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渝0105民初13246号   原告：唐培龙，男，198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重庆鸿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43号2幢1单元商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9925488X9。法定代表人：吕玉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曦，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绪美，女，重庆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唐培龙与被告重庆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吉蓝鸽公司）社会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培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被告富吉蓝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曦、程绪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培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富吉蓝鸽公司退还2016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唐培龙垫付的社保单位应缴纳部分：538元/月×32月=17216元。事实和理由：唐培龙从2012年5月1日开始到富吉蓝鸽公司处上班，多年间，富吉蓝鸽公司既未安排唐培龙年休假，也未支付唐培龙未休年休假报酬。同时，富吉蓝鸽公司未依法为唐培龙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拖欠唐培龙的工资、克扣唐培龙工资作为保证金，损害了唐培龙的合法权益。为此，唐培龙于2020年4月8日向富吉蓝鸽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唐培龙认为，富吉蓝鸽公司未依法为唐培龙缴纳社会保险费，应退还唐培龙垫付的社保单位应缴纳部分。被告富吉蓝鸽公司辩称，一、2012年到2016年之间，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唐培龙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2016年，唐培龙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与富吉蓝鸽公司形成了合作关系，其保证金的诉讼请求系因该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义务，不应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三、2019年4月以后唐培龙终止与富吉蓝鸽公司的合作关系，与王波形成劳动关系。因唐培龙和富吉蓝鸽公司从2016年以后，双方是根据合作协议产生的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在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期间，富吉蓝鸽公司不应承担因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义务和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1日，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5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止，唐培龙的工作岗位是“时尚项目组”。2015年5月2日，双方续签劳动合同，唐培龙的工作岗位为“时尚购操作”，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2016年3月31日，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表明因唐培龙要求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于2015年5月1日（实际为5月2日）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3月31日（原文如此）解除，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终止。劳动合同的解除因系唐培龙提出，故富吉蓝鸽公司不需要向唐培龙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协议还对富吉蓝鸽公司为唐培龙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截止时间（原文为“2015年3月31日”），原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报酬已结清等一并作出约定。对于合同中的解除及社保停办时间“2015年3月31日”，富吉蓝鸽公司主张系笔误，实际系“2016年3月31日”。因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续签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5月2日，双方不会将解除时间确定为还未续签劳动合同的2015年3月31日，故富吉蓝鸽公司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2016年，富吉蓝鸽公司（甲方）与唐培龙（乙方）签订《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网络合作协议（2016版）》，该协议无具体签署时间，双方约定乙方自愿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统一管理，并按甲方规定统一形象、运作模式、价格结算、服务标准，作为甲方的配送商，在双方确认的区域范围内从事甲方配送业务，如派送、回收、交换、代收货款、到付款、货物的提取、信息录入系统及盘点对账等事项操作。协议约定费用结算方法、迟延支付货款的罚款标准，并约定乙方在结算服务费时必须开具与总结算金额等额的发票进行结算，还规定了配送时限、退货时限、配送范围等要求。在合同期内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调整乙方的配送区域或配送量，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且不作任何补偿：（1）在合同生效一周内仍不能运作的；（2）在运行期间违反本协议的；（3）试运行期间经甲方考核不符合合作条件的；（4）配送质量达不到甲方要求的；（5）不按甲方规定返还货款的；（6）不遵守甲方站点管理制度的；（7）不按甲方操作要求执行的；（8）一个月被客户投诉达到三次的；（9）不能满足甲方配送需求的。协议还约定：本协议中甲乙双方作为独立的签约方存在，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或雇佣关系。附件约定了电购件（电视购物）、网购件（网上购物）配送提成及考核标准（含扣减标准），并备注：配送考核和提成标准试用2个月，甲方后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2017年4月1日，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签订《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网络合作协议（2017版）》。协议内容与前述合作协议基本一致。同日，双方另签订《富吉蓝鸽公司与公司九龙配送站各配送员的配送合作补充协议》，约定从2017年4月1日起，公司原站点的每月场地操作费2600元由配送人员（该补充协议列明的人员共计10人）共同承担；调整配送业务的部分标准，并约定该站点组长为彭勇，副组长为杨友均，组长和副组长负责该区域的整体协调工作，负责传达和执行公司相关制度及操作要求等。唐培龙还与富吉蓝鸽公司签订《主城站点2017年合同续签沟通完成事项》，对配送及时率、妥投率、配送标准、站点考核扣款原因分析、退货操作规范、pos机管理、投诉事项处理等事项进行明确，并表明执行公司《站点接货规范操作要求》以及其他文件，据此进行考核、扣款等。下备注“以上培训内容及解读项目本人已知悉，即日起将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要求操作和执行，如有违反，本人愿意接受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考核与处罚”。2018年4月1日，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签订《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网络合作协议（2018年版）》，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协议内容与前述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双方另签订《主城站点2018年合同签订沟通培训内容网购件操作要求》，内容为与投诉相关的原因及规避方式，下方备注“以上培训内容及解读项目本人已知悉，即日起将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要求操作和执行，如有违反，本人愿意接受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考核和甲方投诉扣款处罚”。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富吉蓝鸽公司通过其总经理梁锋向唐培龙支付工资或转款，支付情况如下：2015年4月30日1720.36元，6月3日1290.54元，7月2日1318.22元，7月31日436.37元，9月2日1997.84元，9月30日2660元、 2100.34元，10月30日1842.84元，12月2日1862.06元，12月26日1377.06元；2016年1月4日200元，1月5日520.5元，1月8日175元，1月27日1735.84元，3月1日2641.34元，3月29日2220.24元，5月10日172.5元，6月7日2625元，7月11日2731.93元，8月15日4207.75元，8月17日12.5元，9月13日3988.97元，11月23日73.29元，12.12日5264.39元。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富吉蓝鸽公司向唐培龙转款，支付情况如下：2017年1月13日4915.08元，2月16日2846.97元，3月14日3327.93元，4月13日961.87元，5月12日4016.31元，6月16日205.42元，11月14日2579元，12月15日3570.5元；2018年1月12日2374.31元，5月14日1000元，6月14日1256.4元，7月12日1333元，9月13日2222元，10月12日1332.3元；2019年1月18日1506.5元，2月19日2447.7元，3月14日2057.76元。从2019年4月起，富吉蓝鸽公司未再通过公司负责人或公司账户向唐培龙转款。2016年至2017年期间，富吉蓝鸽公司收取唐培龙保证金18次，共计10200元，在其出具的保证金收据中，均表明保证金系从“工资”中扣出。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签订合作协议后，唐培龙从事富吉蓝鸽公司在九龙坡区快递的配送工作，具体为富吉蓝鸽公司将快递分给负责九龙坡站点的负责人，如案外人王波，然后唐培龙分拣属于自己区域的货物后进行送货，属于货到付款的货物，唐培龙代收货款并交给王波，王波再向富吉蓝鸽公司支付。唐培龙的报酬实行计件结算：网上购物每单按固定价格结算，电视购物根据收款成功率，不同的成功率对应不同的单价进行结算，电视购物成功率越高，结算单价越高。当月结算款在第三个月发放。富吉蓝鸽公司会派人到站点进行指导工作，亦曾对唐培龙有扣款，该公司主张扣款为送货出现差错的赔付。另查明，富吉蓝鸽公司与案外人王波签订《富吉蓝鸽物流有限公司网络合作协议（2019年版）》，协议内容与前述合作协议基本一致，并约定王波应缴纳合作保证金5万元。该协议未约定合同期限，也未签署落款时间。富吉蓝鸽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出具收据，表明其收取王波保证金5万元。2019年4月20日，王波注册成立字号为“沙坪坝区王波普通货运服务部”的个体工商户，后于2020年6月29日注销。2020年2月4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波通过微信向唐培龙发送工资明细的表格。同年2月12日，唐培龙要求王波出具复工证明，王波向唐培龙发送一张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开具的证明的图片，问可否，唐培龙回复：“你们没有开证明吗，你那个可能不得行哦”，并称要“富吉公司开的证明，快递公司的这种”，王波回复：“快递公司证明我可以让朋友帮忙开，如果你需要”。2020年2月25日，唐培龙要求王波“帮我出个证明”并提供证明格式。29日，唐培龙再次提供证明格式，称：“这个证明麻烦你帮我开一下，我打电话问了我们小区要这个才能正常上班”，王波回复可以，其请朋友给唐培龙出具证明，唐培龙回复：“你帮我把证明开好，到时候我过来拿”。同年3月5日、3月13日，唐培龙向王波询问何时开工。2020年3月8日、3月9日，王波向唐培龙询问核实货物情况。2020年3月31日，唐培龙向王波询问12月和1月的工资表是否出来，同年3月31日、4月15日，王波向唐培龙发送工资明细表，4月15日发送表格后称：“就是你的，所有欠款和押金抵扣后还差58270元”。唐培龙举示的《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表明，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富吉蓝鸽公司持续为唐培龙办理社会保险，但2020年1月，除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以外，其他社会保险项目已停办。关于社保办理，唐培龙与富吉蓝鸽公司员工程绪美的QQ聊天记录如下：唐培龙与富吉蓝鸽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的同年4月7日，程绪美称：“你跑快递了吗？快递员公司是不得购买保险的哟”“你自己购买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去购买养老和医保，医保建议你买起，一年才几百元”“我这个月给你办停了，医保下个月你就可以去购买了”，唐培龙回复：“我老婆的我自己出钱，公司从我工资里面扣就行了，这样都不行吗”“我的社保，我要去问问社保局和劳动局”，程绪美称：“问社保局和劳动局做啥子（干什么）嘛，快递人员是签订外包协议，又不是公司合同”“你当时就应该问清楚撒（呀）”。2016年4月25日，程绪美告知唐培龙：“你的社保，我问了领导的”“你自己承担费用了哟”“你老婆的和你的社保，都（是）你自己承担，都在工资里面扣除”，唐培龙回复：“4月份的社保为什么这个月扣呢”，程绪美予以解释。唐培龙又问：“那我三月份的社保呢”，程绪美回复：“3月份的社保，2月份工资就扣了，公司给你买了的”，唐培龙回复：“好”。2020年1月7日，唐培龙：“麻烦把社保给我停了”，程绪美回复：“你们两人都停吗？都不需要在公司代买了，是不是？”，唐培龙当天未回复。同年1月10日，唐培龙又发送消息要求暂时不停，程绪美称已经办停。2020年3月31日，唐培龙：“麻烦把12月和1月份的工资发我一下”，程绪美回复：“王波没有发给你们吗，我们结算给他的价格不一样，给你没有用吧”。2020年4月2日，唐培龙：“我的社保有几年都是我自己买的，单位交的部分和个人交的部分都是从我工资里面扣除的，麻烦你问一下问题该怎么解决”，程绪美回复：“你和你老婆都是挂靠在公司买的，要解决啥子（什么）”，唐培龙：“那公司交的部分社保也是我自己出的钱，现在没有上班，公司那部分钱是不是也应该退给我呢”，程绪美：“你挂公司买，费用肯定都是自己承担”，唐培龙：“我在公司上班，难道公司不给我买保险吗？”，程绪美：“你一直都是合作协议啊，什么时候签合同了”。2020年4月8日，唐培龙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富吉蓝鸽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富吉蓝鸽公司于次日收到该通知书。2020年4月17日，唐培龙要求王波及富吉蓝鸽公司及时申报其失业情况。2020年5月12日，唐培龙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富吉蓝鸽公司退还保证金，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1月23日期间的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失业保险赔偿金等。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庭审中，唐培龙举示两份书面证言，拟证明签订合作协议并非唐培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富吉蓝鸽公司质证不予认可。因证人未到庭作证，故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富吉蓝鸽公司主张由唐培龙开具发票，交由公司后，富吉蓝鸽公司再支付配送费用。对此，富吉蓝鸽公司举示两张发票，主张系由唐培龙开具，发票开票日期为2019年2月11日、2月17日，金额各为10000元，项目为购买加油卡。唐培龙质证不予认可。由于无法核实发票开具的主体，本院对富吉蓝鸽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书面通知王波出庭作证未果。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作协议、《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聊天记录、收据、银行账户明细、邮件投递单及物流信息、《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评析如下：一、对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根据富吉蓝鸽公司与唐培龙于2012年、2015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因双方约定原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在2016年3月31日终止，故对此前双方系劳动关系，当无疑义。二、对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劳动关系认定。首先，双方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唐培龙举示2016年至2017年期间，富吉蓝鸽公司从其“工资”中扣收保证金的收据，以及该公司或其负责人向唐培龙转款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富吉蓝鸽公司向唐培龙支付的是工资，但是富吉蓝鸽公司举示的双方历年签订的合作协议，已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唐培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理应清楚相应的法律后果，且合作协议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订立，从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到非劳动关系的改变，不能不引起唐培龙足够的重视，而唐培龙仍予签订，表明其接受由此产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虽然合作协议及其附件约定或规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在劳动关系中亦体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快递业追求的是时效性和妥投率，本身并不排除基于行业特征而对送达时限、配送货物的完好程度，以及客户满意率有较严格的要求，故不宜将合作协议中的业务考核等同于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次，关于富吉蓝鸽公司或其负责人向唐培龙转款情况，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合作协议签订后，均是负责人代表公司支付或从公司账户支付，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资的支付，并不必然产生合作协议签订后支付的仍属工资的性质变化。合作协议表明双方结算的是配送提成，对于保证金收据中注明的“工资”，该一般称谓也不意味着必然系劳动报酬。最后，唐培龙另举示《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该证据表明富吉蓝鸽公司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仍持续为唐培龙办理社会保险，由此产生对法律关系性质是否属劳动关系的疑问。但是，根据唐培龙与程绪美的QQ聊天记录，2016年4月上旬，对方表示将停办唐培龙的社保，唐培龙表示其妻子的社保由自己出钱在公司办理，自己的社保将进行政策咨询；同年4月下旬，对公司关于唐培龙与其妻子的社保费，均由唐培龙负担的要求，唐培龙未提出异议；2020年1月上旬，唐培龙要求公司停办社保，直至唐培龙发出解除通知的前几天，唐培龙才提出社保费负担的异议。由此，可以判断唐培龙以单位名义参保，自行负担单位及个人应交社保费的事实。唐培龙还举示其与王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波代表富吉蓝鸽公司对其进行管理，但是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沟通的内容是唐培龙要求王波帮忙出具快递公司一类的复工证明，王波称其可以找朋友帮忙代开，唐培龙表示请王波帮忙替他将证明开好，到时候自己来取。王波关于“代开”的陈述表明富吉蓝鸽公司未对唐培龙进行正常的劳动管理，结合王波与富吉蓝鸽公司签订2019年版合作协议，并成为九龙坡区站点负责人，且从2019年4月起，富吉蓝鸽公司再未向唐培龙转款的事实，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唐培龙的证明目的。加之系王波与唐培龙沟通工资发放及货物事宜，唐培龙向程绪美询问工资发放情况时，程绪美称富吉蓝鸽公司与王波的结算价格，与王波与唐培龙之间的结算价格不一样，表明王波对唐培龙的工资发放具备一定自主权，无法证明王波系代表富吉蓝鸽公司进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根据前述评析，唐培龙举示的证据，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唐培龙关于2016年3月31日后，双方仍属劳动关系的主张，以及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培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唐培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顾  毅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文雯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