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53民初3637号 原告：刘强，男，1988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解，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登平，男，1982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解，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广场北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6450680912R。 法定代表人：邓定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江，该院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漫林，重庆渝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强、刘登平与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解，原告刘登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解，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江、喻漫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强、刘登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的荣医调委（2017）17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02450元（医疗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12638元/年×20年=252760元、丧葬费67386元/年÷12个月×6个月=3369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误工费2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费事宜的住宿费1000元，共计352450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50000元，还需支付30245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的母亲张开凤因反复咳嗽、咳痰、胸闷于2017年7月6日11时33分到被告处就诊，经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低氧血症，随后张开凤即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张开凤住院期间，原告一直在医院对张开凤进行护理，虽然医疗治疗效果不明显，但是张开凤从住院到2017年7月8日22时前一直都神志清楚，精神状况良好。根据被告的治疗护理记录，张开凤在2017年7月8日22时被医院告知心累气促、呼吸困难，被告对张开凤采取面罩2L/min吸氧，22时37分，患者仍未好转，医嘱予以地西泮10mg肌注，并予以心电监护，23时36分，患者症状仍未缓解，医嘱予以50%葡萄糖20ml口服，23时45分，患者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医嘱仍是给予地西泮10mg肌注，予以50%葡萄糖静滴，这时病人喊救命，23时50分，患者突发意识障碍，呼之不应，病情急剧恶化，十多分钟后，患者生命体征测不出。原告认为，被告医生在治疗张开凤的过程中，诊断不明，态度急躁，不负责任，用药的适当性及计量均存在问题，且被告疏忽大意而未及时予以诊断治疗，延误了救治时机，被告的治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对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11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因原告在签署该协议时不清楚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利用其优势或原告的缺乏经验，在签订协议时致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显失公平，赔偿的金额明显低于法律规定赔偿的金额，且原告对于赔偿的内容及金额都存在重大误解，因此，原告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下所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理应被撤销。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德，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从人民调解协议书可看出，2017年7月9日张开凤刚死亡，原告就向荣昌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第一次调解的时候原告明确提出的调解金额为25万至30万元，2017年7月11日第二次调解明确提出的金额为15万至20万元，第三次才最终达成5万元的调解协议，通过调委会的三次调解原告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是非常的清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调委会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程序合法，签订调解协议双方自愿，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被告对张开凤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对张开凤也不存在赔偿责任，被告按有关的规定进行诊疗，并且对其病情和医疗过程中的风险也进行了告知。事发后，因张开凤的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被告提出通过尸体解剖来明确责任，原告也同意尸体解剖，后因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放弃尸体解剖，也就无法确定双方的责任，被告还因原告的放弃尸体解剖还承担了2000元的违约金，尸体解剖是原告自愿放弃的，调解是原告主动申请的，调解金额是原告自愿接受的，被告对张开凤的治疗是符合医疗规定不存在过错的，因此原告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的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6日11时许，张开凤因反复咳嗽、咳痰、胸闷3月余到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支气管炎？；2.低氧血症,呼吸性碱中毒合并代谢性酸中毒；3.高血压病？。入院后，被告对死者进行了相关检查及给予抗感染、解痉雾化、止咳等治疗。 2017年7月8日21时50分，患者张开凤突然心累，气促加重，经过抢救，张开凤于2017年7月9日00时50分死亡。死亡诊断为：1.肺栓塞？2.心源性猝死？3.窒息？4.Ⅰ型呼吸衰竭，呼吸性碱中毒合并代谢性酸中毒；5.左臀部慢性窦道形成伴感染；6.左胫骨近端陈旧性骨折伴腓总神经损伤；7.脊柱、盆骨结核？8.低蛋白血症；9.中度贫血。张开凤在住院期间产生住院医疗费3778.52元，门诊医疗费241.2元。 2017年7月9日1时20分，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昌元派出所接到匿名报警，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昌元派出所案（事）接报回执载明：“在昌元街道人民医院，报警人称，在昌元街道人民医院，其母亲因为支气管炎住院治疗，刚才在医院死亡，家属怀疑是医疗事故，寻求民警帮助。2017年7月6日13时左右，张开凤因支气管炎到人民医院治疗，2017年7月9日0时50分，医院宣布张开凤死亡，死者家属大儿子刘登平认为支气管炎不致命，怀疑是医疗事故，我所民警已协助报警人封存检查治疗档案，并通知法医进行下一步尸检工作”。 2017年7月10日18时37分，二原告与被告共同书写了《医疗事故争议尸体解剖申请书》，尸检机构为：西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2017年7月9日，原、被告双方共同申请了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双方经三次调解于2017年7月1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患者张开凤因咳嗽不适于2017年7月6日到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急性支气管炎，2.低氧血症，呼吸性碱中毒合并代谢性酸中毒。给予抗感染、对症治疗。7月8日4时53分突发心累、气促加重，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7月9日零时50分宣布临床死亡。为此，乙方对甲方的治疗方案提出异议，并提出赔偿要求，双方申请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该纠纷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被告）一次性补偿乙方（二原告）死亡补偿、安葬补偿、精神抚慰补偿等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二、死者在殡仪馆的停放费及尸体的运输费由甲方承担；三、双方申请尸解而未尸解的违约金由甲方承担；四、张开凤本次在甲方住院治疗所欠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预交的金额甲方不予退还；五、双方同意以上调解条款，此次补偿一次性了结，此后双方不得对此事向对方提出任何异议，乙方自愿放弃提起诉讼和追究甲方其他责任的权利，并且不能以此事为由妨碍对方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六、履行方式......;七、本协议一式三份......”。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末尾有原、被告、人民调解员、记录人签字，并盖有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2017年7月12日，被告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向原告刘登平支付50000元，并承担了殡仪馆停放费及尸体运输费等约定义务。 庭审中，原告称2017年7月9日张开凤死亡后，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复印了张开凤的相关病历资料（该病历资料未加盖医院印章），经与被告之后（2018年7月10日复印，该病历资料加盖了医院印章）复印的病历资料相比，被告篡改了病历，将入院体格检查中的“步入病房”改为“扶入病房”，将“呼吸平稳”，改为“呼吸急促”，将“自动体位”改为“半卧位”，2018年7月10日复印的张开凤病历资料中患者家属签名并非患者真实签名，系医院伪造的。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及被告存在过错，在庭审中提交了原告分别于2017年7月9日、2018年7月10日复印的两份病历资料。被告质证后认为：对被告加盖了医院院章的（即2018年7月10日复印的）病历资料无异议，对2017年7月9日复印的病历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原告提交的该份病历资料没有加盖医院的印章。 另查明，死者张开凤系农村居民户籍，原告刘登平、刘强系死者张开凤之子，死者张开凤丈夫及二原告父亲已于2013年去世，张开凤生前为肢体二级残疾。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住院病历、住院费发票、门诊发票、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昌元派出所案（事）接报回执、医疗事故争议尸体解剖申请书、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卷宗、重庆市荣昌区XX街道XX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残疾证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原、被告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符合撤销的情形。 调解协议有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的撤销原因如下：一是因重大误解订立；二是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或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订立《人民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存在显失公平，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荣医调委（2017）17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是否应对二原告的母亲张开凤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院作如下评判：本案中，原告主要是对《人民调解协议》中的第一条（即赔偿总金额）存在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同时，原告又认为被告存在过错，并主张了要求被告赔偿共计352450元（即医疗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252760元、丧葬费3369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误工费2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费事宜的住宿费1000元）。本院认为，在认定原告损失前，应先认定被告是否应对二原告的母亲张开凤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在诉讼中认为被告篡改张开凤的病历，应推定被告存在过错，并向提交了一份病历复印件（即原告陈述于2017年7月9日复印张开凤的病历资料）作为其主张的主要证据。通过庭审，并结合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即原告陈述于2017年7月9日复印张开凤的病历资料），不能证明其陈述的在民警在场情况下复印的该份病历资料，同时，该份病历资料也未加盖被告的印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未加盖印章的病历资料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陈述被告篡改病历并认为被告在治疗张开凤过程中存在过错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对原告的本次诉讼请求，因无充分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强、刘登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36元，减半收取计2918元，由原告刘强、刘登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 审判员  肖祥君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黎建有 书记员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