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6民终12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木，男，196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瑞，福建滨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逸鸣，福建滨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水山，男，196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光荣，福建兴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马坑乡马坑村下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973801330XU。法定代表人：徐华针，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邓福建，男，196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原审第三人：徐华针，女，196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原审第三人：庄志红，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原审第三人：杨裕宇，男，198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原审第三人：王凤春，女，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诉人赵桂木、吴水山因与被上诉人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徐华针、邓福建、杨裕宇、庄志红、王凤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华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9民初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桂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庆瑞、上诉人吴水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光荣、原审第三人邓福建、原审第三人庄志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华鸿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华针、原审第三人杨裕宇、原审第三人王凤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桂木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除判决书第一、二项赵桂木享有从吴水山所持有的股权中受让13.33%股权外，确认赵桂木系华鸿公司股东，再享有从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有股权中受让33.33%股权；华鸿公司、吴水山等应按33.33%股权比例向赵桂木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在公司登记机关为赵桂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一审以赵桂木与吴水山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为由，认定2012年1月签订的《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1.2011年8月29日的《借据》系此前借款结算所得，吴水山在《借据》中也确认款项已实际支付并结算。因吴水山未完全履行全部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故《借条》原件在赵桂木手中，这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即使已完成全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借据》性质属于吴水山收到赵桂木股权转让款的凭据，原件理应由赵桂木保存。2.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赵桂木持有的这一份有华鸿公司盖章、邓福建签名；吴水山自己留存的协议无华鸿公司盖章，邓福建也没有签名，但并不影响赵桂木持有的这份协议的效力。况且，股权转让经吴水山同意，邓福建背书同意，吴水波至今未提出异议或主张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根据2011年6月18日各股东签订的《股权确认书》，各股东已确认赵桂木股东身份，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为股东之间的转让，华鸿公司是否盖章、邓福建是否签名，并不对该协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一审法院对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不予采信，于法无据。3.吴水山一审举证的证据显示，其于2012年3月初才把其个人负债情况告知其他股东，然而本案33.33%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12年1月1日，当时赵桂木对吴水山的债务情况并不知情，不可能与吴水山恶意串通。本案既无恶意串通的基础依据，更无可排除合理怀疑的依据，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认定赵桂木与吴水山恶意串通，从而认定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与法不符。4.赵桂木一审举证的2009年《借据》载明“借款期限一年，到期不能结还本息，本人愿转让华鸿公司的股权”；2010年12月18日《借据》载明：“借款期限陆个月，若到期不能结还本息，本人愿转让华鸿公司股权”；由此可见，若借款无法还清，吴水山则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赵桂木的合意在2009年就已形成，并非赵桂木在明知吴水山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为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才与之恶意串通达成的。5.2012年1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吴水山只有一个诉讼案件，且按撤诉处理。6.吴水山向赵桂木所负债务产生于2009年之前，在其他债权人之前，股权转让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并无影响，更谈不上侵害。7.生效判决认定2012年3月10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为可撤销的协议，即说明这三份协议是有效的，那么2012年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前，更应当认定有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吴水山辩称，一、赵桂木主张2012年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依法不成立。理由如下：1、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签约时间是2012年4月份，而非2012年1月1日。2.吴水山2009年出具的《借据》虽有“到期不能结还本息，本人愿转让华鸿股权”的文字，但并未明确以股权抵债，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水山转让33.3%股权，价款260万元，赵桂木付清全部款项办完相关手续后生效。“办完相关手续”应认定为经其他股东书面同意、双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双方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书面同意，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未生效。4.赵桂木举证的《借据》只能证明吴水山于2011年8月29日向赵桂木借款260万元，约定月息1.3%，应于2012年1月1日前还清本息，不能证明该借款已抵付股权转让款。5.为应对债务危机，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分别与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转让给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股权19.01%、13.33%、19.33%，如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履行，赵桂木直接要求吴水山将33.33%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即可，何必多此一举又于2012年3月10日与吴水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19.01%股权，以此亦可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生效、未实际履行。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违法，赵桂木的诉求依法不应支持。1.2011年6月18日各股东签订的《股权确认书》只确认赵桂木系隐名股东，持股13.33%，未登记赵桂木股东身份。2012年3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赵桂木持股19.01%，但该股权转让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赵桂木显名股东身份消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赵桂木不具有股东身份，且属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因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违法。2.因吴水山的债权人杨向东等60人申请执行，吴水山的股权已被南靖县人民法院查封，被法院查封的财产不得转让，现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变更股权登记，损害吴水山债权人的利益，且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吴水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赵桂木占华鸿公司股权13.33%中未登记股权1.81%（13.33%-已登记股权11.52%），由华鸿公司从其他股东股权调整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由赵桂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赵桂木享有从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中受让13.33%股权，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1、吴水山对赵桂木系华鸿公司股东，应占华鸿公司13.33%的股权无异议，而赵桂木于2012年3月12日起就登记占华鸿公司11.52%的股权，仅差1.81%未办理登记。若根据一审判决再从吴水山名下划转13.33%股权登记，则赵桂木将占华鸿公司24.85%股权（11.52%+13.33%），与事实严重不符。2、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吴水山持有华鸿公司的股份应为66.67%，包括：2013年12月20日被南靖县人民法院冻结的45万元占公司股份15%；及南靖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将持有华鸿公司51.67%的股权转让给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的行为；前述两部分股权合计66.67%（15%+51.67%＝66.67%）。但吴水山登记的股权只有53.34%，原因在于：虽然南靖县人民法院（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撤销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转让给徐华针13.33%股权的行为，但徐华针抢了时间差，申请华安县人民法院冻结自己名下的13.33%股权，导致南靖县人民法院未能将登记在徐华针名下的股权回转到吴水山名下。吴水山现登记股权为53.34%，且已被南靖县人民法院执行查封冻结，委托评估拍卖。若从吴水山股权中再转出13.33%股权归赵桂木所有，严重损害吴水山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违反公平原则。二、一审判决第一、二项若生效，客观上不能履行、法院不能执行；假设执行，将严重损害吴水山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1、假如吴水山被南靖县人民法院查封的53.34%股权可以解冻、变更登记，那么徐华针自己申请查封的13.33%股权应该也可以被解冻、变更登记，这样一来吴水山名下股权依然是占比53.34%。2、吴水山曾经就南靖县人民法院（2012）靖执行字第358-9号和（2016）闽0627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不得执行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有的53.34%股权中的13.33%股权，生效判决已驳回吴水山的该诉讼请求。3.华鸿公司各股东之间备案登记股权比例目前为止依然混乱，存在有股权的股东没有登记股权、个别股东多登记股权情形。徐华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生效判决确认徐华针系华鸿公司股东，占华鸿公司13.33%股权，但没有查明之前徐华针隐名的13.33%股份隐名在哪个股东名下，这给华鸿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留下隐患。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先后顺序，徐华针应先将13.33%股权变更登记（执行回转）至吴水山名下（吴水山股权备案登记回归为66.67%），赵桂木再从中转出13.33%股权使其股权达到13.33%，这样才能最接近实际情况。4.吴水山的债权人黄美玲、杨向东、吴元水等人申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原审不予支持，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赵桂木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赵桂木享有从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中受让13.33%股权，该事实认定依据充分。1、首先，各方当事人对赵桂木持有华鸿公司13.33%股权没有争议。2008年10月26日、2011年1月20日，赵桂木两次分别以52万元向吴水山购买华鸿公司26万股金，两次购买的股金占总股权13.33%，且股权转让款已实际支付给吴水山，一审判决前述13.33%股权从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股权中受让，认定事实清楚。其次，现赵桂木名下的11.52%股权并非从吴水山名下变更而来，与前述13.33%股权无关，属于赵桂木与他人之间的另案法律关系。2.生效判决确认徐华针持有华鸿公司13.33%股份，徐华针根据生效判决冻结登记在其名下的13.33%股权，这属于另案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3.吴水山也认为其目前只登记持股53.34%，差额13.33%未登记是因为徐华针名下的13.33%未执行回转到吴水山名下，那么该差额部分与赵桂木无关，亦与本案无关。4.目前华鸿公司股权登记情况为：王凤春持股19.24%、吴水山持股53.34%、赵桂木持股11.52%、杨裕宇持股2.57%、徐华针持股13.33%，对当前工商登记股权有异议的只有吴水山、赵桂木、邓福建（即庄志红）。即便预留邓福建主张的6.41%，判决赵桂木持股46.66%，其他股东的股权未发生变化，吴水山仍有11.79%股权，因此本案确认赵桂木持股46.66%完全可以履行，也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二、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法律关系，黄美玲等人并非公司股东，也非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一审未同意黄美玲等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程序合法。针对赵桂木、吴水山的上诉，华鸿公司书面答辩称：华鸿公司在2012年3月10日就召开股东会议，并修改华鸿公司章程，修改的公司章程已经确认赵桂木是华鸿公司股东，并在2012年3月12日就及时向华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至2015年10月9日前华鸿公司对赵桂木诉求中的占公司股权比例30.53%没有异议，但至2015年10月10日起赵桂木占公司30.53%的股权比例已经被南靖县人民法院扣转19.01%到吴水山名下，即自2015年10月10日起，赵桂木占华鸿公司股权比例就由原来的30.53%变更为11.52%。针对赵桂木、吴水山的上诉，邓福建、庄志红共同述称：华鸿公司股权纠纷已持续很长时间了，赵桂木目前登记的11.52%股权是从邓福建处获得的，但2012年3月10日邓福建的股权本来是要转给庄志红的，却被经办人转让给赵桂木等三人，应将赵桂木名下的11.52%股份返还给邓福建；赵桂木是与吴水山进行交易，应从吴水山名下划转相应股份给赵桂木。针对赵桂木、吴水山的上诉，徐华针书面述称：徐华针持有华鸿公司13.33%股份，已经华安县人民法院（2014）华民初字第2076号民事判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漳民终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确认。徐华针依据上述生效判决登记华鸿公司13.33%股份在徐华针名下，合法有效。其他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杨裕宇、王凤春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赵桂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桂木系华鸿公司股东并从吴水山股份中受让公司46.66%股权；2．判令华鸿公司、第三人根据公司法规定，按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确认的股权比例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从吴水山现公司股权中变更登记46.66%股权至赵桂木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0年10月17日，华安县计划局同意批准设立“下桥水电站”，计划总投资590.73万元，实际投资390万元，并由吴水山负责筹建；2002年元月建成投产。二、2002年4月15日，“下桥水电站”变更为“华安县下桥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下桥水电公司）”，设立公司章程。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登记股东及出资比例：王瑞英实物出资200万元、出资比例66.6%，吴水波实物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16.7%，邓福建实物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16.7%；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名称或姓名、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及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执行董事王瑞英由股东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一天下桥水电公司还分别签发了三份“股东出资证明书”给王瑞英、吴水波、邓福建。三、2006年6月24日，下桥水电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等：1．将公司名称由“华安县下桥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2．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水力发电；3．同意股东王瑞英将其占有的公司注册资本66.6%的出资转让给吴水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吴水山、吴水波、邓福建；4．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瑞英变更为吴水山。并于2006年6月28日在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四、2008年10月26日、2011年1月20日，吴水山分两次将占华鸿公司股份各26万股，合计52万股以104万元转让给赵桂木，赵桂木已支付104万元给吴水山，占公司总股权13.33%。五、2011年6月18日，华鸿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生成《股权确认书》，对公司现有的股东及股权进行确认：吴水山原始股投资额226万元，所占股权57.95%；赵桂木原始股投资额52万元，所占股权13.33%；徐华针原始股投资额52万元，所占股权13.33%；邓福建原始股投资额25万元，所占股权6.41%；杨裕宇原始股投资额10万元，所占股权2.57%；案外人吴水波原始股投资额25万元，所占股权6.41%。各股东在《股权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但是未到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六、2011年8月29日，吴水山以借款人的身份向赵桂木出具《借据》一张，借据内容：吴水山向赵桂木借款260万元，月利率1.3%，应于2012年元月一日前还清本息（注：此借款为本人以前多笔借款合并转借据），担保单位华鸿公司。七、2012年3月10日，华鸿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免去吴水山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选举庄志红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修订公司章程。2012年3月10日，吴水山分别与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水山同意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19.01%、13.33%、19.33%的股权以57.03万元、39.99万元、57.99万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同一天，邓福建分别与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华鸿公司11.52%、2.57%、2.57%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2012年3月11日，华鸿公司召开新旧股东会议，参会股东吴水山、邓福建、庄志红、王凤春、徐华针、赵桂木、吴水波。主要内容是因吴水山欠下巨额民间借款一千多万元，其中包括欠庄志红、王凤春、徐华针、赵桂木、杨裕宇等借款。参会股东协商同意采取债转股形式，将吴水山注册资金中51.6%的份额转让给上述五人等。并达成“关于放弃追究吴水山刑事责任承诺书”。2012年3月12日，工商内资企业登记变更为：1．法定代表人由吴水山变更为庄志红，执行董事由吴水山变更为庄志红；2．股东及出资额变更为：吴水山45万元，吴水波50万元，庄志红57.99万元，徐华针40万元，赵桂木91.59万元，王凤春7.71万元，杨裕宇7.71万元。2014年1月24日，南靖县人民法院受理吴文全、吴文金等60人与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吴水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并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将持有华鸿公司51.67%的股权转让给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的行为。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8日，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漳民终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9月25日，南靖县人民法院向华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2015）靖执字第103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将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分别持有华鸿公司的股权19.33%、13.33%、19.01%（合计51.67%）变更登记为吴水山。八、2013年12月20日，南靖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靖执行字第358-4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吴水山持有的华鸿公司15%的股份45万元。并于2013年12月23日向华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九、2014年11月12日，华安县人民法院受理徐华针与华鸿公司、吴水山、邓福建、杨裕宇、庄志红、王凤春、赵桂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并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4）华民初字第2076号民事判决：“一、徐华针系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占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13.33％的股权；二、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应确认徐华针的股权比例，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吴水山不服提起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5）漳民终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9月16日，华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华执行字第302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徐华针在华鸿公司13.33%的股权。并向华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十、2015年11月2日，南靖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靖执行字第358-9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吴水山持有的华鸿公司53.34%的股份（股权数额160.02万元）。并拟进行委托评估、拍卖、变卖。赵桂木向南靖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执行（2012）靖执行字第358-9号执行裁定书。南靖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闽0627执异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赵桂木的异议请求。2016年11月28日，南靖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赵桂木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赵桂木请求依法不得执行吴水山在华鸿公司53.34%股权中的13.33%股权。南靖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6）闽0627民初字第29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赵桂木的诉讼请求。赵桂木不服提起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闽06民终字第170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十一、2019年3月26日，华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华针。十二、对于邓福建请求撤销2012年3月10日其与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的股权变更问题，因与本案的法律性质不同，应另案处理。另查明，吴水山持有华鸿公司的股份应为：2013年12月20日被南靖县人民法院冻结的45万元占公司股份15%；南靖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将持有华鸿公司51.67%的股权转让给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上述两部分合计66.67%（15%＋51.67%＝66.67%），因此，吴水山备案登记的股份应为66.67%。目前吴水山在华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华鸿公司的股份为160.02万元占53.34%，并已被南靖县人民法院冻结；王凤春股份为57.71万元占19.24%；徐华针股份为40万元占13.33%；赵桂木股份为34.56万元占11.52%；杨裕宇股份为7.71万元占2.57%。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2008年10月26日及2011年1月20日吴水山与赵桂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008年10月26日及2011年1月20日吴水山分两次转让占公司总股份的13.33%给赵桂木，2011年6月18日华鸿公司全体股东已对赵桂木享有华鸿公司股权13.33%予以确认，且各方当事人也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在2011年6月18日之前，赵桂木仅与吴水山之间有股权交易，故赵桂木关于确认其股东资格并确认其从吴水山在华鸿公司所持股份中受让13.33%股权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吴水山辩称赵桂木受让的13.33%股权不应从其名下划出，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华鸿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按上述股权比例向赵桂木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赵桂木请求华鸿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2．关于2012年元月1日吴水山与赵桂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从赵桂木与吴水山提供的证据可知，2012年元月1日前，吴水山除了欠赵桂木260万元本息没有能力偿还外，还欠吴清海、黄美玲、谢雪云、吴文全、严芝兰等众多债权人1000多万元债务未能履行。吴水山在明知自身负债累累无能力偿还的情形下与赵桂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占公司33.33%的股权转让给赵桂木，吴水山主观恶意明显，意图损害吴清海、黄美玲、谢雪云、吴文全、严芝兰等众多债权人的利益。赵桂木从2005年开始，长期与吴水山有经济往来，2009年后吴水山频繁向赵桂木大额借款，吴水山除了用电费抵偿部分借款外，对赵桂木的负债越积越多，且从2011年6月18日后赵桂木与吴水山同为华鸿公司股东，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因此，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赵桂木对吴水山已陷入严重债务危机是知情的。结合前文对落款日期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分析认定，可以确信赵桂木与吴水山在签订落款日期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应当认定吴水山与赵桂木之间在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因此，本案赵桂木与吴水山双方在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明知吴水山对外负有巨额债务未能偿还，为了转移债务风险，恶意串通签订债转股协议，已损害到吴清海、黄美玲、谢雪云、吴文全、严芝兰等众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吴水山与赵桂木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赵桂木诉请的以吴水山在华鸿公司130万元股份、占公司33.33%股权以股权转让方式抵偿260万元债务的主张不受法律保护，应予驳回。吴水山与赵桂木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对于邓福建请求撤销2012年3月10日其与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的股权转让问题，因与本案的法律性质不同，应另案处理。华鸿公司及第三人杨裕宇、王凤春、徐华针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赵桂木系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享有从吴水山在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中受让的13.33%股权；二、华安县华鸿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上述第一项确认的股权比例向赵桂木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赵桂木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在公司登记机关为赵桂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三、驳回赵桂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920元，由赵桂木负担25657元，吴水山负担10263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吴水山无异议；赵桂木认为：1.一审判决遗漏查明《关于放弃追究吴水山刑事责任承诺书》载明吴水山在2012年3月初才把债务情况告诉其他股东的事实。2.一审认定“吴水山备案登记的股份应为66.67%”不准确，截至目前，吴水山所持股份数尚无法明确。邓福建、庄志红认为：一审认定“吴水山备案登记的股份应为66.67%”有误，所有的股权转让都应从吴水山所持股份中划转，吴水山的股份已经转让给很多人，所剩份额已没有66.67%这么多。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首先，《关于放弃追究吴水山刑事责任承诺书》载明“吴水山于2012年3月初才把以上债务告知其他股东”，本院予以补充查明该事实；其次，吴水山目前备案登记的股权比例为53.34%，虽然根据南靖县人民法院（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漳民终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徐华针应将2012年3月12日登记其名下的13.33%股权执行回转至吴水山名下，但由于华安县人民法院（2014）华民初字第2076号民事判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漳民终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确认徐华针系华鸿公司股东，占华鸿公司13.33%股权，却未确认该13.33%股权应从哪位股东所持股份中划转得来，故一审认定“吴水山备案登记的股份应为66.67%”不当，吴水山备案登记的股份实际应为多少，与本案处理结果无直接关联，本院对此不予查明认定。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赵桂木是否已从吴水山所持股份中受让13.33%股份？该股份是否包括登记机关已登记的11.52%？2.赵桂木与吴水山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赵桂木是否据此受让吴水山所持33.33%股份？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赵桂木是否已从吴水山所持股份中受让13.33%股份？该股份是否包括登记机关已登记的11.52%？本院认为，2008年10月26日、2011年1月20日，吴水山分两次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股份合计52万股（占公司总股权13.33%）以1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赵桂木，赵桂木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104万元给吴水山，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011年6月18日，吴水山召集华鸿公司股东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就华鸿公司现有股东及股权进行确认,出席会议的股东签署《股权确认书》，确认：吴水山原始股投资额226万元，所占股权57.95%......赵桂木原始股投资额52万元，所占股权13.33%等事实。据此可知，吴水山与赵桂木之间就华鸿公司13.33%股份的转让已实际履行完毕，且经华鸿公司股东会确认，故赵桂木系华鸿公司股东，且从吴水山所持华鸿公司股份中受让13.33%股份的事实清楚明确，证据充分，应予确认。华鸿公司未根据《股权确认书》所确认的股权比例为赵桂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现赵桂木要求华鸿公司对其所持有的13.33%股份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合法有据，应予支持。2012年3月10日，吴水山分别与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水山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19.01%、13.33%、19.33%的股权以57.03万元、39.99万元、57.99万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同日，邓福建分别与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邓福建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11.52%、2.57%、2.57%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华鸿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显示赵桂木实物出资91.59万元，折算持股30.53%。由于吴水山于2012年3月10日将其持有华鸿公司51.67%股权转让给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的行为被生效判决[南靖县人民法院（2014）靖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漳民终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撤销，南靖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向华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2015）靖执字第103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将庄志红、徐华针、赵桂木分别持有华鸿公司的股权19.33%、13.33%、19.01%（合计51.67%）变更登记为吴水山。在执行过程中，赵桂木持有的华鸿公司19.01%股份执行回转至吴水山名下；由于邓福建将其持有华鸿公司11.52%股份转让给赵桂木的行为并未被撤销，故赵桂木目前在华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持股比例为11.52%，即赵桂木目前持股11.52%受让自邓福建，与吴水山出让的13.33%股权无关。吴水山上诉主张赵桂木目前仅差1.81%股份未办理备案登记，且该1.81%股份应从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中调整，与客观事实相悖，亦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二、赵桂木与吴水山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赵桂木是否据此受让吴水山所持33.33%股份？本院认为，吴水山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签约时间并非2012年元月1日，存在倒签情形，该主张可予采信，理由如下：2012年3月10日，吴水山分别与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19.01%、13.33%、19.33%股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徐华针、庄志红；同日，邓福建分别与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华鸿公司11.52%、2.57%、2.57%股权分别转让给赵桂木、王凤春、杨裕宇。因得知吴水山欠下巨额民间借款，包括欠庄志红、王凤春、徐华针、赵桂木、杨裕宇等人借款，华鸿公司于2012年3月11日召开新旧股东会议，参会股东吴水山、邓福建、庄志红、王凤春、徐华针、赵桂木、吴水波协商同意采取债转股形式，将吴水山注册资金中51.6%的份额转让给上述五人，并签署《关于放弃追究吴水山刑事责任承诺书》。由此可知，华鸿公司召开本次新旧股东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债转股”的形式解决吴水山欠赵桂木等人借款的问题。如果吴水山与赵桂木确于2012年1月1日就达成以华鸿公司33.33%股权抵260万元欠款的合意，那么吴水山与赵桂木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但事实上，2012年3月11日的股东会仍确定吴水山欠赵桂木借款，且吴水山、赵桂木等人均同意以“债转股”的形式解决债务问题，赵桂木还与吴水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19.01%股权用以抵债，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如果吴水山与赵桂木确于2012年1月1日就达成以华鸿公司33.33%股权抵260万元欠款的合意，无论是根据相关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还是根据2011年6月18日《股权确认书》所确认的持股比例，截至2012年3月10日吴水山持有华鸿公司的股份扣除33.33%之后根本不足51.6%，而无论是吴水山还是赵桂木均未在2012年3月11日的股东会上就吴水山持股数额不足或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已另行解决等提出异议，赵桂木亦无法就前述不符合常理的情形给予合理解释；反之，如果2012年3月11日召开股东会时，吴水山与赵桂木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未达成以华鸿公司33.33%股权抵260万元欠款的合意，则前述不符合常理的情形将不存在；因此落款时间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在本次股东会之后倒签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2012年3月11日的股东会召开之后，吴水山明知自己债务缠身无法清偿，赵桂木亦明知吴水山民间借款高达一千多万元尚未清偿，双方恶意串通签署落款日期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以吴水山所持华鸿公司33.33%股权抵偿尚欠赵桂木的260万元借款，确保赵桂木的债权得以清偿，该行为损害了吴水山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审认定落款日期为2012年元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合法有据，应予维持。赵桂木请求确认其根据该协议受让吴水山所持华鸿公司33.33%股份，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至于一审未准许黄美玲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是否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赵桂木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黄美玲等人作为吴水山的债权人与本案股东资格的确认无直接关联性，一审未准许黄美玲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赵桂木、吴水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华鸿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徐华针、杨裕宇、王凤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920元，由赵桂木负担25657元，吴水山负担102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若贤审 判 员 张海泉审 判 员 卢津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洁平书 记 员 蓝巧红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