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7民终5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大学，男，197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咸宁市崇阳县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矛，湖北达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浩，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新甫，鄂州市西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朋往，男，198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长乐市人，住福建省长乐市。原审第三人：卢大明，男，195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桃溪大道293号，公民身份号码：4223251956××××××××。上诉人胡大学因与被上诉人陈浩、王朋往、原审第三人卢大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704民初2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大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矛，被上诉人陈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新甫，被上诉人王朋往，原审第三人卢大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大学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利息损失的判项；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反诉费的判项；3、请求驳回被上诉人陈浩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2019年6月20日，胡大学与王朋往作为乙方（股权受让方）与陈浩和卢大明作为甲方（股权转让方）签订《崇阳县桂花泉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1、陈浩（显名股东）、卢大明（隐名股东）将其共有的猴堂采石有限公司33.33%股权以1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大学和王朋往；2、扣除抵扣款500万元，余款1100万元分四次于2019年9月底前全部付清；3、2019年6月21日，协议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若转让方不按照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合同解除，转让方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全额退回，并承担按已收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5、因一方违约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6月21日，王朋往和陈浩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私自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33.33%的股权全部过户至王朋往名下。胡大学在不知股权变更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3日支付了部分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知晓后立即对股权转让款拒绝继续支付，遂引起本案纠纷。二、一审判决判定上诉人承担合同履行责任的理由归纳就是：1、胡大学知道或应当知道陈浩将猴堂采石公司33.33%股权全部过户至王朋往这一事实；2、因胡大学在知道上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情况后，没有提出异议和继续履行合同，所以可以推定胡大学同意这一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做法。一审判决根据上述二点理由作出的实质结论为胡大学是王朋往名义下的隐名股东。三、一审判决的上述理由和结论不成立。1、关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胡大学知道或应当知道陈浩将猴堂采石公司33.33%股权全部过户至王朋往的依据是胡大学为猴堂采石公司的监事。监事职务决定其依职责不可能知道股东活动全部情况，最多是事后得知，而且猴堂采石公司在2019年6月6日因非法采矿被政府部门处罚，后又被检察机关刑事侦查，公司正常管理工作自2019年6月开始混乱，然后陷入停顿，上诉人胡大学在此客观情况下不知情，事后知情实属正常。（2）一审判决认定胡大学在知情后没有提出异议，并且还在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属实。首先，胡大学支付股权转款的时间仅持续6天，共计1733082元，是在不知股权变更登记真实情况的前提下支付的，并不是知情后支付的；其次，胡大学在2019年7月3日知道后立即停止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再次，胡大学停止支付的行为就是明确的异议表达方式；最后，胡大学从知道股权变更登记后，不仅以拒付的方式提出异议，而且一直要求王朋往通知陈浩按协议约定解决他们的违约问题。上述事实证明，胡大学从未在知道股权变更登记真实情况后还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在知道后通过停止支付以及向王朋往口头提出的方式不断提出异议，胡大学从未以任何方式表示同意将股权转让到王朋往名下这一行为。2、关于结论。（1）一审判决对胡大学是王朋往隐名股东的这一身份认定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同时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对隐名股东的正称谓为“实际出资人”，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身份成就，必须要有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存在，必须在有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以及所享有的投资权益内容。因此，对实际出资人的身份确定，也必须依据其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合同，在我国司实践中，对隐名出资中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审查合同这一形式要件，为最根本的一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辅以意思表示进行判断。本案中，在既无“股权代持合同”这一核心形式要件证据存在，也没有证明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意思表示证据存在，一审判决就依据二个不属实的错误事实认定作出胡大学是王朋往名下隐名股东这一法律结论，上诉人认为在事实、法律上均无依据，不能成立。四、本案应审理的合同。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原告陈浩及第三人卢大明与被告王朋往、胡大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作为四方实际履行的协议，为股权过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用于工商登记，故应以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被告胡大学是否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五、根据该协议约定陈浩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胡大学对此无异议。该协议第五.2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次日，双方即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约定双方中乙方无疑就包括有胡大学，按该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必须要有胡大学参加，胡大学也必须作为受让股东登记于变更后的工商档案之中，所以陈浩与王朋往二人私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将胡大学摒于股东登记之外的行为，是明确违反该约定的违约行为。协议第六.2条、第8条约定就是针对陈浩的违约行为应适用的违约责任承担内容，本案应按这两条有效约定内容对陈浩违约责任予以裁判。综上，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应承担责任的所有裁判内容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浩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正；2、胡大学上诉称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朋往私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与事实不相符，胡大学与王朋往作为股权受让方，2019年6月19日在崇阳县的办公室对转让手续进行协商，并于次日四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四方商议好将股权登记在王朋往名下，当日王朋往和胡大学在已找好的工商登记代理机构人员带领下，办理了股权登记过户手续，并签订用于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代理机构事先准备好了，因办理股权过户工商登记手续无需胡大学、卢大明签名，所以胡大学留在公司，卢大明回家了。此股权转让协议陈浩与胡大学曾于2019年2月1日签订过一份，胡大学、王朋往按约定向陈浩与卢大明支付股权受让款500万元，工商部门于2019年6月20日接收股权转让过户资料，次日办理好转让登记手续，之后胡大学和王朋往按四方协议约定，分别向陈浩和卢大明支付股权受让款。胡大学原为猴堂采石公司显名股东、法定代表人，现为公司监事，基于这一身份，其对猴堂采石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是知情的。胡大学从2019年6月20日起至陈浩2020年7月起诉期间，其从未向陈浩和卢大明提出股权未登记其名下的异议，另从陈浩与王朋往通话录音资料可看出胡大学是知道股权已登记在王朋往名下的事实，四方协议第5.2条约定，合同签订后次日，双方即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胡大学不可能不知道王朋往和陈浩去工商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事宜，法律并不禁止股权登记至二受让人中的一人名下，鉴定此情况，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胡大学知道或应当知道陈浩将股权过户至王朋往名下，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常理；3、胡大学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其是王朋往隐名股东，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的上诉理由有误，一审判决并未认定胡大学是王朋往名下的隐名股东，虽然胡大学和王朋往未提交彼此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及否认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基于本案的客观事实，可以推断出王朋往和胡大学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如一审判决认定胡大学和王朋往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该认定不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综上，胡大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王朋往辩称：当时我认为他们是商量好的，所以将股权转到我个人名下的，但是他们的协商我是不知情的，至于借钱多少利息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卢大明辩称：四方协议是真实的，我们2019年6月在咸宁进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下午协商出结果的。同意陈浩的答辩意见。陈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王朋往、胡大学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000元及暂计算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利息855000元。后期利息以欠款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王朋往、胡大学支付律师费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朋往、胡大学承担。王朋往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解除原告陈浩与被告王朋往、胡大学及第三人卢大明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2份《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原告陈浩返还被告王朋往已支付的股权受让款22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浩与卢大明原共同持有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桂花泉猴堂采石有限公司33.33%股权，陈浩为显名股东，卢大明为隐名股东。2019年6月20日，陈浩及卢大明与王朋往、胡大学签订《崇阳县桂花泉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陈浩和卢大明将其持有的33.33%股权以16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朋往、胡大学，除已支付的5000000元外，余款11000000元分批支付：王朋往、胡大学于2019年6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其中1200000元打入陈浩账户，另外1800000元打入卢大明账户；于2019年7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其中1500000元打入陈浩账户，另外1500000元打入卢大明账户；于2019年8月底前支付3000000元，其中2250000元打入陈浩账户，另外750000元打入卢大明账户；于2019年9月底前支付2000000元，全部打入卢大明账户。协议还就原、被告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作出了明确约定。前述协议签订后当日，陈浩与王朋往签订了用于股权过户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陈浩即协助王朋往、胡大学将其在猴堂采石公司登记拥有的股权过户登记在王朋往名下。王朋往、胡大学仅支付第一期转让款3000000元（其中支付陈浩1200000元，支付卢大明1800000元），剩余转让款3750000元至今尚未支付陈浩。陈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诸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陈浩及卢大明与王朋往、胡大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陈浩、卢大明与王朋往、胡大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浩与卢大明将其在猴堂采石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朋往、胡大学，陈浩按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登记给王朋往名下，视为陈浩将股权转让给了王朋往、胡大学，陈浩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王朋往、胡大学理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王朋往、胡大学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故陈浩要求王朋往、胡大学承担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陈浩要求王朋往、胡大学按月利率2%承担利息损失超出法律规定，应依法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陈浩超出部分利息请求，不予支持。陈浩诉请王朋往、胡大学支付律师费100000元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朋往在本诉中的答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胡大学辩称其未受让股权，故其没有支付陈浩股权转让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陈浩及卢大明与王朋往、胡大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作为四方实际履行的协议，为股权过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用于工商登记,故应以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胡大学是否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其次，二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同一天签订，基于胡大学现为公司监事，陈浩为公司显名股东这一特定身份，且胡大学在2019年6月20日后没有向陈浩及卢大明提出过股权未过户至其名下的异议，且胡大学仍在支付股权转让款，这说明胡大学同意陈浩转让的股权全部过户至王朋往名下。故此，胡大学的答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陈浩与王朋往、胡大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王朋往反诉陈浩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2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陈浩返还王朋往已支付的股权受让款2200000元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王朋往、被告胡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陈浩股权转让款37500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213750元（自2019年8月1日、2019年9月1日分别以1500000元、22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2020年7月31日），合计人民币3963750元。后期利息损失自2020年8月1日起以未付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陈浩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朋往对原告（反诉被告）陈浩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2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6100元，合计人民币332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朋往、被告胡大学负担3035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陈浩负担284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胡大学提交证据如下：证据第一组：胡大学2019年6月至7月建行交易流水。用以证明：胡大学在2019年6月20日签订《崇阳县桂花泉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于2019年6月28日起至同年7月3日止，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733082元，付款持续时间6天，最后付款时间为2019年7月3日。证据第二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5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检查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2019）2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号、《刑事判决书》（2020）鄂1223刑初122号、《行政裁定书》（2020）鄂1223行审58号。用以证明：从2019年5月起，崇阳县桂花泉猴堂采石有限公司一直因非法采矿受到崇阳县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查处，公司管理陷入停顿状态。经庭审质证，陈浩对胡大学提交的证据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该证据证明四方协议签订后，胡大学按照四方协议约定向股权转让方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同时证明胡大学知道陈浩和卢大明将股权登记至王朋往名下的事实；对证据第二组，其认为该11份材料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真实性请求法院核实。王朋往对胡大学提交的证据第一组、第二组均无异议。卢大明对胡大学提交的证据第一组，其无异议；对证据第二组，其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系其公司自身管理不善导致受到国家行政处罚。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胡大学提交证据第一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第二组11份行政处罚、刑事判决书等材料，该证据系企业经营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陈浩、王朋往、卢大明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案争议的焦点：1、胡大学是否知晓并认可陈浩、卢大明将股权转让给王朋往个人；2、胡大学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股权转款的责任。本院认为：（一）关于胡大学是否知晓并认可陈浩、卢大明将股权转让给王朋往个人的问题。首先，2019年2月1日胡大学曾与陈浩、卢大明签订《崇阳县桂花泉镇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并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此后，2019年6月20日，陈浩、卢大明作为出让方，胡大学、王朋往作为受让方再次签订《崇阳县桂花泉镇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双方2019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胡大学、王朋往依据此协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视为支付了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从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胡大学均签字，可以认定胡大学是明知股权转让事宜的；其次，胡大学是否知晓并认可股权转让至王朋往个人名下，从2019年6月20日四方签订《崇阳县桂花泉镇猴堂采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五.2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次日，双方即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陈浩系于四方签订协议的次日即2019年6月21日在工商部门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持有的猴堂采石公司33.33%的股权变更至王朋往名下，依据协议的约定，胡大学应于签订协议的次日询问股权是否变更，本案开庭时，王朋往认可变更股权登记当日，胡大学向王朋往询问过办理情况，王朋往承认股权变更办理好了，说明胡大学是知晓股权已变更完成，只是不能具体判断胡大学是否知晓33.33%股权全部变更至王朋往。2019年6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陈浩、卢大明系作为共同的股权出让方，胡大学、王朋往作为共同的股权受让方，该协议中并未注明转让股权系分别转让胡大学、王朋往各多少股权，庭审中胡大学认可其与王朋往对于本次受让的33.33%股权系按照胡大学与王朋往的具体出资比例分摊该受让股权，而胡大学、王朋往并未付清全部受让33.33%股权的兑价1600万元，胡大学与王朋往对于本次受让33.33%股权各持有多少至今仍无具体比例，2019年6月21日陈浩实际办理股权变更时陈浩亦不知应向胡大学、王朋往各转让多少股权。股权转协议中胡大学、王朋往为受让股权的共同方，陈浩将股权转让给其中一人，亦视为履行了全部义务，至于胡大学、王朋往两人应具体分得多少股权系其作为受让方内部问题；其三，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朋往名下后，胡大学仍向陈浩、卢大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四，按胡大学庭审时认为其于2019年7月3日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权后才知晓股权并未变更至其名下，而胡大学并未主张权利，直至本案原告陈浩2020年7月提起诉讼后，胡大学才于2020年8月提出诉讼；最后，现网络技术发达，股权变更事项均可通过网络查询。综合上述情况并结合一般生活交易常理，依据盖然性原则，胡大学应当知晓并认可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朋往名下的事实。（二）关于胡大学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股权转款的责任的问题。陈浩已将其持有的猴堂采石公司33.33%股权变更登记在王朋往名下，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义务，胡大学、王朋往作为共同股权受让方，应当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综上，上诉人胡大学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10元，由上诉人胡大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齐志刚审 判 员 赵国文审 判 员 张 开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 金燕玲书 记 员 彭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