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学文，男，199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花媚，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新超，男，198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树志，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养，男，1983年5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原审被告：梁文龙，男，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业县。上诉人黄学文因与被上诉人余新超、杨金养，原审被告梁文龙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4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如果不撤销一审判决，则请求判令杨金养及黄学文分别对余新超的伤害承担30%的责任，余新超承担40%的责任；3.判令杨金养、余新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黄学文购买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河源分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020年4月16日事故发生时属于承保期内，涉案车系特种车在作业时发生的事故，可比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规定处理，为此，黄学文查阅了广东、河南、山东、湖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就汽车起重机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均有一致的认定（已提交该些案例给法庭做参考适用），即起重作业的特种机动车辆不同于一般机动车辆，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起重作业的特种机动车辆等同于普通机动车辆。黄学文为其所有的特种机动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人保河源分公司对于黄学文投保的机动车辆的性质、类型和用途应是明知的，其也应预见到此类特种机动车辆在道路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小概率事件，而在起吊作业时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若仅以该特种机动车辆在道路通行状态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作为交强险的理赔范围，显然有悖于交强险的制度价值。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厅函(2008)345号《关于交强险条例使用问题的复函》中回复：“根据《条例》第43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殊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起重机作为特种车辆，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起重作业而非道路行驶，对其作业过程中发生的责任事故比照一般机动车在通行过程中发生的责任事故进行认定符合立法本意，有利于切实发挥保险功能，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的12万元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不足部分，由各方依据责任划分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中各方及法院未增加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关于责任划分，黄学文系应杨金养的委托，到其场地将竹子卸到地上，报酬为500元，实质上来说，黄学文是为杨金养打工的，至今杨金养未将报酬支付给黄学文。通常情况下，吊车吊卸货时由黄学文与梁文龙进行配合，由黄学文将吊车挂钩连接待卸货物。但本案事故发生时，系余新超主动站在车尾将挂钩放到捆竹子的钢丝上。捆绑竹子的钢丝及捆绑均是余新超完成，其捆绑不合理，钢丝绳摆放位置不正确，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余新超对自己受伤存在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杨金养作为竹子的所有人、吊车雇佣人，并且作为涉案场地场主，并未监督余新超离开吊装危险区域（吊车吊臂上写着大字“吊臂一严禁站人”），监督起重机周边安全环境安全情况，应当对余新超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杨金养不仅作为场主，不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并且其作为定作人、受益人及监督责任方，根据公平原则，其责任应当承担为30%合理。余新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余新超对黄学文所述“捆绑竹子的钢丝及捆绑均是余新超完成，其捆绑不合理、钢丝绳摆放位置不正确”不予确认。黄学文称吊车吊臂上写着大字“吊臂—严禁站人”余新超对此事实亦不确认。杨金养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首先，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已经查实梁文龙在未取得起重装卸机械执业资格证情况下仍上岗操作，其在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没有充分注意周边环境安全，存在重大过错，其操作吊机的行为直接导致弹出来的竹子直接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是导致余新超受伤的关键。该事实有一审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人证言、安某的笔录予以证实。其次，由于梁文龙是受黄学文直接雇请操作起重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黄学文承担，是在查明事实并结合本案的所有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且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二、余新超的损害是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所处的驾驶室车头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仍不听劝阻站立在车头驾驶室顶的平台上，且疏于观察，对危险缺乏必要的预判。该事实是由余新超在一审期间自己所陈述的，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站在车顶是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其所有的货车的驾驶室玻璃，其采取的该措施直接导致了其损害发生，其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当事人在行为过程中对自身受到的伤害存在过错的，就应当承担责任，只有自己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不用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余新超将自身置于危险中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应该承担责任，于法于理有据。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黄学文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杨金养的合法权益。梁文龙未作陈述。余新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金养、黄学文、梁文龙连带赔偿余新超645083.9元；2.本案诉讼费由杨金养、黄学文、梁文龙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16日，余新超驾驶货车运输竹子至杨金养位于雅瑶镇古桥村的场地，杨金养通知黄学文卸货，黄学文雇佣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在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吊卸过程中，竹子弹出来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余新超摔下地受伤。事故发生后，杨金养、黄学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将余新超送往鹤山市人民医院治疗。余新超在鹤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4天(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30日)，出院诊断为：1.胸部闭合性损伤：①左侧第4-8、10肋及右侧第4-10肋骨折②左肺挫裂伤③左侧创伤性液气胸④右肺挫伤⑤右侧胸腔积液；2.胸10、12椎体爆裂性骨折骨性椎管狭窄；3.胸9、11棘突，胸10双侧横突、椎弓骨折；4.胸11、12右侧椎弓骨折；5.胸7椎体轻度压缩性骨折；6.腰1椎体双侧横突及腰2椎体左侧横突骨折；7.呼吸衰竭；8.肺炎(金黄色葡萄球菌)；9.中度贫血；10.低蛋白血症；11.低钾血症；12.下胸背部手术伤口感染。建议：1.住院期间留陪人两名；2.出院后全休叁月；3.出院后卧床休息壹月。2020年8月19日，经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所鉴定，余新超损伤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另查明：1.事故发生后，杨金养垫付余新超医疗费51593元，黄学文垫付余新超医疗费25000元，该费用没有在本次诉讼中主张。2.余新超的被扶养人情况：母亲岑亚榕(1953年3月27日出生，共生育女子4人)；女儿余丽茵(2006年11月2日出生)；女儿余惠红(2011年2月8日出生)；儿子余绍炫(2012年11月13日出生)。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庭审笔录证实，足以认定。根据余新超的诉讼请求，举证情况以及赔偿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在本次事故中的各项损失如下：一、医疗费194307.7元。以余新超提供的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伤情鉴定书、费用明细清单等为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余新超共住院治疗4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日的标准计算，为100元/天×44天=4400元。三、护理费6600元。余新超共住院治疗44天，护理费按150元/日的标准计算，为150元/天×44天=6600元。四、误工费21411.3元。余新超于2020年4月16日受伤，于2020年8月19日被评残，误工天数计至评残前一日(即2020年8月18日)为125天，因余新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其误工费应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521元/年的标准计算，故误工费为21411.3元(62521元/年÷365天×125天)，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14752.4元。(一)残疾赔偿金269222.4元。余新超自行委托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所具有相关资质，其出具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余新超因事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其请求残疾赔偿金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20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故残疾赔偿金为269222.4元(42066元/年×20年×32%).(二)被扶养人生活费145530元。余新超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875元/年的标准计算，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则余新超母亲岑亚榕(1953年3月27日出生，共生育女子4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030元(28875元/年×13年×32%÷4)；女儿余丽茵(2006年11月2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100元(28875元/年×5年×32%÷2)；女儿余惠红(2011年2月8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1580元(28875元/年×9年×32%÷2)；儿子余绍炫(2012年11月13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0820元(28875元/年×11年×32%÷2)，合共145530元。六、营养费1600元。余新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结合其伤情，一审法院酌定支持营养费1600元，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七、交通费1320元。余新超住院44天，确需产生交通费，余新超主张的交通费5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320元。八、鉴定费1950元。以票据为准，且为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九、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元。余新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余新超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6000元。对于余新超主张的住宿费，余新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住宿费确已产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合共662341.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身体权纠纷。公民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一、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没有注意周边环境安全，致使弹出来的竹子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摔地受伤，对余新超的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对余新超的受伤承担40%的责任。因梁文龙是受黄学文雇佣操作起重机吊卸竹子的，梁文龙与黄学文形成雇佣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梁文龙造成的余新超损失，应由雇佣者黄学文承担。二、余新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吊车吊卸货物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余新超在庭审中陈述其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是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驾驶室的玻璃，可见余新超明知货车驾驶室是在起重机操作的危险范围内，余新超将自身置于危险中亦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对自己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40%的责任。三、杨金养作为涉案场地场主，对涉案场地有安全监督的责任，其没有监督余新超离开货车驾驶室顶平台，没有监督梁文龙在确保起重机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任由余新超与梁文龙违规操作造成意外，故杨金养没有尽到安全监管义务，其对余新超的受伤应负20%的责任。一审法院前已认定余新超的损失为662341.4元，则扣除黄学文、杨金养已垫付的医疗费后，黄学文应赔偿余新超损失239936.56元(662341.4元×40%-25000元)，杨金养应赔偿余新超损失80875.28元(662341.4元×20%-51593元)。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杨金养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80875.28元给余新超；二、黄学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239936.56元给余新超；三、驳回余新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862.71元(已由余新超预交)，由余新超负担936.35元，杨金养负担233.53元，黄学文负担692.83元。余新超多预交的一审受理费926.36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杨金养、黄学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分别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受理费233.53元、692.83元。二审期间，余新超、杨金养、梁文龙未提交新的证据。黄学文提交以下证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拟证明黄学文已经为其涉案起重车交纳了交强险，事故发生时，在属于承保范围，保险公司应当为此次事故在交强险和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也证明了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余新超质证认为，对该保险单的三性没有异议。杨金养质证认为，事故发生时，黄学文有报过保险，后来在医院听到其与保险公司的沟通，后黄学文又撤销了。经审查，黄学文所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认定。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身体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黄学文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对于黄学文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对涉案起重机承保的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经查，余新超起诉时未将该保险公司列为被告，黄学文、梁文龙、杨金养在一审期间亦未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该保险公司为被告，黄学文作为车辆所有人在一审期间也未曾提出关于投保的事实以及保险公司应对涉案责任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另外，该保险公司即使未参与本案诉讼，亦不影响黄学文在承担本案责任后，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该保险公司另案索赔。综上，一审法院未于本案中追加该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非遗漏当事人，黄学文该项上诉主张，并无依据，应不予支持。其次，对于涉案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事发时，余新超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其货车驾驶室玻璃，故而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弹出来的竹子击中余新超致其摔到地上受伤。余新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起重机吊卸货物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违反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在涉案起重机从其货车吊卸竹子下地过程中，仍站在其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对自己所受损害存在过错；梁文龙虽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但经查，该证所附《使用须知》明确注明“本证不得作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及其他特种从业类资格证件使用。凡涉特种设备、特种作业、特殊岗位、特殊工种、特殊机种，操作人员尚应遵守国家及作业地从业准入规定”，在案并无其他证据足以证实梁文龙对涉案起重机具备操作资格，故应认定其并不具备相应的操作资格。另外，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亦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没有注意到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的余新超，致使弹出来的竹子击中了余新超，其对余新超所受伤害存在过错；杨金养作为涉案场地场主以及涉案竹子的买受人，对涉案场地有安全监督义务，其没有尽到应有的安全监督义务，没有监督余新超离开货车驾驶室顶平台，没有监督梁文龙是否有起重机操作资格，并在确保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操作起重机，放任涉案事故的发生，故其对余新超所受伤害亦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梁文龙、杨金养对余新超所受损害分别承担40%、40%、20%的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另鉴于梁文龙是受黄学文雇佣操作涉案起重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梁文龙所应承担的余新超损失份额，应由黄学文向余新超承担赔偿责任。黄学文上诉主张其受杨金养雇请，其与杨金养、余新超应对余新超的损失分别承担30%、30%、40%的责任，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学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9.68元（黄学文已预交），由黄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玄月玲书 记 员 钟慧姗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学文，男，199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花媚，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新超，男，198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树志，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养，男，1983年5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原审被告：梁文龙，男，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业县。上诉人黄学文因与被上诉人余新超、杨金养，原审被告梁文龙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4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如果不撤销一审判决，则请求判令杨金养及黄学文分别对余新超的伤害承担30%的责任，余新超承担40%的责任；3.判令杨金养、余新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黄学文购买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河源分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020年4月16日事故发生时属于承保期内，涉案车系特种车在作业时发生的事故，可比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规定处理，为此，黄学文查阅了广东、河南、山东、湖南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就汽车起重机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均有一致的认定（已提交该些案例给法庭做参考适用），即起重作业的特种机动车辆不同于一般机动车辆，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起重作业的特种机动车辆等同于普通机动车辆。黄学文为其所有的特种机动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人保河源分公司对于黄学文投保的机动车辆的性质、类型和用途应是明知的，其也应预见到此类特种机动车辆在道路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小概率事件，而在起吊作业时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若仅以该特种机动车辆在道路通行状态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作为交强险的理赔范围，显然有悖于交强险的制度价值。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厅函(2008)345号《关于交强险条例使用问题的复函》中回复：“根据《条例》第43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殊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起重机作为特种车辆，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起重作业而非道路行驶，对其作业过程中发生的责任事故比照一般机动车在通行过程中发生的责任事故进行认定符合立法本意，有利于切实发挥保险功能，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的12万元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不足部分，由各方依据责任划分承担责任。本案中，一审中各方及法院未增加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关于责任划分，黄学文系应杨金养的委托，到其场地将竹子卸到地上，报酬为500元，实质上来说，黄学文是为杨金养打工的，至今杨金养未将报酬支付给黄学文。通常情况下，吊车吊卸货时由黄学文与梁文龙进行配合，由黄学文将吊车挂钩连接待卸货物。但本案事故发生时，系余新超主动站在车尾将挂钩放到捆竹子的钢丝上。捆绑竹子的钢丝及捆绑均是余新超完成，其捆绑不合理，钢丝绳摆放位置不正确，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余新超对自己受伤存在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杨金养作为竹子的所有人、吊车雇佣人，并且作为涉案场地场主，并未监督余新超离开吊装危险区域（吊车吊臂上写着大字“吊臂一严禁站人”），监督起重机周边安全环境安全情况，应当对余新超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杨金养不仅作为场主，不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并且其作为定作人、受益人及监督责任方，根据公平原则，其责任应当承担为30%合理。余新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余新超对黄学文所述“捆绑竹子的钢丝及捆绑均是余新超完成，其捆绑不合理、钢丝绳摆放位置不正确”不予确认。黄学文称吊车吊臂上写着大字“吊臂—严禁站人”余新超对此事实亦不确认。杨金养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首先，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已经查实梁文龙在未取得起重装卸机械执业资格证情况下仍上岗操作，其在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没有充分注意周边环境安全，存在重大过错，其操作吊机的行为直接导致弹出来的竹子直接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是导致余新超受伤的关键。该事实有一审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人证言、安某的笔录予以证实。其次，由于梁文龙是受黄学文直接雇请操作起重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黄学文承担，是在查明事实并结合本案的所有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且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二、余新超的损害是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所处的驾驶室车头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仍不听劝阻站立在车头驾驶室顶的平台上，且疏于观察，对危险缺乏必要的预判。该事实是由余新超在一审期间自己所陈述的，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站在车顶是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其所有的货车的驾驶室玻璃，其采取的该措施直接导致了其损害发生，其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当事人在行为过程中对自身受到的伤害存在过错的，就应当承担责任，只有自己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不用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余新超将自身置于危险中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应该承担责任，于法于理有据。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黄学文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杨金养的合法权益。梁文龙未作陈述。余新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金养、黄学文、梁文龙连带赔偿余新超645083.9元；2.本案诉讼费由杨金养、黄学文、梁文龙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16日，余新超驾驶货车运输竹子至杨金养位于雅瑶镇古桥村的场地，杨金养通知黄学文卸货，黄学文雇佣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在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吊卸过程中，竹子弹出来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余新超摔下地受伤。事故发生后，杨金养、黄学文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将余新超送往鹤山市人民医院治疗。余新超在鹤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4天(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30日)，出院诊断为：1.胸部闭合性损伤：①左侧第4-8、10肋及右侧第4-10肋骨折②左肺挫裂伤③左侧创伤性液气胸④右肺挫伤⑤右侧胸腔积液；2.胸10、12椎体爆裂性骨折骨性椎管狭窄；3.胸9、11棘突，胸10双侧横突、椎弓骨折；4.胸11、12右侧椎弓骨折；5.胸7椎体轻度压缩性骨折；6.腰1椎体双侧横突及腰2椎体左侧横突骨折；7.呼吸衰竭；8.肺炎(金黄色葡萄球菌)；9.中度贫血；10.低蛋白血症；11.低钾血症；12.下胸背部手术伤口感染。建议：1.住院期间留陪人两名；2.出院后全休叁月；3.出院后卧床休息壹月。2020年8月19日，经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所鉴定，余新超损伤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另查明：1.事故发生后，杨金养垫付余新超医疗费51593元，黄学文垫付余新超医疗费25000元，该费用没有在本次诉讼中主张。2.余新超的被扶养人情况：母亲岑亚榕(1953年3月27日出生，共生育女子4人)；女儿余丽茵(2006年11月2日出生)；女儿余惠红(2011年2月8日出生)；儿子余绍炫(2012年11月13日出生)。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庭审笔录证实，足以认定。根据余新超的诉讼请求，举证情况以及赔偿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在本次事故中的各项损失如下：一、医疗费194307.7元。以余新超提供的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伤情鉴定书、费用明细清单等为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余新超共住院治疗4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日的标准计算，为100元/天×44天=4400元。三、护理费6600元。余新超共住院治疗44天，护理费按150元/日的标准计算，为150元/天×44天=6600元。四、误工费21411.3元。余新超于2020年4月16日受伤，于2020年8月19日被评残，误工天数计至评残前一日(即2020年8月18日)为125天，因余新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其误工费应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521元/年的标准计算，故误工费为21411.3元(62521元/年÷365天×125天)，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14752.4元。(一)残疾赔偿金269222.4元。余新超自行委托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所具有相关资质，其出具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余新超因事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其请求残疾赔偿金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20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故残疾赔偿金为269222.4元(42066元/年×20年×32%).(二)被扶养人生活费145530元。余新超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875元/年的标准计算，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则余新超母亲岑亚榕(1953年3月27日出生，共生育女子4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030元(28875元/年×13年×32%÷4)；女儿余丽茵(2006年11月2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100元(28875元/年×5年×32%÷2)；女儿余惠红(2011年2月8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1580元(28875元/年×9年×32%÷2)；儿子余绍炫(2012年11月13日出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0820元(28875元/年×11年×32%÷2)，合共145530元。六、营养费1600元。余新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结合其伤情，一审法院酌定支持营养费1600元，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七、交通费1320元。余新超住院44天，确需产生交通费，余新超主张的交通费5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320元。八、鉴定费1950元。以票据为准，且为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九、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元。余新超构成一项八级伤残和一项九级伤残，余新超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6000元。对于余新超主张的住宿费，余新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住宿费确已产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合共662341.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身体权纠纷。公民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一、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没有注意周边环境安全，致使弹出来的竹子击中站在货车驾驶室车头的余新超摔地受伤，对余新超的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对余新超的受伤承担40%的责任。因梁文龙是受黄学文雇佣操作起重机吊卸竹子的，梁文龙与黄学文形成雇佣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梁文龙造成的余新超损失，应由雇佣者黄学文承担。二、余新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吊车吊卸货物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余新超在庭审中陈述其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是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驾驶室的玻璃，可见余新超明知货车驾驶室是在起重机操作的危险范围内，余新超将自身置于危险中亦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对自己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40%的责任。三、杨金养作为涉案场地场主，对涉案场地有安全监督的责任，其没有监督余新超离开货车驾驶室顶平台，没有监督梁文龙在确保起重机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任由余新超与梁文龙违规操作造成意外，故杨金养没有尽到安全监管义务，其对余新超的受伤应负20%的责任。一审法院前已认定余新超的损失为662341.4元，则扣除黄学文、杨金养已垫付的医疗费后，黄学文应赔偿余新超损失239936.56元(662341.4元×40%-25000元)，杨金养应赔偿余新超损失80875.28元(662341.4元×20%-51593元)。余新超请求超出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杨金养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80875.28元给余新超；二、黄学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239936.56元给余新超；三、驳回余新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862.71元(已由余新超预交)，由余新超负担936.35元，杨金养负担233.53元，黄学文负担692.83元。余新超多预交的一审受理费926.36元，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杨金养、黄学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分别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受理费233.53元、692.83元。二审期间，余新超、杨金养、梁文龙未提交新的证据。黄学文提交以下证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拟证明黄学文已经为其涉案起重车交纳了交强险，事故发生时，在属于承保范围，保险公司应当为此次事故在交强险和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也证明了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余新超质证认为，对该保险单的三性没有异议。杨金养质证认为，事故发生时，黄学文有报过保险，后来在医院听到其与保险公司的沟通，后黄学文又撤销了。经审查，黄学文所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认定。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身体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黄学文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对于黄学文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对涉案起重机承保的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经查，余新超起诉时未将该保险公司列为被告，黄学文、梁文龙、杨金养在一审期间亦未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该保险公司为被告，黄学文作为车辆所有人在一审期间也未曾提出关于投保的事实以及保险公司应对涉案责任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另外，该保险公司即使未参与本案诉讼，亦不影响黄学文在承担本案责任后，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该保险公司另案索赔。综上，一审法院未于本案中追加该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非遗漏当事人，黄学文该项上诉主张，并无依据，应不予支持。其次，对于涉案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事发时，余新超为了防止竹子在装卸过程中打烂其货车驾驶室玻璃，故而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弹出来的竹子击中余新超致其摔到地上受伤。余新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起重机吊卸货物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违反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在涉案起重机从其货车吊卸竹子下地过程中，仍站在其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对自己所受损害存在过错；梁文龙虽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但经查，该证所附《使用须知》明确注明“本证不得作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及其他特种从业类资格证件使用。凡涉特种设备、特种作业、特殊岗位、特殊工种、特殊机种，操作人员尚应遵守国家及作业地从业准入规定”，在案并无其他证据足以证实梁文龙对涉案起重机具备操作资格，故应认定其并不具备相应的操作资格。另外，梁文龙操作起重机将竹子从货车上吊卸下地时亦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没有注意到站在货车驾驶室顶平台上的余新超，致使弹出来的竹子击中了余新超，其对余新超所受伤害存在过错；杨金养作为涉案场地场主以及涉案竹子的买受人，对涉案场地有安全监督义务，其没有尽到应有的安全监督义务，没有监督余新超离开货车驾驶室顶平台，没有监督梁文龙是否有起重机操作资格，并在确保周边环境安全的情况下操作起重机，放任涉案事故的发生，故其对余新超所受伤害亦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余新超、梁文龙、杨金养对余新超所受损害分别承担40%、40%、20%的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另鉴于梁文龙是受黄学文雇佣操作涉案起重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梁文龙所应承担的余新超损失份额，应由黄学文向余新超承担赔偿责任。黄学文上诉主张其受杨金养雇请，其与杨金养、余新超应对余新超的损失分别承担30%、30%、40%的责任，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学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9.68元（黄学文已预交），由黄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玄月玲书 记 员 钟慧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