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1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相，男，194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芬，女，194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女，198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200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200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200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女，201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5，女，201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以上五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江某（系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之母），女，198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吉新，贵州盛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久兵，男，196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卫，女，1967年6月29号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系胡卫表妹），女，196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刘佳武，男，198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陈久兵、胡卫因与原审第三人刘佳武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9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久兵、胡卫承担全部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久兵、胡卫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本案为承揽法律关系错误，刘佳袁及第三人系平等受雇于陈久兵、胡卫，第三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刘佳袁的损失应由陈久兵、胡卫（也就是雇主）承担。刘佳袁及第三人受陈久兵、胡卫指派对其房屋墙面进行装饰（包括墙面基础瓷粉找平及乳胶漆涂刷），按贵阳市案涉项目的特点及装修惯例，基于瓷粉及胶水的特点（瓷粉特点为量大、脏、重、没有质量区别），故由施工人代购买并代为支付款项，双方口头约定的23元／㎡，包括刮瓷粉、购买瓷粉、胶水以及乳胶漆涂刷（因乳胶漆存在质量及价格区别较大、故由陈久兵、胡卫自行购买，第三人、刘佳袁只负责涂刷）工作内容，不能单凭第三人、刘佳袁购买价格低廉的瓷粉就简单地认定为承揽关系。墙面装饰的最后效果主要是依赖价格昂贵的乳胶漆的效果，瓷粉及胶水在价值上所占比例很小，并非一审认定的由第三人承揽，再由第三人与受害人承揽。事实是第三人先受雇于陈久兵、胡卫，基于陈久兵、胡卫对工期紧张的要求，经征求其同意，第三人邀约与自己曾同时在上一业主家施工的刘佳袁进行施工。第三人及刘佳袁每天工作过程中的工作质量接受被上诉人的监督，第三人及刘佳袁能自由进出工作场地是考虑施工人每天出工早及收工晚。第三人及刘佳袁对该刮瓷粉项目所使用的唯一能产生安全隐患的工具（马凳）由陈久兵、胡卫提供，且案发时陈久兵、胡卫在现场，故本案法律关系应为雇佣关系。2.一审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按一审依据的年标准抚养费应为415760元。陈久兵、胡卫辩称，1.一审判定承揽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依据的，判定刘佳袁与陈久兵、胡卫是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规定。2.根据一审判决第五页第15行中的认定，包工头刘佳武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死者刘佳袁受损害的结果跟陈久兵构不成因果关系。3.本案中刮瓷粉的工人不需要资质，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法律规定，一审认定陈久兵、胡卫在选任上存在重大过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久兵选任前多次考察刘佳武的施工现场，实则是在考察他的履约能力，已有证据足以证明陈久兵尽到了谨慎义务，一审认定陈久兵承担主要责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4.赔偿金额计算错误，死者的父母有几个子女，不能因为出了事故就让陈久兵来承担他们的扶养责任，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夫妻双方应该承担共同扶养责任，应该除以二。刘佳武述称，其与死者刘佳袁在小区装修，陈久兵每天基本都要看看，也去看别人做的活路，后来觉得刘佳武、刘佳袁做的可以，就让二人来给他做工。刘佳武不是包工头，与刘佳袁是平做平分，刘佳武没有赚死者的一分钱，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由刘佳武来承担，应该是陈久兵来承担。刘佳武、刘佳袁就是做点工的，瓷粉、胶水都是刘佳武、刘佳袁代买。刘佳袁出事，是因为陈久兵后面增加的活路，导致刘佳袁从陈久兵家凳子上摔下来死亡，凳子是陈久兵家提供的。扶养费也应该由陈久兵承担，所有费用都应由陈久兵承担，刘佳武一分都不应该承担。陈久兵、胡卫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并依法划分责任比例；2.陈久兵、胡卫承担赔偿金额总计贰拾伍万元（￥25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万元整，还余15万元整。3.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原审原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陈久兵、胡卫将案涉房屋瓷粉活发包给第三人刘佳武，以23元／㎡×3倍房屋面积计工作量费用，以包工包料形式，其间分三次微信转账给刘佳武，中途从未问进度及资金支配，工作中自由进出，第三人享有完全的时空自由，为第三人打工的刘佳袁于2019年8月29日在施工过程中摔倒不治身亡，出于同情已垫付10万元给原审原告处理后事。一审判决认定陈久兵、胡卫与第三人刘佳武是承揽关系，同时也认定死者与第三人刘佳武是合伙承揽关系与事实出入较大。承揽人没有证据证明与死者是“共同承揽”关系，承揽人称死者不会使用微信又拒不出示自己的银行流水凭证。一审审理中未能深究两者的利益关系，导致判决结果及责任划分显失公平。死者受雇于第三人刘佳武，没有证据证明两者共同支配陈久兵、胡卫支付的钱款及盈利均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承揽合同之相关规定，原审原告的赔偿理应由承揽人承担绝大部分责任，陈久兵、胡卫只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死者的人生安全及事故责任应依法由承揽人刘佳武负责。2.一审判决认定陈久兵对选任承揽人存在重大过错责任，由此判令其承担60％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实际家装中，只有外墙作业及水电之类涉及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的项目需要资质。发包前，陈久兵、胡卫走访并察看了承揽人的实际施工效果及施工现场，而且是装修公司业务员推荐，就认定他有技术。承揽人以揽活挣钱为目的，混迹于装饰市场才是最大的过错，刮瓷粉是手工活，不需要专业培养。此次伤亡事故恰恰是承揽人对其雇请的工人疏于监管，擅自加高木凳，摔倒后，承揽人为节约成本将利益最大化而舍近求远，将伤者送往自己熟悉的小诊所，延误了最佳救治时间导致的死亡。3.赔偿金额偏高。依靠受害人实际抚养的人，是指受害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前实际抚养、赡养而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本案中，刘传相、周志芬是赡养对象而非抚养对象，因为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并非完全由死者一个人赡养，也没有证据证明死者生前每个月支付了具体数字的赡养费。一审按照“花溪区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年×5年计算二人的赡养费，与实际情况不符，适用法律不当。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系学龄儿童，实际生活在毕节，系农村户口，一审依法应按花溪区农村居民年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损害了陈久兵、胡卫的合法权益，部分赔偿金额远高于原审原告列出的赔偿清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和前提是“遭受非法侵害”，一审判决高达5万元与司法解释相悖，也显失公平。即使要赔偿，也应该向承揽人提出。死者一直以来都是给承揽人打工，他给承揽人创造了财富，危急关头，承揽人利益至上，舍近求远，是导致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对陈久兵、胡卫的上诉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状载明的事实和理由一致。刘佳武对陈久兵、胡卫的上诉述称，1.陈久兵讲的都不对，陈久兵直接找刘佳武和刘佳袁来帮他做工，全都是他来管理，每天都要来工地上看，门卡也是他拿给刘佳武、刘佳袁的，这样刘佳武、刘佳袁进出自由。2.刘佳武、刘佳袁给陈久兵做活路，他说工期不要紧，后面陈久兵催20天的工期。刘佳袁死亡原因就是因为陈久兵的凳子以及后面增加活路导致，刘佳袁摔倒的时候刘佳武喊陈久兵去看，他就看了一眼就不管了，后刘佳武给陈久兵讲刘佳袁不行了，他说没事，刘佳武就带死者去贵阳医学院，后打了几个电话给陈久兵，但是他都不来。刘传相、周志芬对陈久兵、胡卫的上诉未提交答辩意见。刘传相、周志芬、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刘佳袁死亡赔偿金共计1290169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0069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误工费800元、护理费400元、营养费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交通费2000元、治疗费17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0696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佳袁，男，汉族，1980年12月12日出生。系刘传相与周志芬之子，江某之夫，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之父。刘传相与周志芬共生育五名子女。贵阳市花溪区美的国宾府B50栋102室房屋购买人为陈久兵，共有人为胡卫。陈久兵与胡卫系夫妻关系。因案涉房屋室内需要刮瓷粉，二被告经与第三人刘佳武口头商定价格按施工面积乘以一定单价结算，后刘佳武、刘佳袁共同进行施工。2019年8月29日19时许，刘佳袁在为该房屋刮瓷粉过程中，因其使用的木马凳腿断裂而从木马凳上摔下受伤，后被送往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刘佳袁在该院住院4天后因救治无效于2019年9月2日08：01死亡。其住院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16800.51元，该款由原告支付。后原被告签订协议，二被告向原告支付10万元前期处理费用。另查明，案涉房屋中有木马凳及铁马凳各一个，刘佳袁使用的是木马凳。刘佳武陈述，马凳均是房屋内原有的闲置马凳，不是受害人及自己的工具。二人共同从事零散装修，有装修工程就一起做，款项进行平分。施工时，死者与刘佳武均未佩戴安全帽，死者一个人站在马凳上施工，刘佳武在另一个房间里刷漆，死者使用马凳施工前未发现马凳有不安全的情况，后因马凳一只脚断裂所以刘佳袁才从凳子上摔下来。审理中，原告方表示不需要刘佳武承担赔偿责任。另，一审法院应原告方申请保全了被告方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二被告与刘佳武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死者刘佳袁与刘佳武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二被告将自家房屋瓷粉工程交付第三人刘佳武完成，双方地位平等，刘佳武邀请刘佳袁共同完成，工作时间、是否与他人共同完成、与谁共同完成完全由刘佳武支配，二被告只是按完成工作量结算报酬，故二被告与刘佳武系承揽关系。刘佳袁与刘佳武经常一起从事临散装修工作，平分报酬，故双方系合伙承揽关系。其次，关于本案的责任划分。被告将自家房屋装修工程交予没有相应资质的刘佳武完成，其作为定作人对选任承揽人存在重大过错责任，应当承担60％的过错责任。刘佳武、刘佳袁明知自己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防护设备，仍然盲目承包案涉装修工程，主观上有过错，应当承担40％的责任。刘佳武明知自己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防护设备，仍然要约刘佳袁来共同承包工程，刘佳袁在从事合伙承揽活动过程中，未安全使用马凳，未佩戴安全帽，导致事故发生，二人过错相当，应各自承担20％的责任。综上所述，死者刘佳袁应自负20％的责任，第三人刘佳武承担20％的责任；二被告承担60％的责任。关于原告诉请赔偿的各项损失，逐一分析如下：1．医疗费：原告提交的住院费发票为16800.51元，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应参照本地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3．丧葬费：应参照本地区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为4732.96元／月×6个月＝28397.76元；4．精神抚慰金：本次事故的发生给原告方精神上造成一定损害，原告方主张50000元较为合理，予以支持；5．交通费：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处理相关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其主张1000元较为合理，应予支持；6．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100元／天×4天）；7．护理费：参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8568元／年予以计算4天为422.66元，原告主张400元，从其自愿；8．误工费：参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8568元／年予以计算4天为422.66元；9．营养费：200元（50元／天×4天）；10．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刘传相、周志芬、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七人前5年：20788元／年×5年＝103940元；刘某3、刘某4、刘某5三人后3年：20788元／年×3年＝62364元；刘某4、刘某5二人后1年为20788元；刘某5最后一年20788元／年÷2人＝10394元，合计197486元。上述10项损失共计926946.93元。综上所述，二被告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926946.93×0.6＝556168.16元，扣除二被告已支付的10万元，尚需赔偿原告方456168.16元。原告方不要求刘佳武进行赔偿，从其自愿。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久兵、胡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支付赔偿款共计456168.16元；二、驳回原告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12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20932元，由原告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负担13531元，被告陈久兵、胡卫负担74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陈久兵、胡卫提交2019年10月23日胡卫、王琳和瓷粉供货商的手机录音9分13秒，拟证明刘佳武是包工头。经质证，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认为该段录音形成于10月23日，不属于新证据，应当在一审提交，录音是由录音人诱导被录音人证实第三人是包工包料并且录音内也没有阐述第三人是谁，录音人多次诱导被录音人购买材料人支付工资情况，达不到证明目的。刘佳武认为录音讲话不属实，是陈久兵喊其代买材料，卖材料的根本不了解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诱惑卖材料的人说的话，做工这方面，卖材料的是不了解的。刘传相、周志芬未到庭质证。刘佳武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记录中“光坪”是死者的妻子，“兵哥”是陈久兵，“浅笑”是陈久兵找来打沙的。拟证明刘佳武做这个活，陈久兵转了15000元给刘佳武，刘佳武又和刘佳袁平分，刘佳袁没有微信，他的钱是转给其妻江某，“浅笑”是陈久兵找来打沙的，转给浅笑的这个钱是陈久兵打给刘佳武，喊转给打沙的人。2.产品销货清单5张。拟证明：陈久兵拿钱给刘佳武代买材料，买了材料以后刘佳武拿单子去找他报账，刘佳武收到的15000元，其中9000元和刘佳袁平分，1600元陈久兵叫发给打沙子的人的，买材料用了2700多元，剩下的钱用于刘佳武和刘佳袁吃饭。经质证，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对刘佳武提交的证据无异议。陈久兵、胡卫认可陈久兵按照工程进度支付给刘佳武的15000元，其余的不认可，认为刘佳武他要转给谁，陈久兵、胡卫不知道，浅笑也不认识，销货清单不认可。刘传相、周志芬未到庭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认定如下：陈久兵、胡卫提交的手机录音，据二人陈述录音的对象是瓷粉供货商，而该瓷粉供货商并非本案当事人，录音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在本案中二人与刘佳武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刘佳武提交与“光坪”“兵哥”的微信转账记录，原审原告均无异议，陈久兵对其转给刘佳武的记录也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与“浅笑”的微信转账记录即产品销货清单，陈久兵、胡卫并不认可，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清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因刮瓷粉需要的墙面漆（乳胶漆）由陈久兵、胡卫提供。另，对于刘佳袁的受伤时间，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陈述为“2019年8月29日上午11时左右，死者站在马凳上施工，马凳的脚断了，然后死者就摔下来”，陈久兵、胡卫代理人陈述为“2018年8月29日上午12时左右，我本人到事发地取东西，陈久兵告诉我给第三人干活的那个人摔倒了，已经送去医院”。原审原告一审提交的死者刘佳袁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住院病案中入院记录显示：入院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16:21分，现病史为“4+小时前患者不慎从脚手架上摔落，后枕部着地……遂就诊于‘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行颅脑CT示：1.右侧枕顶叶、左侧额顶部硬膜外血肿、双侧额叶脑挫伤并血肿形成，蛛网膜下腔出血；2.右枕部骨折并头皮血肿形成。建议上级院进一步诊治。遂就诊于我院……”。即死者刘佳袁的受伤时间并非一审认定的2019年8月29日19时许。刘佳武一审中，陈述“我和死者当天共同到被告家房子，口头商量好价格，23元一个平方，计量方法同被告讲的，价格是和我与死者谈，钱也是支付给我和死者，因为死者不会用微信，所以钱是陈久兵微信直接转给我的……另外一万元每次收到钱以后我都平分一半给死者，我与死者合伙做平分钱，不存在包干给我的事情”，其二审中称其与陈久兵、胡卫是按照工天结算，一天300元，自己吃饭，超过5000元的时候就给，陈久兵、胡卫对此不予认可。对于上诉人陈久兵、胡卫二审中提交申请，申请调取刘佳武2019年5月至11月间与微信绑定银行账户的收支明细清单，因本案中与刘佳武有微信转账往来的陈久兵之间的转账记录刘佳武已经在二审中提交，陈久兵对此已予以认可，而刘佳武与死者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的举证责任在于刘佳武本人，其如果未能完全举证，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故对陈久兵、胡卫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死者刘佳袁、刘佳武、陈久兵及胡卫之间形成什么法律关系；2.本案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3.一审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焦点1，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合同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雇佣合同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要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承揽法律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必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承揽人完成的一定工作成果。本案中，陈久兵、胡卫将房屋的刮瓷粉交给刘佳武施工，除墙面漆以外，其余的材料及工具由刘佳武自行负责，而且双方亦约定按照平方以一定的单价进行结算，刮瓷粉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在具体的工作中，陈久兵、胡卫也不可能就刘佳武具体如何实施该工作进行指挥，至多是告知刘佳武需要刮瓷粉的范围，以及最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质量，即陈久兵、胡卫所需要的不是刘佳武提供的单纯的劳务，而是其物化的劳动成果，即完成约定的墙面的挂瓷粉的结果，陈久兵、胡卫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对于死者刘佳袁的身份，根据刘佳武的陈述，其二人是共同做活、平分费用，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对此予以认可，虽上诉人陈久兵、胡卫主张刘佳袁系受刘佳武雇佣，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交由刘佳武施工的工作，系刘佳武与刘佳袁共同完成，二人经常一起从事零散装修工作，也与实践中相熟的工人往往会一起做工，并平分工资的习惯相符，故刘佳武与刘佳袁系共同向陈久兵、胡卫承揽案涉工程。上诉人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主张死者刘佳袁与第三人刘佳武系平等受雇于陈久兵、胡卫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以及上诉人陈久兵、胡卫主张死者刘佳袁系受雇于第三人刘佳武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第三人刘佳武虽在二审中称其与陈久兵、胡卫是按照工天结算，一天300元，自己吃饭，超过5000元的时候就给，然陈久兵、胡卫对此并不认可，且该陈述与刘佳武一审中的陈述相矛盾，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故对其二审中的陈述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上诉人陈久兵、胡卫虽与死者刘佳袁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但死者刘佳袁系因马凳一只脚断裂导致其从凳子上摔下后死亡。刘佳袁作为承揽人，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自己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尤其是在要站在马凳上进行施工时，对马凳的安全性能应当进行必要的检查和预估，但其未尽到该义务，具有过错。而陈久兵、胡卫虽然是定作人，但死者刘佳袁从马凳上摔下系因马凳的一只脚断裂，该马凳系刘佳袁、刘佳武施工前就在陈久兵、胡卫的房屋内，并非刘佳袁、刘佳武自行提供，由于刘佳袁、刘佳武的刮瓷粉工作必然需要借助马凳等工具，陈久兵、胡卫对自己房屋内原有的马凳亦未尽到检查维护义务，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亦未举证证明对刘佳武、刘佳袁进行了安全提示，致使该马凳在使用过程中损坏导致刘佳袁死亡，陈久兵、胡卫同样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二者的责任比例为5：5较为适宜，一审认定刘佳袁与陈久兵、胡卫的责任比例为4:6不当。上诉人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主张本案损失应由陈久兵、胡卫全部承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刘佳武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因刘佳武与刘佳袁系共同承担关系，马凳亦非刘佳武提供，本案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刘佳武对刘佳袁的死亡后果具有过错，故其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刘传相、周志芬系死者刘佳袁的父母，是法定扶养关系，现刘佳袁死亡，作为其父母的刘传相、周志芬也早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二人有其他生活来源，则刘传相、周志芬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刘佳袁应当承担的扶养费，上诉人陈久兵、胡卫主张刘传相、周志芬并非刘佳袁的扶养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按照受害人的情况予以认定，并非是按照被扶养人的情况予以认定。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不再单纯地仅依靠传统的土地耕种作为其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或在居住地周边打零工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且刘佳袁的死亡本就是因为向陈久兵、胡卫承揽房屋刮瓷粉的工作中发生。且我省2015年5月4日公布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从2015年6月1日起，在‘户别’栏不再登记农业或非农业，统一登记为家庭户或集体户”，2019年4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亦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故一审按照贵州省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由于本案有多个被扶养人，根据法律规定，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主张一审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的上诉理由，以及上诉人陈久兵、胡卫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精神抚慰金，一审判决予以支持的精神抚慰金虽然是5万元，但该金额系并未对各方责任进行划分前认定，按照本案责任比例划分后，精神抚慰金应为2.5万元，因该费用系按照各方责任综合认定，故应由陈久兵、胡卫直接予以赔偿，无需再按照责任比例分担。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损失，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即本案中上诉人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因亲属刘佳袁死亡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16800.51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28397.76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护理费400元、误工费422.66元、营养费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7486元，精神抚慰金2.5万元，以上损失除精神抚慰金外合计876946.93元，应当由陈久兵、胡卫承担438473.47元（876946.93元×50%），加上陈久兵、胡卫还应承担的精神抚慰金2.5万元，本案中，陈久兵、胡卫应当承担463473.47元，扣减其已经支付的10万元后，二人还应当赔偿363473.47元。综上所述，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陈久兵、胡卫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责任划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93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93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久兵、胡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支付赔偿款共计363473.47元；三、驳回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412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20932元，由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负担13531元，陈久兵、胡卫负担74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72元，由刘传相、周志芬、江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负担10661元，陈久兵、胡卫负担29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国智审 判 员 喻 兰审 判 员 汪 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黄一灵书 记 员 张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