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杭拱知初字第18号原告：王驯。委托代理人：邓师群、郑梦远（实习）。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继业。委托代理人：林宝健、赖丹。第三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法定代表人：王晓平。委托代理人：林宝健、赖丹。原告王驯诉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像出版社）、第三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以下简称浙江婺剧团）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于2015年3月24日、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驯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师群、郑梦远，被告音像出版社委托代理人林宝健、赖丹，第三人浙江婺剧团委托代理人林宝健、赖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驯诉称，原告自1958年开始在浙江婺剧团担任编剧，期间根据传统剧目《万寿图》中《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情节整理改编成小戏《对课》。该戏于1959年在杭州首演，并获得毛主席“老一代不如新一代，神仙不如凡人”的评价。自1960年开始，《对课》数次在北京等地演出。《对课》剧本被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对课》，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小戏选》选录了《对课》作品，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行出版的1991年第4期《剧本》刊物也刊登了《对课》作品，其署名整理人皆为原告。原告在2014年5月出版的《20世纪浙江戏剧史》中看到对婺剧四折子戏的介绍，其中“《牡丹对课》，原名《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介绍内容让读者以为《牡丹对课》为原作。经多方了解，原告发现《20世纪浙江戏剧史》的此节内容介绍乃因被告出版、发行、销售的《牡丹对课》婺剧VCD、DVD。被告自1998年开始出版、发行、销售《牡丹对课》婺剧VCD，2010年又发行出版了《牡丹对课》婺剧DVD，其内容与原告的《对课》剧本完全一致。被告未经著作权人的同意擅自将《对课》改名为《牡丹对课》、且无整理人原告的署名，期间被告也未支付原告任何报酬。被告的行为不但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而且侵害了著作权人享有的作品修改权，进而侵犯了作品的完整权。时至今日，被告出版发行的《牡丹对课》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在优酷网、土豆网、56.com等视频网站上均能看到《牡丹对课》的视频，传播范围广。原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委托律师提起诉讼，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三万元，该合理支出应由侵权人承担。婺剧是浙江省第二大剧种，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告作为浙江专业的音像出版社，在出版发行《牡丹对课》时未尽到审查义务及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明显，侵权时间长，范围广，并导致浙江戏剧史的记载违背史实。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作为《对课》整理者的著作权，侵权情节较为严重，给原告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出版、发行、销售《牡丹对课》婺剧VCD、DVD。2.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声明，说明《牡丹对课》原名为《对课》，且原告为《对课》的整理者，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3.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音像出版社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请。1.不认同《对课》或者《牡丹对课》的著作权为原告所有。2.被告系根据与浙江婺剧团签订的版权转让协议书取得《对课》的发行权，若原告对著作权有争议，原告应该找浙江婺剧团。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被告与其签订合同，该剧目是在正常演出剧目中，从未有人对此提出有关著作权的异议。故以此可以认定《牡丹对课》的著作权人为浙江婺剧团而非原告。第三人浙江婺剧团述称，《牡丹对课》的著作权人是浙江婺剧团而非原告。《牡丹对课》油印剧曲本原稿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时浙江婺剧团组织了部分职工按自己的要求根据传统剧目《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改编而成，该原稿署名的也是浙江婺剧团。《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第4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据此应认定浙江婺剧团是《牡丹对课》的作者，享有《牡丹对课》的著作权。《中国民间小戏选》、《剧本》等刊物上刊登的署名为王驯的《对课》与《牡丹对课》原稿内容基本一致，并非是对《牡丹对课》的整理或改编，《对课》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经仔细对比，《中国民间小戏选》、《剧本》等刊物上刊登的署名为王驯的《对课》与《牡丹对课》原稿内容基本一致，仅在个别唱词上进行了细微改动，如原稿中的白牡丹的一句唱词“爹爹为何闷闷不乐”，《剧本》等刊物上的该句唱词变为“爹爹清早起来为何闷闷不乐”，与原稿相比仅增加了“清早起来”四个字；原稿中吕洞宾的一句唱词“我先前买过四味药材”，《剧本》中该句唱词变为“我刚才点过四味药材”，而《中国民间小戏选》中该句唱词为“我先前要买四味药材”，且不管是否是《剧本》或《中国民间小戏选》的失误，但这两种变动与原稿的意思基本一致。除了上述的两处改动外，其他几处细微改动均是将原稿中的某个唱词换成另一个字，并无任何实质性或创造性的改动。浙江婺剧团原稿改动地方很少，不涉及原则性改编，故这个改编是不成立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修改前的《著作权实施细则》中对改编的定义为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对整理的定义为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的已有文字作品或者材料进行条理化、系统化的加工，如古籍的校点、补遗等。浙江婺剧团的部分职工已根据传统剧目《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整理成了《牡丹对课》，《牡丹对课》已不是内容零散、层次不清的文学作品，且原告对《对课》的细微改动也并非独创性的改动，《对课》并不属于新的作品，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综上所述，《牡丹对课》是浙江婺剧团组织的部分职工根据传统剧目改编而成，且其油印原稿上署名的也是浙江婺剧团，浙江婺剧团是《牡丹对课》的著作权人。原告声称其整理改编的《对课》与原有作品《牡丹对课》内容基本一致，并不具有任何独创性，不符合著作权法所称作品的定义，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王驯为支持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兰溪市文化志》。证明原告为婺剧折子戏《对课》的改编整理人。2.《中国民间小戏选》。证明原告为婺剧折子戏《对课》的改编整理人。3.1991年第4期《剧本》复印件、《婺剧简史》复印件。证明原告为婺剧折子戏《对课》的改编整理人。4.《20世纪浙江戏剧史》。证明原告改编整理的婺剧折子戏《对课》著作权被侵犯的结果表现。5.《牡丹对课》VCD、DVD，证明被告出版发行的音像作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6.《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图书销售发票。证明原告为维权支付的合理费用。7.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刊物《大舞台》。证明婺剧名家朱元昊提及其所出演的婺剧剧目名称为《对课》而非《牡丹对课》。被告音像出版社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录像版权转让合同》。证明被告于1999年与浙江婺剧团签订《录像版权转让合同》，《牡丹对课》的版权为浙江婺剧团所有，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尽到审查义务，被告的生产及销售系合法进行，被告没有侵犯原告著作权。第三人浙江婺剧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牡丹对课》剧本。证明该原稿形成于1955年前后，且署名为浙江婺剧团，浙江婺剧团对此享有著作权。上述证据，经当事人质证，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王驯提交的证据被告音像出版社认为：证据１-3，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四本书上所描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若要证明原告为整理人，应该出具原告改编或创作的证据，或浙江省版权局的登记证明，故对此四本书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4，该证据对被告有利，证明对象与被告出版发行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证明是因为被告出版发行所导致的结果，该证据清楚地表明了改编整理者为被告。证据5，确系被告发行，但不侵权。证据6，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不认可，被告也可以向对方主张代理费，但被告不主张；对二份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缺乏法律依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原告主张无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侵权及原告享有著作权。第三人浙江婺剧团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音像出版社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被告音像出版社与第三人浙江婺剧团对原告王驯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二）被告音像出版社提交的证据原告王驯认为：证据非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浙江婺剧团认可其与被告签有该《录像版权转让合同》。本院认为：尽管被告音像出版社提交的《录像版权转让合同》系复印件，但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三）第三人浙江婺剧团提交的证据原告王驯认为：作者信息不明确，没有具体作者情况，完成作品日期也没有记录，故从该证据形式上看，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系由浙江婺剧团创作该剧本，这是浙江婺剧团在原告做改编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油印材料。被告音像出版社认为：著作权为浙江婺剧团，当时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已经审查了该剧本，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浙江婺剧团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浙江婺剧团留档保存的《牡丹对课》剧本油印本在第一页的下部记载“浙江婺剧团”，剧本内容共计7页，记载了唱腔与唱词，未记载整理者名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婺剧简史》记载：“《对课》，此剧是王驯同志根据婺剧《牡丹对课》、赣剧《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改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小戏选》第562页至第575页记载了《对课》（婺剧）的唱词，其中第575页记载“王驯整理”。中国戏剧家协会1991年第4期《剧本》杂志第77页至第80页记载了《对课》的唱词，其中第77页记载“王驯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兰溪市文化志》记载：“王驯，1958年5月入浙江婺剧团任编剧兼剧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婺剧传统剧目《对课》改编后，1959年在杭州首场演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20世纪浙江戏剧史》第279页记载：“《牡丹对课》，原名《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婺剧摊簧，浙江婺剧团整理演出”。2014年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出版的《大舞台》记载婺剧名家朱元昊在传统剧目《对课》等戏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999年1月4日，浙江婺剧团与音像出版社签订了《录像版权转让合同》，约定：浙江婺剧团对其编剧、表演的婺剧《牡丹对课》等五部作品享有著作权，浙江婺剧团将该五部作品的录像制品版权（含激光光盘）转让给音像出版社，由音像出版社发行，转让期为5年，转让费为6万元。1999年1月5日，音像出版社向浙江婺剧团支付了版权费6万元。音像出版社发行并出版了《牡丹对课》VCD、DVD。经比对，音像出版社发行并出版的《牡丹对课》VCD、DVD唱词内容与浙江婺剧团保存的《牡丹对课》剧本内容、中国戏剧家协会1991年第4期《剧本》杂志第77页至第80页记载的《对课》的内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小戏选》第562页至第575页记载的《对课》的内容除了个别唱词不同之外，内容基本一致。王驯在庭审中称其于1958年进入浙江婺剧团工作，1975年离开，剧本是浙江婺剧团的书记兼团长芦笑鸿让其改编的，导演是周越仙等，1959年郑兰香等在杭州主演了该剧，演出后毛主席讲“年轻一代胜于老一代，神仙不如凡人”。王驯聘请律师参加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30000元，还购买了相关图书。本院认为，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应当具备如下条件：（1）必须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2）是创作行为产生的，具有独创性；（3）具有可复制再现性。本案中，浙江婺剧团留档保存的《牡丹对课》剧本与中国戏剧家协会1991年第4期《剧本》杂志第77页至第80页记载的《对课》剧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小戏选》第562页至第575页记载的《对课》剧本均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因上述作品内容基本一致，故属于同一戏剧作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戏剧作品的权利归属。（一）涉案戏剧作品由谁创作完成。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举证予以证明，一般地，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作品原件、底稿、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小戏选》、中国戏剧家协会1991年第4期《剧本》杂志均记载了涉案戏剧作品“王驯整理”，浙江婺剧团提供的涉案戏剧作品油印本尽管没有记载“王驯整理”，但也未记载由他人整理，基于原告1958-1975年期间任职浙江婺剧团的事实，本院确认涉案戏剧作品系原告创作完成。（二）涉案戏剧作品是否属于法人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视为作者的要件包括：（1）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创作；（2）创作思想及表达方式须代表、体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3）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本案中，浙江婺剧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戏剧作品同时符合上述三项条件，故涉案戏剧作品不能认定为浙江婺剧团法人作品。（三）涉案戏剧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1）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本院认为，法律制度通常反映了一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时代特征，对系争权属的判定，同样不能脱离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其一，从宏观的社会现实角度来看，涉案戏剧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婺剧团作为事业编制单位，戏剧的创作需严格遵循行政审批程序，如根据上级单位下达的任务组织安排人员落实，原告在庭审中也表示剧本是浙江婺剧团的书记兼团长芦笑鸿让其改编的，故创作成果应归属于单位。其二，就二十世纪50年代的法律环境看，我国尚未建立著作权法律制度，其后最早可供参照的法律文件是1985年1月1日起生效、现已失效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该条例规定，用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名义或者其他集体名义发表的作品，版权归单位或集体所有。因此，完成工作任务所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的。其三，就具体作品创作而言，原告在庭审中称其于1958年进入浙江婺剧团工作，担任舞台监督兼创作，剧本是浙江婺剧团的书记兼团长芦笑鸿让其改编的，《兰溪市文化志》等出版物对原告的介绍也是1958年入浙江婺剧团任编剧等，因此，可以认定涉案戏剧作品是在浙江婺剧团组织下进行创作的，原告的身份为婺剧团的编剧，改编剧本也属于其本职工作范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涉案戏剧作品如需承担责任，浙江婺剧团责无旁贷。综上，涉案戏剧作品应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由原告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浙江婺剧团享有。原告要求被告发表声明说明原告是涉案戏剧作品的整理者并赔礼道歉，本院认为，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至于发表申明的载体，庭审中原告要求在《浙江日报》刊登申明，本院认为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钱江晚报》上刊登致歉声明更为适当。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应赔偿原告必要的经济损失（维权费用），根据原告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复印资料、购买图书等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为赔偿人民币4万元。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在《钱江晚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说明其出版发行的《牡丹对课》VCD、DVD的剧本整理者为原告王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钱江晚报》上公布本判决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承担。二、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驯人民币40000元。三、驳回原告王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王驯负担4048元，被告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47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具体金额由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燕山人民陪审员  樊晶晶人民陪审员  姜明珠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代书 记员  汪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