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0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晓锋，男，199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洁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灿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民生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旺公路1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段后令。原审第三人：广州九八互娱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288号511房。法定代表人：葛孟伯。原审第三人：葛孟伯，男，199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上诉人余晓锋因与被上诉人华夏民生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民生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广州九八互娱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八互娱公司）、原审第三人葛孟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4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晓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灿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晓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撤销余晓锋与华夏民生公司于2019年1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4.华夏民生公司、九八互娱公司、葛孟伯协助余晓锋到有关部门办理股东撤销（变更）余晓锋为九八互娱公司股东的手续；5.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华夏民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九八互娱公司的涉诉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和财务情况，即认为余晓锋的合法权益未受到合法损害与事实不符。现有的公开资料显示，九八互娱公司对外有大量未能清偿的债务，部分案件当事人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裁定九八互娱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此情况下，足以认定九八互娱公司已沦为无任何财产又背负巨额债务的空壳公司。（二）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余晓锋的个人社会经验和法律水平，认为只要其本人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余晓锋就职于九八互娱公司期间，担任公司客服，非公司董监高，无法知晓九八互娱公司的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余晓锋在成为九八互娱公司的股东后才取得成人教育的毕业证书，且专业为软件类。余晓锋在试用期结束后一个月即被欺诈成为九八互娱公司持股10%的股东。在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东决定等材料时，余晓锋仅凭相关人员的承诺并无实际知晓其中的法律后果，其仅认为这是公司的安排。（三）一审法院未查明九八互娱公司、华夏民生公司的股权流转情况；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徐良，相关股权短时间内在华夏民生公司和徐良等人之中多次来回流转，目的是为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谋取利益，在实缴注册资本不足又产生高额债务的情况下，华夏民生公司通过欺诈的形式牟利。（四）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上述事实，从而未分析余晓锋与华夏民生公司签订文件时的真实主观状态，错误认定相关文件的法律效力。华夏民生公司实施了欺诈余晓锋的行为，并且是故意为之。九八互娱公司无力偿还债务后，余晓锋被骗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成为该公司股东。随后余晓锋被指派至柬埔寨从事带有博彩业的工作，被迫无奈辞职才能回国，其实际在九八互娱公司上班的时间仅一个月。（五）一审法院认为余晓锋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害，与法律规定相违背。被欺诈成为九八互娱公司股东后，余晓锋承担着股东出资义务、公司清算不能股东的赔偿义务等，且已出现要面临巨额赔偿的风险。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载明“转让前后的债务各自承担”，但也会使余晓锋陷入讼累之中。（六）《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具备撤销的合法条件：余晓锋是被欺诈所签订的，签订的结果是显失公平的。余晓锋在职时间短，报酬仅数千元，成为股东后，没有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却负担600万元的出资义务和一个资不抵债的公司，显然有失公平。华夏民生公司通过欺诈的手段，欺骗余晓锋签订显失公平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使其面临高额赔偿的风险，依法应准予撤销。虽然余晓锋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字确认，但如该合同必须履行，将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与公平原则不相符合。华夏民生公司、九八互娱公司、葛孟伯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余晓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余晓锋、华夏民生公司于2019年1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华夏民生公司、九八互娱公司和葛孟伯协助余晓锋到有关部门办理股东撤销（变更）登记手续；3.由华夏民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4日，九八互娱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为华夏民生公司及新增股东余晓锋、葛孟伯，会议同意华夏民生公司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0%的6000万元出资额中5400万元转让给葛孟伯、600万元转让给余晓锋，股权变更后，余晓锋、葛孟伯分别占股权比例10%、90%，在2038年12月31日前缴足，并同意法定代表人由徐良变更为葛孟伯。2019年1月4日，余晓锋与华夏民生公司、葛孟伯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华夏民生公司将原出资6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中的5400万元转让给葛孟伯，转让金0元，将600万元转让给余晓锋，转让金0元；至2019年1月4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方承担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受让方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2019年1月4日，余晓锋、葛孟伯共同签署九八互娱公司章程，出资分别为600万元、54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3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7日，九八互娱公司变更了股东、企业类型、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信息。一审庭审中，余晓锋表示主张合同撤销的理由为余晓锋在股权转让中受到华夏民生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且未实际完成交易，交易金额不符合正常股权转让行为，并称余晓锋仅是公司的客服人员，按公司总监李定霖的指示去签一些文件，问原因时李定霖说老板（徐良）不方便、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签名，余晓锋到现场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让余晓锋看文件具体内容，只是让余晓锋在指定处签名，余晓锋只看到600万的数字，对方说没事不用余晓锋给，余晓锋刚出来工作很多事都不清楚老板让签所以就签了。余晓锋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其他涉诉信息，拟证明华夏民生公司在明知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为逃避出资义务将公司股权转让，华夏民生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具有严重欺诈性；2.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九八互娱公司和华夏民生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其中九八互娱公司2018年度报告显示股东徐良认缴出资6000万元，认缴时间2018年5月18日，实缴出资0元，实缴时间2060年1月1日，2019年2月21日，九八互娱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上述证据拟证明九八互娱公司的股东在华夏民生公司与徐良之间变更频繁异常，徐良于2018年6月4日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华夏民生公司，转让款0元，转让方式与本案中一致，都是不真实的交易，之前的股东徐良也是认缴出资，至今分文未出，华夏民生公司与九八互娱公司都是徐良一手操控的空壳公司；3.劳动合同、聊天截图、工资流水、毕业证书、护照、微信及短信截图、投诉举报接收回执，拟证明余晓锋仅是九八互娱公司的普通员工，不具备出资能力，股东身份虚假。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余晓锋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则余晓锋应举证证明，华夏民生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余晓锋因欺诈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愿与欺诈者订立合同。根据余晓锋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庭审陈述可知，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双方并未谈及公司经营、财务等相关问题，仅在合同中对转让前后的公司债务承担作出书面约定，余晓锋也未向华夏民生公司问及相关问题，余晓锋提供的九八互娱公司涉诉信息、企业信用公示报告等证据仅说明九八互娱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以及九八互娱公司股东的出资状况，而不能证明华夏民生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实施了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退一步讲，即便华夏民生公司未明确告知余晓锋公司的财务情况，按合同约定，余晓锋无需对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余晓锋在相关诉讼案件中也未被判处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其合法权益并未受到实际损害。且余晓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具备认知和甄辨能力，理应预判到其签名这一行为会产生一定后果，签名人需对其签名产生的后果负责，而余晓锋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以致违背其真实意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结果并不是基于华夏民生公司的欺诈行为产生，现余晓锋以华夏民生公司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余晓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华夏民生公司、九八互娱公司、葛孟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晓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晓锋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一）九八互娱公司的关联诉讼情况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查询到九八互娱公司的相关诉讼案件，包括：1.经已生效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19）粤0106民初9636号案审理查明，高成（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高志大厦分公司（以下简称高成物管公司高志大厦分公司）、华夏民生公司均确认华夏民生公司与广州市富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轩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之后，直接又和富轩公司、九八互娱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转让协议》，将华夏民生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九八互娱公司；案涉房屋接收后，由九八互娱公司实际经营使用。该案判决，九八互娱公司向高成物管公司高志大厦分公司支付拖欠2019年1月1日至3月4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及违约金、水电费24170.34元、律师费等。2.经已生效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2019）粤0106民初9637号案审理查明，富轩公司主张九八互娱公司在2018年12月底口头告知，因九八互娱公司内部人员调整事宜，现办公人员要离开案涉房屋，其他人员将会进驻案涉房屋正常办公；从2019年1月份开始，九八互娱公司就处于非正常办公状态。华夏民生公司主张九八互娱公司的员工已于2019年1月14日向富轩公司的员工表示九八互娱公司已经搬离，后续也不再续租。该案判决九八互娱公司向富轩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的租金629431.10元以及其他违约责任。3.经已生效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6309号案认定，九八互娱公司应支付广州星辉娱乐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的分成款共计754434.3元。但九八互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分成款，其行为构成违约。故判决：九八互娱公司向广州星辉娱乐有限公司支付分成款人民币754434.3元及违约金。4.经已生效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8073号案查明，九八互娱公司应支付浙江星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11月-2018年12月的运营分成收入为78910元，2019年1月的分成收入223元，以上费用合计79133元。但九八互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分成款，其行为构成违约。故判决：九八互娱公司向浙江星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分成款79133元及违约金。（二）九八互娱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以及经营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查询到九八互娱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1.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变更为4000万元再到6000万元，出资期限为2060年1月1日。2.股东频繁变动。2018年5月17日，股东由徐凛、华夏民生公司变更为徐良，执行董事兼经理由徐凛变更为徐良(在此之前还有多次登记信息变动情况)；2018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华夏民生公司，持股比例为100%，2019年1月7日变更为葛孟伯、余晓锋。3.公司经营异常。2019年2月21日，九八互娱公司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三）华夏民生公司信息2018年9月21日，投资人（股权）变更为希本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徐良；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良。2020年9月17日，投资人（股权）变更为段后令、希本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段后令。其中，希本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多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四）余晓锋自述就职于九八互娱公司的工作情况1.余晓锋自称其于2018年10月29日入职公司，年龄22岁，主要负责的是运营客服工作，劳动报酬转正后2100元；试用期一个月即2018年11月28日，距离签署案涉合同时间仅为1个月。其提供了劳动合同、与玩家对接回复有关工作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收取工资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此外，其提供了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于2019年1月30日颁发的成人教育毕业证书，显示余晓锋于2016年3月至2019年1月在该校软件技术专业业余学习，修完专科课程，准予毕业。2.余晓锋在二审庭审中自称受公司上属李定霖安排，指令其签署案涉合同。只身前往广州骏棠广场与一女士对接，对方拿出一沓文件包括案涉合同，要求其签名，自己并未认真看过材料，就签完名。3.余晓锋称办完上述事情后，公司指派其前往柬埔寨从事与博彩有关的工作，多次向公司提出回国要求均遭拒绝。根据其提供的个人护照显示，余晓锋于2019年1月6日出境，直到2019年2月6日回国。4.离职时间。余晓锋自称于2019年2月就离职，在九八互娱公司在职不到3个月，未参与公司经营，领取的劳动报酬仅仅数千元。其表示此后在另一家公司就职，提供了与案外人的劳动合同。（五）其他1.广州星辉娱乐有限公司起诉九八互娱公司要求其支付拖欠的游戏分成款，同时起诉葛孟伯、余晓锋、华夏民生公司，要求三个民事主体在其认缴出资的范围内对九八互娱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立（2019）粤0106民初36309号案进行审理。2.余晓锋提交与微信好友备注为“倩倩”（余晓锋称该人是李定霖的妻子）之间于2019年11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向对方告知收到法院传票，希望通过对方联系“李总”，对方告知余晓锋“联系九八互娱公司的徐良试试”“我们今年1月份就离职了”。余晓锋表示“之前李总说挂名没事的”，“那李总之前让我这个股东不是挂名而已嘛怎么牵涉法律问题”。对方表示“我不知道啊，他也不清楚，是徐总之前安排的”。3.余晓锋于2019年12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材料申请立案，主张撤销案涉合同。4.2019年12月10日，余晓锋向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投诉九八互娱公司涉嫌冒用身份信息虚假登记。其提供了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回执件予以证明。余晓锋还表示其拨打12345政府热线，投诉九八互娱公司涉嫌冒用身份信息虚假登记，提供了短信截图予以证明。5.经本院联系其相关案件中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其表示只能联系上徐良的妻子，但据说两人已经离婚，愿意配合法院传话给徐良妻子通知徐良联系本院。直至本案裁判文书送印之日，仍未见徐良主动联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晓锋主张撤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成立。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从法律依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其次，从本案证据的审核认定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对于余晓锋主张其受雇于九八互娱公司期间受其上属安排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签字的“待证”事实，第一，从多个案件查明事实来看，作为华夏民生公司持股100%的九八互娱公司从2018年12月起已陷入经营异常的情形：停止履行对外多项付款义务，包括租金、合作公司的分成款项；1月起主动搬离经营场所。但是，其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却表明“至2019年1月4日止，九八互娱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显然与本案查明该时段公司经营异常且存在多笔债务未清偿的相关事实不符。华夏民生公司存在隐瞒事实的故意。第二，九八互娱公司、华夏民生公司、徐良均未到庭，故视作放弃诉讼权利。经本院寻多方途径尽力联系，仍至今未见徐良主动联系。对于余晓锋陈述签署合同的细节，其均未有作相关陈述。第三，余晓锋表示，其一毕业就到九八互娱公司工作，社会经验尚欠，且在公司从事客服工作仅仅4个月，月薪仅2000多元，在公司安排其签字后就被派往柬埔寨，对此提供了毕业证、劳动合同、护照。综合以上事实，结合生活常理，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采信上述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故认定该事实存在。再次，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穿透式审判方式来分析，华夏民生公司在其持股100%的九八互娱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异常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公司债务等情况，利用了员工缺乏足够的商事风险判断能力状态，授意涉世未深、社会经验不足的员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拟转嫁其出资义务，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之嫌，具有明显的恶意。在就九八互娱公司已经被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况下，余晓锋已经被债权人起诉要求承担有关股东出资义务责任，故该合同的签订，对余晓锋而言明显有失公平。因此，余晓锋在法定除斥期间内以受到公司欺诈且合同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为由主张撤销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具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支持。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撤销后，华夏民生公司理应协助办理变更股东登记回转事宜。综上所述，余晓锋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420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余晓锋与被上诉人华夏民生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4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予以撤销；三、被上诉人华夏民生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协助余晓锋办理股东登记回转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华夏民生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 晞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