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305刑初122号 公诉机关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林洲，男，1980年12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大学文化，任莆田市某有限公司董事长，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某镇某居委会。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8年4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光伟，福建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以秀检公刑诉［2018］1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林洲犯玩忽职守罪，于2018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燕儿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陈光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16年间，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因管道埋设造成秀屿区某镇某村鱼池鱼苗损失，秀屿区水务局指派被告人林洲负责该项工程的征迁补偿工作。期间，被告人林洲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时任某村党支部书记黄建华伙同笏石镇人许春哲（均已判刑）采取虚报鱼苗损失的方法上报补偿审核时没有进行核查，导致同案犯黄建华伙同许春哲骗取鱼塘养殖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0268.75元（币种下同），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2、2017年年初，东吴纸浆基地尾水排海工程因管道埋设需要征用到某镇某村欧某1、欧某2和欧某3三户海带养殖户的海带养殖海域，秀屿区水务局指派被告人林洲负责该项工作。在征迁丈量期间，被告人林洲没有按照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2014]188号)和《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文件规定的海域征用面积计算标准，而是错误地使用陆域段征地补偿标准计算面积，换算出被征迁海域占地面积为143.89亩，同时被告人林洲未认真审核就在《工程征地拆迁赔偿明细表》上签字确认以该面积作为被征迁海域补偿面积。后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根据被告人林洲提供确认的数据签订征迁协议书并将补偿款共计809381.25元发放到欧某1等三户海带养殖户的银行账户中。但根据《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上述被征迁海域海带养殖补偿面积实际应为53.32亩，欧某1、欧某2、欧某3三户养殖户多领取国家补偿款共计509456.2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18年4月24日上午，被告人林洲经秀屿区水务局电话通知后到局长办公室并被秀屿区监察委工作人员带回进行调查。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林洲作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玩忽职守，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共计559275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林洲辩称，指控的第一起关于某镇某村征迁中的50268.75元据其所知在立案前已追回，不应计入指控的金额。指控的第二起关于某镇某村的征迁算其工作失误，不能算不认真履行职责，不算失职。其受秀屿区水务局沈某局长口头指派协调业主与平海镇的关系，沈某局长告知其已经联系平海镇政府，让其与平海镇的分管领导黄某1对接，主要征迁工作由平海镇政府负责。按征迁文件，其要督促平海镇征迁，故其系作为见证在相关表格上签字。征迁时关某没有拿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岛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和《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给其看，2017年6月2日才通过手机发给其。按别的工程去征地都是按一亩等于666.67平方米计算。业主说影响的范围是按管中心两边各50米的影响范围征迁。其事后了解该工程的实际征迁范围是按管中心两边各350米，按湄洲岛的补偿标准，一亩等于1800平方米计算，应征迁的亩数约为221亩，应赔偿金额为124多万元，远大于赔偿的80多万元。与平海镇海域毗连的山亭镇的赔偿标准是按666.67平方米换算亩数。换算标准是业主定的。换算是关某提出的，上一个标段同一个工程就是按666.67平方米来计算。由业主指挥施工船丈量，图也是施工单位画的，所有人一起认定。其在立案后才知道莆田市有两个赔偿标准。2017年6月2日去现场丈量时其不知道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岛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会议纪要规定的标准问题其是事后才知道的。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征迁协议书是谁签订的其不知道，其立案后才知道该份合同。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罪，由法院认定。法院怎么审判其都能接受。希望给其一次容错的机会。   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指控的第二起中被告人林洲的职责问题。被告人林洲2017年4月18日与他人一齐决定定损赔偿标准时，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负何职责。其受领导委托前去协调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管道埋设的赔偿工作，不是其在水务局任水政监察大队长的职责。接受任务之际并不知后续征迁合同载明的职责，征迁合同也不是其所签订，秀屿区水务局事后作出的情况说明载明的被告人林洲应负的职责也是照抄事后合同的规定，不能成为被告人林洲应负职责的依据。其当时的职责性质仅限于业主及镇政府的对接工作。被告人林洲当时所知的秀屿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征迁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中项目业主的职责及所在乡镇的职责，这些工作需由业主和所在乡镇做好，被告人林洲当然只负责协调和对接工作。   2、指控的第二起被告人林洲在征海工作中所犯的是工作失误，而非玩忽职守。被告人林洲在2017年6月2日才收到关某用手机发来的《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文件，即赔偿海带的亩数换算标准。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的规定十分抽象“海域段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而湄洲岛管委会关于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的批复也仅一行“海带补偿标准5625元一亩，3行×100米=1亩”，如此简单且没有制图并附计算方式。被告人林洲当时对湄洲岛赔偿标准的认知只是5625元乘以亩数的标准，而不知海损亩数的计算方式。这一认识的基础是毗邻的山亭镇的赔偿标准，同一适用文件，同一海域，同一工程项目，同一赔偿业主，更何况山亭镇的赔偿范围和金额大大多于某镇某村。按陆上面积的计算方式，本来就是基于生活常识的认知。被告人林洲当时根本不知赔偿标准有南日岛赔偿标准（即按被告人林洲计算的陆上标准），还有一个湄洲岛赔偿标准。中共莆田市秀屿区委专题会议纪要（[2015]10号）第四点“今后其他项目涉及海域使用，需征迁海带及龙须菜养殖的，参照南日40万千瓦海上试验风电场项目海域使用补偿标准执行”。2017年4月18日整个测量施工的叫人和指挥均为业主单位的关某，被告人林洲只是作为配角跟随，该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场大家拍板定的，被告人林洲当时也就信了。从卷宗材料来看，既然当时所有人都知晓是错误的计算方式，为何从测量定标准到公示，都无人挑明，而只蒙被告人林洲一个人。被告人林洲的行为属于在积极工作中发生的非自己可预计的错误，而非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犯罪行为。   3、指控的第二起中对三户养殖户的赔偿数额尚属不够，没有对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本案事后被告人林洲从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获得的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系由施工单位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海域段）项目部给业主言说的赔偿范围，“海上管道施工时抛锚需要，管道路由两边350m范围内为施工影响区域（抛锚范围为路由左右各300m，抛锚船作业半径50m）”，并附某村三户被征迁养殖户海带养殖的图纸，该图纸明确指出“350米施工影响面积379887.8144平方，约等于569.55亩”。养殖户欧某1证言提到，“我们在得知总面积有600多亩但只有140多亩的面积才有补偿后，就不肯，想让他们全部赔偿。之后林洲、翁某和欧某4有跟我们三户做思想工作，我们才同意”。根据《北岸东吴尾水排海工程养殖面积测量报告书》里载明的山亭镇应赔偿海域面积计量也都是抛锚船作业半径50m，抛锚范围为路由左右各300m。业主方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本应双侧各350米的赔偿，擅自瞒着养殖户定为双侧只有各50米才予以赔偿。在此种情况下，若按湄洲赔偿标准的亩数算法，面积换算为1800m2/亩，某村三户养殖户350米施工影响面积为221亩，那么应赔偿的款项为1243125元，而不只是809318.25元。   4、从刑法的谦抑性来看，可对被告人林洲在本案征迁工作中的过错给予行政处分，不应构成犯罪。   5、指控的第一起有悖两高的相关规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本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根据刑事判决书记载，“被告人黄建华于2016年10月27日被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从莆田市纪委办案点带回该院接受调查。被告人黄建华退缴赃款52000元暂扣于秀屿区纪委”。本案经济损失属于可挽回的，欧某3、欧某2已各还回所谓多领的12万元多款项，只有欧某1一家尚未还清，目前仍在讨索中，希望给予一并考量。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林洲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林洲案发前的身份及任职情况。   被告人林洲于2012年8月至2017年7月在秀屿区水务局工作，其中2013年7月起任区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2017年7月起任莆田市秀屿区水务集团董事长。2014年4月8日，被告人林洲作为秀屿区水务局干部，担任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项目征迁指挥部办公室成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户籍证明、秀屿区水务局2018年4月24日作出的《说明》、《秀屿区水务局关于陈建洪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莆秀水务[2013]117号）、《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项目征迁指挥部的通知》等证据证实。   二、被告人林洲玩忽职守的事实   （一）2016年间，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因管道埋设造成秀屿区某镇某村鱼池鱼苗损失，秀屿区水务局指派被告人林洲负责该项工程的征迁补偿工作。期间，被告人林洲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时任某村党支部书记黄建华伙同笏石镇人许春哲（均已判刑）采取虚报鱼苗损失的方法上报补偿审核时没有进行核查，导致同案犯黄建华伙同许春哲骗取鱼塘养殖补偿款共计50268.75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秀屿区水务局2018年5月7日出具的《工作说明》，记载：根据市政府[2014]188号专题会议纪要，湄洲湾尾水排海工程涉及秀屿区的征迁由秀屿区负责，秀屿区具体由该局负责，涉及某镇某村征地事宜，该局指派林洲负责督促乡镇做好征迁工作，包括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复核、协议确认、社会公示及资金到户，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群众的协调问题。   2、证人黄建华证称：2015年底、2016年初，许春哲说他鱼塘的鱼被月塘乡尾水排海工程污水污染死了，要求村里出面帮忙解决，并带其和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即被告人林洲去现场察看，当时确实现场那个小池塘死了一些鱼。林洲说既然鱼确实是因尾水排海工程施工引起的，那该赔就赔。之后一天，许春哲到其家说自己的鱼塘面积小，向其提出在上报鱼塘养殖面积造册时多虚报一些面积，并表示赔偿款到位后一起分了买烟、酒。其听后表示同意，并让许春哲把要上报的鱼塘养殖面积量一下制成图表给其看。之后一天，许春哲说要上报的鱼塘面积已经量好了，总面积有29亩左右，其让许春哲把图表拿来看，其知道许春哲把旁边林某1等人的鱼塘一块量进去。之后一天，许春哲跟其说，林洲那里说只能按每亩1800元左右的标准上报赔偿，只能补5万左右。后许春哲拿补偿表格找其盖章，并说要以郑某的名义上报，其听了也没异议在材料上写了情况属实并盖章。后许春哲打电话称钱已到账，并说先放一放，等看有没人谈及此事后再分，其表示答应。   3、证人许春哲证称：郑某告诉其因尾水排海工程施工将污水排入其放养鱼的2亩多池塘导致一些鱼死了。后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即被告人林洲和黄建华到现场，其带他们看了其养鱼的小池塘。林洲表示死鱼既然是工程引起的该赔就赔，让其去找某村确认下鱼塘的面积再上报补偿，黄建华当时表示可以，村里会确认面积。但林洲和黄建华在未查看该小池塘不远处另外两个池塘的情况就离开了。其当时看到这个情况，就想将旁边两个大的鱼塘一起上报多套些赔偿款。于是其就带了两条硬壳中华香烟和两瓶汾酒到黄建华家送给他，请求在其多报面积造册赔偿上给与支持，等赔偿款到位后一起分了花。黄建华说可以，让其先把面积量一下。后其将旁边两个鱼塘面积一起量了有29亩多。后其将图表拿给黄建华看并找林洲拿了赔偿表格。林洲表示只能按每亩1875元的标准上报赔偿，其就按该标准填表并找黄建华盖章。由于其识字不多其就以郑某名义上报，黄建华也没有表示异议就在表格上盖了章。钱取出来后其担心被人举报，所以还是决定过阵子再分给黄建华。其实际放养鱼苗的池塘面积约2.77亩。20.81亩和6亩是其伪造为其放养的鱼苗因工程致死，套取补偿款50268.75元。   4、证人林某1证称：其不认识许春哲和郑某。涉案图表上约20.81亩系其鱼池位置，边上约6亩系林某2的鱼池，约2.77亩是黄某2的鱼池。其鱼池未被尾水排海工程影响，没有损失。   5、证人黄某2证称：涉案图表上约2.77亩鱼池系其所有。鱼池基本没有去照料，偶尔有空去看一看。其不知道该鱼池因尾水排海工程上报补偿款一事。   6、证人林某2证称：涉案图表中约6亩鱼池系其所有，其个人没有也不知道该鱼池因尾水排海工程上报补偿款。其不认识许春哲和郑某二人。   7、福建农商行个人活期支取储蓄凭证，证明：郑某储蓄账户取款55460元，余额2.5元。   8、鱼塘位置图、赔偿明细表，证明：以郑某作为户主上报的受损鱼塘面积29.58亩，按每亩1875元标准赔偿，共计赔偿金额55462.5元。被告人林洲在赔偿明细表上签字。   9、《莆田市湄州湾北岸尾水排海管道工程秀屿区房屋拆迁道路破除及临时征用补偿协议书》，证明：2016年2月3日，由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秀屿区水务局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记载：受莆田市人民政府委托，工程建设由甲方（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由秀屿区水务局负责用地征迁安置等工作，具体由乙方（秀屿区水务局）负责。乙方（秀屿区水务局）负责督促乡镇做好征迁范围内场地清理，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复核、协议确认、社会公示及资金到户，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群众的协调问题。甲方（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拨付。月塘乡西园水域养殖赔偿面积为29.58亩，赔偿金额55462.5元。   10、本院（2017）闽030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黄建华的判决情况。   11、被告人林洲2016年11月29日制作的询问笔录、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悔过书：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在秀屿区月塘乡某村征地的工作也由其负责。其职责主要是作为秀屿区水务局负责该工程的干部，在现场负责做好征迁面积丈量、审核签字、拨款等工作，具体与其负责的某村海域的海带养殖海域征地的职责相同。当时其有到某村那个村民的鱼池现场查看情况，确认因工程施工造成鱼死亡，但因为鱼池形状不规则，无法现场丈量，只是通过施工图纸复核测算面积。按照工作职责，其应该参与实际的鱼池补偿面积丈量。核实鱼池归属不属于其工作范围，其只是按村里上报的情况以及现场确认的情况核实。其当时也有在村里上报的赔偿明细表上面签字确认。记得当时鱼池赔偿了５万元多，具体以相关书证为准。   （二）2017年年初，东吴纸浆基地尾水排海工程因管道埋设需要征用到某镇某村欧某1、欧某2和欧某3三户海带养殖户的海带养殖海域，秀屿区水务局指派被告人林洲负责该项工作。在征迁丈量期间，被告人林洲没有按照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2014]188号)和《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文件规定的海域征用面积计算标准，而是错误地使用陆域段征地补偿标准计算面积，换算出被征迁海域占地面积为143.89亩，同时被告人林洲未认真审核就在《工程征地拆迁赔偿明细表》上签字确认以该面积作为被征迁海域补偿面积。后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根据被告人林洲提供确认的数据签订征迁协议书并将补偿款共计809381.25元发放到欧某1等三户海带养殖户的银行账户中。但根据《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上述被征迁海域海带养殖补偿面积实际应为53.32亩，欧某1、欧某2、欧某3三户养殖户多领取国家补偿款共计509456.2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秀屿区水务局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工作说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工作说明》，记载：根据市政府[2014]188号专题会议纪要，湄洲湾尾水排海工程涉及秀屿区的征迁由秀屿区负责，秀屿区具体由该局负责，涉及某镇某村征海事宜，该局指派林洲负责督促乡镇做好征迁工作，包括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复核、协议确认、社会公示及资金到户，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群众的协调问题。上述涉及某镇某村征迁事宜，赔偿标准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涉及相关征海数据及赔偿，以现场各方丈量为准，该局未另行研究或会议讨论。   2、证人欧某1证称：约2017年4月的一天，关某给其打电话称要组织区、镇、村等相关部门测量其与欧某2、欧某3三人受施工影响的海带养殖面积，其表示可以。在养殖海域，经关某介绍后得知参与测量面积的有区水务局干部即被告人林洲、平海镇海洋渔业站站长翁某、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张某及一些施工作业人员。当时其在和关某聊天过程中，关某问其海带养殖的海域面积平常是如何计算的，其回答养殖户一般按3行乘以100米为一亩的标准计算。关某让一个施工作业人员坐船下海，通过GPS定位确定五个最外围楔的经纬度坐标，最后将该五个坐标点输入一部仪器，从而计算出三户养殖海带的总占用海域面积。接着施工人员将管道的施工图纸和三户养殖海带的占用海域范围输入仪器进行校对，重合部分为征用的海带养殖海域范围。按关某他们计算后告知，三户总的海带养殖海域占地面积600多亩，涉及到征用的养殖海带海域占用面积为143亩多。在得知总的面积有600多亩但只有140多亩的面积有补偿后，其三户人不肯，想让他们全部赔偿。之后林洲、翁某和欧某4做思想工作，其三户才同意。在同意后，关某让一个施工作业人员将三户的养殖海带占用海域总面积、管道埋设的位置、涉及到征迁的海带养殖占用海域面积及5个最外围点的经纬度坐标等绘制成图，并让在场的林洲、翁某、欧某2、欧某3、欧某4签字，关某和张某也有作为建设单位代表在上面签字。在每亩补偿标准确定后几天，其接到关某电话通知，让其找林洲拿一张赔偿明细表回去自行找欧某2和欧某3商量填写各自的海带补偿面积、补偿金额、签字并找村、镇、区三级参与征迁的人员签字、盖章。其三户在赔偿明细表上面签字按捺指印后，其拿着上述表格找村干部欧某4、欧某5、镇干部翁某和黄某1逐一签字。在平海镇政府签字盖章后，其让儿子欧志鹏拿着补偿表格去找区水务局林洲签字并在签字后将表格放在林洲那里。大概2017年8月份左右，其三户收到平海镇政府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发放的海带养殖征迁补偿款。   海带养殖户通常对海带养殖亩数的算法，是按照每行间距6米左右，每行100米左右，并非按照通常地面上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来计算。经其认真查看湄洲岛海域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湄洲岛海水养殖品种布台参考图，其中海带布台（图形）就是其养殖海带通常的布局，其与欧某2和欧某3也是这样布局，其中3条绳就是3行，每行之间间隔在6米左右。按照其三户的布局，通常养殖海带的每亩面积至少为1800㎡。测绘图纸就是当时被征迁海域测算后施工方所绘制的图纸，连线面积为其三户养殖户的养殖总面积，占用面积为涉及到的征迁补偿面积，由当时在场参与测算的人员及养殖户代表欧某2、欧某3签字。上面“连线面积：439624.2178㎡，等于656亩；占用面积：95980㎡等于143.89亩”是按每亩等于666.67㎡计算得出的亩数。   3、证人欧某2、欧某3的证言与证人欧某1的证言证明的内容基本一致。   4、证人翁某证称：2017年4月左右，其受平海镇领导黄某1安排参与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平海镇上林段海域征迁工作。当时施工人员按关某要求将三户养殖户养殖海带的最外围楔找出来，由施工人员通过GPS定为查出经纬度坐标，从而计算出三户养殖户养殖海带总占用海域面积。施工人员将管道的施工图纸和养殖海带占用海域范围输入仪器进行校对，重合部分为该次征用的海带养殖海域范围。最后再按照每亩666.67平方米进行换算，确定三户总的被征迁海域占用面积，并绘制成图由在场参与测算的人员及养殖户代表签字确认。后来其按照黄某1要求在赔偿明细表上签字。通常海带养殖户对海带养殖亩数的算法是按照3行（每行间距至少6米以上），每行100米左右，也就是大概每养殖亩1800平米左右。海洋与渔业局是海上养殖的主管部门，其对这方面比较清楚，某村的海带养殖也是参照上述布局计算养殖亩数。欧某1等三户养殖户的海带养殖海域在山亭镇文甲村交界的海域，每行之间的间距要比6米更宽一些。   5、证人欧某5证称：2017年初，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施工到某镇某村海域，当时需要征用到欧某1等养殖户的海域。2017年4月左右的一天，其接到翁某通知安排一村干部配合施工队到被征迁海域参与丈量工作，其安排聘干欧某4到现场参与丈量。因其不在现场，具体丈量过程以欧某4所说为准。其有到区水务局参加上述被征迁海域赔偿协调会，会议是关于确定补偿单价的，最终确定每亩以湄洲岛关于海带补偿标准5625元进行补偿。之后欧某1拿赔偿明细表给其签字，其看欧某4已经签了，便也在表格上签字，后按照要求将明细表进行公示。赔偿明细表上143.89亩就是在征迁丈量后确定的欧某1等人征迁海带养殖面积。   6、证人欧某4证称：2017年4月左右一天，其接到欧某5电话说市、区、镇相关部门要对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施工范围的海带养殖海域进行征迁丈量，涉及该村欧某1、欧某2和欧某3三个海带养殖户，派其到现场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被征迁海域丈量工作。参与丈量的还有市业主代表和区水务局干部以及平海镇干部翁某。丈量后绘制成图由在场参与丈量的人员及养殖户代表签字确认。测绘图纸上的143.89亩是按每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换算来的。通常海带养殖户对海带养殖亩数的算法是按照3行（每行间距至少6米以上），每行100米左右，也就是大概每养殖亩1800平方米以上。某村的海带养殖基本都是上述其所说的布局来计算亩数。欧某1、欧某2和欧某3三个养殖户的海带养殖海域在与山亭镇文甲村交界的海域，属于外海，水流比较急，每行之间的间距要比6米更宽一些。   7、证人欧某6证称：其从事海带养殖大概20年左右，都是在某村海域养殖海带。海带养殖布局在秀屿区大体相同，一般分为很多台绳，每条台绳一般在100米左右，每两条台绳之间用养殖绳连接，海带就挂在养殖绳上，通常养殖绳长度在6米以上，因为最有利于海带生长，每条养殖绳之间的距离在1.2米左右，另外如果在外海区由于水流比较大，养殖绳的长度相对还要更长一些。每两条台绳之间所挂的海带养殖绳控制在100条左右，以300条养殖绳计为1亩海带面积，这个跟地面上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的计算方式不同。欧某1养殖海带的布局的情况应该基本差不多，但由于欧某1所养殖的海带在外海区，养殖绳应该更长一些。   8、证人欧某7、胡某的证言对养殖海带布置格局的陈述与证人欧某6的陈述基本一致。   9、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初，秀屿区水务局副局长沈某让其配合区水务局林洲做好东吴浆纸尾水排海工程埋设管道涉及某镇某村海域段海带养殖海域的征迁补偿工作。之后其让翁某去参与现场丈量同时联系某村村干部一起去参与丈量。大概2017年6月，有人拿给其一张征迁赔偿明细表，因该海带养殖海域征迁是由其负责，虽然其没有参与实地丈量，但予以签字确认，其记得当时其有要求某村对该份征迁赔偿明细表进行公示。   10、《莆田市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管道工程秀屿区征迁协议书》，证明：2017年6月19日，由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秀屿区水务局作为乙方签订征迁协议书，记载：受莆田市人民政府委托，工程建设由莆田市水务集团下属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业主，管道途径由各县区辖区范围内负责用地征迁安置等工作，现就该工程海域段管道埋设，涉及到某镇某村海上养殖征迁补偿问题，具体由秀屿区水务局负责。协议第二点“补偿标准”：《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4]188号）、《湄洲湾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付补偿清单）。协议第三点“双方责任”：乙方（秀屿区水务局）负责督促乡镇做好征迁工作，包括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复核、协议确认、社会公示及资金到户，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群众的协调问题。甲方（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拨付。协议第四点“补偿标准及评估及款项拨付情况”：根据《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的文件，海带每亩5625元，共143.89亩，小计809381.25元。   11、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2018年4月19日出具的《工作情况说明》，证明：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海域段在某镇某村养殖赔偿事宜是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4]188号的规定，工程征迁工作由相关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落实，征迁赔偿标准海域段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执行。   12、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2014]188号），记载：工程征迁工作由相关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落实，征迁赔偿标准陆域段参照莆田市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莆政综[2013]10号），海域段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   13、《湄洲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审批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的请示》（湄政[2014]24号）、湄洲岛海域使用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湄洲岛管委会关于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的批复》（湄管政综[2014]23号），证明：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其中海带补偿单价为5625元/亩，面积认定标准为3行×100米=1亩。   14、秀屿区水务局《关于请求支付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管道工程某镇某村海上养殖征迁补偿的函》、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会议纪要（[2017]11号）、汇款审批单、银行付款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已向秀屿区水务局支付涉案征迁补偿款。   15、工程征地拆迁赔偿明细表（某村），证明：欧某1、欧某2、欧某3三户上报的海带养殖征迁面积共计143.89亩，赔偿单价5625元，赔偿金额共计809381.25元。被告人林洲于2017年6月15日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名，平海镇、某村相关干部也在相关位置签字并加盖公章。   16、涉案海带养殖征迁海域测绘图纸，记载：占用面积95980平方米，等于143.89亩。被告人林洲与现场参与测量的人员共同签名。   17、《平海镇人民政府关于要求及时拨付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项目征海补偿款等费用的函》、支付审批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会议纪要等，证明：秀屿区水务局将涉案征迁补偿款拨付给平海镇人民政府。   18、某镇某村民委员会《公示情况报告》，记载：某村对涉案海带养殖海域征用补偿等予以公示的情况。   19、《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征海补偿明细表》、银行凭证、批量明细交易结果、银行卡复印件等，证明：平海镇将涉案补偿款发放给欧某2、欧某3、欧某1，其中发放给欧某2有298125元，发放给欧某3有173756.25元，发放给欧某1有337500元，共计809381.25元。   20、平海镇人民政府2018年3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排管需要占用该镇某村部分海域。按照区政府要求，由区水务局牵头，该镇配合做好征海补偿相关事宜。根据该镇工作分工，该工程的对接、协调征海事宜由黄某1负责。   21、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某镇某村外海区海带养殖情况调查》并附相关人员出具的《现场调查情况》《情况说明》，记载：该局安排水技人员到某镇某村与山亭文甲交界的外海区海域调查海带养殖情况，测量情况为含有鲜海带的海带养殖绳长6.1米至6.5米，平均6.3米；海带养殖绳两边的吊挂绳长0.13米至0.14米，平均0.135米；平挂的海带养殖绳之间的距离为1.3米至1.4米，平均1.35米；群众习惯上按300条海带养殖绳计算为1亩，则每亩平均占用海域面积为2455.596平方米到2819.124平方米之间。   22、被告人林洲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自述、悔过书，证明：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业主是莆田市水务集团下属的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当时秀屿区政府针对该工程成立一个征迁领导小组，其系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2017年3月左右，其按照局领导指派，负责该工程在某镇某村段的海带养殖征迁事宜，并跟莆田市滨海排水公司关某进行对接。   2017年4月18日，其和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的关某、张某，平海镇海洋与渔业站翁某以及施工人员一起前往被征迁海域，某村村干部和三个养殖户也一起到现场。施工人员通过GPS仪器定位经纬度，将经纬度坐标输入仪器后计算出三个养殖户的海带养殖海域总占地面积。因为计算出来的面积单位是平方米，按陆地上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换算后，好像是600多亩。然后按施工图纸和上述测量出的海带养殖占用海域总面积范围进行校对，重合范围为涉及征迁的海带养殖海域占地面积，好像是140多亩。当时这些坐标点的经纬度、海带养殖面积、涉及征迁的占用面积等都有绘制在一张A4纸上并让在场参与丈量的人员签字确认。其和关某让该三户养殖户各自划分各自的养殖面积。在征迁面积测算后，因补偿单价和补偿范围的问题三个养殖户有几次找其和关某协调。最后大家达成一致，补偿标准按照莆田市政府的会议纪要及湄洲岛海域补偿标准方案，以每亩5625元补偿。   当时其有提供赔偿明细表给平海镇或三个养殖户，让三个养殖户填表并在村里公示后再交村、镇、区三级相关人员签字、盖章。其当时看村干部和镇干部都已经在赔偿明细表上面签字并盖章，于是其也就签字并找局里盖章，后将该赔偿明细表交给关某。当时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和秀屿区水务局有签订一份协议，具体就是上述征迁赔偿的亩数、单价、赔偿款总额等。   测绘图纸是当时被征迁海域测算后所绘制的图纸，连线面积为三户养殖户养殖海带占用海域总面积，占用面积为该次涉及到的征迁海带养殖占用海域面积。签名人员是当时在场参与测算的人员。“连线面积：439624.2178㎡，等于656亩；占用面积：95980㎡等于143.89亩”都是按陆地上每亩约等于666.67㎡计算得出，其当时对于该面积单位换算也有用手机核对过。   赔偿明细表中涉及的养殖户为欧某2、欧某3、欧某1，赔偿总面积143.89亩，赔偿标准5625元，赔偿金额809381.25元。表格中“赔偿总面积143.89亩”就是其一行人在现场丈量的占地面积，表格下方“情况属实。林洲6.15”系其字迹。   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4]188号《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是专门研究该工程有关问题，包括建设资金、工程征迁的，明确规定了该次在某镇某村海域段的补偿标准是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的规定。其在丈量当时不清楚“3行×100米=1亩”与一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两者的区别。其当时也有用手机中的计算机按照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计算核实过，因当时在场人员都没有提出异议，其也就默认按１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去计算被征迁的海带养殖区域面积。在某村三户海带养殖户的征迁过程中，其虽然有看到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4]188号《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以及福建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文件湄管政综[2014]23号这两份文件，但对文件内容没有认真细致察看，只是单纯的看了下赔偿单价是5625元/亩，导致在征迁现场记录被征迁海带养殖面积时按通常认为的1亩约等于666.67平方米去计算，没有履职到位，给国家造成损失。   （三）被告人林洲的到案经过   2018年4月24日，被告人林洲经秀屿区水务局电话通知后到局长办公室并被秀屿区监察委工作人员带回进行调查。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归案经过、立案决定书、讯问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在审理过程中，辩护人为证明其辩护意见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打印自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网页的《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征迁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欲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了项目业主和所在乡镇的职责。被告人林洲认为其只是负责对接、协调。   2、打印自被告人林洲手机的通讯内容，欲证明：2017年6月2日，关某用手机将湄洲岛管委会关于湄洲岛征迁的文件发送给被告人林洲。   3、打印自网页的题为“养殖户海域被征用补偿标准不同，赔偿金说变就变”的新闻报道，欲证明：该文提到666.67平方米一亩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标准的产生及新标准的产生都是有依据的。   4、中共莆田市秀屿区委专题会议纪要（[2015]10号)复印件，欲证明：2015年4月24日发布的该会议纪要与市里的文件配套，文件说具体标准由区里定，秀屿区规定海带的征迁参照南日666.67平方米的标准。   5、《北岸东吴尾水排海工程养殖面积测量报告书》复印件、《莆田市水务集团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用海区域补偿协议书》复印件，欲证明：北岸的赔偿范围不止双侧各50米，且也是按666.67平方米换算的。   6、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吴浆纸基地尾水排海工程（海域段）项目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二份（均为复印件），欲证明：管道路由两边350米的范围按照湄洲岛标准3行乘以100米来计算，也不止赔偿80万元，应赔偿124万多元，现有的补偿款还不足。   经质证，出庭公诉人认为证据1系秀屿区政府2012印发的通知，在本案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之前，本案应适用上级政府新的规定，即莆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庭后核实，显示的时间是2017年6月2日，但涉案征迁协议的签订时间是同月19日，签订协议之前关某已通知被告人林洲征迁补偿的标准，被告人林洲主观上知道却放任国家经济损失结果的发生，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证据3网上报道与本案无关联。证据4，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二条关于工程征迁问题的规定，工程征迁工作由相关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落实，征迁赔偿标准陆地段参照莆田市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海域段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而征迁工作由相关县区政府落实，本案的征迁工作由水务局负责，被告人林洲在某村按每亩666.67平方米进行计算，造成国家损失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5，北岸属于另一辖区，辖区不同海域不同，存在一定差异性，故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350米属于施工影响区域并非征迁范围，施工影响范围比征迁范围大，管道两侧各50米得到养殖户认可。   辩护人还向本院申请通知证人欧某4、关某、欧某3、欧某2、欧某1出庭作证。经本院依法通知，证人欧某3、欧某2出庭作证。   出庭证人欧某3证称：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证言中的陈述属实。村里说12万元多补偿款系多领取的让其还回去，但其实没多领。其已将12万元多汇到滨海排水公司的账户。   出庭证人欧某2证称：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证言中的陈述属实。村里说起多领取了补偿款，村干部打电话给欧某3，通过欧某3告知其要退出多领取的补偿款。其已将12万元多汇到滨海公司的账户。   经质证，辩护人认为欧某3、欧某2已经还了大约25万元给业主。该二人对海域的赔偿面积换算的计算方法不可能是清晰的。被告人林洲对出庭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   经质证，出庭公诉人认为损失挽回的问题对定罪没有影响，只是在量刑上的酌情考虑。   本院经审查认为，出庭公诉人的上述质证意见合理有据，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除了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规定的3行乘以100米等于1亩的亩数换算标准外，还存在另一亩数换算标准即666.67平方米为1亩的意见。公诉机关提供的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有关问题的纪要》（[2014]188号）是专门针对本案工程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已经明确规定海域段参照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2014]23号），故被告人林洲在负责本案某村海带养殖海域的征迁补偿工作中，应适用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林洲的工作职责及第二起中的征迁范围问题，在下文一并分析，此不赘述。   针对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抗辩意见，本院经审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林洲在指控的两起征迁工作中是否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   经查，被告人林洲在侦查阶段供述，“我的职责主要是作为秀屿区水务局负责该工程的干部，在现场负责做好征迁面积丈量、审核签字、拨款等工作，具体跟上面我负责某村海域的海带养殖海域征地的职责相同”“当时我有到现场查看鱼池的情况，确认因工程施工造成鱼死亡，但是因为鱼池形状不规则，无法现场丈量，只是通过施工图纸复核测算面积”“按照工作职责说，我应该参与实际的鱼池补偿面积的丈量”秀屿区水务局2018年4月24日、5月7日出具的《工作说明》记载，该局指派被告人林洲负责督促乡镇做好征迁工作，包括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复核、协议确认、社会公示及资金到户，负责解决施工过程中群众的协调问题。另外，从在案书证来看，被告人林洲均作为区一级的干部在指控第一起某镇某村征迁的赔偿明细表上签字，在指控第二起某镇某村征迁的现场测绘图及赔偿明细表上签字，在某村的赔偿明细表上还签署了“情况属实”的意见，上述文件均作为本案两起征迁补偿的重要依据。综合以上证据，应认定被告人林洲在指控的两起征迁工作中作为秀屿区水务局干部，其所负的职责包括征迁工程量的丈量评估、审核签字等。   具体在指控第一起某镇某村的征迁工作中，被告人林洲在询问笔录中称，“我到现场后，我发现许亚誓（经查即许春哲）带我去看的一个面积不大的鱼塘中确实有死鱼，因此我就跟黄建华、许亚誓说，如果是由工程施工引起的那就补偿。同时我让黄建华要对涉及的鱼池面积测量村里面要把好关”。黄建华在讯问笔录中称，“许春哲的工地活动房旁有一个小池塘，他在里面放养了一些鱼，小池塘大约2亩左右……当时许春哲带我和秀屿区水务局工作人员林洲等人到他的小鱼塘那里看现场。当时确实现场那个小池塘死了一些鱼。当时林洲说，既然这些鱼确实是因为尾水排海工程施工引起的，那该赔就赔”。证人许春哲在询问笔录中称，“后林洲和某村村书记黄建华就先后到了现场。林洲和黄建华到现场后我带他们看了我养鱼的那个小池塘。林洲表示，死鱼既然是工程引起的该赔就赔，让我去找某村确认下鱼塘的面积再上报补偿。黄建华当时表示可以，村里会确认面积。但是林洲和黄建华在未查看这个小池塘不远处的另外2个池塘里的情况就离开了。我当时看见这个情况，就想由于我放鱼苗的池塘就两亩多，即使补偿钱也不多，在我放鱼苗的边上还两个比较大的池塘，能否作假将边上的池塘一起上报多套些赔偿款来花”。故被告人林洲并未履行参与实际补偿面积丈量的职责，而是交由所在村干部把关。另外，其到现场查看了许春哲放养鱼苗的小池塘（约2.77亩），而从在案书证涉案鱼塘的位置图来看，许春哲放养鱼苗的小池塘，与另外林某1、林某2的约26.81亩鱼塘有道路相隔，并不相通，且面积相差甚大。故此，被告人林洲虽有到现场查看许春哲放养鱼苗的鱼塘情况，但并未现场实际丈量、确认鱼塘面积，在黄建华伙同许春哲采取虚报鱼苗损失的方法上报补偿审核时没有进行核查即在赔偿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的情形。   具体在指控第二起某镇某村的征迁工作中，被告人林洲在侦查阶段供述，“2017年我在秀屿区水务局任职期间，在负责环湄洲湾尾水排海工程在某镇某村段海带养殖征迁补偿过程中，未按征迁文件的规定海带面积按‘3行×100米=1亩’计算，在实际征迁中将海带养殖亩数按照陆地上1亩约定于666.67平方米计算，未履职到位，给国家造成损失”“当时在莆田市滨海排水有限公司关某和我对接期间，有拿了2份文件给我看。我记得一份是莆田市政府关于环湄洲湾北岸尾水排海工程的会议纪要另外一份是湄洲岛管委会的文件，里面有一份表格，说了补偿的标准是5625元/亩”“在某镇某村三个海带养殖户的征迁过程中，我虽然有看到这两份文件，但对文件内容没有认真细致察看，只是单纯的看了下赔偿单价是5625元/亩，导致在征迁现场记录被征迁海带养殖面积时按照通常认为的1亩约定于666.67平方米去计算，没有履职到位”。现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提出在2017年6月2日才收到关某用手机发来的《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并提供打印自手机的通讯内容予以证明。根据在案书证，被告人林洲系于2017年6月15日在赔偿明细表上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字，故在此之前其已收到《湄洲岛征海补偿标准》（湄管政综[2014]23号），该补偿标准除了记载海带养殖的补偿单价系5625元/亩外，还明确记载海带养殖的面积认定系“3行×100米=1亩”。结合本案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有关规定、征迁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以及征迁赔偿明细表的签字流程及秀屿区水务局出具的相关工作说明来看，秀屿区水务局作为职能部门在本案工程项目的相关征迁补偿工作中负有相应职责，其相关工作将会对征迁补偿工作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被告人林洲作为秀屿区水务局干部受指派负责本案两起征迁工作，应在履职过程中尽到勤勉义务，其应知晓作为区一级干部签字确认的现场测绘图，签署的相关赔偿明细表会对最终征迁补偿结果产生影响，应当在征迁丈量、审核签字时认真查看并对照赔偿标准，但却错误地使用陆域段征地补偿标准换算面积，在已收到补偿标准文件的情况下，仍未能按该标准认真审核即在赔偿明细表上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签字，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的情形。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林洲是否因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经济损失及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   如前所述，被告人林洲作为秀屿区水务局干部，在负责指控的两起征迁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即在相关现场测绘图及赔偿明细表上签字确认，上述文件均作为本案两起征迁补偿的重要依据，故其不认真履行职责与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在案证据可互相印证，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财产损失数额，即第一起中的黄建华伙同许春哲骗取的鱼塘养殖款50268.75元，第二起中的欧某1、欧某2、欧某3三户养殖户多领取的补偿款509456.25元。   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第一起中50268.75元在立案前已经追回的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有关规定，“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黄建华及与许春哲贪污罪系与指控的第一起相关联的犯罪，故指控的第一起计算经济损失的时间界点应当为关联犯罪的立案时间为准。黄建华在调查期间退缴的赃款52000元，不应在指控的第一起经济损失中予以扣减。被告人林洲的辩护人所提指控第二起中养殖户欧某3、欧某2已各还回12万元多款项的意见。出庭证人欧某3、欧某2在庭审中证称，其二人系在本案开庭的前一周按村干部的要求退款。故按照该二人所陈述的退款时间，在指控的第二起中，欧某3、欧某2是否已经退出多领取的补偿款并不影响经济损失数额的认定。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的第二起中对三户养殖户的赔偿数额尚属不够，没有对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林洲与参加现场丈量的相关证人证言可互相印证，证实涉案某镇某村涉案海带养殖海域的征迁范围系根据管道施工图和测算出来的海带养殖海域范围进行校对，重合部分确定为被征迁海带养殖的海域面积。三户海带养殖户虽在征迁丈量时虽提出应将其全部海带养殖海域计入征迁补偿范围，但经被告人林洲与翁某等人做思想工作，该三户在征迁丈量现场已对征迁的海域范围不持异议，即征迁面积为95980平方米。征迁补偿应当在上述确定的征迁海域95980平方米范围内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按“3行×100米=1亩”的面积认定标准换算被征迁海域的亩数，而被告人林洲却错误地使用陆域段征地补偿标准换算亩数为143.89亩，未认真审核就在赔偿明细表上签字确认，造成三养殖户在95980平方米征迁范围内多领取补偿款。三户养殖户上述95980平方米外的养殖海域经现场确认不列入该次征迁范围，故超出现场确认征迁范围外的海带养殖海域是否应当获得补偿，并不阻却本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根据欧某1、欧某3、欧某2的证言，其三户养殖海带的每亩面积至少为1800平方米，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某镇某村外海区海带养殖情况调查》及相关人员出具的《现场调查情况》《情况说明》等证据，亦可印证某镇某村外海区海带养殖每亩占用海面面积至少在1800平方米以上。现公诉机关就低以每亩1800平方米换算被征迁海域95980平方米的亩数为53.32亩，合理有据。综上，公诉机关指控的本案第二起经济损失为509456.25元应予认定，被告人林洲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莆田市秀屿区司法局对被告人林洲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莆田市秀屿区司法局出具调查评估意见书一份，评估意见为被告人林洲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洲作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在受指派负责项目征迁补偿工作的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林洲犯玩忽职守罪成立。被告人林洲虽对其职责的具体内容及本案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有所辩解，但尚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本案部分经济损失已挽回，在量刑时一并考虑。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林洲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合考虑本案事实和量刑情节，可以宣告缓刑。被告人林洲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莆田市秀屿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林洲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九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志雄   人民陪审员  郑俊汉   人民陪审员  黄超平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法 官 助 理  康少许   书 记 员  王绍恩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