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沪01民终33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1，男，193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2（苏某1之子），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某，女，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薇，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铃某，女，1965年8月12日出生，日本国籍，现住日本。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伊某，女，1995年3月22日出生，日本国籍，现住日本。 原审被告：苏某2，男，196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原审被告：苏某3，男，195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苏某3之妻），女，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审被告：徐某1，女，195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管某、铃某、伊某、原审被告苏某2、苏某3、徐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4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1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苏某1无需向管某支付钱款。事实和理由：1．上海市徐汇区XX新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称系争房屋）是由苏某1夫妇全额购买，当时考虑到被继承人苏某4在上海没有房屋，才加上其名字。2．管某与苏某4虽然领了结婚证，但管某结婚目的不纯，拿走了苏某4的好多金银首饰。管某对于苏某4生前也没有照顾，苏某4长期在工厂里生活，吃饭也是吃食堂，厂里的事务管某也不会帮忙。3．而且，现在苏某1也没有支付相应款项的能力。 管某辩称：1．系争房屋购于2009年，当时苏某1已经70多岁，并无购房能力，故房屋实际就是苏某4购买，只是登记在苏某1和苏某4名下。2．管某与苏某4在2010年就开始一起生活。管某从不知道苏某4还有一段日本的婚姻，苏某4及其家人也从未告知过管某，其从未图谋苏某4的钱财，也未拿过苏某4的钱，反而是管某曾经还给苏某4打过20万元，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两人都生活在苏某4开设的厂里，管某不仅会照顾苏某4，还有照顾过苏某1。两人是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显然就会有扶养的内容，管某交过苏某4生病期间的住院费，也进行陪护，故管某应当分得相应的遗产份额。更何况，管某本身就是无效婚姻的受害者、无过错方，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苏某2述称：其同意苏某1的上诉请求。 苏某3述称：苏某4家人均不知道苏某4与管某领了结婚证，直到2018年10月才知晓。管某从未照顾过苏某1夫妇，苏某4也有自理能力，无需管某的照顾。故其同意苏某1的上诉请求。 徐某1述称：苏某4家人均不知道苏某4与管某领了结婚证，直到2018年10月才知晓。苏某1夫妇长期聘用保姆照顾，管某仅是偶尔照顾过几天。管某没有经济收入，靠苏某4开厂养家。生病以后，苏某4也主要是在日本治疗，由铃某进行照顾。故其同意苏某1的上诉请求。 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由管某继承上海市徐汇区XX新村XX号XX室房屋十分之三产权份额，房屋归其他继承人，管某取得折价款；二、苏某1向管某支付被继承人苏某4的养老金人民币19，284.6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1与徐某2系夫妻，两人生育苏某3、苏某4、苏某2等三个子女。徐某1系徐某2与案外人生育之女。苏某4与铃某于1994年6月27日在日本登记结婚，伊某系二人生育之女。苏某4与管某于2013年2月22日在中国登记结婚，二人未生育子女。徐某2于2017年1月23日报死亡，苏某4于2018年11月4日死亡。徐某2、苏某4死亡时，均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徐某2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经苏某1提出申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终审判决，宣告管某与苏某4的婚姻无效。系争房屋产权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在苏某1、苏某4两人名下（共同共有），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苏某4、苏某1各持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苏某2于2018年5月10日签署《承认书》一份，其中载明：由于苏某4按苏某2的意思将苏某4名下XX路房屋产权无条件转到苏某2的前妻顾某名下，故苏某2将放弃系争房屋的继承权。苏某4死亡后，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有25，712.80元，由苏某1领取后全部转给徐某1用于办理苏某4的丧事。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苏某4的丧事由徐某1操办。 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法律适用（夫妻财产关系）产生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中心予以查明日本法律的相关规定。该中心结合本案案情，于2020年11月20日出具《专家意见书》，载明：2017年《日本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所有的财产及婚姻期间以自己名义取得的财产（指夫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不能明确属于夫妻哪一方的财产时，推定属夫妻共有。《专家意见书》中专家意见认为：根据《日本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案涉房屋二分之一产权系苏某4婚后以自己名义取得的财产，为苏某4个人财产。2020年12月16日，该中心出具补充说明，载明：苏某4自其母亲徐某2处法定继承所得的房产份额系苏某4个人财产。 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苏某4自1991年起至其死亡期间的出入境记录，苏某4婚后常年反复往返于中国和日本。苏某4自1994年6月27日登记结婚后至其死亡期间约有近半时间在日本。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其有长达11个月的时间在日本。 一审审理中，除管某、苏某2之外的当事人均表示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均等继承系争房屋产权份额。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苏某2是否已放弃继承。 管某根据苏某2签署的《承认书》，主张因存在房屋置换，故苏某2已经放弃继承。苏某2认可《承认书》确系其本人签署，苏某4已按其指示将XX路房屋产权转移到其前妻名下，法院可依法认定其是否放弃继承。徐某1、苏某3则称，XX路房屋并非置换所得，而是分配给苏某2的。 一审法院采纳管某的主张，认定苏某2已放弃继承。理由是：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本案中，苏某2在徐某2死亡后签署《承认书》，书面表示放弃继承系争房屋，该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前提是苏某4按其指示转移XX路房屋产权，现该房屋产权已经转移，故苏某2放弃继承不得翻悔。 二、管某是否照顾苏某4以及是否为苏某4的家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管某提供其农业银行尾号为2619的银行流水一份，欲证明其替苏某2还债30万元（20万元系管某的哥哥转账，另外10万元系管某以现金方式提供），替苏某2名下公司支付房租租金85，000元，以此证明管某照顾了苏某4、也为苏某4的家人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苏某2对上述银行流水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否认还债一事，对于管某上述钱款用途并不知情。 一审法院注意到，管某的银行账户曾于2016年转账20万元给苏某4，以及转账85，000元给案外人陈某。但从上述银行流水并不能看出钱款的用途，不能证明管某为苏某4的家人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根据管某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管某与苏某4在中国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在平时生活中及苏某4生病期间亦照顾苏某4。 三、铃某、伊某是否遗弃苏某4。 管某主张，铃某、伊某对苏某4的生老病死不闻不问、常年不予以照料，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遗弃，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丧失继承权，她们二人不能作为苏某4的法定继承人。 徐某1则称，苏某4生病并未在中国治疗，系在日本治疗，由铃某照顾。 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苏某4出入境记录，苏某4常年反复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且在日本生活较长时间，现管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铃某、伊某遗弃苏某4，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 四、苏某4的养老金25，000余元是否有余额可供继承。 徐某1主张管某诉请二中要求分割的养老金25，000余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并提供发票和收据若干，欲证明其操办苏某4的丧事以及用于苏某4住院事宜，花费钱款合计46，335元，其中正式发票包括殡仪馆费用9，617.20元、殡葬服务费180元、墓地费用21，928元； 管某对有正式发票的单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主张即便有发票，也不一定系用于苏某4的住院治疗、丧事等相关事宜，不能证明徐某1就是付款人；还称其本人为苏某4购买墓地花费30，000元，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 一审法院采信徐某1的主张。理由是：管某及其他当事人均认可苏某4的丧事系徐某1操办，丧事费用亦是徐某1支付；正式发票显示关于丧事有如下费用：殡仪馆费用9，617.20元、殡葬服务费180元、墓地费用21，928元、骨灰寄存费360元，还有非正式发票所载的丧事一条龙费用4，682元、西装费用1，200元。上述正式发票所记载的费用合计金额已远远超过25，000元，且总金额亦未超过本市操办丧事所需的一般费用。故认定管某诉请二中苏某4的养老金余额已全部用于苏某4的丧事，没有可供继承的钱款。 五、关于铃某与苏某4的婚姻状况。 铃某、伊某提供日本外务省出具并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认证的户籍资料一份，欲证明铃某、伊某与苏某4之间的身份关系，并主张管某与苏某4的婚姻无效。管某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发表意见，但主张只是户籍登记信息，不能反映婚姻状况，即便苏某4在日本有婚姻，管某也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铃某、伊某提供的户籍资料，系日本外务省官方出具，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认证后，又经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真实性应予认定，予以采信。该户籍资料明确记载了铃某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配偶姓名及国籍、配偶死亡日期（记录日期）。从该户籍资料可以认定铃某与苏某4于1994年6月27日结婚，伊某系二人生育之女，二人的婚姻经日本官方认可且直至苏某4死亡并未解除。 另，经苏某1提出申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终审判决，管某与苏某4的婚姻无效。故本案中，铃某系苏某4的法定配偶、伊某系两人所生育之女，苏某4的法定继承人有三：即苏某1、铃某、伊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苏某4与铃某的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二、本案法定继承人各能继承多少份额；三、管某能否适当分得遗产。 一、关于苏某4与铃某的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该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根据出入境记录，苏某4于1991年6月起常年居住于日本，其与铃某在日本于1994年6月27日登记结婚。铃某系日本国籍，该两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系日本。因苏某4已死亡，现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苏某4与铃某二人有关于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约定，故应由法院依照法律规定选择适用二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即日本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结合本案案情出具的《专家意见书》明确载明了日本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如何适用，予以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苏某4婚后以自己名义取得的系争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以及苏某4自其母亲徐某2处继承所得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均为其个人财产。 另外一审法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故本案关于系争房屋的继承方式，适用中国法律。 二、本案法定继承人各能继承多少份额。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系争房屋中苏某1名下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系其与徐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每人各半，即苏某1、徐某2各持有系争房屋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两位被继承人徐某2、苏某4均未留有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故他们的遗产均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因苏某2已放弃继承，故徐某2的法定继承人为苏某1、苏某3、徐某1、苏某4四人。苏某4的法定继承人则为苏某1、铃某、伊某三人。庭审中，除管某、苏某2外，其他法定继承人均表示愿意按照身份均等继承，故徐某2持有的四分之一房产份额由徐某2的四位法定继承人各继承十六分之一产权份额；因苏某4的养老金已经全部用于其丧事，故本案中处理的苏某4遗产仅系其在系争房屋中持有的份额以及自徐某2处继承所得的份额，即十六分之九产权份额，由其三位法定继承人即苏某1、铃某、伊某均等继承，每人各取得十六分之三产权份额。 三、管某能否适当分得遗产。 管某与苏某4的婚姻虽已被宣告无效，但管某与苏某4长期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定其对苏某4尽到较多扶养义务，可以适当分得苏某4的遗产，具体数额结合系争房屋价值酌定为人民币213，000元，由苏某4的三位法定继承人在继承所得范围内支付。 苏某1、苏某2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市徐汇区XX新村XX号XX室房屋产权由苏某1（十六分之八产权份额）、铃某（十六分之三产权份额）、伊某（十六分之三产权份额）、苏某3（十六分之一产权份额）、被告徐某1（十六分之一产权份额）按份共有；二、铃某、伊某、苏某1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管某人民币71，0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400元，由管某负担人民币2，433元、铃某负担人民币4，868元、伊某负担人民币4，868元、苏某1负担人民币12，985元、由苏某3、徐某1各负担人民币1，623元。保全费3，866.42元，由管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管某在被继承人苏某4生前有无尽到扶养义务，应否分得相应遗产。 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被继承人苏某4与管某于2013年2月22日在国内登记结婚，虽该婚姻关系后被宣告无效，但从2013年开始，直至苏某42018年11月4日去世，大部分时间苏某4与管某均生活在一起。而且，在苏某4生病期间，也有照顾苏某4。故依法可以认定为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现一审法院酌情确认本案中苏某4的三名法定继承人即苏某1、铃某、伊某各支付管某7.1万元，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同。 苏某1、苏某2、苏某3、徐某1等均认为管某对苏某4并未尽到扶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中所称的“扶养”，并非是单纯理解为“照顾病人”似的一种看护，而应该是指日常生活中长时间形成的一种提供经济来源、提供劳务帮助、生活及精神方面的陪伴等情形。虽管某与苏某4的婚姻关系被认定无效，但不可否认双方多年间均以夫妻之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从通常人之理解而言，显然是存在互相照顾、陪伴等情形。在管某并非苏某4法定继承人之情况下，本案中认定管某属于对苏某4扶养较多的人，符合本案事实，更无悖于常情常理。故对苏某1等人所称，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内容，无明显不当，当事人亦未行上诉，本院予以认同。 另，管某提出本案保全费由其一人负担不合理，本院根据保全情况及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调整。 综上所述，苏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400元，由管某负担人民币2，433元、铃某负担人民币4，868元、伊某负担人民币4，868元、苏某1负担人民币12，985元、由苏某3、徐某1各负担人民币1，623元。保全费3，866.42元，由管某负担3，456.42元、苏某1负担4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5元，由苏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静波 审 判 员 俞 敏 审 判 员 许 洁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张家伟 书 记 员 张家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