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522民初2750号原告：陈大平，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过俊峰，安徽祥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安徽祥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胡兆军，男，198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安徽双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茂海，男，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原告陈大平与被告胡兆军、胡茂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3日、2021年4月2日、5月13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大平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大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过俊峰、黄胜，被告胡兆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胡茂海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大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00,000元及利息（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4.35%为标准，从2020年3月25日计算至款项付清止）；2、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50,000元；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系父子关系，原告与两被告均长期在广东做麻油生意。自2015起两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用于两被告洗车贸易和麻油经营。每次借款后都由两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之后，两被告也陆续归还了部分借款，相应抽回等额借条。现被告胡茂海出具借条一张7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六张1,450,000元。部分借款约定了利息和还款期限，因两被告未能及时归还原告借款，经原告催要，两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承诺所借2,150,000元借款，已归还750,000元，剩余1,400,000元借款，于2020年9月底一次性还清，利率按照银行标准计算。如不能归还，因诉讼产生的追偿费用由两被告承担。现已超过了两被告承诺归还的期限，两被告仍未还款。胡兆军辩称：一、原告诉求答辩人与被告胡茂海个人借贷2,150,000元不是事实。1、原告主张答辩人是本次全部借款的债务人，这不属实。原告与被告胡茂海是多年熟人关系，第三人袁后园与胡兆军是朋友关系。袁后园因经营需要借款资金，原告自身意愿借款获利，但原告提出要求以答辩人或被告胡茂海名义打借条，故答辩人虽然出具案涉的借条6张（另一张借条是胡茂海出具）。但所涉借款绝大多数均由原告通过银行汇款至袁后园个人银行账户，其中仅2017年7月17日的借款300,000元汇入胡兆军个人账户（这有原告举证的银行汇款流水可印证），对此原告主张答辩人是本次全部借款的债务人，这不属实。2、本次借贷期间，原告一直与袁后园有案涉借款外的其他经济往来，原告隐瞒了事实，需依法追加第三人并核实。原告向法院提供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5月9日汇款100,000元、2017年6月3日汇款500,000元、2018年8月22日汇款19,700元均是原告与袁后园个人之间发生的。对此，被告未出具借条。这充分显示原告一直与袁后园有其他经济往来。且原告未提供其完整的银行流水，答辩人据此合理的认为其隐瞒了事实，陈述虚假、不真实，基于袁后园因涉刑事犯罪被关押在监狱服刑，答辩人个人无法与其核实其余原告借款及还款的真实情况，故提请贵院追加袁后园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向其调查核实。二、原告本次诉请及主体不符。案涉2015年6月20日借款700,000元出具借条人是答辩人父亲胡茂海，原告将该款项全部汇入袁后园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故胡茂海应当仅涉及该笔借款（该笔借款早已清偿结束），其对原告诉称的其他借款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诉请该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第三人袁后园是接受借款的实际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原告基于其上述关押状态，隐瞒借贷事实，要求答辩人承担清偿，这不合法、不公平。接受本次借款款项的袁后园应当依法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否则按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债务数额无法查明。三、原告诉请拖欠其借贷债务1,400,000元不是事实。自2015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经过答辩人经手的向原告借款案涉借款本息合计至少280余万元（答辩人其他期间全部银行流水完全可佐证）。原告现诉称尚欠1,400,000元本金，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请原告予以计算说明。四、原告提供的《还款计划》所载明的内容与真实的债务不符，违背了答辩人的意思表示，明显存在重大误解，不应当作为认定债务数额的定案依据。对此，答辩人保留依法撤销的权利。2020年3月24日出具的《还款计划》是在本次疫情期间，答辩人无法拿到银行流水（经手的银行账户是广州区域银行），又与实际借款人袁后园无法联系核对。答辩人拒绝认可原告单方事先准备的《还款计划》，在原告虚假承诺下，担心其继续吵闹，影响邻居、顾全情面才签字的。但该计划书明显与答辩人事后拿取的银行流水反映的数额不符。胡茂海辩称：1、2015年当时说以我的名字签个字，我儿子说我签字的那个700,000元条子钱早给了。2、对其他借款的情况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是：一、陈大平提交的证据，证据1、借条七张、银行交易明细、取款业务凭证及《还款计划》一份（附汇款、还款、付息统计表两份），证明：两被告分十次向原告借款2,950,000元，其中2016年5月9日100,000元（2016年5月30日还款50,000元、2017年3月3日还款50,000元）；2017年6月3日500,000元（2018年5月11日还款406,500元，其中6,500元是一个月的利息，2018年5月14日还款100,000元）；2017年7月21日200,000元（转账199,900元，扣除100元手续费，2017年12月1日分四次转账，每次还款50,000元），该借款已陆续还清。本案涉及的七笔借款共计2,150,000元，已还本金750,000元【2019年2月3日还款300,000元、还款212,700元（其中12,700元是利息）、2019年3月10日还款150,000元、2019年4月4日还款100,000元】。2020年3月24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约定剩余借款本金1,400,000元于2020年9月底一次性还清，利息按照银行标准计算。如不按期还款，则承担因诉讼产生的追偿费用。补充：七张借条的有关信息：①2015年6月20日700,000元借款，由胡茂海出具借条，该款通过杨亮汇到袁后园账户；②2016年6月5日150,000元借款，该款项通过杨亮汇到袁后园账户；③2016年6月15日300,000元借款，实际支付时间是2016年4月14日，由陈大平汇入袁后园账户；④2016年9月16日200,000元借款，实际付款时间是2016年8月22日，由陈大平汇入袁后园账户；⑤2016年10月26日200,000元借款，实际付款时间是2016年9月26日，由陈大平汇入袁后园账户；⑥2017年7月18日300,000元借款，实际付款时间为2017年7月17日，由陈大平汇入胡兆军账户；⑦2018年9月15日300,000元借款，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6月14日，由陈大平汇入袁后园账户。证据2、通话录音六段，证明：1、2019年1月22日原告与被告胡茂海通话录音，证明：原告通过电话将被告胡兆军在原告处借款情况告知被告胡茂海，胡茂海讲胡兆军在外面搞钱，要到钱尽力把原告的钱还上。2、2019年2月14日原告与被告胡兆军通话录音，证明：2019年2月14日原告与被告通话时，双方确认被告仍欠原告1,650,000元（被告胡兆军于2019年2月分两笔偿还500,000元借款，2,150,000元-500,000元=1,650,000元）。3、2020年2月22日原告与被告胡兆军通话录音，证明：在通话录音中双方确认被告胡兆军仍欠借款金额1,40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先付利息，并找人担保，但被告既找不到人担保，暂也无能力支付利息。4、2020年3月22日原告与被告胡兆军通话录音，证明：2020年3月22日原告与被告胡兆军通话电话联系，原被告商量好还款计划，由原告打印好，由原告母亲带到被告家，由被告胡茂海、胡兆军签字、按手印。当时拟定好的还款计划中借款利息仍为按原约定利率1.5%计算，后来两被告在现场将利息改为“按银行标准”计算。结合前面的通话录音，被告辩称的重大误解，担心吵闹显然不是事实。5、2020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胡兆军通话录音，证明：《还款计划》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催款，被告讲要现金没有，但有房子，两套房子价值超过所欠原告的1,400,000元。被告向原告借的钱都是用来干事的，不是用来转借给他人的。6、2020年11月19日杨亮与被告胡兆军通话录音，证明：因两被告未按《还款计划》还款，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胡兆军承诺2020年11月20日先归还300,000元。因此，2020年11月19日原告让杨亮帮助催要，但被告讲不能如期支付，对原告催要的行为完全理解，但实在没办法。以上通话录音进一步证明了两被告差欠原告1,400,000元借款的事实，《还款计划》是两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因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依据还款计划约定由两被告承担。证据4、借条复印件三张、银行交易明细三张（杨亮银行流水），证明：胡茂海在2015年6月2日借款700,000元之后，胡茂海于2015年7月5日向陈大平借款200,000元；胡兆军于2015年10月22日向陈大平借款200,000元、于2017年3月11日向陈大平借款500,000元。杨亮银行交易明细可以反映出上述借款汇给两被告及袁后园，其中2017年3月11日500,000元借款汇给了袁后园，对应2017年7月4日袁后园向原告转账500,000元的抗辩，实际该款项是偿还2017年3月11日杨亮汇给袁后园的500,000元借款（胡兆军出具借条）。2015年6月至12月胡兆军通过银行向原告汇款204,000元，实际是归还2015年7月5日或者是2015年10月22日其中的一笔200,000元借款。胡兆军的质证意见是：1、对七张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涉及到2016年10月26日借款200,000元的借条，未看到银行交易明细，借款发生的时间和借条的时间及金额不完全一致。涉及到胡兆军出具借条，并接收借款仅有2017年7月18日300,000元借款，原告所陈述的由胡兆军署名的借条款项，绝大部分均汇入了第三人袁后园名下。对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请法庭给予合理的时间核实，对原告主张借款共计发生2,950,000元，我们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与原告提供的还款计划载明的数额不一致。按照原告陈述的还款计划是其准备好的，还款计划上陈述起止时间自2015年6月20日至2017年7月18日，累计借款2,150,000元，与当庭提供陈述不一致。还有三张是原告与袁后园来往的借款，胡兆军不知情。认为原告的主张缺少关联性。对还款计划的三性均有异议，还款计划产生的基础是双方实际发生的借款和还款。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胡兆军与袁后园系合伙经营，实际还款已经达到280,000多元，还款计划上还欠1,400,000元数额没有基础。2015年6月20日到2017年7月18日，累计借款金额达不到2,150,000元。按照原告当庭陈述只有六笔，金额不是2,150,000元，差额300,000元。另胡茂海不是本次借款的实际债务人，即使是2015年6月20日因为原告与被告胡茂海是熟人关系，在原告要求下胡茂海打的借条只有700,000元，这700,000元是原告安排别人汇到袁后园名下，要求胡茂海打条子。对剩下的借款胡茂海均不清楚，对还款计划中要求胡茂海签字，明显有胁迫，不能清楚反映出借款的事实。2、对通话录音庭后提出书面质证意见（但未提交）。3、对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还款计划也未明确因诉讼产生的追偿费用，律师费是非必须产生的费用。4、三张借条（复印件）是胡兆军出具的，但胡兆军未收到一分钱款项，是原告与袁后园之间的账目往来。如果杨亮提供的交易明细所涉及的袁后园以及胡兆军的给付钱款就是陈大平的钱，那么在原告提供该银行明细里，从2015年到2017年3月，胡兆军已经还款202,250元（胡兆军和袁后园汇到杨亮的账户中），分别发生在2016年5月3日2,250元、2016年3月15日150,000元、2017年3月3日50,000元，要求提交杨亮自2017年3月到2020年元月份的银行明细。胡茂海的质证意见同胡兆军的质证意见。二、胡兆军提交的证据，证据1、申请证人范某、乔某出庭作证，证明：本案涉及的债务是胡兆军与袁后园合伙经营之间的债务。证据2、胡兆军在农业银行广州龙归支行2015-2020年的银行流水六页，证明：陈大平与胡兆军于2016年到2020年8月份，共计合伙经营十七笔油品生意，所涉因分配给胡兆军的合伙利润为161,800元，被陈大平因胡兆军的案涉借款债务而扣除。双方对账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补充说明，银行流水所涉的银行卡一直被陈大平持有使用。陈大平的质证意见：1、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胡兆军与袁后园存在合伙经营关系，更不能证明本案的债务是合伙债务。2、对银行流水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银行流水并不能反映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更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的合伙利润。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纠纷，可以另案诉讼。胡茂海的质证意见：1、对袁后园与胡兆军之间是否存在合伙经营关系不清楚。2、同意胡兆军的举证意见。胡茂海未举证。经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一、陈大平提交的证据：1、七张借条与银行交易明细、取款业务凭证及《还款计划》能够相互印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2、通话录音六段，其中有四段是陈大平与胡兆军通话录音，有一段是陈大平与胡茂海通话录音，还有一段是杨亮与胡兆军通话录音。上述通话录音均是真实的，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录音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陈大平、杨亮向胡兆军催要借款。陈大平在通话中向胡兆军主张借款是1,400,000元，胡兆军在通话中也提及欠款是140多万元。基于上述情况，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3、对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费发票的三性予以认定。4、三张借条虽是复印件，但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杨亮的银行交易明细也是从银行打印出来的，真实的。三张借条涉及的借款金额胡兆军亦已偿还，陈大平提交该组证据的目的，是对抗胡兆军的还款主张。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二、胡兆军提交的证据：1、关于证人证言，仅能证明胡兆军与袁后园合伙经营业务，但胡兆军出具借条的借款，并不能等同于系胡兆军和袁后园的合伙债务，两者之间无必然联系。因此，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2、农业银行广州龙归支行的银行交易部分明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胡兆军与陈大平之间合伙经营业务情况，以及双方的利润分配情况等。因此，与本案无关联。若胡兆军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经营关系，且属于胡兆军应获得的分配利润由陈大平支取，但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胡兆军与陈大平可另行结算，或另行主张权利。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胡兆军是胡茂海的儿子，胡茂海与陈大平原本比较熟悉，胡兆军因经营业务需要资金周转，自2015年至2018年多次向陈大平借款，胡兆军自2015年至2020年也陆续还款。其中，对亦已清偿的借款，胡兆军收回了原借条，陈大平保留了借条复印件。未收回借条共计七张，分别是：2015年6月20日借款金额700,000元（胡茂海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1分五”，该款项由杨亮汇入袁后园账户700,000元）、2016年5月5日借款金额15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未注明利率，该款项由杨亮汇入袁后园账户150,000元）、2016年5月15日借款金额3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未注明利率，该款项由陈大平于2016年4月14日汇入袁后园账户300,000元）、2016年9月16日借款金额2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未注明利率，该款项由陈大平于2016年8月22日汇入袁后园账户197,000元）、2016年10月26日借款金额2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未注明利率，该款项由陈大平于2016年9月26日汇入袁后园账户197,000元）、2017年7月18日借款金额3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载明月息1.5分，使用半年归还，该款项由陈大平于2017年7月17日汇入胡兆军账户300,000元）、2018年9月15日借款金额300,000元（胡兆军出具借条，载明按月利1.5分，该款项由陈大平于2018年6月14日汇入袁后园账户300,000元）。2020年3月24日，胡茂海、胡兆军共同向陈大平出具一份“还款计划”，主要内容是：本人从2015年6月20日起至2017年7月18日，先后多次从陈大平累计借款贰佰壹拾伍万元整（以借条为准），借款用于汽车贸易和麻油经营。累计已归还柒拾伍万元整，截止2020年2月底，仍欠陈大平借款本金壹佰肆拾万元整，欠陈大平利息万元整。经与陈大平协商，本人同意于2020年9月底前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壹佰肆拾万元整；借款利息仍按月利按银行标准（此处有改动，原打印件为1.5%）计算，累计所欠借款利息于2020年9月底一次性归还。如到2020年9月底前不能一次性归还本金壹佰肆拾万元整，因诉讼而产生的追偿费用由本人承担。此外，胡兆军还于2015年7月5日、10月22日、2017年3月11日分别向陈大平借款200,000元、300,000元、500,000元，该三笔借款胡兆军已偿还，并将三笔借条原件收回，陈大平留存了三张借条复印件。双方之间还有其他借款，偿还后胡兆军收回了借条原件。关于七张借条的还款情况：陈大平认可胡兆军分别于2019年2月3日偿还300,000元本金，另偿还212,700元（其中200,000元系偿还本金，12,700元是偿还利息），2019年3月10日偿还150,000元本金，2019年4月4日偿还100,000元本金，尚欠借款本金1,400,000元（2,150,000-750,000）。胡兆军抗辩其于2015年还款237,000元、2016年还款275,150元、2017年还款417,660元、2018年还款809,315元、2019年-2020年还款959,191元，合计还款2,698,316元，扣除偿还利息部分，尚欠借款本金936,819.7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陈大平主张的七张借条载明借款金额共计2,150,000元均无异议，但与对应的汇款凭证作比较，胡兆军于2016年9月16日和2016年10月26日分别出具的两张200,000元借条，陈大平两次实际汇款金额为197,000元。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以款项交付作为借款合同成立的要件，应以实际交付金额确认双方的借贷金额，即该两次借贷金额均应为197,000元。案涉借款金额应为2,144,000元，而非2,150,000元。2020年3月24日，胡茂海、胡兆军共同签字按手印确认的“还款计划”，文字内容由打印字和手写字两部分组成，手写部分均按了手印。其中，对借款利率的约定，打印字的表述为“借款利息仍按月利率1.5%计算”，手写内容改变为“借款利率仍按月利率按银行标准计算”。改动部分将“1.5%”修改为“按银行标准”，该修改部分按了手印，且“还款计划”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日期均是手写，并按了手印。从上述情况可知：胡茂海、胡兆军在“还款计划”上签字按手印是审慎的，意思表达是自由的，无证据显示其意思表示不自由。其次，还款计划中表述“先后多次从陈大平累计借款贰佰壹拾伍万元整（以借条为准）”，该借款金额与陈大平提交的七张借条载明的累计金额也是一致的。如前所述，七张借条上载明借款金额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累计金额少6,000元，应以实际交付金额2,144,000元认定为本案的借贷金额。即应对“还款计划”载明的借款金额不是“以借条为准”，而应为2,144,000元。再次，还款计划载明的内容与陈大平和胡兆军通话录音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综上，七张借条可作为本案的债权凭证，“还款计划”即是双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是对借条之债的变更，也是对还款时间的约定。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应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胡兆军向本院提交其单方面结算材料，主张尚欠陈大平借款本金936,819.7元，与陈大平主张的借款金额1,400,000元，相差463,180.3元。对该差额部分的举证责任应由胡兆军、胡茂海承担。胡兆军抗辩其在2015年11月2日偿还的两笔各50,000元借款，以及2015年12月23日偿还的50,000元借款，共计150,000元是用于偿还2015年6月20日胡茂海出具借条的700,000元借款。陈大平提交了2015年7月5日胡茂海出具的200,000元借条复印件，以及2015年10月22日胡兆军出具的200,000元借条复印件（该400,000元不包括在案涉借贷中），证明胡兆军偿还的150,000元是用于偿还上述借款的一部分，该400,000元借款清偿后，借条原件被胡兆军收回。胡兆军也认可上述借条借款的真实性。因此，胡兆军该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胡兆军抗辩其于2016年偿还的271,550元中，其中一笔2016年5月30日还款50,000元，应在本案所涉借款中扣除，陈大平认为该50,000元，系用于偿还胡兆军2016年5月9日200,000元借款的一部分（该借款不包含在案涉借款中），并提交了借条复印件及汇款证明。因此，胡兆军该抗辩意见也无依据。胡兆军还认为2016年5月9日100,000元借款系汇给袁后园的，为袁后园个人借款，应在胡兆军的借款中扣除。陈大平认为该100,000元是袁后园借款，但袁后园已于2016年5月30日、2017年3月30日各归还50,000元，借条已收回，陈大平未在本案借款中主张该100,000元。胡兆军主张2017年的500,000元借款系袁后园的个人借款，不应计入其借款总额中，陈大平陈述袁后园该借款系发生在2017年6月3日，还款于2017年7月4日，并于借款当日付款10,000元。陈大平还提交了胡兆军于2017年3月11日向陈大平出具的500,000元借条复印件（原件已取回），对应的还款记录是2018年5月11日还款406,500元（6,500元为利息），2018年5月14日还款100,000元。从上述可知，胡兆军主张的还款或应当扣除的借款数额已达800,000元，超过其主张的在1,400,000元借款中扣除的数额，但其主张均被陈大平提交的证据推翻，胡兆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胡兆军无证据推翻“还款计划”载明的余欠借款金额的情况下，应以该“还款计划”载明的债务金额（需扣除6,000元）作为本案确认的债务金额。胡兆军虽然提交证据证明其还款金额达260余万元，超过陈大平主张的借款金额215,000元，但除案涉借款外，双方还多次发生借贷，并已清偿，且胡兆军将已清偿借款的借条原件取回，说明双方当事人对这部分债务亦已清结。用于清偿七张借条之外债务的款项，不能重复冲抵本案所涉借款。双方当事人多年发生多笔借贷，债务人每年多次还款，所对应的是偿还哪些借款本金，支付哪些借款的利息，在合法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已清偿的债务也体现出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在无证据否定“还款计划”的情形下，应将该“还款计划”确认的债权金额，视为双方对债权债务结算的债权凭证。关于胡兆军申请追加袁后园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问题，本院经审查依法裁定不予准许。在案涉借条中，仅有2015年6月20日的700,000元借条是由胡茂海出具的，该借款亦系供胡兆军使用，其余借条均是胡兆军出具的。尽管大部分借款均是汇入袁后园的账户，但也是按照胡兆军的指示汇款的，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双方当事人亦已确认案涉七张借条所涉2,150,000元借款中已偿还750,000元，但未明确该750,000元系用于偿还哪些借款。基于胡茂海、胡兆军是父子关系，所有借款均是由胡兆军使用，而胡茂海、胡兆军均在“还款计划”中签字，可以认定胡兆军是本案的主债务人，胡茂海属于自愿加入该债务之中。因此，胡兆军应负还款责任，胡茂海应负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律师代理费，应属于债权人追偿债务发生的费用，“还款计划”中约定“因诉讼而产生的追偿费用由本人承担”。陈大平主张律师代理费由胡兆军、胡茂海承担，符合上述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五百五十二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胡兆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大平偿还借款1,394,000元及利息（以1,39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标准，自2020年3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胡茂海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胡兆军、胡茂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大平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四、胡兆军、胡茂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大平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15元，由胡兆军、胡茂海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成正林人民陪审员  孙厚林人民陪审员  施 川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