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惠英，女，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兰桂，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根发，男，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荣，广东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卓文，男，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鹤山市。法定代理人：何锵带，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何卓文的父亲。法定代理人：张慕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何卓文的母亲。上诉人梁惠英因与被上诉人何根发、原审第三人何卓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惠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根发向梁惠英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向梁惠英支付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何根发清偿本金之日止）；2.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何根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院对梁惠英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确认，对梁惠英要求何根发归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实属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的客观事实。梁惠英与何根发是多年的情侣关系，但经济上相互独立。在2015年底，由于何根发的儿媳冯桂香要把何根发赶走，故何根发在，通过鹤山市沙坪安佳中介行向林细祥购买了坐落在鹤山市的房产，价格为200万元。由于当时何根发没有足够的钱款支付购房款，其向梁惠英借款，并承诺在香港物业出售后将该借款偿还给梁惠英，梁惠英出于双方的情侣关系，同意借款给何根发，通过抵押香港马头道＠35Ｄ铺向香港富邦银行借款160万港元。除首期款外（首期款也是由梁惠英出借，但已归还），梁惠英在应何根发的要求将该150万元转账给林细祥的受托人周朝以垫付何根发的购房款。出于对何根发的信任，梁惠英一直未要求何根发出具借据，只是心想着等何根发出售香港的房产后再要求其偿还，这并非不符合常理。，何根发出具《委托书》，委托梁惠英处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存款。出具该《委托书》的原因是何根发考虑百年归老后子孙可能因为遗产的继承问题产生纠纷，为了保障何卓文的权益，要求梁惠英将其存款320万元转给何卓文，梁惠英从未将何根发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存款私自占有，况且何根发承诺出售香港的房产后偿还借款，故梁惠英无意先将该账户的钱款优先归还自己的借款。至于为何在（2019）粤0606民初4347号案件（以下简称4347号案）中梁惠英没有提出抵消该150万元，是因为梁惠英认为该案件的涉案款项是受何根发的委托划给何卓文，与梁惠英无关，也与梁惠英的借款是两种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抵消，故在4347号案中没有提出抵消。但在梁惠英收到4347号案的资料后，感觉自己被欺骗，已在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当时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认为物业在鹤山市，故梁惠英又于2019年4月10号在鹤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本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根据上述事实，何根发委托梁惠英处理的账户，余额显然足以归还梁惠英所主张的借款，如果涉案的款项150万元是何根发向梁惠英的借款，梁惠英一直未要求何根发还款，在管理何根发账户时又不将账户的款项先归还其欠自己的借款，而是将款项转给何卓文，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实属错误。二、本案中，梁惠英就民间借贷已尽举证责任，但何根发的答辩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且未就其抗辩提供充分依据，何根发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梁惠英提供的《居间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转账业务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何根发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的事实，且何卓文的法定代理人张慕云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购房款的150万元是何根发向梁惠英借取的。本案中，何根发做了两次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答辩。何根发于的答辩中抗辩梁惠英出资150万元购买涉讼房屋是为了赠与给其孙子何卓文；其于的答辩又抗辩涉案150万元系其自有资金。对于第一次答辩，何根发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于第二次答辩，其提供的证据《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流水》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文件，其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但何根发的证据并未经过相关的证明手续，其不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依据，更何况，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何根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何根发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二、梁惠英从来没有向何根发借款150万元，梁惠英代支给林细祥的150万元是何根发的自有资金。其真相是：何根发欲购买座落在鹤山市的房产，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卡号码61×××67-838汇给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港币200万元，然后通过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兑换人民币1645000元（当时1港元折0.8225元人民币）付给了梁惠英作为何根发购房之用，梁惠英收到何根发的1645000元后，代何根发支付给林细祥150万元购房款，余下的145000元于通过银行汇回给何根发。现梁惠英把何根发的150万元视为己有而提起本次诉讼，属虚假诉讼。何根发就汇出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的200万元港币的去向情况，用电话以商业诈骗向香港警方报了案，待疫情缓和何根发将亲自到香港警局办理相关手续。三、若何根发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必须有书面凭证，而多年来，梁惠英一直在何根发身边生活，梁惠英从来没有向何根发催收借出款150万元；况且，何根发的银行账户存款一向都有几百万元，而何根发存款的凭证、银行卡、身份证都由梁惠英代为保管，同时，梁惠英也知道取款密码，其可随时领取何根发的银行存款，具体表现在4374号案中，梁惠英伙同何卓文，未经何根发委托授权，由梁惠英擅自把何根发的银行存款320万元转给何卓文，该案已生效，梁惠英及何卓文已经如数返还了款项给何根发。但在4374号案中，梁惠英从没有提及何根发尚欠其借款150万元；相反，何根发已在一审法院另案提起对梁惠英的借款诉讼。基于上述事实，何根发不存在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四、何根发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两次答辩内容并不存在矛盾，两份答辩都是明确何根发从来没有向梁惠英借款的事实；由于何根发年纪大记忆差，所以第一次答辩误把自己通过第三方转款给梁惠英购房款视为何根发的借出款，后来核对何根发支付的款项才发现梁惠英涉案出借款实为自己款项，这样才出现第二次答辩，在一审庭审中何根发也明确答辩内容以第二次答辩为准。梁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根发立即向梁惠英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2.判令何根发向梁惠英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何根发清偿本金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根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根发通过中介向林细祥购买座落在鹤山市的房产，并以林细祥为甲方（卖方），何根发、何卓文为乙方（买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约定房产成交价格为200万元。该契约由何根发在“乙方”一栏签名，何卓文没有签名。，梁惠英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转账了150万元购房款至林细祥的受托人周朝的账户。，林细祥为甲方（卖方），何根发、何卓文为乙方（买方），双方又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交房管部门存档，该份契约约定，甲方将座落在沙坪十里方圆云山里云山三街28号的房地产全部份额出售给乙方，成交价格为200万元，由乙方于1次付清给甲方，付款方式为转账。《房地产买卖契约》的“乙方”一栏由何根发、何卓文签名，何卓文的父母何锵带、张慕云也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当日，林细祥并出具了《收据》一份给梁惠英，《收据》载明：“今收到梁惠英交来鹤山市沙坪十里方圆云山里云山三街28号二期购房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及备注：“已全部结清所有购房款”。另查明，梁惠英与何根发是多年的情侣关系，2019年1月以前一直同居生活。何根发与何卓文是爷孙关系。，何根发以何卓文、何锵带、梁惠英、张慕云为被告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向其返还155万元。该案判决由何卓文、梁惠英向何根发给付款项15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何卓文亦已履行判决，将款项155万元给付何根发。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惠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23300元(已由梁惠英预交)，由梁惠英负担。二审期间，梁惠英向本院提交《财产处理文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4374号案中何根发提交的《财产处理文件》中明确崇智大楼物业已经以信托的形式将50%的份额转让给了何锵带，该物业原本是何根发和其前妻各持有50%。何根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首先崇智大楼物业是何根发与其妻子的物业，至于该物业转让给谁是何根发及其妻子的行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同时，何根发从未承诺过出卖房屋来偿还梁惠英款项，也没有向梁惠英借过钱。何卓文的法定代理人何锵带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何根发在写该证据时梁惠英及何锵带都有在场，该证据是在香港的酒店形成的，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何卓文另一法定代理人张慕云则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经审核，各方当事人均对该《财产处理文件》复印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梁惠英在本案中虽主张何根发借款时曾口头承诺出售其在香港的房屋用于归还借款给梁惠英，但在何根发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梁惠英亦未就此口头承诺的内容进一步提交证据加以佐证，进而何根发对该房屋的产权处分情况并未能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何根发、何卓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以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适用的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梁惠英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梁惠英在本案中主张其与何根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否予以支持？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梁惠英基于《居间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转账业务凭证》及涉案房屋卖方林细祥出具的《收据》主张涉案房屋买方之一的何根发向其借款150万元的事实；何根发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该150万元系何根发的自有资金，其通过香港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转付给梁惠英并最终用于支付购房款。对此，本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诉辩意见对该150万元款项是否借款分析如下：首先，从何根发提交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流水》可知，梁惠英与何根发之间存在多笔大额资金往来，并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关系的可能性。加之，梁惠英虽诉称何根发借款时，承诺将其在香港的房屋出售后归还款项给梁惠英，但同时亦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直至本案诉讼前未曾向何根发追讨过该笔款项，也确认直至4374号案才知道何根发在香港的房屋以信托方式转让给何锵带。梁惠英与何根发二人虽为情侣关系，但梁惠英借款后长时间以来从未催促过何根发处理相关房产或者要求何根发偿还相关款项，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通常的交易习惯和常理。其次，梁惠英上诉主张何根发考虑到百年归老后子孙可能因为遗产继承问题产生纠纷而向梁惠英出具《委托书》，委托其转账给何卓文，又因该款项与梁惠英的借款属不同法律关系，故梁惠英没有在管理何根发账户时用于偿还自己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4374号案可知，何根发委托梁惠英处理其账户期间，其金额显然足以归还梁惠英所主张的借款，梁惠英基于委托关系对何根发的债权债务进行管理时，却没有将款项用于归还其尚欠自己的款项，而是将款项转给何卓文，显然也与其所主张的处理遗产的事实不相符。最后，梁惠英在本案中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证明款项支付的事实，而不能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何根发虽提出相应主张和证据予以反驳，但其证据证明力难以达到确证涉案150万元购房款属何根发的自有资金，也不足以认定该150万元系梁惠英自愿出资购房赠与何卓文，同时结合梁惠英转账的该15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借款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梁惠英所主张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梁惠英应就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梁惠英未能进一步举示证据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梁惠英主张何根发偿还借款150万元的诉求理据不足，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梁惠英的该项上诉请求，理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惠英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已由梁惠英预交），由上诉人梁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惠英，女，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兰桂，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根发，男，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荣，广东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卓文，男，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鹤山市。法定代理人：何锵带，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何卓文的父亲。法定代理人：张慕云，现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何卓文的母亲。上诉人梁惠英因与被上诉人何根发、原审第三人何卓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9）粤0784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惠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根发向梁惠英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向梁惠英支付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何根发清偿本金之日止）；2.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何根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院对梁惠英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确认，对梁惠英要求何根发归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实属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的客观事实。梁惠英与何根发是多年的情侣关系，但经济上相互独立。在2015年底，由于何根发的儿媳冯桂香要把何根发赶走，故何根发在，通过鹤山市沙坪安佳中介行向林细祥购买了坐落在鹤山市的房产，价格为200万元。由于当时何根发没有足够的钱款支付购房款，其向梁惠英借款，并承诺在香港物业出售后将该借款偿还给梁惠英，梁惠英出于双方的情侣关系，同意借款给何根发，通过抵押香港马头道＠35Ｄ铺向香港富邦银行借款160万港元。除首期款外（首期款也是由梁惠英出借，但已归还），梁惠英在应何根发的要求将该150万元转账给林细祥的受托人周朝以垫付何根发的购房款。出于对何根发的信任，梁惠英一直未要求何根发出具借据，只是心想着等何根发出售香港的房产后再要求其偿还，这并非不符合常理。，何根发出具《委托书》，委托梁惠英处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存款。出具该《委托书》的原因是何根发考虑百年归老后子孙可能因为遗产的继承问题产生纠纷，为了保障何卓文的权益，要求梁惠英将其存款320万元转给何卓文，梁惠英从未将何根发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存款私自占有，况且何根发承诺出售香港的房产后偿还借款，故梁惠英无意先将该账户的钱款优先归还自己的借款。至于为何在（2019）粤0606民初4347号案件（以下简称4347号案）中梁惠英没有提出抵消该150万元，是因为梁惠英认为该案件的涉案款项是受何根发的委托划给何卓文，与梁惠英无关，也与梁惠英的借款是两种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抵消，故在4347号案中没有提出抵消。但在梁惠英收到4347号案的资料后，感觉自己被欺骗，已在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当时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认为物业在鹤山市，故梁惠英又于2019年4月10号在鹤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本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根据上述事实，何根发委托梁惠英处理的账户，余额显然足以归还梁惠英所主张的借款，如果涉案的款项150万元是何根发向梁惠英的借款，梁惠英一直未要求何根发还款，在管理何根发账户时又不将账户的款项先归还其欠自己的借款，而是将款项转给何卓文，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实属错误。二、本案中，梁惠英就民间借贷已尽举证责任，但何根发的答辩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且未就其抗辩提供充分依据，何根发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梁惠英提供的《居间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转账业务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何根发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的事实，且何卓文的法定代理人张慕云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购房款的150万元是何根发向梁惠英借取的。本案中，何根发做了两次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答辩。何根发于的答辩中抗辩梁惠英出资150万元购买涉讼房屋是为了赠与给其孙子何卓文；其于的答辩又抗辩涉案150万元系其自有资金。对于第一次答辩，何根发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于第二次答辩，其提供的证据《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流水》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文件，其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但何根发的证据并未经过相关的证明手续，其不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依据，更何况，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何根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何根发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二、梁惠英从来没有向何根发借款150万元，梁惠英代支给林细祥的150万元是何根发的自有资金。其真相是：何根发欲购买座落在鹤山市的房产，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卡号码61×××67-838汇给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港币200万元，然后通过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兑换人民币1645000元（当时1港元折0.8225元人民币）付给了梁惠英作为何根发购房之用，梁惠英收到何根发的1645000元后，代何根发支付给林细祥150万元购房款，余下的145000元于通过银行汇回给何根发。现梁惠英把何根发的150万元视为己有而提起本次诉讼，属虚假诉讼。何根发就汇出香港的“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的200万元港币的去向情况，用电话以商业诈骗向香港警方报了案，待疫情缓和何根发将亲自到香港警局办理相关手续。三、若何根发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必须有书面凭证，而多年来，梁惠英一直在何根发身边生活，梁惠英从来没有向何根发催收借出款150万元；况且，何根发的银行账户存款一向都有几百万元，而何根发存款的凭证、银行卡、身份证都由梁惠英代为保管，同时，梁惠英也知道取款密码，其可随时领取何根发的银行存款，具体表现在4374号案中，梁惠英伙同何卓文，未经何根发委托授权，由梁惠英擅自把何根发的银行存款320万元转给何卓文，该案已生效，梁惠英及何卓文已经如数返还了款项给何根发。但在4374号案中，梁惠英从没有提及何根发尚欠其借款150万元；相反，何根发已在一审法院另案提起对梁惠英的借款诉讼。基于上述事实，何根发不存在向梁惠英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四、何根发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两次答辩内容并不存在矛盾，两份答辩都是明确何根发从来没有向梁惠英借款的事实；由于何根发年纪大记忆差，所以第一次答辩误把自己通过第三方转款给梁惠英购房款视为何根发的借出款，后来核对何根发支付的款项才发现梁惠英涉案出借款实为自己款项，这样才出现第二次答辩，在一审庭审中何根发也明确答辩内容以第二次答辩为准。梁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根发立即向梁惠英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2.判令何根发向梁惠英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何根发清偿本金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根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根发通过中介向林细祥购买座落在鹤山市的房产，并以林细祥为甲方（卖方），何根发、何卓文为乙方（买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约定房产成交价格为200万元。该契约由何根发在“乙方”一栏签名，何卓文没有签名。，梁惠英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转账了150万元购房款至林细祥的受托人周朝的账户。，林细祥为甲方（卖方），何根发、何卓文为乙方（买方），双方又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交房管部门存档，该份契约约定，甲方将座落在沙坪十里方圆云山里云山三街28号的房地产全部份额出售给乙方，成交价格为200万元，由乙方于1次付清给甲方，付款方式为转账。《房地产买卖契约》的“乙方”一栏由何根发、何卓文签名，何卓文的父母何锵带、张慕云也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当日，林细祥并出具了《收据》一份给梁惠英，《收据》载明：“今收到梁惠英交来鹤山市沙坪十里方圆云山里云山三街28号二期购房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及备注：“已全部结清所有购房款”。另查明，梁惠英与何根发是多年的情侣关系，2019年1月以前一直同居生活。何根发与何卓文是爷孙关系。，何根发以何卓文、何锵带、梁惠英、张慕云为被告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向其返还155万元。该案判决由何卓文、梁惠英向何根发给付款项15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何卓文亦已履行判决，将款项155万元给付何根发。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惠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23300元(已由梁惠英预交)，由梁惠英负担。二审期间，梁惠英向本院提交《财产处理文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4374号案中何根发提交的《财产处理文件》中明确崇智大楼物业已经以信托的形式将50%的份额转让给了何锵带，该物业原本是何根发和其前妻各持有50%。何根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首先崇智大楼物业是何根发与其妻子的物业，至于该物业转让给谁是何根发及其妻子的行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同时，何根发从未承诺过出卖房屋来偿还梁惠英款项，也没有向梁惠英借过钱。何卓文的法定代理人何锵带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何根发在写该证据时梁惠英及何锵带都有在场，该证据是在香港的酒店形成的，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何卓文另一法定代理人张慕云则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经审核，各方当事人均对该《财产处理文件》复印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梁惠英在本案中虽主张何根发借款时曾口头承诺出售其在香港的房屋用于归还借款给梁惠英，但在何根发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梁惠英亦未就此口头承诺的内容进一步提交证据加以佐证，进而何根发对该房屋的产权处分情况并未能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何根发、何卓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以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适用的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梁惠英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梁惠英在本案中主张其与何根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否予以支持？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梁惠英基于《居间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转账业务凭证》及涉案房屋卖方林细祥出具的《收据》主张涉案房屋买方之一的何根发向其借款150万元的事实；何根发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该150万元系何根发的自有资金，其通过香港盛兴行贸易有限公司转付给梁惠英并最终用于支付购房款。对此，本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诉辩意见对该150万元款项是否借款分析如下：首先，从何根发提交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流水》可知，梁惠英与何根发之间存在多笔大额资金往来，并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关系的可能性。加之，梁惠英虽诉称何根发借款时，承诺将其在香港的房屋出售后归还款项给梁惠英，但同时亦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直至本案诉讼前未曾向何根发追讨过该笔款项，也确认直至4374号案才知道何根发在香港的房屋以信托方式转让给何锵带。梁惠英与何根发二人虽为情侣关系，但梁惠英借款后长时间以来从未催促过何根发处理相关房产或者要求何根发偿还相关款项，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通常的交易习惯和常理。其次，梁惠英上诉主张何根发考虑到百年归老后子孙可能因为遗产继承问题产生纠纷而向梁惠英出具《委托书》，委托其转账给何卓文，又因该款项与梁惠英的借款属不同法律关系，故梁惠英没有在管理何根发账户时用于偿还自己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4374号案可知，何根发委托梁惠英处理其账户期间，其金额显然足以归还梁惠英所主张的借款，梁惠英基于委托关系对何根发的债权债务进行管理时，却没有将款项用于归还其尚欠自己的款项，而是将款项转给何卓文，显然也与其所主张的处理遗产的事实不相符。最后，梁惠英在本案中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证明款项支付的事实，而不能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何根发虽提出相应主张和证据予以反驳，但其证据证明力难以达到确证涉案150万元购房款属何根发的自有资金，也不足以认定该150万元系梁惠英自愿出资购房赠与何卓文，同时结合梁惠英转账的该15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借款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梁惠英所主张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梁惠英应就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梁惠英未能进一步举示证据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梁惠英主张何根发偿还借款150万元的诉求理据不足，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梁惠英的该项上诉请求，理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惠英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已由梁惠英预交），由上诉人梁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李立辉审判员陈炜审判员杨维国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余卓利书记员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