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民再160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张文辉，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张玉琴,女,196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上述两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泉，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高杨，男，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诚，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殿涛，山东兰坤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张玉琴、张文辉因与被申诉人高杨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鲁01民终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张玉琴、张文辉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复查[2020]3700000000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作出（2021）鲁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刘燕、周蓉出庭履职。申诉人张文辉、张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泉，被申诉人高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诚、李殿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终8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本案中，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均认可，2014年9月27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系在双方2014年8月14日对账后张文辉向高杨出具尚欠借款本息1978万元对账单的情况下，因借款到期后张文辉、张玉琴难以清偿债务而达成的。张文辉、张玉琴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该欠款数额系由高利贷衍生，不是张文辉、张玉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的债务应受法律保护，法院对基于民间借贷的实际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应当予以审查，以避免当事人通过签订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等方式，将违法高息合法化，因此，本案所诉《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抵偿的债务是否为合法债务成为本案的基本事实和焦点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及案外人洒红军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由来已久，借款形式多样化，且借还款交替出现，并非单纯的一借一贷，参与方也并非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洒红军，还存在其他多名参与方，期间曾经进行过对账、结算，大部分原始的借条、借据及借款合同等已不可考，本案只能以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的本案双方先后签订的几份协议及对账单的内容为依据，再结合原审时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借款不完全统计等来进行分析、还原。第一，2013年2月6日，张玉琴、张文辉于2011年开始陆续向高杨、洒红军、洒西安借款1320万元用于投资山东省兖州市，兖菏铁路立交桥南侧项目，因项目未能按时开工建设，导致资金未能及时收回，双方协议将张玉琴、张文辉参与投资款1200万元、股份及利润分成作为抵押物抵押给高杨，因高杨资金为经营性资金，张玉琴、张文辉如不能按时还款，同意除承担每月五分利息外，另外承担每日千分之四的违约金。该协议书系本案一审时高杨向法庭提交，经庭审质证，张玉琴、张文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协议书中载明的1320万元债务系高利贷的产物。从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对2013年2月6日之前累计向高杨、洒红军、洒西安所借款项进行对账后，双方协议将项目投资款及收益作为抵押并达成和解。该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张玉琴、张文辉如不能按时还款，“同意除承担每月五分利息外，另外承担每日千分之四的违约金。”可见，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在该协议书中约定的利率已大大高于年利率36%的标准。第二，本案二审期间，对于张文辉、张玉琴的借款数额，高杨主张：自2009年11月至2014年8月，洒红军、洒西安共出借1396万元，高杨出借498.29万元，以上共计1894.29万元。对于张文辉、张玉琴的还款数额，张文辉、张玉琴主张还款1951.04万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虽然高杨对张文辉、张玉琴主张的还款数额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仅称自己没有计算。2014年8月14日，张文辉向高杨出借对账单，载明：经对账，截止2014年8月10日尚欠高杨、洒红军本金及利息1978万元。该对账单系本案一审时高杨向法庭提交，经庭审质证，张玉琴、张文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同样主张该对账单中载明的1978万元债务系高利贷的产物。在前述2013年2月6日双方第一次对账后至2014年8月14日双方第二次对账之间，根据高杨在原审时提交的单方证据显示新增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81.94万元，张文辉对其中的数笔没有银行转账记录的或支付给案外人的借款不予认可，仅认可实际新增借款87.94万元。即便按照高杨主张的全部新增借款281.94万元计算，此时的借款本金为1601.94万元（1320＋281.94）。根据张玉琴、张文辉在原审时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其在此期间内的还款数额为908.59万元。以1601.94万元为基数，重新进行利息计算之后，减掉张玉琴、张文辉的还款908.59万元，若要达到剩余本息合计金额为1978万元，则年利率最少已高达52.11%（计算方式为：1978万元加上908.59万元减去1601.94万元为1284.65万元，即新产生的利息为1284.65万元；自2013年2月6日计算至2014年8月14日共计554天，即最长计息期间为554天；1284.65万元利息÷1601.94万元本金÷554天ｘ360天＝0.5211），已大大高于年利率36%的标准。综合以上分析，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本案所诉《投资权益转让协议》抵偿的1978万元债务，是以远高于法律规定所允许的最高年利率36%的利率标准进行计算后的产物，终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显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终8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及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张文辉、张玉琴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再审请求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高杨辩称，第一、本案诉争双方就事实部分争议的核心焦点是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出借方收取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的情形。（一）高杨及洒红军向张文辉、张玉琴出借款项所收取的利息没有超过法律认可的上限即年化36%。首先，本案案涉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不仅有高杨，还有洒红军，洒红军将自己对张文辉、张玉琴所享有的债权一并转由高杨持有，洒红军与高杨结算，不再向张文辉、张玉琴主张，张文辉、张玉琴与高杨进行对账时将所欠洒红军的债务一并算入的行为可以证实张文辉、张玉琴对此是明确知悉且同意的。其次，鉴于张文辉、张玉琴自2009年之前便开始向洒红军及高杨借款，跨度时间长，出借与还款频繁交替发生，出借方式多样，即行转账又有现金出借也有出借人替借款人归还案外出借人款项、支付费用等其他方式，借贷关系涉及人员众多，且张文辉、张玉琴在还款之后往往将借据收回，在2014年8月与高杨进行最终核算并签署《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之后将几乎所有借据、协议收回，致使高杨无法完全完整还原出借时间、金额等事实，造成借还款事实难以查清的现状。再次，按照高杨保留的张文辉、张玉琴的少量借据原件、复印件可以看出，借贷双方的利率约定一般为年化36%，虽然有部分借款约定利率为年化24%，但同时约定了未按期还款的“罚息”“违约金”，综合计算，年化利率也为36%。最后，综合上述因素，即便对仅有转账记录的出借(不含现金出借、出借人代借款人还他人借款等情形)及还款(将所有转入款项均视为还款)进行统计，自2010年5月4日起算(2010年5月4日之前，借贷双方借款与还款基本持平，张文辉、张玉琴尚欠部分利息，对该利息忽略)，截止2014年8月14日，高杨及洒红军共计出借本金1489.99万元，按照年化36%利率逐日计算共计产生利息1241.32638万元，张文辉、张玉琴共计还款1910.45万元，张文辉、张玉琴尚欠高杨借款本金691.967084万元，尚欠利息128.899297万元，尚欠本息合计820.866381万元。鉴于高杨对出借资金的统计仅限于有直接银行转账记录的情形，未统计现金及替张文辉、张玉琴以银行转账方式归还其他案外借款人等出借方式的借款，对张文辉、张玉琴所有转账均视为还款，故经统计的借款数额一定小于实际借款数额。（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权益价值及抵顶金额。首先，该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实际是投资所对应的权益，该权益在协议签订时并非一定是正收益。虽然投资本金是850万元，但投资必然需要承担风险，因此该权益最终能否获得收益是未知的。如若开发建设，高杨还需负担继续投资的义务并承担亏损的风险。其次，该“权益”在2017年6月8日以1200万元的价格变现，至此可以认为该权益在2017年6月8日价值1200万元。如若张文辉、张玉琴不向高杨转让权益，继续负担还本付息的义务，至该权益变现时，张文辉、张玉琴应付利息按照年化利率36%计算将新增702.280236万元，欠款本息增至1523.146617万元，远大于1200万元。最后，高杨与张文辉、张玉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义上是以1790万元的价格转让1200万元的投资权益，但实际上是以不能确定价值甚至负担风险的投资权益抵顶的前期欠款。投资权益对应的投资额经《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确认是850万元而非1200万元；1790万元是双方经过确认的欠款总额，因该协议签订后张文辉、张玉琴将借据等原件收回致使高杨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材料复原该数字，但即便按照现有的有转账记录的借款计算，《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欠款本息仍大于投资款850万元。退一步讲，因投资额为850万元的投资权益在当时不能确定为正收益，即便欠款金额小于850万元亦是合理的。若该权益至今没有变现或该权益经过项目开发被确认是亏损，被申请人一定不会主张协议无效。（三）关于1320万、1978.7万元和1790万元的关系。鉴于诉争双方已经以“投资权益”抵顶了借款本息，且“投资权益”的价值无法确定高于借款本息(在抵顶时实则是确定低于借款本息的)，亦即双方实际履行的借款利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因此无论1320万、1978.7万元和1790万之间是何种关系、是否属实都非双方实际履行的结果，均不影响实际履行的借款利息未超法律规定上限的事实认定，再就这三个数字进行讨论对本案已无实际意义。第二，张文辉、张玉琴提出的诉请不应被人民法院受理。张文辉、张玉琴作为本案一审原告，其诉请的本质目的是试图重获其已转让的投资权益，但该权益已经转让给高杨，而高杨又再次将其转让，且新的受让人在解决完项目土地遗留问题之后投入资金，目前项目已经预售。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不可能恢复也不具备替代履行的可能，张文辉、张玉琴的本质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因此其诉请没有必要性且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张玉琴、张文辉向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审查、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为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因违法而无效；2.责令高杨将张玉琴与兖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和“收款单”原件返还张玉琴和张文辉。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建立有民间借贷关系，张玉琴、张文辉向高杨借款，时间有跨度，支付方式各异；2014年8月14日，张文辉向高杨对账，截至2014年8月10日共欠高杨、洒红军本金及利息1978万元。2014年9月27日，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签订《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约定将张玉琴、张文辉在兖州和润园房地产项目中的所有权益850万元转让给高杨，兖州天发公司与张玉琴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相关附件由变更后的法人公司承担。张玉琴、张文辉、高杨在协议上签字，兖州天发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同意张玉琴、张文辉将二人在兖州和润园房地产开发项目上的850万元权益和抵房协议及附件一并转让给高杨。2017年9月，张玉琴、张文辉将高杨诉至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认为上述转让协议无效，要求法院予以确认并返还依据该协议取得的财产权益，该院判决驳回张玉琴、张文辉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审理中，张玉琴、张文辉陈述的转账流水有：2010年12月10日洒红军账户转入资金6笔共300万元；2011年1月11日转入资金300万元；2011年6月21日转入资金200万元；2012年3月20日转入资金30万元；2012年5月18日转入资金10万元；2013年2月16日转入资金14万；共计857万元。其中在2013年2月6日前共转入843万；2013年2月6日后转入资金14万元；共计857万元。高杨转入数额2011年12月9号由济南市俱扬物流有限公司（账户1715××××5370）转入资金102.3万元转入张兆君（账户6222××××6085）；2012年7月3号以同样方式转入资金70万；2012年7月3日转入资金4.4万；2012年10月30日由王钧账户（账户6237××××8212）转入资金48.5万；2012年12月21日由高杨账户（账户6226××××2413）转入资金50万；2013年1月14日转入资金1万；2013年1月22日46.5万；2013年1月24日转入张文辉账户（账户6227××××9156）1.1万；2013年1月29日转入0.5万；2013年2月7日转入5.3万；2013年4月19日转入张玉琴账户（账户6227××××9129）15万；2013年9月8日转入1.86万（账户：6258××××0135）；2013年9月27日转入1.78万；2014年1月23日转入50万；共计398.29万元。其中2013年2月6日前共转入324.35万；2013年2月6日后共转入73.94万；共向高杨及洒红军借款1255.29万元。张玉琴、张文辉认为根据银行流水记录，还款数与借款数存有较大缺额，高杨认为双方借贷关系并非仅仅限于转账形式，转账流水不能完整反映借贷全貌，而且双方阶段性汇总确定总额后，张玉琴、张文辉即把先期的欠款条原件取走，高杨未再留存，故单纯转账流水并不能完整全面反映双方借贷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关于《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张玉琴、张文辉认为该协议因违法而无效，张玉琴、张文辉述称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高杨正是利用张玉琴、张文辉因急迫困窘而举债之机，获取暴利，这明显违背张玉琴、张文辉真实意愿；高杨则认为该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无胁迫。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张玉琴、张文辉诉请法院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为非法债务，高杨提交了证明相关数额的对账凭证，张玉琴、张文辉签字确认；张玉琴、张文辉如果想要否定相关凭证的法律指示作用，应当提供充分有力的相反证据，予以否定、减让及扣除，本案中，鉴于双方的借贷并非泾渭分明的一借一贷，反而是交替出现、边借边贷，且行为双方并非仅限于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还有其他参与方，且双方对于借贷未及时进行结算，造成双方均不能完整详细具体陈述整个借贷过程的来龙去脉，鉴于此，张玉琴、张文辉未能提供能够完全否定对方主张的证据链条，对于其该项诉求，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无法予以认定；关于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效力问题，合同法对于无效合同的情形进行了列举，而该协议未有符合的状况，张玉琴、张文辉主张其违背了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该协议，根据合同法法律精神，张玉琴、张文辉应当行使其变更或撤销权，其要求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玉琴、张文辉同时要求责令高杨将张玉琴与兖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和“收款单”原件返还张玉琴、张文辉，理由不充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玉琴、张文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张玉琴、张文辉负担。张玉琴、张文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1.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高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查清本案诉请的债务是高利贷产生的非法债务这一核心问题。（一）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借还款问题。本案在庭审期间，张玉琴、张文辉力图按照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Ol民终2357号民事裁定书中“合法的债务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所诉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抵偿的债务是否为合法债务是案件基本事实”的要求，按照银行流水账单借、还款记载的时间、数额一一向法庭举证，确认借、还款的数额。一审法庭认为太麻烦而阻止了张玉琴、张文辉的举证方式，在张玉琴、张文辉的建议下改用“排除法”。张玉琴、张文辉把洒红军转入明细、高杨转入明细、向洒红军账户转入明细、向高杨账户转入明细等四份证据向法庭提交供高杨质证，说明哪一笔款没收到。高杨当庭表示没有异议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认可。这样清楚的事实反映在重审判决书上只有张玉琴、张文辉借款l255.29万元，没有张玉琴、张文辉还款l951.04万元的数额，一审法院只是查明了张玉琴、张文辉的借款数额，双方签字认可的还款数额没有查清。（二）在双方借、还款数额已经明确的前提下，额外产生的1320万元和1978万元是否是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问题。为了更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张玉琴、张文辉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将上述两笔债务的产生分段进行了分析。1.关于1320万元是否属于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问题。从2010年12月10日在洒红军处借款开始，至2013年2月6日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签订《协议书》，在洒红军及高杨处共计借款1167.35万元。在这期间向洒红军及高杨指定账户转入资金是1042.45万元，借还款的数额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没有异议。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l320万元债务，高杨主张的债权数额达到2372.45万元，年利率为82.87％（接近7分）。2.关于1978万元是否是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问题。2013年2月6日以后，从洒红军及高杨处共计借款87.94万元。在这期间向洒红军及高杨指定账户转入资金908.59万元，借还款的数额同样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也没有异议。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1978万元债务，高杨主张的债权数额达到2683.75万元，年利率为77.45％（同样接近7分）。高杨主张的两笔债权是否是高利借贷的产物便一目了然。高杨在本案原审、二审、再审中反复阐述的唯一的理由是“双方阶段性汇总确定总额后，原告方即把先期的欠款条原件取走，被告方未在留存，故单纯转账流水并不能完整全面反映双方借贷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辩驳不能成立。（1）高杨既然认为l320万元、1978万元是合法债权，按照“谁主张权利谁举证的原则”就应当向法庭举证说明该债权的合法性。（2）该债权是“算账”(也就是上面说的汇总)的结果，既然不同意张玉琴、张文辉算账方式，在借、还款总额确定的前提下，1320万元、l978万元按什么算出来的，也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退一步讲，就是张玉琴、张文辉把“欠款条原件取走”了，如此巨款高杨也应向法庭举证证明支付方式。根据债法原理，债的发生原因，是指债的关系原始发生所基于的事实。虚伪的辩驳没有任何意义。3.重审判决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与原审判决如出一辙，同样错误。（1）重审判决认为“原告诉请本院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为非法债务，被告提交了证明相关数额的对账凭证，原告签字确认”。原审认为经过“磋商”的有效，重审认为经过“签字”的有效，两者都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背道而驰。2013年的《协议书》也是双方签字的，“于2011年开始陆续向高杨、撒西安、洒红军借款l320万元……”，这也是双方签字的，高杨为什么迁怒于人且不同意。（2）重审判决认为：本案借贷不是“泾渭分明的一借一贷”是“交替出现的边借边贷”，“还有其他参与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完全否定对方主张的证据链条”，“事实不清”，因此“无法予以认定”。边借边贷并不违法，法院应当查清事实。济南俱扬物流有限公司作为“其他参与方”不奇怪，高杨是该公司三名股东之一，是该公司的监事，另一出借人王钧是该公司的经理，他们完全有能力操控公司账户，他们与该公司的财产是否混同张玉琴、张文辉无法辨别。单纯的一张欠条称不上证明l320万元、1978万元合法的证据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中，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法[2012]40号)中，同样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加大对各种形式高利贷的排除力度和对虚假债务的审查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中，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二、重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枉法裁判。（一）重审判决认为：“关于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效力问题，合同法对于无效合同的情形进行了列举，而该协议未有符合的状况，……原告要求本院确认该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52条关于无效合同的事由是列举了五项，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张玉琴、张文辉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其中第一项的第二部分“请求人民法院审查、确认《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因违法而无效”；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进一步阐述“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当权力作为物权客体的时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是违法的无效的”。原告既然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按照“判有所请”的原则，是否违反《合同法》暂且不论，是否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应当审查。法庭辩论期间，代理人曾向对方发问：请向法庭说明，中国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在哪里规定了“投资收益权”可以作为物抵偿债务，庭审现场哑然。高杨在答辩状中表示“原告在明知物权法定原则会使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时候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无论票据抵押或股权转让都有可能产生无效的结果……”，并把这种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的行为迁怒于张玉琴、张文辉。（二）重审程序严重违法，审判人员知法犯法。本案在原审期间，独任审判员适用简易程序不给高杨规定举证期间，允许其当庭举证尚可的话，为了避免此情的再次出现，张玉琴、张文辉的代理人2018年6月8日把《关于不能容许被告证据突袭的意见》致函审判长及合议庭。张玉琴、张文辉合法的要求如石沉大海，不但允许高杨当庭举证搞证据突袭，且连高杨提交的证据也不让复印，判决书也不送达给张玉琴、张文辉。“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里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避免诉讼的任何一方搞证据突袭对各级法院的要求，因为充分了解对方的证据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前提。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张玉琴、张文辉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高杨提交2010年5月4日闫西君（出借人之一洒西安的司机）打给李昌水（张文辉要求打到李昌水账户）50万元的中国光大银行付款凭证一份。经质证，张文辉、张玉琴认为该款是闫西君打给李昌水的，与其无关。洒西安不是本案的出借人。对于张文辉、张玉琴的借款数额，高杨主张：自2009年11月至2014年8月，洒红军、洒西安共出借1396万元，高杨出借498.29万元，并提供相关转账记录，其中高杨398.29万元，洒红军、洒西安大约1201万元，以及2009年11月3日张文辉的借据100万元复印件（含在洒红军转账记录中）、张文辉2010年3月底145万元的借条复印件、2013年2月7日张文辉现金借条10万元原件、2013年12月17日张文辉现金欠条90万元原件。部分借条原件在对账时被张文辉收回。对于张文辉、张玉琴的还款数额，张文辉、张玉琴主张还款1951.04万元，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其中张玉琴和张兆君(张玉琴弟弟)打给洒红军450万元，张兆君、张玉琴、赵卫东、张文辉打给高杨和济南俱扬物流有限公司(高杨系该公司监事,另一出借人王钧是总经理)1501.04万元。高杨对张文辉、张玉琴主张的还款数额不认可，称自己没有计算。对于借贷是否约定了利息，张文辉、张玉琴主张在2013年2月6日以前没有约定利息的证据，2013年2月6日的协议书约定利息5分。高杨主张约定月息3%，在2013年2月8日高杨、洒红军、张文辉三人做了调账，张文辉出具的借款条和收到条中载明按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计息。对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的对账条中欠款数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张文辉、张玉琴称当时不欠高杨款，是按高杨要求按月息7%计算的。高杨称是按月息3%由张文辉计算的。双方均不能提供对账依据的凭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达成一致意思表示，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系因借款到期张文辉、张玉琴难以清偿债务时，通过将张文辉、张玉琴在兖州和润园房地产项目中的所有权益850万元转让给高杨，兖州天发公司与张玉琴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相关附件由变更后的法人公司承担的方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该交易安排系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形成的变更法律关系的一致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但在确认该投资权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投资权益转让协议是基于张文辉、张玉琴与高杨对账后张文辉向高杨出具尚欠高杨借款本息1978万元的情况下所做的交易，且张文辉、张玉琴提出该欠款数额系由高利贷衍生，法院对基于民间借贷的实际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应当予以审查，以避免当事人通过签订投资权益转让协议等方式，将违法高息合法化。但经一、二审法院审查，双方之间的借贷由来已久，借还款交替出现，借款形式多样化，均有案外人参与，期间还有对账结算，且双方均无法提供最终对账结算时依据的凭证，张玉琴、张文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经双方对账后张文辉向高杨出具欠条载明的借款本息数额，故原审法院对于其要求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为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因违法而无效，并进而要求责令高杨将张玉琴与兖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和“收款单”原件返还张玉琴和张文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正确。综上，张文辉、张玉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张文辉、张玉琴负担，经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决定予以免交。本院再审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张文辉、张玉琴的一审诉求是：1.请求人民法院审查、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的债务为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张玉琴、张文辉与高杨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因违法而无效；2.责令高杨将张玉琴与兖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和“收款单”原件返还张玉琴和张文辉。根据张文辉、张玉琴的原审诉求，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能否通过确认之诉认定涉案抵债的债务为非法债务，以及涉案双方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因张文辉、张玉琴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依附于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故不再作为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对于焦点问题一，即张文辉、张玉琴请求确认1320万元、1978万元的债务为高利借贷产生的非法债务是否成立的问题。张文辉、张玉琴请求法院确认其与高杨、洒红军之间的1320万元、1978万元民间借贷债务系高利贷所产生，并以此确定张文辉、张玉琴以投资权益抵偿的债务为非法债务，而一、二审法院仅对案涉民间借贷本息数额所涉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并未根据张文辉、张玉琴的诉求对讼争的借贷本息数额是否属于高利贷所生非法债务作出认定，致使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为此张文辉、张玉琴在本案再审中请求本院对高杨、洒红军出借给张文辉、张玉琴的借款数额作出认定。本院对此审理认为，其一，张文辉、张玉琴主张涉案抵债的债务为非法债务的依据，是其向出借人高杨、洒红军支付的利息远远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红线，涉案用于抵债的债务是高利贷的产物，应为非法债务。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规定，借款人向出借人实际支付的利息超过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36%年利率红线，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债务。无效债务情形下，对于借款人超出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红线给付出借人的高额利息，借款人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出借人予以返还，但前述司法解释并未将超过民间借贷法定年利率标准支付的利息定性为非法债务，也未明确超出法定年利率标准给付的利息为高利贷，因而张文辉、张玉琴诉请法院确认涉案用于抵债的债务系非法债务，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其二，关于张文辉、张玉琴再审中请求本院确认出借人高杨、洒红军向其出借的借款数额问题。本院对此审理认为，张文辉、张玉琴诉请确认借款数额在诉的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认之诉是指起诉人要求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实体权利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请求，也就是说确认之诉的对象和范围是诉讼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或者实体权利存在与否，而本案中，张文辉、张玉琴对其与高杨、洒红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争议，只是对借款本息数额存有争议，而张文辉、张玉琴诉请确认的借款本金数额则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的范畴，不属于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或者实体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搜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本院经类案搜索，与本案类似的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258号案的裁判意见认为，当事人请求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利息按约定计算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据此，张文辉、张玉琴单独诉请本院确认借款本金数额无法独立成为确认之诉的内容，故本院对张文辉、张玉琴的该诉求不予审理，同时因涉案借款的出借人除高杨外，大量出借款项是由案外人洒红军出借的，而洒红军并未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即便对张文辉、张玉琴的诉求能够审理，在洒红军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双方间的借款数额也难以查实。若张文辉、张玉琴持有证据证明其支付洒红军、高杨的案涉借款的利息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标准，构成无效债务，可以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请求高杨、洒红军返还超付的高额利息，同时对双方之间的借款数额一并作出认定。对于焦点问题二，即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张文辉、张玉琴主张其与高杨签订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将出资人权益作为抵债物，因违法而应认定无效。张文辉、张玉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其代理意见中亦认为，出资人权益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不能用作抵债物，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有效违反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出资人权益或者投资人权益的法律属性未置明确规定。从该权益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不论该权益是用益物权性质，还是其他权利性质，但只要该权益不属于法律禁止或者限制的可转让的权益，换言之，出资人权益或者投资权益只要具有可转让性，就可以作为市场交易的标的，自然也可以作为用于抵债的转让财产。物权法和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用益物权，除法律明确规定不准转让的外，法定用益物权均可以进行转让。张文辉、张玉琴在原审和本案再审中均未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证明涉案出资人权益或者投资权益属于法律禁止或者限制的可转让权益，因而张文辉、张玉琴主张以涉案出资人权益或者投资权益用于抵债转让违法，进而主张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无效，缺乏法理基础和法律根据。张文辉、张玉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主张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属于流质契约，违反了物权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无效。本院对此认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流质契约是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担保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约定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所有而达成的合意。本案中双方签署的《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标的是出资人权益或者投资权益，而非某项不动产或者动产，在张文辉、张玉琴作为投资一方与合作方尚未对投资权益变现的情况下，投资权益的财产价值也是不确定的，而且以财产抵债和抵押担保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因而张文辉、张玉琴主张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系流质契约，进而认定该协议书无效不符合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张文辉、张玉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主张履行高利贷债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认定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无效。依据民法典、民法总则的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法定要件，但不能当然得出意思表示不真实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结论，也就是说意思表示不真实所产生的法律行为效果并未当然无效，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外，意思表示不真实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一般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在当事人未行使撤销权，并被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依法撤销前，即使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所签订的协议仍是有效的，因而张文辉、张玉琴委托代理人的该代理意见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总之，张文辉、张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无效的事由均缺失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而且抗诉机关在抗诉中也未提出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无效的意见，故本院对张文辉、张玉琴的再审主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无法予以采纳。鉴于张文辉、张玉琴所主张的涉案《投资权益转让协议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故其第二项原审诉讼请求也依法不成立。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张文辉、张玉琴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终8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张光荣审判员  程 林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