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71行终1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杨珍，女，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巫桂连，广州市从化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美君，广州市从化区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碧溪新村六巷**。法定代表人：陈钦涛，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黄慧珊，该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曾洁香，广东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杨珍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养老保险行政处理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的（2017）粤7101行初250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3日，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为冯杨珍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记载冯杨珍的个人编号为0106420593，在本地参保起止时间为1996年7月1日至2003年10月1日，本地实际缴费月数88，本地参保期间个人账户储存额5586.65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位名称为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15年6月15日，冯杨珍填写《申请转入参保人员基本情况表》，向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确认其自带发往对方社保机构的《联系函》至转出地办理转出，并在该表上注明其通讯地址为“广东省从化市吕田镇塘田村旱一队18号”。2015年6月15日，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出具发往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要求该局将“原在你处的参保人员冯杨珍，现申请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我处，如无不妥请按相关规定办理转移手续。”2015年7月2日，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认为申请人相关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存在内控风险，遂向上级社保部门汇报。之后，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展开社保稽核程序，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从稽通字〔2015〕166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要求冯杨珍接收到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到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监督稽核科“提供下列资料：1、原始劳动合同书（1996年7月1日到2003年10月1日）；2、原始工资发放表（1996年7月1日到2003年10月1日）；3、补缴单位营业执照和地方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4、其他补充有效资料；……”用于调查审核，并注明“不配合稽核调查的，我中心将中止相关业务的办理”。后经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函咨询，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2016年6月21日向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哈社险函〔2016〕13号《关于对广州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16〕14号函件回复》，该复函称“经认定，贵中心提供的涉案参保人员521人中，未办理养老保险转移的有17人，已办理养老保险转移的有504人。已办理养老保险转移的504人中，符合事实劳动关系但按照我局业务经办规程办事要件不全的有4人……事实劳动关系暂时无法不确定或不符合我局业务经办规程的有500人……”。2016年11月11日，哈尔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向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哈社险函〔2016〕30号《关于转入广州521名涉嫌违规参保人员身份确认函》，该复函称：“……经我省、市两级社保机构调查确认，521名涉嫌违法违规参保人员中，有唐新梅等500名已转出至广州人员为违规参保人员，转移金额总计4524588.14元。另有17名未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广州业务人员、4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参保人员。……”该复函所附《涉嫌违法违规补缴养老保险费转入广州市案件涉案参保人员社保补缴行为确认表》第19栏为冯杨珍（身份证号）的相关信息。根据上述审查情况，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告知冯杨珍“1、拒绝受理你从哈尔滨市补缴1996年7月至2003年10月转入我市的职工养老保险业务。2、由从化区社保中心回退你哈尔滨市养老保险关系转入业务。3、由从化区社保中心将你转入我市的哈尔滨市养老保险基金8454.79元转回原转出地……”。次日，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填写单号为1086217907619的邮政快递单，并注明收件人冯杨珍，地址为“从化区吕田镇塘田村旱一队**”，将该告知书寄出冯杨珍。2016年12月15日，上述快递单由其本人签收。之后，冯杨珍又向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递交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的《申请书》，咨询该中心对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业务的办理情况。2017年3月31日，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为冯杨珍出具穗从社稽告〔2017〕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该告知书除文件文号、落款时间处与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不一致外，其余内容相同。冯杨珍对此份告知书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针对冯杨珍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的申请，从化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已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告知冯杨珍拒绝受理其从异地补缴转入广州市的职工养老保险业务，也将对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相关事项的处理一并予以说明，且以邮寄方式将该文书送达冯杨珍。文号为穗从社稽告〔2017〕2号的《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是为回应冯杨珍的咨询而产生，并未削减起诉人的权利、增设其义务，因此对冯杨珍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冯杨珍的起诉。上诉人冯杨珍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作出的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被上诉人提交的快递单未注明寄出材料的名称，因此该《告知书》尚未生效。二、穗从社稽告〔2017〕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从未提到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的存在，明确载明对申请人的申请拒绝办理接收并退回，直接对上诉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三、在同一行政机关先后作出日期不同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如两份都送达生效，应视为后一份否定了前一份效力，后一份才具有行政拘束力。何况本案的前一份未送达当事人，并未生效。2017年告知书才具有法律效力，且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四、一审裁定认定2016年告知书才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意在上诉人要对2016年告知书再次起诉。其实上诉人要求撤销的是被上诉人拒绝接收上诉人申请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不应该在形式上给上诉人设置障碍。五、一审开庭未审查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综上所述，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并未生效，穗从社稽告〔2017〕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对上诉人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裁定和被诉《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于2015年6月15日请求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申请，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穗从社稽告〔2016〕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并于次日按上诉人申请时登记的地址和联系人电话邮寄送达。后又根据上诉人的办理情况咨询申请，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31日出具了穗从社稽告〔2017〕2号《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稽核结果告知书》，上述2017年告知书的内容和2016年的告知书内容一致，并未增设新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出具的上述2017年告知书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申请时登记的地址予以送达，是否送达成功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以此否定2016年告知书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办理情况咨询申请时应将2016年作出的告知书予以告知，但被上诉人又出具了同样内容的文书，而且引用了不同的文号和时间不妥，本院予以指出，被上诉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予以改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建文审判员  林 彦审判员  金 霞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梁玉玲书记员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