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4民终3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文生，男，194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系死者郑某父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新玲，女，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系死者郑某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强，男，199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系死者郑某儿子。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亚楠，女，199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系死者郑某女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峰，河北大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增红，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邯郸市复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燕，女，197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复兴区，系王增红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邯山区代召乡代召村西。法定代表人：李国华，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因与被上诉人王增红、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2018）冀0404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新玲、郑强及上诉人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峰、被上诉人王增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燕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计55万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郑某死亡原因的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由于郑某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被告王增红在此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目前双方提交的证据与死亡原因相关有渤海新区人民医院的病案记录，该记录的死亡是“猝死”，并没有记载“猝死”的原因。一般而言年青人突然猝死原因有五：1、心脑血管疾病；2、疯狂快速减肥；3、喝酒抽烟；4、压力过大；5、睡眠不足。但医院病案没有给出猝死的原因，那么作为法官是如何作出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的结论的？二、关于王增红在本案中的过错。(1)王增红长期强行给牌照号为冀Ｄ×××××车辆配置超重、超高货物，增加司机郑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辆的难度。(2)自郑某2015年6月驾驶该车辆后，每天超长工作16个小时后才能休息8小时。郑某正是在这样长期高难度驾驶，超时间工作，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导致过劳而亡。王增红是导致郑某过劳死的直接凶手，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三、关于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过错。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顺意公司）作为牌照号为冀Ｄ×××××重型半挂牵引车辆法律上的所有人、监管人，没有对王增红错误指令进行纠正、监管，也是导致郑某过劳死的原因之一。因此，顺意公司也应当与王增红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赔偿。四、关于赔偿项目、数额。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郑某生前在城镇居住，但认为没有证明证明郑某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所以“应按农村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但另一方面又认定，自2015年6月起，郑某就在作牌照号为冀Ｄ×××××重型半挂牵引车辆驾驶员的工作至事故发生，生活主要收入来源当然是顺意公司所在地——邯郸市邯山区，或者王增红住所地—××邯郸市复兴区。一审判决就是要将郑某的收入来源往农村靠，是对农民贡献于城市的歧视，对此判决不仅要从法律上审查，而且要在道德进行审视。所以死亡赔偿金及77岁郑文生的抚养费应当以城镇居民计算。一审判决书中以被上诉人王增红“不存在过错”为由，拒绝了上诉人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资金，根据以上分析，郑某正是在王增红错误的指挥下过劳而死，因此，应当给于精神损害赔偿。其它赔偿项目依法而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郑某因自身疾病而亡缺少事实及证据支持，郑某因过劳而死应当予于认定。王增红对牌照号为冀Ｄ×××××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配置超重、超高货物，强行指令郑某超强度、长时间工作，不仅仅是存在过错，而是存在违法行为。顺意公司没有正确行使车辆所有人、监管人的职责，其过错是显而易见。因此，王增红、顺意公司应对郑某的过劳死负全部责任，才不负一个年青人短暂而匆忙的岁月。为此请求上诉法院的公正判决，以显公允。被上诉人王增红辩称，上诉人方说郑某不是死于疾病，但是从车上拿到的死者郑某吃的药是进口药，是治疗心血管和心脏病的，在一审法院已提交过。死者家属应知道死者郑某有严重疾病，还让其出车；对上诉人提出的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扶养费有异议，提交一张照片，证明上诉人提交的租住地址友谊大街33号是个门面房不能居住；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要求每年给一万，因为上诉人有贷款现在还还不上。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向一审法院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550000元，包括：医疗费1473.1元、丧葬费28493.5元、死亡赔偿金5649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843.3元、处理丧葬等人员的误工费9367元、交通费261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1月5日，王增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邯郸市晨阳公司购买冀Ｄ×××××号汽车，同日，王增红与顺意公司签订个人消费贷款车辆挂靠服务合同，该车以顺意公司对外经营，实际由王增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15年6月，经陈某介绍，被告王增红雇佣了郑某驾驶冀Ｄ×××××号汽车，工资由被告王增红发放。2015年I0月23日，郑某与陈某受王增红指派驾驶冀Ｄ×××××号汽车在天津市黄骅港装货过泵挪车时，郑某突然发病，被送至渤海新区人民医院，原告支付抢救费1473.1元，郑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案原告以郑某与顺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河北省邯郸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2016年1月5日作出邯县人仲案（2015）042号裁决书，裁决：郑某与顺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顺意公司不服诉至河北省邯郸县人民法院，该法院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2017）冀0421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顺意公司与郑某生前不存在劳动关系。另查明，磁县磁州镇陈家庄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内容为：杜新玲、郑某、郑亚楠自2012年3月至2016年3月在磁县××大街××号租房居住。郑文生为农村居民，其有3个子女。一审法院认为，四原告作为死者郑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因郑某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死者郑某在从事劳务过程中突发疾病猝死，王增红作为车辆受益人，并综合本案案情，酌定王增红对原告因郑某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告顺意公司与郑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郑某驾驶的车辆又不享有支配权，原告要求被告顺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因郑某的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为：1、根据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确定医疗费为1473.1元。2、丧葬费按照河北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为28493.5元。3、原告虽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及所在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但未提交证据证实郑某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郑某为农村居民，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计算为238380元。4、郑某父亲郑文生为农村居民，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计算9798元×5年÷3人=16330元。5、原告未提交处理丧葬等人员的误工费的相关证据，其主张该费用法院不予支持。6、根据其提交的交通费，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交通费酌定2000元。7、由于郑某因自身疾病导致其死亡，被告王增红作为雇主在此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上述损失共计286676.6元。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增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赔偿款43001.49元；二、驳回原告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计4650元，原告负担4150元，被告王增红负担500元。本院二审期间，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死者郑某出事时车上拉着八十多吨钢卷，每次出车时两个司机，一般每人开四个小时左右，轮着开。车上一共三个司机，正常每个司机上四天班，休两天。上诉人方称发病时，郑某工作了45个小时，没有休息，因超载并疲劳工作导致的死亡，王增红有责任。王增红提交鹰嘴激酶和辅酶Q10软胶囊，称是从郑某手提袋里发现的，是治疗心血管方面的药物。上诉人方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举证超过了举证期限，不能证明药品是郑某个人物品，且在工作时间携带过。王增红又提交照片一张，证明上诉人提交的租住地址友谊大街33号是个饭馆,不能居住。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的提交超过举证期限，该地址是个大院落，楼上有房间可以居住，上诉人杜新玲称在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在本院庭审询问时，杜新玲改口称不是租了一间房，而是租了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单元房。法庭询问杜新玲现在还在友谊大街33号居住吗？杜新玲称现在在军营街33号住，不在那里住了。法庭询问杜新玲什么时间不在友谊大街33号居住的，杜新玲又称其还在友谊大街33号住，她把军营街和友谊大街弄混了。法庭询问杜新玲你可以把街道名称弄混了，但你在不在你提供的地址居住也能弄混吗，你现在是改口称还在友谊大街33号居住吗？杜新玲长时间保持沉默，拒绝回答。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死者郑某猝死与王增红及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问题。上诉人上诉称自郑某2015年6月驾驶案涉车辆后，每天超长工作16个小时后才能休息8小时，事发时工作了45个小时没休息。上诉人方自己申请的证人司机陈某出庭作证称，案涉车辆每次出车时有两个司机，一般每人开四个小时左右休息，轮着开。车上一共三个司机，正常每个司机上四天班，休两天。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与己方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不能成立。上诉人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超载与郑某猝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郑某驾驶的车辆又不享有支配权，其与郑某猝死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称王增红及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对郑某猝死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王增红作为受益人，对郑某猝死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15%的责任，王增红服判，未上诉，本院对此不作变动。关于郑某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何标准计算问题。郑某为农村居民。上诉人虽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及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但上诉人杜新玲在庭审中对是否及何时在该处居住，不能自圆其说。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郑某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死者郑某猝死与王增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关于一审程序。上诉人称王增红和刘慧杰的询问笔录，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交的，为什么在一审卷宗内。经查，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方提交王增红和刘慧杰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上述询问笔录为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方在一审时提交，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一审代理人葛志安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其工作单位为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上诉人称葛志安不是邯郸市顺意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但上诉人对该主张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该主张不能成立。王增红一审代理人潘秋江虽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自然人代理的条件，但该情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0元，由郑文生、杜新玲、郑强、郑亚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志鹏审判员  陈志明审判员  田 莉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温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