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7民终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钢，男，汉族，1977年11月15日出生，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发喜，男，汉族，1964年7月1日出生，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琰，湖北靖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苏，男，汉族，1975年7月23日出生，住英山县。原审第三人：彭国汉，男，汉族，1967年1月8日出生，住鄂州市鄂城区。上诉人宋钢因与被上诉人祝发喜、被上诉人陈苏及原审第三人彭国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2-0704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3月3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被上诉人祝发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琰、被上诉人陈苏、原审第三人彭国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鄂0704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改判由陈苏向祝发喜返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苏、祝发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祝发喜的起诉行为不能免却债权转让人鄂州市澳多冶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多公司）应履行告知的法定义务和债权受让人祝发喜的催告义务，该债权让与无效，祝发喜对宋钢没有债权请求权基础。第一，宋钢与澳多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澳多公司将莫须有的债权转让祝发喜行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澳多公司在贷款时是否知晓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之间的关系，目前无证据证实。亦即一审法院认为澳多公司与宋钢、陈苏之间借名贷款的共同意思表示事实无证据证实，二者没有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无法产生债权债务。澳多公司不能将此莫须有的债权对祝发喜进行转让。本是澳多公司对祝发喜享有债权，澳多公司不可能将此债权让与至祝发喜。显然，属逻辑错误。第二，澳多公司与祝发喜签订的《协议》属借名贷款，属合同无效，澳多公司将合同无效的债权进行让与的行为无效。依据《贷款通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上述借名贷款行为导致《协-3-议》无效。第三，祝发喜以原告身份起诉不能免除澳多公司作为债权让与人对债务人宋钢、陈苏的通知义务。依据《民法典》第546条的规定，发出让与通知的主体应当理解为仅限于债权让与人即澳多公司。也就是说，祝发喜不能替代澳多公司以受让人名义向宋钢、陈苏发出通知。二、一审判决认定协议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错误。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该两份合同违反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二，《合作贷款协议书》和《协议》在金融安全层面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的规定，该两份合同违反了金融安全层面上的社会公序良俗，属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第三，三方在《合作贷款协议书》和《协议》上均非协议本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也应无效。从各方需求来看，祝发喜之所以同意借名贷款是因为祝发喜对澳多公司负有380万元债务未清偿；澳多公司之所以同意借名贷款是因为祝发喜在取得360万元贷款后优先对澳多公司清偿了145万元；宋钢、陈苏之所以同意借名贷款是因为不具备贷款资格或优势。显然，三方在贷款和使用贷款层面上均是有不同于协议本身的意思表示，且该行为直接危及金融安全层面。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借名贷款只是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以及上述合同有效错误。三、基于合同无效和宋钢没有使用陈苏到账的120万元，陈苏对祝发喜负有返还120-4-万元的义务，宋钢无需负担该义务。第一，基于合同无效产生的“双方返还、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法律后果，祝发喜或澳多公司对陈苏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宋钢不应成为共同债务人。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祝发喜或澳多公司对给付的120万元贷款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属物权请求权），而不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债权请求权）。那么，在陈苏收到祝发喜支付的120万元下，祝发喜或澳多公司只能要求陈苏返还120万元，而不能要求宋钢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虽《合作贷款协议书》未明确收款主体，但在返还原物请求权基础上，不能将陈苏的单方收款行为扩大解释为或视为宋钢、陈苏的共同收款。认定收款主体问题上，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下，直接将陈苏的单方收款理解为宋钢、陈苏的共同收款是错误的。从物权请求权上讲，如前已述，祝发喜只能向陈苏请求返还；退一万步讲，即便从债权请求权上讲，祝发喜对陈苏的给付行为对宋钢有告知义务，在告知宋钢后，宋钢有权对款项支付方式是否提出异议，否则不能直接将陈苏的收款是为共同收款。第三，对于宋钢而言，《合作贷款协议书》未被实际履行，陈苏收到120万元后未向宋钢支付分文，宋钢无需返还。宋钢签署《合作贷款协议书》的目的是寻求资金出借给案外人姜某，但在澳多公司收到360万元贷款，祝发喜向陈苏支付120万元前，宋钢已通过自有资金出借给了姜某。此时，祝发喜是否转借澳多公司的贷款已没有实际意义，祝发喜与宋钢之间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况且陈苏收到120万元款项后也未向-5-宋钢支付分文，所以该协议对宋钢而言没有被实际履行。至于，陈苏谈到“宋钢出借给姜某的借款来源于陈苏”的问题，经举证，宋钢有充足证据证明出借给姜某的款项来源于宋钢，绝非陈苏。四、一审法院未查清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属下，直接作出保全的查封处理和将此过户认定为陈苏对祝发喜的抵押担保错误。案涉房产实际产权并非陈苏所有，陈苏无权将案涉房产以任何名义过户至徐自元。一审庭审中陈苏举出的《退出股权协议》直接载明了案涉两套房产实际权属于案外人卢永青（鄂州巿永青投资有限公司），陈苏只是名义代持人。且，庭审中陈苏也直接认可了其只是代持。祝发喜辩称，1.三方签订《合作贷款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即使协议无效，因无效的合同至始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陈苏与祝发喜对宋钢享有返还款项的义务。祝发喜要求陈苏、宋钢返还款项可以追溯到合同无效之日起，其资金占用损失也可以追溯到合同无效之日起，其金额高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方法；2.债权的转让根据法律规定可口头可书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确认，新的债权人，其诉讼行为可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祝发喜作为新的债权人履行了通知义务；3.《合作贷款协议书》是三方签订，祝发喜起诉陈苏、宋钢有法律依据，至于宋钢与陈苏是如何使用该笔借款，是连带之债或是按份之债是内部的约定，不能以此对抗祝发喜。陈苏辨称，1.贷款事宜是祝发喜和宋钢双方协商,其没有参与，-6-其与祝发喜在贷款之前不认识；2.涉案用于抵押贷款的两套房产是宋钢与其妻卢永青用债权取得，只是当时登记在我名下，我无权处置，贷款的时候我只是配合宋钢办理相关手续;3.祝发喜将120万元汇至我账户上，该款后支付给了宋钢，有充分证据证明。宋钢偿还120万元之后,我就将房产返还给他。彭国汉述称，其和祝发喜是亲戚关系，其只帮祝发喜借钱，其他的事情不清楚。祝发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钢、陈苏共同偿还本息合计：1408984.19元（本金120万元，以下分段计算利息：2017年2月-2018年1月21日贷款届满应付利息72342.52元；2018年1月22日暂计算至2020年6月2日期间利息按LPR4.75%计算为136641.67元，后续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LPR4.75%计算至实际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宋钢、陈苏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宋钢、陈苏因生产经营需要资金周转与祝发喜协商，以澳多公司的名义向鄂州市汉口银行贷款360万元后将其中的120万元交付给宋钢、陈苏使用。祝发喜在获得上述贷款资金后分别于2017年2月7日、2017年5月10日向陈苏的账户转款100万元和20万元。2018年1月贷款即将到期，鉴于宋钢、陈苏未还款，澳多公司向鄂州市汉口银行足额还本付息。2018年2月至2020年5月期间，澳多公司与祝发喜多次向宋钢、陈苏催要还款未果。2020年5月19日，祝发喜与澳多公司达成协议，由澳多公司对宋钢、陈苏的全部债权转让给祝发喜并已通知-7-宋钢、陈苏，后祝发喜多次向宋钢、陈苏催要偿还欠款本息未果，故诉至法院。宋钢辩称，本案案由不应是合伙协议纠纷，也不是借贷纠纷。祝发喜和宋钢签订的协议书以及祝发喜及澳多公司签订的协议均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两份协议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协议无效。合作贷款协议书对宋钢而言未实际履行，相关款项祝发喜支付给了陈苏未支付给宋钢，所以宋钢无义务返还款项。祝发喜通过从澳多公司债权让予的方式获得债权，没有履行相应的告知和催告，该债权对宋钢无效，祝发喜没有债权请求权的法律基础。陈苏辩称，祝发喜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本金120万元已在2018年2月5日偿还完毕，可向法庭提交流水。祝发喜主张的7万余元利息，在贷款中其实已扣除30多万的利息，这个钱在分配120万的时候祝发喜已经扣走了30万元利息，对利息起诉无根据。签订协议的时候贷款已经出来了，陈苏当时并不认识祝发喜，只有宋钢和对方谈好后陈苏提供两套房屋作担保，款项怎么分配是宋钢和澳多公司的协议。陈苏收了120万元后款项已交给宋钢，该证据在刑事案件的开庭笔录中已证实。宋钢向龙志超借款20万元，这个钱陈苏已支付给龙志超，还有一个人叫姜某，其与宋钢也有借贷关系，陈苏把相应的款项也转给了姜某，所以陈苏获得的120万元已经实际支付给了宋钢。本案所诉的120万元，钱在没有偿还前陈苏与宋钢已经明确说了该款由宋钢偿还，贷款偿还-8-后已用房屋抵押给了祝发喜，债务已经清偿完毕，在2018年3月5日双方在房产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祝发喜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彭国汉陈述，对祝发喜、宋钢和陈苏之间的纠纷不是很清楚，出庭主要是陈述通过彭国汉的账户转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4日，澳多公司与祝发喜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祝发喜将三处房产即武昌大道菜园头××家××西侧××楼××门面、××北侧××花园综合楼3单元9层东户和一单元9层及坡层面东户的房产资料手续交与澳多公司，由该公司交与汉口银行鄂州分行作抵押，以澳多公司名义办理了360万的流动资金贷款，澳多公司于2017年2月4日收到该笔360万元贷款，该笔贷款期限为2017年2月4日至2018年2月3日止，贷款到期前十日内，祝发喜必须无条约件将360万元资金筹措到公司账户，否则公司可将抵押物处置，用于偿还该笔贷款。2017年2月7日，祝发喜（甲方）与宋钢、陈苏（乙方）签订《合作贷款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澳多公司，作为贷款人向银行贷款，乙方提供位于武昌大道菜园头××家××西侧××楼××门面、××北侧××花园综合楼3单元9层东户和一单元9层及坡层面东户作为贷款抵押物；甲方按上述约定已从汉口银行鄂州分行贷款360万元，除提前扣留利息外，余款330万元，甲方使用贷款160万元，乙方使用贷款170万元；贷款到期前10日内，双方按使用贷款金额，及时还清贷款，一方违约，-9-应承担对方相应的损失。同日，祝发喜向陈苏账户转款100万元；2017年5月10日，祝发喜向陈苏账户转款20万元。上述贷款到期后，因祝发喜未依约还款，故澳多公司向汉口银行鄂州分行清偿了贷款本息。2018年3月5日，陈苏与徐自元签订交易合同，陈苏将其名下位于滨××北侧××花园综合楼3单元9层东户和一单元9层及坡层面东户出售给徐自元，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2018年2月5日，陈苏的6222××××7978银行卡收到彭国汉两次转款，共计金额120万元，同时在该转账记录上反映陈苏向祝发喜分三次转款共计120万元。2020年5月19日，澳多公司（甲方）与祝发喜（乙方）签订《偿还协议》，协议第三条“鉴于陈苏、宋钢未归还该笔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根据甲、乙双方的约定，由乙方代为陈苏、宋钢向甲方偿还本息。现甲方将对陈苏、宋钢的债权（本金120万元，利息）转让给乙方并已通知了陈苏、宋钢，甲方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再要求陈苏、宋钢还本付息。”因宋钢、陈苏未履行还款义务，祝发喜诉至法院。在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通知澳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及其姐徐自元到庭，其陈述过户至徐自元名下的房产即位于滨××北侧××花园综合楼3单元9层东户和一单元9层及坡层面东户，仅为抵押担保，待祝发喜还清公司代付的案涉的贷款款项后即将房产退还。-10-另查明，2018年1月25日，宋钢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鄂0704刑初475号刑事判决，在该判决书中对案涉的以澳多公司名义贷款的陈述是“关于被告人宋钢及其辩护人提出宋钢不构成高利转贷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证据存在下列问题：1.证人祝发喜、陈苏的证言、被告人宋钢的供述，证实宋钢有想通过他人从银行贷款出来的主观愿望，并积极提供贷款所需的担保物。2.流动资金贷款、放款通知书、借款凭证、受托支付委托书、转账支票、银行进账单、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书证，证人祝发喜、熊某、徐某的证言，均证实向银行贷款360万元的贷款主体不是宋钢。3.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汉口银行综合类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和历史明细清单等书证，证人祝发喜、陈苏、熊某、徐某的证言，证实贷款360万元的资金走向并未由宋钢转贷给姜某。4.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回单、中国农业银行鄂城支行回单等书证，证人姜某、陈苏的证言，被告人宋钢的供述，证实从陈苏卡上支付给姜某的105万元，宋钢承认有自己的80万元，有陈苏的25万元，而且均在贷款360万元到账之前就给付了姜某的弟弟姜博怀。5.证人姜某、陈苏的证言，被告人宋钢的供述，证实姜某支付了4个月的利息到陈苏的卡上，此款陈苏交代自己扣留4万元，以现金方式付给12.8万元给宋钢，宋钢否认收到12.8万元。6.汉口银行综合类回单、借款偿还凭证等书证、证人祝发喜、陈苏的证言，证实由祝-11-发喜出资240万元、陈苏出资120万元，澳多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向汉口银行偿清借款本息。7.该罪违法所得数额达10万元才构成犯罪，该笔贷款的本金360万元、利息196055.90元由贷款主体澳多公司还清。就算宋钢有高利转贷行为，转贷的120万元本金应该承担的银行利息是65351.96万元，就算宋钢收到了陈苏的给付现金12.8万元，那么宋钢的违法所得扣除银行的利息后只有62648.04万元，没有达到10万元为数额较大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借用他人名义向金融机构贷款，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但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案涉的《合作贷款协议书》以及祝发喜与澳多公司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履行义务享有权利。从上述两份协议来看，应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祝发喜与澳多公司之间，另一个是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之间。结合澳多公司在银行贷款时用登记在陈苏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及贷款时间发生在《合作贷款协议书》之前的事实来分析，可以认定借用澳多公司名义贷款是祝发喜、宋钢、陈苏共同的意思表示，祝发喜与澳多公司签订《协议书》，既代表其本人亦代表了宋钢、陈苏的意思表示；至于澳多公司在贷款时是否知晓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之间的关系，目前无证据证实。案涉的银行贷款期限届满后，祝发喜、宋钢、陈苏未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澳多公司代为清偿，即取得了对祝发喜、宋钢、陈苏相应债权。澳多公司通过其与祝发喜签订的《偿还协议》，将对宋钢、陈苏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祝-12-发喜，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上述规定并未限制通知的形式，即通知的形式并非仅限于书面通知，债权受让人以原告身份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该诉讼行为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故宋钢辩称案涉的债权转让未履行相应告知和催告义务转让无效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本案非合伙协议纠纷，亦非借贷纠纷，应定为合同纠纷。关于案涉款项是否还清的问题。陈苏认为其已于2018年2月5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祝发喜履行了还款义务，但其汇至祝发喜账户的120万元源于同日彭国汉的汇款，彭国汉当庭已明确表示其与陈苏无任何经济往来，汇款至陈苏账户是祝发喜的要求，故2018年2月5日当天的汇款行为仅为过账行为，并无还款的意思表示，陈苏的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纳。陈苏以其已将名下房产过户至徐自元名下为由，认为案涉借款已抵偿，根据徐自元以及澳多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的陈述，房产过户仅为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无抵偿借款的意思表示，故陈苏的该项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关于宋钢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合作贷款协议书》中，协议的一方为祝发喜，宋钢与陈苏为另一方的当事人，即对澳多公司所负债务，宋钢与陈苏应为共同债务人；其二，协议中并未指定宋钢、陈苏一方的收款人，故祝发喜将120万元款项汇入陈苏账户，应视为宋钢、陈苏共同收取该笔款项；其三，-13-陈苏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如何使用、宋钢是否使用，与债权人祝发喜无关；故，宋钢应承担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祝发喜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对宋钢、陈苏的债权，宋钢、陈苏未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祝发喜要求宋钢、陈苏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诉请。因涉案借款来源于银行贷款，澳多公司在收到贷款后出借给祝发喜时已扣减相应利息，故在贷款期限内不应计算利息，贷款期限届满后即2018年2月4日之后的利息，祝发喜未提供证据证实利息进行过约定，故利息应从宋钢、陈苏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即宋钢、陈苏应支付利息从2020年7月30日起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算至款项还清为止，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祝发喜超出部分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宋钢与陈苏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他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银行资金往来，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宋钢、陈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祝发喜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从2020年7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祝发喜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14-案案件受理费17481元，由祝发喜负担1481元，由宋钢、陈苏负担1.6万元（该款祝发喜已预缴，待判决生效后由宋钢、陈苏直接支付祝发喜）。在本院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间内涉案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庭审中陈苏认可彭国汉转给其账上的120万元，随后其将该款汇给祝发喜，该款只是从其账户上的走帐，与其没有关系。还查明，2017年12月30日，宋钢、卢永青（甲方）、陈苏、陈维（乙方）、鄂州市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三方签订《退出股权协议》，协议载明，长江一百项目原申请政府部门备案给陈苏的2号楼夹层一楼104室、3号楼一楼门面1-01铺面、1-06铺面，乙方无偿退还给宋钢。原实属卢永青所有但登记在陈苏名下的位于鄂州市住房，甲方宋钢、卢永青偿还向汉口银行鄂州分行贷款120万元及利息后，陈苏无偿过户给卢永青所有。过户费用由卢永青承担。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1、涉案《合作贷款协议书》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宋钢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现评判如下：一、关于涉案《合作贷款协议书》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问题。本院认为，《合作贷款协议书》是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三人-15-签订，协议签订后，三人已按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内容具体、意思表示明确，且协议中约定的抵押担保物真实，贷款的用途和风险三人亦明知，协议体现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至于协议中含有借用他人名义向金融机构贷款这一事实，从查明的事实看，澳多公司明知且自愿，其实质是澳多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帮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三人贷款，款项由三人按协议约定分配使用。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澳多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其将该款借出后交付给祝发喜，该风险由澳多公司自行承担。故上述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案涉的银行贷款期限届满后，澳多公司代为清偿，即取得了对祝发喜、宋钢、陈苏相应债权。与此同时，祝发喜与澳多公司签订的《偿还协议》，约定澳多公司享有对宋钢、陈苏相应债权转让给祝发喜。关于宋纲上诉提出涉案债权转让通知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但上述规定并未限制通知的形式，即通知的形式并非仅限于书面通知，且债权受让人祝发喜已将贷款发放、还款情况告知宋钢，并以原告身份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该诉讼行为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故宋钢辩称案涉的债权转让未履行相应告知和催告义务，转让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祝发喜与澳多公司签订的《偿还协议》以及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二、关于宋钢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合作贷款协议书》约定贷款后的资金-16-分配上分析，宋钢与陈苏同为一方贷款使用人。协议中并未指定宋钢、陈苏一方的收款人，故祝发喜将120万元款项汇入陈苏账户，应视为宋钢、陈苏共同收取该笔款项。因此，本案中宋钢与陈苏应为共同债务人。陈苏认可彭国汉转给其账上的120万元，随后其将该款汇给祝发喜，该款只是从其账户上的走帐，涉案祝发喜所主张的120万元，陈苏、宋钢并未偿还。其次，在办理涉案贷款之前，案外人姜某向宋钢借款，随后，陈苏从其卡上支付105万元给姜某，其中含宋钢80万元，陈苏25万元，该事实一审法院（2018）鄂0704刑初475号刑事判决中已查明。该判决同时查明，姜某支付了4个月的利息到陈苏的卡上，此款陈苏交代自己扣留4万元，以现金方式付给12.8万元给宋钢，宋钢否认收到12.8万元。对于陈苏代宋钢支付的80万元，陈苏认可从120万元贷款中已直接扣留。上述事实表明宋钢间接使用了涉案讼争的款项。第三，从陈苏、宋钢和卢永青以及鄂州市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签订《退出股权协议》中可看出，涉案登记于陈苏名下并用于贷款抵押的房产，实际系宋钢和卢永青所有。结合祝发喜与宋钢、陈苏三人签订的《合作贷款协议书》，可证实宋钢自愿用实际归其所有的房产办理抵押贷款，其对抵押贷款一事明知。上述《退出股权协议》亦表明，宋钢与陈苏就涉案讼争的120万元贷款归还及抵押物处置，事后进行了充分协商，并达成了相关协议。综上，宋钢认为，《合作贷款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其无需负担还款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17-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宋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应予维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81元，由宋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国文审判员齐志刚审判员张开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朱 官 清 书   记 员 吴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