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1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忠，男，汉族，住鱼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仰昌，鱼台王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宜针，男，汉族，住鱼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秀英，女，汉族，住鱼台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新华，男，汉族，1978年4月5日出生，系二被上诉人之子。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鹏，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传忠因与被上诉人魏宜针、蒋秀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鱼台县人民法院（2020）0827民初2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传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鱼台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7民初25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原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周堂营业所的邮政储蓄代办员，响应该所便民取款倡议，于2016年下半年，申办了一台“商易通”类型的ATM机即自动取款机(现有证据证明)，后因农村养老保险金逐步打入社保卡，业务量较少而终止使用。该设备绑定代办员名下的一个固定电话，二者不可分离，绑定代办员的固定邮政储蓄账户。每经办一次助农取款业务，代办员得到营业所劳务费0.2元，固话通信费自负。该设备操作规程：农村养老保险金客户到代办员处取款时，经“商易通”刷折、输入密码，查询折上金额，根据客户确定的取款金额，进行操作转账金额，“商易通”自动出具回单，代办员将转账金额对应的现金当面交给客户，客户核对现金与回单金额一致即可，取款过程结束，无须向代办员出具现金收条。上诉人本是按照上述操作规程将案涉3653元已在相应时间交付给二上诉人或其代理人，何来被上诉人出具的3653元收款凭据呢?在一审诉讼中，由于上诉人没有将”商易通”是一种人工辅助的自动取款设备向法院说清楚，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是一种人工辅助的自动取款设备，因此，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没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接收案涉3653元现金收据的情况下，以被上诉人的农村养老保险金于2018年3月16日、2019年2月2日转账至上诉人账户3653元，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作出判决，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的诸多陈述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自圆其说，却反而证明了上诉人已在相应时间节点给付了被上诉人或其代理人。1.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诉称“被告负责发放俩原告的养老保险金”，“负责”二字纯属被上诉人一方臆想。申办“商易通”的代办员并非上诉人一家，如被上诉人到其他代办员处，上诉人是否“负责”呢?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取款，是双方意愿，非“负责”，可见被上诉人主观上的形而上学意识、客观上的捕风捉影行为浓厚。2.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举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活期存折一张，证明2016年7月17日及2017年3月25日分别在上诉人处取养老保险金1900元和800元，陈述取款后此存折就被上诉人划掉作废，从此此折作废，不再取款。虽然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在上述日期两次取养老保险金，取款也作了记录，认可自己在存折上作了两斜线作废标记，但被上诉人陈述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相悖。A.依被上诉人陈述，2017年3月25日是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取款800元，上诉人记录800元，被上诉人也应当无异议，因为被上诉人不可能自己用笔在存折上记录。上诉人记录800元是黑色笔迹，而两斜线是蓝色笔迹。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刻用不同的笔在同一张纸上书写怎么解释?B.依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2017年3月25日取款后将存折划斜线作废，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作了合理的说明或解释，否则被上诉人绝对不同意作废。有什么合理的理由作废?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相悖。C.既然作废，被上诉人应当办理并保存新的存折，当时被上诉人的养老保险金只有经邮政储蓄银行活期存折领取。现实是被上诉人只有作废的存折却没有办理新的存折，被上诉人打算用作废的存折去取养老保险金，还是没有来得及去办理新的存折，被上诉人的做法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相悖。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2017年3月25日后没有去过上诉人处取款，也没有委托他人去上诉人处取款。但是，被上诉人出示周堂邮政营业所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上诉人的养老保险金转入上诉人账户(显示被上诉人原存折账户于2018年3月16日、2019年2月2日共转入上诉人账户3653元)，可见：被上诉人名下原邮政储蓄银行活期存折经上诉人申办的ATM机在上述日期进行了两次刷折转账(取款)。依被上诉人陈述，只有第三人或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在老家时(转账日期与被上诉人陈述在老家日期一致)趁被上诉人不备，盗取存折转账(取款)，再将存折放回原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熟人关系，上诉人作为没有可能性。被上诉人亲近的人或熟人许利用熟人亲近关系盗取存折取款，但板子打在上诉人委实缺乏合理性，ATM机只认存折账户和密码，上诉人付款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也应当是被上诉人存折保管不当、密码泄露原因造成，被上诉人是咎由自取。上诉人从来没有认为被上诉人存有恶意讹诈上诉人的意思，但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相悖。无论是被上诉人因年老对自己取款失忆、还是委托他人取款失忆还是他人盗取存折取款，均不应由上诉人买单。三、上诉人及其余商易通代办员均是按上述流程操作付款，从未让取款人写过收条，从2016年至2019年上诉人每月支出取款额5万元-10万元，三年共支出取款额大约300万元，若法院以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交付义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涉案款项，会引发其余已取款人效仿，不仅违背便民初衷，还诱导道德危机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稳定。尤其在当今公民素质普遍下降、道德日趋下滑的社会背景中，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当慎之又慎。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2017年3月25日以后从来没有到上诉人处取款，也没有委托他人去取款，但被上诉人在一审出具的证据显示2018年、2019其存折通过上诉人的商易通进行过助农取款，被上诉人声称存折一直在被上诉人处，说明在一审中没有查实被上诉人的钱怎么转到上诉人处，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被上诉人诉上诉人不当得利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魏宜针、蒋秀英辩称，2017年3月25日至2019年2月份，鱼台县周堂邮政银行把被上诉人的养老保险金分几次打入上诉人王传忠名下的银行卡，这点上诉人在一审中是认可的。上诉人负有将养老保险金交付被上诉人的义务，但上诉人并未交付。上诉人获得该款项且没有合法占有该款的依据，被上诉人因为上诉人占有该款项而受到损失，上诉人取得利益和被上诉人受到损失有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不当得利款3653元并赔偿被上诉人利息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魏宜针、蒋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传忠退还原告魏宜针、原告蒋秀英养老保险3653元及利息；2.请求诉讼费用由被告王传忠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被告王传忠负有将养老保险金交付二原告的义务，因此对于其是否履行该交付义务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交付义务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王传忠占有二原告的养老保险金没有法律根据，且造成原告损失，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原告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法定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王传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返还原告不当得利3653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基数3653元，自2020年10月21日始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王传忠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传忠提交四张银行查询明细单，拟证明上诉人利用商易通为被上诉人办理取款业务，现金支付完毕，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出具收据，同时证明商易通是一种人工辅助的助农取款ATM机。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是邮政储蓄逻辑集中系统打印出的信息，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性，对证明事实有异议，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述现金已支付被上诉人，也无法证明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出具收据，此外也无法证明商易通是一种人工辅助助农取款ATM机。二审查明，王传忠在自己开办的商店内设置“商易通”，为需要支取养老保险金的人群服务，支取人将自己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交给王传忠，王传忠通过刷取支取人的存折或银行卡、输入密码、输入要取出的金额、刷取自己的银行卡等操作步骤，将要取出的金额转入自己的银行卡内，再拿出相等金额的现金交给支取人。2017年3月25日魏宜针在王传忠处支取自己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内养老保险金800元，当天蒋爱英邮政储蓄银行卡内支取养老保险金1310元，王传忠在魏宜针的邮政储蓄银行存折上注明2017年3月25日取款800元，之后该存折上未再注明取款记录。另查明，王传忠在魏宜针的邮政储蓄银行存折上划写两道斜杠作为存折作废标记。再查明，2018年3月16日蒋爱英邮政储蓄银行卡显示助农取款两次，共为1300元，该款项转入王传忠银行卡内，当天，魏宜针邮政储蓄银行存折显示卡转存两次，共1100元，该款项转入王传忠银行卡内。2019年2月2日蒋爱英邮政储蓄银行卡显示汇出184元，助农取款500元，共为684元，该款项转入王传忠银行卡内，当天魏宜针邮政储蓄银行存折显示卡转存两次，共569元，该款项转入王传忠银行卡内。上述款项转出时蒋爱英、魏宜针的邮政储蓄银行卡和存折均存放在自己家中。现魏宜针、蒋爱英主张上述二人款项共计3653元被王传忠占有，要求王传忠返还，王传忠则主张其已将涉案款项于转款当天以现金方式交予魏宜针、蒋爱英，遂产生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取款时，上诉人会在被上诉人魏宜针的存折上作出取款时间、取款金额的记载，魏宜针的存折显示，2017年3月25日该存折在上诉人处取款800元，后上诉人在该存折上划写二道斜线作为该存折作废标记，上诉人划线后二被上诉人不再到上诉人处取款。被上诉人主张该斜线是在存折记载的最后一次取款日期即2017年3月25日划写的；上诉人则主张该斜线系2019年2月2日划写，2018年3月16日、2019年2月2日二被上诉人又在上诉人处进行了取款，只是上诉人没有在存折上作出记载。本院认为，通常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取款后，上诉人应在被上诉人魏宜针的存折上作出相应记载，现被上诉人魏宜针的存折上没有2017年3月25日之后上诉人书写的取款记录，故上诉人主张2018年3月16日、2019年2月2日二被上诉人又在上诉人处进行了取款，没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无法认定，上诉人王传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8年3月16日、2019年2月2日，二被上诉人账户内共有3653元转入上诉人王传忠账户内，因王传忠不能举证证实上述转账系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取款发生的，故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上述款项，应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传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传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马 斌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