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28民终1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2800457867800X，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东路56号。法定代表人：王成伟，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超兵，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玉，男，1974年2月28日出生，回族，系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艳，女，198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振忠，男，195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万萍，女，195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女，201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监护人：鲁艳，女，198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系董某母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锡成，新疆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因与被上诉人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库尔勒市人民法院（2020）新2801民初2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锡成，上诉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超兵、马云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2801民初217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追加的第三人申请不予处理，程序违法，遗漏本案其他当事人，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判决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患者董哲从巴州人民出院后为进一步治疗，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北京精诚博爱康复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3医院（现为951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等多家医院继续治疗。患者从2018年8月5日从巴州区州人民医院出院，到2019年6月20日，因心脏骤停与北京去世，在这1年多过程中介入了上述多家医院，医院的治疗医疗行为，上诉人对其他医院诊疗行为、用药治疗方案均不清楚，其他医院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懂之间因果关系也无法确定。上诉人认为后续几家医院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追加后续治疗，医院作为第3人参加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追加申请不做任何处理，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程序违法。同时在患者懂得死亡后，与其他几家医院的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判定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第二，关于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上诉人认为该鉴定意见不全，不客观，认定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鉴定结果严重违反事实，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使用。理由如下，患者董泽先后经历巴州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精诚博爱康复医院、解放军273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治疗，整个诊疗行为是一个钱旭延后的过程及患者最终是在北京玉泉医院去世的，在此期间就多家医院的诊疗行为，患者的死亡后果是否与其他医院诊疗雄就因果关系或者是其他介入因素导致？并不清楚，该份鉴定报告仅仅针对巴州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评价，对后续四家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过程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和认定。鉴定意见并不全面客观，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无法证明本案的全部事实，鉴定结论依法不能采用。第三关于赔偿费用方面一审未对患者医疗保险已经报销部分予以扣除，直接认定医疗费为720,557.03元，认定事实错误；交通费、住宿费，虽然有合同、发票，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实际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故对该费用上诉人也不予认可。关于精神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面致人死亡的已死亡赔偿金为准，因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的部分已经包含了精神抚慰，一审法院单独判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鉴定是由被上诉人委托去鉴定的，其中的多处过错诊疗均表述的非常详细，上诉人存在过错，请求追加其他诊疗机构没有依据；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医疗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受害人从医疗部门报销的费用是基于参加社保的医保服务合同，对答辩人赔偿的是以侵权责任，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应扣减，其他各项费用我们均是按照被告治疗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而产生的后续弥补产生的直接费用均合情合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141,079.0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董哲2018年7月5日早上因身体不适，去巴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就治，门诊诊断为过敏性皮炎，2018年7月5日下午18：00时左右入院进行治疗，住院诊断证明为急性咽喉炎、缺血缺氧性脑病、争性脑水肿、继发性癫痫、急性心肌损伤、急性肝损伤等症状；在巴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于2018年8月5日出院前往武警总医院、北京医院、清华大学医院进行治疗，花费医疗费总计720,637.03元；患者董哲于2019年6月26日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因脑缺血经救治无效去世。原告董振忠、陈万萍系患者董哲父母亲，原告鲁艳系患者妻子，董某（2015年5月28日出生）系患者女儿。依据被告申请，依法委托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作出【2020】法医临鉴字第428号鉴定书，认定医方的诊疗过程中，院方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相关检查不到位，病情观察不细致，诊疗措施不力，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行为过错。其损害后果由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等因素共同所致。过错参与度拟为50%。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对原告主张因董哲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认证为：医疗费720,557.03元，死亡赔偿金693,280元，护理费355元×2人×224.8元=159,608元，营养费21,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6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9,1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1,026元，交通费92,170元，住宿费70,000元，共计2,069,699.03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致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被告巴州人民医院医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董哲死亡也与其自身疾病原因有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巴州人民医院承担全部死亡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但被告巴州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病历记录书写不规范，相关检查不到位，病情观察不细致，诊疗措施不力，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诊疗义务，没有对症处理措施等，鉴定结论认为被告巴州人民医院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拟为50%，但医疗损害鉴定对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考虑的是医疗过错行为是否必然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法院在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应当对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时，对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受到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应局限于医疗损害鉴定书的认定。因此不能排除被告巴州人民医院治疗行为过错与董哲病情恶化及死亡之间存在相应联系，被告应就其上述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比例以死亡损失的50%为宜，即1,034,849.51元（2069699.03×50%）。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1,034,849.51元；二、驳回原告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提交巴州医疗保障局出具的董哲报销的医疗费用报销凭证8份。证明的问题：董哲花费医疗费720,557.03元，其中有448,300元已经报销，只有272,257.03元个人承担。法院在计算损失时，应当依法将社保报销的费用予以扣除，而不是按照全部支出720,557.03元计算。被上诉人鲁艳、陈万萍、董振忠、董某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意扣减。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医疗保险治疗期间报销医疗费系基于被上诉人与社会医疗保险承保单位之间存在社会保险关系而发生的，此种法律关系与基于侵权所致的赔偿责任不属于同种债务，彼此不发生竞合，在确定上诉人赔偿医疗费数额时，不应将该部分予以核减，故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董哲死亡是否遗漏了其他诊疗机构及当事人；巴州人民医院在诊疗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本案董哲死亡是否遗漏了其他诊疗机构及当事人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就诊的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本案董哲就诊时在巴州人民医院，经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作出【2020】法医临鉴字第428号鉴定书鉴定，巴州人民医院存在医疗行为过错，董哲去其他医院治疗与其死亡无因果关系，故本案中不存在遗漏了其他诊疗机构及当事人。关于巴州人民医院在诊疗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作出【2020】法医临鉴字第428号鉴定书鉴定意见，巴州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病历记录书写不规范，相关检查不到位，病情观察不细致，诊疗措施不力，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诊疗义务，没有对症处理措施等，足以证实巴州人民医院在本案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据此，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及确定的过错参与度确定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赔偿数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即社保报销的医疗费应否扣减的问题，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被侵权人基于医院的侵权行为向医院主张赔偿医疗费属于侵权法调整的范畴，而患者治疗期间基于与社会保险部门存续医疗保险关系而报销医疗费属于社会法调整的范畴，两者分属不同部门法，系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法律事实作出规制，具有不同的立法目的。就前者而言，其目的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就后者而言，其目的在于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两者在效力上不存竞合。故本案确定上诉人赔偿医疗费数额时，不应将该部分予以核减。如果将治疗期间社会医疗保险报销部分医疗费予以核减的话，客观上就会减轻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而导致侵权人行为的后果与受到的责任追究不相符。综上所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3.65元，由上诉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奇  志审  判  员   刘    强审  判  员   巴都木才次克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日书  记  员   涂  玥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