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1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林春，男，198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会计，住山东省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敏，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堂路泰富石油西100米路北。 法定代表人：柳思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振亚，聊城高新旗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东路139号。 法定代表人：兹留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岩，男，回族，1986年12月9日出生，该公司职工，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诉人张林春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工公司）、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柱集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1379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林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纵观本案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既不是被上诉人住工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也不是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且上诉人从未作为公司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或参与其他决策，涉案款项实际为借款并不是股金。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股金的性质所采纳的证据均为上诉人单方陈述或单方证据，且庭审中两被上诉人陈述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应当依法撤销。（一）通过一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的陈述，两被上诉人认为：涉案款项为股金，上诉人张林春购买的股权系被上诉人金柱集团对被上诉人住工公司持有的股权，金柱集团收到涉案款项后立即将该款项全部转至住工公司，之所以收到款项后又立即转至住工公司是因为金柱集团向住工公司补缴的注册资本金。两被上诉人的上述陈述相互矛盾，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中，除涉案被上诉人住工公司为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外，并无其他证据载明具有股金的性质。若如两被上诉人所述涉案款项为股金性质，金柱集团应当为上诉人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住工公司为金柱集团出具收到“补缴股权资本金”的收据，而不是本案中住工公司为上诉人出具“股金”内容的收据，显然，被上诉人所述为股金性质的陈述不符合逻辑与常理。2、涉案款项5万元交付的时间为2018年3月5日，而根据住工公司工商登记显示，金柱集团于2017年11月7日已将住工公司的股权转让，自该日起已不是住工公司的股东，按照此种陈述，金柱集团自2017年11月7日之后已不再持有住工公司的股权，也不存在转让标的，其不可能在2018年3月5日又将对住工公司的股权转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的陈述显然自相矛盾。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自金柱集团于2017年11月7日转让股权后，已不是住工公司的股东，但在第二次开庭时又突然表示金柱集团于2017年11月7日转让股权后仍实质是住工公司的股东，只是由许守建代持，两种陈述自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陈述视而不见，直接认定2017年11月7日由许守建代持金柱集团股权的内容，显然认定事实严重错误。3、被上诉人金柱集团称其于2018年3月5日收到涉案款项后，又将作为注册资本金补缴至住工公司，但此时金柱集团已不是住工公司的股东，其已不可能再缴纳股权注册资本金；事实上，金柱集团是否实缴股权资本金仅影响其在2017年11月7日将股权转让至许守建时的股权转让价格，其不可能在不是住工公司股东后还存在补缴注册资本金的情形，被上诉人的陈述不符合逻辑，自相矛盾。从金柱集团收到涉案款项后，又立即转让于住工公司的事实，并结合住工公司为上诉人出具收据的事实可以证实，两公司存在财务上的关联关系，两公司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退一步讲，假设2017年11月7日后由许守建代持金柱集团股份，也不存在“补缴”股权注册资本金的情形，被上诉人陈述仍是相互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股金的证据为金柱集团提交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而该证据为被上诉人的单方记录，该证据是否为公司真实发生的财务账目、是否与其向税务部门提交的财务账目一致并未证实。因此，该证据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将该记账凭证作为认定股金的关键证据，显然属于证据严重不足。二、一审认定涉案款项为股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认定孙艳代上诉人持有股份的认定更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为枉法裁判行为。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3月份，案外人孙艳名义上代上诉人、于兴荣等共计67个自然人持股出资7680000元，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购买了金柱集团实际持有（名义上许守建持股）的住工公司的部分股权。孙艳为发起人之一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注册成立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并以该合伙企业的名义注册入股到住工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而一审法院关于该部分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审核认定的要求，仅是片面按照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案外人孙艳的单方说明、案外人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单方出具的材料等据以认定案件关键事实，该部分认定属于枉法裁判的行为。1、股权代持属于合同的范畴，是股权代持人与委托人双方意思均表示一致而达成的一种契约，股权代持关系成立应当有双方合意的证明材料。一审法院认定孙艳名义上代上诉人、于兴荣等共计67个自然人持股出资7680000元的内容，既无上诉人双方代持协议，也无双方任何关于代持合意的任何说明材料，而认定孙艳名义代持的关键证据为孙艳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并未出庭作证，属于不应当采信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关于该证据的质证意见置之不理；且该情况说明所陈述内容完全不属实。因此，一审法院关于以孙艳名义代持上诉人股权的认定无证据证明。2、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孙艳名义上代上诉人等67个自然人持股出资7680000元，并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购买了金柱集团实际持有（名义上许守建持股）的住工公司的部分股权，该部分认定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按照此种认定推理，孙艳仅是67个自然人的代持人、受托人，孙艳作为代持人所做的一切决策均应当遵照包括上诉人在内的67个自然人的意志，但本案中67个自然人是如何推选孙艳为代表的?67个自然人是如何授意孙艳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如何能证明67个自然人共同推选为有限合伙执行事务人的?孙艳如何代表67个自然人的意志履行股东权利及行使股东义务的?等等，被上诉人均无关于证明双方代持意思的任何证明材料。一审法院认定内容所依据的证据也仅是上述孙艳单方出具的说明以及案外人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协助被上诉人应付本案而临时制作的持股的人员信息及金额明细表，该人员信息及金额明细表出具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且明细表中并没有所列人员本人的任何签名认可，也是案外人的单方陈述。3、一审法院关于认定孙艳代表上诉人等人67个自然人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后，以该合伙企业的名义注册入股到住工公司的内容，同上述理由，除当事人单方陈述及案外人单方出具的证明材料外，无任何客观有效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纵观本案庭审及证据，除涉案上诉人提交的收据外，双方无任何关于涉案款项为股金投资款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关于认定关于孙艳代持的内容，无上诉人与孙艳关于代持的任何合意，也无关于双方如何约定代持股权相关的权利义务的任何协议，一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并未阐明采纳孙艳单方情况说明、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持股人员信息及金额明细表等证据的理由，是明显违反证据审核认定规则经行采纳违法证据的行为。另外，除上诉人外，上述所涉及的其他66名自然人并不是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经行认定其他66人也为代持的事实，剥夺其他66个自然人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实属枉法裁判。三、在借款和股权投资款争议的情形下，法院应综合全部案情事实，结合双方的证据，客观判断款项性质。综合本案案情，涉案款项并不是股权投资款，而是借款。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民事法律主体成为公司股东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公司原有资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股权转让、股权赠与或由隐名股东变更为实名股东的方式成为新股东。二是以其投资为公司增资扩股；现从本案的情况看，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属于受让股权，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受让股权法律是允许的，但必须依法操作，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如双方需有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定期限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等。在借款和投资款交锋的场合下，法院综合全部案情事实，结合双方的证据，重点审查行为合意、风险承担、经营行为、出资合规审查等方面，对法律关系作出明确的判断，并且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上诉人交给两被上诉人50000元属实，该款项虽然名为“股金”，但究其性质，涉案款项应认定为借款。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中，被上诉人公司从未为上诉人受让股权履行法定登记程序，并未依法召开股东会会议，未对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经过审议进行表决。2、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第三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公司章程中未记载上诉人为公司股东的情况，被上诉人既未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将上诉人登记在股东名册中。同时，工商登记上来看，上诉人并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登记股东，事实上，上诉人并不持有相应股权或份额，更是从未享有股东利润分配权。因此，上诉人自始至终从未取得股东资格，也无要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从未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现既无书面或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具有投资的性质，且上诉人交付资金后上诉人既未作为公司股东参加股东会议，也从未收取过红利或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决策。事实上，上诉人并不享有参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权利，包括参与决策权、知情权、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不实际参与公司运营。因此，上诉人并不享有公司的股东地位。4、双方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为股金或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在查明案件事实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极为重要，而要查明所涉款项是否为股权投资款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则需通过一些载体才能查明，但本案中并无该方面的证据材料：（1）被上诉人公司与上诉人从未签订关于投资入股的书面合同或协议，无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对于权利、义务的约定，包括投资的形式、投资人的回报、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投资款是否收回等内容。（2）现也无公司的内部资料证明上诉人关于出资及接受出资的意思表示，包括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出资证明书、入股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股东会会议纪要等，除涉案收据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可认定该款项属于股东出资性质。综上，上诉人并不具有股东的身份和地位，上诉人并非为被上诉人住工公司的股东，也不存在孙艳代持上诉人股份的情形。事实上，因两被上诉人公司资金紧张，向各关联公司员工借款，且两被上诉人要求中层以上员工必须出借，其他员工是否出借则影响个人的职位升迁，同时公司为经济困难的职工安排在聊城农商银行贷款。上诉人为了今后的职业生涯着想，才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同时，为了规避公司非法集资，被上诉人公司为上诉人出具了名义为“股金”的收据，双方实质为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款项为股金以及孙艳代持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四、一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首先，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结束原被告双方核对笔录并签字时，笔录并未进行任何修改，但通过上诉人在开庭前对本案一审卷宗材料进行阅卷时发现，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金柱集团的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进行了明显涂改（卷宗第354页、第356页），涂改的内容亦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其次，上诉人提起上诉后，上诉人在一审法官通知前往法庭核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时发现了一份金柱集团提交的《补正答辩意见》，该答辩意见的内容与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及二被上诉人与其他三名借款人同类型案件（案号分别为：（2020）鲁1502民初13922号、（2020）鲁1502民初13920号、（2020）鲁1502民初13790号）中的表述完全不同，至此，关于金柱集团与住工公司之间的股权变更事项被上诉人金柱集团已出现了三种不同陈述。对于该份答辩意见上诉人并不清楚金柱集团是什么时候上交法庭，在2020年12月29日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及被上诉人均未提及该份意见，上诉人更未对份该答辩意见发表任何意见。综上，一审的诉讼程序显然违法。另，从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另外三起案件庭审笔录及该份《补正答辩意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于金柱集团与住工公司之间的股权变更事项的陈述一直在进行更改，其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行为显然存在虚假陈述，查明本案事实设置诸多阻碍。但一审法官却无视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不仅未责令其说明理由、查明案件事实，却仅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单方证明而认定“2017年11月7日，被告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的股权由许守建名义上代为持股。2018年3月份，孙艳名义上代原告张林春、于荣兴等共计67个自然人持股出资7680000元，与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购买了金柱集团实际持有（名义上许守建持股）的住工公司的部分股权”，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五、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即为涉案款项为股金还是借款。上诉人方主张该款项为借款，并提供了涉案款项的转账记录及收据用于佐证款项的交付情况。而被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为股金，纵观整个案件及所有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方并未提供出任何上诉人方作出的受让股权及代持的意思表示，亦未提供出任何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应当由被上诉人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应当认定涉案款项并非股金而为借款。 被上诉人住工公司答辩称，本案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以及民间借贷的客观事实，住工公司为张林春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为股金，该款项为张林春购买的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的股权款。张林春的股权份额以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份额所占住工公司的股权份额来体现，且张林春在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份额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孙艳代为持有，因此，住工公司在公司法上的股东权益等权利外观形式上不会显示张林春的名字，但住工公司为张林春出具的股金收据足以保障张林春的股东权益，住工公司也对张林春的实际股东身份予以认可。张林春起初也是看好住工公司绿色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前景而购买股权，张林春收到股金收据后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张林春现在想要撤回股权投资款，便违反诚信原则，罔顾客观事实，虚构民间借贷的合意，以民间借贷的名义起诉索要股金，张林春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应依法驳回张林春的全部诉求。 被上诉人金柱集团答辩称，同住工公司答辩意见。 原告张林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8年3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林春原系住工公司的职工。2018年3月5日，被告金柱集团收取了原告张林春等十位自然人的股权转让款，共计950000元，公司记账凭证记载张林春股权转让款为50000元。同日，金柱集团将该款汇入住工公司账户，被告住工公司为原告张林春出具收据，并载明收款事由为“股金”。另查明，被告金柱集团系被告住工公司的股东之一，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处认缴出资6500万元，且进行了工商登记。2017年11月7日，被告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的出资股东变更为许守建，由案外人许守建名义上代为持股，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后来，原告张林春和包括孙艳在内的其他68位案外人，从金柱集团处受让了在住工公司实缴的股权份额，故由住工公司出具了股金收据。2018年6月，孙艳作为发起人之一，注册成立了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企业变更登记情况记载，孙艳认缴的出资额为768万元，并以合伙企业的名义注资入股到住工公司。经查，该768万元金额的股份实际包括孙艳在内的67个自然人的共同投资，名义上由孙艳代于荣兴、原告张林春等66个自然人持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张林春支付给被告金柱集团，再由金柱集团转给住工公司的50000元应属于股金，名义上由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东之一的孙艳代为持股，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企业变更情况、孙艳代为持股的人员信息及金额明细表、孙艳情况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链条，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原告张林春关于二被告收取50000元名为股金，实为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请求被告住工公司和金柱集团共同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林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原告张林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张林春卡号为62×××38的银行卡在2018年余额明细查询表一份；2、2018年2月2日现金交款单一份；3、2018年3月5日住工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4、2018年3月5日张林春向金柱集团转款汇款电子回单一份；5、2018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一份，拟证明张林春按照住工公司要求通过公司介绍在银行贷款5万元，并于2018年2月2日将该笔款项转至住工公司，后住工公司向上诉人解释为规避非法集资，又将该5万元退还上诉人方，并要求上诉人方将该笔款项直接转至金柱集团账户；金柱集团收到该笔款项后于2018年3月5日当天将该笔款项汇至住工公司。以上可以证明住工公司因公司运营需要向包括张林春在内的多名不特定人员借款，且通过上述转款途径可以证明金柱集团与住工公司存在关联性，而并非被上诉人方一直主张的该笔款项为上诉人购买的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的股权。 被上诉人金柱集团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系为规避非法集资，金柱集团在2016年底至2018年11月期间一直系住工公司的实际大股东，当初购买股份金柱集团不清楚为何先让上诉人把股权转让款打到住工公司，但如想购买住工公司的股份，应将股权转让款汇入金柱集团，然后由住工公司向其出具股权购买的收据。金柱集团将共计136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转账至住工公司，系偿还欠付住工公司的欠款。上述质证意见在金柱集团提交的证据中可以体现。被上诉人住工公司质证意见同金柱集团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金柱集团提交：1、金柱集团与山东万斯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斯达集团）签订合同成立山东万斯达装配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斯达装配公司）的相关材料；2、万斯达集团将在万斯达装配公司35%股权装让给朱懿洪的相关材料；3、朱懿洪将万斯达装配公司35%股权装让给金柱集团，金柱集团拥有万斯达装配公司100%股权，万斯达装配公司更名为“山东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的相关材料；4、金柱集团将其在住工公司的股权交由许守建、柳思光代持的相关材料；5、金柱集团将1368万元在住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林春和孙艳等68位自然人及山东金艺城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材料（包括孙艳在内的67为自然人向金柱集团支付768万元股权转让款明细表、金柱集团的记账凭证、67位自然人向金柱集团转账768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住工公司向该67位自然人分别开具的事由为“股金”的相应收据一宗）；6、上述受让股权自然人成立聊城市住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并由该有限合伙代持住工公司股权的相关材料；7、金柱集团将许守建代持的股权转让后不再持有住工公司股份的相关材料，拟证明包括张林春在内的67为自然人购买金柱集团在住工公司768万元金额的股权，将股权转让款汇入金柱集团，金柱集团后将款项转入住工公司，并由住工公司为该67位自然人出具股金收据，该案张林春起诉款项性质系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 上诉人质证意见为：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符合民诉法解释规定的在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的情形，故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应予以认定。其次，证据1、2、3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通过工商登记显示在2017年11月7日进行工商信息变更的内容仅为由金柱集团的股东变更为许守建、认缴出资额为6500万元，且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上诉人并不清楚，也无法查清，且该行为与上诉人并无关。对证据5该份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该份证据在一审时已经进行了提交，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另外，二被上诉人作为被告的案件除本案外还有三起案件，在原告为屈念祖、刘冉两案件中，案号分别为（2020）鲁1502民初13922号、（2020）鲁1502民初13920号，被上诉人金柱集团陈述的答辩意见为“其在2017年及以前为住工公司的股东，但认缴未缴足，后金柱集团在2018年陆续就持有的股份进行股权转让，因前期金柱集团认缴出资并未全部到位，在收取了66位自然人的股权转让金后均在收款后的第一时间汇入住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补齐了欠付的认缴款”。现金柱集团又称其将收到的136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汇入住工公司是用于偿还金柱集团欠付住工公司的欠款，通过多起案件被上诉人金柱集团的陈述相互矛盾，存在虚假陈述，不应予以认定。金柱集团称住工公司是按照包括上诉人张林春在内的共计69位股权受让人的要求为他们开具了代表股权凭证的股金收据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住工公司工作期间所任职务为公司会计，其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相当了解，住工公司在2016年至2018年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所以其不可能如被上诉人所称是看好公司前景而进行的入股，并且在被上诉人开具了股金的收据后，上诉人即提出了口头异议，但当时工作人员称公司为规避非法集资故要求填写股金事项，因张林春当时在住工公司工作，基于对公司的信任和自己的工作发展着想，未再就该收据进行过多的争执。对证据6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代持股权是需要双方达成合议，但纵观所有证据均没有上诉人作出股权代持及股权受让的意思表示，甚至上诉人也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没有得到过股东收益，自始至终聊城市住公企业管理中心是如何成立的，孙艳是如何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如何代持包括上诉人在内的67位“股权受让人”的股份的上诉人均不知情。对证据7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根据工商登记变更信息显示在2017年11月7日金柱集团已不再是住工公司的股东，故金柱集团所称的上诉人于2018年购买其在住工公司的股份更无从谈起。被上诉人住工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查明事实认定如下：2018年3月5日，张林春通过其尾号为0462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金柱集团转款5万元。同日，住工公司为张林春开具收据，收据内容为：“收据No.2631699交款单位张林春371581198908222137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正￥50000.0收款事由股金单位盖章山东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审核王苗苗。”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在于张林春向金柱集团转款的5万元是否为借款。张林春以被上诉人与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收据作为债权凭证，即已初步完成了其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二被上诉人不认可张林春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金柱集团对其在住工公司的股权向多名自然人转让的记账凭证、银行回单、工商登记等多项证据材料，与张林春提交的收据上收款事由记载为“股金”的事实相印证，能够达到证明涉案款项非借款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张林春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证据不足，一审据此驳回张林春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张林春主张对方对一审庭审笔录进行改动及一审未让其对对方补正答辩意见发表意见的上诉理由，系一审程序存在瑕疵，二审对此予以指正，但该上诉理由并不足以认定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否认一审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张林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曙昉 审 判 员 刘晓光 审 判 员 徐红杰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肖 倩 书 记 员 袁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