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1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荔波县巴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荔波县玉屏街道办事处水捞村岜合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630138XD。法定代表人：戴成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航海，男，汉族，1967年4月10日生，住江苏省新沂市，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安辉，男，1970年9月15日生，汉族，广西东兰县人，住广西东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永双，荔波县玉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姚炳奇，男，1957年2月14日生，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住贵州省荔波县。原审第三人：杜存安，男，1966年2月10日生，汉族，江苏省宿迁市人，住江苏省宿迁市。上诉人荔波县巴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巴合煤矿）因与被上诉人袁安辉、原审第三人姚炳奇、杜存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荔波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2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巴合煤矿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巴合煤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掘进（建设）工程“协议书”》系第三人姚炳奇签字，未加盖上诉人公司印章，亦未有公司负责人签名。姚炳奇系上诉人股东；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在该工程施工时，该巴合煤矿北块段是由姚炳奇、闭新国等承包，所以只有姚炳奇签名，没有公司盖章；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施工过程中上诉人向其支付过工程款；工程完工后，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追索工程款，而是向姚炳奇主张；被上诉人也未能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且根据其庭审陈述，证实了被上诉人明知巴合煤矿北块段是由姚炳奇、闭新国等人承包，仍受其要约进行主井挖掘工程。因此，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上诉人系合同当事人，其要求上诉人承担该合同所产生的付款责任于法无据。（2）一审认定事实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不应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关于要求补助火工材料等价的报告》、《关于巴合煤矿接替井（吉党煤矿）建设工程复工相关问题的报告》、《关于要求补助新主井钢筋混凝土支护增加材料（钢材）款的报告》、《关于要求补助使用毫秒电雷管差价的报告》，仅有股东姚炳奇签字，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或报告人，故无法证实该工程实际系被上诉人承建。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是：“巴合煤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掘进（建设）工程”，但是其却以“巴合煤矿（北）风井结账情况”作为主张欠付工程款的依据，主井工程和风井工程完全是两个不同项目内容，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有失公平。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是2013年、2014年所欠付的工程款，诉讼时效已过。虽然一审法院查明殷召滨在2014年期间系财务人员，但未查明殷召滨并非上诉人公司负责人或管理人员，未经公司授权，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承认、放弃等民事权利；也未查明2019年4月7日，殷召滨已并非上诉人公司财务或员工，更不能代表公司对外承认民事权利的事实，故对于其签字“属实”等文字并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驳回，然一审认定诉讼时效未超过，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袁安辉二审主要辩称：1、根据煤矿政策的整合要求，原荔波县内古党煤矿于2008年与荔波县巴合煤矿进行资源整合，整合后荔波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及风井均归属于被答辩人。当时的股东有姚炳奇、闭新国、杜存安、王宁、王楼章等人。当时荔波县巴合煤矿的法人代表是吴春美，杜存安是董事长、闭新国是监事会主席，王楼章是矿务会总经理、姚炳奇是当时矿务会副总经理，王宁是当时矿后勤部长，曹孙炳任矿长。殷召宾任矿财务部科长，覃顺运任财务部会计。2009年6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岜合煤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掘进（建设）工程协议》以及双方达成的维修风井口头协议。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进场施工，相关工程完工后，双方于2014年2月28日经双方结算，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荔波县岜合煤矿（北块段）进行报账结算，最终双方确认答辩人工程量为279.9米，工程款合计：371580元。第三人杜存安（时任上诉人董事长）在报账结算上签名确认。王宁、殷召滨及被上诉人均签名确认。王宁于2015年1月23日在结账情况单据上签名确认以上无合同，只有工程量。殷召滨在结账情况单据下写欠条，载明：今袁安辉工程款叁拾柒万壹仟伍佰捌拾元整属2014年2月28日做工程款。2019年4月7日殷召滨再次在该欠条上注明“属实”并签名，上述情况充分说明被上诉人施工事实及工程量经双方结算确认，由于当时上诉人没有及时支付工程款后答辩人各个时期到矿部追款，其管理人员签字确认事实。2、上诉人现在的企业名称是在2017年10月变更的，其企业管理机构从2017年8月3日经全体股东、会议决议后才使用现在的企业管理机构，上诉人认为企业名称变更，组织机构变更，管理职务变更后，就不再承担其变更前的债务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其应承担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3、主井工程和风井工程全部是上诉人所属的煤矿工程，只名称不同而已，都为上诉人所有和管理的财产。4、2014年2月28日双方工程结算后，因上诉人当年未支付，被上诉人于不同时期追讨，上诉人工作人员分别于2015年1月23日，2016年7月20日，2019年4月7日书面确认尚欠答辩人的工程款，应视为同意履行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袁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0万元；并支付拖欠资金占用利息54,915元（从2015年1月27日起至2020年6月26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协商一致，2009年6月28日，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荔波县巴合煤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签订《岜合煤矿矿内吉党采区按替主井掘进（建设）工程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1、承包工程项目：（1）井筒掘进，即从井口掘进到煤层为止，井筒总长700米；（2）井筒锚喷和井筒砌碹；2、承包方式：包工包料。3、承包工程价款：井筒掘进，井筒锚喷和井筒砌碹综合价为4488元/米。4、付款方式：根据工程进度，每进度100米，甲方按井筒进度实际工程款70%预付给乙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被告一次性结清工程款给乙方。5、工程期限十四个月，即从2009年6月28日至2010年8月28日止。第三人姚炳奇作为甲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09年10月25日，原告根据工程需要，向甲方提交《关于要求补助火工材料等价的报告》，被告股东闭新国在报告上签署：“同意报告”。2010年12月5日，原告向甲方提交《关于巴合煤矿接替井（吉党煤矿）建设工程复工相关问题的报告》，第三人姚炳奇、被告股东闭新国在报告上签署：“同意报告”。2011年6月28日，原告向甲方提交《关于要求补助新主井钢筋混凝土支护增加材料（钢材）款的报告》，被告股东闭新国于2011年7月4日在报告上签署：“经研究决定，由矿方补助317元，其余工程队负责”。2011年12月16日，原告向甲方提交《关于要求补助使用毫秒电雷管差价的报告》，第三人姚炳奇在报告上签署：“同意按每1米进度800元计。”2014年2月28日，原告完成了相应的井下掘进维修工程，经双方结算，确认原、被告双方于对荔波县巴合煤矿（北块段）进行报账结算，最终双方确认原告工程量为279.7米（其中：①锚网钎及喷浆254.7米×1400元/每米=356,580元；②喷浆25米×600元/米=15,000元），工程款合计：371,580元。第三人杜存安在报账结算上签名确认，王宁、殷召滨及原告均签名。另外，王宁于2015年1月23日在结账情况单据上签名确认以上无合同，只有工程量。2016年7月20日，殷召滨在结账情况单据下方写下欠条，载明：“今袁安辉工程款叁拾柒万壹仟伍佰捌拾元整（371,580元），属2014年2月28日做工程款”。落款为巴合煤矿。2019年4月7日，殷召滨再次在该欠条上注明:“属实”，并签名。另查明：1、殷召滨于2014年1月26日支付工程款171,580元（其中15万元转账，21,580元支付现金），尚欠200,000元未支付；2、第三人姚炳奇、杜存安及案外人王宁、闭新国系被告股东，第三人杜存安曾担任被告负责人；3、殷召滨系被告财务人员之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荔波县巴合煤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签订的《岜合煤矿矿内吉党采区按替主井掘进（建设）工程协议书》以及双方达成的维修风井口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具备协议基本要素，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诚信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原告根据约定完成了相应的井下掘进维修工程，已履行了协议的主要义务。根据煤矿政策的调整要求，荔波县内吉党采区接替主井及风井均归属于被告，由被告负责管理和采矿，被告对内吉党煤矿的原债权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合同一方主体变更为被告，由被告承继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主体适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姚炳奇、杜存安及案外人王宁、闭新国系被告股东，殷召滨系被告财务人员之一，而且第三人杜存安曾担任被告负责人，有权以被告名义审核确认债权债务，殷召滨作为财务人员，对经负责人杜存安确认的债务出具欠条无可厚非。因此，被告虽否认该债务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人姚炳奇、杜存安关于井口修建的行为系为了被告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为之，并未损害被告的权益，故第三人不承担责任。2014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的工作人员经验收测算工程量后，确认工程价款为371,580元。被告工作人员分别于2015年1月23日、2016年7月20日、2019年4月7日书面确认尚欠原告的工程款，应视为同意履行债务，并未超过三年的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出现法定的中断情形，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计算。因此，被告关于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双方虽未明确约定工程款支付的时间，但被告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支付，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工程款2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另外，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原告未能按约定期限完成工程，自己也存在违约情形，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案件实质无争议，并放弃陈述、质证、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荔波县巴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袁安辉支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200,000元；二、第三人姚炳奇、杜存安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袁安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2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62元，由原告袁安辉负担562元，被告荔波县巴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00元。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针对上诉人所提其不是合同相对方的理由，因被上诉人所举工程协议书、报告、结算单、巴合煤矿（北）风井结账情况与收尺情况、欠条、银行流水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于2009年6月28日对上诉人的吉党采区接替主井的掘进工程与上诉人的股东姚炳奇签订工程协议书，同时双方对上诉人（北）风井工程维修形成口头协议，上诉人为此进行施工，上诉人的股东、财务以及曾经负责人等对上诉人的施工进行结算，并支付了部分款项的事实主张成立，虽然相关协议书、结算单、结账情况、欠条等并未加盖上诉人印章，但结合合同履行情况、相关人员的身份以及在2014年2月28日结算确认后以及在2016年7月20日出具欠条后，上诉人均无证据其及时提出异议，直至本案诉讼时才提出此异议的情况，且巴合煤矿（北）风井也属于上诉人的管理使用范围，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对此结算予以认可，所形成的结算对其有约束力。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使退一步上诉人的相关人员无权签订本案所涉结算协议，但被上诉人作为善意一方，因这些相关人员一是上诉人的股东，二是上诉人的财务、三是上诉人曾经的负责人，其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员有权签订结算协议、出具欠条，这些人员所作结算依法对上诉人有约束力。现上诉人虽有异议，但在本案诉讼中所举执行笔录、营业执照不能推翻上述事实主张，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所提本案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诉讼时效的确立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处罚权利上的睡眠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现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其在2016年7月20日主张权利，取得欠条；2019年4月7日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取得殷召滨再次确认“属实”，这证明本案因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被上诉人于2020年1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年，上诉人所提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24元，由上诉人荔波县巴合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军审 判 员  彭 浩审 判 员  王 锦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 奕书 记 员  肖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