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9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59539319L。 法定代表人：陈青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东岳，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妍，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贵建筑机械租赁站。住所地。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学源街**学源大厦**会信用代码：92330101MA2BLR7F6R。 经营者：魏建强，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臻，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贵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五贵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0106民初2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浙0106民初2959号民事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五贵租赁站对信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五贵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五贵租赁站一审提供的租金计算清单、发货单、还货单系其单方制作，没有信达公司盖章，也没有相应授权人的签字，不能证明五贵租赁站向信达公司提供租赁设备。赔损垫付明细表上的签字人王永祥不是信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信达公司确认租用情况与各项费用，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五贵租赁站和信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信达公司不是案涉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相对人，信达公司是海宁口岸联检楼项目的承建方，就该项目，项目经理唐情康与信达公司签署内部承包协议，并由唐情康实际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信达公司为主体产生的全部合同均由信达公司盖章确认，而五贵租赁站提供的结算单、发货单上都没有信达公司的公章，因此五贵租赁站与信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对信达公司一审提交的委托支付函未予认定，该份委托支付函由唐情康于2015年8月3日出具，委托信达公司代为支付给五贵租赁站10000元，信达公司根据委托支付函向五贵租赁站支付款项，此种代支付情形在建设工程项目中属于普遍情况，并不能够证明信达公司与五贵租赁站存在设备租赁关系。银行转账凭证、发票只能证明信达公司曾向五贵租赁站付款，但不能证明付款的法律原因。委托支付函是信达公司付款的原因，只能证明信达公司系受托支付，但不能证明唐情康向五贵租赁站付款的原因，不能因为唐情康委托付款就认为其是承租人。三、施工联系单的主体和内容都与案涉租赁合同无关，上面虽有王永祥的签字，但其既非项目负责人又非信达公司员工，不能以此推定王永祥为案涉工程管理人员。联系单上虽然有信达公司工程部的印章，但工程部印章一般只用于工程资料等管理性事务，没有对外签约之功效，不能以此推定王永祥有权代表信达公司对租费、运费、赔偿费等租赁事宜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信达公司与五贵租赁站之间既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建筑设备租赁关系，信达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上诉人五贵租赁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五贵租赁站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诉讼主张，一审判决对所有证据的认定均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五贵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信达公司支付五贵租赁站租金及杂费314715.2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1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租金付清之日止）；2.信达公司归还五贵租赁站钢管966米、扣件33515个、套管280条，如信达公司不能归还，则支付赔偿金131581元,上述租赁物归还前的租金仍需支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3.信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达公司系嘉兴内河港海宁港区环城河（海昌）作业区码头房建（口岸联检大楼）工程承包方，其与唐情康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唐情康为该工程项目经理。2014年，五贵租赁站陆续向信达公司工地提供钢管、扣件、套管。信达公司于2015年8月6日支付租金1万元。2015年11月5日，该工程管理人员王永祥确认：截止2015年10月12日，信达公司应付租金及杂费合计281886.46元。2016年4月25日，王永祥再次确认：信达公司尚有钢管966米、扣件33515个、套管280条未归还，赔损金额共计106218元，垫付运费25363元，以上合计131581元。 一审法院认为，五贵租赁站虽未与信达公司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唐情康作为信达公司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向五贵租赁站租赁建筑设备用于案涉工程，且信达公司曾向五贵租赁站支付部分租金，可以认定唐情康的缔约行为系代表信达公司，故五贵租赁站、信达公司之间租赁合同成立。根据五贵租赁站提供的施工联系单，王永祥系案涉工程管理人员，五贵租赁站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信达公司对租费、运费、赔偿费等租赁事宜予以确认，且王永祥签署的结算单中的相关价格基本合理，故该院对租金计算清单、赔损垫付明细表中的内容予以确认。截止2015年10月12日，信达公司欠五贵租赁站的租金及杂费共281886.46元，2015年10月13日至2016年4月20日期间，未归还钢管、扣件、套管的租金为32828.81元，合计为314715.27元，信达公司已支付10000元，尚欠304715.27元，信达公司应予支付。信达公司逾期支付租金，应赔偿五贵租赁站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五贵租赁站要求信达公司支付租金及杂费，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院予以支持。信达公司尚有部分钢管、扣件、套管未归还，五贵租赁站有权要求信达公司归还，如信达公司不能归还上述租赁物，应按双方确认的赔损价格131581元予以赔偿。信达公司归还五贵租赁站上述租赁物前，仍应按双方约定标准计付租金。综上所述，五贵租赁站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二条、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信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贵租赁站支付租金及杂费共计304715.2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1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租金付清之日止）；二、信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贵租赁站返还钢管966米、扣件33515个、套管280条；如未能按期返还，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五贵租赁站赔偿损失131581元；三、信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贵租赁站支付上述第二项租赁物的租金（按钢管每天每米0.0071元、扣件每天每个0.005元、套管每天每条0.005元的标准，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租赁物返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22元，由信达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信达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其为证明上诉主张，申请唐情康到庭说明情况，证明本案租赁事项与信达公司无关。经质证，五贵租赁站认为唐情康与信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说明的内容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审查认为，首先，唐情康与本案争议存在明显利害关系，并非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其次，唐情康声称其向五贵租赁站租赁的建筑设备部件是用于其他工程项目，而本案所涉工程项目所用的钢管等部件均是向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姐姐租用，且全部现金结清、没有书面凭据，但该陈述既无相应证据佐证也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唐情康所作的陈述不予采信。五贵租赁站为反驳信达公司的上诉主张，补充提交了一份（2016）浙04民终2379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王永祥的身份是案涉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员。对此，信达公司认为，另案事实情况与本案不相同，另案中认定王永祥的签字效力是基于合同中对他有授权，而本案中既没有合同也没有授权，王永祥与信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无权代表信达公司。本院认为，五贵租赁站提交的（2016）浙04民终2379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确认，系生效裁判文书，其中查明认定的部分事实包括“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系由信达公司承建”、“信达公司在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唐情康”、“唐情康代表信达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分包合同中约定王永祥为信达公司指定的施工现场联系人，负责工程现场确定事宜”等，均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联性，具有证明效力，可与本案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相印证。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五贵租赁站和信达公司是否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关系，信达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租金、返还租赁物等法律责任。分析如下：第一，五贵租赁站和信达公司确实没有签订书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但是五贵租赁站提交的包括发货单、还货单、结算单、施工联系单、银行转账凭证、发票等证据，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和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五贵租赁站向信达公司承建的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项目实际出租钢管、扣件、套管等建筑设备的事实。第二，五贵租赁站系与唐情康洽谈案涉租赁业务并达成口头协议，而唐情康是信达公司承建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的项目经理。从发货单、结算单载明的承租单位看，五贵租赁站在交易过程中始终认定相对方为信达公司；从租赁时间看，发生在信达公司承建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期间；从付款情况看，租赁期间信达公司曾向五贵租赁站支付过部分租赁费，五贵租赁站也向信达公司开具了相对方为信达公司、内容为租赁费的发票。第三，租赁结束后，五贵租赁站出具的结算单由王永祥核对并签字确认，虽然信达公司不认可王永祥是其工作人员，但施工联系单以及另案生效裁判文书均能证明王永祥的身份是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联系人和经办人。在该工程施工期间，唐情康曾代表信达公司就该工程对外签订分包合同，信达公司予以认可，而其中约定作为信达公司一方的施工联系人正是王永祥。因此，不管王永祥与唐情康或者信达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对外而言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无关的主体，且施工现场具体事务系由王永祥负责管理，五贵租赁站有理由相信王永祥有权代表信达公司对租赁事宜和费用进行结算确认。第四，虽然信达公司提交了其与唐情康签订的《公司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以及唐情康委托其付款的《委托支付函》，但这只是信达公司内部的承包关系，信达公司与唐情康之间关于费用承担和结算的约定属于其二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外不得约束和对抗善意第三人，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系由信达公司对外承建，五贵租赁站向该工程提供建筑设备租赁，信达公司应当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信达公司主张其与五贵租赁站不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关系、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44元，由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