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8民终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东方快船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600弄1号1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5981476476。法定代表人：高拥军，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耀辉，河南明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住所地荆门市东宝区中天街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1801126910D。法定代表人：张兴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女，系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采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龙，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东方快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方快船）因与被上诉人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以下简称荆门东方百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上海东方快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耀辉，被上诉人荆门东方百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张良龙到庭参加询问。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东方快船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荆门东方百货支付上海东方快船货款151801.20元及利息（以151801.2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7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荆门东方百货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双方未进行对账结算，剩余货款处于未确定状态，诉讼请求条件尚未成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海东方快船与荆门东方百货于2018年12月6日签订《超市采购合同》，双方约定账期30天，每月对账一次，按单结算，荆门东方百货应于每月12日至20日按进货、销售、退货、账务调整等清单向上海东方快船提供商品对账单，上海东方快船持相关单据核对。上海东方快船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5月8日。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6月19日通过网上对账平台向上海东方快船发送商品对账单，该账单载明本期应付货款金额为151801.20元，上海东方快船予以确认，因此，荆门东方百货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向上海东方快船付清货款，但其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其应支付货款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荆门东方百货答辩称，一、据《超市采购合同》，双方结算需由上海东方快船持商品对账单与荆门东方百货核对，经确认无误并出具增值税专票后通过网上银行付款。自2019年6月以来，上海东方快船的货物在荆门东方百货超市销售产生了转增、退补的情形，但因上海东方快船业务、财务等原因未对账，不具备付款条件。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接受此项财产并支付价款的合同。但本案并非荆门东方百货接受商品后就转移了所有权，补充协议约定的临期产品处置方式，表明在荆门东方百货销售的食品所有权仍归上海东方快船所有。截至2019年5月31日，双方已发生退补金额为21847.13元，并已在供货金额中扣减，上海东方快船提供的商品所有权仍归其所有。因此，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三、据超市采购合同（进口食品类），上海东方快船应持商品对账单与荆门东方百货核对结算货款，折价和转为赠品的货物需核减价款。截至2019年5月31日，双方认可此前供货（进口食品类）余额为151801.20元，但151801.20元并非付荆门东方百货的应付款数额，双方还需对账扣减转赠和促销退补金额。自2019年6月1日以来，上海东方快船已确认转赠退补金额为184131.20元，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6月28日已向上海东方快船支付货款20000元。因此，上海东方快船主张荆门东方百货欠其货款没有事实依据。上海东方快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荆门东方百货向其支付货款160105.91元；2.荆门东方百货赔偿上海东方快船逾期付款损失，以160105.9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加收50%），从2019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1日，甲方（上海东方快船）与乙方（荆门东方百货）签订《超市采购合同》，就福兰果汁、哈威牛奶、明治饼干等商品采购销售事宜进行约定，其中第四条结算方式：“4.账期30天，按单结算；5.结算方式定为账期和和铺底的，每月12-20日双方对账，每月21-25日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结算；6.电子商务费1500元/年”，第八条对账与结算：“1.双方确定对账每月一次，时间：每月12-20日，荆门东方百货按进货、销售、退货、账务调整等清单向甲方提供《商品对账单》，上海东方快船持相关单据核对，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2.结算过程中，上海东方快船必须持《商品对账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荆门东方百货按要求规范支付货款。”第十一条合同期限：“1.本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12月6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8年12月1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上海东方快船产品在荆门东方百货门店临期一个月的，直接转为赠品，荆门东方百货对转赠部分同等金额进行货补；二、上海东方快船产品在荆门东方百货门店临期三个月的，按照正常零售价的50%进行让利促销销售，此部分产品荆门东方百货只能在让利促销价格基础上留5%毛利，上海东方快船因此部分产品（临期三个月产品）促销进货价格和正常进货价格的差额，进行货补”。合同签约后，上海东方快船从2018年12月开始向荆门东方百货供货，至2019年5月累计供货价值384302.71元，荆门东方百货已支付货款221496.80元。另查明，双方在超市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电子商务费1500元/年，因不能开具税票产生的1200元税率差，由上海东方快船承担，在总货款中扣除，扣除该2700元后，双方未就剩余货款160105.91元（384302.71元-221496.80元-2700元）进行对账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上海东方快船与荆门东方百货签订的《超市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供货、验收、结算、对账、支付等义务。关于荆门东方百货应否支付上海东方快船主张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上海东方快船与荆门东方百货签订的《超市采购合同》与《补充协议》对商品采购、销售、对账与结算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因买卖合同标的物绝大部分为牛奶、果汁、饼干等进口食品，保质期较短，部分商品临期会转为赠品，上海东方快船需对荆门东方百货转赠部分进行货补，还有商品在零售过程进行了让利促销，双方均应对这些非正常销售商品进行对账结算方能确定供货价款。本案中，双方均陈述未对剩余货款进行对账结算，下欠多少货款，目前仍处于未确定状态，其中有多少应转为赠品应予货补，有多少让利促销应予返点，均不得而知，需双方对账结算后方能确定，上海东方快船目前也因双方未对下余货物进行对账结算确定应付货款后向荆门东方百货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上海东方快船要求荆门东方百货支付160105.91货款的诉讼请求条件尚未成就，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东方快船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1元，减半收取875.5元，由上海东方快船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海东方快船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A1、荆门东方百货网上对账平台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双方对账数额为151801.20元，拟证明荆门东方百货尚欠货款151801.20元。证据A2、2019年7月16日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显示期末余额为128986.17元，该数额是在151801.20元的基础上扣减了转赠商品价款的数额，但按照补充协议，转赠商品应以货补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从应付款中扣减，上海东方快船因此未予确认。证据A3.上海东方快船的财务人员与荆门东方百货的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海东方快船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主动找荆门东方百货对账，但荆门东方百货未向其提供数据。荆门东方百货质证认为，对证据A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账单上的期末余额151801.20元并非荆门东方百货的欠款，而是截至2019年5月31日上海东方快船在荆门东方百货超市尚未销售的货物价值，付款金额是每月销售款减去转增、折价商品货款数额之后的款项。2019年5月31日之后，荆门东方百货还销售了上海东方快船的货物，期间，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6月28日向上海东方快船支付货款2万元，因此，151801.20元不是荆门东方百货的应付款数额。对证据A2的2019年7月16日对账单无异议，但上海东方快船在起诉之后才不认可在应付款中扣减转赠、退补商品的价款。对证据A3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是谁。上海东方快船在荆门有专门的片区办事处，之前都是上海东方快船的业务员到荆门东方百货对账，双方未采取微信方式对过账。荆门东方百货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B1、2019年1-5月的账务核对明细及对账单5份，该财务核对明细中，上海东方快船的供货价值需扣减促销退补的价款，期末余额就是上海东方快船还库存于荆门东方百货的商品价值，上月的期末余额转为下月期初余额，再作出同样的核对结算。该证据拟证明双方于2019年5月之前的对账已扣减转赠、折价商品的价款。上海东方快船对证据B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之前每月对账时扣减数额不是转赠、折价商品的价款，而是《超市采购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本院审核后认为，上海东方快船提交的微信记录系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核对，且荆门东方百货无法确认微信记录的当事人是谁，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纳。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补充查明，《超市采购合同》第三条约定，双方的经营形式为经销。第四条第2款约定，每月按供价销售结算。上海东方快船与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1月至5月对账四次，荆门东方百货在网上对账平台发布电子对账单，上海东方快船工作人员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其中，一月期初余额为0元，期末余额为334939.27元；二月期初余额为334939.27元，期末余额为341376.55元；三月期初余额为341376.55元，期末余额为239109.26元；四月期初余额为239109.26元，期末余额为201708.28元；五月期初余额201708.28元，期末余额为151801.20元。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6月30日在网上对账平台发布6月对账单，期初余额151801.20元，期末余额128986.17元，上海东方快船未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超市采购合同》约定，上海东方快船向荆门东方百货提供商品，由荆门东方百货超市经销，上海东方快船派专人对市场进行维护。双方每月对账一次，荆门东方百货按照进货、销售、退货、财务调整等清单向上海东方快船提供《商品对账单》，上海东方快船持相关单据核对，每月按供价销售结算，荆门东方百货按要求规范付款。从上述合同内容来看，不是上海东方快船向荆门东方百货转移货物所有权，荆门东方百货支付价款，双方的权利义务不符合上述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买卖合同的特征，因此，一审将本案法律关系判断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不适当。《超市采购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未明文规定的非典型合同，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荆门东方百货应否支付上海东方快船货款151801.20元。上海东方快船主张，1.一审法院要求双方进行对账，但上海东方快船通过微信要求荆门东方百货财务人员提供数据，荆门东方百货未予提供。2.据荆门东方百货2019年5月的对账单，荆门东方百货尚欠货款151801.20元。根据补充协议，每月商品转赠、折价商品的价款，应通过货补方式处理，而不能从应付款中扣减。双方若就转赠、折价货物价款存在争议且协商不成，当事人应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荆门东方百货则认为，1.其同意对账，上海东方快船在荆门有片区办事处，按照双方之前的对账形式，应由上海东方快船的业务员到荆门东方百货对账，而不是通过微信对账。2.151801.20元是截至2019年5月31日之前双方的对账金额，也即上海东方快船在荆门东方百货超市还有价值151801.20元的货物。荆门东方百货的应付款是销售款减去转赠、折价货物对应的价款后的数额，且2019年1月至5月的转赠、折价商品价款已在当期付款中扣减。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转赠和折价退补商品产生的总额是184104.16元，荆门东方百货于2019年6月28日向上海东方快船付款2万元，目前上海东方快船尚欠荆门东方百货52302.96元。1.《超市采购合同》第八条第1款约定，双方确定每月对账一次，荆门东方百货按进货、销售、退货、账务调整等清单向上海东方快船提供《商品对账单》，上海东方快船持相关单据核对，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从上述内容来看，双方约定采取核对单据的方式现场对账。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于2019年1月至5月进行对账，上海东方快船在对账单（不包括3月）上签字确认，在无证据证明已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是微信对账结果的情形下，上海东方快船以荆门东方百货不同意微信提供数据为由，将2019年6月之后尚未对账的原因归责于荆门东方百货，不能成立。2.《超市采购合同》第三条约定，经营形式为经销，第四条第2款约定，每月按供价销售结算。据此，双方约定应付货款按照每月销售情况结算。上海东方快船主张，2019年5月对账单显示的期末余额151801.20元为荆门东方百货的应付货款，但从2019年1月至5月的对账情况来看，对账单显示的期末余额是指存放于荆门东方百货尚未销售的货物价值，并非已销售货款的价款。因此，上海东方快船主张荆门东方百货尚欠货款151801.20元，不能成立，其要求荆门东方百货支付货款151801.20元的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上海东方快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6元，由上海东方快船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俊审 判 员  王小云审 判 员  马晶晶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孙亚芬书 记 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