屋”且有权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买受人是王玉明，证明李建廷没有以王玉明的名义购买该房屋，不能证明《三方协议》已实施，不能证明已为李建廷出借资金设定担保物权；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三方协议》中的房屋是同一房屋，只能证明孙同亚与王玉明之间有房屋抵押关系，李建廷出借给孙同亚的钱并无担保物权。三、当事人已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应当终结再审。 李建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同亚、刘晓红偿还本金500000元及利息80000元（计算至2015年3月26日）；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查明：：2014年5月16日孙同亚向李建廷借款500000元，月息千分之二十，借款期限半年，同日向李建廷出具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李建廷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月息千分之二十，按月付息，期限半年。孙同亚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16日李建廷通过交通银行账号62×××91转款500000元给孙同亚。后因为孙同亚未返还借款，未支付利息，故李建廷起诉来院。孙同亚与刘晓红系夫妻关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同亚、刘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李建廷借款500000元，支付利息80000元（500000元×年息5.6%÷12月×4倍×9月，从2014年6月16日起至2015年3月26日，不超过诉讼请求），合计580000元。案件受理费9600元，保全费3420元，由被告孙同亚、刘晓红负担。 孙同亚、刘晓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建廷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7月6日起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6%，2014年11月22日起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5.60%，2015年3月1日起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5.35%。 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借款利息应如何认定；2、刘晓红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三方协议”是否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程序是否适当。一、本案借款利息应如何认定。本案立案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故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中，孙同亚于2014年5月16日向李建廷出具了借条，约定借款50万元，月息千分之二十，对于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不予保护。李建廷自认孙同亚借款后仅支付了1个月的利息，故利息应自2014年6月17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17日止（起诉前），应为95833.32元（50万元×6%×4÷12个月×5个月+50万元×5.60%×4÷12个月×3个月+50万元×5.35%×4÷12个月×2个月），李建廷一审诉讼请求的利息为8万元，对于不超过其诉请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故一审判决利息为8万元并无不当。 二、刘晓红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孙同亚向李建廷借款500000元，发生在孙同亚与刘晓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孙同亚、刘晓红上诉称此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经营所需，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三、“三方协议”是否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程序是否适当。孙同亚、刘晓红上诉称该“三方协议”系李建廷、孙同亚与王玉明三人签订，对本案借款的清偿事宜达成了协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经审查，该协议并未就李建廷与孙同亚之间的借款清偿作出明确约定，“三方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孙同亚、刘晓红上诉称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王玉明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及不受理反诉属程序错误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孙同亚、刘晓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孙同亚、刘晓红负担。 孙同亚、刘晓红不服二审判决，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5月孙同亚向李建廷借款，2013年10月28日，孙同亚与李建廷一起，同第三人王玉明达成《三方协议》。明确约定：“鉴于丙方（孙同亚）向甲方（李建廷）借款人民币250万元，月息千分之二十，为保证甲方的资金的安全”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规定，孙同亚将其所有的两套价值273.23万元房屋抵押给王玉明，李建廷以王玉明名义购买。协议签订后，上述房产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屋登记到王玉明名下。李建廷以王玉明的名义实际购买，三方协议已经履行。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为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二审法院以“该协议并未就三方债权债务的清偿作出明确约定，与本案无关”而不予审查。三方协议的签订及内容显然与借贷有关联，三方协议对债权债务的数额、利率以及房屋抵押借款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该三方协议与本案有关联性；2、一、二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期间，孙同亚、刘晓红申请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未给予书面答复。且本案借贷的处理结果与王玉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判决不当。一方面，孙同亚、刘晓红要返还李建廷借款本息，一方面孙同亚、刘晓红又失去了用于抵押的两套房产，对孙同亚、刘晓红显然严重不公。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建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建廷负担。 李建廷提交意见称：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事实清楚。原一、二审期间，三个案件不同时间开庭，孙同亚在三个案件中提交的《三方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均为复印件，并未提交原件，原审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三方协议未明确约定双方设立了“房屋抵押权”并且李建廷对涉案房屋享有抵押权，故孙同亚、刘晓红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明确。孙同亚、李建廷及王玉明于2014年10月2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未就李建廷与孙同亚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予以明确约定，而且原一、二审诉讼期间，孙同亚、刘晓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存在投资关系，其对位于山东荷泽市鄄城县，上海城市花园3栋104号、105号商铺有处分权。故原判决认定三方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并无不当。因三方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孙同亚、刘晓红要求追加王玉明为本案诉讼参与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针对孙同亚、刘晓红一审要求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已口头告知孙同亚、刘晓红的代理人对其理由不予采纳。故孙同亚、刘晓红称原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孙同亚、刘晓红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孙同亚、刘晓红的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中，孙同亚、刘晓红提举以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3月10日李建廷在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察院的谈话笔录，证明目的：1、李建廷自认三方协议是为了担保房屋借款；2、王玉明取得房屋时没有交款；3、王玉明是李建廷找去的，与孙同亚无关，孙同亚不认识王玉明。证据二，2017年4月24日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到山东盐城找山东菏泽置业公司王群的询问笔录，证明目的：1、房屋是孙同亚作为股东从山东菏泽置业公司分得的房产；2、房屋已经销售给王玉明，王玉明与公司签订了合同，说明孙同亚按照《三方协议》要求将房屋过户至王玉明名下，而且王玉明没有交款，说明《三方协议》已经履行。证据三，《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两份复印件（编号0023249、0023250），上有山东菏泽置业有限公司签字“此房由孙同亚分得，按照孙同亚的意思，房子办在王玉明名下”，证明目的：按照孙同亚意思将收款算是王玉明交款，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认定为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归属于王玉明。证据四，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编号1310076、1310077），一二审已经提交过了，原审说不是原件，今天再次出示，上有王玉明亲笔签字和指纹，王玉明到山东菏泽办理房屋过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目的：孙同亚已按《三方协议》要求将两套房屋过户给王玉明，实际上是归属于李建廷，王玉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李建廷质证意见如下：申诉人在原审中未提交原件，亦未申请调取证据，现提供新证据，应为举证不能。《三方协议》不应作为本案审理范围，李建廷并未以王玉明名义购房，而是王玉明以自己名义购买，协议逻辑混乱，与实际履行不一致，并未实际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三方协议》及《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日期均为2014年10月28日，说明李建廷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仅系介绍人。《三方协议》与民间借贷无关，不能作为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的理由，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李建廷无关。证据一，合法性无异议，但与借款无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只能说明《三方协议》是如何履行的。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1.原审中对方未提供原件，对方所提供的复印件中不包括附件四，没见过其上“按照孙同亚的意思，房子办在王玉明名下”的说明，该说明应是后补的。2.房屋并未转移至王玉明名下，王玉明没有交钱，房屋没有过户，没有办理房产证。证据三，不能证明孙同亚把钱给了王玉明，签名并非王玉明本人所签，上面“此房由孙同亚分得，按照孙同亚的意思，房子办在王玉明名下”的说明在原审中复印件上并不存在，是后补的，证据四，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原审中没有见到附件四，上面“此房由孙同亚分得，按照孙同亚的意思，房子办在王玉明名下”的说明在原审中并不存在，是后补的。 针对李建廷对证据三系后补的意见，孙同亚、刘晓红予以补充说明，《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有两种，一个是公司留存的，其上有说明；一个是开具给王玉明的，其上无说明。检察院调取的是公司留存的那一份，并非虚假。 李建廷提举证据一组：一审法院执行笔录和执行裁定书，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再审程序应当终结。 孙同亚、刘晓红质证意见为：申诉与执行不矛盾。 合议庭就以下问题向当事人核实：一、向被申诉人核实房屋过户情况。回答：合同已签订，发票已开，王玉明没有办理过户，原因不清楚，能否办理过户也不清楚。二、向双方核实除了三个再审案件涉及的25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外，双方是否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均答没有。三、向双方核实《三方协议》的含义。申诉人回答：1.为保证孙同亚借款得以顺利进行，把抵押合同签成了房屋买卖合同。2.该房屋是李建廷以王玉明名义购买，写王玉明名字符合《三方协议》约定。3.王玉明和孙同亚并不认识，系通过李建廷找王玉明充当中间角色才签订了协议，王玉明不需要交钱。被申诉人回答：1.如果按照三方协议中甲方以乙方名义购买，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签字的应该是李建廷而不是王玉明，因此协议并未履行。2.李建廷为了保证借款安全，设定的房产抵押是给了王玉明还是李建廷，并未明确，王玉明没有交钱，公司开给他只是通知他交钱的单据，并非发票，应按照证据规则予以解释。3.《三方协议》仅是王玉明、孙同亚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对李建廷并无规定，因涉及到250万元借款，所以李建廷在上面签字，但是抵押与李建廷无关。“甲方以乙方名义买房”是孙同亚给李建廷写的保证，王玉明没给钱。四、关于李建廷、王玉明、孙同亚之前的关系。申诉人答王玉明与孙同亚不认识；被申诉人答李建廷与王玉明认识，与王玉明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对申诉人提举的证据，证据一，被申诉人对三性无异议，本院对三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李建廷认可：1、签订《三方协议》是为了担保借款，以房屋做抵押；2、王玉明未交房款；3、王玉明是李建廷找去的，王玉明要买房子，李建廷认为《三方协议》的履行方式为王玉明将买房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将钱给孙同亚，孙同亚把钱给李建廷，以消灭债务，因王玉明没给钱，购房合同没有履行。证据二，被申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王群副总经理证明：1.房屋是公司分割给孙同亚的房产，但并未办理房产证；2.小区其时尚未完成综合验收，无法办理房产证；3.房屋未实际交付王玉明。证据三，经查阅卷宗，申诉人一审中提交的通知单上并未载有争议说明。通知单右侧显示“①开发企业留存”，说明该通知单系来源于房屋出卖人，故本院再审中申诉人提交的通知单上说明应为后期添加。本院对添加部分不予采信。李建廷在一审中对孙同亚提交的复印件虽主张虚假，但未提出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王玉明在二审法院《谈话笔录》中未对通知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通知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四，检察卷中的合同复印件上有文字说明，但经查阅卷宗，申诉人一审中提交的2份合同均为复印件，均包含附件四，附件四上均未见载有争议说明；二审未提交；在中院申请再审听证中提交编号1310077《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附件四未见载有双方争议的说明，被申诉人提出异议称与一审提交的复印件不符。鉴于该合同一式4份，分别为出卖人、买受人、银行按揭、办理产权各1份，申诉人所持有的证据来源应为出卖人，而在历次审理中均未出现争议说明，故该说明应为后期添加。本院对添加部分不予采信。李建廷在一审中对孙同亚提交的复印件虽认为虚假，但未提出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王玉明在二审法院未对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合同的签订日期、主体、房屋位置、房号、房款与《三方协议》均能吻合，本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被申诉人提举的证据，因本案原生效判决执行结案方式为强制执行完毕，不属于执行和解，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二审查明的事实除“该协议三方均未履行”外，予以确认。再审查明，2014年10月28日，王玉明与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1310076、1310077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上海城市花园104号、105号商铺，价款分别为1964800元、767500元。同日，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向王玉明出具了编号为0023249、0023250的《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载明交款人：王玉明，上述两商铺实交金额分别为1964800元、767500元。2017年4月24日，山东金诚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群称：1.房屋是公司分割给孙同亚的房产，但并未办理房产证；2.小区其时尚未完成综合验收，无法办理房产证；3.房屋未实际交付王玉明。 本院认为，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三方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二、如果《三方协议》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该《三方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是否已履行。三、是否应当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 一、《三方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三方协议》（甲方李建廷，乙方王玉明，丙方孙同亚）开篇即载明“鉴于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月息20‰，为保证甲方的资金安全，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可见《三方协议》签订的目的即为保证李建廷出借款项的安全。且再审庭审中，李建廷与孙同亚均认可双方除（2018）皖民再55、56、59号案件所涉250万元借款外，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该《三方协议》所涉借款金额、利息、签订时间、出借人和借款人信息与上述三个再审案件所涉借款信息完全吻合，本院认定为同一款项，该《三方协议》系当事人对还款方式的约定，当属本案审理范围。检察院此节抗诉意见和申诉人此节申诉意见正确，二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如果《三方协议》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该《三方协议》性质如何界定，是否已履行。 （一）《三方协议》的性质。《三方协议》出现“保证”、“抵押”、“购买”、“还本付息”等关键字眼，其中“抵押”更是多次出现。对协议性质双方当事人意见相左。申诉人认为名为抵押实为房屋买卖合同。被申诉人主张则前后不一，二审中李建廷称“当时王要买房子，三方协议是抵押的目的不是真实买卖”；中院再审审查听证中李建廷称“作为借款的保证及孙同亚对该房有权出租出售的保证”；本院再审中李建廷又称该协议与李建廷无关，是王玉明与孙同亚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或抵押合同。由于本案《三方协议》当事人对其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主张并不一致，故探究该协议约定内容表达了当事人的何种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合同性质的关键。现结合在案证据、协议签订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履行等双方交易的事实，对协议的性质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一，从签订目的看，《三方协议》开篇即载明“鉴于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为保证甲方的资金安全……达成如下协议”，可见《三方协议》签订的目的即为保证李建廷出借资金的安全。 第二，从约定内容看，《三方协议》第1条约定将两处商铺抵押给王玉明，“签订购买合同及出具收款收据”，并约定商铺面积273.23平米，作价273.23万元。该协议既约定了抵押，又同时约定了签订买卖合同及出具收款收据，这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模式并不相同，而第3条更进一步约定抵押期间，李建廷同意孙同亚“将房产对外进行出租、出售。其收益归丙方所有。”此处再一次强调“抵押”，并授予孙同亚收益、处分的权利。第4条又明确约定在未出售期间，孙同亚“积极筹集资金，还本付息。按月付息。期限已借据为准。”此处再一次强调了孙同亚的还款责任。在第1条的基础上，第3、4条着重强调了抵押期间，孙同亚可自由处分房屋，未出售期间仍需积极按借据还款，按月付息。如果《三方协议》系房屋买卖合同，则无需约定抵押，更无需给予孙同亚在抵押期间自由收益、处分的权利。《三方协议》约定的还本付息、按月付息是民间借贷中的常见情形。 第三，从履行情况看，王玉明和李建廷均无需向孙同亚或开发企业缴纳房款，理由：1.《三方协议》未约定王玉明有向孙同亚或开发企业交纳房款的义务；2.在王玉明未缴纳房款的情况下，开发企业向王玉明出具的《菏泽市商品房预售资金收存通知单》上已载有“交款方式”为“全款”，“应交金额”和“实交金额”均为《三方协议》约定价款；3.《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载明“买受人按下列第1种方式按期付款：1.一次性付款：《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付清全部房款”。 综上，就孙同亚与李建廷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三方协议》的约定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支付购房款，出卖方即负有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过户义务的通常权利义务内容和法律特征并不一致，而与民间借贷中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贷提供担保的通常做法相吻合。《三方协议》在孙同亚与李建廷之间不属于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系以房屋买卖合同为担保的借贷法律关系，担保李建廷本金250万元，月息20‰借款的债务的履行。担保具有从属性，买卖合同只是作为担保的表现形式，孙同亚与李建廷之间真实、基础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孙同亚关于《三方协议》并非担保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三方协议》是否已经履行。王玉明与房屋开发商已签订购买合同并领取收款收据，该协议已部分履行，但至今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亦未向王玉明交付，故尚未履行完毕。本院认为，孙同亚向李建廷三次共借款25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20‰，分别为2013年3月17日借款100万元期限一年，2014年4月8日借款100万元借用期限一年，2014年5月16日借款50万元借用期限半年。《三方协议》签订于2014年10月28日，其时，前两笔借款期限均已届满，第三笔尚未届满。因《三方协议》涉及三笔借款共250万元，商铺作价高达273.23万元，且两套商铺各自价款与该三笔借款无法一一对应，故该三笔借款应作为整体处理，则对于该250万元总体而言，履行期尚未届满。借款到期后孙同亚不能还款，李建廷亦主张还款，人民法院仍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二审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适当。 三、是否应当追加王玉明为第三人。关于《三方协议》中王玉明的法律地位，当从其与李建廷、孙同亚的法律关系和其所承担的合同权利义务进行判断。1.《三方协议》第1条约定孙同亚将房产抵押给王玉明，第2条约定李建廷以王玉明名字购买房产，且除第1条外，其余3条主要权利、义务均围绕李建廷和孙同亚展开，故抵押、购买之人名为王玉明，实为李建廷，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应由李建廷承担。2.《三方协议》对王玉明的权利义务并未明确约定。3.王玉明在二审法院《谈话笔录》中已就案情和本人意愿予以明确表示：我没有交钱，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早已解除，“这个房子我没钱买，也不想买了”。4.王玉明明知本案诉讼，但未要求参加。因本案系审理孙同亚与李建廷之间借贷纠纷，对涉王玉明的部分可无需理涉，当事人如有纷争可另行主张。综上，王玉明虽与《三方协议》有关，但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关于此节检察院抗诉意见、申诉人申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查明事实虽有欠缺，但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适用法律正确，孙同亚、刘晓红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4民终25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庆霞 审判员  王 成 审判员  王 静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张曌 书记员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