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71行终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雅宝新城侧。负责人：杨惜莲。委托代理人：陈章莲，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法定代表人：刘锦东，局长。原审第三人：王五兴，男，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原审第三人王五兴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13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纺织服装、服饰业。第三人于2015年3月16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岗位是电工。2015年7月13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主张其于2015年4月18日下午16点左右在原告车间维修打线机时，被打线机长钢柄伤到颅骨修补处（其头部在2008年做过颅骨修补，用的材料是肽网），后经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为：1.右顶叶脑挫裂伤；2.右顶部颅骨修补材料凹陷变形。第三人为此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情况说明、病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等材料。被告于2015年7月17日受理后于当月20日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举证的权利。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答辩状及支出证明单、证明等材料，认为第三人在原告单位工作期间根本没有发生因工受伤的情况，其伤情实为几年前的旧伤，与原告毫无关系。2015年7月27日、7月29日、8月3日、8月7日，被告分别向第三人、原告的厂长黄坤著、投资人杨惜莲、员工杨锡娜等进行询问调查，并分别制作了调查笔录。后因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较大争议，被告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中[2015]000006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决定中止本案的工伤认定，并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和11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了上述《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经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会仲裁裁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确认第三人与原告双方在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上述最终的生效法律文书，后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穗花人社工恢复[2015]05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决定恢复本案工伤认定程序，并告知原告举证的权利。被告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了上述《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和相关证人证言等材料，认为其在2015年4月17日下午已经与第三人解除了劳动关系，且2016年4月18日亦未发生任何工伤事故，第三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后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5]00865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王五兴于2015年4月18日16时左右，在车间工作时不慎被打线机撞伤头部，经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为‘1、右顶叶脑挫裂伤；2、右顶部颅骨修补材料凹陷变形。’其情形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被告分别于2016年10月24日、25日向第三人和原告送达了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主张被告认定王五兴为工伤所依据的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诊断病历已被该院第13号文件认定为缺陷病例，主要责任人员也受到处分，请求原审法院予以调查核实。第三人主张其于2015年4月18日受伤后是先去广州花都人爱医院照了CT，后根据照片的状况，该医院不具备医疗条件，才转去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当时主治医生要求其重新照CT，但其没有钱，后该主治医生用广州花都人爱医院的CT作出了相关诊断。为查明相关事实，原审法院向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出协助调查函，该院于2017年7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交复函并附上该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的[2017]13号《关于八例医疗缺陷病例处理的通报》（以下简称“病例处理通报”），该通报载明：“各科室：……五、外一（1）区住院号2**506344病例（即本案王五兴病例），违反诊疗规范，在无明确依据特别是影像学依据情况下，给患者诊断‘右顶叶脑挫裂伤’，开具不恰当诊断，引起劳资纠纷，对医院造成不良影响。处理：该病例存在中度缺陷，……”2017年8月17日，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向原审法院提交穗中医[2017]24号《关于“王五兴”病案答复函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复函补充说明”），载明：“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我院对王五兴病案的诊断“右顶叶脑挫裂伤”并未做更改，未否认原诊断，之前作出有关对医疗缺陷的处理仅是医院根据国家要求对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对病案进行内部自我��讨。我院认为：一、患者王五兴，因‘撞伤头部约4小时并头晕、头部变形’于2015年4月18日经急诊入院。入院后我院神经外科医师阅2015年4月18日人爱医院头颅CT平扫片，并结合头右顶部见外形明显凹陷等的体征，做出右顶叶脑挫裂伤疑似诊断。二、医疗质量委员会于2017年6月6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会议，会上对包括病人王五兴（住院号：201506344）病例在内的近几年的八例病案进行了医院内部自我检讨流程，确定是否存在医疗缺陷情况，对王五兴病例的确作出了该病例违反诊疗常规，在无明确依据特别是影像学依据情况下，给患者诊断‘右顶叶脑挫裂伤’，开具不恰当诊断。这是医院检讨该病案存在医疗管理、医疗文书的书写、医疗行为等问题的结论，是医院内部有利于自我持续改进的结论，结论不对外，也不代表医院对该病案诊断的否定。三、虽然病案确定有医疗缺陷，右顶叶脑挫裂伤影像学依据不足，但从现有资料上无法排除‘右顶叶脑挫裂伤’可能。且对二年前的病案诊断否决，无确切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被告作为本市花都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有权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主张其于2015年4月18日下午16点左右在原告车间维修打线机时，被打线机长钢柄伤到颅骨修补处，后经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为右顶叶脑挫裂伤、右顶部颅骨修补材料凹陷变形，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且原告与第三人在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亦在工伤认定中止阶段得到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故被告在经调查核实后认定第三人受伤的情形属于工伤，涉案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第三人在2015年4月18日没有上班，亦未发生任何工伤事故，却未对此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述主张与涉案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故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至于涉案广���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病历的问题，该院虽在2017年6月30日通过内部处理通报的方式将涉案病例认定为存在中度缺陷，但对王五兴病案的诊断“右顶叶脑挫裂伤”并未做更改，未否认原诊断，且上述处理仅是该院内部自我检讨，结论不对外，该院在涉案补充说明中亦明确上述处理不代表医院对该病案诊断的否定，且从现有资料上无法排除“右顶叶脑挫裂伤”可能，无确切依据否决二年前的病案诊断，对此，在无其他有效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尊重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诊疗与判断，被告当时根据涉案病历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妥，原告据此主张撤销涉案工伤认定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故意隐瞒广州花都人爱医院的首诊病历，原审法院明知该份证据的重要性，却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对被上诉人错误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不予纠正。（二）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次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复函中所附的病例处理通报已认定对原审第三人的诊断违反诊疗规范，但该医院在一审庭审后，原审法院并没有要求对复函作出补充说明的情况下，迫于某些人的压力违心作出补充说明否定之前的复函，病例处理通报和复函补充说明互相矛盾。上诉人曾要求原审法院组织相关专家对原审第三人在广州花都人爱医院做的CT检查资料重新认定，但原审法院不予接纳，完全听信于被上诉人的陈述。（三）原审第三人在2008年因“颅脑损伤”行“右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术后���遗留有颅骨缺损，后再行“颅骨修补”。根据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其从未受过伤害，也否认做过“颅骨修补”手术，由此可见，原审第三人不诚信，陈述不真实。（四）原审第三人的颅脑损伤是陈旧性损伤，无法区分其伤情是何时造成的。原审第三人于2015年4月18日先后在广州市花都人爱医院及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广州市花都人爱医院的颅脑CT扫描诊断意见只有“右侧顶骨修补金属网向内凹陷”，没有“右顶叶脑挫裂伤”，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断为“右侧顶骨修补金属网向内凹陷”及“右顶叶脑挫裂伤”，显然上诉人的“右顶叶脑挫裂伤”并非在上诉人处造成。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5]00865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王五兴二审期间未陈述诉讼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的头部伤情是否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导致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第三人系上诉人的电工，其向被上诉人主张于2015年4月18日在单位车间维修打线机时被打线机的长钢柄打伤头部原颅骨修补处，要求认定为工伤，并提交了门诊病历资料，其中广州花都人爱医院于同日对其作出“右顶部颅骨修补材料凹陷变形”的诊断意见，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于同日对其作出“右顶部颅骨修补材料凹陷变形”、“右顶叶脑挫裂伤”的诊断意见。虽然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7年6月30日对内部科室作出的医疗缺陷病例处理通报中认定，在无明���依据特别是影像学依据的情况下诊断原审第三人“右顶叶脑挫裂伤”，违反诊疗规范，存在医疗缺陷，但该医院在诉讼期间又向原审法院复函说明并未否定原审第三人“右顶叶脑挫裂伤”的诊断意见，现有资料也无法排除该诊断意见。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主张原审第三人不是工伤，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包括杨锡娜等人在内的员工证言以证实原审第三人在2015年4月18日未上班，也未受伤，但员工杨锡娜在被上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则陈述其本人在2015年4月18日未上班，也不清楚原审第三人是否上班；员工张月红则在被上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原审第三人在2015年4月18日有上班。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不仅与其有利害关系，且部分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民事生效判决亦未支持上诉人关于原审第��人在2015年4月18日未上班的主张，并确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存续期至2015年4月18日。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本案亦难以有效证明原审第三人的受伤非工作原因导致。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认定原审第三人的头部伤情为工伤，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证据，确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支持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二审期间亦未能提出新的事实、理由以及证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玮审 判 员  余树林审 判 员  金 霞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婷婷书 记 员  吴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