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11民初2753号原告：黄式海，男，1952年5月3日出生，汉族，职业：乐丰集团（乐清市粮食局）退休职员，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贵州驰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0910667094。委托诉讼代理人：牟雪寒，贵州驰辰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证号：2301170921312。被告：凌向阳，男，195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钰，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1110420860。被告：俞翔，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武，贵州黔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1010406487。原告黄式海与被告凌向阳、俞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式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牟雪寒，被告凌向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钰，被告俞翔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式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偿还借款487139.18元；2.判决两被告偿还利息241133.89元（从2015年7月15日起至2018年4月15日止，月息1.5%），利随本清；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4日，原告黄式海应被告凌向阳邀请与俞翔签订合作协议，向俞翔创立的贵州森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森昌金融”注入资金1687139.18元。其中1000000元作为借款（已归还），另687139.18元作为投资款获得“森昌金融”50%的股份。原、被告在经营“森昌金融”项目过程中因发生分歧，随后经双方协商约定由原告退股，由被告俞翔退还原告投资款687139.18元。由于被告凌向阳系被告俞翔的岳父，其在2015年7月21日写下《借条》，注明该款由其进行偿还，并约定了相应的利息。后俞翔在2016年1月30日和2016年2月1日分别代“森昌金融”归还了黄式海的投资款共计200000元整，余下款项487139.18元至今未能偿还。综上，由于两被告系翁婿关系，其均是贵州森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森昌金融”项目的实际经营者，且对该笔债务均有还款的意思表示，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凌向阳辩称，俞翔是凌向阳的女婿，原告通过凌向阳认识俞翔开始合作，后因原告资金困难，然后找到凌向阳，要求其从中协调，俞翔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凌向阳在未知道实际产生亏损的基础上，自认为能协调因其对此产生错误的想法，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其实原告与凌向阳之间并没有借贷关系，且原告未向凌向阳支付借款，但凌向阳基于错误的认识先后向原告支付260000元，其中月200000元系俞翔还凌向阳的借款，俞翔之所以将200000元支付给原告，是在得到凌向阳授意后向原告支付的，然而凌向阳与原告之间没有合作关系，其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才向原告支付了260000元，因此原告应当返还凌向阳错误支付的260000元，我方保留对原告提起返还260000元诉讼的权利。被告俞翔辩称，1.我方不认可原告与凌向阳签订的借条，俞翔没有与原告达成投资款转借款的协议，也没有授权凌向阳与原告签订协议，因此该协议无效。2.凌向阳既不是合作项目的股东，也没有获得我方的授权，其无权与原告签订相关协议。3.我方向原告支付的200000元系归还凌向阳的借款，与我方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无关。4.凌向阳一共向原告支付了260000元，而不是200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式海与被告凌向阳系朋友关系，被告俞翔系被告凌向阳女婿，原告黄式海通过凌向阳认识俞翔。2015年4月14日，原告黄式海作为乙方与被告俞翔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及附表，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及平等合作的原则，乙方注资入股森昌金融公司，参与森昌金融公司的前期设立、筹备及日常经营的管理以便公司更好的发展，获得更高的利润，现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从筹建森昌金融中心至今基本投资明细:费用共计：壹佰叁拾柒万肆仟贰佰柒拾捌元叁角陆分（￥1374278.36）（见附表）；二、乙方从合作之日起向金融中心注入资金陆拾捌万柒任壹佰叁拾玖元壹角捌分（￥687139.18）获得金融中心50%的股份，参与金融中心的日常经营工作；三、乙方注入资金之日前的账目划一个阶段,以前的盈亏和风险与乙方无关；四、甲乙双方的总出资金额按1.5%的财务费用计入金融中心的费用，另乙方投入流动资金壹佰万元整（100万元）流动资金也按1.5%算财务费用，计入金融中心运营财务成本；五、金融中心的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由甲乙双方以现在的人员组织结构继续共同经营，金融中心独立核算，资金由乙方管控，以后人员调整，甲方由吴家忠、乙方由黄式海共同协商管理；六、乙方注入资金后的经营，盈亏甲、乙双方各承担或分享50%的责任和利润。”。双方均在合同尾部签字。2015年4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与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合作协议》中的借款1000000元已归还完。原告陈述2015年7月10日，在孟关汽车城的办公室找到被告凌向阳、俞翔协商退伙事宜，结果为将原告投入的687139.18元退还给原告，协商之后就要求原告将办公室的钥匙退还，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于2015年7月16日将钥匙交换。2015年7月16日，吴家忠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黄式海交来花果园E7栋39楼23-24门面门锁（森昌金融公司）钥匙壹把（大门）、办公室钥匙壹把。收物人：吴家忠2015.7.16”。2015年7月21日，被告凌向阳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黄式海先生人民币陆拾捌万柒仟壹佰元整（687100元）。用于俞翔作汽车经营周转金。时间从2015年7月21日起至2015年8月22日前归还（此期间不记利息）。如超期至9月22日，则从2015年7月15日起按1.5%实时记息。此据，借款人：凌向阳2015年7月21日”。原告表示双方经过协商，原告已经退出该项目，投资款项由被告凌向阳退还原告，投资款已经转为借款关系。对此，被告凌向阳表示收据只能证明原告主动把办公室钥匙交出，并不能证明原告退出了投资，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凌向阳之间达成了退出投资的协议。被告俞翔表示对《借条》不知情，其与无关。还提交金融公司投资费用、尚文贷款及费用情况、2015年金融黔西费用明细，陈述双方合作期间损失80多万元，没有与原告达成投资款转借款的协议，也没有授权凌向阳与原告签订协议，凌向阳既不是合作项目的股东，也没有获得授权，无权与原告签订相关协议。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凌向阳明确表示双方除退还退伙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原告提交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2016年1月30日，被告俞翔通过超级网银向其转款50000元，2016年2月1日，被告俞翔向其转款150000元，并注明“归还森昌金融借款，代森昌金融退黄式海投资款”。原告表示被告俞翔对凌向阳作出的《借条》是知情的，并且已向原告还款200000元。对此，被告俞翔表示不予认可，提出向原告付款的行为是基于凌向阳的委托，并提交2016年1月20日，凌向阳作为甲方与俞翔作为乙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载明：“乙方于2015年3月31日向甲方借款200000元,用于支付贵州通源场租保证金（该款己由甲方直接付至通源账户）现根据甲方要求约定还款方式如下：1.乙方于2016年1月30日之前将欠甲方的200000元直接付至黄式海账户。2.上述款项只作为甲、乙双方之间的借款和还款，与黄式海无关，相关权利义务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3.补充：乙方对甲方与黄式海签订的借条不予认可，如黄式海与俞翔在此后能达成退股协议，该款作为俞翔退黄式海的投资款，那么俞翔对凌向阳的欠款继续存在，还款问题双方另行协商。如黄式海与俞翔不能达成协议，该款只能作为俞翔还凌向阳的借款，不做它用”。被告俞翔为佐证其陈述，还提交了记账凭证4张及凌向阳的刷卡小票2张所对应的贵阳银行流水、中国建设银行银行流水，证明2015年3月31日，俞翔向凌向阳借款200000元支付通源公司场地保证金。诉讼过程中，被告凌向阳提交原告向其出具的收条3张，分别为2015年11月21日，收到40000元；2015年12月25日，收到20000元；2016年1月26日，收到200000元，证明已向原告支付260000元。对此，原告表示认可收到二被告支付的退股款共计260000元。被告俞翔表示该证据证明了原告与被告凌向阳有借款关系，与其无关。俞翔向原告的打款的200000元，原告也是向凌向阳出具的收条。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身份证、被告身份证、合作协议及附件、收条、借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金融公司投资费用、尚文贷款及费用情况、2015年金融黔西费用明细、记账凭证4张及凌向阳的刷卡小票2张所对应的贵阳银行流水、中国建设银行银行流水、收条3张等证据在卷佐证。前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本案的庭审，整理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凌向阳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是什么性质，借条中载明的款项是借款还是退伙款？2.被告凌向阳是否属于债务加入？3.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能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根据庭审查明情况，原告与被告凌向阳均明确表示除退还退伙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即原告并未实际向被告凌向阳支付借款，被告凌向阳也无借款的合意。原告退还办公场所的钥匙后，被告凌向阳向其出具了借条，而借条中所载明的金额与原告的投资款金额基本一致，借条中的用途为“用于俞翔作汽车经营周转金”。由于被告凌向阳与俞翔是翁婿关系，原告通过凌向阳认识俞翔，基于对凌向阳的信任与俞翔开始了“昌森金融”项目的合伙投资。且在凌向阳出具借条后，被告俞翔向原告转款200000元，其中150000元，注明“归还森昌金融借款，代森昌金融退黄式海投资款”，即俞翔有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借条应视为对退伙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后作出的退款结算。因此，本案中与原告有经济往来的是被告俞翔而非凌向阳，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实质是退伙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被告凌向阳出具借条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对被代理人俞翔有效，被告俞翔应偿还原告投资款。关于焦点二。因被告凌向阳出具借条载明借款687100元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故被告凌向阳向原告还款60000元的行为，应视为代被告俞翔向原告偿还投资款，对于被告凌向阳提出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才向原告付款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由于被告俞翔已支付原告200000元，故被告俞翔还应偿还原告投资款427100元。对于原告主张超出诉请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凌向阳的付款行为是代俞翔支付，不是其自愿支付，亦无主动还款的意思表示，故被告凌向阳不构成债务加入，对于原告主张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凌向阳、俞翔签订的《还款计划》系双方的内部协议，不能对原告产生约束力，故对被告俞翔提出没有与原告达成投资款转借款的协议，也没有授权凌向阳与原告签订协议，认为凌向阳出具的借条系无权处分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利息是基于借贷关系产生，而本院中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实质是退伙款而非借款，故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标准不适用于本案。原告在双方发生纠纷后，长达二年之久才进行权利的主张，导致损失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考虑到被告的违约行为及违约时间、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从公平角度出发，原告诉请利息损失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借条中约定的超期未还之日即（2015年7月15日）计算，以人民币427100元为基数，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原告主张超出诉请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俞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式海退伙款人民币427100元。二、被告俞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式海利息（利息以人民币427100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黄式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2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黄式海负担人民币1706元，被告俞翔负担人民币38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怔秋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廖香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