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98331号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花旗集团大厦裙楼1－2楼01室。法定代表人：张晓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心蓓，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琦，男，197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瑛，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昌，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被告汪琦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2月5日、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和曹心蓓、被告汪琦(未参加后次庭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瑛和齐昌(未参加后次庭审)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方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原、被告不恢复劳动关系；2.原告不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被告2017年8月24日起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4年11月1日入职。2017年5月18日，被告在办公区域的墙壁等处，用毛笔书写诋毁原告声誉的标语，在公告栏上张贴诋毁原告声誉的文字，在办公区域内挥舞剪刀，导致其他人员无法办公；次日，在已被停职情况下，仍擅自带领其母亲到办公场所吵闹，并咬伤保安人员。被告上述行为，损害原告声誉，扰乱原告处办公秩序，严重违反2004年版员工手册、2008年版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及违纪惩处条例、2017年版员工手册、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劳动纪律，原告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合法。被告的岗位、薪酬结构与其他员工均不一样，不存在同岗不同酬的情况。被告的私人物品已经寄还被告。故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并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汪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原、被告自2017年8月4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原告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被告2017年8月4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的工资；3.原告按同岗同酬标准支付被告2006年1月起至今欠发的全部工资；4.原告赔偿被告事件成本损失20,44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8日，遭到同事的打、骂，文件等物品被同事砸、踩后，被告才在墙壁上书写几处文字，以表达诉求。系在办公室作的书写，未损害到原告名誉，未影响原告处人员办公；书写并非即刻完成，原告未制止，亦未告知该行为系违纪；因保安威胁被告，被告才拿起剪刀防卫；被告与其母亲到办公场所沟通，系受原告邀请而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是2017年版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但该办法未向被告作过告知。2004年版员工手册未载有相关内容，2008年版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及违纪惩处条例并非被告签收，且该两份规章制度并非原告解除的依据。故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当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恢复期的工资。原告于2005年8月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判恢复劳动关系后，一直未给被告安排工作，仍按之前4,500元/月支付工资，导致被告与相同岗位人员的薪酬差距甚大，原告应按同岗同酬标准予以补足。被告有十六项物品合计约20,445元，被原告毁损，应予赔偿。故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美国花旗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被告签有自2004年1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在个人银行部门从事财富管理经理助理工作，月基本工资4,300元。后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原告。2017年5月18日，被告与原告处HR人员发生争议，后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场所的墙壁、立柱等处，使用毛笔书写“花旗反帝爱国阵地”、“花旗暴力压迫员工”、“一个花旗员工的控诉”、“花旗暴力压迫员工现场”、“花旗再现文革打砸抢人身攻击”、“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恶势力欺压员(工)希望伸张正义”等；在纸张上书写“行情大暴发！花旗领导‘打砸抢’”、“张维别侵犯员工权益”、“银行的暴力：打砸抢”等，张贴在公告栏上；与保安等人员交涉时，手持剪刀来回走动。当日，原告将停职通知交给被告阅看。2017年5月19日，被告与其母亲至原告处进行交涉，试图翻进原告的办公场所，并与原告处保安人员发生争执。2017年8月1日，原告发给工会关于解除与员工汪琦的劳动合同的通知，载有被告的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1.严重违反花旗《行为准则》和《员工手册》；2.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花旗和/或其相关机构的声誉和/或形象的失职行为，或者任何有悖花旗和/或其相关机构的利益或违反花旗惯例的行为；3.故意破坏工作进程或者公司设备、设施、网络系统、信息安全等的行为；故意进行危害公司员工正常工作或生活秩序及安全的行为”，原告决定解除劳动合同。2017年8月3日，被告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有原告以被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自次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2017年11月17日，原告发给工会关于解除与员工汪琦的劳动合同的补充通知，载有“除2017年8月1日向工会送达的通知外，经补充调查，我司员工汪琦在职期间的违纪行为同样违反了《花旗银行(中国)个人银行业务销售人员违纪惩处条例》，亦属于严重违纪”等。2017年8月24日，被告向本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1.恢复劳动关系；2.支付2017年8月4日至劳动关系恢复之日的工资；3.支付被打所生医疗费1元；4.赔偿自2017年5月18日起遭受的办公室内经济损失20,445元；5.按4,300元/月为基数每年递增8%的标准支付2003年11月1日至2017年8月3日的工资差额；6.支付因劳动仲裁产生的律师费5,000元。该委员会于2017年11月13日裁令双方恢复劳动关系、原告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被告2017年8月24日起至本裁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未支持被告其余请求。原、被告均不服该裁决，分别向本院起诉。仲裁庭审中，原告表示解除劳动合同系依据2017年版《员工手册》和《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被告表示要求原告赔偿的损失明细为：(1)一个大的水晶玻璃缸，价值2,550元；(2)一个司母戊鼎工艺品，价值2,800元；(3)一本有收藏性质的珍贵台历，价值150元；(4)一个水磁杯，价值150元；(5)一个小碗碟，价值150元；(6)数十只手工笔(毛笔、水彩笔)等，价值150元；(7)数件友人赠送的纪念品，价值1,300元；(8)一个祖传的风水学习辅助牌，价值3,000元；(9)30件珍贵的学习报告文件(被撕烂)，包括公司文件、民主党派文件、和客户交往的文件，价值3,000元；(10)一包萨克斯哨片，价值300元；(11)十颗开过光的幸福成功的果子，价值5,000元；(12)个人日用护肤品，价值200元；(13)两盆花(植物)，价值25元；(14)一双布艺鞋子，价值20元；(15)两件书法收藏作品，价值1,000元；(16)各种私人用品(不详)，预估500元。2017年8月8日，被告母亲收到原告邮寄的两个纸箱，在收单上注明“箱上的封箱带已有撕开的现象，快递要求签字才算完成”。原告处2004年版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存在“任何其他根据花旗银行自行判断系构成实质触犯或违反了花旗银行内部政策或规定的行为或行动”，将被立即开除。上述事实，由劳动合同、现场公证书、监控视频公证书、关于解除与员工汪琦的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关于解除与员工汪琦的劳动合同的补充通知、仲裁裁决书、收单、2004年版员工手册，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审理中，原告为佐证诉称中的主张，另提供如下证据：(1)2008年版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及违纪惩处条例(第2.21条规定“威胁、恐吓或侵害其他营销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属严重违纪；第2.22条规定“以任何方式诽谤、诋毁花旗银行及其销售人员”属严重违纪；另规定严重违纪一次，可予解除劳动合同等；每页下面均签有“汪琦”字样，均注明日期“2008年4月14日”)、2016年12月27日电子邮件(载有原告发给全体员工《员工手册》和《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告知于2017年1月1日起生效)、2017年版员工手册(第36页载有违纪行为处理实施办法的详情请参阅《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等)和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第3.4条规定，“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花旗和/或其相关机构的声誉和/或形象的失职行为，或者任何有悖花旗和/或其相关机构的利益或违反花旗惯例的行为”、“故意破坏工作进程或者公司设备、设施、网络系统、信息安全等的行为；故意进行危害公司员工正常工作或生活秩序及安全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可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处分)；(2)面试人员安排表(显示原告2017年5月18日下午安排多名候选人面试)；(3)门急诊就医记录册(载有冯姓人员于2017年5月19日就医)等。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称2008年版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及违纪惩处条例每页下面的“汪琦”字样并非被告所写，并申请对该签字作笔迹鉴定。被告为佐证诉称中的主张，另提供如下证据：(1)验伤通知书(载有被告于2017年5月19日进行验伤)、验伤通知书(载有汪国美于2017年5月19日进行验伤)；(2)照片一组(显示被拍摄者身上有多处淤青等，显示有多个纸箱，其中有两个已被打包，其上所贴纸张写有“汪琦”字样)；(3)浦劳仲(2015)办字第1482号裁决书(载有双方曾于2005年发生劳动争议)。原告对上述证据(1)和(2)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对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现场公证书、监控视频公证书、面试人员安排表、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等证据。经审查，该些公证书系由相关公证机关出具，被告亦无相反证据驳斥，本院予以采信；面试人员安排表系电子邮件的打印件，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系复印件，本院均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公证书的内容及双方陈述，本院认定：2017年5月18日，被告在多人共用的办公场所的墙壁、立柱等处，用毛笔书写“花旗再现文革打砸抢人身攻击”、“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恶势力欺压员(工)希望伸张正义”等标语，在公告栏上张贴“行情大暴发！花旗领导‘打砸抢’”等标语，并与保安等人员交涉时，手持剪刀来回走动；次日，被告与其母亲至原告处进行交涉，试图翻进原告的办公场所，并与原告处保安人员发生争执。根据关于解除与员工汪琦的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是2017年版员工手册和违纪行为处理及问责办法，但提供的2016年12月27日电子邮件未获被告认可，尚不能认定原告已将上述两份规章告知过被告，故该些规章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但是，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除受到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外，还应遵守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附随义务和基本的劳动纪律、职业道德。被告在与原告处HR人员发生争议后，未通过合法、理性的途径寻求解决，而是在共用的办公区域的墙壁、立柱等处，用毛笔书写损害原告声誉的标语，在公告栏上张贴损害原告声誉的文字，扰乱原告处办公秩序，违反了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据此，原告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未有不妥。原告要求不恢复劳动关系、不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被告2017年8月24日起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止工资的请求，本院均予支持。被告要求自2017年8月4日起恢复劳动关系、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2017年8月4日起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止工资的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因不影响该些请求的处理结果，双方提供的2008年版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及违纪惩处条例等其余证据，本院不再审查。被告要求按同岗同酬标准支付2006年1月起至今欠发的全部工资，但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赔偿事件成本损失20,445元，但提供的显示有数个纸箱的照片尚不足以充分佐证该主张；被告确实有一些物品存放在原告处，但根据在案的收单等证据，原告已将这些物品寄还被告，故上述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被告汪琦不恢复劳动关系；二、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不按4,500元/月标准支付被告汪琦2017年8月24日起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止的工资；三、驳回被告汪琦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孟高飞人民陪审员  董 鹏人民陪审员  樊大林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顾培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