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527民初194号原告：王朝俊，男，汉族，1972年6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仁华，四川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罗忠兰，女，汉族，1969年8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仁华，四川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勇，男，汉族，1987年7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书全，四川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邓军，男，汉族，1997年7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坤（邓军父亲），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贺兆统，男，199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筠连县。原告王朝俊、罗忠兰与被告张勇、邓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审理中，本院依职权通知了贺兆统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王朝俊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仁华，被告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书全，被告邓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坤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仁华，被告张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书全，被告邓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坤，被告贺兆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朝俊、罗忠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勇、邓军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3,352.5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16日下午，被告贺兆统驾驶摩托车与被告张勇驾车因超车发生口角，张勇驾车将贺兆统逼停，并电话邀约两原告之王某春陈某涛、邓军等人到场，贺兆统也电话邀约人前来但人未到王某春等人到场后即上前用拳头围殴贺兆统，贺兆统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刺王某春后逃离现场王某春在送医途中死亡。事发后，贺兆统赔偿了原告损失70,000元，取得了谅解，其后贺兆统被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勇为了自己利益邀约原告之子王某将其致于危险之中，同行人员邓军明知斗殴具有危险性仍与之前往，导致王某被他人刺伤身亡，造成原告方经济损失283,352.5元（死亡赔偿金224,06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丧葬费27,212.5元、处理事故误工损失1,080元、交通费1,000元）。尽管贺兆统赔偿了70,000元，但仍有213,352.5元未得到应有的赔偿，被告应对原告未获赔部分承担责任。故原告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张勇辩称，1．本案应为刑事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应优先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解释的规定，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赔偿义务人所赔偿金额已大于原告方的物质损失，应驳回原告方的请求；2．刑事案件中原告曾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与贺兆统达成赔偿协议后撤诉，刑附民赔偿已经经过处理，原告方就王某因贺兆统故意伤害死亡的同一个侵权事实、同一个法律关系提起两次诉讼，本案属于重复起诉；3．案件侦查阶段被告张勇从人道主义角度已补偿原告方10,000元；4．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被告张勇电话邀约王某等人到现场不是事实。被告邓军辩称，1．王某死亡是其自身原因和贺兆统造成，邓军未邀约王某参与纠纷，事情发生后邓军也积极参与了救助王某，在过程中邓军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原告将被告邓军列为被告是错误的，邓军与王某的死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无过错，且王某死亡造成的损失贺兆统已经赔偿，所以原告起诉邓军是错误的。被告贺兆统辩称，事情发生时被告张勇确实邀约了好几个人到现场，事情的发生张勇有责任；被告贺兆统已经对原告方进行了赔偿，原告也未要求继续承担责任，所以不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本院经审理，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下列事实予以确认：原告王朝俊、罗忠兰系被害人王某父母。2016年2月16日下午，被告贺兆统驾驶摩托车在筠连县筠连镇中和村“一公里”处与驾驶轿车的被告张勇因超车发生口角，张勇驾车将贺兆统逼停后，邀约人员到现场，贺兆统也电话邀约人员，但无人前来。其中被害人王某与陈某、邓军一同到达现场，随后王某等人上前用拳头围殴贺兆统，贺兆统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刺伤王某后逃离现场。王某在送医院途中死亡。案发后，贺兆统的亲属赔偿了王某的亲属经济损失70,000元，取得了谅解。2017年1月24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5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害人王某受他人邀约参与殴打贺兆统，被贺兆统故意伤害致死亡，判决贺兆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现该判决已生效。同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5刑初4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朝俊撤回起诉。对有争议的事实，原告方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川15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部分载明了“张勇随即驾车将贺兆统逼停，并电话邀约王某（被害人，男，殁年17岁）、陈某、邓军、邓伟等人到现场”，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了“被害人王某受他人邀约参与殴打被告人贺兆统”。拟证明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已查明王某、邓军等人受被告张勇邀约到达现场；2．公安机关对张勇、邓伟、邓军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陈某、邓军、王某到现场后与张勇进行了沟通，张勇对贺兆统进行指认后，王某、邓军等人才上前殴打贺兆统。被告张勇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判决书认定的邀约并无证据佐证，询问笔录中的指认也无法认定就是安排、教唆王某上前殴打。被告邓军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张勇一致。被告贺兆统对证据无异议。被告张勇针对争议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条一张，拟证明事情发生后经侦查机关协调，被告张勇已支付原告方补偿款10,000元；2．申请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主要陈述：证人与邓军、王某三人系校友，王某与邓军系同班同学，证人与张勇系通过上班认识。事发当天证人与邓军、王某在一起耍，证人接到张勇电话要去现场，没有人说要去打架，没有人喊王某一同去，是王某自己跟着一起去的，到了现场张勇也只是喊证人去看一下认不认识对方。原告方对第1组证据未提出反对异议，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邓军对两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贺兆统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认为证人的陈述虚假，证人等人就是受被告张勇邀约前来殴打被告贺兆统的。被告邓军、贺兆统未提交证据。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方提交的两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方均无异议，仅对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但所提交的反驳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判决认定，故本院对原告方提交的两组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张勇提交的收条，原告方未提出反对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与公安机关对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内容存在不同之处，也与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不一致，该证人证言系孤证，不足以推翻原告所举示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事发当天，王某受被告张勇电话邀约到达现场后，参与殴打贺兆统。另查明，原告方确认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是因王某死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以外的单独民事侵权赔偿，与被告贺兆统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方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是被告贺兆统刑事侵权以外的他人邀约行为、同行行为过错民事赔偿，故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方因王某死亡后的损失，在获得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后，是否还能单独就他人邀约过错行为和同行人过错行为主张权利；2．若原告方具备诉权，其主张是否应该支持。针对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规定，被害方对在刑事犯罪中受到的损失，有权选择在刑事诉讼中以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或者在刑事诉讼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原告方虽然在刑事诉讼阶段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后撤回了起诉。其撤诉行为不影响原告方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且本案中原告方的请求权基础不是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而是邀约人的邀约过错行为及同行人过错行为。从权利救济角度分析，原告方对于本方人员邀约过错行为和同行过错行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无法主张权利的，所以原告方有权就该部分权利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针对焦点2，受法律保护的应当是合法行为与合法权益，本案中经查明被害人王某系受邀约参与殴打他人，属违法行为。虽然王某当时只有17岁未成年，但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对于殴打他人属违法行为应当能够明确界定，故王某受邀约参与殴打他人的行为因属于违法行为而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方以被告张勇邀约王某及被告邓军的同行行为致王某于危险之中存在过错为由，要求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以外的赔偿主张，不应获得支持。且从本案所涉刑事案件审理可以看出，与王某死亡后果存在法定因果关系的仅有被告贺兆统与王某本人，被告张勇的邀约行为及被告邓军的同行行为与王某的死亡后果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被告张勇、邓军对王某死亡后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方要求被告张勇、邓军赔偿因王某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13,352.5元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朝俊、罗忠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0元，由原告王朝俊、罗忠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曾本胜审判员  邓培刚审判员  李增强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光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