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72民初58号原告：孟宪芬，女，汉族,1974年10月17日出生，住吉林省扶余县陶赖昭镇，现住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长兴岛街道。原告：孙红东，女，汉族，1996年3月27日出生，住吉林省扶余县陶赖昭镇，现住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长兴岛街道。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运泽，大连瓦房店长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伟，男，满族，1973年2月3日出生，住瓦房店市李官镇龙王庙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情茂，大连瓦房店市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陈秀娟，女，汉族，1958年8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土城乡北营村北营子屯***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冠，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孟宪芬、孙红东与被告刘伟、陈秀娟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宪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运泽、被告刘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情茂、被告陈秀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冠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孟宪芬、孙红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赔偿总额为797,88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死者孙建立系原告孟宪芬的丈夫，系原告孙红东的父亲。孙建立死亡前，受雇于被告刘伟的船上从事潜水工作。被告陈秀娟是涉案海域实际承包人，被告刘伟受被告陈秀娟的指派找潜水员，在承包海域从事打捞养殖品工作。死者孙建立系被告刘伟找到的潜水员，其在2017年9月11日上午9点30分潜水作业过程中溺水身亡。事发后，被告刘伟及时报警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进行多日的打捞，未果，已确认孙建立死亡。事后，双方就赔偿一事始终未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被告刘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1.孙建立海上失踪，搜寻打捞未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死是活存疑，非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不得认定孙建立死亡。原告提出孙建立死亡赔偿之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2.孙建立与被告刘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个人合伙关系，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5月，孙建立与刘伟口头约定，刘伟出船，出海作业时管吃喝；孙建立出潜水技术，自带潜水工具，捕捞的海产品除去支付滩主陈秀娟海滩费外，按四六分成，孙建立得六，刘伟得四，一次一结，一次一分成，钱物两清，没有利益纠纷。如果出海归来没有收获，刘伟白搭船费和吃喝费用，刘伟不存在分成以外的收益问题；3.孙建立失踪事故与刘伟没有关系，刘伟不存在过错和过失。刘伟尽到了船主的责任和义务，尽到了合伙人的人道主义义务。2017年9月11日，按照滩主陈秀娟的海况预报，刘伟、孙建立、吕桂君、孙彦忱同船一起正常出海作业，大约9点30分左右，不知什么原因，孙建立浮出海面，刘伟看到后立即将水下作业的吕桂君、孙彦忱拉到船上，告诉二人看到的情况，立即起锚开船在海面寻找孙建立，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立即报警求助。海警启动各方海上力量多种寻找方案，至今搜寻无果。事故发生后，刘伟通过各种途径通知孙建立家属。孙妻及家属到龙王庙村，刘伟安排宾馆接待，花费食宿数百元。刘伟靠出海谋生，自出现这次事故后，渔船被渔政扣押，无生活来源，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现精神恍惚，生活十分困难。综上，刘伟与孙建立不是雇佣关系，此次事故刘伟没有过错也没有过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刘伟与孙建立按约定分成，即时结清，不存在积压利益，因此也不承担补偿责任。刘伟生活困难，精神受损，自己需要救济，因此不能给予原告救济。总之，原告之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陈秀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刘伟的第一个答辩观点，原告到目前为止是否死亡没有结论。本案原告以及被告一并非陈秀娟雇佣，从原告起诉状和上次的庭审情况可以看出，原告是听从被告一的指认确定的被告陈秀娟，原告上次提供的户籍证明并非本案的，原告不可能连雇主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本案的原告和被告一没有证明是被告二雇佣。被告二的养殖滩上所捕捞的船只，手续齐全，而被告一的船只手续并不完全。本案事发时的地点是在土城乡的海域范围内，从当时渔政和救援队的打捞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二承包的海域是在土城乡和榆关的交界线，与本案事发的位置不同，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被告二的养殖滩发生的。如果是在被告二的养殖滩发生，也是原告和被告一到被告二的地方偷窃养殖物。事发当天海上有大风，被告二的养殖滩没有船只进行作业。事发后至今，没有任何人找到被告二对此事件进行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由原告提供的结婚证、户籍证明、独生子女证、户口本、死者父母死亡证明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死亡注销证明，证明事实是孙建立已经死亡，被告对该证据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由扶余市公安局陶赖昭派出所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证明孙建立死亡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注销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死亡原因为非正常死亡，结合法庭询问与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认定孙建立不可能生还、事实上已经死亡，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2.原告提供的由被告刘伟于2017年1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事实是孙建立死亡前在被告刘伟船上工作，同时也证明被告二是涉案海域的实际承包人，死者孙建立所打捞的海产品全部由被告二享有。被告二对该证据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证明内容为“孙建立是我船上的船员，从事潜水工作。2017年9月11日在从事潜水工作中溺水死亡。我和孙建立均为陈秀娟打工的。陈秀娟指派我找潜水员为其承包海域打捞，所捞的海产品全部归陈秀娟所有，特此说明”。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孙建立曾在被告刘伟船上工作、并于2017年9月11日在潜水作业过程中溺水死亡，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刘伟为被告陈秀娟打工、在其指定海域打捞的事实，对此部分不予以采信。3.原告提供的孟宪芬和孙建立的居住和户籍证明、孙建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工作单位出具的单位证明，证明事实是原告的居住地为城市，并且证明死者死亡前的工作单位为大连海世界潜水俱乐部有限公司。被告对该组证据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5日，出租方为吕传庆，承租方为孟宪芬，合同约定出租方将大连市长兴岛三咀村林屯房屋租给承租方3人作为住房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3月5日起至2016年10月1日为止；该证据并未载明租金等合同关键条款，并且无法证明2016年10月1日后双方是否续签合同，故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由大连长兴岛街道办事处三咀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原告孟宪芬与丈夫孙建利于2014年至今在我辖区居住，特此证明。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死者孙建立及原告孟宪芬经常居住地为大连长兴岛三咀村，予以采信；由大连冰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工作证明载明，原告孟祥芬自2014年到201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由大连香洲温泉公园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出具的工作证明载明，原告孙红东于2014年10月20日至2018年，在香洲温泉公园从事收银员工作。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4.原告提供的死者孙建立生前所在单位的证明函，证明孙建立是出具证明单位的员工，并且通过学习取得潜水作业资格证，死者在2015年3月就已经在城市居住，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大连市城市的标准计算。本院经审查认为，大连深蓝海世界潜水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出具证明函内容为，“兹证明孙建利于2015年3月在我公司参加了潜水员培训，并且通过了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考核机构的理论与实际操作考试，获得特种作业（潜水作业）证书。证书编号：A220702197002102814”。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够证明孙建立获得了潜水作业资质，但无法直接证明孙建立系该单位的员工。5.被告刘伟提供的协议书，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该协议书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20日，被告刘伟为甲方、船主，案外人吕桂君为乙方、合作方，协议书第1条约定甲方出船只，乙方负责下海打捞海货，上来海货后按现价出售，去掉滩费，余下货款甲乙分成，甲方得4成，乙方得6成，也就是甲乙双方4、6分成关系；第4条约定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合作关系，没有争议后，签字生效。本院经审查认为，吕桂君与孙建立均在被告刘伟船上从事潜水工作，被告刘伟却未能提供其与孙建立之间的书面协议，且吕桂君亦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故该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以采信。6.被告刘伟提供的协议书，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该协议书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20日，被告刘伟为甲方、船主，案外人孙彦忱为乙方、合作方，协议书第1条约定甲方出船只，乙方负责下海打捞海货，上来海货后按现价出售，去掉滩费，余下货款甲乙分成，甲方得4成，乙方得6成，也就是甲乙双方4、6分成关系；第4条约定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合作关系，没有争议后，签字生效。本院经审查认为，孙彦忱与孙建立均在被告刘伟船上从事潜水工作，被告刘伟却未能提供其与孙建立之间的书面协议，且孙彦忱亦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故该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以采信。7.被告刘伟提供的由案外人瓦房店市李官镇龙王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该证明载明“我们龙王庙村以及附近渔村的渔民从事渔业生产当中，有一些渔船主从事捕捞行业，渔船主与潜水员以约定的合伙形式。渔船主管潜水员吃住，每天打捞上来的海产品的收成，去掉在承包海域内滩主的滩费后，渔船主与潜水员以四、六分成。渔船主得四，潜水员得六。滩主安排人，渔船主、潜水员共同出售海产品。据调查，龙王庙村龙王庙屯175号村民刘伟，他的渔船也是从事这捕捞行业，他与潜水员也是采取这种合伙经营方式”。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明与证据13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孙建立与被告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应由法院依据法律规定予以认定。8.被告刘伟提供的部分流水账，证明事实是该证据记录了孙建立和刘伟每天捕捞上来的海产品都经过陈秀娟称量、计费，可以证明是合伙关系，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均系被告刘伟单方面制作，证据记载的孙建立收入、滩费等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不予以采信。9.被告提供的证人冯伟国证人证言，冯伟国称其与死者孙建立在被告刘伟船上干活，孙建立出事的前一天冯伟国离开，与船主只有口头协议，收入四六分成，潜水员得六成，船上得四成；出海由潜水员和船主一起合议，船主无法单方决定；打捞的货物由船主决定，船主卖完后给潜水员们钱。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10.被告提供的证人宋凯峰证人证言，宋凯峰称其在被告刘伟船上工作，潜水员有三四个人，互相不熟悉，不知晓死者的姓名，流动性比较大；到李官龙王庙进行潜水捕捞，主要依据是何处有货就去何处捕捞，不受任何人的指示，打捞的海货则由船主负责出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11.被告提供的证人刘明勇证人证言，刘明勇称其在被告刘伟船上担任舵手，在船上工作不固定，刘伟按照四六分的比例分配收益；船舶在两块海域捕捞，其中一块海域属于刘姐，作业海域并不固定，何处有货就去何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12.被告提供的证人徐国华证明与证人证言，证明载明“我们与刘伟等船主都在陈秀娟滩上从事捕捞海螺。船只都停泊在滩主陈秀娟安排的地方（王崴子口）我们船主与潜水员都是合伙经营。每天捕捞上来的海螺，去掉滩费后，与潜水员是四六分成，船主得四，潜水员得六。每天捕捞上来的海螺，滩主陈秀娟安排人员，船主、潜水员共同出售”；庭审中徐国华称其曾是被告刘伟船上的船长，出事前十几天有事离开了；其与被告刘伟系合作关系，被告刘伟与潜水员亦系合作关系，刘伟得四成，潜水员得六成；刘伟按照四六分成分配后，其与刘伟再次分配，刘伟得三份之二；被告刘伟的船有正规手续；在李官进行捕捞是按照孙什么娟指示，不让到别的海域捕捞。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其关于刘伟船舶有正规手续的说法，因无其他佐证，不予以采信。13.被告提供的证人王希成证人证言，王希成称村里类似于养船和潜水员合伙搞捕捞的大约十多条船，均采用合伙的形式，在滩上作业，向滩主缴纳一些钱后，进行分成，分成的比例基本均为六四分；近两三年，营口市的白沙湾、归州以及李官镇的华铜村、矿洞山村亦均是这种模式；捕捞需争取滩主同意，缴纳一定费用才可以作业，作业的海域是特定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刘伟系渔船船主，潜水员孙建立与被告刘伟合作在有关海域捕捞海螺等。孙建立具有潜水特种作业资质，负责下海捕捞；被告刘伟提供渔船等设备，并负责驾船。捕捞所得，孙建立与被告刘伟按照6:4比例分成。2017年9月11日，孙建立、被告刘伟及其他潜水员共同出海作业，孙建立在作业过程中溺水死亡。另查，瓦房店市龙王庙村当地船主与潜水员基本系合作关系，以合作模式经营长达数年。原告孟宪芬为孙建立之妻；原告孙红东为孙建立之女，于1996年3月27日出生，已年满18周岁：孙建立、原告孟宪芬、孙红东户籍所在地均为吉林省扶余县陶赖昭镇李家村，但经常居住地为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如何确定孙建立与被告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被告刘伟对孙建立的溺水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是被告陈秀娟对孙建立的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是赔偿数额如何认定。一、关于孙建立与被告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刘伟与孙建立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被告辩称，被告刘伟与孙建立之间构成合作关系。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此可见，雇佣关系系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法律关系的合同标的是受雇人按照雇主的指示、要求进行劳务活动，双方之间人身依附性较强，受雇人具有从属性，雇主对受雇人具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利；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供劳务即可获得报酬，而有无工作成果在所不问。本案中，被告刘伟负责提供船舶，孙建立负责潜水捕捞，被告刘伟对孙建立的作业没有指挥和监督权，而是由孙建立以自己的经验与技能自主进行工作，可见双方系各司其职，同时双方对于捕捞所得收益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如捕捞无获则均没有收入。由此决定了双方之间为风险共当、收益共享的个人合伙关系。而通常情况下，船主雇佣船员是以全年或者半年为结算周期，工资对应工种、以基本固定工资为主，提成按整支船捕捞量、结合工种等因素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可见，孙建立与刘伟之间更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且当地船主与潜水员之间数年来均系此种合作模式，从基于尊重当地习惯的角度出发，亦不应当认定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否则将对此种生产模式产生冲击，从而造成不利影响。二、被告刘伟对孙建立的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刘伟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被告刘伟辩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刘伟与孙建立之间既然不构成雇佣关系，那么被告刘伟就不能依据雇佣而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个人合伙关系，而孙建立的死亡又为合伙成员之一在从事合伙事务当中发生意外事故，那么能够规范和调整双方的即为合伙法律关系规范。对此，我国法律虽未直接规定合伙一方死亡时的处理方式，但依据合伙的法律原理，合伙内部产生的债务，应由双方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配；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本案中，被告刘伟与孙建立没有约定出资比例或者达成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按照4:6的比例实际分配收入，故由刘伟承担4/(4+6)即40%的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亦不违背公平原则。综上，被告刘伟辩称其无民事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有，本案的案由虽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但本案的实质争议应为个人合伙合同项下的合伙单方人身损害的责任分担问题，囿于我国目前的民事案由体系，本院对本案的案由不再予以调整。三、被告陈秀娟对孙建立的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刘伟均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原告、被告刘伟与陈秀娟之间成立雇佣关系或其他关系。同时，原告与被告刘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海域位于被告陈秀娟所属海域，退一步讲，即使发生在被告陈秀娟所属海域，原告亦需证明被告陈秀娟应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但原告未能尽此举证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陈秀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赔偿数额如何认定。本院具体认定赔偿项目及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38,050元/年,计算20年为761,000元，被告刘伟应负担304,400元（38,050元/年×20年×40%）；2.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147元计算六个月，应为14,752.8元（6,147元×6×40%）。另外，本案中被告刘伟并非孙建立之雇主，亦未实施侵权行为，故对于孙建立在合伙作业中溺水身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5万元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尽管本案并无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但考虑到潜水员的高风险，法律应对其弱势地位予以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调整，孙建立的死亡对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影响与心灵伤害。相反，作为船东的被告刘伟自身拥有船舶，具备生产条件，经济上有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一定的分散风险能力，所以，本院酌情判定被告给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来扭转双方失衡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以弥补原告的创伤，具体数额以30,000元为限。同时鉴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精神补偿性质，本款补偿不再按责分担。综上所述，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条、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伟赔偿原告孟宪芬、孙红东死亡赔偿金304,400元。二、被告刘伟赔偿原告孟宪芬、孙红东丧葬费14,752.8元。三、被告刘伟给付原告孟宪芬、孙红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四、驳回原告孟宪芬、孙红东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刘伟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孟宪芬、孙红东负担6,624元，由被告刘伟负担5,154元，被告刘伟负担部分与判决主文所设定义务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铁强人民陪审员  毕 颖人民陪审员  于 巧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书 记 员  王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