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占祥，男，197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建川，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岳华，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孝飞，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韩超杰，男，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占祥因与被上诉人刘孝飞、原审第三人韩超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占祥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岳华，被上诉人刘孝飞、原审第三人韩超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占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朱占祥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孝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朱占祥“已实际取得受让股权，实现其合同目的”，并据此认定刘孝飞不存在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协议》未达到法定解除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孝飞不仅未按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朱占祥名下，且未经朱占祥同意，直接将受让股权转让至韩超杰名下，之后又被韩超杰转至霍尔果斯恒大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恒大公司）名下。刘孝飞已丧失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的合法控制权，事实上，刘孝飞已不再持有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任何份额的股权，朱占祥无法通过另行诉讼的途径取得《股权转让协议》中应由朱占祥受让的股权；同时因恒大公司100％持股股东霍尔果斯恒大公司为《股权转让协议》之外第三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朱占祥亦无权向霍尔果斯恒大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应由朱占祥受让的股权份额。此种情况下，朱占祥根本不可能对登记在第三方名下股权行使表决权、收益权等股东权利。朱占祥与刘孝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取得受让股权份额完全意义的所有权，现朱占祥的合同目的己不能实现。（二）刘孝飞的行为己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解除条件成就，刘孝飞应向乙方支付贰万元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朱占祥按约定向刘孝飞支付了足额股权转让款，但刘孝飞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完成将10％股权转让给朱占祥的手续。刘孝飞的行为直接表明其己不再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主要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刘孝飞将受让股权转让给第三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成就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朱占祥有权请求刘孝飞返还其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刘孝飞的违约行为已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向朱占祥支付违约金并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条款。朱占祥与刘孝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有效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3款约定：“若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甲方和丙方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贰万元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己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该条款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的合同条款。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刘孝飞未按约定进行股权转让登记时，无论朱占祥是否已实际取得受让股权，朱占祥均有权要求刘孝飞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贰万元违约金，并退还其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刘孝飞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任何违约责任过重、申请法院调整的请求，一审法院无视协议的有效约定，任意适用、解释法律，保护违约方，损害守约方，有违司法的公平公正立场和原则。（四）一审法院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责任主体及其承担的义务认定错误。当时刘孝飞与韩超杰是夫妻关系，共持有恒大公司100％的股权，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韩超杰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刘孝飞与韩超杰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负有主要义务。一审法院作出“对朱占祥解除合同、退还股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错误。（五）一审判决对于股权交割的定义解释错误。（六）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判例中与本案有类似之处，转让人将案涉的股权一股二卖导致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认定股权转让人构成违约，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目前朱占祥不持有任何恒大公司的股权，因此本案已无法履行。（七）本案案件事实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有类似，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案中当事人是朱占祥、刘孝飞和韩超杰，并不存在其他的涉诉当事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也不存在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表示愿意将案涉的股权归还给朱占祥的情况。刘孝飞辩称，（一）根据一审法院审查的证据，可以明显反映出朱占祥在签订协议后，已经实际享受股权权利，具体体现在参加股东会会议，听取公司财务负责人等高管的报告，参加公司下属培训学校的开业庆典等活动；其次，根据后续其他加入公司的股东（何佩贤、孔庆钊、吴义怀）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可以明显看到朱占祥在上述协议书上以股东身份签字，因此也可以看出，其对于股东身份一直都是认可的。以上两点可以充分说明朱占祥具有股东身份，且享受了股东权利，其合同目的已经达到。（二）基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到朱占祥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没有对股权进行形式上的变更登记，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三）虽协议约定了关于变更手续的内容，但是未于变更登记的原因并非是刘孝飞，而是朱占祥，朱占祥一直以来并未要求刘孝飞对股权进行变更，而是在开庭前临时向刘孝飞发送短信告知刘孝飞未办理股权变更构成了违约，该措施仅仅是为了朱占祥恶意诉讼所用，但也恰恰反映了朱占祥一直以来并未要求刘孝飞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况且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不办理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也不影响朱占祥股权权益的享受，故刘孝飞不构成违约。（四）一审法院并未审理错误。股权变更登记当然需要各方的配合，而朱占祥自始至终未要求刘孝飞配合进行变更登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朱占祥主张有该违约事实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韩超杰述称，与刘孝飞答辩意见一致。朱占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2017年2月6日朱占祥与刘孝飞、韩超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刘孝飞返还朱占祥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万元；3.判令刘孝飞支付其占用朱占祥款项给朱占祥造成的损失346015.29元（以2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18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31日）；4.刘孝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8日，恒大公司就《关于同意刘孝飞转让其股份的决议》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为韩超杰、刘孝飞，决议内容为同意刘孝飞将所持公司10%的股份，以25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朱占祥，股东韩超杰放弃对该转让股权的优先收购权，同时批准刘孝飞和韩超杰股东与朱占祥签订有关股份转让事宜的协议；股权转让后公司各股东所占股份为：韩超杰持有60%股份，刘孝飞持有30%股份，朱占祥持有10%股份；鉴于股东的变化，股东会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会议决定根据本次会议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会议决定委托刘孝飞负责拟定相关文件、材料，向工商管理部门申办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2月6日，刘孝飞（甲方、转让方）、朱占祥（乙方、受让方）、韩超杰（丙方、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丙方为引进对恒大公司的战略投资伙伴，特将甲方作为实际投资人而实际拥有的恒大公司1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丙方同意乙方接受甲方10%股权的转让。协议所指股权：指转让方实际控制的恒大公司的10%的股权；协议所指转让：指根据本股权转让协议而进行的由转让方及工商登记的股权持有人向受让方的股权转移；协议所指股权交割：指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恒大公司的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恒大公司于2005年4月13日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3000万元，甲方出资1200万元，占公司40%股权，丙方出资1800万元,占公司6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恒大公司已通过全体股东协商并一致同意。甲方按照250万元的对价，向乙方转让甲方拥有的恒大公司10%股权。甲方承诺上述10%股权对应的出资已实缴，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无须再履行任何出资义务。本协议签字生效后三日内，乙方应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甲方，如逾期超过三十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指定了刘孝飞在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石溪支行的账号62×××24为收取恒大公司股权转让账户。乙方向上述账户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时，即视为乙方依约向甲方支付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甲方应及时以恒大公司的名义给乙方开具股权收购款的正式收据和证明文件。若乙方付款的资金未能按期到位，则每逾期一天向甲乙丙方支付未付款项部分0.1%的滞纳金；若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甲方和丙方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贰万元的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等。2017年2月6日，朱占祥支付了250万元。恒大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朱占祥收购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刘孝飞名下10%的股权转让款”。刘孝飞和朱占祥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朱占祥参加开业庆典的照片以及朱占祥在背景墙为“恒大公司股东会”字样的会议室的合照以及挂有横幅“共议恒大文化2018发展大计”、电脑画面为“热烈欢迎恒大文化各位董事回家”字样的会议室的照片。2.恒大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朱占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该助理曾于2018年7月、2019年1月、2019年7月通知朱占祥参加恒大文化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发送恒大报表文件、通知参加恒大文化2019年度上半年股东会议并发送恒大文化2019年度上半年股东会会议纪要等。3.陈晓玲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其在恒大公司任职期间兼任总经理助理，兼顾负责对接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其曾负责2017年、2018年、2019年公司股东会会议部分工作，向各位股东（包括朱占祥）发出会议通知等。4.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2017年4月25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与案外人孔庆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分别转让各自所持有的恒大公司0.3%、0.1%、0.6%股权给孔庆钊；2017年5月3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与案外人何佩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刘孝飞、韩超杰、朱占祥分别转让各自所持有的恒大公司1.5%、0.5%、3%股权给何佩贤，另外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广州恒大文化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转让其股份的决议》载明，同日股东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讨论后决议同意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各自将所持公司3%、1.5%、0.5%股份转让给何佩贤；2017年10月20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何佩贤、孔庆钊与案外人吴义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刘孝飞转让其所持有的恒大公司2%股权给吴义怀，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恒大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刘孝飞占公司28.2%股权、韩超杰占公司56.4%股权、朱占祥占公司9.4%股权、何佩贤占公司5%股权、孔庆钊占公司1%股权；另外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广州恒大文化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刘孝飞、转让其股份的决议》载明，同日股东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何佩贤、孔庆钊讨论后决议同意刘孝飞将所持公司2%的股份转让给吴义怀。5.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海占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占项中心”）工商档案信息，显示霍尔果斯恒大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成立，发起人及股东为韩超杰、刘孝飞、何佩贤、孔庆钊、占项中心；朱占祥为占项中心的自然人股东之一，出资比例为99%。6.韩超杰助理与何佩贤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霍尔果斯的行程建议》、报销凭证以及霍尔果斯恒大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朱占祥对参加开业庆典的照片、三份《股权转让协议》、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上海占项企业管理中心工商档案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确认曾经随同占项中心参与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股东会的代表刘婷婷到霍尔果斯进行一些考察活动。另查明，2005年4月13日，韩超杰、刘孝飞共同出资成立恒大公司，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资本11000000元，刘孝飞认缴出资12000000元，韩超杰认缴出资18000000元，法定代表人系韩超杰；2014年4月11日，刘孝飞实缴出资440000元，韩超杰实缴出资660000元；2014年12月10日，恒大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0000元；2019年11月20日，股东从韩超杰、刘孝飞变更为韩超杰；2020年2月18日，股东从韩超杰变更为霍尔果斯恒大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应为有效。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同时对“转让”和“交割”进行了定义，该协议当事人显然并未对股权转让中股权的转移约定为办理工商登记，“交割”仍为结清手续的文意。而依法，受让人取得股权的标志应是其姓名或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在无设立股东名册的情形下，公司认可受让人为股东，受让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事务，实际享有股权，股权转让仍生效，不因未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不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效力而否定之。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方的合同目的是取得股权成为目标企业的股东。刘孝飞、韩超杰就此已提交了照片、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结合朱占祥于2017年5月3日、2017年10月20日在恒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可以认定朱占祥实际参与公司事务，行使股东权利。综上，在无证据证明恒大公司设立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朱占祥已实际取得受让股权，实现其合同目的，其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合同中“若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甲方和丙方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贰万元的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的约定，合同当事人并未主张并举证证实该约定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本案主要考量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是否达至法律规定可以依法解除的程度。如前所述，朱占祥作为受让方，已实际取得股权，实现了其合同主要目的，故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属于根本性违约，不满足法定解除条件，另外变更登记手续需要双方配合，朱占祥并无证据证明其曾提出变更登记且刘孝飞、韩超杰拒不配合，故对朱占祥解除合同、退还股权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另，恒大公司股权被转给霍尔果斯恒大公司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朱占祥认为其恒大公司股东权益受到损害，可另循途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朱占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728元，保全费5000元，由朱占祥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朱占祥认为本案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以及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用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本案的情况应该适用该条规定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刘孝飞是否应向朱占祥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及违约金。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朱占祥诉请的依据是刘孝飞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将10%的股权转让给朱占祥，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是在2019年11月将其持有的恒大公司1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韩超杰。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刘孝飞、朱占祥在2017年2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议所指转让：指根据本股权转让协议而进行的由转让方及工商登记的股权持有人向受让方的股权转移；协议所指股权交割：指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恒大公司的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朱占祥在同日向恒大公司支付了250万元股权转让款。从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朱占祥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获得恒大公司10%的股权及股东身份。朱占祥称其并非恒大公司的股东，但根据刘孝飞提交的2017年4月25日、5月3日和10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朱占祥已作为股东在上述文件上签字，且上述文件记载的朱占祥持有恒大公司的股权比例也与其受让的10%的比例相对应。朱占祥认为上述文件都是配合刘孝飞和韩超杰引进新投资人的要求而签署，但并无证据证实。此外，根据刘孝飞、韩超杰提供的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朱占祥多次参与恒大公司的开业庆典活动，且参与了股东会会议。虽然朱占祥表示上述行为并不代表其是股东，但却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朱占祥实际认可其作为恒大公司的股东身份，并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第二，虽然现在股权并未实际变更到朱占祥名下，但如前所述，朱占祥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恒大公司10%的股权以及股东权利，根据本案的证据，可以确认朱占祥实际已行使了股东权利。如一审法院所述，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应办理转让和交割手续，但股权转让并不因未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不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效力而予以否定，在无设立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朱占祥已实际取得受让股权，实现了其合同目的。第三，鉴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由朱占祥和刘孝飞、恒大公司予以配合，现朱占祥并无证据证实其在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今有向刘孝飞和恒大公司主张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故朱占祥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股权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是否应适用民法典的问题。朱占祥主张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但本案中不存在刘孝飞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导致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本案中朱占祥的合同目的亦并非不能实现，故朱占祥主张本案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朱占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28元，由上诉人朱占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