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6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女，197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X9。 法定代表人：倪文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晓，女，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丽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屈臣氏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5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于2021年6月8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上诉人王丽、被上诉人屈臣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邹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5221号判决，依法改判为：屈臣氏公司向王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981.84元（上年度月平均工资8081.82元×6×2=96981.84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屈臣氏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屈臣氏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正当理由，应属违法。王丽于2014年11月10日入职屈臣氏公司，任职部门人力资源部，职位高级人力资源主任。在此期间已经连续两次签订劳动合同，第二次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11月10日，将于2020年11月1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却于2020年6月1日下午突然要求王丽在协商解除合同协议书签字，于2020年6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N+1给予经济补偿，并要求马上进行工作交接。事发突然且理由牵强被王丽拒绝。王丽当即表示疫情造成的影响是阶段性的，4月份屈臣氏公司所有门店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经营，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且王丽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都存在；并表示如果屈臣氏公司困难可以接受缩短工时，发放部分工资的方案与屈臣氏公司共渡难关，屈臣氏公司没有同意。屈臣氏公司告知必须要解除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提出第二个方案：6月份解除合同但是工资给王丽发到11月合同到期日，再给N+1补偿，这样相当于发了2N的赔偿，公司也节省了社保公积金的费用，王丽当场表示需要和家人商量。当天下午王丽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同意屈臣氏公司的第二个方案，但是屈臣氏公司确告知不予同意。2020年6月3日下午屈臣氏公司要求王丽休年假，在王丽休年假期间，2020年6月5日屈臣氏公司突然单方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丝毫没有考虑王丽感受并严重损害王丽合法利益，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违法情节明显及恶劣。理由如下：一、屈臣氏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书通知书中所提到的“受疫情及经济环境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大大下降”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十六条规定：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的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客观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的第二十七条即为：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因此屈臣氏公司因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以及节省员工人力所采取的裁员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第三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二、屈臣氏公司人力资源主任的职位依然存在，工作内容依然存在，屈臣氏公司因“人力资源部已通过技术革新等举措逐步实现了操作流程电子化，相应节省员工人力”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屈臣氏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提到的“人力资源部已通过技术革新等举措逐步实现了操作流程电子化，相应节省员工人力”并不属实，系屈臣氏公司的强势措辞解释。电子流程操作只是减少了部分工作，实际上王丽的日常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要和充实的。以下是疫情期间王丽的部分工作列举：随时了解疫情期间各城市的社保及工资相关政策，搜寻购买疫情物资；申请各城市的综合工时审批，准备综合工时资料，政府沟通，员工大会签字，员工变更劳动合同；合同到期人员的跟进；不续签，工伤医疗期特殊人员的处理，长病假人员的管理，总部系统牵头测试，转岗人员的提报，考试跟进，总部员工活动场地落实，这些都是系统无法完成和替代的。疫情期间暂停了一段时期的人员招聘，招聘工作量短时间内确实减少，但是7.8月份已经恢复了招聘并逐渐回升，11月份已经出现了招聘井喷。以上工作屈臣氏公司都清楚，王丽也都有钉钉、微信截图证明。人力资源部的工作是琐碎的、事务性的，不断变化的，不是一句流程改进就能把人和工作都减掉的。屈臣氏公司人力资源主任的职位依然存在，工作内容依然存在，屈臣氏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屈臣氏公司完全是基于提高盈利能力所作出的企业的商业行为。三、屈臣氏公司恶意与王丽解合是事实。1、疫情带来的经济性裁员任何企业都应该提出一个公开、公平，合理、合法裁员方案，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在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员工合同到期都续签了劳动合同，更没有因为疫情的原因和员工做过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其一边续签合同一边裁员违背了裁员的目的。2、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第四项明确规定：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王丽所在的人力资源部还有一名签订较短劳动合同的员工刘家仪在6月份续签了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就是故意打着疫情的幌子进行非法裁员。但是法官认为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权利和谁签合同，有权利和谁解除劳动合同，违背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失公平。3、自2020年6月5日屈臣氏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后屈臣氏公司在6月30日向王丽支付了工资，至今未向王丽支付任何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或赔偿金。四、屈臣氏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恶意取证，没有经过工会及调岗等协商程序。1、屈臣氏公司提供的所谓经过调岗协商的证据属于恶意诱导非法取证。屈臣氏公司从未在正式场合正式的向王丽提出过调岗方案，如果屈臣氏公司想要和王丽进行岗位调整的协商完全可以在正式的工作场合正式提出。王丽自6月3号应屈臣氏公司书面要求休年假，6月4日晚8点左右王丽接到屈臣氏公司电话，该录音是在屈臣氏公司非工作场合，非工作时间、非正式情况，且王丽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诱导取证，不代表王丽的真实意思。用人单位确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与劳动者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变更劳动合同，但是屈臣氏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与王丽进行这些方案的协商。2、证据4-3征求工会意见的材料为后补资料，程序不合法。6月5号上午屈臣氏公司并未向王丽出具及说明工会同意意见材料。工会委员会在济南，工会章也在济南，屈臣氏公司庭审时出具的征求工会意见材料无任何工会相关人员签字，手写的落款时间为6月4日，常理可知屈臣氏公司不可能与工会提前沟通并取得工会同意的意见。足以断定其征求工会意见的材料是在对王丽休假期间6月4日晚上做完恶意取证后，再一次为弥补非法解除行径进行的后补资料。综上，屈臣氏公司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向王丽支付经济赔偿金8081.82*6*2=96981.84元。 屈臣氏公司辩称，一、屈臣氏公司受新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确实出现严重亏损，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不存在王丽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屈臣氏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正当理由，应属违法”的情况。二、屈臣氏公司已就岗位调整与王丽进行了平等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三、屈臣氏公司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四、屈臣氏公司不存在恶意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丽的上诉请求。 王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屈臣氏公司向王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981.84元（8081.82元×6个月×2倍=96981.8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屈臣氏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丽、屈臣氏公司在劳动仲裁程序及本案中无争议事实：王丽2014年11月10日入职屈臣氏公司处，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王丽与屈臣氏公司先后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11月10日。2020年6月1日，屈臣氏公司以盈利能力大大下降、王丽所在的人力资源部进行技术革新新举措相应节省员工，与王丽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未果。2020年6月5日，屈臣氏公司向王丽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王丽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8081.82元。王丽在劳动仲裁程序对屈臣氏公司提交的下列证据无异议：人力资源部经理张燕青与王丽的谈话录音、总工会文件、王丽工会会员登记表、征求工会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意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2020年8月，王丽以屈臣氏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344元。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1694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王丽的仲裁请求。王丽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本案王丽、屈臣氏公司争议焦点：屈臣氏公司解除与王丽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王丽主张虽然疫情的发生是客观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屈臣氏公司是一家国际化大公司，经济实力雄厚，2020年5月已经开始盈利，并且屈臣氏公司没有与王丽进行协商便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因此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主张，受新冠疫情影响，店铺属于人员聚集场所，屈臣氏公司山东省店铺被迫大面积停业，2020年1月底至3月期间，山东共计205家店铺179家门店被迫闭店，无法经营。屈臣氏公司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利润是负的7512475.09元，屈臣氏公司2020年2月至4月亏损14768432元，与2019年1月至5月利润31761946元相比，利润差距达3900余万元，人力资源经理张燕青与王丽进行过协商，无果解除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争议焦点，王丽提交证据一、屈臣氏公司的钉钉群聊天打印件，证明2020年4月屈臣氏公司进行过全国BA（各个店铺的美容顾问）大会场地实地考察调研，虽然从原先3000多人人员减少到2100人参加，但在红树林这样级别的酒店开会，说明屈臣氏公司经营状况还不是很差。证据二、屈臣氏公司职工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内容，证明屈臣氏公司2020年9月还在搞员工活动，说明屈臣氏公司经营状况不差。 屈臣氏公司对王丽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不清楚发布者的身份。无法核实双方的内容，假设该调研内容是真实的，那也是屈臣氏集团公司在疫情期间正常的经营活动，屈臣氏本来就是作美容化妆品的销售公司，所以开美容大会是正常的，不能由此认为经营状况向好，这只是个调研。对证据二真实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聊天人员的身份不明确。 针对争议焦点，屈臣氏公司提交证据一、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关于延迟复工的紧急通知、山东省内各门店闭店通知、复工通知、微信记录（附光盘）及以青岛地区所辖门店为例复工文件及微信记录、屈臣氏公司在山东省全部门店疫情期间闭店情况汇总表及屈臣氏公司2019年1月-5月、2020年1月-5月损益表、2019年1月-5月与2020年1月-5月的净利润对比图，证明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店铺属于人员聚集场所，为配合各地地方政府疫情防控需要，屈臣氏公司山东省店铺被迫大面积停业；屈臣氏公司在山东共计205家店铺，受疫情影响，其中有179家门店在2020年1月底至2020年3月期间被迫闭店无法经营。2、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屈臣氏公司亏损14768432元；2020年1月-5月总利润为-7512475.09元，严重亏损，通过与2019年1月-5月总利润（31761946元）对比，同期利润差距竟然达3900余万元，证实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给屈臣氏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屈臣氏公司的亏损情况客观、真实；虽然2020年5月屈臣氏公司净利润437万余元，但与同期2019年5月净利润相比，屈臣氏公司的经营能力仅恢复了53%，受疫情、疫情防控措施及青岛市外防输入的压力的持续存在，屈臣氏公司的经营能力持续受到影响，无法整体完全恢复。证据二、王丽工作交接钉钉截屏及内容展示、2020年就业人员的官网截屏、工作交接安排邮件截图，证明1、王丽的工作主要内容为招聘、办公室合同续签的工作。2、自2020年1月起至2020年6月30日，王丽所负责地区仅招聘1人，已基本没有工作内容。3、邮件中也对原淄博HR马文艳的工作交接进行了相应安排，与屈臣氏公司的第三组证据相互印证，屈臣氏公司对人力资源岗位进行了压缩，本次公司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人力资源岗位的调整，相应减少了人力资源岗位人数，并非针对王丽个人。证据三、人力资源经理张燕青与王丽的通话录音及录音笔录（附光盘），证实经屈臣氏公司处人力资源经理张燕青与王丽沟通，屈臣氏公司希望与王丽协商，将其人力资源工作转为营运部门，王丽拒绝，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未达成一致。证据四、济南市历下区总工会文件（历总工组[2017]50号）、工会会员登记表、解除劳动合同征求工会意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王丽系青岛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济南泉城路分店联合工会委员会会员，屈臣氏公司在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前，经征求工会意见，最终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王丽已当面签收解除通知。证据五、王丽劳动合同解除前12月平均工资及相关薪资情况，证明王丽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水平为8081.82元。证据六、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在劳动合同第2.3条款约定，屈臣氏公司享有用工调整权，在王丽不同意调岗的情况下，屈臣氏公司有权解除双方所签劳动合同。屈臣氏公司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既是行使法定解除权、又是行使约定解除权。证据七、青岛市统计局官网关于2020年1-3季度青岛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统计数据一组，证明新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的持续存在对企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本组证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青岛市各分区市消费品零售额连续三季度负增长，零售行业遭受了重创；另，通过查询，2020年青岛市中院受理破产案件数量与2019年相比，同比增长了663.6%，青岛市企业破产呈井喷式增长，大环境造成经济的严重下滑，屈臣氏公司作为零售行业因此严重受挫已成为整个经济负增长凸显的缩影。证据八、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303民初60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案系马文艳与屈臣氏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与本案案情一致，均系屈臣氏公司因同样事由、在相同时间、就相同岗位解除了劳动合同，马文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求被驳回。本案可以作为参考案例。 王丽对屈臣氏公司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179家门店关闭并非是持续关闭。对证据二中有异议，我的工作不止这些，还有报表、综合工时审批、合同变更。证据三这个录音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并且是晚上非工作时间的通话录音，不能作为证据。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工会意见应该提前一个月通知。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无异议。证据八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屈臣氏公司解除与王丽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屈臣氏公司山东地区205家店铺受新冠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影响，179家店铺闭店停业，致使屈臣氏公司2020年1月至5月总利润为负7512475.09元，屈臣氏公司2019年1月至5月同期总利润为31761946元，利润差为39000000元。上述事实，证实屈臣氏公司确受疫情影响导致较为严重的亏损，生产经营发生困难。屈臣氏公司提交的谈话录音证实，王丽拒绝了屈臣氏公司协商转岗意见，双方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亦未达成一致意见，屈臣氏公司在征求工会同意后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王丽提供的召开调研会证据，不能证实屈臣氏公司经营状况，提供的微信证据，不能证实证据来源，非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丽主张屈臣氏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丽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者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同时，双方劳动合同第2.3条款约定，屈臣氏公司享有用工调整权，在王丽不同意调岗的情况下，屈臣氏公司有权解除双方所签劳动合同。本案中，屈臣氏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给屈臣氏公司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亏损，鉴于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新冠疫情的实际情况下，屈臣氏公司借助信息化革新对内部机构设置及岗位人员进行调整有其客观必要性，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 屈臣氏公司提交的谈话录音能够证实，屈臣氏公司与王丽就调整工作岗位进行了协商但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未取得一致。故，屈臣氏公司在经工会民主程序后与王丽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向王丽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根据该规定屈臣氏公司应当支付王丽经济补偿金，现王丽要求屈臣氏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于法无据。屈臣氏公司与王丽电话协商变更工作岗位不违反法律规定，王丽上诉称屈臣氏公司未与其进行正式充分的协商，本院不予支持。王丽上诉称征求工会意见的材料为后补资料，程序不合法，未提交相应证据，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丽主张屈臣氏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明明 审 判 员 马 喆 审 判 员 甘玉军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莉莉 书 记 员 胡荣华 书 记 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