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1024民初151号原告：胡生荣，男，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住所地：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道办北大街东段。负责人：刑光平，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陕西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生荣与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生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生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原告1998年1月至2017年6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1988年1月开始进入山阳县邮电局工作，1999年邮政电信分家，原告被分到山阳县电信局工作，期间始终在被告处从事被告安排的电话安装、线路和机房维护、收费等工作至今。但入职以来被告至今没有按照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规定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而是要求原告与其签订《电信业务代办合同》、《农村统包责任制承包合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等。原告认为，原告自入职以来一直从事被告安排、分配的工作，遵守被告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按月获取工资和待遇，原告作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持续的、长期的、稳定的且所提供的劳动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的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代理、承包等劳务关系。双方签订的“承包代办协议”实质是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行为，而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承包关系，显然属于毫无争议的劳动关系。原告所在的商洛地区之前与原告相类似的电力系统线务员、信用社信贷员、邮政投递员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按照《劳动法》和相关规定，给该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通过补缴了社保、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等方式妥善得到安置，唯独被告不遵守劳动法而是采取所谓代办统包等手段规避劳动法，对原告等一批从邮政分流或招录的基层代办人员至今没有任何说法，造成大部分员工工作数十年却没有任何保障。被告应该遵守《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故意不签劳动合同、不履行法律强制性义务，还欺骗原告，违法私自给原告办理个体户营业执照，采取违法手段企图用代办和承包来偷换概念、否定劳动法规定的强制实施和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义务、否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缺乏一个国有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令原告和社会各界难以接受。原告多年来维权未果后，遂向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却被错误裁决为不属于劳动关系令原告无法接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故诉至法院，请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胡生荣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个人简历、花名册、收据。证明：1、原告1998年进入山阳县邮电局工作，后被分流至被告处工作至今；2、原告受被告单位的劳动制度管理，按照被告要求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属于劳动关系。2、邮电业务代办许可证。证明：1、原告1998年进入山阳县邮电局工作后被分流至被告处工作至今；2、原告受被告单位的劳动制度管理，按照被告要求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属于劳动关系。3、陕西电信线路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合格证书》及试卷。证明：1、被告前身山阳县电信分公司组织原告参加安全技能培训与考核并颁发《合格证书》；2、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管理、控制、人身隶属关系，系事实劳动关系。4、代办费用发放存折。证明：1、被告根据薪酬考核办法给原告发放薪酬；2、原告按照被告要求从事被告安排的业务范围内的有报酬的劳动，属于事实劳动关系。5、《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协议书》，证明：1、原告与被告2012年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协议书》，约定原告给被告负责从事部分电信业务，被告按照规章制度考核付薪酬，被告以此方式逃避劳动法和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2、被告与原告之间名为委托实为事实劳动关系。6、《荣誉证书》。证明：1、被告给原告以员工身份颁发《荣誉证书》；2、被告与原告之间为事实劳动关系。7、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1、被告认可原告1998年就开始入职被告处工作至今；2、原被告劳动争议经过仲裁程序但被错误的裁决为不具有劳动关系。8、村委会证明。证明：1、原告自1998年开始在被告处工作至今；2、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是持续的、稳定、长期的劳动和工作，与被申请人属于劳动关系。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辩称：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与胡生荣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与胡生荣业务合作签订了电信业务代理合同，胡生荣电信营业代办点办理的有工商营业执照，法律主体为个体工商户。胡生荣的劳务报酬按照自己的业务业绩计酬，胡生荣工作行为自由，不受答辩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约束。根据确立劳动关系构成的三要素全面审查，胡生荣与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法律地位平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受民法调整，不受劳动法约束。原告胡生荣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敬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与胡生荣签订的电信业务代理协议书9份。证明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与胡生荣签订了《电信业务代理协议》，建立了与胡生荣兼业销售电信业务的民事合同性质的代理关系。2、胡生荣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及山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营业执照的档案记录2份。证明胡生荣办理了营业执照，赋予其合法代理电信业务的代理资格，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3、胡生荣担任村干部照片2张。证明胡生荣从事电信代理工作的性质为兼营，不受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劳动规章制度约束。4、2016年1至6月份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给胡生荣兑现的代办业务量的酬金明细。证明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根据胡生荣所完成的业务量支付一定的佣金而非工资，该佣金不受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限制。5、山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送达回证1份，证明胡生荣领取劳动仲裁裁决书的具体时间。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原山阳县邮电局于1998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分营成立山阳县电信局，后经改制为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山阳电信分公司，2004年变更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原告胡生荣于1988年进入原山阳县邮电局工作，在户塬邮电支局从事乡邮投递工作，1998年进入山阳县电信局户塬支局从事统包维护工作。1998年1月胡生荣办理了《邮电业务代办许可证》（有效期限1998年1月18日至2000年1月18日），代办所名称为：九湾邮电代办点。后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山阳电信分公司（甲方）与原告胡生荣（乙方）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将甲方的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乙方代理，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委托代表电信业务范围为代办、代维、代收业务。委托代理的地域范围和用户范围为户塬九湾管区内。代理期限为壹年（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代理费标准根据山阳县电信分公司规定的代理费标准执行。乙方代理电信业务以每月为一个结算周期，结算时间为次月25号前，由分公司直接汇至个人账户。合同同时约定，甲方应为乙方的委托代理行为提供相关代办设备、电信业务单据、电信业务收款凭据、业务宣传资料、装移机，维护所用的线材。甲方应对乙方的维护技能、业务知识、营销知识、服务标准等予以指导和培训，对乙方的代理业务予以后台支持和技术服务，协助乙方解决委托代理业务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乙方应依法经营，并在签订本合同后30天之内，应根据本合同，在相关管理机关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或变更原有的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等手续，并自行办理相关保险手续。乙方应自行承担水电费、物业管理费、保险费、管理费等一切与代理相关的费用。甲方除代理费外不再承担任何费用。此后至2011年，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甲方）与原告胡生荣（乙方）每年均签订期限为一年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内容与之前的合同相同。2012年，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甲方）与原告胡生荣（乙方）签订《电信业务委托代理协议书》，协议内容与之前的合同基本一致。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胡生荣分别于2012年2月20日、2012年3月20日在该协议上签字。胡生荣于2010年5月19日、2014年8月19日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场所分别为山阳县户垣镇九湾街道、山阳县户垣镇街道，经营范围及方式为代理（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约定的电信业务；通讯设备销售、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代办电信业务、装机、移机服务。合同、协议履行期间，被告为原告发放劳动工具，提供办公设备等，并按照原告的业务量按月给原告发放酬金。胡生荣曾被山阳县邮电局、中国邮电工会山阳县邮电委员会评为1995年“先进生产者”、1997年“先进生产者”。九湾代办点被山阳县电信局评为2001年“先进代办点”。胡生荣因确认劳动关系与被告发生争议，遂向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山劳仲案字[2017]9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胡生荣与被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胡生荣不服该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身依附性、从属性或者隶属性，用人单位一般需要向劳动者提供劳动场所、对象、工具等基本劳动条件，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来完成用人单位指令的工作。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权利义务平等，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将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原告代理，原告在其代理业务范围内从事代办、代维、代修等业务，被告按照底薪加业务量计算原告的报酬，双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双方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和隶属关系。本案中，尽管原、被告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管理关系，但原告除了遵守被告基于电信代理业务方面的工作规则外，被告单位的其他劳动管理制度，如签到、考勤、晋升、晋级、调动等都不针对原告。被告虽然向原告提供部分办公设施、工具等，进行业务管理指导和监督，对原告进行表彰，但均是为了履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确保电信业务规范有序发展，这种管理与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是不同的。原告除了经营电信代办业务之外，还可以兼职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且《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故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后，原、被告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其自1998年1月至2017年6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生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生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小智审 判 员  游家国人民陪审员  邹来群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朱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