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4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羊城，男，198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鹿林，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初雨，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艳，女，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晶，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羊城因与被上诉人任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3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羊城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改判支持刘羊城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刘羊城诉讼请求明显错误。首先，本案为借款法律关系，借款双方既有借款凭证又有收款凭证，完全符合借款关系的构成要件。其次，刘羊城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作为付款证据，凭证本身显示内容是否完整属于银行内部管理的范畴，且在转账凭证当中同时存在任艳夫妻两人的姓名信息，任艳对该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即使不完整，但是也是高度可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提子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任艳提交与刘羊城转账银行同一时间的转账记录，否则，应当作出对任艳不利的判决。任艳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羊城的上诉请求。刘羊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任艳偿还借款人民币564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以564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任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刘超于2016年10月10日向刘羊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刘超于2016年10月10日向刘羊城借款共计60000元整（共计陆万元整）。按月分期归还，共计24个月，还清为止。”2016年10月19日，刘超向刘羊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从刘羊城的借款共计60000元整（共计陆万元整）。”刘羊城称其是通过银行转账给任艳及刘超，金额共计511407元，其中截止2016年10月10日，任艳及刘超尚有6万元没有偿还。刘羊城自认刘超的母亲已代替刘超偿还3600元。另查明，任艳与刘超于2016年5月5日复婚，刘超于2017年5月15日死亡。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关于涉案借款的支付方式，刘羊城称刘超向其借的钱，绝大部分是刘超通过pos机套现后偿还了，截止到2016年10月10日剩余6万元未还，故刘超出具了涉案借条及收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羊城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中未体现实际收款人及收款账户，不能证明其向刘超及任艳转账支付了51万余元的事实，且任艳对此提出异议，刘羊城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据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再者，即使刘羊城实际向刘超及任艳支付了51万余元，但其交付款项的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9日，与借条载明的时间、金额均不相符，其亦未明确该笔款项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刘羊城已用该笔款项履行了涉案借款的付款义务；第三，刘羊城所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载明的转账金额与涉案借款标的差距较大，又无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亦不能确定该51万余元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综上，依据“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刘羊城主张的6万元借贷关系并未生效。据此，刘羊城要求任艳偿还借款564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羊城可待证据补充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判决如：驳回原告刘羊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10元、保全费620元，由原告刘羊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羊城向本院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6份、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3页，证明刘羊城一审提交的尾号为8507的银行卡为刘超所有，尾号为2914、4088的银行卡也是刘超所有，尾号为7761的银行卡账号为任艳所有，证明刘羊城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中涉及任艳以及刘超的相关转账记录真实，双方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任艳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结合一审庭审中任艳所提交的银行凭证可以看出，刘羊城交付款项的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9日，与借条载明的时间、金额均不相符，其也未能证明该笔款项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根据刘羊城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无论是其打给刘超还是任艳的任何一笔款项，上面都有一笔户名为联金或超金转账给刘羊城的款项，其金额大体相符，据任艳了解，刘超生前从事信用卡套现业务，所以刘羊城提供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刘超借款，刘羊城所提交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载明的转账金额与涉案借款标的差距较大，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所以不能证明转账凭证是否为借款。任艳向本院提交2017年12月7日任艳与刘羊城的手机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刘羊城借给刘超的钱的用途为刘超用来投资，而并非像刘羊城在一审庭审中所述是刘超与任艳投资刷的信用卡过期，无法归还，找刘羊城借钱偿还信用卡，同时证明借款的支付是刘超直接刷的刘羊城的卡，而并非像刘羊城在一审庭审中所述有四笔直接打到任艳的账户上。刘羊城质证称，录音证据本身可以显示刘羊城与任艳之间对于借款事实没有任何争议，任艳多次提出同意配合刘羊城追回款项，刘羊城与任艳在录音中更多的是关于该笔债务是否属于任艳及刘超之间夫妻共同债务理解问题的争论，刘羊城认为该争论本身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认定的事项，凭借双方当事人自己的观点不能作出认定，刘羊城在录音中对于任艳提出的不知道借款存在的主张，明确作出回应，任艳的主张属于任艳夫妻之间的问题，在借款产生的当时任艳以及刘超未向刘羊城提出过任何异议。本院认为，任艳对刘羊城提交的上述银行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任艳提交的通话录音中，任艳并未直接否认涉案借款的存在，其仅表示对刘超的借款不知情，并不能证明任艳的主张成立。本院二审查明，根据刘羊城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刘羊城多次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向刘超、任艳账户汇款，金额达50多万元。关于涉案借款的交付，刘羊城称该6万元借款并非出具借条当日一次性支付，而是双方对2016年10月之前的借款经对账后形成，涉及的借款发生于2016年6月至10月期间。任艳述称，刘羊城转给任艳账户的款项，系刘羊城通过持有任艳银行卡的刘超进行套现还款业务，并非借款。上述事实由刘羊城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当事人陈述、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刘羊城主张任艳丈夫刘超生前多次向其借款，后经对账确认尚有6万元借款未还，为此刘超向刘羊城出具涉案6万元借条和收条。对此，刘羊城提交了刘超出具的借条、收条和银行账户明细予以证明。任艳虽对该借条、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该借条、收条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银行账户明细，在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刘羊城多次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向刘超、任艳账户汇款，金额达50多万元，可以印证刘羊城关于刘超在此期间向其多次借款的主张成立。综合上述事实，刘羊城主张刘超多次向其借款，经双方对账后形成了涉案借条，具有事实依据，应予采信。任艳虽抗辩称上述刘羊城向刘超以及任艳的转款系刘羊城通过持有任艳银行卡的刘超进行套现还款业务，但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难以采信。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对涉案借款事实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任艳虽未在借条中签字，但涉案借款发生于任艳与刘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刘羊城的多笔款项直接转给了任艳，应当推定任艳对刘超的涉案借款知情且受益。故涉案借款应认定为刘超与任艳的夫妻共同债务，刘超去世后，任艳对该债务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刘羊城自认刘超的母亲代刘超偿还借款3600元，应予确认，故剩余借款本金应为56400元。涉案借款虽未约定利息，但刘羊城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羊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395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任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刘羊城借款本金56400元及利息（以56400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7年7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保全费620元，由被上诉人任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被上诉人任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黄宏伟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