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22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廷发，男，196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汶瑞康，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文静，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建奇，男，198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汶瑞康，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文静，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傅正斌，男，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青，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傅清华，男，199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琼，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喜会，女，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琼，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庆阳嘉鑫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庆化大道南段西侧嘉鑫国际建材城办公区。法定代表人：王继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庆阳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庆州西路石家庄小区40号。法定代表人：王继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甘肃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甘肃昊鑫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南大街62号。法定代表人：单云台，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甘肃庆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北郊。法定代表人：任廷发，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任廷发、任建奇因与被申请人傅正斌、傅清华、王喜会、原审第三人庆阳嘉鑫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鑫公司）、庆阳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甘肃昊鑫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鑫公司）、甘肃庆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公司）民间借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任廷发、任建奇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系任廷发和傅正斌个人之间借款，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任廷发并非案涉借款的债务人。根据一审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借款转账凭证、用途）可知，自2010年起昊鑫公司从傅正斌处借款本金为846.6万元。庆发公司在2014年5月15日从傅正斌（从庆阳兴宇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宇公司））处借款本金为465.9681万元；庆发公司在2014年5月16日从傅正斌（从傅元忠、郭勤海、王薪翰）处借款本金为241.3122万元，合计707.2803万元。另外，傅正斌代替偿还昊鑫公司借款本金共计900万元，代替偿还庆发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466.9212万元。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的全部借款均是昊鑫公司、庆发公司从傅正斌处所借，并非是任廷发从傅正斌处所借。对于自己并非债务人一事，在原一审时任廷发已就此进行了抗辩。第二，任廷发2016年5月19日与傅正斌签订的《债务确认书》，是对案涉借款的债务加入，而非债务转移。债务加入与债务转移的本质区别在于，原债务人是否继续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债务确认书》仅说明了任廷发愿意偿还所确认的债务，但《债务确认书》上并没有原债务人昊鑫公司、庆发公司的签章，也没有关于原债务人昊鑫公司、庆发公司不再承担原借款的内容。因此，任廷发签订的《债务确认书》，仅是对相关债务承担的加入，并非是债务转让协议。第三，案涉借款应由债务加入人任廷发与原债务人昊鑫公司、庆发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因此，原审法院将《债务确认书》认定为债务转让协议，并将案涉借款认定为任廷发与傅正斌个人的借款，仅判令任廷发个人偿还借款，而免除了原债务人的还款义务，明显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有失公平。第四，《债务确认书》存在多处不实、虚假记载，原审对该《债务确认书》的审查认定应当更加严格，并应当结合原始的转账凭证以及条据来审慎认定各方的法律关系。但原审法院仅按照傅正斌、傅清华、王喜会的说法，就认定《债务确认书》为债务转让协议，明显与事实不符，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原二审法院确认任廷发、任建奇为嘉鑫公司、鑫达公司股东，但未确认其具体的股权比例，同时又撤销了将案涉用于担保的股权变更至实际股东的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严重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确认任廷发、任建奇为嘉鑫公司、鑫达公司股东，就应当明确其所持股权比例，但二审法院并未明确任廷发、任建奇所持嘉鑫公司、鑫达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及所对应的的注册资本，必将使得所确认的股权不明确、不清晰，处于不确定状态，将严重影响后续股东权利的行使。其次，股权让与担保是一种特殊的担保，仅是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不能清偿时，债权人对担保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而不是股权所有权，不能对抗股权所有人要求返还股权的请求。根据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任廷发、任建奇与傅正斌一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系让与担保关系，各方当事人对此亦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的观点，股权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是指，已完成公示的股权让与担保，可以参照股权质押的做法，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债务人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债权人）可主张对拍卖、变卖、折价后的股权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让与担保中受让人（债权人）的权利实质上是对担保财产的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而已，原一审判决傅正斌在债务人未能按期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就让与担保的股权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已经完全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原一审判决符合傅正斌、傅清华、王喜会的反诉请求，二审改判超出了傅正斌、傅清华、王喜会的反诉请求。本案原一审中傅正斌一方的反诉请求为：“判令任廷发、任建奇共同以其质押的鑫达公司30%股权及嘉鑫公司30%股权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优先清偿傅正斌的债权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可见，傅正斌方的反诉请求仅为实现对担保股权折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非要求将股权继续登记在其指定的名义股东名下。因此，本案二审法院在确认任廷发、任建奇为案涉股权所有人的同时，撤销了一审法院关于将担保的股权变更至实际股东任廷发、任建奇名下的做法，显然是超出了傅正斌方的诉讼请求，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属于严重违法。最后，二审法院在确认任廷发、任建奇系实际股东的同时，又作出将股权继续登记在债权人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只会导致真正的股东任廷发、任建奇无法正常参与到公司的管理经营，使得公司的经营陷入僵局，从而导致公司股权价值贬损，最终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和公司的利益。同时，由于股权仍登记在傅正斌指派的王喜会名下，双方目前因债务发生纠纷，傅正斌一方此前已经发生恶意损害实际股东权利的先例，其必然不会为任廷发、任建奇行使股权提供任何配合。因此，二审法院的该判项系机械适用让与担保的相关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合当下最高院关于公司纠纷中要维护交易安全、投资安全，激发经济活力的审判理念。（三）二审法院将傅正斌等人非法侵害实际股东权益的侵权诉讼认定为要求补缴注册资本的公司诉讼，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且严重有失公平。任廷发、任建奇原一审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傅正斌、王喜会、傅清华向任建奇返还通过减少注册资本而非法侵占的资本金1186.4万元及损失”，据此，案涉该项诉求仅是简单地因出资款在公司减资后被非法侵占的侵权之诉，并非二审法院认定的公司补缴出资之诉。对于侵权诉讼，法院应从侵权诉讼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查、认定，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傅正斌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首先，傅正斌及其委派的名义股东未经实际股东同意即参与并作出减资决定，存在明显过错。按照《九民纪要》的观点，股权让与担保中，受让人地位系债权人，并非所有人或股东，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减资作为公司的法定重大事项，让与担保的债权人当然无权参与该项表决并作出处分决定。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案涉股权过户属于让与担保，以及傅正斌、傅清华、王喜会自己也认可系让与担保的事实。再结合2016年5月19日双方签订了让与担保案涉股权的《协议》可知，傅正斌一方对双方系让与担保关系自己并非实际股东是有清晰认知的，但其在此后的2016年8月9日，仍参与做出减资决定，其在明知无权做出减资决定的情形下，参与并做出同意减资的行为是违法的，存在明显过错。其次，嘉鑫公司减资后，减资款1166.8万元应当退回实际股东任建奇，但该部分款项未向任建奇返还，而是在任建奇不知情的情形下转为了傅正斌的借款并收取利息，给任建奇造成了巨额实际损失。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5月19日任廷发与傅正斌签订了让与担保案涉股权的《协议》，2016年8月9日嘉鑫公司将注册资本5000万元减少为980万元。鉴于注册资本系股东缴纳的出资，嘉鑫公司为实缴出资，在做出减资后，减资部分对应的出资款1166.8万元不再属于公司财产，应当依法退回给原出资股东。对于该减资部分出资款的去向，傅正斌一方二审期间提交了三组证据，称减资后的资金做了调账处理，未向股东退还。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傅正斌就减资部分的资金按照月息3分收取利息，可见该减资部分资金已经转为了傅正斌的借款。由于傅正斌并非实际股东，且案涉出资款也非其缴纳，其无权就应当退回实际股东的1166.8万元出资款做出任何处分也无权取得收益。所以，傅正斌等人非法侵占不属于自己的出资款，并获取收益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由其返还该出资款及利息收益给实际出资人任建奇。再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12月9日嘉鑫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又变更为5000万元，该行为明显系对抗侵权诉讼的迷惑行为，但并不能作为傅正斌方免责的抗辩理由。该行为实质上属于其侵权行为及损失发生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只能是作为最终确定损失大小的事实予以审查认定，并不能掩盖其已经实施的侵权行为。另外，鉴于该变更仅为认缴出资的变更，并非是实缴出资，事实上其所谓的注册资本变更，并没有将减少的出资恢复原状。最后，按照二审法院的定性，追缴出资系嘉鑫公司的权利，将意味着嘉鑫公司有权继续追缴，但是嘉鑫公司向二审法院确认的股东任建奇追缴该出资，则任建奇将承担重复缴纳出资的额外义务，在其并未收到退回出资款的情形下，该认定严重有失公平。在二审法院已经确认任建奇为嘉鑫公司股东的前提下，按照二审法院的论述应当由嘉鑫公司主张补缴出资，那也只能是向实际股东任建奇主张。也就意味着，在任建奇未收到退回出资款1166.8的情形下，还要再行重复缴纳1166.8万元，严重有失公平的。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请求再审本案。傅正斌、王喜会、傅清华提交意见称，（一）任廷发、任建奇的第一项再审请求以及第一条事实与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依法应当不予审查。（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符合法律规定，任廷发、任建奇的第二项再审请求和第二条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依法应当驳回；（三）二审法院基于嘉鑫公司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系公司行为，并非傅正斌、王喜会的个人行为作出的判决书第二项符合法律规定，任廷发、任建奇的第三项再审请求和第三条事实与理由于法无据，依法应当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申请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一）原审认定案涉借款系任廷发和傅正斌个人之间借款是否正确；（二）二审法院确认任廷发、任建奇为嘉鑫公司、鑫达公司股东，但未确认其具体的股权比例是否妥当；（三）二审法院将傅正斌等人非法侵害实际股东权益的侵权诉讼认定为要求补缴注册资本的公司诉讼，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原审认定案涉借款系任廷发和傅正斌个人之间借款是否正确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傅正斌及傅正斌从第三方处向昊鑫公司、庆发公司、任廷发出借款额的借贷关系事实，一审法院委托甘肃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会计核算结论，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6年5月18日，借款本金846.6万元、利息175.9297万元。5月19日傅正斌与任廷发签署《债务确认书》，确认该笔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3145.8508万元；2、傅正斌从兴宇公司处向庆发公司出借500万元，预先扣除利息15万元，借款本金465.9681万元、利息150.5077万元。傅正斌与任廷发的《债务确认书》，确认该笔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726.5万元；3、傅正斌从傅元忠、郭勤海、王新翰处向庆发公司出借260万元，预先扣除利息7.8万元，借款本金241.3122万元、利息98.938万元。傅正斌与任廷发的《债务确认书》，确认该笔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377.5万元。因此，傅正斌与任廷发之间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应为1979.2557万元，对于二人之间5月19日达成的《债务确认书》确定的4249.8508万元不予认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傅正斌及其从案外第三人处取得的款项出借给任廷发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昊鑫公司和庆发公司，傅正斌和任廷发事后共同确认为个人之间的借款，原债权人和原债务人均未提出异议，傅正斌与任廷发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该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后，任廷发、任建奇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裁判结果，对其诉讼权利已经作出处分。二审法院围绕二审上诉人傅正斌、王喜会、傅清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亦无不当。任廷发、任建奇二审答辩中并未对不是个人之间债务提出异议，傅正斌、王喜会、傅清华对一审法院该项认定也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该内容判项，并无不妥。任廷发、任建奇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审法院确认任廷发、任建奇为嘉鑫公司、鑫达公司股东，但未确认其具体的股权比例是否妥当问题。经查，2016年5月19日，傅正斌与任廷发签订《协议》约定，双方于2015年11月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任廷发在鑫达公司30％股权及在嘉鑫公司任建奇名下30％的股权转让给傅正斌，实际上是任廷发作为清偿任廷发所欠傅正斌及傅正斌替任廷发向嘉鑫公司、王明乾清偿的五笔债务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作为债务的担保。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将案涉股权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傅正斌指定的傅清华、王喜会名下，且约定为案涉借款及代偿债务提供保证，且经过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过户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以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符合让与担保的性质和特征。股权让与担保指的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并完成变更登记，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股权折价后的价款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本案中，任廷发是债务人，傅正斌为债权人，作为债的担保，只有在主债务偿还完毕时才能免除担保责任，由于任廷发对傅正斌的案涉借款并未清偿完毕，不能变更登记，否则失去担保的意义。因此，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将任廷发和任建奇登记在鑫达公司和嘉鑫公司各30%股权重新变更到王会喜名下的做法，具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任廷发、任建奇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审法院将傅正斌等人非法侵害实际股东权益的侵权诉讼认定为要求补缴注册资本的公司诉讼，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嘉鑫公司系任建奇、王继文、李钢、赵惠荣出资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任建奇实缴出资1500万元，占30％；鑫达公司由任廷发、李钢、左振银、王继文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任廷发出资300万元，占30％。二者为关联公司，2016年8月9日，嘉鑫公司将注册资本5000万元调整减少为980万元，傅正斌指定受让任建奇股权的傅清华、王喜会名下1500万元实缴出资额变更为31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比例，向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实缴出资为33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4％比例，股权减少实缴出资款1166.8万元。11月16日，傅正斌指定受让任建奇嘉鑫公司股权的傅清华，将其名下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王喜会名下。11月17日，傅正斌指定受让任廷发鑫达公司股权的傅清华，将其名下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王喜会名下。2019年12月9日，嘉鑫公司又变更认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王喜会名下认数出资额变更为1500万元，占认缴注册资本的30％比例，未提供实缴出资额的银行转账等付款凭证，亦未经法定验资机构合法验资证明为实缴出资额。本院认为，嘉鑫公司减少、增加注册资本是公司行为，并未是傅正斌的个人行为，且减少、增加注册资本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减资、增资的行为并未造成股权权益实际受损，公司减资、增资应是全体股东表决一致的结果。而且对于主张补缴资本的权利主体是嘉鑫公司并非股东个人，任建奇无权主张返还。因此，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判决返还任建奇1166.8万元出资款及利息损失的做法，具有法律依据，亦无不当。任廷发、任建奇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任廷发、任建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任廷发、任建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冰审判员  张梅审判员  徐霖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