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民监1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保洲，男，197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华山镇老税务局院内。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程，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安萍，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庆才，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五河县豸秀新村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衍璐，安徽淮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保洲因与被申请人朱庆才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3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保洲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债权凭证意义，属事实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记载了股权转让的价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债权凭证意义。案涉股权是有偿平价转让，对“有偿”双方是形成合意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诺成性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受其约束。其次，二审判决认为“朱庆才对案外人王永祥及徐州耀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武公司）享有债权，且李保洲受让股权系王永祥授意与决定，并非有偿，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询问笔录中朱庆才陈述案涉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承诺书中载明的200万元，此即其提交法庭的6份借条所涉欠款。6份借条形成时间自2015年1月10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止，承诺书出具时间为2015年2月，承诺书如何承诺在其形成时间之后的借条，朱庆才对此的陈述自相矛盾。（2）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322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755号案件）中，原告潘道亮提供给法院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6日，借款金额为52万元，出借人为潘道亮、程莲）与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借款金额为50万元，出借人为潘道亮、程莲的借条，除了金额尾数与月份不一致，其他内容的笔迹和标点符号完全一致，且不一致的位置均留有空白，明显是对2755号案件中此份借条进行复制伪造后形成的，属于伪造证据。另外，上述2755号案件中，朱庆才提供给法院的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318700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是对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25.3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的借条按照借条约定的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后形成的。本案中朱庆才使用该份已结算过且在另案中已经主张了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显然是违背诚信。（3）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322民初221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为2219号案件）中，朱庆才提供给法院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该借条时间系王永祥笔误，实际形成于2016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是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26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的借条按照借条约定的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另外，在2219号案件中，朱庆才向法院提交过本案中金额为26万元的同一借条，且在借条上有“已换据作附件”的字样，证明该份借条是经结算换据（换为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的借条）而注销，并非用以抵扣股权转让款，也说明朱庆才将原始借条复制后在本案中再次主张。朱庆才在本案中使用该已换据结算了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显然是重复主张、违背诚信、虚构事实。（4）形成于2015年10月10日的借条载明“已结清作废作附件，王永祥”的字样，该借条的注销方式与其他5份借条的注销方式不一致，明显不是同一批次注销的借条。二审询问笔录中，朱庆才明确陈述6份借条系交还李保洲销账，但事实上形成于2015年10月10日的借条却由王永祥签署“已结清作废作附件”。据此，朱庆才已经在上述2219号案件和2755号案件中自认相关借条未予抵债。朱庆才提供的用来证明抵扣股权转让款的6份借条中有的是伪造的，有的是经过结算在另案中已向王永祥主张过的，明显属于伪造证据、背弃诚信、虚构事实。且该6份借条为复印件，也无汇款、交付凭证，李保洲不予认可，因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均未予认证，因此不能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第三，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李保洲与案外人周洪斌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因素，二审判决认定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与王永祥具有关联性，既无事实依据，也违反了合同相对性。（2）李保洲在从周洪斌处受让股权时，因耀武公司的股东只有王永祥和周洪斌，周洪斌欲出让股权必先与王永祥协商以保证王永祥的优先购买权，周洪斌与王永祥协商后将股权转让给李保洲，体现了公司的人合性，不能据此证明李保洲受让股权是基于王永祥的授意与决定。现无证据证明李保洲与王永祥之间存在隐名、挂名股东关系，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李保洲受让股权是基于王永祥的授意与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放弃权利需要明示，朱庆才主张案涉股权转让款以“抵债”的方式结清，李保洲并未同意，也未以任何方式明确表示放弃向朱庆才主张股权转让款，李保洲、朱庆才、王永祥三方也没有就“抵债”有过任何说明，即无证据证明李保洲、朱庆才、王永祥三方就“抵债”问题达成合意。实际上，“抵债”不成立，李保洲并未丧失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权利。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依据。本案中朱庆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保洲与王永祥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隐藏着“抵债”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简单否定最直接、最原始的书面证据《股权转让协议》所代表的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协议》设定的内容，主观推测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从而主观推断存在“抵债”的法律关系，属于认定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审判决认为“李保洲向朱庆才主张股权变更时朱庆才应付而未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应另行提供具有债权凭证意义的证明”，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中李保洲已经提供明确记载了支付款项、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经李保洲与朱庆才签字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能够直接反映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本身就是“具有债权凭证意义的证明”。朱庆才主张李保洲与案外人王永祥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其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以抵偿对案外人王永祥享有的债权，应当由朱庆才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二审判决以合理怀疑排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李保洲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以及欠付股权转让款的举证证明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朱庆才主张该股权转让背后存在着抵偿债务的法律关系，其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抵债”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基于前述，朱庆才为反驳李保洲所主张事实的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排除合理怀疑属于特殊证明标准。二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进而通过解释和推断得出推翻书面证据所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3.徐州中院再审审查时朱庆才出示之前自称已交还李保洲的借条原件，充分证明朱庆才虚构“抵债”事实。朱庆才的陈述自相矛盾，“抵债”借条原件自始至终均在朱庆才手中，从未发生“抵债”的事实。综上，李保洲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朱庆才提交意见称：1.二审判决生效后，李保洲申请再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并做出（2018）苏03民申48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李保洲的再审申请。李保洲现再次申请再审，于法无据。2.在2015年10月31日工商登记中王永祥、李保洲签字明确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双方都签字认可。大额款项不可能用现金直接交付，唯一的途径是用条子抵换才能付清。如果没有抵换付清，李保洲不可能认可并去工商部门签字，同时十几天后又到当地的税务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并让朱庆才缴纳了契税。当时朱庆才已经将股金全部付清。3.一审中李保洲向法庭提交一份股权和股金转让证明，虽然李保洲没有签字，但该证明由李保洲保管，说明李保洲默认此事。李保洲说工商和税务都变更了，没有必要再签字，同时该证明明确朱庆才、邵波、刘水、潘道亮四人从王永祥借款中抵扣给李保洲，转让款已经付清。此后，朱庆才又参加了2016年1月16日和2016年9月7日两次公司董事会。直到本案诉讼，李保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朱庆才催要股权转让款。4.二审庭审中，朱庆才提交的借条是复印件，二审法院没有采信，只是作为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在判决时李保洲的陈述，李保洲并不认识周洪斌，至今也没有向周洪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周洪斌也没有向其索要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根据李保洲二审期间的陈述，取得公司股权是经王永祥授意决定的，同时李保洲在二审中陈述转给朱庆才股权、转给彭少飞股权、转给吴忠股权，都是王永祥授意的。至今李保洲都没有收到股权款，所以可以证明李保洲是显名股东，而王永祥是真正的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朱庆才经查询得知，周洪斌没有向李保洲主张股权也是王永祥操作的，均是虚假注册。王永祥是法定代表人，是真正的股东。5.2014年5月17日，朱庆才签订融资协议借钱给王永祥,至今未收到还款。转让股权是2015年10月30日前完成的，李保洲陈述王永祥的承诺书在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是真实的，但是王永祥承诺在公司开发建设的楼房开盘后，大概在当年的6月份左右偿还融资款，但6月后没有还款，所以形成了抵股的情况。另外，李保洲认为借条是虚假的，是重复诉讼不属实。涉案股权转让款在2015年10月30日就已经结清，而另案诉讼是在2016年8月29日和2016年12月12日，但在两案中王永祥均没有提出异议。目前到执行阶段，如果有重复诉讼情况也完全可以在执行中提出。且算账是朱庆才和王永祥进行，抵账都是三分计息，李保洲不是当事人所以不知道。如果算错了王永祥可以找朱庆才等人直接抵账。综上，请求驳回李保洲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李保洲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5年12月26日借款金额为52万元的借条复印件。拟证明：朱庆才将其在2755号案件中主张过权利的借条进行变造，用变造后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证据二，2016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318700元的借条复印件。拟证明：2755号案件中，朱庆才提供给法院的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318700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是对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25.3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的借条按照借条约定的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后形成的。本案中朱庆才使用该份已结算过且在另案中已经主张权利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显然违背诚信。证据三，2015年5月18日（实际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拟证明：朱庆才在另案中向王永祥主张的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的借条，是对2015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260000元按照借条约定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形成的，属于重复主张。证据四，2015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260000元的借条复印件，上有“已换据作为附件”字样。拟证明：朱庆才已经自认借款，同时拟证明朱庆才将已经抵扣的借款在本案中重复主张。证据五，2015年1月25日借款金额为317000元的借条复印件。拟证明：朱庆才为了证明二审中其抵债的真实性，出示了该份借条，但该陈述与朱庆才在二审法院中所陈述的借条原件已经被李保洲收回相矛盾。因此，借条原件一直在朱庆才手中，从未发生过抵债情况。证据六，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219号案件、2755号案件已经执行完毕。朱庆才等上述两案的原告已经通过执行程序实现诉求，朱庆才在本案二审中主张的6张借条所欠款项已经计算在上述两案的借款中，且在执行程序中得到清偿，朱庆才在本案中再行主张抵债属于重复主张，同时涉嫌虚假诉讼。朱庆才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五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朱庆才从未将借条交给李保洲，也未与其算过账。王永祥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持股人，其已出具承诺书，确认款项已结清，各方均是以承诺书为准。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至证据五均为复印件，朱庆才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2219号案件、2755号案件系朱庆才等人与王永祥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述案件是否已经执行完毕，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朱庆才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3民申489号民事裁定一份。拟证明：李保洲的再审申请已经被法院驳回，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不能再申请再审。并且，王永祥是耀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永祥是李保洲的亲姐夫，转让股权给朱庆才也是王永祥具体操作的，王永祥与朱庆才之间存在巨额债权债务关系，故股权转让是“债权抵股权”，李保洲提起的诉讼是虚假诉讼。证据二，2013年12月，来源于耀武公司主办会计的耀武公司银行日记帐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当时注册耀武公司时周洪斌投资600万元、王永祥投资400万元，在当月28日注册完成后，又以郭涛借款名义抽逃注册资金，是虚假注册，也印证了李保洲所述股权是王永祥给的，李保洲不认识周洪斌，也没有向周洪斌支付过股权转让款，都是王永祥一人操作，公司没有人实际出资等情况。证据三，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的两份执行通知书。拟证明：王永祥和李保洲在外以高息借款，以耀武公司承担责任方式，损害诸多投资人利益。李保洲质证认为：对（2018）苏03民申489号民事裁定书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朱庆才提交的银行日记帐没有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朱庆才提交的执行通知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朱庆才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对（2018）苏03民申489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耀武公司的银行日记帐为复印件，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李保洲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两份执行通知书均为复印件，且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并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李保洲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李保洲主张朱庆才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为其从工商机关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保洲向朱庆才和吴忠成分别转让20%和10%的股权，除该协议外，并无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股权转让内容进行磋商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与周洪斌向李保洲、李保洲向彭少飞转让股权的协议书制式相同。根据李保洲于二审以及申请再审中的陈述：李保洲虽从周洪斌处受让耀武公司的60%的股权，但其不认识周洪斌。李保洲受让60%的股权并未向周洪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吴忠成也未向李保洲支付股权转让款。周洪斌因想退出耀武公司经营，找到耀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祥即李保洲的姐夫协商转让股权事宜,朱庆才出借资金给耀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祥，找到王永祥协商入股耀武公司，找到李保洲协商受让耀武公司20%的股权。李保洲的上述陈述与原审证人彭少飞的证词一致。结合朱庆才与王永祥之间有民间借贷纠纷，李保洲确认王永祥系其姐夫；而工商登记亦显示，李保洲与朱庆才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受让方于同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耀武公司于同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徐州市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亦于同日办理了耀武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等情形，故二审法院认定，李保洲系基于王永祥的安排与朱庆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向工商机关出具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系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用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李保洲仅根据其从工商登记机关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朱庆才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综上，李保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保洲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燕审判员 陈志明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白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