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朝仁，男，196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仁，福建信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龙峰园3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5154825398J。法定代表人：李智平，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其花，女，系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光华，男，系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口市徐福镇驻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681670512857U。法定代表人：宋作建，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安，男，系公司职员。上诉人刘朝仁、上诉人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朝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永泰公司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2964335.07元及利息(以2964335.07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永泰公司立即向上诉人返还以管理费名义扣收的工程款1407937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永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关于工程款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上诉请求与判决金额差距，为抵车款的认定有误导致，相差320000元)。原审判决认定永泰公司仅扣回抵车款140000元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永泰公司扣回抵车款为460000元。一、拟说明以上错误，上诉人先就海基公司(发包人)、永泰公司(承包人)、上诉人(实际施工人)之间工程款的支付及车辆抵顶过程，说明如下：1、海基公司向永泰公司拨付工程款，都会代扣相应的营业税，并暂扣部分款项在农资办(海基公司内部机构)，但要求永泰公司按照全部拨款金额办理收款手续。故，永泰公司向海基公司出具的收款金额=“永泰实收金额”+“营业税”+“农资办扣款”。2、永泰公司收到海基公司付款后，也均要求上诉人按拨款总额开具《收据》，但实际付款时，除海基公司扣减款项外，还扣去管理费和所得税。故，上诉人向永泰公司开具的收据金额=“上诉人实收金额”+“管理费”+“所得税”+“营业税”+“农资办扣款”。3、暂扣于“农资办的扣款”，按海基公司规定，均应由永泰公司另行出具“农资办收据”才能提取，永泰公司出具“农资办收据”时，也会要求上诉人在“农资办收据”上签字。4、因车辆作价1100000元，是抵顶多份合同的工程款，故海基公司为方便做账，就在拨款手续上体现以现金(票据)向永泰公司付款，但实质是把1100000元扣至农资办，再从农资办收回。5、与本案争议有关的抵车款460000元，是从最后两次拨款的农资办扣款中划走。即，上诉人于2014年8月22日和2015年5月7日向永泰公司出具《收据》(永泰证据4的最后一页)的农资办扣款，该最后两次拨款，农资办扣款共计1029896.87元。鉴于以上的说明，分别论述原审判决的错误如下：二、原审判决将抵车款460000元包含于《收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如上说明所述，不论是上诉人向永泰公司出具《收据》时，还是永泰公司向海基公司办理收款手续时，暂扣于农资办的款项，永泰公司或上诉人均未实际收到，上诉人拟领取农资办扣款，需要再次出具收据。故，上诉人向永泰公司出具的《收据》，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收条，不是实收后出具，不应简单将票面金额认定为实收金额。特别是标注农资办扣款的部分，只能认定为上诉人被告知扣款。2、案涉460000元抵车款是从农资办的扣款中直接划走，上诉人并未实际取得该部分款项，不是上诉人实收后再交付永泰公司，故举证责任不在上诉人一方。相反，永泰公司主张该460000元(或农资办的全部扣款)已经支付给上诉人，属于主张已经履行付款义务或相应债务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由主张或负有履行义务的永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3、海基公司已拨付工程款总额49551565.68元，以及已付工程款有部分是用车辆抵顶，是各方无争议事实。若认定车辆抵顶工程款不包含于49551565.68元之中，将得出海基公司已拨付工程款=49551565.68元+抵车款的结论，明显与各方主张相矛盾。因此，单从逻辑上就可得出，海基公司已拨付工程款包含抵车款的事实。三、永泰公司提交的上诉人向农资办的领款《收据》，足以认定永泰公司已经扣回460000元抵车款。1、永泰公司于2020年10月25日书面质证上诉人原审证据8时，一并提供了7张“农资办收据”，拟说明最后两次拨款的农资办扣款已全部由上诉人支取。但该7张“农资办收据”中仅5张有上诉人财务签字，金额才494684.59元，与1029896.87元的农资办扣款，相差553476.87元，该553476.87元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给上诉人，足以印证永泰公司已经扣走460000元。2、2015年5月19日和2015年8月26日的两张“农资办收据”，上诉人没有收到相应的款项。其上没有上诉人财务的签字，只有永泰公司财务黄修池签字，且其编号、格式与有签字的“农资办收据”也不同，显然该两张未签字的“农资办收据”，是出自另外两本收据。故，该两张“农资办收据”要么是永泰公司为诉讼而炮制，要么是其自行领走，与上诉人无关。永泰公司提供的7张《收据》对比：2015年2月14日234420刘春松、黄修池6879035，2015年5月19日160792黄修池0385255，2015年5月25日72000刘春松、黄修池6879037，2015年6月13日20000刘春松、黄修池6879038，2015年6月13日50000刘春松、黄修池6879039，2015年8月26日252684.66黄修池1805754，2016年10月11日100000刘春松、黄修池1805756。四、原审判决以“两张收据上均未作出相应的标注”为由不支持已扣抵车款，不能成立。该两张《收据》如前述说明所述，是上诉人应永泰公司要求，按拨款总额及构成签署，且收回抵车款是在拨款后再办理，当时尚未实际从农资办提取抵车款，故上诉人根本无从在《收据》上作标注。五、假设抵车的460000元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一方，那么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8(永泰公司制作并发给上诉人的《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南山集团属下公司的工程余款汇总》)至少也可证明，抵车已扣款440000元。关于抵车扣款问题，永泰公司前后陈述不一，最初辩称分文未扣，其后称扣了140000元，但又不能证明140000元的扣款过程。鉴于永泰公司对抵车扣款的陈述存在不诚信行为，原审判决应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永泰公司，不能简单以“林其花随后回复‘车你才抵14万’”为由，就否定“汇总表”构成永泰公司的自认。综上，永泰公司尚欠工程款应为原审第一判项金额+少认定的抵车款320000元，即2644335.07+320000=2964335.07元。第二部分、关于管理费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包合同无效，被上诉人据此收取管理费没有依据，依法应予退还。上诉人还在原审判决前向法庭提供以下类案作为参考，但出自同一民事审判庭的原审判决对相同事项，仍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显失公允，明显违反《九民纪要》引言中“同案同判思维，通过检索类案、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同案同判的要求。1、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再申字第383号判决；2、本案原审判决前，贵院作出的(2020)鲁06民终3649号终审判决及对应的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448号的一审判决(该类案管理费条款的约定，与本案管理费条款约定并无差别，且该类案的管理费仅2%，还被判决全额退还)。二、原审判决认定“永泰公司成立了项目部，派驻专人处理如进度款的收发、施工过程中材料款、设备款的支付等事宜，也履行了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协调工作”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1、案涉工程的垫资、材料和设备的采购、质量、工期、安全等工程管理活动均系上诉人自行把控和完成。施工期间，上诉人聘请周勇智(现场总负责)、毛先安(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刘建平(会计)、刘春松(出纳、材料员)、李连河(施工员)、杨惠平(安全员)、杨银丰(材料员)、董荣刚(机械员)、尤琴(预算员)、尤姗姗(仓管员)、田万亮(司机、材料员)、李成增(安装员)、段建丰、杨慧平等作为主要管理人员，按国家相关规定配齐人员自建项目部并承担管理费用。永泰公司并未实际参与管理，更没有为案涉工程组建原审判决所谓的“项目部”。永泰公司原审提交的证据3，上诉人质证时并未予以认可，证据内容也无法体现与证明对象的关联性，其并未有效证明有进行管理。故，原审判决认定其有进行管理，明显证据不足。2、永泰公司与上诉人对接的仅有林其花、黄修池两个人，其二人仅负责接收发包方的工程款拨付及向上诉人扣收管理费和所得税的工作，并非对工程进行管理，其工作实质是永泰公司为自身获取非法利益而派出的财务监督。三、假设将林其花、黄修池二人的行为强行解释为永泰公司的管理，那么永泰公司收取1407937元管理费，也明显失当，法庭应当依法调减。1、案涉工程最长工期为16个月，即便按2年，8000元/人的工资标准计算，林其花、黄修池二人的工资也才384000元，再分摊到7个施工队，每个施工队也只需分摊54000元，与140余万元管理费相比，明显失当。2、上诉人依约竣工，施工以及其后的综合验收、办理海基公司的结算审计、政府部门的备案工作，永泰公司均未派人参加或提供协助，也未支付任何费用。其后，经过上诉人不断地努力，长达4年才与海基公司办理完成结算，截至目前工程款已拖欠近7年，在这期间，永泰公司从未履行催款责任也未向海基公司提起诉讼，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若认定永泰公司有管理，那其管理也存在重大过错，值此还收取140余万元管理费，更明显失当。永泰公司辩称：一、刘朝仁上诉永泰公司只派二人管理应少收管理费问题。刘朝仁上诉永泰公司只派二人管理，无事实依据。在2012年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后，只保留二人跟踪工程结算，地在质保期内履行维修义务及跟踪工程款支付等至质保期满，至今永泰公司都有人在不断地向建设单位催讨工程款。一审永泰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派多人管理的事实。永泰公司参与了管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朝仁上诉返还3%管理费的请求。二、抵车款是140000元还是460000元的问题。刘朝仁上诉主张两张没有其签字的农资办收据与其他收据非同一本，是永泰公司为了诉讼而炮制的且未收到该款项，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农资办扣款，实际上均以现金方式将上述款项交由刘朝仁财务人员清点后发放给现场的农民工。刘朝仁主张其出具的收据仅作为其认定被扣款而不能认定为收到款的主张显然不合常理。一审判决认定抵车款为140000元事实清楚。三、关于工程款、质保金及利息由谁支付的责任。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海基公司欠永泰公司工程款285904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四十三条的规定，应由海基公司直接支付刘朝仁工程款，而不应由永泰公司支付。海基公司辩称：刘朝仁的上诉与海基公司无关，其余答辩观点同原审。永泰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海基公司支付刘朝仁工程款2565351.97元。2、驳回刘朝仁的其他诉讼请求。3、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扣除属于上诉人的管理费。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实际有参与管理并付出相应的劳动成本。现一审已经查明刘朝仁的税后工程款为49564003.04元，那属于上诉人的管理费应为1486920.1元，现已收取的管理费为1407937元，故海基公司中的工程款78983.1元属于上诉人的管理费。一审法院认定应支付刘朝仁工程款2644335.07元显属错误，应改判支付2565351.97元。二、逾期利息计算错误且不能支持。1、木案工程款纠纷属于无效合同，利息违约金等均为无效，刘朝仁诉求2014年9月1日起支付利息显然无效。刘朝仁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代替刘朝仁变更相应诉求。2、即使法院判决支付逾期利息，由于本案属于无效合同纠纷，付款时间也即相应无效。既然案件未判决生效要求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何来上诉人逾期付款之说。即一审法院判决生效后才支付工程款，又认定2020年1月19日逾期付款而应支付利息，显然矛盾。故请求二审法驳回刘朝仁利息诉求。三、工程款应由海基公司支付。一审已经查明海基公司尚欠上诉人上程款285904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问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海基公司应当直接支付刘朝仁工程款，而不应该再由上诉人支付。刘朝仁辩称：因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所以永泰公司主张支付管理费没有依据。利息是对刘朝仁多年未能及时获得工程款的损失补偿。同时，利息与工程款之间也是主物与孳息的关系，既然工程款属于刘朝仁，那么对应的利息也应当归属于刘朝仁。因此，原审判令支付利息并没有错误。关于工程款应当由谁支付的问题，原审判决符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即便海基公司要承担责任，也不能免除永泰公司对刘朝仁应当承担的直接支付责任。海基公司辩称：对永泰公司提出的管理费及逾期利息，与海基公司无关。永泰公司主张工程款应该由海基公司直接向刘朝仁支付，无法律依据。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海基公司也仅仅是在欠付永泰公司工程款范围之内承担责任，而不是承担直接付款责任。刘朝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永泰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319034.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应按6%/年，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31日为3319034.4元×0.5%×65=1078686元)；2、判令被告永泰公司立即向原告返还以管理费名义扣收的工程款1472113元；3、判令被告海基公司对被告永泰公司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暂合计：3319034.4+1078686+1472113=5869833.4元。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海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9年10月11日，被告海基公司与被告永泰公司签订三份《怡天海景城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被告永泰公司承包被告海基公司怡天海景部分住宅楼的土建工程及部分电气工程，其中编号NSKF09-YTHJ-001合同(以下简称1号合同)的工程范围为B1、2、3、5、6、7、8、9#楼，编号NSKF09-YTHJ-003合同(以下简称3号合同)的工程范围为B15、16、22、23、28、29、30、31#楼，编号NSKF09-YTHJ-004合同(以下简称4号合同)的工程范围为B12、17、25#楼。上述三份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33条第4款均约定“竣工结算定案后30日内工程款累计支付至定案结算价款的95%，余款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竣工验收合格二年后一个月内付清。”后被告永泰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协议)，被告永泰公司将其从被告海基公司处承包的三份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工程转包给原告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愿意按工程税后总造价的百分之叁上缴甲方管理费(相关税费和管理费按发包方拨付的实际工程进度款上缴)、应缴税费(包括主合同发包方代扣代缴和相关税费)。”第四款约定“乙方向甲方的总决算计算式：乙方应得总承包款项=与发包方决算总造价-建筑税-(工程决算总造价-建筑税)*3%-应上缴给地方政府要求的上缴的相关税费。”第五款约定“乙方按主合同NSKF09-YTHJ-001、003、004条款执行。发包方不按合同签订时间拨付工程进度款，甲方应协助乙方解决进度款拨付。发包方付给的工程进度款，甲方应在三天内付清给乙方自行支配。”原告按上述协议进行施工。被告海基公司于2010年10月31日对1号合同、3号合同工程予以验收，于2011年4月30日对4号合同工程予以验收。2014年7月1日，全部涉案工程完成《工程结算报告》。全部工程定案结算价款为52389468元，其中1号合同定案结算价款为21081086元，3号合同定案结算价款为21838770元，4号合同定案结算价款为9469612元。被告海基公司已向被告永泰公司支付工程款49530426元，尚欠永泰公司工程款2859042元，其中包括95%的工程款中未付的239570元，以及5%的工程款转为质保金2619472元。原告向被告永泰公司出具收款收据金额为49551565.68元（含扣税），永泰公司扣收原告管理费1407937元。另，原告欠杨庆国8#、9#楼外墙保温款100000元，由永泰公司以车抵顶。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永泰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虽名为内部承包，但从双方的关系、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履行来看，实质为工程转包合同。被告永泰公司从被告海基公司承包工程后，将全部转包给原告刘朝仁施工，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原告与被告永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无效。由于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以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向永泰公司主张工程款，故原告依据永泰公司与海基公司之间的工程结算报告向永泰公司主张工程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关于被告永泰公司已付原告工程款数额的问题。从永泰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来看，原告已向永泰公司出具49551565.68元的收款收据，原告主张上述收据中含460000元抵车款，原告未实际收取，被告永泰公司称上述款项中含140000元抵车款，另300000元抵车款抵扣在世纪花园三期二部（计划抵扣200000元，实际抵扣500000元）。因原告已向永泰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原告主张未收到收据上的款项，应由原告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第一，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3日永泰公司向海基公司出具的申请报告，虽其中载明涉案的三份合同将以车抵460000元工程款，但这仅是海基公司与永泰公司就此达成的协议，具体拨付工程款时双方是否按该协议履行仍需要相应的账目予以证实。对于海基公司已付永泰公司49530426元工程款中是否包含460000元抵车款的问题，海基公司未作出明确的答复，双方亦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账目，故不足以认定49530426元工程款中包含460000元抵车款，因此，原告据此推定永泰公司支付原告的49551565.68元工程款中也包含460000元抵车款的事实不能成立。第二，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举证来看，海基公司以车抵工程款的事实发生在2014年，结合永泰公司提交的账目明细和原告的收款收据，原告所述含抵车款的情况仅可能出现在2014年8月22日（两张）、2015年5月7日的收据上，原告称2014年8月22日（编号0017945）收据第3栏“信访办扣支票20万元”和2015年5月7日（编号0316126）收据第3栏“信访办扣款494684.59”中的260000元，即为抵车款460000元，经审核，上述两张收据上均未作出相应的标注，且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所述款项的构成，不足以认定上述事实。第三，原告提交的林其花与周秀卿微信聊天记录中《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南山集团属下公司的工程余款汇总》，虽载明涉案工程抵车440000元，但在该聊天记录当天，林其花随后回复：“车你才抵14万，三期多抵30万”，直接作出了不一致的表述，故不能认定为其自认，结合原告陈述“经与南山世纪花园三期施工负责人曾建平联系，其确认原抵车多扣的30万元已经收回”以及被告提交的2014年6月28日承诺、2014年6月28日收据（交款单位南山民工办，人民币伍拾万元正，收款事由三期二部95%款中扣抵车款）和多次向海基公司的申请报告，可以认定在海基公司以车抵工程款时，南山世纪花园三期二部多抵扣300000元。原告称曾建平多扣的300000元已收回，但是否是从原告的工程款中扣回，何时以何种方式扣回，未提交证据证实。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能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永泰公司自认原告2014年8月22日收据中含140000元抵车款，原告无需对此举证，予以认定。基于上述情况，永泰公司应在车辆处理完毕后扣除分摊亏损将相应的款项给付原告。关于原告应承担的亏损数额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2017年2月14日原告方代理人刘春松及其他项目施工队人员与被告永泰公司东海南山项目部工作人员签订的会议纪要的内容“所抵车子同意抵给各项目欠外墙保温款690000元，亏损410000元，以上亏损数额按公司项目部在年月日南山签订抵房、抵车协议后所欠的工程款5500000元的比例由各施工队分摊”，应当认定为原告与永泰公司关于抵车的亏损分摊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应按双方协议内容确定原告承担的亏损数额。永泰公司主张上述协议中海基公司欠5500000元工程款，原告占1470000元，该数额与海基公司后期拨款和尚欠95%以内工程款数额总和相当，予以采信，按此比例原告应分摊的亏损为1470000÷5500000×410000=109582元。原告主张按照车辆抵工程款亏损比例乘以其工程款抵车金额计算亏损数额，与会议纪要内容不符，不予支持。因此，永泰公司应给付原告140000元-109582元=30418元。因永泰公司以抵车支付了原告欠杨庆国外墙保温款100000元，超过永泰公司应支付原告抵车后的工程款，故差额69582元应认定为永泰公司为原告垫付的外墙保温款，应从永泰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于永泰公司主张为原告垫付营业税等61803.56元（以永泰公司最后一次提交的怡天一部应交税金明细为准），永泰公司提交的2014年6月30日税收缴款书中对剩余未缴税工程款1804987元应缴税情况作出标注总额为61730.56元，予以采信，另永泰公司称有73元印花税收据漏开，经核对收据确实没有该金额扣税，予以采信，上述总计61803.56元为永泰公司垫付营业税等，应从永泰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于永泰公司主张为原告垫付企业所得税57181.69元（以永泰公司最后一次提交的书面材料为准），永泰公司系根据进度款金额按各阶段税率计算得出应交税总额为1068290.38元，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其已交纳1384613.54元，经书面质证其中450000元为重复计算，故按原告主张其已交纳934613.54元，永泰公司认可原告交纳1011108.69元（有条967381.54元+财务注明原告交43727.15元），高于原告主张的数额，予以认定，故永泰公司为原告垫付57181.69元，应从永泰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中扣除。对于永泰公司主张垫付5000元服装款，原告对刘春松签字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主张与本案无关。该收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月9日，根据永泰公司提供的原告2013年1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以及2015年5月7日刘春松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认定该时间在原告委托刘春松处理工程款事宜的期间，刘春松在此期间向永泰公司出具收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非工程抵款，故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该款也应从尚欠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综上，原告施工的三份合同的工程总造价为52389468元，原告已收款49551565.68元，扣除永泰公司为原告垫付的外墙保温款69582元、营业税等61803.56元、企业所得税57181.69元、已付服装抵款5000元，永泰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2644335.07元。二、关于原告主张永泰公司自2014年9月1日起支付利息的问题。原告与永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中无利息的约定，且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依据永泰公司与海基公司的合同约定主张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自原告起诉之日起，原告已明确向永泰公司主张权利，永泰公司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三、关于原告主张永泰公司返还以管理费名义扣收的工程款1472113元的问题。从庭审中双方的陈述以及举证来看，永泰公司收取原告的管理费金额应为1407937元，原告主张1472113元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关于管理费应否返还的问题，虽原告与永泰公司的转包合同无效，合同中约定的收取管理费条款亦无效，但从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永泰公司成立了项目部，派驻专人处理如进度款的收发、施工过程中材料款、设备款的支付等事宜，也履行了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协调工作，故约定的管理费中包含了永泰公司必要的管理支出，有别于不进行管理的单纯转包获取非法差价的情形。同时依照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双方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原告不应当从无效合同中获得比有效合同更多的利益，永泰公司履行了一定的管理职责，原告在因此获益的情况下亦应当承担合理的管理费用。现工程款扣除税后为49564003.04元（52389468元-营业税等1757174.58元-企业所得税1068290.38元），永泰公司已收取管理费1407937元，占比2.84%，该比例较为公平合理，也不超过原告能预见到的金额，因此原告要求永泰公司返还管理费，不予支持，同样永泰公司要求扣除剩余工程款的管理费，亦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告海基公司的责任问题。海基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永泰公司是工程承包人、转包人，原告是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海基公司应在欠付永泰公司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海基公司欠永泰公司工程款2859042元，依据二被告施工合同的约定，上述款项均已到给付期，海基公司应在欠付永泰公司2859042元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被告海基公司辩称工程质量存在问题，但其提供的质量维修费用造价清单，施工单位处虽为原告名字，但原告主张非其本人签字，海基公司未举证证实为原告签字，亦未证实经原告或永泰公司确认，故被告海基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或永泰公司同意海基公司因工程质量问题扣款，对其辩称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朝仁工程款2644335.07元及利息（以2644335.07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在欠付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2859042元的范围内对原告刘朝仁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刘朝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889元，由原告刘朝仁负担24934元，由被告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烟台海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795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综合刘朝仁与永泰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抵车款为140000元并无不当。刘朝仁上诉主张抵车款应为460000元，未提交确实充分证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鉴于永泰公司参与了涉案工程施工的管理，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对刘朝仁要求永泰公司返还管理费不予支持，对永泰公司要求扣除剩余工程款的管理费亦不予支持，处理得当。刘朝仁上诉主张永泰公司不应收取管理费，永泰公司上诉主张应扣除刘朝仁78983.1元管理费，依据不足，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自刘朝仁起诉之日计算欠付工程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永泰公司上诉主张不应支付刘朝仁工程款利息，与法相悖，依法不予支持。永泰公司上诉主张应由海基公司直接支付刘朝仁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26元，由上诉人刘朝仁负担20351元，上诉人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负担1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陈晓彦审判员 王家国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张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