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7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瑞洲,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年献，浙江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艳杰,女,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凌彬,男,196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尹瑞洲为与被上诉人赵艳杰、陈凌彬民间借贷纠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6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瑞洲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年献，被上诉人赵艳杰、陈凌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尹瑞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赵艳杰、陈凌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在尹瑞洲和陈凌彬及配资公司金智慧的指定银行账户6236××××5042、朱旭敏账户（对应的银行账号是6222××××3066，相对应的股票账户户名：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海靖江中路营业部朱旭敏×××07）的资金往来明细（包括银证转账明细）真伪及股票账户实际控制人（股票账户登录的ＩＰ地址）对案情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由于第一次尹瑞洲账号书写错误，恳请法官重新调取朱旭敏真实的银证账户转账明细），原一审法官驳回尹瑞洲对于财通证劵朱旭敏（真实的股票账户×××07）银证转账明细及股票账户实际控制人（股票账户登录的ＩＰ地址）的调取申请。最终，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中以银行汇款凭证为由，对尹瑞洲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对重要证据的认定存在随意性与片面性，其对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导致作出不公判决，严重损害了尹瑞洲的合法权益。二、一审中确认尹瑞洲的相关汇款就是归还陈凌彬、赵艳杰所谓的“借款”不正确。在一审庭审中，尹瑞洲并未确认上述汇款就是归还所谓的“借款”，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尹瑞洲与陈凌彬之间只存在合作买卖股票关系，尹瑞洲只是因为陈凌彬资金紧张，及时给付了双方股票账户共同亏损的属于自己这方所负的部分款项，除此之外，双方根本不存在其他经济关系。因此，如果说尹瑞洲与陈凌彬、赵艳杰存在经济关系的话，那只有合作买卖股票关系了。所以，尹瑞洲在一审庭审时指出，涉案款项尹瑞洲转给陈凌彬、赵艳杰的汇款凭证，绝对不是尹瑞洲归还陈凌彬、赵艳杰的借款。一审法庭据此将该汇款凭证是否属于归还借款的举证责任转嫁到尹瑞洲身上是轻率的。现尹瑞洲有新的证据证明及申请新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尹瑞洲的相关汇款不是归还所谓的“借款”，而是对于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的结算。三、陈凌彬、赵艳杰应该提供证据以证明借贷关系而非仅仅是转账事实的存在，一审法庭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严重不公。本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但原告只有汇款凭证而没有被告的借条，从形式上看，陈凌彬、赵艳杰未能举证证明尹瑞洲向其出具过涉案争议款项的借条或其他协议，不能直接证明陈凌彬、赵艳杰和尹瑞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实质意义上看，陈凌彬、赵艳杰也未能举证证明陈凌彬、赵艳杰与尹瑞洲就诉争款项达成过借贷合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不存在借贷事实，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陈凌彬、赵艳杰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事实依据。从陈凌彬、赵艳杰提供的证据看，只能证明陈凌彬、赵艳杰通过银行向尹瑞洲划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尹瑞洲因资金缺乏而向陈凌彬、赵艳杰借款的事实，更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过借贷合意。退言之，就算汇款凭证就是陈凌彬、赵艳杰给尹瑞洲所转的款项，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诸多判例，光有转账凭证根本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条明确要求出借人应该提供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注而非仅仅是转账事实）存在的证据。具体到本案，既然陈凌彬、赵艳杰说是借款，就应该提供借条或者其他相关证据，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但其只是提供了转账事实的证据，故其诉请不应得到法庭支持。可令人费解的是，一审法庭却将是否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强加于尹瑞洲，这显然极不公平。四、从生活常理角度分析，即便是借钱，尹瑞洲也不可能向陈凌彬、赵艳杰29次大额借款，都没有出具借条，并且如果是三万五万的相对整数还说得过去，但每一次都是有尾数几元几角的借款（与对应的股票账户每一天所亏损的金额一模一样），因此，陈凌彬、赵艳杰称相关款项系借款的说法明显悖于常理，很难让人信服。 被上诉人陈凌彬、赵艳杰答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所谓的新证据，就是9月9号草签的这份协议是一份不应该出现在法庭上的证据，因为这份证据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赵艳杰同意并签字才能生效的。当时赵艳杰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份协议的，所以这份协议就一直没有履行，有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尹瑞洲与金智慧签订的配资协议，是个人行为，与陈凌斌无关。从合法性还有安全性以及资金成本来看，出借、甚至或者是借用人家的证券帐户，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证监会早在2005年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没必要去以身试法。另外从融资成本、资金成本还有安全性角度来看，用自有资金炒股或者是借用亲朋好友的资金炒股甚至在证券账户上面进行融资融券操作，都比配资合伙炒股要划算，只要稍微具备一点知识的人都不会去做这项事情的。至于出现这些数额的借款，上诉所称是双方合作股票账户上应该承担的亏损没有事实支持，因为尹瑞洲当时说的是借款，在一审法庭现在又说是应该承担的亏损。用借款次数的多少来衡量是不是借款没有依据。还有就是所谓的双方证人没有在一起调解过，其实协调调处的过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包括证人在内，有在一起协调的，有没有在一起协调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赵艳杰、陈凌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尹瑞洲偿还本金354.4万元，并自银行转账之日起至起诉日止按月利率1.5%分别支付每笔本金的利息共计55万元，起诉日后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仍按月利率1.5%的标准按实际天数计算；2、尹瑞洲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陈凌彬先后29次向尹瑞洲银行账户汇款570万元，期间还款四次共55.6万元，余款514.4万元。陈凌彬诉至法院后，尹瑞洲又归还1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对于未签订借款协议是否就不存在借款合意，需要对个案进行分析。本案陈凌彬通过其妻账户汇款570万元给被告尹瑞洲，尹瑞洲汇回55.6万元，根据尹瑞洲抗辩是陈凌彬与尹瑞洲合伙炒股，但也没有合伙协议，且根据尹瑞洲的陈述，是借用案外人朱旭敏账户进行炒股，而事实不存在这样的账户，因此尹瑞洲的陈述没有事实映证，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尹瑞洲一边声称该汇款为合作炒股，但在起诉后又归还160万元。尹瑞洲虽在庭审中称，支付给赵艳杰、陈凌彬的160万元不是归还借款，而是借款，尹瑞洲却未让赵艳杰、陈凌彬出具借条，明显不能自圆其说。综上，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尹瑞洲应归还未归还部分借款。作为民间借贷，未有书面借款依据，也无证据证明是有息借款，因此，本借款认定为无息借款，可从起诉之日起要求尹瑞洲支付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因为该借款无书面借据，借款期限无法确定，但不影响赵艳杰、陈凌彬随时主张权利。赵艳杰、陈凌彬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予以支持；尹瑞洲抗辩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尹瑞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赵艳杰、陈凌彬借款3544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8月3日起按年利率4.35%计至付清日止；二、驳回赵艳杰、陈凌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552元，由尹瑞洲负担35152元；赵艳杰、陈凌彬负担4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尹瑞洲提交的证据有：1.经济纠纷调处协议一份；2.王青的证人证言（王青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案涉款项只是因为合作炒股而产生，不是借款。 赵艳杰、陈凌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王青的证言回避了这份协议成立的先决条件。另外他对这份协议的私自处置方式违背了朋友道义。不认可协议以及对方的证人证言，协议没有生效，是自动作废的协议。 赵艳杰、陈凌彬提交的证据有：黄道长的证人证言（黄道长出庭作证），用以证明经济纠纷调处协议最终并未生效。 尹瑞洲发表质证意见称：不管从客观情况还是从道理来讲，假如说是借款的话怎么会签一份协议说，500多万的借款，先还160万元，再加50万元，陈凌彬也会签字，陈凌彬是私自用赵艳杰的账户打款的，所以即使赵艳杰未签字，该协议应该也是生效的。 此外，尹瑞洲二审期间申请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海靖江中路营业部朱旭敏股票账户×××07的登录信息和银证转账明细进行调查，以证明案涉款项只是因为合作炒股而产生，不是借款。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证据采信：鉴于双方就经济纠纷调处协议各自申请了在该协议签名的其他两人作证，且证言相互矛盾，本院对上述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评判认定：首先，经济纠纷调处协议在一审期间，且是开庭之前就已经形成，双方在一审期间均未提及，尹瑞洲也未作为一审证据提交，现提交的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其次，该经济纠纷调处协议涉及到赵艳杰的财产，在未得到赵艳杰认可的情况下，他人无权处分赵艳杰的财产；再次，该协议签订至今将近一年，未有证据证明该经济纠纷调处协议得到了实际履行。综上，上述相关证据与案涉款项性质的认定无关，不能证明本案款项系合伙炒股引起，本院将依法认定相关当事人就案涉款项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调取证据的申请，知道股票账户及相应密码的人员均有可能登录账户，银证转账明细反映的是款项在股票账户和银行账户之间的往来情况，借款亦存在出借人按照借款人要求的数额及次数进行支付的可能，故上述要求调取的证据内容与款项性质的认定无关，对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赵艳杰、陈凌彬就案涉款项主张和尹瑞洲存在借贷关系能否成立。首先，现有证据表明尹瑞洲确实收到了赵艳杰、陈凌彬交付的款项，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及尹瑞洲的抗辩，尹瑞洲应就该转账用于合伙炒股承担举证责任。然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书面合伙协议，尹瑞洲对于合伙所涉基本事项，包括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均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尹瑞洲就其支付给赵艳杰、陈凌彬的几笔款项及金额不能证明和炒股有关。同时，本院注意到，尹瑞洲在起诉之后还支付了160万元，其一审时称该款是出借给陈凌彬的借款，二审时又称该款是自身应承担的炒股亏损，但对于交付金额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依据，且与之前陈述也相互矛盾。有鉴于此，当事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应认定更符合有借有还的借款特征。由上，尹瑞洲收取赵艳杰、陈凌彬款项后，不能证明系因其他债务所致，且存在还款情况，故对赵艳杰、陈凌彬就案涉款项关于和尹瑞洲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尹瑞洲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尹瑞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152元，由尹瑞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