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502刑初104号公诉机关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X，单位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单位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宋某一，男，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户籍所在地：山西省晋城市，系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股东，现住户籍地。被告人赵伟盾，曾用名：赵伟顿，男，196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山西省晋城市，晋城市某单位员工、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现住户籍地。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7年3月3日被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取保候审。辩护人周建华，山西章平律师事务所律师。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城检刑刑诉（2018）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伟盾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2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后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本案涉嫌单位犯罪，建议公诉机关追加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2018年5月4日，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递交城检刑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8年6月5日，本案由原合议庭人员重新进行审理。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冬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宋某一，被告人赵伟盾及其辩护人周建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被告人赵伟盾于2015年7月初通过与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姬某（已由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决）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接受由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卫某已由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决）为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8份，税额共计131532.07元，税价合计905250元，并按照价税合计金额的9%向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开票费。后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通过税务部门的网上申报系统抵扣税款131532.07元。公诉机关当庭出示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明指控事实，认为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及被告人赵伟盾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赵伟盾的刑事责任，同时建议对被告人赵伟盾在有期徒刑三至五年幅度内进行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单处罚金。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宋某一对公诉机关追加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但辩解：具体情况其不清楚，都是赵伟盾办的，公司在管理上有些失职。被告人赵伟盾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存在，但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虚开的，其单位与姬某有真实的煤炭业务往来，姬某欠其单位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并不知情姬某在哪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赵伟盾的辩护人周建华的辩护意见是：1、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要件是主观上是否以逃税为目的，客观上是否造成税款流失。本案中赵伟盾没有逃避税款。2、鑫和公司给其他两家公司出具的发票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而给好运伟业公司开的发票追究赵伟盾的责任不合适。综上，辩护人认为赵伟盾无罪。3、即使被告人赵伟盾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应从宽量刑。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伟业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7日，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常某。2015年1月26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好运伟业公司主营煤炭购销业务，由公司股东李某、宋某一委托被告人赵伟盾负责经营，李某和宋某一不参与经营。2015年7月初，被告人赵伟盾通过与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姬某（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刑）商谈其公司需要部分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姬某就找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其单位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处罚金）的负责人卫某（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被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刑）帮忙，卫某答应后，让其公司会计给好运伟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8份，价税合计905250元，税额共计131532.07元。被告单位好运伟业公司收到票据后，赵伟盾按照事先与姬某约定好的总税票金额9%的“开票费”给付了姬某现金81472元，姬某将此款转交给卫某。后好运伟业公司通过税务部门的网上申报系统将上述8支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认证，抵扣公司税款合计131532.07元。另查明，高平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给好运伟业公司开具的上述8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按正常途径向当地的税务机关登记申报纳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及其他相关书面材料（1）受案登记表，证实该案于2016年7月7日由高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移交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2）好运伟业公司出纳何某出具的证明，证实2015年7月份其公司从鑫和公司购入煤，其通过个人的银行卡向姬某转款905250元，姬某和鑫和公司的关系其不清楚；（3）增值税专用发票八张，即涉案的八张增值税专用发票；（4）好运伟业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的基本情况；（5）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往来账目及记账凭证，证实其公司的账目情况；（6）高平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证明材料。（7）晋城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出具的认证结果通知书，证实2015年7月份好运伟业公司报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17份（含涉案8支），税额为522709.04元；（8）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出具的姬某、何某的账户交易明细，证实其银行交易详情；（9）山西省高平市（2016）晋0581刑初359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姬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10）山西省高平市（2016）晋058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卫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11）被告人赵伟盾的户籍信息及照片，证实其个人基本情况。2、证人证言（1）姬某的证言：2015年7月份的一天，赵伟盾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想办法给晋城市好运伟业公司开一些进货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是我就联系了高平鑫和公司的负责人卫某，卫某说可以开，约定开票费是9%，于是我就回复了赵伟盾，赵伟盾说可以，之后赵伟盾将开票信息发给了我，我又转发给了卫某，卫某将发票开好后打电话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取，我拿到发票后就将发票送到了好运伟业公司的宋会计手里。鑫和公司给好运伟业公司开了大概有七、八张发票，总的价税合计金额是90.5万元。赵伟盾给我支付了开票费，我送完票之后的五、六天，赵伟盾让我去长子县的小琚煤场将开票费以现金的方式给了我，我拿到钱之后就给了卫某。我给他开票没有好处费，因为我们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关系还不错，而且开票的金额也不大，我就给他开了。好运伟业公司和鑫和公司之间没有义务往来，他们之间就不认识。鑫和公司给好运伟业开票时有没有签合同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没有。好运伟业公司也没有将90.5万元的货款付给鑫和公司，也没有支付给我。好运伟业公司的会计何某往我的银行账户里打过款，但是那都是其他业务，和鑫和公司开发票的事没有关系。（2）卫某的证言：高平鑫和公司和晋城好运伟业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我公司在2015年7月份确实给好运伟业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90.5250万元，税额131532.07元，但这并不是真实业务往来，从我公司开具给好运伟业公司的八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姬某来找我给这个公司开的，姬某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当时姬某找我开票时，给我提供的有好运伟业公司的资质手续，就是想从表面上看起来两个公司是有业务往来的，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并没有货物往来关系，后我交代会计按资质手续给好运伟业公司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程某的证言：2014年10月份，我和卫某一起租地做煤炭生意，卫某以个人名义投资了大概五、六十万元，我知道他在高平开了个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他投资的钱和这个公司是否有关系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们两个人合伙租赁场地存煤，对外购煤时是以鑫和公司的名义订的货。他投资的五、六十万元没有直接给我投资款，是在第一次购煤时，我们两个人各出了一半煤款，作为投资款，当时各自出了五、六十万。我将其中一半货款打到鑫和公司账上，卫某再将全部煤款从鑫和公司账上打到订煤单位的账上，后来公司就开始正常运作了。场地租赁下来之后，就是订购了两、三次货，后来因为和煤场发生了一点纠纷，晋源公司把我的场地和存煤都封了，不让我动，后来就没有经营了。我们投资的煤炭生意最后也赔了，反正不管赔了多少钱我没有让卫某承担过，他的投资款我也都还给他了。给过他20万元的现金，转账过25万元，剩下的就是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顶的。经营期间没有往晋城市好运伟业公司销售过煤炭，我也不认识姬某和卫某。（4）葛某的证言：我是高平鑫和公司的会计，2015年7月24日我从鑫和公司开具给好运伟业公司的八张增值税发票是卫某让我开的，开好之后我交给了卫某，我交给卫某的时候姬某不在场。我不清楚我公司与好运伟业公司之间是否有货物往来，我开好八张票之后，卫某也没告诉我货款是否支付了，更没有告诉我是怎么支付的，我就按照正常财务记账方式给好运伟业公司记挂了往来，至今这笔货款还挂在账上。后来卫某就找不到了，我就没有问过这笔货款的情况。（5）宋某二的证言：我原来是好运伟业公司的会计，2016年7月份之后没什么业务了，我就不去了。好运伟业和鑫和公司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业务往来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相关的合同和交易流水，这些事情是赵伟盾在负责的，我只是根据赵伟盾拿回来的发票做账。在账里好运伟业公司没有给鑫和公司付过款，在账目上是冲抵了何某的往来款，因为好运伟业公司对外付煤款是通过何某的账户支付的，而且公司收回来的款项进来公司账户以后就转入何某的账户了，以方便对外支付。当时没有把给鑫和公司的款项转入何某的账户，因为公司的款项就在何某的账户里，他直接往外转就可以了，我只是记在账上就行了。（6）李某的证言：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7日，注册资金是3000万元，开始时公司法人是常某，2015年2月份变更到了我的名下，公司还有两个股东宋某一和赵伟盾，我和宋某一各占30%的股份，赵伟盾占公司股份的40%。好运伟业公司的地址在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2926号华厦星园B区4单元1902室，主要经营的业务是煤炭生产及销售业务。我是因为认识宋某一，好运伟业公司成立后一直经营不善，宋某一就想拉我进公司帮忙，于是我就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以500万元购买了好运伟业公司30%的股份，成了股东了。我平常在公司不负责什么业务，宋某一也不负责，是赵伟盾在负责公司的日常工作，平时公司的业务往来我也没有参与过。好运伟业公司的会计是谁我不知道，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在了，公司的法人常某在不在公司工作我不知道，我就没有去过公司。我当时购买股份的500万元是分三次打到公司的账户上的，第一次转了300万元，后来两次每次转了100万元。好运伟业公司与高平市鑫和公司的业务往来我不知道。3、被告人赵伟盾的供述：大概是2015年的秋天，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从高平的姬某手里购买了一批煤炭，当时没有说购买哪个公司的煤，大概购买了2662.5多吨，每吨170-180元，煤是姬某雇车送来的，送到了长子县的小琚煤场，当时说煤是从高平拉的，具体哪个煤场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他经常给我拉煤，我也就没问他是哪的煤。然后姬某给我们好运伟业公司提供了由高平鑫和物资贸易公司开的增值税发票，我直接交给财务了。大概开了有七、八张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大约100万元人民币，我不认识鑫和公司的人，也没有实际的业务，好运伟业公司是和姬某之间的业务。我和姬某是朋友关系。我和姬某之间的业务没有合同，货款绝大部分是用公司出纳何某的个人晋城银行卡向姬某支付的，大概是2015年支付的，结算下来大概是90多万，现在已经分期支付完毕了，当时没有含税。高平鑫和公司开具的这几张增值税发票已经由财务人员抵扣入账了。姬某提供鑫和公司的的增值税发票的税率是17%，之后我支付过姬某税款，当时是按开票金额的10%向姬某支付税款的，因为是之前谈好的，从他那里拉煤，如果他能开出增值税发票就按10%给他，开不出来就以裸煤不含税的价格支付他煤款。2015年六、七月份之间，我和姬某之间有实际的货物交易，但是公司管理票据的人已经不干了，我也找不到这些票据了。姬某没有自己的公司，他是以好运伟业公司的名义去拉煤的，然后那些公司直接给好运伟业公司开票。高平鑫和公司的煤是姬某从其他渠道弄回来的，就弄不上发票。晋城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是2014年10月27日注册成立的，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李某，还有一个股东叫常某，实际经营的是煤炭购销业务，公司地址在晋城市城区，实际在泽州北路城区土地局租了一间屋子办公。李某一般不管公司的业务，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我在负责，常某平时也在公司，也是跑业务的，好运伟业公司的业务是我说了算。我在公司没有股份，也没有明确过什么职务。鑫和公司给好运伟业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的事常某不知道。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宋某一的质证意见是：姬某和赵伟盾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姬某应该知道他给赵伟盾开多少票，如果没有真实的业务，姬某怎么敢开票。被告人赵伟盾的质证意见是：1、对证人姬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姬某说了假话，税款都是通过公司给他的，公司确实和姬某有交易，可以在账目上查出来，是否是90万元其不是太清楚。2、对证人卫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和鑫和公司之间是否有真实交易其不清楚，那是姬某和他们之间的事情。3、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其辩护人周建华的质证意见是：1、证人姬某的这三次供述反复性较大，采信度不高。第二次补侦卷第8页倒数第9行记录的证言内容是姬某与好运伟业公司存在真实业务往来，是几十万，本案涉及的交易额是90多万。公诉人举证的仅仅是一个证言，没有书面直接证据予以佐证，证言前后矛盾，辩护人认为应采信90多万元的证据。2、对证人卫某的证言有异议，公诉人说的“假交易凭证”，这点卫某的证言是真实的，辩护人认可。好运伟业公司和鑫和公司没有真实交易，但是姬某作为好运伟业公司的供货人，他应该交税费，在法律关系上他和鑫和公司应该是挂靠关系，这挂靠关系体现在假交易凭证上。第二次补侦第8页姬某的证言，证言背景是2015年7月25日之前的事情，证言可以找出姬某欠好运伟业公司发票的字眼，证实有真实交易，所以欠发票。3、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经评议认为，公诉人的举证系公安机关合法取得，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可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单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证人姬某证言的异议，本院认为，据在案的其他证据印证，被告单位好运伟业公司与姬某之间存在煤炭交易行为，但涉及本案的8支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与好运伟业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高平市鑫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姬某证言证明涉案的8支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业务无关的陈述可结合证人卫某陈述开具发票过程的证言相互印证，二人陈述一致，应予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支，涉及税额131532.07元（已在税务部门登记抵扣税款），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赵伟盾作为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系让他人为好运伟业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应予刑罚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针对公诉人在庭审中认为本案涉税金额131532.07元系数额较大，建议对被告人赵伟盾在有期徒刑三至五年量刑、并处罚金的量刑意见，本院认为，（一）1996年法发（1996）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3）项之规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修订的通知》规定，“修订的刑法实施后，对已明令废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补充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原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但是如果修订的刑法有关条文实质内容没有变化的，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前，可参照执行。其他对于与修订的刑法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据此，1996年最高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司法解释可参照执行，但其中“数额较大”等量刑数额标准规定与现阶段其他涉税性质犯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司法解释规定相较，已明显滞后、失当，不能体现量刑公正，故可不再参照执行。贯彻执行罪刑相当原则是我国《刑法》总原则之一，对本案涉及的131532.07元不宜再认定为“数额较大”。（二）本案系单位犯罪。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之规定，对被告人赵伟盾不应适用罚金刑。被告人赵伟盾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伟盾在好运伟业公司经营时与涉案“开票人”姬某有实际的煤炭交易，让姬某为其公司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主观上没有逃税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税款流失，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赵伟盾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购买与其公司没有实际货物交易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已违反我国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制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赵伟盾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相关涉案事实，其在庭审后认识到已构成犯罪，向本院递交了认罪悔过书，本院视本案涉案税额、被告人赵伟盾本人主观恶意及客观危害性的具体情节，结合被告人赵伟盾认罪悔罪态度，认为被告人赵伟盾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二、被告人赵伟盾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免予刑事处罚。三、对被告单位晋城市好运伟业工贸有限公司在税务机关抵扣税款131532.07元依法予以追缴（待本判决生效后，由税务机关依据本判决书收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 判 长  贺进武人民陪审员  钱志国人民陪审员  杨淑芳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孟静华书记员柳雅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