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1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市圣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张汪镇小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557865255Y。法定代表人：宗明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祥伟，山东真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遵刚，男，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祥，徐州市贾汪区前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徐州香醅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文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1755091705T。法定代表人：郑尊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枣庄市圣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遵刚及原审第三人徐州香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醅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481民初5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遵刚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郑遵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案件定性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该案无论如何定性，都应当对案件的基础事实进行审理，查清争议的焦点是郑遵刚购买圣通公司的煤炭款项是否付清。1.圣通公司与郑遵刚之间的交易煤炭吨位数额、煤炭款数额已经由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确定，分别为3649.32吨、金额2332364.60元；郑遵刚认为是吨位2625.84与事实不符；2.郑遵刚应当证明煤炭款已经付清，一审法院认定圣通公司自认煤炭款已经付清属于理解有误，第二次庭审笔录原文是：先支付煤款后拉煤，只是有时候没有及时支付，但后来也是支付完了。说明在庭审时圣通公司认为郑遵刚已经付清煤款，但是其中有部分是第三方支付的款项来冲抵郑遵刚的应付煤款，其中郑遵刚认可94851元冲抵所购煤款再次印证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支付款有时用来冲抵郑遵刚应当支付的煤款。3.郑遵刚认为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购的煤炭不全是圣通公司所交付,应当证明自己从何处购买。多余的煤炭为什么是圣通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签订合同、出具发票，发票的税款由谁缴纳。二、郑遵刚主张2016年12月15日的5万元及2017年9月29日的10万元两笔货款由圣通公司占有，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站在郑遵刚角度，不考虑郑遵刚先从圣通公司处订购煤炭以及煤款以何种方式支付的事实，将先前煤炭订购付款的法律关系与货款分配关系切割，仅考虑货款分配，将此关系认定为借用资质并单从银行收付款账面判断15万元未支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圣通公司与郑遵刚双方内部之间货款如何分配，取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有界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查清双方就相关事项如何约定以及账目是否算清，才能确认谁欠谁款项。三、一审法院认定圣通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煤炭供应的吨数、价格(判决书第4页第一段)与事实不符，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支付的货款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供煤1508.38吨，价款1008902元；经圣通公司与郑遵刚对账，圣通公司向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供煤3649.32吨，价款共计2332364.6元(该价款也是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提供认可的数额)。经圣通公司与郑遵刚庭下对账：郑遵刚自认从圣通公司处购煤吨数共计2423.06吨，圣通公司根据向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的吨数共计向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供煤3649.32吨，双方煤炭差距：1225.38吨。另外，银行往来账面反映，郑遵刚向圣通公司付煤款(含向宗明军妻子朱守荣转款)共计1337254元，从银行账面判断郑遵刚有1225.38吨煤款未付给圣通公司。如果按照郑遵刚主张并得到一审法院认可的观点，郑遵刚还应向圣通公司支付1225.38吨煤款。四、从经营常理分析，也不存在欠款的可能性，因为郑遵刚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亲戚关系，郑遵刚非常清楚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每次付款的金额与时间，如果存在圣通公司不当得利的行为，郑遵刚肯定知道且不会同意，势必会在下次的业务交易中折抵，而后续的业务交易正常进行，印证了15万元已在当时的业务交易中清算完毕，不存在争议。综上所述，郑遵刚一审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裁判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补充上诉理由：在一审程序存在瑕疵，存在超期审理的行为。郑遵刚辩称，一、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是正确的，并在充分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二、关于煤炭吨数的问题。1.圣通公司认为的圣通公司与郑遵刚之间的交易煤炭吨位3649.32吨、煤炭金额2332364.60元已由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确定，郑遵刚认为2625.84吨与事实不符。郑遵刚从圣通公司处购买的煤炭，并非直接送到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处，因为从圣通公司购买的煤炭，不能够达到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需求的热量，郑遵刚需要将好的煤炭加入到从圣通公司处购买的煤炭里，这样才能够达到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需要的热量，故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提供的吨数并非是郑遵刚从圣通公司处所购买的煤炭数额。2.如果按照圣通公司的意思，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确认的3649.32吨，郑遵刚确认吨数2625.84吨，中间差额为1023.48吨，按照2016年双方之间交易的最低煤炭价格342元/吨，光差额的价款就是350030元，试想一下，如果差额达到35万多，圣通公司能不向郑遵刚或者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主张权益？3.对于是否存在圣通公司所陈述的煤炭吨数，圣通公司只要提供郑遵刚每次从圣通公司处所购买的煤炭原始票据就可以，但直到二审开庭，圣通公司也没有提供一张郑遵刚从圣通公司处所购买的煤炭票据。4.从三方每次交易的钱数可以看出，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将煤炭的款项汇到圣通公司账户后，圣通公司除本案所主张的二次外，圣通公司都将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汇的款项，转汇给郑遵刚，如果向圣通公司所主张的吨数，那圣通公司每次都应当扣除一定的货款。5.从郑遵刚提供的郑遵刚所记录的每天煤炭交易的情况，也能得出郑遵刚在圣通公司处购买的煤炭吨数、价款，以及郑遵刚支付给圣通公司的税费数额均能得出圣通公司出售给郑遵刚的煤炭数额与郑遵刚出售给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的煤炭数额并不一致。6.郑遵刚能够提供每次与圣通公司之间煤炭的交易数额、价款、税费均一致，但郑遵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圣通公司出售给郑遵刚的煤炭数额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所提供的煤炭数额相一致。7.作为一个企业没有任何的交易票据，也没有过磅的票据，不符合一个企业正常的经营情况。三、从情理上分析，1.郑遵刚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相识，每次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向圣通公司汇款时，圣通公司均将货款及时给付郑遵刚，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并没有每次都能够及时提醒。2.圣通公司说明15万的货款在业务中已经清算完毕，但圣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将15万在哪次的交易中清算完毕，郑遵刚能够计算出每一次的交易的数额、价款及税费，圣通公司不能计算出已经将15万交易清算完毕在哪次的记录中。终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情复杂，一审时也存在疫情问题，延长审理期限也符合法律规定。香醅公司述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我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购销合同及结算凭证，足以认定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我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郑遵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香醅公司返还货款15万元及利息（以15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每月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第三人香醅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香醅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香醅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需购买煤炭。郑遵刚得知后，与被告圣通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借用被告的煤炭销售资质，以被告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在被告处购入煤炭后转卖于第三人，被告代收第三人支付的货款后支付给原告。被告遂向原告出具加盖公章的委托书，载明：“圣通公司，委托郑遵刚前往徐州香醅酒业有限公司，办理煤炭交货结算业务。”。2016年8月9日至2017年7月29日期间，原告以被告圣通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六份，分别约定：第三人于2016年8月9日向被告购买煤炭163.14吨，价格为510元每吨；于2016年8月27日向被告购买煤炭319.54吨，价格为530元每吨；于2016年12月9日向被告购买煤炭34.86吨，价格为760元每吨；于2017年4月2日向被告购买煤炭339.12吨，价格为750元每吨；于2017年6月15日向被告购买煤炭219.96吨，价格为670元每吨；于2017年7月29日向被告购买煤炭431.76吨，价格为740元每吨。上述合同中均有被告圣通公司、第三人香醅公司加盖公章，部分合同中亦有宗明军、郑遵刚签字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遂依照约定向被告购买煤炭，并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向第三人供应煤炭。至2019年3月14日，原告已足额履行其供货义务，第三人亦将全部货款支付完毕。第三人支付货款情况：2016年8月22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0万元；2016年8月31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92,944元；2016年9月3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0万元；2016年11月30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5万元；2016年12月15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5万元；2016年12月19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2017年1月18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94,851元；2017年2月2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225,600元；2017年4月15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0万元；2017年5月1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5万元；2017年5月21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0万元；2017年7月1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15万元；2017年7月2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299,702元；2017年8月30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承兑20万元；2017年9月29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2017年11月10日，第三人向被告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被告向原告给付其代收的货款情况：2016年9月1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92,944元；2016年11月2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宗明军之妻朱守荣向原告转账5万元；2016年12月16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宗明军分两次向原告转账合计10万元；2017年11月27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宗明军向原告转账10万元。另查明，被告圣通公司对原告及第三人当庭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记账凭证均予以认可，被告亦当庭认可原告向其购买煤炭的货款已全部付清。被告圣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我们（原、被告）是口头约定，代理手续是我出的。因为国家规定，个人不能买卖煤炭，所以原告在我这里买了煤炭，之后再以我公司的名义把煤炭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将购煤款打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收到煤款后再将款返给原告。我有经营权、资质。中间可能出了差池，我不知道是哪一笔。原告于2018年11月给我打电话说2016年还有10万余元，但我记得没有了。原告自己没有及时对账，现在又起诉我，我不认可。”被告亦当庭要求与原告进行对账，但经一审法院主持对账和双方庭后对账的过程中，被告均未能提交该公司账目及相关证据，导致双方对账无法进行。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郑遵刚借用被告圣通公司的煤炭销售资质并实际出资进行经营活动，原告虽未能提供书面合同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当庭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了由原告实际出资并借用被告资质进行经营活动，由被告代收货款并向原告给付的口头约定。该约定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照约定严格履行。故原告负有依照约定向被告购买煤炭并足额给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而被告亦负有代收第三人货款并足额向原告给付的合同义务。经庭审查明，第三人除直接向原告支付的承兑外，其于2016年8月31日向被告转账92,944元、于2016年11月30日被告转账5万元、于2016年12月15日向被告转账5万元、于2016年12月19日向被告转账10万元、于2017年9月29日向被告转账10万元、于2017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10万元，综上第三人通过向被告转账形式支付货款合计492,944元，该款项均系被告代收货款，应向原告足额给付。但被告仅向原告给付342,944元，尚余150,000元未向原告支付。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给付其代为收取的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给付其货款1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能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利率，故被告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主张其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结清，但在庭审及经一审法院主持的对账过程中，被告均未能提交其公司账目及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第三人香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第三人当庭提交的购销合同及结算凭证，足以认定第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圣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郑遵刚人民币1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郑遵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圣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圣通公司提交证据一组，为十三份购销合同。该十三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点是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25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8月9日、2016年8月27日、2016年10月30日、2016年12月9日、2016年12月15日、2017年3月5日、2017年4月2日、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15日、2017年7月1日，总吨数是2,801.04吨，总价款1,819,917.8元，证明与郑遵刚及一审法院认定的2526.84吨不符，时间久还有一些找不到了，煤炭是我们供应的，总吨位是3,249.32吨，金额是2,332,364.6元。郑遵刚质证称，该合同是送完煤炭事后补签的。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圣通公司的观点。该证据仅是郑遵刚将煤炭送到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后，郑遵刚与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之间确认的煤炭数量及价款，并非是圣通公司直接出售给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的煤炭的数量及价款，更不是圣通公司与郑遵刚之间购买煤炭的吨数及价款。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郑遵刚没有销售煤炭资质，借用圣通公司的资质。圣通公司是从事煤炭销售的，郑遵刚从圣通公司处购买煤炭，在购买煤炭时是当场付清煤炭款项。如果圣通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煤炭存在差异，圣通公司可以提供圣通公司与郑遵刚之间煤炭交易的证据，如过磅单及双方之间煤炭记录手续。香醅公司质证称，根据证据规则，圣通公司提供的十三份煤炭购销合同不属于新证据。该案的一审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这个时间内圣通公司无视法庭多次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的明示告知拒绝提交新证据，由此造成的举证不能及败诉责任均应由圣通公司承担。该十三份合同不属于新证据，我公司不予质证。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及双方过磅结算清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具体发生的煤炭实际交易金额应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煤炭吨数及单价、加上增值税之后的总价作为买卖合同的最后价格。该十三份合同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买卖合同煤炭的吨数及价格。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该十三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郑遵刚、圣通公司的庭审陈述及郑遵刚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郑遵刚与圣通公司之间形成了由郑遵刚实际出资并借用圣通公司资质进行经营活动，由圣通公司代收货款并向郑遵刚给付的口头约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该口头约定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郑遵刚有义务按照约定向圣通公司购买煤炭且足额支付煤炭货款，圣通公司有义务代收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的煤炭货款并足额转支付给郑遵刚。结合当事人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交易明细、收款收据、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通过向圣通公司转账形式支付煤炭货款合计492,944元，圣通公司向郑遵刚转支付了342,944元，差额150,000元。圣通公司上诉主张该150,000元已在当时的交易中清算完毕，并主张其中部分是原审第三人香醅公司支付的款项来冲抵郑遵刚应付煤炭款，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圣通公司对该150,000元的占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向郑遵刚返还,一审判决正确。对于圣通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枣庄市圣通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弘审 判 员  李 莹审 判 员  党园园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贾礼丽书 记 员  高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