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5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法定代表人：覃仁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静波，广东严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超雄，男，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广炽，北京市盈科(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鹤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超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3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廖超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超雄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鸿励公司与廖超雄形成的最多是挂靠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鸿励公司委托廖超雄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货物事实有误，鸿励公司与廖超雄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合同，签订合同后由廖超雄实际配送等内容，而事实上鸿励公司与廖超雄只是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廖超雄以鸿励公司的经营资质与鹤城镇政府签订合同，但款项从来未划入过鸿励公司的公户，鸿励公司也未开具过任何发票给鹤城镇政府或廖超雄。鸿励公司也对于每月送货金额、结算情况等完全不知情，这从双方确认的开具空白的送货单给廖超雄用于送货也同样证明，鸿励公司对于具体交易情况不知情。如果鸿励公司是委托廖超雄送货，本案的普通委托送货的交易习惯是应由鸿励公司与鹤城镇政府直接联系具体送货、对账、收款事宜，在鸿励公司接到鹤城镇政府的下单后再联系廖超雄向鹤城镇政府送货，对账也应由鸿励公司与鹤城镇政府直接对账，对账后由鹤城镇政府转账至鸿励公司银行账户，由鸿励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鹤城镇政府。但在本案中，存在以下交易行为与普通交易习惯不同的1、廖超雄是直接与鹤城镇政府厨师马某联系下单送货事宜，甚至连货物单价也是由廖超雄在空白送货单上自行填写，相应的货款是廖超雄指定划入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发票由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鹤城镇政府。2、2016年5月3日，廖超雄提交的与宋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刚打电话问了13××3.5也开吧，要分开放哦”，2017年3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宋小姐麻烦跟佛山个边讲下12月份鹤城镇府的肉菜发票：第一张86971元，会划少100元款过来的，其他……”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廖超雄是吩咐、命令宋丽萍如何做，而不是与宋丽萍对账，而且廖超雄是直接与鹤城镇政府对账；3、廖超雄是通过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与鹤城镇镇府的买卖合同关系开具发票、收取货款，所有款项均没有经过鸿励公司账户，廖超雄一审辩称不知情，明显是虚假陈述，从其与宋丽萍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月26日“宋小姐帮忙问下佛山个边有收到镇府的划款无啊，麻烦你了。”、2017年3月21日“宋小姐麻烦跟佛山个边讲下12月份鹤城镇府的……”、2016年7月7日“宋：发票到了廖：我下午先过来拿吧。谢谢”和2016年9月10日“宋：鹤城发票到了廖：下午先过来拿，好吗？出去了”等），廖超雄收取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交给鹤城镇政府，鹤城镇政府所支付的款项是划入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二、法律并不禁止存在多份买卖合同，即使鹤城镇政府与鸿励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也不排斥鹤城镇政府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鹤城镇政府支付货款的相对方是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说鹤城镇政府所承认的交易相对方为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而不是鸿励公司。即使鹤城镇政府与鸿励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法律并不禁止存在多份买卖合同，也不排斥鹤城镇政府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鹤城镇政府既可向鸿励公司采购货物，也可以向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或其他采购货物。合同的签订，并不必然导致合同必须履行，鸿励公司没有向鹤城镇政府实际供货，但也没有收到鹤城镇政府货款，即使合同有签订，但并没履行。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同样也是廖超雄委托的代收货款代开发票的有餐饮配送资质的公司，鹤城镇政府向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价款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应认定为鹤城镇政府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合同实际履行，由廖超雄作为实际供货人。三、宋丽萍、朱丹梅并不是鸿励公司员工，没有从事过鸿励公司委派的任何工作，宋丽萍是在廖超雄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洽谈好涉案交易后，受廖超雄委托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联系开票收款事宜。宋丽萍与廖超雄是朋友关系，鸿励公司没有与宋丽萍签订过劳动合同，没有建立社保关系，鸿励公司也没委托其从事任何工作，鸿励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能证实，宋丽萍是受廖超雄委托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联系开票收款事宜，而不是鸿励公司委托。朱丹梅的社保虽然是以鸿励公司的名义缴纳，但朱丹梅与鸿励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朱丹梅仅是社保挂靠在鸿励公司，朱丹梅同样也是不需要从事鸿励公司安排的任何工作。另外，朱丹梅与廖超雄是朋友关系，朱丹梅是应廖超雄的要求同意待收货款，在收取后就将款项转给廖超雄，不作扣取，仅作为朋友身份收取货款。即使朱丹梅是鸿励公司员工，但并不代表员工所有行为均是职务行为，朱丹梅除涉案转账的货款外，廖超雄与朱丹梅还有其他转账往来，这同样也证明了朱丹梅以朋友的身份代廖超雄收取货款。四、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送货金额不能确认，属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审期间廖超雄提交了送货单，该送货单鸿励公司与廖超雄均确认是空白单，如廖超雄使用该送货单向鹤城镇政府配送货物，配送时填入相应货物及单价，即使廖超雄以鸿励公司的空白送货单进行供货，但鹤城镇政府付款的相对方是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说鹤城镇政府所承认的交易相对方为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而不是鸿励公司。鹤城镇政府作为接收货物的一方，而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代廖超雄收取货款的一方，这两方均没有参加诉讼，且部分单据无鸿励公司公章，廖超雄也没有举证证明鹤城镇政府支付了多少款项，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收取了多少款项，一审法院以这些送货单（原为空白，无鸿励公司确认，可视为是廖超雄单方制作）即确认委托送货的金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收取货物的一方和收取货款的一方均没有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五、一审法院在认定付款时间时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关于付款时间及利息起算时间认定为“鉴于双方就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故原告请求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一审法院的认定利息支付的时间可以看出，没有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付款时间按起诉之日计算。退一步来讲，廖超雄是受鸿励公司委托配送货物，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廖超雄在2016年12月就已经受鸿励公司委托配送货物，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交易习惯，廖超雄一般会在次月收到上月的货款，支付货款的时间、利息、诉讼时效等应从次月月底（2017年1月31日）起算，或者在鹤城镇政府收到当开月货物时，由鸿励公司向廖超雄支付货款。六、廖超雄的诉请明显超过诉讼时效，鸿励公司已在一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认定。退一步来讲，鸿励公司与廖超雄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相应的货款也应由鸿励公司支付给廖超雄，但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仅认定了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合同，签订合同后由廖超雄实际配送等内容，但没有认定在付款期限届满后三年内廖超雄发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鸿励公司主张的是2016年12月的货款，在2017年1月未收到货款，应知道自己权利已经受到损害，廖超雄在2020年9月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鸿励公司一审期间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没院却没进行认定。虽然，一审期间廖超雄提交了“律师函及妥投记录”、“原告与宋丽萍聊天记录”，但均不能证实诉讼时效发生中断。首先，“律师函及妥投记录”邮件载明“已签收，他人代收”，且“收件人改址：沙坪市场办公室”，可以证明鸿励公司没有收到过律师函；其次，邮寄的EMS邮单上仅签署了“胡广炽”，没有内品名，不能确定寄出的是律师函或与本案有关的律师函，廖超雄的代理人作为专业的律师，应当知悉律师函应在寄件时在邮件附言处载明内品名，否则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后，宋丽萍已经确认并不是鸿励公司员工，宋丽萍收取货款与应廖超雄的要求联系开具发票并不是职务行为，因此，即使廖超雄向宋丽萍催收货款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为中断的效力。廖超雄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鸿励公司与廖超雄之间依法不构成挂靠合同关系。鸿励公司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挂靠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鸿励公司陈述“款项从来未划入鸿励公司公户，鸿励公司也未开具发票给鹤城镇政府”与本案无关，鸿励公司完全有可能存在委托其他主体进行收款的情况，甚至存在代开发票的违法行为。而且鸿励公司是否收到款项、怎样开具发票等问题毫不影响双方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因为廖超雄只是按照鸿励公司的委托，根据鹤城镇政府人员的下单内容而去配送货物，至于鹤城镇政府与鸿励公司或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存是否存在法律关系、或是如何交易（包括转账、开发票）与本案无关，廖超雄亦不确切了解，廖超雄只是帮助鸿励公司与鹤城镇政府传递发票开具的信息以及帮助其转交发票。鸿励公司以自认为的交易习惯套用于本案，脱离了本案实际。二、宋丽萍、朱丹梅与鸿励公司的关系。1、宋丽萍与鸿励公司的关系。廖超雄已在一审过程中提供证据（见补充证据2的第1项），可以看出，宋丽萍清晰知道“才哥”（鸿励公司的股东邓伟才）的存在，而且其说“听才哥安排”可以看出，宋丽萍即使不是鸿励公司的员工，也是受鸿励公司的委托来与廖超雄进行对账、沟通。且在本案一审结束后，鸿励公司因其他纠纷涉诉，根据廖超雄提供的裁判文书及其他材料，可以看出，宋丽萍曾作为鹤山市鸿励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出纳，其曾有接受鸿励公司委托处理市场工作的习惯。2、朱丹梅与鸿励公司的关系。从廖超雄提供的《人员参保历史查询》中可以看出，朱丹梅为鸿励公司的在职员工，鸿励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证明朱丹梅并非鸿励公司员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宋丽萍、朱丹梅与鸿励公司的关系，并且该两人与鸿励公司关系密切，其在本案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三、本案廖超雄的诉请未超诉讼时效。宋丽萍即使不是鸿励公司的员工，也是受鸿励公司的委托与廖超雄进行对账、沟通，廖超雄向其主张权利，已对本案的诉讼时效造成中断。廖超雄提供的“律师函及妥投记录”显示“收件人改址：沙坪市场办公室”符合鸿励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据廖超雄了解，鸿励公司现实际经营场所正位于沙坪市场，该证据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四、鸿励公司多次虚假陈述。跟据鸿励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补充证据2第4项可以看出，鸿励公司股东邓伟才多次要挟廖超雄撤诉，程度非常恶劣，并在聊天记录中说鸿励公司为其“业务员”帮其送货，承认了其委托的事实。其在聊天中陈述“我跟鹤城镇府做生意关你什么事”与鸿励公司在上诉状中的内容相矛盾，从电话录音中看出，鸿励公司承认是其与鹤城镇府交易，而并非廖超雄与鹤城镇府交易，鸿励公司作虚假陈述，程度恶劣，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恳请法庭视其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廖超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鸿励公司立即支付廖超雄拖欠的货款106063元及向廖超雄支付拖欠货款应付的利息(从2019年12月27日起计算至判决应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7月27日为3765.24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鸿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励公司与鹤山市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为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合同签订后，鸿励公司没有实际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是廖超雄负责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从2016年1月至12月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送货的《送货单》绝大部分均加盖鸿励公司的公章。《送货单》中的配送货物与马某通过的微信（微信号：×××）向廖超雄下单配送的货物基本一致。2016年12月份的《送货单》合计送货金额为106081.40元。鹤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人员参保历史查询》，确认朱丹梅是鸿励公司的员工，参保时间从2014年11月至2020年9月。证人马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6月至2018年3月间任职于鹤城镇人民政府，职位是厨师，2016年1月至12月期间，鸿励公司委托廖超雄向鹤城镇人民政府供应配送肉类、鱼类、蔬菜、杂货等，根据鸿励公司的要求，其向廖超雄下单，廖超雄是实际供货、送货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廖超雄是否挂靠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配送货物合同的问题。鸿励公司主张廖超雄挂靠鸿励公司并以鸿励公司的名义配送货物给鹤城镇人民政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鸿励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证人证言、身份证，证明宋丽萍不是鸿励公司员工、宋丽萍是受廖超雄委托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联系开具发票等事宜，宋丽萍并不是与廖超雄对账，开具金额多少，款项如何构成均不知情。2、证人证言、身份证，证明朱丹梅并不是鸿励公司员工，社保仅是挂靠在鸿励公司处，适用朱丹梅账号支付是受廖超雄的要求，并不是受廖超雄要求。3、微信聊天记录（宋丽萍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财务），证明：（1）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确认在2017年3月31日收到鹤城镇府2016年12月货款，但至今未支付给廖超雄。（2）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1月至4月期间，仍为廖超雄开具鹤城镇府发票，其中2017年2月4日货款262855.8元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开具发票给廖超雄，但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至今仍未收到货款。廖超雄就其答辩主张的事实提交如下证据：1、民事判决书，2、委托书，3、收据，均证明：宋丽萍曾作为鸿励公司出纳，接受鸿励公司委托处理市场相关事宜，结合本案宋丽萍的聊天记录（“听才哥安排”）可看出宋丽萍即使不是鸿励公司员工，也是受其委托。4、微信聊天记录，鸿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于双方交易初期与廖超雄进行对接，于2016年1月6日沟通关于委托送货的物品及数量（能与廖超雄在一审提供证据的第一张送货单一一对应）。廖超雄针对鸿励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三性不予认定。宋某、朱某是鸿励公司员工或受委托人员，其与鸿励公司有密切关系，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对证据1，按鸿励公司的说法，廖超雄委托宋丽萍代收款及代开发票，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鸿励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对接，每月如此繁复的工作量，宋丽萍是否有收取过廖超雄给付的报酬。如果该委托事项是免费的，的确让人难以置信，显然该证据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2，按鸿励公司的说法，廖超雄是委托朱丹梅收款的，如果朱丹梅不是鸿励公司员工，朱丹梅与廖超雄均是平等民事主体，为何收款要朱丹梅代收？难道廖超雄自己不会收？这个内容是十分荒谬的，希望鸿励公司提供委托过程的证据。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定。鸿励公司与佛山鸿励公司的关系与本案无关，廖超雄只是帮忙传递发票信息及转交发票。如果佛山鸿励公司没有将货款支付给鸿励公司，鸿励公司可以另行起诉佛山鸿励公司。鸿励公司针对廖超雄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鹤山市鸿励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与鸿励公司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不能证明宋丽萍就是鸿励公司的员工。对证据2，没有原件核对，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该收据的收款人虽然记载是宋丽萍，但宋丽萍代表的是鹤山市鸿励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而不是鸿励公司，因此该收据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廖超雄向覃仁全发的2016年1月7日明细表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如果是鸿励公司要求廖超雄送货，应当是由覃仁全发给廖超雄，而不是由廖超雄发给覃仁全，这是由交易关系决定的，不能证明双方就鹤城镇政府的关系进行对接。另外，鸿励公司在二审中还申请宋某、朱某作为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后，宋某、朱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及本院的询问。宋某、朱某所陈述的情况与鸿励公司二审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基本一致。经审查，鸿励公司、廖超雄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对其上诉及答辩主张的事实的举证，无证据突袭故意，与双方实体争议存在关联，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认定鸿励公司委托廖超雄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货物是否正确；2、一审程序是否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3、一审判决认定付款时间是否正确；4、廖超雄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一审法院作出的鸿励公司委托廖超雄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货物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审法院作出鸿励公司委托廖超雄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货物的认定依据的主要事实有：1、鸿励公司自述其曾就鹤城镇人民政府食堂配送事宜曾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过书面合同；2、将加盖有鸿励公司公章的空白送货单交由廖超雄使用；3、鹤城镇人民政府食堂配送业务实际上是由廖超雄完成，货物本身亦是廖超雄所提供。鸿励公司上诉称廖超雄能够持有加盖有鸿励公司公章的空白送货单进行实际配送的原因是由于廖超雄借用其公司资质承接鹤城镇人民政府食堂配送业务，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最多是挂靠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但一方面，鸿励公司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曾存在借用资质的合意；另一方面，挂靠经营指的是经营主体与另一经营主体协议约定，由挂靠方使用被挂靠企业的经营资格和凭证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被挂靠企业提供挂靠费用的经营形式。而本案中，鸿励公司又称其并未从廖超雄处获得收益。因此，即便鸿励公司的该项事实主张属实，鸿励公司与廖超雄之间也不符合挂靠经营合同有偿的构成要件。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鸿励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陈述“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配送杂货、禽类、蔬菜等合同，签订合同后由廖超雄实际配送”，加之，廖超雄亦举证其系持有加盖有鸿励公司公章的送货单向鹤城镇人民政府进行送货。即廖超雄以鸿励公司的名义，事实上帮助鸿励公司处理了鸿励公司自己的事务，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妥。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二审调整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鸿励公司以鹤城镇人民政府支付货款的对象、交易发票的开具主体均是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系廖超雄直接与鹤城镇人民政府进行结算对账并指示宋丽萍、朱丹梅等人联系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票事宜，并通过宋丽萍、朱丹梅代收货款为由主张其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合同后，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由此应认定鹤城镇人民政府与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合同实际履行，由廖超雄作为实际供货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鸿励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中对于廖超雄的权限是针对特别事项而非概括授权，故即便本案系廖超雄直接与鹤城镇人民政府直接联系具体送货、对账、收款事宜，但不能据此认定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之间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同理，宋丽萍、朱丹梅是否是鸿励公司的工作人员，廖超雄送货后是否是直接联系宋丽萍、朱丹梅协调发票开具及货款代收等事宜，也无法证实鸿励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之间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其次，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合同关系应当以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作为根本的依据，不能仅仅凭一方当事人曾向对方开具过发票或者支付过价款的情况下，就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实质的交易关系。在缺乏任何订货单、送货单等实质性的交易凭证的佐证下，不能排除对方是为关联公司代付款或代开发票的可能性。故本案即便鹤城镇人民政府是向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价款、相关发票亦是由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开具，但缺乏佛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与鹤城镇人民政府之间的合同、订货单、送货单等实质性交易证据，相反在实际送货过程中，廖超雄系以鸿励公司名义进行配送。因此，鸿励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有鉴于此，鸿励公司在二审提出的要求人民法院依职权向鹤城镇人民政府调取2016年食堂食材配送合同履行情况，实际配送人情况、货款支付情况相关证据的调查取证申请，亦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因如前第一点所述，本案足以认定廖超雄以鸿励公司的名义，事实上帮助鸿励公司处理了鸿励公司自己的事务，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鹤城镇人民政府并非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鸿励公司上诉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付款时间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委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廖超雄于2016年12月份向鹤城镇人民政府配送了价值106081.40元的货物，属于廖超雄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范畴，廖超雄有权要求鸿励公司返还该部分货值款项及利息。但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就垫付费用的结算和清偿时间问题作出过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对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故一审法院确定付款时间为廖超雄起诉之日，并无不当。鸿励公司的该项上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四、关于廖超雄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有关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的规定，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并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起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该规定不能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廖超雄与鸿励公司之间就2016年12月份货物的垫付费用进行了结算以及对垫付费用的返还期限作出了约定，因此至廖超雄提起本案诉讼，才应视为廖超雄向鸿励公司主张权利，故至廖超雄提起本案诉讼前，案涉债务的诉讼时效尚未起算。鸿励公司有关廖超雄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鸿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0.97元，由上诉人鹤山市鸿励膳食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