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兢，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陈小嫦。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文韬，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卓讯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宋文韬，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丹，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王兴伟，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杨祥富，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上诉人李文兢、宋文韬、广州市卓讯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讯盟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王兴伟、原审第三人杨祥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文兢（乙方）与卓讯盟公司（甲方）、宋文韬（丙方）签订《顾问协议》，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首席顾问，为甲方开展业务提供技术及管理方面的咨询；丙方保证：本合同签署、生效时，丙方持有甲方95%股权；丙方以150000元价格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甲方股权，丙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为：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甲方百分之十股权；乙方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款项；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乙方离开甲方公司，丙方都不需要向乙方退回上述购买股权的全部资金；甲方及丙方须在乙方入职后第6个月（即2011年6月1日-2011年6月30日）内完成股权转让总额百分之五十（即甲方百分之五的股权）的股权变更手续；甲方及丙方须在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剩余的股权变更手续；如果乙方入职后第七个月至2012年3月31日内，公司股权结构作出另外调整，当丙方剩余股权低于全公司股权的70%时，则甲方和丙方先完成乙方剩余股权（即甲方百分之五的股权）的变更手续后再做其他股权调整；甲方、丙方保证公司其他股东已经同意乙方受让公司上述股权；乙方自本协议生效至2014年3月31日前，不得主动离开甲方公司或拒绝为甲方公司提供服务，否则须无偿将所获得的股权退回丙方；但乙方任职期间内应享有的股权分红不受此影响；乙方加入甲方第一年按10%股权进行分红，根据全年利润结合股权，取得应分红的3/4；本协议各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本协议，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除了要继续履行合同外，其他方还有权要求其赔偿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并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支付违约金30000元等。《顾问协议》中记载签字日期为2011年1月1日，李文兢及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均当庭表示上述《顾问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1年4月底5月初期间。李文兢称《顾问协议》是在宋文韬选定的一个饭店进行签订，并主张在签约现场已以150000元现金的方式将股权转让款交付宋文韬，现场只有李文兢及宋文韬二人，且《顾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乙方（李文兢）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款项”，宋文韬此后亦从无向李文兢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明李文兢已履行了向宋文韬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的义务。宋文韬否认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主张《顾问协议》中约定了“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乙方离开甲方公司，丙方能都不需要向乙方退回上述购买股权的全部资金”，表明了李文兢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李文兢提交了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的（2013）粤广广州第201973号公证书，内容为李文兢申请对其电子邮箱liwenjing@gzpia.com、13580339267@139.com、leewenjing@139.com内的邮件内容进行公证，其中2012年4月6日发件人lanjuan向李文兢及宋文韬发送邮件，主题为“请李文兢确认2011年奖金数据”，其中分红奖金：84008.41（2011年净利润）×3/4×10%=6300.63元；2012年3月29日发件人139××××8947向李文兢发送主题为“关于李文兢2011年度奖金及年度分红的计算”的邮件，并抄送了王兴伟，内容包括“分红的计算依据为：2011年公司利润去除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再去掉2012年1月份已经发给文兢的2万元奖金（当时是以借款的名义支付的）作为公司纯利润，取出纯利润的10%发放”。宋文韬及卓讯盟公司认为即使公司曾以奖金或分红的方式向李文兢支付有关款项，也能证明李文兢就是公司的股东。李文兢主张从2010年11月开始与卓讯盟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从2011年4、5月间签订《顾问协议》之后李文兢以股东身份负责安全部及其他部门高端项目的咨询、业务的拓展等，担任首席顾问一职；后因宋文韬于2013年9月30日以口头形式要求李文兢离开公司，李文兢已与卓讯盟公司终止劳务合同关系。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则认为李文兢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任何决策，李文兢从事的都是每月支付8000元工资的顾问工作，且李文兢称系宋文韬、卓讯盟公司的原因终止劳务合同关系，并无证据予以证明。王兴伟认为，在其进入卓讯盟公司之后，据其了解李文兢对外是以顾问的身份进行工作，但不是股东身份。宋文韬、卓讯盟公司提交了卓讯盟公司于2010年12月14日、2013年2月26日形成的公司章程，两份章程均载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其中，2010年12月14日的公司章程载明卓讯盟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100000元，其中宋文韬出资4845000元，占出资比例95%，杨祥富出资255000元，占出资比例5%。2013年2月26日的公司章程载明卓讯盟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500000元，其中宋文韬出资6800000元，占出资比例80%，王兴伟出资1700000元，占出资比例20%。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主张宋文韬向李文兢转让出资时并未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的同意。李文兢认为在与宋文韬、卓讯盟公司签订《顾问协议》之时，宋文韬占出资比例95%，已经超过股权过半数，而且在《顾问协议》中也约定了“甲方、丙方保证公司其他股东已经同意乙方受让公司上述股权”，当时公司的另一股东杨祥富是同意李文兢受让宋文韬的部分股权。另查明，（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875号李文兢诉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文兢基于同一份《顾问协议》请求卓讯盟公司向李文兢支付尚未结算的奖金320000元并支付延迟给付奖金的利息，以及违约金30000元。宋文韬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于2013年12月11日的庭审过程中，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在提交了“李文兢2012年1月1日至12月份的工资奖金表”，用于证明李文兢已签订2011年年终奖金和分红；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并提交了公司增资资料，主张李文兢作为公司股东没有按照出资比例缴纳出资。宋文韬、卓讯盟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中出现了“分红”的字眼，目的是为了配合李文兢避税，不能证明李文兢实际取得了公司分红，因为卓讯盟公司至今没有召开关于分红的股东会，不存在分红的条件。王兴伟亦表示至2013年底，卓讯盟公司从来没有召开过关于分红的股东会，只是召开过股权转让、增资的股东会。再查明，卓讯盟公司系成立于2004年9月11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宋文韬。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于2008年3月31日作出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记载，卓讯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艳菊变更为宋文韬；股东变更前情况：聂某出资200000元，占出资比例20%；宋文韬出资800000元，占出资比例80%；变更后股东情况为：代之旺出资50000元，占出资比例5%；李燕山出资50000元，占出资比例5%；梁某出资50000元，占出资比例5%；宁某出资20000元，占出资比例2%；宋文韬出资780000元，占出资比例78%；杨祥富出资20000元，占出资比例2%；郑桂件出资30000元，占出资比例3%。2010年12月16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作出《公司变更（备案）记录》，卓讯盟公司的注资资本由1000000元变更为5100000元；股东情况变更为宋文韬出资4845000元，占出资比例95%；杨祥富出资255000元，占出资比例5%。2011年9月16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作出《公司变更（备案）记录》，卓讯盟公司的股东情况变更为宋文韬出资4080000元，占出资比例80%；王兴伟出资1020000元，占出资比例20%。2013年3月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作出《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卓讯盟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100000元变更为8500000元；变更后股东情况为：宋文韬出资6800000元，占出资比例80%；王兴伟出资1700000元，占出资比例20%。2014年4月30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作出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记载，卓讯盟公司的资金数额由8500000元变更为20000000元。据卓讯盟公司目前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0000000元，其中宋文韬出资16000000元，王兴伟4000000元。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于2014年10月10日提供的《商事登记信息》，载明卓讯盟公司的注册资本20000000元，实收资本8500000元，股东为宋文韬及王兴伟。李文兢表示在签订《顾问协议》之后卓讯盟公司发生股权转让以及增资的情况，均未通知李文兢。另外，经原审法院向李文兢释明，本案案由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李文兢表示诉讼请求不变更。李文兢原审诉讼请求为：1.李文兢依法持有卓讯盟公司10%的股份（协议约定价值为150000元）；2.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为李文兢办理股权登记手续；3.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向李文兢公开2011年、2012年、2013年公司的财务信息、合同信息、公司章程、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审计报告等股东有权知晓的信息；4.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向李文兢支付违约金3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宋文韬、卓讯盟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即是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李文兢主张其与宋文韬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是事实股东为由向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主张确认其股权比例为10%，并要求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则否认李文兢已交付股权转让款，并主张宋文韬将股权转让给李文兢并未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李文兢是否已向宋文韬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已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二、宋文韬向李文兢转让股权是否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关于李文兢是否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李文兢与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三方签订的《顾问协议》已清楚约定：丙方以150000元价格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甲方股权，丙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为：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甲方百分之十股权；乙方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款项。根据上述约定，可以反映三方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宋文韬将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文兢，李文兢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给宋文韬。宋文韬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顾问协议》签名确认即可视为认可“乙方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款项”的条款。现宋文韬否认收款该笔款项，却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条款的约定。而且，《顾问协议》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乙方离开甲方公司，丙方能都不需要向乙方退回上述购买股权的全部资金”，该条款不能推导出李文兢实际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宋文韬关于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接纳，故可确认李文兢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给宋文韬的义务。关于李文兢是否实际已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的问题，首先，李文兢在卓讯盟公司担任首席顾问一职，各方对此并无异议。其次，根据李文兢提交的《公证书》，其中内容包括了2011年年终奖金及分红的邮件往来，结合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李文兢2012年1月1日至12月份的工资奖金表”以及庭审陈述，可证实李文兢已领取了2011年度的分红，并且该分红的计算方式是按照《顾问协议》约定的“乙方加入甲方第一年按10%股权进行分红，根据全年利润结合股权，取得应分红的3/4”，而且相关的邮件亦抄送给了宋文韬及王兴伟，宋文韬及王兴伟对李文兢取得10%的公司纯利润并无提出异议。至于宋文韬称“红利”的表示是为了配合李文兢避税，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李文兢担任卓讯盟公司的一定职务并按照10%的股权比例领取公司分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定，可证明李文兢已事实上以股东身份参与卓讯盟公司的经营。关于宋文韬向李文兢转让股权是否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以及卓讯盟公司的章程均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虽然并无证据证明李文兢与宋文韬于2011年4、5月间签订《顾问协议》进行股权转让时已经过当时公司另一股东杨祥富的同意，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也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杨祥富已放弃作为卓讯盟公司股东的身份，于2011年9月16日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兴伟，杨祥富并未对宋文韬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李文兢的行为提出异议，可见宋文韬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李文兢并未损害杨祥富的合法权益。至于王兴伟主张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李文兢于2011年4、5月间签订《顾问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受让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王兴伟是在李文兢之后进入公司成为公司股东，而且王兴伟至今未以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份《顾问协议》，故对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及王兴伟提出李文兢受让公司股权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进而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接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李文兢与宋文韬、卓讯盟公司签订《顾问协议》，该协议书已明确约定李文兢向宋文韬支付15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从宋文韬处受让股权后持有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但是，上述协议签订后，卓讯盟公司于2013年3月4日注册资本由5100000元变更为8500000元，于2014年4月30日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000元。卓讯盟公司的两次增资行为李文兢并未参与，并未追加出资，在此情况下，李文兢现诉请确认其持有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违背公平合理原则，原审法院予以调整。李文兢持有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之时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100000元，李文兢占出资比例10%相当于出资510000元。现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故李文兢所占出资比例应为2.55%（510000÷20000000=0.0255），宋文韬所占出资比例应为77.45%（80%－2.55%=77.45%），王兴伟所占出资比例不变。李文兢诉请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为李文兢办理相关股权登记手续，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李文兢要求宋文韬、卓讯盟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元的问题，李文兢在（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875号案件中基于同一份《顾问协议》亦要求宋文韬、卓讯盟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元，该诉讼请求法院已经进行处理。李文兢在本案中依据同一合同条款又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不予调处。至于李文兢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的问题，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故本案不予调处，李文兢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李文兢持有卓讯盟公司2.55%的股份。二、宋文韬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卓讯盟公司2.55%的股权过户至李文兢名下。三、卓讯盟公司协助李文兢、宋文韬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驳回李文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公告费1000元，共计4900元，由李文兢负担1100元，由宋文韬负担3800元。判后，李文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为；李文兢要求宋文韬和卓讯盟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元的请求，法院在另案已经处理，因此李文兢在本案中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调处。李文兢认为该认定与处理存在错误。《顾问协议》中包含了李文兢、宋文韬以及卓讯盟公司三方。在（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875号案中，卓讯盟公司负有向李文兢支付奖金的义务而未履行，违约主体是卓讯盟公司，因此法院判决卓讯盟公司向李文兢支付违约金。而在本案中，根据《顾问协议》，宋文韬及卓讯盟公司均负有为李文兢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而未履行，因此二人均违约。即使法院在（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875号案中已经判决卓讯盟公司支付违约金，在本案中仍应当判决另一违约主体宋文韬支付违约金30000元。综上所述，李文兢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判令宋文韬向李文兢支付违约金300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宋文韬、卓讯盟公司负担。宋文韬答辩称：宋文韬并未违约，不应向李文兢支付违约金，因此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由李文兢向宋文韬支付违约金30000元。卓讯盟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未关注核心证据导致错判。根据《顾问协议》第4.7条的约定，李文兢于2013年9月主动离开我公司后，卓讯盟公司多次催促，其均没有再为公司提供过任何服务。另外，在（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875号案中，李文兢在未同公司协商也未经公司许可的前提下，擅自以调查取证的名义，由越秀区法院发函到公司唯一客户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地市公司调取合同，对卓讯盟公司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导致大量合同流失，造成卓讯盟公司极大的经济损失。卓讯盟公司认为李文兢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因此，李文兢应无偿将股权退回宋文韬，现因股权尚未转让，故股权转让的约定无需履行。二、原审判决缺乏事实根据。双方发生现金交易时理应由收款方出具收款收据，李文兢没有收据显然不合常理，相识时间亦短，也不存在信任基础。是否支付合同款也不可能作为合同条款载入合同中。卓讯盟公司根本没有收到李文兢的150000元购买资金。李文兢此行为的目的在于欺骗他目前任职的学校。三、原审法院对股份处理业务不熟悉，判决难以执行。办理股份变更中间一系列程序性事务相当繁琐，审批事项非常多，时间跨度必然较长，原审法院要求卓讯盟公司10日内未对方完成股份转移，显属不合理。故，卓讯盟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卓讯盟公司诉请。原审第三人王兴伟对李文兢的上诉陈述意见表示：李文兢与宋文韬的股份往来，王兴伟作为第三人并不清楚，也不同意股份转让给李文兢。李文兢的上诉，与王兴伟无关。原审第三人杨祥富无答辩。宋文韬与卓讯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顾问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审法院对上述协议中关键条款的遗查，导致误判。2013年9月李文兢即离开公司，此后再未提供任何服务，已经违反合同约定，依照约定视为其主动放弃主张股权的权利，需退回股权，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也无需再为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三、李文兢系单方违约。李文兢在未通知卓讯盟公司任何管理人员的情况下离职，属于单方违约，须向宋文韬、卓讯盟公司赔偿违约金30000元。综上，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李文兢的原审诉讼请求；2.判决李文兢单方违约，按《顾问协议》需要向宋文韬、卓讯盟公司支付违约金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文兢负担。李文兢答辩称：李文兢认为宋文韬违约，李文兢成为了公司股东，理应办理工商变更，宋文韬违约则应支付违约金。原审第三人王兴伟陈述意见表示：没有意见，同意宋文韬、卓讯盟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杨祥富无答辩。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文兢与卓讯盟公司、宋文韬签订的《顾问协议》明确约定，宋文韬向李文兢转让其持有的卓讯盟公司的10%的股权，并约定了转让对价为150000元，转让完成后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李文兢离开卓讯盟公司都无需退回购买股权的全部资金。该约定是李文兢与宋文韬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已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意见。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在该《顾问协议》中也承诺公司其他股东已经同意李文兢受让上述股权。而当时的另一股东杨祥富自始至终均未提出异议，也未主张优先购买权。因此，该协议成立生效后，在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成就时，李文兢当然获得了宋文韬所持有的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此份《顾问协议》系李文兢获得股权的源泉证据。虽然此后未经工商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其已发生对内约束力，足以约束公司及股东。而在该《顾问协议》中已明确确认李文兢已以现金方式支付该款项。无论事实情况如何，此种陈述实际上可视为双方以约定方式确认李文兢已履行付款义务，宋文韬不再以任何方式就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向李文兢主张权利。同时，《顾问协议》也约定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李文兢离开卓讯盟公司都无需退回购买股权的全部资金。因此，李文兢是否已支付15万元股权转让款并非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顾问协议》约定，李文兢自协议生效至2014年3月31日前，不得主动离开卓讯盟公司或拒绝为卓讯盟公司提供服务，否则须无偿将所获得的股权退回宋文韬。现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李文兢已于2013年10月开始不在卓讯盟公司工作，并由此引致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纠纷。故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李文兢离开卓讯盟公司后是否仍是卓讯盟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权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李文兢主张，其离开卓讯盟公司系卓讯盟公司、宋文韬主动要求其离开，其主要证据是2013年7月到9月卓讯盟公司没有向其发放工资。对此，卓讯盟公司和宋文韬予以否认，主张已通过关联公司安某公司向其发放了2013年8月、9月的工资。李文兢确认曾收到安某公司支付的工资，也确认其并未在安某公司任职。因此，本院采信卓讯盟公司和宋文韬的陈述，认定卓讯盟公司已向李文兢支付了2013年8月、9月的工资。因此，李文兢所述卓讯盟公司、宋文韬以不付工资为铺垫、逼迫其离开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李文兢既然主张系卓讯盟公司和宋文韬主动要求离开，那么理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从常理来说，合同已经约定如其主动离开，则要返还股权。因此，如果系卓讯盟公司和宋文韬采取各种手段逼迫李文兢离开，李文兢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理应保留相关证据。但从现有情况来看，李文兢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被迫离开，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被迫离职一事向卓讯盟公司或宋文韬提出过异议。故本院采信卓讯盟公司和宋文韬的陈述，认定李文兢系主动离职。在此情况下，根据《顾问协议》的约定，显然李文兢应将其所持有的卓讯盟公司的股权返还给宋文韬，其自离开之日起不再持有卓讯盟公司的股权，不再是该公司的股东。因此，李文兢要求确认其现依法持有卓讯盟公司10%的股权，并要求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手续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由于李文兢系自行离开卓讯盟公司，宋文韬和卓讯盟公司未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符合合同约定，不构成违约。李文兢主张宋文韬和卓讯盟公司向其支付30000元违约金无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文兢是否存在单方违约，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在原审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主张李文兢的违约责任，故本院对宋文韬、卓讯盟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30000元违约金的诉请不予审理和调处，宋文韬和卓讯盟公司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李文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宋文韬、卓讯盟公司上诉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上诉理由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李文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上诉人李文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李文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