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东杰。委托代理人：刘会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法定代表人：纪作学，该办事处书记。委托代理人：陈德新，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靖瑛琳，辽宁华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东杰因与被上诉人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以下简称巧鸟办事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锦民一初字第00053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建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王晓萍、代理审判员蒋策参加的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东杰一审诉称，巧鸟办事处的前身系凌海市巧鸟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从1996年12月起隶属乡政府的乡办企事业单位（锦县巧鸟人民公社农业机械管理站、锦县巧鸟人民公社拖拉机站、锦县巧鸟化工厂、锦县宏运化工总厂，凌海市水泥构件厂，凌海市巧鸟乡水泥厂，锦县巧鸟经贸公司，凌海市同达实业总公司粮油贸易公司）先后多次从中国农业银行锦州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286.56万元。截止至2004年5月31日本息合计477.42万元。该债权已经由锦州市开发区农业支行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2004年10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该债权转让给于颖，2008年11月21日于颖将该债权转让给高树毅，2011年10月20日赵东杰以自己的资金替原巧鸟乡偿还了该债务，取得了477.42万元的债权。2005年原巧鸟乡划归锦州松山新区，原乡政府改为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变更名后的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接收了原乡政府的全部债权债务。据以赵东杰持有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赵东杰对巧鸟办事处的债务，履行偿还义务。二年来赵东杰不间断的向巧鸟办事处主张债权，巧鸟办事处即认可这一债务又表示积极偿还，可就是不见履行偿还义务的实效。2013年1月赵东杰向巧鸟办事处主张以原宏达化工总厂、经贸公司两个院落抵顶一部分债务，而巧鸟办事处既不反对，又不积极落实，一脱再拖。后来又告知赵东杰：化工厂的院子已变更他人私有财产根本没有经过办事处党委研究，即没有固定资产买卖合同，办事处帐面上也没有卖化工厂的应收款。对此赵东杰认为：巧鸟办事处是以此搪塞，拖延债务的履行。赵东杰与巧鸟办事处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依法形成的法律事实，巧鸟办事处作为政府机关拒不履行法定债务偿还义务是对赵东杰合法权益的侵害，于情于理也说不通。赵东杰为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不得不起诉。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债务本金477.42万元并要求巧鸟办事处承担2011年10月20日至现在的利息及本案的诉讼费。巧鸟办事处一审辩称，1、巧鸟办事处没有承接相关企业的债务。2、巧鸟办事处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赵东杰对巧鸟办事处全部的诉讼请求。原审认为，赵东杰诉称从1996年12月起当时隶属于乡政府的乡办企事业单位先后多次从中国农业银行锦州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286.56万元，后该债权已经由锦州市开发区农业支行转让给办事处，2004年10月12日办事处将该债权转给于颖，2008年11月21日于颖将该债权转给锦州市公民高树毅，后赵东杰购买了该笔债权，原乡政府变更名称为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更名后的巧鸟办事处接收了原乡政府的全部债权债务。但经审查，赵东杰所诉当时隶属于乡政府的乡办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为凌海市巧鸟乡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巧鸟乡工业公司），同时办事处与于颖《债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债务人为巧鸟乡工业公司，因赵东杰未向法院提交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或政府文件等证据证明巧鸟办事处是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开办单位或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以及上述贷款流入巧鸟办事处的事实存在，所以赵东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巧鸟办事处是其债务的承担主体，故其起诉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为本案告诉主体从现有证据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赵东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6，099元，退还赵东杰。赵东杰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锦民一初字第00053号民事裁定，责令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公正判决。事实和理由：一、据以赵东杰提交一审法院的所有证据及巧鸟办事处提交法院的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复印件、原巧鸟副乡长、巧鸟乡工业公司法人代表李振东的书面《证明》，结合该案审判长张卫东，承办法官赖志勇的裁判程序及司法行为，足以证明：（2014）锦民一初字第00053号民事裁定严重的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滥用司公权，颠倒黑白，枉法裁判的自白书。其一、《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法条所称的“当事人”既是赵东杰也包含巧鸟办事处，赵东杰、巧鸟办事处双方都负有对自己的主张举证责任，庭审中（2014年7月15日）赵东杰向一审法庭提交了确凿充分的证据来印证其诉讼主张：（1）巧鸟办事处的前身是乡政府，是机关法人名称的变更。这是不争的事实，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机关法人的变更由变更后的法人承担义务，履行权利。（2）赵东杰提交一审法院的原巧鸟乡副乡长兼巧鸟工业公司经理李振东的证明材料，原巧鸟乡工业公司会计吴建平的证词，原巧鸟乡工业公司副经理赵树臣、原巧鸟办事处党委书记沈立宝的证言，均明确的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确系原乡政府组建立，开办的政府下属部门。上列四位证人均是原乡政府、工业公司的主要领导干部，是最知情的人。他们的证言最能证明原乡政府与巧鸟乡工业公司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已承继了六家乡办企业的贷款债务。其二、巧鸟办事处于2014年7月15日庭审中提交法院的巧鸟乡工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中明确的记载着“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是巧鸟乡副乡长李振东。《执照》记载的“集体所有制”指的就是乡政府这一集体组织。另据巧鸟办事处提交法院的原巧鸟宏达化工厂《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中又清楚的写着“经乡政府任命高兴利同志任宏达化工厂厂长”如不是乡政府开办的企业，乡政府无权任命法人代表。据此证明：巧鸟办事处提供的上述二份书证不能证明巧鸟办事处的抗辩主张，相反恰恰证明了乡政府是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开办者。其三、本案一审中赵东杰向法院提交了确凿充分的书证、人证，而且这些证据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有效证据。足以证明赵东杰的主张既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又有法律依据的支持。而巧鸟办事处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反证驳倒赵东杰的本证。赵东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农行锦州开发区支行提供的《会计档案》、《承债书》、原债权人高树毅，原巧鸟村党支部书记齐荣宝、开发区农行员工李宝生的证词，客观的证明了原巧鸟乡政府开办的拖拉机站等六家乡办企业欠农行贷款，尚欠农行的债务以由乡公司承继的法律事实。原巧鸟乡工业公司经理李振东，原工业公司副经理赵树臣，原工业公司会计吴建平，前任巧鸟办事处党委书记沈立宝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原乡政府组建开办的一个部门。上列诸多证据与本案具有紧密的关联，证明的问题客观明确，证据的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三个属性。而一审法院对赵东杰提供上述有效证据且视而不见，反而以赵东杰没有证据的无理辩词认定巧鸟办事处不是该案债务主体。事实证明，赵东杰不是“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是乡政府开办的证据，而是一审法院非法排除赵东杰提供的有效证据。其四、一审法院仅以“赵东杰未向法院提供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工商档案”为由，认定巧鸟办事处不是承债主体，即而驳回赵东杰的起诉，这是极端错误的。（1）原巧鸟乡拖拉机站等涉债六家企业的贷款始于1972年，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的，只允许公有制企业的存在，这六家企业均是由原巧鸟人民公社，后又更名为乡政府开办的。那个年代各乡人民政府为发展乡镇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均组建主管工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即“工业办”。巧鸟乡工业办在九十年代初更名为“巧鸟乡工业公司”后来又改为“巧鸟乡经委”1998年巧鸟乡办企业倒闭后所欠农行贷款自然由巧鸟乡工业公司代表乡政府承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1项、第3项“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知日常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另一事实的当事人无需举证”就本案而言，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原乡政府的下属部门，是众所周知的，能推定出巧鸟乡工业公司是代表乡政府承担乡政府企业债务的事实。（2）巧鸟办事处提供的“巧鸟乡工业公司”《执照》复印件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原巧鸟乡主管工业的副乡长李振东，这又能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原巧鸟乡政府开办的。因为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原巧鸟乡工业办衍变而来的政府部门。据上述二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赵东杰无需再向法院提供“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工商企业档案。（3）本案巧鸟办事处虽然不认可赵东杰的证据，但又没有足以反驳赵东杰的证据，故而一审法院应确认赵东杰提交的证据具有证明力。本案巧鸟办事处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不是乡政府开办的，故而一审法院不应支持巧鸟办事处的主张。（4）据以巧鸟办事处于2014年7月15日一审开庭时提交法院的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复印件，不能证明巧鸟乡企业公司与巧鸟乡人民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而且足以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档案并没有灭失。虽然经赵东杰代理人及一审法院向凌海市工商局，锦州市工商局查询没能查到该企业的档案，但这并不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档案已不复存在，因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条例》的规定，“注销企业的证件及公章必须上缴工商局”，如该企业的档案真的灭失，请问巧鸟办事处从何得到的企业执照复印件？事实证明，巧鸟办事处知道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档案在哪，对此赵东杰认为，巧鸟办事处有与工商部门、一审法官恶意串通隐藏证据之嫌。否则一审法院为什么对诸多有效证据而不顾，单以“没有工商档案”驳回赵东杰的起诉。依照《证据规定》第75条：“当事人一方拒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可推定对方主张成立”。据该法条规定，法院应支持赵东杰诉称的巧鸟工业公司是乡政府开办的主张。（5）涉债六家乡办企业遗留的所有固定资产（厂房、大院）均被现在的巧鸟办事处卖掉，所卖款项已入办事处帐目，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更加证明巧鸟办事处承继了原乡政府的权利义务。法律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综上五方面问题证明一审法院的裁定是颠倒黑白的枉法裁定。二、违反法定程序，滥用司法公权。一审法院在对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实属滥用司法公权。本案中承债单位巧鸟乡工业公司是不是乡政府开办，是本案的关键。为审理案件的需要法院必须调查收集这方面证据。赵东杰代理人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法院向凌海市工商局：锦州市工商局、原巧鸟乡政府及工业公司领导调查取证。而一审法院只是草略的到工商局查询一次，以“工商局没有巧鸟乡工业公司档案”不了了之。对该企业档案的去向拒不深查。对赵东杰要求调查的人员更是强硬拒绝。而后赵东杰代理人又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向巧鸟办事处查询，他们提交法院的《企业执照》是从哪复印的，便知企业档案在哪，但又被法院拒绝。（3）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4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出具收据”。而立案后，赵东杰交给审判庭的百余页书证，承办法官且拒不出具证据收据。现在证据是否存卷，赵东杰质疑。（4）该案在2014年7月15日开庭过程中，审判长张卫东多次阻止赵东杰的陈述，对赵东杰提交的证据又没有足一的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没等赵东杰发表完辩论观点，审判长张卫东就宣布辩论结束。剥夺赵东杰的诉权。综上所述，（2004）锦民一初字第00053号民事裁定，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审理程序违法。有违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公正的基本司法活动要求。特向二审提出上诉，恳请公断。巧鸟办事处答辩称：一、赵东杰向巧鸟办事处索要欠款属于诉讼对象错误。巧鸟办事处与赵东杰之间并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赵东杰手持的债权凭证是通过几次债权转让而获得，该债权原是锦州市农业银行开发区支行针对于凌海市巧鸟乡六家集体企业贷款形成的债权。2000年农行开发区支行实行不良资产剥离债权打包转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2004年长城公司将债权又转让给于颖，2008年于颖转给高树毅，2011年高树毅又转给赵东杰。本来是凌海市巧鸟乡六家集体企业的债务，赵东杰向巧鸟办事处索要欠款依据是1998年12月31日巧鸟乡工业公司同意为六家集体企业承债的承债书；赵东杰向巧鸟办事处索要欠款的理由是认为巧鸟乡工业公司是乡镇集体企业，其所承继债务就应该由锦州市松山新区巧鸟办事处为其承担。巧鸟办事处接到赵东杰的起诉状后，经过认真的调查了解，发现债务人从凌海市巧鸟乡六家集体企业演变到巧鸟乡工业公司过程中存在问题。巧鸟乡工业公司于1995年撤销，不可能于1998年12月31日承继凌海市巧鸟乡六家集体企业债务。赵东杰所提供承债书上的巧鸟乡工业公司公章也不是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公章，且加盖公章没有经手人签名。巧鸟办事处为了说明承债书上的公章不是巧鸟乡工业公司公章，已经向法庭提交了锦州市工商局档案中巧鸟乡工业公司加盖过公章的样本材料，与承债书上公章明显不同，承债书上的公章文字比例不协调，三分之一空白，不符合常理，显系其它印章将下边的文字掩盖后所形成的。赵东杰自己所提供的证据《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登记核准通知书》中内容也可以说明1996年开始六家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就是凌海市巧鸟乡经委，不是巧鸟乡工业公司。所以巧鸟办事处认为承债书是农业银行当时为了剥离不良资产随意形成，当时并没有巧鸟乡工业公司这一债务主体存在，不能够承继六家集体企业的债务。另外，即便是巧鸟乡工业公司真的承继了凌海市巧鸟乡六家集体企业债务，因赵东杰自己也承认巧鸟乡工业公司是集体企业，其债务也应巧鸟乡工业公司自己承担。巧鸟办事处是一级人民政府不应为巧鸟乡工业公司来承担债务，赵东杰要求巧鸟办事处来承担巧鸟乡工业公司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完全正确。二、赵东杰及前手债权人取得债权并没有通知债务人，不能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且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取得诉讼的胜诉权。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必须要通知债务人，这是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否则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债务。在法庭审理时，关于债权转让通知问题及时效问题，赵东杰提供《债权转让通知书》，因上边债务人一栏均没有债务人加盖公章，说明债权转让并没有通知债务人。更谈不到催收债务中断诉讼时效问题。债务在2000年形成不良资产，诉讼时效早就开始计算，农行将债权转让给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是2003年在报纸上所发布，算一次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诉讼时效中断，但是之后，办事处2004年债权转让给于颖，及之后的债权转让过程就再没有履行法定债权通知义务，债权转让明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且时间长达11年之久明显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可以说赵东杰2011年取得债权之前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赵东杰出示了2008辽宁玉衡律师事务所的《催收函》，企图以此来说明2008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因诉讼时效中断应在2年期限内发生，在其没有之前的连续中断情况，不能说明诉讼时间中断。且从这份律师函内容看，仍然是接受长城公司委托代为催收债务，也可以说明债权转移确实也没有通知债务人，2008年仍然以长城公司名义索要债务。况且该函也没有送达过债务人的证据，不能说明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综上，巧鸟办事处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赵东杰的诉讼。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时，赵东杰向法院提交《请求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要求一审法院到凌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巧鸟乡工业公司的企业档案，以证明巧鸟乡工业公司的性质、开办单位及其与乡政府的隶属关系。经一审法院两名工作人员到上述单位均未查找到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因此，赵东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赵东杰一审起诉时的被告是巧鸟办事处，但对于巧鸟办事处与乡政府是否具有相应的变更或承继关系，此节事实，巧鸟乡办事处表示认可。因此，巧鸟办事处由巧鸟乡政府变更而来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赵东杰起诉巧鸟办事处的主要理由是巧鸟乡工业公司系原巧鸟乡政府建立、开办的政府下属部门，因此应由巧鸟乡政府作为偿债主体，承担巧鸟乡工业公司相应的债务，后巧鸟乡政府变更为巧鸟办事处。关于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否系巧鸟乡政府的下属部门。在案涉的六份承债书上，巧鸟乡工业公司均表示自愿承担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的债务并加盖其公章。此外，在办事处与于颖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移通知书》，于颖与高树毅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高树毅与赵东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中均明确载明债务人为巧鸟乡工业公司。但对于巧鸟乡工业公司是否系乡政府的下属部门，赵东杰仅有相关的单方事实陈述和李振东、吴建平、赵树臣、沈立宝等人的证言，并无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或政府文件等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巧鸟乡工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巧鸟乡副乡长李振东并不必然得出巧鸟乡工业公司就是巧鸟乡政府部门这一结论。乡政府企业所欠农行贷款是否自然由巧鸟乡工业公司代表乡政府承继，并不如赵东杰所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亦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推定出巧鸟乡工业公司是代表乡政府承担乡政府企业债务的事实。如赵东杰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乡政府对巧鸟乡工业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责任，则另行告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56，099元，由上诉人赵东杰承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孙建华审 判 员  王晓萍代理审判员  蒋 策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