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6民终2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国顺，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革，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上诉人白国顺因与被上诉人张永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6）冀0606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张永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冀06民终2741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6）冀0606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重审。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冀0606民初4098号民事判决，白国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国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被上诉人张永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国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6民初409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在收到转让款后已将股权转让的内容告知了公司其他股东并得到了同意，被上诉人的义务即完成，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上诉人也未找郑州天峰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峰公司）及天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要求进行股权登记。据此，认为上诉人主张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分两次向被上诉人转款200万元，上诉人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但经上诉人多次催促，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作为股权转让方应履行的义务，亦未向上诉人交接股权及相应的权利。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目的是获得天峰公司的股权，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各项权利，但上诉人只履行了义务，并未实现合同目的。2.《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七十三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至今为止，被上诉人作为转让人均未履行其相应的义务，使上诉人成为公司的股东，更未享有作为股东的权利。一审中，被上诉人称已通知其他两位股东协助配合上诉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不是事实。双方2013年签订转让协议，2016年上诉人起诉，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履行义务，经上诉人多次催促，被上诉人也从未通知上诉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均为2017年之后形成，上诉人并不认可，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也不能作为证明其履行义务的证据。3.上诉人现得知天峰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已召开股东会，成立清算组，注销公司，并已办理完毕税务注销，公司也早已不再经营。被上诉人以其行为已表明了不再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且客观上已无法实现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被上诉人所称的2017年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更是恶意欺骗。4.因被上诉人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双方间早已达成共识，解除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转让款，就此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足以证实。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上诉人于2016年起诉，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起诉状之日双方间股权转让合同即已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负有返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义务。5.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应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而一审法院仅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判决，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张永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依法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符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中，上诉人在审庭中认可被上诉人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应该履行的义务是通知及协助的义务，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信函、短信截图等通知证据予以认定，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应尽义务。二、一审认定正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法律规定：确认股东地位的依据有二项且为并列关系，其一，公司盖章并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发的股东身份证明或股东名录登记。其二，国家工商总局等级信息显示。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新股东地位后，无论是登记股东身份证明或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均需要新股东提交身份证并亲笔签名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公司盖章。由此可见，新股东手续的办理应该由新股东配合公司来完成，不应该由股权转让方即被上诉人办理，本案中的被上诉人既非控股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无义务更无权力和能力办理此事。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从未找过天峰公司办理相关股权手续。由此可见是上诉人自己不想办理，其真实想法无非就是，公司如果赚了钱就办理，不赚钱就不办理了，上诉人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商业风险的做法极不诚信，不会得逞，一切责任完全应该自己承担。三、上诉人上诉状中的四条理由不符合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1.上诉人称“多次督促被上诉人履行相关义务，但被上诉人未履行义务”不符合实事。事实上上诉人一次都没有督促过，也不能提供督促过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2.上诉人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在2013年，2016年开始起诉，但被上诉人的证据均为2017年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均多次通知上诉人找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根据交易习惯，通知及协助义务属于附属义务，被上诉人都是电话通知控股股东、公司和上诉人办理股权相关手续，因时间太久未能保留相关证据。但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未能尽到通知的义务，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有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做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中称“如有证据证明相对方对有关事实已经知晓或者应当知道，而无需对方承担所谓附随义务的通知等义务也能实现合同有关权利时，一方当事人仅以对方未履行附随通知义务要求相应的救济，不应支持，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只要上诉人去找控股股东或天峰公司办理股权登记手续，随时都可以办理，完成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得到股东地位的目的。被上诉人通知与否，履行义务与否根本不会影响上诉人合同目的的实现。3.上诉人称“公司2014年召开股东会，成立清算组并注销公司，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此说法是毫无依据的杜撰之言。公司没有开过这样的股东会，最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公司目前的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注册），在2016年11月30日接受了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抽查，并且在2017年4月30日发布了2016年度报告（四张证据）。退一步来讲，即使公司破产或注销也不影响合同的履行，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称“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化或者被宣告破产，不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裁判要旨】：当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后，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化或者被宣告破产，不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股权因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化或被宣告破产的贬值损失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4.上诉人称“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有录音证明，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合同自通知送达对方时解除”此说法是对合同法的曲解。首先，上诉人一审开庭时并未提供录音证据；其次，被上诉人从未同上诉人达成解除协议的共识。只是应上诉人请求双方曾经就股权转让一事进行过一次协调，内容为：“因上诉人称投资股权的资金100万元属于其哥哥所有，投资失败，无法跟其哥哥交代，所以他愿意从家族生意中给被上诉人100万元利润的生意后，被上诉人退还其股权转让款中属于其哥哥的100万元，这样中转一下，好向其哥哥交代”。至于上诉人依据的《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说法更是错误的，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必须是建立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基础之上才行，也就是说合同的解除必须符合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解除条件，而本案既不符合约定解除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因此任何人不能随意解除。更重要的是，《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该依法严格执行，否则会危及经济安全和交易秩序。白国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张永革返还其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3年7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张永革将其持有的天峰公司10%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白国顺。双方对于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予以确认。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及张永革是否应当返还白国顺股权转让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存在争议。白国顺就此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银行转账回单两张；3、白国顺与妻子李杰玲结婚证；4、张永革出具的收条两张；5、双方的通话录音两份；6、天峰公司工商信息。证据1-6，证明2013年6月26日双方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一份，约定张永革将其持有的天峰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白国顺，白国顺支付张永革200万元的价款。白国顺分别于2013年6月28日通过其妻子李杰玲银行转账给张永革100万元，张永革同日出具收条一张。白国顺于2013年7月1日银行转账支付给张永革100万元，张永革于同年的7月4日向白国顺出具收条一张，至此白国顺已经履行完该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义务，张永革至今未将其持有的公司10%的股份变更到白国顺的名下，在此期间，白国顺多次要求张永革履行相关义务，张永革拒绝履行。张永革至今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并承诺将白国顺支付的200万元股权款，分批返还给白国顺，至白国顺起诉之日张永革仍然未返还上述款项。张永革的违约行为使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张永革对白国顺提交的证据1-4、6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白国顺并未提交录音，不认可，张永革没有承诺白国顺返还股权款，且白国顺没有要求我履行相关的义务。一审法院对白国顺提交的证据1-4、6予以确认。张永革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书面通知函一份及特快存单，证明我已经通知其他两位股东及公司协助配合白国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短信截图，证明我通知李天泉配合白国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3、书面通知函一份及特快存单，证明我已通知白国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4、短信截图，证明我已通知白国顺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5、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天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的控股人为李天泉；6、我与李天泉2017年9月5日的电话录音一份，内容为李天泉收到了我的短信，并确认白国顺没有找过其办理相关的手续，证明白国顺没有找过公司办理相关的手续。白国顺对张永革提交的证据1，认可快递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他股东收到过该函件。收件人为王友辉，而王友辉与本案没有关系。该证据没有显示日期及邮寄的内容，不能证明张永革已经履行了书面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对证据2，通知李天泉的短信截图，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短信显示时间为2017年，即使该短信存在只是证明张永革在签订协议4年之后才告知了其他的股东，证明张永革没有及时的履行书面的告知义务。且无法证实李天泉已经知晓张永革转让股权的事情。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白国顺没有收到该函件。该单据没有标记邮寄的物品是张永革给白国顺的函件且日期为2017年的6月1日，假如是张永革给白国顺的函件也就证明张永革于签订协议后没有及时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及时办理股东变更的工作，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3年，而单据显示的日期为2017年。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对证据5工商信息无异议。对证据6，该录音不认可，不能证明张永革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对张永革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已经按照合同履行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本案中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永革将其持有的天峰公司10%的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白国顺。白国顺向张永革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张永革在收到转让款后已将股权转让的内容告知了天峰公司其他股东并且得到了其他股东同意，且已通知白国顺办理股东变更的相关手续。张永革的合同义务已经完成，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庭审中，白国顺认可，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给付股权转让款后，至今未找过天峰公司及天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要求进行股权登记，白国顺的合同目的可以实现。白国顺主张由于张永革未履行相关的义务而导致白国顺没有取得股东地位，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应当驳回白国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其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国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白国顺负担。”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6月26日，双方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一份，约定张永革将持有的天峰公司10%股权转让给白国顺，白国顺支付张永革200万元人民币。协议签订后，白国顺分两次将转让价款支付给张永革：2013年6月28日，白国顺之妻李杰玲银行转账给张永革100万元人民币，同日张永革向白国顺出具收条一张；2013年7月1日，白国顺银行转账给张永革100万元人民币，张永革于2013年7月4日向白国顺出具收条一张。张永革预向白国顺转让股权时，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张永革未将10%股权转让给白国顺，白国顺没有取得股东地位。天峰公司未实际经营，2014年公司已注销税务登记。2014年12月17日公司在河南商报刊登《注销公告》：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经清算，公司亏损50多万元。2015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商量退款事宜，但张永革未退还白国顺转让款。根据白国顺提交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显示的郑州天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0198000032826）股东为李天泉、关素琴、张永革，该企业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上述事实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豫）登记内备字﹝2014﹞第4892号《备案通知书》、郑经开地税税通﹝2014﹞00332号《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税务事项通知书》、2014年12月17日河南商报刊登的《注销公告》、2016年双方的通话录音、李天泉的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白国顺与被上诉人张永革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股权转让是指股东依法将其在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让与他人，他人由此取得股东资格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生效后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转让方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让股权的义务，受让方则享有取得股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结合本案转让方张永革已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但未承担转让股权的义务，而白国顺承担了支付价款的义务，却未享有取得股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由此可见，股东名册的目的在于调整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是股东的股东资格被公司接受的依据。在股东名册变更后，受让方才能现实的取得股权，才能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对股东身份承认的形式是股东名册登记或者公司章程的记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张永革向被上诉人转让股权时，未书面通知其他股东，亦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白国顺的身份既未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亦未在公司章程中记载，且天峰公司已经清算。由于张永革未履行自己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致使白国顺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白国顺关于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的《协议》、张永革返还白国顺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双方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于2016年9月30日即张永革收到起诉状之日解除。白国顺关于张永革给付自2013年7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利息的主张，因双方并未书面约定相关违约责任，故关于上述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应自2016年8月10日即白国顺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结合本案的情形，白国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曾督促张永革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故对利息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较为公平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白国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6民初409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白国顺与被上诉人张永革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的《协议》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三、被上诉人张永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返还上诉人白国顺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其二分之一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6年8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白国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张永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月审判员 翟乐光审判员 王洪月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于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