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024民初246号原告：张永照，男，1965年9月28日生，汉族。原告：谢先春，男，1967年3月20日生，汉族。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陵，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被告：江陵县嘉杰电器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陵县东环路（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徐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文举，男，1974年3月9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湖北云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提起上诉、反诉等。第三人：许发柏，男，1974年6月26日生，汉族。原告张永照、谢先春与被告江陵县嘉杰电器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杰公司）、田文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2018年5月14日，原告张永照、谢先春申请追加许发柏为本案当事人。2018年5月15日，本院依法追加许发柏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5月21日，本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张永照、谢先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陵，被告田文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被告嘉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许发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永照、谢先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给付工程款856498元及欠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4.5%自2014年1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前述方式计付）；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15日，两原告与案外人许发柏合伙承包嘉杰电器包装厂车间工程，签订了《嘉杰电器包装厂车间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委托许发柏代表与发包方代表田文举签订合同，负责同发包方接洽工程有关事宜。2012年8月13日工程竣工交付后，经许发柏与田文举二人对工地工程进行决算合计工程款为2166498元。2014年1月20日，被告江陵县嘉杰电器包装有限公司支付131万元给许发柏，许发柏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出具情况说明，其与二原告的合伙工程款，由其收取了131万元，欠付856498元不再由其享有，由两原告所有。据此两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讨，但被告一直未予给付，故起诉至法院。被告田文举辩称：一、原告无权起诉我，因为该工程由田文举分包给许发柏完成，与两原告无关。二、该工程已经与许发柏结算完毕。三、嘉杰公司在2013年与我结清工程款，我与许发柏也已经结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嘉杰公司辩称：一、本案另一被告田文举既不是我公司股东，也不是法人代表，更不是我公司工作人员。我公司从未就涉案建筑工程委托田文举进行发包，两原告诉称田文举是发包方代表，与事实不符。二、我公司与两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就涉案建筑工程的施工合同关系。在涉案工程的发包、承包施工、竣工验收、工程款的结算等环节，我公司与两原告没有任何交接。两原告不可能，事实上也从未就诉请事项向我公司提出主张。三、原告诉称2014年1月20日我公司向田文举支付130万元与事实不符。我公司与案外人许发柏不存在施工承包法律关系，当然也不可能向许发柏支付工程款。本案的事实是涉案工程项目之中我公司是发包人，田文举是承包人。工程完工后我公司作为承包人与田文举办理了竣工结算，并早已将工程款全额支付给田文举，数额也不是诉状中称的216万元，结算数额要远远超过这个数额。双方之间就涉案工程款债权债务已全部终结，没有争议。第三人许发柏既未法定期间内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的证据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是两原告张永照、谢先春与第三人许发柏合伙协议，该协议第三人许发柏认可其真实性。故该协议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从协议内容反映出两原告与第三人许发柏自愿合伙承包嘉杰公司车间工程，但是两被告田文举、嘉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关于两原告是否为实际施工人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本院将在论理部分予以具体阐述。2、证据三载有许发柏与田文举签名的《嘉杰电器包装厂工地工程决算表》，被告田文举对其真实性不予否认，予以采信。3、2014年1月20日，许发柏书写的《情况说明》。庭后经许发柏确认，确是本人亲自书写，故对该情况说明来源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2014年1月20日田文举出具的85万余元的欠条，以及2015年4月3日许发柏向田文举出具70万元的收条。田文举与许发柏均认可条据上本人的签名，对其来源真实性暂予采信。但关于田文举下欠的工程款的数额，是当事人争议重点问题，本院将在论理部分详述。5、原告提交的谢先春施工日志，是谢先春自行记载，不能反映施工的地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1年被告田文举承包了嘉杰公司车间、厂房等工程项目，未签订书面合同。2011年9月15日，原告谢先春、张永照与第三人许发柏签订了一份《嘉杰电器包装厂车间工程承包合伙协议》。协议约定：“许发柏、谢先春、张永照自愿合伙承包嘉杰电器包装厂车间工程，三人共同出资180万元，并委托许发柏代表与田文举签订合同。合伙经营地点坐落在嘉杰电器包装厂内，车间两栋，项目为半钢构厂房；工程总造价贰佰万元左右…”2011年9月，田文举又将部分工程转包给第三人许发柏，也未签订书面合同。工程完工后，2012年8月13日，被告田文举与许发柏签订了《嘉杰电器包装厂工地工程决算表》，确认工程款合计2166498元。2014年1月20日，被告田文举向许发柏出具欠条一张“今欠到许发柏工程款捌拾伍万陆仟肆佰玖拾捌元整（￥856498元）。备注：原欠2166498元，2014年元月20日付许发柏1310000元（包括涂料款11万元、防水款1万元，下欠856498元）欠款人：田文举”。同日，许发柏向其合伙人谢先春、张永照出具了《情况说明》：“兹有我许发柏与谢先春、张永照合伙承包嘉杰电器包装厂车间工程，总工程款为人民币贰佰壹拾陆万陆仟玖佰捌拾元整（小写￥2166498元），发包方田文举在2014年1月20日已付我工程款人民币壹佰叁拾壹万元整（小写￥1310000元），下欠的工程款人民币捌拾伍万陆仟肆佰玖拾捌元整（小写￥856498元）已与我许发柏不相关，工程欠款归合伙人谢先春和张永照所有。”2015年4月3日，许发柏向田文举出具收条“今收到田文举现金柒拾万元整，收款人：许发柏”。此后，原告张永照、谢先春索要欠款未果，引发本案纠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张永照、谢先春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是指实际参加建设工程施工的无效合同的承包人。本案被告田文举承包工程后，又将部分工程进行转包，田文举、许发柏以及两原告均系无相关建筑资质的个人，因此涉案工程的承包合同、转包合同均系无效合同。田文举坚称是与第三人许发柏口头签订的合同，只认可许发柏为承包人，合伙人张永照、谢先春不能向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两原告张永照、谢先春与第三人许发柏是合伙关系，既然是合伙，每一个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是连带的，对合伙的债权也是连带的。并且许发柏亦认可张、谢二人在嘉杰公司工程中具有施工、管理行为，也即张、谢二人对于工程施工承担了义务，理当对施工结果享有权利。因此许发柏与两原告作为合伙关系的共同体，都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三人许发柏既已出具情况说明，欠付的工程款与己无关，则两原告有权单独起诉。二、田文举下欠工程款的数额的认定2014年1月20日田文举出具的85万余元的欠条，田文举对该欠条上欠付工程款金额的书写及签名均无异议，但备注的内容不是自己书写，另外收条上“张永照”三个字也不是自己加上去的。对于2015年4月3日许发柏给田文举出具70万元的收条，田文举称自己出具的欠条及许发柏出具的收条，均是“假条子”。实际上田文举只欠许发柏15余万工程款。由于自己和许发柏私交很好，许发柏无钱给其他合伙人，就请求田文举出具假欠条应付合伙人，许发柏则承诺在半年内把事情解决。后来，许发柏没能解决，为安心田文举再让许发柏打70万元收条，则达到了实际只欠15万余元的目的。而许发柏则称85万余元的欠条是田文举打给张永照和谢先春的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出具的70万元收条确系嘉杰公司工程的相关工程款，是田文举以前支付给自己的工程款，后来打的收条，与85余万元的欠条没有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欠条、收条的形式，本院认为：从许发柏的陈述分析出发：第一，田文举不否认欠条上自己的签名，姑且认可其来源的真实性。从欠条的内容“今欠到许发柏工程款捌拾伍万陆仟肆玖拾捌元整。（￥856498元）”而“许发柏”名字下方“张永照”三个字明显是事后补加上去的，不符合一般欠条的形式要求，且没有任何确认措施。由此，许发柏称这张欠条是打给两原告的，与己无关，显然其陈述与事实不符。故这张欠条起初是打给许发柏的，本院予以认定。第二，2015年4月3日许发柏向田文举出具的70万元的收条，许发柏不否认其本人出具，姑且也对其来源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许发柏称是田文举之前给付自己的工程款。而早在许发柏出具70万元收条一年多以前，田文举即与许发柏进行结算，还差856498元工程款，并备注“原欠2166498元，2014年元月20日付许发柏1310000元（包括涂料款11万元、防水款1万元，下欠856498元”由此出具欠条，双方对以前支付的款项已进行了盘算。那么在一年多以后，许发柏再向田文举出具以前收到款项的收据，实在是没有必要，也不符合一般逻辑及常理。由此，许发柏陈述此笔70万元是田文举之前支付自己工程款的收据，也不予采信。由此，可得出第三人许发柏在关于田文举欠条及自己出具收条的陈述上向本院作出了不实的陈述。第三，然而，再回到70万元收条的本身上“今收到田文举现金柒拾万元整”，结合社会一般常识，7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交付70万元现金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况且双方也未提交银行等相关支付凭证，许发柏却也自愿出具收条，并认可系田文举之前支付的工程款。再反观田文举的陈述，对比许发柏的陈述，田文举陈述的反而可信度可能较高。综上所述，无论田文举和许发柏对于“欠条”和“收条”的陈述如何，既然双方均不否认条据出自自己，则条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许发柏的70万元收条，既然出具时间在田文举出具欠条时间一年多以后，姑且可以认定田文举在出具下欠856498元工程款之后，又支付给许发柏70万元，余款156498元工程款未付，本院予以认定。由于双方对于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没有约定，则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同时利息起算之日，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两原告主张从田文举出具欠条之日2014年1月20日起算利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田文举、嘉杰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义务两原告张永照、谢先春与第三人许发柏已经完成涉案工程施工且工程成果已交付。被告田文举作为转包人应当向两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欠付的工程款为156498元，在此不再赘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被告嘉杰公司作为发包人，其与承包人田文举均主张嘉杰公司的的工程款已经付清，而两原告张永照、谢先春则主张嘉杰公司的工程款未付清。并在庭审之后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田文举、张永照因向嘉杰公司讨债与嘉杰公司当时的法人肖某发生冲突。根据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不能反映出田文举讨要的债务就是本案涉案工程款，该登记表不能证明嘉杰公司与田文举之间工程款未结清。作为工程发包、承包当事人的双方嘉杰公司及田文举均称嘉杰公司的工程款已经结清，为此，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此，被告嘉杰公司不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原告的该项诉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田文举向原告张永照、谢先春支付工程款156498元；并从2014年1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张永照、谢先春支付计息。二、驳回原告张永照、谢先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65元，由原告张永照、谢先春负担10000元；被告田文举负担23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 姣人民陪审员  赵继志人民陪审员  李云坤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别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