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41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晓光，男，197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育斌，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群，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利标，男，196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志明，男，199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威，广东金桥百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晓光、陈育斌与被上诉人何利标、何志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罗晓光、陈育斌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晓光、陈育斌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志明、何利标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何志明、何利标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何利标和何志明向上诉人陈育斌借款为150万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450万元，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二、何利标是广东丰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晓光是广州市润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晓光接受涉案争议款项是代表润信公司公司接受丰豪公司还款的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润信公司负担，而不是由罗晓光个人承担。何志明于2018年11月12日向罗晓光转账的360万元，是丰豪公司向润信公司偿还的款项，该款项仅足以支付丰豪公司所欠的借款和利息，并不存在支付多余资金的情况。三、润信公司委托廖兴通向丰豪公司交付借款300万元，是润信公司向丰豪公司支付的借款，何利标和何志明主张该借款是廖兴通个人的借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没有追加润信公司、丰豪公司和廖兴通为本案第三人查明事实，认定涉案款项不是润信公司出借的款项，事实认定错误，侵害了润信公司的权益，本院应追加润信公司、丰豪公司和廖兴通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四、何利标曾多次请求上诉人陈育斌帮忙借款，陈育斌是基于朋友友情，在何利标和何志明再三请求下介绍向他人借款，陈育斌并未从中获利，也没有收取涉案争议的6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何利标、何志明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何利标、何志明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罗晓光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2.判令陈育斌承担因错误通知而给何利标、何志明造成的损失（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从2018年11月12日起计至罗晓光返还全部不当得利之日止）；3.判令陈育斌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判令罗晓光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罗晓光、陈育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一审诉讼中，何利标称其于2018年7月25日与陈育斌签订《借款合同》，由陈育斌向何利标提供150万元借款，何利标每月按照双方约定向陈育斌指定账户支付借款利息，2018年11月12日何志明按照陈育斌的要求将360万元支付至罗晓光账户，其中60万元为何利标偿还陈育斌出借的150万元借款，陈育斌收到款项后，拒不承认该笔款项中的60万元为偿还其出借款项，于2019年5月8日申请仲裁要求何利标、何志明偿还借款150万元，同年10月29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陈育斌否认60万元为偿还陈育斌借款为由裁决何利标、何志明向陈育斌偿还借款本金1490837元并以1490837元为基数按照月2%向陈育斌支付利息。何利标称其从陈育斌处借款合共450万元，其中包括廖兴通向其转账的300万元及黄绪豪向其转账的150万元，因上述款项系从陈育斌处筹得，故其按照陈育斌要求将所涉360万元款项转到罗晓光账户，用以偿还上述两笔向陈育斌的借款，何利标、何志明均不认识罗晓光，与罗晓光也不存在借贷关系，现陈育斌否认该款项为偿还上述借款，罗晓光构成不当得利应将其中部分款项60万元予以返还，陈育斌错误指示何利标向罗晓光支付款项，造成何利标、何志明损失，陈育斌应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审理中，何利标、何志明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受理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陈育斌催收款项及利息等内容，其中2018年7月24日何利标向陈育斌发送其尾号为2628的银行账户信息，称“明天汇这个账户”“又落实多了350万，加上你的300共650万”；7月25日，何利标发信息称“今收到陈育斌150万元借款，何利标”；8月24日陈育斌发送王国兴尾号为9184的银行账户信息，称“这是3百万的9万”，发送黄绪豪尾号为7801与3770的银行账户信息，称“这个是3万”，并表示先把2人利息转过去，何利标称已经在处理了，陈育斌回复“利息给他啦，他中午发信息给我了”；9月23日，陈育斌发信息称“两条利息已到期，你先付还他们。另外下星期一定要把本金还过来”，9月25日“利息他们在追”，何利标回复称王国兴的晚一点会处理；10月25日何利标发信息“你把两个账号发过来，明天下午我把那个利息发给你”，陈育斌回复“你把钱转过来就好了，然后我再去分就好了”；11月12日陈育斌发送罗晓光尾号为6046的银行账户信息并注明360万，何利标回复“ok”，同日，陈育斌发信息称“收到360万”。银行转账受理单显示2018年11月12日通过何志明银行账户向罗晓光尾号为6046的银行账户转入360万元，转账用途“陈育斌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何利标尾号为2628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7月25日收到对方账户“廖*通”转入的300万元，同年9月25日，何利标该银行账户向对方账户“王*兴”银行转账4万元与5万元、向对方账户“黄绪豪”银行转账3万元；2018年7月25日，何利标尾号为4114的银行账户收到对方账户“黄绪豪”转入的100万元与50万元，同年10月25日何利标通过该银行账户分别向对方账户“黄绪豪”及“王国兴”转账3万元与9万元；另，2018年8月25日通过黄芝薇银行账户向对方账户“黄绪豪”银行转账5万元与4万元。何利标、何志明称所涉3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偿还，其中300万元本金在2018年11月12日偿还，因与陈育斌存在450万元借款，何利标在2018年11月12日按陈育斌要求将360万元转到罗晓光账户，其中300万元偿还陈育斌借款本金，另外60万元是偿还向陈育斌另外150万元借款的本金，所涉300万元的利息偿还情况为2018年8月25日、9月25日、10月25日按陈育斌要求，分别向陈育斌指定的王国兴、黄绪豪账户转账各9万元用以偿还上述利息，其中2018年8月25日通过黄芝薇银行账户向黄绪豪银行账户转入4万元与5万元，黄芝薇是何利标的亲属；9月25日通过何利标银行账户（尾号为2628）向王国兴银行账户转入4万元与5万元，10月25日通过何利标银行账户（尾号为4114）向王国兴银行账户转入9万元，上述还款均系偿还向陈育斌借款300万元的利息。仲裁裁决书中陈育斌以何利标、何志明及何丽耀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民间借贷纠纷的仲裁申请，该委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穗仲案字第6542号裁决书，查明：2018年7月25日，案外人黄绪豪通过其银行账户（尾号为3770）分别转账100万元与50万元至何利标尾号为4114的银行账户，同日何利标向陈育斌出具《借款收据》，确认收到陈育斌委托黄绪豪向何利标指定账户转账支付《借款合同》约定款项150万元；2018年8月24日、9月25日、10月25日何利标与何志明分别向黄绪豪尾号为7801与3770的银行账户转入3万元，2019年5月20日黄绪豪出具情况说明：2018年7月25日，黄绪豪受陈育斌委托分两次汇款150万元至何利标账户（尾号为4414），该款为出借给何利标的款项，陈育斌确认就该案合同项下借款，何利标与何志明已向其偿还三期利息共计9万元；2018年11月12日，何志明通过其银行账户（尾号为9712）转账360万元至罗晓光尾号为6046的银行账户，何利标与何志明主张上述360万中的60万是对该案150万元借款本金的还款；仲裁委员会认为陈育斌对前述还款予以否认，鉴于何利标、何志明未能提供陈育斌委托罗晓光、王国兴收款的相应文件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并裁决何利标、何志明向陈育斌支付本金1490837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另，仲裁期间，何利标、何志明提出陈育斌并非实际出借人，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的抗辩意见。何利标、何志明与陈育斌均确认该仲裁裁决已经生效并执行，罗晓光对该仲裁裁决真实性无异议。罗晓光、陈育斌还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一方为陈育斌，对何志明于2018年11月12日向罗晓光转账360万元的事实也无异议，对何利标、何志明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则不予认可。罗晓光称何志明向其转账360万元系何利标、何志明就罗晓光另一个合同履行还款义务，何利标、何志明在转账用途备注陈育斌款，是其单方行为，与罗晓光无关，2018年7月25日丰豪公司向润信公司借款300万元，并委托通过廖兴通账户向何利标指定账户转入300万元，何利标作为丰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了款项并出具借款收据，涉案300万元是两公司之间的借款，何志明向罗晓光转账360万元系罗晓光作为润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丰豪公司偿还的借款本息，罗晓光收取款项行为依法有据，属于职务行为。罗晓光提交了营业执照、《担保借款合同》《借款收据》。其中《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出借方为广州市润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借款方为广东丰豪实业有限公司，丙方担保方为何利标，借款金额300万元，甲方将借款划到指定的何利标尾号为2628的银行账户，借款期限3个月，从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10月25日，按月利率1.8%计算利息，乙方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归还金额的百分之一（1%）支付违约金。落款处显示两公司印章及代表人签名，丙方有何利标签名，签订日期2018年7月25日。同日，丰豪公司出具借款收据，称润信公司与其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其指定的收款账户于2018年7月25日收到润信公司委托廖兴通账户划给的300万元，收据加盖丰豪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何利标的签名。陈育斌对罗晓光上述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并提交了《借条》，其中载明借款人何利标今借到出借人廖兴通300万元，月利息按3%计，按月支付利息，交付借款方式：转入借款人何利标指定的银行账户（尾号为2628）；借款人确认已收到出借人的上述借款金额。借条的借款人处有何利标签名并注明身份证号码，手写担保人处有陈育斌签名并注明身份证号码，无出借人签名，日期2018年7月25日。陈育斌称其提供借条是为证明何利标多次请求陈育斌帮忙向多人借款的事实。罗晓光对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借条仅表明何利标向廖兴通借款的意愿，廖兴通是否实际履行该借条项下出借义务无证据证明，2018年7月25日，润信公司委托廖兴通向何利标转账300万元，是润信公司向丰豪公司交付的借款。何利标、何志明对罗晓光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对陈育斌提供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称陈育斌在签名处写了担保人，填写的相关信息为陈育斌，并无廖兴通的信息，认为实际出借人为陈育斌，并通过廖兴通的银行账户将涉案300万元借款转给何利标，该笔借款本息何利标、何志明已归还完毕，并称当时陈育斌拿了很多文件、合同给何利标签名及盖章，何利标也记不清楚相关情况，但何利标、何志明与罗晓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何利标称其向陈育斌借款合计450万元，其中一笔300万元借款通过廖兴通银行账户转入，另一笔150万元借款通过黄绪豪银行账户转入，2018年11月12日其委托何志明按照陈育斌的指示将涉案360万元转入陈育斌指定的罗晓光账户用以偿还上述借款，因陈育斌否认其中60万元系偿还上述一笔150万元的借款，仲裁委员会裁决何利标、何志明向陈育斌返还借款本金1490837元及利息、违约金等，何利标、何志明称与罗晓光既无业务往来也没有任何借贷关系，因陈育斌的指示才向罗晓光转款，现陈育斌否认该款项为偿还其借款，罗晓光因此构成不当得利应将该60万元予以返还。罗晓光则称2018年7月25日丰豪公司向润信公司借款300万元，并委托通过廖兴通账户向何利标指定账户（尾号2628）转入300万元，何利标作为丰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了款项并出具借款收据，涉案300万元是两公司之间的借款，主张何志明向罗晓光转账360万元系罗晓光作为润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丰豪公司偿还的借款本息，罗晓光收取款项行为依法有据。罗晓光提交了《担保借款合同》《借款收据》等证明上述主张，何利标、何志明对此提出异议，否认两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否认与罗晓光存在借贷关系，罗晓光也未提交廖兴通受托向何利标转账的情况说明或证明，且罗晓光主张涉案360万元系偿还上述两公司之间借款的本金及本息，而统计其中的利息金额也与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并不相符。另外，根据陈育斌提交的《借条》，载明2018年7月25日何利标向廖兴通借款300万元，款项转入何利标尾号为2628的银行账户，手写担保人处显示有陈育斌签名。结合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7月25日廖兴通仅向何利标尾号为2628的银行账户转入一笔300万元的款项，何利标、何志明提交的与陈育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多次提到300万元的情况，其中所涉相关利息的支付金额也与陈育斌提交的《借条》载明的利率情况相符，一审庭审中，陈育斌也确认何利标多次请求其帮忙借款。同时，聊天记录的内容还显示陈育斌向何利标发送了罗晓光的银行账户信息并注明360万元，当天何利标按照陈育斌的要求委托何志明向罗晓光账户转入360万元，注明转账附言“陈育斌款”，陈育斌也回复信息称收到款项。但审理中陈育斌却表示对何利标向罗晓光的转账还款并不知情，其陈述前后矛盾。综合上述分析，对罗晓光、陈育斌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何利标、何志明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提到的利息返还情况，一审法院对何利标、何志明陈述的涉案借款返还的情况予以采纳，何利标、何志明主张向罗晓光账户转账的360万元中的60万元款项罗晓光无法律依据予以取得有事实依据。故罗晓光应向何利标、何志明返还60万元及孳息（自收款之日即2018年1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陈育斌作为款项实际出借人，对此负连带责任。何利标、何志明要求按月利率2%的标准赔偿因被错误通知造成的损失则缺乏足够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罗晓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何利标、何志明返还60万元及孳息（计算方法为：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陈育斌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何利标、何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240元，由何利标、何志明负担1700元，陈育斌、罗晓光负担9540元。各方在二审均无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罗晓光代理人在一审庭审陈述，罗晓光对陈育斌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知情的，罗晓光没有委托陈育斌向被上诉人追讨任何款项。陈育斌代理人在一审庭审陈述，陈育斌对被上诉人跟罗晓光的还款是不知情的。本院认为：关于涉案6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认定罗晓光对涉案6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可予以认定。本案中，关于2018年11月12日何志明向罗晓光账户转入360万元的用途，何利标和何志明主张与陈育斌于2018年7月25日签名确认的《借条》相关，是用于偿还该《借条》涉及的相关借款。首先，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了该笔款项对应的借款事实。其次，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偿还利息过程和银行转账记录反映的偿还利息的金额与该《借条》约定的利率相符，佐证了何志明向罗晓光账户转入360万元是与该《借条》相关。最后，陈育斌于2018年11月12日向何利标发出向罗晓光账户转入360万元的通知，与上述借款事实及偿还利息的事实前后紧密相连，而何利标据此委托何志明向罗晓光账户转款，转账附言明确为“陈育斌款”，陈育斌也回复收到该款项。还款经过进一步证明了该转账与上述《借条》之间的关联性。综上，一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款项用途的主张，具有更为充分的证据佐证。反观上诉人一方关于争议款项用途的主张，上诉人主张该360万元是丰豪公司偿还润信公司的款项，其证据相较于何利标和何志明的举证，证明力明显不足。首先，如一审判决所分析，360万元与上诉人提交的两公司之间《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和利率不符。除去300万元的本金，60万元远远高于按照合同约定月利率1.8%计算的利息，上诉人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说明，也未见润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丰豪公司主张按时支付利息。其次，罗晓光代理人称罗晓光没有委托陈育斌向被上诉人追讨任何款项，然而《担保借款合同》并未约定接受还款的账户，上诉人主张罗晓光是代润信公司接受丰豪公司的还款，却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润信公司是如何指定丰豪公司向罗晓光的账户偿还借款的。最后，被上诉人向罗晓光转账是基于陈育斌的通知，陈育斌在何志明向罗晓光转账360万元后也已回复信息称收到款项，但陈育斌代理人在一审庭审却称陈育斌对被上诉人跟罗晓光的还款是不知情的，这与事实明显不符。综上，上诉人主张360万元是丰豪公司偿还润信公司的款项存在诸多疑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关于款项用途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陈育斌应否与罗晓光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何利标一方是根据陈育斌的指示向罗晓光转账，现罗晓光对转账争议的6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陈育斌对此存在过错，其过错导致何利标一方财产损失，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提及应追加润信公司、丰豪公司和廖兴通为第三人的问题，本案旨在解决罗晓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案件判决效力并不及于润信公司、丰豪公司和廖兴通，且罗晓光本为润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润信公司明知本案纠纷也并未申请加入本案审理，故一审未追加润信公司、丰豪公司和廖兴通为第三人，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法律适用，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罗晓光、陈育斌上诉未提出新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800元，由陈育斌、罗晓光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巍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洋洋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