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9民终20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波，男，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旋，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袭柱华，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凤，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波因与被上诉人袭柱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1）鲁0911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涉及的土地的使用权是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耕田公司），2019年7月，渔耕田公司与陈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用以修建农业科技项目。上诉人作为该项目的经理负责该项目的相关工作。2020年6月份，被上诉人通过陈良村书记张合庆介绍找到上诉人，希望承包土地平整工程，并至上诉人所在的渔耕田公司商议相关事宜。后被上诉人又约上诉人在光彩大市场见面协商承包工程的事情，当天在场人员有陈良村书记张合庆，渔耕田公司经理刘传峰，并于当天签订施工合同，因为当天没有带公章，因此没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对于该项目的所有人为渔耕田公司，被上诉人是知情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波仅是公司代表，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被上诉人的土地平整费用是渔耕田公司支付。在一审时，被上诉人称，工程款大部分是用刘传锋的账户支付的，而刘传锋正是渔耕田公司的员工，渔耕田公司通过公司监事乔钦华账户多次向被上诉人支付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表明渔耕田公司实际参与协议的履行是错误的，相反，上诉人除了在施工合同中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施工合同外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被上诉人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费用。根据一审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的工程并非李波个人所有，在被上诉人提交的2020年7月26日与上诉人的录音通话第九行：“你的合伙人刘传锋都给闸好了。”而提到的刘传锋系渔耕田公司的经理，由此可以看出涉案工程非李波个人的，同时在一审时上诉人提交了渔耕田公司给上诉人的聘书，并且在一审时渔耕田公司对涉案合同予以明确系公司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体适格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仅是渔耕田公司本案涉案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其对涉案项目的权限就是在渔耕田公司的授权范围，其无权单独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没有产生合同关系的事实基础。同时根据劳务合同的特征，劳务合同的雇员服劳务原则上须受雇佣人的监督管理，不具有独立性，合同相对方提供劳务的过程即是求合同利益实现的过程。劳务提供者只要依约提供劳务了，即可享有请求支付报酬的债权请求权，劳务有无结果不影响报酬请求权。但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施工合同，并非仅仅是提供劳务。根据本案中施工合同约定，被上诉人系承包涉案工程，被上诉人需要按照渔耕田公司的要求进行土地平整，施工工具由被上诉人自己提供，被上诉人根据其清理的石方数量获取相应的工程款同时第三条的约定：上诉人需要负责现场管理人员的合理指挥和调动并保证安全施工，如产生安全事故由被上诉人负责。本案涉案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劳务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错误。本案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渔耕田公司作为项目所有人一直参与合同的履行，渔耕田公司作为项目的发包人，主要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渔耕田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先后通过乔钦华、刘传锋等人账户向被上诉人工程款。2020年9月30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渔耕田公司无采矿证擅自开采矿产资源，对公司进行处罚，上诉人作为该项目的委托代理人在处罚过程中接受相关部门的询问，对此一审法院在庭审时也已经查明，并当庭告知被上诉人被告主体不适格并询问是否撤诉，但是在一审开庭之后，在当事人主体身份不适格的情况下，强制裁判让上诉人承担责任有失法律尊严。三、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66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已经明确表示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因此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已经对账的10万元尚欠3万元的事实没有具体的审查，并且上诉人也表示被上诉人所称的3万元公司已经偿还，因为具体的证据在渔耕田公司，而渔耕田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因此未提供付款证据。其次在一审判决书认定的欠款3“尚存在石窝中采下的石料”因为现场尚在查封，不具备勘验条件、一审法院酌定确认先按照2000吨，计款36000元处理。一审法院的判决缺少证据支持，2000吨石料的认定无任何证据材料，一审法院仅凭猜测认定尚存石料2000吨，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精神，缺乏判决的严谨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袭柱华辩称，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作为本案主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双方的合同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承担。其次，上诉人辩称的渔耕田公司根据该公司在公示网的登记信息，其经营范围中没有挖石采石的经营范围。第三，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的劳务是采挖石头，且采挖的石头都已被上诉人卖掉。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所采挖的石头销售后的款项已进入渔耕田公司的帐户内。第四，2020年9月30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渔耕田公司下发的处罚，其实是上诉人为掩盖自己个人行为的违法行为，故意用渔耕田公司来顶替上诉人个人的违法行为，明显本案上诉人也是想通过类似手段让渔耕田公司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将上诉人作为本案主体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权利义务就应当由上诉人个人来承担。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属劳务关系，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采挖石头，上诉人按照采挖石头的方数给被上诉人结算款项，合同虽写施工合同，但实质上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劳务，并依据劳务过程中采挖的方数进行相应的劳务结算，所以，一审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完全正确。三、一审判令66000元证据确凿，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电话录音中自己明确认可之前的结算中尚欠3万元未支付给被上诉人。且上诉人自己在录音中也明确认可石窝中尚有二、三千吨石头未过称，未给被上诉人结算，法院依据上诉人认可的最低量及查明的事实，酌情依据上诉人认可的最小吨数进行认定，是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事实上石窝中尚有五千吨左右石头未过称，但由于上诉人仅认可有两三千吨石头，法院依据上诉人认可的量中最低的量2000吨来认定案件事实，完全不违反事实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完全正确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袭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土地整理费161591.24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刘玉明。2019年7月，该公司与岱岳区祝阳镇陈良村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在祝阳镇××西北××路路西，原村民自用采石后形成的废弃采石坑，修建农业科技项目。2019年12月1日，该公司为被告李波颁发聘书，聘请李波为公司经理。2020年6月6日，被告李波作为甲方，原告袭柱华作为乙方，原、被告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渔耕田农业土地整理项目承包给乙方，结算方式为甲方土地整理过程中产生的弃方处理，处理后以每吨18元（税后）价格支付给乙方作为土地整理费用。支付方式为弃方处理后两日内将款项支付给乙方，若弃方十日内无法售出由甲方垫付。该合同由原被告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机械人员进行施工，被告也按照约定支付给原告部分款项。施工过程中，在2020年9月30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无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矿产资源，对该公司做出处罚决定：责令其对采挖土地进行恢复治理，责令停止开采行为，并处以罚没款合计117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的机械设备也被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封，无法继续工作。原告为追要拖欠的费用诉来一审法院。以上事实由原、被告陈述，2020年6月6日协议书、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聘任书、电话录音、2020年9月30日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处罚决定书在卷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从本案证据上来看，2020年6月6日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原被告即合同当事人，并未加盖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被告提交的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作为书面证据没有负责人的签字和盖章，后来补交的证明又缺少经办人的签字和盖章，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原告明知或者应知被告李波对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具有代理权。再次，在履行过程中，无证据表明泰安渔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参与协议的履行。故本案中，原告根据与被告的协议，利用机械为被告采石，并从每吨弃方中提取18元作为报酬，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二、本案欠款数额的问题。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由三部分组成：1、经结算过的10万元中有3万元尚未支付，对此原告举证了双方的电话录音，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陈述：“电话录音中称的30000元，公司已经付给原告，不欠原告款项”，但对此被告并未举证加以证实，为此，一审法院对双方已经结算部分，尚欠原告3万元予以确认；2、未经结算的过磅单据一宗，共计30张，合计1866.18吨，金额共计33591.24元，对此原告无法说明过磅单的来源，出具人的身份，导致一审法院无法核实，经被告质证又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确认；3、尚存于石窝中采下的石料。对此原告认为尚有6000吨弃料计款100800元，在原告举证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的电话录音中，被告称尚有两三千吨，在现场尚在查封，不具备勘验条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酌情确认先按照2000吨，计款36000元处理。综上，原、被告间具有劳务合同关系，现查明被告尚欠原告款项66000元没有支付，拒不支付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为此，一审法院就查明部分先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波支付原告袭柱华劳务费66000元，并以此为基数，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2020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计算的经济损失，限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袭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6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370元，由被告李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泰安渔耕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在祝阳镇陈良村土地平整项目中上诉人系受渔耕田公司委托与被上诉人签订相关协议，该协议应由渔耕田公司承担；证据二、渔耕田公司监事乔钦华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凭证，欲证实在涉案的合同履行中渔耕田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向被上诉人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合同的付款义务应当由渔耕田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涉案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且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根本不知道渔耕田公司的存在，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是上诉人为逃避自己的责任而特别制定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聊天记录事实上是上诉人本人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应该是上诉人借用了其妻子或者其他亲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微信账号，其次，如果是公司给被上诉人转款，也应当是公户转款，而不是个人账户，乔钦华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一宗（当庭展示手机），欲证实合同的履行主体及签订主体一直都是上诉人，且在微信中给被上诉人转款的就是本案的上诉人，上诉人共给被上诉人支付53000元；证据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合伙人刘传峰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当庭展示手机），欲证实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曾通过刘传峰向被上诉人支付79000元；证据三、渔耕田公司公示信息，欲证实渔耕田公司经营范围并没有采挖石头的项目。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一中其所称的微信名为祝阳李波系被上诉人自己备注的名称，该微信号系公司监事乔钦华的微信号，其与被上诉人互加好友的目的也是为了支付本案合同的款项，其所提交的聊天记录中的款项，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款项相一致，可以证实实际付款人为渔耕田公司，对于在证据一中提交的与李波的短信聊天记录，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李波的沟通，因李波系该项目公司的负责人，因此该项目的沟通均由上诉人负责，但据此无法证实上诉人需要对该合同承担付款义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传峰系渔耕田公司的经理，其与被上诉人付款也是基于渔耕田公司的授权，通过该组证据进一步证实涉案合同中上诉人仅是职务行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通过监事乔钦华项目经理刘传峰向被上诉人付款，渔耕田公司系该合同的主体。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渔耕田公司与祝阳镇陈良村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系土地平整，用于鱼菜共生项目，而并非是开采，因此渔耕田公司的工商登记符合相关规定，其在涉案的施工合同中也仅是土地平整，而并非是石头开采，也是基于此，泰安市自然资源局因渔耕田公司不具备相关手续向其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根据该工商登记可以证实乔钦华是公司的监事，涉案合同的义务人系渔耕田公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书面的施工合同，并就合同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及解决争议的方法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合同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关于本案主体问题。本案中双方2020年6月6日签订的涉案合同中，合同主体明确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上诉人虽主张案涉施工项目所有人为渔耕田公司，其签订合同行为系代表该公司，但是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加盖渔耕田公司的公章，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亦未向被上诉人出示渔耕田公司的授权书。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对其代表渔耕田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是知情的，但是根据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明知或应知李波对渔耕田公司具有代理权。而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渔耕田公司未对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双方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欠款时，上诉人亦未表示系公司债务，应由渔耕田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其主张渔耕田公司的监事乔钦华向被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被上诉人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转账记录与其二审提交的与微信备注名为“祝阳李波”的转账记录一致，但其主张上诉人系借用其亲人身份开设微信账户，上诉人系转款人。对此，本院认为，即使确系渔耕田公司的监事乔钦华向被上诉人转款，其与案外人刘传锋并非使用渔耕田公司账户向被上诉人转款，仍无法证明系渔耕田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如前所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渔耕田公司未对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直至本案一审时，上诉人才向一审法院提交渔耕田公司出具的证明，但是其并未申请追加渔耕田公司为本案被告，且该证明中虽表明上诉人的身份为渔耕田公司的经理，但是上诉人未提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证据证明其身份。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与渔耕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足以推翻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上诉人系本案合同主体并无不当。上诉人对于其与渔耕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的性质问题，合同名称虽为施工合同，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形，上诉人按照采挖石头的方数给被上诉人结算款项，双方形成实质上的劳务关系，一审认定与事实相符。关于欠款数额，在双方的录音中上诉人已明确认可欠被上诉人30000元，上诉人虽主张该30000元公司已经支付，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已经结算部分尚欠30000元并无不当；对尚存于石窝中采下的石料，上诉人在双方电话录音中自认尚有两三千吨，一审法院在现场尚在查封、不具备勘验条件的情况下，酌情确认先按照2000吨，以合同约定每吨18元计算，计款36000元，两项合计欠款66000元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32元，由李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毕经纶审 判 员 李 莹审 判 员 邢友峰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徐建果书 记 员 李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