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8528号原告：杨雷，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影，北京市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娜，北京市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工业区兴海路11-2号8号。法定代表人：关崇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雷与被告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以下简称国凯集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影、郭娜，被告国凯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国凯集团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拖欠工资152293.98元；2、国凯集团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无故克扣的工资差额138000元；3、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325000元；4、国凯集团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86000元；5、国凯集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6852.23元；6、确认双方自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7、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49162.26元；8、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219143.14元；9、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延时加班工资500226.5元；10、国凯集团返还2018年9月25日罚款3000元；11、诉讼费用由国凯集团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于2004年2月1日到国凯集团工作，国凯集团一直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作期间我没有按法律规定休过节假日、休息日，平时也长期加班，我从未休过带薪年休假，且国凯集团经常无故克扣工资，后国凯集团无故将我辞退。我为此于2019年12月24日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现我对大兴仲裁委做出的京兴劳人仲字[2020]第1371号裁决书不服，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国凯集团辩称，一、杨雷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15日到期，杨雷领取了工资未继续向我公司提供劳动。我公司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曾主张杨雷2019年1月1日至1月15日的工资已经领取，但该主张未被仲裁部门认可，现我公司同意按照仲裁裁决书向杨雷补发2019年1月1日至1月15日的工资3912.64元，由于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杨雷未继续提供劳动，其主张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没有依据，不应获得支持。二、我公司不存在克扣杨雷工资的情况。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杨雷应就我公司存在无故克扣其工资的事实进行举证，但杨雷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该项请求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我公司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曾主张杨雷任职期间一直担任高管职务，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应休未休年休假的情况。但该主张未被劳动仲裁部门认可，现我公司也不再坚持，同意依法处理。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相关规定，杨雷每年带薪年休假为15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应休未休年休假按工资的300%补偿，因我公司已经正常支付了100%工资，仅应支付其余200%的补偿。应休未休年休假补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与劳动者提供的正常劳动相挂钩的工资报酬，而是对于其未休年休假的一种福利性补偿，性质上不属于劳动报酬。因此，劳动者主张应休未休年休假补偿应当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杨雷于2019年12月24日提起仲裁申请，只能主张2018年12月24日以后其可以主张的未休年假工资补偿，即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的未休年假工资，相当于30日工资的200%，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向杨雷支付24463.94元。四、杨雷离职前长期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职务，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其应尽责任。即使如杨雷所主张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过错也不在我公司，杨雷不能像普通劳动者一样，主张双倍工资赔偿。事实上，杨雷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的档案调出申请载明，“本人于2019年1月与国凯经贸集团劳动合同到期，现已离职”，足以证明杨雷与我公司签署过书面劳动合同，只是随着杨雷的离职，劳动合同已经遗失，我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与杨雷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也不例外。因此，杨雷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杨雷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提及其出具的“档案调出证明”系受我公司胁迫，并于庭后提交了其与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关崇沛的微信记录截图。但事实上，关崇沛手机留存的微信截图内容，并没有任何胁迫杨雷的意思，而且关崇沛提供给杨雷参考的“档案调出申请”文本内容与杨雷自己手写的“档案调出申请”内容并不相同，充分证明了杨雷手写的“档案调出申请”内容有关劳动合同到期的表述，确实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客观反映了案件真实情况，不同意杨雷要求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杨雷主张的自2008年2月1日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性质上不属于正常的劳动报酬，应当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时效的规定，杨雷提出的超过时效的请求，依法不应获得支持。五、杨雷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的“档案调出申请”载明，杨雷离职的原因系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到期，而杨雷2019年1月15日领取工资后未再继续向公司提供过劳动。因此，杨雷离职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而非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其请求我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六、杨雷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1月15日后终止，杨雷也未继续提供劳动，因此2019年1月15日后，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七、杨雷一直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其工作时间完全由其自行安排，我公司从未对杨雷的工作时间有过任何要求或限制，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不定时工作制适用于企业高管人员，且企业高管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无需办理审批手续。由于不定时工作制的核心是弹性工作时间，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不执行加班工资制度。而且，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但杨雷并未提供其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证据。因此，杨雷请求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八、同意按仲裁裁决书向杨雷返还罚款3000元，本案诉讼费用应全部由杨雷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杨雷2004年2月1日入职国凯集团，杨雷自2014年4月17日至2019年1月7日担任国凯集团法定代表人，国凯集团自2005年4月至2018年8月为杨雷缴纳社会保险。国凯集团自认根据集团工作安排杨雷自2004年4月8日至2019年1月14日分别或同时在国凯集团及下属关联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中北京市泓润瀚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自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期间为杨雷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月21日，杨雷与国凯集团关崇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杨雷：关姐：能领工资吗”，之后2019年7月10日的微信记录：“关崇沛：请写一份这样的申请，档案调出申请（本人于2019年1月主动离职，现申请将本人档案调出。请协助办理。申请人：2019年7月10日）”。杨雷向国凯集团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的《档案调出申请》一份，载明，“本人于2019年1月与国凯集团劳动合同到期，现已离职。现申请将本人档案调出”。2019年12月24日，杨雷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国凯集团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拖欠工资152293.98元；2、国凯集团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无故克扣的工资差额138000元；3、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325000元；4、国凯集团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86000元；5、国凯集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86852.23元；6、确认双方自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7、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49162.26元；8、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219143.14元；9、国凯集团支付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延时加班工资500226.5元；10、国凯集团返还2018年9月25日罚款3000元。2020年3月24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20]第1371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双方自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国凯集团支付杨雷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3912.64元；三、国凯集团支付杨雷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4463.94元；四、国凯集团返还杨雷罚款3000元；五、驳回杨雷的其他仲裁请求。杨雷不服全部仲裁裁决内容，诉至本院。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本院认定如下：一、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国凯集团是否存在违法解除杨雷主张因自己未同意邵英会提出用自己房子为公司抵押贷款的意见，于2019年6月30日被国凯集团口头辞退之后未再提供劳动，为此提交与关崇沛2019年7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国凯集团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杨雷并未按照国凯集团提供的“档案调出申请”格式内容书写，不存在杨雷所述受胁迫的情况，且杨雷自己书写《档案调出申请》载明杨雷认可2019年1月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现已离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5日到期终止且杨雷实际提供劳动至2019年1月15日，不存在杨雷主张的国凯集团于2019年6月30日将其辞退的事实，但因与杨雷之间的合同已经遗失，无法提交与杨雷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二、杨雷工资构成及工资标准问题杨雷与国凯集团均认可国凯集团以现金方式发放杨雷工资，杨雷主张入职时税后实发月工资8000元，自2012年1月1日起税后实发月工资15000元，2014年1月起税后实发月工资25000元，每月15日之前发上一个月的工资，但国凯集团未给过自己工资条，国凯集团实际发到了2018年12月的工资，且仅发了2018年12月工资5000元，为证明其工资标准提交《收入证明》予以证明，该收入证明载明“杨雷在我单位任经理职务，年薪为人民币50万元”，国凯集团认可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收入证明》系为了杨雷买房所以公司才盖章出具的，是公司对员工的一种协助行为，不能证明杨雷的真实收入情况，杨雷2017年月均工资为10000元，2017年10月杨雷领取加班费10000元，杨雷2018年1-6月月均工资8000元，7月实发工资8300元、8-10月实发工资8100元、11-12月实发工资6300元，2018年10月杨雷领取加班费10000元，国凯集团不存在克扣杨雷工资的情形，认可因双方劳动合同到期，故未发放杨雷2019年1月起的工资，为此提交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8月15日，2017年11月15日、2018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的工资条予以证明，其中，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8月15日的工资条显示每月杨雷签字领取金额为10000元（具体包含基本工资4000元，职务津贴4000元、交通补贴1000元卫生洗理费1000元，社保费1355元，代扣个税45元），2017年11月15日的工资条显示杨雷签字领取合计金额为5000元（具体包含基本工资3000元，职务津贴2000元），2017年11月15日的工资条两张显示杨雷签字领取工资金额为3200元及加班费10000元，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的工资条（每月两张）显示杨雷签字领取每月工资金额3200元、岗位津贴1800元、交通补贴2000元卫生洗理费1000元，2018年7月15日的工资条两张显示杨雷签字领取工资金额3500元、岗位津贴1800元、交通补贴2000元卫生洗理费1000元，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的工资条（每月两张）显示杨雷签字领取每月工资金额3300元、岗位津贴1800元、交通补贴2000元卫生洗理费1000元，2018年10月15日工资条显示杨雷签字领取加班费10000元，2019年1月15日工资条显示杨雷签字领取工资金额3200元，杨雷认可国凯集团提交工资条的真实性，但称国凯集团未提交完整的工资条，国凯集团提供的部分工资条仅能证明自己部分实发工资的情况，每月领取工资时国凯集团均要求自己签多张工资条，且工资条记载的时间并非实际领取时间，而且国凯集团不仅应提供工资条也应提供公司的工资台帐等完整的工资发放记录，现国凯集团不能提供完整的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经释明，国凯集团未在限期内提交向杨雷支付工资的连续完整的工资支付记录。另查，杨雷1984年参军，1999年10月5日以副科长职务、空军少校军衔转业，视同工作年限15年4个月。2000年至2004年存在4年1个月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本院认为，当事人对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国凯集团未对仲裁裁决国凯集团返还杨雷罚款3000元提起诉讼，对此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国凯集团是否存在违法解除的问题。双方均认可杨雷于2004年2月1日入职国凯集团，杨雷主张于2019年6月30日被国凯集团违法辞退，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国凯集团亦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15日到期终止，且国凯集团提交的杨雷自行书写的《档案调出申请》，明确载明“本人于2019年1月与国凯集团劳动合同到期”的内容，虽杨雷主张系受国凯集团胁迫书写的《档案调出申请》，但未就此说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杨雷应对其书写内容的含义负有解释义务并承担由此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根据《档案调出申请》文意理解，杨雷自认了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事实，虽杨雷不认可但亦未就“2019年1月劳动合同到期”的具体日期进行具体解释，因国凯集团主张双方合同期满时间系2019年1月15日，故本院确认杨雷与国凯集团自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杨雷要求确认2019年1月15日之后与国凯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及国凯集团于2019年6月30日将其违法辞退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导致劳动合同关系结束的事由可以为合同终止或合同解除，在认定杨雷与国凯集团双方合同到期终止的情形下，双方应存在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才会有合同到期的说法，故杨雷主张的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雷主张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工资及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无故克扣工资差额问题，关于工资标准，杨雷主张其入职时税后实发月工资8000元，自2012年1月1日起税后实发月工资15000元，2014年1月起税后实发月工资25000元，国凯集团对杨雷所述月工资标准不予认可，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但经本院释明，国凯集团亦未在限期内提交杨雷完整的工资支付记录表，结合杨雷主张的月工资标准未高于国凯集团为其出具收入证明核算后的月工资金额，应依法采纳杨雷主张的月工资标准，考虑到杨雷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自2019年1月15日后继续为国凯集团提供劳动，其要求国凯集团支付2019年1月15日之后的工资主张，无事实依据，国凯集团仍应支付杨雷2019年1月1日至1月15日工资的具体金额以本院核算为准。关于克扣工资差额问题，杨雷主张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期间国凯集团克扣的工资差额已经超过用人单位两年的工资保管备查期限，杨雷主张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国凯集团每月因罚款扣发工资8000元或10000元，但杨雷就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杨雷主张罚款扣发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雷主张2018年12月工资差额一事，国凯集团未提交充足发放杨雷工资的证据，且杨雷自认已收到2018年12月工资5000元，具体金额以本院核算为准。关于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问题。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用人单位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进行折算。此处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诉请的仲裁时效期间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第一款规定，即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考虑到年休假可以集中、分段和跨年度安排的特点，故劳动者每年未休年休假应获得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时间从第二年的12月31日起算。本案中，国凯集团提起仲裁时效抗辩，故杨雷主张的2017年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且杨雷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存在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对杨雷主张2017年之前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以后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问题，因杨雷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应享有年休假30天，国凯集团未就杨雷已休满年假或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进行举证，国凯集团应依法支付杨雷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具体金额以本院核算为准。关于延时加班、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问题。杨雷对加班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杨雷任国凯集团高管职务且其未就其加班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杨雷与北京国凯经贸集团自200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雷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12261.35元；三、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雷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9617.67元；四、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雷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8965.52元；五、北京国凯经贸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雷罚款3000元；六、驳回杨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雷负担5元，由北京国凯经贸集团负担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文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