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9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爱菊，女，196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忠，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凡，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照进，男，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晴波，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凌丽，女，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晴波，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广东周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增武，男，195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蓝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兵，男，196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蓝山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利君，广东行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茹，广东行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被告：乐昌市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文化路147号楼梯间旁第1至6隔商铺。法定代表人：李传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坚，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乐昌市建强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东莞东坑（乐昌）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管委会院内后座房114室。法定代表人：肖增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林，广东行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韶关市荣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32号第一层。法定代表人：朱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忠，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凡，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因与被上诉人肖增武、洪兵，及原审被告乐昌市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原审第三人乐昌市建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强公司）、韶关市荣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1民初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肖增武、洪兵的所有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肖增武、洪兵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肖增武、洪兵的2000000元的支付款项是否为代付荣星公司的混凝土货款的事实不清。荣星公司与建强公司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货款结算起点是5000000元，低于5000000元的部分，荣星公司的账期是在工程项目建筑物封顶后支付。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焦点是肖增武、洪兵所支付的2000000元的性质，是否是肖增武、洪兵作为股东与建强公司的其他用途往来款，还是按约定代付荣星公司的混凝土款。肖增武、洪兵所支付的2000000元是否为荣星公司的货款的事实只能由债权人确认并核销荣星公司的债务得以成立。一审庭审时，肖增武、洪兵自认为作为建强公司股东，与该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建强公司需要资金时，肖增武、洪兵就转资金给建强公司。因此肖增武、洪兵支付的案涉2000000元很可能只是其与建强公司之间的其他往来款中的一部分。肖增武、洪兵利用建强公司与荣星公司的买卖合同的结算和账期条款，人为制造代付荣星公司货款的假象，以达到借款合同生效、无本生利的不法目的。二、肖增武、洪兵是建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指挥证人洪某，各方恶意串通，可能存在虚假诉讼损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利益情况。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与肖增武、洪兵借贷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涉及借款2000000元，由肖增武、洪兵代荣星公司支付所欠建强公司混凝土款。而借贷双方均非《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事人，《借款合同》却约定《混凝土买卖合同》中荣星公司的货款结算起点调低2000000元，由5000000元调减到3000000元。肖增武、洪兵作为《混凝土买卖合同》的卖方建强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在与建强公司存在大量往来资金情况下，肖增武、洪兵完全可以利用建强公司控制人便利，降低建强公司与荣星公司的货款结算额度2000000元，同时将肖增武、洪兵与建强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虚构为已代荣星公司支付货款，以达到实际出借2000000元、《借款合同》生效的目的。洪某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自认是建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兼财务部主任，合同管理和账务处理皆由其负责，受肖增武、洪兵管理、指挥。洪某是洪兵的儿子，与肖增武、洪兵利益一致，其证人证言完全没有可信度。建强公司与荣星公司的对账结算，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中间状态，并不是货款结算的最后状态。事实上存在双方已经确认结算表后，建强公司又起诉推翻双方已签订的结算表的情况。对于建强公司和荣星公司而言，没有由合同外他人代履行支付2000000元货款的协议。因为荣星公司享有5000000元的货款结算额度，所以对肖增武、洪兵是否实际代付货款，荣星公司并不关心，也不影响其实际利益。但作为债权人建强公司，从未书面同意债务转让，在起诉前从未通知荣星公司的2000000元的货款债务已经消灭。三、建强公司对案涉2000000元支付款的会计账务处理才能证明该款项的真实性质。一审法院对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申请审计鉴定置之不理，程序违法，并造成事实不清。本案只有查明建强公司在收到肖增武、洪兵支付的2000000元后，具体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才能证明建强公司收取该2000000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建强公司对会计账务处理核销了荣星公司的应付货款债务，才能证明肖增武、洪兵支付的2000000元是代荣星公司支付的混凝土货款。建强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该2000000元款项的记账凭证、原始凭证，是临时新制作、黏贴的，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对这些记账凭证合法性和内容真实性一审当庭提出异议，并要求进行相关审计鉴定，一审法院从未通知是否准许审计鉴定，程序违法。四、一审法院判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自2016年12月10日起支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利息，对简单的利息计算尚且明显违背社会常理，一审法院为对本案关联交易款项的性质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肖增武、洪兵实际分批代荣星公司向建强公司支付了该2000000元，根据借款合同、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分批出借借款的利息也应当按分批实际出借之日起分别计算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判决违反社会常理。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鉴定的事项未鉴定，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的上诉请求。朱爱菊二审庭询时补充称，肖增武、洪兵与建强公司实际上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在一审中肖增武、洪兵也自认与建强公司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肖增武、洪兵利用控制建强公司的便利条件，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所谓的代付货款借款中自行降低了建强公司与荣星公司的混凝土买卖合同的货款结算起点，从未得到荣星公司的确认。另外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二点与第三点的内容是矛盾的，肖增武、洪兵应担单独向宏泰公司主张权利。张照进、凌丽二审庭询时补充称，一、本案并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双方没有借贷合意，《借条》金融应归属于买卖合同之中；二、肖增武、洪兵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出借款的事实，因此双方订立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成立；三、即使认为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肖增武、洪兵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向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催收债务，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和延长的事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肖增武、洪兵的诉讼请求属于虚假诉讼；五、肖增武、洪兵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套路贷”，一审法院同意肖增武、洪兵撤回168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肖增武、洪兵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没有提出的事实及请求，二审应不予审理。二、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对与肖增武、洪兵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无成立的问题，未提出上诉请求及事由，故该问题二审不应作审理。三、根据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提出的上诉事由，可知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案涉借款2000000元有无支付。四、由肖增武、洪兵提供的2000000元的转账凭证、收据及2000000元借款交付明细等证据，可证明肖增武、洪兵于2016年9月代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转给建强公司的600000元，于2016年10月代转400000元，于2016年11月代转800000元，于2016年12月代转200000元，合计2000000元。同时，（2020）粤028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中第13页查明的事实，以及建强公司于该案件中提供的收据凭证和统计表，都足以证明肖增武、洪兵已代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支付了2000000元混凝土款，即肖增武、洪兵已向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交付借款2000000元，故案涉借款合同已依法生效。五、本案证据及（2020）粤0281民初1467号案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肖增武、洪兵已向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交付2000000元情况下，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提出会计账务鉴定申请毫无意义，是其在滥用诉权恶意拖延审限。六、（2020）粤0281民初1467号案查明的事实，建强公司向朱爱菊、荣星公司供应混凝土32926m2，拖欠混凝土款2031580元。借钱是为了帮助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希望案涉项目顺利完工及开盘售楼，现却被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说成了恶意串通和虚假诉讼。七、朱爱菊、荣星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是实际施工人，已向乐昌市人民法院起诉宏泰公司、张照进、凌丽，既然朱爱菊、荣星公司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及工程款权利人，那么理应对因施工而产生的借款、混凝土款等债务承担还款、付款义务。肖增武、洪兵二审庭询时补充称，第一，建强公司和宏泰公司核对，发现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上诉状签字与案涉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有明显出入，张照进、凌丽不是本人的签字，请求法院核实后视为其没有上诉。在张照进、凌丽补充提交的上诉意见中也不是本人签字，所以本案中没有张照进、凌丽有效签字情况下应当视为其没有提起上诉。第二，本案并没有过诉讼时效，证据是肖增武、洪兵一审提交的洪兵与朱爱菊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上显示，洪兵2018年12月添加了朱爱菊微信，之后2019年1、2、4、5、6、7、8月份均显示洪兵有联系朱爱菊，在微信聊天记录里还可以证实，朱爱菊有一直支付混凝土货款的事实，肖增武、洪兵提供的电话通讯的记录显示，肖增武、洪兵几乎每个月都有与朱爱菊保持电话联系，所以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张照进、凌丽所称的套路贷问题，肖增武、洪兵撤回1680000元的诉请系肖增武、洪兵自行处分的权利1680000元是真实存在的债权债务，1680000元相关的债务人要承担还款义务。宏泰公司述称，第一，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涉案各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分析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故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宏泰公司认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诉称的判决书14页第二点及15页第三点存在矛盾是错误的，宏泰公司认为判决书观点一致，没认定张照进是代表宏泰公司的职务行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的读解是对一审判决的误读，请求二审驳回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的上诉，维持原判。建强公司述称，肖增武、洪兵已经向建强公司支付2000000元款项，在公司财务上已经做了处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荣星公司述称，作为混凝土买卖合同购买方，按照合同约定，享有5000000元额度，在建强公司提起（2020）粤0281民初1467号案诉讼之前，无需支付其主张的混凝土款，建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何时主张或主张多少混凝土款，是建强公司的权利，少主张2000000元货款荣星公司也不会主动向建强公司支付，肖增武、洪兵与建强公司在荣星公司无参与情况下及没有确认情况下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自行修改变更混凝土买卖合同，荣星公司从未认可。荣星公司不需要肖增武、洪兵代付5000000元结算起点之内的货款，本案肖增武、洪兵显然是虚构债权，包括1680000元所谓的民间借贷，明显是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对虚假诉讼案件允许肖增武、洪兵撤回该诉讼请求，不将涉嫌犯罪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是错误的。对于无任何证据证明建强公司以书面形式免除了荣星公司的2000000元货款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合同双方的债权债务置之不理，对消除2000000元货款债权的内部唯一的证据账务处理不予鉴定，荣星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及处理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肖增武、洪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共同向肖增武、洪兵偿还借款本金36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36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8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清偿本息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8日为3164800元)，前述本息合计684480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负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肖增武、洪兵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并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共同向肖增武、洪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8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清偿本息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增武、洪兵系建强公司的股东，肖增武为法定代表人。朱爱菊原系荣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为荣星公司业务经理。张照进、凌丽系夫妻关系，张照进系宏泰公司的股东，凌丽原系宏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荣星公司系乐昌市时代广场工程项目的施工人，该项目由宏泰公司开发。2015年9月30日，荣星公司与建强公司签订一份《乐昌市预拌（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建强公司为荣星公司在乐昌市时代广场商住楼工程的项目供应混凝土约90000立方米（以实际供应混凝土数量为准），交货地点为乐昌市第三市场，朱爱菊作为荣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朱广平作为荣星公司的签约代表和授权结算人签名。肖增武、洪兵、建强公司和荣星公司均认可对买卖合同项下供应混凝土的情况会定期对账。2015年10月28日，建强公司与宏泰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宏泰公司向建强公司借款7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9日至2015年12月28日止。宏泰公司认可向建强公司借款7000000元的事实。2016年9月8日，以肖增武、洪兵为出借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为借款人，宏泰公司为担保人，三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向肖增武、洪兵借款3680000元，用于付建强公司混凝土货款和借款利息（其中2000000元由肖增武、洪兵交给建强公司分批预交10000立方米混凝土货款，另1680000元作为归还建强公司7000000元借款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9月26日的利息），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6年9月8日至2016年12月7日止，利息为月息2％（月利息73600元），另加借款运作费用36800元，合计110400元按月结清。肖增武、洪兵作为出借人在该借款合同行头打印的出借人姓名处和落款出借人姓名处签名，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借款合同行头打印的借款人姓名处和落款借款人姓名处签名，宏泰公司在借款合同打印的担保单位名称处和落款担保单位名称处盖章，借款合同对保证期限未作约定。签订借款合同当日，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向肖增武、洪兵出具了借条，宏泰公司亦在借条上盖章，借条再次对借款合同所述的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利息等条款内容进行了明确。对于借款合同的签订，肖增武、洪兵称之前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和荣星公司欠建强公司的混凝土货款将近7000000元一直没给，乐昌时代广场的工地又一直不能推进，肖增武、洪兵和建强公司担心把钱借给公司会被他们用掉，于是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个人向其借款3680000元。借款合同签订后，肖增武、洪兵和洪兵的儿子洪某于2016年9月12日至2016年12月9日共计转账2000000元至建强公司账户，建强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上述款项。转账凭证均备注转账用途为“货款”或“三市场货款”、“洪兵货款”，收据均载明收到款项为“时代广场／朱老板商砼款”，由“洪兵代付”或“肖增武代付”。肖增武、洪兵和洪某转账情况以及建强公司出具收据记账情况明细如下：1.洪兵2016年9月12日转账49000元、50000元，2016年9月13日转账49900元、50000元，2016年9月19日补1100元，合计2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100000元；2.洪某2016年9月23日转账100000元，洪兵2016年9月26日转账300000元，合计4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200000元；3.洪某2016年10月9日转账4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200000元；4.洪某2016年11月9日转账300000元，建强公司当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150000元；5.洪某2016年11月15日转账2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出具收据一张，金额为100000元，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收据一张，金额为100000元；6.洪某2016年11月17日转账两笔，金额均为100000元，合计2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出具收据各两张，共四张金额均为50000元；7.洪某2016年11月25日转账1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50000元；8.洪某2016年12月1日转账1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50000元；9.洪某2016年12月9日转账70000元、2016年12月10日转账30000元，合计100000元，建强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出具收据两张，金额均为50000元。对上述由洪某支付的150万元，经询问，洪某称上述1500000元是其父亲即洪兵委托其支付朱爱菊、张照进等借款用于购买建强公司混凝土货款的，因洪兵不在乐昌，就委托其支付，付款后建强公司再发货。在建强公司提交的2016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15125／乐昌时代广场／朱老板商品混凝土结算”表中，建强公司对上述已支付的2000000元货款作为“收到货款”进行了扣减，显示收到各笔货款的日期均与其出具收据确认入账的日期相符，其中9月、10月、11月的结算表还有荣星公司授权结算人朱广平的签名确认。建强公司庭审中亦确认收到上述肖增武、洪兵支付的货款2000000元。2019年11月4日，由张照进签名、宏泰公司盖章，出具一张借条给肖增武、洪兵。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肖增武、洪兵人民币8310000元（本金3680000元，月利息3％，利息共计4630000元，从2016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8日止）。其余条款按2016年9月8日借款合同和借条执行。利息算至本金利息归还完日止，先还利息后还本金”。2019年11月10日，由张照进签名、宏泰公司盖章，在2016年9月8日借款合同的复印件上书写确认“该复印件与原件壹致，本息未付完前，该合同继续有效”。对借款合同约定的1680000元作为归还建强公司7000000元借款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9月26日利息的款项及按借款合同约定该1680000元本金对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肖增武、洪兵于2020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书，撤回该部分诉讼请求，仅请求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偿还作为代付货款的2000000元借款本金及自2016年9月8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借贷事实是否成立；二、在借款事实成立的前提下，还款责任主体如何确定；三、肖增武、洪兵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借贷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肖增武、洪兵已明确撤回对借款合同约定的1680000元作为归还建强公司7000000元借款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9月26日利息的款项及按借款合同约定该1680000元本金对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故对该1680000元借款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不作处理，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仅对肖增武、洪兵请求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偿还作为代付货款2000000元及该2000000元借款本金自2016年9月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首先，肖增武、洪兵和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宏泰公司亦是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故2016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可以确认系合同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关于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合同内容来看，合同约定该2000000元借款的用途是用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支付建强公司混凝土货款，款项直接支付给建强公司，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偿还肖增武、洪兵借款本金并按月支付利息，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虽然肖增武、洪兵系建强公司的股东，肖增武为法人代表，与建强公司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但即使出借款项给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用于支付货款的要约是肖增武、洪兵发出的，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对肖增武、洪兵发出的要约是否进行承诺是有选择权利的，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既然在借款合同借款人处签名确认，表明其选择对肖增武、洪兵发出的要约进行承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双方均受合同的约束。合同成立后，肖增武、洪兵需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如此则必然要占用肖增武、洪兵的资金，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肖增武、洪兵确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的前提下，要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合法合理。肖增武、洪兵与建强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足以成为否认肖增武、洪兵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宏泰公司所签订借款合同效力的理由。再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借款合同签订后，肖增武、洪兵已将2000000元分批转账支付给建强公司，转账凭证均备注转账用途为“货款”或“三市场货款”、“洪兵货款”。建强公司确认上述款项入账虽然是其内部记账的行为，但结合收据所载“时代广场/朱老板商砼款”，由“洪兵代付”或“肖增武代付”等内容，建强公司在2016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15125/乐昌时代广场/朱老板商品混凝土结算”中对上述2000000元款项作为“已收货款”进行扣减的行为，以及建强公司明确表示已收付上述款项，并且在公司的财务上已经做了平账的陈述，足以认定肖增武、洪兵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完毕支付2000000元借款的合同义务。因2016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肖增武、洪兵诉请的2000000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合同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现肖增武、洪兵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则借款人亦应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另加借款运作费用36800元，肖增武、洪兵诉讼请求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肖增武、洪兵实际履行完毕支付2000000元借款的合同义务是在2016年12月10日，利息应从2016年12月10日起计算，肖增武、洪兵请求从借款合同签订之日即2016年9月8日起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还款责任主体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因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借款合同行头打印的借款人姓名处和落款借款人姓名处均签名确认，宏泰公司在借款合同打印的担保单位名称处和落款担保单位名称处均盖章确认，故足以认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为借款人，宏泰公司为担保人。凌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其姓名是在借款人处，仍在合同借款人处签名，现其主张其仅是作为宏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作为借款人，应对一审法院确认的上述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从2016年12月10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因借款合同和借条均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6年12月7日，而肖增武、洪兵于2020年5月20日才起诉请求宏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期间宏泰公司虽然于2019年11月4日在张照进出具的借条上盖章，于2019年11月10日在原借款合同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原借款合同继续有效，但宏泰公司并未表示其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也不能反映出肖增武、洪兵要求宏泰公司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肖增武、洪兵于2020年5月20日起诉宏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已超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及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对肖增武、洪兵请求宏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肖增武、洪兵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2016年9月8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12月7日，张照进于2019年11月4日再次出具借条给肖增武、洪兵，明确重新计算的本金数额，月息按月利率3％计算，其余条款按原借款合同和借条执行，利息计算至本息归还完为止。虽然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再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违反了法律规定，但从张照进重新出具该债权凭证的行为，结合该债权凭证的内容，足以表明张照进同意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作为共同借款人，上述对张照进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朱爱菊、凌丽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肖增武、洪兵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增武、洪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肖增武、洪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713.6元，由肖增武、洪兵负担27260.6元，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负担32453元。本院二审期间，肖增武、洪兵向本院提交二组证据：证据一，（2020）粤028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2021）粤02民终1146号民事裁定书、“乐昌市时代广场商住楼工程结算及付款情况统计表”。拟证明1．1467号案查明的事实及“结算及付款情况统计表”显示，“15125”工地供应混凝土21776㎡，货款6994417元，已付混凝土款7188320元，其中该600000元、400000元、800000元付款金额及时间，均与肖增武、洪兵一审提供的转账凭据显示的金额及时间一一对应，足以证明肖增武、洪兵有向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交付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2．1467号案同时查明，“15125”工地有多付混凝土款223697元，该工地于2018年10月29日恢复供货后有持续供货及陆续付款行为，“15125“工地已无拖欠货款，如果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否认有向肖增武、洪兵借款2000000元用于支付混凝土款，那么意味着”15125”工地则少付了2000000元混凝土款，且与已生效的1467号判决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证据二，朱爱菊、荣星公司主张工程款案信息截屏。拟证明（2020）粤0281民初1448、1503、1151号案显示，朱爱菊、荣星公司已起诉宏泰公司要求其支付工程款，朱爱菊、荣星公司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及工程款权利人，理应对因施工产生的借款、混凝土款等债务承担还款、付款义务。张照进、凌丽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肖增武、洪兵有向朱爱菊、张照进、凌丽支付2000000元借款的事实；对证据二，三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朱爱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荣星公司与建强公司的货款应付和已付多少，包括建强公司是否全额向荣星公司主张，只有从建强公司财务账册中得到最完整正确的数，因此荣星公司与建强公司之间的对账，包括建强公司处分自己的权利向荣星公司提起诉讼主张货款，并不能证明本案的借贷事实，证明内容第二点最后一句，该权利是建强公司自由处分行为，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三性不认可。宏泰公司对上诉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对裁判文书无异议，对统计表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显示只是案件信息，并不能体现朱爱菊或荣星公司为实际施工人，具体定性及权利应该由三件案件判决书予以确定。建强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这两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荣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的意见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肖增武、洪兵作为甲方，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作为乙方，宏泰公司作为乙方担保单位在2016年9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第6条约定：“第一个月利息及借款运作费从借款中扣除，乙方不另写借据，借款款项由甲方直接分批注入建强公司财务；混凝土货款帐务处理由乙方与建强公司按财务手续走平。”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肖增武、洪兵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本案中是否需向肖增武、洪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一、关于肖增武、洪兵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虽各方在案涉《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从2016年9月8日至2016年12月7日。但是，案涉款项实际支付日期均在2016年9月8日之后，且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时间也在2016年12月7日之后，对此，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应认定各方对借款期限实质进行了变更。2019年11月4日，张照进再次出具《借条》给肖增武、洪兵，明确重新计算本金数额及确认其余条款按原借款合同和借条执行。张照进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2008年0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上述对张照进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共同借款人朱爱菊、凌丽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肖增武、洪兵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在本案中是否需向肖增武、洪兵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肖增武、洪兵作为出借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作为借款人，宏泰公司作为担保人，三方于2016年9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向肖增武、洪兵借款2000000元，用于支付建强公司混凝土货款，同时明确约定该借款款项由肖增武、洪兵直接分批注入建强公司的财务，混凝土货款帐务处理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与建强公司按财务手续走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上诉主张洪兵及其儿子洪某于《借款合同》签订后向建强公司转账的共计2000000元即肖增武、洪兵现主张的付款款项并非代荣星公司、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向建强公司支付的货款，并非案涉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肖增武、洪兵与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已明确约定案涉借款款项由肖增武、洪兵直接分批注入建强公司，肖增武、洪兵现主张的2000000元的付款支付方式符合双方的约定。结合现有证据材料反映，对于洪兵和洪某支付的上述共计2000000元，转账凭证均备注转账用途为“货款”、“三市场货款”或“洪兵货款”，建强公司亦出具了相应收据，均载明收到款项为“时代广场／朱老板商砼款”，由“洪兵代付”或“肖增武代付”字样，而建强公司在2016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15125／乐昌时代广场／朱老板商品混凝土结算”中已对上述2000000元款项作为“已收货款”进行扣减。现建强公司明确确认收到肖增武、洪兵代朱爱菊等支付的混凝土货款2000000元，并且在公司的财务上已经对荣星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做了平账。以上证据及行为足以认定肖增武、洪兵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完毕支付2000000元借款的合同义务。而案涉合同由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签订，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一审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根据案涉《借款合同》关于“利息为月息2%”的约定，朱爱菊、张照进、凌丽需按月利率2％向肖增武、洪兵计付利息。对于利息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定应从2000000元借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起即2016年12月10日起计付，未损害朱爱菊、张照进、凌丽利益，且肖增武、洪兵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及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对于朱爱菊在一审期间提出对建强公司关于案涉2000000元的财务会计账册进行审计鉴定的申请，朱爱菊称提出该项申请拟证明建强公司是否实际收到案涉款项及建强公司对收到的款项是否进行财务处理并确认、核销了对债务人的债权，但如上所述，肖增武、洪兵已提供案涉2000000元的转账凭证，建强公司亦已确认收到该款项，并对荣星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予以相应扣减，至于建强公司在收到案涉款项后如何使用，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妥，但一审法院未予明确答复朱爱菊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期间，肖增武、洪兵撤回关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680000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属于其自行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且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现未提供肖增武、洪兵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的相关认定或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朱爱菊、张照进、凌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朱爱菊、张照进、凌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焦晓巍审 判 员 神玉嫦审 判 员 赖洁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龙 娟书 记 员 刘宇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