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殷景顺，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九英（殷景顺的妻子），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广东商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长秀，女，197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上诉人殷景顺因与被上诉人曹长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余锦霞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殷景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九英、陈锋，被上诉人曹长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殷景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曹长秀向殷景顺偿还借款本金26万元以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曹长秀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殷景顺与曹长秀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双方基于舅甥关系，在借款时和借款后都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借据，符合生活常理。一直以来，殷景顺都有向曹长秀催要欠款，特别在每年过年回家之时殷景顺都会向曹长秀追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殷景顺自将26万元转入曹长秀的银行账户起，双方借款合同生效。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双方存在亲戚关系的事实，就以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借据而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曹长秀主张案涉26万元属于贵阳金阳精华工程机械配件经营部（以下简称贵阳经营部）的投资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举证责任没有完成，其主张不能成立。贵阳经营部是曹长秀的配偶叶某投资设立，以曹长秀的弟弟曹某1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根据曹长秀的自述，其一直在家带小孩，不参与生意经营。如果殷景顺要投资贵阳经营部，款项也应是汇到叶某的银行账户，而非曹长秀的账户。按照叶某的证言，其先投资贵阳经营部100多万元，其后殷景顺再投资26万元入股，占股30%，但曹长秀及叶某既未提供出资协议或者合伙协议，也没有提供贵阳经营部的财务账册、银行流水等，而这些证据都被曹长秀及叶某所掌控，曹长秀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此外，曹长秀提供的证人证言都属于传来证据，证人与曹长秀是直系亲属关系，均不能被采信，应予排除。曹长秀虽提供了贵阳经营部的《企业工商信息》以证明案涉款项是贵阳经营部的投资款，但《企业工商信息》中并没有殷景顺的出资登记，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三、殷景顺与叶某因买卖合同关系，由殷景顺向叶某出具货款欠条一张。（2019）赣0722民初1551号（以下简称赣15**号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26日开庭。开庭前一天，殷景顺打印了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明确记载殷景顺转给曹长秀两笔款项共计26万元。开庭时，殷景顺提出将该26万元借款与10.1万元货款进行抵扣。但法官认为该款所涉债权债务属于民间借贷，并非买卖合同纠纷，应另案处理，不能合并处理。因此，殷景顺才另案起诉曹长秀追索26万元的借款。案涉借款与10.1万元货款是分属两笔不同性质的款项，殷景顺与曹长顺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双方为投资合作，根本无需另行结算，所售商品的货款应成为投资合作经营部主体的一部分。二审开庭时，殷景顺补充：一、殷景顺具有出借大额款项的经济能力。其做生意及出售地皮获得大量现金，曹长秀得知后，向其借款用于生意周转。二、曹长秀夫妻做生意要晚于殷景顺，与殷景顺的经济实力相比，殷景顺明显占优。曹长秀在2012年设立贵阳经营部时投资超过140万元，资金压力大，具有向殷景顺借款的可能性。三、殷景顺就买卖合同拖欠货款向叶某出具欠条，该款实际是殷景顺的客户所欠货款。曹长秀辩称，其不欠殷景顺款项。案涉26万元确实进入其名下的银行卡账户，但该银行卡其交由丈夫叶某用于生意经营。殷景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长秀向殷景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6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计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曹长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5日殷景顺向曹长秀账户转账支付了26万元。2018年2月15日，殷景顺向曹长秀的丈夫叶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兹有殷景顺欠到叶某货款壹拾万零壹仟元整（￥101000元）此据”。叶某与殷景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赣15**号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殷景顺欠叶某货款10.1万元，由殷景顺分期支付给叶某共计9万元。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就此出具《民事调解书》。一审庭审中，殷景顺述称，上述转账的26万元为借款，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由于双方是亲戚关系，所以没有出具债权凭证。最近几年起，殷景顺有向曹长秀追索借款。曹长秀确认收到银行转账的26万元，认为该款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证人叶某、曹某1出庭作证，证明转账26万元为投资款，并非借款。证人殷某、曹某2出庭作证，证明殷景顺从未向其提及过关于借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殷景顺以转账凭证主张双方为借贷关系，曹长秀抗辩双方系合作关系，转账款是用于支付投资款。一审法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及证据，认为殷景顺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其与曹长秀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理由如下：首先，殷景顺仅提交了转账凭证证明款项的交付，但无证据证明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相反，曹长秀主张该款属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有《欠条》、证人证言等予以证明。其次，殷景顺主张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存在多处有悖常理之处：1.殷景顺在向曹长秀进行大额转账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从未要求曹长秀出具借款凭证，也未对借款数额、期限、利息等进行约定。2.在双方既不约定还款期限，亦不计付利息的情况下，殷景顺仅因曹长秀经营周转需要，即出借大额资金。3.转账后，殷景顺与曹长秀的丈夫叶某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殷景顺更曾出具《欠条》，双方亦就欠款进行过诉讼。但殷景顺并未要求曹长秀对借款进行确认，亦未要求将借款与欠款进行抵消。综合上述分析，殷景顺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仅提供了转账凭证，在曹长秀否认的情况下，殷景顺未能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进一步举证。仅凭转账凭证，一审法院无法得出殷景顺转款的目的是借款的唯一性或高度盖然性。殷景顺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明确、完整的证据链，对于殷景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殷景顺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由殷景顺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殷景顺提交了八组证据：1.结婚证，拟证明殷景顺与赖九英为夫妻关系。2.殷景顺名下三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殷景顺于2005年开始做生意至今，具有出借26万元的经济能力。3.叶某名下两家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信息，拟证明曹长秀于2008年才开始做生意，起步时间晚于殷景顺，曹长秀向殷景顺借款可能性高。4.机动车行驶证、5.国有土地使用证、6.不动产权证书、7.商品房预售合同摘录、发票、8.购房凭证、汇款凭证、户口本，证据4-8拟共同证明2012年殷景顺具备向曹长秀出借26万元的经济能力。曹长秀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曹长秀质证认为，其对上述证据均不清楚，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发表意见，由法庭核实。本院认定如下：对殷景顺提交的八组证据，由于曹长秀没有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亦确认其真实性。但该八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26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殷景顺与曹长秀之间就案涉26万元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殷景顺主张其与曹长秀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提交了26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曹长秀抗辩该款系殷景顺入股贵阳经营部的投资款，而非借款，提交了殷景顺于2018年2月15日出具给曹长秀配偶叶某的《欠条》以及赣15**号案的开庭笔录和民事调解书。曹长秀述称，案涉26万元是殷景顺投资入股贵阳经营部的款项，殷景顺占股30%。双方于2014年进行了结算。叶某将其占有的70%股份全部转给殷景顺，扣除殷景顺的投资款26万元后，殷景顺还需再向叶某支付14万元，贵阳经营部全部转给殷景顺经营。之后殷景顺偿还了4万元，尚欠10万多元没有偿还，殷景顺遂于2018年2月向叶某写下《欠条》，确认欠款事实。但由于殷景顺一直未能还款，叶某遂诉至法院。后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以殷景顺向叶某归还9万元调解结案。本院认为，曹长秀的抗辩意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首先，殷景顺的转款行为发生在2012年9月，而殷景顺向曹长秀配偶叶某出具《欠条》的时间则发生在2018年2月，殷景顺出具《欠条》的时间要晚于其转款的时间，因此即便殷景顺是因买卖关系欠下叶某的货款，殷景顺也仍然有理由要求叶某对2012年的26万元转款进行数额冲抵。然而，殷景顺却不仅没有要求冲抵，反而还向叶某出具《欠条》确认欠款事实，可见该26万元的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是存疑的。其次，殷景顺虽在转款当初没有要求曹长秀出具借条，但在叶某要求殷景顺就所欠货款出具《欠条》的情况下，若双方存有借贷关系，殷景顺理应同等要求曹长秀就该转账的26万元出具借条。但时至本案起诉，殷景顺却从未没有要求曹长秀出具借条，此显然不符合常理。最后，在叶某已将其与殷景顺的欠款纠纷诉至法院的情况下，若曹长秀仍欠殷景顺的借款未还，按常理而言，殷景顺应向法官申请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折算抵扣，而非同意以殷景顺向对方还款9万元的方式调解结案，况且26万元也并非小数额的款项。此外，殷景顺于2019年6月25日打印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并没有备注所转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故赣15**号案的经办法官不可能知道该26万元的款项性质到底是借款还是货款，因此殷景顺提出赣15**号案的经办法官以案由性质不同，从而不同意其申请抵扣的主张，没有依据。根据曹长秀提交的证据，其所提抗辩意见存在可能性，而殷景顺主张的借贷事实真伪不明。在此情形下，殷景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殷景顺除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外，并没有提交借款合同或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未能证明双方对利息有过约定。从转账汇款至本案起诉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殷景顺既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该款属于借款进行过书面确认，也没有证据显示殷景顺曾向对方催要还款或者请求对方支付利息。因此，殷景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曹长秀之间借贷关系成立，殷景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殷景顺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殷景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殷景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锦霞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魏雨璇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