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424民初312号原告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地址衡东县城关镇先锋路**。法定代表人：龙应扬，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胡世清，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全权代理）。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地址衡东县城关镇先锋路。法定代表人：龙检成，职务：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红军，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柯，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丁仪，湖南秦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不服衡东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4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衡东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4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衡东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原审原告)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世清，被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柯、丁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7月29日10时45分，司机陈立新持A2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湘Ｄ×××**中型普通客车从荣桓镇方向往高湖镇方向行驶，行至衡东县，停车上客时，未注意观察行人，在车门未关好的情况下行车，造成车门刮倒行人董爱云、致董爱云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董爱云伤愈后，经衡东县交警大队主持调解，由原告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次性赔偿对方经济损失55939.37元。调解书经双方签字后，由县交警大队盖章见证。原告当即赔付了以上全部款项。当原告持调解书及有关资料找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时，该公司审核后认为不属责任险种，而属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种（即座位险），故拒赔。于是又去找座位险的承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认为本案不属座位险的理赔范围，于是原告再找被告人要求赔偿，被告人仍拒赔。原告人多次在两个保险公司之间往来穿梭，总是遭拒赔。原告认为，原告的车辆造成行人受伤并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本案属二被告的保险责任险的赔偿范围。被告明知自身的赔偿责任，却故意一再刁难投保人，致使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一直不能得到实现。被告除了赔付原告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外，还应赔偿因诉讼所造成的律师费、误工费等方面的经济损失。为此，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处理。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保单，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赔偿凭证、仲裁书、法医鉴定等证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所称“承认运人责任险”即“座位险”错误。原告在答辩人处购买的险种全称是“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有别于一般家用车购买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车上人险因不限定乘员性质，针对座位数内的车上人发生损害即可赔偿，被普通群众昵称“座位险”）。这二者无论是从字面意思还是从合同约定的保险范围来看均有明显区别，原告将二者混淆显然错误。“道路客运承认责任险”的承保范围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单载明的客运车辆从事合法客运经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旅客人身伤亡或随身携带物品的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本保险合同项下的旅客是指持有效运输凭证乘坐客运汽车的人员、按照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免费乘坐客运车辆的儿童以及按照承运人规定享受免票待遇的人员。在此，答辩人还要强调的上述只赔“旅客”的约定属于对保险范围的约定，而非某种免责条款。对于承保范围、承保限额、承保时限都属于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绝不能做任何扩大解释，如同原告仅为鞋子投保后，不能因为帽子损坏了提出赔偿，如同只为手套买了100元为期一年的保险，不能十年后手套坏了提出赔偿，还要索赔200元。本案中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和回答原审法庭调查询问时已经自认事实：伤者董爱云是送家人上车，在家人坐好后自己下车一脚落地尚未站稳时，车开动导致其挂到摔伤的，显然本案事故伤者首先没有任何购票行为，亦没有任何购票意愿，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购票旅客范畴。故原告诉请不在答辩人的承保范围，请求予以驳回。二、即使单纯的从“车上人”和“车外人”角度来看，原告诉请也不应由答辩人承担。1、原告认为伤者董爱云属于车上人，却没有提供哪怕是一张照片式样事实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说裁决书已经判定董爱云是车上人，那么董爱云就真的算车上人吗？首先，我们认为仲裁庭也没有去过现场，原告在仲裁阶段也没有提供过事实证据，仲裁庭仅是根据原告与太平洋保险的庭审过程推定了一种法律事实。其次，原告在仲裁阶段与太平洋保险（三责险承保方）互为对立，显然对董爱云属于车上人是持反对意见的，不能因为仲裁庭输了，到法庭中就改弦易辙吧。故答辩人如果将这种法律事实无条件的予以认定，显然是将原告在仲裁庭承担的不利后果转嫁到了答辩人身上，于公平何在？2、交通事故认定书清晰载明伤者董爱云的性质是“行人”，我们认为，交警是事发第一现场的亲历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采集事发现场当事人口述、痕迹查勘等第一手资料，其依职权作出的判断更具有可信性。且从证据规则来看国家机关依职权制定的文书证明效力高于其他书证（仲裁委非国家机关）也高于原告的辩解。故董爱云在本案事故中应属于“行人”即车下人。3、从一般常理来看，车上人一般不会车门刮倒的，而身处车外时更容易被车门刮倒。因此界定伤者董爱云属于车外人更符合常理判断。三、原告单方与伤者董爱云迗成的调解协议不能约束答辩人。原告诉请55939.37元的依据是其单方与董爱云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是原告与董爱云的意思表示。答辩人没有参与该调解协议，也没有见到相关有效证据，对该金额不予认可。综上，我们认为原告湘衡运输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运输服务的企业，长期、重复购买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对诸多险种的保险范围不可能不知晓，原告在事发后第一时间也是主张由三责险或交强险的承保公司太平洋保险来赔偿，并由此产生了与太平洋的仲裁裁决结果。而原告在仲裁失利后再来转战法庭，有枣没枣打一杆，显然不是诚实信用的表现。或许原告觉得自己已经买了保险为何得不到赔偿而委屈，对此我们请原告予以理解，保险是集合万千大众之力分担个人风险，其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是对契约精神的坚守，我们生活中有的风险必定会有保险覆盖不到之处。最后，我们再次恳请法庭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以彰公平正义。为支持其辩解意见，被告人保公司提供了承运人责任保险单、投保单与承运人责任险条款三份证据。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未到庭，书面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衡阳市仲裁委员会管辖，2016年6月15日，本案原告已向衡阳市仲裁委员提起仲裁，2016年9月13日，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虽仲裁裁决所列保险公司名称与保险合同所列保险人名称不一致，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属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的下属机构，其赔偿责任由衡阳中心支公司所承担，故衡阳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并无不合理之处，根据“一裁终局制”原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二、答辩人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答辩人依法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9日10时45分，原告的营运车辆湘Ｄ×××**号车由司机陈立新持A2型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从衡东县荣桓镇往高湖镇方向行驶，行至衡东县，停车上下客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在车门未关好的情况下启动车辆，造成车门刮倒正在下车过程中的董爱云，致使董爱云倒地受伤。此事故经衡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为驾驶人陈立新承担全部责任。经调解，事故给董爱云造成各种损害共计55939．37元，由原告支付给了伤者董爱云。肇事车辆在被告人保公司处投保了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种（即座位险），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两份保险均在保险期间内。原告多次找两公司理赔，两公司均未予理赔。2016年6月15日，原告根据与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所约定的仲裁条款向衡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9月13日，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赔付原告经济损失55939．37元，并赔偿原告因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误工费等方面损失1万元。上述事实依据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当庭所陈述的内容足以认定。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伤者董爱云是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是指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因此，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处于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衡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时的事故发生经过“陈立新驾驶湘Ｄ×××**中型客车从荣桓镇往高湖镇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停车上客时，未注意观察行人，在车门未关好的情况下行车，造成车门刮倒行人董爱云，致董爱云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从此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可以看出：其一、董爱云受伤的原因系车门刮倒董爱云倒地受伤，董爱云受伤的地点不是在车上，而是车外，因此董爱云受伤时不在车上，不系车上人员；其二、董爱云受伤时间是在被车门刮倒后倒地受伤，是在车外受的伤，并非是人在车上时就受伤，衡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认定董爱云为行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故董爱云应视为车外人员，属于“第三者”。综上，对于第三者董爱云的受伤，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衡东支公司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认为，本案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衡阳市仲裁委员会管辖，2016年6月15日，本案原告已向衡阳市仲裁委员提起仲裁，2016年9月13日，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故根据“一裁终局制”原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衡东支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虽然衡阳市仲裁委员会已作出裁决，驳回原告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要求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但鉴于该仲裁裁决所列保险公司名称与本案保险合同所列的保险人名称不一致，原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为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不系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故衡阳仲裁委员会（2016）衡仲裁字第234号裁决书不能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免除其承担保险责任的有效证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事故给伤者董爱云造成的损害共计55939．37元及该费用已由原告全部支付给伤者的客观事实均无异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人保公司赔偿原告损失55939．37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人保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误工费等损失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衡东县湘衡运输有限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55939．37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48元，由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东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琳审 判 员  陈 坚人民陪审员  李冬清二〇一八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阳晶晶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二十四条保险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