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灿舜，男，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娜，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悦自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新四平公路2908号1幢1层439室。法定代表人：李嘉俊，店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吉宽，男，199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上诉人沈灿舜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悦自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自由公司）、郑吉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0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灿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沈灿舜一审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仅凭沈灿舜与郑吉宽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得出合伙目的已经实现的结论。郑吉宽表示账整理在笔记本上，但从未给沈灿舜看过，沈灿舜对A店、B店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沈灿舜明确问过郑吉宽“代持协议呢”，故双方对代持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A店要注册合伙企业，郑吉宽从未提及成立企业的名称及上传营业执照，而是简单表示合伙企业“倒了”。其次，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说明A店与B店均是《合伙协议》项下的店面，该两家店所在地址未登记任何合伙企业。郑吉宽从沈灿舜处收取的投资款并未用于共同投资。目前A店已被转让，B店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前以XX工作室的名义存在，现在仍由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再次，郑吉宽注册的两家合伙企业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中没有沈灿舜，也没有悦自由公司，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两个合伙企业的资产、财务和经营情况与A店、B店相关。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双方协商一致判决解除了两份《合伙协议》，但实际上是悦自由公司、郑吉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伙协议》的约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被上诉人悦自由公司辩称：签订《合伙协议》时，悦自由公司的股东为郑吉宽、侯某，之后郑吉宽与李嘉俊于2019年11月20日签订健身场馆转让合同转让了另外一家店以及悦自由公司股权，故现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本案均不知情，也认为本案与该公司无关，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郑吉宽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沈灿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灿舜和悦自由公司2019年4月27日、2019年6月14日签订的两份《合伙协议》于2020年6月9日解除；2．悦自由公司、郑吉宽共同归还投资款人民币45，000元（以下币种同）；3．悦自由公司、郑吉宽共同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8日起算；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5日起算，均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7日，沈灿舜和悦自由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经双方考查认定在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合作开设健身瑜伽店，双方以共同出资为目的，结成合伙，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悦自由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权限，沈灿舜不参与经营但拥有对公司各项账目、各项报表的知情权，对运营管理的建议权；合同期限自2019年5月1日至2025年6月15日；沈灿舜现金方式出资25，000元，持有10％股份；合伙字号为（空白），委托合伙人依法办理工商核准登记，并在核准登记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悦自由公司为合伙负责人，决定经营管理方针，对合伙事业进行管理，沈灿舜不参与合伙事业日常经营，其可以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报告，检查账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等；按照出资比例对合伙收益进行分配，每三个月一次分红，每次分红分当期利润50％；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分担合伙经营损失，对合伙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沈灿舜有权转让股权但需经双方同意；任意一方如需退股，须提前一个月提出在双方同意后方可退出；本合同只针对本店不参与其他门店；等等。该协议签订后，沈灿舜将25，000元支付至郑吉宽处。同年6月14日，沈灿舜和悦自由公司另行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在松江区XX路XX号XX室合伙开设健身工作室，合同期限自2019年6月20日至2021年6月19日，沈灿舜出资20，000元持有10％股份，其余条款均与前一份《合伙协议》一致。沈灿舜亦于同日向郑吉宽支付20，000元。悦自由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原为郑吉宽和侯某，法定代表人原为郑吉宽，2019年12月20日企业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李嘉俊。关于2019年4月27日协议项下所涉A店，郑吉宽称曾设立名为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企业，但登记股东未有沈灿舜，并称该合伙企业因经营不善已经注销，现A店已经转让给他人，协议中载明的地址已无健身房。关于2019年6月14日协议项下所涉B店，郑吉宽称已经成立了名为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企业，但登记股东未有沈灿舜，并表示如果沈灿舜同意签订代持协议则愿意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沈灿舜表示对该合伙企业完全不清楚，因郑吉宽缺乏诚实信用，不愿意和其合伙经营，故不同意办理相应手续。沈灿舜和郑吉宽在微信上有多次聊天。2019年4月26日，沈灿舜问郑吉宽“你们股东都招满了吗”，郑吉宽回答“投资类的还差一个”，沈灿舜问“都有几类，介绍一下咯”，郑吉宽回答“投资类的就是不参与运营的”，沈灿舜又问“现在总共有多少股东了，占比怎么分配的”，郑吉宽“现在算我是七个……最高10％，最低的3％，基本都是10％”，沈灿舜又问“25，000是多少”，郑吉宽回答“10％，我个人也只持有11％的股份”，之后，双方又协商了关于第一份《合伙协议》的具体签订事宜。同年6月12日，沈灿舜问“C店怎么算的，跟那边一样的？”，郑吉宽回答“这边是2，000一股，10％封顶”，随后沈灿舜告知郑吉宽表示给其留一股2万，并讨论了签订第二份《合伙协议》的时间地点及如何付款等。同年7月4日，郑吉宽对沈灿舜称“你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全名再发我一下，还有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我们要注册一个合伙公司，所有股东都要放进去”，同年7月5日，郑吉宽又称“我刚问了一下，咱们这个合伙公司的股份是可以代持的，可以不用本人到场注册，你可以选择代持也可以选择注册”，并表示本人可以不用到场，只要身份证原件还有本人签字，后期如果变更需要所有股东到场，随后沈灿舜将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信息均发给郑吉宽，并表示“那个我还是代持吧”，郑吉宽回复“好的收到”。同年11月25日，沈灿舜对郑吉宽称“A店要赶紧处理，不然这边店里人也要跑没了……”，郑吉宽回复“我昨天已经跟我朋友在联系，看他们有没有人要，这个得尽快”，随后沈灿舜又问郑吉宽账目搞清楚了没有，不搞清楚晚上开会就麻烦了，郑吉宽回复“搞清楚了，今天财务也会过去”，沈灿舜让郑吉宽把财务表格发给他看，郑吉宽表示财务都已经整理好了，开会的时候会拿给大家看。同年12月13日，郑吉宽对沈灿舜表示现在店内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问沈灿舜打算怎么办，沈灿舜表示说不退了，愿意继续，并问郑吉宽打算如何处理，郑吉宽称第一目前没有钱收，还有的也不想经营也不同意价格，“只能跟前面我们协商的一样，那就是把店转出去清算”，沈灿舜表示“那就转店好了”，郑吉宽称“现在我们有三个月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让中介帮我们挂出去”，沈灿舜表示“转出去再清算呗”，郑吉宽表示“我们还得顾着C店，所以那边我得尽快处理，赶紧回C店”，沈灿舜表示“你决定好了就行……把店转出去先，后面会员也他们接手……”，郑吉宽表示已经在谈了，沈灿舜称“行吧，那就赶紧转吧”，郑吉宽回复“好的，我跟大家都说完，明天就挂”。2020年5月18日，沈灿舜把《合伙协议》内容拍照发给郑吉宽并称“这个第五条，经营管理里面”，郑吉宽回复“这个当时有做营业执照呀，有的是代持，有的要注册在里面，你是代持的”，沈灿舜问“代持协议呢，营业执照用的哪个公司？”，郑吉宽回复“代持协议是后面补充的，去年营业执照下来，已经到年底了，大家比较忙还有的还没来得及签就倒闭了，现在营业执照还在注销中”。一审法院认为，沈灿舜签订两份《合伙协议》的目的是在松江区XX镇和XX路相应地址成立合伙企业经营健身房并且持有合伙企业相应的股份份额，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沈灿舜是否有权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系争两份《合伙协议》，以及如果能够解除则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为何？2019年12月20日之前郑吉宽系悦自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发言足以代表悦自由公司，现根据沈灿舜和郑吉宽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吉宽明确向沈灿舜表示过要成立合伙企业并且询问沈灿舜是本人到现场注册还是代持，沈灿舜表示代持，因双方关于代持事宜的聊天时间发生在两份《合伙协议》签订之后，且并未明确针对哪一份合同，故一审法院认为沈灿舜和郑吉宽关于代持的意思表示是一并针对本案两份《合伙协议》的。另外，关于第一份《合伙协议》项下A店的事宜，沈灿舜多次就其经营状况、财务等在微信中和郑吉宽进行沟通，并最终同意郑吉宽尽快转让A店的处理方案；关于第二份《合伙协议》项下B店在2019年12月13日郑吉宽在聊天中有提及“我们还得顾着C店（即B店），所以那边我得尽快处理，赶紧回C店”，沈灿舜在回复时也未对郑吉宽的该说法提出异议，可见其对B店的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了解，故虽然郑吉宽庭审中自认就A店和B店成立的合伙企业没有登记沈灿舜的名字且未来得及签订代持协议，但沈灿舜对于两份《合伙协议》代持事宜是确认的，对于A店的经营状况、转让情况是明知的且未提出异议，涉案两份《合伙协议》沈灿舜要求成立合伙企业并且持有相应股份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沈灿舜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两份《合伙协议》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应举证不能后果由沈灿舜自行承担。虽然沈灿舜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但因悦自由公司为系争合伙相对方，其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嘉俊在庭审中表示同意解除两份《合伙协议》，故一审法院确认沈灿舜和悦自由公司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涉案两份《合伙协议》，协议解除日期应为诉状副本送达悦自由公司之日即2020年8月21日。虽然两份《合伙协议》协商解决，但鉴于前文所述，沈灿舜签订《合伙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沈灿舜无权直接要求悦自由公司、郑吉宽返还涉案两份《合伙协议》项下投资款及相应暂用费损失，如果沈灿舜确定要退出合伙，对于两份《合伙协议》相关的后续处理，应当通过清算等方式另行解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沈灿舜和悦自由公司2019年4月27日及2019年6月1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于2020年8月21日解除；二、驳回沈灿舜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5元，由沈灿舜负担975元（已付），悦自由公司负担80元。二审中，沈灿舜提供了B店的办公室照片、公章及财务章照片、支付宝二维码照片、支付宝上“XX工作室（C店）”介绍及订单付款详情及收款账户、上海F有限公司的工商相关信息、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工商相关信息，以证明B店是以上海F有限公司的名义收款并对外开具财务凭证，B店的销售收入直接汇到郑吉宽的支付宝账户，郑吉宽为上海F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注册地址与《合伙协议》不同，沈灿舜及悦自由公司也并未登记成为合伙人。经质证，悦自由公司表示均不知情；郑吉宽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沈灿舜同意合伙份额为代持。本院审核后认为郑吉宽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悦自由公司、郑吉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郑吉宽表示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前，A店与B店均存在，地址即为《合伙协议》载明的地址，A店由悦自由公司经营，B店由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针对沈灿舜支付的款项，系购买其个人股份，故应由其个人收取，其未再转交公司或合伙企业，并表示两家健身房均由其实际经营。签订《合伙协议》后，其注册了两家合伙企业，沈灿舜的份额由其代持，其他自然人合伙人不清楚沈灿舜的投资人身份，A店因经营不善于2019年底转让，故没有以合伙企业的名义经营；B店还是由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至今，B店支付宝收款码上的账户为郑吉宽个人账户。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5万元，企业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合伙人为郑吉宽（出资比例76％），上海F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1％），欧某（出资比例10％），李某（出资比例3％）。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0万元，企业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合伙人为郑吉宽（出资比例78％），上海F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2％），汤某（出资比例10％）。上海F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7年12月6日股东变更为郑吉宽、施某，2019年8月19日股东变更为郑吉宽、汤某、侯某，2020年1月7日股东变更为郑吉宽、侯某，2021年3月24日股东变更为高某。本院认为，沈灿舜与悦自由公司签订两份《合伙协议》的目的是成立新的合伙组织共同经营A店与B店。该两家店在签订协议之前即存在，分别由悦自由公司与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从A店来讲，悦自由公司签订协议后应当及时成立合伙企业、将沈灿舜登记成为合伙人，并以合伙企业的名义经营A店。然而实际履行中，《合伙协议》系2019年4月27日签订，郑吉宽所谓的合伙企业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2日成立，该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址与《合伙协议》不同，合伙人中也未有沈灿舜，该合伙企业也从未实际经营过A店，虽然郑吉宽辩称沈灿舜同意其股份由郑吉宽代持，然而嗣后双方未签订过代持协议，其他合伙人也不知情沈灿舜的投资人身份。另外，上海D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中也不包括悦自由公司。A店仍然由悦自由公司经营直至2019年底转让，悦自由公司也变更了股东。郑吉宽还辩称《合伙协议》约定沈灿舜不参与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而是由悦自由公司进行管理，但是《合伙协议》也约定沈灿舜可以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也有权检查合伙账册，从沈灿舜与郑吉宽的聊天记录可知，沈灿舜多次要求查看账目和要求郑吉宽提供财务表格，郑吉宽均未正面回复和提供，故沈灿舜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从B店看，该店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前由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悦自由公司本无权签订《合伙协议》，但郑吉宽同时是悦自由公司与上海F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上海F有限公司可以通过事后追认等形式确认协议效力。然而实际履行中，《合伙协议》系2019年6月14日签订，郑吉宽所谓的合伙企业上海E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2日成立，该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址与合伙协议不同，合伙人中也未有沈灿舜，该合伙企业也从未实际经营过B店，虽然郑吉宽辩称沈灿舜同意其股份由郑吉宽代持，嗣后双方未签订过代持协议，其他合伙人也不知情沈灿舜的投资人身份。郑吉宽在二审中表示B店在经营中，但还是由上海F有限公司经营，同时收款款项进入郑吉宽个人账户。因此，沈灿舜针对B店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可以解除合同。现一审法院已将两份《合伙协议》解除，沈灿舜对于解除时间未提起上诉，故本院确认两份《合伙协议》于2020年8月2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两份《合伙协议》系悦自由公司签订，故悦自由公司应当向沈灿舜返还45，000元以及支付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其次，涉案两份《合伙协议》的款项系由郑吉宽实际收取，其未将款项转入悦自由公司或上海F有限公司，在庭审中先是表示沈灿舜支付的款项系购买其持有的A店、B店的股份，又表示系转让悦自由公司的股权转让款，郑吉宽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合伙协议》内容均不一致，其更是已将持有的悦自由公司及上海F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故郑吉宽应与悦自由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沈灿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09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09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上海悦自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郑吉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沈灿舜45，000元及支付该款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四、驳回上诉人沈灿舜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元，由上诉人沈灿舜负担45元，被上诉人上海悦自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郑吉宽共同负担1，0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元，由上诉人沈灿舜负担45元，被上诉人上海悦自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郑吉宽共同负担1，0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英审 判 员  杨 苏审 判 员  申 智法官助理  梁春霞书 记 员  梁春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