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4民初190号原告：展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28号2207A室。负责人：易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昕坤，安徽张家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楼2层C1020号。法定代表人：朱冰，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逵，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君，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奔驰中路6号泰富重装办公楼5层。法定代表人：张坚。原告展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星公司）诉被告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国际公司）、第三人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重装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案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展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昕坤，被告农银国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逵、郑明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泰富重装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展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终止对泰富重装公司持有的华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金融公司）的全部股权（21%）采取执行措施，诉讼费由农银国际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日，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泰富重装公司持有的华运金融公司的全部股权（21%）以6亿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展星公司。展星公司已经向泰富重装公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因相关政策对股权转让有时间限制，双方没有及时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泰富重装公司代展星公司持有该股权。农银国际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已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4民初3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展星公司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4执异492号裁定，驳回展星公司的申请。展星公司认为，该股权归属于展星公司所有，泰富重装公司仅是代持，展星公司已向泰富重装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农银国际公司已保全了泰富重装公司的部分土地，不需要执行案涉股权也能满足其执行标的金额，而案涉股权的执行必然会导致展星公司的权益收益受到损害。被告农银国际公司辩称，展星公司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不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1．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存在密切关系，展星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的动机让人生疑。通过检索展星公司的公开信息，发现展星公司与被执行人泰富重装公司存在密切关联关系：第一，展星公司多次与泰富重装公司一起作为案件被告及被申请执行人。详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3财保51号民事裁定书、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第二，展星公司的高管人员与被执行人泰富重装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系密切。展星公司的母公司汇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香港注册的公司，我们暂时无法查出其股权结构，但通过查询公开信息发现，展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伍超在泰富重装公司各关联公司多处任职，现任泰富重装公司高级总裁；展星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易勇系长沙鑫丰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而本案被执行人张勇、黄英均为该公司董事、股东，黄英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案涉股权早在2018年8月29日便被人民法院查封，展星公司从未提出受让案涉股权的事，此时突然提出执行异议，存在配合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泰富重装公司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明显嫌疑。2．展星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证明材料存在明显漏洞，展星公司主张股权转让的事实不成立。第一，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股权进行价值评估，评估公司人员向案涉股权目标公司华运金融公司调查了解情况时，华运金融公司人员并未提及案涉股权有转让一事；在整个评估过程中，案涉股权的持有者泰富重装公司也从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第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7月1日，而泰富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勇变更为张坚的时间是2018年10月31日，但协议上载明并签章的泰富重装公司法定代表人竟然是张坚，协议上载明的协议签订时间2018年7月1日显然是虚假的。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就案涉股权转让，泰富重装公司及展星公司均已获得内外部授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且，协议约定的案涉股权转让标的达6亿元，可没有证据显示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的价值进行过评估，或有其他依据确定股权价值，明显不符合商业惯例。据农银国际公司的了解，案涉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点的价值显著低于6亿元。第四，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6个月展星公司付款2亿元，却在分文未付的情况下约定展星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即实际享有标的股权的股东权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的一年半之后，在展星公司并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泰富重装公司仍然认可展星公司为案涉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泰富重装公司作为股权出让人对其合同权利的漠视不符合正常商业交易惯例。第五，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早在2018年8月29日即冻结了案涉股权，签订补充协议时案涉股权已经被冻结了四轮，这些信息在公开网站上均可以查询到，展星公司受让股权的目的显然已经无法实现，但展星公司仍然执意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了股转款2亿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六，泰富重装公司委托第三方收取款项没有道理，代付款委托书载明是泰富重装公司向展星公司借款，而非股转款，而业务凭证上载明的用途亦均为借款，也不是案涉的股转款。第七，根据转账凭证，展星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分别支付5000万元、4999.5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分别支付0.5万元、4000万元、3800万元。按照常理，付款次数可能是多次，但委托收款的指令只会有一个，起码在一天内只会有一个，可展星公司对发生在一天之内的多次付款均提供了一个对应金额的代付款委托书，与常理不符。此外，委托收款的正常程序是泰富重装公司制作代付款委托书，然后交付给展星公司，再由展星公司付款，而泰富重装公司是一家湖南的企业，展星公司是一家上海的企业，上述过程又如何在一天之内多次完成？综上，展星公司所称的股权转让并非事实。二、无论是否存在展星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均不能阻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案涉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从华运金融公司的企业公示信用信息来看，泰富重装公司持有华运金融公司21%股权，显示该股权属于泰富重装公司所有。因此，无论展星公司的陈述是否为真，均不能对抗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涉股权。至于展星公司在起诉书中提及的所谓保全了泰富重装公司部分土地一节，既不是事实，也与本案的争诉标的案涉股权是否为展星公司所有无关。三、展星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涉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泰富重装公司等被执行人在此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审理阶段恶意利用诉讼程序阻挠案件正常审理，作为与泰富重装公司等被执行人存在密切关系的展星公司，在案涉股权开拍前夕突然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拿出与执行异议阶段完全一致的、漏洞百出的所谓证据提出所谓执行异议之诉，农银国际公司高度怀疑展星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系虚假诉讼。为维护农银国际公司的合法权益，也为彰显法律的严肃和司法的权威，恳请贵院依法对展星公司及相关被执行人予以惩处。第三人泰富重装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展星公司提交的（2020）京04执异492号执行裁定书，以及农银国际公司提交的（2018）京04民初325号民事裁定书、（2018）京04执保138号财产保全通知书、（2018）京04执保138号《财产保全清单》、（2018）京04民初32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京04民初325号判决生效证明，各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争议，本院审查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展星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证明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已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农银国际公司对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认为，签订协议时泰富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张坚，张坚于2020年3月11日才成为泰富重装公司的法人，两份协议显然属于虚假协议；对该证据的其他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证明责任对象自然包括了案外人所主张排除执行的权益由来。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虽加盖了展星公司、泰富重装公司的公章，泰富重装公司在（2020）京04执异492号案中亦认可展星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能够证明上述两份协议系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就案涉股权转让达成合意，但基于案涉股权已被冻结，各方就案外人对案涉股权是否存在排除执行的权利存在争议，上述两份协议的准确签署日期是否如同协议中所载，特别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确于2018年7月1日签署，展星公司需要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展星公司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本院对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签署了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两份协议的准确签署日期无法予以确认。二、展星公司提交的代付款协议书、付款业务回单，证明展星公司已经向泰富重装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农银国际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款项性质注明为“借款”，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付款情况并不能证明展星公司成为案涉股权的所有人。三、农银国际公司提交的华运金融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从华运金融公司成立至今，泰富重装公司一直为华运金融公司的股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有权执行案涉股权；案涉股权已被多轮冻结，展星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其继续要求执行股权转让协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展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四、案涉股权的资产评估报告，证明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案涉股权进行价值评估，报告中载明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华运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进行调查，但未了解到任何股权转让的信息。展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五、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3财保51号民事裁定书、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关系紧密，曾多次一起作为案件被告及被执行人，本案股权转让事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展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展星公司、泰富重装公司先后两次作为同一案的被告、被执行人，不能直接得出本案股权转让事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结论，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六、展星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泰富重装公司官网截屏、长沙鑫丰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关联紧密，展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伍超在泰富重装公司各关联公司多处任职，现任泰富重装公司高级总裁；展星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易勇系长沙鑫丰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而被执行人张勇、黄英均系该公司董事、股东，黄英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证据结合展星公司提供的证据可知，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展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展星公司、泰富重装公司等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职业经理人，在各公司担任高管属于正常情况，不能由此推断出股权转让不真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存在一定的密切关系，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七、泰富重装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2018年10月31日，泰富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由张勇变更为张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日，但协议中所载及签章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张坚，明显可以看出该协议系后补的协议。展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称张坚2018年7月1日前已经变更为泰富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还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此证据能够证明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存疑，展星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坚在2018年7月1日前已实际成为泰富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农银国际公司与泰富海洋工程装备（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海洋公司）、泰富重装公司、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重工公司）、泰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富国际公司）、张勇、黄英、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湘潭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日作出（2018）京04民初325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查封泰富海洋公司、泰富重装公司、泰富重工公司、泰富国际公司、张勇、黄英在银行的存款或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和权益（限额291516955.92元）。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本院（2018）京04执保138号《财产保全清单》第1项内容为：冻结泰富重装公司持有的华运金融公司的全部股权（出资额30000万元，占股比例21%），财产状况为首封，查封日期为2018年8月29日至2021年8月28日，协助机构为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2018）京04民初325号民事判决，判令泰富海洋公司偿还农银国际公司委托贷款本金287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泰富海洋公司给付农银国际公司律师费20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291516.95元；农银国际公司对泰富海洋公司抵押的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上述抵押财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农银国际公司对泰富重装公司持有的泰富海洋公司100％出质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上述出质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泰富重装公司、泰富重工公司、泰富国际公司、张勇、黄英对上述泰富海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泰富海洋公司追偿；驳回农银国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20年6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因泰富海洋公司、泰富重装公司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农银国际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京04执199号。后展星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本院立即中止对泰富重装公司持有的华运金融公司的全部股权（21%）采取的执行措施。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京04执异492号裁定，驳回了展星公司的异议请求。2021年1月1日，展星公司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要求追加泰富重装公司、张勇、黄英、泰富国际公司、泰富海洋公司、泰富重工公司及农行湘潭分行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查后，准予了展星公司追加泰富重装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对其追加其他方为第三人的请求未予准予。另，华运金融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成立，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审理过程中，展星公司向本院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显示，协议签署方为泰富重装公司（转让方）与展星公司（受让方），协议主要内容为，华运金融公司系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华运金融公司发起人股权有五年内不能转让的限制条件，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即2018年7月1日，泰富重装公司持有标的公司华运金融公司股份300000000股，占华运金融公司总股本的21%，泰富重装公司同意将其占华运金融公司股权总额21%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展星公司；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亿元，展星公司应于本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向泰富重装公司或指定的账户支付2亿元，在股权限制条件解除并达到过户条件，且泰富重装公司将标的股权过户给展星公司后，展星公司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1个月内将剩余的4亿元股权的转让价款支付给泰富重装公司的账户或指定的账户；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展星公司即实际享有标的股权的股东权利和权益，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泰富重装公司仅代展星公司持有华运金融公司的股权，泰富重装公司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和权益，均应当事先征得展星公司同意，落款处加盖了泰富重装公司、展星公司的公章及各自现法定代表人张坚、易勇的人名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日。展星公司向本院提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协议显示，协议签署方为泰富重装公司（转让方）与展星公司（受让方），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双方于2018年7月1日签订了关于华运金融公司21%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各种原因，导致展星公司没有及时支付泰富重装公司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双方达成的补充条款主要内容为，双方同意原协议继续有效，展星公司继续作为标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展星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1个月内以借款的形式先行支付泰富重装公司人民币2亿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如果因泰富重装公司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股权不能顺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则泰富重装公司有权要求展星公司将前述2亿元全部返还给展星公司（此为原协议之表述），并按照年利率12%承担相应的利息，落款处分别加盖了泰富重装公司、展星公司的公章，并加盖了张坚、易勇的人名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2日，展星公司分两笔分别向湖南泰富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泰富公司）转账50000000元、49995000元；2019年12月30日，展星公司分两笔分别向湖南泰富公司转账5000元、40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展星公司分两笔分别向湖南泰富公司转账38000000元、22000000元，泰富重装公司出具了与上述转账金额、转账日期一一对应的六份代付款委托书，委托展星公司将对应的转账金额直接支付给湖南泰富公司。经本院询问，展星公司认可其未被记入华运金融公司股东名册，其亦无证据证明其已成为案涉股权的持有人。上述事实，有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具体理由如下：一、从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出发，未见相关主体就案涉股权办理了转让手续，亦未见有向金融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的审批事宜，案涉股权的权属并未发生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股的金额相等。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该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法人的名称或者姓名，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该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由此可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记名股票形式的股份，其权属的转移应当自受让人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发生效力。展星公司认可其未被记入华运金融公司的股东名册。除上述法律规定外，《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须报经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批准：……（五）变更股权或调整股权结构；……。展星公司认可所谓案涉股权的转让并未经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的批准。展星公司称案涉股权为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就权利的来源和性质而言，展星公司对泰富重装公司享有的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不享有所有权。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将其在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让与他人，他人由此取得股东资格而签订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仅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出让方享有要求受让方支付价款的权利，负有向受让方交付股权的义务，而受让方则对应地负有出让方交付价款的义务，享有要求出让方交付股权的权利。此时，展星公司对泰富重装公司享有的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展星公司不能依据合同关系当然地成为案涉股权的所有人。展星公司与泰富重装公司之间关于合同签订后展星公司即对案涉股权享有股东权利以及由泰富重装公司为展星公司代持案涉股权的内部约定，只在二者之间产生效力，展星公司、泰富重装公司均无权以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对抗外部权利人的主张。三、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衡量，在债权人和隐名股东之间的利益保护出现冲突时，亦应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现实生活中，实际出资人基于各种考量，由名义股东为其代持股权。从维护交易安全、降低成本的角度看，如果承认和保护了所谓隐名股东阻却执行的主张，客观上会变相鼓励出资人通过代持股份方式规避债务，逃避监管，进而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六条规定了新设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条件，其中便包含了发起人承诺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不将所持有的金融租赁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拟设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规定；该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变更股权及调整股权结构，拟投资入股的出资人需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至第十六条规定的新设金融租赁公司发起人条件。由此可见，为促进融资租赁业务发展，规范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行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和投资人需满足严格的审慎性条件。因此，基于维护交易安全，防止不合乎规定的出资人违反规定让他人代持股份的考量，亦不应支持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综上，展星公司对案涉股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展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展星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依法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颖颖人民陪审员  衡 军人民陪审员  杨 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龙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