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5642号原告：李松声（LEESONSIA），男，1945年2月2日出生，新加坡籍公民，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振威，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怡，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向永刚，男，汉族，1953年5月22日出生，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中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梓霖，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晋思伟，男，汉族，1973年5月2日出生，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菊芬，云南东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第三人晋思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松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振威、庞怡，被告向永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中山，第三人晋思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菊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松声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永刚向原告李松声支付档口转让款125万元；2.被告向永刚向原告李松声支付利息（以转让款125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为标准，自2016年12月15日起计至结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2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21352.74元）；3.被告向永刚支付原告李松声档口租金22万元（自2015年12月1日起计至2016年10月31日止，租金按每月2万元为标准计）；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向永刚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是多年朋友，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于1998年全款出资购买位于广州市江南市场七马路的XX档口（原江南市场XXX档口，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江南蔬菜批发市场七马路XX档口，即XX档口），并登记在被告名下代持。双方约定，被告代理原告实施该档口的经营活动，被告每年以缴交租金的方式向原告支付部分经营收益，但多年以来，被告一直以档口生意经营不善、存在亏损为由，迟迟未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租金收益。2016年9月，原告经与第三人晋思伟协商，约定将档口转让给第三人晋思伟，转让价款为250万元，并要求被告配合办理将该档口转移到第三人晋思伟的手续。然而，被告却要求第三人晋思伟向其支付一半的转让价款125万元，否则不予配合第三人晋思伟办理档口的转名手续。被告收到上述转让价款125万元后非但没有转交给原告，还一直对原告的归还要求置之不理。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收取转让款125万元而不肯退还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关于“受托人交付财产义务”的规定，且被告也多年未向原告支付过该档口的经营收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向永刚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基于档口所产生的合作关系，既非委托合同关系，也非租赁合同关系。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是广州果菜批发集散地，原告看到该市场可以为其提供出口蔬菜货源，于1998年就通过被告购买档口的使用权，并交给被告经营，以便被告为原告提供更多的货源，原告支付档口顶手费是三年的场地经营权。原告提供场地，被告自行经营并独立承担档口的租金、管理费等一切运营成本，故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不存在租赁关系，也不存在每月向原告支付收益的约定，双方的合作是为了保障原告在新加坡的蔬菜供应；第二、转让费125万元的702档口并非原告当初购买的档口，而是被告在江南果菜市场2004年陆续全面拆除、升级改造后，被告全额出资16万元购买的，且在2007年6月建好后开始营业至2016年档口转让期间近10年的经营费用均由被告本人支付和承担，能够以25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完全是被告持续的资金投入和多年的辛苦经营才守得住该档口，且新档口比旧档口多出76平方米，多出面积部分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基于原、被告双方大约20年的合作关系，双方是经过协商和沟通才同意每人收取一半转让费125万元，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未经其同意收取转让费；第三、即使原告认为是在胁迫的情况下，被迫于2016年9月向被告支付转让费125万元，原告也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现原告在时隔两年多的时间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撤销权早已消灭；第四、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按每月2万元的标准计收租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合上述意见，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晋思伟述称：原告李松声与本人协商将涉案档口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本人属实，本人已向原告李松声支付了转让价款125万元，也向被告向永刚支付转让价款125万元，履行了支付转让款的义务。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及庭审质证意见，结合第三人晋思伟陈述的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李松声与向永刚之间的关系及涉案款项的交付情况。原告李松声为证实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江南果菜批发市场七马路XX档口（原江南市场XX档口）是其全资购买，并登记在被告向永刚名下代持的物业，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的意见，原告李松声出示被告向永刚于1998年4月30日向原告发出的《信函》传真件及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的《确认函》，其中《信函》的主要内容为“发信人为向永刚，收信人为李松声，广州江南市场32档已买下，这几天正加紧装修及拼装冷库，具体支付档口32.7万元，装修档口办公室一间，客房一间，工人房二间，橱房、洗手间各一间（其中：办公室、客房装1匹空调机）6.5万元，拼装进口美乐士制冷机组，可移动式冷库一间，容量65立方，9.6万元，总支付金额48.8万元（其中：借广州粮油蔡经理单位现金22.7万元），请接传真后速将支付总金额汇到广州粮油蔡经理公司账户上，以便如期完工，提前进入购销营运，并请设法告知李松声先生，早日来广州商讨下一步的工作开展计划，请研究办理并给予批复，落款处有向永刚的签名等”。在庭审质证中，被告向永刚认为只收到原告李松声支付的32.7万元，没有收到装修费6.5万元及冷库设备购置费9.6万元。针对被告向永刚的质证意见，原告李松声认为实际支付了48.8万元到被告向永刚指定的广州粮油蔡经理账户内，但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交当时的转账凭证。原告李松声所举的《确认函》载明“以下三人于2016年在广州签署本确认函：甲方李松声，乙方向永刚，丙方晋思伟，广州江南市场档口（现调整为七马路XX档）原是李松声出资交付给向永刚，委托其购买的登记在向永刚名下，并由其打理，现应李松声要求向永刚将前述档口转到晋思伟名下，由晋思伟帮李松声代为持有并打理，甲乙丙签名栏处均署有李松声、向永刚及晋思伟的签名，签名时间均为2016年11月18日”。原告李松声为证实上述档口以转让费25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第三人晋思伟，第三人晋思伟已向原告李松声及被告向永刚分别支付了转让费125万元，出示第三人晋思伟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情况说明》、转账凭证及《签订及变更档口合同登记表》。其中第三人晋思伟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广州江南市场七马路XX档口（原江南市场XXX档）是李松声于98年全额出资购买，挂在向永刚名下的物业，本人经李松声同意以250万元价格购买上述档口，在办理档口转让手续过程中，因向永刚要求支付125万元给其才签字办理手续，本人通过妻子王丽亚转款125万元给向永刚，余款125万元本人已直接支付给李松声，本人支付的250万元全部为购买上述档口的款项”。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王丽亚于2016年9月21日向被告向永刚名下银行账户转账划付125万元，摘要处订明款项性质为购档口部分费用”；2016年11月18日，第三人晋思伟通过其妻子王丽亚向李松声分别转账99万元及26万元，两笔款项合计125万元。《签订及变更档口合同登记表》载明“档口号：鲜菜七区702档，合同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7日，档口面积176平方米，租金9416元，管理费6273元，押金15000元，质量保证金5000元，新档主晋思伟，原档主向永刚，审批时间为2016年9月22日等”。第三人晋思伟在质证中确认涉案档口的转让款为250万元，其中于2016年9月21日通过其妻子王丽亚向被告向永刚转账划付转让款125万元，于2016年11月18日分两笔向原告李松声转账划付转让款合计125万元。被告向永刚在质证中承认收到第三人晋思伟通过其妻子王丽亚转账划付的转让款125万元，但认为原告李松声所举的《确认函》涉嫌伪造，请求对《确认函》中的部分内容“确认函”三个字、“以下三人于2016年在广州签署本确认函”和主文部分“广州江南市场档口（现调整为七马路XX档）……由晋思伟帮李松声代为持有并打理”与《确认函》中的其他打印内容“甲乙丙三方身份信息”，落款处打印的“甲方乙方丙方、2016年月日”）相比较，对两者文字内容是否一次打印形成、前者是否是后来添加打印申请司法技术鉴定。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接纳被告向永刚的申请，并通过摇珠程序确定由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涉案《确认函》的上述鉴定事项进行司法技术鉴定。2020年4月29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编号为粤明鉴[2019]文鉴字第06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验过程对检材各要素进行全面检验，自然光下未见异常；紫外光、红外光检验，打印文字色泽相同；显微镜观察，笔画形态、打印文字油墨状态特征反映相同；测量鉴别，符合一次性打印的特点和规律；综合文件各要素的检验结果，均未发现检材存在添加打印的痕迹，故鉴定检材不存在添加打印的事实”。原告李松声在质证中对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异议，认为《确认函》明确了原XXX档口与后来的七马路XX档同属一个档口，原告李松声是上述档口的实际出资人，被告向永刚是接受原告李松声的委托实施对涉案档口的日常经营管理。被告向永刚不认可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只是因为鉴定费用很高，不再申请重新鉴定，不认可鉴定意见书的原因是因为被告本人清楚记得，2016年11月18日，原告李松声在江南市场旁边住宿的一个宾馆里，让被告向永刚签署了两页纸的文件，有一页纸的标题是说明，内容大致意思是档口转让后归原告李松声及第三人晋思伟共同经营和管理等内容，这点被告向永刚记忆深刻，因为既然已经转让给了第三人晋思伟，档口就应该是第三人晋思伟所有，怎能是原告李松声与第三人晋思伟共同所有，被告向永刚签名另一份资料中没有标题和主文，只有李松声、向永刚、晋思伟三人的身份证号、护照号、国籍，以及签名落款的甲乙丙三方，根本没有“确认函”三个字和《确认函》主文的内容。另，被告向永刚确认是原告李松声出资委托被告向永刚购买涉案档口的事实，但不确认原告李松声委托其经营打理的事实，即使从《确认函》的内容来看，也只是说由其打理，并没有讲到委托其打理，是否委托其打理直接涉及到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如果是委托被告向永刚打理，那么涉案档口所有经营成本无论亏损还是盈利都应由委托人李松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事实上，无论是旧档口还是新档口都是由被告向永刚从头到尾的独自经营和承担风险和经营支出。第三人晋思伟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二、关于涉案档口的来源、变动及转租情况。被告向永刚出示《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市场档位续约租赁合同》、《收条》及《税收完税证》，其中《租赁合同》载明：“出租方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市场（作甲方），承租人伏湘生转向永刚（作乙方），甲方将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市场第032号档口，档位面积为100平方米继续租给乙方，第二期为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止，乙方须向甲方缴纳保安、卫生、工商、市场管理服务费、水电费，以上费用同第一期不变；乙方必须在续签合同之日向甲方缴纳建设费25000元，合同期满不退回乙方，第一期定金15000元仍留在甲方以作按金之用，合同期满后按金不计息退回乙方，第一年租金为每月5100元，从第二年租金每月为5350元，第三年每月租金为5600元，1998年4月28日上述档口由伏湘生过户转让给向永刚，广州石井江南农副产品市场对转让事项盖章备案登记等”。《收条》载明：“今收到向先生江南市场XX档转让费327000元整，另五月份档口费7000元，收款人（代收人）盛建新”。《税收完税证》载明：“地址江南XXX档，税收所属时期98年4月1-30日，纳税人为伏湘生”。被告向永刚出示该组证据拟证明原告李松声出资购买的档口并非档口产权和永久使用权，仅是三年经营权的顶手费，向永刚在2000年8月3日在上述XXX档口登记成立个体工商户“广州市白云石井永刚蔬菜购销部”，经营者为向永刚，经营场所位于广州市白云石井江南农副产品市场XXX号。被告向永刚出示2007年6月8日的《档位租赁合同》订明：“出租方（甲方）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承租方（乙方）向永刚，甲方将本市场鲜菜区XXX档位，面积176平方米租给乙方，每月租金及服务费7350元，合同期从2007年6月8日起至2012年6月7日止，从第二年开始每年租金在上年度月租金的基础上递增10%，乙方每个档位向甲方缴纳保证金15000元，在租赁期内，乙方只享有使用权，不得私自改变经营性质和范围，不得擅自将档位转租转让，如确需转租转让，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办理相应的转租转让手续等”。在庭审中，被告向永刚认为自1998年开始至2004年经营32号档口，但旧江南果菜市场于2004年陆续停业，进行升级改造，新市场建好后于2007年6月开业，向永刚经过抽签，承租了XXX档口，该档口面积比原档口面积多出76平方米，故XXX档位与原告李松声无关。被告向永刚为此出示10幅照片，证实江南果菜市场已升级改为混泥土和钢筋架构，完全不同于旧市场的简易结构，被告向永刚支付了更多成本费用。原告李松声在质证中对被告向永刚出示的上述两份《租赁合同》均不予确认，认为其没有参与XXX号档口和XXX号档口的经营，也没有支付上述档口的租金、管理费、水电费、人工费等经营成本费用，其仅委托被告向永刚管理上述档口的收租、交租和缴纳水电费及管理费的权限，并通过档口的经营收益来支付上述成本费用和支付代管费给被告向永刚。被告向永刚则认为，原告李松声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是用涉案档口的经营收益来支付档口的经营成本费用，原告李松声已确认其支付的款项性质是顶手费，没有支付其他费用,且在档口改造前，旧的江南果菜市场破烂不堪，环境各方面都不好，很多档口都退租，被告向永刚在经营旧档口期间是非常艰难的，亏损严重，并非如原告李松声所说的只要拿到档口就赚钱，被告向永刚在经营涉案档口前以及到2016年9月期间，均是帮原告李松声组织蔬菜货源，发送蔬菜到新加坡给原告李松声，从中赚取佣金或者差价，故双方是合作关系，在合作前期，原告李松声作为收购方，被告向永刚作为出卖方收取货款，后期类似于中介，负责帮助原告李松声组织和介绍货源，被告向永刚收取佣金，原告李松声买下XX档口经营权给被告向永刚是作为保障李松声货源的平台。原告李松声认为双方虽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XX档口是其购买后委托被告向永刚经营打理，上述档口的所有权应归李松声所有。另，被告向永刚认为自2008年5月起至2016年4月期间曾将涉案XXX档转租给案外人杨凯经营，月租金为4000元逐步调整为8000元。被告向永刚为此出示《租赁合同》、《协议书》、《收据》等证据。原告李松声在质证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涉案档口确实有盈利，因为租金、管理费、税费等费用均由租户杨凯承担外还要交纳租金给档口业主，故被告向永刚有盈利收入。被告向永刚则认为李松声出资购买的是XX档口，且是三年的经营使用权，双方从未约定被告向永刚需要向原告李松声按月支付租金，如果双方有约定被告向永刚需按月向原告李松声支付租金，为何原告李松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要求被告向永刚支付租金，故原告李松声的上述意见是不成立的。三、关于向永刚主张的经营成本费用支出部分。被告向永刚为证实其在经营涉案档口期间产生的租金、工商费、保安费、管理费、水电费、税费等费用出示了收款收据、发票联、完税证明等付款凭证和结算凭证。向永刚出示《032档（旧档口）交纳场地租金等费用部分单据明细表（1998年-2004年）》显示支出金额为212561.12元。此外，向永刚认为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所有买卖交易以及给市场管理处交纳的费用均以现金支付，没有银行转账凭证，且有部分租金收据缺失，缺失单据部分的租金为273946元。故向永刚在经营XXX档口期间支付的费用大约是486507.12元（计算公式：212561.12元+273946元=486507.12）。向永刚出示的《新档口（702档）支付市场建设费、税费明细表（2005-2014）》显示支出金额为131773.83元。在庭审中，被告向永刚认为XXX档口开业后是由其与江南果菜市场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约定每月租金及服务费7350元，从第二年开始，每年递增10%，经计算，从2007年6月至2016年9月，被告向永刚向江南果菜市场缴纳的租金和管理费合计1244977元，而在这部分费用中，被告向永刚把档口转租给案外人杨凯，由案外人杨凯直接缴纳给江南果菜市场，这部分费用是没有出现在统计表中，所以原告李松声根本没有承担过新、旧档口的任何费用。另，由于新档口的押金不予返还，被告向永刚除缴纳市场建设费、税费合计13万元外，还交付了押金15000元，一次性押金20000元等费用，合计166773元，故被告向永刚有单据证实并实际支出的费用为653280.12元。原告李松声在质证中认为上述各项支出费用均是被告向永刚单方自行统计，且票据不齐，故对被告向永刚出示的上述统计明细表及各项支出费用均不予确认。虽然李松声除支付48.8万元外没有支付过XXX档口及XXX档口的各项成本费用，但档口应该有较高的收益，且原告李松声一直没有收取涉案档口的收益，故被告向永刚是以涉案档口的收益来支付档口的各项成本支出费用和报酬。针对原告李松声的质证意见，被告向永刚坚持认为并非拿到档口就可盈利，期间还要面临停业和亏损，留存的财务凭证均已提交给法庭用以辅助查明案件事实。原告李松声认为被告向永刚无法提供涉案档口经营期间的全部财务凭证及财务账册，导致本案无法进行专项审计，故应由被告向永刚承担审计不能的责任。被告向永刚亦认为没有审计的必要，因为双方并非委托合同关系，也不是合作经营体，双方只是一个平台合作关系，涉案档口由被告向永刚独立经营和独自承担责任，亦不申请专项审计。四、其他查明事实。1、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派员到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就涉案档口的转让、经营成本费用支出等情况进行现场调查，据江南果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反映，涉案市场旧档口（XX档）原经营蔬菜，江南果菜市场后经市政府支持进行整体改造，在2004年开始边经营边改造，期间没有停业，按照市场的经营模式，是先有XX档才有XXX档，如果没有XXX档是没有资格参与改造后抽签确定新档口，XXX档也是经营蔬菜，现在市场档口的顶手费差不多是500万元至600万元之间，但是有价无市，因为2018年开始市场就不让私自转让；经查询，1998年4月28日，向永刚从伏湘生处顶手了XX档口，2007年6月，即市场改造完成后，向永刚承租XXX档口经营，2016年12月，向永刚将XXX档口顶手转让给黄文艺，向永刚就没有在江南果菜市场经营的资格；关于支出费用部分，在2007年之前市场档口的一年支出，包括租金、管理费及水电费，差不多要5万至6万左右，2007年-2016年的档口租金差不多是每月7000元至8000元，七区的水电费不多；关于人工费，2010年之前差不多是每人每月2000元至3500元，2010年之后差不多是每人每月4000元，现在每人每月5000元至6000元不等。在2002年至2006年档口顶手出去还要市场补贴，因为当时档口的经营确实比较困难，但是2006年市场改造之后就逐步好转，档口经营期间，档主需要装货卸货以及经营确实很辛苦。至于档口装修费大约在5万元至6万元左右，一个小办公室的装修费用大约3万元，建一个小冷库需要30万元左右，但是XXX档口没有冷库，多数档口经营者确实没有保留费用单据的情况。江南市场工作人员向本院提供的《档口租赁合同》显示出租人为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承租人为黄文艺，租赁期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7日。原告李松声在质证中认为，XXX档口的价值现在已经达到500万元至600万元，这么大的标的可以印证档口租金也会很可观，档口成本费用可以从租金中支出的也是很正常的，无论档口经营是何种形式，李松声的占有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档口的转让费应归李松声所有。关于档口租金等费用问题，向永刚将档口出租给杨凯后又延续到2010年5月1日，其中所有费用，包括市场管理费、税收、人工费都是由杨凯支付，并以向永刚的名义支出，除此之外仍需向向永刚支付每月租金4000元以及后期的8000元，无论市场的管理费有多高，向永刚都可以获取每月的租金收入。被告向永刚在质证中认为，如果没有向永刚连续18年的艰苦经营，是不可能支撑到2016年档口转让，特别是2002年到2006年的经营困难时期，当时恰逢江南市场进行整体改造，向永刚仍坚持经营，没有停业，可见被告向永刚的付出是非常大的。第三人晋思伟确认在2016年11月接手702档口后转让给黄文艺，至于黄文艺如何与江南市场签订租赁合同则表示不清楚。2、原告李松声认为双方的委托合同于2016年11月19日解除。被告向永刚则认为涉案XXX档口的变更时间是2016年9月22日，故双方的合同关系于2016年9月22日结束。3、被告向永刚出示的护照显示，被告向永刚在2011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多次赴新加坡。被告向永刚认为是因为蔬菜出口业务赴新加坡与李松声进行磋商以保障及时向原告李松声供应货物的目的。原告李松声对被告向永刚的出入境信息予以认可，认为是被告向永刚接受李松声的指示实施对档口的管理。4、原告李松声要求被告向永刚支付租金220000元是其去江南果菜市场了解情况后确定的，但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向永刚则认为原告李松声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双方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若按原告李松声主张双方是委托合同，则原告李松声的观点和逻辑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本院认为，原告李松声是新加坡籍公民，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被告向永刚的住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本院作为被告向永刚住所地依法享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因涉案档口在中国境内，合同履行地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原告李松声在庭审中也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故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原告李松声所举《信函》、《确认函》、《情况说明》，被告向永刚所举《租赁合同》、票证等证据显示的形成时间、履行情况以及本案产生争议的事实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本案纠纷进行规制和裁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存在何种合同关系以及该合同关系何时终止；若合同终止，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有否进行清理结算，原告李松声向被告向永刚主张返还转让款本息及支付租金的诉求是否获得本院的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以下评析。焦点一，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存在何种合同关系以及该合同关系何时终止问题。虽然被告向永刚对《确认函》内容的形成时间有异议，但经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技术鉴定，并依法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争议《确认函》符合一次性打印的特点和规律，未发现存在添加打印的痕迹。鉴定样本经公开质证，鉴定程序合法，故本院对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李松声出示的《信函》、《确认函》与被告向永刚出示的租赁合同、收条已构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证实被告向永刚向原告李松声请款48.8万元作为档口转让款和档口装修及设备购置款，并以被告向永刚的名义与原档口经营使用人伏湘生达成转让的合意，该转让手续已在江南果菜市场进行转让备案登记，从而取得XX档口的经营使用权。被告向永刚所举《收条》显示的转让费金额也是32.7万元，该金额与《信函》记载的档口金额相吻合。此外，《信函》是被告向永刚发送给原告李松声，且XXX档已实际进入经营状态，故本院对原告李松声主张已付48.8万元的意见予以采信，并确认XXX档的经营使用权是原告李松声出资取得，并交由被告向永刚经营使用。虽然被告向永刚从伏湘生受让取得XXX档口的经营时间是自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但被告向永刚出示的交款凭证、管理费发票和完税证明显示自2001年1月至2007年6月期间仍由被告向永刚继续经营XX档口，并基于原XXX档的经营资格经抽签确定XXX档后，以被告向永刚的名义与江南果菜市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该XXX档口的经营使用人登记在被告向永刚名下，期间转租给案外人杨凯使用。在被告向永刚经营期间，被告向永刚以XXX档和后期的XXX档为平台，向原告李松声采购货源，被告向永刚也多次赴新加坡向原告李松声汇报和沟通蔬菜业务。再结合《确认函》载明“广州江南市场档口（现调整为七马路XX挡）原是李松声出资交付给向永刚，委托其购买的登记在向永刚名下，并由其打理”的文字内容，可见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据此，本院依法确认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故对被告向永刚主张其与原告李松声存在合作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接纳。至于委托合同关系何时解除问题。因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之间没有约定委托合同的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确认函》订明“应李松声要求向永刚将涉案档口转到晋思伟名下，由晋思伟帮李松声代为持有并打理”，原告李松声、被告向永刚及第三人晋思伟于2016年11月18日在上述《确认函》上签名确认，意味着被告向永刚不再担任原告李松声的代理人持有和打理涉案档口，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的委托合同于2016年11月18日解除。焦点二、被告向永刚应否将档口转让款125万元及相应利息清付给原告李松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鉴于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建立的委托合同没有就委托费用、财产交付、委托人支付报酬等关键内容作出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也没有作出补充协议，故本院根据双方形成的交易习惯，并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评析。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委任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履行委托合同的期限长达18年，原告李松声仅在1998年4月支付了档口转让费、装修费及设备费合计48.8万元外，没有承担过涉案XXX档和XXX档口经营期间的任何经营成本费用，全靠被告向永刚垫付或者在经营收入中支出，原告李松声认为被告向永刚经营的档口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并从盈利金额中收取委托报酬和支付经营成本费用，但该意见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且推断涉案档口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反观被告向永刚在18年的经营期间（1998年1月-2016年11月）内，面临非典疫情、江南市场分段停业改造，蔬菜行情、雇工报酬及出口业务等诸多因素，存在盈亏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故本院对原告李松声主张有档口就有盈利的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李松声在长达18年的委托期限内，被告向永刚也多次赴新加坡向原告李松声报告经营情况及协商蔬菜业务，表明原告李松声对被告向永刚主张涉案档口存在亏损的情况也是知悉的，但原告李松声没有要求被告向永刚交付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也没有要求被告向永刚支付受托期限所取得的经营收益，而被告向永刚在此期间通过涉案档口作为向原告李松声供应蔬菜货源的平台，进一步表明原告李松声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和模式，即原告李松声知道被告向永刚经营的档口存在亏损，对被告向永刚没有向其交付盈利或盈亏对冲的方式不持异议。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从原告李松声所举《情况说明》和《确认函》的文意可见，第三人晋思伟认为是经原告李松声同意以250万元购买涉案档口；《确认函》订明“应李松声要求向永刚将涉案档口转到晋思伟名下，由晋思伟帮原告李松声代为持有并打理”。第三人晋思伟的地位是取得涉案档口的经营使用权还是作为原告李松声新的代理人在上述两份证据的表述上是存在冲突的，鉴于讼争双方及第三人晋思伟在庭审中多次陈述争议款项属于涉案档口的转让款，故本院确认第三人晋思伟支付给原告李松声及被告向永刚的款项属于转让款。再从档口的变更登记、争议款项的交付时间，结合《情况说明》和《确认函》的内容来看，第三人晋思伟向被告向永刚支付125万元的时间是2016年9月21日，被告向永刚与第三人晋思伟办理档口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16年9月22日，第三人晋思伟出具《情况说明》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3日，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经李松声同意以250万价格购买涉案档口，在办理档口转让手续的过程中，因向永刚要求支付125万元给其才签字办理手续，本人通过妻子王丽亚转款125万元给向永刚，余款125万本人已直接支付给李松声”。原告李松声的收款时间是签订《确认函》的当天，即2016年11月18日。可见，原告李松声对第三人晋思伟支付转让款125万元给向永刚是明知的，且没有提出异议，随后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及第三人晋思伟于2016年11月18日签订《确认函》以及收取第三人晋思伟转账划付的转让款125万元，第三人晋思伟接手涉案XXX档口，表明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在清理和结算委托合同期间就转让款达成每人50%的合意，并实际履行后最终签订《确认函》；故本院基于受托人的报酬权对被告向永刚就涉案转让款与原告李松声达成每人50%进行分配的意见予以采信，且该分配原则也符合公平和诚信原则，故本院对原告李松声主张被告向永刚返还转让款12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李松声主张被告向永刚支付租金人民币22万元的诉求问题。因原告李松声与被告向永刚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原告李松声的该项诉求与其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存在冲突，特别是原告李松声主张委托合同于2016年11月19日解除，故原告李松声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李松声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另，因司法技术鉴定结论无法证实被告向永刚的意见，故本案司法鉴定费32817元由被告向永刚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松声（LEESONSIA）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12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122元，由原告李松声（LEESONSIA）承担；鉴定费32817元由被告向永刚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松声（LEESONSIA）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向永刚及第三人晋思伟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人民陪审员  韩莦华人民陪审员  刘宝珍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刘 澜书 记 员  钟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