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8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维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娟，梅州市法律援助处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秀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梅江区长沙镇敬老院。法定代表人：张焕林，该院院长。上诉人杨维均因与被上诉人梅州市梅江区长沙镇敬老院（以下简称“长沙敬老院”）、邓秀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2民初2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维均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1402民初299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系政府集中供养的残疾人，其一切生活开支由政府承担。一审判决中已经认定被上诉人长沙敬老院属于事业单位，上诉人杨维均系政府集中供养的残疾人，按照国家对救助供养制度设计的初心，对于由政府单位供养的人员，其一切生活（包括医疗护理）开支均由政府承担。所以，对于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上诉人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住院医疗费、护理费、车旅费等费用理应由长沙敬老院支付，长沙敬老院在支付了上诉人的医疗费用后无权使用杨维均个人账户的钱来抵消。二、残疾补助款是对残疾人个人的补助，不是对单位的补助。被上诉人长沙敬老院作为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会拨付专项经费用于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和殡葬服务等。一审查明长沙敬老院将上诉人的个人残疾补助款(2400元+5400元=7800元）用于“供养包括原告在内的五保人员在院的日常支出”，此做法于法无据，侵占了上诉人的残疾补助款。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第四条第五项“残联、民政和社会单位等集中托养（供养）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的规定，长沙敬老院有权支配上诉人的个人残疾补助款。这是对政策的错误解读，上述通知内容中明确规定，对于集中供养残疾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重点是“发放”。也就是说，到了单位账户的个人残疾补助款是要发放给残疾人个人的。长沙敬老院没有基本账户，上诉人的残疾补助金在到了其本人账户的情况下，又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长沙敬老院直接支取，这是明显违反上述通知规定的行为。根据2012年6月实施的《广东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实施办法》及2012年9月实施的《广东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国家补贴给残疾人本人的，而非敬老院等福利机构。从残疾补助款的性质看，也是国家对残疾人的个人补助，而非对敬老院等单位的补助。综上所述，长沙敬老院将国家拨付给上诉人的7800元个人残疾补助款自行从上诉人个人账户中支出用于长沙敬老院的日常支出的违规行为，造成了上诉人直接经济损失7800元，同时增加了长沙敬老院的经济收入，属于长沙敬老院的不当得利，依法应归还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长沙敬老院辩称，《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第四条第五项“残联、民政和社会单位等集中托养（供养）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上诉人对“发放”二字未理解，上诉人入住敬老院后即表示认可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其监护人，负责上诉人的衣食住行、看病就医、人身安全等责任。上诉人残疾补助中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费，因答辩人对其本人进行了护理，该笔费用应补贴到答辩人对上诉人的日常开支。邓秀兰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维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俩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残疾补助12337.2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是长沙镇五保供养对象，被告长沙敬老院是以供养五保对象为主，兼顾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和智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五保供养、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的事业单位。原告于2009年进入长沙敬老院，于2013年8月26日取得了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贰级。2014年3月26日，长沙敬老院为原告在中国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长沙营业厅开设了银行账户（户名为杨维均，账号6059××××1380）。2013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获得残疾人生活津贴合计2400元（2015年度、2016年度各12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合计5400元（其中2013年度600元、2014年度1200元、2015年度1800元、2016年度1800元）。上述津贴和补贴均已按年度发放至杨维均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内。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原告因交通事故在梅州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车旅费等支出合计13464.5元，均由长沙敬老院支付。因政府为原告购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上述住院费用由梅州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4537.2元，该款于2017年10月13日存入原告的上述个人账户。长沙敬老院在开设银行账户后，银行存折一直由长沙敬老院保管，上述两项补贴及医疗报销款均由长沙敬老院工作人员支取，支取后记入长沙敬老院日记账，用于长沙敬老院的日常支出。2018年3月，长沙敬老院将存折账户返还给杨维均，杨维均得知上述款项已由长沙敬老院领取，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入住长沙敬老院后，长沙敬老院每月向其发放零用钱30元。邓秀兰在2005年至2017年12月期间担任长沙敬老院的负责人，2015年度及2016年度原告名下的两项补贴及2017年医疗报销款是由邓秀兰到邮政银行支取的，支取后计入长沙敬老院现金账，长沙敬老院认可邓秀兰支取款项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长沙敬老院于2018年6月26日获得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开设了基本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从2009年开始入住长沙敬老院集中供养，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获得残疾人生活津贴24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5400元及因住院获得医疗保险报销4537.2元，上述款项由长沙敬老院支取的事实，有补贴情况、账户明细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据，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要求俩被告返还上述款项能否得到支持。虽然涉案部分款项是由邓秀兰领取的，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邓秀兰在支取款项时属长沙敬老院的负责人，而邓秀兰支取款项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且将款项计入长沙敬老院的日记账，用于长沙敬老院支出。长沙敬老院亦确认邓秀兰支取款项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邓秀兰承担返还义务，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支取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合计7800元是否应予返还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精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广东省在2012年全国率先建立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第四条第五项“……各级财政部门收到省补贴资金后会同同级残联在1个月内按规定将补贴发放给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残疾军人）或监护人。补贴资金通过拨入承担发放任务的代理金融机构发放，……残联、民政和社会单位等集中托养（供养）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和《广东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于集中供养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护理补贴直接划拨到其所在机构。本案中，原告属集中供养残疾人，其日常生活支出和护理均由长沙敬老院负责，且长沙敬老院在支取款项后记入长沙敬老院的日记账，并用于供养包括原告在内的五保人员在院的日常支出，并每月向原告发放零用钱。由于长沙敬老院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尚未开设基本账户，因此，长沙敬老院为原告开设了银行账户并一直保管，相应的补贴由财政打入上述账户内。因此，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虽然涉案的两项补贴发放到原告个人账户，但长沙敬老院取得上述款项有合法依据且用于供养机构的日常支出，原告主张构成不当得利，要求长沙敬老院返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医疗保险报销款4537.2元的返还问题。该款项虽然是直接存入原告的个人账户，但该医疗保险报销款是因政府为原告购买了城乡医疗保险所报销的。而医疗保险保费并非原告个人支付而是由政府负担的，且原告在住院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均由长沙敬老院负担。长沙敬老院支出的款项远高于该报销款金额，长沙敬老院在医疗保险报销款到账后支取该款项，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原告主张长沙敬老院返还该笔款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俩被告返还补助款12337.2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维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4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维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提出的“残联、民政和社会单位集中托养（供养）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存在不同的理解，为此，本院向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发出征询函，经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请示，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于2021年6月7日以粤残联函[2021]296号文回复如下：一、托养（供养）机构中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如果属于财政集中供养对象，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方面托底保障，补贴资金由托养（供养）机构使用，用于补助和改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生活。二、托养（供养）机构中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如果不属于财政集中供养人员，补贴资金由托养（供养）机构发放给残疾人和残疾军人本人。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涉案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共7800元应归其个人所有及支配，被上诉人长沙敬老院构成不当得利的依据是否充分。首先，依照《广东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等文件的规定，残疾人生活津贴的补贴对象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范围，具有广东省户籍，且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各类残疾人和残疾军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补贴对象为具有广东省户籍，且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一、二、三、四级重度残疾军人。上诉人杨维均是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补贴对象，被上诉人长沙敬老院亦按文件要求为上诉人申请办理了上述补贴手续，上诉人杨维均于2013年至2016年间获得的残疾人生活津贴24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5400元，合计7800元，已由长沙敬老院代为领取。其次，《关于我省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2014]39号）文件中规定：“残联、民政和社会单位等集中托养（供养）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补贴资金，直接核拨到其所在单位发放。”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该规定的理解不同，为此，本院就上述规定的含义向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发出征询函，经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请示，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回复：“一、托养（供养）机构中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如果属于财政集中供养对象，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方面托底保障，补贴资金由托养（供养）机构使用，用于补助和改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的生活。二、托养（供养）机构中的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如果不属于财政集中供养人员，补贴资金由托养（供养）机构发放给残疾人和残疾军人本人。”因上诉人杨维均属于财政集中供养对象，政府为其提供了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疾病治疗等方面的托底保障，故涉案补贴资金应由托养（供养）机构即长沙敬老院使用，用于补助和改善上诉人杨维均的生活。上诉人杨维均主张涉案补贴资金应归其个人所有及支配，被上诉人长沙敬老院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44元，由上诉人杨维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庆浪审 判 员 幸庆迈审 判 员 曾柳青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辉书 记 员 朱 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