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112民初10758号 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代表：马元平，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成，系该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权共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华，重庆大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负责人：秦明华，系组长。第三人：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81498536U。法定代表人：沈定华，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荣孝蓉，重庆瀚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被告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18村民小组）及第三人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樵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成、袁德华，被告第18村民小组的负责人秦明华，第三人锦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荣孝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返还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金172 86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系被告第18村民小组的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于2004年12月17日取得渝北区人民政府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证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为三人，分别为马元平、马元平的胞弟马元成，马元平的母亲秦仁玉，承包地面积1.982亩，承包地块两块。但实际原告承包的土地有5份承包地，面积远远多于经营权证记载的面积。此外，原告还有自留地和林权地。除原告之外，被告第18村民小组的其余农户在2008年均将其承包地流转给了第三人锦樵公司，用于锦樵公司栽种树木，流转期限为20年。2009年，第三人锦樵公司为了土地连片方便经营使用，与原告协商一致后，将其流转所得的其他社员的承包地与原告的部分承包地进行了调换，调换的土地总计4.2亩（其中位于原告家房屋周围土地2.2亩，荒田下土地2亩）；调换给原告家的土地上仍然栽种着第三人锦樵公司的树木，第三人锦樵公司要求第二年再行移栽。于是，2009年12月7日到2010年12月7日期间，第三人锦樵公司租用了原告房屋周围的2亩土地，租金为每亩300元，租期一年，原告收取了第三人锦樵公司为此支付的租金600元，租期届满后第三人锦樵公司未再续租。2017年3月25日，在被告第18村民小组90%的农户代表、原告、第三人锦樵公司及村委会的部分干部的参与下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将原告家的承包地全部流转给第三人锦樵公司进行经营，原告因此收取了第三人锦樵公司支付的2017年的土地流转费2500元以及额外的补偿费2500元，锦樵公司在2018年也在原告的承包地上栽种了树木。当时原告之所以勉强同意流转一年，是为了秦仁玉农转非。但从2018年起，原告就不再同意将自家的承包地流转给第三人锦樵公司，也因此拒绝领取被告支付的后续土地租金。2017年3月21日，渝北区政府征收了被告的部分土地，被告由此获得了土地征收补偿款，2017年10月10日，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的农户代表在下坝村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并通过了对上述土地征收补偿款等费用的分配方案，全社47户中的39户代表签字同意了该分配方案，但当时原告并未在此分配方案上签字同意，此次所征土地也不包含原告家的承包地，但后来原告同意了该分配方案，并领取了被告分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2018年，中铁八局因修建东环铁路临时占用了被告的部分土地，其中包含原告家的承包地7.8210亩，中铁八局按照25 600元/亩的标准支付了临时占地的补偿费，其中22 000元/亩是对该部分土地的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另3600元/亩是支付的土地租金。同年，龙兴镇政府因修建龙胆路临时占用了被告的部分土地，其中包含原告家的1.3亩自留地和竹林（1亩为红线内占地，0.3亩为红线外占地），政府按照22 000元/亩的标准对红线内的占地进行补偿，18 000元/亩的标准对红线外的占地进行补偿，该补偿均是对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原告认为，被占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应由第三人锦樵公司所有，而土地租金不应由第三人锦樵公司分得。但是在2018年7月，被告和第三人却达成分配协议，由第三人分得补偿款的60%，被告分得40%。被告将分得的40%的款项通过召开全体社员的会议形式按比例分配给了全体社员，但原告不同意此分配方案也拒绝领取相应款项。原告认为，被告分配给第三人的比例过高，同时应按照谁家土地被占用就分给谁的原则将占地补偿费支付给原告，同时2018年后原告未将土地流转给第三人，因此，原告应分得租地补偿费172 860元（东环铁路占地7.8210亩×20 000元/亩+龙胆路红线内占地1亩×13 200元/亩+龙胆路红线外占地0.3亩×10 800元/亩）。由于被告未经原告的同意或授权，擅自将应由原告单独享有的补偿款172 860元分配给了第三人锦樵公司，因此，被告负有返还义务，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望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第18村民小组辩称，原告家的土地被占只有3.7亩且自2017年起就流转给了第三人经营，除此之外，原告诉称的其他事实属实。因原告家的土地已全部流转给第三人经营，第三人也在流转的土地上栽种苗木，因此，被占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应由原告所得。被告一直以来都是将征地补偿费以及租地补偿费通过召开户代表会议的民主形式按照一定的分配原则分配给全体农村承包户，而不是按照谁家土地被征收或被租用就分配给谁，这种分配方案是经过民主决定的，合法有效，这可从原告同意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予以印证。被告将流转给第三人的土地租金每年均造册发放给每一家承包户，其中从2018年起也将原告家应得的租金和全社农户一起登记造册，每次领钱时均通知了原告的代表马元成，马元成每次都来参加领款的会议，虽然马元成拒绝领款，但从未说过不租地给第三人，也从不表明不领钱的原因。此次因东环铁路和龙胆路的修建，被告所有的部分土地并非被征收，而是被临时占地并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款。因所有土地均流转给第三人经营，因此在2018年7月30日召开全体户代表会议，其中村委书记周大海主持会议，第三人公司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1、三环高速临时用地补偿款66 805.5元，由第三人和18组全体群众各分得33 402.75元；2、东环铁路临时用地9.2115亩，其中第三人分得184 230元（20 000元/亩×9.2115亩），18组全体群众分得51 584.4元（5600元/亩×9.2115亩）；3、龙胆路红线内临时占地19.5134亩，其中第三人分得171 717.92元（8800元/亩×19.5134亩），群众分得257 576.88元（13 200元/亩×19.5134亩），龙胆路红线外临时占地2.5621亩，其中第三人分得27 670.68元（10 800元/亩×2.5621亩），群众分得    18 447.12元（7200元/亩×2.5621亩）；4、下坝村18组共计分得275 152.19元，其中70%按129份土地平均分割，每份地应分得1493.07元，30%按89人平均分割，每人应分得927.47元。此分配方案后报经龙兴镇人民政府批准，龙兴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28日批准同意并加盖印章，相关领导也签字同意此分配方案。被告后据此分配方案制作发放表，组长秦明华多次通知马元成领取原告家应分得的款项10 247.76元，但马元成均拒绝领取。综上，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锦樵公司辩称，从2017年起，原告家的承包地就全部流转给了第三人经营，第三人也将包含原告家的全部农户的租金每年均给付给了被告，再由被告发放给农户，并非原告诉称的只流转2017年这一年，第三人将流转的土地均用于栽种苗木和果树，只流转1年也是违背常理的。原告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有承包地1.982亩，加上退耕还林地3.13亩，原告家的土地面积总计5亩左右，而原告称被临时占地达9.121亩显然与事实不符，实际原告家被临时占地的面积在1亩至2亩之间。本案争议的2018年临时所占地均是由第三人在经营，临时占地补偿款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部分依法均应由实际投入人即本案第三人享有，而第三人本着长期友好合作的愿望，主动将一部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让与给了被告方的农户。被告通过社员大会民主决定的分配方案合法有效，且该分配方案也经过了龙兴镇人民政府的批准同意，因此，第三人获得的临时占地补偿款合法有效，原告诉称被告多分给第三人款项的事实不成立。另外，第三人锦樵公司于2008年12月17日正式登记成立，但在成立前的筹备设立阶段，沈定华（现为锦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08年10月8日与被告签订了《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渝北农地流转（龙兴）[2008]1号】，合同约定被告将其620亩土地流转给锦樵公司用于生态苗圃建设，租期为20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故请判决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第18村民小组的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于2004年12月17日取得渝北区人民政府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证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为三人，分别为马元平（系承包户代表），马元成（为马元平的胞弟），秦仁玉（为马元平的母亲），承包地面积1.982亩，承包地块两块。另外，原告户内有退耕还林地3.13亩。被告将承包地以“份”为单位进行实际承包计量，原告据此享有5份承包地。第三人锦樵公司于2008年12月17日登记成立。在筹备设立期间，沈定华（现锦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乙方，承租方）与被告当时的社长张登容（张登容代表下坝村18社共36户作为甲方，出租方）在2008年10月8日签订了《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渝北农地流转（龙兴）[2008]1号】，下坝村村民委员会和龙兴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在该合同上以见证人的身份加盖印章，时任村干部周大海也在该合同上签字。此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将其620亩土地流转给乙方用于生态苗圃建设，租期为20年；2、乙方按照每年每亩田500元、土400元的标准，一次性付清5年的租金，其余租金每3年支付一次；3、构、附着物按照渝北府发[2005]116号文件及补充文件的规定进行据实清理补偿，并一次性支付给群众，复耕费300元/亩进场时一次性支付给社，由社按照规定直接支付给占地农户，租期满后由农户自行复耕。同年10月30日，除原告一户外，被告18村民小组其余的承包经营农户（甲方）与下坝村村委会（乙方）分别签订了《土地租用协议》，租用协议主要约定：1、下坝村原18社所有的田、土（自留地每人0.1亩以外），土按每人一份每年120元，田按2004年农业税面积每亩350元计算，所有田土全部租用，租期为20年；2、租金支付方式：每人每份土租金为120元，田按2004年农业税面积每亩350元计算，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给甲方5年的租金，以后每三年支付一次直至付清；3、甲方应及时清除出租地上的杂树，耕作物，按期将土地交付给乙方；4、租期内，国家占地的土地费由甲方所得，土地上面的建筑物和苗木由乙方所得。2009年下半年，第三人锦樵公司与原告协商一致，将其流转所得的其他社员的承包地与原告家的承包地进行了调换，调换的土地总计4.2亩。2010年9月3日，原告家代表马元成（甲方）与第三人锦樵公司（乙方）补签《土地租用协议》，此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甲方自愿将下坝村4社原18社马元成一家房屋周围土地面积2亩租给乙方使用，租期为2009年12月7日至2010年12月7日，签协议后，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2亩土地的租金600元；2、乙方为方便甲方生产，将甲方零星土地换到一起，乙方用杨广福田一块，徐恩福、林发英及胡天全土干子为界。9月8日，第三人锦樵公司将600元租金支付给马元成。因修建三环高速公路需要，2017年3月21日，渝北区政府发征地公告征收了被告37余亩土地，被告因此获得了土地征收补偿款和土地调整费共计108余万元，但原告家的承包地在此次征收中未被征收。2017年10月10日，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的农户代表及村干部在下坝村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经过大多数农户代表的表决同意，通过了对上述土地征收补偿款等费用的《龙兴镇下坝村18社集体资金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为：1、土地征收补偿款等费用除去花销后，剩余金额为1 038 760.5元，该剩余金额的70%为727 132.35元，按照129份土地均摊，每份土地应得5636.68元；该剩余金额的30%为311 628.15元，按照87个人均摊，每个人应得3581.93元；2、以后任何集体资金都按此方案进行分配发放。马元成参加了此次分配会议，其当时并未在分配方案上签字同意，但其后来对此分配方案无异议并领取了相应的分配款项31 765.33元。2017年3月25日下坝村18社召开了会议，下坝村18社90%的农户代表、下坝村村干部、马元成及第三人锦樵公司均到会，会议中大家一致同意将原告的承包地流转给第三人锦樵公司，马元成也同意流转。同年3月24日，马元成收到了第三人支付的5000元，其中包含2017年的租金（土地流转费2500元），另有2500元属于工作费。第三人锦樵公司在取得原告家的流转地后于2017年便在流转地上栽种果树。大约在2017年6月，原告家的房屋被拆除。第三人锦樵公司后将被告全组所有承包户的2018年、2019年的土地流转租金（包含原告家的）均支付给了被告，被告将这两年的土地流转租金统一登记造册并制发《土地租金发放表》，此发放表包含全组农户的租金名单，其中记载有马元成户两年的应得租金5000元。2018年，中铁八局因修建东环铁路临时占用了被告的土地9.2115亩，其中耕地8.3145亩，非耕地0.897亩，中铁八局按照25 600元/亩的标准支付了临时占用的补偿费，其中青苗费和附着物22 000元/亩，土地补偿费3600元/亩。同年，龙兴镇政府因修建龙胆路临时占用了被告的土地20.0755亩，其中红线内占地19.5134亩，红线外占地2.5621亩，红线内占地按照22 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红线外占地按照18 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上述龙胆路补偿费均为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2018年7月30日，被告的农户代表（包含马元成）、部分村干部及锦樵公司的负责人在下坝村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经过40户农户代表表决同意，通过了《三环高速、东环铁路、龙胆路占用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下坝村18组部分土地补偿资金分配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下坝村18社共有42户，89人，本次分配补偿资金共计778 032.5元（1、三环高速临时用地面积2.16亩，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2.16亩×22 000元/亩=47 520元，临时用地补偿费（耕地2.0325亩×2300元/亩/年+（非耕地0.1275亩/2×2300元/亩/年×4=19 285.5元，合计66 805.5元；2、东环铁路临时用地面积9.2115亩（耕地8.3145亩、非耕地0.897亩），土地补偿费9.2115亩×18 000元/亩×20%=33 161.4元，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9.2115亩×22 000元/亩=202 653元，合计补偿金额235 814.4元；3、龙胆路占地补偿金合计475 412.6元（红线内占地面积19.5134亩×22 000元/亩=429 294.8元，红线外占地面积2.5621亩×18 000元/亩=46 117.8元），经全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多次讨论，形成分配方案如下：一、三环高速临时用地补偿金66 805.5元，由下坝村18组分得33 402.75元，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得33 402.75元；二、东环铁路临时用地补偿款235 814.4元，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得9.2115亩×20 000元/亩=184 230元，群众分得9.2115亩×5600元/亩=51 584.4元；三、龙胆路占地补偿资金475 412.6元，群众分得红线内占地面积19.5134亩×8800元/亩=171 717.92元，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得19.5134亩×13200元/亩=   257 576.88元，群众分得红线外占地面积2.5621亩×7200元/亩=18 447.12元，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得2.5621亩×10 800元/亩=27 670.68元；四、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分得502 880.31元，下坝村18组群众集体共分得275 152.19元，其中275 152.19元的70%=192 606.53元按129份土地平均分摊，每份土地分得1493.07元，275 152.19元的30%=82 545.66元按89人平均分摊，每人分得927.47元。40户代表在此分配方案上签字表示同意，此分配方案后报经龙兴镇人民政府，政府相关领导签署“同意按此分配方案分配”并加盖该政府的印章。马元成因不同意此分配方案，故拒绝在此分配方案上签字，其后也拒绝领取根据此分配方案分得的款项10 247.76元。另查明：2020年4月16日，原告曾以“马元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名义就本案补偿款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起诉讼【（2020）渝0112民初9261号】。在该案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占地的青苗及构附着物补偿款应该由第三人锦樵公司分得，土地补偿款应该由被实际占地的承包户分得，不应当由全组村民共同分配。同时，在该案审理中，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6月13日到下坝村村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了被告全社的社员代表会议，马元成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德华、被告负责人秦明华、第三人的代理人荣孝荣以及下坝村村委会书记周大海一同参加了此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与会村民代表一致陈述：上述东环铁路和龙胆路修建前，组长秦明华和村民夏光富、冯忠义以及老队长尹启明共同参与了被占地的土地丈量，经当时丈量，马元成家被占地包括其原宅基地、地坝、房屋背后的阳沟、竹林地和耕地，面积共约3.7亩；同时，马元成和与会村民均确认：马元成家的房屋被拆除后，原宅基地和地坝以及阳沟的对应土地应该归被告集体所有和使用。第三人在该案的审理中明确表示虽然案涉流转土地被临时占用，但第三人依然会按照原约定继续支付以后的租金。该案在开庭审理后被本院裁定驳回了起诉。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确认：关于本案的事实、所举示的证据以及质证意见均以之前案件【（2020）渝0112民初9261号】的庭审记录为准。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土地租用协议》、领条、《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石船镇龙兴镇5个社区46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公告》、《土地征收协议书》、安置名单、申请书、《龙兴镇下坝村18社集体资金分配方案》、资金分配发放表、《三环高速、东环铁路、龙胆路占用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下坝村18组部分土地补偿资金分配方案》、《村民会议记录》、（2020）渝0112民初9261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等证据为证，经庭审质证，在卷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承包经营土地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因为收益分配而发生的纠纷，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纠纷本质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主张的承包土地的收益在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承包权人、土地经营权人三者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具体到本案，关键在于认定2018年期间原告的承包地是否流转以及因修建东环铁路和龙胆路所产生的补偿款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对此，原告认为，其承包地在2018年期间并未流转给第三人，即使流转了，除去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部分，剩余部分应按照“占谁地，谁受益”的原则由其单独享有，被告及第三人则认为应当按照2018年7月30日通过的《三环高速、东环铁路、龙胆路占用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下坝村18组部分土地补偿资金分配方案》所确定的分配方案对补偿款进行分配。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承包地在2018年期间是否流转给第三人；2、《三环高速、东环铁路、龙胆路占用重庆锦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下坝村18组部分土地补偿资金分配方案》是否合法有效。对此，本院评述如下：关于原告承包地在2018年期间是否流转给第三人的问题。首先，当事人均确认原告家的承包地在2017年流转给了第三人，土地流转后，第三人锦樵公司随即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果树，原告也的确收取了第三人锦樵公司支付的2017年整年的土地流转费（租金）2500元。可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但存在客观上的事实土地经营权流转关系。第三人一直以来均是将土地流转费统一支付给被告，然后再由被告造册发放给各农户。自2017年原告家的土地流转给第三人以后，第三人将包含原告家的2018年、2019年的土地流转费均按时支付给了被告，被告也将原告家应得的款项统一登记造册进行发放，马元成每次均去参加了领款会议，虽然其拒绝领款但从未表示过不再流转土地给第三人，据此可以确认2017年结束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事实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依然存续。其次，第三人将流转的土地用于栽种果树，众所周知果子一般在果树栽种后几年才会挂果，如果当时双方的意思表示仅仅是流转一年的土地，那么第三人在经营期只有一年的土地上栽种果树则有违常理，因为果树栽种下去后需要较长时间的成活期，如果仅仅流转一年，则就会面临果树刚成活就马上要移栽，这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不仅如此，第三人为了让原告家愿意流转土地，还另行支付了2500元。如果真如原告所称的当时仅仅是流转一年，那么第三人大费周折且以支付两倍的流转费成本去获得一年的土地流转经营权，这也从常理上讲不通。最后，在土地被临时占用后，第三人依然在履行流转合同的义务，每年均按照约定向各承包户支付租金。综上，综合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的土地流转，不仅仅是2017年的流转，还包括2018年及其以后的流转，流转的截止期限和其他农户相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流转、出租的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本案中临时占地青苗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均应归第三人所有。原告在之前案件审理中也当庭对此进行了确认。关于2018年7月30日形成的分配方案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在之前被告社的土地被征收后，虽然原告家的承包地未被征收，但原告家依然分得了征地补偿费，可见，被告对集体资金的分配并未采取谁家的地被征收就由谁家获得相应补偿款的原则进行分配。同理，在临时占地中对土地租金也采取这样的原则纳入集体资金统一进行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且也符合之前的分配惯例，加之这个分配方案经过了全社社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规定，该分配方案也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认定合法有效。综上，原告以自己家的土地被临时占用就应当由自己家获得相应的土地租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所享有的权益就是根据分配方案所应得的10 247.76元，对于其主张的超出该分配方案的款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下坝社区第18村民小组在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10 247.76元；二、驳回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8.6元（已减半），由原告马元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因系原告自己拒绝领取款项，所以受理费全部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肖 锋                   二〇二一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 洋                  书 记 员   王 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