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4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望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北路477号。法定代表人：谢东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资江，男,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矿工南路唐洞6村22栋附2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尚，女，199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格塘镇合池村洪家组163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鑫洲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黄溪口119号120号门面19号。法定代表人：郑坤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月，重庆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鑫洲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洲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望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鑫洲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鑫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有意曲解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顺数第四行法院认为：“但对鑫洲公司所举示郭安泰于同年12月18日向望建公司打款200000元的打款凭证，本院尚不能以此确认该笔汇款系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可是一审判决第六页顺数第三行认为：“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诉争的200000元不是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尚不能以此确认系”与“已经确认不是”这是二个不同的法律事实认定。2、一审法院认为“鑫洲公司因其自身过失认为诉争的200000元是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而产生工程保证金，到2019年1月才提起诉讼，2019年4月29日法院判决后才知道不是保证金”是对本案件事实审理不清。首先，鑫洲公司出具的《委托打款书》对打款的原因、保证金金额120万元甚至打入、退回账户名称都进行了详细的示明，同时望建公司也对该《委托打款书》进行了签字印章认可。证明双方对“缴纳保证金事宜以及保险金120万元金额”是非常慎重清楚的，不存在“自身过失认为”问题。其次，望建公司、鑫洲公司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保证金的缴纳时间是签订分包合同的5日内，即是2013年12月14日内缴纳。2013年12月11日鑫洲公司按照《劳务分包合同》、《委托打款书》约定一次性将保证金120万元打入望建公司账户完成了缴纳保证金120万元的全部约定。证明鑫洲公司2013年12月18日打入望建公司账户的诉争的200000元不是保证金，该笔汇款没有注明汇款原因，既超过了合同约定保证金缴纳的时间又超过了双方约定保证金的金额。再次，鑫洲公司是一家注册登记企业，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明确规定了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操作准则，企业的金钱进出必须账目明确并核对清楚。年度结账并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企业重要的财务会计行为，按常理应当能够发现这个不是保证金的事实。综上所述，鑫洲公司是有意利用这个“保证金”纠纷，争取法院错误认为“因其自身过失认为是保证金”从而达到“知道应该知道”的诉讼时效之目的，侵吞望建公司财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望建公司占有20万元不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判决书第6页顺数第四行认定“诉争的200000元不是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且望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故本院认定望建公司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1、望建公司、鑫洲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就有了利益关系，双方之间也就“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如果双方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怎么会有保证金及分包合同之说？2、对于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不在倒置之列，只能是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即鑫洲公司证明“得利”当“不当”。尽管望建公司未否认收到过鑫洲公司转账的20万元，但不能以此将举证之证明推给望建公司而免除鑫洲公司举证之责。3、鑫洲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与其诉求的关联性不足，不能充分证明不当得利的存在，而仅能证明其曾以汇款方式把20万元汇入望建公司账户，但对该款项的性质未能予以证明，同时可以肯定双方不是保证金纠纷。4、鑫洲公司未提供有关证据证明本案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不能错误的认定鑫洲公司在重庆法院审理之前“不知道”该诉争的20万元不是保证金。5、鑫洲公司转账20万元给望建公司完全是双方的自愿的民事行为，应认定该转账行为是鑫洲公司的真实的意思表示，非受到欺诈、胁迫或其他无效情形所为，因而应受保护。事实上，鑫洲公司的20万元是为了承包该项目承诺给望建公司用于该项目工程劳务的各类公关开资费用，望建公司根本不存在取得不当利益之说。鑫洲公司作为项目劳务的承包方，本来就有支付项目工地相关协调公关费用的义务，鑫洲公司与望建公司签订了合同，获得了该项目劳务，通过该项目工程的劳务鑫洲公司可以获得巨大利益，望建公司与鑫洲公司的该行为显然是具有合法根据的，这是一个诺成合同。而在本案中，鑫洲公司将不当得利作为诉讼的兜底案由，首先是以保证金事由主张未果转而主张不当得利，鑫洲公司主张权利时，有意回避甚至直接否认交易活动中真实存在的基础性法律关系，隐匿整个交易背景而只说明支付款项等事实，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望建公司返还相应款项，将举证责任的风险转移给望建公司。但是我国民诉法并没有规定不当得利诉讼中"没有合法依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当事人主张不当得利"没有合法依据"仍应承担举证责任。不当得利诉讼中"没有合法依据"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由望建公司承担，这是对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的最大误解。该观点在一审审理时和郭安素（2020）湘0112民初1082号案件审理时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故一审法院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判决本案是错误的，该条不能适用本案件。三、一审法院推定鑫洲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鑫洲公司的主张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五行认定“鑫洲公司因其自身过失认为诉争的200000元是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而产生工程保证金，在2019年1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2019年4月29日判决驳回后，才知道该诉争不是保证金，故本院推定鑫洲公司此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鑫洲公司于2020年4月1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这是一审法院对“知道应当知道”的错误推定。所谓“知道”，应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鑫洲公司知道作出该汇款行为的目的和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才是指法官应该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鑫洲公司知道作出该汇款行为的时间。一审法院不顾已经审理清楚的证据：1、合同约定了保证金的汇款时间；2、委托书约定了保证金金额；3、120万元的汇款证明鑫洲公司依据合同和委托书约定完成了缴纳保证金全部义务；4、20万元汇款单证明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保证金汇款时间和超过了委托书约定的保证金金额，特别是是汇款备注也没有注明是什么款。该些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这个汇款不是保证金，鑫洲公司应该从此时起就知道“被侵权了”。而一审法院首先是曲解其他法院生效的判决认定，然后无视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操作准则以及企业年度结账并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强制性规定（这是法律对有限公司企业的规定要求），把一个按常理应当能够知道是不是“保证金”的问题，进行“复杂”推定。从2013年12月18日起，鑫洲公司向望建公司的银行账户汇入20万元，直到2019年1月2日，鑫洲公司才向重庆市巴南区法院主张，要求望建公司退回该20万元，就早已经过了诉讼期限。鑫洲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没有曲解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143号民事判决，（2019）渝0113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质没有差异，本案诉争的20万元性质并非保证金，所以才有了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之诉。2、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在（2017）渝0113民初16497号工程款案件中，望建公司与鑫洲公司对160万元的款项性质理解不一致，鑫洲公司认为，该160万元是望建公司退还的保证金，而望建公司认为是工程款，经过法院审理判决确认，160万元的性质以付款方意见为准，即工程款。故，该判决生效之后，鑫洲公司另行起诉要求望建公司返还保证金。3、（2019）渝0113民初143号民事判决认定140万元中120万元系保证金，剩余20万元性质不明，因此才有本案诉讼。4、自2017年一系列诉讼以来，鑫洲公司一直在主张权利，因双方对款项性质理解不一致，所以直到判决生效后，鑫洲公司才知道权利受损。5、本案20万元款项是典型的不当得利。望建公司取得20万元，并否认是工程款，而后提出是各类公关开支费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鑫洲公司已经完成了不当得利举证责任，而望建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原因受领了该费用，导致鑫洲公司权利受到侵害，且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鑫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望建公司立即退还鑫洲公司不当得利款项200000元，并自2013年12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支付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7月28日为69150.9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望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9日，鑫洲公司与望建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鑫洲公司承接重庆曼哈顿城二期4标5标（16#、45#、46#、62#-84#楼及部分车库）工程，承包方式为固定单价，工程量约5万平方米（以实际完成量为准），进场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以甲方进场通知书为准），工期以总承包合同为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进度的顺利完成和确保民工工资的按时发放，该项目保证金在签订分包合同时5日内由鑫洲公司向望建公司缴纳。2013年12月10日，鑫洲公司向望建公司出具委托打款书，该委托打款书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与望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庆曼哈顿二期4标、5标《劳务分包合同》，我司现委托郭安素私人账户向贵司打入1200000元，作为我司向贵司缴纳的合同保证金。贵司退还此保证金时也退回至郭安素私人账户内”，该委托打款书上加盖有望建公司曼哈顿花园洋房项目部印章，该项目部负责人和内部承包人童晓刚亦在委托打款书上签字。2013年12月11日，郭安素向望建公司账户汇入1200000元。同年12月18日，郭安素向望建公司账户汇入200000元。合同签订后，鑫洲公司即入场施工。2015年3月3日，涉案工程停工，施工工程中每一个节点均已验收合格，鑫洲公司亦同时停止涉案工程施工并离场。另查明，鑫洲公司诉望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渝0113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确认郭安素以合同保证金名义向望建公司打款1200000元应当返还鑫洲公司，但是对郭安素于2013年12月18日向望建公司打款200000元、鑫洲公司诉请望建公司返还该200000元的主张、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以缺乏关联性为由不予支持，并告知鑫洲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因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判决望建公司返还鑫洲公司保证金1200000元以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再查明，郭安素诉望建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湘0112民初1082号民事裁定书，在该民事裁定书中认定，郭安素在2013年12月18日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望建公司200000元的权利人是鑫洲公司，并依法驳回郭安素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不得基于他人之损失而获得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矫正财产变动中失衡的利益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诉争的200000元不是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且望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望建公司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同时，望建公司获得利益与鑫洲公司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望建公司应当返还不当利益给鑫洲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所谓“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推定，应指基于客观之情事及根据权利人知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知悉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但因其自身过失而未知情，在该情形下，法律推定权利人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所谓“合理注意”，是指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同时还应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心态、知识能力等主观因素。本案中，鑫洲公司因其自身过失认为诉争的200000元是基于《劳务分包合同》而产生的工程保证金，且当事人对保证金的返还时间没有约定，致使鑫洲公司在2019年1月才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4月29日作出判决，以不能确认该200000元系基于鑫洲公司、望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而驳回鑫洲公司的该项请求，故一审法院推定鑫洲公司此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鑫洲公司于2020年4月1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鑫洲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受益人在得知自己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或得知合法根据已经丧失后，有义务将已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害人，故望建公司应当从2019年4月30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次日）其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鑫洲公司支付利息，截止到2020年7月28日，望建公司应向鑫洲公司支付利息11842.47元（200000元×4.75％/年÷365天×455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望建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鑫洲公司200000元、并支付鑫洲公司截止到2020年7月28日的利息11842.47元；二、驳回鑫洲公司的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669元，鑫洲公司负担669元，由望建公司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望建公司占有涉案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本案中，鑫洲公司通过案外人郭安素于2013年12月18日向望建公司账户汇入200000元。望建公司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望建公司对其主张的占有依据，承担举证责任。望建公司主张其与鑫洲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鑫洲公司汇给望建公司的200000元是公关费用，鑫洲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除了望建公司的陈述外，望建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与鑫洲公司之间达成了上述公关费用的协议。望建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200000元占有存在合法依据。综上，望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望建公司占有涉案款项并无合法依据。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鑫洲公司自2017年开始即对诉争的200000元向望建公司主张权利，不管以何种案由进行诉讼，只是对该笔款项性质的理解不同，并不影响对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望建公司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鑫洲公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望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9元，由望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王晓虹审判员曾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      俊      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