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冀0123行初12号 原告河北信为本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62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国辉，男，197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凤侠，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正定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正定县正定镇曙光路1号。 法定代表人姜保军，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边瑞林，正定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队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王天明，石家庄市正定成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河北信为本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为本公司）诉被告正定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大队）行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边瑞林、王天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国辉、徐凤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为本公司诉称：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单方终止《合同》并拆除正定县交通指示牌的行为违法；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补偿原告成本及损失费等共计166.07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促进经济发展，加快正定县交通设施建设，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原告与被告于2005年11月14日签订《合同》，约定：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安装交通指示牌，并由原告承担指示牌的材料费、制作费、运输费、安装费。被告同意原告在指示牌的背面版面上进行商业广告发布、经营活动等行为。原告拥有指示牌独家经营权，期限为十五年，如遇城区改造，需要拆除已设置的指示牌，被告应在拆除前5日内书面通知原告并在其他适当位置准许原告按拆除已设置的指示牌的数量重新设立同等数量的指示牌。并约定：如被告单方面提前终止原告的产权和广告经营权，被告负责赔偿由此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为：以原告当年单个广告牌子的平均收费标准乘以广告牌子总数再乘以合同约定期的剩余时间，再加上牌子设立时的成本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被告的要求进行建设和经营。被告以政策变化为由，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前提下，拆除了原告出资建设的交通指示牌，单方面终止了该《合同》的履行。 原告认为，原告2005在正定县建设交通指示牌，是为促进经济发展，加快正定县交通设施建设，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原被告签订了合同后，原告依被告的要求建设了交通指示牌，为政府的公共事业做出了巨大投资，被告应依双方合同的约定让原告在指示牌的背面进行商业广告发布、经营活动等。现被告因政策变化为理由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前提下，单方面拆除了交通指示牌，终止该合同的行为，既不符合政府的诚信原则，也无法律依据，且让原告遭受了巨大损失。原告与被告虽多次协商赔偿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交警大队辩称，因贵院受理原告河北信为本广告有限公司诉正定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行政合同纠纷一案，答辩如下：一、原告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受理范围，答辩人行为未违法。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二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十二种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2005年11月14日原告信为本公司与答辩人交警大队签订《合同》，有原告信为本公司安装交通指示牌，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等都进行了约定，属于《民事诉讼法》、《合同法》调整的范畴。2017年春、夏时节，正定县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时，答辩人交警大队按照正定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对不符合城市规划和影响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些广告牌匾进行拆除，是政府和不可抗力的原因所造成，答辩人的行为并非是行政行为，也并非是单方终止合同，故原告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受理范围，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二、原告要求“补偿”成本及损失166.07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所谓“补偿”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则而做的填补性规定，目的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失，通俗点说就是你没做错，但是为了公平，多少给人家受害人补偿点。2005年11月14日原告信为本公司与答辩人交警大队签订的《合同》对违约一方约定了赔偿。答辩人拆除牌匾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和违约，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根据法律规定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何况原告信为本公司提交的损失清单全是收据和白条，没有一份正式发票，更不能证实所提供的收据和白条与其安装的牌匾有关，故原告要求“补偿”成本及损失166.07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确实造成了损失也应以双方确认的价格或公估公司评估价格为依据，根据协议约定承担的是“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4日，被告交警大队为在正定县区域内设置“交通道路指示标志牌”，与原告信为本公司充分协商后，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的基本内容是“1、乙方（原告）依照甲方（被告）规划在正定县城区内为甲方建立新的交通指示标牌。2、乙方独家享有正定县城区内所有交通指示牌（已经建设和未来建设）背面的广告开发权。”并约定了乙方独家经营权期限为十五年。另外，还对所设置的交通指示牌的材料材质标准、指示牌的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都进行了约定。其中对甲方权利约定：“1、根据国家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方有权对乙方提出制作指示牌的版面设计、文字内容及技术标准。2、甲方有权对乙方施工的质量进行监督。3、甲方有权组织相关部门对指示牌工程进行竣工验收。4、如因街路名称的改变或城市扩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配合，必要时甲方要求乙方变更指示牌内容或重新选择设立指示牌的位置。5、乙方对指示牌的产权、独家经营权拥有十五年。”对违约责任约定：“1、如甲方单方面提前终止乙方的产权和广告经营权，甲方负责赔偿由此给乙方带来的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为：以乙方当年单个广告牌子的平均收费标准乘以广告牌子总数再乘以合同约定期的剩余时间，再加上牌子设立时的成本费（已有票据可查的凭证为准）。2、甲方发现指示牌需乙方维修维护时，应以电话加书面的通知形式告知乙方，乙方法人代表在书面通知书上签字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维修维护，工期由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另查明，2017年正定县县委县政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各道路、街道、建筑以及设施等统一进行了规划整治，原告设立的交通指示标牌也被拆除改造。2017年7月或者8月份被告电话口头通知了原告所设立交通指示标牌需要拆除。 本院认为，行政协议，也就是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在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的前提下，为达到特定行政法律后果与行政相对方的组织或个人签订的协议。其主要表现为：1、行政性。是指行政主体借助合同形式实现其行政目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行政主体在合同的缔结、变更和解除上享有许多行政优益权。2、合意性。行政合同的合意性区别于一般行政行为的单方性，是指行政合同是以合同双方的共同协商为成立要件。3、法定性。是指行政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必须遵循法律规范，行政主体不得实施法律禁止的行政合同行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并未体现出作为行政主体的被告所享有的“缔结、变更和解除”方面优益权，也不符合200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制定的建设部令126号《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方面规范，不符合行政合同构成要件。综上，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不符合行政合同构成要件，本案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原告信为本公司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河北信为本广告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韦会同 人民陪审员  刘婉鑫 人民陪审员  樊广圆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