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6民初2693号原告：陶勇，男，197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丽兹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乐园西大街**院**楼**28-3。法定代表人：曲疏通，常务副总兼行政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露艳，女，1989年7月23日出生，土家族，北京丽兹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职工。原告陶勇与被告北京丽兹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兹行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勇，丽兹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露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35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6月4日在被告居间服务下与乙方签订房屋租赁三方合同，将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龙之湾嘉园5625号的房产整体租赁给合同乙方居住。后原告因租赁合同纠纷，另案将乙方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被告工作人员曹鹏杰于2020年9月4日在法庭做虚假陈述，在明知乙方已更换房屋门锁且被告工作人员本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仍然和乙方共同污蔑原告用自留钥匙自行进入合同所涉房屋，意图帮助他案被告逃避法律责任；原告又在法庭得知被告在乙方违约的情况下擅自退还合同乙方交纳的意向金且从未向原告告知，经原告回忆，被告在合同签订之日曾劝说原告不在签约当日收取定金，且在乙方违约情况下，要求原告更改合同中已生效的付款日期，给乙方违约提供了条件，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介合同中被告承诺的不得掩盖事实相互串通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丽兹行公司辩称，第一，曹鹏杰在另案中的陈述是个人行为，不是公司的授权，并不代表公司，并不属于丽兹行公司的证言，根据另案判决书的表述法官联系的是曹鹏杰个人，曹鹏杰也代表其个人向法院作出陈述，公司也从未授权曹鹏杰代表公司出庭作为证人进行作证，所以他的相关陈述并不能代表公司的行为。第二，公司从未收到另案法官关于要求公司出庭作证的书面文件，所以曹鹏杰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公司。第三，曹鹏杰在另案中的陈述对原告的诉讼结果没有实质的影响，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法院的支持。第四，本案原告起诉的案由为中介合同纠纷，然而其陈述的事实并非系中介服务合同的内容，其事实与理由与案由不符。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恳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6月4日，陶勇（出租人、甲方）、于安（承租人、乙方）与丽兹行公司（居间人、丙方）共同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于安承租陶勇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龙之湾嘉园5625号房屋。该合同内容“……第三条（一）房屋租赁期自2017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11日，共计二年；……第十条（六）丙方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或有恶意串通行为的，除退还已收取的佣金外，还应赔偿由此给甲方或乙方造成的损失……”。就该合同的履行，陶勇曾与于安发生纠纷，陶勇于2020年8月18日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将于安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要求于安支付其违约金55000元，房屋空置损失44000元，新旧合同差价每月2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12月21日做出（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载明“本院当庭拨通本案涉诉合同履行的经纪人‘曹鹏杰’的电话，曹鹏杰称‘我是曹鹏杰，房子没打算成交，有交给钥匙，但是原告自己留了一把，原告跟被告说全交了，后来原告自己开门进入房屋了。原告进去后，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业主自己开门进去了，要退租，让我们过去，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到的时候，客户已经走了，剩下业主在这，业主在房子里面，在车库旁边的一间屋子，我们跟业主说了客户要退租，业主自己也觉得自己没理，就说退租吧。是于安打电话告诉我业主留了一把钥匙，具体记不清了。当时业主答应退房了，后来也没有通过我们达成租赁’”。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曹鹏杰并未实际在场看见陶勇进入涉诉房屋，系听于安转述得知，并非直接证据。于安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单有曹鹏杰的口头陈述不足以证明于安的主张……；在于安欠缺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其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纳租金，单方提出解约并向中介交还钥匙、腾退房屋，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按照合同违约条款的约定承担月租金100%的违约金。本院认为，上述金额已基本涵盖陶勇的损失，故对陶勇主张的空置损失及合同差价损失不再予以支持”。该判决最终判定，于安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陶勇违约金55000元并驳回了陶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中，陶勇另提供了于安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案件中出具的与曹鹏杰电话录音证据和其与曹鹏杰和于安的聊天记录。本院认为：曹鹏杰在陶勇与于安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时系丽兹行公司工作人员，其与陶勇、于安双方沟通有关房屋租赁事宜系在履行其作为丽兹行公司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其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陈述，也系基于其因为担任公司员工，履行工作职责，因而知悉相关情况。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故在顺义区法院电话联系曹鹏杰，要求其提供其知悉的与案件相关的情况时，曹鹏杰就有义务向法院陈述其知晓的情况，此也无需丽兹行公司再授权。故对丽兹行公司辩称的“曹鹏杰在另案中的陈述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曹鹏杰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案件中是否有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或与于安恶意串通，意图损害陶勇利益的行为，对此本院意见如下：首先，陶勇在本案中提供的电话录音记录，该证据系于安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案件中提供，在该案中，曹鹏杰并未向顺义区法院表示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陶勇在本案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其内容也无法反映曹鹏杰从事了故意侵害陶勇利益的行为。曹鹏杰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案件中，顺义法院向其打电话了解情况时，其也明确表示“业主自己开门进去了”，只是客户向其打电话时转述，并非其亲眼所见。其次，顺义区法院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记载的“曹鹏杰并未实际在场看见陶勇进入涉诉房屋，系听于安转述得知，并非直接证据。于安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单有曹鹏杰的口头陈述不足以证明于安的主张”，该论述只是说明了仅有曹鹏杰的口头陈述，该院无法认定于安主张的事实具有了充分证据支持，并非完全否认曹鹏杰陈述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也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对合同纠纷中“恶意串通”等事实规定了高于一般“盖然真实性”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便曹鹏杰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案件中对顺义区法院的电话陈述并非完全真实，陶勇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曹鹏杰有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要事实或与于安恶意串通，意图损害其利益的故意。故对陶勇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陶勇主张本案中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系其房屋空置损失和合同差价损失。（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已经载明“上述金额已基本涵盖陶勇的损失，故对陶勇主张的空置损失及合同差价损失不再予以支持”。现陶勇在（2020）京0113民初11047号民事判决书核定的其因于安违约导致的损失数额外，另行起诉大额房屋空置和合同差价损失，也与裁判文书具有既判力的原则规定相悖。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陶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4元，由陶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振甫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睿熙书 记 员 郝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