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102民初9295号原告：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华林路207号福建广电网络大楼。法定代表人：张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燕芳，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厚森，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河北广播电视台，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00号。法定代表人：武鸿儒，台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肖言，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铁良，男，河北广播电视台员工。第三人：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大街100号。法定代表人：王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广电集团”）与被告河北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河北电视台”）、第三人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视传媒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福建广电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燕芳、程厚森，被告河北电视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肖言、杜铁良，第三人卫视传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建广电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河北电视台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2017年度传输服务费人民币515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150000元为基数按月3‰利率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6日止为237380元，以5150000元为基数按月3‰利率计算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为284280元）；2.判令河北电视台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32322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3232200元为基数，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为227466.08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河北电视台承担。2020年12月11日，福建广电集团明确其诉请中的2017年度传输服务费对应的期间是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对应的是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事实和理由：福建广电集团长期为河北电视台提供河北卫视节目在福建省内的覆盖业务，2017年4月1日前的传输协议均由福建广电集团与河北电视台签订。2017年6月16日，河北电视台出具《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函》，告知自2017年6月1日起河北卫视节目覆盖业务由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视传媒公司”）负责签订合同及付款。2017年12月28日，卫视传媒公司根据河北电视台安排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卫星电视节目落地传输合同》（以下简称“2017年传输协议”），约定福建广电集团在福建省区域为河北卫星电视节目提供传输播出服务，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卫视传媒公司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传输服务费715万元，逾期支付按月利率3‰支付违约金。如发生争议由福建广电集团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当日，福建广电集团即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卫视传媒公司未依约付款，经多次催告于2019年2月26日支付200万元，剩余515万元至今未付。2017年度协议到期后，河北电视台要求福建广电集团继续提供传输服务，双方经协商确认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传输服务费为3232200元。2019年12月10日，河北电视台向福建广电集团出具《商函》确认前述事实，并承诺尽快补签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传输协议，但河北电视台至今未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2018年协议，也未支付该年度传输服务费。福建广电集团认为，河北卫视节目系河北电视台的资源，卫视传媒公司根据河北电视台安排以自己名义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2017年度协议。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2017年度协议对河北电视台具有约束力。卫视传媒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传输服务费构成违约，福建广电集团有权要求河北电视台承担全部责任。基于福建广电集团已经履行2018年度传输义务，且河北电视台也确认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为3232200元，即使未补签2018年度协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也已依法成立，福建广电集团有权要求河北电视台支付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及资金占用费。河北电视台辩称，一、河北卫视频道2017年度、2018年度的覆盖传输工作系由卫视传媒公司负责，所涉款项也由该公司支付，且河北电视台事先已经告知福建广电集团。福建广电集团诉请河北电视台履行付款义务，显属求偿对象错误。凡由河北电视台与福建广电集团签署的传输协议均已履行完毕，河北电视台对福建广电集团不存在任何欠款。福建广电集团本案所诉2017年度、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的签约或履行主体均为卫视传媒公司，而非河北电视台。其中，针对2017年度的传输服务费，福建广电集团已与卫视传媒公司签署《卫星电视节目落地传输合同》。该合同项下传输费715万元的付款义务主体明确约定为卫视传媒公司。且福建广电集团已向卫视传媒公司开具了总额为71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经接收了卫视传媒公司支付的200万元传输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只能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福建广电集团如认为该笔费用应由河北电视台支付，但又向卫视传媒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明显属于虚开，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也充分说明，各方对于2017年度传输费应由卫视传媒公司支付达成共识，并无争议。针对2018年度的传输服务费，虽然尚无书面传输合同。但是根据福建广电集团已经接收并认可的《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函》，早在2017年6月福建广电集团就已经知晓并认可，除原有已签订合同及付款仍由河北电视台负责外，河北卫视频道的覆盖业务已经全部转由卫视传媒公司负责签订合同并付款。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该2018年度的传输服务费就理应由卫视传媒公司，而非河北电视台负担。本案中福建广电集团明显起诉对象错误。二、卫视传媒公司独立运营、独立承担责任，该公司欠付传输费系因其股东当代东方拖欠滚动投资款所致，与河北电视台毫无关系。福建广电集团以存在委托关系为由，诉请河北电视台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卫视传媒公司系由河北冀广天润电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持股31%）、河北文广传媒有限公司（持股20%）及上市公司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股票代码000673，以下简称当代东方）共同出资设立。其与河北电视台无论在法律人格上，还是在责任承担上均相互独立。福建广电集团基于《合同法》第402条关于隐名代理的规定，要求河北电视台对其承担付款义务，理应就河北电视台与卫视传媒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特别是在河北电视台已经明确发函告知：2017年6月1日之后的覆盖合同签订及付款均由卫视传媒公司负责的情况下，福建广电集团仍认为河北电视台才是付款义务主体、卫视传媒公司仅是作为受托人出现，并要求河北电视台对其付款，更加缺乏证据支持。同时，福建广电集团的该项主张，也和该公司与卫视传媒公司之间已经部分发生的履行行为相冲突。三、福建广电集团的错误起诉及错误保全行为已经给河北电视台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河北电视台保留另行向其追赔损失的权利。福建广电集团已与卫视传媒公司签署传输服务合同、向卫视传媒公司开具诉争传输服务。其采取的保全措施既属错误，也毫无必要。该项由福建广电集团错误起诉、错误申请导致的错误保全行为，已经给河北电视台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应予立即纠正。卫视传媒公司述称，卫视传媒公司欠付福建广电集团本案诉争2017、2018年度覆盖传输服务费是客观事实，卫视传媒公司予以认可。但对于福建广电集团所述2018年度传输服务费具体数额及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法我方有异议。1.所谓2018年度覆盖费3232200元是双方的初步约定，按照行业规定，在签约时肯定是要往下调打折的。2.双方之间非借贷关系，不同意适用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应当参照双方2017年度计算及按每月千分之三计算迟延付款违约金或占用费。2017年度、2018年度覆盖工作的谈判、签约、付款全部是由卫视传媒公司负责的，河北电视台并未参与，河北电视台与我方在覆盖问题上也不存在委托关系。故福建广电集团所诉欠款的主体是卫视传媒公司，与河北电视台无关。卫视传媒公司之所以发生欠款也非主观恶意，主要是因为股东之间发生纠纷，还没有处理清楚，现无法支付，待相关事宜处理清楚，卫视传媒公司将依法积极履约、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卫视传媒公司未提交证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经由对方当事人确认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本院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与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016年，福建广电集团与河北电视台陆续签订两份《河北卫视（频道）传输协议书》。合同约定河北电视台委托福建广电集团在福建省全省有线电视数字网络就河北卫视电视节目进行传送。两份协议约定的期限分别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传输服务费分别为820万元、1025万元。2017年6月16日，河北电视台向福建广电集团发送《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函》。该函载明：“鉴于我台卫视频道公司化改革需要，经台党委会研究批准，河北卫视覆盖业务自2017年6月1日起由河北电视台覆盖工作部转由卫视传媒公司覆盖办公室负责。自即日起，新签订合同及付款由卫视传媒公司覆盖办公室负责……”。2017年12月28日，卫视传媒公司（甲方）与福建广电集团（乙方）共同签订《卫星电视节目落地传输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运营的河北卫视频道电视节目在福建省区域内传输签订本合同；2.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福建广电集团在合同签订后即提供相应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卫视传媒公司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节目传输服务费7150000元（含税）。同时，合同约定，卫视传媒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付款的，须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月3‰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福建广电集团向卫视传媒公司开具715万元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10月29日，卫视传媒公司向福建广电集团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告知因开票日期逾期，需更换为2018年度卫星信号落地转接服务费发票。2019年2月18日，福建广电集团向卫视传媒公司开具了7150000元传输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9年2月26日，卫视传媒公司向福建广电集团支付200万元“落地转接服务费”。2019年8月21日，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向福建广电集团发出《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说明函》，内容提到“自2019年1月1日起，河北卫视覆盖业务由河北电视台全面负责，卫视传媒公司不再参与；2018年4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期间，河北卫视覆盖业务未尽事宜仍由卫视传媒公司负责……”。2019年10月30日，福建广电集团向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发出《关于尽快签订2018-2019年落地协议的函》，函中提到“贵方与我集团签订的落地合同已于2018年3月31日到期，贵我双方就续约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经沟通双方就河北卫视落地协议的期限（2018-2019两年）及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期间，我方也多次提醒签约事宜，贵方仍未与我方签订相关协议……”。2019年12月6日，河北电视台与福建广电集团共同签订《卫星电视节目落地传输合同》。合同约定河北电视台委托福建广电集团在福建省全省有线电视数字网络就河北卫视电视节目进行传送。传输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传输服务费为429万元。2019年12月10日，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向福建广电集团发出《商函》，商函中提到“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和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卫视传媒公司同福建广电集团已达成签订的2018年度落地覆盖合同（合同起止为2018年4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合同金额为3232200元）的共识。因河北电视台和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正就双方合作事项进行协商谈判，故卫视传媒公司的一切业务均停止运行……我方承诺在……结束后，尽快补签卫视传媒公司2018年落地覆盖合同并支付所欠贵方款项……”。2020年3月23日，福建广电集团向卫视传媒公司发出《关于尽快签订2018年落地协议的函》。该函载明：“根据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关于2018年落地合同的签订要求，2018年的落地协议仍由贵方作为签约主体，我集团也已提供了2018年度卫视节目传输服务。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于2019年12月10日再次来函确认了贵我双方续约的相关事宜，其中包括具体签约期限及价格……请贵方尽快签订2018年的续约协议”。同日，福建广电集团向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发出《关于尽快签订2018年落地协议的函》。该函载明：“贵我双方就2018年落地协议签订事宜已达成一致意见，由我集团与卫视传媒公司签订，我集团也已提供了卫视节目传输服务，贵方于2019年12月10日再次来函确认了具体签约期限及价格……请贵方尽快督促卫视传媒公司按照双方议定的续约条件签约”。2020年5月26日，福建广电集团向河北电视台发出《关于尽快签订2018年落地协议的函》。该函载明：“我集团与贵台及旗下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就2018年落地协议续签事宜进行协商，并于2019年达成一致意见，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也于2019年12月10日来函确认了具体签约期限及合同金额。截至目前，我方已多次发函催签，但贵台及委托签约方卫视传媒公司至今仍未与我方签订2018年落地协议……请贵台尽快督促其付清欠款”。同日，福建广电集团向卫视传媒公司发出《关于尽快签订2018年落地协议并支付欠款的函》。该函载明：“我集团与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关于2018年在福建省内的落地协议已确认。作为河北电视台卫视频道的授权签约方，在我方多次催签的情况下，贵公司仍未就合同的具体签订时间给予明确答复……”。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卫视传媒公司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的2017年传输协议是否可以约束河北电视台；二、2018年传输服务的付款义务主体是谁，福建广电集团是否有权要求河北电视台支付传输服务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卫视传媒公司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的2017年传输协议不能约束河北电视台，具体分析如下：1.2017年《卫星电视节目落地传输合同》的合同双方为卫视传媒公司和福建广电集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2017年的传输合同原则上只能约束卫视传媒公司和福建广电集团；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可见，认定卫视传媒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隐名代理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卫视传媒公司与河北电视台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3.《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函》明确告知“鉴于我台卫视频道公司化改革需要，河北卫视覆盖业务自2017年6月1日起由河北电视台覆盖工作部转由卫视传媒公司覆盖办公室负责”。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讲，所谓“公司化改革”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河北电视台基于公司化改革的原因将案涉覆盖业务进行变更的本意应为将案涉业务剥离或者是交由相关公司独立经营，而非委托卫视传媒公司代理相关业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宜认定卫视传媒公司与河北电视台在案涉业务上是委托代理关系。4.《河北卫视覆盖业务变更函》还明确告知“自即日起，新签订合同及付款由卫视传媒公司覆盖办公室负责……”，可见，河北电视台已明确告知，案涉业务的付款责任主体为卫视传媒公司。即便卫视传媒公司与河北电视台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除外情形，福建广电集团无权以隐名代理为由要求河北电视台对案涉2017年传输协议承担付款责任。5.卫视传媒公司始终否认其与河北电视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更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向福建广电集团披露委托人的行为。故，福建广电集团也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要求河北电视台承担付款责任。6.从合同签订过程来看，案涉2017年传输协议系签订于2017年12月28日，福建广电集团本可以以其已实际提供传输服务为由要求河北电视台支付签约之前的传输服务费。但福建广电集团自愿与卫视传媒公司签订传输合同的行为已导致该期间河北电视台的传输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卫视传媒公司。7.实践中，权利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形比比皆是。福建广电集团以卫视频道的资源属于河北电视台为由，进而主张河北电视台属于委托方，应承担付款责任的观点似乎符合朴素的正义观，但并无法律依据；8.此外，从案涉2017年传输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如付款、开票）以及各方函件往来情况来看，福建广电集团始终认可案涉2017年传输协议的付款责任主体为卫视传媒公司。综上所述，卫视传媒公司与福建广电集团签订的2017年传输协议不能约束河北电视台。对于福建广电集团要求河北电视台对2017年传输协议项下的传输服务费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如上所述，2017年落地传输合同的签约主体及责任主体均为卫视传媒公司。据此，在各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理应认定2018年落地传输合同的责任主体依然是卫视传媒公司。故，对于福建广电集团要求河北电视台对2018年传输服务费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此外，本案中，福建广电集团始终坚持河北电视台应直接对案涉传输服务费承担清偿责任，其并未要求卫视传媒公司承担责任，更未以人格混同为由要求河北电视台对案涉传输服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卫视传媒公司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其与河北电视台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河北电视台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福建广电集团有权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719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建坤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林显亮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