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9民终9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凯，男，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法秀（系段凯之妻），女，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随州市人，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瑾，湖北森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守国，男，196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其江，湖北君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段凯、殷法秀因与被上诉人段守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17)鄂0922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凯、殷法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瑾，被上诉人段守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其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凯、殷法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段守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段守国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调解协议书是在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达之前签订的，是在上诉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上诉人自愿，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该调解协议书是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同年1月18日作出的。在交警大队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之前，段守国强行要求上诉人承担全部费用，并以如不答应就要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报复其小孩等相威胁，上诉人迫于压力只好在段守国事先打印好的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同时出具了欠条。原审判决认定此调解协议是双方在武汉市黄陂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的见证下为处理此次交通事故自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认定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据此作出判决，其错误在于：1、调解协议没有经过武汉市黄陂交通事故处理中心的见证，协议书上既没有交警的签字，也没有事故处理中心或者交警的印章，“见证”之说毫无依据；2、调解协议的内容明显不公，与之后交警作出上诉人负次要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所应承担的赔偿比例和数额高出60%，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依法应认定为显失公平；3、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的车被扣、人被关，精神高度紧张，误以为属于交通肇事，要负刑事责任。上诉人为了取得段守国的谅解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被迫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对此应属重大误解；4、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应迅速报警，由交警部门处理，只有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且基本事实清楚的，才可自行协商处理。而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事宜，不属法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能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私了”，应由交警大队依职权作出认定处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前就损害赔偿事宜达成的调解协议，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认定调解协议有效，适用《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关于合同成立后应当履行的规定，而未适用《合同法》和《民法总则》中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纠纷，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调解协议书中的乙方当事人涂某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也没有通知其参加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2、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人所驾机动车的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调解协议书中也明确约定赔偿款350000元包含保险公司理赔款在内，但原审法院没有依法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也违反法律规定；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事故发生地和车辆最先到达地均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也在武汉市黄陂区，依法应由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而原审法院却违法管辖本案，还将上诉人殷法秀错误地认定为“湖北省大悟县人”；4、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中主张调解协议书是在不公平的条件下签订的，并对协议书的效力提出了异议，但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向上诉人释明，告知上诉人可以提起反诉行使撤销权，导致超过了一年除斥期，撤销权消灭，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及其他相关规定，是典型的偏袒和司法不公；5、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都留有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的情况下，在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既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签收邮件的情况下，竟然以邮寄送达方式由“他人代签”判决书，继而又在上诉人连判决书都没有收到、看到的情况下，向上诉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冻结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段守国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平等协商达成的，不存在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亦无法定无效的情形，当然合法有效。二、原审法院没有遗漏当事人，审理程序合法。1、涂某系段守国女婿，当时其是作为段守国亲属代表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且后来出具的欠条一直由段守国持有，段守国一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2、保险公司亦不应列为本案当事人。《调解协议书》约定由上诉人自行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上诉人先行赔付后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合法，无需列保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3、本案属于多个法院有管辖权的情形，段守国选择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且一审中上诉人没有在法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4、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口头辩称，已经支付相关费用，那么法院审查的重点是上诉人是否已经支付。上诉人只是在质证时提到“调解协议是在不公平的条件下签订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其有专业人员代理，原审法院无需释明；５、邮寄送达是法定的送达方式，原审法院按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亦符合法律规定，“他人代签”应该视为已经送达，上诉人已经超期提出上诉，应驳回其上诉。段守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段凯、殷法秀向段守国支付下欠赔偿款15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1月12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段凯、殷法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日14时32分，段凯驾驶鄂Ａ×××**号小型轿车，沿蔡店街××村村村通道路由北向南行驶，行驶至蔡店街××村袁家湾路段时，遇段守国之子段光宗驾驶鄂Ｋ×××**号二轮摩托车对向行驶，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段守国之子段光宗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同年1月8日死亡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由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后，段凯、殷法秀作为甲方与段守国作为乙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乙方亲人段光宗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安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费用由甲方段凯、殷法秀承担；段凯一次性赔偿乙方人民币350000元整。协议签订后，段凯于2017年1月11日支付赔偿款200000元整，并于同日出具欠条，欠款150000元在2017年7月底一次性赔付。欠款到期后，段凯、殷法秀未履行支付义务，虽经段守国多次催要，仍拒不履行。双方为此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段守国就其子段光宗在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与段凯、殷法秀达成的书面调解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段凯、殷法秀在履行200000元的赔偿义务后，应按调解协议内容继续履行下欠的150000元的赔偿义务，段凯、殷法秀的违约行为违反了合同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段凯、殷法秀未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给段守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故对于段守国要求段凯、殷法秀支付下欠赔偿款150000元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因段凯、殷法秀、段守国约定在2017年7月底一次性赔付下欠150000元，故利息应自2017年8月1日开始计算至还款之日止。据此，判决：段凯、殷法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段守国支付下欠的赔偿款人民币150000元整，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8月1日起赔偿150000元所产生的利息至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段凯、殷法秀负担。二审中，段凯、殷法秀提交了二份新证据：1、鄂Ｋ-×××**号小型轿车的保险单及保险报价单，拟证明鄂Ｋ-×××**号小型轿车的车主是殷发权，殷发权及保险公司均未参与本案诉讼；2、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法院在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进行执行，程序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进行执行，启用征信系统查询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之后一审法院重新送达判决书，上诉人提起上诉，要求解封，一审法院不但不解封，还重新裁定冻结上诉人的银行存款150000元，把执行中的保全变成诉讼中的保全。一审诉讼中，段守国没有申请保全，且没有提供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段守国依法可以不提供担保，上诉人认为段守国应提供担保，一审法院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段守国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不需要追加保险公司为当事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下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民事裁定书》没有违法，违法的是在已经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后，又迁就上诉人重新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按送达地址确认书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拒签或者他人代收均视为送达。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进行诉讼保全，是否需要当事人提供担保，由人民法院确定。本院认为，段凯、殷法秀提交的证据1可以证明鄂Ｋ-×××**号小型轿车的车主是殷发权，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0000元，且投保不计免赔），但仅凭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殷发权与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是否应参与本案诉讼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本案的案情依法确定；对于证据2系一审法院在向段凯、殷法秀邮寄送达判决书显示签收，一审判决生效后，根据段守国的申请制作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后因段凯、殷法秀反映其未收到一审判决书，经一审法院调查属实，重新向段凯、殷法秀送达了一审判决书，并根据段守国的诉讼保全申请依法冻结段凯、殷法秀的银行存款，故段凯、殷法秀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不能成立。段守国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证人涂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涂某是段守国的女婿，其虽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但其不享有调解协议书上的权益，其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段凯、殷法秀质证认为，涂某是本案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对其身份有异议。涂某作证的内容有部分不真实，其称交警参与了调解协议书的起草、打印是不真实的，协议书上没有任何交警的签字，段守国代理人称协议一式三份，还有一份在交警部门是不真实的，也没有证据佐证。不管涂某是否放弃相关权利，其都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涂某系段守国的女婿，其作为死者家属参与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其可以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虽然涂某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但其不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故其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对涂某的证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鄂Ｋ-×××**号小型轿车的车主是殷发权，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0000元，且投保不计免赔），此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已经理赔了该车的交强险。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段凯、殷法秀与死者家属段守国、涂某经协商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虽然该调解协议书是在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作出之前签订的，但该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段凯、殷法秀称本起事故不能由当事人自行私了，协议无效，协议内容显示公平，其有重大误解，是被迫所签，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其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调解协议有效，判决段凯、殷法秀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继续履行，适用法律正确。虽然涂某作为死者家属代表参与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但其并非本案的赔偿权利人，段凯、殷法秀称其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承保段凯所驾车辆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公司交强险部分的理赔并无异议，且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段凯一次性赔偿段守国的350000元赔偿款中包含保险公司理赔款在内，不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取得与否，段凯、殷法秀仍需支付剩余赔偿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段凯、殷法秀称保险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通知保险公司参加诉讼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本案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武汉市黄陂区，但段凯、殷法秀在一审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视为受理段守国起诉的大悟县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故段凯、殷法秀称本案应由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违法管辖本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段凯、殷法秀答辩称其已支付相关费用，且未提交调解协议书存在可撤销情形的证据，故其称一审未向其释明可提起反诉行使撤销权，导致其撤销权消灭，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调查核实段凯、殷法秀未收到一审判决书后，重新向其送达了一审判决书，为了防止判决难以执行，根据段守国的诉讼保全申请裁定冻结段凯、殷法秀的银行存款，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犯段凯、殷法秀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段凯、殷法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段凯、殷法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艳华审判员  龚 敏审判员  喻富林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朱丽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