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10273号原告：张涛峰，男，198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万荣县。被告：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D1371。法定代表人：陈鹏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越，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张涛峰与被告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生云仓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涛峰，被告花生云仓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纪小琳到庭参加了诉讼。后花生云仓公司将委托诉讼代理人由纪小琳更换为刘越。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涛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18年6月13日至2020年8月20日工作日延时加班费56363.25元；2.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18年6月13日至2020年8月20日休息日加班费130305.62元；3.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18年6月13日至2020年8月20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29110.83元；4.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20日拖欠的工资差额109940元；5.花生云仓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000元；6.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18年、2019年、2020年年终奖336133元；7.花生云仓公司支付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3578.24元；8.花生云仓公司支付司龄工资1000元；9.花生云仓公司支付未休的15天陪产假全额工资20793.45元；10.诉讼费由花生云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张涛峰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花生好车公司人事张思宁发送的offer聘用函，聘用函主体是北京捷翊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翊公司），载明薪酬福利包括工资、年终奖等。2018年6月13日张涛峰到花生好车公司报到并入职。自2018年6月13日开始，每月15日为发薪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上一个自然月的工资，后单位更改为每月18日。2020年1月31日，花生好车公司行政部通知各部门2020年2月10日全员到岗，2月3日至2月9日可在家办公，张涛峰于2020年2月10日正式到单位出勤复工。2020年2月12日，赵艳在企业微信群中通知,因疫情影响，目前各地政府要求门店停业，公司的运营出现严重的影响，按照公司要求部分人待岗，等疫情结束，等公司通知，期待尽快复岗。随后赵艳私信通知张涛峰车后需求暂时停了，不需要这么多人在岗，暂时公司决定张涛峰待岗。张涛峰当即表示方案不合理，不同意。2020年2月14日，赵艳通过企业微信给张涛峰发送了待岗通知函图片，张涛峰当即表示赵艳非人力资源岗位员工，却行使人力资源岗位职责，图片收到了，但不接受。随后，CTO刘沈博与张涛峰所属团队进行了当面沟通，他表示“公司只是卖车订单量减少，并没有停工、停产。待岗通知就是一个通知，只要通知到员工即可，不需要与员工协商一致”。在此期间，花生好车公司官方微信报道花生好车公司向武汉地区捐赠百万医疗物资，法人陈鹏云、公关负责人对外接受采访表示，花生好车公司受到了一些影响，选择20%的员工待岗，是为了开源节流。花生好车公司安排张涛峰长期待岗的行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降低了张涛峰的劳动报酬，侵害了张涛峰的合法权益。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花生好车公司安排员工待岗的决定属于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北京花生云仓公司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也没有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进行平等协商，更没有征求员工意见，就安排张涛峰长期待岗。第二，自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花生好车公司高薪招用了包括CTO刘沈博在内的多名高管和普通员工，这说明花生好车公司仍存在人力缺口和需求，经营困难的说法不足以采信。花生好车公司未与张涛峰协商，在具备可行性条件下未采取较为温和的人员优化方案，反而采取了激进手段直接安排张涛峰长期待岗，该行为严重降低了张涛峰的劳动报酬，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甚为不当。第三，花生好车公司的待岗决定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行为，应当与张涛峰协商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花生好车公司仅以口头图片方式通知，张涛峰在收到该待岗通知后，随即提出异议，不同意待岗方案变更劳动合同。第四，张涛峰负责的业务均在正常运行，单位只是将张涛峰的工作内容转交给其他人负责。通过关闭张涛峰的办公账号，阻碍张涛峰正常办公，人为恶意的不提供劳动条件。以此达到其逼迫员工自行离职的目的。第五，京政办发〔2020〕5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第三点第十条指出，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而花生好车公司并没有同张涛峰协商一致，同时也不存在因疫情影响导致企业停工停产的情况，未与员工本人协商一致，没有征得员工同意就强制待岗，变更并拖欠员工薪酬，系有针对性的安排张涛峰待岗，是主观恶意降低员工劳动报酬，该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应按照月工资29000元向张涛峰支付工资差额。在工作期间，单位长期安排张涛峰加班，却未向张涛峰支付加班费。第一、花生好车公司删除重要证据2018年版《花生好车员工手册V1.0（正式版）》。《员工手册》规定，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总部人员的日常考勤管理，员工工作日工作延时不在OA提交加班记录，因工作延时而安排的日常调休均由部门负责人直接安排、管理。第二、单位长期安排张涛峰休息日、法定假日加班，并在微信管理群公示加班名单。第三、自2019年4月起，CIO谢大鹏、人力资源岗位柴秋爽通知周末、法定假日加班不在OA申请，由部门自行安排。第四、张涛峰所在的信息技术部规定：1）自2018年4月起软件系统上线规则：A、正常发布：周一至周五18：30至19：30B、紧急发布：周一至周日00：00~24：00；2）自2019年10月起软件系统上线规则：正常发布：周一、周二、周四18:00以后。其余时间上线需要审批。3）oncall工单处理SLA说明，oncall组值班属于部门正常工作：A、工作日：9AM-8PM，1小时内锁定处理。B、非工作日：2小时内锁定处理。以上三条强制加班规定，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捷翊公司、花生云仓公司均是法人陈鹏云控股的子公司，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对员工存在混同用工，故花生云仓公司应当为捷翊公司变更劳动协议前的加班争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单位强行关闭张涛峰的企业微信、企业邮箱、EHR考勤系统、Jira、wiki、VPN、OA等办公账号，阻碍张涛峰正常办公，并断缴张涛峰的社会保险。2020年5月12日，行政部人员注销张涛峰的门禁卡，不安排工位，强行将张涛峰驱赶出办公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虽然单位未向张涛峰出示解聘通知书，但单位的以上行为，已经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以达到不让张涛峰出勤，不安排工作任务，逼迫张涛峰自行离职的目的。因此，花生好车应当向张涛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张涛峰已经连续工作满5年，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3条，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2020年度年休假为5天，而单位未安排张涛峰休年休假，应当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向张涛峰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2018年6月13日，张涛峰签订了3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励部分被人事张思宁私自修改，删除了年终奖励约定部分。2018年9月1日花生好车公司与张涛峰进行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和劳动关系转移协议，劳动合同主体由捷翊公司变更为花生云仓公司，原劳动合同条款不做任何变更。单位每年春节前有发放年终奖的惯例，张涛峰于2019年2月收到2018年部分年终奖，2019年、2020年年终奖均没有发放。而人事张思宁人为因素造成张涛峰劳动合同年终奖部分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1条，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因此花生好车公司应按照同等岗位年终奖基数标准4个月，向张涛峰支付2018年、2019年、2020年年终奖。张涛峰爱人在2020年8月13日于北京妇产医院产下一名女婴，按花生好车公司员工手册陪产假说明，应获得15天陪产假，且在假期内发放全额工资，目前张涛峰未休陪产假，花生好车公司理应发放张涛峰全额工资。花生云仓公司在仲裁阶段出示伪造的审计报告证明其经营困难，删除重要证据等，仲裁作出了错误的裁决结果。故诉至法院。北京花生云仓公司辩称：张涛峰的部分请求事项未经仲裁前置，数额存在变更。关于加班单位都是有审批制度的，需要填写加班申请单，领导批准后才可加班。关于休息日加班，如果张涛峰有休息日加班的，有申请的单位都安排了调休。其他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都没有申请，不认可加班。关于年终奖，2018年已经发放了年终奖，仲裁裁决书也体现了，2019年属于亏损状态，且在合同中也约定了年终奖发放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发放，如果企业经营困难亏损状态是没有年终奖的，年终奖本来就属于单位福利。2020年的年终奖在仲裁时没有申请，所以不同意。违法解除问题，单位安排的是待岗，至今单位都未与张涛峰解除劳动合同，所以不同意支付。拖欠工资问题，期限与仲裁不一致，超过仲裁裁决的不予答辩了，应先经仲裁前置程序。张涛峰仲裁请求的拖欠工资期间，是由于疫情原因单位通知张涛峰待岗。公司在2月14日向张涛峰发放了待岗通知书，也正常支付了工资，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关于带薪年休假，张涛峰仲裁阶段主张到2020年4月，后公司在向张涛峰发放2020年12月工资时按照正常出勤标准支付了张涛峰2020年年休假工资。花生云仓公司同意承继捷翊公司与张涛峰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债权债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12日，张涛峰收到捷翊公司发送的聘用函，载明该聘用函系劳动合同的附件之一，邀请张涛峰担任信息技术部产品经理工作，请张涛峰于2018年6月13日报到；同时载明试用期和转正的薪资标准，亦载明公司根据年度经营情况、部门整体和员工个人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司龄等因素确定年终奖励。2018年6月13日，捷翊公司与张涛峰签订2018年6月13日至2021年6月12日的劳动合同，试用期自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9月12日。劳动合同载明因捷翊公司业务需要，张涛峰同意捷翊公司将其委派至关联公司工作；捷翊公司可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向员工发放奖金，如果发放的话，该奖金也只是对完成工作任务且产生额外贡献员工的奖励。2018年9月1日，捷翊公司、张涛峰与花生云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原劳动合同主体由捷翊公司变更为花生云仓公司，其他劳动条款不做任何变更；花生云仓公司认可此协议所涉及的用工主体的调整，不影响张涛峰在花生云仓公司工作的服务年限的连续计算。花生好车员工手册载明“四、加班管理1.员工周末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需在两个工作日内OA提交加班申请，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员工加班后部门可安排调休。休息日加班最小单位为1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需提前向总部人力资源部报批；2.总部门负责人负责总部人员的日常考勤管理，员工工作日工作延时不在OA提交加班记录，因工作延时而安排的日常调休均由部门负责人直接安排、管理；3、部门负责人需要对本部门工作量进行合理配备安排，管控好部门加班审批，特殊情况可延迟三个工作日内在OA提交加班申请。如超时报备、信息不完整或没有对应的考勤记录，视为无效加班申请。”张涛峰与花生云仓公司均认可张涛峰属于信息技术部员工。2018年11月29日，CPO张剑南在群内告知如果前一天晚上没有加班，禁止迟到行为，加班太晚的话可以灵活处理。2019年4月4日，吴国伟在花生信息研发中心Leader群中发信息问“谢总，现在加班申请都是部门自行处理了吗？”并附有与人力的截图，截图显示吴国伟问清明节加班申请还是在OA上申请吗，明后2天技术这面要过来加班，领导谢总已经同意；人力回复“现在考勤部门自主管控比较强，不用提OA,后期调休部门自行安排。后期休息当天直接在HER系统选正常排休就行。”花生好车CIO谢大鹏回复“那就不要了”。吴国伟回复“以后怎么统计呐清明加班还涉及工资发放的问题我们还是先提到OA上，最起码还能记录下”。2019年4月24日，花生好车CIO谢大鹏在花生产品技术中心工作群中发信息通知未来周末加班申请无需走oa了，各个团队leader自行把控。2020年2月14日，张涛峰收到加盖花生云仓公司人事专用章的待岗通知函图片，载明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业务量骤减，订单量不足，致使公司相应岗位停工停产，张涛峰负责的岗位暂无工作安排，待岗期间自2020年2月14日至2020年6月30日，薪酬标准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即每月1540元支付。张涛峰回复收到了，但不接受该处理方式。2020年2月14日，刘沈博与傅刚、王宁、赵雨晴等人沟通，刘沈博称受疫情影响，公司前端业务量减少，经营困难，但并非停工停产，技术部门共150人，只需要一半人工作，故待工70人;赵雨晴提出公司为什么不采取辞退给补偿的方式，而要采取待岗的方式，刘沈博回复公司不是讲民主的地方；傅刚认可公司经营困难，但称需要与员工协商一致才能安排待岗，现在公司是随意让某一个人待岗就待岗了，其不同意待岗；王宁称公司经营困难可以采用弹性工时、轮岗之类的形式，并询问选择某些人继续工作、某些人待岗的理由、标准，刘沈博针对为何选择某些人继续工作、某些人待岗，答复称公司不是讲民主的地方，世界是不公平的。花生云仓公司与张涛峰均认可工资系按自然月下开支支付，花生云仓公司按29000元的标准支付张涛峰2020年1月和2月工资。2020年3月花生云仓公司按照6189元的标准支付张涛峰工资，扣除已经由个人负担的社保、公积金费用后，花生云仓公司支付张涛峰2020年3月工资1540元。为证明花生云仓公司待岗具有针对性，系违法待岗，张涛峰另提交多份证据，包含：1、2020年2月10日后员工入职邮件并开通hsr系统账号的截图，张涛峰所在的信息技术中心于2020年4月新入职有李中胜、陈金平等人。2、花生好车人事等人在招聘网站上发布的招聘信息。3、2020年2月19日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显示花生好车公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业务受到了疫情一些影响，所以安排了20%的员工在家待岗，待岗人员以车辆运输、采购等环节人员为主，其他部门根据工作能力选择待岗人员，待岗员工是由部门领导选出来的，会跟员工商量，如果员工同意就在待岗通知函上签字，如果员工不同意待岗，部门领导会继续与员工商谈，若商谈失败公司会与员工谈补偿或员工可以主动离职。4、花生好车关于融资、捐赠、业绩、经营情况等报道。花生云仓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花生云仓公司在安排张涛峰待岗后，对其他岗位人员的招聘以及部分人员恢复办公等情况，是因花生云仓公司不是全面停工停产，为维持经营，对其他必要岗位的招聘和人员工作恢复，属于合理安排；花生云仓公司属于集团性公司，张涛峰所见招聘人员系其他版块工作人员；相应融资、业绩增长以及对外的形象维护等情况，系集团对外宣传，不能证明张涛峰所在业务版块的确切经营情况。关于加班。张涛峰提交有微信记录、邮件记录、部分期间的考勤记录、加班餐银行到账记录。其中2019年4月之后的考勤记录显示休息日有记录的为2019年11月10日，考勤记录显示13:51首打卡，22:43末打卡，2019年11月11日的考勤记录显示调休假09:30-18：（后未显示完全）。其中微信记录显示有工作人员在群中发送的周末值班表，表中无张涛峰；显示工作人员在群内告知加班餐和加班交通费的报销事宜。其中2018年4月17日关于上线发布规则和时间变化的邮件列明了正常发布日期为周一至周五，时间点为18:30-19:30,紧急发布日期为周一至周五，时间点为0:00-24:00；2019年10月10日，刘沈博发送邮件重申“正常生产发版时间发版时间为发版日（每周一，周二，周四）18:00之后。其余时间发版需要审批……”。其中技术部Oncall工单处理SLA说明载明工作日：9AM-8PM,1小时内锁定处理；非工作日：2小时内锁定处理。张涛峰称正常上班时间是9时至18时，中间吃饭休息1个小时，但实际上下班时间是弹性的，如果9时30分到单位了就18:30下班；虽然周末值班表中并无张涛峰的名字，但张涛峰亦加班了。与本案同时审理的傅刚解释称因傅刚是团队的leader，值班表中仅有其名字，如果有工作其会分派给张涛峰等团队中的其他人做；傅刚称值班无需去单位，但值班期间也是正常工作，需要在线上处理各种问题。花生云仓公司称考勤打卡可以在任意时间进行，单凭打卡时间无法证明加班；延时加班都是部门自行管理的，无需在OA系统提交加班申请，如果领导安排其加班了，第二天可以调休，平时上下班时间都是弹性的，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自12时至13时30分，且同一批案子中其他员工均认可该休息时间；证据中部分显示工作时间外的邮件发送记录，仅能证明邮件发送时间，而邮件发送时间是可以自行设定的，又没有负责人对此工作进行安排，不足以证明加班；有的微信是其他人员的对话，没有张涛峰和相关人员的沟通记录，个别人员间的沟通不能证明是公司的统一规定;关于上线发布规则、Oncall工单处理规定均系部门整体的工作安排，且是工作时间外的紧急需求，需要部门负责人审批方可进行，并没有明确张涛峰本人需要在什么时间段进行什么工作，张涛峰也没有提交相应工作成果。张涛峰认可延时加班由部门自行安排，如果加班太晚第二天可以晚到，如有通宵加班第二天可以申请调休。为证明年终奖，张涛峰提交刘沈博与信息技术部门其他员工（郭永超）的微信记录、赵艳的微信记录、其他员工年终奖发放情况等证据。其中赵艳在2020年1月20日的微信记录中发信息“提前休假了，有事随时联系……今年的年终奖还ok，但是还没有完全定论，大家不要太开心也不要失望”，2020年1月23日赵艳发刘沈博所发信息截屏“最新消息，奖金年后发”；郭永超于2020年1月24日向刘沈博发信息“刘总，新年好！想请问您下今年的年终奖还有吗？”刘沈博回复“年后发”。花生云仓公司称从未与张涛峰约定年终奖，更没有约定具体的奖金数额，且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上均已说明奖金的发放需要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等因素来决定，花生云仓公司2019年经营亏损，无法发放奖金；张涛峰提交的其他人员对于年终奖发放的言传，属于个人行为，即便是部门负责人，其不了解公司具体财务状况，其身份更不能代表公司；其他员工及张涛峰2018年发放年终奖事宜，由于2018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根据张涛峰的绩效及公司盈利情况，虽没有约定奖金细则，但“有福同享”给予张涛峰一定的奖金也不意外，并不能说明公司亏损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还要支付员工除应得工资以外的额外奖励。张涛峰另称，花生云仓公司向部分员工支付了2019年的年终奖；花生云仓公司不认可。2020年4月21日，张涛峰以花生云仓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花生云仓公司：1.支付2018年6月13日至2019年12月31日延时加班费41037.65元、休息日加班费3000.68元；2.支付2018年年终奖差额16133元、2019年年终奖29300元；3.支付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差额27660元及100%赔偿金27660元；4.支付2020年1月1日至4月18日未休带薪年假工资6307.62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200元。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1509号裁决驳回张涛峰的所有申请请求。张涛峰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延时加班工资。信息技术部门虽发布了软件系统上线规则、Oncall工单处理说明，但张涛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相应时间均做了相关工作。工作日的考勤打卡记录，如有超出法定工作时间范围的，不能证明系持续工作状态，故不宜仅依据考勤记录首末期间将超出法定工作时间的均认定为加班。根据张涛峰和花生云仓公司的陈述，延时加班和调休由部门自行安排，张涛峰亦认可延时加班第二天可以晚到，如有通宵加班第二天可以申请调休，故如有延时加班，花生云仓公司会安排第二天进行调休。因此，对张涛峰要求延时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张涛峰提交的微信记录可以确定，2019年4月4日之前休息日加班必须通过OA系统申请，故2019年4月4日前的休息日加班张涛峰应提交OA系统申请予以证明。张涛峰未提交2019年4月4日之前通过OA系统申请过加班的证据，故张涛峰要求2019年4月4日前的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4月4日后的休息日加班，根据张涛峰提交的考勤记录，仅有2019年11月10日的休息日存在打卡记录，但2019年11月11日张涛峰已经调休；张涛峰并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休息日加班，故张涛峰要求2019年4月4日后的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张涛峰要求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年终奖。张涛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经约定了2018年年终奖的数额，故其再要求2018年年终奖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年终奖。张涛峰收到的聘用函显示公司根据年度经营情况、部门整体和员工个人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司龄等因素确定年终奖励，张涛峰的劳动合同也约定用人单位可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向员工发放奖金，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奖金的奖励性质，故年终奖并非固定工资，具有奖励性质，花生云仓公司对年终奖的发放具有自主决定权;另，新冠疫情势必对汽车行业的商业经营造成不良影响，故即使之前刘沈博表示过公司将发放年终奖，鉴于紧接着爆发的疫情对公司经营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花生云仓公司要求不予支付2019年年终奖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张涛峰要求2019年年终奖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工资。劳动争议案件需经仲裁前置，张涛峰在仲裁时仅要求了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差额，故本院仅处理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庭审中，花生云仓公司虽称花生云仓的业务停了，张涛峰的岗位至今仍空缺，但根据2020年2月14日刘沈博与技术部门待岗员工的对话可知，花生云仓公司并未停工停产，张涛峰所属的技术部门中安排部分员工待岗并非停工停产，而是工作任务不足导致无法安排全部员工工作。故本院认定花生云仓公司系因工作任务不足安排包含张涛峰在内的技术部门部分员工待岗。因此，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在工作任务不足的情形下，花生云仓公司直接安排部分员工待岗的行为是否合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另，企业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法亦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现花生云仓公司未采取法定程序合理安排员工工作，而是直接通知部分员工待岗，待岗工资数额远低于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故应与该部分员工协商一致，在该部分员工不同意的情形下，强制要求该部分员工待岗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花生云仓公司应按照正常工作期间的标准支付张涛峰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结合张涛峰的工资情况，对张涛峰要求按照29000元的标准支付该期间工资差额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经核算，扣除2020年3月已经由张涛峰个人负担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花生云仓公司应支付张涛峰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2811元。关于2020年未休带薪年假工资。劳动争议案件需经仲裁前置，张涛峰在仲裁时仅要求了2020年3月1日至4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故本院仅处理2020年3月1日至4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现本院认定待岗不符合法律规定，并判令花生云仓公司按照全额工资标准向张涛峰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待岗期间的工资，考虑到张涛峰在未出勤的情况下花生云仓公司仍应支付其全额工资，本院认为张涛峰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8日期间带薪休假的权利已得到保障，对张涛峰主张该段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现花生云仓公司不认可劳动合同于2020年4月解除，花生云仓公司向张涛峰发送的系待岗通知，但待岗并非解除，故张涛峰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20年年终奖、2018年6月13日至2020年8月20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司龄工资、陪产假工资。劳动争议案件需经仲裁前置，上述请求张涛峰未经仲裁前置，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张涛峰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2811元;二、驳回张涛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巧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牛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