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渝0111行初39号原告：张某，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代理人：李凌，重庆德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2200410487761。被告：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二环北路中段7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1709319502T。法定代表人：石朝勇，该局局长。分管负责人：陶钦文，该局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胡洪波，重庆百君（大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2201210395377。第三人：杨某1，女，197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武冈市，现住重庆市大足区。第三人：杨某2，女，197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南省武冈市。原告张某诉被告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简称大足区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于2018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大足区民政局、第三人杨某1、第三人杨某2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某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李凌，被告大足区民政局的分管负责人陶钦文及委托代理人胡洪波，第三人杨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杨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1年3月15日，大足县××乡人民政府经审查，向张某、“杨某2”颁发了2001结字第××号《结婚证》。原告诉称，2001年，原告张某与第三人杨某1经恋爱准备办理结婚登记，因杨某1家人不同意，杨某1遂找人伪造了使用自己头像，名为杨某2的假身份证以及婚姻状况证明等虚假文件，并使用上述虚假身份证和文件，于2001年3月15日与原告在原大足县××乡人民政府签字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后共同生活至今。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杨某2素不相识，却登记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存在重大瑕疵。请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结婚登记申请书、审查处理结果、婚姻状况证明（来源于大足区档案馆）。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的杨某2签名系第三人杨某1到场书写的；结婚登记照片不是杨某2，而是杨某1；杨某1是盗用的他人信息与原告办理的登记，导致本案登记存在瑕疵。2、杨某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某1的真实身份信息。3、村委会证明。证明杨某1在与原告结婚后一直以杨某2的名义在××村生活，村里的人都以为她就叫杨某2。被告辩称，1、被告具有办理婚姻登记的法定职责；2、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3、撤销婚姻登记系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原告未经申请不符合起诉条件；4、原告享有民事救济途径。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结婚登记申请书；2、审查处理结果；3、婚姻状况证明2份。证据1-3证明当初登记机关大足县××乡政府对当事人提交的申请资料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经审查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均未婚，无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据此予以登记。原登记机关无违法登记。4、《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5、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6、大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民政局关于集中办理婚姻登记意见的通知（足府办发〔2007〕53号）；证据4-6证明被告具有婚姻登记的法定职责。第三人杨某1述称，我出去打工的时候，家里人不同意我出去打工，我就找人办理假身份证，后来就认识张某。张某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之后我们去结婚，就用的假身份证办理的结婚证。希望法院能将我的名字改回来。第三人杨某1未向本院举示证据。第三人杨某2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述称，我与张某、杨某1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的形式审查，并未对实质内容进行核查，从而导致本案婚姻登记存在瑕疵。对被告举示的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杨某1同意原告对被告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的形式审查，当时的登记行为并不存在瑕疵和错误，是合法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说明办证时间是2009年，杨某1在实际生活中是一直在使用真实身份办理相关事务，作为与其生活十几年的原告应该知晓其真实姓名。对证据3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一个人的名字在现实中存在曾用名的情况，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知道“杨某2”系杨某1，作为与杨某1共同生活的原告是应当知晓其真实信息的，村委会的证明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杨某1同意原告举示证据的证明目的，并补充说明如下：结婚登记是我们去申请的，申请上的杨某2的签名是我签的，头像照片是我的，申请上的关于我的身份信息是假的。因我常年在外打工，我的身份证张某一直不知道，去年过年回来洗衣服发现我的火车票上杨某1的名字，张某才知道真实身份证，后来我们就想去纠正我们的结婚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3项证据系婚姻登记档案中的资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其内容中杨某2的名字系杨某1冒用签署，庭审中杨某1对冒用的事实亦予以承认，因此，证据1-3中的部分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其合法性关涉本案争议焦点，待本院在下文予以综合评述。被告提供的证据4-6系有效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举示的证据1与被告提供证据1-3相同，本院的认证意见同上。原告举示的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能够证明杨某1的身份信息。原告举示的证据3盖有村委会鲜章，且有证明人和经办人签字，结合本案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待本院在下文予以综合评述。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和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01年，原告张某与第三人杨某1经恋爱后准备结婚。杨某1因故未能取得结婚所需的身份证和其他资料，遂使用伪造的名为“杨某2”公民身份号码为“××××××”的虚假身份证和盖有虚假村委会鲜章的婚姻状况证明等资料，于2001年3月15日向原大足县××乡人民政府申请结婚登记。其中，张某和杨某1（签名杨某2）本人签字的《结婚登记申请书》载明：张某，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出生地及现住址均为重庆市大足县××乡××村，身份证件号××××××；杨某2，女，1976年4月13日出生，出生地及现住址均为湖南省武冈市××乡，身份证件号××××××。《婚姻状况证明》中填写的张某与杨某2身份信息与《结婚登记申请书》中身份信息一致。大足县××乡人民政府收到张某和“杨某2”（名为杨某2实为杨某1）的结婚登记申请书、村委会出具的张某的《婚姻状况证明》及村委会出具“杨某2”的《婚姻状况证明》，经审查后于当日同意办理结婚登记，并向张某和“杨某2”颁发了2001结字第××号《结婚证》。原告张某对大足县××乡人民政府办理的上述婚姻登记不服，遂以大足区民政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2001结字第××号《结婚证》。另查明，从2007年6月1日开始，大足县民政局统一办理全县的婚姻登记服务工作，大足县各街镇乡停止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1年，重庆市因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双桥区、大足县，设立大足区，行政机关的名称亦做相应变更。本院认为，根据1994年民政部颁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在农村，乡镇人民政府是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原大足县××乡人民政府具有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依据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结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暂行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4﹞68号）和大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民政局《关于集中办理婚姻登记意见的通知》（足府办发﹝2007﹞53号），从2007年6月1日起，大足县民政局统一办理全县的婚姻登记服务工作，大足县各街镇乡停止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据此，大足县××乡人民政府不再行使婚姻登记的职权，而是由大足区民政局统一行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之规定，大足区民政局是本案适格被告。从原、被告诉辩和第三人陈述意见以及庭审情况看，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原告是否有行政诉讼之外的其他有效救济途径；三、原告起诉是否以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作为前提；四、被诉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应予撤销。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怠于行使诉权，保证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稳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若径行适用上述规定，则该案的处理较为简单，可以直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关涉人身关系的婚姻登记，不同于一般关涉财产的负担性或者授益性行政行为，婚姻登记直接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关系，且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深远存在，错误的婚姻登记造成的损害具有持续性。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个案的处理要最大限度的接近事实，因第三人杨某1提交的虚假材料，本案婚姻登记事实已被现有证据认定为确有错误，若该错误的婚姻登记持续存在，则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有悖于公序良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要更好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须有法治的硬度，坚持和体现规则之治，也须有人心的温度，尊重社会的价值共识和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因此，本案对婚姻登记机关于2001年做出的婚姻登记，不宜确认无效。但倘若错误的行政行为得不到纠正，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权益，亦是行政审判，乃至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公信力。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正是来源于为当事人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在尊重事实、敬畏法律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本案中，若逾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限制，直接裁定驳回对原告的起诉，则无异于关闭了法定的救济大门，导致错误的婚姻登记难以得到纠正，这与“有错必纠”的社会价值共识和人民群众朴素情感不符，与行政审判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方向亦有所背离。因此，本案不宜适用上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二：被告认为，原告享有民事救济途径，所以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的上述婚姻登记行为。然而，在张某与杨某2结婚并非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两人并未建立起真实、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婚姻登记机关做出的婚姻登记的效力存疑。民事诉讼在不能完全确定婚姻登记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对此无法通过离婚纠纷解决问题。法谚云：有权利必有救济。在通过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其他途径无法使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情况下，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看待被诉行政行为，本案原告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并无不当。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三：被告提出，撤销婚姻登记系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原告未经申请不符合起诉条件。然而，法律并未规定对婚姻登记行为起诉之前需要先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婚姻登记行为进行审查也不必然以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本案中，在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告在答辩状及庭审中均未同意原告诉求，实际上已经拒绝了原告撤销婚姻登记的请求。此时，实无必要要求原告针对同一婚姻登记行为向被告提出申请后，再另行提起行政诉讼。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本案中，婚姻登记机关依据杨某1伪造的杨某2身份证件和村委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等资料，对张某与杨某2办理了结婚登记。在婚姻登记状况尚未全国联网，当时的信息化条件尚未能有效识别虚假身份证的情况下，婚姻登记机关尽到了一定的审查义务。然而，杨某2与张某素不相识，该婚姻登记杨某2并未到场，与张某结婚亦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婚姻登记机关尽到了一定的审查义务，但婚姻登记机关基于杨某1提交的虚假身份证件等资料作出的婚姻登记显属错误。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该婚姻登记行为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大足县××乡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15日向张某、“杨某2”颁发的2001结字第××号《结婚证》。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军审 判 员  郎 平人民陪审员  龙秋蝶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代温世书 记 员  江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