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终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何华臣，该组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祖俭，该组组长。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文灿，广西文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场所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黄海韬，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白云虎，江南区调处办公室主任。 一审第三人马润孙，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5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马赐孙，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3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凌积英，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女，195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玉文富，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3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莫耀智，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57年8月5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雷秋生，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26年9月11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莫昌珍，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32年11月22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李祥贵，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31年3月5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苏凤英，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女，1933年6月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玉文明，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5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玉文友，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56年7月13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张纯忠，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4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玉以民，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4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玉能德，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4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施燕凤，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女，193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马福孙，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男，194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一审第三人周素琼，苏圩镇原苏圩农具厂职工，女，194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上列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奚锦权，广西法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人民政府，办公场所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团结路8号。 法定代表人罗恩华，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谢松桀，苏圩镇司法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村民小组、第七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的（2014）西行初字第96号行政判决，于2016年4月20日通过一审法院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4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2014）西行初字第96号行政判决查明，原告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马润孙等17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人民政府发生争议的土地，其四至范围、面积与被诉江府发[2013]10号处理决定认定一致，暨为原苏圩农具厂厂区，面积10.31亩。第三人马润孙等17人系原苏圩农具厂职工，苏圩农具厂原称苏圩铁器社，组建于1954年，属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单位，原址在苏圩第三街，由原邕宁县手工业联社主管。1964年，邕宁县手工业联社和苏圩公社牵头征用苏圩生产大队第6、7生产队（现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位于定灶瓦××土地共××（其中××生产队5亩，第7生产队5.48亩），并分别于1969年3月27日和5月27日向第6、第7生产队支付“土地损失款”100元和“转让土地损失款”109.60元。土地征用后，由邕宁县手工业联社投资、投料兴建厂房、围墙等。1966年厂房建成后，铁器社即由原址第三街搬到定灶瓦进行经营生产。铁器社逐渐发展壮大,是当时邕宁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圩镇手工业企业。1973年，苏圩铁器社更名为邕宁县苏圩农具厂沿用至今。1976年邕宁县苏圩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与邕宁县手工业联社协商签订了《关于人民公社手工业纳入人民公社经济体制的交接书》，同意将苏圩人民公社手工业农具厂（社）自1976年5月1日起纳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成为人民公社社办企业，并明确实行单位核算。苏圩农具厂纳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后继续经营生产产品。1979年，原农具厂主任农永基向职工宣布可以另行择业，另谋出路。但此后大部分职工仍在厂里打铁，生产产品由自己定，不再由厂里统一定，所得收入部分交厂，大部分归个人，之后不少人陆续退出自谋职业，至今只剩玉文富在厂里打铁。该厂尚有22人健在，均无工资收入，也未享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待遇，全部自谋生路。目前苏圩农具厂厂区有几间旧房出租，取得的租金用于老职工的殡葬费用以及弥补生活困难。2006年12月，南边原有厂区的围墙共85米在苏圩社区第8、第9村民小组修水泥路时被拆毁。2008年7月29日、30日,厂区的部分厂房、水池等被苏圩社区第6组的群众拆毁，并以厂区土地为集体土地为由到厂区内平整地基、丈量划线，而引发土地权属纠纷。自此，原苏圩农具厂的现有面积为10.31亩。后苏圩农具厂、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就争议地提出权属争议，向被告申请解决，第三人苏圩镇人民政府亦向被告提出权属主张。被告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江府发[2013]10号处理决定。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不服，申请复议。2014年3月7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以南府复议[2014]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理决定。原告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2014）西行初字第96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有调处本案位于其辖区内的原告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马润孙等17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人民政府之间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权。 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六十条》公布以前使用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发布时止使用的，有下情况之一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对于该规定公布之前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应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本案中，三方争议的原苏圩农具厂厂区土地，1964年由邕宁县手工业联社和苏圩公社牵头向苏圩生产大队第6、7生产队（现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征用用于铁器社生产经营，1966年由邕宁县手工业联社投资、投料建成后，铁器社即搬到该地，并分别于1969年向第6、7生产队支付土地损失款，该款项的支付有《现金支出凭证》及《收款收据》予以佐证。被告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2002年颁布）第十一条第（二）项“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参考凭证）：（二）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以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原苏圩农具厂管理使用讼争地的事实和有关证据，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讼争地确权属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农民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此外，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2002年颁布）第五条的规定：“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原苏圩农具厂建立后，因客观原因不能按照原来的生产模式获利，但现有职工为了生存，自发推选负责人对厂区内的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所得收入用于老职工的困难补助及殡葬费用，被诉处理决定将讼争的土地由原苏圩农具厂现有职工使用符合上述条例规定的调处原则，故该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出原苏圩农具厂在工商部门没有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无民事权利，被告将其职工列为申请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原苏圩农具厂原称苏圩铁器社，组建于1954年，属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单位，后虽历经企业名称及企业性质变更，但不能否定原苏圩农具厂在争议地办厂经营以及第三人马润孙等17人为该厂职工的事实。因此，对于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七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村民小组、第七村民小组上诉称，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吕仲生证明厂房出租的事实，经上诉人实地调查，原苏圩农机厂厂房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根本不存在出租给他人居住的硬件设施。所谓苏圩社区第七村民小组老组长刘远初证言证明原苏圩农具厂经苏圩大队第六、七生产队同意要地办厂已办补偿并非刘远初所出具，刘远初年仅13岁，根本无法参与此事。苏圩九队根本无罗焕馨其人，即使有罗焕馨，作为第九队的普通村民也无资格参与苏圩公社、苏圩大队等的会议。何荣声、罗焕纽的证言证明原农具厂的南边围墙和一间厨房被拆用作修筑水泥路，事实情况是，何荣声、罗焕纽在当时街道主任赖丕航并征得村民同意后拆除，何荣声、罗焕纽仅说明被拆处地名，并未涉及权属证明。现金支出凭单和收据材料并未言明每亩补偿多少钱，不存在对价补偿。并且经当年老队长方佩琦确认，此收据只是青苗补偿费，并非土地补偿款，也说明土地权属未转移。被上诉人主张1964年征用土地，但上诉人在1966年将“棉花园”（现农具厂）11.31亩地分配给各自生产队社员作自留菜地（有五、六、七、八、九队老干部证明），第六、七生产队也无权代替各自留菜地户主与苏圩农机厂签订任何转让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反映其协商主体、补偿主体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至今只剩玉文富在厂里打铁，但该人年事已高，早已不再从事“打铁”行业。一审判决认定该厂职工养老金，仅有几间旧房出租，取得租金用于老职工殡葬费用以及弥补生活困难。经核查，该厂职工玉以民、玉文富、凌积英已纳入社保。原农机厂职工无一人是苏圩社区农业户口，没有资格占用苏圩社区第六、七生产队集体土地。涉案土地权属应归上诉人所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和一审第三人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村民小组、第七村民小组向本院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本案卷宗移送本院审查，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证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相关调查询问笔录内容不真实，但并无有效反证予以推翻，且并未影响涉案土地已于1964年交由苏圩铁器厂使用之事实，本院对上诉人的二审质证意见不予采信。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组织各方当事人现场勘察，核实涉案争议地上仍遗留有房屋，但该房屋已因破旧而闲置。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至今只剩玉文富在厂里打铁。该厂尚有22人健在，均无工资收入，也未享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待遇，全部自谋生路。目前苏圩农具厂厂区有几间旧房出租，取得的租金用于老职工的殡葬费用以及弥补生活困难。”这一事实不予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涉案土地已于20世纪60年代交由苏圩铁器厂使用并无异议，所争议的是该使用行为性质如何界定，是否导致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六十条》公布以前使用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发布时止使用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２、经县、乡（公社）、村（大队）批准或同意，并进行了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据此可知，新中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对于不同的土地权属确定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当时历史和社会状况作出处理。本案中，涉案土地已于20世纪60年代交由苏圩铁器厂实际使用数十年，且该厂也向原权利人支付了相应的土地损失费，按照当时的情形应属依法转让了土地所有权，上诉人仅以未见书面土地征用协议或者书面批准手续不足以否定该土地权属已经实际发生转移之历史事实。因该铁器厂属公社集体企业且停办，被上诉人据此将涉案土地确定归全镇集体所有并无不妥。在此基础上，被上诉人考虑该厂职工的特殊情况暂将涉案土地用于保障该厂职工的部分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以主张涉案土地的权属，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苏圩社区第六村民小组、第七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文勇 审 判 员  戴声长 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黎泉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