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76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1919号二号楼。负责人：孙红英，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勇，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负责人：胡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类兴朋，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望絮，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悦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5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银行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君悦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第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君悦律所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大连银行认可。沈志伟律师于2016年10月18日从君悦律所处转至其他律所执业，黄莉律师于2017年4月从君悦律所处转至其他律所执业。君悦律所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大连银行，且未取到君悦律所认可。因此，君悦律所存在代理瑕疵。第二，君悦律所仅是根据大连银行提供的材料获得胜诉判决，但在债权回收的执行阶段，君悦律所没有积极排摸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产线索，也未就债权的回收提供其他有效服务，未能达到债权回收的预期效果。第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君悦律所未能按约履行义务的，大连银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向君悦律所支付任何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且君悦律所应向大连银行按代理费用额度支付违约金。君悦律所的行为已符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君悦律所在一审中确认其收到大连银行于2017年12月11日发出的《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之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解除，大连银行不需向君悦律所支付任何费用。第四，大连银行在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后，自行联系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得以受偿极少部分本息，这是企业自主经营行为。在债权转让的过程中，君悦律所从未就债权转让提供法律服务，不应获得代理报酬。君悦律所辩称，其不同意大连银行的上诉请求。第一，《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未将以非诉方式回款排除在风险代理费的计收范围之外。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是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的，而该处理结果不应以结案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君悦律所在代理期间积极履行代理义务，并不存在大连银行所称的因君悦律所的工作失误导致大连银行不得不转让债权的情形。首先，大连银行对变更代理律师是知晓且同意的。而且，变更代理律师不违反《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其次，在君悦律所的努力下，大连银行已取得胜诉判决，且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再次，是大连银行主观而非客观原因导致债权通过打包转让的方式进行清收回款。第三，大连银行解除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约行为。大连银行仍应向君悦律所按约支付相应费用。据此，君悦律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君悦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大连银行支付君悦律所律师代理费750，000元（计算方式：本金30，000，000元×2.5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日，君悦律所（作为乙方）与大连银行（作为甲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浙江B有限公司、陈某1、张某、陈某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A案），聘请乙方作为委托代理人；诉讼标的为本金30，000，000元、利息2，336，026.53元；乙方委派沈志伟律师、黄莉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被指派律师应亲自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委托事项和义务，不得擅自转委托他人，乙方更换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代理阶段包括但不限于诉前保全、一审诉讼、二审诉讼、执行。合同约定委托内容为审查涉诉法律文件；诉前调查；制定诉讼方案，参与委托人有关会议，提出相关法律意见；草拟法律文件，收集、提供证据；办理财产保全、证据保全；代为出庭，进行诉讼，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进行调解；代理执行，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进行和解；经委托人同意后代为签收法律文书；其他甲方委托的事项。在案件采取诉讼保全、开庭、调解、判决、执行、和解等重大情况发生后乙方律师应在当日以口头形式报告甲方，次日以书面形式报告甲方；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并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解除合同或代理期限届满后，应交给甲方；乙方应每月向甲方及甲方所属分支行以书面形式作一份案情进展报告，如实反映案件进展情况，并提出风险和解决建议。经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最高不超过2，000，000元，并由甲方分段支付：自立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支付10，000元；按收回的贷款本息金额的2.50％计收风险代理费用，最高不超过1，990，000元。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该合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1．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2．因乙方律师工作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3．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乙方义务之一的；4．期限内，乙方未能完成预定代理事项或代理事项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或就代理期限、代理费用等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5．代理期限届满的。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对方时，即视为本代理合同解除；解除合同后，甲乙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费用或款项。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支付任何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乙方并向甲方按照代理费用额度支付违约金。2015年11月10日，君悦律所与大连银行又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上，对君悦律所的义务进行了补充。上述协议签订后，君悦律所指派沈志伟、黄莉作为大连银行的委托代理律师，就A案开展工作。2015年11月2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A案［（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464号］。2016年5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46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A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30，000，000元，以及自2014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10月28日止的利息人民币2，336，026.53元，以及自2015年10月2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30，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基础上加收50％计算）；……”判决生效后，君悦律所代理大连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申请书》载明借款本金3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等。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受理大连银行申请执行上述生效民事判决案，案号为（2016）沪0105执4182号。2017年2月24日，因暂不具备执行到位条件，一审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2018年12月27日，大连银行与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大连银行将其对包括借款人上海A有限公司在内的5户债权资产包（本息合计231，614，806.34元）转让给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转让价款为90，090，000元。双方于2019年1月23日在《文汇报》刊登《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向被执行人通知该案涉及的债权转让情况。2019年12月，大连银行出具《债权转让确认函》，确认已将生效判决案号（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464号、执行案号（2016）沪0105执4182号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君悦律所与大连银行之间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君悦律所接受大连银行委托后，已按约指派沈志伟律师、黄莉律师就A案开展诉讼立案、参加庭审、申请执行、催收债权等工作。一审法院注意到，该院在2017年2月24日鉴于A案暂不具备执行到位条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因此，即便如大连银行所述沈志伟律师于2016年10月18日，黄莉律师于2017年4月从君悦律所处转至其他律所执业，亦不构成君悦律所对代理合同的根本违反。双方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虽然解除，但君悦律所提供的服务，大连银行仍应支付相应报酬。《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大连银行向君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最高不超过2，000，000元，并由大连银行分段支付；大连银行自立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10，000元；按收回的贷款本息金额的2.50％计收风险代理费用，最高不超过1，990，000元。根据该约定，大连银行在向君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后，剩余应付律师代理费的金额按A案收回贷款本息的金额确定。实际上，大连银行于2018年12月27日将包含A案在内5户债权资产包（本息合计231，614，806.34元）以整体转让价款90，090，000元转让给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大连银行以此为由抗辩认为债权转让不属于君悦律所委托代理的事项，且君悦律所没有参加A案债权转让的过程，通过此方式收回的部分债权，不应向君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仅约定按收回贷款金额的2.50％计收风险代理费用，并未将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的钱款排除在计算风险代理费用基数的范围之外，故A案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收回的钱款，属于大连银行就A案债权收回的款项，也应作为计算风险代理费用的基数。此外，大连银行无证据证明其曾要求君悦律所参加A案债权转让事宜，而君悦律所予以拒绝的情形。因此，大连银行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的款项部分，也应向君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由于A案的债权并非单独转让，而是与其它4笔债权一并转让，故只能按照整体债权的清偿比例来计算A案债权的转让价格。经计算，A案本金部分（30，000，000元）债权的转让价格为11，668，943.12元（90，090，000元／231，614，806.34元×30，000，000元）。风险代理部分的律师费为收回债权金额的2.50％，经计算，君悦律所应向大连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291，723.5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大连银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君悦律所律师代理费291，723.58元。二、驳回君悦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君悦律所负担3，453元，由大连银行负担2，19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君悦律所是否有权对大连银行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的贷款计收风险代理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按整体债权的清偿比例计算君悦律所应取得的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当。理由如下：第一，君悦律所在接受大连银行委托后，已按约指派沈志伟律师、黄莉律师为A案提供法律服务。其中，大连银行在（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0464号案中获得胜诉，且在后续的执行案件即（2016）沪0105执4182号案中系因暂不具备执行到位条件才被一审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见，君悦律所已为大连银行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大连银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贷款系因君悦律所的工作失误而不得已为之。大连银行是否能够收回贷款，除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受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至于大连银行在上诉中所提及的律师发生变更未经其认可一事，事实上其在2017年12月11日《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中根本没有提及此事。而且，黄莉律师转至其他律所执业发生于一审法院对（2016）沪0105执4182号案作出裁定之后，大连银行也未详细说明君悦律所将沈志伟律师、黄莉律师更换为其他律师时未经其认可的具体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据，而只是简单地陈述沈志伟律师、黄莉律师转至其他律所执业。因此，即便大连银行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也不影响君悦律所向大连银行主张律师代理费。第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大连银行除应向君悦律所支付10，000元固定律师费外，还应按收回贷款本息金额的2.50％计收风险代理费用。据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仅约定了风险代理费用的计算方式，而并未明确约定大连银行收回贷款的方式，即该合同条款并未排除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贷款。因此，即便君悦律所没有参与涉案债权转让事宜，但按上述约定，君悦律所亦有权对大连银行以债权转让方式收回的贷款计收风险代理费用。综上所述，大连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韩朝炜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申书 记 员 王 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