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2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5020234U，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3幢3层。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利，男，1974年7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修旺，江苏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蕊，江苏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24836996346E，住所地江苏省睢宁县文学路与八一路交叉口东南角。负责人：陈子仪，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静，该支行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该支行职员。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利、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睢宁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4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被上诉人孙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修旺、王蕊、原审被告建行睢宁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静、赵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交易在买卖完成之时即已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原审判决简单将未进行提货就等同于未交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物权法第26条指示交付规定，案涉买卖交易完成后，不管买入方是否进行交割申请或提货，标的商品均已在交易系统中即时完成货权交割或划转，所有权已发生变动。指示交付作为观念交付或替代交付形式，与现实交付发生直接占有转移不同，在指示交付完成时即通过实现间接占有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案涉交易中交易商对交易规则的确认及特定一笔买卖交易的达成，卖方交易商已事实上作出了代替交付的指示，交易平台及托管仓库据此对实物和资金进行交收和划拨确认，该指示交付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是否办理出库手续或通过提取实物方式达到直接占有的效果，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2.根据《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可知，所有挂牌商品在交易前必须事前完成清点入库，交易双方在交易系统进行买卖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就可通过指示交付方式完成交易商品的物权变动而非债权变动，是否进行实物提货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该办法规定：“拥有挂牌商品持有量的交易商即拥有现货仓库相对应的商品现货，交易商应尽快申请通过现货仓库自提或第三方物流快递的方式进行提货。”即交易平台为交易商提供了多种交收方式的选择，托管仓库在收到指令后即时为交易商完成货权划转和提货服务。因此，买方在买入商品后是否即时办理出库提货手续，完全系根据其现实需求而定，原审法院认为“实物交割才最终完成所有权的转移”违背物权法规定，其据此认定案涉业务是通过价格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不以真实现货交割或转移为交易目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交易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控制度，案涉交易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不满足非法期货交易认定的目的要件与形式要件。1.原审法院援引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相关规定，得出案涉交易行为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特征的结论，存在严重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一方面错误且片面理解适用上述文件规定，另一方面又脱离效力级别更高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来认定案涉交易性质。2.关于案涉交易性质应全面结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判断。该条例第十一条明确，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以“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修订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可知，“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系核心期货交易制度，而现货交易中通常并不采取该等交易制度。3.即便根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关于“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的规定，其特征依然强调“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人或者卖出”，故是否采取“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应作为法院审查判断案涉交易性质的依据。4.事实上案涉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足）货进行交易。《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四十四条规定：“所有挂牌商品均采取全额货款交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前应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二）款规定：“发出买入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全额货款及交易手续费；在发出卖出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持有量。”显然，案涉交易不存在诸如保证金杠杆机制、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商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5.另外，在期货交易下，由于交易标的物是标准化合约，故具有卖空机制，交易商可以自由双向交易，故对冲平仓机制的操作包含买入和卖出手段，特别是对于不具有现货商品的交易商，在卖出期货合约后需要通过在合约到期前买进相同交割月份的合约来对冲平仓了结，而案涉交易模式无法进行卖空，交易商只能买入现货商品后，再选择是否对其具有所有权的商品进行卖出，实际上不存在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必要性，与期货交易的对冲平仓机制完全不同。可见，案涉交易缺乏期货交易所具有的核心制度安排，两者存在本质区别。6.此外，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案涉交易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价格，而非商品未来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因此，原审片面错误理解且依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相关规定对案涉业务性质进行认定，系明显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业已认定北商所与被上诉人成立的是“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但却判决北商所“交易合同关系”中的返还交易价款义务，应予纠正。1.原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的系“交易服务合同关系”，根据该法律关系，上诉人负有提供平台服务并按照成交金额收取手续费的权利义务。即便交易无效，北商所应当承担的是返还交易手续费的责任，但是原审法院却径行要求上诉人返还全部交易价款，显然混淆了“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与“交易合同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并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2.就交易合同关系而言，北商所一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作为交易商系与其他交易商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上进行交易的，且任何一笔买卖交易均存在特定明确的对手方，交易发生之后，资金均是结算给交易相对方的。从交易明细内容来看，包括交易商代码、交易商名称、成交对手代码、成交号、成交时间、商品代码、成交价、手续费等信息，虽然其中交易对手方的姓名被隐去，仅以成交对手代码显示，当系便于系统展示，后台数据中可查询其具体姓名，但并不能否认其与交易对手方发生交易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即便交易被认定为无效，负有返还交易款项义务的也是与被上诉人交易的特定对手方。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纠正。四、业务之初，孙利虽与北商所建立了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但此后孙利收到业务收购转让通知后拒绝注销账号，仍然选择继续交易，表明孙利同意变更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为平台提供方，原审遗漏该事实，导致结果认定错误。1.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签署《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同日北商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北商所【2016】40号），告知交易商、经纪机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将自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并告知若不同意上述变更，可完成提货及账户注销等事宜。同时，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亦发布了《关于收购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大宗所【2016】第42号），对收购事宜进行再次确认。此后，相关收购事宜也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了公告。2.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孙利在收到相关业务收购转让通知后，并未提货也未进行账户注销，而是选择继续交易，表明孙利同意大连大宗取代北商所成为平台提供方继续提供服务，各方就“合同主体变更”达成一致意见。故自2016年9月30日起，北商所与被上诉人成立的交易服务合同关系在原法律关系下的权利义务已一并转让给大连大宗，北商所已非变更后的交易服务合同关系的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3.就业务收购转让、合同主体变更一事，北商所提供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2016年9月26日北商所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公告、大连大宗网站关于涉案业务转让的公告、大连大宗官方网站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等证据予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法院未要求对方提供足以推翻本节事实的相反证据，也未说明理由，无故不采信该公证证据，导致结果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五、就依法成立的“交易服务合同关系”而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交易平台在提供平台服务中存在过错，且案涉业务实际上在2016年9月30日已被大连大宗收购，上诉人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1.如前所述，案涉交易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且北商所并非交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就被上诉人、交易平台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而言，交易平台已经履行了其合同义务。简言之，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交易平台为被上诉人从事现货交易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未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资金损失与交易平台所提供服务之间的关联性，被上诉人资金的损失也并非上诉人未完全履行服务义务导致或上诉人履行服务不当所致。2.另外，如前所述，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业务，已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收购，大连大宗系此后“易商联合”交易系统的实际提供方。尽管在业务收购初期，为了交易商交易业务能过平稳过渡，存在大连大宗借用上诉人资金通道的短暂行为，但案涉资金流入上诉人的专用账户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度性安排，不能因前述资金通道的短暂借用事实，即否认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地位。故无论案涉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其要求上诉人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被支持。六、退一步讲，即便案涉交易业务被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应当根据案涉交易的交易主体、平台责任及费用收取方式进行区分，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严重失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案涉交易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过错，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认定并未正确区分交易平台实际提供方、案涉交易各方过错，责任划分明显不妥，其要求上诉人支付全部交易本金的判决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仅具有几十年的股票投资经验，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进行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完全知晓相关规则制度及交易风险的。被上诉人在对交易模式、交易流程明确清楚的情况下仍然多次频繁参与交易，对发生案涉交易的结果，是主动积极参与，存在明显过错。故在本案中，即便合同无效，被上诉人亦存在重大过错，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应对其损失负有主要责任。3.此外，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交易账户项下目前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相关商品业已通过指示交付完成了动产物权的变动，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出库提货，上诉人也愿意协助配合其办理提货手续，故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并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来计算，更不能要求与案涉法律关系完全无关的上诉人对该差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否则将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孙利辩称，1、双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关系是期货交易，而非现货交易，被上诉人孙利没有收到任何货物。2、上诉人北商公司在与大连交易所签订合同后，并未通知孙利，而且该协议并未履行，这一点可以从（2019）鲁1502民初7965号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得到落实。实际上一直由上诉人北商公司操控相关交易。综上，我方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判决驳回上诉人北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建行睢宁支行述称，建行睢宁支行不是上诉人北商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利之间合同关系的主体，也未对案涉交易提供结算服务，仅是为孙利提供了资金转账服务，而且该转账是孙利通过手机银行自助渠道进行。因此建行睢宁支行对案涉交易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判令建行睢宁支行不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对建行睢宁支行的判决结果。孙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孙利在被告北商公司交易系统客户端的开户（账户为08×××76）及全部交易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北商公司返还原告孙利交易资金975900元及相应利息（以975900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从2017年10月13日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3.被告建行睢宁支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北商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其经营范围是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3月，原告孙利通过互联网在北商公司网站设立交易商账户，交易账号为为08×××76，但双方未有签订书面或电子服务合同。2016年3月起，孙利通过其在建行睢宁支行开设的6227001253480**5089账户向北商公司交易平台上入金交易。交易品种包括泰山虫草、泰山女儿绿茶、泰山红茶、皇家贡茶（绿）、霍山石斛等商品，从2016年3月至2017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出金，孙利入金总额为1292000元，出金总额为316100元。目前孙利交易账户内尚留存资金1441.19元，并显示持有云南普洱茶1个单位和蓝田玉平安牌1个单位。期间，北商公司向孙利收取了相应的交易手续费。庭后孙利向该院陈述其于2020年11月17日，通过交易账户将账户内留存的资金1441.19元转出，其持有的商品无法交易和提货。一审诉讼过程中，被告北商公司称该公司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正式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涉案部分交易发生在收购之后。原告孙利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入金交易还使用北商公司的帐号，是因为大连大宗公司重新开立帐户需要时间过渡，是暂时借用北商公司的帐户进行交易。同时，北商公司认可涉案交易系统已经无法进行商品交易。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孙利在被告建行睢宁支行处仅开通手机银行业务，未有开通孙利诉称的“银商通”业务。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北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三、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四、北商公司是否应退还孙利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五、建行睢宁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北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孙利通过互联网于2016年3月在北商公司处设立交易账户。随后，孙利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开始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入金交易，孙利入金、出金以及交易均是通过北商公司的交易账户完成的，且北商公司向孙利收取了相应的手续费用，故孙利与北商公司之间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孙利基于双方合同关系，将北商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北商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北商公司认为涉案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孙利要求北商公司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二、关于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的问题。北商公司主张涉案交易行为属于现货交易，涉案交易标的物系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标准化合约，涉案交易不满足期货交易的构成要件，认为涉案交易并非采取期货交易项下的对冲平仓制度，涉案买卖交易达成后即实现了商品实物所有权的转移及货款的结算，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存在交易达成后买卖义务未了结而须通过后续对冲平仓进行了结的问题，孙利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经查，孙利在北商公司交易平台的所有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提货交易，北商公司也未其他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并不是以真实的现货交割或转移现货为交易目的，而是通过价格的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并从中发现价值，该交易模式具备相应的期货交易特征。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三、关于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北商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孙利在北商公司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四、关于北商公司是否应退还原告孙利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因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北商公司应当将孙利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根据查明的事实，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交易商账户内入金1292000元、出金317541.19元（316100元+1441.19元），北商公司应当向孙利返还交易资金974458.81元。关于孙利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孙利在投资交易过程中，对北商公司不具有经营期货交易资质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未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估、预测，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要求北商公司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关于建行睢宁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建行睢宁支行不是孙利与北商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主体，也不是北商公司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其仅为孙利提供资金划转服务，对涉案交易无效不存在过错。孙利诉请建行睢宁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孙利在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无效；二、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利返还交易资金974458.81元；三、驳回孙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元，由孙利负担180元，由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6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北商公司提交三份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5民初28787号、（2019）京0115民初8815号、（2018）京0115民初60634号（前两份判决书已生效，最后一份判决书原告上诉）。拟证明：1.生效判决认定北商所作为交易平台仅提供平台服务，收取部分手续费，即便交易品种上线存在违规之处构成侵权，也无需为交易商投资亏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在其他己生效判决中，交易商郭朝悉明确陈述曾经提取过货物，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交易不以现货交割为目的事实认定错误；3.通过郭朝悉、陈景凤两份判决书可以证实部分交易商在业务转让之后确实系通过大连大宗银行账户进行的出入金，业务在2016年9月30日后就已经转让的事实确实存在。孙利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案件与本案案件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上诉人北商公司是北京市政府国资委的企业，不排除案件判决的时候政府进行了司法干预，而且在互联网上对于北京市法院作出的类似案件都是不公开的，我们手中也有类似判例，也要向法庭提交，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建行睢宁支行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该三份判例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该三份案件中所涉的交易类型与本案事实的一致性和相似度，请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认定；另外该三份判决书中其中两份有涉及到银行作为被告，法院经判定银行不承担连带责任。孙利提交六份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3551号、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民初3877号、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1882民初1293号、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2020）赣0781民初3970号、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8民终3678号、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040号六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所有涉及上诉人北商公司的案件中，与被上诉人孙利案情一致的判决都是判决原告胜诉，也认定交易合同无效。北商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几份判决书真实性认可，但是其中只有第一份和第五份是生效判决，其余均未生效，而且我们虽然尊重相关的裁判结果，但是对于相关判决的事实认定并不认可，这些判决仅可以做参考使用，实际上北京地区法院受理的大批量的类似案件对于业务模式以及案件事实的查明更为清晰，相关的裁判案例更具有参考价值。建行睢宁支行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六份判例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判例仅能作为法院参考使用；另外该六份判例中都涉及到银行作为被告，均判定银行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对北商公司、孙利提交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除北商公司、孙利提交上述判决书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在于：孙利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本案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北商公司应否基于该“无效”交易行为而向孙利返还案涉交易资金。根据查明事实，孙利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在北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通过该公司的交易账户入金、出金交易，北商公司向孙利收取相应手续费用，但孙利在北商公司交易平台的所有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实物提货交易，双方实际并非以真实现货交割或转移现货为交易目的，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从中发现价值，该交易模式具备相应的期货交易特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等规定，认定涉案交易行为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并判决北商公司向孙利返还交易资金于法有据。北商公司上诉称，“案涉交易在买卖完成之时即已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案涉交易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控制度，案涉交易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不满足非法期货交易认定的目的要件与形式要件”，并主张涉案交易行为有效且已完成，但与查明事实不符，且结合双方二审期间提交的其他法院相关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本院对北商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北商公司另主张“孙利虽与北商所建立了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但是此后孙利收到业务收购转让的通知后拒绝注销账号，仍然选择继续交易，表明孙利同意变更大连大宗为平台提供方”，但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孙利达成了大连大宗取代北商公司变更合同主体的一致意见，故不能免除其返还涉案交易资金义务，至于其与大连大宗之间的权益纷争，其可另行处理，本案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北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60元，由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东平审判员  杜演文审判员  周东海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