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40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晶，女，195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琨，男，196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学亮，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可，男，195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方，女，196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秀，山东文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车锡芬，女，193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牛西照，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学宁，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于克，董事长。上诉人刘晶、刘琨因与被上诉人何可、何方、原审被告车锡芬、济南市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济南市历下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9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晶、刘琨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可、何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所作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尽调查之义务，在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作出无法执行之判决事项，对于刘晶、刘琨与车锡芬、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来说根本无法实现。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之规定，公民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现涉案房屋产权所有人刘某甲、刘某乙均已去世，不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无法行使房屋产权登记之权利。对此，刘晶、刘琨在无法得到房屋产权所有人授权的情形下也无法替代刘某甲、刘某乙行使其办理登记的权利。同时，刘晶、刘琨、何可、何方以及车锡芬对于涉案房产均无任何直接权属关联。如果刘某甲与刘某乙在世，是否办证也是两人的权利，任何公民对于权利都是可以自行处置的。权利与义务不同，义务的不履行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是权利的不行使并不会侵犯到任何人的权益。一审判决要求刘晶、刘琨等配合何可、何方办理产权登记在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混淆了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划分。何可、何方对于涉案房产同样不具备直接行使的权利，刘晶、刘琨等的行为根本未侵犯到何可、何方的任何合法权益。何可、何方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明需要刘晶、刘琨等出面，仅在诉状中提及“经原告咨询济南市房管局工作人员，办证时需符合以下要求…”，何可、何方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咨询便将刘晶、刘琨等诉至法庭，不严谨。而且一审对于涉案房屋如何办理产权证明、需要提交何种手续、履行何种程序均未进行调查，而是直接根据何可、何方的诉请认定刘晶、刘琨等需要配合何可、何方办理房产登记，同样存在草率之处。一审判决中提及“若因为政策原因不能办理至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可见，对于涉案房屋一审法院根本无法确定涉案当事人能否将涉案房产办理登记在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一审判决显然无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直接向相关房屋管理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何办理产权登记，而是仅凭何可、何方的陈述便认为刘晶、刘琨等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且即便该判决生效刘晶、刘琨都会基于政策原因无法执行。另，根据民国33年、34年、36年的买卖契约、缴税证明、济南市政府文稿可以证实原被拆除房产为刘某甲个人财产，与刘某乙无关，不应将本案所涉房产登记至刘某乙名下。1996年5月的拆迁安置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可以证实xx小区xxx房产系刘琨房产，与刘某甲、刘某乙无关。xx小区x号楼x单元xx2、xx3房产与被拆除的刘某甲自建房屋有关联，不应将房产证登记至刘某乙名下。综上，请求支持刘晶、刘琨的上诉请求。何可、何方辩称，刘晶、刘琨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刘晶、刘琨的上诉请求。1.经何可、何方多次咨询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窗口的多名工作人员，涉案房产的房产证只能办理至刘某乙、刘某甲名下。2.刘某乙、刘某甲生前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应予确认。3.刘某乙、刘某甲生前已要求办证。刘某乙、刘某甲针对房产证的办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刘某乙根据二人的协商意见于2009年4月28日在山西省太原市xx公证处办理了（2009）并北证民字第xx号《委托书公证书》，并于2009年4月29日以挂号信方式邮寄给刘琨。4.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相生，刘晶、刘琨不行使其权利已经影响到何可、何方的权利行使，且刘晶、刘琨不行使权利的目的为继续独享共有物权益和收益。5.何可、何方主张的办证手续是向办证窗口咨询后得到的答复意见，经过了法庭向办证机关的再次确认，基于刘某乙对刘某甲的委托、相应机关和单位在拆迁中所处的地位，相应办证资料为车锡芬、刘晶、刘琨、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所掌握，并需涉案当事人共同向办证机关提交方可办理，因此一审判决并无不当。6.刘某乙、刘某甲的财产权利，何可、何方、刘晶、刘琨的财产权利，都不因判决后办证流程发生变化而消灭，且都会得到办证机关的承认而不会让涉案房产变成无主物。7.刘某乙、刘某甲均已去世，刘某甲生前也未完成刘某乙的办证委托事务。何可、何方针对办证的主张，不仅符合自身合法权益，也符合刘晶、刘琨的合法权益诉求。8.被拆除的涉案房产为文革时所没收，文革结束后，落实私房政策的过程中，于1986年1月1日返还给刘某甲、刘某乙，因此，刘晶、刘琨所称的买卖契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xx号、xx号房产返还的过程中，刘某乙均是委托的刘某甲办理相应的手续，交纳相应的材料，而刘晶、刘琨所称的买卖契约，并非刘某乙所认可。房屋登记部门仅为落实私房政策，并未对该契约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未向契约中所记载的有关人员落实，刘某甲所提交的买卖契约也并非原件，且根据该契约所形成的时间，当时刘某甲仅一岁。刘晶、刘琨所述的缴税证明和济南市文稿，何可、何方并未看见相应的材料。9.在（2021）鲁01民终3694号案件中，刘晶、刘琨已经主张其所谓的自建房与3694号案件中的房产补偿款有关联，而在本案中继续主张该关联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0.刘晶、刘琨所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以登记为准。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述称，1.按照政府的职责划分，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是接受拆迁人的委托，作为受托代理人承担拆迁机构组织实施拆迁工作，不具有办证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涉案拆迁发生于1996年，根据当时的政策，应适用1995年济南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该项目拆迁人为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根据拆迁办法第21条的规定，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不具有法定的办证义务和职责。2.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也不具有办证的约定义务，根据产权调换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在结清产权调换的价款后，自行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件，根据本案证据涉案房屋在1996年就具备办证条件，刘某甲于1999年10月21日将办证材料领取用于办理产权证。根据本案证据显示，刘某乙委托刘某甲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刘某甲也确实办理了部分房屋的产权证，为何刘某甲办理了部分房屋的产权证，而不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应由刘某乙和刘某甲按照委托关系进行解决，这是二人权利的处分行为，与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没有关联。车锡芬、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未作陈述。何可、何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车锡芬、刘晶、刘琨、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为下列房产履行办证义务，并办理至刘某乙、刘某甲名下：①历下区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产，建筑面积50.24㎡；②历下区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产，建筑面积50.54㎡；③历下区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产，建筑面积41.25㎡；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诉讼费用由车锡芬、刘晶、刘琨、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历下区城建开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月（又名刘某然）与齐某某育有刘某乙（姐）、刘某甲（弟）两名子女。1965年12月5日刘某月去世，1985年齐某某去世。刘某乙与其配偶何某某育有何可（哥）、何方（大妹）、何某（小妹）三名子女。1987年3月15日何某去世，2015年4月25日何某某去世，2018年2月13日刘某乙去世，何某某的父母已先于何某某去世。刘某甲与其配偶车锡芬育有刘晶（姐）、刘琨（弟）两名子女，2017年1月3日刘某某去世。1943年1月17日，刘某月和齐某某买受余某某位于历下区xx街xx号的砖瓦平房若干间。后院落被拆分成前后两处，门牌号被调整为xx街xx号和xx号。1986年1月1日，xx街xx号房产和xx号房产因落实私房政策被退还，因退还房产时刘某月、齐某某已去世，除刘某乙、刘某甲二人外无其他继承人，因此上述房产退还后登记在刘某乙、刘某甲名下。1996年5月，刘某乙、刘某甲共有的xx街xx号房产被拆迁，二人与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签订两份《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约定采用实物补偿的方式，调换并固定安置在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建筑面积50.24㎡，由刘琨居住）、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建筑面积50.54㎡，由刘某甲居住）、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建筑面积41.25㎡，由刘某甲居住）。因刘某乙在外地工作生活，2009年4月28日，刘某乙、何某某夫妇在山西省太原市xx公证处办理了（2009）并北证民字第xx号《委托书公证书》，夫妇二人委托刘某甲办理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xx小区xx号楼二层公建房屋的所有权证及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相关手续。2009年4月29日，刘某乙将公证书邮寄给刘琨。刘某甲在收到委托书公证书后，仅为xx小区xx号楼二层公建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未为涉案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乙与刘某甲对原xx街xx号房产享有共有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xx街xx号房产被拆迁后，以产权调换形式获得的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屋，应登记在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虽然刘某乙与刘某甲已经去世，但是为了解决纠纷，减少诉累，明确财产，一审法院支持何可、何方将上述房屋登记办理至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的诉讼请求。若因为政策原因不能办理至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刘某乙与刘某甲对上述房产仍享有共有权益，但何可、何方可另行主张相关权利。关于刘晶答辩时提出的送达程序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送达程序合法，缺席开庭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判决：被告车锡芬、刘晶、刘琨、济南市历下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济南市历下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原告何可、何方将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号房产、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产、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房产办理登记在刘某乙与刘某甲名下。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何可、何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晶、刘琨提交：证据1.民国33、34、36年的买卖契约、缴税证明、济南市政府文稿（均是从济南市房屋档案馆复印取得的，加盖了济南档案馆的查档专用章），证明被拆除房屋原为刘某甲个人所有；证据2.从济南市房屋档案中心调取的档案一份，证明被拆迁房屋在1986年7月办证之后，因刘某甲自建房屋导致房屋数量变更，而于1994年又重新办理了房产证。何可、何方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增减变动申请表及简易建筑工程许可证所涉及的三间房屋是否实际建设有异议。历下区房屋征收中心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涉案被拆迁房屋不存在关联性。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拆迁房屋属刘某乙、刘某甲共有，刘某乙、刘某甲作为被拆迁人与实施拆迁单位签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涉案三套房屋系协议所记载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该三套房屋具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应登记在刘某乙、刘某甲名下。刘某乙、刘某甲已经去世，但经向不动产登记部门了解，被拆迁人在办理安置房屋产权登记之前去世的，被拆迁人的继承人可以代为履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安置房屋仍可登记在原被拆迁人名下。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相关当事人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晶、刘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晶、刘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 慧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盖玉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