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7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和平，男，汉族，住六盘水市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兴勤，云南尚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720717541。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明常，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1320091191366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印章，男，1942年5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武胜，六盘水市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081200020。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宸宇，男，1989年12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与黄印章系祖孙关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盘县乐民镇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主要经营场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乐民镇六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55379223U。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印章。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盘州市红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051100080。原审第三人：黄维海，男，1971年1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原审第三人：张中伟，男，1971年12月6日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审第三人：张大会，女，1941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原审第三人：马海权，男，1955年3月17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原审第三人：罗圣彬，男，1961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原审第三人：胡元明，男，1957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上诉人张和平因与被上诉人黄印章、盘县乐民镇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以下简称大田煤矿）、原审第三人黄维海、张中伟、张大会、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和平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222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被上诉人黄印章与上诉人于2004年5月12日签订的《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无效；3、判决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共9883475元（其中，投资款3500000元，损失6383475元）；4、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印章签订的三份协议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条款为由，认定三份协议有效，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认定合伙行为效力的直接法律依据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此事实已获各方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2172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83号《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22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合伙协议效力的认定，无论是个人合伙，亦或是企业合伙均应适用以上法律或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对各下级法院具有规范效力，此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等规范性文件中已被多次强调。一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的一般理论，但又未注意到《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最后一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不涉及煤矿其他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此事实认定错误。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之内容看，“上诉人占30%的份额、被上诉人占70%的份额”之约定是以整个煤矿的份额为基础的，并非以被上诉人黄印章的份额为合伙基础，被上诉人对此事实也认可。另外，部分协议以及收款收据上盖有煤矿公章的事实也能印证上述结论。因此，一审判决对此关键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上诉人的其他诉求应被支持。（一）被上诉人黄印章与上诉人签订的三份协议均为无效协议，工商登记材料表明，2015年以前，盘县乐民镇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仍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黄印章、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虽然被上诉人称，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等三人已于2004年以前退出合伙，但已有证据难以证明三人实际退伙的事实。当然，即便以上三人与被上诉人黄印章签署的退伙协议为真，也不能否认以上三人仍为煤矿合伙人的法律事实。因为，合伙人身份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为依据，此观点已经被一审法院以及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之前被告所涉案件中予以认可。比如，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黔02民终1114号《民事判决书》中写道：“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是在2015年11月24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且上诉人也承认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在该合伙债务产生时，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仍然具有合伙人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3183号《民事裁定书》中确定：“无论个人合伙还是合伙企业，除全体合伙人书面协议另有约定外，在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需要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因此，在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仍是煤矿合伙人，且在书面协议中已经明确吸收新合伙人需要全部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印章签订的合伙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二）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共9883475元的请求应获得支持，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投资款350万元，并承担上诉人的损失。对于上诉人的损失，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银行贷款利率。因当时农村信用社的同期贷款利率为9.45‰/月，且上诉人也是从农村信用社按以上利率贷款进行投资的。所以，上诉人的损失应该以上述利率进行计算，且计算至2020年6月，即损失计算方式为3500000元×9.45‰%/月×193个月=6383475元。另外，如被上诉人未能获得原告350万元的资金，则同样需要向银行贷款并按以上利率支付利息。第二，被上诉人获得的利益。被上诉人是在投资困难的情况下和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并以此种方式获得原告350万元的资金。之后，被上诉人顺利推进煤矿建设并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第三，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因为被上诉人隐瞒了关键事实，导致上诉人不仅未能获得利益，也丧失了其他投资的机会。众所周知，2004年的物价与当前的物价之差距是非常巨大的。2004年的350万元与当下的350万元之间的实际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原告按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损失是合理的。另外，导致协议无效的过错方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无效之原因在于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对于大田煤矿原有合伙人的组成情况，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并不知悉，而被上诉人却在明知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被上诉人隐瞒原合伙人组成情况的事实有：第一，在合同签订时隐瞒。在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黄印章明确表明大田煤矿是其个人独资，没有其他合伙人，上诉人在被蒙蔽之下签订了合同。第二，在合同签订后继续隐瞒。在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黄印章也一直隐瞒大田煤矿的性质为合伙企业的事实。直至在2019年12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协议纠纷诉讼之庭审中，被上诉人黄印章仍称大田煤矿是其个人独资，并要求上诉人承担合伙人责任。从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前后几次的合伙人变更情况也可以看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后，大田煤矿进行了两次合伙人变更，这些情况上诉人都是一无所知。根据《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被上诉人有义务告知上诉人合伙企业的财务状况、合伙人构成等信息。这源于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被上诉人对合伙企业的情况最为熟悉。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却隐瞒了合伙人构成的事实，导致合伙协议无效，所以，导致合伙协议无效的过错方为被上诉人。综上，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被上诉人黄印章辩称，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2004年5月12日签订的三份合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不存在隐瞒有其他合伙人的事实。虽然大田煤矿在工商登记档案中有合伙人胡元明、罗圣彬、马海权，但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合伙协议之前，2004年2月27日，胡元明、罗圣彬、马海权已经和黄印章签订了解除合伙关系的协议，仅是没有办理变更工商登记，大田煤矿百分之百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黄印章。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了合伙协议以后，对煤矿进行了实际经营管理，上诉人分别派了张中伟、杨广凡任技术管理员，张康明负责煤矿管理工作，上诉人自己任生产矿长，由上诉人负责建井技术。因上诉人擅自修改煤矿的方位角度，给大田煤矿造成直接损失达2000多万元，因建井抽水影响，煤矿周围住户房屋的安全，造成村民住房受损200多户，需赔偿2000多万元。2005年3月上诉人找到盘兴煤矿的技术人员和其他工程师到大田煤矿进行了勘查查看，预测到大田煤矿无法发展的情况下，就拒绝支付未支付给黄印章的154万元。被上诉人黄印章多次要求上诉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未支付的154万元，上诉人明确说明不会再向大田煤矿投资一分钱，自己就退出了对大田煤矿的管理，留下尹兴权、张康明在大田煤矿管理查看。到2008年确认了该煤矿亏损无发展前途后，上诉人为了逃避合伙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为了逃避应承担的债务，把尹兴权和张康明撤走，和黄印章于2008年终止了大田煤矿合伙的关系；二、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的三份合伙协议均未违反合同法及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已和黄印章签订的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请求确认无效，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原合伙人胡元明、罗圣彬、马海权已经向法庭陈述，上诉人和黄印章合伙经营大田煤矿，三人是同意的。三人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黄印章签订的协议效力进行了追认，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了合伙协议后，虽然支付给了黄印章350万元，但是该350万元在上诉人对煤矿进行经营管理期间，已经经过上诉人和上诉人指派的管理人员张康明签字，用于煤矿的支出，已全部支付完毕，黄印章实际没有得到上诉人的350万元；四、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连带偿还投资款及损失，由于上诉人和黄印章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且黄印章收到的350万元已全部用于煤矿的支出，要求返还投资款及损失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综合以上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大田煤矿辩称，一、案涉三份协议，是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协议签订后，相对人均按协议履行了相应的权利义务，相对人的合伙人权利并未受到损害，协议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协议，原审判决对协议的认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所提出的其他诉请，是基于协议无效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在协议未被确认无效之前，上诉人基于无效协议，主张返还和赔偿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在本案涉及的第三人，并未对上诉人在合伙体中合伙权利的实现产生障碍，上诉人基于合伙协议的约定，在履行职务行为期间，给大田煤矿造成了重大损失，大田煤矿保留相应的权利，大田煤矿在合伙事务期间无任何过错；四、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已经全部由上诉人安排在大田煤矿的管理人员签字核实后用于煤矿的生产建设支出，若上诉人要求返还出资或者退伙，则应依法进行清算，方可进行权利主张。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维海的陈述意见与黄印章、大田煤矿一致。原审第三人张中伟陈述称没有意见。原审第三人张大会、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未发表陈述意见。张和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享有盘县乐民镇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30%的合伙份额（价值350万元）；2、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办理盘县乐民镇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人变更手续；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原告与被告于2004年5月12日签订的《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无效；2、判决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共9,883,475元（其中，投资款3,500,000元，损失6,383,47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田煤矿为2003年11月28日由黄印章与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2016年7月18日，大田煤矿合伙人由黄印章、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变更为黄印章、张大会。2004年5月12日，原告张和平与被告黄印章签订了《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手写版），与被告大田煤矿签订了《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打印版），与被告黄印章签订了《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本案的第三人黄维海、张中伟以在场人在上述协议中甲乙方相应位置签字。两份《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约定，原告张和平负责建井技术，占总股份的百分之三十，被告黄印章占总股份的百分之七十，利润按比例分配，风险按比例承担，双方按股份投资，共同行使管理权，每月月底前将本月的账算清，分配红利。《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黄印章）自愿将大田煤矿股权转让30%给乙方（张和平），总价504万元，2004年5月16日付80万元，5月18日付210万元，2004年春节付110万元，2005年付104万元，从协议签字之日起，煤矿所产生的费用按比例分担，共同商议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协议签订后，原告张和平投资350万元经营合伙事务并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后原告张和平因与被告黄印章在合伙中产生争议而停止合伙事务管理，但双方未达成散伙或退伙协议，也没有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庭审中，原告张和平确认，其签订前述三份协议书实际上都是原告张和平与被告黄印章个人合伙，与大田煤矿、黄维海以及张中伟都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三份协议书效力的认定；2、二被告是否应当基于三份协议书无效而连带返还原告投资款3,500,000元并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6,383,475元（合计9,883,475元）；3、原告诉请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涉案三份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在本案中，原告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及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中关于新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之规定或约定而主张涉案协议书无效，对原告的该主张，应当区分其主张的合伙是个人合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所称合伙企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根据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和其他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原告张和平与被告黄印章签订的《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被告大田煤矿签订的《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的内容，在合同签订形式上，原告仅与黄印章或黄印章代表大田煤矿签订协议，并未与大田煤矿全体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在合同内容上也未涉及其他合伙人的合伙份额，由此可以确认原告签署相应协议的目的是与被告黄印章合伙对大田煤矿进行经营而不是与其他人共同合伙对大田煤矿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原告张和平与黄印章合伙的事务为黄印章在大田煤矿的合伙份额，上述协议均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上述协议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故涉案协议书是有效合同，而原告诉称的黄印章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无论是无权代理（代表）、越权代理（代表）或无权处分的情形，都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在被告辩解涉案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后，在本院将涉案协议书效力问题作为争议焦点审理后原告并未对合同效力的诉请进行变更，因此原告以此理由主张《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合同有效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支持。2、关于二被告是否应当基于三份协议书无效而连带返还原告投资款并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的问题，由于原告诉请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其基于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及赔偿损失的请求也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被告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事实应当承担合同无效后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全部过错责任的主张，因该主张的前提是合同无效，当合同效力主张没有得到支持时，其基于合同无效后的相关主张由于丧失基础条件也不能成立，不予采信。3、关于原告诉请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诉请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是基于合同无效提出的主张，原告在提出合同无效主张的同时提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虽然被告辩解双方从2008年即产生争议，但原告基于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的请求权起算时间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而不是被告辩解的双方对合同履行产生争议之日起算。故被告辩解原告诉请基于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和损失赔偿请求权已超过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和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984元，由原告张和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和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马海权与张中伟、张和平的通话录音文字整理、马海权、罗圣斌与张和平的通话录音文字整理、通话录音光盘。用于证明：一、2015年以前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仍然是大田煤矿的合伙人；二、证明之前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由马海权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其中包括退伙协议，极有可能是虚假的，在录音通话中，马海权已明确表示说黄印章要他们作证，并且要求他们认可他们已经不是股东了，由此可见，马海权等人签字的书面证据涉嫌伪造，与客观事实不符。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我方在新的证据后面已经附加了新的说明，该通话录音是在2020年的8月27日，马海权通过法院得知张中伟的手机号码，两份录音为马海权、罗圣彬分别与张和平、张中伟的通话录音。马海权给张中伟打电话的原因是马海权与罗圣彬在大田煤矿的投资款25万元至今没有得到，黄印章要求他们出庭作证才给钱，所以才出现了上诉人的代理人在质证时回答法庭的关键问题，2004年2月27日所签订的解除合伙关系的协议，质疑是伪造的。马海权给张中伟打电话的目的是帮上诉人打赢官司，要上诉人给钱，我方没有答应，在通话录音中一直是张中伟、张和平给罗圣彬、马海权讲清楚只要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帮忙。被上诉人黄印章质证认为，一、对该录音通话，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持有该录音，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现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对该录音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录音中马海权陈述和胡元明、罗圣彬他们三人共有49%的股权，马海权、罗圣彬二人投资了30万元，胡元明投资了10多万元，罗圣彬的通话录音中陈述他们三人各投资了25万元，各占25%的股权，两份录音的陈述投资款及股份的分配不相吻合，马海权明确在录音中对和黄印章签订的解除合伙关系予以认可，并且该录音中马海权、罗圣彬明确说明要求上诉人给钱就帮上诉人打赢官司，所以马海权、罗圣彬和上诉人的通话是向上诉人作出虚假的陈述，其目的就是骗取上诉人的钱财。被上诉人大田煤矿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黄维海的质证意见与黄印章、大田煤矿一致，另外补充一点，从整个录音来看，张中伟、马海权、罗圣彬的通话中，之前他们应该已经多次打过电话，此次录音不是他们第一次通话的正常录音，其实他们是一种交易的目的。原审第三人张中伟质证认为，对该份录音三性无异议。该录音证明：一、三个第三人在大田煤矿实际出资；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之前，马海权、罗圣彬、胡元明没有与被上诉人解除合伙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认证如下：该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10：10分，而一审开庭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14时00分，上诉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该组证据，且该组证据与原审第三人胡元明、马海权、罗圣彬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而胡元明、马海权、罗圣彬亦未出庭对此予以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黄维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大田煤矿支付清单140页，共计金额3735591元，用于证明黄印章所签字的收款收据只是代收代管代付的一个程序而已，上诉人支付给黄印章的350万元在上诉人对煤矿合伙经营管理期间，经上诉人和上诉人指派的管理人员张康明、尹兴权签字核实，同意安排我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所以黄印章实际没有得到上诉人的350万元，现在上诉人要求确认和黄印章签订的协议无效，返还支付的款项是无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张和平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是协议无效，而对方在否认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提出相关费用的开支凭证是一种自相矛盾，已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遭受了相应的损失，可以以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方式解决；二、以上证据也不能够达到原审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对第三人声称的由上诉人委派到大田煤矿管理人员张康明等人离开煤矿的原因，上诉人是不认可的，真实的情况是被上诉人为了逼迫上诉人离开煤矿，采取了辱骂甚至殴打的方式，迫使上诉人委派的人离开煤矿；三、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与客观事实有较大差异，煤矿本身是有较大盈利的，这个可以从税务机关调取的资料显示，第三人回避煤矿的收益以及上诉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以该份证据不能够达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黄印章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无异议。被上诉人大田煤矿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刚好通过第三人及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可以进一步确认上诉人在签订合伙协议后，已经实际享有和承担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其合伙人的权利并未受到损害，至于合伙人之间因合伙事务产生纠纷并不能导致合伙协议无效。原审第三人张中伟的质证意见与张和平的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上诉人张和平与被上诉人黄印章之间未达成退伙协议，且未进行清算，故对黄维海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起诉的三份协议是否有效；二、二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连带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将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起诉的三份协议的效力问题。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印章签订《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手写版）及《大田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与被上诉人大田煤矿签订《六科焦化厂大田煤矿合伙协议书》时，大田煤矿的其他合伙人为原审第三人马海权、胡元明、罗圣彬，而该三人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证实黄印章与张和平合伙经营大田煤矿三人是同意的。此外，尽管上述三份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0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三名合伙人对黄印章转让合伙份额给张和平，张和平参与合伙经营大田煤矿提出异议,且黄印章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并参与合伙经营大田煤矿至2008年，现张和平以其参与合伙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上述三份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连带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的问题。因上诉人张和平与被上诉人黄印章之间未达成退伙协议，也没有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合伙财产不能确定，上诉人请求二被上诉人连带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和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984元，由上诉人张和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景强审 判 员 张 丽审 判 员 龙 婷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 欧 静书 记 员 徐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