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云，男，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朋，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鹰，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喜燕，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浩，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德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花湾路600-636号A3栋2层235房。法定代表人：刘崇梅。上诉人杨云因与被上诉人王海鹰、原审第三人广州德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4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璐思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朋，被上诉人王海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德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海鹰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王海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杨云应向王海鹰返还借款120000元。杨云主张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是王海鹰委托杨云办理扬子江药业公司药品经销权业务的委托合同纠纷，并提供了履行委托代理业务所支出费用的库单和收款收据作为证据。王海鹰在一审中称杨云、王海鹰及扬子江药业公司的杨经理在广州见过面，证明三人一起合作做药业生意，王海鹰委托杨云代理办理扬子江药业公司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杨云抗辩转账是涉及其他债务时，王海鹰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海鹰提供了案外人陈颖、安罡向杨云转账的转账记录，但杨云不认识陈颖、安罡，转账凭证中也没有注明款项性质是借款。二、王海鹰称杨云以德慷公司投资项目需资金周转为由向王海鹰借款120000元，存在不合情理之处，如果德慷公司需要借款，应由王海鹰直接或委托他人转账给德慷公司，而不是转给杨云。杨云从事医药生意，没有借款的需求。杨云和王海鹰原本不认识，因双方都是从事药业生意，王海鹰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杨云的电话，多次约杨云见面谈扬子江药业的生意。杨云、王海鹰及扬子江药业公司杨经理在广州的三方会谈不可能是谈杨云向王海鹰借款的事，只能是谈合作代理药业的事。而且，微信聊天记录里并没有体现出王海鹰要求杨云退款及杨云愿意退款的意思表示。另外，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但没有查明借款期限、是否约定利息、款项资金来源。杨云提交的库单、收款收据及王海鹰在一审中陈述三方在广州会谈，有理由相信本案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王海鹰辩称，一、王海鹰和杨云通过口头协议由王海鹰向杨云出借120000元，在一审中杨云也确认和王海鹰的沟通，王海鹰委托安罡和陈颖两人以转账方式向杨云付款，杨云也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安罡和陈颖均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是接受王海鹰的委托向杨云付款。杨云称与安罡、陈颖不认识，但在一审中杨云承认其知悉王海鹰委托安罡及陈颖向其付款，现在二审中对其二人身份又进行否认，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二、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根据杨云与王海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海鹰从2019年9月18日便持续向杨云催告还款，杨云回复内容显示其确认存在拖欠王海鹰款项的事实。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不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杨云未能在王海鹰合理催告后还款，依法应当向王海鹰支付借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三、杨云以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由，主张王海鹰委托其洽谈合作项目、促成交易并基于代理事项而支出了超过120000元的费用，有权不予还款，但杨云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王海鹰委托其代为洽谈业务、订购高价酒水用于招待，杨云并无提交证据证明所谓三方会面实际存在，亦未能举证王海鹰或其公司与扬子江药业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未能提供其为订购高价酒水而付款的银行回单等凭证，杨云主张高价酒水支出了13万余元，超出了王海鹰支付的120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在微信聊天中杨云对王海鹰承诺还款时从未提出因高价酒水等款项支出有权不还或少还款项，亦未提出帮王海鹰洽谈业务或促成合作项目，杨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是基于其他债务发生的款项往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杨云所称促成合作项目事项已于2019年9月前完成，但在9月后王海鹰向杨云催款时，杨云回复“好的，收到，没问题”等表述，证明杨云的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明显自相矛盾。综上，杨云与王海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杨云应向王海鹰偿还借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德慷公司未到庭，无陈述意见。王海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云一次性向王海鹰全额还款120000元并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即同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贷款之日止）；2.杨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4日，王海鹰通过案外人陈颖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云转账80000元。同日王海鹰通过案外人安罡以微信转账方式向杨云转账40000元。一审庭审中，王海鹰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杨云任职德慷公司总经理的名片。二、王海鹰、杨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8日王海鹰询问杨云“有什么问题吗”，杨云答复“没有问题，王总，正在等我姐安排”，王海鹰表示“今明天办了吧”，杨云回复表示“好，我追一下，还没到我这里”。杨云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不予确认，没有原件，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王海鹰、杨云与杨姓经理确曾洽谈业务，杨云之所以回复没问题是因为杨云以为杨姓经理会退款，故回复正在等其姐安排。杨云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购买酒类的库单一张及收款收据一张。王海鹰质证认为，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未显示与王海鹰有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云主张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但其提交的库单、收款收据未显示与本案款项有何关联，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不属于借款，且从王海鹰、杨云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杨云对退款问题也表示没问题，此与杨云主张的款项已全部消费完毕的主张亦自相矛盾。综上，对杨云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云应向王海鹰返还借款120000元。关于利息，杨云占用王海鹰款项，理应支付利息，王海鹰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是合理的，但起算时间应为王海鹰起诉之日。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杨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海鹰清偿借款120000元及利息（从2020年6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王海鹰已预付）由杨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提交证据。另查明，杨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购买酒类的库单及收款收据各一张，其中库单载明日期为2019年3月3日，金额为77244元；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为“扬子江药业”，金额为619200元。在二审庭审中，杨云确认收到王海鹰交付的120000元，但主张该笔的性质是王海鹰为取得药品经销权委托杨云与扬子江药业公司联系，在此过程中所支出的劳务费、接待费、机票费、住宿费，其中接待费包括买酒的开支。王海鹰认为杨云并未举证证明委托事项的存在以及相关费用的支出，而且杨云所提交的库单及收款收据仅仅在购买酒这一项花费已超过130000元，杨云主张还包括机票费、住宿等费用，显然与事实不符。另外，2019年10月8日，杨云向王海鹰发送微信称“没有问题，王总，正在等我姐安排”。杨云在二审中称，因2019年9月以后国家对药品集中采购，王海鹰要求杨云退还款项，杨云向王海鹰发送上述微信内容是表示杨云同意向王海鹰退款，但有前提条件，即是否退款由扬子江药业公司杨经理即杨姐决定，如果杨姐同意退款则杨云同意向王海鹰退回120000元，但杨姐后来没有安排退款，故杨云不同意向王海鹰退款。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在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逐级适用上一级案由。王海鹰提交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杨云应偿还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第二级案由合同纠纷，未能准确反映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应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第四级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更为贴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海鹰与杨云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王海鹰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杨云否认王海鹰提出的借款事实主张，抗辩转账款项是基于借款关系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杨云对于其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只有在杨云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王海鹰对于其于起诉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的存在，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王海鹰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已出借了120000元给杨云。杨云主张案涉款项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劳务费、接待费、机票费、住宿费等费用，则杨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王海鹰与杨云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且案涉款项是因处理委托事务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对于杨云所提交的证据是否已证明了其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王海鹰与杨云之间是否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来看，杨云未举证证明双方曾以书面方式或口头方式达成委托合同。杨云主张王海鹰委托其与扬子江药业公司联系以获得药品经销权，杨云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从杨云作为受托人是否已处理委托事项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关于“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的规定，杨云作为受托人应向王海鹰报告委托事务的具体进展情况，杨云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王海鹰报告所相关代理工作，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所谓机票费、住宿费、接待费的开支情况。再者，从杨云主张的费用开支情况来看，杨云收到王海鹰交付120000元，但杨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购买酒品的库单及收款收据显示金额开支超过13000元，且杨云主张还有劳务费、机票费、住宿费、接待费等，有悖常理。最后，从2019年10月8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王海鹰催促杨云还款问“有什么问题吗”，杨云答复“没有问题，王总，正在等我姐安排”。杨云在该微信中并未主张款项性质是劳务费、机票费、住宿费、接待费等无须返还，反而表示“没有问题”，同意向王海鹰退款，只是表示正在等杨姐安排。杨云主张案涉款项已经作为费用开支，但又表示同意退款给王海鹰，存在矛盾。综合以上分析，杨云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支出，在此情况下，王海鹰无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杨云抗辩主张双方不成立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云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明借款期限及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关于“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的规定，杨云已收到王海鹰出借的资金，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杨云应向王海鹰偿还借款12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杨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