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4民初14号原告谈一民，男，汉族，1959年12与15日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代理人田玮琅，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代健君，男，196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委托代理人陈永钊，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斌，江西开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九江市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温泉镇天泽温泉度假村啸风居。法定代表人黄琼花，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涛，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九江市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谈一民及委托代理人田玮琅，被告代健君的委托代理人陈永钊、徐斌，被告九江市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谈一民诉称，2011年8月份原告谈一民经被告益朋公司工作人员刘健介绍，参与到益朋公司正在开发建设的悠然山庄项目，因被告代健君出资不到位，经过当时益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国侠动员做工作，被告代健君同意将其持有益朋公司股权出让10％股权给原告，为此原告与被告代健君于2011年8月1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明确约定“根据双方协议并提请股东同意，代健君同意将益朋公司星子县悠然山庄项目的10％股权转让给谈一民。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350万元整，双方签字后股权转让即生效，因代健君的投资款尚未到位，受让人谈一民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九江益朋实业有限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协议签订后，原告谈一民分三笔将股权转让款350万元汇入被告益朋公司指定账户。由于该项目总体资金缺口较大，被告益朋公司一直在引进外资，原告虽要求益朋公司尽快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当时益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国侠一直以外资即将进入，豪盈基金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加入作为大股东，到时候各股东股权占比不确定为由，做原告工作对股权变更事宜先缓办。同时益朋公司承诺原告股东权益不受影响，自始至终原告也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该项目管理建设。2013年12月12日、13日被告代健君与案外人熊美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代健君将其持有益朋公司30％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熊美华，转让款合计2700万元。该事实已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被告代健君转让给熊美华的股权，其中包括已转让给原告持有公司10％的股权，被告代健君的转让行为并未通知原告参与且又隐瞒原告；被告益朋公司也未履行告知义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认为，被告代健君转让给熊美华30％的股权中含原告占公司10％股权，原告理应得到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及按照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利息损失；被告益朋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代健君原所持有九江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星子悠然山庄项目股权中的30%股权(现已转让给案外人熊美华)中原告谈一民拥有10%的股权；2、请求判令被告代健君返还原告谈一民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9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9日起按年利率20%计至付清之日止)；3、被告九江市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代健君辩称，1、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2011年8月13日原告与被告代健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发现原告没有实力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没有通知公司其他股东，协议上也没有股东签字，协议无效；2、原告无支付股权转让款事实；3、双方未发生股权转让事实，股权转让系要式行为，经向全国工商系统查询发现原告不是益朋公司的股东，益朋公司章程中也没有原告的名字，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没有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益朋公司辩称，1、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的当事人是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是原告谈一民作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代健君发生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代健君指示谈一民将350万元转入高国侠账户的行为本质上应视为代健君继续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的行为，该行为无需经过答辩人认可与同意；2、2013年12月12日被告代健君持有的益朋公司的30%股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熊美华,并依法办理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现代健君对答辩人不享有任何股份，原告也不是答辩人的隐名股东，因此原告请求确认拥有被告代健君原持有答辩人10%的股权没有事实依据；3、原告请求答辩人对被告代健君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向代健君主张。原告谈一民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双方协议约定，被告代健君将其所持有益朋公司星子县悠然山庄项目的10%股权转让给原告谈一民，股权转让总价款为350万元整，双方签字后股权转让即可生效，谈一民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益朋公司指定账户，证明谈一民是益朋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证据2、证明(益朋公司出具)，证明代健君同意谈一民将受让公司10%的股本金350万元直接交给公司，公司已收到谈一民所缴股本金350万元，公司认可谈一民占公司10％股份，属公司股东。证据3、电汇凭证及银行流水明细，证明2011年9月6日谈一民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至高国侠在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2012年12月28日，谈一民通过妻子谢春芳账户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至高国侠在九江银行的个人账户；2013年1月8日，谈一民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至高国侠在九江银行的个人账户。谈一民在支付第一笔100万元之后因经济紧张恳请高国侠暂借50万元，故此谈一民先后共计支付400万元。证据4、企业变更信息，证明高国侠自2010年7月15日起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一直担任九江市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12日法人变更为熊美华。证据5、九江中院(2016)赣04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院（2017）赣民终4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代健君将转让其所持有的益朋公司30%股权的价款为2700万元，而代健君持有益朋公司股权其中含有益朋公司10％股权属于谈一民，为此原告有权要求代健君按照省高院的判决书支付90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及自2014年5月9日起按年利率20％至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被告代健君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书面形式通知益朋公司其他股东，并经股东过半数同意，故协议无效；该协议也没有任何股东签字。事实上，该协议并未履行；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持有异议，该证明没有公司法人签字，且内容前后矛盾，对其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汇款时间先后跨度长达2年多，原告的三笔转账全部转入高国侠的个人账户，并非我方或是公司账户。汇款金额合计400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350万元也不一致，不排除原告与高国侠有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对证据4、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益朋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原告与代健君之间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公司没有异议，公司也确认收到了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但公司不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代健君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被告益朋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13日，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根据双方协商并提请股东同意，转让人代健君同意将其所持有九江益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星子县悠然山庄项目的10％股权转让给受让人谈一民。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350万元整，双方签字后股权转让即可生效。因代健君的投资款尚未到位，受让人谈一民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九江益朋实业有限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原告谈一民、被告代健君均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上载明的“股东签字”空白处没有益朋公司其他股东签字。2011年9月6日，原告谈一民支付了100万元至高国侠工商银行个人账户；2012年12月28日，原告谈一民的妻子谢春芳账号上支付了200万元至高国侠九江银行个人账户；2013年1月8日，原告谈一民支付了100万元至高国侠九江银行个人账户。2017年3月10日益朋公司出具证明，证实代健君同意谈一民将受让公司10%的股本金350万元直接交给公司，公司已收到谈一民所缴股本金350万元，公司认可谈一民占公司10％股份。另查明，2010年7月15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高国侠占益朋公司50%股权，代健君占30%股权，袁志海占20%股权。2013年12月12日，被告代健君与案外人熊美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代健君同意向熊美华转让其所持有的益朋公司30%股权”；同日，代健君将其持有益朋公司30%股权变更至熊美华名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再查明，就代健君与熊美华股权转让款相关事宜，2016年3月29日代健君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熊美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2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院作出2016赣04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之后，熊美华和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赣民终44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熊美华应向代健君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为2700万元，其中已付代健君285万元、尚欠2415万元；对逾期给付的利息损失以241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9日始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为被告代健君将其所持有的本案第三人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原告谈一民，双方签字后股权转让即生效。在我国《公司法》中并未有隐名股东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就合同中约定的被告代健君所转让的股份份额，可认为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之间成立了部分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的关系。该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合同法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签订协议后被告代健君既未单方解除协议，也未通过诉讼行使解除权，故本院对被告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已被解除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协议履行的问题。原、被告之间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因代健君的投资款尚未到位，受让人谈一民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九江益朋实业有限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相关银行流水证明其及其妻子已将股权转让款汇至高国侠工商银行和九江银行的两个个人账户，而当时高国侠系益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被告代健君认为原告未依照协议约定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转至了公司帐户，不能视为原告谈一民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对此本案第三人益朋公司出具证明，证明第三人确认收到原告所缴股本金350万元，且本案第三人对原告的缴资行为予以认可，故对被告该辩称不予采纳，本院认可原告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已经履行。关于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代健君已将其名下所有股份全部转让，具体股权价值根据江西省高院做出的（2017）赣民终4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代健君将其所持有的益朋公司30%股权转让给熊美华的价款为2700万元，该数额可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股权被转让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标准。为此原告主张被告代健君转让股权所得2700万元的1/3即900万元作为对原告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被告代健君在另案中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未履行所导致的利息损失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中原告主张损失的计算依据，故对原告的该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益朋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对于被告代健君将股权转让给熊美华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益朋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股权转让的当事人是原告谈一民与被告代健君，且因不符合股权转让的形式要件，该股权转让协义效力不及于益朋公司，故原告谈一民要求益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且被告代健君持有益朋公司的30%股权已全部转让给案外人熊美华，原告第一项诉请已无实际意义，故本院对原告谈一民要求占有益朋公司10%股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第二款、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代健君自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谈一民股权转让款900万元；二、驳回原告谈一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5880元，由原告谈一民负担49367元、被告代健君负担665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叶常青审判员  刘 欣审判员  郑敏红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雨泉附法律条文：《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