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31678号原告：徐萍，女，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欣，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艺飞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西店村**楼****。法定代表人：杜春勇，执行董事兼经理。第三人：杜春勇，男，197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第三人：岳从军，男，197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涡北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禹，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萍与被告北京艺飞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飞鸿公司）、第三人杜春勇、岳从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代策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欣、林少婷，第三人杜春勇暨作为被告艺飞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岳从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徐萍不是艺飞鸿公司的股东，将徐萍持有的艺飞鸿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至杜春勇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艺飞鸿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9月22日，在徐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杜春勇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徐萍登记为艺飞鸿公司的股东。然而，徐萍并没有受让艺飞鸿公司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徐萍也没有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没有履行过出资义务、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更没有从公司取得任何经济利益，徐萍对被登记为艺飞鸿公司股东的事情毫不知情，徐萍并非艺飞鸿公司的股东。经查阅艺飞鸿公司的工商档案，艺飞鸿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的有“徐萍”签名字样的全部文件均非徐萍本人签署。同时，徐萍系国有银行员工，相关党纪法规禁止其以个人名义投资公司，艺飞鸿公司和杜春勇的行为，给徐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困扰，迫切需要纠正该错误行为。因此，徐萍诉至法院。艺飞鸿公司辩称，艺飞鸿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杜春勇和岳从军，后来岳从军决定退出，杜春勇就将岳从军的股权变更至徐萍名下。在办理变更登记前，杜春勇曾告知徐萍该事。另外，艺飞鸿公司同意将登记在徐萍名下的股权变更至杜春勇名下。杜春勇的陈述意见与艺飞鸿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岳从军述称，其在担任艺飞鸿公司股东时，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其欲退出公司经营，遂与杜春勇商议股权转让事宜，其打算将股权转让给杜春勇，然后由杜春勇找他人代持。后来岳从军就按照杜春勇的要求在股权转让文件上签字，至于转让文件上“徐萍”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岳从军并不清楚，也不记得当时是否见过徐萍。另外，岳从军并不认识徐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艺飞鸿公司工商档案记载，艺飞鸿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杜春勇和岳从军，杜春勇出资76万元，岳从军出资24万元。2006年9月30日，艺飞鸿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杜春勇和徐萍，杜春勇出资76万元，徐萍出资24万元。2014年7月15日，艺飞鸿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000万元，杜春勇出资为1976万元，徐萍出资仍为24万元。在艺飞鸿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有一份签署日期为2006年9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岳从军同意将其24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徐萍，徐萍同意受让。该协议落款处有岳从军和“徐萍”的签名字样。同时，在该次变更登记中，还有落款日期同为2006年9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在后续的数次变更登记中，均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具体决议为2012年10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2018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该部分决议的落款处均有“徐萍”的签名字样。诉讼中，徐萍申请对上述文件中“徐萍”的签名是否其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准许徐萍的笔迹鉴定申请，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开展鉴定工作。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经鉴定后认为，2006年9月22日《章程修正案》、2006年9月22日《股东会决议》、2006年9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5日《股东会决议》、2014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2018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中“徐萍”的签名与样本中“徐萍”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徐萍、艺飞鸿公司、杜春勇和岳从军均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同时，杜春勇称，艺飞鸿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有“徐萍”签名字样的文件均由其个人代签；在岳从军转让股权时，其与岳从军协商的结果是由其个人受让岳从军的股权，但因一人有限公司登记手续复杂，故其决定其受让的岳从军的股权登记在徐萍名下；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其将徐萍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代办机构后即办理成功，工商行政机关没有要求其出示徐萍的身份证原件，至于其如何获取身份证复印件，因时间间隔较长，已记忆不清。徐萍表示，杜春勇从未向其告知由其代持股权，其亦给过杜春勇身份证复印件。另外，岳从军和杜春勇共同确认，岳从军在转让股权时艺飞鸿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故岳从军没有收取任何转让款。另查一，徐萍与杜春勇系叔嫂关系。另查二，甘肃广电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艺飞鸿公司、杜春勇、徐萍起诉至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案号为（2019）甘01民初288号，提出的诉讼请求中涉及徐萍的是判令徐萍对艺飞鸿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公司未缴足出资19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兰州中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艺飞鸿公司、杜春勇、徐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徐萍在该案二审中，否认其本人在一审中委托北京伯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荣胜、张秋海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徐萍申请对民事上诉状、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意见为均非徐萍本人签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甘民终15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兰州中院（2019）甘01民初288号民事判决，该案发回兰州中院重审。杜春勇在本案庭审中，认可民事上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中徐萍的签字亦系由其个人代签。本院认为，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被冒名者因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不出资、不参与公司管理，而不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判断冒名还是借名，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被冒名者对其名称被冒用是否知情。本案中，虽然徐萍被登记为艺飞鸿公司的股东，但综合全案证据，徐萍系属冒名登记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认定徐萍不具有艺飞鸿公司的股东身份。主要理由为以下五点：第一，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艺飞鸿公司工商档案中所有“徐萍”的签名字样均非徐萍本人签署，杜春勇亦承认系由其本人或委托代办机构代签。虽然杜春勇在诉讼中表示曾告知徐萍其欲借名登记，但杜春勇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意见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第二，岳从军明确表示其当时系与杜春勇协商的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决定由杜春勇受让股权，只不过杜春勇认为艺飞鸿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存在难度，遂使用徐萍的名义受让股权，这一事实佐证了徐萍没有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在岳从军转让股权时，并未收取任何股权转让款，故不存在徐萍支付股权对价的情形；在艺飞鸿公司2014年7月1日的增资过程中，“徐萍”也没有出资的行为。第四，徐萍系中国建设银行怀远支行的管理人员，其居住地和工作地均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而艺飞鸿公司系在北京市经营的影视文化公司，徐萍的身份和所属行业决定其经营艺飞鸿公司的可能性较低。杜春勇在诉讼中也认可徐萍没有参与过艺飞鸿公司的经营管理。第五，虽然艺飞鸿公司工商档案中留存有徐萍的身份证复印件，但鉴于徐萍与杜春勇系叔嫂关系，杜春勇有获取徐萍身份证复印件的便利条件，故工商档案中留存有徐萍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徐萍有借名登记的主观意思表示。综上所述，由于徐萍没有持有艺飞鸿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更没有证据证明徐萍有借名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徐萍不具有艺飞鸿公司的股东资格。杜春勇和岳从军在诉讼中确认该部分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为杜春勇，且杜春勇亦同意将登记在徐萍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其个人名下，故本院对徐萍要求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徐萍不是被告北京艺飞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二、被告北京艺飞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登记在原告徐萍名下的24万元的出资变更至第三人杜春勇名下。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北京艺飞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 策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高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