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345号原告：刘某1，女，1949年8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颖，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芝芝，女，1994年5月30日出生。被告：刘某2，女，1951年4月14日出生。被告：刘某3，女，1956年5月10日出生。被告：刘某4，男，1991年12月7日出生。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颖，被告刘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某2、刘某4经合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徐某于2014年3月15日所立的自书遗嘱有效；2.请求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房屋由原告和被告刘某2、刘某3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刘某1占三分之一份额；3.诉讼费由遗嘱继承人平均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之母徐某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的拆迁安置房屋一套，1995年入住，2013年11月27日徐某出资44066元购买成为产权房（婚姻状态为单身），登记在徐某名下。2018年7月14日徐某病故，生前留有遗嘱一份，为2014年3月15日自己亲自书写。遗嘱主要内容为：百年之后房产由三个女儿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为完成母亲徐某的遗愿，故诉至法院。被告刘某2辩称，一、不承认遗嘱有效，遗嘱再多也不是我母亲的本意；二、×1号房屋是徐某和刘某2的换住房，不能简单分成三份。1、1992年底，我家三口被安置在大井三居室，人员包括我、我爱人和儿子郝靖。1993年大井回迁，我让父母住新房，我和家人继续住地下室到1995年。2、徐某和李增玉安置在马家堡×1。1995年马家堡回迁，我弟弟刘刚办的手续，×1承租人写徐某，我妈看了×1觉得还是大井好些，就跟我换住，我只好居住×1至今，刘刚说今后老人可能回到×1大家互相照应，所以承租人×1写徐某，×2写成刘某2。3、2008年弟弟刘刚去世，我妈和我商量把大井房交给弟妹朱京凤，同时把×1改成刘某2，但没改成。为解决遗留换住问题，我妈又和我商量，×1承租人有偿改成刘某2。2011年1月4日，我妈填写《直管公房使用权转让审批表》，刘某1同意、签字并手书《房屋更名过户意见书》，按了手印，由于京凤不配合签字，更名没办成。京凤提出将八角房转到刘某4名下，我妈没同意，家里开始打官司。4、1992年拆迁安置房屋都是使用权，2013年我为马家堡徐某、刘某2、刘某3三套房争取转为产权房，结果只批给一个指标，我和我妈商量将×1转为产权房给妈当老窝。这时我家正在打官司，我妈两次败诉连房本都要不回来。我妈说等今后八角房官司赢了卖掉，给你和晓京每人100万（承租房与产权房差价）。5、2015年八角房官司判下来胜诉，2016年11月强制执行刘某4搬出，这时我妈决定卖八角房，×1当老窝。2017年我妈听刘某1打电话八角房钱到账了，但刘某1不和我妈提钱的事，我妈就打电话让我过去向刘某1要钱，刘某1说她女儿借走了，我问有借条吗，她说有。八角房款没经我妈同意就借出，凭什么？我妈很生气，不想再住刘某1家，要随我去老年公寓但需要钱，没办法决定卖掉×1。三、八角房卖房款也是父母遗产必须继承。四、我要求继承：1、八角房房款子女平分。2、×1房屋我的份额要求：由于安置的承租房变成产权房，徐某、刘某2、刘某3三套房屋只给了1个指标，只变更了×1，与我和晓京的利益相关，所以×1的产权与使用权价差，应先给我和晓京相当100万元的份额；因为×1有我和父母换住的情况，应给我产权房10%以上份额，理由：×1变成产权房是我的功劳；拆迁安置费包括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徐某手里没分割，大井房下来我让父母先住，马家堡房屋下来我又同意换住，而×1承租人一直没能换成我，我妈一直要以优惠价格把×1卖给我；我一家三口在地下室住，周转几年发生费用都是我交的；×1是3居室，其中2间房和客厅放着我妈所有的家具和物品，我住1间，按刘某1要求我每年给刘某11万元，作为我妈住刘某1家的房钱；×1房25年房费、取暖费、管理费都是我交的；1993年住地下室父亲李增玉得脑梗，是我送医院并照顾父母；×1比我名下承租房大了7.68平米。扣除我和刘某3的各100万元相应份额，再扣除应给我至少10%的份额，剩下的份额大家继承。被告刘某3辩称，对遗嘱有效性存疑。我母亲在2014年3月之后还有其他遗嘱，刘某1之前给了我2份遗嘱，她要求我保密。过两天又拿了其他遗嘱，包括2014年之前的，还有之后的，主要是涉及我母亲的房子的，我们家就父母房子的问题，从2011年至2016年打了许多官司，不是简单的×1房屋继承问题。另，请查明父母的全部遗产，主要包括×1产权房，还有八角产权房的卖房款。被告刘某4辩称，我是代为继承我父亲的份额，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我方应对其遗产具有份额；无法确认遗嘱是在我奶奶意识清醒时书写。我最后一次看我奶奶是2016年，之后原告就不让我见我奶奶，我奶奶也没有和我说过遗嘱的事情。请查明李増玉、徐某的全部财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某与刘尔夫原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三名子女：长女刘某1、次女刘某2、三女刘某3、长子刘刚。刘尔夫于1993年死亡。徐某与刘尔夫离婚后于1985年与李增玉结婚，二人婚后无子女。李增玉于2001年8月死亡。刘刚与朱京凤系夫妻关系，刘某4系二人之子。徐某、刘刚、朱京凤均系首钢特殊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钢公司）职工。刘刚于2008年死亡。徐某于2018年7月14日死亡。1992年12月6日，北京市市政工程局（拆迁人、甲方）与李增玉（徐某之再婚之夫，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约定，甲方对乙方使用的房屋进行拆迁，拆迁范围有正式住房11间，正式户口7人，应安置人口9人，分别是户主李增玉、之妻徐某、之三女刘某3、侄子李文革、之子刘刚、子妻朱京凤、之孙刘某4，临时过渡房屋位于丰台区五里店34号楼2门002号，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里4号楼×1号房屋、×2号房屋、×3号房屋（以下分别简称×1号房屋、×2号房屋、×3号房屋）。同日，北京市市政工程局与刘某2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中约定，甲方对乙方使用的房屋进行拆迁，拆迁范围有正式户口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刘某2、之夫郝洪泉、之子郝靖，临时过渡房屋位于丰台区五里店22号楼×6，过渡期满后安置到丰台区大井×4室三居室（以下简称×4号房屋）一套。安置之后，徐某、李增玉搬至×4号房屋；刘刚、朱京凤、刘某4在购买人为徐某的位于石景山八角北路×7号居住，2000年从该房搬至购买人为徐某的石景山区八角北路×5号（以下简称×5号）居住，该×5号房屋为徐某与特钢公司于1996年12月30日签订《首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并以工龄抵扣所购得的×5号三居室。期间，有关部门为徐某等人办理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中徐某为×1号房屋的承租人、刘某3为×3号房屋的承租人、刘某2为×2号房屋的承租人（后变更为刘某2之前夫郝洪全）、李增玉为×4号房屋的承租人。2008年6月，×4室被变卖，徐某搬至他处生活。2011年，徐某将朱京凤、刘某4诉至法院，要求后者搬出×5号房屋并返还该房屋产权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30日，徐某与特钢公司签订《首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按照国家房改规定和首钢出售公有住宅楼房文件规定，徐某以成本价23958元购买诉争房屋，建筑面积66.52平方米。徐某享受购买现住房折扣负担价3%、工龄折扣2%及成新折扣2%的优惠。2000年4月7日，徐某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审理认为，特钢公司分房时考虑到刘刚、刘某4家庭人口因素，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5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徐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7日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朱京凤、刘某4将徐某、刘某3、刘某2诉至法院，以朱京凤、刘某4、刘刚为1992年宣武区南线阁地区被安置人为由，要求确认朱京凤、刘某4对拆迁安置所得×1号房屋享有居住权。本院作出（2012）丰民初字第00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京凤、刘某4对位于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室享有居住权。徐某、刘某3、刘某2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03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某、刘某3、刘某2不服提起申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日作出（2013）高民申字第0024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该案一审期间徐某、刘某3、刘某2提交特钢公司党委组织部于2011年11月18日出具的说明，其内容为：“刘刚同志（已故）在2010年特钢公司分配职工福利住房时，因其名下无房，经特钢公司研究，决定将石景山区金顶街特钢赵山宿舍14-2-301两居室分配给他，解决全家居住问题，面积约70平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再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朱京凤、刘某4是否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并进而应享有拆迁安置利益；二是如朱京凤、刘某4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其拆迁安置利益是否已经获得实现，事关二人是否有权对×1号房屋居住使用。关于朱京凤、刘某4是否为被拆迁安置人，根据1992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一，应安置人口为9人，其中包括刘刚、朱京凤、刘某4，根据该协议可以认定该三人应为被拆迁安置人；关于朱京凤、刘某4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是否已经获得实现，根据1992年12月6日签订的两份协议，南线阁7号房屋的被拆迁人均为李增玉，共计获得×1、×2、×3、×4号等四套拆迁安置房屋。徐某等人办理的安置房屋《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刘刚、朱京凤、刘某4均非上述四套房屋的承租人。后承租人为李增玉的×4号房屋于2008年6月26日被变卖，卖房款由朱京凤收取，徐某、刘某3、刘某2对卖房款的具体数额不知情。朱京凤称卖房款共计555000元，用于刘刚治疗及买墓地花销、补缴×4号房屋相关款项，并分别给付刘某34万元、刘某210万元，并且放弃继承刘刚股票账户。徐某、刘某3、刘某2称刘刚曾因炒股向其三人借款，朱京凤的汇款及放弃继承股票账户，系偿还借款，并提供刘刚书写便条及日记予以佐证。另，朱京凤在2011年12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房款分配明细中亦提到给付徐某、刘某3、刘某2的款项为股票款。故对于朱京凤、刘某4再审期间关于×4号房屋卖房款已由全家分配，其并非×4号房屋卖房受益人的主张，再审不予支持。在家庭内部对根据两份拆迁安置协议所获得的四套拆迁安置房屋如何居住使用没有书面分配协议的情况下，刘刚一家虽属于拆迁安置协议一中的被安置人，但其一家已获得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二所获得的×4号房屋的拆迁安置利益，故可以认定刘刚、朱京凤、刘某4一家安置利益已获实现。在此情况下，综合考虑朱京凤、刘某4现在的居住使用房屋情况，该二人要求对×1号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主张，再审不予支持。2014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159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2）二中民终字第10313号民事判决及（2012）丰民初字第39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朱京凤、刘某4的诉讼请求。2014年，刘某1将朱京凤、刘某4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朱京凤、刘某4返还×5号房屋。该案庭审中，法院查明2012年9月27日×5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刘某1名下，并结合审理中查明的证据事实认定×5号房屋所有权人现为刘某1。2015年7月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石民初字第4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京凤、刘某4将×5号房屋交付给刘某1。朱京凤、刘某4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7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刘某1出示了2014年3月15日《遗嘱》。该《遗嘱》内容为：“本人徐某，女，满族，身份证号×××，现住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1。立此遗嘱，表明对自己财产在去世后真实处理意见。一、本人的座落在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1房，生前用于养老，去世后由三个女儿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二、本人的财产全部由三个女儿继承；全部债务由三个女儿还清。三、本人的骨灰与李增玉合葬。遗嘱由郑明、徐进执行。”该遗嘱下方附有徐某的签字捺印。刘某1称徐某再婚后她与徐某共同居住、立遗嘱时是徐某自己书写，没有录音录像。对此，刘某4称刘刚生前赡养徐某、刘刚死后刘某1才开始赡养徐某，并称×1号房屋系刘某3居住，遗嘱执行人徐进是其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对该遗嘱是否系徐某意识清醒时书写提出质疑；刘某3不认可该遗嘱的内容，质疑该遗嘱并非徐某真实意愿，但对该遗嘱中“徐某”系本人签字一事表示认可。刘某3向本院出示了2004年12月、2005年6月9日、2008年9月8日、2012年5月4日、2014年3月15日、1916（应为2016）年11月20日、2017年7月31日（该份标题为“卖丰台马家堡×1号意愿”）徐某所留遗嘱，并认为上述所有遗嘱均为无效；刘某1表示确认上述遗嘱中2014年3月15日的遗嘱为最终确定的遗嘱，认为该份遗嘱有效。上述2017年7月31日标题为“卖丰台马家堡×1号意愿”载明：本人自愿将×1号我名下的产权房卖掉；二、卖房用途养老。1.看病；2.住养老院；3．因×1、1204是承租房，经与大姐刘某1商议同意给二姐刘某2、三姐刘某3各补助100万元，如果在我生前×2、×3变为产权房，刘某2、刘某3各退回50万元用于养老。三、卖房款全款打到我的账户，由我再给刘某2、刘某3各转账100万元；四、如果生前养老费用不够用由三个女儿平摊，如果身后有剩余由三个女儿平均继承。五、如果×1不能顺利卖掉，将待我身后再继承。下方有徐某签名及摁手印、时间2017年7月31日。刘某1出示了2013年12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售房单位、甲方）与徐某（购房人、乙方）签订的《房改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出具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徐某购买×1号房屋及取得×1号房屋产权的事实。其中，协议书载明：“一、甲方将座落在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号三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76.08平方米，……经计算实际成交价为41497元，乙方应交纳公共维修基金2374元，两项合计乙方应付金额43871元。”《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显示，×1号房屋于2014年1月17日转移登记至徐某名下。庭审中，刘某4、刘某3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刘某2向本院出示了×41年1月4日《直管公房使用权转让申请审批表》、2011年1月4日《房屋转让更名过户申请书》、《房屋更名过户意见书》两份。其中，《直管公房使用权转让申请审批表》显示徐某就×1号房屋提出转让申请，成交价格50万元，下附《转让人申请》：“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分中心：本人承租上述房屋，本人自愿并经商得同户籍全部家庭成员同意，愿将此房屋承租权有偿转让给刘某2，如因转让承租权、使用权出现问题或引起纠纷，我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完全负责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给予赔偿。”下附《同户籍家庭成员意见》中，刘某1、刘某3表示同意并签字捺印。《房屋转让更名过户申请书》内容为：“我叫徐某与刘某2自愿双方共同协商以50万元的价格成交，徐某将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楼×1号的承租权转让给刘某2承租……”。刘某1和刘某3的《房屋更名过户意见书》内容为：“我同意徐某将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号的承租权转让给刘某2……”。庭审中，刘某1、刘某3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刘某1认为上述证据仅涉及×1号房屋承租权，且都是2011年签署的，其后没有房产部门备案，对其合法性不认可。另，庭审中，刘某3、刘某2等称×5号房屋已经出售，认为其卖房款作为徐某和李增玉的财产，应纳入遗嘱继承范围。另查，徐某与刘某3于×42年9月26日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5号房屋出售给刘某1，2012年9月27日，×5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刘某1名下，后刘某1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刘某2、刘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1号房屋系徐某于2013年12月18日购买，并登记在自己名下，属于徐某的个人财产，其去世后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关于徐某遗嘱方面，涉及争议部分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15日、1916年11月20日、2017年7月31日（该份标题为“卖丰台马家堡×1号意愿”的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关于遗嘱需说明的是，法院应当适用遗嘱形式要件在认定效力方面的严格规定，因为遗嘱是遗嘱人单方作出的在其死亡后才发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由于当事人已死亡，是否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自证；遗嘱的要式性首先是为了防止确定死者终意表示内容的困难其次还有促使遗嘱人审慎为意思表示，防止他人伪造、变造、篡改遗嘱的目的；为了充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确保遗嘱体现遗嘱人处分自己死后遗产的真实意思，应当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严把握；本案中，2017年7月31日（该份标题为“卖丰台马家堡×1号意愿”）的遗嘱，系徐某出售房屋的意愿，之后未按上述履行，且最后写明“如果×1不能顺利卖掉，将待我身后再继承”，故无法确认上述可履行，另时间为1916年11月20日的遗嘱属时间有误，形式要件存在瑕疵，无法确认有效；关于2014年3月15日的遗嘱，双方均不申请笔迹鉴定，且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法院认定该份遗嘱有效，故本院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确认×1号房屋由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另，关于双方所涉及的×5号房屋卖房款，×5号房屋原系以徐某名义于1996年12月30日购买，后于2012年9月27日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刘某1名下，系在徐某去世之前产权人已发生变更，故相关卖房款亦无法确认系徐某的遗产，关于×5号房屋的卖房款，现有证据无法确认系遗产，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某于2014年3月15日所立的自书遗嘱有效；二、徐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里22号楼×1房屋由刘某1、刘某2、刘某3按份继承，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刘某1、刘某2、刘某3相互协助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刘某2、刘某3、刘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80元，由刘某1负担6160元（已交纳），由刘某2、刘某3各负担61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