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4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悦秀路83号第12栋。法定代表人：陈为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宁，女，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宇，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南阳油田大庆路。法定代表人：张卫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原，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同兴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能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判令华能通达公司支付“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126万元”；并将华能通达公司多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的178.58万元在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2.一、二审诉讼费由天达同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仪器改造��126万元不应支持。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思路是“收付实现制”，即天达同兴公司可以向华能通达公司索要项目费用，但要在华能通达公司收到项目用户的款项后，才能付给天达同兴公司。一审法院判令华能通达公司支付的126万元仪器改造费，系基于一笔180万元仪器改造费用产生，这笔费用华能通达公司不仅没有收到，而且与大庆项目用户也没有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故不应支持天达同兴公司该项主张。2.应当在应付款中抵扣华能通达公司多付的178.58万元。依据双方都认可2011年12月15日的对账文件《备忘》载明的内容，当时华能通达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应付7682.88万元，实际支付7861.46万元。华能通达公司多付了178.58万元，该笔款项应该冲抵华能通达公司应付天达同兴公司的款项，而一审判决未予冲抵。天达同兴公司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1.126万元仪器改造费是存在的，双方在解除联营合同时已经清算确定，在《备忘》中也记载了该笔费用的情况，双方对存在180万元仪器改造费没有异议。2.华能通达公司还有1000多万元费用没有支付天达同兴公司，故不存在华能通达公司所说的多付的事实。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多付没有证据证明。天达同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能通达公司立即给付天达同兴公司货款及服务费7505280.38元，并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华能通达公司（甲方）与天达同兴公司（乙方）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包括：“1、对双方的技术和产品进行包装，以甲方的名义进���市场开发；甲、乙双方对市场进行统一动作。2、目前合作项目为：取芯器、电机、电加热、测井、射孔、测试等，具体的分工与协作、分成办法见具体的协议书……”协议关于利益分配的约定包括：“1、原则：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求同存异，和睦相处。2、作业施工类：指甲方联系业务，乙方组织实施。双方各自获得合同金额的50％。（如果是射孔，应扣除材料费）。各自承担各自所得的税负。甲方向乙方提供与用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3、销售类：双方确定乙方销售给甲方的价格，甲方自行销售。甲方根据市场需求，向乙方下订单。乙方根据订单生产……”《大庆测井取芯器、作业、仪器改造、配件费用明细》（截止到2010���12月31日）显示：“……3、2010年底――2011年初升级改造（改电动调速）如下：……改造费用一套（2支）40万元，共计180万元（未签合同，可能在2012年3月签合同）……10、华能收到款……4872.6万。11、天达应收款……2956.58万。12、华能收到但未付天达款……352.07万。”该明细落款处有范春涛、王玉冰签字。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备忘》显示：天达同兴公司监事会主席范春涛、财务总监李淑敏等人与华能通达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子宁就双方合作以来（2005年―2011年12月15日）的收入往来事宜进行核对，达成如下一致认识：“一、涉及双方��作业务，华能共对甲方单位开出发票17955.6万元，收到甲方款14514.7万元，帐上应收帐款余额为3348.81万元。二、华能公司依据收付实现制，即从收到款中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实付天达公司7861.46万元，应付天达7682.88万元。三、2011年之前表华能未开票，未结算有如下项目：……2010年大庆改造仪器180万元……”次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明确：“……二、华能财务将财务动态报表每月提供给天达财务，并将挂账、开票、付款明细予以详细注明。三、双方对账形成常态，每年12月份或次年1月份双方进行年度账目核对。四、考虑物价及人工费用上涨因素，自2012年1月1日起取芯器按200万元/套执行。”2012年1��，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签订《测井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就双方结算问题的约定包括：华能通达公司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华能通达公司自结回劳务费后，天达同兴公司才能办理结算。2013年1月，双方再次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协议。2012年12月9日《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显示：“2011年……仪器改造（改电动调速，电子节8支，液压机械节10支）：180万。”（落款处有王玉冰签字）2013年9月1日，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近两年来，两个单位在发展方向及分成比例上多次发生冲突，虽然多次座谈终不能达成一致。为了两个单位不再���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使我们的对手乘虚而入而两败俱伤，协商解除以前的合作合同，展开新的合作模式。特达成以下条款：1、解除华能通达与天达同兴以前所签的一切协议及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9月1日。2、今后华能通达可以与天达同兴的任何一个分公司合作，合作条款另谈。3、2013年9月1日以前以两个单位或两个单位的个人合作申请的专利，两个单位都有使用权。专利费用轮流承担。4、2013年9月1日以前两个单位合作时的债权债务，按原协议执行！5、2013年9月1日以后两个单位，各自开发市场，互不干涉！而且要互帮互助，亲密合作！6、合同解除后，天达及相关单位不得无故不向华能销售仪器及备件。华能及相关单位与不得无故不向天达销售仪器及备件。”2014年2月20日，华能通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天达同兴公司“刘伟”发送文件《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该数据表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8月2日“收阿特拉斯作业费631199.3元”，于2013年8月5日付天达同兴公司315599.65元；于2013年11月15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开具发票收入”累计金额6548271.75元；于2013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同服务公司”655800.7元，但没有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的记载；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1608244元，于2014年2月20日付天达同兴公司804122元。2014年4月11日，天达同兴公司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了编号连续的8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6245280.38���），其中包括：“大庆作业技术费”4张，合计3216787.88元；“马达维修”1张，金额80287.2元；“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作业技术服务费”3张，合计2948205.3元。根据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发送给华能通达公司的《债权债务签认单》记载，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的往来账，该公司应付华能通达公司6548271.75元。另，天达同兴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于2014年5月21、22日出具的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631199.3元；于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3月14日间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共计6552211.3元；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付工程款”2029604.5元。法庭上，双方当事人确认：华能通达公司与北京捷威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以科简称捷威思特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捷威思特公司给天达同兴公司的付款可视为华能通达公司的付款，天达同兴公司给捷威思特公司开具的发票也视为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审理中，华能通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认可如下事实：双方2005年签订长期联合经营协议以来，天达同兴公司合计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110445387.25元（包括给华能通达公司93428216.63元、捷威思特公司17017170.62元）；天达同兴公司代垫华能通达公司货款991320元。但对天达同兴公司声称收到华能通达公司货款99440794.07元、华能通达公司欠天达同兴公司货款11995913.18元的事实表示异议，提出天达同兴公司的收款数据不完整，有以下10个遗漏项目：“①2005年12月华能通达公司给天达同兴公司开票370万元；②2006年3月天达同兴公司代华能通达公司直接收到胜利油田货款2465990.86元；③2008年4月由华能通达公司关联单位淦佳经贸付天达同兴公司50.2万元；④2010年7月天达同兴公司代捷威思特公司收取南阳测井公司货款118万元；⑤2005年6月1日―2007年5月31日，捷威思特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供货970914.42元；⑥2007年6月1日―2012年5月31日，捷威思特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供货6078636.2元；⑦2012年6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捷威思特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供货368664元；⑧2011年12月8日，捷威思特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供货（由天达同兴公司再供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217813.4元；⑨2012年8―9月，捷威思特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供货（由天达同兴公司再供给南阳油田测井公司）73320元；⑩2013―2014年，天达同兴公司安排捷威思特公司给南阳测井公司爬行器作业，应收作业费72万元。”天达同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认为，双方的账目核算应当是以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录记载内容作为对双方应收应付的一个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认定，以2011年12月15日之后到双方合作合同解除时所有合作业务项目的对账作为另一个主要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及认定。2011年12月15日之前的账务双方已经全部核对确认，华能通达公司尚欠天达同兴公司共计1899.54万元；2012―2013年期间，天达同兴公司项目经理范春涛、张立涛、张卫兵等人负责的业务中，华能通达公司应付天达同兴公司总款项为2100.67万元。但2011年12月15日之后，华能通达公司总计支付3135.32万元（含捷威思特公司代华能通达公司支付的150万元），差额864.89万元（本次诉讼请求，即是要求被告华能通达公司先行支付大庆区块和中海油的部分账款）。华能通达公司诉讼代理人所指出的10个漏项，双方在2011年12月15日对账时已经对此前的账务进行了总体处理，此后的项目均是捷威思特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之间的往来，且天达同兴公司没有代收相应款项。一审判决认为，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为发挥各自优势、整合技术、开发市场，于2006年自愿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开展经营活动，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合作后期围绕结算问题发生争议，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双方之间的���议及其他文件、交易习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联合经营协议》对于双方利益分配作出明确约定，即作业施工类各自获得50％，销售类双方按报价的70％结算。但就具体结算方式，《联合经营协议》并未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双方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实际是按照“收付实现制”的交易习惯来进行具体结算。该交易习惯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双方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中写明：“华能通达公司依据收付实现制，即从收到款中付给天达同兴公司”；二是2012年和2013年签订的《测井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华能通达公司自结回劳务费后，天达同兴公司才能办理结算；三是在华能通达公司给天达同兴公司相关人员发送的《结算数据表》电子邮件中，均列明了华能通达公司“收款金额”与“华能付天达”的实际收付款情况，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结算付款的交易习惯。应当看到，“收付实现制”依赖购买与提供服务的双方之间的实际结算结果，所以在《联合经营协议》中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与用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但是，天达同兴公司在法庭上指出，华能通达公司始终没有向其提供与用户之间的作业服务合同及相应往来账目，导致其无法知晓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及履行情况，而不得不依赖于华能通达公司“指示其开具发票”的通知，才能结回相应价款。华能通达公司承认此前结算都是先通知对方开具发票后，其才进行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华能通达公司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能否真实全面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中的提供作业服务合同及《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中的对账义务，决定了天达同兴公司在“收付实现制”的结算过程中能否处于公平地位。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2013年9月1日，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达公司为解决发展方向及分成比例上的冲突而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解除华能通达与天达同兴以前所签的一切协议及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9月1日”。就本案而言，合同解除产生三方面法律效果：一是当事人之间基于2006年《联合经营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终止。二是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双方在《合同解除协议》第4条关于“2013年9月1日以前两个单位合作时的债权债务，按原协议执行”的约定，应属有效并得到善意执行。三是双方新的合作应当基于新的合同，正如《合同解除协议》第2条的约定，“今后华能通达可以与天达同兴的任何一个分公司合作，合作条款另谈”。但是，双方没有全面认真地履行《合同解除协议》。华能通达公司认为是天达同兴公司将其挤出相关市场导致双方不再互信，天达同兴公司则主张是2014年以后华能通达公司不再与其对账导致其无法获知作业服务合同金额及收款信息，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本案双方的结算金额存在不同的总体计算方法。（1）全程总额计算。双方提供的基本能够相互印证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联合经营期间，天达同兴公司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合计金额110445387.25元（包括给华能通达公司93428216.63元、捷威思特公司17017170.62元），天达同兴公司账面记载收到华能通达公司及捷威思特公司合作款项共计99440794.07元，发票金额超出付款金额11004593.18元。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天达同兴公司记载的收款数据不完整，存在10个遗漏项目，并提供了相应证据。（2）分段计算。2011年12月15日以前（根据《备忘》），华能通��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实际支付7861.46万元（应付7682.88万元）；2011年12月15日以后（根据双方提供的统计表），华能通达公司实际累计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31353271.76元（含华能通达公司29853271.76元和捷威思特公司150万元），天达同兴公司累计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26991120.38元（天达同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代理意见及证据说明》中的2011年12月22日号码为00934881的服务发票与统计表数据不一致，相应金额应予扣除），付款金额超出发票金额4362151.38元。显然，两种计算方法，结论相去甚远。实际上，对于总体计算的方法，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多年的合作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衍生项目（代收代付、相互供货、产品试用等等），这些项目的结算方法在双方合作关系解除后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大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案仅就天达同兴公司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超出范围的项目，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天达同兴公司按照2014年4月11日向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包括大庆作业服务费3216787.88元、马达维修费80287.2元和阿特拉斯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提出主要诉讼请求。本案双方确认，在联营合作期间，华能通达公司从“甲方”收到款项后会通知天达同兴公司开具发票并付款，但由于涉及石油项目的结算付款周期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开具发票、收付款与具体业务活动之间往往间隔时间较长，难以一一对应。针对涉案8张发票，天达同兴公司声明是华能通达公司电话通知其开具了上述发票，但这与其关于2014年联营协议解除以后华能通达公司拒绝与其对账的陈述明显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基于此，天达同兴公司围绕大庆项目提供了三项证据证明发票所依据的事实。（1）华能通达公司2014年2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文件《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记载：2013年11月15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开具发票收入”累计金额6548271.75元；（2）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发送给华能通达公司的《债权债务签认单》记载：截止2014年4月30日，该公司应付华能通达公司6548271.75元；（3）华能通达公司陈子宁签收了相应发票。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三项证据仅能证明华能通达公司依据与大庆钻探工程公司的对账结果开具了6548271.75元的发票，不能证明华能通达公司实际收到了相应金额。按照本案双方的“收付实现制”交易习惯，没有达到“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的3297075.08元全额支付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华能通达公司在对账和付款问题上因双方于2013年9月1日签署《合同解除协议》而发生较大变化。在案工商银行出具的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631199.3元；华能通达公司的《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电子邮件相应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8月2日收阿特拉斯作业费631199.3元，2013年8月5日付天达同兴公司315599.65元；该付款金额可以从《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中得到收款印证。但是，同样是在案工商银行出具的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付工程款”2029604.5元；华能通达公司的《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却记载为：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1608244元，于2014年2月20日付天达同兴公司804122元；该付款金额亦可从《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中得到收款印证。也就是说，华能通达公司在对账时将该项收款金额的记载减少了421360.5元。按照双方“收付实现制”的要求，华能通达公司应���向天达同兴公司按比例支付相应款项。鉴于天达同兴公司对于马达维修费按销售类70％（以华能通达公司2013年11月19日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主张“开发票收入”项114696元为基数）结算的标准具有合理性，故华能通达公司应当在上述421360.5元范围内，向天达同兴公司支付马达维修费80287.2元、作业技术费153332.25元。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3月14日间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共计6552211.3元。天达同兴公司按照2014年2月20日以后华能通达公司收到的5896410.6元的50％，主张3张发票相应的阿特拉斯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具有事实依据。关于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用180万元，双方确认���项金额长期处于挂账状态，未行结算。鉴于《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显示“2011年……仪器改造（改电动调速，电子节8支，液压机械节10支）：180万”等相应内容，表明该项目宜按双方《联合经营协议》中销售类项目计价，故华能通达公司应对此项目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126万元。天达同兴公司此项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天达同兴公司根据与华能通达公司的《联合经营协议》主张大庆项目和阿特拉斯项目相关费用，可予支持；华能通达公司关于应当按照“收付实现制”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条件的抗辩，亦可予采信，对不符合付款条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1.华能通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天达同兴公司给付大庆项目作业服务费153332.25元、马达维修费80287.2元、阿特拉斯项目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126万元（以上合计4441824.75元）；2.驳回天达同兴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诉讼中，华能通达公司称，双方合作都是先由华能通达公司与大庆的项目用户签合同，再由天达同兴公司实施劳务、改装仪器。存在争议的180万元项目是天达同兴公司自己找活干的，当时华能通达公司的王玉冰也在大庆，王玉冰与天达同兴公司关系很好，就擅自确认了这180万元的工程，华能通达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华能通达公司一直主张跟大庆方面补签合同，但大庆方面都没有回复，没有合同大庆方面也不能付款，故存��争议的180万元改造费不应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合同解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合同义务。通观本案双方诉辩意见，华能通达公司、天达同兴公司均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收付实现制”结算原则予以认可，并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大庆项目作业服务费、马达维修费、阿特拉斯项目作业服务费没有异议，故二审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一、华能通达公司是否应向天达同兴公司支付126万元仪器改造费，二、是否存在华能通达公司多付178.58万元应予抵扣的情形。就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诉争的126万元系对一笔180万元仪器改造费以70％比例结算所得，而针对这笔180万元仪器改造费，华能通达公司工作人员在《大庆测井取芯器、作业、仪器改造、配件费用明细》、2012年12月9日的《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中均予以确认，并列明了仪器改造使用设备的明细，华能通达公司亦在双方的结算文件（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中确认了该笔费用，天达同兴公司要求对该180万元进行结算具有事实依据。通过诉讼中查明的事实和各方陈述可知，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联合经营的一般模式是，华能通达公司与用户签订协议，天达同兴公司依据华能通达公司所签合同的内容组织实施，或按华能通达公司下单进行生产，合同关系分别存在于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之间及华能通达公司与项目用户之间。在此模式下，双方以“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结算，即在用户结款给华能通达公司后，再结算给天达同兴公司。而针对诉争的180万元，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并未与用户签订合同，而是由华能通达公司员工自行对天达同兴公司生产施工的项目费用进行确认，可见，该项目与其他依合同或订单生产施工的项目有所不同，在华能通达公司未与用户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华能通达公司要求在用户付款后再向天达同兴公司结算缺乏依据。华能通达公司已多次确认该笔费用，但该费用至今尚未实际支付，天达同兴公司主张对该笔180万元费用结算，要求华能通达公司支付126万元，并不涉及违反双方“收付实现制”交易习惯的问题，应予支持。对华能通达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就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存在“收付实现制”的交易习惯，一方面，华能通达公司收到用户款项应及时向天达同兴公司结算，另一方面，华能通达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如果超出用户回款的结算范围，则应在之后的结款中将超付部分予以抵扣。依据双方均认可的《备忘》，截至2011年12月15日对账之时，按照双方均认可华能通达公司实际付款多于应付款，差额为178.58万元，即在“收付实现制”结算习惯下，天达同兴公司已确认截至2011年12月15日多收华能通达公司178.58万元，华能通达公司无需再就此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该笔178.58万元应在双方结算时抵扣华能通达公司相应应付款。天达同兴公司未能说明华能通达公司多付的178.58万元抵偿何笔应付款，其拒绝在本案诉讼请求中将该款抵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华能通达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予以支持。本案中，华能通达公司应付天达同兴公司大庆项目作业服务费153332.25元、马达维修费80287.2元、阿特拉斯项目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126万元，共计4441824.75元，扣除华能通达公司多付的178.58万元，华能通达公司还应向天达同兴公司支付2656024.75元。综上所述，华能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支付2656024.75元；三、驳回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337元，由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负担41569元，由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7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166元，由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2893元，由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82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占山审判员  王 晴审判员  刘 婷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