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8民初3604号原告：李泽茂，男，197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华,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富岭（7）厂房A1。法定代表人：王华松。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章陂村黄塘山。法定代表人：杨烁华。原告李泽茂诉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善公司”）、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科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泽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善公司、鸿科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泽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给原告2020年10月份的工资6452元；3.被告支付给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4.被告支付给原告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8000元；5.被告支付给原告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69885元；6.被告补回2011年4月至2020年10月原告被扣除用于支付被告应付社保费用的工资1013元/月；7.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1年4月15日入职鸿科公司，后来公司曾变更为广州市上善水性涂料有限公司，再后来又变更为上善公司，但老板都是杨烁华。工商登记显示，鸿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就是上善公司总经理杨烁华，而上善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杨烁华，此三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原告在上善公司处的工作岗位是说是司机，实际上是杂工，什么工作都做，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是8000元。原告九年多来一直在被告公司上班，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8月起公司变更为上善公司，也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从未休过一天的年休假，公司也未给予任何的年假补偿。原告自2011年4月15日入职后，公司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原告的要求下，被告将原告社保挂靠在其他公司购买，但社保所有的费用包括公司应支付的费用及员工个人应付的费用全部让原告自己承担，从原告工资中扣除1400元，由杨烁华与购买社保的公司结账。2018年7月-2020年7月鸿科公司将原告的社保转回在鸿科公司处购买，2020年8月-2020年10月又转到上善公司处购买，但社保所有的费用包括公司应支付的费用及员工个人应付的费用依然全部让原告自己承担，从原告工资中扣除1400元。原告作为一名普通的员工，由于二被告从来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不知道老板是以哪家注册公司进行经营的，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了九年多，是不争的事实，有银行流水明细和谈话录音为证，在劳动监察大队先行处理时，被告也承认了原告九年多的工作年限。由于原告所做工作长期接触的是涂料等有毒有害物质，近两年来皮肤经常发病，原告提出要做职业健康检查时，被告不予回复。原告自己去专业医院体检，被医院告知必须有单位委托书才可以做职业健康检查，但被告不予配合。为此，2020年4月19日，被告的杨老板找到原告谈话，要降原告一千元工资，如果原告不同意降工资的话，就让原告离职，原告不同意。公司没有考勤等相关管理制度，平时也不需要打卡上下班，加班也没有加班工资，请假是以口头形式向杨老板请假，员工每月休息6天。2020年10月26日原告收到被告发的《通告书》以原告旷工三天为由对原告做出了除名处理。被告辞退原告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原告长期接触有毒有害化工原料，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公司以旷工借口，逃避责任。原告并没有旷工行为。2020年10月份有10天假期（国庆中秋的法定假4天加上每月休假6天）。原告在10月份一共休了11天，最后一次请假是2020年10月22日，原告按往常一样口头向杨烁华请假，并说明如果有事就打电话，可以随时回公司上班，杨总并无异议。在原告休假期间，原告没有收到任何形式通知回公司上班，况且2020年10月24、25日是周六周日。在原告履行了请假手续，并没有旷工行为的情况下，被告是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被告也没有管理规定作为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依据，同时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决定的程序不当，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3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上善公司提交答辩状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所谓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合并、股东控股、委派等法律关系。两公司属于完全独立的法人，且控股股东也不相同。共同的股东杨烁华在两家公司均为小股东，特别是在上善公司，杨烁华也只是个杂工，公司事务听从上善实际老板（法人代表王华松）安排，没有决策权。两家公司除了共同的小股东杨烁华之外的股东，日常都不参与也不关心对方公司的任何事务。且被答辩人离开鸿科公司后，鸿科公司就不再为其缴纳社保费用。由此足以认定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之间不具有关联关系。被答辩人在鸿科公司的劳务纠纷与答辩人无关。二、由社保缴费清单可见，被答辩人从2020年8月份入职上善公司，答辩人已为被答辩人购买了社保。三、2020年9月李泽茂因个人原因在上善公司开具了工作证明，2020年10月签订了上善公司的保密协议，已明确被答辩人入职上善公司的事实。四、2020年10月10日被答辩人提出投资参股事宜。杨烁华与被答辩人在协商投资金额及占股额度上，发生了分歧。杨烁华按李泽茂计划投30万为例计算，股份只能占3%，杨烁华表示可以为李泽茂争取赠送2%，合计为5%。但李泽茂表示赠送太少，提出赠送7%合计要10%。最后一次协商是在2020年10月20日，杨烁华表示被答辩人只能占股5%，10%做不到。五、2020年10月22日，杨烁华由于考虑到李泽茂参股将成为股东之一，但杨烁华一直心理有个疑问“天丽公司老板如此大气，为何容不下李泽茂”。故当天杨烁华去李泽茂前任职的天丽公司，调查到李泽茂因盗窃行为（职务侵占）被天丽化工公司开除。但天丽公司没有好好教育李泽茂，却支付了高达10万元左右的“奖励金”给李泽茂，令李泽茂不把盗窃当犯罪。六、被答辩人在上班期间经常十点才到公司，下班也提前早退，自己自行确认在下午2点至4点就下班，工作态度散漫且性质恶劣。2020年10月21日，被答辩人明确请假2020年10月22日一天。在2020年10月22日休假一天后，被答辩人未经管理人员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在2020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连续旷工超过3天。事后于10月25日李泽茂与管理人员杨烁华微信沟通时才说“有事说一声就来”，可见，李泽茂确认未经杨烁华书面同意擅自旷工，且态度恶劣不知悔改。七、每个月4天的假期一直都是严格执行的，2020年10月份假期4天加上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一共也就是8天。被答辩人2020年10月份出勤情况：2020年10月1日至4日休息，5日至13日出勤，14日至16日休息，17日至21日出勤，22日至25日休息。加上休假早退和迟到耽误工作时间合计1.5天。被答辩人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25日，累计上了12.5天的班，累计休息了12.5天。八、在多家公司有多次盗窃行为，工作态度恶劣，旷工3天。人品有问题的人，坚决不要，这是当时公司3位股东一致的决定。于2020年10月26日，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通告开除的决定。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劳动关系己合法解除。九、2020年9月份、2020年10月份工资，上班到26号，假期7天＋实际上班12.5天，计19.5天。6600×19/31=4045元，扣旷工3天×3倍工资计1916元-备用金余额1850元=66元，66元用于抵扣宿舍占用费用。两个月合计6600元已于2020年10月31日汇款。被告鸿科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所谓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合并、股东控股、委派等法律关系。两公司属于完全独立的法人，且控股股东也不相同。共同的股东杨烁华在两家公司均为小股东，特别是在上善公司，杨烁华也只是个杂工，公司事务听从上善实际老板（法人代表王华松）安排，没有决策权。两家公司除了共同的小股东杨烁华之外的股东，日常都不参与也不关心对方公司的任何事务。且被答辩人离开鸿科公司后，鸿科公司就不再为其缴纳社保费用。由此足以认定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之间不具有关联关系。二、由被答辩人提供的社保缴费清单可见，2011年12月前被答辩人仍在天丽化工任职，之后被答辩人去洗水服装公司当司机。被答辩人入职鸿科公司是2015年6月，由杨烁华联系了朋友公司代买被答辩人社保，被答辩人于2015的7月签订了鸿科公司的保密协议。工资表也是从2015年6月份起。被答辩人在鸿科公司是5年多，但被答辩人从天丽化工开始就跟着杨烁华在杨烁华手下工作了4年多，合计跟了杨烁华9年多，即将近十年。三、被答辩人反映皮肤过敏，公司招多个人回来做事，被答辩人因此被闲养着，搞搞卫生，收收快递。被答辩人工资、假期、社保均保持不变。四、2020年7月被答辩人看到上善公司产品性能优越，而鸿科公司多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被答辩人自愿向答辩人提出意愿想到上善公司以寻求更好的发展，以及有向上善公司投资参股的意向。于是在杨烁华的协助下，上善公司股东同意其入职到上善公司，被答辩人于2020年8月到上善公司任职。后面行为已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五、被答辩人起诉状第3页第3段中“由于原告所做长期……。原告自己去专业医院体检，被医院告知必须有单位委托书才可以做职业健康检查，但被告不予配合。”，这一段话是2020年11月6日原告才初次提出来的话，见微信聊天图为证。后面被答辩人原文“为此，2020年4月19日，被告……进行了录音”。因为2020年11月的事，为此2020年4月……。这是被答辩人有穿越时空的超能力吗？同样的，在第4页，第一段中“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公司以旷工借口，逃避责任。”请看2020年11月9日被答辩人微信内容：“在番禺中心医院我们一起去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没事最好”，这时都还不知道健康有没有事。又再一次穿越了时间。六、鸿科公司多年来亏损，与生意兴隆的同行对比。鸿科公司员工上班事少（是同行公司工作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工资高（是同行公司员工每天加4小时班，还要高出1000多元），完全是杨烁华出于与被答辩人曾为同事的原因照顾被答辩人。七、被答辩人是个多次盗窃被抓现行而不知耻辱的人。2018年上半年某一时间，具体时间不记得，杨烁华发现被答辩人报销的购桶收据由被答辩人自行开具，杨烁华简单过问一下“为何”。被答辩人回答“卖桶的人是个老太婆，不会开收据”。因为当时鸿科公司已经甚少生意，购桶数量已是少数，故杨烁华没将此事放于心上。八、2018年7月19日被答辩人到鸿科公司客户送货，与鸿科公司客户的仓库管理人员合谋，将客户的空桶拉回鸿科公司，因该客户不是回桶，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杨烁华训斥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居然说：“我跟许生（客户仓管员）都愿意啊”。再看第七点的内容不难分析到，原来被答辩人与鸿科公司的客户仓管员勾结，从客户拉桶出来，卖到二手桶回收公司，25升桶只能卖5元每个，125升的胶能只能卖30元每个，被答辩人拉回鸿科公司清洗，在鸿科公司报帐每个可高出1-3倍的价格。被答辩人当时承认做了2-3次。当2020年10月22日杨烁华调查到被答辩人在其前任职天丽化工公司处也是坐实重大盗窃行为被开除的事实后，此时上于时间太长远，鸿科公司已有大量单据遗失，在仅遗留的一小部份单据里，就发现被答辩人自行开具的购桶收据，从2015年到2017年里就多达6张，金额已多达2万多元。而被答辩人被抓现行时已是2018年。此种己被坐实的盗窃（职务侵占）行为，因为发现的时间不够及时，未能给被答辩人好好的教育，令其一直以盗窃为荣。九、公司上班时间是明确的，假期天数4天及休假申请也都是明确执行的。然而被答辩人上班期间经常十点才到公司，下班也提前早退，工作态度散漫且性质恶劣。经与管理人员多次教育批评后，多次表示要将被答辩人开除。被答辩人每每求情，管理人员又给被答辩人机会，但被答辩人仍拒不悔改。在被管理人员训斥时，被答辩人居然能够录音，说明是有预谋的行为。后面就变本加厉，多次无理取闹，于个人过失于无视，一味想着公司炒了他博公司赔偿。鸿科公司认为被答辩人在鸿科公司任职期间行为不正，工作态度极差，且被答辩人最终是自愿离开鸿科公司去上善公司另谋高就，自动解除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务纠纷。十、由于时间比较长远，加上杨烁华这些年生意上压力很大，记忆力差很多，对于被答辩人社保购买事宜记忆模糊。现在经分析才想起社保一事，开始说不同意购买，后面看在关照前同事的份上，鸿科公司为被答辩人购买了社保，挂靠他人公司时由鸿科公司支付（请见转帐聊天记录），后转到鸿科公司购买。所有工资发放表里及实际到帐都显示，鸿科公司没有从被答辩人工资中扣除社保费，全部全额由公司支付，且鸿科公司一直遗忘了应扣除员工个人应支付的部分金额，将保留起诉追究的权利。由2017年5月份工资表可见，工资是4300元，其余是伙食费750元，人员补贴2000元，电话费100元，合计7150元，当时社保费用1076.33元由杨烁华支付，未有扣除被答辩人社保费用，包括个人应交部分。这个标准一直发放到2019年10月份工资，此时社保已是1277元，从工资发放表及实际到帐金额显示，也没有从被答辩人中扣除任何社保费用，包括个人应缴部分，这是杨烁华工作出现的差错。十一、由工资表上可见，如果有加班，是有加班费（14元／小时），并且每年有薪年假不少于7天。十二、平均工资，被答辩人2020年春节放假一个月，只有春节假期和7天的有薪年假的工资，合计1000元，故平均工资不到4300元。十三、被答辩人提供的关于答辩人讲到工资8000元，这只是管理人员口头交谈上用词不讲究、不够严谨。因为同行之间谈论工资多少，都是按所有支出估计后给出的大概金额。被答辩人提出的工资8000元-社保1400元等于6600元的说法，被答辩人无法解释为什么2017年5月2日-2019年12月1日实际支付到帐金额是7150元，不吻合。为何实际到帐会从7150元降到6600元，是因为鸿科公司根据当时公司情况，与被答辩人口头协商好后，将工资发放表中人员补贴一项从2000元降为1450元，故实际到帐由7150元降到6600元。十四、关于每个月假期天数问题。当时被答辩人又一次无理取闹，杨烁华发火，提出开除被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哀求下，杨烁华要求被答辩人正视工作态度，并提出惩罚方案是降工资1000元，但每个月假期从4天加到6天。被答辩人又哀求生活困难，不要降工资。管理人员心软，又给了一次机会给被答辩人，一切还是保持不变。也就是工资不减，每个月假期肯定还是4天，继续留下来工作。不可能惩罚方案变成奖励假期天数由4天加到6天。这一点从每个月请假的聊天记录上能清晰理清。被答辩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其在上善公司旷工的天数从3天狡辩成1天而已。综上，被答辩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申请诉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20年11月9日以上善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被申请人支付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工资6452元；二、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60000元；三、确认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四、被申请人支付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9885元。经审理，仲裁委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16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工资差额6031.3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度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34.87元；四、驳回申请人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了诉讼。上善公司于2012年5月23日成立，股东为杨烁华、马金华、王华松，王华松为法定代表人，杨烁华为监事。鸿科公司于2008年9月5日成立，股东为王少和、杨烁华，杨烁华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少和为监事。两被告提交资料显示杨烁华持有上善公司40%的股份，持有鸿科公司45%的股份。两被告均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善公司确认原告上下班无需考勤，上善公司无相关规章制度对原告进行管理。关于年假，原告确认被告是有放年假的，每年春节前后约一个月，被告不支付工资，有时春节发放年终奖1000元，没有支付年休假工资。原告还主张其一直都是跟着杨烁华工作，其根据工作时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确定用人单位，前期送货单是加盖鸿科公司印章，从2020年8月起加盖的是上善公司的印章。原告确认从2020年8月开始在上善公司工作，由于被告变更公司，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2020年10月26日，上善公司向原告发出《通告书》，载明由于原告在本公司工作期间，表现劣质及无故旷工三天，本公司已将你做出除名处理，即时起你个人任何行为将与本公司无关……当日，原告从上善公司离职。2015年7月21日，鸿科公司（甲方、用人单位）与原告（乙方、职工）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乙方在任职期间必须遵守甲方的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等。2020年10月9日，上善公司与原告签署了《保密协议》，上述两份保密协议的正文内容相同。根据原告的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显示：2000年6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由广州市番禺天丽化工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2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由广州市隆鸿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由广州正浩纺织助剂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由鸿科公司缴纳社保；2020年8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由上善公司缴纳社保。养老保险参保时间累积235个月。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失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为每月4.2元，养老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为每月304.24元。鸿科公司提交了2015年6月份至2017年5月份期间的工资发放表，表中载明了原告的各月工资情况，并由原告在工资发放表签名处签名确认。拟证明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原告系鸿科公司的员工，属于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由杨烁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其中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按月发放工资为6600元，2019年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按月发放的工资为7150元。工资为每月初发放上上个月的工资。原告主张其月工资为8000元，包括转账支付的6600元及社会保险费用1400元（含公司应负担部分及个人应负担部分）。在仲裁委庭审中，原告及上善公司均确认原告尚有1860元备用金未退还给上善公司。原告主张其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到11点半，下午12点到17点半，一个月休息6天；上善公司则主张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到12点，下午12点半到17点半。上善公司主张双方约定一个月休息4天，一个月休息4天。原告主张其在2020年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了22日至25日的假，杨烁华同意了，聊天记录里杨烁华也问这次是请几天假，证明原告是有向老板请假，不存在旷工一说。上善公司则主张原告在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假一天，但之后没有来上班，原告在10月25日才回答有事就通知我一声，之前一直未向杨烁华联系。杨烁华与原告的微信记录显示：2020年10月25日，原告发送“有几包货到物流公司，急不急用，我让他明天送过来”，杨烁华问“你这次是算请几天假？”原告回复“我在家也没事的，23号就可以回来，我回来前跟你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一直没有信息给我，我以为没事，就打算明天跟晓卫一起过来。”之后，杨烁华询问原告在10月休息时间，原告答复“国庆休息了4天，14-16休息了3天，22-25休息了4天”。杨烁华发送“我们上次回到办公室，刘义跑去银行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凡是上班时间离开办公室都要跟我打声招呼。就算是平时上班时间也不能呆宿舍，等有事喊才下来。上午王总过来有事，喊你你要让他等多久。这几天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做事，你说你算是有事还是没事。”“周四你请假，如果是说你请假期间，有事喊你，你就来，那就是个好态度。上班时间，你跟我说，有事喊你你才过来，打工这么随便的”。原告回复“那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杨烁华发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一直认为我是关照着你，你要是认为我亏待了你，按这个态度很难交差”，原告发送“不好意思，是误会了”。2020年10月26日（微信群聊），杨烁华发送“今天几点钟到的办公室”，原告答复“11点多，因为晓卫有事耽误了”，杨烁华发送“休假离开办公室时间一般是下午2-3-4点钟，对吧”，原告答复“差不多”。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形成的原告与杨烁华之间的录音显示：杨烁华说减一千工资，你还想在这里做，大家还能这样，每月6天假期，原来是4天现在6天。原告有陈述，首先来说我在这里从2011年4月15日就来了，一晃就9年了。杨烁华接着说，对，这9年就2、3年忙了一点。后面基本都在磨，我也没什么利润，赚个生活费……杨烁华还陈述，你要买保险，我说没得卖。你自己跟罗晓卫谈，你去找聊天记录你跟他讲好在他公司买，叫我跟他结账。本来应该工资发给你，你交给他的对不对？但是你是交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就说叫我去结跟他对账……被告提交短信记录（短信时间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显示杨烁华向“罗晓卫”转账支付原告的社保。鸿科公司还提交了部分收据以及与第三方的通话录音，拟证明2016年至2019年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多次盗取他人公司的胶桶，经冲洗后自行开具收据卖给鸿科公司，虚开票据报销，损害公司利益。对上述证据原告不予认可。上善公司提交了2020年10月25日原告与杨烁华的两段录音，其中第一段录音中，关于请假的问题，原告说“这次真的是误会，第一个”，杨烁华打断“你误会啥嘛，你自己安排自己，哪天没事做，9月份10月份哪天你没事做。”原告说“但是我就误会了你的意思，就说答应”，杨烁华插话“我说啥？”原告陈述“那个时候我说，你有事就叫我过来。”杨烁华打断原告“对，你是说你明天有事你要请一天假去做事，你说你明天很快就办完，有事打电话给你，你就过”杨烁华上述语音未结束录音即中断。第二段录音中明显为同一时期谈话录音，但第二段录音并未直接衔接第一段录音。在录音中原告多次提出杨烁华误解了其意思，并试图解释，但杨烁华多次打断原告发言，让原告不需要解释。原告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杨烁华在自说自话，没有给原告任何说话的机会。本院认为：原告李泽茂在仲裁阶段并未申请对鸿科公司进行仲裁并要求其承担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因鸿科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与本案具有不可分性，故原告李泽茂在本案中申请追加鸿科公司为本案被告并主张在本案中一并调处，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与上善公司自2020年8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已提交银行卡明细清单以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等证实，上善公司亦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与鸿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原告主张系从2011年4月15日开始在鸿科公司工作至2020年7月，鸿科公司答辩意见则认为系从2015年6月开始至2020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工资表等证据证明。但鸿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在2015年6月至2020年7月期间原告在其公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鸿科公司应就原告的入职时间及工作年限负举证责任，现鸿科公司未到庭应诉，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入职时间，相反，根据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其与鸿科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烁华之间的录音可见，杨烁华对原告提出的2011年4月15日入职事实并未予以否认，为此，对原告于2011年4月15日入职鸿科公司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结合杨烁华系两被告共同的股东，且原告的工作任务一直由杨烁华安排，服从杨烁华的管理，原告工资从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均由杨烁华发放，在2020年8月入职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工资金额一致等事实，对原告主张其系非因本人原因从鸿科公司被安排到上善公司工作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10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工资发放和计算标准由用人单位掌握，上善公司对原告的工资负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现上善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工资构成，本院依据本案证据及原告陈述认定原告工资。现原告主张月工资8000元，包括实发工资6600元及社保费用（包括用人单位缴纳部分及个人缴纳部分）1400元，根据社保缴纳记录显示，离职前原告个人负担部分社保费为308.44元（304.24元+4.2元），至于原告主张的上善公司负担部分社保费用，依法并不属于劳动者工资范畴，据此，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离职前月工资为的6908.44元（6600元＋308.44元）。对原告每个月休息天数，根据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份的录音中杨烁华“减一千工资，你还想在这里做，大家还能这样，每月6天假期，原来是4天现在6天”的陈述可见，杨烁华在2020年4月与原告协商减少工资1000元，并每月增加休息时间2天，但原告并未同意该方案，且原告2020年4月之后工资与2020年1月至4月工资相同，并未出现减少工资情况，为此，原告每月的休息天数应当仍未变更，故对上善公司主张原告每月休息天数为4天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2020年10月出勤情况，原告在2020年10月份的工资为5845.6元（6908.44元／月÷26天／月×22天），被告上善公司对仲裁裁决的2020年10月份的6031.3元并未提起诉讼，视为其对该仲裁裁决的认可，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20年10月份的工资为6031.3元，结合上善公司已经为原告购买了2020年10月的社保并代扣了当月社保，故应发工资应当扣减该代扣部分工资308.44元，并扣减原告尚未退回上善公司的备用金1860元，扣减后，上善公司仍需支付原告2020年10月份工资3862.86元(6031.3元-308.44元-1860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上善公司以原告表现劣质及无故旷工3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理由如下：(一)被告主张原告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盗取他人公司胶桶冲洗后卖给鸿科公司，并提交了2016年至2019年的收据以及原告与第三方的通话录音到庭，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被告主张的行为，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上善公司主张原告存在无故旷工三天的事实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于2020年10月21日口头向杨烁华请假，上善公司主张原告仅请假1天（22日），原告则主张其请了22日至25日的假。上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用工管理职责，具有证据优势，应就原告请假时间天数负举证责任。而根据上善公司提交的杨烁华与原告的微信记录，在2020年10月25日，杨烁华询问原告“你这次是算请几天假？”原告答复“我在家也没事的，23号就可以回来，我回来前跟你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一直没有信息给我，我以为没事，就打算明天跟晓卫一起过来”。上述对话可见，原告曾跟杨烁华请假，并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对原告请假天数为一天还是多天，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而上善公司提交的2020年10月25日的录音资料，杨烁华提出原告仅请了一天假，但录音中原告明显想对该问题进行解释，但是录音并不完整，无法得知原告对杨烁华的该陈述是否认可，为此结合上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告在2020年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假的天数为一天还是多天，应由上善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上善公司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损害公司行为及无故旷工事实，应由上善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的主张。依上所述，上善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有权要求上善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入职鸿科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上善公司的工作年限，为此，原告入职上善公司的工作年限为9年6个月，应当计算十个月的赔偿金。根据原告工作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在春节假期期间的工资情况明显低于其他月份，不能反映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工资情况，故应剔除该月工资，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加上期间每月个人缴纳社保费用308.44元计得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6958.44元[（6600元×10＋7150元）÷11＋308.44元]，原告要求上善公司支付80000元经济补偿，低于上善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金，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非因本人原因从鸿科公司被安排到上善公司工作，而鸿科公司未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方亦未就经济补偿达成协议，原告要求鸿科公司就其在鸿科公司工作期限内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66105.18元（工作9年3个月，应当计算9个半月经济补偿，为6958.44元×9.5个月）范围内，对上善公司应付80000元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根据案涉社保证明材料显示原告的工作年限及原告在2020年度离职时间，原告于2019年和2020年的休假时间分别为10天和8天（计算公式：300天÷365天×10天，不足一天部分不计算）。根据，原被告确认的事实，在2019年和2020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左右时间放假，即被告有安排原告年休假，原告主张未休年休假，与事实不符。但双方确认的春节所在月份发放10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为此，原告年休假期间，被告并未给予原告带薪休假待遇，原告可要求被告支付休年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同时，原告于2020年11月9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而2019年的春节为2019年2月5日，根据原告与鸿科公司工资发放时间，原告应最晚于2019年4月初知晓该鸿科公司未发放休年假期间工资，其仲裁时效应当自其知晓权利受到侵犯起开始计算，原告于2020年11月9日方申请劳动仲裁，对2019年前的年休假期的劳动报酬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2020年年休假工资报酬应为2141.67元（6958.44元／月÷26天／月×8天），根据原告为鸿科公司和上善公司在2020年度提供劳动月数，应分别由鸿科公司支付1499.17元，上善公司支付642.5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补偿2011年4月至2020年10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原告在劳动仲裁中，并未提出上述仲裁申请，现在诉讼中增加该请求，该请求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依上述规定，原告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不作处理。综上所述，被告上善公司、鸿科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泽茂与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自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李泽茂与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自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泽茂支付2020年l0月工资3862.86元；四、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泽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五、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对判决主文第四项确认的债务在66105.1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六、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642.5元；七、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1499.17元；八、驳回原告李泽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泽茂负担2元，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负担6元，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负担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金勇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小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齐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四十四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四十六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