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5209号原告：梁梓，女，198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华（梁梓之母），1964年1月8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9号。法定代表人：齐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士锋，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梁梓与被告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杂技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华，被告杂技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士锋、刘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杂技团公司支付梁梓九级工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2.诉讼费由杂技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梁梓于1995年入职杂技团公司，任演员岗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离职，杂技团公司应当支付梁梓九级工伤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自梁梓离职后至2018年期间，梁梓一直在向公司人事胡珂索要该费用，但胡珂一直予以推脱。2019年公司人事胡珂离职，梁梓委托母亲与公司人事部联系，公司人事部告知新来的人事不了解梁梓的情况。2020年，梁梓与公司新的人事刘鑫取得联系，刘鑫说当时是胡珂办理相关事情，他没有办法。梁梓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劳仲委）提起仲裁，但开发区劳仲委驳回梁梓全部诉讼请求，梁梓不服开发区劳仲委作出的裁决，故提起诉讼。杂技团公司辩称，不同意梁梓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认可杂技团公司当时需要支付而未支付梁梓九级工伤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负责的人事经理是胡珂，他已经离职，当时没有支付的原因不清楚。梁梓于2015年5月自愿提出离职，在2020年1月提出相关诉求，该诉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12日，梁梓因工腰部受伤经鉴定为工伤十级；2012年6月15日，梁梓因工腿部受伤经鉴定为工伤九级。2015年5月，梁梓与杂技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5月22日，经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核准，梁梓所受九级工伤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为34758元，所受十级工伤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15624元。2015年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同时将梁梓十级工伤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及九级工伤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共计50382元汇款至杂技团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杂技团公司已将上述50382元支付给梁梓。双方均认可杂技团公司在梁梓离职时应支付而未支付梁梓九级工伤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为证明梁梓与胡某（杂技团公司原人力资源部经理）每年沟通伤残就业补助金事宜，公司没有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每次与胡珂沟通，胡珂都说已经支付。梁梓称手机以旧换新，无法提供原始载体，提交其与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2016年6月10日、2016年6月26日、2017年6月21日、2018年1月5日、2018年12月20日及之后的星期五），其中，2016年6月10日，梁梓：“胡经理...有一笔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大概3万多，我没收到过您再给我确认一下呗？谢谢。”胡珂：“梁梓，上次电话里已经说过了，你在离职的时候公司是足额支付你的工伤赔偿。”2016年6月26日，梁梓：“胡经理那钱的事怎么办啊？你这也没个消息，我这可都快回去了。”2017年6月21日，梁梓：“胡经理，我伤残就业补助金差3万多您有在帮我查看吗？”胡珂：“梁梓，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你的钱是全额支付，该给的都给你了。”2018年1月5日，梁梓：“胡经理，我的钱啥时候给？您不会已经都忘了吧？都这么多年了啥事也该查清楚了吧。”2018年12月20日及之后，梁梓再次向胡珂询问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事宜，胡珂：“梁梓，关于你钱的事情，不要再追问我了。”“胡经理，你不理我算啥事啊，钱的事确实存在的啊”，胡某：“梁梓，关于你钱的事情，不要再追问我。”杂技团公司称无证据原始载体，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经传唤，胡某出庭接受询问，胡某对梁梓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梁梓前期通过电话沟通、后期通过微信主张权利，梁梓自其离职后一两个月就发现少了一笔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当时向胡某打电话质疑此事，但因杂技团公司领导班子决定不予发放，就混淆视听告知其公司已经支付，后因胡某更换手机，很多聊天记录找不到但话都是梁梓说的，聊天记录实际比梁梓提交的多。梁梓对胡某上述证言的真实性认可；杂技团公司称对胡某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2019年12月4日12点40分，梁梓之母王翠华拨打叶宁的手机号（186XXXX1536），通话1分51秒；2019年12月4日12点43分，杂技团公司通过座机电话联系王翠华，通话6分16秒。王翠华称，2019年12月4日，其拨打杂技团公司前人事叶宁的电话咨询工伤赔偿事宜，叶宁通过杂技团座机电话向其回复具体问题。杂技团公司称，认可手机号码是叶宁，座机号码是杂技团公司总机的电话，认可王翠华与叶宁通过电话但对通话内容不认可。2020年1月8日，梁梓首次通过微信与刘鑫沟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事宜，梁梓：“胡珂说…我当年离职的时候有一笔工伤费用，翟团没有给我…胡经理给我一个叫叶宁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说我妈给他打个电话…”至2020年7月，梁梓多次通过微信与刘鑫沟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事宜。梁梓称，2019年由其母亲通过电话与杂技团公司沟通相关事宜，2020年其通过微信与刘鑫沟通相关事宜。杂技团公司称，认可梁梓与刘鑫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梁梓于2020年1月才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2020年10月26日，梁梓向开发区劳仲委申请仲裁，要求：1.杂技团公司支付梁梓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3082元；2.杂技团公司支付梁梓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3082元。梁梓在仲裁阶段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明自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31日胡某任职杂技团公司人事经理期间，梁梓多次向杂技团公司主张权利。证人胡某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并当庭陈述如下：我自2011年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在杂技团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梁梓于2015年3月向公司提出离职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梁梓在职期间曾受过两次工伤，梁梓离职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向梁梓支付了十级工伤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九级工伤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共计五万元，其中九级伤残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应当是三万多元，应当由公司支付给梁梓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公司至今未支付。在我在职期间，梁梓一直提出异议。因为公司已经向梁梓支付了五万余元的费用，因此在我任职期间我告知梁梓其工伤保险待遇的总金额就是五万余元，没有告知梁梓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项目和金额。梁梓称，其离职时就知道公司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的金额不对，尚有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公司未支付，直至2020年初胡某才告知公司确实未支付该笔款项；其自离职后一直与胡某沟通此事，因其在国外，只能通过微信与胡某沟通，由于更换手机的缘故，其无法提交其与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杂技团公司称，认可胡某在公司任职人事经理的事宜，但不认可梁梓在胡某任职期间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提出过异议。2021年2月9日，开发区劳仲委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6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梁梓的全部仲裁请求。梁梓不同意上述裁决书中的裁决，诉至本院。梁梓和杂技团公司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首先，本案的仲裁时效从何时开始起算。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知道权利遭受侵害，是指权利人主观上已了解自己权利被侵害事实的发生；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了侵害，指权利人尽管主观上不了解其权利已被侵害的事实，但有理由认为权利人已了解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梁梓于2012年6月15日经鉴定确认为工伤九级，梁梓于仲裁时自认在2015年5月解除劳动合同时即已知晓杂技团公司未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而其在本案庭审中主张自2015年7月23日起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侵害，梁梓未对前后矛盾之处提交证据并进行合理解释，故本院认定自2015年5月起开始计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仲裁时效。其次，2015年5月至2019年12月4日梁梓母亲王翠华与杂技团公司通话期间，一年的仲裁时效是否已经届满。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梁梓提交其与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其中显示梁梓与胡某于2016年、2017年、2018年、2018年12月20日及之后均有关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沟通，杂技团公司称梁梓未提交原始载体，不认可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梁梓虽未提交上述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但时任杂技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胡某称梁梓于2015年5月离职之后的一两个月向其打电话主张权利，且对上述聊天记录予以认可。结合梁梓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胡某的证人证言，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梁梓在上述期间每年均向公司主张权利，已构成仲裁时效的中断，自2015年5月直至2019年12月4日，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对梁梓的主张予以采信。最后，2019年12月4日梁梓之母王翠华与杂技团公司通话以及2020年1月至7月梁梓与刘鑫沟通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事宜，是否构成仲裁时效中断。2019年12月4日杂技团公司通过座机与梁梓之母王翠华通话6分钟，梁梓主张通话内容为沟通伤残就业补助金一事，虽杂技团公司对通话内容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就此进行合理解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结合梁梓与刘鑫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王翠华与叶宁电话沟通工伤保险待遇事宜，本院对梁梓主张的上述通话内容予以认可。上述期间可以证明梁梓仍不断向杂技团公司主张权利，亦构成时效中断。关于杂技团主张梁梓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应当享受用人单位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综上，杂技团公司应支付而未支付梁梓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梁梓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杂技团公司需支付梁梓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梓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75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梁梓）。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霍志勇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唐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