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5民初9391号原告：靳哲，男，196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秀雯，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桂英，女，195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秋，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靳哲与被告王桂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靳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名宗，被告王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江艳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深圳市霍尼卡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卡姆公司）0.5715%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57250元及利息36004元（利息自2017年8月28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7.2%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至2018年3月15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根据已生效的(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判决，原告需将其名下持有的霍尼卡姆公司0.5715%的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被告于2017年8月28日完成上述0.571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股东履行出资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因被告未就对应的涉案股权出资，且原告己付清涉案股权款，故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至付清之日的利息。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支付股权出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霍尼卡姆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注册资本经验资已进行实缴，不存在被告支付股权出资的问题。二、霍尼卡姆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中，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发生直接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欠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三、原告诉状中称依据(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判决要求支付对应的变更0.5715%股份的股权转让款，根据该判决，该案所涉变更股份0.5715%的来源是霍尼卡姆公司30%的公共股份中由原告代持的10%。这一部分的股权转让系原股东谢彪退出时所转让股份，股份由当时股东共同回购，原告没有证据表明其向谢彪垫付了该股权转让款。四、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交的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公证书及收条与本案涉诉股份毫无关联。原告与霍尼卡姆公司股东王桂英、曲则阳、何廷忠股权纠纷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将霍尼卡姆公司股东间实际的股权变化情况予以查清，确认了原告在霍尼卡姆公司实际拥有的股份并非工商登记的60%，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够说明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五、原告诉状中要求支付的是0.5715%股份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应以当时的股权转让行为来确定支付对价。原告现以股东2017年欲转让股份的股权对价作为相应计算的基数没有依据。并且，涉案股权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2004年，(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股权纠纷发生于2014年，如原告确实发生了债权损害，其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六、原告与被告均系霍尼卡姆公司在册股东，股东间矛盾突出，原告自2017年提起多起股东出资纠纷，系原告为公司控制权之争而进行的恶意滥诉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2006年8月28日工商变更信息，拟证明原告受让柳兆峰10%股权后，所持霍尼卡姆公司股权由最初15%增加至25%。二、原告受让柳兆峰10%股权的公证文件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依法持有霍尼卡姆公司25%股权，并己支付增持股份的股权对价款。三、2006年10月17日工商变更信息，拟证明原告受让曲则阳35%股权后，所持霍尼卡姆公司股权增加至60%。四、原告受让曲则阳35%股权的公证文件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依法持有霍尼卡姆公司60%股权，并已支付增持股份的股权对价款。五、(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判决，拟证明原告需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六、2017年8月28日工商变更信息，拟证明2017年8月28日霍尼卡姆公司0.5715%股权已变更至被告名下。七、被告2017年8月17日发予原告的股权转让通知书，拟证明被告确认霍尼卡姆公司每股价格为150万元。八、2014年7月工资表及（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22号案庭审笔录，拟证明被告在2014年7月之前任职公司的财务总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清楚，不存在被告所称的帐外资金。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霍尼卡姆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变更情况是公司众股东的对外安排，而公司内部实际的股份情况已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终审判决认定原告工商登记的60%股权中存在代其他股东持有的份额。证据四中的付款凭证、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与证据四中的公证文件35%的股权也没有关联，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实际上是公司隐名股东徐建勋、黄辉退出时的股权转让款。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明股权变更系还原代持的股份，代持股份的来源是霍尼卡姆公司原股东谢彪2004年退出时的股份，并且证明诉争的股权转让款的债权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2017年欲对外转让公司股份的价格不能作为原告主张2004年股权转让的对价。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被告是否担任财务总监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财务总监仅是工资表上的一个职称，被告并不实际控制管理公司的财务。被告提交如下证据：一、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二、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三、(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91号民事判决书。共同证明霍尼卡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沿革，30%公共股份的来源系股东谢彪、郑育新、李家斌退出的股份，而本案中原告诉请的0.5715%股份的来源是2004年谢彪退出时后由原告代持的10%中除去6%期权后剩下的4%对应的份额。四、入股备忘证明书，拟证明：1、霍尼卡姆公司原股东柳兆锋、李家斌及谢彪在(2008)深南法民二初字第24号案件中曾对霍尼卡姆公司实际股东情况及各人的持股比例进行陈述；2、霍尼卡姆公司除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外，还存在过徐建勋、黄辉两名隐名股东，原告在其提交的证据四中的2007年4月付款凭证及2007年5月收条即两名隐名股东退出时的收款证明，其金额、收款人、收款时间均无法与原告和曲则阳在2006年10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任何对应关系；3、徐建勋、黄辉两名隐名股东2007年2月还尚未退股，其实际退股时间原告收条显示的2007年5月。五、（2017）粤0306民初23278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拟证明原告提起股权出资诉讼系因为公司陷入控制权之争，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系滥用司法资源的滥诉行为。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中第一页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没有原告签字，且第一页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其中关于共同出资的问题没有事实依据。对第二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需要强调的是该判决书第20页倒数第7行提及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记载的共同出资购买股权的问题，该判决已经确定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霍尼卡姆公司其他现任股东都不能证明原告从原其他股东中受让的股份支付的转让款为各股东未分配的利润，即本案原告受让霍尼卡姆公司原有股东的股份支付的对价或股权转让款都是由原告个人出资支付的，并不是由被告所称的共同利润支付，因此也是本案我方主张被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的原因。另外，(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91号案的判决生效之后，该案的当事人曲则阳也是霍尼卡姆公司的另一股东于2017年7月19日主动的向本案原告支付了判决中写明的股权转让款1285714元，进一步证明不存在被告所称的案涉股份是股东共同出资的问题，都是原告个人出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庭审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霍尼卡姆公司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靳哲，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及持股比例有多次变更，现股东为靳哲、曲则阳、王桂英、何廷忠。2012年11月20日，霍尼卡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鉴于霍尼卡姆公司原有股东谢彪、郑育新和李家斌陆续完成了合计为30%的股权转让，这30%的股份是全体现有股东的公共股份。经现有股东靳哲、曲则阳、王桂英和何廷忠的充分讨论，决定对这30%的股份向现有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分配后的股份结构如下：靳哲：42.86%，曲则阳28.56%，王桂英14.29%，何廷忠：14.29%。以上股份合计占霍尼卡姆公司100%的比例。未尽事宣：现有全体股东充分了解原有的期权协议，当期权权益人申请行权时，现有全体股东需尽力妥善解决。2013年4月20日，霍尼卡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由于前期部分股东成员先后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30%股权，已由现有股东按各自所持公司股权比例(靳哲30%；曲则阳20%；王桂英10%;何廷忠10%)共同出资进行了回购，现该30%股权暂由靳哲代各股东持有10%和曲则阳代持20%。同时靳哲还代持曲则阳原有的20%股权；目前公司暂时注册股权比例如下：靳哲60%；曲则阳20%；王桂英10%；何延忠10%。同时，公司于2003年另与自然人张秀英和深圳市高新投分别签署了各3%公司股权的期权协议，所有股东均知悉此项协议。1、靳哲代持的10%股权中的一部分计4%和曲则阳代持的20%合计24%股权，由现有股东按照各自出资比例（靳哲30%；曲则阳20%;王桂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靳哲代持的曲则阳原有的20%股权进行变更归还，分配和归还后各自的持股份额分别是：靳哲40.2857%；曲则阳26.8571%;王桂英13.4286%;何廷忠13.4286%；签署该股东会决议后即刻履行法定股权变更手续。2、靳哲代持的30%股权中的另一部分即6%，由现有全体股东与期权持有人进行商谈，如果期权权益人决定行权购买，现有股东需同意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如果期权权益人行权放弃，所余股权按前款变更后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配；3、此次法定变更手续完成后，现有股东在本公司续存有限期内，不得以各种理由提出退股（股东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框架内合法的利益诉求除外）。”该份《股东会决议》为两页，第一页有股东何廷忠、王桂英、曲则阳及霍尼卡姆公司分别签名或盖章，第二页有股东何廷忠，王桂英、曲则阳及靳哲、霍尼卡姆公司的签名或盖章。2014年，被告王桂英因股权转让纠纷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请求判令靳哲将其代被告持有的4%公司股权的七分之一变更到被告名下、曲则阳将其代被告持有的20%公司股权中的七分之一变更到被告名下。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霍尼卡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沿革。对此，靳哲主张，其从最初持有15%霍尼卡姆公司股权到现在持有60%股权，经历了两次股权变更，一次是从原股东柳兆锋处受让10%股权，受让价格50万元，第二次是从曲则阳处受让35%股权，受让价格175万元；而曲则阳将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靳哲后，再从郑育新和李家斌处受让20%股权，靳哲代曲则阳支付450万元给李家斌，此为曲则阳现在持有20%股权的由来。王桂英主张，曲则阳最初名下股份为20%，其中10%为曲则阳本人所有，10%代徐建勋持有，2004年7月23日谢彪退出霍尼卡姆公司，持有的10%股权为全体股东所有，由曲则阳代持，谢彪代持的黄辉5%股权亦转由曲则阳代持；后曲则阳代徐建勋持有10%股权转让给曲则阳，则曲则阳持有35%股权中，20%为曲则阳本人所有，10%为谢彪转让的公共股份，5%为代黄辉持有；2006年10月17日，曲则阳将名下30%股权转给靳哲，其中20%为靳哲代曲则阳持有，l0%为谢彪转让的公共股份，黄辉实际持有的5%股权转让给靳哲；2012年7月26日，郑育新、李家斌退出霍尼卡姆公司，该两人持有的20%股权转为公共股份，由曲则阳代持。经审理，法院判决如下：一、靳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0.5715%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二、曲则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2.8571%股权变更至王桂英名下；三、靳哲、曲则阳、霍尼卡姆公司配合将上述该公司3.428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桂英名下，并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一审判决后，靳哲、霍尼卡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如下：一、……虽然王桂英没有提交股权代持协议，但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能够证明王桂英所称公共股份为30%且靳哲的实际持股比例为30%的事实。二、……本院认可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首页的真实性。三、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以下事实：l、该份《股东会决议》首页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份，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则阳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则阳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2、靳哲代持30%股权中有6%属于股东外的案外人，从该页记载的持股份额分配结果看，该6%未纳入分配股权中，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法同2012年1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以靳哲为例：30%+3/7×24%=40.2857%，正好为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第二页所记载的靳哲分配后的股权）。3、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将该30%公共股份中的24%按4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靳哲30%、曲则阳20%、王桂英10%、何廷忠10%)进行分配。故按照2013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靳哲应向王桂英返还股份0.5715%(4%×1/7)，曲则阳应向王桂英返还股份2.8571%(20%×1/7)。另查，原告于2017年8月28日将其名下霍尼卡姆公司0.571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基于（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判决于2017年8月28日将0.5715%股份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并于2018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实质仍然在于霍尼卡姆公司股权变更的真实历史沿革。而对此（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终审判决已作出认定，确认“前期股东退出的30%股权为公共股权，由现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出资进行回购，靳哲代持10%，曲则阳代持20%，公共股份分配之前，靳哲个人的实际股权为30%，曲则阳的实际股权为20%，为靳哲所代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实际股权比例为60%，但所依据的《公证书》、《收条》、付款凭证等主要证据均已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0号案中提出且未获采信，同时，亦没有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新证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径行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将其名下0.571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实则系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和《股东会决议》的要求从其代持的10%的公共股权中向被告返还其应分配的股权份额，换言之，原、被告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关系，同时，原告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10%的公共股权由其出资回购，现原告以其自身为该0.5715%股份的权利人继而要求被告支付转让对价款及利息，显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靳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366.27元，由原告靳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 兵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