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3123民初602号原告：桐乡市联谊桑苗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04835957593302。住所：桐乡市高桥镇毛水浜村姚北组。法定代表人：姚冬杰，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桂花，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690201711585547，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23MA4QJF4E2C。住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土桥路工程公司三单元306号。法定代理人：简克均，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湖南曲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31201310946400，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艳梅，女，198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名山县人，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名山县，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桐乡市联谊桑苗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桑苗合作社”）与被告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旭农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桑苗合作社于2021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勇独任审判，书记员欧文树担任记录，于2021年6月1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桑苗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姚冬杰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原告桑苗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桂花、被告三旭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简克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景艳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桑苗合作社诉称，2019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桑树苗采购合同》约定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桑苗，单价按0.8元每株计算。合同签订后至2020年2月28日，被告共计从原告处共计购买桑苗124万株，第一次购买的数量为42万株，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委托案外人进行运输，在2019年11月22日到达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后，承运人联系收货方即被告方的负责人张守锋。第二次购买的数量为42万株，于2020年1月6日原告委托案外人进行运输，在2020年1月8日到达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后，承运人联系收货方即被告方的负责人。第三次购买的数量为40万株，于2020年2月25日原告委托案外人进行运输，在2020年2月28日到达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后，承运人联系收货方即被告方的负责人。三次的桑苗验收合格的共计1187200株，按合同约定每株为0.8元，则货款共计949,760元。但在被告验收货物后，被告却迟迟不肯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时至今日，被告仍未支付货款，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给原告桑苗货款949,760元；2、被告支付给原告桑苗款利息，利息以上述桑苗货款949,76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2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1年3月23日为41,670.72元（4.05%×949,760元×390天÷360）；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相关费用。原告桑苗合作社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桑树苗采购合同》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桑苗采购合同并约定桑苗单价为0.8元每株及相关付款方式的事实。2、第一车桑苗供货、发货、运输及收货情况的证明1组，拟证明原告按被告要求给被告供应了42万株农桑14号桑苗的事实。3、第二车桑苗供货、发货、运输及收货情况的证明1组，拟证明原告按被告要求给被告供应了42万株农桑14号桑苗的事实。4、第三车桑苗供货、发货、运输及收货情况的证明1组，拟证明原告按被告要求给被告供应了42万株农桑14号桑苗的事实。5、中国蚕桑投资股东群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张某、陈礼浩系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员工的证明。6、《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与承运人杭州皓轩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运输中介服务合同的事实。7、光盘1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货桑苗的事实。被告三旭农业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诉状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双方系合伙关系，不是买卖关系。2018年12月左右，简克均（现三旭农业公司法人）、景艳梅（现三旭农业公司股东）、姚冬杰（现三旭农业公司姚晨宇的父亲）、黄永强（现三旭农业公司股东）、李涛（现三旭农业公司股东王玉琴的丈夫），一行5人约定一起合伙从事蚕桑产业发展。简克均、景艳梅、李涛、黄永强是蚕桑专业技术员出生，具有丰富的蚕桑产业经营经验，姚冬杰具有丰富的桑苗经营经验，因此5人约定合伙成立团队，主要从事桑苗经营、蚕桑技术服务、蚕茧收购等生意。5人约定各自分工如下：简克均为团队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团队的一切运营；姚冬杰主要负责桑苗经营、寻找全国各地蚕桑行业发展信息等方面的工作，桑苗经营原则上由姚冬杰以桑苗合作社的名义进行，姚冬杰负责垫资桑苗收购成本，团队支付姚冬杰桑苗收购手续费，待姚冬杰收到桑苗款，扣除桑苗收购成本、包装、运费等费用后，姚冬杰将利润返还到团队，作为团队桑苗经营业务的收入。景艳梅为简克均的助手，负责团队财务、蚕桑技术推广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协助姚冬杰开展桑苗销售、桑苗招标、桑苗发放、桑苗款项回收等工作；黄永强主要负责蚕桑技术推广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协助姚冬杰开展桑苗销售、桑苗招标、桑苗发放、桑苗款项回收等工作。李涛当时在做工程项目，不参与团队运作。当时5人开始合伙，并未成立专门的公司，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地点。合伙期间，景艳梅在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的罗甸县繁农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做蚕桑技术服务，黄永强在贵州省赫章县××乡以妻子钟小平的名义成立了赫章县锦晟茧丝绸有限公司发展蚕桑产业。5人约定：一、待条件成熟就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成立公司，将各人的股份明确；二、景艳梅和黄永强协助姚冬杰以桑苗合作社的名义将桑苗卖入罗甸县和赫章县；三、团队争取入驻罗甸，和景艳梅服务的罗甸县繁农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们达成合作协议，成立新公司，共同发展罗甸县的蚕桑产业；四、由于5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为了方便工作开展，大家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现名称为“中国蚕桑投资股东微信群”）。各合伙人按照口头分工约定，开始展开工作，并且在微信群里进行通报。由于贵州罗甸新公司还未成立，且景艳梅代表团队在罗甸开展很多工作，因此景艳梅拟定了一份合作协议和决议，并发到微信群内，大家表决后进行了签字，团队各合伙人包括姚冬杰均同意。团队合作期间，姚冬杰代表合伙团队以其担任理事长的桑苗合作社的名义在罗甸县××经营桑苗。2019年4月，姚冬杰获悉湖南省凤凰县需要寻找蚕桑技术服务团队，遂向凤凰县相关蚕桑产业的负责人推荐了合伙团队，和团队简总联系后，邀请凤凰县蚕桑产业相关代表到罗甸县进行参观。凤凰县政府人员到团队的罗甸基地参观后，邀请简克均代表团队到凤凰考察，商谈合作事宜。2019年5月12日，简克均和姚冬杰一起共同到达凤凰，并开展考察工作。通过考察，合伙团队决定正式入驻凤凰，大家约定：暂时由姚冬杰在凤凰全面全权负责团队工作，由陈礼浩协助，张辉民和李文庆当技术员。2019年5月至7月，姚冬杰全面主持合伙团队在凤凰县开展业务期间的财务、内勤、员工管理、政府对接等工作。相关经费由姚冬杰在微信群内申请，经简克均同意后，由团队财务总负责人景艳梅转给姚冬杰。姚冬杰在凤凰开展一系列工作，发送“现金日记账”、工资发放表等到微信群。并且，为凤凰县团队业务的开展，姚冬杰注册成立了三旭农业公司，并刻录、保管一系列公章。因姚冬杰是桑苗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若姚冬杰在三旭农业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该合作社如参加由三旭农业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地区的桑苗招标项目将可能不太方便，故姚冬杰将其股份写在儿子姚晨宇及朋友陈燕名下。2019至2020年期间，合伙团队以桑苗合作社的名义开展桑苗招标业务，业务涵盖贵州罗甸和湖南凤凰等地，具体由姚冬杰全权负责，其他人配合。姚冬杰为了工作开展，还提前注册了“桐乡市为丰农业有限公司”，法人由其妻子沈丽娟担任，用于合伙团队招投标工作。二、被答辩人是代表合伙团队向凤凰县林业局桑蚕项目提供三车桑苗，而不是诉状所称的答辩人向其购买了三车桑苗。具体情况如下：1、第一车桑苗：2019年底，因凤凰县桑苗招标工作仍未启动，而各乡镇已备耕好了土地，为了不耽误栽桑季节，作为凤凰县蚕桑服务单位的我团队建议，由我团队联系先供应一车桑苗解决农户当前困难。相关部门采纳我团队建议，并确认该车桑苗价格以该项目中标价格为准，桑苗货款由采购单位支付给项目中标方后，联系中标方与我团队进行结算，具体方式由我团队与中标方另行确定。简克均安排团队(姚冬杰)供应了一车桑苗，于2019年11月22日抵达凤凰。该项目实际由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大海)中标。2、第二车桑苗：由于合伙团队参与凤凰县林业局桑苗项目未中标，姚冬杰此前在桐乡贮存的桑苗销售压力增大。加之2019年12月桐乡气温较高，桑苗贮存保管难度增大。为解决上述团队困境，简克均联系中标方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大海请求帮忙，范大海同意我团队再供应一车桑苗，桑苗款待其收到甲方款项后一并结算。简克均随即安排团队(姚冬杰)供应了第二车桑苗，于2020年1月8日抵达凤凰。3、第三车桑苗：2020年2月20日，我团队(姚冬杰)作为罗甸县桑苗供应商发了一车桑苗到罗甸。由于规格不符合贵州甲方的要求，受到了罗甸县农工局苗木验收工作人员杨洪章的警告，同时也受到了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马江的质疑。当时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史传勇联系了姚冬杰，并将他发给姚冬杰的信息复制到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群里，同时也通知姚冬杰再发一车桑苗，确保2020年2月25日早上到罗甸。当时简克均联系姚冬杰，安排姚冬杰将准备2月25日第二批运到罗甸的40万株桑苗重新整选一下，但姚冬杰表示已经包装运送，不好整选。为了避免团队损失，同时因凤凰县对桑苗的规格要求较罗甸低一些，故简克均和姚冬杰商量后，决定将已在运送罗甸途中的40万株桑苗转运至凤凰，并通知团队的张守锋和陈礼浩负责接收。同时简克均再次找到范大海，说明实际情况后，范大海同意我团队再供应一车桑苗。这车桑苗的结算方法，也和上两车一样。4、目前，因发包方暂未向中标方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大海支付桑苗款，我合伙团队上述三车桑苗款暂也不能收回。综上，被答辩人刻意隐瞒双方合伙关系，并借以虚假的双方买卖关系提起诉讼，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涉嫌极其严重的虚假诉讼，不仅违背社会主义诚实信用的核心价值观，更严重浪费诉讼资源。据此，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其全部诉求，并对其虚假诉讼的行为作出严正处理，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及法律的正确实施。被告三旭农业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三旭农业投资团队的概述、各合伙人按照团队约定开展工作的记录、团队在贵州罗甸（繁农公司）开展业务提供桑苗的资料、团队在贵州毕节赫章县平山镇开展业务提供桑苗的资料、团队人员沟通记录、各合伙人确定团队合作协议及决定记录、团队开展贵州罗甸业务，并参股成立（贵州三旭黔川公司）的资料、姚冬杰代表团队参与贵州罗甸县××桑苗业务的资料、各合伙人支付团队入股金的记录、姚冬杰为团队联系凤凰县桑蚕业务的记录、团队在凤凰县考察桑蚕业务的记录、团队决定开展凤凰县业务，并做工作安排、姚冬杰主持团队在凤凰县××队××排××队××队××排××队××排××队××队××队××队××组，拟证明三旭农业投资团队的组建过程、人员构成、分工职责，以及团队在贵州（罗甸、毕节）、湖南（凤凰）等地开展相关工作及桑蚕业务的资料，拟证明原告诉称与被告存在买卖法律关系不属实，双方系合作关系。2、合作协议书、合作人决议、团体成员支付入股金的记录（个人及公司）的证据1组，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3、企业工商信息（贵州三旭黔川公司）、公司章程（贵州三旭黔川公司）、罗甸桑苗采购表、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1组，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4、蚕桑苗（农桑14）购苗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赫章县桑苗采购表的证据1组，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5、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团队在罗甸、赫章开展业务，姚冬杰还为团队联系凤凰业务，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6、微信聊天记录、经费申请及支付记录、劳动合同书、经营场所登记承诺书、使用证明、租房合同、无偿提供协议、流动人口登记表、居住登记凭证等的证据1组，拟证明姚冬杰主持凤凰工作的情况。7、内资企业登记表（湖南三旭公司）、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湖南三旭公司）、企业工商表（金阳公司）、通话录音（附译文）、微信聊天记录及承诺书等（陈燕）、企业变更登记资料（湖南三旭公司）的证据1组，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姚冬杰主持凤凰工作，注册成立湖南三旭公司，并按团队成员占股负责办理股权变更手续。8、三旭农业投资公司文件（三旭农业[2020]1号）、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1组，拟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9、中标通知书、凤凰县桑蚕产业发展桑苗采购合同、企业工商信息表的证据1组，拟证明凤凰县林业局桑蚕项目中标方为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我团队是为该项目提供案涉三车桑苗。10、桑苗种植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购买协议、2020年蚕桑产业桑苗种植验收结论书的证据1组，拟证明我团队代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履行售后服务。11、桑苗购销合同（两份）、企业工商信息表、声明的证据1组，拟证明我团队按姚冬杰要求为其提供无实质业务的帮助性合同。12、桑树种植专用覆盖膜采购合同（两份）、企业工商信息表的证据1组，拟证明姚冬杰为开展业务自己签订的无实质业务合同。13、光盘1份，拟证明三旭公司股东与原告合作社负责人姚冬杰是合伙关系；2019年5月至7月合伙团队在凤凰业务及工作，以及三旭公司在凤凰县成立都是姚冬杰负责；陈礼浩是代表合伙团队履行为凤凰县桑蚕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而引导苗木接收，但并不是代表被告向原告接收购货。14、证人张某的出庭作证陈述，拟证明第一、张某是学蚕桑专业的，在同学景艳梅以及曾经的上司简克均邀请，于2019年7月27日在凤凰三旭农业公司入职试用期一个月，于2019年9月1日签订了用工合同。第二，张某在7月27号入职后，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姚冬杰，7月4天的工资1066元是姚冬杰通过微信在8月2号转账给张某的。第三，入职后，张某开始从事的是一般的基础性工作，8月中旬开始接受湖南三旭农业合伙团队的管理工作，期间姚冬杰拿了一份已经盖好三旭农业公司公章的与姚冬杰桑苗合作社的采购合同，落款为2019年6月30日的采购合同，让张某签字，并说：“该合同是帮其合作社增加招投标资质所用”。第四，姚冬杰在2019年8月下旬时从三旭农业公司离职，离职前三旭公司的公章还是由其保管，姚冬杰离职后团队财务工作交由陈礼浩，此后由陈礼浩按月向张某发放工资。第五，2019年年底团队负责人简克均安排张某代表合伙团队接受由团队姚冬杰发放前往凤凰的桑苗。第六，张某在入职三旭农业公司以后也成了合伙团队的成员，团队成员有：简克均、景艳梅、张某、陈礼浩（但写的是其妻子郑环梅的名字）、李涛（但是用其妻子王玉琴的名字）、姚冬杰（但是用其儿子姚晨宇及其朋友陈燕的名字登记）黄永强共8人组成的事实。当事人质证意见和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的股东与原告负责人姚冬杰系合伙关系（三旭农业公司投资团队），该合伙团队分别在贵州（罗甸、毕节）、湖南（凤凰）等地开展桑蚕业务，合伙成员之间不存在买卖法律关系；被告三旭农业公司是合伙团队为开展凤凰桑苗业务而成立，并且是由合伙团队在凤凰县的负责人姚冬杰全权负责注册成立，该公司在2019年6月11日成立后也是由姚冬杰全面主持工作，至2019年8月；该采购合同是姚冬杰在主持团队凤凰业务、全面负责三旭农业公司工作期间（2019年5月至7月），为增加其桑苗合作社的招投标资质，而自行签订的帮助性合同。合伙团队的三旭农业公司与合伙人姚冬杰的合作社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张守锋系合伙团队的成员，其在2019年8月之后才由团队安排到三旭农业公司工作。该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2019年6月30日，此时张守锋并未到凤凰任职。张守锋确认该签名是其到岗后，按姚冬杰的要求所签，且姚冬杰表示该合同是为增加其合作社的招投标资质。经审查，该合同系姚冬杰为中标制作，并非被告三旭农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依法不予认定。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第一车桑苗提供至凤凰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车桑苗实际是由合伙团队提供到凤凰县林业局项目，而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实际情况是：2019年底，因凤凰县桑苗招标工作仍未启动，而各乡镇已备耕好了土地，为了不耽误栽桑季节，作为凤凰县蚕桑服务单位的被告合伙团队建议，由我团队联系先供应一车桑苗解决农户当前困难。相关部门采纳我团队建议，并确认该车桑苗价格以该项目中标价格为准，桑苗货款由采购单位支付给项目中标方后，联系中标方与我团队进行结算，具体方式由我团队与中标方另行确定。团队负责人简克均安排团队（姚冬杰）供应了第一车桑苗，于2019年11月22日抵达凤凰。该项目实际由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大海）中标，因发包方暂时未向中标方支付桑苗款，我团队该笔苗款暂也不能收回；张守锋是代表合伙团队，履行为凤凰县桑蚕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而引导苗木接收，但并不是代表被告向原告接收购货。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桑苗合作社供应第一车桑苗至凤凰县城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第二车桑苗提供至凤凰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车桑苗实际是为解决团队（姚冬杰）库存压货，而由团队联系后提供到凤凰县林业局项目，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实际情况是：由于合伙团队参与凤凰县林业局桑苗项目未中标，姚冬杰此前在桐乡贮存的桑苗销售压力增大。加之2019年12月左右，桐乡气温高，桑苗贮存保管难度增大。为解决上述困境，简克均联系中标方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大海请求帮忙，范大海同意我团队再供应一车桑苗，桑苗款待其收到甲方款项后一并结算。简克均随即安排团队（姚冬杰）供应了第二车桑苗，于2020年1月8日抵达凤凰。但因发包方暂时未向范大海支付桑苗款，我团队该笔苗款暂也不能收回；张守锋是代表合伙团队，履行为凤凰县桑蚕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而引导苗木接收，但并不是代表被告向原告接收购货。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桑苗合作社供应第二车桑苗至凤凰县城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第三车桑苗提供至凤凰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车桑苗原计划是发送给合伙团队在贵州罗甸的桑苗项目，接收人黄永强也是合伙团队成员。此后因桑苗规格事宜，才由团队临时决定转送到湖南凤凰，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实际情况是：2020年2月20日，我团队（姚冬杰）作为贵州罗甸县桑苗供应商发了一车桑苗到罗甸项目。由于规格不符合贵州甲方的要求，受到了罗甸县农工局苗木验收工作人员杨洪章的警告，同时也受到了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马江的质疑。当时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史传勇联系了姚冬杰，并将他发给姚冬杰的信息复制到贵州三旭黔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群里，同时也通知姚冬杰再发一车桑苗，确保2020年2月25日早上到罗甸。当时简克均联系姚冬杰，安排姚冬杰将准备2月25日第二批运到罗甸的40万株桑苗重新整选一下，但姚冬杰表示已经包装运送，不好整选。为了避免团队损失，同时因凤凰对桑苗的规格要求较罗甸低一些，故团队的简克均和姚冬杰商量后，决定将已在运送罗甸途中的40万株桑苗转运至凤凰，并通知团队的张守锋和陈礼浩负责接收。同时简克均再次找到范大海，说明实际情况后，范大海同意我团队再供应一车桑苗。这车桑苗的结算方法，也和上两车一样。但因发包方暂时未向范大海支付桑苗款，我团队该笔苗款暂也不能收回；陈礼浩是代表合伙团队，履行为凤凰县桑蚕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而引导苗木接收，但并不是代表被告向原告接收购货。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桑苗合作社供应第三车桑苗至凤凰县城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5、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5，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事实上张守锋、陈礼浩与被告其他股东、以及原告负责人姚冬杰都是合伙（团队）关系，三旭农业公司也是合伙团队为开展凤凰业务而成立的团队公司。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6、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6，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姚冬杰是代表合伙团队对外供货，而不是向被告或在合伙成员之间售货。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7、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7，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桑苗提供到凤凰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姚冬杰是代表合伙团队对外供货，而不是向被告或在合伙成员之间售货；第一车桑苗实际是由合伙团队提供到凤凰县林业局项目，而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第二车桑苗实际是为解决团队（姚冬杰）库存压货，而由团队联系后提供到凤凰县林业局项目，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第三车桑苗原计划是发送给合伙团队在贵州罗甸的桑苗项目，接收人黄永强也是合伙团队成员。此后因桑苗规格事宜，才由团队临时决定转送到湖南凤凰，不是被告向原告采购桑苗；张某、陈礼浩是代表合伙团队，履行为凤凰县桑蚕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而引导苗木接收，但并不是代表被告向原告接收购货。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桑苗合作社供应三车桑苗至凤凰县城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8、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1-21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第一、1-2页为被告自己的阐述，不是事实；第二、“中国蚕桑投资股东群”的聊天记录不完整，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本案中被告所提交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均是不完整的，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第三、根据第6页可以看出，各个地方公司都是独立运营的，财务各自独立的；第四、原告的法人姚冬杰之所以会在群内发表一些通报，仅仅是因为大家是行业相关人士，出于对同行人的互相分享的心态；第五、第8页所称“姚冬杰本次以其妻沈丽娟的名义出资”的投资发生在2019年3月19日，然而三旭农业公司成立在后，且该次投入并没有被实际写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出资中，也没反应在被告所称的任何一家公司中；第六、被告与原告存在事实上的桑苗买卖关系，不因双方之间或者双方股东之间存在任何投资而改变，因所有的企业法人都是独立经营，财务独立的法律主体；第七、大约2019年5月至7月底，姚冬杰作为员工确实在凤凰县进行三旭农业公司注册及管理工作，但其本人的工作与本次案件的原告是独立的，且姚冬杰已于2019年8月从三旭农业公司离职；第八、姚冬杰在罗甸处理招标事宜与本案无关；第九、自始至终，中国蚕桑投资股东群里面的成员都只是在合作意向阶段，跟本案的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姚冬杰个人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地合作，在收取姚冬杰妻子沈丽娟的股金之后，并没有实际的合作存在，只是行业相关人员的一个沟通群；第十、在第6页，姚冬杰表示如果合作，必须把罗甸公司的股权进行确认和变更，陈礼浩附和，且在之后罗甸公司的经营分红中，姚冬杰或沈丽娟都没有收到任何分红款项；21-23页，对真实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份情况说明也仅仅是被告自己的阐述，希望法庭不要对被告的语言文字先入为主地认可；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底，因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购买请求，原告按质按量地发出三车桑苗共计1187200株桑苗给被告，并由被告的股东（张某、陈礼浩）在指定地点收货。桑苗合作社和三旭农业公司的桑苗买卖行为真实存在，且双方的买卖合同明确记载了单价，被告应当支付桑苗款给原告。24-25页，25页简克均单方面所发的所谓结算，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中被告所提交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均是不完整的，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经审查，本院仅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9、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不完整，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同时，沈丽娟的入股资金并未被实际写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出资中，也没反应在被告所称的任何一家公司中，该笔资金不知去向，同时，企业法人都是独立经营，财务独立的法律主体，被告存在混淆企业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情形。经审查，本院仅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10、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核实，对关联性、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11、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5，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拟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所提交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均是不完整的，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且原告法人在罗甸及赫章的桑苗买卖与本案无关。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12、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6，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关联性、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2019年5月至7月底，姚冬杰作为员工确实在凤凰县进行公司注册及管理工作，但其本人的工作与本次案件的原告是独立的，且姚冬杰已于2019年8月从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离职，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也是不具备证据的合法形式。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13、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7，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核实，对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并未在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中持股，原告与被告无合作关系；133-137页，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拟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确实在凤凰县进行公司注册及管理工作，但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待法院核实；138-148页，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涉及隐私，请求法庭不予公开；149-172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企业变更登记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予以核实，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审查，本院仅对姚冬杰注册成立三旭农业公司及股权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定。14、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8，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核实，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15、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9、10，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核实，认为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确实在凤凰县林业局中标作为桑苗供应商，但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告系根据其与被告三旭农业公司的约定供应桑苗，至于三旭农业公司与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的约定并不清楚。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16、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1，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195-198页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199-201页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17、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2，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18、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3，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陈礼浩系湖南三旭农业公司员工，真实性存疑；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经审查，本院仅对姚冬杰注册成立三旭农业公司的事实予以认定。19、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4，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其没有证据证实采购合同是盖好公章的，其次，其是成年人，对于签署的任何的书面的东西都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存在随意签署桑树苗采购合同的这个说法，第三，原告方在桑树苗采购的订单合同上订的0.8元一株，而政府的10月1日作出的公开招标文件显示：凤凰县林业局采购1000万株桑树苗，每株为1元，该单价也是政府在听取湖南三旭农业有限公司的意见下定下来的，原告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的单价被告当时明知是有利润空间的，不存在有事先就去做亏本生意的反常行为，发表完毕。经审查，本院对姚冬杰将落款于2019年6月30日的《桑树苗采购合同》交给张某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定。依据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解，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原告桑苗合作社于2012年5月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姚冬杰。2019年5月至8月，姚冬杰负责在凤凰县开展桑苗业务，期间的财务、内勤、员工管理、政府对接等工作，并按月领取工资。2019年6月11日，由姚冬杰在凤凰县一手操办，注册成立了三旭农业公司，并负责刻录、保管公章，前期股东为简克均、陈燕。现该公司股东有简克均（持股比例52.8%）、姚晨宇（姚冬杰儿子，持股比例8.8%）、黄永强（持股比例8.8%）、景艳梅（持股比例8.8%）、王玉琴（持股比例8.8%）、陈燕（持股比例8.8%）、张某（持股比例8.8%）、郑环梅（持股比例8.8%）。2019年7月27日，张某在三旭农业公司实习，于同年9月1日与三旭农业公司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书》。姚冬杰为了中标2019年11月6日凤凰县林业局的凤凰县蚕桑产业发展桑苗采购项目，于2019年8月将落款于2019年6月30日的《桑树苗采购合同》交给员工张某签字，采购方为三旭农业公司，联系人张某，供货方为桑苗合作社，联系人姚冬杰，该合同约定采购桑树苗200万株，单价0.8元／株。2019年8月中旬后，姚冬杰离开三旭农业公司。后案外人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中标凤凰县蚕桑产业发展桑苗采购项目，2019年12月20日，凤凰县林业局与案外人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签订《凤凰县蚕桑产业发展桑苗采购合同》，其中约定中标桑树苗价格为0.72元／株，供货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3月30日。经三旭农业公司与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协商，由三旭农业公司提供三车桑苗给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用来履行与凤凰县林业局签订的桑苗采购合同。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运输42万株桑树苗，于2019年11月22日到达凤凰；于2020年1月6日运输42万株桑树苗，于2020年1月8日到达凤凰；于2020年2月25日运输40万株桑树苗，于2020年2月28日到达凤凰，上述桑苗由张某、陈礼浩接收。因凤凰县林业局暂未向中标方桐乡市大海苗木专业合作社支付桑苗款，故该三车桑苗款暂未支付给三旭农业公司。现原告认为原告已履行供货义务，被告却未支付桑苗货款，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桑树苗采购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合同是当事人关于权利义务的确定，要求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提交了落款于2019年6月30日《桑树苗采购合同》，认为在原告供货完毕的情况下，被告未支付桑苗货款。但经本院核实，原告提交的《桑树苗采购合同》系姚冬杰在管理三旭农业公司时，为了能中标凤凰县蚕桑产业发展桑苗采购项目，于2019年8月将落款于2019年6月30日的《桑树苗采购合同》交给处于实习期的员工张某签字，该合同并非被告三旭农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通过《桑树苗采购合同》规定的桑树苗每株0.8元与案外人中标凤凰县蚕桑产业发展桑苗采购项目合同中约定的桑树苗每株0.72元相矛盾，若被告做亏本生意，不符合常理，故可认定《桑树苗采购合同》为无效合同。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有支付货款的义务，且实际上被告也未收到该笔桑苗货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桑苗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桐乡市联谊桑苗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14元，依法减半收取6,857元，由原告桐乡市联谊桑苗专业合作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勇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杨茜书记员欧文树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