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5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永梅，女，197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国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江南，女，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刚，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青，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郑永梅因与被上诉人池江南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郑永梅上诉请求：一、撤回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池江南诉讼请求；二、一审及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池江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查明不清，池江南作为本案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首先，在（2020）粤01民终23129号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案涉理财项目进行了定性，法院认定本案涉案理财款是几个自然人（包括夏禄书、朱再龙、郑永梅、池江南、廖某等，以下简称实际委托人）共同委托郑永梅进行理财的理财款，法院在该判决书的表述为“综上，结合当事人、证人的陈述、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会议纪要所反映的内容，其中所提及的‘中方略项目’以及上述审批表中所指向的‘中方略’实质系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资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郑永梅提交的证据14第22页第5行中已经证明。其次，案涉理财项目也包含了郑永梅的投资资金，案涉理财资金并非池江南一人独自所有，并非池江南单独委托郑永梅进行投资理财。因此，本案涉案款项的真正债权人是几个实际委托人，池江南并非本案真正的债权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二、郑永梅及案外人廖某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万元借款乃共同实际委托人的委托理财行为，郑永梅该行为属于按照共同投资人的授权继续放贷之有权行为，这是初次放贷资金120万元被收回之后，郑永梅根据授权对其中的80万元进一步合理放贷。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郑永梅、合计汇款801500元给刘付国锋的款项不是池江南委托出借的委托理财款，存在以下几点错误：（一）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万元借款是经过了共同投资人的授权，郑永梅有权将已收回的借款进行继续放贷赚取收益。案涉投资理财项目自始至终授权郑永梅进行对外放贷理财，且并没证据证明郑永梅对外的放贷行为需要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批准，并且理财期间其余投资人也并未告知郑永梅暂停继续对外放贷理财，因此郑永梅有权继续对刘付国锋放贷80万进行投资理财。不能因为针对刘付国锋的放贷投资款及收益没有收回而倒追认定郑永梅不具有对外放款权利，且郑永梅亦是投资理财项目的实际投资人，自己的投资款项也没有全额收回。产生收益由共同投资人共享，而产生的风险由郑永梅一人承担，显然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二）《借款合同》约定与实际借款金额、实际汇款时间不完全一致是根据借款人刘付国锋实际借款金额和分批借款实际时间确认的，一审法院据此推测郑永梅与借款人刘付国锋恶意串通属于认定错误。事实是刘付国锋向郑永梅主张的借款是用来支付货款的，由于刘付国锋对外支付货款的方式为分批支付，而80万的放贷金额只是先前双方之间的大致约定，双方约定等五批货款全部到位、确定具体金额之后再签订合同。基于信任关系，郑永梅在第五笔贷款转给刘付国锋，并确定了具体出借金额之后便签订了《借款合同》，由此才产生约定出借金额与实际出借金额不完全一致情况。重要的是刘付国锋最后在《借款合同》中认可并手写备注实际借款金额为801500元，这对于共同投资人主张债权没有任何影响。既定事实是郑永梅已经向刘付国锋发放借款，而刘付国锋也已经出具了《借款合同》及《收款确认书》，且有银行账户流水相印证，这属于郑永梅根据授权所进行的合理放贷行为，而不属于郑永梅与刘付国锋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三）一审法院依据“2401号案件中证人廖某未陈述其转账给刘付国锋的借款包含在80万元《借款合同》之内”，而认定“郑永梅未能证明实际出借了801500元借款给刘付国锋”，也是认定错误。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辅助法院查明案涉理财项目是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资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的行为，而非公司行为。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主要以法官的问题作针对性的回答，并未深入到此笔对外放贷的具体情况，且（2018）粤0105民初2401号案件与本案主要的查明重点不同，一审法院不能以此认定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万元借款不属于授权对外放贷理财行为，如果有必要郑永梅可申请廖某出庭作证进一步说明。综上，郑永梅有权对刘付国锋发放80万元（实际金额801500元）的对外理财借款，郑永梅及廖某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1500元借款乃共同投资人的委托理财行为，属于诉争委托放贷资金120万元款项中的其中80万款项的合理去向，郑永梅此放贷行为并无过错。三、退一步讲，池江南主张返还案涉委托理财资金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当被依法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池江南已经于2016年1月16日向郑永梅追讨案涉理财资金，此证据在关联诉讼（2018）粤0319民初315号和（2020）粤0305民初5766号案件中均已经提交。鉴于池江南委托律师追讨理财资金的事实及律师的专业性，2016年1月16日，池江南明确要求郑永梅返还案涉委托理财资金，而郑永梅已经明确告知池江南案涉资金不应该返还，因此，即使池江南主张自己有权主张返还案涉委托理财资金，那么从2016年1月16日起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时至今日，诉讼时效已过。而一审法院依据“无法认定郑永梅应在何时返还投资理财资金给池江南”，而无视诉讼时效已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该严格遵守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依法驳回池江南的诉讼请求。四、本案属于委托理财纠纷，法院以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现在二审也仍然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进行审理，案由、池江南的诉请与法律事实明显不符，从这点来说，也理应驳回池江南所有诉讼请求。五、再退一步来讲，如果前述所有观点均不被法院认定，仍然要判郑永梅承担责任，也不应该判郑永梅返还80万元，因为郑永梅已经根据委托人的指示返还了223888元给出资人夏禄书，返还款项80万元应扣减223888元，仅需返还576112元。综上，池江南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池江南所有诉讼请求。池江南辩称，第一，前案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查明涉案资金并非案外人深圳前海中方略金融服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方略公司），那么涉案款项也就是池江南所有。池江南将相关的款项转账给了郑永梅，那么郑永梅支配的涉案款项自然是池江南所有。郑永梅既否认资金归中方略公司，又否认资金归池江南，显然没有事实依据。第二，在前案的审理过程中，郑永梅明确向法庭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池江南向其出具了书面或者口头的委托理财的书面协议，而且实际上郑永梅从未提交池江南或者中方略公司委托其向刘付国锋出借80万元的委托或者指示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认定郑永梅所谓的额外出借的80万元，符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第三，在前案当中，中方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郑永梅主张权利，但法院认为诉讼主体存在问题，在前案结束之后池江南以自己的名义向郑永梅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没有届满，郑永梅认为相关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郑永梅主张本案属于委托理财纠纷，以案由不适当为由主张应当驳回池江南的一审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双方诉争的标的涉及其他案由，也应当更改案由进行审理，不应当驳回一方的起诉。第五，郑永梅主张其向案外人夏禄书返还了223888元，没有事实予以证明，且与本案没有关系，其认为应当从80万元中扣减22万余元，也是属于其他的法律关系。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郑永梅的上诉请求。池江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永梅向池江南返还款项1200000元，并支付占用资金利息（自2015年6月6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郑永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方略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苏东海。中方略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在一审法院起诉郑永梅，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2041号（以下称2041号案件），中方略公司起诉称：2015年1月31日至2月5日，郑永梅代理中方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先后分别向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蓉等人出借款项50万元、30万元、20万元、20万元，上述出借款项经中方略公司审批通过后，中方略公司将每笔借款转账给郑永梅，郑永梅再出借给上述借款人；借款到期后，郑永梅并未将收回的借款本息归还给中方略公司。中方略公司起诉主张郑永梅按不当得利返还1200000元及其利息。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204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2041号判决）。2041号判决查明以下事实：一、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确认倪丽芳通过其银行账号分别于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5日向郑永梅银行账号汇入5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185580元、213460元，郑永梅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借给杨德斌500000元、刘苏梅300000元、胡冬兰200000元、谭晓容200000元。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倪丽芳账户中的资金来源于池江南的个人银行账号，池江南与郑永梅均确认池江南的资金来源包括夏禄书及朱再龙汇入池江南个人账号的各1000000元。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上述外借的共计1200000元郑永梅已经收回。中方略公司及郑永梅均确认上述1200000的利息已经结清，利息收款账号为倪丽芳的个人银行账号。以上事实有中方略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及双方陈述等为证，足以认定。二、中方略公司主张出借涉案的1200000元为公司行为，中方略公司为适格主体。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一）《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三张，其中两张借款人为谭晓容（一张盖有中方略公司公章，一张没有盖章），为中方略公司起诉时提交，另一张借款人为胡冬兰的审批控制表，庭审时提交。上述表中载明：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4，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5；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杜广兴，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2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郑新圆。经询问，双方确认郑永梅在公司又称为郑新圆。郑永梅对上述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登记表是由池江南给郑永梅与廖某登记，并非审批表。至于登记表抬头没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名，郑永梅认为是池江南之后私自加上的，郑永梅不知情，没有约定审批流程，郑永梅是在2月4日签名的，其他人是在2月5日签的，不知道签的是与公司有关的。中方略公司确认关于借款人谭晓容的《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只有一份原件，认为存在众人签完名后再盖章的可能，也可能是中方略公司在复印控制表的时候公司将当时盖章前后的两份复印件都给了中方略公司代理人。中方略公司未能提供涉案的其他两个借款人杨德斌、刘苏梅的借款审批表等审批文件；（二）编号Y.20150104、Y.20150105的《借款合同》。记载甲方（借款人）分别为胡冬兰、谭晓容，乙方（出借人）为郑永梅。郑永梅确认上述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是郑永梅签的借款合同，认为该证据与中方略公司无关。（三）借款人胡冬兰的《还款凭证》，郑永梅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四）中方略公司方财务倪丽芳与郑永梅的2015年6月24日通话录音书面内容（附音频）、2016年4月21日通话录音书面内容（附音频）。郑永梅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郑永梅无法辨别对话者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真实的，认为是在没有告知郑永梅进行录音的情况下录的，郑永梅说话不是在严谨的状态，录音者有意引导郑永梅作出一些语言。（五）池江南与郑永梅谈话录音书面内容。郑永梅表示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有异议。从文字记录看，未看出借款与公司有关。（六）《律师函》，该函为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代表中方略公司向郑永梅发出，目的是要求郑永梅返还涉案的借款及利息。郑永梅确认该证据真实性，认为郑永梅与中方略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七）《会议纪要》。郑永梅不认可该会议纪要，事情过去多年，“郑新圆”的签名也不确定是否其本人签名，参会人员一项中没有郑永梅的名字，文件上面指的中方略项目不能说就是中方略公司，该文件提到的事宜也仅仅是本案发生之前的其他事宜，并不是涉案几笔款项的相关事宜。三、中方略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申请了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出庭作证。池江南的证言如下：我是中方略公司的股东之一，是负责人，现在公司里我的股份最多，涉案的120万是我转给倪丽芳的，共转了170万给倪丽芳，夏禄书及朱再龙各转我100万投资款，夏禄书及朱再龙的钱是投给公司的，当时中方略公司没有开通对公账号，我是负责人，所以都转到我的账户；出借款项需要走审批流程，郑永梅没有归还过款项给公司；第一次放款时，没有给郑永梅授权委托手续，没有签订协议，只是口头委托了郑永梅；明确了第一次放款收回后，第二次放款要公司批准，必须走流程，但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的。倪丽芳的证言如下为：我原来是公司股东，也在中方略公司做过出纳，但无劳动合同，提供个人账户给中方略公司使用，从公司成立之前就一直用了，一直用到公司开不下去，该银行账号除了公司用外，个人也使用，个人使用时大小金额都有，大的有300多万；涉案的120万是通过我的账号转给郑永梅用来放贷，款项是池江南给我的，是公司放贷，公司只有这一次放贷，之后就没有了。四、郑永梅为了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供了以下证据：（一）《郑永梅与案外人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记载：郑永梅：江南，我朋友夏禄书上午汇了100万到你账上，请查收！池江南：亲，已收到。中方略公司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中方略公司款项的来源与涉案事实无关，该笔款为公司的运营款，实际上中方略公司负责人池江南在收到夏禄书的100万元转账后向其出具了收据，池江南在收到款项后划拨给了公司使用，财务负责人倪丽芳又将款项转至本案郑永梅账户，至于案外人夏禄书向池江南还是公司主张权利与郑永梅是否应当归还本案款项无关。（二）《郑永梅与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郑永梅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记载：我刚转了4笔50000元共200000元到你招商银行4100627551122022里，请查收，确认。池江南：收到了，亲爱的。对该聊天记录的三性，中方略公司不予确认，但对郑永梅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为郑永梅向池江南转账的200000元是经营中方略公司的投资款，非转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款。（三）《证人廖某的银行账号明细清单》，郑永梅认可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认为廖某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是合伙经营中方略公司的投资款，非转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款。（四）《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郑永梅主张于2015年4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归还廖某的理财款合计200000元。中方略公司认为，郑永梅向廖某转账系个人行为，与中方略公司无关。（五）《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该日该账号向夏﹡书账号转入金额共计173888元，郑永梅主张于2015年9月6日归还案外人夏禄书的理财款合计223888元（包括2015年7月14日支付的50000元）。中方略公司认为，郑永梅向夏禄书转账系个人行为，中方略公司不认可，该笔转账不能证明是返还投资款，与本案涉案款项无关，即使是返还投资款及收益也应该是中方略公司财务向相关投资人转账，而非郑永梅。（六）《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证据第34页，显示该账号向倪﹡芳转账共计107240元。郑永梅主张向案外人池江南（指定收款人倪丽芳）支付理财所得利息136500元，已向池江南归还了所有理财本金及所得利息收益。中方略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郑永梅向倪丽芳转账并不是136500元，而是107240元（证据第34页），该笔转账不是郑永梅支付给池江南个人的理财收益，且该笔款项与中方略公司要求郑永梅归还侵占借款无关。但中方略公司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七）《廖某的手机银行转账页面截图及对应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郑永梅主张池江南指定倪丽芳向廖某（自有的200000元本金）支付理财利息。中方略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认为倪丽芳向廖某转账16000元是廖某投资中方略公司的收益，与本案无关。（八）《郑永梅的手机银行转账页面截图及对应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主张池江南指定倪丽芳向郑永梅支付理财利息（郑永梅提供的自有200000元本金所对应的理财利息收益160000元）。郑永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认为倪丽芳向郑永梅转账16000元系郑永梅投资中方略公司200000元的收益，与本案中方略公司要求返还侵占款项无关。（九）《借据》，该证据上面记载：借据，今收到夏禄书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整（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收款日期：2015年1月23日，特立此据！借款人：池江南，日期：2015年1月23日。中方略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郑永梅没有提供原件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借款100万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与郑永梅侵占公司款项没有任何关联。五、郑永梅还申请了证人廖某出庭作证，廖某证言如下：我与郑永梅是朋友关系，也合作放贷，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池江南；涉案的款项是倪丽芳转给郑永梅的，涉案的款项也是跟朋友借的，我亦投入200000元进行放贷，其投入的200000元已经收回，之后的就不再跟进；我承认在贷款审批控制表中签名，但我不是中方略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签名的时候，表上没有公章，只有我及郑永梅签名，后面有无人签名我不清楚，没有约定放贷需要审批，没有商量过需要专门的流程，就只需签一个表。2041号判决的处理结果为驳回中方略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分析论证如下：一、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看，涉案的款项为池江南转给倪丽芳，再由倪丽芳转给郑永梅，而池江南的该资金主要来源于案外人夏禄书及朱再龙。郑永梅提供的池江南向夏禄书出具的《收据》显示，借款人为池江南，借据上没有加盖中方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等。因郑永梅未能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中方略公司表示不予确认上述《收据》，但中方略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了池江南在收到夏禄书的100万元后向夏禄书出具了收据（中方略公司并未提交该收据），并认可郑永梅提供的《郑永梅与案外人池江南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聊天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收据》显示的收款时间及借款日期均为2015年1月23日，时间上吻合，加上中方略公司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郑永梅提供的《收据》符合常理，可信，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另外，借款100万元是直接转入池江南个人银行账号，并非转入中方略公司银行账号或其财务的银行账号，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池江南向夏禄书借款100万元为其个人行为，中方略公司不是该款项的借款人。另外，池江南及郑永梅均确认，涉案的款项有来源于朱再龙的100万元，中方略公司未提供该100万元借款人为中方略公司证据，也未提供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股东的出资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涉案款项属于中方略公司可支配的运营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方略公司认为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的运营款，不是池江南的个人财产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永梅认为涉案资金并非中方略公司的资金的主张，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案外人倪丽芳是否为中方略公司的财务人员及倪丽芳的转账行为是否能认定为公司行为的问题。中方略公司认为倪丽芳为公司的财务人员，但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倪丽芳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凭证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中方略公司认为倪丽芳为其财务人员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根据倪丽芳的庭审证言“在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将个人银行账号出借给公司使用，一直用到公司开不下去，该银行账号除了公司用外，个人也使用，个人使用时大小金额都有，大的有300多万元。”可知，倪丽芳的个人银行账号为其个人及公司混用，倪丽芳向郑永梅转账只是根据池江南的要求，因此，倪丽芳的转账行为，不能认定为其履行职务的公司行为。三、关于涉案款项是否为中方略公司公司审批发放的问题。中方略公司提供了《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为证。郑永梅对上述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登记表是由池江南给郑永梅与廖某登记，并非审批表。至于登记表抬头没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名，郑永梅认为是池江南之后私自加上的，郑永梅不知情，没有约定审批流程，郑永梅是在2月4日签名的，其他人是在2月5日签的，不知道签的是与公司有关的。首先，中方略公司的全称为“深圳前海中方略金融服务研究院有限公司”，该审批表中并未出现中方略公司名称，“中方略”不能直接认定为中方略公司。其次，中方略公司在提供证据时提供了借款人为谭晓容的审批控制表复印件两份（误将其中一份当作借款人为胡冬兰的审批控制表提交），一份盖章一份没有盖章，同时中方略公司确认该审批控制表的原件只有一份，因此不能排除为了起诉需要中方略公司直到起诉前才将中方略公司公章盖上的可能性（按常理，中方略公司没有理由在审批过程中复印一张所有人签完名字但没有盖章的审批控制表）。再次，本案涉案的借款时是分别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蓉四个人，而中方略公司只提供借款人为胡冬兰、谭晓蓉的审批控制表，不能提供关于另外两个借款人的审批控制表，如果为严谨必须的公司流程，中方略公司不可能不能提供。综上，郑永梅的辩解更符合常理，中方略公司主张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审批发放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关于涉案款项中方略公司是否为出借人，证人廖某的证言表示为非公司行为，和中方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的证言均表示为公司出借涉案款项。因池江南及倪丽芳均为中方略公司股东，而且池江南为中方略公司的负责人，考虑到两证人与中方略公司的关系，对于证人池江南及倪丽芳此部分的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方略公司认为涉案款项为中方略公司的运营款，不是池江南的个人财产，中方略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郑永梅辩解中方略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主张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中方略公司不能证明涉案的款项与中方略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方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方略公司不服2041号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3129号判决（以下称23129号判决），驳回上诉及维持原判。23129号判决分析论证如下：一、中方略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中方略公司也无其他证据佐证郑永梅出借的资金来源于中方略公司，相关的资金未进入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账户，相关的出借行为也未以中方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故，从出借的资金来源看，不能证明中方略公司是涉案款项的权利主体。（二）虽然中方略公司上诉认为郑永梅的出借款项行为属于代表中方略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是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除了部分《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贷审批控制表》上盖有中方略公司的公章外，其他证据均无中方略公司的公章。而且，一审时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同一份审批表格存在盖有公章以及未盖有公章两个不同版本，可以证实中方略公司所盖公章为后续添加。（三）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会议纪要，涉及中方略的书面表述为“中方略项目”，而并非系以“中方略公司”的名义作出的会议纪要，而且各自然人之间对于该“中方略项目”运营方式表述为“合伙经营”，并非法律意义上为获得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股权而进行的股权投资。而且中方略公司也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自身的名义与相关自然人签订了何种书面协议，构成何种法律关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贷审批控制表》签名的人员属于中方略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股东。（四）二审庭询时，中方略公司陈述其“股东”人数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由不同的“股东”进行合伙投资；根据一审时池江南的证言，所谓的合伙投资即由不同的“股东”进行合伙放贷；倪丽芳在出庭作证时亦称“股东”有好多人，数不清了，大概有10个左右。另外，根据中方略公司所提供的录音，郑永梅主张其朋友私人转账给池江南属于个人行为，池江南主张郑永梅朋友投资的是中方略，在郑永梅主张中方略已经结束的时候，池江南陈述那也是华胜联邦的钱。二审时，中方略公司虽然主张华胜联邦也是中方略公司运营的民间借贷项目，但是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结合当事人、证人的陈述、中方略公司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会议纪要所反映的内容，其中所提及的“中方略项目”以及上述审批表中所指向的“中方略”实质系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集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本案中，除了池江南系中方略公司监事之外，无证据显示其他涉案人员与中方略公司存在联系。虽然案外人池江南主张出借该1200000元属于中方略公司行为，但是鉴于该出借行为的性质究竟属于中方略公司行为还是合伙行为，涉及到未收回款项的责任分担以及收回款项后的款项归属问题，故仅凭池江南、倪丽芳的自认尚不足以证实郑永梅的出借行为属于中方略公司的公司行为。综合以上几点理由以及全案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中方略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二、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中方略公司的主张，郑永梅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那么亦要考察郑永梅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首先，根据郑永梅所提交借款合同、银行流水以及廖某的证人证言，郑永梅虽然收回了1200000元的借款，但是其中800000元已经出借给了案外人刘付国锋，其他400000元转给了廖某、夏禄书两人，而廖某系中方略公司所主张的股东，夏禄书系中方略公司所主张的投资人。若按照中方略公司的主张，郑永梅占用并且处分该款项系基于其中方略公司员工以及股东身份，则中方略公司与郑永梅之间在实际上系存在劳动关系或股权投资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中方略公司可以按照其所主张的双方实际存在的具体基础法律关系主张相应权利，故郑永梅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方略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1月17日，郑永梅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郑永梅提交其与池江南于2015年1月17日的微信记录，记录显示郑永梅告知池江南转了4笔款项合计200000元至池江南账户，池江南回复收到了。郑永梅主张该款项是其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则认为是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2015年1月17日，廖某向池江南转账200000元，郑永梅主张该款项是廖某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则认为是廖某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倪丽芳分别于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5日向郑永梅转账5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185580元、213460元（合计1699040元，以下称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2015年2月初，郑永梅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出借给杨德斌500000元、刘苏梅300000元、胡冬兰200000元、谭晓容200000元（郑永梅提交了借款给胡冬兰、谭晓容的《借款合同》，没有提交借款给杨德斌、刘苏梅相关合同或字据），此后郑永梅收回上述出借款项1200000元及利息。池江南及郑永梅均确认倪丽芳账户中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来源于池江南的个人银行账号。池江南表示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是其个人款项，其委托郑永梅将款项出借他人收取利息方式进行理财。郑永梅表示五笔合计1699040元款项中只有1300000元是池江南转给他的委托理财款，其余款项是池江南返还此前其与廖某的款项（两人于2015年1月17日各转池江南200000元）。郑永梅分别与胡冬兰、谭晓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时间均为2015年2月4日，均约定出借金额为200000元，借款期限均为自2015年2月4日起三个月，月利率同为2%。2015年2月2日，郑永梅与刘付国锋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郑永梅出借500000元给刘付国锋，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2月2日起至2015年4月2日止二个月，月利率为2%。池江南于2020年就郑永梅与刘付国锋《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刘付国锋返还借款，案号为（2020）粤0305民初5766号（以下称5766号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郑永梅主张其出借给刘付国锋的500000元来源于池江南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委托理财款，池江南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笔款项不在五笔合计1699040元内的本案诉争1200000元内。2015年6月5日，郑永梅与刘付国锋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下简称80万《借款合同》），约定郑永梅出借800000元给刘付国锋，期限三个月，月利率2%，落款处有“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郑永梅分别于2015年4月3日、5月8日、6月5日向刘付国锋转账50000元、88000元、398000元，廖某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5月12日向刘付国锋转账140000元、125500元，以上合计801500元。刘付国锋分别在2015年4月3日、4月16日、5月8日、5月12日、6月5日出具收到郑永梅借款金额分别为50000元、140000元、88000元、125500元、398000元的《收款确认书》。五份《收款确认书》的内容均为打印字体，落款处收款人有“刘付国锋”的签名及手写日期，相同的打印内容有“本人刘付国锋身份证号码，向郑永梅（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所借款一共人民币（小写）¥800000（大写：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现该笔借款（小写）”及“已转入本人指定的账户。”，仅是“该笔借款（小写）”处的金额不同。对于80万《借款合同》及合计801500元的五笔款项，郑永梅、池江南有不同的看法：郑永梅认为上述五笔款项来源于池江南的五笔合计1699040元委托理财款，其出借给刘付国锋800000元；池江南不确认郑永梅的看法，认为《收款确认书》的合计金额与80万《借款合同》的出借金额不符，廖某转给刘付国锋的款项并非郑永梅受其委托出借的款项，此前刘付国锋未归还2015年2月借款500000元，郑永梅再出借给刘付国锋，且其也未委托郑永梅出借，明显不符合常理，该笔款项不在五笔合计1699040元内的本案诉争1200000元中的款项。郑永梅于2015年4月3日转账191920元给廖某，于2015年7月14日、2015年9月6日分别转账50000元、173888元给夏禄书，郑永梅主张上述款项支付是受池江南委托付款给廖某及夏禄书。池江南则认为郑永梅与廖某、夏禄书的款项往来是郑永梅与两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郑永梅于2015年3月至5月期间向倪丽芳分多笔合共支付了136500元，郑永梅主张这些款项是向池江南支付理财的利息，池江南则主张这些款项是第一次放款的利息收益，与本案无关。诉讼中，池江南提交了借款人分别为谭晓容、刘付国锋、胡冬兰的《中方略对外提供有偿借款审批控制表》（以下称《有偿借款表》）各1张。借款人为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5月3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4，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4；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杜广兴，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5；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2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郑新圆。借款人为胡冬兰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2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5月3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借款收回跟进人与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相同。借款人为刘付国锋的《有偿借款表》载明：借款本金5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4月2日，月息2%；风控总监审核意见：同意，郑新圆，2015.2.2，郑永梅；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倪丽芳，2015.2.2；决策委员会审批意见：池江南，2015.2.2，杜广兴，2015.2.2；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日期：2015.2.2；财务部门实际放款总金额：500000；借款收回跟进人：廖翊淞。池江南提交上述证据予以证明郑永梅对外出借资金是需要经其及中方略公司同意。郑永梅则认为池江南未能提供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由此证明涉案的委托放贷行为不需要经过审批。一审法院再查，20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问证人廖某：“杨德斌50万元、刘苏梅30万元、胡冬兰和谭晓容各20万元，上述四笔借款证人是否清偿？有没有参与其中？”证人廖某回答：“有参与到其中，不清楚有无还钱，但我的资金20万元已收回来，后来没有跟进。”本案审理过程中，池江南主张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是债务纠纷，由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三个焦点问题：一、池江南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的案由；二、郑永梅接受委托理财事实的认定；三、对池江南诉讼请求的处理。一、池江南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的案由2041号判决及23129号判决均认定案涉的1200000元不属于中方略公司所有，根据双方的举证及其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池江南有权作为适格主体提起本案诉讼。23129号判决认定涉案的“中方略项目”以及《有偿借款表》中所指向的“中方略”实质系由不同的自然人合伙筹集资金并且以其中某个自然人个人的名义对外放贷。池江南通过倪丽芳在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分五笔合共转账1699040元给郑永梅，郑永梅确认收到委托出借资金17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郑永梅收到的委托放贷资金1700000元（以下称诉争委托放贷资金）。郑永梅收到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放贷给他人，郑永梅与池江南并未就委托放贷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一审法院根据2312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二者构成委托理财关系，本案的案由应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郑永梅将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刘付国锋以赚取利息，即便池江南的资金来源于夏禄书等其他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郑永梅与夏禄书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郑永梅抗辩主张涉案的资金是夏禄书等其他人共同委托其理财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郑永梅主张池江南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池江南与郑永梅并未就委托放贷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由此无法认定受托人郑永梅应在何时返还委托理财资金给池江南，郑永梅主张本案池江南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郑永梅接受委托理财事实的认定（一）郑永梅、廖某于2015年1月17日分别支付给池江南200000元款项的认定。郑永梅对于两笔款项认为自己支付的200000元是其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廖某支付的200000元是廖某交付给池江南的委托理财款，两人的各200000元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证人廖某2041号案件中陈述其支付给池江南的该200000元参与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并收回资金。池江南则认为其收到郑永梅、廖某的上述款项代两人支付给中方略公司的股本款项。由于池江南是中方略公司监事，既然其陈述郑永梅、廖某两人的上述款项与中方略公司有关，其有能力就其意见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然而池江南对此并未举证。一审法院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合理采信郑永梅及廖某的陈述，认定郑永梅、廖某支付给池江南各200000元款项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二）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委托理财款流程的认定池江南、郑永梅对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中出借1200000元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的事实没有争议，郑永梅提交了借款给胡冬兰、谭晓容的《借款合同》，但没有提交借款给杨德斌、刘苏梅相关合同或字据，而池江南提交了审批出借给胡冬兰、谭晓容的《有偿借款表》，未提交审批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涉案资金的放贷必然要考虑投资风险，即便池江南、郑永梅没有举证审批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的《有偿借款表》，亦不能据此证明受托人郑永梅可以未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的同意任意将出借给他人。由此一审法院认为郑永梅接受池江南的委托出借理财款给他人存在两个流程，一是以《有偿借款表》的形式走审批流程，二是不需要走书面审批流程而是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口头批准，而口头批准放贷通常是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由此可以推定郑永梅对外以自己名义签订《借款合同》的出借诉争委托放贷资金是要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批准。（三）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首先，郑永梅与刘付国锋签订的80万《借款合同》约定出借款项是800000元，而刘付国锋实际收到801500元，即便《借款合同》有“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该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与五份《收款确认书》记载的收款金额相符，也与郑永梅、廖某两人合计汇款金额相符，结合郑永梅出借款项给他人的目的是赚钱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出借的金额比实际出借的金额少，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郑永梅、廖某两人合计汇款801500元在签订80万《借款合同》之前，且《借款合同》亦写明“备注：实际到款¥801500元”文字，80万《借款合同》完全可以约定出借金额为“801500元”。五份《收款确认书》的前面均有“本人刘付国锋。向郑永梅。所借款一共人民币（小写）¥800000（大写：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的文字，五张收据明显不是收款当日书写，应是后期补写。由此可以合理怀疑郑永梅与刘付国锋恶意串通签订《借款合同》及倒签五份《收款确认书》，以此达到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用以证明郑永梅出借了800000元给刘付国锋。再次，20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郑永梅邀请廖某以证人身份出庭，廖某亦未陈述其于2015年4月16日、5月12日转账给刘付国锋140000元、125500元是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出借款项，由此郑永梅未能证明其实际出借了800000元或801500元给刘付国锋。最后，郑永梅与刘付国锋签订的80万《借款合同》未经池江南或中方略公司相关人员批准，事后亦未经池江南追认，即便一审法院认定郑永梅向刘付国锋转账的50000元、88000元、398000元（合共536000元）是来源于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亦不能证明池江南同意郑永梅出借536000元给刘付国锋，同时不能排除536000元转款是郑永梅个人或接受其他人的理财款出借给刘付国锋。因此，基于郑永梅举证不足，不能证明80万《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亦未能证明郑永梅向刘付国锋转账三笔合共536000元款项是池江南委托他出借给刘付国锋的理财款，一审法院不认定郑永梅、廖某两人上述合计汇款801500元是池江南委托郑永梅出借的委托理财款。三、对池江南诉讼请求的处理池江南与郑永梅共同确认诉争委托放贷资金中的500000元已由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锋，而池江南在5766号案件中起诉刘付国锋主张还款，故诉争委托放贷资金还剩余1200000元，这1200000元正是郑永梅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出借给杨德斌、刘苏梅、胡冬兰、谭晓容后又收回的委托放贷资金。如前所述，郑永梅、廖某支付给池江南各200000元款项包含在诉争委托放贷资金内，一审法院认定池江南本人委托郑永梅的委托放贷资金还剩8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池江南向郑永梅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实为主张解除双方的委托关系，池江南主张解除委托关系返还委托事务剩余财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委托事务剩余的财产，一审法院前述认定剩余委托放贷资金为800000元，一审法院对池江南返还款项本金诉求超出800000元部分不予支持，郑永梅应向池江南返还款项800000元。本案中，池江南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案诉讼之外有以自己名义向郑永梅主张返还委托理财款，应返还委托理财款的利息应从池江南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池江南主张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该计算标准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郑永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池江南返还款项800000元，并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给池江南；二、驳回池江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874元，由池江南负担8031元，郑永梅负担9843元。二审期间，郑永梅提交了郑永梅与案外人夏禄书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第一，受案资金是郑永梅让案外人夏禄书转给池江南的转账金额100万，夏禄书是本案的委托理财的委托人之一。池江南并非唯一的委托人，不能独立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郑永梅曾经返还了223888元给资金方也是委托方夏禄书，并且证明郑永梅与案外人夏禄书除了本案的涉案款项100万之外没有任何的其他资金往来，所以返还的22万余元也是委托理财款。池江南不认可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第一，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反映郑永梅所主张的上述事实，如果是郑永梅代池江南向夏禄书偿还22万余元，肯定会直接在聊天记录里清楚明确地体现出来。第二，一审判决第10、11页已经查明的事实，尤其在第11页第二行，池江南和郑永梅均确认涉案的款项有来源于朱再龙的100万元，那么100万并不是夏禄书一个人的，从这个过程来看，即便按照郑永梅所主张的向夏禄书支付了22万余元款项，该22万余元款项的性质无从查知，是郑永梅与案外人有其他经济往来或者纠纷。因此，池江南也没有指示或者委托郑永梅向夏禄书支付该款项，而且所谓的偿还22万余元也不符合常理。如果夏禄书真如郑永梅所称是委托郑永梅理财，那么池江南也在委托郑永梅理财，而池江南又是通过郑永梅的介绍认识的夏禄书。按照郑永梅的逻辑，夏禄书应当直接将相关的款项转账到郑永梅的账户，并由其进行操作。何必通过将款项转到池江南处，池江南又转到倪丽芳处，而倪丽芳又转到郑永梅处，从事实及证据方面来讲，郑永梅此项主张明显违背常理，更不是事实。池江南提交一份（2020）粤0305民初576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与本案相关的该案件当中池江南是作为案件原告，案外人刘付国锋作为被告，郑永梅作为第三人，鉴于郑永梅向刘付国锋出借的50万元本息并未收回，池江南对刘付国锋和郑永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也判决支持池江南的一审请求。郑永梅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判决尚未生效，对方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将该判决提供给5766号案件的法官，5766号案件的法官是参考本案一审判决所作出的判决。且该案是案外人刘付国锋与池江南的抗辩，刘付国锋并没有参与到本案错综复杂的委托理财关系中，其并不了解本案具体情况，所以该案对本案不存在参考意义。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范围为郑永梅与池江南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前述证据形式上即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构成本案二审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故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一审程序是否有误、池江南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1500元的行为是否属于受托行为、池江南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以及郑永梅应返还的具体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关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之规定，虽然本案一审立案时根据当事人的主张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阶段双方已对双方法律关系问题充分辩论，且郑永梅亦认为双方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故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且以此案由作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至于池江南的主体资格问题。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中方略公司并非适格主体，且案涉款项由池江南利用案外人倪丽芳账户转入郑永梅账户，因此，池江南作为本案主体适格。至于池江南与案外人夏禄书及朱再龙的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不影响池江南的本案主体资格问题。郑永梅出借给刘付国锋的801500元是否属于受托行为。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郑永梅向刘付国锋出借的801500元属于案涉委托理财款；其次，即使该款项属于案涉理财款，郑永梅也未能提交证据出借给刘付国锋前已经获得池江南授权，或者于事后得到池江南追认；再次，不同的借款人信用风险不同，不能仅以池江南同意向案外人杨德斌等人出借款项就认为其同意向刘付国锋出借款项。故本院认为，虽然郑永梅认为其向案外人刘付国锋出借款项是基于池江南的委托，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不支持郑永梅的抗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时效问题。因本案双方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郑永梅占有案涉理财款属有权占有，未侵害池江南权利，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池江南解除双方委托关系之日起算。且中方略公司为池江南关联公司，而池江南在中方略公司起诉郑永梅的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虽然该公司的诉讼请求在另案中未被支持，但亦可证实池江南并未怠于行使权利，而仅是在主张权利时发生了错误认知，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池江南起诉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关于返还金额问题。郑永梅作为受托人，在委托关系解除时，应当返还的财产范围为处理委托事务剩余财产。案涉理财款项总额为170万元，除掉已经由池江南另案向刘付国锋主张的50万元，剩余120万元；而该120万元中应再剔除郑永梅和案外人廖某的各20万元，故剩余80万元；该80万元作为处理委托事务剩余财产，郑永梅作为受托人，理应向池江南返还。郑永梅逾期履行该义务，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池江南支付利息。至于郑永梅向案外人夏禄书交付的22万余元，基于合同相对性，在未得到夏禄书及池江南确认的情况下，不能在本案中抵充郑永梅对池江南的债务。故一审法院对返还金额的认定亦属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郑永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郑永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