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6244号原告：王健雄，男，198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莎菲，女，1946年10月20日出生，系原告王健雄之母，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中冶钢联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D座16层1601室。法定代表人：刘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成，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健雄与被告北京中冶钢联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冶钢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健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莎菲，被告中冶钢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健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冶钢联公司赔偿王健雄84万元（相当于7万元／月乘以12个月的劳动报酬，以及因股份份额损失导致王健雄未来利益遭受的损失）；2．判令中冶钢联公司赔偿王健雄因失业导致的经济损失6万元（3万元／月，共两个月，自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9月25日），中冶钢联公司违反合作协议第四款，王健雄将STG集团收购工作完成，要求给股份及订立劳动合同之际，刁法明则不予理睬，单方默示毁约。该行为违反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乙方可加入甲方之条款。为生存，王健雄开始求职，2017年9月25日到新工作单位报道；3．判令中冶钢联公司赔偿王健雄劳动所得损失7万元（3万元／月），2016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22日，王健雄均为中钢联公司收购欧洲公司项目劳动付出：频繁开会，研讨收购欧洲公司事项，随时到欧洲各地出差，王健雄在没有担任其他单位工作及无任何收入状况下为中冶钢联公司工作，形成事实劳动关系；4．判令中冶钢联公司赔偿王健雄97万元在2017年至2021年产生的孳息；5．判令诉讼费用由中冶钢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为：王健雄经熟人介绍至中冶钢联公司董事长刁法明处求职，后任职总裁助理及欧洲区总经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王健雄入职时，中冶钢联公司在收购意大利公司，王健雄在公司安排下，于2016年5月6日飞赴意大利开展收购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王健雄要求签署劳动合同，但刁法明称改革用人方式。2016年7月22日与王健雄签署《合作协议》，约定项目获得的收益额按照双方所约定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中冶钢联公司承诺欧洲公司一旦成立，王健雄即拥有工资及公司股份。2016年5月6日至2017年6月16日期间，王健雄频繁往返欧洲，按照国外收购企业的复杂程序，全面负责各项收购工作。2017年5月8日收购成功，STG集团成立。在欧洲工作期间，王健雄多次要求订立劳动合同，给予股份和工资，刁法明不予应答。2017年7月刁法明终止与王健雄的联系，单方毁约，并指使手下人短信威胁王健雄。故王健雄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冶钢联公司承担《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赔偿王健雄于2017年5月8日至9月25日失业期间的损失，对于王健雄于2016年5月6日至2017年6月22日为中冶钢联公司收购海外公司付出的劳动进行经济补偿，两项共计17．5万元。庭审中，王健雄补充了以下起诉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8日，意大利STG集团收购项目成立，但是中冶钢联公司至今没有履行第一款给予王健雄公司股份及收益，严重侵害中冶钢联公司订立该协议的期望利益和付出劳动，获得工资财富的目的。合同法113条规定，损失赔偿额等于违约导致的损失，作为完全赔偿中的损失，是以受害人的损失为基础，而不是基于违约方的受益为标准，违约方在没有因违约而受益的情况下，仍要赔偿受害方的损失，要求中冶钢联公司继续履行股份分配，约定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之前他们订立合同在劳动关系方面的案件中，对方也说没有约定股份，王健雄和中冶钢联公司都没有约定股份比例，王健雄要求应该分配STG集团总股份的15%。另外，这个股份只谈到王健雄在执行合作协议时，2017年7月以前的状态，今后和王健雄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假若王健雄提到的继续履行，遇到问题，那么王健雄再研究措施，而且继续履行与赔偿损失不冲突，可以并存，继续履行功能在于满足受害方订立合同的目的，赔偿损失功能则在于补偿受害方因违约遭受的损失。要中冶钢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完成合作协议中的第一款。合作协议的第四款，完成收购以后，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乙方可以加入甲方，海外收购公司这个项目，王健雄已经在2017年5月8日完成，完成以后，刁法明董事长并未按照合同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分配股份，在王健雄的催促下，中冶钢联公司也不协商，单方面任意肆为，在王健雄多次要求刁法明董事长履约合作协议，分配股份、收益和工资等，而刁法明董事长百般推脱，不予理睬。仍安排王健雄继续出差，这样造成王健雄从2016年5月起便没有任何收入，直至2017年9月，9月以后，通过被别的单位安排，有了工作。王健雄在为中冶钢联公司的刁法明董事长工作期间，完全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无偿的为中冶钢联公司工作，导致王健雄在精神、物质上思想压力极大，父母对于这种不讲诚信、不履约的行为，极为愤怒。王健雄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从未出现这种现象，在外企工作，后来在国企工作，最后在2016年经原来外企总经理介绍给刁法明董事长，还是熟人介绍，没想到到这没签劳动合同，签合作协议，完成海外收购项目，可是一直没有任何报酬。而且在王健雄的财力的支持下，才能够让他得以生存，无报酬地为中冶钢联公司刁法明董事长工作，所以王健雄当时也参与了这件事，王健雄没有工作，王健雄讲必须订立合同，否则无法继续无酬劳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王健雄就微信告诉刁法明，要求履行合作协议并订立劳动合同，中冶钢联公司没有按照合作协议中所说的，双方协商基础上，只是不予理睬。王健雄短信当时刁法明在米兰收购公司，2017年6月16日回到北京，在告知王健雄让王健雄出差伊朗的时候，王健雄父母对此事作了阻止，不让他去伊朗出差，我说假如中冶钢联公司履行了合作协议，而且跟中冶钢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那么王健雄可以继续合法地提供服务，有报酬，不用我的退休金。施莎菲退休前是成人教育中心教成人法学和经济学的副教授，退休已经十几年了。施莎菲就不允许他去伊朗。王健雄在被逼无奈中，没办法，耽误了两个月，后来让王健雄去伊朗，王健雄让中冶钢联公司签劳动合同才能去，但中冶钢联公司没有签合同，后来中冶钢联公司给王健雄发短信发微信，还说要派公司保安到王健雄家谈判，王健雄认为这个行为很恶劣，我说如果来就要报警。所以，这种默示毁约，中冶钢联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因此构成违约行为。此外，第四款，中冶钢联公司没有告诉王健雄，也没有进行协商，导致王健雄一直到八月份以后，才去找工作，所以说在这个收购海外STG集团任务完成以后，也没有经过协商，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刁法明董事长就单方的默示毁约，那么一直造成王健雄处于失业状态，没有任何收入，导致数月生存危机，造成损失，是中冶钢联公司违约行为的原因，故中冶钢联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王健雄的一切损失，根据合同法112条规定，对履行义务后，守约方才有其他损失，违约方应当继续赔偿。在此，王健雄在合同期是2017年7月21日结束，王健雄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当采购经理前，这个期间，从7月21日一直到9月25日，通过求职和谈话，来回的求职活动，进入SOHO中国，这两个月，王健雄处于失业状态，这个经济损失王健雄要求中冶钢联公司承担。2016年5月6日，原中冶钢联公司就一起去欧洲考察，中冶钢联公司在2016年7月与王健雄订立合作协议，5月6日，到欧洲出差，在公司参加会议讨论收购，一系列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也是无偿的为中冶钢联公司服务、工作，然后在2017年7月21日，合作协议结束以后，项目完成，中冶钢联公司单方默示毁约，2017年9月25日，王健雄才找到新的工作，劳动者就是靠自己的工作的付出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两个月，前后4个月，王健雄一直没有任何工作。王健雄在做采购总监已经9年，每月工作税前是3万多，税收2万5，现在也是这种状态，王健雄的工资每年基本30万，每月基本3万或2万5千元，根据中冶钢联公司他们的人员收入，比如说有一个徐忠海，年薪税后20万，每月1万7，但只是坐班的工作人员，王健雄的工作不一样，王健雄是带着收购海外公司的项目，到欧洲给中冶钢联公司干活，经常在国外。双方合作出资方是刁法明，实际也是实际控制人，但刁法明说自己不是董事长，说他是STG的法定代表人，但施莎菲说他是实际控制人，后来他就把电话挂了。原告把STG介绍给被告，王健雄认为合作以后约定收购海外公司，收购完之后，刁法明不提第四项，不提订立劳动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采用完全赔偿原则，刁法明是发起人出资方，原告是技术合作方，合作收购公司，在刁法明投入200多万欧元里，王健雄亲手参与，应当占20%的股份，王健雄要求按15%，30万欧元计算。但股份没有退出机制，所以在得不到实际经济利益，财富不能实现，这就是瑕疵履行，只能要求补正，补正措施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可以用金钱补偿。所以王健雄最高要求是30万欧元。在庭审过程中，中冶钢联公司实在用各种方法躲避，最低要求是84万元。王健雄有参照物，一般来说总经理不管是外企，最低工资是100万，王健雄要求84万，是一年，国内外这么跑，是最低的。实际应该是30万欧元，假如不能实现，要求未来损失加上原来的劳动报酬，股份的未来损失，就是84万元。而且还有，原来收购成功后，2017年5月8日，刁法明给全体员工的短信。收购完以后要求中冶钢联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给股份订立劳动合同，王健雄是到中冶钢联公司那求职的，4月就把原来单位辞职了。刁法明当时口头给了承诺，是助理也是欧洲区经理，很相信熟人的关系，因此就相信，不会认为关系能欺骗自己。因此王健雄就一直出差也罢，5月6日去欧洲出差。所以王健雄要求2016年5月6日出差到2016年7月22日订立合作协议，王健雄在此期间频繁开会，到欧洲出差，王健雄这种劳动所得报酬损失应该赔偿，王健雄在此期间没有收入生存全靠父母，两个半月7万元一共。第三项，王健雄收购了STG集团，本来应该在双方基础上加入分配股份，但是没有，单方默示毁约，还威胁王健雄，这个情况迫使王健雄在2017年7月末在北京找工作。刁法明也不理王健雄，王健雄为了求生存到9月25日找到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也是受害人，是违约方造成的受害人经济损失。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9月25日。整个加起来97万。这个情况，假如中冶钢联公司认可30万欧元那可以，不认可的话就按84万元计算，是最低线。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讲，中国采用完全赔偿原则，这个方式是赔偿损失的责任具有补偿性，对被害人有补偿性也有惩罚性，口头允诺可以轻易否定，可以说也没说，无从找证，中冶钢联公司屡屡违约，因此王健雄认为这种全方位的赔偿，就是为了打击这种毁约行为，要给被害人经济补偿，利益损失，具有惩罚性。当然这个法律上不一定，强制惩罚性这个法律，这个违约责任应该坚持。中冶钢联公司辩称，不同意王健雄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健雄陈述主张的损失是指签署合作协议之前的两个月和期间届满之后的两个月，四个月的损失，这个要求中冶钢联公司承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具体是不是有损失和损失的数额不是中冶钢联公司原因造成的，在签署合作协议之前，时间是由王健雄自由安排的，王健雄不参与也不负管理，合作协议期限之内，中冶钢联公司对王健雄也没有管理，王健雄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安排，中冶钢联公司也不参与不管理，没有过多要求，就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没有隶属或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最后，刚刚王健雄陈述称刁法明个人的承诺，但刁法明个人的行为不能直接当然地认定为中冶钢联公司的行为。王健雄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6年5月6日刁法明、王健雄、徐东海三人坐飞机去米兰的机票，王健雄据此证明2016年5月开始王健雄为刁法明的企业开始工作。证据二，2016年7月22日合作协议。证据三，中冶钢联公司和刁法明的授权书和王健雄的名片，授权书原件交给了欧洲方面的律师。证据四，中国冶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意大利语文件资料，授权书原件交给了欧洲方面的律师，王健雄据此证明当时成立公司必须要两个法人代表签字，才能收购公司。证据五，王健雄和刁法明董事长参与中意经贸合作论坛的名单，王健雄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刁法明是总经理。证据六，参保人员缴费记录，证明中冶钢联公司给王健雄交过社保。证据七，新公司收入证明，证明王健雄在新任职的收入。证据八，中意经贸合作论坛的会议议程；证据九，八张照片，证明内容分别为：王健雄代表中冶钢联收购STG公司的负责人，与原STG总经理，律师等和当地工会谈判结束，并签字确认各项事宜后的合影；刁法明与王健雄代表中冶钢联公司一同会面米兰华人商会部分成员；中冶钢联收购STG后，参与米兰工业展会；王健雄代表中冶钢联收购的STG负责人与伊朗客户合影；王健雄代表中冶钢联所收购的STG公司赴伊朗进行项目实地考察；刁法明将王健雄作为公司员工介绍给当地商会人员进行对接的微信记录；王健雄作为中冶钢联收购的STG公司负责人，与STG员工在乌迪内合影；王健雄代表中冶钢联收购STG公司负责人，与原STG总经理合影。中冶钢联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订立合作协议之前双方去国外考察项目的一个记录，但不能证明那个时间王健雄为中冶钢联公司工作，只是双方一起去考察项目，这也是签署合作协议的前提。对证据二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按照合作协议履行，中冶钢联公司也按照协议为王健雄交纳了社保和公积金，协议到期后自然终止，没有继续续签。协议上也没有明确说明对方所主张的股份比例，没有明确约定。对证据三和证据四中的授权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两份授权书都没有原件，且涉及到英文，没有翻译公司的盖章，有没有其他问题无法确定，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对证据五，论坛的签字记录，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六社保记录，真实性认可，中冶钢联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证明目的。证据七，新公司收入证明，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八和证据九，中冶钢联公司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中冶钢联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对双方共同确认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予以确认，对中冶钢联公司不认可真实性的证据材料，结合其证明目的、当事人陈述以及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后，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7月22日，王健雄与中冶钢联公司签署案涉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内容包括：一、中冶钢联公司与王健雄自愿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王健雄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中冶钢联公司在西欧寻找冶金行业的技术合作方、核心工程师以及关键设备制造厂，协助中冶钢联公司促成合作项目，项目获得的收益额按照双方约定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二、中冶钢联公司同意为王健雄缴纳合作协议期限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4000元；三、双方系合作关系，王健雄不受中冶钢联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四、如王健雄在合作期限内找到投资的合作伙伴、关键设备制造厂，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王健雄可以加入中冶钢联公司。在王健雄寻到找合作方之前中冶钢联公司不提供报酬，期间所产生的公费由中冶钢联公司支付。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计算，即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21日。任何一方可提前一周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终止本协议。该协议落款处有王健雄手书签名以及中冶工联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印鉴。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22日。根据王健雄提交的电子客票行程单显示，王健雄曾于2016年5月8日从首都机场乘机飞往伊斯坦布尔抵达后先后前往米兰和威尼斯，5月16日从威尼斯乘机飞往伊斯坦布尔。庭审中，王健雄提交了一份加盖中冶钢联公司公章的授权书复印件，但未出示原件；王健雄另提交了一份加盖“MEPCINDUSTRYINVESTMENTLIMITED”印章的授权书，同样没有出示原件。两份授权书均用英文写作，王健雄仅提交自行翻译的译文文本，未提交经有资质翻译公司翻译的合格翻译件。第一份自行翻译的文本记载内容为“我们，中冶钢炼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并给予王健雄权利（职位：总裁助理，护照号：xxx），针对意大利STG集团部分或全部资产及设备的收购进行商务谈判，于此同时代表我司行使相关权利。日期：2016年11月7日于中国北京，刁法明，总裁”。第二份自行翻译的文本记载内容为：“我们，中国冶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授权并给予王健雄先生权利（职位：总经理，护照号xxx），针对意大利STG集团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及设备，或收购股权为目的，在意大利当地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在此开设的银行账户上进行相关货币交易……时间：2016年11月25日于中国北京，授权签字：刁法明，董事”。此外，王健雄表示两份授权书的原件都交给了欧洲方面的律师，因此手中没有原件。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健雄提交了一份标题为“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中意经贸合作论坛”的议程单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复印件。议程单显示会议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地点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人员名单中有中冶钢联公司总经理刁法明和总经理助理王健雄。根据公开新闻报道，2017年2月22日，中国商务部与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办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中意经贸合作论坛，来自两国的400多位企业家代表出席。就王健雄如何履行合作协议项下义务，王健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做出如下书面陈述：2016年4月，中冶钢联公司董事长刁法明经由原达涅利朋友介绍，结识王健雄，并承诺其可在中冶钢联任职，且口头承诺给予月薪3万元的报酬，暂时不坐班，但随时参加公司会议并出差。由于中冶钢联公司希望开展其欧洲的业务，频繁邀请王健雄去公司开会并商讨筹建欧洲业务事宜；后于2016年5月，刁法明董事长请王健雄陪同赴意大利，瑞士等地开展建立欧洲业务的工作。2016年5月回国后，刁法明董事长开始要求王健雄全面介入建立欧洲业务事宜，并频繁要求王健雄前去中冶钢联公司办公以及开会。由于王健雄长期就职于意大利达涅利公司（钢铁行业排名全球前三名），并认识原就职于达涅利公司的MassimoLestani先生，并在2016年6月被告知意大利STG公司在对外出售；与此同时，王健雄经过与MassimoLestani先生以及意大利当地达涅利同事的沟通，分析并得出结论，将该信息告知中冶钢联公司董事长刁法明，随即，刁法明开始安排收购STG公司的各项准备（包括但不限于给予王健雄授权文件，安排王健雄赴意大利与相关人员接洽等工作）。由于中冶钢联公司在意大利并无当地人脉资源，故在给予王健雄相应授权后，要求其在意大利以中冶钢联总裁助理以及中国冶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可见授权书及名片）负责拓展意大利当地资源，寻找并确定当地律师及会计师，与其一同工作，主持在意大利针对STG的收购工作。具体合作事项包括：1．王健雄在意大利负责寻找，并确定意大利当地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2．王健雄频繁赴意大利与律师以及会计师商讨收购事宜（每月在意大利逗留时间20天左右）；3．王健雄在意大利和律师，会计师与原STG员工进行薪资以及补偿的谈判，并确定相应金额；最终与当地的工会达成协议，并签署法律文件；4．在2017年5月收购完成后，前往伊朗与原STG公司的客户签署项目转让协议等相关文件。中冶钢联公司则表示，在双方合作期间差旅费用全部是由中冶钢联公司承担的。项目收益是指如果中冶钢联公司能够在意大利找到项目合作方，并完成一定的项目，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但中冶钢联公司截至目前也没有任何在意大利的项目通过王健雄的沟通协作合作成功，没有收益，因此也不存在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中冶钢联公司也没有完成对STG意大利公司的收购，STG公司最终是被国外metechstg公司收购的，与中冶钢联公司无关。王健雄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合作伙伴，协助完成合作项目，但中冶钢联公司到最后也没有建立任何伙伴关系以及确定的合作项目，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可以说进行得都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合作协议没有持续的原因。在合作期间内，王健雄借了中冶钢联公司6025欧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拿走了三部顶级手机（都有借条和收据）。另查明，中冶钢联公司自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为王健雄缴纳社保，实际缴费月数为13个月。庭审中，王健雄提交了一份标题为“UFFICIODELREGISTRODELLEIMPRESEDIMILANO”的意大利语文件的复印件，但并未提交合格翻译件。本院无法查证其文件内容。此外，王健雄另主张在2017年5月8日，刁法明曾在工作群发送微信，表示意大利STG集团被我方正式收购，要求全体人员开始上班。王健雄另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的个人收入证明，该证明记载内容为王健雄于2018年10月16日入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近一年税前年总收入为440000．04元。另查明，王健雄曾以劳动争议为案由，起诉中冶钢联公司并要求中冶钢联公司支付王健雄自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工资的35万元及相当于拖欠工资总额25%的经济补偿金87500元。本院作出（2018）京0102民初461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王健雄的诉讼请求。王健雄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156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王健雄不服生效裁判并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19）京民申42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健雄的再审申请。上述事实，有王健雄提交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健雄依据合作协议对中冶钢联公司提起诉讼，根据合作协议具体约定，“王健雄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中冶钢联公司在西欧寻找冶金行业的技术合作方、核心工程师以及关键设备制造厂，协助中冶钢联公司促成合作项目”，若上述职责履行充分，则“项目获得的收益额按照双方约定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据此，王健雄在合作协议项下的身份符合委托合同中受托人身份特征，应适用委托合同关系解释合作协议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据此，受托人要求委托人向其支付报酬的必要前提，是受托人按照委托合同约定完成委托事务。而本案所涉委托事务，是“西欧寻找冶金行业的技术合作方、核心工程师以及关键设备制造厂，协助中冶钢联公司促成合作项目”。此外，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前半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后半规定：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据此，王健雄作为中冶钢联公司的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上述委托事务，并在委托事务完成时向中冶钢联公司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具体到举证责任分配时，主张委托事务已经完成的受托人应当承担相应证据责任，包括委托事务完成的经过与结果。而就本案事实而言，王健雄主张中冶钢联公司已经完成对意大利STG公司的收购，这一结果就是委托事务完成的标志。但中冶钢联公司对此主张并不认可，双方并未达成共同确认。对此，王健雄主张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中冶钢联公司反证中冶钢联公司并未完成对STG公司的收购，案涉委托事务并非没有完成。对此意见，本院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例外规定，必须有法律规定才能适用。就本案合同纠纷的性质而言，并不能直接要求委托人自证委托事务已经完成，否则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民诉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相悖。据此，王健雄仍然应当承担证明案涉委托事务由其本人亲自处理，已经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充分履行且向中冶钢联公司报告结果的证明责任。根据商业常识，完成跨国收购并非简单的仅凭口头联络便可完成的事项，其间势必涉及大量前期协商、中期商谈以及后期落实书面协议，乃至向当地行政机关申请注册登记等事项。王健雄作为受托人，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对全部过程留存证据，并在其向委托人提出报酬请求时一并提交。而综合现有证据材料，除王健雄个人陈述之外，其他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王健雄本人与意大利STG公司之间的关系，意大利STG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该公司与案涉委托事项之间的关联性，中冶钢联公司是否实际收购了意大利STG公司，以及若收购确实完成王健雄本人在收购过程中起何种作用。据此，本院实难认定王健雄本人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亲自处理并完成了委托事务。而王健雄于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一部分只能在基于委托事务已经完成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另一部分涉及劳动争议的内容因已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亦不能支持。综上，本院认为王健雄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健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原告王健雄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宋 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龚 星书 记 员  丁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