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1民终4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212号鑫满大厦一、二、四层。负责人：蓝富生，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兰，女，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廷贵（系死者付某的父亲），男，196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进琼（系死者付某的母亲），女，196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1（系死者付某的儿子），男，200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2（系死者付某的女儿），女，201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付某1、付某2法定代理人：付廷贵，男，196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薇，福建岩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春华，男，198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赛岐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丽萍，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枕峰村祥宏北路217号2#楼08室。法定代表人：王振武，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茂，男，系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福州信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祥谦镇林森大道36号福建海峡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9#装配车间（东区26座）第一层。法定代表人：黄定武，职务执行董事。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汤春华、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雁公司”）、原审第三人福州信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1）闽0121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第二审独任审理程序，于2021年6月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兰，被上诉人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薇，被上诉人宏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闽侯县人民法院（2021）闽0121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需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情形除外条款，不强调免责事由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根据《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约定免责条款即除外条款分为三类：情形除外、原因除外、损失和费用除外。情形除外，即只要符合所列举的情形，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原因除外，即由于所列举的原因导致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损失和费用除外，即无论造成损失和费用的原因是什么，所列举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免责根据《免责事项说明书》属于情形除外，并不要求与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免责也属于情形除外，无论事故发生是否是由于无驾驶证导致的，保险公司均得免责。2．根据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2号令《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国家对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制度”。《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经营性货运的道路运输活动必须要持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否则不得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工作。因此，免责条款中关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表述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并不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3．本案中，投保人已在《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且保险人已将责任免除条款以单独印制成一份独立的文件的形式对投保人进行告知，即以《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文件形式将责任免除条款单列，对投保人进行说明和提示，因此，足以认定保险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说明及提示义务。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29日发布的《福建法院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典型案例》之四《商业保险合同中关于无从业资格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认为：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的性质看，不同于交强险的强制投保，属自愿订立的普通民事合同，民事合同应循自愿原则，尊重契约自由，只要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认定合法有效的条款，对保险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三、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法院已根据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提交的《工伤保险待遇及费用给付协议书》等材料查明，被上诉人付某2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已经由工伤部门按月支付至其满十八周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性质与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性质与是一样的，工伤待遇与交通事故竞合应扣减工伤事故已经获得赔偿的部分，故本案中被上诉人付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89864.5元（16339元／年＊11年／2人）应当予以扣减。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辩称，一、机动车驾驶人能否驾驶机动车的前提是驾驶人是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取得驾驶证，而不是驾驶人是否取得“从业资格证”。若无从业资格证，仅表明其不具备通过驾驶货运车辆获取报酬的资质，而不能表明其不具备驾驶机动车的能力和资格，也并未显著增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从驾驶资格来看，被上诉人汤春华持有“Ｂ2”机动车驾驶证，肇事货车属于准驾车型。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能以有驾驶资格而无从业资格的驾驶员驾驶准驾车型发生交通事故而免除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另《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原因系被上诉人汤春华因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后未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而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故是否持有“从业资格证”并非本起事故的发生原因，无因果关系。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的该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涉案机动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是保险人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并不一定或者说当然地增加事故风险发生的概率，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利用己方强势，以预先设定的格式免责条款缩小自己的赔偿范围，以最大化免除自己责任，事实上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故应当对该条款的适用进行限缩，即该条款应当只限于若事故原因系因为驾驶车辆的司机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的情况。但本案事故的发生原因系被上诉人汤春华未放置三角架导致的，与是否有从业资格证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提示和说明是保险人的两项义务，所谓“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需要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进行说明。通过庭审查明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宏雁公司系首保，由售卖车行的单位代为投保，同时，整个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并未对投保人宏雁公司进行首保说明，《投保人声明》页面下是谁手写的字迹都无法确认，由此可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手续之时并未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充分的解释，由此该格式条款在本案不具有约束效力。三、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付某2的抚养费应当由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法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汤春华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应依法予以维持。一、汤春华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不能成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1．案涉保险合同条款并未明确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为“从业资格证”。2．汤春华是否取得从业资格证，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原因力及因果关系。3．本案事故发生时，案涉事故车辆系停在路边，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没有也不可能加大保险风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仅仅以汤春华未取得从业资格证而免责，明显不符合设立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宗旨。4．相关法律、法规，既没有对驾驶员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方可驾驶进行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规定驾驶员未取得从业资格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赔。5．关于从业资格证的规定，目前只有交通部颁布的《道路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之规范性文件有相应的规定，但该规定不能作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赔的依据，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引用的法律依据。《道路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实施道路从业资格证制度，是为了提高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并非驾驶资格的判断标准，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不代表驾驶员驾驶能力受限或减损，亦不会显著增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进而增大保险公司理赔的风险。若违反该规定，应受到的处罚是行政罚款，没有规定驾驶员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属于单方面制作的格式条款。其提供投保单项下“投保人声明”中没有提及“没有从业资格证免赔”之相关内容。其次，涉案事故车辆是汤春华于2019年7月份向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并经该公司介绍将车辆挂靠登记在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名下，2019年7月份首次保险的保费是由汤春华连同购车首付款一并交给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办理投保手续，福州有为汽车公司向哪家保险公司投保，如何办理投保手续，汤春华事先并不知情，此前也从未看到保险条款，直至本案法院向汤春华送达材料时才看到该保险条款。再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注明的“签单日期：2019年7月16日”、“保险期间：2019年7月18日00：00：00起至2020年7月17日23：59：59”，而“投保人声明”栏上及“投保人声明”落款处的投保人签章处仅仅只有署名“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的没有编号的印章，没有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的签名，且时间为“2019年7月29日”，由此可见，从时间上看，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签单时，没有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的投保人虽记载为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但宏雁公司2019年7月29日没有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上加盖公章，《投保人声明》中手写的内容亦不是宏雁公司工作人员书写。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投保单》最后一栏记录的来源：专业代理，代理人：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等内容，佐证了案涉保险由保险代理公司代办，并非福州宏雁公司办理。宏雁公司申请证人丁某（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汽车销售人）出庭作证，亦证明案涉事故车辆系汤春华向其公司购买，并由其公司代办购买保险、贷款、车检手续，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先出单再补手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告知保险条款的事项。由此可见，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也不可能针对免责条款向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更没有向汤春华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三、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29日发布的《福建法院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典型案例》之四《商业保险合同中关于无从业资格证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内容作为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并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车辆的驾驶员就是合法驾驶人，汤春华持有“Ｂ2”驾驶证，可以驾驶涉案事故车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免责条款中又同时约定汤春华必须持有交通运输管理部分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方能赔偿的额外要求，显然属于免除己方责任义务、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义务、排除被保险人及第三者即付廷贵等人应依法享有理赔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无效。其次，从格式免责条款的字面内容看，并未出现“从业资格证”等表述，仅有“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等笼统概括描述，但具体是哪些许可证书、必备证书，该格式免责条款并未规定清楚、详细。因此，不能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该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亦应当认定无效。第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删除了原商业车险条款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包括“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在内的责任免除条款。亦说明了该格式条款的缺乏公平正当性。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出的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应予纠正”之上诉请求，由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宏雁公司辩称，一、宏雁公司对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过错和归责的事由，不承担赔偿责任。汤春华系涉案事故车辆闽ＡＲ××××号重型厢式货车事故责任人暨实际车主，汤春华因经营需要将购买的涉案事故车辆挂靠登记在宏雁公司名下，但宏雁公司不具有该车辆的实质所有权，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也不能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得利益。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就本案提出的上诉请求，无正当事实与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并维持。具体理由同意汤春华的答辩意见。信运公司未参加庭审，未作陈述。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汤春华和宏雁公司共同赔偿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因付某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各项赔偿款701925.5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不足部分由汤春华和宏雁公司共同承担；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汤春华、宏雁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3日，付某驾驶闽ＡＴ××××号轻型厢式货车途经××路××道××处，车头碰撞前方同车道因故障停于路面由汤春华驾驶的闽ＡＲ××××号重型厢式货车的尾部，造成付某死亡及两车均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20年1月6日，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福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作出第353101120190000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负本事故同等责任，汤春华负本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汤春华已垫付了丧葬费10000元。闽ＡＲ××××号重型厢式货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宏雁公司。闽ＡＲ××××号重型厢式货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保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有投保不计免赔险。本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另查明，死者付某的家庭成员有：父亲付廷贵、母亲刘进琼、儿子付某1、女儿付某2，婚姻状况为未婚。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付某在事故发生前居住在闽侯县××镇××村龙屿X号，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区划代码为220，系农村居民。福建省2020年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如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80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339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权致人身体伤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受害人的损失赔偿义务。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付某死亡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下：1．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为912400元（45620元／年×20年）。因付某发生事故前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城乡区划代码为220，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福建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金额为417600元（20880元／年×20年）。2．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丧葬费按照福建省2019年职工平均工资标准84874元／年计算6个月为42437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9年度福建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84374元，丧葬费应为42187元。3．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被扶养人（付某1、付某2）生活费278514元。死者付某生前需要扶养的近亲属为付某1、付某2，扶养义务人为二人。其中付某1需要扶养7年，付某2需要扶养11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福建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6339元／年标准计算为147051元［（16339／年×7年＋16339／年×11年）÷2］。4．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付某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4500元（300元／天×3人×5日）。因该项支出属于必要支出，酌定为169元／天×3人×5日＝2535元。5．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交通费6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的票据，考虑到该费用已实际产生，故酌情认定5000元。6．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综上，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付某死亡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64373元。本案交通事故经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福州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作出第353101120190000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负本事故同等责任，汤春华负本事故同等责任，予以确认。因此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汤春华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闽ＡＲ××××号重型厢式货车的保险人，应当在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优先赔付）。关于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的损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554373元的50%即277186.5元的问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抗辩因事故发生时汤春华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书，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条款订立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保险风险，本案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系停在路边，且汤春华持有肇事车辆准驾驾驶证，其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并没有加大保险风险，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亦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再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24条中约定“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但并未明确具体证书，作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汤春华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属于该免责条款的情形显然系作出了对汤春华不利且加重汤春华义务的解释，故对该主张，不予认可。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各项损失277186.5元。关于汤春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出本案的赔偿应扣减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已经获得工伤赔偿的部分项目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向人民法院起诉，获得救济，故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并不是汤春华免除其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故汤春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该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付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387186.5元。因汤春华在事故发生后已垫付了10000元的费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上述赔偿款中予以扣减并退还给汤春华，据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还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付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377186.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各项经济损失377186.5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汤春华10000元；三、驳回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保单、免责声明、投保清单，以共同证明：1．投保人宏雁公司于2018年度及2019年7月份之前（本案涉案保单投保之前）为其公司的其他车辆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保险。2．宏雁公司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上加盖公章确认收到了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声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案涉保险单投保之前已对投保人尽到了保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附条件质证：保险公司没有提交原件核对，保险公司如果出险，会盖有特殊ｌｏｇｏ，这份证据上没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而且从形式上看，未提供投保单，缺失了最重要的提示和说明材料，说明保险公司有些材料无法提交或者根本没有，是否有投保和是否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是不能等同的。汤春华质证：同意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的意见，投保人声明的日期是空白的，说明保险人在办理保险的时候，是非常不认真的，更不可能就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说明告知义务。宏雁公司质证：同另外两个被上诉人意见一致。因为证据没有日期，不能确定这份材料是做什么用途，什么时候盖的章。本院认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其他车辆的投保材料，不是本案车辆的投保材料，不予采纳。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相关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根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的案涉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及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上均加黑、加粗作出提示，投保人宏雁公司在投保单上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该声明落款处盖章单位为宏雁公司，宏雁公司庭审中未否认该章是该公司的。即使按宏雁公司辩称的公司公章交给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办理保险事宜，该行为也应认定为宏雁公司委托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理宏雁公司投保，福州有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代理人在相关保险文书上盖章确认的法律后果，亦依法应由被代理人宏雁公司承受。宏雁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据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宏雁公司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有效。国务院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9年3月2日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此规定属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汤春华系本案肇事货运车辆（核定载质量9.99吨）的实际所有人和驾驶人，事故发生时未依规取得经营性道路运输驾驶资格。其将该车辆挂靠宏雁公司，宏雁公司作为专业的货运单位，本应当依照行政法规规定审核驾驶人汤春华的营运资格而疏于审核。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属普通民事合同，应遵循自愿、契约自由原则，只要合同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应认定免责条款无效。合同中约定客货运输车辆驾驶人应当具备从业资格证系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没有加重投保人的负担，显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虽然2020版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已取消了无从业资格证免责的条款，但作为双方自愿订立的商业合同，双方均应当履行订立合同当时合法有效的相关免责条款的约定。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有效的免责条款，免除本案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损失的责任。一审法院以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并没有加大保险风险、与保险事故发生亦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合同中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未明确具体证书等为由，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不当，予以纠正。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相关上诉理由予以采纳。二、付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予以扣减的问题。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者侵权责任赔偿是不同性质的赔偿，当事人在取得工伤保险赔偿后，不影响其另行请求侵权人赔偿，即可以获得双重赔偿。付某2作为本案死者付某的女儿，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取得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后，仍然可以依法请求侵权人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扣减付某2所取得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并无法律依据，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仅承担本案交强险赔偿限额110000元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侵权人汤春华将车辆挂靠在宏雁公司，根据本案同等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汤春华、宏雁公司应对本案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损失的50%承担连带责任，扣除汤春华垫付的10000元，即对267186.5元（554373元×50%－1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1）闽0121民初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21）闽0121民初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损失110000元；四、被上诉人汤春华、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被上诉人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损失267186.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1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409.5元，由付廷贵、刘进琼、付某1、付某2负担1855.5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036元，汤春华、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各负担12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08元，由被上诉人汤春华、福州宏雁运输有限公司各负担26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俞贤忠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石磊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