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1民终42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一鸣，男，198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英，女，卢一鸣祖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毅，男，198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维宇，男，郑毅父亲。上诉人卢一鸣因与被上诉人郑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3民初10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卢一鸣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于2015年1月14日清算完结，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明确约定“截止2015年1月14日已结清”，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共同的好朋友李浩亦出庭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清算完结的事实，但一审判决书却只字未提证人的证词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已结清只代表结算了11,000元，并不代表全部结清。试问什么叫做已结清？如果只是结算了被逼迫签署的所谓合同中的一部分即11,000元，上诉人只需要写一张今收到人民币11,000的收条即可，为何会写明情况，并注明已结清？如果不是上诉人同意了收到这11,000元，所有的帐了结，他又怎么会写上“截止2015年1月14日已结清”这样让人看了会认为帐全部结清的话？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没有任何人，在帐没结清，只收到了部分钱款的情况下，会在收条中注明“已结清”！况且2015年1月14日的当天，有本人及被上诉人共同的好友李浩一同在场，开庭的当天李浩也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李浩证实了被上诉人确实说过，当天收到这笔钱后，所有的帐两清了，以后互不相欠。并解释了被上诉人为何写了一份“已结清”这样的字条，并没有把当初的那个协议当场撕毁的原因。然而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李浩的证词只字未提，既没有提出对李浩的证词质疑，也没有交代为什么没有采信李浩的证词。这样的行为，严重有被公允，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单方出具的“合同”系上诉人承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不具有合同成立条件，其“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双方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法庭上，被上诉人的父亲亲口承认，这份所谓的协议是在他的要求下写的，所写内容均是他一字一句念给本人，将其写下。一审法院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形下，就主观臆断该“合同”是一种承诺，有违客观事实，且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认定所谓的“合同”即视为双方在合伙财产方面有过约定，并视为约定的唯一结果。这显示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判决书中提及，被上诉人以房屋租金及装修投资，上诉人以化妆品货物投资。本人在庭审上，提供了全部的货物清单，及发给被上诉人清单的时间和文件的全部截图。而被上诉人的装修等一切投资，均未提供相应的发票收据作为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投资的真实��效性。在此等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财产已经完成了结算，显然是无凭无据。四、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中表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视为有效，支持被上诉人表明的要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要求上诉人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上诉人投资款89,000元。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和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所谓的“合同”中作出的承诺为：退还被上诉人投资款100,000元；如该店出兑，可立即给付该款；如该店未出兑，由2014年开始，每年返还20,000元。我们细看所谓的合同：1.合同其中一条写道“如有他人投资，其他店出兑，可立即返还，如无上述现象分期返还”。这里并没有写明该店出兑，会立即给付该款，也没有写明达成这一条件立即返还多少金额。合同中明明写到的是“其他店出兑，可立即返���”！况且该店在往后的经营中，并没有任何人投资，本人的其他店也从未有过出兑。所以这一要件，根本就没有构成达到的条件！至于该店，确实出兑了（兑费为15,000元），但在这份合同中，对于该店出兑没有作出任何约定，也没有明确出兑后该如何履行这份合同。这也导致了在该店出兑后，此合同无法约束这一现象，被上诉人与本人试图协商解决。协商的结果在之前已表明，即本人一次性支付一万元，加上之前给付的1000元，共计11,000元。在共同的朋友李浩的见证下，被上诉人出具一份收条，并注明已结清。正因为这份被逼迫写的合同内容，已经无法对该店出兑这一现象作出明显的约束，所以被上诉人才会写一份补充的收条作为已结清的承诺，了解此事。那么一审法庭对于“该店出兑，应当立即给付该款的判决”，显然无任���法律依据，也不具备这份合同中要求的法律效力！这是明显的疏漏和错判！1.合同中写到“如无上述现象分期返还，由2014年开始，每年返还2万元。”对于这一条的理解显然视为，在无其他人投资和其他店出兑的情况下，由2014年开始，每年返还2万元，直到返还10万元整。也就是说，2014年给付2万，2015年给付2万，2016年给付2万，2017年给付2万，2018年给付最后的2万，此合同终止。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合同的起始时间，被上诉人在2014年并未主张合同中的这一条款；2015年被上诉人找到本人协商，在共同的朋友李浩的见证下，承诺把该店出兑的的1万元给他，账就两清，并出具一份收条，写明已结清。本人在给付了1万元后，被上诉人之后也并未主张这一条款；2016年被上诉人从未找过本人，也没有主张这一条款；2017年，被上诉人起诉至沈河区人民法院���主张本人履行这份合同。然后合同中对于分期返还中明确规定，每年返还2万元，并没有承诺上一年未返的钱款，下一年返还。被上诉人在2014年至2016年这3年期间，并未起诉至法院要求本人履行合同，所以之前未主张的部分即视为放弃。也就是说，即便视为这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合同有效，也只能要求本人履行其中的条款，对于未约束的部分，本人有权拒绝执行。合同并未要求本人需要给付之前他视为放弃的条款。因此，本人即便履行合同，也只需要给付被上诉人2017年的2万元和2018年的2万元。至于合同中写道的至少2万元，显然本人只要给付其2万元，就并未违约.因此，一审法院要求本人按此合同内容予以履行，又要求本人于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上诉人全部的89,000元，根本的自相矛盾。2017年还未结束，一审法院既视合同为有效，合同的有效期至2018年（2019年1月1日前），那为何要求本人既要履行合同又要一次性给付全部的89,000元呢？五、一审法院的判定有双重标准，对本人未及时诉至法律的权益视为放弃，对被上诉人自己视为放弃的甚至庭审并未表述清楚的权益为其争取。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本人在受到胁迫写下合同后，在胁迫情况解除，应采取法律手段去撤销该承诺，而本人并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法律规定为1年内）行使撤销权。现该撤销权可以行使的法定期限已过，本人关于受胁迫的抗辩理由，已经不是可以否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定理由。那么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欠条及合同的诉讼时效二年，超过二年并未主张，人民法院将不再保障。一审法院认定我的行使撤销权已经不再法定期限内，却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写于2013年6月的合同在合法有效期内，有被公允，叫人无法信服。一审法院既认定合同有效，同时在判决书中作出“原合同中本人承诺该店出兑，一次性给付该款”，并要求本人一次性支付合同中并未要求的共计89,000元这种明显有倾向性的判决。试问原合同中哪里有过该店出兑，一次性给付这样的条款？明明写的是“其他店出兑，该店有其他人投资”！这么明显理解的条款，能被误读成最后明显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决。简直逻辑混乱，毫无公平可言！郑毅二审辩称,一、对第一个问题，上诉人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清算完结。”其对该理由依据的是由上诉方的证人证言为证，而该证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签收条时不在现场，只是事后听说。该证据为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再者，从收条的整个内容来看。说收条收取壹万元整，还在括弧里进一步注明和强调欠款人在2014年已结了壹千元，截止2015年1月14日已结清壹万壹千元整。该书证所证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只有壹万壹千元整，没有支付其余89,000元的内容，且上诉人也没有其他的收条，证明其支付给我投资款89,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卢一鸣给付投资款89,000元，该判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对上诉人的第二个问题，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单方出具的合同系上诉人的承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理由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双方没有任何约束力。”对上诉人所阐述的事实和观点，于法于理都是不成立的。该合同实质上是对双方合伙经营的终止及清算的协议，其合同的内容有双方主体，有终止合伙经营的合议和财产进行清算的约定，并有当事人签字。该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不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按照合同法规定，合同一经签字，合同成立，如果没有前置条件约定，合同自成立时起，合同即生效。因此，上诉人所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合同即视为双方在合伙财产方面有过约定，并视为约定的唯一结果。一审法院认定财产已经完成结算，显然是无凭无据。”上诉人该观点不成立，本案被上诉人系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卢一鸣给付投资款90,000元及利息”，该请求的依据是于2013年6月签定的合同。只要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就应该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至于上诉人说到提供了全部截图和货物清单，来证明双方投资情况，该主张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的诉求不是投资的份额予以确认，因为我们的清算已经达成了协议并签字，终止合伙经营和清算的合同。四、对上诉人的第四个问题，他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有效，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并判定15日内给付89,000元整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和自相矛盾。”该观点是出于合同中“如有他人投资或其它店出兑后一次性给付。如果没有出现该情形，每年至少给付2万元”而提出的观点。被上诉人认为该观点不成立。合同一旦签定，双方应当按约定履行。但是，当合同的一方，发现对方不履行该合同，相对的一方有权行使抗辩权，请求实现当事人的债权。因此一审法院判一次支付89,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2014年至2016年这3年期间，并未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履行，所以之前未主张的部分视为放弃。”上诉人这个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被上诉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该法律规定，只要是最后一期履行期限没有届满，未超过为诉讼时效的当事人拥有诉讼权。本案最后一期的时间是2018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上诉人在2014年-2016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投资款，实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被上诉人有权追究上诉人卢一鸣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不存在自动放弃债权。五、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判定有双重标准，对上诉人未及时诉至法院的权益视为放弃，对被上诉人自己视为放弃的，甚至��审并未表述的权益为其争取。”上诉人在第五条观点中提到两点。一是对于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撤销权，在法定期限一年内未主张，上诉人对其撤销权消灭并无疑议。二是其认为“法院对被上诉人诉讼时效超过两年，人民法院不应当保障，而支持了被上诉人，有被公允。”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证据证明，而且该理由被上诉人在第四条中已经阐明，在此不再累述。郑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卢一鸣给付投资款90,00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至实际支付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决诉讼费由卢一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毅与卢一鸣经朋友介绍相识。2012年底，郑毅、卢一鸣双方口头约定合伙承租沈阳市铁���区兴华南街58-10号7门网点DS021号，共同从事化妆品店的经营。其中郑毅以现金出资，卢一鸣以货物出资。2013年6月，经郑毅、卢一鸣双方协商，解除合伙关系，该化妆品店由卢一鸣单独继续经营。卢一鸣为郑毅出具“合同”一份，承诺：退还郑毅投资款100,000元；如该店出兑，可立即给付该款；如该店未出兑，由2014年开始，每年至少返还20,000元。2013年7月20日，卢一鸣给付了郑毅1000元，郑毅为卢一鸣出具了收条一份。2014年11月27日，卢一鸣以其母亲金凤的名义将该化妆品店出兑。2015年1月14日，卢一鸣给付了郑毅10,000元，郑毅为卢一鸣出具了收条一份，注明：截止2015年1月14日，已结清11,000元。此后，卢一鸣再未给付郑毅任何款项。郑毅催要欠款未果，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郑毅、卢一鸣之间的合伙关���成立，合法有效。2013年6月，双方解除合伙关系，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此时，郑毅、卢一鸣双方应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根据惯例，双方应出具书面协议对清算结果进行确认。卢一鸣单方出具的“合同”，卢一鸣虽然抗辩其不符合合同的一般构成要件，但是其内容可以视作是卢一鸣对清算结果的确认，也是卢一鸣对自己权利的处置和对郑毅的单方承诺。“合同”中卢一鸣同意退还郑毅投资款100,000元的承诺从形式上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卢一鸣虽然抗辩该“合同”系受胁迫所写，上述承诺并非卢一鸣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卢一鸣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卢一鸣作为成年人，应对上述承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具有预见性。按常理来说，如果卢一鸣当时受到胁迫而写下“合同”中的上述承诺，那么在胁迫情况解除后，卢一鸣就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去撤销该承诺，而卢一鸣并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法律规定为1年内）行使撤销权。现该撤销权可以行使的法定期限已过，卢一鸣此时关于受胁迫的抗辩理由，已经不是可以否定郑毅主张的法定事由。同时，卢一鸣否定“合同”中的上述承诺，但卢一鸣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另行有过其他关于合伙财产清算方面的约定。而通过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一定在合伙财产清算方面有过约定。而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合同”中的上述承诺为双方在合伙财产清算方面的唯一约定。2015年1月14日的收条中也只注明了“已结清11000元”，并非卢一鸣所抗辩的双方的债务均已结清。“合同”中卢一鸣同意退还郑毅投资款100000元的承诺应被视作卢一鸣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卢一鸣应按此内容予以履行。因此，卢一鸣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又因化妆品店已经出兑，故依约定卢一鸣应一次性给付郑毅剩余款项89,000元。郑毅关于被告给付89,000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毅主张的利息并非“合同”中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卢一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郑毅投资款89,000元；二、驳回郑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卢一鸣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卢一鸣承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ＸＸ出庭作证，拟证明其系受到胁迫下才写合同承诺给付10万。ＸＸ到庭作证称，2013年6月，ＸＸ去沈辽路万达后身的化妆品店买洗面奶，看到店内多人发生争吵，有人按着上诉人的肩膀，说要卸胳膊卸腿。但在询问ＸＸ是否看清有人逼上诉人写合同时，ＸＸ表示没看清。本院对ＸＸ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合伙关系，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合同》一份同意被上诉人退伙，并愿意给付被上诉人10万元，从2014年起每年至少给付2万元。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履行义务。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系在被上诉人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通过提供证人证言来证明其该主张。本院认为，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缺乏直接关联性。一是并无证据证明证人确实在涉案合同签订现场，证人是否真实目击了事实经过存疑；二是证人称其未看清存在“逼着写合同”的情况，故即使其证人证言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涉案合同是在胁迫下违背了上诉人真实意思而签订的。关于诉讼时效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由于双方签订的合同载明涉案债务共10万元，上诉人应当从2014年起每年至少给付2万元，属于分期履行同一债务，故可以认定该合同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应为2018年，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主张其2015年1月14日给付10000元时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有已结清字样，故其不需支付剩余款项。但本院审查后发现，该条载明“2014年已结￥1000.大写壹仟元整，截止2015年1月14日已结清￥11000.壹万壹千元整”，上诉人断章取义曲解收条上载明的语句原意，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退伙未经清算的问题。本院认为，民事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对合伙退伙事宜达成一致并形成合同，上诉人应当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合同义务的解释（包括合同履行需附条件、上一年未履行的义务下一年可以不履行等），均与合同文本文义以及事理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债务尚未完全到期，债务应当在2019年1月1日才全部到期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仅约定了从2014年上诉人即应开始负担每年至少给付两万元的债务，债务总额为10万元，最后一笔履行期限届满应认定为2018年。双方未明确约定2018年的具体日期���并无理由认定债务的最后履行期限必须为2018年年末。考虑到，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已经处于2018年年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2018年到期的债务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如果要求被上诉人重新起诉2018年到期的债务徒然增加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故本院对上诉人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卢一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啟星审 判 员 宋 刚审 判 员 赵 卫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谢日恒书 记 员 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