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1433号原告：吴鑫，男，198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思刚，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沙太中路1018号农批市场综合楼404房（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刘顺平。第三人：刘顺平，男，198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告广州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刘顺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瑛瑛，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熊超，男，1987年7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若楠，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吴鑫与被告广州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球宇公司），第三人刘顺平、熊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受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使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冯子鸿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吴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思刚，被告广州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刘顺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瑛瑛、刘平萍，第三人熊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吴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思刚，被告广州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刘顺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瑛瑛，第三人熊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实习人员苏若楠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为被告球宇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球宇公司24%的股权；二、被告球宇公司与第三人刘顺平、熊超将被告球宇公司24%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熊超、刘顺平于2015年5月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作开办球宇公司，总投资为220万元人民币，其中熊超出资92.4万元，占38%股份，刘顺平出资77万元，占38%股份，原告出资50.6万元，占24%股份。《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第三条约定：“本合伙项目经营期限为2年。如到期仍想继续合作，三方商量定同意后本合同自动延长3年。”第五条约定：“分红方式以半年为一周期。”《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向刘顺平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由刘顺平出面设立球宇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刘顺平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熊超任公司监事，原告负责财务。公司经营期间，建立并运营www.zg268.com网站。刘顺平、熊超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在2020年7月后就拒绝向原告出示公司财务报表，而且在2020年2月后至今公司仍旧在运营且持续盈利的情况下，停止向原告支付分红。原告多次就分红事宜与刘顺平、熊超进行交涉，但刘顺平、熊超拒不理会。原告认为，原告与刘顺平、熊超签订《合作协议书》，三方共同出资设立球宇公司，原告已经向刘顺平履行了出资义务，实际上为球宇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球宇公司拒绝向原告支付分红，且拒绝原告查询公司账簿，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起诉。被告球宇公司辩称：原告只是基于合作协议与第三人刘顺平、熊超发生合作，并非被告球宇公司的股东。从《合作协议书》的标题及约定的合作期限可看出，原告与刘顺平、熊超是合作关系，球宇公司只是作为本协议项目开展的载体，成立公司并非主要合同目的。三方合作的终止时间和条件均基于协议的约定，与球宇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或者注销没有任何的联系。三方对该项目的利润分配也是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分配，而并非作为球宇公司的股东身份而分配。球宇公司登记的股东只有刘顺平，原告虽出资50.6万元，但该出资只是对合作协议的出资，不能等同于对球宇公司的出资。原告未曾参与球宇公司的股东会会议或签署股东决议，也不能提供股东代持股协议、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证明其股东身份。此外，球宇公司的性质是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公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改变公司性质不符合公司登记的相关规定。第三人刘顺平述称：我方意见与球宇公司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熊超述称：我方同意球宇公司、刘顺平的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补充意见如下：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开始是2015年5月9日，球宇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5年6月12日，原告与刘顺平、熊超在球宇公司成立时均没有公司法规定的不能成为登记股东的情形，并且球宇公司的成立是委托了合法的中介公司办理的手续，因此无论是我方和原告在签订协议书时并没有成为球宇公司股东的意愿，合作协议书中也没有约定关于股份代持的条款。合作协议书上关于合作的资金是92.4万元、77万元及50.6万元，合计220万元，比例应是42%：35%：23%，而协议中约定的比例是38%：38%：24%，原因在于三方在合作的分工不同，我方体谅刘顺平为运营项目成立球宇公司，工作任务较重，而原告也要负责财务及客服的繁杂工作，因而主动让出了4%，这是基于协议中约定的共同经营而做出的。2020年1月开始的新冠疫情，世界各国相继宣布无限期暂停各项体育赛事，导致项目的运营极其艰难，到4月的盈利已经是微乎其微，原告在2020年5月初提出退出合作，并且迅速完成工作的交接，此后不再参与项目的运营，这完全是原告主动退出，按照合作协议书即终止合作，原告不应再享有利润的分配。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熊超（甲方）、刘顺平（乙方）与原告（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合作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92.4万元，占38%股份，乙方出资77万元，占38%股份，丙方出资50.6万元，占24%股份；本合伙项目，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作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本合伙项目经营期限为两年，如到期仍想继续合作，三方商量定同意后本合同自动延长3年；三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负责；分红方式以半年为一周期，70万一限额，半年内公司业绩净收益存入储备资金中，当半年内储备资金达到70万元，剩余资金将按比例作为分红发放，若半年中储备资金未达到70万，则本周起不进行分红，而将储备资金顺延至下一周期，目标限额在上周期基础上增加70万；企业债务按照甲方38%、乙方38%、丙方24%的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两方应当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各自负担的部分；本协议到期后，三方视情况看是否继续合作，不再继续合作的，退出方应提交退出的书面文书，并将己方的有关本项目的资料及客户资源都交给留存方；协议解除：1、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协议的，另外两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2、合作协议期满，3、三方同意终止协议的，4、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企业有损害的，另外两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如需退还本金，需要再甲、乙、丙三方中大于或等于两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标明退还本金人的退还人姓名、退还时间、收款账户和甲、乙、丙三方中大于或等于两人签名确认，并在甲、乙、丙三人面前撕毁本合同以及副本和补充协议；有效期暂定两年，从三方签字之日起计算；等等。其中甲方处无落款日期，乙方处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9日，丙方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30日，三方签名均加盖球宇公司公章。2015年6月12日，球宇公司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50万元（认缴），营业期限为长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刘顺平。2015年8月30日，原告向刘顺平转账500000元、5900元。2020年7月15日，熊超、刘顺平向原告发出《关于终止合作关系的函》，通知原告：1、《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2015年8月30日至2020年8月28日）已届满，熊超、刘顺平与原告在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终止；2、请原告在收到通知书五日内与熊超、刘顺平共同协商处理协议书终止后的相关事宜。诉讼中，原告为证明股东身份，还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及QQ邮件记录。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与刘顺平在签署《合作协议书》前曾就公司成立事宜进行沟通，但并无涉及公司认缴出资问题。球宇公司成立后，原告参与了球宇公司经营管理；银行流水显示刘顺平在2015年10月至2020年7月期间陆续向原告进行转账；QQ邮件，显示刘顺平在2020年7月12日向原告发送球宇公司2020年6月份的报销表及消费记账。球宇公司与刘顺平、熊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作为合伙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及刘顺平向其发送公司账目是非常正常的，不能证明原告的股东身份，银行流水中的款项是基于《合作协议书》的分红，而非球宇公司对股东的分红。庭审中，原告表示原告希望做隐名股东，在球宇公司成立前后并无要求球宇公司或刘顺平为其进行股东登记，但并未专门与刘顺平签订代持股协议。各方确认原告在球宇公司负责客服及财务工作，“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与球宇公司实际经营范围一致。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关于终止合作关系的函》、QQ邮件记录、球宇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即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其享有公司股东资格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已向球宇公司出资50.59万元并通过《合作协议书》约定其享有球宇公司24%的股权。球宇公司与刘顺平、熊超否认原告向刘顺平转账的50.59万元是对球宇公司的出资款，认为三人为合伙关系，原告的转账系对《合作协议书》的出资。本院认为，虽前述协议签订于球宇公司成立以前，三方对投资总额、出资比例及盈余分配等进行约定，但三方约定“合作球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并明确合作期限，内容上未体现出原告与熊超、刘顺平就共同设立球宇公司达成合意的内容，也并未就原告取得股权成为球宇公司的股东进行约定。因此，《合作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原告具有球宇公司的股东身份，原告与熊超、刘顺平基于前述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原告向刘顺平转账50.59万元应视为对《合作协议书》的出资，而非对球宇公司的出资。关于原告主张其参与球宇公司的经营，球宇公司向其分红，其实际已享有股东地位的意见，本院认为，具备股东身份并非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必备条件，球宇公司、刘顺平主张向原告的分红是基于《合作协议书》的分红，而并非球宇公司向原告作出的股东分红，因款项均来源于刘顺平账户，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前述款项系原告基于其股东身份所享有的股东分红。综上，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具有球宇公司的股东资格，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鑫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60元，由原告吴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子鸿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林嘉颖陈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