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才，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友镒，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冠青，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天安管区。法定代表人：邹国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国奎，男，汉族，上述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伟青，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瑞才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高瓷公司）、邹国奎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902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瑞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决被上诉人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共同支付股权回购款26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事实，无视证据，刻意混淆事实，为达到偏袒被上诉人之目的，恶意歪曲法律事实，导致认定事实极其错误。1.一审判决对股权回购主体认定完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订立协议的双方分别为刘瑞才与高瓷公司，并不是刘瑞才与邹国奎”完全与有证据证明且已经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相悖，根本不能成立。(1)案涉所有协议从法律关系性质及协议内容就两类：股权认购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在该两类协议中，刘瑞才作为一方订约主体是确定不变的，但股权认购协议的另一方能且只能是作为发行股票的公司即高瓷公司，而具有“对赌”性质的股权回购协议订约主体的另一方可以是目标公司，也可以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即邹国奎。故上诉人将股权认购款支付给高瓷公司，属正确且适当的履行方式，与股权回购协议的主体认定无关联性。(2)案涉两类协议依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内容，从格式上对主体对象已作出准确且严格的区分和安排。股权认购协议甲方均为高瓷公司，落款签字盖章处为“甲方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而股权回购协议甲方均为邹国奎，落款签字处仅为“甲方”，而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字样和格式，尤其是该协议的内容均有“邹国奎(下称甲方)是依法设立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等表述，更是双方凸显邹国奎系股权回购协议一方主体。然一审判决刻意将股权回购协议的订约及回购主体错误的认定为高瓷公司，这必然导致同为一审判决查明的多份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的内容自相矛盾。(3)基于参与同次认购定向发行股票并签订格式及内容完全相同的《股权回购协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先行作出的另案(2020)粤090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股权回购协议订立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且在另案中查明两被上诉人亦共同确认股权回购协议的订立主体是邹国奎个人。然基于相同的证据和事实，同一法院作出完全不同的认定，且以不同的理由作出同样判决结果。2.一审判决刻意混淆股权回购协议的签订主体及行为性质，导致民事责任主体的错误认定。基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邹国奎系《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主体，而高瓷公司并不是股权回购主体。高瓷公司在《股权回购协议》甲方栏盖章，是因为刘瑞才等同次股权认购对象在《股权认购协议》的磋商及签订过程中提出签订《股权回购协议》，担忧股权回购方邹国奎到期无履行回购能力而要求高瓷公司加入债务履行义务的三方合意的结果，故高瓷公司明显是具有担保功能和性质的债务加入行为，其合同义务及民事责任并非回购股权，而是对邹国奎不履行回购义务时，对此应共同承担民事责任。3.一审判决对邹国奎已部分支付回购款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定“原告起诉称2019年度被告高瓷公司已向其支付了40000股股权回购款48万元及该款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显属歪曲事实。(1)关于支付48万元回购款的主体。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2019年度，被告方向原告支付40000股股权回购款合计48万元”，并未特指高瓷公司，然一审错误认定高瓷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2)上诉人未能就上述事实提供证据原因，系上述事实完全有利于被上诉人，目的是证明邹国奎已支付部分回购款，上诉人仅就未履行部分主张权利，以减轻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既然高瓷公司不予认可(回购款48万元确实不是高瓷公司支付)，上诉人将在二审中提供证据证实邹国奎个人支付部分回购款的事实，更进一步证实其为回购主体。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认为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目标公司是否完成减资程序进行审查。如前述，案涉股权回购协议的回购义务主体系邹国奎而非高瓷公司，故股权回购协议的履行只存在股东之间股份的转移，并不会导致目标公司资本金的变化。正是如此，邹国奎回购上诉人的股权，既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也不属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再次明确并强调：本人依法依约向邹国奎主张回购股权并支付股权回购款，本人并未向高瓷公司主张回购股权，仅向其主张对股权回购款的支付因债务加入行为而承担共同民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完全错误。被上诉人高瓷公司、邹国奎辩称：一、案涉《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仅能约束高瓷公司，邹国奎签字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邹国奎是高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在上述协议甲方一栏填写的是邹国奎，但是实际上均有高瓷公司在甲方签章处盖章，邹国奎签名属于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高瓷公司的法律行为，高瓷公司才是案涉所有协议的签订主体，理由如下：首先，在2016年11月30日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中，仅有高瓷公司盖章，并没有邹国奎签名，显然表明所有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其次，《股权回购协议》第1条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于2016年11月15日和乙方签订了股权认购协议书”，第2条第二款：“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很显然，只有高瓷公司才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只有高瓷公司作为法人才能够上市，邹国奎显然不符合合同原意所表明的甲方身份，甲方只能是高瓷公司。再次，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多次自认“公司退钱”，显然指的是高瓷公司退钱，即说明上诉人也认为其主张权利的对象是高瓷公司而非邹国奎个人，进一步认可了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最后，上诉人在一审以邹国奎与高瓷公司人格混同应否认公司人格为由要求邹国奎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上诉人认为主要债务人是高瓷公司，仅是因为财产混同否认高瓷公司法人人格后，由作为股东的邹国奎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也与股权回购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这一事实相符。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高瓷公司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情形、且高瓷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故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系正确的。因为本案系属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产生的纠纷，投资方为上诉人，目标公司系高瓷公司。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二条“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的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截至目前，高瓷公司确实并未完成减资程序，高瓷公司实际履行回购义务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法实际履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且完全符合最高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的裁判规则。三、《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属于《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2019年12月31日起失效。上诉人在相关协议失去法律效力后才通过诉讼主张股权回购请求权，因此上诉人要求支付股权回购款缺乏事实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双方对此前签订的所有《股权回购协议》的补充及重新约定。《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正文第二行约定：“签有股权回购协议，将于2018年12月30日到期”，第3条约定：“经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将原股权回购协议的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很显然属于《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附终止期限的合同。也就是说，《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均已在2019年12月31日失去法律效力。不管2018年12月31日前高瓷公司有无启动主板上市程序、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回购，在2019年12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基于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均已消灭，双方不再需要履行任何合同义务。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有合同期限内存在向被上诉人主张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行为，故上诉人已经丧失回购请求权，答辩人无须履行回购义务。四、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股份回购的条件已经成就，其主张股权回购款没有事实依据。《股份回购协议》、《股份回购补充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对未来目标公司高瓷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在特定条件达成的前提下上诉人可以要求回购股份。该特定条件指的是高瓷公司应于特点时间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股份回购的特定条件已经达成负举证责任。上诉人作为高瓷公司的股东完全具备举证的能力和条件，现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高瓷公司在特定时间前没有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其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恳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瑞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2640000元；2.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支付原告上述股权回购款占有期间的利息，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10%计付，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瓷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被告邹国奎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2016年6月，被告高瓷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定向增发股份1388889股，同年8月，案涉增发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代码：838399。2016年11月15日，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发行人)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同意认购甲方股票11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1320000元；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投资金额的0.5%承担违约责任；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如任何一方当事人未能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不得视为其放弃该项权利，亦不影响其在日后行使该项权利；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及乙方本人签字，并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审议通过后生效；本协议涉及的各具体事项及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在不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重新订立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订立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1月28日在建行通过转账方式将股权转让款1320000元支付被告邹国奎。被告高瓷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新购款1320000元。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为刘瑞才，持股数量为110000股，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随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6年11月15日和乙方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认购数量11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1320000元；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递交相关资料，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双方一致同意回购总金额为乙方最初认购股权总金额。2016年11月30日，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发行人)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第二份《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由原告认购被告高瓷公司股票50000份，该协议书内容与前一份协议书内容除认购基本情况有所不同外，其余内容一致。本次协议书认购基本情况为：乙方认购甲方股票数量为5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6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在建行通过转账方式将股权认购款600000元支付被告邹国奎。被告高瓷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认购款600000元。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为刘瑞才，持股数量为50000股，时间为2016年12月7日。随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6年11月30日和乙方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认购数量5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600000元；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递交相关资料，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双方一致同意回购总金额为乙方最初认购股权总金额。2016年12月27日，原告在建行其名下账户通过转账方式将840000元支付给被告邹国奎。2017年1月17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认购款840000元。2017年1月19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刘瑞才，持股数量70000股。2017年5月21日，原告为乙方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就原告认购的股票事宜重新签订《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可协议转让，乙方为合格投资者，具有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资格；甲方拟定发行不超过187.4万股股票，并拟定股票发行方案，乙方同意按照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认购甲方发行的股票260000股；原告向被告高瓷公司认购股票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3120000元。该协议除上述内容外，其余内容与2016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一致。2017年6月30日，被告就与刘瑞才签署的认购协议等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认购协议的议案》。2017年7月5日，被告邹国奎认为其代公司收取原告股权认购款不符合财务制度，于同日分别将1500000元、1620000元股权认购款退还给原告，原告于同日将1500000元、1620000元转入被告高瓷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2018年12月7日，原告为乙方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签订《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甲方是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乙方是该公司股东，于2017年6月30日通过定向增发认购高瓷科技股权，认购数量260000股，认购款金额为312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将原股权回购协议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本协议为双方原签订回购协议补充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查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出具《联讯证券茂名股票明细对账单》，该单落款显示：经核查，我司客户刘瑞才(客户号200000112543)于2017年4月20日在我司开立股转A账户(股东卡账号*)，该账户在我司开立至2020年1月2日从未持有高瓷股份(股票代码838399)股票，于2020年1月3日托管转入高瓷股份(股票代码838399)股票26万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其本人身份证、被告广东高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被告邹国奎的人口信息资料、《与广东高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股权证明书》、《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据》，被告广东高瓷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案庭审笔录等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可要求被告回购其所认购股份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高瓷公司双方签订的《与广东高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公司因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高瓷公司在定向增发股票时原告认购到该公司股票260000份，现原告要求被告回购其股权退还认购款，经本院审查，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被告高瓷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被告高瓷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故原告诉请被告高瓷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股权回购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案涉的所有协议来看，订立协议的双方分别为原告刘瑞才与被告高瓷公司，并不是原告刘瑞才与被告邹国奎，且本案股权转让款由原告支付给被告高瓷公司，原告主张被告高瓷公司与被告邹国奎之间存在财务混同情形，被告邹国奎应承担民事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起诉称2019年度被告高瓷公司已向其支付了40000股股权回购款480000元及该款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瑞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9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3292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瑞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瑞才提交以下新证据：1、刘瑞才与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邹亚剑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上诉人根据邹亚剑的要求向其提供银行卡号，以便于被上诉人支付回购款和收取被上诉人按回购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年5%利息。2、案外人陈彪与邹亚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内容与证据1一致。3、刘瑞才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卡号当日即向上诉人支付年5%利息132000元。该132000元计算依据为上诉人最初认购款312万元减去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回购款48万元余额264万元，再按约定5%年息计付。4、案外人陈彪的中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证明陈彪在同日收到邹国能按陈彪认购股权金额504万元年息5%计的252000元利息。5、案外人刘文淑的工行借记卡明细清单，以证明刘文淑于同日收到邹国能按认购金额128万元年息5%支付利息56400元。三位认购人均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均因被上诉人构成违约按照三方达成的回购协议支付相应利息。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中并没有体现任何关于被上诉人提出支付回购款或利息的内容，且不属于法律上的新证据。对于证据3、4、5的合法性认可，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交易记录上未备注款项的性质，不能排除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刘瑞才、陈彪、杨华珍、熊易、茂名市鸿运设备有限公司5名投资人同时认购了高瓷公司本案中发行的股票。根据一审法院审理的（2020）粤0902民初2685号陈彪诉高瓷公司、邹国奎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举证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显示：2017年8月18日，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及一份关于被告高瓷公司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第十三条“主办券商发表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条款的意见”中的表述为：“主办券商核查了高瓷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公告》、《认购协议书》、认购对象的声明等资料，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书》中不存在任何有关以公司、公司股东或发行对象为承诺人，以公司未来某时点的业绩指标为标准，由公司或公司股东对本次发行对象给予股权或现金补偿或由发行对象对公司或公司股东给予股权或现金补偿的估值调整以及其他有关对赌的特殊条款内容。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高瓷科技本次发行不涉及对赌、估值、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2017年8月18日，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定性之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第十条“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中的表述为：“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公告》、《认购协议书》及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邹国奎、邹亚剑之间不存在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对赌性质的协议或安排情形。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中签署的相关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不存在估值调整条款”。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如当高瓷公司在某日期前不能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则必须回购投资方刘瑞才所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该回购协议属于实践中的“对赌协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瑞才要求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回购其股份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为此，首先要解决以下两个法律问题：一、与刘瑞才订立“对赌协议”的相对方主体是谁。一审判决认定是高瓷公司与刘瑞才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刘瑞才则上诉主张与其订立股权回购协议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而非高瓷公司。本院认为，在本案所有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上，协议首部“甲方”一栏都只写明为邹国奎；且协议中明确记载了“邹国奎（甲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方承诺：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而公司成为其本身的控制人并不符合逻辑。事实上，邹国奎正是高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因此，从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上判断，应当认定与刘瑞才订立本案“对赌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二、本案“对赌协议”是否有效。本案具有“对赌”性质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是该协议能否履行的前提。首先，可以认定签订上述协议是刘瑞才与邹国奎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果没有其他法定的无效事由，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但本案特殊在于，作为目标公司的高瓷公司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该“新三板”，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我国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其股票交易面向的是不特定对象。而且，“新三板”受我国证监会监管，建立了相应的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故判断涉案“对赌协议”是否有效，除了审查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有无法定无效事由之外，还应当从市场监管规则以及市场秩序和投资者保护等因素进行考量。第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颁布实施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下简称解答（三）】中载明:“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以下简称“特殊条款”）应当符合哪些监管要求？答：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存在特殊条款的，应当满足以下监管要求：（一）认购协议应当经过挂牌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二）认购协议不存在以下情形：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三）挂牌公司应当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完整披露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挂牌公司的主办券商和律师应当分别在‘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中就特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本案涉及的股权回购协议，属于上述解答（三）中的特殊条款。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涉案股权回购协议，并没有提交高瓷公司的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更未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过任何有关回购股份条款的信息；而且，也没有如实向主办券商和律师告知该回购协议，以致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分别在“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中作出了“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份回购等特殊条款”的意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可见，在高瓷公司该次股票发行认购中，没有遵守如实披露信息的法定义务，也违反了以上解答（三）对于股票发行存在特殊条款时的监管要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能确保高瓷公司的股权真实清晰，对投资者股权交易造成不确定的影响，则损害了非特定投资者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与交易安全，不利于金融安全及稳定，违背了公共秩序。尽管解答（三）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但因其经法律授权并为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且“新三板”是全国性的交易场所，社会影响面大，应当加强监管和交易安全保护，以保障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故违反此解答（三）的合同也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承前所述，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刘瑞才所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属于合同法规定“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因此，刘瑞才要求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回购其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应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刘瑞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在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20元，由上诉人刘瑞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审判员  赖慧嫦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莫易谋朱华倩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才，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友镒，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冠青，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天安管区。法定代表人：邹国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国奎，男，汉族，上述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伟青，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瑞才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高瓷公司）、邹国奎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902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瑞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决被上诉人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共同支付股权回购款26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事实，无视证据，刻意混淆事实，为达到偏袒被上诉人之目的，恶意歪曲法律事实，导致认定事实极其错误。1.一审判决对股权回购主体认定完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订立协议的双方分别为刘瑞才与高瓷公司，并不是刘瑞才与邹国奎”完全与有证据证明且已经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相悖，根本不能成立。(1)案涉所有协议从法律关系性质及协议内容就两类：股权认购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在该两类协议中，刘瑞才作为一方订约主体是确定不变的，但股权认购协议的另一方能且只能是作为发行股票的公司即高瓷公司，而具有“对赌”性质的股权回购协议订约主体的另一方可以是目标公司，也可以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即邹国奎。故上诉人将股权认购款支付给高瓷公司，属正确且适当的履行方式，与股权回购协议的主体认定无关联性。(2)案涉两类协议依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及内容，从格式上对主体对象已作出准确且严格的区分和安排。股权认购协议甲方均为高瓷公司，落款签字盖章处为“甲方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而股权回购协议甲方均为邹国奎，落款签字处仅为“甲方”，而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字样和格式，尤其是该协议的内容均有“邹国奎(下称甲方)是依法设立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等表述，更是双方凸显邹国奎系股权回购协议一方主体。然一审判决刻意将股权回购协议的订约及回购主体错误的认定为高瓷公司，这必然导致同为一审判决查明的多份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的内容自相矛盾。(3)基于参与同次认购定向发行股票并签订格式及内容完全相同的《股权回购协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先行作出的另案(2020)粤090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股权回购协议订立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且在另案中查明两被上诉人亦共同确认股权回购协议的订立主体是邹国奎个人。然基于相同的证据和事实，同一法院作出完全不同的认定，且以不同的理由作出同样判决结果。2.一审判决刻意混淆股权回购协议的签订主体及行为性质，导致民事责任主体的错误认定。基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邹国奎系《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主体，而高瓷公司并不是股权回购主体。高瓷公司在《股权回购协议》甲方栏盖章，是因为刘瑞才等同次股权认购对象在《股权认购协议》的磋商及签订过程中提出签订《股权回购协议》，担忧股权回购方邹国奎到期无履行回购能力而要求高瓷公司加入债务履行义务的三方合意的结果，故高瓷公司明显是具有担保功能和性质的债务加入行为，其合同义务及民事责任并非回购股权，而是对邹国奎不履行回购义务时，对此应共同承担民事责任。3.一审判决对邹国奎已部分支付回购款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认定“原告起诉称2019年度被告高瓷公司已向其支付了40000股股权回购款48万元及该款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显属歪曲事实。(1)关于支付48万元回购款的主体。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2019年度，被告方向原告支付40000股股权回购款合计48万元”，并未特指高瓷公司，然一审错误认定高瓷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2)上诉人未能就上述事实提供证据原因，系上述事实完全有利于被上诉人，目的是证明邹国奎已支付部分回购款，上诉人仅就未履行部分主张权利，以减轻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既然高瓷公司不予认可(回购款48万元确实不是高瓷公司支付)，上诉人将在二审中提供证据证实邹国奎个人支付部分回购款的事实，更进一步证实其为回购主体。二、一审判决基于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认为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目标公司是否完成减资程序进行审查。如前述，案涉股权回购协议的回购义务主体系邹国奎而非高瓷公司，故股权回购协议的履行只存在股东之间股份的转移，并不会导致目标公司资本金的变化。正是如此，邹国奎回购上诉人的股权，既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也不属于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再次明确并强调：本人依法依约向邹国奎主张回购股权并支付股权回购款，本人并未向高瓷公司主张回购股权，仅向其主张对股权回购款的支付因债务加入行为而承担共同民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完全错误。被上诉人高瓷公司、邹国奎辩称：一、案涉《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仅能约束高瓷公司，邹国奎签字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邹国奎是高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在上述协议甲方一栏填写的是邹国奎，但是实际上均有高瓷公司在甲方签章处盖章，邹国奎签名属于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高瓷公司的法律行为，高瓷公司才是案涉所有协议的签订主体，理由如下：首先，在2016年11月30日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中，仅有高瓷公司盖章，并没有邹国奎签名，显然表明所有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其次，《股权回购协议》第1条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于2016年11月15日和乙方签订了股权认购协议书”，第2条第二款：“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很显然，只有高瓷公司才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只有高瓷公司作为法人才能够上市，邹国奎显然不符合合同原意所表明的甲方身份，甲方只能是高瓷公司。再次，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多次自认“公司退钱”，显然指的是高瓷公司退钱，即说明上诉人也认为其主张权利的对象是高瓷公司而非邹国奎个人，进一步认可了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最后，上诉人在一审以邹国奎与高瓷公司人格混同应否认公司人格为由要求邹国奎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上诉人认为主要债务人是高瓷公司，仅是因为财产混同否认高瓷公司法人人格后，由作为股东的邹国奎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也与股权回购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高瓷公司这一事实相符。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高瓷公司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情形、且高瓷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故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系正确的。因为本案系属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产生的纠纷，投资方为上诉人，目标公司系高瓷公司。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二条“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的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截至目前，高瓷公司确实并未完成减资程序，高瓷公司实际履行回购义务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法实际履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且完全符合最高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的裁判规则。三、《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属于《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2019年12月31日起失效。上诉人在相关协议失去法律效力后才通过诉讼主张股权回购请求权，因此上诉人要求支付股权回购款缺乏事实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双方对此前签订的所有《股权回购协议》的补充及重新约定。《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正文第二行约定：“签有股权回购协议，将于2018年12月30日到期”，第3条约定：“经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将原股权回购协议的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很显然属于《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附终止期限的合同。也就是说，《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均已在2019年12月31日失去法律效力。不管2018年12月31日前高瓷公司有无启动主板上市程序、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回购，在2019年12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基于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均已消灭，双方不再需要履行任何合同义务。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有合同期限内存在向被上诉人主张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行为，故上诉人已经丧失回购请求权，答辩人无须履行回购义务。四、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股份回购的条件已经成就，其主张股权回购款没有事实依据。《股份回购协议》、《股份回购补充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对未来目标公司高瓷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在特定条件达成的前提下上诉人可以要求回购股份。该特定条件指的是高瓷公司应于特点时间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股份回购的特定条件已经达成负举证责任。上诉人作为高瓷公司的股东完全具备举证的能力和条件，现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高瓷公司在特定时间前没有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其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恳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瑞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2640000元；2.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支付原告上述股权回购款占有期间的利息，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10%计付，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高瓷公司、邹国奎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瓷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被告邹国奎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2016年6月，被告高瓷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定向增发股份1388889股，同年8月，案涉增发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股票代码：838399。2016年11月15日，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发行人)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同意认购甲方股票11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1320000元；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投资金额的0.5%承担违约责任；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如任何一方当事人未能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不得视为其放弃该项权利，亦不影响其在日后行使该项权利；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及乙方本人签字，并且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审议通过后生效；本协议涉及的各具体事项及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在不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重新订立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订立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1月28日在建行通过转账方式将股权转让款1320000元支付被告邹国奎。被告高瓷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新购款1320000元。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为刘瑞才，持股数量为110000股，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随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6年11月15日和乙方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认购数量11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1320000元；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递交相关资料，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双方一致同意回购总金额为乙方最初认购股权总金额。2016年11月30日，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发行人)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第二份《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由原告认购被告高瓷公司股票50000份，该协议书内容与前一份协议书内容除认购基本情况有所不同外，其余内容一致。本次协议书认购基本情况为：乙方认购甲方股票数量为5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6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在建行通过转账方式将股权认购款600000元支付被告邹国奎。被告高瓷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认购款600000元。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为刘瑞才，持股数量为50000股，时间为2016年12月7日。随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与原告刘瑞才为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6年11月30日和乙方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认购数量50000股，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600000元；甲方承诺其所控制高瓷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递交相关资料，如超出上述期限，甲方未启动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或启动后被交易所驳回，乙方可要求甲方全额回购所认购股份，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双方一致同意回购总金额为乙方最初认购股权总金额。2016年12月27日，原告在建行其名下账户通过转账方式将840000元支付给被告邹国奎。2017年1月17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瑞才交来股权认购款840000元。2017年1月19日，被告高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证明书》给原告，该证明书载明：持股人刘瑞才，持股数量70000股。2017年5月21日，原告为乙方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就原告认购的股票事宜重新签订《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可协议转让，乙方为合格投资者，具有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资格；甲方拟定发行不超过187.4万股股票，并拟定股票发行方案，乙方同意按照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认购甲方发行的股票260000股；原告向被告高瓷公司认购股票每股价格12元，总金额3120000元。该协议除上述内容外，其余内容与2016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一致。2017年6月30日，被告就与刘瑞才签署的认购协议等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日，被告高瓷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认购协议的议案》。2017年7月5日，被告邹国奎认为其代公司收取原告股权认购款不符合财务制度，于同日分别将1500000元、1620000元股权认购款退还给原告，原告于同日将1500000元、1620000元转入被告高瓷公司在中国银行账户。2018年12月7日，原告为乙方与被告高瓷公司为甲方签订《股权回购补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甲方是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乙方是该公司股东，于2017年6月30日通过定向增发认购高瓷科技股权，认购数量260000股，认购款金额为312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将原股权回购协议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本协议为双方原签订回购协议补充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查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出具《联讯证券茂名股票明细对账单》，该单落款显示：经核查，我司客户刘瑞才(客户号200000112543)于2017年4月20日在我司开立股转A账户(股东卡账号*)，该账户在我司开立至2020年1月2日从未持有高瓷股份(股票代码838399)股票，于2020年1月3日托管转入高瓷股份(股票代码838399)股票26万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其本人身份证、被告广东高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被告邹国奎的人口信息资料、《与广东高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股权证明书》、《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据》，被告广东高瓷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案庭审笔录等材料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可要求被告回购其所认购股份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高瓷公司双方签订的《与广东高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公司因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高瓷公司在定向增发股票时原告认购到该公司股票260000份，现原告要求被告回购其股权退还认购款，经本院审查，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被告高瓷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被告高瓷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故原告诉请被告高瓷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股权回购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案涉的所有协议来看，订立协议的双方分别为原告刘瑞才与被告高瓷公司，并不是原告刘瑞才与被告邹国奎，且本案股权转让款由原告支付给被告高瓷公司，原告主张被告高瓷公司与被告邹国奎之间存在财务混同情形，被告邹国奎应承担民事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起诉称2019年度被告高瓷公司已向其支付了40000股股权回购款480000元及该款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瑞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9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3292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瑞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刘瑞才提交以下新证据：1、刘瑞才与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邹亚剑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上诉人根据邹亚剑的要求向其提供银行卡号，以便于被上诉人支付回购款和收取被上诉人按回购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年5%利息。2、案外人陈彪与邹亚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内容与证据1一致。3、刘瑞才的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卡号当日即向上诉人支付年5%利息132000元。该132000元计算依据为上诉人最初认购款312万元减去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回购款48万元余额264万元，再按约定5%年息计付。4、案外人陈彪的中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证明陈彪在同日收到邹国能按陈彪认购股权金额504万元年息5%计的252000元利息。5、案外人刘文淑的工行借记卡明细清单，以证明刘文淑于同日收到邹国能按认购金额128万元年息5%支付利息56400元。三位认购人均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均因被上诉人构成违约按照三方达成的回购协议支付相应利息。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中并没有体现任何关于被上诉人提出支付回购款或利息的内容，且不属于法律上的新证据。对于证据3、4、5的合法性认可，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交易记录上未备注款项的性质，不能排除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刘瑞才、陈彪、杨华珍、熊易、茂名市鸿运设备有限公司5名投资人同时认购了高瓷公司本案中发行的股票。根据一审法院审理的（2020）粤0902民初2685号陈彪诉高瓷公司、邹国奎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举证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显示：2017年8月18日，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及一份关于被告高瓷公司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第十三条“主办券商发表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条款的意见”中的表述为：“主办券商核查了高瓷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公告》、《认购协议书》、认购对象的声明等资料，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书》中不存在任何有关以公司、公司股东或发行对象为承诺人，以公司未来某时点的业绩指标为标准，由公司或公司股东对本次发行对象给予股权或现金补偿或由发行对象对公司或公司股东给予股权或现金补偿的估值调整以及其他有关对赌的特殊条款内容。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高瓷科技本次发行不涉及对赌、估值、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2017年8月18日，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广东高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定性之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第十条“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中的表述为：“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公告》、《认购协议书》及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邹国奎、邹亚剑之间不存在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对赌性质的协议或安排情形。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中签署的相关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不存在估值调整条款”。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如当高瓷公司在某日期前不能启动主板上市工作则必须回购投资方刘瑞才所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该回购协议属于实践中的“对赌协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瑞才要求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回购其股份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为此，首先要解决以下两个法律问题：一、与刘瑞才订立“对赌协议”的相对方主体是谁。一审判决认定是高瓷公司与刘瑞才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刘瑞才则上诉主张与其订立股权回购协议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而非高瓷公司。本院认为，在本案所有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上，协议首部“甲方”一栏都只写明为邹国奎；且协议中明确记载了“邹国奎（甲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方承诺：甲方是高瓷公司实际控制人”，而公司成为其本身的控制人并不符合逻辑。事实上，邹国奎正是高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因此，从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上判断，应当认定与刘瑞才订立本案“对赌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的主体是邹国奎个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二、本案“对赌协议”是否有效。本案具有“对赌”性质的《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是该协议能否履行的前提。首先，可以认定签订上述协议是刘瑞才与邹国奎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果没有其他法定的无效事由，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但本案特殊在于，作为目标公司的高瓷公司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该“新三板”，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我国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其股票交易面向的是不特定对象。而且，“新三板”受我国证监会监管，建立了相应的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故判断涉案“对赌协议”是否有效，除了审查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有无法定无效事由之外，还应当从市场监管规则以及市场秩序和投资者保护等因素进行考量。第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颁布实施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下简称解答（三）】中载明:“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以下简称“特殊条款”）应当符合哪些监管要求？答：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存在特殊条款的，应当满足以下监管要求：（一）认购协议应当经过挂牌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二）认购协议不存在以下情形：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三）挂牌公司应当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完整披露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挂牌公司的主办券商和律师应当分别在‘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中就特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本案涉及的股权回购协议，属于上述解答（三）中的特殊条款。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涉案股权回购协议，并没有提交高瓷公司的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更未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过任何有关回购股份条款的信息；而且，也没有如实向主办券商和律师告知该回购协议，以致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分别在“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中作出了“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份回购等特殊条款”的意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可见，在高瓷公司该次股票发行认购中，没有遵守如实披露信息的法定义务，也违反了以上解答（三）对于股票发行存在特殊条款时的监管要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能确保高瓷公司的股权真实清晰，对投资者股权交易造成不确定的影响，则损害了非特定投资者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与交易安全，不利于金融安全及稳定，违背了公共秩序。尽管解答（三）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但因其经法律授权并为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且“新三板”是全国性的交易场所，社会影响面大，应当加强监管和交易安全保护，以保障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故违反此解答（三）的合同也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承前所述，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及《股权回购补充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刘瑞才所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属于合同法规定“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因此，刘瑞才要求邹国奎和高瓷公司回购其认购的高瓷公司股份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应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刘瑞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在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920元，由上诉人刘瑞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审判员  赖慧嫦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莫易谋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