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8民终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必梅，女，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彩虹，女，197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城，荆门市东宝区景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雄，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格玉，女，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系张传雄之妻。上诉人马必梅因与被上诉人文彩虹、张传雄、杜格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2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7日对双方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马必梅、被上诉人文彩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城，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张传雄、杜格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征得到庭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本案径行询问。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必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文彩虹、张传雄、杜格玉立即返还马必梅货款3796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从2020年2月9日支付至欠款清偿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文彩虹、张传雄、杜格玉负担。询问中，马必梅表示对逾期付款损失同意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标准进行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文彩虹是荆门市玉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润公司）的员工错误。本案交易之前文彩虹可能系玉润公司员工，但2019年7月马必梅到店购货时，文彩虹肯定不是玉润公司员工。文彩虹于2019年4月8日起在荆门市独立经营荆门市东宝区鑫彩商行（以下简称鑫彩商行），其具备合法销售烟、酒等商品资质。二、一审法院认定由杜格玉收取货款错误，案涉货款系文彩虹收取。马必梅于2019年7月8日将货款37960元转账支付至文彩虹个人账户及微信账户，结合文彩虹办理的营业执照，可以认定货款由文彩虹收取。三、一审法院回避了文彩虹、张传雄、杜格玉恶意串通、合谋欺骗马必梅的事实。首先，文彩虹经营的鑫彩商行与张传雄、杜格玉经营的玉润公司是“一个店子两块牌子”，两个商户的经营场所在同一地址甚至同一柜台。但马必梅购货时，玉润公司已经没有经营，经营者实际是鑫彩商行即文彩虹。其次，一审法院依据玉润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文彩虹、杜格玉、张传雄的陈述，认定文彩虹是玉润公司员工，由杜格玉指示其收取货款错误。如文彩虹确系玉润公司员工，则其收取货款后应将货款交给玉润公司进货，但其没有交付货款，而是用该款填补了玉润公司欠付文彩虹的费用，导致玉润公司不能进货，由此三人是典型的恶意串通，用马必梅的货款帮玉润公司偿还欠付文彩虹的债务。文彩虹三人对货款的去向含糊其辞，一审法院仅凭三人陈述认定文彩虹以个人账户代玉润公司收取货款错误。一审时马必梅请求一审法院责令玉润公司提交财务账目核实，但一审法院未予核实，导致错误判决。再次，玉润公司、张传雄、杜格玉因不履行法院的多份生效判决，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账户及财产已被法院冻结或查封，文彩虹三人的行为涉嫌恶意逃避法院强制执行。四、一审法院认为马必梅在购买白酒时应要求文彩虹、杜格玉出示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与日常生活经验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为马必梅应要求文彩虹也在欠条上签字，前已有述，在文彩虹三人互相串通欺骗马必梅的情况下，文彩虹显然不会在欠条上签字。五、一审法院认定马必梅与玉润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却判决该公司的股东张传雄、杜格玉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文彩虹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必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文彩虹、张传雄、杜格玉返还其所支付的货款3796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2月9日支付其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张传雄、杜格玉共同经营荆门市“荆门玉润”门面，在该门面经营烟、酒销售生意。张传雄同时是玉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彩虹是该公司员工。2019年7月8日，马必梅到“荆门玉润”门面买酒，杜格玉与文彩虹同时在场，马必梅与杜格玉协商购买茅台酒14瓶、五粮液酒6瓶，单价分别为2300元／瓶、960元／瓶，货款共计37960元。约定马必梅先付酒款，春节前提货。当日，马必梅按照杜格玉的要求分别向文彩虹微信账户转账7960元，向文彩虹银行账户（卡号62×××75）转账30000元。后杜格玉一直未履行交货义务，也未退还货款。2020年1月18日，张传雄向马必梅出具欠条，约定2020年2月8日前还完所欠的货款37960元，但其未在上述期限内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文彩虹是否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本案纠纷为买卖合同纠纷，应由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行使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判断文彩虹是否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应首先判断文彩虹是否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马必梅购买白酒的门面“荆门玉润”由张传雄、杜格玉夫妻二人经营，马必梅2019年7月8日在该店购买酒时，杜格玉为主跟其协商所需购买标的的品牌、数量、规格和付款、提货方式，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已就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合意，马必梅和杜格玉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马必梅按照杜格玉指示向文彩虹的手机微信及银行卡转款，履行了付款义务，杜格玉未按照约定供应白酒，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传雄与杜格玉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上述门面，张传雄后出具欠条证明尚欠马必梅酒款，杜格玉也同意退还酒款，故该二人应共同承担退还马必梅酒款的责任。马必梅陈述其在2019年7月8日到荆门玉润门面购买酒时，既未要求文彩虹，也未要求杜格玉出示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张传雄2020年1月18日向马必梅出具欠条时，马必梅既未质问文彩虹收取我的酒款为什么张传雄向其出具欠条，也未要求文彩虹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同时马必梅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文彩虹与张传雄、杜格玉之间为合伙关系，其仅凭文彩虹收取了酒款，要求文彩虹与张传雄、杜格玉共同承担退还酒款的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其该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文彩虹主张的逾期退款利息，实际是要求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其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因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不能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因此酌定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其主张自2020年2月9日开始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传雄、杜格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必梅退还货款37960元，并支付利息（以3796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2月9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马必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元，由张传雄、杜格玉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412元，由马必梅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马必梅对一审法院认定文彩虹是玉润公司员工持有异议，其认为文彩虹于2019年4月8日起在荆门市独立经营鑫彩商行（与玉润公司同一地址），其于2019年7月8日至该店购买白酒，此时文彩虹已不是玉润公司员工。经审查，1.文彩虹称其系玉润公司员工，对此仅有张传雄的陈述及玉润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也由张传雄在证明人处签字并加盖玉润公司印章），并无其他诸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2.一审法院对杜格玉询问时，曾问及文彩虹与杜格玉、张传雄的关系，杜格玉回答文彩虹有时到店里给其帮下忙，并未陈述文彩虹系玉润公司员工。由此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尚不足以判断文彩虹即为玉润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予以纠正。二审另查明，马必梅付款后曾接到提货通知，但其未前往取货。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文彩虹是否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人。马必梅主张其向文彩虹、杜格玉二人购买白酒，理由为其到“荆门玉润”店里后，由文彩虹、杜格玉二人接待，其与二人协商确定价格后其向文彩虹支付货款，鑫彩商行的营业执照显示经营场所为“荆门玉润”的地址，而文彩虹系鑫彩商行负责人。文彩虹则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马必梅与张传雄。马必梅经人介绍到“荆门玉润”店内购物，该店使用的房屋由玉润公司承租，因此马必梅与张传雄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据此，一般认为订立合同需要双方均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本案中，马必梅至“荆门玉润”店内提出购买白酒，应系发出要约，因此需判断的是何人对其要约作出了承诺。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对于承诺人只能依据双方协商订立合同时的事实进行判断。1.马必梅陈述其进店后，文彩虹和杜格玉二人在店内，其提出购买白酒并与二人协商价格，后杜格玉算好价格并要求马必梅预付全款，且指示马必梅将款项支付给文彩虹，马必梅遂向文彩虹转账付款。文彩虹对马必梅该段陈述无异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据此，标的物和价款显然是买卖合同的要素，买卖双方对标的物和价款达成一致，买卖合同即成立。据马必梅之陈述，在明确其购买的白酒品牌和数量后，由杜格玉确定了价款。此可表明，在合同价款这一要素的确定上，作出意思表示且与马必梅达成一致意思的系杜格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买卖合同在马必梅与杜格玉之间成立，并无不当。2.鑫彩商行的负责人虽登记为文彩虹，且该商行的经营场所与玉润公司的住所一致，但因（1）买卖合同当事人需依据意思表示的作出而确定，前已有述，与马必梅就买卖白酒达成一致意思的系杜格玉；（2）文彩虹针对鑫彩商行与玉润公司同一地址解释称，因张传雄欠付文彩虹款项，张传雄拟将案涉店铺抵付给文彩虹，故文彩虹办理了相关证件，至马必梅购买白酒时未实际交付店铺。因案涉合同订立时，杜格玉尚在店内，且其与马必梅就合同的订立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故文彩虹的解释应属实。仅凭工商登记的营业场所一致，尚不足以认定此时文彩虹即系案涉店铺的经营者，并进而认定其系买卖合同的出卖人。3.关于货款的收取，在杜格玉指示马必梅向文彩虹付款的情况下，文彩虹的收款行为应系代理行为，并不能据此认定文彩虹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此外，付款是合同成立后买受人义务的履行，该行为致使出卖人合同权利实现，因此单纯的收款行为不能作为判断出卖人的依据。4.二审经询问，马必梅认可其付款后曾有人通知其前去取货，故其上诉提出的杜格玉、文彩虹、张传雄三人恶意串通、对其合谋欺骗，不能成立。至于杜格玉收款后如何处理货款系其权利，此与买卖合同的成立无关。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9元，由上诉人马必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俊蓉审 判 员 马晶晶审 判 员 王小云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孙亚芬书 记 员 肖宇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