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8民终630号上诉（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志，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02196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广东鸿峰（麻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雅丽,女，汉族，1966年1月13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雅惠，女，汉族，1976年10月27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苏聪，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干，女，汉族，1969年2月16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广东鸿峰（麻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志因与被上诉人杨雅惠、杨雅丽、原审被告李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后,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粤0802民初835号民事判决，孙志不服上诉，本院以（2019）粤08民终248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重审。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现孙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被上诉人杨雅惠、杨雅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苏聪，原审被告李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改判杨雅丽、杨雅惠向孙志返还人民币707734万元。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杨雅丽、杨雅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已经界定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且孙志是免费为杨雅惠、杨雅丽理财炒股的，在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不应承担杨雅丽、杨雅惠的损失。本案一审已经界定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孙志的理财是无偿的，在委托人无法举证受托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理财损失不应由上诉人孙志承担。二、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是投资理财亏损之后，杨雅惠、杨雅丽要求的保本付息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该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是在杨雅丽的受托行为造成亏损后才作出的，依据其内容看，进一步确认了之前的委托行为是委托理财，为保本型理财，即保证杨雅惠、杨雅丽的本金不受损失，该凭证既规避和转嫁了理财风险，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又扰乱了国家金融、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应当认定无效。因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无效。一审法院依据100万元的《债务凭证》要求孙志付款依据不足，应给予纠正。三、杨雅丽要求孙志同时出具15万元与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可见100万元的欠款不是事实，100万元的债务凭证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存在借款的事实。法院查明的杨雅丽、杨雅惠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956000元及现金支付等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四、一审法院确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根据凭证的约定2019年1月1日起每月20日前给1万元，2024年1月1日起按债款余额的0.5%计息，而债务履行期没有到，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孙志给付994000元及利息错误。杨雅丽、杨雅惠在一审提供的100万元的《债务凭证》约定：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在每月20日前向债权人支付人民币壹万元，利息从2024年1月1日起按债款余额的0.5%计息。也就是说，至一审受理的时候2019年4月份孙志应给的是4万元，至重审一审判决的时候2020年10月应给的也只是22万元，不存在原审判决的给付994000元及2019年1月开始给利息的问题，原审判决对事实没有查清，判决缺乏依据。五、原审判决对于杨雅丽、杨雅惠主张的3%利息不给予支持，但《债务凭证》中的100万元杨雅丽、杨雅惠却确认是通过息转本后得出的总数额，一审判决并未支持杨雅丽及孙志之间3%的利息(债务凭证之前的利息全部不给予认定)，却认可通过息转本得来的债务本金100万元，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和判决错误。六、一审法院已经明确认定杨雅丽、杨雅惠证券账户中的40万元不属于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内的构成，不予支持杨雅丽、杨雅惠的主张，但却确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的合法性，并以《债务凭证》要求孙志清偿欠款，依据不足。七、从杨雅丽、杨雅惠的《本诉与反诉证据》对收据资金来源的说明和利息计算表，可以知道，对欠款的具体数额都是在凑数，主要体现如下：(1)将杨雅惠的丈夫吴飞从银行账户取的现金毫无关联的行为强加给了孙志以作为支付的证据；(2)将杨雅惠的丈夫吴飞名下其他账户(南粤银行)的取款数额毫无关联的行为强加给了孙志以作为支付的证据；(3)636100元(见杨雅丽提供的《利息表》)是由息转本，不存在实际支付，且按照3%的月利率进行计算，不符合息转本的相关法律规定。(3)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而杨雅丽提供的证据显示第一笔借款是30万元，而后面的收据数额越来越少，体现的都是投资理财款，不是息转本的结算，显然，息转本的说法站不住脚。根据当前的证据可知，杨雅丽在每次进行息转本的的时候，并没有与孙志进行经过结算，也没有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其次，按照根据杨雅丽的计算，息转本的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24%的范围，且超过了本金和利息的合法范围，以此主张欠款达到200万是不合法的。(4)为了凑够200万，将其证券账户中的40万元加入欠款数额。以上可以看出，杨雅丽主张的欠款数额是由转账+现金+利息+证券组成的，关于这些款项的真实数额是多少，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查明，杨雅惠、杨雅丽为了将欠款数额与收据进行对应，在强硬的凑数，属于不合法的利息计算得来，其主张欠款数额并不成立。在一审及之前的原审一、二审法院对事实的确认中，都否认了息转本(不存在利息)、40万元证券的情况下，很明显地，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就已经土崩瓦解了，而一审法院还支持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有效，就完全失去了事实和法律的支撑。八、杨雅丽主张以现金方式给孙志炒股，但其自己的银行账号中的取款数额与收据的数额对不上，其真实出资多少，无法举证。穷尽所有的借钱给别人炒股是很不符合常理的。且即使全部用于借款，该笔数额也完全达不到杨雅丽主张的现金给付的数额。其次，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双方是为了投资证券，证券交易都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入账的，当下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如此方便的情况下，且双方交易的数额动辄好几万，多的达到了10万元以上，杨雅丽是在何处、何时将现金交付给孙志的有没有见证人在场这些杨雅丽都没有证据能证明。九、杨雅惠并没有借款给孙志，本案应与杨雅惠无关。杨雅惠虽然有向杨雅丽转账的记录，但这都是向杨雅丽转账的，并非向孙志转账的，无论杨雅丽将杨雅惠的转账用于什么用途，均与孙志的欠款没有任何关系。可见，杨雅惠作为原案原告没有任何依据。十、孙志反诉要求杨雅丽、杨雅惠返还人民币707734元，依法有据，应给予支持。杨雅丽实际投入资金是69万元，对于投资的盈利和亏损应当由杨雅惠、杨雅丽承担与享有。在炒股期间，共亏损454434万元，以69万元减去454434元剩余为235566元，在理财炒股亏损的情况下，孙志应归还的是理财剩余炒股资金235566元，而不是94.33万元。孙志在杨雅丽的威逼下多给了707734元，显然是不合法不公平的，杨雅丽、杨雅惠依法应当返还的是707734元，因此，孙志反诉要求杨雅惠、杨雅丽返还人民币707734元，依法有据，应给予支持。综上可见，望支持孙志的上诉请求。杨雅丽、杨雅惠辩称，一、本案实际上是民间借贷纠纷；二、《债务凭证》是双方债务的结算；三、孙志存在逾期违约，一审判决其全额偿还借款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本案借款与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3%，孙志亦如实支付。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杨雅惠、杨雅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志立即归还欠款100万元给杨雅丽和杨雅惠，并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19日是18000元）。2、判决李干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用由孙志承担。孙志反诉请求：1、杨雅丽、杨雅惠退还反诉人孙志人民币707734元。2、杨雅丽、杨雅惠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雅丽与孙志是同事关系，双方认识多年。孙志声称会投资股票能为杨雅丽、杨雅惠带来收益，并许诺支付利息。自2013年开始，杨雅丽及其妹妹杨雅惠向孙志投资款项用于投资股票。杨雅丽、杨雅惠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956000元及现金支付等方式将款项交付给孙志。杨雅丽、杨雅惠提供了孙志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分别于2013年8月26日、2014年9月25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28日、2016年3月31日4、2016年9月1日、2016年11月30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5月27日曾立的收据（复印件）收到杨雅丽交付的投资理财款30万元、7万元、11万元、8万元、34万元、3万元、3万元、4万元、10万元、5万元、15万元、30万元给杨雅丽，共计160万元。在此期间，孙志也陆陆续续返还了部分款项给杨雅丽、杨雅惠。庭审中，杨雅丽、杨雅惠称借款口头约定为月息3分，共收到孙志还款943300元，其中93.73万元是支付借款利息，6000元为签订债务协议后还的借款本金。孙志辩称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共收到杨雅丽、杨雅惠69万元。2018年9月26日，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双方进行结算，确认孙志于2013年8月26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共欠杨雅丽、杨雅惠1000000元，并由孙志出具了《债务凭证》给杨雅丽、杨雅惠收执，《债务凭证》约定孙志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每月20日前向孙志支付10000元，直至债务还清，自2024年1月1日起对尚欠债务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直至还清。其后，孙志仅于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2月1日分三次共偿还了6000元给杨雅丽、杨雅惠，余款一直未还，引发双方纠纷。杨雅丽、杨雅惠遂向法院提起上述诉请。另查明，孙志与李干是夫妻关系，杨雅丽、杨雅惠是亲姐妹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为学校的同事关系，原杨雅丽、杨雅惠提供投资款项给孙志炒股理财，双方的争议属于民间理财合同纠纷。从双方提交或认可的证据，均可以证实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杨雅丽、杨雅惠先后多次向孙志投资款项用于股票理财，孙志立据共收到杨雅丽、杨雅惠的投资款160万元，期间孙志也偿还了部分款给杨雅丽、杨雅惠这一事实。虽然，双方对于投资理财金额、已偿还金额、投资款项是否有约定利息、投资款项的时间及偿还投资款的时间等问题存在意见分歧，现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完全地反映出当时投资款项、返还投资款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金额。但在2018年9月26日，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已对双方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投资款项及返还投资款情况进行了结算，并在此基础上自愿签订了《债务凭证》来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及履行方式。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确立的《债务凭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得到遵照履行。《债务凭证》成立生效后，孙志未能依约履行还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杨雅丽、杨雅惠主张孙志按照《债务凭证》履行，归还欠款及支付约定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孙志已于2019年1月4日还款2000元，2019年2月1日还款4000元，其尚欠金额应为994000元而非1000000元。孙志与杨雅丽、杨雅惠为学校同事关系，作为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清楚与杨雅丽、杨雅惠签订《债权凭证》的性质和后果，其辩称《债务凭证》为杨雅丽、杨雅惠胁迫所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对于杨雅丽、杨雅惠提供其在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账户存款40万元给孙志操盘炒股的问题，因该40万元是在杨雅丽、杨雅惠账户名下，并没有转移到孙志名下，也没有真实收到孙志40万元，杨雅丽、杨雅惠诉称已投资了包括40万在内的200万元给孙志炒股，缺乏事实和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李干应否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关键在于确定该债务是属于孙志其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首先，本案《债务凭证》落款只有“孙志”个人签名，而没有李干的签名，李干事后也没有对此追认，现有的证据也无法证实李干对欠款一事是知情的，其本人没有与孙志共同向杨雅丽、杨雅惠举债的意思表示；其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干参与孙志的炒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孙志将杨雅丽、杨雅惠的投资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且李干本人有正当职业及稳定收入。由于李干没有与孙志共同举债的合意，也没有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本案的债务应为孙志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杨雅丽、杨雅惠请求李干应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孙志提起反诉要求杨雅丽、杨雅惠退还707734元，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孙志提交的证据未能真实全面反映当时双方的投资款的还款情况。孙志认为杨雅丽、杨雅惠多收取了707734元不当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为了核实之前双方多年遗留的债权、债务情况，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于2018年9月26日进行核算，并签订了《债务凭证》，已经具体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再则，孙志以当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该《债务凭证》的抗辩意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佐证。基于此理由，对孙志的反诉请求，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限孙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雅丽、杨雅惠清偿欠款本金994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自2019年1月4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以99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自2019年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994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二、驳回杨雅丽、杨雅惠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孙志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96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877.34元，均由孙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新证据提交。孙志申请本院委托审计部门对案涉委托理财亏损部分进行审计。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存委托理财亏损问题，故对孙志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期间，杨雅丽、杨雅惠就孙志给其立下12张总额为160万元的收据的具体情况作出说明，除孙志未能按月息3%的标准支付的利息转为本金外，杨雅丽、杨雅惠尚对实际支付给孙志的资金及来源作出说明，其中，2012年3月6日至2013年8月26日通过转账及现金支付30万元，2014年4月支付现金1000元，2014年9月25日支付现金43200元，2014年12月15日支付现金8900元，2014年12月29日支付现金47400元，2015年1月30日支付现金5600元，2015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0000元，同月26日支付现金10000元，同月28日支付现金15000元，2015年4月7日支付现金6400元，2015年5月27日转账30万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现金3000元，2015年10月24日支付现金2100元，2016年3月31日支付现金1200元，2017年3月28日转账60000元，2017年3月30日支付现金4000元，2017年5月27日转账23万元，合计1057800元。对上述付款，孙志仅对通过转账支付的59万元及2013年8月26日前支付的10万元现金予以确认外，对其余通过现金支付的资金均予以否认。杨雅丽、杨雅惠支付的上述资金，从支付之日至2017年5月27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约为63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约为95万元。期间，孙志向杨雅丽支付937300元，双方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杨雅丽提供资金给孙志炒股，孙志按月利率3%向杨雅丽支付固定投资利润，杨雅丽不承担投资风险，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故本案的案由应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理财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孙志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以及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志与杨雅丽、杨雅惠于2018年9月26日签订的《债务凭证》是否有效。杨雅丽与孙志作为相识多年的同事，自2012年起，杨雅丽陆续提供资金给孙志炒股，杨雅丽称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支付投资利润，期间，双方多次进行结算，对孙志未能按月利率3%支付的利润，双方约定转为本金，并由杨雅丽用现金凑成整数，孙志立下收据予以确认。杨雅丽的上述主张，符合社会的一般习惯做法，亦与孙志确认的2013年8月前杨雅丽多次向其支付现金共10万元的交易习惯相符，故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但由于上述做法，杨雅丽享受固定的利润却无需承担投资风险，故双方的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民间理财合同关系。对于民间借贷关系，应以实际支付的资金作为本金，约定的利息原则上不得超过月利率2%，但对已实际支付的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率3%，否则无效。本案中，杨雅丽实际支付给孙志的资金总额为1057800元，从支付之日至双方结算截止日即2017年5月27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约为63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约为95万元，而孙志实际偿还给杨雅丽937300元，故即便排除息转本的“利滚利”做法，孙志实际偿还的款项，超过按月利率2%的标准所计利息，但不足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应视为孙志已还清其向杨雅丽实际借款1057800元至2017年5月27日止的全部利息。故双方经结算并由孙志立据确认欠杨雅丽、杨雅惠100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依法有效，孙志应按约定向杨雅丽、杨雅惠偿还欠款，但孙志至今仅偿还6000元，与双方约定的自2019年1月1日起每月还1万元的约定不符，已构成违约，并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拒绝履行该约定，故杨雅丽、杨雅惠主张孙志一次性偿还尚欠的994000元及相应利息，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孙志上诉主张其受杨雅丽之托无偿为杨雅丽理财并多支付杨雅丽707734元请求返还的问题。该主张与孙志多次与杨雅丽结算，将未付利息转为本金并立据确认的行为相矛盾，且若杨雅丽需向孙志返还707734元，孙志亦不可能在双方结算后，向杨雅丽、杨雅惠立下案涉《债务凭证》，确认尚欠杨雅丽、杨雅惠100万元，故孙志该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于孙志称杨雅惠不是实际出借人的问题，虽向孙志支付案涉借款的经手人为杨雅丽，但杨雅丽确认其与杨雅惠均为案涉贷款的出借人并共同提起本案诉讼，且案涉借款出借人是杨雅丽，还是杨雅丽与杨雅惠，均没有增加孙志的还款义务，故对孙志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孙志称案涉《债务凭证》系杨雅丽、杨雅惠胁迫下所签订，但未提供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及理由予以证明，且孙志在签订案涉《债务凭证》后，亦曾还款6000元，故对孙志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志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40元，由孙志负担（该款已由孙志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子 轩审 判 员 刘  芳审 判 员 王  瑾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 虹 亨书 记 员 邓唐慧卉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8民终630号上诉（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志，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02196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广东鸿峰（麻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雅丽,女，汉族，1966年1月13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雅惠，女，汉族，1976年10月27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苏聪，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干，女，汉族，1969年2月16日出生，住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广东鸿峰（麻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志因与被上诉人杨雅惠、杨雅丽、原审被告李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后,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粤0802民初835号民事判决，孙志不服上诉，本院以（2019）粤08民终248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重审。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现孙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被上诉人杨雅惠、杨雅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铭东、苏聪，原审被告李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20)粤0802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改判杨雅丽、杨雅惠向孙志返还人民币707734万元。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杨雅丽、杨雅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已经界定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且孙志是免费为杨雅惠、杨雅丽理财炒股的，在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不应承担杨雅丽、杨雅惠的损失。本案一审已经界定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孙志的理财是无偿的，在委托人无法举证受托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理财损失不应由上诉人孙志承担。二、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是投资理财亏损之后，杨雅惠、杨雅丽要求的保本付息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该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是在杨雅丽的受托行为造成亏损后才作出的，依据其内容看，进一步确认了之前的委托行为是委托理财，为保本型理财，即保证杨雅惠、杨雅丽的本金不受损失，该凭证既规避和转嫁了理财风险，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又扰乱了国家金融、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应当认定无效。因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无效。一审法院依据100万元的《债务凭证》要求孙志付款依据不足，应给予纠正。三、杨雅丽要求孙志同时出具15万元与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可见100万元的欠款不是事实，100万元的债务凭证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存在借款的事实。法院查明的杨雅丽、杨雅惠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956000元及现金支付等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四、一审法院确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根据凭证的约定2019年1月1日起每月20日前给1万元，2024年1月1日起按债款余额的0.5%计息，而债务履行期没有到，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孙志给付994000元及利息错误。杨雅丽、杨雅惠在一审提供的100万元的《债务凭证》约定：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在每月20日前向债权人支付人民币壹万元，利息从2024年1月1日起按债款余额的0.5%计息。也就是说，至一审受理的时候2019年4月份孙志应给的是4万元，至重审一审判决的时候2020年10月应给的也只是22万元，不存在原审判决的给付994000元及2019年1月开始给利息的问题，原审判决对事实没有查清，判决缺乏依据。五、原审判决对于杨雅丽、杨雅惠主张的3%利息不给予支持，但《债务凭证》中的100万元杨雅丽、杨雅惠却确认是通过息转本后得出的总数额，一审判决并未支持杨雅丽及孙志之间3%的利息(债务凭证之前的利息全部不给予认定)，却认可通过息转本得来的债务本金100万元，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和判决错误。六、一审法院已经明确认定杨雅丽、杨雅惠证券账户中的40万元不属于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内的构成，不予支持杨雅丽、杨雅惠的主张，但却确认100万元的《债务凭证》的合法性，并以《债务凭证》要求孙志清偿欠款，依据不足。七、从杨雅丽、杨雅惠的《本诉与反诉证据》对收据资金来源的说明和利息计算表，可以知道，对欠款的具体数额都是在凑数，主要体现如下：(1)将杨雅惠的丈夫吴飞从银行账户取的现金毫无关联的行为强加给了孙志以作为支付的证据；(2)将杨雅惠的丈夫吴飞名下其他账户(南粤银行)的取款数额毫无关联的行为强加给了孙志以作为支付的证据；(3)636100元(见杨雅丽提供的《利息表》)是由息转本，不存在实际支付，且按照3%的月利率进行计算，不符合息转本的相关法律规定。(3)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而杨雅丽提供的证据显示第一笔借款是30万元，而后面的收据数额越来越少，体现的都是投资理财款，不是息转本的结算，显然，息转本的说法站不住脚。根据当前的证据可知，杨雅丽在每次进行息转本的的时候，并没有与孙志进行经过结算，也没有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其次，按照根据杨雅丽的计算，息转本的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24%的范围，且超过了本金和利息的合法范围，以此主张欠款达到200万是不合法的。(4)为了凑够200万，将其证券账户中的40万元加入欠款数额。以上可以看出，杨雅丽主张的欠款数额是由转账+现金+利息+证券组成的，关于这些款项的真实数额是多少，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查明，杨雅惠、杨雅丽为了将欠款数额与收据进行对应，在强硬的凑数，属于不合法的利息计算得来，其主张欠款数额并不成立。在一审及之前的原审一、二审法院对事实的确认中，都否认了息转本(不存在利息)、40万元证券的情况下，很明显地，100万元的《债务凭证》就已经土崩瓦解了，而一审法院还支持100万元的《债务凭证》有效，就完全失去了事实和法律的支撑。八、杨雅丽主张以现金方式给孙志炒股，但其自己的银行账号中的取款数额与收据的数额对不上，其真实出资多少，无法举证。穷尽所有的借钱给别人炒股是很不符合常理的。且即使全部用于借款，该笔数额也完全达不到杨雅丽主张的现金给付的数额。其次，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双方是为了投资证券，证券交易都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入账的，当下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如此方便的情况下，且双方交易的数额动辄好几万，多的达到了10万元以上，杨雅丽是在何处、何时将现金交付给孙志的有没有见证人在场这些杨雅丽都没有证据能证明。九、杨雅惠并没有借款给孙志，本案应与杨雅惠无关。杨雅惠虽然有向杨雅丽转账的记录，但这都是向杨雅丽转账的，并非向孙志转账的，无论杨雅丽将杨雅惠的转账用于什么用途，均与孙志的欠款没有任何关系。可见，杨雅惠作为原案原告没有任何依据。十、孙志反诉要求杨雅丽、杨雅惠返还人民币707734元，依法有据，应给予支持。杨雅丽实际投入资金是69万元，对于投资的盈利和亏损应当由杨雅惠、杨雅丽承担与享有。在炒股期间，共亏损454434万元，以69万元减去454434元剩余为235566元，在理财炒股亏损的情况下，孙志应归还的是理财剩余炒股资金235566元，而不是94.33万元。孙志在杨雅丽的威逼下多给了707734元，显然是不合法不公平的，杨雅丽、杨雅惠依法应当返还的是707734元，因此，孙志反诉要求杨雅惠、杨雅丽返还人民币707734元，依法有据，应给予支持。综上可见，望支持孙志的上诉请求。杨雅丽、杨雅惠辩称，一、本案实际上是民间借贷纠纷；二、《债务凭证》是双方债务的结算；三、孙志存在逾期违约，一审判决其全额偿还借款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本案借款与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3%，孙志亦如实支付。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杨雅惠、杨雅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志立即归还欠款100万元给杨雅丽和杨雅惠，并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19日是18000元）。2、判决李干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用由孙志承担。孙志反诉请求：1、杨雅丽、杨雅惠退还反诉人孙志人民币707734元。2、杨雅丽、杨雅惠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雅丽与孙志是同事关系，双方认识多年。孙志声称会投资股票能为杨雅丽、杨雅惠带来收益，并许诺支付利息。自2013年开始，杨雅丽及其妹妹杨雅惠向孙志投资款项用于投资股票。杨雅丽、杨雅惠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956000元及现金支付等方式将款项交付给孙志。杨雅丽、杨雅惠提供了孙志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分别于2013年8月26日、2014年9月25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2月28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28日、2016年3月31日4、2016年9月1日、2016年11月30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5月27日曾立的收据（复印件）收到杨雅丽交付的投资理财款30万元、7万元、11万元、8万元、34万元、3万元、3万元、4万元、10万元、5万元、15万元、30万元给杨雅丽，共计160万元。在此期间，孙志也陆陆续续返还了部分款项给杨雅丽、杨雅惠。庭审中，杨雅丽、杨雅惠称借款口头约定为月息3分，共收到孙志还款943300元，其中93.73万元是支付借款利息，6000元为签订债务协议后还的借款本金。孙志辩称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共收到杨雅丽、杨雅惠69万元。2018年9月26日，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双方进行结算，确认孙志于2013年8月26日至2017年5月27日期间共欠杨雅丽、杨雅惠1000000元，并由孙志出具了《债务凭证》给杨雅丽、杨雅惠收执，《债务凭证》约定孙志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每月20日前向孙志支付10000元，直至债务还清，自2024年1月1日起对尚欠债务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直至还清。其后，孙志仅于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2月1日分三次共偿还了6000元给杨雅丽、杨雅惠，余款一直未还，引发双方纠纷。杨雅丽、杨雅惠遂向法院提起上述诉请。另查明，孙志与李干是夫妻关系，杨雅丽、杨雅惠是亲姐妹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为学校的同事关系，原杨雅丽、杨雅惠提供投资款项给孙志炒股理财，双方的争议属于民间理财合同纠纷。从双方提交或认可的证据，均可以证实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杨雅丽、杨雅惠先后多次向孙志投资款项用于股票理财，孙志立据共收到杨雅丽、杨雅惠的投资款160万元，期间孙志也偿还了部分款给杨雅丽、杨雅惠这一事实。虽然，双方对于投资理财金额、已偿还金额、投资款项是否有约定利息、投资款项的时间及偿还投资款的时间等问题存在意见分歧，现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完全地反映出当时投资款项、返还投资款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金额。但在2018年9月26日，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已对双方在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投资款项及返还投资款情况进行了结算，并在此基础上自愿签订了《债务凭证》来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及履行方式。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确立的《债务凭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得到遵照履行。《债务凭证》成立生效后，孙志未能依约履行还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杨雅丽、杨雅惠主张孙志按照《债务凭证》履行，归还欠款及支付约定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孙志已于2019年1月4日还款2000元，2019年2月1日还款4000元，其尚欠金额应为994000元而非1000000元。孙志与杨雅丽、杨雅惠为学校同事关系，作为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清楚与杨雅丽、杨雅惠签订《债权凭证》的性质和后果，其辩称《债务凭证》为杨雅丽、杨雅惠胁迫所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对于杨雅丽、杨雅惠提供其在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账户存款40万元给孙志操盘炒股的问题，因该40万元是在杨雅丽、杨雅惠账户名下，并没有转移到孙志名下，也没有真实收到孙志40万元，杨雅丽、杨雅惠诉称已投资了包括40万在内的200万元给孙志炒股，缺乏事实和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李干应否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关键在于确定该债务是属于孙志其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首先，本案《债务凭证》落款只有“孙志”个人签名，而没有李干的签名，李干事后也没有对此追认，现有的证据也无法证实李干对欠款一事是知情的，其本人没有与孙志共同向杨雅丽、杨雅惠举债的意思表示；其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干参与孙志的炒股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孙志将杨雅丽、杨雅惠的投资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且李干本人有正当职业及稳定收入。由于李干没有与孙志共同举债的合意，也没有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本案的债务应为孙志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杨雅丽、杨雅惠请求李干应对孙志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孙志提起反诉要求杨雅丽、杨雅惠退还707734元，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孙志提交的证据未能真实全面反映当时双方的投资款的还款情况。孙志认为杨雅丽、杨雅惠多收取了707734元不当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为了核实之前双方多年遗留的债权、债务情况，杨雅丽、杨雅惠与孙志于2018年9月26日进行核算，并签订了《债务凭证》，已经具体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再则，孙志以当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该《债务凭证》的抗辩意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佐证。基于此理由，对孙志的反诉请求，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限孙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雅丽、杨雅惠清偿欠款本金994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自2019年1月4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以99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自2019年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994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付利息。）。二、驳回杨雅丽、杨雅惠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孙志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96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877.34元，均由孙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新证据提交。孙志申请本院委托审计部门对案涉委托理财亏损部分进行审计。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存委托理财亏损问题，故对孙志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期间，杨雅丽、杨雅惠就孙志给其立下12张总额为160万元的收据的具体情况作出说明，除孙志未能按月息3%的标准支付的利息转为本金外，杨雅丽、杨雅惠尚对实际支付给孙志的资金及来源作出说明，其中，2012年3月6日至2013年8月26日通过转账及现金支付30万元，2014年4月支付现金1000元，2014年9月25日支付现金43200元，2014年12月15日支付现金8900元，2014年12月29日支付现金47400元，2015年1月30日支付现金5600元，2015年2月23日支付现金20000元，同月26日支付现金10000元，同月28日支付现金15000元，2015年4月7日支付现金6400元，2015年5月27日转账30万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现金3000元，2015年10月24日支付现金2100元，2016年3月31日支付现金1200元，2017年3月28日转账60000元，2017年3月30日支付现金4000元，2017年5月27日转账23万元，合计1057800元。对上述付款，孙志仅对通过转账支付的59万元及2013年8月26日前支付的10万元现金予以确认外，对其余通过现金支付的资金均予以否认。杨雅丽、杨雅惠支付的上述资金，从支付之日至2017年5月27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约为63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约为95万元。期间，孙志向杨雅丽支付937300元，双方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杨雅丽提供资金给孙志炒股，孙志按月利率3%向杨雅丽支付固定投资利润，杨雅丽不承担投资风险，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故本案的案由应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理财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孙志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以及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志与杨雅丽、杨雅惠于2018年9月26日签订的《债务凭证》是否有效。杨雅丽与孙志作为相识多年的同事，自2012年起，杨雅丽陆续提供资金给孙志炒股，杨雅丽称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支付投资利润，期间，双方多次进行结算，对孙志未能按月利率3%支付的利润，双方约定转为本金，并由杨雅丽用现金凑成整数，孙志立下收据予以确认。杨雅丽的上述主张，符合社会的一般习惯做法，亦与孙志确认的2013年8月前杨雅丽多次向其支付现金共10万元的交易习惯相符，故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但由于上述做法，杨雅丽享受固定的利润却无需承担投资风险，故双方的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民间理财合同关系。对于民间借贷关系，应以实际支付的资金作为本金，约定的利息原则上不得超过月利率2%，但对已实际支付的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率3%，否则无效。本案中，杨雅丽实际支付给孙志的资金总额为1057800元，从支付之日至双方结算截止日即2017年5月27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约为63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约为95万元，而孙志实际偿还给杨雅丽937300元，故即便排除息转本的“利滚利”做法，孙志实际偿还的款项，超过按月利率2%的标准所计利息，但不足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应视为孙志已还清其向杨雅丽实际借款1057800元至2017年5月27日止的全部利息。故双方经结算并由孙志立据确认欠杨雅丽、杨雅惠100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依法有效，孙志应按约定向杨雅丽、杨雅惠偿还欠款，但孙志至今仅偿还6000元，与双方约定的自2019年1月1日起每月还1万元的约定不符，已构成违约，并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拒绝履行该约定，故杨雅丽、杨雅惠主张孙志一次性偿还尚欠的994000元及相应利息，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孙志上诉主张其受杨雅丽之托无偿为杨雅丽理财并多支付杨雅丽707734元请求返还的问题。该主张与孙志多次与杨雅丽结算，将未付利息转为本金并立据确认的行为相矛盾，且若杨雅丽需向孙志返还707734元，孙志亦不可能在双方结算后，向杨雅丽、杨雅惠立下案涉《债务凭证》，确认尚欠杨雅丽、杨雅惠100万元，故孙志该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于孙志称杨雅惠不是实际出借人的问题，虽向孙志支付案涉借款的经手人为杨雅丽，但杨雅丽确认其与杨雅惠均为案涉贷款的出借人并共同提起本案诉讼，且案涉借款出借人是杨雅丽，还是杨雅丽与杨雅惠，均没有增加孙志的还款义务，故对孙志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孙志称案涉《债务凭证》系杨雅丽、杨雅惠胁迫下所签订，但未提供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及理由予以证明，且孙志在签订案涉《债务凭证》后，亦曾还款6000元，故对孙志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志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40元，由孙志负担（该款已由孙志预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子 轩审 判 员 刘  芳审 判 员 王  瑾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 虹 亨书 记 员 邓唐慧卉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