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6民终2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维东，男，196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仙，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亚妮，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双甜化纤织造厂，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街道溪南村（王村子）。                投资人：王建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良，员工。                上诉人石维东因与被上诉人诸暨市双甜化纤织造厂（以下简称双甜织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1）浙0681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维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双甜织造厂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错误。涉案欠款，2019年以王爽名义主张与石维东之间发生业务往来进行了诉讼，后因其家庭成员收取了相对应款项而撤回了诉讼，撤诉时载明了款项已结清；几个月后，涉案欠款再次以赵雅琴的名义起诉，该案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现本案再次以双甜织造厂的名义起诉，无论是案件主体，或是本案事实，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不能成立，也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推断2019年1月份石维东一次性结清款项与交易习惯不符并作出判决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石维东在业务交往短信中曾出现“欠双甜款项”，认为相对人就是双甜织造厂也不符合事实，石维东在三个案件中均表示经营相对人不是诸暨市双甜远鑫针纺有限公司和诸暨市久安针织有限公司，也不是本案的“双甜织造厂”，几个案件的庭审中石维东多次明确，实际联络经营人是王建华与斯迪红，以上企业的出现只是对方开票或走账目的，这也与石维东一直支付款项的13份银行流水以及王建华与石维东之间的微信结算凭证相印证，其中收款单位既有诸暨市双甜远鑫针纺有限公司也有诸暨市久安针织有限公司等，双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可，也无异议。事实上，石维东在2019年因业务联络人斯迪红催要进行了结清。至于是王建华收取或是斯迪红收取款项，这是他们夫妻内部纷争，一审法院对于如此恶意的多次虚假诉讼不予制止，而作出判决显然错误。二、本案双甜织造厂不享有涉案实体权利义务。斯迪红与王建华于2019年5月17日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约定将双甜织造厂归斯迪红所有，协议约定离婚后由王建华无条件办理双甜织造厂的企业变更登记手续，相应权利由斯迪红所享有，诸暨市人民法院调解确认王建华与斯迪红于2019年5月17日离婚。王建华自2019年5月17日起不再享有该企业的权利义务，至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有否偿还债务并不影响权利人享受、承担实体权利义务。三、石维东已经履行涉案款项义务，（2020）浙0681民初4307号判决作了认定，斯迪红出具收据得到证实，相关证据链得到佐证，现一审法院作出否认性判决，导致错案，请求依法改判。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2020）浙0681民初4307号判决是生效判决，但本案一审判决对该判决进行了否定性改判，程序违法。                双甜织造厂辩称，石维东欠双甜织造厂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甜织造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石维东支付双甜织造厂货款201854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款项付清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甜织造厂的投资人为王建华，王建华与斯迪红原系夫妻，于2019年5月17日经该院调解离婚。同日，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自行签订了协议，约定：“一、贷款债务：……绍兴银行275万元由斯迪红承担……；二、座落在溪南村王村子878号住宅、诸暨市双甜化纤织造厂厂房，包括附属于该两处房屋内外的设施、设备归斯迪红所有；其他未列注分割的财产归王建华所有；三、其他债权债务：……诸暨市双甜化纤厂的债权债务由经手人享有、承担；四、……诸暨市双甜化纤厂内的袜机归王建华所有，在离婚后王建华及时腾退。双甜织造厂现为独资企业，离婚后根据斯迪红的要求，王建华应当无条件及时办理企业变性、变更登记至斯迪红名下”。双方在庭审中陈述，协议中的诸暨市双甜化纤厂就是双甜织造厂。双甜织造厂另在庭审中陈述，是斯迪红不肯办理过户，绍兴银行的抵押贷款没有弄好。王爽系王建华与斯迪红的大女儿，赵雅琴系王建华母亲。浙江诸暨双甜远鑫针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建华，公司股东为王建华和斯迪红。诸暨市久安针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9日）的法定代表人原系王建华，于2019年4月17日变更为赵雅琴。双甜织造厂在庭审中陈述，2017年跟石维东做生意是由浙江诸暨双甜远鑫针纺有限公司开发票的，2018年以后是诸暨市久安针织有限公司开发票的。2016年11月17日，石维东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至2016年11月11日，共欠货款196259.03元，约定货款在30天付清，逾期则支付每日总金额0.3％的违约金。2017年2月15日，石维东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2月10日，共欠货款187559.36元，约定货款在30天付清，逾期则支付每日总金额0.3％的违约金。二份对账单均未载明债权人。2018年12月27日，王建华与石维东通过短信对账，王建华称“阿东好，上次欠货款239251元，18年12月24日汇42201元，开票87333元应补差价4803元，累计欠201853元，请确认”，石维东回复称“确认欠双甜201854.00元”。2019年3月16日，王建华通过电话向石维东催讨货款，石维东称有钱会付的，王建华称那就通过法院解决。2019年5月21日，王爽持购销合同、王建华与石维东对账的短信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石维东支付至2018年12月27日止的货款201854元及相应利息。2019年6月23日，王爽申请撤回对石维东的起诉。2019年7月15日，该院作出（2019）浙0681民初8568号民事裁定，准许王爽撤诉。在（2020）浙0681民初4307号案件的庭审中，王建华称起诉状和购销合同上王爽的签名都是其代签的。2019年7月5日，赵雅琴以对账单二份以及王建华向石维东催讨的手机通话录音资料作为主要证据向该院起诉，要求石维东支付至2017年2月10日止的货款187559.3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20年11月24日，该院作出（2020）浙0681民初4307号民事判决，认定赵雅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合同相对人，判决驳回赵雅琴的诉讼请求。斯迪红曾出具给石维东收条一份，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内容为“今收石维东人民币201853元贰拾万零壹仟捌佰伍拾叁元，2019年3月前所有原料帐清”。现双甜织造厂持王建华与石维东之间的短信记录、手机通话录音资料诉讼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据该院（2019）浙0681民初8568号案件、（2020）浙0681民初4307号案件以及本案的诉讼情况，石维东尚欠货款这一事实客观存在。上述三案中均使用到了王建华与石维东之间的短信记录或手机通话录音资料作为证据，王建华使用其母亲、女儿的名义进行诉讼，并认为对账单上的货款是其母亲的，对此未有任何证据显示石维东单独与赵雅琴有生意往来，或者石维东欠王建华的关联企业、家属有两笔及以上债务。纵观上述三案，石维东所涉及的债务就是同一笔，对账短信、催讨电话都是同一证据，王建华基于其自身及名下企业在该院有多起作为被告、被执行人的案件，以及基于其与斯迪红之间因离婚而形成的财产分割争议，作出不诚信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应当予以严重批评指正。作为本案原告，在案涉买卖的过程中，除了石维东短信中回复的“确认欠双甜201854.00元”，在其他付款、开票、催讨过程中，并未显示其与石维东有任何关系，且短信中的“双甜”本身指向也不明，王建华名下不仅有双甜织造厂，还有浙江诸暨双甜远鑫针纺有限公司，但因石维东自己在短信中确认欠“双甜”，又在诉讼过程中对双甜织造厂合同相对人的身份予以认可，故该院确认双甜织造厂的债权人资格。根据在案证据，截止2018年12月27日，石维东尚欠“双甜”货款201854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石维东应向其确认的合同相对人即双甜织造厂履行付款义务。双甜织造厂自2020年12月18日向该院提交起诉材料，逾期利息可自该日起计算。双甜织造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石维东辩称双方之间的账目已结清，并提供了斯迪红出具的收条一份。该院认为，首先，斯迪红出具的收条，其落款时间和内容本身就存在不合理之处，在2019年1月出具收条，来确认2019年3月之前所有账目已清，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其次，王建华在2019年3月16日打电话给石维东，要求其付款，石维东提出来之前要货不给，欠的钱等有了就给，并没有主张说已经将款项在2019年1月24日现金支付给斯迪红，不欠钱了；最后，在（2020）浙0681民初4307号案件中，石维东自己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十三份，除了一笔70730元，其他都是2万多元、3万多元、4万多元，但其在2019年1月24日一次性现金支付斯迪红20余万元，既与上述通过银行汇款的交易习惯不符，也与其之前显示的支付能力不相匹配，且斯迪红本身与王建华因离婚纠纷在财产分割上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综上三点，斯迪红出具的收条不能作为石维东已履行完毕案涉债务的依据，对石维东的上述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石维东另辩称，在斯迪红与王建华离婚时，双方约定将双甜织造厂归斯迪红所有，王建华不再享有该企业的实体权利，现在王建华以双甜织造厂的名义起诉石维东，主体不适格。该院认为，双甜织造厂作为王建华与斯迪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在二人离婚时该企业名下的债权债务最后如何分配系二人之间的内部事务，对外并不影响石维东向该企业履行债务，且从二人之间的离婚协议来看，约定“诸暨市双甜化纤厂的债权债务由经手人享有、承担”，亦约定“诸暨市双甜化纤织造厂现为独资企业，离婚后根据斯迪红的要求，王建华应当无条件及时办理企业变性、变更登记在斯迪红名下”，并未明确双甜织造厂此前所有的对外债权由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所享有，也没有证据显示斯迪红早已要求王建华办理企业变更登记，但王建华拒不配合，对石维东的上述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石维东应支付双甜织造厂货款201854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2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审期间，石维东向本院提交案外人斯迪红撤诉申请书一份，证明双甜织造厂属于案外人斯迪红所有，其已撤回本案诉讼。双甜织造厂认为双甜织造厂实际投资人是王建华。本院认为，双甜织造厂目前登记投资人为王建华，二人离婚时该企业名下的债权债务最后如何分配系二人之间的内部事务，案外人斯迪红无权代表双甜织造厂撤诉。                石维东向本院申请证人斯迪红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斯迪红陈述：离婚协议已约定双甜织造厂属于我的，石维东持有的2019年1月份的收条是我出具的，是现金给我的，我跟石维东认识很多年，我说我碰到困难可能要离婚，石维东就想办法先把钱给我了，王建华不认识石维东，石维东知道王建华是我老公，对账就由家里人帮忙对账，我跟石维东每年都清账的，都是现金给我的，这是最后一笔。王爽是我女儿，我女儿起诉石维东后撤诉我知道的，已经付清全部数额是我写的。石维东质证认为斯迪红的证言可以证明双甜织造厂属于斯迪红所有，且斯迪红认可收到石维东的款项，斯迪红当场提出要撤回起诉。双甜织造厂质证认为，离婚协议并未明确双甜织造厂债务债权及离婚后的债务债权所有人，王建华并没有不配合斯迪红办理变更登记，斯迪红并未办理变更登记，王建华系双甜织造厂的投资人，主体合格。对证人证言的分析见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双甜织造厂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三、石维东是否已经付清案涉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作为当事人的原告为双甜织造厂，与两两案中的原告王爽、赵雅琴并不相同，因此，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因三起案件中石维东所涉及的债务是同一笔，对账短信、催讨电话是同一证据，对王建华基于其与斯迪红之间因离婚而形成的财产分割争议作出的不诚信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应当予以严肃批评指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石维东认为双甜织造厂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王建华与斯迪红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甜织造厂厂房归斯迪红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经手人享有、承担，经手人系斯迪红，斯迪红已申请撤诉；二是实际联络经营人是王建华与斯迪红，不能仅凭石维东在业务交往短信中曾出现“欠双甜款项”就认定相对人为双甜织造厂。关于第一点，王建华与斯迪红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企业名下的债权债务最后如何分配系二人之间的内部事务，且双甜织造厂目前登记投资人为王建华，案外人斯迪红无权代表双甜织造厂撤诉。关于第二点，石维东在一审庭审中认为实际联络经营人是王建华与斯迪红，并不是双甜织造厂，但其在业务交往短信中明确表示“欠双甜款项”，且双甜织造厂在王建华、斯迪红离婚前实际由王建华、斯迪红夫妻共同经营，并不会对石维东造成额外负担，一审判决确认双甜织造厂的债权人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石维东认为双方之间的账目已结清的主要依据是斯迪红承认收到款项并出具了收条一份。本院认为，首先，斯迪红本身与王建华因离婚纠纷在财产分割上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仅凭斯迪红的陈述难以认定其已收到石维东的款项；其次，斯迪红2019年1月出具收条，来确认2019年3月之前所有账目已清，本身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而且王建华在2019年3月16日打电话给石维东要求其付款，石维东表示欠的钱等有了就给，并没有主张其已将款项支付给斯迪红，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在（2020）浙0681民初4307号案件中，石维东自己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十三份，除了一笔70730元，其他都是2万多元、3万多元、4万多元，但其在2019年1月24日一次性现金支付斯迪红20余万元，既与上述通过银行汇款的交易习惯不符，也与其之前显示的支付能力不相匹配。综上，斯迪红的陈述及出具收条的行为不能作为石维东已履行完毕案涉债务的依据。                此外，（2020）浙0681民初4307号判决认为赵雅琴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从而驳回赵雅琴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并不存在对该判决结果予以否定的问题。                综上，石维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28元，由上诉人石维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柳雪松            审判员彭丽莉            审判员杨华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