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智远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邱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文超，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197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思俊，女，汉族，1946年12月30日出生，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宪堂，男，194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迎，女，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未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伟，总经理。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辰，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书宏，男，195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申，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茂涛，男，198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上诉人山东智远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圣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伟、朱思俊、陈宪堂、于迎、山东未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务公司），第三人杨书宏、陈茂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远圣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五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字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签订过程存疑，且为提前打印的格式合同”，该认定依据仅为张伟提交的视频证据，该证据是张伟代其他被上诉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偷偷录制。对于合同内容，作为和张伟有利害关系的其他被上诉人，非常清楚签字的内容及含义。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利息过高及当事人各方均未出庭进行说明”作为认定上述借款合同不实的依据，完全没有合法依据。关于利息过高问题，当事人双方自愿约定借款利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当然由于约定利息超出法律规定上限，起诉时已对利息进行调整，只诉求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上诉人律师及第三人律师均出庭并作出了书面答复说明。一审法院置各当事人的答复于不顾，强行认定各当事人没有说明法庭提出的问题，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第三、一审法院认定“杨书宏、陈茂涛、张伟”之间的转账形成闭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杨书宏提交了证明除涉案款项之外，张伟欠其借款的协议，三方之间形成闭环的情形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没有采纳杨书宏提交的关键借款协议，不予说明及认定，明显存在审判失误，认定事实错误。第四、资金来源问题。智远圣公司提交了与杨书宏之间的借款协议及杨书宏陈述，证明了涉案资金是智远圣公司向杨书宏借的公司经营款项。张伟不向杨书宏借钱而向智远圣公司借款是张伟自由意愿，对此智远圣公司不清楚，亦无义务和责任去证明。第五、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法庭和被告提出的问题，智远圣公司和第三人未能作出答复”有误。上诉人和第三人都在当庭进行了答复，不好确定的，经一审法院同意，也通过庭后提交书面说明的方式进行了答复，不存在没有答复的事实。对此，智远圣公司可提交邮寄证明材料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肯定会对相关事实不予认可，混淆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作为公正的审判机关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各种证件对全案进行合法、合理判断，仅凭被上诉人的各种质疑及口头反驳，从而认定本案不存在合法借款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错误，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规定予以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智远圣公司合法权益及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良好秩序。望二审法院支持智远圣公司请求，依法改判。张伟、朱思俊、陈宪堂、于迎、未务公司辩称，一、一审事实认定清楚，举证责任分配合法合理，证据充分。1、关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二审中五被上诉人着重强调以下几点：首先，上诉人一方操作控制《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以及后续转账行为整个过程的人是杨建伟，案件中所出现的智远圣公司、陈茂涛均是杨建伟实际控股的公司或亲属，而杨书宏是杨建伟的父亲，对此，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关系图以及在工商信息登记资料。2017年9月份，张伟与杨建伟认识，杨建伟是专门做放贷业务的人，而张伟做股指业务，短期资金需求量很大，所以张伟经常从杨建伟处拿短期资金，只不过约定的利息较高，一般是日千分之三。另外，杨建伟也不会与张伟直接进行资金来往，而是通过其实际控股的公司或者亲属、员工与张伟进行资金来往，对此，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所有资金流水。经统计，自2017年9月30日（也就是张伟与杨建伟发生第一笔资金来往）截止2019年8月26日（也就是发生本案第一笔资金来往），马海春、杨书宏等人、公司向张伟转账为73024000元，张伟向马海春、杨书宏等人、公司转账为96988192元，多转23974192元，实际上多转的部分全部是利息，而且是远超国家规定上限的利息。为了将远超国家上限的利息合法化，杨建伟说张伟得配合走一下账，也就说再做一个借款合同，该情况可以在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张伟与杨建伟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得到证实，即涉案1728万不是借款。于是在2019年8月27日张伟向杨建伟（指派的人员）出具了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其他被上诉人同时签订了空白《保证合同》。接下来便是，智远圣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但却委托其法定代表人陈茂涛分五次向张伟转账1728万，张伟再按照杨建伟的要求，要么当日，要么隔几天将1728万悉数回转给杨建伟的父亲杨书宏，再后来就是智远圣公司堂而皇之的作为原告起诉张伟及其他保证人。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规定，单纯依据《借款合同》根本无法证明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成立，对于大额的借款本金，还需要与《借款合同》对应的流水，“与《借款合同》对应”不仅指流水数额、发生时间上的对应，最重要的是该流水在本质必须是借款，即张伟作在享受了该款项带来利益的同时要承担还款责任，这在法律理论上称作“权利义务对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上签字就需要承担责任”，完全忽略了“形式上有《借款合同》，本质上需为借款关系”这一根本逻辑。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三次庭审中反复强调《借款合同》出借人处所显示智远圣公司的公章是后来才加盖上的，主要是为了向法院说明，如果最初只有张伟的签字，那么在智远圣公司向张伟提起诉讼时，双方在准备组织各自证据时的法律地位、便利性方面绝对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以谁的名义提起诉讼，如何人为的制作流水等方面完全掌握在智远圣公司（或者杨建伟）手里，当然这也是杨建伟之所以让张伟配合签订《借款合同》并进行走账的根本目的。因为所签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杨建伟均不让五被上诉人留存纸质原件，所以五被上诉人才对签订过程进行拍照，这与所谓承担法律责任完全不着边际。最后，五被上诉人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之间存在关于1728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那么在逻辑上至少张伟在2019年8月27日之前要认识智远圣公司或者与智远圣公司之间有交集，但在2019年8月27日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张伟从不知道智远圣公司，也不认识陈茂涛。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最新解释有关规定，该事实无论如何应该予以调查。2、一审判决第七页关于“利息高于国家规定以及智远圣公司第三人未出庭说明情况”的认定符合逻辑，也符合《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首先，智远圣公司在上诉状中承认其与张伟之间约定的利息超过了国家上限，而且在一审起诉时已经进行了调整。五上诉人该表述有偷梁换柱之嫌。一审法院之所以要求上诉人、第三人出庭说明情况，也是为了调查了解客观事实。其次，关于1728万元借款，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共出示了两份《借款合同》，第一份是2019年6月1日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第二份是2019年8月27日张伟与智远圣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因为张伟并不认识智远圣公司，也不认识杨书宏，那么智远圣公司以及第三人杨书宏、陈茂涛出庭对此进行说明完全属于其法定举证责任。按照智远圣公司的主张，涉案的1728万是先由杨书宏出借给智远圣公司（实际上是转给了智远圣公司指定收款人陈茂涛），而后再由智远圣公司（实际上是智远圣公司委托付款人陈茂涛）出借给张伟。按照该逻辑，五被上诉人认为，有必要对杨书宏的职业以及其收入情况进行调查，但智远圣公司和第三人都对此进行了回避。另外，智远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张伟向陈茂涛转账还款统计表，当时陈茂涛还是智远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股100%的股东，掌握着智远圣公司的公章，陈茂涛就是智远圣公司，智远圣公司就是陈茂涛，陈茂涛对于张伟向其转账的性质是本金还是利息及利率标准，应是非常清楚的、最后，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张伟向陈茂涛转账是否有规律以及该转账性质是什么，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728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无论是智远圣公司还是杨书宏、陈茂涛均没有对此进行合理解释。3、一审判决第七页关于“杨书宏、陈茂涛与张伟之间转账闭环”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首先，本案看似复杂，但从整体看，本案中包括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流水的往来等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清晰。因此，五被上诉人制作了图表：⑴在2019年6月1日智远圣公司与杨书宏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是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一审中智远圣公司说杨书宏实际出借给智远圣公司1728万，而且是打给了陈茂涛。也就是说智远圣公司与杨书宏之间虽形式上存在《借款协议》，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转账流水。另外，在一审中智远圣公司承认张伟向杨书宏的部分转款是偿还的1728万借款（智远圣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那么杨书宏代智远圣公司收取张伟还款后，应该转给智远圣公司，但五被上诉人也未看到相关流水。再考虑到，杨书宏是案件幕后操盘手杨建伟的父亲，陈茂涛是智远圣公司100%股东、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那么智远圣公司与杨书宏之间单纯为诉讼而编造签订虚假《借款协议》的嫌疑就会陡然上升。⑵对外发放借款毕竟是公司的经营性行为，智远圣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委托陈茂涛向张伟发放借款，即使陈茂涛是智远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陈茂涛代智远圣公司收到张伟的还款后（智远圣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也应当将款项转给智远圣公司，但五被上诉人并未看到陈茂涛与智远圣公司之间的任何流水。那么，由此看来，智远圣公司与陈茂涛单纯为诉讼而编造签订虚假《委托付款函》嫌疑就会陡然上升。⑶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之间并无1728万元借款的流水往来，当时张伟也是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杨建伟拿到空白合同后再加盖上智远圣公司的公章，这样智远圣公司就可以作为原告起诉张伟。首先，形式上存在借款关系的当事人之间没有转账流水，形式上没有借款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却存在转账流水，尤其是涉案的1728万实际上是在毫无关系的三个人即杨书宏、陈茂涛、张伟之间转悠，1728万出自杨书宏，最终又回到杨书宏，在杨书宏、陈茂涛、张伟之间形成了一个闭环，智远圣公司是被排除在外的。智远圣公司之所以能够作为原告起诉张伟，在于包括杨书宏、陈茂涛等人，包括智远圣公司、山东创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公司都是由杨建伟控制着的，他完全当然也有条件通过制作一些书面凭证而使1728万看起来是一笔借款。其次，因为1728万最初来自杨书宏，最终也是回到了杨书宏，在这种情况下，智远圣公司、杨书宏、陈茂涛均没有损失，而张伟却平白无故多出了1728万元的债务。所以，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恳请法院透过现象看本质，张伟与陈茂涛、杨书宏之间的确存在多笔转账流水，智远圣公司、张伟之间的《借款合同》上也的确是张伟的笔迹，智远圣公司与杨书宏之间《借款协议》上由可能的确是杨书宏的签字，智远圣公司的盖章，这一切从表面看起的确容易被看成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借款，但倘若结合1728万的整个来龙去脉以及查清杨书宏、陈茂涛、智远圣公司、杨建伟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能确定无疑的认定1728万根本不是借款。4、一审判决第八页关于“对智远圣公司资金来源存疑，以及智远圣公司和第三人未能就法庭提问的问题进行答复”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首先，五被上诉人在前面的答辩意见中已经说明，因为1728万从根本上来自杨书宏，即使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之间存在所谓的《借款协议》，杨书宏也应当对自己的职业收入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交证据。据五被上诉人了解，杨书宏早已经退休，而且也不是什么大型公司的股东，根本没有大额收入。加上智远圣公司提交的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在2017年签订《借款合同》中的2000万，两笔借款合计3728万，杨书宏不可能拿出如此多的资金。无论如何，智远圣公司、杨书宏应该对此进行合理解释的。五被上诉人认为，只要杨书宏拿出来自己的银行流水就会一目了然（当然这也是杨书宏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就能够清晰的说明资金是在杨书宏、陈茂涛等其他主体之间来回的“倒账”，当然这些主体都是由杨建伟来控制的。其次，智远圣公司在《借款合同》中是出借人，在案件中是原告，在其与杨书宏之间所签《借款协议》可采性不高的情况下，智远圣公司也应当向法庭解释自己的经济实力，说明自己有能力拿出1728万的借款。五被上诉人在天眼查查询到智远圣公司为小微企业，缴纳社保人数为0，另外现股东杨书芹（应该是杨建伟的姑姑，杨书宏的妹妹，也已经退休），五被上诉人认为智远圣公司就是一个杨建伟专门用来从事放贷业务的皮包公司。最后，智远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杨书宏与其之间签订有《借款协议》，实际上这个协议并没有能够解释说明智远圣公司1728万借款资金来源问题，对于一审法院提出的问题，显然智远圣公司答非所问。在张伟均不认识智远圣公司、杨书宏的情况下，为何张伟不向杨书宏直接借1728万，而是智远圣公司费劲周折通过复杂的转账操作，让自己作为出借人。这个疑问也许只有“套路贷”才能予以回答。智远圣公司在一审中说这是张伟的自由意愿，但是“套路贷”中哪个借款人是自由的。一审判决第八页中关于“智远圣公司和第三人未能对法庭及被上诉人提出问题予以答复”的认定符合相关规定，一审中智远圣公司以及第三人有太多的回答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智远圣公司以及杨书宏、陈茂涛在一审中有太对的回答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不合常理的。首先，2020年2月之前智远圣公司的唯一股东是陈茂涛，2月21日陈茂涛将股权转让给杨书芹、邱红，而杨书芹又是杨书宏的妹妹，杨建伟的姑姑，结合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诸多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图，陈茂涛不可能不认识杨建伟。其次，在一审庭审中，智远圣公司主张张伟在2019年8月26日-8月30日向杨书宏转账1508万是偿还的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在2017年9月份所签《借款合同》中的2000万元的借款，而非偿还的1728万的借款。但同时从智远圣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清单中可以看出，智远圣公司是承认张伟通过向杨书宏转账的方式偿还其1728万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哪些是偿还的1728万，哪些是偿还的2000万。显然单凭智远圣公司的陈述根本无法辨别。倘若单纯统计杨书宏与张伟之间的流水，我们可以确认，即使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于2017年9月份所签2000万《借款合同》为真，那么从2018年1月12日至2020年3月27日张伟向杨书宏转账已经达31068540元，智远圣公司的辩解又是不成立的。第三、智远圣公司、杨书宏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作为出借人是如何联系上张伟的。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或者至少要有中介搭桥。2019年8月26日之前，张伟和智远圣公司没有任何的交集，智远圣怎么可能借给张伟1728万。而张伟又为何向不认识的陈茂涛、杨书宏等其他人转账。既然张伟不认识杨书宏，又为何在2017年9月份与杨书宏签订2000万的《借款合同》。第四、一审中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智远圣公司提交的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在2017年9月份所签《借款合同》时，五被上诉人看到在出借人签字处均有“铅笔画圈”的痕迹，按照一般生活常识只有在杨书宏不知道怎么签字，不知道在哪儿签字时，才会出现按照他人指示进行签字的这种情况，当庭五被上诉人就向一审法院表达了就杨书宏签字时间申请司法鉴定的意愿，最后因为法院解释不具备鉴定条件，五被上诉人才没有正式提出司法鉴定。最后，对照智远圣公司、张伟于2019年8月所签《借款合同》和杨书宏、张伟以及陈敏（张伟前妻）于2017年9月所签《借款合同》，可以看出，两个合同的格式几乎一模一样，且2017年9月的这份《借款合同》竟然还有编号，而杨书宏只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案件关键证据认定清楚，举证责任分配合理，着重调查的事实也合乎逻辑。证据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1、所谓真实性，既包括形式上的真实性，又包括实质性的真实性。上诉人所提交的1728万《借款合同》形式上确属张伟、智远圣公司的签字、盖章，但这并不代表它直接能够指向借款真实发生，五被上诉人认为智远圣公司混淆了这一关系。判定一个证据是否真实时，要看隐藏于形式之下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1728万《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在最初张伟签字时，是没有智远圣公司的盖章的，2000万《借款合同》在最初张伟签字时，同样也没有杨书宏的签字，那么到出现智远圣公司的公章和杨书宏的签字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认为，这同样影响到证据的真实性，因为张伟在签字时，根本不知道出借人是谁，根本谈不上借款关系的合意。2、所谓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形式和收集证据的形式或提取方法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杨书宏之间的《借款协议》《委托付款函》都是由上诉人单方控制制作的，《借款合同》上出借人公章、签字都是后期添加上的，这种收集方法明显存在瑕疵，不能被认定为合法证据。3、所谓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果联系是最为主要的联系。我们需要核实张伟与智远圣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前因后果。再结合民间借贷的一般规律，签订《借款合同》前，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事先对1728万沟通的情况（本金、利息、借款期限等）是应该要进行核实的，智远圣公司也应该对此进行说明。而签订《借款合同》后至起诉期间，智远圣公司至少应该就还款与张伟进行沟通，这也是应该要进行核实的，因为实践中很少发生不催促还款而直接提起诉讼的情况。为了让二审合议庭更为快速的了解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再考虑到张伟与杨书宏、陈茂涛等主体之间的转账流水又至关重要，五被上诉人对一审已经提交的银行流水进行了重新统计梳理，制作了Excel表格，现就表格中的重要信息进行特别说明。1、与张伟进行转账的主体，都和杨建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五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统计表也可以予以作证这一事实；2、杨建伟隐藏在幕后，他安排自己的人员向张伟转账，同时让张伟也往这些人的账户中转账，而张伟和这些人员是不直接来往的，也不见面；3、杨建伟惯用的伎俩是安排人员A向张伟发放借款，而让张伟向人员B还款；4、杨建伟惯用的手段是让张伟签订空白借款合同，再制作一些委托付款函（因为委托人、受托人都是杨建伟的人），这样就可以结合具体转账流水捏造出“形式上的借款”，而实际上根本不是借款，但这对张伟来说是很难证明的。5、所以，恳请法院对着重对以下情况进行法庭调查：⑴数份《借款合同》的格式是否基本一致。因为张伟只签订过两次空白借款合同，一次是2019年8月，也就是涉案的1728万；一次是2017年9月份。每次都签订了数份，而且杨建伟不让张伟留存纸质原件。这样，上诉人完全有可能捏造出一些借款合同。实际上，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这么操作了，那就是其提交的2017年9月份编号为“2017第0923号”《借款合同》，实际上这个合同中出借人处“杨书宏”的名字都是后来上诉人添加上去的，目的就是人为提高向张伟发放的借款额。⑵《借款合同》中出借人的职业和收入情况、经济能力、经营情况，以及各出借人之间的关系。在已经出现的两个《借款合同》中，无论是智远圣公司，还是杨书宏都没有相应的出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核实他们出借给张伟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本案至关重要的需要调查的事实。另外，还需要调查各出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两个出借人完全由一个主体控制，那么显然就不属于正常的借款了。⑶与《借款合同》对应的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最终流向。2019年8月上诉人与张伟所签《借款合同》，为何要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陈茂涛将借款发放给张伟。这远不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谓“智远圣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能够解释的，这种款项交付方式明显不合常理。再一个就是，1728万来自于杨书宏，最终又回到杨书宏，这个款项流向也明显违背常理。2017年9月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所签《借款合同》，2000万借款杨书宏是如何交付给张伟的。杨书宏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应该本人出庭，而非委托律师。只要他出庭，一切问题都能够查明。⑷是否存在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的情形。⑸是否存在其他明显违背常理的情况。既然上诉人与张伟签订了《借款合同》，杨书宏与张伟、陈敏（张伟前妻）签订《借款合同》，那么至少张伟得认识智远圣公司和杨书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张伟并不知道这两个主体，上诉人、第三人不应该对该疑问进行回避。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书宏述称，一、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在2018年就存在借贷关系，至今智远圣公司还有欠款尚未偿还。二、杨书宏与张伟早在2017年开始就有了长期的借贷关系，至今张伟还有欠款尚未偿还。智远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4797380元，及嗣后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本金14797380元为基数，按年利息24%的标准计算的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朱思俊、被告陈宪堂、被告于迎、被告山东未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对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依法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茂涛为智远圣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分别与张伟、杨书宏为朋友关系。朱思俊、陈宪堂、于迎与张伟系亲戚关系。2019年8月27日，张伟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张伟借款17280000元；借款期限30天；借款的日利率为0.1%，按天以现金方式结息。同日，未务公司、朱思俊、陈宪堂、于迎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提供担保。陈茂涛于2019年8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向张伟转款各470万元，共940万元；于2019年8月27日向张伟分别转款450万元、188万元，共638万元；于2019年8月28日向张伟转款150万元。2019年8月26日，张伟收到陈茂涛的两笔470万元转账后，将其中的一笔470万元转给了杨书宏，又于次日转给杨书宏450万元；2019年8月27日，张伟收到陈茂涛的188万元转账后，于同日转给了杨书宏。另查明，自2017年开始，陈茂涛、杨书宏、张伟三人之间就开始相互转账达上百笔，金额从几百万至几万不等。其中，在2019年8月26日至28日之间，除了陈茂涛与张伟、张伟与杨书宏之间的上述几笔转账外，26日，张伟还向杨书宏分别转账103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28日后，张伟又向杨书宏进行了金额不等的多次转账。此外，除了与杨书宏、陈茂涛之间的账目往来外，张伟还与案外他人存在多笔金额不等的转账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本案中，智远圣公司主张张伟向其借款，并主张未务公司、朱思俊、陈宪堂、于迎提供了担保，但经审查智远圣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对于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及智远圣公司的主张是否具有依据等方面存在诸多疑点：1.《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存疑且为提前打印的格式合同。张伟陈述其签订的为空白《借款合同》，合同内容为后填，而根据其提交的视频来看，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签订的为空白合同；2.《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过高。合同第2.1条约定，借款的日利率为0.1%，按天以现金方式结息，则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约为36.5%，高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36%的年利率；3.当事人各方均未出庭进行说明。不管是本案原告的人员，还是被告，或是第三人，均未出庭说明情况，在庭前质证和庭审中法庭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告和第三人的代理人无法回答，需要当庭通过电话核实；4.被告张伟与第三人陈茂涛、杨书宏之间，两第三人之间存在多笔大额转账。除了智远圣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五笔转账外，自2017年开始，张伟与陈茂涛、杨书宏之间就存在多笔转账，金额从几百万至几万不等。5.杨书宏、陈茂涛、张伟之间的转账形成闭环。2019年8月26日，张伟在收到陈茂涛的470万元转账后，于当天转给了杨书宏，27日，张伟在收到陈茂涛的188万元转账后又于当天转给了杨书宏。对此，智远圣公司与两第三人均称系智远圣公司向杨书宏借款后又将钱借给了张伟，借款打到陈茂涛账户后再由陈茂涛打给张伟，而张伟向杨书宏的转账系张伟偿还的其向杨书宏的借款。但对于智远圣公司向杨书宏的借款，张伟向杨书宏的借款，张伟均予以否认，智远圣公司、陈茂涛、杨书宏亦均未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6.智远圣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智远圣公司主张本案的借款为张伟向其所借，但资金并非由智远圣公司账户转至张伟账户，而是由其前法定代表人陈茂涛的账户转至张伟账户，除了智远圣公司出具的委托陈茂涛付款的说明外，资金上并未与智远圣公司存在关联。而对于陈茂涛账户中的资金并非智远圣公司的自有资金，其称系智远圣公司向杨书宏借款后又转借给张伟，但对于张伟为什么不直接向杨书宏借款，其未能作出说明。7.对于法庭和被告提出的问题，智远圣公司和第三人未能作出答复。庭审中，张伟要求第三人回答杨书宏的职业和杨书宏的收入情况，因杨书宏未到庭，其代理人称不清楚需要回去核实，但至今未能答复。基于以上问题，智远圣公司在《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签订，款项来源、银行流水、财产变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疑点，智远圣公司及两第三人又未能对其中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能认定智远圣公司与张伟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对智远圣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原告山东智远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584元，减半收取5529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智远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智远圣公司提交：证据一、智远圣公司与张伟的利息计算明细一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1728万元涉诉的民间借贷款项自出借日2019年8月26日起已偿还款项按年利率36%利息计算至今，被上诉人共欠款15190879.3元，剩余应还本金10628256.78元，应还利息4562622.51元；证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杨书宏资金转账可视导图及第三人陈茂涛的银行流水各一份，证明：一、自2019年4月28日起上诉人和杨书宏就已达成了借款意向，因公司经营使用，陆续向其借款，双方于2019年6月1日签署了正式的书面借款协议。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自行出借款项，资金来源看似向杨书宏的借款，但三方都属于独立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三、被上诉人称通过转账于2019年8月27日已将涉案款项全部给付杨书宏，与上诉人没有借贷关系，但是通过导图及流水可知，在2019年8月26日被上诉人便给付了上诉人一笔12万元的利息，且在2020年8月28日之后至2020年3月27日被上诉人也一直向上诉人给付1728万元借款的相关利息；证据三、陈茂涛与张伟水流明细一份，证明在2019年8月27日之前，陈茂涛与张伟之间早已相识，并有经济往来。证据四、2019年8月26日前智远圣公司与张伟流水，证明2019年8月26日前，智远圣公司就与张伟存在经济往来，非张伟所述其与智远圣公司、陈茂涛自2019年8月26日后结识。证据五、智远圣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购销合同及相关出入库凭证、发票一份，证明智远圣公司属于合法、正常经营的法人且存在营业收入。证据六、张伟及个人公司涉诉及被执行信息查询情况一份，证明张伟及其公司存在多笔诉讼执行，因张伟职业原因存在大量资金借贷事实及交易往来，很多民事主体将其起诉，并到执行阶段。证据七、张伟、于迎、朱思俊房地产信息查询一份，证明三人拥有的房产均有法院查封、保全等情形，三人平时资金周转需求量极大，法律纠纷较多。经质证，五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认为：首先，张伟与智远圣之间的所有的帐目往来应该从张伟与案外人杨建伟所控制的公司、人员发生的第一笔开始计算至2020年3月27日，而不应当对上述期间内的所有帐目进行截取；其次，上诉人在该明细当中所列明的欠款本金、欠款利息等信息与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明确的欠款本金、欠款利息等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被上诉人认为至少上诉人应该对存在的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解释；证据二中可视导图由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进行质证；对该证据中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涉案的1728万元本质上不是借款，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陈茂涛等主体均是案外人杨建伟所控制的。对证据三、四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于智远圣公司公司的流水，智远圣公司于2019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16日向张伟转账215万，对此我方所提交的自己的流水中也有显示，并且在EXCEL表格中进行了统计。我方所称与智远圣公司没有来往，主要是指与智远圣公司，包括其法定代表人在内的人员没有任何交往，至于智远圣公司向张伟转账215万也是由杨建伟一手安排的。单纯依据该流水不足以证明215万元就是借款，且智远圣公司也表明该215万与案件无关，那么在我方统计的EXCEL表格中，进项总额应该去除该215万。对于陈茂涛流水的质证意见。首先，对其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于陈茂涛流水中的所有明细，在张伟所自己的流水中均有显示，而且在自己EXCEL表格中也进行了统计。加上张伟的流水和EXCEL表格是与所有受杨建伟指示主体进行的统计，所以，应当以张伟的为准。其次，截止到现在上诉人、第三人仅提交了智远圣公司、杨书宏、陈茂涛的流水，而未提交马海春、姜晓强、山东厚佳商贸有限公司等主体的流水，不利于整个案情的调查核实。即使如此，单独统计智远圣公司、杨书宏、陈茂涛的流水，三个主体向张伟的转账为117934000元，张伟向三个主体的转账为146387028元，多转28453028元，张伟不欠智远圣任何款项。对证据五，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均为智远圣公司自己统计，我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利润表所载明的时间是2020年12月，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时间是2021年3月，而智远圣公司与张伟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是在2019年8月，因此上述两个表格无法证明智远圣公司在2019年8月有出借数千万的实力。其次，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购销合同、发票以及出入库凭证所载明的时间都在2020年5月之后，亦无法证明智远圣公司在2019年8月有出借数千万的实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审中，智远圣公司称涉案1728万是智远圣公司从杨书宏处借的，而后再出借给张伟，在一审中、二审中我方也多次要求第三人杨书宏提交有关证据，证明自己有出借数千万资金的实力，但至今杨书宏仍未提交，智远圣公司提交上述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材料显然在避重就轻。对于证据六、七，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无论张伟其他涉诉案件结果如何，进展到什么程度，均不会对本案的调查以及裁判有任何影响。杨书宏述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和杨书宏没有关系。对证据二没有异议。对证据三、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五被上诉人提交张伟与智远圣公司、第三人之间的流水统计及银行流水，证明2018年1月12日开始一直到2020年3月27日，张伟收到的款项总额是133974000元，而向第三人等其他主体转账的总额为158556448元，即张伟不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张伟与杨书宏的流水明细可以看出，杨书宏向张伟转账合计是51534000元，而张伟回转给杨书宏的款项总额为83232540.00元，按照该数额即使第三人提交的对帐单是真实的，那么截止到本案开庭之日，张伟也不再欠杨书宏任何款项。智远圣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外，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的流水陈茂涛与张伟之间在2019年8月26日有一笔12万元的转账，但是在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流水中却没有体现，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完全不具备证据效力，上诉人不予认可。杨书宏质证认为，对张伟提交的流水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一、2017年10月1日山东益禾嘉商贸有限公司向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是张伟向杨书宏借的第一笔款项，该款项是应张伟的要求偿还了张伟在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三套别墅的购房尾款，对此张伟是清楚的，否则不可能出现2018年1月10日张伟向杨书宏还款900万元的情况，那样就成了杨书宏向张伟借款。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8月6日的流水是存在的，该笔数额未记录在利息计算清单中，具体性质需要向当事人核实。二、对张伟提交的银行流水予以认可，对其提交的汇总表不予认可，该汇总表中关于杨书宏流水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于其最后的合计计算数字不予认可，就像杨书宏提交的上述2000万元购房款的事情一样，张伟在该流水中一样未做统计。杨书宏提交证据一、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法人陈茂涛的银行流水明细，证明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的借贷关系。证据二、张伟与陈敏签订的对帐单及张伟与杨书宏之间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利息计算明细，证明杨书宏与张伟之间的借贷关系。智远圣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只能证明杨书宏和陈茂涛之间存在真实的流水明细，具体双方的数额如何计算与本案无关，也无法确认。对证据二，上诉人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因为是张伟与杨书宏之间的，具体两方如何计算上诉人不清楚，但是认可杨书宏与张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发生的第一笔款项是2019年4月28日，该时间明显与第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协议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开始的时间为2019年6月1日不符。另外，该明细表中所载明的杨书宏与智远圣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陈茂涛发生的款项总额是50530140元，与一审中上诉人所确认的其只收到杨书宏转账1728万元是相互矛盾的。对证据二，因为在该对帐单的甲方处以及第一条起始时间点以及最后的落款处甲方均未显示出第三人的名字，符合一般对账的法定形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既要有借贷的合意，也要有款项的实际交付。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各方转账过程如下：1.2019年8月26日，杨书宏向陈茂涛两次分别转款470万，陈茂涛分别转款至张伟，张伟向杨书宏转款470万。该日，张伟另向杨书宏合计转账466万（分别为103万、50万、30万、20万、100万、100万、67万）；2.2019年8月27日，杨书宏向陈茂涛分别转账450万、188万，陈茂涛分别转款至张伟，张伟收到后又分别转款至杨书宏；3.2019年8月28日，杨书宏向陈茂涛转款150万元，陈茂涛转款至张伟。就该转账过程，智远圣公司主张先行向杨书宏借款，再行向张伟出借；杨书宏主张与张伟存在借贷关系，均系口头约定借款及借款利息等事宜，张伟案涉转账系向其支付相应利息及借款本金；张伟抗辩与杨书宏并不存在借贷纠纷，亦不认识杨书宏、智远圣公司，均系在杨建伟指示下转账，实际借款220万，且已还清。本院认为，相应转款470万、450万、188万，系由杨书宏转款→陈茂涛→张伟→杨书宏，数额一致，时间紧密连续，相应款项出自杨书宏，最后同日转至杨书宏，形成闭环。杨书宏与张伟之间在案涉转账前后即存在多笔大额转账往来。不论杨建伟是否参与其中，张伟提交银行流水及汇总显示张伟向杨书宏转账数额远超过杨书宏向张伟转账数额。综合以上分析，仅就各方转账过程中陈茂涛向张伟的转账部分，不宜认定智远圣公司与张伟存在实质的款项交付。另，张伟与陈茂涛、杨书宏在本案纠纷前后，均有诸笔大额转账往来，本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综合以上问题的分析，智远圣公司与张伟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存疑。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智远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84元，由上诉人山东智远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静审 判 员  焦玉兴审 判 员  闵 雯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