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2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琢行，男，1951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小颖，江苏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志良，男，1971年3月11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星、单科琳，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宇，男，1973年2月21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康、王科，江苏君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宏达，男，1968年8月3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姜巍，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玲君，女，1964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无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婷婷，女，1972年9月2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云玲，女，1976年7月2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姜巍，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琢行、孟志良、邵宇因与被上诉人唐宏达、徐玲君、陆婷婷、陆云玲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7）苏0213民初5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琢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宏达、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陆云玲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是否为被他人冒名登记为无锡高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银公司）的出资人，应由其举证，徐琢行已提供录音证据初步证明唐宏达知晓其自公司成立时即登记为股东；陆云玲身份证未遗失，故其对被登记为股东是知情的；徐玲君一审未出庭，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徐琢行对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有合理信赖。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徐琢行一审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孟志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琢行对孟志良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琢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1.高银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抽逃出资须存在法定情形且损害公司权益，但是根据高银公司日常经营负责人陆婷婷的陈述，3000万元转出并未实际损害公司利益；且即使注册资金转出，但从陆婷婷提供的银行保证金、借款合同、投资款项等证据可以看出，高银公司的资金一直是充足的，故各股东并无抽逃出资的意思表示。股东没有必要在抽逃出资后又向公司投入更多资金。2.徐琢行的债权发生在高银公司减资后，应当以减资后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及时间点作为审查股东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基准。在债权发生时，高银公司经减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该注册资金是充足的，并不存在抽逃的情况，故孟志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徐琢行也未举证证明该1000万元被抽逃出资，故应承担不利后果。3.孟志良对高银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孟志良未实际参与高银公司的经营，不清楚高银公司的注册资金使用情况，更不清楚陆婷婷将资金转出，其未收到任何款项，反而在实际经营中应陆婷婷的要求给高银公司另外提供资金，故孟志良既无抽逃行为也无协助他人抽逃的行为，其不应承担责任。4.徐琢行应优先执行高银公司的应收账款，在确认高银公司名下无财产的情况下才由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即使孟志良应承担责任，利息的起算时间也应在减资至1000万元之后。邵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琢行对邵宇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琢行承担。事实与理由：1.高银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2.一审法院仅依据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的陈述就认定其非股东，存在程序错误。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并申请鉴定。3.邵宇并非高银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应当承担责任。针对徐琢行的上诉主张，唐宏达、陆云玲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高银公司出资到位，登记的各股东中只有陆婷婷抽逃出资。2.一审中徐琢行在法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3.工商登记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唯一证据，唐宏达、陆云玲未签署工商登记文件，没有参与经营，故不应当认定其为高银公司股东。针对徐琢行的上诉主张，孟志良辩称，其认为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是否为被冒名股东与其无关，不发表答辩意见；关于徐琢行的其他上诉主张，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针对徐琢行的上诉主张，邵宇辩称，其非实际股东，未参与实际经营与决策，关于高银公司资金的出资、增资及去向都不清楚。针对孟志良的上诉主张，徐琢行辩称，1.从证据看，本案涉及的3000万元注册资金与增资的2000万元均符合抽逃出资的情形，陆婷婷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资金又转回给高银公司。2.抽逃出资的行为发生在出资后，孟志良作为高银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应当在抽逃的5000万元本息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已确认高银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针对邵宇的上诉主张，徐琢行辩称，1.从证据看，本案涉及的3000万元注册资金与增资的2000万元均符合抽逃出资的情形。2.抽逃出资的行为发生在出资后，邵宇作为高银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参与5000万元的抽逃出资，其应当在抽逃的5000万元本息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玲君、陆婷婷未提交答辩意见。徐琢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唐宏达、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陆云玲在抽逃出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高银公司欠其的借款本金740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44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0%计算）、律师费28.98万元、诉讼费7062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银公司原名无锡鸿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无锡高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23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登记事项为：注册资金3000万元，由唐宏达、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分别出资600万元、900万元、60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组成，孟志良为董事长、经理；无锡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22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该日，高银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出资3000万元，均采用现金支票方式存于高银公司开立于无锡市商业银行宝光支行的银行帐户上。2005年10月24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高银公司注册资金增至5000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登记事项为：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的出资额分别增加至1500万元、1000万元、750万元、750万元，唐宏达的原出资份额转让给陆云玲，陆云玲另增加出资额400万元；无锡中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5年10月17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05年10月17日，高银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新增出资2000万元，存于高银公司开立于中国农业银行无锡中山支行营业部的银行帐户上；2005年10月14日，唐宏达和陆云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唐宏达将20%股权计600万元转让给陆云玲。2009年3月10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高银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登记事项为：孟志良的出资额1500万元变更给刘建南，陆婷婷的出资额750万元变更给陆顺兴，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刘建南。2011年7月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高银公司注册资金减至1000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陆云玲、刘建南、徐玲君、陆顺兴、邵宇的出资额分别减至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2015年7月，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高银公司再次减资至201万元。一审又查明：邵宇经手办理高银公司设立时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高银公司设立后，陆婷婷负责高银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一审再查明：2016年4月6日，本院作出（2016）苏02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高银公司分别向邱军、胡仕群、任静芳、徐琢行借款，后邱军、胡仕群、任静芳将部分债权转让给徐琢行，认为徐琢行有权主张相应权利，判决高银公司归还徐琢行借款本金740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44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0%计算）、并支付律师费28.98万元、诉讼费70628元。徐琢行于2016年4月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苏0203执63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因未发现高银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徐琢行亦未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执行，待今后发现高银公司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后，徐琢行可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上述事实，由徐琢行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在案佐证无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1：高银公司设立后抽资3000万元的事实是否成立？徐琢行主张该事实成立，其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1：高银公司尾号为5935银行帐户的往来明细及多份转帐支票，载明该帐户于2004年6月24日转帐收入3000万元，余额3000万元；当日利息收入600元，余额3000.06万元；自当日起至28日止，该帐户通过本票、转帐支票、现金支票等方式共转出3000.00423元，余额为557.7元，其中多数收款单位为各社居委。徐琢行认为高银公司设立后不久不可能会有大金额的业务，更不可能与多家社居委存在业务关系，上述转帐应为抽逃出资行为。经徐琢行申请，一审法院向无锡市商业银行宝光支行调查，该行向一审法院出具的银行凭证表明，项敏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于2004年6月22日分别取现2700万元和300万元，并以唐宏达、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的名义开具了金额分别为600万元、900万元、60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的现金支票，当日上述现金支票均存于高银公司开立于无锡市商业银行宝光支行的验资帐户上。一审法院又向江苏银行无锡金星支行调查项敏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的往来明细，该行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往来明细单和存款单表明，该卡确于2004年6月22日分别取现300万元和2700万元，取现后余额为1元。该3000万元来源于项敏、多个社居委、2个有限公司的存款，但均与唐宏达等5名股东无关。经一审法院向项敏调查，项敏称该些款项少部分是其所在的无锡金星街道办事处的，多数是高银公司股东的，因为资金数额大，股东筹措该些资金每天需支付的资金成本比较多，因此要求在验资后迅速收回资金，但当时个人不能开立银行帐户，只能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将款项汇给股东个人，而根据当时的银行规定，汇给个人的现金支票金额上限为100万元，因此必须通过多个单位同时开具现金支票才能在短期内将该些验资款返还给出资者个人，故上述款项以多个社居委的名义存入项敏的银行卡，返还时再返还至多个社居委，再由社居委开具现金支票给股东。具体详情包括对方经办人名字其已记不清了。经质证，唐宏达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验资后资金的流向，不能证明资金的用途，故不能证明抽逃出资；对一审法院调查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以印证唐宏达不是股东，因为唐宏达确实没有出资。对一审法院的调查材料，陆婷婷认为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具体履行情况要求庭后书面说明。邵宇以复印件为由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资金流向而不能证明资金用途，故不能证明抽逃出资，其从未参与过高银公司的经营，亦从未抽逃过出资。对一审法院的调查材料，邵宇认为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具体履行情况要求庭后书面说明。但陆婷婷和邵宇再未参加一审诉讼，亦未向一审法院作任何说明。陆婷婷主张该3000万元系高银公司的对外借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仅提供高银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证明高银公司当时账面存在大额资金。一审法院认定：邵宇虽以证据1系复印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鉴于证据1系高银公司银行帐户的流水明细及相应的银行往来票据，邵宇作为高银公司股东能够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伪而未提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证据1予以采信。对一审法院的调查材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该院亦予采信。因唐宏达等被告未能提供3000万元验资款的付款用途，且依据一审法院向项敏所作的调查，该3000万元的收款人和实际提供人均系高银公司股东，其提供各社居委是为了帮助供款人尽快收回验资款项，但其已记不清股东名字，而唐宏达、邵宇、孟志良均明确表示其本人并未出资，故虽不能查明明确的收款人，但可以认定收款人和实际供款人为同一主体，收款人接收3000万元并非是为了侵占高银公司的资产，而是为了收回提供验资的款项；陆婷婷提供的高银公司的财务资料仅能证明高银公司的资金及债权债务情况，和该案所涉抽逃注册资金事宜并无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高银公司在验资后支出3000万元属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争议焦点2：高银公司增资2000万元是否能认定为抽逃注册资金？经徐琢行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中山支行调查增资款项的相关情况，该行向一审法院出具该行的取款凭条、记帐凭证，反映出以孟志良等名义增资至高银公司验资帐户的2000万元款项来源于戴均蓉提取的1900万元和周静提取的100万元，高银公司的验资帐户于2005年10月14日收到增资款2000万元，同月17日验资，验资后当日即开具了以高银公司为付款人和收款人的2000万元银行本票1张，将该2000万元从验资帐户中转出。徐琢行认为，该增资方式和高银公司的原始出资方式相同，即出资均非登记出资人本人的资金，其有理由怀疑增资亦是有人借入资金帮各出资人出资，完成验资后再将验资款归还出借人。经质证，唐宏达、陆云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并非出资人，不清楚增资情况，且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增资款2000万元的来源，并不能证明验资后该款项被抽逃。孟志良同意唐宏达、陆云玲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高银公司增资形式与其设立出资形式相同，即均由他人提供资金给登记出资人验资，依据常理，他人不可能无偿将该款提供给登记出资人，验资完成后必然要收回；而该案中高银公司于10月17日完成验资后，当日即通过开具以高银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本票的方式将该验资款转出，徐琢行有理由怀疑增资款项被抽逃，对此，唐宏达等各登记增资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验资款的去向，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增资款项亦被抽逃。争议焦点3：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是否是高银公司的出资人？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均主张其从未向高银公司出资，亦不知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出资人、股东，其不是高银公司的出资人，唐宏达、陆云玲并愿意在有相对人的前提下，申请对工商登记材料中所有关于“唐宏达”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徐琢行主张唐宏达已被登记为出资人，在工商登记未被撤销前，唐宏达应当认定为出资人。徐琢行另提供其的原代理律师蔡昀轩、其债权的原所有人邱军和孟志良3人的对话录音，以证明唐宏达在高银公司设立时即知晓被登记为股东，且参与了高银公司的经营。陆云玲已受让股份，故可以认定陆云玲知道自己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股东。徐玲君未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亦应认定为股东。经质证，唐宏达和陆云玲认为其并未参与对话，故对该对话的真实性并不清楚，录音中反映出蔡昀轩和邱军对孟志良的提问采用了引诱、威胁的方式，故不能仅依该录音作为定案依据。孟志良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其系在蔡昀轩告知其本案要败诉的情形下才与蔡昀轩、邱军见的面，录音中的很多话也是其被误导之下所作的表述，并不准确。经一审法院释明和询问，徐琢行和孟志良均表示对工商登记材料中所有关于“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签名是否真实无法作出判断，亦不愿意作为司法鉴定的申请人和相对人。徐琢行还以唐宏达和孟志良对唐宏达是否知晓被登记为出资人表述不一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唐宏达进行测谎试验。因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均主张在工商登记材料中所有关于其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其本人亦均不知情，对此其他当事人均未主张上述签名系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本人所签，故一审法院认定在工商登记材料中所有关于“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结合出资材料能证明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本人并未出资，徐琢行提供的录音证据的当事人中并无唐宏达本人，孟志良已提出其系被误导而作出的表述，且即使孟志良的表述系其真实意思，亦不能仅依据孟志良的口头陈述即认定唐宏达对被登记为股东知情，亦不能仅因孟志良在录音中的表述与唐宏达辩称意见不一致即采用测谎方式。关于徐琢行主张的“唐宏达等人已被登记为出资人，在工商登记未被撤销前，唐宏达应当认定为出资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出资设立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应满足两个实质要件，即认购出资和成为公司股东的合意，而工商登记与是否是出资人并无因果关系，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均主张自己并无成为出资人的意思表示，亦无出资行为，并不知晓自己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出资人，对此，高银公司的其他出资人并未提出异议，徐琢行虽提出异议，但证据不充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系被他人冒名登记为高银公司的出资人。争议焦点4：孟志良于2005年至2006年期间汇入高银公司的640万元能否认定为孟志良补缴出资？孟志良提供无锡灏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良公司）转帐给高银公司的640万元进帐单、灏良公司出具的“该640万元系代孟志良向高银公司支付投资款”的说明、高银公司出具的“在注册资本外，孟志良又增加投资640万元”的确认书，证明孟志良补缴出资640万元。经质证，徐琢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进帐单仅能证明灏良公司支付高银公司640万元，该款项是否是补资款，不能仅依灏良公司和高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认定，而应提供两公司的相关财务做帐记录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孟志良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灏良公司支付高银公司640万元，不足以证明系孟志良补缴出资款，且依据孟志良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孟志良认为高银公司的出资真实，亦不知晓抽资情况，若如此，则孟志良不可能有补资的动机，故一审法院认为该640万元不能认定系孟志良的补资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高银公司因不能清偿（2016）苏02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及诉讼费，各抽逃出资人应在抽逃注册资金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因该案中徐琢行的债权发生于高银公司减资至1000万元以后，故上述各抽逃出资人应在1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按各自抽逃比例依法向徐琢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系被他人冒名登记的出资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徐琢行对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孟志良在一审中先陈述在高银公司设立时提供身份证给陆婷婷办理工商登记，后又辩称其直至2005年才知晓自己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股东，前后陈述矛盾，且无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定孟志良在高银公司设立时即知晓且同意自己为高银公司的原始股东；邵宇系高银公司设立时办理工商登记的经办人，其对被登记为出资人亦为明知。孟志良和邵宇在高银公司设立时即知晓并同意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股东、出资人，且明知自己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故虽无证据证明孟志良和邵宇实施了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但孟志良和邵宇应当知道不可能有他人无偿为自己履行出资义务，即使各自名下的出资通过验资，该款项亦将会被抽回，故孟志良和邵宇仍应承担抽逃注册资金的民事责任。高银公司两次验资后均抽逃了全部验资资金，该行为必然对高银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陆婷婷作为高银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且除陆婷婷外的其他股东均称未参与高银公司的经营，则未经陆婷婷许可，高银公司不可能实施抽资行为，且依据陆婷婷关于转出3000万元注册资金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的辩称意见，亦可佐证陆婷婷对高银公司转出该3000万元的用途是知情的，但陆婷婷并未能提供转出该3000万元及此后增资的2000万元系高银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陆婷婷除应对登记于自己名下的出资被抽逃承担责任外，还应对登记在其他人名下的出资被抽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因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系被冒名登记，一审中未能查明冒名人，故该部分责任可由连带责任人陆婷婷先行直接承担。经计算，高银公司原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中，登记在唐宏达名下有600万元、陆云玲名下有400万元、孟志良名下有1500万元、徐玲君名下有1000万元、陆婷婷名下有750万元、邵宇名下有750万元，因高银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故孟志良应在300万元本息范围内、邵宇应在150万元本息范围内、陆婷婷应在150万元本息范围内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同时陆婷婷还应对另外抽逃的850万元注册资金在本息范围内与抽逃人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孟志良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300万元本金及利息（以180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6月29日起；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10月18日起，均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范围内，对高银公司不能清偿（2016）苏02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及诉讼费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二、邵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150万元本金及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6月29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10月18日起，均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范围内，对高银公司不能清偿（2016）苏02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及诉讼费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三、陆婷婷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550万元本金及利息（以330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6月29日起；以22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10月18日起，均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范围内，对高银公司不能清偿（2016）苏02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及诉讼费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四、陆婷婷对判决第一项孟志良的债务、对判决第二项邵宇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徐琢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1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1123元，由陆婷婷和孟志良共同负担21336.9元、陆婷婷和邵宇共同负担10668.45元、陆婷婷负担39117.65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徐琢行认为一审查明的“高银公司设立后，陆婷婷负责高银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有误，其认为唐宏达、孟志良、徐玲君、陆婷婷、邵宇、陆云玲等六人均参与了高银公司的经营管理。孟志良认为一审提及的（2016）苏0203执637号民事裁定书中，未载明是应徐琢行要求而终结执行程序，同时一审遗漏涉案债权发生时高银公司的资金情况，应对此作出认定。邵宇认为一审法院未组织进行审计，故认定抽逃出资证据不足。唐宏达、陆云玲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法院向各方当事人释明可就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的签名进行鉴定，徐琢行坚决不同意鉴定，并认为即使鉴定，其对鉴定结果也不认可，因为其提供的录音证据已经可以证明唐宏达有开设高银公司的合意且对自己被登记为股东完全知情。同时徐琢行认为即使鉴定结论确认工商登记材料上的签字非唐宏达本人所签，也只能说明唐宏达在设立公司时即有逃避自身股东责任的预谋，但其无证据证明唐宏达授意他人代为签字。孟志良主张徐琢行债权发生时，高银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该主张的依据是高银公司当时的工商登记。孟志良主张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对高银公司是否有应收账款可供执行不清楚，也不清楚唐宏达等是否为高银公司股东。邵宇称高银公司成立时陆婷婷要求其提供身份证作为公司股东，其仅提供了相应证件，并未投资。唐宏达、陆云玲陈述其认为高银公司未抽逃出资，是因为认为孟志良的陈述合理。其未以任何方式与高银公司发生关系。二审另查明，（2016）苏0203执63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在本次执行程序中，本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其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要求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高银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二、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是否是高银公司的出资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高银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理由如下：1、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无论是3000元的初始注册资金还是其后增资的2000万元，均是由他人将相应款项转账至验资账户后，随后很短时间即由高银公司以本票、支票等形式将等额的资金转出。虽然不能完全查明收款对象，但是按照常理推测，在无借贷、担保等合法关系的前提下，他人不可能无故、长期、无偿提供如此大额资金，必然要立即收回；而孟志良、邵宇、陆婷婷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资金转出行为系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往来，故可认定该两笔出资款均在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即被抽回。2、注册资本系股东投资于公司、用来承担法律责任的财产。我国公司资本制度采取“法定资本制”，需遵循“确定、维持、不变”三个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其存续期间，应维持与资本额相当的资产，以防止公司基本实质性减少，从而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社会交易安全。因资本维持要求，故高银公司在其经营期间应存续性维持3000万元及增资2000万元后相应的资本充足状况。孟志良主张初始资本3000万元的转出并未实际损害公司利益；且即使注册资金转出，从陆婷婷提供的银行保证金、借款合同、投资款项等证据可以看出，高银公司的资金一直是充足的。对此本院认为，3000万元系高银公司初始注册资本，在该资金被转出后，并无证据证明高银公司股东以其他形式重新补足相应的资本，故该转移资金的行为显然使公司注册资本成为一个登记数字而并无相应的财产与之对应。高银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其从事的业务性质决定其必然存在大量的资金类交易，并不能以此认为高银公司资本充足。在高银公司注册资金被抽回而无其他证据证明公司获得其他形式的资本补足的情况下，此种抽回注册资金的行为侵害了公司独立的财产权，显然属于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高银公司抽逃注册资金3000万元及2000万元并无不当。3、孟志良主张其并未实际参与高银公司的经营，不清楚高银公司的注册资金使用情况，无抽逃出资的故意，故不应承担责任；邵宇主张其并非高银公司的实际股东，故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故是否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并不影响因抽逃出资而需承担的赔偿责任。孟志良在高银公司设立时即被登记为董事长、经理；邵宇经手办理高银公司设立时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故孟志良和邵宇对其股东身份应为明知。现该二人在一审中均明确表示3000万元初始出资中其本人并未出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增资的2000万元系其出资；邵宇在二审审理中陈述其未对高银公司进行出资，故孟志良和邵宇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在其名下的验资款已经被转出后，孟志良和邵宇应承担抽逃注册资金的民事责任。4、孟志良还主张高银公司减资至注册资金1000万元后资本充足，并不存在抽逃的情况，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前述资本维持原则，高银公司应在其存续期间经常保持与资本额相应的财产，注册资金的投入及其后增资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动态延续过程，在本院已认定初始资本3000万元及增资2000万元均被抽逃的情况下，孟志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后股东另行缴付注册资金，故本院对孟志良关于减资后1000万元注册资金充足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并非高银公司的出资人。理由如下：有限公司应具备人资两合的性质，即对于出资设立公司、成为公司股东应满足成为公司股东的合意和实际认购出资两个实质要件。徐琢行主张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为高银公司股东，仅是依据工商登记信息及录音证据。但工商登记并不能直接证明实际认购出资情况；录音证据中的谈话人系蔡昀轩、邱军和孟志良，并无唐宏达本人承认其系股东或认购出资的内容；被录音的孟志良已提出其系被误导而作出陈述，并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其不清楚唐宏达等是否为高银公司股东，故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股东身份的证据。在唐宏达、陆云玲、徐玲君均主张自己并无成为出资人的意思表示，亦无出资行为，并不知晓自己被登记为高银公司的出资人的情况下，徐琢行经一审法院释明仍坚持对工商登记资料中该三人签名真实性不进行鉴定，且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三人的股东身份，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关于本案中责任承担的范围，孟志良主张徐琢行应优先执行高银公司的应收账款，根据（2016）苏0203执637号民事裁定书，徐琢行已申请执行高银公司的财产，在该裁定载明法院依职权调查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孟志良也未提供高银公司其他财产线索的情况下，徐琢行要求孟志良等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因徐琢行的债权发生于高银公司减资至1000万元以后，故各抽逃出资人应在1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按各自抽逃比例依法向徐琢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徐琢行要求各抽逃出资人在5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220元，由上诉人徐琢行负担66120元，上诉人孟志良负担30800元，上诉人邵宇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江审判员  李 骏审判员  酆 芳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单甜甜书记员顾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