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7842号原告：刘登富，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期安，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兆芳，女，195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宜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晗，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川，男，199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宇，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登富与被告王兆芳、王川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登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期安、被告王兆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宜耘、被告王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登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王兆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8号院2号楼23层4单元27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行为；二、王兆芳、王川立即将涉案房屋所有权恢复登记至王兆芳名下；三、王兆芳、王川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差旅费1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底，刘登富将王兆芳以居间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朝阳法院。2020年6月29日，朝阳法院作出判决，判令王兆芳向刘登富返还700万元。但王兆芳拒不履行债务，刘登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止到2020年12月22日仅执行到6763.6元，尚欠6993263.4元本金、69825元利息未能执行。在前述居间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刘登富获悉王兆芳拥有涉案房屋一套。2020年7月16日，刘登富签收法院保全裁定时才知晓涉案房产已被王兆芳转移。经查询，王兆芳以48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川。王兆芳为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产，导致其名下没有财产，对刘登富的债权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王川知道该情形。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王兆芳辩称：不同意刘登富的诉讼请求，刘登富的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王川辩称：不同意刘登富的诉讼请求。王川作为买房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诉讼地位应当是第三人。刘登富和王兆芳没有签订居间合同，二人之间的诉讼有可能是虚假诉讼。刘登富没有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川向王兆芳购买房屋不是明显不合理低价，交易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刘登富对王兆芳的债权情况。2019年，本院受理刘登富与王兆芳、北京飞特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京0105民初50212号，以下简称50212号案件]。2020年6月29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刘登富与王兆芳事实上的居间合同关系于2018年12月3日起解除；2.王兆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登富返还700万元；3.驳回刘登富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20年8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刘登富申请执行该判决。2020年12月22日，本院作出（2020）京0105执3045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经询，王兆芳认可与刘登富存在上述判决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二、王兆芳与王川就买卖涉案房屋签订合同的情况。审理中，刘登富提交了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王兆芳与王川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网签合同》），该合同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11日，约定：王川向王兆芳购买涉案房屋一套，房屋成交价格为480万元。刘登富以上述合同为依据，主张王兆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涉案房屋，损害其对王兆芳的债权。王兆芳、王川认可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但称该合同系网签合同，为减少税款故将真实的成交价格写为480万元，房屋实际售价应为1500万元。对于买卖涉案房屋的过程，王兆芳称：王兆芳于2018年9月开始委托北京xx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将涉案房屋挂牌出售，后通过xx公司得知王川的购房需求，并在该公司中介下与王川签订了购房合同。王川称：2019年王川因妻子怀孕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在xx公司APP上发现王兆芳的购房信息，通过xx公司人员唐某实地看过两次房，谈好价格后，由xx公司做成了购房的各种手续。对于上述陈述，王兆芳、王川提交了《北京xx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包括以下内容：1.xx地产签约提示。2.交易资金支付方式及风险提示函。3.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交易方留存信息表，载有王兆芳、王川的身份信息。4.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涉案房屋成交价为480万元，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等作价为1020万元，付款方式见补充协议，王川向王兆芳支付定金100万元。5.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补充协议》，约定：交易房屋价款及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作价总计1500万元；王川于2019年6月11日将第一笔定金100万元以自行划转方式支付王兆芳，于2019年6月15日前将第二笔定金90万元支付“理房通”，于过户前3个工作日内将第一笔购房款1370万元支付“理房通”；购房款中的10万元作为户口迁出保证金，王川于过户当日自行划转至王兆芳；购房款中的20万元作为物业交割保证金，办理物业交割之日，王川自行划转至王兆芳。6.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1日的《居间服务合同》，载明王兆芳、王川共同委托xx公司作为交易居间人。7.《房屋交易保障服务合同》，约定王兆芳、王川委托北京方源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办理房屋买卖后续交易事宜。8.房地产经纪服务事项告知书说明。9.定金担保支付确认函、首付款担保支付确认函。审理中，王川申请证人唐某出庭作证。唐某出庭作证称：其为xx公司的地产店经理；王川曾找其买房，其带王川看了几处房子，后来王川看中了涉案房屋；2019年4月底和2019年5月7日，王川实地看房；在其工作下，王川与王兆芳达成一致，签订了合同；房屋实际售价是1500万元，网签合同中的480万元是在符合税收规定的情况下做的，这样做的话，税费是最低的；房款中有定金100万元，其中王川自行向王兆芳支付10万元，另90万元通过“理房通”监管支付，另1370万元通过“理房通”监管，在物业和户口都没有问题时转给王兆芳；据其所知，王川在买房之前不认识王兆芳。刘登富对上述《北京xx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及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刘登富称王兆芳与王川在房屋买卖之前即相识，可以提交涉案房屋2018年及2019年的物业费单据，单据显示交费人为王川，由此可以证明王兆芳与王川早已相识。经查，刘登富提交的涉案房屋物业费单据交费起止日期分别为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10日和2019年11月11日至2020年11月10日，金额分别为9508.72元和9519.55元，收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和2020年5月11日，“姓名”均为王川。王川称其实际于2019年底交纳了2020年的物业费，物业公司的系统不会显示两个业主的名字，故其与王兆芳在物业交割后，一个自然年之内的交费信息均显示王川的名字。为此，王川提交了涉案房屋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11月10日物业费单据，该单据所载“姓名”为樊x（王兆芳之配偶）。三、王兆芳与王川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2019年6月11日，王川向王兆芳转账定金10万元；同日，王川向北京理房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即双方合同约定的xx公司资金监管账户“理房通”）转账90万元；2019年6月15日，“理房通”将90万元转账给王兆芳；2019年8月8日，王川分别向“理房通”转账970万元及400万元；2019年8月9日，“理房通”将1370万元转至王兆芳账户；2019年8月10日，王川向王兆芳账户转账户口迁出保证金10万元；2019年8月15日，王川向王兆芳转账物业交割保证金20万元。另外，刘登富称涉案房屋实际市场价格应当为1600余万元。本院认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刘登富对王兆芳的债权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本院不持异议。刘登富虽以《网签合同》所载交易价格（480万元）证明王兆芳与王川的房屋买卖价格明显不合理，但王兆芳、王川提交了总售价为1500万元的合同，且双方按该合同进行了实际履行，xx公司工作人员亦出庭证实双方实际交易情况，故本院认为王兆芳、王川提交的1500万元合同系真实的合同，《网签合同》所载明的交易价格并非真实房价。刘登富认为涉案房屋市场价为1600万余元，即使以此价格为对照，涉案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1500万元并非明显偏低。故刘登富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登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由原告刘登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戈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董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