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81221号原告：陈予安，女，1999年5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现住江苏省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鲁平，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赞爷文化工作室，住所地北京市。投资人：薛淑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扬，上海茸诚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余建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凯，男。第三人：钟韦成，男，1987年3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东村XXX号XXX幢XXX室，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锁金四村14幢2单元501室。原告陈予安与被告北京赞爷文化工作室(以下简称“文化工作室”)、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钟韦成作为本案第三人，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予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鲁平，被告文化工作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扬，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陈忠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钟韦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予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陈予安与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主播独家合作协议，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陈予安支付直播收益合计人民币226,119.23元(以下币种相同)；2、依法判令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陈予安支付合同违约金100,000元；3、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告陈予安与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文化工作室向原告陈予安支付直播收益费223,116.69元(自2019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直播收益费用)，且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文化工作室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原告陈予安合同违约金1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文化工作室、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4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直播的收益按照基础分成、固定报酬收益、激励奖励收益三部分按月支付给原告。《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并在2019年6月至12月获得收益近200,000元。但是，原告在这期间并未收到二被告支付直播收益。因此，二被告属于根本违约，导致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如诉请。被告文化工作室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被告文化工作室认为，就本案诉争标的，被告文化工作室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向其支付任何薪资报酬。原告实际为第三人旗下的艺人，从被告文化工作室提供证据可以看出，被告文化工作室从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处得到收益，扣除相应费率后直接支付给第三人，而第三人按其与原告存在的合同约定，每月向原告支付薪资3,000元，且原告对此是明知并认可，故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务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中，亦未见原告就本案诉讼标的直接向被告文化工作室索要收益的任何证据，结合原告每月所得3,000元，总计不过18,000元，而今诉讼标的达200,000元左右，两者相差十倍有余，期间，原告却从未向被告文化工作室讨要任何收益，此种情形明显违背常理；原告所提交《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也并非如其诉状中所述由其签署，而是由被告文化工作室基于与第三人的合作关系，向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平台直播手续所签原告之名，事实上，原告并非被告文化工作室旗下艺人，与被告文化工作室也无缔结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原告为本次诉讼近期才取得上述协议复印件；若法院认定该份协议对协议三方有效，该协议并未约定被告文化工作室有义务直接向原告全额支付所谓的直播收益，从被告文化工作室提供证据中可以看出，被告文化工作室与原告的“分配与结算”模式为被告文化工作室收取平台收益后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按照其与原告的合同关系支付原告薪资，原告的收益并非取决于被告文化工作室，而是取决于第三人，且原告主观上对此模式是有清晰认知的。二、原告对收益金额计算与行业惯例不符；主张违约金100,000元无合同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所显示直播收益金额并非实际可到手金额，被告文化工作室收到被告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收益后，根据现今直播行业惯例与通常合作约定，被告文化工作室需扣除15%或18%费率再转出收益款项，故被告文化工作室向第三人支付收益即是如此；原告将账户中所显示收益直接作为自己应得部分提起诉讼的行为及认知中可看出，原告与被告文化工作室之间就本案诉争标的并无法律关系，原告对上述结算比例并不清楚，双方间无直接支付收益的意思表示；原告在本案中对于违约金的诉请也并无合同依据。综上所述，被告文化工作室认为，原告的诉请有悖事实与法律规定，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根据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中约定，其中第四条主播收益和结算中明确原告的收益系被告文化工作室与原告自行分配和结算，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及时足额向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所有收益，故被告科技有限公司无任何违约行为；根据《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的约定，原告应按照约定的条件和时长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直播，但原告已经长期未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平台上直播，被告科技有限公司保留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100,000元并无任何合同约定。第三人钟韦成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述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4日，原告(丙方)与被告文化工作室(乙方)、上海证大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是已在喜马拉雅FM上形成一定影响力的主播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用户；丙方是乙方旗下主播，同时也是在喜马拉雅FM有效注册的主播；乙方引入旗下主播丙方成为甲方平台上的独家签约直播主播，丙方在平台上通过语音、网络互动等方式与用户进行在线直播、网络表情、图片、图像、唱歌等方式交流；在合同期限内，丙方需按甲方安排的时间和档期有效在线与用户进行在线直播、网络表情、图片、图像、唱歌等方式交流；丙方每个结算周期需在甲方平台完成有效直播天数至少15天(含15天以上)且有效直播时长至少60小时(含60小时)以上，每场有效直播时间不少于1小时(含1小时)(以下简称“周期考核有效直播时长”)，并每场直播必须由丙方直播及与听众互动环节，否则，甲方将全部扣除主播收益；本合同期限内，丙方直播数量及质量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根据对丙方直播情况考核视实际情况根据附件一《主播权益政策》支付相关权益；若丙方完成并达到甲方任务考核的，甲方向乙方统一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丙方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主播收益包括三部分即当月喜爱值收益分成、激励奖金和固定报酬，具体详见附件一；在丙方完成周期考核有效直播场次、周期考核有效直播时长基础上，根据甲方平台公示的结算规则及附件一的主播收益政策，甲方将主播收益统一结算至乙方的拥有的喜马拉雅账户；丙方确认，其主播的账号将绑定到乙方统一喜马拉雅账号里，甲方对收益统一结算至乙方账户，丙方收益由乙方与丙方自行分配与结算，此外，甲方无须向乙方及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每月20日到次月19日为一个结算周期，甲方将乙方收益统一显示在乙方的喜马拉雅网账户，乙方可从其拥有的喜马拉雅网账户进行提现；在合同期限内，若乙方或丙方连续3个月(含3个月)的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并没收本协议项下的乙方可得费用；在合同期限内，若乙丙方违反本协议第3.7或3.8条的，甲方将对违约方发出书面警告(含邮件告知)，违约方须立即停止一切违约行为，若在收到第一次书面警告后未及时纠正或又出现前述违约行为的，违约方行为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取消资源推广，违约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拾万元，或者乙丙方已履行合同期内近3个月的在甲方平台营收总金额，以前述两者金额较高者为准；若履行不足3个月的，以乙丙方实际履行期间的总金额计算；若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经济损失的，乙丙方应补足经济损失；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时，由过失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三方过失，由三方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本合同有效期限为3年，从2019年7月4日至2022年7月4日等。2020年10月，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诉请。另查明，被告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上海证大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审理中，原、被告确认如下：原告自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19日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上进行直播；被告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向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原告的直播收益共计226,103.39元。原告与被告文化工作室一致确认第三人自2019年8月至2019年11月向原告支付直播收益共计21,000元。此外，原告本人曾到庭表示，第三人系原告的经纪人，并代发工资，且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签订过合同，但合同已被撕毁，而合同中对于收益有约定，即若原告直播不好的话，则有保底工资3,000元；若原告直播好的话，除了保底工资3,000元外，被告文化工作室扣除15%收益后，剩余部分中20%归第三人，80%归原告。第三人曾作为证人到庭陈述，原告系其名下的艺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合作合同，后双方产生矛盾，双方通过微信视频通话时撕毁了合同，但合同内容约定基本工资3,000元，前三个月无提成，之后是有提成，提成系根据相应的投入会实时判断，因第三人对原告投入过多，故原告不一定有提成；由于被告科技有限公司规定，艺人必须挂靠在公司名下，而第三人与被告科技有限公司无合作关系，故第三人只能将其名下艺人包括原告在内共计四人挂靠在被告文化工作室名下才能与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从事主播；被告文化工作室扣除主播15%收益(手续费、税费)后将剩余85%收益转账给第三人，第三人按照其与名下艺人签订的合作合同中约定向其名下的艺人发放主播收益；原告清楚其与第三人之间合作事宜以及工资发放情况，双方合作结束后，原告曾向第三人催讨最后一个月3,000元，但第三人未给，因第三人之前借给原告10,000元，故第三人未给原告最后一笔3,000元。另被告文化工作室表示，其自2019年6月至2019年11月向第三人支付直播收益共计1,091,742元；2019年1月被告文化工作室通过其工作人员从支付宝账户内向第三人转账27,387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协议。鉴于原告已于2020年2月始不在被告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台进行直播，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再继续履行合同亦无必要，故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直播收益费的诉请。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及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文化工作室关于原告直播收益的分配与结算模式为：被告文化工作室收到被告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直播收益后，被告文化工作室扣除其中15%或18%的费用，剩余部分的直播收益由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再根据其与原告之间约定向原告支付直播收益。然而，依据被告文化工作室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确认被告文化工作室已向第三人支付了包括原告在内等艺人直播收益，且第三人亦按照其与原告之间约定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直播收益，故原告要求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直播收益费以及被告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文化工作室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纠纷，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原告主张合同违约金的诉请。原告要求被告文化工作室支付合同违约金100,0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其自动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陈予安与被告北京赞爷文化工作室、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签订的《直播主播独家合作协议》；二、驳回原告陈予安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91元，由原告陈予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敏书记员 李晓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