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9104号原告：于杰，女，198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桂莲，上海嘉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菜篮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鑫路8号。法定代表人：陈金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禹，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于凤娟，女，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原告于杰与被告北京菜篮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菜篮子公司）、第三人于凤娟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菜篮子保个152号保证合同；2.撤销北京市长安公证处针对菜篮子保个152号保证合同所作的（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9268号公证书。事实和理由：于凤娟是原告于杰的堂姑姑，2018年5月，于凤娟找到于杰及其爱人修洪国，称需购买别墅，请求用于杰夫妻共有房屋为其一年期贷款420万元作抵押担保，原告夫妻考虑是亲属关系，平时相处又很好，贷款是用于购买别墅，有房子在，出于对于凤娟作短期周转的信任，便同意用登记在修洪国名下自住的位于北京市XX区XX镇XX号楼X层XX室夫妻共有房屋为于凤娟贷款进行抵押担保。2018年5月16日，于杰以抵押房屋共有人身份随于凤娟、石受意（于凤娟爱人）、修洪国一起到北京市朝阳区唐家村附近，见被告菜篮子公司一男性业务人员，按照此业务人员的指导，原告同修洪国、于凤娟、石受意进行了一系列签字，其中于杰在抵押物共有人声明与承诺书、保证合同上签名。于杰认为用自家房屋进行抵押担保签字过程中，被菜篮子公司业务人员欺诈，将夹带其中的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合同上签名。随即于杰与修洪国、于凤娟、石受意又被此业务员带到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于杰在不明保证合同其意的情况下，与抵押合同一同被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直到2020年11月11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下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原告才大梦初醒。被告业务人员用欺诈手段不仅用夫妻二人房屋抵押担保，还要对420万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21年3月抵押房屋已被法院以260万元拍卖。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违反2017年10月20日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公证处在公证原告于杰的保证合同时，末尽审查注意义务，因为公证房屋抵押合同时，房屋经评估价值已达420万元的情况下，又对原告个人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公证员没有向原告明示这是两份保证责任，除抵押房屋对贷款担保外，原告个人还要对全部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做出的第19266号公证书违背了司法部“五不准”规定。综上，原告于杰被欺诈与被告签的保证合同，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可能做出双重责任担保。律师在与于凤娟微信聊天记录中，于凤娟也亲自承认只用原告房屋进行抵押贷款，并不知道保证合同让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菜篮子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撤销保证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起诉主张撤销保证合同的理由为被告的业务人员欺诈，将保证合同夹带其中让原告签署，原告在不明保证合同其意的情况下与抵押合同一同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但原告并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其提供的律师与借款人于凤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于凤娟本身系借款人、与原告还有亲属关系。而且据被告了解，原告于杰和于凤娟还共同经营有美容院的业务。一方面由于该等利害关系于凤娟证言无法采信，另一方面即使其陈述所实，也只能代表于凤娟个人对借款保证事宜的认知与事实存在偏差，不能证明原告系受到被告的业务人员欺诈，基于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的保证合同。因此，原告主张撤销保证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本人签署的保证合同并按手印认可，且办理了公证手续，现在却以受到被告业务人员欺诈为由否定保证合同效力，实在有悖常理，而且原告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认为，保证合同系原告本人亲笔签署，且已经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9268号《公证书》办理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而且现案涉借款、抵押以及保证事宜均已经进入司法强制执行程序，抵押房产也已司法拍卖。因此，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三、保证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己过。原告在起诉状中认可于2020年11月l1日收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当时原告已经明确知悉承担连带保证义务事宜。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因此，即使保证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但截至2020年2月11日该撤销权已经消灭。但原告直至2021年4月方提起诉讼，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过。四、原告诉讼请求不属于合同纠纷之诉。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案涉保证合同及其公证文书，并要求确认案涉保证合同及公证文书自始无效。鉴于案涉保证合同及公证文书作为司法强制执行的依据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原告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显然不适宜，假如认定案涉保证合同及公证文书被撤销或者无效的，司法执行的依据就将被撤销。另据被告了解，原告名下在河北涿州还有房产现已经被法院查封。因此，原告实际的目的或者说诉讼请求就是为了阻却公证债权文书的司法执行，其提起诉讼的性质应当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并非普通诉讼的范畴。另外，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案涉保证合同及其公证文书，由于诉讼请求中关于撤销公证文书的要求与北京市长安公证直接相关，如果有必要的话本案也应当追加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作为另一被告。第三人于凤娟述称，当时没有任何人解释过保证合同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人解释过合同条款，只是让签字。如果当时知道会给于杰带来这些责任，是不会签字的。涉案的贷款也是菜篮子公司业务员建议的，所以才会用于杰的房子做抵押进行贷款。经本院审理查明：于杰称于凤娟系其堂姑姑，修洪国系于杰配偶。2018年5月16日，于凤娟作为借款人（甲方）、菜篮子公司作为贷款人（乙方），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甲方向乙方借款金额为42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8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15日；借款利率按年利率19.2%收取利息。本合同为独立的主合同，乙方与石受意、于杰、修洪国、北京益欣众康蔬菜经销中心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抵押合同作为本合同的从合同。同日，修洪国作为抵押人，菜篮子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双方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修洪国以其名下位于XX区XX镇的房屋一套为于凤娟的上述借款向菜篮子公司提供担保。修洪国作为甲方，菜篮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修洪国为于凤娟的上述借款向菜篮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于杰作为甲方，菜篮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菜篮子保个152），载明：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依据其与于凤娟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同共有5页20个条款，内容均为打印版，于杰在最后一页甲方处签字并按手印确认。当日，于凤娟、修洪国、于杰与菜篮子公司共同至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就上述《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分别办理公证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其中就于杰与菜篮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所形成的公证书编号为（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9268号。于杰提交其律师与于凤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含以下内容：律师“问一下，你当时目的是让于杰和修洪国用房子给你担保，还是既用房子，还要用个人为全额贷款担保？”；于凤娟回复“当时只是想用房子做担保”、“没想还有这么多事”。律师“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于杰和修洪国个人也要为全额贷款担保？”；于凤娟回复“也是后期随着事情发展才知道”。律师“是法院执行房子时知道的吗？”；于凤娟回复“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于杰本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按手印，随后就该《保证合同》亲自前往公证书办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现于杰主张该《保证合同》签订时受到菜篮子公司欺诈，其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然，于杰对于其所主张的欺诈情形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于杰要求撤销《保证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于杰要求撤销（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9268号公证书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于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于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会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