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10593号 原告徐银莲，女，193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临建，江苏圣典（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基田，男，196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郑颜萍，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徐银莲为与被告徐基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8年6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凯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银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临建、被告徐基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银莲诉称，徐立铭系原告父亲（已去世），何文英系原告母亲（已去世）。一家三口在义乌市间半房屋的房地产。1951年时对该房地产进行了产权登记，产权证号为义五一年民字第77119号。原告长大后出嫁到义亭镇山景村。父亲徐立铭后因年老体衰也住原告家中，直至病故。2018年初义乌市要进行空心村改造时，原告发现自家房屋中的三间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被被告擅自登记到被告名下，土地证的证号为00××77号、地号为45-15-30-041号。即同一宗宅基地上出现了两份不动产权属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两份不动产权属证书均是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证明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而涉案不动产从徐立铭名下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并无相应的原因行为。现原告请求判令确认义乌县义51年民字第77119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归原告享有（包含土地证号为00××77号、地号为45-15-30-041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指向的宅基地使用权归属原告享有)。 被告徐基田辩称，我方坚持要求原告本人出庭参加诉讼，许多事情需要原告本人在法庭上予以确认，该案涉及虚假诉讼。我方不清楚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只要求对宅基地主张权益，没有对房屋主张权益，原告是要求我方把房屋搬走还是要我方支付你方房屋租金。原告现在主张的宅基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宅基地是归集体所有，我方也没有所有权，原告向我方要求所有权系主体错误，请求原告方先确定宅基地的所有权是谁再向谁主张。另外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漏列的当事人，需要原告对其身份关系提供证据，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没有明确抗辩意见，如果涉及虚假诉讼的，请法庭按虚假诉讼处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证明：原告父亲在义乌市有两处共计三间半房屋，其中一处三间，另一处半间，以及房产占地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 二、土地登记卡一份，证明：涉案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被被告登记到其名下。 三、家谱一份、照片四份，证明：徐立铭的父亲系徐兆行，去世时间是1936年；母亲鲍氏，去世时间是1917年；徐立铭配偶何氏（何文英），徐立铭的去世时间是1993年农历12月23日，徐立铭夫妻共生育一女，即本案原告，何文英去世时间是1975年。 四、何店村证明一份，证明：徐立铭妻子何文英去世时间是1975年。 五、义亭镇山景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徐立铭于1994年2月3日即农历1993年农历12月23日病逝的情况。 六、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各一份，证明：被告编造买卖事实，企图获取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 七、证号为00××77号的土地登记档案资料一份，证明：被告编造继承事由，企图获取本案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认可宅基地土地登记之前，涉案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徐立铭所有；同时证明村委会在1991年土地登记时认可本案的宅基地使用权原属于徐立铭所有。1991年被告在进行土地登记时徐立铭并未死亡，根据法律规定，继承是从死亡时开始，被告的土地登记明显是骗取的，被告徐基田是徐立铭兄弟的孙子，徐立铭有亲生的女儿。 八、户口簿一份，证明：原告丈夫金位木曾用名金惠木，无其他曾用名。 九、印章一个，证明：金位木以前一直使用印章，印章中姓名“金惠木”。 被告质证认为，1、对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请原告方对该证据上的户口三人提供依据。2、对土地登记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房屋目前登记在被告处，被告是通过合法手续取得房屋的。3、对家谱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人员关系不发表异议。对墓碑照片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2018年5月26日照片中的老人是原告本人，老人身体状况不错，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出庭。4、对两份村委会证明没有异议。5、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指向的标的物是有异议，发生过买卖的并非本案讼争的三间房屋，是第一份证据中的半间，该内容与本案讼争的是没有关联性的。6、证号为00××77号的土地登记档案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里面的内容被告不清楚，也并非徐基田填写的，1991年做证是全国范围内，当时徐立铭还在世，但他为何没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主张？对最终结果我方是认可的。7、对户口簿金位木曾用名金惠木没有异议。8、关于印章，我方认可是金位木的，但不排除其唯一性，不排除他还用过或是还有其他私章，从这个私章中是反映不出来的。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1975年2月23日合同一份，证明：涉案三间房屋由原告父亲以及原告同意拆移到山景村，留下的宅基地由村里统一安排。合同中见证人徐某1是原的书记，下面的金某是原山景村的书记，徐某7系原的副书记，目前该六位见证人中在世的是徐某7与徐某2。 二、佛堂镇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本案所涉房产系被告在村里空基的基础上于1989年建造的。 三、现场照片打印件九张，证明：前面三张为土地证中半间的现状，后面六间房屋是本案讼争房屋，从照片可以看出目前所涉房屋不可能是原告诉称的三间房屋。 原告质证认为，1、对于合同，从纸张上看不像有这么久远的时间，从整体的书写，合同内容的笔迹，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书写人是谁在合同中并未注明，所有的立约人和见证人都没有在合同上亲笔签字，也就是说在书写这份合同时完全可以把当时的村委会成员写到上面去，其中有一些是盖过私章，有些连私章都没有。其中金位木私章盖的是金伟木，既不是金位木也不是金惠木，对这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金位木说没有签过这份合同，从合同内容上看，涉及到大队的权利，应当会盖上村里的公章，现在也没有村里公章，同时所谓合同只能证明双方的合意，不可能证明房屋已经拆除。2、对于佛堂委会的证明，从内容形式上看，也只有徐福星一人签字，根据最高院民诉法解释，应该由单位负责人与制作文书人员的签字，这不符合最高院有关规定。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是有异议的。证明内容是1989年在原空基上经村里同意由被告建造，不属实，徐立铭的房子是一直存在的。审批取得也未提供审批资料，我方认为这份证明是虚假的，而且我方提供的土地登记档案中村委会确认是继承的。3、对于照片，我方认为确实是由被告将徐立铭的房子拆除后建造的，但我方认为这个拆除是侵犯了徐立铭的财产权，是违法的行为，不能取得相应的权利。 另，被告申请证人徐某3、徐某4、徐某5出庭作证，证明上述证据一合同的真实性及被告的建房情况。 原告质证认为，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意见，其中徐某4与徐熙方是亲兄弟，徐基田系其亲侄子，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有异议，而且从刚才庭审当中也可以看出，其所陈述的情形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原告是嫁到外村，不属于村民，同时鉴于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也具有明显偏向性，作为相关的证人，其所作的陈述也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因为原告不是村里人，如果是村里人，原告也可以叫到证人来证明，而且第一位证人，他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徐立铭的房子是比较远的，且根据其陈述，在1982年就已经不居住在了。从证人的陈述情况，见证人盖章时都是不清楚立约人是如何盖章的，也不能证明该份合同的真实性。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房屋别人不可能来动的，只有徐立铭做主才能拆掉的。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被告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在1951年时登记在徐立铭名下，1991年是登记到被告名下的事实。证据三、四、五能够证明徐立铭及其妻子何文英二人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徐立铭于1994年死亡，何文英于1975年死亡，原告系其继承人的事实。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对证据八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九即使真实，也仅能证明金卫木曾使用过内容为“金惠木”的印章，但不能排除其也使用过其他印章的可能。 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对证据一的合同，该合同内容清楚、明确，载明徐立铭经其侄子徐某4、徐熙方同意将其在佛堂镇的三间楼房拆移到女儿女婿所在的义亭镇山景村，拆后所留屋基由大队审批，立约人为徐立铭、金位木、徐某4和徐熙方四人，见证人为徐某1（时任书记）、金某（时任山景村书记）、徐某6、徐某7（时任副书记）、徐某2、徐某8六人，上述立约人均加盖了私章，见证人中除徐某2和金某外加盖了私章。庭审中，立约人中的徐某4、金位木及见证人中的徐某3均到庭作证，其中徐某4、徐某3认可其私章的真实性，均述称该合同系徐立铭拿去要求二人盖章，之后该房屋拆除材料移至山景村，被告系在空基上建房，金位木认可在1975、1976年拆除了徐立铭三间房屋（留下沙墙），但否认曾使用“金伟木”印章并在该合同上盖章，并述称拆后的房屋又重建了一间多。本院认为，该合同主要内容为处分徐立铭的房产，该部分内容的生效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系徐立铭真实意思表示，金位木私章是否真实并不影响徐立铭处分房产的效力。考虑当时历史背景及风土习俗，在有关文书中使用私章而非签名符合当时交易习惯，且因徐立铭无儿子，在涉及房产等处理时征求侄子意见亦符合当时农村习俗。故虽徐某4、金位木与本案原、被告具有亲属关系，但其证言能够与证人徐某3证言相印证，另结合之后该房屋拆除、原告在山景村建房、该处土地使用权登记到被告名下及现委会出具的证明，同时考虑房屋及宅基地系农民重要财产，自己房屋被他人拆除，宅基地被侵占涉及自己重大权益，而徐立铭在被告建房及办理土地登记时仍在世但未提出异议，原告在之后至今的二十余年对于被告在徐立铭房屋原址上建房亦未提异议，应认定该合同中处分房产的内容系徐立铭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的证明加盖了公章并经该村书记签字，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证人中，徐某3、徐某4系合同的亲身参与者，对有关事实具有相应证明力，徐某5房产与徐立铭及被告房产相邻，了解徐立铭拆房及被告建房情形，且徐某3、徐某5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徐某4、金位木虽与本案原、被告具有亲属关系，但其证言中能够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且有其他证据佐证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至于金位木述称之后重建了房屋，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证据认证情况，考虑当时大规模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情形，表格中有关事项未充分核实，表格中相关内容由工作人员填写，明显非被告本人填写，1991年被告土地登记档案材料中记载的继承祖业取得该土地的情况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 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徐立铭与何文英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即原告徐银莲。徐立铭系义乌市民，在1951年土改时在该村有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三间半（两处分别为三间和半间）及地基两分六厘。后徐银莲与义乌市义亭镇山景村金位木结婚，何文英于1975年死亡。1975年2月23日，徐立铭与金位木、徐某4、徐熙方四人订立合同一份，载明因徐立铭无子，只有一女，现决定依靠女婿金位木为生，房屋、家产全部给金位木，侄子徐某4、徐熙方也同意，三间楼房拆移到山景村，留后壁墙两间给徐熙方，房屋拆后的屋基由大队审批；另半间平方也属于女儿所有。四人在合同上加盖私章，其中金位木处印章内容为“金伟木”，合同中列举的见证人为徐某1（时任书记）、金某（时任山景村书记）、徐某6、徐某7（时任副书记）、徐某2、徐某8六人，上述见证人中除徐某2和金某外加盖了私章。后徐立铭、金位木将上述三间房屋拆除，可用材料移至山景村建房。1989年，经村里同意，被告在徐立铭拆除房屋后的空基上建房。1991年，该处土地使用权登记至被告名下，但有关土地登记档案中记载该处房屋系继承祖业所得。徐立铭于1994年死亡。 本院认为，虽在1951年的土地房产使用证存根中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徐立铭名下，但依据徐立铭在1975年2月23日立下的合同，其已对该处土地及房屋进行了处分，即“将房屋拆移到山景村，屋基由大队审批”，且上述内容已实际履行。房屋拆除后的屋基已收归所有，之后被告经村里同意在其上建成房屋。1991年被告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有关档案材料中记载取得依据为继承祖业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被告取得该处土地并建造房屋经所在村同意，并未侵犯徐立铭权益，故该土地使用权的登记结果并无不当。原告虽系徐立铭唯一继承人，但涉案土地及房产在其父亲在世时已自行处分，并非原告可继承的遗产，原告主张其父亲房屋系被告拆除及被告侵占其父亲宅基地依据不足，且与现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银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凯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颜虹英 ?*ArabicDash?-10-? ?*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