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8964号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甲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2619868U。法定代表人：何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鑫，男，198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来，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雷刚，男，199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乾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婷，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建华，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北京蓬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甲11号南楼京皖睿祥酒店2层62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7414360B。法定代表人：田成文，总经理。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都园林公司）诉被告袁雷刚、第三人北京蓬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勃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都园林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鑫、李福来，被告袁雷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婷、车建华，第三人蓬勃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田成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都园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之间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312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1年1月8日，被告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交申请书，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原告向其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工资。仲裁委于2021年2月7日开庭审理，并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1】第1299号裁决书。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原告从未与被告接触过、从未对被告进行过任何管理、从未向被告发放过工资，被告亦从未从事过原告安排的工作，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亦不符合成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条件，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义务向被告支付任何费用。仲裁委在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便径行以“基于生活常识”为由裁决支持被告的全部仲裁申请。该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裁决。被告袁雷刚辩称：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蓬勃公司述称：2018年6月25日，其公司与金都园林公司签订了一个劳务分包合同，金额约是325万，还有一个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开工和竣工时间都有变化，这个工程的开工时间是2018年11月，而且工程项目中所有的施工内容也变了。而且相应的劳务结算由金都园林公司和各个分包单位进行对接，劳务分包公司有很多家，蓬勃公司只是其中一家。开始的时候这些劳务分包的内容都包含在蓬勃公司和金都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里，后续因为合同内容发生了变化，就由金都园林公司和各个劳务队单独进行结算，因为结算的时候需要公司，所以这些劳务队又找了另外的劳务公司与金都园林公司补签了劳务分包合同，并进行结算。蓬勃公司的情况也一样，也是就其中的部分项目与金都园林公司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是422万，有补充协议，并且422万已经支付了，但422万实际上不是蓬勃公司找的施工队，这422万是金都园林公司直接对着结算。这422万是付的劳务分包里的铺装、围墙干挂、围墙基础、水池挡墙贴砖的钱。蓬勃公司负责的是围墙干挂、围墙基础、塑木地板，一共是490多万，然后金都园林公司只给蓬勃公司自己队里付了120多万，还差300多万。蓬勃公司跟金都园林公司的履行合同的方式都是蓬勃公司发花名册，结算完之后补合同，但是因为目前没有结算所以没有合同。本院经审理查明：因就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工资差额等发生争议，袁雷刚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与金都园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金都园林公司支付袁雷刚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31200元。仲裁委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1】第1299号裁决书，结果如下：1.袁雷刚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与金都园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金都园林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袁雷刚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31200元。金都园林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而诉至本院。袁雷刚未就仲裁结果提起诉讼。袁雷刚主张2018年年底金都园林公司项目负责人田成文找到吴树生，告知吴树生北京科技研发中心有一个北京银行的项目，询问吴树生是否可以从事该项目中的栏杆安装工程。后田成文与吴树生协商了工资标准，吴树生便安排袁雷刚从事该工作。庭审中，袁雷刚提交了袁雷刚的工作证，工作证显示单位为金都园林公司，主张其与金都园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提交田成文的工作证，工作证显示单位为金都园林公司，工种为商务经理；提交唐萍的工作证，工作证显示单位为金都园林公司，工种为生产经理；袁雷刚主张其有理由认为田成文及唐萍系金都园林公司的员工；提交考勤表，主张袁雷刚在施工期间由唐萍安排工作、受其管理并记录考勤，唐萍为金都园林公司员工，考勤表也有金都园林公司的盖章认可；提交工资发放记录表，主张工资发放表有金都园林公司盖章确认和唐萍签字认可。针对袁雷刚提交的证据，金都园林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袁雷刚的工作证不认可，虽然写有原告名称，但只能说明原告是项目的分包单位，不能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于田成文及唐萍的工作证不认可，田成文是整个项目分包单位蓬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劳务分包项目的负责人，发放出入证是为了方便管理，并不能就此认为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唐萍的情况也一样；对考勤表、工资表不认可。金都园林公司提交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补充协议书、转账凭证、劳务分包工程计量单、劳务人员作业考勤表、项目章使用承诺函等证据。根据劳务分包合同显示，金都园林公司将北京银行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园林景观工程中的劳务工作分包给蓬勃公司，劳务作业内容为地面铺装、不锈钢栏杆安装、地面整理、苗木种植、石材干挂等。合同总价为3260000元，工期为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劳务分包补充协议书显示金都园林公司与蓬勃公司协议变更工程价款为4224818.30元，增加部分工期为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2月30日。转账凭证显示金都园林公司向蓬勃公司支付劳务分包费。劳务分包工程计量单显示申报单位为蓬勃公司并加盖该公司公章，申报人显示唐萍。提交劳务人员作业考勤表，主张考勤表系对劳务作业人员的考勤，考勤表无任何金都园林公司签章确认，不具有约束力，加盖项目章的考勤表注明“签订经济合同和劳动合同无效”，该项目章不具备代表金都园林公司对袁雷刚考勤的效力。提交项目章使用承诺函，主张项目章一直由蓬勃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成文控制，明确项目章仅针对北京银行、监理公司、总承包方的工作联系、周计划、申报进度款及申报材料款，填报工程档案资料专用。项目章在本案中所确认的考勤及工资事项不具有约束力。针对金都园林公司提交的证据，袁雷刚的质证意见为：对劳务分包合同和劳务分包补充协议书的关联性不认可，袁雷刚作为劳动者不知道金都园林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业务往来；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劳务分包工程计量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唐萍非金都园林公司员工；劳务人员作业考勤表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唐萍制作的考勤表其中一套先拿来给袁雷刚签字确认，袁雷刚认为没有金都园林公司的章，之后找唐萍另制作了一份，加盖了公司的印章，但是没有劳动者的签字，虽然是项目章，也是金都园林公司的章，项目章也具有法律效力；项目章使用承诺函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蓬勃公司称：2018年6月25日，蓬勃公司与金都园林公司签订了一个劳务分包合同，金额约为325万，还有一个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开工和竣工时间都有变化，这个工程的开工时间是2018年11月，而且工程项目中所有的施工内容也变了。而且相应的劳务结算由金都园林公司和各个分包单位进行对接，劳务分包公司有很多家，蓬勃公司只是其中一家。开始的时候这些劳务分包的内容都包含在蓬勃公司和金都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里，后续因为合同内容发生了变化，就由金都园林公司和各个劳务队单独进行结算，因为结算的时候需要公司，所以这些劳务队又找了另外的劳务公司与金都园林公司补签了劳务分包合同，并进行结算。蓬勃公司的情况也一样，也是就其中的部分项目与金都园林公司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是422万，有补充协议，并且422万已经支付了，但422万实际上不是蓬勃公司找的施工队，这422万是金都园林公司直接对着结算。这422万是付的劳务分包里的铺装、围墙干挂、围墙基础、水池挡墙贴砖的钱。蓬勃公司负责的是围墙干挂、围墙基础，塑木地板一共是490多万，然后金都园林公司只给蓬勃公司自己队里付了120多万，还差300多万。蓬勃公司跟金都园林公司的履行合同的方式都是蓬勃公司发花名册，结算完之后补合同，但是因为目前没有结算所以没有合同。田成文不是金都园林公司的员工，田成文相当于金都园林公司这个项目的管理人员，统筹劳务分包工作。金都园林公司不给田成文发工资，田成文只和金都园林公司进行劳务结算。金都园林公司给田成文发了工作项目联系单，田成文也给金都园林公司出过项目章使用承诺函。所有项目的劳务分包里的考勤表和相应的统计表都是田成文和唐萍负责的，田成文做的表，唐萍和他们进行劳务核对。所以袁雷刚才会认为是受田成文和唐萍的管理，认为田成文和唐萍就是金都园林公司的管理人员。袁雷刚所在的是负责栏杆部分的劳务队，劳务队的负责人是谁田成文也不清楚，栏杆分包的施工队和田成文对接的是吴树生，吴树生给田成文提供花名册，唐萍记工，现场进行实际管理的人是唐萍。正常的流程是唐萍依据这些人入厂时办理的出入证给他们记工，施工队那边有他们自己的考勤表，由施工队和唐萍进行核对，核对无误的话，唐萍把花名册和考勤表给田成文，田成文报给金都园林公司，金都园林公司结算付款。唐萍不是蓬勃公司的员工，是金都园林公司临时聘的，唐萍曾代理蓬勃公司参加过蓬勃公司与蒋晓光的劳动争议诉讼。另查一，仲裁委2019年11月26日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151号裁决书显示：该案申请人为蒋晓光，被申请人为蓬勃公司，蓬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唐萍，职务为蓬勃公司经理。另查二，蓬勃公司的经营范围自2014年8月6日变更为：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城市园林绿化；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等。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工作证、考勤表、工资表、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补充协议书、转账凭证、劳务分包工程计量单、劳务人员作业考勤表、项目章使用承诺函、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金都园林公司与袁雷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袁雷刚主张田成文找到吴树生联系的栏杆安装工程，袁雷刚在施工期间由唐萍安排工作并受其管理，田成文与唐萍系金都园林公司的工作人员。金都园林公司并不认可田成文与唐萍系其公司工作人员。经查，田成文系蓬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成文本人亦否认其是金都园林公司的员工。田成文不认可唐萍系蓬勃公司员工，但根据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151号裁决书显示唐萍系蓬勃公司经理。另袁雷刚主张考勤表、工资表中加盖有金都园林公司的项目经理部章，证明袁雷刚的考勤和工资经金都园林公司确认。根据金都园林公司出具的由田成文签字确认的项目章使用承诺函显示，该项目工程章仅做为北京银行西区工程资料专用章，主要针对北京银行、监理公司、总承包方的工作联系单、周计划、申报进度款及申报材料款，填报工程档案资料之专用。金都园林公司并不认可该项目章具备代表公司对袁雷刚进行考勤和工资确认的效力。田成文认可给金都园林公司出过项目章使用承诺函。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金都园林公司将北京银行顺义科技研发中心园林景观工程中的劳务工作分包给蓬勃公司，蓬勃公司具备相应的劳务分包资质。袁雷刚在施工期间受唐萍管理，但唐萍并非金都园林公司的员工，袁雷刚的工资也非金都园林公司直接发放。结合用工单位的管理、工资的发放等情况，本院认为，袁雷刚与金都园林公司并未构成劳动关系，庭审中，经本院明确询问，袁雷刚坚持认为其与金都园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同时，对于袁雷刚要求金都园林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的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袁雷刚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无需支付被告袁雷刚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31200元。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被告袁雷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石 帅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利侠书 记 员  王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