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良，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梓劲，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树梁，男，196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霖，男，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兵，男，198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和润道夫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之一（自编A1栋）1405房。法定代表人：杨树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曹建红，男，197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原审第三人：秦兆驰，男，198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上诉人杨树良因与上诉人徐树梁、被上诉人沈建霖、李雅兵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和润道夫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润道夫公司）、曹建红、秦兆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4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上诉人徐树梁、原审第三人和润道夫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仁杰，被上诉人沈建霖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刘立，被上诉人李雅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树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依照《股东股份转让合同》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1480300元；3.徐树梁依据《承诺书》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4.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各自支付对应的资金占用费（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5.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依照《股东股份转让合同》配合杨树良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6.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曹建红、秦兆驰代沈建霖、李雅兵签字已构成表见代理。《股东股份转让合同》经过股东会会议，各股东、代理人及和润道夫公司法律顾问均出席参与。杨树良提交的2019年4月8日和润道夫公司股东会录音、2019年8月15日杨树良与徐树梁电话录音显示，曹建红亲口表示其代表沈建霖，与会人员均未提出反对意见。徐树梁也亲口确认曹建红、秦兆驰对沈建霖、李雅兵有代理权。除此之外，在和润道夫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曹建红、秦兆驰一直代理沈建霖、李雅兵行使股东权利，杨树良、徐树梁，和润道夫公司法律顾问广州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王云龙律师从未提出异议。上述情况足以让杨树良相信，曹建红、秦兆驰对沈建霖、李雅兵有代理权，其代签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对沈建霖、李雅兵有约束力。（二）徐树梁应当支付《承诺书》中全部20万股权转让款。首先，《承诺书》由徐树梁单方出具，有徐树梁真实签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与沈建霖、李雅兵无关。其次，根据《股东会决议》和《股东股份转让合同》，扣除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用于与吴畔诉讼案件。根据（2018）粤0106民初26727号、（2019）粤01民终14173号判决可知，该诉讼案件己处理完毕，费用实际发生，应由徐树梁承担。第三，《承诺书》侧面反映了徐树梁对《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体现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意思表示的认可，也就是认可曹建红、秦兆驰的代理权。徐树梁对曹建红、秦兆驰代理权的认可足以让杨树良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三）一审判决认可《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对徐树梁的约束力，却又部分否认徐树梁出具《承诺书》效力，明显不合理。首先，《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依据《股东会决议》出具，经过会议研究后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不是孤立的协议，有相关会议决议、录音等予以佐证，各方参加人员予以认证，一审法院却只认定其对徐树梁有约束力，否认对沈建霖、李雅兵的约束力，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在一审中共同委托一名代理律师，说明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属于利益共同体，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曹建林与秦兆驰无代理权，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将影响到徐树梁。徐树梁签字真实，对《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认可，已经可以说明沈建霖与李雅兵对相关协议的认可。第三，徐树梁出具《承诺书》，承诺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既是徐树梁单方承诺，又侧面证实《股东股份转让合同》真实性和有效性。徐树梁针对杨树良的上诉请求辩称，（一）《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未成立。《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第八条第三项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杨树良作为合同的甲方，其要约的内容是将其名下9.93%的股权按比例全部转让乙方（沈建霖、徐树梁、李雅兵），徐树梁的承诺内容是在沈建霖和李雅兵按比例受让杨树良的股权基础上同意受让相应比例的股权，现沈建霖否认曹建红的代理行为，拒绝受让杨树良的股权，徐树梁的承诺内容与杨树良的要约内容不一致，故徐树良的签字行为不构成有效承诺。而且，相较于整体受让，徐树梁单独受让杨树良3.03%股权是对杨树良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系新要约，应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并未就单独转让股权的情形进行约定，当事人也未实际履行。另外，杨树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涉及其本人的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则其签字行为并不当然直接代表公司。因此，《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未成立。（二）根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的约定，杨树良退出公司经营，解除股东身份，其他股东则通过购买增加相应的持股比例达到原股权权利不受影响的效果，这是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一审判决认定杨树良与徐树梁之间的股权转让效力，将导致合同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此时即便该合同成立并生效，也出现了法定解除事由，徐树梁拒绝单独受让的行为即行使解除权，已于第一时间通知杨树良，一审法院判决徐树梁继续履行该合同，严重违背案件事实。（三）徐树梁出具《承诺书》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赠与的条件是杨树良办理完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全部工商登记，而杨树良至今未办理上述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故该赠与行为不生效。另外，徐树梁作为赠与人也享有任意撤销权，而且该赠与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即杨树良请求履行该赠与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沈建霖针对杨树良的上诉请求辩称，（一）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1.表见代理的相对人必须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在《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杨树良明知曹建红没有《授权委托书》，仍与其实施民事行为，证明杨树良主观上有恶意。《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第八条第三项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杨树良在和润道夫公司无盖章、两位股东均为“代签”的情况下，未当场通过电话或微信等通讯方式核实曹建红、秦兆驰是否有代理权，说明杨树良未尽到交易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存在疏忽和过失。2.表见代理应有权利外观，客观上存在充分的理由和证据佐证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时，曹建红未向杨树良出示过沈建霖对其授权的音频或文字材料，他人出席会议、代为居中调解的行为不能成为表见代理权利外观，杨树良依此认为曹建红构成表见代理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3.表见代理权利外观的形成须可归责于被代理人。本案中，沈建霖前期没有与杨树良协商涉案股份转让，既没有委托曹建红与杨树良协商股份转让，也没有委托曹建红签订《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在2018年4月，沈建霖得知《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后，立即向各股东表示不同意，表示没有委托曹建红参加股东会和签订协议。换言之，沈建霖并未对此事后追认。（二）《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签约主体包括和润道夫公司，合同书第八条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但是和润道夫公司无在合同书上盖章，故《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是无效的。（三）从2018年4月沈建霖向各股东作出否认涉案《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至2019年4月17日杨树良起诉，在长达一年时间，包括杨树良在内的各股东均认为《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是无效的，各股东均无执行上述决议和合同，和润道夫公司出资购买、登记在杨树良名下的汽车，杨树良也无按决议、合同过户回公司。在2019年公司经济效益转差、停止经营时，杨树良不是与公司一起共渡困难，却无理要求退股，将无效的《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谎称为有效，要求其他股东购买其股份，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树良的上诉请求。李雅兵针对杨树良的上诉请求辩称，李雅兵未授权秦兆驰代为签署《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且杨树良从未与李雅兵联系追认关于秦兆驰代理权一事，涉及秦兆驰未在和润道夫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亦不能代表李雅兵行使股东权利。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批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和润道夫公司针对杨树良的上诉请求述称，与徐树梁的意见一致。徐树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改判驳回杨树良对徐树梁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杨树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杨树良提供2019年4月8日和润道夫公司股东会录音、2019年8月15日与徐树梁的电话录音，并认定徐树梁在2019年4月8日股东会录音中对曹建红代沈建霖签订协议情况予以确认，该认定依赖于两段制作时间、谈话人物、场景等要素无法证实的音频文件和杨树良的单方陈述，是错误的。2.《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第八条第三款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由于股东沈建霖、李雅兵否认曹建红、秦兆驰代签字的行为，同时和润道夫公司也没盖章，因此合同不成立。3.徐树梁出具给杨树良的《承诺书》，工商登记变更是前置条件，至今都没有履行义务的条件，一审判决由徐树梁履行义务缺乏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可2018年3月11日的《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效力，缺乏依据。公司股权转让，涉及公司章程内容的变动，必须由股东会决议，必须召开董事会，并根据董事会决议订立。但该合同在没有合法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订立，已经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也违反公司法的规定。2.由于两个股东之间的股权份额发生变动，势必牵连其他股东股份的变动和调整，在其他股东并不自愿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单方面确认杨树梁与徐树梁之间的股权转让效力，会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个整体的购买行为，当其他股东没有购买，不可能只对其中一个股东生效。徐树梁是在整体购买的基础上才同意按比例购买，是有条件的交易行为，在其他股东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认定徐树梁与杨树良达成交易，违背徐树梁的真实意思，违背自愿原则。3.2018年3月11日的《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是2018年3月10日下午形成的《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但是该次股东会没有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也没有征得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在其他股东不知情且没有追认的情况下，该次股东会不合法。2018年3月召开的股东会虽然不合法，但是杨树良却在2019年4月8日取得股东会的录音，因而该股东会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杨树良针对徐树梁的上诉请求辩称，（一）《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首先，《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经全部股东签字确认，其中沈建霖、李雅兵由代理人签字。无论代理人是否有权代理，均是确认合同效力的体现。股权转让交易双方只是股东，公司并未参与。只要交易方表示一致，就形成交易的合意。公司盖章只是表示知情和同意，并不参与交易本身。其次，《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虽然未加盖和润道夫公司的公章，但法定代表人已签字，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的意志实际是全体股东的意志，法人的行为也由法定代表人履行。和润道夫公司已就《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各方股东均已签字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由股东会决议作为前置文件，体现公司意志。全体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签字确认，已经代表法人的意志和行为。第三，根据《九民纪要》基本精神，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应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本案中，《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是全体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意思表示一致的体现，合法有效。（二）股权转让是各股东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遵守。首先，和润道夫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一款约定，股东间可相互转让股权，股东会不是必要前置程序，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如果说损害了利益，就是各方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杨树良的利益。其次，股东会已形成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全体股东均由本人或代理人签字。沈建霖和李雅兵由代理人代为参加。另两方股东和公司法律顾问王云龙均未表示异议，足以说明曹建红和秦兆驰具备权利外衣，其他相对方，包括徐树梁足以相信其具备代理权限。（三）徐树梁应支付的20万元是其向杨树良个人承诺用于解决与吴畔纠纷的款项，应由其个人承担。《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约定，因解决杨树良与吴畔纠纷，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20万元作为纠纷解决费用。而徐树梁向杨树良出具承诺函，表示该20万元由其个人承担。在2019年4月8日的股东会议过程中，徐树梁再次表示该20万元由其个人承担。目前，杨树良与吴畔的纠纷已由法院判决处理，该20万费用已支出。徐树梁出具的《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徐树梁也未表示撤回，现该承诺已经生效，该20万元应由徐树梁承担。最后，徐树梁主张《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而其本人又在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显然存在欺骗杨树良的主观恶意。沈建霖针对徐树梁的上诉请求述称，同意徐树梁的上诉请求。李雅兵针对徐树梁的上诉请求述称，李雅兵未授权秦兆驰代为签署《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且其他签署方或徐树梁从未与李雅兵联系追认关于秦兆驰代理权。《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不具有生效条件。关于徐树梁的其他上诉观点，李雅兵未参与或未知悉详情，无法答辩。曹建红、秦兆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杨树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依照《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1480300元，其中沈建霖支付891880.75元，徐树梁支付451935.59元，李雅兵支付136483.66元；2.徐树梁依据《承诺书》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3.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书》配合杨树良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杨树良名下股权份额为9.93%，其中沈建霖受让登记为5.98%，徐树梁受让登记为3.03%，李雅兵受让登记为0.92%）；4.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向杨树良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16803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680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的计算基数分别为：沈建霖891880.75元，徐树梁651935.59元，李雅兵136483.66元）；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1日，杨树良（甲方、转让方）与沈建霖（乙方1、受让方，曹建红代签）、徐树梁（乙方2、受让方）、李雅兵（乙方3、受让方，秦兆驰代签）、和润道夫公司（丙方，未签章）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载明：甲乙方是丙方的股东，丙方登记注册资金是3000万元；丙方总股份为100股，徐树梁为27.5%，杨树良登记为16.7%（其中6.77%已经判决需要变更为沈建霖），李雅兵为8.3%，沈建霖工商登记为47.5%。甲方将自己在丙方股份9.93%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甲方在丙方没有股份；甲方转让在丙方全部股份9.93%的价款是200万元，甲方已收吴畔100万元第一期的股份转让金，再加上丙方公司已支付甲方2016年、2017年分红和中山分红共31.97万元，乙方只需要再付甲方68.03万元，签订本合同十日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沈建霖；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股东、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后五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48.03万元，剩余20万元作为日后解决杨树良与吴畔股份买卖纠纷遗留问题的费用，不再支付给杨树良；乙方可以自己也可以指定第三人为工商登记股东，变更登记过程中需要双方所交的各种税费（含所得税）按相关法律规定由乙方承担；工商登记变更后，沈建霖股东的股份是60.25%、担任法定代表人，徐树梁的股份是30.53%，李雅兵的股份是9.22%。丙方在本合同盖章，表示知情并同意，积极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甲方继续对吴畔协商，处理2016年9月其与吴畔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合同》的善后事宜；争议协商不成提交丙方公司注册地法院管辖。沈建霖、李雅兵拒绝确认代签授权和效力。同日，徐树梁向杨树良签具《承诺书》，载明：杨树良办理完变更和润道夫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全部工商登记后35日，徐树梁承诺一次性支付给杨树良被扣除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9年5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6民初267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一、解除吴畔、杨树良、和润道夫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及代持股权的合同书》；二、杨树良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支付返还吴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019年8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4173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述一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树良提交2019年4月8日和润道夫公司股东会录音、2019年8月15日与徐树梁电话录音，主张曹建红明确其代表沈建霖行使股东权利，签订《股东会决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徐树梁也在2019年4月8日股东会录音中对曹建红代沈建霖签订协议情况予以确认。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对此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杨树良与沈建霖、徐树梁、李雅兵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杨树良与徐树梁的合同签名为真实签名，该两方为和润道夫公司原股东，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信守。该合同书上曹建红代表沈建霖签名，秦兆驰代表李雅兵签名，但沈建霖、李雅兵否认存在授权签名，亦未对此追认，合同书上曹建红、秦兆驰对沈建霖、李雅兵的代签名行为不应认定代签效力。据此，《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对杨树良和徐树梁有约束力，对沈建霖、李雅兵没有约束力。徐树梁并未依约配合杨树良办理股权过户，杨树良诉请徐树梁配合杨树良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徐树梁受让杨树良持有的和润道夫公司3.03%股权）符合合同约定精神，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合同已约定扣除吴畔相关的100万元等后徐树梁、沈建霖、李雅兵向杨树良付款48.03万元，现吴畔依生效判决有权向杨树良取回该100万元，杨树良可向徐树梁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可确定为451692.75元（1480300元×3.03%/9.93%）。杨树良诉请徐树梁支付公司扣除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徐树梁并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办理自己份额的股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该诉请中的61027.2元（20万元×3.03%/9.93%）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杨树良另向徐树梁主张资金占用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占用费的计算基数可确定为512719.95元（451692.75元+61027.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4日（起诉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杨树良该项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杨树良其他诉请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秦兆驰、曹建红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传票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徐树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杨树良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徐树梁受让杨树良持有的和润道夫公司3.03%股权）；二、徐树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451692.75元；三、徐树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树良支付另外的股权转让款61027.2元；四、徐树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树良支付资金占用费，占用费以512719.9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2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五、驳回杨树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徐树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23元，由杨树良负担13843元，徐树梁负担608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沈建霖称，曹建红与沈建霖是老乡关系，经沈建霖推荐到和润道夫公司担任管理人员。杨树良对此予以确认。杨树良称，李雅兵与秦兆驰是表兄弟关系，李雅兵在和润道夫公司不担任任何职务，而是由其父亲在公司主持工作，故李雅兵实际是替其父亲持有股份。李雅兵确认与秦兆驰系表兄弟关系，其父亲有参与公司工作，秦兆驰通过李雅兵引荐进入和润道夫公司。另外，李雅兵曾在二审庭审过程中通过电话称其是代秦兆驰持有股份，但后来又予以否认，辩称是没有理解清楚问题。（二）杨树良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参加人员包括沈建霖（曹建红代）、徐树梁、杨树良和李雅兵（秦兆驰代）。会议内容：徐树梁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徐树梁为执行董事，聘请曹建红为总经理，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和财务工作。曹建红负责日常财务支付的审批，签名即生效，徐树梁为事后监督。全体股东不认可吴畔与杨树良在2016年9月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如杨树良需要退还吴畔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公司负责，徐树梁、李雅兵、沈建霖三位股东按比例与公司结算。杨树良、其他股东配合沈建霖将杨树良名下6.77%股份变更至今沈建霖名下。杨树良另外9.93%股份由徐树梁、李雅兵、沈建霖按比例购买，购买后沈建霖的股份比例是60.25%，徐树梁是30.53%，李雅兵是9.2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与2018年3月11日的《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沈建霖、徐树梁、李雅兵是否需要依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和《承诺书》向杨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杨树良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主要依据是2018年3月11日的《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中除了杨树良和徐树梁的签名为本人所签之外，沈建霖的签名系由曹建红代签，李雅兵的签名系由秦兆驰代签。杨树良主张沈建霖和李雅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提供了《2018年和润道夫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以及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审查，上述股东会决议中沈建霖、李雅兵的签名亦分别由曹建红、秦兆驰代签，会议召开时间与合同书签订时间相近，而杨树良同样无直接证据证明曹建红、秦兆驰二人分别得到了沈建霖、李雅兵的授权。因此，该股东会决议不能充分佐证杨树良的上述主张。同时，在杨树良提供的录音中，沈建霖和李雅兵本人并非通话相对方，也无法核实录音中各人的真实身份。即使该录音是真实的，由于仅系曹建红和徐树梁单方陈述，并未得到沈建霖和李雅兵本人确认，故不能佐证曹建红和秦兆驰具有代理权。除此之外，杨树良也未能提供其他充足证据证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沈建霖、李雅兵分别对曹建红、秦兆驰存在概括性授权或事后对上述签名进行了追认。因此，杨树良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树良与沈建霖、李雅兵同为和润道夫公司的股东，明知曹建红和秦兆驰只是代为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但在合同签订之时及事后均未直接向沈建霖和李雅兵本人核实，显然存在过错。因此，杨树良关于表见代理的主张依据不足。第二，徐树梁主张，根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的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因和润道夫公司未加盖公章，故该合同未成立。对此，本院认为，和润道夫公司非本次股权交易的相对方，并不享有和承担该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且杨树良作为和润道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杨树良在合同上签字，可视为代表和润道夫公司。本次股权交易属于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徐树梁主张在转让之前应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并作出决议等，既不符合和润道夫公司章程的规定，也缺乏公司法上的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三，因无证据显示曹建红、秦兆驰在《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上签名得到了沈建霖和李雅兵的授权，且二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故上述合同书对沈建霖和李雅兵二人无约束力，杨树良要求沈建霖和李雅兵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徐树梁确认《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故受让杨树良的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的约定，沈建霖、徐树梁、李雅兵三人按比例受让杨树良9.93%的股权份额，虽然三人共同作为受让方，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但合同标的本身具有可分性，且各方也没有约定徐树梁受让股份的前提是沈建霖、李雅兵也受让其股份。相反，通过本次交易，可以提高徐树梁在公司的股权比例，徐树梁并不能合理解释单独受让股份会给其带来何种商业上的不利，故一审法院认定徐树梁应根据《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受让杨树良相应比例的股份，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第四，徐树梁是在《股东股份转让合同书》签署当日向杨树良出具《承诺书》，两份文件均载明涉案2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因此，徐树梁主张《承诺书》中的20万元为赠与，依据不足。虽然《承诺书》约定杨树良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后，徐树梁才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从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徐树梁一直拒绝受让杨树良的股份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应视为《承诺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加速成就，徐树梁应当履行付款义务。鉴于沈建霖、李雅兵并未受让杨树良的股份，从公平角度考虑，一审法院根据徐树梁实际受让的股份数，按比例支付该部分转让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树良、徐树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3元，由上诉人杨树良负担13843元，上诉人徐树梁负担60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