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再22号原告：童顺廷，女，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娜（童顺廷之女），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方靖，女，198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童顺廷与被告方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方靖不服本院（2017）京0108民初958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京01民申4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京01民再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9585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童顺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娜，被告方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顺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方靖归还10万元本金及利息（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算）；2.判令方靖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童顺廷与方靖系朋友关系。2014年10月20日，方靖因资金周转困难向童顺廷借款10万元，并答应使用一个月后归还。童顺廷分两次出借给方靖，第一次以5万元现金方式支付，第二次通过胥某的账户转入5万元，胥某证明其收到5万元后给了方靖。方靖向童顺廷出具了借条，但至今未归还欠款。方靖辩称,不同意童顺廷的全部请求。理由如下：1.欠条中载明欠款的原因是资金紧张，但没有说明因何资金紧张。方靖是因为玩“百家乐”而认识童顺廷，童顺廷系“百家乐”组织者成员之一，童顺廷为方靖玩“百家乐”“上分”，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系虚假诉讼。另，童顺廷玩“百家乐”给方靖所上的“分”也不是10万元，是8万元；2.证人证言是胥某单方陈述，且童顺廷依据的欠条书写时间早于胥某收到童顺廷转入5万元所收借款时间。从借款方式上，也不符合正常借款即打欠条方式，胥某的证人证言没有证明力，不应予以采信；3.欠条载明的还款期限是2014年11月20日，童顺廷起诉时间是2017年2月22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童顺廷主张的债权系“百家乐”“上分”的筹码，不是真实的借款关系，系非法赌博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应驳回童顺廷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欠条、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认为，欠条和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本案的借贷事实，对这两个证据在本案中均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争议焦点一并予以阐明。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童顺廷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欠条，欠条载明“今方靖欠童顺廷人民币拾万元整，还款日于2014年11月20日”，方靖在该欠条落款处签字，并写明身份证号、手机号、地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京海洋馆附近。方靖认可该欠条系其所写，但否认欠条中所写10万元是真实借款，而是其与童顺廷玩“百家乐”时，童顺廷给其“上分”8万元，童顺廷事后找了几个人强迫方靖写的欠条，其未收到童顺廷欠条中载明的款项。童顺廷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人胥某出具的证明，证实方靖让其于2014年10月23日代收5万元，后其将5万元取出交给了方靖。经童顺廷申请，证人胥某出庭作证，证明事项同上述证明。庭审中，法庭着重向其询问了交付款项过程。胥某称“我就是为了证明童顺廷出借方靖钱这个事，童顺廷借款给方靖10万块钱，这么多年也没还给她，因为方靖不能转账，童顺廷拿了5万元现金给方靖，把5万块钱打到我卡上，因为方靖的卡不能收账，所以打到我的卡，后来我又把打到我卡上的钱给的方靖”；法庭问“为什么方靖的卡不能收钱，你要代她收钱”，胥某答“方靖说她的卡都入不了账，所以打我的卡”；法庭问“方靖让你代收，也无方靖授权，是什么时候给的方靖，怎么给的方靖”，胥某答“方靖在我旁边，我俩太熟了，也没有授权，方靖叫我转的”；法庭问“钱是怎么拿走的”，胥某答“是现金拿走的，我不用取出现金，是我手里本来就有现金”；法庭问“另外5万元，你知道原告如何给的被告吗”，胥某答“是这件事之后，听童顺廷说，童顺廷给的方靖现金。然后方靖给她打的条，给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不在场”，法庭接着问“你听被告说过吗”，胥某答“原告给我说过，被告也跟我说过，被告跟我说过原告已经给了5万元现金了，另外5万发给我，我再给她”。方靖对胥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并称不认识胥某。童顺廷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其于2014年10月23日，通过卡号为×××的银行卡向胥某的银行卡转账5万元的款项记录，该转款记录显示从童顺廷卡中转入胥某账户（卡号为×××）5万元，渠道系自助终端。方靖辩称其写过欠条之后，因双方不能解决纠纷，童顺廷到方靖家追债，方靖父亲报警。经方靖申请，本院依职权向大钟寺派出所调取了报警记录，报警记录证实，2015年1月12日，“史某”报警发生经济纠纷，民警协调处理。经质证，童顺廷对报警记录不认可，并否认该纠纷与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有关。诉讼中，本院依职权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河湾支行调取胥某银行卡（卡号为×××）于2014年10月23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胥某确于2014年10月23日收到卡号为×××（童顺廷账户）的转账款5万元，但明细没有胥某取款该5万元的记录。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童顺廷与方靖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及所涉款项是否交付。对此，本院认为：一、童顺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形成借贷合意1.欠条。首先，“欠条”不是“借条”，欠款原因可以有多种，如果是借款，更常见和符合常理的是出具“借条”而非欠条；其次，从欠条内容上看“今方靖欠童顺廷人民币拾万元整，还款日于2014年11月20日”，该欠条内容简单，通过内容来看，亦无法证实是借贷关系。2.胥某的证言。首先，在童顺廷自称的与方靖达成借贷合意时，胥某并不在现场，胥某只是听说，也没有在欠条上签字，亦无授权，缺乏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对为何通过其卡中转涉案欠款亦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其次，胥某的证言有前后矛盾之处，其对关键交付细节上，先称童顺廷打给其5万元后，其取出交给方靖，但法院依法调取其银行记录并无取款记录后，其又称用自有现金交付给方靖，对反言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其证言难以令法院采信。二、童顺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交付始发生法律效力。首先，童顺廷称现金交付方靖5万元，对于另外5万元，通过转账给胥某，由胥某用现金方式支付给方靖，方靖均不予认可，童顺廷所称交付过程与司法惯例相悖，也未能提交“收条”等客观证据证明，交付的举证责任在童顺廷，其未能完成举证；其次，如前所述，胥某对款项交付这一关键情节的证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足以让法庭产生合理怀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方靖出具了欠条，那么，即使不认定为民间借贷，是否应当直接变更为合同纠纷，判决方靖支付欠款？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法律关系合法，那么不论是不是民间借贷，方靖均应偿还童顺廷欠款。但本案中，方靖辩称其出具欠条是因为玩“百家乐”，且童顺廷为“百家乐”组织者之一，童顺廷为方靖玩百家乐而“上分”，款项性质为赌债，不受法律保护。虽然童顺廷所作辩解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但涉案法律关系合法有效的举证责任在童顺廷，童顺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也不足以证明本案有可能存在其他合法的法律关系。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童顺廷应就借款金额、期限、利率、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进行举证，现童顺廷未就上述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要求方靖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童顺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260元（童顺廷已预交），由童顺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雷刚人民陪审员  闫 静人民陪审员  王英杰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白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