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94098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姝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良，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萱，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法定代表人：王伟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苒，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在本、反诉中均简称为“原告”)诉被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在本、反诉中均简称为“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被告下落不明，本院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向被告公告送达了传票、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后被告到庭应诉，并于2018年4月2日提出反诉，本院将本案本、反诉合并审理，于2018年5月4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于5月3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良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的本诉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电梯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56,5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56,5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4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审理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于2016年8月16日解除。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电梯22台，合同总价为400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虽名为买卖，但电梯是按照被告提供的井道图纸进行生产、加工、制作的，所以双方实际是承揽合同关系。由于被告中途退货，实际上仅履行了14台电梯的买卖。按照《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不同型号电梯的单价计算，实际交付的14台电梯总价款为270.56万元，该14台电梯已经实际交付并验收合格。被告累计支付电梯款2,049,080元，尚欠电梯款656,52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款，被告均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针对本诉辩称：2011年9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电梯22台，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被告已经支付了定金60万元和货款2,049,080元，共计2,649,080元。但是原告不认可收到定金的事实。2011年9月26日，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及金额支付了定金60万元，原告的河南分公司出具收据，所以定金已经支付，如果原告没有收到定金，合同是不会正常履行下去的。被告确实收到了14台电梯，这14台电梯总价是2,705,600元，确实还有5万余元的尾款未付，余款不支付的原因是原告还欠被告8台电梯没有交付，所以被告主张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对于涉案合同，因原告违约解除合同，故被告认为合同解除日为2018年5月4日。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为：1、原告支付违约金258,880元；2、原告依法向被告开具被告已付款部分的增值税发票；3、反诉费由原告承担。审理中，被告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的开票金额为1,361,040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2016年8月12日，被告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提供电梯生产资质等文件，但2016年8月16日，原告发出《回复函》，称，“现我司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求作资质审核，如贵司需在此期间内履行合同，我司建议原合同作乙方变更处理……”。被告随后发函表示不同意合同主体变更，至此，合同第一条中约定的1、2号楼共计8台电梯因原告资质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原告应当承担不能供货部分总额20%的赔偿金额，共计258,880元。此外，原告应当依法向被告开具所有已履行款项的发票。故被告提出反诉。原告针对反诉辩称：合同约定的8台电梯未履行并非原告的责任，而是被告拒绝变更供货主体，以及国家法规的变更所致。原告是2003年6月11日成立的公司，经营电梯特种设备，根据国家规定，经营该业务需要国家颁发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许可证期限为4年，到期要重新核发。2013年，国家质检总局发文，要求所有电梯制造企业必须有电梯试验井道，否则不予颁发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原告的最后一张许可证的期限是2011年3月15日到2015年3月14日，根据政策，许可证可以延期1年，故有效期至2016年3月14日。之后，因电梯试验井道造价昂贵，原告没有能力建造，于是就没有获得新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由于原、被告之间合同履行期间太长，第一批是2013年要货6台，第二批是2014年要货8台，第三批是2016年7月要货8台，在第三批货物履行时，原告已经没有国家颁发的制造许可证了。基于此，原告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告，合同已经无法履行，但是被告还是要求原告履行，原告只好提出由原告的关联公司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履行涉案合同，但是遭到被告拒绝，因此，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不在原告，法律法规的变化是原告无法预见的，应当免除原告责任。此外，原告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变更供货主体的建议也不会给被告造成损失，但是被告拒绝原告采取的补救措施，所以被告主张违约金是没有依据的。经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9月19日，原告(作为“卖方”)与被告(作为“买方”)签订编号为SHS(HEN)11094的《产品买卖合同》，合同首页约定了卖方的账号和开户行。合同第一条约定，买方根据项目需要，经过比较和选型，决定向卖方订购“上海三洋”商标VF320(HCEE)型的电梯22台，金额总计400万元，并约定了每台电梯的具体参数。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买方对本合同所订购的电梯采用一次性订货、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分批供货的方式。合同第三条第3项，买方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将设备合同总价的15%，即60万元汇入卖方账户为合同定金。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设备的生产和交付以买方通知单为准，买方可以分批下达生产交付通知单，在交付时间前40天支付批次款额40%提货款；货到现场后7日内，支付批次款的15%；待电梯安装、调试完毕后7日内支付批次款的25%；剩余相应电梯批次款5%即作为该批次电梯质保金，该批次电梯一年质量保证期满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买方收到生产供货通知单后，应在其后60个工作日内按时发运电梯，除电梯规格、参数变更外，供货期内无任何原因的涨价。合同第七条“质量保证条款”第1项约定，买方保证本合同产品符合买方提供的、经卖方认可的井道土建图纸要求，以及双方确认的产品规格，在产品交付使用时向买方交付《产品出厂合格证书》。该条第3项约定，在合理正常的保管和使用下，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批次电梯安装竣工移交之日起之后的12个月(不得超过该批次电梯出厂之日起24个月)，质量修期内如确因产品质量产生的责任由卖方承担。合同第八条第1项约定，买方、监理公司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将按VF320(HCEE)型产品的“标准配置”和“标准功能”来验收。合同第九条第1项约定，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交货，或买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清货款的，违约方按国家合同法规和中国银行的有关规定，按逾期部分货款总额每天万分之四的比例，向守约方支付逾期交货或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合同第九条第2项约定，除不可抗力外，卖方不能供货，或买方中途退货，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不能供货部分或退货款总额20%的赔偿金额。直接损失超过约定赔偿金的，按照法律认定的且有计算依据的事实另行追赔。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合同附件有《产品安装位置表》、《产品规格表》、《电梯土建布置图》、《电梯井道建筑参数》、《部件清单标价表》。该合同卖方签章人处的签字人为原告的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郑军。2011年9月26日，被告委托其员工扈丽慧向原告的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郑军支付定金60万元。同日，原告的河南分公司向被告出具收据，称收到原告支付的“电梯货款定金”60万元。之后，原告根据被告通知，向被告交付了14台电梯，其中于2013年9月6日交付6台，于2014年9月23日交付8台，价款共计为2,705,600元，并向被告开具了金额总计1,288,040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收到电梯后，向原告支付了电梯货款2,049,080元，并分别于2014年12月16日和2015年11月24日对上述电梯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为“复检合格”。2016年8月12日，被告要求原告交付剩余电梯并提供电梯生产资质等文件。2016年8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回复函》，称，“贵司来函已收悉，我司2011年与贵司签订的电梯销售合同【合同号SHS(HEN)11094】，项目名称：称伟恒·枫叶城)已顺利完成了前期的电梯交货。现我司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求作资质审核，暂无法提供电梯生产许可证、电梯生产资料等其他相关资料，如贵司需在此期间内履行合同，我司建议原合同作乙方变更处理，变更为我司同集团公司(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我司承诺原合同产品的质量、服务及相关内容不作变更，我司也为因此为贵公司带去的不便深表歉意，也希望能和贵公司继续携手合作、共谋发展。”但被告未同意上述方案。2017年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公函》，称在合同签订时明确约定将货款汇入原告账户，合同中也有原告账户，但至今原告只收到货款2,049,080元，余款656,520元尚未收到。另查明，2013年1月1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特函【2013】2号《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关于制造许可条件中试验井道问题。为满足电梯设备安全可靠性试验等需要，电梯制造单位应当按照《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规定(试行)》附件2的相关要求，在其制造场地拥有相应高度的电梯试验井道以及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组装、调试区域，试验井道应为本单位自有。各鉴定评审机构应在鉴定评审现场对制造单位的生产条件进行严格把关。对于已取得制造许可申请换证、升级的，以上要求可以过渡至2014年4月30日。2015年3月17日，原告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续期至2016年3月14日。因原告并未安装电梯试验井道，之后未再取得新的许可证。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产品买卖合同》、《有机房曳引电梯监督检验结论报告》、《回复函》、《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梯)》，以及被告提交银行付款凭证、收据、《公函》的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恪守。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被告的要求，发送了14台电梯，被告也支付了部分货款。根据原、被告在本、反诉中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二、被告在《产品买卖合同》项下欠款金额是多少；三、涉案合同何时解除；四、原告是否应向被告支付违约金；五、原告是否应向被告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22部“上海三洋”商标VF320(HCEE)型电梯，并明确了每部电梯的参数、型号。《产品买卖合同》第七条“质量保证条款”约定，原告保证产品符合被告提供的、经原告认可的井道土建图纸要求；而《产品买卖合同》的附件也包含《电梯井道建筑参数》、《产品规格表》等。从上述约定内容看，被告系向原告购买“上海三洋”品牌VF320(HCEE)型电梯，该型号系原告自有的电梯型号，并非依据被告提供的图纸、参数特别定制的型号，且合同第八条亦约定，各方将按VF320(HCEE)型产品的“标准配置”和“标准功能”来验收，故被告购买的电梯为原告生产的“标准品”。虽然合同中约定了电梯的参数及电梯井道建筑参数，但此仅为质量保证条款，即原告生产的电梯应当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不能以此认定原、被告的合同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了14部电梯，总价款为2,705,600元。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被告支付了货款2,049,080元。但就被告支付的定金60万元，双方存在争议。原告诉称，被告支付的60万元系被告的员工扈丽慧支付给郑军，与原告无关，该款是履行郑军与被告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的款项；且《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当汇入原告账户，而《产品买卖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原告的收款账户，故被告向郑军付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定金支付义务。被告辩称，郑军系原告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原告与被告签署了《产品买卖合同》，故被告有理由相信郑军有权代表原告收取定金；且在郑军收取定金后，原告的河南分公司亦向被告出具收据，确认被告支付的60万元系电梯货款定金。对此，本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于合同签订后7天内支付，《产品买卖合同》系2011年9月19日签订，60万元的款项系2011年9月26日支付，与《产品买卖合同》的约定相吻合。而根据原告的河南分公司出具的收据，明确原告的河南分公司收到了被告支付的60万元，并明确收取的款项系电梯货款定金，故原告已经对上述款项的收取及其用途予以了确认。此外，本院注意到，《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定金应于2011年9月26日前支付，而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出支付定金的请求，反而积极履行合同，现原告主张其未收到定金，亦与常理不符。综上，被告的主张更符合商业运行规则，本院认定被告已经按约向原告支付了定金60万元。现原告交付的14台电梯总价款为2,705,600元，而被告支付了定金60万元及货款2,049,080元，故该合同项下，被告尚欠原告56,520元未付。《产品买卖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电梯款的5%作为电梯质保金，该批次电梯一年质量保证期满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而《产品买卖合同》第七条第3项约定，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批次电梯安装竣工移交之日起之后的12个月(不得超过该批次电梯出厂之日起24个月)。因原、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二批8台电梯何时安装竣工移交，故本院无法以该标准计算质量保证期；又因该批次电梯系2014年9月23日交付，故根据上述约定，该批次电梯的质保期至迟在2016年9月23日就已届满，故被告至迟应于2016年9月23日后的7日内即2016年10月1日前向原告付清已交付电梯项下的所有款项，现被告未付，显属违约。《产品买卖合同》第九条第1项约定被告逾期付款的按日万分之四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于法有据，但其主张自2015年11月24日即起算利息，略有不当，本院调整为自2016年10月1日起算。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原告诉称，2013年1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特函【2013】2号《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要求电梯制造单位在制造场地拥有相应高度的电梯试验井道，试验井道应为本单位自有；因电梯井道造价昂贵，原告无力建造，导致原告无法获取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故在2016年3月14日之后，原告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且该情况的发生是原告无法预见的，因此，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发送《回复函》，要求对《产品买卖合同》进行变更，但被告拒绝，故涉案合同自2016年8月16日就已解除。被告辩称，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回复函》中并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只是要求变更合同主体，而之前原告从未告知被告合同无法履行的事实；且国家政策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原告选择不制造电梯试验井道也是原告根据商业角度作出的选择，故原告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现原告违约解除合同，导致被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认为合同系于本案第一次证据交换日即2018年5月4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电梯制造企业必须自有电梯试验井道的规定。从该项规定的内容可知，若原告具备电梯试验井道，则原告仍可获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故该政策变化并不直接导致原告无法履行涉案合同，不属于不可抗力；审理中，原告明确系电梯试验井道造价昂贵，故没有建造，因此，原告系根据商业利益而主动放弃特种设备建造许可证的申请。此外，即使政策的变化对原告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原告而言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基于此欲主张情势变更，也应当于该事由发生之时即通知被告；本案中，《关于加强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和型式试验工作的通知》于2013年即已经颁布，而原告在2015年3月将《特种设备建造许可证》续期至2016年3月17日，但原告于2016年8月才在《回复函》中向被告进行披露，且《回复函》也仅称“现我司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求作资质审核，暂无法提供电梯生产许可证、电梯生产资料等其他相关资料”，并未将原告失去电梯制造资质的事由明确告知被告，故原告据此主张解除《产品买卖合同》，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显属违约。审理中，被告主张因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同意《产品买卖合同》于2018年5月4日解除，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第四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产品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除不可抗力外，卖方不能供货，或买方中途退货，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不能供货部分或退货款总额20%的赔偿金额。现原告未按约向被告交付电梯，确系违约。但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的履行期较长，在履约过程中，国家电梯生产政策的变化确实对原告的合同履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原告失去电梯制造资质后，原告也向被告提出了替代方案，即以原告的关联公司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提供剩余电梯，并由原告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该方案未损害被告的利益，尚属合理，但被告对此方案并未予以采纳；审理中，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实际的损失。因此，本院结合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原告应付违约金金额为10,000元。对于第五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告已经按约支付了货款2,649,080元，但原告仅开具了1,288,040元的发票。审理中，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剩余金额的开票义务，现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剩余1,361,04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法有据，本院对被告的该项反诉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于2018年5月4日解除；二、被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货款56,520元；三、被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6,52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反诉被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五、反诉被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并交付1,361,040元的增值税发票。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365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0,625元，由原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9,710元，由被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91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91.50元，由反诉原告河南伟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491.50元，由反诉被告上海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俊人民陪审员  王志屏人民陪审员  张忠良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陆申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