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1567号原告：刘长旭，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华，北京市狄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长乐，男，198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身份号码×××。第三人：刘海霞，女，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身份号码×××。原告刘长旭与被告刘长乐、第三人刘海霞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长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华、被告刘长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海霞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长旭向本院提出并明确诉讼请求：1.被告承担合伙期间的债务2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被告从第三人处承包顺义区小东河（木林段）治理“浆砌石”工程，并委托原告负责工程协调工作。2017年11月20日，原告受被告委托，与第三人结算工程款。但被告没有带身份证，便以原告名义开卡并与第三人确认将剩余工程款581886.7元汇至账号为×××的银行卡中。当天，因该卡不能取现20万元，故当天将20万元转至原告另一张农行卡。随后将该20万元取出，按照被告要求送至被告姐姐经营的杨镇地区杨国福麻辣烫店交于被告。并且结算当天，原告将银行卡交给被告。2016年12月24日，被告委托原告以原告名义与李立立签订《劳务合同》。与李立立履行过程中，原告分别于2017年5月15日、2018年8月17日垫付158113.3元和3万元。2019年，李立立以劳务合同纠纷将原告诉至顺义区人民法院，并出具（2019）京0113民初264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给付李立立劳务费35万元。该案现处于执行阶段，执行期间，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被告将欠付李立立的劳务费结清，但被告拒绝。2020年7月22日，被告通过他人账户向原告汇款4万元向李立立支付劳务费，但剩余款项被告拒绝支付。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刘长乐答辩称，被告承担的部分已经全额给原告了，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白原告向被告要的是什么钱。录音是原被告两个当时关系好，被告同意给原告出20万元，是原告跟被告父亲说他无力偿还，不是被告主动负担，现在双方关系不好了，故不同意支付。第三人刘海霞未参加本院庭审，在本院与其做的笔录中刘海霞陈述称该案与第三人无关，不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长旭与刘长乐就涉诉北京市顺义区小东河（木林段）治理工程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12月9日，本院对李立立诉刘长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京0113民初2649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原告李立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38万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7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判决之日）。诉讼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3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被告与原告协商，被告将其承包的顺义区小东河（木林段）治理工程“浆砌石”劳务交给原告完成。同月24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工作时间2017年1月1日，结束工作日期2017年4月30日。2.采用固定劳务报酬方式，总工程款为五十四万元。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拨付乙方所有工程款。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完成了所有劳务，2017年验收合格，并且投入使用。被告已经收到了所有工程款，但是只给付原告16万元，还差38万元没有结清，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刘长旭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之前签署的《劳务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当时签署《劳务合同》时签的名为李立，合同是被原告篡改的，合同应无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4日，刘长旭（甲方）与李立立（乙方）签署《劳务合同》，约定李立立为顺义区小东河（木林段）治理工程提供劳务，分包劳务的内容为浆砌石（含材料）。开工日期为2017年1月1日，结束工作日期为2017年4月30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120天。采用固定劳务报酬方式，总工程款为54万元。2019年4月10日，李立立以劳务合同为由将刘长旭诉至本院要求刘长旭支付劳务费38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在该案中，李立立为了支持其主张，其提交了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2017年5月15日，今收到刘长旭交来小东河防护一标段工程款人民币壹拾伍万捌仟壹佰壹拾叁点叁元整￥158113.3；收款人李立立；交款人：刘长旭。李立立提交该收条证明刘长旭曾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刘长旭认可该收条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该笔款项是工程的发包人支付的。李立立在该案中另称刘长旭除支付上述款项外，于2018年8月17日向其转账支付3万元，刘长旭认可其就涉诉工程向李立立转账3万元。李立立认可其签署《劳务合同》时签的名字为李立，但因为平时都是称呼其为李立，故在签署《劳务合同》时签的名为李立，因为要起诉，要保持与身份证上姓名一致，故又添加了一个“立”字，为了支持其主张，其提交以下材料：1.与刘长旭的录音，其中在2017年11月21日的录音中：“……李立立：嗯，那怎么样了。刘长旭：没听见，没完呢，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这跟这谈好了，谈好以后钱只要到我账上，我立马给你转过去，你放心。李立立：得了得了。刘长旭：啊，然后我找你去，然后你给我写一个收据，然后我给您转。李立立：我肯定肯定给你写一个都已经结清这个。刘长旭：对对对，然后咱把合同一毁啊，哥你放心，钱只要到我这里，我百分之百给你。刘长旭：好嘞好嘞，你受累。……。”李立立提交该组录音证明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的事实。刘长旭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涉诉工程其只是负责协调工作，实际工程与其无关。2.孝德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村村民李立（曾用名、日常用名）与身份证上李立立（×××）为同一人。证明李立立与李立为同一人。刘长旭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3.孝德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孝德村村北小东河（木林段）治理工程一标段已于2017年6月正常投入使用。该《证明》证明涉诉工程已经实际投入使用。刘长旭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称村委会也无权证明水务局的工程是否正常投入使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劳务合同》、《证明》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刘长旭认可与其签订《劳务合同》的签约对方系本案原告李立立。虽然李立立在签约时未使用其身份证上的姓名，但刘长旭未举证证明李立立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故刘长旭主张双方所签《劳务合同》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该《劳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现李立立依据该《劳务合同》要求刘长旭给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刘长旭已经给付的工程款，应予扣除，现李立立要求刘长旭给付劳务费35万元，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另需要指出的是居民身份证上登记信息能够合法有效地证明公民的身份特征。公民在从事日常活动中，应使用居民身份证上登记的内容来证明其身份，但在李立立与刘长旭签署《劳务合同》之时，李立立使用的名字为李立，与其身份证登记的名字不符，对此本院予以严厉批评，李立立在今后的日常活动中要严格按照居民身份证上登记的信息使用。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长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李立立劳务费三十五万元。”刘长旭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庭审中，刘长乐称涉诉工程起石头方面包工包料给了李立立，其他是找张云进行的施工，双方不是平均收益和支出。刘长旭称当时约定的是原告负责协调事情，所有的成本、对外债务全部由被告承担，最后被告在给原告两三万费用。刘长乐称不认可刘长旭的上述所述。2016年11月12日，刘长旭在一份《顺义区小东河（木林镇）治理工程》文件上签字确认，认可收到工程款8万元。后刘海霞通过微信形式向刘长乐支付工程款1万元；2017年1月15日，刘长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部分机械费5万元；2017年5月5日再次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部分工程款3万元。2017年11月20日，刘长旭、刘长乐在一份工程结算单中签字确认，其中载明工程总款为83万元。中途已付款中，2017年1月15日5万元，2017年4月4日1万元，2017年5月5日3万元，2017年5月15日158113.3元，余下款项为581886.7元。2017年11月20日，刘海霞向刘长旭账户中转账581886.7元。刘长旭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在收到上述581886.7元后，其账户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向李春平转账14万元、向荣雪转账1.1万元、向刘长旭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分转账共计292850元、向闫秋莲转账2万元、向李孟杰转账2万元、向王卫转账4万元。庭审中，刘长乐称对于结算单中的中途付款被告拿走了一部分，其中3万元是刘长旭拿走了，其他的记不清了，对于工程的支出记不清了。刘长旭则称对于中途的付款原告不知情，都是被告拿走了，其中的15.8万元由被告支付给了李立立雇佣的工人。原告支出了15.8万元、3万元以及判决书中认定的35万元。诉讼中，刘长旭称上述转账中向李孟杰、王卫的转账是刘长乐让其转的，李孟杰之后的转账都是刘长旭操作的，之前的都是刘长乐操作的。转给刘长旭的20万元，后来又取出现金交给了刘长乐。庭审中，刘长乐称其没有拿过刘长旭的银行卡，对于刘长旭的转账中认可支付给李春平、荣雪、王卫的款项是支付给刘长乐的款项。其余的不认可，也没有收到刘长旭所说的20万元现金。庭审中，刘长旭称在2020年7月15日刘长旭和刘长乐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被告愿意承担合伙期间的20万元的对外债务，且被告让原告为其分担点，并提交录音予以证明。在刘长旭提供的录音中刘长乐称“这么着，哥，多少呢你给我担点，这几天我给弄一个20”刘长旭称“行。”刘长乐称“咱哥俩这么着，成不成？”刘长旭称“成”。庭审中，刘长乐称录音中显示着被告不认可还款，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原告说跟被告不是合伙关系，现在起诉又说是合伙关系。当时被告刚回来，原告说他被起诉了还有银行贷款，被告当时说给原告出20万元，录音是不完整的，前两次原告起诉被告是38万元，因为当时关系好，被告不想裹乱，就同意给出20万元，但是现在双方关系不好。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本院认为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根据刘长旭提交的录音中显示刘长旭与刘长乐就涉诉合伙事务而产生的债务承担事宜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刘长乐承担20万元。虽然刘长乐主张当时系双方关系好，不想裹乱，便同意出20万元，但现在双方关系不好，故不再承担。但在已经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未经相对人刘长旭同意，刘长乐自行改变上述已经达成的债务分担约定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同时，刘长旭认可刘长乐在2020年7月22日向其汇款4万元，故该部分款项应当予以扣除。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长乐在16万元范围内对涉诉合伙事务而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刘长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刘长旭负担800元（已交纳）；由被告刘长乐负担3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波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