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102民初1685号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住所地：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北枫林大道1186号七楼，统一信用代码：913601081584129292。法定代表人：熊爱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晟，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0410386211。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飞虹路5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39189470J。法定代表人：胡学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1410689254。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雅婷，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1201711975533。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与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周雅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红谷滩中央商务区c-4-2地块交易产生的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及利息25947元（自2017年11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暂时计算至2018年3月1日，但实际应计算至被告支付上述全部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购买原告位于红谷滩中央商务区C-4-2地块的土地一块，面积为4145.6平方米。2010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一份《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在交易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该两份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土地过户手续。被告在2011年1月份也实际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了税费缴费义务，缴付了部分土地增值税286046.40元。但是在2017年9月份，原告收到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洪地税稽通字（2017）23号]及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洪地税稽罚（2017）1010号]，告知原告该次土地交易需要补缴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原告收到该通知书及处罚决定书后立即通知被告补缴，但是被告拒绝补缴。为了避免产生新的滞纳金及罚款，原告不得不于2017年11月23日补缴了上述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补缴完毕后，原告书面发函告知被告此事，并要求被告按照合同履行支付税款义务。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书面回函，以合同约定无法律依据等为由，拒绝支付上述款项。原告认为，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第三人缴纳税款。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没有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12月21日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诉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007)民一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就已经确定了当事人约定税款缴纳条款的合法性、有效性。为此，原告诉至法院，提出以上诉请。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与被答辩关于土地转让税费负担的约定因违反了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本案原告为了逃避法定的纳税义务将其义务转让给被告，极大地增加了被告的义务，免除了原告自身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鉴于土地转让方的原告利用其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逃避其重大义务，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利，该约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条款。原告依法应当缴纳法定的税收，与被告无关。二、原告未依法提供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导致依法可以扣除项目的金额减少，因其过错导致的该部分税务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2010年10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次日，双方签署了一份《土地转让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约定原告将位于红谷滩中央商务区C-4-2部分地块转让给被告，转让总地价为507.01万元，由被告承担土地契税、营业税等相关税费。2011年1月6日，被告依法缴纳了土地增值税286046.4元，已经依法完成了自己的纳税义务。2014年10月23日，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洪地税稽处［2014］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和被代缴的土地出让金认定为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应税收入”，并认定原告“实际取得土地转让收入为7198000元”。“可扣除项目金额为1909188元，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为1600000元，转让土地有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共计309188元”，最后认定“土地增值额为5288812元”。但本案，南昌地税局认定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为160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160万元并非原告支付，而是被告支付。被告之所以支付160万元，是因为被告在获取涉案土地后通过其自身努力将涉案土地的性质由安置用地变为商业用地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与原告并无关系。其次，南昌市人民政府洪府发（2012）24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南昌市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权益价款收取问题意见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采取划拨方式供地时，土地使用权人应按规定缴纳土地划拨权益价款。”第二条第1款规定“新明确的划拨权益价款标准按片分为五等为：一级地段120万元/亩；二级地段100万元/亩；三级地段80万元/亩；四级地段60万元/亩；五级地段40万元/亩。”被告受让的地段按照该文件附件至少属于三级地段，按照6亩面积计算，原告取得土地的成本应至少为480万元，而绝非仅仅160万元，成本至少480万元，少算了成本320万元（480万元减160万元）。三、南昌地税局认定原告的应税收入包含了被告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该部分收入与原告无关。如前所述，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洪地税稽处［2014］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和被代缴的土地出让金认定为取得土地转让收入的应税收入”，因此认定原告实际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为7198000元。但本案中原告实际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只有507.01万元，税务部门认定的被代缴的土地出让金160万元实际是被告取得土地之后因为土地变性而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与原告无关，不应纳入应税收入。虚增了收入2128000元（税务局错误认定的719.8万元减去507.01万元）。四、原告放弃举证、申辩的权利导致的税务损失依法不应该由被告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土地增值税按照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第四条规定：“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减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为增值额”。第六条规定：“计算增值额的扣除项目：（一）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二）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三）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四）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五）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第七条规定：“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五、即使由被告承担，承担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没有约定。综上所述，原告因其自身原因未向南昌市地税局如实提供其原始取得土地的成本和本次转让土地的实际所得，导致案涉土地人为地增加了巨额税务损失。该损失依法应当由过错方即原告自行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以下证据：土地转让协议书及土地转让补充协议、2011年1月6日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南昌市地税局稽查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洪地税稽通字（2017）23号]、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洪地税稽罚（2017）1010号]、2017年11月23日税收完税证明及2018年3月12日证明、2017年11月23日原告发给被告的函告、2017年12月15日被告发给原告的回复函，及被告提交的以下证据：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洪地税稽处［2014］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洪地税稽通字［2017］2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被告公司取得土地之后将土地转性而补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凭证160万元，其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购买原告位于红谷滩中央商务区C-4-2地块的土地一块，面积为4145.6平方米。2010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一份《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其中第二条约定：“在交易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该两份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土地过户手续。2011年1月，被告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了税费缴费义务，缴付了部分土地增值税286046.40元。2014年10月23日，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洪地税稽处［2014］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和被代缴的土地出让金认定为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应税收入”，并认定原告“实际取得土地转让收入为7198000元”。“可扣除项目金额为1909188元，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为1600000元，转让土地有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共计309188元”，最后认定“土地增值额为5288812元”。2017年9月，原告再次收到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洪地税稽通字（2017）23号]及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洪地税稽罚（2017）1010号]，告知原告该次土地交易需要补缴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补缴了上述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补缴完毕后，原告书面发函告知被告此事，并要求被告按照合同履行支付税款义务。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书面回函，以合同约定无法律依据等为由，拒绝支付上述款项。原告故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已对交易过程中所涉及的税费负担作出了约定，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虽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第三人缴纳税款。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没有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该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按照南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通知要求补缴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但经原告催告，被告仍未返还原告，构成违约。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已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其补缴上述税金及滞纳金之日起的利息之诉请，原、被告协议虽未约定被告逾期返还原告补缴上述税金及滞纳金的违约责任，但被告拒不返还的行为必然造成原告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原告可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依法赔偿其利息损失，但鉴于双方对被告应返还原告补缴上述税金及滞纳金的时间未作约定，故对于利息计算起点时间，本院认定为原告催告后被告回函明确拒绝之日2017年12月15日。对于被告提出的因原告过错导致的税收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少列成本、多列收入致多交部分的税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的抗辩意见，因原告系在税收征管部门核查后按税收征管部门的要求补缴的，故对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若被告认为税收征管部门对案涉税收征收不当导致其利益受损，其可依法另行救济。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支付其已补缴的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及滞纳金共计2221559.9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2月15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由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4780元，由原告南昌市昌北开放开发区开发建设总公司负担45元，被告南昌澳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47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如荣人民陪审员  王 华人民陪审员  高 红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曾青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