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4281号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6号8层。法定代表人：袁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屈炜，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198号1602室。法定代表人：钱聿卫，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第三人：上海灵源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1188号36幢2层C区2276室。法定代表人：谈耀华，执行董事。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时报公司）诉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奥博广告公司）、第三人上海灵源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灵源广告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夏时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炜，被告奥博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聿卫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灵源广告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夏时报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判令奥博广告公司立即支付欠付华夏时报公司广告费290万元；二、判令奥博广告公司立即支付华夏时报公司违约金58万元（欠付广告费的20%）；三、判令奥博广告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保全责任保险费11520元。事实和理由为：2017年3月28日，华夏时报公司作为相应影城电影贴片广告的代理商，与做为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客户的代理商的奥博广告公司，签订了《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简称“合同”）。该合同约定：奥博广告公司委托华夏时报公司在（万达资源加中影资源）全国988家影城，于“银河护卫队2”“变形金刚5”“速度与激情8”三部电影的贴片广告中，分别为“悦诗风吟”、“悦诗风吟”和“梦状”三个广告发布客户品牌，在相应发布位置上发布12万场次的15秒电影贴片广告：合同总金额为1000万元，广告放映完毕后，奥博广告公司收到华夏时报公司提供的结案报告及余下款项发票后的90个工作日，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全款。合同还约定了，奥博广告公司如逾期付款，奥博广告公司除应立即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欠付款项外，还应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乙方损失的，奥博广告公司还应赔偿华夏时报公司的全部损失等违约责任条款。合同签订后，三部电影播出时，华夏时报公司如约履行了合同全部义务，并向奥博广告公司提供了总交易价款为1000万元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奥博广告公司仅支付了华夏时报公司100万元合同价款，经华夏时报公司催要，奥博广告公司给华夏时报公司出具了《回款保证书》，确认了华夏时报公司广告发布准确无误，并同意按照合同约定金额陆续向华夏时报公司付款，并制定了于2018年7月31日付清全部合同价款的还款计划。但奥博广告公司并未完全按照该还款计划履行，截止到2019年6月11日，仅总计支付了华夏时报公司合同价款680万元，还欠320万元合同价款未支付。华夏时报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华夏时报公司已依约履行完华所有合同义务，奥博广告公司应依约广告费。奥博广告公司现单方严重违约，且屡次拖延其承诺支付的合同价款，至今仍欠付320万元合同价款未付，给华夏时报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诉请的违约金仅按照欠付款项的20％主张，而非按照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款的20％主张）。因此华夏时报公司诉至法院。被告奥博广告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华夏时报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华夏时报公司起诉的2017年3月28日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上奥博广告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这一事实经鉴定机构鉴定，已经作出确认；第二，华夏时报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夏时报公司真实地完成了广告发布任务；第三，投放广告广告主必须要有许可和备案，一定要到工商局备案，不备案是不允许发布的。第三人灵源广告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述称意见。原告华夏时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的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合同标的额为1000万元，以下简称为1000万合同）与回款凭证；证据二、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的回款保证书；证据三、保险合同、保险经纪合同、保险费发票和投保单；证据四、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合同标的额为120万元，以下简称为120万合同）及其回款凭证；证据五、奥博广告公司的开票汇总表（三次开票信息分别统计）；证据六、电子邮件截屏；证据七、贴片广告放映证明截屏；证据八、案情说明；证据九、广告投放证明。被告奥博广告公司认可所有汇款凭证以及开票记录的真实性，并表示奥博广告公司只是帮灵源广告公司过账。对于华夏时报公司开具的上述发票，奥博广告公司表示均已收到，也都已经做入账处理。对华夏时报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奥博广告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被告奥博广告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了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转账710万元的证据材料。华夏时报公司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案审理过程中，奥博广告公司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1000万合同上奥博广告公司以及回款保证书上奥博广告公司公章印鉴是否与奥博广告公司控制的公章印鉴一致。本院受理后，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为盛唐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京盛唐司鉴所[2020]文鉴字第2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是上述检材中“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对比样本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庭审中，奥博广告公司表示该公司自设立来公章始终为同一枚，且公章始终由法定代表人钱聿卫保管。根据举证质证，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华夏时报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7日，经营范围为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设计、制作（仅限使用计算机进行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广告信息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影视策划；摄影服务；零售工艺品。庭审中，华夏时报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以下简称为120万元合同）。该合同甲方为奥博广告公司，联系人写明为“王总”，联系地址为上海虹口区高阳路243号。乙方为华夏时报公司，联系人为华雅婷。该合同所约定广告发布客户为“吕”，发布品牌为“吕-洗发水”，发布影片为“星球大战”，发布场次为8万次，发布位置为倒四。合同价格为120万元整。合同签约生效后，广告放映完毕后，奥博广告公司收到华夏时报公司提供的结案报告及余下款项发票后的70个工作日内，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全款120万元。华夏时报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为：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陶然桥支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关于违约责任，该合同约定奥博广告公司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奥博广告公司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总额的1%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华夏时报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届时，华夏时报公司有权立即停播本合同约定的映前广告，奥博广告公司除应立即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欠付款项外，还应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价款总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华夏时报公司损失的，奥博广告公司还应赔偿华夏时报公司的全部损失。该合同落款处有包含“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的印鉴以及华夏时报公司的公章印鉴。2017年8月22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在中国银行北京针织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120万元。除120万合同之外，华夏时报公司另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合同标的额为1000万元的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以下简称为1000万元合同）。该合同当事人联系信息处内容与120万元合同一致，发布内容包括三项，一是客户悦诗风吟发布的“悦诗风吟”品牌的15秒长广告，发布影片为银行护卫队2，发布资源为万达资源和中影资源全国988家影城，发布场次为12万次，发布位置为全国倒三。二是客户悦诗风吟发布的“悦诗风吟”品牌的15秒长广告，发布影片为变形金刚5，发布资源为万达资源和中影资源全国988家影城，发布场次为12万次，发布位置为全国倒五。三是客户梦妆发布的“梦妆”品牌的15秒长广告，发布影片为速度与激情8，发布资源为万达资源和中影资源全国988家影城，发布场次为12万次，发布位置为全国倒五。合同总价款为1000万元。付款条件为合同签约生效后，广告放映完毕后，奥博广告公司收到华夏时报公司提供的结案报告及余下款项发票后的90个工作日内，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合同全款1000万元。该合同落款处有包含“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的印鉴以及华夏时报公司的公章印鉴。其中，“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的印鉴经司法鉴定，与奥博广告公司自有公章印鉴不一致。据华夏时报公司表示，2016年至2017年期间，华夏时报公司派驻上海办事处负责电影贴片广告业务的华东区销售总监华雅婷具体负责与奥博广告公司业务对接。2017年底因业务调整，华夏时报公司停止与中影集团等电影发行方合作，包括华雅婷等人在内的相关业务人员相继离职，华夏时报公司已经无法与华雅婷取得联系。但根据当时协助华雅婷处理业务的同事张倩陈述，华夏时报公司与奥博广告公司谈业务按惯例都在上海的咖啡厅等公共场所进行。谈好合同主要业务后，华夏时报公司负责起草合同，并首先作为乙方盖章（包括骑缝章），随后将合同从北京总部寄给上海办事处的华雅婷，再由华雅婷交付给奥博广告公司。奥博广告公司盖好公章后，再将合同交回华雅婷或直接寄给华夏时报公司。关于奥博广告公司的联系信息，上海虹口区高阳路243号与“王总”等信息均为奥博广告公司业务人员告知华夏时报公司后被填入合同相应处，目前华夏时报公司无法确认“王总”的身份信息。华夏时报公司与奥博广告公司分别提交的转账凭证对以下付款经过予以证明：1、2017年12月4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100万元整，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100万元。2、2018年3月26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100万元整，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100万元。3、2018年4月28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100万元整，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5月2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汇款70万元；5月14日，奥博广告公司又向华夏时报公司汇款30万元。4、2018年7月13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90万元整，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100万元。5、2018年9月18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6、2018年10月26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7、2018年12月29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30.36万元，用途备注为华夏广告发布费；2019年1月2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30万元。8、2019年1月30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2.5万元，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9、2019年3月22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华夏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10、2019年6月10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广告发布费；2019年6月11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11、2019年9月30日，灵源广告公司向奥博广告公司汇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华夏广告发布费；同日，奥博广告公司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50万元。计算后，灵源广告公司总计向奥博广告公司转账702.86万元。奥博广告公司表示还有10万元系灵源广告公司通过第三方另行支付至奥博广告公司。余款2.86万元系奥博广告公司与灵源广告公司之间其他业务往来（广告设计业务）发生的设计费，但奥博广告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该设计费发生的原始凭证。庭审中，华夏时报公司提交了一份有“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印鉴的回款保证书。该保证书文本内容以华夏时报公司为抬头，正文内容为：“我司于2017年3月28日就爱茉莉集团贴片广告事宜与贵司签署了《电影贴片广告发布合同》，我司确认上述广告发布准确无误，并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陆续向贵司支付款项。目前我司已经收到贵司提供的全部发票，还有余款计人民币9000000元未支付。我司承诺于2018年9月31日前向贵司支付上述款项，具体计划为2018年2月28日前支付1000000元；2018年3月31日前支付2000000元；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3000000元；2018年7月31日前支付3000000元。”其中，“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印章的印鉴经司法鉴定，与奥博广告公司自有公章印鉴不一致。关于发票开具情况，华夏时报公司表示该公司就120万合同已经足额向奥博广告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万元合同也已经按1000万元应付款项数额向奥博广告公司开具发票。具体开票信息如下：第一次开票日期为2017年8月11日，购方名称为奥博广告公司，每张发票含税金额为10万元，商品名称为广告发布费，当日开票张数为30张，开票金额共计300万元；8月22日，华夏时报公司开具了35张与7月11日内容相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月19日，华夏时报公司再次开具了35张与7月11日内容相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奥博广告公司表示收到了华夏时报公司开具的上述发票，财务上也已经作了入账抵扣处理。此外，奥博广告公司另表示，灵源广告公司向其汇入上述款项后，奥博广告公司也向灵源广告公司开具了等额的相应发票。关于转账原因，奥博广告公司表示灵源广告公司曾找到奥博广告公司，请奥博广告公司帮忙过一下账，把款项转给华夏时报公司。庭审中，本院曾询问奥博广告公司与灵源广告公司就案涉往来款项有无合同关系，奥博广告公司表示没有。本院另要求奥博广告公司提交2016年至2018年三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奥博广告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表示可以提交，但在第二次庭审时表示不提交。另查明，根据公开信息显示，爱茉莉集团为韩国的化妆品集团公司。旗下有多个子品牌，包括洗护品牌“吕”、护肤品牌“悦诗风吟”和“梦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首要的诉争争议为，华夏时报公司与奥博广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如存在，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华夏时报公司所主张的广告合同关系；如不成立广告合同关系，奥博广告公司是否仍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虽然从现有证据中不足以认定华夏时报公司与奥博广告公司之间就案涉1000万合同存在直接的书面合意，但是奥博广告公司与华夏时报公司之间存在的频繁的财务往来，包括转账汇款以及开具、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事实使本案诉争争议不同于简单的、被冒名人因未作出可归责意思表示而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冒名行为。申言之，本案中奥博广告公司与华夏时报公司之间的财务往来，客观上存在被理解为意思表示的解释可能，因此尽管案涉书面合同上奥博广告公司的印鉴并不真实，但并不能因此径直驳回华夏时报公司的诉讼请求，仍然需要审查华夏时报公司在本案待证事实中有无应保护的信赖利益或期待利益，以及奥博广告公司有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因此应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形。具体而言，就已查明事实对应的法律关系性质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是华夏时报公司主张的代理关系能否成立，包括本案中是否存在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情形；二是若不能认定存在表见代理或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无权代理情形，当事人之间的财务往来能否导致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本案。对此，本院将分别作出论述。一、华夏时报公司、奥博广告公司和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首先，就代理关系是否可能适用于本案基础事实的认定与适用。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事实至少涉及三方当事人，一是两份广告合同中的乙方当事人，即华夏时报公司；二是并未在两份广告合同上签章，但实际向华夏时报公司转账付款并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同相对方奥博广告公司；三是实际在两份广告合同以及回款计划书上加盖“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的行为人。华夏时报公司主张该行为人与华夏时报公司订立两份广告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意见，本院难以采信，理由是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关键，在于签署合同时相对方是否对代理人有无充分、合理的代理权限作出必要的审查。就本案事实，120万合同签署时，理应代表奥博广告公司的行为人仅出示了印章，而华夏时报公司并未提交有奥博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文本或授权委托书，也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署两份广告合同时曾要求行为人提交上述文件。1000万合同签署时，虽然因120万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使得行为人在此时客观上拥有更为充分的代理权限，但此时代理权限的客观外表仍然只有公司印章。据此，本院认为华夏时报公司所提交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本案中存在表见代理行为，进而其有权直接请求法院认定奥博广告公司应当成为两份广告合同的当事人。但是，本案虽不能直接适用表见代理规则，但仍然需要审查是否能够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具体而言，虽然行为人仅出示了印章，但其以奥博广告公司名义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客观存在。据此行为人至少可被认定为无权代理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需要进一步审查奥博广告公司作为被代理人，是否作出了追认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奥博广告公司直接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了超过70%的合同价款，且支付时间自2017年8月延续至2019年9月，除付款之外奥博广告公司还实际收取了华夏时报公司以其为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万元的发票数额也与1000万合同的总价款一致。因此，上述付款及收取发票的行为有充分理由被认定为追认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就华夏时报公司作为相对方的立场而言，付款与发票作为合同的关键履行行为，能够使相对方产生充足的合理信赖利益，并消除签署合同时对审查义务履行不充分的缔约瑕疵。据此，若追认成立，则奥博广告公司应作为合同当事人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包括向华夏时报公司继续支付剩余290万元合同款项。但关于违约责任，考虑到追认行为对应的合意范围仅为合同价款本身，并不包括1000万合同文本中记载的违约责任，据此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不成为被追认后案涉双方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华夏时报公司无权依据该约定要求奥博广告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考虑到债务不履行行为的客观存在，本院酌情认定奥博广告公司应自华夏时报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9月4日）起承担按一年期同期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若财务往来不构成追认，奥博广告公司是否应当基于缔约过失承担赔偿责任若不认定奥博广告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追认，显然将不能认定华夏时报公司与奥博广告公司之间存在已成立且生效的合同法律关系。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通说认为，该项规定即我国民事立法中缔约过失责任的规范基础。因该项规定明确提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导致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因此对各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均可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解释。具体到本案事实中，华夏时报公司在履行1000万合同项下己方义务后，对获得全部合同价款具备正当的期待利益。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奥博广告公司总计向华夏时报公司支付超过了70%的总价款，也足额收取1000万元价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事实使华夏时报公司在主观上能够相信剩余应收账款在未来也将被支付。此时，若奥博广告公司表示拒付剩余合同价款，显然将与此前持续付款以及收取发票的行为产生矛盾，进而损害华夏时报公司的前述期待利益。由于奥博广告公司全额接收发票后，主观上已经知晓华夏时报公司期待利益的大小，因此奥博广告公司完全能够预见其损害行为所导致损害结果的范围。据此，对于华夏时报公司期待利益的损失，奥博广告公司在主观上可被归责，因此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并应当对华夏时报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上述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以华夏时报公司对合同剩余价款将被支付的期待利益为限。对于1000万合同约定的违约损失，因奥博广告公司在主观上不能预见该损失的发生，因此便不具备可归责性，不能将其纳入损害赔偿范围之内。综上，本案中确实存在无权代理情形。但无论奥博广告公司作出的前述财务往来能否被认定为追认的意思表示，奥博广告公司均应就其实际收取发票数额与已付款数额之间的差额，向华夏时报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此外，虽然1000万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不属于该给付义务的内容，但因奥博广告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客观上导致华夏时报公司承受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因此本院酌定以一年期同期LPR确定逾期付款利息。但利息起算时点应以华夏时报公司起诉之时为准。据此，本案中奥博广告公司应向华夏时报公司给付290万元合同价款，以及截止至2019年9月29日按320万元未付款项为计算基数，按一年期同期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9315.07元，对2019年9月30日起至290万元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应继续按实际欠付数额以一年期同期LPR计算。关于奥博广告公司提出本案案涉广告并未实际发布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付款比例、开具发票数额以及行为人出具的还款计划书对已履行事实的确认，结合华夏时报公司提交的证明广告已实际发布的证据材料，应当认定案涉1000万合同项下发布广告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相对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关于奥博广告公司提出华夏时报公司没有广告发布资质或许可，未完成广告备案等主张，经查华夏时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发布广告，且该经营范围已通过工商管理部门的审批。应认定华夏时报公司具备合法发布广告，并履行1000万合同义务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其他抗辩主张不影响本案民事责任的认定，据此本院对奥博广告公司提出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鉴定费用一节，考虑到华夏时报公司若在合同签署之前更为审慎地进行调查，客观上确有可能避免本案损失的发生，因此本院认为鉴定费用应由华夏时报公司负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合同价款2900000元以及截止至2019年9月29日的逾期付款利息9315.07元；二、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实际欠付合同价款为基数，自2019年9月30日起至该笔价款实际偿清之日为止，按一年期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收的逾期付款利息；三、驳回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640元，由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4640元（已交纳），余款30000元由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奥博广告有限公司负担43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余款670元由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34300元，由原告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宋 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龚 星书 记 员  游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