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62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地址贵州省凯里市鸭塘镇凯旋机械厂内。法定代表人：孙燕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林（系孙燕华胞兄），男，住所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锋，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裕昌，男，197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剑河县。上诉人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仰阿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裕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仰阿莎公司上诉请求：⒈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裕昌的一审诉讼请求；⒉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理由如下：一、现有证据表明，2011年2月12日，孙燕华作为受让方与转让方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签订的《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编号：（2011）01号第I.4、7.6条明确约定对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以前属于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由转让方承担。本案中孙燕华也代表孙燕林、孙燕平以及仰阿莎公司向前述转让方四人支付了1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前述合同约定的义务，而转让方并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之前属于同心公司债务偿还责任，导致变更新股东后的同心公司代原股东履行了债务偿还责任，包括2011年3月29日由韩跃荣、周裕昌收取的用于处理同心大酒店零星债务的清算资金20万元、2011年7月25日支付给潘伟东的40万元、2013年11月25日支付给黔东南水利局机电安装队的案件执行款21万元、2017年被榕江县人民法院划扣并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赵井祥的100万元等。以上同心公司代偿的债务应当包含于前述245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当中，并应当予以扣减。因为股权转让款以及同心公司的债务均系因股权转让的事项产生而来，又系金钱债务，依法应当予以抵销。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方的股权转让款和代偿的债务金额已经超过股权转让总价款，故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股权转让款。二、（2017）黔26民终105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45万元，该事实的认定是基于2011年3月15日由韩跃荣、周裕昌、张绍杰、陈勇四人出具的《关于要求提前支付陈勇、张绍杰二位股东的股本金通知》，表明四人要求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前述编号为（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三、（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1.4条约定同心公司在全部移交完毕后、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且受让方确认转让方已将同心大酒店的债务全部偿还后5个工作曰内再支付180万元受让款。该约定属于附条件协议，时至今日原股东经营的同心公司依旧还有未处理的债务，即韩跃荣向从江法院起诉同心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据此，即使上诉人还有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但因韩跃荣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需要支付周裕昌股权转让款285000元显属错误。上诉人仰阿莎公司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1年2月12日转让方陈勇、韩跃荣、周裕昌、张绍杰、与受让方孙燕华签订的《从江县同心公司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编号：（2011）01号，拟证明：根据该合同1.4条及7.6条的约定可以证实：韩跃荣及周裕昌、张绍杰、陈勇四名原同心大酒店股东在转让共计持有同心大酒店100%股权时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45万元，该价款包含股权转让之前同心大酒店所负的全部债务，换而言之，该价款系股权转让款及债务的概括性对价。2、2011年2、3月份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拟证明案涉股权转让之时同心大酒店资产和负债情况。即2011年2、3月份原股东向受让方披露的债务里面只有欠从江农商行的长期贷款675万元，还有一笔向天雨担保公司的借款200万元，这两笔债务由受让方来负责偿还的，其他没有披露的债务由转让方偿还，用受让方支付的245万元股权转让款来解决。本院二审通知双方来进行庭询质证时，周裕昌在电话回复中明确表示不出庭参加诉讼，由法院依法判决。但周裕昌对仰阿莎公司的上诉理由及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以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的方式进行了答辩和质证。被上诉人周裕昌答辩及质证意见如下：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编号为（2011）01号、由孙燕华作为受让方，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作为出让方签订的《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从未出现，上诉人并未将该所诉称的合同提交作为证据使用。二、涉及同心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共计有五份，分别为：1、张绍杰与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10%的股权；2、陈勇与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30%的股权；3、周裕昌与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30%股权；4、韩跃荣与孙燕林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15%的股权；5、韩跃荣与孙燕平之间的转让协议，涉及15%的股权。五份协议名称均为《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编号有所不同，均约定股权转让款及公司债权债务，由协议当事方另行协商确定。其中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转让协议的编号为（2011）03号。三、即便上诉人所称的（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客观存在，但根据上诉人所诉称的内容可知，该合同签约的受让人为孙燕华，出让人为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该合同的当事方与本案涉及的（2011）03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完全不同，相互间没有关联性，不构成主从合同关系。且根据投资人变更登记的结果，答辩人30%的股权交付的对象为被上诉人仰阿莎公司，并非孙燕华。四、上诉人称（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2月12日，而本案涉及的（2011）03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1年2月20日，时间存在先后。即便（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客观存在，则（2011）03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视为对（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的变更。相关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应当以在后出现的（2011）03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为准。五、一审法院基于双方前次诉讼相关法律文书确定转让价款的情况下，判决被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于同心公司相关债权债务建议另案处理，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裕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285000元，并支付2017年8月28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人民币37271.36元，此后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欠付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案股权转让之前，从江同心大酒店原始股东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各享有公司30%、10%、30%、30%的股份。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四股东将大酒店作价2450000元转让给孙燕林、孙燕平及仰阿莎公司，于2011年2月20日签订《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绍杰将10%的股份、周裕昌将30%的股份和陈勇将30%的股份，共计70%的股份转让给仰阿莎公司；韩跃荣将3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孙燕林、孙燕平各15%。同日，周裕昌与仰阿莎公司在签订《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相关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嗣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一直未予协商。2011年3月1日在陈勇、张绍杰、韩跃荣、周裕昌的配合下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3月15日孙燕华向陈勇、张绍杰支付了400000元的转让款，2011年3月29日孙燕华支付200000元给韩跃荣、周裕昌作为同心大酒店零星债务清算费用，2011年5月25日又向韩跃荣、周裕昌支付了900000元转让款。原告周裕昌认为按合同约定转让款2450000元的60%（韩跃荣30%、周裕昌30%）计算韩跃荣、周裕昌应享有为147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扣除韩跃荣、周裕昌所收900000元转让款后，尚有570000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韩跃荣、周裕昌各占从江同心大酒店30%的股份，韩跃荣、周裕昌各享有570000元股权转让款中的285000元，并且二审法院的（2017）黔26民终1052号民事裁定书也确认（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的案件事实。因此原告周裕昌提起本案诉讼。同时查明，同心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支付黔东南水利局机电安装队申请执行大酒店合同纠纷案的债务款210000元（原债务款为231776元，执行和解后为210000元）；2017年6月9日榕江县人民法院扣划同心大酒店1000000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赵井祥、吴明盛。另查明，2015年11月11日，周裕昌曾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金额和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5月3日，本院作出（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仰阿莎公司支付周裕昌股权转让款285000元。仰阿莎公司不服而提起上诉，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7）黔26民终10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和驳回周裕昌的起诉。但裁定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2018年7月，孙燕华、仰阿莎公司以18000000元价款将同心大酒店有限公司转让给贵州都柳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和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2.原告诉请的285000元股权转让款及主张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被告签订的《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虽然本案与（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案件当事人、诉讼请求、标的相同，但被告仰阿莎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以转让价款的多少应当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和不能由审判权来确定以及诉讼请求不具体明确为由而裁定撤销本院（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和驳回周裕昌起诉，只是解决案件程序问题，而并未对实体作出处理，（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也未生效。所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故被告提出本案构成重复诉讼的辩解意见，理由不成立，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问题。不管是在（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案件中还是本案中，双方均未明确给付金额及给付时间，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至本案起诉之日起才明确债权具体金额向被告主张债权，未过诉讼时效。二、原告诉请的285000元股权转让款及主张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在签订《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已协助被告办理好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原告已按合同完成转让股权的义务，被告也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同时，（2017）黔26民终1052号民事裁定对本院（2015）从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所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了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85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提出代为偿还大酒店之前欠的信用社贷款800多万元、黔东南天雨担保公司借款本息2480000元和支付大酒店零星债务清算费用200000元、黔东南水利局机电安装队执行案件款231776元、赵井祥执行案件款1000000元，加上已支付的转让款1300000元，已远远超过2450000元总转让款，被告不应再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对于被告偿还和支付转让款以外的费用、款项，属于双方股权转让合同中“另行协商”的约定和另一法律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故对被告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支付利息问题。本案自立案之日起原告才明确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本案起诉前双方未就股权转让款金额及交付时间形成一致意见，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约定付款时间的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基础和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裕昌股权转让款285000元；二、驳回周裕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若义务人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34元，由贵州仰阿莎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仰阿莎公司在二审提交的由陈勇、韩跃荣、周裕昌、张绍杰四股东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仰阿莎公司的人法定代表人孙燕华作为受让方（乙方）于2011年2月12日签订的（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陈勇、韩跃荣、周裕昌、张绍杰四股东将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作价2450000元转让给孙燕华，虽然在此之后的同月20日，周裕昌等股东分别与受让人孙燕林、孙燕平及仰阿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在各自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相关事宜，由甲方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且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再协商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但在签订该股权转让后的同年3月15日由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签名并送达给仰阿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燕华的《关于要求提前支付陈勇、张绍杰二位股东的股本金通知》中，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四股东也确认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的转让款245万元”。另从原告周裕昌等人分别提起的本次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中，在起诉状和庭审陈述中对原从江县人民法院的（2015）从民初字第541号、542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四股东转让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总价款245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并以该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其请求权的事实基础而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即使2011年2月12日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四股东与孙燕华签订的（2011）01号《从江县同心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因孙燕华不是后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但各股东分别与自己的受让人签订合同后，韩跃荣等四人于2011年3月15日出具的《关于要求提前支付陈勇、张绍杰二位股东的股本金通知》中也认可同心大酒店总的转让价款是245万元。上述证据与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自认的事实相互印证，可以确认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四股东转让同心大酒店时总的转让价款是245万元的事实。通过查明的情况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孙燕华于2011年3月15日向陈勇、张绍杰支付了400000元的转让款，2011年5月25日又向韩跃荣、周裕昌支付了900000元转让款。2011年3月29日孙燕华支付200000元给韩跃荣、周裕昌作为同心大酒店零星债务清算费用。受让人仰阿莎公司、孙燕林、孙燕平接管经营期间，还代付了原股东韩跃荣、周裕昌、陈勇、张绍杰经营期间所欠的下列债务：2013年11月26日同心大酒店有限公司付给黔东南水利局机电安装队申请执行大酒店合同纠纷案的债务款210000元（原债务款为231776元，执行和解后为210000元），2017年6月9日榕江县人民法院扣划同心大酒店1000000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赵井祥、吴明盛。在本案诉讼期间，受让人仰阿莎公司提出要求把代为履行原股东经营期间所欠债务的款项抵扣转让款，符合债权债务的抵销规则。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周裕昌等人所称的合同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相关事宜，由甲方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的及转让价款及债权债务处理一直未协商确定的情况属实，那么，在双方至今未就股权转让价款的相关事宜协商一致而不能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具体数额的情况下，周裕昌主张由仰阿莎公司来支付“尚欠的”其股权转让款285000元，也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仰阿莎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3民初9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周裕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34元，共计12268元，由被上诉人周裕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地审判员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