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市思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苏卓威，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许永成，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建国，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荣通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吴俊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赖域，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蔚，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锡标，住广东省普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松伟，住东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俊涛，住深圳市龙岗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赖域，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蔚，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炳城，住龙门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金赐，住揭��县。上诉人广州市思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城公司）因与上诉人深圳市荣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通公司）、被上诉人吴锡标、吴松伟、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从化市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荣通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前为吴俊涛的独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至2014年10月11日变更股东为吴某甲、吴俊涛，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是吴俊涛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吴锡标、吴松伟是荣通公司的员工，蔡炳城、陈金赐是荣通公司委托运输货物的司机。李某是思城公司的员工。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长期有关于PVC排水管材、排水管件等货物的交易，该交易一般习惯是荣通公司通过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到思城公司仓库提���货物，再运输到荣通公司各销售门市部；付款方式为支票支付，即由蔡炳城、陈金赐在提货的同时将荣通公司出具的支票交与思城公司。2013年5月，思城公司结算出荣通公司2011年的未付货款余额为454656元，陈金赐签下一张欠条，确认欠思城公司该货款。2013年5月2日，思城公司结算出荣通公司2012年的未付货款余额为778000元，蔡炳城签下一张欠条，确认欠思城公司该货款。2014年初，思城公司结算出荣通公司2013年的未付货款余额为260903元，蔡炳城签下一张欠条，确认欠思城公司该货款。思城公司曾多次就欠条上的货款向荣通公司催收，但荣通公司至今未付该款。以上事实，有思城公司提交的委托书3份、购销合同及送货凭证、送货单、欠条3张、网页(公证书)、进帐单、发票、电子回单、企业网上电子银行回单、联系函、通话录音、劳动合同、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以及荣通公司、吴俊涛提交的收据、付款明细表、活期对帐单、审计报告等证据证实。思城公司为追讨货款，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荣通公司、吴锡标、吴松伟共同支付思城公司货物1493559元；2、荣通公司、吴锡标、吴松伟共同向思城公司支付自2013年5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1493559元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暂计至2014年11月30日利息为144669元，之后利息计至实际支付1493559款项之日止）；3、荣通公司、吴锡标、吴松伟共同向思城公司支付自2013年5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1493559元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逾期每日万分之七计，暂计至2014年11月30日违约金为602203元，之后违约金计至实际支付1493559款项之日止）；4、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荣通公司、吴锡标、吴松伟、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思城公司所提交的三份委托书中，虽然两份是传真件，一份的委托人为吴松伟，但结合思城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以及荣通公司所提交的收据，蔡炳城、陈金赐确实是荣通公司委托运输货物的司机，在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交易过程中，荣通公司是通过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到思城公司仓库提取货物的，对于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委托书中，荣通公司仅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办理提货事宜，蔡炳城、陈金赐本没有签署欠条的授权；但从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的交易习惯看，付款方式均为支票支付，且是由蔡炳城、陈金赐在提货时持支票交给思城公司，该持票付款的行为明显也超出授权的范围。可见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默契，即蔡炳城、陈金赐在提取货物之外，尚有其它��权，其中就包括支付货款的授权。在思城公司所提交的由蔡炳城、陈金赐签名的送货单中，也有欠付货款的情况，而由蔡炳城、陈金赐对欠付的货款签署欠条比无须签署欠条而可在未付货款的情况下提走货物更符合常理。而荣通公司所默许的授权，也让思城公司有理由相信蔡炳城、陈金赐在提取货物时，对于未支付的货款有签署欠条的授权。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后，继续提货并持支票支付货款，随后多次进行此类交易，由此也可看出荣通公司知道该情况并默许该行为。因此，蔡炳城、陈金赐签署的三张欠条，并继续提货付款，其表现出让思城公司有理由相信是代表荣通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该欠款应由荣通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故对思城公司要求荣通公司支付思城公司货物1493559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吴锡标、吴松伟是荣通公司的员工，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责任，应由荣通公司来承担；因此，即使在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的交易过程中，是通过吴锡标、吴松伟进行业务联系的，但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应由荣通公司来承受，不应该由吴锡标、吴松伟对荣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思城公司一方面称吴俊涛是荣通公司的独资股东，又说吴锡标、吴松伟是荣通公司的老板，说法明显矛盾。因此对思城公司要求吴锡标、吴松伟共同承担清偿货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蔡炳城、陈金赐是荣通公司通过授权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其代理行为的后果应由荣通公司承担。因此对思城公司要求蔡炳城、陈金赐连带承担清偿货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吴俊涛是荣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思城公司所主张的拖欠货款的交易期间，也是荣通公司的独资股东，但是荣通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也应由公司独立的财产来承担。在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交易的几年中，双方有多次的资金往来，其中仅有两次为吴俊涛个人经营的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代荣通公司支付货款，而不是多次或经常由该商行为荣通公司代付货款，因此，有两次代付货款行为不足以证明吴俊涛与荣通公司之间存在财产的混同；而吴俊涛提交的审计报告表明其与荣通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因此，对思城公司提出的否认独立人格，要求吴俊涛对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在思城公司所提交的欠条上，并没有写明该货款所对应货物的付款期限，也未明确该欠条应还款的日期及利息的计算方法，因此，思城公司主张适用��货单中关于逾期支付违约金条款以及从2013年5月3日开始计算利息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荣通公司在思城公司起诉之后仍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应自该主张权利之日起支付利息。另，因欠条上没有具体的还款日期，思城公司可随时主张权利，故对荣通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蔡炳城、陈金赐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荣通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1493559元及利息（以1493559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日期止）给思城公司；二、驳回思城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2362元，由思城公司负担4121元，由荣通公司负担824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荣通公司负担。上诉人思城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吴松伟、吴锡标是荣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应对本案货款、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思城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委托书》（原件）可知，该委托书为吴松伟个人独自出具的或者是吴锡标出具的。按照常理可知，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是不会直接授权其他员工代表公司到供应商处提货的，应由公司自行委托。蔡炳城和陈金赐也听���和遵循他的意思多次到思城公司处进行提货交易，足以证明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从思城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8通话录音显示，对于思城公司员工提出吴松伟是荣通公司老板的描述，吴松伟并没有否认其不是老板，而是理所当然地回答其员工属下并没有将所有事情都跟他汇报。由此也可以看出，吴松伟确实为荣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吴松伟建议思城公司员工致电吴锡标了解送货情况，这与吴锡标委托蔡炳城和陈金赐提货的行为相互印证。故吴某乙、吴锡标应当与荣通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货款、利息及违约金的义务。二、荣通公司自2011年7月22日成立后至涉案交易发生时为吴俊涛单独持股的一人独资公司。从荣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2《活期对账单》中统计显示，在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吴俊涛个人银行账户与荣通公司之间的银行账户款项出入次数高达32次，足以说明吴俊涛的财产与荣通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另外，从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2《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知，不仅是吴俊涛的个人银行账户与荣通公司的银行账户之间存在多次款项往来，而且吴俊涛为经营者的个体户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也为荣通公司向某公司支付两笔货款，第一笔为41005元、第二笔为39497元。且荣通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法定代表人均为吴俊涛；注册经营地址基本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作为吴松伟的个体户与荣通公司之间存在财产、负责人员、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相互混同的事实，从而使思城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荣通公司、吴俊涛之间不分彼此，应视为同一个主体，可以否认荣通公司人格的证明标准要求。对于荣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审计报告》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证实荣通公司的财产与吴俊涛的个人财产相互独立，不应予以采信。从该《审计报告》的“利润表”（2014年度）倒数第5行显示，“营业外收入”对应为0元；然而，从荣通公司的证据2《活期对账单》第24页倒数第6行显示“交易日期为20140106，贷方交易金额（+）为450元，对方户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备注为粤B×××××赔款”，及第28页第5行显示“交易日期为20140210，贷方交易金额（+）为1484元，对方户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备注为粤B×××××赔款”，依据会计财务规则，保险赔款应属于营业外收入。从该《审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第16行显示，“其他应付款”对应为0元；然而，从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2《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知，证明深圳市龙岗区荣昌建材商行为荣通公司向思城公司���付两笔货款，第一笔为41005元（交易日期：2014年4月22日），第二笔为39497元（交易日期：2014年5月4日），合计80502元。依据会计财务规则，该款应属于其他应付款。由此可知，《审计报告》多处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吴俊涛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互独立，故吴俊涛需对荣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违约金问题。从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4《送货单》中“购销合同及送货凭证”的说明部分第1条可知，逾期不付清货款的，应按每日万分之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故思城公司以《送货单》（P10编号为900293的《购销合同及送货凭证》）中双方交易的最后一笔货物货款到期日第二天即2014年4月26日开始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七计算违约金，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关于利息问题。从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4《送货单》P10编号为900293的《购销合同及送货凭证》为思城公司与荣通公司之间的最后一笔交易，因此思城公司以双方最后一笔货物货款到期日第二天即2014年4月26日开始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思城公司二审请求判令：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3、改判荣通公司向思城公司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1493559元的利息（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和违约金（以1493559元为基数，按逾期每日万分之七计算）。4、改判吴松伟、吴锡标、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对本案货款1493559元、第3项的利息和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的支付责任。5、荣通公司、吴松伟、吴锡标、蔡炳��、陈金赐、吴俊涛所有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荣通公司答辩并上诉称：1、荣通公司并未授权蔡炳城、陈金赐去提取思城公司所提交的《欠条》相应货物，荣通公司委托蔡炳城、陈金赐提取货物并签署欠条的事实并不存在。委托书、送货单、欠条等证据均无法一一对应：(1)关于两份没有日期的授权委托书。庭审调查思城公司称该两份授权委托书是传真件，但该传真件并没有显示是由荣通公司传真给思城公司，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传真日期是同一天，按照市场交易习惯，荣通公司在同一天不可能委托两次提货。(2)关于另外一份签有日期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虽然签有日期，但该日期(2013年4月15日)在思城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显示的日期(最早的一份是2013年5月23日之前，而双方以往交易的惯例是荣通公司每一次向思城公司提货均由提货人拿���通公司盖章确认的委托书交由思城公司，思城公司才将货物交由提货人。委托书、送货单、欠条等均无法一一对应，无法证明荣通公司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去思城公司处提取与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相对应的货物的事实。2、关于蔡炳城、陈金赐对思城公司签署欠条的行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荣通公司并无授权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在交易往来当中也没有签署欠条的惯例，即使该欠条确由蔡炳城、陈金赐所签，也是构成无权代理而并非表见代理，因此其签署欠条所造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荣通公司承受。(1)授权委托书中仅载明授权提货，因蔡炳城、陈金赐并非荣通公司员工，仅是外包司机，荣通公司也绝不可能不谨慎到默许其有其他授权。蔡炳城、陈金赐作为外包司机，仅是将支票带给思城公司，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结算仍然发生在荣通公司与思城公司之间，该���为并非“持票付款”行为，依然是“提货”行为，不能以该行为推断蔡炳城、陈金赐在提取货物之外，尚有其它授权，也不能以此视为荣通公司对提货之外的其他授权行为的默许。(2)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的行为并非表见代理。本案中，相对人(思城公司)并非善意，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明知道蔡炳城、陈金赐没有签署欠条的授权，却故意让其在荣通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欠条，意图隐瞒荣通公司，让荣通公司无故对思城公司负有债务，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二、1、涉案三份欠条真实性难以确认。(1)关于两份没有日期的欠条。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思城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该两笔欠款分别形成于2011年、2012年，因此，该货款己过诉讼时效。(2)关于另外一份签有日期的欠条。欠条显示的日期(2013年5月2日)在思城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显示的日期(最早的一份是2013年5月23日)之前，无法证明与欠条相对应的交易行为真实存在。(3)三份欠条出货单号均为空白，荣通公司不清楚该三份欠条所涉及的欠款从何某。2、即使三份欠条是真实的，本案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在借条上没有具体还款日期，权利人可随时主张权利，但欠条不同于借条，不可直接套用上述规定，本案原审庭审调查中思城公司陈述没有标注时间的欠条分别是2011年、2012年所欠的货款，按照思城公司陈述的双方的交易惯例来说，双方每次的交易是由蔡炳城、陈金赐提取货物的同时交付荣通公司交给思城公司的双方结算好的支票，也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该两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相应的最后一笔所欠货款形成之日(即交付之日)起计算，思城公司在原审中并没有提交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相关证据，该货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三、思城公司在原审中并未尽到举证责任，本案证据并未形成证据链，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按照逻辑，思城公司称荣通公司拖欠货款，必须提供“荣通公司向某公司订购该批货物、思城公司对该批货物己发货、荣通公司已收该批货物、荣通公司对该批货物未付款”等一串证据作为证据链，而思城公司在原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法相互映证，并且也不能核实其真实性，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故，荣通公司二审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荣通公司无须支付思城公司货款1493559元及利息(以1493559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日期止)：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思城公司承担。思城公司针对荣通公司上诉答辩称，蔡炳城、陈金赐并非外包司机，而是公司的员工，否则思城公司不可能委托其交付现金支票。被上诉人吴锡标、吴松伟、吴俊涛共同答辩称：同意荣通公司意见。被上诉人蔡炳城、陈金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思城公司提交了录音录像资料，称录像截图中有吴松伟和吴锡标，并认为该二人共同前往思城公司商讨拖欠的货款问题，可以证明该二人视为荣通公司的老板，应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荣通公司认可录像截图中有吴松伟和吴锡标。另查，思城公司原审中提交了三份委托书，其中2013年4月15日的委托书为原件，并由吴松伟签名。其余两份均无日期且均非原件，但均由吴锡标签名且分别加盖了荣通公司的印章或者深圳市龙岗区荣通胶管配送中心的印章。思城公司提交的网页公证书证实深圳市龙岗区荣通胶管配送中心是荣通公司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思城公司还提交了送货��，拟证明蔡炳城、陈金赐受荣通公司的委托向某公司提取货物。该些送货单显示的时间是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荣通公司对该些送货单不予认可。经查，在2013年3月到2014年4月期间，荣通公司多次向某公司付款。在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思城公司也多次开出发票给荣通公司。该些事实足以证明，在2013年及2014年期间双方发生了多笔交易。再查，2014年10月4日，思城公司向荣通公司、吴松伟、吴锡标发出的联系函，该联系函中明确荣通公司欠款金额为1493559元。荣通公司原审中确认收到联系函，但对函中的欠款金额不予确认。此外，思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11年-2013年荣通公司销售思城公司的产品金额高达16859446元，该对账单的下方还注明“2010-2013年度年终奖金+公司红包总计1786745元正”。荣通公司对该份对账单予以否认，但是又认可曾经向思城公司交付过对账��。原审中，思城公司提交了两份其员工与吴松伟的通话记录，荣通公司确认真实性。在通话记录中，吴松伟认可向荣通公司邮寄了未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提出返利的款项应从2010年开始计算。对于思城公司的员工提出来的，荣通公司尚欠货款达149万多元，吴松伟并没有予以否认，而是认为思城公司应向荣通公司支付返利等款项，折抵货款之后，思城公司尚欠荣通公司30多万元。二审庭审中，思城公司提出，原审中吴俊涛提交的审计报告存在瑕疵，比如，在利润表中，销售费用一栏应当体现职工工资，但却显示无内容，同时管理费用亦为零，均为不合理之处，该份审计报告不应被采纳。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如下：1.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欠条真实性能否予以认定？是否能够据此认定荣通公司拖欠思城公司货款？2.��案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涉案货款利息起算时间如何认定？4.吴锡标、吴松伟、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诉讼中，思城公司提交了三份欠条，分别由蔡炳城、陈金赐签名。荣通公司否认委托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思城公司则主张，该三份欠条记载的货款均为荣通公司拖欠，分别是2011、2012年的尾款，另一份欠条是2014年年初书写，亦是对之前交易尾款的确认；并认为蔡炳城、陈金赐签署欠条是代表荣通公司的行为，则应由荣通公司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为此，思城公司提交了三份委托书，其��2013年4月15日的委托书为原件，并由吴松伟签名。其余两份均无日期且均非原件，但均由吴锡标签名且分别加盖了荣通公司的印章或者深圳市龙岗区荣通胶管配送中心的印章。三份委托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体现在，荣通公司认可吴锡标、吴松伟是其员工。思城公司提交的网页公证书证实深圳市龙岗区荣通胶管配送中心是荣通公司的分支机构。同时，荣通公司认可蔡炳城、陈金赐是其公司委托的外包的司机。可见，委托书由荣通公司认可的员工签发，并或者在员工签名的同时加盖了荣通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印章，该些表象能够证明委托书的真实性。但是基于思城公司同时提交的委托书仅有2013年4月15日的有原件，其余两份均无原件予以核实，其效力需要得要其他证据的印证之后方能采信；且有关委托书的内容，仅为提货，并无进行对账。思城公司就其提出的主张应进一步���证。本案中，思城公司又提交了送货单，拟证明蔡炳城、陈金赐受荣通公司的委托向某公司提取货物。该些送货单显示的时间是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荣通公司对该些送货单不予认可。经查，在2013年3月到2014年4月期间，荣通公司多次向某公司付款。在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思城公司也多次开出发票给荣通公司。该些事实足以证明，在2013年及2014年期间双方发生了多笔交易，荣通公司有能力举证证实该阶段并没有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取货。但荣通公司并无完成该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于思城公司本案中提交的送货单的效力予以认定。本案中，有落款时间的委托书显示的是2013年4月15日，该阶段亦包含在荣通公司向思城公司付款的期间内。据此，可以推定该委托书真实有效。荣通公司认可蔡炳城、陈金赐是其委托的司机，同时并无否认2011年-2013年期间委托蔡炳城、陈金赐，只是提出每一次取货都会出具委托书由该二人持有并前往取货，但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此外，荣通公司在诉讼中确认，曾经委托蔡炳城、陈金赐交付支票给思城公司。从该些表象来看，存在蔡炳城、陈金赐一直以来接受荣通公司委托取货以及交付支票的情形。但接受委托提取货物以及代为交付支票的行为与进行对账和签署欠条并不相同，从涉案的交易情况来看，尚不能认可蔡炳城、陈金赐签署的欠条的效力。经查，蔡炳城、陈金赐二人签署的欠条总金额为1493559元。就金额问题，本院做如下分析，首先，从2014年10月4日，思城公司向荣通公司、吴松伟、吴锡标发出的联系函看，该联系函中明确荣通公司欠款金额为1493559元。荣通公司原审中表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对于函件中记载的金额并没有明示予以确认。其次，诉讼中，思城公司提交了一份对账单以及顺丰速运的快递单，拟证明荣通公司向思城公司邮寄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2011年-2013年荣通公司销售思城公司的产品金额高达16859446元，该对账单的下方还注明“2010-2013年度年终奖金+公司红包总计1786745元正”。该对账单并无荣通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加盖公司的印章，仅凭快递单据不足以认定是荣通公司邮寄给思城公司的。再次，荣通公司确认真实性的两份通话记录中，荣通公司的吴松伟认可向荣通公司邮寄了未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提出返利的款项应从2010年开始计算。对于思城公司的员工提出来的，荣通公司尚欠货款达149万多元，吴松伟并没有表态否认或者确认，而是认为思城公司应向荣通公司支付返利等款项，折抵货款之后，思城公司尚欠荣通公司30多万元。但该30多万是否是由思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记载的1786745万元减去荣通公司拖欠的货款1493559元计算而来（1786745-1493559=293186），在该通话记录中并无明确记录。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中，思城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蔡炳城、陈金赐有权限代表荣通公司签署欠条，确认欠款；该二人的行为表象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其签署的欠条效力对荣通公司缺乏约束力。而有关欠条金额的形成，思城公司亦未提交金额上能够印证的送货单予以证实。即使结合通话记录，亦不能得出荣通公司确认欠款1493559元的唯一结论。思城公司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荣通公司支付货款1493559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吴锡标、吴松伟、蔡炳城、陈金赐、吴俊涛等人承责亦缺乏理据。由于本案中，思城公司主张的主债权并不能成立，与之相关的诉讼时效问题以及利息起算问题本案中不再进行审理。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审理程序正确，但案件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荣通公司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思城公司上诉请求缺乏理据，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广州市思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2元，均由上诉人广州市思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卫东审 判 员  张朝晖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罗永娟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