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104民初3334号原告：袁桂琴，女，195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代理人：黄晓魁，系辽宁紫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实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28-1-101。法定代表人：苏宁，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蒋秀海，系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住所地：沈阳市大**大北关街**。法定代表人：崔利，职务：行长。委托代理人：周鹏飞，女，198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原告袁桂琴与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贵所”）、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晓魁与被告津贵所委托代理人蒋秀海、被告光大银行委托代理人周鹏飞到庭参加诉讼，庭审结束后，被告津贵所更换委托代理人为王子丹及潘勇律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合同无效；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358742.64元；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二被告业务人员利用原告想要提高股票营利比例的心理，以能够帮助原告进行免费诊股指导为诱饵。通过向原告推销贵金属现货交易能够获取高额回报、假冒原告签署《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签约申请书》、《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客户交易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等手段，将原告用于资金存储的收取股票、银行滚动理财收益回款的光大银行账户与被告天交所贵金属现货贸易账户进行绑定，并与被告天交所进行所谓的“现货白银交易买卖”。自2013年9月4日起至2014年5月20日止，在原告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告天交所与被告光大银行非法从原告光大银行账户累计入金到天交所账户2428000元、累计出金到原告银行账户1094100元，二者差额造成原告经济损失1333900元整，截止2014年5月30日，被告天交所账户还有24824.64元的款项未向原告予以返还，原告发现异常后经查得知，被告天交所在不具备贵金属商贸现货市场期货交易法定资质前提下实行期货交易的预付款保证金、限仓、强行平仓等制度，其通过实际脱离“商品现货”，但以现货白银为名称，每笔交易均保函“卖出”和“买入”两个双向操作，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始终不存在现货白银交易买卖的实物交割。原告认为，被告涉案交易行为的目的并非转移现货白银的所有权，而且通过价格涨跌进行获利，与现货交易即事物交割存在本质差别，附合《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5条规定“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和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的法律特征，且根本违反《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4条、第6条之规定，同时被告光大银行的行为根本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事实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商业银行不得为从事违法期货的交易场所提供承销、开户、托管、资产划转、代理买卖、投资咨询、保险等服务”等规定，应当依据《合法法》第52条的相干规定确认无效，二被告因无效交易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依据《合法法》第56条、58之规定予以返还。被告津贵所辩称：对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津贵所并非涉案交易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1．在本案中，原告诉请确认原告与津贵所之间的交易合同无效。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本案属于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范畴。而根据基本法理，确认之诉的前提必须是涉案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主体及民法法律关系一一对应，否则，原告无权提起确认之诉，其不具备提起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但是，在本案中，原告故意混淆了津贵所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的不同法律关系。津贵所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主要涉及如下多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交易平台服务关系、现货交易关系、资金划拨与结算关系等）：(1)津贵所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包括会员单位与投资者）提供交易设施及服务，主要包括交易系统（IT）服务、交易结算服务、交收服务等，津贵所本身并不参与交易，故津贵所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仅为平台服务关系，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2)会员单位系经过津贵所审核满足津贵所条件并取得相应交易资格、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构投资者，其与津贵所签订《综合会员协议书》，通过津贵所的交易平台与其签约的投资者进行一对一的现货延期交易，故会员单位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直接的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其与津贵所不存在任何委托或代理交易关系，并独立承担因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与义务。(3)投资者系自然人投资者，其与会员单位签订《协议书》等法律文件，通过在特定会员单位开立交易账户，进而在津贵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与特定会员单位进行一对一的交易，故投资者与特定会员单位之间存在直接的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4)资金结算机构系与津贵所、投资者建立保证金划转及结算关系的金融机构。会员单位及投资者的交易保证金均存放在津贵所在资金结算机构开立的保证金专户内，并实行一户一码制，故资金结算机构与投资者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通过津贵所的交易平台开展交易的前提是，原告必须与津贵所的特定会员单位建立了一对一的现货交易合同关系，故应当基于现货交易合同关系针对津贵所的特定会员单位提起，原告无权针对津贵所提起本案确认之诉。2．实际上，原告系通过案外人天津冠龙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公司”）工作人员的招揽，开立了交易账号。因此，原告在开户、出入金及交易的过程中始终接触的是上述冠龙公司，并与冠龙公司通过线下签署了《风险揭示书》、《协议书》等法律文件。从以上事实均可以看出，原告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是明确知晓交易相对方系冠龙公司，而非津贵所。比如，在原告签署的《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原告）可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甲方（冠龙公司）进行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业务”。故原告与冠龙公司之间存在明确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涉案交易系原告与冠龙公司之间进行。3．原告向津贵所在光大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户汇入资金的行为，系原告分别履行与冠龙公司关于交易保证金缴存的约定，原告资金虽然注入津贵所的保证金专户，但原告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交易。比如，原告签署的《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甲（冠龙公司）、乙（原告）双方的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业务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并委托与交易所有合作关系的商业银行对乙方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进行资金存管。”因此，该交易资金缴纳及结算安排亦系津贵所作为独立的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投资者资金安全而依法提供的交易资金结算服务的表现，并非原告向津贵所支付交易价款。因此，原告并未就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与津贵所存在交易关系，津贵所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仅为参与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原告系与特定会员单位存在明确的交易合同关系，故津贵所并非本案系争交易合同效力之诉的适格被告，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涉案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业务，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原告与冠龙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原告应当认真对待《协议书》的履行，接受合同项下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1．原告系与冠龙公司自愿签署了《协议书》，且《协议书》已依法生效及实际履行。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系自愿办理签约开户手续。在签约开户完成后，原告自愿办理银行卡绑定、自愿入金并在津贵所交易平台开展交易的行为，已经事实上分别履行了其与冠龙公司之间签署的《协议书》。该等《协议书》经原告与冠龙公司自愿签署，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已依法生效且实际履行。2．《协议书》及涉案交易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交易合同关系，双方也无实际交易关系，被告仅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原告分别与冠龙公司的一对一交易提供设施与服务。原告与冠龙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正常商事行为，也仅在交易双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故《协议书》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亦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同时，《协议书》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前文已论述，津贵所交易平台上组织的的交易业务并不属于期货交易，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原告主张所依据的国发38号文以及国办发37号文均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范畴，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因此，原告认为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应当认真对待《协议书》的履行，接受合同项下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协议书》已依法生效，且不存在应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原告应当认真对待《协议书》的履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建仓、平仓交易，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应当对其自身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盈亏并存是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原告在交易中也曾有获利，原告不能因亏损而否定交易本身的合法性，有违诚信，原告应接受合同项下或盈或亏的结果。另外，原告所主张的涉案交易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原告在签约的时间是2013年9月1日，他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2月24日，无论涉案交易的纠纷性质，我们认为本案，原告已经丧失了诉讼权。综上所述，津贵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津贵所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光大银行辩称：原告于2011年9月在我方开立银行卡，2013年9月3日，原告本人来我方办理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资金存管签约业务，其所提供身份证信息与原告相符，同时提供签约银行卡以及银行卡交易密码均正确，符合签约条件，同时客户签署本人刑名，我方依客户要求办理签约业务符合业务流程规定。签约贵金属交易资金存管业务前后，原告本人又多次通过柜台办理业务，其中，2013年9月1日，本人柜台存入77000元，9月4日，存入现金115000元，同日，通过天交所交易平台转入198000元到贵金属自尽账户；9月25日，存如现金300000元，9月26日通过天交所交易平台转入300000元到贵金属资金账户，原告上述操作表明原告对该账户内资金余额变动情况、资金转入第三方账户等信息均知晓。之后，原告又向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多次交易，出、入金交易频繁，通过原告在此期间的所办理的业务及交易流水，充分说明原告知晓账户内资金变动的事实。而原告对此未表示异议，也从未到我行主张天交所贵金属交易行为非本人交易，原告贵金属交易亏损事实发生以后，2016年5月13日，原告到我行要求查询签约记录及5月19日我方接辽宁乾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函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自尽存管签约申请书》非原告本人亲笔签署”。原告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原告在我方先后办理银证资金存管签约业务、个人实物黄金签约业务等，原告自愿申请开通天交所贵金属交易，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和其他强制性法律规定，原告应对自身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二，原告方资金损失与我方无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8年12月1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作出了津金融办【2008】103号文件，批准设立被告津贵所。2012年2月2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津政函【2012】9号，同意被告津贵所正式运营，要求被告按照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要求，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贵金属场外交易市场”，同时，该《批复》还明确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按照《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对被告实施监管。被告津贵所的营业执照显示其营业期限为2008年12月30日至2038年12月29日，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含黄进、白银）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属材料、钢材及其制品、矿产品及其原料（不含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现货批发、零售、延期交收、并为其提供了交易平台、自有房屋租赁。2009年11月26日，被告津贵所与被告光大银行签订了《委托中国光大银行存管协议》，被告津贵所为确保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的客户保证金安全，将客户保证金委托被告光大银行存管。双方约定被告津贵所负责接受客户贵金属交易委托、贵金属投资资产的结算及托管，负责客户保证金的清算交收等。被告光大银行负责被告津贵所客户的银行结算账户、客户保证金管理账户的开立、管理、资金转账和现金存取，以及接受被告津贵所的指令划拨手续费、利息及交易双方跨存管银行的结算盈亏和延期费等教授资金。被告光大银行接受委托管理被告津贵所委托的客户保证金。协议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约定被告津贵所的客户通过被告光大银行提供的柜面服务等方式和被告津贵所提供的委托方式办理办证金转账业务。客户依法享有存取自由，客户办理资金存取业务时，除非被告津贵所与客户另有约定或者客户另有指令，被告光大银行应及时办理。客户保证金的取出，只能通过转账的方式转入客户在被告光大银行开立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客户再通过银行结算账户办理资金的提取和划转。被告津贵所不办理客户保证金存取业务。2014年2月12日，被告津贵所与冠龙公司签订了一份《综合会员协议书》，冠龙公司表示完全认可并同意遵守被告津贵所的各项制度、规则和办法，并有意成为其综合会员，承诺严格按照被告津贵所的要求开展相关业务。双方具体就如何使用被告津贵所提供的服务、管理的交易平台进行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进行约定，合作的具体内容为被告津贵所向冠龙公司提供交易平台及相关报价、咨询、培训、协调管理服务；冠龙公司成为被告津贵所的会员，利用交易平台完成与投资者的交易，每年向被告津贵所支付年度管理费，并一次性向被告津贵所支付入会培训咨询服务费等费用。冠龙公司主要权利包括宣传和开发客户、使用交易平台与客户进行贵金属现货交易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参加被告津贵所组织的各类培训、按照被告津贵所相关规定拓展市场。2013年9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冠龙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客户协议书》，其中包括风险揭示书、协议书、客户调查表、补充资料、投资者确认函、交易数据托管者权责告知函，在上述协议书中约定，案外人天津冠龙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作为被告津贵所的注册会员，与原告通过被告津贵所交易平台进行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交易标的为在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根据交易所相关交易规则有权进行交易的交易品种。乙方（原告）可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甲方（冠龙公司）进行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业务。甲（冠龙公司）、乙（原告）双方的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并委托与交易所有合作关系的商业银行对乙方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进行资金存管。并约定，乙方（原告）在甲方（冠龙公司）开设一个交易账号，此账户由交易所统一进行监管，并且必须经过交易所审核，然后进行激活才可进行交易。原告于2011年在被告光大银行开立银行卡，2013年9月3日，原告办理了津贵所交易资金存管签约业务。2013年9月4日，原告在被告津贵所的网络平台开通账号，自开通上述业务之后，原告多次将卡内资金转入被告津贵所的贵金属资金账户，自2013年9月10日起原告多次与冠龙公司进行交易，买入、卖出现货白银。本院认为，原告与案外人冠龙公司签订的《客户协议书》、被告津贵所与案外人冠龙公司签订的《综合会员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津贵所系经天津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批复设立，并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复正式运营的市场主体，其目前仍在正常运营之中，而冠龙公司又系其会员单位，上述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存在法律约束效力。原告虽多次主张其并未与冠龙公司签订协议，但根据被告津贵所提供证据显示，原告本人亲自与冠龙公司工作人员签定了《客户协议书》，故原告关于与冠龙公司未订立合同的陈述不属实。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津贵所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即被告津贵所是否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二、被告光大银行是否应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被告津贵所与冠龙公司签订的《综合会员协议书》约定，津贵所为投资者和会员提供交易平台。冠龙公司成为津贵所的综合会员，利用交易平台完成与投资者的交易。原告与冠龙公司签订了《客户协议书》约定，原告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冠龙公司进行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业务；交易标的物是在津贵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根据津贵所相关交易规则有权进行交易的交易品种。从以上约定来看，在原告的涉案交易过程中，津贵所仅系为投资者和会员单位从事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及相关服务，其本身并不参与交易。原告自主在津贵所的交易平台上选择了会员单位冠龙公司，并与冠龙公司签订了协议，进而开设实盘账户，随后原告自主在该实盘账户上操作进行涉案交易，显然原告明知其交易对手为冠龙公司，而非津贵所。其次，虽原告主张其将资金转入津贵所名下银行账户，但该款项并非原告向津贵所支付的交易对价，更无法证实原告与津贵所具有交易关系。原告与冠龙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双方的贵金属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易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并委托津贵所有合作关系的商业银行对原告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进行资金存管。原告虽主张并非本人到被告光大银行开通的银行托管业务，但鉴于被告津贵所提供的光盘已经证明原告本人与冠龙公司确实签订了《客户协议书》，原告与冠龙公司亦约定委托与津贵所有合作关系的商业银行对原告缴纳的交易保证金进行资金存管，所以，原告在被告光大银行开通银行托管业务一节即使不是本人到场办理，其本人也应当对此知情。至于是否原告本人到银行办理该项业务并非民事纠纷的范围，如银行确实违反了金融业务管理规定，当事人应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原告将资金转入津贵所名下银行账户，实际上是汇入津贵所的保证金账户，原告汇入资金的真实目的是与冠龙公司进行交易，资金的存入与转出均由原告自行操作和支配。原告既未与被告津贵所建立交易合同关系，也未与被告光大银行建立交易合同关系，被告津贵所对于原告与冠龙公司之间的交易仅起到桥梁作用，并无直接的交易关系。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津贵所之间存在涉案交易合同关系，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对于原告关于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津贵所之间的交易合同无效及要求被告津贵所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358742.64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被告光大银行与原告和被告津贵所之间存在银商转账业务关系，在本案中只是开通了原告与被告津贵所之间资金往来的端口，但光大银行并非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对涉案交易不能控制，亦无过错。原告要求被告光大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桂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8元，由原告袁桂芹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丁燕燕审判员  李炳玲审判员  赵 刚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