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1民初21726号原告：刘春明，男，汉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航，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幸，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法定代表人：杨国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坤，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国锋，男，197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告刘春明与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锐公司）、杨国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春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思锐公司向原告刘春明支付3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3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杨国锋对上述诉讼请求所涉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一和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壹公司”）于2016年10月签订了《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约定被告一和锐壹公司共同开发运营中山市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之后基于实际运营需要，锐壹公司、被告一、曹亚宁、梁伟健、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锐大公司”）五方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约定曹亚宁和梁伟健向被告一支付5370000元作为被告一自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运营项目的税务支出、工资、福利和员工遣散等一切费用的补偿，被告一不再参与项目经营。曹亚宁和梁伟健履行完毕全部支付义务后，被告一的全部股东即原告、被告二、曹亚宁和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四方协议》对前述537000元进行分配，其中330000元应当支付给原告。但是《四方协议》签订后，被告一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且作为被告一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二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非法挪用了对应款项，导致原告无法获得分配的款项。原告认为，《四方协议》是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有效决议，应当遵照执行。被告一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330000元的行为已经违法，应对原告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二利用自身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控制地位，滥用职权，占用分配款，应当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刘春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遂诉至本院。原告刘春明在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复印件）；证据2：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复印件）；证据3：四方协议；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架构图；证据6.《工作联系函》。被告思锐公司辩称，1.根据合同相对性，四方协议是由公司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订的，我司并非合同相对方，部分股东无权强行赋予公司义务，四方协议对我司没有约束力。2.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证实，我司股东为中山市锋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梁玉环、刘春明、杨国锋，四方协议没有梁玉环的确认，显然不属于股东会决议。从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程序看，明显缺乏股东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因此该四方协议缺乏法定要件，不属于股东会决议。3.根据四方协议的内容看，部分股东是无权直接认定公司对其欠薪33万元，该约定明显涉嫌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协议第2点，公司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工、人民薪资共180万元，同时又表述，待支付薪资刘春明人民币33万元，明显是重复的。协议内容载明的刘春明于10天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客观上也不存在该事实。因此我司认为该协议内容是不真实，无权直接认定我司存在欠薪的事实。4.从款项性质而言，四方协议约定的案涉33万元款项是属于原告代支付薪资，事实上刘春明仅仅是公司股东，没有实缴出资，也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没有领取日常薪资，是不存在欠薪问题。退一步讲，若原告认为对其存在欠薪33万元，也应当尊从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则，让仲裁委先予确定劳动关系、薪资水平、欠薪期限等，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主张支付33万元薪资性质的款项。综上，我方认为原告提出的四方协议与我方无关，其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思锐公司在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杨国锋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法定答辩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6月2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企业投资管理咨询；科技项目投资；农业项目开发与投资；房地产开发与投资；新能源项目投资；物业管理；工业用房出租；商业营业用房出租、办公楼出租、其他建筑物出租；投资办事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股东为刘春明、杨国锋、梁玉环、中山市锋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四股东各占25%的股份。被告杨国锋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明系该公司监事。2017年2月10日，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约定双方就中山市项目开发的可行性和开发收益目标达成一致，甲方负责项目资金投入，乙方负责项目开发运营，直至项目销售完毕交付客户为止。双方按照整个项目销售收入3%计取项目开发运营管理费，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的日常运营开支、行政人事费用（不含业务费、营销费、推广费用、项目公司税金、财务费用、利息等项目公司成本。）2017年7月18日，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曹亚宁（丙方）、梁伟健（丁方）、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戊方）签订《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实际投资人丙方、丁方因自身经营需要，已将木河迳7号项目登记至戊方名下，戊方之实际股东曹亚宁、梁伟健清晰并认可管理协议全部内容。五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提前终止管理协议，丙方、丁方支付乙方5370000元，作为乙方自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运营木河径路7号项目的全部管理支出、经营收入、税务支出、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员工遣散等一切费用；签订协议7日内，戊方向乙方支付20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前，戊方向乙方支付余款3370000元。诉讼中，思锐公司确认收到中山市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5370000元。后杨国锋、曹亚宁、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四方协议》一份，约定：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因项目投资开发模式及组合发生变化，锐壹实业现将港口项目转让给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根据协议，其中约定锐壹实业及其相关人支付5370000元以结束前述《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现经思锐公司股东会协商一致，1.思锐公司自2017年7月（发放期）开始不再承担项目管理团队人员薪资，且该团队人员劳动关系转到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2.思锐公司自成立以来所发生的费用（人员薪资、行政业务等）合计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待支付薪资刘春明33万元、杨国锋38.5万元、张运6万元，三项合计77.5万元；代支付开发业务费用50万元；3.余额＝收入-成本＝537万-180万-77.5万-50万＝229.5万元；4.刘春明于10天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予指定第三方。后刘春明以被告未支付《四方协议》约定的330000元薪资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求。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关于原告主张薪资330000元的性质，本院认为，并未有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思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330000元实为思锐公司股东对参与管理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分配的一部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四方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二、协议效力是否及于思锐公司。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四方协议》是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有效决议，杨国锋、曹亚宁（由梁玉环代持25%股权）、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山市项目中思锐公司的支出进行了确认，合法有效，支付给原告的330000元，是原告负责管理项目的报酬，是经过各股东确认的；被告思锐公司否认《四方协议》真实性，认为是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名的，与其无关，但据其了解杨国锋签订了《四方协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四方协议》原件，被告思锐公司虽然否认该原件真实性，但并未提供反证，且杨国锋本人及思锐公司其他股东亦未否认该证据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四方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四方协议》系股东决议，被告思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杨国锋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滥用自身的职务便利，占用对应款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思锐公司主张《四方协议》是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名的，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四方协议》系杨国锋、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名盖章确认的文件，三方占股比例已经达到75%，且杨国锋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虽未有梁玉环签名，但原告已经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协议体现了思锐公司的意志。而思锐公司否认该《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却不能说明其意思表示与公司绝大多数股东意思表示相反的原因，结合原告陈述杨国锋签订协议后反悔，拒付报酬的事实，再结合思锐公司委托了代理人出庭应诉，而杨国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拒不到庭也未委托代理人出庭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陈述更为真实可信。本院认为，《四方协议》体现了公司大多数股东对于中山市项目中思锐公司收入的分配意见，即使思锐公司否认法定代表人杨国锋及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不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但也未提交思锐公司有其他股东会决议对于中山市项目有不同的分配意见。因此刘春明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述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有权代表公司对分配意见作出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思锐公司应当向刘春明履行协议义务。关于杨国锋的责任问题，杨国锋作为思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四方协议》中签名确认思锐公司费用分配，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效力及于公司。原告并未有证据证明杨国锋滥用职权，故原告主张杨国锋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利息问题，原告主张从2017年7月1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但《四方协议》并未有落款时间，也未明确付款时间，原告也并未有证据证实其过往催讨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利息应当从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8月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杨国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相应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春明支付33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33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春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6元，诉讼保全费2388元，合计9294元（原告刘春明已预交），由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刘春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 群人民陪审员  阮雪华人民陪审员  郭正祺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陈 奇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1民初21726号原告：刘春明，男，汉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航，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幸，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法定代表人：杨国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坤，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国锋，男，197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告刘春明与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锐公司）、杨国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春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思锐公司向原告刘春明支付3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3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杨国锋对上述诉讼请求所涉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一和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壹公司”）于2016年10月签订了《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约定被告一和锐壹公司共同开发运营中山市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之后基于实际运营需要，锐壹公司、被告一、曹亚宁、梁伟健、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锐大公司”）五方于2017年7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约定曹亚宁和梁伟健向被告一支付5370000元作为被告一自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运营项目的税务支出、工资、福利和员工遣散等一切费用的补偿，被告一不再参与项目经营。曹亚宁和梁伟健履行完毕全部支付义务后，被告一的全部股东即原告、被告二、曹亚宁和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四方协议》对前述537000元进行分配，其中330000元应当支付给原告。但是《四方协议》签订后，被告一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且作为被告一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二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非法挪用了对应款项，导致原告无法获得分配的款项。原告认为，《四方协议》是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有效决议，应当遵照执行。被告一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330000元的行为已经违法，应对原告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被告二利用自身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控制地位，滥用职权，占用分配款，应当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刘春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遂诉至本院。原告刘春明在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复印件）；证据2：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复印件）；证据3：四方协议；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架构图；证据6.《工作联系函》。被告思锐公司辩称，1.根据合同相对性，四方协议是由公司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订的，我司并非合同相对方，部分股东无权强行赋予公司义务，四方协议对我司没有约束力。2.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证实，我司股东为中山市锋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梁玉环、刘春明、杨国锋，四方协议没有梁玉环的确认，显然不属于股东会决议。从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程序看，明显缺乏股东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因此该四方协议缺乏法定要件，不属于股东会决议。3.根据四方协议的内容看，部分股东是无权直接认定公司对其欠薪33万元，该约定明显涉嫌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协议第2点，公司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工、人民薪资共180万元，同时又表述，待支付薪资刘春明人民币33万元，明显是重复的。协议内容载明的刘春明于10天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客观上也不存在该事实。因此我司认为该协议内容是不真实，无权直接认定我司存在欠薪的事实。4.从款项性质而言，四方协议约定的案涉33万元款项是属于原告代支付薪资，事实上刘春明仅仅是公司股东，没有实缴出资，也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没有领取日常薪资，是不存在欠薪问题。退一步讲，若原告认为对其存在欠薪33万元，也应当尊从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则，让仲裁委先予确定劳动关系、薪资水平、欠薪期限等，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主张支付33万元薪资性质的款项。综上，我方认为原告提出的四方协议与我方无关，其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思锐公司在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杨国锋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法定答辩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6月2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企业投资管理咨询；科技项目投资；农业项目开发与投资；房地产开发与投资；新能源项目投资；物业管理；工业用房出租；商业营业用房出租、办公楼出租、其他建筑物出租；投资办事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股东为刘春明、杨国锋、梁玉环、中山市锋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述四股东各占25%的股份。被告杨国锋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春明系该公司监事。2017年2月10日，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约定双方就中山市项目开发的可行性和开发收益目标达成一致，甲方负责项目资金投入，乙方负责项目开发运营，直至项目销售完毕交付客户为止。双方按照整个项目销售收入3%计取项目开发运营管理费，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的日常运营开支、行政人事费用（不含业务费、营销费、推广费用、项目公司税金、财务费用、利息等项目公司成本。）2017年7月18日，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曹亚宁（丙方）、梁伟健（丁方）、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戊方）签订《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实际投资人丙方、丁方因自身经营需要，已将木河迳7号项目登记至戊方名下，戊方之实际股东曹亚宁、梁伟健清晰并认可管理协议全部内容。五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提前终止管理协议，丙方、丁方支付乙方5370000元，作为乙方自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运营木河径路7号项目的全部管理支出、经营收入、税务支出、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员工遣散等一切费用；签订协议7日内，戊方向乙方支付20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前，戊方向乙方支付余款3370000元。诉讼中，思锐公司确认收到中山市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5370000元。后杨国锋、曹亚宁、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四方协议》一份，约定：中山市锐壹实业有限公司、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山市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协议》，因项目投资开发模式及组合发生变化，锐壹实业现将港口项目转让给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根据协议，其中约定锐壹实业及其相关人支付5370000元以结束前述《开发运营管理协议》，现经思锐公司股东会协商一致，1.思锐公司自2017年7月（发放期）开始不再承担项目管理团队人员薪资，且该团队人员劳动关系转到中山市锐大房地产有限公司；2.思锐公司自成立以来所发生的费用（人员薪资、行政业务等）合计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待支付薪资刘春明33万元、杨国锋38.5万元、张运6万元，三项合计77.5万元；代支付开发业务费用50万元；3.余额＝收入-成本＝537万-180万-77.5万-50万＝229.5万元；4.刘春明于10天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予指定第三方。后刘春明以被告未支付《四方协议》约定的330000元薪资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求。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关于原告主张薪资330000元的性质，本院认为，并未有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思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330000元实为思锐公司股东对参与管理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路7号项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分配的一部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四方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二、协议效力是否及于思锐公司。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四方协议》是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有效决议，杨国锋、曹亚宁（由梁玉环代持25%股权）、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山市项目中思锐公司的支出进行了确认，合法有效，支付给原告的330000元，是原告负责管理项目的报酬，是经过各股东确认的；被告思锐公司否认《四方协议》真实性，认为是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名的，与其无关，但据其了解杨国锋签订了《四方协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四方协议》原件，被告思锐公司虽然否认该原件真实性，但并未提供反证，且杨国锋本人及思锐公司其他股东亦未否认该证据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四方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四方协议》系股东决议，被告思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杨国锋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滥用自身的职务便利，占用对应款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思锐公司主张《四方协议》是部分股东与案外人签名的，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四方协议》系杨国锋、刘春明、中山市锋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名盖章确认的文件，三方占股比例已经达到75%，且杨国锋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虽未有梁玉环签名，但原告已经有充分理由相信，该协议体现了思锐公司的意志。而思锐公司否认该《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却不能说明其意思表示与公司绝大多数股东意思表示相反的原因，结合原告陈述杨国锋签订协议后反悔，拒付报酬的事实，再结合思锐公司委托了代理人出庭应诉，而杨国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拒不到庭也未委托代理人出庭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陈述更为真实可信。本院认为，《四方协议》体现了公司大多数股东对于中山市项目中思锐公司收入的分配意见，即使思锐公司否认法定代表人杨国锋及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不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但也未提交思锐公司有其他股东会决议对于中山市项目有不同的分配意见。因此刘春明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述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有权代表公司对分配意见作出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思锐公司应当向刘春明履行协议义务。关于杨国锋的责任问题，杨国锋作为思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四方协议》中签名确认思锐公司费用分配，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效力及于公司。原告并未有证据证明杨国锋滥用职权，故原告主张杨国锋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利息问题，原告主张从2017年7月1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但《四方协议》并未有落款时间，也未明确付款时间，原告也并未有证据证实其过往催讨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利息应当从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8月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杨国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相应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春明支付33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33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春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6元，诉讼保全费2388元，合计9294元（原告刘春明已预交），由被告中山市思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刘春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 群人民陪审员  阮雪华人民陪审员  郭正祺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陈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