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5199号原告：吴黎，女，197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原告：刘某，男，200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刘风琴，女，192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绍钧，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华，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树林，男，196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杨树林，董事长。原告吴黎、刘某、刘风琴与被告杨树林、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黎及其与刘某、刘风琴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绍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树林（兼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酷信通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黎、刘某、刘风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解除二被告与刘庆新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股东调整和股份比例调整协议》和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入资参股协议》；2、判令二被告共同连带归还原告股权转让款共计210万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损失：以210万元为基数，自被告未能完成股权转让之日即2014年7月23日起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吴黎同刘庆新系夫妻关系，两人自2006年7月26日登记结婚。刘庆新同杨树林系朋友关系，平时关系较好，在2011年10月开始，杨树林以酷信通公司扩大业务需要，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吴黎及刘庆新提出借款需求。基于朋友的信任及帮助，自2011年11月开始至2014年8月，吴黎和刘庆新先后以刘庆新的名义陆续向酷信通公司出借款项共计2233454元。杨树林向刘庆新承诺只要等酷信通公司筹集到资金，业务发展壮大时马上偿还借款，并表示按照1%的月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为止。上述款项出借给被告后，吴黎和刘庆新一直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的利息。但是，杨树林总是以没有筹集到资金，没有偿还能力为由予以搪塞及推诿。2014年10月16日，刘庆新因病住院，经医院抢救后不幸去世。吴黎于2015年3月27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提起诉讼，后法院作出2015年海民（商）初字第149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吴黎的借款主张成立，且被告以借款已经转为股权转让款，对刘庆新占有酷信通公司21%的股份的抗辩不予以认定，认为该事实不成立。一审判决后，该案件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京01民终4647号终审判决。二审否定剩余210万元的借款性质，认为剩余的210万元的是股权转让款，要求吴黎另案解决。为了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三原告只好再次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退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杨树林作为个人接受了刘庆新的所有款项，其仅承认13万余元是公司借款，但是剩余210万元其单方认定刘庆新是获得公司21%股权的出资款，其提交给法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出让方郭薇的签字，股权转让协议只有单方签字并不能成立。经过杨树林在前述案件中的当庭确认，杨树林实际收到了刘庆新出资的210万元，但并没有让刘庆新获得公司的任何股权，也没有在工商登记机关完成刘庆新的任何股权登记手续。该股权转让完全是被告杨树林的单方掌握并操控的行为。其收取原告的款项，没有将款项交给其他股东让刘庆新获得股权，构成欺诈，应当同酷信通公司一并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被告酷信通公司、杨树林共同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案涉协议是刘庆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已经实际履行，刘庆新作为股东参与了酷信通公司的经营活动，参加了股东会，公司在分批进行工商变更并无违约行为；第二，刘庆新的注资属于酷信通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在保障刘庆新获得公司股权的情况下，由谁出让股权、出让多少，如何出让，是由股东们协商、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因此三原告认为原股东郭薇未签字就认为案涉两个协议只是意向协议是荒唐的，即使郭薇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不会致使刘庆新的两个协议无法履行；第三，工商变更只是股东身份确认的一种方式，不是股东身份的唯一依据，股东会对股东身份确认是合法方式，而且更加精准，因此酷信通公司已经合法给予了刘庆新股东身份，案涉协议中并未限定什么时间完成工商变更；第四，履行案涉两个协议，二被告没有违约行为，而是刘庆新存在违约行为，按照《股东调整和股份比例调整协议》的约定，刘庆新应该再借给酷信通公司90万元来实施股东调整，是刘庆新未出借这90万元，才导致出让方未在工商变更所需要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导致工商变更的手续未办结，因此未完成变更的责任在刘庆新；第五，酷信通公司同意三原告可以选一个继承人作为代表，可照原协议的约定继续完成工商变更事宜；第六，杨树林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是一种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不应导致杨树林个人承担连带责任，且刘庆新的入资款是转入酷信通公司账上，不是转给杨树林个人的，要求杨树林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吴黎与刘庆新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7月26日登记结婚。2014年10月16日，刘庆新死亡。刘庆新之母为刘风琴，刘庆新之子为刘某。2011年10月25日，刘庆新（入资人）与杨树林（原股东代表）、酷信通公司签订《入资参股协议》（以下简称《参股协议》），主要内容为：杨树林，代表酷信通公司现有股东，与刘庆新就入资人入资酷信通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个人入资金额：本协议签署后，入资人以现金方式于2011年1月4日前入资100万元（10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11月4日前支付余下50万元），汇款到酷信通公司银行账号，或交付酷信通公司负责入资参股业务的股东会秘书罗秀娟。2、个人股份比例：本次融资属于小额融资，由原有股东出让股份。入资人入资100万元获得酷信通公司8%的股权。3、约定：本协议所述股份比例，为酷信通公司融资前的原始股份比例，该股份比例会随后续融资发生变化，原则是所有股东等比例（有约定的按约定比例）随出让股份比例大小做相应减少调整。4、工商变更：本次入资完成后，开始办理工商变更事宜，入资人承诺积极配合签署所需文件和提供身份证等材料。5、其他：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当日，酷信通公司出具《入资证明》，主要内容为：收到刘庆新交来入资款50万元。2011年11月10日，酷信通公司出具《入资证明》，主要内容为：收到刘庆新交来入资款50万元，累计已收到入资款100万元。2013年9月2日，酷信通公司出具《借款凭证》，主要内容为：收到股东刘庆新借给酷信通公司周转资金30万元，其中2013年1月10日到账10万元，9月2日到账20万元，公司首笔融资资金到位后（预计2013年12月31日前）归还，按月息1%支付利息，本息一并归还。2013年10月9日、11月14日、12月13日，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分别向酷信通公司汇款10万元、15万元、28554元。2015年4月6日，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上述汇款为刘庆新、吴黎夫妻共同财产，受托直接汇往酷信通公司。2013年10月30日，酷信通公司出具《借款凭证》，主要内容为：收到股东刘庆新借给酷信通公司周转资金25万元（已于2013年10月9日到账10万元，预计2013年11月10日前到账15万元），公司经营状况好转或首笔融资资金到位后归还，按月息1%支付利息，本息一并归还。2014年4月15日，酷信通公司出具《借款凭证》，主要内容为：收到股东刘庆新借给酷信通公司周转资金40万元（其中2012年4月28日到账20万元；2013年12月13日到承兑汇票12万元，汇款3万元；2014年4月4日到账5万元），公司首笔融资资金到位后（预计2014年12月31日前）归还，按月息1%支付利息，本息一并归还。二被告提交酷信通公司第五届第4次股东会决议和第六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显示时间为2014年7月22日，主持人为杨树林，应到会股东8人，实际到会7人，代表股权额88%，达到法定比例，会议以电话方式通知股东到会参加会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1、由于公司严重亏损、经营出现困难，部分股东不愿意增资，要求退出，一致同意分两次让不愿意增资的股东退出，全额退回原投资款，如将来公司扭亏为盈，效益好时，适当对退出的股东进行补偿。2、一致同意郭薇和陈洪波二位股东在第一批退出，根据上次股东会决议，支付郭薇30万元，退回陈洪波投资款50万元和代理保证金10万元，郭薇的股权变更为刘庆新，陈洪波的股权变更到杨树林名下，立即办理第一批股东退出的工商变更。4、一致同意汪贵军和王红梅二位股东在第二批退出，退回汪贵军投资款100万元，退回王红梅投资款30万元和借款51万元，收回的股权变更到杨树林名下，具体工商变更事宜等第二批资金筹集好之后确定。4、由于上述四位股东退出分两批完成，为简化变更手续，本次其他股东在工商变更时的股份比例维持上次工商变更时的数值不变，但实际股份比例业已内部调整，在第二批股东退出时根据内部股东会决议一并调整，其中汪贵军和王红梅的股权根据本决议条款完全退出。5、第一批股东退出后，在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如下：杨树林：63.61%、刘庆新12.07%、王红梅12.07%，汪贵军10.00%、何爱敏1.24%、杨结来0.99%。6、一致同意配合办理第一批股东退出的工商变更。该决议落款全体股东签字处，有“杨树林”“何爱敏”“杨结来”“王红梅”“陈洪波”“汪贵军”和“刘庆新”的签字，“郭薇”签字处为空白。二被告提交酷信通公司第五届第4次股东会决议（旧），内容显示：2014年7月22日召开酷信通公司第五届第4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应到7人，实到7人，形成决议如下：1、变更法定代表人：同意免除杨树林的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由新一届股东会推选留用。2、变更监事：同意免去杨结来监事职务；3、变更股东：同意增加新股东刘庆新；4、同意原股东陈洪波、郭薇退出股东会；5、同意股东陈洪波将其持有的出资135万元转让给杨树林；6、同意股东郭薇将其持有的出资121万元转让给刘庆新；7、修改章程：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该决议落款日期为空白，股东签名处有“何爱敏”“杨结来”“王红梅”“汪贵军”和“陈洪波”的签字，另股东“杨树林”和“郭薇”签字处为空白。二被告提交酷信通公司第六届第1次股东会决议（新），内容显示：2014年7月23日召开酷信通公司第六届第1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应到6人，实到6人，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变更股东：同意由杨树林、刘庆新、王红梅、何爱敏、杨结来、汪贵军组成新的股东会；2、变更股东出资：其中股东杨树林出资636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刘庆新出资121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王红梅出资121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汪贵军出资1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何爱敏出资12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杨结来出资1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3、同意选举杨树林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并根据需要可变更为董事长；4、变更监事：同意选举杨结来为监事；5、修改章程：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该决议落款时间显示为2014年7月23日，股东签名处有“何爱敏”“刘庆新”“杨结来”“王红梅”和“汪贵军”的签字，另股东“杨树林”签字处为空白。二被告提交酷信通公司第五届第3次股东会决议手写体一份，内容显示：时间为2013年1月3日，地点为公司办公室。决议内容为：1、一致同意郭薇退出，股份公司收回备用，公司支付30万元收购，在下一次融资时支付，最晚不超过2013年12月31日，违约条款由郭薇给出再通报股东，若无原则问题，由杨树林与郭薇签署协议；2、本决议后郭薇承诺配合办理退出等工商变更手续事宜。股东签字处有“杨树林”“何爱敏”“陈洪波”“刘庆新”和“郭薇”的签字，另股东“王红梅”“杨结来”签字处为“杨树林代”，股东“汪贵军”签字处为“陈洪波（代）”。二被告称上述决议证明郭薇同意退出酷信通公司并将其名下股份放到杨树林名下，由杨树林处置，该决议中显示的30万元收购款，就是刘庆新需要获得工商变更登记而需要另行向酷信通公司支付的30万元。三原告称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因为该决议之后并未进行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而且后来的股东会决议中郭薇拒绝签字也不愿意出让股权。2014年8月8日，刘庆新（乙方）与杨树林、酷信通公司签订《股东调整和股份比例调整协议》（以下简称《调整协议》），主要内容为：杨树林代表酷信通公司其他股东，与股东刘庆新就乙方注资、借款和股份比例调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委托引入新股东事宜：（1）甲方委托乙方代表酷信通公司引入新股东，引入资金规模在500-1500万元，公司释放10%-30%的股权比例；（2）目前已找到有意向的投资人，拟投入1000万元，释放20%的股权。2、注资及给公司借款事宜：（1）针对本次引入新股东及公司长远发展，拟对原有股东进行调整，让一部分股东退出，剩余股东股份进行适当调整；（2）考虑到乙方给公司的支持，包括借款给公司、帮助开拓市场，由其是新疆居家养老信通试点工程的运作工作，帮助引入新股东，等等，甲方同意本次调整后，乙方股权比例调整为21%，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3）本次股东调整的第一批股东退出，所需支付的退还投资款90万元，由乙方再借给公司90万元来完成；（4）双方同意乙方除早期投入的100万元外，再将借款中的110万元转成入资参股投资，乙方作为入资参股的注资合计为210万元；（5）甲方同意乙方超过110万元的借款部分（合计超过210万元部分）在本次融资款全部到位后归还给乙方。3、业务接入：（1）本次融资首笔资金到位后，乙方负责规划和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招商工作，包括招聘业务核心管理人员，组织参展，召开招商大会，代理商签约谈判等等，每月实际投入的时间不少于一周；（2）新疆地区业务，全权由乙方负责。乙方自己承担新疆地区总代时，享受优于其他地区省级代理的价格政策。4、约定：本协议双方务必作为绝密等级保密。本协议所述股份比例，是本次融资成功后的股份比例，在本次融资过程中如果再发生乙方股权的任何变化必须由乙方同意并且由乙方授权处理，今后再次融资，则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确定股权调整方案。庭审中，三原告称杨树林和酷信通公司均为案涉合同主体，杨树林是股权出让方，酷信通公司是配合杨树林将款项支付给杨树林的主体，故而均应承担还款责任。二被告称《参股协议》中约定的“原则是所有股东等比例（有约定的按约定比例）随出让股份比例大小做相应减少调整”是指当时酷信通公司登记的股东按比例减少相应的股权而把股权给刘庆新，现如果要给刘庆新的继承人8%的股权，因为现股东情况与《参股协议》签约时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要重新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但现因本案未结，故而无法作出股东会决议。经本院询问，二被告称《调整协议》中约定的“拟对原有股东进行调整，让一部分股东退出”条款中的“原有股东”是指杨树林、何爱敏、郭薇、杨结来、王红梅、汪贵军、陈洪波七人，“让一部分股东退出”是指陈洪波、郭薇退出股东会，陈洪波将其出资转让给杨树林，郭薇将其出资转让给刘庆新，并称《调整协议》中约定的刘庆新再借给酷信通公司的90万元就是用以支付陈洪波、郭薇退出的款项。同时，二被告称现郭薇已经采取其他方式退出，陈洪波是否能以原来约定的价格退出现不确定，需要重新召开股东会确定，但仍然需要刘庆新的继承人再借给酷信通公司90万元来处理陈洪波退出事宜，或者是陈洪波不退出，刘庆新持有8%的股权，这8%的股权需要现有股东各自缩减相应的股权比例来完成。三原告称《参股协议》以及《调整协议》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履行，现酷信通公司的经营状态和股东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庆新也已经死亡，故上述协议已经没有必要履行，且二被告所称要刘庆新再出借90万元才能获得股权，刘庆新已经完成了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不出借90万元不构成不能转让股权的事由。另查，酷信通公司系成立于2008年6月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酷信通公司的工商档案：《参股协议》签订时，根据酷信通公司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16日的公司章程，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杨树林（出资额501万元）、王红梅（出资额121万元）、郭薇（出资额121万元）、何爱敏（出资额12万元）、杨结来（出资额10万元）、陈洪波（出资额135万元）、汪贵军（出资额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树林。酷信通公司2017年11月29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股东为杨树林（出资额869万元）和杨结来（出资额131万元）。酷信通公司2018年7月14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股东为杨树林（出资额501万元）、杨结来（出资额131万元）、王红梅（出资额121万元）、陈洪波（出资额135万元）、汪贵军（出资额100万元）、何爱敏（出资额12万元）。上述事实，有结婚证、死亡证明、《参股协议》《入资证明》《借款凭证》《证明》《调整协议》、股东会决议若干、企业工商档案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参股协议》及《调整协议》系杨树林代表酷信通公司当时的股东与刘庆新签订的关于刘庆新入资酷信通公司事项的合同，相关款项亦由酷信通公司确认已经收到，同时，从相关条款约定来看，并非杨树林与刘庆新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此，上述协议的合同主体应当为酷信通公司与刘庆新；上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刘庆新已经向酷信通公司实际支付《参股协议》约定的100万元入资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参股协议》约定条款以及酷信通公司陈述的事实，刘庆新系通过受让酷信通公司当时股东的股权的方式，即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酷信通公司股东，但股权转让的出让人以及相关出让份额并未确定。因此，酷信通公司迟延履行《参股协议》约定的义务使得刘庆新从其他股东处受让股权从而成为酷信通公司的股东，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签订。现刘庆新已死亡，酷信通公司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已与《参股协议》签订时不一致，故本院认为因酷信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参股协议》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因此，本院对于三原告主张的确认解除《参股协议》的诉请予以支持，确认《参股协议》于2020年10月22日即本案诉讼请求送达酷信通公司之日解除。关于《调整协议》，本院认为，刘庆新已经向酷信通公司实际支付了该协议中约定的210万元入资款，这是刘庆新获得21%股权的对价，而协议中约定的刘庆新应当再向酷信通公司出借的90万元，并非入资款，与其以出资获得酷信通公司股权无关；根据酷信通公司陈述的事实及其提交的相关股东会决议，刘庆新获得《调整协议》约定的21%的股权的方式，亦为通过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而得，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签订，且现刘庆新已死亡，酷信通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已与《调整协议》签订以及相关股东会决议作出时不一致，故而本院认为因酷信通公司迟延履行《调整协议》约定的义务导致该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本院对于三原告主张的确认解除《参股协议》的诉请予以支持，确认《参股协议》于2020年10月22日即本案诉讼请求送达酷信通公司之日解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案现查明的事实，《参股协议》和《调整协议》中约定的刘庆新应当获得的酷信通公司的股权，均属应当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现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订立，刘庆新即使在相关股东会决议上作为新增股东签字确认，亦不能证明刘庆新已经获得了酷信通公司的股权。因此，本院对于二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参股协议》和《调整协议》解除后，因刘庆新并未实际获得酷信通公司的股权，故而酷信通公司应当返还获得股权的对价210万元，现刘庆新已经死亡，三原告作为刘庆新的法定继承人要求酷信通公司返还上述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三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各方并未约定《参股协议》和《调整协议》解除后相关款项的返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上述协议解除后，三原告可以随时要求酷信通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院认为该准备时间以十日为宜，故酷信通公司应以2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树林是否对上述款项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杨树林并非《参股协议》和《调整协议》的合同主体，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杨树林已经收取了上述协议中约定的获得股权的对价210万元，故而三原告主张杨树林就上述款项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与刘庆新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入资参股协议》、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股东调整和股份比例调整协议》均于2020年10月22日解除；二、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黎、刘某、刘风琴入资款2100000元；三、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黎、刘某、刘风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2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吴黎、刘某、刘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78元，原告吴黎已预交，由被告北京酷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4000元，由原告吴黎自行负担12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齐人民陪审员  刘玉凤人民陪审员  李青伏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博雅书 记 员  李梦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