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1民初3160号原告：李呈来，男，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艳，北京市京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泽剑，男，198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彪，男，系黄泽剑之父。被告：李忠霞，女，196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原告李呈来与被告黄泽剑、被告李忠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呈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艳、被告黄泽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彪、被告李忠霞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李呈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涉案《南戴河福来岛景区项目开发经营合作协议》解除；2.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出资款30万元并支付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4年4月2日计算至资金实际清偿之日；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4年4月18日计算至资金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23300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李忠霞与黄泽剑系姨侄关系。2014年初，李呈来在工作单位因业务关系结识了李忠霞，后经李忠霞介绍认识了黄泽剑。黄泽剑称他在南戴河与案外人秦皇岛福来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来岛公司）大股东邱华投资开发了一个旅游项目，合作期限为30年；黄泽剑与邱华约定，邱华以土地出资，黄泽剑以货币出资，双方合作经营开发旅游项目。后经黄泽剑及李忠霞二人与李呈来沟通，约定以公司名义参与经营，并承诺第一年年底分红预计能达到几十万，后期每年都会递增。李呈来出于对李忠霞、黄泽剑二人的信任，于2014年3月30日与李忠霞、黄泽剑二人签订了《南戴河福来岛景区项目开发经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以福来岛公司名义，就黄泽剑持有该公司49%股份的30年景区经营权进行合作。李呈来依据李忠霞、黄泽剑二人的指示，将30万元转入到李忠霞名下。后李呈来获知，李忠霞、黄泽剑二人并未依约将上述涉案款项转至福来岛公司，且经河北省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03民再38号的判决确认黄泽剑与邱华签订的《福来岛合作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及《秦皇岛福来岛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关于邱华以土地出资根本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性。因此，邱华不具备使用涉案土地的资格，福来岛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收回，公司也不可能继续经营。李呈来的缔约目的已不能实现，涉案《合作协议》已不能实际履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黄泽剑及被告李忠霞共同答辩称：不同意李呈来的诉讼请求。首先，双方所签《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三方共同投资涉案旅游景区项目，各自承担不同职责，对该景区项目49%的股份分红中，李呈来享有13%的分红权，该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署后，三方均参与了该项目的经营运作，李呈来的投资早已参与到该项目运作中。至今，李忠霞、黄泽剑二人在项目运作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该项目目前涉及的其他诉讼尚未完结，李呈来也参与其中，且一直参加了相关诉讼的庭审过程，熟悉相关情况。李忠霞、黄泽剑对李呈来并无任何欺诈行为。涉案协议在此期间解除不利于三方利益的实现。如李呈来坚持要解约，也并非二被告过错所致。该项目在投资经营中遭遇与案外人合作的纠纷，这并非李忠霞、黄泽剑二人的过错，若李呈来要求解约，也应依据涉案《合作协议》的约定处理，即“如因第三方原因或不可抗拒因素，导致项目终止，甲乙丙三方互不负法律责任。”关于李呈来主张的投资款，本案中，李呈来依约投资涉案项目，其所投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而是转入黄泽剑账户，因此双方并非借贷关系，也不是股权转让关系或增资扩股关系，而是以契约的方式完成了围绕黄泽剑所持49%股份及其经营权的合作，是典型的契约合作模式。涉案项目所涉纠纷目前正在审理，福来岛公司目前也未进行清算，项目发展仍然存在变数，尚未有定论。若项目持续盈利，李呈来肯定会主张合同有效，要求分红获利。李呈来这种盈利我有份、亏损我不担的行为，不符合当初的合作初衷和商业伦理。基于共同投资引发的合作事务，在遇到困难时就想把风险转嫁给对方，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李呈来要求李忠霞、黄泽剑二人偿还投资款缺乏依据，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黄泽剑及李忠霞提交了一组景区照片，并申请证人谭某出庭作证，据以证明其二人向李呈来收取的30万元投资款虽未进入福来岛公司账户，但并未被其二人私吞，而是已实际用于涉案旅游项目的投资建设，即由李忠霞用于向证人谭某支付景区建设工程款和材料费，不足部分由李忠霞补充支付。证人谭某陈述：其承建了福来岛项目中商业用房的房顶工程，经由该项目认识了双方当事人，此后未再给李忠霞、黄泽剑二人干过活，但曾给李呈来干过火锅店装修项目；当时其经朋友介绍和李忠霞商谈涉案工程，双方口头约定其只负责做地上商业房的房顶，包工包料，每平米350元，面积约为1100平米；协议达成后，其于2014年3月8日到福来岛项目现场查看场地时，涉案土地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沙滩以及一些当地村民的房子，但是地基已经打好了；2014年4月，其带人进场开工，同时还有别的施工队也在参与这个项目；其带着20多人施工，干了一个月，5月1日开业时还有部分收尾工程没有干完，大概在5月8日才完成施工；其进场后，李忠霞向其支付了2万元，这是当时的工人生活费，4月5日，供货商将施工材料送到工地后，李忠霞又给了其20万元材料款，工程结束后，李忠霞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还差1万元工程款，李忠霞回到北京后才支付给其，至此，李忠霞前后大概向其支付了38万元；工程施工中，李呈来多次来到施工现场，因此与其相识；双方熟悉后，李呈来告知其“谭哥，把工期给我抓紧一点，因为我们这儿5月1日要开业，我现在也是股东，也投了30万，上次送的钱也是我送的，你们这儿的钱就是我送的”，其由此获知此前的材料款就是李呈来送的钱，并据此认为涉案项目所需款项有可能来自李呈来。对此，李呈来以上述照片不能证明景区景点的具体建成时间、证人证言存在诸多矛盾等为由不予认可，但同时亦认可涉案《合作协议》约定的拟建商业建筑在该协议签订时尚未建起来。鉴于上述照片显示了福来岛旅游项目的相关信息，且与证人证言、《投资协议》等本案其他证据可相互佐证，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20日，黄泽剑（乙方）与案外人邱华（甲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福来岛项目；甲方出场地包括海域、海滩等共计500亩，并负责停车场清理修复；乙方负责地上物的投资和环境的绿化规划；甲方占经营股份的51%，乙方占经营股份的49%；如遇政府占地，土地的补偿与乙方无关，但经营补偿甲乙各占50%；合作经营期限为10年；甲方应保证所出租的场地可以正常使用；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2014年2月10日，福来岛公司注册成立，黄泽剑与邱华均为该公司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其中黄泽剑持股49%，邱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30日，黄泽剑（甲方）与李忠霞（乙方）、李呈来（丙方）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三方约定：三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就黄泽剑持有福来岛公司49%股份的30年景区经营权的合作事宜，经友好协商，决定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互补，订立本协议；第一条、合作方式，1、甲方负责整体管理，乙方负责账目进出，丙方负责账务核实、网络销售广告宣传；2、三方在合作期间不得私自转让股份；第二条、利润分配，1、分配方式，甲方占公司总股份的23%，乙方、丙方各占13%，此项目预计费用350万元（温泉馆、绿化、漂流、商业建筑），甲方出资200万元，乙方出资12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2、合同30年期限内，如遇政府开发、土地征收，黄泽剑持有福来岛公司49%的股权与乙方、丙方无关，如涉及到建筑物拆迁，三方按出资比例分配赔偿款项，如在经营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整体转让，按出资比例分配转让费；3、景区地产项目与乙方、丙方无关，乙方、丙方不予分配利润；第三条、三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担任福来岛（公司）总经理，负责协助各方关系的往来整体运营；2、甲方对项目建设所有事项具有决策权，（对）投资负有监管的权利；3、乙方、丙方配合甲方管理景区的事宜；4、乙方、丙方在合作期间，不得私自转让股份，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需要转让，需优先甲方或经甲方认可后方可实施；5、乙方、丙方在合作期间，对甲方的经营有知情权与监督权；第四条、免责、违约责任，如因第三方原因或不可抗拒因素，导致项目终止，三方互不负法律责任；三方应严格履行协议，若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或名义损害，违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要整体转让，三方有优先购买权；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该协议签订后，李呈来于2014年4月2日至4月18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等方式，向李忠霞交付投资款30万元。2014年4月6日，黄泽剑与邱华签订《补充协议》，将合作期限由10年变更为30年。2014年4月23日，案外人张本新与福来岛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张本新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及部分海域面积约500亩出租给该公司用于旅游项目开发，租期为4年，自2013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每年租金共计25万元；另外温泉设施、淡水井3口、变压器2台，办公室面积680平方米，每年租金10万元，以上合计35万元。但福来岛公司并未依约支付土地租赁费。福来岛公司在涉案土地及海域修建旅游景区项目期间，李呈来所投30万元被李忠霞用于向景区项目承建人之一的谭某支付工程款。后张本新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福来岛公司、邱华、黄泽剑一并诉至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戴河新区法院），要求解除其与福来岛公司所签《土地租赁协议》，判令该公司给付其土地租金70万元及违约金10.5万元，并返还租赁使用的土地。对此，黄泽剑亦作为第三人以张本新和邱华系恶意串通为由提出诉求，要求确认《投资协议》中与黄泽剑合作的主体是张本新而非邱华，并确认上述《土地租赁协议》无效，驳回张本新的诉求。北戴河新区法院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2015）秦新民初字第397号民事判决。黄泽剑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皇岛中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冀03民终126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北戴河新区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6）冀0392民初576号民事判决。黄泽剑仍不服，再次上诉。秦皇岛中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冀03民终5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泽剑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申请再审。河北高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冀民申3680号民事裁定，指定秦皇岛中院再审。秦皇岛中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冀03民再2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冀03民终598号民事判决及（2016）冀0392民初576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北戴河新区法院重审。北戴河新区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2019）冀0392民再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福来岛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约定支付张本新租金70万元以及违约金10.5万元；二、解除张本新与福来岛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三、福来岛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将租赁物返还给张本新；四、驳回黄泽剑的诉讼请求。黄泽剑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秦皇岛中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冀03民再38号民事判决，认为：首先，关于张本新是否为福来岛公司实际投资人的问题，邱华和黄泽剑先是达成合意，共同签订了《投资协议》进行旅游开发，约定由邱华出场地、由黄泽剑负责项目（地上物）投资，但从其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邱华及黄泽剑均以认缴货币出资的方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对此应视为二人对投资方式的实质变更，因福来岛公司占用的土地及海域的使用权登记在张本新名下，黄泽剑及邱华均未能提供张本新的自认、书面声明、工商登记资料等有利证据证实张本新自愿以其名下的土地及海域承包经营权入股加入福来岛公司，也未能提供有利证据证实张本新实际参与该公司的运营并获得了该公司的分红及其他股东权利，由此认定张本新认可福来岛公司占用其名下土地及海域的行为系出于其同邱华的翁婿关系而对邱华及福来岛公司的借用行为；故从福来岛公司成立运营的整个过程来看，黄泽剑主张张本新以其土地使用权进行出资、张本新是福来岛公司投资主体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张本新与福来岛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邱华无证据证明签订该协议时其征得了黄泽剑本人的同意，也无股东会会议相关记载证实黄泽剑本人同意，黄泽剑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主张其对邱华代表福来岛公司与张本新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该协议事后未得到黄泽剑的追认，且该协议中第五条“土地租赁协议违约责任”第1项“……根据本条规定解除合同的，乙方投资建设的全部地上附着物及设施无偿归甲方所有”的约定，不排除邱华与张本新恶意串通的可能，该约定明显损害了黄泽剑的合法权益，该院认定该协议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且严重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当属无效；再次，关于案涉土地租赁协议确认无效后相关财产权益如何处理的问题，因该协议归于无效，福来岛公司对张本新名下土地及海域的占用属无权占用，福来岛公司应即时返还张本新土地、相关海域及原有附属设施，并支付占用期间的使用费，因土地租赁协议无效，协议双方对该协议无效均存有过错，张本新请求福来岛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合考虑福来岛公司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及该公司周边其他景区运营收益情况，该院酌定福来岛公司每年支付使用费30万元为宜；福来岛公司添附的设备、设施及其他附着物应归该公司所有，亦需即时处理；关于福来岛公司内部股东权益纠纷，可另行解决；最终判令撤销（2019）冀0392民再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维持（2019）冀0392民再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张本新与福来岛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福来岛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自行处置其自行添附的设备、设施及其他附着物；福来岛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本新两年土地使用费60万元；驳回黄泽剑及张本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后李呈来以涉案《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将李忠霞和黄泽剑诉至法院。起诉书副本分别于2021年2月25日及同年3月21日送达至黄泽剑和李忠霞。诉讼中，黄泽剑及李忠霞解释称：黄泽剑借钱认缴了福来岛公司股权，而后自行出资建设涉案景区旅游项目，在此期间因为资金不够找到李忠霞及李呈来进行合作，同时黄泽剑及李忠霞也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投资了该项目；三人所投资金均未打到福来岛公司账户内，与公司资产是分开的，公司需要花钱时，三人负责出钱，且每次用钱均由黄泽剑签字。另查明，涉案《合作协议》履行期间，黄泽剑三人并未分配过利润，也未对合作项目进行过清算。同时，李呈来亦无证据证明福来岛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邱华曾向作为公司股东的黄泽剑分配过利润或收益。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转账凭证、判决书、照片、营业执照、《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土地租赁合同》、公证书、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黄泽剑、李忠霞及李呈来所签涉案《合作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三方均有约束力。依据该协议，三人共同出资对外以黄泽剑的名义参与其持股的福来岛公司及涉案旅游项目的经营、以从中获利。而根据查明的事实，福来岛公司经营的涉案旅游项目所占用土地已被生效判决书判令返还案外人张本新，同时，该生效判决亦判令福来岛公司限期自行处置地上添附的设备、设施及其他附着物。因此该公司继续正常经营涉案旅游项目存在显著困难，涉案《合作协议》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李呈来的缔约目的也已然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李呈来要求确认涉案《合作协议》解除，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并确认合同解除之日为最后一名当事人收到起诉材料副本之日即2021年3月21日。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李呈来所投30万元已被实际用于涉案旅游项目的建设，且李呈来亦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涉案旅游项目所占土地被收回、《合作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系由黄泽剑及李忠霞所致。因此，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在《合作协议》并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李呈来要求黄泽剑及李忠霞退回其所投30万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项、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呈来与被告黄泽剑、被告李忠霞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南戴河福来岛景区项目开发经营合作协议》于2021年3月21日解除；二、驳回原告李呈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50元，减半收取计3825元，由原告李呈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孙静波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晋 月法官助理  程雪景法官助理  马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