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491民初8520号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9号院6号楼14层1403。法定代表人：王楠，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硕，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仕豪，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和美路999号吉视传媒信息枢纽中心。法定代表人：王胜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玮，吉林省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基成，吉林省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顺公司）与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视传媒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硕、闫仕豪，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玮、申基成通过本院电子诉讼平台在线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通过“吉视传媒”有线数字包视平台提供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是板凳》的播放服务；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5000元、维权合理费用律师费4500元、公证费500元，共计80000元。原告当庭申请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告经合法授权取得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是板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性质为独占专有，并亨有以自己的名义依法维权的权利。涉案作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原告发现被告未经原告合法授权，通过其所经营的“吉视传媒”有线数字电视平台提供上述影视作品的播放服务，对此原告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被告非法提供该影视作品播放的行为极大地侵害了原告对该影视作品享有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原告为了维权支付了相应的合理费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本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首先，根据民法总则第179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只规定了填平原则的适用。其次，被告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也没有造成客观上的“情节严重”，不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二、本案损害赔偿的确定应当依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许可使用费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第一章第1.2条有关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本案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须采取如下顺序：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法定赔偿。被告认为通过本案证据能够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许可使用费，因此不应适用法定赔偿标准。1、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无形财产权，其侵权损害之实际损失为间接损失，即，被侵权人可得利益的丧失。就本案而言，被侵权人丧失的可得利益是涉案电视剧的销售损失，而这种销售损失应该以市场价格来计算。根据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向被告提供的《2019年时利和顺公司报价表》，以及原告与被告在2017-2019连续三年签订并实际履行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涉案电视剧（即，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在吉林省内通过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播放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75元/集/年，其可以作为原告销售损失的客观依据。另外，根据被告与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等其他版权方就同类电视剧（即，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的相同版权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市场价格也是人民币75元/集/年，其可以作为原告销售损失的参考依据。因此，根据上述市场价格的客观依据和参考依据，可以认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人民币75元/集/年。2、许可使用费标准。首先，原告与被告在2017-2019年连续三年签订相关许可使用合同（即，《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授予被告在吉林省范围内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渠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约定相关电视剧（即，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的许可使用费为人民币75元/集/年。上述合同均实际履行，被告也支付了相应的许可使用费。被告认为，上述许可使用合同所约定并实际履行的许可使用费是涉案电视剧实际的许可使用费，是确定涉案电视剧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客观依据。其次，被告与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等多家版权方都有合作，签订有同类的许可使用合同（即，《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同类电视剧（即，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的许可使用费均为人民币75元/集/年。这些实际履行的许可使用合同可以作为确定涉案电视剧合理许可使用费的参考依据。因此，根据被告与原告的许可使用合同并参考被告与其他版权方的同类许可使用合同，可以认定涉案电视剧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为人民币75元/集/年。被告恳请法院注意，上述许可使用费标准看似较低，但这是仅限于吉林省范围的许可使用费，如果考虑全国范围，其许可使用费标准可以达到2700元/集/年（大陆地区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例如，涉案电视剧《狂飙支队》在吉林省范围的许可使用费为每年二千八百五十元，那么其在全国范围的许可使用费可达到每年九万一千二百元，这对于出品多年、知名度不高的老剧而言已经不低了。如果依照法定赔偿标准（例如3万）确定赔偿数额一部电视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近百万的赔偿额，这与其出品多年的老剧的市场价值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4月15日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中强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同时，也提出要“加强著作权诉讼维权模式问题研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防止不正当牟利行为。”因此，被告恳请法院依法按照涉案电视剧的市场价格或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本案的损害赔偿数额。3、其他因素从作品类型上看，涉案电视剧出品日期较早，已过了热播期，甚至脱离了现代观众对影视剧的观赏要求，市场价值有限。从侵权行为性质后果来看，首先，被告与多家版权方均有相关影视作品等方面的合作，因此吉视传媒平台上所有的影视作品均有合法来源，并非故意侵权。其次，被告会定期检查上线影视作品的版权有效性，虽然存在一些影视作品在授权过期后未及时下架的情况，但持续时间很短。再次，被告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是吉林省内局域网（非互联网），覆盖范围仅限于吉林省内且只能通过吉视传媒机顶盒接收，受众非常有限。最后，当前主流的视频点播渠道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终端，而涉案电视剧通过主流视频网站（例如爱奇艺、优酷等）均可以免费观看，因此涉案电视剧在吉视传媒平台上的点播量很少。因此，综合作品类型、传播渠道、传播范围、受众数量点播量等因素，将涉案电视剧在吉林省范围的市场价格或许可使用费认定为人民币75元/集/年是合理的。三、关于合理开支。1、原告未能提供相关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等有关合理开支的证据。2、本案案情简单、诉讼标的不大、权利义务清楚，律师费不宜过高。3、本案涉及多件关联案件，不应重复计算合理开支。四、原告知道并认可被告主张的许可使用费标准。1、北京时利和顺与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为关联公司，即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行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且北京时利和顺与霍尔果斯时利和顺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吕宁和王楠。2、北京时利和顺认可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吉视传媒签订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及相关的许可使用费标准。王楠，北京时利和顺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业务联系人直接参与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被告的相关业务，并且在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被告之间的许可使用合同及相关结算单上签字。由此说明，北京时利和顺知道并且认可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吉视传媒签订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及相关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五、类案参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理的、北京旭日平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2016）京3民终479号，许可使用协议可以作为侵权获利的计算依据。被告认为许可使用协议也能作为权利人实际损失的计算依据，除非权利人有相反证据。参见判决书第7页内容如下：本案中，根据一审中的证据，羽扇纶巾公司与爱奇艺公司2014年10月签订的《独家许可使用协议》中显示羽扇纶巾将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60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爱奇艺公司，爱奇艺公司就授权作品的使用向扇纶巾公司支付费用4900元平均每部作品的许可使用费为83000元。本院认为，《独家许可使用协议》能够作为证明侵权人获利的初步证据，羽扇纶巾公司称上述许可使用协议涉及的作品的知名度等因素存在不同且自身对于协议中的作品亦付出了成本，但羽扇纶巾公司及爱奇艺公司在有能力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未对协议中涉及的作品的差异性和成本付出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现有证据，结合《独家许可使用协议》内容，羽扇纶巾公司对涉案影片的获利数额约为83000元，因此，爱奇艺公司与羽扇纶巾公司连带赔偿旭日平安公司的经济损失额为8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权利人所受损失和侵权人非法获利数额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因此酌定经济损失赔偿数额为二万元，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涉案作品权属等相关事实原告提交了涉案作品片尾截图，显示本剧著作权人为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和东阳大唐娱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9月10日，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轮版权、网络版权、音像版权、二轮版权、海外及未来的播出版权权利授予东阳大唐娱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授权期限是永久。（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03号公证书证明上述《授权书》的影印本与原本相符。2016年7月16日，东阳雷氏娱乐文化工作室与东阳大唐娱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制止侵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予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期限2016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06号公证书证明上述《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的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截图显示东台雷氏文化工作室名称实为东台雷氏娱乐影视文化工作室。2016年6月28日，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阳雷氏娱乐文化工作室签订《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制止侵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予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期限2016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2018年11月12日，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包含在内的106部影视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维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予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2019）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3793号公证书，证明上述《授权书》的影印本与原本相符。2018年9月25日，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包含在内的106部影视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维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予北京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其中涉案作品的授权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涉案作品共计36集。二、被诉侵权行为相关的事实原告提交了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出具的（2020）吉长国安证内民字第52206号公证书。原告于2020年10月19日向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书及公正视频显示，2020年10月19日原告代理人及公证人员来到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如家商旅酒店335号房间，打开酒店内电视机，首页显示有“吉视传媒”等内容。用遥控器搜索涉案作品，点击进入详情界面，显示有36集完整剧集列表。依次点击播放第1集、第18集和第36集并随机拖动进度条，均可正常播放。该公证书取证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24部影视作品。原告为向本院提交了吉视传媒网站信息查询截图，图中显示被告的ICP备案/许可证号为：吉ICP备15001959号，主办单位名称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企业，网站首页地址为：www.jishimedia.com，网站域名为：jishimedia.com。三、被告抗辩的相关事实被告拟证明涉案电视剧的市场价格或许可使用费为每年每集人民币75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1.2019年时利和顺公司报价表；2.2017-2019年吉视传媒与时利和顺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3.2017和2018年时利和顺与吉视传媒的结算单、发票和转账凭证；4.2019年吉视传媒与九家版权方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5.2019年吉视传媒与四家版权方的结算单、发票及转账凭证。被告拟证明原告知道并认可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许可使用合同及许可使用费标准，提交了时利和顺相关公司企业信息网站查询结果截图，图片显示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北京时利和顺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吕宁和王楠。四、其他事实原告拟证明被告平台用户量大，互动点播量高达7.1亿次，向本院提交了《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报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报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其中显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五号——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一、有线电视用户数量：561.53万户。二、宽带用户数量：115.47万户。三、基本业务的ARPU值：26.38元/月。基本业务的ARPU值为：基本业务收入、工程建设收入、配套收入，用户为缴费用户。四、互动用户数：177.58万户。五、互动点播量：7.1亿次（2020年1-6月累计点播次数）。”另查，原告主张其因维权支出了律师费、公证费，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片尾署名截图、《授权书》、公证书、吉视传媒网站信息查询截图，被告提交的公司报价表、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发票、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除相反证据外，可以根据影视作品上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确定著作权人。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涉案作品片尾署名截图、授权书等授权链条完整的著作权授权文件，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在授权区域及授权期间内享有涉案作品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根据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可知，在涉案吉视传媒平台可搜索到涉案作品，并选择相应剧集进行播放，该种播放方式属于点播方式，也即用户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涉案作品，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被告在运营的吉视传媒网站中未经许可提供了涉案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被告的侵权行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鉴于原告已经撤回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不再处理。关于经济损失，被告主张按照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使用标准75元/集/年来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并确定赔偿数额。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合作合同中并无涉案影视作品，且该许可使用费标准是批量授权的费用，对涉案影视作品而言，并非可比较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不宜参照该费用标准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被告的侵权获利，本院将综合考虑涉案影视作品的上映时间、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被告涉案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的金额。关于律师费、公证费，原告为维权对涉案侵权行为进行公证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有相关费用支出的凭证，在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律师费与公证费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订）第十条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400元，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员 张连勇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柴榕翔书 记 员 王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