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2721民初3号原告：黑龙江省呼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呼玛县呼玛镇正棋路**。法定代表人：王庆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毅，男，黑龙江省呼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加格达奇区。被告：李生，男，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呼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杰，黑龙江洪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玛支行，住，住所地呼玛县呼玛镇长虹路/div>法定代表人：孙学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众，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安岭分行职工，住加格达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英，黑龙江众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黑龙江省呼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呼玛农商行）与被告李生、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玛支行（简称呼玛工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呼民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李生不服提出上诉。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5）大民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又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黑27民再8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5）大民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及呼玛县人民法院（2013）呼民初字第65号判决；二、本案发回呼玛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呼玛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毅、被告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杰、第三人呼玛工商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众、张天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呼玛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呼玛工商行对李生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二、确认对李生的处分与呼玛农商行无关，应由呼玛工商行负责；三、确认李生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期间，诉讼费用由李生承担。事实与理由，呼玛农商行原为呼玛工商行的一个职能股，不具备法人资格，李生系农金股的工作人员。1993年2月3日，李生因工作极不负责任，不遵守劳动纪律，无故旷工，贪污公款3千元的事实，呼玛工商行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决定对李生劝其退职，制发了《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并将该决定发给了本人，李生自此退职，退职后，近18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近期才通过上访程序，请求呼玛工商行纠正，呼玛工商行未予处理。2011年7月13日，李生向呼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认为，呼玛工商行对李生的处理决定与《职工奖惩条例》不符，李生仍享有职工权利，因已达到退休年龄，应由呼玛农商行按退休职工给付退休费。李生因一直上访而未超过仲裁时效，裁决撤销对李生的处理决定，由呼玛农商行给李生发放退休费。呼玛农商行认为，李生当时虽在呼玛工商行农金股工作，但农金股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李生属于呼玛工商行的职工，对其处理是否正确，均与呼玛农商行无关。劝退是当时对职工不符合金融机构职工应有条件的处理方式。单位作出决定，职工不表示异议，即属于职工同意退职。李生接到通知后，已退职18年，自己从事其他职业，已证明其接受劝退。对职工的处理决定，当时还没有允许申诉的规定及没有申诉后，可以重新处理的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是1993年8月1日施行的。根据该条例李生可以申请仲裁的话，也超过规定的6个月仲裁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7月29日施行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中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发生争议的，劳动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期限应当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呼玛工商行劝退的处理决定，实质上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即李生解除劳动争议关系的书面通知。通知已经在当时交给了李生，申请仲裁期限应当从1993年2月4日起计算，李生向呼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时间已经18年之久，超过了仲裁条例的法定期限。另外，即使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李生自接受劝退之日起到要求呼玛工商行重新处理之时，也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其向呼玛工商行主张权利的时间不应该作为仲裁时效中断的证据，应当以其向呼玛工商行主张权利以前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为根据，确认时效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李生在被劝退以后，18年中，没有不可抗力和其他事由妨碍主张权利即申请仲裁，其确定不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李生辩称，一、呼玛农商行的第一条诉讼请求不能支持。呼玛工商行对我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劝退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呼玛工商行无论从案件本身的实体处理上，还是对案件处理的程序上，都明显违反了当时生效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实体上，呼玛工商行认定我贪污3千元的行为并不存在，呼玛工商行至今也未能提供形成贪污的直接证据，仅仅凭据所谓的以呼玛工商行工作组的形式收集材料，以与我在工作中有矛盾人的所谓证词来罗织罪名。无故旷工更是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刘奎利和其他领导曾在我受伤住院期间亲自到医院探望本人。《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二条对职工的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七种形式，并无劝退一说。在程序上，贪污行为未经检察机关认定。我曾多次就呼玛工商行的错误决定向呼玛工商行提出要求，把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处理，呼玛工商银行拒不移送。二、对于当时呼玛工商行对我的处分后果由谁承担，应当以法院最后的裁决为准。呼玛工商行和呼玛农商行后来分立，我的身份问题双方并未解决。因此，对于本争议的处理后果，呼玛工商行和呼玛农商行必定有一方应当承担，在这里，我主张接受仲裁结果，由呼玛农商行给予退休待遇，办理我的退休手续。最后尊重法庭的裁决。三、本争议并未过仲裁时效，申诉人我18年来，一直在主张实现自己的权利。尽管申诉人我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其一直在向有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向呼玛工商行、大兴安岭分行和省工行等。呼玛工商行和呼玛农商行分家后，也多次去呼玛农商行、大兴安岭联社交涉并主张权利。还去过呼玛县检察院、法院、纪检委、政法委、信访办和上级对口相关部门。其中大兴安岭工行行长94年曹殿臣，来呼玛检查工作，我和老伴曾将其座驾截住要求恢复工作，当时工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都能证明。18年来，大兴安岭分行所有历届纪委书记我都找过，并递交申诉材料。2007年，当时的分行纪检书记唐为明就出具了材料回执。呼玛联社的主任孟庆凡、分行联社太主任也曾接待过我，分行联社太主任拒不接受有关申诉材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情况足以说明，我私力不能自救的情况下，一直在寻求公力救济渠道。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银行和联社方面及有关方面的个别人一直推诿、拖延，接受材料随意处置且不出具回执，拒不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劳动争议，银行和联社的侵权行为以及故意不作为，不去纠正错误的不法状态一直延续存在。我向仲裁庭递交的大兴安岭分行办公室文件《关于呼玛支行对李生信访处理意见请示的批复》（工行大办【2011】106号）也证明了我一直在坚持向工行主张权利，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过期的问题。联社方面对司法解释断章取义，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诉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在这里，我提请联社方面注意，这条司法解释的指向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就仲裁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的规定，而我的仲裁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且作出了裁决；因此这条规定的后半部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对本案根本不适用。联社自成立以来，我也多次找到大兴安岭及呼玛联社的历任领导，但联社方面均已处分是工行方面的行为予以推托，不出具任何回执。结合以前我向仲裁委员会和本次向法庭提供的所有证据，联社所说的关于超仲裁时效和实体处理的观点是完全不成立的。请法庭支持我合理要求。第三人呼玛工商行辩称，一、本案已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李生已丧失实体胜诉权；首先，本案属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是必经的程序，李生与我行劳动争议发生在1993年2月3日，根据当时的法律《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李生有权在10日内向上一级领导机关提出书面申诉，但截止到目前，没有有效证据证实其履行该规定。虽然我行未履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视为李生认可“劝退”这一行为。其次，我国《劳动法》施行是1995年1月1日，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60日，《劳动争议仲裁法》施行是2008年5月1日，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一年。即便李生申请仲裁可以适用这两部法律，那么，李生最迟也应在2009年5月1日前申请仲裁，但是，李生申请仲裁的时间是2011年7月份，已超过仲裁时效2年之久。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虽规定了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1是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2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3是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但事实李生向我行及上级行主张权利的时间分别是2007年5月份和2011年4月份，2007年《劳动争议仲裁法》尚未实施；2011年4月份并不在申请仲裁期间内（2008年5月1日——2009年5月1日）所以，李生申请仲裁及诉讼均不符合《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综上，呼玛工商行认为无论适用哪部法律，李生均已超过仲裁时效，即丧失胜诉权。二、我行对李生的“劝退决定”，不属于企业的行政处分，而是带有协议性质的协商解决劳动关系的决定，不能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首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对职工的处分只有七种，二“劝退”并不在之内，“劝”字在汉语当中只有说服和勉励之意，绝无强制的意思表示，很明显，这与“开除”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所以劝退不具有强制力。其次，李生收到劝退决定后即没有继续工作，显然应当认定李生对劝退行为的认可，是李生与工行之间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从性质上来讲，我行对李生的“劝退”处理是协议，而非单方面的行政处分，与“开除”有本质上的区别，故并不能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开出程序上的规定。三、李生为信用社职工，工行不应对其承担责任。1、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70年代，信用社的组织管理及其不规范，国家为更好的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责令中国农业银行对信用社进行管理。农业银行对信用社要实行政策上领导、业务上指导，把信用社业务搞得更好。银行和信用社实行人、财、物的独立，并不是将信用社并入银行。关系极其类似于现在的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人事任命权也是有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并且需要在其部门备案，有权对不符合担任商业银行重要职位的人员作出处理意见，这不能说各商业银行就与人民银行、银监部门是一个法人组织。2、根据国务院84国发105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农村信用社主要任务之一是统筹解决职工退职退休经费；根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在尊重信用社独立法人地位和维护信用社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依法对信用社进行领导、管理、监督和核查。说明信用社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外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该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也规定了信用社的主要责任：统筹解决职工退职退休经费，办理信用社共同的集体福利事业；3、大兴安岭地区农行成立很晚，当时只有工行，所以工行承担了农行的责任，根据国家政策和农行的指示代管信用社。信用社独立对外办理业务，独立保管业务凭证，拥有独立的核算印章、公章，自负盈亏，自行为信用社职工开资，李生的工资关系一直在信用社说明其为信用社职工。4、根据呼玛信用社在呼玛县工商部门备案的登记材料，明确证明呼玛信用社系集体经济组织。该登记材料中，一份信用社员工名单能够证明李生确系信用社正式员工。工行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两者存在身份区别，信用社员工如未通过合法程序是不能转变为工行员工身份的。以上都足以证明李生当时工作身份为信用社职工，退职与退休经费由信用社承担，所以工行不应该对李生承担任何责任。四、李生违反劳动纪律事实存在，属于重大过错。李生在工作期间存在与同事打架、旷工、贪污等行为，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在其从事信贷工作期间，由于其本人工作极其不负责任形成若干笔呆账，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其利用职务之便将借款人偿还的贷款不记账，挪作己用，此行为的证据材料都已经提交给原一审法院，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种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严重影响了工作秩序。经过多年后，李生又以处理不合法为由起诉，法庭不应支持其请求，应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责任。我们认同呼玛农商行起诉状所诉已超过仲裁时效及对李生处理正确的观点，省高级法院及地区中级法院在法律文书内有体现。根据庭审调查和以前的庭审调查证据材料，可以确定李生是呼玛农商行职工，并不是我行的职工。如果法院认为本案不超过仲裁时效，或对李生处罚确有不当，需要对李生进行补偿，请法庭慎重考虑仲裁裁决意见，李生在省高级法院及地区中级法院意见明确表示仅主张养老金一项，而且呼玛县仲裁委员会也支持了这部分。综上理由，我行认为，对李生的劝退行为不属于企业行政处分，不能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调整，退一万步讲，即便劝退属于企业的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违反了法律程序规定，但是李生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也已丧失胜诉权。如法庭认为李生的诉讼请求合理，李生明显系信用社职工与工行并无关系，对其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信用社而非工行，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生对我行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呼玛农商行提供下列证据，仲裁裁决书(呼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证实我方起诉有法律依据的。李生质证无异议。呼玛工商行质证无异议；关于李生申诉情况的调查，证实2008年6月份李生要求信用社解决问题。李生质证对调查报告内容有异议，农商行与工商行是连带关系，农商行有义务承担责任。工商行质证有异议，李生的问题在1993年就已经处理完，李生自动离岗。李生本身是农商行（信用社）信用员，不属于工商行移交对象，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农商行（信用社）对质证意见认为，李生是工商行干部，没有向信用社交接。2008年的时候李生向我单位主张过权利；交接书复印件，证实工商行与信用社1997年分家时，机构人员工商行和信用社是一体的，管理都是在工商行，工商行的干部可以到信用社工作。工商行划20人去呼玛信用社，证明人员管理是工商行，信用社无权利。工商行质证此交接书不能证明没有把李生档案移交信用社，没有原件。李生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质疑，上面看不出李生档案是否移交信用社。信用社对质证意见认为，毕竟有20人划到信用社，证明人员管理都是工商行；农商行（信用社）当时给工商行农金股写的维修房屋请示批资金，证实信用社的资金管理由工商行进行管理。李生质证无异议。工商行质证承认真实和代管资金；信用社联合社文件，文号呼农信联字（1996）第1号关于停止使用工商银行印章的通知，证实当时信用社与工商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可看出各信用社原来使用的是工商行的印章，文件下发同时印章上缴工商行，证明隶属关系。李生质证认可。工商行质证真实的，但文件恰恰能够证实信用社是独立法人机构，我们只是代行管理职责。李生提供下列证据，中国工商银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证明是工商银行的职工。农商行（信用社）质证认可真实性，能证明李生人和技术都归工商行管理。工商行质证，证书是李生的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可以看出人事档案和技术档案是归工商行管理，之所以给李生颁发这个证书是因为信用社的业务归工商行农金股管理。李生认为不是工商行的人，工商行不可能颁发资格证书。工商行认为信用社业务归工商行管理，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不能从事相关业务的办理，只是证明技术资格，不能起到其他的证明作用；2008年6月19日省工行办公室信访办收条，证明在省行上访解决问题。呼玛农商行质证，这份收条没有省工行信访办的公章，不能证明信访办收到收条当中的五份材料。呼玛工商行质证，与呼玛农商行意见相同。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1993年2月3日中国工商银行呼玛县支行对李生的处理决定、2011年地区工行对李生处理意见的答复。呼玛农商行质证，第一、李生所犯错误的三项事实，李生没提供出违背事实的证据，尤其没提供李生发放74笔贷款形成呆账26.1万元符合事实的证据。也没提供连续旷工合法性的证据。更没有提供将已还贷款自己留用一年不符合事实的证据；第二、对李生所犯错误是行长办公扩大会议决定的，不是某人决定的；第三、劝其退职是当时的政策规定对职工处理的名称，虽与奖惩条例中的规定不符，实质在于解除李生与呼玛工商行的劳动关系。第四、李生自己也承认在1993年2月3日开始离职，证明呼玛工商行已将决定书书面通知本人。李生有异议应当在规定的10日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意见。李生没有提出，证明处理决定劝其退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工银大办（2011）106号文件，说明对李生作出处理，报请了上级银行得到批准，程序合法。对给李生每月发放生活费，上级没有批准，工商行不可能发放，李生没有领取生活费不能证明是不服处理决定。呼玛工商行质证，同意农商行的质证意见。对工银大办（2011）106号文件没有公章不认可，即使有，李生也是在2007年以后才申诉，在此之前李生没有向工商行或信用社申诉的证据。李生早已超过规定的仲裁时效期。李生对此认为，银行对这件事情的批复发出后，说明事情始终在持续状态，没有过仲裁时效，也没过诉讼时效；仲裁裁决书、申诉书，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呼玛农商行质证仲裁裁决书不能证明中断，也不能证明工商行处理错误。呼玛工商行质证，因李生起诉，裁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李生应当出示其他证据证实时效中断；8份证言，证实银行依据姚义的贷款对李生作出贪污处理的决定是错误的。呼玛农商行质证，证言人没有出庭不能证明真实性。呼玛工商行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工商行提交下列证据，工作人员名册，证实李生是农商行（信用社信用员）不是工商行职工。李生质证要求拿出行、社分家实施方案。农商行质证无意见；关于李生贪污及无故旷工经过，证实信用社在对李生的错误经过调查核实后上报工商行，李生的错误是实际存在的，工商行所作的决定有事实依据。李生质证称，我本身是信用社副主任，报告没经过我，是伪造的，不合理不合法。呼玛农商行质证，第一、对证据材料真实性没异议；第二、李生没有提供出足以否定所犯错误的证据，工商行处理的正确。即使不充分，李生也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仲裁，超出期限没申请，处理决定具有效力。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27民再8号民事裁定书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李生的诉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2、呼玛工商行对李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有效；3、原呼玛信用社与呼玛工商行的隶属关系问题；4、申诉人李生的人事关系归属问题。关于诉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问题。裁定认定，李生的诉请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关于工行呼玛支行对李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有效问题。裁定认定，工行呼玛支行作出的《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处理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处理决定》有效，错误。关于呼玛信用社与工行呼玛支行的“隶属”关系问题及申诉人李生的人事关系归属问题。裁定认为，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不能确认呼玛信用社与工行呼玛支行是代管关系还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也不能确认申诉人李生的人事关系归属问题。根据呼玛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李生答辩意见、呼玛工商行陈述意见，以及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993年2月3日，工行呼玛支行对李生作出了《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处理的决定》，李生退职；1996年11月28日，呼玛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向各信用社下发文件，呼农信联字[1996]第1号《关于停止使用工商银行印章的通知》，“各信用社：根据国务院、省、地、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布置和要求玛县农村信用社与工商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决定自十二月一日各信用社停止使用工商银行印章，信用社辖内联行暂用信用社公章，工商银行营业所印章，清理上缴工行办公室”，并签订了机构人员、资产情况、物品名称数量等“交接书”；工行呼玛支行向分行报送（工银呼字【2011】18号）《关于李生上访处理意见的请示》；2011年4月26日，大兴安岭分行以工银大办（2011）106号《关于呼玛支行对李生信访处理意见请示的批复》给工行呼玛支行下发文件，对呼玛支行给予李生作出的处理意见进行了批复；2011年7月13日，李生向呼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争议的焦点，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27民再8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总结，本院不再总结。本院认为，呼玛工商行对李生作出《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处理的决定》，是1993年2月3日，此时，呼玛信用社在呼玛工商行的管理和领导下，没有证据证实，呼玛信用社人员及财务独立。1996年11月28日，呼玛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文件，呼农信联字[1996]第1号《关于停止使用工商银行印章的通知》和呼玛工商行与呼玛县信用社的“交接书”载明“呼玛县农村信用社与呼玛工商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证实了呼玛县信用社与呼玛工商行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之后呼玛县信用社独立出来。而李生已退职近4年的时间。李生上访期间，是呼玛工商行针对李生上访问题，向大兴安岭地区分行报送（工银呼字【2011】18号）《关于李生上访处理意见的请示》。大兴安岭地区工商分行对请示的批复给呼玛工商行。综上，呼玛农村信用社隶属于呼玛工商行，李生的人事关系归属于呼玛工商行管理。呼玛农商行请求确认《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处理的决定》正确的诉求，已被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27民再8号民事裁定，认定为错误。本院不再作出认定。呼玛农商行请求确认对李生的处分无关的诉求，本院审理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呼玛农商行对李生作出过《处理决定》，认定对李生的处分与呼玛农商行无关。呼玛农商行请求确认李生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期间，已被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27民再8号民事裁定，认定为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和事实时效。本院不再作出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玛支行对李生作出的《关于对李生同志所犯错误处理的决定》错误；二、对李生的处分与黑龙江省呼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应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玛支行负责；三、李生申请仲裁没有超过时效期间。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李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 波审判员 王先志审判员 刘占松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书记员 李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