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782民初7126号        原告：万关明，男，196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雪颖，浙江绣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百川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北苑路121号1单元3楼。                法定代表人：王柏青。                被告：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宾王路68号。                法定代表人：楼建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雁，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万关明与被告义乌市百川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义乌市城建资源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受理立案，并依法由审判员徐亦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关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雪颖，被告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柏青，被告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雁、陈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关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加班费21288.52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020年3月1日至6日疫情待岗工资377.06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020年2月疫情待岗欠发工资500元（工龄350元，岗位津贴150元）。4、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拖欠2020年1月至4月的工资720元（180＊4）。5、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岗位津贴15400元（28＊550，从2018年1月至原告退休共计28个月）。6、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考核奖43000元（86＊500，从2013年3月入职至原告退休共计86个月）。7、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1638.55元。（2300／166＊8小时＊3倍＊7年＊5天，2013年3月至2020年5月未休年假）。以上各项合计92924.13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3月1日与被告百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劳动派遣至被告城建公司处工作，在原告工作期同二被告计算加班费用时未依据实发考勤计发，特别是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加班工资。每年应有的年休假也没相应的费用支出，也无调休，故要求二被告补足加班费差额。另，2018年1月起二被告调整基本工资后又无故克扣原告的岗位津贴，由700元每月变为150元每月。在工资组成部分当中，有500元的考核奖基数二被告分文未发。原告向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另2019年8月，原告所在岗位化工路路段因道路改造，导致原告在一个月内无法工作，被告仅发放原告上班的4个班的工资，基础工资及补贴未完全发放。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浙义乌劳人仲案（2020）1822号裁决。原告认为，该裁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裁决。原告认为，1、虽然被告百川公司经过审批对原告岗位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但该工时制度与原告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出入。退一步讲，即使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制，其工时总和也不应超过标准工时制度的总时长，超过部分仍需要向原告支付加班费。2、对于津贴、年终奖、考核奖等内容裁决书以不宜强制干涉为由驳回了申请请求，原告认为这些都是有明确标准的，仲裁不能以此为由逃避裁判。3、对于被告工资发放问题原告及其同事多次提出异议，该事实有同类案件的其他原告可以证明，且原告作为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由临近退休的底层员工，对于该类证据的收集方面存在先天的弱势，仲裁裁决应慎重考虑举证责任分配，结合同类案件综合认定案件事实。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来贵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百川公司答辩称：一、对于原告主张的加班工资仲裁请求，答辩人处已经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支付了被答辩人的加班工资，不存在加班而不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答辩人安排被答辩人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当支付不低于300％的加班工资。根据《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38条，计算加班工资的以职工所在的岗位工资与技能基础工资。该之和为基数计发加班工资。答辩人也是严格按照此规定予以执行的。由此可见，答辩人是严格按照法规定支付了被答辩人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而且被答辩人所在岗位系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岗位，并经报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批准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并不存在被答辩人超时加班而答辩人没有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况。退一万步说，即使在2018年7月份之前存在加班工资未发的情节，被答辩人申请仲裁也已经过了仲裁时效了，也不应当获得支持。二、答辩人在疫情期间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政府部门有关疫情期间的政策规定发放被答辩人工资，不存在少发或不发被答辩人工资的情况。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2020年2月份疫情待岗期间工资500元及2020年3月1日至6日疫情待岗期间工资377.06元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不应当获得支持。三、答辩人已经按照双方约定及答辩人处的薪酬制度规定支付了被答辩人2020年1月至4月的所有工资，并不存在拖欠行为，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2020年1月至4月工资720元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不应当获得支持。四、从2016年4月开始，答辩人处工资结构调整，提高基本工资标准，取消岗位津贴，增加工龄工资。对被答辩人来说工资标准没有变化。因此被答辩人主张2018年1月起被扣岗位技能工资550元没有依据。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工资是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双方未因为工资结构变动书面变更劳动合同，但从2016年4月开始执行新的工资结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月，已经达到4年多之久。被答辩人不可能不知道工资结构的变化。再者，被答辩人知道工资结构的变化，一直也没有提出主张，更不用说提出仲裁、诉讼，到今天来提起仲裁、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了。最后，工资结构调整是针对答辩人处所有职工的，并非是针对个别职工，是一种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激励职工的积极性。实际上对被答辩人来说不但没有因此减少收入，反而有利于被答辩人获得更好的收入。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岗位津贴15400元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五、答辩人已经按照考核情况将被答辩人的绩效予以发放到位，并不存在拖欠的情节，如果没有发放被答辩人的考核奖，那被答辩人的绩效又是什么呢？因此，被答辩人主张考核奖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六、对于被答辩人主张年休假工资的问题，答辩人处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已经安排被答辩人年休假。答辩人处将年休假安排在春节放假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为3天，加上年休假5天，只能休息8天，但答辩人处放假12天）。退一步说，即使被答辩人有存在应休年休假未休的情况，可以主张年休假待遇，2019年之前的年休假待遇的诉求已经过了时效。因此答辩人不需要支付被答辩人年休假待遇。七、答辩人系劳务派遣公司，是用人单位而非用工单位。答辩人将用工单位拨付给答辩人的员工工资百分百都发放给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每一位职工，从没有存在拖欠或克扣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每位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被答辩人所主张的仲裁请求成立，也不应该由被答辩人来承担支付责任。综上，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决并无不当，被答辩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城建公司答辩称：原告与我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承担劳动合同责任。我司已经将所有的工资都支付给百川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疫情防控措施是不可抗力，我司原本不应支付工资，但是实际是按照文件的规定，发放了基础工资的80％，所以也不拖欠疫情期间的工资。原告与百川公司已经签订了多份劳动合同，薪金的架构非常清楚，原告请求变更薪资结构没有法律依据。加班费的诉讼时效是两年，年休假的诉讼时效是一年，考核奖与加班费均无合同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我司付出的工资已经远远超过了劳动合同约定的报酬，无论怎么计算都不存在拖欠报酬的问题。                本院调取了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浙义乌劳人仲案（2020）1822号劳动仲裁卷一宗，并在法庭进行出示。                原被告在法庭上均陈述，己方举证的证据，以及对于对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均同劳动仲裁开庭的内容相一致。                本院对于原、被告的举证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3年3月1日，原告万关明经被告百川公司派遣，至城建公司工作，岗位为车辆管理员。原告与被告百川公司签订过三份劳动合同、二份补充协议，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1日签订，约定合同期限自2020年3月1日起至2020年5月15日止；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基本工资为义乌市最低工资标准，乙方同意甲方工资调整按甲方的规章制度及员工考核办法执行；双方还对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内容作了约定。百川公司经报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对岗位为车辆管理员的职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原告在职期间采取上一天休一天或上两天休一天的工作制度，月工资由城建公司制作工资表，由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他补贴、加班工资、绩效等构成。2020年5月15日，原告万关明因达到退休年龄，与百川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另查明，城建公司每年春节有12天的春节假期，2020年2月1日至3月6日因疫情停工，停工期间由百川公司发放了2月工资1800元、3月份6天生活费288元。                万关明于2020年9月21日向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义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2月10日作出浙义乌劳人仲案（2020）1822号劳动仲裁书，裁定“驳回申请人万关明的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百川公司曾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5月15日终止。一、本案从原告提供的工资表中来看，原告月工资中已包括加班工资、绩效工资、补贴等工资项，且被告百川公司经报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岗位为车辆管理员的职工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而原告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而被告未发放加班工资的证据，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21288.52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对于津贴、年终奖金、考核奖，被告有权根据员工的工作落实和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内部考核，自主决定应予发放多少津贴、奖金、考核（绩效）奖以及扣除多少，用人单位依法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有对工资发放提出过异议，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拖欠2020年1月至4月工资（年终奖）720元、岗位津贴15400元、考核奖43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对于原告要求支付2020年2月疫情待岗欠发工资500元、2020年3月1日至6日疫情待岗工资377.06元的请求，根据停工停厂期间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生活费的规定，因百川公司已发放给原告2月基本工资1800元、3月6天生活费288元，故不予支持。四、劳动者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从次年的1月1日起计算，适用一般时效规定。故对于原告2019年之前的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诉求已过一年时效。本案原告每年春节享受12天假期，2020年2月至3月6日又因疫情待岗，已远超原告2019年可享受的5天及2020年可享受的1天年休假天数，且百川公司在假期有正常发放基本工资。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被派遣职工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无工作期间由劳动派遣单位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的天数多于其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1638.55元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人社部令第1号）第十四条，《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关明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徐亦伟    二○二一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沈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