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19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合川区可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师路231号。法定代表人：邓世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江涌，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白，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嘉中智羽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蟠龙花园正街106号。法定代表人：王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智慧，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太冰，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重庆市合川区可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重庆嘉中智羽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中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终2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可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可达公司诉请的59188469.94元系属于可达公司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该款项系重庆市合川区政府因实施旧城改造，征收申请人房屋，根据可达公司和嘉中公司签订的《合川区农机配件市场片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而支付的回购安置还房款，因嘉中公司未向可达公司交付安置房，该款项属于房屋拆迁补偿款性质，可达公司基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款项应由可达公司取得，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是嘉中公司基于《合川区农机配件批发市场片区改造联合开发合同书》（以下简称《联合开发合同书》）而取得的政府回购安置还房款，系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二、补偿协议书不是《联合开发合同书》的组成部分，是可达公司取得案涉价款依据。重庆市合川区政府是基于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向嘉中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关于三份《补偿协议书》尾部有可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手写备注“此协议为对外合同文本，本项目拆迁后应以双方签定的联合开发合同书为准”的内容，此为法定代表人个人行为，对我方没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三、原审中，可达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就案涉款项的支付时间、金额及明细向法庭提供证据，因此申请调查取证，但被法庭驳回实属错误。四、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2017年初，可达公司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才知道权利被侵害，可达公司便积极主张权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可达公司是全员所有股份制企业，成员大都是退伍军人及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前辈，如裁决不公平、公正，既影响法治公信力，也存在不和谐稳定风险。综上，可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嘉中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法院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系房屋安置，并非货币补偿安置。第一，根据2012年7月10日重庆市合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嘉中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条款第7条、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及一审法院走访重庆市合川区国土局的《走访笔录》能够证明案涉项目的安置方式系房屋安置。3份补偿协议书是政府审计后挂牌价的基础，可达公司实际所获利益就是还房差价利润，而且还房差价应该在6千万元以上。且按照市场价，其获得低价购房（即还房）的价值为1.3亿元左右，扣除成本5千多万元，现已获利8千多万元。第二，2012年嘉中公司与可达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书》是为方便审计部门及土地招拍挂流程所需而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达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在协议最后一页备注“此协议为对外合同文本，本拆迁项目应以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为准”。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及《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活动，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且《联合开发合同书》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约定“甲方负责文件、资料、印鉴等，并签订开发所需的相关协议”的义务。因此，可达公司主张备注对其没有约束力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三，嘉中公司并未获得所谓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所获款项系按前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的安置还房费用。该安置还房费用原本就是嘉中公司支付给政府，政府再将部分费用返还给嘉中公司。退一步说，即使嘉中公司获得了房屋拆迁补偿款，根据《联合开发合同书》第四条的约定，可达公司享有约定的成本购房外，不再享有本其他权益。同时第六条第4项约定土地出让金、房屋拆迁费用的返还由嘉中公司所得。该合同还通过了可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二、《联合开发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有效，双方应遵守。根据该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四条第1款、第5款及第六条的约定，可达公司只享有优惠购房安置，不享有其他权益。三、嘉中公司非法定拆迁人，可达公司也非政府主导征地拆迁下的被拆迁人。其内部决议、《联合开发合同书》以及《走访笔录》均表明，其选择实物分配。四、《补偿协议书》不是嘉中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履行，即使按《补偿协议书》履行，也已过诉讼时效。另，可达公司员工大都是退伍军人，与本案无关，且作为军人更应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契约精神。综上，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嘉中公司是否应向可达公司支付案涉款项59188469.94元及利息。首先，可达公司主张59188469.94元款项的依据为双方于2012年3月20日所签订的三份《补偿协议书》。2011年3月29日，可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2011年6月15日，可达公司作出《关于公司市场改造开发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为用公司市场7.14亩土地与嘉中公司进行联合开发，条件为：所开发的房产由可达公司按综合造价（成本价）1860元/㎡回购约11900㎡房屋；合作方争取的政策性优惠归自己所有。2012年3月8日，双方签订《联合开发合同书》，该合同第六条（特别约定）第4项约定：“本项目是政府批准同意的旧改融资拆迁项目，甲方（可达公司）自有地块的土地出让综合价金、房屋拆迁费用由乙方向政府部门缴纳（含土地出让金、房屋拆迁费用、溢价分成部分以及其他优惠政策等）返还时划转到乙方账户……。2012年4月28日，重庆市合川区审计局作出《关于合川区农机配件市场片区旧城改造拆迁成本审计的报告》。该报告第二项、第三项载明，土地的评估价值为70246900元，嘉中公司与可达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偿总额59188469.94元，与案外人姜x和王x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安置成本为3475138.04元。2012年7月10日，重庆市合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嘉中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案涉地块竞得价为70253700元，合同补充条款第7条约定“竞得人必须按照该片区已经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就地提供12367.5㎡（其中商业3818.5㎡、住宅8549㎡）的房屋安置拆迁户，由区政府按照审计核定的拆迁成本62663608元按建设进度分期支付给竞得人作为回购上述安置还房费用。”从前述事实可以看出，1.可达公司主张的59188469.94元款项金额系重庆市合川区政府支付给嘉中公司的安置还房费用62663608元扣减案外人姜x和王x的安置成本3475138.04元所余；2.从可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联合开发合同书》约定的具体内容来看，本案中，可达公司需提供农机市场占地的净地，获得以成本价购买约定面积房屋的权益，不承担项目开发建设的任何费用，嘉中公司需在政府旧改融资拆迁项目的相关程序完善后通过竞拍途径取得包括可达公司地块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并自行投资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规定，案涉联合开发合同应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此，三份《补偿协议书》不能作为可达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予以确定。其次，前述三份《补偿协议书》尾部均有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平恒手写备注：“此协议为对外合同文本，本项目拆迁后应以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为准”，结合双方在原审中的陈述、案涉土地开发方式、一审法院向重庆市合川区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的走访情况，可以确认双方签订《补偿协议书》是为了完善案涉土地开发评估、审计程序而为，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也无实际履行的意思表示。即可达公司与嘉中公司的权利义务问题仍应依据双方此前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确定。在此需强调，在三份《补偿协议书》上作手书备注时，王平恒系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三份协议亦由其代表可达公司签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可达公司主张备注系王平恒个人行为，对其没有约束力的观点不能成立。再次，双方于2012年3月8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对各自的权利、职责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涉及可达公司部分约定为：合同第三条第（一）项第2款、第3款及第6款分别约定：2.……和乙方一起与政府部门、银行等单位签订开发所需的相关协议；3.负责在本合同签订后5个月内完成权属地块上建筑物、构筑物等的拆迁，并将净地交付乙方使用；6.不参与本项目施工组织和安全生产管理，不承担施工过程中意外安全生产责任。合同第四条第（一）项第1款、第2款、第4款及第5款分别约定：1.甲方在自有地块上所建的商住房屋中优惠购房11900㎡……2.选号原则……甲方向乙方支付1860元/㎡的均价建造成本……4.甲方享有自有建筑物拆迁配套费及税费的政策性减免。5.甲方除享有以上约定的权益外，不再享有本项目的其他权益。涉及嘉中公司部分约定为：合同第三条第（二）项第1款约定：负责将原喜来登餐馆等地块纳入本旧改项目一并开发……并与政府部门签订开发所需的相关协议；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本项目由乙方积极向政府争取各种优惠政策和规划调整，争取到的优惠政策规划调整等优惠所形成的利益由乙方享有。乙方还享有除甲方享有以上约定权益外的其他所得利益，含房屋销售的直接利益和其他所有附属利益；合同第六条第4款约定：本项目是政府批准同意的旧改融资拆迁项目，甲方自有地块的土地出让综合价金、房屋拆迁费用由乙方向政府部门缴纳返还时划转到乙方账户……。从前述约定可以看出，一方面，可达公司享有的实际权利就是按1860元/㎡成本价优惠购买约定的房屋，该权利已得到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该合同中并未约定可达公司还享有获取案涉59188469.94元拆迁补偿款的权利。且如前所述，嘉中公司所取得的62663608元款项系其作为土地竞买人支付完土地竞价后重庆市合川区政府按约定返还的安置还房费用。从前述约定中亦能反映出签订三份《补偿协议书》属于履行双方约定的“一起与政府部门、银行等单位签订开发所需的相关协议”义务。故可达公司主张该59188469.94元安置还房费用就是《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并主张由其享有，这与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约定内容不符，若支持其主张则有违诚实信用及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因此，从《补偿协议书》签订过程、特别是备注内容的履行情况以及《联合开发合同书》的权利义务约定来看，可达公司诉请59188469.94元款项由其享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并无错误、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可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双方于2012年3月20签订的三份《补偿协议书》，但如前所述，该三份协议仅是为了完善案涉土地开发评估、审计程序而为，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也无实际履行的意思表示。同时，为了防止双方对协议的性质产生不必要误解和争议，可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平恒在三份协议书尾部均特别备注“此协议为对外合同文本，本拆迁项目应以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书为准”。综上，双方的权利义务由《联合开发合同书》确定，三份《补偿协议书》不能作为可达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故即使可达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故在本案中讨论诉讼时效问题已无实际意义，本院不再赘述。因此，一、二审未准许可达公司申请调取案涉款项的时间、金额等材料的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可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市合川区可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郭凌川审 判 员 张爱珍审 判 员 孙建国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登荣书 记 员 戚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