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2民初34445号原告：宁波新锐展示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西郊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鹏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伟，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玲玲，宁波市四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上海设派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66号A159室。法定代表人：李红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娟，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斐戈，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新锐展示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公司）与被告上海设派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鹏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伟、倪玲玲，被告设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斐戈、成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作运营资金人民币（币种下同）4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原、被告就品牌形象系统（VI）、品牌终端形象（SI）设计与道具设计及制作等项目合作达成口头共识。同年3月，双方补签《战略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合作期限为一年，协议还就资费模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6年3月8日，原告为履约将50万元运营资金注入被告指定的徐军伟名下银行账户内。但在之后的合作期间内，为拓展业务的全部开支费用由原告支付，至合作期满原告转入被告指定银行账户内的50万元并未用于合作业务，故合同终止后，应由被告返还原告50万元。此外，在合作期间，原告曾另行要求被告设计效果图七张（设计名称分别为美丽加芬、欧琳、炊大皇、帅丰、面膜小屋、名媛名妆、哈尔斯），上述设计款合计10万元。综上，经与该10万元折抵，被告应返还原告40万元。经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设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原告之间属于投资合作合同法律关系，并非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原、被告共同出资，被告负责对外承接并提供相关创意设计项目服务，原、被告根据约定进行利润分成，故本案案由非承揽合同纠纷。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0万元运营资金被告已全部用于合同约定的业务项目成本支出，原告要求返还40万元运营资金没有依据。在双方合作期间，被告为保证履行合同，积极对外开拓项目业务，在合作期间支付了包括员工工资、公司办公场所租金、其他正常业务成本费用支出共计180万余元，除去原告支付的运营资金外，被告承担的资金高达130万余元，远超原告所支付的运营资金数额，故原告所称其支付的运营资金未动用根本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基本的商业合作常理。综上，被告未违约，原告要求返还运营资金的请求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的事项，根据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利润分成，然原告至今未对利润进行结算，故被告保留对原告该部分权利的主张。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书》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合同第二条资费模式明确了50万元的用途是给予被告的提成；2、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1份，证明被告收取原告50万元运营资金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合同约定的资费模式证明双方的模式是战略合作，被告负责设计，原告负责生产，在被告的设计环节不产生利润，所以原告在前期会向被告支付前期运营费用；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50万元上写明了合作费用，与合同第二条相对应，即是运营资金而不是预付款性质。故该费用是被告用于合同项下业务成本的支出。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以下证据：1、服务手册、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被告与原告的合作及运营说明1组，证明原、被告是战略合作关系，被告负责设计，原告负责生产（业务合作客户只与原告签订一份合同），被告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原告战略合作，除了合作项目，合作期间没有其他业务；2、房屋租赁合同、收条、电子转账凭证1组，证明被告承租办公室支付1年房租（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计327,600元的事实；3、微信支付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被告员工工资表、面试登记表、劳动合同1组，证明被告为开展业务合作，支付员工工资861,314元的事实；4、创意设计稿、客户沟通凭证1组，证明被告对外承接的部分项目业务、积极开展业务合作的事实；5、被告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宣传费用表、税金支出表、公积金支出表、社保支出表、物业支出表、餐饮费用表、办公用品费用表、出差费用表、招待费用表、发票1组，证明被告为开展业务支出的宣传费、税金、公积金、社保费用、物业费、餐饮费、办公用品费、出差费、招待费等成本共计699,147.36元；6、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被告完全履行了战略合作协议，组建团队、对外开拓项目业务、提供设计服务并得到原告认可的事实。在微信记录中，原告向被告称述了原、被告合作的事实。整个聊天记录证明了被告进行了很多项目设计并与原告进行沟通。2016年3月23日的微信记录证明原告认可被告团队的工作。综上，证明被告确实在积极履行合同对外开发等义务；7、协商公函、回复公函、回复函、公函1组，证明被告已按照约定向原告提供合作项目运营开支明细，并要求原告提供合作业务金额凭证进行利润分配，但原告无故拒绝的事实。该证据中被告将所有客户（25名）明细清单向原告寄送，25名客户均是被告开发的，被告一共找了这25个客户，被告提供了创意设计，但是客户最终有无和原告签订合同这不是被告能够控制的。这25个客户均有设计图纸，在上述第4组证据中的创意稿。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系被告的单方行为，原告从来没有看到过。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是事实，被告不是为了与原告合作而成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这是被告为了本次诉讼做的虚假证据。出租方徐军伟与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被告代表人是同一人，徐军伟也是被告证据6微信记录中的同一人，他实际上是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年租金327,600元，但是第五条租赁期是两年，总租金应当是65万余元，显然该合同是伪造的。原、被告的合作期限是一年，而租金写了两年，显然该房屋不是为了合作而租赁的。从租赁合同第三条并结合实际支付情况，可以看出租金的支付时间是与合同不符的。徐军伟对租赁房屋享有转租权的依据被告没有提供，所以该组证据是为了抵赖对原告的债务而伪造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被告于2011年1月成立，如果有招聘员工也是其经营之需，与原告无关。从与徐军伟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其与他人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以徐军伟为例，从银行流水上看不出每月工资单上的金额，且被告没有缴纳员工个人所得税的依据；证据4，美丽加芬项目存在的，但是该项目发生在原、被告合作之前。其他合作事项，被告仅为原告提供了效果图，业务是原告自己承接的；证据5，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被告经营期间产生的开支，与原告无关。如果与原告有关，应当由原告开票；证据6，微信往来存在的，但是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实际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恰恰证明了被告没有履行。具体表现在：双方合作后被告仅就哈尔斯为原告提供了设计方案，其他的都没提到；被告接受了哈尔斯的设计，但是在之后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方案并没有出具；2016年7月12日之后，双方的合作关系名存实亡；证据7，不认可证明目的，恰恰证明了原告曾经向被告催讨相关费用支出凭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6、7，原告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及关联性均难以核实，故不予采信。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结合当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3月，以原告新锐公司为甲方，被告设派公司为乙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与被告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品牌终端策划、设计、制作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甲方愿意与乙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一致同意就品牌形象系统（VI）、品牌终端形象（SI）设计与道具设计及制作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合作期限为壹年，从2016年2月1日到2017年1月30日。资费模式：甲方向乙方支付壹佰万圆整（分二期注入，第一期3月8号，第二期6月8号，户名：徐军伟）作为用于此项目的运营资金（乙方需要提供开支明细，经双方确认后方可有效），同时此笔资金可用作甲方支付乙方的业务提成。报酬及支付：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根据甲乙双方不同的业务需求，在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附件中进行定义和说明。付款模式：双方应当于2017年1月初进行核对年度合作业务所产生的金额，按照行业的比例合同金额5-12%的方式结算；如合同价格无法满足正常利润，经双方协商并认可，根据订单的实际利润进行分配（甲方提供业务给予乙方时资费标准相同）。协议附件：本协议项下的合作业务以及相关的商业条款如有不完善的部分，双方将协商另立书面说明，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协议各项条款同样适用于协议附件。如果附件中的条款与本协议相抵触，以附件中的说明为准。双方针对某一合作内容的具体事宜，包括项目组织架构、工作流程、服务范围、收费模式及其他需要共同商讨之议题等双方一致关心的问题，将经由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在附件中签署。后原告于2016年3月8日向协议书指定的徐军伟的账户转账50万元。庭审中，对于客户有无向原告下单，被告陈述“不清楚，因为我方仅做前端的设计工作，不负责后端工作”。对于原告让被告做的设计被告陈述“没有具体统计”。对于被告提供的上海设派终端道具客户名单上统计的25个客户，其陈述“这是跟进到一定程度的客户名单，我方针对这些客户具体已经做到了设计层面。‘项目费用’是我方为开拓客户投入的成本。后来这些客户没有再介绍给原告，因为原告后来不配合被告工作了。我方前期花费了约200万元。”对于合作时间，被告表述自合作协议签订起至双方结束往来期间为“4-5个月，近半年”，不继续合作的原因为“原告要求短期内建立客户，但实际上这类项目需要有个长期的培养。”对于被告“除了给原告客户做，你方自己的客户有无推荐给原告做？有无具体名单？”其陈述“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有，且原告都知晓的，如果以签订合同为标准，那就没有了。都在开发中，还没有到原告与客户直接联系的阶段”。对于如何界定合作成功，被告表述“以客户与原告签订具体展示货架合同为界定，以合同签订为标准，按照5%-12%计算提成。如果没有签订合同，就没有劳务费了。如果签订合同，有相应提成。”对于原告同意扣除的10万元，原告陈述“被告做了7个广告设计，付出了劳动力。”“只有美丽加芬是被告设计好的，但是是合作协议之前的，另外6个是我方自行承揽的业务”。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3月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50万元，被告应否退还40万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其一，从合同约定内容的完整性角度来看，合同约定“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根据甲乙双方不同的业务需求，在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附件中进行定义和说明”、“本协议项下的合作业务以及相关的商业条款如有不完善的部分，双方将协商另立书面说明，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特别是约定的“双方针对某一合作内容的具体事宜，包括项目组织架构、工作流程、服务范围、收费模式及其他需要共同商讨之议题等双方一致关心的问题，将经由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在附件中签署”之内容，足以表明，原、被告之间所签的协议内容上并不完备，事实上双方将关涉合同重要权利义务等条款内容均保留至附件形式达成，然双方并未另行达成书面一致意见，故在此前提下，易造成双方对于合作模式、款项性质等内容的争议；其二，从合同已有约定内容的角度来看，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壹佰万圆整作为用于此项目的运营资金（乙方需要提供开支明细，经双方确认后方可有效），同时此笔资金可用作甲方支付乙方的业务提成”，由此可表明，原告支付被告的50万元既约定用作运营资金，又可用作业务提成，款项性质上并不唯一；与此同时，如用作运营资金需要被告提供开支明细，并需双方确认，此即意味着运营资金的确认需经过一定的流程；其三，从被告对运营资金支出的情况来看，被告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旨在证明其支出了共计180万余元的运营成本支出，然其所谓的运营资金中包含有房屋租赁费用、员工工资费用、宣传费、税金、公积金、社保费用、物业费、餐饮费、办公用品费、出差费、招待费等若干名目的费用支出，上述费用几乎涵盖了公司运营的所有运营成本，被告所提出的上述费用均作为《战略合作协议书》项下的运营资金，显然难以成立，亦不具备基本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其四，从被告已完成工作量的角度来看，原告确认被告完成工作量的业务款为10万元，并直接在50万元中予以扣除，被告则提供了部分证据证明其曾进行了相关业务开发并形成了一定的“业务成果”，对此，本院认为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缺乏具体明确约定的前提下，造成对被告是否针对协议书完成了相应业务以及相应业务的具体成本支出的评价存在较大难度，有鉴于此，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对被告的运营支出及相应业务款酌情予以认定。综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酌情支持25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设派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波新锐展示器材有限公司支付款项250,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宁波新锐展示器材有限公司负担2,737.50元，被告上海设派广告有限公司负担4,56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明权审 判 员  张海平人民陪审员  张玉丽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唐冰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