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5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元松，男，1986年3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党锋，男，1979年9月19日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富发，男，1988年4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子国，男，1977年2月1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芝，女，1985年3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上诉人周元松因与被上诉人刘党锋、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9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元松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2020)苏0509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进行改判，判令刘党锋在一审要求给付货款178150元应当由金子国和李明芝承担。二、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金子国和李明芝承担。事实和理由：刘党锋与金子国、李明芝2018年起已经事实存在买卖二手纺机及配件生意，周元松和陈富发至目前为止根本没有欠刘党锋货款。金子国和李明芝跟刘党锋串通在一起，合起伙来让周元松和陈富发承担支付义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一审法院庭审举证过程中刘党锋没有任何的证据原件提交给法庭，而周元松和陈富发对刘党锋的证据复印件都表示不认可，李明芝和金子国本身就是站在一边的，当然认可这些证据，所以一审法院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刘党锋在一审法院请的律师是金子国和李明芝帮他请的，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党锋律师暗示和指示金子国、李明芝在法庭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这充分证明金子国和李明芝欠的款项让周元松和陈富发来帮他们一起买单。三、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金子国、李明芝、周元松及陈富发一致表示确认合作时间为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8月15日，在一审举证过程中刘党锋将一份2018年3月31日销货清单向法庭作为判决结果的证据，虽然金额不大，但充分证明事实上是金子国、李明芝与周元松和陈富发合伙前早就已经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对李明芝的签字销货清单均是刘党锋与李明芝之间补的，而且周元松和陈富发在2018年10月前根本不认识刘党锋，周元松从未与刘党锋配件交移的联系，2018年3月31日销货清单所涉金额对应刘党锋起诉标的和其他证据相对应，这证明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进行强判。刘党锋答辩称，关于周元松谈到的销货清单，我们看到收货清单在当天的话其实是有两笔，都是同一天的，都是同一个工人所签署的。因为刘党锋属于非常小的小作坊式的业，所以在销售清单所填写的，包括销售的品类，包括客户名称都是由人工手输的，所以出现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并且2018年3月31日，刘党锋与李明芝并不认识。我们稍后会有证据来证明。陈富发答辩称，我没有意见要发表。金子国和李明芝未提交答辩意见。刘党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支付货款178150元，并支付以1781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主张至清偿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党锋与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曾有业务往来，由刘党锋向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供应纺织配件，并由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或其工人陈国健在销货清单签名确认。相应的销售清单显示自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3月24日期间，扣除退货共产生货款112959元；2019年3月30日至2019年6月24日，共产生货款144685元货款；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16日，共产生货款133465元。其中2019年8月14日销售清单有陈富发签字，2019年8月16日的销售清单为李明芝签字。2019年4月1日、2019年6月17日，金子国通过转账分别向刘党锋支付了5万元、62000元；2019年12月10日，周元松向刘党锋转账支付了10万元。另查明，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四人自2018年开始一起从事纺织机器、配件买卖活动，四人将资金或收入款存至金子国的账户，由金子国统一支付货款，分配收益。四人曾建立两个微信群交流共同经营活动。期间，金子国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或微信方式向四人账户共同支付相同金额款项。至2019年8月份，四人终止共同经营。2019年10月2日，陈富发曾发微信要求四人到仓库算账。2019年10月22日，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三人分别出具一份证明，其中李明芝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李明芝与金子国从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15日做二手纺织设备交易过程中，每次的本金利润都转放金子国个人账户，金子国每次都以借口钱在他的账上，下次购机再用，金子国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及借口直到2019年8月15日左右，金子国又说帐上没有钱了，再次要求我给他打钱，后来周元松叫他把帐算一下，就这样算来算去他都不认可，他又要求找会计，会计事务所算出来，他也不认可，后来他自己算的是他反欠我45750元，还有外借给他26500元，还有铜罗宇源染厂对面卖机器的纯利润15460元，另外有4个340小龙头4000元，仓库废铁卖掉的和客户定金丢掉的等等有13360元也转金子国帐上，我多次要求他把多余的利润把外面的欠款付一部分，但是他以帐没算好，等算好再付的借口回掉我，就在8月19日，我又给他算帐，他不认帐……一直以来，我和周元松、陈富发我们帐目都互不相欠，帐目清楚，就是金子国在耍无赖，搞不清，导致今天的结果。……在2019年3月2日这天，我的机器本金加利润是463840元+20000＝483840元，这个钱都在金子国私人帐上，他自己认可的。陈富发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陈富发与金子国从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8月15日，做二手纺织设备交易过程中，每次的本金利润都转放金子国个人账户，金子国每次都以借口钱在他的账上，下次购机再用，金子国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及借口直到2019年8月15日左右，金子国又说帐上没有钱了，再次要求我给他打钱，我就感觉不对，就叫金子国来帐算一下……他自己算的是反欠我45750元，还有外借给他的60500元，还有宇源染厂对面卖机器36台的利润15460元，还有4个340小龙4000元，这些结算都他自己算出来的自己都不认可。还要后来我又要求他来算帐……一直以来，我与周元松、李明芝我们一直到现在帐目上都互不欠，我们三人无纠纷，金子国一直就算不清，导致出现今天的事。在2019年3月2日这天，我的利润是154600元，这也是他自己认可的，金子国本人认可的。周元松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周元松与金子国从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8月15日做二手纺织设备交易过程中，每次的本金利润都转放金子国个人账户，金子国每次都以借口钱在他的账上，下次购机再用，金子国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及借口直到2019年8月15日左右，金子国又说帐上没有钱了，再次要求我给他打钱，我就感觉不对，就叫金子国来帐算一下……他自己算的是反欠我45750元，还有外借给他的30500元，还有宇源染厂对面卖机器36台的利润15460元，还有4个340小龙4000元，这些结算都他自己算出来的自己都不认可。还要后来我又要求他来算帐……一直以来，我与陈富发、李明芝我们一直到现在帐目上都互不欠，我们三人无纠纷，金子国一直就算不清，导致出现今天的事。在2019年3月2日这天，我的机器本金加利润是451998元，这个款都是在金子国私人帐上，金子国自己也认可的。上述三份证明下方均有李明芝、陈富发、周元松三人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综观四人之间的业务流程、盈余分配方式及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三人出具的书面证明，可推定四人各自提供资金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四人之间应为个人合伙。各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刘党锋与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刘党锋提供的销货清单及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且刘党锋自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6日，向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提供货物391109元，扣除金子国、周元松已支付的212000元，尚余货款179109元，现刘党锋主张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支付17815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因上述买卖系发生在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合伙存续期间，故应由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刘党锋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党锋货款17815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781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0日起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账号：62×××63）。案件受理费3880元，诉讼保全费1420元，合计5300元，由被告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负担，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刘党锋，原告已预交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不再退还（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账号：62×××63）。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元松提交：证据一、周元松和李明芝之间的录音一段，录音在我手机上，证明他们在外面私自经营。证据二：金子国、李明芝私下经营的仓库。证据三：葛德涛出具的证明，证明金子国和李明芝在外面私自经营。以上证据证明金子国和李明芝私自经营欠刘党锋的货款与我没有关系。刘党锋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一审对方的陈述，四人合伙，在2019年9月份已经出现了矛盾。且这份证据录音根本无法证实相关设备的配件来源于刘党锋。关于证据三，葛德涛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调查。且这份所谓的证明很明确，葛德宏指示开单子让李明芝去拿配件，至于从哪个配件店里拿的配件，他并没有参与，刘党锋提交的收货清单上面也可以体现，根本就没葛德宏签字确认的材料。关于证据二，图片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更不予认可。图片既没有显示时间，又没有地点。与本案争议的标的无任何关联性。刘党锋提交：证据一、微信截图，证明在2018年3月31日，刘党锋与李明芝根本就互不认识。微信聊天显示2018年12月12日，李明芝才跟刘党锋去对采购配件的情况，佐证这个2018年3月31单就是手工单，是工人手输的错误。证据二、视频录音。2019年的10月9日，在四合伙人内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有刘党锋参与。该视频的真实性在另案诉讼当中已经有周元松和陈富发确认。录音里面很明确的在文字版第二页提到，李明芝提出来欠付刘党锋27万的配件钱，而且周元松当时也是明确的表示予以偿还的。另，刘党锋当庭提交销货清单底单原件，以供质证（质证后已收回）。周元松质证认为：录音我这里也有，在我手机里。是我们叫刘党锋去给我们调解，李明芝请刘党锋叫金子国在外面私自做的机械拿回来。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问金子国。阿涛要钱的时候跑到派出所里面谈了这个事情，所以证明不了我们欠刘党锋货款。刘党锋当庭提交销货清单底单是复写件，不予认可。另查，周元松、陈富发与李明芝、金子国合伙纠纷案件，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4民终577、578号民事判决认为，周元松和陈富发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四人合伙期间的盈亏，各方在合伙结束后均存在处理合伙财产的行为，但又对各方处理合伙财产的数量及金额不能准确说明或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周元松和陈富发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据此判决周元松和陈富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金子国、李明芝、周元松及陈富发在本案一审中一致确认，四人合伙期间为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8月15日。本案争议焦点是结欠刘党锋的纺织配件款是否属于四人合伙期间的债务。刘党锋提交的销售清单底单为复写件，符合商业惯例，属于原件。周元松认为不是原件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销售清单显示，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或其工人陈国健在销货清单签名确认。除一张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销售金额为221元，签字确认人为陈国健的销售清单外，其余销售清单显示的期间为自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3月24日。结合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销售清单的前后联，刘党锋与李明芝微信聊天记录，刘党锋主张该张销货清单系日期手写时误写的理由成立。且刘党锋自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8月16日，向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提供货物391109元，扣除金子国、周元松已支付的212000元，尚余货款179109元，现刘党锋主张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支付178150元。因上述买卖系发生在周元松、陈富发、李明芝、金子国合伙存续期间，应由周元松、陈富发、金子国、李明芝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周元松主张结欠刘党锋的纺织配件款不属于四人合伙期间的债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周元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4元，由上诉人周元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斌审判员  杨兵审判员  徐辉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姜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