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3民终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加芬，女，1957年2月21日生，汉族，文盲，农民，住元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胄，男，1968年2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元谋县，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发周，男，1982年6月1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元谋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发香，女，1978年4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元谋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发芹，女，1984年11月1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重庆市长寿区。四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楚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其华，男，1956年11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元谋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加友，男，1953年11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元谋县。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坤，云南宇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因与被上诉人杨其华、王加友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8民初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且无证据予以证实。原判认定：“2017年6月8日中午，杨其华、王加友一起来到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即位于安乐村草编摸箐庄房处查看，在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附近找到了其前几天丢失的蜂桶。杨其华、王加友找到杨满胄询问该情况，杨满胄承认杨其华、王加友丢失的蜂桶是被其拿走的事实，杨其华、王加友便要求杨满胄当天下午到杨其华家写保证并解决此事，杨满胄同意。”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上事实，有如下几点不符合客观事实之处：第一，以上事实均系被上诉人杨其华及王加友的陈述，并无第三人的证言予以佐证，而二人在一审中的身份为被告，仅有其二人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第二，杨满胄生前也同样在饲养小蜜蜂，在其庄房旁发现蜂桶不足为奇，作为侦查机关的元谋县羊街派出所并没有查明在杨满胄庄房旁发现的蜂桶是属于被上诉人的，即使查明蜂桶是属于二人，也无证据证实蜂桶是被杨满胄偷走的事实。第三，本案重要的当事人杨满胄已死亡，其是否承认过偷窃蜂桶的事实已经死无对证，不能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让杨满胄在死后仍然遭受不白之冤。本案中，杨满胄的死亡原因至今没有查实清楚，其随身的财物也下落不明，在对杨满胄进行尸表检查时，发现杨满胄手上有明显的擦伤、身上有泥土，从现场照片可以反应出来杨满胄的双脚离地面有较高的一段距离，但是在现场未发现任何供杨满胄踩踏缢死的物体。究竟杨满胄手上的擦伤因何形成、身上的泥土从何而来、随身财物去向何处、踩踏何种物体自缢身亡等问题，侦查机关至今也未给家属一个明确的答复。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与杨满胄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首先，被上诉人在无凭据证实自家蜂桶系被杨满胄所盗的情况下，污蔑杨满胄盗窃其家蜂桶，并侮辱杨满胄为“烂贼”（详见公安笔录），被上诉人辩称的因为蜂桶在杨满胄家庄房周围被发现，所以盗窃蜂桶的人就是杨满胄，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在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可能的情况下，无法推断出行为人就是杨满胄；另外，被上诉人辩称杨满胄己承认盗窃蜂桶的事实，鉴于杨满胄已死亡，这一事实已无法核实。其次，被上诉人在杨满胄家庄房周围找到蜂桶后，打电话给家人，到处宣传杨满胄盗窃蜂桶，还要求杨满胄到杨其华家中写下“以后不再偷人”的保证，并打电话给村委会人员来做担保，被上诉人的行为从源头上扩大了对杨满胄名誉的不利影响，明显构成了对杨满胄人格的一种侮辱。再次，被上诉人依法应在第一时间报警，不应把杨满胄叫到自家写保证书，在杨满胄到被上诉人家的这一过程中，被上诉人对杨满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有被上诉人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把杨满胄叫到被上诉人家，选择直接报警或者去村委会处理，杨满胄就不一定会死，即便死了也当然与被上诉人无关。任何公民在未经人民法院定罪的情况下，不能被认定为有罪，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被上诉人在未经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确定杨满胄盗窃蜂桶的前提下，采用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侮辱、诽谤杨满胄，对杨满胄冠以“烂贼”、“偷人”等头衔损坏其名誉，致使杨满胄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而死亡，其行为与杨满胄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应对杨满胄死亡后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其华、王加友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本案无证据证明二答辩人丢失的蜂桶系被杨满胄盗窃，该上诉理由不符案件事实。本案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原审判决的认定有证据在卷予以证明，理由如下：1、二答辩人发现蜂桶丢失后四处打听，听说太平村的杨满胄一个人在安乐村草编摸箐庄房居住，这几天经常一个人在山上到处转，要准备养蜂。答辩人怀疑丢失的蜂桶系被杨满胄拿走，答辩人的猜测有一定依据。2017年6月8日，二答辩人一起到杨满胄居住的庄房查看情况，并在杨满胄居住的庄房附近发现了杨其华和王加友各丢失的1窝蜂桶，杨满胄也承认蜂桶系其所拿，在杨满胄的带领下答辩人又在杨满胄居住的庄房附近发现了丢失的另1窝蜂桶，两天后，元谋县公安局在杨满胄家庄房附近发现了埋在土里的答辩人的蜂桶。2、二答辩人在杨满胄居住的庄房发现蜂桶后问杨满胄怎么办，杨满胄提出要不由他把蜂桶背回原处，要不由他赔点钱。杨其华提出只要他写个保证，保证今后不再偷东西就可以了，也不用赔钱，杨满胄也答应了。下午杨满胄自行来到杨其华家，杨其华打电话请村委会王加才来参与解决，杨满胄听见杨其华打电话就走了。后来杨满胄就自缢身亡了，该案经元谋县公安侦查终结。在整个过程中二答辩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冤枉杨满胄、没有打骂、责怪、限制其人身自由，也没有提出其他无理要求。二答辩人的行为与杨满胄自缢身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其华、王加友赔偿死亡赔偿金9020元／年×20年×60％=108240元、安葬费78904元÷12个月×6个月×60％=23671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60％=18000元，以上合计149911元。一审认定的事实：死者杨满胄生前系元谋县羊街镇花同村民委员会太平村民小组的村民，杨加芬系杨满胄的妻子，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系杨满胄的儿子及女儿。杨其华和王加友系元谋县羊街镇花同村民委员会安乐村民小组的村民。杨其华在安乐村佘古龙潭山上杨骏武家庄房养了六窝蜜蜂，王加友在太平村山上杨锦川家庄房的厦子上养了两窝蜜蜂，蜂巢都是使用树干将树心挖空后做成桶状。2017年5月28日，王加友发现自家饲养的两个蜜蜂窝丢失；6月1日，杨其华也发现自家饲养的一个蜜蜂窝丢失。后杨其华、王加友到处打听，怀疑其丢失的蜜蜂窝被杨满胄拿走。2017年6月8日中午，杨其华、王加友一起来到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即位于安乐村草编摸箐庄房处查看，在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附近找到了其几天前丢失的蜜蜂窝。杨其华、王加友找到杨满胄询问该情况，杨满胄承认杨其华、王加友丢失的蜜蜂窝是被其拿走的事实，杨其华、王加友便要求杨满胄当天下午到杨其华家写保证并解决此事，杨满胄同意。当天晚上8时许，杨满胄一人来到杨其华家，杨其华当着杨满胄的面打电话请求花同村民委员会的副书记王加才一起来协助解决此事，杨满胄听见杨其华要请王加才来解决此事便自己离开杨其华家。后王加才和调解员李建平，还有王加友先后来到杨其华家，发现杨满胄已不在杨其华家，杨其华便将丢失蜜蜂窝的情况告诉王加才，王加才便建议报警，后杨其华、王加友向羊街派出所报警。2017年6月9日中午，有人发现杨满胄吊死在杨其华家后院的牛圈草楼房上。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在杨满胄家位于安乐村草编摸箐庄房处找到了杨其华和王加友丢失的蜜蜂窝；并确认杨满胄尸体上未发现他人作用痕迹，杨满胄死亡原因系缢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的诉讼主张有义务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杨其华、王加友怀疑其丢失的蜜蜂窝被杨满胄拿走并要求杨满胄到杨其华家解决，其主观上并无恶意且符合生活常理，杨其华请村委会的领导来参与调解解决纠纷也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对杨满胄实施了侵权行为，该行为是正当合法的维权行为。王加友来到杨其华家后杨满胄已离开，其也不可能对杨满胄实施侵权行为，杨满胄自己离开杨其华家并死亡是杨其华、王加友无法预见到的，故杨满胄的死亡与杨其华、王加友的行为无因果关系。杨加芬等要求杨其华、王加友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和杨发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元，由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和杨发芹负担（已交）。二审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如下法律事实有异议：“2017年6月8日中午，杨其华、王加友一起来到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即位于安乐村草编摸箐庄房处查看，在杨满胄饲养蜜蜂的地方附近找到了其几天前丢失的蜜蜂窝。杨其华、王加友找到杨满胄询问该情况，杨满胄承认杨其华、王加友丢失的蜜蜂窝是被其拿走的事实，杨其华、王加友便要求杨满胄当天下午到杨其华家写保证并解决此事，杨满胄同意。当天晚上8时许，杨满胄一人来到杨其华家，杨其华当着杨满胄的面打电话请求花同村民委员会的副书记王加才一起来协助解决此事，杨满胄听见杨其华要请王加才来解决此事便自己离开杨其华家。”上诉人认为以上事实的认定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杨其华、王加友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其华、王加友二人关于事发经过的陈述与元谋县羊街镇花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王加才、李建平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杨其华、王加友在怀疑其二人丢失的蜂桶系与杨满胄有关后，在杨满胄承认蜂桶是其所拿的情况下要求杨满胄当晚到杨其华家里写“保证书”，并以向村委会副书记王加才和专职调解员李建平反映情况的方式请求村委会出面解决，后又向羊街派出所报了警。因当事人杨满胄已亡，本案现已无法查明杨其华、王加友被盗蜂桶是否确系杨满胄所为，但无论杨其华、王加友被盗蜂桶是否系杨满胄所为，就杨其华、王加友二人解决蜂桶被盗一事而言，杨其华、王加友二人在认为自家遗失的蜂桶系被杨满胄所盗后，在杨满胄承认蜂桶是其所拿的情况下要求杨满胄到杨其华家解决，并同时邀请村委会副书记王加才和专职调解员李建平出面解决，其主观上并无恶意且符合生活常理，杨满胄系自愿去到杨其华家后又自行离开，在离开杨其华家后杨满胄发生死亡的后果。本案经公安机关鉴定，杨满胄的死亡原因系无他人作用痕迹的缢死，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其华、王加友二人在解决蜂桶被盗一事过程中对杨满胄实施了不当行为或言语刺激，足以导致杨满胄有轻生念头。另外，二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过程中以及庭审过程中，涉及对死者杨满胄发表的私人评价，并非针对杨满胄制作诽谤其名誉的信息并故意进行散布，不构成民事侵权，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采用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侮辱、诽谤杨满胄，损坏其名誉，致使杨满胄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而死亡，针对该项主张因上诉人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杨满胄死亡后果的发生与杨其华、王加友二人实施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上诉人要求杨其华、王加友对杨满胄死亡后果的发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杨加芬、杨发周、杨发香、杨发芹承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纪 艳 茜审判员 刘 文 亮审判员 李 晓 黎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姜远云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