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思，女，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西安市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泽，女，201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西安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理人：陈思思，女，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西安市经济开发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甜，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付迪，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庆林，男，197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栗瑶，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刘长超，男，197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西安市，现住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上诉人陈思思、刘思泽因与被上诉人马庆林及原审第三人刘长超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4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思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支持陈思思的全部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马庆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陈思思对于涉案房产有独立的请求权，马庆林申请执行的行为严重侵害陈思思对于房产所有的所有权和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条关于受赠人的交付请求权的相关规定，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故作为受赠人的刘思泽，理应享有对于涉案房产的请求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刘思泽享有对于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和请求权，而且刘思泽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未来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但马庆林享有的是针对刘长超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该涉案房产而产生的，刘思泽所享有的请求权具有特定指向，对于涉案房产的请求权实现待上诉人成年后即可进行办理变更登记。刘长超和陈思思协议离婚，对于涉案房产有明确约定，归两人婚生女刘思泽，即上诉人所有，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主要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定的，这种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有目的的赠与，具有道德义务的性质，也属一项诺成性的约定。在刘长超和陈思思协议离婚后，向刘思泽赠与财产的前提条件已经实现，故刘思泽对于房产有合法的请求权，涉案房产是属于刘思泽的财产，待刘思泽成年后有权要求变更到其名下的。故，刘思泽对于涉案房产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在父母离婚后赠与合同生效，刘思泽对于涉案房产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请求权。二、从该案的执行本身来看，亦存在超额查封的明显事实。若不予以纠正，会对刘思泽的造成明显不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判令刘长超向马庆林偿还借款29万元及利息，且不说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查封的涉案房产是否有刘长超的份额，单查封房产也明显超过标的，远高于民事判决书中所判的金额，因此从该查封全部房产的本身的执行情况来看，就存在着超过判决金额数倍的查封，这对于涉案房产所有人的上诉人来说，已然严重侵害其的预期利益。三、原审法院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产的执行会造成陈思思及刘思泽生活困难”是于事实不符.若涉案房产被执行会造成上诉人现有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刘思泽的正常学习生活。刘思泽父母离婚后，作为父亲的刘长超并未继续在西安生活，更对刘思泽不闻不问，从未向刘思泽支付过抚养费、生活费及日常各种费用，刘思泽的衣食住行都母亲陈思思独自负责，但陈思思并无稳定的生活来源，工资水平不足以支撑刘思泽的生活需要。现更是因为父亲刘长超个人债务的原因，执行留给刘思泽居住的房产，对于刘思泽来说显然极其不公平。该涉案房产是母女俩唯一的保障性住房，若该涉案房产再被执行，肯定会对本就困难的母女的生活造成雪上加霜的影响，严重影响刘思泽的成长，不利于保护刘思泽的合法权益。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婚姻家庭的基本原则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更要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在父母离婚后，刘思泽作为未成年人与母亲生活，母亲陈思思在独自全权照顾刘思泽的前提下，依旧承担高额还贷，本着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儿童考虑，在刘长超本身就不支付抚养费以及生活费的前提下，若再因刘长超个人债务原因，对该涉案房产进行查封，对刘思泽及其独自抚养刘思泽的母亲陈思思来说明显不公平，必然会导致刘思泽的生活学习遭受严重的影响。陈思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判决内容，支持陈思思的全部诉请；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马庆林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刘长超在离婚协议书中分割房产是记载系夫妻共同所有，实际上在离婚协议中明确了涉案房产应当归婚生女刘思泽所有。同时适用法律亦错误，错误的将涉案房产全部予以查封，即使存在案外人刘长超的份额，亦应当仅查封刘长超的部分份额。首先，在陈思思与刘长超的离婚协议中可以看出，虽然双方对使用权的约定并不清晰，但是已明确了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审原告刘思泽所有，仅仅在刘长超无力偿还按揭款时，才存在卖掉房产的情况，同时在该种情况下，刘长超也仅仅享有的是债权的请求权，而并不存在物权，而在本案中，刘长超虽然未偿还按揭款，但是陈思思为保障婚生女刘思泽的生活稳定性，独自负担了按揭款，故本案中刘长超的债权请求权亦无法得到实现。因此从陈思思与刘长超的离婚协议中可以看出，虽然购买之时存在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离婚协议中已明确该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于婚生女刘思泽所有，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是夫妻共同所有存在错误。其次，原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陈思思、刘思泽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指出“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从原审判决的上述内容明显可以看出该执行异议之诉的根本点在于涉案房产在离婚协议中的分割是否清晰，对该涉案房产的查封是否可以进行整房的查封。即使陈思思与刘长超就涉案房产的产权存在纠纷，陈思思认为依据上述法律之规定，仅仅也只能查封被执行人刘长超产权清晰的房产份额，而在该房产尚未进行明确分割的情况下，查封了全部的房产份额确实存在错误。再次，从该涉案房屋的情况来看，首付款的比例非常低，房款的大部分是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进行偿还，而银行贷款的偿还是由陈思思自行负担，因此即使在现有情况下对涉案房产进行分割，刘长超分得的份额亦有限，故基于刘长超非常小的份额查封整套涉案房产，该查封的执行是存在不合理性的。综上，陈思思认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属应属于婚生女刘思泽，在刘长超偿还银行按揭款的情况下也仅仅具有债权请求权，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错误，在该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进一步查封了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是适用法律的错误。陈思思对于房产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双方对于房产的分割在离婚协议离婚补充协议中已做明确约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为对涉案房产的查封符合法律规定。二、从该案的执行本身来看，亦存在超额查封的明显事实。若不予以纠正，会对陈思思的造成明显不公。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判令刘长超向马庆林偿还借款29万元及利息，且不说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查封的涉案房产是否有刘长超的份额，单查封房产也明显超过标的，远高于民事判决书中所判的金额，因此从该查封全部房产的本身的执行情况来看，就存在着超过判决金额数倍的查封，这对于陈思思自行偿还房贷的情况来说，是显失公平的。三、原审法院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产的执行会造成陈思思及刘思泽生活困难”是于事实不符。若涉案房产被执行会造成陈思思与刘思泽现有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陈思思与刘长超2017年4月17日协议离婚后，刘长超并未继续在西安生活，且对女儿刘思泽不闻不问，从未支付过抚养费、生活费及日常各种费用，刘思泽的衣食住行都由陈思思独自负责，但陈思思并无稳定的生活来源，工资水平不足以支撑婚生女刘思泽的生活需要，由其父母负担了大部分的生活费用和房屋贷款。同时陈思思名下有且仅有一套住房即该涉案房屋，用于母女俩的生活居住，该涉案房产是唯一的保障性住房。在该涉案房屋的贷款和女儿刘思泽的生活费、学费已经成为了陈思思的生活重担的情况下，若该涉案房产再被执行，则会对本就困难的母女生活造成雪上加霜的影响。故原审法院判决中认定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的房产执行会造成陈思思及刘思泽的生活困难”实属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视陈思思与婚生女刘思泽的现实困难于不顾，违背了公平原则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规定错误，损害了陈思思的合法权益，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陈思思的全部诉请，以维护陈思思的合法权益。马庆林对两上诉人的上诉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陈思思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一、刘思泽所称的赠与合同的请求权与本案没有关系。案涉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如其所说享有请求权并不影响本案中用基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一方的财产来偿还己方债务的责任。本案中的案涉房屋的登记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晚于刘长超与陈思思的结婚时间2012年5月18日，是刘长超与陈思思的婚后共同财产。根据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执行局是基于涉案房产为二人的共同财产而查封执行，并没有侵犯陈思思的合法权益，因此济阳区人民法院对属于刘长超的部分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二、虽然刘长超与陈思思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产归刘思泽所有，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案涉房产仍属于刘长超与陈思思共同所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在执行案件发生时，案涉房产的权属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动，该房产仍属于陈思思及刘长超所共有。并且在离婚补充协议中，刘长超仅只答应放弃婚前财产，而案涉房屋是婚后财产，不属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范围。所以刘长超仍然享有案涉房产的部分所有权，法院有权执行案涉房产。从赠与的角度，离婚协议中的约定仅是进行赠与的前提,但绝不等同于正式的赠与合同。因此，该约定不足以排除案涉房产的执行。三、陈思思虽与本案刘长超有《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补充协议》，但这两份协议是二人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其他人的效力。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涉及婚姻案件处理分析民事审判实务问答》中明确指出：“根据相关法律精神，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法院的离婚判决对财产分割的处理只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但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因此，陈思思的婚生女不能仅以此约定就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排除法院对该房屋的执行。四、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不足以达到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不会造成其生活困难，原审判决认定正确。本案的执行依据是马庆林对本案刘长超享有29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即使人民法院对涉案房屋采取执行措施后，其剩余价值仍可供陈思思购买或租赁新的房屋，不存在其上诉状中所称的造成其生活困难，影响其正常生活的情形。综上，马庆林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思思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于法无据，法院应依法驳回。上述答辩意见系针对陈思思、刘思泽的意见。陈思思、刘思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8）鲁0125执719号执行裁定书以及（2020）鲁0115执异71号执行裁定书；2.解除对陈思思名下房产的查封，以免造成陈思思的损失；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马庆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8日，刘长超向马庆林借款35万元，2018年1月9日，马庆林就该笔借款将刘长超、陈思思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鲁0125民初250号民事判决，判令刘长超偿还马庆林借款29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在执行（2018）鲁0125民初250号民事判决过程中，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18）鲁0125执719号执行裁定，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刘长超之妻陈思思名下所有的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XX号X栋11005室，不动产权证号：2017143XXXX房产一套。陈思思与刘长超于2012年5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4月17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三、财产处理：双方财产分明，债务由男方负责，女方不承担责任。四、房屋：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凤城北路XXXX的房产所有权归女儿刘思泽所有，房地产权证的业主姓名陈思思，在女儿18岁后变更办理。房屋按揭费由男方承担，男方拥有使用权到女儿18岁由父女双方协商。在女儿未成年前男方无力承担按揭费，由协议人双方共同卖掉房产，所卖房产款双方均分。或女方承担按揭费男方搬出”。2020年4月30日，陈思思（作为乙方）与刘长超（作为甲方）签订离婚补充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因无力支付孩子抚养费和房屋贷款，所以甲方自愿放弃所有婚前财产，一切由乙方全全处理”。2017年12月6日，涉案房产登记至陈思思名下。陈思思认可涉案房产购买首付款从刘长超账户支出，但主张支出的款项是陈思思父母给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陈思思、刘思泽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涉案房产虽登记在陈思思个人名下，但离婚协议书中分割房产时明确记载该房产系夫妻共同所有，陈思思与刘长超均享有相应的份额。刘长超在明知对马庆林负有大额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在与陈思思协议离婚时将涉案房产所有份额，包括自己享有的相关份额，协议归女儿刘思泽所有，降低了自己的偿债能力，妨害了马庆林债权的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刘长超与陈思思的房产分割协议未经马庆林认可，陈思思与刘长超之间关于涉案房产协议的效力仅及于双方，并不产生对抗马庆林债权的效力。刘长超就涉案房产享有的份额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合法合理，陈思思以涉案债务是刘长超个人债务抗辩房产的查封，无事实依据。其次，夫妻离婚协议中将财产给予子女的约定系具有人身属性的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系夫妻双方分别向对方做出的允诺，仅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子女不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在达成有效分割协议或完成析产诉讼后，属于陈思思份额的财产应予解封；该案当事人尚未达成有效分割协议或完成析产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查封涉案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此外，即使涉案房产是刘长超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所必需的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查封涉案房产亦符合法律规定。而且，陈思思就涉案房产所享有的份额并非执行范围，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产的执行会造成陈思思及刘思泽生活困难。陈思思提交的（2018）最高法民申5671号民事裁定书所载明的案情与该案案情不同，其以此作为主张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陈思思、刘思泽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要求撤销涉案执行裁定书并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思思、刘思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思思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产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本案中，陈思思与刘长超仅是在离婚协议中将涉案房产赠与刘思泽作出了意思表示，但未将房产过户至刘思泽名下，赠与关系并未成立。离婚协议是陈思思与刘长超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而并非是刘思泽与刘长超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且该协议产生于刘长超与向马庆林借款后，刘长超在未清偿马庆林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处分涉案房产中自己所有份额，降低了偿债能力，妨害了马庆林债权的实现。故陈思思、刘思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思思、刘思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思思、刘思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继英审 判 员 赵 雯审 判 员 明 霞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万振驰书 记 员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