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11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芳，女，196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君慈，北京市天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萌国，嘉兴市东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啟菊，女，196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法定代理人：李大富，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系杨啟菊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强，浙江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伟，浙江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玲，女，196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炤，浙江工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越秀北路1098号1-3楼部分。负责人：焦宏伟，经理。上诉人黄玉芳因与被上诉人杨啟菊、杨志玲、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402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芳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杨志玲承担杨啟菊的全部损失；2.依法改判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为13308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杨志玲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的依据是《喜旺房产劳动合同》及证人证言。但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明确为劳动合同，而非合作合同。杨志玲称签订该合同是为了房产中介经纪人培训需要，该说法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该合同并未明确双方为合作关系。该合同中明确了上下班作息时间、薪酬发放、上诉人应当遵守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显然系上诉人受雇于杨志玲。一审中的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认定且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与杨志玲之间为合作关系。上诉人从事的工作是杨志玲的主营业务，使用其资源、设备。由其提供的交易平台及场所开展业务。业务费用由杨志玲支配，劳动报酬由其发放。涉案交通事故也是在为杨志玲开展的经营业务过程中发生的。上诉人与杨志玲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雇主杨志玲承担赔偿责任。劳务关系也无需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劳务关系及劳动关系应可共享利益成果。一审混淆了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也未明确双方之间为何种合作关系，导致杨志玲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退一步讲，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基于杨志玲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错误，受害人父母均生活在农村，应适用农村居民标准赔偿。受害人自2016年8月至12月住院期间病情稳定，无需继续住院。故后续住院医疗费用应予相应减除。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时间应与住院时间221天一致。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被诊断为植物人，无精神方面感知，也没有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支持值得商榷。杨志玲辩称，本案中的所谓劳动合同，确实是为黄玉芳取得房地产经纪人员从业资格证而签。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劳务关系成立。合作关系是协助关系。本案不存在共享利益的问题，是各自获取各自的回报。黄玉芳经人介绍到杨志玲处从事房产中介，当时就已经明确了合作关系。对于黄玉芳没有任何时间和业绩上的约束。其平时负责家庭日常生活，有时一个月不来上班。关于雇佣关系，黄玉芳自行缴纳社保，与杨志玲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与杨志玲无关。杨啟菊、平安财险均未作答辩。杨啟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财险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1664435.43元(附清单)；2、黄玉芳对保险公司交强险及商业险赔偿范围之外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三、后续费用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四、一审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杨啟菊变更诉讼请求，即1、判令平安财险在交强险及商业险内赔付2057289.29元(附清单)；2、黄玉芳、杨志玲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赔偿范围之外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事故发生概况：2016年8月27日9时58分许，黄玉芳驾驶浙Ｆ×××××小型轿车沿嘉兴市长水街道隆兴公寓内通道由北向南左转弯行至61幢北侧路段时，与由东向西步行的杨啟菊发生碰撞，造成杨啟菊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情况：事故经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认定，黄玉芳驾车在居民小区内行驶过程中违反有关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实行右侧通行，且注意力不集中，疏忽观察，未发现正在通过的行人，其过错行为是导致该起交通事故形成的直接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杨啟菊正常行走，无过错，不负事故责任。涉案车辆所有人情况及保险情况：黄玉芳驾驶浙Ｆ×××××小型轿车登记所有权人为其本人。该肇事车辆在平安财险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包括不计免赔率）。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杨啟菊的就医诊疗情况及鉴定情况：事故发生后，杨啟菊被送至嘉兴市第一医院抢救，经诊断为：1、左侧额颞顶急性创伤性硬膜下出血；2、脑疝；3、左颞脑挫裂伤；4、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5、右额枕头皮血肿；6、枕骨骨折；7、鼻骨骨折；8、右前腹壁血肿；9、脂肪肝；10、吸入性××；11、颅内感染；12、高钠血症等。杨啟菊从2016年8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2日一直住院治疗，共计住院432天。2017年4月6日，经杨啟菊家属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嘉兴（新联）所出具浙千司鉴嘉联所[2017]临鉴安8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杨啟菊“左侧额颞顶急性创伤性硬膜下出血，脑疝，左颞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额枕头皮血肿，枕骨骨折，鼻骨骨折”与本次车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杨啟菊因车祸致重型颅脑损伤，遗留植物性生存状态，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被鉴定人杨啟菊误工期限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护理期限建议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营养期限建议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被鉴定人杨啟菊重型颅脑损伤，遗留植物性生存状态，已构成完全护理依赖。被鉴定人杨啟菊后期颅骨修补相关治疗费可参照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或收费标准；为了维持其生命，是否需给予必要的高能营养支持，可根据经治医院的诊疗意见及收费标准酌情补给。鉴定费2660元，出诊费300元。五、杨啟菊的各项损失：1．医疗费805440.98元。杨啟菊提供住院病案五份、出院记录六份、住院收费票据一份并附费用汇总报表一份、门诊收费票据三份、挂号费发票一份、嘉兴市第一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外购药发票三份并附新特大药房购药清单二十八份，用以证明杨啟菊支出医疗费情况。黄玉芳提供住院收费票据五份、新特大药房购药清单五份,用以证明其垫付医疗费的情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核实，医疗费合计805440.98元（已扣除住院伙食费204.8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480元（15元/天×432天）；3．营养费6630元。鉴定意见书评定杨啟菊的营养期限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计算为221天，予以认定。酌定杨啟菊的营养费为6630元；4．护理费267015元。鉴定意见书评定杨啟菊的护理期限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定残日2017年4月6日），计算为221天，予以认定。杨啟菊提供护工费凭证四份，用以证明从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11月2日止，杨啟菊共支付护理费21470元（计113天，按190元/天计算）；黄玉芳提供护工费凭证七份，用以证明其垫付从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7月13日止的护理费共计25510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认定杨啟菊住院221天需护理，护理按实际支出即190元/天计算。该护理费为41990元（221天×190元/天）。鉴定意见书评定杨啟菊今后护理依赖为完全护理依赖，予以认定。杨啟菊今后护理依赖暂定计算5年（从定残之日起计算），该护理费为225025元（45005元/年×5年）。杨啟菊的护理费合计267015元；5．误工费27183元，鉴定意见书评定杨啟菊的误工期限从损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定残日2017年4月6日），计算为221天。杨啟菊未提供收入证明，按浙江省2016年度“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中“私营单位”的数额即45005元/年的标准计算。杨啟菊的误工费为27183元（123元/天×221天）；6．残疾赔偿金1175261.34元。鉴定意见均评定杨啟菊构成一级伤残，予以认定。杨啟菊主张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并提供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长水派出所出具的暂住证信息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杨啟菊的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认定杨啟菊从2015年5月7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居住在嘉兴市；从2016年3月31日至今居住在嘉兴市。据此认定杨啟菊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杨啟菊的残疾赔偿金944740元（47237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残疾赔偿金。杨啟菊的被扶养人为其父亲杨元志（1947年2月12日出生）、母亲翟荣珍（1950年3月13日出生），其父母共生育三个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30521.34元（30068元/年×10年÷3人+30068元/年×13年÷3人）。残疾赔偿金共计1175261.34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杨啟菊的伤情构成一级伤残，对杨啟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应当由侵权人按过错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由黄玉芳负事故全部责任。酌定由黄玉芳赔偿杨啟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鉴定费2960元；9．交通费4500元。结合杨啟菊就医地点、次数、住院时间及使用交通工具情况，酌定交通费为4500元10．医疗器械及购买护理床垫、尿裤、纸巾等费用计17401元。杨啟菊提供购买医疗器械、护理床垫、尿裤、纸巾、日用品等发票十三份，对于其中购买日用品、高钙奶粉、商品及母婴用品发票，因其关联性无法证明，不予认定；对于其他费用因与本次事故存在直接关联，予以认定，经核算该费用共计17401元。对于杨啟菊主张的该项后期费用即卫生用品费100375元，待实际发生后再行主张，本案只处理杨啟菊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上述1-10项共计损失2362871.32元。六、杨啟菊获得赔偿情况：1、黄玉芳总计支付杨啟菊款项590209元，其中包括医疗费487480元、预付医疗费10000元（2017年11月2日之后付款）、现金59000元、护工费25510元、外购药8219元。2、平安财险已支付320000元。七、本案的其他相关情况：（一）为证明黄玉芳与杨志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以及黄玉芳系在履职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黄玉芳提供了下列证据：1、嘉兴市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嘉兴市经开长水街道喜旺房屋中介服务部工商登记信息一份、《喜旺房产劳动合同》一份、个人收入及相关证明一份，证明黄玉芳在2017年1月5日前在中介服务部工作，服务部注销后，杨志玲成立嘉兴市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黄玉芳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时间签在前面是因为黄玉芳服务的老板都是杨志玲。2、黄玉芳申请证人莫某出庭作证，莫某出庭作证时称，2016年8月27日上午与喜旺房屋中介服务部约好10时左右去看房，房屋为嘉兴市及车库。具体是谁带去看房没有说，后来来了一位小姑娘说本来带证人去看房的人出了交通事故。房屋看好后当天即在喜旺房屋中介服务部与房东签订《拆迁房屋转让合同》，证人支付了房屋中介服务费4800元，中介费交给杨志玲。（二）杨志玲提供下列证据：1、养老待遇证明一份，证明黄玉芳以自谋职业的名义自行缴纳养老保险待遇，其与杨玉玲没有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2、杨志玲申请证人许某、凌某出庭作证，予以准许。证人许某、凌某作证时称，证人与黄玉芳、杨志玲均认识，双方都是合作关系，即杨志玲提供平台、门面及电脑，证人及黄玉芳所做业务与杨志玲按收取的中介费各半提成，没有底薪及工资，上班时间由自己安排，交通工具以及做业务的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根据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如下：1、2016年8月27日上午，黄玉芳系在与客户莫某约好到嘉兴市看房时发生的交通事故；2、对于黄玉芳与杨志玲的关系。根据双方举证及证人证言，认证认为，首先，对于黄玉芳提供的《喜旺房产劳动合同》，该合同系为黄玉芳参加房产中介经纪人培训而签订，且该合同上载明双方为合作关系，故依据该合同并不能证明黄玉芳与杨志玲为劳动关系；其次，所谓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合作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成员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以保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效益。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是劳动关系双方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证人证言证实，杨志玲仅提供交易平台及场所，黄玉芳联系客户及房源，业务时间自行安排，没有底薪、工资及业绩考核，双方按收取的中介费各半提成，业务的相关费用均由自己承担。黄玉芳与杨志玲之间并无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特征，双方应属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按上述案件确定的事实，杨啟菊的各项损失为2362871.32元。由于黄玉芳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肇事车辆在平安财险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故该损失应由平安财险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平安财险已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付320000元。其余损失2042871.32元应由黄玉芳予以赔偿，其已垫付590209元，尚需赔付1452662.32元。对于杨志玲是否应当对杨啟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黄玉芳系在从事合作业务过程中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作为合作的另一方即杨志玲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法律法规规定基于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侵权人系职务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雇主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基于挂靠关系，由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合作关系并无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应由合作另一方承担对方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反观本案杨啟菊损失的造成及赔付，其与黄玉芳的事故责任有关，与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金额有关，而与杨志玲并无直接关系。黄玉芳与杨志玲是两个独立成员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各自对自己业务负责，黄玉芳在从事合作业务时对他人造成的损害应当自行承担赔偿，其要求杨志玲承担或分担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玉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啟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452662.32元；二、驳回杨啟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361元，由黄玉芳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杨啟菊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二审中，黄玉芳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黄玉芳提交证据：证据1，莫云亮、莫海军的调查笔录及所附合同、中介费发票；证据2，杨明辉的调查笔录及所附合同；证据3，宋勤芳的调查笔录及所附合同、中介费发票；证据4，黄进良的调查笔录及所附合同、中介费发票。证据1，证明事发时，黄玉芳是履行房产经纪公司的业务行为。证据1，2，3，4，证明委托人通过主动联系有房地产经纪资格的“嘉兴市经开长水街道喜旺房屋中介服务部”在市场经营的门店或者在互联网开办的“喜旺房产网店”，接受其工作人员的房产经纪服务。房产中介经纪业务成功后，黄玉芳代表单位收取中介费用的事实；证据5，情况说明，证明黄玉芳作为工作人员在“喜旺房产中介”及其在互联网开办的“喜旺房产网店”工作情况。包括：2013年6月27日至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9月。该时间界限可以通过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证据6，黄玉芳2013年7月至2016年底工作记录（部分），证明黄玉芳房产经纪业务的起点时间和从事房产经纪活动的业绩及其单位内部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计算方法。可以印证证据1至4的真实性；证据10，房地产经纪人员从业资格证，证明黄玉芳取得了经纪人员从业资格证的时间是2017年7月20日，其工作单位是嘉兴市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其从业范围是房地产经纪服务，显示了房地产经纪机构与其从业人员之间的隶属关系。合同双方非合作关系，为雇佣关系；证据11，公证书一份，证明在“嘉兴房产超市网”存在“喜旺房产网店”，凌某、杨志玲是喜旺房产从事经纪工作人员。同时，也证明了“喜旺房产中介”及“喜旺房产网店”公示的黄玉芳的照片、电话的真实性，从而证明黄玉芳是其工作人员。（证据7、8、9、12，已在一审中经过举证质证，黄玉芳予以撤回）经质证，杨志玲认为，上述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2、3、4，认为房产中介行为是存在的。但不能证明黄玉芳和杨志玲存在劳务关系及挂靠关系等。调查笔录，内容上有编造性，不真实。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黄玉芳是为自己从事业务，而非杨志玲。莫云亮是通过网上找到黄玉芳，是黄玉芳自己把信息发到网上，来到门店，业务是记在黄玉芳处；对于证据5、6、10、11，认为在2017年初，为了规范房产中介人员，从事房地产经纪人员需持从业资格证上岗，故需要有单位的劳动合同，高中学历，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从业资格证。证据10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嘉兴市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产生。对于黄玉芳工作记录，不能证实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喜旺房产网店”确实在嘉兴房产超市网注册，就是提供了业务平台，和其他中介公司一样，方便联系房源客户。黄玉芳在网上发布的房源、信息都是其自己发布的，所以客户才会找到黄玉芳而不是杨志玲。门店制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黄玉芳收取中介费后再分一半给杨志玲。能充分证明黄玉芳的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其中还记录了黄玉芳与其他中介公司之间的合作业务，因此，黄玉芳与杨志玲之间明确为合作关系，与一审中的证人证言陈述一致。杨啟菊、平安财险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于证据1、2、3、4，不能证明黄玉芳与杨志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对此不予认定；对于证据5，为黄玉芳单方自述，无相关证据佐证，对此不予认定；对于证据6，为黄玉芳单方工作记录，无相关证据佐证，对此不予认定；对于证据10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房地产经纪人员从业资格证系在事发后颁发，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此不予认定；对于证据11，不能证明黄玉芳与杨志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对此不予认定。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杨志玲是否应当对杨啟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对于杨啟菊的各项损失的认定是否恰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喜旺房产劳动合同》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日，所加盖印章为嘉兴市喜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而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5日，故该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应在2017年1月5日之后，即本案事发后。因此，杨志玲主张该合同系因配合黄玉芳参加房产中介经纪人培训而签订较符合客观实际。在该合同上载明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而非黄玉芳主张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并且根据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及查明的事实，杨志玲仅提供交易平台及场所，黄玉芳虽系以嘉兴市经开长水街道喜旺房屋中介服务部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但其自行联系客户及房源，业务时间自行安排，没有严格的上下班制度，没有底薪、工资及业绩考核等，黄玉芳与杨志玲按收取的中介费各半提成，业务的相关费用均由自己承担，本次事故中黄玉芳驾驶的的涉案车辆也为其本人所有。故黄玉芳并非在杨志玲的安排或指示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黄玉芳的地位相对较独立，是两个独立成员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各自对自己业务负责，较符合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具有控制、支配及从属性质。对于合作关系，法无明文规定应由另一方承担对方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因此。一审认定黄玉芳在从事合作业务时对他人造成的损害应当自行承担赔偿，其要求杨志玲承担或分担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一、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定的依据是，受害人致伤或者致死后，受其扶养的人丧失本应获得的利益，即逸失利益。受害人的个人收入中除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外，其余收入系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因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导致受伤或死亡，其所在家庭可以预期的收入因此减少或丧失。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既然该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适用的标准亦应当是一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扶养人（即受害人）的实际生活环境来确定适用标准。本案中，因扶养人杨啟菊在涉案事故发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城镇，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因此，一审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二、关于住院医疗费。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黄玉芳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三、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根据受害人实际住院天数计算并无不当。四、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本案中，事故致受害人杨啟菊构成一级伤残，造成其精神损害，一审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玉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63元，由上诉人黄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连忠审判员  刘 坤审判员  刘 春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金傅祥书记员严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