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9民终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雨生，男，1964年6月14日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柏，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燕，女，1962年12月14日生，汉族，临沧市临翔区人，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锦绣江山A1栋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02566228741L。法定代表人：李春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振宁，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徐雨生因与被上诉人李春燕、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临水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雨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林春柏，被上诉人李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振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雨生上诉请求：1.撤销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李春燕的原审诉讼请求；3.由李春燕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公司出资入股京临水电公司和随后退出京临水电公司的真实背景，导致对关键事实形成误判。1.2012年12月28日张洁、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徐雨生投资入股京临水电公司、与李春燕合作经营管理公司的基础协议，也是各方当事人的基本准则。协议签定后，徐雨生于2012年12月21日向李春燕转款500万元；2013年1月22日，转款500万元；1月23日，转款500万元（分两笔，单笔250万元）；2013年4月16日，转款500万元。李春燕分别出具500万元、1000万元和500万元的收条，总共收取了徐雨生支付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3年1月11日到2013年12月22日期间，徐雨生向京临水电公司投入资金38笔，累计3683万元（超过3666.66万元的部分，财务处理为京临水电公司对徐雨生的长期负债），完成了2012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增资义务。但各方并没有持股权转让协议到工商部门备案，而是逐步履行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且应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签订单独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经2013年4月14日（4月15日），2014年4月2日（4月16日）两次股权变动并办理变更登记后，已经明确徐雨生持股85%，李春燕持股1.88%，张洁持股6.56%，俞捷持股3.28%，刘东持股3.28%。李春燕、张洁、俞捷和刘东四人所持有的股权为15%，满足了2012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徐雨生与李春燕持股比例恒定的要求，因此这两次股权变动不是新的交易。2.京临水电公司与案外人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水电开发合作协议》，约定将白石头河电站、马台河三级电站和大忙那河电站开发权交给京临水电公司。2011年7月2日，玉带河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将三个待开发电站以1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京临水电公司，同时占有京临水电公司14%的股份。电站的后续手续由京临水电公司负责。”玉带河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议纪要》载明，“……2011年3月，我公司以1400万元的价格将大忙那河、马台河、白石头河三个待开发电站项目转让给京临水电公司（李春燕为委托人）。根据云南省高院第57号判决书，我公司应付李春燕梅子箐三级电站工程款尾款及利息760万元，及170万元违约金，共计应支付930万元。经临沧供电公司领导出面协调，与李春燕协商一致，以债权债务相抵的方法偿还李春燕工程款及利息等930万元，剩余470万元等白石头电站竣工发电时才给予一次性支付（预计2013年7月份左右）。”白石头河电站、马台河三级电站、大忙那河电站在2012年12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虽在玉带河公司名下，但已经纳入京临水电公司资产范围，属于京临水电公司3000万元净资产所对应的资产，是徐雨生斥资5000多万元投资的京临水电公司的核心资产。为了将前述电站装入京临水电公司，2014年7月28日，京临水电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张洁将6.56%股权（出资2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公司在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注册资本3616.66万元。徐雨生认缴增资2216.66万元、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公司认缴1400万元。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股权以1400万元价款转让给李春燕。转让后，李春燕出资1675.5万元，持股24.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72.14%。于2014年9月2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从玉带河公司进入和退出京临水电公司的过程看，玉带河公司并不是真正的投资人和实质股东，而是为了与李春燕抵债、履行与京临水电公司之间签署的《水电开发协议》，李春燕并没有单独向玉带河公司支付2014年9月15日协议约定的1400万元转让款。李春燕购进三个待建水电站项目，实质上是为了完成2012年12月28日与徐雨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京临水电公司资产范围和净资产的约定。该1400万元出资对应的资产是徐雨生在2012年12月28日出资2000万元购买京临水电公司66.67%股权时，已经约定包含在京临水电公司净资产之中的，徐雨生已经支付了相应对价。李春燕实际上也没有增加任何投资。但在2014年9月26日备案完成的工商变更登记内容中，徐雨生出资额为4809.16万元，持股72.14%；李春燕出资为1675.5万元，持股24.86%；俞捷出资额100万元，持股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1.5%。该内容与徐雨生已经出资5666.66元、应持股85%的实际情况不符，李春燕凭空增加了本应属于徐雨生的出资和股权。二、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1.李春燕在本案起诉之前不存在向徐雨生主张过给付涉案股权转让款857.5万元的事实。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转让12.86%股权的转让协议系履行2012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的一部分，已履行完毕。李春燕伪造的2017年10月25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出现过所谓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但该补充协议在临翔区法院（2019）云0902民初1191号案件中通过司法鉴定被认定为伪造，且李春燕在民事起诉状中撤回了该补充协议。2.2015年7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依法不能解除。该协议没有任何关于股权转让款857.5万元的约定，也没有关于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3.《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法定解除条件。一审判决书没有明确说明本案究竟适用了合同法九十四条的哪一项，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李春燕起诉方向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错判。2015年7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徐雨生合法取得涉案12.86%股权并在京临水电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行使了股东权利多年。假设当时约定有857.5万元股权转让款且徐雨生应支付该转让款，则李春燕应起诉徐雨生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非起诉解除已经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李春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春燕辩称：一、综合李春燕一审中提交的《京临水电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徐雨生一审中提交的临翔区法院（2018）云0902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书、临沧中院（2019）云09民终86号民事判决书，可以清晰的看出李春燕持有的京临水电公司股权比例的变化和李春燕与徐雨生之间发生的四次股权转让的过程。1.2010年12月29日，京临水电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李春燕实缴出资5万持股10%，张洁实缴出资45万持股90%。2.2011年5月10日，京临水电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到3050万元，李春燕实缴出资305万元持股10%，张洁实缴出资2745万元持股90%，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3.2012年12月18日，李春燕、张洁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雨生以2000万价格受让京临水电公司66.67%股权，徐雨生承诺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为京临水电公司实缴增资3616.66万元。2013年1月24日、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19日、2013年3月22日徐雨生分别支付了500万元，合计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并未实际变更工商登记。2013年4月15日，京临水电公司全体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张洁将50%股权转让给李春燕后，李春燕持有60%股权（对应出资1830万元），张洁名下有40%股权（对应出资1220万元）。李春燕转让给徐雨生32.13%股权、转让给俞捷3.28%股权、转让给刘东3.28%股权；张洁转让给徐雨生33.44%股权，并于2013年4月2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此时京临水电公司注册资本为3050万元，李春燕持有21.31%股权，对应出资650万元；徐雨生持有65.57%股权，对应出资2000万元；张洁持有6.56%股权，对应出资200万元；俞捷持有3.28%股权，对应出资100万元；刘东持有3.28%股权，对应出资100万元。4.2014年4月2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春燕将19.43%股权以592.615万元转让给徐雨生，2014年4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徐雨生至今未付股权转让款。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京临水电公司股权结构为：（注册资本3050万）李春燕持有1.88%股权；徐雨生持有85%股权。5.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京临水电公司6.56%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8月5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李春燕持股增加至8.44%。6.2014年7月31日，京临水电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增加3616.66万元，达到6666.66万元，玉带河公司以实物认缴增资中的1400万元，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资中的2216.66万元，股权调整为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21%，2014年8月5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徐雨生至今未支付2216.66万元增资款。7.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股权作价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李春燕持股增至24.86%。8.2015年7月8日，李春燕将12.86%股权作价857.5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徐雨生持股增至85%。9.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12%股权作价120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徐雨生仅支付了1000万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2012年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表明李春燕转让给徐雨生的19.43%股权和12.86%股权是无偿赠送的或者不需支付对价。徐雨生主张其依据2012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不需要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徐雨生受让19.43%股权的价格是592.615万元，徐雨生受让12.86%股权的价格是857.5万元。徐雨生支付2000万元受让65.57%的股权，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差200万元未付）受让12%的股权。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但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还签署了一份《2017年10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徐雨生应支付的金额和具体支付时间，但是徐雨生不认可该补充协议是其本人所签，利用司法鉴定制度中有关样本选择的漏洞和徐雨生会写不同笔迹的条件，致使临翔区法院错误认定该补充协议不是徐雨生所签。三、发生于2014年的玉带河公司对京临水电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没有争议、与本案没有关系。四、徐雨生自在2012年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对京临水电公司增资以来，至今仍未实缴增资。徐雨生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向京临水电公司投入资金38笔累计3683万元，是作为施工人垫付白石头河电站、马台河三级电站的工程款、设备款、材料款。五、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徐雨生拒付转让款没有履行完毕，李春燕认为徐雨生不具备付款能力，故诉求解除合同，解除条件成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京临水电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方请求不能成立，京临水电公司同意李春燕代理人的答辩意见。京临水电公司自成立以来，股东、股权发生多次变更，每次的转让都是在有价、对价的情况下转让的。徐雨生上诉状中所说的三个电站与本案无关。李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原告李春燕向被告徐雨生转让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12.86%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令被告徐雨生、临沧京临水电公司协助将被告徐雨生名下的临沧京临水电公司12.86%股权恢复工商登记至原告李春燕名下；3.请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由张洁、李春燕出资50万元设立。于2011年5月10日增资至3050万元。2012年12月28日，张洁、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张洁、李春燕）将其持有的66.67%的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雨生）；转让后，甲方（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乙方（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实际资本金投入比例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增加投入的3666.66万元由乙方（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2013年4月14日，张洁将其在公司50%的股权折合1525万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3年4月15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决议：1.李春燕将公司32.13%的股权折合98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俞捷，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刘东；2.张洁将公司34.44%的股权折合102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3.转让完成后，徐雨生占公司股权65.57%（2000万元）、李春燕占公司股权21.31%（650万元）、张洁占公司股权6.56%（200万元）、俞捷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刘东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为满足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被告徐雨生85%，同时为满足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及被告徐雨生恒定股份85%的约定，原告与被告徐雨生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原告李春燕将公司股权的19.43%（合计592.615万元）于2014年4月1日转让给被告徐雨生。股权协议签订后，被告徐雨生未向原告李春燕支付过转让款。2014年4月16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4年7月31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原公司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616.66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2.同意玉带河公司为新股东，实物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1400万元；3.由老股东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2216.66万元，并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实缴；4.注册资本实缴完成后，注册资本由3050万元变更为6666.66万元；增资完毕后，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比例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比例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比例21%。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于2014年8月5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的股权折合1400万元转让给原告李春燕。2014年9月26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1657.5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4809.1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24.86%、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72.14%。玉带河公司退出后，为了保障被告徐雨生的股权比例为85%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原、被告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李春燕在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的24.86%的股权中的12.86%折合857.5万元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同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对该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2015年7月15日，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徐雨生未向原告李春燕支付857.5万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李春燕剩余的12%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同日，被告徐雨生分别与俞捷、刘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俞捷、刘东分别将各自在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的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2017年11月7日，原告李春燕出具承诺书给被告徐雨生载明“今承诺收到徐雨生打款后三天之内变更股权（金额1350万元），否则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2017年11月9日，被告徐雨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李春燕1000万元。同日，原告李春燕出具给被告徐雨生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徐雨生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未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第十一条约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另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春燕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中属于被告徐雨生名下的12.86%的股权予以冻结。原告李春燕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沧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作为财产保全申请的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了（2019）云0902民初257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对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中属于被告徐雨生名下12.86%的股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原告李春燕为此支出担保费90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情形，可依法解除合同。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857.5万元是否属于需实际支付的款项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股权转让份额及转让价款作出了明确约定，虽双方未对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时间进行明确约定，但原告与被告徐雨生之间对其他涉及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股权转让均有转让价款的约定，同时被告徐雨生也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按照日常交易习惯，如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无需按照约定的价款进行实际支付，则双方应有明确的协议约定或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徐雨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无需按照约定价款进行实际支付，被告徐雨生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857.5万元为需实际支付的款项。二、关于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达到解除条件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徐雨生虽未明确约定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但双方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相应的股权比例转让到被告徐雨生名下，并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可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随时向被告徐雨生主张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结合日常生活及交易习惯，对原告主张其已多次向被告徐雨生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见予以采纳。截至原告起诉时，被告徐雨生并未向原告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无须被告徐雨生支付涉案的股权转让款，并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即原告与被告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解除的条件。三、关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徐雨生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并导致合同达到解除的条件。而协议解除后，被告徐雨生应将原告向其转让并已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涉案股权恢复登记到原告名下，故原告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被告徐雨生应将其名下12.86%的股权恢复登记到原告名下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诉讼保全，为此支出了担保费90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000元，该笔费用为原告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而被告徐雨生在涉案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该笔费用应当由被告徐雨生承担，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徐雨生承担担保费及保全申请费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徐雨生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条件的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被告徐雨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持有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12.86%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李春燕名下；三、被告徐雨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春燕支付保全担保费90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两项合计14000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徐雨生负担。归纳双方诉辨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春燕请求解除2015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将案涉京临水电公司徐雨生名下12.86%的股权恢复至李春燕名下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二审诉讼过程中，徐雨生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公司电站项目名称及项目办理完成情况》和附表1、2、3，欲证明：2012年12月28日，张洁、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资产现状包括马台河电站、白石头河电站、大忙那电站，公司净资产为3000万元。转让后，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增资的3666.66万元由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被告临沧京临水电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张洁、李春燕15%、徐雨生85%；在徐雨生付清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30日内，张洁、李春燕应当将其在公司的66.67%股权通过工商登记到乙方徐雨生名下。2.收条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欲证明：徐雨生于2012年12月21日向李春燕转款500万元；2013年1月22日，转款500万元；1月23日，转款500万元（分两笔，单笔250万元）；2013年4月16日，转款500万元。李春燕向徐雨生分别出具500万元、1000万元和500万元的收条，总共收到徐雨生支付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3.徐雨生汇入投资款清单、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和收据，欲证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徐雨生累计汇入京临水电公司人民币3683万元。4.公司企业登记管理档案（存档日期：2013年4月22日），欲证明：2013年4月15日，李春燕、张洁分别与徐雨生签订《股份、股权转让协议》，将66.57%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并约定“一次性支付现金980万元”“一次性支付现金1020万元”字样，转让款其实已经按照2012年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了，约定是对2012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进一步明确。5.水电开发合作协议，欲证明：京临水电公司与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玉带河公司以永德白石头河电站、临沧马台河三级电站、临沧大忙那河电站现状估价1400万元入股进入京临水电公司。约定由京临水电公司出资继续建设，玉带河公司在电站手续办理完毕后，可自由退出1400万元股份。6.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议纪要。欲证明：确认以债权债务相抵的方式将三个电站作价1400万元转让给京临水电公司，其中930万元为偿还李春燕个人债务，剩余470万元在白石头河电站发电时收取。7.临沧市发改委关于对白石头河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临发改复（2006）465号。欲证明：2006年7月20日，临沧市发改委关于对白石头河水电站项目核准批复的，项目业主单位是玉带河公司。8.临沧市发改委关于对临翔区马台3河三级水电站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临发改复（2012）535号。欲证明：2012年7月27日，临沧市发改委关于对临翔区马台河三级水电站建设项目核准批复的项目业主单位是京临水电公司。9.说明，证明：2014年3月13日，玉带河公司与京临水电公司共同出具说明，称玉带河公司系京临水电公司股东，原办理的白石头河电站使用的是玉带河公司名称。10.股东会议（2014年4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4月2日），欲证明：2014年4月2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春燕持股1.88%、张洁6.56%、俞捷3.28%、刘东3.28、徐雨生85%。11.京临水电公司股东会决议（2014年7月28日），欲证明：2014年7月28日，股东会决议增资3616.66万元，由徐雨生认缴2216.66元，玉带河公司认缴1400万元。至此李春燕持股3.86%、俞捷持股1.5%、刘东持股1.5%；徐雨生持股72.145;玉带河公司持股21%。12.临沧玉带河电力有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股东会议决议，欲证明：2014年9月12日，玉带河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所持有的京临水电公司股权以1400万元出售给李春燕。13.京临水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其持有的京临水电公司21%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14.京临水电公司股东会决议（2014年9月15日），欲证明：京临水电公司股东会同意玉带河公司将21%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转让后，李春燕持股24.86%、俞捷持股1.5%、刘东持股1.5%；徐雨生持股72.145。15.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李春燕在2015年7月8日作为京临水电公司的经办人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档案中股权转让协议“并放弃股权对应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被删除了，李春燕涉嫌伪造本案关键证据。应当受到处罚，请求法庭依法处理。李春燕与京临水电公司质证意见一致，认为：第1-3组、第5-14组证据已过举证时效，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第2组证据的转款2000万元的时间与李春燕收到2000万元的转款时间不一致。第4、15组证据，一审已提交过，对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徐雨生提交的第1-2、4-14组证据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3组证据，收据备注为长期借款、设备款，无法明确为缴纳投资款或股权转让款，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15组证据与李春燕一审提交的其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本院以加盖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本案证据，确认该协议中约定有“并放弃对其857.50万元股权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在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亦未催告的情形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结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予以判断解除权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该权利的行使会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如果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长期不行使解除权，会使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交易双方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故从利益平衡、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需要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间进行限制。本案中，据李春燕对事实及理由的陈述系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四）项以“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行使合同解除权。李春燕和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7月8日，双方对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时间、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均未约定，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徐雨生享有的合同权利为获得股权，合同义务为支付股权对价款。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系李春燕持相关手续亲自办理，李春燕于2015年7月15日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后，即应当知道已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对相关权益提起诉讼，但从2015年7月15日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起至提起本案之诉时（2019年10月22日），李春燕既未向徐雨生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亦未以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在间隔近5年后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显然超过合理期限。案涉京临水电公司的股权交易关涉诸多方面，在股东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且公司已经营多年，李春燕并未对徐雨生在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对外转让所持股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李春燕对其持有的案涉公司剩余股份于2017年与徐雨生再次进行股权转让交易。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对于案涉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及外部交易行为的稳定均会产生不利影响。李春燕怠于行使权利，相应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当不具有约定或者法定除斥期间时，解除权人李春燕虽享有解除权但长期不行使，致使作为相对方的徐雨生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李春燕不欲行使其解除权，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解除权人李春燕不得再行使其解除权。一审法院对于该问题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在本案中李春燕并未主张股权价款支付，本院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徐雨生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李春燕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春燕的诉讼请求。三、保全担保费90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李春燕负担。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春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明审判员 张建红审判员 赵艳洁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李丹书记员邓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