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1086民初125号原告：穆永春，男，194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东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黑龙江董久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黑龙江董久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网黑龙江东宁市电业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宁市东宁镇中华路39号。法定代表人：张永强，男，该单位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黑龙江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穆永春与被告国网黑龙江东宁市电业局有限公司（下称东宁电业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19）黑1024民初77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穆永春对该判决不服，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2020）黑10民终1149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穆永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刘文杰，被告东宁电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穆永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东宁电业局按双倍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5600元（1999年600元/月×2×13月）；2.请求判令被告东宁电业局向原告赔偿被辞退至法定退休年龄五年间的工资收入损失62785.20元（1999年12月11日至2004年12月11日，按2004年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标准1046.42元×12×5年）；3.请求判令被告东宁电业局向原告赔偿自2004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12日（16年）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损失（以社保部门核算数额为准）；4.请求判令被告东宁电业局自2020年12月13日起以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标准向原告按月发放养老金至原告亡故时止。5.由被告东宁电业局承担本案诉讼、鉴定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穆永春于1986年春，经考试合格，由东宁市大肚川镇供电所（下称供电所）招聘为专职电工，并持有电工执业证，当时分管煤矿村和小煤矿两个自然村的线路检修维护和收缴电费的工作，由供电所按月给原告计发工资。当时镇政府另成立电管站，与供电所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但电管站仅负责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并不负责支付所聘电工的工资报酬，并且一年后电管站即由镇政府撤销。原告曾于1987年因工作从电杆摔落，发生工伤事故，虽经被告给予医治，但遗有残疾，经东宁县残联委托医疗部门评定，为肢体三级伤残，并核发了残疾证。但供电所当时仅报销了治疗费用，并未按工伤进行补偿处理。原告至1999年秋，已连续13年在被告供电所工作。1999年秋，原告被时任供电所所长匡某某以“有残疾，不适合在供电所工作”为由辞退，原告当时虽法律意识不高，但仍认为被辞退的理由没有道理。并且被告在辞退原告前和其后，没有为原告承办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并缴纳由其承担的费用，使原告被告辞退后生活无着，不能老有所养。当时在别人指点下，曾找到劳动管理部门要求解决，但被告之“你属于临时工，不归我们管，只能找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因此十几年来，原告无数次向供电所、电业局和镇政府、县（市）和省政府申诉上访，要求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或救济，但无数次都被这些单位互相推诿，找一些不相干的理由搪塞，特别是被告，以原告是农民工，申诉事由应由大肚川镇政府解决为由，拖至今日没有给予解决。原告认为，原告与供电所虽无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长达十三年。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和《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三款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已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无法定事由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关系。特别是原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1987年）因公受伤，遗有残疾并已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情况下，供电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即随意辞退原告，是违背《劳动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告是被告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根据当时国务院第87号令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四条、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相关条款的规定，原告作为农民工与所在企业其他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农民工因工负伤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企业不得因此解除劳动合同；企业招用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被告违法辞退原告并不给予经济补偿和不予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是侵害原告劳动权利的行为。原告与被告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应于劳动者退休年龄到期之日自动解除。用人单位提前单方辞退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照《劳动法》第九十七条、九十八条的规定，其劳动关系依法存续期间的劳动收入和应享有的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向原告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供电所与原告存续劳动关系期间，未依法为原告办理养老保险，使原告在被辞退、失业后无收入来源，并丧失了参加养老保险的机会和条件，至今不能老有所养，基本生活无法保障，严重侵害了劳动法律法规赋予原告应享有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其给原告造成经济上的实际损害，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口头将原告辞退，违背劳动法关于应三十日前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5-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多年一直在向被告和有关部门申诉，并于2019年4月向劳动仲裁机关提出了劳动争议申请，故被告在本案原一审时所谓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也是不能成立的。供电所是被告电业局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依照法律规定，被告电业局是法定的用人单位，是负有向原告承担全部补偿和赔偿责任的责任人。为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宁电业局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据原告诉状描述原告是与乡镇电管站建立了劳动用工关系，乡镇电管站与电业局之间是两个不同的单位。电管站是由乡镇政府设立，电管站站长由各乡镇副镇长或镇长兼任，电管站与电业局系独立核算单位，所以原告与电业局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二、据原告诉状描述，其1986年在电管站从事电工工作，后从电线杆摔落，发生工伤事故。此后未来电管站工作，原告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自动离职，并不是原告诉状所称的将其辞退。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原告自动离职应承担自动离职的法律后果。三、原告原系大肚川镇李家趟子村村民，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农村用工人员是不存在缴纳养老保险的问题，当时的法律对此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原告即便存在诉权，也应当依照当时的法律法规予以办理，所以原告要求参照使用的均是现行法律规定，也就是其自动离职后的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四、据原告诉状描述，原告在工作时从电线杆摔落，至今已经32年之久，早已超过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即便是按照民事争议，依据民法通则或民法典等民事法律规定处理，也早已超过20年的最长追诉时效，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原告陈述的年代，当时电业局属于全民制企业单位，而原告属于农民身份，根据当时电业局的体制，以及原告的身份，原告不可能是电业局的职工。五、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六、原告诉状描述原告是由被告下属大肚川供电所招聘为专职电工，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从未给原告发放过工资，原告在诉状中描述的受伤，以及受伤后医疗问题，均与被告无关。被告并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医疗费用。原告陈述大肚川供电所与电管站系一套人马，两个牌子，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供电所与电管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独立单位。原告原审庭审所举示的证人吕某作证时已明确表示，供电所与电管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原告以及包括证人在内均属于电管站的工作人员，而其提供的另外一位证人张某和在作证时也明确表示其工资由电管站姚会计发放。其提到的姚会计并不是我电业局及大肚川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其属于大肚川电管站的会计及核算人员。通过以上事实均能说明和证实，原告与被告以及被告下属的供电所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所提出的现有证据，不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赔偿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规定，其主张-7-依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补充陈述称，大肚川电管站是80年代电力改革时成立的临时机构，其与供电所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具体业务均由供电所负责，电管站仅存在一年左右，87年被撤销，两者在职责、人员、管理、财务上均没有变化。被告通过其农电股，对电管站进行管理，收取的电费均上交至农电股，由被告电业局为原告发放工资，电管站被撤销后，原有人员及业务均有供电所继续管理。故，原告与供电所存在劳动关系，供电所是供电局的派出单位，应由被告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农民工在企业工作时间，与所在企业其他人员享有相同的权利。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合同制工人的规定，企业招用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故，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电管站与被告电业局，以及下设的供电所之间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单位，该两个单位进行独立核算。所以，原告不属于电业公司及下设大肚川供电所的工人，电业局及供电所并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据电业局相关人员告知，电管站并不是仅存在原告所述的一年的时间。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法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是否曾形成劳动关系？2.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3.原告的各项主张是否合理？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东宁市人民法院（2019）黑1024民初77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及庭审笔录2份、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10民终114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诉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不服东宁市人民法院判决，上诉至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中级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实原告为主张涉案权利，并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的基本事实，因该案尚未结案，正在开庭审理，只有等待法庭审理作出判决后才能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法庭已经将该事实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所以原告证实其主张应该得到支持是不能成立的。本院认为，此组证据形式要件合法，内容真实，但与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东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就本案请求曾于2019年4月8日向东宁市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该申请是原告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主张权利的重要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争议发生之日，故本案没有超过法定时限。被告质证称，对不予受理通知书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原告送来的仲裁申请书已收悉认为不符合受理条-9-件，不在受案范围内，不予受理。仲裁申请书的申请事项及内容具体是什么从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无法看出，是否涉及原告诉讼请求部分，不予受理通知书中并未体现，所以不能单纯以此确认已经履行了仲裁前置的法律程序。2.如果原告所送交的仲裁申请书与本案的民事诉状的诉讼请求及内容一致，据劳动仲裁委员会审查不在受案范围内，不予受理通知书可以确定该仲裁内容不属于劳动争议，所以不予受理；3.原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也就是说原告于此时间才就其所谓的双方的劳动争议提出仲裁申请，据原告所主张的权益被侵害至仲裁之日，早已超过法律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被告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申请劳动仲裁一事予以确认。证据三、高文斌证人证言材料原件1份，证明：1.1986年大肚川镇电管站与供电所是一班人员两块牌子，具体业务由供电所负责。电管站仅存在一年左右，电管站撤销后，原有人员及业务由供电所继续管理负责。2.原告自1986年起受雇于供电所，1999年被辞退，在职13年来一直由供电所为其支付工资。其中1987年发生工伤事故其医疗费也是由供电所支付，因此原告与大肚川供电所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3.原告因工伤不能进行上杆、外线维护，被时任供电所所长匡某某口头辞退，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告质证称，对于高文斌的书面证言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明案件事实情况。但仅就书面内容，可以证实原告是在大肚川电管站工作期间，工作时受伤，并不是在给大肚川供电所工作时受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电业局及下属的供电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工伤等相关事宜。证据四、证人张某和出庭证言，证明：1.1986年大肚川镇电管站与供电所是一班人员两块牌子，具体业务由供电所负责。电管站仅存在一年左右，电管站撤销后，原有人员及业务由供电所继续管理负责；2.原告自1986年起受雇于供电所，1999年被辞退，在职13年来一直由供电所为其支付工资，其中1987年发生工伤事故其医疗费也是由供电所支付，因此原告与大肚川供电所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3.原告因工伤不能进行上杆、外线维护，被时任供电所所长匡某某口头辞退，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质证称，证人陈述属实。被告质证称，对证人所述其与原告系同事关系同在电管站工作的事实无异议，但对于证人陈述的电管站与供电所之间的关系及原告与证人的工资均是由供电所发放的事实不予认可。方才证人明确表示，其在电管站工作期间有个姓姚的女会计对其发放工资，该姚会计是电管站的会计，电管站与被告电业局是两个独立不同的单位，独立核算。证据五、证人吕某出庭证言，证明：1.1986年大肚川镇电管站与供电所是一班人员两块牌子，具体业务由供电所负责。电管站仅存在一年左右，电管站撤销后，原有人员及业务由供电所-11-继续管理负责；2.原告自1986年起受雇于供电所，1999年被辞退，在职13年来一直由供电所为其支付工资，其中1987年发生工伤事故其医疗费也是由供电所支付，因此原告与大肚川供电所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3.原告因工伤不能进行上杆、外线维护，被时任供电所所长匡某某口头辞退，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质证称，证人陈述属实。被告质证称，证人明确陈述其与原告同在大肚川电管站工作，其收入来源于电费的差价，并由电管站会计姚淑珍为其发放，进而能够证实证人及原告并不是大肚川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同时，该证人也提到电管站的相关事宜并非如原告陈述，电管站只存在一年的时间。证据六、陈重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证明：1.大肚川电管站在1986年并入供电所，是一班人员两块牌子，由供电所管理并发放工资，应由被告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2.原告被辞退后一直进行上访申诉，不给解决问题，因此并未超过法定时限。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明材料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席法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法庭认证，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否则法庭应不予采信。对于证言材料中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证明材料中使用了主观性和意见性的用语，所以该证言内容不应采信。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四、五、六系证人证言，证人符合作证条件。证人张某和、吕某作为原告曾经的同事，当-12-庭陈述客观真实。且证人证言能相互吻合，证明了原告的工资来源于电费，由供电所发放。原告平时受供电所指挥管理，最终由供电所辞退的事实。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七、原告扶贫手册复印件1张、帮扶关系联系卡复印件1张、残疾人证复印件1张、诊断书复印件1张（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明：因被告违法辞退原告的电工工作，原告工作期间被告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和缴纳养老保险金，原告在大肚川供电所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导致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影响其经济收入，无法老有所养，其和老伴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被大肚川镇确认为贫困户，并对其予以相应的帮扶。原告的生活现状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未缴纳养老保险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诉状称，其于1987年摔伤，而原告提供的诊断书诊断时间是2004年12月，残疾证的发证时间是1997年2月，无法确定该诊断结论系1987年事故造成。因原告并不是被告电业局的工作人员，其损伤及后果与电业局无关。本院认为，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因伤留有残疾，并被确认为帮扶对象一事予以确认。被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10民终1149号-13-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该案经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原告是否系大肚川供电所工作人员，而认定原告与电业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当，将本案发回东宁市人民法院重审。因，在原审庭审时原告同样出示的是证人张某和、吕某及书面相关材料，牡丹江中级法院认定无法确定原告系大肚川供电所工作人员，更无法确定原告系被告东宁电业局工作人员。也就是说，通过原告现有的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因牡丹江中级法院的裁定书是撤销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并没有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只是认为原一审作出的判决有问题。通过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均陈述了开始的时候是叫电管站，后期就是供电所，工资的发放均是供电所发放，收取的电费交给电业局之后，电业局再发放工资。高文斌、匡某某两个证人均是供电所所长。由此可见，原告是大肚川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此份证据形式要件合法，内容真实，但与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2015年12月21日原告向黑龙江省东宁市政府信访办书写的上访材料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自述其是大肚川镇电管站的电工，每月工资均是电管站发放一直干到了2000年。原告是在2015年12月21日向市政府信访办提交了此份信访材料，-14-即便以原告所提供的该份上访材料来看，也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质证称，信访材料是原告书写，只是从2004年原告开始信访材料中的一个。从这里能够看出，在多次信访的时候，向被告方主张了权利，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关于其开工资事情的描述，因原告年龄较大，对于一些认知不是特别清楚，两个证人陈述了电管站和供电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于原告的认知来讲，电管站就是供电所。从原一审认定的事实看，原告也是干到了1999年，该材料是原告根据自己的印象进行书写的，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是错误的。本院认为，原告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于2015年12月份向东宁市政府领导、信访办主张权利一事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穆永春于1986年考入东宁市大肚川镇电管站，当时电管站与供电所系一套人马，两副牌子。原告工作由供电所安排，工资由供电所发放。原告于1987年因工作从电杆上摔落，遗有残疾。1999年，原告被东宁市大肚川镇供电所辞退，没有书面的辞退通知书。庭审中原告自认是2004年开始找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于2015年12月份向东宁市政府领导、信访办信访，要求给予解决困难。原告于2019年4月8日向东宁市劳-15-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东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不在受案范围内为由，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原告穆永春在被告电业局所属的大肚川镇供电所工作，长达十三年，应当认定其与被告电业局建立了劳动关系。本案系因被告辞退原告产生的劳动争议，被告未向原告发放书面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原告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自认在2004年开始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本院确认原、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为200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此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04年至2019期间未超过一年内，仲裁时效有连续中断的事由，故原告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申请的时效期间。原告不能因劳动仲裁部门以“不在受案范围内”的理由不予受理而获得时效利益。关于时效问题原告没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16-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穆永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穆永春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明星人民陪审员  杨 静人民陪审员  王长云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