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再2号原告：安某1，男，195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香（安某1之妻），女，195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安某2，男，195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铁路分局公路段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安某3，女，194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安某4，女，195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安某5，女，195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安某1与被告安某2、安某3、安某4、安某5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2957号民事判决。安某2、安某3、安某4、安某5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16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某2不服，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京检民监[2017]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京民抗2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经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京01民再7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刘宏香，被告安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辰、李莉，被告安某3、安某4、安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昌平区39号院内南侧两间北房、东厢房二间、北侧北房三间中半间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安永金与姚淑敏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女安某3、二女安某4、长子安某2、次子安某1、三女安某5。姚淑敏于1980年10月1日（农历八月二十三）去世，安永金于200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二十三）去世。昌平区39号院(以下简称39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为安永金。1975年安永金与姚淑敏建北房三间；1988年8月，安某1出资建院内南侧北房两间，1999年建东厢房二间。安永金与姚淑敏去世之后，五子女未对财产进行分割与继承。因39号院内南侧两间北房、东厢房二间系原告出资建设，应归原告所有。同时对于安永金与姚淑敏所遗留的三间北房有继承权，现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安某2辩称，一、39号院及昌平区6号院（以下简称6号院）内房屋，均属于遗产。安永生（安某2伯父、安永金之兄）1942年购买取得39号院的土地所有权，1950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安永生去世后，其弟安永金对安永生养老送终，继承了39号院，并翻建和新建了院内房屋。1997年12月24日，39号院确权，户主为安永金。39号院确权登记因为安永金不识字，安某1代签，其在户主位置填写了自己的名字。1998年12月24日，安永金取得39号院宅基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安永金1942年通过购买取得6号院的土地所有权。1950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安某1在未征得安永金和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在昌平县村镇宅基地登记审批表户主栏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并在1996年9月将6号院宅基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到自己名下，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村委会之前出具的两份证明已被否定，没有证据证明6号院为安某1、刘宏香所建。安永金取得6号院后1970年对6号院内5间北房进行了翻建。安永金妻子姚淑敏于1980年去世后，继承人未对姚淑敏财产进行析产继承，该院落处于家庭成员共有状态，1988年，安永金主导对6号院内5间北房进行了翻建，翻建后的5间北房仍是安永金、姚淑敏的财产。安永金、姚淑敏生前均未留遗嘱，故39号院和6号院应当由原、被告5位继承人法定继承。二、《房产协议》实质是析产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守和履行。2011年，原、被告签订了《房产协议》，约定39号院及房屋归安某2所有，该协议由各方亲笔自愿签署，且有该村村委会主任等三人见证，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书》第9页记载，安某1向检察机关表示该协议是他签的。三、2015年签订的《分家协议》除了安某2给付安某13万元补偿，其余内容均与2011年的《房产协议》一致，虽然该协议是在原一、二审错误判决生效基础上签订，安某2并不情愿向安某1支付3万元补偿，但也进一步印证了《房产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被继承人安永金生前多次表示两处院子，哥俩一人一处，三个女儿不予继承，协议中安某3、安某4、安某5也自愿放弃继承。《房产协议》符合被继承人的生前愿望，也符合中国农村的传统。故请求法院驳回安某1的诉讼请求，按照2011年的《房产协议》的约定，39号院归安某2，6号院归安某1。被告安某3、安某4、安某5辩称，同意按照第一份协议，39号院归安某2，6号院归安某1，安某3三被告放弃。如果不按照协议，39号院和6号院三被告均要求五分之一的份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对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安永金和姚淑敏夫妻共育有5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安某3、次女安某4、长子安某2、次子安某1、三女安某5，即本案的原、被告。1942年，安永金购买取得6号院宅院及房屋。1971年前后，安永金、姚淑敏夫妻将6号院内原有房屋拆了盖5间北房。安某1主张其结婚后1988年，对5间北房进行了翻建。安某2对此不予认可，称是安永金出钱进行翻建。安某3、安某4、安某5称是安永金出钱翻建，自己也出钱了。1996年9月，6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安某1。2001年，安某1夫妻在6号院内建2间东房、2间西房，2012年安某1夫妻建3间南房。其后，安某1夫妻又对5间北房进行了修缮、装修。1942年，安永生购买取得39号院宅院及房屋。安永生与安永金系兄弟关系。安永生未结婚生子，安永生去世后，安永金及家人对安永生进行了养老送终，39号院及院内3间北房由安永金继承。1975年前后，安永金、姚淑敏夫妻对该院3间北房进行了翻建。1988年建南侧2间北房。之后又建了东厢房（石棉瓦顶），对于东厢房，安某1称是2间，四被告称因没有隔断，是1间。安某1称南侧北房及东厢房由其夫妻所建，四被告对此不予认可。1998年12月，39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安永金。2015年5月前后，安某1对39号院南侧2间北房进行了翻修，将原有房屋加高，并重新加盖房顶。此外，安某1沿南侧北房新建了围墙，将南侧北房与该院其他部分隔开，形成单独小院。安某2表示不同意安某1的行为，曾多次交涉制止并多次报警，安某3、安某4、安某5也表示不认可安某1的行为。另查，姚淑敏于1980年农历8月23日去世，安永金于2003年9月19日去世。原、被告均认可姚淑敏及安永金的父母已先于二人去世，姚淑敏、安永金二人生前未留有遗嘱。四被告称父母生前曾口头表示两个儿子一人一个宅院，39号院归安某2，6号院归安某1，原告安某1对此不予认可。再查，2011年5月16日，原、被告签订《房产协议》，内容为：村民安某2家有二处宅院，39号现有住房北房5间、6号现有房屋北房5间、西房2间、东房2间经全体家庭成员协商决定39号院及房屋归安某2所有，6号院及房屋归弟弟安某1所有，姐姐安某4、安某3、妹妹安某5放弃继承，全体家庭成员对此无异议。原、被告5人在协议人处签名，见证人处有时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暴玉龙、村民委员会主任肖凤鹏、村民委员会委员李长明签名。协议上还盖有村民委员会公章以及北京市公安局阳坊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此外，“39号现有住房北房5间”的“5”有改动痕迹，改动处加盖有村民委员会公章。原、被告均认可该协议系本人所签。但安某1称该协议在派出所留档，是为安某2迁户口所用，并非对房屋权属的处置，且上述有改动痕迹的“5”间系私自更改，签订的时候是3间，改动处加盖的村民委员会公章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是没有的，原一、二审的时候安某2并没有将协议作为证据提交。安某2称2011年签订协议时各方对财产分割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对39号院的北房起初各方认为是3间，后来认为是5间，但更正是在签名前，原审未提交是因为第一次参加诉讼，遗忘了。安某3、安某4、安某5认可安某2的说法。2015年4月13日，原、被告签订《分家协议》，内容为：村民安永金，姚淑敏，共有5个子女，长女安某3、二女安某4、次女安某5、长子安某2、次子安某1，家中共有两处宅院，39号院一处，6号院一处，经安某3、安某4、安某5、安某2、安某1五个子女协商，39号院归长子安某2所有，6号院归次子安某1所有，长女安某3，二女安某4，次女安某5，放弃继承，所有家庭成员对此无异议。安某1在39号院的两间北房安某2付给安某1三万元补偿，安某2盖房安某1无条件拆除。原、被告5人在协议人处签名并摁印。原、被告均认可该协议系本人所签。但安某1称该协议无效，是四被告向安某1施压，安某1在对协议内容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的，原二审判决后，39号院房屋不再属于遗产，转为安某1夫妻二人所有，且夫妻二人将房屋赠与给女儿了，安某1无权个人处分。安某2称该协议系原一、二审判决后签订的，当时对补偿3万元是认可的，但现在其本人不愿意向安某1支付3万元补偿了。安某3、安某4、安某5表示认可该协议，同意放弃继承。上述事实，有《村镇宅基地登记审批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产协议》、《分家协议》、《民事抗诉书》、照片、证明信、接处警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关系终止的，应当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公平合理的分割。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关于遗产的范围问题。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继承人没有分割遗产前，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本案中，原、被告之父安永金从其兄安永生处继承取得39号院及院内3间北房，后对3间北房进行了翻建，原、被告之母姚淑敏1980年去世后其继承人未就3间北房进行析产继承，房屋处于家庭成员共有状态。该院南侧2间北房及东厢房，原告安某1诉称为其所建，四被告均不予认可，安某1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安永金去世后，39号院内房屋作为被继承人安永金、姚淑敏所留财产，应当作为其遗产由各继承人予以继承分割。原、被告之父安永金通过购买取得6号院及院内房屋，并对院内房屋进行了拆建，形成5间北房。原、被告之母姚淑敏1980年去世后其继承人未就5间北房进行析产继承，房屋处于家庭成员共有状态。1988年翻建，是在原5间北房基础上的翻建，翻建后的房屋仍是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原告安某1关于6号院内房屋系其夫妻翻建，不属于遗产范围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安永金去世后，被继承人安永金、姚淑敏在6号院内5间北房的份额应当属于遗产范围由各继承人予以继承分割。二、关于涉案院落内房屋的分割问题。继承开始后，在没有有效遗嘱和遗赠的情况下，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遗产由配偶、子女和父母，即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因安永金、姚淑敏未留有遗嘱，故对于其遗产，由原、被告5人作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被告5人作为继承人有权协商处理继承问题，对遗产份额进行分割。原、被告5人在2011年和2015年分别签订了《房产协议》和《分家协议》，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某1关于《房产协议》上有改动痕迹的“5”间签订的时候是3间，协议系为安某2迁户口所用，并非对房屋权属的处置的主张，依据不足，且其后签订的《分家协议》也进一步印证了《房产协议》的内容，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安某1关于《分家协议》系四被告向其施压，其在对协议内容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且其对房屋无权个人处分，《分家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6号院内除5间北房外的其他房屋，各方均认可系安某1夫妻所建，不属于遗产范围，《房产协议》、《分家协议》对这些房屋约定归安某1所有，视为各方对建房事实和房屋权属的确认，故《房产协议》、《分家协议》应为各方对涉案院落及房屋进行了处分和确认，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应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对于前后两份协议，从时间上而言，《房产协议》在前，《分家协议》在后，且协议大部分内容基本一致，对于两份协议不同部分，应视为后者对前者部分内容的变更和补充，各方应以后者即《分家协议》为依据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该《分家协议》受法律保护。《分家协议》签订后，安某1对39号院内南侧2间北房进行了翻修，系在原有房屋基础上的翻修，且未经被告同意，故其翻修行为不影响各方协议已经确定的房屋分割。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院内房屋归安某1所有；二、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院内房屋归安某2所有；三、安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安某13万元补偿款；四、驳回安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安某2、安某3、安某4、安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安某1负担35元（已交纳）；安某2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胡爱军审 判 员  谢 肖人民陪审员  赵惠云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柳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