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72民初855号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2层212B-213A号，15层1501-1505,16层1603、1605号。负责人：刘光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颂雨，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依，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驰源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景兴路88号富民港良种场。法定代表人：张福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华，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鑫，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粮贸易河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东路西、榆林北路北1幢32楼3209号房。法定代表人：闫军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强，该公司法务。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与被告江苏驰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源公司）及第三人中粮贸易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依、被告驰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华、第三人中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驰源公司支付保险金679,514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驰源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7日，中纺农业河南有限公司（现已变更登记为中粮贸易河南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与驰源公司签订《粮食水路运输合同》，约定：中粮公司委托驰源公司运输7820吨小麦，单价2300元/吨。装货港周口鑫山码头，卸货港靖江南通，运输单价55元，含税运费430,100元，不含税运输单价50.46元，不含税运费金额394,597.2元，船号“江苏拖1678”。2019年6月29日，“江苏拖1678”与8条驳船队成的拖带船队实际运载7820.62吨小麦从鑫山码头起运。2019年8月17日，在卸货过程中，“苏宿驳42388”和“苏邳州15306”两艘驳船货舱内部货物被发现水湿霉变。经对受损货物分拣分卸和过磅称重，共计391.2吨。根据中粮公司的小麦销售合同，涉案小麦的销售单价为2306元/吨，经网络拍卖，受损小麦以569元/吨售出，故受损金额为679,514元【（2306-569）*391.2】。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是涉案货物的保险人，中粮公司是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向中粮公司赔付了679,514元。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认为，1.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①案涉基础法律关系是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签订的《粮食水路运输合同》，即航次租船合同，应当适用《民法总则》3年的诉讼时效规定。②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应自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之日，即赔付保险金之日2020年1月2日起算。③即使不考量上述两点理由，按照“交付货物之日”起算，涉案货物卸货完毕的时间是2019年8月25日，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向法院邮寄诉讼材料，亦未超过诉讼时效。2.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签订了《粮食水路运输合同》，收取了运费、滞期费，并且开出了发票，是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当受合同约束。取得中粮公司代位权的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选择合同相对方驰源公司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3.涉案完好小麦销售价为2306元/吨，受损小麦经过公开拍卖确认569元/吨，且经公估公司评估确认，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主张679,514元合理有据。利息债权从属于保险代位追偿的主债权，属于法定孳息，是理赔款本金的固有收益，从支付保险金之日起，利息损失客观存在，故利息应自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支付保险金之日即2020年1月2日起算。综上，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作为上述货物运输险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取得了相应的代位求偿权，驰源公司作为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上述货物损失发生在驰源公司承运期间，应赔偿保险金损失679,514元并负担利息损失。被告驰源公司辩称：1.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不存在涉案粮食的水路运输合同关系，仅存在代开运输发票关系，驰源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2.“江苏拖1678”轮不是驰源公司所有或委托运输的船舶。涉案粮食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发生在中粮公司与“江苏拖1678”轮之间。3.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已经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为1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本案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时间是2019年8月17日，法院立案时间是2020年9月7日，超过了1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的请求。第三人中粮公司述称：1.《粮食水路运输合同》是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涉案小麦装船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6月29日离港，运输合同于6月27日签订，可推断出该批小麦装船时已经与驰源公司进行了沟通，待确定装船期即签合同发运。2.即使“江苏拖1678”不是驰源公司委托，驰源公司也默认了由该拖船作为合同承运船只代表驰源公司履行《粮食水路运输合同》相关义务的事实。根据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在案涉合同之后还于2019年12月8日签订的《粮食水路运输合同》，运输综合险的投保人由中粮公司变更为驰源公司，证明了驰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承运人义务及承担运输风险。3.驰源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断章取义，不能证明当事人确切身份及指向的具体事件。中粮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2日发文，禁止开展名义承运人（开票人）与实际承运人分离的业务。故即使涉案聊天记录为真，中粮公司当时的业务代表张伟安排了“江苏拖1678”装运，张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要“江苏拖1678”轮“挂靠”到驰源公司，即“江苏拖1678”和驰源公司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综上，涉案《粮食水路运输合同》是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的真实业务，驰源公司为中粮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双方之间不是代开发票行为。4.即使认定张伟做的该单业务与驰源公司之间是代开发票，那也是张伟的个人行为，与中粮公司没有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1.驰源公司申请其公司员工张某,杜某,4、李某,4作为证人到庭佐证，三名证人各自出示了与中粮公司张伟之间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张某,4出示微信聊天记录并陈述，其系驰源公司的内勤，负责结算，2019年11月5日在结算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往来款时发现中粮公司差欠驰源公司两笔费用，于是通过业务联系群聊群里的联系方式主动添加张伟为好友，追要13066船的运费，张伟微信回复会在1678轮里补给驰源公司。中粮公司让驰源公司支付1678轮的运费，不走公账，因为刘海龙没有办法开发票，所以中粮公司将钱打给驰源公司，驰源公司将钱转给刘海龙，驰源公司代开发票。杜某,4出示了微信聊天并陈述，其系驰源公司的业务经理，因为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2018年年底就认识了中粮公司的张伟，涉案货物是2019年6月份，张伟电话联系其称有一船货从周口到靖江，让其帮忙开票，因为张伟找的拖队没有资质，无法与中粮公司签署相关协议，不好走账，张伟通过微信的方式将装货的结算单发给其，让驰源公司开票，并将之前差欠驰源公司的欠款通过这样的方式补给驰源公司。李某,4出示微信聊天记录并陈述，其系驰源公司的合同管理人，因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故于2019年3月通过业务联系群群聊里联系方式添加了张伟个人微信，并就业务往来进行沟通。因为涉案货物是张伟要求驰源公司代开发票，故其与张伟就该合同制作、打款的相关具体事项与张伟通过微信进行多次联系，其按照张伟发送的模板拟制相关条款，2019年6月27日张伟发送的《收购检验斤结算单》的备注联系人是“吕超”还是“吴超”无法识别，与张伟确认系“吕超”，经过几次沟通确认后，按照张伟的要求制定好了涉案《粮食水路运输合同》并发给了张伟。2019年7月5日张伟微信通知其，“江苏拖1678”开航费已经打到公司了，让驰源公司下午安排按照43元/吨的标准打款给刘海龙。因驰源公司当日并未及时打款，导致“江苏拖1678”催款。张伟将承运人索要开航费的截图和《水路运输协议》发给其，并提醒其财务不及时打款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并表示以后不敢让驰源公司开票了。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其多次与张伟进行微信聊天，通过张伟发来数据、单据、表格等信息来确定卸货港进库数据，制作结算单，开具发票。驰源公司认为，三名证人到庭陈述及相应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案涉业务是驰源公司为中粮公司代开发票。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认为，三名证人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且三名证人均系驰源公司的员工，与驰源公司有直接牵连，证明力极低，不能相互补强，不予认可。同时对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亦不予认可，认为无证明力。本院认为，通过2019年11月6日张伟与张某,4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确认张伟和张某,4均系在和杜某,4沟通后双方确认张伟给“江苏拖1678”44元/吨的运费，让张某,4做账50元/吨，开票费5元，“江苏拖1678”中多余费用具体是否补13066轮的欠费待定，先记账。通过2019年6月26日张伟与杜某,4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确认张伟已经自行谈好了“江苏拖1678”运输案涉货物，并将凭证发给杜某,4，告知杜某,4拖队的合同已经做了，给船上运费44元/吨，给杜某,450元/吨，开票费另算。杜某,4回复张伟，开票5元，总价55元/吨。通过2019年6月27日张伟与李某,4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确认李某,4按照张伟提供的模板制作了涉案的《粮食水路运输合同》。李某,4并不知晓“江苏拖1678”向中粮公司出具《收购检验斤结算单》中右上角标注的是“吕超”还是“吴超”。通过2019年7月5日、2019年7月6日张伟与李某,4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张伟发送给李某,4的《水路运输协议》截图，可确认涉案小麦系张伟通过刘海龙找到“江苏拖1678”（吕超）进行运输，刘海龙与“江苏拖1678”吕超签订了《水路运输协议》，合同还约定吕超不负责开水运发票。张伟要求驰源公司7月5日下午向刘海龙按照43元/吨的标准支付开航费，因驰源公司未及时付款，导致刘海龙向张伟索款，张伟在7月6日再次向李某,4声明，不及时打款的严重后果并表示此后无法再让驰源公司代开发票。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多次微信聊天记录，可确认李某,4制作运费结算单中的到港时间、卸货时间、卸货具体进库数据、滞期费、货损保险赔偿数据，全部来源于张伟发过来的数据、单据、表格等信息进行制作，并将最终做好的结算单、开好的发票全部与张伟确认后寄给张伟。通过追加中粮公司作为第三人，并查明张伟确系中粮公司的业务员。本院认为，证人张某,杜某,4、李某,4的陈述及微信聊天记录，结合中粮公司向驰源公司银行转账记录，驰源公司员工岳仪萍、张某,4向刘海龙银行转账记录，形成证据链证实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2019年6月27日签订的《粮食水路运输合同》，并非形成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而是中粮公司在与案外人形成真实的委托运输关系后，再通过与驰源公司签订形式上的书面运输合同，向驰源公司转账，由驰源公司转付运费并开具发票。2.驰源公司提交了岳仪萍2019年7月8日向刘海龙转账168,413.33元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张某,42019年9月30日向刘海龙转账195,950元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证明驰源公司在收到中粮公司的款项（2019年7月4日215,067.05元，2019年9月30日78,070.32元、160,458.59元，合计453,595.96元）后，按照张伟确认的数字（实装7820.62吨，实卸7436.4吨，滞期3天后确认5天，运费7436.4*44，滞期7436.4*5*0.92，已付168,143.33元）向刘海龙合计转账364,093.33元，剩余款项40,823.63元、48,679元分别系开票的税费及张伟承诺的多出的6元/吨用以补贴往来业务差价。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驰源公司计算的数字，与2019年9月30日张伟和李某,4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数据不符，按照滞期5天计算，付款金额也应当是195,033.12元，与张某,4转账刘海龙195,950元数字不符，驰源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中粮公司向驰源公司转账的金额及转账时间节点，驰源公司岳仪萍、张某,4向刘海龙转账的金额及转账时间节点，与张伟与驰源公司张某,杜某,4、李某,4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中粮公司业务员张伟与驰源公司员工杜某,4、张某,李某,4通过微信沟通方式达成合意，约定由驰源公司为中粮公司的涉案小麦的运费代开运输发票，中粮公司按照6元/吨的标准贴补其以往差欠驰源公司的差价。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9年6月26日“江苏拖1678”向中粮公司出具《收购检验斤结算单》，写明：“小麦，粮权所属单位中纺农业河南有限公司，净重7820.62吨，发靖江南通”等信息，该单据右上角标注“吕超130××××9606”。2019年6月27日中粮公司与驰源公司签订《粮食水路运输合同》，约定中粮公司委托驰源公司运输小麦自周口鑫山码头至靖江南通，数量7820吨，运输单价（含税）55元/吨，含税运费金额430,100元，运输单价（不含税）50.46元/吨，不含税运费金额394,597.2元，船号江苏拖1678。运输期限自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26日。货物由中粮公司投保综合险，保险受益人为“中粮公司”。2019年7月4日中粮公司向驰源公司转账215,067.05元，中粮公司的张伟与驰源公司的李某,4在2019年7月5日至7月6日期间一直微信联系，张伟向李某,4转发涉案小麦的实际运输合同即《水路运输协议》要求驰源公司及时将开航费转账给刘海龙，并申明不及时转账可能有严重后果，且提醒如此迟延不付款以后可能无法再让驰源公司开票。2019年7月8日驰源公司岳仪萍向刘海龙转账168,413.33元。2019年8月17号“江苏拖1678”轮靠泊码头，发现“苏宿驳42388”轮以及“苏邳州驳15306”轮货舱内部分货物水湿霉变并伴有臭味，鉴于受损数量不大，起初货主安排下舱并清理受损货物，但后续发现受损货物数量较多，遂于2019年8月22日向保险公司报案。2019年8月23日至25日，工人对剩余受损货物进行分拣清理，并根据岸磅称重，受损货物共计391.2吨。2019年8月28日经网络公开拍卖，受损货物以569元/吨成交。2019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驰源公司李某,4多次与中粮公司张伟进行微信沟通联系，李某,4按照张伟发过来的到港时间、卸货时间、具体进库数据、滞期费、货损保险赔偿数据、单据、表格等信息制作运费结算单，并将最终做好的结算单、开好的发票全部与张伟确认后寄给张伟。2019年9月30日中粮公司向驰源公司转账78,070.32元、160,458.59元。同日，驰源公司张某,4向刘海龙转账195,950元。2019年12月13日，中粮公司向人寿财保北京分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和赔偿确认书，认可人寿财保北京分公司赔偿额679,514元，并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人寿财保北京分公司。另查明，2019年9月30日中纺农业河南有限公司经郑州市工商部门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粮贸易河南有限公司。2021年3月1日，中粮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证实张伟于2018年10月至2021年2月期间在该司工作，现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已正式办理离职手续，与该司终止劳动关系。2021年5月22日中粮公司就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现实际承运人无资质或开票能力而引入第三方作为名义承运人与中粮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收取运费并开具发票的行为，考虑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减损公司权利，对本公司各部门发出《关于签订水路运输合同相关事宜的通知》。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主张已经于2020年1月2日向中粮公司银行转账支付了保险金679,514元而取得了代位追偿权，现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向驰源公司追偿未果，于2020年8月25日向本院邮寄诉讼材料，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诉讼材料，经本院要求，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于2020年9月3日提交补充材料，后于2020年9月7日立案。本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保险人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向被保险人即托运人中粮公司赔付保险金后向承运人代位求偿。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向驰源公司追偿保险金损失679,514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请是否成立。争议焦点一，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保险代位求偿权不是一种独立的请求权，而是法定请求权转让，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期间应当与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相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在2020年1月2日向中粮公司支付了保险金后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且于2020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争议焦点二，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向驰源公司追偿保险金损失679,514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请是否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故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在其向被保险人中粮公司支付了保险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中粮公司对承运人的赔偿权利。然，如上述对事实及证据认定部分所述，驰源公司与中粮公司签订《粮食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真实意思是驰源公司替中粮公司为涉案货物代开运输发票，双方之间不存在实际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即驰源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亦不是运输合同的违约方，且驰源公司也并非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第三者，人寿财保北京市分公司要求驰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96元，由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士玲审 判 员  裴 培人民陪审员  傅渔娣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蒋浩楠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七条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主张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因第三者侵权或者违约等享有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