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5民终1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发奎，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余柱，男，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强，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宪伟，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鹏，男，198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振兴街西段路南。法定代表人：安东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发奎因与被上诉人张余柱、邹鹏、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永安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发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152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余柱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张余柱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房屋经多次诉讼能够确认的基本事实是：自2012年开始，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承接了永安公司开发的燕塔公园B区3号住宅楼、B区2号和3号楼地下车库等工程。施工过程中，邹鹏作为上诉人的员工参与了上述工程的部分施工管理工作和部分工程款的申领工作。在施工后期，上诉人与永安公司协商确定以涉案房产抵顶永安公司应支付上诉人的部分工程款。2015年4月10日，上诉人指派邹鹏到永安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以房抵债手续，永安公司即向上诉人开具了房屋销售确认单一份交邹鹏持有，后邹鹏将上述单据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发现确认单上交款人处名字是邹鹏后，因该单据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诉人要求邹鹏到永安公司重新开具了一份收款收据，将涉案房屋的交款人由邹鹏变更为上诉人。至此，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已经完成，该行为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始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2019）鲁15民撤1号、（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均驳回了张余柱人要求撤销生效法律文书的诉讼请求，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而（2019）鲁15民撤1号、（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又认为上诉人与邹鹏转让涉案房产时行为混同，明显与上述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部分上诉人与邹鹏行为混同的结论错误，且该两份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存在矛盾。在同一客观事实与生效裁判文书作出的司法认定存在矛盾时，（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以（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否定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作出的裁判结果和事实认定。继而产生了对同一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作出了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裁判结果。在（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和（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未经司法程序解决之前，（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不应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2、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要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虽然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并不必然无效，但该原因行为尚不足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也即当事人不能因该行为取得不动产物权。本案中，张余柱请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于法无据。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系债权债务关系，仅能产生债权请求权，并不能产生相关建筑物所有权及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归张余柱所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张余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余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号（购物广场25）商业房产为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二被告停止妨害原告对于莘县燕塔公园A5-1-12号（购物广场25）商业房对外租赁等占有使用；3.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自2017年5月10日至2020年7月1日期间给原告造成的租赁等使用损失，具体数额待鉴定后进行确定。（保留2020年7月2日至实际停止损害之日止损失数额）；4.依法判令二被告、第三人为原告办理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号（购物广场25）商业房产产权登记履行协助义务。原审判决认定，邹鹏系邹发奎之子。邹鹏自2006年毕业后，一直跟随邹发奎干活，由邹发奎支付工资。2012年12月5日，永安公司与莘县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方正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约定方正公司承建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塔公园Ｂ区3＃住宅楼工程，方正公司负责人签名栏记载为“邹发奎”。2013年3月16日，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发出《燕塔Ｂ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申请拨付项目工程款，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发奎”。2013年8月9日，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发出《燕塔Ｂ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3年9月17日，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发出《燕塔Ｂ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3年12月16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约定方正公司承建燕塔Ｂ2-Ｂ3间地下车库工程”。乙方负责人签名处为“邹鹏”。该补充协议落款处的打印时间为2012年12月16日（实为2013年12月16日，2012年为误打）。2014年1月5日，永安公司以Ｂ3-2-802号房屋及附属储藏室抵顶工程款355601元（第一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明“Ｂ区3＃楼邹鹏项目部”；邹鹏作为“建筑抵款经办人”作出声明：“建筑抵款经办人邹鹏同意将Ｂ3-2-802的一切信息，自建筑抵款经办人签字之日起均自行变更为任东生”。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是其将该房屋赠与邹鹏，邹鹏如何处理不知情。2014年1月25日的《燕塔Ｂ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中，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4年5月30日的《燕塔Ｂ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中，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4年10月3日，永安公司以Ｂ6-3-1102号、Ｂ6-3-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第二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明“方正，建Ｂ3＃，邹鹏，抵扣Ｂ区3＃楼70%后工程款”。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已将该两套房屋赠与二儿子邹山，并确定由大儿子邹鹏办理该两套房屋的过户手续。2015年4月10日，永安公司以Ａ15-1-12号房屋抵顶工程款（第三次以房抵工程款2512750元）。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在“备注”一栏中载有“抵扣邹朋项目部90%后工程款”等内容。该房屋即为本案争议房屋。2015年4月11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中，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5年5月14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中，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5年8月3日，永安公司以Ｂ3-4-1101号、Ｂ3-4-1201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第四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鹏（李增全）”。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了李增金、张轩夫妇。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出具了证明。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针对2015年4月10日的抵房事宜出具编号为Ｎ0.3143483的关于燕塔公园商业房Ａ15-1-12的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由邹发奎持有，记载着“157××××8310”和“139××××7669”的电话号码。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Ａ15-1-12”，记载被告收到的商业房房款为：2512750元。2015年9月23日，永安公司以Ｂ3-4-1102号、Ｂ3-4-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第五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塔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张西滨邹鹏”。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张西滨、范慧夫妇，2018年7月11日，张西滨、范慧夫妻二人出具了证明。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通知永安公司。载明：“尊敬的永安公司领导：我项目部因管理不规范，以便统管理一切事宜由我另行安排，请予以协助撤销邹鹏代理本项目部的一切代理工作!”。时任永安公司股东的肖陶恩收到该通知后，在该通知上签署“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字样。2017年1月16日的《永安燕塔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中，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鹏”。2017年5月9日，邹鹏向永安公司书写声明一份，“本人邹鹏用工程款全额支付商业房款2512750元，所开单据编号为ＮＯ：3143483.后因本人邹鹏与邹发奎未达成该商业房的房款交易。故本人声明原单据ＮＯ：3143483作废，该商业房屋仍归属邹鹏本人”。同日，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出具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张余柱原Ａ15-1-12，现购物广场25号，金额为2512750元”；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的收据各一份，《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一份。同日，张余柱出具声明一份，“本人张余柱现接受莘县燕塔公园Ｂ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经理邹鹏（莘县燕塔公园Ｂ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部经理）转让的一套原编号为Ａ15-1-12的燕塔公园商业房。本人知悉：1.此商业房为邹鹏用其工程款全额支付所得；2.本人接受邹鹏转让此房，均系我与邹鹏双方自愿的行为，后期所产生的任何纠纷与永安公司无任何联系。本人声明：不会因此房产权问题让永安公司承担任何责任。”2017年5月9日、11日，张余柱与其妻刘春满从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向邹鹏支付了全额购房款。2017年9月9日方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燕塔公园Ｂ区3＃楼及Ｂ2-3＃地下车库工程建设施工期间，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鹏出面执行的”。邹发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该证据只是证明邹鹏出面执行，并未证明邹鹏是实际施工人。2018年3月30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8号（燕塔公园Ａ2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8年5月11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11号、12号、13号（燕塔购物广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7年6月20日，邹发奎诉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向莘县法院提起诉讼，（2017）鲁1522民初2636号，诉讼请求是：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并有效，判令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永安公司配合办理本案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一审判决：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针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所形成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有效，永安公司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邹发奎针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的买卖（转让）补签书面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并配合邹发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永安公司不服，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永安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驳回永安公司的再审申请。2017年7月19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张余柱诉邹发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请求邹发奎停止侵权，换下私自锁在商铺门上的锁具，并保证不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及赔偿租金损失23450元。莘县法院以张余柱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对涉案房屋有合法所有杈，且涉案房屋所有权问题在另案中尚未处理完毕为由驳回张余柱的诉讼请求。2019年5月13日，张余柱因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5民撤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张余柱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本案系因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工程施工期间发生矛盾导致的对永安公司以房抵工程款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产生的纠纷。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行为具有混同性，父子二人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父子人中任何一人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其二人实施。邹发奎虽于2015年8月31日就案涉房屋到永安公司将收据更换成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鹏）”的收据，对此变更合理的解释应是“邹发奎”和“邹鹏”都可以视为“交款人”，而不应理解为“括号内的文字系对括号前面文字的解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中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邹发奎撤销邹鹏代理权的声明对永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将购房款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了邹鹏，同时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开具了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以及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等收据，还出具了《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在张余柱支付了对价并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方正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张余柱从邹鹏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与从邹发奎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具有同一性，均为有效行为。永安公司同意为张余柱开具各类收据，应视为其在将房屋抵顶给邹发奎、邹鹏父子但未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的情况下，对邹鹏又将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这一事实的认可。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工程施工前期并无矛盾时，均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在《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上签字，互相认可，对已处理的七套抵债房屋亦无异议。在后期发生矛盾后，如让案外人承担因其父子内部纠纷而带来的风险，明显不符合情理。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购买了案涉房屋，在一个月余后的2017年6月20日，邹发奎即起诉要求确认其就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与永安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且有效，其意图是排斥张余柱从邹鹏处购买房屋的合法性。在张余柱、邹鹏均未参加该案诉讼的情况下，（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着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并判决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该案判决仅是解决了永安公司向邹发奎、邹鹏父子以房抵顶工程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并不当然排斥邹发奎、邹鹏父子将房屋再向外转让。而且，（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亦载明“张余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可另案解决”，故在邹发奎、邹鹏父子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下，邹鹏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即应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双方之间转让房屋行为有效且房屋已交付，如张余柱向邹发奎、邹鹏提出要求，邹发奎。邹鹏有义务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永安公司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配合。综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并未对张余柱的权利构成侵害，其撤销该案判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张余柱、邹发奎均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民终644号民事判决,一审认定邹发奎和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行为具有混同性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29日张余柱诉永安公司、邹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莘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张余柱与永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莘县燕塔公园A15-1-12（现购物广场25）房产为张余柱所有；2.永安公司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为张余柱办理房产产权备案登记手续。莘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张余柱在本案中的诉求与其在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内容相同，且其诉争房屋与（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涉及的标的相同，张余柱就该两份判决已提起撤销之诉，裁定驳回张余柱的起诉。张余柱不服，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2019）鲁15民撤1号、（2020）鲁民终64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邹发奎与邹鹏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行为具有混同性，二人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二人中任何一人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其二人实施。永安公司同意为张余柱开具各类收据，应视为其在将房屋抵顶给邹发奎、邹鹏父子但未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的情况下，对邹鹏又将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这一事实的认可。张余柱与邹发奎、邹鹏父子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张余柱已经支付房屋价款，当时已经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因此张余柱已经通过合同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张余柱坚持涉案房屋是从永安公司购买的主张与（2019）鲁15民撤1号、（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但在当事人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上述生效裁判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认识错误而否认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除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张余柱正是基于其与邹发奎、邹鹏父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该行为是当事人取得合法取得物权形式之一，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邹发奎辩称涉案房屋尚未进行产权登记，张余柱主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与法律规定相悖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涉案房屋尚未进行初始登记，邹发奎、邹鹏作为房屋出卖人，应履行为张余柱办理涉案协助办理房产权登记义务。永安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向张余柱开具收据以及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等收据，出具《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并且已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永安公司亦同意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办理涉案房产权登记义务。因此邹发奎、邹鹏、永安公司均应配合张余柱办理涉案房屋房产产权登记。张余柱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邹发奎在涉案房屋门上枷锁，显然于法无据，该行为应立即停止，并不得实施妨碍对张余柱对涉案房屋对外租赁等占有使用的行为。张余柱撤回对涉案房屋的租赁等使用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允许。邹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余柱对莘县燕塔公园A15-1-12商业房享有所有权；二、被告邹发奎、邹鹏及第三人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并配合原告张余柱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三、被告邹发奎停止妨碍对张余柱对涉案房屋对外租赁等占有使用的行为；四、驳回原告张余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邹发奎、邹鹏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一致。另查明：邹发奎因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6224号民事裁定，驳回邹发奎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张余柱与邹鹏订立的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邹发奎主张案涉房屋系永安公司抵顶欠其的工程款而取得，邹鹏无权处分，审理认为，邹鹏在案涉工程施工、以房抵顶工程款等事务中，一直以“项目经理”、“购房人”等身份签名，永安公司亦数次接受邹鹏签署的工程款拨付单、房屋销售确认单，上述行为可以认定邹发奎、邹鹏均可对外代表方正公司。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将购房款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了邹鹏，同时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开具了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以及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等收据，还出具了《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永安公司亦认可邹鹏具有邹发奎代理人的权限。邹发奎与邹鹏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二人不能以内部事务对抗第三人。在张余柱支付了对价并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方正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张余柱从邹鹏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与从邹发奎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具有同一性，均为有效行为。因此，邹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行为的效力及于邹发奎。该房屋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判令邹发奎、邹鹏及永安公司配合张余柱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并无不当。上诉人邹发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邹发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洪建审 判 员 王亚利审 判 员 李令庆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吴 帆书 记 员 王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