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初1146号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        第三人：都某，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        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某。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第三人都某、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都某、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33581372.8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煤炭事业进行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山西注册的新公司与被告整体进行，并由原告穿插其中，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签署。协议签署后，原告及其旗下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均与被告发生了款项往来，但最终仅与被告发生过一次货物买卖交易，其余款项均作为往来款，未被用于煤炭交易，被告陆续退还了部分款项，经过原告结算，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中尚余33581372.8元未结清。原告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仅约定了双方合作意向，双方明确约定具体业务合同需另行签署。自《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今已近3年，双方之间往来款大部分并未用于煤炭业务，仅是被告借用原告的资金，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收取的款项。        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错列第三人，原告表面上是诉原被告合同纠纷，实际上是请求法院审理四方账务结算，实质是代位主张本案两个第三人对被告的请求权，原告将两个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程序错误。2．《战略合作协议》依法有效，原告应该继续履行协议，未经答辩人同意原告单方终止合同且单方结算违反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五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在有以下事实之一发生时终止：1．本协议项下各方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2．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按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的约定行使终止本协议的权利的；3．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的；4．本协议到期终止。”因此，双方于2017年12月签订合同，原告不具备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条件，应当在2022年12月前继续履行协议，原告单方终止合同并主张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具有合同相对性，双方账务往来显示，答辩人不欠原告任何款项，答辩人接受了原告款项1.122亿元，向原告售卖了22145800元的煤，又按照原告要求，向原告支付往来款90054200元，故答辩人不欠原告款项。4．第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及债权债务关系是独立法律关系，应另行结算，与原告无关。首先，框架协议与都某无关，《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业务合作由甲方于山西注册的新公司与乙方整体进行，但都某并非在山西注册的公司，答辩人与都某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也约定对于合同争议无权将合同的部分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方，故答辩人与都某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其次，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与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无关，《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签署”，另行签署的主体为答辩人与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双方均是独立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体业务合同的内容与原告无关。5．为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答辩人穷尽各种渠道和资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原告不履行后续相关义务，致使答辩人损失700多万元。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都某、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陈述，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原告与第三人一起参与该项合作，虽然第三人分别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双方都在履行合作的内容，基于战略合作协议及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本案由原告代表第三人主张权利，类似于委托，是合法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六份证据：证据一、《战略合作协议》，拟证明原被告约定就煤炭事业进行合作，由原告在山西注册的新公司与被告整体进行，并由原告穿插其中，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签署；证据二、江苏银行业务回单（扬州都亦）；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山西晋亦）；证据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及宁波银行对账单（上海津亦）；证据二、三、四拟证明原告及其两家子公司多次与被告发生资金往来，其中扬州都亦累计支付4500万元，山西晋亦累计支付5106.0597万元，原告累计支付1.122亿元；证据五、贸易煤销售合同及签收单，拟证明原告及其旗下公司与被告之间发生过少量具体业务并另行签署了业务合同，原告及旗下公司支付的款项只有少部分用于煤炭交易，大多数款项因没有形成真实买卖关系而由被告退回，但仍有33581372.8元未退回；证据六、各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原告系扬州都亦公司90％的控股股东，且扬州都亦在山西开设分公司，原告系山西晋亦100％的控股股东，由原告享有《战略合作协议》项下对被告的请求权，原告子公司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结果由原告享有并内部结算。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二没有关联性，扬州都亦是原告的子公司，但不等同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事行为由其独立承担责任，与原告无关，扬州都亦也不是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伙伴，与被告之间的往来账款应当另行结算；证据三不具有完整性，山西晋亦至今还欠被告1000多万元；证据四不具有完整性，经与原告核对账务往来，被告不欠原告款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与被告无关；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扬州都亦与山西晋亦均是独立法人，是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煤炭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被告买煤，被告已开具发票8185800元；证据二、贸易煤炭销售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被告买煤，被告已开具发票13960000元；证据三、退款凭证及银行对账单，拟证明被告已退还原告资金90054200元，与原告所有账目已结；证据四、第三人扬州都亦与被告签署的买卖合同及打款凭证、被告的还款凭证，拟证明扬州都亦于2018年9月19日打款给被告45000000元，被告自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9月25日先后还款8690000元，余额36310000元；证据五、第三人山西晋亦与被告的资金往来回单及山西晋亦的询证函，拟证明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12月18人山西晋亦与被告有资金往来，形成被告的债权10824914.16元。        原告及第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告未实际发货；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实际发货25295吨，原告卖了1800万元；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尚欠原告4489890元；证据四合同被告未提交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审计机构提出的，不能作为第三人对金额的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定：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四中的买卖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该证据被告未提交原件进行核对，故该份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该证据不予采纳。对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基于各自领域优势展开合作，双方业务合作从2018年1月正式开展，整体业务合作由甲方于山西注册的新公司与乙方整体进行，并由甲方穿插其中，合作初期为验证业务流程，由甲乙双方先行开展试点业务，甲方在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备案，试点资金为2500万元，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签署，在未来业务中，通过基础贸易及配套金融工具，在乙方支持和协同下，甲方实现全年煤炭业务销售收入目标为60亿元，其中所需业务资金不超过2亿元。本协议有效期五年，有以下事实之一发生时终止：1．协议项下各方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2．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按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的约定行使终止本协议的权利的；3．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的；4．本协议到期终止。本协议为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双方在具体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具体协议为准。框架协议与具体业务合作协议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双方合作的法律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多次账务往来。具体如下：        2018年1月至2月期间，原告向被告账户转账共计112200000元，具体为：2018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5000000元，2018年1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000000元和5500000元，2018年2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00元，2018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2200000元，2018年2月2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0000000元，2018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6500000元。        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被告向原告账户转账共计90054200元，具体为：2018年3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5000000元，2018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5000000元，2018年11月1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100000元、3300000元、3200000元，2018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7900000元、8100000元、8500000元、5954200元。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过两份贸易合同。（一）、2018年1月1日，甲方原告（需方）与乙方被告（供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火车）》，约定品种规格为原煤，供货数量全年累计1.3643万吨。（二）、2018年2月9日，乙方原告（需方）与甲方被告（供方）签订《贸易煤销售合同》（合同编号GXJT2018X011），合同约定煤种为神贸55，煤炭购销数量为：合同数量2.5万吨（±10％），以实际交货数量为准，合同价格为：一票含税场地现汇价698元／吨（税率17％），如国家发改委对限价作出进一步调整，则双方同意按调整后的限价标准，重新确定煤炭购销的相关约定。原、被告均认可该合同实际履行，原告提交的采购结算单亦证明原告实际收到煤炭25295吨，并卖得18045453元。故本院确认该笔贸易被告实际供货25295吨，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该合同总价款为25295吨×698元／吨＝17655910元。        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5日，原告在该公司持股100％。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成立后与被告之间发生多次账务往来。具体如下：        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向被告转账共计51060596.96元，具体为：2018年7月26日向被告转账2000000元，2018年8月13日向被告转账700000元，2018年11月13日向被告转账3606396.96元、3000000元、3000000元，2018年11月14日向被告转账7900000元、8100000元、8500000元、5954200元，2019年12月17日向被告转账4400000元，2019年12月18日向被告转账3900000元。        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承兑汇票的方式向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付款共计58279114.16元，具体为：2018年3月12日转账2670000元、10000元，2018年3月26日转账1000000元，2018年3月28日转账500000元，2018年4月13日转账550000元，2018年4月16日转账1500000元、700000元，2018年4月17日转账54077.6元，2018年4月28日转账50000元，2018年5月2日转账850000元，2018年5月18日转账530000元，2018年5月21日转账1700000元，2018年5月22日转账1700000元、2000000元，2018年5月23日转账2700000元，2018年6月1日转账3000000元、3000000元，2018年6月11日转账2000000元、2000000元、3000000元、3200000元，2018年6月15日转账3600000元，2018年6月19日转账1000000元，2018年7月5日转账2670000元，2018年7月12日转账1000000元，2018年8月9日转账1190000元，2018年8月10日转账1000000元，2018年9月12日转账600000元，2018年9月19日转账500000元，2018年11月6日转账1000000元，2018年11月15日转账1300000元，2018年12月19日转账2000000元，2018年12月24日转账500000元，2018年12月29日转账1000000元，2019年1月21日转账20420.4元。此外，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1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6月26日，被告通过承兑汇票方式向第三人山西晋亦能源有限公司付款10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元、147029.56元、1037586.6元。        第三人都某成立于2018年5月9日，原告持有该公司股份90％。第三人都某成立后与被告之间发生多次资金往来。具体如下：        2018年9月19日，第三人都某向被告账户转账45000000元。        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期间，被告向第三人都某账户转账共计8690000元，具体为：2019年12月17日转账2000000元、2400000元，2019年12月18日转账2000000元、1900000元，2020年6月15日转账10000元，2020年8月14日转账200000元，2020年8月20日转账23000元，2020年8月21日转账28000元，2020年8月24日转账18000元，2020年8月25日转账15000元，2020年8月26日转账16000元，2020年9月25日转账80000元。        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由原告与被告签章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根据协议内容，双方之间的合作系先由原被告之间开展试点业务，再由被告在山西注册新公司与原告开展业务。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第三人均是协议中所述“于山西注册的新公司”，故在本案中一并主张第三人对被告的权利，但战略合作协议只是作为框架性协议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形式进行了约定。协议约定“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签署”，因此原告及其在山西注册的新公司与被告之间仍需通过独立的合同关系来对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调整。本案第三人即使属于原告“于山西注册的新公司”，在与被告形成的具体合同关系中仍属于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原告在本案中代为行使第三人对被告的权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被告应当按照《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通过组织具体业务，使原告“实现全年煤炭业务销售收入目标为60亿元””。但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自2018年双方展开合作至今，原被告之间仅发生一笔真实的煤炭贸易（即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贸易煤销售合同》），原告获得煤炭销售收入18045453元；被告主张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火车）》也实际履行，并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明，但增值税发票是一般纳税义务人缴纳及申报抵扣的凭证，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已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的证据，被告不能提交送货单、收货单等证明该合同实际履行的证据，且原告也否认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本院不能认定该合同已实际履行。通过上述实际履行的煤炭贸易，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使原告全年销售收入达到60亿元，已构成违约。根据协议关于“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形式终止本协议的权利的，本协议终止”的约定，涉案《战略合作协议》终止。协议履行期间，原被告之间除发生过一笔真实煤炭贸易外，双方之间还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原告向被告支付112200000元资金，被告向原告退回90054200元，扣减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煤炭贸易款项17655910元，被告尚欠原告4489890元。因涉案《战略合作协议》终止，被告继续占用原告资金没有依据，应当向原告返还欠付款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4489890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2054.43元，被告山西国信晋通能源有限公司负担42719.12元，原告上海津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69335.3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瑜审判员    申延艳审判员    王丰毅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姚琴琴书记员    王晓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