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26民初143号 原告：曾忠，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杰，务川自治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何国勇，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林，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家贵，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第三人：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创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8219T。 法定代表人：张继成。 原告曾忠与被告何国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较为复杂，本院于2018年3月1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被告何国勇申请依法追加被告王家贵、第三人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杰、被告何国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林、被告王家贵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汽运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何国勇返还曾忠购买车辆股份款60万元，同时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及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曾忠对诉讼请求中的“判决何国勇返还曾忠购买车辆股份款60万元”变更为“判决何国勇返还曾忠购买车辆股份款56.9万元”。事实及理由：2014年，曾忠与何国勇签订客车股份经营转让协议书，何国勇将经营的粤Ｓ×××××号客车股份的十二分之六转让给曾忠，由曾忠一次性支付转让费60万元给何国勇，该车的所有权挂靠第三人汽运公司，经营路线为东莞至务川，同时原告付清款后，何国勇交清该车的有效证件及公司保证金，何国勇负责过户变更公司承包合同并完善相关手续。同日，曾忠与何国勇在第三人处签订了车辆经营权转包合同，并进行了公证。但车辆另一股东王家贵提出异议，并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曾忠与何国勇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该院作出（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曾忠、何国勇及第三人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何国勇不服，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忠要求何国勇返还转让费，因何国勇拒不返还，故曾忠依法提起诉讼。 何国勇辩称，1、何国勇与曾忠、王家贵对涉案车辆粤Ｓ×××××号客车系按份共有人，对涉案车辆的经营及收益共同享有权益。何国勇占十二分之七份额，王家贵占十二分之五份额，经营权登记于何国勇名下。2014年4月9日，曾忠与何国勇达成协议，签订《转让协议书》，由何国勇将其持有的十二分之六份额以60万元价格转让给曾忠，并约定经营权登记给曾忠。后为帮助曾忠进行经营权登记，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补充签订《转包合同》。期间转让事宜均告知王家贵，但王家贵以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转包合同》无效。何国勇认为，《转包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协议书》无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转让协议书》依然有效，何国勇与曾忠、王家贵对涉案车辆粤Ｓ×××××号客车系按份共有人。2、本案按份共有法律关系在未依法撤销或终止之日止，依然有效，原告曾忠的主张于法无据。《转包合同》与《转让协议书》系不同的合同，《转包合同》约定的事项仅为《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的补充协议。合同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曾忠请求何国勇直接返还合同价款于法无据。3、案涉车辆因王家贵强行扣留、阻碍经营，致使车辆于2015年9月14日被强制报废，目前仍未进行共有财产的处理及事务清算。故请求依法驳回曾忠的诉讼请求。 王家贵辩称，对曾忠与何国勇之间转让车辆股份的情况不清楚，且二人也未告知王家贵。但王家贵在此前已在何国勇处购买了股份，故曾忠请求何国勇返还转让款与王家贵无关。 汽运公司书面述称，1、汽运公司不清楚何国勇与王家贵之间签订的购车协议。2、案涉车辆粤Ｓ×××××号客车因被王家贵强制扣留，超期未能年审，已被强制注销。3、案涉粤Ｓ×××××号车辆权利人之一王家贵于2018年1月5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1971民初2628号，请求曾忠、何国勇赔偿转让款。故认为本案需要以该案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建议本院中止审理本案或将本案移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4、虽然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曾忠、何国勇及第三人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但汽运公司并未依据转包合同收取曾忠或王家贵的任何款项，故无需向任何人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8日前，案涉粤Ｓ×××××号车辆由被告何国勇承包经营。2013年5月8日，何国勇与王家贵签订《购车协议》，约定将粤Ｓ×××××号车辆分为12股，全车折价为128万元，王家贵以533300元向何国勇购买车辆十二分之五股份。2014年4月9日，原告曾忠与被告何国勇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买方（甲方）曾忠，卖方（乙方）何国勇。甲乙双方就车辆买卖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守执行：第一条：甲方购买乙方所持的大客车股份的十二分之六。第二条：该车属于汽运公司，经营东莞至务川线路，车号为粤Ｓ×××××。第三条：甲方向乙方（注：乙方所持粤Ｓ×××××全车股份的十二分之六的股份）支付车款人民币六十万元整。第四条：甲方的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清。第五条：甲乙双方商议2014年4月份前所持股份的规费和该车产生的任何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六条：甲方付清车款后，乙方向甲方交清该车的全部真实有效的证件，包括公司保证金。第七条：乙方转让方必须负责过户变更公司承包合同并完善给甲方名下。第八条：本合同一式三份。（注：另股东王家贵持该车股份十二分之五，何国勇持十二分之一。如遇公司规定产生换车等任何费用，按股份分担承担费用。）第九条：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原告曾忠在甲方处签名并捺印，被告何国勇在乙方处签名并捺印，在场见证人申某签名并捺印。同日，曾忠、何国勇、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约定于2014年4月9日起将粤Ｓ×××××号车转让给曾忠承包。曾忠随即支付何国勇转让款56.9万元。王家贵知悉曾忠与何国勇之间的转让行为后，以该转让行为侵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5月26日，该院作出（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曾忠、何国勇、第三人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后何国勇、第三人汽运公司不服，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案涉车辆粤Ｓ×××××号客车，因超期未能年审，已被强制报废。 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曾忠、何国勇、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案涉《转包合同》，已经确认无效。曾忠、何国勇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书》，该转让协议约定何国勇将本人持有的案涉粤Ｓ×××××号车辆经营权中的十二份之六转让给曾忠，此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的规定，侵犯了王家贵的权益，属无效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何国勇应当返还曾忠转让款56.9万元。对何国勇主张的案涉《转让协议书》有效不应返还曾忠转让款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纷争系曾忠与何国勇转让案涉粤Ｓ×××××号车辆经营权引发，王家贵并未参与曾忠与何国勇的转让和未收受曾忠的款项，因此，王家贵在本案中无责任。 综上所述，曾忠主张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何国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曾忠转让款56.9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56.9万元为基数，支付曾忠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何国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向志成 审 判 员  穆 进 人民陪审员  吴定国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