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2民终1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忠玉，男，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松柏，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吕付，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无为县高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安徽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沟镇定兴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巫贤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骥，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陆忠玉因与被上诉人刘吕付与、原审第三人安徽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电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2017）皖0225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忠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刚、被上诉人刘吕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原审第三人红旗电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忠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陆忠玉代理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集团）与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的《管桩销售合同》并未生效，并且未实际履行，陆忠玉不需要承担责任。二、虽然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向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提供的样本与本案合同并非同一枚印章，但新疆建设兵团伊宁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402民初第19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中太公司有多枚印章的事实，中太公司合肥分公司总经理李明保、副总经理张立慧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承认本案合同所使用印章已上交至公司总部，足以说明与红旗电缆公司所签署合同的是中太公司；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红旗电缆公司出具的发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亦为中太公司，付款方式亦与陆忠玉所签署的合同不符，红旗电缆公司亦以中太公司为管桩销售合同相对方而起诉。事实上系因红旗电缆公司没有管桩施工资质陆忠玉所签署的合同的未得到山河集团的追认，故而红旗电缆公司借用中太公司的资质。故而，中太公司才系本案管桩的买方。三、即便认定上诉人为买方，上诉人已经向红旗电缆公司的代理人夏圣雨支付了50万元，所欠货款应当相应扣减；供货截止于2013年12月14日，红旗电缆公司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刘吕付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红旗电缆公司述称意见同刘吕付。刘吕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陆忠玉给付欠款646775元并从2014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2.诉讼费由陆忠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巢湖新港雅居三期桩基础工程需要管桩。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法人巫贤会商谈管桩买卖事宜，双方就合同中管桩价格、供货等具体细节谈妥后，由夏圣雨经办，于2013年10月15日，红旗电缆公司与陆忠玉签订一份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该合同尾部甲方署名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没有盖章，本案陆忠玉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字，乙方红旗电缆公司加盖公章，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字人为夏圣雨。该管桩销售合同约定了管桩的规格型号、数量、结算的办理、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红旗电缆公司向陆忠玉施工工地供应管桩，总价款为646775元。后双方为管桩价款支付产生分歧，双方协商未果，红旗电缆公司遂停止供应管桩。2016年12月2日，红旗电缆公司将该笔债务转让于本案刘吕付，并通知了陆忠玉。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是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由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从而将债权转移于受让人的行为，其本质是债权受让人因债权让与人的转让行为，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其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因此，结合到本案，应首先对刘吕付与红旗电缆公司债权转让行为进行审查，因债权转让具有无因性，故对其从转让形式进行审查，即审查双方转让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并未约定债权不能转让；且双方因买卖关系而产生的债权，也不适用依据合同性质和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同时，红旗电缆公司与刘吕付于2016年12月2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其印章、签字完备，从形式上看，其签订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是双方形成合意之结果，故对于红旗电缆公司与刘吕付于2016年12月2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予以认定。同时，应审查债权让与人红旗电缆公司与债务人陆忠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债权关系。在本案中，红旗电缆公司与刘吕付债权转让合同标的物——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对陆忠玉享有债权，是能否构成刘吕付诉陆忠玉的诉权基础，此是本案之关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其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红旗电缆公司已收取多少货款；三、所争议的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本案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其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要考量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关系，首先要认定陆忠玉与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在本案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中所具有身份关系，即陆忠玉以何种身份出现。陆忠玉在庭审中辩称，巢湖新港雅居工程总承包单位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陆忠玉是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也是工地负责人，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的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其身份是委托代理人。对陆忠玉辩称其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其虽然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委托代理人栏签字，但该份合同并无如陆忠玉辩称的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单位印章，陆忠玉也未举出在签订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过程中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证据，对此主张其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刘吕付方刘吕付的申请，经向无为县公安局调取的陆忠玉询问笔录可知，陆忠玉自称：其是巢湖新港雅居工程附属工程的实际投资人，对附属工程建设包工包料。现查明，红旗电缆公司将管桩按照合同的约定发送至陆忠玉所施工的巢湖新港雅居工程工地，并由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的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甲方所指定的签收人董朝忠所验收收货，因此陆忠玉是管桩的实际使用人。第三，关于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以及桩基发货单问题。1.从形式上看，是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红旗电缆公司就上述与陆忠玉所签订合同所指向的同一批管桩发送给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且红旗电缆公司在发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为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买卖管桩关系，但其双方所签订的编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尾部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印的两枚印章，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样本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因而实质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和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管桩销售合同》，故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是不成立的。2.若将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和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结合起来可以推出，红旗电缆公司将管桩发送给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该批管桩用于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巢湖新港雅居桩基工程中，但从无为县公安局调取的陆忠玉、陆忠仕询问笔录反映——陆忠玉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陆忠玉与夏圣雨商谈将管桩供应和桩基础施工全部交由夏圣雨做，但因红旗电缆公司无桩基施工资质，故以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义采购、施工；而陆忠仕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载明：盖章借资质。同时，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签订的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第四条交货地点和方式中第3款约定：“经甲方指定签收人：董朝忠指定管桩下货位置并验收后在产品交货单上签字后即为验收完毕，管桩的所有权自此转移甲方”，而在红旗电缆公司管桩发货单上收货人为董朝忠；且陆忠玉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其认可自己和红旗电缆公司法人巫贤会商谈的《管桩销售合同》。因此，红旗电缆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和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两份合同的出现，是合同签订主体通过它想来解决在巢湖新港雅居桩基工程施工主体的资质问题，它是为桩基施工需要而产生，而不是实质上的管桩买卖关系，其仅仅是名义上管桩买卖关系。基于上述的分析与认定，在本案管桩买卖关系中，主体桩基施工资质的有无是桩基工程施工的需要，与管桩销售并无实质性关系。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管桩的买卖属于普通商品的买卖，其适用一般商品的交易规则，因此，红旗电缆公司与陆忠玉在签订《管桩销售合同》时，其双方主体资格只要符合同行业日常交易习惯和需要即可。本案中，陆忠玉作为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签订方，且陆忠玉也认可了该份合同，并实际使用了合同所约定的该批管桩，陆忠玉既然是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权利的享受者，本案《管桩销售合同》为双务合同，其权利和义务具有对等性，陆忠玉当然也是该合同的义务承担者。故陆忠玉与红旗电缆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其应为该批管桩的实际买受人，是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的相对方，其诉讼主体地位适格。二、关于货款问题。红旗电缆公司在合同签订后，自2013年11月26日至2013年12月14日期间共计送货：6-8m短桩109条，价款为120280元；10-15m长桩325条，价款为526495元。上述总价款合计为646775元。对此总金额，陆忠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予以明确认可管桩销售总价款646775元，故对红旗电缆公司向陆忠玉销售管桩总价款646775元，予以确认。现陆忠玉认为红旗电缆公司已经收取了货款50万元，剩余货款应为146775元。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陆忠玉作为本案债务人，有权就货款的多少和实际支取情况向本案债权受让人刘吕付进行抗辩。本案中，陆忠玉主张分别向红旗电缆公司于2013年10月2日支付货款15万元、2013年11月30日支付5万元、2013年12月12日支付2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28万元，其提供的仅为上述条据复印件，在公安机关调取的条据也是复印件，其应当提供原件，这是其一；其二，即使陆忠玉提供条据为原件，其应当对上述条据的真实性加以证明，其也未能证明上述条据的真实性；第三，假使上述条据具有真实性，但从第三人所出具的管桩发货单来看，该批管桩的供应期间为2013年11月26日至2013年12月14日，而陆忠玉所出示的条据中，有一张载明时间为2013年10月2日15万元的借条，显然不在这一期间内，且条据内容明确载明为施工款，对此款项应扣除；第四，同样若上述条据具有真实性，根据双方在合同号为HQ-SH-2013-10-15《管桩销售合同》第八条结算的办理中第二款约定：乙方（红旗电缆公司）收清全部货款时开具增值税发票及运输发票给甲方,此前收款乙方暂只开具收据，乙方业务人员收取货款凭加盖财务章的收据，甲方方可支付货款，否则引起乙方货款损失由甲方承担；该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中第三款约定：甲方支付管桩货款时，用银行汇票汇款、转账支票方式支付。如甲方用现金支付管桩货款时，乙方收款时必须出具加盖“现金收讫”的收据。不难看出，合同双方订立上述条款之目的，即对双方业务人员或经办人员在支付和领取管桩销售款时加以规范和约束,以防止不当损失发生。同时这也是区分合同双方在支付和领取该款项的属性——是销售管桩款还是工程款或其他性质款项。现作为合同的管桩买受人陆忠玉，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方式进行给付货款，而不是在没有见到出卖方红旗电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出具相关加盖印章收据的情况下就给付货款或以借条的形式借出款项，显然，这一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给付相关款项行为系属于违约，那么违约方陆忠玉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引起乙方货款损失由甲方承担，即红旗电缆公司货款损失由陆忠玉方陆忠玉承担；最后，根据陆忠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陆忠玉与夏圣雨商谈将管桩供应和桩基础施工全部交由夏圣雨做。通过询问笔录中该载明情况可知，夏圣雨在陆忠玉所施工的工地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夏圣雨系红旗电缆公司管桩销售的业务人员，另一方面，他又是陆忠玉在巢湖新港雅居桩基工程中具体施工方人员。因此，在红旗电缆公司供应管桩后，陆忠玉未能按照《管桩销售合同》结算的办理和付款方式的约定进行给付款项，这一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夏圣雨所支取的款项是管桩供应款还是桩基础施工工程款，无法辨认与剔除，陆忠玉在本案审理中亦未能对此进行进一步举证和合理说明；同时，如果将无法区分作为经办人夏圣雨所支取的款项是管桩供应款还是桩基施工工程款情况下，就直接认定由红旗电缆公司全部承受夏圣雨出具的三张收条所载明金额共计35万元款项，则也是对红旗电缆公司有失公允。故陆忠玉因自己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给付款项性质不明，在其未能进行进一步举证和合理说明的情形下，系属于举证不能，对这一自身造成的不利后果应承担责任。故对陆忠玉主张第三人安徽红旗电缆公司已经收取了货款50万元不予采信。三、所争议的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而对权利人的时间限制，其目的是防止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力，使权力处于睡眠状态，继而影响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本案中，红旗电缆公司供货期限为2013年11月26日至2013年12月14日，而红旗电缆公司曾于2014年10月27日为该笔货款以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陆忠玉诉至法院，后于2015年7月1日撤诉，并于2015年7月10日被裁定予以准许，故权利人红旗电缆公司追讨货款请求权从起诉之日起中断至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债权于2016年12月2日发生转让，2017年1月16日刘吕付起诉，其未过诉讼时效，对陆忠玉辩称不予采纳。基于上述理由，红旗电缆公司与刘吕付于2016年12月2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陆忠玉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当按照原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未能履行，实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刘吕付请求陆忠玉支付逾期利息，因红旗电缆公司与陆忠玉在《管桩销售合同》未约定，对此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陆忠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刘吕付转让款646775元；二、驳回刘吕付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7元，减半收取5134元，保全费4020元，共计9145元由陆忠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该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陆忠玉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挂靠单位存在人事上的隶属关系，在山河建设集团未予以盖章追认的情况下，其主张案涉《管桩销售合同》的主体为山河建设集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陆忠玉在安徽省无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当时为解决红旗电缆公司无管桩施工资质的问题，由夏圣雨通过陆忠仕（陆忠玉之弟）找到中太公司，以中太公司的名义采购施工，可见中太公司亦非本案管桩销售合同的实际买方，中太公司的印章真伪不影响本案事实。且即便由中太公司或者山河建设集团承担本案付款义务，因陆忠玉系挂靠或者借名，最终结算仍需陆忠玉承担实际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陆忠玉为管桩的买方并承担付款义务并无不妥。二、根据陆忠玉签署的《管桩销售合同》，陆忠玉将款项付给夏圣雨不符合付款方式的约定，且根据陆忠玉提交的4张收条所记载的内容，无法确认为管桩的销售货款。故陆忠玉主张在货款中扣减夏圣雨领取的50万元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陆忠玉在履行其支付货款义务后，可向夏圣雨追偿错误支付的款项。三、关于诉讼时效，虽然距离起诉之日最后一次供货时间已经超过了3年，但红旗电缆公司向中太公司主张过债权后才意识到真正的买方系陆忠玉，诉讼时效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红旗电缆公司撤回对中太公司的起诉之日起计算，即2015年7月1日开始。至2017年1月16日本案起诉之日，红旗电缆公司的债权尚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陆忠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7元，由上诉人陆忠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廷斌审判员  戴玉海审判员  吕 斌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文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