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2民初3581号 原某徐发明，男，195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璐，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红，女，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刘桂英，女，195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某徐发明与被告刘红、刘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某徐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璐，被告刘红，被告刘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魏佳，证人王某玉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某徐发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红偿还借款300000元及给付利息，被告刘桂英对此借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0日，被告刘红因需资金周转向原某借款300000元，同时向原某出具借条一张，被告刘桂英作为担保人在此借条上签字。次日，原某将300000元交付给被告。现原某多次催要借款未果。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拒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已严重侵犯原某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红辩称，确实向原某借款300000元且至今未归还，借钱是为了做生意，是姐姐刘桂英帮忙找原某徐发明之妻王华玉所借，银行转账150000元、现金150000元，现金分两次拿，一次100000元是写借条当天在龙泉商业后街“驿·往事”咖啡厅给的，一次50000元是在银行门口给的。现无钱还账，答辩人此前已欠王华玉100多万元。 被告刘桂英辩称，认可借款事实，但借款金额应由原某方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也认可对借款的担保，但是，既然借条写明接受借款的银行账号，那么，担保责任只及于该银行账号项下所接受的借款，即使原某在该账号外还有其他借款的交付，并不属于被告担保责任的范围；同时，借条上未明示借款利息，故担保责任也不及于借款利息等其他费用。 原某徐发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借条1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徐发明人民币现金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此款用于资金周转。借款人刘红2017?9?20担保人刘桂英（担保到还款为止xxx）”；在该借条背面，被告刘红于2017年9月21日书写如下内容：“注明：收到现金15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转账150000（大写壹拾伍万元）”； 2、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和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各1份，反映出王华玉于2017年9月21日10：48：54向6×××6309028（户名刘桂英）转款150000元； 3、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1份，反映出王华玉于2017年9月21日14：35：42取款49900元； 4、证人王某玉的证言，基本内容是：和原某徐发明是夫妻，和被告刘桂英是多年朋友，二人丈夫曾系成都市龙泉驿区某局同事。之前被告刘红就已经欠下证人100多万元。这次先后借给被告方的80万元，是证人找他人所借，每月要向他人付利息14000元，所以也要求被告给付同样利息，这是证人发短信给被告刘桂英说明了的。这80万元包括本案30万元，是刘红打的条子，另50万元是刘桂英打的条子，但证人已经明说钱是借给刘桂英的。这30万元，是被告刘桂英开车在龙泉驿滨河花园接到证人后，在龙泉商业后街一咖啡厅内，当着刘桂英、刘红姐妹先给的10万元现金，之后刘红打的条子，打条子时刘红还问借款人写哪个的名字，证人说随便写哪个（原某与证人）都某以；之后，通过银行转了15万元，又在银行取了钱，差100元才够5万元，证人从包里拿了100元凑足，打电话叫刘红来银行门口给的。借钱后，利息每月14000元是给了的，有时转账、有时现金，但今年只付了两个月。 对于上列证据材料，被告刘红质证称无异议，被告刘桂英一方质证称，承认书证的真实性，借条中限定了借款的交付方式，表明了担保责任仅限于借条上写明的账号下接受的借款，对于被告刘红在借条背面记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关于证人证言，一是其在本案中更接近于案件原某的地位，二是其与本案原某有利害关系，故不应作为本案证人，其言辞不应被采信。 被告刘红、被告刘桂英在庭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评析如下：原某方上列证据材料为本案证据，且具有相应的证明能力。理由在于：第一，对于借条、转账凭证、取款凭证、账户清单等4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双方并无争执，对于它们在证据的表现形式、取得方式等合法性问题上，以及它们与讼争问题的关联性问题上，被告方均无质疑，表明它们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具有本案证据资格；第二，借条反映出双方借款合意之达成，转款凭证和账户清单均表明150000元已交付，于此双方本无争执；第三，关于证人资格，即便被告方所谓证人更偏向于具有本案原某地位之说成立，即便证人与原某系属夫妻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依法王某玉并不丧失本案证人地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首句“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规定中并无相关限制，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五）项“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这一规定中也无排除性规定，该司法解释的规范性功能只是在于证据力大小比较而已。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案诉讼各方对于证人王某玉客观上经办了案涉款项的出借事务这一事实并无异议，由于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排除这一经办人的证人地位，发现案件事实就可能落空；第四，被告刘红的陈述依法理已经构成事实自认，该自认厚植了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强化了证人证言的证明能力，除非有证据证明被告刘红与证人之间具有损害担保人利益的共谋之存在，证人证言的证明能力难以质疑。 通过上述证据评论，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红作为借款人、被告刘桂英作为担保人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借条后，经原某徐发明之妻王华玉经办，原某徐发明出借300000元，于2017年9月20日交付现金100000元，于次日通过银行转账150000元且交付现金50000元。被告借款后，除给付部分利息外，借款等至今未归还。 本院认为，虽然诉讼双方于借款时未明定借款时间，但依法原某徐发明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刘红归还借款、要求被告刘桂英履行担保责任。对于双方争执的实际借款金额问题，本院于上述证据分析一节已予叙明并于事实认定一节作出明定。对于被告刘桂英的担保责任，因双方在借条上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为连带责任保证。至于保证范围，虽然被告刘桂英的诉讼代理人努力为其争辩称，责任范围只及于6xx账号项下所接受的借款150000元，而不及于被告刘红所接受的其他借款以及本案所涉借款之利息，但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对于在借条上写明接受借款账号这一行为的真实意思，作为行为人的被告刘桂英应当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仅仅由诉讼代理人进行推论性的解释是不够的，被告刘桂英应当到庭就其行为本来是什么意思进行说明，行为人自己不说明，其他人难以探究其本意；第二，即便被告刘桂英明示这一行为具有案涉借款接受方式限制之意思，作为出借人的原某方以现金作交付，并不违法，自然人之间借贷时以现金为交付，为通常理念所认可、与一般作法相符合，如果双方借款时不作交付之特别明示，或者有此明示但无特别之理由，那么，就不能否定现金交付之法效果；第三，双方借款时对于担保范围并无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担保责任及于借款利息、债权实现费用等。因此，本院不采纳有关被告刘桂英保证责任范围的抗辩意见。而考察原某方要求从2019年3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这一主张，既在时间上与被告方实际付息情况相衔接且并无重复，又在额度上有法规范支撑，本院予以支持，但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综上所述，本院对于原某徐发明的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责令被告刘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某徐发明归还借款300000元，并给付利息，该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日起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 二、被告刘桂英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刘红、刘桂英共同负担。因原某徐发明已向本院预交，责令被告刘红、刘桂英在履行本判决时将上述费用2900元一并向原某徐发明作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双林 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冷文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