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戚健安，男，196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甲斌，广东朱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海，广东朱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彭，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逸，广东谢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余肖音，女，197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饶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甲斌，广东朱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海，广东朱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戚健安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彭、原审被告余肖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戚健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国彭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及处理与案外人张富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张富强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本案中，张国彭主张向戚健安出借款项合共350万元（转账方式支付342.6万元，现金支付7.4万元），其中有两笔借款为张国彭委托案外人张富强转账给戚健安，分别为2014年5月12日转账96万元，2014年7月26日转账93万元，共计189万元。对该借款张富强向张国彭出具了其本人的书面证言予以证实，但其本人未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戚健安对此事实之所以没有提出异议，是基于戚健安在收到张富强的转账后，也多次向张富强的同一银行账号还款，具体还款为2015年10月8日戚健安向张富强银行转账100万元，2015年11月18日戚健安向张富强银行转账60万元，2015年12月23日戚健安委托案外人张锦霞向张富强银行转账70万元，戚健安共计向张富强转账还款人民币230万元。戚健安向张富强还款与张富强向戚健安转账借款的账户均属于同一账户（中国农业银行62×××70）。另外，戚健安表示其与张富强除本案借款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往来，戚健安与张富强也不存在其他纠纷，在张国彭不认可戚健安向张富强所转账的230万元为偿还本案借款的情况下，则张富强收取戚健安230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张富强依法需向戚健安返还该款项。可见，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及处理与案外人张富强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的规定，在张富强本人己出具书面证人证言证实委托转账借款189万元，而张国彭明确没有委托张富强收取戚健安230万元还款的情况下，且张富强本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张富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明本案事实。综上，一审法院既未要求张富强出庭作证，也未依职权追加张富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直接不予认定“戚健安向张富强转账的230万元为本案借款”，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存在程序错误，依法应发回重审。二、涉案《还款协议书》是戚健安在张国彭的逼迫下签订的，非戚健安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款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案借款发生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戚健安借款后，己经陆续归还借款，截止至2016年3月3日合共偿还款项4596442元，在双方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戚健安己超额还清所借款项。2016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余肖音因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厚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12月28日，张国彭趁余肖音入院治疗之际，多次来到余肖音所在的病院骚扰，要求戚健安签订涉案《还款协议书》。戚健安对该《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是不认可的，但迫于张国彭的多次骚扰己严重影响余肖音的手术康复治疗，且张国彭承诺所签订的协议是为了明确双方原来的借贷关系，签好协议书是为了延续诉讼时效，具体剩余借款数额后续慢慢计算，在此情况下，戚健安才无奈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了涉案《还款协议书》。此后，张国彭也确实没有向戚健安主张涉案《还款协议书》所谓的350万元借款，直至近两年后的2018年11月16日，张国彭才再次与戚健安对本案借款进行对账，并要求戚健安偿还借款余额。此情况，与戚健安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况且，若涉案《还款协议书》属实的话，根据一般常理，出借人是不可能长达近两年的时间不向借款人追讨的。而根据戚健安在2016年前的偿还借款规律也可以看出，张国彭一直是要求戚健安每月偿还借款。因此，从本案现有的证据可以判断，张国彭主张涉案350万元借款的时间点明显违背常理，戚健安陈述的情况更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张国彭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还款协议书》应视为双方对2016年12月28日之前借款的对账及重新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还款协议书》是戚健安在张国彭的胁迫下签订的，非戚健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该协议无效。张国彭依据无效的还款协议，要求戚健安偿还借款本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借款本息尚未清偿，也应在扣减戚健安己偿还借款本息后，依法计算尚欠的借款本息数额。本案中，戚健安截止至2016年3月3日合共偿还借款人民币4596442元。在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戚健安实际上己经还清全部借款。退一步讲，即使按月息3%计算本案借款利息，则在计算本案尚欠借款本息时，也应依法扣减戚健安己经偿还的借款本息(包括2016年3月3日前还款4596442元以及在2016年12月28日后还款240000元，合计共偿还借款4836442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戚健安己偿还巨额借款本息后，仅因所谓重新确认的《还款协议书》判定戚健安仍需偿还全部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后续利息，明显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也对戚健安十分不公。张国彭辩称，一、关于戚健安认为张富强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我方不予认可。1、张国彭委托张富强转账的两笔款项已得到多方面的证实，戚健安于2016年12月30日签名确认的借款明细表及戚健安与余肖音在一审庭上均对这两笔款项予以确认。2、对于戚健安表示其与张富强除本案借款外，没有其他的法律关系，这与本案无关，其可另行主张。因此，张富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戚健安对涉案还款协议书是其在张国彭的逼迫下签订的，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一审判决书中亦对该问题已明确处理。张国彭认可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在一审中，对该主张戚健安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事后也没有采取报警措施，亦未以此为由提起撤销之诉。相反戚健安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多次向张国彭偿还借款。且戚健安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生意人，其完全具备理解还款协议书内容的能力，理应对其作出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戚健安的上述主张均是其虚构的，以达到混淆视听不用还款的目的。三、关于戚健安上诉陈述的利息问题。张国彭于2015年2月2日向戚健安转账最后一笔借款，以3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从2015年2月3日起，计至2016年12月28日，利息为2429000元。戚健安主张陆续向张国彭还款的金额为22964422元（扣除张富强收取的230万元）。故戚健安还款的金额仍不足以支付该时间段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是戚健安与张国彭双方对2016年12月28日之前借款的对账及重新确认的事实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张国彭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戚健安的上诉请求。余肖音述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事实，涉案的借条在余肖音住院期间由戚健安签写，当时戚健安为了保护余肖音的情绪，签订时根本没有资金到位，完全是之前借款补写，使用的资金余肖音未有使用过，也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共同支出。余肖音认为，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戚健安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张国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戚健安、余肖音共同向张国彭返还欠款本金3500000元及其利息4336500元(按月利率3%，从2016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戚健安、余肖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0日为4336500元)；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戚健安、余肖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国彭与戚健安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关系。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戚健安以生意经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先后多次向张国彭借款，分别为：2013年12月30日，张国彭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13）转账支付960000元至戚健安的银行账户（账号：62×××41）；2014年5月12日、2014年7月26日，张国彭委托案外人张富强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62×××70）转账支付960000元、930000元至戚健安的银行账户（账号：62×××57）；2015年1月26日、2015年2月2日，张国彭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43×××92）转账支付300000元、276000元至戚健安的银行账户（账号：62×××41），张国彭陈述另以现金形式交付借款74000元给戚健安。张国彭称，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借款后，戚健安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别于2014年1月28日还款40000元、2014年3月5日还款40000元（附言利息款）、2014年4月30日还款30000元（附言100万借款利息）、2014年6月6日还款30000元（附言张国彭利息款）、2014年6月12日还款40000元（附言利息款）、2014年7月1日还款30000元（附言借款利息款）、2014年8月14日还款40000元（附言往来款）、2014年9月3日还款70000元（附言还款）、2014年9月13日还款40000元（附言还款）、2014年9月30日还款70000元（附言还款）、2014年10月13日还款80000元（附言还款）、2014年10月31日还款86000元（附言还款）、2014年11月13日还款40000元（附言往来）、2014年12月1日还款7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1月4日还款7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1月31日还款7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2月12日还款4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4月2日还款94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6月17日还款64000元、2015年6月30日还款94000元、2015年7月14日还款40000元、2015年9月11日还款40000元（附言利息）、2015年9月22日还款80000元（40000元＋40000元，附言均为利息）、2015年11月20日还款80000元、2016年3月3日还款30442元给张国彭，另委托案外人黎丰成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还款4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1月13日还款40000元、2015年3月7日还款94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4月13日还款40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5月5日还款94000元（附言往来）、2015年5月15日还款40000元给张国彭，委托案外人戚铁榆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于2015年3月13日还款40000元给张国彭，及委托案外人张锦霞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于2016年2月1日还款500000元给张国彭，合共还款2296442元给张国彭。戚健安陈述另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张富强支付共计1600000元，具体为：2015年10月8日转账1000000元、2015年11月18日转账600000元，及委托案外人张锦霞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于2015年12月23日支付700000元给张富强。戚健安主张截至2016年3月3日合共向张国彭还款4596442元。张国彭对2016年12月28日前发生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戚健安、张锦霞向张富强转账款项的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在2016年12月28日签订还款协议书已对此前发生的往来账目进行对账确认。戚健安认为其向张国彭及张富强偿还款项合共4596442元均系清偿与张国彭讼争借款债务，且于2016年3月已超额清偿全部借款给张国彭。2016年12月30日，戚健安(甲方)与张国彭(乙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其中载明：经双方核对往来账，甲方现确认：截止于2016年12月28日共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500000元(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甲方收到乙方的出借款包括但不限于附件《借款明细表》，乙方对甲方享有合法债权；同时，双方之前所签的借条、协议等由甲方收回并作废，以本协议为准。甲方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分12期偿清乙方上述借款，并于每月20日前将还款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最后一期还余款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直至所有借款偿清为止。甲方如未能按时足额还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所有未还款项，同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从2016年12月28日起罚息，利率以未还部分金额按月息3%标准执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有为逃避债务而实施有损乙方债权的行为。甲方如违反上述约定，乙方可诉至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同时，乙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包括并不限于诉讼受理费、保全、执行费、律师费交通费等。附件《借款明细表》列明2013年12月30日至2015年2月2日期间双方五笔借款明细，包括借款日期、汇款人、汇出账号、收款人、收款账号、借款金额等内容，合计3426000元，并注明：本人戚健安现确认收到以上5笔借款，出借人为张国彭，以上借款本人用于电源、电器等工厂的生产经营。戚健安均在还款协议书及附件《借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涉案还款协议书及附件是由张国彭制作，戚健安表示其在双方未实际对账的情况下签订上述文件。协议签订后，戚健安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别于2018年11月16日还款30000元、2019年1月3日还款20000元、2019年2月3日还款20000元、2020年1月24日还款50000元，合共还款120000元给张国彭。该四笔还款没有注明偿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戚健安陈述另将取得的支票交由案外人梁启超签收，及将取得的汇款业务委托书(委托人：深圳市吉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用途：货款)交由张国彭签收，均用于偿还涉案借款。张国彭对戚健安所述的通过支票、汇款业务委托书还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否认收到上述票据款项，此后至今，戚健安没向其清偿过任何款项。张国彭对涉案借款多次向戚健安催收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戚健安与余肖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2月7日登记结婚。涉讼借款债务发生期间，戚健安分别是广州市吉音电子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的负责人、广州市吉音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余肖音担任广东恒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在本案答辩期间，余肖音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2020)粤0783民初256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余肖音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张国彭主张戚健安以生意经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张国彭以银行转账和现金形式交付借款3500000元给戚健安，并提供《还款协议书》及附件《借款明细表》、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张富强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涉案还款协议书中明确载明“甲方确认截止于2016年12月28日共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500000元，甲方收到乙方的出借款包括但不限于附件《借款明细表》。”戚健安确认收到张国彭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借款3426000元，但否认收到张国彭现金交付的借款，并抗辩涉案还款协议书是其受到张国彭一方胁迫情况下签订，应认定协议无效。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相关证据，张国彭与戚健安在涉案《还款协议书》中就双方之间借款金额的确定、分期还款的数额及期限、逾期还款等有关事项作出约定，其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戚健安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借款人，具备理解上述《还款协议书》内容的能力，理应对其作出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戚健安主张该还款协议书是其受到胁迫情况下签订，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事后并没有采取报警措施，亦未以此为由提起撤销之诉，相反，戚健安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多次向张国彭偿还借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比较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本案张国彭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还款协议书》应视为双方对2016年12月28日之前借款的对账及重新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关于归还的借款数额。戚健安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多次向张国彭借款，在此期间双方存在多次款项往来，此后，双方在2016年12月30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截至2016年12月28日戚健安拖欠张国彭借款本金3500000元。戚健安抗辩认为截至2016年3月3日合共向张国彭偿还款项4596442元，已超额还清所借款项，但对于汇入张富强银行账户的2300000元，张国彭对上述还款不予认可，戚健安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富强系受张国彭委托代收还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戚健安主张的上述2300000元为偿还本案借款不予认定。此外，若戚健安确已清偿所有借款，其不可能于2016年12月30日再与张国彭签订上述《还款协议书》，更不可能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多次还款。关于尚欠借款本息数额。2018年11月16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戚健安分四次合计支付120000元给张国彭，因每次支付时均不足以支付当时的利息，故认定该120000元系戚健安支付张国彭的利息。由于戚健安至今未偿还借款本金3500000元，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张国彭主张按月利率3%(折合年利率36%)计算，但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尚未支付的且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故戚健安应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实际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给张国彭，并扣减已支付的利息120000元。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戚健安与余肖音的夫妻共同债务，余肖音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戚健安与余肖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2月7日登记结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首先，戚健安的涉案借款数额较大，该债务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其次，涉案借款虽发生于戚健安与余肖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从张国彭与戚健安之间借款形成的情况来看，所涉还款协议、借款明细表均由戚健安签名确认，并无证据表明余肖音曾参与戚健安借款的过程。张国彭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余肖音与戚健安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事后余肖音对债务予以追认。张国彭主张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其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戚健安与余肖音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但张国彭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前述待证事实。故张国彭要求余肖音对戚健安的涉案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戚健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本金3500000元及利息(以35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并计得利息减除已收120000元)给张国彭；二、驳回张国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747.75元(此款张国彭已预交)，由戚健安负担。张国彭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3747.7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戚健安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3747.75元。二审中，戚健安向本院提交了四份张富强所涉的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张富强涉及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向他人放出民间借贷借款。张国彭针对戚健安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戚健安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理应不予采纳。且其提交的是张富强的判决书，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余肖音对戚健安二审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戚健安二审提交的四份民事判决书中的当事人均非张国彭，反映的是案外人张富强与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戚健安、张锦霞向张富强银行账户汇付的2300000元款项，能否认定为系戚健安对本案借款的还款；2、本案应否追加张富强为第三人；3、案涉借款尚欠本息数额应如何认定。一、关于戚健安、张锦霞向张富强银行账户汇付的2300000元款项，能否认定为系戚健安对本案借款的还款的问题。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及时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本案借款双方为张国彭与戚健安，合同具有相对性，戚健安主张向案外人张富强支付的款项应当认为对本案借款的还款，应当举证还款是经由张国彭同意或授权。戚健安虽称张国彭出借借款给其时，有两笔共计189万元的款项系经由张富强的银行账户交付，但交付与还款系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张国彭委托张富强向戚健安交付部分出借的款项，不代表张国彭同意或者授权由张富强收取戚健安的还款。由于诉讼中戚健安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向张富强的还款是经张国彭认可或授权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未将前述2300000元款项计入戚健安本案还款数额，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应否追加张富强为第三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据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是因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查明案件事实并非人民法院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张富强并非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对于戚健安与张国彭的诉讼标的并没有独立请求权。此外，戚健安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张富强除涉案借款外，并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不足以说明张富强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故戚健安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依职权主动追加张富强为第三人属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三、关于案涉借款尚欠本息的认定问题。本案张国彭主张案涉债权的凭证戚健安与其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张国彭主张该3500000元还款协议书系就之前5笔借款及还款情况进行确认后形成。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双方对于初始的出借本金数额虽有争议，但差距不大（争议主要是在于是否存在7.4万元的现金交付）；其次，张国彭主张双方对借款利息存有约定，该项主张与戚健安多笔还款凭证附言栏中备注款项性质为利息的情况相吻合，特别是2014年4月30日还款30000元的凭证中也明确载明是100万元借款的利息，且戚健安基本上是在相对固定时间的时间支付相对固定的金额，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能够进一步印证张国彭的主张；第三，按照张国彭主张的3%的利率标准，以3500000元作为初始借款本金，即便从最后一笔借款发生时间2015年2月2日计算至《还款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共计约23个月，期间应产生的利息约为2415000元，已经超过了戚健安偿还的款项2296422元。第四，如前所述，戚健安、张锦霞向案外人张富强银行账户汇付的2300000元款项不能够认定为系戚健安对本案借款的还款。综上，张国彭关于案涉3500000元《还款协议书》系双方对之前借款及还款情况结算后形成的过程，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予以支持。戚健安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利息约定，其所还款项已经足够扣减应还的借款本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国彭依据《还款协议书》主张债权，该协议书即是对截止2016年12月30日戚健安所欠款项3500000元的确认。一审法院已将案涉《还款协议书》落款日之后，戚健安还款的120000万元款项在利息范围内予以扣减，本院予以确认。戚健安上诉主张《还款协议书》的签署系受到张国彭的逼迫，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举证推翻，也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戚健安还上诉称《还款协议书》落款日之后除偿还了一审法院认定的120000元外，还另行偿还了120000元。经审查戚健安提交的证据：1、2018年7月2日白云区松州易成手机店支票，仅有梁启超签名，其中虽加注有“梁启超代张国彭领此支票”的内容，但张国彭不予确认，在未有其他证据能够进一步证实梁启超的领取支票行为得到了张国彭的授权的情况下，该笔支票款项不能作为戚健安的还款；2、加盖有深圳市吉音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中虽载有“收到支票国彭”的字样，但业务委托书并非支票，故戚健安有关其收到深圳市吉音科技有限公司的货款后背书转让给张国彭的主张，无法通过前述业务委托书获得支持。综上，戚健安的该项上诉，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戚健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655.5元，由上诉人戚健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