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最高法民终61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沈云林，男，196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毅，贵州慧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陶彪，男，196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晶（系陶彪之妹），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毅，贵州慧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封征明，男，195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军，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封宇辉，男，198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月娥（系封宇辉之母），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军，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陈远英，女，195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云林、陶彪因与被上诉人封征明、封宇辉及一审被告陈远英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州高院）（2018）黔民再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云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毅，陶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晶、王德毅，被上诉人封征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军，封宇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月娥、田勇军，一审被告陈远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云林、陶彪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高院（2018)黔民再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驳回封征明、封宇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封征明、封宇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封征明、封宇辉于2013年7月26日已向该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无事实依据。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法院应驳回其起诉。1.（2015）黔高民初字第62号案件系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一个案件，故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具体时间应以该案中载明的事实及卷宗材料为准。（2015）黔高民初字第62号卷宗显示，封宇辉授权封征明处理沈云林与陈远英案件相关事宜的时间为2015年5月4日，贵州高院受理该案的时间及封征明、封宇辉缴纳诉讼费时间均为2015年6月1日，并无2013年7月26日贵州高院收到封征明、封宇辉递交民事诉状的相关材料，一审法院认定封征明、封宇辉于2013年7月26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事实依据。2.现有证据显示（2015）黔高民初字第62号案件于2015年6月1日立案。一审判决认定“封征明、封宇辉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提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未获准许，遂于2013年7月26日向本院对上述再审判决以沈云林、陶彪、陈远英三人为被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实的相关证据未经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虽然否定了（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对沈云林和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的结论，但遗漏了陈远英已履行《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实，从而导致判决结论错误。根据贵州高院在（2016）黔民撤9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可知，陈远英只有合同上的权利，并无案涉土地的产权，所以合同的处理结果只涉及违约等问题，并不涉及物权的转移。基于上述事实，在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基于买卖合同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封征明、封宇辉既非买卖合同当事人，也非案涉标的物合法权利人，一审法院对《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并不当然与封征明、封宇辉有利害关系。三、一审法院认为封征明、封宇辉的合法权益因生效判决认定《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而受到实际损害，系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1.陈远英以案外人张建华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封征明、封宇辉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书》未进行变更登记，不受法律保护。陈远英在未依法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擅自转让，损害了封征明、封宇辉的权益，与沈云林、陶彪无关。2.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以下简称刺绣厂）目前仍登记在沈云林名下，始终未发生过不动产变更登记。张建华设立的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系冒用刺绣厂名称，实际与刺绣厂无任何关联，并非同一企业。案涉不动产为沈云林、陶彪的合伙企业刺绣厂所有，而非张建华冒名的刺绣厂所有，作为受让人的封征明、封宇辉并未取得刺绣厂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其占有系非法占有。3.封征明、封宇辉与张建华的委托代理人陈远英于2009年11月9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书》系另一法律关系。张建华、陈远英非刺绣厂土地及厂房的合法权利人，封征明、封宇辉无法依据《厂房转让协议书》拥有刺绣厂土地及厂房等相关设施的所有权。封征明、封宇辉与陈远英、张建华之间系债权债务关系，而非物权关系，其二人在陈远英、张建华无合法物权凭证的情况下签订合同，非善意第三人。封征明、封宇辉辩称，一、封征明、封宇辉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期限。2013年4月9日贵州高院作出（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2013年7月26日封征明、封宇辉向贵州高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超过六个月。贵州高院于2015年6月1日才立案，属于程序瑕疵，其后果不应由当事人承担。二、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土地使用权证上的面积不包含道路、车位、院落等，与土地出让批复上的面积不一致是正常的，即使有异议也应由行政机关作出解释，不应据此否定合同效力。退一步讲，即使合同约定面积大于实际面积，也应当是大于部分无效，不能否定整个合同的效力。其次，根据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陈远英给付陶彪46万元的同时，由陶彪开收据收款，并由陶彪将其掌握的刺绣厂全部手续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土地规划许可证、国土局红线图原件以及建厂合伙协议、营业执照原件交给陈远英，现在刺绣厂的土地使用权证、营业执照在封征明、封宇辉手中。沈云林、陶彪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系其2010年以谎称遗失为由重新申请补发。封征明、封宇辉从陈远英手中购得刺绣厂并经过公证手续与前手沈云林、陶彪将该厂卖给陈远英时的情形完全相同，两次买卖合同均具有法律效力。三、封征明、封宇辉与本案所涉合同有利害关系，认定合同无效损害了封征明、封宇辉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裁定贵州高院对本案进行再审，（2018）黔民再37号判决已经明确认定封征明、封宇辉在本案中有利害关系。封征明、封宇辉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书》系对案涉标的的整体转让，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厂房占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据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封征明、封宇辉有权请求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2013年5月9日，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发布金融中心二期项目房屋征收公告所附的选择机构民意调查表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均直接发给了封征明、封宇辉，这说明地方政府认可封征明、封宇辉的刺绣厂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陈远英述称，一、2007年4月，沈云林、陶彪将刺绣厂转让给陈远英，同时把刺绣厂的营业执照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移交陈远英。2009年陈远英把刺绣厂转让给封征明、封宇辉，与2007年沈云林、陶彪把刺绣厂转让给陈远英一样，都是受让人实际支付款项，并占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转让均真实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二、自2010年沈云林、陶彪在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起诉陈远英解除厂房转让合同以来，距今已有11年，封征明、封宇辉知晓沈云林、陶彪和陈远英的纠纷后，曾多次申请参与诉讼。贵州高院确认封征明、封宇辉向其申请参与诉讼，只是未获准许；陈远英也看到过2013年7月26日贵州高院立案一庭给封征明、封宇辉盖章的收件文书。这些均可以证明封征明、封宇辉对于自己权利从未有过懈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益。封征明、封宇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贵州高院（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沈云林、陶彪、陈远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0月27日，沈云林和陶彪合伙开办刺绣厂，各出资10万元，共计20万元。沈云林作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2007年4月25日，沈云林将刺绣厂转让给陈远英，双方签订《厂房转让合同》，合同约定：“1、甲方（沈云林）自愿将坐落在贵阳市乌当区沙坡刺绣厂有偿转让给乙方（陈远英），土地证上面积1353.91平方米，其中规划证上有3.6亩，按规划证上及现有实地面积和所有的实际建筑面积约3.6亩，包括围墙水、电、三厢电一切建筑面积和所有前后坝子花池等在内，前抵210国道边，后抵围墙家具厂和水沟，及一切设施在内，其中包括国有土地证使用权在内，全部永久有偿转让给乙方，共计128万元。2、付款方式：办完公证后，乙方先付定金88000元给甲方，甲方应将所有手续复印交给乙方，3个月后，乙方支付定金、转让款40万元给甲方（包括前期支付的88000元在内）国有土地使用证过户完毕，乙方领取新证10日内付清甲方余款。3、甲方所有房屋、场地及所有手续必须真实、无假，未有抵押、欺瞒、扯皮任何经济纠纷。4、乙方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与他人合伙转让他人，甲方无权干涉，不能增加任何费用，只按128万收。5、手续过户完毕后，10日内甲方交清所有房屋和一切场地设施给乙方，乙方全款交给甲方。包括前期所交定金及预付款在内128万元。6、甲方应保证转让给乙方该企业的国有土地证及相关手续真实、无假、无纠纷，如有假、反悔及纠纷，甲方应3倍的定金预付款赔偿给乙方。7、乙方转让款付清后，今后该厂、该地被任何单位或个人征用，所得赔偿款全部归乙方享有，甲方及任何人无权干涉。”2007年4月29日，该《厂房转让合同》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公证处（2007）云公字第0978号公证。合同签订后，陈远英按合同约定陆续履行付款义务。2007年12月25日，陈远英将刺绣厂办理为个人独资营业执照，投资人姓名为张建华。2008年1月2日陶彪与陈远英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1.陶彪主张刺绣厂有50%的股权，因此该厂的转让价的50%（合59万）应该给陶彪，鉴于陶彪已收取13万元（由沈云林给付陶彪），尚有46万元由买受人陈远英直接给付陶彪。2.买受人陈远英给付陶彪46万元的同时，由陶彪开具收款收据，并由陶彪将其掌握的刺绣厂全部手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土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国土局红线图原件以及建厂合伙协议、营业执照原件）和厂房的所有建筑面积（包括前后坝子、花池、水沟在内）设施等实物移交给买受方陈远英。3.今后，如转让方的沈云林对移交事项有异议，由陶彪负责。转让方陶彪和买受方陈远英在补充协议上签名。签订补充协议当天，第三人陶彪向陈远英移交了相关厂房文件，陈远英支付陶彪人民币400000元，该刺绣厂已实际转让给陈远英。2009年11月9日，陈远英作为甲方，与乙方封宇辉签订了《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一、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陈远英现将位于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有偿永久性转让给乙方（封宇辉）。1.厂房现有手续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证号黔筑高新国（2002）字第*号。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97）编号筑乌规字第*号，规划用地面积3.6亩。3.甲方保证该产业及手续无扯皮纠纷，无债权债务纠纷。二、付款方法：1.该厂房转让总价为：贰佰叁拾捌万元整，（小写：2380000元）。2.协议经双方签订之后乙方付给甲方总价的百分之二十，即肆拾柒万陆仟元整（476000元）。3.甲方收款的同时将土地证原件和规划证（现只有复印件）交给乙方，并由甲方登报公示。4.公示时间暂订15天，并在公示期内把厂房法人变更为封宇辉，办理企业法人变更手续乙方需积极配合。5.转让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及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乙方不能用土地证原件抵押借贷或作其他非法用途。6.该厂房的企业法人变更手续及变更所需费用，由甲方全权负责。厂房转让合同公证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各负百分之五十。7.乙方在转让合同公证的当日支付甲方转让款至总款的百分之五十，变更企业法人后再支付转让款至总价款的百分之八十。甲方将框架及六间门面正房移交乙方。甲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40天内将厂房全部移交乙方，乙方接收厂房当日付清转让费全款，甲方超期不移交厂房，每天支付乙方违约金壹仟元（1000.00元），甲方按合同履行办理企业法人变更手续及按合同移交厂房，乙方必须按约定支付转让款，超期按每天壹仟元（1000元）付甲方违约金。8.水电设施必须按原样同时移交，移交前的费用由甲方支付。（壹个三相壹个单相）”陈远英在落款甲方处签名，封征明、封宇辉在落款乙方处签名。2009年11月27日，陈远英（甲方）与封宇辉、封征明（乙方）再次签订《厂房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一、甲方于2009年11月9日与乙方协商达成协议，甲方自愿将位于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有偿永久性转让给乙方（封宇辉、封征明）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证号黔筑高新国（2002）字第*号。规划建筑用地许可证（97）编号筑乌规字第78号，规划用地面积3.6亩。乙方自愿承诺不需要甲方为乙方办理工商法人手续的变更即（乙方不需要甲方履行原《厂房转让协议书》中的第二款的第4条和第6条所约定内容），同时乙方和甲方自转让该厂，之后如乙方在经营该厂过程中，无论发生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和任何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及任何安全事故等，一概与甲方无关。二、本补充协议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陈远英分别于2009年11月9日、11月19日、11月27日、12月16日出具收条，共计收取封征明支付转让款238万元。2010年1月28日，因陈远英未向沈云林支付尾款30万元，沈云林向其发出催告书，并经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公证，证明沈云林催款的事实。催款未果后，沈云林向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并判令陈远英支付沈云林违约定金88000元和赔偿沈云林的公证送达费620元，由陈远英承担诉讼费。该院作出（2010）乌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驳回沈云林的诉讼请求。沈云林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二审作出（2011）筑民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彪向贵州高院就该案申请再审，贵州高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2012）黔高民申字第13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沈云林再次向贵州高院提出申诉，贵州高院于2012年9月24日分别作出（2012）黔高调民监16号、10号裁定，提审了该案。贵州高院以（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该案一审起诉前转让人沈云林并未取得转让合同所涉全部土地的使用权，且其获取土地使用权证（仅为转让合同中的部分）的土地使用权现仍登记于刺绣厂名下，双方均未到国有土地管理机关申报办理过户手续，鉴于土地使用的完整性，故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遂作出判决维持原一、二审判决，同时改判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并判决沈云林、陶彪返还陈远英转让款98万元，陈远英返还沈云林、陶彪作为合伙企业的刺绣厂的土地、地上建筑物及全部设施，包括围墙、水、电、三厢电、前后坝子及花池等，以及该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同时查明：封征明、封宇辉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提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未获准许，遂于2013年7月26日向贵州高院对上述再审判决以沈云林、陶彪、陈远英三人为被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贵州高院于2015年6月1日以（2015）黔高民初字第62号对其起诉予以立案受理。另查明，1996年11月18日，刺绣厂与委会签订《使用土地协议书》，由刺绣厂对案涉土地进行征地补偿后使用。1997年1月8日，贵阳市乌当区国土局与刺绣厂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贵阳市乌当区国土局出让给刺绣厂的地块位于沙坡，面积为1962平方米。1997年1月12日，贵阳市乌当区规划局向该厂颁发了（97）筑乌规字第*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面积为3.6亩。1998年12月12日，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作出《乌当区人民政府对区国土局的批复》，载明：准许将荒地2.899亩征为国有，以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刺绣厂建厂使用。2002年4月，贵州省国土厅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分局向刺绣厂颁发了黔筑高新国用（2002）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使用权面积为1353.91平方米。后贵州省人民政府向刺绣厂颁发黔筑高新国用（2010）第0130号土地使用权证，记事栏载明：遗失补办原黔筑高新国用（2002）字第*号。2015年开始，贵阳市观山湖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因金融中心（二期）东区项目开始征收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并对案涉土地上房屋进行勘测、调查、由公证处对现场进行公证后，开展了征收公示、拆除地上建筑物等工作，因该案尚未最终下判，故此案涉土地征收协议仍未签订，相关的补偿款未发放到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案情，本案争议焦点是：1.封征明、封宇辉行使撤销诉讼权利是否超过法定期间；2.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如何认定；3.封征明、封宇辉的合法权益是否因（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而受到侵害。关于封征明、封宇辉行使撤销诉讼权利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封征明、封宇辉在（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案件再审过程中，曾提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未获准许，该案于2013年4月9日作出生效判决后，封征明、封宇辉遂于2013年7月26日向贵州高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贵州高院于2015年6月1日以（2015）黔高民初字第62号对其起诉予以立案受理。封征明、封宇辉提起诉讼的时间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故沈云林、陶彪主张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期间超过法定期间，应予驳回起诉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之间约定的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该条规定只就转让方在起诉前合同标的物的瑕疵障碍已消除的情况下对合同效力进行了确定，并未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而订立的合同直接否定效力或确认自始无效，因此不宜根据对该条规定的反面解释认定在起诉前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对于此类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该案情况，结合物权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法确立了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相区分原则。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的一种，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在性质上属物权变动的范畴，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认定亦适用物权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标的物是否成就、能否交付只是合同履行的结果问题，并非当然是合同的生效要件，不能以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反推合同无效。该案中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转让协议后，是否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陈远英名下的事实，并不影响二者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效力，也不影响陈远英与封征明、封宇辉之间的转让行为。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动力，其成立生效只要符合债权合同的生效条件即可依法生效。最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人在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要将合同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受让人，还必然要享有对土地使用权处分的权能，转让方只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才可借此表明其为该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才依法享有处分该土地使用权的权利。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权处分。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认定为对将来财产进行买卖或者处分的一种情形，不能仅以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就认定合同无效，且该案中，沈云林、陶彪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给陈远英时，并非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而是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使用面积与土地使用权证书中载明的使用面积不符，该项内容属合同能否履行的问题，并不直接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合法有效。关于案涉生效裁判是否实际损害了封征明、封宇辉合法权益的问题。从查明事实来看，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通过签订《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将案涉土地交付陈远英使用，同时将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手续一并交付，陈远英也支付了一定的价款，合同大部分内容双方已经履行，在前述已经认定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陈远英取得并实际占有案涉土地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陈远英将案涉土地又再次转让给封征明、封宇辉，封征明、封宇辉实际占用案涉土地为此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占有同样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其对案涉土地具有除物权性质外的其他合法权益，而案涉生效裁判认定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之间的《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封征明、封宇辉的上述合法权益必然会因案涉生效裁判的结果受到损害，且根据本次重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已经被政府征用，封征明、封宇辉的合法权益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得以救济，且案涉生效裁判的执行内容涉及到陈远英需要返还已占用的土地，封征明、封宇辉作为享有一定合法权益的实际占用人，其占用必然受到案涉生效裁判的影响。据此，封征明、封宇辉的合法权益因案涉生效裁判认定了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之间的《厂房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而产生的裁判结果，受到实际损害，其主张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封征明、封宇辉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贵州高院（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维持原一、二审判决；二、撤销贵州高院（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三、沈云林、陶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陈远英转让款98万元；四、陈远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沈云林、陶彪作为合伙企业的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的土地、地上建筑物及全部设施，包括围墙、水、电、三厢电、前后坝子及花池等，以及该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案件受理费2120元，由沈云林、陶彪、陈远英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远英提交了两份新证据：证据一《使用土地协议书》，拟证明1996年11月18日刺绣厂和乌当区委会签订征用土地协议，占地要招工三人。证据二《关于处理沈云林原遗留问题的协议》，拟证明因刺绣厂没有招三名工人进厂，陈远英接手刺绣厂后对未招工入厂的三名工人补助98000元，陈远英代沈云林支付给了三个村民，村委会予以认可，陈远英除给付沈云林现金98万元外，还把沈云林的遗留问题解决了。沈云林、陶彪质证认为，证据一《使用土地协议书》为复印件，形成于1996年11月18日，无法核实；证据二《关于处理沈云林原遗留问题的协议》在（2016）黔高民撤第9号卷宗里面有，不是新证据。且该协议产生时封宇辉已经购买了刺绣厂，沈云林、陶彪对此不知情。封征明、封宇辉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沈云林、陶彪未提交新证据。封征明、封宇辉未提交新证据。关于陈远英提交的新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综合予以评判和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沈云林、陶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封征明、封宇辉与（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案件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认定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而上述协议作为封宇辉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书》的前手协议，其效力必然会对封征明、封宇辉对案涉不动产享有的期待利益产生影响，故封征明、封宇辉与（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封征明、封宇辉为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的再审案件中，即（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案件中就曾向贵州高院申请参加诉讼，但未获准许。2013年4月9日，贵州高院对该案作出生效判决后，封征明、封宇辉在六个月内向贵州高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上述事实已为本院（2015）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裁定所确认。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定期限并无不当。虽然贵州高院在封征明、封宇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后未能及时立案，但是不能否定封征明、封宇辉已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实。综上，沈云林、陶彪称封征明、封宇辉与（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案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内容是否存在错误且损害了封征明、封宇辉民事权益的问题贵州高院在审理（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案件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以“一审起诉前转让人沈云林并未取得转让合同所涉全部土地的使用权，且其获取土地使用权证（仅为转让合同中的部分）的土地使用权现仍登记于刺绣厂名下，双方均未到国有土地管理机关申报办理过户手续”为由，判决认定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认为“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动力，其成立生效只要符合债权合同的生效条件即可依法生效”，“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使用面积与土地使用权证书中载明的使用面积不符，该项内容属合同能否履行的问题，并不直接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从而认定沈云林、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因（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认定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而使陈远英缺乏相应的处分案涉不动产的权利，即便封宇辉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书》有效，也将因陈远英缺乏相应的处分案涉不动产的权利，从而使得封征明、封宇辉的交易目的落空、期待利益受损，损害了封征明、封宇辉的民事权益。据此，一审法院撤销（2012）黔高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沈云林与陈远英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及陶彪与陈远英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三、沈云林、陶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陈远英转让款98万元；四、陈远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沈云林、陶彪作为合伙企业的贵阳乌当沙坡刺绣厂的土地、地上建筑物及全部设施，包括围墙、水、电、三厢电、前后坝子及花池等，以及该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沈云林、陶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沈云林、陶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郎贵梅审 判 员 王朝辉审 判 员 刘丽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但唐付书 记 员 廖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