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28民初2524号原告：唐某权，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系社区推荐诉讼代理人。被告：贵州省努比亚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十八箭村。法定代表人：张志明，系公司总经理。被告：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领航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十八箭村。法定代表人：张志明，系该合作社经理。原告唐某权与被告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领航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领航合作社）、被告贵州省努比亚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努比亚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某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被告努比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明、领航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购羊货款及各项经济损失总计3,066,513元，其中（购买努比亚山羊货款1,365,000元、场地租金费117,000元、圈舍建设费1,140,300元、水电安装及电费44,773元、管理人员公司302,400元、雇请工人割草工资27,840元、购买药品费69,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系松桃县太平营乡三合村村属企业，也是农村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在工商登记上体现为原告系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独立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与领航合作社签订了两份（10+1）扶贫养殖模式分社合同书（合同编号20150136，2015225），按照合同约定，合作社成员不能少于10户，因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不能适应养殖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以唐某权为法人另行申请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因养殖场与新申请的专业合作社法人均是唐某权，不符合申请条件，必须注销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才能成立松桃山河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从2016年5月起唐某权开始申请注销该松桃县山河生态养殖场，按照工商部门有关部门的规定，养殖场建场未满3年的不予注销，因而直到2019年6月才依法注销。被告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成立后，对努比亚山羊“10+1扶贫养殖模式”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广。2015年5月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与领航合作社签订了领航合作社提供的格式合同《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三条第（1）款约定：两被告统一为原告方组织采购体质健康、品质优良的努比亚青年种母羊，体重在40至60斤之间，每只单价3,000元。种公羊体重在60至80斤之间，每只单价5,000元。据此原告共向被告订购了种母羊390只，种公羊39只，总价款1,365,000元。《合同书》第三条第（2）款还约定：甲方为乙方统一采购种养的同时，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种畜证明、种羊系谱、非疫区证明、防疫证明、抗体检测报告、防伪耳牌号、消毒证明、种羊合格证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在三合村8组等八个点分别开始圈舍建设，并在被告方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和监督下，原告方完成了圈舍的建设并经被告方检查合格，达到饲养条件和要求。原告的8个养殖场于2015年10月13日共向被告努比亚公司支付购羊款1,365,000元（由原告方8个点分别支付）被告努比亚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购羊发票。原告与努比亚公司依法成立了实质上的买卖关系。2015年10月13日，努比亚公司工作人员将原告购买的390只种母羊运抵原告养殖场交付原告饲养。39只种公羊一直未交付给原告。努比亚公司在向原告交付种母羊390只时，没有按《合同书》第三条第（2）约定提供种羊合格证等任何法律文件，更没有松桃县畜牧主管机关的合格证明。原告有充足的理由认定努比亚公司交付给原告饲养的390只种羊全部系不合格种羊。原告对努比亚公司交付的390只努比亚山羊进行精心饲养，然而莫名原因，在饲养过程中，导致部分种羊流产、生病和死亡。期间经向努比亚公司汇报努比亚公司曾派技术人员前往查看并抽血化验，但未告知原告种羊的死亡原因，后经畜牧部门告知才得知系布鲁式杆菌病感染，直至2016年4月才将剩下的种羊拉走。综上事实，努比亚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在为原告统一采购努比亚种羊并交付原告饲养时，一是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39只种公羊，二是未按《合同书》第三条第（2）约定向原告提供合法有效的种畜证明、种羊系谱、非疫区证明、防疫抗体检测报告、消毒证明、种羊合格证等法律文件，三是未按法律程序进行种羊投入饲养前的检疫。《贵州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跨省、跨县引进的种用、乳用动物...，应当具有输出地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引进的种用、乳用动物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隔离观察饲养，经检疫合格后方可使用，然而根据官方兽医李祖红在熊启辉一案中当庭证实，努比亚公司种羊并未经过其亲自检疫，开具的检疫合格证明仅是为了到财政局用。由于努比亚公司的上述履行合同过错和违法行为给原告造大的经济损失，直接损失为：1、购买种羊货款1,365,000元；2、场地117,000元；3、圈舍建设费1，140,300元、4、管理人员工资302,400元；5、水电安装和电费44,773元，6、崔请工人割草工资27,840元；7、药品69,200元，以上七项合计3,066,513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应由被告一、被告二连带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辩称，1.与原告产生的合同纠纷中签订的合同及种羊的交付等都是我在处理。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在履行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交付种羊，并有原告的签字、验收、付款，证明交付已经完成。后面发生羊群感染布鲁式杆菌病属于自然灾害，第一责任是人民政府，我方只是协助政府解决事情；2.种羊交付问题，30多只种羊未交付是确保种羊品质。需要交配后的下一代才进行交付，与母羊一起交付给原告的话，会出现随意交配的现象，导致种羊品质下降。后经过交涉，原告不要剩余的种羊，有原告的签字确认。需要县级以上的机关来宣告是否属于疫情，我公司只是组织小组协助政府处理。畜牧局是否对外宣称公布疫情，是政府的相关决定。疫情发生后采取的是净化处理，由我公司垫资捕杀患病羊，并补贴养殖户。为的是协助政府处理疫情，在处置、回收、捕杀病羊时是签了自愿接受帮扶的补偿协议，不管是死羊、还是活羊都是按照标准补偿，得到县政府的认可。原告已经签署相关补偿协议，且种羊退赔、汇款凭证我方都有留存；3.我方提供的防疫证明、检验证明等都是合格的。因为防疫证明、检验证明都是每一批羊的总票，我方无法出具每一只羊的相关证明；4.至于原告陈述我方开具相关证明是用于报账，但是根据整个流程显示，我方开具合格证明是合法的，所以我方交付的种羊等是健康合格的，并有养殖户签字确认；5.只有七户人没有签订帮扶协议，原告不在这七户之列。因为我一直被羁押于看守所，帮扶协议和支付凭证我无法出示；6.原告要求退还羊款及赔偿，合同有明确约定，我方只是负责提供合格种羊及相应的服务，原告请求的人工工资等不属于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内容。且在出现疫情之后我方与原告针对赔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另外，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系相互独立的法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唐某权，于2019年6月依法注销。被告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成立后，对努比亚山羊“10+1扶贫养殖模式”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广。2015年6月6日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与领航合作社签订了两份《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合同约定：领航合作社统一为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组织采购体质健康、品质优良的努比亚青年种母羊，体重在40至60斤之间，每只单价3,000元。种公羊体重在60至80斤之间，每只单价5,000元。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领航养殖专业合作社为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采购种羊的同时，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种畜证明、种羊系谱、非疫区证明、防疫证明、抗体检测报告、防伪耳牌号、消毒证明、种羊合格证等。合同签订后，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共向领航合作社订购了种母羊390只，种公羊39只，总价款1,365,000元。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根据要求在三合村8组等八个点分别开始圈舍建设。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8个养殖点于2015年10月13日共向努比亚公司支付购羊款1,365,000元，努比亚公司出具了购羊发票。2015年10月13日，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将原告购买的390只种母羊交付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在饲养过程中，涉案种羊因感染布鲁式杆菌病，涉案种羊全部被努比亚公司作无害化处理。另查明，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为饲养种羊共支出场地租金费117,000元、圈舍建设费1,140,300元、水电安装及电费36,880元、管理人员工资302,400元、雇请工人割草工资27,840元、购买药品费69,2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退还了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种公羊购羊款195,00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唐某权提供的企业基本信息表、《山河生态养殖场注销证明》、《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内部管理协议》、《场地建设承包合同》及领款凭证、《土地租赁合同书》及收据、水电安装费票据及电费票据、工资领款凭证、雇请工人割草工资清册、购买兽药清单、购羊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应否对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关于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应否对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努比亚公司和领航合作社虽然是依法注册成立的两个独立的法人，但《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的订立实际上是努比亚公司推行的努比亚“两扶一带”扶贫养殖模式，即努比亚公司通过领航合作社来获得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实现对养殖农户的技术服务管理和利益联结。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虽然是与领航合作社签订的《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但实际系努比亚公司在履行合同，即种羊的引进、交付、更换以及种羊染病后的回收处理，均是努比亚公司在实施，且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购羊款也是由努比亚公司收取并开具了发票，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对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的问题。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与领航合作社签订的两份《贵州省努比亚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模式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领航合作社应为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采购体质健康、品质优良的母羊390只，种公羊39只，领航合作社虽然向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交付了种母羊390只，但未依约交付有关《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饲养过程中，涉案种羊因感染布鲁式杆菌病，涉案种羊全部被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收回作无害化处理。由于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的山羊系合格山羊，也未能举证证明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在饲养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据此认定涉案山羊感染布鲁式杆菌病系因其交付不合格山羊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因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未能向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提供合格的种羊而导致涉案山羊被收回处理，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对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前文认定的事实，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共产生经济损失购羊款1,170,000元（1,365,000元-195,000元）、场地租金费117,000元、圈舍建设费1,140,300元、水电安装及电费36,880元、管理人员工资302,400元、雇请工人割草工资27,840元、购买药品费69,200元，以上共计2,863,620元。对此，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已经依法注销，其权利义务应当由其投资人唐某权继承。综上，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应当赔偿唐某权各项经济损失2,863,620元。关于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主张的已经与松桃山河生态养殖场达成补偿协议并履行完毕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努比亚公司、领航合作社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补偿协议的达成并履行完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努比亚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向本院提交《松府专议[2016]51号会议纪要》《松府专议[2016]36号会议纪要》《松牧发[2016]48号会议纪要》，辩称在被告公司成立之前涉案地已经存在“布病”，说明“布病”并非由被告公司引发，应属于“天灾”；被告已经就受灾养殖户达成统一补助方案并由县委、县政府确定了疫情处置方案。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政府会议纪要并非政府行政行为，达不到努比亚公司的证明目的，其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贵州省努比亚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领航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唐某权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863,620元；二、驳回唐某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66元（已减半收取），由唐某权负担812元，贵州省努比亚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省松桃努比亚山羊领航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14,8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吴欣刚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龙书 记 员 龙思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