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71209号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4号楼C座101。法定代表人：李阿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柄官，男，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龙，男，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2号8层804。法定代表人：张孝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锐丽，女，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公司）与被告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洲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柄官、曹文龙，被告五洲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锐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携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五洲行公司赔偿损失164560元；2.要求五洲行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日，五洲行公司与携程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确立了代理合作关系。携程公司代理销售五洲行公司“2019年MDRT美国年会之历史文化朝圣14日之旅布法罗”旅游产品（以下简称为“布法罗旅游产品”）。2019年5月，携程公司向客人销售了该旅游产品，也交给了五洲行公司实际履行并提供旅游服务，但因五洲行公司未安排领队资格的人员提供服务，导致游客不满起诉。法院审理后判决携程公司向客人支付赔偿金160800元，携程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支付了该笔款项及诉讼费共计164560元。被告五洲行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携程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五洲行公司系根据携程公司的委托事项进行操作。此案中五洲行公司根据携程公司要求操作了机票、地接、保险但并不含领队的安排，携程公司未委托五洲行公司安排领队。领队郭某是携程公司的店长，系其自行安排。另案判决携程公司对游客承担费用的依据是携程公司未依法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更改行程未得到游客的认可，安排的工作人员郭某不具有领队资格。均与五洲行公司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携程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五洲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载明：该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乙方同意在本合同期内持续为甲方包价旅游产品和自由行散客提供目的地行程所需全部或部分项目的预订、安排及接待服务。包价旅游产品代理：甲方同意作为乙方及其经乙方授权的分子公司及办事处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的销售代理，在甲方网站或甲方的其它销售渠道直接销售乙方包价旅游产品，或将乙方包价旅游产品作为行程的一部分整合进入新的甲方包价旅游产品之后进行售卖，乙方包价旅游产品包括所有使用乙方自身品牌或乙方拥有的其他品牌，由乙方承担相关行程段内全部组团社义务的包价旅游产品。甲方以其名义与客人签订旅游合同，甲方严格按照双方协定的产品和服务与客人签订旅游合同。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销售的产品和旅游服务在乙方的经营范围之内，乙方及乙方选择的下游旅行社、酒店、餐厅、娱乐项目、车辆、司机、导游等旅游辅助服务者必须具备合法资质，否则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造成甲方损失或甲方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乙方应当全部赔偿。乙方出现以下情形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全额返还当团接待费用，若甲方因此产生的损失高于上述费用的，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1.乙方或乙方安排的车辆、司机、餐厅、或高风险旅游项目经营方等旅游服务这不具有合法有效资质……7.因乙方违约行为造成甲方或旅游者实际损失，乙方拒不改正或拒绝赔偿2次以上。2019年，刘xx、姜x、岳xx、于x、郭xx、徐xx六人与携程公司旅游合同纠纷6案，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该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携程公司发送的《出团通知》载明：团长系“郭某”。证人郭某作证称，其是携程公司景泰店店长，组织刘英英等此次旅游是按照《出团通知》和行程单的行程进行的……因为此团只有其一人随行，排队9个小时改签航班，……经过沟通协商，由携程公司赔偿每位游客10000元，继续进行后续行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游客举报，查明携程公司未与游客签订书面旅游合同，郭某不具备领队条件，对携程公司及郭某均进行了行政处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携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携程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其认定：根据行政处罚书内容，携程公司未按《旅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与刘英英等人签订书面旅游合同，且郭某不具备领队条件，违反了《旅游法》第九十六条及第一百零二条，携程公司未依法依规履行旅游合同义务。结合《旅游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刘英英等主张领队郭某语言沟通不畅，导致其长时间滞留在达拉斯机场；在未征得刘英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行程，于6月3日前往纽约，同时由于工作失误，又导致刘英英与行李分离多日造成损失，本院予以采信，携程公司应就此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携程公司提交转账凭证及诉讼费交费单，证明其已支付赔偿金160800元和诉讼费3760元，共计164560元，五洲行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该费用与五洲行公司无关。庭审中，双方确认：涉案旅游产品的机票、地接、保险均是五洲行公司安排。关于领队，携程公司称五洲行公司作为旅游产品的供应商，应安排领队，郭某系作为客户的身份出游，没有作为领队，携程公司对郭某是领队的事情不知情，1万元赔偿不是携程公司支出的。五洲行公司称涉案旅游产品中，携程公司作为组团社，五洲行公司系接待社，携程公司决定由哪一方派人担任领队，其不清楚在达拉斯极端天气原因后地接是如何协调的。上述事实，有携程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佐证。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携程公司与五洲行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合法有效。生效判决业已确认刘英英等旅游者在“布法罗旅游产品”中由于极端天气，转机航班取消而导致旅游者与行李分离及行程更改时，因携程公司未与游客签订书面旅游合同，郭某不具备领队条件，故携程公司应就原定转机航班取消后的补救和处理问题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携程公司负有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义务，其虽在本案中否认郭某系其委派的领队，但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相悖，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但考虑到五洲行公司作为地接社，涉案旅游产品的机票均由其预定，在出现极端天气时，其亦在积极协调机场改签，维护旅游者利益方面负有义务，在五洲行公司未就其履行相关义务进行举证情况下，本院酌定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诉讼费系携程公司在处理旅游纠纷中自行发生的费用，其主张五洲行公司承担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损失4824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5元，由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292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03元（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已交纳，被告北京五洲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牟诚诚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罗 皓书记员  周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