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66458号原告：桂洋，女，199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智，男，原告桂洋所在单位推荐，现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于刚，男，198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少雄，河北尚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桂洋（以下称姓名）与被告于刚（以下称姓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桂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智，于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少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桂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于刚向桂洋支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43.2万元。事实与理由：于刚以项目投资为名，高息利诱桂洋从2017年3月起，陆续以现金和转账形式向其提供资金。到2018年12月，于刚开始拖欠利息，并找诸多借口不归还本金。后经桂洋多次催讨，于刚于2019年5月13日向桂洋出具借条，并承诺于2019年5月15日全部还清借款。于刚于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7日分别向桂洋支付500元、2000元。之后就再也没有支付任何一笔款项。桂洋要求于刚归还剩余本金120万元，并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的标准支付一年的借款利息43.2万元。于刚辩称，不同意桂洋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桂洋提供的借条系于刚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且借条金额巨大，桂洋应提供完整的转账记录证明其主张借款事实的存在，另其主张的金额中包含陈某45万元、李某2万元两笔款项，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深圳市中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涉诉，桂洋主张两笔款项为于刚单独向上述二人的借款，而实际此两笔款项为桂洋的借款，桂洋转给于刚，两笔款项应予扣除，于刚也已均还给桂洋。另桂洋主张的金额中还包含周某、翟某某等多人未涉诉的款项，于刚已经完全将款项还给桂洋，且其还款中包含陈某、李某、周某、翟某某等多人转给桂洋，又由桂洋转给于刚的款项。综上，于刚已经全部还款，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桂洋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陆续向于刚支付投资款136399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均通过微信沟通投资及返利。桂洋称于刚以高息理财的名义收取桂洋及亲属钱款，在转账汇款款项中包括代替陈某转账汇款的45万元、代替李某汇款的2万元，故自己个人的转账款项为893990元，此外，自己还给于刚933700元现金，于刚承诺月息至少4%，起初于刚按月给付利息，2017年至2019年1月21日陆续给付38万元，因项目不同，利率从4%到7%不等，其中包括陈某、李某、周某的利息。随后，桂洋又称在转账款项中应减去陈某的36万元、李某的2万元，故自己的借款汇款金额为983990元，此外给于刚的现金金额共计61.6元。于刚称双方约定浮动利率，转账汇款中包括陈某、李某、周某、翟某某等多人的款项，但是不清楚每个人的具体金额，不认可桂洋给付其现金。桂洋称2017年6月22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于刚已支部分钱款，提交支付明细表予以证明。根据该明细表核算支付金额共计1718150元，其中标注退还李某本金15万元、退还美子本金13万元。桂洋称陈某、李某、周某理财款的本金及利息均是由于刚支付至桂洋账户，再由桂洋给陈某、李某、周某。于刚认可支付明细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款项对应利率。于刚称至今为止已向桂洋转账汇款1887116元，包括本金1428100元（包括2019年5月13日以后支付的4500元）、利息309016元，已经全额归还桂洋的钱款，钱款中包括陈某、李某、周某的款项。于刚提交支付明细表、招商银行交易单、微信及支付宝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桂洋对支付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银行交易单、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核对，双方有争议的支付款项为：2017年11月22日微信转账1600元、2019年1月29日微信转账1966元、2019年2月19日支付宝转账1万元，上述款项金额共计14466元；2019年1月21日向熊某某转账汇款15万元。桂洋称于刚向其转账支付1966元系代为购买手表的费用，提交其与于刚在2019年1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于刚向桂洋发送于洋的地址和电话。于刚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1966.66元系代为购买手表的费用。于刚称其向熊某某支付的15万元是受桂洋的指示，应为还款，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18日于刚向桂洋核对账本中缺少其给熊某某的15万元、翟某某的4.5万元，并表示想还钱；桂洋回复“是”，并称于刚一直借口拖延还钱。桂洋认可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称聊天记录不完整，转账给熊某某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且本案主张数额中不涉及该款项。2019年5月13日，于刚签署《借条》。《借条》上载：“于刚于2017年3月至2019年4月15日陆续从桂洋处借到现金和转账290万元，利息3%。本人保证于2019年5月15日一次性还清。如到期不还支付违约金87万元。在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期间产生的各种合理费用由本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鉴定费、保全费、起诉费）。今天本人于刚从桂洋处收到借款290万元，当面清点，于刚已收取”。该借条的落款处分别由桂洋、于刚签字并捺印。双方均确认借条签署后，于刚已偿还借款本金4500元。桂洋称其与于刚的投资款已转化为借款，各出资人与于刚分别计算借款，同日，于刚出具了包括上述借条在内的4张借条，在本案主张偿还的借款数额已将于刚偿还的本金数额予以扣除。此外，桂洋提交3张借条照片予以证明。借条照片显示，2019年5月13日，于刚分别向周某、李某、陈某出具借条及收条，借款金额分别为90万元、15万元、36万元。于刚认可其向桂洋出具的借条系由其本人签署，但称收条系在其本人及家人受到桂洋威胁，且在不知道借条内容的情况下签署的；对桂洋提交的3张借条照片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于刚提交双方在2019年5月15日、20日、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桂洋表示要伤害其家人，在担心家人安全的情况下才在借条上签字。桂洋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聊天内容发生在借条签署以后。经询，桂洋称290万元系由投资本金及收益构成，于刚自2018年10月起开始拖欠收益，桂洋自己向于刚转账及给付现金的金额共计1599990元，扣减已经返还的投资本金38万元及借条签署后偿还的本金4500元后，仅主张120万借款本金及利息，该数额中不包括陈某、李某的款项。于刚称桂洋上述关于290万元构成的解释与陈某起诉桂洋案件中桂洋的陈述不一致，该案中桂洋陈述290万元中仅包括桂洋的出借款46万元。桂洋否认其在该案中的陈述，称一审中的代理律师不清楚情况，已在二审时予以纠正。另查，李某以借款合同纠纷将于刚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山区法院），请求判令于刚支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桂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李某向于刚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33万元；2018年7月5日，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向桂洋支付宝账户支付1万元，同日，桂洋通过银行转账向于刚支付1万元；2018年9月3日，李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桂洋支付1万元，同日，桂洋通过微信转账向于刚支付1万元；2018年11月13日，桂洋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15万元。李某称其向于刚出借本金35万元，包括通过桂洋向于刚出借的2万元，于刚于2018年11月13日通过桂洋向其偿还本金15万元。2019年5月13日，于刚向李某出具《借条》，载明于刚于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4月15日陆续从李某处借到银行转账款项15万元，月息为3%，保证于2019年5月15日一次性还清。于刚称该借条系在桂洋的胁迫下签订，不清楚内容，认为其与桂洋存在借贷关系，与李某无借贷关系。南山区法院认定李某与于刚存在借款合意且借款已实际发放，于刚通过桂洋已向李某偿还15万元；认定《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于刚尚欠李某的本金数额。南山区法院认为于刚提交的其与桂洋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难以证明涉案借条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故于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刚对借条效力的抗辩不予采信。南山区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粤0305民初207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于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支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于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支付律师费1万元；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于刚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院）。深圳市中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粤03民终119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陈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将桂洋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通州区法院），请求判令桂洋偿还借款36万元及利息，于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审理查明，2018年4月20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陈某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桂洋支付44万元；2018年9月3日，赵某某通过银行转账向桂洋支付1万元；2019年1月23日，陈某通过银行转账向于刚支付4万元，陈某称上述转账共计49万元系其出借给桂洋的款项。桂洋称上述转账款项均系陈某出借给于刚的款项，其仅是代为转账，并提交其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记录显示桂洋除收到2019年1月23日的1万元及2019年3月30日的8万元未转给于刚外，其他款项均转至于刚账户。2018年8月23日至12月18日期间，桂洋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向陈某支付共计13.5万元，陈某称上述转账13万元均系桂洋偿还的借款本金，故桂洋尚欠借款本金36万元。2019年5月13日，于刚向陈某出具《借条》，载明于刚于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15日陆续从陈某处借到现金及转账款项36万元，利息3%，保证于2019年5月15日一次性还清。桂洋称其要求于刚出具290万元的借条，包含陈某出借的36万元、周某出借的90万元、李某出借的20万元、桂洋出借的46万元，其余的款项涉及案外人。桂洋称因陈某、周某认为款项由桂洋转至于刚，无法向于刚催要，故于2019年5月13日要求于刚同时签订向桂洋借款290万元的借条及收条，并向陈某、周某出具借条。通州区法院作出（2019）京0112民初283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某与桂洋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支持陈某主张桂洋偿还借款36万元及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桂洋不服该判决，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三中院）。北京市三中院认为，首先，从借款合意来看，从桂洋提交的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来看，陈某向桂洋转账的本意并非将钱出借给桂洋，而是通过桂洋向于刚出借款项。后期未能收回本息时，陈某在于刚向桂洋出具借条时，亦要求于刚与自己签订借款协议及借条，可见陈某知晓其收到的偿还本金及利息实际上来自于于刚，即实际上把于刚作为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其次，从款项流向来看，根据各方陈述，虽然陈某与桂洋之间存在直接钱款往来，但仅系通过桂洋分别向于刚及陈某双方支付借款及还款，不宜仅以此认定桂洋与陈某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再次，从书面协议来看，陈某解释于刚向其出具借条系因桂洋拒绝打条、桂洋要求这样写的，该解释缺乏合理性，亦不能否定其在借条中的意思表示，故不应认定桂洋系陈某出借款项的借款人。北京市三中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与桂洋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北京市三中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京03民终9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2019）京0112民初283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于洋向桂洋出具《借条》并确认已收到借款，可以认定桂洋、于刚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于刚辩称《收条》系其受到胁迫而签订，但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在案陈述意见难以证明该借条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故于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于刚关于借条效力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双方确认《借条》签署以后，于刚仅向桂洋支付4500元。故于刚关于其已全额归还桂洋钱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桂洋在本案中仅向于刚主张偿还120万元借款本金，本院不持异议。鉴于桂洋自认涉案借条确认的借款数额中还包括案外人的款项，故本院认为桂洋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偿还数额不影响案外人根据适当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所涉款项相关权利的数额核算。关于借款利息，桂洋主张的利息总额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依法予以调整，确认利息数额为288000元。综上，本院对桂洋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桂洋借款本金一百二十万元并支付利息二十八万八千元；二、驳回原告桂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88元，由原告桂洋负担1719元（已交纳），被告于刚负担1776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 婧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栾晨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