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1622民初2388号原告：杨玉玲（曾用名杨玉龄），男，1954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蒙城县。原告：桂素芹（曾用名桂芹），女，195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蒙城县。原告：杨四芳（曾用名杨桂红），女，198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杨存乾（曾用名杨怀永），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杨坤（曾用名杨二永），男，198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淮南市田家庵区。上述原告委托代理人：侯长飞，安徽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存锋，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蒙城县。被告：于翠侠，女，195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蒙城县，系杨存锋母亲。上述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少峰，安徽淮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玉玲、桂素芹、杨四芳、杨存乾、杨坤与被告杨存锋、于翠侠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玉玲、桂素芹及五原告委托代理人侯长飞、被告杨存锋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少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给原告征地补偿款计447864.75元；2、本案有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诉称事实及理由：原告杨玉玲曾用名为杨玉龄，蒙城县公安局乐士派出所在1994年6月10日给原告家庭颁发的户口簿记载：原告家有5口人分别是户主杨玉龄、妻子桂芹（现用名桂素芹）、长女杨桂红（现用名杨四芳）、长子杨怀永（现用名杨存乾）、次子杨二永（现用名杨坤）。因为家里子女多、负担重，在1994年前后，杨玉玲便到淮南去做点小生意。1994年二轮承包土地调整时，考虑到家里劳动力单薄，便和三哥杨玉点（时任本村书记，被告杨存锋父亲）按照一个家庭户为单位，抽号分地，两家的承包地一个户头。当时被告家有4口人，分别是杨玉点、于翠侠、杨存锋、杨红颜，原告家有5口人，合计9口人，同时原告杨玉玲母亲一个人的地平均分成2份，二分之一给老大，二分之一分给哥哥杨玉点。于是我们两家合计9.5人承包地，每人2.2亩，合计20.78亩，由杨玉点作为户主代表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具体见1994年承包合同和证书）。分地后，原告全家都到淮南谋生，后来，原告杨桂红、杨怀永、杨二永分别购买了淮南户口，重新取名杨四芳、杨存乾、杨坤。因为杨四芳、杨存乾、杨坤不是真正的淮南当地人，所以杨四芳、杨存乾、杨坤在淮南没有承包地。原告家11亩承包地从1995年开始便由被告家种植、收益，杨玉点在世期间多次向原告承诺，只要原告家人回到老家随时把代耕的承包地返还给原告。在2005年蒙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逐户登记时，原、被告两家的承包地仍然登记在一起。虽然杨玉点已经去世，但是仍然用杨玉点的名字作为承包户主。2009年，原告找被告要求返还承包地，被告当时返还了5.2亩承包地。后来，原告再次要求返还其他承包地。2013年秋季，被告又返还2.5亩承包地。在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蒙城县人民政府给双方家庭都颁发了新经营权证。后来，被告以原告没有承包地为由要求收回给原告颁发的新经营权证，乐土镇偷偷地把原告家新颁发的经营权证收回，告知原告应当法院起诉，进行确权。为此，原告曾向贵院起诉，在诉讼过程中，乐土镇后来又偷偷把原被告两家的承包地全部登记给被告。原告非常气愤，先后到亳州市和蒙城县信访。后来，原告撤回原告民事起诉。原告信访案件经蒙城县农委实地现场调查后，经过审查认定：在1994年，原被告两家共同取得9.5人承包地，并以杨玉点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蒙城县农委经审查认为：给原告和被告颁证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把给被告后来颁发的经营权证全部予以收回封存，建议原告通过诉讼解决问题。2017年双方承包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二被告以不承认原告家的承包地为由，与村干部合谋侵吞原告家征地补偿款447864.75元（杨存锋领取2人179145.90元，于翠侠领取7.5人671797.13元），实际每人应分配征地补偿款为89572.95元，二被告把属于原告的征地补偿款447864.75元占为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之规定，二被告侵吞原告5人征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经镇村多次调解，二被告不同意全部返还，特向贵院依法起诉，清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计算方法：1、本组共有人口140.5人，总共土地525亩，本次征地300亩，每亩征地补偿款41950元，每人应当补偿款89572.95元，原告家5人，应分447864.75元，被告家4.5人应分403078.275元，二被告实际领取850943.03元，把原告家的447864.75元占为己有。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1994年户口簿和村委会证明，证明证明杨玉玲和杨玉龄是同一人，桂芹和桂素芹是同一人；在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共有5口人符合分地条件，依法取得承包土地资格。证据三、耕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家5口人的承包地和三哥杨玉点一家4口人的承包地计9人承包地，同时加上杨玉玲母亲0.5人的承包地，合计9.5人承包地，合计20.78亩。证据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逐户登记表，证明经村委会证实，原告和被告在2005年补换发证时仍然分在一个户，仍然使用杨玉点作为户主，其中承包人包括原告一家5口人。证据五、分地小组和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在1994年动地分地时，原告家的5人承包地与杨玉点（典）分在一起，合计9.5人，其中有杨玉玲5口人的承包地。证据六、原告和被告于翠侠经村委会调解达成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因杨玉点去世，被告家的实际家长为于翠侠，自2009年开始，原告便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在2010年7月20日双方达成协议，当年被告返还承包地5.2亩，2013年秋季返还2.5亩，被告实际已经返还给原告7.7亩土地，但是在2017年征地时，被告又伙同村干部反悔，导致原告没有实际领到征地补偿款。证据七、被告家庭人员信息，证明在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家共有4人符合承包条件，包括杨玉点、于翠侠、杨存锋、杨翠侠四人。证据八、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被告为承包地产生纠纷，原告信访到蒙城县农委。蒙城县农委经调查认定：原告和被告两家分在一个承包户头，合计取得9.5人的承包地，并以杨玉点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50533233，合计20.78亩承包地；认定被告已经返还给原告7.7亩承包地；认定杨桥村委会分别给原告和被告办理的三份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均存在事实不清、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均被收回，原颁发的新合同及经营权均不能作为权利凭证使用。证据九、乐土镇杨桥村杨桥队对征地青苗及地款分配到户花名册，证明两家合计9.5人的征地补偿款合计850943.03元，其中被告杨存锋领取2人计179145.90元，被告于翠侠领取7.5人计671797.13元。也能证明被告领取原告家的征地补偿款。证据十、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确实属于乐土镇杨桥村杨桥庄村民，2017年7月12日，原告和镇政府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两被告辩称：一、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本村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三）本村村民依法办理子女收养手续且其所收养子女户口已迁入本村的；（四）刑满释放后户口迁回本村的；（五）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村的。结合上述法律规定：从被答辩人以前起诉及本此诉状自认内容看，五原告中已有三个人户口均已迁到淮南。因此，就现有证据证明三原告杨四芳、杨存乾、杨坤已经不是乐土镇杨桥村村民。2、被答辩人与发包方乐土镇杨桥村民委员会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3号）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3、经蒙城县公安局乐土派出所户籍信息查询，1994年12月31日前，均没有上述五原告的原始户籍信息，说明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五被答辩人均不在乐土镇杨桥村。且，被答辩人诉称的杨玉玲（曾用名杨玉龄）、桂素芹（曾用名桂芹）、杨四芳（曾用名杨桂红）、杨存乾（曾用名杨怀永）、杨坤（曾用名杨二永）等均系被答辩人单方陈述，无任何证据证明，这是其一；其二，杨四芳1981年6月12日生，杨存乾1981年10月1日生，错误明显；第三，原告诉状中杨四芳、杨存乾、杨坤三人出生年月日分别为1981年6月12日生，1981年10月1日生，1984年12月2日生，但原告举证的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逐户登记表显示（2005年登记），杨桂红28岁、杨怀永27岁、杨二怀25岁，三个人年龄与其诉称的年龄均相差好几岁，且只有杨二怀也没有杨二永。因被答辩人既不是杨桥村村民，也没有与杨桥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故被答辩人不是适格主体。二、被答辩人诉请的返还征地补偿款447864.75元诉请不应支持。1、被答辩人的该项诉请均是建立在假设存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被答辩人要有承包地。事实上被答辩人既没有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承包经营权证。其后期申请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也被驳回。甚至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根本就没有被答辩人的户籍信息。2、答辩人从蒙城县档案局复印的乐土镇杨桥村杨桥庄耕地承包合同登记表看，1994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没有被答辩人。3、承包合同记载承包方为杨玉点，承包面积20.78亩，也没有被答辩人。三、被答辩人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的表述与事实不符。1、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因当时土地苛捐杂税很重，农村提留提取让部分承包户不堪重负，主动放弃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在签订承包合同后无法耕种，选择弃耕抛荒，外出打工，数年不归。这在当时很是普遍。被答辩人一家就属于前者：主动放弃承包土地，放弃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根本不存被答辩人诉称的：考虑到家里劳动力单薄，便和三哥杨玉点按照一个家庭户为单位，抽号分地。更不存在原告家11亩承包地从1995年开始变由被告家种植、收益。答辩人一家也从来没有向被答辩人承诺随时返还承包地。如果不是承包地耕种政策调整，不但没有苛捐杂税还有粮补。想必被答辩人今生今世也不会找答辩人要求返还承包地。若不是因为土地征收补偿有利可图，被答辩人也不会这么卖力的上访诉讼，要求返还承包地。不知被答辩人是否想过：从1994年开始，每年沉重的苛捐杂税你们是否负担过，每年的挑沟挖塘、铺路建校及义务工负担你们尽了多少义务！因为被答辩人杨玉玲与杨玉点系同胞兄弟，杨玉玲就想当然的认为：杨玉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多出的人数就是被答辩人一家5人。其实，当年自愿放弃的人口并非杨玉玲一家，自愿减少承包土地村民共有4户，分别是：杨玉林12人放弃4人，杨玉柱放弃3人，杨玉忠8人放弃2人，杨玉玲放弃4人。上述人员是否也可以向答辩人主张权利要回承包地！2、于翠侠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所谓的返还承包地5.2亩系无效协议。承包地的权利人是全体家庭成员，于翠侠未经授权私自与被答辩人签订协议损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给被答辩人5.2亩土地耕种是基于亲情关系，被答辩人有得寸进尺之嫌。3、蒙城县人民政府给答辩人颁发的：农地承包权证（蒙城）第19669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被注销。被答辩人诉请的内容均在答辩人有效权证范围之内。故，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被答辩人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依法驳回！被告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杨玉点耕地承包合同书及杨桥村杨桥村民组档案登记表，证明：1、杨玉点是承包方，承包亩数为20.78亩；2、杨桥村杨桥村民组没有杨玉玲承包户，杨玉玲不是承包方，无权主张承包权利。证据三、杨玉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2017年诉状一份及蒙城县人民法院裁定书一份，证明：1、原告是因为没有得到承包经营权提起诉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原告应该先确权，然后再申请办证，继而主张权证名下的利益。2、原告杨玉玲自认其三个子女的户口均迁至淮南市。证据四、杨存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诉请的内容及争议事项均在被告权证之内，原告诉请应予驳回。证据五、蒙城县公安局乐土派出所说明一份，证明经查询户籍信息，在1994年12月31日前，原告5人的户籍信息资料均没有，也就是说在1994年进行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根本就不在乐土镇杨桥村，因此其主张承包经营权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也说明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一、经乐土派出所户籍信息查询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五原告均不在杨桥村；二、三原告杨四芳、杨存乾、杨坤户籍信息均显示在淮南，并且杨四芳与杨存乾出生年月相差三个月。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点户口本上的名字与本案的原告名字不一样，第二点该户口本在乐土派出所户籍信息当中无法查询，第三点杨二勇的出生年月有人为改动，没有加盖章，该户口本上记载的年龄与证据一记载的年龄不相符。村委会的证明目不具有合法性，出具身份关系的证明法定单位应该是公安机关，同时户口本记载的没有曾用名，与本案的原告不能证明是同一人。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承包合同并没有载明人口及人名，相反该证据能够证明承包人系被告杨存锋的父亲签订了承包合同。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异议内容如下该登记表仅仅是补换发的上报登记表，不是确权的唯一依据，该表中人员的名字与本案的原告名字不一致，还有年龄与原告的年龄也不符。对证据五三性均有异议，形式不合法，六个人同时在一张证明上签字，其中杨玉兴、杨玉召，杨存利、杨玉金不是分地小组的成员；并没有写明1994年分地；承包地的确认要以承包合同为准，这些证明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明内容是谁书写，是不是本人签名盖指印均无法核实，应属于无效证据。对证据六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点承包合同的家庭成员不是于翠侠一人，不能擅自处分承包合同涉及的土地；于翠侠本人是文盲，对协议内容并不完全知道。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户籍证明打印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0日，并不能证明1994二轮土地承包时家庭人口的状况。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点认定两户在一个承包合同中是错误的，第二点该处理意见书是针对杨玉玲所作的回复，并没有告知被告，第三点该回复当中对于其要求注销杨存锋的经营权证，明确表明不予支持。对证据九三性均有异议，花名册没有出处，且不能反映被告领取原告家人的补偿款，对证据十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仅仅是针对房屋拆迁所做的补偿安置，并不涉及到承包地。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合同记载杨玉点是户代表，不是唯一承包人，不能否定原告的承包资格，也不能证明二被告是唯一承包人。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自认三子女在准南按当时的政策购买了户籍，并非是迁移户口，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可以证明五原告是一家人，因政府给原、被告错发经营权证，原告才提出侵权之诉，后因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已经将错误发放新证已全部收回封存，双方的承包权应以2005的登记底册为准，原告提出的拆迁补偿款之诉并无不当。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记载的权利人是杨玉点，并非是被告杨存锋，按照被告的逻辑推理所有权利都属于杨玉点，而不属于被告，被告领取的补偿款全部返还给政府。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自认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派出所只是证明从电脑资料无法查到原告的信息，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可以证明原告的家庭信息，如被告有异议，可以申请相关的鉴定，同时派出所也没有出具二轮承包地时承包人资格的说明，该证明不能否认原告没有承包土地的主体资格。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证据，本院审理确认的事实是：原告杨四芳、杨存乾、杨坤户籍地系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杨玉玲、桂素芹户籍地安徽省蒙城县乐土镇杨桥村杨桥庄5号。1994年10月13日杨玉点与蒙城县乐土镇杨桥村合作经济委员会签订合同编号F50533233的《安徽省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耕地20.78亩，1998年12月蒙城县人民政府向杨玉点颁发了蒙字第233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人口9.5人，承包土地面积20.78亩，没有明确承包土地的9.5人的具体人员名单。2010年7月20日经乐土镇杨桥村村民委员会调解，原告杨玉玲与被告于翠侠达成协议，被告于翠侠拨出7.7亩土地给原告耕种。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后，原、被告发生争议，至今双方均未取得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另查明、蒙城县乐土镇杨桥村杨桥庄属于政府征地拆迁范围，被告杨存锋领取2人征地补偿款179145.90元，被告于翠侠领取7.5人征地补偿款671797.13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协调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现原、被告诉争的征地补偿款是依据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发放的。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对原告是否取得诉争土地经营权存在争议，原告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其对诉争的土地有承包经营权，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领取的青苗及征地补偿款中包含有原告的，故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玉玲、桂素芹、杨四芳、杨存乾、杨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00元，减半收取41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晓枫审 判 员  王肖铜人民陪审员  屈俊标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