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4民终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林,男，1966年06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诗林、石祥龙，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刘和平，该公司经理。诉讼代表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树、张黔永，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女，1964年02月1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豪颛，男，1991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系被告刘燕之子。原审第三人：刘和平，男，汉族，1959年1月2日生，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第三人：张伟，男，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上诉人李亚林因与被上诉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岭创都公司”）、刘燕、李豪颛,原审第三人刘和平、张伟确认合同效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4民初27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亚林上诉诉请撤销原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请。事实和理由：1、一审凭借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盖章与创都公司备案登记的盖章不一致而驳回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2、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收条》等证据，可知李亚西投入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00万元是李亚西违法从转让贵州镇宁县凯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股份中而来，但一审却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不能因为凯达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元，就否定此公司投入到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0万元的事实。3、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本案是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一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3月7日，上诉人李亚林的代理人收到判决书的时间为2018年3月5日，审理时限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6个月的时间。3、一审判决侵犯了原告提供证据的权利，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先后两次确定举证时间，第一次以代理人延期举证为由，拒绝代理人提供的证据《证人出庭申请》，第二次又以代理人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为由，拒绝上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创都公司、刘燕、李豪颛,原审第三人刘和平、张伟二审未答辩。原告李亚林向一审法院诉请：1、确认原告与李亚西2007年02月18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原告享有李亚西在被告关岭创都公司所占80%股权的一半份额，即原告享有被告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李亚西系兄弟关系。李亚西是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原告投资管理的凯达公司也是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重组过程中，李亚西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投资管理的凯达公司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剥离，并将原告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投入价值510万元的实物资产产权过户给其他股东。为弥补原告受到的损失，在被告关岭创都公司组建时，李亚西与原告于2007年02月18日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一、原告同意将李亚西应补偿的500万元由李亚西投资到刚组建的关岭创都公司中，该500万元投资在该公司所占股份比例为李亚西所持有该公司80%股份的一半，即原告和李亚西在关岭创都公司各持有40%的股份；二、原告承诺所持有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份，无特殊情况下不办理工商过户手续，由李亚西负责经营管理；三、李亚西承诺关岭创都公司以后增资重组或改组重建，李亚西、李亚林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份额都是相同等的。李亚西因病于2015年06月16日死亡后，被告刘燕不认可上述协议书效力，不认可原告享有李亚西在关岭创都公司股权的一半份额，故提出如前诉请。被告关岭创都公司辩称：原告不在关岭创都公司依法登记的股东名册中，不认可原告是关岭创都公司股东；关岭创都公司从未接到股东李亚西将关岭创都公司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原告的通知，不予认可原告转让股权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加盖的关岭创都公司字样的印章不是真实的，且内容不合法，该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燕、李豪颛辩称：1、李亚林从未登记在创都公司的股东名册里；2、即使是李亚西私下转让股权给李亚林，没有其他股东同意也无效；3、从2007年至李亚西去世前，原告从未主张过自己股东身份，也未做过任何解释。4、原告与李亚西之前无债权债务关系，500万元李亚林从未提出过证据；5、我方从创都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刘和平处了解到李亚西去世期间签订了2份遗嘱，在签署的遗嘱中均对股份进行交代，儿子李豪颛占股份30%、妻子刘燕占20%，剩余30%由李亚西的兄弟分配，当时关岭创都公司股东刘和平、原告李亚林都在场，原告方对李亚西两次遗嘱的行为都没有提出异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第三人刘和平、张伟未作陈述。一审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亚林与被告关岭创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亚西系兄弟关系。被告关岭创都公司成立于2007年02月06日，公司股东为李亚西、刘和平和张伟三人。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李亚西，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李亚西认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刘和平认缴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为10%；张伟认缴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为10%。公司注册资本于2007年06月30日前分两次缴清，第一次投入资金200万元，第二投入资金300万元。2007年01月31日，李亚西以货币方式出资160万元、刘和平以货币方式出资20万元、张伟以货币方式出资20万元投入被告关岭创都公司。2007年02月06日，经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批准，被告关岭创都公司在安顺戈德防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刻制了单位专用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合同专用章一枚，其中单位专用章全称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都开发有限公司”，编号为5225010008719。2014年12月10日，李亚西患病后作出一份《本人资产的分配说明》，其中陈述：“本人在此次手术中不能脱险，本人在创都公司所有资产作如下分配，一、百分之五十留给李豪颛，此款由刘和平、李亚林二人代为管理，并帮助李豪颛发展；二、百分之二十留给刘燕，任其发展；三、百分之三十留给李亚林、李亚龙、李爽、李亚洪，由李亚林组织负责处理，此款用于家业发展为主；四、本人死后生效”。2015年06月16日李亚西因病死亡，2015年07月21日被告创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和平。由于被告创都公司经营管理不善，2016年03月10日张小萍等7人以被告关岭创都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被告创都公司进行破产重整。2016年4月6日本院立案受理创都公司破产重整一案。2016年04月22日，本院指定管理人对被告创都公司进行管理。原告于2015年12月14日向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李亚西于2007年02月18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原告享有被告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权。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刘燕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16年01月04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涉及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且各方之间争议较大，为便于案件事实的查明，确有必要将本案移交下级法院审理。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报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后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共同投资协议书，不能证实李亚西将在被告关岭创都公司所占股份的一半转让给原告，该协议书中所加盖的被告关岭创都公司公章编号为5225010008718,与被告关岭创都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对外使用的专用公章编号5225010008719不相符。原告提供的验资报告书、股东会决议、收条、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只能证实凯达公司股东投入资金100万元，原告通过转让股份取得了该公司全部股份，经原告申请，2001年06月08日，该公司被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已不存在；原告提供的2份委托书，只能证实李亚西委托原告处理李亚西在被告关岭创都公司持有80%股份的相关事宜，其中并未提到李亚西将股份转让给原告,不能证实原告持有创都公司股份；原告提供的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安顺协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安顺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只能证实2001年12月18日李亚西以凯达公司的名义出资510万元，占81%的出资比例申请成立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凯达公司当时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且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不能证实原告投资510万元到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此，原告主张确认其与李亚西于2007年02月18日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原告享有被告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权，缺乏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亚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原告李亚林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共同投资协议书是否有效；2、李亚林是否享有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权；3、一审的审限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4、一审未准许李亚林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是否恰当。第一，首先，共同投资协议书中加盖的关岭创都公司的印章与关岭创都公司登记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其次，李亚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共同投资协议书中的内容，即“李亚西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投资管理的凯达公司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剥离，并将原告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投入价值510万元的实物资产产权过户给其他股东”真实存在。相反，根据李亚林提供的2003年5月2日的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议决定可知，凯达公司将其在贵州省××市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是经过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李亚林同意并签字认可的。根据李亚林提交的2014年12月10日、2015年5月18日的两份委托书可知，李亚西病重期间，委托李亚林处理其在创都公司80%的股份，并非是40%，李亚林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与共同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也不相符。综上，李亚林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共同投资协议书系其与李亚西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关岭创都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李亚西、刘和平、张伟，并没有李亚林。关岭创都公司成立以来的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股东均没有李亚林的名字，也没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证明关岭创都公司存在股份转让的情况。李亚林提交的共同投资协议书也不能证实其享有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份，即使李亚林是隐名股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李亚林要享有关岭创都公司的股权，也需要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因此，李亚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关岭创都公司40%的股份。第三，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7年3月7日，2017年9月4日，案件承办人因案情疑难、复杂，向分管院长申请延长审限至2018年3月6日，分管院长审批同意延长，有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法定事由审批表为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之规定，本案经院长审批，延长审限六个月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一审的审限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之规定，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之后一审法院为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又重新给予当事人十五天的举证期限，但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因此，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上诉人的出庭申请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李亚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辜  贤  莉审判员 宋    颂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芮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