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53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6009号绿景广场裙楼。负责人：江中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喆，女，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勇，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号大中华交易广场裙楼一楼东北角部分及交易广场写字间32整层、33层东区12-16号房。负责人：林利群，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吴喆、原审第三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2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吴喆的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吴喆的起诉或发回重审；二、判令由吴喆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及《（保函）反担保（保证）合同》，不是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与吴喆签订，而是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根据合同相对原则，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更谈不上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案应驳回吴喆的起诉。根据吴喆的《起诉状》，吴喆诉请所依据的合同是其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而在该份合同中，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并未签章，并非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理，吴喆无权依据该份合同要求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判定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违约，依据的是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根本不是当事人的合同，这在逻辑上是完全无法成立的。所谓违约行为，显然是指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没有违反哪份合同的约定。二、一审判决直接将存单质押等同于一般动产质押，从而认为存单质押不能够直接兑付，而必须通过“协议折价、拍卖或变卖”程序，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引用的《担保法》第63条和第66条，是针对一般动产质押的处置规定。对于一般动产而言，法律不允许当事人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可以直接转移为质权人所有，而只能通过折价、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置（即禁止流质规则），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价值较高的物品以较低的价格直接转移给质权人，使物的价值没有得到最大化体现。而存单为债权凭证，存单质押性质上属于权利（债权）质押。在以债权出质的情况下，质权人到期未受清偿，可以直接向出质人的债务人（即开具存单的存款行，本案中即为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要求兑付存单，以实现质权。兑付存单所兑付的实际上是货币存款，而货币是一种特殊动产，具有“占有即所有”的属性，因此在处置方式上，不存在一般动产所需要的“协议折价、拍卖或变卖”程序，款项划扣即完成兑付，而划扣行为也不会减损货币价值，并不违反禁止流质规则。对于存单质押情况下以直接兑付实现质权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等均有相关判例予以认定。因此，一审判决将存单质押直接等同于一般动产质押，认为必须经过“协议折价、拍卖或变卖”的处置程序，而不能由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直接向存单债务人（即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行使质权，是完全错误的。三、一审判决没有审查认定本案款项划扣的重要合同依据——《（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第7条，这是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方面的重大遗漏，也是导致一审判决结论错误的重要原因。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在一审答辩及庭审中反复强调，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实际上是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关系以及质押反担保关系，吴喆不仅是质押人，也是连带保证人，其对应的合同为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及《（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第7条约定：“如乙方在限定期限内未收到上述款项，乙方有权直接从甲方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划收款项。”这里的“任何账户”显然应当理解为包括以定期存单形式存在的账户。《（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第12条和《（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第7条均为扣划款项的合同依据和正当性依据。一审判决仅认为《（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第12条的约定不适用于本案情形，却没有审查《（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第7条并作出认定，割裂了本案的法律关系和事实背景，也刻意回避了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明确提出的答辩主张，导致事实查明和认定方面的重大遗漏。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债权人可以随时划扣款项，应视为出质人对这一情形予以了概括性的同意和授权，而该等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2条作为司法解释，也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依此认定当事人的上述划扣约定无效，而只要该约定有效就应当得到遵守。四、一审判决认定吴喆存在“利息损失”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违背事实，也完全违背逻辑。1、兑付行为不仅没有给吴喆造成损失，相反还减少了吴喆应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款项。《保函授信合同》第11.2.1条约定，如债务人未依约付款的，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其偿还全部垫款，并有权按日万分之五计收违约金，也即年利率18%左右。而吴喆开立的存单最高年利率仅为4.675%，两者利率差别是巨大的。如未及时划收存单金额而等待其到期，吴喆应支付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债务总额只会更高。2、根据合同约定，质押存单中的63889500元本金和全部到期利息8960502.38元全部都是质押财产。换言之，如果不及时划扣而等待存单到期，该存单到期后所产生的全部本金及利息都是应当全额支付给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吴喆不会因此拿到一分钱，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属于“可取得的超额利息”。相反，不仅吴喆拿不到一分钱，还要就未能清偿的部分继续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因为届时的债务总额会更高），因此划扣行为不会给吴喆造成任何实际损失。3、所谓“追偿权”是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内部关系，不能用来对抗债权人。吴喆既是质押担保人，更是连带保证人，其与债务人均对债权人承担无差别的连带债务。而“损失”应当是指实际损失，一审判决以吴喆与其他主体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内部追偿关系来判定本案的损失金额是没有依据的。况且，从逻辑上说，吴喆未来行使追偿权的金额应以吴喆实际承担责任的金额为依据,由于及时划收兑付了款项，吴喆实际并没有以定期存单“未来利息”部分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换言之，吴喆就该部分根本没有履行担保责任，因此也无需向债务人追偿，而既然无需追偿，就不存在会损害其追偿权的问题,也不会徒增任何吴喆的实际损失。因此，我们认为一审判决对于吴喆“损失”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五、从判决的公平性、合理性及社会效果上讲，时至今日，吴喆仍未清偿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无疑将导致违约方受益，债务人及担保人可以事实上逃避和减轻责任，债权人反而受损，合法的债权反而受到侵害，这将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也将造成非常负面的社会效果。吴喆辩称，一、本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与吴喆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1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供证据《开户申请书》显示：吴喆于2014年4月25日在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处申请开户，填写了《开户申请书》，并且吴喆、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均在《开户申请书上》签名和盖章。《开户申请书》也约定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还应当遵守《上海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等相关业务的规定。2014年4月25日开户后，吴喆于2014年4月28日向在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开立的账户中存入定期63889500元。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向吴喆出具了编号为001542854《上海银行深圳天安支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然后再以定期存单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质押反担保人。2、因此，首先是吴喆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之间成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次是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质押担保合同关系，储蓄合同关系是质押担保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两个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不矛盾，而本案吴喆在一审中所主张的诉求是基于吴喆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以及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作为存款人银行提前兑现定期存单行为所应承担的利息损失违约责任。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以《（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否认其违约行为，实际上是忽略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与吴喆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一客观事实，以及忽略了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作为存款人银行在定期存单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前处分兑现定期存单的行为。二、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作为存款人银行并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机关，其在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擅自采取强制措施，违法划扣吴喆的定期存单，侵犯了吴喆的财产权利，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业务管理、现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第七十三条及《储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均规定，储蓄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侵犯储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第三十二条规定：“储蓄机构不代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储蓄存款，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3、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在定期存款未到期的情况下，擅自提前兑现吴喆的定期存单，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及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作为存款人银行应根据定期存款载明的存款人的指定兑付账户中的存款，其在不具备兑付手续的情况下扣划属于违法，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并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机关，其在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擅自采取强制措施，违法划扣吴喆的定期存单，侵犯了吴喆的财产权利，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三、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故意以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反担保保单质押关系来混淆本案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及本案争议的焦点。1、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约定的是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即使该反担保质押合同与本案有关联性。根据我国担保法第63条的规定，债权人享有的只是优先受偿权。而且我国担保法第66条也规定了出质人和质权人不得在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所有，即“流质契约之禁止”。质权是担保的一种，质权人对质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并非所有权转移的权利。担保法第81条规定，本法的63、66条等也适用于权利质押。2、就算根据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根据第一条约定，即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质权人虽然占有质押财产，但不享有直接处分质押物的权利，而应当首先与出质人协议折价等方式实现其权利，这与我国担保法上的规定是相符合的。其次，质押合同第12条的约定，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出质人隐瞒质押财产存在权利瑕疵以及其他违反约定的情形，也与本案并不相符。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2条规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其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本案中，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要求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兑现存单以实现质权之时，存单尚未到期，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明知该事实却仍提前处分兑现定期存款，也违反了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明显构成违约。四、由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前兑现吴喆的定期存单，导致吴喆可获得利息少于约定数额，已经造成了吴喆的财产损失。而且吴喆作为反担保人，在履行担保义务后可向债务人追偿的金额仅包括定期存单本金以及提前兑现的利息部分，而不包括定期存单到期后可取得该部分超额利息，吴喆依然存在相应的利息损失，而这些损失正是由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违反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所导致，应承担赔偿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述称，一审判决完全弄混了动产质押和本案存单质押的法律性质，存单质押在法律上是证券债权人质押，此种情况下质权人有权向存单债务人直接兑现债权收取款项，也就是说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直接要求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兑现债权，划收款项，这在担保法以及司法解释的意见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一审判决在性质上首先认定错误。其次，本案中核心落脚点是吴喆主张的损失，但该损失实际并不存在，不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损失，而是可得利益，而这种可得利益在质押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很清楚，即便不予提前划扣，正常到期，吴喆也拿不到一分钱。因为质押产生的一切本金和利息都是归于质权人。因此，一审判决基于这种推断而认定所谓的损失，也与事实不符。最后，从案件的公平上来讲，到现在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合法债权对吴喆的合法债权都还没有实现，正在苦苦地追讨。吴喆却反而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赔钱，如果法院支持，这将导致守约守法者受损，违约违法者获利，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也将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法律规定上法理上，还是情理上，我们都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吴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赔偿吴喆因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前兑现定期存单给吴喆造成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6年5月20日，存款利息损失金额为4700794.19元）。第二次庭审时，吴喆明确其主张的利息损失金额为7505099.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2日，吴喆及案外人ＸＸ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一份《（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因保函申请人广州绿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送（以下简称绿谷公司）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保函授信合同》，约定由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为绿谷公司提供以IndustrialandCommercialBankofChinaLimitedSydneyBranch为受益人，保证期间为2014年4月28日至2017年5月28日，币种为人民币，金额为7285万元的《融资性保函》，吴喆及案外人ＸＸ作为被担保人或根据被担保人的请求，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质押，作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出具上述保函的反担保。其中，第一条约定：吴喆、ＸＸ以《质押财产清单》（附件清单显示：质押财产名称为编号为NO.001542854、价值为6388.95万元的定期存单，定期存单利息为896.050238万元）所列之财产设定质押，当被担保人未按《保函授信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对《保函授信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均可与吴喆、ＸＸ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对外支付或优先受偿；第十二条约定：吴喆、ＸＸ因隐瞒质押财产存在共有、争议、被查封、被冻结、被扣押、被挂失、已设定质权（或抵押权）或存在其他权利瑕疵以及吴喆、ＸＸ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或发生其他违约行为给上海银行深圳分行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与损失价值相当的赔偿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从吴喆、ＸＸ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划收。上述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财产为上海银行天安支行签发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户名为吴喆，存入金额为6388.95万元，存入日及起息日均为2014年4月28日、存期36个月，到期日为2017年4月28日，利率4.6750%，到期利息为8960502.38元。2015年1月21日，因境外银行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索赔，上海银行深圳分行遂指示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前兑现上述定期存单，并扣划存单金额6388.95万元及计至兑现日的利息1455402.81元用以实现质权。2015年1月22日，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向该院提起追偿权纠纷之诉，请求绿谷公司向其偿还垫款2873195.68元及相应违约金，并诉请吴喆及案外人ＸＸ、王逸琼、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后该案被移送至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管辖，截至本案第二次庭审结束之日，该追偿权纠纷案件仍未审结。一审法院认为，吴喆在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处存入资金并取得债权凭证定期存单后，以该定期存单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吴喆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之间分别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及质押担保合同关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质押担保合同关系设立的基础，而质押担保合同关系的实现则有赖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因此，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有关本案应当系质押担保合同关系，且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以及吴喆抛开质押担保合同关系而单独审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主张，均系忽略了该两个法律关系之间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特点，本院均不予采纳。综合吴喆、上海银行天安支行的诉辩主张，本案应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争议焦点：一是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有无违约，二是吴喆有无损失。一、关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是否违约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第六十六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第八十一条规定：“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本案中，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中约定“吴喆、ＸＸ以《质押财产清单》所列之财产设定质押，当被担保人未按《保函授信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均可与吴喆、ＸＸ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对外支付或优先受偿”，该条款有关质权人实现质权的方式与担保法的上述规定相符，即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质权人虽然占有质押财产，但不享有直接向存单债务人即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要求行使质权的权利，而应当首先与出质人即吴喆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等方式实现其权利。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和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以《（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作为其直接兑付存单的依据，但该条款系适用出质人隐瞒质押财产存在权利瑕疵及其他违反约定的情形，与本案并不相符，故而该辩解，该院不予采纳。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已就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且债权人未受清偿的情况下实现质权的方式进行了约定，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可直接要求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兑付定期存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其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本案中，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要求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兑现存单以实现质权之时，存单的存款日期并未届满，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明知该事实却仍依照指示协助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进行款项扣划，亦违反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明显构成违约。因此，根据上述两点认定，吴喆主张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前兑现其用于质押的定期存单，存在违约行为，该院予以采纳。二、关于吴喆是否存在损失的问题。根据储蓄存款法律关系的性质，存款人将资金存入储蓄机构后，储蓄机构便负有按约定无条件向存款人支付本息的合同义务。具体到本案，上海银行天安支行的合同义务在于存单到期后支付本金6388.95万元及相应三年期固定利息8960502.38元，该本息金额与《（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财产的内容是一致的。现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提前兑现该定期存单，导致吴喆可获得的利息少于约定数额，显然已经造成了吴喆的财产损失，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依法负有赔偿该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主张提前兑现定期存单的情况下，可使得被担保债务人的债务金额减少，有利于减轻出质人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即使该辩解成立，但吴喆在履行担保义务后可向债务人追偿的金额仅包括定期存单本金及提前兑现的利息部分，而不包括定期存单到期后可取得的该部分的超额利息，吴喆依然存在相应的利息损失，故而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和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该辩解显然不能成立。综上，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在质押存单未到期且未与出质人协议的情况下，直接向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行使质权，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明知该事实而提前兑现质押存单并协助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扣划款项，导致无法向吴喆履行到期支付存款本息的合同义务，上海银行天安支行构成违约，吴喆请求其承担赔偿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喆赔偿损失7505099.5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36元，由上海银行天安支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4月22日，绿谷公司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保函授信合同》，约定：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给予绿谷公司7285万元保函授信额度，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保函项下责任后，绿谷公司未按约定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相应款项的，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绿谷公司偿还因履行保函赔付义务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并有权要求绿谷公司就应缴未缴款项自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赔付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等。同日，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与ＸＸ、吴喆签订《（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ＸＸ、吴喆为《保函授信合同》项下，绿谷公司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内，任何一笔《保函授信合同》项下保函的受益人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索赔成立时，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即可直接向ＸＸ、吴喆索赔，ＸＸ、吴喆将自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索偿之日起三日内无条件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本合同保证范围内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索偿的金额，并放弃一切抗辩权；ＸＸ、吴喆确认，当绿谷公司不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对《保函授信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均有权直接要求ＸＸ、吴喆承担保证责任；如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在限定期限内未收到上述款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直接从ＸＸ、吴喆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等。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根据绿谷公司的申请开具保函，并承担了保函项下的赔付责任，在扣除绿谷公司、ＸＸ、吴喆定期存单的本金和利息以及从绿谷公司其他账户扣划的资金外，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垫付金额为20831975.17元。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管深圳公司），长城资管深圳公司起诉主债务人绿谷公司以及保证人吴喆、ＸＸ等，请求判决绿谷公司还款，吴喆、ＸＸ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12月13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91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绿谷公司向长城资管深圳公司支付20831975.17元及违约金（以20831975.1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4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二、ＸＸ、吴喆等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向绿谷公司追偿；三、驳回长城资管深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称：吴喆、ＸＸ是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喆称：吴喆不是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在家带孩子，吴喆的丈夫ＸＸ是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2014年4月22日，绿谷公司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保函授信合同》，约定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给予绿谷公司7285万元保函授信额度。同日，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与ＸＸ、吴喆签订《（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和《（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为担保绿谷公司履行《保函授信合同》项下债务，ＸＸ、吴喆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质押担保。为担保债务履行，吴喆在上海银行天安支行开立存单并存入相应款项。可见，吴喆与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在吴喆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存在担保合同关系、吴喆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担保的前提下而发生。双方在储蓄存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要在吴喆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担保这一前提下综合评判，而不是仅依据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作出认定。在绿谷公司未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可依据《（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要求吴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可依据《（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要求吴喆承担质押担保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保证担保还是质押担保，在主债务人绿谷公司未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吴喆的首要义务即是及时清偿债务。《（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当绿谷公司不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对《保函授信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均有权直接要求ＸＸ、吴喆承担保证责任，如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在限定期限内未收到上述款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直接从ＸＸ、吴喆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如前所述，吴喆的首要义务是及时清偿债务，保障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及时实现债权，那么，双方在《（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约定，无论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均有权要求吴喆承担保证责任，并从吴喆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分支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这其中应当包括了本案中吴喆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形。也就是说，根据《（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有权扣划《（保函）反担保（质押）合同》项下存单的款项；上海银行天安支行作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分支机构，按照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指令扣划案涉存单项下的款项，符合《（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吴喆主张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绿谷公司追偿，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扣划行为导致吴喆可追偿金额减少，造成吴喆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主债务人绿谷公司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吴喆有义务及时清偿债务，而不是放任债务金额扩大后，再承担保证责任，进而向主债务人追偿，这有悖诚信原则。吴喆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债务的年利率约为18%（《保函授信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五），而吴喆对案涉存单项下存款享有的年利率仅为4.6750%。如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不扣划案涉存单项下的款项，用于扣减主债务本金，那么，主债务金额也就是吴喆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金额将巨幅增加[每年多产生利息约8707208.3元，65344902.81元×(18%-4.6750%），已超过案涉存单项下三年可得利息]。因此，以案涉存单项下款项扣减主债务本金，避免了债务金额扩大，保障了债权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权益，也不损害保证人吴喆的利益。其次，吴喆作为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确实可向主债务人绿谷公司追偿，但并不代表绿谷公司有能力向吴喆清偿。至本案二审，主债务人绿谷公司未能清偿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所负债务，表明绿谷公司并不具备清偿能力。如吴喆诉称成立，上海银行深圳分行不能扣划吴喆的存单项下款项用于清偿债务，而是任由债务金额扩大，吴喆在承担巨额债务后再向绿谷公司追偿。那么，在吴喆向绿谷公司追偿不到的情况下，似乎吴喆又可主张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未根据《（保函）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及时扣划其银行账户内的款项造成债务扩大，导致了吴喆追偿不得造成损失。如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不得清偿，却处于如此两难的境地，有悖法律逻辑和基本生活常识。据此，吴喆主张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扣划其存单项下款项清偿债务，造成其损失，理据不足。综上所述，上海银行天安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22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喆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336元（已由吴喆预交），吴喆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336元（已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预交），由吴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袁  劲  秋审判员 黄  国  辉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曾秋红（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