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4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广生，男，1953年6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成，新疆鼎泽凯（克拉玛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绍斌，男，1954年8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若秋（傅绍斌之女），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艳敏，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德平，男，1962年9月19日出生。原审第三人：付元军，男，1957年9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立华，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莫广生因与被上诉人傅绍斌、原审第三人何德平、原审第三人付元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41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广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莫广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07年12月10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与2007年11月20日的《股权变更协议》在内容上完全相同，仅是格式和文字排列顺序不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将两份合同理解为单独的合同。《出资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但不是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全部。《出资转让协议书》是用来办理工商登记的。2.《补充协议》是《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傅绍斌、何德平、付元军一致同意后才交给莫广生，三人真实意思就是用何德平的入股款退还莫广生的公司入股金，将《补充协议》交付给莫广生是退还入股款的保证行为。3.2007年12月10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是傅绍斌之女傅若秋所写，莫广生将《补充协议》上落款时间写为2007年12月11日是有目的的，就是针对《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时间而写。4.莫广生未见过2007年11月20日的《股权变更协议》。本案第一次诉讼时，傅绍斌否认存在《股权变更协议》，说明《补充协议》是其他合同的补充，而不是《股权变更协议》的补充。5.2008年后，傅绍斌、何德平、付元军的股东会决议及内容与莫广生无关。傅绍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1.在本案最初的诉讼中，是莫广生主张没有签署过《股权变更协议》，傅绍斌曾说签过别的协议但找不到了。现在双方都认可《股权变更协议》是真实的，这一问题已不存在争议。2.《补充协议》是针对《股权变更协议》作出的，并附在《股权变更协议》背面。莫广生手中的《补充协议》有修改，是作废的草稿。3.莫广生认可其持有的《补充协议》上的时间是其自己添加，且是有目的添加，故不能以莫广生手中的《补充协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莫广生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是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而签订，所以不能附条件，是其认识错误，该主张也缺乏依据。《出资转让协议书》没有表述与其他协议有关，不能推断其内容不完整。5.《股权变更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一个整体，但各方合意发生了变化，所以重新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6.不认可莫广生主张各方签订《补充协议》意在将何德平的入股款退还莫广生、将《补充协议》交给莫广生是保证，莫广生的该主张没有证据证明。7.莫广生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与当时股权交易、变更相关，是莫广生的真实意思表示。付元军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希望法院改判支持莫广生的诉讼请求。具体意见：1.《出资转让协议书》并未生效，四方均签字的协议只有两份，即《出资转让协议书》和2017年12月11日的《补充协议》。2.傅绍斌没有兑现将公司资本增资到800万元的承诺，其股份却由30％增加至55％，凭空增加了25％股权。3.莫广生在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莫名失去了股权，其权益受损。何德平未作陈述。莫广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莫广生与傅绍斌于2007年12月10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的第1条、第2条未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金晨年升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1月23日变更名称为北京金晨科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晨公司）。金晨公司2004年6月21日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莫广生货币出资80万元，付绍斌货币出资60万元，付元军货币出资60万元。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显示，2004年6月21日，莫广生交存80万元于中国建设银行。2007年11月20日，傅绍斌、付元军、何德平、莫广生签订《股权变更协议》，约定，傅绍斌以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增加股份、何德平出资182万参股。原股权结构如下：傅绍斌30％，付元军40％，莫广生30％，变更后傅绍斌55％，付元军22.5％，何德平22.5％。该协议背面载有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变更协议自何德平资金到位之日起生效”。傅绍斌、付元军、何德平签字，莫广生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莫广生还提交了另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显示，“股权变更协议自何德平资金到位之日前生效”，后将“前”圈点打叉划去，在“前”在下方注明“起”，内容改为“股权变更协议自何德平资金到位之日起生效”。傅绍斌、付元军、何德平签字，莫广生签名字样后显示日期2007年12月11日，协议底部显示日期2007年11月20日。一审庭审中，傅绍斌、何德平、付元军均称，最早于2007年11月20日签订了《股权变更协议》，当时莫广生不在，付元军不认识也不相信何德平，所以签署了《补充协议》，将“前”圈点划叉改为“起”那份是先写的，后来同一天又抄了一份没有改动的，也是三方签字，莫广生不在。付元军认可改动的协议是其交给莫广生签字，其认为改动的和没改动的没有区别，就自己收起来了，在北京机场转机时交给了莫广生签字。付元军称，《补充协议》系针对股权变更协议作出。其不能解释为何没有同时将股权变更协议拿给莫广生签字。莫广生称，签《补充协议》的时候被告知是股权变更的补充协议，其没有签署过《股权变更协议》。莫广生认为，《股权变更协议》与其无关，《补充协议》上的“股权变更协议”指的是协议的内容，而非名称。付元军称，《补充协议》上写“股权变更协议”是因为法律意识不强，“股权变更”并非针对名称。傅绍斌称，《股权变更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没有莫广生的签字，后来因为金晨公司有了项目，急需傅绍斌的技术，所以决定先变更再让何德平出资。傅绍斌没有代莫广生签字，不清楚当时是谁签的字。2007年12月10日，莫广生、付元军（转让方）与傅绍斌、何德平（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根据金晨公司决议，四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出资转让协议：1、莫广生愿意将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50万元转让给傅绍斌；2、傅绍斌愿意接收莫广生在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50万元；3、莫广生愿意将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30万元转让给何德平；4、何德平愿意接收莫广生在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30万元；5、付元军愿意将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15万元转让给何德平；6、何德平愿意接收付元军在金晨公司的出资货币15万元；7、于2008年1月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转让方有莫广生、付元军签字，受让方有傅绍斌、何德平签字。莫广生称，2007年12月10日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当时好像是一张白纸，没有内容，莫广生签了字。之后莫广生也在白纸上签过字，白纸上有何德平、付元军的签字。何德平亦称，《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在白纸上签的字。傅绍斌认可，确实是将《出资转让协议书》邮寄给各方签字的，但不是在白纸上签的。何德平称，记不清为何在签署了《股权变更协议》后又签了《出资转让协议》，莫广生称，《出资转让协议书》是为了配合工商局备案的格式文件。2007年12月10日，金晨公司股东会作出《金晨公司第1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变更执行董事：同意免去莫广生执行董事职务。增加股东：同意增加何德平为新股东。转让出资：莫广生将其在金晨公司的出资50万元、30万元分别转让给傅绍斌、何德平；付元军将其在金晨公司的出资15万元转让给何德平。修改章程：同意修改章程（章程修正案）。股东莫广生、付元军、傅绍斌分别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2008年1月15日，金晨公司做出《第三次股东会决议》，载明，内容与前述第1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内容相同，增加变更公司名称。全体股东莫广生、付元军、傅绍斌签字。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5年11月7日做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2007年12月10日的金晨公司第1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上莫广生（签字）栏处莫广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莫广生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007年12月10日，转让方为莫广生、付元军，受让方为傅绍斌、何德平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上转让方栏处莫广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莫广生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008年1月15日的金晨公司《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上莫广生栏处莫广生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莫广生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008年初，金晨公司对2007年12月10日《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变更内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08年8月10日，傅绍斌、付元军、何德平、黄保军签署《股权变更协议》，约定何德平将其持有的金晨公司22.5％的股权转让给黄保军，傅绍斌、付元军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2014年，付元军起诉傅绍斌、何德平、莫广生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2008年1月22日的《出资转让协议》无效。该案经两审判决，驳回付元军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莫广生诉请要求确认2007年12月10日《出资转让协议书》第1条、第2条未发生法律效力，其依据主要在于：一、《补充协议》中约定了自何德平资金到位起生效，二、傅绍斌、何德平均未履行协议，莫广生以为该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故本案诉争之关键在于，《出资转让协议书》第1、2条是否约定了生效条件。就莫广生所称《补充协议》一节，《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股权变更协议》自何德平资金到位起生效，从形成时间看，傅绍斌等三方在签署《股权变更协议》的当天，签署了《补充协议》，从文义角度，“何德平资金到位”系“股权变更协议”的生效条件，从签署过程分析，《补充协议》原约定自何德平资金到位“前”生效，同一天改为“起”生效，并将未改动的版本抄写于《股权变更协议》背面，综上，《补充协议》是《股权变更协议》的补充，所附条件针对《股权变更协议》。莫广生本人签字的《补充协议》，系《股权变更协议》的《补充协议》有改动版本，但内容与最终版本并无差别，莫广生的签字是对《股权变更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确认。《出资转让协议书》第1、2条的内容为莫广生将金晨公司的货币出资50万元转让给傅绍斌，30万元转让给何德平，该《出资转让协议书》中并未就此约定附加生效条件，而之后，与该协议内容印证的各次股东会决议中，就该部分内容亦未显示有附加条件。且《出资转让协议》及各次股东会的形成时间均在《股权变更协议》之后，内容与《股权变更协议》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将《股权变更协议》的生效条件当然附加于《出资转让协议书》。而莫广生所述是在白纸上签字，在傅绍斌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而莫广生也未就此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该院不予采信，莫广生应对自己的签字缔约行为负责。而其所述傅绍斌、何德平未履行协议义务，并非协议效力层面的问题。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莫广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出资转让协议书》上有莫广生、傅绍斌、付元军、何德平签字，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莫广生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附有条件，因所附条件未成就，故《出资转让协议书》未生效。但从《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体现《出资转让协议书》附有生效条件或与其他协议有关。莫广生主张2007年12月11日《补充协议》的约定即是《出资转让协议书》所附“条件”，傅绍斌不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莫广生应对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针对各方诉辩、陈述意见并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为，莫广生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其要求确认《出资转让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本案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2007年12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与《股权变更协议》背后所附《补充协议》，两份《补充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后者附在《股权变更协议》背面，内容为前者修正后的内容，且没有修改痕迹。其二，两份《补充协议》的内容均指向“股权变更协议”，与《股权变更协议》名称对应。其三，莫广生主张2007年12月11日《补充协议》的日期为其自行书写，傅绍斌对该日期为签署文件落款日不予认可，莫广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持有的《补充协议》形成于《出资转让协议书》之后。其四，莫广生、付元军、傅绍斌在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后，又签署了《金晨公司第1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均与《出资转让协议书》内容一致，且之后今晨公司已依据前述文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莫广生主张上述文件均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出具不具完整性，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五，莫广生主张，各方签订《补充协议》意在将何德平的入股款退还莫广生、将《补充协议》交给莫广生是一种保证形式，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各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陈述意见，本院并非未予考虑，但均不影响本院依前述认定对本案做出处理。综上所述，莫广生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莫广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占山审判员  王 晴审判员  刘 婷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