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5446号原告（被告）：刘伟超，男，198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姣，河北燕赵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中路10号4幢101-3。法定代表人：宋宏涛，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欣，女，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军凤，女，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法务专员。原告（被告）刘伟超与被告（原告）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电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刘伟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姣，被告（原告）中邦电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欣、程军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伟超与中邦电信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08273.31元；3.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2966.24元；4.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5.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6.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7.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619.08元；8.本案诉讼费用由中邦电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辩称）：刘伟超于2012年10月1日入职中邦电信公司，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5年10月1日，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续签了三年期的劳动合同。2018年10月1日，中邦电信公司应该与刘伟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中邦电信公司在刘伟超多次催告的情况下未与刘伟超续签劳动合同。2020年9月，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提出调岗，双方就此事宜及续签劳动合同事宜进行过协商，但未达成一致。2020年9月30日，中邦电信公司无故安排刘伟超待岗，且不足额发放刘伟超的工资。刘伟超存在未休的年休假。刘伟超存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但中邦电信公司未向刘伟超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刘伟超不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开劳人仲委）作出的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的裁决。中邦电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2.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3.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4.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57218.1元；5.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伟超承担。事实和理由（辩称）：刘伟超曾为中邦电信公司的区域总经理，其工作岗位实际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故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中邦电信公司的规章制度汇编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司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与工作结果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进行考核评估，实行优胜劣汰，执行月度绩效考核形式”；“绩效考核办法由各部门负责确认，报公司领导审批后交综合管理中心方可执行，考核办法以客观事实、行为和数据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考核的客观性、合理性、有效性”；“月度考核以部门考核为主，综合管理中心配合，并将考核结果汇总，作为当月工资发放依据”。刘伟超在2020年9月没有绩效，不应获得绩效工资，故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月的工资差额。中邦电信公司的人事工作人员曾在刘伟超的劳动合同到期时将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交给了刘伟超的部门助理，让其找刘伟超在劳动合同续签页上签字，但刘伟超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人事工作人员将此事反映给相关领导并获批准后，刘伟超又以对规章制度汇编有异议为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故中邦电信公司未与刘伟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因刘伟超故意不签所致。同时，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中邦电信公司不服京开劳人仲委作出的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的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伟超于2012年10月1日入职中邦电信公司，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满后，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续签至2018年9月30日；后，中邦电信公司未再与刘伟超续签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管理制度汇编》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刘伟超的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2000元+岗位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15000元（浮动）。刘伟超的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中邦电信公司在每月15日向刘伟超支付上个自然月的工资。2020年9月3日前，中邦电信公司曾向刘伟超提出安排刘伟超担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刘伟超表示其可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2020年9月3日，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送达关于人事调动的通知，其中载明：“刘伟超先生不再担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职务，调至企业云网事业部任职”。2020年9月18日，中邦电信公司发布人事任免通知，其中载明：“公司战略部署调整，将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东区业务部、中区业务部取消，三者合并成立新的营销督导部。同时，将刘伟超的岗位调整为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注：工作地点在相邻的另一栋楼）”。中邦电信公司未要求刘伟超变更工资构成和标准。然而，刘伟超不同意中邦电信公司的上述调岗安排，并坚持要求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2020年9月30日，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送达待岗通知，以“原任职的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因经营决策及组织结构调整已经撤销，目前确实暂时无法提供家庭云网事业部其他一级总经理职务，无法满足邮件提出的要求。且经多次调整，未能就后续调整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要求刘伟超待岗。后，刘伟超继续到中邦电信公司上班，但中邦电信公司未为刘伟超安排工作。2020年10月23日，中邦电信公司再次通知刘伟超待岗；后，刘伟超未再到中邦电信公司上班。刘伟超在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为正常出勤，中邦电信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2678.4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18713.6元。中邦电信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0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7892元。刘伟超与中邦电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1年2月28日解除。另查，刘伟超在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30小时的延时加班，在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11天休息日加班，在2019年10月1日存在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刘伟超主张中邦电信公司未向其支付上述加班的加班工资；中邦电信公司主张其公司将刘伟超上述加班所对应的加班工资纳入到绩效工资中向刘伟超支付了。刘伟超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每年应休10天年休假。刘伟超在2020年度休了4.5天年休假。刘伟超主张其未休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中邦电信公司称其公司不清楚刘伟超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情况。2020年12月3日，刘伟超到京开劳人仲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刘伟超与中邦电信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08273.31元；3.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2966.24元；4.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5.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6.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7.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619.08元。2021年2月5日，京开劳人仲委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伟超与中邦电信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三、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四、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五、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57218.1元；六、中邦电信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000元；七、驳回刘伟超的其他申请请求。刘伟超同意京开劳人仲委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至第四项裁决，不同意其他项裁决，诉至本院；中邦电信公司同意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不同意其他项裁决，诉至本院。刘伟超在其申请劳动仲裁之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994元。刘伟超和中邦电信公司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伟超和中邦电信公司均同意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相应裁决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关于中邦电信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刘伟超的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2000元+岗位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15000元（浮动）。刘伟超在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30小时的延时加班，在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11天休息日加班，在2019年10月1日存在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刘伟超主张中邦电信公司未向其支付上述加班的加班工资。虽然中邦电信公司主张其公司将刘伟超上述加班所对应的加班工资纳入到绩效工资中向刘伟超支付了，但中邦电信公司的相应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中邦电信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中邦电信公司未向刘伟超支付上述三种性质的加班费，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和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刘伟超同意京开劳人仲委的相应裁决（即第二项至第四项裁决），且相应裁决的数额均不高于本院核定的数额，本院对相应裁决均予以确认。关于中邦电信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问题。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减少劳动报酬的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在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为正常出勤，中邦电信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2678.4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18713.6元。由此可见，中邦电信公司核算的刘伟超在上述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远低于刘伟超的月工资总额。中邦电信公司主张相应的工资差额为刘伟超的绩效工资，由于刘伟超在上述期间没有绩效，故刘伟超不应获得绩效工资。在此情况下，中邦电信公司应就其相应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然而中邦电信公司未就刘伟超的相应绩效考核情况进行举证，相应不利后果应由中邦电信公司承担。据此，本院认定中邦电信公司不足额发放刘伟超上述期间的工资的做法显属不当，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京开劳人仲委相应裁决的数额，高于本院核定的数额，本院予以调整。关于中邦电信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电信公司从2020年10月1日起安排刘伟超待岗，虽然刘伟超在2020年10月23日之前仍到中邦电信公司上班，但中邦电信公司未为刘伟超安排工作。中邦电信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0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7892元。上述情况下，中邦电信公司是否构成无故克扣刘伟超上述期间的工资，取决于中邦电信公司安排刘伟超进行待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电信公司在安排刘伟超待岗之前曾因“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东区业务部、中区业务部取消，三者合并成立新的营销督导部”，决定将刘伟超的工作岗位由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调整为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在刘伟超不同意中邦电信公司的上述调岗安排，并坚持要求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且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中邦电信公司安排刘伟超进行了待岗。从中邦电信公司的调岗决定内容来看，刘伟超前后两个岗位仅在面对的客户群方面存在差异；从刘伟超坚持要求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的情况来看，该工作岗位亦未超出刘伟超的工作能力范围。结合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的工作地点与刘伟超的原工作地点相邻，且中邦电信公司未要求刘伟超变更工资构成和标准的情况，足以认定中邦电信公司对刘伟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做法并无明显的不合理或不当之处，刘伟超有义务对此予以配合。据此，中邦电信公司在刘伟超不服从调岗决定的情况下，安排刘伟超进行待岗，并不再为刘伟超安排工作的做法并无不当。刘伟超被安排待岗系因其无故不服从中邦电信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在此情况下，中邦电信公司仍向刘伟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且相应工资的数额并无不当或不合理之处，故刘伟超无权要求中邦电信公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综上，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邦电信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即用人单位违法上述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自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算，截止点为双方实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一日。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第二次订立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到期。此后，中邦电信公司与刘伟超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但中邦电信公司未与刘伟超签订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电信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起向其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然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刘伟超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20年12月3日，故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本院对此不予支持。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刘伟超并未为中邦电信公司提供实质性劳动，且该情况系因刘伟超无故不服从中邦电信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故刘伟超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本院对此不予支持。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系刘伟超与中邦电信公司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正常履行期间，且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同时，根据中邦电信公司关于与刘伟超签订何种期限性质的劳动合同需经相关领导批准的陈述，可以认定订立劳动合同并非刘伟超的工作职责。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中邦电信公司应向刘伟超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且该款项应以刘伟超月工资中的固定部分为基数进行核算。综上，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中邦电信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就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前二年内已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或已向劳动者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进行举证；如用人单位拒绝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则其应在两年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超过两年的，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每年应休10天年休假。刘伟超在2020年度休了4.5天年休假。刘伟超主张其未休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中邦电信公司称其公司不清楚刘伟超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情况。鉴于刘伟超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并未为中邦电信公司提供实质性劳动，且该情况系因刘伟超无故不服从中邦电信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故刘伟超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显属不当，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同时，本院对中邦电信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结合刘伟超于2020年12月3日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可以认定刘伟超应就中邦电信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举证责任，中邦电信公司应就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刘伟超和中邦电信公司均未就各自举证责任期间内的相应事项进行举证，双方应就相应事项各自承担各自举证责任期间内相应不利后果。据此，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同时，本院对中邦电信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折算，刘伟超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年休假天数不足1天，故中邦电信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并对中邦电信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邦电信公司应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电信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刘伟超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三、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四、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五、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67827.59元；六、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1372.41元；七、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500元；八、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九、驳回刘伟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十、驳回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伟超和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希彤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于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