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3民初866号原告：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法定代表人：杨雄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卿，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禹炳一(WOOBYUNGIL)，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军，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庭前会议，被告以案件涉及商业秘密为由申请不公开开庭，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依法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卿、黄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以及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1)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批发销售轮胎商品；(2)没有正当理由，搭售滞销品种轮胎商品；(3)没有正当理由，附加将销售数量目标与销售奖励金相捆绑、要求原告承担没有实际发生的银行承兑利息等不合理交易条件；(4)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区域销售；(5)没有正当理由，相同交易条件下对原告实行价格差别待遇；(6)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原告只能与其交易；(7)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原告与其交易。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31,143,488.5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11.17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下币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109,898.5元。原告诉称事实与理由：被告于1998年6月8日在上海市成立，系韩国轮胎株式会社控制的轮胎销售企业。为独占中国境内韩泰牌轮胎市场销售份额，被告与韩泰轮胎全球制造工厂签署中国区排他总经销协议，控制特定商品韩泰轮胎的中国区销售渠道和地域；利用轮胎商品的特性、质量和技术特点等总体特征和用途与汽车的兼容适配性和锁定效应，控制轮胎作为汽车售后配件的产品品牌；通过控制经销商、分销商控制了韩泰轮胎替换市场的价格、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被告具有能够影响、阻碍、拒绝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区域的韩泰轮胎替换批发市场的能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为实施对下游经销商、分销商、零售商的控制，采取《特约经销合同书》的形式，以提供格式合同的方式，达到利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其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被告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签订的格式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被告因达成、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行为，被反垄断执法机构上海市物价局认定为垄断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罚。原告是1999年8月23日在武汉市成立的以轮胎批发为主业，靠进销批发轮胎价差为利润来源的小微商贸企业。原告在2012年1月15日与被告签订含有上述垄断行为内容的合同，经营期限到2018年12月31日截止。原告取得被告授予的“韩泰牌”轮胎湖北省境内的特许经销商资格后，在湖北省从事韩泰轮胎批发业务。交易过程中，被告以合同、销售政策、销售数量与规格目标合议书、限价函、价格表等方式达成并实施了限定原告向第三人转售韩泰轮胎商品的最低价格。被告还从事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包括：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批发销售轮胎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搭售滞销品种轮胎商品和附加将销售数量目标与销售奖励金相捆绑、要求原告承担没有实际发生的银行承兑利息等不合理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相同交易条件下对原告实行价格差别待遇；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原告只能与其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等行为。被告通过与交易相对人(经销商)之间达成实施限定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和从事上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不仅保证了韩泰轮胎在中国区域轮胎销售市场持续增长，还使得韩泰轮胎商品销售价格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被告的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没有促进竞争的效果，无益于其销售服务质量提高、无益于增强销售的便利性、无益于给消费者带来福利。其行为增加了社会成本、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韩泰轮胎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给原告造成损失共计31,324,521.06元。综上，被告的垄断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利益，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辩称：1、关于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原告提供的证据是2012年特约经销书有该条款，2014年、2015年后已经删除该条款，并且该条款也不构成纵向垄断协议。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垄断协议认定上有不同的法律标准，上海市物价局认定被告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并不决定司法机关也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被告没有对上海市物价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并不意味被告认可该行政处罚决定中对其行为性质的认识。2、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韩泰轮胎在全球轮胎市场排名最多第七，在全球和全国都只占到约3.5%市场份额，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被告没有实施搭售、将销售目标和销售奖金捆绑的行为，承兑利息、销售奖励与目标属于合同范畴，不属于垄断范畴。被告与经销商合同条款中，限定销售区域也已经停止，涉及价格差别待遇、限定品牌销售等条款已经删除，本案原告除销售韩泰品牌轮胎外，还销售其他品牌轮胎，原告除在武汉销售外还在上海销售轮胎，被告从未因原告超越销售区域对其处罚。3、原告诉请的赔偿在双方债权纠纷中均请求，属于重复请求。原告赔偿诉请中预期收益损失、可实现未实现的收益损失、价格倒挂损失没有依据。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本案中提交了以下证据，被告逐一质证：(一)原告证据1—证据3原告以证据1至证据3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被告关联企业以及“韩泰”商标持有人情况。1、原告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原告系小微商贸企业，原告与被告无投资关联关系。被告确认其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2、被告及其关联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被告改变其在中国的营销策略，设立11家直营销售商，替代代理销售商，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家代理销售商受到排挤。被告质证意见同上。3、韩泰轮胎商标注册信息，欲证明作为被告实际控制人的韩国轮胎全球株式会社是“韩泰轮胎”商标的持有人。被告对此予以确认。(二)原告证据4—证据24原告以证据4至证据24证明被告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告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4、原、被告于2012年1月15日签署的《特约经销合同书》。其中，第六条约定原告必须在被告指定的区域内进行销售；第七条约定原告必须完成双方确定的销售目标，否则被告有权直接在原告的销售区域内设立两个以上经销商或者单方解除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轮胎销售价格由被告通报原告，原告不用承担价格变化造成的损失；第十二条约定原告按被告认可的方式提供担保，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担保金额设定赊账额度；第十三条约定原告经销商在销售时应告知用户适用环境；第十四条约定原告应尊重被告对经销商、分销商以及消费者等不同级别人员所确定不同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限要求；第十五条约定被告有权利要求原告提供销售资料、客户名单、财务状况、客户销售情况、职员、库存等经营信息；第十六条约定被告可以在合同之外另行制定经销商评价制度；第二十一条约定只要原告拖欠被告货款超过30天，或者原告违反合同任何条款，或者有损害被告利益行为甚至有损害被告利益倾向，被告即可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丧失包括向被告主张销售奖励金在内的所有权利；第二十六条约定原告销售韩泰轮胎的销售额应占其销售总额的60%以上，原告除在签约时经被告认可准许销售的其他品牌轮胎之外，若增加销售其他品牌轮胎，应当经过被告的同意。原告欲以上述《特约经销合同书》的前述条款证明：被告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限制转售价格协议；被告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向经销商批发销售轮胎；被告无正当理由搭售滞销轮胎产品，无正当理由将销售目标与销售奖励金捆绑，无正当理由要求原告承担实际未发生的银行承兑利息，无正当理由对原告实施差别定价，无正当理由限定原告只能与被告交易，无正当理由拒绝原告与其交易。被告对该《特约经销合同书》第二十七条第1款(C)项手写“双方违约责任对等约定”一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条款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认为：该《特约经销合同书》签订于2012年，原告指控该合同构成垄断协议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该合同虽然约定有销售区域、转售价格、韩泰品牌销售比率等限制，但实际没有执行；该合同虽然约定被告有权制定经销商评价制度，但被告实际未制定；销售目标系双方合意确定，并非无正当理由将销售目标与销售奖励金捆绑；要求原告提供担保系为确保赊账得以偿还。该《特约经销合同书》不能证明被告实施原告所指控限制转售价格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5、原、被告于2015年1月31日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原告以此《特约经销合同书》证明，被告在此合同中延续了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书》关于销售区域、转售价格、销售目标、销售奖励金、担保、经销商评价制度、合同解除条件等条款。其中，原告认为该合同所涉限制转售价格条款是，第六条约定被告可以在原告“以降价销售、与其他地区经销商窜货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甲方及其他经销商利益时”变更原告销售区域；第十一条货款支付约定中轮胎销售价格由被告通报，原告不承担价格调整导致的损失；第二十二条有关原告违反合同任一条款被告即可解除合同的约定。原告以此《特约经销合同书》证明被告持续实施了被控限制转售价格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被告对该《特约经销合同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合同删除了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书》中的限制转售价格条款，限制销售区域措施没有实施，经销商评价制度没有制定，该协议不具有限制竞争效果。6、授权牌一件。该授权牌记载“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上海韩泰轮胎有限公司正式授权，成为韩泰轮胎特约经销商，特此证明。此授权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有效”，落款为被告。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授权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被告对此授权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实际授权日期以合同为准。7、《2012年经销商PCLT销售目标合议书》、《2013年经销商PCLT销售目标合议书》、《2014年经销商PCLT销售目标合议书》。原告认为该三份销售目标协议书中所确定销售规格、数量是对原告进行业绩考核的依据，而销售产品规格与数量系由被告确定，所确定的产品均系滞销产品，是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原告的销售任务。被告认为这三份销售目标协议均无被告方签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每年销售目标协议系双方协商确定，并非被告方单方确定，实际确定销售数额比这三份销售目标协议书中的数额低。8、韩泰轮胎2012年至2016年PCLT销售政策的打印件。原告称这些销售政策通报由被告发到各经销商的邮箱，原告所提交文件系邮箱文件打印件。原告认为，这些销售政策中包含了被告对于销售区域、销售数量、销售规格品种的限制，被告将这些限制与经销商业绩评价直接挂钩，对窜货等行为进行处罚。经销商不接受这些限制，就可能导致被告解除合同，体现了被告绝对优势地位和控制力。被告对这些销售政策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执行了有关处罚政策。9、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1日，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以及对应的销货清单。原告以此证明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1日期间，被告向原告销售韩泰轮胎的规格、数量、单价、价款情况，共计开票金额91,486,334.71元。被告认为原告提供复印件不全，对开票总额真实性不认可，总额应以双方往来账款核对函为准，另认为此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10、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1日，原告货款支付凭证，欲证明原告已付被告轮胎总货款86,650,500元。被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11、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1日期间，双方往来账款核对函。原告认为根据这些往来账款核对函，可以认定被告应该给予原告奖励金数额合计1,193,540.7元，被告将该部分作为支援金视为原告已付货款冲抵到货款中。被告对这些往来账款核对函中的手写部分不予认可，其他部分予以认可，同时认为被告已结清奖励金，并不存在以奖励金冲抵货款，原告实际拖欠货款3,642,829元。12、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PCLT销售折价处理情况通报。原告以此证明，被告承诺在销售开票价之外可以给付原告更多现金折扣(即奖励金)，累积共计12,086,154.15元。被告对此证据，除手写部分不认可其真实性，其他部分认可真实性，但不认为与本案有关联。13、《韩泰轮胎销售公司将光明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的部分额外计提贴现利息之汇总表》、《中记载的奖励金名目汇总(合计95种)》。原告以此证明由于被告收取额外利息导致财务成本增加573,092.13元，被告实施的奖励金名目繁多。被告认为这两份文件系原告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同时认为与本案无关。14、湖北省武汉市江天公证处(2016)鄂江天内证字第14993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了公证员见证原告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寄出一份订单的过程，以此证明原告希望继续履行合同，但被告未予回复。被告对公证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被告系于2016年6月起诉原告清偿货款和解除合同，原告是在收到被告起诉状之后才发出订单，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张，也与本案无关。15、2016年11月10日，被告发给原告的《合同解除通知书》。原告以此证明，在原告寄出订单后，被告向原告寄出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书，被告解除合同系拒绝交易行为。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原告拖欠货款超过30天，而非拒绝交易。16、2016年12月7日被告向原告下游零售网点武汉车世界汽修二分店发出的律师函。被告在该函件中声明，被告为此零售商装修并承担了装修费用，由于此零售商未按合同约定销售韩泰品牌轮胎，被告将对其追究违约责任。原告以此函件证明被告不仅控制原告经销商，还控制经销商开发的下游零售网点，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与优势。被告对此函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为该函件能够证明被告具有强大控制能力与优势。17、2013年韩泰公司乘用车轮胎产品目录。该文件中称“韩泰轮胎现在是全球第七大轮胎制造商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轮胎制造商之一”，“从2007年以来，韩泰轮胎连续四年保持其全球第七大轮胎制造商的市场地位”，“韩泰轮胎三大品牌服务专营店遍布全国50多个A类城市，拥有门店1000多家”，“韩泰轮胎在乘用车轮胎配套市场上也创下了最大占有率。目前，韩泰轮胎在国内为30多家整车厂家提供配套，品牌涵盖德系、韩系、日系等全球知名品牌”。被告认为此份产品目录是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轮胎市场竞争激烈，此份产品目录并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8、武汉市江天公证处(2017)鄂江天内证字第3023号、3024号、3025号三份公证书。其中，3023号公证书是对“韩泰轮胎”、“泰尔智库”两个微信公众号中有关内容的网页截屏公证；3024号公证书是对“轮胎世界网”、“中国轮胎商业网”有关报道以及韩泰轮胎官方微博有关内容的网页截屏公证；3025号公证书是对韩泰轮胎官网相关内容的网页截屏公证。原告认为这些网页内容可以证明，被告在行业排名领先，韩泰轮胎在配套市场占有率居中国第一，被告正在进行由经销商模式转变为直营商模式的销售模式调整。另外，依据这些网页中的年产量和销售额报道，可以计算出韩泰轮胎的平均单价为171.8元/条。被告认为这些网页真实存在，但网页中的部分内容不真实，不能据此认定韩泰轮胎的市场份额和被告市场地位，特别是因为缺乏韩泰轮胎在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市场份额情况的说明，无法证明韩泰轮胎在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占有支配地位。19、(2016)沪0104民初17339号、(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13605号....等34件诉讼案件信息及相关判决书。原告以此证据证明被告出于以直营模式取代经销商模式的目的，针对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发起大面积的解除合同诉讼，属于滥用市场配地位的拒绝交易行为。被告认可这些案件信息与判决书的真实性，但认为这些案件是正常的货款债务纠纷案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该标准第9.1.3条规定“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轮胎规格应符合整车制造厂的出厂规定”，原告以此证明轮胎一旦被整车厂选购装配到汽车上之后，就产生锁定效应，导致一辆汽车必须使用初装轮胎相同品牌的轮胎，被告由此获得市场支配地位。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该标准第6.4.4.1条第a)项规定：“同轴两侧应装用同一型号、规格和花纹的轮胎，轮胎螺栓、半轴螺栓应齐全、紧固；轮胎规格应与机动车产品公告和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对于在用机动车检验时为机动车登记信息)相符”，原告以此证明与证据20相同的证明主张。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GBT9768-2008)。该标准第6.1.1条规定“车辆使用的轮胎应与车辆出厂时的原配胎为相同或等效规格”，第6.1.3条规定“同轴应选择同一品牌、规格、结构、使用类型轮胎，且要求轮胎磨耗程度接近相同，以保证外直径相同”。原告以此证明由于存在“同轴同换”的要求，以及被告轮胎在初装市场的锁定效应，被告在轮胎替换市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认可上述三份国家标准的真实性，但认为该三个标准并未要求汽车售出后在替换轮胎时必须替换与初装轮胎相同品牌的轮胎，根据替换轮胎操作实际，“同轴同换”只是要求同一轴上的两条轮胎品牌与规格一致，可以是韩泰轮胎，也可以是其他品牌轮胎，此三个国家标准无法证明原告关于被告在轮胎替换市场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23、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优科豪马、韩泰等全球十大轮胎品牌的部分轮胎外观设计专利的打印件，及两个涉及普利司通轮胎的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判决书。原告以此证明韩泰轮胎花纹有外观设计专利，技术上具有独占性，与上述证据20、21、22结合起来，可以证明被告在轮胎替换市场的具有靶向锁定效应。被告对这一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同时认为这些证据无法证明韩泰轮胎在轮胎替换市场具有锁定效应。24、原告从互联网下载的《轮胎产业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工产业政策(2010)第2号)。该文件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军用轮胎科研生产，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纳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第三十四条规定“内资轮胎建设项目实行备案制，外资轮胎项目实行核准制”，第三十七条规定“外商投资新建、改扩建轮胎项目，总投资3亿美元以下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认的有关部门核准；总投资3亿美元及以上的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认的有关部门报国家主管部门核准”。原告以此证明轮胎制造企业有严格准入条件，外商投资轮胎项目有很高的资金投入门槛。被告认为该份证据真实性难以确认，同时认为该产业政策旨在规范轮胎行业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恰恰证明轮胎产能过剩、竞争激烈。(三)原告证据25—证据26原告以证据25至证据26证明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和上海市场监管机关对被告垄断和商业贿赂行为的认定和处罚。25、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的“市发展改革委(2017)第016号告知书”。该告知书针对原告获取信息申请，提供了上海市物价局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系上海市物价局针对被告达成和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处罚。原告以此证明被告的垄断行为得到了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认定，被告被处罚的行为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行为一致。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1)上海市物价局的处罚针对的是被告在上海地区实施的行为，与原告主张武汉地区的行为没有关系；(2)上海市物价局的处罚决定书记载，“2014及2015年度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中删除了关于限定产品经销价格下限的条款”；(3)行政处罚与司法认定有区别，两者在认定垄断协议的标准上有差异，在本案中，上海市物价局的处罚决定不能当然证明被告实施了垄断协议。26、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2月9日作出的“(2017)徐息第009号答1”告知书。该告知书针对原告获取信息的申请，提供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的“徐市监处字(2015)第XX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被告以销售积分兑换购物卡的方式促进经销商销售韩泰轮胎的行为构成商业贿赂。原告以此证明被告以商业贿赂手段结合本案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增强了被告垄断行为的损害效果与社会恶性，损害了原告利益。被告确认此证据真实性，但认为被告在这份处罚决定中所受处罚行为系不正当竞争行为，与本案无关。(四)原告证据27—证据30原告以证据27至证据30证明原告因被告实施垄断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27、2012-2016年度《韩泰公司销售价格明细》、《光明贸易公司进销存轮胎汇总》，和《光明公司限定最低价销售价利差》，以此证明原告自2012年至2016年按照被告所限定最低价格销售韩泰轮胎，由于高价进货、低价售出的“价格倒挂”，导致直接亏损5,909,370.93元。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原告自主决定销售价格，不存在由被告定价导致的“价格倒挂”。28、汉口银行、中国银行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2月起诉原告的起诉状和开庭传票。原告以此证明，因被告终止供货、拒绝交易，导致原告向汉口银行、中国银行的贷款无法以销售轮胎的现金流按时偿还，导致贷款逾期而被起诉。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汉口银行、中国银行对原告的起诉发生在被告起诉原告之后，与本案无关。29、律师代理协议、律师费支付凭证、公证费发票、出租车票等本案维权费用证据，其中，律师费10万元，公证费8,900元，交通费998.5元，共计109898.5元。被告认为律师代理协议上律师费用金额大小写不一致，对律师代理费用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原告公证费、交通费与本案无关。30、武汉浩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6月2日出具“浩华评咨字(2017)第002号”《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诉讼所涉及的预计损失项目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该评估报告根据预估的正常进销轮胎数量与价格及成本，计算原告预计正常利润，并在计算实际销售收入和库存后，计算出原告在本案中因被告行为导致的预计损失为2,383.02万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评估报告由原告单方委托出具，不客观，不真实：(1)该评估报告欠缺评估师签章，形式不符合评估报告要求；(2)评估报告基础数据缺失粗糙，很多数据没有证据支持，报告缺乏客观性；(3)原告租赁成本、办公成本等实际已发生的成本采用估算方法计算，结论不客观；(4)评估报告缺乏逻辑。(五)原告证据31—证据44原告以证据31至证据44补充证明经销商进售“价格倒挂”，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随意断供现象普遍，被告实施商业贿赂行为。31、标注来源于“中国商情网”的《2016年乘用车市场销量特征分析》一文，和标注来源于“车讯网”的《韩泰轮胎高端品牌战略实施五年收益明显》一文。原告依据这两篇文章的表述，证明乘用车类型分为基本型乘用车、多用途车、运动型多用车、专用乘用车和交叉型乘用车；2016年韩泰轮胎销量占中国市场20%，产量超过3000万条，韩泰扩大和巩固了乘用车轮胎配套市场。被告基于此两篇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2、《韩泰2013年指导价格表(经销商用)》、《HK2014年1月价格》，以及江苏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对被告实际出厂价格。原告以此证明被告虚抬出厂价，造成经销商高价订购、低价销售，形成严重价格倒挂。被告认为这一部分资料系针对卡客车轮胎报价，并非乘用车轮胎报价，与本案无关。33、《2010—2017年期间上海韩泰起诉全国各地经销商解除合同案件列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2925号判决书，以及相关出厂发票和销货清单。原告以此证明与证据32相同主张。被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34、被告与湖南桥佳轮胎有限公司、长沙明泰轮胎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的《关于韩泰轮胎市场规范的协议》、被告向湖南桥佳轮胎有限公司发出的《窜货处罚公文》(均为复印件)。原告以此证明被告稳定维持高价，确保韩泰轮胎利润，被告对有窜货行为的经销商实施处罚。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35、“湖北日报荆楚网”关于武汉双维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业虎跳楼身亡的报道、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关于准许被告撤回对武汉双维公司诉讼的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垄断行为导致经销商经营困难，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跳楼身亡的恶劣后果。被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36、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4)长县民初字第0460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奖励金以现金方式给付经销商。被告确认民事调解书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37、2016年6月15日被告起诉原告的起诉状，证明被告在没有达到合同约定条件下即断供，同时还以诉讼方式解除合同。被告认可此证据真实性，但认为其解除合同系因原告拖欠货款，解除合同具有合同与法律依据。38、2010—2017年期间，被告在全国起诉121家经销商的部分判决书，证明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对经销商事前不公开奖励金政策，事后不承认奖励金政策。被告认为其起诉经销商均系赊销导致的货款纠纷。39、被告全国118家经销商名录，证明被告几乎将其全部经销商起诉，目的在于以直营方式取代经销商方式，通过直营来获得经销商建立起来的零售渠道，实现直接管控零售店。被告对此证据质证意见同于对证据38质证意见。40、中国银行、高香林分别起诉原告偿还欠款的起诉状，汉口银行起诉原告偿还欠款的判决书，证明原告因超能力进货而向银行贷款和从民间借贷，因被告断货导致原告现金流中断。被告对此证据质证意见同于对证据37质证意见。41、《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折扣折让行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等国家税务局系列规定，证明销售折扣应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在销售发票上注明折扣金额。被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42、《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于“折扣”、“折价”、“处理”三个词语的解释，证明被告“处理”折扣并不意味着已支付了折扣金额。被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43、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该文件中有“汽车售后市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售后配件经销市场和售后维修保养市场。在汽车售后市场，特定品牌、车型的汽车售后维修保养服务要求采用适用于该品牌及车型的售后配件，基于特定品牌及车型的维修技术信息而完成。从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的角度考察，汽车售后市场的兼容性和锁定效应客观存在，汽车品牌因而成为界定汽车售后市场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相关因素”……等表述，根据这些表述，可以证明在初装市场因竞争充分而没有支配地位的特定品牌轮胎，因功能限定、专利技术、国家标准强制、兼容性、适配性、消费者安全信赖等因素，在汽车售后配件替换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44、湖北省汽车后市场企业联合会2018年4月2日出具的《乘用车轮胎行业销售代理制度介绍》，原告以该文件中关于乘用车轮胎的产品配套定位、轮胎行业的销售模式、经销商的选择和替换等问题的说明，证明汽车轮胎销售商业模式和现状。被告认为此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被告在本案中提交以下证据，原告亦逐一质证：(一)被告证据1—证据10被告以证据1至证据10证明国内轮胎市场竞争激烈。1、标注来源于“中国橡胶网”、“轮胎世界网”等网站的2012年至2016年各年度的“全球轮胎75强排行榜”。被告根据这些年度排行榜中的销售额统计与排名数据，证明韩泰轮胎2012—2016年各年份销售额在75强中的占比分别为3.22%、4.53%、4.82%、3.62%、3.53%，韩泰轮胎在全球市场份额很低，与前四名差距很大，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这些证据非来源于权威网站或轮胎商业杂志，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2、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一组杂志文章，包括《2012年度世界轮胎75强排名(基于2011年轮胎销售额)》、《2013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行析评》、《2014年世界轮胎75强排行榜评析》、《2015年全球轮胎75强排行评析》、《2016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名析评》，这些文章发表于《轮胎工业》、《中国橡胶》、《橡胶科技》等杂志。被告依据这些对全球轮胎排名的报道，证明被告在轮胎市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即使这些报道真实，也只是对全球轮胎市场的报道，与本案行为涉及的国内市场没有关系。3、《深度解析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中国橡胶》2016/8/20)一文。该文记载，“8月18日，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橡胶》杂志社于贵阳召开的‘轮胎橡胶行业精益制造智能发展主题峰会暨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发布会’上，《中国橡胶》杂志社和轮胎分会正式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和‘2016年度中国境内轮胎企业排行榜’两个榜单。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活动，共有54家轮胎企业参与了排名”。被告依据此报道，证明国内存在多个轮胎品牌，市场竞争充分，被告不占市场支配地位。原告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这篇报道中涉及的轮胎企业排名是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排名，不涉及外资企业，因此不能证明被告主张。4、被告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下载普利司通、米其林、锦湖、固特异、马牌、佳通等49个品牌轮胎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情况，以此证明中国轮胎品牌众多竞争充分，以49个品牌投资建厂的总数据为基准，韩泰轮胎设立工厂的数量约占总数量2.8%，注册资本约占总额6.12%，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此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并且此49家企业均系轮胎制造企业，本案原被告均系贸易企业，此证据与本案无关。5、被告从佳通、普利司通、中策、倍耐力、固特异、锦湖、米其林、邓禄普、韩泰等20个品牌轮胎官网查询下载的在武汉地区专卖店情况。被告根据这些官网信息，统计得出韩泰轮胎专卖店数量只占这20个品牌轮胎专卖店总数的7.8%，说明被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无法确认这些网站信息的真实性，同时也不能从这些网站信息得知这些专卖店出售什么轮胎。6、被告从“途虎养车网”、“淘宝”、“京东”等网站查询下载的武汉地区从事轮胎销售的网店，以此证明轮胎产品可以网上销售，竞争充分，价格透明，而且不受区域限制。原告认为不能确认这些网店销售什么品牌轮胎，韩泰以外品牌轮胎与本案没有关系。7、被告制作的武汉地区汽配城分布表，及被告拍摄的部分汽配城中轮胎品牌零售店铺照片，以此证明武汉地区轮胎销售市场竞争充分，消费者可选择品牌空间很大。原告认为被告自己制作的这些信息和拍摄的照片无法确认真实性，也不能说明轮胎品牌、价格和数量等市场竞争情况，非韩泰轮胎与本案无关。8、《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来源于互联网，以此证明轮胎行业品牌竞争激烈，被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在国内轮胎中高端市场……外资企业占有约70%的轿车轮胎市场份额，本土企业仅分得约30%而且主要集中在替换市场，在配套市场占有率很低”，由此印证原告证据和原告所主张的轮胎销售市场分为替换、配套(初装)市场。9、工业和信息化部《轮胎产业政策》(工产业政策[2010]第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3]41号文件化解过剩产能的实施意见》。被告以此证明中国轮胎产业产能过剩，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说明市场竞争充分。原告认为此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主张。10、被告整理的“外国对华轮胎贸易制裁情况”，罗列了若干国外政府对中国轮胎进口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例，以此证明由于外部市场的压缩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充分。原告认为被制裁产品与本案轮胎不是同类产品，没有关联。11、2014年、2015年，武汉双维轮胎贸易有限公司、湖北车车好盟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以此证明限定最低价的条款在2014年的经销合同中已经删除。原告认为，被告虽然在2014、2015年合同中删除了直接表述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条款，但合同第六条仍然保留了降价销售将导致被告解除合同的条款，表明被告仍然实施价格限制。12、2015年原被告双方经销合同，证明限定最低价的条款已经删除。原告对此质证意见同于对被告证据11的质证意见。13、武汉玉娇龙轮胎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东楠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鹏达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作为韩泰品牌经销商，分别作出的关于被告未对经销商限制销售品牌和价格的说明，证明被告未限制经销商销售其他品牌的轮胎，也未限制韩泰轮胎的销售价格。原告认为此三份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14、(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88号民事判决书、(2015)普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8550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韩泰经销商不仅经营韩泰品牌轮胎，还经营其他品牌，说明被告对经销商经营品牌没有限制。原告认为这三份判决书没有记载被告所主张事实，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对经销商销售轮胎品牌进行限制。15、(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96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与淮安永丰轮胎有限公司签订《特约经销合同书》，证明永丰公司不仅经营韩泰轮胎，还经营其他轮胎，被告对经销商品牌没有限制。原告对此质证意见同于对被告证据14质证意见。16、被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下载的“湖北车车好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北人民车城汽车用品超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百度资料，以证明湖北车车好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杨雄杰控制的关联公司，除经营韩泰品牌，还经营其他品牌，被告并未限制原告经营其他品牌。原告称湖北车车好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并非关联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也无法证明被告没有实施品牌限制。17、杨雄杰父亲杨小明向被告出具的亲笔信，证明原告欠被告货款360万未还，系由于原告自身经营问题导致。原告否认此信件真实性。18、被告在(2016)沪0104民初21064号案件中的起诉状及案件受理单据，证明被告已于2016年6月15日起诉解除合同，原告2016年11月5日订单是被告起诉后制作的。原告认为此证据证明了被告拒绝交易的事实。19、2012年至2016年双方签订的《代理商PCLT销售目标协议书》，证明原告的销售目标是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的，而非被告单方确定。原告对其中2012年至2015年销售目标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仅协议书无法证明销售目标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0、2012年8月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2015年双方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证明在双方合同中没有20%违约金约定。原告确认此两份协议真实性。2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向被告出具的《关于就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咨询中国轮胎市场有关问题的回函》，以此证明中国轮胎市场品牌众多，竞争激烈，没有任何轮胎品牌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韩泰品牌轮胎销售额在中国市场所占比例约为5%，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认为无法确认此回函内容的真实性。22、原告在徐汇区人民法院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反诉状、证据目录以及本院垄断纠纷案件中的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被告以此证明原告在两个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与主张变更情况，即原告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债务纠纷中反诉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部分重合，原告在本案中诉请赔偿数额系根据合同之诉计算，金额系拼凑而成。原告认为变更诉请系其民事权利，被告主张不能成立。23、被告从经销商处获得米其林、倍耐力、锦湖、固特异等品牌轮胎的销售政策，以此证明被告销售政策、奖励金政策在整个轮胎行业普遍存在，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的行为。原告认为这些销售政策没有原件佐证，且属于其他品牌轮胎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能作为合法证据。24、2016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场分局、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锦湖(中国)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优科豪马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邓禄普轮胎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大陆马牌轮胎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分别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以证明原告所提到被告遭受处罚的以销售积分兑换现金购物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轮胎行业的普遍做法，即使最知名的轮胎企业为了促进销售也给予经销商奖励激励，说明轮胎行业竞争激烈。原告确认这些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但不认为此证据能证明被告的主张。25、原告零售商武汉千晖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三兄弟汽配商行向被告分别出具的《调查情况》，及该两零售商工商登记信息。该两零售商在“调查情况”中提到原告售价常常高于市场价格，以至于两零售商从郑州等其他轮胎市场进货。被告以此证明轮胎销售价格并不能由被告随意确定。原告认为这两份《调查情况》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6、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21064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被告在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的合同货款纠纷案件，经一审、二审判决，判令原告偿付拖欠被告货款，原被告之间法律争议属于代理销售合同争议，不属于垄断纠纷。原告认为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合同争议与本案是各自独立的诉讼，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不影响本案审理。2017年7月5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就相关互联网获取证据进行现场勘验。经勘验，被告确认原告证据8有关被告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经销商的韩泰轮胎价格政策；原告确认被告证据1有关全球轮胎75强排行榜的报道通过百度可以在“中国橡胶网”、“轮胎世界网”网站找到；原告确认被告证据2相关报道文章可以在“中国知网”找到；原告确认被告证据8《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玲珑轮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搜索找到。本院审查认为，原、被告所提交上述证据中，原告证据10、11、12、41、42系为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经销合同给付奖励金或销售折扣的主张，属于原告依据合同及合同法主张的事项，与本案垄断纠纷无直接或间接关联，不应纳入本案证据；原告证据7《销售目标合议书》仅有原告单方签章，而被告提交了双方签章的《销售目标合议书》进行反驳，故对原告证据7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证据7武汉地区汽配城分布表及部分汽配城中轮胎品牌零售店铺照片，系被告单方制作，真实性难以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可；被告证据23米其林、倍耐力、锦湖、固特异、正新等品牌轮胎的销售政策，来源不能确认，真实性也难以确认，故本院亦不予认可；原、被告其他证据来源于公开渠道或者第三方，符合表面客观真实的要求，无足够反证反驳，本院对这些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将在后文结合案情、判决理由予以论述。2018年4月18日，本院在本案庭审中要求双方在庭后就以下两个方面补充说明并以书面形式相互发表意见：(1)2012年至2016年，被告向原告销售韩泰轮胎中销量最大三种规格轮胎的价格变化情况；(2)2012年至2016年，普利司通、邓禄普等其他市场畅销品牌轮胎的价格变化情况。庭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所整理的被告2012—2016年向其销售韩泰205/55R16V、165/70R13T、165/70R14T三种规格轮胎的出厂基准进价、含税平均进价、最低指导价，以及原告销售平均单价等价格。被告确认这三种规格是其对被告销量最大的轮胎，对出厂基准价除个别年份的个别价格外其他基本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他价格。原告、被告在庭后未能提供2012—2016年市场其他畅销品牌轮胎价格变化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根据本案审理需要，本院依职权调取下列证据：依职权调取证据1，上海市物价局处罚被告达成和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的全部证据。2018年4月18日庭审中，双方对该案证据进行质证。原告对前述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在案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2015年9月6日被告向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提交的关于价格垄断问题的检讨报告，该报告反映出被告除限定转售最低价外，还对经销商划分销售区域，对窜货、超指定区域销售、降价销售的经销商进行没收保证金、追加保证金的处罚；该报告反映被告在经销合同之外有许多具体执行其价格政策销售政策的具体措施；该报告反映被告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2)2015年8月13日被告总经理对被告销售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该整改要求中包含了价格指导、价格协调会议、窜货管理等事项，与其相应，被告2016年3月22日给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出具的市场保证金退还情况说明，反映被告进行整改的情况。(3)被告与上海策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振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磊峰轮胎有限公司、上海车车翔汽车快修服务有限公司等10家韩泰轮胎经销商的销售折价处理情况通报，反映出经过被告整改，将经销商市场保证金退还到奖励金中，同时还反映出被告对经销商随意确定奖励金。(4)被告公司内部反垄断培训的教育签到表和培训资料，反映出被告认识其错误，对员工进行反垄断法律知识培训，但被告在反垄断培训后没有停止违法行为，只是更加隐蔽。(5)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执法人员2016年3月15日关于核实被告2014年度上海地区销售额有关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反映出执法机关认定该案相关市场是上海地区经销商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被告销售额。(6)被告2016年3月16日向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出具的关于上海车车翔公司销售额和增值税发票的说明以及相关发票等等，反映出被告用现金折扣、会议费等冲抵货款，在上海地区财务结算方式与在武汉地区一致。(7)被告的《相关术语说明》，间接反映出汽车轮胎分为乘用车轮胎(小胎)和卡客车轮胎(大胎)两大类，销售渠道分为整车配套和零售渠道，零售渠道由总经销商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销售给零售店，零售店销售给消费者。(8)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执法人员对被告高管李相勳、王伟、闵雷的调查询问笔录，反映出韩泰轮胎在中国有嘉兴、淮安、重庆三家工厂，被告是韩泰轮胎在中国区域的销售中心；被告根据是否有销售经验、仓库等标准选择确定经销商；全国销售区域四个大区，每个大区下设若干支店，支店下辖若干经销商；对每个经销商的奖励金由支店长报请总部经董事长同意；能否拿到奖励金是经销商能否继续取得经销资格的重要依据；零售店(专卖店)不与被告直接交易，与经销商直接交易；2013年被告给经销商的市场规范公示函，提到产品批发利润不得低于指导批发价，统一批发价系被告内部讨论后通过经销商开会来发布信息，2012年前有书面销售政策，2012年后因为无纸化办公采用电邮或口头方式将销售政策传达给经销商；被告对限定最低价、市场指导价采取现场走访、电话询问的方式进行监督，对违反价格政策、窜货以及跨指定区域降价销售的经销商进行没收保证金处罚。(9)上海振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磊峰轮胎有限公司、上海车车翔汽车快修服务有限公司等经销商与被告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市场稳定化管理合同书等文件，反映出被告在武汉地区和各经销商签订的合同书一致，被告在上海地区实施的违法行为与在武汉地区实施的违法行为一致。(10)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执法人员2015年7月2日从被告员工闵雷电脑获取的材料，包括被告发给韩泰轮胎经销商的《2013年市场规范公函》，以及被告与上海振起实业有限公司等经销商的销售折价处理情况通报。《2013年市场规范公函》写到，“为保障利润空间，产品批发利润不得低于指导批发价”。被告与上海振起实业有限公司等经销商的销售折价处理情况通报，反映出经销商从被告处的进货价格高于最低批发价、指导批发价、统一零售价，表明被告一方面实施“限定最低转售价格”，一方面维持出厂价高价导致经销商进销价格的“价格倒挂”。被告对前述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在案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该处罚针对被告在上海地区的经营行为，并不表示被告在武汉地区与经销商存在达成和实施“限定最低转售价”的行为，被告在上海地区的经营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2)该案件中被告的市场规范公函或市场规范化建议，系针对卡客车轮胎(大胎)的销售政策，不是针对乘用车轮胎(小胎)，与没有原告销售的小胎没有关联。(3)在该案中，被告所做的检讨报告，对被告的市场份额做了列表说明，乘用车轮胎2010年为6%、2011年为5.4%、2012年为5.2%，后一般在4%至5%之间，市场份额逐年下降。(4)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对于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必须证明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才能认定垄断行为。(5)被告没有对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并不意味被告认可自己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不意味被告认可行政执法机构对垄断行为的认定。依职权调取证据2，从“中国知网”调取的2013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电子版。该期刊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办的行业期刊，该期刊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每个月份在“市场动态”栏目刊载《10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以排名不分先后的形式，公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沈阳、西安、武汉、青岛等十个城市乘用车轮胎14英寸、15英寸、16英寸、17英寸四个规格产品中热销品牌的热销型号与市场价格；2014年4月至2014年7月，该期刊每月发布《27城市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与价格信息收集范围由10城市扩展到27城市；2014年8月以后，该期刊每月发布《30城市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与价格信息收集范围由27城市扩展到30城市。本院向原、被告双方提供了在2013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电子版所能找到的这些《××城市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的打印件，要求双方当事人对此份证据提交书面意见。对于上述《中国橡胶》杂志刊载的《××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原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认为：(1)《××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的价格信息均为轮胎市场零售价格，不能反映经销商批发价和工厂出厂价。(2)中国30个主要城市热销乘用车轮胎品牌包括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马牌、大陆、倍耐力、韩泰、优科豪马、邓禄普、佳通、锦湖、回力、玲珑、玛吉斯，中国国产品牌只有回力和玲珑，且两个品牌上榜时间很短，外资品牌占绝对优势。(3)价格上，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属于一个价格区间，大陆、马牌属于一个价格区间，韩泰、邓禄普、锦湖、倍耐力属于一个价格区间。(4)橡胶价格占到轮胎成本60%，在橡胶价格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轮胎价格波动幅度很小，说明外资品牌轮胎普遍存在人为干预控制价格的现象。对于上述《中国橡胶》杂志刊载的《××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其对于该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这些价格数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被告认为在假定这些价格数据真实的前提下，这些价格数据表明：(1)从轮胎产品上热销榜的数量来看，韩泰轮胎上榜数量较少，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市场优势地位。以2013年1月对比米其林轮胎为例，韩泰轮胎上榜6个规格型号，米其林轮胎上榜12个规格型号。以2016年12月为例，韩泰轮胎与米其林轮胎则分别上榜为5个与12个。韩泰轮胎上榜多集中于14英寸和15英寸，16英寸上榜数量较少，17英寸则从未上榜。(2)从价格变化趋势与价格对比情况来看，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各品牌轮胎价格均呈现下降趋势，韩泰轮胎价格下降幅度比其他品牌更大。以韩泰14英寸花纹866(185/60R14)为例，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价格由364元降到262元，价格下降28%，价格名次由并列第三下降到第八。而同为14英寸的米其林ENERGYXM2(185/60R14)，价格由430元降到404元，价格仅下降6%，价格名次仍为第一名。由此可见，韩泰轮胎不具有市场定价能力，不能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力。另外，原、被告双方确认在双方销售合作期间销量最大的三种规格轮胎中，只有16英寸的205/55R16VK407轮胎上过热销榜，该轮胎的价格依据这份证据的信息采集，由2013年1月的588元下降到2016年12月的482元，降价106元，和被告所提交证据相印证，表明韩泰轮胎价格呈下降趋势。(3)依据这份证据的价格采集，韩泰轮胎市场零售价格远远高于原告从被告处的进货价格，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谓“价格倒挂”情形。依职权调取证据3，从“中国知网”调取的2012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电子版，该年鉴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办，每年度刊载一份关于中国轮胎行业发展情况的概述，包括生产与销售情况的主要经济指标，以及轮胎行业大事记等内容。该年鉴每年还公开一份《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员企业排行榜(按销售收入)》，其中包含轮胎企业销售收入的前十名排名。2016年的《中国橡胶工业年鉴》刊载了《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分析》一文，该文公开了与被告证据3《深度解析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一文报道相同的“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以及“2016年度中国境内轮胎企业排行榜”两个榜单。对于上述《中国橡胶工业年鉴》，原告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认为：(1)2012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能反映出中国轮胎市场下列情况：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员主要是中国内资品牌企业，只有少数外资品牌在中国的少部分工厂参加协会成为会员；轮胎包括全钢胎、半钢胎、斜交胎、子午胎、全钢子午胎、半钢子午胎、工程子午胎、轿车子午胎、农业子午胎、综合斜交胎……等多种类型；汽车整车分为乘用车、商用车基本车型，乘用车、商用车又各自区分若干不同种类；2012年至2016年中国轮胎企业销售额前十名中少有外资品牌，连续5年排名第一的杭州中策集团在《塑料与橡胶新闻》周刊全球75强评选排名中排名第十；中国天然橡胶80%依赖进口，进口关税持续5年大大高于下游企业平均利润；中国民族品牌轮胎企业普遍技术创新能力弱，研发投入少而分散，产品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产能结构性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恶性竞争；部分上市轮胎企业，如风神股份、青岛双星、佳通、双钱股份等公司2010年至2013年销售毛利在6.26%—22.73%区间，其他非上市公司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中国轮胎产量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占全球总量1/3，轮胎出口常年遭遇美国、哥伦比亚、埃及等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内资轮胎企业在研发费用投入上远远不及外资轮胎企业。(2)2014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刊载文章显示：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关注轮胎品牌和性能仅为18.5%，而更换轮胎时关注轮胎品牌和性能的消费者为88.6%，消费者选购时考虑产品性能占57.2%，考虑使用性能为主因素的占28.7%，考虑价格因素占8.5%，说明中国消费者在选择轮胎时更加相信国际品牌轮胎。(3)自2012年至2016年，行业协会持续呼吁国家指导汽车产业建立轮胎配套商务认证程序和标准，从政策上支持内资轮胎企业进入汽车配套渠道，说明内资品牌轮胎一直没有进入乘用车的轮胎配套市场。原告认为，依据上述信息材料，应当将内资品牌轮胎市场与外资品牌轮胎市场区分开来，本案相关市场是韩泰品牌乘用车轮胎的经销商市场。对于上述《中国橡胶工业年鉴》，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并认为该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告的主张：(1)2012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中每一年橡胶行业的“行业大事”，均记载橡胶行业产能过剩是突出问题，建议行业企业拓展海外市场。(2)2012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行业协会轮胎分会会员的销售排名中，被告企业从未进入前十名，《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分析》一文表明韩泰轮胎销售额在46家会员企业排名中仅排第20名，证明被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3)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的记载，2013年开始，很多轮胎企业尝试进行网上销售，价格透明，不可能形成垄断价格。(4)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的记载，自2013年至2016年，国际市场对中国轮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中国轮胎出口往往遇到海外市场的“反倾销”和“反补贴”阻击，出口日益困难，导致国内轮胎市场竞争白热化，低价竞争是常态。被告认为2012年至2016年的《中国橡胶工业年鉴》与其提交的证据2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关于就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咨询中国轮胎市场有关问题的回函》相互印证，证明中国轮胎市场轮胎企业和轮胎品牌众多，竞争非常充分，产能严重过剩，低价竞争是常态，不存在某个品牌轮胎企业垄断轮胎市场的可能。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如下：(一)原、被告签订经销合同的情况2012年1月15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双方签订《特约经销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目的在于将被告轮胎产品交由原告在双方商定的区域内销售；第五条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第六条约定原告销售区域由被告指定，非经被告书面同意，原告不得在指定区域以外的市场直接销售或间接通过他人销售被告轮胎产品；第七条约定双方协商确定本年度销售目标，原告不能完成双方确定的销售目标时，被告有权直接在原告的销售区域内设立两个以上经销商或者单方解除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轮胎销售价格由被告通报原告，被告不用承担价格变化造成的损失；第十二条约定原告按被告认可的方式提供担保，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担保金额设定赊账额度；第十三条约定原告作为经销商应熟知被告轮胎产品的产品性能、适用环境，并且在销售时应详细告知用户，并承担因未尽说明义务、适用环境不当造成的损失赔偿；第十四条约定“乙方必须尊重甲方对经销商、分销商以及消费者等不同级别人员所确定不同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限要求，并且，乙方对其分经销商有监督其遵守该价格下限责任的要求”；第十五条约定，为方便市场管理，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提供销售资料、客户名单、财务状况、客户销售情况、职员、库存等经营信息；第十六条约定，为有效管理市场和帮助原告销售，被告可以在合同之外另行制定和实施经销商评价制度；第二十一条约定，如果原告拖欠被告货款超过30天，或者原告违反合同任何条款，或者有损害被告利益行为甚至有损害被告利益倾向，被告即可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丧失包括向被告主张销售奖励金在内的所有权利；第二十六条约定，原告销售韩泰轮胎的销售额应占其销售总额的60%以上，原告除在签约时经被告认可准许销售的其他品牌轮胎之外，若增加销售其他品牌轮胎，应当经过被告的同意。2015年1月31日,双方签订《特约经销合同书》。合同书第六条约定，出现原告不积极开拓市场等情况包括“乙方存在以降价销售、与其他地区经销商窜货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甲方及其他经销商利益”时，被告可以直接在原告销售区域内销售或管理，直至指定新的销售商或终止与原告的经销关系；第七条约定，“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合同期内的销售目标，但甲方对乙方销售目标的确定具有最终确定和调整的权利”，“当乙方不能完成其任一月度、季度或年度销售目标时，甲方有权采取直接在同一销售区域设立两个以上的特约经销商、取消相关的销售奖励金、单方面决定解除合同等措施”；合同书其他有关产品质量、货物运输、货款结算、赊账、违约责任条款基本同于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书》，但没有类似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书》中第十四条有关经销商应该尊重或遵守被告最低销售价格限制要求的规定。(二)原、被告合同诉讼与合同存续情况2016年6月15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被告起诉本案原告及杨雄杰、周利华、周厚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本案被告称因本案原告拖欠其货款，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经销合同关系，本案原告清偿货款3,615,664.91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杨雄杰等被告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杨雄杰以其若干抵押房产对此承担担保清偿责任。本案原告在该案中主要辩称，本案被告利用格式合同剥夺其权利，实际上韩泰公司拖延兑现其销售折价12,086,154.15元，少计算折价和奖励金计11,530,891.60元，多收取其承兑利息573,092.18元，因此并不拖欠韩泰公司货款。经审理，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对合同有关销售折价、奖励金约定有不同的解释，本案原告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没有依据，本案被告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有充分依据，双方对于销售折价、奖励金等实际已做结算，本案被告的诉请合法有据，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6)沪0104民初21064号民事判决，判决双方经销合同关系于2016年7月25日起解除，本案原告偿付本案被告货款3,615,664.91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杨雄杰以其抵押房产对此债务承担抵押担保清偿责任，杨雄杰、周利华对此债务在抵押担保不足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一审判决后，本案被告以及杨雄杰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同于其在一审抗辩理由，经审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查明事实属实，原审关于双方合同约定、双方多年交易对账模式的详细认定准确无误，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据本案原、被告双方2012年、2015年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双方所确认2012年至2016年一直延续经销关系的事实，以及上述(2016)沪0104民初21064号民事判决、(2018)沪01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确认双方经销关系存续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25日。(三)被告被反垄断执法机关处罚的情况2016年4月12日，上海市物价局对被告作出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记载，上海市物价局于2015年7月2日开始调查被告的价格及相关行为，依据2012年以来被告与上海地区经销商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市场稳定化管理合同》、《中国TBR2013指导价格执行禀议》、“13年TBR批发、零售指导价格执行公告”、经销商部分往来对账单、《2013年市场规范公函》、部分产品指导批发价格表、调查询问笔录、财务数据等证据，认定被告在销售卡客车轮胎以及乘用车轮胎过程中与被告上海地区经销商存在以下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行为：1、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在2012及2013年度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中，被告明确要求下游经销商遵守被告制定的最低销售价格。如，2012年被告(甲方)与(略)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合同期限为2012年5月28日-2015年5月28日)第十四条“产品的销售”第2款规定，“乙方(略)有限公司)必须尊重甲方(被告)对经销商、分销商及消费者等不同级别人员所确定的不同产品经销价格的下限要求，并且，乙方对其分销商负有监督其遵守该价格下限要求的责任。”同时，《特约经销合同书》中还明确了降价销售的后果，即第六条3.4规定的终止合作的条件之一为：“乙方存在以降价销售、与其他地区经销商窜货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甲方及其经销商利益时。”另外,在《特约经销合同书》的附件《市场稳定化管理合同》中，2012年第3条3-1第2项、2013年第4条第2项规定“价格方面：低于甲方(被告)设定并通报的最低批发价格销售”的行为将认定为普通窜货；在第4项(2012年)、第7项(2013年)中规定：“甲方(被告)从乙方(被告经销商)的销售奖励金中扣押50，000元人民币作为市场规范保证金”；同时在第5条(2012年)、第8条(2013年)中规定了窜货行为的处罚标准。2014及2015年度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书》中，被告删除了关于限定产品经销价格下限的条款，但关于降价销售后果的条款仍予以保留；《特约经销合同书》的附件《市场稳定化管理合同》中删除了关于价格方面的条款。2、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被告通过制定发布最低价格表、收取市场规范保证金以及发布市场规范公函等形式实施上述价格垄断协议。(1)制定并发布卡客车轮胎产品最低价格表。被告制定并向经销商及零售商发布《韩泰2013年指导价格表(经销商用)》及《韩泰2013年指导价格表(零售店用)》，在其中规定了经销商转售卡客车轮胎产品的最低批发价、指导批发价和统一零售价，并要求经营商和零售商执行。(2)收取市场规范保证金。2012年和2013年,被告在经营中为规范经销商“低于甲方(被告)设定并通报的最低批发价格销售”等窜货行为，根据与经销商签订的《市场稳定化管理合同》，向部分经销商收取5万元的市场规范保证金。(3)发布乘用车轮胎产品市场规范公函。被告向乘用车轮胎经销商发布部分产品指导批发价格表，并向经销商下发《2013年市场规范公函》，明确要求H432、H430、RA35全规格产品批发价格不得低于指导批发价。上海市物价局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二)项和《反价格垄断规定》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考虑被告的行为及其配合行政机关调查的表现，上海市物价局对被告处以2014年度相关市场销售额2.1752亿元1%的罚款，计217.52万元。(四)被告及其他品牌轮胎因商业贿赂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情况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场分局、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锦湖(中国)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优科豪马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邓禄普轮胎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大陆马牌轮胎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这些处罚决定书的记载，这些公司的经销商、零售商一般代理经销多个轮胎品牌，为了鼓励经销商、零售商多销售自己品牌轮胎，扩大自己品牌轮胎的市场份额，或者直接以“促销费”等名目给予经销商、零售商钱物，或者给经销商、零售商以销售积分兑换京东商城电子购物卡、卓越亚马逊商城电子购物卡、中石油或中石化加油卡、苏宁易购卡等购物卡，甚至组织经销商、零售商旅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七家行政执法机构认定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家品牌轮胎企业的上述行为构成商业贿赂，并予行政处罚。(五)汽车轮胎市场的品牌竞争情况原告提交证据中，涉及这一方面事实的证据有证据23、31、44。本院审查并确认：原告证据23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优科豪马、韩泰等全球十大轮胎品牌的在中国部分轮胎外观设计专利的打印件，表明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优科豪马、韩泰这些品牌在中国有通过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其市场的需要。原告证据31《2016年乘用车市场销量特征分析》一文没有提及中国大陆市场轮胎品牌竞争情况，但提到“2016年9月乘用车生产企业销量前十排名依次为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上汽通用、上通五菱、长安汽车、北京现代、东风日产、长城汽车、长安福特以及吉利汽车”，结合其证据44湖北省汽车后市场企业联合会所出具《乘用车轮胎行业销售代理制度介绍》提到“长期以来，日韩系汽车配日韩系轮胎，欧美系汽车配欧美系轮胎”，“日韩系轮胎品牌如普利司通、邓禄普、韩泰、锦湖为一个阶层，欧美系品牌如马牌、倍耐力、米其林、固特异彼此为高档品的竞争品”，由此可知，在中国大陆，至少在汽车出售时，轮胎品牌与汽车品牌有一定的配置关联。反言之，欧美系、日韩系不同品牌汽车制造商对于不同品牌轮胎有一定偏好，不同品牌销量的市场销量与不同品牌汽车的销量有一定关系，市场因不同品牌汽车共存而存在不同品牌轮胎共存的格局。被告提交证据中，证据1、2、3、4、5、6、8、21均涉及这一方面事实。本院审查并确认：被告证据1、2系对美国《轮胎商业》杂志所公布2012年至2016年全球轮胎75强排名的有关报道与评析，该排名榜每年排出全球销售额排前75名的轮胎生产企业，其中，《2013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行分析》提到“大陆上榜企业26家……增幅排名前5位的企业全部来自中国，分别是青岛赛轮、中策橡胶集团、新疆昆仑、四川海大及山东金宇……”，“75强中有48家企业在中国生产轮胎，其中前10强全部在中国大陆设有轮胎工厂，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轮胎生产大国及世界轮胎制造中心”；《2014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行分析》提到“销售额增长前3位的全部是我国企业：山东泰山、青岛麒麟轮胎、山东恒丰；我国也是轮胎投资额最大国家”；《2015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行分析》提到“退出75强排名的企业有中国山东德瑞宝、山东金宇、新疆昆仑、天津联合轮胎、印尼佳通、荷兰Magna轮胎集团”；《2016年度全球轮胎75强排行分析》提到中国企业中“新进入排名的企业有5家，分别是中国山东永泰、山东银宝、山东永盛、山东慧通、延长石油”。这些有关轮胎行业75强排名的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说明各品牌轮胎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情况，但是能证明世界排名靠前的轮胎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中国本土也有大量轮胎企业投资建厂，中国轮胎投资额和增长幅度居全球前列，中国本土轮胎企业在竞争中名次变化较大，从供应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大陆存在大量轮胎生产企业制造不同品牌轮胎。被告证据3《深度解析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一文提到54家企业参加“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和“2016年度中国境内轮胎企业排行榜”两个榜单，被告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所下载普利司通、米其林、锦湖、固特异、马牌、佳通等49个品牌轮胎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情况，印证了被告证据1、证据2所反映在中国大陆众多品牌轮胎企业投资建厂的情况。被告证据5从佳通、普利司通、中策、倍耐力、固特异、锦湖、米其林、邓禄普、韩泰等20个品牌轮胎官网查询下载的在武汉地区专卖店情况，被告证据6从“途虎养车网”、“淘宝”、“京东”等网站查询下载的武汉地区从事轮胎销售的网店情况，虽然未必与真实情况完全相符，但能大致反映出武汉地区有包括韩泰品牌在内超过20个品牌的汽车轮胎在市场销售。被告证据8《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提到我国轮胎制造业是一个市场化、竞争性行业，其中山东有逾300家轮胎企业，国内大多数厂商规模普遍偏小，中低端产品整体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以及山东等地方政府将此行业作为过剩产能产业，产业政策在于引导产业升级；援引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统计数据，说明中国本土轮胎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低档乘用车子午胎市场；援引美国《轮胎商业》杂志有关全球轮胎75强排行榜的数据和其他数据，说明在全球轮胎行业集中度较高，其中2015年排前三名的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销售额占全球市场的37.28%,排名前十的轮胎制造商销售额占全球轮胎市场的62.99%。由于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受到业内声誉评价约束，对行业竞争状况的描述一般不会与实际状况有较大出入，特别是不会将有利于公司招股的市场竞争状况描述成不利于公司招股的竞争状况，也就是说不会将本来竞争不充分的市场状况描述成竞争充分的状况，因此两份招股说明书所描述的行业竞争状况比较可信，另外也从侧面反映出招股说明书所援引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有关统计数据、美国《轮胎商业》杂志的全球轮胎75强排行榜具有较高权威。被告证据2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关于就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咨询中国轮胎市场有关问题的回函》提到在我国“据我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具备一定规模的轮胎生产企业有280多家，轮胎品牌多达450个以上”，中国轮胎生产企业和轮胎品牌众多，轮胎销售市场整体上竞争非常激烈。该回函还提到，中国轮胎市场大体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引领轮胎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在中高档轿车、轻型载重子午线轮胎市场具有明显优势；第二梯队包括倍耐力、马牌、住友、韩泰、优科豪马、正新和固铂，具有相对较为先进的技术，产品主要集中在中端产品竞争，同时遭受第一梯队与第三梯队参与竞争，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第三梯队包括东洋、锦湖、佳通、中策、三角、玲珑、双星、风神、双钱、万力贵轮、赛轮、森麒麟等，产品与技术接近第二梯队产品。本院认为，由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在全国拥有为数众多的企业会员，轮胎分会是该行业协会最大分会，在行业内具有很高权威度，在无相反证据反驳情况下，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上述复函中有关中国轮胎行业有关制造与销售的情况描述可以采信。原、被告双方均提交的201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轮胎产业政策》第一条提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石化行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目标，通过兼并重组、优化布局、控制总量、淘汰落后、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措施，积极推进轮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由大变强”，第二条提到“坚持市场为主导，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品牌共享、产销一体等方式，兼并重组困难企业和落后企业，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促进企业向集团化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组织结构；引导生产企业集聚发展，优化布局结构；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印发此《轮胎产业政策》的公告中提到“为贯彻落实《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范轮胎行业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轮胎行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轮胎产业发展形势，我部制定了《轮胎产业政策》，现予以公告，请有关单位遵照执行”。可见，《轮胎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背景是我国轮胎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集中度提高。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中，证据2和证据3均涉及这一方面事实。其中，2013至2016年度《中国橡胶》杂志每月所刊载《××城市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直接反映出在中国大陆市场有多个热销汽车轮胎品牌；2012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每年都有不同品牌轮胎销售额排名情况，特别是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所刊《2016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名数据分析》一文中，引用了54家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参评的“2016年度中国境内轮胎企业排行榜”(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第321至323页)，统计这份排行榜上的轮胎品牌数目，可以看到，54家轮胎企业主要经营94个中文品牌和40个英文品牌，共计134个品牌。综合考虑原、被告所提交上述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特别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轮胎产业政策》对轮胎产业状况的定位、美国《轮胎商业》杂志举办的全球轮胎企业75强排名、《中国橡胶》杂志每月对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的统计、《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的统计分析、中国橡胶工业行业协会轮胎分会给被告的复函、湖北省汽车后市场企业联合会所出具《乘用车轮胎行业销售代理制度介绍》等证据来自政府、行业权威刊物和行业协会，这些证据权威性较高而且彼此相互能够印证。依据这些证据，本院认定：就外资品牌而言，全球市场排名靠前至少超过20个的轮胎品牌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与销售，包括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优科豪马、韩泰、佳通、倍耐力、锦湖、邓禄普、住友、东洋、耐克森等等知名品牌；就内资品牌而言，规模较大的轮胎生产企业超过50家，包括中策、正新、双钱、风神、双星、玲珑、三角等企业，生产销售100个轮胎品牌，包含规模较小的轮胎生产企业则共有超过280家轮胎企业，生产销售超过450个轮胎品牌。(六)汽车轮胎行业销售模式情况原告提交证据中，证据44涉及这一方面事实。原告证据44湖北省汽车后市场企业联合会所出具《乘用车轮胎行业销售代理制度介绍》提到，外资轮胎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特约经销商营销商业模式，即总经销—经销商—零售店三级分销模式。每种品牌轮胎都是垂直营销、封闭区域管理分销体系，只有在零售店环节才可能出现一个店销售多个品牌的轮胎情形”，“2014年以来，中国轮胎市场在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开始直营，取消经销商”，“某一种品牌经销商的更换是在该品牌销售体系内部进行的，多由原低一级的分销商升级为高一级的分销商，而其他品牌分销商因市场渠道、客户积累、消费者习惯等因素，无法改换品牌参与到新的品牌轮胎经销商行列”，“不过，在零售店领域，一个零售店更换销售不同品牌轮胎和同时兼营多个品牌轮胎是很常见的”。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证据24涉及这一方面事实。被告证据2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七家行政执法机构对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家品牌轮胎企业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均提到轮胎零售商销售多个不同品牌轮胎，经销商也销售多个不同品牌轮胎或者在主要销售一个品牌轮胎同时兼营销售其他品牌轮胎。原、被告共同提交的双方《特约经销合同书》约定，原告销售韩泰轮胎的销售额应占其销售总额的60%以上，原告除在签约时经被告认可准许销售的其他品牌轮胎之外，若增加销售其他品牌轮胎，应当经过被告的同意。原、被告确认在原告销售韩泰轮胎之前，还销售耐克森轮胎，原告在销售韩泰轮胎之后继续销售之前销售的耐克森轮胎。综合考虑原、被告上述证据，本院确认：在零售商层次，由于双方证据均确认零售商一般同时销售几个不同轮胎品牌，故可认定零售商一般同时销售多个轮胎品牌；在经销商层次，由于被告证据24系行政执法机构调查查明事实，原、被告确认原告除销售韩泰品牌外还销售其他品牌轮胎，故本院确认迟至2016年普利司通、米其林、锦湖、佳通、优科豪马、邓禄普、马牌、韩泰等品牌轮胎的经销商同时销售不同品牌轮胎；2016年以后，被告在经销商层次逐渐以直营商取代经销商。(七)韩泰轮胎市场份额情况原告提交证据中，证据17、18涉及这一方面事实。原告证据17《2013年韩泰公司乘用车轮胎产品目录》，该文件中称“韩泰轮胎现在是全球第七大轮胎制造商......”,“韩泰轮胎在乘用车轮胎配套市场上也创下了最大占有率……”。原告证据18“韩泰轮胎”、“泰尔智库”两个微信公众号有关网页内容以及“轮胎世界网”、“中国轮胎商业网”有关报道内容，报道韩泰轮胎在中国轮胎配套市场的占有率居第一。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2、3、21涉及这一方面事实。被告证据1、2有关美国《轮胎商业》杂志进行的全球轮胎企业75强排名分析，表明韩泰轮胎全球销售量在2013至2016年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七。证据3所涉及54家企业参与的“2016年度中国境内轮胎企业排行榜”，江苏韩泰轮胎公司在54家企业中2015年全球销售额排名居于第20位，虽然此榜单能证明中国境内轮胎品牌众多，但由于参与排名的企业有限，同时还包含境外销售额，故不能反映韩泰轮胎在大陆市场份额排名情况。被告证据2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关于就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咨询中国轮胎市场有关问题的回函》提到，根据该会的统计，2012年至2016年韩泰轮胎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销售额和销售排名在会员统计单位中情况是：2012年至2016年国内销售额排名分别为第6、5、6、6、6名；2012年至2016年国内销售额占比分别为5%、4%、5%、5%、5%。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中：证据2，2013至2016年度《中国橡胶》杂志每月所刊载《××城市乘用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表明韩泰轮胎在14、15英寸规格上有一定竞争优势，有若干热销型号，在16、17英寸规格上没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17英寸规格上没有热销型号；证据3，2012至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在其每年统计的会员企业全球销售额前十排名中均无被告企业。综合考虑原、被告提交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本院认定：2012至2016年间，在全球轮胎市场以销售额计算，韩泰轮胎比较稳定地居于第七名左右；在国内轮胎市场上，韩泰轮胎销售总额比较稳定地居于第五、第六名左右；在国内市场，韩泰轮胎在整车配套市场的市场份额居于领先地位，但在汽车售后市场由于存在多个品牌的竞争，韩泰轮胎虽然属于热销品牌之一，但不具有明显的市场份额优势。(八)2012年至2016年韩泰轮胎及其他品牌轮胎价格变化情况1、韩泰轮胎价格变化情况就2012年至2016年韩泰轮胎价格的变化情况，本院要求双方确认被告向原告销售数量最大的三种规格轮胎，并在此基础上提交三种规格韩泰轮胎的价格变化情况。双方确认，韩泰205/55R16V、165/70R13T、165/70R14T三种规格轮胎是2012年至2016年被告对原告销量最大的轮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这三种规格轮胎的出厂基准进价、含税平均进价、最低指导价、销售平均单价等价格，被告对出厂基准价除个别年份的个别价格外其他基本予以确认。依据双方所基本确认2012年至2016年韩泰205/55R16V、165/70R13T、165/70R14T三种规格轮胎的出厂价，本院制作表1和图1如下：表12012—2016年韩泰三种规格轮胎出厂价格165/70R13T165/70R14T205/55R16V2012年242.19232.83581.492013年242.19232.83581.492014年202.XXXXXXXX.92015年182.52189.54427.052016年162.63174.33427.05(价格单位：元)图12012—2016年韩泰三种规格轮胎出厂价变化(价格单位：元)基于表1及图1的数据与图示，本院认定：2012年至2016年，韩泰165/70R13T、165/70R14T、205/55R16V三种规格轮胎出厂价格呈下降趋势，总体下降幅度均较大，分别由2012年的242.19元、232.83元、581.49元下降至2016年的162.63元、174.33元、427.05元，降幅分别为32.9%、25.1%、26.6%；从降价速度的时间分布情况开看，三种规格轮胎2012年至2013年下降速度较为平稳，2013至2015年下降速度很快，2015至2016年下降速度再次趋于缓和。2、市场主要品牌轮胎价格变化情况就市场其他主要品牌轮胎的价格变化，原告、被告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2，2013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杂志刊载的《××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举办行业期刊定期公布的市场调查情况，相对具有权威性，虽然不一定完全精确，但对于判断一个价格变化趋势而言，这些《××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足以符合需要。由于数据较多，同时考虑到涉案争议主要发生在韩泰14和16英寸两种规格轮胎，本院从2013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杂志刊载的《××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中，分三步摘取14英寸、16英寸两种规格相关品牌轮胎的销售价格数据：第一步，摘取2013年至2016年每年5月、10月两个时间点上14、16英寸两种规格轮胎的热销品牌及型号信息；第二步，从上述热销品牌型号中摘取三个年度5月、10月均进入热销榜的品牌型号；第三步，摘取上述三个年度5月、10月均进入热销榜品牌型号的销售价格。根据第三步摘取的信息，本院制作以下表2和图2、表3和图3：表2：2013—2016年热销型号及价格(14英寸)型号规格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5月10月5月10月5月10月5月10月米其林ENERGYXM2185/6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普利司通B250185/6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马牌CONFORTCONTACTCC5185/6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价格单位：元)图2：2013—2016年热销型号及价格(14英寸)(价格单位：元)表3：2013—2016年热销型号及价格(16英寸)型号规格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5月10月5月10月5月10月5月10月韩泰RADIALK407205/5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米其林ENERGYXM2205/5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马牌CONFORTCONTACTCC5205/5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普利司通TURANZAER33215/6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固特异EAGLENCT5205/5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价格单位：元)图3：2013—2016年热销型号及价格(16英寸)(价格单位：元)基于表2、表3、图2、图3的数据与图示，本院认定：2013年至2016年，14英寸热销品牌轮胎中米其林、普利司通、马牌热销型号价格有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米其林与马牌下降幅度不是很大，分别由2013年5月的432元、354元下降至2016年10月的405元、345元，下降幅度分别为6.3%、2.5%，普利司通下降幅度较大，由2013年5月的385元下降至2016年10月的302元，下降幅度为21.6%；2013年至2016年，16英寸热销品牌轮胎中韩泰、米其林、马牌、普利司通、固特异热销型号价格呈持续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均较大，分别由2013年5月的583元、766元、672元、819元、636元下降至2016年10月的486元、615元、569元、614元、548元，下降幅度分别为16.64%、19.71%、15.33%、25.1%、13.9%，普利司通仍然是各品牌中降价幅度最大的品牌。经审查，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提起本案反垄断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格”协议；三、被告是否实施原告所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包括垄断高价以及无正当理由的限定不合理交易条件、价格歧视、指定交易、拒绝交易；四、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损害赔偿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的这些争议焦点中，涉及到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本案相关市场、本案行为竞争效果、本案审理与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为方便论述，本院就相关问题逐一论述如下：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认为其与原告签订的特约经销合同中，只是在2012年的合同中有关于最低转售价格约定的条款，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的合同有效期只有一年，之后的合同中并没有关于最低转售价格的约定，因此原告依据2012年经销合同于2016年11月17日起诉本案垄断纠纷时，已逾诉讼时效。对此，原告称其在上海市物价局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得知被告2012年以来对经销商实施的轮胎转售价格限制被反垄断执法机关认定为垄断协议，由于被告在上海地区实施行为与在武汉地区实施行为一致，原告方知其权利受到被告垄断行为损害，即于同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由此规定可知，垄断纠纷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包括两种情形，在不涉及行政执法程序的情形下，由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垄断行为侵害之日起算，在涉及行政执法程序的情形下，则从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终止调查决定的时间起算，或者从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垄断行为决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起算。本案原告的诉请中，关于“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的诉请涉及行政执法程序，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诉请不涉及行政执法程序，但都符合上述《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首先，关于原告对被告“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的指控，由于原告与被告的经销合同关系存续于2012年1月至2016年7月间，而上海市物价局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2012年至2014年与经销商达成“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2012、2013年与经销商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原告作为经销商，在上海市物价局2016年对被告作出上述处罚后有理由认为其亦可能受到被告2012年、2013年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损害，故原告针对2012年《特约经销合同书》及其后经销合同的起诉，符合《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次，关于原告对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控，原告认为被告在2012至2016年间一直在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也一直在实施原告所指控垄断高价及无正当理由指定交易、价格歧视、不合理条件交易、拒绝交易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鉴于原告指控被告持续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亦即其持续受到被告垄断行为的损害，原告针对被告2012年至2016年经营行为的反垄断诉讼，符合《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告提起本案反垄断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方法双方关于第二、第三、第四个争议焦点的争议，涉及到“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方法这一基本问题。由于《反垄断法》及《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对“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比较抽象，为准确认定被告涉案行为的性质，本院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对于“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构成要件与认定方法的意见。(一)“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方法关于“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201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中强调：《反垄断法》第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在句式表达上和第十二条所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以及第十七条“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样，均采用“本法所称……是指……”句式，因此《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对“垄断协议”的定义、第十二条对“经营者”与“相关市场”的定义、第十七条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适用于整部法律而非个别条文，规定在《反垄断法》第十四条中的“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同样应服从于第十三条的定义，即“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可知，《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定横向垄断协议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构成要件，由于纵向协议反竞争效果一般轻于横向协议，举重以明轻，《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更加应该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要件。就《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本院认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前述(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中的意见，同时，补充和强调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反垄断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之间应作合理的体系解释。本院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规定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第十三条所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确定垄断协议的核心要件在于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这个核心要件贯穿于第十三条所列举横向协议、第十四条所列举纵向协议、第十五条所列举不认定构成垄断协议的情形。首先，第十三、十四条所列举横向协议、纵向协议均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才能构成垄断协议，只是对于第十三条所列举横向协议推定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由被告举证反驳其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对于第十四条所列举纵向协议则由原告举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其次，第十五条列举了不认定垄断协议的几类情形，但仍然以不严重排除、限制竞争为前提。具体而言，第一款第(一)、(二)项所规定“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情形，是指因创新、专业化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情形，本身就属于长远来看提高经济效率而非损害效率的情形；第(三)、(四)、(五)项所规定“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情形是《反垄断法》为兼顾就业、环保等社会目标而列举可以不认定垄断协议的情形。但是，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属于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情形，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可见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始终是各类横向、纵向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的核心判断要件，即使具有促进效率效果但严重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依然构成垄断协议，但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当然不构成垄断协议。第二，《反垄断法》所规定“排除、限制竞争”，应当理解为被诉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而非行为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首先，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通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而促进市场竞争，垄断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便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没有必要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其次，对行为目的的判断是一种主观判断，行为目的常常是复杂的，行为的真实目的往往难以通过外在表现而准确探知，执法者或司法者所判断当事人在纵向协议中的目的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再次，由于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竞争效果的不确定性，市场行为的目的动机与实际效果并非完全对应，因此，以行为目的作为纵向协议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过于简单和随意，应当以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实际效果作为纵向协议的合法性判断标准。第三，《反垄断法》所规定“排除、限制竞争”，应当理解为主要是排除、限制了品牌间竞争而非品牌内竞争。其一，市场竞争中，品牌间竞争比品牌内竞争更为基础和重要，只要存在品牌间竞争，消费者就可以在不同品牌间选择购买或消费，消费者的利益就可以通过品牌间竞争得到保护；相反，如果没有品牌间竞争而只存在品牌内竞争，消费者不能通过更换品牌而只能通过在品牌内更换经销商来保护其利益，保护力度显然不足。其二，市场竞争中，品牌间竞争往往主导着品牌内竞争。当品牌间竞争比较充分，厂商的品牌内竞争会服从于品牌间竞争，通过品牌内竞争提升其品牌在品牌间的竞争优势。只有在品牌竞争很不充分时，厂商不受品牌间竞争约束或者受到品牌间竞争约束很小，品牌内竞争才会不受品牌间竞争影响，甚至反过来限制品牌间竞争。因此，从市场竞争的机理来看，由于品牌间竞争比品牌内竞争更为基础和重要，在通常情况下主导品牌内竞争，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更应该关注当事人市场行为对品牌间竞争的影响，只有在品牌间竞争受到严重影响时才有必要对市场行为进行干预。第四，《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纵向协议，一般只有在当事人实施的情形下才可以判断其竞争效果。按照法律的体系解释，《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定横向协议与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纵向协议，应该分别针对不同的市场关系，第十三条所针对横向市场关系主要发生在不同品牌间，第十四条所针对纵向市场关系则既可能发生在不同品牌间又可能发生在同一品牌内。一般而言，横向协议由于直接作用于品牌间竞争，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比较明显，纵向协议不直接作用于品牌间竞争，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不如横向协议明显，在协议不被实施的情况下更难以被观察到。因此，《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纵向协议，应该是在被实施的前提下，才可以认定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至于《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依据本院的理解，此条规定中对于达成而未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亦可进行行政处罚，并非指任何达成而未实施协议的情形下均可进行行政处罚，而应该理解为主要适用于两种达成但未实施协议的情形：对于限制竞争效果明显的横向协议，达成而未实施的，可以给予处罚；对于已经被其他协议成员实施的被认定为垄断协议的横向协议或纵向协议，仅参与达成协议而未实施协议的企业成员，也可以被处以行政处罚。但这两种情形，都不与本院前述关于纵向协议应当在实施情况下才能认定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基本意见相冲突。综上，本院认为，依据《反垄断法》及《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之规定，构成“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的垄断协议，一方面需要当事人达成并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另一方面需要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特别是排除、限制品牌间竞争的效果。关于“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的认定方法，201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中提出：在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性质的分析判断中，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等四方面情况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还在该判决中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将这四方面因素作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合法性判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此不赘述。本院认为，这四个判断要素，方便法院将可能损害市场竞争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与不容易损害市场竞争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区分开来。在本案中，本院亦主要从这四方面要素分析判断涉案协议的合法性。(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方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于2017年3月6日发布了指导案例78号和指导案例79号，在指导案例78号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和指导案例79号吴小秦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均重点审查了两个问题：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的被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本院将遵循指导案例78号和79号两案的指导意见，将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和被诉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为反垄断法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方法，就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行为的认定，前述指导案例78号在“裁判要点”中进一步明确：“在反垄断案件的审理中，界定相关市场通常是重要的分析步骤。但是，能否明确界定相关市场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界定相关市场是评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及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影响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如果通过排除或者妨碍竞争的直接证据，能够对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及被诉垄断行为的市场影响进行评估，则不需要在每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都明确而清楚地界定相关市场”；就是否需要依据对被诉行为竞争效果的分析来判断被诉行为的合法性，指导案例78号的(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还指出“原则上，如果被诉经营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则无需对其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分析，可以直接认定其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过，在相关市场边界较为模糊、被诉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甚明确时，可以进一步分析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效果，以检验关于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正确与否。此外，即使被诉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判断其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需要综合评估该行为对消费者和竞争造成的消极效果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效果，进而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与否作出判断。为此，本院认为有必要对被诉垄断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及其合法性与否进行分析认定”。指导案例79号在“裁判要点”中明确：被告作为特定区域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及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可以认定该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捆绑在一起向消费者收取，侵害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数字电视服务市场。经营者即使存在两项服务分别收费的例外情形，也不足以否认其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依据指导案例78号、79号两案的前述指引，可以明确以下几点：一是，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以从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要素进行判断；二是，被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最终仍取决于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需要综合评估该行为对消费者和竞争造成的消极效果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效果”，在消极效果大大超过积极效果的情形下才可认定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是，是否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排斥其他经营者进市场，是判断被诉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重要因素；四是，明确清楚界定相关市场并不是反垄断案件审理中判断被诉行为合法性的必要前提，在被诉行为竞争效果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在不明确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认定被诉行为的性质。本院将遵循这些指引，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判断被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关于被诉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市场原告认为，本案相关市场应界定为“韩泰品牌轮胎系列产品中国经销商市场”。原告首先认为本案原被告均在轮胎销售市场，与轮胎生产市场无关，原告继而将中国国内轮胎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即汽车产品初装市场、经销商(批发)市场和汽车售后配件零售市场，汽车产品初装市场和汽车售后配件零售市场均是竞争充分的市场，但本案发生的经销商(批发)市场则是一个无竞争的市场(见表4)。原告认为，这三个市场划分的依据在于，本案涉及轮胎流通环节，不同的流通环节不构成竞争关系，不是一个相关市场。汽车制造厂、经销商、车主虽然同样是购买轮胎的需求者，但三者之间无竞争，因此构成三个市场。在经销商市场，由经销商组成的群体作为一个类别的需求者，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即经销商市场。表4：原告所分析中国国内轮胎市场竞争情况汽车产品初装市场经销商(批发)市场汽车售后配件零售市场买方(需求者)汽车制造厂经销商(汉阳光明)汽车终端使用者(车主)卖方(供给者)轮胎制造工厂和总经销商(被告)总经销商(被告)零售店或汽车4S店竞争状况竞争充分无竞争竞争充分原告认为，轮胎的流通渠道同样也分为初装零部件产品市场和汽车售后配件替换市场。上海韩泰总经销的韩泰轮胎流通渠道同样可分为新车初装零部件产品市场和售后配件替换市场。在初装零部件产品市场，韩泰轮胎与其他世界各大品牌轮胎争夺品牌汽车的配套能力，竞争目标是将自己的品牌轮胎装到更多的品牌乘用车上。初装市场上，汽车主机厂的议价能力极强，是买方市场，轮胎竞争对手众多，各品牌轮胎竞争激烈充分，总经销商在初装市场不惜低价亏本以求达到配套的目的。而在汽车售后替换市场，总经销通过货源控制、销售渠道，达到操纵价格、弥补初装市场的亏损和赚取暴利的目的。原告认为，在经销商市场，韩泰品牌经销商市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市场，主要理由是：(1)在初装市场，日韩系轮胎配套安装于日韩系汽车，美欧系轮胎配套安装于美欧系汽车，一方面由于按国标强制性规范，轮胎在售后替换时必须同轴同花纹，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汽车原装轮胎产生信任和依赖，初装市场的轮胎品牌锁定会延伸到售后替换市场；(2)不同级别车辆在轮胎配套与替换上不存在替代性，韩泰牌轮胎在日韩系汽车品牌上的初装零部件市场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在韩系现代、起亚等汽车的配套上占有率超过了70%以上，但无法适配到与品牌不兼容的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豪华汽车上；(3)经销商市场不同于零售市场，前者是“卖方市场”，后者是“买方市场”，畅销品牌轮胎企业在国内均采取特约经销商经销的方式，各品牌轮胎企业很难替换其经销商，因此经销商很难获得一个品牌轮胎企业代理销售资格；(4)轮胎代理销售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经销商经销渠道建设时间长、难度大、利润薄，加之各品牌轮胎企业对经销商采取忠诚折扣，经销商要退出一个品牌代理销售，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品牌代理，不仅遭受重大成本损失，还要损失销售折扣、奖励金等利益。由于这些原因，韩泰品牌轮胎的经销商很难更换到其他品牌轮胎销售，韩泰品牌轮胎经销(批发)市场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也就是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关于本案的相关地域市场，原告在本案中曾主张为湖北省，后将范围扩展到全国。被告认为，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应界定为乘用车轮胎替换胎市场，主要意见是：(1)原告将相关商品界定为韩泰品牌轮胎，不符合反垄断法规定，韩泰牌轮胎不是一个商品种类，只是众多品牌轮胎中的一个品牌轮胎。依据《反垄断法》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相关市场范围大小取决于商品(地域)的可替代性程度，应当从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的角度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在需求替代角度，必须站在需求者的角度判断替代关系、界定相关市场，本案中的需求方是最终消费者，在最终消费者看来，市场存在多个不同品牌轮胎，不同品牌轮胎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竞争关系，因此市场是由不同品牌轮胎构成，而不是一个品牌即构成一个市场。(2)原告错误地将市场限定为批发市场，原告实际既从事批发也从事零售，与原告销售乘用车替换胎的竞争者有其他经销商、零售店、汽配城和途虎、京东、天猫、淘宝等网站上的网店经营者，从市场需求者即终端消费者角度而言，从这些渠道均可获得轮胎，没有必要区分批发或者零售。(3)卡客车轮胎与乘用车轮胎在具体用途、需求对象等方面有明显区别，原告仅销售乘用车轮胎，不销售卡客车轮胎，相关商品应该界定为乘用车轮胎，相关商品市场应界定为乘用车轮胎替换胎市场，不包含整车厂的配套市场。关于本案相关地域市场，被告认为不应局限于武汉地区或湖北省，至少应该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甚至应该包括全球市场。综合起来，被告认为本案相关市场至少应当界定为“中国大陆乘用车轮胎替换胎市场”。本院认为，在原、被告对于本案相关市场的不同界定中，存在相关市场界定的基本思路的差异，原告依据原告所处的竞争关系而关注于售后替换轮胎批发市场，被告依据终端消费者的选择购买而强调售后替换轮胎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不可分割性。对此，本院认为，在界定本案相关市场前，应该明确相关市场界定的基本思路。首先，在反垄断法律适用中，界定相关市场，是为了分析评价特定竞争行为对于特定市场的影响，因此竞争行为是分析原点，受竞争行为影响的范围则是相关市场的范围；其次，由于一个竞争行为可能同时影响到好几个市场，因此在分析评价一个竞争行为的竞争效果时，可能存在数个相关市场，比如一个竞争行为在纵向上可能影响到同一商品(服务)的上下游市场，在横向上则可能影响到跨商品(服务)的不同商品(服务)市场；再次，在界定每一个具体的相关市场的范围时，应当考虑该市场上具体的供求关系、供求替代关系，即使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所建议的“替代分析”分析因需求替代、供给替代受到竞争约束的经营者范围；最后，从反垄断法促进竞争效率、保护消费者福利的根本宗旨出发，在一个竞争行为所发生影响的多个相关市场中，对消费者利益影响越大的市场更应受到关注。综合起来，受被诉行为影响最大，同时又对消费者利益产生最大影响的相关市场，才是执法者或司法者最应关注的核心的相关市场。本院认为，按照前述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思路，本案被诉行为是被告作为总经销商对乘用车轮胎批发经销商实施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和其他销售管理行为，是乘用车轮胎品牌内的经营管理行为，结合在案证据，从被诉行为可能产生竞争影响的市场范围看，初步可以认为本案存在三个层次的相关商品市场：1、包括乘用车轮胎初装市场与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的乘用车轮胎市场。这个市场仅包含乘用车轮胎，不包含卡客车轮胎，因为乘用车轮胎、卡客车轮胎在用途、购买对象上具有很大差异，从需求替代而言，两者不具有替代性，虽然缺乏证据从供给替代角度分析乘用车轮胎制造企业与卡客车轮胎制造企业在供给上的替代性，但乘用车轮胎、卡客车轮胎分属于不同市场，基本得到原、被告双方确认和行业惯例确认。即使乘用车轮胎、卡客车轮胎构成一个更大的汽车轮胎市场，但由于本案被诉行为不会影响到卡客车轮胎销售，所以没有必要将卡客车轮胎考虑进来。在这个乘用车轮胎市场，虽然本案被诉行为直接影响的是汽车售后的轮胎替换市场，但由于轮胎替换市场的价格也会影响到初装市场轮胎价格，因此尽管影响不直接，本院仍将这个包含初装市场与替换市场在内市场作为第一层次的相关市场。2、包括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在内的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本案被诉行为针对的是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的销售活动，本案被诉行为，无论是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还是限制销售区域、高价销售、搭售、指定交易等其他被诉行为，不仅直接影响批发市场，还直接影响零售市场。比如，最低转售价格直接影响到零售市场的进货价格，限制销售区域、搭售行为直接影响到零售市场的进货来源与品种，因此，基于本案被诉行为对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均有很强的影响，本院将这个包含批发与零售在内的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作为第二层次的相关市场。3、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的批发市场。本案原告作为韩泰轮胎批发经销商，在被挑选成为批发经销商的过程中，须与其他经销商竞争，在成为批发经销商后，还须与其他韩泰轮胎批发经销商以及其他品牌轮胎的批发经销商竞争。本案被诉行为在这个市场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本院将这个市场作为第三层次的相关市场，也是三个相关商品市场中市场范围最小的市场。具体分析上述三个相关市场的市场范围，本院认为，在各个相关市场，都应该包含所有品牌的乘用车轮胎，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品牌轮胎或某几个品牌轮胎。一方面，由前文中本院认定的事实可知，尽管中国大陆乘用车轮胎在不同档次轮胎上竞争程度有差异，在高端轮胎上竞争品牌稍少，在中低端轮胎上竞争品牌则非常多，在各档次轮胎上均具有品牌竞争。特别是，被告证据21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关于就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咨询中国轮胎市场有关问题的回函》提到“中国轮胎市场大体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引领轮胎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在中高档轿车、轻型载重子午线轮胎市场具有明显优势；第二梯队包括倍耐力、马牌、住友、韩泰、优科豪马、正新和固铂，具有相对较为先进的技术，产品主要集中在中端产品竞争，同时遭受第一梯队与第三梯队参与竞争，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说明中端或者中高端轮胎的生产销售，既面临来自高端轮胎制造企业的供给替代，也一定程度面临来自中低端轮胎制造企业的供给替代。因此，在轮胎市场各个档次上具有多品牌的竞争，各档次之间又具有或强或弱的替代性，故本院在考虑上述三个相关商品市场的具体范围时，不再区分轮胎档次，更不区分品牌。在上述三个相关商品市场中，本院依据本案被诉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关市场对于消费者利益的影响程度确定在反垄断分析中最为关注的市场。第一个相关市场，乘用车轮胎市场，该市场中无论初装市场或替换市场对于消费者福利都有重大影响，但本案被诉行为对初装市场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三个相关市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的批发市场，本案被诉行为对此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但又远远不能包含被诉行为对零售市场的影响，而零售市场相对于批发市场对于消费者利益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第二个相关市场，被诉行为对替换市场中的批发市场、零售市场都有直接和间接影响，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作为整体，又是对轮胎替换市场上消费者影响更大的一个相关市场，故包含批发与零售的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是在分析评价本案被诉行为竞争效果时最应受到关注的市场。关于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一方面，鉴于无证据表明进口轮胎在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对大陆地区生产销售轮胎具有替代性，因此不需要将进口轮胎考虑计入本案相关地域市场；另一方面，鉴于轮胎不是类似水泥等运输成本高而价格相对低的产品，各品牌轮胎在全国各地区都有销售布点，加之互联网销售，轮胎产品不限于本地销售而是可以跨地区购买，因此不应将地域市场限制为大陆市场内某一个区域，而应及于全部大陆地区，故可以将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须特别指出的是，上海市物价局在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中界定该案相关地域市场为上海地区，该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不能适用于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综合起来，本院认为，从本案被诉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看，初步可以认定存在三个相关市场，即包含汽车初装轮胎市场与汽车售后轮胎替换市场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市场，包含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以及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的批发市场。三个相关市场中，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是后文分析评价本案被诉行为竞争效果时最为关注的市场。同时，本院认为，考虑后文将要论述到本案被诉行为明显不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依据指导案例78号的指引，在被诉行为竞争效果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在不明确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认定被诉行为的性质，本院在对上述相关市场作出初步认定后，不做进一步精确细致的界定。四、关于本案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关于本案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原告认为被告针对经销商所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协议以及被告限定销售区域、搭售、垄断高价销售、指定交易、忠诚折扣等行为，损害了市场竞争。概括起来，包括两方面：(1)损害经销商利益，损害经销商的竞争。被告与原告等中国经销商之间签订《特约经销商合同书》，通过合同条款内的约定，既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垄断协议，又限定原告等中国经销商的销售区域、产品规格、数量目标、经销商评价制度、销售品牌占比和兼营许可、销售奖励条款，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虚构虚抬出厂价，从原告等经销商处掠夺了超高额垄断利润。基于被告的强势地位，原告等经销商被迫以被告确定的高价从被告购进轮胎，以低于进货价格的价格销售给零售商，造成巨额亏损。(2)长期维持较高价格，损害中国轮胎替换市场的竞争。被告在合同之外，长期实施不公开、不透明、不确定计算办法、不确定金额、不确定给付时间、不明确给付状态的销售奖励政策(返利政策)，不仅保证了韩泰轮胎在中国汽车售后替换胎市场持续增长，还保证了韩泰轮胎零售市场销售价格长期稳定维持在一个较高价格水平不变，从2012年到2016年间价格趋稳，不受主要原材料(橡胶)价格下降和轮胎市场正常波动的影响。这是被告人为扭曲价格形成机制，反市场、反竞争的具体体现。被告的行为，还使得本来可以竞争的中国替换胎经销商市场无法竞争。2012年至2016年中国大陆各畅销品牌轮胎价格的走势基本趋同，这说明，如果在某一品牌产品上实施了价格限制，不仅该品牌内失去价格竞争，而且不同品牌间会形成定价上的默契，或者虽然没有形成默契，但也会由于缺乏价格竞争，导致市场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消费者利益受损，社会整体福利也因此受损。关于本案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被告认为，原告主张本案被诉行为构成垄断行为，原告对本案被诉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本案被诉行为具有损害竞争的效果，原告所谓“价格倒挂”的损失既缺乏证据又不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损害。本院认为，可以依据前述三个相关市场的初步划分，分别分析本案被诉行为对每一个相关市场的影响。分析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在每一个市场乘用车轮胎消费量与价格的变化，而后确认本案被诉行为与这种变化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市场”的影响。在汽车轮胎市场，由于汽车轮胎是汽车配件，初装轮胎需求量与新车制造量直接相关，替换轮胎需求量与保有汽车数量直接相关，因此汽车轮胎的需求与供应变化与汽车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4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第35页提到“2006—2014年轮胎产量年均增速为8.86%，高于2011—2014年年均增速7.22%。究其原因，一是近年来国外经济形势不景气，国内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国内外轮胎市场需求不旺；二是中国汽车行业增速放缓。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372.3万辆和2,348.9万辆，分别增长7.26%和6.86%”。2016年《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第3页提到“据轮胎分会统计和调查，2016年全国汽车轮胎总产量约为6.10亿条，同比增长7.9%……全国轮胎行业产量增幅与汽车产量增幅基本接近”。《中国橡胶工业年鉴》的上述陈述，针对的是包括卡客车轮胎和乘用车轮胎在内的全部汽车轮胎，其所体现轮胎行业与汽车行业的高度相关性，在卡客车轮胎和乘用车轮胎两类轮胎上均存在。根据这一规律，虽然本案目前没有乘用车轮胎各年份产销量数据，但可以根据乘用车数量整体上升的趋势确定乘用车轮胎产销量总体也呈上升趋势。至于乘用车轮胎销售价格，本案目前也没有每年销售价格变化的具体数据，但仍然可以从汽车轮胎市场产销对比的总体数据中进行初步的推理与判断。表5是依据《中国橡胶工业年鉴》所公布轮胎行业每年主要经济指标所摘取的汽车轮胎产值与销售产值的年度同比变化幅度。表5：2012年至2016年轮胎总产值与总销售产值的年度同比变化XXXXXXXXXXXXXXXXXXX6轮胎总产值的年度同比—0.30%1.46%—0.59%—15.11%—0.77%轮胎销售产值的年度同比—1.79%0.79%—4.03%—15.66%0.85%从表5可以看到，除2016年外，2012至2015年每一年中汽车轮胎销售产值与总产值呈现方向相同的变化，同升或者同降，但是两者相比，销售产值的上升幅度小于生产产值的上升幅度，销售产值的下降幅度则大于生产产值的下降幅度，表明轮胎销售价格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将销售产值的变化幅度，与前文提到2012年至2016年期间和汽车增长幅度基本相符的轮胎产销数量增长幅度相比较，则更可以推断轮胎销售价格明显呈整体下降趋势，这种价格下降趋势也应在卡客车轮胎与乘用车轮胎两类汽车轮胎上均存在。综上，在初步观察2012年至2016年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产销数量与价格变化情况后，可以初步确定，在“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市场”这个相关市场，整体呈现消费量不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依据经济分析的一般原理，消费者以不断降低的价格获得不断增加的商品，这是一个不断增加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过程。依据本案目前的证据，不足以判断本案被诉行为对这个相关市场符合竞争效率的变化趋势起到了何种作用，但可以肯定这个相关市场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竞争被限制、竞争效率和消费者福利被降低的情况，没有证据表明本案被诉行为在这个相关市场具有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第二，对于“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的影响。在这个相关市场，虽然目前本案证据中没有2012年至2016年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替换轮胎消费量的具体数据，但是可以由中国汽车产销量的变化趋势判断替换轮胎消费量的变化趋势。由于每一辆汽车在被销售使用后就在配件替换市场产生配件替换的需求，因此中国大陆地区每年持续增加的汽车产销量同时也决定了每年持续增加的汽车保有量和替换配件需求量。轮胎作为汽车行驶功能性、安全性最为重要的配件之一，其需求量比其他配件更具有刚性，其消费量应当与汽车保有量高度匹配，具体到乘用车轮胎，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消费量应当与乘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而增加。就价格而言，本案中则有比较直接的证据证明，在轮胎替换市场各品牌轮胎产品零售价格普遍下降。如前所述，本院根据依职权调取证据2、3，基于表2、表3、图2、图3的数据与图示，本院认定，2013年至2016年，14英寸热销品牌轮胎中米其林、马牌、普利司通热销型号价格有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13年5月至2016年10月下降幅度分别为6.3%、2.5%、21.6%；2013年至2016年，16英寸热销品牌轮胎中韩泰、米其林、马牌、固特异、普利司通热销型号价格呈持续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均较大，从2013年5月至2016年10月下降幅度分别为16.64%、19.71%、15.33%、13.9%、25.1%，普利司通是各品牌中降价幅度最大的品牌。至于，原告认为，2012年至2016年国际橡胶市场价格下降很快，轮胎制造成本一半以上来自于橡胶，各品牌轮胎维持在一个较高价格水平，没有体现与橡胶价格同步下降的趋势，表明被诉行为以及各品牌经销商所采取的限制销售价格行为，限制了各品牌轮胎间的市场竞争。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生产成本是影响厂商定价的一项因素，但市场价格主要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在2012年至2016年轮胎消费量上升的情况下，价格没有随需求增加而提高，反而逐年下降，只能说明在供应一方的竞争不断加剧，由于品牌间竞争加剧导致各品牌价格普遍下降。综上，在这个相关市场，由于价格下降的证据更为直接，因此其竞争效果更为明显，也就是说，这个相关市场明显存在竞争效率提升、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不断提升的竞争效果，却无证据表明这个市场明显存在因为竞争受到限制而产生效率损失，无证据表明本案被诉行为在这个相关市场具有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第三，对于“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批发市场”的影响。这个相关市场是前一相关市场的一个部分，是乘用车替换轮胎销售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从逻辑上讲，这个相关市场的消费量、价格变化情况与前一市场消费量、价格变化情况高度一致。在消费量上，和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保有量的增加保持匹配。在价格上，受制于零售价格的竞争，批发价格也应当保持了和零售价格同步下降的变化趋势。如前所述，本院基于表1及图1的数据与图示认定，2012年至2016年，韩泰165/70R13T、165/70R14T、205/55R16V三种规格轮胎出厂价格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32.9%、25.1%、26.6%。本案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品牌轮胎产品出厂价、批发价在2012年至2016年间的下降，但依据前述逻辑推理，结合前文述及各品牌轮胎零售价格的普遍下降，其他品牌轮胎的出厂价、批发价也应该呈现一个下降过程。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原告为证明按照被告所确定进货价格与“最低指导价”(即最低转售价)进行销售导致“价格倒挂”，对被告在2012年至2013年对原告采购量最大三种规格轮胎所确定的“最低指导价”进行了统计，虽然被告对原告所统计“最低指导价”不予认可，称不存在所谓“最低指导价”，但本院认为即使存在原告所统计“最低指导价”，三种规格轮胎的“最低指导价”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6是根据原告的统计所做的摘录。表6：原告统计2012—2016年三种规格轮胎的“最低指导价”花纹规格XXXXXXXXXXXXXXXXXXX6K407205/55R16VXXXXXXXXXXXXXXXRA08165/70R13TXXXXXXXXXXXXXXXRA08165/70R14TXXXXXXXXXXXXXXX(价格时间：每年12月31日价格单位：元)假定原告对被告最低转售价格的统计成立，那么被告对经销商最低转售价格限制，实际没有限制到韩泰轮胎价格的逐年下降，最低转售价格本身逐年降低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被告不能限制品牌间竞争，而只能适应品牌间的竞争。综上，在这个相关市场，依据韩泰轮胎出厂价、最低转售价格下降的证据，结合前两个相关市场的产销量、价格证据，可以初步认定2012年至2016年间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替换轮胎批发市场亦出现消费量上升、价格下降的发展趋势，消费者福利不断提升，而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效率损失。在这个相关市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诉行为造成经销商之间的竞争降低，或者各品牌轮胎之间竞争降低，无法认定本案被诉行为在这个相关市场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总上所述，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初步认定，2012年至2016年，在本案被诉行为可能产生竞争影响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市场”、“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批发市场”等三个相关市场，一方面轮胎消费量随乘用车产销量、保有量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轮胎价格逐年下降，明显存在因为消费量增加、价格降低而带来的消费者福利提升，而不存在明显的效率损失。特别是，在本院最为关注的“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不仅本案被诉的韩泰牌轮胎最低转售价格逐年下降，韩泰轮胎销售价格逐年下降，其他品牌轮胎价格也逐年下降，说明本案被诉行为并没有限制品牌内竞争，更没有限制品牌间竞争。五、关于本案被告是否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本案被诉行为在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在此，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被告是否达成和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垄断协议做进一步的分析论述。(一)关于被告是否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协议1、关于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2016年4月12日，上海市物价局对被告作出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1)2012年至2015年，本案被告与经销商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其中，2012及2013年度《特约经销合同书》明确要求经销商遵守被告确定的最低销售价格，并明确了违反最低转售价格限制的处罚后果。2014及2015年度《特约经销合同书》虽然删除了关于限定产品经销价格下限的条款，但关于降价销售后果的条款仍予以保留。(2)2012年至2013年，被告通过制定发布最低价格表、收取市场规范保证金以及发布市场规范公函等形式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其中，2013年被告向乘用车轮胎经销商发布部分产品指导批发价格表，并向经销商下发《2013年市场规范公函》。对于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处罚决定所认定事实，基于该案中的证据，本院认为：(1)可以认定2012年至2013年被告与经销商至少在上海地区达成并实施最低转售价格限制。虽然这两个年度的《特约经销合同书》约定经销商须“尊重”被告对经销商、分销商及消费者等不同级别人员所确定的不同产品经销价格的下限要求，被告在本案中以“尊重”一词措辞并非强制性要求为由抗辩，但本院认同上海市物价局在这节事实上的判断，结合合同其他条款以及被告2012年、2013年对经销商制定价格指导表、收取市场规范保证金、下发《市场规范公函》等实际管理措施来看，“尊重”一词的措辞委婉，不能否定经销商遵守最低转售价格限制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后果，不能否定最低转售价格限制的强制性，故应当认定被告在2012至2013年间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了“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的协议。(2)2014年以后，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了“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协议。2014年以后《特约经销合同书》删除了有关经销商需遵守销售价格下限的要求，尽管在第六条规定的终止合作的条件之一为：“乙方存在以降价销售、与其他地区经销商窜货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甲方及其经销商利益时”，但结合上下文的具体语境看，这个条文中的“降价销售”不应该是不遵守被告最低转售价格的限制，而是指以低价销售方式在指定销售区以外争夺其他经销商的客户。而且，2014年以后并没有能够直接证明被告对经销商违反“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而进行处罚的证据，故2014年以后的合同文本和合同履行均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了“限制向第三人最低转售商品价格”协议。2、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是否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被告在全国采用统一的《特约经销合同书》文本和销售管理，原告在本案所提交2012年、2015年《特约经销合同书》与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中所查明被告2012年、2015年《特约经销合同书》文本一致，故本院认定本案原、被告2012年达成了“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但是如前所述，本院认定被告2014年以后《特约经销合同书》中并不存在最低转售价格限制的条款，故不认定原、被告2015年达成了“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合同实际履行中，依据原告向本院提交关于205/55R16V、165/70R13T、165/70R14T三种规格轮胎出厂价、最低指导价、销售平均价的数据统计，原告实际销售轮胎价格一般均低于“最低指导价”也就是最低转售价，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因违反最低转售价格限制而遭受被告处罚，只是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中提到跨区域销售一节事实时因违反协议曾遭受被告口头警戒。据此，本院认定，2012年至2016年间，原、被告只是在2012年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但并未实施该“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其他年份既未达成也未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3、关于本案原告主张被告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的事实基础。被告认为，尽管其因在上海地区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而被行政执法机关处罚，但其与原告之间并未达成和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基础。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垄断协议提起诉讼并不以当事人参与垄断协议实施为前提条件，虽然原、被告之间并未实施过“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但因为原告处于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只要被告在上海地区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对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原告由于相关市场竞争遭受破坏而遭受损失，原告即可以提起反垄断诉讼。因此，即使原、被告之间并未实施过“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但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被告在上海地区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行为作为事实基础提起本案诉讼。(二)被告实施的“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前文已述，对于“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本院主要从相关竞争是否充分、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1、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依据在案证据，本院有充分理由认为本案被诉行为能够产生影响的三个相关市场都是竞争充分的市场。主要理由在于：(1)从参与竞争的品牌来看，外资品牌有包括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优科豪马、韩泰、佳通、倍耐力、锦湖、邓禄普、住友、东洋、耐克森等等超过20个知名品牌，内资企业中生产规模较大和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加总起来有300多家，品牌则加总超过500个，品牌竞争很充分，在中低端轮胎特别是低端轮胎甚至是过度竞争。(2)从消费量与价格变化情况看，2012年至2016年三个相关市场均呈现消费量不断上升、价格下降的趋势，按供需规律，在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价格不升反降，说明在供应一方存在有效竞争。特别是，普利司通作为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外资品牌，其两个热销规格轮胎价格从2013年5月至2016年10月分别下降21.6%，25.1%，韩泰品牌一种热销规格轮胎则下降16.64%，很能体现这个市场竞争的效果。(3)从被告及其他品牌轮胎因商业贿赂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情况看，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七家行政执法机构认定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锦湖(中国)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优科豪马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邓禄普轮胎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大陆马牌轮胎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等八家品牌轮胎企业对经销商、零售商实施的一些促销行为构成商业贿赂并予以处罚，这一事实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本案相关市场在品牌间充满竞争，否则这些企业没有必要在一个产品质量和价格透明、销售体系发达的市场采取商业贿赂形式争取市场份额。2、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原告不仅认为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很强市场地位，甚至认为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主要理由是：(1)被告具有从初装市场传导到替换市场的支配力量。韩泰轮胎是全球销售量排名第七的轮胎，韩泰轮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初装市场排名第一，由于轮胎替换在技术安全上有“同轴同换”的要求，初装韩泰轮胎的汽车在投入使用后会继续使用韩泰轮胎，因此韩泰轮胎在初装市场的优势会扩展到替换市场。(2)韩泰品牌轮胎在替换市场独立构成一个相关市场。被告控制韩泰轮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渠道，控制销售产品规格、价格、数量和其他条件，控制其他经营者进入韩泰品牌轮胎批发市场，韩泰轮胎在替换市场中批发市场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被告在这个市场无疑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院认为，原告的这两点理由都不能成立：首先，所谓“同轴同换”只是说在替换轮胎时在一根车轴上要求同步替换同规格同花纹的轮胎(两个前轮轮胎保持一致，两个后轮轮胎保持一致)，并不要求前后轮轮胎保持一致，更不要求替换轮胎时保持与车辆原装轮胎品牌一致，即便韩泰轮胎在初装市场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也很难自然扩及到替换市场；其次，如前文所述，品牌间竞争主导品牌内竞争，存在品牌竞争的情形下没有一个品牌可以脱离其他品牌单独形成一个市场，在本案相关市场品牌间竞争相当充分的情况下，以一个品牌界定一个相关市场尤为不妥。《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反垄断法》所规定的这些考虑因素，既适用于判断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适用于一般情形下分析企业市场地位。依照这些判断因素，在分析相关市场的竞争情况与被告在轮胎替换市场的相关情况后，本院认为，被告在中国大陆地区轮胎替换市场并不具有很强的市场地位，更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主要理由是：(1)无证据表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占有具有优势的市场份额。虽然韩泰轮胎在美国《轮胎商业》杂志的“全球轮胎75强”排名中位居前列，但由于品牌众多，在原子式的市场结构中(75强也说明竞争众多、彼此相差不远)，销售额排名靠前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上占有很强优势。本案中更没有证据表明韩泰轮胎在大陆轮胎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2)韩泰轮胎主要在中端档次轮胎上与其他品牌竞争，但中端档次轮胎上有倍耐力、马牌、住友、优科豪马等多个外资品牌和相当多的内资品牌参与竞争，还要面临来自高端轮胎、低端轮胎供应者的竞争，被告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产品档次上并不具有绝对优势。(3)2012年至2016年韩泰轮胎出厂价、“最低指导价”、批发销售价、零售价均逐年下降，下降幅度与其他品牌轮胎价格下降幅度基本相当，表明被告在相关市场不具有定价能力，只能顺应竞争形势降低价格。(4)在中国大陆地区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各品牌采用总经销商、分经销商、经销商、零售商分级销售模式，经销商一般不限于代理销售一个品牌而同时代理销售几个品牌，零售商则同时销售更多品牌。这种销售模式下，品牌间竞争由零售商往上逐级传导，总经销商不能完全控制经销商只销售自己品牌，不能对经销商形成绝对控制力量。(5)被告和普利司通、米其林、锦湖、佳通、优科豪马、邓禄普、马牌等轮胎企业一样，对经销商、零售商实施商业贿赂行为，表明被告和其他品牌的轮胎企业一样，在面临激烈的品牌竞争情况下以商业贿赂方式争取市场份额。(6)轮胎制造所依赖的主要原材料橡胶，是一种比较普通而容易获得的原材料，轮胎行业内企业很难通过控制原材料获得市场优势地位。(7)高端轮胎制造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在中低端轮胎，无论技术、资金都不具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导致轮胎行业没有很高进入壁垒。3、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首先，从本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被实施的情况看，尽管原告称其一直在“最低指导价”下销售，但原告并未因此受到被告处罚，原、被告之间并未真正实施最低转售价格限制。除可以依据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一案中相关证据认定被告于2012至2013年间在上海地区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外，无其他证据表明被告有其他实施行为。被告在上海地区的实施行为主要是向经销商制定价格指导表、收取保证金和下发《市场规范函》，这些行为都比较温和，体现不出被告在控制价格上有很强的意志，不能说明被告通过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来将其产品价格维持在高价水平的意图。其次，被告在《2013年市场规范函》的末尾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站在经销商立场上劝导经销商彼此不要通过低价竞争损害经销商彼此利益，表达了其希望减少经销商之间低价竞争的动机。再有，2012年至2016年被告给经销商的“最低指导价”逐年下降，从这一基本事实也很难看出被告限制竞争、维持高价的动机。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给经销商确定轮胎批发的最低价格限制，并不具有很强的维持韩泰轮胎市场价格意图，而主要在于给予经销商合理利润空间，避免经销商之间纯粹以低价竞争争夺客户，稳定经销商销售秩序。4、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竞争效果。就此问题，前文已对本案被诉行为在相关市场的竞争效果作了专门分析，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相关市场的竞争因为被诉行为而受到排除或者限制，被诉行为既未限制品牌内竞争，更未限制品牌间竞争，核心理由在于，虽然存在被诉行为，但在相关市场却是消费量持续上升、价格持续下降，被告限定的最低转售价格也是逐年下降，说明被告在相关市场不具备定价能力，被告只能顺应相关市场竞争，而无法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综上，由于本案相关市场竞争充分，被告在相关市场不具有很强市场地位，被告没有通过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来维持高价的动机，被告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没有在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本院认定被告在本案所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六、关于被告是否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关于被告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以下两个部分分析。(一)关于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关于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地位，前文也已作专门分析，鉴于，无证据表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占有具有优势的市场份额，韩泰轮胎在品牌竞争充分的轮胎市场又主要处于竞争最为激烈的中端档次，韩泰轮胎出厂价、“最低指导价”、批发销售价、零售价均逐年下降，被告相对于同时代理销售几个品牌的经销商和同时销售多个品牌的零售商不具有控制力量，以及轮胎行业基本没有原材料、资金、技术的进入壁垒，本院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不具有很强市场地位，更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关于被告是否具有滥用行为除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外，原告在本案中还指控被告实施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1)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批发销售轮胎商品；(2)没有正当理由，搭售滞销品种轮胎商品；(3)没有正当理由，附加将销售数量目标与销售奖励金相捆绑、要求原告承担没有实际发生的银行承兑利息等不合理交易条件；(4)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区域销售；(5)没有正当理由，相同交易条件下对原告实行价格差别待遇；(6)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原告只能与其交易；(7)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原告与其交易。就原告指控被告的上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基于前文对被告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被诉行为竞争效果的分析，可以认定被告被诉行为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现就这些被诉行为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再作如下补充论述。第一，原告尚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所指控被告滥用行为的事实。比如，原告指控被告指定交易，但事实上被告允许原告销售一定数量其他品牌轮胎。又如，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以高于市场终端零售价格的不公平高价批发销售轮胎商品。对比2013年至2016年《中国橡胶》杂志刊载的《××城市汽车轮胎热销型号市场价格》所采集的韩泰轮胎价格信息与原告自己统计2012年至2016年韩泰轮胎出厂价，可以看到韩泰轮胎市场零售价格高于原告所统计的韩泰轮胎出厂价格，比如205/55R16VK407轮胎2013年1月零售价为588元，2016年12月零售价为482元，同一时间点在原告所统计出厂价中分别为581.49元、427.05元，考虑销售量与进货价折扣关系，出厂价还有更低的可能。再如，原告没有提交具体证据证明被告向其搭售滞销轮胎产品，既未提供哪些轮胎产品属于滞销产品、为什么滞销的证据，也未提供被告违背原告意愿进行搭售的证据。还如，所谓不合理交易条件、价格歧视等等事实应该是在全面比较原告和其他经销商与被告的交易方式、交易条件基础上得出判断，原告在此方面举证甚少。由于原告对其指控事实未尽到初步举证责任，被告对这些事实尚没有提供反证予以反驳的必要。第二，原告对于其所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理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核心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实施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实施者所实施行为损害了市场竞争；三是实施者实施该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即属于滥用行为。关于本案被告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前文已充分分析，此不赘述。关于被诉行为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损害竞争的效果，前文也已作充分论述，具体到原告指控的每一种滥用行为上，原告还需要具体证明每一种行为的竞争效果，而且对于竞争效果的分析应该符合反垄断分析的一般原理。比如：原告所指控搭售行为，在被告行为构成搭售的前提下，应当分析被告是否利用其在一个相关市场的优势通过产品搭售损害到另一市场的竞争；原告所指控不公平高价，在被告存在高价向经销商销售轮胎事实的前提下，原告还需证明被告销售价格影响到了零售价格，损害了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原告指控不合理交易条件、价格歧视，在被告存在被指控事实的前提下，除了证明这种不合理交易条件、价格歧视除了损害原告作为经销商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原告还需要证明这种不合理交易条件、价格歧视损害到相关市场的竞争，特别是限制了品牌间的竞争；原告所指控被告指定交易、拒绝交易，同理，除了证明指定交易、拒绝交易损害经销商利益外，更应该证明指定交易、拒绝交易损害了相关市场的竞争，特别是限制了品牌间的竞争。最后，关于被控行为是否属于“滥用”问题，在原告初步证明被告所实施行为损害相关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还应当由被告就其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说明和抗辩。在综合衡量被诉行为竞争效果以及行为正当性的基础上，才可以对被告被诉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判断。当然，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在相关市场竞争充分、被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品牌内竞争与品牌间竞争未受限制的情形下，无必要就原告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做进一步的事实查证与分析认定。七、关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赔偿原告在本案诉讼中，主张了以下四方面财产损失：(1)“价格倒挂”及其他合理利润损失。即依据武汉浩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浩华评咨字(2017)第002号评估报告的咨询结论，预计因商品进价大于销售价格而导致的价格倒挂、仓储及运输成本、期间费用、合理利润损失为2,383.02万元。(2)由于承担承兑汇票利息而增加的财务成本损失。即原告因承担提前兑付银行承兑汇票利息而增加财务成本损失57.3092万元。(3)因被拒绝交易导致的预期收益损失。即从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由于被告拒绝原告代理经销韩泰轮胎，导致其利润损失562.9928万元。(4)合理维权费用损失。包括律师服务费、公证费、交通费、邮寄费合计10.9899万元。对此，被告抗辩认为：原告所计算承兑利息损失属于合同履行争议，原告已在徐汇区人民法院的合同债务纠纷案件中主张抵扣，又在本案诉讼中主张损失赔偿，属于“一事两诉”；所谓“价格倒挂”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即使存在价格倒挂，也属于合同债务纠纷，不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垄断损失，不应在本案主张；所谓因拒绝交易而产生的预期利益损失也缺乏依据，被告系因原告拖欠合同货款而解除合同，不属于反垄断法所规定的拒绝交易，因此不存在拒绝交易导致的损失。本院认为，反垄断法意义上垄断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该是在比较有垄断行为和无垄断行为对市场不同影响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市场参与者计算其在有垄断行为状态下遭受的财产损失，通常，对于消费者是指因垄断行为导致消费量下降、价格上升而产生的福利损失，对于经营者则是因为垄断行为导致交易机会减少、利润减少而产生的福利损失。以此观之，原告在本案所主张损失中，“价格倒挂”损失、承兑汇票利息损失均不属于交易机会减少导致的利润损失，或者与交易机会减少不存在直接关系，不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垄断行为所致财产损失，况且原告就承兑汇票损失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沪0104民初21064号民事案件中已主张抵扣，不应在本案诉讼中重复主张。对于这两部分损失赔偿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所主张因拒绝交易导致的合理利润损失，从目前在案证据来看，被告在原告拖欠货款的情形下解除合同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不属于没有正当理由的拒绝交易，并未由此限制品牌内和品牌间竞争，不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原告依据反垄断法主张合同关系解除后的预期利润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原告要求赔偿合理维权开支的请求，因本案被诉行为全部不构成垄断行为，本院也不予支持。八、关于上海市物价局行政处罚与本案的审理本案系原告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垄断行为后提起的民事诉讼，被告在本案诉讼抗辩中多次强调，在垄断行为认定上司法认定标准不同于行政执法标准，行政执法机关重在预防垄断，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系因预防垄断而认定被告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构成垄断，司法机关不必作出同样认定。本院必须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本院不能同意被告意见，特作如下补充。首先，上海市物价局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实际采用了与我国司法机关相同的法律标准，而非不同标准。上海市物价局就其所调查被告经营行为，在对被告的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指出：“本机关认定，……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二)项和《反价格垄断规定》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段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到上海市物价局认为被告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上海市物价局在作出这个处罚决定时，实际考虑到了被告行为的损害竞争的效果，这和我国司法机关将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作为垄断行为构成要件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在分析判断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的过程中，上海市物价局在其案件中针对的行为不限于乘用车轮胎销售还包括卡客车销售，所界定相关市场的地域范围则限于上海地区，与本案相关市场所界定商品与地域范围都存在差异，因此认定结果存在差异。其次，本院认为，在垄断行为认定上，反垄断执法机关采取与司法机关相一致的法律标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维护我国法律适用统一。举要而言：其一，由个案而言，本案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可以充分证明，在经营者采取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同时，无论经营者的产品价格还是市场其他品牌产品的价格都在下降，足以说明，只要品牌间竞争有效存在，品牌内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就不会影响到品牌间竞争，甚至品牌内竞争因为受制于品牌间竞争也不一定受到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影响。推而广之，在品牌间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无论行政执法机构或司法机关对于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保持审慎的态度，有利于正确判断每一个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性质。其二，作为基本法律标准，前文已述及，本院认为，在个案中依据被诉行为的竞争效果进行合法性判断，而不是对于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采取原则禁止态度，更符合《反垄断法》及《2012年垄断纠纷司法解释》的体系解释。此处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基本法律标准的选择应当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目前国内外并没有调查统计的数据表明，在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中，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中，有多大比例的限制最低转售行为限制市场竞争，有多大比例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促进市场竞争，在缺乏统计数据支撑的前提下，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采取原则禁止的态度可能存在过度干预市场反而损害市场竞争的风险。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但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新产品、新企业、新品牌不断进入市场，但又常常过度陷入价格竞争而阻碍生产技术、产品品质与服务水平提升。本案所涉及轮胎行业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中低端轮胎制造进入门槛低，于是在中低端轮胎价格竞争激烈，中小规模企业以价格竞争获得竞争空间，结果形成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相对于技术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价格竞争是比较低级的竞争阶段，基于我国各行业低价竞争状态比较普遍，考虑到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在限制品牌内价格竞争的同时，有助于维持和促进品牌内非价格竞争，有助于促进新产品、新企业和新品牌进入市场，有助于促进品牌间在生产技术、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等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对于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采取个案分析而非原则禁止的态度，更有利于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促进竞争文化健康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三，在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采取不同标准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决策上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对其经营行为缺乏准确可靠的法律预期。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采取与司法机关相同的法律标准，有利于市场经营者在不损害品牌间竞争的前提下，自主、合理地作出经营决策，并维护经营秩序的稳定。另外，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对于垄断行为统一采用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核心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当事人向行政执法机关举报垄断行为或者向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时，明确举报、起诉条件，避免滥举报或滥诉，节省行政执法与司法资源，更好地发挥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其四，在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采用不同标准情况下，在当事人针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行政决定的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难以对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评价；在当事人因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垄断行为而提起的后继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难以依据行政执法机构的认定支持当事人诉请，容易造成有损法律适用统一的抵牾冲突。行政执法机关采取与司法机关相同的法律标准，则无疑有利于避免这种抵牾冲突，维护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的法律适用统一。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066元，由原告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文联审 判 员 徐 飞审 判 员 陆凤玉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青青书 记 员 沈晓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第十四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十七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第十八条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