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玲。委托代理人覃铁龙，上海市立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济民。委托代理人蒋少波。委托代理人覃铁龙，上海市立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谷吉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文。原审第三人刘玉文。上诉人徐玲、郭济民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根据上海谷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吉公司”)工商内档资料记载：2004年1月13日谷吉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注册资本30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徐玲认缴及实缴出资均为195万元，占65%股权，郭济民认缴及实缴出资均为105万元，占35%股权。谷吉公司成立后的股东及股权份额发生变更的情况如下：2011年11月25日，徐玲、郭济民与王成、葛小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玲将所持谷吉公司33%股权转让给王成，徐玲将所持谷吉公司14%股权转让给葛小龙，郭济民将所持谷吉公司19%股权转让给葛小龙。同日，谷吉公司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载明：应到会股东两人，实到两人，占总股数100%，同意股东徐玲将所持本公司33%股权转让给王成，同意股东徐玲将所持本公司14%股权转让给葛小龙，同意股东郭济民将所持本公司19%股权转让给葛小龙；转让后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徐玲18%，郭济民16%，王成33%，葛小龙33%。2013年10月28日，郭济民与王成、葛小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成将所持谷吉公司33%股权转让给郭济民，葛小龙将所持谷吉公司33%股权转让给郭济民。同日，谷吉公司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载明：应到会股东四人，实到四人，占总股数100%，同意股东王成将所持本公司33%股权转让给郭济民，同意股东葛小龙将所持本公司33%股权转让给郭济民；转让后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徐玲18%，郭济民82%。2013年11月7日，郭济民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郭济民将所持谷吉公司82%股权作价246万元转让给刘玉文。同日，谷吉公司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载明：应到会股东两人，实到两人，占总股数100%，同意股东郭济民将所持本公司82%股权转让给刘玉文；转让后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徐玲18%，刘玉文82%。2013年12月23日徐玲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玲将所持谷吉公司14%股权作价42万元转让给刘玉文。同日，谷吉公司形成一份章程修订案，将谷吉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的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修正为：徐玲货币出资12万元、刘玉文货币出资288万元。目前谷吉公司股东及股权份额在工商登记中显示为：刘玉文96%，徐玲4%。2、2013年10月28日，刘玉文(甲方)与徐玲(乙方)签订了股权变更协议，协议内容为：鉴于谷吉公司登记股东王成、葛小龙退出股东协议，涉及资金人民币1,418万元，现甲、乙双方共同出资回购谷吉公司登记股东王成、葛小龙的66%股权，其中甲方出资1,300万元，乙方出资118万元；甲方取得谷吉公司登记股东66%股权并办理工商登记；若王成、葛小龙不同意将66%股权直接变更登记为甲方，则将66%股权登记至郭济民名下，再由郭济民将该66%股权转登记至甲方，完成甲方取得谷吉公司66%股权的工商登记。协议的落款处由刘玉文、徐玲、郭济民的签字。3、2013年10月28日，刘玉文(甲方)与徐玲(乙方)及郭济民(丙方)签订了股权变更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乙、丙将所占谷吉公司34%全部股权名义登记转让给甲方，甲方登记拥有谷吉公司100%股权(实际出资66%股权和名义出资34%股权)；甲方不支付乙、丙二方34%股权转让款；乙、丙二方仍为谷吉公司34%的实际出资人，甲方仍为谷吉公司66%的实际出资人；本协议签署后，三方根据本协议另行签订谷吉公司名义上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的召开股东会议和股东变更决议，仅用以谷吉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三方均不得以此与本协议对抗。协议的落款处由刘玉文、徐玲、郭济民的签字。就该协议签订后的实际履行问题，徐玲与郭济民表示原先约定将谷吉公司100%股权登记在刘玉文名下，但考虑到刘玉文承诺的融资款项没有到位，故将82%股权登记在刘玉文名下。刘玉文表示，没有完成100%股权登记的原因是徐玲的18%股权被法院查封，之后各方签订了新的协议，最终确定刘玉文拥有谷吉公司96%股权。4、2013年12月12日，刘玉文(甲方)、徐玲(乙方)及郭济民(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根据甲、乙、丙三方2013年10月份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甲方实际取得谷吉公司66%股权，乙、丙二方合计取得谷吉公司34%股权，现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股权转让协议：乙、丙二方将所占谷吉公司34%股权中的30%转让给甲方，转让后甲方持股96%，乙、丙二方持股4%；乙、丙二方的股权折合人民币1,063.54万元；乙、丙双方在本转让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甲方在乙、丙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后2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金；本协议一式伍份，协议各方各执壹份。协议落款处由刘玉文、徐玲、郭济民三方签字。徐玲与郭济民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上徐玲与郭济民的签名是真实的，但该协议并非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对外证明刘玉文是谷吉公司的大股东并完成融资而制作的。徐玲与郭济民认为应当按照股权变更协议及股权变更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确定徐玲与郭济民及刘玉文的股权份额，故诉至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郭济民享有谷吉公司16%股权；2、确认徐玲享有谷吉公司23.5%股权；3、确认刘玉文享有谷吉公司60.5%股权；4、谷吉公司和刘玉文协助办理上述谷吉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登记相关手续；5、诉讼费用由谷吉公司和刘玉文共同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本案中，关于谷吉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徐玲与郭济民及刘玉文形成了三份协议，即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协议及股权变更补充协议、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刘玉文对上述三份协议均予以认可，而徐玲与郭济民认为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对外证明刘玉文是谷吉公司的大股东并完成融资而制作的，徐玲与郭济民主张应当以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协议及股权变更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确定谷吉公司的股东及股权份额。原审法院对徐玲和郭济民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在于：其一，从签订的时间上看，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晚于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协议及股权变更补充协议，应当视为徐玲、郭济民及刘玉文在2013年12月12日签订了协议后又就谷吉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新的合意。其二，从协议的内容上看，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协议上记载了刘玉文取得谷吉公司66%股权；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补充协议上记载了刘玉文登记拥有谷吉公司100%股权(实际出资66%股权和名义出资34%股权)，刘玉文不支付徐玲、郭济民34%股权转让款，徐玲、郭济民为谷吉公司34%实际出资人，刘玉文为谷吉公司66%的实际出资人；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了徐玲、郭济民将谷吉公司34%股权中的30%折合1,063.54万元转让给刘玉文。所以，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10月28日的股权变更协议及股权变更补充协议上的补充及变更。其三，从协议签订后的三方的履行情况来看，2013年11月7日，郭济民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郭济民所持谷吉公司82%股权转让给刘玉文。2013年12月23日徐玲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徐玲所持谷吉公司14%股权转让给刘玉文。由此看出，徐玲、郭济民、刘玉文未按照2013年10月28日的两份股权变更协议的约定履行，而是按照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变更了谷吉公司的股东及股权份额。另外，即使徐玲与郭济民所称需要刘玉文作为谷吉公司大股东完成谷吉公司的对外融资的情况属实，但在谷吉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已经留存有2013年11月7日郭济民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2013年12月23日徐玲与刘玉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三方已经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故徐玲与郭济民无需再为完成融资而与刘玉文签订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现徐玲与郭济民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亦不能否定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徐玲、郭济民与刘玉文于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当按照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而徐玲、郭济民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确认郭济民享有谷吉公司16%股权、确认徐玲享有谷吉公司23.5%股权、确认刘玉文享有谷吉公司60.5%股权的诉讼请求与上述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原审法院对于徐玲和郭济民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对徐玲、郭济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徐玲和郭济民负担。原审判决后，徐玲、郭济民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徐玲和郭济民只是形式上将其分别持有的谷吉公司14%、82%股权变更登记给刘玉文，目前工商登记股权比例并非各方的实际持股比例。依据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和股权变更补充协议约定，刘玉文应取得66%的股权，徐玲实际持有18%股权，郭济民实际持有16%股权。又因徐玲和刘玉文约定两人分别出资118万元和1,300万元收购王成、葛小龙持有的谷吉公司共计66%股权，根据出资比例，徐玲又相应取得5.5%的股权。因此，徐玲的实际持股比例应为23.5%，刘玉文应为60.5%。2、徐玲和郭济民设立谷吉公司是为开发宝山区罗店镇五街坊68丘地块项目，二人前期综合投资约2,000万元，后资金短缺，刘玉文称能引进新乡市豫航热交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航公司”)6,000万元投资款，徐玲和郭济民遂与刘玉文约定双方按照4：6分配收益。刘玉文系豫航公司控制人，其系通过诱导方式以超低价取得了谷吉公司股权。工商登记刘玉文持有谷吉公司96%股权只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股东内部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刘玉文实际仅持有60.5%股权，且应以6,000万元投资款到位为前提。3、2013年12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由刘玉文妻子张文海交予徐玲签字，目的是对外体现刘玉文对谷吉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便于对外融资，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原审应当追加张文海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4、郭济民并未收到16%股权的转让款，该部分股权只是由刘玉文代持。综上，徐玲和郭济民仍是谷吉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仍拥有相应股权和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徐玲和郭济民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谷吉公司答辩称：股东持股比例应以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该协议是对前两份协议即股权变更协议和股权变更补充协议的补充和变更。刘玉文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款，徐玲也出具了股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在工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说明这是刘玉文和徐玲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徐玲和刘玉文签署了股权转让金支付备忘录，确认了款项收到情况。因此，谷吉公司96%股权转让的事实清楚，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刘玉文同意谷吉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谷吉公司与豫航公司于2013年9月26日签订一份《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双方就谷吉公司拥有的上海宝山区罗店镇五街坊68丘地块达成联合开发协议，谷吉公司提供土地供开发，该土地作价3,000万元，豫航公司提供项目开发资金总额为6,000万元，盈利分配按谷吉公司占40%，豫航公司占60%的比例执行。徐玲和刘玉文分别代表两公司签名盖章。2、原审中，刘玉文提供了一份《关于徐玲、郭济民股权转让金支付情况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其内容约定，“2013年12月12日，甲方(刘玉文)、乙方(徐玲)、丙方(郭济民)三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A)乙、丙二方将所占谷吉公司34%股权中的30%转让给甲方，即转让后甲方持股96%，乙、丙二方持股4%。(B)甲方支付乙、丙两方股权转让金共计人民币1,063.54万元。现将甲方支付乙、丙两方股权转让金费用情况记录备忘如下：……。综上第1—8条，甲方已支付乙、丙二方股权转让金共计1,065万元。乙、丙二方对收到该股权转让金数额无异议。乙、丙二方已配合甲方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即甲方持股96%，乙、丙二方持股4%。本备忘录作为甲、乙、丙三方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备忘录三方签字后生效。本备忘录三方各持一份。”该《备忘录》落款处有徐玲和刘玉文的签名，徐玲对其签名真实性无异议。落款打印时间为2014年1月8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谷吉公司股东之间在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应如何认定。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因此，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具有合法有效的约定，并与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则仍应按照外观主义原则确认股东持股比例。对此，徐玲和郭济民应就其诉请主张的持股比例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和认定：首先，从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意思表示真实、有效的股权变更协议和股权变更补充协议的约定看，无论收购王成、葛小龙66%股权的出资款项来源，刘玉文均应至少成为谷吉公司66%实际股权的出资人和持有人。因此，徐玲以其实际出资118万元所占1,418万元收购款的比例，上诉主张其除登记持有的4%股权和未向刘玉文作实质转让的14%股权外，还应持有相应的约5.5%回购股权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徐玲和郭济民上诉称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该份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已经按照约定将徐玲和刘玉文的出资额记载于修正后的谷吉公司章程，并且办理了两人相应出资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由徐玲和刘玉文于2014年1月8日共同签字的《备忘录》中再次明确了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1,063.54万元，并明确载明刘玉文已支付徐玲、郭济民二方股权转让款共计1,065万元。虽然徐玲在诉讼中称该1,065万元系为其他用途而支付，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应当认定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该事实的认定也无需再行通过追加任何第三人予以查明，故本院对徐玲和郭济民此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徐玲和郭济民主张系由刘玉文代持两人名下的股权，但该主张为刘玉文所否认，且徐玲和郭济民未提供各方对代持股所作的书面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代持股事实的成立。股权变更协议、股权变更补充协议中均未将谷吉公司和豫航公司约定的联合开发协议作为股权转让成立和生效的条件，盈利分配比例的约定也仅存在于谷吉公司和豫航公司之间，故《联合开发协议》并不对本案股东的持股比例产生影响。因此，本院对徐玲和郭济民主张的代持股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最后，关于郭济民上诉主张其实际持有股权和代持股的问题，如前所述，郭济民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刘玉文之间具有代持股的法律关系。至于股权转让款，虽然郭济民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名，但一方面，郭济民出让的股权对价在201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是与徐玲出让股权的对价一并约定在内的，签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郭济民未单独向刘玉文主张支付价款；另一方面，徐玲已在《备忘录》中确认收到两人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郭济民应获取的转让对价理应向徐玲提出主张，而不能以此为由主张自己仍是持有谷吉公司股权的股东之一。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徐玲和郭济民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难以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徐玲、郭济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 南审判员 杨怡鸣审判员 赵 炜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王乐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