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4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必胜，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湖北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萍，女，198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生，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湖北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永年，男，196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锦涛，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必胜、周萍因与被上诉人范永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必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上诉人周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盛，被上诉人范永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锦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必胜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范永年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范永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刘必胜与范永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为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个人合伙关系，不是一审认定的“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一款之规定，该约定应属无效。此外，基于双方的个人合伙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法律基础，约定的返还投资款期限之前的所谓利益属于合伙收益，该期限之后的所谓利息为迟延付款违约金，且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应予调整，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范永年的投资款中包含了刘必胜出借给其的100万元，故范永年的实际投资款为400万元。2.根据刘必胜提供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包括前述100万元在内，刘必胜共向范永年付款540万元，已向范永年返还了投资款。一审认定刘必胜于2016年3月16日之后向范永年支付的款项才属于返还的投资款，于法无据，与实不符。3.在2016年3月16日之后，刘必胜向范永年支付了110万元，与一审查明事实不符。周萍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范永年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范永年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必胜与范永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可以证明，本案所涉范永年支付给刘必胜的500万元是经营投资款，而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借债务，且无证据证明周萍参与了本案所涉债务的投资项目经营，因此范永年在支付500万元时明知该款不属于刘必胜与周萍的夫妻共同债务。2.本案债务金额高达500万元，远超刘必胜、周萍夫妻日常生活所需费用。3.范永年和刘必胜系表兄弟关系，周萍对于他们的经济往来不知情。刘必胜、周萍均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范永年二审答辩认为，《项目合作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必胜于2016年3月16日之后才开始返还投资款，认可其于2016年11月18日支付的10万元，该10万元可作为投资款的利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刘必胜、周萍夫妻购买房产高达六百多万，本案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应由二人共同偿还。范永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范永年与刘必胜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解除；2.刘必胜向范永年返还投资款本金5000000元并支付利息（第一期利息以欠款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从2014年12月23日计算至2016年3月15日止，第二期利息以欠款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6年3月16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该利息应扣除刘必胜已经支付的利息1000000元）；3.周萍对刘必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必胜、周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8日，范永年与刘必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范永年与刘必胜双方共同筹资用于获取位于武汉市江汉路43号建筑物的所有权或租赁权；范永年于2014年12月15日前出资5000000元用于项目开拓费，如项目取得成功，该款直接抵做投资款，如未取得项目，该款视为刘必胜的借款；截至2016年3月15日止，如仍未取得项目的所有权或租赁权，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协议，刘必胜应于2016年3月16日向范永年返还投资款，并按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从收到投资款之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止的利息，如刘必胜未按期返还投资款，还应按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范永年支付自2016年3月15日至返还投资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4年12月23日，范永年向刘必胜支付款项5000000元，刘必胜于同日向范永年写具《收条》，该《收条》载明：收到范永年合作投资江汉路43号房屋款项伍佰万元整。2016年3月15日，刘必胜未能取得位于武汉市江汉路43号建筑物的所有权或租赁权。刘必胜自2016年4月21日至同年10月20日止，陆续向范永年支付款项1000000元。范永年与刘必胜系亲戚关系，两人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之前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情况。刘必胜与周萍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范永年与刘必胜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该协议的内容来，范永年与刘必胜之间名为项目合作，实为借资筹建项目，双方既非合伙关系也非联营关系，故对于刘必胜提出双方之间属于个人合伙关系，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约定的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内容应当确定无效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根据刘必胜于2014年12月23日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内容来看，范永年支付的5000000元均为“合作投资江汉路43号房屋款项”，且刘必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5000000元中包含范永年归还刘必胜的借款，故对于刘必胜提出范永年实际投资款应为4000000元，范永年所诉称的5000000元投资款中有1000000元是范永年还给刘必胜的借款的抗辩理由，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刘必胜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中显示刘必胜从2014年12月23日至2016年11月18日向范永年支付款项4400000元，但因范永年与刘必胜在签订本案所涉《项目合作协议》之前，相互之间就已存在多笔资金往来，该历史交易明细表中也未载明支付每笔款项的用途；另，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三款“截止2016年3月15日止，若仍未取得合作项目的所有权或租赁权，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合作协议，前期因开拓此项目所花费的费用由刘必胜全部承担。2016年3月16日刘必胜应向范永年返还投资款……”的约定，刘必胜是基于截止到2016年3月15日未能取得合作项目的前提下才应当履行返还投资款的义务，该协议项下的投资款应当从2016年3月16日开始予以返还，因此刘必胜针对本案所涉投资款的返还应当从2016年3月16日开始计算。依据范永年提交的《招商银行武汉汉阳支行转帐流水单》，自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10月20日止，刘必胜共向范永年支付投资款数额为1000000元。因双方在《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刘必胜除了应返还投资款外，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但对返还款项的冲抵顺序未予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刘必胜于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向范永年支付的1000000元应当先抵充投资款的利息。因刘必胜与周萍系夫妻关系，刘必胜的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必胜与周萍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范永年与刘必胜明确约定该笔债务为刘必胜的个人债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必胜与周萍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范永年知道该约定。因此对于刘必胜所负范永年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对于范永年提出周萍对刘必胜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范永年与刘必胜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7日解除；二、刘必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永年退还投资款5000000元；三、刘必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永年支付投资款利息（1.以投资款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从2014年12月23日计算至2016年3月15日止；2.以投资款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前述利息应当另行扣除刘必胜已支付的1000000元）；四、周萍对刘必胜在判决主文第二、三项所确定的偿付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24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56245元，由刘必胜、周萍共同负担（此款范永年已预交法院，刘必胜、周萍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支付给范永年）。二审审理期间，为证明刘必胜于2016年3月16日之前向范永年支付的款项系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范永年补充提交：1.证人范某的证人证言及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2014年12月23日范永年收刘必胜的1000000元款项中，有500000元系范某的借款，2015年2月27日范某向刘必胜转款515000元，已连本带息清偿该借款。2.证人汤某的证人证言及其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2015年汤某及其子汤宝璋共收到范永年转款2300000元，该款项系范永年代刘必胜支付的黄石中兴数码电脑城房地产转让款。为证明夫妻共同债务，范永年补充提交武汉市房屋交易查询结果告知单，拟证明刘必胜、周萍购置房产花费巨大，本案借款用于了其夫妻二人支付购房款。针对上述证据，刘必胜质证认为，范某与范永年系亲兄弟，其证人证言因亲属关系没有证明力。范某要参与本案所涉项目系其口头叙述，协议中并未涉及范某，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汤某与范永年也属于亲属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性。黄石电脑城项目的出卖方是汤宝璋，虽然汤宝璋是汤某的儿子，但不能证明汤某收款与本案有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工商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房屋交易查询结果告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房屋购买在借款之前，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房屋购买或还贷。周萍对房屋交易查询结果告知单的质证意见与刘必胜一致，对其他证据周萍认为其均不知情，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刘必胜对范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汤某的工商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相关转账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转账用途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进行评判。范永年所提交武汉市房屋交易查询结果告知单中载明的购房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早于刘必胜与范永年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时间一年多，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用于了刘必胜、周萍支付购房款，故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查明：1.2014年12月23日，刘必胜向范永年转款1000000元，范永年陈述该款项系借款，并已全额返还，其返还方式为：其一，2015年2月27日范某向刘必胜转款515000元；其二，2015年6月3日范永年代刘必胜向汤某支付500000元购房款，另于2015年6月4日向刘必胜转账支付利息40250元。2.2014年12月24日至2016年3月15日，范永年与刘必胜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3.2016年11月18日刘必胜向范永年支付100000元，双方均同意在本案中处理该100000元。其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项目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刘必胜应否返还款项及返还的金额；三、本案所涉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项目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协议中约定，截至2016年3月15日，如仍未取得项目的所有权或租赁权，范永年和刘必胜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协议，刘必胜应于2016年3月16日向范永年返还投资款并分段支付利息。根据该约定，范永年前期出资的5000000元成为附条件的借款，当所附条件成就即2016年3月15日前未取得项目的所有权或租赁权，则5000000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因2016年3月15日前未取得项目的所有权或租赁权，故本案范永年的投资款5000000元依约转化为借款，由刘必胜承担返还义务。关于返还款项问题。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2016年3月15日是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最后期限，依照常理，在此之前项目是否成功仍未可知，因此不存在2016年3月15日前即返还投资款的问题。即使按照刘必胜所主张，在2016年3月15日前即存在向范永年支付款项4300000元的行为，根据刘必胜所提供的证据，亦未能充分证明其向范永年支付的款项属于返还案涉投资款的行为。首先，针对刘必胜于2014年12月23日向范永年出借的1000000元，范永年的兄弟范某于2015年2月27日向刘必胜转款515000元，并主张系连本带利偿还1000000元中的500000元借款。刘必胜对收取范某的转款无异议，但主张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就其主张，刘必胜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范某另有经济往来，收取的515000元系其他经济往来中的款项，其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范永年另于2015年6月3日向汤某支付500000元购房款，范永年主张系代刘必胜支付的黄石电脑城购房款，以代付形式偿还刘必胜出借的另外500000元借款，二审庭审中汤某到庭作证，证实了范永年的上述主张。其次，针对刘必胜在2016年3月15日前向范永年转账的其他款项，范永年主张系刘必胜应向汤宝璋支付的黄石电脑城购房款，对此范永年提交刘必胜与汤宝璋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汤宝璋的父亲汤某亦就此出庭作证。从范永年的银行流水显示情况看，有部分款项系刘必胜转账至范永年账户后，范永年立即转账至汤某账户，该资金走向与范永年和汤某的陈述一致。针对范永年的主张，刘必胜均无相反证据推翻。再次，在2016年3月15日前，范永年亦存在向刘必胜转款的事实。范永年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2月15日范永年向刘必胜转账505750元，2015年2月16日范永年向刘必胜转账三笔，分别为404000元、519000元、89000元，上述流水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除本案外的其他经济往来。故刘必胜在2016年3月15日前向范永年的转款无法证实为提前返还本案诉争款项。最后，刘必胜与范永年均认可，2016年11月18日刘必胜向范永年支付100000元，且双方均同意在本案中处理该100000元。按照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后先息后本的偿还方式，该100000元可作为本案借款的利息一并予以处理。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涉案款项其初始性质为投资款，其后因为所附条件成就转化为借款，刘必胜在最初收取款项时并非基于与范永年达成的借贷合意，款项的用途也不是为刘必胜、周萍的家庭生活所需。范永年作为债权人，无证据证明周萍参与了项目的共同经营，亦不能证明周萍有收取投资款的共同意思表示，其要求周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必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周萍关于本案为刘必胜个人债务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另对于范永年和刘必胜二审均认可的还款100000元事实依法确认，并进行相应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范永年与刘必胜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7日解除；二、刘必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永年退还投资款5000000元”；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刘必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永年支付投资款利息（1.以投资款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从2014年12月23日计算至2016年3月15日止；2.以投资款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前述利息应当另行扣除刘必胜已支付的1100000元）四、驳回范永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24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6245元，由刘必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245元，由范永年、刘必胜各负担2562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玲审判员  李行审判员  叶欣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