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621民初1798号原告：谢红，女，生于1965年4月9日，汉族，四川省华蓥市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富，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被告：岳池县洪瑞信息���询中心，住所地四川省岳池县九龙镇同乐街*栋**号。经营者耿东升，男，生于1959年12月22日，住岳池县九龙镇下南街***号*幢*单元*楼*号，公民身份号码5129231959********。原告谢红与被告岳池县洪瑞信息咨询中心（下称“岳池洪瑞”）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富、被告岳池洪瑞经营者耿东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岳池洪瑞对原告谢红交纳尚未退还的中介服务费等29,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应由澳华公司退还的部分被告至少应承担60%的退还责任，其余费用被告应全��退还；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岳池洪瑞系河南澳华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设在岳池县的业务经营点。原告在被告经营的门市接受被告服务，听信其关于出境务工的宣传介绍，于2015年1月将中介服务费等38,000元交给了被告，当时被告经营者耿东升向原告承诺：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最长期限为13个月）为原告办理好出国签证，对澳华公司应退的所有费用，其本人承担退款责任。至今，被告及澳华公司没有也不可能为原告办理工作签证。原告所交的中介服务费等，被告仅代澳华公司退还9000元（澳华公司收取的28,000元之内），其余未退。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居间合同法律关系，耿东升向原告书写承诺书的行为清楚表明其自愿加入成为债务人承担退还费用的义务。此外，被告岳池洪瑞经营范围仅为“劳务信息咨询服务”，其经营者明知自己及澳华公司均不具有境外就业中介的资质，也应当知道当时国家关于出入境中介机构不得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代理有关业务的规定，而为获取经营利益，在其经营的门市悬挂、展示澳华公司的《营业执照》、《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及《合作协议书》等材料，向原告等人违法宣传出国就业，推荐原告到希腊当农场工并提供中介服务，导致原告所交“前期费用”损失，岳池洪瑞对此后果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错明显。被告岳池洪瑞辩称，岳池洪瑞在注册后未申请刻制印章，是一个信息中介机构，作为澳华公司业务代办点，只是介绍和引荐谢红与澳华公司进行联系。澳华公司经过正规登记注册且有营业执照，有河南省公安厅颁发的行政许可，澳华公司在一般民众眼中认为是合法的。原告所做的任何决定，面试、签订协议、交款都是原告向澳华公司了解清楚后做的，在原告本人清楚无误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自行自愿与澳华公司签订的合同。签订合同后他们还有几天缓冲期，签了合同不一定交款，自己愿意交款才汇款。耿东升书面承诺和担保的前提是澳华公司合法正常运作，现澳华公司主体不合法，担保失去了意义。承诺后被告有压力还电话联系澳华公司给被告一个保障，澳华公司就给被告邮寄了补充协议。所以，被告没有过错。岳池洪瑞推荐的谢红如出国后，澳华公司才给被告中介服务费5%，对谢红也是如此约定的。谢红、陈霞至今都没得到邀请函，事实上也未出国就业。至今，被告对澳华和谢红没有获取一分钱收益。原告所交前期中介服务费28,000元已付给澳华公司，交通及体检等费10,000元在被告处。澳华公司诈骗事发，耿东升认为交通及体检等费该耿东升退给谢红，就通过打工挣钱陆续给谢红汇了9000元。澳华公司涉及诈骗3亿多元，已经追回2亿多元，现在还处于追赃阶段，追赃结束后应按比例退赃，能退谢红多少现在还无定论。原告诉请的29,000元，等澳华公司退赃后，剩余未退还的被告不应承担责任。根据担保法，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无效，被告也不同意支付利息和诉讼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岳池洪瑞系2014年6月27日在原广安市岳池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耿东升，登记经营场所岳池县九龙镇同乐街D栋22号，登记经营范围为“劳务信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依法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凭其审批文件经营）”。2014年10月29日，耿东升之妻张学蓉（甲方）与河南澳华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澳华公司”,乙方）签订《推荐因私出境人员合同书》，约定：鉴于乙方具有公安部因私出境资质和甲方具有因私出境人员资源，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负责接待申请人的咨询，进行评估，确认申请人具有出国资格并满足申请条件和资料的真实性，指导申请人准备出国文件，协助办理出境服务的相关事宜；甲方负责市场宣传，召开项目说明会，统一使用乙方的合同样本不得更改；在协议履行期间甲方推荐的申请人若发生纠纷，甲方负责做好安抚工作；乙方负责对甲方推荐的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复审并提供标准规范文本，负责为甲方和申请人提供出境所需手续，办理出境事宜，对甲方推荐的申请人进行出境培训指导；客户的中介服务费用须全额���付乙方，乙方指定账户户名：“河南澳华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账号：“41×××98”（下称“6798账户”），等等。同日，张学蓉（甲方）与澳华公司（乙方）签订《推荐补充协议》，约定：各项目收费和返推荐费及交通、通讯费用补贴见附表；甲方推荐的客户成功获得签证后，七个工作日乙方根据合同约定返还甲方推荐费（按澳华公司所收费用的5%）。2014年12月，耿东升收到澳华公司邮寄的加盖澳华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合作协议书》，该文载明：甲方（澳华公司）业务范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等国的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等服务项目；乙方（岳池洪瑞）根据甲方经营项目需要，进行相关的市场推广和咨��服务；乙方初步评出国客户是否符合甲方的要求，并协助客户进行面试和合同签订；乙方指导出国客户进行签证办理材料的准备，并指导客户将办理费用打入甲方指定账户；协议签订日期：2014年12月15日。后耿东升在其经营的门市内除悬挂岳池洪瑞的营业执照外，另悬挂了彩印的澳华公司的《营业执照》、《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组织代码证》以及岳池洪瑞与澳华公司的《合作协议书》。澳华公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登记的“中介活动经营范围”及《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均载明：“为公民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塞浦路斯和希腊定居、商务考察、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的服务”。2015年1月16日，原告谢红与案外人陈霞在岳池洪瑞门市看到悬挂的澳华公司证照等材料，经耿东升宣传推荐，决定参与境外就业到希腊当农场工，谢红、陈霞各支付“面试费”500元，耿东升出具了岳池洪瑞的收据，并口头约定谢红、陈霞事成出国则按其所交中介服务费的5%向岳池洪瑞另交推荐服务费。当日，耿东升将谢红、陈霞的面试费合计1000元从耿东升建行账户（尾号7197）汇入澳华公司6798账户（耿东升事后在建行的《转账凭条》下部书写“陈霞、谢红到希腊农场工面试费”）。澳华公司于当日开具《收款收据》，谢红的收据载明：“交款事由：希腊技术投资移民+境外安排项目”“费项说明：面试费用”“金额大写：伍佰圆整”，尾部“单位签章”一栏加盖澳华公司财务专用章。耿东升收到澳华公司邮寄的上述《收款收据》后，通知谢红到其经营门市将原岳池洪瑞的收据收回撕毁，发给了澳华公司的《收款收据》。嗣后，谢红在岳池洪瑞门市通过电脑接受了澳华公司的面试。2015年1月26日，耿东升收到澳华公司邮寄的格式文本《委托办理因私出境中介合同书》，通知谢红到岳池洪瑞门市，在该合同书尾部“甲方”一栏签名捺印（“乙方”一栏已预先加盖澳华公司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书的“合同签订特别告知”页载明：“本公司是具有公安部颁发的办理公民因私出入境经营资���，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专业中介公司，本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依法办理与公民因私出境中介（包括移民）有关的业务，我公司不开展外派劳务和留学业务”。合同正文载明：“合同目的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甲方申请目的国技术投资移民+境外安排签证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条款”“办理期限应以十三个月为准”“境外安排1.甲方（谢红）到达目的国的职业、收入标准和其他后期的安排事宜，由乙方（澳华公司）在目的国的合作方负责落实。2.乙方在目的国的合作方提供的职业、收入标准和其他后期的安置信息如下：甲方职业：农场工；税后收入：1600-2500欧元/月；每周上班时间54小时”“加班按照平时收入的1.25倍--1.5倍计算，目的国合作方提供食宿”“1.第一期中介服务费……甲方通过面试，其前期办理材料通过审核并签订合同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交付人民币大写贰万捌仟元整。（含面试费人民币大写伍佰元整）。2.第二期中介服务费：甲方到达目的国一年届满后，应向乙方一次性交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贰万元整。3.甲方到达目的国居住届满四年后，乙方可为甲方申请永久居留签证，甲方须向乙方交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大写壹拾玖万捌仟元整”“乙方在甲方准备齐全材料后八个月办理期满提供不出《邀请函》，甲方在期满后要求退出申请，乙方在甲方书面申请后，在十四个工作日内应退还甲方交付的中介服务费用，合同即告终止”“甲方已获���乙方的海外合作方发出的《邀请函》，但未获得签证，十三个月办理期限届满后，办理期限自动顺延三个月。自动顺延期间，甲方要求退出申请，乙方在收到甲方有效的书面申请后，在十四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所交全部中介服务费，合同即告终止，甲乙双方均不负任何责任，互不提出赔偿；自动顺延期满后甲方仍未获得签证，甲方要求退出，乙方在收到甲方有效的书面申请后，除应在十四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所交全部中介服务费用外，另补贴甲方叁佰欧元，合同即告终止”，等等。2015年1月26日，谢红通过自己农行账户（尾号2568）向张学蓉银行账户（尾号1272）转账57,000元，此款包含谢红的前期中介服务费27,500元、交通及体检等费10,000元，另代陈霞交前期中介服务费19,500元（后陈霞另支付耿东升现金8000元补足前期中��服务费），耿东升出具了岳池洪瑞的收据（谢红的交通及体检等费10,000元当时未出收据）。同日，在陈霞、谢红要求下，耿东升向二人出具《承诺书》，该文内容为：“本人在此承诺，对陈霞、谢红通过河南澳华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出国到希腊当农场工所缴纳的中介服务费（按澳华公司的收据金额），如果不是陈霞、谢红贰人的原因没有办理好工作签证（按公司规定时间），澳华公司按合同规定应在壹拾肆个工作日内退还的所有中介服务费，本人愿意承担退款责任”“承诺书耿东升”“2015年1月26日”。多日后，陈霞经咨询他人，自己在《承诺书》内文“本人愿意承担退款责任”后添加书写“（即承担退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文字。2015年1月27日，耿东升通过自己建行账户（尾号7197）将谢红、陈霞的前期中介服务费55,000元（27,500元/人×2人）汇入澳华公司6798账户（耿东升事后在建行的《转账凭条》下部书写“陈霞、谢红到希腊当农场工出国中介服务费”）。澳华公司于当日开具《收款收据》，谢红的收据载明：“交款事由：希腊技术投资移民+境外安排项目”“费项说明：前期费用”“金额大写：贰万柒仟伍佰圆整”，尾部“单位签章”一栏加盖澳华公司财务专用章。耿东升收到澳华公司邮寄的上述《收款收据》后，通知谢红到其经营门市将原岳池洪瑞的收据收回撕毁，发给了澳华公司的《收款收据》。2015年2月16日，耿东升对谢红支付的交通及体检等费10,000元出具了岳池洪瑞的格式性《收款收据》，该收据“规格品名”一栏载明：“代收机票费、国内交通费、体检费和办理签证费自付”，尾部“收款人”一栏由耿东升签名，该10,000元费用由岳池洪瑞收取后至今未支付给澳华公司。2015年3月13日，耿东升收到澳华公司邮寄的加盖澳华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补充协议》，该文载明：甲方所推荐的客户到达目的国后，乙方的海外合作方提供的薪资待遇不低于客户所签《委托办理因私出境中介合同书》约定标准；“若办理期限届满，甲方所推荐的客户未能成功获得签证，客户要求退出申请，乙方在收到有效的书面退费申请后严格按照合同上的退费���违约等相关条款执行”。谢红向岳池洪瑞交费后，经过《委托办理因私出境中介合同书》约定的期限，未得到《邀请函》及出国签证，向耿东升要求退款，耿东升后退给谢红9000元，余款至今未获澳华公司及被告岳池洪瑞返还，遂先后于2016年6月28日以保证合同纠纷及2018年4月18日以合同纠纷向耿东升诉请退款，后均分别撤回起诉。至今，被告岳池洪瑞未获得澳华公司的推荐费及原告的推荐服务费。2018年5月9日，谢红再次诉来本院，向被告岳池洪瑞提出以上诉讼请求。另认定：2015年4月21日，澳华公司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5年10月29日，涉案七被告人被移送起诉。2016年12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6）豫01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澳华公司股东、常务副总经理龚小丹明知澳华公司没有能力为客户办理海外移民业务、没有资质为客户办理海外劳务输出业务，仍然指使他人开展移民和劳务输出业务，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15日，澳华公司实际收取11,910名客户的资金32,701.88万元，未退还客户资金总计13,684.45万元。认定澳华公司股东、董事长钟锋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等；龚小丹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等，“八、被告人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未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负责处理”。2017年6月2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作出（2017）豫刑终116号刑事裁定，认定“澳华公司等涉案的三家公司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了正当经营，而是为了实施诈骗犯罪，依法不属于单位犯罪”，钟锋、龚小丹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岳池洪瑞《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澳华公司的《营业执照》、《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均为A3彩印件及复印件）、张学蓉与澳华公司的《推荐因私出境人员合同书》、《推荐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原件）、岳池洪瑞与澳华公司的《合作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澳华公司与谢红的《委托办理因私出境中介合同书》、原告向张学蓉汇款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耿东升向澳华公司汇款的建行《转账凭条》、澳华公司的《收款收据》、岳池洪瑞的《收款收据》、耿东升的身份证及《承诺书》（复印件）、本院(2016)川1621民初1920号案两次庭审笔录及《民事裁定书》、(2018)川1621民初1581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刑终116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前述证据均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谢红与澳华公司签订的《委托办理因私出境中介合同书》，系居间合同，澳华公司居间谢红与目的国雇主的就业安排，委托人为谢红，澳华公司向谢红收取报酬（中介服务费）。被告岳池洪瑞居间谢红与澳华公司签订合同，指导、协助谢红办理费用交付、出国文件准备等相关事宜，谢红与岳池洪瑞之间也形成事实上的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原告谢红与澳华公司签订的居间合同，澳华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澳华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后果。但被告岳池洪瑞经营者耿东升为促进陈霞、谢红与澳华公司居间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进而获取与澳华公司约定的报酬（返还的推荐费）及与陈霞、谢红约定的报酬（推荐服务费），书面承诺对于陈霞、谢红所缴纳的中介服务费（按澳华公司的收据金额），如果不是陈霞、谢红的原因没有办理好工作签证（按澳华公司规定时间），则澳华公司应在14个工作日内退还的所有中介服务费本人愿意承担退款责任，该承诺书，系耿东升以自己的名义设立了给付义务，意在保障陈霞、谢红的资金安全，而承诺双方当时对责任形式并无明确的约定，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出发，宜理解为承诺人附条件的债务加入，原告取得其承诺书应视为接受耿东升的债务加入要求而达成合意，且于原债务人并无不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可承诺人之行为的法律效力。澳华公司在规定��间非因陈霞、谢红的原因没有办理好工作签证，耿东升承担债务的条件即成就，应令其承担与原债务人澳华公司相同的责任，其承担债务的范围也应以表明的“按澳华公司的收据金额”为限。原告可以向原债务人主张权利，同时也可请求耿东升承担民事责任。承诺人耿东升系被告岳池洪瑞的实际经营者，其经营行为产生的后果依法应由岳池洪瑞承担。被告认为原告系自愿与澳华公司签订合同且自愿交款，但不能因此免除其因承诺而设立的特定的给付义务；对澳华公司涉及诈骗犯罪的追赃，也不影响原告以本案所持理由向被告进行民事索赔，被告之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谢红请求被告退还澳华公司应退费用的60%即16,800元（28,000元×60%），本院应予支持。交通及体检等费10,000元，因被告从原告处收取后未支付给澳华��司，应由被告全部返还，已返还的9000元应予抵扣。据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费用为17,800元（16,800元＋10,000元－9000元）。被告同时主张资金利息，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岳池县洪瑞信息咨询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红17,800元；二、驳回原告谢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63元，由原告谢红负担103元，被告岳池县洪瑞信息咨询中心负担160元。原告谢红已向本院预交，本院不再退还，履行时由被告岳池县洪瑞信息咨询中心直接支付给原告谢红1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浏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