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1民终39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哈尔滨道18号青年宫大厦2001-91。法定代表人：刘文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军旗，北京道可特（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北京道可特（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孙颖，女，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润平，天津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克罗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颖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21）津0111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颖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当庭变更上诉请求为：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四、五项，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同意支付。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朗公司）系独立的法律关系主体。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二者存在混同并进而认定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的确存在股东的重叠，但二者均系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承担上，均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2.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系关联企业，二者在与被上诉人孙颖建立劳动关系上的确存在轮流情形。被上诉人孙颖在2018年10月31日前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由案外人为其支付工资。2018年10月31日后由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及案外人传朗公司共同为其支付工资。法院在计算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等问题时可以将工龄连续进行计算,但将应由案外人传朗公司承担的支付义务转由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3.如法院认定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管理或用工混同，则应依职权将案外人传朗公司列为本案的第三人，听取第三人的意见。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4.刘畅系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的股东，担任监事。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系刘文祥。上诉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负责人非刘畅。刘畅系案外人传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其任期自2019年6月开始。5.如若认定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用工混同，也仅是发生在2018年10月31日后。2018年10月31日前并没有用工混同。6.上诉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案外人传朗公司的意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劳动合同。上诉人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自2018年10月31日,因此,上诉人仅对此后的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应承担责任范围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孙颖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及实际行为表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早于上诉人。1.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调整工作地点安排,但对薪资不满而末到上诉人所指定的工作地点工作,因此双方系因劳动报酬调整而引发的争议,而非工作地点调整所引发的争议。2.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工作岗位未发生过变动，双方不属于因岗位调整而发生的争议。3.被上诉人已经于2020年4月11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上诉人表达过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应属于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存在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引发的劳动争议。上诉人所应承担的系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而非赔偿金义务。4.上诉人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系2020年4月27日,晚于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因此应认定被上诉人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体。5.被上诉人通过书面方式向上诉人表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愿,又通过实际行为未到上诉人处工作来履行劳动义务，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6.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系在2020年4月,系疫情严重时期。上诉人因疫情国外市场以及进出口受到巨大影响,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工作地点进行调整及适当降低劳动报酬具有正当性,而非恶意或故意损害劳动者利益。被上诉人孙颖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自被上诉人孙颖2014年入职时起便存在混同。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被上诉人孙颖自2014年跟单的上百本QC圈验货报告单、加工定做合同既有传朗公司的，也有罗克罗兰公司的，且所标注地址和电话均完全相同。传朗公司和罗克罗兰公司共用一个地址、电话、邮箱。加工定做合同上面也有两家公司同时盖章的。2.从工资发放方面，被上诉人孙颖自2014年7月1日入职罗克罗兰公司，自2014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及报销费用均由谢方发放、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由谢方和刘畅共同发放。自2016年10月至2019年5月均由刘畅个人发放。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自2014年7月便供职于上诉人处。3.被上诉人在2018年7月份与刘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自己在公司工作四年了，要求上保险涨工资。之后2018年8月份，刘畅就将被上诉人的工资涨到5000元。无论是被上诉人与刘畅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是与上诉人人事主管李思思的谈话录音，均多次谈到已在公司工作六年，对公司有深厚的感情。刘畅与上诉人公司人事主管的李思思均未反驳该工作年限。4.刘畅系传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也是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的股东。上述两家公司另外两位股东分别为刘畅的父母。两家公司对外公示的邮箱和电话是完全相同的。系刘畅招聘被上诉人，但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二、原审判决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和理由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上诉人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解除的原因为被上诉人旷工，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上诉人公司考勤制度，从2020年4月27日起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又称双方系因劳动报酬调整以及因岗位调整引发的争议，与上诉人所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自相矛盾。2.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纯属断章取义。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否认收到该通知。既然上诉人二审中又认为收到了该份通知，且对该通知未进行回复即视为认可的话，那么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对通知中的工作时间和年限也是认可的。3.被上诉人系按照上诉人公司指示在家等待消息，而非旷工。且上诉人公司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也未告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经工会解除，理由是虚构的。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老板刘畅的聊天记录可以明显看出，刘畅明确表示因为自己很不满才辞退孙颖，说明该解除系老板主观因素，而非被上诉人违反规章制度。上诉人该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孙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118.48元；2．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3月份工资3931.54元、4月份工资5426.54元，未报销车费356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7月至2019年防暑降温费及2014年7月至2020年冬季取暖补贴共计7854.6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8507.47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并案原告无需支付并案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027.9元；2．并案原告无需支付并案被告2020年4月份工资4145.6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并案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其2014年7月1日入职被告处，被告则主张原告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10月30日。原告主张其工作地点为天津市宝坻区信诚同辉服装厂。被告则主张原告主要工作地点为天津市宝坻区信诚同辉服装厂，因工作需要会通过微信、电话方式调配原告到宝坻区凯尔曼加工厂、宝坻区天航伟业加工厂工作，但对调配工作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自然月计薪，下发薪，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原告工资至2020年3月。被告称原告工资由股东刘畅个人账户和被告对公账户支付。原告提供银行流水，以证明自2014年8月19日谢方开始为原告发放工资，至2016年1月原告工资及报销费用均由谢方发放；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原告工资和报销费用由谢方和刘畅发放；2016年10月至2019年5月原告工资和报销费用均由刘畅发放。原告提供纳税明细，以证明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被告为原告进行纳税申报，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被告和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时为原告进行纳税申报，2020年5月由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原告进行纳税申报。原告提供工商登记信息，以证明刘畅为被告股东和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提供验货报告、跟单的QC卷和加工定作合同，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明载明：“本厂多年为刘畅加工生产服装订单，刘畅公司质检员孙颖自2014年9月至2019年12月在本厂跟单，特此证明”。落款处有天津市宝坻区信诚同辉服装厂加盖的公章。原告在被告处实际提供劳动至2020年3月30日。被告主张自2020年3月底通过电话、面谈、微信等方式通知原告变更工作地点，但原告均未到岗，2020年4月26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其主张原告于2020年5月1日签收。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2020年5月1日签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原告主张其2020年5月2日收到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原告还主张被告通知其变更工作地点，并告知原告降薪，其提供录音予以证明。被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孙颖：因你旷工、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原因，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考勤制度》，本单位决定从2020年4月27日其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请你在接到本通知书2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交接手续”。被告称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为：《考勤管理制度》第5条。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考勤管理制度经民主程序制定，亦不能证明原告知晓该制度。原、被告共认原告2019年4月不含加班工资的应发工资为5230元。依据被告提供的工资明细显示原告实发工资为：2019年5月5076.78元、2019年6月5126.78元、2019年7月5086.78元、2019年8月1059元、2019年9月6319元、2019年10月6319元、2019年11月6259元、2019年12月2952元、2020年1月5050元、2020年2月4026元、2020年3月1495元。上述期间被告每月为原告代扣社会保险353.22元。该工资明细还显示2019年6月其他项发放705元，2019年11月其他项发放1412.22元，被告主张系发放的2019年防暑降温费和2019-2020年度冬季取暖补贴。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原告2014年7月至2018年防暑降温费和2015年11月至2019年3月冬季取暖补贴。依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工资数额为：2014年8月4300元、2014年9月4290元、2014年10月4290元、2014年11月4260元、2014年12月4310元、2015年1月4310元、2015年2月4130元、2015年3月4200元、2015年4月4290元、2015年5月4310元、2015年6月4300元。被告同意支付原告未报销车费356元。天津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9日作出津和劳人仲裁字［2020］第106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如下：“1、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027.9元。2、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4月份工资4145.63元，未报销车费356元，合计4501.63元。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事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验货报告、跟单的QC卷、加工定作合同和纳税明细，结合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传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混同。原告工资的发放主体及发放工资连续性，与证明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4年7月1日，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欲将原告的工作地点从天津调整到山东，上述调整明显增加原告的工作成本，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原告进行相应补偿或相应替代条件以弥补原告增加的工作成本，相反依据原告提供的录音显示被告对原告工作地点的调整会带来降薪的影响。据此被告未到岗工作，不构成旷工。且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并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且原告并不知晓。综上，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属违法解除，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237.98元。被告已支付原告2020年3月工资，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其发放的2020年3月份工资存在差额，原告主张2020年3月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4月原告虽未提供劳动，但原因在于被告，被告应支付原告2020年4月工资，一审法院参照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按4499.95元予以支持。被告同意支付原告未报销车费356元，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工资明细显示被告已支付原告2019年防暑降温费和2019-2020年度冬季取暖补贴。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原告2014年7月至2018年防暑降温费和2015年11月至2019年3月冬季取暖补贴，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仲裁阶段对此提出时效抗辩，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7月-9月、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和2015-2016年度、2016-2017年度、2017-2018年度、2018-2019年度冬季取暖补贴共计4183.6元。截止11月15日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用人单位应支付冬季取暖补贴，如在取暖期间工作满一年，可自工作满一年的次日起，按日期比例计算发给冬季取暖补贴，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4-2015年度冬季取暖补贴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自实际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因用人单位原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最长不超过十一个月。原告于2014年7月1日入职，入职后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鉴于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仲裁阶段对此提出时效抗辩，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6990元。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中主张其余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及参照相关劳动政策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237.98元。二、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颖2020年4月工资4499.95元。三、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颖未报销车费356元。四、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颖2014年7月-9月、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防暑降温费和2015-2016年度、2016-2017年度、2017-2018年度、2018-2019年度冬季取暖补贴共计4183.6元。五、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颖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6990元。六、驳回原告孙颖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并案原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实际收取5元，由被告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天眼查截屏三页，证明刘畅于2019年7月6日担任传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认定上诉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混同用工，也应当自2019年7月开始。证据2.谢方的在职证明，证明2016年1月前刘畅的工资及报销由谢方发放，而谢方系案外人传朗公司的职工。被上诉人孙颖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刘畅于何时担任传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无关。证据二谢方的在职证明真实性请法庭依法核实，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谢方是传朗公司的员工，该在职证明却是由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提交。且结合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员工通讯手册，可以显示传朗公司与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共用一个员工通讯录，使用的是同一套人马班子。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被上诉人孙颖劳动关系的时间问题。根据被上诉人孙颖提交的验货报告、跟单的QC卷、加工定作合同和纳税明细、工商登记信息，足以证明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混同。一审法院依据以上证据并结合被上诉人工资的发放主体、发放工资连续性等情况，认定被上诉人孙颖自2014年7月1日入职开始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孙颖在2018年10月31日前与案外人传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孙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根据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显示，其以被上诉人孙颖未到岗工作构成旷工为由，与被上诉人孙颖解除劳动合同。但此前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欲将被上诉人孙颖的工作地点从天津调整到山东，被上诉人孙颖明确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上述调整工作地点的行为明显增加被上诉人孙颖的工作成本，且未对被上诉人孙颖进行相应补偿，相反还会带来降薪的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认定被上诉人孙颖未到岗工作，不构成旷工，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与被上诉人孙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属违法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要求改判不支付被上诉人孙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罗克罗兰公司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天津罗克罗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闫 飞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