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105民初50468号原告：袁伟，男，197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熙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瑶，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艳红，女，198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聪，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俊，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伟与被告袁艳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袁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委托书》【（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公证书载明的】中“代签合同”条款无效，该条款对袁伟不发生法律效力，诉讼中袁伟明确该项诉讼请求所指的44956号公证委托书是指去掉“号”字和手写添加“合同”的委托书；2.确认双方在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委托书》【（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公证书中载明的】中“代签抵押证明”条款无效，该条款对袁伟不发生法律效力，诉讼中袁伟明确该项诉讼请求所指的44956号公证委托书是指去掉“号”字和手写添加了“顺位抵押证明”的委托书；3.确认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签署的《委托书》无效，袁伟与袁艳红委托合同关系无效，诉讼中袁伟明确该项诉讼请求所指的是没有修改字迹的44956号公证委托书；4.撤销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签署的《委托书》【（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公证书载明的】，诉讼中袁伟明确该项诉讼请求中所指的44956号公证委托书是指去掉“号”和手写添加“合同”的委托书以及去掉“号”字和手写添加“顺位抵押证明”的委托书。事实和理由：袁伟系北京市通州区颐瑞东里126号楼3层2单元301号房屋（以下简称30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2019年7月，袁伟向北京市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301号房屋的档案信息时发现，袁艳红分别于2017年5月23日代袁伟签署了抵押金额为1000万元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于2017年6月20日代袁伟签订了抵押金额为1500万元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袁艳红依据（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44956号公证书）中载明的委托书对外提供了两份不同版本的委托书，依据两份不同版本的委托书代袁伟分别签订了上述两份抵押合同并办理了两次抵押，抵押金额为2500万元。袁伟不认识袁艳红，委托事项涉及重大财产处分，但袁艳红却依据同一份公证书修改的两不同版本委托书进行了双重抵押。委托书中修改、增加的内容均为自行修改，袁伟并不知情，袁艳红超出代理权限，且其同时代理抵押人袁伟和抵押权人北京海淀科技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公司），构成双方代理，故相关条款无效，不对袁伟发生法律效力。公证处和袁艳红通过一份公证书办理了两次抵押，亦构成欺诈，故委托书应当予以撤销。袁艳红辩称，不同意袁伟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袁伟为两笔债权提供抵押反担保并委托袁艳红办理两次抵押登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北京xx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先后两次向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1500万元。海科公司为这两笔贷款提供了担保，袁伟向海科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担保物即为301号房屋。其中，第一次贷款1000万元未成功放款，故抵押反担保被注销。两次抵押反担保袁伟均委托了袁艳红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的《委托书》均经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以下简称中信公证处）公证，故袁艳红接受袁伟委托办理抵押登记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袁伟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中的“代签合同”“代签抵押证明”事项均在袁伟授权范围内。袁伟委托事项为代办房产抵押登记事宜，包括签署一切相关文件。手写添加的相关内容是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要求，属于办理抵押登记框架下的具体办理细节内容，没有超出袁伟的授权范围。第三，袁伟第三、四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且该委托书系袁伟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宣告无效或者撤销的法定事由。第四，代办抵押登记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抵押人办理登记和代理抵押权人办理登记的相对方均为登记机关，抵押登记申请人与抵押登记机关之间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不构成双方代理。袁伟曾向通州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现再次提起诉讼，意在拖延承担抵押责任、逃避法律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五，袁伟的请求指向的实质是公证机关的补正行为，如有异议应向公证机关申请复查，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19日，袁伟在中信公证处办理（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44956号公证委托书），公证的委托书内容为袁伟作为委托人委托袁艳红、谷xx、吕xx、余x、杨xx五受托人办理解押登记、抵押登记等事宜，其中“委托原因及事项”第一段全文为：“我的名下有位于通州区颐瑞东里126号楼3层2单元301号【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因我工作繁忙，故委托受托人任意一人为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房产的解押登记、抵押登记事宜包括代签询问笔录等事项。”袁伟主张袁艳红及中信公证处未经其同意擅自修改了44956号公证委托书，并提交了两份修改版本不同但文书号均为“（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44956号”的公证委托书（以下分别简称为44956-1号公证委托书和44956-2号公证委托书）。其中，44956-1号公证委托书于“委托原因及事项”第一段手写删除了“号”字并手写添加了“合同”两字，两修改处均加盖了中信公证处方章，修改后该段内容为：“我的名下有位于通州区颐瑞东里xx号楼x层x单元x【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因我工作繁忙，故委托受托人任意一人为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房产的解押登记、抵押登记事宜包括代签合同询问笔录等事项。”44956-2号公证委托书于“委托原因及事项”第一段手写删除了“号”字并手写添加了“顺位抵押证明”六字，两修改处均加盖了中信公证处方章，修改后该段内容为：“我的名下有位于通州区颐瑞东里126号楼3层2单元301【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XXXX号】。因我工作繁忙，故委托受托人任意一人为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房产的解押登记、抵押登记事宜包括代签顺位抵押证明询问笔录等事项。”袁艳红主张手写修改内容系因不动产登记中心明确要求委托事项中写有“代签抵押合同”“代签顺位抵押证明”的字眼而添加，且修改内容没有超过袁伟的授权范围。双方均认可，袁艳红持44956-1号公证委托书代袁伟办理了金额为1000万元的抵押登记，持44956-2号公证委托书代袁伟办理了金额为1500万元的抵押登记。袁艳红称为办理金额为1500万元的抵押登记，袁伟曾于2017年6月22日在中信公证处办理了（2017）京中信内经证字60437号公证委托书，因案外人董x拿错公证书，错将44956-2号公证委托书交给袁艳红，故办理1500万元抵押登记时实际使用的是44956-2号公证委托书。就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的形成过程，袁艳红称，因其为中信公证处员工，中信公证处与海科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由中信公证处代为办理相关抵押手续，袁艳红仅负责其中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环节，一般来说，公证委托书由他人办理完毕后交由其办理登记手续。本案中，因海科公司项目经理董x办理完44956号公证委托书拍照发给袁艳红后，袁艳红发现缺少必需的字眼故要求董x补正，补正后董x将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交与袁艳红，以上公证委托书办理现场袁艳红均不在场，双方均认可在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更正修改时袁伟不在场。庭审中，袁伟主张：袁伟签署44956号公证委托书时的意思为委托受托人办理事务性事项，不包括签署合同和顺位抵押证明等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事项；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65条，公证机构发现出具的公证书的内容及办理程序有本规则第63条第2项至第5项规定情形的，应当通知当事人，按照本规则第63条的规定予以处理，该规则第63条第2至5项内容为“（二）公证书的内容合法、正确，仅证词表述或者格式不当的，应当收回公证书，更正后重新发给当事人；不能收回的，另行出具补正公证书；（三）公证书的基本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处理决定；（四）公证书的部分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出具补正公证书，撤销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部分的证明内容；也可以收回公证书，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部分进行删除、更正后，重新发给当事人；（五）公证书的内容合法、正确，但在办理过程中有违反程序规定、缺乏必要手续的情形，应当补办缺漏的程序和手续；无法补办或者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应当撤销公证书。”但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的作出均未通知袁伟；根据《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不允许办理一次性授权、全权委托，根据司法部发布的公证指导案例，也明确不允许同时代办抵押、解押，代签合同等均需采取明确委托、以一次一委托的方式委托，44956-2号公证委托书有关“顺位抵押证明”的表述可证明该公证书作出时已经设立了一次抵押，故时间必然发生在2017年5月19日袁伟签字之后。2019年8月1日，袁伟曾向中信公证处提出公证复查申请，请求撤销44956号等公证书，中信公证处于2020年1月22日出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定44956号等公证书办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袁伟申请复查理由不能成立，故决定对44956号等公证书予以维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应当指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对民事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年修改）第二条规定：“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本案中，袁艳红依据直接更正修改并加盖中信公证处方章的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办理的相关事项，而44956号公证书亦为公证机关作出，根据袁伟主张44956号、44956-1号及44956-2号公证委托书无效或可撤销的理由可知，其争议实质并非双方对公证书文本所载明的委托合同内容（含直接更改并盖章的内容）有争议，而在于公证书文本本身及直接更改并盖章的部分内容是否有效，即中信公证处所作44956号公证书是否有效以及单方更正修改公证委托书的行为是否有效、该修改程序是否符合公证规则及公证规范。故袁伟虽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但其诉讼请求实质指向公证书和公证程序本身，应当根据我国公证法的规定向公证机关提出复查，我院无权就其请求进行处理。鉴于本案已经复查，《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机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地方公证协会投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袁伟如对公证机关的复查决定有异议，可按照相关规定处理；袁伟如认为公证活动侵害其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应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20年修改）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袁伟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立武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高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