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24民初3901号 原告：林某1，男，197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 被告：谢某，女，198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珍，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某1与被告谢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8年6月5日、2018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某1、被告谢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珍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谢某归还原告聘礼1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年××月份，被告谢某与原告林某1经珍爱网认识，并进行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在交往了一年左右，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在媒人林某2的见证下，原告在2014年5月份支付了被告100000元的聘礼。此后，原、被告协商取消原定的购车计划，原告再次支付了被告25000元的聘礼。双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原告发现被告脾气极坏。原、被告常常为原告儿子的琐事发生争吵。2015年5月份，被告突然拿走了自己的全部衣服及生活用品，并不接听原告电话，也不返还原告聘礼。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在原告家的衣食住行所有花费均由原告支出。被告的突然离去，给原告造成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巨大损失和痛苦。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谢某辩称，原、被告是在2013年11月份通过婚恋网站珍爱网相识，2015年1月份解除恋爱关系，并不是××××年××月份相识，2015年5月份解除恋爱关系。原、被告是通过婚恋网站认识，原告未委托媒人上门提亲，林某2是原告的姐姐，并不是原、被告的媒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按照婚俗给付彩礼的情况。原告给付被告的125000元是无偿的赠与而非聘礼。原告给付被告的款项中100000元是用于帮被告偿还外债，20000元是其他开销。原、被告间的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无权要求返还。原告与前妻生育的儿子智力存有缺陷，原告想利用被告为其生子。原告在知道被告因身体原因不能生育后主动解除了双方的恋爱关系。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原、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1.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被告对款项性质有争议，本院在说理部分对款项性质的认定予以阐述。2.原告提交的短信记录，被告认为真实性需法院审核，即使内容真实，因被告已拉黑了原告的电话号码无法收取短信，并且短信内容也没有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款项的内容。本院审查认为，短信内容与原告手机内容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3.被告提交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病历，本院认为原、被告是在××××年××月认识还是2013年11月认识对本案处理影响不大，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认定。4.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的摘要“货钱”与原、被告陈述的款项性质均不一致，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支付被告款项的款项性质。5.被告提交的购物票据和消费记录，可证明被告在香港消费的事实但无法证明款项来源。6.被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本院认为被告对款项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原告支付被告的款项性质，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的主张。 原告为证明支付款项的性质及曾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申请证人林某2、刘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2陈述，原告林某1是证人林某2的大哥，证人曾某被告到原告处生活，2014年年底原、被告分居生活。原告曾支付被告聘礼100000元，后因双方取消购车计划另支付了被告25000元。证人林某2同原告大概在2015年5月一起去温州找被告，但未找到。证人刘某陈述，原告曾以订婚需要钱为由向证人刘某借款，证人刘某借了20000元给原告。证人刘某与原告在2015年国庆假期期间曾到温州找被告，但没有找到。原告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被告认为证人林某2与原告是亲兄妹关系，证人证言不属实；证人刘某证言不属实。本院认为，证人林某2与原告系亲兄妹关系，其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部分，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刘某庭审陈述时回答问题比较慎重，陈述时神情自然，对其证言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林某1与被告谢某在2013年通过网络婚恋平台珍爱网相识。此后双方进行交往。××××年××月××日，原告林某1通过转账方式转入被告谢某账户100000元。2014年5月29日，原告林某1通过转账方式分别转入被告谢某账户5000元、25000元。2014年12月份，原、被告共同到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进行检查、治疗。2014年5月份，原、被告在原告家中同居生活。2015年年初，被告离开原告家，原、被告结束同居生活。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被告结束同居后，原告曾试图联系被告，但未能与被告取得联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在××××年××月××日及2014年5月29日支付被告的款项性质及其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对本案两个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论证如下： 一、款项性质问题。彩礼一般认为是双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一方向另一方赠送的聘金、聘礼，其目的在于要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本案中原、被告对被告支付原告的款项是否具有缔结婚姻的目的存有争议。原告主张原告支付被告款项系为了缔结婚姻而支付的聘礼。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被告款项系为了维持双方的恋爱关系而替被告偿还债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对争议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原、被告通过网络婚恋平台相识，双方均认可恋爱交往应以结婚为目的。2014年5月份原、被告在原告家中同居生活，并持续了一段时间，可见双方有共同生活的意愿。2014年年底，原、被告共同到上海进行不孕不育治疗，可见双方有生育子女的规划。原告在××××年××月××日支付被告100000元，金额较大，该款项交付的时间与原、被告同居生活的时间基本同步，故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支付彩礼的可能性较大。被告陈述原告是为了维持恋爱关系而帮被告偿还债务，该陈述真实的可能性较小。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在××××年××月××日支付被告的款项系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支付的彩礼。原告在2014年5月29日支付被告两笔款项，原告陈述5000元是用于家庭日常开支，25000元系因取消购车计划而增加的彩礼。本院认为，彩礼一般为一次性给付，原告主张25000元为取消购车计划而增加的彩礼，应予以返还，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该笔款项不认定为彩礼。 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后开始计算。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拒绝返还原告彩礼时开始计算。原、被告之间曾相恋并同居生活，双方之间的关系存在情感因素。在双方结束同居后，双方除了彩礼返还纠纷外还夹杂着情感纠纷。原告在双方结束同居后曾试图联系被告，说明原告在寻求与被告解决纠纷，并不能根据双方结束同居关系就认定原告知道或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故对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为缔结婚姻关系而支付被告彩礼100000元。双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结束同居关系，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因原、被告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被告返还原告的彩礼可适当减少，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70000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谢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林某1彩礼70000元； 二、驳回原告林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00元，减半收取计1400元，由原告林某1负担625元，被告谢某负担7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汪京洲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瞿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