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荻，女，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焱，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榆，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琦，女，197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洁，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球，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荻因与被上诉人商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7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焱、黄晓榆，被上诉人商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荻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宋荻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商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双方之间依法成立借贷关系。首先，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3月3日，商琦以其开办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宋荻提出借款100000元。2016年11月5日，商琦以其需要投资教育咨询企业为由向宋荻提出借款80000元。因双方为合作伙伴关系，出于好意，宋荻均同意出借上述两笔借款，不仅未要求商琦出具借条，也未与其约定借款利息。其次，宋荻已向商琦转账100000元和80000元，已完成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2016年3月3日，宋荻通过中国银行ATM机向商琦分别转出两笔人民币50000元，共转出100000元。2016年11月5日，宋荻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向商琦转出80000元，因该笔借款为商琦投资需要，故附言“投资款”以便日后查账。第三，宋荻与商琦依法成立借贷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九十七条和第二百一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且该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也即贷款人通过银行转账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成立、生效，自借款合同生效时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本案中，宋荻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在2016年3月3日和2016年11月5日向商琦转出人民币共计180000元，双方的借款合同分别自2016年3月3日和2016年11月5日成立并生效。二、宋荻有权要求商琦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本案中，宋荻与商琦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且宋荻已完成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虽双方未对利息、逾期利息及还款日期等进行约定，但宋荻有权随时要求商琦偿还借款，并有权要求商琦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宋荻已于2019年12月10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明确要求商琦偿还借款，因商琦一直未偿还借款，故宋荻有权要求商琦自2019年12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三、一审法院将本案中的借款认定为股权投资款，同时认为商琦向宋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涵盖了宋荻的借款，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一）关于宋荻于原广州美优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美加公司）现为广州英卓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卓公司）的股权投资款。1.宋荻与商琦曾均为美优加公司股东，且宋荻已提前履行其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2016年2月24日，为合作成立美优加公司，宋荻与商琦及案外人莫伟星、梁碧霞一起制定美优加公司的《章程》，该《章程》中约定宋荻认缴出资额为5万元，占出资比例的5％，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46年2月23日。2016年11月2日，宋荻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向美优加公司转账5万元，并附言该款项为“投资款”。2.因公司发展需要，美优加公司经登记备案，变更为英卓公司，宋荻亦已完成其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2016年12月16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查，决定准予美优加公司的名称变更为英卓公司，主营项目类别变更为教育，股东情况从梁碧霞、莫伟星、商琦、宋荻变更为梁碧霞、商琦和宋荻，也即变更后，宋荻和商琦仍是该公司的股东。2017年3月l0日，宋荻与商琦及案外人梁碧霞共同签订《股东出资协议》。该协议在第3条明确了该公司经工商机关登记的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宋荻仍认缴注册资本5万元，占股权比例的5％，出资方式为货币。该协议在第2.1条确认乙方即宋荻己实缴出资5万元人民币。因此宋荻已完成其作为英卓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3.因宋荻将其5％的股权转让给商琦，商琦向宋荻支付了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019年7月30日，英卓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宋荻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商琦，转让股权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款、印发税款由转让方承担。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019年12月2日，宋荻与商琦共同签订《履约完结确认书》，确认宋荻已收到商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30万元，双方就转让股权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结清。（二）宋荻于2016年11月2日向美优加公司转账的5万元才是股权投资款，且与本案的18万元借款无关，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错误。从法律关系上来说，30万元的股价转让款与本案的18万元应还借款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也明显并非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同一内容。对于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商琦受让宋荻5％股权应履行的支付义务内容。而对于本案中的18万元应还借款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是商琦向宋荻借款应履行的还款义务内容。一审法院混淆投资款与借款的差别，将二者混为一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商琦答辩称：一、商琦与宋荻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宋荻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宋荻与商琦之间存在款项往来，无法证明该款项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宋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即宋荻需对证明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宋荻除了转账凭证，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贷事实存在。首先，两笔转账均发生于2016年，时隔4年之久，若两笔转账为借款，宋荻既不保留商琦向宋荻表达借款意图的记录、期间也从未进行催收系完全违背常理的。况且，宋荻于2016年11月5日向商琦转账8万元时已自行备注了“投资款”，宋荻所述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因此，宋荻仅以转账凭证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2.宋荻已积极举证证实涉案款项为投资款。商琦与宋荻及案外人梁碧霞均为美优加公司的股东，宋荻及案外人梁碧霞二人自美优加公司成立起即各占股份5％直到二人同时退出。美优加公司成立时，商琦则与其二人约定其二人的股份比例各为5％，各需实际投入25万元，其中20万元汇入商琦账户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剩下5万元待后期汇入公司账户完成实缴出资。以上约定达成后，案外人梁碧霞如约于2016年3月2日向商琦账户汇入20万元，但宋荻因资金不足，仅于2016年3月3日汇入了10万元，剩余10万元则分次履行，其中包含宋荻于2016年11月5日汇入的备注为投资款的8万元。正是基于宋荻与案外人梁碧霞二人的投资额分别为25万元而非5万元，商琦才会在公司亏损以及与二人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花30万元（合计60万元）的价格购买其二人的股权。商琦提供了工商档案、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综上，涉案款项为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商琦已经举证证明涉案款项为投资款，宋荻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宋荻仍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借贷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因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宋荻涉嫌虚假诉讼。本案实际因股东之间矛盾而引发，从上述宋荻分期支付投资款以及宋荻的增资款亦为商琦代付即可知宋荻根本没有出借能力。况且，若双方真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商琦当然会在股权转让时与宋荻一并结算，溢价收购宋荻的股权更是不可能。宋荻为发泄自己的情绪，虚构借贷事实，涉嫌虚假诉讼，请法院查明事实。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商琦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宋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商琦立即向宋荻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2.商琦向宋荻支付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还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宋荻提供2016年3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商琦50000元、50000元，另提供2016年1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商琦80000元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其中2016年11月5日转账附言为“投资款”。宋荻未能提供相应的借款合同、借据等相关债权凭证，亦未能提供双方协商还款期限、利息、违约责任及向商琦追偿还款的任何书面、口头、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商琦抗辩上述款项仅为宋荻向英卓公司的投资款，并提供了双方在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涉及另外还有10万元没给、2016年五一之后尽快把它打到账上、许诺的那个20万元现在是没有问题了、我们之前一共的30万元是公司的启动资金、我们投入了30万元现在账面应该还有24万多对吧、我们也是5倍溢价投资进公司、他和我合起来的50万在你一直没有实缴完毕的情况下这就是开山之本等内容，宋荻未予确认并主张其认缴金额已于2016年11月2日注资完成，但未能就上述聊天记录中涉及的溢价投资款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宋荻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对于债权债务的成立除转账记录外，应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相应的债权凭证予以证明，或应提供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辅助证据予以证明，宋荻在上述款项转账时，已自行备注为“投资款”，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定商琦提供的微信记录中涉及溢价投资款剔除于宋荻主张的180000元款项之外，因此，宋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宋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宋荻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2007元（宋荻已预交），由宋荻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法律、司法解释。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仍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讼争18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宋荻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商琦向其借款180000元，而商琦抗辩系属于双方合作投资款，并提供了2016年2月开始双方合作经营英卓公司及2019年7月商琦收购宋荻股份的相关资料、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反映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微信谈及5倍溢价投资公司等情节；结合讼争三笔转款中，2016年3月3日转账50000元、50000元的时间与合作公司开办的时间比较接近、2016年11月5日转账80000元的附言中明确备注“投资款”的事实，本院认定商琦的抗辩和举证足以达到让人相信本案借贷关系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故作为原告一方的宋荻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仍应当就涉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鉴于宋荻除了转账凭证之外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讼争款项属于借款，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宋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4元，由宋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邹迎晖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林洁裕书 记 员 何贤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