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704民初1097号原告：陈罗丹，男，199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广辉，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刘卓，男，198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武穴市，第三人：杭州易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春晓路46号3楼。法定代表人：单建斌，该公司总经理。原告陈罗丹诉被告刘卓、第三人杭州易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房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罗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广辉，被告刘卓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易房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罗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90000元。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是第三人员工。因购房需要，2016年4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杭州易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物业顾问咨询费确认书》，就原告与案外人的房屋转让提供中介服务，共计费用112031.20元。第三人指派业务人员即被告负责上述业务，在整个业务过程中，被告以第三人的名义要求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原告基于对第三人以及被告的信任，支付全部费用，其中90000.00元支付给被告。2016年9月8日、9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第三人分别办理了各自的交接手续，业务全部完成。2017年11月1日，第三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顾问费及代垫费用90000.00元，因杭州仲裁委员会认为被告没有第三人授权，故仲裁裁决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上述90000.00元款项，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刘卓辩称，对收取原告90000.00元的款项认可，但该款已交给易房公司了，公司也开具了发票，业务已完成，由于给付的是现金，所以没有凭证，如公司没收到款项不会给发票，答辩人代表的是公司，故不存在不当得利，所以原告起诉答辩人不成立。第三人易房公司在庭审结束后，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易房公司与本案的诉讼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不应作为第三人，原告的两项诉请所针对的对象均是被告。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受益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虽杭州市仲裁委员会已作出裁决，但原并未向易房公司支付款项，自身损失无从谈起。综上，原告申请追加易房公司为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所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也缺乏请求权基础。原告陈罗丹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仲裁裁决书；证据二，情况说明、交易情况说明；证据三，物业顾问咨询费确认书；证据四，委托代理合同；证据五，房屋转让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据六，买卖客户交接清单、买卖业主交接清单；证据七，银行凭证；证据八，杭州中院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被告刘卓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院提交银行汇款凭证。拟证明涉案业务完成后易房公司支付被告提成费用12274.68元。第三人易房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庭审质证时，被告刘卓对原告陈罗丹提供的证据一有异议，易房公司不存在任何代垫费用，90000.00元钱是刘卓用现金给的易房公司，然后易房公司把发票和房产证都给了刘卓来帮原告办理这个事，所以对裁决书中所说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对证据二、三、四、五、六、七无异议；证据八，对原告不认可刘卓的身份，有异议，在2016年5月份离职之前，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店长高猛或者其他的工作人员收取的，但是本案的业务是易房公司要求刘卓回来办理的。原告陈罗丹对被告刘卓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相互印证，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案事实确认如下：2016年4月17日，原告陈罗丹与第三人易房公司签订《杭州易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物业顾问咨询费确认书》一份，约定成交物业为御江苑5幢2单元2401室，物业顾问咨询费45000.00元，支付日期为房产过户前一天。同年8月11日，陈罗丹与易房公司及案外人魏清、林瑞胜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易房公司为陈罗丹及案外人魏清、林瑞胜提供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御江苑5幢2单元2401室房屋转让居间服务。同日，陈罗丹与案外人魏清、林瑞胜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随后签订《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上述房屋交易过程涉及的所有税费及中介代理费均由陈罗丹承担，且在签订本协议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中介方，税收补贴直接抵扣后相关税票归陈罗丹执有。2016年9月8日，原告陈罗丹办理了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御江苑5幢2单元2401室房屋权属登记，权证号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68273号。同日，陈罗丹通过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易房公司分别汇款5500.00元、16531.20元、90000.00元，易房公司收到5500.00元、16531.20元，而90000.00元汇款于当日10：06汇出，10：44退回。同时，金额均为31700.00元的房屋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和房屋买卖契税的两张税收缴款书开具。2016年9月13日，陈罗丹接收涉案房屋，在“买卖客户交接清单”、“买卖业主交接清单”上，陈罗丹在客户签字确认处签字，并注明“发票已收”，两份交接清单上的业务员处机打为“刘卓”。同日，金额为45000.00元的服务费税务发票开具。上述三张税务发票原件均由原告陈罗丹持有。同年9月22日，易房公司以费用报销名义通过银行汇款12270.41元至刘卓账户。2017年11月1日，第三人易房公司以陈罗丹未支付物业顾问咨询费及代垫费90000.00元为由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1日作出（2017）杭仲（萧）裁字第305号裁决书，裁决陈罗丹支付顾问咨询费及代垫费用90000.00元。陈罗丹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浙01民特49号，驳回陈罗丹要求撤销（2017）杭仲（萧）裁字第305号裁决的申请。另查明，原告陈罗丹分别于2016年8月11日、9月2日、9月12日，通过支付宝转账刘卓26500.00元、18000.00元、25000.00元，9月13日支付刘卓现金20500.00元，共计支付刘卓90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刘卓的收款行为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三人易房公司认为公司未授权刘卓收取相关费用，刘卓收取费用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刘卓认为其已将代收的90000.00元交付公司，该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本院认为，第三人易房公司的意见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①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浙01民特49号案件中，第三人易房公司未否认公司曾有名为“刘卓”的员工；②在2016年9月13日的“买卖客户交接清单”、“买卖业主交接清单”上业务员处机打名字为“刘卓”；③易房公司未否认与陈罗丹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此，涉案房屋买卖业务系由名为刘卓的公司员工完成。其次，易房公司认可的员工刘卓是否系本案被告刘卓？本次诉讼中，刘卓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未对其身份提出异议，而第三人易房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对于本案被告刘卓的身份予以认可。第三，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应先付款后出具发票，即便出现未付款先开具发票的情况，通常也会在发票上或以其他方式备注未实际收款，第三人易房公司作为从事房地产中介、房地产信息咨询等服务业务的公司，应严格按财务规范流程操作，亦应明确知晓开具发票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第四，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前期，陈罗丹占主导地位，而在房屋转让合同签订后特别是在办理产权证书和房屋交接手续时，易房公司应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如果陈罗丹未按委托代理合同和房屋转让合同履行义务的话，易房公司应该不会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和房屋移交手续；当然，易房公司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陈述其是在看到刘卓提供的2016年9月8日陈罗丹转账支付截图后认为公司已收到全部款项才办理过户和移交房产的，但实际上在9月8日当天时隔半个小时陈罗丹的90000.00元转账即被退回，而涉案税务发票和交房时间均为9月13日，易房公司甚至在9月22日还支付刘卓12270.41元。综上，被告刘卓作为第三人易房公司业务员代收原告陈罗丹90000.00元的行为，从第三人易房公司为原告陈罗丹出具税务发票、协助办理过户以及移交房屋的行为分析，该行为系易房公司授权或即便事前未授权，其事后也通过开具发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移交房屋等行为进行了追认，故被告刘卓收取90000.00元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陈罗丹要求其返还的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罗丹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50.00元减半收取1025.00元，由原告陈罗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 李 婷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何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