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4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冀川。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盛菊，女，198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莹，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渡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泰大道70号。法定代表人：河贞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润，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刘冀川与被上诉人广州东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渡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刘冀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冀川的诉讼请求。2.判令东渡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刘冀川的工资标准、加班费计算标准均应按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即便第二份《劳动合同》变更了刘冀川的工资条款，且该条款最末以括号附注的方式注明“原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合同相违背的项目，以本合同为准”，至多只能认定自第二份《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刘冀川的工资标准，而绝不能随意将其扩大为可以溯及整个劳动期间。若该条款可以溯及已经履行的劳动期间，则明显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了东渡公司的主要责任，排除或限制了刘冀川的合法权益，该条款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东渡公司答辩称，与一审意见一致。刘冀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3400.95元；2.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加班费差额77761.7元；3.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3782.1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渡公司承担。一审庭审过程中，刘冀川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东渡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东渡公司不同意刘冀川的所有诉请，理由如下：1.工资差额，双方在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存在两份劳动合同，一份约定薪资为2300元/月，另一份约定基本工资为1100元/月，两份劳动合同不冲突，基本工资是包含在薪资类的一项费用，由于当时双方先签订2300元/月的合同，后因东渡公司公司制度调整，后签订的基本工资为1100元/月劳动合同，实际情况是刘冀川除了试用期，获得的工资总额也远远高过2300元/月，东渡公司提交的2018年4月2日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中的基本工资为2220元/月，假设按刘冀川主张其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的基本工资为2300元/月，刘冀川在单位工作8年后，基本工资反而下降，显然不合理，东渡公司认为仲裁委对东渡公司不存在拖欠刘冀川工资差额的裁决是合法合理的。2.东渡公司没有拖欠刘冀川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刘冀川在该期间是存在加班情况，双方对加班时长没有异议，依据刘冀川提交的该三年工资条，可以证明东渡公司一直有足额支付加班费，刘冀川的基本工资是1100元/月，但东渡公司给刘冀川计算的加班费基数是大于或等于1100元/月，对于上述两项诉请，刘冀川在职期间从未提出异议，如今在10年后主张显然不合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东渡公司无需向刘冀川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东渡公司没有拖欠刘冀川的底薪工资和加班费差额，其次东渡公司认为本次一审程序应当基于仲裁时的仲裁请求，在仲裁期间，是否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可能性，双方是在仲裁结束后才解除劳动合同，故刘冀川如果认为是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据新的解除情况重新提起劳动仲裁，本案一审程序不应对仲裁期间没有发生的解除情形认定或裁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日，刘冀川与东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0年4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日，试用期从2010年4月1日至同年6月1日，工作岗位为管理部门保安职位，实行标准工时制，薪资为2300元/月；每月15日前发放工资，遇节假日提前至工作日发放。劳动合同签订后，刘冀川于签约当日入职东渡公司工作。之后，双方当事人又签订一份无落款时间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工作岗位、工时制、工资发放时间等内容均与上述合同相同，但劳动报酬约定为刘冀川的工资级别为9-1，基本工资1100元/月（原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合同相违背的项目，以本合同为准）。双方当事人确认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1日的劳动合同签订在先，无落款时间的劳动合同签订在后。2018年4月2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刘冀川提交的工资条显示其2010年4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平时加班工资+职务奖+2倍工资+3倍工资+夜班补贴-保险-住房公积金-水电费-所得税；2013年3、4月的工资除上述构成项目外，增加了全勤奖。刘冀川在2010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基本工资为：2010年4-5月为1395元/月，6-10月为1550元/月；2010年11月至2011年2月为1100元/月；2011年3、4月为1300元/月，2011年5月为1269.05元/月，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为1300元/月；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为1530元/月。2020年9月1日，刘冀川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东渡公司向刘冀川支付：1.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底薪32600元；2.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3.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3292.5元；4.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77761.7元。2020年11月16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29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东渡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冀川支付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2.驳回刘冀川的其他仲裁请求。刘冀川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东渡公司同意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11月20日向刘冀川支付了仲裁裁决的加班工资122元。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条、仲裁裁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期间，刘冀川与东渡公司共签订了二份劳动合同，两份劳动合同只是工资约定不同，其他内容均相同；但在无落款时间的签订在后的劳动合同中，其中关于工资的约定条款中已经以括号附注的方式注明“原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合同相违背的项目，以本合同为准”，由此可知，双方关于上述劳动期间的工资约定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故上述期间内，刘冀川的工资按照工资级别9-1、基本工资1100元/月计算。东渡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高于合同约定向刘冀川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并依法按照法定倍数向刘冀川支付了加班费；刘冀川主张东渡公司应按照2300元/月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费，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信，其主张按照2300元/月的标准计算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的工资差额及加班费差额，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4月4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6月25日的加班工资122元。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东渡公司需向刘冀川支付上述日期的加班工资122元，东渡公司已于2020年11月20日向刘冀川支付了上述裁决金额，故上述加班工资在本案中不再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刘冀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冀川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工资及加班工资的计算标准问题。刘冀川虽提出本案上诉，但本院审理期间，其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冀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乔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昕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