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1182民再6号原审原告：袁宏星，男，1971年2月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镇赉县人，现住该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萍，河北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住所地深州市大冯营乡付家庄。经营者：张晓钦，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注册经营者。原审被告：张晓钦，女，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原审被告：李晓波，男，198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元氏县，原审被告：程特，男，198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被告委托代理人：白华丽，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袁宏星与原审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程特、李晓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冀118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袁宏星不服提起上诉，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2017）冀民终8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李晓波、程特不服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冀11民申54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再审本案。经再审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冀11民再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7）冀11民终83号民事判决书及深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118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深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我院于2018年5月10日重新立案，按一审程序再审。为此我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的合伙经营者张晓钦本人为被告。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袁宏星的委托代理人金玉萍到庭，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的委托代理人白华丽、被告程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袁宏星再审中诉称：首先原审原告袁宏星与原审被告李晓波约定了货物的交付地点。双方在互发的微信中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为黑龙江省××县汤池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故原审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把货物送到黑龙江省××县汤池镇交给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没有在约定地点交付货物，没有完成交货义务。其次，本案的托运者不是原审原告。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约定好了交货地点和运费支付情况，此时原审原告已在回家的火车上，而原审被告一时找不到承运车辆，原审原告袁宏星才将自己知道的配货站的电话告诉了原审被告，由原审被告与配货站联系并找承运车辆。原审被告通过电话与承运人共同达成委托合意后，承运人到达原审被告处，准备装车时原审被告才将承运人的手机号码通知原审原告袁宏星，这也是袁宏星第一次得到承运人的联系方式。托运人与承运人通过要约承诺等方式就货物的类型、数量、运费、装货地点、交货地点等货运事项达成委托运输合意后，承运人才能前去装车地点装货。袁宏星与承运人双方没有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不可能达成委托合意。另外本案中深州市恒达配货站收取了承运人的信息费，也应当对本案损失承担责任，总之本案的托运人不是袁宏星。承运人开车到达装货地点后，原审被告为了防范货物运输过程的风险，对承运人的车牌号、行驶证、司机的身份证拍照留存，装车完毕后，被告通过手机短信发给了袁宏星，这也是袁宏星第一次得到承运人和承运车辆的信息。直到4月19日承运人与货物一起失踪，原审原告将原审被告发给他的承运人的车辆信息和身份证信息到有关部门核实才知道都是假的、伪造的。本案中承运人的所有信息，始终是原审被告掌握，袁宏星不认识承运人，无法达成承运委托合意。因此原审被告是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运输风险应由原审被告承担。另外，原审被告是否装车，原审被告提供的装车视频不能显示车牌号、司机、车辆出入和装车的全过程，因此不能确认视频中的车辆就是本案的所涉车辆，不能证实原审被告完成了发货义务。在这个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像这样的情况，装完车后，发货方应当让司机站在货车车牌前拍摄清晰照片，然而本案发货人没有尽到这一基本义务，导致现在买卖双方都没有司机本人的清晰照，无法追踪货物及司机，因此原审被告存在过错，应当对损失负责。综上原审原告袁宏星始终处在被动地位，原审被告不能证实真实装货发货，故被告应返还原审原告的货款69305元。四被告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李晓波、程特再审中辩称，首先原审原被告并未约定交货地点，原审被告交付上述货物的对象是原审原告雇佣的承运人，因此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原审原告负担。袁宏星和李晓波在短信中的内容中虽然提到了货物到达地点和运费的数额，但该地点的表述并不是双方关于交货地点的约定，而是袁宏星自己已经安排了“武强配货站”帮忙安排车，担心配货站无法安排的情况下，同时又让李晓波帮忙联系车，所以把货物需要到达的地点告诉了李晓波，运费也告诉了李晓波，因为运费在货物运到袁宏星处后，是由袁宏星负担的。原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本案的承运人是袁宏星通过“武强配货站”安排的，由此可见，原审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约定交货地点，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承运人，视为交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的损毁灭失的风险应当由买受人承担。其次本案的托运人是原审原告，而不是原审被告。根据袁宏星提供的“武强配货站”经营者贾少华在深州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能够查明袁宏星在告诉李晓波配货站的电话前就已经和“武强配货站”联系好，该配货站将配货信息发布到配货平台上，袁宏星将李晓波的电话给了货车司机，是司机与李晓波联系询问粮站地址，司机到达粮站后，袁宏星与司机联系让司机帮忙查看玉米的质量，装完车后李晓波和司机分别与袁宏星联系确认了装车玉米的重量。然后袁宏星把货款全部汇到被告账户上。在装车前袁宏星多次与配货站联系，尤其是下午六点多，还和配货站联系了一次，配货站负责人贾少华也认可该次通话是袁宏星与其联系配货事宜。本案案发后，袁宏星跟贾少华询问了司机的信息费的情况，并让配货站联系司机，看能不能找到。贾少华已承认司机是和配货站联系了，并称在深州高速路口拉了不少活。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托运人并不是原审被告而是原审原告袁宏星。故原审被告把货装车后交付给了第一承运人就完成了交货义务，并且原审原告通过第一承运人收货后，支付了全部货款，粮食买卖交易已经完成。承运人在运输中出现的货物灭失与卖货人无关，托运人应向承运人追偿。另外原审原告称没有收到货，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依法不能采信。综上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退赔货款，依法无据，应予驳回。再有本案因涉及犯罪，应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原审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没有一件是证实本案争议焦点的直接证据。原审原告提交的他与原审被告李晓波的部分微信聊天截图及书面整理材料。原审原告提交的也是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双方均认可，只是对聊天内容的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还有就是原审被告的部分监控录像片段，监控录像并不完整也不清楚，无法直接证明具体事实。再有就是深州市公安局对原审原被告和深州市恒达配货站经营者贾少华的询问笔录，这些证据都不能证实双方当事人的各自主张。所以对这些证据我们都不能单独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原审被告张晓钦、李晓波、程特三人合伙开办了深州市宏达粮食收购站，并在深州市工商管理局办理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张晓钦为该收购站的经营者。原审原告袁宏星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原审被告李晓波，并到被告处查看了收购的粮食情况，然后二人口头达成了玉米购买协议。原审原告袁宏星购买原审被告一车玉米，并协商了玉米单价和运费数额并由原审原告负担的问题。随后原审原告袁宏星按自己的记忆给“武强配货站”（实际是深州市恒达配货站）打了电话，要求派车拉货，并把原审被告李晓波的联系电话号码告诉了配货站。同时袁宏星用微信告诉李晓波“你好哥们，货到黑龙江省××县汤池镇运费300元，如果有车的话装完车我汇款给你，武强配货站电155××××****，我把你的手机号给货站了。”恒达配货站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公布了原审原告的用车信息。化名“徐国庆”的司机得到此信息后给配货站打了电话，并在外地向配货站支付了信息费，但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他直接给原审被告李晓波打电话问清了粮站的位置，在2016年4月17日下午6点多驾驶一辆牌照为吉Ａ×××**的红色陕汽德龙半挂货车到原审被告的粮站装货。被告张晓钦因司机没有配货站的配货单，就把司机的身份证、行车证和汽车的牌照照了相发给了袁宏星，装完货后，装了41.5吨玉米，原审被告李晓波把货车的有关信息和司机的电话以及装的吨数打电话告诉了原审原告袁宏星。袁宏星又给司机打电话确认了已装车的吨数后，就按双方约定的价格，把足额货款69305元按被告李晓波的要求打到原审被告程特账户上。原审被告收到货款后将车放走，第二天原审原告没有见到拉货的汽车，没有收到货，给配货站打电话，配货站称没有给原审原告派车，打司机的电话打不通了，原审原告又给原审被告打电话。原审被告张晓钦到深州市大冯营派出所调查货车司机的身份，经查该身份证是假的、伪造的，又查大货车的牌照，经查是套牌车。这才和原审原告一起到深州市公安局报案，均称原审原告的一车玉米被人骗了。深州市公安局立案后至今未结案。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原被告之间是一种口头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玉米的质量、玉米的价格以及购买的数量、原审被告收到货款的数额没有争议。因货物在运输中丢失，丢失责任由谁承担，双方发生了争执。按法律规定交货前的灭失风险由卖方承担，交货后的灭失风险由买受方承担。因双方并未签订详细的买卖合同，而是以口头约定和部分微信聊天达成的整个买卖协议。原审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了交货地点，原审被告应派车送货到约定的交货地点，即为交货。因货未到交货地点丢失，故灭失责任应由原审被告负担。原审被告辩称，双方未约定交货地点，是原审原告派车提货，把货装车后交付第一承运人即货车司机，即为交货。原审原告也承认已交货并支付全部货款。货物在承运人运输中灭失，责任应由买受方即原审原告承担。双方是否约定了交货地点，原审原告所称双方约定了交货地点，证据就是原审原告袁宏星给原审被告李晓波的一条微信聊天记录：“你好哥们，货到黑龙江省××县汤池镇运费300元，如果有车的话装完车我汇款给你，武强配货站的电话155××******，我把你手机号给配货站了。”这段话是不是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呢，本院认为不是。如果是的话，应当让原审被告把货送到交货地点，运费应由原审被告负担。可是原审原告袁宏星在原审一审第二次（2016年10月28日）开庭时称：“按照粮食购销惯例，一般由收货方负担运费，运费的行情是每吨300元，是原告直接与李晓波商定的，由原告支付运费。运费计算方式是300×运粮吨数，货到付款。”所以原审原被告并未约定让原审被告把玉米送到指定地点。另外在原审被告李晓波通知原审原告车已装好，并告知了所装吨数后，原审原告和货车司机核准了装车情况后，立即按双方约定把货款足额汇到了李晓波指定的账户上。根据这一事实可以确认，原审原告在微信上提到的地址只是告知货物应运到的地址。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以此微信内容主张双方约定了交货地点依法让原审被告承担货物灭失的风险责任，显然不妥。故原审原告主张货物灭失责任由原审被告承担，要求原审被告退回全部货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被告辩称：原审原告是托运人，货车司机是承运人，货已装车交付了承运人，灭失风险责任应由买受方承担，应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是不是托运人，货车司机是不是原审原告委托配货站指派的，通过开庭和一系列证据可以证实。原审原告袁宏星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他也不认识配货站的人，也不认识货车司机，袁宏星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请求派车但配货站并没有给其派车，到原审被告处拉货的司机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并缴了信息费，了解了原审原被告的情况，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开具配货派车单。货车司机并不是配货站指派的，和原审原告没有雇佣关系。货车司机的身份证、行车证、货车牌照都是伪造的，所以他是一个与原审原被告与配货站均无任何关系的诈骗嫌疑人，所以所谓的第一承运人并不是原审原告雇佣的。故原审被告辩称第一承运人是原审原告雇佣的，在运输中发生的货物灭失责任应由原审原告承担，依法请求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之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原告袁宏星在与原审被告李晓波协商好购买玉米事宜后，并没有直接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而是仅凭记忆中的电话号码给一个并不了解的配货站打电话要车，并把原审被告李晓波的电话告诉了配货站，配货站把原被告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公布后，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原审被告见到拉货的司机后并没有按常规查看配货派车单，也没有留下犯罪分子的详细影视资料，而是只对司机的身份证、行车证、货车牌照进行了照相后就轻率的装了车，向原审原告说清了装车情况，收到货款后，就放走了拉货的货车。由于原审原被告出于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自己应履行的相关手续及应有的注意义务的疏忽大意，致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造成了货物的丢失，对此原审原被告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造成的损失原审原被告理应共同承担，各承担50%，事后一旦公安机关破案追回货款，原审原被告再相应分配。关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原审原被告均已报案，深州市公安局已立案，现尚未侦破结案，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执的焦点是由哪方承担货物丢失的风险责任，所以判决的结果并不是必须以刑事案的侦破结果为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之情形，故原审被告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之请求与法不合，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审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退还原审原告袁宏星购买玉米款34652.50元。四原审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审原告袁宏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3元，原审原被告各负担76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振华人民陪审员  高淑静人民陪审员  卢文忠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