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6民初4099号原告：唐和健，男，汉族，1968年4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林，重庆津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勇，女，汉族，1973年6月22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现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唐和健诉被告蔡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和健及其代理人唐建林，被告蔡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案经本院调解无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和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协议》；2.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现金43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5日，原告因摩托车丢失前往双福派出所挂失。2018年2月10日上午9时许，怡云社区何某告诉我，说我的摩托车出了事，需去江津区九龙交警队处理。九龙交警队问我2018年2月1日在做什么，我说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交警队将蔡强叫来，拿出视频给我看，我说是我骑的车，交警叫我们协商处理，否则被拘留。于是我便与蔡勇签订《协议》，赔偿了蔡勇43000元。事后经回忆，调取有关视频，我才得知自己骑的车没有与任何人发生擦挂。故根据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蔡勇辩称：2月1日14时10分许，在福城北苑A区大门口斜对面，我被一穿黑衣服、骑黑色摩托车的人挂倒受伤。根据目击者描述，交警在小区找到肇事摩托车，但一直未能找到车主。2月4日下午，交警在小区多人目击的情况下，扣押了肇事摩托车。2月10日上午唐和健来到交警队，经交警说明情况后，唐和健主动承认自己的过失。交警建议我们先自行协商，唐和健立即通知他妻子、大姐、大姐夫、兄弟等人。当天下午我们双方在康豪小区茶馆协商，主动找社区居委会领导起草协议，在场人员有双方当事人及各自的亲属，以及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三界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的调解员曾佑谷，协商一致后由曾佑谷起草协议并加盖调委会公章。平时大家都认识，协商的过程也是在平静、友好的氛围下完成。原告当天将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被告，双方一起到交警队结案。双方是自愿签订并履行了协议，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1日14时10分许，蔡勇骑电瓶车时被一辆摩托车挂倒受伤。报警后，江津九龙交警于2018年2月4日下午，在某小区内找到肇事摩托车并将该车扣押，该车的车主系唐和健。2018年2月10日上午，唐和健与蔡勇在江津九龙交警队处理本次事故，唐和健主动承认过错，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当日下午，唐和健和蔡勇各自在多名家人的陪同下，主动要求调委会调解处理本次事故，经调解、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唐和健（甲方）与蔡勇（乙方）签订了《协议》，主要载明：甲方于2018年2月1日下午，驾驶摩托车与乙方驾驶的电瓶车在某小区大门口附近发生擦挂，导致乙方摔倒在地，致左肩锁骨关节脱位，经德感中医院开刀加钢板治疗七天后，现已出院护理。双方就治疗费、营养费、误工损失等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第一次住院的所有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半年误工损失费、护理费等一切费用共计43000元；二、第二次手术（取钢板）费、住院费用，由甲方去医院结算，费用由甲方全部负责，此外的交通费、生活费、护理费等相关费用乙方据实向甲方报销；三、协议一式肆份，双方签字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甲方、乙方、交警队、调委会各一份。唐和健和蔡勇均在协议上签名并捺指印，该协议加盖了调委会的印章，并有调解员曾佑谷、孙忠尧（系他人事后代签）的签名。协议签订后，唐和健即自愿给付蔡勇43000元赔偿款，双方随即一起去交警队结案。2018年3月29日，唐和健起诉来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案审理中，唐和健于2018年5月3日向调委会反映交通事故并非其所为，其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是基于害怕被公安机关拘留，达成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遂要求调委会撤销其与蔡勇签订的调解协议。调委会接到反映后，于2018年5月7日作出答复，认为本级调委会无权撤销、变更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建议当事人走司法程序解决。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撤销调解协议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案涉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案涉协议系在原、被告双方多名亲属的参与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由调解员曾佑谷参与调解并代书签订，双方当事人均在协议上签名和按指印，调解员曾佑谷亦签名并加盖了调委会的印章。因此，该协议实质属于人民调解协议，依法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协议签订后，唐和健即时给付蔡勇43000元，系唐和健自愿履行协议义务，也是其对协议的再次确认。因此，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协议系唐和健与蔡勇为解决纠纷，主动要求协商、调解的结果。该协议作为民事合同，是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因此，双方在各自亲属的参与下，经协商一致签订并履行协议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即使无其他参与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双方当事人仍受协议约束，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案涉协议是否撤销的问题。唐和健请求撤销案涉协议，主要理由有：1.协议虽属人民调解协议，但调解员孙忠尧不在调解现场，且其签名系他人代签，调解程序违法；2.案涉协议签订时，公安机关未查清蔡勇受伤事故的肇事者，原告对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误解，即认为是自己驾车撞伤蔡勇；3.唐和健受到交警要么协商处理，要么拘留的胁迫；4.协议所涉事项是交通事故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范围。对唐和健的以上主张，本院评析如下：关于调解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因此，案涉协议由调解员曾佑谷一人调解，符合法律规定，调解程序合法。虽然孙忠尧并未参与调解，协议上的名字系他人事后代签，致该协议在孙忠尧是否参与调解并签字的问题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并不影响当事人自愿作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影响调解协议的内容和效力。关于唐和健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和受到交警胁迫的问题。唐和健在协议中，已明确承认其于2018年2月1日下午驾驶摩托车与蔡勇驾驶的电瓶车发生擦挂，致蔡勇摔倒在地受伤的事实。事后，唐和健凭回忆，认为其当天未与任何人发生擦挂和擦挂的可能性，从而认为其与蔡勇签订协议是基于重大误解，即误认为自己驾驶摩托车与蔡勇驾驶的电瓶车发生了擦挂才签订的协议，从而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协议。对此，本院认为，唐和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对其实施的行为应当具有法律预见性并为其行为负责，就是否发生擦挂事故并致蔡勇受伤的事实，唐和健比任何人都清楚。唐和健在摩托车被交警部门扣留，在多名亲属的参与下，承认车辆擦挂并致蔡勇受伤的事实并自愿签订协议后，又凭回忆认为其未发生交通事故，但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另，交警对交通事故的处理系依法履行职责，唐和健对其受交警胁迫的主张，并未举示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唐和健基于重大误解，以及受交警胁迫签订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交通事故引起的纠纷系民事纠纷，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交通事故纠纷，当事人协商处理或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处理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唐和健关于交通事故引起的纠纷不属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唐和健在签订协议后反悔，但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故对唐和健撤销协议并返还43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和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5元，减半收取438元，由原告唐和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佑彬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梁利君书记员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