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2民初6788号原告：颜廷森，男，195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西城区园林古建公司保洁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33号中楼601室。法定代表人：李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姬若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颜廷森与被告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颜廷森，被告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赛、姬若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廷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劳务费128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迟延给付的赔偿金；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20日我到被告单位工作，担任保洁员。后应被告要求与北京汇嘉保洁公司签订了1年期的劳动合同，我的工作范围为打扫地库和外围的保洁工作。我每月工资3500元由汇嘉公司支付。2020年初在疫情期间，被告提出让我进行消毒工作，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陈麒答应每天额外支付我100元的消毒费。从事消毒工作以来，除了我的日常保洁工作，我每天都对整栋大楼进行三次消毒，每天早7:30、下午1:30及下午5:30各消毒一次，所到之处都有保洁员工负责拍照，被告给我配备了消毒专业员的胸牌，完成一遍消杀就需要2个小时左右，2020年2月至7月期间我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消毒大约5小时，每天工作时间都是早6：30-晚7:30，我认为在我从事消毒工作期间存在每天5小时加班情况。2020年3月陈麒以现金的方式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支付我2020年2月的消毒费2900元，但此后未再向我支付任何款项。2020年6月我向被告主张该款，陈麒告诉我这个钱需要总经理批准，但一段时间之后陈麒又让我向北京汇嘉保洁公司要钱，我认为消毒的事和汇嘉公司没有关系，我做保洁的工资汇嘉公司已经与我结算了，我从事的消毒工作不是汇嘉公司安排的，与汇嘉公司无关。我是原告的消毒员，2020年2月至4月期间正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作为一线专业消毒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为外企大厦服务消毒，但却被克扣工资，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我起诉至法院。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根据我公司与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订立的《保洁外包服务合同》以及续签协议以及双方后续的实际履约情况，由汇嘉保洁公司提供北京外企雅宝路办公楼的保洁服务，包括消杀事项，并且也是由汇嘉保洁公司提供保洁员进行的，而原告颜廷森即是汇嘉保洁公司指派的保洁员。我公司向汇嘉保洁公司支付服务费，汇嘉保洁公司再向原告发放工资等款项。我公司与颜廷森是没有劳动关系的，其次在我公司和汇嘉保洁公司的合同履行过程中，汇嘉保洁公司也没有就相应的费用结算提出过异议，而且根据我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显示我公司已经支付了汇嘉保洁公司全部的服务费用。考虑到2020年2月新冠疫情严重，又本着慰问、照顾的原则，我公司按每人每日100元的标准给予消杀服务人员2020年2月慰问金，但慰问金是一次性发放，其性质并非“工资”，我公司从未承诺在其他月份发放，也不应负有在其他月份发放的义务。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7月30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即乙方）签订《保洁外包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项目名称为北京外企雅宝路办公楼日常保洁服务。合同第二章委托保洁清洁服务范围及标准约定：委托保洁清洁服务范围为：1、甲方红线范围内公共区域的保洁卫生及道路、大堂、各个电梯厅、电梯、走廊、楼梯、楼梯间、各个消防通道、洗手间以及垃圾桶、屋顶及附属物、设备房、通风窗、消防设施、区内公共通道、地面道路、地上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单车棚、岗亭、办公室、管理处办公室等，面积共10993平方米；2、垃圾清运，楼内垃圾清收，室外垃圾清运，垃圾中转站的垃圾上车，以及垃圾中转站的保洁和管理等工作；3、乙方以包工、包料、包工具、包设备、包质量的方式承接甲方保洁项目。合同第三章协议期限及费用约定：合同有效期一年，自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29日；乙方为甲方提供有偿保洁服务，按现场要求为甲方提供16名保洁员，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保洁清洁费用。该合同所附保洁管理考核评分表载明，考核事项包括卫生状况60分、劳动纪律40分；考核岗位包括大堂、楼层及楼顶、电梯、卫生间、地库、前广场、垃圾清运、入室保洁。该合同中甲方联系人及物业公司考核人均为陈麒，乙方授权代表人及保洁公司驻场负责人均为张某。2019年6月20日，双方续签保洁外包服务合同至2020年7月29日，合同内服务内容与服务费用均未发生变化。2019年5月20日，原告与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务合同书》，约定协议期限自2019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19日；协议期间根据业务需要，原告提供劳务服务，担任车库外围岗位工作，月工资3500元；根据岗位特点，原告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为车库外围保洁卫生。2020年7月31日，原告与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离职审批表》，项目名称为外企人力，岗位为保洁。原告称在2020年2月至7月期间，因疫情防控需要被告要求其对北京外企雅宝路办公楼进行每日三次的消杀工作，被告项目经理陈麒口头承诺其每日劳务费为100元。原告为此提供现场照片、2020年3月至7月的考勤表及保洁员书面证言为证，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庭审中被告认可2020年2月至7月期间原告为其进行了消杀工作，但主张消杀事项是由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安排并负责的，该公司与被告结算时并没有就结算费用提出任何异议。被告提供批办单及补助签收表，事由摘要为“关于双新物业一线消杀人员和防控人员慰问金”，主要内容为为慰问各项目一线消杀员和防控人员，特对一线消杀人员给付慰问金。被告称补助签收表中项目名称为“雅宝路办公楼”，署名“胡国军”的补助款2900元为该项目经理陈麒领取后发给原告的慰问金。原告认可收到该款，并称已在陈麒所给的三人名单中签字，原告主张该款应为其2020年2月的劳务费，此后被告未再向其支付任何费用。诉讼中，张某到庭作证称该项目的消杀工作并不是由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安排的，而是被告直接找保洁员颜廷森安排的，有关费用标准公司并不知情，只是听颜廷森说是每天100元。整栋大楼的消杀工作与日常保洁区别很大，如果被告找到保洁公司要求消杀，公司之间也会商谈增加费用的问题。疫情期间是由被告的保洁主管直接带着保洁员（即颜廷森）对整个大楼的办公区域、楼道、电梯及卫生间等进行消杀，他们进行消杀的照片每天会发送在微信的保洁群及物业群中，其在微信群中均见到过颜廷森进行消杀的工作照片。颜廷森从事保洁的工资已经结算完毕，颜廷森出示的考勤记录保洁公司也认可。2020年12月4日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当日该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此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劳务合同、张某证言、照片、保洁外包服务合同及续签协议、离职申请表、考勤表、电子回单、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在2020年2月至7月期间在北京外企雅宝路办公楼从事消杀工作，被告对此亦表示认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被告签订的《保洁外包服务合同》内容所见，原告所在北京汇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仅从事日常保洁服务，该服务合同事项中并未包括整栋大楼的消杀工作。原告出具的劳务合同及证人张某所述均表明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北京外企雅宝路办公楼车库外围保洁卫生，该工作内容属于《保洁外包服务合同》范围，亦未包含整栋大楼的消杀工作。原告从事消杀工作的2020年2月至7月期间正处本市新冠疫情严重时期，受严格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被告所处物业楼宇所进行的消杀工作要求应不同于以往的日常消毒及保洁工作，消杀频次更强、要求亦更为严格，在此情况下，原告从事的消杀工作已超出其日常保洁工作范畴，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劳务费的请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应予支持。被告主张已给付的款项应为慰问金一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已提供相应的考勤记录，且其所在的保洁公司对此亦表示认可，被告应根据原告的出勤天数给付相应的劳务费。原告主张赔偿金一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颜廷森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的劳务费12800元。二、驳回原告颜廷森其他之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元，由被告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邓 旋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许 赫书 记 员  贺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