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2民终10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晓华，男，生于1961年11月26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龙，重庆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蓉，女，生于1982年12月26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生，重庆胜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绍芬，女，生于1958年7月8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蓉，女，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生，重庆胜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林，男，生于2003年10月29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法定代理人：张海蓉，女，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生，重庆胜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瑗，女，生于2009年3月10日，汉族，住重庆市忠县。法定代理人：张海蓉，女，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生，重庆胜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晓华因与被上诉人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3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晓华上诉请求：1.撤销（2020）渝0233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借条》系篡改变造，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53万元借贷事实成立的有效依据。记载《借条》的笔记本中紧邻《借条》的前后两页，前一页为《三人合伙工程筹资款开支明细》，书写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后一页为徐隆华的记账，从其内容可推知形成于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间，而《借条》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按照日常经验法则，徐隆华在笔记本还有大量空白页的情况下，不会让吴晓华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选择一页书写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的《借条》，且该落款时间中“2017”的“7”明显存在篡改痕迹。对于《借条》的形成，吴晓华已作出合理说明，系吴晓华、徐隆华与案外人成龙基于合伙出资款的支付约定而出具，但实际并未支付。同时，一审法院仅依据2015年5月14日徐隆华转款备注为“支”的28.9万元，以及2015年6月1日徐隆华转款备注为“借十五天”的9.7万元，共计38.5万元的交易金额认定53万元《借条》的出借义务已经履行明显错误。2、对于《借条》形成后的转账5笔共计47万元，一审判决全部认定为借款明显错误。徐隆华在《借条》形成后转账给吴晓华的5笔款项，有2笔备注“借”，但转款系徐隆华的个人行为，并未就新发生的借贷与吴晓华签署《借款合同》或者《借条》之类的债权凭证。以案涉《借条》为例，可以推知徐隆华具有一定债权自我保护意识，按理不会在长达三年间不要求吴晓华出具债权凭证。另3笔转款虽有备注，但均未注明为“借”，应与借款加以区别，不能直接认定为借款。二、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审查认定以及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严重错误。1、案涉《借条》系对方提供，拟用于证明53万元借贷事实成立，但经质证，吴晓华提出该书证系篡改变造形成，并申请司法鉴定。虽因鉴定机构无法鉴定而不能对篡改事实及行为人进行甄别和判定，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方应当对存在疑点和争议的《借条》及借款实际支付承担补强证据的责任。对方虽举示了2017年3月15日发生的两笔转款记录，但其中的28.9万元的转款时间与《三人合伙工程筹资款开支明细》第1条记载内容、款项性质相吻合，故该笔转款不应认定为履行借款支付义务。同时，两笔转款总金额为38.6万元，而非53万元。因此，在《借条》真伪鉴定不能，对方又不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确已实际支付53万元的借款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一审判决将案涉《借条》之后发生的5笔转款备注了不同内容，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全部认定为借款，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严重相悖。本案中，徐隆华就该5笔转款进行了不同的备注，备注为“借”的应当结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未备注为“借”的，与本案完全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不加区分，一律认定为借款，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显存在严重错误。1、本案中，吴晓华虽书写了《借条》，但对其形成原因作出了合理说明，并且该《借条》又被篡改和变造，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存疑。张海蓉四人不能举示证据证明实际履行了53万元的支付义务，当然不能认定该借贷事实成立。2、本案中，吴晓华与徐隆华之间因合伙承接工程项目，本就存在频繁的账务往来，而且徐隆华向吴晓华转账素有单方备注款项性质及事后要求吴晓华出具借条的习惯，那么在2017年3月15日之后发生的转款既有备注款项性质，又未要求吴晓华出具借条的，显然不能武断认定全部属于借款。3、对方在诉讼中提交变造篡改的借条，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对此，一审判决只字未提，不仅未客观作出评价，反而将其作为重要证据采信，严重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辩称，案涉《借条》形成于徐隆华生前，未曾有过篡改或涂改。《借条》上“2017”中的“7”，并非篡改，仅是存在字迹重叠。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举示的证据，发生在徐隆华与吴晓华之间的所有交易明细，除去吴晓华于2016年2月6日转给徐隆华的30万元外，徐隆华转给吴晓华的款项金额高于借条载明的53万元。因部分交易记录发生在借条形成之前，所以并未对其余全部金额主张权利。案涉《借条》出具后，徐隆华又向吴晓华转款数次，其中2017年4月1日转款2万元、6月1日转款15万元、9月5日转款3万元、9月15日转款7万元。该7万元转款备注“共80万元”，该80万元刚好是之前的53万元加上前述交易金额的总和。徐隆华的备注行为均是交易当时所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徐隆华生前向吴晓华支付了相应的借款。一审法院对发生在徐隆华与吴晓华之间的其余未备注“借”的交易金额，均认定为与案涉借款相关的借款或者归还款项正确。若按吴晓华的观点，没有注明转款用途的均不能认定为与案涉借款相关的款项，则吴晓华转给徐隆华的款项中未注明转款用途的不能认定为还款。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晓华偿还借款90万元；2.吴晓华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徐隆华系胡绍芬之子、张海蓉之夫、徐志林、徐瑗之父。徐隆华生前与吴晓华系朋友关系，二人因合伙承揽工程，常有经济往来。2017年3月15日，吴晓华在徐隆华的工作笔记本上书写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徐隆华人民币53万元正（大写伍拾叁万元正）。借款人吴晓华”。庭审中，张海蓉四人主张53万元的借条是真实的，且有徐隆华2015年5月14日向吴晓华转账28.9万元，2015年6月1日向吴晓华转账9.7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佐证。而且吴晓华出具上述借条后，徐隆华又于2017年4月1日向吴晓华转账2万元，并备注“借”；2017年6月1日向吴晓华转账15万元，也备注“借”；2017年9月5日向吴晓华转账3万元，备注为“协调”；2017年9月15日向吴晓华转账7万元，并备注“共80万元”，2018年9月26日向吴晓华转账20万元，共计100万元。其中2017年9月15日向吴晓华转账的7万元中，徐隆华特别作了备注“共80万元”，正好是前述几笔转账金额和借条载明金额的合计数，因此，应认定吴晓华共计向徐隆华借款100万元。而事后，吴晓华仅于2018年11月29日向徐隆华转账10万元，故吴晓华现还欠徐隆华借款90万元未偿还。张海蓉四人为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成立，提交了徐隆华的银行交易明细佐证。经庭审质证，吴晓华对前述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抗辩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5月14日转账的28.9万元备注为“支”，与张海蓉四人提交的笔记本上《三人合伙工程筹款开支明细》第1条记载内容基本吻合，足以证明该笔款项是徐隆华向吴晓华转账支付合伙出资款，并非借款；2015年6月1日转账9.7万元备注为“借15天”，2017年4月1日转账2万元备注为“借”，2017年6月1日转账15万元备注为“借”，上述三笔备注为“借”的金额共计才26.7万元，显然与张海蓉四人主张的借条金额53万元不符合。至于张海蓉四人主张的2017年9月5日转账的3万元，备注的为“协调”，显然不能认定为借款行为，因此徐隆华在2017年9月15日向吴晓华转账7万元款项后备注的“共80万元”，不能直接认定为是吴晓华向徐隆华借款共计80万元。2018年9月26日徐隆华向吴晓华转账20万元的备注为“志林农业”，显然是与二人之间合伙承揽工程有关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借款。吴晓华据此抗辩张海蓉四人主张90万元借款的证据不充分，案涉53万元的借条涉嫌变造篡改，请求对该借条：1、借条主文内容与落款处“2017年的‘7’字”是否系同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2、借条主文内容与落款处的“2017年的‘7’字”是否系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11月4日，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渝公信发〔2020〕28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第1项委托事项中落款“7”字迹缺少相同内容字迹，不具备比对检验条件；第2项委托事项超过其技术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该案。2020年11月16日，备选鉴定机构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编号）2020111601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以该案的鉴定要求超过其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该案。经庭审质证，本案双方均对上述通知书、告知书表示无异议。吴晓华又抗辩，其在2016年2月6日向徐隆华转账30万元并备注“还款”，在53万元的借条载明的“2017年3月15日”后，又于2017年12月23日向徐隆华转账10万元，2017年12月29日转账6万元，2018年11月29日转账10万元。以上转账金额已达56万元，即使不考虑53万元借条的非法性，也足以证明该53万元已偿还，请求驳回张海蓉四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的合法借贷受法律的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二十四条：“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之规定，胡绍芬、张海蓉、徐志林、徐瑗主张由吴晓华偿还借款，不仅有借条佐证，更有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张海蓉四人方主张的徐隆华与吴晓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吴晓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与徐隆华因合伙承揽工程而常有经济往来，应当对自己亲笔书写借条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吴晓华虽抗辩案涉53万元的借条涉嫌变造篡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且，吴晓华在2016年2月6日向徐隆华转账30万元时，已明确备注为“还款”，亦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其于2017年3月15日向徐隆华出具的53万元的借条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借条应认定为吴晓华与徐隆华就此之前借贷关系的结算依据，故吴晓华在2016年2月6日向徐隆华转账并备注为“还款”的30万元不能对冲该借条载明的53万元借款。此后，徐隆华又于2017年4月1日向吴晓华转账2万元，并备注为“借”；2017年6月1日向吴晓华转账15万元，也备注为“借”；2017年9月5日向吴晓华转账3万元，虽备注为“协调”，但在2017年9月15日向吴晓华转账7万元后，已备注为“共8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张海蓉四人主张的吴晓华在该期间共计向徐隆华借款8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现吴晓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徐隆华2018年9月26日向其转账的20万元系其他用途或事由，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20万元亦应认定为吴晓华向徐隆华的借款。因此，一审法院对张海蓉四人主张的吴晓华共计向徐隆华借款100万元的理由予以采纳。同理，张海蓉四人也未举证证明吴晓华在2017年3月15日后转账给徐隆华款项的用途和事由，故吴晓华在2017年12月23日向徐隆华转账的10万元，2017年12月29日转账的6万元，2018年11月29日转账的10万元，共计26万元，均应认定为是偿还徐隆华借款的行为。二者相互摒除后，吴晓华现还应偿还徐隆华的继承人借款74万元。据此，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限吴晓华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胡绍芬、张海蓉、徐志林、徐瑗借款740 000元；二、驳回胡绍芬、张海蓉、徐志林、徐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 800元，减半收取6400元，由胡绍芬、张海蓉、徐志林、徐瑗负担800元，吴晓华负担56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徐隆华于2020年7月5日死亡；2.徐隆华生前于2015年4月11日、4月19日、4月20日，从其尾号为5516的银行账户向吴晓华尾号为6199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支付1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50万元；3.二审中，吴晓华称其与徐隆华自2014年1月起至2017年6、7月间合伙共承接5个工程项目，5个项目均已完成，且结算完毕。胡绍芬、张海蓉、徐志林、徐瑗均称对此不清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讼争焦点是：张海蓉、胡绍芬、徐志林、徐瑗（以下简称张海蓉四人）主张与吴晓华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亦即徐隆华生前是否与吴晓华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依据张海蓉四人的主张，张海蓉与吴晓华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张海蓉现持有的案涉《借条》所涉53万元，二是徐隆华生前在2017年3月15日之后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向吴晓华支付的47万元。关于案涉《借条》所涉53万元，吴晓华虽称《借条》所载落款时间存在篡改变造，且与保存《借条》的笔记本的前后页所载内容的形成时间存在冲突，不应认定案涉《借条》形成于2017年3月15日。本院认为，案涉《借条》落款时间处的“2017年”中“7”字，虽存在书写不连贯的痕迹，但并不能得出该“7”系篡改变造而来，且吴晓华也未就此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案涉《借条》形成于2017年3月15日。依据查明事实，在2017年3月15日前，徐隆华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向吴晓华支付88.6万元，吴晓华仅在2016年2月6日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向徐隆华支付30万元。结合吴晓华在二审称其与徐隆华自2014年1月开始合伙承揽工程，直至2017年6、7月结束的陈述，案涉《借条》，系徐隆华与吴晓华对之前的经济往来通过结算后形成的债权凭证具有高度可能性。张海蓉四人作为徐隆华的继承人，在徐隆华死亡后，依据案涉《借条》主张与吴晓华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7年3月15后，徐隆华支付给吴晓华的47万元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徐隆华向吴晓华支付的该47万元由5笔款项支付组成，其中，2017年4月1日、6月1日的转款备注“借”、2017年9月5日的转款备注“协调”、2017年9月15日的转款备注“共80万元”、2018年9月26日的转款未作备注。本院认为，前述5笔款项支付，张海蓉四人虽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明款项性质，但结合徐隆华转款的相关备注，以及案涉《借条》，可以证明前述五笔转款中的前四笔是基于借贷而发生。发生于2018年9月26日的20万元，吴晓华虽称系基于双方的合伙，但根据其二审陈述，合伙事务早在一年前完成且结算完毕，故在吴晓华对该款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亦应认定该笔款项是基于借贷而发生。因此，张海蓉四人主张与吴晓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依据案涉《借条》所载金额，以及2017年3月15日之后徐隆华与吴晓华之间的银行交易信息，确认吴晓华尚有74万元借款尚未清偿，并判决吴晓华向张海蓉四人清偿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吴晓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 800元，由吴晓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洪武审 判 员   柯 言审 判 员   刘 康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 官助 理   陈俊颖书 记 员   张 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