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7民终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东旭，男，198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华，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前郭灌区国营红旗农场，住所地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旗农场。法定代表人：孙志学，该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鹏冬，男，1964年11月7日出生，该场副场长，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晗，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东旭因与被上诉人前郭灌区国营红旗农场（以下简称红旗农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1民初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东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华，被上诉人红旗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鹏冬、曹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东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红旗农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纠纷认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应当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为依据，而在本案中法庭已经查明王东旭与红旗农场未签过租赁合同，所谓红旗农场与王东旭之间的《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是王东旭拒签后由红旗农场领导冒签的，双方的租赁合同根本就未成立，红旗农场以不存在的租赁合同起诉是错误的。王东旭没有拒交承包费，而是一直积极履行承包义务，而且一直坚持要求按原有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交土地承包费。尽管吉林农垦自1995年整体停批农业工人待遇，但王东旭一直具有红旗农场成员权的资格，有史以来只交过承包费，从来没有交过租赁费。二、原审认定“王东旭实际耕种涉案土地，就应当支付相关费用，且红旗农场主张支付的费用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王东旭承认2020年实际耕种了涉案土地，但王东旭是按照原来双方的承包合同耕种的土地，而且耕种多年。土地在耕种期间，王东旭按照约定履行交付承包费的义务，合同一直延续，2020年王东旭多次去交纳承包费，但红旗农场拒收。根据2008年所签第二轮承包合同的终止条件是：“国家及上级政府、总场同意依法征用或者政策调整承包费和土地；承包人到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变动或因病和意外等原因死亡；除特殊情况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承包费。”王东旭与红旗农场之间的承包合同因不具备终止的上述条件，而且红旗农场也没有向王东旭发出解除承包合同的通知，故原承包合同仍然有效，王东旭依据原承包合同仅仅负有向红旗农场每年缴纳339元承包费的义务，而非每年3960元租赁费。三、红旗农场强行单方面变更合同性质，即将承包变更为租赁的合同是无效的。该单方强加给王东旭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从中发【2015】33号到吉发【2016】44号，再到前政发【2020】11号文件，尽管有可以允许租赁方式与承包方式并存的空子，但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说有要把已经进行的承包制度变成租赁的明确规定。违法进行土地承包合同性质变更以及对原已经承包经营的土地始创征收土地租赁费的做法，完全违法并且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王东旭一直具有红旗农场成员权的资格，理应继续享有承包经营红旗农场的国有农用地的权利，并且享有不被任何人（单位）收取任何额外的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何费用的权利。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红旗农场，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认定红旗农场是案涉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人是极其错误的，也是违法的。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五十二条：“以承包经营以外的合法方式使用国有农用地的国有农场、草场，以及使用国家所有的水域、滩涂等农用地进行农业生产，申请国有农用地的使用权登记的，参照本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国有农场、草场申请国有未利用地登记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规定，红旗农场能且仅能对国有未利用地等承包经营以外的土地申请登记到红旗农场名下，决不可能对包干到户已经实行承包经营的国有农用地申请登记到红旗农场名下，故红旗农场不能合法取得案涉国有农地的使用权，没有权利对案涉国有土地变更原土地承包合同性质进行出租（租赁性质的承包）和收回。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12〕14号）早有规定：“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的使用权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规定加以规范。”是正确的，因为该条规定指的是开荒后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即《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第五十二条所说未利用地未进行分配承包转化来的承包经营以外的土地，比如前郭灌区直属农场（即莲花泡第四分场）所有的土地即是此类土地。而案涉王东旭的1.35公顷土地是已经交由王东旭使用，不适用最高法院批复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五款前半句，故意忽视但书条款，但书中明确规定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而案涉1.35公顷国有农用地是王东旭因具有红旗农场成员权资格，且通过承包而取得的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审错误的适用法律，有枉法裁判和故意偏袒并支持红旗农场进行抢地逼租之嫌。红旗农场辩称，一、案涉土地的性质属于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经济土地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北土地承包法》。二、本次改革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行改革发展的意见，以及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前郭县人民政府文件精神进行的改革。三、王东旭与红旗农场之间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政策规定，程序上也是按照法律规定以及政策规定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而且已经实际履行，现王东旭拖欠红旗农场土地租赁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东旭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红旗农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东旭给付2020年土地租赁费396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王东旭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2020年4月双方签订的《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2.反诉费由红旗农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1.32公顷土地的性质为国有农用地，红旗农场为案涉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王东旭系职工子女，多年来一直耕种案涉土地，并按年向红旗农场交纳承包费。2020年3月，红旗农场按照上级文件要求重新确定了案涉土地的租赁费3960元，并书面告知需重新签订《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方能耕种案涉土地。后红旗农场与王东旭之间的2020年《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由他人代签。2020年，案涉土地由王东旭实际耕种。本案审理过程中，王东旭对他人的代签行为拒绝追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问题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案涉的《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应否撤销。第一，首先，因诉争土地的性质为全民所有即国有，红旗农场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案涉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有权对案涉土地进行出租（承包）和收回。王东旭称双方之间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调整双方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双方分别为集体经济组织和其成员，案涉土地虽为国有农用地，但本案的发包方红旗农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是该法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双方之间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间的家庭土地承包关系，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亦与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不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12〕14号）早有明确规定：“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其次，即使双方曾签订过与家庭承包相类似的合同，亦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之间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案涉土地的国有属性及红旗农场的企业类型均不能因签订过相关承包合同而发生改变。最后，王东旭所举《红旗农场耕地承包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承包期限，王东旭主张双方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案涉土地承包期到2027年到期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第二，关于案涉合同能否撤销的问题。王东旭拒绝追认他人代签的《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又诉请撤销该合同，相互矛盾。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双方业已存在合同关系，而对于红旗农场向本院提交的《前郭灌区农垦耕地租赁合同》王东旭当庭予以否认，因此其无权主张撤销该合同。对王东旭提出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第三，王东旭已实际耕种案涉土地，应支付相关费用。案涉土地为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因此，王东旭即使在未与红旗农场签订相关合同的情况下耕种案涉土地，无论在合同关系情形下亦或是在侵权关系情形下均应支付相关费用，且红旗农场主张支付的费用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故对红旗农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经2021年第三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判决：一、王东旭立即给付红旗农场2020年租赁费3960元。二、驳回王东旭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反诉费50元，均由王东旭负担。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一审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发布限制消费令、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争议双方未提交新证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王东旭父亲王仁贵是红旗农场职工。2008年1月1日，王仁贵与红旗农场签订一份《农场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红旗农场将农场土地承包给王仁贵经营，承包费每年374元。关于承包人责任约定：（1）在规定时间内上缴承包费，水田本年12月20日前，旱田本年12月31日前。关于终止合同约定：（1）国家及上级政府、总场同意依法征用或政策调整承包费和土地。（2）承包人到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变动或病和意外等原因死亡。（3）除特殊情况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承包费。王仁贵按照约定的承包费数额履行交纳义务。2.2020年，红旗农场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5）33号）《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发（2016）44号）和《前郭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前郭农垦土地经营管理的意见》（前政发（2018）13号）文件要求，对农场土地经营方式进行改革。2020年4月11日，王东旭的伯父以王东旭的名义与红旗农场签订一份《前郭灌区农垦耕地承包（租赁）合同》，约定红旗农场将上述五分场耕地19.80亩承包给王东旭经营，租赁费3960元。租赁期限2020年3月25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届满后，双方按照相关规定协商续签事宜。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王东旭于当年12月20日前一次性以现金或转账方式给付红旗农场全额合同价款3960元。该合同签订后，王东旭未按合同约定交纳2020年的3960元承包费，但实际耕种了该土地。本院认为，红旗农场为国有农垦企业，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县文件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立的，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场的耕地性质为国有。因此国有农场与职工或非职工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同于集体所有的以家庭承包方式而形成的承包关系。国有土地应依据政策进行经营。本案中，红旗农场依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县政府文件精神，对农垦土地的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决定与承包人重新签订合同，确立双方为租赁合同关系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同时，按照文件精神，实际调整承包或者租赁价格符合规定。王东旭为红旗农场职工子女，应受文件精神的约束，红旗农场要求与王东旭签订2020年耕地承包（租赁）合同，王东旭本人虽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已实际经营合同约定的土地，双方之间形成了土地承包（租赁）关系，王东旭应按照约定交纳承包费，未交纳费用构成违约，原审法院支持红旗农场主张王东旭交纳2020年耕地承包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有农场与集体经济组织不同，农场与职工或者非职工之间的土地承包（租赁）关系，与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间家庭承包关系也不同，王东旭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原来的承包合同，即认为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没有法律依据，且原来的承包合同符合约定终止合同的情形，即：“国家及上级政府、总场同意依法征用或政策调整承包费和土地；承包人到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变动或因病和意外等原因死亡。”综上所述，王东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东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福桐审判员  邰伟莉审判员  王丽丽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邹仕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