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2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岳国燕，女，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军、刘利，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邵国栋，男，197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红岩，内蒙古天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强，男，1980年1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小丽，女，1980年6月10日出生，满族，无职业。再审申请人岳国燕因与被申请人邵国栋、王建强、张小丽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内0291民初1064号民事判决，岳国燕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内02民终26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岳国燕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内民申186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岳国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军、刘利，被申请人王建强、张小丽、被申请人邵国栋的委托代理人贾红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国燕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原诉讼请求。理由：1、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事实不清。原一、二审判决仅凭收取房款的收条、房屋买卖协议、物业服务合同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认定诉争房屋已是邵国栋所有，没有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各证据与案情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都不足以支持被申请人邵国栋的主张。况且几十万的巨额财产流动不可能是现金，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查证。2、被申请人邵国栋的证据不足以阻却对诉争房产的执行。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具有亲戚关系，根据双方的关系难以排除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嫌疑；房屋买卖是大宗交易，仅有房屋买卖协议和收取房款收据，没有交易流水和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无法证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邵国栋的物业服务合同存在造假迹象。物业服务合同加盖的公章与实际不符。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是曹家营子村村民，2013年曹钦小区物业公司的公章都是带有“管理”二字，2014年才启用不带有“管理”二字的印章。村里2013年间签订的物业合同都是带有“管理”二字的印章，而邵国栋的合同没有带“管理”。说明其物业合同存在造假，其合同上的印章是后补的。物业公司没有邵国栋的合同备案，也没有其交物业费的记录。综上，一、二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邵国栋答辩称：申请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先收款后签订合同的原因，在原审法院已经阐述。邵国栋从2008年陆续借给王建强、张小丽50多万元，到了2013年，连本带利积累了70多万元，双方同意以房顶账，将债务抵顶。因邵国栋出借款项超过房屋价款，张晓丽、王建强再付8000元，才出现了卖房协议上房款一周到账的字样，和先有收条后签订卖房协议。我们都是同村村民，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恶意串通。物业合同的公章经法院到公安部门调取了证据。邵国栋买房在先，房屋已实际交付给邵国栋，岳国燕申请查封在后。邵国栋、张小丽、王建强都是曹家营子村民，小产权房可以在村民之间买卖。所以，一、二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在再审期间，邵国栋已将争议房屋出卖给他人。请求驳回岳国燕的再审申请。张小丽答辩称，因欠岳国燕、邵国栋的钱，本案争议的两套房屋先提出顶给岳国燕，岳国燕不同意才顶给邵国栋的。向邵国栋陆续借了50多万，先给邵国栋写了收条，打收条是为了往回收邵国栋手里的借条，借条收回后写的卖房协议。村委会不给办手续，物业给出了手续。我提出用家人的其他房子抵顶给岳国燕，岳国燕不同意。王建强答辩称，同意一、二审判决。岳国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2016）内029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立即恢复对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的执行。开发区法院认定的事实：岳国燕因与王建强、张小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岳国燕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申请查封由王建强、张小丽所有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的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开发区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3）包开民初字第36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上述两套房产，并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2013）包开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判决王建强、张小丽偿还岳国燕借款52万元及从2012年11月1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岳国燕向开发区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开发区法院的执行程序已进入到对上述两套房产进行评估阶段时，邵国栋以诉争房产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上述两套房产的查封，并停止执行。本执行异议涉及的两套房屋没有经过产权登记系小产权房，案外人邵国栋给被执行人王建强、张小丽出具了收取房款的收条，并与被执行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同日与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两份物业服务合同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之后开发区法院才对诉争的房屋予以查封，故案外人邵国栋异议请求成立，开发区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内029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的执行。岳国燕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同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家营子村村民。诉争房产系由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家营子村在集体土地上为本村村民开发建设的房产。现该小区房产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登记成立，于同年5月27日经包头市公安局审批刻制了编码为1502990001769的公章一枚，该公章显示的单位名称为“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区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邵国栋在岳国燕与王建强、张小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执行中，对执行标的物（讼争房产）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理由是邵国栋于人民法院查封前，就已与王建强、张小丽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人民法院查封时，诉争房产已是邵国栋的财产，而非王建强、张小丽的财产。因此，邵国栋对本案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邵国栋对讼争房产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主要理由是：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岳国燕向本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时间是2013年8月22日，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就讼争房产发生交易的时间是2013年8月10日。也就是说交易在前，起诉在后。而我院对诉争房产查封时间更在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买卖房屋之后的2013年9月29日。而且，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虽然是同村村民，但并非亲故，所以邵国栋不存在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故意串通，为王、张二人逃避债务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主观恶意。岳国燕认为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于2013年8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并对邵国栋于2013年8月10日与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物业服务合同的公章提出质疑，从而反证该两份物业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也并非在2013年，而是在2014年以后签订。但经开发区法院向公安机关公章管理部门调查，加盖在邵国栋于2013年8月10日与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物业服务合同的公章在公安机关的刻制时间是2013年5月27日，并非是在2014年，故岳国燕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证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从而不能证明双方交易存在恶意串通。二、关于邵国栋讼争房产的请求权的问题。岳国燕主张，讼争房产系“小产权房”，国家禁止该类房屋买卖，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所以邵国栋无权合法取得讼争房屋。现我国并没有同一村集体的村民之间禁止交易本村为村民分配的房屋的强制性规定，该房屋买卖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房屋买卖协议有效。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邵国栋对本案讼争房产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五）项、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岳国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岳国燕负担。岳国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内0291民初106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邵国栋是否对诉争房屋享有阻却执行的实体权益。首先，被上诉人王建强、张小丽与被上诉人邵国栋之间签订的卖房协议真实有效。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同为曹家营子村民，双方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诉争房产的买卖发生在上诉人岳国燕起诉民间借贷纠纷和法院查封诉争房屋之前。上诉人岳国燕认为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但上诉人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其次，被上诉人邵国栋已实际占有该房屋，被上诉人邵国栋与包头市曹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8月10日签订了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可认定为被上诉人邵国栋已实际占有该房屋。上诉人岳国燕提出的被上诉人王建强、张小丽没有将诉争房屋实际交付于被上诉人邵国栋的主张，因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本案诉争房产属农村集体分配给农民的福利房，不能进行不动产登记和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因此邵国栋对诉争房屋不能及时过户没有过错。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邵国栋对诉争房屋享有阻却执行的实体权益。上诉人岳国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岳国燕负担。经再审查明：岳国燕因与王建强、张小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岳国燕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申请查封王建强、张小丽所有的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的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开发区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3）包开民初字第36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上述两套房屋。民事裁定书分别向岳国燕、王建强、张小丽及曹家营村委会送达。2013年10月29日，开发区法院作出（2013）包开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判决王建强、张小丽偿还岳国燕借款52万元及从2012年11月1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岳国燕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开发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邵国栋以诉争房产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上述两套房屋的查封，并停止执行。开发区法院经审查认为，案外人邵国栋异议请求成立，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内029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对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的执行。岳国燕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案外人邵国栋向开发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时称，2013年8月10日，王建强、张小丽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以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邵国栋。邵国栋提交了王建强、张小丽于2013年8月6日向邵国栋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邵国栋交来买房款70万元”。邵国栋还提交了2013年8月10日，其与王建强、张小丽签订《卖房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分配房屋，以每套价格35万元售出两套，两套房屋共计70万元。……上述购房款70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付清……。”邵国栋还提交了2013年8月10日，甲方为包头市曹钦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曹钦物业公司），乙方为邵国栋的两份《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物业协议），约定邵国栋将位于开发区曹钦小区13栋3单元102号、17栋4单元102号两套房屋委托曹钦物业公司进行管理。上述两份物业协议甲方有物业公司经理周俊生签字，并加盖了“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乙方为邵国栋签字。开发区法院在岳国燕申请执行张小丽、王建强一案中，张小丽陈述，2013年8月，卖给邵国栋的两套房屋是其之前借过邵国栋50万元，邵国栋又支付给其20万元现金。邵国栋亦称，其与王建强签订购买曹钦小区两套房屋的合同，之前王建强向其借款50万元，其又一次性支付给王建强20万元现金购买的两套房屋。关于为什么在卖房协议约定一周付款的问题，再审庭审中，邵国栋代理人解释，张小丽、王建强还要再付8000元。岳国燕对张小丽、邵国栋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均不予认可。邵国栋提交的《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岳国燕提出异议，认为该两份物业协议是虚假的，实际签订时间并非在2013年，而是在2014年以后签订。经开发区法院向公安机关公章管理部门调查，加盖在邵国栋提交的其于2013年8月10日与包头市曹钦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两份物业协议的公章在公安机关的刻制时间是2013年5月27日。原审法院向曹钦物业公司进行了调查，周俊生是原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5年去世。周俊生的儿子即现任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家正证实，该协议“周俊生”签字是其父亲所签。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岳国燕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王建强与曹家营子村委会于2013年8月6日签订的《曹钦小区村民福利楼分配协议书》，证明协议签字人为王建强而并不是邵国栋，邵国栋不是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并未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二、涉案房屋现状照片六张，证明两套房屋一直闲置无人居住，邵国栋并不是实际权利人，也并没有实际占有。三、曹钦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本案涉案房屋在物业公司并未办理过任何相关手续，没有该房屋的物业服务合同备案，且被申请人递交的物业协议签订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而2013年8月10日是星期六公休日，物业公司公休日仅有值班人员，不办理物业合同，故物业服务合同系虚假的。四、岳国燕的姐姐岳国英与他人签订的《小产权楼房顶账合同》、《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曹钦小区村民福利楼分配协议书》、《收据》（电视入网费、煤气配套费、供暖费），证明在曹钦小区购买房屋，可以办理更名手续，即双方同意购买后购买人直接与曹家营子村委会签订《曹钦小区村民福利楼分配协议书》，视为办理更名手续。办理更名后，购买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并同时缴纳电视入网费、煤气配配套费、供暖费。上述证据佐证邵国栋仅仅提供的一份《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并未提供相关缴纳物业费等证据，不能认定邵国栋实际占有涉案房屋。本院再审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具有实体权利以及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却执行，是审理和认定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案外人是否享有对涉案房屋排除阻却强制执行的权利，应主要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一、关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邵国栋、张小丽均称该房屋系以房抵债，且对以房抵债的数额双方陈述亦一致。关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邵国栋提交了收条、卖房协议予以证实。岳国燕认为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恶意串通，存在虚假的房屋抵债事实，虽然提供了岳国英与他人签订的《小产权楼房顶账合同》，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邵国栋与王建强、张小丽之间就是存在虚假的房屋买卖关系。二、邵国栋提交了其与曹钦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岳国燕认为该协议是虚假的，但曹钦物业公司对上述协议上加盖的公章及周俊生的签字均予认可。岳国燕提交他人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与邵国栋提交的物业协议不一致，以此证明邵国栋提交的物业协议是虚假的，证据不足。综上，邵国栋提交的《卖房协议》、《收条》、《物业服务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邵国栋对执行标的具有实体权利以及实体权利足以阻却执行。综上，岳国燕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对涉案房屋继续执行的再审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内02民终26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雪冰审判员韩楚审判员张宽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董宝晨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