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1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岚，女，197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马文涛、丁莹，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卫平，男，198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委托代理人聂玉红，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于建翔，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上诉人胡晓岚因与被上诉人杨卫平、原审第三人于建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7）浙0182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关于款项往来情况。胡晓岚、杨卫平的争议焦点为：杨卫平是否获得利益，该利益的获得与胡晓岚的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杨卫平获得利益是否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为此，胡晓岚提供（2015）杭建商初字第1154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4855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用以证明杨卫平已收到胡晓岚汇入的600000元款项，且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胡晓岚主张的其与杨卫平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不成立，故杨卫平占有案涉款项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杨卫平对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提出异议，认为两份民事判决书虽然认定胡晓岚主张其与杨卫平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不成立，但也不能就此当然认为杨卫平账户上进入的款项在法律上没有依据、该款项就理所当然成为不当得利。该笔款项不是杨卫平要求胡晓岚汇入，也不是胡晓岚错误汇入，而是胡晓岚和于建翔商定后汇入的，杨卫平账户只是给于建翔代收款项，杨卫平没有得到利益，更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内容与本案有关联，符合证据要件，故予确认。关于2015年3月17日胡晓岚将600000元款项汇入杨卫平账户的事实，胡晓岚、杨卫平一致认可，且有汇款凭证在原案可稽，对该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杨卫平是否获得利益、杨卫平获得的利益与胡晓岚的损失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及杨卫平获得利益是否缺乏法律依据等问题，涉及法律适用，原审法院将作综合分析判断。二、关于胡晓岚、杨卫平及于建翔之间的关系情况。胡晓岚、杨卫平均陈述双方素不相识，在胡晓岚于2015年第一次提起诉讼前双方无往来，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胡晓岚陈述其与于建翔系朋友关系，杨卫平陈述其系于建翔的司机，因于建翔未到庭进行陈述，该内容仅作当事人的一方陈述。三、关于胡晓岚汇款至杨卫平账户的原因。胡晓岚陈述系应于建翔介绍，并根据于建翔提供的账户，胡晓岚将款项汇入杨卫平账户。杨卫平陈述其账户系应于建翔指示开设，并由于建翔使用。因于建翔未到庭作出陈述，上述内容也仅作当事人的一方陈述。另，2017年3月10日，胡晓岚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杨卫平返还不当得利款600000元。后胡晓岚提出申请，要求追加于建翔为第三人，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胡晓岚主张双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应证明杨卫平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当利益，并因此造成了胡晓岚的损失。根据胡晓岚提供的两份民事判决书，结合胡晓岚、杨卫平关于胡晓岚汇入杨卫平账户600000元款项的一致陈述，对于杨卫平获得了利益，以及胡晓岚造成了损失的事实可予确认（杨卫平以账户系于建翔控制为由认为自己未获利益，但因银行账户上的款项的所有权人为户主，故杨卫平的该项抗辩不成立）。对杨卫平取得以上利益是否不具有法律根据以及取得该利益与胡晓岚的损失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进一步分析：第一，胡晓岚陈述其向杨卫平汇款是根据于建翔的指示，说明其对汇款对象是明知的，该汇款行为系基于其真实意思所作出，胡晓岚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举证证明其汇款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胡晓岚的汇款行为即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且胡晓岚未举证证明该原因事后已丧失，故胡晓岚的汇款行为不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给付”的特征。第二，杨卫平陈述其收款行为系基于其与于建翔之间的约定，在不当得利案件中，杨卫平主张其收款行为的合法性，并不需要先行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胡晓岚主张杨卫平收款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先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胡晓岚未能举证证明杨卫平的收款行为不具有法律根据，即杨卫平的收款行为不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取得”的特征。第三，胡晓岚称其汇款系根据于建翔的指示，其法律效果应由指示人与交付人即于建翔与胡晓岚承受，而不直接及于未作意思表示的杨卫平（纯获利益的情形除外）。杨卫平收取款项的原因，自有其与于建翔之间的约定等因素,其法律效果也应由行为人承受。综合以上分析，胡晓岚的汇款行为与杨卫平的收款行为所针对的款项虽系同一笔款项，但两人的行为均不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胡晓岚、杨卫平间不构成不当得利。胡晓岚提出“既然法院认定胡晓岚、杨卫平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杨卫平收取胡晓岚600000元款项即失去法律依据，故属不当得利”，此观点不能成立，因为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仅是认定胡晓岚提出的其与杨卫平形成委托理财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但并未对胡晓岚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具有其他法律依据进行审查，也未对其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判断。至于胡晓岚与于建翔以及杨卫平与于建翔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及效力，因胡晓岚未要求于建翔承担实体责任，故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系，原审法院不作具体分析认定。综上，胡晓岚要求杨卫平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晓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450元，由胡晓岚负担。当事人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原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胡晓岚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汇入被上诉人账户60万元，被上诉人获得了利益，上诉人发生损失，该部分事实认定清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获益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以两份判决书明确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获益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虽然上诉人在打款时认为是经原审第三人于建翔介绍委托被上诉人进行理财，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但委托理财纠纷的一、二审法院均否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从客观上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所以，上诉人的打款从始至终不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从主观上讲，虽然在打款时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是经过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一、二审判决，该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主观上该原因事后已经丧失，故无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主观方面，被上诉人的获益都不存在法律上的原因。再者，被上诉人一直抗辩其是代于建翔收款，但是并未列举任何证据，并且一审中在上诉人追加第三人的情况下，于建翔依旧未出庭，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若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被上诉人主张其收款行为的合法性，并不需要先行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那么在此类案件中只要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被上诉人只要随意编造其收款行为的合法性，法院也无需证据就认定其收款行为的合法性，那么打款人的利益将无从保护，肆意侵占他人财产的现象将会泛滥。而且本案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收款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那么被上诉人的举证义务并非一审法院所说的先行举证，而是必须举证证明其占有案涉款项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无论是代收亦或是其他，都需要证据来证明，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返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卫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收款行为不具有法律根据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两份生效判决书仅是认定上诉人主张的与被上诉人形成委托理财关系不成立，但并未对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法律关系进行审查，更未对该支付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判断。因此，上诉人仅凭该两份判决书不能得出被上诉人收款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结论。二、本案中，上诉人明确是根据于建翔的指示及提供的账户向被上诉人进行汇款，说明上诉人对汇款对象明知，汇款行为也是基于真实意思而作出。应该说，在该指示给付关系中，作为被指示人的胡晓岚、发出指示的于建翔和作为受领人的杨卫平三者之间各有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上诉人根据于建翔的指示汇款后，上诉人与于建翔之间可能发生债务消灭或债权产生的法律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上诉人将款项汇入被上诉人账户外，并没有任何基础关系。虽然本案中款项的汇出与入账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但真正的法律效果却发生于上诉人与于建翔之间。因此，上诉人的汇款行为不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给付”的特征，被上诉人的收款行为也不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取得”的特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中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可能会发生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账户汇款是基于于建翔发出的指示，因此上诉人汇款的行为即存在法律上的原因，而上诉人汇款行为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清偿其对于建翔所负的债务，要么对于建翔发生返还的债权。如果上诉人与于建翔之间基础关系不生效力，上诉人的给付目的无法达成，上诉人应该是对于建翔产生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汇入的该笔案涉款项，已经按照于建翔的要求交付给了其控制使用。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收到该笔款项后未交付于建翔，即于建翔要求上诉人汇款的目的无法达成，也是于建翔依不当得利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的问题。总之，像本案这样的给付关系中，即便由于基础关系欠缺而发生了不当得利，不当得利请求权也是要么发生在上诉人与于建翔之间，要么发生在于建翔与被上诉人之间。无论如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不会发生给付型不当得利，上诉人向与其无基础关系的被上诉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不应获得法律上的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建翔二审未作答辩。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胡晓岚主张其与杨卫平之间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应举证证明杨卫平的收款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根据。胡晓岚陈述其向杨卫平汇款是根据于建翔的指示，说明其对汇款对象是明知的，该汇款行为系基于其真实意思所作出。胡晓岚提交的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虽认定胡晓岚提出的其与杨卫平形成委托理财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但委托理财仅是汇款行为的原因之一种，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并未对胡晓岚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具有其他法律依据进行审查，也未对其行为的法律效力作出判断，故凭此并不足以证明杨卫平的收款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根据。综上，胡晓岚要求杨卫平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胡晓岚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胡晓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韩 昱审 判 员 韦 薇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 超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