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20992号原告：符建荣，男，196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娅婷，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强，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周宝余，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符建荣诉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符建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娅婷、黄国强，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周宝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符建荣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因见证遗嘱无效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065,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遗嘱见证代理费4,000元；3、继承诉讼律师代理费112,500元；4、继承诉讼案件受理费14,385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2日，原告陪同父亲符时才前往被告处，委托被告对符时才进行遗嘱见证。被告接受委托后，指派朱震林、张修安两位律师承办该遗嘱见证案件。原告按照被告指派律师的要求，与被告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并代符时才缴纳律师服务费4,000元。被告在审核原告所提供的材料后，为符时才订立代书遗嘱，并进行了见证，出具了(2009)南律见字第1号《见证书》。该见证遗嘱记载，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林荫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称林荫路房屋)系符时才与配偶陆秀芬共同共有的财产，“在我百年之后，上述房屋及财产中属于我的份额，全部由我二儿子符建荣继承”。2015年12月31日，符时才报死亡。2016年5月，原告的姐姐符某1、哥哥符某2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父母所有的林荫路房屋。原告提出抗辩，认为林荫路房屋中属于父亲符时才的份额，因有符时才生前所立的代书遗嘱并经律师见证，应按遗嘱继承，属于母亲陆秀芬的份额可按照法定继承分割。2017年12月28日，本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上述符时才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判决林荫路房屋归原告所有，由原告向符某1、符某2各支付房屋折价款400,000元。符某1、符某2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沪02民终317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1345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经重审后，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8)沪0101民初17591号民事判决，认定符时才的遗嘱无效，符时才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分割，判决林荫路房屋归原告所有，由原告向符某1、符某2各支付房屋折价款932,500元。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沪02民终10229号民事判决，认定遗嘱无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符时才所立经被告见证的遗嘱被判无效，原告无法按照遗嘱继承符时才的全部遗产，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虽然重审时一审考虑“原告对父母尽了较多赡养义务，应当多分”，在确定折价款时向原告作了较多的倾斜，但按照生效判决，原告仍因符时才遗嘱被确认无效而向其他继承人支付了更多的房屋折价款，还额外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12,500元、诉讼费14,385元。原告认为，符时才为保证在生前对属于自己的财产作出安排的愿望得以实现，在原告陪同下，委托被告订立代书遗嘱并见证，被告理应严格依法依规办理见证业务并确保遗嘱合法有效。庭审中，原告表示本案在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但原告请求的是财产损害赔偿，因被告在办理符时才遗嘱代书及见证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导致符时才所立遗嘱无效，被告的执业行为侵害了原告的遗嘱继承权，使原告遭受了财产损失，理应予以赔偿，故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具体陈述如下：一、2009年6月2日，立遗嘱人符时才由原告陪同前来被告律所，聘请律师作遗嘱见证，符时才当时不能行走，是坐着轮椅由原告推着来律所的，被告律所张修安律师、朱震林律师接待了符时才。当时，原告提出因符时才半身不遂、行动不便，由其代签律师合同。张、朱两位律师在征得符时才同意的情况下，为照顾老人，才同意由原告代符时才与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而不是如原告所述是“原告按照被告指派的律师的要求”。二、被告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服务。涉案合同签订后，两位承办律师将符时才推到律师办公室，单独与符时才谈话，符时才当时明确其遗产由原告继承，请律师为他代书遗嘱并进行见证，并就相关事实向承办律师作了陈述。两位承办律师当场做了符时才的谈话笔录，并审查了符时才提供的相关材料，在确认符时才本人神志清楚，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根据符时才本人的意愿及相关法律规定为符时才代书遗嘱。代书遗嘱由律师宣读，经符时才本人确认无误后，在两位律师的见证下，由符时才在遗嘱上签字。同时，见证律师注意到符时才是用左手签字，即当场请符时才在遗嘱上加按手印。为进一步证明符时才所立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两位见证律师当场要求符时才本人亲笔书写了一份遗嘱，符时才当着见证律师的面用左手亲笔书写的遗嘱内容为：“我名下的财产份额全部由我二儿子符建荣继承”。据此，见证律师向当事人出具了包括遗嘱、律师见证说明在内的见证书。三、原告关于“被告在办理符时才遗嘱代书及见证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及“没有依法依规办理见证业务”的陈述根本不能成立：1、符时才的遗嘱见证，发生于2009年6月，被告办理符时才遗嘱见证的法律依据是当时的《上海市律师国内见证工作暂行规定》。该《暂行意见》不仅规定了遗嘱见证属于律师业务范围，且明确规定了律师见证的效力：“见证书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见证书可以作为当事人享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依据。……见证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正是严格依照上述规定办理符时才遗嘱见证业务的。2、被告提供的符时才代书遗嘱见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首先，前述案件并未被认定被告提供的遗嘱见证服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也未被认定被告提供的遗嘱见证不具有证明力。其次，被告两位见证律师全程单独为符时才提供了遗嘱代书及见证服务，原告对此也予以确认。再次，在前述诉讼中，原告亦自认“涉案代书遗嘱的订立、形式、见证过程均符合法律规定”。3、关于被告在见证过程中没有录音录像的问题。前述《暂行规定》并未明确规定律师在提供见证服务时必须录音录像，故被告未进行录音录像并无过错。四、被告对原告所述林荫路房屋价值3,730,000元有异议，认为林荫路房屋的价值是原告在继承案中的评估，不能作为本案定损的依据。五、原告所谓的“被告理应确保遗嘱合法有效”是不能成立的：1、被告就符时才的遗嘱见证，做到了严格依法依规办理，且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亦没有任何过错。2、在《聘请律师合同》中，被告从未承诺确保遗嘱有效，恰恰相反，被告在出具见证书时明白无误地作出“律师见证说明”，律师只是见证人，不承担保证人的法律责任。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及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被继承人符时才与其妻陆秀芬共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符建荣及案外人符某1、符某2。陆秀芬于2008年2月4日报死亡，符时才于2015年12月31日报死亡。涉案的林荫路房屋原登记于符时才及陆秀芬的名下。二、1989年3月13日，上海市司法局颁布了《上海市律师国内见证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称《上海市律师见证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律师见证是律师根据当事人(包括法人、公民下同)的委托，对一定范围的民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证明的法律行为；第四条规定：见证书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见证书可以作为当事人享受民事权利，履行义务的依据。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见证的内容发生争议，在有关部门进行调解、仲裁、诉讼时，见证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十一条规定：见证律师应当亲自与当事人谈话，对谈话的主要情况作好记录，作为见证的依据；第十三条规定：见证书内容应包括“见证律师签字、盖章，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三、2009年4月28日至5月23日，符时才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九院)接受住院治疗；符时才出院当日，九院出具了《出院小结》，其中“出院情况”一栏载明“……神志清楚……”。四、2009年6月2日，符时才在九院就诊，诊断意见为“神志清，言语欠清，对答切题”。五、2009年6月2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载明：“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朱震林律师、张修安律师(以下简称承办律师)为甲方父亲符时才作遗嘱见证”；“律师服务费的收费约定：人民币肆仟元正”；合同尾部，甲方一栏为原告签名，乙方一栏为被告签章。当日，被告开具上海市律师服务统一发票，缴款人：符建荣；收费项目：代理费；缴费金额4,000元。六、2009年6月2日，被告律所朱震林、张修安律师制作了《谈话笔录》，被谈话人“符时才”，“符时才”的陈述包括年籍、至律所的目的、财产情况、身后如何处理其名下财产等内容，谈话笔录共3页，“符时才”在每页笔录的下方签了名，最后一页在签名下方加注日期。七、2009年6月2日，朱震林、张修安律师根据上述《谈话笔录》的相应内容制作了《见证书》，并于当日由张修安律师向“符时才”作了宣读，制作了《遗嘱宣读记载》，“符时才”在上述《遗嘱宣读记载》上签名、加注日期并按手印。八、2009年6月3日，收件人“符时才”在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交来的我所立的遗嘱及见证书弍份”的《收条》上签名、加注日期。九、2015年12月31日，符时才去世。2016年5月20日，符某1、符某2起诉符建荣，认为林荫路房屋系符时才、陆秀芬的遗产，并要求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十、2017年12月28日，本院以(2016)沪0101民初13450号民事判决书，对该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案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两位见证律师的陈述，其在代书遗嘱前查阅了符时才同期的病历与出院小结，符时才属于神智与言语畅通，原告以相距时间较远的符时才的病历与出院小结来说明符时才立遗嘱时没有行为能力不能成立；见证人同时也说明了符时才是以左手签名，符合符时才病历中右手有障碍的记载；至于委托合同是否是被告订立，在立遗嘱整个过程均符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判断遗嘱是否成立及是否有效的根据；符时才的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全部形式要件，体现了其真实的意思，合法有效，属于符时才的遗产应按遗嘱的规定处理。……”，本院就此判决涉案房屋归符建荣所有；符建荣应分别给付符某1、符某2各400,000元。符某1、符某2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十一、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二中院)以(2018)沪02民终3175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二审裁定，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事实不清”，据此裁定：“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1民初1345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重审”。十二、2019年8月30日，本院以(2018)沪0101民初17591号民事判决书，经重审后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于系争遗嘱上的签名是否符时才本人所写，双方产生争议。根据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符时才因生病右手无法写字，同时两位见证律师均表示，符时才在遗嘱上的签字系左手所写。在此情况下，本院委托的专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的结论显示，由于缺少与检材同期(病后)的样本字迹供比对检验，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基于上述原因，同时由于没有录音录像等资料可供参考，在仅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不能充分证明系争遗嘱的内容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定被告提交的2009年6月2日被继承人符时才的遗嘱无效。……”，并据此判决涉案房屋归符建荣所有；符建荣应分别给付符某1、符某2各932,500元。符建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十三、2019年12月26日，二中院以(2019)沪02民终1022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二审判决，载明：“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现需另行指出的是，根据本院及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足以能够证实并认定，作为被继承人符时才的继承人，符建荣主导干预、操持插手乃至实际参与了南浦律师事务所出具涉案《见证书》活动的全过程，基于前述原因且本案当事人系争的代书遗嘱上“符时才”三字的签名经鉴定无法判断是否系符时才所写，而符建荣在二审期间并未提供新的确实、充分证据来佐证系争代书遗嘱所记载内容体现与反映了符时才本人之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要求二审法院确认该遗嘱有效之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所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因而对符建荣所提各上诉请求无法予以采信支持”，并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认为被告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见证的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原告被判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继承被继承人符时才的遗产，相较与按遗嘱继承向其他继承人多支付了1,065,000元而向被告索赔，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否违法且存在过错，与原告诉称的财产损失因果有无因果关系。本院分析认证如下：一、本案中，被告律师朱震林、张修安接受原告委托，为被继承人符时才代书涉案遗嘱及出具见证书，而符时才之前两次在九院的就诊记录均记载其神志清楚；在制作过程中，朱震林、张修安为符时才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内容与涉案遗嘱内容一致，尾部有“符时才”的签名；同日，“符时才”又自书了一份表述其要将名下的全部财产由原告继承的遗嘱。纵观整个见证过程，被告的两名律师在向符时才提供代书遗嘱及见证服务时，依据的是上海市司法局于1989年3月13日颁发的《上海市律师见证暂行规定》，其行为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二、在前述继承案件中，本院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由于缺少与检材同期(病后)的样本字迹供比对检验，鉴定机构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仅有证人证言且制作遗嘱时未录音录像，故不能充分证明系争遗嘱的内容是符时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认定涉案遗嘱无效。由此可见，涉案遗嘱无效是本院在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充分认证后作出的裁判，而非基于被告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法律法规并存在过错。三、本案原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中院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及向被告支付“代理费”4,000元的事实，特别指出原告主导干预、操持插手乃至实际参与了被告出具涉案《见证书》活动的全过程，并认同一审全部裁判理由，原告在二审期间也未提供新证据，二中院从而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且同样未在裁判理由中认定被告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有违法并存在过错的情形。至于录音录像，由于当时的法律法规并未对此作出相关的效力性规定，而被告在注意到符时才以左手在谈话笔录上签名时，遂要求符时才以左手自书遗嘱，但最终因缺乏检材以供比对，法院作出了遗嘱无效的认定。综上所述，被告提供法律服务时未违法且无过错，被告的法律服务行为与原告诉称的财产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依法不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符建荣请求判令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应赔偿原告符建荣财产损失人民币1,065,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63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7,781.50元，由原告符建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建波书记员  吴 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