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冀0403行初70号原告：于泽洋，女，199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复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峰，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住所地邯郸市丛台路146号。法定代表人何晓波，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宙，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建红，女，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于天阳，男，198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明杰，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泽洋诉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于天阳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泽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峰，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宙、巩建红，第三人于天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丛公（黄）行罚决字（2018）00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6年10月17日下午14时许，在黄粱梦镇于某家门口，于某和于天泽因琐事发生口角并打架，于天阳闻讯赶到现场，于泽洋、于天阳和于某等人再次发生打架。在打架过程中，于泽洋用高跟鞋将于天阳的头部打伤。经法医鉴定，于天阳的伤情属轻微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河北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之规定，决定对于泽洋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原告于泽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分局丛公（黄）行罚决字（2018）00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和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事实不全面。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全面清楚明确。丛台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仅仅两句话，且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2、决定书认定的事实避重就轻。3、认定的责任人错误。4、认定我参与殴打他人与事实不符。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全面查明事实，认定事实避重就轻，遗漏核心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混淆是非曲直，对我进行治安处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泽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家门口的视频，证明对方人员在原告家里打原告。2、对方人员拿砍刀在原告院里的视频2个，证明对方拿砍刀的人拿着砍刀在原告院里想冲进屋里打原告，以及提着砍刀在原告院里转，都被人拦着没有砍成，并不是杜超笔录中所称的转悠一圈没找到人就走了，同时视频也能证明于泽洋母亲一直于锡红叫他们不要打了。3、在原告家院里的视频，证明对方人员被栏架人员拦出原告家院门口。4、现场人员照片7张，证明在原告家门口以及院里打架时的现场人员和现场场景。5、于某手机短信截图，证明于某没有给于锡红打通电话，后发了一条短信，并不是于锡红所说的打通电话了。6、项链视频和图片。证明项链原先没断，而视频和图片中项链断开了。7、和刘警官和王警官谈话视频，证明有完整的打架视频。8、2017年3月20日和3月22日的手机录音，证明原告一直要求被告出示视频以及要求查清项链手表和其他丢失物品的事。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质证称，证据1的视频显示了拦架过程，没有显示双方打架的过程。对证据2、3、4、5、6没有显示双方打架的过程，显示的是旁人从杜超手里夺刀的录像，对证据7认可，对证据8有二段录音说的最多的是与本案无关的事情，这份录音未经同意属于非法取得，不予认可。第三人于天阳质证称，对证据1-6有异议，视频和照片中均显示不出第三人的行为，该视频是在第三人被原告打至头部受伤后的视频，且证明不了原告所述丢失的物品。对证据7、8录音来源合法性有异议。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辩称，2016年10月17日下午在黄粱梦镇于某家门口，于天泽和于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并打架，随后在于某家中，于天泽、于天阳和于某、于泽洋等人再次发生打架，经法医鉴定于某、于天阳的伤情属于轻微伤。以上事实有受害人陈述、违法嫌疑人陈述、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对于泽洋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答辩人认为，我局在办理该案中，对于泽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报警案件登记表。2、受案登记表。3、受案回执。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于泽洋)。5、行政处罚审批表(于泽洋)。6、行政处罚决定书(于泽洋)。7、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8、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审批表。9、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10、担保人保证书。11、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12、鉴定意见通知书。13、呈请延长办理期限审批表。14、于某询问笔录。15、于泽成询问笔录。16、于泽洋询问笔录。17、于天泽询问笔录。18、于天阳询问笔录。19、杜超询问笔录。20、于锡红询问笔录。21、安小帅询问笔录。22、于广见询问笔录。23、于锡杰询问笔录。24、安好海询问笔录。25、许文询问笔录。26、郭朋芹询问笔录。27、于高鹏询问笔录。28、于爱霞询问笔录。29、于爱花询问笔录。30、情况说明。31、于泽洋户籍证明信。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原告于泽洋质证称，对证据1报警案件登记表时间是2016年10月17日，而案件登记表编号是20172347，案件编号和填表时间冲突。对方委托代理人张宙在2016年10年17日并不在黄梁梦派出所任职。对证据2受案登记表受案时间是2016年10月17日，与受案号丛公黄201713280号，时间存在冲突。受案部门负责人张宙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不确定。当时张宙不在黄梁梦派出所任职。对证据3受案回执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7日也与受案文号冲突，该受案回执签字于泽洋，不是于泽洋本人签字。对证据4该告知笔录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该告知笔录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告知笔录原告方提出过陈述和申辩，但案卷证据没有关于于泽洋的陈述和申辩，而是当天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证据5该审批表的年限是2018年1月10日，已远超法律办案的期限，该违法事实的记载，于泽洋将于天阳打伤与事实不符。对证据6查明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程序违法，处罚错误，2018年1月10日作出处罚违反法律规定期限。对证据7、8、9、10、无异议，对证据11鉴定没有附有鉴定人员资质的相关证明，该鉴定所依据的邯郸市人民医院CT诊断报告书也没有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鉴定书没有书面告知于泽洋。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该延长办案审批表是2017年11月13日审批的，而受案时间是2016年10月17日，将近一年才延期，违反规定，该审批表的文号也是201713280号，与受案时间2016年10月17日存在矛盾，2016年的案子不可能立成2017年的案号，该延长审批表没有审核部门的签字盖章。对证据14该笔录询问时间是2016年10月17日17：25分到18：23分，询问人是耿志光和刘国超，该询问笔录时间与于泽成、于天泽时间重合，询问人员程序严重违法，关于于某陈述的内容过于简单，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5于泽成笔录，询问时间和询问人员与于某时间人物一致，里面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6于泽洋笔录无异议。对证据17于天泽笔录，询问时间和询问人与于泽成、于某时间重复人物一致，于天泽陈述被对方三四个人打与事实不符，陈述于泽洋拿高跟鞋打于天阳的头与事实不符，于泽洋没有打于天阳的头，其陈述的与真实情况不符。对证据18其陈述的于某把于天泽按在地上，于某骑在于天泽身上用拳头打与事实不符，在于某家门口时双方只是吵架互相推搡，并没有真的打起来，于天阳陈述打的过程中于某从屋里拿出菜刀，与事实不符，于某并没有拿过菜刀，于天阳第一次笔录说于某拿高跟鞋打我头，与2017年6月8日第二次笔录时隔一年之后又说是于某女儿用高跟鞋打的，两点严重矛盾，不能证实是于泽洋用高跟鞋打的，对于天阳的第二次笔录询问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的办案期限，其再次作出的笔录，不符合证据的相关规定，对于天阳第三次笔录无异议。对证据19笔录时间是2017年6月12日超出了法定期限，杜超笔录中说拿着砍刀在于某院子里转了一圈就走了，没找到打于天阳的人，与事实不符，当时社超拿着砍刀在院子里想着冲进于某屋里进行行凶，被人拦住，然后在院子里提着砍刀进行乱砍，并不是社超所说的转了一圈就走了。对证据20于锡红记载的笔录与事实不符，其当时在现场明确说打死他，喊着别人打，这句话在安好海和许文的笔录中都能证明。对证据21无异议。对证据22于广见的笔录是在2017年4月10日做的笔录，超出法定期限，该笔录做的主要内容是于某家丢失金项链的事情，因为时隔8个月后做的笔录，其真实性无法考证，不能证实是于爱霞在他弟家门口捡的项链。对证据23于锡杰的笔录，于锡杰签字时间有改动，开始写的2018年6月8日后来改成了2017年6月8日，其笔录时间超过了法律的办案期限，于锡杰陈述说于某女儿拿高跟鞋打于天阳的头与事实不符，其所说的于某从家里拿了菜刀出来与事实不符，于某并没有拿菜刀。对证据24、25无异议，内容都证实了于锡红说叫人给我打。对证据26无异议。对证据27笔录时间2017年6月12日询问的，超过办案期限，于高鹏所说于某拿着菜刀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8是在2017年8月26日询问的，超过了办案期限，该询问笔录没有张宙签字，于爱霞所说捡到项链的事情，与事实不符，项链是于泽成的，在于泽成自己家里打架，于爱霞怎么会从他家门口拾到金项链，于爱霞所说项链的颜色与丢失项链的颜色不一致，也充分说明于爱霞所说的与真实情况不相符。对证据29询问时间是2017年9月13日超过了办案期限，其说的是于泽洋打了于天阳的头，与事实不符，对以上笔录很多内容关于事实的记载都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事发之后一年再做的笔录，不能真实反映当时案件的真实情况，不排除对方人员相互串通的嫌疑，另外出事当天，于某家丢失的不只是金项链，还有手表、金手镯，这些事实都向公安机关反映，但公安机关没有对这些事实查证，严重影响了对该案件的定性，是行政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证据30、31无异议。案发当时于某家中安装有监控，该监控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不能仅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笔录对原告作出处罚，原告多次向公安机关要监控，但一直没有拿出来。第三人于天阳质证称，对证据4-9有异议，第三人认为原告将第三人打成轻微伤，被告对其处罚过轻。对证据14、15、16、21、22、24、25、26证言均有异议，此证言均系原告方亲戚或朋友，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于天阳述称，本案起因是因原告与第三人的哥哥发生殴打所致，第三人被原告一方殴打至轻微伤，第三人认为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处罚过轻。第三人于天阳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7日下午14时41分许，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接到于泽洋报警称，在祝村有很多人去她家打架。被告立案后经调查查明，2016年10月17日下午在黄粱梦镇于某家门口，于天泽和于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并打架，于天阳闻讯赶到现场，于天泽、于天阳和于某、于泽洋等人再次发生打架。在打架过程中，于天泽、于天阳将于某打伤，于泽洋将于天阳打伤，经法医鉴定，其二人的伤情均为轻微伤。2018年1月10日，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河北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之规定,作出丛公（黄）行罚决字（2018）00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于泽洋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具有负责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及追究违法行为人行政责任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以上规定，结合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能够证实于某和于天泽因琐事发生打架，致于天阳受伤的事实。被告在履行受案、调查取证、询问、鉴定、陈述申辩等法定程序的基础上，对于泽洋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于2016年10月17日受理该案，至2018年1月10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办理该案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办理期限。被告未提供扣除办案期限的正当理由和相关证据、依据，故被告办案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来看，公安机关不能因为超过办案期限而放弃对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基于上述立法目的及公安机关的职责要求，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宜被撤销。鉴于被告办案超过法定期限，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应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作出的丛公（黄）行罚决字（2018）00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 宙人民陪审员 王 峥人民陪审员 薛 晶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郭如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