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8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中批钢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山前大道金碧山庄。经营者：许绍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毕浩，广东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11楼01-06。法定代表人：张向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汉初，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圆，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琼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菉塘卜园旧区二巷2号506房。法定代表人：陈强。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中批钢材经营部（以下简称中批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原审被告广东琼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2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批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毕浩，被上诉人富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汉初、陈宏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批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富利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富利公司、琼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中批经营部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对法律适用存在异议。（一）关于补充责任。首先，补充责任本身便不以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为成立要件，其归责原因是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某种法律关系或对债务存在某种过错。因此，判处富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不会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由于立法活动本身的滞后性，现行法条难以覆盖全部社会纠纷。补充清偿责任是司法部门在实践中针对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债务清偿困难现状，用司法解释或者法院内部办案规则等形式总结出来，并在审判实践中广泛推行的—种制度。该制度弥补了法律的空白，又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既制裁了不良民商事行为，保证合法债权及时实现，又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秩序的稳定。最后，参考判例均认为，富利公司是涉案项目总包，也是实际受益人，同时有收取管理费，应对相关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二）富利公司承担补充责任的依据。1.富利公司为项目总承包单位，是涉案货物的实际受益者。首先，富利公司已确认其为涉案项目总包单位，其应当清楚涉案项目中所有建筑主材的来源，并应对此承担管理责任。中批经营部提交的送货单可证实所有货物均送至涉案项目，该货物为建筑主体结构材料，而涉案建筑主体结构的施工依法须由总包单位完成，即涉案货物已被富利公司实际使用，故富利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实际受益者。其次，从保利天旭花园工程公示牌来看，王冰为富利公司在涉案项目的材料主管，涉案货物部分签收人为王冰。尽管富利公司否认项目概况展示牌的真实性，但并不能推翻其真实性，理由：一是中批经营部已向法庭出示了该照片的原始载体，拍摄地点为涉案项目大门口处，且有多张工地照片相互印证；二是根据住建部颁布的《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2.4条第二点公示标牌的规定，工程概况牌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且涉案工程概况牌记载的内容与该规定一致；三是工程概况展示所记载的材料主管为王冰，签收人亦为王冰。综上，有理由相信，工程展示牌中的王冰与送货单签收人王冰是同一人，即富利公司是涉案货物实际收货人，是涉案货物的实际受益者。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在实际施工人拖欠工人工资、材料款时，可由总包单位、发包方直接向工人、材料商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款项。尽管本案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但其背后的法律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未付工程款的举证责任，应由琼盛公司、富利公司承担。因此，判富利公司对本案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会损害琼盛公司、富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也符合法律规定。2.富利公司与琼盛公司尚未进行结算，判富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有利于保护中批经营部合法债权得到有效清偿。从（2017）粤0607民初4660号案与（2018）粤0606行初1063号案来看，因琼盛公司失联，富利公司尚未与琼盛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富利公司分包给琼盛公司的项目有二三十个之多，结合建设工程通常按进度付款的习惯，完全可推断富利公司与琼盛公司之间尚有大量的工程款未结算。根据代位权的相关规定，琼盛公司对富利公司享有债权，但因琼盛公司失联，而相关证据由琼盛公司和富利公司掌握，中批经营部无法获得，富利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有着严格的内部财务审计系统，也有能力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判富利公司承担补充责任，有利于中批经营部合法债权得到清偿，符合代位权的立法精神。若富利公司主张其不拖欠琼盛公司工程款，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如能举证证实已结清，不拖欠琼盛公司工程款，则富利公司无须承担责任。如此处理，既不损害琼盛公司、富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有利解决本案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富利公司辩称，（一）涉案债务是中批经营部与琼盛公司之间的合同之债。中批经营部明确承认，其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中批经营部要求富利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不存在。（二）中批经营部对补充责任的理解是错误的。1.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补充责任有明确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均有适用补充责任的明确规定。2.中批经营部在本案提交的参考案例，不具有参考价值。富利公司已向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该院经审查后决定提请抗诉，并已报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处理。（三）中批经营部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1.富利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未经第三方同意，合同当事人不能为第三人创设义务。即使中批经营部所述欠款情况属实，富利公司与中批经营部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富利公司从未向中批经营部作出过任何承诺，支付合同款项不是富利公司的义务。3.中批经营部在一审中承认，（1）交易时联系的是琼盛公司的“郭艳芳”；（2）富利公司不是实际交易人。中批经营部明知富利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却仍以实际受益人为由，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补充责任，缺乏依据。4.富利公司与中批经营部从未发生过经济往来。对于中批经营部与琼盛公司交易过程，富利公司也是毫不知情。中批经营部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其选择琼盛公司作为交易相对方，琼盛公司是否具有资金实力，完全是基于中批经营部自己商业判断的事，与富利公司并无关联。5.本案是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中批经营部提及的涉案工程项目的发包人、承包人之间涉及工程承发包关系及是否存在未结算的工程款，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6.中批经营部要求富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律性质仍是连带责任。依据原《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中批经营部诉请既没有当事人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作为依据，于法不符。7.按中批经营部自己的说法，其之所以愿意与琼盛公司交易，并且长时间赊货交易，根本原因在于看到总承包方是央企，与之合作能减少货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即便如此，琼盛公司与富利公司均为独立法人，在交易前，中批经营部更应当事先确认富利公司是否同意对相关交易担责，否则，将会给自身带来损失，这是中批经营部对自身经营风险认识不足的问题。中批经营部随意穿透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富利公司对没参与也从没表示同意担责的交易进行兜底，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琼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中批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琼盛公司立即向中批经营部支付货款本金2474270.4元及利息（以本金2474270.4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富利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全部由琼盛公司、富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琼盛公司向中批经营部购买夹板及木方。2017年7月25日，中批经营部（甲方）与琼盛公司（乙方）签订《欠款确认书》，约定内容为：“经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向甲方购买夹板及木方用于广州市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保利碧桂园天旭花园项目工地建设，截至2016年8月31日累计供货款金额3541764.8元，计算至2017年5-8月31日产生的滞纳金共508270.43元，货款+逾期滞纳金总额为3960002.83元，累计已支付1067494.4元，乙方尚欠甲方货款+逾期滞纳金金额2982540.83元（欠款内包含2017年6月30日已过期期票584855.4元，2017年7月31日未到期期票645520元，2017年8月31日未到期期票1333927.4元，2017年9月30日未到期期票10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未到期期票100000元，2017年11月30日未到期期票100000元，2018年6月30日未到期期票118238.03元）。甲乙双方约定如下：1.乙方同意从2017年8月1日开始分批支付欠款给甲方，若到期无法还款，乙方同意按欠款额月息2%支付利息给甲方。并在2017年度付清所有欠款。2.经甲、乙双方详尽核对，以上欠款金额属实无误，双方对以上确认书内容无异议。”签订《欠款确认书》后，琼盛公司没有付款。中批经营部主张上述《欠款确认书》载明的未到期期票因账户没钱，无法兑付，为此提交了9张支票原件。其中2017年7月31日的1张支票金额为535520元，与《欠款确认书》载明的金额“645520元”相差11万元，其他支票日期及同一日期支票总金额与《欠款确认书》载明的金额一致。对于所差11万元，中批经营部表示该张11万元的支票因相隔时间较长，中批经营部已无法找回。富利公司确认涉案工程（保利碧桂园天旭花园项目）由其承建，富利公司有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琼盛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中批经营部主张《欠款确认书》所载明的未到期期票因出票账户没钱无法兑付，提交了9张支票为证，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欠款确认书》明确截至2016年8月31日累计货款3541764.8元，琼盛公司已支付1067494.4元，故琼盛公司所欠为2474270.4元（3541764.8元-1067494.4元）。中批经营部诉求琼盛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474270.4元及利息，于法有据，但利息应自双方约定的付清期限届满次日即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富利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中批经营部以富利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和实际受益人为由主张富利公司对琼盛公司欠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琼盛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琼盛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批经营部支付货款2474270.4元及利息（以2474270.4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中批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97元，由琼盛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富利公司是否需要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中批经营部要求富利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主要依据为富利公司是涉案项目的总承包单位，亦是涉案货物的实际受益人。但根据中批经营部的自认和其提供的《欠款确认书》等证据可知，涉案货物的买卖相对方为中批经营部与琼盛公司，中批经营部在交易发生时对此是明知的。而中批经营部提供的工程公示牌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富利公司参与了涉案货物买卖的交易过程。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即使富利公司与琼盛公司之间存在发包关系，涉案货物被用于富利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的工地，这属于富利公司与琼盛公司之间的工程承包关系，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涉，中批经营部直接要求富利公司对琼盛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理据并不充分。除此之外，中批经营部还以富利公司尚欠琼盛公司工程款未结算为由，要求行使代位权。因中批经营部并未在一审中提出代位权的主张，且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与代位权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不宜直接调处该项主张，中批经营部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中批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9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中批钢材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