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12民初1632号原告：苏丽金，女，196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原告：叶建辉，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原告：叶某，女，198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现居住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原告：高某1，女，201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现居住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法定代理人：叶某（系高某1之母），基本身份信息同上。原告：高某2，男，202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现居住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法定代理人：叶某（系高某2之母），基本身份信息同上。上述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群，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灵，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月龙里。诉讼代表人：苏桃铨，小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海恭，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飘海，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丽金、叶建辉、叶某、高某1、高某2与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宅村八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苏丽金、叶建辉、叶某、高某1、高某2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灵，被告东宅村八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海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丽金、叶建辉、叶某、高某1、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人民币（币种，下同）240000元（其中苏丽金、叶建辉、高某1、高某2每人各40000元，叶某8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等人均系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成员。2020年，因“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五期”用地需要，征收了同安区东宅村553.27亩土地，其中被告被征收土地253.72亩。土地被征收后，被告按每人40000元（其中享受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可享受土地款双份分红，即每人80000元）的标准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征地补偿款。因被告未按时向原告等人支付上述补偿款，原告等人多次联系被告负责人苏挑铨要求被告尽快向原告等人支付相应征地补偿款，但苏挑铨却以原告苏丽金系“外嫁女”为由，拒不向原告等人支付相应补偿款。综上，原告认为，原告等人均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与其他成员平等的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无奈，特具诉状告之。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东宅村八组辩称，1.被告的分配方案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有效。被告的分配方案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通过户主大会讨论表决通过的，是全体小组村民的真实意思表示。2.原告苏丽金系外嫁女，依据分配方案，不能享受土地补偿款，苏丽金以及叶建辉婚后是否在其叶建辉的集体经济组织领取过土地补偿款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没有相关证据证明。3.原告苏丽金、叶建辉、叶杨媚、高某1原系城镇居民户口，未经被告同意迁入被告处，没有取得被告的承包地，也未经任何程序认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原告叶某诉求的享受土地补偿款双份分红的诉求，因计划生育政策享受的待遇属于政策性奖励，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5.苏丽金并非独生子女，叶建辉不符合“厦同政（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招婿的条件，也不能享受被告的土地补偿款。6.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根据《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1年）》13条规定：在界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中涉及集体成员资格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予以认定，并以其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性要件，慎重、从严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丧失，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被告认为，是否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综合参照村民标准、户口、是否承包土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状况、是否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确定某一农民到底应当属于哪一个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应结合户籍因素和生活保障基础作综合考量。生活保障基础，是指村（居）民与集体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包括长期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或虽暂时不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等情形。原告苏丽金已经外嫁，叶建辉和叶某作为外嫁女苏丽金的配偶以及所生子女，原告高某1、高某2作为外嫁女苏丽金的孙子女，五原告均未在被告处生活，生产，生活保障未依赖于被告，均不能认定其系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综上，五原告并非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被告根据“厦同政（2007）111号”文件等相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经民主程序通过，体现了村民自治，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户口簿、城乡居民及未成年人参保缴费登记表、证明、独生子女证、关于领取土地综合补偿款的情况说明、《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村第八小组关于“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五期用地”土地综合补偿款分配方案》作为证据，庭后提交《常住人中基本信息列表》，被告当庭提交《户主会议》作为证据。上述证据材料经举证、质证，相关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案，对于相关证据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以上证据经本院核实，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苏丽金自出生后即落户于被告处。叶建辉系苏丽金配偶，其于2015年5月户籍由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社区迁入被告处。叶某系苏丽金与叶建辉之女，于1989年10月9日出生，出生后即落户于被告处，1997年2月28日，户口迁至厦门市同安区××巷××号（后改为后炉里60号），2013年9月25日，户口由厦门市同安区××巷××号迁至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澳溪村湖山13号，2014年9月22日，户口迁至厦门市同安区××西里××号××室，2020年1月3日，户口迁至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月龙里90号。高某1系叶某之女，系苏丽金、叶建辉之外孙女，于2014年2月15日出生，2014年4月30日出生申报落户于厦门市同安区××镇××村湖山13号，2014年9月22日户口迁至厦门市同安区××西里××号××室，2020年1月3日，因家属随迁将户口迁至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月龙里90号。高某2系叶某之子，系苏丽金、叶建辉之外孙子，于2020年3月22日出生，出生后即落户于被告处。因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五期征地原因，2020年12月24日，东宅村八组召开户主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征地款分配方案，每人分配40000元，分配方案规定：“1.征地款发放人员认定起止时间2020年3月3日至2020年9月30日之前。2.妇女出嫁后，户口还在本村或迁入本村的不能享受土地分红款。3.福建省内及省外妇女嫁入本村户口未迁入本村的户籍应到户籍地开具镇（乡）政府出具的未享受过征地补偿的相关证明方可享受。4.享受计生政策的按厦门市同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片地补偿款分配第十一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生育两个女孩并已绝育的家庭享受增加一人份额土地补偿款待遇。5.同翔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同安片区）五期用地于2020年3月3日正式征用……6.享有分配资格的村民每人发放人民币约肆万元。……”后被告按上述分配方案，向符合方案规定的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但以原告苏丽金为外嫁女为由，未向五原告发放征地补偿款。另查明，1996年1月，当时的厦门市同安县洪塘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向苏丽金、叶建辉颁发了《独生子女证》。苏丽金、叶建辉以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为单位名称进行参保。再查明，2021年3月8日，叶建辉原户籍所在地即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辖区原居民叶建辉，……2015年5月由于家属随迁原因迁入厦门市同安区××号。叶建辉在我辖区期间，未在后炉社区居委会承包到耕地，没有享受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特此证明。”2021年3月8日，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辖区原居民叶某，……2013年9月25日由于夫妻投靠原因迁入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叶某在我辖区期间，未在后炉社区居委会承包到耕地，没有享受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特此证明。”2021年3月8日，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芸溪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现有我社区居民叶某……，其女高某1……居住在本社区。我社区属于城市社区，没有集体资产，叶某自2013年3月购房后居住在我社区未享受集体资产收益的分配权。特此证明”。庭审中，原告代理人陈述，叶某的社会保险由其自己缴交，苏丽金、叶建辉、叶某为个体工商户，现居住在××西里××号××室，平时也有回东宅居住。本院认为，征地补偿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其目的在于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苏丽金、叶建辉、叶某、高某1、高某2能否参与东宅村八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关键在于其是否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一般应以依法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基本原则，同时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条件，兼顾有否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并充分考虑是否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本院逐一分析如下：关于苏丽金。其出生后即落户于东宅村八组，婚后户口未迁出，在此之后其生活保障基础一直依附于东宅村第八小组，故其原始取得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未因婚嫁关系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被告以原告苏丽金为外嫁女为由，未向其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叶建辉。其因与苏丽金的婚姻关系将户口迁入被告处，属于通过合法婚姻进入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同时其原户籍地居委会亦出具证明其在原户籍地未享受过被征地农民的相关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故叶建辉享有东宅村八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原告叶建辉要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叶某。其出生后落户于被告处，后将户口迁出，并于2020年1月3日迁回被告处，其所提供的相关证明亦证实其未在其之前的户籍所在地处享受过相关的征地补偿待遇，其亦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故其生活保障依附于被告，应认定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参与分配。庭审中，被告认为叶某诉讼增加一人份的补偿款待遇系计划生育政策享受的待遇属于政策性奖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分配方案已明确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享受增加一人份额土地补偿款待遇，系被告小组已做出对征地补偿款的具体分配，不属于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而引发的争议，而是对被告不按分配方案规定发放所收到的征地补偿款引发的争议，故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因此，原告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高某1、高某2。高某1于2020年1月3日户口迁入被告处，其母亲户籍也在被告处，因此高某1的生活保障基础仍应依附于被告，应认定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参与案涉征地款的分配。高某2于2020年3月22日出生，出生即落户于被告处，应认定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前所述，被告制定的分配方案中明确发放征地补偿款的人员户籍认定起止时间为2020年3月3日至2020年9月30日之前，故高某2有权参与案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两原告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丽金、叶建辉、叶某、高某1、高某2征地补偿款人民币2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450元，由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八村民小组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金森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 燕书 记 员 康丽凤附1：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附2：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