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国药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秀街4号（自编FA-4栋）2521房A03（仅限办公）。法定代表人：许飞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敏，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玉，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维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村委会东洲大道上岗社5号。法定代表人：徐爽琼，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爽琼，男，198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陇奎，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美，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国药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维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发公司）、徐爽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8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国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敏、杨玲玉，被上诉人徐爽琼及其与维发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陇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国药公司与维发公司于2020年3月7日签订的《平面一拖二口罩机自动生产设备销售合同》；3.改判维发公司向国药公司返还货款1039540元并支付利息（以103954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改判徐爽琼对维发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维发公司、徐爽琼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国药公司仅对案涉设备进行签收，并未对案涉设备进行验收，一审法院认定设备通过验收属事实认定错误。验收单载明验收时间为2020年4月2日，地点为广州维发工厂，实际上，案涉设备由维发公司派人运送至国药公司，签收时间为2020年4月3日，实际情况与验收单载明的时间、地点不符，且验收单是维发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虽落款处有国药公司员工签名，但不能证明已通过验收。其次，送货单与验收单是同时签名的，案涉设备由维发公司派人运至国药公司后，维发公司并未立即派人组装调试，故国药公司无法对机器质量进行验收。国药公司的签名只是核对数量的接收行为，并未对机器质量进行验收。（二）案涉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使用过程中发生了需要维修的状况，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设备发生需要维修的情况，却未认定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系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未能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加重国药公司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维发公司没有生产口罩机的资质，所生产的口罩机没有产品合格证或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属于三无产品，在使用案涉设备前，国药公司就已另外购买过口罩机，其对口罩机的基本使用操作是知悉的，并不存在维发公司所称因不懂操作而造成案涉设备损坏。维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涉设备质量问题系由国药公司操作不当造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维发公司辩称，（一）案涉设备已通过验收，国药公司已足额向维发公司支付货款，且国药公司确认截止至一审庭审结束一直在使用案涉设备。1.维发公司将案涉设备调试好后，国药公司工作人员当场对案涉设备进行验收，且在设备验收单及送货单中签名，确认案涉设备通过了验收，设备运行正常。2.案涉设备交付后，国药公司陆续向维发公司支付了货款，且已足额支付，维发公司员工向国药公司催要货款时，其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并未提及案涉设备存在质量问题。3.维发公司按国药公司指示就案涉货款向案外人广东世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了票面金额为967700元的发票，案外人已将前述发票拿到税务局进行抵扣。另，国药公司要求维发公司就剩余未开发票的货款不开具发票，将税金135660元退回国药公司，也从未提及案涉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二）案涉设备不存在质量问题。1.国药公司不是专业的口罩生产商，不具备专业的技术人员，无法正常操作设备，国药公司员工在微信中也承认该事实。2.设备出现问题是因国药公司不具备专业技术人员，人为操作不当损坏设备配件，且因其更换生产产地，自行找不熟悉设备及技术不过关的案外人调试设备，加之在设备生产过程中电压不稳定及设备放置环境不符合要求导致。维发公司的售后人员已耐心为国药公司答疑解惑，且针对国药公司自身原因导致的问题，提供了更换零配件服务。3.国药公司在不具备口罩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口罩，多次搬移设备，不排除在搬移过程中造成设备损坏。且国药公司放置设备的环境潮湿，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三）国药公司恶意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合同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双方交易的初衷，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的安全性。（四）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徐爽琼辩称，案涉交易的主体是国药公司与维发公司，国药公司起诉徐爽琼已经突破合同相对性。维发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徐爽琼个人财产，不存在财产混同。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徐爽琼是受维发公司的委托接收部分货款，在收到部分货款后，徐爽琼已将货款支付给维发公司，其无需对维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国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国药公司与维发公司于2020年3月7日签订的《平面一拖二口罩机自动生产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VF202000307001)；2.请求判令维发公司向国药公司返还货款11752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752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请求判令徐爽琼对维发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维发公司、徐爽琼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一、合同签订情况：国药公司与维发公司于2020年3月7日签订《平面一拖二口罩机生产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VF202000307001，约定国药公司向维发公司购买2条平面一拖二口罩机生产设备，单价587600元，合计1175200元（含税）。合同第三条内容为“交货，验收。一、交货地点：按乙方工厂；……三、交货方式：甲方自提，乙方可协助代办；四、验收：依双方确认的技术协议进行终验收，验收在乙方工厂完成……”。合同第四条内容为“售后服务：一、乙方提供24小时免费电话技术服务；二、乙方负责对甲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参训人员能够进行设备操作，调试，简单故障的排除，直至熟练为止；三、若设备出现故障，甲方电话通知后，乙方需在72小时内排除故障，保证设备正常生产”。合同第六条内容为“合约的解除和变更：一、当合约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约时，在双方未达成共识前，原合约有效，要求变更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对方需在接到通知30日内答复，逾期未答复则视为同意；二、若甲方中途变更产品的规格，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其交期由双方重新协商”。二、货物已交付：货物已于2020年4月3日交付。三、货款已支付：国药公司已向维发公司支付货款1175200元。（因国药公司不需要发票，维发公司向国药退付135660元，维发公司实收1039540元。）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关于设备是否已通过验收问题。维发公司主张货物在交货时已经通过国药公司验收，并提供了《口罩机设备验收单》一份，《口罩机设备验收单》包含以下内容：验收地点为维发工厂，验收日期为2020年4月2日，合同编号VF202000307001，设备名称和数量为2条平面一拖二口罩机生产设备，验收意见为“以上设备经供方安装调试完成，现经我单位进行现场验收，设备运行正常，通过验收”，验收人处有许泽林代表国药公司签名，落款日期是2020年4月3日。国药公司确认许泽林是其员工，但国药公司主张当时许泽林签名是对设备进行签收，是接受设备的行为，不是检查验收。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设备已经通过国药公司验收。维发公司已经提供了《口罩机设备验收单》，上面详细记载“以上设备经供方安装调试完成，现经我单位进行现场验收，设备运行正常，通过验收”，并有验收人国药公司员工签名，可以认定案涉设备已经通过国药公司验收。国药公司主张签名是接受货物的行为不是验收，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设备本身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国药公司主张设备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视频，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就设备维修问题多次进行沟通。维发公司主张设备本身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使用中出现故障是因为国药公司之前的技术人员离职，国药公司人员不懂操作等原因造成。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国药公司主张设备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但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需要维修的状况，不足以证明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不能证明是设备本身存在缺陷还是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国药公司主张设备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予采信。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国药公司确认有使用设备，但主张在使用过程中一直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买卖合同，且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药公司有无权利解除合同。国药公司主张案涉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国药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有权利解除合同；维发公司则主张，案涉设备已经交付并经国药公司验收，国药公司一直在使用该设备，在使用中因技术人员离职以及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需要维修的状况，不属于设备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国药公司是因为2020年6月份之后，口罩行业产能过剩，其市场份额不足才提起解除合同，属于恶意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双方在合同第六条对合同的解除条件进行了约定，国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其二，国药公司主张案涉设备本身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法院在前文已论述，国药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国药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国药公司要求维发公司退还货款并要求徐爽琼承担连带责任已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88元、保全费5000元由国药公司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国药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检测报告》，拟证明维发公司生产的口罩机电击防护装置、等电位联结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2.机器铭牌照片，拟证明送检口罩机系国药公司向维发公司购买的口罩机之一。3.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4.资质认定授权证书，5.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上述证据3-5共同拟证明受委托检测机构具有检测检验资质。6.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产品检验协议书，拟证明国药公司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案涉口罩机质量进行检测。7.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国药公司向受委托检测机构支付检验费13500元。8.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口罩机签收当天就出现质量问题。9.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设备无法持续、正常生产且生产效率低下。10.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设备实际生产效率与维发公司承诺的产量不符。11.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设备因质量问题经常搁置，无法用于生产。1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维发公司存在配件短缺的情况，截止2021年4月20日国药公司仍在沟通机器问题，机器一直未能正常工作，维发公司存在严重违约。经质证，维发公司、徐爽琼意见如下：1.对证据1-7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国药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2.国药公司委托检测机构检测属于单方委托，维发公司、徐爽琼并未参与该过程，且案涉合同并未明确国药公司在检测时使用的依据和标准。通过国药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可知总共检测了十个项目，但其中仅有两个项目显示，该两个项目仅为设备显示电机未接地及设备保护线所使用的颜色问题，并非实质缺陷。国药公司提交的检验协议中明确载明样品的状态是在用产品，同时在检测报告样品特征和状态中，也显示案涉的设备是在用产品，检测报告所拍摄的照片显示案涉设备是属于使用状态，因此可反映出案涉设备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显示也是在用状态，能够使用。案涉设备验收后至今，已经长达近1年多时间，在此一年后进行检测，无法客观反映设备的真实状态。3.对证据8-1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国药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仅提交了对自己有利的微信聊天记录。4.国药公司提出的问题并非是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维发公司已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并派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售后服务，国药公司法定代表人许飞崇在微信聊天中也确认四台设备没有质量问题。国药公司在微信中提及的设备未明确是否是维发公司提供的设备，不排除国药公司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设备向维发公司咨询问题。案涉4台设备分两次验收，其中最后两台设备的验收时间是2020年4月3日，国药公司直到2020年7月15日才反映设备产能有问题，其行为不符合常理。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案涉设备交付地点和验收的问题国药公司主张，实际履行过程中，案涉设备系由维发公司派人运送至国药公司，维发公司并未立即派人组装调试，故国药公司无法对机器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单是维发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国药公司的签名只是核对数量的接收行为，并未对机器质量进行验收。维发公司主张其依约将案涉设备调试好后，国药公司工作人员在维发公司工厂内当场对案涉设备进行验收，且在设备验收单及送货单中签名，并自行找车将设备运到了汕头市的工厂。（二）国药公司主张案涉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所提供的证据情况1.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聊天的时间从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7月16日，其中3月仅有29日一天的对话内容；4月仅有25日、28日、29日、30日共4天的对话内容；5月仅有5月5日一天的对话内容；6月则有6月17日、18日、19日、27日四天的对话内容；7月则有7月8日、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和16日的对话内容。2.在一审中提交了16个视频，一组照片，陈述案涉设备存在以下问题：口罩打片机打出的口罩片面不平齐，边缘呈现波浪线，为不合格产品；常常会导致口罩面片通过焊耳机时被其他结构卡主，增加废品率；案涉设备超声波失效，口罩超声波焊接在同一片口罩上两侧需要超声波焊接，焊接耳带时出现一边能焊接上，另一边焊接不上的情况；焊耳机在输送口罩耳带线时，剪取耳带长度不够精准导致耳带线无法焊接上口罩；焊耳机运行频繁出现故障，几乎一小时出现5次以上；打片机在生产面片时出现焊点丢失不完整情况。3.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单方委托“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2020年4月1日生产的平面一拖二口罩机自动生产设备进行检测所出具的《检测报告》（检测日期为2021年1月6日，检测样品特征和状态为：在用产品，位置在汕头市××区铜盂镇环南路南佳织造厂厂房3楼）。该报告检测的依据为：GB/T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中的检测结论为：本次委托检测共检10项，其中2项不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不合格项目为：1.电击防护（2）；2.等电位联结（4）。从所附图片显示，主要问题为电箱可轻易打开且不断电；部分电机未接地。4.二审中补充提交了5组微信聊天记录，并陈述设备签收当天就出现质量问题，无法持续、正常生产，生产效率低下。另外，国药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除了向维发公司购买4台设备之外，还向案外人购买了4台设备，均放在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进行口罩生产。7月份已经停止使用向维发公司购买的4台设备，但其他4台设备还在陆陆续续生产，只是没有以前的产量多。（三）维发公司主张其交付的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且已经履行对标的物的保修义务的相关证据情况1.维发公司主张交付的设备已经过国药公司的确认，其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公司人员周曙尧和国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飞崇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摘抄如下：2020年4月14日，周曙尧发送：许总，前面两条已经连线你们都确认过好的，后面两条在你新车间跑了昨天整个晚上，这共四条线都好了，我们的二个兄弟就先回广州了。许飞崇随后就发送：总共差你多少钱？此后分别在4月14日、4月16日、4月20日支付了设备款。2.维发公司主张对设备已经履行了质量保修的义务，其在一审中提供了微信群名为“国药维发口罩机沟通群”的群聊天记录（时间跨度从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12月），并对微信聊天拟证实的内容作出说明，部分摘抄如下：2020年4月29日，国药公司人员：“@星火燎原周总，你麻烦协调一下，机器停在那里跟废铁一样”。维发公司人员：“@许泽林，我们明天安排人过来。”2020年6月22日至24日，维发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售后服务，对国药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其提供截图显示：维发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国药公司的工作人员许泽林表示：“老大，我们22号到24号到你们公司进行四台一拖二的平面口罩售后服务：①是打片机鼻梁线机构零件的磨损修改和鼻梁线位置不对重新调整②打片机出片扭曲的调试，③耳线机耳线长短和位置的调整④四台机的重新对接连已经连线试好。气缸和超声波模头和换能器是易损件，气缸更换二个，超声波模头换二个，换能器（震子）应该是你们的焊过线焊接有问题引起震子烧掉，返厂维修。易损件的更换生产费用要你们公司负责，同时也培训了员工。以上工作帮忙确认下。”许泽林表示“确认”。此外，维发公司工作人员也向国药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文宏发送了以上内容，张文宏表示“确认”要求其“那个震子就麻烦你跟进一下”。2020年6月24日，维发公司为国药公司更换两个气缸、两件超声波模头；2020年6月29日，维发公司寄送了4个感应器用于替换；2020年7月13日寄送了焊头；7月24日寄送了焊头；7月30日寄送了配件接触器；2020年8月14日向国药公司寄送了替换的胶轮。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在微信沟通群中的相关聊天内容。另，维发公司主张对于国药公司所提出的故障问题均积极回复、查找原因和解决问题，对技术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在微信沟通群中的相关聊天内容。（四）本案的关联案件2020年2月29日，国药公司与维发公司签订一份《平面一拖二口罩机生产设备销售合同》，内容与本案合同内容一致，国药公司向维发公司采购2台同类型设备，价款为1032500元。该设备已经于2020年3月29日交付。随后双方组建了微信聊天群就合同履行相关工作在群内即时沟通。国药公司就该买卖合同纠纷与本案纠纷同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立（2020）粤0115民初8801号案进行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国药公司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即维发公司交付的案涉设备是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造成国药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就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就交付设备的履行地点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国药公司自提，在维发公司工厂内完成。维发公司2020年4月3日向国药公司交付案涉设备。国药公司在接收货物时在《口罩机设备验收单》中确认验收意见“以上设备经供方安装调试完成，现经我单位进行现场验收，设备运行正常，通过验收”，且该验收单中载明验收地点为维发工厂。由此可知，双方对于验收货物所采取的交易方式应当为国药公司在维发公司厂房内经过现场安装调试，设备运行正常后才同意接收设备并提走，故其已经履行了验收的义务，并未对设备质量提出异议，应当视作案涉设备符合合同约定的内容。至于国药公司抗辩实际履行的交付方式变更了合同约定，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于案涉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设备问题是否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国药公司是否享有法定合同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国药公司对此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待证事实成立。一方面，其在一审中陈述案涉设备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另一方面，其在二审中补交的《检测报告》所附图片显示设备的主要问题为“电箱可轻易打开且不断电；部分电机未接地”，并非为国药公司所述的上述问题，故尚未有专业的检测结论足以证实维发公司交付的设备自交付之时就存在质量问题。第二，退一步来说，即便国药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确实不时地出现故障，但故障原因不排除人为操作使用、原材料、场地环境等等多个因素导致，因此，就“原因力”方面的待证事实，国药公司的证据尚不充分。第三，维发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诸多证据内容证明其积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调试、培训、排除故障等义务，国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经过维发公司维修后设备仍无法达到其合同目的，故理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再从国药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设备问题的时间段、频次来看，与同时期防疫物资市场交易价格走势具有一定的吻合性。因此，国药公司以案涉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适用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进而其主张要求维发公司退款、支付利息以及要求维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76元，由上诉人广州国药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廖晞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