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0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巍，浙江博翔（青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取豪。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秀婷，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勇因与被上诉人陈取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伟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巍，被上诉人陈取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何秀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勇上诉请求：1.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陈取豪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陈取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对方不能出示其系货物的所有人的证据，其提供的发货单与订单不能对应。（二）对方在2015年向我方发送的对账单据等证据，没有得到我方的确认，证明力存在缺陷，我方并没有对该组证据所体现的金额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是一一对应的，对方向我方发送的相关单据中，我方对其中某一份提出异议，一审就是简单把该部分予以扣除，认为其他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错误的。我方没有确认双方的金额，双方没有签订相应的合同，不存在不表态即肯定的约定。（三）若如对方诉称的，其在2015年就已经知道了我方有货款有未付的情况，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情况，而不是判决中所认定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的问题，一审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四）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对方的诉请。陈取豪辩称，（一）对方一审庭审已经承认了交易事实客观存在，但其认为交易主体是我方的财务人员陈某。陈某的《权利声明》中交易主体及款项所有人是我方，同时陈某和对方的微信对账记录中也明确一直有注明供货单位是广州市增城金至尊制衣厂（以下简称金至尊制衣厂）。双方总交易额接近2000多万，有大量的付款记录。（二）因对方一年来新塘一两次，微信对账是对方特别指定和认可的对账方式。对方在微信中用文字和语音分别两次表达了微信为指定的交易对账方式。（三）2015年7月11日发送《发货装箱单》《对账单》是双方认可的结算依据。1.我方证据1《微信记录》中，将《发货装箱单》《对账单》表格图片发到对方微信，其中包括了详细的物品单价、数量和欠款总额。对方仅对皮带价款提出异议，且后续还就收到货时在接受海关是否涉及仿牌审查进行沟通核实，进行了大量微信语音互动，也未提出其他任何价格异议，证明其对对账单其他金额是认可的。2.对账后，对方还催促继续发货交易，在2015年7月30日和2015年9月18日分别支付了10万共计20万货款，对方的履约行为也证明《对账单》中除了需要调整皮带价款，其他部分均构成结算依据，符合通常人的交易习惯。3.即使6/7月份发货单全部按照对方提出的最低皮带单价4元/条调整,扣除6月份款项3187元、7月份款项636元，及对账后继续支付的20万后，对方仍应支付3454834元。该账目清晰、明确，显然构成结算依据。4.我方证据8《历史电子邮件记录》，证明双方一直存在交易来往，这些电子邮件的形成时间从2013年开始，为历史性、过程性的不可伪造的履约痕迹资料，《发货装箱单》《对账单》相互匹配，与微信中记载的交易惯例一致。《发货装箱单》记载详细的单价、数量、型号，《对账单》记录欠付款金额，前后连续，符合交易惯例。5.此外，我方证据4《物流发货单》原件，与在微信中发送给对方的一致，证明在微信中得到了对方确认。（四）双方既未签订书面买卖协议，也未约定付款期限，我方的诉讼时效并未起算，对方抗辩的诉讼时效超过不成立。即便在对账单中，也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故对方抗辩的诉讼时效超过理由不成立，对方主动付款不会产生诉讼时效起算的效果，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对方付款属于对方的自动履约行为，我方的诉讼时效应从其起诉之日开始起算，时效并未超期。（五）对方在一审庭审中存在大量的虚假陈述、前后矛盾，法庭不应采纳其上诉意见。陈取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伟勇向陈取豪支付拖欠的货款3455847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张伟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至尊制衣厂系个体工商户，于2002年10月10日注册，经营者为陈取豪，并已于2018年5月2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金至尊制衣厂与张伟勇之间素有交易往来，由金至尊制衣厂向张伟勇供应服装，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庭审中，陈取豪述称金至尊制衣厂与张伟勇自2011年开始交易，至2015年7月终止交易；最初是由张伟勇到制衣厂提供服装样板并下单，之后张伟勇每年6月份左右都会回国内选服装样板或者提供板式给制衣厂，并通过电话下单；交易过程中，跟单和对账事宜都是由制衣厂的员工陈某负责，而负责洗水等则由制衣厂的其他员工负责；大部分的货物都是直接发往国外的，由张伟勇指定的物流公司到制衣厂提货，且货物的出口及报关手续都是由张伟勇负责，小部分的货物会送到张伟勇指定的工厂进行拼柜再出口；交易过程中，对账都是由陈某跟张伟勇对接的，双方没有约定固定的对账时间及付款时间，但是张伟勇采购时间集中在每年的6月至8月；交易初期双方是通过电子邮件对账的，由陈某制作对账单后发送到张伟勇的QQ邮箱，后来是通过微信对账；双方交易过程中的货款是通过张伟勇父亲张品渔的账户向陈取豪妻子杜群珍的账户支付的。诉讼中，陈取豪提交了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以及杜群珍尾号为8122的中国银行借记卡的银行流水等证据。杜群珍尾号为8122的中国银行借记卡的银行流水载明，2015年5月28日张品渔向杜群珍支付了20万元，2015年7月3日张品渔向杜群珍支付了10万元，2015年7月30日张品渔向杜群珍支付了10万元，2015年9月18日张品渔向杜群珍支付了10万元。根据陈取豪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记载，陈某于2015年7月11日17时32分问“那个发货单是发这里还是发到你邮箱那里”，张伟勇当天18时53分答“这微信。QQ没开，QQ没用了，QQ可能没用了，没有开，电脑坏了，就是发到微信上就可以了，OK了。”当晚20时许，陈某向张伟勇发送了《2015年6月26日张伟勇女装弹力牛仔长裤装箱单》《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6月26日）》《2015年7月10日张伟勇女装弹力牛仔长裤装箱单》《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7月10日）》以及《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等表格的截图；当晚21时许，张伟勇对牛仔裤附带的皮带的单价提出了异议，并答复“错的，皮带上半年，4元，一个4,5元一个5元”及“那个皮带那两把枪的，我们上半年打洞打起来才五块钱，还有一个马的是四块钱，那一条是四块五，到片的…”之后，张伟勇未对账单的其他单价或数量提出异议；2015年8月18日，张伟勇向陈某核实涉案的服装是否有仿牌（仿冒品牌）。上述《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6月26日）》载明皮带单价为4.30元的牛仔裤数量是489条，皮带单价为5.50元的牛仔裤数量是2027条；《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7月10日）》载明皮带单价为4.30元的牛仔裤数量是2119条；《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载明：截至2015年7月份实欠货款金额为3658657元，并载明2015年5月28日支付20万元以及2015年7月3日支付10万元等。庭审中，陈取豪述称，对于张伟勇在微信中对皮带的单价提出的异议，其可以全部单价按4元计算，减免张伟勇应支付的款项3823元（0.30元×489条+1.50元×2027条+0.30元×2119条=3822.90元），再扣减张伟勇于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10万元及于2015年9月18日支付的10万元，主张张伟勇仍应支付3454834元。另查，一审法院根据陈取豪方的申请，通知了证人陈某到庭，陈某述称其自2007年起就在其哥哥陈取豪的金至尊制衣厂负责财务工作，主要负责与张伟勇的跟单、发货、对账等事宜，我与张伟勇的对账开始时是在QQ邮箱对账的，后来通过微信对账，双方对账是流水账，张伟勇分批支付货款，我没有向张伟勇催过款。再查，审理过程中，陈取豪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依法做出了（2020）粤0118民初53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金至尊制衣厂与张伟勇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对于陈取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陈取豪主张是陈某与张伟勇之间的聊天记录，结合聊天记录的内容，以及陈某在微信中发送的《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载明的付款情况能与陈取豪提交的杜群珍尾号为8122的中国银行借记卡的银行流水相互对应，为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张伟勇提出涉案交易的供方是陈某的抗辩，陈某确认其是金至尊制衣厂的员工，且涉案《2015年6月26日张伟勇女装弹力牛仔长裤装箱单》《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6月26日）》《2015年7月10日张伟勇女装弹力牛仔长裤装箱单》《2015年乌克兰张伟勇牛仔裤发货账单（7月10日）》以及《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等均有载明“广州金至尊制衣厂”，为此，对于张伟勇提出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金至尊制衣厂已按约定向张伟勇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张伟勇理应向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金至尊制衣厂已注销，陈取豪作为金至尊制衣厂的经营者，其要求张伟勇支付涉案的货款合理。根据《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截至2015年7月份实欠货款金额为3658657元，张伟勇对牛仔裤附带的皮带的单价提出了异议，陈取豪主张对皮带统一按每条4元计算，减少货款3823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扣减张伟勇已支付的货款20万元，则张伟勇仍应支付的货款为3454834元。对于张伟勇提出的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涉案交易发生在2015年7月之前，但陈取豪、张伟勇双方在对账时没有约定支付期限，为此，作为债权人的陈取豪可以随时向张伟勇主张权利，要求张伟勇偿还案涉的货款。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张伟勇至今拖欠陈取豪上述货款3454834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陈取豪要求张伟勇支付货款3454834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其中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8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张伟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取豪支付货款3454834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20年1月8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陈取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446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9446元，由张伟勇负担39434元；由陈取豪负担12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张伟勇是否拖欠陈取豪货款及金额；（二）陈取豪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关于买卖双方主体问题，陈取豪主张金至尊制衣厂与张伟勇存在多年买卖交易，张伟勇从一开始直接到店下单，后通过电话下单，相关的跟单和对账工作都由员工陈某负责，上述主张有注明“金至尊制衣厂”的箱单和账单、微信聊天记录及陈某的证人证言等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现金至尊制衣厂已注销，陈取豪作为金至尊制衣厂的经营者有权向张伟勇主张权利。关于货款问题，张伟勇在收到《2015年1月份至2015年7月份客户欠款账单》后，知悉截至2015年7月份实欠货款金额为3658657元，但只对牛仔裤附带的皮带的单价和牛仔裤品牌的问题提出了异议，并继续支付了部分货款，视为张伟勇对对账结果认可，一审法院在扣减皮带异议金额及已付货款后，判决张伟勇向陈取豪支付仍拖欠的货款3454834元及相应利息，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因双方未就支付货款期限存在约定，陈取豪可以随时要求张伟勇履行义务，故张伟勇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张伟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39元，由上诉人张伟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 刚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