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5053号原告：范伟，男，195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梅，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彬，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中安信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701室。法定代表人：黄晓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园，男，北京中安信成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原告范伟与被告北京中安信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梅、程彬，被告中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多收的垫资和中介费用269090元人民币及利息（自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LPR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原告以女儿范东子为主借，原告以房产抵押向承德银行借款285万元，实际到手252万元。上述借款是通过中安公司介绍办理，中安公司从中收取1.5%的服务费，签合同时交了2000元定金。2020年10月23日，原告通过承德银行查到285万元转给曲頔，如果减去中安公司的服务费42750元，转换252万元酷秀贷款及黄晓彬2.52万元垫资款，原告应付254.52万元。程序是应该是285万元都转到我方账户，然后由我方账户分别按照合同约定向中安公司支付中介费及黄晓彬的垫资款和10天利息，事实上只转到原告账户260万元后，全部划走了。原告诉请的计算方式是：贷款285万元-应付被告服务费42750元-代为偿还酷秀小贷借款252万元-垫资款252万*0.8%+预收定金2000元。其中代为偿还酷秀小贷借款252万元虽然从原告账户支出，但是系由被告操作。被告中安公司辩称，认可和范伟系居间合同关系。但是不同意范伟的诉讼请求。1.不存在多收垫资及中介费用的事实。范伟在“酷秀小贷”借款了252万元无法偿还，其从我方法定代表人的朋友孟庆贺处借了260万元，其中孟庆贺帮范伟偿还了“酷秀小贷”252万元，6万多元是保证金，剩下1万多是贷款服务费。2019年4月22日，经我方居间介绍，承德银行将范伟申请的贷款285万元，发放至我方员工曲頔的账户中，曲頔于2019年4月23日代范伟向“酷秀小贷”偿还260万元。剩余款项由曲頔按照范伟的指示，向范伟的朋友逯某分5次转账共计241430元，逯某在收到该款项后于次日在银行柜台取现16.1万元，并于当日交付范伟现金161430元（430元系随身携带），范伟收到该笔现金后存入其工商银行的账户16万元整。至此，范伟取得的贷款还剩余8570元。至于逯某在收到241430元后却只给范伟161430元的原因我方并不清楚，该费用与答辩人无关。目前范伟仍欠付我方服务费，我方将另案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3月27日，范伟（甲方）与中安公司（乙方）签订《融资委托服务合同》，有如下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全权代理甲方融资事宜，甲方对乙方的业务流程须知、所融资资金成本利率及服务费收费标准等事项熟知并自愿遵守。甲方本次计划融资额为290万元，实际融资金额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最终同意的贷款额为准。二、甲方委托乙方申请贷款为房屋坐落位于北京市向军南里5号楼1层5号楼2号，房屋所有权人范伟，建筑面积55平米。三、服务费用标准及支付结算方式：1.甲方就委托事项，暂按照融资额1.5%支付融资服务费，共计43500元，于本合同签署当日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四、根据甲方双方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完成以下委托事项：1.进行市场考察和业务调研……5.协助甲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十五、其他约定：2019年3月27日预收定金2000元，剩余服务费批贷后补齐，如银行未批贷，则退回定金。范伟称是通过王某1（范伟的朋友）介绍和中安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时候见过中安公司的员工王磊，后续关于本案《融资委托服务合同》的事宜，均是通过王某1与中安公司对接的，没有直接和中安公司联系。2019年4月11日，范伟（抵押人）与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抵押权人，以下简称承德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有如下约定：鉴于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与范东子按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第一条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1、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发生期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以下两者之和。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从承德银行实际借款金额为285万。2019年4月11日，范伟向黄晓彬（中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账62400元、17500元，共计79900元。中安公司称62400元是给出借人孟庆贺的保证金，其中41600元后期会转化为垫资费，计算方式是每10天按照0.8%计算，不满10天的按照10天计算，剩余的20800元已经在2019年4月24日返还给范伟；17500元是服务费，计算方式是285*1.5%=42750元，此前范伟还交过2000元服务费。对此，范伟第一次庭审认可中安公司关于17500元服务费及2000元服务费的陈述，不认可其关于保证金的陈述，并称中安公司的工作人员王伟曾告知其62400元是服务费、垫资费；组织双方进行谈话时，范伟又称：是王某1让其转账的，当时没想那么多。但王某1曾向其提过是给垫资人孟庆贺的垫资服务费，10天按照1%计算，且此前也和王某1说好垫资不超过10天，只收取25200元，故范伟认为其超额支付了37200元（62400元-25200元）垫资费；第二次庭审，范伟称垫资费的标准应该是0.8%，而不是1%，并称由于不是其本人操作，故其推断认为向黄晓彬转账的79900元就是孟庆贺为其垫付欠款的差额8万元（260万元-252万元）。承德银行于2019年4月22日将285万元转入中安公司员工曲頔的账户。曲頔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同年4月23日将260万元支付给了孟庆贺，并分五次向逯某（尾号为5555的银行账户）转账241430元。中安公司称上述241430元是范伟告诉王某1、由王某1口头通知其员工王磊进行的转账，逯某是王某1的朋友。范伟称，不认识逯某，也没有让曲頔转过上述款项。中安公司提交其员工李月于2019年4月24日向范伟支付20800元的付款凭证，称该笔款项是62400元保证金扣取垫资费41600元的剩余款项，范伟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范伟称承德银行曾给范伟提供了一张空白的《指示付款书》，签完字就给王某1了，但是不知道上面的具体内容。经本院当庭询问，范伟称不知道指示收取借款的账户。《付款指示书》有如下记载，“致承德银行，鉴于本人因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现本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提供本人名下收款账户，特指示你方将贷款汇入本人指定的如下收款账户…”尾部有范伟的签字。逯某于2019年4月24日从尾号为5555的银行账户支取了16.1万元（柜台取现）。中安公司称，是范伟、逯某、王某1一起取的钱。2019年4月24日范伟账户进账16万元，渠道显示“柜面”。中安公司认为范伟账户进账的16万元就是上述逯某从账户提取后交给范伟，由范伟存入账户的。证人王某1当庭发表证言“当初，是我跟童昆帮原告范伟找到被告给作了贷款服务，过程持续1个多月，到尾声的时候，我把逯某的账户发给童昆，由童昆发给中安公司，中安公司确认账户后，才能将剩下24万余元进行发放到逯某账户。当时我把付款指示函通过微信方式发给了范伟，我并不知道付款指示函上的收款账户是谁，是范伟签字后直接给被告的。2019年4月23日，逯某账户收到了241430元，收到后当天，我和童昆每人收取贷款金额285万元1.25%的服务费，4月24日我让逯某从银行取了16.1万元现金后，我和范伟还有一个叫王春玲的走到万通中心招商银行一层金葵花室，逯某把现金交给我后，我把这现金交给了范伟。之所以只给范伟16.1万元，原因是要从241430元中扣除我和童昆的服务费71250元以及我个人刷信用卡帮范伟垫的公证费、律师费等三项费用，具体性质记不清楚了，扣除掉我帮范伟垫的费用后，最后给的范伟16.1万元。范伟在拿到16.1万元现金后，我嘱咐他赶紧把钱存到银行，于是范伟应该是拿着这16.1万元存到了他家附近的工商银行，存完后，范伟还特地给我发了短信说已经存好了。”“我的聊天记录可以显示范东子和范伟都知道的。我可以提交我和范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我的陈述是有聊天记录支持的。”“范伟没有直接说把钱打到逯某账上，但是范伟说让我把钱收了，把剩余的钱给他。”“我和范伟聊天记录4月22日中可以显示。3.5%的费用当中，我和童昆收2.5%。”证人王某1当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范伟对证人王某1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中安公司对证人王某1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范伟与王某1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4月22日9时56分DZIZI告知范伟“中午十二点前打到曲迪账上”。同日11点22分，范伟对王某1说“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把你说的3.5%还有公证费扣出来”。另查，2018年4月，范伟（借款人，乙方）、范东子（共同借款人，乙方）从酷秀互联网小额贷款（海南）有限公司借款250万，范伟称因无法偿还上述借款，才由中安公司介绍向承德银行借款。2019年4月11日，孟庆贺向范伟转款260万元，中安公司称该笔款项系范伟用于向酷秀还款252万，且该笔款项是根据王某1的通知打款的；范伟亦称因承德银行的借款没有批下来，孟庆贺先垫资260万给范伟。上述事实，有《最高额抵押合同》《融资委托服务合同》《付款指示书》、银行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融资委托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本案双方对多笔款项的来源及性质均存在争议，故首先需要厘清、明晰所有款项的来源及性质才能判断范伟的诉请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及应支持的金额。本院做如下分析：关于范伟是否知道收取承德银行借款是曲頔的账户。经本院当庭询问，范伟称不知道收取承德银行借款的账户，但范伟与王某1的聊天记录显示：4月22日9时56分DZIZI告知范伟“中午十二点前打到曲迪账上”，可见范伟知道收款账户是曲頔的账户，且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关于逯某收取中安公司员工曲頔转账241430元的相关情况。范伟称没有让逯某代收取款项；中安公司认为是范伟指示王某1告知其把上述欠款打到逯某账户；对此证人王某1称“范伟没有直接说把钱打到逯某账上，但是范伟说让我把钱收了，把剩余的钱给他。”“我和范伟聊天记录4月22日中可以显示。3.5%的费用当中，我和童昆收2.5%。”。本院做如下分析：第一，范伟称是通过王某1得知中安公司，通过王某1介绍和中安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时候见过该公司的员工王磊，后续关于本案《融资委托服务合同》的事宜，均是通过王某1与中安公司对接，没有直接和中安公司联系，由此可见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涉案合同后一直是由王某1代表范伟与中安公司进行沟通，范伟从未与中安公司直接沟通，故中安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某1是受范伟委托，中安公司依据王某1的指示将款项打给王某1指示的账户并无不当；第二，逯某在收到241430元款项后是否将款项支付给范伟。中安公司称逯某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提取了16万现金支付给范伟，范伟收到该现金后存入其工商银行的账户16万元，证人证言及范伟的银行账目明细可以佐证；范伟对中安公司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关于“2019年4月24日范伟账户进账16万元”的来源。法庭询问该笔16万的来源，范伟本人先称是“向王某1和刘亚军借钱，具体是什么方式想不起来”，后又称“16万是从自己家里拿的，不是借的”，后再次发生变化称“是借的，在2020年一并还了”，经法庭再次询问，范伟本人又称“从刘亚军和王某1处借的，何时还的记不清楚”，在第二次庭审中，范伟诉讼代理人称“是范伟的自有资金”；中安公司称该16万是“逯某在收到被告员工曲頔的转账241430元后，于次日在银行柜台取现16.1万元，并于当日交付给范伟现金161430元，原告范伟收到该现金后于存入其工商银行的账户16万元整”，对此证人王某2证人证言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并当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16万元现金的数量和体积均相对较大，依照常理，范伟理应清楚记得该笔款项的来源，但其回答多次反复，且其中一种陈述与中安公司的陈述有接近之处，证人王某2证人证言完整描述了取16万元、给范伟16万元的详细经过，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证人逯某亦发表证言，综上本院认为有以下高度可能性：诉争的由范伟存入银行的16万元现金系来源于王某1；其次，即使王某1将241430元中的16万元交给了范伟，但仍剩余7万余元未给。对此证人王某1（系范伟的朋友）称其和童昆收取服务费、垫付了公证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告知过范伟，微信聊天记录记载：范伟在2019年4月22日对王某1说“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把你说的3.5%还有公证费扣出来”。本院认为，上述聊天记录可以说明双方在沟通两笔费用“3.5%”“还有公证费”，确实存在其他费用，但是关于上述费用具体金额、计算方式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本院亦无法核算。另，本院认为，该笔款项系范伟与王某1之间的争议的款项，与中安公司无关。关于范伟给黄晓彬转账的17500元和62400元的性质。中安公司认为17500元是服务费，62400元是给孟庆贺的保证金，其中已返还给范伟20800元保证金，41600元在后期转化为垫资费。范伟认可17500元是服务费，但关于62400元，范伟先称中安公司的工作人员王伟曾告知其62400元是服务费、垫资费，后又改称是王某1让其转账的，是给垫资人孟庆贺的垫资服务费，其中37200元为超额支付的垫资费，但在最后一次庭审又称由于不是其本人操作转账，推断认为向黄晓彬转账的79900元（17500元+62400元）就是孟庆贺为其垫付欠款的差额8万元（260万元-25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范伟的陈述前后反复、矛盾，双方陈述无法达成一致且均无证据支持，故对关于该两笔款项的性质无法确认。关于垫资费的金额，中安公司称计算方式是每10天按照0.8%计算，不满10天的按照10天计算，共计41600元，范伟认为垫资费是25200元，计算标准是10天收取1%，后又更改为计算标准是0.8%。对此本院认为，关于垫资费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式、扣除方式等双方没有口头约定和书面约定，故本院无法确认垫资费的金额。关于范伟账户2019年4月24日收款20800元。中安公司主张是返还的保证金（62400元扣减41600元），范伟认可收到，但称不清楚是什么钱。对该笔款项范伟并未在诉请中扣减，本院认为不论该笔款项是什么性质，范伟均应在诉请中扣除该笔款项。综上，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范伟当庭陈述存在不实之处，其对多笔款项的陈述存在前后反复、矛盾，且本院认为依据范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中安公司欠付269090元人民币”的高度可能性；中安公司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并申请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经本院审查认为“中安公司欠付范伟269090元”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且根据在案证据无法厘清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具体金额，故即使中安公司欠付范伟款项，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欠付的具体金额。综上本院对范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8元，由原告范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邱若凡书 记 员  刘文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