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22民初1693号原告：刘汉伦，男，195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原告：黄寿云，女，195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址同上。上列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颖臻，黔西县绿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街道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县文峰街道某某社区。法定代表人：郑勇，系该居委会主任。第三人：张庆兰，女，1984年3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代理人：马进学，黔西县素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汉伦、黄寿云与被告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街道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某某社区居委会）、第三人张庆兰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光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汉伦、黄寿云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颖臻、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郑勇、第三人张庆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马进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汉伦、黄寿云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夫妻于2004年在自己承包的“下油房背后”土里修建了46.91平方米的居住房。2007年1月12日，第三人张庆兰与两原告之子刘某德登记结婚，同年3月5日生育孙子刘某政，一家三代一起居住生活。2011年12月7日，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某某公司）因城市建设的需要，对两原告位于县城东出口某某路规划区的上述房屋及附属物、构筑物依法征收，进行调换补偿安置。办理调换补偿安置手续时，因刘某德有智力障碍，而两原告也年老多病且身残行走不便，便委托第三人张庆兰到原某某村委会（现某某社区居委会）具体办理，某某公司以村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以张庆兰的名义办理了案涉征收房的调换安置手续，将两原告原有的46.91平方米自建房按1:1.3的比例调换建筑面积为60.98平方米后，按安置建筑面积71.91平方米，补面积差10.93平方米，以基准价1500元/㎡，计算补差金额为19620.77元，房号为3-4一单元5楼B。此后，从2011年12月7日起到2017年计6年期间的过渡费均是张庆兰领来为两原告支付房租及生活开支。2018年1月20日，第三人张庆兰主张征收调换的安置房属其所有，两原告无权再要过渡费，并且安置房分到手后，也不允许两原告与其共同居住。至此，两原告到某某公司翻阅征收补偿安置材料时，才发现《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书》、《房屋建筑测绘表》、《农房确权证明》上均为张庆兰的签名，并无两原告的名字。两原告遂以张庆兰与某某公司所签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为由起诉，某某公司述称其与张庆兰签订该协议时系以原某某村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协议所涉的安置房原本属于两原告，来源于两原告的赠与行为，但无赠与协议依据。两原告认为，原某某村委会出具编号为779号的《农房确权证明》时未取得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两原告同意，两原告未到场签字认可，同时也无两原告的赠与协议或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原某某村委会未将确权内容公告，导致两原告完全不知情，且第三人张庆兰与两原告之子刘某德离婚时，也无婚后共同财产分割。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确权证明给第三人张庆兰的行为并无事实依据，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张庆兰和村委会非以法律规定或未经两原告同意，恶意串通出具农房确权证明的行为不是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原某某镇某某村委会）于2011年12月7日所出具编号为779号的《农房确权证明》；2、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刘汉伦、黄寿云于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刘汉伦、黄寿云的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适格。2、第三人张庆兰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其基本身份情况。3、《农村土地承包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刘汉伦修建案涉房屋的“下油房背后”土地属自己的承包地。4、某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刘汉伦于2004年在自己名为“下油房背后”的自留地上修建46.91平方米的自建房，于2010年因黔西县城东出口项目征收后置换为安置房的事实。5、《农房确权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未经两原告签字同意将属其所有的案涉房屋错误确权给第三人张庆兰的事实。6、《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书》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表》复印件，用以证明某某公司与第三人张庆兰签订的上述协议侵犯了两原告的房屋所有权。7、黔结字0460700055号《结婚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张庆兰与刘某德于2007年1月12日办理结婚登记时案涉房屋已经修建。8、L520522-2016-001061《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用以证明张庆兰与刘某德于2016年7月4日登记离婚时并无共同财产分割。9、（2018）黔0522民初70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用以证明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开庭审理两原告诉某某公司、张庆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过程中，张庆兰所主张案涉房屋原属两原告所有，后又赠与第三人张庆兰无任何事实依据。10、对证人黄某的调查笔录一份，用以证明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调查某某社区工作人员黄某，《房屋确权证明》系某某公司提供给村委会盖章，村委会不知拆迁户信息，确权证明无效。11、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70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两原告曾就案涉房屋的拆迁协议效力认定诉至法院后又撤诉的事实。12、原告刘汉伦的《残疾人证》，用以证明刘汉伦系四级肢体残疾。13、原告刘汉伦的《低保户证》，用以证明刘汉伦属扶贫重点对象没有生活来源，唯一的自建房已被张庆兰侵占。14、照片12张，用以证明两原告现居住环境较差，已经被雨水毁坏。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辩称：1、黔西县城东出口的征迁工作由某某公司依黔西县政府公告的拆迁方案、补偿标准开展实施。被拆迁建筑物合法与否、实物测量、补偿标准和补偿对象均由某某公司及其雇佣的贵阳拆迁公司确认，被拆迁对象为获得每户15000元的拆迁奖励往往一户拆分为多户，而某某公司和拆迁公司为标榜其工作业绩，人为增多拆迁户数并纵容被拆迁户将协议对象拆分为多户，由某某公司及其雇佣的贵阳拆迁公司与其认定的拆迁对象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农房确权证明》在当时的拆迁工作中可有可无，仅作为拆迁公司的一种工作手段，拆迁公司为满足其工作进度对一些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作调整时通常会出具该证明到某某社区居委会盖章，该证明是某某公司和拆迁公司与拆迁对象就各项补偿事宜协商确定后所出具的标准版本，所载内容为其各方认定，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并未参与其中，盖章仅是受县政府及原某某镇政府的通知要求而为，并无权做任何审查或确权，故某某社区居委会不是适格被告。2、两原告诉称某某社区居委会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对其实施欺诈行为无事实根据，其指称也不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实际情况是东出口拆迁期间，两原告因负巨额债务致使被拆迁房屋补偿款悉数抵偿殆尽，其长子入狱服刑，次子（刘某德）整日酗酒、不务正业且四处借债，为规避他人追债而将仅存的一套家庭共有房屋以第三人（次媳）名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持拆迁公司出具的确权证明到居委会盖章。现因第三人张庆兰另嫁他人与其争房成讼。两原告目前生活困难，系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为其申领低保金和住房补贴生活，但两原告却罔顾事实并毫无根据地诋毁和贬损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违背公序良俗理应受到谴责，应将两原告变更为签订拆迁协议的权利人。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明判。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于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第三人张庆兰辩称：两原告起诉要求撤销某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主张的法律依据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适用法律与诉讼请求存在矛盾和混乱之处。两原告在诉讼中将张庆兰列为第三人，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又称张庆兰为被告，张庆兰到底是作为被告还是第三人表述不清。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属于书证，该书证来源于两原告之前将案涉被征收房屋赠予张庆兰的事实，张庆兰已表示接受并已交付，作为一种证据，法院在认定相关案件事实时只涉及是否采信的问题，不存在撤销问题，故两原告的这一诉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辩称两原告为规避他人追债而将案涉家庭共有房以次媳张庆兰的名义与征收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不实，两原告将案涉房屋赠与张庆兰时，在黔西县原某某镇××路三个门面的三层楼房，后将该房给其长子用于抵押借款最后被拍卖，故不是规避他人债务。张庆兰与两原告之子离婚后，主动承担抚养孩子刘某政的义务，也不存在独占案涉房屋的事实。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明判。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第三人张庆兰于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张庆兰本人身份证，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适格。2、《农房确权证明》，用以证明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根据其了解的客观事实出具证明证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张庆兰。3、黔西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款单，用以证明张庆兰实际缴纳案涉房屋安置补差款19620.77元。4、《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书》、拆迁房屋《安置补偿明细表》，用以证明张庆兰与某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所留联系电话均为原告刘汉伦的电话。原告刘汉伦从2011年就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时是以张庆兰作为被拆迁人与某某公司签订协议。5、《黔西县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回迁安置房过渡期补充协议书》、《回迁安置房过渡期协议书》、《增加发放过渡费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黄寿云在2013年12月7日至2015年12月22日曾经四次以张庆兰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与某某公司签订协议书，原告黄寿云自2013年起就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时的所有权人为张庆兰。6、《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张庆兰曾书面委托原告黄寿云代为办理领取安置过渡费等相关事宜。7、张庆兰与刘某德《离婚协议书》，用以证明张庆兰与两原告次子刘某德离婚时其孙子刘某政由张庆兰抚养，并未要求刘某德支付抚养费，印证两原告将案涉房屋赠与张庆兰的事实。8、张庆兰与黄寿云通话清单及通话录音光盘一份，用以证明原告黄寿云在通话中承认将案涉房屋赠与张庆兰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两原告提交的第1至4组、第7至14组书证无异议；对第5组书证有异议，认为出具确权证明是某某公司及其雇佣的拆迁公司填写好后由被告加盖公章，不能作为认定拆迁协议对象的依据，农房确权证明并不证明张庆兰是房屋所有人；对第6组书证的丈量面积无异议、对征收补偿协议有异议，认为协议签订时有债权人向两原告催债，两原告为规避债务才将案涉房屋让给张庆兰作为被征收人去签订协议。第三人对两原告提交的第1、2、9组书证无异议；对其余书证的证明目的或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1组书证无异议；对第2至8组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1组书证无异议；对第2组书证有异议，认为张庆兰承认签协议在前，盖章在后，只能说明张庆兰是家庭成员举荐的协议签约人，不表示其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对第3至8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上述经质证各方均无异议的书证材料，因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并能证明其各自主张的案件事实，应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两原告提交的第3、4两组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并能相互印证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应予采信。两原告提交的第5组书证与第三人提交的第2组书证系同一证据，该份书证能证明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曾在征收单位出具的格式化证明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的事实，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6组书证来源合法，并能相互印证证明案涉房屋系以第三人张庆兰为被征收人的身份与征收人某某公司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等事实，但就两主张系侵权这一证明目的，因缺乏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本院不予采信。两原告提交的第7至9组及第11至14组书证能证明其主张的相应案件事实，应予采信。第三人张庆兰提交的第3至6组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并能相互印证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应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第7、8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应采信。综合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事实及证据的分歧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定性问题；2、两原告关于撤销《农房确权证明》的诉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汉伦、黄寿云夫妇系黔西县原某某镇某某村十二组村民。2004年，两原告在其所在村组名为“下油房背后”的承包地里修建了建筑面积为46.91平方米的简易结构房居住。2007年1月12日，两原告之次子刘某德与第三人张庆兰登记结婚，同年3月5日生育孩子刘某政，一家三代一起居住生活。2011年12月7日，某某公司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拟对上述位于县城东出口（××路）规划区的简易结构房及附属物、构筑物依法征收，并进行补偿安置。办理调换补偿安置手续时，第三人张庆兰以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为依据并以被征收人的名义与某某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张庆兰作为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并确定其对某某公司（甲方）的补差金额为19620.77元，安置房号为3-4（步）一单元5楼B，安置建筑面积为71.91平方米。协议同时对被征收方的搬迁期限、安置过渡期及过渡费发放等进行约定。同年12月15日，协议双方另签订《补充协议书》，就被征收人的搬迁期限、资金奖励事项进行约定。张庆兰于同日如数向某某公司交付了拆迁房屋安置补差款19620.77元。此后，某某公司对上述案涉房屋予以拆除，并向张庆兰发放房屋拆迁后的临时安置过渡费。2013年12月7日、2014年12月9日和2015年12月22日，张庆兰委托原告黄寿云与某某公司分别签订了《黔西县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回迁安置房过渡期补充协议书》、《回迁安置房过渡期协议书》及《增加发放过渡费协议书》，就被征收房屋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延期交付安置房的过渡费递增等事项进行补充约定。2016年7月4日，张庆兰与刘某德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明确双方的婚生子刘某政由张庆兰负责抚养，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也无共同债权债务分割和分担。2016年10月1日，张庆兰就其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领取征收补偿款、领取超期安置过渡费及办理涉及征收的相关手续等事宜又向征收补偿部门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进一步明确委托原告黄寿云代为办理上述事项。2018年1月，两原告与第三人张庆兰就安置过渡费的归属及安置房到手后的居住使用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遂将张庆兰和某某公司作被告诉至本院，请求确认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后因证据不足，于同年3月21日撤回起诉。同年4月，两原告重新诉至本院，请求如上所判。诉讼中，经本院审查，发现两原告诉讼请求针对的对象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遂向两原告释明要求其予以变更，两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另查明，案涉被征收房屋被拆迁后，第三人张庆兰目前尚未获得协议上约定的安置房。案涉房屋的《农房确权证明》系征收补偿部门根据被拆迁户的基本信息制作格式化证明，由征收补偿部门填写后，提供给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同时也加盖某某公司印章而成。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物权受法律保护。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中，两原告基于在自己的承包地上修建房屋这一事实行为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两原告之子与第三人结婚并生育子女后，一家三代居住一起，对案涉房屋是共同居住使用关系。案涉房屋被征收拆迁后，两原告认为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未经确权公告，也未让两原告签字同意，第三人与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违背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具确权证明，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要求撤销某某社区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从两原告诉讼的本意进行分析判断，两原告主张的是一种撤销权之诉，诉讼的起因在于其认为被告某某社区对案涉被征收房屋的确权错误，进而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故案涉纠纷应定性为物权保护纠纷。关于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所出具的《农房确权证明》的定性问题，本案中，案涉《农房确权证明》系征收补偿部门根据被拆迁户的基本信息制作表格并填写后，送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而成，征收补偿部门以此为主要依据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被告某某社区居委会作为基础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对案涉《农房确权证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该证明的出具仅作为征收补偿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相关安置补偿协议时的主要依据，故应定性为一种书证。关于两原告的诉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案中，由于案涉《农房确权证明》仅系一种书证，缺乏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故该证明的出具不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规定之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经本院审查并向两原告释明后，两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两原告关于撤销《农房确权证明》的诉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依法不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汉伦、黄寿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刘汉伦、黄寿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张光辉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马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