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6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成生，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水锦，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新妹，女，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未阳市。现居住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罗岗白头岭东街十巷6号701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江，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君，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王成生因与被上诉人郑新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成生及委托代理人卓水锦、被上诉人郑新妹委托代理人谢锦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成生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改判王成生无须向郑新妹偿还款项23万元及利息；二、郑新妹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依法应予改判。第一，双方并未达成借款合意。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当事人之间有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实际交付。本案中郑新妹仅凭转账凭证提起本案，且该转账凭证中也没有备注“借款”，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二，郑新妹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王成生仅需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在王成生提交的证据已导致郑新妹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要求王成生进一步证明涉案款项属于投资款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条款的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保护缺乏法律意识的出借人而降低证明标准，因而基于公平原则，对于被告提交的相应证据也不应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采用反驳证据的相应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反驳的证据只需要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达到了证明目的，而不要求达到高度可能性。本案中，从王成生提交的微信记录可知，双方前期均是就猪场运营如何向政府部门索赔、猪场开支、对账等问题进行沟通。王成生也在微信中向郑新妹一方表明投资有风险，郑新妹后期发现很难从政府部门处获得赔偿，亏损已成必然，才开始声称该款项是借款，并提出不要分红，只要退还本金，可见双方是投资合伙关系。本案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地动物防疫站、镇政府、村委等部门为控制猪瘟扑杀藏香猪，故当地动物防疫站、村委会、镇政府合伙股东均是该事件的参与人，各部门、股东对各方关系已经非常清楚，因此而出具的证明是真实有效的，可以证明双方是投资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王成生提交上述反驳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至少已导致郑新妹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依法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郑新妹二审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被告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才应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成生所提交的证据在一审阶段是没有被法院认可，郑新妹在二审阶段也提交了一些证据，足以证明王成生在一审阶段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只是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而是歪曲事实。王成生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也无法导致王成生和郑新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处于待证不明的状态。另外，民间借贷案里大量的熟人关系，没有书面的协议非常正常。若按王成生所说参与经营，股东之间必然会形成书面协议，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由于本案是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郑新妹只能提交转账记录，无法再提供其他的进一步证据，王成生的主张都是不合理的。郑新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成生立即归还欠款23万元，并按年息6%支付利息至还清本金之日为止（利息由2018年8月14日暂计算至2021年1月12日，为33810元，加上本金暂共263810元）；2.王成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3日，郑新妹向王成生转账23万元。衡南县冠市镇动物防疫站出具的《证明》称，兹有郑新妹、王勋九夫妇与王成生、罗建平等人投资经营猪场养殖藏香猪，因疾病控制原因，于2019年7月扑杀该猪场1172多头猪，该猪场现已倒闭运营。日期为2021年2月24日。衡南县冠市镇人民政府、衡南县冠市镇杨武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兹有郑新妹、王勋九夫妇与王成生、罗建平等人投资经营猪场养殖藏香猪，2019年6月因当地爆发猪瘟，同年7月当地畜牧局等部门扑杀该猪场1172头猪，致使该猪场倒闭无法正常运营。案外人罗建平在股东证明人处签字。王成生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双方存在投资经营猪场的合同关系，聊天记录的部分内容无法正常展示。庭审中，郑新妹称郑新妹和王成生是老乡，王成生称做生意资金比较紧张，所以就找到郑新妹，因双方关系熟悉，所以就没打欠条，郑新妹直接把钱转给王成生，如果是合作养殖一定会有协议，王成生向郑新妹借了23万。王成生称，2018年8月，王成生找到郑新妹的配偶王勋九就投资开设猪场事宜进行沟通。王勋九称其在当地有关系，可以拿到猪场的养殖补贴，其愿意出资23万，并获得25%的股份，其享有25%的分红权益，但不实际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双方在商定后，因是老乡关系，故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涉案的款项是通过王勋九的老婆也就是郑新妹支付给王成生，涉案猪场的股东包括郑新妹以及王勋九夫妇、王成生及其儿子王广元以及罗建平。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郑新妹主张与王成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主张，王成生提交证据并称该款项为郑新妹与其共同经营养猪场而支付的款项，即使双方真的存在共同经营关系，但王成生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郑新妹所主张的23万元为郑新妹为与王成生共同经营养猪场而支付的投资款，而王成生实际收到了郑新妹的23万元，无证据证实王成生已向郑新妹还款，故郑新妹要求王成生偿还借款23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一审法院于2021年1月18日向王成生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故利息以23万元为本金，自2021年1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王成生向郑新妹偿还款项2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3万元为本金，自2021年1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郑新妹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628.60元，由王成生负担（该受理费已由郑新妹预交，郑新妹同意被告王成生于判决履行期限内向其迳付）。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成生提交新证据材料如下：证据一，名为“猪场赔偿事件”微信聊天群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微信名为“A我广元”与“王者风范”的两人在聊天群中商讨通过信访方式争取猪场赔偿事宜，现该聊天群中仅有2人。证据一拟证明郑新妹配偶王勋九与王成生父子就猪场索赔事宜商讨对策。证据二，王广元填写《来访登记表》一份，湖南省信访局、冠市镇人民政府对王广元提交的信访件反馈短信截屏两份，横南县冠市镇人民政府关于王广元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显示王广元向湖南省信访局、横南县冠市镇人民政府提交信访件反馈衡南县畜牧局扑杀其猪场的猪但改变扑杀前口头答应的赔偿标准一事，横南县冠市镇人民政府2020年2月12日回复王广元畜牧局扑杀行为合法。以上证据拟证明王成生根据双方商讨的对策进行信访但未获得政府部门赔偿。证据三，微信转账记录一份，显示王勋九2018年11月26日向王成生转账1万元，11月27日向王成生转账2万元。证据三拟证明涉案猪场部分投资款是通过郑新妹配偶微信转至王成生名下。证据四，王成生与王勋九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显示王勋九2020年4月21日微信向王成生主张偿还养猪的钱，不要利息和分红，只要回本金。郑新妹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证据一，无法确认聊天记录有其偶王勋九的参与，也看不到和郑新妹的关联，聊天记录中很多语音内容未能列出，无法反映聊天人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证据二已过举证期，不予质证。若一定要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郑新妹是否投资猪场无关联。证据三，若转账人确实是王勋九，这3万元应该是转给王成生用于惠州的建设工程，和猪场投资没有任何关系。证据四，王勋九明确说“老兄请你把借我给你养猪的钱给我”，王成生没有任何反驳，进一步说明了王勋九是在为自己的妻子讨要借款。上述证据均与王成生拟证明的事实无关。郑新妹提交新证据材料如下：证据一，衡南县冠市镇杨武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我单位对两人是否参与猪场经营并不知情”，拟证明郑新妹并未参与王成生的猪场投资。证据二，郑新妹2019年7月13-18日微信账单。显示郑新妹在上述时间内一直在广州。拟证明王成生一审关于郑新妹2019年7月15-17日到猪场与防疫部门商谈赔偿事宜的主张不是事实。王成生质证称，对证据一三性均不予确认，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同样导致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处于待证不明的状态，王成生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是投资关系。证据二没有原件，三性均不予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郑新妹未参与商谈事宜。王成生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郑新妹提交的证据一本院均与原件核对无异。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据与本案关联程度，结合双方庭上陈述，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王勋九与郑新妹系夫妻，王广元与王成生系父子。2020年1月，王勋九与王成生、王广元曾建有微信聊天群“猪场赔偿事件”，王成生之子王广元在微信群中向王勋九告知猪场理赔事项进展，王勋九协助参考信访材料并支持王广元向政府信访，曾作出“多给建平他们商量，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的表述。2020年4月，王勋九在与王成生的微信聊天中主张要回养猪的本金，并作出放弃利息和分红的表示。另查，2019年3月29日，王勋九向王成生之子王广元询问猪场开支和收入情况。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1年1月14日，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23万元是投资款还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郑新妹主张其与王成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提交涉案23万元转账记录，未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在王成生与郑新妹丈夫王勋九微信聊天记录中，王成生亦未明确确认涉案款项系借款。王成生抗辩其与王广元、郑新妹、王勋九、罗建平共同经营涉案猪场，涉案款项系郑新妹对经营猪场的投资款，并提交其与王勋九的微信聊天记录、群聊记录予以佐证，该聊天记录显示王勋九向王广元询问猪场日常经营、收支情况，猪场养殖的猪被扑杀后积极询问理赔款项进展、支持王广元信访等，超出普通借贷关系所需了解的范围。结合2020年4月王勋九作出放弃利息和分红表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分红显然属于股东权益而非债权人权益。另外，王勋九系郑新妹丈夫，其就涉案款项与王成生、王广元沟通的行为可视为其夫妻共同管理财产行为。郑新妹主张其转账给王成生系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之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成生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23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郑新妹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2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57元，均由被上诉人郑新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谢 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 莉书 记 员  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