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楚成，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球，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芝琳，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炎荣，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楚成因与被上诉人郭炎荣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楚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郭炎荣向刘楚成偿还人民币1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95650元（资金占用利息从2013年12月11日开始计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开始按LPR利率计算，直至郭炎荣归还占用资金）；3.郭炎荣承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第一，法院认定刘楚成帮郭炎荣归还“过桥贷”100万元为履行保证责任，该事实认定错误。在(2018)粤01民终17467号案庭审过程中，证人曾××向法院提交书面证明，证明郭炎荣与案外人胡××向其借款700万元，刘楚成与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为借款保证人，但曾××并未出具书面保证合同，刘楚成及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心通公司）也未在保证合同上签名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该担保无效，刘楚成无需对700万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即使担保合同有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七款规定，借款在到期后郭炎荣无法偿还，债权人起诉郭炎荣，强制执行郭炎荣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刘楚成与奥心通公司才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700万“过桥贷”借款在借款到期前就已清偿，刘楚成支付100万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11月9日、12月10日、12月11日，款项的支付并非是在曾××要求刘楚成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下由刘楚成主动代为偿还的，故刘楚成代为偿还的100万元不是履行保证责任。结合(2018)粤01民终17467号案，刘楚成以借款纠纷案由起诉郭炎荣，以及在本诉中以垫付追偿案由起诉郭炎荣，可知刘楚成并不认为其帮郭炎荣垫付100万元归还郭炎荣欠曾××的借款是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在保证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刘楚成的主观意思表示；第二，一审法院关于本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在刘楚成向曾××垫付100万元后，刘楚成多次向郭炎荣追讨，在2016年6月28日，崔某、刘楚成、郭炎荣在一起商谈刘楚成代支付黎××贷款时，刘楚成再次向郭炎荣追讨该100万元，但郭炎荣拒绝还款，为此当时在场证人崔某向法院出具书面证明证实此事，该证明对审理本案事实具有重大影响，应慎重查明，而不是仅在郭炎荣否认的情况下对该证据不予采纳。2017年，刘楚成向番禺法院起诉要求郭炎荣偿还其垫付的100万元，刘楚成代郭炎荣垫付100万元后对郭炎荣形成的新债权关系，双方未约定该债权的还款时间，本案并未超诉讼时效；第三，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刘楚成确实帮郭炎荣向曾××垫付了100万元，郭炎荣也没有证据归还了该100万元垫付款，在刘楚成没有明确表示郭炎荣无需归还100万元垫付款的情况下，无论该垫付是何种法律行为，即使属于提前履行保证责任，郭炎荣也应归还该款项。在庭审过程中，刘楚成补充以下事实与理由：第一，从郭炎荣偿还平安银行700万元贷款可看出，郭炎荣是整个7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如其中100万元是刘楚成使用的，刘楚成就不应是700万元的担保人，而应是实际借款人。过桥资金700万元对应过桥利息是35万元，如果100万元是刘楚成使用的，那利息是5万元，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刘楚成代郭炎荣支付了其中的3万元，而不是5万元，可看出刘楚成也不是1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另从第三方曾××以及证人崔某的证言来看，整个7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也是郭炎荣；第二，一审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刘楚成的上诉请求，且提出证人崔某没有出庭作证，刘楚成本案二审申请崔某到庭作证，从崔某的证言来看，在2016年6月份时，崔某、刘楚成、郭炎荣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刘楚成向郭炎荣追讨过涉案的100万元。证人崔某与刘楚成、郭炎荣之间曾有业务合作往来，崔某不存在与刘楚成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故崔某的证人证言是认定本案的重要依据，应被采纳；第三，郭炎荣在借贷案以及本案一审中，主要抗辩理由是涉案100万元是由刘楚成实际使用。若是这样，涉案100万元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以该份协议书作为对本案所涉及的100万元的抗辩理由，这完全不相关。被上诉人郭炎荣答辩称，第一，郭炎荣之前出具的证据，说明刘楚成是涉案100万元的使用人，且在案外人曾××发放借款之前，提前支付700万元的利息。民间借贷一般都是先给利息再拿借款，故该行为符合借款使用的一般习惯；第二，双方曾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刘楚成欠郭炎荣100万元，如双方之间还涉及其他债权债务未解决，刘楚成应在当时就提出意见，双方予以互相抵扣。事实是因当时双方签订该协议，郭炎荣起诉刘楚成还款，刘楚成为了不履行相关义务，多次在不同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规避法律责任；第三，本案已超诉讼时效，刘楚成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关法律基础。刘楚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郭炎荣向刘楚成偿还人民币1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95650元（资金占用利息自2013年12月11日开始，按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9月25日，应计算至郭炎荣还清全部100万款项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郭炎荣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刘楚成、郭炎荣确认：案外人曾××于2013年11月8日与郭炎荣、案外人胡××签订《借款合同》，向郭炎荣出借700万元人民币，刘楚成及奥心通公司为保证人；上述700万元人民币系经曾××控制的账号于2013年11月11日分四笔汇入奥心通公司的账号；曾××于2013年11月9日收到刘楚成转账支付的3万元人民币借款利息等。为证明崔某按刘楚成要求，将刘楚成存放在其处的97万元转账给曾××，用于归还郭炎荣向曾××的欠款，刘楚成提交崔某出具的证明、银行转账明细和确认书。崔某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崔某于2013年12月10日及11日根据刘楚成的要求，将属于刘楚成所有并存放在本人工商银行天河北支行账户的人民币97万元汇出至曾××银行账户，这笔钱是郭炎荣欠曾××钱，因此找刘楚成借钱过桥，曾××已确认收到该款项（详见确认书）”，该证明有崔某的签名及指印，落款时间处未填写等。银行流水显示，崔某于2013年12月10日向曾××转账77万元、于2013年12月11日向曾××转账20万元。确认书载明“甲方：曾××；乙方1：郭炎荣；乙方2：胡××。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甲方按约定将借款人民币柒佰万元整全额交付予乙方。现乙方实际向甲方偿还本金柒佰万元整并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利息，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及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乙方自愿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并不再就此借款合同提出任何异议”。确认书甲方处有曾××的私章确认，乙方代表处有郭炎荣的签名确认，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另外，确认书落款日期下方有手写字体“上述借款其中97万由崔某直至转入曾××银行账户用作还款”，手写字体处有曾××的私章确认。郭炎荣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另，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郭炎荣在该案中确认《确认书》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在签名时并无下方手写字体，郭炎荣对确认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其认为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该案无关。在该案，曾××出庭证人证言摘录如下“原代：证人，根据我方的了解，郭炎荣于2013年11月8日向你借款700万元的情况，是否属实？曾：是的，属实。原代：你在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确认书是证明这700万元郭炎荣已经偿还完毕，其中97万元是崔某代为偿还的情况，请问是否属实？曾：我确认郭炎荣向我借款的700万元已经偿还完毕，但我没有写过你说的相关内容，但后来经过查账，崔某确实是通过她的账户向我个人的账户转账了97万元。原代：现在向证人出示我方提供的证据2确认书，请证人对确认书的内容进行核实。曾：关于确认书，上面一部分打印的内容是我公司的固定格式，落款甲方盖的也是我的私章，经核对，下面的手写内容不是我书写的，应该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写的，手写内容上盖的私章是我的。审：请证人明确，是否确认《确认书》的真实性？曾：确认《确认书》上打印的内容及下面手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原代：证人，刘楚成2013年11月9日通过他的账户向你转账3万元，转账凭证上备注“往来款”，支出证明单上备注“过桥诚意金”，请问该3万元是否包含在了郭炎荣的700万元借款中？曾：是的，这3万元是包含在了郭炎荣的700万元借款中。……被代：证人，请问确认书出具时是否只有上面打印的内容，而没有下面手写的内容，手写的内容是否在确认书签订时是没有出现的，是后面才加上的？曾：确认书出具时只有上面打印的内容，没有下面手写的内容，签订的时候，我本人不在场，是由我的工作人员经办的，当时的情况是郭炎荣700万元借款已结清，需要办理结清手续，据我向工作人员了解的情况，确认书在签订时，郭炎荣是不在场的，在打印的部分盖了我的私章后，崔某当场要求加上手写的部分，后来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当场写上手写部分内容，并加盖了我的私章，确认书的盖章和手写部分应该是在同时完成的，但我不太清楚郭炎荣的签字是在确认书盖章前还是盖章后。……被代：请问确认书上手写的内容，证人是否知情？曾：我刚询问过经办的工作人员，她称由于已经好几年了，已经不记得当时是郭炎荣还是崔某或是其他人过来办理结清手续的，她通过辨认确认书上的字迹，确认手写部分是她本人书写的，但手写部分是应崔某的要求还是其他人的要求手写的，她不记得了，她也不记得确认书上的盖章和手写部分是否是在同时完成的，也不太情况郭炎荣的签字是在确认书盖章前还是盖章后。……被代：证人，当时为何借款700万元给郭炎荣？曾：郭炎荣是向我借钱做过桥资金，过桥资金是为了偿还银行的贷款债务。……原代：证人，如果没有刘楚成这3万元和崔某的97万元，你是否会认同郭炎荣已经还清了700万元的借款？曾：当然不会。……审：关于郭炎荣刚出具的《证明》，请问是否是证人本人拟定的，并在证明人处签名的？证人是将这份证明交给谁？曾：当时刘楚成找到我，希望我对这笔借款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所以我应刘楚成的要求出具了《证明》，证明的内容是我本人拟定的，证明人处的签名是我本人的亲笔签名，这份证明我通过微信发给了刘楚成。后来，郭炎荣也向我了解情况，我向他出示这份证明，他用手机拍照留存。我的证明内容就是对刘楚成、崔某向我个人账户里转账的100万元作出说明，其他的情况，我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涉及。审：根据《证明》的内容，2013年11月8日编号为20131112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和出借人、保证人分别是谁？曾：经过查阅之前的记录，当时借款人是郭炎荣和胡××，出借人是我本人，保证人是刘楚成和奥心通公司。审：这笔借款的数额就是700万元，除了本案涉及的100万元，其他的600万元是否是郭炎荣自己还清的？曾：由于时间比较久远，我不太记得其他的600万元的具体清偿情况，当时结合我个人账户的情况，以及确认书的情况，当时我们也尝试过寻找档案是否有确认书，但是没有找到确认书，但在查询过我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情况后，我认为刘楚成和崔某的还款是为偿还这700万中的100万款项，所以我出具了这份《证明》……”。经该案庭审质证，郭炎荣确认曾××向其出借的700万元其中的600万元系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另外100万元系刘楚成用于自用，该借款系由刘楚成及奥心通公司作为借款担保人。在该案中，刘楚成称“当时是郭炎荣打电话给我，他特别急需钱去还曾××的借款，他说当天是最后一天还款期，超期会有巨额的利息，所以我叫崔建玲帮忙把钱转到曾××的账户上……当时这700万元借款借出时，郭炎荣还是奥心通公司的股东，借款人曾××在借款前到我公司看过，她一定要求我和公司担任保证人，所以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就做了担保人。当时款项快到期时，郭炎荣告诉我非常着急，所以郭炎荣跟我借100万元偿还曾××的700万元借款，我就想办法还了这些钱……我认为这30000元是我支付给郭炎荣的借款本金，至于证人为何要说该30000元是我支付的借款利息，我不太清楚，但郭炎荣在借款前就跟我说过，这100万元估计是无法偿还了，要我提前做好准备帮他偿还。所以我在实际放款前就先支付给曾××30000元，至于这30000元是什么性质，都不影响我实际代郭炎荣向曾××偿还30000元的事实……”。为证明郭炎荣持有奥心通公司48%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刘楚成持有奥心通公司47%股份是第二大股东，刘楚成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3787号民事判决书。郭炎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为证明2012年郭炎荣凭借奥心通公司大股东身份，通过奥心通公司向平安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到期时，郭炎荣无法偿还贷款，故提出向刘楚成借“过桥贷”，刘楚成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书。郭炎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以奥心通公司为主体向银行贷款，是双方共同认可的行为，且曾多次发生，此外刘楚成是奥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楚成妻子王××是奥心通公司财务，郭炎荣股权只有48%，郭炎荣不可能控制奥心通公司或单方促使奥心通公司向银行贷款。为证明刘楚成没有使用100万元“过桥贷”，刘楚成提交奥心通公司还贷账户交易明细（账号11×××01）。郭炎荣认为未看到原件，真实性有待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对其关联性也不予确认。为证明刘楚成多次向郭炎荣追讨100万元，刘楚成提交《证明》及《补充协议》，其中《证明》记载“本人崔某于2013年12月10日及11日根据刘楚成的要求，将属于刘楚成所有并存放于本人工商银行天河北支行账户的人民币97万元汇出至曾××名下工商银行番禺支行账户，这笔钱是郭炎荣欠曾××钱，因此找刘楚成借钱过桥。汇出该款项后，刘楚成曾多次找郭炎荣催要上述款项，2016年6月28日，本人、刘楚成、郭炎荣在一起谈刘楚成代支付黎××贷款时。刘楚成再次要求郭炎荣归还其代支付的过桥款100万元。证明人崔某，时间2020年5月25日”。《补充协议》记载“…刘楚成代支付黎××永铿厂贷款及使用费…”，落款债权人处有刘楚成的签名、指印及“2016.6.28”，证明人处有崔某、郭炎荣的签名及指印。郭炎荣对《证明》不予确认，认为崔某与刘楚成有利害关系，所陈述的不是事实。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认为该补充协议说明的内容是广州市楚天塑料容器有限公司（刘楚成的关联公司）于2015年出借款项予郭炎荣，郭炎荣直接向刘楚成的账户还款，双方对此作确认，并未对涉及本案的100万作任何约定。为证明取得曾××借款后，刘楚成为覆盖借桥利息成本，将100万元借予崔某，郭炎荣提交刘楚成妻子王××与崔某签订的《借款合同》，记载：甲方（贷款人）王××，乙方（借款人）崔某，乙方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30日（2013年11月27日至2013年12月26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落款甲方处无签名，乙方处有崔某的签名及指印，签约日期2013年11月27日，在文本空白处有手写“已还清”。刘楚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借款是案外人的自有资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按照郭炎荣的说法，刘楚成向曾××借款100万，期限一个月，利息3万元，而王××借给崔某1个月，利息也是3万元，刘楚成从中无获利，没有任何人会这样做，郭炎荣的说法不可采信。郭炎荣提交2014年10月23日刘楚成、郭炎荣及黎××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刘楚成；乙方：黎××；丙方：郭炎荣。鉴于：1、甲乙双方原是奥心通公司的股东，分别为甲方持有47%，乙方持有48%的股份；2、甲乙双方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将48%股权以1000元对价转让给甲方;…4、奥心通于2013年12月10日向华兴银行借款40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甲方，奥心通于2013年1月8日向中国银行借款100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乙方。为理顺上述两笔债务，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供双方共同执行：一、400万元借款的余额400万元，由甲方负责偿还；二、1000万元借款由乙方负责偿还……六、甲方承诺：甲方受让乙方股权后，成为奥心通的控股股东，甲方保证在奥心通盈利的情况下，优先偿还郭炎荣1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2014年7月1日前奥心通欠付郭炎荣的厂房租金278020.47元。七、郭炎荣同意放弃2014年10月23日前奥心通欠郭炎荣100万借款的利息。从2014年10月24日起，甲方承诺，按照每月7000元的标准向郭炎荣支付借款100万元的利息，直到还清借款为止……”。协议书有刘楚成作为甲方，郭炎荣作为丙方的签字及指印确认。刘楚成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这是双方解决郭炎荣退出奥心通公司而签订，签订该协议书时，双方并没有对债权债务做全面清算，事实上在签订协议后，双方因债权债务产生多起诉讼，因此该协议书不是双方全面清算债权债务而签订的确定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协议。就本案相同的事实，刘楚成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刘楚成提交的证据及刘楚成、郭炎荣的陈述，可以证明郭炎荣向曾××的700万借款中由刘楚成支付了3万元的利息并由刘楚成指示崔某代还了97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楚成提供了基本证据证明其已代郭炎荣向曾××偿还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此时可以首先推定刘楚成与郭炎荣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但此时刘楚成的举证责任并未完全完成，仅凭证言证明待证事实是基于经验法则的认知。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郭炎荣应当就与刘楚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该证据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要达到“相应”标准即可。郭炎荣在本案中否认曾口头要求刘楚成帮忙还款，其认为，刘楚成在借款到账前就向曾××还款3万元的行为不合常理，真实情况是其清偿的100万元是刘楚成以郭炎荣名义向曾××借的，曾××向郭炎荣交付借款后，由刘楚成取得其中100万元自用。该院认为，郭炎荣提供的曾××证人证言显示，曾××认为刘楚成支付的3万元是借款利息，刘楚成自己的陈述则前后矛盾，刘楚成认为其向曾××交付100万元的行为并非履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临时救急，但又称之所以提前还款给曾××，是因为郭炎荣早就和他说过，不打算归还100万元的款项，希望其代为归还。该院认为，刘楚成的说辞前后矛盾，不合常理，郭炎荣的解释和提供的证人证言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使刘楚成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标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刘楚成至此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刘楚成除上述证据外，不能向该院提交其他证据继续证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存在，刘楚成仅凭郭炎荣从代还款行为中受益的结果，推导出郭炎荣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该院认为不足以证明郭炎荣有借款合意。综上，刘楚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刘楚成主张其与郭炎荣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予采纳，故对于刘楚成要求郭炎荣归还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驳回。刘楚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中，刘楚成以其帮助郭炎荣偿还了100万元借款，但郭炎荣未予返还，基于其履行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提起诉讼。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刘楚成明确其主张追偿权理由，刘楚成认为由于郭炎荣不承认有借款的合意，其主张在郭炎荣与曾××借款关系中处于担保责任且为其履行了部分责任，即帮郭炎荣偿还了100万元，故以代替履行保证责任进行追偿。庭审后刘楚成称，其认为刘楚成代郭炎荣垫付的100万元并非是履行保证责任，只是垫付，理由为：1.根据曾××在（2018）粤01民终17467号案中出具的证人证言，刘楚成和奥心通公司为郭炎荣向其借“过桥贷”700万的保证人，但该保证责任并没有注明是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刘楚成与奥心通公司承担的为一般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上述借款只有在到期后郭炎荣无法偿还时，刘楚成与奥心通公司才需履行保证责任；2.本案700万“过桥贷”借款是在借款到期前就已经清偿，而刘楚成支付100万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11月9日及2013年12月10日、11日，且款项的支付并非是在曾××要求刘楚成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下支付的。诉讼中，刘楚成称其多次向郭炎荣追讨，在2016年6月28日，崔某、刘楚成、郭炎荣在一起商谈刘楚成代支付黎××永锵厂贷款时，刘楚成再次向郭炎荣追讨该100万元，但郭炎荣拒绝还款，2017年刘楚成即向番禺法院起诉要求郭炎荣偿还其垫付的100万元[（2017）粤0113民初7860号]，以及刘楚成代郭炎荣垫付归还100万后对郭炎荣形成债权关系，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郭炎荣则认为刘楚成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其认为在本案中，刘楚成称于2013年12月11日通过案外人崔某代郭炎荣还款，至今已逾2年，刘楚成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郭炎荣为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且双方当事人庭审时亦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楚成帮助郭炎荣偿还100万元是否属于履行保证责任。首先，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郭炎荣向曾××借入的700万元借款中，由刘楚成支付了3万元的利息并由刘楚成指示崔某代还了97万元，郭炎荣确实从上述代还款中受益。但上述民事判决书均认为刘楚成不能证明其与郭炎荣就上述100万元有借款合意，双方就该100万元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刘楚成是曾××与郭炎荣、胡××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且其亦确认曾××在证人证言中关于“于2013年11月9日收到刘楚成转账支付的3万元人民币借款利息”的陈述。再次，崔某系按刘楚成指示向曾××还款，分别于2013年12月10日、11日向曾××转账77万元、20万元。最后，虽然刘楚成在庭后向一审法院称其代郭炎荣垫付的100万元并非是履行保证责任，只是垫付，但根据刘楚成在本案起诉状、庭审时和（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案中的陈述以及曾××在（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案中的证人证言，该100万元支付的时间发生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之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的支付是刘楚成在履行郭炎荣、胡××与曾××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的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关于刘楚成提交崔某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刘楚成仅提供证人证言，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郭炎荣亦不认可该证明内容，故一审法院对《证明》不予采纳。即使《证明》记载的内容属实，刘楚成亦自述郭炎荣拒绝还款，故刘楚成未有证据证明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则一审法院对郭炎荣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采纳，对刘楚成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楚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16461元，由刘楚成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楚成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借14-12-18；2.《借款合同》，借款编号：借15-06-20-B；3.《承诺书》，合同编号：借15-12-16，以上三份证据拟证明2014年至2015年期间，郭炎荣曾多次向奥心通公司借款，在此期间，刘楚成多次向郭炎荣追讨其代郭炎荣支付给曾××的100万元借款，因当时刘楚成、郭炎荣、崔某三方生意上有来往，彼此相熟，故崔某常作为郭炎荣借款的见证人，同时也知悉刘楚成向郭炎荣追讨的情况。郭炎荣质证称，假设刘楚成提供的证据有原件，证据1合同中的1000万是由郭炎荣去借款且归还的，最后郭炎荣也还了该笔钱了；证据2、证据3与本案无关。二审期间，刘楚成申请证人崔某出庭。崔某出庭作证称，其清楚刘楚成、郭炎荣之间100万元的款项关系，大概在2015年、2016年开股东会时听到过刘楚成催郭炎荣还款，地点是在市桥广场咖啡厅，当时就崔某、刘楚成、郭炎荣三人在场，具体时间已经不记得了。对于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郭炎荣质证称，对证人的陈述有异议。刘楚成质证称，对证人的陈述无异议。刘楚成在本案明确起起诉请求郭炎荣返还100万元，是基于其为郭炎荣垫付款项形成的债权债务，并非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后行使的追偿权形成的债权债务。本院认为，郭炎荣为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庭审时亦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通常，债的类型包括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刘楚成在本案主张返还垫付款，属合同之债，但垫付款项本身不是独立的合同，应审查垫付所依据的基础合同关系。刘楚成另案主张其支付的涉案100万元是基于其与郭炎荣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该案生效判决已审查并认定刘楚成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本案原审认定刘楚成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垫付款项，但刘楚成二审明确其非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垫付款项，是当事人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在垫付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中，或因借款形成的垫付款项，或因履行担保义务形成的垫付款项，本案中，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不存在借款形成的垫付款项关系，而本案中刘楚成又不确认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垫付的款项，即刘楚成主张的垫付款项，无法明确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垫付，故在基础法律关系不明的情况下，刘楚成主张的返还垫付款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刘楚成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61元，由上诉人刘楚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李志明审判员  瞿 栋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佶利陈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