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04民初1398号 原告：姚心贵，男，194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四川法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静，四川法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总经理。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 负责人：杜卫红，总经理。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住所地南充市人民中路** 负责人：高斌，总经理。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嘉陵分公司，营业场所南充市嘉陵区兴盛街。 负责人：余力，总经理。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特别授权），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虎，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姚心贵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四川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南充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嘉陵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嘉陵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受理后，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232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本院处理。原告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作出（2017）京02民辖终12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8年5月28日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心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四被告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2、判决四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从1966年6月至2001年6月）或从2001年6月30日起按当时被告同等工龄、工种的退休职工工资待遇给原告补发至今的工资及继续按月支付之后的工资；3、判决四被告补发1998年11月至2001年6月被扣除的工资（包括养老金、开发基金）约2万元。事实和理由：1966年6月，原告被聘为南充市嘉陵区一立镇的邮递员，一直工作到2001年6月。1966年6月至1976年5月，邮政局发放的月工资为14-19元不等；1976年6月至1984年6月，月工资为27元；1984年7月至1992年1月，月工资为50元；1992年2月至1994年12月，月工资为181元；1995年1月至1998年10月，月工资为240元；1998年11月至原告2001年6月被辞退时，月工资（计件工资）为2000-2500元不等。1984年，南充市邮电局根据劳动人事部、邮电部“关于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从农民中招用合同制工人的试行办法”之规定，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书，明确原告为合同制工人。1994年，南充市邮电局又以南充物（1994）非价字第90号“南充市农村投递有偿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对原告的工作报酬重新规定，“月收取的有偿服务费50%作为原告的劳动报酬，20%作为原告的劳动保险福利基金”。直到退休，原告实际拿到报酬只有25%，劳动保险基金既未退还，也未投保劳动保险。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原告依然按上述方式工作。1998年，南充市邮电局单方将原告身份变更为“代办员”，不但工作报酬未变，而且依然要求原告遵守邮电所的规章制度，如按规定上、下班且不能从事其他职业等。2001年，南充市嘉陵区邮政局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认为，从1966年6月至2001年6月，原告一直在从事邮政投递工作，连续工作达35年之久，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邮政事业，与原告同样经历的投递员一起，默默地开创了中国邮政事业，也为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拼尽了全力。让人寒心的是当原告老到不能再工作的时候，却被被告无情地抛弃。迄今为止，原告因长期工作导致疾病而无钱治疗，忍受着巨大痛苦，却没有一分退休工资，以致生活穷困潦倒，度日如年，甚至有同伴为此自杀身亡。当时的邮政局历经改制，现已变更为邮政公司，四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告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邮政集团嘉陵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具体，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首先，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与答辩人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但其在事实与理由中又称答辩人单方解除了所谓的“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对解除劳动关系不服的，只能起诉要求撤销解除的决定，其要求确认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同时，原告已超过60岁，事实上也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年龄条件。其次，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至今的工资及继续支付之后的工资，该项请求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诉讼请求。此外，补发多少工资、补发至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标准等均不明确。最后，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补发被扣除的工资约2万元，该项主张只是大概数额，原告未能提供准确的数额及计算方式，该项请求也不明确。据此，原告的起诉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恳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二、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016年6月，原告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公司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本次又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起诉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该三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规定“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邮政企业可以委托个人代办邮政业务，邮政企业与受托人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原告与邮政企业签订的《代办邮政业务协议》约定“甲方（即大通邮政支局）委托乙方（即原告）代办下列邮政业务……”、“乙方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需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明也明确其身份为“公社投递员或乡办邮政员”。据此，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四、原告主张的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原告已领取了“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2012年11月，根据原告的申请，原告与原嘉陵区邮政局签订《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甲方（相应的乡政府）、乙方（邮政企业）两方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层面既无责任，也无义务承担丙方在养老、医疗等方面问题。现因丙方生活困难……考虑到丙方为农村乡镇邮政通信做的工作，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乙方同意给予其一定的一次性补助。”、第三条明确“丙方在领取一次性补助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要求甲方或乙方为其购买养老保险，解决养老、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更不得以串联、窜访、群访等手段要求甲方或乙方为其解决上述要求。丙方一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约定，乙方有权要求丙方退回已发放的一次性补助。”，现原告已经领取了公社邮递人员的一次性补助，无权再向答辩人主张任何费用。原告违反协议约定，答辩人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二）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工资没有依据。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且《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也再次明确邮政企业没有义务承担原告在养老、医疗方面的问题，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工资没有依据。（三）原告主张的被扣除的工资没有依据。首先，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邮政企业并不存在扣除原告“工资”的问题。其次，原告的委、代办员酬金已及时、足额进行发放，不存在拖欠。原告亦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酬金克扣情况。五、原告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原告以劳动争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原告与邮政企业的委托关系至2001年6月终止，原告签订《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和领取一次性补助的时间是2012年11月，无论是从哪个时间点看，原告的请求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原告无法证明本案存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恳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分别进行确认和认定。 原告围绕争议事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嘉陵区一立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原告自1966年至2001年任一立镇邮递员，连续工作35年； 2、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路线为纲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政策的指示［川委发（1973）120号］、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乡邮投递员实行提前退休问题给邮电部的复函［（81）劳总护字68号］、邮电部、劳动人事部关于下达招收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劳动指标的通知［（83）邮劳联字671号］、南充市物价局、南充市邮电局关于印发“南充市农村投递有偿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南市物（1994）非价字第90号］、南充市邮电局关于调整镇乡投递员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南邮发（1995）23号］、邮电部发布的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1995.3.9）、邮电部发布的邮电企业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1997.4.23）、四川省劳动厅关于各类城镇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川劳险（2）41号］各一份，欲证明原告脱离生产队，是计划内所招工人，属于劳动合同制的对象，被告有为原告缴纳劳动保险福利基金的义务，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调整； 3、四川省邮政局关于印发《四川邮政委代办业务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川邮发（2003）268号］、四川省邮政局关于印发《四川省邮政业务委托代办管理办法》的通知、四川省劳动局关于符合退休条件的长期临时工办理退休时的问题和意见［川劳发（74）41号］、四川省人事厅、财政厅关于解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退休养老问题的通知［川人退（1989）32号］、邮电部颁发的邮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办法、邮电部颁发的关于邮电企业合同制工人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各一份，欲证明邮政局于2003年才正式将委代办定性为委托代理关系，并且签订《邮政业务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之间建立委代办关系的依据，而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签订该合同，按当时政策，原告作为计划内长期临时工、农民合同制工人，应当与邮政企业固定工享有同样的养老、医疗保险等待遇； 4、高坪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欲证明被告认可乡邮员系合同制职工的身份； 5、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国邮政网的吸收合并公告、开业公告与四川在线新闻报道《四川省市县邮政公司更名5月1日正式对外运营》各1份，欲证明邮政集团公司承继各省公司及分支机构的人员、资产、合同等权利义务和原各省公司及分支机构债权债务，原各省公司及分支机构停止运营，四被告是适格的义务主体。 四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系邮政企业的固定职工、合同制职工（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段线务员）以及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关系；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委托关系是在80年代开始的，并非从2003年开始的，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与固定工享有同等退休待遇，但无法证明原告属于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也无法证明原告与邮政企业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公社邮递员和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适用不同的规定，公社邮递员适用于公社或乡镇政府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人，与邮政企业建立委托关系；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于2016年起诉邮政集团公司及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二中院已经裁定驳回其起诉，且该三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四被告围绕争议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一份，欲证明经原告与大通邮局协商，同意由原告在一立乡设置邮政代办所，原告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需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 2、一次性补助申请书一份，欲证明原告于2012年11月22日向嘉陵区邮政局申请了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 3、《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一次性补助收条》各1张，欲证明2012年11月23日，原告与嘉陵区邮政局以及乡政府签订《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明确嘉陵区邮政局既无责任也无义务承担原告在养老、医疗等方面问题，但考虑原告在为农村邮政通信所做的工作，嘉陵区邮政局同意给予一次性补助，合同并明确约定，原告在领取一次性补助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要求嘉陵区邮政局为其购买养老保险，解决养老、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嘉陵区邮政局已及时、足额发放了一次性补助； 4、国家邮政局于2005年7月19日作出的《对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8038号建议的答复》一份，欲证明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专营业务，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应适用于《合同法》调整，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调整； 5、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川邮邮通[84]25号）、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招用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段线务员试行办法》的通知（川邮局字[84]166号）各一份，欲证明我省历史上曾同时存在公社邮递员和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其中公社邮递员不具有用工指标，是邮电企业委托公社（或乡政府，以下同）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与邮政企业签订的是委托合同。合同制乡邮员具有农村合同工指标，是邮政企业录用的人员，签订的是劳动合同。而本案各原告系公社邮递员，与邮政企业签订的都是公社邮递员合同书; 6、四川省邮政局传真电报《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邮政委代办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份，欲证明未实行乡办邮政,但又收取延伸服务费的地区，严禁在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的同时又以其它名义支付延伸服务提成（包括代办员酬金、接转点费用等）。原告已领取代办手续费，无权主张延伸服务费； 7、南充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南府信复［2009］7号）一份，欲证明乡镇邮政（电）委代办人员与邮政企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非劳动关系，委代办人员要求邮政企业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政策依据。全市各级邮政（电）企业已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委代办人员报酬； 8、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报送省政府办公厅[B2010]第4347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函》一份，欲证明不能用现行法律法规来明确公社邮递员和乡办邮政人员的劳动关系的问题； 9、南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原公社邮递员及部分离任委代办人员可能串联集体上访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份，欲证明公社邮递员既未与邮政企业构成劳动关系，也未与乡政府（公社）构成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没有原告的签字，对其真实性和内容均有异议，规定是假的，协议签订时间是1年，1年后自行失效，即使原告签订了该协议，时效仅有1年，之后双方再没有签订过类似的协议，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性质的证据；一次性补助申请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申请书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文件，申请书中被告认可原告从1966年开始作为乡办邮递员，写明原告是公社邮递员、乡办邮递员，且补助金是对劳动者2001年6月前的一次补助；对国家邮政局针对人大代表的答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和关联性有异议，邮政局无权对法律作出解释；对川邮局通〔84〕25号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文件时间是1984年，而邮政法规定邮政企业有权规定委代办业务是1987年，该文件涉及的委代办内容没有法律依据，该文件恰好证实原告是公社邮递员，当时公社邮递员属于邮局计划内员工，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于代理委托关系；对（川邮局字〔84〕166号）文件三性均无异议，证实农民合同制的乡邮员与被告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关系；对《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邮政委代办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通知是被告内部传真的电报，无法证实被告的主张；对《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南府信复〔2009〕7号）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答复只是程序上的意见，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的法律事实，不是最终生效的决定；对《关于报送省支付政府报告厅[B2010]第4347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文件证实公社邮递员与乡办邮政员均属于被告的工人，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应当认为是劳动关系；对串联上访意见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文件是2007年6月12日，与被告出示的2000年出示的文件相互矛盾，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院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81）劳总护字68号］文件、［南市物（1994）非价字第90号］文件、［南邮发（1995）23号］文件系针对与邮政企业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系针对全民所有制邮电企业职工，“邮电企业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系针对与邮电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川劳险（2）41号］文件、［川劳法（74）41号］文件、邮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办法、邮电部关于邮电企业合同制工人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系针对建立劳动关系的合同制职工，均与本案涉及的公社邮递员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国务院关于组建邮政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复印件、吸收合并公告复印件、开业公告复印件、《四川省市县邮政公司更名5月1日证实对外运营》新闻报道复印件等证据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并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被告提供证据的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1966年9月至2001年6月，原告分别在原南充县一立乡、南充市嘉陵区一立镇从事公社、乡（镇）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邮递员、乡（镇）邮递员。1999年9月18日，南充市嘉陵区邮政局大通支局以甲方名义，原告与南充市嘉陵区一立乡人民政府以乙方名义，双方签订了《代办邮政业务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办南充市嘉陵区一立乡的相关邮政业务，按各类邮政项目数量支付乙方代办邮政业务手续费，在业务上对乙方进行指导，乙方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并从事甲方委托代办邮政业务……。2012年11月22日，原告以生活困难为由向嘉陵区邮政局提交一次性补助申请书，同日，南充市嘉陵区一立镇人民政府为甲方、嘉陵区邮政局为乙方、原告为丙方共同签订《原公社邮递员乡办邮政人员一次性补助领取协议》，同日嘉陵区邮政局向原告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助金9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四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问题；三、四被告是否应当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和补发工资等问题。 四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原告在本案中没 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起诉上述三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称“南充市嘉陵区邮政局单方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而“南充市嘉陵区邮政局”现为邮政集团嘉陵公司，该公司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事实发生于原南充县邮电局，区划调整后为嘉陵区邮电局，嘉陵区邮电局变更为嘉陵区邮政局，2015年，邮政集团公司实施法人体制调整，嘉陵区邮政局更名为邮政集团嘉陵公司，该公司承继变更前的权利义务。同时邮政集团嘉陵公司是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是具备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组织，能够独立作为诉讼当事人，故邮政集团嘉陵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 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和身份依附关系，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成为用人单位相对固定的成员。委托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诺处理事务的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提供劳务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原告自1966年开始在农村从事公社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邮递员、乡（镇）邮递员。对于公社邮递员的性质，从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发布的《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邮电企业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是公社社员，社来社去”来看，公社邮递员的性质系非邮政企业职工，属于公社社员。再从《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招用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线务员施行办法》的通知精神来看，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须占用劳动指标，且被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主张其由公社邮递员转为农民合同制乡邮员，与邮政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对此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相反，四被告提供了《代办邮政业务协议》等证据进行佐证，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从该协议内容来看，邮政企业虽然对其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进行指导，并进行了一定的监督管理，但主要目的是为了督促代办员更好地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具有对受托事务业务管理的性质，并不对代办员行使人身管理的性质，不存在身份的隶属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应认定原告与被告邮政集团嘉陵公司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被告是否应当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和补发工资等问题。本院已确认原告与被告邮政集团嘉陵公司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应适用《合同法》调整。原告主张其应与邮政企业固定工享有同等养老、医疗保险等待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邮政集团嘉陵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和补发工资等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心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姚心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王立明 人民陪审员  周明君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福芳                                                                                                                                 书记员    贾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