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业宣，男，194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香，女，195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女，200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法定代理人：娄奇雅，系黄某1之母，198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婧，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住所地：瑞安市万松东路南方大厦**。法定代表人：徐建华，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晓玮，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法定代表人：黄定表，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保险）、原审第三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农商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1民初1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对系争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一审判决依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认定保险单责任免除条款已发生法律效力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对保险合同中以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格式条款，被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仍负有提示和说明义务。禁止性规定不等同于法定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法定免责条款中，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而在禁止性规定中，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应根据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起草小组认为，保险人如将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必须向被保险人进行提示和说明。根据上述观点，结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系争保险条款尽到提示义务，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该条款作出标识，更为重要的是要主动向被保险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被保险人注意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1、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等对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资质要求，也无法证明本案实际保险销售人员具有从业资格。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兼业保险代理合同》，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间为2014年6月24日，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但合同签订时原审第三人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仅至2014年11月9日。综上，在第三人没有提供2014年11月9日至被保险人投保之日期间连续有效的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投保时原审第三人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同时也不能证明其从业人员当然享有从业资格。一审判决依据该合同认定原审第三人符合代理销售资格，事实认定错误。2、案涉保险为原审第三人发放贷款前强制要求黄某2购买，保险单的签订属于贷款业务的一部分，原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从未向黄某2提示、说明免责条款。（1）本案所涉“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系专门为贷款业务开发设计的保险。被保险人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原审第三人为保障贷款安全而强制要求购买。被保险人为成功办理贷款而办理了案涉保险，该保险第一受益人为原审第三人。黄某2在柜台办理贷款时，只是被告知要求在所有材料的签字页进行签字，原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并未单独就保险事项与被保险人进行专门沟通，也没有进行任何提示及说明。（2）被保险人被动购买保险，原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更应严格履行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制定方，具有专业知识和经济实力，而保险消费者并不具有这种专业性和主动性。本案被保险人本身就是因为了成功办理贷款而被动被要求购买保险。同时，黄某2仅具初中文化，对购买保险的行为意义以及保险内容都是不清楚和模糊的。保险人或保险机构更应该切实履行免责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不仅是在保险单背面印上免责事由，更重要的是要主动告诉这些消费者，保险单背面还有很重要的保险免责条款。被上诉人或原审第三人应提供相应的视频、音频或书面材料，证明其确实履行了告知义务。3、保单内容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案涉保险单分正反两面，正面“被保险人签名”一栏有被保险人签名，但保险单背面没有被保险人的任何签字确认，并且保单正面也没有被保险人就其已经阅读、知晓免责条款一节事实予以签字确认。在“特别约定”一栏，第1条约定未尽事宜以《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为准，但投保当时被保险人并未收到该保险条款，一审庭审中，原审第三人亦明确其也没有看到过《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格式条款，因此原审第三人作为保险代理机构更无从就格式条款的内容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特别约定”一栏第4条，虽列明“背面有责任免除条款”，但法律要求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目的在于使投保人、被保险人真正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以实现实质的意思自治。该提示条款只是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保险条款，而非对保险条款进行说明。不论案涉保险单所谓的“斗殴”概念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原审第三人给借款人、被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单背面条款简介的内容项目繁多，不但字体微小密集，而且责任免除一栏的免责事由全部加黑反而无法引起只有初中文化的被保险人的注意，这样的文字、字体、符号及标志，完全仅仅只是流于形式，而没有起到实质的提示作用。二、根据保险法近因原则，黄某2身故并非由于斗殴所致，属于意外事件致死，一审判决认定黄某2的死亡不属于保险范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黄某2没有从事任何不法行为，其行为不属于斗殴。1、黄某2行为未受到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任何处罚，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行为或不法行为。一审判决在未调查事件具体发生情况下径直认定黄某2的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刑附民判决书中并未确认黄某2存在与他人斗殴的事实。根据（2017）浙03刑初83号刑附民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案件起因为相邻酒桌间发生的口头争执。争执被劝阻后，犯罪人陈南贵等人电话伙集黄添南、徐晶钟至酒吧现场帮忙，想教训被保险人黄某2，具有伤害的故意。而后黄某2至犯罪人酒桌欲敬酒，但犯罪人结伙叫人的目的本来就是伤害黄某2，因此黄某2过来敬酒后，犯罪人与其再次发生争执、最终黄某2被众人殴打致死。在整个事件中，黄某2并非主动、故意与他人发生暴力冲突，而是在对方集结犯罪同伙后，在对方的伤害故意之下，被激怒而再次发生争议，最终被故意伤害致死。（2017）浙03刑初83号刑附民判决书亦强调，被保险人黄某2仅在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过错，但不存在重大过错，案件性质为因琐事纠纷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判决书中从未认定被保险人黄某2的行为属于“斗殴”，一审判决直接将黄某2的行为引申为斗殴，与事实不符。（二）根据保险法近因原则，黄某2身故是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属于保险责任范畴。首先，即便被保险人的死亡可能与其不法行为有关，但只要该不法行为不是其死亡的近因，亦非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免责情形，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其次，黄某2本身并无任何不法行为，刑法或其他法律也没有对黄某2的行为进行任何否定性评价，甚至判决书或任何材料都没有使用“斗殴”一词来形容描述黄某2的行为。黄某2虽然对纠纷的起因负有一定过错，但对矛盾的激化以及死亡的结果都是不负有过错责任的。根据（2017）浙03刑初83号刑附民判决书第26页对被保险人黄某2死亡的案情分析及案件定性，本案被保险人黄某2死亡原因系被他人用具有尖端的锐性物体刺切致右侧颈外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死亡是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所导致，而黄某2本身主观上并不追求死亡结果的发生，对该伤害事实亦无法完全避免和预防，故本案中黄某2的死亡符合保险单背面对意外伤害即“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的定义。最后，根据但保险背面意外伤害的定义，被保险人的过错并不属于上述保险合同条款的对保险人的减、免责事由。只要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事件直接导致的死亡，保险公司就应予以理赔。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对黄某2的伤害并非突发性的意外伤害，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畴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保险法近因原则，黄某2的死亡符合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事件的定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就免责条款向被保险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斗殴是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保险法也规定法律禁止的行为被上诉人不进行说明义务。上诉人称起草小组的讨论没有形成司法观点，也没有进行司法解释出台。所以被上诉人的说明义务不是必须履行的行为，提示义务以保单背面已经加粗加浓方式进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继续通过视频、音频等举证责任加以证明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也加重了被上诉人的提示义务。二、上诉人的行为是斗殴行为，属于免责情形。因为死亡，所以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未对其审判或评价，但根据判决书对事件的描述，可以确认黄某2是斗殴事件当事人之一，两起事件均是黄某2挑起，互相使用器械的结果。其在本次斗殴事件中是主动挑衅行为，不简单是被害者身份，也是加害者身份。判决书能确认黄某2的过错，其是加害者身份。三、被保险人不止一次在保险公司投保该意外伤害险，上诉人以自己的意志理解被保险人的行为不具有客观性。四、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近因原则的适用，但是死亡有两种，一种是自身疾病，另一种是外力作用所致。被保险人作为成年人应当能够预见斗殴致伤残死亡的结果，被保险人对该种结果存在放任，其行为有种故意的行为。根据上诉人的理解，故意伤害也是外力作用的伤害死亡，那么保险公司也要承担责任，但无论根据保险法还是保险条款的规定，故意犯罪是除外的风险，不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中被保险人先是斗殴，然后是劲动脉受损死亡，其近因是斗殴。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瑞安农商行未到庭。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黄某2的意外伤害保险金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黄业宣、李金香系夫妻，黄某2系原告黄业宣、李金香的次子。黄某2与娄奇雅于2011年10月17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育有女儿黄某1。黄某2作为借款人，由案外人黄业隆提供保证，于2016年8月5日与第三人下辖的高楼支行签订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额度50万元，借款额度的期限自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8月4日，并通过第三人代办的形式向被告投保了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单号：HAZ16BEL56000E0）确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黄某2，保险金额50万元，保险金第一受益人第三人，第二受益人法定；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被告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规定被保险人醉酒、斗殴、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肺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本保险单未尽事宜，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贷宝意外伤害条款（B款）》为准。第三人下辖的高楼支行于2016年8月5日向黄某2发放贷款50万元。2016年8月30日23时许，黄添饶、陈南贵等人在瑞安市仙降街道横街村“忆当年酒吧”喝酒。期间，陈南贵不慎撞倒黄某2等人的啤酒瓶而与黄某2发生争执，被在场人员劝开。后黄添饶、陈南贵等人商议纠集他人来酒吧帮忙。当晚23时40分许，黄某2再次来到黄添饶等人的桌前，与黄添南等人发生争执继而扭打，黄添饶、黄添南、陈南贵等人即持啤酒瓶、凳子等殴打黄某2等人，致黄某2右侧面部骑跨创致右侧颈外静脉破裂大出血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瑞安市公安局仙降派出所于2016年9月6日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案件。黄某2的遗体于2016年9月11日火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刑初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陈南贵与被害人黄某2发生口角后黄某2已经被其他人员拉开，黄某2又到陈南贵等人桌前敬酒，与黄添南发生争执，黄某2拿起桌上的啤酒瓶，砸在桌子上，导致双方的推搡打斗，对事态的发展及恶化起了一定作用，在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过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刑终3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期间，原告曾向被告申请理赔被拒。黄某2在第三人处的贷款已还清。另查明，第三人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兼业保险代理合同，确定第三人代理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险种，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和收取保险费，本保险代理合同有效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一）关于受益顺序。本案系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太平洋丰收安贷宝保险单规定的保险金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第二受益人法定。由于黄某2作为借款人，其在第三人处的贷款已还清，故黄某2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可作为本案的原告；（二）关于法定继承人。黄某2的父母为黄业宣、李金香。黄某2与娄奇雅已离婚，双方育有黄某1。瑞安市高楼镇墩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黄某2的妻子为陈晓单，但无相应证据佐证，故确定黄某2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为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即本案三原告；第二，关于黄某2的过错及行为认定。（2017）浙03刑初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2018）浙刑终3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均对黄某2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了分析，并证实陈南贵与黄某2因琐事发生口角，被劝息后，黄某2至陈南贵等人桌前敬酒，又与黄添南发生争执，黄某2首先拿起桌子上的啤酒瓶砸在桌子上，从而导致双方的冲突升级，在案件起因上负有一定过错，但尚不足以认定为重大过错。可见，黄某2对事态的发展及恶化负有一定责任，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其行为符合斗殴的常理判定；第三，被保险人黄某2的死亡是否属于保险条款规定的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畴。第三人根据兼业保险代理合同，代理销售意外伤害保险险种并无不当，其代办的太平洋丰收安贷宝保险单上对意外伤害的释义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纵观全案，黄某2有着追逐事态发展的不理智行为，从而直接导致冲突升级，最终造成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黄某2在事发前对伤害事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预防的，该伤害并非突发性的意外伤害，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畴；第四，保险单中规定有斗殴等格式化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是否需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禁止性规定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任何人都应当遵守，其中斗殴行为就为法律所禁止。被告作为保险人已在保险单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对此作出提示。原告以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关于斗殴等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共同负担。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本院（2017）浙03刑初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刑终3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2017）浙03刑初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记载内容，即陈南贵与黄某2发生口角后，黄某2已经被其他人员拉开，黄某2又到陈南贵等人桌前敬酒，与黄添南发生争执，黄某2拿起桌上的啤酒瓶，砸在桌子上，导致双方的推搡打斗，故原审认定死者黄某2与他人发生斗殴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保险单特别约定栏，责任免除条款已经在背面明确说明，请仔细阅读。黄某2在被保险人处签名。同时，涉案有关斗殴等予以责任免除的条款内容在字体上也已经加黑、加粗等。据上，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已就涉案有关斗殴予以免除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据此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黄业宣、李金香、黄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习军审 判 员 刘伟达审 判 员 白海玲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叶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