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住所地瑞典王国谢莱夫特奥劳格大街3E号LICA审计，93136。负责人：车晓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黄厂西路1号A1栋二层21143。法定代表人：丁会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彦奇，北京安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勇，北京安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以下简称大鹅公司）因与上诉人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行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鹅公司的负责人车晓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明、上诉人童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彦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鹅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童行公司支付全部合同价款折合540974.79元人民币、支付利息（以540974.79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支付大鹅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1631元人民币、司法协助翻译费用2434元人民币。暂计至2020年1月20日，利息为46005.09元人民币，前述费用合计601044.88元人民币；2.本案诉讼费用由童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童行公司向游客赔款7.5万元人民币及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应由童行公司自行承担。（一）本案诉争焦点之一，即2018年12月27日至12月29日行程相关事实梳理：合同约定行程大鹅公司提供的替代方案童行公司与游客要求实际发生行程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当日中午从谢莱夫特奥乘车往kusthotel夜宿kusthotel不涉及不涉及同合同约定2018年12月28日上午在kusthotel不涉及不涉及同合同约定中午乘车前往摄影师爱德华多位于Lantliv的别墅按游客要求，在kust市中心自由购物原为在kust市中心自由购物，后改为自费乘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并自行购物按要求履行在Lantliv的别墅听摄影师讲课；在Lantliv别墅过夜在Lantliv的别墅听摄影师讲课；（也可由摄影师携作品至kusthotel提供服务）夜宿kusthotel升级房型自费住宿“斯德哥尔摩广场精英酒店”按要求履行2018年12月29日在Lantliv的别墅早餐和结营仪式在kusthotel早餐和结营仪式自由活动（购物）按要求履行在Lantliv的别墅用午餐；乘车前往机场，换乘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在kusthotel用午餐；按合同约定履行；自由活动（购物）按要求履行夜宿“斯德哥尔摩广场精英酒店”按合同约定履行按合同约定履行同合同约定（二）因行程变化导致向游客赔款7.5万元人民币及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应由童行公司承担。Lantliv的别墅热水供应不足属于大鹅公司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大鹅公司已提供了合理范围内的变更方案，并愿意承担该方案导致的差价，该方案是最贴近原合同约定行程，可以继续提供原合同约定的主要服务内容。变更行程的主要原因是游客更期望去市中心繁华商圈购物，在此情况下，不应再由大鹅公司全部承担因变更合同发生的费用；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报价费用不含航班及/或任何其他交通工具的花费，未用或仅部分使用的预定服务不能退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双方理应遵守，故前述两项费用应由童行公司自行承担；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1月22日，童行公司向大鹅公司发送邮件，附件为关于瑞典北极圈F营和V营实际执行标准不符的情况反馈、客户投诉处理及费用核算要求……具体要求扣减项目包括：Edoardo的待客别墅被别人占用，临时调换到主楼，导致3个家庭缺少正常符合标准的房间，其中2家坚决要求去市里正常酒店居住，导致整个团被分割等住宿、餐饮方面的问题。童行公司要求扣减及损失索赔合计460197瑞典克朗。”一审判决书摘录的这部分内容中“具体要求扣减项目”之内容，全部属于F组旅游项目（2018年12月5日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签订的另一合同），与一审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童行公司向游客赔款7.5万元人民币缺乏依据，一审判决大鹅公司承担全部7.5万元人民币有失公平。首先，V组旅行项目大部分费用用于支付平安夜及圣诞节期间、在北极圈极地范围内的旅游内容（类似中国春节期间在西藏、黄山、三亚等偏远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在此类时间和地点的旅行费用会显著高于一般旅游淡季和城市地区的旅游费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童行公司在一审中主张计算方式为总金额除以总天数得出日均费用2.5万元人民币再乘以3的计算方式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童行公司在一审中自认V组游客是其拟拉拢和维系的重要投资人，大鹅公司及任何具有理性认知的第三方，都足以合理怀疑其向游客赔付7.5万元人民币包含了维护客户关系的额外费用。童行公司在2019年2月才向客户赔付相关款项，在该时期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的矛盾已然发生，童行公司足以预见到之后发生的诉讼，童行公司在转款备注中注明的内容系其单方作出之内容，缺乏相应佐证。其主张该7.5万元人民币的赔款仅限于“缺少摄影师项目”，应提供与游客就赔付金额沟通的内容和达成的协议佐证，并应承担因举证不利导致的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因行程变化导致向游客赔款7.5万元人民币及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应由童行公司自行承担。二、利息应按8%的标准计算。首先，V组合同与发票由大鹅公司在同一封邮件中发送给童行公司，发票上关于罚息8%的内容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发票上约定罚息是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大鹅公司往年与童行公司均按照罚息8%的标准签署委托合同，并且2018年同期F组的委托合同也是约定相同的罚息标准。再次，在发票上约定罚息也是当地的交易习惯。综上，几者互相结合，足以印证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已就罚息标准达成合意。三、童行公司应承担大鹅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和司法协助翻译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百二十五条、第五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外国企业应向人民法院提交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翻译件；车晓娜女士作为原告的代表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并且还需提供翻译件；车晓娜女士需在人民法院法官见证下办理授权委托手续。因此发生的翻译费用，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翻译人员的费用，属于依法必须发生的费用。且翻译单位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国际司法协助工作翻译机构名册之内，亦符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国际司法协助工作的若干规定》。童行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大鹅公司及负责人车晓娜女士在北京市内没有住所，因此无论是起诉立案或是参与庭审均会发生必要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这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部分费用属于必要的费用支出，大鹅公司实难认同。综上所述，大鹅公司认为，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并不复杂，本无发生之必要。但童行公司故意违约在先，在一审程序中搞证据突袭、混入F组材料充作证据、用F组事实滥提反诉等行为在后。童行公司的行为，既有悖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又浪费司法资源，还增加了大鹅公司不必要的诉累。恳请法院从商事案件侧重维护交易安全、尊重商事合同自由的角度出发，维护大鹅公司的合法权益。童行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大鹅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大鹅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童行公司的赔偿款项从合同款中扣除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合同的约定，在瑞典当地的住宿费用应由大鹅公司承担。关于利息8%，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双方对利息8%没有约定。大鹅公司仅依据发票提出主张，童行公司不认可，没有合同依据。关于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时间的跨度，票据上未写明具体的转款原因，所以童行公司认为大鹅公司的主张不成立，二审法院应驳回。童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637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大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大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维达诺德有限责任公司（VidaNordAB）（以下简称维达公司）为瑞典拉普兰地区内安排的地接社，大鹅公司为瑞典拉普兰地区外安排的地接社，二公司合作为童行公司提供旅游服务。实际履行中，维达公司和大鹅公司存在大量活动项目短缺问题，追加维达公司为第三人有利于查清事实、分清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故而童行公司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追加维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遗漏了重要当事人，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存在错误。本案中，双方未实际签署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大鹅公司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应提交其已履行主要义务的证据，但是大鹅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主要义务，因此合同未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童行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大鹅公司存在活动项目短缺等其他问题，故对童行公司的其他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存在错误。本案中，大鹅公司存在大量活动项目短缺问题，如大鹅公司未参与第八天至第十天相关行程的执行；未履行GrandHotel接待诺贝尔获奖者及各国首脑的瑞典皇家大饭店顶级酒店2晚含皇家级早餐、Ripan平安夜特别晚餐、冰酒店平安夜庆祝晚餐、Kust北极圈区域的米其林水准餐厅特别晚餐、Edoardo世界顶级摄影师2天2夜全程接待，安排在其木屋别墅Lantliv及2餐精心晚餐、元旦跨年与瑞典企业家家庭及孩子们运动和晚餐、圣诞节期间冰酒店导师及萨米博物馆讲解者的特别安排及嘱咐、冰酒店可以跟老师一起做冰酒店圣诞卡的木屋空间等特别安排。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大鹅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合同义务，应由大鹅公司负担举证责任，现大鹅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核减相应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童行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存在错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童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大鹅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未遗漏当事人。首先，根据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签署之《合同》，童行公司是委托方和付款方，大鹅公司是受委托方和收款方，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维达公司非合同的权利一方当事人。其次，童行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自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童行公司和大鹅公司，和维达公司无关。最后，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童行公司亦当庭自认其和维达公司无关。二、本案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且合同已成立生效。童行公司在收悉《合同》后，有悖诚信原则，未加盖公章向大鹅公司返回《合同》。大鹅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替童行公司处理委托事务，并在一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了客票行程单、发票等证据证明。三、童行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经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童行公司依据的第五条第二款，已不再适用。童行公司关于项目短缺的主张，并非是“合同是否履行”，而是“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履行”。童行公司上诉状中所称的“GrandHotel接待诺贝尔获奖者及各国首脑的瑞典皇家大饭店顶级酒店2晚含皇家级早餐、Ripan平安夜特别晚餐、冰酒店平安夜庆祝晚餐、Kust北极圈区域的米其林水准餐厅特别晚餐、Edoardo世界顶级摄影师2天2夜全程接待、元旦跨年与瑞典企业家家庭及孩子们运动和晚餐……”等内容，在童行公司与大鹅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从未约定，童行公司应首先举证证明其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即《合同》对上述内容有过约定，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童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大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童行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向大鹅公司支付全部合同价款折合540974.79元人民币（以78569.53美元乘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018年12月美元兑换人民币平均汇率6.8853计算）；2.判令童行公司向大鹅公司支付利息（以540974.785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标准计算）；3.判令童行公司赔偿大鹅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差旅费11631元人民币；4.本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用、司法协助翻译费2434元人民币）由童行公司承担；5.判令童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30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3日，大鹅公司车晓娜向童行公司黄洲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随函附上有关家庭团体圣诞旅程的合同。因临近出发时间，请于12月5日前核对合同并安排付款。”附件为《合同》，主要内容为：1.合同主体：中国市场旅行合作伙伴，瑞典拉普兰地区外安排公司为大鹅公司、瑞典拉普兰地区内安排公司为维达公司，中国客户为童行公司。2.团体参考号2018-1218、天使和坚果派V组家庭团体圣诞游，总价686700克朗，合计78569.53美元。3.旅程安排：目的地为斯德哥尔摩、谢莱夫特奥、基律纳，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至30日，时长为瑞典拉普兰8晚、斯德哥尔摩1晚，航班未安排。4.付款计划：发票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客户。由于拜访时间距离发票开具之日在24天内，全款应在发票开具之日起7天内汇至大鹅公司的账户。以上价格不包括往返于起点及终点的所有航班及／或任何其它交通工具的花费；计划内未指定的任何可选活动；以及饮料和个人开支。如在旅行期间有其它订购服务，跟团负责人黄洲有权使用信用卡签单并付款。5.如部分团体活动被取消，大鹅公司保留要求支付以下款项的权利：抵达前14-0天，将全数缴付每名未到团者的全部费用。未用或仅部分使用的预定服务不能退款。大鹅公司保留取消任何尚未全额预付的服务的权利，或者如约定的跟团人数少于规定的最低人数。客户和大鹅公司均有权在目的地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取消任何或所有服务。在此情况下，客户应承担所有费用。包括的膳食参见计划所述。膳食品种为预先安排，通常不提供其他品种。预定时，应提供因疾病原因而需要的任何特殊饮食的详细信息。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大鹅公司事实上向童行公司提供了委托服务事项，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童行公司、大鹅公司，维达公司非合同的权利一方当事人。12月5日，大鹅公司车晓娜向童行公司黄洲发送邮件，内容为：随函附上相应的美元金额和发票。12月20日，大鹅公司车晓娜向童行公司黄洲发送邮件，内容为：“随函附上天使和坚果派V组家庭团体圣诞游发票（以美元计）和相应的旅程详情。”其中，发票金额共计为78569.53美元，发票上载明罚息8%。另，附件《2018坚果派圣诞VIP组圣诞节及新年—行程及说明》，内容包括12月21日至30日期间的行程、课程安排及费用、服务标准及报价说明等。具体内容如下：1.行程及日期简要概括如下：21日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22日搭乘飞机飞入北极圈内抵达基律纳、23日在阿比斯库……晚间登上STF极光观察站进行世界级探险、24日瑞典圣诞大餐、25日前往神奇山庄及户外博物馆住在冰酒店木屋、26日搭乘雪国列车抵达谢莱夫特奥、27日动物博物馆及瑞典最好的SPA及设计酒店Kust、28日驱车抵达Lantliv,Edoardo的待客别墅并分配房间、世界顶级摄影师Edoardo特别为大人和孩子们预备的摄影启发课程、倾听授课、了解摄影背后故事、很有可能在Lantliv拍摄到极光、29日离开拉普兰前往斯德哥尔摩并入住瑞典四星级酒店、30日专车送到NK商场、下午前往机场并离开斯德哥尔摩、31日回到家。2.行程及课程设计特别安排费用，地接全程服务费用、第三方各机构及课程导师费用：营长及Eric及摄影师提前抵达准备、住宿1晚及2晚的住宿费用（含早餐）。3.服务标准：服务人员、包场活动（含Lantliv摄影师木屋别墅包场）、餐饮及住宿为当地最佳住宿、餐厅、住宿说明（含KUST低奢北欧设计酒店，全部按照每家每间入住人数配套升级）。4.报价说明：含瑞典落地后所有地接方服务、住宿、餐饮、交通、第三方服务方保险、门票、导师以及其他行程场所的门票和服务费用。不包含国际航班和内陆段航班费用、营员个人消费部分费用及签证申请费、个人旅行保险。5.最低成团15位付费客人：15位付费客人，送1名坚果派领队老师费用，成人47000SEK、12岁以及以下一家第一位儿童44000SEK、第二位儿童39900SEK。摄影师收取个人活动及餐饮住宿成本费用18000SEK，合计686700SEK。6.成人与儿童床位标准一致、一人一床、儿童将获得更多细心服务等。7.结算及付款：以瑞典克朗价格到账为结算，人民币报价仅作当下报价参考，于本次行前安排支付出境。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因Lantliv摄影师木屋别墅在28日晚间无法接待住宿，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通过微信沟通。2018年12月27日，大鹅公司称：“对于Lantliv因为热水系统无法供应的原因造成28日晚间住宿无法接待，我们在条件所及的情况下，提供的解决方案是：28日晚间为所有人提供多一晚的KUSTHOTEL住宿……28日白天原定的和摄影师的作品分享，以及做圣诞手工，取代为家长们可以在KUST所在市中心shopping的机会……29日，上午原定摄影师家结营，照常，地点换在KUST……”童行公司称：“我这边和客户沟通的情况是：客户希望我们尽全力帮助他们去斯德哥尔摩，机票他们可以承担，并且接受两趟飞机分开去……机票已经全部改签好，13:10飞，请晓娜安排好接机和斯德哥尔摩的酒店，我们早上8点把事情敲定”。2018年12月28日，大鹅公司车晓娜向斯德哥尔摩广场精英酒店发送邮件预定12月28日至30日的房间，其在邮件中称：“第二晚由北欧麋鹿大鹅支付，第一晚即今晚由跟团负责人使用信用卡支付，谢谢！”当日，童行公司支付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2019年1月，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就涉案合同项下V组旅游过程行程安排及付款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其中，1月8日，童行公司工作人员称：“我上午去银行查询了……这笔款退回来是因为12月中旬的时候给你们账户支付了5万美金，这笔提交了后被外管局管制了，两个月内我们不能向你们账户支付超过5万美金，所以这笔被退回了。并且这一两个月我们公司支付了超30万美金出去，所以暂停我们1月支付外币”。大鹅公司工作人员称：“行程单和实际不符，我们一项项核对，多方确认，错的我们一定赔付”。1月22日，童行公司向大鹅公司发送邮件，附件为关于瑞典北极圈F营和V营实际执行标准不符的情况反馈、客户投诉处理及费用核算要求，具体内容为：要求对相对于原行程天数、时间的减少、未实际执行的项目、标准或内容未达到原来描述水准或明显存在价格差异、因大鹅公司接待和服务导致客户投诉产生的赔付或损失，进行费用扣减。具体要求扣减项目包括：Edoardo的待客别墅被别人占用，临时调换到主楼，导致3个家庭缺少正常符合标准的房间，其中2家坚决要求去市里正常酒店居住，导致整个团被分割等住宿、餐饮方面的问题。童行公司要求扣减及损失索赔合计460197瑞典克朗。2019年2月28日，童行公司向张海静等5个家庭共计15名客户退款共计7.5万元人民币。退款备注载明：因缺少摄影师项目退款。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大鹅公司认可已收到童行公司支付的款项20000元人民币。此后童行公司未再支付合同价款。另，大鹅公司因本案诉讼支付了财产保全费3415元人民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大鹅公司注册地在瑞典王国，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本案中，《合同》中未约定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大鹅公司通过邮件向童行公司提供《合同》，童行公司收到后未提出异议，并委托大鹅公司接待游客，大鹅公司在事实上提供了接待游客的委托事项服务，故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依据《合同》约定，大鹅公司接受童行公司委托提供旅游服务，童行公司应在2018年12月20日收到发票之日起7日内即12月28日付款。合同约定价款为78569.53美元（折合540974.79元人民币），童行公司抗辩称大鹅公司提供服务与行程安排不符、未提供后三天的服务，并要求扣减460197瑞典克朗。根据双方当事人2018年12月的微信联系记录及当庭陈述，可以证明大鹅公司存在未按照行程提供Lantliv的别墅住宿及相关行程，故该项目费用应予以扣减。因双方合同约定的价款非按项目计费，且大鹅公司不认可童行公司计算的扣减价款，故一审法院参照童行公司因摄影师项目缺少向客户的赔款数额7.5万元人民币予以扣减。大鹅公司在2018年12月28日向斯德哥尔摩广场精英酒店发送预定12月28日至30日的房间的邮件中称：“第二晚由北欧麋鹿大鹅支付，第一晚即今晚由跟团负责人使用信用卡支付”，结合大鹅公司当庭认可2018年12月28日晚的住宿费用系由童行公司支付的事实，可以认定2018年12月28日童行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住宿费用，因此一审法院对童行公司要求在《合同》价款中扣减12月28日的房费9014.77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童行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大鹅公司存在活动项目短缺等其他问题，故对童行公司的其他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童行公司的应付款为合同价款540974.79元人民币，扣除童行公司已支付的2万元人民币及童行公司因摄影师项目缺少赔付的7.5万元人民币、童行公司支付的12月28日的房款9014.77元人民币后，为436960.02元人民币。故对大鹅公司要求童行公司支付合同款540974.79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中436960.02元人民币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大鹅公司要求童行公司支付保全费3415元人民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童行公司未依约付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即大鹅公司的利息损失。虽大鹅公司开具的发票记载罚息为8%，但童行公司未予以认可，大鹅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罚息8%达成合意，故一审法院对大鹅公司主张的按年利率8%计算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利息计算方式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因此，对大鹅公司要求童行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中，符合一审法院上述计算方式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大鹅公司要求童行公司支付的差旅费、司法协助翻译费，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部分费用发生属于必要的费用支出，且无合同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童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鹅公司合同款436960.02元人民币、财产保全申请费3415元人民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人民币；2.童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鹅公司利息（以436960.02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驳回大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大鹅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微信记录；证据2.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KUST酒店发票及翻译件；证据1、证据2共同证明游客及童行公司自行决定大幅变更行程，并自愿承担相应的费用；大鹅公司已提供了合理范围内的变更方案，并支付了该方案导致的差价，不应由大鹅公司承担因变更合同发生的费用。证据3.童行公司提交的《反诉状》及大鹅公司提交的《反诉答辩状》及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第8页最后一自然段所认定事实与本案无关；童行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故意混淆与本案无关的F组的事实，导致一审判决书误将F组事实作为认定V组情况的依据。附件发票约定罚息符合双方交易习惯；证据4.《工商银行电子回单验证处》网页截图，证明童行公司在一审中仅提交和出示了电子回单的复印件，未向法庭提交、出示电子回单的电子原件，一审法院未核实比对电子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大鹅公司在质证中未认可其真实性；大鹅公司庭后通过工商银行系统验证涉案电子回单真实性失败，告知一审法院后，一审法院亦未核实便直接认定其真实性缺少依据；证据5.微信群聊记录，证明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是双方的真实约定，其主张的缺项的内容系其在协商过程中主动剔除，不符合双方的真实约定。本院二审期间，童行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付款）凭证及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童行公司向相关客户实际支付了7.5万元人民币退款；证据2.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明V营比F营多出价格是因为大鹅公司承诺了V营有特别安排及服务内容，即童行公司上诉状中第三大点中所列明的行程项目。本院当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童行公司对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大鹅公司已经提交了该证据的原件，且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有童行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童行公司虽然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童行公司对于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亦不认可，经与原件核对，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童行公司对于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3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童行公司对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经与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1综合判断，本院对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4不予采信。童行公司对于大鹅公司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大鹅公司对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与原件核对，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大鹅公司对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2提出异议，本院认为，首先，童行公司未提供该证据的中文译本，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其次，童行公司通过该证据中的电子邮件附件用以证明大鹅公司存在项目短缺的问题，但是相关附件中记载的行程与童行公司在一审中认可的大鹅公司提交的行程并不一致。基于上述情况，本院对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2不予采信。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2月27日，大鹅公司车晓娜在与童行公司工作人员微信沟通时表示，因Lantliv的别墅热水供应问题，大鹅公司提供所有人多一晚的KUSTHOTEL住宿，并对部分房间进行升级，并提供KUSTHOTEL标准的食物。2018年12月28日原定和摄影师作品交流分享以及做圣诞手工，改为家长们可以购物，孩子们学习。其他特别项目在安排，在等旅游局的回复。29日原定摄影师家结营照常，地点换到KUSTHOTEL。2018年12月27日，童行公司工作人员与游客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因Lantliv的别墅热水供应问题，童行公司工作人员向游客提出了大鹅公司的行程变更方案。对于第二天的具体活动，童行天下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旅游局正在为游客独家安排。游客则表示：因为摄影师之家不能住了，专程用一天的时间跑去看摄影展，还不如直接去斯德哥尔摩。2019年1月8日，童行公司工作人员在与大鹅公司微信沟通过程中表示：不认识也没有委托维达公司。2019年1月8日，童行公司工作人员在与大鹅公司车晓娜微信沟通过程中，依然表示在想办法将款项支付给大鹅公司。二审中，大鹅公司提交的外文书证均由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中文译本。2019年7月18日，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向大鹅公司开具了翻译费的发票，金额为2434元人民币。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为大鹅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服务名称为住宿服务，数量为1，金额为720元人民币。大鹅公司还提交了车晓娜乘坐飞机的行程单，分别是：2019年6月1日乘坐飞机从广州出发经由曼谷到达斯德哥尔摩；2019年6月6日乘坐飞机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由曼谷到达北京；前述行程票价为5816元人民币。2019年7月24日从北京乘坐飞机出发经由莫斯科抵达斯德哥尔摩、2019年9月17日从斯德哥尔摩乘坐飞机出发经由莫斯科抵达北京，票价为4990元人民币。大鹅公司对于车晓娜于2019年6月1日乘坐飞机从广州出发经由曼谷到达斯德哥尔摩的解释是：车晓娜在广州办事，然后被告知诉讼需要办理主体资格的公证认证，然后从广州出发回斯德哥尔摩办理相关手续。2019年5月21日，瑞典外交部为大鹅公司办理了公证。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于2019年6月19日为大鹅公司办理了公证的认证。一审立案日期为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18日，车晓娜到一审法院参加询问。2019年11月26日，车晓娜参加一审法院庭审。本院另查明，大鹅公司、童行公司均确认一审判决第八页第二段至第九页第一段：“1月22日，童行公司向大鹅公司发送邮件，附件为关于瑞典北极圈F营和V营实际执行标准不符的情况反馈、客户投诉处理及费用核算要求，具体内容为：要求对相对于原行程天数、时间的减少、未实际执行的项目、标准或内容未达到原来描述水准或明显存在价格差异、因大鹅公司接待和服务导致客户投诉产生的赔付或损失，进行费用扣减。具体要求扣减项目包括：Edoardo的待客别墅被别人占用，临时调换到主楼，导致3个家庭缺少正常符合标准的房间，其中2家坚决要求去市里正常酒店居住，导致整个团被分割等住宿、餐饮方面的问题。童行公司要求扣减及损失索赔合计460197瑞典克朗。”认定有误，该部分中摘录的邮件内容中所反映的问题实际是F营的问题，与本案V营无关。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大鹅公司认为童行公司应自行承担向游客赔款7.5万元人民币及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在案涉合同履行中，发生了意外事件，即Lantliv的别墅热水器损坏不能入住的情况。该等意外事件属于大鹅公司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预见、不能控制和不能避免的情形，而且大鹅公司已经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了必要的变更方案。大鹅公司事后亦将该情况及时向童行公司作出报告，童行公司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故对于Lantliv的别墅因为热水供应问题不能入住的情况，大鹅公司既不存在故意亦不存在过失，对此不应承担责任。童行公司向客户退款7.5万元人民币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童行公司支付的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本院认为，按照合同约定，该住宿费用应由大鹅公司支付。故对于童行公司已经支付的住宿费9014.77元人民币应当从童行公司支付的合同款中扣除。大鹅公司关于住宿费用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据大鹅公司与童行公司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大鹅公司和童行公司均有权在目的地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取消任何服务。但本案合同履行中Lantliv的别墅的热水供应问题不是不可抗力而是意外事件，案涉纠纷并不适用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大鹅公司依据合同条款关于免责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大鹅公司认为本案应按8%标准计算罚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大鹅公司仅以其单方向童行公司开具的发票中记载罚息为8%，主张童行公司按此标准向其支付罚息，但童行公司并不认可，且其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双方约定罚息8%或童行公司同意按8%标准执行，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大鹅公司认为童行公司应承担其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大鹅公司提交了车晓娜往返于瑞典和中国的行程单和在北京的住宿发票，结合车晓娜参加的一审诉讼活动，上述费用的支出应当属于大鹅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该部分费用应当由童行公司负担。本院对大鹅公司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大鹅公司提交的其他部分实现债权的费用的证据，因不能与其参加一审法院诉讼活动相对应，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大鹅公司关于童行公司应当承担司法协助翻译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大鹅公司因童行公司违约提起本案诉讼，其提交的外文书证必须翻译为中文。由此产生的翻译费用应当由童行公司负担。本院对大鹅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于童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合同》虽然在首部列明了维达公司，但是在《合同》中对于维达公司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的约定。童行公司在与大鹅公司微信沟通过程中，亦认可是与大鹅公司合作，不认识也未委托维达公司。在本院二审中，童行公司确认合同中并未约定维达公司的权利义务。在本案所涉纠纷产生以及解决过程中，童行公司始终与大鹅公司进行协商，没有证据证明童行公司曾与维达公司就合同履行进行过协商。故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当事人。童行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童行公司关于双方之间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尚未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大鹅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童行公司发送了《合同》，童行公司虽然并未签署，但是童行公司收到《合同》后并未提出异议，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履行。本院确认童行公司与大鹅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经成立。童行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童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童行公司认为大鹅公司存在大量活动项目短缺的问题，但童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童行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大鹅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将F营的问题摘录为V营的问题，童行公司对此亦无异议，但一审判决最终并未支持童行公司要求扣减460197瑞典克朗的请求，该部分事实认定并未影响本案的最终裁判。综上所述，大鹅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童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20年修正）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637号民事判决；二、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合同款511960.02元人民币及利息（以511960.02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财产保全申请费3415元人民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000元人民币、翻译费2434元人民币；三、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11526元人民币。四、驳回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90元人民币，由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负担844元人民币（已交纳），由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8746元人民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556元人民币，由北欧麋鹿大鹅有限责任公司（Moose&GooseAB）负担556元人民币（已交纳），由北京童行天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7000元人民币（其中7746元已交纳，其余98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容红审判员魏欣审判员甘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龚亚东书记员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