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8民终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李宁工业园李宁五路李宁物流园办公室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562729645R。法定代表人：刘志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艳，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培风东街296号3楼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584999021U。法定代表人：杨淑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露，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李宁）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卡乐）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7日、6月7日对双方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湖北李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艳、杨瑞，被上诉人成都卡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露、吴飞，到庭参加询问。2021年6月24日，本院再次组织双方进行互联网询问。上诉人湖北李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艳、被上诉人成都卡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露参加了询问。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李宁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成都卡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成都卡乐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含鉴定费用等）。询问中，湖北李宁表示本案未进行鉴定，同意将第二项上诉请求中的“含鉴定费用等”删掉。事实和理由：一、成都卡乐主张的案件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湖北李宁与成都卡乐没有签署2019年供货合同，没有确认2019年供货价格，没有办理验收手续和对账手续，成都卡乐也没有提供其向每一家店铺发货安装及验收的证据，其仅仅依据自己单方制作的报价单主张湖北李宁第一季度应付510400.78元货款，第二季度应付410927.5元货款，一审法院对交易发生及交易价格进行认定，显然证据不足。一审庭审中，湖北李宁对成都卡乐提交的证据、主张的货值均提出异议，认为其单方制作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但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湖北李宁对本案事实没有异议。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合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履行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成都卡乐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92万余元货值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但其提供的双方之间邮件往来以及其单方制作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订立报价一致且货值为92万余元的合同，更不能证明92万余元货值的交易真实发生且履行完毕。因此成都卡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一审法院判定应由湖北李宁证明哪一项采购成都卡乐没有按约定履行，是将成都卡乐的举证责任强加给湖北李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湖北李宁长期不审核账单，是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错误。首先，合同义务不应被认定为条件。合同义务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义务，而条件是否能够成就本身是不确定的，原则上不能拟制其已完成。如将条件范围扩大到合同义务，那么条件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合同不确定。其次，湖北李宁不存在“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的恶意行为。一审中成都卡乐出示的函件表明，湖北李宁指出成都卡乐违反诚实信用，故意隐瞒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存在欺诈。因此本案争议事出有因，在成都卡乐没有证明交易真实发生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不应认定湖北李宁行为不正当。成都卡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该判决应予维持，湖北李宁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没有任何依据。1.本案双方虽然未签署2019年供货合同，但成都卡乐已经实际按照湖北李宁的要求提供购货、安装等服务，湖北李宁在成都卡乐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提出了整改意见，表明其接受并认可了成都卡乐提供服务的事实。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案涉买卖合同是成立的。2.本案双方存在长期采购供应合作关系，并形成一定交易习惯，即首先由作为需方的湖北李宁通过其工作人员以电子邮件发送采购物品清单的方式，明确采购内容及标准，之后由成都卡乐将采购货物送至约定地点并进行安装。湖北李宁可对供货及安装情况提出意见，成都卡乐进行整改直至达到湖北李宁的要求。以上事实有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发送的采购货物订单、成都卡乐供货记录、对账单邮件、报价单、双方就采购安装货物过程中整改的沟通记录及运送广告牌的快递单等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92万余元货值合同交易关系，成都卡乐完成采购、安装义务，湖北李宁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湖北李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成都卡乐已经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92万余元货值合同且成都卡乐已经履行了制作、安装义务，若湖北李宁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或者成都卡乐哪一项义务没有按约履行，其就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其应承担不利后果。成都卡乐完成合同义务后向湖北李宁发送报价单，湖北李宁理应进行审核并在审核完毕后及时付款。现其迟迟未对报价单进行审核，目的就是为逃避付款义务。其为自身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审核付款流程的进行导致成都卡乐迟迟不能取得服务货款，应视为其认可成都卡乐的服务内容及质量，其因此应及时履行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成都卡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北李宁向其支付采购货款921328.28元；2、判令湖北李宁向其支付采购货款的利息，以921328.28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湖北李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成都卡乐系湖北李宁采购供应商之一，负责为湖北李宁指定的客户制作安装广告牌，双方约定的交易流程为：1、湖北李宁向成都卡乐发送采购清单，清单上附有报价；2、成都卡乐收到采购清单后制作广告牌并寄送至湖北李宁指定的地点，由成都卡乐委托当地人员安装；3、店铺（第三方）若对成都卡乐提供的广告牌的制作、安装有异议的，直接向湖北李宁提出，由湖北李宁扣减成都卡乐的相应费用，提出整改意见。合同费用按季度结算。4、成都卡乐完成制作、安装义务后，将对应的货款清单明细发送给湖北李宁核对确认；5、双方核对无误后签订书面合同；6、合同签订后，成都卡乐开具发票，湖北李宁付款。其中2018年度第四季度的采购，双方于2019年1月17日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并已结账完毕。成都卡乐主张，2019年第一、二季度其继续遵照前述的交易习惯进行核对后，第一季度湖北李宁采购货值为510400.78元，第二季度湖北李宁采购货值为410927.5元，合计921328.28元。成都卡乐向湖北李宁发送采购物品清单和费用明细报价后，湖北李宁以相关负责人发生变动为由予以推诿，拒绝付款。湖北李宁主张，其与成都卡乐在2019年第一、二季度并未实际发生交易。另查明，湖北李宁的工作人员石珺于2019年1月17日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向成都卡乐发送采购清单5份，货值510400.78元，双方并未就实际履行情况进行核对确认，也未最终签订书面采购协议和办理结算。2019年3月25日，石珺又向成都卡乐发送7份采购清单，货值410927.5元。湖北李宁认为石珺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采购中存在与成都卡乐串通的行为，后石珺在2019年4月6日离职，双方对2019年第二季度的实际采购情况未作核对和确认。成都卡乐认为其已全部按照采购订单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湖北李宁拒绝付款违反诚信原则。湖北李宁否认双方发生实际交易，双方发生争议，成都卡乐为此诉至一审法院。石珺系2018年第四季度湖北李宁负责与成都卡乐具体办理采购事务的经办人。石珺向成都卡乐提交2019年第一、二季度采购订单后，湖北李宁的其他工作人员曾数次就广告牌的制作与安装向成都卡乐提出过整改意见，湖北李宁未提供证据证明哪一项具体采购事项没有按约定履行。以上事实有双方陈述及采购货物订单截图、供货记录、货物报价单、采购框架协议、发票复印件、2019年第一季度湖北李宁负责人发送采购物品订单截图、2019年第一季度供货记录、对账单邮件截图、2019年第一季度报价单、2019年第二季度湖北李宁发送的采购物品订单截图、2019年第二季度供货记录、2019年第二季度报价单、邮件沟通记录、顺丰对账邮件等证据在卷证实。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湖北李宁向成都卡乐发送采购清单，成都卡乐按照约定为第三人制作、安装广告牌，双方成立合同关系。成都卡乐主张其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后，湖北李宁未按约定支付合同价款，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湖北李宁抗辩，石珺系个人行为，双方未成立合同关系；即使成立合同关系，成都卡乐所主张的合同金额也缺乏证据证明。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成都卡乐与湖北李宁在2019年第一、二季度是否实际发生了交易；2、若发生了交易，湖北李宁应支付的合同价款应如何确定。关于争点一，成都卡乐提交了湖北李宁工作人员石珺发送的2019年第一、二季度采购订单，湖北李宁其他工作人员就订单所涉广告牌的制作、安装的整改意见，以及运送广告牌的快递单证，足以证明双方在2019年第一、二季度真实地发生了交易。石珺作为湖北李宁的工作人员，提交订单属履职行为，故湖北李宁提出石珺系个人行为，双方未在2019年第一、二季度发生真实交易的抗辩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成都卡乐在制作、安装完毕后，按照报价单将合同价款的清单明细发送湖北李宁审核，湖北李宁应当及时审核。审核完毕后，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然后按季度付款，可视为对付款条件的约定。湖北李宁长期不予审核，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成都卡乐请求湖北李宁付款的条件已成就。因湖北李宁审核过程中与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哪一项具体采购事项成都卡乐未按约定履行，故推定成都卡乐已按湖北李宁提交的订单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湖北李宁拒绝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对成都卡乐请求湖北李宁支付采购合同价款912328.2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发生争议后，成都卡乐未及时向湖北李宁提交详细的履约情况，对湖北李宁迟延履行损失的发生亦有过错，故对其请求湖北李宁对迟延履行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支付采购合同价款921328.28元；二、驳回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13元，由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湖北李宁提交证据如下：证据B1、卡乐工房（上海）展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卡乐）企业登记信息，拟证明上海卡乐是一家独立的法人，若其对湖北李宁有权利主张货款，应由其自行主张；证据B2、南京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对南京区域5家店铺关闭的说明以及山东力威经贸有限公司对南京区域17家店铺关闭的说明、湖北李宁内部系统关于南京区域上述22家店铺关闭的申请单（南京22家店铺内部系统截屏，共计22面）。南京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中央路店2015年12月18日注销登记通知书、南京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贡院街店2018年5月11日注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上述22家南京区域的店铺已于2019年之前关闭，但仍存在成都卡乐的账单中，成都卡乐涉嫌造假，一审法院未予查清。成都卡乐质证称，对证据B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询问中其已经解释过，标明上海卡乐的相关订单是由湖北李宁邮件发送给成都卡乐负责人，并且由成都卡乐遵循交易习惯进行一并费用主张的，不存在单独核算的问题。对证据B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这22家门店并不只存在成都卡乐账单上面，湖北李宁发送的订单中就有这22家门店。成都卡乐已经在2019年5月12日向湖北李宁负责人发送的邮件中说明了相关情况。该22家门店出现的情况和产生的费用，均与当时的湖北李宁负责人石珺有直接关系。同时，成都卡乐已经将相关费用与石珺联系的外部协助公司进行过核算，不存在成都卡乐造假的问题。经审查，成都卡乐对证据B1的真实性无异议，据此可确认存在名为上海卡乐的独立法人，至于本案中由石珺发送给成都卡乐工作人员的有关“上海卡乐”的订单相对应的货款应由何人主张，非该证据可直接证明，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成都卡乐虽对证据B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二审询问中其认可南京区域有22家店铺已经关闭，故可对南京区域22家店铺关闭的事实予以认定，至于店铺关闭对本案订单真实性及应付款项的影响，将于后文详述。成都卡乐二审亦补充如下证据（接续其一审证据进行编号）：证据A21.2019年7月31日成都卡乐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湖北李宁负责人季政发送的19Q2对账单，拟证明成都卡乐于2019年7月31日已经将2019年第二季度的报价单发送给了湖北李宁负责人季政，但湖北李宁一直未给予任何答复。经质证，湖北李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邮件附件中的账单有异议，其认为该账单系成都卡乐单方制作，湖北李宁的工作人员未予认可。该报价单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是虚假的。证据A22.湖北李宁工作人员石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制作订单（包括成都卡乐18Q4POP订单、上海卡乐18Q4POP订单、18Q4新鞋墙、时尚鞋墙线下下单两份、18Q4鞋墙背贴下单南中国区、POP线下订单统计表18Q4岳阳临湘）、2018年11月14日成都卡乐向湖北李宁发送的18Q4报价单（金额共计510534元，该费用包含云贵、重庆、云南、江苏、湖南、上海及线下订单费用）、2019年1月11日成都卡乐向湖北李宁发送的18Q4合同（合同价款510534元），拟证明1.自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湖北李宁向成都卡乐发送的订单中即包含名称为上海卡乐相关订单，该批订单也是由成都卡乐进行制作，并且按照相应价格向湖北李宁主张费用；2.湖北李宁向成都卡乐发送的湖南、重庆相关订单中，尽管供应商名称没有进行及时改动，显示为四川鑫光和大贺传媒，但该批订单均是由成都卡乐完成，湖北李宁进行过审核工作，并且支付了费用。据成都卡乐核实，李宁公司总部的供应商名称很久没有更新，故订单的接收和制作都是以邮件的实际接收对象为准。经质证，湖北李宁对上述邮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成都卡乐提供的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交易流程，且最终也签订了相关合同，但是双方仅合作过一次，并未形成交易习惯。2018年第四季度的交易流程不能证明2019年第一、二季度也是该流程。2.订单中显示的其他供应商，不仅在该订单中有，在成都卡乐提交的李宁公司向其发送的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中也有，可见成都卡乐陈述的情况不属实。3.成都卡乐提供的邮件中反映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向其发送的“上海卡乐“的收件人为董理、黄旭，与其他订单仅发送给黄旭存在不同，可见上海卡乐与成都卡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体。即使上海卡乐拥有权利也应由其自行主张。4.18Q4的合同结算是在成都卡乐涉嫌欺骗的情况下做出的，在成都卡乐提供的二审证据情况说明中，其已经自认18Q4的结算有部分店铺，因其并非直接执行单位对订单的实际店铺数量并不知情。实际上，湖北李宁已经就18Q4的结算进行了报案，并不认可18Q4的结算结果，成都卡乐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所作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在没有书面合同确认，也没有双方结算确认的情形下，成都卡乐将订单中其他供应商的内容算入了自己的报价单中，损害了湖北李宁的利益，成都卡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证据A23.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10日、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2月20日，李宁云贵区负责人周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陈列支持及POP制作通知、2019年2月27日李宁江苏地区负责人邓梅娟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制作POP物料通知，拟证明合同履行过程中，各门店会根据实际需求，实时向成都卡乐提交增补订单的通知，因此最终的账单所含店铺列数多于订单中的店铺列数。经质证，湖北李宁认可成都卡乐曾收到上述邮件，但是认为1.邮件是否是相应的大区负责人向成都卡乐发送的，需要庭后核实。即使邮件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成都卡乐的证明目的，无法解释账单的真实性。2.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邮件中所涉陈列支持及POP制作通知是新下发的订单，对于这些制作通知以及陈列支持是否在订单中需要进一步核实。且成都卡乐主张有增补的订单，湖北李宁认为是有专门的账单，成都卡乐所说的增补订单计入账单中不合理。3.这些制作通知以及陈列支持是否已经实际履行需要成都卡乐举证证实。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成都卡乐履行了订单，也不能证明湖北李宁认可了账单。证据A24.2019年1月14日，湖北李宁的工作人员安苗向成都卡乐发送2019年价格统计表模板邮件截图，拟证明1.成都卡乐按照湖北李宁发送的POP价格表制作19Q1、19Q2报价单，且该价格与18Q4价格一致。货物制作及安装价格系湖北李宁指定的，双方沿用2018年交易流程。2.19Q1订单价格和19Q2订单价格并非成都卡乐单方确定，而是由湖北李宁定价。经质证，湖北李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1.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价格一致，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沿用2018年交易流程的合意，更不能证明成都卡乐已经履行了订单的义务及得出19Q1、19Q2的货款价值。2.邮件收件人包含供应商四川鑫光，说明成都卡乐陈述的李宁工作人员发送给其的订单标注为其他供应商的都由成都卡乐制作的说法不正确。对于19Q1分类汇总的费用，经核对，19Q1和19Q2报价单中关于软膜、POP安装、运输费、可移除背胶（黑底）、台卡道具、高空安装费以及其他费用的单价在订单中未有体现。证据A25.成都卡乐向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季政发送19Q1费用差异情况说明及承接江苏区域POP订单情况邮件截图及情况说明（2张）。拟证明1.湖北李宁已经对成都卡乐向其发送的19Q1对账单进行审核，并要求对差额部分做出说明。2.成都卡乐积极主动就湖北李宁对19Q1费用差额进行解释并附有说明，但湖北李宁未能及时回应，故意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经质证，湖北李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1.该证据与成都卡乐一审诉请自相矛盾，该证据表明一审时成都卡乐提供了虚假的账单、货运记录，其主张的货款价值也是虚假的。一审法院依据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虚假证据得出了对其有利的判决，二审法院应予以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成都卡乐对湖北李宁在二审中举出的22家店铺已关闭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该份情况说明中又明确地认可南京出现22家店铺闭店的情况，其意见自相矛盾。该份证据可佐证湖北李宁二审新证据的真实性。2.成都卡乐在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其与石珺对账后，在对账部分添加了一部分POP面积，该说明佐证了成都卡乐提供的账单店铺列数多于订单列数的情况，说明成都卡乐与石珺有串通、侵害湖北李宁利益的行为。经审查，湖北李宁对证据A21-A2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可予以采纳。至于成都卡乐向湖北李宁发送的19Q2报价单的真实性、“上海卡乐”、四川鑫光、大贺传媒的相关订单是否由成都卡乐完成，将于后文进行分析及评判。一审认定的事实中，“原告主张……”、“被告认为……”、“原告认为……”及“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哪一项具体采购事项没有按约定履行”均不属于基于证据查明的事实，对上述内容予以剔除。此外，一审对2019年石珺向成都卡乐工作人员发送订单的相关事实认定有误，二审将于下文予以纠正。二审补充查明，2018年9月5日8:44，石珺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旭发送18Q4制作订单4份，当日8:45石珺向董理、黄旭发送“上海卡乐”18Q4订单3份，当日9:28石珺再次向董理、黄旭发送邮件表示发货店铺请一同随季度POP一同发货，安装店铺则一同安装。同时以附件形式增补两份订单，附件名称为“18Q4新鞋墙、时尚鞋墙线下下单-南中国区-上海卡乐-苏北等”。9:29石珺另单独向黄旭发送邮件以附件形式增补18Q4订单1份，附件名称为“18Q4新鞋墙、时尚鞋墙线下下单-南中国区-成都卡乐”。9:32石珺再次向黄旭发送邮件称，素材稍后提供，请9月10日前顺丰发货，确保店铺9月14日前收到。该邮件同样有附件1份，系18Q4鞋墙背贴下单-南中国区的增补订单。18:33石珺向黄旭发送邮件称“卡乐：请安排制作发货，邮件回复快递单号，谢谢！”该邮件有附件1份，名称为POP线下订单统计表18Q4-岳阳临湘。2018年11月14日，黄旭通过电子邮件向石珺发送18Q4报价单。2019年1月17日，黄旭通过电子邮件向石珺发送18Q4季度李宁POP制作合同。2018年11月26日石珺向周喻（湖北李宁云贵区域负责人）、谢丹（湖北李宁重庆区域负责人）等人发送邮件，告知成都卡乐、上海卡乐更新后的省区客户对应人员，即黄旭（李宁项目负责人兼西南区域总负责人）、李光萍（湖南、重庆、西藏负责人）、李琪（云南、贵州负责人）、童嘉（上海、苏中、苏北总负责）、陈一泓（上海）、宗添辰（苏中、苏北），并告知周喻等人日常新开店及增补在发送邮件的时候抄送给成都卡乐区域负责人黄旭及童嘉。2018年11月30日湖北李宁工作人员石珺向成都卡乐工作人员黄旭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成都卡乐：附件为19Q1季度POP制作订单及新鞋墙画面制作订单，请安排制作发货安装，新鞋墙POP随季度POP一同发货或安装。发货到仓请12月16日前发货，保证12月20日到仓；安装店铺请12月24日前完成安装。”该邮件含5个附件，均系订单。2018年12月1日石珺向黄旭、董理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上海卡乐：附件为19Q1季度POP制作订单及新鞋墙画面制作订单，请安排制作发货安装，新鞋墙POP随季度POP一同发货或安装。发货到仓请12月16日前发货，保证12月20日到仓；安装店铺请12月24日前完成安装。”该邮件亦有5个附件，也系订单。2018年12月3日石珺再次向黄旭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卡乐：附件为19Q1鞋墙背贴订单，请尽快安排制作。12月5日完成发货，确保下周一12月10日前到店，谢谢！”该邮件有1个附件，系19Q1鞋墙背贴订单。2018年12月6日（当日发送两封邮件，时间分别为11:41、18:41）、12月11日周喻向黄旭等人发送邮件，称NA03大理洱源李宁店、NFD7贵州天柱李宁店、NFD2贵州铜仁李宁一品阳光店即将开业，需要制作POP并尽快发出。并在邮件中对李琪提出POP发出后提交快递单号的要求。2018年12月3日、12月10日、12月13日、12月17日、12月21日，2019年1月14日（当日发送两封邮件，时间分别为17:02、17:46）、1月15日（当日发送三封邮件，时间分别为10:59、11:19、12:14）、4月10日、4月15日、4月18日周喻分别向不同的人员发送邮件同时抄送黄旭，内容均系各地李宁新开店需制作POP。邮件中均对李琪提出根据附件中的POP订单进行制作并尽快发出，以及发出后提交快递单号的请求。2018年12月24日周喻向李琪发送邮件，该邮件同时抄送黄旭。邮件内容为“李琪好：我会每周一跟进一次19Q1季度POP，有问题的POP请按表格重新制作，请在表格最后一列填写快递单号，便于跟进。需要重新安装的店铺，安装完成后反馈照片给我，谢谢。附件为“19Q1问题跟进”。2019年1月14日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安苗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旭等人发送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汇总表含POP制作合同约定材质与服务的费用及安装费用，还有非合同约定材质制作费用及物流费用两项，但该两项没有价格。2019年2月18日石珺向湖北李宁江苏区域负责人邓梅娟发送邮件，向其告知：江苏季度POP供应商信息如下：1.徐州佳派、南京力硕、南京子公司对应季度POP供应商为：卡乐童嘉、黄旭。2.江苏乐动对应季度POP供应商为：常熟普瑞吉云兰。并要求全部POP事宜及增补线下订单制作邮件抄送给石珺。同时告知普瑞及成都卡乐，郑晓惠年前离职，由邓梅娟接替。2019年2月20日周喻向李琪发送邮件，抄送黄旭。周喻表示云南折扣店铺一共11家需要更换POP，请下单制作并全部安装。同时询问下周内能否完成。2019年2月27日17:12邓梅娟向童嘉发送邮件表示为在徐州进行季度安装POP培训，需要制作一些POP物料。当日17:16童嘉向其回复邮件表示其所在的公司会配合好此次培训，需制作的物料也已清楚知悉。2019年3月1日，石珺向黄旭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卡乐：附件为19季度POP确认订单，请尽快安排制作发货安装；发货到仓要求3月15日前完成，安装店铺要求3月25日前完成，谢谢！”该邮件有7个附件，均系订单。2019年3月9日黄旭通过电子邮件向石珺发送19Q1报价单。2019年3月12日邓梅娟向童嘉发送邮件，其附件为江苏区域需要增补的季度POP明细，要求对方尽快安排制作。2019年3月25日邓梅娟再次向童嘉发送邮件，补充提交江苏区域需要增补的季度POP明细，同样要求对方尽快安排制作。2019年3月25日谢丹向黄旭发送三封邮件，向对方提交永川俊豪新开店、重庆长嘉汇新开店需制作的POP明细，要求对方制作。2019年4月8日周喻向李琪发送邮件，抄送黄旭，内容系告知19Q2赤兔男、女到店POP画面，急需在右下角位置增加一行小字“图片仅供参考，以最终实际产品为准”。并提出22家安装店铺请帮忙到店安装，54家非安装店铺请发货到付，地址请查看附件“店铺地址”。2019年4月16日谢丹向黄旭发送邮件，称为北碚开业POP画面需制作明细表，请周四发顺丰。2019年5月12日，黄旭通过电子邮件向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季政发送情况说明，对19Q1对账单费用差异作出说明。其内容为：1.南京费用差异：首先我司接手江苏及上海区域是从18年Q4开始，当时南京市的制作及安装是石珺特殊指定要求找南京当地的一家外协代为制作及安装。在活动执行中我司是按照石珺给出的活动订单下发给南京这家公司，并且按照订单去和这家公司进行对账结算。同时我司也是按照订单内容同石珺进行对账工作的。关于此次省区VM核对出南京出现22家关闭店情况，因我司为非直接执行单位，所以对订单的实际店铺数量并不知情，直到此次配合VM核对时才发现此问题。另外，通过本次检查核对南京22家关闭店铺具体产生费用如下：18年Q4共712.81平，POP报价金额为28627.84元，安装费报价金额为7121元。合计35758.84元。19年Q1共704.01平，POP报价金额为33999.91元。安装费报价金额为7040元。合计41039.91元。2.其他地区费用差异：我司在区域POP制作执行中，由于部分省份（云南、重庆、上海）安装成本较高，所以在和石珺沟通后，得到石珺同意的情况下，我司在第一次对账后，在对账单中添加了一部分POP面积，而后重新提交对账单，以补偿安装费亏损的差额。19年Q1我公司补偿安装费差额47310.94元。其中37082.62元为安装费补偿费用，10228.32元为18Q4-19Q1之间新开店费用（此费用省区VM已和我公司客服确认）。2019年5月13日，平攀向黄旭发送邮件，内容为“黄旭：附件为重庆大坪时代天街D馆新开店物料，请即时制作并发货。店铺预计开业时间为5月21日，物料需18号到店，谢谢！2019年5月14日、5月21日平攀向黄旭发送邮件要求，重庆时代天街D馆新开店、重庆华宇锦绣城新开店所需物料需及时下单制作。2019年7月31日，黄旭通过电子邮件向湖北李宁工作人员季政发送19Q2报价单。另查明，上海卡乐系一家独立于成都卡乐的公司。还查明，截止2018年12月6日，南京区域经销李宁产品的店铺已关闭22家。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1.成都卡乐是否于2019年第一、二季度为湖北李宁制作、发送及安装了广告牌；2.如交易确已发生合同价款是否为921328.28元。（一）交易是否确已发生成都卡乐主张在其接到湖北李宁石珺发送的19Q1、19Q2订单后，即制作了广告牌并向各地李宁店铺进行邮寄，同时对部分店铺提供了安装服务。其并认为其一审提交的证据A3-A9、A11-A20，可予以证明。湖北李宁则就订单及履行提出异议如下：针对19Q1订单，其认为1.云贵、重庆、湖南、西藏订单中POP面积存在问题，成都卡乐无法按照该面积进行广告牌制作。同时该四份订单只有店铺邮寄地址，而无收货人及联系电话，成都卡乐无法将制作的POP进行邮寄。2.云贵与西藏订单的供应商有两家，其中一家系成都卡乐，还有一家是四川鑫光。重庆与湖南订单的供应商分别为四川鑫光、大贺传媒，并不包含成都卡乐。南中国区订单未显示供应商。成都卡乐在订单统计中将其他供应商的都计算在自身名下。3.19Q1订单中并不包含江苏、上海的子订单，该两份子订单应是上海卡乐进行制作安装，成都卡乐却将其统计入自己的账单中。4.成都卡乐提交的账单中有各地区的线下账单，但其未提供湖北李宁下达的对应订单。5.19Q1订单包含的五个子订单均没有相关价格的说明，也没有任何地方记载有安装费，成都卡乐系单方确定的报价单价格及安装费价格。6.成都卡乐提供的19Q1账单所含店铺列数多于其提交的19Q1订单中的五个子订单所包含的店铺列数，同时19Q1“上海卡乐”的上海、江苏订单也存在类似问题。经核对，江苏地区有22家店铺早已于2019年之前关闭，但其同样存在于成都卡乐提供的订单与账单中，此可表明成都卡乐主张的交易存在虚假成分。7.成都卡乐提供的19Q1快递单显示发送省份分别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四川、湖南、上海、重庆、江苏、西藏，但据成都卡乐提供的湖北李宁下发的19Q1订单，存在如下问题：（1）19Q1订单中无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四川、上海、江苏订单；（2）19Q1中湖南、重庆订单中的供应商全部不是成都卡乐；（3）西藏确实在19Q1订单中，但西藏地区的供应商不全为成都卡乐，且经核实，西藏订单中的店铺与快递店铺不完全对应。存在订单中的店铺不在快递店铺中及快递店铺不在订单店铺中的情况。针对19Q2订单，1.存在与19Q1相同的问题，即订单面积无法制作，POP无法邮寄，没有线下账单的对应订单，子订单没有相关价格及安装费的记载，以及快递单邮寄的问题。2.云贵订单的供应商除成都卡乐，还包括四川鑫光，重庆订单的供应商仅四川鑫光一家，湖南与上海订单的供应商仅为大贺传媒，不包含成都卡乐，江苏订单的供应商为大贺传媒、四川鑫光，不包含成都卡乐，南中国区订单未显示供应商。但成都卡乐均在账单统计中将显示为其他供应商的都计算在自身名下。就湖北李宁针对19Q1、19Q2提出的上述异议，结合成都卡乐的解释，审查认定如下：1.针对POP面积，订单由湖北李宁发送，且订单中有明确的高和宽的尺寸，因此应不存在因宽和高的乘积与表格中POP面积存在差异，POP就不能制作的问题。事实上18Q4订单中也存在该问题，但18Q4合同已正常履行，由此湖北李宁该项异议不成立。2.关于POP的邮寄，成都卡乐解释称其是与订单中店铺所属区域的大区负责人沟通和联系，由大区负责人提供收件人电话和地址以进行邮寄，订单中不可能包含合同履行所需的全部信息。经审查，成都卡乐提交的双方工作人员往来的邮件中，2019年4月16日重庆区域经理谢丹向黄旭发送邮件称为北碚开业POP画面需制作明细表，请周四发顺丰。2019年4月8日云贵区经理周喻向李琪发送邮件时提及，54家非安装店铺请发货到付，地址请查看附件“店铺地址”。此可印证成都卡乐所述事实，订单中没有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不影响POP的邮寄。3.关于供应商的问题，成都卡乐解释称四川鑫光、成都卡乐及大贺传媒是最早向湖北李宁提供广告服务的供应商，李宁总公司是按照最初的区域划分供应商来记录的。在交易中，区域会进行调整，原四川鑫光的部分区域调整给成都卡乐，但李宁总公司的系统中没有及时更新，所以存在发给成都卡乐的订单中供应商出现其他公司的现象，事实上大贺传媒在2018年第四季度就不再是李宁总公司的供应商之一。经审查，（1）2019年1月14日安苗向各供应商发送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时，收件人确已不含大贺传媒。此可印证成都卡乐所述大贺传媒已非供应商之事实。（2）19Q1、19Q2重庆订单的供应商显示全部是四川鑫光，但2019年3月25日重庆区域经理谢丹曾向黄旭发送三封邮件，向对方提交永川俊豪新开店、重庆长嘉汇新开店需制作的POP明细，要求对方制作。2019年4月16日谢丹再次发邮件，称为北碚开业POP画面需制作明细表，请周四发顺丰。2019年5月13日、14日、21日，平攀为重庆大坪时代天街D馆新开店、重庆华宇锦绣城新开店向黄旭发送邮件，要求成都卡乐制作POP。如就该订单供应商系四川鑫光，则无法解释为何上述人员要就重庆区域新开店铺的POP制作向成都卡乐发送邮件。（3）18Q4的订单也存在部分订单中供应商为四川鑫光的现象，但成都卡乐还是按照18Q4的订单进行了POP制作、发送及安装，双方并已签订合同，湖北李宁也付款完毕。（4）湖北李宁提出订单中含四川鑫光，相应的POP物料非成都卡乐制作，由此本院询问湖北李宁在对应区域由何人为其制作、安装广告牌，湖北李宁表示于2021年6月28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但其逾期未提交。由此前述成都卡乐就供应商所作解释应属实，对湖北李宁的该项异议不予采纳。4.关于“上海卡乐”订单问题，成都卡乐解释称2018年第四季度双方合作时，为便于安装，湖北李宁将部分订单包含江苏和上海地区直接发送给上海卡乐，但后来签合同时，统一由成都卡乐就全部费用进行确认并收取。之后再由成都卡乐和上海卡乐进行单独核算。2019年第一、二季度依然采用此种方式，所以有石珺向黄旭发送上海卡乐的相关订单。成都卡乐提交的邮件中有李宁方江苏区的负责人向黄旭发送相关整改的邮件，这表明上海卡乐的订单还是由成都卡乐履行的，相应的费用也应由成都卡乐主张。经审查，（1）成都卡乐提交的邮件中确有2019年2月27日李宁江苏区域经理邓梅娟向成都卡乐童嘉发送的要求制作POP物料的通知。还有2019年2月18日石珺向邓梅娟告知江苏徐州佳派、南京力硕、南京子公司季度POP供应商为卡乐（童嘉、黄旭）的邮件。（2）石珺向成都卡乐发送18Q4订单时，也曾将“上海卡乐”的相关订单发送给董理（本案一审其以成都卡乐工作人员身份代理该公司诉讼）及黄旭，湖北李宁此前结算时并未提出异议。（3）订单由湖北李宁发送，湖北李宁对于为何将“上海卡乐”的订单发送给成都卡乐，未作出合理之解释。据此，对其就“上海卡乐”订单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5.关于线下账单，成都卡乐解释称除POP制作外，其还负责相应门店的安装，现场安装需要用到相应的材料，线下订单即是因此而生成。经审查，（1）石珺发给黄旭的19Q1、19Q2订单均包括POP的制作、发货及安装，2019年2月20日、4月8日周喻在向成都卡乐工作人员发送的邮件中也提及POP的安装，据此可确认成都卡乐为部分李宁店铺提供安装服务。安装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用到相应的材料，由此会产生相应的费用，成都卡乐因此制作账单，具有事实依据。（2）18Q4的账单中也含线下账单，此前结算湖北李宁并未对该部分账单的生成提出异议。故对湖北李宁就线下账单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6.关于订单价格，2019年1月14日安苗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旭等人发送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该汇总表中对合同约定材质与服务、非合同约定材质的制作费用及安装费用均有清楚明确之记载。湖北李宁进一步提出，成都卡乐提交的19Q1、19Q2报价单中，还有软膜、运输费、可移除背胶（黑底）、台卡道具、高空安装费以及其他费用的单价在安苗发送的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中没有体现。成都卡乐解释称，上述项目的费用在18Q4的报价单中均有涉及，19Q1、19Q2报价系沿用此前的价格。经审查，18Q4的报价单中确含上述项目，且19Q1、19Q2报价单中需以单价计算的软膜、可移除背胶（黑底）及台卡道具的单价均与18Q4的单价相同。至于运输费、高空安装费和其他费用在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中有记载，此部分项目的费用数额，需视实际发生的情形而定，预先约定显然不实际。由此，湖北李宁所称订单没有关于价格的说明，报价单的单价及费用全由成都卡乐自行确定，与事实不符。7.关于成都卡乐制作的账单中的店铺数多于订单店铺数的问题，成都卡乐解释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增补订单的情况，因此在最后的账单中会出现店铺数增加的情况。本案证据显示，李宁公司云贵区经理周喻曾向成都卡乐工作人员发送过新开店增加制作POP的邮件17份，平攀曾向黄旭发送新开店增加制作POP的邮件3份，重庆区域经理谢丹发送过新开店增加制作POP的邮件4份，江苏区域经理邓梅娟发送过为新开店和季度安装POP培训增加制作POP的邮件2份，据此，成都卡乐解释所称的增补订单的情况应属实。8.关于快递单的问题，成都卡乐解释称其公司客户不止湖北李宁，案涉POP系与发送其他公司的产品一同交付物流，因此收货人的地址会出现案涉订单以外的地方。西藏订单中的店铺与快递店铺不一致是因为在邮寄的情况下，相邻的店铺或较接近的店铺会在一些订单中送到一个地方，再由其统一调配处理。至于邮寄单中增加的店铺，是各个区域根据自己门店的情况进行实时增补所形成的。经审查，石珺向黄旭发送的订单中明确记载含POP的发货，且多份因新开店而需增加制作POP的邮件中也要求成都卡乐制作完成尽快快递发出，由此成都卡乐向订单（包括增补订单）中的各地李宁店铺快递发送POP应属实。成都卡乐解释称其客户不止湖北李宁，发货对象因此超出订单约定的区域及西藏地区地广人稀，相邻店铺集中送达，具备合理性。对湖北李宁就此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本案证据显示，（1）湖北李宁石珺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成都卡乐黄旭发送19Q1、19Q2的订单；（2）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宁方云贵区域经理周喻、江苏区域经理邓梅娟、重庆区域经理谢丹多次向成都卡乐发送新开店增加制作POP的通知，周喻还曾发送要求对方对有问题的POP进行整改的邮件（2018年12月24日、2019年4月8日的邮件）；（3）石珺发送订单的邮件及周喻通知增加制作POP的邮件中均提及POP的邮寄、安装，而成都卡乐也提交了向顺丰公司支付物流费的付款凭证。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判断成都卡乐已完成案涉合同项下的义务，并无不当。（二）合同价款就19Q1、19Q2两份合同的价款，成都卡乐主张为921328.28元。湖北李宁不予认可。其认为1.对方根本未履行合同；2.如法院认定成都卡乐已履行合同，则对价款持有以下异议：（1）对于报价单上软膜、运输费、可移除背胶（黑底）、台卡道具、高空安装费以及其他费用的单价有异议，湖北李宁发送的19Q1POP分类费用汇总中未作相关表述。（2）对于报价单中所有面积都有异议。根据两次询问，不管是成都卡乐提供的湖北李宁向其发送的订单，还是成都卡乐自行制作的账单都存在诸多问题，如将订单中显示为其他供应商的面积数都计算在成都卡乐名下，将江苏、上海订单的面积也计算在成都卡乐名下（且江苏订单中22家关闭店铺的面积数也计算在其中），在未提供线下订单证据的情况下，主张了大量线下订单面积的价款。账单的店铺列数多于订单的店铺列数，成都卡乐将多的面积数计算到账单中。（3）不认可成都卡乐在发送给季政的情况说明中提及的补偿安装费用及18Q4-19Q1之间新开店费用共计47310.94元，湖北李宁对此从未作出相关表述。情况说明中记载的成都卡乐认可的18Q4中已关闭店铺对应的价款35758.84元成都卡乐应予以返还。对湖北李宁提出的异议，审查认定如下：1.对于报价单上的价格、“上海卡乐”订单、四川鑫光、大贺传媒供应商的问题以及账单中店铺数多于订单店铺数的问题，上文已作出认定，此不赘述。2.对于已关闭的22家店铺，因最后一家店铺关闭的时间是2018年12月6日，且成都卡乐也认可其未就该部分店铺履行制作安装义务，因此19Q1账单中该部分店铺的费用41039.91元，应自总价款中扣减。至于18Q4订单项下该22家店铺对应的费用，非本案合同项下的费用，因此不于本案中处理，湖北李宁可另诉解决。3.对于情况说明中的补偿安装费用及18Q4-19Q1之间新开店费用47310.94元，成都卡乐虽称补偿安装费用已经石珺同意并认为其一审提交的石珺与成都卡乐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可予以证明，但因（1）湖北李宁不认可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一审庭审笔录不能显示质证时成都卡乐提供了原始载体供核对，二审其也未提供，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予以确认；（2）成都卡乐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安装费用的增加已征得湖北李宁的同意。故对该部分费用不能予以认定。对于新开店费用，成都卡乐称已由李宁公司各省区VM与成都卡乐客服确认，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由此，该部分费用同样因无证据证明而难以确认。综上，经审核，成都卡乐所主张的19Q1、19Q2合同价款在其报价单所载金额921328.28元基础上，应扣减88350.85元（22家关闭店铺费用41039.91元+补偿安装费、18Q4-19Q1之间新开店费用共计47310.94元），余款832977.43元湖北李宁应予支付。原判遗漏部分事实，致判决结果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二、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价款832977.43元；三、驳回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各13013元，由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301元，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17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3元，亦由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301元，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17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3元已由李宁（湖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预交，判决生效后本院应向其退还1301元。对于应由成都卡乐工房展示技术有限公司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其应予交纳。如其未自行交纳，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俊蓉审 判 员 马晶晶审 判 员 王小云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孙亚芬书 记 员 肖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