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9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琦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西湖寺村曾家组280号。法定代表人:姚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军，湖南欣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璜。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炼,湖南湘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炼,湖南湘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琦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琦公司）与上诉人刘爱璜、刘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湘0124民初581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琦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军、上诉人刘爱璜、刘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琦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湘0124民初58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刘爱璜、刘洋向琦琦公司支付货款85421.5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2018年6月14号、2019年1月19号二张送货单载明的销售金额不予认可属证据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2018年6月14号原始送货单（单号6-88）虽没有签字，但针对该单据载明的销售金额20064元，单据上的原始记载明确载明当天支付货款10050元，6月27号支付了尾款10000元，并记载款已付清，同时记载发生退货136.1公斤。之后，该136.1公斤退货相应的退货金额1700元从2018年6月27日的另一笔送货金额中被扣除（见2018年6月27日送货单，单号6-163）。如果该送货单记载的销售没有发生，为什么会有刘爱璜、刘洋两次付款金额正好等于该单据记载的销售金额的原始记载?为什么会有款已付清的原始记载?2018年6月27日原始送货单上记载的“退袋子136.1×12.5=1700元”退货又从何而来?所以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该笔销售真实无误。2、2019年1月19号原始送货单（单号1-165）记载的销售金额为7917.6，虽没有刘爱璜、刘洋签字，但刘爱璜、刘洋提交的证据3微信转账凭证中，明确证明刘爱璜、刘洋于2019年1月19号当天微信支付了货款6500元，于2019年1月24日又微信支付了货款余款1400元，同时该原始销售单据上也有上述两次付款的对应原始记载。如果该笔销售没有发生，刘爱璜、刘洋为什么两次付款金额正好等于该单据记载的销售金额?原始单据上为什么有和刘爱璜、刘洋付款对应的原始记载?所以，上述事实同样足以证明该笔销售真实无误。综上，琦琦公司自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底期间向刘爱璜、刘洋的销售总货款应为810610.5元（对2018年4月21号送货单不予认定无异议）。二、一审判决认定刘爱璜、刘洋的付款金额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计算刘爱璜、刘洋已付款的时间起点应从2017年6月开始是错误认定。本案琦琦公司的一审诉请是要求刘爱璜、刘洋支付从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底期间向刘爱璜、刘洋销售产品后所欠货款（2017年7月18日之前的货款已付清），而一审庭审已经查明（见一审判决书第2页查明事实部分）双方结算方式为琦琦公司先发货刘爱璜、刘洋后付款，所以根据该查明的事实结合琦琦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计算刘爱璜、刘洋已付款的时间起点应为2017年7月18日之后，2017年6月至2017年7月18日之前刘爱璜、刘洋的付款是支付该日之前发生的销售货款，和本案诉请无关。即便假设应从2017年6月起算，则2017年6月3号的22570元付款也不应被计算在内，因为刘爱璜、刘洋提交的证据已证明该款是支付2017年5月31日之前的货款。2、根据上述第1点理由，结合刘爱璜银行转账记录，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2019年，刘爱璜向姚某某的转账金额为134583元，一审判决认定的174753元应减去2017年6月起至2017年7月18日之前转账支付的40170元。3、刘爱璜、刘洋提交的证据3证明刘爱璜、刘洋向王某某银行转账付款金额为26372元，不是56372元，该证据中2018年4月30日的被涂改的银行转账凭证已由刘爱璜、刘洋在一审庭审时当庭确认和本案无关。4、刘爱璜、刘洋提交的证据3同时证明刘爱璜、刘洋通过微信付款的金额应为161776元而不是177776元，2019年2月20号的微信转账16000元刘爱璜、刘洋在一审庭审时已当庭确认该款和本案无关应予扣减。5、琦琦公司送货员签字确认的已收款统计金额应为220524元，一审判决统计错误，且其中还应减去上述第4项中重复记载的微信付款部分40728元，送货员签字确认的已收款实际应为179796元。综合上述第2、3、4、5项，刘爱璜、刘洋有证据证实的付款金额总计应为502527元。所以，琦琦公司特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刘爱璜、刘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湘0124民初58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琦琦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7月18日单号为7-100，该份单据金额为5793.48元，琦琦公司没有提交该份单据的原件，也没有刘洋的签名，对该笔单据刘爱璜、刘洋没有认可，而一审法院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就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2017年9月16日，单号9-76金额为7509元，琦琦公司这份单据上面日期都没有，而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可，还有2017年9月23日，单号9-132，金额为8173.9元，该笔单据刘爱璜、刘洋处根本没有，而且该单据根本不属实，一审法院对以上单据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对于未收货的或者退货的，在琦琦公司提供的单据上面都有标记，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单据上面签字确认，签字是送货时签的，而后面未收货或者退货是后面发生的，都做了标记，而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可，认定事实错误。4.在一审庭审中，刘爱璜提交了付款记录清单，每笔付款清单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有建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凭证，现金支付凭证等），而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定相关数额，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证据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都有严重的错误，致使刘爱璜、刘洋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琦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爱璜、刘洋共同偿还尚欠琦琦公司的货款124702.88元，且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刘爱璜、刘洋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琦琦公司系经营塑料制品批发的有限责任公司，刘爱璜、刘洋在宁乡市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共同从事塑料制品的批零经营，双方素有业务往来，结算方式为琦琦公司先发货刘爱璜、刘洋后付款。琦琦公司先向刘爱璜、刘洋供货，刘洋在琦琦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送货单上写明了件数、单价、总金额等。琦琦公司称其在2017年7月18日起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内共向刘爱璜、刘洋供货塑料制品54批次，并向法院提交送货单54份，以上期间供货总价为812362.5元，刘爱璜、刘洋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共计支付货款725189元。刘爱璜、刘洋对琦琦公司提交的54份送货单认可其中41份，对其他13份送货单持有异议，认为在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琦琦公司的供货总价为693189元，并且刘爱璜、刘洋在此期间内向琦琦公司付款共计891228元，其已经超额支付了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共有两个，一是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的销售总额是多少？二是上述期间刘爱璜、刘洋已付货款为多少？首先，关于本案所涉塑料制品销售的总金额，琦琦公司总共提交的54份送货单，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41份送货单，一审法院均予已认可，对于其中刘爱璜、刘洋有异议的13份送货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举证不能则承担不利后果。琦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刘爱璜、刘洋抗辩其没有签字不予认可的部分，琦琦公司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抗辩意见予以认可。对刘爱璜、刘洋抗辩在与琦琦公司的多次交易中，有部分货物没有收取，应当扣除该部分货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在相应单据上均有刘洋的签字，刘爱璜、刘洋提出的抗辩，其提交的证据未能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该13份有异议的送货单一审法院具体认定如下：2017年7月18日，单号为7-100，该份单据金额为5793.48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份单据未提交原件，无刘洋的签字，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但该单据能与琦琦公司提交的与刘爱璜2020年7月2日聊天记录予以印证，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7年9月16日，单号9-76，金额为7509元，刘爱璜、刘洋以该份单据没有日期为由，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不成立，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7年9月23日，单号9-132，金额为8173.9元，刘爱璜、刘洋以刘爱璜、刘洋处没有此单为由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不成立，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7年12月31日，单号为12-189，金额为13950元，刘爱璜、刘洋以该份单据上未划勾部分即代表未收货，认为该次交易有5250元未收货，对此次交易的总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有5250元货物未收货，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8年3月16日，单号为3-62，金额为21343，刘爱璜、刘洋以该份单据上有划勾部分即代表未收货，认为该次交易有1440元未收货，对此次交易的总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有1440元货物未收货，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8年3月27日，单号为3-117，金额为18402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次交易有2115元应退货（包含琦琦公司已认可的1591元），对此次交易的总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有2115元货物应退货，一审法院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8年4月2日，单号为4-13，金额为13565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次交易有2160元未收货，对此次交易的总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琦琦公司自认扣除退货款1591元，刘爱璜、刘洋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有2160元货物未收货，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8年4月11日，单号为4-54，金额为14418元，刘爱璜、刘洋以刘爱璜、刘洋处没有此单为由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不成立，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8年4月21日，单号为4-113，金额为1752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单据无刘洋的签字，并备注自留字样，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理由成立，对该送货单不予认可。2018年6月14日，单号为6-88，金额为20064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单据无刘洋的签字，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理由成立，对该送货单不予认可。2018年7月22日，单号为7-114，金额为16256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次交易有5704元应退货（包含琦琦公司已认可的4552元），对此次交易的总金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爱璜、刘洋已在该单据上签字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有5704元货物应退货，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2019年1月19日，单号为1-165，金额为7917.6元，刘爱璜、刘洋认为该单据无刘洋的签字，对该笔交易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理由成立，对该送货单不予认可。2019年5月20日，单号为5-135，金额为15478元，刘爱璜、刘洋认为此单金额计算错误，还应减去797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不成立，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可。其次，关于刘爱璜、刘洋的已付款金额，刘爱璜、刘洋认为其已付款合计为891228元，琦琦公司自认其收到刘爱璜、刘洋的货款为725189元。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爱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记录，2017年6月3日向姚某某转账22570元，并备注“五月三十一号前全部货款全结清”。因此本案已付款计算的付款时间起点从2017年6月起计算，对于琦琦公司、刘爱璜、刘洋提交的付款凭证，认定如下：1、根据刘爱璜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自2017年6月起至2019年，刘爱璜向姚某某转账174753元，向王某某转账56372元。2、根据刘爱璜、刘洋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显示通过微信付款共计177776元，其中2019年2月20日刘爱璜、刘洋微信转给王某某的16000元，琦琦公司称系刘爱璜、刘洋与王某某的个人往来，王某某已于2019年3月8日前已归还给刘爱璜、刘洋刘爱璜。3、根据刘爱璜、刘洋提交的送货员收款明细表显示，琦琦公司送货员签字确认已收款为227524元，但该款中的部分数额已包含在上述第2项微信付款凭证统计已付款数额中重复计算。根据上述1、2、3项付款凭证合计为636426元，对于刘爱璜、刘洋没有证据证实的已付款部分不予认可，但对于琦琦公司自认已收到货款为725189元，予以认可。综上所述，琦琦公司、刘爱璜、刘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琦琦公司向刘爱璜、刘洋提供货物，刘爱璜、刘洋应当支付价款。经确认，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琦琦公司的供货总价为782628.9元，已付货款为725189元，尚欠货款为57439.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刘爱璜、刘洋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琦琦公司货款57439.9元；二、驳回琦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8元（已减半收取），由琦琦公司承担318元，由刘爱璜、刘洋共同承担300元。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在于：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琦琦公司向刘爱璜、刘洋的供货总额及该期间刘爱璜、刘洋向琦琦公司已付货款的总额。关于争议的焦点一，即2017年7月18日至2019年6月16日期间琦琦公司向刘爱璜、刘洋的供货总额是多少的问题。琦琦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对2018年6月14日、2019年1月19日二张送货单载明的销售金额不予认可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琦琦公司为涉案销售合同的供货方，其应当对货物销售数量负有举证责任。根据现有证据表明，其提交的上述日期的供货单据并无刘洋的签字，刘洋亦对该单据的供货情况不予认可，故一审判决对2018年6月14日、2019年1月19日二张送货单载明的销售金额不予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刘爱璜、刘洋上诉认为：2017年7月18日的供货单据没有原件、没有刘洋的签字；2017年9月16日的单据没写日期；2017年9月23日的单据刘洋这里没有，以上单据均不应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7月18日7-100的单据虽未提交原件，亦无刘洋的签字，但该单据能够与琦琦公司提交的与刘爱璜在2020年7月2日的聊天记录印证，该送货单应当予以认可；2017年9月16日9-76的单据，有刘洋签字认可，刘洋以单据没有日期为由提出抗辩的意见不成立，该送货单应当予以认可；2017年9月23日的单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时质证，有刘洋签字，刘爱璜、刘洋以该单据刘洋这里没有为由不予认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爱璜、刘洋另上诉认为：对于未收的或者退货的，单据上都有标记，应予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刘爱璜、刘洋示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所称的未收货或退货的情况，单据此亦未就未收货或退货的情况予以清算标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这一上诉主张，故对其这一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的焦点二，即刘洋向琦琦公司已付货款总额的问题。根据刘爱璜银行转账记录，自2017年6月起至2019年，刘爱璜向姚某某转账174753元，向王某某转账56372元。而根据刘爱璜、刘洋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显示通过微信方式付款共计177776元；再根据刘爱璜、刘洋提交的送货员收款明细表，琦琦公司送货员签字确认已收款为227524元，该款中的部分数额已包含在上述微信付款凭证统计已付款数额中重复计算。故，根据上述项付款凭证，已付款合计为636426元。一审判决对刘洋向琦琦公司已付货款总额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长沙琦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刘爱璜、刘洋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4元，由上诉人长沙琦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负担500元，由刘爱璜、刘洋负担22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王晓虹审判员曾明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郭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