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5民终38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政，女，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曦，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杰，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太平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法定代表人：张显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女，197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上诉人刘伟政与被上诉人重庆太平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巴法民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伟政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巴法民初字第768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伟政提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太平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日月公司与太平洋公司之间的债权并未消灭，具备转让的条件。1.该笔款项并非案外人刘渝向日月公司支付。（2014）巴法民初字第029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是刘伟政向日月公司支付了1076000元。2.上诉人刘伟政受让的债权因被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而一直存在，日月公司有权将其转让。日月公司对太平洋公司享有的债权不存在法定消灭的情形，该笔债权一直存在。日月公司对太平洋公司享有的债权不存在约定由其他人代为清偿而导致债权消灭的情形，该笔债权一直存在。刘伟政与太平洋公司未形成代为清偿该笔债务的合意，刘伟政也没有为太平洋公司的该笔债务进行清偿的意思。日月公司与刘伟政之间也未形成清偿太平洋公司该笔债务的合意。一审法院单方将该笔款项的性质界定为合同项下的土地代办费，且消灭了太平洋公司在《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项下债务，明显违背了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太平洋公司二审答辩称，刘伟政就本案诉请已经向法院起诉过，巴南区法院作出了（2014）巴法民初字第02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刘伟政的诉讼请求，并经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本案再审理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刘伟政在2014年起诉时诉称其于2011年5月31日委托案外人刘渝代太平洋公司支付了土地代办费1076000元，该付款行为未得到太平洋公司授权。即使刘伟政已向案外人日月公司支付了土地代办费，那么案外人日月公司对刘伟政享有的债权已经得到清偿，该债权归于消灭。刘伟政主张的基础事实不成立，其不能主张资金占用损失。第三，太平洋公司与案外人日月公司签订《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时间为1998年8月30日，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00年8月29日届满，案外人日月公司在2014年5月9日才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该笔债权早已过诉讼时效，该债权转让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刘伟政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太平洋公司立即向刘伟政支付代垫征地费用1076000元；2、判令太平洋公司向刘伟政支付自2014年6月8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以107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为18790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8月6日，太平洋公司（甲方）与案外人重庆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公司”）（乙方）签订《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约定：“有关甲方的所有征地手续，甲方委托乙方代办。费用全部一次性包干每亩1.3万元，共有土地约83亩，共计1076000元。甲方款付清乙方移交完全部产权证及各种手续。乙方负责按国家现行规定办理该宗土地的土地产权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让合同书。说明：该宗地的征用地代办费甲方的全部金额一定要在1998年8月30日前付清。如甲方款不付清，国家规定的费用及增加费用由甲方增补乙方”。该合同签订后，日月公司为合同所涉土地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此后，太平洋公司一直未向日月公司支付前述征用地代办费1076000元，日月公司也未将办理好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给太平洋公司。日月公司于2005年由“重庆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日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5月31日，刘伟政将1076000元汇入案外人刘渝的银行账户，案外人刘渝向刘伟政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刘伟政现金1076000元，此款用于太平洋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日月地产（集团）公司缴纳土地代办费，之后在土地转让金中冲销。借款人：刘渝”。同日，刘渝将1076000元汇入案外人日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志明的账户。张志明于次日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领到太平洋公司委托张志明代办民主村在征地费内容只包括误工费、差旅费、资料费，共计金额1076000元正”。2014年3月10日，案外人日月公司（甲方）与刘伟政（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案外人日月公司将其对太平洋公司代垫的误工费、差旅费、资料费等征地费用共计1076000元的债权及其派生权利转让给刘伟政；刘伟政于2011年5月31日通过案外人刘渝付款后已将转让对价支付给了案外人日月公司。2014年5月7日，刘伟政在报纸上公告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并于次日向太平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显忠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4年5月26日，刘伟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以受让案外人日月公司对太平洋公司1076000元的债权为由，请求一审法院判令太平洋公司支付代垫土地代办费1076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后刘伟政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其系基于受太平洋公司的委托通过案外人刘渝支付了上述代办费，一审法院遂将该案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并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2014）巴法民初字第02914号民事判决书，以刘伟政未能举证证明其付款行为系受太平洋公司委托作出为由，判决驳回了刘伟政的诉讼请求。刘伟政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在该案二审过程中再次提出受让债权的事实理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637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伟政起诉的（2014）巴法民初字第02914号案件中，刘伟政系先以受让案外人日月公司债权为由诉请太平洋公司支付土地代办费，其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案外人日月公司与被告太平洋公司之间基于《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形成的合同关系。后刘伟政将其诉请的理由变更为系基于太平洋公司的委托代其向案外人日月公司付款，其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刘伟政与太平洋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后一审法院基于其变更后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了判决并经二审维持。虽然刘伟政在该案二审中再次主张其受让了案外人日月公司的债权，二审判决也对债权转让在本院认为部分有所评述，但其裁判依据的法律关系仍为一审确定的法律关系。现刘伟政重新基于其受让债权后与太平洋公司因《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形成的合同关系提起诉讼与前次起诉依据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刘伟政的本次起诉与前诉诉讼标的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不系“一事再审”。其次，案外人日月公司基于《征地代办费合同书》对太平洋公司享有1076000元的债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案外人日月公司也可以向刘伟政转让该债权，但转让的前提系债权存在。本案中，在案外人刘渝向案外人日月公司支付了1076000元以后，案外人日月公司对太平洋公司的债权已经得到清偿。案外人日月公司出让的债权实际系已经归于消灭的债权，该债权转让不能成立，刘伟政不能基于该《债权转让协议书》享有对太平洋公司的1076000元债权。因此，一审法院对刘伟政诉请太平洋公司支付土地代办费1076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伟政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175.1，减半收取8087.55元，由原告刘伟政负担。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还查明，日月公司代办征地手续的土地已于1998年11月8日权属登记于太平洋公司名下。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2.本案转让债权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问题。首先，刘伟政起诉的（2014）巴法民初字第02914号案件中，刘伟政明确其诉请的理由为基于太平洋公司的委托代其向案外人日月公司付款，即其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刘伟政与太平洋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一、二审法院均是依据委托合同关系对双方法律关系作出判决。现刘伟政在本案中基于其受让日月公司在《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项下债权向太平洋公司提起诉讼，其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刘伟政提起本次诉讼与前次起诉依据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刘伟政的本次起诉与前诉诉讼标的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不属于“一事再不理”的范畴。关于本案转让债权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刘伟政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让了日月公司的债权。而受让债权的权利应受到转让债权的限制，即受让债权的范围不可能大于转让债权本身。债务人对原权利人的抗辩可以对抗受让权利人。本案中，日月公司与太平洋公司签订《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约定，太平洋公司未付清日月公司移交完全部产权证及各种手续。该宗地的征用地代办费太平洋公司全部金额一定要在1998年8月30日前付清。这是双方对于太平洋公司履行义务时间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太平洋公司未如期付款的，日月公司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退一步说，日月公司已于1998年11月8日将代办手续的土地产权证办到太平洋公司名下，日月公司完成合同主要义务，此时应享有向对方请求支付代办费用的权利。对方未支付的，日月公司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而直至2014年3月10日日月公司与刘伟政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太平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刘伟政时，日月公司向太平洋公司请求支付代办费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刘伟政在本案中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日月公司在代办土地证后向太平洋公司主张过权利。日月公司向刘伟政转让权利并不会赋予受让债权诉讼时效衔接的效果。对刘伟政之后向太平洋公司的债权催收，太平洋公司也并未承诺还款。刘伟政虽在二审中辩称《征地代办费用合同书》中关于“如甲方款不付清，国家规定的费用及增加费用由甲方增补乙方”的约定可以证明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但该约定内容只是双方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不是对履行期间的约定。因此刘伟政提出本案请求权诉讼时效未经过的抗辩不能成立。在刘伟政提出本案请求权诉讼时效已经过的前提下，即便2011年5月31日刘伟政向日月公司支付1076000元不会引起日月公司对太平洋公司的债权的消灭，刘伟政也丧失本案实体胜诉权，其要求太平洋公司支付其代垫征地费用的请求不能得到本院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伟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75.10元由刘伟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妹审判员  吴贵平审判员  沈 娟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