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35730号原告：谷永忠，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邮政清河支局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瑞雷，男，197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阳坊村村委会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第三人：何玉保，男，197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谷永忠与被告刘瑞雷、第三人何玉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谷永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被告刘瑞雷、第三人何玉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永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瑞雷偿还谷永忠借款本金37.6万元；2.判令刘瑞雷支付谷永忠利息（以37.6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7年12月25日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刘瑞雷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25日，刘瑞雷向谷永忠借款40万元，谷永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给刘瑞雷。双方约定2018年12月25日还清借款，月息3%，刘瑞雷没有按照约定偿还本息，谷永忠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刘瑞雷答辩称，这笔借款刘瑞雷已经还清了，刘瑞雷把钱还给何玉保了。何玉保是谷永忠的表哥，是刘瑞雷朋友。当时刘瑞雷急需用钱，何玉保就介绍刘瑞雷认识谷永忠，约定了月息3%，借了6个月的时候刘瑞雷就把钱都还清了，何玉保把抵押物还给刘瑞雷，刘瑞雷跟何玉保要借条，何玉保说已经撕毁了。刘瑞雷每个月的利息都是直接支付给何玉保了，这是三方同意的。2018年谷永忠找过刘瑞雷一次，刘瑞雷给何玉保打过电话，谷永忠也都在身边听着呢。第三人何玉保述称，刘瑞雷的40万是何玉保带着谷永忠去刘瑞雷的家楼下签署了借条，后来刘瑞雷把钱通过何玉保还给了谷永忠。但是刘瑞雷的还款有一部分是由何玉保使用了。欠条何玉保也跟谷永忠要过，谷永忠一直没给何玉保，说在胡建云那里，找不到了。刘祥革、刘瑞雷一共还款90万元，何玉保总共用了70万元，另外20万还给谷永忠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刘瑞雷与谷永忠经何玉保介绍认识，刘瑞雷与何玉保为朋友关系，何玉保与谷永忠系表兄弟。诉讼中，谷永忠提交2017年12月25日的《借款合同》一份，载明：甲方（借款人）：刘瑞雷，乙方（放款人）：谷永忠，刘瑞雷向（空白）借款40万元，于2018年12月25日前还清。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止。在双方信任的前提下，合同到期甲方应一次性按时给付乙方的本金，如乙方临时用款要提前30天通知甲方，给甲方留出充分的备款时间。自借款之日起，按实际支付的数额计算利息，月利息为3%，甲方如果未能按期还款，逾期部分每月加收5%的利息。甲方自愿用自家北京市昌平区阳坊村村北四亩地作为抵押。四亩地的手续和租赁合同由乙方管理，如到期未还乙方有权自行买卖和免费使用。刘瑞雷在甲方处签字，乙方处空白。刘瑞雷认可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同时提交其本人留存的《借款合同》复印件，该份合同上没有填写乙方即出借人的姓名。就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谷永忠、刘瑞雷、何玉保均认可涉案借款是由何玉保介绍的，签订《借款合同》时三方都在场。谷永忠称当时约定款项还给谷永忠，本息一次性偿还，签合同的时候没有告知收款账户，但刘瑞雷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还款。刘瑞雷称约定按月付息，当时谷永忠让其把利息还给何玉保，把本金还给谷永忠，因为何玉保每个月都向刘瑞雷催要利息，所以把款项都还给了何玉保；刘瑞雷后来又称没有谷永忠的任何联系方式，当时谷永忠让其将所有还款都还给何玉保。2017年12月25日，胡建云通过银行向刘瑞雷转账37.6万元。谷永忠称是其指示胡建云向刘瑞雷支付的，刘瑞雷认可收到涉案款项37.6万元。诉讼中，谷永忠提交刘瑞雷与案外人苏贝贝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双方确认系刘瑞雷因涉案借款抵押给谷永忠的，刘瑞雷、何玉保称忘了拿回来；双方认可刘瑞雷还向谷永忠交付过其他合同作为抵押，谷永忠已经返还给刘瑞雷，谷永忠称何玉保说刘瑞雷着急用，先取走第二天就送回，所以把合同交给了何玉保。就还款情况，刘瑞雷称已经向何玉保还清借款本息，还款情况如下：款项出借两三天后向何玉保转账20万元，2018年3、4月份给何玉保现金8万元，另有一笔7万元还款记不清是现金还是转账，2018年6-8月份，向何玉保支付现金5万元。后刘瑞雷称还款大部分都是现金支付的，一部分是微信转账支付的，并主张借款已还清，无需提交证据。刘瑞雷在法庭辩论阶段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刘瑞雷向何玉保有如下转账：2018年6月26日6000元，2018年7月14日2万元，2018年7月15日8600元，2018年8月25日1万元，共计44600元。谷永忠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另，刘瑞雷还在本院庭审过程中当庭播放了其与何玉保之间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款项还清，但未按照本院要求提交录音光盘和文字稿。谷永忠主张录音中没有明确说明款项已经还清。就还款情况，何玉保认可刘瑞雷通过其向谷永忠还款，主张刘瑞雷已经还清借款本息，还款方式是：刘瑞雷每月都向何玉保偿还利息，何玉保每月将刘瑞雷、另案刘祥革以及何玉保自己欠付谷永忠的利息一并支付给谷永忠，刘瑞雷不到一年就把借款还清了。何玉保就此提交了其向谷永忠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何玉保通过微信向谷永忠有如下转账：2019年6月分别转账8000元、2000元，2019年10月分别转账1000元、6000元、500元、1500元，2019年12月分别转账2000元、2500元、2500元、2800元，2020年1月22日转账5000元；何玉保通过银行向谷永忠有如下转账：2018年2月转账3.5万元，2018年5月转账4.5万元、4.9万元，2018年6月转账11.7万元，2018年7月转账9.8万元、20万元，2018年11月转账5万元、5万元、4万元，2018年12月转账5万元、2.5万元。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何玉保向谷永忠有多笔转账。何玉保称上述转账记录中，2018年7月14日何玉保向谷永忠转账20万元，是其向谷永忠偿还刘瑞雷和另案刘祥革的90万元借款本金；刘瑞雷和另案刘祥革的借款本金共计90万元，何玉保向谷永忠偿还20万元后，剩余70万元与谷永忠商量好留作自用作为何玉保向谷永忠的借款，并向谷永忠打了一张70万元的借条。谷永忠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主张上述款项都是何玉保向谷永忠偿还自身欠款，2018年7月转账的9.8万元性质无法确定，谷永忠与何玉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何玉保共欠其420万元。谷永忠向本院提交其与何玉保之间的《借条》3张、《借款合同》2份及银行转账记录，借条上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7年1月28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8月25日，金额分别为80万元、70万元、100万元；《借款合同》载明的日期均为2017年12月25日，金额分别为70万元、100万元。谷永忠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6年9月12日-2018年8月8日，其共计向何玉保转账327.4万元（其中包括左红蕊向何玉保转账的48万元）。就借条与银行转账之间的差额，谷永忠称是其预扣的利息。何玉保称上述《借条》和《借款合同》均为后补的，2017年12月25日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100万元、70万元，谷永忠曾称其丢了让何玉保重新补签了两张；5张借条中有两张70万元的借条，其中2017年6月7日的70万元借条就是刘瑞雷与另案刘祥革的还款。谷永忠认可上述借条都是后补的，并称80万元和70万元有一笔是何玉保欠的利息单独出具的借条，但说不清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就催款情况，谷永忠称刘瑞雷债务到期后，先找了何玉保，何玉保说刘瑞雷资金有点紧张，需要再用几个月，后来找到刘瑞雷，刘瑞雷说钱已经还给了何玉保。刘瑞雷称谷永忠从未向其催要过款项，直到2019年接到谷永忠的电话，刚开始都不知道是谁，接到电话后告知谷永忠其已经还清了。何玉保称刘瑞雷不到一年就还清了借款，后来谷永忠给刘瑞雷打电话是因为找不到何玉保了。经查，谷永忠于2020年7月26日向本院提交立案材料。上述事实，有谷永忠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电子回单、《房屋租赁合同》，谷永忠与何玉保签订的3张《借条》、2份《借款合同》、银行转账记录，何玉保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谷永忠与刘瑞雷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谷永忠已经履行出借义务，刘瑞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庭审中，谷永忠主张刘瑞雷未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刘瑞雷辩称其通过何玉保还清了涉案借款本息。何玉保亦认可其代谷永忠收取了刘瑞雷的还款，并称刘瑞雷已还清本案借款。但根据现有证据，刘瑞雷的还款情况不明确且未得到谷永忠的追认。刘瑞雷于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于2017年12月底向何玉保转账20万元，后分多次向何玉保现金付款，于2018年6-8月份还清借款本金，但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刘瑞雷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又称，大部分还款都是现金偿还，一小部分是微信转账。刘瑞雷就其还款情况前后陈述矛盾。刘瑞雷后来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8月，其向何玉保转账共计44600元，转账金额从数千元至2万元不等，难以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何玉保虽认可刘瑞雷已经还清借款，但该还款情况一无证据佐证，二无谷永忠的追认。何玉保称谷永忠对此事知晓，并同意部分还款作为何玉保向谷永忠的借款，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事实：1.何玉保提交20万元的还款记录证明其将刘瑞雷的部分还款给付谷永忠，因何玉保与谷永忠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无法证明该20万元即偿还刘瑞雷向谷永忠的借款。2.何玉保另称其每月都向谷永忠偿还利息，包括刘瑞雷的借款利息、另案刘祥革的借款利息和其本人的利息，但何玉保无法说明刘瑞雷、刘祥革与何玉保本人各自的具体还款金额，无法证明其中的关联关系。3.何玉保向谷永忠打了多张借条，何玉保称其中2017年6月7日70万元的借条即为刘瑞雷和另案刘祥革还款的70万元，但该借条的落款时间在本案借款出借之前，借条并没有体现与本案刘瑞雷还款的关联性。且谷永忠与何玉保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无法证明70万元的借条包含了本案刘瑞雷的还款。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瑞雷已还清涉案借款本息，亦未能证明刘瑞雷向何玉保的还款得到谷永忠的认可。另外，何玉保认可刘瑞雷已经向其付清涉案借款本息，刘瑞雷亦确实向何玉保支付过款项。故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即便刘瑞雷向何玉保偿还过涉案借款，何玉保代谷永忠收取刘瑞雷还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否对谷永忠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是为了有效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因此构成表见代理不仅需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并且要求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刘瑞雷有充分理由相信何玉保具有代理权，刘瑞雷相信何玉保具有代理权且向何玉保还款，对此刘瑞雷存在重大过失。理由如下：第一，谷永忠与何玉保之间并没有直接紧密的关系足以让刘瑞雷相信何玉保有权代理谷永忠收取借款本息。谷永忠与何玉保为表兄弟关系，为涉案借款的中间介绍人，且签订《借款合同》时三方都在场，但以上事实均不能构成何玉保具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第二，刘瑞雷作为借款人应当知晓在民间借贷中应当向出借人还款的行业惯例，但其在没有得到谷永忠的明确授权下向中间人何玉保还款，具有重大过失。刘瑞雷先称当时约定利息还给何玉保，本金还给谷永忠，又称谷永忠让其向何玉保还款，其陈述本身即前后不一。刘瑞雷未就其主张的还款方式提交证据，谷永忠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刘瑞雷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另刘瑞雷称没有谷永忠的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无法向其还款，但对于该笔较大金额的借款，其通过何玉保或者其他方式获取谷永忠的联系方式或相应账户并非难事，但其对此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第三，按照通常惯例，刘瑞雷还完借款本息之后应当告知谷永忠并将《借款合同》原件、抵押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要回，或要求收款人出具收款证明，刘瑞雷虽称其曾向何玉保要回原件，但是何玉保称原件已丢失，刘瑞雷亦未进一步向谷永忠核实，存在明显过失。综上，何玉保收取刘瑞雷还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刘瑞雷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谷永忠履行了还款义务。《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刘瑞雷应当偿还涉案借款。故对谷永忠要求刘瑞雷偿还借款本金37.6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就利息一节，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为3%，谷永忠主张按照2%计算利息，本院不持异议，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瑞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谷永忠借款本金37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76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刘瑞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2.5元，原告谷永忠已预交，由被告刘瑞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真真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江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