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初1152号原告：西安市帝博物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华兴大厦****。法定代表人：黄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安，男，该公司员工，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被告：杨广乾，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梅，女，杨广乾之妻，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第三人：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高科大厦**div>法定代表人：任怀理。原告西安市帝博物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博公司）与被告杨广乾、第三人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尔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帝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安，被告杨广乾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益尔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帝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并判令其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2、案件受理费由杨广乾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帝博公司与益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1、益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帝博公司9356000元；2、益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帝博公司利息327392.9元。因益尔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帝博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帝博公司提出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7）陕01执异223号执行裁定驳回帝博公司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帝博公司不服该裁定，认为，根据（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已认定益尔公司在2006年5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有虚假注册资本行为，其中杨广乾以货币形式出资200万元并未实际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当依法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被告杨广乾辩称，1、帝博公司债权形成于2004年12月16日，即益尔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西安纺织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西安华兴电炉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时间。而本案益尔公司增资的时间为2006年5月。因此本案债权发生在前，杨广乾被登记为“股东”在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精神，杨广乾对帝博公司之债权并不承担法律责任。2、2018年4月18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西工商企注字[2018]1号《关于撤销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载明因益尔公司构成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公司登记行为，因此，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撤销2006年5月25日核准的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可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2006年5月25日工商登记，杨广乾已经不具有益尔公司的股东资格，其不应向帝博公司承担任何责任。3、益尔公司增资行为系由他人具体操作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杨广乾个人无关，杨广乾对此既不知情也无主管故意，不应对此承担责任。4、杨广乾从未持有过益尔公司股票，其股东身份依法不能成立。5、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若因股东未全面履行增资义务而提起诉讼，只能向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主张，上述主体承担责任后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股东追偿，并非直接起诉股东，杨广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6、帝博公司享有的债权仅968034万元，但其对所有股东的起诉总金额高达3350万元，其诉讼主张远超债权，属于恶意诉讼。7、帝博公司在明知益尔公司为僵尸企业主要负责人服刑的情况下，仍向华兴公司借款购买巨额烂账，明显有悖常理，有碰瓷敲诈的嫌疑。8、2018年3月16日，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杨广乾诉益尔公司要求确认股东身份无效一案，本案应中止审理待确认股东身份案件的相关结果确定后再继续审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帝博公司诉讼请求。第三人益尔公司未陈述意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06年2月13日，益尔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7111万元，2006年3月10日注册资本变更为8650万元。2006年5月1日，益尔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做出如下决议：一、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3350万元，即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8650万元增加至1.2亿元。其中：原股东西安益尔投资有限公司新增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500万元。1、新增股东王虎儒增加投资人民币7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700万元。2、。5、新增股东张某2增加投资人民币2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200万元。6、……。7、新增股东曹春宇增加投资人民币3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300万元。8、新增股东杨广乾增加投资人民币2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200万元。10、新增股东张某1增加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其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为：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增加出资人民币100万元。二、同意吸收王虎儒、杜登高、刘博强、李瑛、张某2、张云祥、曹春宇、杨广乾、田建强、张某1等10名自然人为公司新股东，新增投资3350万元。三、大会委托董事会负责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原股东及包括杨广乾的各新股东在上述《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上签章。同日，益尔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表决，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1、将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情况：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50万元。”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亿元。”。2、将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七条“公司股份由股东认购，其出资方式、股权结构如下：任怀理持股33.54%、2900.882万股；。”现修正为“任怀理持股24.17%、2900.882万股；。；王虎儒持股5.83%、700万股（货币出资）；。；张某2持股1.67%、200万股（货币出资）；。；曹春宇持股2.5%、300万股（货币出资）；杨广乾持股1.67%、200万股（货币出资）。；张某1持股0.83%、100万股（货币出资）；合计1.2亿元。原股东及包括杨广乾的各新股东在上述《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章。2012年11月8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就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任怀理、张晓祥犯擅自发行股票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作出（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一、被告单位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罚金67万元；犯擅自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310万元。数罪并罚，判处罚金377万元。限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任怀理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被告人张晓祥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四、涉案赃款予以追缴。已追回的166940元由扣押单位依法向股民返回。该案中查明，2006年3月10日，益尔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8650万元。后益尔公司应上海中联国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要求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2亿元。2006年5月25日，益尔公司在没有实际增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通过他人联系到李青（已判决），支付了12万元的办理费让其帮忙办理增资变更工商登记，后通过孙百万、吴勇、朱云（均已判决），办理了虚假的银行进账单、对账单、银行询证函，后由陕西西秦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增加注册资本3350万元的验资报告。吴勇用该验资报告欺骗工商登记部门，领取了注册资本为1.2亿元的益尔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益尔公司通过虚假增资3350万元，将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亿元。其法定代表人为任怀理，总经理为张晓祥。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西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认定，陕西中联会计事务所职员李青、原西安市工商局司机吴勇、朱云、陕西中联会计事务所所长孙百万在为益尔公司将注册资本从8650万元变更为1.2亿元时，根据益尔公司授意，使用虚假资料，骗取工商部门的信任，帮助益尔公司完成虚报注册资本，是与益尔公司的共同犯罪。证人张某1（益尔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益尔公司的其他股东都是挂名的，没有实际出资；证人张某2（益尔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益尔公司将注册资本从8658万元变更为1.2亿元，工商登记上记载她出资现金200万元，她未出资，是张晓祥说将上海股民的出资金放到她名下，让她签名；甘肃益尔她也是挂名股东，实际她也未出资，也是张晓祥让她签名的。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认为，益尔公司在注册资本变更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任怀理、张晓祥作为益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是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应当对益尔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罪承担刑事责任。2014年10月27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帝博公司与被告益尔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华兴电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该案中查明：2004年12月16日华兴公司与工行西安纺织城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同日益尔公司与工行纺织城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纺织城支行依据《借款合同》发放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2004年12月20日，该《保证合同》与《借款合同》在西安市灞桥区公证处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2004）西灞证经字第331号公证书。因益尔公司逾期没有给付，工行纺织城支行于2006年5月29日申请了（2006）西灞证经字第138号执行证书，于生效后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中，2008年10月20日华兴公司替益尔公司偿还20万元，2008年10月21日华兴公司替益尔公司偿还30万元，2013年3月29日华兴公司将8856000元汇入工行纺织城支行账户，替益尔公司偿还所欠工行纺织城支行的全部债务本金及有关费用共计8856000元。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8日作出（2013）陕执恢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2013年7月14日，帝博公司与华兴公司签订《三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约定，鉴于1、工行纺织城支行与借款人益尔公司及担保人华兴公司借款、担保合同强制执行一案中，担保人华兴公司代借款人益尔公司向工行纺织城支行偿还借款共计人民币9356000元；2、至2013年7月12日华兴公司向帝博公司借款人民币20155945.3元，其中2013年3月29日在前述强制执行案中华兴公司向工行纺织城支行还款885.6万元，该笔款项为华兴公司向帝博公司借款，由帝博公司代华兴公司向工行纺织城支行支付。以上华兴公司向帝博公司借款共计人民币20155945.3元。现华兴公司与帝博公司就三方之间的上述债权债务转让有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同意，华兴公司将对益尔公司享有的19709805.2元（包含9356000元本金、327392.9元利息和10026512.3元损失）债权转让给帝博公司行使，用于冲抵华兴公司欠帝博公司的19709805.2元的债务。转让完成后，华兴公司欠帝博公司的19709805.2元债务归于消灭，帝博公司按照本协议享有对益尔公司的19709805.2元债权，可直接向益尔公司主张债权。二、本协议生效后，华兴公司应在三日内向益尔公司通知本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内容，告知益尔公司直接向帝博公司履行债务。三、如本协议无效或被撤销，则华兴公司仍有义务向帝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帝博公司和华兴公司在《三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上签章。2013年7月16日帝博公司就该转让协议向益尔公司发送了EMS特快专递并已签收。判决：一、益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帝博公司9356000元；二、益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帝博公司利息327392.9元；三、驳回帝博公司其余利息之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59元（帝博公司已预交），由益尔公司负担11万元，帝博公司负担30059元，益尔公司应负担的11万元于付款时一并支付帝博公司。因益尔公司未履行（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帝博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帝博公司以（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认定益尔公司在2006年5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有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其中张某1的货币形式出资100万元并未实际出资为由，申请追加张某1为被执行人。张某1到庭对帝博公司提供的（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资金及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关于新增注册资本的情况的复印件、工商档案中关于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发起人名录复印件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张某1在听证中对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予以认可，认可其并未向益尔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股东未缴纳出资或者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申请执行人请求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100万元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应予支持。现被执行人益尔公司已不足以履行本案债务，帝博公司申请追加第三人张某1的理由成立。张某1提出已将其名下股权转让且转让款已打入益尔公司的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7）陕01执异192号执行裁定：追加张某1为被执行人，在其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币100万元内承担责任。同时，帝博公司以（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认定益尔公司在2006年5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有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其中杨广乾的货币形式出资200万元并未实际出资为由，申请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请求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应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本案第三人杨广乾住所地不明，帝博公司又未提供有效送达地址，第三人杨广乾、被执行人益尔公司均未到庭参加听证，相应证明材料未经质证，不能认定第三人杨广乾在益尔公司增资过程中虚假出资200万元的事实，故帝博公司申请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7）陕01执异223号执行裁定，驳回帝博公司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帝博公司不服该裁定，遂起诉本案。2018年4月18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益尔公司作出西工商企注字[2018]1号《关于撤销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载明：2018年2月11日我局收到王虎儒、杜登高反映你公司在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的情况，经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判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擅自发行股票罪，以上事实已构成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公司登记行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撤销2006年5月25日我局核准的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审理中，杨广乾对帝博公司提供的增资验资报告、益尔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及2006年5月1日章程修正案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帝博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于2004年取得，2004年当时的债权人是工行纺织城支行、债务人是益尔公司和华兴公司，华兴公司基于连带保证责任向工行纺织城支行偿还了益尔公司的债务而取得了对益尔公司的债权，认可华兴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向工行纺织城支行代益尔公司偿还债务之前对益尔公司没有债权；华兴公司对益尔公司的偿债能力的预期应以2004年益尔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准，益尔公司2006年增资不会对华兴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造成判断上的影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即使存在增资瑕疵杨广乾也不对帝博公司在先的债权承担责任。帝博公司认为，2006年5月1日益尔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上有杨广乾等新股东签字，说明杨广乾参与了增资过程中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签署，是配合益尔公司做的验资报告、增资和工商变更登记，杨广乾知晓并参与了益尔公司增资过程，其作为益尔公司股东的身份是确定的；（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做出后，杨广乾一直没有申请撤销益尔公司的增资行为，在帝博公司起诉本案要求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杨广乾才去申请撤销益尔公司的增资及确认其股东身份，杨广乾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益尔公司没有偿还生效判决确认的债务，（2017）陕01执异192号案也没有实际执行到位的财产。杨广乾提供了称是“任怀理”出具的证人证言，以期证明杨广乾对于被登记为益尔公司股东一事不知情，其不是益尔公司股东。帝博公司对杨广乾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任怀理也未到庭就其证人证言内容作出说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应否追加杨广乾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2、杨广乾应否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一、关于应否追加杨广乾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的问题。本案中，帝博公司经（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确认，取得对益尔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但益尔公司并未向帝博公司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2006年5月杨广乾在签署《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及《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认缴200万元出资后，并未实际出资，客观上存在未按照其认缴的200万元出资数额向益尔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但却基于其签署上述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行为，经工商变更登记，实际成为益尔公司的在册股东，取得了益尔公司股东身份，其行为已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规定的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行为，因此，帝博公司申请追加杨广乾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杨广乾辩称，其对益尔公司2006年5月份的增资以及被登记为益尔公司股东不知情，因综观（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中益尔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张某1有关“益尔公司的其他股东都是挂名的”的证言、张某2有关“工商登记上记载她出资现金200万元，她未出资，是张晓祥说将上海股民的出资金放到她名下，让她签名”的证言，以及张某1在（2017）陕01执异192号案的听证中承认在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上其签字属实，结合杨广乾在上述刑事判决作出后至帝博公司起诉本案之前，并未就其为益尔公司股东的身份提出异议，其在本案审理中对从工商部门调取的有杨广乾等签章的益尔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的真实性可以认定，杨广乾在本案诉讼中所称其对益尔公司的增资不知情并不客观，而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更客观、合理，证明力更高，因此，对杨广乾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杨广乾认为其并未参与2006年5月25日益尔公司增资到1.2亿元的行为、益尔公司增资行为与杨广乾个人无关、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杨广乾对此负有法律责任。因一是杨广乾等新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部分的出资是益尔公司办理增资手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条件，增资手续的办理以及工商部门核准益尔公司增资至1.2亿元系在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基础上进行，杨广乾等新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行为无疑配合、协助并促成了益尔公司将其注册资本从8650万元增加至1.2亿元的完成和实现，其行为对增资得以完成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二是从杨广乾参与益尔公司增资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分析：主观方面，因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性质的民事活动，一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均具备基本的认知，行为人对于其所从事的商事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风险等后果应有所预见。杨广乾对于其因签署《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及《西安益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负担的应向益尔公司履行200万元出资的义务、股东会决议（明确“大会委托董事会负责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和章程修正案的用途明知，而杨广乾在益尔公司办理增资手续过程中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行为显然并非偶然行为，系有意为之，若其自始就未准备履行出资义务，则主观过错更明显。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杨广乾是在明知涉案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内容、用途的情况下签署，对其该行为与益尔公司增资的关联性及其客观效果明知，对其该行为的法律后果亦应明知。客观方面，杨广乾等新股东认缴益尔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并经工商登记成为益尔公司股东，无论杨广乾在签署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时主观目的如何、有无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意愿，均无法否定其行为实质性地配合、促进了益尔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2亿元的客观事实。而公司经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是公司责任能力的证明及对外资信能力的担保，益尔公司注册资本增加部分对外具有公示作用，包括杨广乾认缴出资在内的增资部分的注册资本成为益尔公司责任能力、资信能力的组成部分。三是（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针对益尔公司的单位犯罪，任怀理和张晓祥系基于犯罪行为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其中并未涉及对新股东在益尔公司实施单位犯罪过程中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配合办理增资手续等个人行为的评价及追责；而公司及其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涉及对新股东个人行为的评价及追责，亦不会使新股东已经实施的配合益尔公司办理增资手续过程中的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行为归零，或者应被视为自始未发生或者不存在；新股东参与了益尔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环节，其签署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行为系客观存在，新股东个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刑事判决未涉及新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行为的评价、定性、处罚，并不因此构成新股东未实际出资行为的免责事由；新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部分的出资而未实际出资的行为在刑事层面可被益尔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的单位犯罪吸收，并不意味着新股东已经实施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当然不存在或者不再承担，而如前所述在民事层面其行为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考察显然均具备可责性，应在法律层面给予否定性评价。因此，杨广乾该项辩称理由不成立。杨广乾辩称，工商部门撤销益尔公司2006年5月25日工商变更登记，杨广乾已不具有益尔公司的股东资格、身份；帝博公司要求杨广乾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为杨广乾的股东身份。因一是工商部门撤销的是工商部门对益尔公司2006年5月增资的核准决定，并不是确认杨广乾是否具备益尔公司股东身份的充分、唯一的条件，且并无证据显示目前益尔公司在册股东已不包括杨广乾；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针对通过认缴出资成为股东的人的“未缴纳”出资的事实和行为，并未规定以该股东在债权人针对该股东的上述行为的诉讼中、该股东的身份持续存在为前提条件；三是工商部门撤销核准益尔公司2006年5月的增资的决定，并不涉及对新股东个人行为的评价及追责，亦不会使新股东已经实施的配合益尔公司办理增资手续过程中的签署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行为归零，或者应被视为自始未发生或者不存在；四是杨广乾在益尔公司2006年5月的增资过程中认缴了200万元出资但“未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行为，与杨广乾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作为益尔公司股东的身份及其是否变化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而股东在诉讼中主动追求的其股东身份变化显然不应成为规避或排除相关规定对其此前已发生的行为的适用的依据，工商部门撤销对益尔公司增资核准的决定不应成为益尔公司股东未实际出资行为的避风港。因此，杨广乾该项辩称理由不成立。杨广乾辩称，帝博公司债权形成于2004年12月16日，即益尔公司与债权人工行纺织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华兴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时间。因华兴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益尔公司对工行纺织城支行所负债务尚未届履行期，益尔公司是否会发生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尚不确定，华兴公司是否实际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亦不确定；签订保证合同时确定了华兴公司担保债务人的合同地位，确定的是华兴公司可能因益尔公司到期未清偿债务而需承担代益尔公司向工行纺织城支行履行债务的担保责任及其风险，而此时华兴公司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均不具备债权人的身份和合同地位，更不存在对工行纺织城支行或者益尔公司享有债权，即在华兴公司基于《保证合同》是否必定需要向工行纺织城支行承担保证责任都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当然在2004年《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签订之时更不会存在华兴公司基于向工行纺织城支行承担了担保责任而取得对益尔公司的追偿权即债权的事实。而华兴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益尔公司向工行纺织城支行提供担保时对于益尔公司偿债能力的预期及其判断失误的风险，显然与华兴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取得的对益尔公司的债权不同，华兴公司取得的涉案其对益尔公司享有的债权来源于其自2008年10月20日起陆续替益尔公司偿还债务，由此可见，华兴公司取得的涉案债权即转让给帝博公司的涉案债权最早产生于2008年，而帝博公司自华兴公司受让的涉案债权发生的时间应以华兴公司对益尔公司享有的债权取得时间为准，即最早产生于2008年，因此，帝博公司涉案债权发生在益尔公司2006年5月增资之后，杨广乾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杨广乾辩称，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规定，若因股东未全面履行增资义务而提起诉讼，只能向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主张，不能直接起诉股东，杨广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从上述条文完整规定可知，法律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之后的追偿权，并非在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债权人仅能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杨广乾的该项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杨广乾辩称，本案应中止审理，但杨广乾虽就其股东身份向雁塔法院起诉益尔公司，但根据已经生效的（2010）雁刑初字第00169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益尔公司在2006年5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时有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其中杨广乾的货币形式出资200万元并未实际出资，因此2006年增资时杨广乾确实存在虚假出资行为，杨广乾参与了增资过程中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签署，无证据证明其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帝博公司有权依据生效判决依据认定的事实提起本诉，目前正在审理的股东身份确认案件不能构成本案中止审理的法定理由。至于杨广乾称帝博公司起诉本案为恶意诉讼，涉嫌敲诈，因帝博公司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恶意，故对于杨广乾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杨广乾应否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的问题。执行异议之诉因申请执行人对执行部门所作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而提起，是当事人对生效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执行部门所作执行异议的处理决定不服时的救济程序，是执行异议的承接程序，因申请执行人帝博公司在（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杨广乾为被执行人并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执行部门裁定驳回其该申请后，其不服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因本院对于帝博公司申请追加杨广乾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予以支持，故本案中应确定杨广乾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对帝博公司要求杨广乾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追加被告杨广乾为（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并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2014）西中民三初字第00066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杨广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段红军代理审判员  李沫雨代理审判员  郑 蓉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