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川1102行初257号原告：彭桂香，女，197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被告：峨眉山市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万年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刘杨，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周涌，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圣冰，该局民警。委托代理人：张滔，该局民警。原告彭桂香不服被告峨眉山市公安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8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照法〔2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川高法〔2014〕198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同年6月5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桂香,被告峨眉山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周涌副局长及该局委托代理人陈圣冰、张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桂香诉称：原告系峨眉山市桂花桥镇折楼村村民。2014年4月18日，被告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情况下，将原告夫妻抓到峨眉山市公安局桂花桥派出所，将杨龙华拘留10日。被告将原告关押的行为违法。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请求确认被告于2014年4月18日关押原告的行为违法。被告峨眉山市公安局辩称：1.被告不存在关押原告的行为；2.对杨龙华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故，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查查明：2016年4月19日，彭桂香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峨眉山市桂花桥镇人民政府和峨眉山市公安局承担打伤原告的一切费用和损失。本院于同年4月21日作出（2016）川1102行初82号行政裁定，对彭桂香的起诉不予立案。彭桂香不服该裁定上诉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7月11日作出（2016）川11行终4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于2016年7月18日收到（2016）川11行终47号《行政裁定书》。彭桂香不服该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川行申502号行政裁定，驳回彭桂香的再审申请。彭桂香于2017年7月5日收到（2017）川行申502号《行政裁定书》。庭审中，原告陈述被被告关押的期限从2014年4月18日到同年4月25日。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行政裁定书》三份以及当事人法庭陈述等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对原告实施过关押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关于“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的规定，对于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行政行为（包括事实行为），原告应当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也就是原告对于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应当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对应的行政行为是：被告于2014年4月18日关押原告的行为。就此事实是否存在，原告应当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初步证明被告对其实施了关押行为。理由如下：原告提交的两段录音音频文件来源不能证实原告在诉称的桂花桥派出所，声音不清晰，内容不能确定系原告在关押期间所录制。原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证明书》系被告对杨龙华作出的，与原告提出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峨眉山市人民医院的磁共振（MRI）诊断报告书、心电图申请单、医疗票据、催款通知等医疗材料只能证明原告有关医疗的情况。原告提交的（2016）川11行初29号《行政裁定书》，诉讼请求是确认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峨眉山市国土资源局拆除杨龙华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并不涉及被告关押原告的事实认定。原告提交的一组照片中，称其中一张照片是事发现场有被告下属的桂花桥派出所所长任某和桂花桥镇镇长张某殴打原告，该照片真实性不能确定，并且就照片显示而言，任某也只是在现场，并未对原告有身体接触，殴打原告情形，何况原告本案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被告对原告的关押行为。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告知书》系被告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告知原告复议机关，并未涉及被告关押原告的事实。综合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不能初步证明原告存在被被告关押的事实。此外，即使存在原告诉称的曾经被被告关押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并鉴于原告诉称被告实施的行为的时间跨越最高人民法院新旧司法解释适用期间，本院从保护原告诉权出发，不适用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适用有利于原告事发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从原告诉称被被告关押时间2014年4月18日至同年4月25日期间的截至时间2014年4月25日，也就是原告知道被告对其关押行为截至时间起算，到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的2018年3月27日，也明显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并且本院作出（2016）川1102行初82号行政裁定，针对的是原告请求确认峨眉山市桂花桥镇人民政府和峨眉山市公安局承担打伤原告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的行政赔偿诉讼，并非被告关押原告的行为，因此，也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将原告起诉的（2016）川1102行初82号行政裁定涉及的诉讼请求，因诉讼耽误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再则，即便原告认为（2016）川1102行初82号行政裁定涉及的被诉讼请求与本案原告起诉的行为有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原告也应当在2016年7月18日收到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6）川11行终47号《行政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延长期限，但原告并未如此。由此可见，无论怎样从有利于原告出发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情况下，原告的起诉均超过起诉期限，更何况原告起诉被告对其关押的事实尚无初步证据证明。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彭桂香的起诉。原告彭桂香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巨人民陪审员  陈一华人民陪审员  汪 霞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田 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