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703民初2700号原告：刘伯超，男，汉族，生于1943年4月8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邦才，绵阳市涪城区吴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吴家镇兴顺村第四农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文云义，系该社社长。原告刘伯超诉被告吴家镇兴顺村第四农业合作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伯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邦才和被告吴家镇兴顺村第四农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文云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伯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7000元，并从应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我就十六年来为解决问题，上下奔跑的劳务费及精神伤害费48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于1970年从蓬溪县全家迁移到农业合作社，一直在第四农业合作社生产、生活。我于1994年出去当和尚，我名下的土地被被告农业合作社收回。2002年，因修建绵阳监狱征用了农业合作社的耕地200多亩，农业合作社决定向全社社员发放征地费，当时的社长文礼超召集21名社员开会作出决定：此次每人平分10000元，但只给刘伯超分4000元。2004年文富义当选社长后，又决定每个社员再分1500元，社员文和强提出，刘伯超已领取了一次性补偿4000元，户口都被取消，没有资格再分钱，文富义遂决定户口既然被取消，就再收1000元买个户口。所以就只给我分了500元。2005年，被告才重新分土地给我。被告农业合作社一共给我少分7000元，我多次找被告，要求给我补足款项，被告不同意，我就多次上访。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人民政府在2017年9月19日开会作出决定，要求被告农业合作社最迟在一个月内将未给我的钱一分不少的补上，但被告农业合作社至今不给我。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农业合作社辩称，原告作为我社的社员，确实应该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之所以只给原告分了4000元，而不是10000元，是因为原告于1994年就外出当和尚，土地被我社依法收回。2002年土地被征用时，原告只是有户口在我们生产队上，并没有土地，而且，原告交回土地后，未再履行缴纳税费的义务，也未履行出义务工的义务，故原告与我社的其他社员不是同等条件，所以就只给他分配了4000元。至于原告主张的2004年又分了1500元，又扣了1000元买户口的问题，我社不清楚。但兴顺村无论村上还是社上均有这种规定，上户口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原告支付了这1000元，那也是根据当时村上和社上的约定支付的，不应当退还。另外，我社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是在2002年，至今已经长达16年，社长都换了几轮了，原告现在才提起诉讼，早就过了诉讼时效了，其诉求不应当得到法院支持。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信息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在1969年就在生活；2、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社员开会决定的复印件一份，证明在2002年在分配土地征用费时，原告只分配了4000元；3、吴家镇政府综治办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为挣取自己的权利，多年来一直在找村上、镇上的领导反映情况，但至今都未得到解决。被告农业合作社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69年1月，原告刘伯超及其家人从四川省蓬溪县全家迁移到被告农业合作社，后一直在第四农业合作社生产、生活。1994年，原告刘伯超离家外出到德阳市某寺庙当和尚，其名下的土地被被告农业合作社收回后，分配给其他社员耕种。原告刘伯超在被告农业合作社的户口被“取消”（未在公安部门做实际变更登记）。2002年，绵阳监狱在农业合作社的土地上修建，征用了被告农业合作社的土地200余亩，向农业合作社支付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300万元左右。2002年3月28日，被告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文礼超组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向全体社员发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每人分配10000元。会议还决定：刘伯超等仅保留户口的人员的待遇：鲜述华5000元、钟华琼50**元、刘伯超4000元、文礼宣1500元、李代军1500元；聂中云等买户口的人员的待遇：每人分4000元。等等。原告刘伯超不服上述分配意见，于2003年8月回家后，找到当时的社长文礼超，要求解决，无果。2004年，文富义当选社长后，又决定每个社员再分1500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有社员提出，刘伯超在本社的户口都被取消了，已经分了4000元了，没有资格再分钱。文富义遂决定只给原告刘伯超分500元，另外的1000元作为重新上户口的费用，原告刘伯超以后可以和其他社员一样分配土地。2005年，原告刘伯超从德阳市某寺庙还俗回家，被告农业合作社给原告刘伯超重新分配了土地。原告刘伯超于2005年3月、2006年2月、2007年1月等时间数次找社长文富义，2007年以后也多次找社长文富义，要求解决未足额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问题，社长文富义均表示无法解决。原告刘伯超遂多次向村上领导、镇上领导反映、控告，时任吴家镇党委书记的李东于2010年7月14日签注“请村、支两委搞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息诉息访”的意见，但原告刘伯超的诉求仍未得到解决。其后，原告刘伯超仍多次找社、村、镇有关部门反映诉求，均未得到解决。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证明》，称原告刘伯超不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从事发至今，一直在找社、村、镇及上级有关部门”，要求给予协调解决。被告农业合作社原社长文礼超于2018年6月20日出具《证明》、原社长文富义于2018年6月22日也出具《证明》，声称原告刘伯超在自己任职期间，多次找自己解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少分配钱的问题，均因“阻力大，未解决”。庭审中，原告刘伯超“就十六年来为解决问题，上下奔跑的劳务费及精神伤害费4800元”的诉求，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因修建绵阳监狱，征用了被告农业合作社的土地200余亩，是对被告农业合作社全体社员所共同享有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凡是被告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均应当一视同仁、不分贡献大小的平均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而不应当视各自的具体情况分不同档次予以分配。被告农业合作社于2002年3月28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每个社员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10000元，但刘伯超等人视具体情况分配1500元至5000元，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原告刘伯超外出到德阳市某寺庙当和尚，其户籍并未在公安机关作相应的登记变更，被告农业合作社自行将原告刘伯超的户籍“取消”，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在文富义于2004年当选社长后决定每个社员再分配1500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时候，扣除原告刘伯超的1000元作为“重新上户口”的费用，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原告刘伯超还要求被告农业合作社赔偿就十六年来为解决问题，上下奔跑的劳务费及精神伤害费4800元，因未提交相关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伯超的诉求是否过时效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原告刘伯超提供原社长文礼超、文富义出具的《证明》证实，对于被告农业合作社未足额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问题，原告刘伯超多次找原社长给予解决；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也出具《证明》，称原告刘伯超“从事发至今，一直在找社、村、镇及上级有关部门”，要求给予协调解决。在解决无果的情况下，又提起诉讼。故对被告农业合作社关于原告刘伯超的诉讼请求已经过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原告刘伯超要求被告农业合作社给付扣发的7000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对原告刘伯超要求被告农业合作社承担扣发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资金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鉴于本案事发至今已经长达16年之久，被告农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数次变动，前任社长不尽职尽责解决的问题，留待现任社长解决，难度较大；加之原告刘伯超尽管“从事发至今，一直在找社、村、镇及上级有关部门”解决其被扣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7000元的问题，但却一直拖延提起诉讼，对其被扣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7000元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原告刘伯超要求被告农业合作社给付上述7000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资金利息，本院酌情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农业合作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伯超支付扣发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7000元；如果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刘伯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收取诉讼费48元（原告刘伯超已经预交），由原告刘伯超承担18元，被告农业合作社承担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宏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黎小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