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4民初41号 原告：罗顶立，男，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职业，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杰，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组，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北大街**。 负责人：张路林，该清算组组长。 被告：邯郸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北大街** 负责人：高建平，该委员会主任。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志勇，邯郸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讯陶，河北冀华（定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邯郸市永年区临洺关镇钛白路**/div> 法定代表人：金建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王杰英，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顶立与被告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被告邯郸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邯郸市、被告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砖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冀04民初12号民事判决，原告罗顶立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冀民终59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本院（2016）冀04民初1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为被告，本院依法追加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2018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罗顶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杰，被告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志勇、刘讯陶，被告金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顶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86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河北冀南制药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邯郸国资局将该厂产权移交给成功（中国）药业有限公司、阎-麦迪利（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阎-麦迪利公司）。秦某于2003年12月18日与阎-麦迪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秦某投资固体制剂分公司（固体制剂车间）并进行ＧＭＰ认证，经营期限为15年。秦某按照协议约定新建了固体制剂车间并完成了ＧＭＰ认证。期间，被告邯郸市国资委协议市工商局将阎-麦迪利公司变更为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2007年3月15日秦某与原告签订《财产合同转让协议》，秦某将固体制剂（片剂）车间固定资产、经营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接收后为第二次ＧＭＰ认证投入大量资金。至此原告系河北冀南制药厂新建固体制剂车间及相关设备的合法经营权和所有权人。原告经营期间曾将该车间承包给刘永杰，刘永杰于2012年11月11日去世，该车间由其孩子刘大伟、刘曼丽管理至2013年8月。2013年8月邯郸市冀南制药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建均强行接管该车间，将原告拒之门外。原告就此事多次向河北冀南制药厂清算组的上级主管单位邯郸市国资委反映，但是邯郸市国资委对于原告的合法请求置之不理。2015年2月原告要求被告邯郸市国资委进行政府信息公开，邯郸市国资委在2015年3月29日答复中称被告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组于2013年10月10日将冀南制药厂财产拍卖，拍卖总成交价为2851万元。根据此项答复得知属于原告投资所有的制剂车间和设备及无形资产（ＧＭＰ认证），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已经作为企业破产财产被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虽然已经废止但当时1998年河北冀南制药厂进行破产程序时应当适用该法）和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清算组或管理人在处置破产企业财产时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 另获悉，河北冀南制药厂系国有企业，破产属于政策性破产，其上级管理部门是邯郸市国资委，清算组编制的企业财产清单、拍卖文件须经邯郸市国资委批准，因此邯郸市国资委应当承担原告本次经济损失。 根据邯郸市国资委2004年7月8日出具的《关于尽快成立“邯郸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中重新组建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并沿用原医药生产许可证，以维持原河北冀南制药厂的正常生产经营，保持企业和职工队伍的稳定，顺利推进破产清算工作，实质上是在河北冀南制药厂原厂房、机器设备等不变的情况下，挂了“两个牌子”，邯郸市冀南制药公司直至2014年9月5日通过变更企业名称的方式变更为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但是，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拍卖成交时间是2013年10月10日，有邯郸市天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为证，当时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金建均（该人系河北冀南制药厂土霉素车间承包人）与破产企业有紧密联系和利害关系，可见当时拍卖是在清算组及国资委与竞买人恶意串通、联合操纵下，由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竞买成功，然后通过变更企业名称的方式非法获得破产企业财产，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破产法》及司法解释，金砖公司作为“相关人员”，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三被告在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程序中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869万元。 被告清算组辩称，清算组委托拍卖的是原河北冀南制药厂的破产财产，不包含原告所主张的部分，以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具体投资金额，特别是如原告确有实际投资应当依法向该部分资产的实际占有使用者主张权利，而不应向清算组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清算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邯郸市国资委辩称，河北冀南制药厂依照法定程序进入了破产程序，清算组可依法处置破产财产，该资产不属于被告邯郸市国资委的处置范围，且事实上邯郸市国资委也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处分，因此，邯郸市国资委不应成为本案被告。 被告金砖公司辩称，金砖公司是通过合法手段和程序购买资产，2012年10月，金建均购买了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股份，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成为一家独立的民营企业，2013年10月，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破产资产，财产来源合法，没有侵害原告的任何权益。原告所诉资产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原告所有，我方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诉争财产属于刘永杰所有，原告称其与刘永杰之间系承包关系，没有证据证实该观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原告罗顶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书证： 第一组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于2003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3.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固体制剂分公司各项固定资产投资明细表及购买设备所签订的合同；4.2007年3月15日秦某与罗顶立签订的《财产合同转让协议书》（复印件）；5.2007年5月26日《委托书》；6.2011年12月20日秦某转让给原告《情况说明》；7.谭钊转让款收条；8.2013年8月3日刘永杰之子刘大伟给原告的文件；9.秦某固体制剂车间投资、转让情况的证明及协议履行概况（配合证人秦某出庭予以证实）；10.2007年6月8日河北冀南制药厂临时党委、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联席办公会纪要（配合证人郭某出庭予以证实）；11.投资损失清单。 证明目的：1.原告为本案适格主体；2.通过合同转让原告对河北冀南制药厂固体制剂车间及ＧＭＰ认证（无形资产）享有投资权益；其中证据10证实即便国资委在2004年恢复原河北冀南制药厂全部破产财产权属的情况下，依然承认原告投资是合法的；3.现由于河北冀南制药厂资产被拍卖导致原告无法行使经营权的投资损失为869万元，其中包括秦某转让款560万元、谭钊转让款40万元、2008年11月-2013年8月第二次ＧＭＰ认证和药品生产文号再注册投入230万元（该财务账册由被告控制）、2007年以后建门、修路等固定资产投入39余万元（该财务账册由被告控制）。4、2003年12月18日协议书约定了15年期限，停产期间不交纳租赁费（即定额利润），我们不拖欠费用。 第二组证据：1.2004年7月8日邯郸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尽快成立“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2.2005年3月8日邯郸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年检情况说明；3.2006年9月22日冀药审认函（2010）3号关于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跟踪检查处理结果有关问题的函（抄送：邯郸市；5、邯郸市国资委官方网站“国资动态”、“机构职能”中“企业改革改组一处”职能以及2005年9月5日“冀南制药厂认真落实市委稳定工作调度会精神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破产进程”的网站截图。 证明目的：河北冀南制药厂系政策性破产，邯郸市国资委系其上级管理部门，时任国资委副主任张路林为破产清算组组长，对于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具有管理职能，与清算组共同为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的管理人，邯郸市国资委主体适格，对于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邯郸市国资委应与清算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邯郸冀南制药公司成立并不是简单设立，而是有国资的背景，我方提交的冀南制药公司工商登记查询，设立委托人是白志勇。 第三组证据：2015年9月3日《邯郸市国资委关于给河北金芳药业公司罗顶立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意见》。 证明目的：河北冀南制药厂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包括无形资产已于2013年10月10日被拍卖，致使原告无法行使其投资的固体制剂车间经营权，被告已形成对原告投资权益侵权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2013年9月23日给时任市长的情况反映及邮寄单。 证明目的：原告在多次向邯郸市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向市政府领导反映原告投资固体制剂车间的经济损失问题，也就是说在原告投资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从未放弃过主张权利。 第五组证据：1.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组与红霉素车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目的：清算组和邯郸市国资委均承认五个分厂车间包括罗顶立在内的在各自车间的投资，如合作不能继续，均表示同意全额返出资人的出资；2.秦某与罗顶立于2017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与临时党委联席办公会纪要相印证，证明秦某与罗顶立约定了各自50%的产权和经营权；3.罗顶立与谭钊于2007年3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谭钊原本与秦某合伙，为了方便秦某与罗顶立协议转让顺利进行，与谭钊签订了该协议；4.《邯郸天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明2013年10月10日，拍卖成交时买受人是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而本案被告河北金砖药业公司系由该公司变更名称而来，法定代表人是金建均，也是原河北冀南制药厂四环素车间的承包人，有与清算组和邯郸市国资委恶意串通、非法获取破产企业财产的嫌疑；5.金砖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包括：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2014年第八次股东会决议、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证明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财产拍卖时买受人是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2014年9月才变更为金砖公司，并未成立新公司。 第六组证据：1.2013年7月29日刘曼丽（刘永杰女儿）与罗顶立之间的短信截图，证明刘永杰并不是购买了车间，是罗顶立将车间承包给了刘永杰，如果是购买，刘曼丽不会发短信征求罗顶立的意见；2.两份ＧＭＰ认证的打印件，一个是2005年1月5日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印证2003年12月，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签订协议后经过一年投入，在2005年完成ＧＭＰ认证；一个是2013年6月24日在罗顶立接手车间后进行第二次认证，使得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片剂药品批准文号得以保留；3.金砖公司网站推广的截图，涉及到片剂在2017年12月时仍是沿用原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文号，破产企业在拍卖财产时无形资产包括生产文号，其中片剂生产文号也进行了拍卖；4.金砖药业为了新三板上市的招股说明，证明金砖公司系原河北冀南制药厂所谓改制后的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更名后的金砖药业，其中143个国药准字号仍是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品批准文号，涉及到片剂90余个，根据该证据，药品批准文号在利用率不到10%的情况下，年产能达8个亿，且当时拍卖的生产文号评估价值远低于市场价值；5.2013年9月5日原告给邯郸市国资委、清算组的函，证明我方曾向邯郸市国资委和清算组及时主张过权益；6.2013年9月30日原告向邯郸市纪检委写的举报信，举报清算组和天诚拍卖公司阻挠原告参加竞拍的相关事实，但是举报后没有结果。 证人证言： 1.秦某证言：固体制剂车间是我建的，我把车间卖给了罗顶立，卖了560万，我实际在厂投资的是600多万，2008年的10月29日《合同履行协议书》是我签的字，但没有实际履行。刘永杰与罗顶立之间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我与刘永杰之间没有关系。 2.郭某证言：提交2007年6月8日下午的会议纪要，纪要是真实的； 3.李黔冀证言：我与罗顶立是合伙人，他借我50万，为了要车间的东西我到信访局上访过，上访的时候把我领到邯郸市国资委的一个会议室谈话，就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4、郝某证言：2008年年底，刘永杰给我打电话说他承包了药品生产企业，让我过来负责销售，2008年年底我过来正式上班负责销售，2009年年中固体制剂车间准备ＧＭＰ认证，后半年完全停产进行认证，当时我担任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认证小组副组长，第一次和第二次认证都顺利通过，但都因时任法定代表人董卫星不签字，没拿到ＧＭＰ证书，厂房处于完全停产状态。2013年又进行第三次认证，三次认证共投入500多万元，费用包括硬件改造（厂房修复、设备改造等）、几次认证人员工资、三次药品生产原材料采购。我听刘永杰说车间是罗顶立买的，车间购买东西开发票是用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名义开；我在2015年年底离开公司的，在此之前车间正常生产，实际控制人是金建均；固体制剂的101个文号，是国药准字号，均为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所有；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账目由刘永杰管理，三次ＧＭＰ认证的投入500多万元是刘永杰花的，是入他自己的账；罗顶立儿子在第二次ＧＭＰ认证时去过，负责采购，认证后就走了。 被告清算组、被告邯郸市国资委对原告罗顶立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书证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原告和秦某的真实投入，只能证明他们二人的合伙关系；证据3需要核实，即便该证据属实，也证明不了原告主张的他所提供的账目明细及投资明细是由原告完成的；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是矛盾的，如果根据委托书，那本案的权利人应当是秦某，但是证据4属实，那不可能在5月份再签订一份委托书；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这只是秦某单方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其二人的投入情况；证据7不认可，原告应当提供款项来源，特别是2007年发生的40万元的金额；证据8体现不出来原告主张的实际投资情况，该说明中所体现的欠款事实及债权债务情况与本案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大伟称是刘永杰购买了车间设备，这跟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对证据9，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的投入无证据支持；对证据10，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且纪要里只是显示罗顶立享有50%的股权；对证据11，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实损失的具体数额以及损失与原告的关系。 对书证第二组证据，无论上述证据真实与否，均无法支持原告的主张，河北冀南制药厂是独立法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本案系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邯郸市国资委与清算组之间是否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并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且破产程序也没有终结，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所说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有国资背景，公司设立代办人与公司归属是两个法律关系。 对书证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GMP认证是不具有财产属性的，是不能作为无形资产计价的，在清算组公开拍卖的资产中不包含原告主张的部分。 对书证第四组证据因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信函也证明不了是从市长秘书室发出的，只是显示了一个地址。 对书证第五组证据，对证据1，首先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既没有原件也没有双方签字盖章，其次，该协议合法性和关联性也均不认可，该协议与原告无任何关联性，没有任何关于原告的内容体现，原告认为自己属于五个承租户之一，只是原告单方认为，我方不认可；对证据2、证据3，我方不是协议的当事人，无法对其真实性发表意见，我方与协议中任何一方均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原告依据该协议向我方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4和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实原告主张。 对书证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和要求。证据1无法显示收发短信双方的身份；证据3网页截图没有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内容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原告依据截图主张的事实；证据5、6是原告自己打印的，不能显示其曾经向被告及相关部门进行送达，清算组和邯郸市国资委也未收到以上证据，且内容也不属实。 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均不认可，无法支持原告主张。 被告金砖公司对原告罗顶立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书证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与我方无关；对书证第五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是内部协议，与我方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恰证明金建均是通过拍卖取得破产财产；对证据5无异议。对第六组证据中证据1，刘永杰子女没有将车间交给原告，而是交给了刘明义，因为车间是已经抵押给了刘明义，原告所举证据刘大伟（刘永杰儿子）写给原告的信证明片剂车间是刘永杰于2007年购买；对证据2，认证是2005年1月进行无异议，但是认证并非是原告进行，2013年的认证在此之前，金建均已经购买了冀南制药，费用均系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支付，该认证与原告没有关系；对证据3，金砖公司是由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使用原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的文号与拍卖无关；对证据4，金砖公司没有上市新三板；对证据5，系原告自己书写，不能作为证据，信中可以看到是刘永杰一直在生产经营片剂车间，与原告辩称刘永杰承包其车间没有任何联系；对证据6，与我方无关。 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无法支持原告主张。 被告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资产评估报告书（附明细），证明清算组委托拍卖的是原河北冀南制药厂的破产财产，不包含原告所主张的部分； 证据2.2007年3月15日秦某与罗顶立、刘永杰签订的《财产合同转让协议》（复印件）;证据3.2008年10月29日合同履行协议书;证据4.2009年5月6日秦某所打收条； 以上证据2、3、4的证明目的：一是秦某与刘永杰应为合伙关系；二是其与秦某之间的购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三是2007年3月15日转让金额为260万元; 证据5.2013年9月19日拍卖公告;证据6.刘大伟授权委托书;证据7.2013年8月8日通知;证据8.片剂车间欠交费用汇总表； 以上证据5、6、7、8的证明目的：拍卖是公开进行的，被告已经通知了原告一方，原告一方尚拖欠费用201.34万元，应当与买受人协商租赁合同的遗留问题。 原告罗顶立对被告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评估报告书仅是一个评估，并不能代表拍卖标的物与评估物相一致，根据拍卖公告显示，清算组拍卖的是土地使用权以及破产财产，并未显示该破产财产的内容;证据2、3、4由于清算组和邯郸市国资委没有提交原件，不予质证，但是通过秦某的出庭作证已经能证实其与原告才是真实的财产转让合同，与刘永杰并不是合伙关系，且秦某也证明本案原告已经履行了560万元的转让合同而不是260万元;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6、7、8真实性均有异议，虽然证据6标为授权委托书，但是从内容上根本没有授权的意思表示，且通过庭审，当时是原告将车间转交给刘永杰经营，因此刘大伟根本上不具备授权委托的权限；证据7原告从未见到过该通知，该通知上有送达人的签字，有收件人的签字，但是上述人员均未到庭予以证实该事实；证据8秦某出庭已经做出了陈述，是不予认可的，清算组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原告本人进行书面通知，清算组提到应当与买受人协商租赁合同遗留问题，与其称没有卖给原告的说法相矛盾。 被告金砖公司对被告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与我方无关。 被告金砖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3年8月8日清算组的通知书（原件在邯郸市，送达时间是2013年8月15日，证明固体制剂车间经营不善，拖欠租金管理费等达201.34万元，2013年的认证不是固体制剂车间出具的费用，因为当时固体制剂车间已经是资不抵债，租赁合同已解除，遗留财产抵顶了租金等费用；证据2.2009年10月23日刘明义、刘永杰借款协议，2013年8月5日金建均、刘明义委托协议，二协议证明刘永杰欠刘明义款，将车间抵押给刘明义，刘明义将固体制剂车间交给金建均；证据3.转款、借款凭证9张（原件在刘永杰处），证明是刘永杰出资购买的固体制剂车间；证据4.2013年8月2日刘大伟写给刘明义的信，证明固体制剂车间为刘永杰所有，刘永杰儿子刘大伟将车间交给刘明义。证据5.刘明义证言：刘永杰通过王如创借过我的钱，后来刘永杰厂子经营不下去了，刘永杰的儿子刘大伟跑路了，刘大伟给我寄过来一个钥匙还有一封信，金建均将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买下了，我去找他商议如果还我钱，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之后金建均给了我8万，我把钥匙给了金建均，还写了委托手续，写委托手续的时间是2013年8、9月份；刘永杰把车间抵押给我的事实存在，当时他借我170万，后来剩下10万元没还，车间大约值100来万。 原告罗顶立对被告金砖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违反了破产法规定，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受理是1998年，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合作是在2003年，是在破产受理后签署的相关协议，不适用破产法第8条第一款，且该协议是15年经营期限，也不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即便清算组想解除也不能随时解除；对证据2，借款协议没有原告签署，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原告无关，该证据缺乏合理的逻辑性，如果按照该协议，刘明义向刘永杰借款10万元，就将自己的车间抵押给刘明义，固体制剂车间的投资几百万，不符合逻辑。委托协议与原告无关，真实性无法判断，原告是将车间承包给刘永杰，刘永杰去世，刘大伟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即便出具委托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刘明义本人也不是该车间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对证据3，刘永杰给罗顶立转的90万，是秦某给罗顶立的承包费，差10万，50万是罗顶立叫刘永杰给秦某的转让款，对2017年3月30日署名刘永杰的借条不予认可；对证据4，刘大伟没有再授权的资格，对外协议的东西没有法律效力。对证据5刘明义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金砖公司抗辩理由。 经审理查明，在河北冀南制药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成功（中国）药业有限公司、阎-麦迪利（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阎-麦迪利公司）先后对河北冀南制药厂进行过经营管理。2003年12月18日，阎-麦迪利公司作为甲方、秦某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为确保阎-麦迪利（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固体制剂分公司的ＧＭＰ认证，经双方共同协商，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特制定本合同”，协议约定了以下内容：第一条：“甲方无偿提供土地、药品批准文号和一切合法有效的企业必备证件等，乙方提供资金共同进行固体制剂车间ＧＭＰ认证工作的平等合作，甲方委托乙方独立经营管理，自负盈亏，上交定额利润”；第五条：“甲方在合同期内为乙方无偿提供分公司辖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在合同期内使用权属乙方，乙方对分公司所有投资有绝对支配权，可以抵押、转包、出售、拆迁等，甲方无权干涉”；第六条：“分公司实行独立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方式，甲方不得有干涉乙方合法经营的行为，不得另行安排其它单位和个人生产该厂的固体制剂品种，包括甲方新研制的固体制剂品种”；第十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原片剂车间生产经营完全交由乙方管理和使用，使用期为十五年。甲方原定加工协议一律由甲方声明作废，所有固体制剂文号归乙方管理和使用，乙方在正常使用期间，每月上交给甲方壹万元使用费……4、在合同使用期内，如企业出现企业破产、原企业债务查封等，甲方包赔乙方全部投资及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7、乙方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包括所使用的土地）及原片剂车间由甲方办理抵押手续给乙方；8、以甲方现有的所有固体制剂文号作为乙方的抵押物，以保证乙方的投资安全；……10、在本合同使用期间内，如企业出现整体转让、合并、改制、重组等变更时，甲方必须征得乙方同意，并保证维护乙方的权益；……第十四条：乙方独立财务核算，每月按时向甲方上报财务报表，并入公司总账，原始票据单独保管，设独立的银行账户，由乙方独立管理，自主收付；第十九条，乙方在新建车间ＧＭＰ认证达标正常生产一个月后，以每月4万元的定额交于甲方，在生产正常情况下，合同期内上缴金额不变，在生产经营期间，如因市场因素造成利润普遍下降时，双方可另行协商上交利润数额，因市场因素和乙方不可抗拒的其它因素造成停产，停产期间乙方不再向甲方缴纳定额利润，可根据生产时间顺延使用期限，如甲方单方终止合同，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历年向甲方缴纳的利润总额和双倍赔偿ＧＭＰ认证的固定资产及有关费用投资；第二十六条：“本合同有效经营期限为十五年，自固体制剂分公司ＧＭＰ认证后算起。合同到期后，乙方所投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甲方，如甲方想继续租赁、生产使用，乙方所投固定资产三年之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租赁使用”。协议签订后，秦某按照协议新建了固体制剂车间。 2007年3月15日，秦某将固体制剂（片剂）车间固定资产、经营权转让，自此时起，固体制剂车间实际由刘永杰占有、经营，刘永杰于2012年11月11日去世，该车间由其儿子刘大伟、女儿刘曼丽管理至2013年8月；2013年8月2日，刘大伟写信委托刘明义处理车间事务，把车间钥匙交给了刘明义，并称谁接手固体制剂车间就偿还刘明义等6人的债务；2013年8、9月份，刘明义找到金建均协商，金建均给了刘明义8万元，刘明义将车间钥匙交给了金建均，并写了委托书。 2004年7月1日，清算组正式全面接管河北冀南制药厂，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金建均，注册，注册地址为永年县临洺关镇钛白路**范围为：颗粒剂、片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硬胶囊剂、精神药品。 河北安顺冀鸿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清算组的委托，以2012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被列入破产范围的河北冀南制药厂下辖的淀粉分厂、制剂分厂、附属企业公司、蜂业公司资产进行了评估。 2013年10月10日，河北天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清算组的委托，将“原河北冀南制药厂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破产财产”进行拍卖，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以2851万元竞拍成功，取得原河北冀南制药厂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破产财产。 2014年9月，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更名为河北金砖药业有限公司。罗顶立主张权益的固体制剂车间现由被告金砖公司实际占有、经营。 罗顶立提交了秦某与罗顶立于2007年3月15日签订的《财产合同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秦某将固体制剂（片剂）车间固定资产、经营权转让给罗顶立，转让价款为560万元。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提交了另一份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财产合同转让协议》，两份协议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乙方一栏只有罗顶立，后者除有罗顶立签名外，还有刘永杰签名；前者固定资产转让价款为560万元，后者为260万元；其他条款均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中罗顶立与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共提交了两份《财产合同转让协议》，两份协议内容上有冲突，且均没有原件，故无法确认固体制剂车间的具体转让价款以及转让给罗顶立一人还是罗顶立和刘永杰两人；因协议没有原件，金砖公司申请对罗顶立提交的2017年3月15日《财产合同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准许；无论依据上述哪份协议，均无法排除罗顶立对固体制剂车间具有的相关权益，故罗顶立在本案中具有诉权。 罗顶立主张的损失869万元，包括以下三部分：1、支付的转让款600万元，包括给秦某的560万元以及向谭钊支付的40万元；2、进行第二次ＧＭＰ认证和药品生产文号再注册2008年11月至2013年8月陆续投入的230万元；3、2007年以后建门、修路等固定资产投入39万元。 关于清算组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因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的协议中双方约定制定协议的目的是“为确保阎-麦迪利（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固体制剂分公司的ＧＭＰ认证”,故罗顶立称其系“河北冀南制药厂新建固体制剂车间及相关设备的合法经营权和所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处置的财产范围，也并未将固体制剂车间列入评估范围，清算组处置的财产并不包括固体制剂车间的固定资产。 对于固体制剂车间的土地，在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甲方在合同期内为乙方无偿提供分公司辖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即在合同期内秦某仅可以使用该土地，故固体制剂车间所处土地的使用权主体不属于秦某及罗顶立，清算组没有错误处置固体制剂车间土地的行为，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固体制剂车间的无形资产，即药品批准文号。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十条中约定了由秦某对固体制剂文号进行管理和使用，并上交每月一万元的使用费。可见，秦某受让的固体制剂车间的权益为固体制剂药品批准文号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秦某将其对于固体制剂车间的权益转让给罗顶立后，罗顶立作为受让方，其对固体制剂生产文号的权利也仅限于对药品批准文号的使用。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药品批准文号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药品生产企业，而非企业的一个车间。罗顶立诉称其经过资金投入，ＧＭＰ认证和药品生产文号的再注册，才使冀南制药厂获得ＧＭＰ认证并保留了原来的药品批准文号。“ＧＭＰ”是英文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缩写，中文意思为“良好作业规范”或“优良制造标准”，ＧＭＰ认证是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必备条件，包括厂房、设备、人员等各项要素，但ＧＭＰ认证与药品批准文号的取得相对独立，ＧＭＰ认证对企业的药品批准文号的取得没有直接贡献，药品批准文号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不以ＧＭＰ认证通过为前提。故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时，药品批准文号作为破产财产进行拍卖，并不损害罗顶立相关权益。 综上，清算组在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过程中，没有错误处置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财产的行为，不应承担罗顶立主张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邯郸市国资委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后，由清算组对其破产财产进行处置，邯郸市国资委并非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财产的处置主体，且事实上也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处分，故罗顶立主张由邯郸市国资委赔偿其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罗顶立向金砖公司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其认为金砖公司与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恶意串通、联合操纵，使邯郸市冀南制药有限公司竞买成功，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砖公司与清算组、邯郸市国资委有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其主张三被告连带赔偿其投资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罗顶立主张其与刘永杰之间为承包关系，但未提交书面承包合同，证人郝某证言证明刘永杰承包了企业，但称认证是由刘永杰投入，故无法认定罗顶立与刘永杰的关系。金砖公司主张刘永杰购买了固体制剂车间，但其提供的转账凭证、刘大伟写给罗顶立、刘明义等人的信件等无法证明刘永杰购买了固体制剂车间。综上，罗顶立与刘永杰是承包关系还是转让关系不明，但依据罗顶立与秦某协议，罗顶立对于固体制剂车间确有财产份额，故在本案审理中，本院向罗顶立释明是否向金砖公司主张返还原固体制剂车间资产，罗顶立表示仍坚持主张赔偿损失，故对于罗顶立对金砖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罗顶立基于秦某与罗顶立的《财产合同转让协议》以及秦某与阎-麦迪利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书》而享有对固体制剂车间的相关权益，该合同权利无法实现，罗顶立可基于协议向合同相对人进行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顶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2630元，由原告罗顶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颖 审判员 张曙辉 审判员 谢 珂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贾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