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12民初9799号 原告：宁波神域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4309068118R）。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宁波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1-7。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闸南路500号来福士广场19楼。 法定代表人：邱智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黛霞、彭瑞瑞，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祁东辉，男，196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宁波雅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住宁波市海曙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8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浙江甬泰（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神域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域公司）与被告祁东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于2017年11月10日转为普通程序。本案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2018年7月24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瑞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神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返还系统开发费等费用共计23677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6337.50元（自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20%暂计至2017年8月7日，之后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原告在审理期间增加诉讼请求如下：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于2017年5月23日解除；原告另对逾期利息的起算点调整为自2017年3月23日起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6日，原、被告与案外人正和清生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清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原告的销售业务。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为被告垫付了业务开发费用等费用共计236778元。2017年3月23日，被告承诺返还原告代其垫付的上述费用。但此后被告拒绝还款。2017年5月23日，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发送《合同终止协议》，被告表示同意，至此，双方的合作协议解除。 被告祁东辉辩称，1.原、被告之间签订合作协议属实，但该合作协议系三方协议，不存在两方解除三方协议的问题。2.最初合作的费用按协议约定由原告及管理公司承担，后来合作进行顺利，原告要求被告也承担一部分费用，所以在2017年3月23日签订协议书，在全面充分履行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由被告承担费用。但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原告单方解除了合作协议，解除了被告的职务，解散了营销团队。无论根据哪一份协议履行都是原告单方解除协议，根本违约，被告不存在违约和过错。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项目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事实。 2.《协议书》一份、付款凭证及付款指令一组，拟证明被告承诺返还原告垫付费用236778元的事实。 3.《补充协议书》、声明各一份，拟证明后来签订的协议取消了协议书第4条，被告组建的团队已经解散，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的事实。 4.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两组，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发送终止协议给被告，被告表示同意，且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讨垫付费用等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根本违约解除合同，协议约定相关费用应由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承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有在协议全面履行的情况下才由被告承担费用，在前期履行顺利也有合作前景的情况下被告才签订协议同意分担费用，但是原告在2017年4月就解除了被告职务，故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对于付款凭证所涉金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费用系因合作发生，应由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承担，对付款指令的内容不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据此认定原告垫付费用236778元，并就该垫付费用于2017年3月23日与被告达成还款协议的事实，至于该笔款项在合同解除后是否应由被告归还在说理部分结合其他事实及证据阐述。证据3，被告表示该证据系当庭提交，需要庭后核实。本院认为，被告庭后未对该证据核实，经审查该组证据均系原件，不存在瑕疵，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被告对微信截屏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部分内容与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一致，即使真实，也是原告单方解除合作协议，至于新的协议是否达成与本案没有太大关联，且终止协议约定了“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的内容，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垫付费用是不成立的。本院经向微信聊天一方即原告的财务人员包莹斐核实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定，其中涉及的合同解除及责任认定在说理部分阐述。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正和清公司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组，拟证明原告与正和清公司存在高度关联性，解除合同是原告与正和清公司的一致行为的事实。 2.（2017）浙甬永证民字第3718号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单方解除合作协议的事实。 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会计包莹斐与被告的妻子陆某在微信聊天中谈到，要求被告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合作，原告主动要求终止合作协议，且承诺互不追究责任的事实。 4.证人陆某证言一份，证人出庭陈述如下：陆某与被告是夫妻关系，合作期间在被告的团队工作，协助被告处理事务以及与原告的对接；原、被告于2016年12月签订合同，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合作，2017年3月签订还款协议，还款的基础是项目运作到一定程度，赚钱了就由被告承担费用，没赚钱就由原告承担费用，但4月就解除了被告职务，要求被告签订供货合同，被告没有签；被告代领的运营团队暂时称为“和合军团”，沿用了其合作人黄平团队的名称，黄平是被告带过来合作的，黄平的团队主要负责北方运营，被告主要负责江浙沪地区的运营，两个团队的运营没有多少交集，后因原告插手黄平解除了与被告的合作，但被告的团队有能力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原告在2017年4月25日与被告协商更换合作模式，并将材料发给证人，证人去过公司协商费用，包莹斐说不解除原来的合同没有关系，只是公司内部备案；到6月份包莹斐一直要求被告签合同，不签合同就不向被告供货，且要恢复原来的价格（原来给被告供货的价格是最低价），这样的合作实际就是要撵走被告，所以没有签合同。上述证言拟证明原告单方解除合作协议，但基于对被告营销能力的认可，希望以另一种模式与被告合作，之后的新合同证明变更了合作模式，也能证明2017年4月24日已经全面终止了合作协议等事实。 5.计算机软件委托开发合同、协议书、结算价格表复印件一组，拟证明被告已经充分履行合同，软件开发的费用是20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170000元，且原告认可客户往来产生的费用等事实。 6.和合军团的奖金制度、运营模式、利润分成方案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履行了合作协议第1条约定，合同生效的事实。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系原告与正和清公司的高度关联性才会以股权激励的方式达成合作。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原告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解除被告职务的原因是为了推广产品所需，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为合作关系，公证书中的付款申请书170000元对应原告的付款证据，款项是原告垫付，且2017年1月已经明确由被告承担，被告也同意该种形式。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原告对微信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实际情况是被告的团队解散后，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所以要求更换合作方式，原告发送材料给陆某，陆某对此事知情，但直到2017年6月一直未回复，也未签订新协议，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被告并未在终止协议签字，则协议约定的“责任互不追究”并未生效。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原告认为证人证明了被告代领的团队内部出现分歧，解除了团队合作，销售业务不仅限于浙江，还有黄平的团队负责北方业务，被告与黄平解除合作后，团队人员减少，鉴于被告解散团队已经影响合作初衷，双方协商解除合作协议，并非是原告单方无理由解除合同；之后希望以另一种模式合作，被告不仅拒绝，而且没有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本院认为，证人陆某系被告配偶，也是被告团队的工作人员，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于陆某曾经参与被告团队运营，与原告接洽工作，并于2017年4月至6月期间就解除合作、签订新合同等事宜与原告进行沟通往来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据5、6均为复印件，且系当庭出示，出示后并未留存证据给本院，本院要求被告庭后重新提交，但被告未予提交，故本院视为被告放弃提交该两组证据。 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 2016年12月6日，原告（丙方）与被告（乙方）及案外人正和清公司（甲方）共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系丙方的全资控股股东，拟与乙方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乙方作为丙方的运营合伙人，全权负责丙方的销售业务，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享有和履行其权利和义务；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乙方应负责在甲方及丙方的配合下，完成以下文件，1.在现有的销售模式基础上，完善丙方销售业务的经营模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包括费用承担和利益分配机制、测算模式等；2.制定并确定丙方销售业务2017、2018、2019年底的销售计划和盈利目标，并分解关键任务；3.完成丙方销售板块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场地规划及相关预算；上述文件经三方审核通过并书面签署后，本协议书正式生效，且上述文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文件作为丙方的制度、政策和规定，由乙方负责具体执行、甲方负责提供服务和监督，执行过程中由乙方负责完善和优化，完善和优化后的文件需经甲方备案并书面同意后执行；丙方的财务管理由甲方负责，对乙方所负责的销售板块进行独立核算，具体利益分配模式在本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文件中约定；乙方负责销售的产品由甲方提供或由甲乙双方共同选定产品并制定价格体系后进行销售，具体供货价格和方式在本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文件中约定；合作目标，乙方负责的丙方销售业务是祁东辉团队独立事业体的经营目标分为四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2017年实现税后利润1000万元，第二阶段2018年实现税后利润2000万元，第三阶段2019年实现税后利润5000万元，2020-2021年保持不低于30%的利润增长率；三方约定在乙方达成目标后，乙方享受祁东辉团队独立事业体股本总值的12500万股的股权分配；若乙方未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经营目标，则相对应的股权激励取消，甲方和丙方有权与乙方另行协商合作方案，如无法就新的合作方案达成一致，甲方和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不再与乙方合作；等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任命被告职务为神域公司“CEO”。原告分别在2017年1月17日、1月26日向被告支付费用各110000元；至2月20日，原告确认应由被告承担的费用共计236778元。同年2月20日，原告曾通过包莹斐告知被告，要求被告就年前的220000元费用给出支付时间计划，该款未付前原告不再垫付。 2017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截至2017年2月28日，乙方应归还甲方236778元（主要为公司垫支的系统开发费等费用，具体明细详见和合军团独立核算报表），现针对该债务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乙方（被告）承诺分三次向甲方归还债务，2017年6月23日、7月23日、8月23日分别归还78926元，到期未归还，甲方（原告）按总额的20%年化率收取借款利息，计息日自借款日起算；乙方承诺，与甲方合作期间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乙方仍需按时归还借款，并承担逾期利息；若乙方在未违反甲乙双方合作协议的前提下，甲方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乙方对未到期的借款不再予以支付；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与和合军团解除合作的协议之后，于2017年8月23日前不再与和合军团发生任何业务关系；等。2017年4月6日，原、被告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就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有关债务归还相关约定的《协议书》，就原合同部分内容达成以下补充协议，甲方于2017年4月5日收到乙方与黄平先生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神域创办合伙人祁东辉及和合军团领导人黄平终止合作的声明》，基于乙方与黄平先生约定正式解除合作，独立运作各自市场，现取消甲乙双方原合同中第4条：“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与和合军团解除合作的协议之后，于2017年8月23日前不再与和合军团发生任何业务关系。”本协议签订后，即成为甲乙双方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补充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签订该补充协议前，被告与黄平签订了“神域创办合伙人祁东辉及和合军团领导人黄平终止合作的声明”，载明：神域创办人祁东辉及和合军团领导人黄平因市场运作模式产生分歧，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合作无望情况下，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合作并作出协议，双方自2017年4月1日开始正式解除合作，独立运作各自市场；之前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均各自承担；等。2017年4月7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的财务人员包莹斐发送了“活力拾贝计划书新（1）”，预对合作事宜进行调整。同年4月24日，原告免去了被告的神域公司“CEO”职务。同年4月25日，原告通过包莹斐以微信方式向被告的妻子也是其团队成员陆某发送了“活力拾贝采购合同20170425”、“合作协议20170425”。2017年5月23日，原告通过包莹斐以微信方式向被告发送了“合作终止协议”，内容为：三方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现因三方合作模式的调整已无法继续履行该合同，经三方协商同意，该合同于2017年5月23日予以终止，不再履行，且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被告在微信中回复“可以”。此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签协议未果。原告又于2017年6月5日通过包莹斐以微信方式向陆某发送了“活力拾贝采购合同20170425”、“合作协议20170425”、“合作终止协议”三个文件，新的合作协议变更了原合作模式，合作经营目标也大幅度下降。2017年7月7日，原告通过包莹斐向被告催讨第一期还款。 另查明：案外人正和清公司对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并授权原告处理合同解除事宜。 本院认为：原、被告及案外人正和清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各方对合同生效且已开始履行均无异议，且合同合法有效，故各方均应受合同条款约束并按约履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项目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以及协议解除后被告是否应返还合作期间的费用。 关于《项目合作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方财务人员包莹斐于2017年5月23日通过微信将《合同终止协议》发送给被告，被告收到且作出了“可以”的答复，据此能够认定原告将解除合同的事由通知到被告，且被告表示同意，双方实际已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另合作协议虽系三方协议，案外人正和清公司对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及处理合同解除事宜均予以认可，故涉案的《项目合作协议》至2017年5月23日解除，且系经各方达成一致解除；虽然各方事后并未另行签订书面协议，但不影响认定各方已经作出一致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关于合同解除后被告是否应返还合作期间的费用,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解除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认定。被告认为，垫付费用本不应由被告承担，如果解除合同成立，则《合同终止协议》中有关“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的约定免除了被告应支付垫付款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应对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费用进行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并无系统开发费等费用承担的约定，从财务凭证的记载看，合作期间被告发生的费用系以“和合军团独立核算报表”名目记账在被告名下；2017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对被告应承担的系统开发费等费用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原告已垫支的费用236778元应由被告分三期归还；被告认为不存在垫付费用的问题，费用承担以双方的合作是否盈利为前提，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费用承担有其他约定存在，故对于已确定的垫付费用236778元应由被告清偿。其次，《合同终止协议》中关于“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互不追究”指向的是因解除合同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及合同解除后可能存在的后续影响问题，而承担开发费用属于被告履行合作协议应尽的合同义务，不应与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混同。再者，从合同解除的过程和原因看，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一方的合作团队于2017年4月1日解除合作，被告于4月7日向原告发送了“活力拾贝计划书新（1）”，开始对合作事宜进行调整，至4月25日由原告形成了新的合作协议以及“活力拾贝采购合同”并发送给被告，新的合作协议变更了原有的合作模式，合作经营的目标也大幅度降低，如果如被告所述其合作团队的变化不影响其与原告继续合作，被告完全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且拒绝原告发出的终止合作的通知；但实际情况是被告对原告通知终止合作予以认可，至于新的合作协议及采购合同没有签订有其自身利益考量所致；故综合上述分析能够认定，系被告原因至合作协议约定的经营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由原告提出了解除合同的主张，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有权据此单方行使解除权，并不构成原告违约，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应由被告承担还款责任，逾期还款还应支付逾期利息。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垫付费用23677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自2017年3月23日起按年利率20%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根据《协议书》约定，垫支款236778元分别于2017年6月23日前、7月23日前、8月23日前归还，到期未还，按总额的20%年化率收取借款利息，自借款日起算，此前双方虽未明确款项性质，但自双方签订该协议时起明确了垫付费用系出借性质，故借款日应认定为2017年3月23日，原告的该项主张符合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宁波神域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祁东辉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于2017年5月23日解除； 二、被告祁东辉向原告宁波神域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垫付款236778元，并自2017年3月23日起以未还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暂计至2017年8月7日为1802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22元，由被告祁东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海蓉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人民陪审员  闻文波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栎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