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13民初1970号原告：陈魁武，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媛，系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国防路449-1号1-2层。负责人：宋鹏恩，系该公司经理。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金泉街75号402房间。法定代表人：管秀丽，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系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魁武与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辽宁诚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魁武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媛、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魁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辽宁诚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服务费3万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19日起至还清欠款日的利息（以3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截止到2020年8月19日利息为1800元）暂合计3180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撤回对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起诉。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8月7日到被告处，在被告的要求及指引下，签订了《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服务期限自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7日，总服务费6.5万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期服务费5000元，第二期服务费25000元，第三期服务费35000元。在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5000元，在2019年8月19日，应被告要求缴纳第二期服务费25000元，第三期服务费应在签订雇佣合同当日缴纳。如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未能得到外派公司雇佣，或未按照外派合同约定日期离境的，应返还原告已交纳的全部服务费。但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原告至今未与外派公司签署雇佣合同，被告也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返还已支付的费用。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拒绝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辽宁诚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合同，双方之间形成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认可并已经履行。直至2020年2月23日，原告以微信形式告知被告不再出国，放弃继续办理签证截止，是合法成立并一直生效的。其一，原告请求办理的是加拿大签证，并不是办理出国劳务。其二，直至2020年2月23日，原告以微信形式告知被告不再出国，放弃继续办理签证截止，服务合同都是一直有效的。自双方2019年8月7日签订合同后，直至原告2020年2月23日提出解约，期间一直在履行。二、合同签订后，双方原本一直按照合同履行各方义务，虽原告迟迟不能提供存款证明，被告也一直在帮忙，直至新冠病毒疫情出现后，使领馆的相关工作停滞，原告直接提出要求解约退款。合同原本一直是能够继续履行的状态，是原告拒绝履行义务。故本案是原告违约，责任不在被告。其一，原告代理人庭审中称微信记录显示存款证明等材料已经提交不符合事实，原告至今始终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提交了所要求的全部材料。其二，是原告提出解约，不符合退款条件，被告不应退还任何款项。原告先后两次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服务费用总计人民币3万元整，被告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收据中明确载明了“中途因个人原因放弃，费用不返”的字样，是原告的原因导致相关工作一度停滞。2020年2月23日，是原告以微信形式向被告发出通知称不再办理，故原告才是违约方，其已缴纳的费用被告不应予以返还。最后强调一点，被告向有关人员出具收据及签订服务合同中均明确记载了被告所收取的服务费，绝大部分是代收，被告是需要向他方进行交费的，剩余的费用作为服务费扣除相关的杂费后，被告实际利润十分有限，还有员工工资、租金、交通费等合理支出。现在原告要求退款，不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而且也会给被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请人民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有偿信息咨询服务，服务期限自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11月7日；总服务费为人民币6.5万元整（其中包括乙方收取后代甲方向外派公司交纳的费用），分三期付清。第一期服务费定金人民币5000元，第二期服务费定金人民币25000元，第三期服务费，余款人民币35000元。服务费付款期限如下：甲方通过初评，双方签订本协议，甲方向乙方缴纳第一期服务费定金人民币5000元，后乙方协助甲方将材料发给外派公司进行下一步面试；甲方通过用工单位面试的，应向乙方交纳第二期服务费定金人民币25000元。因不同用工单位要求不同，个别情形下可能并不需要用工单位面试或者可能需要多次面试，故甲方的实际交纳第二期服务费的时间以乙方通知为准；外派公司雇佣协议送达后签订雇佣合同当日，甲方应向乙方交纳最后的服务费余额人民币35000元；甲方获得外派公司雇佣合同书并且支付了最后一笔服务费之日起，甲乙双方合同终止。甲方需配合提供个人的合法有效证件，向乙方或外派公司所送交的所有文件、材料和陈述的内容应合法、真实、有效。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收取服务费，双方另对其他相关事项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8月7日即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交付服务费5000元，于2019年8月19日向被告交付服务费2500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两份收据中均载明“中途因个人原因放弃，费用不返。”另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及履行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管秀丽始终保持着微信联系。2019年8月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管秀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要求原告提交执照副本、房证（可以是发票、合同）、结婚证、银行流水、近半年存款证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10日，原告问管秀丽：“我的事什么情况。”管秀丽回答：“下周我就要准备你这个材料提交，然后你去开一些证明，把存款这块到时候你过来一下。”2019年10月20日，原告问管秀丽：“我什么时候去你公司办银行证明。”管回答：“银行说下周去。”2019年10月23日，管秀丽与其单位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你把你加拿大的客户身份证复印件打出来，他身份证丢了，本来是要去银行开存款证明的。”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16日，原告问管秀丽：“你叫我十一月份走又元旦走，现在还没有信。”管回答：“你说你这个身份证你才下来，那天银行都联系好了，人家银行这块你去办理手续，人家不给你放款。”此后原告与管秀丽微信沟通何时能够办理好，管回答使领馆不开馆。2020年2月23日，原告在微信中称：“不好办，那我不去。”“我月末去你公司把手续和护照拿回来。”管回答：“目前疫情使领馆不上班，并且限制入境，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我们现在也不上班，因为韩国人在开发区，我们这边挺紧张。”“往后延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上述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合同、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其双方的陈述笔录存案为凭，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予采信。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虽然约定了被告为原告办理出国劳务，但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管秀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要求原告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被告实为原告办理赴加拿大的出国签证。虽然约定的内容与实际办理的内容不一致，但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现焦点问题是原告未能出国是否系被告的违约行为所致。被告为原告办理赴加拿大的出国签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原告需提供其在银行的存款证明。因原告在银行并无存款，需通过在银行办理贷款，贷款放款后再以开具存款证明的方式予以解决。原告办理贷款首先需要提供身份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的身份证已丢失。关于丢失的时间，原告认为是在2019年11月中旬，而被告则认为是在2019年10月23日。按照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被告法定代表人管秀丽是基于原告的告知才得知原告的身份证已丢失的事实，否则无从知晓。关于此点，被告已提供管秀丽与其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23日，管秀丽对其工作人员称“加拿大客户的身份证丢失，本来是要去银行办理存款证明的”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管秀丽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据此可以认定原告的身份证在2019年10月23日已经丢失。原告的身份证丢失后于2019年12月中旬补办完毕，原被告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的身份证补办完毕之后，双方协商继续办理。故虽然已经超过了2019年11月7日的合同履行期限，但双方以事实行为表明对原合同履行期限予以了变更。虽然原告数次催促被告尽快办理，但因年末银行不予放款以及受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导致出国签证无法办理。被告法定代表人管秀丽在原告催促办理的过程中，已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原告，但原告并不接受并于2020年2月23日以微信方式告知管秀丽“不好办，那我不去，都半年多了”。上述事实表明，原告选择单方解除了合同。由上述分析可知，因原告身份证的丢失延误了贷款的办理，从而导致存款证明办理的延误。而当具备继续办理的条件时，赶上年末银行不予办理贷款事项及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导致事实上不能办理。在此情况下，原告没有选择继续办理，而是选择单方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将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界定为不可抗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未能出国并非系被告的违约行为所致，而是其单方放弃。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中途因个人原因放弃，费用不返”，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交付的三万元费用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有理，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魁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魁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永召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万 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