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2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西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抚生路66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1492664。法定代表人：李海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强，江西翰中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利斌，男，汉族，1979年9月3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元彬，男，汉族，1976年9月19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晟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瓮水办事处华都嘉苑13号楼1单元1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53220172512。法定代表人：吴长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璐，贵州知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兰，贵州知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中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利斌、付元彬、贵州晟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晟硕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强、被上诉人董利斌、晟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璐、叶江兰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付元彬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董利斌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中联公司并非责任主体，案外人付元彬的行为非职务行为。首先，中联公司与董利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董利斌也并未提供任何其与中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书面证据材料，无法证明中联公司参与其中。因此，本案即使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也与中联公司无关。其次，付元彬在本案的行为并不具有中联公司明确、合法授权，付元彬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董利斌提供的“任命通知”为照片打印件，无法辨明真伪，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相应证明目的和标准。且“任命通知”中没有任何授权描述，董利斌根本无法通过该证据材料判断付元彬是代表中联公司履行所谓的职务行为。事实上，付元彬是独立承包项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主体，其组织施工是为了自身经营所需，而非为中联公司。再者，付元彬并不是以中联公司名义与董利斌履行合同。案涉工程施工中，中联公司从未参与，结合董利斌的自认，其在案涉工程项目承建之前就一直与付元彬合作，故董利斌非常清楚付元彬实际就是承接不同公司名下工程的承包人，付元彬无权、也无能力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最后，中联公司已与晟硕公司约定由晟硕公司负责案涉工程劳务，案涉工程劳务本质上已与中联公司不具有法律上联系，中联公司亦不具有将劳务部分再分包的权利，付元彬更不存在以中联公司名义再将工程劳务再分包的权利和可能，以及结算、付款的基础。二、原审判决认定晟硕公司不承担责任明显错误。案涉工程劳务事实上由晟硕公司承包，中联公司已超额支付劳务款，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晟硕公司应当对劳务款支付部分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晟硕公司、付元彬作为劳务款的实际收取方，应当承担相应合同责任及付款义务。三、原审判决对于董利斌实际施工事实、证据审查认定明显错误。本案中，董利斌仅有“结算单”证明实际施工事实，但该结算单上只有付元彬签字，董利斌应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本案程序严重违法，付元彬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结合前述事实，本案实质上是付元彬个人行为，其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与本案审理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对证据审查处理也明显失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客观事实后，驳回董利斌对中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上诉人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董利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望予以维持。针对上诉人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付元彬答辩称，付元彬作为中联公司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确实与董利斌进行结算，董利斌诉请金额真实存在。同时，付元彬的行为是代表中联公司，中联公司应对董利斌所诉款项承担责任，而付元彬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付元彬的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晟硕公司答辩称：一、中联公司应对董利斌诉请劳务费承担直接支付责任。案涉项目施工过程中，中联公司向发包方出具了付元彬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任命书，其对付元彬系案涉项目负责人并全面负责项目施工的事实予以认可，付元彬本人在一审庭审中对借用中联公司资质承接项目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双方是挂靠关系。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6条第2款规定，挂靠关系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清偿义务主体是被挂靠单位，为此，被挂靠单位中联公司应对农民工工资发放承担直接责任。况且，案涉项目已于2019年9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发包人已向中联公司支付除质保金以外的全部工程结算款，董利斌未能取得劳务款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联公司取得款项后未及时拨付所致，中联公司应对董利斌劳务款承担直接给付责任。二、付元彬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董利斌基于对项目承包方中联公司及付元彬的信任而参与劳务施工，从劳务合同关系来看，董利斌所主张的劳务合同相对方为付元彬。付元彬作为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系案涉项目权利义务的最终实际享有者、承担者，付元彬对董利斌所主张的劳务款并无异议，对董利斌诉请的劳务款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中联公司与晟硕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且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与董利斌无任何关系，晟硕公司没有向董利斌支付劳务款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案涉项目系付元彬挂靠中联公司承接，中联公司与晟硕公司之所以签订《劳务专业分包合同》，仅是协助付元彬走账和开具发票，并非是为了完成涉案项目劳务施工，该合同本质上是虚假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劳务专业分包合同》应无效。此外，《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后，案涉项目劳务仍由付元彬具体负责实施，董利斌仅知道其系为付元彬所代表的中联公司提供劳务，并不知道《劳务分包合同》及晟硕公司的存在，晟硕公司对案涉项目一无所知，晟硕公司也从未向董利斌支付过劳务款。故而，无论《劳务分包合同》是否有效，事实上与董利斌均无任何关系，更不影响董利斌诉请劳务款项给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望贵院予以维持。董利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决二被告即时给付原告劳务工资353238元；二、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中联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房屋建设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劳务分包等。2017年2月18日，贵州昌明国际陆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陆港公司”）与被告中联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陆港公司将位于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的贵州（昌明）国际陆港项目（一期）工程一阶段的建设工程发包给中联公司建设，合同对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准、适用合同条款、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工程质量保修等事项做了明确约定。2017年3月1日，中联公司下发赣中联人字【2017】004号文件，任命付元彬为贵州（昌明）国际陆港项目（一期）工程一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同年3月13日付元彬遂组织开工建设，付元彬将该工程水电安装劳务部分承包给原告董利斌，董利斌组织人员成为水电班组，负责项目水电施工，未签订书面合同，2019年9月完工，经原告董利斌与被告付元彬于2019年9月11日进行结算，原告水电安装劳务费75738元，付元彬已支付原告工人工404150元，尚欠原告353238元至今未付。另查：2017年4月12日，被告中联公司与晟硕公司签订了《贵州（昌明）国际陆港项目（一期）一阶段工程项目劳务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晟硕公司，主材由中联公司采购，双方约定工程合同价款为22400600元。合同签订后晟硕公司并未实际投入劳务活动，亦未参与该工程的建设，实际并未履行该合同的劳务输出义务，但中联公司向晟硕劳务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款15027896.49元，晟硕劳务公司又支付给付元彬13842456.21元。陆港公司已向中联公司支付工程款57867749.9元，现工程已竣工验收且交付投入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劳务投入的确认问题，原告董利斌系自然人，其与被告付元彬达成的口头协议，原告对该口头协议涉及的水电安装组织人员投入了劳务，完成了工程有关水电安装的劳务输出，被告付元彬亦对劳务量进行了确认，现原告请求给付劳务款项35323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中联公司、被告付元彬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该工程系被告中联公司总承包，被告付元彬系被告中联公司员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付元彬的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承担其法律后果，结合本案被告付元彬在履行其项目现场负责人职务期间的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中联公司承担责任，庭审中，被告付元彬陈述愿意承担该责任的连带责任，从其自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原告董利斌劳务费用共计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八元（￥：353238.00）；二、被告付元彬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598元，减半收取计3299元，由被告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中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董利斌、付元彬、晟硕公司未有证据材料提交。经审查，上诉人中联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受案回执》，与本案关联性不大，不予采信。而针对上诉人中联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计划支付明细表》，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此外，上诉人中联公司2021年6月2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依法对被上诉人付元彬涉嫌伪造印章等刑事返祖的事实及相关材料予以调查、核实。经审查，上诉人中联公司调查证据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同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中联公司2021年6月2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依法对被上诉人付元彬涉嫌伪造印章等刑事返祖的事实及相关材料予以调查、核实。经审查，上诉人中联公司调查证据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同意。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董利斌主张欠付劳务款353238元依据是否充分；2、中联公司、付元彬、晟硕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中联公司提出董利斌主张欠付劳务款353238元依据不足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就本案而言，虽然董利斌未提供劳务合同，但其提交的单价清单、项目水电班计算单以及中联公司盖章确认的特种人员施工人员名单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董利斌对涉案项目工程的水电安装组织人员投入了劳务，况且，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付元彬对董利斌提供的劳务量进行了确认，并认可欠付董利斌主张的劳务费金额。为此，董利斌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支持董利斌要求支付劳务费353238元的诉请，事实依据充分，予以维持。上诉人中联公司该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中联公司提出付元彬、晟硕公司应对欠付董利斌劳务费承担责任，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结合查明的事实来看，中联公司承建案涉项目工程后，便任命付元彬作为项目负责人，虽然中联公司对任命书予以否认，但在一审、二审庭审中，中联公司均认可案涉项目工程确实是由付元彬负责施工，中联公司二审庭审中还认可向付元彬收取管理费的事实，与此同时，付元彬一审庭审亦认可是借用中联公司名义承建案涉项目工程。为此，付元彬与中联公司实质上是挂靠关系。付元彬组织施工中，对外以中联公司名义与董利斌形成劳务关系，中联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受益人，且也从挂靠关系中获得了利益，其应对欠付董利斌劳务费承担给付责任。此外，一审法院依据付元彬自愿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确定付元彬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付元彬并未提出上诉，对此，本院予以维持。故而，付元彬二审答辩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晟硕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就本案而言，付元彬挂靠中联公司承接案涉项目工程后，又以中联公司名义与晟硕公司签订《劳务专业分包合同》。《劳务专业分包合同》签订后，晟硕公司除了提供账户走账以及开具发票外，并未对案涉项目工程实际投入劳务参与建设。事实上，中联公司与晟硕公司签订《劳务专业分包合同》，仅是为协助案涉项目工程施工负责人付元彬走账、开具发票，双方并无劳务分包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劳务专业分包合同》应无效。为此，晟硕公司与董利斌并未成立劳务关系，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中联公司该上诉意见，也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86元，由上诉人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玉魁审判员  吴美岭审判员  万 青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蒙霆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