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吉07民申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金昌，男，1951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扶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宛宝全，吉林迅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春雷，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公主岭市。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长发，男，195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雷，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公主岭市。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赵长发，男，196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扶余市。再审申请人王金昌因与被申请人金长发、金春雷以及一审被告赵长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7民终1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金昌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2.驳回金长发、金春雷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甚至与证据证明的事实相反）、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涉案土地经营期限为15年”属于断章取义。金长发、金春雷主张的经营期限15年是指用15年的土地经营权抵债，而王金昌主张的15年是指，15年期满借款人金长发有权偿还本金，从而赎回土地，如果不偿还借款本金，经营权期限延续至本金偿还之日止。而二审判决笼统认定“双方约定涉案土地经营期限为15年”歪曲了案件事实。二、二审判决在“经营期限届满后是否需要返还本金”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当地”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不应由王金昌举证证明。本案是金长发、金春雷要求返还土地，并非王金昌要求偿还借款本息。既然金长发、金春雷是原审原告，要求返还土地，金长发、金春雷就应承担“用15年土地经营权抵债”的举证责任，法院亦必须应查清本案是“用土地经营权抵本金和利息”还是“用利息种地至约定期满然后偿还本金赎回土地”的事实。而本案金长发、金春雷提供的现有证据，即录音、刘喜臣证言，录音不能否认“当地”事实的存在，刘喜臣又是金长发的近亲属，是利害关系人，属于孤证。因此，用15年土地经营权抵债的证据不充分，属于金长发、金春雷举证不能。而王金昌主张“当地”的主要证据有：借据、汇款凭条、刘喜臣证言。借据能证实利率标准为年利率2分。能够证实王金昌与金长发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然存在。刘喜臣证实霍殿庆的“当地”情形，足以证实同一债务人、同一地块，王金昌用5.7万元本金“当地”15年与霍殿庆1万元本金“当地”3年的形式一致，且合情合理。对比争议双方提交的证据，王金昌提供的证据显而易见，证明力更强。尤其是刘喜臣证实，2005年刘喜臣代表金长发与王金昌签订过以地抵债的合同，庭审中又不能提供。如此重要的合同能够丢失，而刘喜臣与王金昌的土地转包协议却保存完好，个中曲直不言自明。三、二审判决认为“从霍殿庆手中收回土地可以说明‘当地’通常无固定期限”，典型的枉顾事实、枉法裁判。一审卷宗第115页刘喜臣证实“已经当给霍殿庆，当金1万元，三年以后抽地。”足以证实金长发把同一土地“当地”给霍殿庆时是有期限的。二审却依据上述事实认定“当地”通常无固定期限属于无视证人证言、颠倒黑白。四、二审判决认为“比较王金昌2005年、2008年、2009年对外发包的费用趋于合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假设2005年双方的约定就是用15年的土地承包权抵顶65000元借款本息，刘喜臣是一年一交承包费，而王金昌是在2005年一次性趸交的承包费。趸交的承包费是4333元/年（65000∶15=4,333.33元），而一年一交的承包费，竟然有两年是5000元/年；在这样的比较下，怎么能得出“对外发包的费用趋于合理”。假设2005年双方的约定是“当地”，即用5.7万元的利息（甚至可以说用4万元本金有利息约定年息2分的利息；利息每年8000元）来种地，15年期满金长发可以偿还本金赎回土地。那么将每年8000元的利息与2005年、2008年、2009年对外发包的费用进行对比，此种方式更趋于合理，二审判决认定用15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顶65,000元明显对王金昌不利，损害其利益。二审判决认定的“趋于合理”仅对金长发、金春雷合理，无法体现法院公正、中立的裁判准则。五、二审判决认为“长期借款不会约定高额利息”是错误的。二审认定“至2005年年初，王金昌分三次给付金长发57,000元，分别为：2004年1月28日40,000元、2004年7月23日3000元、2005年年初14,000元，其中：2004年1月18日借款40,000元，约定月利2分、2005年1月18日本利还齐；另外两笔未约定利息。”可知一笔4万元的借款利息为每年8000元，即年利率2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借款期限届满后逾期利率仍为年利率2分。但二审判决却认为，通常情况下长期借款不会约定高额利息，明显违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足见二审判决为了达到维持一审判决的目的，不惜用所谓的“通常情况下”来对抗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典型的枉法裁判。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银行存款存期长的，要比存期短的利率高，向银行贷款期限长的，要比贷款期限短的利率高。二审判决认为“通常情况下长期借款不会约定高额利息”，这一判断与日常生活相违背的，更与司法解释的规定背道而驰。综上，请贵院依法保护王金昌的合法权益。金长发、金春雷递交意见称，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金春雷、刘喜臣等人与王金昌谈话录音的真实性，王金昌并不否认。几次录音中，王金昌均未提过偿还本金的问题，只是一直在强调可以返还土地，但是土地面积不够，少种的土地要求继续耕种一年，或者返还1.4万元钱，2021年就不再耕种了。可是现在却说是“当地”，要求金长发、金春雷返还本金，是因为王金昌知道金长发、金春雷把合同弄丢了。刘喜臣出庭作证也并非证明霍殿庆与金长发是当地关系，而是抵债关系。刘喜臣只是陈述偿还霍殿庆钱的过程，还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不是约定3年。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长发与王金昌于2005年达成的合同性质为“当地”还是“转包”。结合王金昌再审申请理由，逐一分析如下：第一，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金长发、金春雷与王金昌均未提供涉案的书面合同，但对合同内容双方各执一词。金长发、金春雷认为，签订合同之时双方算账并达成协议，即借款人金长发用6.4万元（5.7万元本金+8000元利息）借款本息抵作承包费用，将自家承包地1.7公顷承包给贷款人王金昌经营15年。王金昌认为，15年才允许有拿本赎地的权利，15年期限虽已满，但金长发不还本金，王金昌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返还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金长发、王金昌均应就各自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第二，结合证据分析，金长发父子与王金昌目前提供的证据，哪方更具优势性。经查，刘喜臣作为金长发的委托人以及中间人的身份与王金昌于2005年初达成协议，争议双方并无异议。且王金昌对金长发、金春雷提供的其分别与刘喜臣、姚忠祥、金春雷的谈话录音及整理资料的真实性并不否认。一审卷宗23页至29页王金昌与刘喜臣的谈话中，王金昌称：“金春雷打电话时，我说你这地缺，今年我再种一年就拉倒……我说我就种这一年得了……那种地现在也行，你跟金春雷说吧，给我两个钱，地算他的呗，那还让我咋地呀……缺我多少地给我多少钱……你让金春雷给我多少钱，地归他……不管我满不满意，现在还不终究是缺我地，给我补上就得……”31页王金昌与姚忠祥的谈话中，王金昌称：“……15年到期了，以前合同是1.7公顷，这地是1.5公顷，缺我两亩地，15年……是1.5公顷，差2亩地，15年差2公顷……”32页至42页王金昌与金春雷的谈话中，王金昌称：“……咱们都是亲戚……金长发跑了也行……你大姑父、老姑父来跟我说……就这样玩儿我，我说中，怎么玩儿都行……一拉地差2亩，我跟他们说要不差这2亩不往回找，你把买地合同那1.4万元给我得了……你那么的春雷孩子，咱们不管咋地，我这个地是少点儿，不干啥呢，就今年我一年，我就包8000元钱，过年我就咱俩就撒手……我要这两个钱就是因为，一是地不够，另一个就是让我买了这地合同……你现在确权是1.6公顷，15年不是还得缺1.5公顷呢嘛，我就今年我再种一年，过年我就撒手……你大姑父和我签合同1.7不够，就这么一句话就得了……”王金昌在三份电话录音中均未提及“当地”一事，反复强调的是“土地面积不足，要求继续耕种一年土地挽回8000元损失或者返还1.4万元款项作为弥补”的问题。一审卷宗115页刘喜臣出庭证实“……当时我给金长发的姑爷李士强打电话让他来做个见证，我手写两份协议，内容是金长发欠王金昌债务款加上后来1.4万元，用其所有的1.7公顷地给王金昌耕种15年，到2019年年末结束，金长发欠王金昌钱的一切手续从今日起全部作废……”本案双方均未提供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中间人刘喜臣的证言属于关键性证据，王金昌虽以金长发、金春雷、刘喜臣为利害关系人为理由，否认刘喜臣的证言真实性，但结合王金昌的自述，能够形成清晰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2005年初中间人刘喜臣代表金长发与王金昌算账，确定金长发欠王金昌款项为6.5万元（其中8000元利息转为本金）后，达成“金长发以15年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收益，抵顶王金昌6.5万元欠款”的承包协议。上述认定与王金昌一再强调的其提供的关键证据，即2005年3月10日王金昌与刘喜臣签订的《转包合同》约定：“金长发还王金昌债务款用地顶1.7公顷，永远由刘喜臣承包”内容中的“金长发还王金昌债务款，用地顶”相吻合，“用地顶”从文意理解应为“用地顶债”，并无“当地”的意思表示。该合同中的“永远”二字，刘喜臣解释为“刘喜臣享有15年的转包权”亦属于合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王金昌并未提供“当地”的有利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金长发、金春雷提供的证据更具优势，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第三，结合法理分析。“当地”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并将其承包地交付给贷款人经营使用，以借款利息抵付承包费，同时借款人可以归还借款的方式随时要求收回承包地。该形式兼具融资担保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属性，其担保方式属于土地经营权质押。转包合同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将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其他人承包而签订的合同。可知，“当地”合同的法律生效要件是“随时要求收回承包地”，而王金昌所称的15年后才允许“还本赎地”的抗辩理由，不符合“当地”合同的成立条件。因此，应认定王金昌与金长发于2005年初达成的合同关系为承包性质。第四，结合公序良俗分析。风俗习惯是在国家法律之外，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规定人们权利与义务，并为某一地区或者整个社会普遍遵从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当地”属于一种民间风俗习惯。就本案，如“当地”约定超长期限“15年”，意味着这一期间即使借款人有能力偿还本金，亦不允许赎回土地，变相剥夺借款人的经营权。反之理解为，贷款人以“当地”形式，长期用借款人的土地盈利，赚取利息进行融资担保，侵犯借款人利益，扩大借款人损失。这不符合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正义等法律基本原则，无法认定为良俗。至于霍殿庆与金长发之间的“当地”是否为3年期间，与认定本案事实无关，不应作为认定依据，且3年“当地”期限并非超长期，在可接受范围内。第五，关于承包面积问题。争议双方均应本着换位思考、友好协商、互相理解、互谅互让的态度，尽量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依法另案诉讼。希望争议双方遵守公民道德基本行为规范，以社会公德为着力点，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文明交往、礼貌待人、弘扬正气、倡导新风的公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金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于福桐审判员  邰伟莉审判员  王丽丽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邹仕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