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黄健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锋，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鹏，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广东知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莱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8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莱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灿星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灿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灿星公司独创作品，而灿星公司擅自标注涉案歌曲版权信息的行为已侵害中国电视台CCTV-3的署名权，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合法出版物，一审法院以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显属不当。二、涉案歌曲应为录像制品，一审法院确认其为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显属不当。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影视和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办案指引》第二条的规定，类电作品一般具有作品制片者与导演鲜明的个性化创作特征；对戏剧、小品、歌舞等表演方式进行拍摄时，拍摄者采用镜头拉伸、片段剪辑、机位改变、片头片尾美工设计、将场景从室内改变到室外等摄制方式，均不能够产生电影作品，其拍摄成果应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按照灿星公司自己的主张，每一期为一个整体，2018《中国好声音》共有12期，那么判决也应当依据电视连续剧的判赔方式，应按每一期进行整体判赔，而非按照每一期中的每一首歌曲为标准进行判赔。2018《中国好声音》仅是演唱者及节目导师在固定的舞台背景上简单的肢体动作及情感自然流露的再现，没有或仅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无法体现制作者个性化的创作特征。其次，2018《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成本大部分用于聘请知名导师，与涉案作品的创作毫无关联，不应被认定涉案作品投资额大。三、灿星公司不享有涉案歌曲的复制权及放映权。如上所述，涉案歌曲实为录像制品，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像制品并不享有放映权。其次，许可他人对其现场表演录音录像和许可他人复制录有其现场表演的制品分属表演者权的不同权项，灿星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获表演者许可复制涉案歌曲。况且，涉案点歌系统由第三方提供，格莱美公司并未实施涉案复制行为，不应由其承担他人的复制责任。四、一审法院依据歌曲数量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因为案涉歌曲仅是上述节目内容中其中一期节目的组成部分，其既不能反映节目的制作目的也不能体现节目情节，显然不能单独视为一个作品。涉案点歌系统由格莱美公司从案外人处购得，涉案曲目附带于点歌系统内，一审法院既未能区分故意侵权与无意侵权的差异，也未能区别作品和作品内容的差异，其直接依据歌曲的数量确定赔偿数额，显属不当，应予纠正。五、本案应充分考虑著作权管理协会的版权使用收费标准及格莱美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赔偿数额。涉案作品的版权使用费应当参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制定的版权付费标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制定的广东省卡拉0K经营行业著作权使用费收费标准为10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实际仅为5元/包房/天，这是对KTV经营者整个曲库里数十万的歌曲进行统一收费。其次，格莱美公司经营规模小，每天的开房率低。再者，近年来KTV行业极度不景气，格莱美公司生存已岌岌可危。特别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其经营状况十分困难。六、一审法院未能考虑灿星公司大规模商业诉讼的事实，其判决显失公正。经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获知，自2010年起灿星公司及其授权人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类似手法在全国范围对传统卡拉0K场所发起大规模诉讼，累计判决文书已经超过26000件，涉及卡拉0K场所超过18000家，累计判赔金额高达数亿人民币。上述事实与灿星公司至今未与任何一家KTV经营者签订版权许可协议形成鲜明的对比。灿星公司辩称，一、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作品整体上由导演、演员、剧本、摄影、剪辑、服装设计、配乐、灯光、化妆、美工等多部门合作创作而成，通过舞台设计、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及后期剪辑等形式完整的表达，体现较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达到著作权法中作品应具备的独创性要求，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一审中，灿星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作品登记书》、正版音像出版物（含出版物封面、歌曲清单及光盘），已经能够证明其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二、灿星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如前所述，灿星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享有放映权和复制权。格莱美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购买点歌系统时其就自带涉案作品，而其将涉案作品存入点歌系统中时必然存在复制行为，因此格莱美公司的行为也侵犯了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三、灿星公司从未加入任何集体管理组织，也未授权任何集体管理组织就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收取费用。灿星公司并非音集协的会员，不受其内部文件的约束。四、一审判决赔偿数额合理。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等情况不能作为本案侵权行为免责或减责的依据。侵权行为发生时格莱美公司是正常经营的，营业收入可观，获益颇丰。灿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格莱美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从歌曲库中删除涉案侵权作品；二、格莱美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7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格莱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BadBoy+Bad》所享有著作权的行为，并从其歌库中删除该被控侵权作品；二、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2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格莱美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格莱美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灿星公司是否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和诉权；2.格莱美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赔偿数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交的2018《中国好声音》DVD封面有明确的出版单位、出版信息和出版发行号，属于合法出版物，依法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著作权权利归属。根据灿星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2018《中国好声音》DVD封面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格莱美公司上诉主张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合法出版物，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格莱美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原始制品，其特征在于该制品由摄制设备机械录制产生，如实反映客观景物、形象及声音，在制品的形成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智力创作成分，亦不存在编辑、剪辑等后期制作因素。本案中，涉案的音乐电视作品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服装、灯光、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制作者大量的创作，是声音与画面有机结合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格莱美公司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属于录像制品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灿星公司作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包括放映权、复制权在内的权利。格莱美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场所用点唱设备所收录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提供点播服务，侵犯了灿星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格莱美公司上诉主张涉案曲目附带于第三方提供的点歌系统内，格莱美公司并未实施复制行为，并未侵犯灿星公司的复制权，但格莱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的规定，本案中，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格莱美公司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一审判决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格莱美公司的侵权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等因素，酌定按照每个作品200元赔偿灿星公司的经济损失（包含维权合理费用），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格莱美公司主张赔偿数额过高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格莱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梅晓凌审 判 员 柯小梅审 判 员 甄锦源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彭思远书 记 员 梁启洪薛佩珠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2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黄健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锋，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鹏，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广东知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莱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8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莱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灿星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灿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灿星公司独创作品，而灿星公司擅自标注涉案歌曲版权信息的行为已侵害中国电视台CCTV-3的署名权，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合法出版物，一审法院以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显属不当。二、涉案歌曲应为录像制品，一审法院确认其为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显属不当。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影视和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办案指引》第二条的规定，类电作品一般具有作品制片者与导演鲜明的个性化创作特征；对戏剧、小品、歌舞等表演方式进行拍摄时，拍摄者采用镜头拉伸、片段剪辑、机位改变、片头片尾美工设计、将场景从室内改变到室外等摄制方式，均不能够产生电影作品，其拍摄成果应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按照灿星公司自己的主张，每一期为一个整体，2018《中国好声音》共有12期，那么判决也应当依据电视连续剧的判赔方式，应按每一期进行整体判赔，而非按照每一期中的每一首歌曲为标准进行判赔。2018《中国好声音》仅是演唱者及节目导师在固定的舞台背景上简单的肢体动作及情感自然流露的再现，没有或仅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无法体现制作者个性化的创作特征。其次，2018《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成本大部分用于聘请知名导师，与涉案作品的创作毫无关联，不应被认定涉案作品投资额大。三、灿星公司不享有涉案歌曲的复制权及放映权。如上所述，涉案歌曲实为录像制品，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像制品并不享有放映权。其次，许可他人对其现场表演录音录像和许可他人复制录有其现场表演的制品分属表演者权的不同权项，灿星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获表演者许可复制涉案歌曲。况且，涉案点歌系统由第三方提供，格莱美公司并未实施涉案复制行为，不应由其承担他人的复制责任。四、一审法院依据歌曲数量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因为案涉歌曲仅是上述节目内容中其中一期节目的组成部分，其既不能反映节目的制作目的也不能体现节目情节，显然不能单独视为一个作品。涉案点歌系统由格莱美公司从案外人处购得，涉案曲目附带于点歌系统内，一审法院既未能区分故意侵权与无意侵权的差异，也未能区别作品和作品内容的差异，其直接依据歌曲的数量确定赔偿数额，显属不当，应予纠正。五、本案应充分考虑著作权管理协会的版权使用收费标准及格莱美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赔偿数额。涉案作品的版权使用费应当参照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制定的版权付费标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制定的广东省卡拉0K经营行业著作权使用费收费标准为10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实际仅为5元/包房/天，这是对KTV经营者整个曲库里数十万的歌曲进行统一收费。其次，格莱美公司经营规模小，每天的开房率低。再者，近年来KTV行业极度不景气，格莱美公司生存已岌岌可危。特别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其经营状况十分困难。六、一审法院未能考虑灿星公司大规模商业诉讼的事实，其判决显失公正。经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获知，自2010年起灿星公司及其授权人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类似手法在全国范围对传统卡拉0K场所发起大规模诉讼，累计判决文书已经超过26000件，涉及卡拉0K场所超过18000家，累计判赔金额高达数亿人民币。上述事实与灿星公司至今未与任何一家KTV经营者签订版权许可协议形成鲜明的对比。灿星公司辩称，一、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作品整体上由导演、演员、剧本、摄影、剪辑、服装设计、配乐、灯光、化妆、美工等多部门合作创作而成，通过舞台设计、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及后期剪辑等形式完整的表达，体现较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达到著作权法中作品应具备的独创性要求，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一审中，灿星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作品登记书》、正版音像出版物（含出版物封面、歌曲清单及光盘），已经能够证明其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二、灿星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如前所述，灿星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享有放映权和复制权。格莱美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购买点歌系统时其就自带涉案作品，而其将涉案作品存入点歌系统中时必然存在复制行为，因此格莱美公司的行为也侵犯了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三、灿星公司从未加入任何集体管理组织，也未授权任何集体管理组织就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收取费用。灿星公司并非音集协的会员，不受其内部文件的约束。四、一审判决赔偿数额合理。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等情况不能作为本案侵权行为免责或减责的依据。侵权行为发生时格莱美公司是正常经营的，营业收入可观，获益颇丰。灿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格莱美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从歌曲库中删除涉案侵权作品；二、格莱美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7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格莱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BadBoy+Bad》所享有著作权的行为，并从其歌库中删除该被控侵权作品；二、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2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格莱美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格莱美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灿星公司是否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和诉权；2.格莱美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赔偿数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交的2018《中国好声音》DVD封面有明确的出版单位、出版信息和出版发行号，属于合法出版物，依法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著作权权利归属。根据灿星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2018《中国好声音》DVD封面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作品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格莱美公司上诉主张2018《中国好声音》并非合法出版物，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格莱美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原始制品，其特征在于该制品由摄制设备机械录制产生，如实反映客观景物、形象及声音，在制品的形成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智力创作成分，亦不存在编辑、剪辑等后期制作因素。本案中，涉案的音乐电视作品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服装、灯光、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包含了制作者大量的创作，是声音与画面有机结合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格莱美公司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属于录像制品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灿星公司作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包括放映权、复制权在内的权利。格莱美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场所用点唱设备所收录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提供点播服务，侵犯了灿星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格莱美公司上诉主张涉案曲目附带于第三方提供的点歌系统内，格莱美公司并未实施复制行为，并未侵犯灿星公司的复制权，但格莱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的规定，本案中，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格莱美公司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一审判决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格莱美公司的侵权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等因素，酌定按照每个作品200元赔偿灿星公司的经济损失（包含维权合理费用），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格莱美公司主张赔偿数额过高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格莱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门市新会区格莱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梅晓凌审判员柯小梅审判员甄锦源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彭思远书记员梁启洪薛佩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