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8民终1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厚财，男，194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盱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祥来，男，195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行宽，男，195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盱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峰，男，195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盱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仕传，男，195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盱眙县。以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江苏益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友猛，男，197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军，江苏衡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杜学高，男，1952年7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盱眙县。上诉人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因与被上诉人高友猛、原审被告杜学高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盱眙县人民法院（2018）苏0830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费厚财、韩祥来、高建峰、李仕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上诉人杨行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被上诉人高友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军，原审被告杜学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苏0830民初40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费厚财与义和哈达采石场法定代表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在实际履行中上诉人出资投资了生产设备，对石料进行加工并收取加工费用，该份合同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就协议效力而言，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性。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事宜，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也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且合同签订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义务，该协议应属有效协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该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一百零七条中关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高友猛答辩称：1、《资产重组转让协议》是“将以费厚财为代表与义和哈达采石场签订的承包协议转让给高友猛，由高友猛自主经营”的协议，其实质是对义和哈达采石场采矿权进行再次转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2、合同的履行不影响无效合同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学高答辩称：我不知情，也不了解承包是否合法。第二份转让协议上签字是我替高友猛担保的。高友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科右中旗义和哈达采石场设立于2015年10月13日，经营项目为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及销售，系投资人为白德成的个人独资企业。2015年7月24日该场取得采矿许可证。六被告系个人合伙关系，2016年1月27日被告费厚财作为乙方代表与义和哈达采石场（甲方）签订《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该场矿区（部分区块）提供给乙方开采加工石料，乙方无偿使用甲方在开采加工中的有关证照，乙方生产过程中的各项费用自理。等等。2016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资产重组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以费厚财为代表与义和哈达采石场签订的《承包合同》转让给原告高友猛自主经营，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原告高友猛与被告费厚财联名向白德成发出变更法人代表的函，该函注明公司资产重组后由高友猛独立经营。白德成在该函件上签注认可乙方要求的意见，同年10月29日原被告办理了书面的移交手续。一审另查明，2016年6月28日科尔沁右翼中旗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科右中旗国土局）作出关于自治区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停止勘查开采活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在位于核心区及自然保护区内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勘查开采企业和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进行勘查开采的，停止勘查开采活动等，该通知于当日向义和哈达采石场白德成直接送达。2017年2月22日科右中旗环境保护局以事实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而对义和哈达采石场的生产电源及设备予以查封，该查封《决定书》于当日向义和哈达采石场白德成直接送达。同年3月2日该局以发现义和哈达采石场项目选址在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蒙格罕山自然保护区境内为由，决定撤销2014年12月27日该局原作出的义和哈达采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同意的审批意见，该局并于当日行文发函告知各有关单位。2017年6月8日兴安盟国土资源局依据科右中旗人民政府《关于关停取缔义和哈达采石场的令》在《兴安日报》公告注销了义和哈达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义和哈达采石场项目选址在自然保护区境内，科右中旗环境保护局对该场项目选址、性质、内容、规模及所采取的污染防治对策措施于2014年12月27日的同意审批意见决定撤销，说明该采石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自始未获行政许可。科右中旗国土局于2016年6月28日发布通知勒令义和哈达采石场停止勘查开采活动，也说明义和哈达采石场采矿权亦于当日终止。义和哈达采石场提供开采加工中的有关证照由六被告无偿使用，六被告又以转让协议方式将该采石场交由原告高友猛独立经营，均未办理变更审批登记手续，属于以承包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他人进行采矿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原被告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应属无效。被告方辩称认为对相关决定、通知、公告等不知情并不影响对该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故其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五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高友猛与被告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及杜学高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20640元，减半收取10320元，由被告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杜学高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6年10月28日挖机的机主蒋继红与杜学高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协议已履行。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协议。理由为：第一，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资产重组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将费厚财为代表与义和哈达采石场签订的《承包合同》转让给被上诉人经营。从该协议约定内容可以认定，该协议内容源自上诉人费厚财与义和哈达采石场签订的《承包合同》，故对上诉人提出的两份协议(合同)不具有关联性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同时，从协议内容看，不论《承包合同》、《资产重组转让协议》中对各方权利义务如何约定，所有的协议(合同)条款均以获得采矿权为前提，故两份协议(合同)的本质均属于以承包方式转让采矿权，对上诉人以协议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给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而本案中，义哈达采石场将采矿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又将承包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均未经过当地国土部门批准，故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资产重组转让协议》均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2号）第十八条：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勘察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资产重组转让协议》目的在于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故该协议无效。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如前所述，在《资产重组转让协议》本身及其协议基础《承包合同》均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资产重组转让协议》依法应属无效协议。另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则协议无效系法律的明确规定，其适用不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当事人是否具有欺诈故意为考虑要素，只要符合无效情形，法院即应确认合同无效，故对上诉人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其不存在欺诈为由，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证据问题，因该证据只是证明协议的履行情况，而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所述，上诉人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40元，由上诉人费厚财、韩祥来、杨行宽、高建峰、李仕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晓明审 判 员 孙 艳审 判 员 张桂林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丁 然书 记 员 鲍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