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7民终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平，女，1980年7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解，江西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直灶，男，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萍乡中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五里村武功山西大道888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江西中帜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850号恒盛银都商业办公楼A座1604室。法定代表人：黄建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黄建平因与被上诉人董直灶，原审被告萍乡中帜汽车-2-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帜公司）、江西中帜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帜集团）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解，被上诉人董直灶的委托诉讼人代理人杨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中帜公司、中帜集团经传票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704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黄建平向董直灶支付股权转让款41.7万元，且黄建平无需向董直灶支付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要求改判的金额为6531944.6元。事实与理由：第一，黄建平尚欠董直灶股权转让款41.7万元，一审判决认定黄建平向董直灶支付股权转让款4534472.3元错误。中帜公司开发的中帜汽配城项目，因董直灶及原股东三人（董夫朋、董夫帜、董夫宰）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烂尾。2015年春节期间出现大面积农民工上访围堵政府、围堵国道等群体恶性事件，最后由政府借款约1300万元发放部分农民工工资及其他欠款。2016年4月，由湘东区政府招商引进黄建平打折收购其烂尾项目（中帜汽配城）。2016年9月，经黄建平与董直灶沟通，董直灶明确告知黄建平收-3-购的由中帜公司开发的（中帜汽配城）项目总投资款为4000万元，负债总计约4000万元，董直灶按股份比例的总投资款为1200万元。董直灶愿意以原实际投资款1200万元的7.5折转让，折后为900万元转让其名下30%股权给黄建平。然，黄建平接盘运营过程中，才发现负债高达7000余万元，遗留纠纷案件上百个，黄建平一直处于危困状态，没有精力清查账目。2020年9月中旬，由于湘东区政府催收原股东向政府借款1300万元返还事宜，黄建平委托第三方财务公司对原股东账目进行清查，发现董直灶总投资款实际为651万元，与其本人当初所说的1200万元投资款本金存在巨大差异，董直灶的行为属于恶意欺诈。因此，根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按照董直灶的实际出资7.5折计算股权转让款的真实意思，董直灶虚构的1200万元本金打折转让900万元，应更正为实际投资款651万元按7.5折打折计算的488.25万元，加上62万元工资，本案股权转让总款合计为550.25万元。扣除黄建平已支付的508.55万元，黄建平尚欠董直灶股权转让款41.7万元。第二，一审判决黄建平向董直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20万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一，黄建平无需向董直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利息，一审判决认定黄建平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另外，董直灶存在欺诈行为，导致错误的计算金额，黄建-4-平不应承担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庭审过程中，董直灶认为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是对2017年10月31日《承诺书》的变更。对此事实，一审判决也认定“被告与原告董直灶就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一事先后签订三份书面协议，后一次的承诺书内容对前一次的承诺书内容及协议均做了实质性变更，并得到了董直灶的认可”。由此可见，2017年10月31日的《承诺书》已经被新的承诺书所代替，失去了法律效力，该承诺书所约定的月息3分自然也失效。一审判决依据2017年10月31日的《承诺书》约定的月息3分，结合法律规定的利息最高限，认定黄建平应按月息2分向董直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另从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内容来看，该承诺书虽然写了“利息”字样，但没有载明利息计算标准，应当视为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认定黄建平支付利息没有协议依据。退一万步讲，即使黄建平需要向董直灶支付利息，也应该按照实际欠付的41.7万元本金计算，因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没有约定利息计算标准，那么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最高不应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其二，一审判决黄建平向董直灶实现债权费用（即律师代理费）20万元，证据不足。一是实现债权-5-的费用应当是己经实际发生的费用，但是一审审理过程中，董直灶仅提交委托代理合同，没有证明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己经实际支付。一审判决在缺乏律师代理费转账凭证及发票的情况下，判决黄建平支付律师代理费明显缺乏证据。二是即使黄建平需要支付董直灶的律师代理费，一审判决认定律师代理费20万元也过高，完全与案件情况不符。本案工作量很小，耗时短，且董直灶的出庭律师为本地律师，律师代理费20万元明显太高。反观黄建平聘请的律师为外地律师，本案只收取3万元律师代理费，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支付凭证为证。显然，一审判决认定董直灶的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明显过高。第三，本案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其一，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错误，且审理期限严重超过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本案案情复杂，争议标的巨大，明显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且本案自2019年3月27日立案至2020年12月1日作出民事判决，历时一年九个月，审理期限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简易程序为3个月的审理期限，也超过法律规定普通程序为6个月的审理期限。因此，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其二，一审判决对未缴纳受理费的实现债权费用（即律师费）部分进行审理，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6-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从一审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74001元（董直灶还应向本院补交6100元）”可知，董直灶并未缴纳实现债权费用20万元对应的受理费6100元，该部分受理费在一审审理时，法官己经告知董直灶应当缴纳该部分受理费，但是直到案件判决该部分费用都未缴纳，依法不应对其未缴纳诉讼费的部分，即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部分进行审理。综上所述，黄建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改判。董直灶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二，黄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律师无须转款也可认定代理费成立。第三，原审程序有异议，而一审中黄建平未提出。综上，黄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董直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建平支付股权转让款580万元及利息2214472.30元（按月利率2分从2016年9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止为2214472.30元，之后仍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欠款还清为止）；二、判令黄建平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三、判令中帜公司和中帜集团对黄建平上述股权转让款580万元及利息和应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7-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1日，董直灶（甲方）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黄建平（丙方），就董直灶持有中帜公司（乙方）30%的股权，及中帜集团（丁方），四方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1.丙方自愿收购甲方30%股权，该股权转让价格为962万元（其中62万元为部分员工工资，由甲方代收后支付相应员工），涉及税费均由丙方承担；2.股权转让款由丙方分两次支付给甲方，第一次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382万元（其中32万元为部分员工工资）；另外580万元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3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完毕；3.乙方同意为丙方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8.本协议一式四份，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四方各自在协议尾部甲乙丙丁处签字盖章并捺印。签订协议后，黄建平如约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82万元，同年9月28日董直灶配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黄建平并未按照四方协议约定如期在三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尾款580万元。2017年10月31日，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向董直灶作出书面《承诺书》，上载明：中帜公司现再次确认，对本应在2016年12月底前偿还给董直灶的欠款（含月息三分）一直未还，现经商议，中帜公司同意对董直灶的全部欠款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9月21日起计算），2017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200万元，余款在2017年12月30日前给予一次性还清。如果逾期未还，董直灶-8-有权在其经常居住地进行起诉追讨，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等，将由中帜公司及担保方（中帜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对还款给予承诺，并同意作为法律依据。公司盖章处加盖中帜公司公章，个人担保签字处有黄建平的签名及捺印，担保单位处加盖中帜集团的公章。董直灶亦在上签名，并注明汇款账户。嗣后，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仍未如约付款。2018年8月19日，承诺人黄建平再次向董直灶出具书面《承诺书》，上载明：黄建平再次确认，对本应在2016年12月底前偿还给董直灶的股权转让款580万元，已还86万元，剩余本金未还（实际归还金额以财务转账凭证结算）。现经商议，黄建平同意对剩余欠款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9月21日起计算）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所欠本金部分，从2018年10月31日前结清全部利息。如逾期未还，董直灶有权在其经常居住地进行诉讼追讨，由此造成的一切费用含欠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等其他一切费用均由我承担。同时，中帜公司、中帜集团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特此对还款给予承诺。承诺人黄建平签名并捺印，中帜公司及中帜集团在担保人处分别加盖公章。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黄建平陆续分七笔共计向董直灶支付1265527.70元股权转让款本金，剩余股权转让尾款及利息至今未付。因故成诉。另查明：2019年3月15日，董直灶为追索本案债权，与浙江融哲-9-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上约定董直灶为本案诉讼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叁拾贰万元，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以上事实有书面协议、承诺书、委托代理合同、董直灶付款明细、银行付款电子回单等，及庭审笔录为证，并附卷在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与董直灶就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一事先后签订三份书面合同，后一次的承诺书内容对前一次的承诺书内容及协议均做了实质性变更，并得到了董直灶的认可。结合庭审查明，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金为4534472.30元（580万-1265527.7元），庭审时，双方对此差欠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均无异议。2018年8月19日的书面《承诺书》中明确载明黄建平应当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付清所欠本金，现付款期限早已届满，黄建平并未依约如期付款，明显构成违约，故董直灶主张黄建平应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80万元，部分于法有据，超出原审法院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董直灶主张利息及其计算标准-10-的问题？2016年9月21日的书面《协议》中约定了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方式，即若丙方不能按约支付款项，每逾期一天按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逾期超过一个月，甲方有权选择单方终止本协议。其后双方于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承诺书》中载明“本应在2016年12月底前偿还给董直灶的欠款（含月息三分）一直未还”，该条文系对2016年9月21日协议中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做了变更，且获得了合同双方的同意。2018年8月19日的书面《承诺书》中再次确认了利息的起付点，中帜公司及中帜集团均愿意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董直灶主张黄建平还应支付利息的诉请，有事实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董直灶主张利息自2016年9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予以支持。明细如下：自2016年9月21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止，911天，计算利息为2753936.18元，后续利息据此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董直灶主张截止2019年3月21日的利息为2214472.30元，未超出核算的范围，依法予以支持，后续利息据此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董直灶主张黄建平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庭审中董直灶明确该项诉请为律师代理费32万元，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予以佐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作为本案的违约方，屡次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向董直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1-董直灶为追讨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确为本案诉讼产生的合理必要成本，亦是董直灶的被动损失。另外2018年8月19日的书面《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应当承担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故董直灶的该项诉请有事实依据。但是，原审法院结合董直灶诉讼请求主张的标的以及判决最终确定的标的，案件的难易程度，酌情认定律师费用为20万元，中帜公司、黄建平、中帜集团的部分辩论意见予以采纳。关于中帜公司及中帜集团应否对黄建平的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中帜公司及中帜集团在2018年8月19日最后一份《承诺书》中明确载明愿意对黄建平的上述一切欠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在担保人处分别加盖公章，故董直灶主张中帜公司、中帜集团-12-应对黄建平的上述欠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建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直灶支付股权转让款4534472.30元及利息2214472.30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后续利息以4534472.3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2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黄建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直灶支付实现债权费用200000元；三、萍乡中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江西中帜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黄建平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四、驳回董直灶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4001元（董直灶还应向原审法院补交6100元），减半收取为37000.50元，由黄建平、萍乡中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江西中帜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1157.50元，由董直灶负担584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建平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13-以下三组证据：证据一，董直灶投资款明细一张及其附件（转账凭证），拟证明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董直灶的投资款为646万元，并未达到1200万元。证据二，董夫帜、董夫宰、董夫朋三人的证明，拟证明董直灶的投资款未达到协议约定的30%股权对应的1200万元。证据三，湘东区政府垫付资金明细表及附件，共计垫付1313.92995万元，拟证明黄建平在2020年9月与湘东区政府清算时才知晓董直灶投资款未达到1200万元。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董直灶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一中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不是项目份额的转让，当事人已签订转让协议，董直灶实际投入金额的多少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中证人未出庭作证，书面证据不宜采信；证据三的真实性难以判断且与本案无关联。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董直灶的投资款明细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董夫帜、董夫宰、董夫朋作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方式提供的证言，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不予采信；湘东区政府垫付资金明细表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14-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建平主张其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为550.25万元应否支持；二、股权转让款利息应否支持，若支持应当按何标准计算；三、一审法院支持董直灶20万元律师费是否适当；四、一审法院是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一、关于黄建平主张其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为550.25万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公司股权价值不仅包括公司实物资产净值，也包括当事人对公司的无形资产、管理团队、客户资源、行业前景等实物资产以外的投资即时的主观判断，且公司股权价值亦因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故案涉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存在欺诈，不应以中帜汽配城项目实际投资以及董直灶个人投资作为判断依据。黄建平举证以及申请司法鉴定的内容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欺诈、转让价款是否过高无关联。且股东出资不实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董直灶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黄建平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资格，董直灶即使存在瑕疵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因股权转让与股东补足出资义务是不同的法律关系，黄建平未按约支付对价构成违约，不得以股权出资瑕疵为由拒付股权转让款。黄建平主张其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为550.25万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股权转让款利息应否支持，若支持应当按何标准计算的问题。黄建平上诉主张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对2017-15-年10月31日的《承诺书》进行了变更，2017年10月31日的承诺书所约定的月息3分也自然失效。权利的放弃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通过推定的方式认为董直灶放弃了要求黄建平支付利息的权利。何况，2018年8月19日双方签订的书面《承诺书》中载明“黄建平同意对剩余欠款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9月21日起计算）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所欠本金部分，于2018年10月31日前结清全部利息。如逾期未还，董直灶有权在其经常居住地进行诉讼追讨，由此造成的一切费用含欠款本息、律师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等其他一切费用均由我承担。”，可见2018年8月19日的《承诺书》虽未载明利息标准，但对黄建平应支付利息有明确约定。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利息标准进行过变更情况下，仍应是2017年10月31日《承诺书》约定的月息3分标准。对于利息的计算，黄建平主张最高不应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6-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十一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案一审法院受理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因此，本案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建平主张按照利息计算最高不应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法院支持董直灶20万元律师费是否适当的问题。2018年8月19日双方签订的《承诺书》约定律师费由黄建平承担，中帜公司、中帜集团对该费用承担保证责任，董直灶主张20万元-17-律师费有合同依据。该费用未违反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相关文件，一审法院依据代理合同判决黄建平、中帜公司、中帜集团承担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严重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属法律上不可抗力事由。且黄建平作为一审被告实施了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对原审法院财产保全提出异议等一系列诉讼行为。故本案审理中有依法扣除审限的合法事由，并不违法。经查原审卷宗，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办理了相应扣除审限报批手续并获批准，故本案系在审限内结案，且并未影响到案件的处理。黄建平明知上述事实，提出一审超过审理期限，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的争执无原则性分歧，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且不存在法律明确排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黄建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依职权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至于一审诉讼费用问题，董直灶已在案件审理结束前补交案件受理费，故黄建平该部分上诉理由已没有前提，无须就此继续-18-审理。综上所述，黄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523.61元，由黄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湛少鹏审判员刘岳鹏审判员郭玥彤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李 思 书 记 员 魏 家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