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03民初4366号原告：杨惠丽，女，197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乐漂，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碧莲，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72号中闽大厦2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50000MD0081055M。主要负责人：张建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勇，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惠丽与被告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段和段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惠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乐漂、杨碧莲，被告段和段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勇、曾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惠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签订《民事诉讼及非诉委托合同》之前，本所或承办律师所作出的一切书面上或口头上的任何承诺、应允、法律预估结果、短信往来、电话往来、法律服务方案、微信往来等，对双方均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不存在本所或承办律师引诱贵方签订《民事诉讼及非诉委托合同》的情形，更不对双方间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以书面的《民事诉讼及非诉委托合同》中的约定为准。我已详细阅读上述风险提示书与《民事诉讼及非诉委托合同》文本，贵所承办律师亦就上述风险提示书与《民事诉讼及非诉委托合同》的全部文本进行了真实、完整、详尽的提示与说明；我方已完全了解、知晓、清楚贵所的风险提示书与代理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不存在任何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及恶意串通之情形”；2.本案诉讼费用由段和段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7日至8日，杨惠丽因与王海林合同纠纷一案（2019）新2301民初1468号与段和段律所执业律师张作勇用微信商谈代理事宜，张作勇开价代理费30000元，杨惠丽还价20000元，张作勇答应并购买机票到达新疆昌吉代理案件。2019年5月9日开庭时，张作勇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一沓拿给杨惠丽签字，因时间紧急，杨惠丽基于对段和段律所的信任未阅读和了解相关文书就签字。2019年7月9日，张作勇将上述合同交给杨惠丽，杨惠丽当即通过微信向张作勇提出异议，认为20%的风险收费并不在双方协商约定的范围之内，张作勇未作回复。2019年8月28日，段和段律所同意去掉20%的风险收费条款，双方再次达成合意，变更了原书面合同的内容。2020年8月13日，段和段律所要求杨惠丽支付20%的风险律师费的时候通过微信拍照给杨惠丽，杨惠丽才知晓《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的存在。2020年8月28日，段和段律所将《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作为证据之一起诉要求支付20%的后期风险律师费。杨惠丽认为其在提示书上签字时存在重大误解，该风险提示书不应当对其产生法律效力。综上，该提示书的内容在2020年8月13日之前不为杨惠丽所知晓，段和段律所利用杨惠丽的信任和时间的急迫性，套路、欺诈杨惠丽，杨惠丽在签字时存在重大误解等情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撤销《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段和段律所辩称，第一、本案不存在撤销的任何情形，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赋予了民事主体在出现重大误解行为之后的撤销权。杨惠丽在《风险提示书》上签字、捺印，完全系杨惠丽对风险提示书所载明的内容的意思表示、对风险提示书的权利义务约定的真实性、以及标的物客观性自始至终不存在上述任何重大误解的情形。2019年5月7日至5月8日之间张作勇律师与杨惠丽就王海林收费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协商，沟通、论证，但这都是阶段性的产物，并非双方达成合同一致的最终结果。在5月7日、8日微信聊天中，双方仅就案件标的额157万的律师费进行协商，直至5月8日张作勇律师到达新疆与杨惠丽见面后才知晓案件标的额实际为293万，比杨惠丽前期告诉张作勇律师的金额（157万）足足多了130多万，为此，5月8日、9日张作勇律师与杨惠丽就律师费的收费再次、重新进行协商、沟通，并最终双方均同意按“2万+20%”的标准签署代理合同。在2019年5月9日签订《民事诉讼及非诉讼委托合同》及风险提示书时，张作勇律师已经就代理合同条款及风险提示书向杨惠丽履行提示与说明，杨惠丽对合同条款已经完全知晓、清楚、理解其中条款，不存在任何的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另外，在签署代理合同及《风险提示书》同时，杨惠丽具有完全的民事能力，其享有充分的时间予以阅读，其在签字时不存在任何的危困情形，也不存在任何的诸如神志不清、精神状态不济、以及张作勇律师强迫杨惠丽签署的情况，无论是代理合同还是风险提示书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充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完全是杨惠丽在意思表示真实、无瑕疵后，表示最终认可并给予签字按手印。上述风险提示书签署后，杨惠丽即行用其手机予以拍照留底，不存在其对风险提示书内容不知情的情况。2019年7月，当杨惠丽知晓梁晓伟一案二审即将被昌吉州中院改判的消息后，即行对本案合同用微信的方式向张作勇律师提出异议，表现出一副很无辜对合同内容很惊讶很诧异的表情，其实杨惠丽内心非常清楚，她的目的就是既然梁晓伟一案改判在即，在微信中对王海林一案的律师费提出异议，就可以免除其承担50多万的合同义务。当然，张作勇律师在2019年7月看到杨惠丽对合同内容提出异议时是非常气愤的，但这种置之不理绝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默认。杨惠丽自2019年7月后，特别是2019年8月、10月，每次与张作勇律师电话沟通，其几乎均作了电话录音，可见杨惠丽对免除其承担50多万律师费的事情是多么的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第二、即使杨惠丽认为其有重大误解的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在杨惠丽提交的证据当中，假设杨惠丽真的在2019年7月9日才知道了该第二笔律师费20%的存在，那么截止至杨惠丽2021年2月29日立案之日也已经超过了三个月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届满，杨惠丽的实体权利消灭。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七十三条第二款，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依据规定，杨惠丽已经丧失了撤销权。第三、双方于2019年11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内容：1.原合同的律师增加了曾敏。2.对诉讼程序双方达成新的约定，相较之前没有了执行阶段、重审后的再审阶段以及其他法律程序。3.对于原合同的其他条款再次确认均不变动。该协议实际上是对2019年5月9日双方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再次确认，特别是针对本案收费的条款的确认。如杨惠丽真的对20%律师费有异议，在《补充协议》就应当体现第二期20%的律师费予以免除的条款，该补充协议最后一句明确载明原合同其余条款均不变，这就从侧面说明杨惠丽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在此提醒法庭注意，杨惠丽作为语文老师出身以及华永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其本人的文化程度以及法律素养、风险意识、合同意识、其本人的文化程度都较之一般老百姓更加具有对合同条款文字的敏锐性，更加具有对合同条款、文字的敏锐性，更加具有对合同条款风险性的注意力，更加能认识到合同条款的权利义务。第四、《风险提示书》的签订系杨惠丽在阅读完毕的基础上作出的单方承诺，该风险提示书不是双方达成的合同条款。杨惠丽已经详细地阅读了风险提示说明书与合同文本，并完全知悉合同的真实含义，另外风险提示书第六项第二段已经用加粗、划线的字体明确载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以合同为准，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书面或者口头承诺、短信、微信对双方均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五、在合同签订后杨惠丽积极履行代理义务，不辞辛劳，多次前往新疆开庭、质证、答辩与向对方交涉，圆满完成了杨惠丽的委托目的，故杨惠丽应当依约支付代理费。第六、双方在签订该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5月9日此时杨惠丽与另外案件当事人梁晓伟案件纠纷的二审审理阶段，杨惠丽与梁晓伟案件一审时杨惠丽是完全败诉的，杨惠丽按新疆收费标准一个阶段8万觉得太贵，杨惠丽为了减少律师费的开支，这才考虑王海林一案与杨惠丽签订风险收费，合同中也对收费条款字体加粗并写明风险收费。直到2019年7月份，杨惠丽了解到梁晓伟的二审胜诉时，杨惠丽才意识到其可能会承担巨额律师费，于是开始不承认20%律师费的事实，毫无诚信原则。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杨惠丽与张作勇就（2019）新2301民初1468号的委托代理事项进行微信协商。张作勇表示“王海林这个案子全部法律程序3万元，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执行、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二审等等。”杨惠丽回复“这个就2万元全包吧”，张作勇回复“2万元办一审、二审两个阶段，全部阶段确实那个了，律师费您也清楚，3万真没多报”。之后杨惠丽回复“联合创始人的权限用一下，我在昌吉等你”，张作勇答复“行，豁出去了，我准时到”。2019年5月9日，杨惠丽（甲方）与段和段律所（乙方）签订（2019）段律民诉字第416号《民事诉讼及非诉讼委托合同》，约定由段和段律所指派张作勇律师代理杨惠丽与王海林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新2301民初1468号】。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指派本所张作勇律师为甲方办理下列第（1）项法律事务：（1）担任甲方一审阶段、二审阶段（如有）、执行阶段（如有）、再审阶段（如有）、发回重审后之一审或二审或再审（如有）等所有法律诉讼程序的代理人”，合同第三条约定“委托费依下列第（1）方式由甲方支付：（1）风险收费：律师费分两期收取，第一期律师费为贰万元，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律师费为法院判决（或和解，或调解等）免赔额的20%，甲方应于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或二审判决书，或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或调解书，或再审判决书，或发回重审后一审二审再审判决书等）之日起三日内向乙方支付。法院判决（或和解，或调解等）免赔额=相对人王海林《民事诉状》中全部诉讼请求的金额总和一审判决书（或二审判决书，或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或调解书，或再审判决书，或发回重审后一审二审再审判决书等）所确定的由甲方向相对人王海林承担的义务金额。两期费用独立收取，互不抵扣”。合同附件载明相对人王海林《民事诉状》中全部诉讼请求的金额总和为2932214.54元。同日，段和段律所向杨惠丽出具《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其中以字体加黑和添加下划线的形式标示了以下内容：签订《委托合同》之前，段和段律所或承办律师所作出的一切书面上或口头上的任何承诺、应允、法律预估结果、短信往来、电话往来、法律服务方案、微信往来等，对双方均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不存在本所或承办律师引诱贵方签订《委托合同》的情形，更不对双方间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以书面的《委托合同》中的约定为准。杨惠丽已详细阅读上述风险提示书与《委托合同》文本，张作勇律师亦就上述风险提示书与《委托合同》的全部文本进行了真实、完整、详尽的提示与说明；杨惠丽已完全了解、知晓、清楚段和段律所的风险提示书与代理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不存在任何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及恶意串通之情形。2019年5月9日，（2019）新2301民初1468号案件开庭，杨惠丽于开庭前当庭签订《委托合同》及《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2019年7月9日，杨惠丽要求段和段律所的曾敏将《委托协议》拍给她，曾敏将《委托合同》内容拍给杨惠丽，杨惠丽随后向张作勇提出异议称“这个委托书上怎么又存在风险收费条款”，张作勇未作回应。2019年8月28日，杨惠丽电话张作勇要求“你把我的那个百分比给我去掉，王海林这个给我去掉啊回头怎么弄我们再来商量都没关系啊，这个都好弄”，张作勇答到“行、行给你去掉，然后的话后面我们再成立一个所”。2019年10月8日，杨惠丽与张作勇就另案律师费进行协商。2019年11月27日，杨惠丽（甲方）与段和段律所（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前述合同的第一条第（1）项变更为：“一、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指派本所张作勇、曾敏律师为甲方办理下列第（1）项法律事务：（1）担任甲方一审阶段、二审阶段（如有）、再审阶段（如有）、发回重审后之一审或二审或再审（如有）的代理人”。2020年8月13日，段和段律所向杨惠丽发送微信消息催要（2019）新2301民初1468号案件的第二期律师费，并向杨惠丽发送《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及《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以上事实，有杨惠丽提交的《委托合同》《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微信聊天记录、录音文件，段和段律所提交的《补充协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惠丽主张因重大误解应撤销《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的全部内容，本院分析认为：一、虽然双方在委托代理事项的微信磋商过程中达成了2万元包干的约定，但在2019年5月9日《委托合同》正式签订之时以书面形式变更了微信中的约定。杨惠丽当日签订的《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中亦明确一切口头上的任何承诺、应允、法律服务方案、微信往来等，对双方均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双方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以书面的《委托合同》中的约定为准。二、杨惠丽在《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确认其已完全了解、知晓、清楚段和段律所的代理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不存在任何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及恶意串通之情形。杨惠丽主张张作勇以开庭紧急为由导致其因重大误解签订《委托合同》，但是其签订合同时并非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的状态，应当对其签字行为负责。三、虽然杨惠丽在2019年7月、8月有对收费标准提出异议，张作勇亦回复“行、行给你去掉”，但2019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并未就风险收费条款进行变更，反而再次确认了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因此双方仍应当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综上，杨惠丽要求撤销《律师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全部内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惠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杨惠丽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吴燕航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代书记员 魏群灵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官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