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203行初153号原告：罗雄文，男，1970年6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下称：扶溪镇政府），地址：广东省仁化县扶溪镇。法定代表人：邓文光，“扶溪镇政府”镇长。出庭负责人：骆宝生，“扶溪镇政府”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周强胜，“扶溪镇政府”山林纠纷调出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仁化县人民政府（下称：仁化县政府），地址：广东省仁化县新城路**。法定代表人：周小明，“仁化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宋晓雯，“仁化县政府”法制应诉股股长。委托代理人：罗虹，“仁化县政府”法制监督股股长。第三人：罗水生，男，195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委托代理人：杨豪，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雄文诉被告“扶溪镇政府”“仁化县政府”，第三人罗水生土地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不服被告“扶溪镇政府”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于2018年3月2日向被告“仁化县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于2018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受理后，于2018年5月18日向被告“扶溪镇政府”“仁化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雄文，被告“扶溪镇政府”的负责人骆宝生及委托代理人周强胜，被告“仁化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晓雯、罗虹，第三人罗水生的委托代理人杨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2月18日,“扶溪镇政府”作出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杈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杈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的规定，申请人提交的地名为“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持证人罗某（申请人的父亲)，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与争议山岭的四至相符，是本案争议山岭的杈属来源证据。且林业三定时期扶中十组是按照1953年土改的时候各自分回自己的土改山，全村都没有颁发新的林权证，因此申请人将地名为“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作为对争议山岭的权属依据，本府予以认可。被申请人提交的“高岭”山林权所有证NO.0002234,持证单位是扶溪公社扶中大队第五生产队，不是争议范围的林权证，持证人也不是被申请人所在的单位及个人，本府不采纳其作为争议山岭的权属依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未提供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凭证。遂作出如下决定：“争议地名“高”，争议四至：东至田，南至天水与谭七金交界,西至天水与紫岭村人的岭交界，北天水与六组的李文全岭交界，此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杈，森林、林木所有杈，森林、林木使用权归申请人所有。”2018年4月28日，“仁化县政府”作出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中国入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申请人与第三人的林权争议依法应由被申请人受理和调处。《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调处机构收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后，应当在三十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出具加盖专门印章的受理通知书，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三十日。”被申请人受理后依法进行公告、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解、送达等，程序合法，本府予以认可。结合申请人、时任村小组长的调查笔录，对被申请人所查明的“扶中十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是按照1953年土改的时候各自分回自己的土改山”的事实，本府予以认可。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挡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之规定，申请人未持有争议林地权属凭证，第三人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属条例所规定的权属来源证据，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登记四至范围是否包括争议范围。经当事人现场指认，对被申请人确认的争议范围“东至田，南至天水与谭七金交界，西至天水与紫岭村人的岭交界，北至天水与扶中六组的李文全岭交界”，本府予以认可。经现场勘察，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登记地名“高”，四至范围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与实地相符，本府予以认可对被申请人认定的争议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府予以认可。遂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府〔2017〕27号）。”原告诉称：第三人罗水生持有的1953年的土改房产所有证存有疑点：原告与罗水生家世代一直居住在坪坌村，争议山林的集体林权证也一直是扶中第十组所有（坪坌村所有）。而1953年土改时因坪坌村坐落在扶溪南边，划分行政区域时属扶南乡管辖，直至1958年年初才划分为扶中乡管辖，而罗水生持有的1953年的证据第二栏写扶中乡，当时的集体林权是扶南乡所有，罗水生持有的证据却填写扶中乡，故原告认为罗水生持有的1953年土改房产所有证是事后填写的无效证件。争议山林权属为原告罗雄文家所有的事实：一、1953年土改时罗百阳名下（原告祖父）的证件因不慎遗失，但从1953年至今争议的山都是原告家一直在经营管理，包括砍伐、建房用材都是在该山取材，并且在这××片段××农业生产活动××、××、××村小组的村民都知道“高”或“上大埂下大埂”（该岭又名“上大埂下大埂”）山林权属是原告罗雄文家所有。二、1953年土改时的证据显示与“高”相邻的扶中第五组谭七金的林权证都注明与罗百阳岭为界，为何不是与罗某为界呢？并且扶溪镇关于“高”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也注明“高”南至天水与谭七金交界，可以说明“高”山林权属确实是罗雄文家所有。三、1953年时坪坌村属扶南乡管辖，为何罗水生的证件归扶中乡管辖。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决定错误，被告“仁化县政府”维持被告“扶溪镇政府”作出的决定书更为错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撤销“乐昌市政府”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林决字〔2017〕27号《处理决定书》；二、被告“扶溪镇政府”按事实依据重新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权归原告所有；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身份证；2、扶府林决字〔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罗某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53年扶南乡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4、1953年扶中乡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5、扶溪镇行政区域情况说明；6、1953年扶中乡张禧华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1983邓某的自留山证；7、1953年扶南乡邓家浩等人土地房产所有证；8、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扶溪镇政府”辩称：一.程序方面。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管辖权和本条例规定做好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第五条规定“发生林权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行政调处……”原告与第三人都是扶溪镇××村委会第**村民，因“高”山岭的权属问题发生纠纷，经村委会调解协商不成，第三人依法向被告申请行政调处，被告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受理。经过公示并依法通知了原告提交证据材料，经现场勘察、调查询问取证等工作后，多次组织争议双方协商调解，但无结果。2017年12月18日，被告依法作出《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府〔2017〕27号），且送达了各当事人。二.关于争议双方的证据问题。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之规定，第三人持有的地名为“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持证人罗某（第三人的父亲），从右至左第二栏，座落扶中乡，种类松竹山，地名“高”，面积贰亩，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与争议山岭的四至相符，是本案争议山岭的权属来源证据。且林业三定时期扶中十组是按照1953年土改的时候各自分回自己的土改山，全村都没有颁发新的林权证，在此情况下第三人将地名为“高”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作为对争议山岭的权属依据，依法应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山权林权所有证NO.0002234,从上往下数第十栏，山名为“高岭”，面积伍亩，东至第六组是为界，南至罗百阳（原告的父亲）为界，西至罗百阳为界，北至罗百阳为界。持证单位是扶溪公社扶中大队第五生产队，不是争议范围的林权证，持证人也不是被原告所在的单位及个人，被告不采纳其作为争议山岭的权属依据。三.关于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是假证的问题。第三人在向被告提交证据材料时，被告认真核对了其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的原件与复印件，并与扶中村委会其他村民持有的土改证加以比对，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在行政调处协商过程中，各方都未对第三人的证据真实性存异议。至于土改证中记载的“扶中乡、扶南乡”，只是注明山岭的座落情况，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坪坌村划归扶中乡或扶南乡管辖。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扶府〔2017〕27号文《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是客观、公平、公正、合法的处理决定，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被告“扶溪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但没有提交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依据：1、林权争议调处申请书；2、林权争议受理呈批表；3、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4、仁化县“干群会客厅”记录表；5、山林纠纷案调解会签到表；6、山林纠纷案件讨论会签到表；7、调查笔录；8、林权争议受理公告；9、送达回证；10、“高”现场勘察图；11双方提交的山林权属证据；12、南至谭七金的林改勘查登记卡；13、北至李文学、李文全的林改登记卡；14、1953年扶溪镇××村委会十组村民持有的土改证。被告“仁化县政府”辩称：一、“仁化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被告扶溪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的《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府〔2017〕27号），于2018年3月2日向“仁化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仁化县政府”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受理，并于同日下发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已签收。2018年4月28日，“仁化县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仁府行复〔2018〕2号），并依法送达所有当事人。二、事实方面。2018年4月18日，“仁化县政府”组织当事人到争议现场进行勘验并勾绘现场勘察指认图，申请人及第三人现场指认争议范围四至为东至田（谭天财水田），南至天水与谭七金山交界，西至天水与紫岭山交界，北至天水与李文全、李文学山交界，林木以阔叶树与松树为主，起源为天然林。申请人及第三人均确认此次指认范围与被申请人勘察争议范围一致。原告未持有争议山林权属凭证，第三人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无存档，户主罗某，系第三人父亲，从右至左第二栏登记地名“高”，四至范围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与实地相符。两人均无经营管理事实凭证。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三人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是争议山林权属来源证据。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仁化县政府”特向人民法院提出如下请求：1、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被告“仁化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但没有提交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4、送达回执。第三人罗水生述称：我方认为镇政府的处理决定没有问题，是合法的，同意两级政府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953年土改证。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扶溪镇政府”对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5有异议，对证据6、7、8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仁化县政府”对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5、6、7、8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1、7无异议,对证据2、3、5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8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被告“扶溪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全部证据有异议，被告“仁化县政府”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对被告“仁化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有异议；被告“扶溪镇政府”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有异议，被告“扶溪镇政府”“仁化县政府”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罗雄文、第三人罗水生为扶溪镇××村**的村民，本案争议的山岭双方均称为“高”，位于扶溪镇××村辖区内，面积约280亩，属于天然林。2016年12月5日，第三人罗水生向被告“扶溪镇政府”提交《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申请“扶溪镇政府”对“高”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进行调解处理，同时提交罗某（罗水生之父）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为凭。该副页第二栏的记载：“座落：扶中乡”“种类：松竹山”“地名：高”“面积：贰亩”“四至：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扶溪镇政府”受理罗水生的申请后，经实地查勘、调查取证，确认争议山林“高”的四至范围为：东至田，南至天水与谭七金交界，西至天水与紫岭村人的岭交界，北至天水与扶中六组的李文全岭交界，第三人对此四至无异议。原告则主张争议山林“高”的面积为150亩，四至范围为：东至田，南至谭启华交界，西至谭土来交界，北至山顶。但以土地证遗失为由，未向“扶溪镇政府”提交争议山林的土地证。此后，“扶溪镇政府”多次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调解，均未能达成协议，遂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地名“高”争议四至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于2018年3月2日向“仁化县政府”申请复议，“仁化县政府”于当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过书面审查“扶溪镇政府”提交的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于2018年5月2日收到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8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被告“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被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一、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七条第一款第（一）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根据上述规定，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的情况下，以1981年至1983年期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或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为依据；上述证书均没有的情况下，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也可以作为证明权属来源的证据。具体到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山岭均称为“高”,经双方现场指认，争议范围四至为：东至田，南至天水与谭七金交界，西至天水与紫岭村人的岭交界，北至天水与扶中六组的李文全岭交界，为面积约280亩的天然林。虽然争议范围的面积与第三人罗水生提交的罗某（罗水生之父）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第二栏记载的“高”面积不同，但四至（东至田，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天水）相符。原告虽主张“高”争议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权属，却未能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或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等可证明争议四至范围登记在其或其父亲、祖父名下的证据。被告“扶溪镇政府”根据第三人罗水生提交的罗某（罗水生之父）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副页，作出争议地名“高”争议四至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的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第二十三条第一填料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3月2日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即受理，经审查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关于撤销被告“扶溪镇政府”作出的扶府〔2017〕27号《关于“高”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被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由被告“扶溪镇政府”重新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雄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雄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 敏人民陪审员 刘 玲人民陪审员 伍焕征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黎 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