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102民初10287号原告：翁东亮，男，汉族，1975年7月28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惠，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文，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章威，男，汉族，1974年11月11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豪，福建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原名“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C区10号楼。法定代表人：林章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翁东亮与被告林章威、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事实较为复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依职权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翁东亮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惠、陈荣文，被告林章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闽保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翁东亮的申请，本院作出（2020）闽0102民初10287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翁东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林章威、闽保公司共同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3072000元及违约金921600元；2.请求判令林章威、闽保公司赔偿翁东亮因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144000元；3.请求判令林章威、闽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闽保公司原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交易，证券简称：闽保股份，证券代码：430544。翁东亮系闽保股份的股东，持有闽保股份307200股股份。2019年1月10日，闽保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并于1月11日在股转系统发布《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该公告称：闽保公司拟向股转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为充分保护公司异议股东的利益，闽保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章威承诺，由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异议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回购。翁东亮根据《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的相关要求，向闽保公司提出异议，并要求闽保公司及林章威回购其所持公司股份。2019年4月3日，翁东亮与林章威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林章威受让翁东亮所持有的闽保公司307200股股份，每股10元，总金额3072000元，林章威应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公司”）出具同意闽保公司股票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函15日内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中的3072000元。林章威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则每逾期一日，需按本协议股份转让总价的千分之二向翁东亮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翁东亮损失的，林章威还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翁东亮造成的损失。2019年9月6日，股转系统公司出具《关于终止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9]2479号），对闽保公司股票作出终止挂牌的决定。闽保公司2019年9月16日在股转系统发布《关于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公告称：公司股票自2019年9月17日起终止挂牌。2019年12月31日，闽保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对异议股东的股票回购是闽保公司对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闽保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林章威应对翁东亮的股份回购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更名后的闽保公司应当承继前述债权债务。因《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合同生效条件已经满足，该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的林章威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条件也已经成就，即林章威、闽保公司应于2019年9月21日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但林章威、闽保公司至今未支付任何股份转让款，构成违约，严重侵害了翁东亮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林章威辩称，一、《股份转让协议》生效条件未满足。根据翁东亮起诉状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股份转让协议》鉴于2明确写明“闽保股份股票拟申请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可以知道，林章威是因为闽保公司拟申请主动摘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第（十八）条“完善主动退市公司异议股东保护机制”规定：“主动退市公司应当在其公司章程中对主动退市股东大会表决机制以及对决议持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等作出专门安排。”为对异议股东进行保护，才与翁东亮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同时，《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款有关协议生效条件也约定：“合同自闽保股份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其终止挂牌的函之日起生效。”因此，本案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生效条件是闽保公司主动摘牌获得许可。但闽保公司尚未申请摘牌，就因会计师事务原因而无法按时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被股转系统强制摘牌。而被强制摘牌不可能获得“同意其终止挂牌的函”，只能获得处罚决定书。许可函和处罚决定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和行为，后果显然也完全不一样。且被强制摘牌是属于经营风险，不存在对异议股东进行保护问题。因此，因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而导致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致合同生效条件也不可能满足。既然《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林章威支付款项的条件也就不成立，也不存在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了。二、本案讼争《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案涉股转行为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第13条第一款规定的协议转让方式。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业务暂行办法》第3条第一款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第三条关于禁止场外股转行为的相关规定，新三板挂牌的股票，严禁进行场外非法股票转让活动，即使是协议转让，也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并在场内进行集中统一办理，并经过股转系统确认。讼争双方在新三板股转系统之外私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是属于违反规定场外非法进行股票交易行为，扰乱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是无效的。三、因情势变迁，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规定，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3）项约定，合同也应当变更或解除。主动摘牌和强制摘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闽保公司摘牌是因未能按时披露年报被股转系统公司强制摘牌，而非主动摘牌，故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基础情况发生变化。且被强制摘牌，就不存在需要对异议股东进行保护问题。另，《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股份公司股份，股份公司股份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是两种完全不同标的内容，因此协议标的也已经发生变化。同时，闽保公司的年报未能按时披露，是因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纠纷原因所致，这是林章威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无法预见的情况，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林章威明显不公平，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四、翁东亮支出的律师费不应由林章威承担。首先，《股份转让协议》并未对律师费承担问题作出约定。其次，《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该条约定，只有在违约金不足弥补守约方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再主张损失。但翁东亮没有提供损失的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因此翁东亮主张赔偿律师费缺少依据。第三，《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也不存在林章威违约问题。第四，翁东亮聘请了两位律师，非必要扩大费用。综上所述，翁东亮诉求缺少依据，应予驳回。闽保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相关事实，本院分析认证如下：翁东亮提交的证据A5《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林章威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闽保公司系因年报未按时披露而被强制摘牌，合同生效未满足。因合同生效条件是否满足非单纯事实问题，非单凭该份证据即可证明，本院就该问题留待后文中再作评析，此处不作赘述。翁东亮提交的证据A6《律师函》及送达回执，林章威否认收到该份《律师函》，因该《律师函》的送达回执记载的地址非林章威住址、手机号码无法体现为林章威所使用，故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存疑，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纳。林章威提交的证据B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可能被中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翁东亮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该份公告体现的内容，可以证明：1.闽保公司未在2019年4月15日前向股转系统公司提交主动终止挂牌申请材料；2.截止该报告披露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尚未出具审计报告，并提示若闽保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前仍无法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对于其他待证事实，单凭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林章威提交的证据B3《关于终止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翁东亮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该决定的内容，可以证明闽保公司因违反《股转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4.5.1条第（三）项的规定，被强制终止股票挂牌；但不足以证明其他待证事实。林章威提交的证据B4《投诉书》和内容显示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闽保信息项目调查的反馈说明》，翁东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林章威未提供原件，但其向本院申请向福建省证监局调取该证据原件，理由是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闽保公司无法按时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的原因在于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福建分所负责人林琪铭与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发生纠纷并向中国证监会举报，中国证监会及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调查举报情况，决定暂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报告，因此导致闽保公司未能按期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复印件所体现的内容，该份《投诉书》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根据《反馈说明》的记载，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在2019年7月11日才接到该投诉，相关调查系从2019年7月19日启动，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也是自该时间起才停止相关工作，而《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截止日为2019年6月30日，故上述调查事项发生时间晚于年报披露日。此外，该《反馈说明》还记载：“李琪铭（投诉人）于2017年5月8日提请辞职、2017年6月15日提出退伙申请，经总部同意，于2017年10月16日免去其负责人职务。”即投诉人自2017年10月16日已不再在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任职，而本案年报制作工作发生在2019年，两个时间相隔较久远。综上，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即便与原件核对无误，仍不足以证明《2018年年度报告》未按时披露系由于该起投诉所引发的调查所致，基于此，林章威申请调取该组证据原件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准许，同时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林章威提交的证据B8《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翁东亮对该证据三性均持异议，因该证据系闽保公司与案外人签订，虽与原件核对无误，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林章威提交的证据B5《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B6《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的区别》、B7《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B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均不属于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采纳。闽保公司未提交证据亦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放弃举证及质证的权利。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0日，闽保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1月11日在股转系统发布《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该公告称：闽保公司拟向股转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为充分保护公司异议股东的利益，闽保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章威承诺，由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异议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回购。2019年4月3日，翁东亮与林章威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林章威受让翁东亮所持有的闽保公司307200股股份，每股10元，总金额3072000元，林章威应于股转系统公司出具同意闽保公司股票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函15日内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中的3072000元。林章威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则每逾期一日，需按本协议股份转让总价的千分之二向翁东亮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翁东亮损失的，林章威还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翁东亮造成的损失。《股份转让协议》在合同开头“鉴于”部分第2点记载：“闽保股份股票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生效、变更、解除”第1点记载：“本合同自闽保股份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其终止挂牌的函之日起生效。”2019年6月24日，闽保公司的主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发布《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可能被中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称：闽保公司原定于2019年4月29日在股转系统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基于公司自身经营业务的发展以及控制成本因素，公司拟主动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由于公司与异议股东诉求尚未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等原因，公司未能在2019年4月15日前向股转系统公司提交主动终止挂牌申请材料。闽保公司与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3月已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由于审计时间安排的原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尚未出具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及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闽保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存在可能无法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的情形。如果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仍无法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股转系统将于2019年6月30日之后做出终止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2019年9月6日，股转系统公司出具《关于终止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19]2479号），载明：截至2019年6月28日，闽保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我司决定终止你公司股票挂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你公司对终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终止挂牌决定或者我司公告发布之日（以在先者为准）起5个交易日内向我司提交复核申请。如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复核申请，我司将自2019年9月17日起终止你公司股票挂牌。2019年9月16日，闽保公司在股转系统发布《关于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公告称：截至2019年9月16日，闽保公司未提交复核申请。根据股转系统公司的决定，根据股转系统公司的决定，闽保公司股票自2019年9月17日起终止挂牌。另查，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闽保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名称由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林章威在上述登记信息变更前，担任闽保公司董事长，系闽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类型变更后，闽保公司大股东变更为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公司”），林章威仍为闽保公司股东。又查，2019年4月30日，广发证券公开发布《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称：2019年4月29日，闽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章威与恒久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恒久公司购买林章威持有的闽保公司22,897,000股股份，对应的股权比例71.26%；公司100%股权的整体估值初步确定为1.8亿元至2亿元。2020年3月4日，恒久公司董事会公开发布《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称：2019年11月1日，公司与林章威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恒久公司以支付现金139,664,517.25元的方式购买林章威所持有的闽保公司22,897,000股股份（占闽保公司总股本的71.26%）；2019年12月31日，林章威已将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恒久公司。2020年4月22日，恒久公司董事会公开发布《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度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称：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林章威已兑现2019年度业绩承诺，恒久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已将本次交易剩余价款支付给林章威，本次交易总价款139,664,517.25元已全部支付完毕。再查，2019年5月29日，闽保公司董事会公开发布《福建省闽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收到的公告》，公告称：处罚决定生效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收到处罚决定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涉嫌违规主体为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的林章威；涉嫌违规事实为挂牌公司未在2018年会计年度的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给予林章威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计入诚信档案；对公司的影响为挂牌公司如果不能再2019年6月30日前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挂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复查，翁东亮因本案诉讼同时委托两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并已分别支付律师费各72000元，共计144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及其所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一、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首先，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前述规定第一项、第三项所列举之情形，不存在相应的法定无效事由。其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之行为，故不存在前述规定第二项所规范的内容。第三，根据案涉合同关于“本合同自闽保股份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其终止挂牌的函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可知，本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生效条件为公司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根据该条件，合同一旦生效，即意味着转让之对象已非挂牌公司股票，故不存在林章威所主张的场外非法股票交易之事实，林章威据此主张的扰乱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故案涉合同不存在前述规定第四项法定无效事由。最后，案涉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林章威主张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本院不予支持，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所附生效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案涉合同所附生效条件为“闽保股份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其终止挂牌的函”。对该条件的理解，合同双方存在争议，翁东亮认为该条件应理解为只要闽保公司股票在股转系统上终止挂牌即可；林章威则认为该终止挂牌的结果应当是在闽保公司主动申请的情况下得到股转系统同意而发生，即主动摘牌成功。根据该条文文义，并结合双方签订该协议系基于闽保公司主动摘牌情况下对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本院对于林章威关于该生效条件的理解予以采信。闽保公司股票因未按期披露年报而被强制摘牌，非主动摘牌，故与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不符。翁东亮主张闽保公司未能按期披露年报，属于林章威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视为条件已成就，案涉合同已生效。该主张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就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林章威职责角度出发，林章威作为闽保公司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第二十条关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一条关于“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转让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情况报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的规定，保证闽保公司按时披露年报是其主要职责所在。同时，林章威对闽保公司持股超过70%，对公司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有能力主导该事宜。而因未依法在2019年4月披露该公司年报，林章威及闽保公司在2019年5月份就已被处罚，处罚决定中对于强制摘牌的风险也已警示，但未见林章威采取积极措施避免该风险。最终，闽保公司因年报未在规定的截止日披露，直接导致其被股转公司强制摘牌，林章威构成严重失职。林章威辩称该事件原因系会计师事务所内部问题所致，但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林章威的利益角度出发，翁东亮主张闽保公司申请摘牌及林章威收购异议股东股份的目的在于完成林章威与恒久公司之间的股份收购事宜，而闽保公司虽被强制摘牌，但上述收购已实际完成，故林章威目的已实现。林章威则辩称闽保公司申请摘牌的原因系为履行与五矿证券公司间的《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协议》并准备后续在香港上市，但林章威就此主张除提交一份无法体现与本案关联性的《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协议》外，并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而根据闽保公司发布的公告，在翁东亮和林章威签订案涉合同的当月，林章威确与恒久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性协议》，拟将其持有的71.26%的股权转让恒久公司，对价暂定6元/股。而后续双方也完成了该交易。故翁东亮上述主张与现已查明的事实更为相符，本院对翁东亮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因在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后，上述框架协议仍得到实际履行，且最终定价与原定价基本一致，林章威关于闽保公司在摘牌后价值严重贬损的抗辩主张不属实。因此，翁东亮关于林章威在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情况下目的仍然得到实现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与此同时，在合同未达生效条件的情况下，未影响林章威实现其目的，而其又无须再按照10元/股的较高价格收购翁东亮股份，就此而言，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第三，回归法条的立法目的而言，该条款的设立系为避免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通过不正当方式阻却生效条件的成就而致对合同相对方实质不公的情形。结合案涉合同，林章威将闽保公司主动摘牌成功约定为合同的生效条件，而根据股转系统的终止挂牌规则，主动摘牌成功又以按期披露年报为必要条件，这意味着，作为闽保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林章威，在签订合同时起，即负有积极履职以确保闽保公司按期披露年报的先合同义务。进言之，保证闽保公司按期披露年报，是案涉合同对林章威的正当性要求，也是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异议股东在订立合同时的合理期待。鉴此，对于林章威未能保证年报按期披露的严重失职行为，应认定构成对合同生效条件的不正当阻却。而反观年报未披露致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的最终后果，如前所述，林章威目的不但实现，且还因免除回购异议股东股份而无损自身利益，甚至是获益，故此，翁东亮主张其系为自身利益而阻止条件成就，本院予以采纳。而案涉合同目的本在于保护异议股东权益，若在合同相对方的控股股东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异议股东权益却无法得到有效救济，有悖于合同目的，造成实质不公。综上所述，林章威未能保证闽保公司年报按时披露，构成为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生效条件成就，翁东亮关于合同生效条件已成就，合同已生效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除上述争议焦点外，本院就余下问题，认定如下：林章威辩称，闽保公司被强制摘牌的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以及案涉合同第四条第2款第（3）项关于“因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的约定，故案涉合同应当变更或者解除。首先，上述情势变更的规定，其适用前提条件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但本案所发生的未按期披露年报而致公司被强制摘牌的情形，是林章威严重失职的结果，且该行为与其结果为交易规则及法律明确规定，并不属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重大变化，故被告该抗辩不能成立。而就上述合同约定而言，系赋予双方协商的权利，但因双方未协商进行变更及解除合同，故亦不能作为林章威抗辩的依据。林章威辩称，因合同约定的标的为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闽保公司已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翁东亮现持有的系股权，故合同已无法履行。虽然闽保公司性质发生变化，翁东亮所持股份转为对闽保公司出资份额，但仍可作价交易，且林章威仍系闽保公司股东，该转让行为并无阻碍，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问题，故该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林章威主张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前提是主动摘牌，而被动摘牌是属于经营风险，不存在对异议股东进行保护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股转系统制定的相关规则仅就主动申请终止挂牌的公司，要求制定充分的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被动摘牌就不需要对异议股东权益进行保护。异议股东保护措施本身是对“资本多数决”这一公司表决机制所设计的平衡机制，是对在公司经营决策权上占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的保护，并非仅适用于公司主动申请摘牌，林章威上述观点不能成立。承前所述，在合同生效且不存在变更、解除及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因股转系统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出具终止闽保公司挂牌的决定，故该日应视为合同生效之日，根据案涉合同约定，林章威应于合同生效日起15日内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中的3072000元，即在2019年9月21日前应支付该款项，林章威未能依约履行，构成违约。翁东亮有权要求林章威支付上述款项并支付违约金。但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翁东亮虽主动调减至股权转让款的30%，但林章威仍就该违约金提出过高的抗辩，其主张违约金标准不应超过4倍LPR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关于“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翁东亮存在资金被占用以外损失的情况下，本院采纳林章威主张的计付标准，按照该标准计算，自2019年9月22日计至本判决作出之日，违约金约为800000元，故对翁东亮主张的违约金中的8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翁东亮主张的律师费144000元，虽然律师代理费可构成当事人的损失，但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该部分费用，法院则不得不考虑其合理性及是否公平。本案中，翁东亮因分别聘请两家律所的律师进行代理，而支出两笔律师代理费，因翁东亮对该委托行为的必要性未能作合理解释，故本院酌定律师代理费中的72000元由林章威承担，另外的72000元，由翁东亮自担。在林章威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翁东亮亦应配合办理股权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另，因案涉合同系翁东亮自愿签订并已生效，故对于翁东亮作为异议股东的权益保障安排已固化为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内容，而闽保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相对方，翁东亮以案涉合同为权利主张基础，其要求闽保公司承担共同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林章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东亮支付股份转让款3072000元；二、林章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东亮支付违约金800000元；三、林章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翁东亮支付因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72000元；四、驳回翁东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9900元，由翁东亮负担1548元，林章威负担3835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林章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卓垚磊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郑心彤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