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411民初2192号 原告：陈万桂，男，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阳，辽宁鼎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军，辽宁鼎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亚象，男，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告：郑梅玉，女，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告：葫芦岛中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 法定代表人：郑国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长红，辽宁金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万桂诉被告柳金坤、陈凡、郑亚象、郑梅玉、葫芦岛中盟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中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2016）辽0411民初1274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中盟公司不服，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4民终2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辽0411民初1274号民事判决书，将此案发回本院重审。重审期间，原告撤销了对柳金坤、陈凡的起诉。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万桂委托代理人时阳、常军，被告中盟公司委托代理人薄长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亚象、郑梅玉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万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郑亚象、郑梅玉偿还欠款1000万元及自2011年8月2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5%计算的利息；2、中盟公司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24日我与柳金坤签订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月利率为25‰，被告郑亚象与我签订连带责任担保合同，2013年2月19日我与陈凡签订转借合同。2012年4月29日，中盟公司向我出具了最高额保证担保承诺书。郑亚象、郑梅玉于2015年7月30日为我出具借条，写明2011年11月24日郑亚彪、郑清龙、柳金坤分别向我借款1000万元，三笔借款均由郑亚象使用，其自愿承担该笔借款的全部法律义务。该借款本息至今尚未偿还，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郑亚象未作答辩。 被告郑梅玉未作答辩。 被告中盟公司辩称，：一、基于原告对诉请变更，中盟公司认为该变更行为，是对有关债务人权利放弃，如果认定中盟公司承担本案的责任，势必加重中盟公司的责任，所以在该变更范围内，如果法院确认中盟公司承担责任，请考虑上述因素合理确定中盟公司的责任。二、原告主张的利息是从借款之日到给付之日，原告提供11份借款合同，每笔借款均约定利息按月给付，每份合同均是独立合同，在合同中均没有体现出之前所欠的利息情况，如果按合同计算，从借款之日到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数额非常巨大。而每份借款合同均没有对前面利息的确认，所以中盟公司有理由认为，在签订后一个合同之前，前面的利息均已清偿。另外通过郑亚象在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借条，体现的借款3000万元，利息1200万元，根据1200万元计算的利息拖欠时间应为16个月，而并非从借款之日起，所以原告方在诉讼中未能依据本案事实依法提起诉讼，恶意的将其他材料列入本案中。三、反担保承诺书与本案的诉争事由没有关联性，反担保承诺书是基于担保提供的反担保，根据反担保承诺书表述的内容，担保人应当为郑亚象而非陈万桂。所以原告方不能基于该份材料在本案中向中盟公司主张权利。另外中盟公司有理由认为，郑亚象与陈万桂、明德担保公司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经济纠纷案件，该份材料是其他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到的材料，原告将该材料纳入到本案中，明显违背事实。四、反担保承诺书中体现反担保的标的物是明确的，以郑亚象持有的中盟公司55%的股份担保符合质押担保，而该质押担保未办理质押手续，不具有法律效力；反担保承诺书中提及的中盟公司承诺无条件用其名下55%的资产作为还款属流质契约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性质为中盟公司对郑亚象以其持有的55%股份做为担保行为的一种同意行为，并非是中盟公司向陈万桂担保。原告关于最高额保证的观点不能成立，其起诉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郑亚象系同乡关系，被告郑亚象、郑梅玉系夫妻关系。2011年8月24日，原告陈万桂作为贷款人与柳金坤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8月24日至2011年11月23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5‰，借款用途为购货，借款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人为郑亚象。同时郑亚象与陈万桂签订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全部到期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当日，原告陈万桂按照郑亚象的要求将包括此笔借款在内的共计3000万元款项（另2000万元以他人名义借款，另案诉讼），通过银行转账至郑亚咱1100万元，从抚顺明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抚顺名德公司）转账至郑亚咱900万元、转账至阜新丰年物资有限公司1000万元。因该笔借款到期后未予偿还，双方自2011年11月23日至2012年11月20日共五次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4年11月12日以陈凡作为借款人及郑亚象作为担保人共六次签订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上述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内容与原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一致。 另查，2012年4月29日，郑亚象曾向原告提交反担保承诺书，写明其本人及其相关企业通过原告陈万桂及其相关企业借款及担保，（总金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现由中盟业公司名下55%股份作为反担保，如其本人及相关企业无还款能力时，中盟置业公司承诺无条件用其名下55%资产作为还款。郑亚象在借款人处签名，承诺方盖有中盟置业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处有郑国华字样签名。2015年7月30日，郑亚象、郑梅玉又出具借条，写明：2011年11月24日，郑亚彪、郑清龙、柳金坤分别向陈万桂个人借款1000万，共计3000万元，期限三个月，月利率2.5%，三笔借款均由我使用。以上借款到期后一直没有偿还，延期至今，到2015年8月14日3000万元产生利息1200万元，本息共计4200万元。我自愿承担该笔借款的全部法律义务，并同意用我本人在中盟置业公司名下的股份及其他个人全部资产作担保。郑亚象、郑梅玉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 再查，抚顺名德公司成立于2010年，2011年变更为辽宁名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辽宁名德公司），陈万桂为辽宁名德公司股东。 中盟公司股东及出资额分别为：沈阳中旭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旭公司）51%，郑亚象24%，郑亚兴10%，郑国华5%。2011年6月23日，郑亚象、郑亚兴、郑国华、蔡九坤作为甲方与中旭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甲方出资980万，乙方出资1020万元成立中盟公司，竞买葫芦岛龙湾地区相关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日，中旭公司作为借款人与郑亚象、郑亚兴、郑国华、蔡九坤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中旭公司向上述借款人借款1020万元用于在中盟公司51%的出资，如其不能在约定时间内还款，则用其在中盟公司持有51%的股份进行偿还，股权依次分配给郑亚象26%、郑亚兴10%……。 原告在原审诉讼前申请保全被告中盟公司名下财产并提供担保，本院依法查封被告名下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交纳。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借条、反担保承诺书、辽宁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被告中盟公司提供的合作投资协议书、借款协议、公司章程及修正案及双方当事人证据交换笔录、开庭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对质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本案，原告陈万桂与柳金坤签订借款合同后，履行了出借义务，借款到期后，被告郑亚象、郑梅玉为原告出具借条同意承担该借款全部法律责任，原告陈万桂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郑亚象、郑梅玉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关于利息一节，借条中写明到2015年8月14日3000万元产生利息1200万元，则自2011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止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为400万元，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律规定上限，本院按年利率24%确定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利息。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郑亚象、郑梅玉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中盟公司出具的反担保承诺书是否为担保及担保的形式；该反担保承诺书是否符合最高额保证的构成要件，保证期间是否经过及担保的效力。 第一，关于中盟公司出具的反担保承诺书是否为担保一节，该反担保承诺书表述的内容为：郑亚象本人及其相关企业通过原告陈万桂及其相关企业借款及担保，（总金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现由中盟业公司名下55%股份作为反担保，如其本人及相关企业无还款能力时，中盟置业公司承诺无条件用其名下55%资产作为还款。由此，中盟公司认可郑亚象向陈万桂借款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事实，综合该反担保承诺书的全意，在郑亚象及其相关企业无还款能力时，中盟公司承诺用其55%资产作为还款，其承担是一种担保责任，该反担保承诺书虽未明确担保的形式，但是法律规定的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及保证，反担保承诺书中的表述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抵押、质押的规定，故中盟公司承担的是保证责任，其名下55%资产应当是保证的范围，中盟公司应当承担作为保证人的担保责任。 第二，关于反担保承诺书中以55%资产作为还款的表述，55%的资产具体内容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故中盟公司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鉴于反担保承诺书中有不超过1亿元的明确约定，则保证金额不超过1亿元。关于中盟公司辩称郑亚象以55%股份作为质押一节，反担保承诺书中并无质押字样，即双方对此并无合意且未办理登记手续，按照公司法规定，郑亚象作为中盟公司的股东，其在中盟公司的股份为其个人财产，其享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此行为无需公司盖章，中盟公司的主张违背经验法则及日常生活经验，故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关于反担保承诺书是否为最高额保证及保证期间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务在保证设立时可能已经发生，也可能没有发生，最高额保证的生效与被保证的债务是否实际发生无关；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务为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最高额保证约定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本案中的反担保承诺书的文字表述符合最高额保证的特征，为最高额保证。该反担保承诺书中对“一定期间”虽无约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七条就此规定：保证人可以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达债权人之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自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自债权人收到保证人终止保证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之日起六个月，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第四，关于担保的效力问题。本案中的反担保承诺书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应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为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上述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且该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该条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本案中，反担保承诺书盖有中盟公司公章，中盟公司对此虽无股东会决议，但股东会决议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也并不因此导致该担保无效。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亚象、郑梅玉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陈万桂10**万元借款； 二、被告郑亚象、郑梅玉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陈万桂20**年11月24日至2015年8月14日期间利息400万元及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三、被告葫芦岛中盟置业有限公司在不超过1亿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葫芦岛中盟置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亚象、郑梅玉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800（原告已交纳40900元，40900元缓交至执行阶段），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87400元由被告郑亚象、郑梅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姜 燕 审判员 李征玉 审判员 金 铃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宋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