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3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徐飞燕，女，199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婕，安徽合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宝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西湖国际广场B座152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94024856C。 法定代表人：许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鑫，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69号印象西湖花园公建区西组团2-15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4P271G。 法定代表人：张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昕，安徽善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飞燕因与上诉人合肥宝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公司）、被上诉人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8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飞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898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依法改判支持徐飞燕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徐飞燕的工资标准为每月3500元以及已经发放的工资金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徐飞燕举证的《工作证明》或是银行流水来看，平均收入均大于法院认定的3500元的工资标准，《工作证明》上盖有赞润公司的公章，应当对赞润公司产生效力，即使未载明具体的经办人员，也符合现在市场上和公司劳动人事关系的现状。《工作证明》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入情况，若不属实，公司没有理由在该证明上盖章确认，所以该份《工作证明》应当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且该《工作证明》中也载明“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及在我公司的工资收入”可见该工资收入是真实的。其次，工资标准的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虽然举了一部分证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徐飞燕全部的工资金额，用人单位存在有部分证据未提交和避重就轻的情形，用人单位完全有可能只提供了徐飞燕已经发放的部分工资金额，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就直接采纳了蜀山区仲裁委裁决上载明的部分内容，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后，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赞润公司提供的有徐飞燕名字的几个月的工资表认为是上诉人的工资水平，明显不合理，而且该工资表与上诉人的银行流水无法对应，不应当予以采信，目前市场上很多公司均存因避税而伪造工资表的情形。2.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30日转账1000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6000元、2018年11月23日转账12000元，共计19000元，属于已经发放的工资，在欠付工资内予以扣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几笔转账的金额赞润公司陈述是补发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份的工资，并无证明予以证明，且一审判决对之前发放的部分金额较大的转账认定不是工资，却又对此几笔金额认定为工资，判断标准前后不一，认定较为随意，在用人单位无证据证明徐飞燕具体工资金额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应当对劳动者的主张予采信，才符合劳动法的立法原则。3.赞润公司、宝新公司属于关联公司，一审法院对此未有认定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徐飞燕一直在为赞润公司、宝新公司提供劳动，两公司在财产、经营场所、实际经营和人事管理中已人格混同，且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所以均有义务支付徐飞燕工资、年终奖、未休年休假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缴纳社保等。徐飞燕在一审和仲裁阶段均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如赞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宝新公司的工商内档上也有记载，宝新公司曾与赞润公司的办公地点重合，在徐飞燕与宝新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宝新公司的代理人也陈述过徐飞燕同时给两公司提供劳务，一审法院在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明的情况下直接认为两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合理。4.一审法院认定的欠付的工资只计算至2018年12月份止，无法律依据，应当计算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一审判决认定了解除劳动关系为2019年3月21日，欠付工资却只计算至2018年12月，前后矛盾。在徐飞燕已经举证证明离职时间的情况下，赞润公司若主张徐飞燕于2019年1月至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就未提供劳动，属于无任何证据，而一审法院在用人单位无任何证据证明离职时间的情况下，直接采纳了用人单位应负有举证义务而没有证据的说法，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而事实情况是徐飞燕在去合肥市人社局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后才离开赞润公司。5.一审法院认为徐飞燕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徐飞燕此项主张是不断的向赞润公司要求的，且在2019年3月21日向合肥市人社局主张时，也是按要求填写了自己的诉求，不可能像劳动仲裁申请书上完全列举，此次主张也应当算是对仲裁时效的中断，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的差额的诉讼时效应当中断，重新起算，所以有部分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的差额应当得到支持。6.因工资标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和未休年休假工资、欠付的工资金额等均计算有误，请法院依法改判。7.从《工作证明》以及宝新公司与徐飞燕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予以体现双方约定过年终奖的标准，因此两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应当支付徐飞燕年终奖。 宝新公司辩称，宝新公司与徐飞燕无劳动关系，徐飞燕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银行流水、工作证明等证据均可直接证明其与赞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的劳动法上权利、义务与宝新公司无关；徐飞燕上诉请求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丧失诚信，并且其对宝新公司的请求已经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宝新公司与赞润公司均是独立法人，其法定代表人、股东、业务范围等并不相同，无法律上的关联关系。 赞润公司辩称，1.徐飞燕的工资标准，由其亲笔书写提交的个人基本简历、亲自签名确认的工资表以及每月相对固定时间发放的与工资表记载数额一致的转账记录可以相互印证，完全证实徐飞燕的工资基数仅是基本工资2000元外加岗位津贴1500元，而实际考勤后发放到手的月均工资仅有3116元左右。另外，工资表也可以看出，赞润公司所有员工的月均工资基本都在3000元左右，与徐飞燕所称的年工资19万元相差甚远。徐飞燕所主张的年收入19万元的依据仅是一张无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工作证明》，该工作证明里的手写部分均是徐飞燕本人书写，公司对此毫不知情。且正常情况来说，工作证明应是出具给第三方所用，但徐飞燕本人却持有该证明的原件，并无法解释该证明出具的用途和对象，明显不符合常理。加上其本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日常管理印章，所以其是利用工作便利私自出具该证明完全符合逻辑。另外，除了该份证明，徐飞燕并不能计算出与该证明相吻合的工资收入记录，其虽对工资表上的本人签字表示不认可，在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后又撤回该鉴定申请，更加印证了其主张的虚假性。所以关于徐飞燕的工资金额，虽其实际收入未能达到3500元，但赞润公司认可一审法院按照3500元的标准进行认定。2.关于徐飞燕提交的转账记录，除每月相对固定时间会有与工资表对应的工资收入记录外，其余入账均是金额各异、时间不定、次数不等，同一月份不同时间的转账低至几百、高至上万，明显不符合工资发放的基本特征。关于该部分转账，赞润公司已经在仲裁和一审阶段提交公司财务凭证的原件，证实是支付给徐飞燕的报销款，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均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亦符合徐飞燕作为公司财务的工作日常。除此之外，赞润公司在2018年下半年之后，确实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营困难，公司各项开支和收入都有所减少，出现了未按时给徐飞燕支付工资的现象，但公司均在一有支付能力时就及时给徐飞燕补上，实际并无欠付其工资的情况。徐飞燕认为其所提供的转账记录均是赞润公司支付给其的工资，却又不认可徐飞燕在2018年4月18日之后的几笔转账是支付其工资的主张，明显相互矛盾。而自2018年12月，徐飞燕擅自无故离岗，赞润公司多次电话通知其返岗其均推诿不理，同时拒不交接公司财务和相关文件及印章，给赞润公司造成了巨大影响，也导致赞润公司无法以公文形式对其正式发布解除合同通知，直至其自行前往社保部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及提起本案仲裁。所以其2018年12月之后擅自离职并未给公司提供任何劳动服务，其工资主张均不能成立。3.办理社保必须提供书面劳动合同进行备案审核，所以徐飞燕和赞润公司之间客观真实的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而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主张也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法不应当被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徐飞燕与赞润公司之间无任何材料显示有年终奖的约定，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认定均客观正确。宝新公司、赞润公司均是独立经营的公司企业，并不存在关联公司的情况，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飞燕上诉请求。 徐飞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000元(16000元×4个月)；2.判决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176000元(16000元×11个月);3.判决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支付徐飞燕在工作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9425元(16000元/月÷21.75天×20天×200%)；4.判决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支付徐飞燕拖欠的工资182000元(自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3月21日止)；5.判决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支付徐飞燕拖欠的年终奖56000元(2015年5月至2019年3月，共4年)。 赞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赞润公司、徐飞燕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解除；2.判决赞润公司无需支付徐飞燕未休年休假工资3218元；3.判决赞润公司无需支付徐飞燕工资33950元；4.判决赞润公司无需支付徐飞燕经济补偿金7000元；5.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徐飞燕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合肥宝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2日，股东为许频，2020年4月2日名称变更为宝新公司。赞润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日，股东为周同。 2016年9月5日，徐飞燕向宝新公司借款7万元购车，其填写的《借款单》中的主管部门栏签字人为“徐飞燕”、备注栏为“此款于每财年从年终奖扣除，预计5年还清，具体根据每年财务制度为准！”。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宝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许频分别向徐飞燕转款3500元、3500元、2386.36元、2704.55元。 徐飞燕填写向赞润公司递交的个人基本简历记明：应聘职位财务经理，月薪要求4000元。自2017年5月15日起，赞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滢给徐飞燕转账，即2017年5月份转账6笔计61075元、2017年6月份转账3笔计8420.45元、2017年7月份转账2笔计3801.36元、2017年8月份转账1笔2776.79元、2017年9月份转账2笔计7922.03元、2017年10月份转账1笔3158.17元、2017年11月份转账2笔计16333.86元、2017年12月份转账6笔计9375.88元、2018年1月份转账1笔3183.17元、2018年2月份转账3笔计12100元、2018年3月份转账3笔计42492.86元、2018年4月份转账2笔计27337.27元、2018年5月份转账3笔计25339.97元、2018年7月份转账1笔1000元、2018年8月份转账1笔6000元、2018年11月份转账1笔12000元，仲裁查明其中包含“取现”、“报销财务差旅费”、“搬家费用”、“公司年会白酒”等报销费用。对此，徐飞燕认为转账均为支付工资。徐飞燕签字的工资表记明，2017年5月份至2018年2月份赞润公司应向徐飞燕发放工资（未扣除代缴社会保险费）分别为3420.45元、3221.36元、3420.45元、3261.36元、3480元、3440.11元、3300.91元、3460元、3980元、3070.91元，据此计算徐飞燕的月平均工资为3405.56元，但仲裁中赞润公司认可徐飞燕的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对此，2017年5月份至2017年12月份，赞润公司在代扣代缴徐飞燕应缴社会保险费后向其发放的工资数额在赞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滢给徐飞燕的上述转账中均有体现。此外，赞润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张滢给徐飞燕上述转账中的2018年4月18日转账7407.25元，系2018年1、2月拖欠工资和部分报销款；2018年5月9日转账的25139.97元，系2018年3、4月份的工资和部分报销款；2018年7月30日转账1000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6000元、2018年11月23日转账12000元，系后来补发的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除此之外，赞润公司称转账中的其它款项均不属于工资。另，赞润公司举证的无徐飞燕签字的工资表记明：徐飞燕2018年3、4、5月份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数额均为321.83元，2018年6月份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为356.62元，扣除每月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后的实发工资分别为3618.17元、3370.90元、3294.53元、2283.38元。 徐飞燕举证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的《工作证明》写明：“兹证明徐飞燕是我公司员工，在财务部门任财务经理职务。至今为止，一年以来总收入约为19万元。特此证明。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及在我公司的工资收入，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该证明中的“徐飞燕”、“财务”、“财务经理”、“19万”系徐飞燕书写（填写），其余内容为打印，落款日期处加盖有赞润公司印章，但无任何人员（经办人）签章。该证明的原件现由徐飞燕持有。对此，徐飞燕称《工作证明》是其要求赞润公司向其出具；赞润公司质证称，即使印章是真实的，但也不能代表是赞润公司的意思表示，并以此来证明其实际的工资额是年收入19万元，因为该份证明上没有主要负责人的签字，徐飞燕是财务人员，其实际掌管印章。 徐飞燕举证的查询日期为2019年3月21日的《合肥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记载：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赞润公司为徐飞燕按月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赞润公司未为徐飞燕按月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3月21日，徐飞燕以“欠缴社保费”为由，向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与赞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同时终止社保关系。对此，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徐飞燕与赞润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 2019年12月29日，申请人徐飞燕就其与被申请人宝新公司、赞润公司之间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申请仲裁，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蜀劳人仲案字(2019)13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赞润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申请人徐飞燕未休年休假工资3218元；二、被申请人赞润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申请人徐飞燕工资共计33950元；三、被申请人赞润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申请人徐飞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7000元；四、驳回申请人徐飞燕的其他仲裁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已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处理，本案予以审理。 因查明的《借款单》中的主管部门栏签字人为徐飞燕，结合宝新公司存有其法定代表人许频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向徐飞燕转款的事实，而宝新公司对转款未能举证证明系工资款之外的其它经济往来，可认定徐飞燕与宝新公司之间建立有劳动关系。依据查明的徐飞燕填写向赞润公司递交的个人基本简历内容，结合自2017年5月15日起赞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滢给徐飞燕转账及赞润公司工资表中有徐飞燕签字和赞润公司为徐飞燕缴纳社保的事实，结合工资发放通常系下月发放上月的惯例，可认定自2017年4月起徐飞燕与赞润公司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因宝新公司、赞润公司均属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且其股东不相同，而徐飞燕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赞润公司新建立的劳动关系系基于宝新公司的安排，及二公司对其存有混同用工，故应认定徐飞燕分别与宝新公司、赞润公司建立了不同时间段（时期）的劳动关系，相关的用工责任应由其各自承担。因赞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向徐飞燕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徐飞燕与赞润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可认定徐飞燕与赞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徐飞燕单方于2019年3月21日提出而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徐飞燕自离职于宝新公司至其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了一年，可认定其对宝新公司的各项请求均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应予以驳回。赞润公司虽为徐飞燕缴纳了社保，但并不能由此认定其必然与徐飞燕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故其应向徐飞燕支付自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因该双倍工资差额不是对徐飞燕付出的劳动而应付之报酬，故其不属于劳动报酬范围，其每个月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期间应自2017年5月起分别起算。因徐飞燕向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与赞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终止社保关系的理由未涉及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故应认定至其申请仲裁时，其所主张的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均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应予以驳回。因徐飞燕对赞润公司其它请求的仲裁时效均应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至其申请劳动仲裁时均在一年内，故应依法予以保护。 因徐飞燕举证的《工作证明》无相关出具人的签字，其中“19万”系其书写（填写），而截至2018年1月18日其与赞润公司之间的工作时间并未届满一年，由此可知《工作证明》中“至今为止，一年以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故对《工作证明》的证明效力不予以认定。此外，徐飞燕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赞润公司之间尚存有关于年终奖的其它约定，故应驳回徐飞燕对赞润公司关于年终奖的诉讼请求。因徐飞燕填写向赞润公司递交的个人基本简历记明其应聘财务经理职位时所要求的月薪为4000元，而其签字的工资表所记明的月工资发放数额与其接近，且在赞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滢给徐飞燕的转账中均有体现，故应据此认定徐飞燕在赞润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并对赞润公司关于转账中的工资支付抗辩予以采信。因赞润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18日、2018年5月9日转账向徐飞燕补发了2018年1、2、3、4月份的工资，依据仲裁中赞润公司认可徐飞燕的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据此可认定徐飞燕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为24500元（3500元×7），扣除已代扣代缴的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社会保险费1035.07元（321.83元+356.62元+356.62元），赞润公司应向徐飞燕发放23464.93元（24500元-1035.07元)，而赞润公司只于2018年7月30日转账1000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6000元、2018年11月23日转账12000元，计19000元，故赞润公司还应向徐飞燕补发4464.93元（23464.93元-19000元）。赞润公司辩称徐飞燕在2018年12月底就径直不来上班，对此徐飞燕未能举证证明其后向赞润公司提供了劳动，故赞润公司应按自认的月平均工资3500元标准向徐飞燕支付2018年12月份的工资，对徐飞燕主张的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的工资不予以采信。因徐飞燕自2017年4月起与赞润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可认定其自在赞润公司连续工作满1年以上时即自2018年4月起每年享有年休假5天，至其2019年3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止，其2018年应享有年休假的天数为3天（275天÷365天）×5天、2019年应享有年休假的天数为1天（80天÷365天）×5天，对此赞润公司未能举证已安排徐飞燕休年或向其发放了年休假工资，故赞润公司应向徐飞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87.36元(3500元/月÷21.75天×4天×200%)。因徐飞燕主张与与赞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为“欠缴社保费”，而赞润公司存有未为其缴纳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社会保险的事实，故赞润公司应向徐飞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000元(3500元×2个月)。另，双方当事人的其它诉抗辩理由，因于法无据，故均不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徐飞燕、赞润公司的诉讼请求，均应部分予以支持，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赞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飞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000元；2.赞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飞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87.36元；3.赞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飞燕支付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计7964.93元（4464.93元+3500元）；4.驳回徐飞燕对赞润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5.驳回徐飞燕对宝新公司的诉讼请求；6.驳回赞润公司对徐飞燕的其它诉讼请求。 二审中，赞润公司提交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报销封面、记账凭证、招商银行专业版系统批量转账汇款汇款发送结果表，证明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部分转账为“取现”“报销差旅费”“搬家费”“公司年会白酒”等报销费用,徐飞燕月工资为3500元/月。徐飞燕质证意见:对公司有相关报销票据的转账认可是报销费用，但其余无票据证明的应是公司发给徐飞燕的工资，故徐飞燕的月工资远高于3500元/月。 对原判所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徐飞燕工资标准问题。徐飞燕提供银行流水及《工作证明》主张其月工资为150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赞润公司二审中提供了部分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报销封面等证据可以证明赞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滢向徐飞燕的转账并非都是赞润公司支付给徐飞燕的工资或奖金。徐飞燕作为赞润公司财务经理，其工作内容中包括帮助赞润公司取现、采购、报销相关费用等，因此仅仅依据徐飞燕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所有赞润公司向其的转账均为徐飞燕工资收入。其次，徐飞燕为财务经理并非销售人员，工资中并无业务提成，工资发放应也较为稳定，且徐飞燕对其银行卡流水中一月数次，金额无规律的转账均为其工资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不予采纳。第三，鉴于徐飞燕为财务经理，使用公章较为便利，且其提供的工作证明无经办人签字，也不能说明该证明的用途，故对其工作证明中的年收入为19万元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因此，根据赞润公司提供的徐飞燕填写向赞润公司递交的个人基本简历、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期间有徐飞燕签字确认的赞润公司工资表，结合徐飞燕银行流水，一审认定徐飞燕月工资为3500元/月并无不当。 关于拖欠工资问题。徐飞燕于2019年3月21日向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与赞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21日解除。赞润公司虽主张徐飞燕于2018年12月底就再未到岗，但未能提供考勤等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因赞润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5月9日向徐飞燕补发了2018年1、2、3、4月份工资及报销款，据此可以认定徐飞燕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21日工资为37413.79元（3500元/月×10个月+3500元/月÷21.75天×15天工作日），扣除故赞润公司已代扣代缴的2018年5月至2018年7月社会保险费1035.07元（321.83元+356.62元+356.62元），赞润公司还应向徐飞燕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21日的工资36378.72元（37413.79元-1035.07元）。根据徐飞燕银行流水及赞润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招商银行专业版系统批量转账汇款汇款发送结果表可以证明赞润公司2018年7月30日转账的1000元、2018年8月15日转账的6000元为赞润公司向徐飞燕支付的工资，但2018年11月23日转账的12000元，因赞润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款系赞润公司支付给徐飞燕的工资，故赞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赞润公司应向徐飞燕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21日的工资29378.72元（36378.72元-1000元-6000元）。 关于赞润公司与宝新公司是否为关联公司问题。赞润公司与宝新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及法定代表人均不相同，经营场所独立，徐飞燕亦未能举证证明赞润公司与宝新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的交叉或混同，故关于徐飞燕主张赞润公司与宝新公司是关联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徐飞燕与赞润公司于2017年4月建立劳动关系，赞润公司应于2017年5月1日之前与徐飞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故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徐飞燕应在2019年5月1日前主张权利，故徐飞燕于2019年12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早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故徐飞燕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徐飞燕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及年终奖的问题，基于徐飞燕月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徐飞燕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898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五项； 二、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898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六项； 三、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徐飞燕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工资29378.72元; 四、驳回徐飞燕对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对徐飞燕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徐飞燕、合肥赞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黄平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丽 书 记 员 夏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