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2民终1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男，198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女，198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7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利群（特别授权），江苏中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某因与被上诉人朱某、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1283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双方结婚时间不长的事实未予认定错误，一审法院（2017）苏1283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朱某结婚后仅在上诉人家中共同生活两个月左右，但索要彩礼20多万，上诉人用于婚宴开支近10多万元，累计花费30多万元，被上诉人朱某声称彩礼已被其全部用于购买婚嫁品及办理婚礼与事实不符，其声称与上诉人在苏州同居生活几年也纯属谎言。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某结婚后仅共同生活两个月左右，索要彩礼达20多万元，明显带有恶意骗取财产的情节，根据一审法院之前相关判例，应当判决适当退回彩礼；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关于返还彩礼的判决正确，但被上诉人张某曾经承诺“如果我女儿朱某跑了，10万元我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张某的此种表示是一种承诺，即只要上诉人再给10万元彩礼，她女儿跑了她承诺偿还这10万元彩礼，上诉人正是基于她的这种承诺和婚后生活和美的考虑才给的1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未判决张某返还该10万元彩礼错误。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又补充陈述认为该10万元不是彩礼，是其应被上诉人朱某的要求，交朱某暂时保管的买车的钱。被上诉人朱某、张某共同答辩称：1、上诉人在庭审中变更一审的说法���将一审中10万元是彩礼的陈述变更为是交被上诉人代管的说法，明显违背事实，也违反了法律上禁止反悔的原则。2、关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时间，婚前双方相处了解了有一年多，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双方是××××年××月结婚，2018年的时候我方才知道双方已经被法院公告判决离婚，所谓的彩礼实际上早就在操办婚事中被花费，上诉人在结婚四年后再来要求返还婚前的彩礼没有事实依据。3、关于上诉人所称恶意骗取彩礼的问题，这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人身攻击，且本案并不存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而需要适用公平原则的情况，如果论广义的公平而言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朱某有接触、有电话等交流的情形下竟然伪造证据让近亲属到法庭作证称朱某下落不明而误导一审法院公告判决离婚，十分恶劣，应当受到谴责和制裁。4、关于所谓的张某承诺的问题，也是��诉人故意歪曲事实的说法，一审中已经查明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有过所谓的承诺，张某并非本案婚姻案件的当事人，其无权就此作出表达，且本案是上诉人自己提起离婚诉讼，是悔婚，按照本地公序良俗，悔婚方不能要求返还彩礼。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某返还彩礼金198800元，张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蔡某与朱某于2013年1月1日经人介绍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2013年3月15日蔡某为朱某购置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价值30000元左右）。2013年3月17日双方举行订婚仪式，蔡某给付朱某、张某彩礼金68800元。××××年××月21日蔡某给付朱某彩礼金100000元，××××年××月××日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同年4月28日举行结婚仪式。2015年8月7日，蔡某曾以��某无故离家出走、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一审法院（2015）泰虹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蔡某与朱某离婚。2017年1月3日蔡某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苏1283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蔡某与朱某离婚，判决书经公告送达朱某，该判决于2017年8月29日已生效。现蔡某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蔡某自2010年至今在杭州申威喷码设备有限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根据本地风俗习惯，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送彩礼之后，婚约正式缔结，一般不得反悔。若有反悔时，如女方反悔，彩礼要退还男方；如男方反悔，彩礼一般不退。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按赠与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其中“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本案中，蔡某与朱某已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蔡某主张“结婚时间不长，给付彩礼金导致生活困难”，但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综上，蔡某主张返还彩礼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之情形，且不符合本地的风俗习惯，蔡某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蔡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70元，减半收取2135元，由蔡某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蔡某虽未提交新证据，但其补充提交其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苏1283民初62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已提交的录音材料，以证明被上诉人张某当时说过将这十万元拿过来，如果朱某走了，这个十万元她承诺偿还的事实。被上诉人朱某和张某质证认为，对该份录音在上诉人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已经质证过，我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内容听不清楚，张某是否在现场她都不知道，其也没有说出类似内容的话，且上诉人属于偷录，该份证据本身就属于非法取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该份录音材料，依��并不属于新证据；且录音内容不清楚明晰，系孤证，上诉人仅凭该份录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习俗通称，彩礼是指订立婚约时男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以双方结婚为目的，在婚约期间与结婚时向女方赠送的贵重礼物及礼金；关于彩礼返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或者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三种法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按照风俗给付的彩礼。本案中，上诉人蔡某与被上诉人朱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13年3月17日举行订婚仪式，并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并随后举行结婚仪式，至此，应当认定上诉人给付彩礼、缔结婚约的目的已经实现，除出现上述三种法定情形外，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已经给付的彩礼。后上诉人虽曾先后于2015年8月7日和2017年1月3日，以被上诉人无故离家出走、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离婚，并最终经一审法院于××××年××月××日判决准予离婚，但因离婚涉及夫妻感情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上诉人不能仅据此即认为其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被上诉人存在借结婚之名骗取财产的故意，从而主张要求返还；且在一、二审中上诉人均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应当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双方结婚时间长短问题，一审法院（2017）苏1283民初171号生效判决中仅确认了双方当事人相识、结婚以及上诉人先后起诉离婚的事实，并未查明确认双方婚后实际共同生活和分居���时间，上诉人据此认为一审法院未能认定其与被上诉人结婚时间不长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且结婚时间的长短是法院判决确定返还彩礼比例时的参考因素，但并非确定是否应当返还彩礼的法定标准；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结婚时间较短，上诉人仍需举证证明其确实存在因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法定情形，其方能主张要求返还彩礼。关于案涉10万元的性质和责任主体问题，上诉人曾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苏1283民初62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和本案一审中均主张系结婚前几天应女方要求增加给付的彩礼，其现在二审中又提出该款项是其为婚后买车暂存在被上诉人处、委托其代为保管的款项，明显前后矛盾，且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录音材料内容也无法充分证明其主张的被上诉人张某自愿承诺偿还10万元的事实，故对其主张张某系案涉10万元的偿还责任主体的上诉理由，本院亦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蔡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上诉人蔡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军生审判员  王小莉审判员  程 岚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