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5民初242号 原告:龙尚英，女，1930年11月2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纳雍县。 原告：卢明，男，1934年6月7日出生，穿青人，退休职工，住纳雍县。 原告：卢兰，女，1967年9月20日出生，穿青人，住纳雍县。 原告：卢艳，女，1971年12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六盘水市钟山区。 原告：卢雨薇，女，1973年4月18日出生，穿青人，大学教授，住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五原告共同委托、特别授权）:卢林中,男，1956年8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雍熙街道办事处县府街陵园路90-1号（系原告龙尚英、卢明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五原告共同委托、特别授权）：曾铎，贵州惠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5224200810923745。 被告：卢训，男，1975年4月29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纳雍县。 被告：杨艳，女，1975年8月15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二被告共同委托）：周宗寿，男，1971年4月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渡马乡龙盘村三（3）组165号（系被告卢训之表弟）。 原告龙尚英、卢明、卢兰、卢艳、卢雨薇与被告卢训、杨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方于2015年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黔纳民初字第240号判决。被告方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2212号判决，维持（2015）黔纳民初字第240号判决。此后，被告方对生效判决仍不服，提出再审申请。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黔05民监字1号裁定，本案由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7年12月12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5民再41号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3月1日、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卢兰、卢艳以及五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卢林中、曾铎，被告卢训、杨艳以及二被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周宗寿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龙尚英、卢明、卢兰、卢艳、卢雨薇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卢林中、曾铎，被告卢训、杨艳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将案由变更为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１、判决二被告返还原告方的承包地、自留地；２、判决二被告将两棵价值约8万元的银杏树返还给原告方，如不能返还原物，则折价赔偿；3、判决二被告拆除其浇筑在原告方园子头土地上的混凝土地面，将该幅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原告方。事实与理由：我们原居住于纳雍县××××组，与被告卢训、杨艳同村同组。我们搬到纳雍县城居住后，将原来居住的老房子出借给卢某1、杨某1夫妻居住，承包地、自留地和土地上的树木也委托卢某1、杨某1夫妻管理，时间大约八年左右。1997年，我们决定把原来居住的老房子出卖。原本想以16800元的价格优先出卖给卢某1、杨某1夫妻，但因二人没有经济支付能力而作罢，于是就以16800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卢训的父亲卢启武，原来委托卢某1、杨某1夫妻管理的土地和树木，也重新委托卢启武管理。2014年初，我们得知被告卢训将属于我们的两棵银杏树出卖，便要求他们返还银杏树、承包地和自留地，二被告拒绝返还。二被告还将属于我们园子头的土地浇筑成混凝土地面，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所以，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方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供质证：1、户主关系证明，证明五原告与承包户主张升群（已故）的关系，五原告系张升群的法定继承人，是适格的原告；2、纳雍县勺窝乡鱼塘坎民委员会出具关于张升群承包土地的四至说明，证明园子头土地、台子田土地、贝勒坝子土地、对门田土地、小龙井土地的四至位置；3、纳雍县农村人民公社承包合同书，证明1983年8月12日，纳雍县法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登记的鱼塘坎大队卢家寨生产队承包户主张升群等5个承包人口承包耕地4亩，其中田2.3亩，土1.7亩，饲料地0.5亩，承包山林地2.5亩的事实；4、纳雍县××××组的土地承包登记记录，证明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政策实施之后，纳雍县档案局登记张升群户的承包地为4亩的法律事实；5、公安机关对证人杨某1的询问笔录，证人杨某1证实：原告卢明将房屋出售给卢启武，即被告卢训之父，出卖之前，杨某1家在此房内居住了8年左右，并且原告卢明曾经提出以一万多元的价格出卖给杨某1家，但强调树木和土地不卖，因为杨某1家经济有限，故没有购买，房屋卖给卢启武家后，杨某1家就搬到自己的老房子内居住，卢明老房子前的银杏树被卢训出卖了；6、公安机关对证人卢某1的询问笔录，证人卢某1的证明内容与杨某1的基本一致，强调了卢训将卢明的两棵银杏树出卖的事实；7、公安机关对证人杨某2的询问笔录，证人杨某2证实：其给鱼塘坎姓卢的人以9000元购买的银杏树，现在价值8万多元；8、公安机关对证人吴某、黄某、周某、卢某2的询问笔录，证人吴某、黄某、周某、卢某2证实：卢明与卢启武买卖房屋、银杏树被被告处分的事实，关于土地和树木是否与房屋一并转让的问题不清楚；9、纳雍县公安局勺窝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达不到公安机关立案标准，建议提起民事诉讼；10、现场照片2张，证明涉案房屋现状及被出卖的银杏树现状；11、评估报告及评估费收据各1份，证明涉案银杏树经评估价值为3.2万元，原告方预交评估费4000元。 被告方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鱼塘坎委会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的关于张升群土地四至说明）有异议，认为土地面积及四至与客观事实不符；对3号证据（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985年已经对张升群户原有5口人的土地收回了3口人的土地，现在承包人口及承包土地面积已经变更了，不应当采信该合同上面载明的数据；对4号证据（土地承包登记记录）有异议，认为证据上载明的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相符；对5号证据（公安机关对证人杨某1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发生买卖关系的时候，杨某1不在场，客观上不清楚，其证言不真实；对6号证据（公安机关对证人卢某1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发生买卖关系的时候，卢某1不在场，卢某1也不清楚，其证言不真实；对7号证据（公安机关对证人杨某2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与被告发生银杏树买卖关系的人是杨明宇，不是杨某2，所以其证言不可信；对8号证据（公安机关对证人吴某、黄某、周某、卢某2的询问笔录）中对证人吴某、卢某2的证言无异议，对黄某、周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发生买卖房屋、土地、树木时他们不在场；对9号证据（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无异议；对10号证据（现场照片2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银杏树生长在被告宅基地范围内，原告无权干涉；对11号证据（评估报告、评估费收据）中关于涉案银杏树的评估价值及预交评估费的金额无异议，但认为该银杏树原本属于被告所有，被告方有权处分。 经结合全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上述证据材料中，对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9号、10号、11号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采信；8号证据（公安机关对证人吴某、黄某、周某、卢某2的询问笔录）对本案双方当事人讼争的关键事实不具备直接的证明效力。 被告卢训、杨艳辩称：一、关于原告方要求返还承包土地的问题。原告方开始向法院起诉时，二被告实际已经对原属于张升群承包户的土地耕种管理了十八年之久，而且履行了全部因耕种该土地而产生的附随义务，二被告实际已经成为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原告方早就已经丧失了对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五原告均不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要求二被告返还两棵银杏树或折价赔偿的问题。一是该银杏树在原告方出卖房屋时已经与承包土地一并转让给被告卢训之父亲卢启武；二是原告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原告方要求二被告拆除浇筑在园子头土地上的混凝土地面，将该幅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原告方的问题。原告方已经将房屋出卖给被告卢训之父亲卢启武，宅基地也一并转让；二被告将自己管理使用的宅基地浇筑成混凝土地面，是对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的合法利用，原告方无权干涉。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方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卢训、杨艳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供质证：1、涉案五幅土地的面积说明（《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1份，证明涉案五幅土地的面积是3.63亩；原告方质证认为被告出示的不属于证据，不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2、宅基地面积勘测图1份、勺窝乡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表1份，证明原告起诉被告返还的两棵银杏树是生长在被告方宅基地范围之内，原告方转让给被告之父亲卢启武的房屋面积与勺窝乡国土资源管理所出具的证明一致，两棵银杏树应依法属于被告方所有；原告方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的来源不合法，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登记表应该明确土地归属，如果被告要证明土地属于自己，应当出示承包土地使用证，证据的来源同样不符合规定，没有经办人的签字，该份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勺窝乡鱼塘坎村委会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针对原告方的土地于1985年进行重新分配的证明，证明原告诉讼的土地面积与事实不符，实际面积是1.73亩，原告诉讼主张的是5.98亩；原告方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材料不真实，出具证明的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据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4、鱼塘坎民委员会证明、土地流转表各1份，证明贝勒坝子的涉案土地1.64亩是以被告卢训的名义流转出去；原告方质证认为，土地流转表不真实，土地流转必须符合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流转程序，涉及到土地转让必须要有书面合同，且必须经土地所有者同意，该流转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证据材料是虚假的，不应作为证据使用。5、贵州省农业税纳税卡1份，证明张升群户土地面积只有1.73亩，承包人口2人，原告方转让土地经营权给被告之后，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原告方质证认为，纳税卡是真实的，纳税人姓名是本案原告龙尚英，该份证据可以佐证涉案土地的权属应当归原告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未转让给被告方。6、证人卢某3的证言：因杨某1把小龙井（小地名）的树木砍了部分，卢明家就承诺将与卢启武议定的转让款减少800元。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不具备客观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 经结合全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上述证据材料中，对2号、3号、4号、5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采信；对6号证据（证人卢某4的证言），虽然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不具备客观性和合法性，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案件事实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杨某1砍伐小龙井部分树木和房屋转让款实际交付金额为16000元的事实，所以，对该证言的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于1号证据，由于该书证属于合同书范本，没有合同当事人的签名及日期等内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书，所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6年7月22日对案外人卢宏（原告卢明之子）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无异议，被告方质证有异议。2、2017年3与20日对被告卢训之母亲张桂珍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张桂珍陈述的买卖房屋只有卢启武和卢明知情是属实的，但其对购买房屋包括房前屋后土地这些内容不属实。3、2017年3月10日对案外人卢雍（被告卢训之兄）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卢雍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与事实不符。4、张升群（已故）的承包土地登记信息表1份；原、被告双方质证均无异议。5、农业税纳税卡、领取农业种粮补贴的中国信合存折各1份，被告方质证无异议；原告方认为该证据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方。6、勺窝乡鱼塘坎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1份；原、被告双方质证均无异议。7、勺窝乡集体土地使用证书统计表1份、被告卢训的宅基地勘丈图1份，被告方质证无异议；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方所举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8、鱼塘坎委会于2017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1份；原告方对“门口是在宅基地前，没有明确”的表述有异议，被告方质证表示不清楚整个村的土地登记情况。9、鱼塘坎委会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1份，被告方质证无异议；原告方对“承包人口二人，计税面积1.73亩”有异议。10、纳雍县雍熙街道办事处双水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2日出具的证明1份，原告方质证无异议；被告方表示不知情。11、2017年3月13日所作的涉案宅基地、银杏树的现场勘验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无异议；被告方对银杏树的大小无异议。12、2017年3月2日对涉案土地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4份，原、被告双方质证均无异议。13、2017年3月7日对案外人吴青龙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不属实；被告方认为属实。14、2017年3月4日对案外人颜昌太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中关于“收回三个人口承包土地”的陈述不属实；被告方认为属实。15、2017年3月4日，对案外人颜家禄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不属实；被告方认为属实。16、2017年2月25日对案外人龙远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属实；被告方认为不属实。17、2016年8月23日对案外人卢启英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方质证认为该证言属实；被告方质证表示该证言中所述的土地是被告方出租给卢启英的儿子耕种。18、对涉案宅基地现状的现场勘验记录1份，经双方当事人在场参与丈量，被浇筑成水泥地面的宅基地（含木房占地在内）的总面积为184.005平方米，比被告卢训登记在案的宅基地面积（170.9平方米）多出13.105平方米。 经结合全案其他材料综合审查，1号证据（对卢宏的询问笔录）实际载明的内容是卢宏对本案原判决的执行意见，对本案当事人之间讼争的事实无证明作用；2号证据（张桂珍证言）能够证明卢明与卢启武之间发生转让交易时，只有卢明与卢启武在场；3号证据（卢雍的证言）对本案当事人讼争的事实无直接的证明作用；对4号证据（张升群的承包土地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5号证据（纳税卡、存折）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6号证据（鱼塘坎二轮承包土地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7号证据（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宅基地勘丈图）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8号证据（鱼塘坎委会于2017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9号证据（鱼塘坎委会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10号证据（纳雍县雍熙街道办事处双水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2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11号证据（2017年3月13日所作的涉案宅基地、银杏树的现场勘验笔录）予以采信；对12号证据（2017年3月2日对涉案土地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予以采信；13号证据（2017年3月7日对案外人吴青龙的询问笔录）对本案当事人讼争的关键事实不具备直接的证明效力；14号证据（2017年3月4日对案外人颜昌太的询问笔录）能证明原告方在鱼塘坎实际只有2个人口的承包土地；15号证据（2017年3月4日对案外人颜家禄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原告方在鱼塘坎实际只有2个人口的承包土地，农业税是被告方负责缴纳的事实；16号证据（2017年2月25日对案外人龙远的询问笔录）对本案当事人讼争的关键事实不具备直接的证明效力；17号证据（2016年8月23日对案外人卢启英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其儿子承包涉案部分土地耕种，对本案当事人讼争的关键事实不具备直接的证明效力；18号证据材料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原告卢明与被告卢训之父卢启武(已故)达成口头协议，卢明将原告方原来居住坐落于纳雍县勺窝镇鱼塘坎卢家寨组的老木房以16800元的价格转让给卢启武。在转让过程中，因小龙井（鱼塘坎小地名）的部分树木被案外人杨某1砍伐，原告方就同意卢启武少支付转让款800元。1998年，卢启武将该老木房以分家析产的方式赠与被告卢训、杨艳；以原告卢明之母亲张升群（已故）为户主的全部承包土地也一直由被告卢训、杨艳耕种管理，因耕种该土地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包括缴纳农业税、领取种粮补贴等，均由被告卢训、杨艳负担和享有。 被告卢训、杨艳接受赠与后，将老木房进行了部分修缮，房屋前坎砌筑堡坎，将宅基地范围内的院坝浇筑成混凝土地面，浇筑的面积包括两棵银杏树生长位置。2010年5月，被告将木房前面院坝内的两棵银杏树以11600元的价格卖给他人，买方于2011年3月将两棵银杏树迁移。迁移银杏树时，先是将两棵银杏树生长位置的混凝土地面砸开，然后动用挖掘机将树木移走。此后，被告卢训、杨艳将因迁移银杏树砸坏的混凝土地面重新浇筑为现状。2014年3月18日，原告卢明、龙尚英因土地的耕种管理问题与被告杨艳发生口角。纳雍县公安局勺窝派出所接受报案，经过调查和调解后，建议向人民法院起诉。2015年2月26日，卢明等五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一、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土地所有权××××纳雍县勺鱼塘坎民委员会；第一、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登记的承包户名是张升群（已故），第一轮土地承包证上载明的土地面积为4.5亩，其中：田2.3亩、土1.7亩、自留地0.5亩、承包人口为5人；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上载明的土地面积为4亩，其中：田2.3亩、土1.7亩、家庭人口一栏为空白；农业税纳税卡上显示计税土地面积为1.73亩，户名为龙尚英，农业人口2人；领取种粮补贴的存折户名为龙尚英，纳税卡和领取种粮补贴的存折一直是被告卢训、杨艳持有和使用；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土地经本院实地丈量并经双方核实，确认面积为3.63亩。二、双方争议的两棵银杏树，经评估价值为3.2万元，原告方预交评估费4000元。三、被告卢训之父卢启武于2004年5月去世，生前从事教师职业。四、被告卢训浇筑成水泥地面的宅基地（含木房占地在内）的总面积为184.005平方米，比登记在案的宅基地面积170.9平方米多出13.105平方米。 对于原告卢明与被告卢训之父卢启武所订口头转让协议中转让标的物范围，原告方主张所转让的仅是老木房及屋檐滴水线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其余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只是由受让方代为管理；被告方主张转让的范围包括老木房、全部宅基地和承包土地以及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其中位于老木房前方的两棵杉树除外，因转让时原告卢明表示以后要用来做棺木材料，所以不包括在转让范围之内。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承包土地、恢复宅基地原状及折价赔偿银杏树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卢明与卢启武转让行为发生的时间与产生诉讼的时间相隔较长，订立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在发生转让行为时未签订书面协议，也未对转让过程进行文字或其他方式记录，现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死亡，仅凭转让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原告卢明）的陈述不能客观再现转让过程及转让所涉及的相关内容。所以，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原则”，对原、被告双方讼争的实体问题进行处理。 关于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农村承包土地、自留地的问题。 根据现场勘验的结果，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农村土地面积实际为3.63亩，而鱼塘坎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上载明“张升群承包户”的土地面积为4亩，鱼塘坎委会的证明和农业税纳税卡上载明原告方在鱼塘坎的承包土地只有1.73亩，户主为龙尚英。上述3个数据均来自于合法、有效的证据，这些数据各不相同，导致的认证结果是无法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土地的真正面积；上述争议土地自1998年起就是被告卢训、杨艳耕种管理，享有和承担与耕种该土地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而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权属并未作变更登记，争议土地的实际耕种管理人和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相符。综合全案的证据材料，既不能认定原告龙尚英等对争议土地拥有完整的承包经营权，也不能证明被告卢训、杨艳对争议土地拥有完整的承包经营权。由此应当确认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未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争议，人民法院无权作出裁判，而应当由相关人民政府处理，原、被告双方均有权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所以，本院依法应当另行以裁定的方式驳回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承包土地、自留地的起诉。 关于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折价赔偿银杏树损失的诉讼请求。 首先，应当解决土地上的附作物是否为卢明与卢启武所订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物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中，原告方主张地上附着物是委托被告卢训之父卢启武代管，被告方主张全部地上附着物（两棵杉树除外）已经一并转让。“两棵银杏树是否一并转让”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待证事实。首先，房屋转让时两棵银杏树生长的位置是泥地，二被告将该地浇筑成混凝土地面后，原告方未提出异议；其次，被告卢训将两棵银杏树出卖后，买方迁移银杏树时，动用了大型机械挖掘，劳作时间持续几天，根据原告卢明所居住的纳雍县城与其老家相隔只有10公里左右以及现代通讯网络信息发展状况分析，原告方获知银杏树被迁移的信息可能性极大，加之原告方自述每年清明节均要回老家扫墓，均经过老木房处，对于二被告出卖银杏树和移走银杏树的事实“知悉的可能性”高于“不知悉的可能性”，但原告方未提出异议；第三，原告方未举证证明自转让房屋时起至本案纠纷发生时的15年以上时间，原告方对银杏树实施过任何管护行为的事实；第四，有证据显示因案外人杨某1砍伐了小龙井（鱼塘坎小地名）争议土地上的部分树木后，原告方就同意受让人卢启武少支付转让款800元；第五，原告方主张地上附作物是交由受让方卢启武管理，但在卢启武去世后，原告方并未对管理者进行调整或另行明确。因此，本案中“两棵银杏树已经一并转让”的可能性高于“两棵银杏树未一并转让”的可能性，应当认定两棵银杏树已经一并转让的事实成立。 第二、因前面已认定两棵银杏树与房屋一并转让，加之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赔偿银杏树损失属于典型的侵权赔偿之诉，适用一般债权诉讼时效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实效期间为二年。因移走银杏树的时间是2011年3月，应当以2011年4月（当年清明节，原告方回老家扫墓，可推知原告方知悉银杏树被出卖并移走的事实）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到2013年5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不能举证证明在原、被告双方发生口角纠纷的时间（2014年3月18日）之前，原告方曾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方主张过侵权赔偿请求权。因此，应当认定“2014年3月18日”为原告方向被告方首次主张侵权赔偿请求权的时间，该时间节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原告方也不能举证证明该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原告方在本案中所提出的侵权赔偿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所以，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赔偿银杏树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关于原告方要求二被告恢复宅基地院坝原状并返还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老木房的所有权，原告方也认可同时取得了老木房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被告所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该宅基地使用面积为170.9平方米，与原告方主张“所转让的只是老木房屋檐滴水线以内的宅基地使用权”明显不符，加之，如果依照原告方的主张，则被告方基本的通行权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对转让物的充分、合理利用。所以，原告方关于“所转让的只是老木房屋檐滴水线以内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二被告将老木房前面的院坝浇筑成混凝土地面，是对自己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自主处分行为。根据审理认定的事实，被告方浇筑混凝土地面的面积超出了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宅基地使用面积。被告方超面积浇筑混凝土地面的行为属于改变土地用途，该行为是否违反农村建设规划规范，应当由当地村民委员会或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监管。所以，原告方要求二被告恢复宅基地院坝原状并返还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为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和财产转让的稳定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龙尚英、卢明、卢兰、卢艳、卢雨薇提出的由被告卢训、杨艳恢复宅基地院坝原状并返还，返还两棵银杏树或折价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0元，评估费4000元，由原告龙尚英、卢明、卢兰、卢艳、卢雨薇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政 人民陪审员  周训谟 人民陪审员  彭 燕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王云 书记员 焦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