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298号原告：甄建军，男，195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甄建生，男，195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建军（甄建生之兄），同原告甄建军。被告：甄建辉，男，195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甄红，女，194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甄建民，男，195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建辉（甄红、甄建民之弟），同被告甄建辉。被告：北京市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外红莲中里热力站。负责人：宋大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北京市浩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甄建军、甄建生与被告甄建辉、甄建民、甄红、北京市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以下简称广外住宅合作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冯海鑫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甄建军作为当事人以及原告甄建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甄建辉作为当事人以及被告甄建民、甄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广外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甄建军、甄建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甄建辉在1994年4月18日，假冒伪造甄书善的签名笔迹，与被告广外住宅合作社签订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4年4月,马连道地区危房改造,被告甄建辉夫妻背着父亲甄书善(已去世)和原告甄建军、甄建生。在没有得到以上3人同意和委托授权下,与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书。并以父亲甄书善之名得到了两套回迁安置房和一套外迁安置房。在1994年的房屋买卖合同中,X1和X2两套回迁安置房中,都明确写的是父亲甄书善的名字,出资人是甄书善,房屋买卖发票上写的也是甄书善的名字。所以,房屋买卖合同与被告甄建辉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在1997房屋确权登记时,被告甄建辉与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串通,将X1私下改登在被告甄建辉名下。并在2000年又与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签订了X1的买卖合同,并取得了房屋产权证。原告认为:被告以上所做所为是没有得到父亲甄书善和原告授权和同意,而且,两份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上的父亲甄书善的签名是被告甄建辉假冒伪造的,与父亲甄书善的签名笔迹完全不一样(原告曾带着三份文件到甄书善的存档单位进行了笔迹对照,结果是完全不同,因此原告向法院提起有关甄书善签名笔迹司法鉴定)。而且,被告甄建辉曾在2014年11月4日的生活广角频道中承认我家的房改完全是被告甄建辉夫妻所运作,没有得到甄书善和原告甄建军,甄建生的委托授权和参与。并在2017年6月21日和2017年8月9日的法庭上都承认了以上的事实。因此,原告认为两份拆迁安置补助协议和房屋买卖合同是非法无效的,1997年被告甄建辉在房屋确权登记也是非法无效的,和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在2000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也是无法无效的。参考:证据材料,2017年6月21日法庭视频,2017年8月9日北区开庭视频。被告甄建辉一家不属于回迁安置人员,因为他们一家住的是临建房,而且又是临建户口,所以,他们按国家和北京市拆迁安置政策,被安置在了大兴区XXX,被告甄建辉在多种场合直接或间接承认这是事实。由于被告甄建辉和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的工作单位同属一个系统即:原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所以,在房屋确权登记时和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串通,才能将X1改登在被告甄建辉名下。而被告甄红、甄建民二人本不属于安置人员,但是二人积极的参与到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案件中,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因此把二人追加为被告是符合司法规定的。原告认为:根据国务院颁布有关城镇拆迁安置的文件,及北京市拆迁安置政策和北京市拆迁安置房屋补助协议的有关文件精神,国家颁布的《户籍管理条例》(1958年—2013年),X1和X2两套回迁安置房所安置的人员应该是:甄书善,甄建军,甄建生,甄臻四人。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正式的公租房的户口。分别是:甄书善,甄建生的户口登记为:XXX前12号甄建军,甄臻的户口登记为:XXX后12号,(参考户籍证明)这是一套分租的公租房。而被告甄建辉一家的户口则是XXX甲12号,是一个挂靠户。根本就不享受回迁安置的的政策。通过以上的事实证明,被告甄建辉在2000年和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非法无效的,在本案中,被告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在本案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甄建辉、甄建民、甄红辩称，两份拆迁安置补助协议和房屋买卖合同都是父亲甄书善真实愿望的表达，是真实有效的。父亲把其中的X1赠与给我，当时办完手续了。父亲带着我一起到广外住宅合作社，父亲当着广外住宅合作社的人员说房屋登记在我名下，办事人员就按照父亲说的将X1登记到我名下了。X2登记在父亲名下。2000年1月15日签了合同并从合作社拿到了房本。双方除了本案诉讼还有一个法定继承案件及共有物分割案件，共有物分割案件一审生效未上诉。因为已经有生效判决对X2进行了一个处分，X2和X1都是基于同一份拆迁安置协议，既然X2被确认有效，X1也应当有效。我认为同一份拆迁安置协议涉及了两个房屋，因为关于X2的那部分被确认有效了，所以我认为X1的这部分也是有效的。被告广外住宅合作社辩称：第一、不认可鉴定结论。甄书善2010年就去世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向法院和鉴定机关提交的比对样本上甄书善的签字是甄书善本人所书写的，所以样本不具备真实客观性，因此我方对鉴定结论是不认可的。第二、原告在起诉书中陈述的合同无效的理由是甄建辉假冒甄书善签署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但是鉴定意见的结论是表明了三份检材上的甄书善的签名字体和比对样本上的不是同一人所写，并没有给出是甄建辉所书写的鉴定结论。所以我方认为鉴定意见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第三、涉案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都是经过公证的，而且公证书能够证明以上合同是甄书善本人签署。因此，相关的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1994年4月18日，广外住宅合作社和甄书善签署了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在协议书里约定了以甄书善为户主的家庭，一共8人，都是被拆迁安置的对象，他们可以获得回迁房三套，包括了X1、X2以及大兴区XXX的一套承租房屋。1994年4月18日，甄书善依据协议书和广外住宅合作社签署了购买两套回迁房X1和X2的合同书。1994年6月30日，社员购买合同书以及涉及村民原承租房的安置协议书在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明广外住宅合作社已经依据协议书合同书的约定，充分履行完毕拆迁安置义务，将拆迁安置的房屋全部都交给了甄书善的家庭，甄书善的家庭也予以接受。1997年8月20日，回迁的房屋建成了，给被拆迁人甄书善办理入住手续，甄书善表示他们单位不同意支付X1和X2两套房屋的供暖费，因此提出将X1交给甄建辉来办理入住手续，由甄建辉单位来承担供暖费的缴纳义务，据此我们就给甄建辉办了入住手续，当时入住手续有一个叫房屋分配证的。甄书善去世以后，先后有几次诉讼，案由包括确认所有权继承、共有物分割。（2016）京0102民初21503号、（2018）京0102民初41389号、（2020）京0102民初17483号、（2020）京02民终405号判决书都认定了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是甄书善签署的事实，被告甄建辉、甄建民、甄红说X2和X1在拆迁协议当中是一体的，如果说本案认为拆迁协议和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X2就无法继承、无法共有物分割。在（2020）京02民终405号判决书本院认为中明确了法院已对前述的安置补助协议购买房屋合同书确认是有效的。第四、假设原告认为甄建辉或者是其他人假冒甄书善签署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我们仍然认为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书是有效的，因为甄书善和甄建辉是父子关系，甄建辉也是被拆迁安置人之一，他对拆迁安置是有切身利益的。假设按照原告在起诉书当中所写的是甄建辉代甄书善在协议书合同上签字，那他的行为也是表见代理。另外，本案从时间上看跨越了新法和旧法交替，那我们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三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民法总则》一百七十二条，还有《最高院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民法典》第五百〇三条的规定，本案诉争的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简单说就是这个事实是在甄书善生前就已经发生，他也入住并实际使用了，所有的被安置人对事实都是认可的，而且他们都已经继承完了，所以按照《民法典》第五百〇三条规定就是有效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举证质证情况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甄书善与杨玉英系夫妻，育有甄建军、甄建生、甄建辉、甄建民、甄红（原名甄建萍）5个子女。杨玉英于1991年10月27日死亡。张淑琴（原名张淑芹）与戚瑛民于1974年1月结婚，戚瑛民系再婚，张淑琴系初婚，婚后双方于1976年5月14日生育一子，原名戚日军，现名张帆。戚瑛民与张淑琴结婚前，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戚日杰、戚日芳、戚日慧、戚日玲。张淑琴与戚瑛民于1977年6月经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调解书确认双方之子戚日军（现名张帆）由张淑芹抚养。离婚案件谈话笔录中戚瑛民陈述其原配偶于1972年死亡，留下四个子女戚日杰、戚日芳、戚日慧、戚日玲。1992年11月19日，甄书善与张淑琴登记结婚，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张淑琴于2005年11月7日死亡。张淑琴死亡后甄书善未再婚。甄书善于2010年9月29日死亡。北京市西城区XXX房屋原系甄书善承租的公房。1993年11月16日，甄书善交纳入社费500元，成为广外住宅合作社的社员。1994年4月18日，广外住宅合作社（甲方）与甄书善（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XXX，有正式户口7人，应安置8人。1994年4月18日，广外住宅合作社（甲方）与甄书善（乙方）签订《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约定乙方同意按甲方售房价购买新建小区X2、壹X1贰套。2000年1月15日，广外住宅合作社与甄书善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将X2出售给甄书善。后甄书善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2000年1月15日，广外住宅合作社与甄建辉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将X1房屋出售给甄建辉。后甄建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2016年，甄建军、甄建生、甄臻将甄建辉、甄建民、甄红诉至本院，要求依法确认甄建军、甄建生、甄臻对X2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产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京0102民初21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甄建军、甄建生、甄臻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2018年8月，甄建辉、甄红、甄建民、戚日杰、戚日芳、戚日慧、戚日玲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将甄建军、甄建生、张帆诉至本院，要求依法分割甄书善遗产，位于X2，三原告各继承二十分之三的房屋所有权。2019年11月，本院作出（2018）京0102民初413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X2由张帆、甄建军、甄建生、甄建民、甄红、甄建辉继承；其中张帆占该房屋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甄建生、甄建民、甄红、甄建辉各占该房屋百分之十四的份额，甄建军占该房屋百分之十九的份额。二、驳回甄建民、甄红、甄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帆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甄建生、甄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甄建军、甄建生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2民终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甄建辉、甄红、甄建民向本院提出共有物分割纠纷，要求判令依法分割甄书善遗产，位于北京市X2，三原告各继承二十分之三的房屋所有权。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京0102民初17483号民事判决书，一、甄建军、甄建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甄红、甄建民、甄建辉、张帆对位于X2进行拍卖，房屋变价后扣除变价相关费用的剩余款项由张帆分得百分之二十五、甄建民分得百分之十四、甄红分得百分之十四、甄建辉分得百分之十四、甄建生分得百分之十四、甄建军分得百分之十九；二、甄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甄红、甄建民、甄建辉、张帆房屋使用费一万六千二百元（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三、驳回甄红、甄建民、甄建辉、张帆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庭审中，甄建辉称父亲甄书善单位只能交一套房屋的供暖费，故父亲甄书善将X1赠与给自己，让其购买，并且带着他在广外住宅合作社工作人员面前进行说明，要求将X1卖给甄建辉。广外住宅合作社对此予以认可。庭审中，为证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中“甄书善”的签名系本人所签，广外住宅合作社提供北京市宣武公证处于1994年6月30日出具的两份公证书，（94）京宣证字第2799号《公证书》附件有《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北京市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汝来的代理人石艳平、名淑媛与甄书善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签订了前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94）京宣证字第2800号《公证书》附件有《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北京市宣武区广外住宅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汝来的代理人石艳平、名淑媛与甄书善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签订了前面的《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甄建军、甄建生不认可以上证据，认为并非甄书善签名。甄建军、甄建生申请对《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中甄书善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提供1980年4月21日《北京市运输公司一九七九年干部考核情况表》、198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1990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1992年11月19日《结婚申请书》作为检材，北京法院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21]文鉴字第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3份检材上的“甄书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甄书善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甄建军、甄建生认可以上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为足以证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的签名并非甄书善本人书写。甄建辉、甄建民、甄红及广外住宅合作社不认可鉴定结论，具体质证意见为：1.并不能确认检材上的字就是甄书善本人书写。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写检材上的字是甄书善本人所写，只是写从何处调取；2.《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已经于1994年6月30日做了公证，证明系甄书善本人当着公证人员的面签订，公证书证明力更强。从样本本身来看，时间从八十年代跨度到九几年，随着人身体的变化签名的字迹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样本本身就不足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甄建军、甄建生主张1994年4月18日《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与《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无效，理由为上述协议并非甄书善本人签名，而是由甄建辉冒充甄书善笔迹与被告广外住宅合作社签订。为证明其主张，甄建军、甄建生申请笔迹鉴定，虽然鉴定结论为检材上的“甄书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甄书善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但仅凭该鉴定结论并无法直接证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与《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并非甄书善本人签名。而甄建军、甄建生并未就前述诉争协议并非甄书善本人意思表示且为甄建辉冒充甄书善笔迹代签进行充分举证，此为其一。其二、《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已经由北京市宣武公证处于1994年6月30日做了公证，证明诉争协议系甄书善本人当着公证人员所面签订。其三、《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形成于1994年，甄书善于2010年9月29日死亡，甄书善生前并未对诉争协议提出异议，而是实际履行诉争协议、取得X1产权并入住多年。综上，在甄书善去世多年之后，甄建军、甄建生提起本诉，要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社员购买房屋合同书》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甄建军、原告甄建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元，由原告甄建军、原告甄建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海鑫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卢 震书 记 员 郭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