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11439、11440号 上诉人[（2020）粤0112民初14263号案原告、（2020）粤0112民初9996号案被告]：陈鹏，男，199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雯，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2020）粤0112民初14263号案被告、（2020）粤0112民初9996号案原告]：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王喜平，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亘周，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鹏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慧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996、14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雯，被上诉人启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亘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1.确认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启慧公司和陈鹏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启慧公司向陈鹏补发2020年3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099.17元；3.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自2019年8月16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38691.59元（5527.37元/月×7个月）；4.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7813.8元（5781.38元/月×5×2）；5.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2018年至2020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5590.9元（2541.32元＋2541.32元＋508.26元）；6.启慧公司向陈鹏返还意外险扣费2160元（40元/月×54个月）。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启慧公司负担。 上诉主要理由：一、陈鹏被用工单位退回，不应认定为是陈鹏个人离职。《员工退回审批表》上有用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确认，说明陈鹏存在被退回的事实。陈鹏被退回启慧公司后，从未接到启慧公司要求回岗上班的书面通知，启慧公司也没有为陈鹏重新安排相应的工作，这导致陈鹏的最后出勤时间为2020年3月24日。二、启慧公司主张陈鹏是主动要求用工单位退回，是主动辞职，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员工退回审批表》载明的退回理由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影响工作秩序”，该理由是否属实，是否正当，一审判决并没有审查查明。四、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启慧公司向陈鹏出具的《证明》足以证实双方曾在2017年8月续签过合同。一审判决以该证明是为了办理社保补缴才出具为由，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续签过合同，事实认定不当。启慧公司办理补缴2020年社保，并不需要这样的证明，其称办理补缴2017年至2019年的社保需要出具证明，不合常理。 启慧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陈鹏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启慧公司在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启慧公司无须向陈鹏支付经济补偿金28906.9元；2.启慧公司无须向陈鹏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的工资738.24元；3.本案诉讼费由陈鹏承担。 陈鹏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启慧公司和陈鹏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启慧公司向陈鹏补发2020年3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099.17元；3.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自2019年8月16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38691.59元（5527.37元/月×7个月）；4.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7813.8元（5781.38元/月×5×2）；5.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未缴纳广州社保的经济补偿金28906.9元（5781.38元/月×5）；6.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2018年至2020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5590.9元（2541.32元＋2541.32元＋508.26元）；7.启慧公司向陈鹏返还意外险扣费2160元（40元/月×54个月）。 一审法院查明：陈鹏于2015年8月15日入职启慧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陈鹏在本案中提交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15日；陈鹏同意被派遣至卓志电商工作，派遣期限为2015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15日；在启慧公司无法定过错的情况下，陈鹏离职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启慧公司或其所在的用工单位，陈鹏离职即使仅通知其所在的用工单位，亦将被视为向启慧公司申请离职。在职期间，陈鹏被派遣至广州市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志公司”）工作，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9日。 陈鹏主张上述劳动合同届满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至2019年8月15日，但启慧公司未向其交付该合同，故其亦无法提交该合同；启慧公司则否认双方曾续签劳动合同。陈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1日、3月9日、3月25日，陈鹏向主管董某要求拿回2017年到2019年的劳动合同，对方均表示回广州后交给陈鹏；2020年3月25日，陈鹏询问主管候询2017年到2019年的劳动合同能否找到，对方表示时间太久找不到。2020年4月27日，“启慧人力”向陈鹏发送《证明》1份，用于办理社保补缴手续，该《证明》载明：双方合同到期后进行了续签，但是由于其他原因致使双方合同遗失。启慧公司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辩称没有找到劳动合同是因为双方实际上没有续签合同，而出具前述《证明》是因为陈鹏不愿倒签劳动合同以配合公司办理社保补缴手续，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司被迫出具该《证明》。 关于劳动合同解除原因。陈鹏主张其于2020年3月9日被卓志公司退回，此后启慧公司不再给其安排工作，并多次通过微信或者口头通知将其辞退。启慧公司则主张陈鹏因个人原因要求卓志公司将其退回，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应视为陈鹏向启慧公司申请离职。 陈鹏提交的《员工退回审批表》显示，其于2020年3月9日被退回，退回理由为“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影响工作秩序”，部门主管意见为“同意”，并载有“龚述军”签名，部门经理意见为空白。启慧公司确认该表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表没有部门经理意见，也没有加盖用工单位公章，且审批表背面是废纸，不是卓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陈鹏要求自行离职。经法庭询问，陈鹏表示因卓志公司和启慧公司均不愿为其补缴社保，而启慧公司在别的用工单位有购买社保，故想换个用工单位，便让卓志公司主管龚述军将其退回。又经询问陈鹏在2020年3月9日前是否曾向启慧公司反映社保补缴问题，陈鹏表示曾口头向董某反映，对此启慧公司予以否认。 陈鹏另提交有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2月21日，陈鹏询问董某何时可以拿到劳动合同时提到“我在这做不下去了”“那如果被退回是找谁”“我想让他们把我退回”，董某询问原因时陈鹏回答“在这待久了”；2020年3月7日，陈鹏向董某提到“现在这里真的待不下去了”“他们都想让我立马走人”；2020年3月9日，陈鹏询问董某“我被退回了，你们那边怎么安排”，董某令其办理离职手续，陈鹏回复“不离职”“退回又不是离职”，后董某质疑“不想办离职可以选择再就业，安排您去，您去吗”“您之前不是想走吗？现在又说不想离职？您不是前后矛盾吗”，陈鹏回复“去，但先把这边的搞清楚”，此后与董某持续沟通拿回劳动合同的事宜；2020年3月23日，董某告知陈鹏“公司这边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办手续什么时候发3月工资”，陈鹏回复“你们现在是要跟我解除合同吗”，当天陈鹏另询问侯询“你们现在是要跟我解除合同吗”，候询回复“你没有办理离职，你就不上班了”“你现在问我”，陈鹏回复“好吧”，后候询要陈鹏回宿舍签解除合同关系，陈鹏回复“在外面，18点回去”；2020年3月24日，陈鹏表示其已到了宿舍，询问候询“现在是不是只能办理离职”、“没别的了吗”，候询回复“对”；此后，陈鹏一直与董某、候询沟通，坚持拿回劳动合同。启慧公司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一审庭审时，经询问微信聊天记录提及“现在这里真的呆不下了”“他们都想让我立马走人”作何解释，陈鹏沉思良久后表示，其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又经询问其反复要求拿回劳动合同的原因，陈鹏表示其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陈鹏提交有录音音频1份，主要内容为：陈鹏称是公司要解除劳动合同；对方表示是陈鹏太久没上班，相当于自行解除合同；陈鹏质疑其已被退回，如何上班；对方则询问谁将其退回，陈鹏称是龚某；对方又问退回原因，陈鹏令对方去问龚某；最后对方坚持要陈鹏办理离职后才能发工资。启慧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法证明音频形成时间、原始载体和对话人员身份。 双方确认在职期间启慧公司未向陈鹏购买社保。陈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启慧人力”自2020年4月2日起多次主动与陈鹏沟通社保的补缴事宜，但因双方就相关手续的配合问题发生争议，该项工作并未有效推进。一审庭审时，双方确认启慧公司已为陈鹏补缴2020年1月至3月的社保。 陈鹏主张在职期间启慧公司未经其同意每月从其工资中扣除人身意外险费用40元。启慧公司确认在职期间有为陈鹏购买商业险，并提交保险期间为2016年5月26日至2020年5月25日的4份保险单为证，其中被保险人人名清单均载有陈鹏。仲裁时，启慧公司主张商业险费用的扣除情况在每月工资条中均有显示，工资条虽未给陈鹏签收，但陈鹏需要时可向公司申请；对此，陈鹏表示其知晓且曾向负责人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未向其提供保单。 双方确认陈鹏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781.38元。此外，双方确认陈鹏在职期间未休年休假，其2019年可享年休假为5天，2019年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为4020.7元。 启慧公司提交的《工资条》显示，陈鹏每月应出勤工时不一，2020年3月份的出勤工时为45.5小时，其中正班工时为44小时，加班工时为1.5小时，综合工资为3500元，应发工资为767.54元，扣除意外险40元和1月份多发部分740元后实发金额为﹣12.46元。陈鹏仅对上述《工资条》的实发金额予以确认，但其另提交的工资条亦显示其综合工资为3500元，且每月应出勤工时不一。仲裁时，陈鹏主张其每小时工资为20元，3月的出勤工时为45.5小时，故2020年3月1日至3月9日应发工资为910元（计算方式：20元/月×45.5小时）。 2020年4月1日，陈鹏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陈鹏和启慧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启慧公司向陈鹏补发2020年3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099.17元；3.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2019年8月16日至2020年3月2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4218.96元（5527.37元/月×8个月）；4.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5273.7元（5527.37元/月×5个月×2倍）；5.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未购买社保的经济补偿金27636.85元（5527.37元/月×5个月）；6.启慧公司向陈鹏返还意外险扣费2160元（40元/月×54个月）；7.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11181.81元。2020年7月13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0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陈鹏和启慧公司在2015年8月1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月9日的工资738.24元；3.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经济补偿金28906.9元；4.启慧公司向陈鹏返还意外险扣费400元；5.启慧公司向陈鹏支付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848.6元；6.驳回陈鹏的其他仲裁请求。启慧公司、陈鹏分别于2020年7月29日、2020年8月7日收到上述裁决书，因不服仲裁裁决，均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陈鹏与启慧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全面、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 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原因。首先，根据陈鹏的自述，其实际系自行要求卓志公司将其退回。双方劳动合同约定，陈鹏离职即使仅通知其所在的用工单位，亦将被视为向启慧公司申请离职。故启慧公司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应视为陈鹏主动离职，具有一定的合同依据。其次，从陈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看，陈鹏在被退回之前，并未提前就退回事宜与启慧公司进行沟通、协商。陈鹏主张其系因社保补缴问题才要求卓志公司将其退回，但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就上述事宜向启慧公司反映。对于启慧公司而言，其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其派遣的劳动者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自行要求用工单位将其退回，确实不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启慧公司依照双方合同约定主张系陈鹏自行离职，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退一步讲，即便陈鹏认为其要求卓志公司将其退回不应视为其主动离职，但从双方2020年3月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看，其时董某质疑“不想办离职可以选择再就业，安排您去，您去吗”、“您之前不是想走吗？现在又说不想离职？您不是前后矛盾吗”后，陈鹏回复“去，但先把这边的搞清楚”，但此后并未就后续的用工安排与启慧公司协商，也未再实际出勤，至于其坚持要求拿回劳动合同后再确定用工单位的原因，其也未做出合理解释，结合本案中陈鹏诉请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情况，足以令人怀疑其时陈鹏已具有离职意愿，应视为陈鹏以实际行动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陈鹏于2020年3月9日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故启慧公司诉请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陈鹏诉请启慧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认定陈鹏于2020年3月9日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均无异议，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5年8月15日至2020年3月9日。 关于未缴纳社保的经济补偿金。陈鹏并未以启慧公司未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后启慧公司也愿意为陈鹏补缴社保，且该项请求与其要求启慧公司支付赔偿金为同一请求，一审法院已作出前述认定，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返还商业险扣费。根据陈鹏的自述，在职期间其对每月工资条中显示的扣除商业险费用的情况已知晓，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对该扣费项目有异议，应视为陈鹏同意启慧公司代其购买商业险。但鉴于启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司代陈鹏购买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商业险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启慧公司退还上述期间的商业险扣费400元（计算方式：40元/月×10个月）。陈鹏诉请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20年3月1日至3月24日的工资。根据双方提交的《工资条》，陈鹏每月应出勤工时不一，但综合工资固定为35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正常工作时间每小时工资为20元（3500元/月÷21.75天÷8小时）。结合其该月的出勤工时，陈鹏2020年3月1日至3月9日的工资为925元（计算方式：20元/小时×44小时＋20元/小时×1.5小时×1.5倍）。启慧公司主张2020年1月向陈鹏多发了工资740元，应在3月工资中抵扣，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2020年3月10日至3月24日的工资，鉴于双方已于2020年3月9日解除劳动关系，陈鹏后亦未为启慧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启慧公司应向陈鹏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工资925元，由于启慧公司当月已为陈鹏代购了商业保险并支出40元，故启慧公司还应支付885元。启慧公司诉请无须向陈鹏支付上述期间工资，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陈鹏诉请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尽管陈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启慧公司主管董某曾表示要将2017年至2019年的劳动合同交给陈鹏，但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上下文看，其时董某并不在广州，无法有效核实上述期间劳动合同的具体签订情况。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另一主管候询在陈鹏提起劳动仲裁之前亦明确表示找不到该合同。故仅凭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并无法证明双方劳动合同是否续签以及具体的签订情况。至于陈鹏提交的另一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启慧人力”曾向其发送《证明》。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上下文看，其时启慧公司向陈鹏出具该《证明》系用于办理社保补缴手续，而当时双方对配合办理社保补缴手续存在争执，故启慧公司主张其司出具该《证明》仅是为了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办理社保补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陈鹏提交了其与启慧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足见双方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后启慧公司向陈鹏交付了合同文本。按照常理分析，如果双方续签了书面劳动合同，启慧公司不存在拒绝向陈鹏交付合同文本的强烈动机。综上，陈鹏未提交其主张双方续签的劳动合同，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双方在2017年原劳动合同到期后曾经续签劳动合同，即便续签，也未显示续签的合同时间，陈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双方自2017年8月16日起未续签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自2018年8月16日起应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陈鹏诉请启慧公司支付2019年8月16日至2020年3月24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陈鹏于2020年4月1日申请仲裁，其主张的2018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已超过1年的法定仲裁时效，启慧公司对此亦提出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9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双方均确认陈鹏在职期间未休年休假，且可享受年休假为5天。故经核算，陈鹏2019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为1848.6元（计算方式：4020.7元/月÷21.75天×5天×200%）。陈鹏于2020年3月9日离职，其当年的未休年休假天数经折算不足一天，故启慧公司无须向陈鹏支付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综上，陈鹏诉请启慧公司支付2018年到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无须向陈鹏支付经济补偿金28906.9元；二、确认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与陈鹏在2015年8月1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鹏一次性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月9日工资885元；四、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鹏返还人身意外险扣费400元；五、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鹏支付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848.6元；六、驳回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陈鹏其他诉讼请求。两案一审受理费共20元，由广州市启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陈鹏各负担1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陈鹏是否属于自行离职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陈鹏提交了《员工退回审批表》拟证明其是被用工单位退回。然而，一方面该审批表没有陈鹏所在部门的经理加具意见，也没有用工单位的盖章确认；另一方面，从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陈鹏在一审庭审的陈述来看，陈鹏也并非被动的被用工单位单方退回，而是其自己要让用工单位将其退回。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并不存在陈鹏被无故退回而启慧公司又不予重新安排工作的情形。至于陈鹏提及启慧公司没有书面通知其回岗上班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自离开用工单位后，陈鹏一直在强调要先把双方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的事情搞清楚，其并未作出要求安排新派遣岗位的意思表示，因此并不能归咎于启慧公司怠于重新安排工作。综上，一审判决根据陈鹏的自述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事情经过，结合双方此前劳动合同的约定，认定应视为陈鹏以实际行动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该项争议的关键在于双方有无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陈鹏在本案没有提供双方签订了第二份书面劳动合同的直接证据，陈鹏上诉提及的启慧公司向其出具的《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的语境已充分表明，该《证明》的出具本身是为了办理社保补缴手续，并非启慧公司针对双方有无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作出的自认，一审判决认为该《证明》不足以证实双方续签了第二份书面劳动合同，证据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 综上所述，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法律适用，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鹏上诉未提出新的证据证实其事实主张，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上诉人陈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魏 巍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赵洋洋 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