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9民申1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海峰，男，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传，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春花，女，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俊华，男，196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山东东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海峰因与被申请人邓春花、杨俊华酒店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09民终3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海峰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刘海峰与邓春花之间的酒店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互不负有权利义务。而刘海峰与杨俊华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审强行将杨俊华并入至刘海峰与邓春花合同中的行为，涉嫌创造事实。本案明显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错误，依法应当撤销、改判驳回邓春花、杨俊华的诉讼请求。1.本案中，刘海峰只与邓春花存在酒店转让合同且已履行完毕，邓春花、杨俊华的诉讼主张缺乏请求权利基础。2018年4月6日刘海峰和邓春花签订了《酒店整体转让协议》，约定酒店相关经营权、设施设备等均归属刘海峰所有，酒店转让款项为260万元。酒店转让时邓春花系泰安市城市空间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其有权将该酒店转让给他人。邓春花在酒店经营过程中欠付刘海峰房屋租赁费用及其他款项，在酒店转让时，经双方对账后达成一致意见：之前邓春花欠付的房屋租赁费用及欠款等直接用于折抵酒店整体转让款，再由邓春花向刘海峰出具酒店转让款的收到条。邓春花出具的收到条中明确记载，邓春花已经收到酒店转让款260万元整。合同约定的酒店转让价款是260万元，邓春花收到该款后将酒店交付，合同履行完毕。2.邓春花、杨俊华明显证据不足，原审违反举证规则，把属于邓春花、杨俊华的举证义务强加给刘海峰。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的22万元欠款为尚欠的酒店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邓春花、杨俊华应当提供证据证实诉争的22万元欠款系本案酒店转让时尚欠的款项，这是邓春花、杨俊华的法定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原审直接认定22万元欠款系对账后尚欠的款项，这等同于“创造事实”没有证据支持，难以令人信服。双方在酒店转让过程中进行了对账清算，但是清算的结果是邓春花欠刘海峰一方的其他款项不必另行支付，用于抵顶该酒店转让款。刘海峰没有和杨俊华对账，也不存在对账的必要，毕竟酒店转让合同的转让主体不是杨俊华。本案中邓春花作为被转让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同样也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不可能不清楚出具260万元收到条的法律后果。既然邓春花在没有受到胁迫、威胁的情况下自愿出具的260万元酒店转让款的收到条，只能说明双方的酒店转让款已经支付，合同履行完毕。(2)原审对涉案双方采用双重举证标准，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裁判规则。刘海峰根据合同双方对账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邓春花出具的260万收到条，用于证实双方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但原审却以刘海峰没有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为由认为该“收到条”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原审明知双方系对账后抵顶相关款项，没有转账的可能，却额外要求刘海峰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明显是在“强人所难”。再者说，这根本不属于刘海峰的举证义务。反观邓春花、杨俊华，核心证据仅提供了一份案外人“杨梭华”的欠条，原审便认可了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但是上述行为均没有证据支持全凭主观臆断。刘海峰并非执拗于“杨梭华”与“杨俊华”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欠条中记载的是杨俊华，邓春花、杨俊华也应当证实该欠条与《酒店转让合同》之间的关联性，毕竟本案的法律关系是酒店转让合同关系，合同的签订主体是邓春花、刘海峰，邓春花已经收到全部的酒店转让款。即便合同存在欠款，也与杨俊华没有关联。（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刘海峰与杨俊华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审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作出裁判，显然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中杨俊华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提供的证据(欠条)与本案酒店转让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本案中杨俊华并非酒店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其依据邓春花与刘海峰之间签订的酒店转让协议，主张刘海峰尚欠其转让款22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邓春花在2018年4月6日前是泰安市城市空间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律上来说，从签订酒店转让协议、确认交接清单，再到出具260万元的收到条等行为来看，邓春花的行为均符合法律规定，上述行为合法有效。在酒店转让款已经全部付清的情况下，邓春花与杨俊华再依据酒店转让协议主张刘海峰欠其酒店转让款，不管是从合同主体上，还是实际交易的情况来看，杨俊华均没有起诉刘海峰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便刘海峰认可该份欠条的真实性，也被酒店转让协议、收到条所证明的事实所推翻。2.本案诉争的22万元欠款无法证实与酒店转让行为的关联性，同时，该欠条所列明的权利主体是杨梭华，与邓春花、杨俊华无关。从欠条本身所记载的内容来看，邓春花和杨俊华均不具备诉讼权利。欠条明确记载的是“今欠杨梭华现金22万元整，到农历年前还清不计息”。邓春花、杨俊华所提交的该份证据显然与自己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首先，邓春花已经收到酒店转让款项260万元，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邓春花已经不具备再次主张酒店转让款的资格；其次，在转让款已经全部收到的情况下，杨俊华再以酒店转让款未完全支付，这显然是重复获取。再者说，杨俊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欠条中所记载的权利主体“杨梭华”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更没有身份证号等最起码的辅助信息予以佐证。最后，杨俊华依据一份权利主体为案外人的欠条，来主张邓春花、刘海峰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欠款，显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请求明显不应得到支持。同时，本案邓春花、杨俊华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刘海峰保留对其虚假诉讼行为的控告权利。综上，邓春花与刘海峰之间的酒店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酒店转让款260万元也由邓春花所收悉，双方之间不存在酒店转让款的争议。而杨俊华作为酒店转让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依据一份权利主体为案外人杨梭华的欠条来主张酒店转让欠款，显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审裁判系基本认定事实不清、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依法改判。综上，刘海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邓春花、杨俊华提交意见称，一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海峰的申请再审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应当围绕当事人所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泰安市城市空间酒店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邓春花与刘海峰于2018年4月6日签订《酒店整体转让协议》，约定泰安市城市空间酒店有限公司将涉案酒店转让给刘海峰，刘海峰支付款项26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当日邓春花出具收到酒店转让款260万元的收到条，同日刘海峰出具欠付22万元款项的欠条。一审中刘海峰认可涉案酒店转让款26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而是经双方对账后达成一致意见，与之前欠付房屋租赁费用及借款互相折抵。刘海峰对22万元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分析认为，刘海峰出具的欠条可以证实其欠款22万元的事实，结合该欠条出具的时间与双方签订酒店转让合同及邓春花出具收到条的时间一致、刘海峰认可双方存在互相折抵应付款项的事实、杨俊华与邓春花系夫妻关系而二审中刘海峰认可其与杨俊华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杨俊华与邓春花持有涉案欠条等事实，可以认定刘海峰欠付邓春花、杨俊华22万元款项，经审查，二审的上述分析认定并无不当。再审审查中，刘海峰所提涉案酒店转让合同签订后又垫付款项问题，其一二审中并未提出。综上，刘海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海峰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郑成国审 判 员 尹衍春审 判 员 冯小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徐元强书 记 员 王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