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义运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元，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德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天，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义运平因与被上诉人程德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义运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华、被上诉人程德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义运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德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程德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厂协议》的相对方是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平鞋业公司），义运平仅是运平鞋业公司代表，不承担该协议的权利义务。（二）《关厂协议》约定程德国垫付30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收取5万元报酬，其实质是借款收取利息的行为。程德国于2019年11月19日垫付30万元，于2019年11月25日收回253996元，于2020年4月1日收回剩余款46004元。即使按照最高的年利率24%计算，程德国垫付30万元的利息为4965元，一审判决支持50000元垫资报酬，高出法定利息上限10倍。实际上，提供资金不存在收取报酬的问题，本来要注明是利息，但为规避利息的问题，故在《关厂协议》中约定为报酬。程德国于2019年11月19日垫资30万元，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收取253996元，至2020年4月1日程德国已收回全款。（三）程德国自认是运平鞋业公司厂长，在运平鞋业公司停业关闭时从事协助催收货款等事务，其工资理应由运平鞋业公司支付，不应由义运平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予以改判。程德国辩称，（一）《关厂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第6条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且义运平在协议中明确其并非是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而是以其个人名义承担权利义务。（二）根据《关厂协议》约定，义运平与程德国之间并非是民间借贷关系。程德国为义运平代发工资、催收账款、对工厂员工进行安抚、维系关厂前的工厂运作等工作，约定5万元的报酬合理合法，是义运平同意且自愿给予的报酬，并非借款利息。（三）程德国是义运平雇佣的员工，在运平鞋业公司关闭时协助催收债务，其是应义运平的要求处理该些事宜。根据《关厂协议》约定的内容，权利义务的承担不涉及工厂，义运平已对《关厂协议》的义务进行了承担。即使《关厂协议》有关运平鞋业公司，义运平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股东，已通过《关厂协议》承诺负担运平鞋业公司的债务，则其应当按照协议内容承担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义运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程德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义运平向程德国支付拖欠的款项111004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义运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19日，程德国（甲方，协议标注为“运平鞋厂厂长”）与义运平（乙方，协议标注为“运平鞋厂负责人”）签订《关厂协议》，载明：“因经济不景气，运平鞋厂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外部应收账款暂时收不回，内部拖欠工厂职工工资（2019年10月工资，11月1日至20日工资）总计约73万。现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1.由厂长程德国代乙方发工人工资30万，乙方以鞋厂应收账款约110万元作为担保，11月20日工厂停工以后，甲方协助乙方上门催收，收得款项应优先支付给甲方程德国代发的工资30万，以及报酬5万元，总计35万。2.应收账款110万余元，因提前催收，经估算可能造成损失5-6万元，追得款项除第1条外，应优先支付所有工人工资、餐补、现金账等。3.甲方协助乙方生产至11月20日，出完最后一批货后停工，因工资只暂发10月，甲方应协助乙方安抚工人情绪。4.11月20日停工后，乙方应结算员工工资（催收到账后优先发放），甲方协助乙方催收货款期间，工资照付，按500元/日计。5.应收账款在支付完甲方垫付工资及报酬，支付完员工工资（包括厂长）之后，再付其余因关厂产生之债务！6.甲、乙两方确定，‘运平鞋厂’在‘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4楼、5楼’，立此协议是为约束双方，互相督促尽快解决员工工资欠发之问题，以便顺利关厂。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按手印后生效。”该协议甲方签字处有程德国的签名和按捺指模，乙方签字处有义运平的签名和按捺指模，见证人处有运平鞋业公司的财务朱达荣的签名和按捺指模。同日，义运平向程德国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义运平，运平鞋厂负责人。身份证号：，139××××0767。本人承诺，2019年11月19日暂发职工工资30万余元（由厂长程德国代发），鞋厂有应收货款110万元左右，本人以该货款作担保，在货款收到之后，优先支付全厂职工拖欠的工资，支付完为止！”上述文件签署后，程德国陆续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发放工资，收到工资的工人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因义运平及运平鞋业公司未能向程德国支付《关厂协议》中的费用，程德国遂于2020年1月7日起诉义运平以及运平鞋业公司至一审法院，要求义运平及运平鞋业公司向其支付垫付款46001元、报酬50000元、误工费15000元。经庭前核实，运平鞋业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注销了工商登记，程德国遂申请追加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日伟作为本案被告，但在程德国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一审法院依法视为程德国撤回追加黄日伟为被告的申请，并在本案中不列运平鞋业公司为被告。关于程德国主张垫付工人工资的300000元以及报酬50000元。根据程德国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工人共签收261318元（139028元+36759元+48907元+36624元），程德国主张还有部分垫付款为现金发放，所以估算垫付的工资金额为300000元。义运平对程德国垫付的金额为300000元没有异议，但认为运平鞋业公司在程德国起诉前归还了253996元；诉讼过程中，程德国又收到案外人支付了一笔50000元的货款，故关于程德国垫付的300000元已经全额清偿完毕；至于50000元抵扣垫付款46001元后多出的部分，义运平主张系属于运平鞋业公司，程德国应返还该部分给运平鞋业公司，义运平未得到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无法主张该部分应当抵扣什么债务；而50000元的报酬实质为高额利息，义运平不同意向程德国支付。庭审中，程德国、义运平确认50000元的报酬是指程德国垫付300000元工人工资该事项的报酬（或利息）。对于运平鞋业公司在程德国起诉前归还的253996元，程德国提交了一份《证明》及义运平的身份复印件，载明：“本人程德国，身份证号，代发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工人10月份部分工资全额共：238996元（贰拾叁万捌仟玖佰玖拾陆元正）转入汪X账号：62×××76”，该《证明》下方有义运平的签名及按捺指模，并手写注明“证明以上内容属实并同意”。程德国主张该《证明》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义运平对《证明》没有异议，但主张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底，双方确认案外人汪X系程德国的妻子，汪X也是运平鞋业公司的员工。另有15000元，程德国确认义运平及运平鞋业公司已归还，故程德国在本案中主张义运平尚欠垫付款46004元（300000元-238996元-15000元）。对于程德国在诉讼过程中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货款50000元，义运平提交程德国与汪X于2020年4月1日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广州市新XX鞋业有限公司张XX转入收款人汪X（身份证号：）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五万元整，直至目前为止运平鞋厂所有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以后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及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与广州市新XX鞋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经质证，程德国对上述《收据》无异议，确认于2020年4月1日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货款50000元，程德国认为该笔50000元应先抵扣报酬50000元，但其未向一审法院陈述该项主张的依据。另，程德国表示其原本不愿意垫付300000元，但义运平以本人名义向程德国承诺给付50000元的报酬，并且以运平鞋业公司的货款作为担保，其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厂长，预计该货款可以收回，才同意垫付300000元。关于误工费15000元。程德国主张其于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2月21日为义运平催收货款，每日按照500元计算为15000元（500元×30天）。程德国为证实其有进行催收工作，提交了两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5日的《证明书》，其中一份《证明书》主要内容为：现证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经营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大街一巷4-5号五楼，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大股东黄日伟（法定代表兼出资方，控股60%）无法联系，导致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经营地所属劳动部门以及经营地出租方介入处理，并根据有关规定，多方协商一致，把广州市新XX鞋业有限公司的2019年10月及11月加工总货款人民币503533元全部加工费汇入以下指定银行账户，用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发放工资之用。如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及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由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日伟承担，等等。另一份《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一致，给付货款的公司为广州市友升鞋业皮具有限公司，货款金额为140000元。上述两份《证明书》的指定账号为案外人阮广能的账号；《证明书》主文下方的证明人处盖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在“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技术控股40%）义运平签字”处，有义运平的签字确认并按捺指模；在“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厂长程德国签字”处有程德国的签名确认并按捺指模；在“经营地点场地出租方代表阮广能签字”处有阮广能的签名并签字确认。程德国主张上述两笔货款合计643533元系其于签订《关厂协议》后催收回来的货款。义运平对程德国主张上述货款系其协助催收没有异议，但认为程德国该两份《证明书》落款日期仅为2019年11月25日，即仅能证明其于2019年11月25日前有催收行为，后续不能证明程德国有进行该项工作。另，义运平主张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一直掌握在黄日伟手中，《证明书》上的合同专用章掌握在财务手中，其现在不清楚合同专用章在何处。为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发函至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劳保中心），调查关于运平鞋业公司的劳资纠纷的过程。根据调取的档案材料显示：第1组材料：2019年11月21日，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向劳保中心申请调解，当日，义运平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与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签订《调解协议书》，载明：“环滘运平鞋厂位于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5楼，是一间无证照企业，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原因，拖欠全厂员工58人2个月工资共计￥404537元，现经有关部门协调，并根据有关规定，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企业承诺于2019年11月24日15时足额发放拖欠的工资；2.工资发放地点：工厂内；3.工资发放形式：现金或转账；4.因企业原因不能及时支付员工工资，企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以工厂内剩余设备、物料等财产做抵押；5.此协议书一式三份，企业、员工代表、有关部分各存留一份。”，该《调解协议书》下方有手写字体注明：“场地出租方作为担保方，如果企业经营者无法兑现承诺，由场地出租方负责向员工足额发放工资。”；第2组材料：2019年11月25日，义运平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与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载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莘塍街道仙甲村丰河南路39号，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大街一巷4-5号五楼，是一间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者或股东为黄日伟（控股60%）、义运平（控股40%）。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大股东黄日伟无法联系，部分加工货款无法收取等原因，拖欠全厂员工58人2个月工资共计￥404537元。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经有关部分协调，并根据有关规定，多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由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及向场地出租方借资￥304537元，两款合计共￥404537元用以发放员工工资（附相关工资签收表）。2.工资发放时间：2019年11月25日11时；3.工资发放地点：物业管理处；4.员工领取工资后，自动离开本单位，寻找工作；5.此协议书一式四份，垫支方、员工代表、出租方及有关部门各存留一份。”，该《工资支付协议书》下方的经营者处有义运平的签名及按捺指模，并该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出租方代表签名处有李伟权的签名确认并按捺指模；第3组材料：该有运平鞋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运平鞋厂2019年11月工资表多份，上面包含程德国等员工的工资，其中程德国的工资为应发15889元，扣除请假工资后实发12056元。经质证，程德国对上述材料无异议；义运平则认为上述材料反映了义运平代表运平鞋业公司处理事务，履行职务行为，上述材料与《关厂协议》的权利义务指向一致，另外，义运平确认《工资支付协议书》中“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系向程德国借款的意思，但其表示没有向场地出租方借资。为查清程德国、义运平签订《关厂协议》时的情况，一审法院对劳保中心负责运平鞋业公司劳资纠纷的调解员何鹏展做了电话笔录，何鹏展的陈述如下：第一，2019年10月、11月左右，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到派出所报案说拿不到工资，后来就集体到街道的劳保中心进行调解，当时运平鞋业公司由义运平进行管理；第二，经各方协商，街道方面由我协助运平鞋业公司去收货款，收到的款项打到出租方阮广能的账户里，再由阮广能向工人发放工资，所以就签订了两份《证明书》，义运平签订《证明书》时是其盖的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三，当时拿到大概四五十万元的货款，先发放了工人工资、支付了房租和水电费，剩下的款项给了程德国，因为据我了解，义运平是说先让程德国垫付了一部分工人工资，帮运平鞋业公司和工人渡过难关，并向程德国支付一定的报酬；第四，义运平当时是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跟各方协商工资的事情，黄日伟一直没有出现，也不清楚黄日伟去了哪里；第五，2019年11月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劳资纠纷，运平鞋业公司也在那时停业清场，我听义运平说，运平鞋业公司的机器由义运平拿去变卖用于支付供应商的钱。经质证，双方对上述电话笔录无异议。但义运平补充陈述当时货款打入业主阮广能的账户，系阮广能先对场地租金和债务先抵扣，义运平无法控制抵扣的顺序；对于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义运平表示出现劳资纠纷后，阮广能接管了运平鞋业公司的经营场地，所有设备均由阮广能控制。另查，运平鞋业公司系2019年1月24日成立，2020年1月19日被核准注销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日伟，注册资本1000000元，经营范围为鞋子、手袋、服饰、袜子、帽子制造与销售等，股东为黄日伟（占股60%）、义运平（即义运平，占股40%）。诉讼中，义运平提交了运平鞋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中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全体投资人向登记机关承诺运平鞋业公司的清算工作已完成，不存在未结清的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应缴税费等债务或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情形。该《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以及黄日伟、义运平的签名确认。在2020年6月23日的庭询中，义运平表示对运平鞋业公司已于2020年1月19日注销的事实不知情，《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也不是其本人的签名，运平鞋业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议解散或清算，故黄日伟的行为属违法注销运平鞋业公司，黄日伟应承担运平鞋业公司债权人与运平鞋业公司股东的损失。义运平为证明《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的签名系黄日伟伪造的，当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2020年10月21日，义运平以无力支付鉴定费以及鉴定人员的差旅费、住宿费等为由，撤回鉴定申请。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向程德国、义运平释明后，程德国坚持在本案中以《关厂协议》为依据主张义运平的法律责任，并认为《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义运平，不同意追加黄日伟为本案被告，也不在本案中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依据主张义运平或黄日伟的法律责任；义运平则主张《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运平鞋业公司，并表示其系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与程德国签订合同，其亦不同意追加黄日伟为被告，并认为若追加黄日伟作为股东参与诉讼系另一法律关系。对于义运平既非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大股东，亦没有得到运平鞋业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义运平主张签订《关厂协议》系职务行为的依据为因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的黄日伟已经无法联系并把公章带走，街道为了维稳，让义运平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牵头处理运平鞋业公司包括工资在内的事务。以上事实，有《关于“运平鞋厂”关厂协议》《承诺书》、工资表、《证明》《收据》《证明书》《调解协议书》《工资支付协议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电话笔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向程德国、义运平释明后，程德国坚持本案为以《关厂协议》为依据主张义运平的法律责任，义运平亦不同意追加黄日伟参与诉讼，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厂协议》的相对方是义运平还是运平鞋业公司。关于《关厂协议》的相对方。第一，《关厂协议》首部的甲方约定为程德国，乙方约定为义运平，《关厂协议》的内容也是约定的为甲乙两方的权利和义务，义运平抗辩称其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协议，但乙方既未注明是运平鞋业公司，乙方的落款处亦无运平鞋业公司的盖章确认，故义运平该项抗辩意见理据不足。第二，义运平抗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在黄日伟手上，但根据义运平签订的《证明书》以及《工资支付协议书》均盖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根据劳保中心的调解员陈述，上述材料的合同专用章均系义运平所盖，故义运平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掌握其他人手中，无法在《关厂协议》盖章的说法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第三，义运平既主张《关厂协议》的乙方为运平鞋业公司，但在《关厂协议》的内容中，除甲乙双方两个主体以外，多次出现“鞋厂”的主体，双方又在《关厂协议》的第6点约定“运平鞋厂”在“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4-5号五楼”，立此协议是为约束双方，互相督促尽快解决员工工资欠发之问题，以便顺利关厂，即乙方并非“鞋厂”亦非指运平鞋业公司。根据上述约定的文意理解，《关厂协议》应是甲乙两方用来处理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的协议，如果是按照义运平的主张，上述条款应当表述为甲乙两方用来处理乙方的关厂问题。虽然《关厂协议》大部分的权利与义务指向运平鞋业公司，但这并不能否定程德国、义运平签订《关厂协议》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相反，在运平鞋业公司经营不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黄日伟无法联系的情况下，程德国、义运平签订《关厂协议》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更符合双方《关厂协议》签订的目的。第四，义运平确认《工资支付协议书》中“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系向程德国借款，即义运平自行向程德国借款用于垫付工人工资，该说法亦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和程德国的主张相吻合。第五，程德国既非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运平鞋业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又无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在此情况下，义运平辩称职务行为系因街道为了维稳，让义运平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牵头处理运平鞋业公司包括工资在内的事务，但根据劳保中心的档案材料显示，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于2019年11月21日向劳保中心申请调解，《关厂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即《关厂协议》签订时，劳保中心及街道尚未介入运平鞋业公司的劳资纠纷，故义运平该抗辩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第六，义运平多次主张其在本案中发生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但义运平对程德国于2020年4月1日收到的货款50000元，又表示没有得到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无法作出处理，义运平的主张明显前后矛盾。综上，程德国主张《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义运平，与多份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能相互印证，义运平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及其自身的主张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关厂协议》为程德国、义运平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而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关于义运平尚欠垫付工资款46004元。庭审中，双方确认程德国垫付的工资款300000元已经清偿253996元（即尚欠46004元），并确认程德国在2020年4月1日收到一笔货款50000元。程德国主张该笔款项先抵扣报酬50000元，但未有合理依据。义运平主张该笔款项先抵扣垫付工资款46004元，因双方约定的报酬实际为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程德国、义运平未在《关厂协议》约定抵扣的顺序，但《关厂协议》的签订目的主要是由程德国垫资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工资问题，在协议中也是约定“收到款项应优先支付给甲方程德国代发的工资30万以及报酬5万元”，即无论从垫付款的性质以或合同书写的先后顺利来看，程德国收取的货款先应抵扣垫付工资款。该货款抵扣后，程德国的垫付工资款已清偿完毕，故程德国诉请义运平支付垫付工资款46004元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报酬50000元。程德国、义运平在庭审中确认《关厂协议》中“报酬50000元”系指程德国垫付工资款300000元的报酬，但义运平主张该报酬实际为高额利息，系双方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才约定为“报酬”；程德国则主张其原本不愿意垫付该款项，但义运平向程德国承诺了50000元的报酬，其才同意垫付工资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厂协议》约定的词语为“报酬”而非“利息”，该《关厂协议》为手写协议，同时有见证人签名确认，并非单方提供的合同模板，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的内容系经过双方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义运平仅以“垫付不可能存在报酬”为由推翻《关厂协议》约定的内容，缺乏理据；其次，《关厂协议》中已经提到运平鞋业公司“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外部应收账款暂时收不回，内部拖欠工厂职工工资”，在此情况下，程德国要求义运平提供报酬和担保才同意垫资更符合常理；最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表示听义运平说过由程德国垫付部分工人工资，并向其支付一定的报酬，所以收回的货款剩余部分才给了程德国，程德国的主张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的陈述相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程德国、义运平就程德国垫付工资款300000元约定了义运平因此向程德国支付50000元的报酬，现双方确认程德国已履行垫付义务，故义运平应依约用收回的货款向程德国支付报酬。根据《关厂协议》第2点及第5点的约定，垫付款300000元与报酬50000元应在收回的货款中优先抵扣，然后再支付其他工人工资以及其余因关厂产生的债务，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与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可知，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其他工人工资以及运平鞋业公司的房租、水电费后，剩下部分才支付给程德国。义运平辩称货款打入业主阮广能的账户，系阮广能先对场地租金和债务先抵扣，其无法控制抵扣的顺序；而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均由阮广能控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义运平既已向程德国承诺收回的货款先抵扣程德国的垫付款和报酬，其不能以货款打入其他人的账户排除其在《关厂协议》约定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使义运平不能控制收回的货款，但按照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义运平将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拿去变卖用以归还供应商的债务，义运平用运平鞋业公司的财产清偿其他关厂产生的债务，却未优先给付程德国的垫付款及报酬，已构成违约。义运平又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经营场地和设备均被阮广能控制，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且劳保中心的调解员与各方并无利害关系，其陈述义运平将设备变卖用以偿还供应商的债务，可信程度较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义运平的违约行为导致程德国不能在收回的货款中优先扣除报酬，义运平应向程德国支付该笔报酬50000元。因程德国于2020年4月1日收到的货款50000元抵扣尚欠垫付款46004元后，尚余3996元，故剩余的3996元应抵扣50000元的报酬，即义运平应向程德国支付报酬46004元。程德国该项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误工费15000元。程德国主张按《关厂协议》的第4点约定要求义运平支付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2月21日（500元×30天）期间为义运平催收货款的误工费，标准为每日按照500元。义运平辩称该工资应当由程德国向运平鞋业公司主张并应先进行劳动仲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程德国、义运平，并非程德国与运平鞋业公司；其次，程德国作为厂长，按照一般理解，主要职责应为主管运平鞋业公司的生产等业务，义运平既然自称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其应对程德国催收货款是否属于厂长的职责范围进行举证，但义运平就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关厂协议》的第4点约定为“甲方协助乙方催收货款期间，工资照付，按500元/日计。”，该“工资”实际为程德国协助义运平催收货款的报酬。故义运平抗辩程德国该项诉请应向运平鞋业公司主张并应先进行劳动仲裁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庭审中，义运平确认程德国确有进行催收货款的工作，同时根据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程德国在劳保中心调解时有一起向案外人追讨货款，程德国亦提交了两份有其签名确认的《证明书》证实该两笔货款由其进行催收，故一审法院认为程德国已依约为义运平提供劳务，义运平理应向程德国支付报酬。对于程德国催收货款的工作时间，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从公平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两份《证明书》上载明的货款（合计643533元）在《关厂协议》中约定的应收货款（1100000元）的占比、程德国每月的工资数额、程德国催收货款的实际的工作情况等，酌定义运平向程德国支付9000元。程德国该项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义运平未依约向程德国支付款项，确实造成了程德国资金占用的损失，程德国主张义运平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支付逾期利息至还清之日的诉请，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程德国在2020年4月1日收到50000元的还款，逾期利息应分段计算：以10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以5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程德国该项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义运平向程德国清偿合同款项合计55004元以及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分段计算，以10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以5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程德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程德国负担1249元，义运平负担1271元（程德国已预交的2520元不作退回，义运平负担的1271元应于履行期限内向程德国直接支付）。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关于报酬50000元，程德国称，报酬50000元除了借款代发工资外，程德国还需要替公司追讨欠款、安抚工人情绪、维护工厂日常秩序，且根据其与义运平之间的约定，该50000元还属于违约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关厂协议》约定的报酬50000元的性质；（二）《关厂协议》约定的误工费应否支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关厂协议》中对“报酬50000元”的约定，系指向程德国代发工人工资及协助义运平上门催收，因此，义运平主张案涉报酬实际为高额利息与约定不符，且《关厂协议》并未明确写明“利息”，案涉报酬应包含程德国代发工资及上门催收的各项工作，但考虑到程德国本身即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厂长，其所称的追讨公司欠款、安抚工人情绪、维护工厂日常秩序等均属于其日常工作事宜，且义运平返还代付工人工资300000元中的大部分款项的时间较短，另就催收公司货款，双方已另行按500元/天进行约定，因此，本院酌情调整义运平应向程德国支付的报酬为25000元，扣减货款抵扣后结余的3996元，义运平应支付的报酬为21004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关厂协议》约定，程德国协助义运平催收货款期间按500元/日计工资，实际程德国主张的误工费即为其协助催收货款的劳务费用，且是义运平作为支付主体就此费用与程德国达成的合意，在程德国已举证证明其协助催收部分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催收货款与应收货款的占比等酌定误工费9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利息，义运平未按照《关厂协议》约定按时支付款项，给程德国造成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支持程德国主张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因支付基数发生变化，故利息计算标准为：以80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至2020年4月1日；以30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义运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0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义运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程德国支付欠付款项30004元及欠付款项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80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至2020年4月1日；以30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程德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上诉人义运平负担680元，由被上诉人程德国负担18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5.1元，由上诉人义运平负担646.3元，由被上诉人程德国负担52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晓妍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