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3民初9767号原告：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丁云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纯。被告：李阳，女，1986年8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第三人：上海晖春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１号1幢105室。法定代表人：李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原告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参遇网公司”)与被告李阳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追加第三人上海晖春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晖春公司”)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继峰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参遇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纯、被告李阳、第三人晖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参遇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参遇网公司无须支付被告李阳2020年1月至2020年４月期间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44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被告不是原告公司员工，被告是原告的二级分销商，双方是合作关系，原告为被告办理招退工是为了代缴社保。劳动仲裁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20年1月至2020年４月期间工资7,440元有误，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被告李阳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告从2017年开始就是在原告宝山区沪太路XXX号处工作，工作内容是打电话销售让客户上门买保健品，具体方式为一天给客户打电话，一天服务客户，对于有意向的客户会把客户带到一个地点让他们购买产品，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持续到2020年10月，因为原告拖欠工资，被告就辞职了。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是基于用人单位的义务。至于是不是受晖春公司委托代缴社保，被告不清楚。晖春公司和原告参遇网公司实质上是同一个幕后老板，被告在两家公司的经营地轮流上班，被告认为其实是一家公司。被告认可仲裁的裁决结果。第三人述称，被告曾与第三人签过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就未在第三人处工作，至于是否在原告处工作第三人不清楚。第三人与原告并非关联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公司。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仲裁裁决书，被告及第三人对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围绕抗辩意见提供了工作证、社保缴费凭证、工资条、工资明细、考勤等证据，第三人未提交书面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对工作证、社保缴费凭证真实性认可，但称办工作证是为方便被告上门推销而制作的，社保是代缴的，并不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该些证据与其无关。上述证据本案在卷予以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于2018年2月注册成立，原告为被告办理了招退工备案手续并为被告缴纳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20年10月14日，原告为被告办理了社保转出手续。被告工作证显示发证单位为原告参遇网公司并加盖有原告印章。工商信息显示原告参遇网公司与第三人晖春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和股东并不重叠。审理中，被告认为原告是基于用人单位的义务为被告缴纳社保。原告对为何为被告缴纳社保陈述先后不一，起诉状上称是受第三人晖春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为被告代缴社保，庭审中又称并非接受晖春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托，而是受被告请求为其缴纳社保方便被告子女在上海读书，在庭审之后谈话中又改口称受晖春公司所托为被告代缴社保。第三人对是否委托原告为被告代缴社保，在案件审理中也前后陈述不一，庭审时否认委托原告参遇网公司为被告代缴社保，庭审之后的谈话中又称晖春公司老板与参遇网公司老板是朋友，被告曾在晖春公司工作过，表现尚可，被告需要缴纳社保方便孩子读书，因晖春公司未开设社保账户，因此晖春公司的老板就委托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另，庭审时原告和第三人否认两家公司存在联系，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原告又提供一份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称双方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合作期限自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合作内容是第三人将客户资源引流到原告处，但两家公司性质不同，并非同一家公司。第三人对合作协议内容认可，确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被告认为原告在拖延时间和逾期举证，对合作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2.被告提供的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部分考勤记录显示，2020年1月原告出勤至1月10号，2、3月份因春节及疫情未出勤、4月9日恢复工作。被告另提供该期间部分工资条显示被告工资构成由底薪加提成构成，底薪金额早期2,500元/月，后调整为3,000元/月。上述考勤表及工资单未见原告或第三人印章。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庭审中确认通过现金结算报酬，具体如何结算代理人不清楚，后在庭审之后原告又称原告未发放过工资给被告。3.被告与第三人晖春公司签订有一份2018年5月6日至2019年4月5日的劳动合同，第三人确认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在合同到期后被告从第三人处离职至其他公司工作。针对与第三人的之间的劳动纠纷，被告于2020年10月22日向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宝山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2017年10月8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支付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5月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7年10月8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等费用，后宝山仲裁委审理后认为不能认定2019年4月5日之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部分仲裁事项超出仲裁时效，于2020年11月30日裁决对被告请求均不予支持。被告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案号为(2021)沪0113民初5572号，案件尚在审理中。2020年12月17日，被告再次向宝山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称原告成立后即进入原告公司工作，但未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10月13日因原告拖欠工资，被告口头提出辞职，现要求原告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资等费用，后宝山仲裁委认定2019年2月2日时双方未签劳动合同满一年，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终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工资7,440元，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审理中，被告称早期入职晖春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在参遇网公司成立后，在原告和第三人的经营地(沪太路、上大路)轮流办公，但晖春公司与原告参遇网公司实际上同一家公司，工作内容混同、人员混同，被告作为打工的，无法区分清楚，但如果一定要选择告哪家公司，被告选择告参遇网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及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缴纳社保问题前后陈述不一，且有悖常理，故对缴纳社保的原因本院采信被告陈述。被告为证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盖有原告名称字样印章的工作证予以佐证，原告虽辩称被告系其二级分销商，办理工作证是为了便于被告推销商品，但原告对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现结合原告为被告办理了招退工登记备案手续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本院对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而非原告所谓的合作关系。至于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系同一投资人，存在经营范围、人员混同，实质上是同一公司的主张，因缺乏必要依据，本院难以采信。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处于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便因疫情原因，被告未正常出勤，根据相关规定，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仍应支付被告该期间相应的工资。本案被告参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主张该期间工资7,44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现原告不同意支付2020年1月至4月工资7,44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对原告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被告李阳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工资7,4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上海参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继峰书记员  周丽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