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17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爱国，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光涛，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成，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海全，男，198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勤敏，男，198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修东磊，山东齐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涛，山东齐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生刚，男，198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利达，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狮山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黄裕辉，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存霞，南通三建集团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天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星光山水文园小区15号楼1层5号。 法定代表人：赵道强，董事长。 上诉人郑爱国因与被上诉人周海全、李勤敏、申生刚、沈利达、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1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郑爱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1502民初124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沈利达为南通三建公司员工，但认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向沈利达转款250万元是南通三建公司的借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天乐尚都工程项目于2015年由南通三建公司承建，沈利达为南通三建公司在天乐尚都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对此事实，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5民初6011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记载“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莘县天乐尚都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沈利达”，可以充分印证该事实。2.上诉人通过郑爱华向沈利达转账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沈利达此时作为南通三建公司在天乐尚都项目的负责人向当时担任山东天乐公司代经理的上诉人郑爱国借款筹措资金作为天乐尚都项目的建设资金，属于南通三建公司的借款。对此事实，通过山东天乐公司不向周海全、李勤敏交付房屋发生纠纷，南通三建公司职工黄金晶向周海全、李勤敏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我方与周海全、李勤敏协商两套房款共计贰佰肆拾伍万元整，实际收到壹佰肆拾伍万元整（经我方同意此款汇入郑爱国账户）”内容，可以证实南通三建与郑爱国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审中已凭转账凭证及南通三建公司认可的汇入上诉人账户的145万元用以证明上诉人与南通三建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南通三建公司抗辩上诉人与南通三建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沈利达一审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故，上诉人的举证可以证实南通三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未予以认定该借款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上诉人取得的是抵账房屋的处分权益，原审法院认定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公司及上诉人之间以房抵债的事实系上诉人“以果证因”，属认定事实错误。通过法定调查及举证，可以证实山东天乐公司将A5-1、A5-2商铺的处分权益抵顶南通三建公司工程款的事实，该事实南通三建公司亦认可，南通三建公司依法取得的抵账房的处分权益，南通三建公司并未完全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南通三建公司欠上诉人借款，通过处分抵账房将处分抵账房的价款直接用于偿还上诉人借款，剩余未付款项由周海全、李勤敏向上诉人出具购房款欠条，上诉人享有的是抵账房屋的处分权，同时亦是剩余购房款100万元的权利人。1.周海全、李勤敏委托申生刚向上诉人转款凭证中用途一栏记载“购房”，可以印证上诉人是涉案两套商铺的处分人，亦是商铺房款的收款人。2.黄金晶书写的“收条”记载“经公司同意汇入郑爱国账户145万元”，庭审时南通三建公司认可黄金晶系其工作人员，因此，黄金晶书写“收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即南通三建公司同意周海全、李勤敏将购房款汇入上诉人郑爱国账户145万元，进而印证南通三建公司认可沈利达收取上诉人150万元借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南通三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属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以果证因”的情形。3.原审庭审中，南通三建公司、周海全、李勤敏陈述的房屋交易过程明显违背房屋交易习惯。两套商铺原价2940308元，作价255万元处分，南通三建公司、周海全、李勤敏均陈述就房屋价格，支付购房款进度等均无书面协议，且在周海全、李勤敏支付155万元购房款后，剩余未付房款100万元何时支付、如何支付、逾期支付责任等亦无任何书面约定，严重违背房屋交易的客观规律。结合申生刚的陈述，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充分证实南通三建公司通过处分抵账房用以清偿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中上诉人申请对《欠条》复印件中的签名、书写内容及指纹进行鉴定并提交了书面申请，原审法院未予以准许，属于程序错误。上诉人所提交的申生刚在周海全、李勤敏向上诉人书写的欠条复印件中作为借用人签名的欠条原件被申生刚借走交给周海全、李勤敏，导致上诉人丧失该欠条的原件，针对欠条复印件，上诉人通过法院技术室了解，现司法鉴定机构已具备对复印件进行笔迹鉴定的技术且能进行司法鉴定，欠条中内容及签名的鉴定结果直接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上诉人原审中已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以“签名及指纹鉴定”没有必要为由不予以准许司法鉴定，程序严重错误。四、对于申生刚已经自认担保及借款债权凭证原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判令其承担相应责任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庭审中，被上诉人申生刚对欠条的形成过程及签名担保的事实进行了当庭认可的陈述，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本案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上诉人申生刚的自认，判令被上诉人申生刚承担相应责任。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九十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欠条虽为复印件，但其上有担保人申生刚的签字确认，亦有其对借款原件过程的说明，其出具的证明及庭审陈述也对整个房屋交易过程进行了还原，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能够说明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公司联合将A5-1、A5-2房屋处分给被上诉人周海全、李勤敏，上诉人取得245万元购房款项以处理南通三建公司所负债务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能够与客观事实相互印证，已经具备了查清本案事实的证据基础。在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其余被上诉人应当就其陈述中不符合常理以及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未明确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直接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周海全、李勤敏辩称：一、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欠其借款250万元。虽然上诉人提交了其委托郑爱华向被上诉人沈利达账户转账250万元的转账凭证，但是对该笔款项到底是借款还是其他用途款项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且该笔款项的收取到底是沈利达的个人行为还是沈利达履行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职务的行为上诉人亦没有任何直接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欠其借款250万元。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处分权。答辩人就是从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购买的被上诉人山东天乐公司折抵其工程款的涉案房屋，并非从上诉人处购买的涉案房屋，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处分权。三、一审审理中没有准许上诉人对欠条复印件进行鉴定程序合法。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产具有所有权、处分权，且欠条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鉴定，程序合法。四、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申生刚不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正确。在上诉人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主债务即被上诉人周海全、李勤敏对上诉人存在欠购房款100万元本息的情形下，依法作为从合同保证人的被上诉人申生刚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申生刚不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正确。五、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的举证情况查实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申生刚没有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有效证据证实南通三建公司欠其借款250万元。即使沈利达是南通三建公司员工，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委托郑爱华向沈利达转款250万元时，沈利达系职务行为，是在执行南通三建公司工作任务，也无法证明沈利达收款行为是以南通三建公司名义。虽然可以证明郑爱华曾转账250万元但无法证明该转账250万元的法律性质。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屋具有所有权、处分权，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反而证明是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从山东天乐公司取得涉案房屋顶抵工程款后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周海全、李勤敏，并有山东天乐公司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在此过程中，上诉人一直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 被上诉人沈利达、山东天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郑爱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共同支付原告房款100万元及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申生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被告南通三建公司承建了被告山东天乐公司开发的“天乐.尚都”项目工程，当时原告郑爱国是山东天乐公司代经理，但不全权负责该项目。2015年6月23日，原告郑爱国委托其姐姐郑爱华向被告沈利达个人账户分两次转款分别为170万元和80万元，共计250万元。2017年7月22日，被告山东天乐公司与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分别签订了《天乐.尚都商品认购协议书》，约定被告周海全自愿认购天乐.尚都A5-1商业房，被告李勤敏自愿认购天乐.尚都A5-2商业房，并分别于2017年8月9日、8月4日各自向被告山东天乐公司交纳了5万元购房款。后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将145万元购房款陆续分次转给被告申生刚，被告申生刚又于2017年8月、9月将上述145万元分次汇入原告郑爱国账户。2019年1月4日，本案被告周海全、李勤敏作为原告，以案外人黄金晶、被告南通三建公司、原告郑爱国、被告山东天乐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山东天乐公司返还原告购房款155万元及违约金。后该案原告李勤敏、周海全于2019年3月27日以已达成庭外和解协议为由提出撤诉申请，莘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以（2019）鲁1522民初38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李勤敏、周海全撤诉。2019年3月28日被告南通三建公司作为甲方、被告李勤敏、周海全作为乙方，被告山东天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莘县天乐.尚都商铺购置补充协议》，约定就乙方从甲方购置抵工程款的商铺并由丙方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事宜达成协议。2018年8月乙方李勤敏、周海全从甲方购买该公司在丙方开发的天乐.尚都项目抵工程款的商铺A5-1、A5-2调整为A5-15、A5-16商铺，将原来乙方与甲方协商的总房款255万元调整为237.52万元。甲、丙方对乙方已付购房款155万元予以认可，余款82.52万元，乙方应在15日内将剩余款81万元汇至甲方指定账户（1.52万元作为甲方对乙方的补贴）。原A5-1、A5-2两套商铺已不具备成交条件，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上述两套商铺的买卖关系，丙方按正常程序予以配合。2019年5月23日，被告山东天乐公司作为出卖人与被告李勤敏、周海全分别签订了A5-15、A5-16商业房的《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沈利达是否代表被告南通三建公司向原告借款250万元；原告对涉案房屋有无所有权、处分权；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公司与原告之间有无以房抵债事实；被告周海全、李勤敏是否欠原告购房款100万元，应否偿还；被告申生刚应否对原告主张的欠购房款100万元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逐一论述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沈利达是否代表南通三建公司向原告借款25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虽然原告有证据和被告南通三建公司认可被告沈利达是其员工，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委托郑爱华向沈利达转款250万元时被告沈利达是执行被告南通三建公司法人组织工作任务，且也无法证明被告沈利达收款行为是以被告南通三建公司名义，还有虽然可以证明曾转账250万元，但无法证明该转账250万元的法律性质。因而，原告主张是沈利达代表被告南通三建公司向其借款250万元的主张在无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依法不应支持。 二、关于原告对涉案房屋有无所有权和处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依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其将涉案房屋卖给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就应当依法举证证明自己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和处分权，但是在审理中未举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提供的《认购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反而证明是被告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公司与被告周海全、李勤敏签订的因山东天乐公司欠南通三建公司工程款，将涉案房屋A5-15、A5-16抵顶给南通三建公司后，南通三建公司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并由山东天乐公司协助办理相关手续，认购协议书则载明的是被告山东天乐公司将涉案房屋A5-1、A5-2出售给被告周海全、李勤敏，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原告郑爱国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 三、关于南通三建公司、山东天乐公司与原告之间有无以房抵债的事实。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对自己的上述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但在该案审理中，始终未提供出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该项主张，其以自己主张的被告周海全、李勤敏为其书写的欠条复印件和被告申生刚向其转款145万元来证明自己主张，一是属以果证因的情形，二是属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形，其该项主张依法不应支持。 四、关于被告周海全、李勤敏是否欠原告购房款100万元，是否应予偿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所谓有被告周海全、李勤敏以欠款人名义、被告申生刚以担保人名义书写的欠条复印件，但未提供出原件，在被告周海全、李勤敏不认可的情况下，依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不应认定该案件事实，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偿还购房款欠款10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五、关于被告申生刚应否对原告主张的欠购房款100万元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如上所述在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主债务即被告周海全、李勤敏对原告存在欠购房款100万元本息的情形下，依法作为保证人的被告申生刚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申请对2017年9月16日的《欠条》内容以及欠款人处“周海全、李勤敏”的签名及指纹捺印进行笔迹鉴定事宜，如上第四部分所述，在复印件单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该复印件中被告“周海全、李勤敏”签名及指纹鉴定没有必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爱国对被告周海全、李勤敏、申生刚、沈利达、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乐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原告郑爱国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郑爱国提交：一、南通三建公司与山东天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各一份，拟证明：1.沈利达是南通三建公司施工的天乐.尚都项目的工程总负责人，在合同第四页中已明确载明，可以说明南通三建公司代理人在之前的诉讼程序中未如实陈述。2.补充协议系南通三建公司与山东天乐公司2016年10月31日签订，可以证实南通三建公司在承建天乐.尚都项目过程中，存在融资借款的事实。备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调取自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128号卷宗第80页-87页及第420页，系南通三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二、郑爱国与沈利达的通话录音光盘1张（五份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拟证明：南通三建公司与郑爱国存在借款并向郑爱国打欠条的事实、用房抵账后将欠条给南通三建公司的事实、周海全、李勤敏通过申生刚在郑爱国处购买抵账房欠郑爱国100万元的事实。录音中所提到的葛总葛庆波、赵道强均是山东天乐公司的负责人。其中赵道强在合同的签订页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葛庆波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 被上诉人周海全、李勤敏质证称：该2份证据均是发生在2018/2019年度，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法院不应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如法院坚持要求质证，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未加盖出具法院印章，无法证实其真实合法性，即使该证据记载的内容属实，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沈利达欠上诉人250万元借款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5份录音无法证实上诉人所通话的对象就是被上诉人沈利达，而且上诉人进行录音时并未征求被录音人的意见，属于私自偷录，该证据不具有真实合法性。另外，该5份录音即使属于上诉人与沈利达的通话录音，也无法证实沈利达欠上诉人250万元的事实，更无法证明上诉人与沈利达之间的经济往来、沈利达的行为属于南通三建公司职务行为，无法证实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最后，对于被上诉人李勤敏、周海全是否拖欠上诉人款项，该录音中并未明确显示，更无法证实李、周2人欠上诉人房款的事实。该录音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为200万元，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250万元，也能进一步说明上诉人陈述的虚假。 被上诉人申生刚认可上诉人郑爱国提交的上述证据。 被上诉人南通三建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质证意见同周海全、李勤敏质证意见。另补充：对于沈利达的员工身份在一审中南通三建公司已予以认可，但即使沈利达为南通三建公司员工，也不能证明其接受郑爱华250万元转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另外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中所有约定南通三建公司在案涉工程当中有融资施工，但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向沈利达的转账系接受南通三建公司的委托进行融资，而且基于上诉人作为山东天乐公司经理的身份，即使南通三建公司需融资可直接要求其将出借款汇入南通三建公司账户，这明显与正常的借款交易习惯不符。对证据二，质证意见同周海全、李勤敏的质证意见。另补充：5份录音中自始至终沈利达没有认可其与郑爱国之间的借款行为，更没有提及沈利达曾代表南通三建公司向上诉人进行借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郑爱国主张其向沈利达转款的250万元是南通三建公司向郑爱国的借款，依据的系郑爱国委托郑爱华向沈利达的转账及沈利达作为南通三建公司员工的身份，故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该转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应当由南通三建公司承担的问题，其实质系沈利达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关举证责任应由郑爱国承担。首先，即使沈利达系案涉项目的负责人，但郑爱国将款项转入沈利达个人账户，南通三建公司并未就借款向沈利达出具过委托书、介绍信等授权文书，且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判定案涉250万元是否用于施工融资，故沈利达的行为无法认定为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其次，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应当审查其构成要件，即：1.相对人必须善意无过失；2.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本案中，郑爱国在向沈利达转款时，应当对沈利达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以确认其是否得到授权，且案涉转账数额大，郑爱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向沈利达个人汇款时应当要求其出具南通三建公司的相关认可证明，故郑爱国并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并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因此，郑爱国主张案涉250万元是南通三建公司的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郑爱国可就其向沈利达转账的250万元，另案向沈利达主张权利。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南通三建公司欠郑爱国250万元，且郑爱国未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故郑爱国关于其享有抵账房屋处分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郑爱国申请对复印件进行鉴定，但采用借条复制件作为检材会导致产生适格性问题，因复印件丧失了作为适当检材的资格，而这种瑕疵无法担保鉴定结论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一审法院对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但申生刚自认其是案涉欠条的担保人和保管人，其将欠条交给周海全、李勤敏后致本案中并无欠条原件，在主债务不成立的情况下，申生刚不承担连带责任。如该欠条确系存在，申生刚就欠条遗失给郑爱国造成的损失，郑爱国可在证据充分后向其主张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爱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郑爱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鑫 审 判 员  郭召勇 审 判 员  孔繁奎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志新 书 记 员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