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27民初1308号 原告：张某佃，男，1943年3月17日出生，壮族，住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统，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某壮，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壮族，住横县。 被告：梁某新，女，1968年1月29日出生，壮族，住横县。 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悦，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英波，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某宝，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壮族，住横县。 被告：覃某1，男，196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横县。 被告：覃某2，男，199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横县。 被告覃某1、覃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昌任，广西任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覃某1、覃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振光，广西任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经联社，住所地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村。 负责人：廖耀年，经联社主任。 原告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陶某宝、覃某1、覃某2、第三人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经联社（以下简称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13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3）横民一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张某佃不服上诉，2016年12月15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市民一终字第2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3）横民一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某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统，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悦，被告覃某1、覃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振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陶某宝、第三人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与被告陶某宝于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二、被告陶某宝与被告覃某1、覃某2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于2003年2月15日与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签订集体荒山地(马蒙山、马埂山、龙胆山)共570亩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同年5月12日，横县峦城镇人民政府及林业站表示同意发包，之后原告及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在该承包地上种植速丰桉。2009年，由于原告身体不佳、年老体弱，便由苏某壮、梁某新二人负责将三人承包种植的速丰桉林木砍伐并出售，之后仅付给原告90,000元。2010年4月29日，发包方群众代表、干部与承包方在横县峦城镇人民政府、司法所、林业站主持下达成协议：砍伐首批林木，必须由苏某壮、梁某新等人交付50,000元公益金给都溪经联社。但是苏某壮、梁某新拒付公益金，村委会就催原告交款。原告于2013年1月13日交给都溪村公益金50,000元，并且于同年3月13日交赞助修路费20,000元给都溪村。 2013年3月27日，原告到横县林业局申请办理砍伐证时，得知原告申请采伐的林木因有争议，最终横县林业局作出了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此时原告才知道，2009年12月5日，被告苏某壮、梁某新隐瞒原告并且伪造原告笔迹签名私下将三人共同承包种植的林地转让给陶某宝，后被告陶某宝又于2010年1月12日非法转让给被告覃某1、覃某2。五被告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且事后没有取得原告的追认，侵害了发包方及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张某佃提供以下证据： 1、张某佃和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于2003年2月15日与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会都溪村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1份，证明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共同承包林地，该合同一直有效；2、2010年4月29日签订的《方村村委会都溪村集体山林承包补充协议书》1份，证明张某佃按照补充协议将公益金交给都溪村；3、2013年1月13日的《现金收入凭单》2份，证明张某佃在承包林地期间交给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修公路赞助费20,000元及砍伐首批林木公益金50,000元；4、2013年3月5日的《现金收入凭单》1份，证明张某佃按《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交付2013年2月至2023年3月承包金3万元；5、都溪村经联社于2013年3月5日出具的《证实》村料1份，证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出售林木不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缴纳公益金，转让林木林地的行为也没有经过村民及政府同意，属无效行为；6、《横县政务服务中心行政许可事项否定报备登记表》1份，证明原告申请采伐的林木因有争议，林业局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7、被告覃某1于2013年3月26日向横县林业局提交的《报告》1份，证明被告覃某1买卖林木的事实；8、2009年12月5日的《全权委托书》、《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各1份，证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伪造张某佃笔迹、指模，与被告陶某宝签订合同，该委托书及协议书均不是原告所签；9、被告苏某壮、梁某新、陶某宝与被告覃某1、覃某22010年1月12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1份，证明该协议书没有原告的亲笔签名，属无效协议；10、原告于2014年4月21日提交的《林业站出具的绘图表》1份，证明涉案的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12、(2011)宣中民二终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案件情况与原告所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的情况一样，法院应参照该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3、《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09年12月5日《全权委托书》及2009年12月5日《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内“张某佃”签名处红色油墨捺印不是张某佃所留。 被告苏某壮、梁某新辩称，一、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与被告陶某宝于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协议书经各方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在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与原告张家佃、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共同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中，也约定许可承包人对涉案林木进行转让。横县人民法院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苏某壮、梁某新提供的2010年3月16日《收款收条》及2012年3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张某佃”的签名及指模进行笔迹鉴定，鉴定前法院也组织各方对鉴定样本和检材进行质证，各方均认可送检的样本和检材，经过鉴定最终结论为：与样本上“张某佃”签名字迹为同一人所写，可以确定该案的《收款收条》与《民事起诉状》中的落款“张某佃”为原告本人所书写。虽然原告称《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对该协议书不知情，但从原告所签的《收款收条》和《民事起诉状》可得知，原告对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是知情的，且事后也接受了被告陶某宝就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200,000元，在被告陶某宝尚欠180,000元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准备就该协议的履行问题起诉陶某宝，请求支付尚欠的180,000元及相应利息。上述数额与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砍伐一般林木时应付380,000元”是相符的。二、被告陶某宝于被告覃某1、覃某2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并非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没有主张该协议无效的主体资格。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苏某壮、梁某新提供以下证据： 1、《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1份，证明2009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已将涉案的林木林地转让给陶某宝的事实；2、陶某宝出具的《欠条》1份，证明陶某宝尚欠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涉案林木林地的转让费；3、《收款收条》1份，证明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收到陶某宝交给涉案林木林地转让费20万元，张某佃认可林木林地已转让给陶某宝的事实；4、2012年3月12日的《民事起诉状》1份及证据目录，证明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曾经就陶某宝欠涉案林木林地的转让费提起诉讼，张某佃认可林木林地已转让给陶某宝的事实。 被告覃某1、覃某2辩称，一、2009年12月5日，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与陶某宝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转让的土地及林木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的2010年1月20日，原告与陶某宝一起办理林木采伐申请书，原告于同年的3月16日与苏某壮、梁某新共同出具200,000元的收条，原告也承认收到了林地林木转让款90,000元。2012年3月12日，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因陶某宝尚欠转让款180,000元的事实向校椅法庭起诉，而原告在委托鉴定的时候没有申请对《收款收条》及《民事起诉状》的“张某佃”签名进行鉴定，所以原告及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三人与被告陶某宝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二、2010年1月12日，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发包方也知道此事，覃某1、覃某2聘请的管理人员是当地村委的人员。协议签订之后，覃某1、覃某2经营管理至今，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且合同已实际履行超过三年。原告不是该协议的签订方，没有权利主张该协议无效。另外经过法院委托鉴定，2010年3月16日《收款收条》中“张某佃”签名与2012年3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张某佃”签名为同一人，证明原告张某佃对于2009年12月5日的《全权委托书》及《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覃某1、覃某2提供以下证据： 1、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于2003年2月15日与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1份，证明被告苏某壮等人合法承包林地的事实；2、《全权委托书》2份，证明原告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委托陶某宝对林地林木经营砍伐销售或转让的事实；3、《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及《林地标图》、《林木采伐申请表》、《山林权属证明书》各1份，证明原告和苏某壮、梁某新将林木林地合法转让给陶某宝的事实；4、《林地转让协议书》1份，陶某宝出具的《收条》2份，证明陶某宝合法转让林地给被告覃某1、覃某2，覃某1、覃某2已经付款的事实；5、《山林护理合同》，《管理山林工资单》，被告覃某1、覃某2聘请山林管理人员出具的《收条》，及农资公司、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覃某1、覃某2承包山林投资了100多万元的事实。 被告陶某宝无答辩，亦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第三人都溪经联社无答辩，亦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2月15日，第三人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召开村民会议，协商本案林地发包事宜，该经联社村民小组组长廖松权、雷锡敏、廖增梅、廖汝积、廖安付、廖镇旺及部分群众代表参加会议，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决定将都溪经联社集体所有的马蒙山、马梗山、龙胆山(地名)约570亩荒地发包给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当天原告张某佃、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乙方)与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村(即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甲方)签订1份《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集体所有的马蒙山、马梗山、龙胆山(地名)约570亩荒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合同期限从2003年3月1日至2033年2月底，转让费共100,000元，支付方式分三期交完，开发前交40,000元，2013年交30,000元，2023年交30,000元。合同按法定程序报呈横县峦城镇人民政府、横县峦城镇林业工作站备案。合同签订后，原告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向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交纳2003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1日的土地承包金40,000元。此后三人在该荒地种植速丰桉，其中张某佃管理约150亩林地，其余部分由苏某壮、梁某新管理。2013年1月13日，原告张某佃向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交纳“赞助修路费”20,000元及“砍首批木公益金”50,000元，同年3月5日，原告张某佃向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交纳201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1日的土地承包金30,000元。 2009年12月5日，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作为委托人与陶某宝签订1份《全权委托书》，约定将马蒙山、马埂山、龙胆山约570亩林地委托陶某宝管理，同日，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甲方）又与陶某宝（乙方）签订1份《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上述林木林地转让给乙方。一、转让总价为陆拾万元证整，2009年12月5日付定金贰万元。二、在砍木前交付贰拾万元。三、马蒙、马埂（地名）砍伐一半时交付余下的叁拾捌万元整，乙方付清款后方可继续砍伐。……六、在砍伐时，遇到其他问题村民阻闹等，由甲方协助处理，费用由乙方支付”。上述文书中均签署有张某佃的名字。 2010年3月16日，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出具了1份200,000元的《收款收据》给陶某宝，该《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陶某宝交来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村经联社林地、林木(地名马蒙、马梗、龙胆)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元整)。此据收款人：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2010年3月16日。”由于陶某宝尚有18万元没有付给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2012年3月12日，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共同出具《民事起诉状》欲起诉陶某宝，该起诉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有“2009年12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订立一份《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承包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经联社林木林地约570亩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为600,000元，至今尚欠180,000元。具状人：苏某壮、梁某新、张某佃”。 原审庭审中，张某佃否认《全权委托书》及《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中“张某佃”系其本人所签。2013年9月2日，原告张某佃申请对被告覃某1、覃某2提供的《全权委托书》委托人“张某佃”及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甲方“张某佃”的签名是否是本人所写及红色油墨捺印是否是本人所留进行鉴定。2014年1月9日，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1、《全权委托书》内委托人及《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内甲方“张某佃”签名处红色油墨捺不是张某佃所留；2、倾向认为《全权委托书》内委托人及《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内甲方“张某佃”签名与样本文件同名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倾向认为该检材“张某佃”签名是摹仿字迹，原告张某佃为此支出鉴定费12,000元。 在原审法庭调查中原告张某佃认可《收款收据》上的“张某佃”的签名系其所签，但在原审法庭辩论阶段否认该名字系其所签。同时，原告张某佃还否认《民事起诉状》中具状人的名字系其所签。2017年5月28日，原告张某佃申请对被告苏某壮、梁某新提供的2010年3月16日《收款收条》及2012年3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张某佃”的签名及指模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复函》，说明送检检材《收款收条》上收款人“张某佃”签名处的指印模糊不清且范围小，细节特征反映少，不具备鉴定条件，故无法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出现的符合点数量多、质量高，均反映出同一个人的书写习惯，属本质的符合。出现的差异点为书写条件不同形成，属非本质的差异。鉴定意见结论为：一、2010年3月16日《收款收条》中“张某佃”签名字迹与本案送检的张某佃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写。二、2012年3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张某佃”签名字迹与本案送检的张某佃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写。原告张某佃为此支出鉴定费3120元。 另查明，陶某宝(甲方)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出卖后于2010年1月12日与覃某1、覃某2(乙方)签订1份《林地转让协议书》，约定：以350,000元的价款将上述林地转让给覃某1、覃某2，转让后覃某1、覃某2享有2003年2月15日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与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经联社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有权限。覃某1、覃某2于2010年1月12日与陶某宝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覃某1、覃某2交付转让款350,000元后，便在协议转让地种植速丰桉，并雇请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经联社村民廖少寅、廖松云管理山林，廖少寅负责请人除草、施肥等，廖松云负责巡山。 又查明，经本院向第三人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负责人廖耀年（系经联社主任）询问，廖耀年述称，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签订《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及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两份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将签订合同的事宜告知过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上述两份合同，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也没有收取过陶某宝、覃某1、覃某2交纳的土地承包金。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陶某宝及第三人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张某佃、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乙方)与横县峦城镇方村村委都溪村(甲方)于2003年2月15日签订《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在签订前，第三人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召开了所涉及林地村民小组的村民会议，经讨论同意后将本案林地发包给原告张某佃及被告梁某新及苏某壮，双方签订书面合同，按法定程序报呈横县峦城镇人民政府、横县峦城镇林业工作站批准。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 关于原告能否诉请确认2010年1月12日被告陶某宝与被告覃某1、覃某2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的问题。被告苏某壮、梁某新、覃某1、覃某2主张原告并非为2010年1月12日《林地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无法诉请该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本案原告张某佃、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与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签订《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原告作为本案涉案林地的承包人，与该林地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主张被告陶某宝与被告覃某1、覃某2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损害其合法利益，故其向本院提起主张该协议书无效的诉讼，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为适格原告。 关于2009年12月5日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是否因未取得原告张某佃的追认而无效的问题。原告以被告苏某壮、梁某新隐瞒原告并伪造原告笔迹签名将涉案林地转让给被告陶某宝，事后没有取得原告追认为由主张该协议书无效。本案中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虽然经鉴定得出该协议书内甲方“张某佃”签名处红色油墨捺不是张某佃所留，“张某佃”签名与样本文件同名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的结论，但之后原告张某佃与被告苏某壮、梁某新签名出具《收款收据》，并收取陶某宝于2010年3月16日给付的部分林地、林木转让款，对陶某宝尚欠的款项，张某佃与苏某壮、梁某新亦于2012年3月12日共同签署《民事起诉状》起诉陶某宝，尽管张某佃否认《民事起诉状》具状人及《收款收据》收款人的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经过本院委托鉴定，证实2010年3月16日《收款收条》及2012年3月12日《民事起诉状》中“张某佃”签名字迹为张某佃本人所书写，原告张某佃的该行为应视为对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签订《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的追认，故原告以被告苏某壮、梁某新隐瞒原告并伪造原告笔迹签名将涉案林地转让给被告陶某宝，事后没有取得原告追认为由主张该协议书无效，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两份协议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或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问题。转包，是承包人（转发包人）将自己承包项目的部分或全部，以一定条件发包给他人，由他人按照转包合同的规定向转发包人承担一定义务，转发包人仍作为原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向原发包人履行合同。而本案中，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及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均是“转让协议书”，从协议的内容“转让总价为陆拾万元整”、“转让总价为叁拾伍万元整”、“付清款后甲方将原合同材料付给乙方”、“付清前甲方需把所有原始合同交付乙方”、“转让后覃某1、覃某2享有2003年2月15日张某佃、苏某壮、梁某新与峦城都溪经联社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有权限”上看，难以认定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两份协议为转包合同。虽然两份合同的当事人没有明确土地承包金的交纳方式，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苏某壮、梁某新在与陶某宝签订了《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后，苏某壮、梁某新就不再向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交纳土地承包金，同时在2017年10月12日庭审中，覃某1表示在2013年2月曾与陶某宝一起去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交纳土地承包金，后由于该经联社负责人不收取其承包金才作罢。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两份协议的甲方都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合同相对方（乙方），并由乙方取代自己与土地发包方即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故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两份协议的性质为转让合同而非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三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人的同意，本案中，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表示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及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的转让协议书时，并未将签订合同的事宜告知过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上述两份协议，亦没有收取过陶某宝、覃某1、覃某2交纳的土地承包金。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及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转让协议，未取得发包方峦城方村都溪经联社的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诉称苏某壮、梁某新与陶某宝及陶某宝与覃某1、覃某2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苏某壮、梁某新与被告陶某宝于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林木林地转让协议书》无效； 二、确认被告陶某宝与被告覃某1、覃某2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15120元，共计15220元，由被告苏某壮、梁某新负担5074元，由被告陶某宝负担5073元，由被告覃某1、覃某2负担50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燕凌 人民陪审员  甘香婷 人民陪审员  陈 欢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