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1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诉原告）：夏瑞祥，男，196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魏青，女，196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阵容、秦倩，均为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卓培，男，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艳敏，女，197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凡、周超毅，均为广东维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瑞祥、魏青因与被上诉人邓卓培、邓艳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3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瑞祥、魏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夏瑞祥、魏青的一审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邓卓培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夏瑞祥、魏青与邓卓培于2017年2月8日“签订的关于买卖广州市越秀区东关汛16号503房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邓卓培并非想购买涉案房屋，其为获取不正当利益，隐瞒购房目的，欺诈夏瑞祥、魏青，使夏瑞祥、魏青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查明夏瑞祥、魏青于2017年5月31日得知邓卓培擅自将房屋进行改造并对涉案房屋进行炒卖行为后，多次与邓卓培沟通、协商要求其停止炒卖涉案房屋的行为。且夏瑞祥、魏青提供��与邓卓培的电话录音、短信记录、与违规进行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中介服务的中介人员粱思学的短信记录等证据材料。一审庭审过程中，邓卓培对上述证据均予以了认可没有任何异议。以上证据及法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邓卓培与夏瑞祥、魏青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其目的在于对涉案房屋进行炒卖而非购买涉案房屋。邓卓培与中介人员串通，隐瞒其购房目的、欺骗夏瑞祥、魏青，致使夏瑞祥、魏青在被以欺诈手段蒙蔽的情况下，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该认识错误与邓卓培签署了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交付了涉案房屋。在房屋交付后，邓卓培在涉案房屋未转移登记过户且未经夏瑞祥、魏青同意，也未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房屋管理机构申报登记的情况下，擅自对涉案房屋进行结构改造(拆除��阳台与客厅之间的承重砖墙、增加了卫生间、房间)，并对外放盘出售，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邓卓培的全部行为以及庭审中对证据的认可证明，邓卓培在与夏瑞祥、魏青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是为了在不进行不动产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转售，从而获取转售的差价，规避国家税费，获取不当利益。邓卓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隐瞒该真实的目的情况下，欺诈夏瑞祥、魏青使其误以为是邓卓培自己购买房屋，基于该认识错误，夏瑞祥、魏青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与邓卓培签订了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如果夏瑞祥、魏青一开始就知道邓卓培该目的，那么夏瑞祥、魏青绝不会与邓卓培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正是因为邓卓培的欺诈行为，导致了夏瑞祥、魏青违背了真实意思表示而签署了涉案合同。2．一审庭审过程中，邓卓培明确表示，邓卓培一开始就不准备购买涉案房屋，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房屋的代理权。但双方签署涉案合同时，从未向夏瑞祥、魏青作出过披露。在夏瑞祥、魏青发现邓卓培炒卖房屋的行为后，邓卓培与其妹妹邓艳敏串通签署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以进一步串通欺瞒夏瑞祥、魏青及法院误以为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签署的目的，在于将房屋过户给其妹妹邓艳敏，而非过户给邓卓培自己。一审法院认定，邓卓培主张的其购买的是涉案房屋的代理权而非不动产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也足以证实邓卓培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存在欺诈夏瑞祥、魏青的情况。虽然邓卓培所主张的购买房屋的代理权、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目的在于将房屋过户给其妹妹邓艳敏，均系邓卓培为掩盖其欺诈夏瑞祥、魏青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使夏瑞祥、魏青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邓卓培签订了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事实，但足以证明双方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其存在严重欺诈夏瑞祥、魏青的情况，邓卓培的意思表示并非与夏瑞祥、魏青进行涉案房屋的真实买卖。二、若法院认定邓卓培不存在欺诈，那么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没有重大误解的情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邓卓培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与夏瑞祥、魏青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以及目的不是为了购买涉案房屋，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房屋的代理权。如若双方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后，不进行过户，而是以各种手段进行炒卖房屋、在被制止后又将与其妹妹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等一系列行为不认为是欺诈的情况时，也足以证明邓卓培在一审庭审中所明确表示的意思表示。而对夏瑞祥、魏青而言，夏瑞祥、魏青选择的合同相对人��邓卓培而非其以外的第三人，且夏瑞祥、魏青对合同标的的意思表示是出售房屋不动产权而非出售代理权。那么，在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邓卓培真实的意思表示明显与夏瑞祥、魏青的合同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相对人以及合同的目的存在重大差别。故，双方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就“合同相对人”、“合同标的”均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认定夏瑞祥、魏青以重大误解主张撤销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前述分析，邓卓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欺诈夏瑞祥、魏青的行为，使夏瑞祥、魏青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与邓卓培签订了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事实；即使不存在欺诈，双方签署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存在着重大误解而签署涉案合同的情况。本案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如若邓卓培等一系列行为不认为是欺诈的情况下，邓卓培该一系列行为也表明其签署涉案合同，不是为了购买涉案房屋，而是用于转卖给第三人。这与夏瑞祥、魏青签署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而且根据邓卓培在一审庭审中对自己签署合同的意思表示的主张，双方签署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就“合同相对人”、“合同标的”均存在重大误解，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第一款规定的存在重大误解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夏瑞祥、魏青补充上诉意见：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第2页第3段第7-8行表明，邓卓培自认其没有购房资格，因此邓卓培与中介人员粱思学��了进行炒卖房屋谋取不正当利益欺骗夏瑞祥、魏青与其签订现我方请求撤销的2017年2月8日房屋买卖合同。夏瑞祥、魏青在发现邓卓培与中介人员粱思学炒卖房屋之后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要求其停止炒卖行为，但是邓卓培与其妹妹签订了被一审法院撤销的2017年6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进一步欺诈当事人达到炒卖房屋的目的，因此邓卓培为了达到其炒卖房屋的收益，与中介人员和其妹妹恶意串通，欺骗夏瑞祥、魏青签署本案争议2017年2月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欺骗夏瑞祥、魏青出具委托书等一系列欺诈行为，其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47条以及《合同法》第54条，现我方申请撤销该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邓卓培、邓艳敏二审答辩称：由始至终我方没有炒房行为，夏瑞祥、魏青在一审中多次否认其清楚邓卓培将涉案房屋最终过户到邓艳敏名下不是事实��当时邓艳敏不在现场，为了尽快敲定交易避免房价上涨，我方去现场进行交易并交纳定金。如果事实与夏瑞祥、魏青陈述的情况一致，那双方不会签订公证授权，允许我方进行过户交易，因此我方没有炒楼行为，双方之间的买卖是真实有效的，并非如夏瑞祥、魏青陈述的存在真实意思表述有误的情形。我方认为买卖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作为夏瑞祥、魏青其真实意思就将房屋以约定的价格卖出，我方也愿意支付对价，一审没有错误判决，同时过户行为是物权行为，即使邓卓培不具备购房资格，这只是房屋过户的行政管理规则，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法律没有禁止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签订买卖合同，同时我方在交谈过程中多次表述房屋最终过户给邓艳敏，这种行为不存在任何隐瞒，对方不能以自己的推测认定我方存在炒楼行为。邓卓培、邓艳敏于2017年6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邓卓培、邓艳敏于2017年6月8日签署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有效；2、夏瑞祥、魏青立即协助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到邓艳敏名下。事实和理由：邓卓培、邓艳敏是直系亲兄妹关系。邓卓培、邓艳敏的母亲过世时曾留下房产，邓卓培、邓艳敏均有权继承，但作为妹妹的邓艳敏自愿放弃继承，将房产留给了邓卓培。2017年年初，邓卓培看中了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就想买下来给邓艳敏居住。邓卓培当时认为由自己持经公证的委托书的形式过户给邓艳敏，可以防范卖方不配合办理过户给邓艳敏的交易风险，于是就想先以自己的名义买断代理权限，再由自己与邓艳敏另定时间共同到房管部门，把房屋过户到邓艳敏名下。因此，邓卓培和夏瑞祥、魏青于2017年2月8日签署了《存量房买卖合同》。邓卓培在签署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向夏瑞祥、魏青明确提出由邓卓培按该房屋销售的总价款买断“出售上述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包括网签），办理上述房屋买卖的一切转名过户手续，收取房款”等一切代理权限。夏瑞祥、魏青同意了邓卓培要求。因此，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并没有约定具体交易时间或交易期限；而且，买卖双方在该《存量房买卖合同》注明：买卖双方必须办理全权委托手续。之后，夏瑞祥、魏青按照邓卓培的意思于2017年3月31日到公证处办理了经公证的《委托书》。2017年6月8日，邓卓培以业主代理人的名义与邓艳敏签署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上夏瑞祥、魏青按照邓卓培的意思出具的《委托书》、以及邓卓培以业主代理人的名义与邓艳敏签署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反过来充分印证了邓卓培与夏瑞祥、魏青（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实是由邓卓培买断夏瑞祥、魏青房屋代理权（再由邓卓培以业主代理人的名义与邓艳敏签署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而并非由邓卓培买断夏瑞祥、魏青的房屋。但是，2017年6月9日，邓卓培在办理物业过户中发现，夏瑞祥、魏青将《房地产权证》挂失，并取消了公证委托书。夏瑞祥、魏青的该行为，造成邓卓培通过与夏瑞祥、魏青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取得公证委托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另邓卓培已经向夏瑞祥、魏青支付了总价款1610000元，夏瑞祥、魏青也已将买卖的房屋及《房地产权证》交给了邓卓培，邓卓培收到房屋后，还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夏瑞祥、魏青的行为妨碍了邓卓培将涉讼房屋过户给邓艳敏。为维护邓卓培、邓艳敏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夏瑞祥、魏青一审���同辩称：不同意邓卓培、邓艳敏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邓卓培与邓艳敏签署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恶意串通损害夏瑞祥、魏青权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夏瑞祥、魏青将房屋交付邓卓培后，邓卓培就擅自拆改变动该房屋的主体结构进行装修和炒卖房屋的行为。2017年5月31日，夏瑞祥、魏青得知上述情况后，就积极与邓卓培联系，希望其不要炒卖房屋并尽快办理装修验收合格手续，及时办理将房屋产权过户到其名下的手续，但邓卓培一直不给予答复。无奈之下，为防止邓卓培的行为继续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外出售，夏瑞祥、魏青于2017年6月5日到房管部门挂失房产证。6月6日，通知邓卓培撤销其授权，并要求其协同到公证处办理撤销手续，未果。6月8日，夏瑞祥只好自己去公证处办理撤销委托公证。然而，邓卓培不但没有停止其违法行为，还进一步联合邓艳敏，在明知授权已经撤销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侵犯了夏瑞祥、魏青的权利，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该合同目的在于进一步实施炒卖房屋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而且，也没有经夏瑞祥、魏青追认，据此也应属无效。二、邓卓培、邓艳敏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邓卓培、邓艳敏根据一份无效及已撤销授权签署的合同，主张权利不应当得到支持。即使邓卓培、邓艳敏之间的合同有效，由于签订该合同时邓卓培、邓艳敏已经知道夏瑞祥、魏青撤销了对邓卓培的授权，该合同对夏瑞祥、魏青不具有约束力，无权要求夏瑞祥、魏青转移涉讼房屋所有权。夏瑞祥、魏青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夏瑞祥、魏青与邓卓培于2017年2月8日签署的《存量房买卖���同》；2、邓卓培消除危险，恢复房屋原貌（将阳台与客厅之间的墙壁恢复为砖墙）并立即返还占有的房屋；3、邓卓培按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占有使用费自2017年4月23日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以57.55元/月/平方米为标准，计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反诉的事实和理由：夏瑞祥、魏青存在重大误解，邓卓培起诉称其与我方签署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购买的是涉讼房屋委托代理权，而夏瑞祥签署买卖合同的意图是出售涉讼房屋。签署合同的目的以及合同的目的存在重大误解。邓卓培存在恶意炒卖涉讼房屋，企图规避国家规定的缴纳契税达到逃税，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损害国家利益。邓卓培对夏瑞祥、魏青的反诉一审答辩称：不同意夏瑞祥、魏青的全部反诉请求。理由如下：一、购买涉讼房屋时，夏瑞祥、魏青也清楚知道我方购买房��是为了过户给邓艳敏；二、不同意返还涉讼房屋，签订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三、占用房屋是基于买卖占用，我方认为撤销合同之前不需要支付房屋使用费，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撤销合同之后才能计算房屋使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卓培与邓艳敏是兄妹。邓艳敏曾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并予公证，声明放弃对其母亲遗产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路五一新村大街中11号四楼x房六分之四产权份额的继承权。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套内建筑面积61.97平方米，住宅，房改房）是登记在夏瑞祥名下的房产。2017年2月8日，邓卓培（为乙方、买方）与夏瑞祥、魏青（共同为甲方、卖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其中约定：甲方将上述房屋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1600000元，双方同意备齐资料到公证处办理全权委托手续办理成功当天由买方支付全部楼款；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甲方收齐房款当天；乙方承担全部税费，房改房上市交易产生的土地出让金（或其他特殊费用）及购买分摊面积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全部费用；签订本合同后，如遇政府及有关部门调整税费，对于调整部分全部由乙方承担等。合同签订后，邓卓培先后于2017年2月9日、10日，3月31日、4月23日向夏瑞祥、魏青转账付款1610000元，夏瑞祥、魏青也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给邓卓培。2017年3月31日，夏瑞祥、魏青共同作为委托人办理了公证委托，其中《委托书》的内容为：两人是夫妻关系，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虽以夏瑞祥的名义登记产权，但依法属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委托邓卓培作为合法代理人，代理执行和处理以下事项：一、查询本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二、办理上述房屋的交接手续，签署相关的文件，办理相关手续；三、办理上述房屋的查册、调档、评估、测绘等手续；四、对上述房屋进行管理、使用；五、与有关单位或个人就上述房屋的修缮、装修、改建签订协议；六、缴纳上述房屋有关的税款和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七、订立租赁合约，收取租金，并出具有效的收据，办理租赁登记手续；八、出售上述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包括网签），办理上述房屋买卖的一切转名过户手续；九、有权代为收取售房款;十、协助买方向有关银行办理上述房屋的银行按揭手续，签署相关的文件；等。2017年4月23日，邓卓培与夏瑞祥签署《房屋交接书》，夏瑞祥将上述房屋交付给邓卓培。2017年6月8日，邓卓培以其为夏瑞祥的委托代理人（为甲方、卖方）与邓艳敏（为乙方、买方）签订《广州市存量���买卖合同》，其中内容为：第一条、房地产权属情况，房地产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套内建筑面积61.97平方米，房屋使用性质为住宅。第二条、计价和价款，该房地产按整套出售并计价，总金额1600000元。第四条、交楼时间和交接手续，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卖方收齐楼款当天。第五条、产权转移登记，甲乙双方应当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第六条、税费缴交，买方承担全部税费；订立本合同后，如遇政府及有关部门调整税费，对于调整部分全部由买方承担等。2017年6月9日，夏瑞祥、魏青作出《声明书》并予以公证。其中内容为：就上述2017年3月31日两人签署的《委托书》，现两人撤销对邓卓培的授权，自本声明书签署之日，邓卓培不再具有代理两人办理上述委托事项的权利。本案一审诉讼中，邓卓培、邓艳敏称：邓卓培与夏瑞祥、魏青于2017年2月8日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要办理公证委托。邓卓培已按合同约定将全部购房款支付给夏瑞祥、魏青。涉讼房屋于2017年4月23日交付给邓卓培，2017年6月初装修完毕后一直由邓艳敏使用。2017年6月8日，邓卓培以夏瑞祥名义与邓艳敏签订买卖合同。夏瑞祥、魏青一审称：2017年3月31日办理委托公证，授权主要目的是办理存量房买卖合同买卖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并没有授权邓卓培另行出售房屋。4月23日收到房款161万元，合同约定房款为160万元，但是双方口头协商房款为163万元，所以邓卓培还有两万元房款没有支付，当时双方约定夏瑞祥、魏青户口迁出涉讼房屋后，再支付剩余的两万元。2017年4月23日，我方将房屋交付给邓卓培使用。2017年5月31日，夏瑞祥、魏青工作单位通知夏瑞祥，有��投诉涉讼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及房屋存在炒楼行为，故我方要求邓卓培装修房屋时要注意安全问题，停止炒楼行为，但是邓卓培没有进行答复。2017年6月5日，经与邓卓培沟通无效后，我方向房管部门挂失房产证，我方在2017年4月23日已将涉讼房屋的房产证交给邓卓培。因为涉讼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故我方到房管部门挂失房产证。同时，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6月7日，我方通过电话、短信的形式通知邓卓培，撤销对其的全部授权。2017年6月8日，我方到广州公证处要求办理撤销授权公证，但是当时到场只有夏瑞祥，公证处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夏瑞祥、魏青到场，并当场通知了邓卓培。次日，夏瑞祥、魏青到了公证处，所以在2017年6月9日才办理撤销公证完毕，并出了公证书。本案诉讼前，我方不清楚邓卓培购买涉讼房屋是为了过户给邓艳敏。夏瑞祥、魏青就其主张还提供了与邓卓培的短信记录、电话录音，与中介人员的短信记录，中介公司放盘资料，证人李某、王某的证言，照片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邓卓培与夏瑞祥、魏青签订的关于买卖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关汛16号503房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邓卓培主张自己是买断夏瑞祥、魏青房屋代理权，而非买断夏瑞祥、魏青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理，夏瑞祥、魏青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反诉请求撤销上述合同并基于合同撤销而提出交还房屋、支付房屋占用费等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邓卓培以其为夏瑞祥的代理人，以夏瑞祥的名义来再行转让涉讼房屋，而非以邓卓培自己的名义来转让涉讼房屋，这将导致相关税费���规避、流失的后果。因此，邓卓培以夏瑞祥的名义与邓艳敏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邓卓培、邓艳敏主张合同有效而提出的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邓卓培、邓艳敏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夏瑞祥、魏青的全部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920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邓卓培、邓艳敏负担24200元，被告夏瑞祥、魏青负担100元。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夏瑞祥、魏青提交一份证据，名称为关于夏瑞祥诉求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证明邓卓培一开始就隐瞒自己不具有购房资格，为达到炒卖房屋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欺骗手段致使我方陷入错误的认识与其签订了2017年2月8日的��案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邓卓培、邓艳敏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请法院予以核实，关联性与本案无关，房屋交易管理中心是对夏瑞祥的诉求进行答复，其基本情况是管理中心根据夏瑞祥的陈述制作该份文件。根据我方当事人的表述，房屋交易中心曾经对邓卓培进行询问，但是内容与现在的表述并不完整，对方要证明的目的，在该文件中交易中心没有任何一句话作出如此表示，只是对方单方推测。我方坚持房屋虽然以邓卓培的名义进行签约，但是房屋过户必须到邓卓培的妹妹名下，该证据不能反映出要证明的内容。同时，该证据查明部分我方也准确作出表述，物业之所以不能办理过户手续责任在对方，对方办理挂失房产证手续，房产证实际并没有遗失，而是通过合法手段移交给我方。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夏瑞祥、魏青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夏瑞祥、魏青在本案中请求撤销其与邓卓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一审中以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二审再增加以邓卓培存在欺诈的理由。对此，本院认为，夏瑞祥和魏青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邓卓培就涉案房屋的买卖事宜，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合同条款，自愿在合同上签名；夏瑞祥和魏青在与邓卓培签订合同时，已知悉邓卓培不具备购房资格，依然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同意备齐资料到公证处办理���权委托手续并在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公证委托手续，允许邓卓培作为其代理人出售涉案房屋。从夏瑞祥和魏青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以及办理公证委托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是明知并同意邓卓培另行出售涉案房屋的。因此，夏瑞祥和魏青以其对邓卓培签订合同的意图是出售涉案房屋存在重大误解，以及认为邓卓培将涉案房屋以其名义出售给邓艳敏的行为存在欺诈，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夏瑞祥、魏青与邓卓培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合法有效。夏瑞祥、魏青以其存在重大误解以及邓卓培存在欺诈为由，请求撤销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邓卓培主张自己是买断夏瑞祥、魏青房屋代理权，而非买断夏瑞祥、魏青房屋，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邓卓培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予采信。以及邓卓培以其为夏瑞祥的代理人，以夏瑞祥的名义来再行转让涉讼房屋，而非以邓卓培自己的名义来转让涉讼房屋，这将导致相关税费被规避、流失的后果。一审法院对此经过审查认定邓卓培以夏瑞祥的名义与邓艳敏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并对邓卓培、邓艳敏主张合同有效而提出的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到邓艳敏名下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因邓卓培、邓艳敏没有就本案提起上诉，故对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夏瑞祥、魏青与邓卓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归于解除，因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并无提出请求，故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夏瑞祥、魏青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夏瑞祥、魏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庆审判员  黄 嵩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