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终6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南湖中路******。 负责人：汪金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丹丹，女，198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卸虎，男，195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菊英，女，196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201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法定代理人：胡丹丹，女，198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震远，男，199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现服刑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芽，女，197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普提金商务中心****/div> 主要负责人：朱宇，经理。 原审被告：郑红芳，女，198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原审被告：邵明龙，男，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区新桥街**v> 主要负责人：兰卫平，总经理。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衢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叶震远、张红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武昌公司）及原审被告郑红芳、邵明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衢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802民初6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衢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作为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将其作为商业险的免责事由，依法无须作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依法有权将其作为免责条款在本案中适用。二、上诉人已尽提示义务，故本案商业险拒赔的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保险法司法解释对此有明确规定。同时，保险单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正式书面保险合同，可证明上诉人已向投保人送达并告知了保单及相应险种的保险条款。二审询问中，上诉人作如下补充：一、本案肇事车辆违反商业险保险条款中的交通规则，该部分属于免责条款，被上诉人张红芽通过阅读保险条款即可理解。二、张红芽在领取驾驶证前均通过交通法律法规培训，理应知道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三、根据肇事车辆初始登记时间，事发为第二次投保交强险、商业险，张红芽应知道逃逸且饮酒驾驶系免责条款。对于上述三个事项原审法院及省内其他法院都有类似的案例，对商业险的判决均驳回原告的诉请。 针对阳光衢州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胡丹丹、陈卸虎答辩称，在柯城法院的时候让保险公司拿电话投保的证据，保险公司没拿，可能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通知到位，也没有跟投保人讲到位是不能赔的，到现在也没有把证据拿过来。 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叶震远、张红芽、阳光衢州公司赔偿原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552772.5元（其中被告阳光衢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叶震远、张红芽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郑红芳、人保武昌公司、邵明龙、人保衢州公司在原告损失总额40%（1590272.5元的40%计636109元）的范围内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人保武昌公司、人保衢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郑红芳、邵明龙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系死者陈岳俊的配偶、父母、女儿。死者陈岳俊系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干警。2016年1月18日，被告叶震远在饮酒后驾驶浙Ｈ×××××小型轿车沿衢州市柯城区府东街自北向南行驶。凌晨1时10分许，叶震远驾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限速60千米/小时，事故发生前0.167秒间的时速为106.67千米/小时）行驶至路口时，与沿紫荆东路自西向东进入路口左转弯的由陈岳俊驾驶的浙Ｈ×××××小型轿车（搭载方苏、施伟武、李卫国）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陈岳俊、方苏、施伟武、李卫国受伤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叶震远未履行报警义务，为躲避酒精检测而弃车逃离事故现场。当日上午9时15分许，被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柯城大队民警抓获归案。2016年1月28日，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柯城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认定，叶震远夜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且在事故发生后为躲避酒精检测而逃离事故现场，其安全驾驶义务的严重缺失是造成该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陈岳俊驾驶机动车行经设有停车让行标志的交叉路口时，未停车瞭望确保安全行驶，也是造成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方苏、施伟武、李卫国无责任。2017年7月18日，法院作出（2016）浙0802刑初495号刑事判决：被告叶震远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事后，被告叶震远向原告赔偿1万元，被告阳光衢州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32622.33元。 另查明，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中，在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的部分列明如下事实：“事故发生时，浙Ｈ×××××号重型自卸货车及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自西向东分别停放于紫荆东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内（小型车辆停车泊位以东）。2016年1月22日，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柯城大队对于陈岳俊驾驶浙Ｈ×××××小型轿车沿紫荆东路自西向东行驶时，在浙Ｈ×××××号重型自卸货车及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分别停在紫荆东路东头南侧道路边后的情况下，对陈岳俊观察设置在路口西南角的停车让行标志的视线影响程度。以与陈岳俊驾驶的浙Ｈ×××××小型轿车相似的警车由办案民警驾驶以30公里/小时的车速沿紫荆东路机动车道内自西向东行驶至路口。通过试验：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的过程中因浙Ｈ×××××重型自卸货车遮挡无法及时看到停车让行标志，当车辆驶过浙Ｈ×××××重型自卸货车车头后才能看到设置在路边的停车让行标志。此时，试验车辆的车头距离紫荆东路的停止线只有1.5米左右的距离、距机非绿化隔离带只有14.2米。由于停车让行标志杆高度为4米，而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高度在2.55米与1.95米之间，虽然停在了紫荆东路南侧路边，但通过本次试验，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不存在遮挡停车让行标志的可能。” 浙Ｈ×××××小型轿车为被告张红芽所有，在被告阳光衢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5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浙Ｈ×××××重型自卸货车为被告郑红芳所有，在被告人保武昌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10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为被告邵明龙所有，在被告人保衢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20万元，未投保不计免赔。 本起事故事发的当月，被告张红芽将浙Ｈ×××××小型轿车交由其儿子被告叶震远使用。2016年1月17日傍晚17时许，被告张红芽要求被告叶震远用车帮助其接送学生和助手，并且知道叶震远会与其助手一同用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有如下争议焦点，逐一分析判定如下：一、阳光衢州公司商业三者险拒赔是否成立？阳光衢州公司认为，浙Ｈ×××××小型轿车系通过电话营销方式办理的三者险，投保人系张红芽。阳光衢州公司已将保险单交给张红芽，之后公司还进行了电话回访，告知了相关免责事由，肇事逃逸属其中一项免责事项。公司已尽免责条款明确告知义务，故商业三者险拒赔成立。然，庭审中阳光衢州公司仅仅提供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抄本）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无法证实其主张的电话回访已尽免责条款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事实存在。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诸如肇事后逃逸等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应当对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作出相应提示。本案中，阳光衢州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尽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阳光衢州公司仍应当作出商业三者险的赔偿。 二、作为车辆所有人的被告张红芽在本案中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基于一定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依法应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张红芽将车辆交与其子使用，应当尽其车辆所有人之劝告、警示不得违反驾驶规定之管理义务。其子叶震远饮酒后严重超速驾驶机动车致事故发生且肇事后逃逸（且事发前叶震远还存在多次违反和严重违反交通规则驾驶该车辆被扣分和罚款的情形），作为车辆所有人的被告张红芽一直怠于履行相应的车辆管理义务。致叶震远驾车发生如此严重后果，张红芽因其不作为而亦有过错，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违停车辆方是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违停车辆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从侵权构成要件上进行判定。事故发生时，浙Ｈ×××××号重型自卸货车及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自西向东分别停放于紫荆东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内。行为违法、有过错，此二点并无争议。争议在于违章停车这一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交警部门判定陈岳俊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的依据是陈岳俊驾驶机动车行经设有停车让行标志的交叉路口时，未停车瞭望确保安全行驶。根据侦查实验的结论可以得出以下事实：陈岳俊驾驶车辆驶过违停的浙Ｈ×××××重型自卸货车车头后才能看到设置在路边的停车让行标志。而此时，陈岳俊驾驶车辆的车头距离紫荆东路的停止线只有1.5米左右、距机非绿化隔离带只有14.2米。也就是说，陈岳俊在行驶的过程中，因浙Ｈ×××××重型自卸货车的遮挡会致其无法及时看到停车让行标志。首先，我们当然认为，陈岳俊同绝大多数遵守交规的车辆驾驶人一般，在行经交叉路口时应当也通常会提前观察路口交通标志。若无遮挡，陈岳俊当能及时发现并按照标志指示操作，很大程度上如此严重的事故就可能不会发生。如此遮挡，依照常理（日常生活经验），当然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正确操作，致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上分析，符合“无此行为，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足生此种损害”的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据此，法院判定浙Ｈ×××××重型自卸货车的违停行为与本起事故损害后果之间构成因果关系。行为违法、有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成立因果关系，浙Ｈ×××××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及保险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侦查实验，甘09／×××××号运输型拖拉机不存在遮挡停车让行标志，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人保武昌公司就其主张因果关系不成立提出三点抗辩意见，法院作以下回应：1、被告人保武昌公司主张侦查实验存有试验时间与案发时间不相对应、行车记录仪视角与驾驶人视角差异等缺陷继而认为实验不具有客观性，不能采纳。法院认为，试验当然不可能完全百分百还原案发驾驶人陈岳俊当时的情况，但交警部门在实验时已尽其所能，努力做到与事发时相应客观因素一致，包括重新召回两辆违停车辆按原来位置停放；试验车辆与陈岳俊驾驶的车辆车型相仿；保持与事发时陈岳俊驾驶车辆相同的车速。行车记录仪仅是记录实验过程的仪器，实验结果还是从试验人员的视角判断得出的。故侦查实验结论客观真实，予以采纳；2、被告人保武昌公司主张，交警部门在实施了侦查实验后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仍未认定违停的浙Ｈ×××××重型自卸货车方的责任，故证明违停与事故损害后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法院应当遵循事故认定的结论。法院认为，被告人保武昌公司没有厘清公安机关在事故认定时和法院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时对于因果关系判定原则的区别。公安机关在事故认定中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采用的是事实因果关系原则。事实因果强调的是行为与后果之间天然的、本质的、直接的联系，而法院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时采用的是法律因果关系原则，法律因果强调的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满足某种法律规定意义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作出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判断，法院亦可作出因果关系成立的判定。前述，法院根据相当因果关系原则认为浙Ｈ×××××重型自卸货车方的违停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成立因果关系。3、被告人保武昌公司认为，法院刑事判决中对事故认定书已作认定，民事诉讼中对于同一份证据的认定不得与刑事相冲突。法院认为，两大部门法所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刑事对证据的认定主要考量的是证据所反映出来的犯罪事实，而民事赔偿对证据的认定主要考量的是影响民事责任认定与划分的事实。对于同一份证据由于考量角度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判定。 四、各赔偿责任主体间的责任划分。叶震远违法行为情节恶劣，应负主要责任，承担原告损失80%的赔偿责任，其母张红芽作为车辆所有人因与事故亦有过错，分担其中20%的赔偿责任；陈岳俊未停车瞭望确保安全行驶，负次要责任，其中部分责任可归咎于违停的浙Ｈ×××××重型自卸货车方（陈岳俊虽由于违停车辆遮挡致其未能及时观察到停车让行标志，然其在随后的驾驶中仍具有确保安全通过路口的注意义务）。据此判定，浙Ｈ×××××重型自卸货车车主郑红芳承担原告损失10%的赔偿责任，陈岳俊自负10%责任，法律后果及于原告。各责任方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损失依法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和责任比例予以赔偿；超出或不属保险理赔范围的，由侵权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故本案被告阳光衢州公司（已赔付）和人保武昌公司依法在交强险先行承担赔偿责任；超出的损失依法由阳光衢州公司和人保武昌公司在各自的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各自被保险人的责任依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超出保险理赔范围的损失根据前述责任划分由叶震远、张红芽、郑红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邵明龙、人保衢州公司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于法无据。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的计算当符合法律规定。叶震远业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向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本起事故造成陈岳俊在内四人死亡，阳光衢州公司和人保武昌公司的商业三者险赔偿按损失比例分别予以赔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58275元；二、被告叶震远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814402元，扣除已付10000元，实际赔偿804402元；三、被告张红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11600元；四、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34651元；五、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47035元；六、驳回原告胡丹丹、陈卸虎、陈菊英、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75元，由四原告负担2799元；由被告叶震远负担11360元；由被告张红芽负担2838元；由郑红芳负担177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付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份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打印件），拟证明本案一审法院在裁判过程中裁判尺度不一，本案属于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被上诉人胡丹丹、陈卸虎质证认为，事故认定上是主次责，逃逸是不存在的，酒后驾车也不存在，我们也怀疑投保的时候字不是本人签的。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为符合民事诉讼规则的二审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肇事车辆投保方式为电话营销方式，即使投保人属于多次投保商业险行为，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告知义务。上诉人虽然主张以对投保人电话回访形式履行了相应告知义务，但直至二审审理过程尚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有关商业险部分拒赔的主张依法无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66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郑日知 审判员 郑尹秋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姚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