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11民终11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荣华，女，195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传发（系郭荣华丈夫），男，194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伟健，男，1977年2月13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现羁押于滁州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有宝，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交运集团滁州汽运有限公司滁州汽车中心站，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天长路18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7448811626。负责人：孙忠，该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程，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荣华、陶伟健因与被上诉人安徽交运集团滁州汽运有限公司滁州汽车中心站（以下简称滁州汽车中心站）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8)皖1102民初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荣华、陶伟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法律规定，从而错误认定郭荣华、陶伟健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郭荣华、陶伟健的亲属陶龙海于2011年4月3日因病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其与滁州汽车中心站的劳动关系终止，由此引用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郭荣华、陶伟健应于2012年4月30日前提出陶龙海的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费用要求，由此认定郭荣华、陶伟健于2017年8月8日才提出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应正确理解其含义，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仲裁时效没有开始计算，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受仲裁时效限制）；但如果劳动关系终止后应按一年的仲裁时效计算，同样受到第一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约束，劳动关系终止的，从终止之日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故一审法院引用该款认定郭荣华、陶伟健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错误。因为郭荣华、陶伟健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其权益受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4】8号）、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条的规定，通过上述法规、解释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必须要履行向劳动者送达书面通知的法定义务，书面通知送达之日系劳动者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之日的确定依据，也是判断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确认依据。由于滁州汽车中心站未向陶龙海或陶龙海亲属郭荣华、陶伟健送达书面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陶龙海或其亲属郭荣华、陶伟健一直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故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滁州汽车中心站辩称，1、郭荣华、陶伟健在上诉状中也认可仲裁时效的起算最迟是劳动合同终止，而陶龙海的死亡导致劳动关系的终止，那么仲裁时效的起算应该从2011年4月3日开始起算。而郭荣华、陶伟健直到2017年下半年才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时效。2、因为是陶龙海的死亡导致劳动关系的终止，所以滁州汽车中心站不可能向已经去世的陶龙海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郭荣华、陶伟健已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作为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郭荣华、陶伟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陶龙海与滁州汽车中心站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二、滁州汽车中心站向郭荣华、陶伟健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费用623300元；三、滁州汽车中心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郭荣华系陶龙海生前妻子，陶伟健系陶龙海之子。1996年9月，陶龙海进入滁州汽车中心站，从事保洁岗位。期间，滁州汽车中心站没有与陶龙海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09年7月，陶龙海因患病离开滁州汽车中心站，2011年4月3日因病死亡。2017年8月8日，郭荣华认为滁州汽车中心站未支付亡夫陶龙海经济补偿向其提出申请，2017年8月10日，滁州汽车中心站向郭荣华回复不能给予其任何经济补偿。2017年9月8日，郭荣华向滁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被通知因超过法定时效而不予受理，郭荣华即于2017年9月21日向以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1月7日因主体不符，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准予其撤诉。后郭荣华、陶伟健向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1月25日，市劳动仲裁委作出滁劳人仲裁字[2018]第22号仲裁裁决，郭荣华、陶伟健不服，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荣华、陶伟健要求滁州汽车中心站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费用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因滁州汽车中心站对仲裁确认自1996年9月-2011年4月期间陶龙海与滁州汽车中心站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结果并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该仲裁结果予以确认。陶龙海于2011年4月3日因病死亡，其与滁州汽车中心站的劳动关系即于2011年4月3日终止。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相关请求，郭荣华、陶伟健应于2012年4月3日前提出滁州汽车中心站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费用的要求，但其至2017年8月8日才提出要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故郭荣华、陶伟健要求滁州汽车中心站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费用的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自1996年9月-2011年4月期间陶龙海与被告安徽交通集团滁州汽运有限公司滁州汽车中心站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郭荣华、陶伟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安徽交运集团滁州汽运有限公司滁州汽车中心站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郭荣华、陶伟健要求滁州汽车中心站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郭荣华、陶伟健的亲属陶龙海于2011年4月3日因病死亡，则陶龙海与滁州汽车中心站的劳动关系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自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陶龙海于2011年4月3日死亡，陶龙海与滁州汽车中心站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终止，郭荣华、陶伟健若认为滁州汽车中心站未按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给以相关待遇，此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郭荣华、陶伟健于2017年8月8日向滁州汽车中心站提出经济补偿等申请，但自2011年4月4日至2017年8月8日期间，郭荣华、陶伟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仲裁请求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仲裁时效期间的中断、中止情形，故原审判决确认郭荣华、陶伟健于2017年8月8日提出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请求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郭荣华、陶伟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郭荣华、陶伟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海燕审判员  张明勇审判员  刘先勇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詹 琪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