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852号原告：杜某1，女，193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某，杜某1之子，住天津市河**。被告：杜某2，女，194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杜某3，男，195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巧永，北京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某4，男，195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杜某5，女，195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某1与被告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某，被告杜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巧永，被告杜某4、杜某5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某2于第一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我继承杜某6、李某遗产的五分之一份额（即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号及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号房产两套）；2.判令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配合我办理完成继承手续，执行并完成法院判决结果；3.诉讼费、评估费由双方承担。事实与理由：杜某6与平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我与杜某2二人。杜某6与平某解除婚姻关系后，杜某6与李某再婚，并育有子女三人，即杜某3、杜某4、杜某5。2005年杜某6亡故，2019年4月7日李某亡故。上述两位被继承人亡故时遗留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号及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号住宅两套。我多次与其他继承人协商，要求继承遗产，均不予理睬，故诉至法院。杜某2辩称，我同意杜某1的诉讼请求，我要求按照五分之一份额继承。杜某3辩称，我不同意杜某1的诉讼请求。李某于2013年1月立下遗嘱，表示两套房屋由我、杜某4、杜某5继承。因此两套房屋与杜某1无关。杜某6于2005年去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杜某1从未提出过起诉主张权益，已经超过继承法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李某所立遗嘱中涉及的其他遗产，已在订立遗嘱之前进行了处置。杜某4、杜某5辩称，我们不同意杜某1的诉讼请求。杜某1无权继承杜某6享有的份额，杜某1是杜某6与前妻所育子女，杜某1随平某生活，未对杜某6履行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规定，对其应该不分或者少分，杜某1已经继承了杜某61.5万元，杜某2已经继承杜某6所有的老家的房屋六间，在分割本案房屋的时候，杜某1、杜某2不应该再享有分配份额。杜某1与李某不存在抚养关系，杜某1不是李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无权继承李某的遗产。2013年1月李某自书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照遗嘱进行分割。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杜某6与平某原系夫妻，二人婚内育有子女二人，即杜某1、杜某2。杜某6于1950年与李某再婚，李某系初婚，二人婚后育有子女三人，即杜某3、杜某4、杜某5。杜某6于2011年3月8日因死亡户口注销，未留书面遗嘱。李某于2019年4月7日死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甘家口×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及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均登记在杜某6名下。双方均认可×1号房屋系杜某6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号房屋原为杜某6向机械电子工业部行政司承租的公有住宅，1998年4月24日，杜某6向单位申请以成本价购买×2号房屋，并于1998年6月交纳房屋订金及公共维修金9000元。1998年12月18日，杜某6与国家机械工业局房产处签订《国家机械工业局出售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约定杜某6以成本价购买×2号房屋，使用了杜某6与李某的工龄优惠，房屋总价款15450.28元，准确金额经核定后多退少补。2000年2月杜某6交纳房款7716.34元。2002年3月27日杜某6取得×2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杜某4、杜某5、杜某1、杜某2主张×2号房屋系父母共同财产。杜某3称×2号房屋虽为杜某6向单位申请，实际是给杜某3结婚使用，自1985年起由杜某3居住使用，购房款由杜某3交纳，且购房相关凭证原件均由杜某3保管，×2号房屋应为杜某3的个人财产。杜某1对购房相关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因买卖合同中联系人处是杜某3，所以凭证原件在杜某3手中，但无法证明该房屋产权与杜某3有关。杜某4、杜某5对购房凭证真实性认可，但无法看出杜某3与产权有关，房屋产权人应为杜某6。2013年1月，李某留有自书遗嘱，内容为：“我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同杜某6同志结婚。杜某6同志于2005年不幸病逝。我们一生清贫没有过多个人财产，名下只有住房两套系由单位分配给我们的职工宿舍，×1号房屋由我夫妇出资购买的。另一套×2号房屋系由一机部为解决杜某3结婚用房问题分配并由杜某3个人出资购买下来。另外老杜老家的房六间有杜某2继承处理。杜某6在世时，我们曾根据我们家庭财产及各子女的经济生活状况等情况对我们百年后的遗产处分问题进行过商议，老杜的意见是在我们二人名下的×2号房屋归杜某3。×1号房屋三分之二给杜某4继承。三分之一由杜某5继承。杜某1和杜某2不再继承。我完全同意丈夫杜某6的上述意见。2005年我丈夫逝世前他的决定可能也向杜某1、杜某2表明并让我将我们夫妇二人的积蓄15000元作为他的遗产交给了杜某1继承。杜某2因老家的房子她出手卖了现金别人都没有见到。所以不再对我们夫妇所留其他遗产提出继承要求。根据上述，本人决定，在我走后，我和丈夫所留遗产房屋按照我们夫妇共同议定的份额由杜某3、杜某4、杜某5分别继承。立遗嘱人李某，20一三年元月。”杜某1认可上述自书遗嘱系李某所写，但认为无法看出杜某6的意思表示，遗嘱应属无效，两套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杜某6老家的房屋是其与平某的共同财产，离婚时给了平某，与本案无关；同时认可收到李某给付的1.5万元，现金财产已经分割完毕。杜某2对遗嘱真实性认可，对遗嘱内容及分配方案不予认可。杜某3、杜某4、杜某5对遗嘱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要求按照遗嘱予以分割。杜某2称杜某6于1948年至1949年期间给平某寄了一封信要求离婚，后平某带着杜某1和杜某2在河南老家生活，不久亲属将杜某1送至杜某6处，与杜某6共同生活，并于1953年随杜某6到北京共同生活一两年后，李某从河南到北京与杜某6、杜某1共同生活，文革期间杜某1从北京工作调动到陕西，八十年代到天津工作生活至今；杜某2于初中二年级到北京上学并与杜某6、李某共同生活，由杜某6负担生活费和学费；大学毕业后到贵州参军，七十年代回北京工作生活至今。杜某1主张其在杜某6去世后对李某有赡养、照顾的行为。为此提交照片3张，证明其2007年1月带李某到深圳游玩。杜某3、杜某4、杜某5对照片均不认可，认为照片中没有杜某1，无法证明杜某1对李某尽了赡养义务，且杜某1、杜某2与李某之间未成立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不享有继承权。杜某4、杜某5主张杜某1、杜某2对杜某6未尽赡养义务，应该少分或不分遗产，且杜某6的遗产在其去世后已经分割完毕。杜某1另提交其本人人事档案，其中“供养直系亲属”一栏记载“子章某、母平某”，“社会关系”一栏记载“父杜某6、妹杜某2、妹夫李某1”。杜某4、杜某5对该人事档案真实性认可，另查，截至2021年6月25日，李某名下在北京银行账号尾号×××账户内余额为192.99元，尾号×××账户内余额为46641.58元；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尾号×××账户内活期存款余额为32851.63元，定期存款本金共计18万元（存入时间均在2012年之后）。杜某1、杜某2主张上述存款系李某与杜某6的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杜某4、杜某5主张上述存款均形成于2011年后，系李某的个人财产，应当按照遗嘱由杜某4、杜某5、杜某3继承所有。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杜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在第二次庭审时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杜某3主张杜某1、杜某2未提出继承而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杜某1、杜某2自述，杜某1于1953年到北京与杜某6共同生活一两年后，李某到北京与二人共同生活，彼时杜某1已年满十八周岁，且其档案中“供养直系亲属”一栏没有关于杜某6的记载；杜某2主张于初中二年级到北京与杜某6、李某共同生活至成年，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无法认定杜某1、杜某2与李某之间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故二人无权继承李某的遗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各方均认可×1号房屋系杜某6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对于×2号房屋，杜某3主张该房屋为其个人财产，但根据其提交的购房相关材料，该房屋于杜某6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使用了夫妻二人工龄优惠，且购房票据及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均为杜某6，故对杜某3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所涉两套房屋均系杜某6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杜某6死亡后，其所有的一半份额为其遗产，由李某、杜某1、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继承。关于李某所留遗嘱，各方当事人对该遗嘱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根据法律关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遗嘱人需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李某的遗嘱仅注明年、月，没有注明日期，遗嘱形式存在瑕疵，但本案中李某的继承人均对遗嘱予以认可且同意按照遗嘱继承遗产，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于遗嘱中所述杜某6的意见，因杜某6未留书面遗嘱，且杜某3、杜某4、杜某5无其他证据证明杜某6曾作出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故对杜某6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杜某3、杜某4、杜某5主张其对杜某6尽了全部赡养义务，杜某1、杜某2未尽赡养义务，但杜某3、杜某4、杜某5就履行赡养义务的形式未举证证明，无法明确区分继承人之间所尽义务的多寡，故对于杜某6的遗产份额，由其继承人均等继承，每人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李某享有×2号房屋的十二分之七份额，按照其遗嘱由杜某3继承所有，加之杜某3从杜某6处继承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杜某3共继承×2号房屋的三分之二份额，剩余由杜某1、杜某2、杜某4、杜某5各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1号房屋中李某享有的十二分之七份额，由杜某4继承三分之二份额，加之从杜某6处继承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杜某4共继承×1号房屋的三十六分之十七份额；由杜某5继承三分之一份额，加之从杜某6处继承的十二分之一份额，杜某5共继承×1号房屋的十八分之五份额；剩余由杜某1、杜某2、杜某3各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对于李某名下的存款，根据银行凭证显示存入时间均在2012年之后，距杜某6死亡已逾七年，且根据李某的遗嘱及杜某1的自认，杜某6的存款已经分割完毕，杜某1、杜某2主张李某名下存款为其与杜某6的夫妻共同财产，未提交证据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李某的存款（包括抚恤金、丧葬费），均应由杜某3、杜某4、杜某5继承所有，因李某遗嘱中并未明确存款的处分意见，故上述款项由三人均等继承分割。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杜某6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甘家口×1号房屋由杜某1、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按份继承所有，其中杜某1、杜某2、杜某3每人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杜某4继承三十六分之十七份额，杜某5继承十八分之五份额；二、杜某6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2号房屋由杜某1、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按份继承所有，其中杜某3继承三分之二份额，杜某1、杜某2、杜某4、杜某5每人继承十二分之一份额；三、李某（身份证号码：×××）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和北京银行内的全部存款及利息由杜某3、杜某4、杜某5按份继承所有，每人继承三分之一份额；四、驳回杜某1、杜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7元，由杜某1负担1085.4元，其中35元已交纳，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杜某2、杜某3、杜某4、杜某5各负担1085.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文慧人民陪审员  史金凤人民陪审员  杨 梅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高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