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13059号原告：黄利，女，198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被告：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刘勇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顾军，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利与被告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利，被告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顾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年终奖人民币(币种下同)9,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7,829.44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1年5月26日入职上海川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山公司)，并签署了劳动合同。2015年7月，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社保被转入被告处，且未签任何文件，包括劳动合同。2016年9月底，公司开会时法定代表人周更红称公司准备关闭，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同年12月9日，被告发送邮件通知因公司目前严重亏损，无法持续经营，为员工缴纳社保及公积金至2016年12月，到期合同也不再续签，并要求员工完成手头工作就离开公司，不再布置新的工作。2017年1月，原告被告知社保已转出封存；同年2月，法定代表人周更红问原告什么时候离职，原告以手头工作未结束、工资未足额支付、经济补偿金未达成共识为由拒绝离职；同年2月23日，原告门禁密码被改、工作邮箱被清空，27日主机被搬走、文件柜被撬，期间周更红始终未露面，拒绝电话及任何沟通。但实际上公司仍在经营，2017年1月后公司其他员工的社保、公积金仍在正常缴纳。原告认为，被告实际上是以欺骗的方式在2017年2月27日以搬走主机、撬开文件柜这样的行为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另，原告入职后每年都有年终奖，且每年递增，2016年2月2日发放的9,000元即为2015年的年终奖，所以按照9,000元主张2017年的年终奖。原告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辩称，根据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7号仲裁裁决书的推理，原告一直为川山公司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为川山公司，原告不可能再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因为劳动者不可能与两家公司重复建立劳动关系。但事实上原告与被告是从2015年7月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也为被告提供了劳动，但被告从未说过公司要关闭，也从未向原告发出解除通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而是原告在2017年1月告知被告找到新的工作，要求将其社保转出，之后原告也没有再来上班，故被告就在当月为原告办理了社保转出手续，原告属于自行离职。关于年终奖，双方从未有过约定，且该请求在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7号案中已经进行了处理。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在之前的仲裁案件中都已经提出过，不应再重复处理。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川山公司为原告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1年8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5年5月30日的招退工登记手续。被告先后为原告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5年6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和起始日期为2015年7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的招退工登记手续。2017年4月1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川山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016年年终奖、2017年1月1日至同年2月27日的工资。该会于2017年6月2日出具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1727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查明：“申请人于2011年5月26日进被申请人处担任船务，工作地点为闵行区宜山路XXX号XXX楼J座，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2014年7月10日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由周更红变更为刘勇军，2015年4月23日被申请人注册地由闵行区宜山路XXX-XXX号XXX楼J座变更为宝山区市一路XXX号A-3125。2015年4月27日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饰迩杰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周更红，注册地为闵行区宜山路XXX-XXX号XXX楼J座。2017年5月2日饰迩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勇军。饰迩杰公司为申请人缴纳了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社会保险”，最终裁决由川山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1月1日至同年2月27日的工资6,000元，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诉至本院。2017年8月27日，本院作出(2017)沪0112民初23796号民事裁定，因原告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对其按撤回起诉处理。2017年9月29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川山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会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5521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2018年5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本院作出(2018)沪0112民初6022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8年1月23日，原告以本案讼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579号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2011年9月起，原告每月工资由川山公司以“代发工资”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发放；2012年12月起，原告每月工资分两笔发放，一笔以川山公司名义支付，一笔以周更红名义支付；2014年7月31日起，原告每月工资以周更红名义发放一笔。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周更红于当月最后一日或次月月初发放原告当月或上月的工资，金额在5,708元至5,838元之间，2016年2月2日周更红汇入9,000元，期间另还有不定额、不定期的款项汇入。2016年12月6日、2017年1月4日周更红分别汇入原告账户2,900元，2017年1月10日其汇入原告账户684元，之后其未再有款项汇入。庭审中，原告为证明被告系以欺骗的方式在2017年2月27日以搬走主机、撬开文件柜这样的行为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提供了电子邮件及附件(饰迩杰实业-通知)、与邢燕斌的工作往来邮件、2017年2月27日拍摄的照片、书面证人证言、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人与周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的仲裁裁决书、一中院裁定书、原告与周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证人的仲裁裁决书、一中院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称其从未发出过2016年12月9日这封电子邮件，且从上述证据的内容均看不出被告做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系找到新工作后于2017年1月口头要求被告将其社保转出，之后未再上班，属自行离职。关于工作年限一节，原告称，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社保于2015年7月被转入被告公司，被告没有重新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而原告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没有发生变化，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同一人，故其主张在川山公司的工龄应计入被告的工作年限。被告则称，原告于2015年7月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其是由周更红推荐到被告处，经过了面试等入职流程后进入被告处工作的。关于工资一节，原告陈述，其2016年11月、12月的工资被告克扣了一半，2017年1月、2月的工资未发放，故其主张按照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的月平均应发工资作为赔偿金的计算基数。被告对原告主张赔偿金的计算期间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自述其最后工作至2017年2月27日，则月平均工资的计算期限应为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招退工信息查询、银行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告主张被告于2016年年底宣布公司解散，并以欺骗的方式在2017年2月27日以搬走主机、撬开文件柜的行为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原告为此提供了电子邮件及附件、与邢燕斌的工作往来邮件、2017年2月27日拍摄的照片、原告与周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然，上述证据并无法证明被告于2017年2月27日对被告做出了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于2017年2月27日解除其劳动合同之主张难以采纳。现根据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12月，并为原告办理了用工结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的退工手续之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31日解除。根据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主张其系基于原告告知其找到新工作要求社保转出而为原告办理了社保转出手续，同时办理了用工结束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的退工手续，原告属自动离职。然，被告并未就此陈述提供任何足具证明力之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被告有关原告为自动离职之主张，本院难以采信。根据本案目前的举证情况，无法证明被告2016年12月3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于法有据。关于原告的工作年限，本院认为，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于2011年5月26日入职川山公司工作，被告自述原告于2015年7月由当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周更红介绍入职至被告处工作，而周更红在2014年7月10日之前为川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自2012年12月起周更红每月均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原告工资，且2015年4月23日之前川山公司的注册地址与被告的注册地址为同一处，原告2015年7月入职被告处后被告也未与原告另行签订劳动合同。综观以上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系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至被告处工作。现无证据证明川山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过经济补偿，故原告主张其在川山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被告的工作年限，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根据原告2016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9,651.44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年终奖之请求，本院认为，年终奖是用人单位综合公司整个年度的经营状况以及劳动者年度的工作业绩、工作表现等因素自主确定的一种奖励，年终奖发放与否以及发放金额均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即使被告曾向原告支付过年终奖，亦不能以此证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度的年终奖。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就年终奖的发放存在特别约定，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利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9,651.44元；二、驳回原告黄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饰迩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直接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陈 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