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5249号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66号之三2305自编A（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李声誉。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智鹏，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燕，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乐，男，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全，北京中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鹤龙一路629号505-1房（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袁公涛。被告：袁公涛，男，199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绥宁县，被告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公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与被告孙乐、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兰公司）、袁公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冯子鸿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智鹏、陈锦燕，被告孙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全，被告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公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孙乐、米兰公司向原告退还货款414180元及支付利息（以414180元为本金，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0年4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孙乐、米兰公司向原告支付运费857元；3、被告孙乐、米兰公司将不符合合同约定的91000只口罩取回；4、被告袁公涛就被告米兰公司对原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14日，孙乐以米兰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洽谈医用一次性口罩购销事宜，并通过微信确定《购销合同》的内容。同日，原告在《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后通过微信发给孙乐并将货款一次性支付至米兰公司的银行账户。依据《购销合同》，出卖人应在2020年2月23目前向原告提供医用一次性口罩20万只，口罩技术指标为YY/T0969，来源为危地马拉或广州康芝生产。但是，经多次催促，直至2020年3月3日，原告才凭提货委托书前往案外人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仓库提取84950只口罩。2020年3月11日至2020年3月16日，原告陆续收到米兰公司以快递方式寄送的口罩约114930个，但原告收货后发现这些口罩的类型和来源均不满足合同约定。合格口罩84950只，按合同约定3.6元每只，价款为305820元，故孙乐和米兰公司应退还原告不合格口罩及未发货口罩部分货款414180元（720000元-305820元）。原告向孙乐和米兰公司反映货物问题，要求调换货物或者退款，孙乐和米兰公司均不予以处理。2020年5月14日，原告以与米兰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将米兰公司、袁公涛诉至贵院，要求米兰公司退回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口罩货款，贵院受理案号为(2020)粤0111民初1284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米兰公司抗辩其不知晓被告孙乐以其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其仅系出借银行账户给孙乐用于收款，并按孙乐指示交付口罩，原告遂向贵院申请追加被告孙乐为(2020)粵0111民初12840号共同被告，后为便于查清本案事实，准确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原告向贵院申请撤回该案诉讼请求，重新提起本案诉讼。根据(2020)粤0111民初12840号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孙乐以米兰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并收取了原告相应的款项，其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相应的口罩，其交付的口罩不符合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调换或退货责任，米兰公司出借银行账户给孙乐收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米兰公司为本案共同诉讼人。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帐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帐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米兰公司应当就其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与孙乐共同向原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米兰公司属于个人独资企业，袁公涛是被告米兰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应当对米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被告孙乐辩称：疫情期间我方接受米兰公司的委托，在微信朋友圈中为米兰公司进行推广，并促成多笔交易。2020年2月14日，我方代表米兰公司通过微信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原告要求购买20万只口罩，总价为72万元。涉案购销合同主体是米兰公司和原告，我方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促成原告和米兰公司签约成功后，我方受托事项已全部完成，后期合同如何履行，履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我方均无法左右，最多负责转述合同履行的进展状况。涉案货款也是由原告直接支付给米兰公司账户，我方从未代收涉案货款。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我方由始至终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代表米兰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且从各种证据表明原告应当是知道合同相对方是米兰公司而不是我方。我方与米兰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是通过我方促成米兰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买卖，不能视为我方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我方不同意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被告米兰公司、袁公涛共同辩称：一、原告与米兰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原告与孙乐之间的聊天记录，本案中《购销合同》的协商确定仅存在于原告与孙乐之间，米兰公司从未参与涉案合同的协商及沟通过程，也没有见过原告与孙乐之间的聊天记录。从具体的聊天内容上来看，孙乐自始至终未向原告出具任何我方发出的证明文件，如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米兰公司授予被告孙乐代理权的通知或者公告。本案纠纷的形成，原因是孙乐对原告实施了合同欺诈行为，原告轻信孙乐的说辞，在合同审查方面存在过失，导致原告出现了合同主体方面的认识错误。涉案合同的约定仅对原告及孙乐之间存在法律效力，原告应当向孙乐主张合同权利，并非向米兰公司、袁公涛主张。二、米兰公司与孙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米兰公司仅是依据孙乐的指示代为收款及代为发货。米兰公司与孙乐之间订立口头买卖合同的具体过程为：2020年2月13日，孙乐向米兰公司以2.5元一个的价格订购30万个口罩，总货款为75万元。该款项分前期款项25万元及后期款项50万元两笔支付，孙乐当天就向米兰公司的执行董事陈佩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前期款项25万元。2020年2月14日，孙乐对我方慌称其个人的客户即本案原告作为企业，其内部规定对外付款需要对公转账，不能转个人，因此指示我方代为接收原告支付给孙乐的72万元款项。我方提出以对公账户收款将造成8%的企业所得税支出，孙乐表示原告转账72万元造成企业所得税57600元（720000*8%=57600）由孙乐个人承担。其后，孙乐指示米兰公司将原告的72万元款项，扣除企业所得税57600元及订购口罩的后期款项50万元后，将余款162400元（720000-57600-500000=162400）转账至孙乐银行账户。其后，孙乐指示米兰公司将20万个口罩发货给指定的收货人即本案原告。米兰公司虽然根据孙乐指示对外代其收款及发货，但是代其收款及发货不代表被告米兰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不代表米兰公司知悉原告与被告孙乐之间《购销合同》的具体约定，我方未见过、更未向原告沟通、确认过本案所谓《购销合同》。米兰公司代孙乐收款及发货仅仅是米兰公司对孙乐的履约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孙乐向被告米兰公司转账支付前期款项的时间是2020年2月13日，早于聊天记录显示孙乐与原告之间沟通协商《购销合同》的时间即2020年2月14日。由此可见孙乐与米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早于且独立于孙乐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三、米兰公司代为收款的行为是善意的，而且没有向孙乐让渡账户支配权，因此不属于最高法司法解释、批复及指导案例中的违规“出借账户”行为。在本案中，米兰公司代为收款的行为与孙乐实施无权代理的行为之间并无关联性，原告据此认为孙乐具备代理权限。存在明显过失。米兰公司未参与原告与被告孙乐之间的缔约行为，米兰公司代为收款的行为也未对原告造成损失，出借账号与原告的损失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因此，米兰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14日，原告员工陈德胜与孙乐首次添加微信好友，孙乐：“兄弟，目前只能给你们留20万只”陈德胜：“ok，我问一下，货款要现付全款吗？”孙乐：“是的，全款订货”。其后，孙乐向陈德胜发送合同模板、袁公涛身份证图片、米兰公司营业执照图片及米兰公司名下建设银行尾号2584账户信息。双方对合同条款商定后，原告将有陈德胜签名及加盖原告公章的涉案《购销合同》发给孙乐。孙乐：“可以，没问题”陈德胜：“ok，那我就安排付款了”。《购销合同》显示甲方为原告，乙方为米兰公司，落款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但落款处仅有甲方即原告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处没有签名及加盖公章。合同内容摘要如下：乙方向甲方提供医用一次性口罩20万只，技术指标为YY/T0969，来源为危地马拉或广州康芝生产，单价为每只3.6元，总价720000元；制作标准：国标及参数标准要求制造、验收；乙方应保证将货物按国家或民政部标准包装并确保货物安全无损，确认货物无误后乙方须在广东省规定正常恢复上班后30天内开出对应发票；运输方式：甲方自提并负责运费；付款方式：现金；交货时间：2020年2月23日前广州发货，乙方2020年2月23日之前提供自提地址和联系电话方便甲方自提，如不能如期交货，则需乙方24小时内退还货款到甲方指定账户；验收方式：货物达不到质量、数量和规格要求，甲方有权拒收，并可以解除合同，如不能72小时内提供20万提货，乙方全额退款；如果2020年2月23日起72小时内不能提供运单号，乙方全额退款（该条作标黑、下划线标记）；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等等。同日，原告向米兰公司名下建设银行尾号2584账户转账720000元，备注载明“货款”。后孙乐与原告员工黄子彬通过微信群就口罩交付事宜进行沟通，总结如下：2020年2月16日，孙乐表示货物还没从国外发出，交付日期为23号；2020年2月24日，孙乐通知黄子彬20万只口罩2天前已登机，今晚抵达香港，如有口罩过境将及时通知接货；2020年2月24日至2月29日，黄子彬一直催促被告孙乐到货事宜，29日孙乐告知黄子彬2020年3月2日可以接货；2020年3月3日，孙乐向黄子彬发送提货委托书，要求黄子彬填好后由孙乐盖章，凭单取货。后黄子彬表示口罩数量仅有“8.5万个”，如剩余口罩今日不能交货，希望明日将剩余口罩货款退回；2020年3月11日、12日，黄子彬向孙乐发送后续收到的口罩照片并表示后续发送的口罩货不对板，拒绝接收；此后黄子彬表示除首批提货的84950只口罩外，其余口罩均未按合同执行，催促孙乐退款退货，孙乐表示需联系签约公司即米兰公司处理。诉讼中，原告为证明三被告未向原告交付足额口罩及已交付的口罩不符合合同约定，向本院提交了提货委托书、运单及口罩实物照片，其中提货委托书显示：出具人为被告米兰公司，委托原告向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提口罩95000个，委托书上有提货司机何强手写“实收84950个，148件”；运单显示：寄送物品为口罩，但无记载口罩具体数量，合计运费为857元；口罩实物照片显示：已交付的口罩外包装分别载有“一次性防护口罩”、“普通防护口罩”字样，外包装箱上有油性笔书写数量。孙乐质证如下：因被告孙乐未参与交易，对提货委托书、运单及口罩照片应由被告米兰公司核实。米兰公司、袁公涛质证如下：对提货委托书、运单及口罩实物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米兰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货委托书及口罩实物照片所反映的口罩是米兰公司受孙乐指示向原告交付的，但外包装的数量并非米兰公司工作人员书写的，运费857元确实是到付的。米兰公司员工陈佩与孙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10日，陈佩与孙乐首次添加好友，孙乐：“我现在有两个，一是南京试一试，广西市政府采购，我想把这两个单子放在你这边，咱们那个价格固定。然后呢，我来报销就是你出来的所有的货我都要了。你看咱们这个事儿能不能通过语音啊，聊一聊，你看可不可以方便吗”陈佩：“可以的”被告孙乐：“看一下合同，有问题电话我”。随后向陈佩发送合同模板，陈佩回发袁公涛身份证照片、米兰公司执照照片及米兰公司名下建设银行尾号2584账户信息。2020年2月14日，孙乐向陈佩发送涉案《购销合同》上部截图，但该部分无法看出买卖双方身份信息，陈佩：“你们利润牛！”后孙乐向陈佩发送原告向米兰公司名下建设银行尾号2584账户转账720000元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以及其个人银行账户信息，陈佩回复“收到”，后陈佩向孙乐发送其向孙乐银行转账162400元的截图。2020年2月29日，陈佩：“每一片口罩的话，运费的话是一毛钱，然后呢，算下来我的所有成本就两块三，所以我供货给你两块五”“一箱2000片，赶紧给提货证明我”。后孙乐发送提货委托书模板，该模板内容除提货数量为20万只外，与原告提交的提货委托书完全一致。2020年3月4日，孙乐：“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广路草场工业大道北海南洲工业区金盛工业园C/D座（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这是115050片的邮寄地址，这是10万片的地址”。后陈佩向孙乐发送向上述地址发送货物的物流存单图片。陈佩名下银行流水显示，2020年2月13日，孙乐分两笔向陈佩汇款200000元、50000元，备注分别为“10万只口罩”“10万只口罩余款”；2020年2月14日，陈佩向被告孙乐转账162400元，备注为“货款”。陈佩出具情况说明，表示2020年2月14日向孙乐转账的162400元性质为米兰公司与孙乐之间交易款项。庭审中，原告认为孙乐与米兰公司是合作关系，孙乐以米兰公司的名义对外与原告洽谈签订合同，米兰公司也用其公司账号收取了涉案货款，并且向原告发货，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并表示因为当时口罩比较紧俏，没有追究合同是否盖章，签订合同前后，孙乐没有向原告出示授权委托书、员工证等文件向原告证明其与米兰公司的关系，确认共收到的口罩199880只，但除2020年3月3日凭提货委托书收到的84950只质量符合约定已经销售完毕外，后续通过物流陆续收到的114930只口罩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被告孙乐表示未参与发货，不清楚具体发货情况，之所以隐去合同下部主体信息视为了保密需要，担心被告米兰公司与原告直接对接，不向孙乐支付佣金，后续已将完整的合同发给陈佩，但因手机遗失无法提供。被告米兰公司、袁公涛表示已向原告交付口罩20万只，均是根据孙乐指示交付原告的，不清楚原告与孙乐之间对于口罩约定的质量标准，米兰公司与孙乐之间并无约定需交付医用一次性口罩，因疫情紧张后续物流发出的口罩没有出厂检验合格证明亦已无法确认货源，陈佩向孙乐转账162400元是因孙乐向米兰公司购买30万只口罩，每只单价2.5元，合计75万元，孙乐前期已向米兰公司支付25万元，米兰公司收到原告货款72万元，扣除剩余货款50万元及因代收货款72万元产生的8%税费57600元后，余款退回孙乐。另查，米兰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经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袁公涛。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提货委托书、货运单、口罩实物照片、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论证如下：一、涉案《经销合同》的相对人问题。本案中，孙乐主张其是受米兰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经销合同》，并已向米兰公司工作人员陈佩进行报备。首先，孙乐未能提供任何授权文件证明米兰公司曾对其进行授权，亦未能提供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米兰公司委托其以米兰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交易。其次，从孙乐与陈佩2020年2月10日、2020年2月29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孙乐与米兰公司之间明显具有口罩买卖关系，2020年2月14日孙乐向陈佩发送的合同仅能反映货物数量及价款信息而故意隐去合同交易主体信息，而后陈佩亦向孙乐表示“你们利润牛”，亦可以看出当时米兰公司认为该合同系孙乐与原告所签订的，对其作为《经销合同》记载的出卖人身份并不知情。最后，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米兰公司具有收取原告货款及向原告发货的行为，但如上所述，孙乐与米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口罩交易，米兰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系发送给孙乐用以让孙乐付款的，虽支付款项的是原告，但代付款行为在一般商业交易中亦较为常见，作为与孙乐买卖关系中的出卖人，米兰公司在收到货款后，根据买受人孙乐的指示向原告交付货物，系在履行其与孙乐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能视为系对涉案《经销合同》的追认。综上，本院对孙乐的主张不予采纳，孙乐擅自使用米兰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涉案《经销合同》，属于无权代理。涉案合同系原告与孙乐于2020年2月14日通过微信所签订，虽合同载明的买卖双方为原告及米兰公司，但米兰公司自始并未在合同上盖章确认，考虑原告与孙乐是首次添加微信进行联系，在《经销合同》亦未盖章的情况下，原告未核实孙乐与米兰公司的关系及孙乐是否有权代表米兰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仅凭孙乐向原告发送袁公涛及米兰公司的证件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并使用米兰公司账户进行收款，即相信孙乐能够代表米兰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显然未尽到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因此，本案孙乐以米兰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经销合同》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经销合同》对米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孙乐作为签约人，应作为《经销合同》的出卖人对合同项下约定承担责任。二、《经销合同》的履行情况。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孙乐提供的米兰公司账户转账720000元，已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孙乐在庭审中坚称未参与涉案口罩的交付，不清楚口罩实际交付的情况，此陈述与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事实明显不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出卖人，孙乐未就已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数量、质量的口罩进行举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已交付口罩的数量及已交付口罩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标准，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及原告、米兰公司的陈述作如下认定：对于2020年3月3日交付的口罩，原告主张仅收到84950只，虽提货委托书原载明提货数量为95000元，但提货司机在提货委托书上手写载明实收84950个，结合孙乐在2020年3月4日在微信中向陈佩表示“这是115050片的邮寄地址”，两数字相加与《经销合同》约定的口罩总数20万个完全相符，故本院采信原告陈述，认定孙乐于2020年3月3日向原告交付口罩84950个。对于后续由米兰公司根据孙乐指示通过物流方式交付的口罩，原告表示经清点，数量为114930个，因米兰公司、孙乐均未能举证证明各物流批次口罩的具体数量，故本院亦采信原告的陈述，认定孙乐于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共向原告交付口罩114930个。综上，本院认定孙乐共向原告交付口罩199880个。对于已交付口罩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问题。因各方对2020年3月3日交付的84950只口罩的质量并无争议，本院对此不再赘述，认定该部分口罩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对于后续交付的114930个口罩，从原告提供的口罩实物及照片可以看出，口罩外包装上分别载有“一次性防护口罩”、“普通防护口罩”字样，从外观上显然并非合同约定的“医用一次性口罩”，结合实际交付人米兰公司承认，米兰公司与孙乐之间并无约定需交付医用一次性口罩，且由于疫情严重，后续交付的口罩既没有出厂检验合格证明，亦无法确认口罩的货源。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后续交付的114930个口罩不符合《经销合同》约定的医用一次性口罩（YY/T0969）标准。三．被告孙乐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根据《经销合同》约定，原告已依约支付货款72万元，孙乐应在2020年2月23日前向原告交付医用一次性口罩20万只。根据现查明的事实，孙乐已向原告交付了口罩199880个，其中仅84950个口罩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原告在收到后续交付的114930个口罩后，已在合理期间内向孙乐提出异议并要求作退款退货处理。孙乐未向原告提供符合合同约定标准、数量口罩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原告请求孙乐将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口罩取回、退还货款414180元（720000元-84950个×3.6元/个）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损失，孙乐擅自使用米兰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原告的认识错误，且后续原告要求退换货时亦未进行处理，本院酌定利息标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的标准自原告主张的2020年4月16日起计算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虽原告在起诉时主张出卖人应取回口罩的数量为91000个，但诉讼中原告经盘点确认后续交付口罩的数量应为114930个，现原告主张退款,理应将后续收到的口罩一并退回，故为避免诉累，本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应将114930个口罩一并退回。孙乐作为违约方，应先行向原告退还货款414180元，原告在收齐货款41418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起五日内，向孙乐退还涉案口罩114930个，但应由孙乐到原告处自提。退还过程中，如原告实际退还的数量不足114930个，不足部分按《经销合同》约定每个口罩3.6元的标准向孙乐返还退货款。对于运费857元，因后续交付的114930个口罩不符合合同约定，该部分损失亦应由孙乐承担。四、被告米兰公司是否应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于2021年1月1日起被废止）的规定，米兰公司出借银行账户，应与孙乐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出借银行账户是出借人将银行账户借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对账户进行实际控制，用于自身经济活动，与偶发性的代收款项应予以区分。本案中，无证据证明米兰公司将其账户交由孙乐实际控制和使用，因此对原告主张米兰公司应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因米兰公司在本案无需承担责任，故对原告主张袁公涛应就米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亦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孙乐向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退还货款414180元及支付利息（以414180为基数，自2020年4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的标准计算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在收到本判决第一项款项起五日内，退还被告孙乐供应的114930个口罩，由被告孙乐到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处自行取回，如不能退还，不能退还部分按每个口罩3.6元向被告孙乐返还货款；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孙乐向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支付运费857元；四、驳回原告广州市南方劳保用品供应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525.4元，由被告孙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子鸿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陈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