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1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邓卓田，男，汉族，1967年11月19日，身份证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广林，系广东彭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可怡，系广东彭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关桂成，男，汉族1971年05月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原审原告）：关桂其，男，汉族，1966年4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原审原告）：关志光，男，汉族，1980年5月2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原审原告）：关桂清，男，汉族，1951年12月2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原审原告）：关桂辉，男，汉族，1955年8月2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原审原告）：关锦森，男，汉族，1979年1月1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原审原告）：关俊发，男，汉族，1989年11月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原审原告）：关练稳，男，汉族，1954年11月1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原审原告）：关何贵，女，汉族，1957年6月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原审原告）：关丽娟，女，汉族，1945年8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一（原审原告）：辛爱珍，女，汉族，1959年7月2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二（原审原告）：关创成，男，汉族，1967年3月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三（原审原告）：关炳根，男，汉族，1952年10月2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四（原审原告）：关桂光，男，汉族，1983年12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五（原审原告）：关振扬，男，汉族，1947年9月1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六（原审原告）：关华坤，男，汉族，1930年4月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七（原审原告）：关桂枝，男，汉族，1959年6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八（原审原告）：关桂钦，男，汉族，1962年5月2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十九（原审原告）：关林清，男，汉族，1950年10月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原审原告）：关创才，男，汉族，1972年9月2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一（原审原告）：关照林，男，汉族，1937年8月1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二（原审原告）：关金池，男，汉族，1933年11月2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三（原审原告）：关锦扬，男，汉族，1953年8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四（原审原告）：关锦标，男，汉族，1962年9月2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五（原审原告）：关锦泽，男，汉族，1969年2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六（原审原告）：关桂成，男，汉族，1987年11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七（原审原告）：黄金香，女，汉族，1952年10月1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八（原审原告）：黄清连，女，汉族，1958年4月2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二十九（原审原告）：关惠珍，女，汉族，1960年11月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原审原告）：关锋华，男，汉族，1988年11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一（原审原告）：关明达，男，汉族，1942年8月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二（原审原告）：关国全，男，汉族，1977年10月1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三（原审原告）：关国辉，男，汉族，1971年9月1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四（原审原告）：关钦成，男，汉族，1965年9月2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五（原审原告）：关炯全，男，汉族，1959年10月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六（原审原告）：关炯华，男，汉族，1957年9月1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七（原审原告）：关伯容，男，汉族，1951年10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八（原审原告）：关焕基，男，汉族，1945年2月1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三十九（原审原告）：关旭昌，男，汉族，1961年9月1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原审原告）：关水清，男，汉族，1958年07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一（原审原告）：关桂祥，男，汉族，1985年10月1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二（原审原告）：关桂民，男，汉族，1988年7月2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三（原审原告）：关汝祥，男，汉族，1972年4月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四（原审原告）：关锦祥，男，汉族，1958年7月2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五（原审原告）：关少刚，男，汉族，1987年4月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六（原审原告）：关启生，男，汉族，1963年6月2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七（原审原告）：廖海英，女，汉族，1967年9月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八（原审原告）：关启昌，男，汉族，1949年10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四十九（原审原告）：关启招，男，汉族，1947年3月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原审原告）：叶伟兰，女，汉族，1961年10月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一（原审原告）：关焕球，男，汉族，1972年12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二（原审原告）：关焕新，男，汉族，1968年4月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三（原审原告）：关容焕，男，汉族，1979年10月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四（原审原告）：关焕棠，男，汉族，1962年6月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五（原审原告）：关锦枝，男，汉族，1964年10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六（原审原告）：关锦清，男，汉族，1963年11月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七（原审原告）：关伙光，男，汉族，1967年4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八（原审原告）：关伙林，男，汉族，1974年6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五十九（原审原告）：关伙全，男，汉族，1971年12月1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原审原告）：关伙宇，男，汉族，1969年8月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一（原审原告）：关伟祥，男，汉族，1975年5月2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二（原审原告）：关启棉，男，汉族，1956年12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三（原审原告）：关伟锡，男，汉族，1983年6月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四（原审原告）：关启银，男，汉族，1955年8月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五（原审原告）：关启满，男，汉族，1961年7月2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六（原审原告）：关美顺，女，汉族，1963年10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七（原审原告）：关水桥，男，汉族，1979年6月2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八（原审原告）：关木胜，男，汉族，1958年7月1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六十九（原审原告）：关劲洪，男，汉族，1972年10月15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原审原告）：关金定，男，汉族，1935年6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一（原审原告）：关炳强，男，汉族，1986年11月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二（原审原告）：关秋林，男，汉族，1981年8月10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三（原审原告）：关桂庆，男，汉族，1959年11月26日，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四（原审原告）：关贵林，男，汉族，1983年2月2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五（原审原告）：关汉根，男，汉族，1954年7月29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六（原审原告）：黄月荷，女，汉族，1949年4月14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七（原审原告）：关见喜，男，汉族，1974年03月2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八（原审原告）：关见意，男，汉族，1976年12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七十九（原审原告）：陈照芬，女，汉族，1935年4月1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原审原告）：关满成，男，汉族，1951年10月1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一（原审原告）：关金明，男，汉族，1942年10月1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二（原审原告）：关海相，男，汉族，1969年4月2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三（原审原告）：关桂添，男，汉族，1963年7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四（原审原告）：关冠林，男，汉族，1947年2月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五（原审原告）：关黄耀，男，汉族，1981年11月16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六（原审原告）：关伟标，男，汉族，1984年10月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七（原审原告）：关启时，男，汉族，1945年6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八（原审原告）：关荣华，男，汉族，1982年2月2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八十九（原审原告）：关伟号，男，汉族，1986年5月8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十（原审原告）：关锦炎，男，汉族，1964年7月27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十一（原审原告）：关满玉，女，汉族，1955年10月2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十二（原审原告）：关炳全，男，汉族，1988年3月22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十三（原审原告）：关玉钦，男，汉族，1973年4月23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九十四（原审原告）：关合明，女，汉族，1955年9月30日出生，住博罗县，上列九十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燕辉，系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九十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炜琦，系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九十五（原审被告一）：博罗县民居委会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博罗县。负责人：关秋林上诉人邓卓田因与关汝祥、关水桥、关锦森等九十四人、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1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卓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广林、被上诉人关汝祥、关水桥、关锦森等94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炜琦、被上诉人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居委会第一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关秋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卓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承包土地推挖鱼塘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是签订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被上诉人经召集干部、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签订，合法有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上诉人作为承包人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起就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补充协议书》由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加盖了印章，并由其负责人、村户代表共9人签名确认，合同的签订之日，村民小组的全部9户村民的户上在合同附件页中会议记录表中均有签名。《补充协议书》中也已明确“经召集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同意顺延承包年限”，且签订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博罗县龙华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合同，合法有效，而被上诉人认为该份《补充协议书》未经村民的同意，违约民主议定程序，与事实不相符。3、被上诉人认为没有经过民主议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被上诉人的陈述及村委会的自认，而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4、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判断合同的效力应依据行为时的法律，禁止适用事后法。结合本案事实，本案承包合同签订于1996年，没有违反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法律并无类似2/3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属于事后法，均不能作为审查判断本案承包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一审法院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明显错误，该条规定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判例，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因此，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必然无效，而从我国立法实例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条文中应含有“效力”、“有效”、“无效”或“不成立”等词，因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或承包合同签订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2、《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从规制的对象角度看，若某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对象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这些合同行为对应的交易发生，就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若某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或者禁止的只是行为的手段或方式，而允许有资格者经营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进行的，此时该强制性规定的本意不在于禁止合同行为及其私法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举止，则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承包资格与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并不在于禁止承包合同行为，而是在于就承包主体设定“市场准入”制度。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后果是否定合同在私法层面上的效力，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后果则更多表现为管理责任和行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本案中“承包资格与民主议定程序”的规范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根据《物权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并非合同内容本身无效。参照《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被上诉人即使没有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超越权限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责任人超越权限属其集体内部追责问题，不能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属善意笫三人，不可能了解相关会议情况，况且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明确经村民代表会议、村户代表签字并经法律服务所见证，足以反映上诉人是完全信赖的情况下才签订协议，故该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4、基于上述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是属于管理性规范，该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应当认定合同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合法有效。四、在现实中，村集体内部的新任村干部对上一任村干部的工作存在异议属常见的社会现象，该情况理应在村集体内部协商解决，而不能采取以村民不知情为借口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行为将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善意取得土地承包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依法无据，依情不符，依理不合。法院为制止这种不当行为，更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审查案件，彰显法律公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关汝祥、关水桥、关锦森等九十四人辩称，被答辩人称《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补充协议书》是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下称“XX村第一小组”）在未经村民会议决定同意的情况下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因该《补充协议书》未经原告所在集体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多数村民向龙华镇政府投诉，龙华镇司法所于2011年4月18日做出了《撤回见证通知书》【（2011）博龙法通字第X号】，撤回对《补充协议书》的见证证明。另中共龙华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上述事件做了调查，查明被答辩人为了达到顺延承包期限、低价承包的目的，通过贿赂手段与时任XX村第一小组干部私自达成了顺延承包期限的《补充协议书》，相关责任人员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上交了受贿款项。经测量，被答辩人承包的土地面积实际为141.2亩，在其承包期内少计算了约20亩。在被答辩人原承包的20年间，我村小组集体因此少收入了145780元；按照我村现在对外合作的土地每亩每年1550元的收益计算，若延长被告一的承包期限8年，将造成我们村小组的租金损失超过778880元。XX村第一小组在未经村民会议表决同意，在个别干部、代表受贿的情况下擅自以集体名义与被答辩人签订《补充协议》，顺延土地承包期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答辩人为了谋取私利，采取贿赂手段，向XX村第一小组的部分干部、代表行贿，互相串通损害集体经济利益，已经造成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将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补充协议》是无效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居委会第一村民小组辩称，没有意见。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确认于2010年3月8日被告一与被告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2月25日，博罗县龙华镇XX管理区第一村经济合作社（甲方）与被告二（乙方）签订《承包土地推挖鱼塘合同书》，约定由乙方承包甲方位于上埔的面积121.5亩的土地承包期限为20年，即从1997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底止；乙方每年每亩向甲方上交承包款270元；乙方应在每年五月底前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当年的承包款；乙方承包期满时，应将挖成的鱼塘面积及地上附着物全部无偿归给甲方。2010年3月8日，被告一与被告二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将《承包土地推挖鱼塘合同书》的期限从2017年2月1日起顺延承包经营年限8年至2025年1月底；被告二在顺延的年度按每年每亩向被告一交付承包款1000元，被告二应在每年五月底前付清当年的承包款。该协议书上及关于顺延合同会议记录表有时任小组负责人正、副组长关永瑞、关炯贵及其他7名村民的签名，并加盖被告一的公章。2011年4月18日，博罗县龙华法律服务所对被告二作出（2011）博龙法通字第X号《撤回见证通知书》，决定撤回对《补充协议书》办理的（2010）博龙见字第XX号的见证证明。2016年6月15日，被告一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共有94户的代表到会，会议表决事项为就村小组2010年3月8日私下擅自与邓卓田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该协议书非法、无效，到会的除原告四十五关少刚外的91名原告、原告九十四关合明的亲属关锦宣及关汝升共93人在表决记录表上签名同意通过该项决定。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四十五关少刚虽未在表决记录表上签名确认，但有参加村小组会议并同意提起诉讼；在表决记录表上签名的关汝升与原告二十九关惠珍是夫妻关系，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当时被告一共有约**村民。原告与被告一均陈述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名的其他7名村民并非经村民共同推选的村民代表。另查明，博罗县龙华镇XX管理区第一村经济合作社在1998年后更名为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其存在期间对外所有的权利、义务均由XX村第一村民小组承受。2010年3月8日《补充协议书》签订时，被告一共有126户村民。2017年5月25日，被告二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被告一支付了121500元，并在汇款时注明该款项为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土地承包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的规定，2016年6月15日原告所在的村集体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时，有户的代表94人参加会议，已超过当时村小组130户的三分之二，所作出的对两被告提起诉讼的决定亦已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该村民小组会议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案九十四名原告根据该村民小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属适格的原告，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补充协议书》及关于顺延合同的会议记录表上仅有时任小组正、副组长及其他七名村民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民主议定程序是土地对外发包的必经程序，被告一与被告二在签订《补充协议书》时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了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表决，损害村民和集体利益，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补充协议书》系约定合同双方在原《承包土地推挖鱼塘合同书》履行期限届满后的权利义务，该协议书属新的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施行，《补充协议书》签订于2010年，发生在该法施行后，被告二主张该法属于事后法，不应作为本案审判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国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一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二邓卓田于2010年3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一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及被告二邓卓田各负担25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上诉争议焦点：2010年3月8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效力应当认定的问题。具体判析如下：首先，上诉人邓卓田认为，原审法院适用事后法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此，当事人双方于1996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推挖鱼塘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至2017年1月底截止，而本案争议的《补充协议》于2010年3月8日签订，属于新的合同，原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均为2010年之前颁布实施的法律，涉案争议的《补充协议》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方面并不存在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情形。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邓卓田与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未经龙华镇XX村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了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同时，博罗县龙华法律服务所于2011年4月18日撤回对本案《补充协议》的见证，上诉人以该协议书是在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为由主张协议书合法有效也没有事实依据。此外，经查明，龙华镇XX村对外合作的土地收益为每年每亩1550元，而上诉人邓卓田与博罗县龙华镇XX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书》的价格约定承包款为每年每亩1000元，由此可以确认，该《补充协议书》的合作价格明显低于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据此，《补充协议书》不仅违反了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同时亦损害村民和集体利益，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书》无效于法有据，应当予以维持。最后，上诉人邓卓田认为其为善意第三人，村民小组负责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依据龙华镇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事实，上诉人邓卓田为续延土地承包年限、低价承包土地，贿赂村干部，相关责任人已经供认并上交了受贿款项。邓卓田的上述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纪，其通过贿赂的方式与村小组代表签订的协议，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据此，邓卓田以其为善意第三人，主张涉案补充合同合法有效，与事实不符，应当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50元，由上诉人邓卓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杰审判员 寇 倩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黄晓娜书记员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