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6民终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兆红，男，1976年11月8日出生，白族，住湖北省鹤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石，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财，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冠锡，男，1964年2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原审被告：孙学政，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鹤峰县容美镇胜利路**，现住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肖建军，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 原审被告：杨明，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审被告：农良宝，男，198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东，广西名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宁，广西名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兆红因与被上诉人黄冠锡、原审被告孙学政、杨明、肖建军、农良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17）桂0621民初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雁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宋丞致、潘云燕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5月23日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质证、调解。书记员彭靖媛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王兆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石，被上诉人黄冠锡，原审被告孙学政、杨明，原审被告农良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东、韦宁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肖建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活动。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兆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黄冠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冠锡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合同解除错误，采矿证过期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在黄冠锡。根据本案证据，原审被告农良宝早在2013年9月就已经参与石场承包经营活动，其知晓石场情况，遂牵线黄冠锡与其他当事人协商采石场股权转让事宜。同时，本案并无证据显示黄冠锡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受到了欺诈，及采矿证没有继续办理续证的可能。自承包经营之日起，相关经营机械已移交农良宝。2014年4月1日黄冠锡、农良宝签订的《领条》也证实受让方已获得公司的权利凭证。黄冠锡主张国土、安监部门所称未经招拍挂方式授予石场经营证照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外，至2017年3月23日，黄冠锡才提出解除合同，而此前其对公司经营从未提出过异议，更未对公司证照过期等情况提出过质疑，反而在合同签订之后继续变卖公司存有的一万方价值三四十万元的库存石材，更在其认可接收公司原价值百万的机械设备后声称公司股权一文不值。一审法院不顾上述事实，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过错归咎于王兆红一方，并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损害了王兆红的合法权益。二、股权转让手续没有办理的责任在黄冠锡。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长达2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冠锡曾向王兆红主张过任何权利或违约行为。而本案股权转让已征得公司另一股东李加毅的同意，具备股权转让条件。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在黄冠锡，王兆红并不存在不予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违约行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黄冠锡至今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给出让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兆红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冠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正确，理由是：1、王兆红等人给黄冠锡的《采矿许可证》已在2013年12月31日失效，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就已失效。但王兆红等人故意隐瞒了这一信息，在签订协议及事后移交证件时都未及时提醒黄冠锡注意。况且，签订协议前即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的续证问题理应由上思县鸿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通公司）依法处理，否则会严重影响黄冠锡的正常开采经营。将此期间的相关续证事宜推给黄冠锡是无法办理的。故采矿证过期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在王兆红一方。2、由于王兆红等人没有及时办好相关续证手续，直接导致鸿通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也于2014年11月11日失效，以至于此证于2014年12月29日被上思县安监局注销并责令在重新取得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之前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最终导致该公司于2016年6月28日被上思县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而丧失生产经营权。以上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均在王兆红等人。由于王兆红等人一直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理应由鸿通公司自行承担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损失。3、王兆红等人作为鸿通公司的股东，对鸿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较大疏漏，直接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正常履行，剥夺了黄冠锡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黄冠锡多次联系王兆红等人未果，遂依法向他们履行通知解除合同的义务，其行使合同解除权也未超过合理期限。一审判决正确。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黄冠锡对王兆红等人与农良宝的承包经营活动，包括所谓变卖库存石材及相关经营机械移交等情况均不知情，也未参与经营，一切债权债务均与黄冠锡无关。农良宝一审时也同意解除合同，其对一审判决亦未提出上诉。三、《领条》只是载明领到何种东西的凭证，王兆红等人当时并未提示黄冠锡注意许可证过期失效等关键信息，也未能出面及时办理续证和工商变更登记等重要经营手续，致使公司无法正常开业经营。四、王兆红提供的《股权转让同意书》没有孙学政、肖建军、杨明、李加毅等人的签字确认，始终未能对黄冠锡的股权身份进行确认。黄冠锡无法真正参与到公司的正常经营，也无法行使股东权利。王兆红等人辩称股权转让时已经公司另一股东李加毅同意亦不真实，因为黄冠锡在此之前从未见过相关材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孙学政、杨明均陈述称，1、在移交证照给黄冠锡时，一切证件均没有失效，且均合法。黄冠锡在一审提出无法办证的问题，可以到上思县国土局去了解情况。合同明确约定续证是由黄冠锡办理，转让方不参与。2、黄冠锡在购买案涉矿场时，也购买了附近的小矿，并将该矿场的设备用到案涉矿场生产。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王兆红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农良宝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肖建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活动，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视为放弃陈述、举证、质证等权利。 被上诉人黄冠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退还黄冠锡20万元股份转让款；三、依法确认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约定的抵押行为无效，并责令其返还黄冠锡60万元欠款凭证、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等原件；四、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赔偿黄冠锡首笔转让费三年的利息损失24000元；五、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由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7日，鸿通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兆红，注册资本6万元，实收资本6万元，经营范围为建筑石料用灰岩销售。该公司在成立前委托南宁金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该公司截至2011年1月5日止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鸿通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万元，王兆红、李加毅两名自然人股东于2011年1月5日之前已全部以货币出资缴足。王兆红实缴出资金额5万元，出资比例83.33%，李加毅实缴出资金额1万元，出资比例为16.67%。2011年5月24日，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等人共同签订鸿通公司股东投资确认书，约定公司总投资资本为1794100元，王兆红出资14万元，孙学政出资40万元，肖建军出资10万元，三人为合资方式，共同占公司股份比例35.67%，杨明出资5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2.78%。2013年9月13日，鸿通公司与农良宝等人签订石场承包协议书，由农良宝承包鸿通公司位于上思县石场。2013年12月13日，鸿通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到期。2014年4月1日，甲方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与乙方农良宝、黄冠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将其在鸿通公司所占的35.67%股份以及杨明将其在该公司所占的2.78%股份以8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黄冠锡、农良宝。乙方分三次支付甲方转让款，第一次于2014年4月1日付款20万元（已存入王兆红农行卡上），第二次于2014年5月1日付款20万元，第三次于2014年9月1日付清余款40万元。乙方在支付第一笔20万元后，应出具60万元余款的欠款凭证，并以乙方所购竹内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一台（型号TB1135C）、福田装载机一台（型号FL956F）、福田装载机一台（型号FL935E）作为乙方按时还款的抵押物，乙方原始购物增值税发票及车辆合格证存于甲方手中。在约定还款期间，该抵押物由乙方保管使用，甲方拥有该抵押物的所有权。如乙方不能按约定时间支付转股款项时，乙方同意甲方通过正常法律手段变卖抵押物用于支付甲方应得的股份转让款。甲方股份在转让给乙方后，鸿通公司百定弄一山石场的一切事宜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办理续证及其他经营相关事宜。2014年4月1日当天，王兆红出具股份转让同意书，同意转让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三人共同占有的35.67%股份，杨明一人所占有的2.78%股份，并确认已经收到黄冠锡支付的第一笔20万元股份转让款。同日，黄冠锡、农良宝出具领条，载明“领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采矿许可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2本、《税务登记证》正副各一本、另附一张投资股份确认书、上思县矿业有限公司印章一枚”。此后，该公司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2014年11月11日，鸿通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鸿通公司在未对《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续证的情况下，已经丧失了采矿权。2016年6月28日，鸿通公司因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被上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丧失了生产经营权。2017年3月23日，黄冠锡通过《法制日报》公告解除与被告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问题。各方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鸿通公司对上思县百定弄一山采石场具有采矿权，但《采矿权许可证》在2013年12月31日已失效。虽然当时百定弄一采石场已经发包给农良宝一方，但承包协议里并未约定采矿权证的续证义务由农良宝承担，因此鸿通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行政法律规定自行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续证手续。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鸿通公司并未对《采矿权许可证》办理续证。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废止以后的开采，属于非法开采。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股份转让给乙方后，鸿通公司百定弄一山石场的一切事宜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办理续证及其他经营相关事宜”，但此时乙方，即黄冠锡、农良宝已经无法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续证事宜，该条款自签订之时起就已经履行不能。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采百定弄一石场，经营管理鸿通公司。现百定弄一采石场已经无法开采，严重影响鸿通公司的生产经营。至2014年11月11日，鸿通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也已失效，以致2016年6月28日，鸿通公司因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被上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丧失了生产经营权。王兆红辩称鸿通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给黄冠锡，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应由黄冠锡承担。但是鸿通公司一直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仍然应由鸿通公司自行承担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损失。因此，对其该辩解，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第九十五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后，2017年3月23日，黄冠锡以登报公告的方式对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进行了催告和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5月16日诉至该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视为黄冠锡向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履行了通知义务，其行使解除权未超过合理期限。王兆红等人作为鸿通公司的股东，对鸿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疏漏，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的瑕疵履行。该瑕疵履行行为剥夺了黄冠锡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黄冠锡要求解除其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抵押行为的效力问题。《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抵押物（竹内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一台、福田装载机二台）均系黄冠锡购买，黄冠锡为该抵押物的所有权人，其对抵押物具有处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和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的抵押物所有权明确，并不属于法定不得抵押的财产。《股权转让协议》系2014年4月1日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本案的抵押物并不属于登记生效，因此抵押权自2014年4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时设立，《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抵押行为有效。 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款20万元，尚未履行的款项为60万元，因此，尚未履行的60万元，终止履行，黄冠锡和农良宝无须再支付60万元给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应将60万元欠款凭证返还黄冠锡。由于合同目的自始无法实现，故已经履行的20万元，由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退还给黄冠锡。由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相应的抵押合同条款一并解除，故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应将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原件返还黄冠锡。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应属于双方的义务，黄冠锡也应当将本属于王兆红等人的财产返还，若黄冠锡不予返还，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可就该事项另行起诉。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黄冠锡请求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赔偿首笔股权转让费三年的利息损失24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一、依法解除黄冠锡与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退还20万元给黄冠锡；三、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返还黄冠锡60万元欠款凭证、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原件；四、驳回黄冠锡其他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兆红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承包协议书附件，证明农良宝承包时王兆红等人向其移交了设备等资产，同时还有一万多方的石料。 被上诉人黄冠锡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证据：《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防城港市四方水泥采石场等7家企业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通知》，证明上思县鸿通矿业有限公司在2014年12月29日那段时间被上思县安全生产管理责令停产，并收回安全生产许可证。 原审被告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质证，黄冠锡对王兆红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故该证据与黄冠锡无关。孙学政、杨明对王兆红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王兆红认为黄冠锡提供的证据无原件核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便该证据真实，亦安全生产许可证被注销的责任应在黄冠锡和农良宝。孙学政、杨明对黄冠锡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在转让股份之后形成，不能证明黄冠锡的本案主张。本院认为，王兆红提供的证据是鸿通公司与农良宝之间的协议内容，且其形成时间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不能证明黄冠锡参与石场经营的情况，即不能证明与黄冠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黄冠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与案件基本事实关联性较小，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1年5月24日，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邓逵、李建华、黄仕江、李加毅、杨明签订《上思县鸿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投资确认书》，确认上述人员为鸿通公司股东及鸿通公司总投资为1794100元。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如下：第一股东出资64万元，其中王兆红14万元、孙学政40万元、肖建军1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为35.67%；第二股东出资532400元，其中邓逵出资282400元、李建华出资25万元，两人为合资方式，占公司比例为29.68%；第三股东黄仕江出资35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为19.51%；第四股东李加毅出资221700元，占投资比例为12.36%；第五股东杨明出资5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为2.78%。以上出资在2011年5月24日通过各股东大会确定，并签字认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出资行为已实际履行。上述确认的股东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需审查的问题及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案由如何确定；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二、如《股权转让协议》依法解除，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如何承担合同解除后的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但转让方中只有王兆红一人是工商登记中鸿通公司的股东，其他人按照《上思县鸿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投资确认书》的确认均是鸿通公司的投资人。王兆红转让的股权份额与工商登记的份额亦不符。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实为转让投资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因此本案案由不宜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应为合同纠纷。 二、关于第二个问题。鸿通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于2013年12月13日到期。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的规定，此时鸿通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行政法律规定自行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续证手续。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鸿通公司并未对《采矿权许可证》办理续证，该采矿证已作废。在采矿证已作废的情况下，王兆红等人仍与黄冠锡、农良宝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因鸿通公司《采矿权许可证》失效、进而导致《安全生产许可证》亦失效，最终导致鸿通公司被上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丧失生产经营权。而该合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取得公司的投资资质进而取得该公司石场的经营权。至此，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又根据该法第九十五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及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后，2017年3月23日，黄冠锡以登报公告的方式对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进行了催告和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5月16日诉至该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视为黄冠锡向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农良宝履行了通知义务，其行使解除权未超过合理期限。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虽对解除合同提出异议，但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其没有按期办理续证问题最终导致公司丧失生产经营权。因此其异议不成立。黄冠锡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成立，一审对该请求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尚未履行的股权转让款，黄冠锡可以终止支付。黄冠锡请求转让方返还已经支付的20万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应将60万元欠款凭证返还黄冠锡。同时，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相应的抵押合同条款一并解除，故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应将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原件返还黄冠锡。王兆红等人履行了返还义务后，若黄冠锡存在其他返还义务而不予返还的，王兆红、孙学政、肖建军、杨明可就该事项另行起诉。综上，一审判决对合同解除后的实体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兆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72元（上诉人王兆红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兆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雁 审判员 宋丞致 审判员 潘云燕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彭靖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