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民终2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令武，男，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寒文，男，196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朝洋路1073号之1。法定代表人：吕松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荣榴、黄才凤（实习），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曾德强，男，198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上诉人曾令武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沣公司）、原审被告曾德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4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令武上诉请求：1.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曾令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沣公司支付货款14837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五项，即驳回鸿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鸿沣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具体如下：鸿沣公司在一审时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曾令武没有与鸿沣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而是与鸿沣公司的经销商曾瑞烛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经销商曾瑞烛为第三人查清基本事实，仅凭曾瑞烛提供给鸿沣公司的《对账单》便机械地认定曾令武与鸿沣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该《对账单》中单据日期为2019年6月6日的销货单显示145包“低蛋白中大猪料”的应收款为21000元，但曾令武养殖的生猪早在2019年4月23日就被全部扑杀。这可以佐证曾瑞烛曾经对曾令武说过的，该《对账单》主要是拿去和公司做内部对账用，不体现其和曾令武对存货数量、售后退款和货款结算的争议。因此，该《对账单》主要是体现鸿沣公司和曾瑞烛之间的存货和货款核对情况。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鸿沣公司在与经销商对账和受让合同权利（债权债务）时，对应抵销的债权债务未作合理审查及向经销商主张相关权利，将超出曾令武应支付部分判决由其承担是错误的。按照法律规定和双方口头约定，剩余价值18683元的饲料129包，因不可抗力退货。鸿沣公司违约拒绝退货应自行承担损失。此外，曾瑞烛为了让其业务员曾德强在担保书上签字，要曾令武从应付饲料款中垫付1万元给曾德强补发工资。曾瑞烛作为鸿沣公司的业务经理和全权代表，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鸿沣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上述债务相互抵消后，曾令武尚欠卖方货款为14837元。2.本案不属鸿沣公司《对账单》格式条款中“因结算客户一方拒不偿还欠款”的情形，饲料款没有及时结清，责任不在曾令武，一审判决由曾令武负担诉讼费和鸿沣公司的律师费、保全费是错误的。鸿沣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曾令武拖欠鸿沣公司货款4352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曾令武拖欠鸿沣公司货款43520元有曾令武出具的《对账单》为凭，《对账单》有曾令武签字确认，曾令武对其签字也没有异议。其次，曾令武要求退还129包饲料，扣除18683元没有依据。鸿沣公司已经将饲料送给曾令武，曾令武已经签收确认，鸿沣公司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的送货义务，曾令武称猪场因猪瘟疫情被政府扑杀，要求退货，该请求不属于法定可以退货的情形。同时，曾令武在一审中称饲料存放在出租房中过期变质，曾令武也未将饲料退回鸿沣公司，其要求扣除18683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曾令武要求扣除10000元缺乏依据。曾德强不是鸿沣公司的员工，不存在鸿沣公司需要支付工资给曾德强的情形，不存在曾令武替鸿沣公司支付给曾德强10000元的情形。曾令武与曾德强是叔侄关系，案涉《收据》是由曾德强提供给曾令武的，《收据》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曾德强作为担保人，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该《收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曾令武应当支付鸿沣公司律师费、保全费。鸿沣公司一审委托律师花费了律师费4000元。该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和发票为凭。同时鸿沣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花费了保全费495.2元。根据《对账单》约定的“因结算客户一方拒不偿还所欠货款导致诉讼的，则由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我方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调查费、公告费等费用由结算客户方承担”。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曾令武支付律师费、保全费并无不当。鸿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曾令武偿还鸿沣公司货款43520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5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曾令武支付鸿沣公司律师代理费4000元；3.曾德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曾令武、曾德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28日，曾令武向鸿沣公司出具一份《对账单》，载明截至2020年5月28日曾令武尚欠鸿沣公司饲料货款共计43520元。且《对账单》上载明“因结算客户一方拒不偿还所欠货款导致诉讼的，则由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我方支出合理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调查费、公告费等费用由结算客户承担”。曾令武在该《结算单》的结算客户处签名加盖指印确认。2019年8月20日，曾德强出具一份《担保书》，载明“本人曾德强自愿为曾令武与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欠款、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等）。担保期限至被担保人欠款全部偿清为止”。曾德强在担保人处签名确认。《对账单》和《担保书》签订后，曾令武与曾德强均未向鸿沣公司付过上述货款。一审法院另查明，鸿沣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4000元，并向法院交纳保全费495.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曾令武向鸿沣公司购买饲料，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鸿沣公司要求曾令武支付尚欠货款43520元，有曾令武亲笔签名确认的《对账单》为证(曾令武当庭确认为其亲笔签署)，故鸿沣公司主张曾令武支付尚欠货款43520元，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应予以支持。曾令武提出，已交货的129包饲料由于猪被当地政府扑杀所以用不上，放置过久过期变质，损失应由鸿沣公司自行承担。但在双方的买卖关系中，鸿沣公司向曾令武交付该129包饲料后，鸿沣公司的交货义务已经完成，曾令武理应向鸿沣公司支付货款。曾令武没有理由要求鸿沣公司将用不完的饲料拉回去，也没有理由要求鸿沣公司承担饲料用不完放置过久变质过期的损失。曾令武称，其另一饲料供应商对此类情况给予其未付货款七折的优惠情况属于行业惯例，鸿沣公司也应按此惯例执行。曾令武所称的这一情况无法认定为行业惯例，曾令武与其他饲料供应商的货款结算方式与本案无关。由于鸿沣公司与曾令武未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根据鸿沣公司的主张及相关法律法规，将逾期付款利息调整为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关于鸿沣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保全费等，《对账单》明确载明“因结算客户一方拒不偿还所欠货款导致诉讼的，则由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我方支出合理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调查费、公告费等费用由结算客户承担”，鸿沣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4000元以及向法院交纳保全费495.2元均按约定应由曾令武承担。曾令武称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该条款约定，在曾令武没有按约支付货款的情况下，由曾令武负担鸿沣公司起诉所需的律师费与诉讼费用，合情合理，并没有免除鸿沣公司责任、加重曾令武责任、排除曾令武主要权利，因此并非无效的格式条款。鸿沣公司主张曾令武向其支付律师费4000元及保全费495.2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关于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曾德强在《担保书》上签字确认“本人曾德强自愿为曾令武与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欠款、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指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条查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公告费等）。担保期限至被担保人欠款全部偿清为止”。鸿沣公司主张曾德强对曾令武欠付的货款、利息以及诉讼费、保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至于曾德强称其签署《担保书》不是其真实意愿，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曾德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签订的《担保书》负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曾令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3520元及利息（利息以4352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曾令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元；三、曾令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支付保全费495.2元；四、曾德强对曾令武的上述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88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94元，由曾令武、曾德强负担。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曾令武认为《对账单》并不能证明曾令武与鸿沣公司有买卖关系，曾德强认为曾令武不是和鸿沣公司交易，而是与曾瑞烛进行交易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曾令武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两份证据：1.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83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中与曾令武进行饲料交易的“曾瑞烛”名为鸿沣公司的销售经理，实为鸿沣公司的经销商，曾令武仅是鸿沣公司的用户，与鸿沣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2.曾德强与曾瑞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曾令武仅与鸿沣公司的经销商曾瑞烛存在饲料买卖合同关系，与鸿沣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并据此请求二审追加曾瑞烛为本案第三人。鸿沣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所涉案件与本案不具有相似性，曾瑞烛是鸿沣公司业务员。曾令武与鸿沣公司签有《对账单》，其在上诉状中也确认有欠鸿沣公司货款，只是对金额有异议，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并没有否认。曾德强未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本院分析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曾令武二审补充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但是，经本院审查，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839号民事判决书所涉的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与余鸿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无法实现曾令武的证明目的。曾德强与曾瑞烛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曾德强与曾瑞烛之间有就订货、收款（转账）和交货的事宜进行过沟通。由于现实生活中，当事人通过代理人或员工对外签订合同属常见现象，且曾令武在上诉状中也述称曾瑞烛是鸿沣公司的业务经理和全权代表，仅凭该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曾令武与曾瑞烛。另查明，曾令武在案涉《对账单》右下方手写“因非瘟疫情希望公司给予总欠款金额30%的照顾，特此申请，希望能支持，谢谢”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曾令武与鸿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鸿沣公司主张曾令武尚欠饲料款43520元，有曾令武签名的《对账单》为证，且曾令武承认该《对账单》的真实性，故对该《对账单》中核算的欠款金额应予确认。曾令武签署《对账单》时要求鸿沣公司给予金额减免，但该要求并未得到鸿沣公司的同意。曾令武主张从欠款金额中扣除因疫情应给予退货的129包饲料的款项，但《对账单》所核对的饲料在对账前已经完成交付，曾令武并未就退货的问题与鸿沣公司达成一致，且实际上也没有将该部分饲料退回鸿沣公司，故曾令武主张扣除部分饲料款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曾令武主张其曾垫付1万元工资给曾德强，该款应从饲料款中扣除，但该事实并未得到鸿沣公司认可，且曾德强是曾令武的担保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曾德强出具的《收据》尚不足以对垫款事实作出认定。根据上述分析，一审判决曾令武应向鸿沣公司偿还货款4352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于一审判决的律师费，虽然有鸿沣公司提交的委托合同和律师费收费发票作为证据，但鸿沣公司并没有提交支付律师费的付款凭证，且《对账单》中所载的“合理的律师费”系鸿沣公司单方打印在《对账单》的“备注”中，其中对于何谓“合理的律师费”的约定不明，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对鸿沣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此外，一审的其他判决并无不当，且已作必要说明，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除律师费一项外，其余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47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47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三、曾德强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曾令武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4元，由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负担44元，曾令武、曾德强负担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8元，由厦门鸿沣饲料有限公司负担88元，曾令武、曾德强负担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南日）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陈玉 梅）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