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冼燃，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展诚，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慕云，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耀花，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熊海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熊海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冼燃与被上诉人戴耀花及原审第三人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集团）、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园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冼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即为：判令确认其与戴耀花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判令戴耀花和华新园公司将高金集团24.5176%的股权返还给冼燃，如未能返还，则判令戴耀花向冼燃赔偿15555.807万元。2.判令戴耀花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股权交割、款项支付都是在严重违法的情形下进行的，且势必损害投资者，损害证券市场秩序，应属无效。一审法院无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交易背景事实，割裂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在戴耀花等人夺取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昌股份）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系统性和联系性，机械地考察《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效力问题，没有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并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一）本案所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因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效。2010年6月1日，毅昌股份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此时，高金集团是毅昌股份的控股股东，冼燃、凤翔、戴耀花及李学银间接持有毅昌股份合计42.99%的股权，是毅昌股份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2年8月16日，熊海涛、袁志敏安排戴耀花形式上取得冼燃、凤翔及李学银名下所持有的高金集团共计达71.99%的股权，至此，戴耀花形式上持有高金集团96.5%的股份，实现了对高金集团的绝对控制。但戴耀花取得冼燃、凤翔及李学银的高金集团股权尚在3年限售期内，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1.6条规定“发行人向本所提出其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申请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戴耀花的前述违法行为，直接导致毅昌股份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重大事件。但是，在毅昌股份2016年2月份以前的公告中，从来没有将这一重大事件披露给投资者。戴耀花取得冼燃、凤翔及李学银形式上间接持有的毅昌股份的股权，未依法采取要约方式进行，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且4.5亿元巨额资金来源不明。戴耀花作为毅昌股份的普通高管（采购总监、子公司高管），以其正常收入水平根本不具备支付4.5亿元巨款的能力，其资金来源应当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进行披露。（二）戴耀花利用股权转让文件，虚构股权转让的事实。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熊海涛及袁志敏、戴耀花为取得毅昌股份控制权而布设的骗局。有证据显示，熊海涛及袁志敏、戴耀花早在2012年5月前开始谋划此次违法行动，在谎称为了对高金集团进行重组及将给冼燃等高金集团股东合理对价的前提下，让冼燃等人于2012年8月16日签字转让高金集团的股权。在未开会、未形成决议，会后也未支付相应对价的情况下，悍然侵吞冼燃等人在高金集团的合法股权。（三）戴耀花虚构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熊海涛安排戴耀花盗用冼燃、李学银等人的身份信息，私下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制造戴耀花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假象，而冼燃、李学银等人对股权转让款的收付过程全然不知。每一笔股权转让款到账后，均在一两天内全部转账到户名为“何宇飞”的银行账户。熊海涛与袁志敏原系夫妻关系，戴耀花系袁志敏的外甥女，熊玲瑶系熊海涛的侄女，而何宇飞与熊玲瑶系夫妻关系，即熊海涛与戴耀花、熊玲瑶以及何宇飞均为亲戚关系。（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冼燃在《毅昌股份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减持承诺，应属其单方行为，并不能约束或对抗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其他当事人，这是明显错误的。冼燃所持《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项下高金集团的股权，其限售情形受《证券法》第三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约束，并非冼燃个人的单方行为。一审判决却绕开前述法律规定，机械认定是“单方行为，并不能约束或对抗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其他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五）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错误认定高金集团于2012年8月16日召开股东会。（六）一审判决未查清股权转让款是否真实支付，是在制造新的纠纷。（七）一审判决程序存在严重违法。1.对尚有争议且正在法院审理阶段的事实，一审判决直接作出认定，超出审理范围，剥夺了冼燃的诉讼权利。其已于2016年4月份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2015年1月26日股东会决议【（2016）粤0112民初3134号】、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2016）粤0112民初3138号】以及2016年2月29日决议【（2016）粤0112民初3129号】因欠缺成立要件导致不成立，其效力也无从谈起。目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在该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诉讼的案件的判决生效之前，该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是不确定的。一审判决却无视上述案件的存在，直接对前述可能不成立的股东会决议作出肯定式的认定，明显超出审理范围，剥夺了冼燃的诉讼权利。2.本案依法应中止诉讼，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渤海银行对冼燃名下账户开立走账的调查结果，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认定无影响”。为了进一步查明戴耀花已支付所谓“股权转让款”的虚假事实，其已于2017年9月12日向渤海银行总部提交举报信，请求渤海银行调查戴耀花安排盗用冼燃身份资料开立账户10×××21（以下简称121）、账户10×××80用于走账的违规违法情形。渤海银行对冼燃提出的举报事项的调查结果是本案关键事实的审理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在渤海银行出具调查结果之前，本案中止诉讼，待渤海银行出具调查结果后，再行申请恢复诉讼。3.本案交易过程中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一审法院没有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二审期间，冼燃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对121账户的开户、销户文件及10份《零售业务凭证》上“冼燃”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提交的证据如下：1.2018年1月8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初步查明银行账户121存在冒名代办嫌疑。2.《申请书》，拟证明根据《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初步查明的事实，其于2018年1月31日向渤海银行申请调取柜台办理10笔转账业务凭证。3.10份《零售业务凭证》，拟证明在其未到场且不知情的情况下，上述账户中的款项被转入何宇飞账户10×××30，客户签字“冼燃”非其本人签署。二审庭审后，冼燃补充提交2018年4月9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戴耀花存在虚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戴耀花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理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冼燃上诉请求于事无据、于法无理，请求驳回冼燃的上诉请求。理由：一、本案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股权交易文件系在广州市工商局见证下签署，股权转让符合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正，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一）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股权交易文件均系各方在广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李佳、罗晓东现场见证下签署。2012年8月16日冼燃并签署《公司章程》确认转让后的股东持股情况，广州市工商局2012年8月16日核准本次股权转让，涉案交易真实。（二）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所涉股权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第七十四条“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等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转让股权的规定，转让合法有效。二、本案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所涉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冼燃原审及上诉所提“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冼燃上诉所提涉案2012年8月16日股权转让违反《证券法》第三十八条，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5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依法不成立。（一）高金集团系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上市公司，涉案冼燃转让给戴耀花的股权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交易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不存在适用《证券法》关于股票等证券交易规定的前提，转让的高金集团股权也不属于《证券法》第三十八条所规范的“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冼燃上诉提出涉案2012年8月16日股权转让违反《证券法》第三十八条，缺乏法律依据和适用前提。（二）冼燃上诉所称“3年限售”是其自身所作自愿锁定股份承诺，根据冼燃在《民事上诉状》中的确认，指向的是冼燃持有的上市公司毅昌股份的股票，并非本案所涉高金集团的股权，本案冼燃将高金集团股权转让给戴耀花也就不存在违反股份自愿锁定承诺的情况。（三）冼燃上诉所称“3年限售”是其自身所作自愿锁定股份承诺，且在2013年6月1日已经届满，但是否违反股份自愿锁定承诺不是合同效力的判断因素，更不是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需要由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四）本案股权转让不存在冼燃上诉所称应适用或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冼燃上诉称案涉股权转让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既无客观事实基础，也无监管行政文书确认，依法也不成立。且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等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属于证监会行政规章，不是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的有效依据。（五）冼燃上诉所称维科公司、诚信公司、熊海涛等案外人交易高金集团股权的行为及其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情况，均与本案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有效无关，冼燃该等上诉理由是有意制造假象，“把水搞混”以便“浑水摸鱼”的诉讼策略，该等事项均是案外人的案外事项，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也不是判断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因素。三、涉案股权转让于2012年8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155,558,070.00元戴耀花也已经支付给冼燃，冼燃否认收款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关于银行账户可能涉嫌他人盗开等主张也不能对抗戴耀花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此外，款项支付是合同履行因素，而合同是否履行及其履行是否存在违约均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判断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因素，也不能以合同履行是否违约倒推合同是否有效。（一）戴耀花已向冼燃支付《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155,558,070.00元股权转让价款，均有银行转账凭证在案为证。（二）戴耀花向冼燃支付155,558,070.00元股权转让款后，并无任何款项回转支付给戴耀花的情况，戴耀花也无二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三）2012年8月16日案涉股权转让后至本案2016年6月起诉历经四年，冼燃从未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提出过任何异议。（四）银行开户、销户、款项支付实行实名制，戴耀花向冼燃名下121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具有公信力和合理信赖。无论冼燃关于他人盗开账户的事实是否成立，均不能对抗戴耀花股权转让款支付行为。（五）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冼燃名下121账户开户、销户资料，开户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对冼燃及其身份证原件进行了核对并加盖印信及有银行工作人员签名，121账户确系冼燃开立、所有和控制，冼燃上诉认为银行账户系他人盗开没有证据支持。（六）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冼燃名下121账户开户、销户等资料，冼燃名下121账户开立时间2012年5月28日，早于本案股权转让发生日2012年8月16日，股权转让款在2012年7月至2013年4月期间支付完毕，但121账户在2013年8月份之后还存在除本案戴耀花股权转让款以外的其他款项往来。（七）冼燃提供的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财司[2017]文鉴字第133号）对《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中“冼燃”签名的鉴定，系冼燃单方私下委托，鉴定机构不是法院入库单位，存在检材《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为复印件且该《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复印件不是原审法院2017年8月4日从银行调取的文本（冼燃用于鉴定的文本冼燃自称是2017年8月1日自行提取的样本）更未经质证确认，鉴定人应出庭未到庭等证据瑕疵，鉴定时冼燃更未披露其将身份证原件提交银行进行开户审核的情况给鉴定机构。冼燃提交的该鉴定意见不仅不符合鉴定规范，而且与银行审核记录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应被采信。（八）戴耀花将款项支付至冼燃银行账户，涉案股权转让款即已支付完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到此结束。至于冼燃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款项，或是否发生他人侵权占款情况等后续流转和支付，应系基于冼燃与第三方的法律关系，戴耀花对此并不清楚，与本案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如冼燃对戴耀花支付至其银行账户的款项的后续流转存有异议，其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法律关系寻求法律救济，不属于本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有效的审查范围。四、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超出审理范围，或应履行程序而未履行程序致剥夺冼燃诉讼权利的情况。五、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012年8月16日签订后，直至2016年6月冼燃提起本案诉讼，历时将近四年，本案冼燃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高金集团陈述称，一、本案基本事实是：（1）2012年8月高金集团注册资本6亿元，2012年8月16日冼燃与戴耀花在广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下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冼燃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高金集团股份14403.525万元转让给戴耀花，股权交易完成后，冼燃登记持股减少至300万元，占比0.5%。（2）2015年1月29日诚信公司出资5.78亿元增资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熊海涛出资0.23亿元增资高金集团，高金集团注册资本达到12.01亿元，该等增资均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2016年2月29日戴耀花将其持有的高金集团股权5.79亿元（包括2012年8月16日从冼燃处受让的14403.525万元股权）转让给华新园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2月股权转让完成后，戴耀花不再持有高金集团股权，而登记在冼燃名下的高金集团股权自2012年8月16日至今为300万元，未发生变化，现占比小于0.25%。本案诉争股权交易文件，均为当事人真实签署，合法有效，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或股权交易行为无效的情况。二、高金集团现登记注册资本为120100万元（已全部实缴），冼燃仅登记持有其中300万元股权，占比不到0.25%，其以小股东身份对数年前自身的股权转让行为提起诉讼，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其诉讼主张依法于理均不应获得支持。综上，冼燃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华新园公司陈述称，一、本案冼燃一审将华新园公司列为第三人（未列为被告），二审未将华新园公司列为被上诉人，现在上诉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依法也没有增加被上诉人的法律空间，因此应认为冼燃就一审判决对华新园公司相关事实的查明认定和裁判结果并无异议，至于冼燃对戴耀花提起的上诉，只能涉及冼燃与戴耀花之间的诉讼权益处置，不能影响华新园公司现持有高金集团股份的利益和股东地位，冼燃上诉要求第三人华新园公司返还股份缺乏诉讼程序法律基础。二、华新园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与戴耀花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戴耀花持有的高金集团57900万元股权，华新园公司并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645,585,000.00元（直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32,268,000.00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3,317,000.00元），高金集团为此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股权交易所涉个税和印花税也均已申报缴纳，股权转让并于2016年3月1日在广州市工商局完成备案核准，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任何情况，冼燃诉请“越级返还股权”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三、华新园公司2016年2月29日受让戴耀花转让的高金集团57900万元股权（含戴耀花2012年8月16日从冼燃处受让的14403.525万元股权），依法履行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程序，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华新园公司受让戴耀花转让的股权，距离戴耀花2012年8月16日受让冼燃部分股权的时间将近四年，且戴耀花持股期间无人提出任何异议。华新园公司受让股权系善意取得，无论戴耀花与冼燃2012年8月1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效力如何，均不能对抗华新园公司2016年2月29日基于善意从戴耀花处受让股权的效力，冼燃上诉返还股份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四、涉案冼燃主张返还的股权系其2012年8月16日与戴耀花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时出让的股权，距离本案起诉近四年，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依法也应予驳回。综上，冼燃诉请于事无理、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戴耀花对冼燃二审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证据来源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内容显示已经查明了冼燃的身份证件，并进行了身份联网核查，开户银行也认为涉案账户是冼燃所开立的。对证据2、3的三性不予确认。该等凭证交易的双方均不涉及戴耀花，凭证记载的事项与戴耀花没有关系，银行流水在一审中对方的证据十五有提交，现在只是提供了底单。冼燃收取戴耀花的股权转让款后，款项的使用是冼燃的处分行为，如果冼燃认为对流转有异议应当向其他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款项没有回转给戴耀花，戴耀花对该等款项的使用和支付概不知情。实际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实是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表现，但合同是否得到履行及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均不能反推合同的效力问题。对冼燃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2018年4月9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意见书是根据冼燃单方信访申请进行的答复，没有听取过戴耀花的意见。涉案股权转让款戴耀花已支付给冼燃的银行账户，款项没有回转给戴耀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项也非判断合同效力的因素。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的检材均为复制件，也未经质证，是冼燃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也未就该等凭证是否与原件相符向银行函证确认，检材是否真实、复制件是否与原件相符均无法确定，不具备鉴定基础；比对的样本日期各异，且未经质证，无法确定是否冼燃的笔迹，并非合格的比对样本，不具备鉴定比对的条件；本案所涉金额较大，鉴定意见只有两名鉴定人员进行鉴定，不足以证明鉴定的科学性。高金集团对冼燃二审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戴耀花一致。另补充：涉案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属于法院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和诉辩意见审查的范围，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冼燃单方委托的关于银行开户资料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也未采信该鉴定意见。一审判决后，冼燃又将同一鉴定意见提交给银监局作为信访依据，银监局在不知情也未征询相关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认为渤海银行未能提供进一步举证材料，就反推相关业务并非冼燃本人所办理，不具有对本案各方证据和抗辩观点的法律效果。华新园公司对冼燃二审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戴耀花、高金集团一致。另补充：华新园公司与戴耀花于2016年2月29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受让戴耀花持有的高金集团名下的股权，且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已办理了工商备案核准手续，属于后手善意受让股权。至于前手股东（戴耀花等）与再前手股东（冼燃）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的争议，均不应影响其受让戴耀花股权的合法有效性和现有股东地位。冼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冼燃与戴耀花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2.判令戴耀花和华新园公司将高金集团24%的股权返还给冼燃，若未能返还，则请求判令戴耀花向冼燃赔偿15555.807万元；3.判令戴耀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高金集团成立于2005年7月5日。2.2012年8月16日，高金集团股东凤翔、冼燃、戴耀花、李学银、广州维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决议事项“股东冼燃将其对高金集团的出资14703.525万元（占注册资本24.5059%）中的14403.525万元转让给戴耀花，转让价款15555.807万元”；“变更后，高金集团股东结构为：冼燃出资3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0.5%，……戴耀花出资579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96.5%”；同日，冼燃与戴耀花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双方约定“冼燃将其对高金集团的出资14703.525万元（占注册资本24.5059%）中的14403.525万元转让给戴耀花，转让价款15555.807万元”，并于2012年8月16日前，戴耀花需将转让价款全部付给冼燃；以上均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处工作人员李佳、罗晓东现场见证。3.2012年8月12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高金集团提交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对高金集团的股东变更情况进行备案。4.戴耀花分别于2012年7月17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9月29日、2012年10月24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3月4日、2013年4月23日前后共8次向冼燃名下渤海银行账户10×××21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155,558,070.00元。5.高金集团经过2015年1月26日和2016年2月3日两次增资后，戴耀花出资57900万元占高金集团股权比例为48.21%。6.2016年2月29日，戴耀花与华新园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将其对高金集团的全部出资579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48.21%）转让给华新园公司，转让金额64558.5万元。7.华新园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23日、2016年7月13日、2016年12月20日、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6日前后分16次，向戴耀花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632,268,000.00元，于2016年4月7日为戴耀花向税务部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3,317,000.00元，共计645,585,000元。8.高金集团于2016年2月29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同意戴耀花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8.21%共5790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华新园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股东签署页可见“冼燃”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冼燃与戴耀花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有效？如《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冼燃主张戴耀花、高金集团、华新园公司向其返还高金集团24.5059%的股权，未能返还则赔偿损失15555.807万元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焦点，冼燃与戴耀花在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伪造签名的情形、及戴耀花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等方面存在争议。第一，冼燃主张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订是为了配合解决高金集团的代持问题，“股权转让并非真实存在，戴耀花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的签字是伪造的，戴耀花、李学银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也是伪造的”，涉案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戴耀花的调查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该局的回函显示，2012年8月16日，该局注册处工作人员李佳、罗晓东在核对高金集团各方股东身份后，见证各方股东在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东会决议》、《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签名，并完成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由此可见，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在相关主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下并在进行身份验证后签订的，应不存在违背任何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形，且若冼燃认为合同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其完全可以当场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反映，也可以在事后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但自2012年8月16日签订涉案合同起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并无证据显示其对合同内容提出过异议。而且，冼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订涉案合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知悉；对其所称合同的签订是为了配合解决高金集团的代持问题一节，亦未能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故冼燃主张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理据不充分，不予采信。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应为冼燃与戴耀花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冼燃在《毅昌股份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减持承诺，应属其单方行为，并不能约束或对抗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其他当事人；而违反上市公司的公告义务，应由相关行政监管机构进行处理，亦不属于导致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三，本案中，戴耀花为证实其已依约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8份《渤海银行回单》，其中显示戴耀花于2012年7月17日至2013年4月23日期间先后分八笔由其个人账户向冼燃名下的渤海银行账户121转款合计155,558,070.00元。冼燃认为该账户非其本人开立，且该账户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即于同日或短时间内转出，进而质疑款项的最终流向及存在资金回流的可能。一审法院认为，戴耀花提供的上述银行回单从形式上应已具备证实其主张的效力。且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或支付过程是否存在瑕疵等，均属于合同履行方面的问题，并非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定要素。若冼燃认为戴耀花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至于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款项的后续去向等问题，亦不足以影响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综上，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出自冼燃与戴耀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之合同，双方当依约恪守履行。如前所述，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合法有效，冼燃以该合同无效为前提，以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为基础提出的返还股权，未能返还则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依法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冼燃申请本案中止诉讼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渤海银行对冼燃名下账户开立走账的调查结果，对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认定并无影响，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对其该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冼燃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19590元，由冼燃负担。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从冼燃上诉的意见及戴耀花的答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冼燃与戴耀花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有效？围绕上述问题，双方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戴耀花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等方面存在争议。从本案事实反映，2012年8月16日，冼燃与戴耀花双方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在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名。办理涉案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股东会决议》、《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也是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名的，且已完成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冼燃上诉主张股权转让文件是虚构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熊海涛及袁志敏、戴耀花为取得毅昌股份控制权而布设的骗局，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冼燃与戴耀花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事实依据。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问题。高金集团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冼燃所主张的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因转让的股权尚在3年限售期内及戴耀花取得股权未依法采取要约方式等问题，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至于涉案股权转让款是否已支付的问题，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不属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定要素，因此一审法院未采纳冼燃关于在渤海银行出具调查结果之前中止本案诉讼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现冼燃申请对121账户的开户、销户文件及10份《零售业务凭证》上“冼燃”签名的真实性问题进行鉴定，同样属合同履行方面的问题，不属于判断合同效力的问题，本院对其申请不予采纳。对此问题，一审判决也已告知冼燃，若认为戴耀花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冼燃与戴耀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适用法律正确。冼燃以该合同无效为前提，请求判令戴耀花返还股权及未能返还则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依法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一审判决仅认定高金集团分别于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两次增资的事实，及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涉及戴耀花与华新园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的事实，并未对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及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及效力问题进行认定。综上所述，冼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9590元，由冼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修凯审判员  黄湘燕审判员  杨 靖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