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8民初11659号原告:王亚静，女，1970年3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王亚静之夫），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宁，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4号。法定代表人：ThomasVidebaek，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霞，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晋瑾，女，该公司人事专员，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北京永信达实业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7号国侨宾馆501室。法定代表人：王遵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策，男，该公司法务助理，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王亚静与被告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维信公司）、第三人北京永信达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永信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亚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苏宁、被告诺维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霞、晋瑾、第三人永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策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亚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诺维信公司向我支付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养老保险金10800元（包含每月1200元工资，缴存比例20%，共计45个月，该期间诺维信公司应该缴纳但实际未缴纳养老保险）；2、诺维信公司向我支付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医疗保险金4200元（包含每月1200元工资，缴存比例7%，共计50个月，该期间诺维信公司应该缴纳但实际未缴纳医疗保险）；3、诺维信公司向我赔偿工龄补缴费13800.6元（办理退休时我的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足20年，社保部门要求我进行一次性趸缴，我缴纳了13800.6元费用给社保部门）；4、诺维信公司向我赔偿退休金差额68695.2元；5、要求确认我与诺维信公司自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我于1997年9月8日入职诺维信公司，任实验室助理一职，月工资1200元，诺维信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7月诺维信公司为我交纳养老保险，2001年12月交纳医疗保险。2002年6月1日诺维信公司与我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2020年10月21日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京劳人仲字(2020)第1529号裁决书，确认我与诺维信公司之间自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3月我办理退休手续，由于诺维信公司未按时为我交纳医疗保险工资，医疗保险交纳年限少于20年，导致我补交工龄费13800.6元。同时由于诺维信公司未按时为我交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交纳年限少3年7个月，导致我每月少领取退休金400元，共计少领取96000元。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为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支持我诉讼请求。诺维信公司辩称，不同意王亚静的诉讼请求。一、王亚静全部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请。二、2002年6月1日前，王亚静与诺维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王亚静全部诉讼请求的主体错误，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三、诺维信公司无需支付王亚静主张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工龄补交费和退休金差额，其请求支付的对象错误且无法律依据，诉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此外，认可王亚静于2020年3月27日退休，2002年6月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各方存在劳动关系，2002年6月之前与王亚静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单位未就仲裁结果提起诉讼，但不认可仲裁结果，已超过起诉期限，起诉期限经过之后我单位又找到了新的证据，是对劳动关系非常有意义的一项证据，即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证明2002年6月之前我单位与王亚静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期间我方表达过关于各方关系的意见，但仲裁委以我单位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为由，支持了王亚静的仲裁请求。永信达述称，王亚静现为退休职工，其诉讼请求属于劳动者认为在职期间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退休后养老金数额降低，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的情形，该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对其起诉予以驳回。根据王亚静所述内容，可知王亚静在诺维信公司工作长达20余年，诺维信公司如否认王亚静在我司代缴社保期间的工龄问题，我司认为是极不合适也极不妥当的，针对这11个月，我司认为诺维信公司没有推诿扯皮的必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王亚静在诺维信公司工作，但三方当事人针对法律关系各执一词。王亚静主张其与诺维信公司自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其与永信达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王亚静就其主张提举了以下证据：1、证明。显示“致：中关村派出所，王亚静女士是诺维信公司的实验室助理，她是1997年9月8日加入诺维信公司的。特此证明。”下方显示打印字体刘某，2008年7月25日，并显示加盖诺维信公司公章。诺维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1997年9月8日王亚静加入其公司，但所谓加入其公司是指王亚静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在其公司工作，不代表与其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实际情况是王亚静直到2002年6月才与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此前是劳务派遣人员。永信达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与其公司无关，此前均未见过。2、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查询日期为1996年1月至2019年9月，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诺维信公司，缴费期间为2001年7月至2019年9月。诺维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永信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更加说明王亚静与诺维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3、劳动合同。显示诺维信公司与王亚静签订，期限自2002年6月1日起3年期。诺维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永信达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与其公司无关，此前均未见过。诺维信公司则主张2002年6月1日至2020年3月27日王亚静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与永信达公司在2001年6月1日至2002年5月31日期间为劳务派遣关系，在此之前也是劳务派遣关系，但起始期间无法确认，查不清了，没有相应的资料。诺维信公司就己方主张提举了以下证据：1、就业证三份。（1）显示持证人姓名王亚静，签发日期2001年7月26日，签发机关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记录处显示就业单位永信达公司，合同期限2001年7月26日至2002年3月31日。（2）显示持证人为案外人，签发日期1999年3月。（3）显示持证人为案外人，签发日期2001年7月26日，签发机关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记录处显示就业单位永信达公司，合同期限2001年7月26日至2002年3月31日。王亚静对第一份就业证表示无法核实真实性，其本人并未向相关机构申请过就业证，对另两份就业证不予认可。永信达公司仅认可第一份与第三份就业证的真实性，不认可第二份就业证的真实性。针对就业证的情况，经本院咨询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得知，2001年、2002年左右就业证政策实施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当时北京市对外地进京工作的劳动力管理比较严格，要求办理就业证后才能在京就业，但具体的就业证经办单位并非西城社保，西城社保将此证下发至外地各省市驻北京办事处，由驻京办具体经办，故西城社保并不留存与就业证有关的任何材料。因此后国家政策对驻京办有一系列的取消相应政策文件及时间久远等原因，导致无法向本院明确对于外地进京工作的人员就业证是由哪家驻京办具体经办的，相应联系方式无法向本院提供。就此，经本院询问诺维信公司在2001年、2002年之前王亚静的具体情况，该公司称很多资料均没有了，没有找到此前王亚静办理的就业证，王亚静一直不是其公司的正式员工，其可能属于派遣员工。2、岗位协议书。显示甲方为诺维信公司，乙方为王亚静。乙方信息下方显示劳动派遣单位为永信达公司。合同内容处显示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01年6月1日至2002年5月31日。协议落款处显示诺维信公司公章及王亚静签字，2001年6月26日。王亚静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表示其不知道劳务派遣的情况，且合同期限与就业证期限亦不符，诺维信公司提举的证据相互矛盾。永信达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对此亦不知情。永信达公司则主张其公司曾给王亚静办理过就业证，但与王亚静没有劳动或劳务派遣关系，其公司与诺维信公司系社会保险人事代理合同关系，具体起始期间无法核实。永信达公司就己方主张提举了《社会保险（人事代理）合同》。显示甲方为诺维信公司，乙方为永信达公司，载明：“一、委托代理范围：1、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为甲方员工办理代缴、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险手续。2、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为甲方户口为外地的员工在甲方注册地办理用工指标审批手续，并办理外地员工《就业证》。3、……五、本合同自2002年4月1日至2003年3月31日生效。……”王亚静表示其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诺维信公司则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其公司委托永信达公司代缴社保等相关手续的合同，本案争议发生在2002年5月31日之前。针对1997年9月至2002年5月期间王亚静的工资支付情况。王亚静主张系诺维信公司现金向其支付工资，诺维信公司则主张系永信达公司发放，永信达公司则主张其公司从未向王亚静支付工资。王亚静明确其第一至三项诉讼请求的具体构成，表示：1、其主张的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养老保险金10800元的核算方式为：包含每月1200元工资，缴存比例20%，共计45个月，该期间应该缴纳但实际未缴纳养老保险，故应支付其养老保险金。就此经查，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期间王亚静为农业户籍。经本院释明并询问王亚静，其提出的该项请求是否为农业户籍人员主张的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王亚静表示，其坚持主张养老保险金，在本案中不主张未为农业户籍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2、其主张的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医疗保险金4200元，包含每月1200元工资，缴存比例7%，共计50个月，该期间诺维信公司应缴纳但实际未缴纳医疗保险。3、其主张的工龄补缴费13800.6元，核算方式为：办理退休时其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足20年，社保部门要求其进行一次性趸缴，其缴纳了13800.6元费用给社保部门，要求诺维信公司进行赔偿。诺维信公司为王亚静办理了退休手续，社会保险部门核准王亚静养老金的统筹支付金额为1808.37元，王亚静表示其已开始领取退休待遇。王亚静要求诺维信公司向其赔偿退休金差额68695.2元，具体的核算方式为：依据社保部门出具的退休工资构成可见：基础养老金部分计发基数7473.51元，比例18.75，金额是1401.28元，再结合全部缴费年限18年9个月，事实上工龄应该是22年7个月，基础养老金部分应由单位缴纳，7473.51元乘22.58%减实际发放的1401.28元，合计每月差额286.23元乘12个月乘20年。经本院询问，王亚静表示其退休时疫情较为严重，诺维信公司通知其尽快办理，如超期没有办理成功，可能影响退休手续的最终办理或退休金领取，其考虑了此后的事情，未投诉要求补缴，而是选择先办理完成退休手续，再向诺维信公司主张权利。王亚静曾以要求确认与诺维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诺维信公司支付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工龄补交费、退休金为由，向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劳人仲字（2020）第1529号裁决书，本委认为处载明“确认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期间王亚静与诺维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如下处载明“一、确认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至二〇〇〇年三月期间王亚静与诺维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亚静的其他仲裁请求。”王亚静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诺维信公司未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情况的认定。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王亚静在诺维信公司工作，诺维信公司主张2002年6月1日前与王亚静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此，其一，诺维信公司提举的就业证是特定时期政策下的产物，对除此时期之外的事实并无说明力。并且，永信达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公司与诺维信公司之间的人事代理关系，代理范围即包括为诺维信公司的外地员工办理就业证，且协议期间已包括了诺维信公司主张王亚静与永信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部分期间。其二，诺维信公司提举的岗位协议书中并无永信达公司的相关签章，不足以证明永信达公司与王亚静具备了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的合意。其三，诺维信公司未能就为何2001年7月起即为王亚静缴纳社会保险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对诺维信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并采纳王亚静的主张，确认王亚静与诺维信公司自1997年9月8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诺维信公司为王亚静办理了退休手续，王亚静已领取退休金，享受退休待遇，不属于上述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此外，退休金争议亦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王亚静要求诺维信公司支付其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养老保险金、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医疗保险金、工龄补缴费、退休金差额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均不予处理。王亚静表示其主张的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养老保险金并非用人单位未为农业户籍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其在本案中亦不主张该项请求，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间王亚静与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亚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王亚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琰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