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5民终18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敬某，女，1992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四川省三台县，住山东省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临生，临清泰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巩某，男，199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住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桂云，高唐福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军，山东普新（高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敬某因与被上诉人巩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21）鲁1526民初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敬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人介绍之后于2020年12月8日即开始共同生活，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虽否认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但经原审审判长当庭询问，是否存在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时也承认双方共同生活在高唐县人和路××小区××楼××单元××室，双方因被上诉人拒绝交给上诉人电梯钥匙发生争执，庭审录音能够真实地反映被上诉人回答的内容，被上诉人也认可是在2021年1月底，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住所，不再共同生活，上诉人就此回到山东临清。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己强迫与上诉人发生两性关系，并多次对上诉人进行殴打，由于上诉人的两名证人均系外省人员，对当地方言在听和说方面均存在较大误差，未能当庭及时陈述真实案情。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事实成立且在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多次强迫上诉人发生两性关系，造拒后多次殴打上诉人事实同样成立。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能予以核实确认，造成案件基本事实缺失，故此，应予以纠正。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敬素琼的身份为代理人和经手人与法相悖，依照《民事诉讼法》对于婚约财产纠纷的判决实例及判决实践，敬素琼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不应是代理人或经手人，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没有证据及法定事由来证实敬素琼参与订婚仪式的身份是上诉人的代理人或经手人。原审法院仅以敬素琼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就妄下判断，推定其身份及地位是经手人和代理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订婚现场的交付礼金的过程的认定有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当天订立婚约交付礼金的过程明显显示有案外人分别将两个红色纸袋交付给上诉人和敬素琼，双方之间没有交集，上诉人并不是将两个纸袋收取后转交给敬素琼，也不是敬素琼收到两个纸袋后将其中之一转交给上诉人，该录像清晰的指出案外人是分别将一个红纸袋交给了上诉人及敬素琼，上诉人对另外一个纸袋没有任何接触，对另一个红纸袋中是否装有何种物品均不知情，在上诉人没有收到两个红纸袋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返还责任，没有法律支持。被上诉人巩某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敬某收取答辩人婚约礼金6万元，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答辩人起诉到高唐县人民法院后，在诉前调解阶段2021年2月25日高唐县人民法院调解员对上诉人敬某做的诉前调解调查笔录中，上诉人敬某完全承认收取被上诉人给付的婚约礼金60000元，该事实有一审法院诉前调解调查笔录为证。另外，庭审中我方向法院提供的订婚录像光盘显示，2020年12月20日双方在高唐县固河酒店举行订婚仪式时，答辩人的母亲手持两个分别装满30000元礼金的红包，录像显示一个红包给了上诉人的母亲，另一个红包给了上诉人敬某。答辩人的母亲与上诉人敬某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显示给付的礼金是6万元，以及提款记录上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证明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给付的婚约礼金6万元。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礼金6万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上诉人诉称，双方确定婚约后共同生活完全不属实。上诉人系四川省三台县人，2020年12月上诉人到临清市姑姑家，经介绍双方于2020年12月10日见面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12月20日上诉人在其母亲及姑姑等其他亲戚陪同下，自临清来到高唐县被上诉人的家乡举行订婚仪式。举行订婚仪式后，上诉人与其母亲到答辩人居住的高唐县人和路星河湾小区18号楼参观楼房。自2020年12月20号双方订婚至2021年1月底双方发生争吵，上诉人回到临清松林镇其姑姑家，上诉人均是自己居住生活，双方没有共同生活。上诉人诉称的对其殴打及其他的情节完全不属实。双方从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1月底解除婚约，从相识到订婚到解除婚约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方因语言性格不同、缺少沟通而解除婚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给付的婚约礼金6万元，在双方解除婚约后上诉人应当返还。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敬某返还彩礼款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巩某与敬某于2020年12月10日前后经人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2020年12月20日，双方在高唐县禧缘酒店举行订婚仪式，举行订婚仪式过程中，巩某母亲巩希梅将两个各装有30000元礼金的红包分别给予敬某及其母敬素琼。仪式结束后，2021年1月底，巩某将敬某送至高唐县汽车站，敬某自行乘车返回。敬某返回后，巩某及其家人多次接叫未回，婚约解除。期间，就礼金返还事宜，双方多次交涉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彩礼的给付具有缔结婚姻的强烈目的，是一种特殊的附条件的赠与，当婚约不能履行时，给付方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巩某之母巩希梅在订婚当日将各自装有礼金30000元的红包分别给予敬某及其母敬素琼，符合当地习俗，该60000元款项应认定为彩礼。敬某之母敬素琼只是彩礼交接的代理人或经手人，其接纳彩礼的行为视为敬某的行为。对于敬某双方已经共同生活的辩由，因证据不足，巩某不予认可，且双方自相识至解除婚约仅月余，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巩某要求敬某返还彩礼款60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敬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巩某返还彩礼款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敬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敬某提交Ｕ盘一个，包含2021年1月份上诉人与巩某的微信聊天截屏四张，2021年1月份上诉人与巩某的微信聊天录屏两段，受伤视频三段，2021年1月22日上诉人与巩某、巩某父母及舅舅、上诉人的姐姐刘晓丽、上诉人小叔熊明述、三姑熊桂英录音一段。聊天记录照片中巩某问我面条在哪，香肠怎么煮，我告诉他，我钱包里的钱没了，是巩某拿走的，他也承认了，巩某出去工作让我自己在家做饭吃，这些内容拟证明上诉人和巩某一起同居生活。录音证明上诉人的伤是巩某弄得。经质证，被上诉人巩某认为上述材料不真实，微信和录音都是她在临清的时候录的，伤也是她自己碰的，不是被上诉人揍得，钱包里的钱被上诉人第二天也给她了。被上诉人没跟上诉人一起生活，钱包是她扔在我家的，她和她妈一起来过我家。聊天内容是我问她吃饭了吗，她回答没吃。面条是因为她妈来过我家，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录音里有那么多人，环境嘈杂，不全是我说的。被上诉人提交高唐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认可收到婚约彩礼6万元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认为其收取了三万元，其母亲收取了另外的三万元，我们当时认同退换上诉人收取的三万元礼金。如果被上诉人使用该调查笔录作为证据，同样要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在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有殴打上诉人行为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材料不能证实敬某与巩某在订婚前后共同同居生活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敬某认可订婚当日收到巩某现金6万元，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款6万元是否适当。本案中,根据上诉人自述及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录像资料,并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一审法院诉前调解调查笔录,能够证明上诉人及其母亲收受被上诉人订婚彩礼款6万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订婚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双方解除婚约，被上诉人巩某要求上诉人敬某返还彩礼,应予支持。上诉人敬某虽主张双方曾共同生活,但提供证据不能充分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判决上诉人敬某返还被上诉人巩某彩礼款6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敬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敬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丰 雷审 判 员  范晓静审 判 员  贾 琼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晓斌书 记 员  张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