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722民初311号原告郭文生，男，1982年10月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信丰县，。委托代理人朱昭华，江西海融（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保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0000000048591。负责人胡宏伟，该公司经理。地址：上海市人民路585号，864号。被告天津国寿绿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咨询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3514419ＸＢ。法定代表人牟喜东，该公司经理。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407号2号楼3楼区23号。委托代理人袁伟斌，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保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8377495238。负责人沈丽敏。地址：苏州高新区。委托代理人陈建华，江西灵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37022。法定代表人吴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彭育红，女，1978年1月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第三人信丰县平稳货物托运部（以下简称信丰托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6072260307250。负责人李贵阳，手机号码：15979743539。地址：信丰县嘉定镇游洲黄竹龙。委托代理人刘红海、钟全明，信丰县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列当事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文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昭华、被告天津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牟喜东及其委托代理人袁伟斌、被告苏州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建华、第三人信丰托运部的委托代理人刘红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上海保险公司、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被告彭育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文生的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上海保险公司、天津咨询公司、苏州保险公司、彭育红依照“国寿绿洲安康Ｃ卡”保险合同赔偿原告1、意外残疾20万元，2、意外医疗39800元，3、住院津贴4600元；二、判决被告上海保险公司、天津咨询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彭育红依照“人民救援服务Ｃ卡”保险合同赔偿原告1、意外残疾10万元，2、意外医疗7920元，3、住院津贴2250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标的35457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20日，原告系信丰托运部员工，该托运部经营者李贵阳（兼职保险推销），通过彭育红（原宜丰县育红保险咨询服务部经营者）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当时托运部员工投保了国寿绿洲安康Ｃ卡和人民救援服务Ｃ卡。1、绿洲安康Ｃ卡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费，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为限）、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二份、保费300元：2、人民救援服务Ｃ卡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1万元（含门诊1000元，免赔100元，按80%赔付）、意外住院津贴每天50元（免赔4天，单次90天，全年最高180为限）、保费200元。保险费500元由彭育红收取并提供上海保险公司出具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十张计500元。2017年4月5日11时30分许，原告在赣州市××五马创业园内倒车时因车辆侧翻被压伤后，在南康区中医院住院治疗49天，住院医疗费102334.08元。2017年10月18日经信丰信用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情评定为7级伤残。原告郭文生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原告身份证、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书、国寿绿洲安康Ｃ卡和人民救援服务Ｃ卡、2016年9月20日宜丰县育红保险咨询服务部收据（500元，注明服务费含保费）、加盖上海保险公司发票专用章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十张（计500元）、原告入、出院记录、住院、门诊医疗费发票（共102334.08元）、ＣＴ／ＭＲＩ／诊断报告、2017年10月18日信丰信用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7级伤残）、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及被告彭育红在信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722民初1975号案件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和《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凭证》。被告上海保险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保险合同关系，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保险公司未向本院举证。被告天津咨询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属于居间合同关系。原告投保的绿洲安康Ｃ卡人身意外险，是原告以每年交300元会费的形式，授权并委托我公司去促成办理的。我公司所提供的仅仅是为原告提供促成办理保险的机会和提供订立保险合同的媒介服务，并收取一定的酬金，提供的是居间服务。我公司不是保险合同纠纷的合同对方，不应承担责任。原告投保的绿洲安康Ｃ卡人身意外险的保险人是苏州保险公司。人民救援服务卡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作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缴纳的300元服务费只是购买了一份绿洲安康Ｃ卡，保额是10万元的意外残疾、医疗费2万元，津贴每天50元。原告收到保险凭证和服务卡右下角投保2份是指投保份额最多只能投保2份，多投无效。原告在收到保险凭证和服务卡后，均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已经认可我公司促成投保的保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原告主张按2份赔付不符合实际，属于重大误解。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天津咨询公司营业执照、绿洲安康Ｃ卡【同原告提供，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费，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为限）、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二份、年费300元】、授权委托服务凭证（绿洲安康Ｃ，产品价格300元、本产品限购2份多投无效）、公司授权委托投保证明、委托投保人员清单及保险凭证（郭文生1份、保费60元）。被告苏州保险公司辩称，原告驾驶与准驾证不符的车辆，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我公司不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损失鉴定与保险合同标准不同，相关损失应重新核定。原告的损失存在不合理、不合法之处。被告苏州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2010年江西物信土特产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为原告在我公司投保过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限为2010年11月23日至2011年11月22日，此后原告及其他人均未为原告在我公司投保过保险产品。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2010年原告意外伤害险截图。被告彭育红辩称，我以前经营的宜丰县育红保险咨询服务部属于中间服务单位，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苏州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进行赔偿。郭文生缴纳的500元服务费只是购买了两张服务卡：1、委托天津咨询公司投保人身意外综合保险，保额是10万元意外身故，意外身故、残疾10万元，医疗费2万元，津贴每天50元；2、委托人民救援服务有限公司投保人身意外综合保险，保额10万元意外身故，意外身故、残疾10万元，医疗费1万元，津贴每天50元。我为其办理了苏州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保额均为10万元，准确无误，并及时给原告保险凭证和服务卡。原告投保2份是指天津咨询公司投保一份，人民救援服务Ｃ投保1份。保险金额合计20万元，提供的服务也是2份，包括企业咨询服务和健康咨询服务。郭文生花费500元购买了20万元的保障服务卡真实有效，直接业务人员李贵阳。被告彭育红在本案中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第三人信丰托运部称，原告在事故发生前已经脱离我方岗位，不是我的员工，我作为中间服务主体，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第三人信丰托运部未向本院举证。本院依法收集的证据：（2017）赣0722民初1975号案件全套卷宗材料共152页。经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一、2016年原告系第三人信丰托运部员工，同年9月20日，该托运部经营者李贵阳，委托被告彭育红（原宜丰县育红保险咨询服务部经营者，个体工商户，2017年6月26日注销）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当时托运部员工投保国寿绿洲安康Ｃ卡和人民救援服务Ｃ卡。1、绿洲安康Ｃ卡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费，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为限）、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二份、年费300元：2、人民救援服务Ｃ卡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1万元（含门诊1000元，免赔100元，按80%赔付）、意外住院津贴每天50元（免赔4天，单次90天，全年最高180为限）、保费200元。原告的保险费共计500元（含服务费）由彭育红收取后，彭育红只向原告邮寄送达了一张绿洲安康Ｃ卡和一张人民救援卡（内容同上1、2卡）及加盖上海保险公司发票专用章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十张（计500元）。二、被告彭育红收取原告500元保费后，向被告天津咨询公司支付保费，再通过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委托深圳保代泽天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原告向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绿洲安康Ｃ卡（产品价格300元，保费60元，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三、另外200元保费（人民救援服务卡）,因被告彭育红未提供明确的投保保险公司，且在本案中本院无法查清向哪家保险公司投保，有无投保，原告因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申请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决被告上海保险公司、天津咨询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彭育红依照“人民救援服务Ｃ卡”保险合同赔偿原告1、意外残疾10万元，2、意外医疗7920元，3、住院津贴2250元”（本院裁定准许），并已经另行提起了诉讼。根据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度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8673元，城镇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1010元。被告天津咨询公司绿洲安康Ｃ卡载明：年费300元，委托投保险种简介【职业类别1-6职业，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赔，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天为限），保险期间1年，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2份）】。2017年4月5日11时30分许，原告在赣州市××五马创业园内倒车时因车辆侧翻被压伤后，在南康区中医院住院治疗49天，住院门诊、医疗费合计102334.08元。2017年10月18日经信丰信用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情评定为7级伤残。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原告郭文生向本院提供的：原告身份证、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书、国寿绿洲安康Ｃ卡和人民救援服务Ｃ卡、2016年9月20日宜丰县育红保险咨询服务部收据（500元，注明服务费含保费）、加盖上海保险公司发票专用章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十张（计500元）、原告入、出院记录、住院、门诊医疗费发票（共102334.08元）、ＣＴ／ＭＲＩ／诊断报告、2017年10月18日信丰信用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7级伤残）、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及被告彭育红在信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722民初1975号案件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和《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凭证》；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向本院提供的：天津咨询公司营业执照、绿洲安康Ｃ卡【同原告提供，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费，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为限）、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二份、年费300元】、授权委托服务凭证（绿洲安康Ｃ，产品价格300元、本产品限购2份，多投无效）、公司授权委托投保证明、委托投保人员清单及保险凭证（郭文生1份、保费6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供的：2010年原告意外伤害险截图；本院依法收集的证据：（2017）赣0722民初1975号案件全套卷宗材料共152页等证据证实，证据经法庭质证，可以认定。原告通过第三人信丰托运部负责人李贵阳向被告彭育红缴纳500元保费（含服务费）、被告彭育红又将保费交给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后，原告与被告彭育红、被告天津咨询公司之间即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原告投保成功后，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未向原告提供保险凭证、保险条款等；被告天津公司未向被告彭育红及原告提供保险发票；被告彭育红仅仅邮寄了绿洲安康卡、人民救援服务卡及加盖上海保险公司发票专用章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十张（计500元）给李贵阳，连向哪家保险公司投保都未告知原告，误使原告认为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上海保险公司。对原告缴纳给被告彭育红的500元（彭育红注明保费含服务费）中的300元所投保的绿洲安康卡份数的认定：从被告天津咨询公司辩称“原告投保的绿洲安康Ｃ卡人身意外险，是原告以每年交300元会费的形式，授权并委托我公司去促成办理的。我公司所提供的仅仅是为原告提供促成办理保险的机会和提供订立保险合同的媒介服务，并收取一定的酬金，提供的是居间服务。原告缴纳的300元服务费只是购买了一份绿洲安康Ｃ卡。原告收到保险凭证和服务卡右下角投保2份是指投保份额最多只能投保2份，多投无效”等内容，结合庭审中被告天津咨询公司陈述的“绿洲安康Ｃ卡是我方制作的，卡只是起宣传和告知作用”；“绿洲安康Ｃ卡一份保费60元”；“收取彭育红没有超过300元，我们一般只收几十元，就是一份保费的钱，我们只是收了购买一份绿洲安康卡的钱”；“我公司未向原告提供办理保险事宜的发票”以及被告彭育红辩称的“郭文生缴纳的500元服务费只是购买了两张服务卡：1、委托天津咨询公司投保人身意外综合保险；2、委托人民救援服务有限公司投保人身意外综合保险。我为其办理了苏州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保额均为10万元，并及时给原告保险凭证和服务卡。原告投保2份是指天津咨询公司投保一份，人民救援服务Ｃ投保1份。保险金额合计20万元，提供的服务也是2份，包括企业咨询服务和健康咨询服务。郭文生花费500元购买了20万元的保障服务卡真实有效，直接业务人员李贵阳”和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向本院提供的“绿洲安康Ｃ卡【同原告提供，载明：意外身故10万元、意外残疾10万元、意外医疗2万元（100元免赔，按100%赔付）、住院津贴每天50元（前三天免费，单次住院最高90天，全年180为限）、投保年龄18—65周岁、投保份数二份、年费300元】；加上被告彭育红向原告提供的上海保险公司的投保发票分析，本院可以认定原告缴纳该300元，其委托被告彭育红、被告天津咨询公司替原告投保的是2份绿洲安康Ｃ卡的事实。但由于被告彭育红、被告天津咨询公司的过错，仅为原告向苏州保险公司投保了1份绿洲安康Ｃ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提出要求对原告郭文生的伤残程度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进行重新鉴定，因原告郭文生不同意按该标准进行重新鉴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发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公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已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所以本院认为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已经不再适用本案鉴定。为此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向被告苏州保险公司送达了书面通知，特通知被告苏州保险公司应当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按有效鉴定依据，重新向本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请对原告郭文生的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的权利。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未按本院通知确定的期限重新向本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特别是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格式条款），根本就未送达投保人，更谈不上释明，故该鉴定条款对原告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本院认为，1、被告苏州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人身意外综合保险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苏州保险公司提出的“原告驾驶与准驾证不符的车辆，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我公司不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损失鉴定与保险合同标准不同，相关损失应重新核定。原告的损失存在不合理、不合法之处”抗辩理由，因被告苏州保险公司从未将保险合同、条款交付给原告，更谈不上对原告进行提请注意免责条款及进行释明，且原告的实际残疾金、医疗费、住院津贴的损失，远大于保险合同确定的金额，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故被告苏州保险公司应当对其承保的一份保险，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彭育红、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在履行居间合同义务时，存在共同重大过错，少给原告投保了一份人身意外综合保险保险，对原告造成的该项损失，应当由被告彭育红、被告天津咨询公司各赔偿50%，并承担连带责任；3、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上海保险公司、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存在保险合同等关系，本院不予支持。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应当赔偿原告郭文生残疾赔偿金10万元、医疗费19900元、住院津贴费2300元，合计122200元；二、被告天津国寿绿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告彭育红应当各自赔偿原告郭文生残疾赔偿金10万元、医疗费19900元、住院津贴费2300元，合计122200元的50%即61100元，并互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郭文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应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66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承担2483元，由被告天津国寿绿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告彭育红各自承担124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招商银行赣州长征大道支行账号：99×××88户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玉龙人民陪审员  高 敏人民陪审员  刘亨军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熊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