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1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良，男，汉族，1950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绍志，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万均，男，汉族，1958年5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维中，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礼乐街道办事处,机构代码:00707171-7,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负责人：邓群标，主任。上诉人叶国良、陈万均因与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礼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礼乐街道办事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4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叶国良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陈万均另行支付征地补偿款76209.5元给叶国良；3、陈万均因在承包期内占用叶国良场所以及被征地改变了合同，应在不超过村发包合同期内相应顺延承包期（约1年半）给叶国良；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陈万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建筑物不是叶国良的，认定事实错误。因扩建礼睦公路，政府征用叶国良花场靠近路边一侧的建筑物，其权属属于叶国良所有。理由如下：1、叶国良花场直接与扩建的礼睦公路范围相接，中间没有其他分隔物；2、一审开庭陈万均确认在转租给叶国良时，花场土地上是没有建筑物的；3、第二次开庭陈万均代理律师确认有关建筑物是在叶国良接手后逐步建筑起来的；4、陈万均签名确认的“场地借用协议书”内容证明能够从反面证明建筑是叶国良建设，如果是陈万均的就谈不上借用；5、陈万均也确认被征用地上叶国良有房屋；6、如果这些房屋是陈万均的转租给叶国良，也不会每亩3000元。二、广东粤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证据效力。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8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无证据反驳，又不申请重新鉴定的，法院应当采纳。该评估结论是122305.5元，没有超出陈万均实际领取的数额159647.5元。三、场地借用、征地和租期顺延问题。双方约定合同期限是2015年12月31日，但是法院(2016)粤0704民初731号和(2017)粤07民终252号判决使用和交租金至2016年12月31日。即法律认可叶国良有权使用至2016年底。合同期未满土地被征用，导致合同发生变更的法律后果，租金数额和租期应当相应调整。土地借用期限到底是1天还是15个月的问题。如果是借用1天，江海科协青少年教育基地也不会补助陈万均约16万元。就场地借用合同关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解除、终止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如果陈万均无法举证证明借用场地是何时结束的，是1天还是15个月，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万均答辩称，答辩意见以上诉状的陈述为准。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问题。但本案并不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的问题。陈万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叶国良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叶国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案由应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方式”及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陈万均并非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员，不可能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因而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文本》，只能是土地租赁的关系。那么，叶国良与陈万均之间亦应承接原租赁关系。另叶国良在涉案土地使用其“藏宝阁”的名义进行花卉盆栽植和经营，而不是用陈万均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更加印证了本案案由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据此，一审判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认定涉案松皮屋的权属及补偿款问题，从根源上缺乏任何法律及事实的依据。二、关于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叶国良是从2014年12月之后就拒绝交租，根据合同的约定，叶国良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交付下一年地租，否则陈万均有权解除合同。而事实上，由于叶国良不交租的行为，陈万均多次向叶国良催收租金，但是叶国良不仅不交租，至今还强占涉案的土地四年时间，陈万均早已向叶国良宣告行使解除合同，但无论陈万均如何与之协商甚至报警都未能将其赶离该土地。而政府进行征地是2015年之后才发生的，合同早已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并失效，故《土地转租合同》中的补偿条款实际上早失效，叶国良无权向陈万均追偿任何征收款。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及征地现状的认定严重有误。三、关于地上建筑物的权属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陈万均在庭上自认，并认定上述建筑物为叶国良所有是对事实认识不清，对法律的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对于地上附着物，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根据该法条，在合同解除后，叶国良所建的地上附着物应当归陈万均所有，陈万均对该松皮屋无需承担补偿。事实上仅有松皮屋是叶国良建造的，而该松皮屋至今仍未被政府部门拆除，该征收款项仍然记账在拆迁办的账户上，即使该笔款项已经转到陈万均的名下，但仍存在政府取消征收、收回补偿款的风险，故陈万均对所有补偿款至今未做处理。四、关于补偿款及租金抵扣的问题。由于合同早已解除，则叶国良所主张补偿款不应存在，退一步来说，如一审法院认为补偿款的约定有效，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叶国良实际情况补偿款合计46096元计算，而根据前案，法院判决在扣除押金后叶国良仍应支付陈万均2015及2016年租金共57812元，该判决已经生效。而事实上，叶国良至今仍强占涉案土地，陈万均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租金，还要替其向第三人支付了四年的租金。即叶国良事实上还拖欠陈万均租金未清偿，即使陈万均应承担一定的补偿款，租金与补偿款相抵扣后仍大有余在。一审法院未予以处理实际上严重剥夺陈万均的诉讼权利。叶国良答辩称：一、本案的案由应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二、合同的解除时间问题。根据江海法院（2016）粤0704民初731号以及江门中院（2017）粤07民终252号判决，该判决交租金是到2016年12月，所以合同的实质解除应该以该判决书确定的2016年12月为准。三、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权属问题，按上诉状的论述。叶国良坚持认为建筑物都是其建造的，不是陈万均建造的。四、有关征地补偿款与租金抵扣的问题，不同意陈万均的说法。理由是因为江海法院已经查封了其盆景，盆景都是价值几十万或几百万元一盆的，而且上一个租赁案和本案得征地补偿款案不属于同一的法律关系。礼乐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礼乐街道办事处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陈万均租赁涉案土地后将部分土地转租给叶国良，礼乐街道办事处对于该事实不知情、不清楚，亦与其无关；二、礼乐街道办事处只是征地单位，无需对本案承担任何责任。礼乐街道办事处与陈万均签订《礼睦路扩建工程征地补偿协议书》，确定补偿总额为159647.50元，且礼乐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2月21日向陈万均支付了补偿款人民币159647.50元，因此礼乐街道办事处已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履行了付款义务，合同已履行完毕。故陈万均与叶国良之间的纠纷与礼乐街道办事处无关，礼乐街道办事处无需对本案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叶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陈万均支付征地补偿款（地上物、青苗）122305.50元给叶国良；二、陈万均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顺延约一年半的承包期给叶国良；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万均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陈万均自2008年6月24日至2010年5月18日期间先后向××经济联社租赁位于××共48.8亩的耕地。后陈万均先后将其中的10亩耕地转租给叶国良，租期至2015年12月31日，并约定若土地被征用，叶国良需执行，并取得土地使用量及自建的附着物、青苗的补偿款。叶国良租用土地期间，与陈万均于2015年10月11日签订场地借用协议，同意陈万均免费借用叶国良的“藏宝阁”，但没有注明陈万均的借用期限。2015年初，因扩建公路，需征用陈万均承租的部分土地。2015年11月20日，陈万均与礼乐街道办事处签订《礼睦路扩建工程征地补偿协议书》，确认征收土地上的建筑物为：97.6㎡松皮屋、241.42㎡铁皮屋、42.51㎡铁皮棚，补偿标准为：松皮屋250元/㎡，铁皮屋500元/㎡，铁皮棚200元/㎡，补偿总额159647.50元。2015年12月21日，陈万均收取该补偿款。叶国良认为，陈万均应将该补偿款支付给叶国良，另陈万均占用叶国良转租的土地15个月，故合同应顺延一年半。双方因协商未果，因而引致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陈万均将承包经营的部分耕地转租给叶国良，自行向叶国良收取租金，也没有向发包人新兴经济联社备案，故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立案时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叶国良请求陈万均支付征地补偿款122305.50元是否合法合理；二、叶国良请求将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期限顺延约一年半是否合法合理。叶国良、陈万均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约定了转租耕地的面积、租用期限、租用价款及违约责任、征地补偿（其中陈万均建造的建筑物补偿款归叶国良）等，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遵守执行。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前提是对被征收土地的地上附属物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因此，享有征地补偿款的主体通常是该被征收土地的地上附属物所有人。陈万均承租的部分耕地因公路扩建被征收，征收单位与陈万均确认被征收土地上的建筑物为97.6㎡松皮屋、241.42㎡铁皮屋、42.51㎡铁皮棚，并根据补偿标准核定上述建筑物的补偿款，补偿款亦已由陈万均收取，且公路扩建已完成，可见该征地行为已完成。叶国良认为被征收土地上的松皮屋、铁皮屋、铁皮棚属叶国良建造，根据其与陈万均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约定，该补偿款应属叶国良所有，但叶国良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建筑物在其租用的土地上或者属其建造，也即未能举证证明其为上述建筑物的所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叶国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万均当庭确认上述建筑物中的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为叶国良建造，属于自认，且该自认对叶国良有利，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礼乐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测量报告，已作出补偿的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面积分别为：12.2m×8m＝97.6㎡、4.8m×8m＝38.4㎡、4.8m×2.6m＝12.48㎡，根据松皮屋250元/㎡、铁皮屋500元/㎡、铁皮棚200元/㎡的补偿标准，补偿款分别计为97.6×250＝24400元、38.4×500＝19200元、12.48×200＝2496元，三项合计46096元。根据叶国良与陈万均的合同约定，因该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为叶国良建造，且叶国良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具备排他性（没有设定抵押等），故该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的规定，相应的补偿款应归叶国良。因陈万均已领取了该补偿款，故陈万均应支付给叶国良。陈万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为依据，认为叶国良在租用的土地上建造的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应归陈万均所有，亦不需折价补偿，乃是对该法律条文的误解，且第三人对叶国良建造的上述建筑物支付征地补偿款的日期在叶国良、陈万均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约定的届满期限之前，故叶国良取得该征地补偿款，依法有据。叶国良以其与陈万均于2015年10月11日签订的场地借用协议书为依据，认为陈万均借用其藏宝阁一年多，因此诉请顺延转租期限约一年半，但该场地借用协议既未明确藏宝阁的占地面积，也未明确借用期限，而陈万均当庭确认借用的藏宝阁约300平方米，也只是借用了一天，结合双方签订的转租合同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且双方并没有延长合同期限的事实，叶国良称陈万均借用藏宝阁一年多的表述缺乏公信力，不值得采信。因此，叶国良诉请将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期限顺延约一年半，依据不足，理由欠当。综上所述，叶国良诉请陈万均支付相应的征地补偿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本院核定的46096元为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叶国良诉请将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期限顺延约一年半，依据不足，理由欠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万均认为叶国良不应享有补偿款的意见，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认为叶国良诉请顺延合同期限缺乏依据的抗辩意见，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叶国良诉请陈万均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已超出其诉权范围，诉讼费用的负担，应由法院依法确定。礼乐街道办事处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万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征地补偿款46096元给叶国良；二、驳回叶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若陈万均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向叶国良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3元，由叶国良负担856元，陈万均负担517元。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陈万均、叶国良提出上诉的问题。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陈万均是否应向叶国良返还征地补偿款122305.5元；2、叶国良主张延长承包期一年半的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陈万均是否应向叶国良返还征地补偿款122305.5元,首先要确定叶国良主张陈万均返还征地补偿款的理由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本院审理的另案【（2017）粤07民终25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土地转租合同》的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期满，本院对上述认定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土地转租合同》履行相关的义务。《土地转租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期内，因国家及各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以上人民政府建设需要征用该地，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合同自行终止。在甲方向政府索取得按照国家当年征收土地补偿政策的补偿金后，再按照乙方土地使用量，及乙方签订合同后所建的附着物，青苗补偿。（乙方每亩土地的补偿金额不得超于人民政府补给甲方每亩土地的补偿金额）。”按照双方当事人的上述约定，礼乐街道办事处支付征地补偿款的日期在叶国良、陈万均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约定的届满期限之前，故叶国良有权依据合同就其在租赁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向陈万均主张返还补偿款。陈万均上诉认为因叶国良无交租而于2014年12月31日已经解除，叶国良无权追偿土地补偿款，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补偿金额问题。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叶国良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前提是叶国良租赁的土地和建造的建筑物被政府征用。本案中，征收单位与陈万均确认被征收土地上的建筑物为97.6㎡松皮屋、241.42㎡铁皮屋、42.51㎡铁皮棚，并根据补偿标准核定上述建筑物的补偿款，补偿款亦已由陈万均收取，陈万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叶国良返还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已经获得补偿的建筑物所有权问题发生争议。经审查，叶国良认为被征收土地上的所有松皮屋、铁皮屋、铁皮棚属叶国良建造，但叶国良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建筑物在其租用的土地上或者属其建造，也即未能举证证明其为上述建筑物的所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叶国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万均在一审诉讼中确认上述已经获得补偿的建筑物中的部分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为叶国良建造，属于自认，且该自认对叶国良有利，故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礼乐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测量报告，已作出补偿的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面积和补偿标准，计算陈万均应补偿叶国良46096元并无不当。陈万均上诉认为叶国良在租用的土地上建造的松皮屋及其附属的铁皮屋、铁皮棚应归陈万均所有，不需折价补偿，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叶国良上诉主张陈万均应补偿叶国良122305.5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叶国良以《场地借用协议书》为依据，认为陈万均借用其藏宝阁一年多且土地被征用改变合同，要求顺延转租期限约一年半。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场地借用协议书》并未约定陈万均借用叶国良的场地后，需顺延《土地转租合同》的承包期限一年半，故叶国良以陈万均借用其场地为由要求延长租赁期限没有依据。其次，《土地转租合同》第七条约定：“周期內，因国家及各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以上人民政府建设需要征用该地，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合同自行终止。……”上述条款已经约定了政府征收涉案土地时的补偿处理办法，且合同自行终止。但并未约定政府征收土地时承包期限可以顺延，故叶国良以政府征收土地为由主张延长租赁期限没有依据。综上，叶国良上诉主张延长租赁期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叶国良、陈万均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7.73元，由陈万均负担952.5元，叶国良负担1705.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拥军审判员  陈 炜审判员  陈雪娟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