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77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锋，男，198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佘勇，湖南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秀，女，198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新华，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湖南潇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瑞荣，男，198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上诉人黄锋因与被上诉人向秀、原审第三人朱瑞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6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锋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湘0103民初69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由朱瑞荣退还向秀车款；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朱瑞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黄锋与向秀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重大错误。第一，在车辆买卖之前，黄锋与向秀原系朋友关系，向秀称自己要买车，找到黄锋，要求提供一些车辆信息，因此黄锋根本不是以中介的身份介入，只是作为朋友提供信息。向秀与黄锋根本没有买卖车辆的合意。第二，在黄锋获得相关车辆出卖信息后，及时告知了向秀，向秀以自己不懂车，要托黄锋到现场验车，在验车现场，黄锋拍了视频、图片给向秀，经向秀同意，黄锋才接受车辆，并且按照向秀指示，请人将车辆开往中山，交付给向秀，这期间也只是一个委托验车的关系。第三，《车辆转让协议》并不构成黄锋与朱瑞荣车辆买卖关系。第三人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明确知道黄锋仅仅是一个代理人，真正的买主是向秀，《车辆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固定卖主身份、车辆价款、登记时间、型号、车牌号、交付时间等信息，不是一个以买卖为目的的协议。第四，从买卖车辆履行过程可知黄锋完全是出于朋友帮忙，与向秀不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向秀委托黄锋于2018年2月23日看车后确定了要购买涉案车辆即支付了定金1万元，其余款项系由黄锋代为垫付后向秀再支付给黄锋。这种交易过程恰好证明黄锋不是先收车再出卖给向秀，而是纯粹朋友帮忙，整个交易黄锋未赚取一分钱差价，也未与向秀签订任何买卖合同。如按黄锋所述正常二手车交易，先把二手车支付全款后收到手里，再与买方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再将车辆交付给买方。那就没必要让向秀先支付定金1万元，及2020年2月28日等向秀收到车辆后支付最后一笔款项20,000元再转账给车主指定收款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黄锋不是车所有权人也无出售车辆的授权，一审法院认定其与向秀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车主系第三人朱瑞荣，黄锋既不是车辆所有权人，也无朱瑞荣委托授权出售涉案车辆，无权代表车主朱瑞荣出售车辆。再者，本案交易过程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二手车买卖程序，应当根据本案合同履行实际情况来认定，黄锋只是介绍人，代为转付款，向秀与朱瑞荣才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黄锋与朱瑞荣所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实际是为向秀购买此二手车签订的，因此出现双方主体签反，合同权利义务完全符合向秀实际支付车款93,800元的情况，黄锋只是为了固定车辆，车价等情况代向秀所签订，并非双方买卖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向秀与黄锋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对本案基本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2、一审法院判令向秀无需向黄锋返还其被天津正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合公司）违法扣留车辆，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向秀应当返还涉案车辆。并且也只有向秀返还车辆，后续黄锋才可以继续找第三人朱瑞荣维护正当权益，要求返还购车款，同时将车辆归还给车主。本案车辆在向秀使用期间被抵押权人违法拖走，向秀的正常维权途径是报警处理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无权占有车辆，抵押权人无权直接扣留车辆进行拍卖转让来直接受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成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因向秀被认定为买受人法律地位，车辆交付后向秀系车辆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向秀无须返还车辆，无疑是放弃了对抵押权人违法扣车侵权行为不依法主张其物权返还权，黄锋无法以出卖人身份向违法扣车的抵押权人主张返还车辆，这将导致黄锋与朱瑞荣买卖合同纠纷中无法返还车辆给车主朱瑞荣，车主就不会返还车款给黄锋。黄锋在整个交易中基于朋友介绍受到双重损失，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判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向秀辩称，一、一审判决抽丝剥茧查明基本案情，事实认定无误，黄锋与向秀双方构成机动车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车辆系黄锋从第三人朱瑞荣处购买，黄锋与第三人签署《车辆转让协议书》后受让该车辆，随即转让给向秀。虽向秀与黄锋未签署书面合同，但向秀存在全额支付购车款的行为，黄锋存在事实交付的行为，双方已形成合法有效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庭审过程中，黄锋提出二手车商主要营收模式为赚取中间差价，本案黄锋主张共计向案外人皮某转账93,800元，但其提供的微信财付通流水只有73,800元，因此存在20,000元的差价。结合黄锋存在删除微信转账记录的可疑行为，向秀有理由相信黄锋在本次交易中赚取了2万元的利润。既然获得了20,000元利润，那么黄锋称出于友情无偿帮忙的说法不攻自破，进一步佐证本案双方构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一审判决更认为，不能以是否获得利润评价是否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观点正确。本案黄锋与第三人朱瑞荣双方签署转让协议，并向朱瑞荣指定的皮某支付购车款73,800元，该行为完全可体现黄锋与朱瑞荣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黄锋购车后再次将车辆转让给向秀，与向秀之间即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二、黄锋交付的车辆存在抵押瑕疵，被第三方强制拖走，导致向秀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解除黄锋与向秀的买卖合同，黄锋退还向秀78,888元购车款并支付利息损失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向秀购买车辆的目的在于占有、使用机动车，并办理权属登记。黄锋交付的车辆具有抵押权权利瑕疵，无法完成过户，向秀对此有相应预期，但向秀未预料车辆会被强制拖走，拖车直接导致向秀最原始的购车目的无法实现。黄锋在与向秀交易磋商中，向秀提出对质押车可靠性的顾虑，黄锋明确表示“有我，你只管开车，其他都不用管，我都调查清楚了，放心。”由此可见，黄锋在交易中为自身添加了瑕疵担保的义务内容。现黄锋交付的车辆不符合双方的基础约定，向秀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黄锋返还向秀支付的93,800元及多付的88元。黄锋作为专业运作二手车的人员，对抵押车必定是非常了解的。黄锋在和向秀交易中，极力推荐原本希望购买国产车的向秀购买案涉抵押车，介绍抵押车时歪曲车辆无法过户的真相，隐瞒车辆可能面临被强制拖车的后果，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向秀主张以购车款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黄锋自合同解除之日起支付利息损失合法合理。原审第三人朱瑞荣未到庭陈述意见。向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黄锋和向秀之间的机动车买卖合同；二、判令黄锋向向秀返还购车款93800元及不当得利15417元，并承担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7565.55元（自2018年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8月6日，剩余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款项共计116782.55元；三、判令黄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合理必要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湘A8Z11R的宝马牌小型轿车初始登记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该车几经变更登记所有人，现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朱瑞荣，其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购买方式办理转移登记至第三人朱瑞荣名下。2017年12月14日，该车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案外人正合公司。庭审中，黄锋称其自2017年开始从事二手车业务，系在车友俱乐部兼职做该业务。2018年9月，同朋友合伙在长沙市成立了一家经营二手车买卖的个体工商户。向秀称，向秀和黄锋系2013年在一个微信旅游群聊中认识，向秀买车时想起黄锋系从事二手车业务，便向其询问购车事宜。第三人朱瑞荣将湘A8Z11R小型轿车转让给黄锋后，又由黄锋转让给向秀。因该车存在抵押登记，故两次转让中交易当事人双方均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黄锋称，向秀和黄锋系朋友关系，向秀让黄锋联系二手车购买，黄锋经微信朋友皮某（在车友俱乐部中认识，不知全名）得知其朋友即第三人朱瑞荣的湘A8Z11R小型轿车意欲转让，且手续齐全，仅登记证书遗失，不能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第三人朱瑞荣系该车的出卖人，黄锋仅系作为朋友在其中帮忙传递信息，未提供中介服务、亦未收取中介款项。向秀提供一份《车辆转让协议书》，甲方（原车主或代理人）为第三人朱瑞荣，乙方（新车主或代理人）为长沙卓越二手车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公司）。合同约定甲方将宝马湘A8Z11R车辆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93800元，同时写明车辆不具备登记证书。另约定乙方保证车辆无经济抵押、法院封存记录，符合车管所过户要求。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不能过户至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所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乙方有权解除协议，甲方应立即退还乙方支付的定金或全部购车款，并赔偿损失。协议签订后，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购车款20000元，资料给付齐全后支付73800元。甲方交付车辆的时间为2018年2月23日17时。该《车辆转让协议书》甲方处签名“黄锋”，乙方处签名“朱瑞荣”。黄锋称该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其代向秀与车主朱瑞荣签订买卖合同，黄锋在合同签名时误写自己名字，且误写至甲方出卖人处。而合同中的卓越公司与本案并无关系，系因黄锋所组织的车友俱乐部内有该公司员工，遂从该公司拿了一份空白的车辆买卖格式合同用于案涉车辆买卖。黄锋从未在卓越公司入股及工作。向秀称，黄锋于2016年、2017年在卓越公司工作，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车辆买卖信息定位均为卓越公司。向秀曾前往卓越公司询问，卓越公司回复黄锋之前系该公司股东及业务员，后退出公司。2018年2月23日，向秀向黄锋微信转账10000元，2018年2月25日微信转账2000元，2018年2月26日支付宝转账50000元，2018年2月27日微信转账33888元。以上共计转账95888元。向秀和黄锋均认可上述款项中，93800元系合同约定的购车款，2000元系将案涉车辆运送至广东省中山市的相关交付费用。向秀另称其中88元系额外感谢费。黄锋称，2018年2月23日，黄锋在长沙市马王堆即车友俱乐部所在地附近对涉案车辆进行验车，当时第三人朱瑞荣及其妻子肖元军在场。黄锋将验车的视频发送至向秀，经向秀确认购买车辆，黄锋收到向秀转账定金10000后，当场将73800元转账给第三人朱瑞荣及其妻子肖元军指定的收款人皮某，随后驾驶案涉车辆离去。黄锋提供一份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显示2018年2月23日9时3分，黄锋向备注名“宁乡宝马116”微信转账20000元，2018年2月23日15时8分微信转账20000元，2018年2月23日15时10分微信转账10000元，2018年2月23日15时7分微信转账20000元，2018年2月23日15时7分微信转账3800元，2018年2月28日微信转账20000元，以上微信转账共计93800元。经一审法院当庭查看黄锋手机，发现2018年2月份微信账单中各类支出、收款、转账记录均完好，唯独缺少上述全部微信转账记录。再经一审法院核对黄锋提交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来源于微信支付提供方），发现该交易明细中，缺少上述微信转账记录中2018年2月23日9时3分一笔20000元，其余微信转账记录均可一一对应，即黄锋仅向备注名“宁乡宝马116”微信转账共计73800元，其中2018年2月23日转账53800元，2018年2月28日转账20000元。黄锋称上述微信备注名“宁乡宝马116”即皮某微信账户，因第三人朱瑞荣及其妻子肖元军与他人有债务纠纷，被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故要求将购车款支付至其朋友皮某账户。黄锋于2018年2月23日向皮某转账购车款73800元，后于2018年2月28日转账购车尾款20000元。黄锋未赚取任何差价，但不知手机为何全无相应微信转账记录，而交易明细则缺少2018年2月23日一笔20000元转账。一审法院当庭要求其庭后补充提交该笔20000元转账的证据，庭后黄锋告知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向秀和黄锋均认可，黄锋收到涉案车辆后，将该车从长沙市运送至当时向秀工作生活的中山市交付给向秀。黄锋另称其系雇佣一名驾驶员将涉案车辆驾驶至广州市，而其本人则乘坐高铁到达广州车站，在该处收到涉案车辆后，由黄锋继续驾驶至中山市交付给向秀。其收到向秀一笔微信转账2000元，即其雇佣驾驶员等运送费用。涉案车辆买卖完成后，向秀在长沙市使用案涉车辆过程中，该车被他人拖走扣留。向秀和黄锋均称，扣车方系正合公司。关于扣车过程，向秀称，2019年6月11日，其父亲驾驶车辆后将车停在长沙家附近。但第二天早上发现车不见踪影，向秀当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得知向秀不是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便告知找出卖人解决问题。于是向秀联系黄锋一并前往派出所查看监控，发现涉案车辆系2019年6月12日3时多被拖车拖走。经查看拖车车牌号，联系到拖车司机，拖车司机告知正合公司联系方式。经联系正合公司，该公司告知涉案车辆存在抵押，并将第三人朱瑞荣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给向秀查看。黄锋称，后黄锋派人找到了涉案车辆，发现该车停在长沙县黄花镇的一处停车场内，而该停车场恰系正合公司所有。向秀提供一份《借款合同》照片，约定第三人朱瑞荣向案外人许文斌借款56000元，月利率1.5%，借款期限3个月。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向秀另提供一份《车辆抵押合同》照片，写明出借人许文斌与借款人朱瑞荣签订《借款合同》，朱瑞荣委托正合公司为其《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朱瑞荣提供涉案车辆为该保证担保进行抵押反担保，抵押权人为正合公司。涉案车辆评估价值为112000元，抵押担保金额为56000元。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关于车辆抵押问题，向秀提供一份向秀和黄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中，向秀反复询问黄锋涉案车辆存在抵押，是否可以办理过户，如不能过户，是否影响购买后使用，以及是否会有后续麻烦。黄锋回复涉案车辆存在抵押，不能办理过户，但反复强调不会有任何麻烦，其中多次提及“有我呢，你只管开这个车，其他你都不用管，车子手续都是你的”，以及“银行只会找他（即车主），不会找我们任何人”。另查明：涉案车辆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额为107308元。再查明：向秀起诉黄锋买卖合同纠纷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1月17日将诉状副本及相应证据、应诉材料送达黄锋（该案诉状与本案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向秀和黄锋及朱瑞荣之间究系何种法律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向秀主张向秀和黄锋系买卖关系，朱瑞荣仅系上一手车主，其将涉案车辆出卖给黄锋，黄锋再转卖给向秀。黄锋则主张，其既非出卖人，亦非居间中介，朱瑞荣系出卖人，向秀系买受人，黄锋仅系出于朋友帮忙，在中间联系。本案中，向秀提供的《车辆转让协议书》，出卖人写为朱瑞荣，买受人为卓越公司，但实际以买受人签名的系黄锋（误签名至出卖人处）。该份合同系卓越公司的用于自身车辆交易的格式合同，买受人当然固定印制为卓越公司，依查明事实可知，卓越公司与本案并无法律关系，仅系黄锋使用了一份卓越公司的格式合同。则合同实际买受人当为签名的黄锋，黄锋称其仅系作为朋友中间联系可信度不高。黄锋贯穿整个车辆交易过程，其寻找车源、联系车主、查验车况、签订合同，乃至收取向秀全部购车款，并运送车辆前往中山市交付。黄锋行为远远超出朋友帮忙性质，也超出中介居间行为，与二手车商从原车主处收车，再转卖购车人的交易习惯完全符合。恰恰黄锋系一名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人员，对自身上述行为的法律性质当有清晰的认识，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是朱瑞荣将涉案车辆转让给黄锋，黄锋再转让给向秀。至于黄锋辩称其未赚取中间的差价，将向秀购车款93800元全部转账给朱瑞荣指定的收款人皮某。一审法院认为，现黄锋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第三方转账73800元，其主张的一笔20000元款项仅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可证明，但手机中并无原始信息，且交易明细流水亦无该笔转账记录。依此可知，黄锋仅向第三方转账73800元，该第三方真名实姓尚不可知，其与黄锋存在何种关系更扑朔迷离，黄锋此辩称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使黄锋完全在本案交易中完全未盈利，亦属正常商业风险，市场经济中遑论未盈利，亏本买卖都屡见不鲜，完全不能单以盈利判断是否是买卖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向秀和黄锋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存在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向秀要求解除向秀和黄锋关于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朱瑞荣受让涉案车辆后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正合公司。黄锋向向秀出卖涉案车辆时，该抵押登记仍存在，实为合同标的之权利瑕疵。黄锋答辩中称，原车主告知涉案车辆因遗失登记证书，故无法办理过户，其不知该抵押登记事实。该陈述完全不合情理，作为一名二手车交易从业人员，黄锋竟不知车辆登记证书可以补办，亦不在车管所等相关单位查询车辆权属信息，不疑有他仍向向秀出卖权属存疑的涉案车辆。黄锋如此盲目轻信仅有一个合理解释，即当时黄锋完全知晓涉案车辆存在抵押的情况。向秀提供的向秀和黄锋微信记录也证明了此点，在该记录中，向秀反复询问涉案车辆存在抵押，是否可以办理过户，黄锋回复涉案车辆存在抵押，不能办理过户。故一审法院采信黄锋明知涉案车辆存在抵押仍向向秀出卖的事实。向秀购车时是否知晓该事实呢？从以上微信记录可知，向秀亦知晓车辆存在抵押。买受人知晓标的物存在瑕疵仍购买者，出卖人当不存在违约，但本案中，向秀显然不知车辆抵押的不利法律后果，即其不知晓该瑕疵可能危及致车辆丧失。如黄锋亦系不了解其中严重性的普通人，尚属情有可原，但其偏巧系二手车交易从业人员，明知或应知该重大的不利法律后果，仍坚持出卖涉案车辆。在向秀和黄锋微信对话中，向秀反复询问抵押不能过户是否影响购买后使用，以及是否会有后续麻烦的情形下，仍回复强调不会有任何麻烦，多次提及“有我呢，你只管开这个车，其他你都不用管，车子手续都是你的”，以及“银行只会找他（即车主），不会找我们任何人”。此既系订立过程中有误导合同向对方之嫌，又系对瑕疵不利后果的承诺，构成合同中黄锋之义务，即保证此抵押不会影响向秀购车后使用车辆。最终该保证的义务未能履行，涉案车辆被抵押权人正合公司拖走扣留，向秀丧失对车辆的占有使用，黄锋违约致使向秀购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向秀诉求解除向秀和黄锋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向秀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时，视为解除合同通知的诉状副本已于2020年1月17日送达黄锋，故一审法院确认该合同已于2020年1月17日解除。合同解除后，自应恢复原状。黄锋应退还相应购车款，向秀向黄锋支付购车款为93888元。考虑向秀收到车辆时间应为2018年2月底，车辆被拖走扣留时间约为2019年6月12日。向秀使用车辆时间约16个月，退还购车款应扣除相应车辆折旧或者使用费。朱瑞荣与正合公司签订的《车辆抵押合同》写明涉案车辆评估价为112000元。合同签订于2017年12月13日。而涉案车辆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额为107308元。可知案涉车辆的出卖价很可能低于当时市价。一审法院参考上述价格进行折旧，酌定15000元，故黄锋应退还向秀购车款78888元。向秀诉求黄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2月28日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后黄锋始应退还向秀购车款78888元。故应自合同解除次日2020年1月18日起计算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理向秀本应退还黄锋涉案车辆，但该车现已被抵押权人扣留，此系涉案车辆本身权利瑕疵所致不利后果，向秀丧失占有使用亦无过错，故该不利后果应由黄锋承担，向秀无需退还涉案车辆，亦无权再就涉案车辆主张权利，黄锋作为权利人可向他人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向秀与黄锋之间关于湘A8Z11R车辆的买卖合同已解除；二、限黄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向秀一次性退还购车款78888元；三、限黄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向秀支付利息损失（以未偿购车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1月1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向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36元，减半收取1318元，由向秀负担395元，黄锋负担923元（该受理费已由向秀预交，由黄锋直接支付向秀）。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车辆买卖交易主体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从涉案《车辆转让协议》来看，合同签订主体是黄锋和第三人朱瑞荣，黄锋陈述系其代表向秀签订车辆买卖合同，误签了自己的名字，但向秀对此并不认可，黄锋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合同系受向秀委托。而且对于黄锋付了朱瑞荣多少购车款，黄锋一直未能提交完整的流水证明自己未从交易中获利。而且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黄锋本身从事二手车交易，其寻找车源、联系车主、查验车况、签订合同、运输车辆到中山市交付给向秀，并多次在微信中向向秀保证车辆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向秀正常使用，这与黄锋自述的其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的身份明显不符。因此，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黄锋与向秀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二、涉案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双方是否应当退车退款。从本案证据来看，黄锋明知涉案车辆是抵押车还向向秀保证没有问题，不影响正常使用，最终导致涉案车辆被抵押权人正合公司拖走扣留，使向秀丧失对车辆的占用使用，不能实现购车的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一审确认黄锋与向秀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恢复原状。黄锋应退还向秀购车款，一审法院考虑到向秀已经实际使用车辆16个月，扣除相应的折旧费和使用费后，酌情确定黄锋返还78,888元购车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车辆的返还问题，因涉案车辆已经被抵押权人正合公司拖走扣留，此系涉案车辆本身权利瑕疵导致，黄锋明知涉案车辆存在权利瑕疵，还向向秀保证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风险，黄锋应当对该权利瑕疵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但涉案车辆被抵押权人拖走扣留，根本上还是原车主朱瑞荣的违约行为导致，黄锋可依据其与朱瑞荣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黄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2元，由黄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高进审判员常晓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