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天士力粤健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法定代表人：闫凯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灵丽，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法定代表人：崔根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燕，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正元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四路。法定代表人：赖海伟。上诉人广东天士力粤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国康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正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士力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华润国康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天士力公司无需向华润国康公司返还货款及相应利息；2．判令由华润国康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本案真正的法律关系并不是货物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融资借贷纠纷。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通过利用天士力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形成了形式上的循环交易关系，并以此实现了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借贷资金交付之目的。天士力公司在循环交易中的交货及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无需再向华润国康公司交货或者退款，也对华润国康公司不存在任何义务。况且，案涉买卖合同是建立在虚假意思表示之上的，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案涉买卖合同无效，华润国康公司不能以无效的买卖合同作为依据要求天士力公司承担责任。在融资借贷关系中，天士力公司作为被利用的“中间通道”，已经让华润国康公司达到了向正元公司交付资金之目的，天士力公司未占有或使用资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事实，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依法应予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润国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正元公司与案外人广东华强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实际都是由李某甲投资控股，在本案中是一个利益整体，只有追加华强公司作为第三人才能查明本案交易的真实情况。1.华润国康公司在(2015)丰民初字第7533号案提交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作为证据，该证据是案外人华强公司、正元公司以及华润国康公司在2014年5月1日签订，约定：华强公司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华润国康公司对正元公司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度为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华润国康公司在该案将正元公司、华强公司列为被告，将天士力公司列为第三人，这说明本案涉及的“货款”5064211元也属于该《最高额担保合同》的债务之一，表明华强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2.华润国康公司在(2015)丰民初字第7536号案提交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作为证据，该证据是华强公司、正元公司、李某甲(华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华润国康公司在2014年5月1日签订，约定：正元公司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华润国康公司对华强公司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度为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在本院审理的(2015)穗中法金民初字第3号案中，正元公司为华强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两者均作为该案件的被告。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民辖终428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正元公司为华强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韵支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华强公司未按约定还款，正元公司、华强公司均作为被告被银行诉至本院。上述事实反映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多次互为对方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表明两者存在利益关联。而且两者实际上都是由李某甲投资控股的公司，为同一利益整体，在本案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外，华强公司注册地址现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四路，正元公司注册地址现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四路，两者注册地址几乎完全相同，也从侧面印证两者确实存在关联关系。（二）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存在借贷融资关系。经天士力公司调查获悉，2014年4、5月份，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申请借款，且华润国康公司、正元公司、华强公司于2014年5月1日共同签订上述《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债务形成期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最高额5000万元。为避免直接进行企业间借贷，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选择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资金的出借与回收。本案所涉标的形成于该《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属于《最高额担保合同》债务的一部分。对于上述“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融资方式，在本院审理的(2016)粤01民初518号案中，华强公司也确认与华润国康公司通过同样的方式实现融资，并且借助第三方签订买卖合同、作为资金中转通道。以上表明，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华强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以买卖合同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融资的行为。在本案中，天士力公司正是被利用作为资金通道的一环。（三）华润国康公司、正元公司利用天士力公司作为融资的“中间通道”，达到借贷融资之目的。华润国康公司、正元公司为规避企业间借贷行为带来的违规风险，分别找到天士力公司，利用天士力公司有增加营业额、提高销售业绩的需求：华润国康公司称有意通过天士力公司购买一批百仕欣，而华强公司则称可以为天士力公司提供百仕欣货源。因为能增加自身营业额，于是天士力公司分别与华强公司、华润国康公司签约。在(2016)粤01民初518号案中，华强公司也确认其与华润国康公司通过与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签订形式买卖合同进行借贷融资，与本案如出一辙，本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华润国康公司在该案的诉讼请求。（四）本案所涉货物买卖合同形成循环交易的实际情况。1.2014年5月21日，天士力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签订编号2014052101号的《广东天士力粤健医药有限公司购售合同》，约定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购买“百士欣”，其中25900盒的单价为120.49元，16000盒的单价为121.47元，共计41900盒，总价5064211元。2.2014年5月28日，天士力公司与华强公司签订两份《广东华强药业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合同书》(编号分别为x2014052805004、X2014052805005)，约定天士力公司向华强公司购买共计41900盒乌苯美司胶囊(即“百士欣”)，总价为5064211元。3.2014年5月28日，正元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签订《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约定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购买41900盒“百士欣”，总价5114860.5元。4.由于上述合同涉及的货物名称、货物数量完全一致，至此，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形成以下关系：因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存在利益关联，所以，在本案可把两者视为一个整体，故本案货物交易实质形成了循环交易：天士力公司向正元公司以及华强公司购货，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购货，正元公司及华强公司又向华润国康公司购货(如下图)。（五）在形式上的循环买卖交易中，天士力公司已向华强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向华润国康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天士力公司与华强公司、华润国康公司分别签订的形式买卖合同都已经履行完毕。1.按照本案形成的循环交易形式，货物需由正元公司及华强公司交付天士力公司，然后天士力公司交付华润国康公司，最后华润国康公司交付正元公司及华强公司，即货物的来源及最终流向都是正元公司及华强公司。因此，各方可以不实际转移货物而实现“交货”之目的，各方同意华强公司对天士力公司的交货义务、天士力公司对华润国康公司的交货义务、华润国康公司对正元公司的交货义务相互抵消，以此节省运输成本。因此，各方均无需实际转移货物，亦视为各方交货义务已履行完毕。2.2014年5月29日，华润国康公司在天士力公司出具的两份“百士欣”《销售发货单》盖“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且其员工亦签字确认，确认收到41900盒货物。华润国康公司向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时也明确表示正元公司已收货，足以证明天士力公司已向华润国康公司履行义务，天士力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华润国康公司现又起诉天士力公司显然不恰当。3.2014年5月29日，正元公司在华润国康公司出具的两份“百士欣”《出库单(随货同行单)》的“收货人”一栏盖“广东正元药业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确认收到41900盒货物。此后，正元公司在华润国康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询证函》签章确认至2014年9月30日欠华润国康公司40014944.5元货款(该金额除本案“货款”外，还包含了其他案件中恒康正清等药品的“货款”)。这表明正元公司确认华润国康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且正元公司有义务向华润国康公司付款，正元公司未付清货款，责任与天士力公司无关。4.2014年5月28日，华强公司向天士力公司出具两份百士欣《药品销售随货同行单》，显示华强公司共向天士力公司“交付”41900盒“百士欣”。证明天士力公司与华强公司已经实现了形式上的“交货”。5.本案交易涉及金额巨大，各当事人作为大型的医药企业不可能不了解风险，不可能草率地确认收货、欠款甚至付款，所以各当事人上述书面确认“收货”的行为足以说明各方均认可“交货”义务已履行完毕。在2014年至2016年丰台区人民法院庭审前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本案任何一方都没有就“交货”事宜提出过异议；如果本案循环交易中的交货义务不是因抵消而视为履行完毕，那么，对于如此重大的货物交易，无论是正元公司还是华润国康公司，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现未收货，这显然完全违背常理。这说明形式上的“交货”义务确已完成。因此，从表面的买卖合同关系来看，循环交易产生的交货义务已因相互抵消而履行完毕，故天士力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无需向华润国康公司再承担任何责任，华润国康公司以天士力公司未“交货”为由起诉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六）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付款4852006元的行为也表明“交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华润国康公司向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的行为也表明其认可天士力公司已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华润国康公司与天士力公司之间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华润国康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7533号案起诉正元公司、华强公司要求偿还欠款，天士力公司被列为第三人。但正元公司、华强公司主张华润国康公司没有交货，华润国康公司认为可能败诉而撤诉，以买卖合同为由将天士力公司作为被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2016年7月21日开庭时，提出正元公司及华强公司一方向其支付了4852006元货款。该付款行为表明正元公司确认已“收到”货物，证明本案涉及的各方已按照买卖合同履行了“交货”义务。否则，华润国康公司如何能向正元公司“交货”，又有什么依据收取正元公司的货款呢?事实是，正元公司已收到华润国康公司出借的资金，故而向华润国康公司偿还了部分债务，这说明天士力公司在本案中作为资金周转“中间通道”的作用已经完成，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华强公司之间的融资借贷或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均与天士力公司无关。（七）案涉买卖合同是根据虚假意思表示而签订的，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华润国康公司不能因无效合同要求天士力公司承担责任。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规避直接进行企业间借贷业务，即通过“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方式进行借贷融资，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即完全是建立在虚假的意思表示基础之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案涉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华润国康公司无权依据无效的买卖合同要求天士力公司履行义务。（八）华润国康公司已通过天士力公司实现了向正元公司交付出借资金之目的，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的借贷纠纷与天士力公司无关。2014年5月底，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交付500万元承兑汇票；2014年6月9日，天士力公司向华强公司转账500万元。2014年7月2日，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转账64211元；2014年7月8日，天士力公司向华强公司转账64211元。上述事实表明，天士力公司收到华润国康公司支付的5064211元后，短期内就如数付给了华强公司。由于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存在利益关联，同时也是正元公司对华润国康公司债务的保证人，在本案与正元公司实为一个利益整体，故天士力公司付款给华强公司即等同付给正元公司，所以华润国康公司已经利用天士力公司实现了将出借资金交付正元公司之目的，履行了其在借贷合同中的出借资金义务。因此，在实质的借贷关系中，天士力公司只是被利用，充当了华润国康公司向正元公司交付资金的“中转站”、“中间通道”工具，且已完成交付资金的作用。在借贷关系中，天士力公司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用款人，对于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因借贷引发的纠纷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九）华润国康公司通过“差价”及“违约金”向正元公司收取借款利息的真实情况。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显示，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实为一个利益整体)对天士力公司出售货物的总价为5064211元，天士力公司对华润国康公司出售相同货物的总价也为5064211元，而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购买相同货物的价格则增加至5114860.5元。从买卖合同的角度来看，正元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两者视为一个整体)在出售货物的同一天(2014年5月28日)提价50649.5元(即5114860.5元-5064211元)回购这批货物，相当于在一天内直接亏损50649.5元，这显然违背交易常理。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融资借贷关系，华润国康公司将从正元公司处购买的货物提价后“返售”给正元公司，其中的“差价”实际是华润国康公司拟向正元公司收取的借款利息或者“手续费”。此外，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华强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如正元公司未如期付款，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违约金。显然，虽然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华润国康公司仍可以通过《最高额保证合同》向正元公司、华强公司收取相当于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违约金(实质为借款利息)，以此获得出借资金的收益。华润国康公司对正元公司出示的《应收账款询证函》显示正元公司欠款40014944.5元，正元公司予以盖章确认，这不仅证实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证实天士力公司已经履行所谓“买卖合同”的义务，实现了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融资借贷之目的。（十）因正元公司未按期还款且拒不认可“交货”义务履行完毕，华润国康公司向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正元公司支付货款(实为借款)，正元公司为拖延时间而否认收货。华润国康公司转而向天士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天士力公司未交货，目的是让正元公司在本案承认收货，华润国康公司好以此向正元公司主张付款。关于同一个交易，华润国康公司在本案的主张与其在丰台区人民法院确认的情况是不相符的。华润国康公司通过前文所述的一系列操作，将出借的资金交付给了正元公司，并且形式上履行了“交货”义务，从而取得向正元公司接收货款(实则为借款及利息)的权利。因正元公司接收资金后未按约定向华润国康公司清偿借款本息，天士力公司遂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正元公司，声称已经按照其与正元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履行了交货义务，要求正元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实为还款付息)。而正元公司为拖延时间，拒不承认华润国康公司按买卖合同交付了货物，华润国康公司既无法提供运输货物的证据(因货物实际上未发生转移，不存在运输的资料)，也未说明案件实质为借贷纠纷，存在较高败诉的风险。华润国康公司考虑到在丰台区人民法院继续诉讼的败诉风险较高，在明知天士力公司无法提供货物运输的证据(因为货物未实际转移)的情况下，转而向一审法院起诉天士力公司，希望通过本案使正元公司承认收货或使天士力公司退款，从而引起本案诉讼。华润国康公司在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表示正元公司已收货且确认欠货款，表示系委托天士力公司代为“交货”，表明其亦认可天士力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现又称天士力公司未“交货”，也显然是自相矛盾。（十一）请求二审法院追加华强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在本案中，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存在利益关联，华强公司是正元公司对华润国康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且华强公司是本案所涉货物的来源，又与天士力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收取了相应“货款”，参与了本案的各个环节，与本案有重大关系。因此，为便于查明本案事实，应当追加华强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十二）天士力公司提供华润国康公司与南方公司一案作为审理本案的重要参考。天士力公司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丰民初字第7533号案中，涉及的货物除本案的“百士欣”外，还有华润国康公司声称从南方公司购买的“恒康正清”，华润国康公司同样声称向南方公司购买货物后委托其向正元公司交货，而正元公司也否认收到华润国康公司或者南方公司交付的货物。此后，华润国康公司转而向本院起诉南方公司，案号为(2016)粤01民初518号。华润国康公司主张南方公司未代其向本案正元公司交付货物，要求南方公司退还货款。该案与本案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案涉各方的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发票、送货单证等书面资料齐全，也形成闭合的环形交易，唯独缺少货物运输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华润国康公司与南方公司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驳回华润国康公司的诉讼请求。天士力公司认为，本案与该案的情况如出一辙，该案可作为审理本案的重要参考。综上所述，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并不是天士力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借贷融资关系纠纷。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所涉交易中货物、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情况，片面地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从形式上看，天士力公司在所谓买卖合同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无须向华润国康公司返还货款或者承担其他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各当事人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融资借贷，而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故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虚假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属无效，故华润国康公司要求天士力公司退还“货款”并无合法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华润国康公司辩称，不同意天士力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之间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审中，本院收到加盖“广东正元药业有限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述称，本案所涉及当事人之间名为货物买卖关系，实为借款融资关系，现就涉案的相关情况，如实向法庭做出以下说明：2014年5月份，正元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经相关公司业务人员介绍牵线，由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申请借款，但为规避双方直接进行非主营业务之外的资金拆借，双方选择贸易方式并签订药品《购销合同》，通过该种“名为货物买卖”、“实为借款融资”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增加销售业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购销价差巧妙的收取借款利息。而此时，天士力公司同样具有增加销售业绩的需求，以购销的方式在正元公司和华润国康公司之间成为资金融资通道。故此，三方之间名义上的货物买卖关系具体表现为先由正元公司委托关联公司华强公司向天士力公司销售药品，然后由天士力公司将药品销售给华润国康公司，最后华润国康公司又将药品返售给正元公司，但药品并没有进行实际的交付和流转。借款融资款项则相反，具体表现为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支付货款，天士力公司收到款项后则向华强公司支付货款，最终完成华润国康公司向正元公司提供出借款。为实现上述融资和增加各方销售业绩的目的，三方依次分别签订了以下名义上的药品《购销合同》：1.2014年5月28日，正元公司委托华强公司与天士力公司签订两份《购销合同》，约定华强公司向天士力公司出售以下药品：药品名称——百仕欣(乌苯美司胶囊)，分别为数量25900盒单价120.49元／盒，数量16000盒单价121.47元／盒，以上合同总价为5064211元。但是，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实际交付药品。2.2014年5月21日，天士力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天士力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销售药品“百仕欣”，数量为41900盒，其中25900盒单价为120.49元／盒，16000盒单价则为121.47元／盒，药品总价为5064211元。同样，天士力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之间也没有进行药品的实际交付。3.2014年5月28日，正元公司与华润国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华润国康公司向正元公司出售41900盒“百仕欣”药品：其中25900盒单价为121.695元／盒，16000盒单价则为122.685元／盒，药品总价为5114860.5元，但华润国康公司也未将上述药品实际交付给正元公司。华润国康公司向天士力公司支付了《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药品采购款，完成了华润国康公司将出借款项暂时汇入华润国康公司和正元公司的融资通道即天士力公司处，同时实现了华润国康公司和天士力公司之间的销售业绩。天士力公司收到华润国康公司的药品采购款，在2014年6月9日和7月8日共计向正元公司的受托方华强公司支付名义上的货款5064211元，至此，华润国康公司完成了向正元公司支付相应的出借款。总而言之，三方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并非真实的交易，各方之间没有进行实际的药品交付，仅是为提高销售业绩而以药品购销为名，实现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借款融资的目的。事实上，正元公司、华润国康公司和天士力公司三方之间关于“名为货物买卖”、“实为借款融资”的事实很明显的。首先，三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药品交付和流转，药品买卖并非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各方之间形成的循环交易，进一步印证了各方之间并非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其次，从名义上的购销合同关系来看，天士力公司从正元公司的受托方华强公司购买药品后以平价的方式出售给华润国康公司，并不赚取任何差价，从销售的角度来说并不合理，说明真实的原因是天士力公司是为了实现销售规模和增加业绩以及作为融资的合理通道。再次，正元公司的受托方华强公司以低价向天士力公司出售药品，天士力公司以平价向华润国康公司销售该同一药品，然后华润国康公司又以高价的形式将同一药品出售给正元公司，若为真实的药品买卖，正元公司以低价出售并以高价购回同一药品，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实际上，正元公司产生的价差实为向华润国康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最后，正元公司也曾向华润国康公司偿还480多万元款项，鉴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该还款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偿还相应的融资借款。正元公司因前期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目前对华润国康公司确实还有部分借款尚未清偿。综上，天士力公司从正元公司的受托方华强公司采购药品后以平价的方式出售给华润国康公司，并且天士力公司将收到华润国康公司的采购款项另行以采购的方式支付给正元公司，仅是为提高销售业绩，而充当了华润国康公司和正元公司之间的融资通道角色，其本身并非资金的借款人或使用者。实事求是地说，华润国康公司在本案中的债权债务，与天士力公司无关；该笔债务应当是由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协商解决，正元公司也将在公司经营改善时，尽力归还该笔借款余款。因本案所涉交易并非真实的货物买卖，所涉货物并未实际交付和移转，业务链条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形式上货物从正元公司的受托方华强公司出去，最后又回到正元公司。在华润国康公司指示天士力公司直接向正元公司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如果从货物买卖的角度看，其结果，亦可视为天士力公司已经代华润国康公司向正元公司交付了该批药品。华润国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士力公司返还货款506421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其中500万元自2014年6月5日起计算；64211元自2014年7月3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2.判令天士力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1日，华润国康公司（需方）与天士力公司（供方）签定购售合同，向天士力公司采购百仕欣（乌苯美司胶囊）共41900盒，其中25900盒单价120.49元，16000盒单价121.47元，总价5064211元，交货地点、运输方式为需方认证合格仓库；付款时间为60天内。2014年5月23日，华润国康公司出具5000000元汇票给天士力公司支付货款；2014年5月28日，天士力公司出具销售发货单两份，发货单显示收货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货品名乌苯美司胶囊（百仕欣），发货单盖有天士力公司出库专用章和华润国康公司收货专用章；2014年7月2日，华润国康公司转账汇款64211元给天士力公司。天士力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开具了涉案货品增值税发票给华润国康公司。2014年5月28日，华润国康公司（供方）与正元公司（需方）签定购销合同，供应恒康正清（229200盒）、百仕欣（41900盒）给正元公司，其中25900盒百仕欣单价121.695元，16000盒百仕欣单价122.685元，该购销合同全部货值14517870.50元，约定交货到站为广州，运输方式为中铁快运，付款期限为90天。2014年10月8日，因正元公司未按约定付款，华润国康公司就本案涉案货品的货款及其与正元公司其他购销合同涉及的货款，向正元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询证函，请付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的应收账款40014944.50元，正元公司盖章确认。由于正元公司未支付上述应收账款，华润国康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向北京丰台法院起诉，以正元公司、华强公司、李某甲为被告，以南方公司、天士力公司为第三人，请求法院判令正元公司偿还货款，华强公司和李某甲承担连带责任。北京丰台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丰民（商）初字第07533号。该案于2016年7月21日开庭审理，华润国康公司诉称其向南方公司、天士力公司采购恒康正清、威利坦、百仕欣销往正元公司，并委托南方公司和天士力公司交付货物。正元公司在该案庭审中出庭，否认收到购销合同约定的所有货物，天士力公司、南方公司在该案中未出庭应诉，遂产生本诉。一审另查明：根据天士力公司提供的与华强公司签定的两份购销合同（签定时间均为2014年5月28日），显示本案涉案货品系天士力公司向华强公司采购，其中25900盒单价120.49元，16000盒单价121.47元，两份购销合同总金额为5064211元。华强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药品销售随货同行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货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货品出库日期2014年5月28日。天士力公司于2014年6月9日付款5000000元给华强公司，7月8日付款64211元给华强公司。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天士力公司就货物运输情况提供证据，天士力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提供运输情况，2016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再次要求天士力公司提供向华润国康公司交付货物的物流情况，天士力公司仍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仅向一审法院书面说明与当时业务员核实，涉案货物由华润国康公司自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为同一事二诉的问题，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在北京丰台法院之诉讼，基于其与正元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天士力公司在一审法院之诉讼，基于其与天士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虽然两案具有一定关联性，但两案华润国康公司主张的诉求及法律关系不同，两案不属于同一诉讼，且华润国康公司在北京丰台法院的诉讼，并不影响天士力公司在本案中就华润国康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和举证的权利，亦不影响本案对双方购销合同是否已完全、适当履行完毕的审查，故一审法院对天士力公司关于驳回起诉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华润国康公司起诉时，距双方合同约定的履行日期超过两年，但华润国康公司是在2016年7月21日方知正元公司未收到货物，而根据华润国康的主张，其实际并无收到涉案货物，是由天士力公司直接交付给正元公司，故华润国康公司自2016年7月21日始方知天士力公司尚未履行交货义务，即其始知合同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本案诉讼，故此，就本案而言，华润国康公司的诉讼请求无过诉讼时效，需要进行法律事实的审查，一审法院对天力士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根据本案审理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天力士公司是否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天士力公司作为出卖方，应对货物的已运输、交付情况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天力士公司向华强公司购买涉案标的物时间是2014年5月28日，按照华强公司的销售随货同行单，涉案货物自华强公司出库时间是2014年5月28日，送至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按照天士力公司的销售发货单，天士力公司的出货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华润国康公司收货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如按照天士力公司的销售发货单所载的收货地址，天力士公司须在2014年5月28日接收到华强公司于同日发货的货物，并清点、检验完毕，再将接收到的货物运输、交付到北京给华润国康公司，华润国康公司于次日收到货物，并清点、检验完毕。从时间上推算，在一日内完成41900件货物的两次运输（其中一次远距离跨省）、清点、检验，且运输货物为具有特殊运输要求的药品，有违日常生活经验；其次，天士力公司自华强公司购买的货物价格与出售给华润国康公司的价格完全一样，分文未赚，却要负担自广州运输到北京的义务，有违商事交易中商事主体从中获取利润目的基本常理；天士力公司主张由华润国康公司自提货物，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由华润国康公司自提货物，但以华润国康公司出售该批货物给正元公司的价格，每盒赚取的差价为1.205元和1.215元，总获利（不计其他成本）约50万，却要负担将41900件货物从广州自提货物运输到北京，再从北京运输到广州的义务，且运输的货物是药品类，对运输要求较高，因此既不符合商事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商事主体从中获取利润的基本常理。综上，在涉案合同标的流转明显违反常理及商事交易过程的情况下，天士力公司应进一步就货物的运输提供证据，但天士力公司在长达六个月的诉讼过程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标的物运输的情况，甚至也未能清楚向一审法院提供运输公司、仓储地点及合理的流转时间，即便如其所述为华润国康公司自提，也未能提供其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涉案标的物到华润国康公司认证合格的仓库。综上所述，天士力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交付货物给华润国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华润国康公司主张天士力公司返还货款5064211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天士力公司收到货款并无履行发货义务，长期占用上述货款，给华润国康公司造成一定损失，故华润国康公司主张货款中5000000元自2014年6月5日起，64211元自2014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润国康公司在2017年3月10日要求一审法院调取涉案标的物是否真实存在，不属于本案中必须由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接纳。正元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天士力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华润国康公司返还货款5064211元并支付利息（其中5000000元自2014年6月5日起、64211元自2014年7月3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货款全部返还之日止）；天士力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249元，由天士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天士力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4年5月1日两份《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据2：（2017）粤民辖终42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2015）金民初3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1、2、3拟共同证明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存在利益关联。证据4：“乌苯美司胶囊（百士欣）”《出库单（随货同行单）》；拟证明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确认收到41900盒案涉货物，表明交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华润国康公司质证认为：天士力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采纳。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在北京丰台法院开庭时，正元公司否认了印章的真实性，所以正元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3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北京丰台法院开庭时，正元公司否认了收货专用章的真实性。另外，丰台法院的案件已经撤诉，所以没有作出认定。而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此外，天士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华强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以及《请求督促第三人出庭申请书》，请求本院督促正元公司、华强公司到庭参与庭审活动。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首要焦点问题在于：华润国康公司与天士力公司基于案涉购售合同产生的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融资性贸易关系。关于上述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应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合同价款是否合理、标的物是否实际交付流转、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常理等方面进行审查。第一，关于正元公司与案外人华强公司之间的关系。经审查，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在多次交易中互为对方担保，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第二，经审查，2014年5月21日华润国康公司与天士力公司签订的购售合同、2014年5月28日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014年5月28日天士力公司与华强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除合同价款外，各份合同签订的日期相同或相近，所涉标的物的类型、数量则完全一致，基于华强公司与正元公司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且从本院收到的加盖正元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中，正元公司亦确认华强公司为正元公司的受托方，故应认定各方之间实际形成了一个闭合性的循环交易关系。第三，从上述各份合同约定的价款分析，天士力公司的进货价和售货价完全相同（华润国康公司支付给天士力公司的货款，天士力公司亦已经全部转付给华强公司），正元公司（华强公司）以低价出售，通过天士力公司，再以高价从华润国康公司购买，即正元公司实际是以低卖高买的方式进行亏本交易，此种交易模式显然不符合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特征。第四，本案诉讼中，华润国康公司认为天士力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二审诉讼中，天士力公司确认本案并不存在实际的货物交付和流转。从天士力公司出具的销售发货单、华润国康公司与正元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为中铁快运”、华强公司出具的药品销售随货同行单记载的内容分析，本院认定本案各方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实际的货物流转。第五，二审诉讼中，本院收到的加盖正元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正元公司亦确认案涉争议的华润国康公司与天士力公司之间签订购售合同实际为正元公司向华润国康公司进行资金拆借的一环。综合前述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应能证实案涉购售合同所涉法律关系实为融资性贸易关系。由于华润国康公司与天士力公司之间的交易实为融资性贸易关系，故华润国康公司以案涉合同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天士力公司未向其交货为由，诉请天士力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款项5064211元并计付利息，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所涉融资性贸易关系产生的纠纷，各方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天士力公司申请追加华强公司为第三人，以及责令正元公司、华强公司出庭的申请，如上所述，并无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此外，虽然华润国康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但一审诉讼中，天士力公司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违反诚信参与诉讼之规定，故本院认定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华润国康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天士力公司负担。综上所述，天士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249元，由被上诉人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249元，由上诉人广东天士力粤健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纯金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俊武薛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