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6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豆巷村下庵17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810913772676。法定代表人：林亚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建宗。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艺武，男，198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吕伟剑，男，198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川，福建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娇，福建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剑松，男，198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诉人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兴饲料公司)与上诉人吕伟剑、被上诉人吕剑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紫兴饲料公司、吕伟剑均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兴饲料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吕伟剑、吕剑松立即偿还紫兴饲料公司饲料款8753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吕伟剑、吕剑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吕伟剑、吕剑松系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北仑村老郑垌的牛某养殖场的合伙人，该养殖场所在土地系由吕剑松承包的。吕剑松在一审庭审时称其当时是在吕伟剑出国期间受委托而去签订《土地经营承包（合同）》，但其并未提供吕伟剑在该合同签订时出国及书面委托材料等相关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因此，案涉《土地经营承包（合同）》完全可以证明吕伟剑与吕剑松的合伙关系。二、一审判定由紫兴饲料公司酌按20万元抵扣吕伟剑所欠饲料款”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吕伟剑、吕剑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养殖场的牛某总产量为40万斤；2.吕伟剑在一审答辩及反诉中自认其从2019年12月31日起至2020年5月9日止共出售牛某73555斤，紫兴饲料公司已按每斤0.5元向其补偿了36777.5元，一审未将该73555斤重量及相应的补偿款36777.5元予以抵扣；3.案涉牛某自始至终的死亡原因是生病，并非紫兴饲料公司造成的；案涉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明案涉牛某自2019年8月就开始因生病而用药；4.双方并未约定由紫兴饲料公司包回收案涉牛某，只是约定由紫兴饲料公司协助销售符合上市规格要求的商品蛙。按照“购买意向方订购先交订金”的交易习惯，结合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约定“协助回收商品蛙”、“甲方收取乙方每亩蛙料预交风险金20000元（按养殖面积20亩计算）”、《漳州紫色饲料有限公司饲料销售价格表》注明“预交风险金，包收牛某”及“备注：公司包收牛某，客户需预交20000元／亩”等内容，可以看出吕伟剑依合同预交的40万元系牛某饲料风险金，而非包收牛某的风险金；若要让紫兴饲料公司包收牛某，吕伟剑、吕剑松应再另外按20000元／亩预交包收牛某风险金，但吕伟剑、吕剑松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另外按20000元／亩预交了包收牛某风险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吕伟剑反诉要求紫兴饲料公司赔偿其牛某经济损失，系侵权之诉，其应当举证证明案涉牛某养殖场的死亡牛某准确数量、准确重量、质量、规格、死因、死亡时的市场行情价、紫兴饲料公司的过错事实及其养殖场的牛某损失与紫兴饲料公司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就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而言，吕伟剑应举证证明紫兴饲料公司存在恶意压低牛某价格和不及时回收的事实，但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紫兴饲料公司为促进吕伟剑、吕剑松及时出售牛某，并及时用牛某款抵还饲料款，在核实吕伟剑、吕剑松出售商品蛙的重量后，均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按每斤商品蛙加价0.5元的标准进行补偿；而且，紫兴饲料公司做到及时向吕伟剑、吕剑松报知商品蛙的市场收购价及病蛙、次蛙的另价，由吕伟剑、吕剑松决定是否马上出售牛某，并经常催促吕伟剑、吕剑松出售牛某，紫兴饲料公司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吕伟剑未能举证证明紫兴饲料公司存在过错等侵权事实或违约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紫兴饲料公司的上诉请求。吕伟剑辩称，一、吕剑松是吕伟剑聘请的负责牛某养殖技术员工，并非是合伙人或者养殖场管理人员，不具有对账的代理权限。根据本案一审证据，吕剑松与其他员工向吕伟剑领取工资，并且其工作时间累计约6个月左右，一审认定吕剑松为现场管理人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紫兴饲料公司所提供《土地经营承包（合同）》，系因吕伟剑人在菲律宾才委托吕剑松与他人签订，该委托行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养殖管理人员或者合伙人的依据。二、紫兴饲料公司负有包收牛某的合同义务。首先，双方在《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的合同标题中已经明确牛某饲料经销以及回收牛某；其次，双方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包收牛某。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了“甲方收取乙方预交风险金20000元／亩，按养殖面积20亩计算”的内容，第二条约定了“双方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将预交风险金总额人民币40万元”的内容，第六条约定了“回收蛙、回收蛙价格，回收商品蛙价格（时价）：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的内容，由此可见，紫兴饲料公司为了包收牛某，承诺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牛某。故上紫兴饲料公司认为该40万元为牛某饲料风险金并没有合同依据，双方约定预交风险金是为制约吕伟剑将牛某卖给他人而收取的履约保证金。而且，该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应收账款＝乙方预交风险金总额＋甲方回收蛙款总额-乙方赊欠甲方饲料款总额”，合同附件《漳州紫兴饲料有限公司饲料销售价格表》中也明确载明“预交风险金，包收牛某”，故双方已明确约定回收蛙款包含在对账款项中，足以印证双方约定由紫兴饲料公司回收牛某。再者，从紫兴饲料公司自认及一审认定的案涉三份金额合计183665元的《收条》中也备注了“补差价0.5元／斤”，表明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紫兴饲料公司也在实际履行包收牛某的合同义务。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养殖场牛某产量所对应的补偿款具有合同依据，但并不能就此免除紫兴饲料公司关于供货事实的举证责任。根据一审紫兴饲料公司提供的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亚长与吕伟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林亚长所说“牛某今天报价跌了3毛钱……挡三四天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停顿下”等内容可以看出紫兴饲料公司有包收牛某的权利义务，且对牛某的买卖有决定权，其拖延收购的行为导致其他正常蛙持续染病致死。本案中，证人杨某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有听林亚长说牛某大概四五十万斤”，紫兴饲料公司在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时并未对四五十万斤的牛某产量提出异议，只是向证人杨某询问林亚长所说四五十万斤的时间及牛某情况，应视为紫兴饲料公司对牛某产量四五十万事实的承认，故一审认定紫兴饲料公司应对未收购牛某约40万斤补偿20万元合法有据。另一方面，紫兴饲料公司仍应就供货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未核对饲料款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是否存在欠款以及欠款的具体金额。紫兴饲料公司应提供送货单、发货单等证明其发货事实的单据，与吕伟剑进行对账确定饲料款金额，再根据一审认定养殖场牛某产量所对应的20万元补偿款进行抵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紫兴饲料公司的上诉请求。吕剑松辩称，一、案涉牛某养殖场的经营人为吕伟剑，吕剑松不是该养殖场管理人员，而仅是负责牛某养殖技术员工。在签订《土地经营承包（合同）》期间，由于吕伟剑出国无法签订合同，才授权委托吕剑松代为签订，且该合同系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吕剑松在《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上签名的授权凭证。吕剑松与吕伟剑不是合伙关系，双方属于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一审认定吕伟剑为养殖场管理人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吕剑松所签名的《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饲料款的依据。吕剑松仅是吕伟剑雇请的员工，吕剑松因家中有事请假，前后工作时间累计6个月左右，对养殖场的饲料用料情况并不清楚。紫兴饲料公司要求吕剑松在《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上签名的时候，仅是告诉吕剑松签名不代表对账，之后会再找吕伟剑进行对账，故该签名行为系吕剑松鲁莽行为，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结算对账。而且，吕剑松的签名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所约定的对账主体为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吕剑松并非对账主体，也没有受吕伟剑的委托在《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签名，故该签名行为对吕伟剑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紫兴饲料公司对吕剑松的全部诉讼请求。吕伟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改判驳回紫兴饲料公司对吕伟剑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紫兴饲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约定，乙方（吕伟剑）每次收到甲方（紫兴饲料公司）每批次饲料并验收完毕后，应在随车“运输合同”收货人一栏签字确认并传真或拍照发图文给甲方。但紫兴饲料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并未提供相关的“运输合同”供货证据及吕伟剑已在“运输合同”签名确认的供货证明，无法证明其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饲料，也无法证明其向吕伟剑出售牛某饲料的数量和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至今尚未就买卖饲料的总数量及金额进行最终核对，紫兴饲料公司所谓的“欠款金额”系其自行编造，不足为凭。二、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收蛙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对账人员为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双方每月月底核实对账单。该合同并未约定吕伟剑牛某养殖场的管理人员，也未约定相关管理人员可以作为牛某饲料的签收人员或者对账人员。吕剑松仅是吕伟剑雇请的负责养殖技术的员工，并不具有牛某养殖场管理人的身份。而且，吕剑松并没有在2020年4月23日之前的紫兴饲料公司的任何一份“运输合同”上签名，其并不清楚紫兴饲料公司向吕伟剑的供货数额及金额，其对案涉对账单的确认行为是在未经核对的情况下所作的草率个人行为。故一审认定吕剑松为牛某养殖场管理人，并认定吕剑松在未经吕伟剑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所签认的对账单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吕剑松未经吕伟剑授权委托的对账行为对吕伟剑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代理方式必须是明确的，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签章。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并无任何条款约定吕剑松的权限问题，一审诉讼过程中，紫兴饲料公司也未提供任何有关吕剑松代理权限的证据材料，在此情形下，一审仍变相认定吕剑松具有代理权限，不符合我国有关民事代理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吕伟剑的上诉请求。紫兴饲料公司辩称，首先，吕伟剑与吕剑松系案涉牛某养殖场的合伙人，案涉牛某养殖场所在地系由吕剑松承包；吕伟剑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亦有明确告知紫兴饲料公司的销售管理林艺武，牛某销售订购事宜由吕剑松直接与紫兴饲料公司联系确认。自2019年8月11日起至2020年4月23日的牛某饲料对账结算，包括临时的饲料买卖都是由吕剑松全程负责的，故吕剑松对向紫兴饲料公司购买牛某饲料规格金额等情况知情，且购买的饲料都是用于案涉牛某养殖场。从该对账单所载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吕剑松在该对账单上签名时知道其是在签名对账。因此，吕剑松于2020年4月23日在《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尚欠紫兴饲料公司饲料款1058965元，应作为确定本案饲料款的依据，一审的认定是正确的，吕伟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吕伟剑的上诉请求。吕剑松述称，对吕伟剑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紫兴饲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吕伟剑、吕剑松立即偿还紫兴饲料公司饲料款8753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决吕伟剑、吕剑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吕伟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紫兴饲料公司赔偿吕伟剑牛某经济损失140万元；2.反诉的诉讼费用由紫兴饲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5日紫兴饲料公司（合同甲方）与吕伟剑（合同乙方）签订了《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约定：甲方收取乙方每亩蛙料预交风险金20000元（按养殖面积20亩计算）；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将预交风险金总金额4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养殖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北仑村；回收商品蛙价格（时价）：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合同备注：经双方协商同意，在签订合同同时付给甲方50%风险金，剩余50%风险金在签合同日至一个月内付清。吕伟剑于2019年7月17日和8月15日，转账支付紫兴饲料公司各20万元，合计40万元。2019年12月21日和12月23日吕伟剑将销售牛某款82100元及123975元抵还紫兴饲料公司饲料款。2020年4月23日，吕剑松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该对账单载明2019年7月17日至2020年4月7日期间，养殖场提货金额共计1665040元。2020年4月23日林亚长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饲料款100000元，并注明补差价0.5元／斤，2439斤补12000元。2020年4月24日林亚长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实款153200元。2020年5月9日，林亚长出具收条，确认向吕剑松蛙场收蛙56345元。一审法院认为，紫兴饲料公司举证的有吕剑松签名的《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因吕剑松系养殖场管理人员，该对账单可作为认定吕伟剑共收到饲料数量的依据，可认定吕伟剑收到饲料合计金额1665040元。吕伟剑多次支付紫兴饲料公司款项，合计789740元（明细为200000＋200000＋82100＋123975＋100000＋12000＋15320＋56345）。抵还后，吕伟剑尚欠饲料款875300元。吕伟剑主张系紫兴饲料公司恶意压低牛某回收价格或不及时回收牛某，拖延回收导致大量牛某不能出售，甚至生病死亡。因双方约定回收牛某，并未禁止吕伟剑向他人销售牛某，吕伟剑养殖的牛某因病于短期内大量死亡，与回收情况并无直接关系，吕伟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双方约定紫兴饲料公司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回收商品蛙，因吕伟剑已依约预付了40万元，且向紫兴饲料公司购买了总金额1665040元的饲料，双方约定的回收加价0.5元系紫兴饲料公司的让利。现牛某在养殖后期病死，综合考虑双方的约定及利益平衡，参考该养殖场的估算产量40万斤，按每斤0.5元补偿吕伟剑，即由紫兴饲料公司酌按20万元用以抵扣吕伟剑所欠饲料款。抵扣之后，吕伟剑尚欠紫兴饲料公司饲料款为675300元（875300-200000）。紫兴饲料公司请求吕伟剑支付尚欠货款并自起诉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应予支持，但其请求数额过高，过高的部分不予支持。《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系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所签订，吕剑松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且紫兴饲料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吕伟剑和吕剑松是合伙人，故紫兴饲料公司主张吕剑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吕伟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6753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吕伟剑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553元，由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负担2868元，吕伟剑负担968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吕伟剑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吕伟剑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吕伟剑的护照及其菲律宾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拟证明2018年10月，吕伟剑因身在菲律宾而无法签订案涉《土地经营承包（合同）》，故授权吕剑松代为签订该合同。对上述证据，紫兴饲料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吕伟剑在该签证时间段内均在菲律宾，而且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吕伟剑直至本案二审才提交该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吕剑松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且吕伟剑的证明主张属实。对该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经与原件核对无误，且紫兴饲料公司、吕剑松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并不足以直接证实吕伟剑的证明主张。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紫兴饲料公司、吕伟剑、吕剑松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一审判决第5页第一段所认定的事实“2020年4月24日林亚长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实款153200元”部分存在笔误，将“15320元”误作“153200元”，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项下发生的饲料款总额应如何确定；2.本案尚应支付的饲料欠款金额应如何确定；3.吕剑松与吕伟剑之间就案涉牛某养殖是否成立合伙关系，是否应对案涉饲料款欠款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项下发生的饲料款总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吕伟剑、吕剑松主张案涉《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不能作为确定本案饲料款总额的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从案涉吕剑松与紫兴饲料公司员工林艺武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吕剑松跟进了案涉饲料买卖合同履行期间的大部分饲料订货、发货、收货事宜，对案涉饲料买卖具体情况知情并了解；且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提到的有关发货日期、发货规格、数量、重量等总体上与案涉《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中所记载的日期、数量、重量等能够相互印证；案涉《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中所列的还（抵）款情况也能够与本案的收条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一审将该《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吕伟剑不认可案涉《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但亦未能明确指明其认为该《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中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具体对账内容；其主张紫兴饲料公司应提供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所约定的有吕伟剑签名确认的“运输合同”以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供货义务，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对账，但双方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一致明确，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合同的相关约定执行，因此，吕伟剑的上述对账主张，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情况，可以认定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已通过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中有关收货对账结算的约定，因此，不应机械适用双方书面合同中的收货对账结算条款来否认案涉《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的证明力。据此，一审根据《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的记载，认定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项下发生的饲料款总额为1665040元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尚应支付的饲料欠款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项下发生的饲料款总额为1665040元，抵扣吕伟剑预交的风险金40万元以及合同履行期间的牛某款、已付饲料款后，尚余饲料款875300元。一审认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紫兴饲料公司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回收商品蛙，系紫兴饲料公司的让利，并据此参考案涉养殖场的估算产量40万斤，判决由紫兴饲料公司酌按20万元补偿抵扣吕伟剑所欠饲料款。紫兴饲料公司上诉提出一审酌减20万元缺乏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吕伟剑在本案二审答辩中，明确主张双方之所以约定“回收加价0.5元”系紫兴饲料公司为了“包收牛某”，“制约吕伟剑不向他人出售牛某”而约定的，紫兴饲料公司亦主张该条款约定是为了促进吕伟剑及时将牛某出售并用售蛙款抵偿饲料款而协商确定的，由此可见，“让利”并非双方当事人订立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审上述认定内容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且认定案涉养殖场的估算产量为40万斤亦缺乏依据，故一审判决由紫兴饲料公司酌按20万元抵扣吕伟剑所欠饲料款，有所不当，应予纠正。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形，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后附《漳州紫兴饲料有限公司饲料销售价格表》约定了具体的饲料销售单价，同时，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回收商品蛙价格（时价）：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由此可见，案涉饲料销售价格与回收牛某价格加价的条款是双方一并协商确定的，若案涉牛某均正常回收出售，则在出售了饲料总额1665040元饲料的情况下，紫兴饲料公司实际收回的饲料款金额应是扣除了按照实际回收牛某斤数＊0.5元／斤计算所得金额后的数额，在该种情形下，双方可以实现合同约定的利益平衡状态。现案涉牛某养殖场的相当一部分牛某无法正常回收，吕伟剑作为养殖经营者，本就直接受有损失，在此情形下，若不考虑“回收商品蛙价格（时价）：根据市场行情价格每斤加价0.5元”的合同约定已无法实际执行的因素，而仍要求其按照《漳州紫兴饲料有限公司饲料销售价格表》所计算确定的饲料款总额全额支付饲料款，将打破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利益平衡状态，也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另一方面，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紫兴饲料公司）根据乙方（吕伟剑）提供成品蛙出售计划，协助、配合乙方回收符合上市规格要求的商品蛙”，亦即，紫兴饲料公司具有协助、配合回收商品蛙的合同义务，虽然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吕伟剑所提出的紫兴饲料公司存在恶意压低牛某回收价格或拖延回收牛某行为导致大量牛某不能出售甚至生病死亡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但从紫兴饲料公司所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林亚长与吕剑松2020年4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吕剑松提到的“以前都不抓起来卖”以及林亚长提到的“做生意总要赚钱，不可能亏钱来抓”等内容来看，紫兴饲料公司在履行“协助、配合乙方（吕伟剑）回收符合上市规格要求的商品蛙”的合同义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瑕疵，紫兴饲料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充分完全履行了协助、配合回收商品蛙的合同义务。据此，综合考虑上述本案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设定情况、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况，从维系合同利益平衡状态及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出发，结合案涉合同项下买卖饲料的具体数量、单价、饲料数量与牛某产量的通常投入产出比、已回收牛某及已补差价数额等具体因素，本院依法确定本案尚应支付的饲料欠款金额应在根据案涉《漳州紫兴饲料有限公司饲料销售价格表》及《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所确定的尚欠饲料款金额875300元的基础上酌减100000元，亦即，本案尚应支付的饲料欠款金额为775300元。三、关于吕剑松与吕伟剑之间就案涉牛某养殖是否成立合伙关系，是否应对案涉饲料款欠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牛某饲料经销赊账回收蛙合同》中明确列明甲方为紫兴饲料公司、乙方为吕伟剑，因此，一审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是紫兴饲料公司与吕伟剑并无不当。而且，紫兴饲料公司于2020年4月发出的《客户业务往来对账单》的开头列明“尊敬的：吕伟剑老板”，所列提货清单中的“客户”一栏均记为“吕伟剑”，表明其亦确认与其发生饲料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系吕伟剑。现紫兴饲料公司以案涉牛某饲养场地的《土地经营承包（合同）》系由吕剑松与案外人签订为由，主张吕剑松与吕伟剑之间就案涉牛某养殖成立合伙关系，但吕伟剑与吕剑松一致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能够对由吕剑松代吕伟剑与案外人签订《土地经营承包（合同）》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因此，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伟剑与吕剑松之间就案涉牛某养殖成立合伙关系，紫兴饲料公司要求吕剑松与吕伟剑共同承担案涉饲料欠款之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紫兴饲料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吕伟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吕伟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7753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从2020年7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漳州市紫兴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12553元，由紫兴饲料公司负担1434.14元，由吕伟剑负担11118.86元；一审反诉受理费8700元，由吕伟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553元，由紫兴饲料公司负担1434.14元，由吕伟剑负担11118.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若贤审 判 员 张海泉审 判 员 卢津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玲珊书 记 员 蓝巧红书 记 员 郭少进附法律条文：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