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胜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耀鸿，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路，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尾市通运速递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美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鑫粤佳供应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芬芬。原审被告：谢记平。原审被告：杨开存。原审被告：赖贵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威，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胜军因与被上诉人汕尾市通运速递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运公司）及原审被告广东鑫粤佳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杨开存、赖贵建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5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胜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耀鸿、程路，被上诉人通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原审被告谢记平，原审被告赖贵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胜军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通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改判赖贵建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通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没有将朱胜军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意见准确、真实、全面地表述在一审判决中，这严重地损害了朱胜军的诉讼权利及辩论效果，也误导了贵院及其它没有全面知悉本案事实及证据的单位或个人。2.一审法院在立案时，将本案的案由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则改为“清算责任纠纷”。但是，一审判决在其“本院认为”及“适用法律”之中，并无相应的论述及说理。3.赖贵建在本案一审庭审时，陈述“鑫粤佳公司已经于2017年10月27日注销”。因此，本案依法应当追加鑫粤佳公司的全体股东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一审诉讼，以准确认定案涉事实及证据，进而厘定案涉承责主体及判决各承责主体的承责比例。4.既然鑫粤佳公司已经被注销，丧失了适格的民事主体资格，那么，一审判决判令鑫粤佳公司承责就绝对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要求通运公司在庭后补充提交相应的证据，并将安排第二次开庭。但是，一审法院之后竟直接作出了一审判决。（二）一审法院滥用自由心证及错用自由裁量权，分配举证责任不公、不当，选择性地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且不清，对案涉关键事实的认定相互矛盾，违反常情常理常识常法及判例。1.一审判决归纳了本案一审的4个争议焦点。但是，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并没有归纳这4个争议焦点，庭审中也没有围绕这4个争议焦点展开辩论，导致辩非所争。2.本案的案由发生了变化，导致判非所辩。3.一审判决没有查明：赖贵建履行了什么样的用章手续，将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鸿公司)的公章加盖于案涉《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之上；赖贵建有否将案涉《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告知泰鸿公司的全体股东，并报送给泰鸿公司的业务部门存档备查等事实。4.赖贵建依法应当承担前述的案涉关键事实的举证责任。5.赖贵建虚构事实，盗用泰鸿公司的印章，私自代表泰鸿公司对外签订案涉《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开具案涉《收据》，收取并侵占案涉款项，隐瞒严重损害泰鸿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事实及证据，欺骗泰鸿公司的“债权人”及全体股东，虚假陈述案涉关键事实，其所作所为涉嫌民事欺诈，甚至是刑事诈骗。（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通运公司辩称，（一）鑫粤佳公司并没有注销，我方在一审的时候有尝试向该公司进行债权申报，但是该公司将我方的材料退回来了，后来我方打政务服务热线，经工作人员的指导，我方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冻结了朱胜军在该公司的部分股权，所以该公司实际上是没有注销的。（二）我方在一审的时候经法院释明，同意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变更案由，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程序不合法的一个问题。因此，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谢记平述称，我方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没有提起上诉。同意朱胜军的上诉意见。我方不清楚赖贵建与通运公司签署的合同，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方。赖贵建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本案是清算责任纠纷，赖贵建并不是泰鸿物流的股东，因此它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同时案涉款项是赖贵建履行其与泰鸿公司签署的运输服务合同而支付的押金，而且案涉押金也是由泰鸿公司的财务掌控的，用以泰鸿公司的日常运营，故案涉款项的受益人是泰鸿公司。（三）本案中通运公司并没有提出上诉要求赖贵建承担本案责任，同时朱胜军也没有将赖贵建列为被上诉人，只是一审被告而已。鑫粤佳公司、杨开存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通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赖贵建共同向通运公司退还押金200000元及利息25500元（以20000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计算，从2017年6月15日开始暂计算至2020年6月14日，实际至清偿时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鸿公司于2011年4月14日设立，原企业名称为广州泰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属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谢记平。2016年6月30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新增股东朱胜军、鑫粤佳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3月22日新增股东杨开存，其中鑫粤佳公司认缴出资2550万元，持股51%；朱胜军认缴出资2100万元，持股比例42%；谢记平认缴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5%；杨开存认缴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2%。鑫粤佳公司于2016年8月3日设立，属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肖芬芬（持股比例30%）、朱胜军（持股比例20%）、赖贵建。2016年9月7日，股东赖贵建退出，新增股东朱传亮（持股比例10%）、蔡基宝（持股比例20%）和孙永力（持股比例20%）。2017年6月14日，案外人唐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赖贵建尾号为“0096”的账户转账支付200000元。2017年6月16日，通运公司（乙方）与泰鸿公司（甲方）签订《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将深圳、汕尾至全国需公路运输的货物交给乙方承运，乙方负责将货物交给甲方指定的收货人；乙方根据甲方要求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箱式货车为甲方提供深圳、汕尾至全国的货物运送服务；合同期限：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如果在服务期满日前双方未签订新的协议，则本协议自动延长6个月，但是在延长期内任何一方有权提前30日书面通知另一方随时终止本协议等。合同中还约定了价格及结算方式、双方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赖贵建作为泰鸿公司的签约代表在该合同甲方处签名并加盖泰鸿公司公章。2019年3月13日，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备案通知书，对泰鸿公司清算组成员进行备案，其中谢记平为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成员为谢记平、杨开存、朱胜军。2019年5月6日，泰鸿公司作出清算报告，记载泰鸿公司清算组于2019年3月8日通知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已于2019年3月15日在广东建设报刊登清算公告；至2019年3月8日，该公司已了结所有未完成业务，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该公司所有税款已缴清；至2019年5月6日，公司资产总额为0元，负债总额为0元。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在该清算报告中签名确认，鑫粤佳公司在该清算报告中盖章确认。同日，泰鸿公司作出“公司已经清算完毕，同意注销本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同日，泰鸿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同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泰鸿公司注销登记。现通运公司认为上述《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未实际履行，泰鸿公司在收取通运公司200000元押金未予退还且未通知通运公司的情况下，私自注销企业，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诉讼中，通运公司为证实其支付押金的真实性，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据，记载“今收到汕尾押金200000元（王夏）比亚迪项目。”该收据中加盖有“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出纳处有“范思华”的签名。朱胜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收据中所加盖的印章并非泰鸿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且范思华并非泰鸿公司的员工。赖贵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表示款项是由泰鸿公司收取的。2.王夏及唐华出具的说明，其中王夏于2020年6月12日出具的说明中确认其与通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男女朋友关系；其为通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于2017年6月14日指示唐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泰鸿公司指定的赖贵建62×××96账户的20万元押金，是其代通运公司转账支付的。唐华于2020年6月24日出具的说明中确认其与王夏系朋友关系，其于2017年6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泰鸿公司指定的赖贵建62×××96账户的20万元押金，是其代王夏转账支付的。朱胜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如果上述人员属于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赖贵建对上述证据无法确认，但确认通运公司确实向泰鸿公司支付了20万元。朱胜军为证实案涉款项并非由泰鸿公司收取，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2011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2012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显示上述年检登记表中均加盖有“广州泰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通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年检登记表为2011年及2012年，而通运公司转账时间为2017年，不排除泰鸿公司在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之后，财务专用章发生变化。赖贵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表示案涉泰鸿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也是泰鸿公司财务人员范思华所盖。赖贵建为证实案涉款项确实被用于泰鸿公司的生产经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赖贵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62×××96账户于2017年6月14日收取了“*华”（唐华）通过尾号为“1022”账户转账支付200000元，同日向肖*芬”（肖芬芬）尾号为5513账户转账支付16900元；于2017年7月11日向“肖*芬”尾号为5513账户转账支付10000元；于2017年8月11日向“赖*建”（赖贵建）尾号为4476账户转账支付5000元，向“朱*军”（朱胜军）尾号为4371账户转账支付4000元；于2017年8月19日向“赖*建”尾号为4476账户转账支付1000元；于2017年9月15日向“朱*军”尾号为4371账户转账支付8700元；于9月19日向“朱*军”尾号为4371账户转账支付2000元；于2017年10月21日向“朱*军”尾号为4371账户转账支付200元。通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该账户确实显示已经收取了唐华转账的200000元款项，且该账户多次向朱胜军转账支付款项。朱胜军确认尾号为4371的账户确实是其名下的账户，但认为收取的款项是朱胜军名下的物流公司的一些往来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2.银行日记账，显示中国工商银行62×××96账户自2017年5月9日至同年7月3日期间的收支情况。上述收支情况与赖贵建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基本一致。通运公司表示因上述证据为赖贵建自行制作，其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根据日记账显示确实收到了汕尾比亚迪押金200000元。朱胜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首先、该日记账显示范思华于2017年5月10日、5月17日、5月23日将款项从赖贵建0096卡转8172卡提现，故范思华与赖贵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次、该日记账记载2017年6月14日收到汕尾比亚迪押金，但类别为保证金收入，款项性质存在矛盾之处。一审庭审中，通运公司表示比亚迪项目是指比亚迪公司在深圳、潮汕地区的工厂运输零部件的的项目，当时由赖贵建向通运公司介绍可以将该项目从其他物流公司处取得并交给通运公司承运，但需要通运公司交纳200000元押金，故通运公司才向泰鸿公司支付了200000元押金。赖贵建对通运公司上述陈述无异议。朱胜军则表示对该项目完全不知情。朱胜军表示其从未参与泰鸿公司的经营，但表示范思华并非泰鸿公司的财务人员；其表示当时由泰鸿公司几名股东通过电话沟通注销事宜，在均同意清算的情况下，委托代办公司完成注销程序；因鑫粤佳公司为泰鸿公司的大股东，鑫粤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肖芬芬为赖贵建的配偶，故整个泰鸿公司的运作均由赖贵建、肖芬芬处理，印章亦由其掌控，但其未能就通运公司提供的收据所加盖“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提供相应的反证。赖贵建则表示其与肖芬芬确实属于夫妻关系，但其仅担任泰鸿公司的总经理；肖芬芬仅占鑫粤佳公司30%的股权，而朱胜军亦持有鑫粤佳公司20%的股权，未达到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比例；其未参与泰鸿公司的清算。通运公司主张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作为清算组的成员，应当承担虚假清算的责任，鑫粤佳公司则构成股东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若法院不能认定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责任的情况下，通运公司要求赖贵建承担责任。另通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催告泰鸿公司返还案涉200000元押金或者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通运公司、朱胜军、杨开存、赖贵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论证如下：一、通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显示，通运公司为该合同的承运方。通运公司持有的收据中虽未明确记载付款方，但载明有“汕尾”“王夏”等内容，而案外人唐华以及王夏的证明则反映王夏指示唐华为通运公司向泰鸿公司支付押金200000元，该付款事实有唐华向赖贵建转账支付200000元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运公司作为原告的主体适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约定的履行期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而通运公司支付案涉200000元款项的时间为2017年6月14日，无证据证实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或赖贵建明确向通运公司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拒返还上述200000元款项，故通运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朱胜军、赖贵建关于通运公司本案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案涉200000元是否由泰鸿公司收取的问题，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首先，通运公司、朱胜军、赖贵建均确认的《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16日，该签订时间与通运公司提供的收据的出具时间一致。而款项支付时间亦处于《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履行期间之内。其次，收据中加盖有“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虽朱胜军表示该印章并非泰鸿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其仅能提供泰鸿公司企业名称变更前所使用的“广州泰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未能提供泰鸿公司在企业名称变更后所使用的财务专用章作比对，现亦无其他证据否定收据中所加盖的“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再次，根据赖贵建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案涉中国工商银行62×××96账号在收取了唐华支付的200000元之后，曾经向鑫粤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芬芬、朱胜军转账支付过款项。虽朱胜军辩解其所收取的款项由泰鸿公司支付的款项，但其确实通过上述账户获取相应的利益。最后，赖贵建确认其担任泰鸿公司的总经理，朱胜军则主张赖贵建全面控制泰鸿公司，结合赖贵建在《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签认的事实，无论是赖贵建的陈述还是朱胜军的陈述，均显示赖贵建具备代表泰鸿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综上，通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结合在货运合同中预先收取押金的商事交易惯例，在无其他证据证实案涉收据载明的200000元是通运公司与其他商事交易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其他合同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收据中的200000元为通运公司基于履行《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而支付的押金。现《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合同期限已经届满，无证据证实通运公司、泰鸿公司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情况下，通运公司要求泰鸿公司返还200000元押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通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向泰鸿公司主张返还上述押金，故根据一般交易惯例，泰鸿公司返还押金的时间应当为合同期满（即合同期限1年以及自动延长的6个月）后，即2018年12月1日。泰鸿公司未向通运公司返还上述押金，应当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押金实际返还之日止。通运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不当，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四、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是否应当承担清算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作为清算组成员，未将泰鸿公司解散清偿事宜通知通运公司。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作为泰鸿公司的股东，在泰鸿公司收取通运公司押金200000元的情况下，未依法就《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与通运公司进行清算，即作出虚假的清算报告办理泰鸿公司注销登记，现通运公司要求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对泰鸿公司所负前述债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赖贵建并非泰鸿公司的股东，且并非案涉《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通运公司要求其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朱胜军主张系赖贵建控制泰鸿公司自行收取通运公司款项的问题，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如朱胜军认为赖贵建作为泰鸿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另行向赖贵建主张权利。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杨开存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聚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五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共同就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对通运公司所负债务[即返还押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押金实际返还之日止]向通运公司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二、驳回通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2元，由通运公司负担151元，由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共同负担4531元；财产保全费1647.5元，由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共同负担。鑫粤佳公司、谢记平、朱胜军、杨开存于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4531元、财产保全费1647.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朱胜军提交以下证据：1.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股东决议书，拟证明鑫粤佳公司是由五个股东组成的，这五个股东里面的三个是不知道鑫粤佳公司已经经过清算，而且已经注销；2.注销备案公告详情，拟证明鑫粤佳公司已经注销。经质证，通运公司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2三性不予确认。鑫粤佳公司并没有注销，我方也有今天刚查出来的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企业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开业状态。谢记平意见如下：对两份证据没有异议。赖贵建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鑫粤佳公司的股东只是说提出了清算，鑫粤佳公司并没有注销；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根据通运公司提供的最新的查询登记也显示鑫粤佳公司登记状态是在营开业状态。通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鑫粤佳公司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开业状态。经质证，朱胜军意见如下：关联性不予确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是滞后的。谢记平意见如下：没有意见，与我方无关。赖贵建意见如下：没有意见，确认三性。二审期间，朱胜军对鑫粤佳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已经注销予以举证，但通运公司对此也予以举证证明鑫粤佳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状态，因两者举证均来源于网络自查，但查询结果却完全相反，为核查清楚，本院二审庭询后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询问该公司的经营状态，该局于2021年6月8日回函该公司目前正在清算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是否应由赖贵建承担全部责任而朱胜军无需承责；（三）鑫粤佳公司应否对案涉债务承责。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朱胜军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将朱胜军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意见准确、真实、全面地表述在一审判决中，擅自将本案的案由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改为“清算责任纠纷”，以及在第一次开庭时要求通运公司在庭后补充提交相应的证据并将安排第二次开庭但却未再次开庭径行作出一审判决。经审查，朱胜军所称的上述一审法院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均与事实不符，且法官认为立案时的案由错误后，已在庭审中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并无违法之处。故朱胜军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第一，通运公司、朱胜军、赖贵建均确认的《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16日，该签订时间与通运公司提供的收据的出具时间一致。而款项支付时间亦处于《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的履行期间之内。第二，收据中加盖有“广州泰鸿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第三，根据赖贵建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案涉中国工商银行62×××96账号在收取了唐华支付的200000元之后，曾经向鑫粤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芬芬、朱胜军转账支付过款项。第四，赖贵建确认其担任泰鸿公司的总经理，朱胜军则主张赖贵建全面控制泰鸿公司，但结合赖贵建在《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签认的事实，无论是赖贵建的陈述还是朱胜军的陈述，均显示赖贵建是代表泰鸿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收据中通运公司支付的200000元押金由泰鸿公司收取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朱胜军作为泰鸿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未将泰鸿公司解散清偿事宜通知通运公司，即作出虚假的清算报告办理泰鸿公司注销登记，理应对泰鸿公司所负前述债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至于朱胜军主张系赖贵建控制泰鸿公司自行收取通运公司款项的问题，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鑫粤佳公司作为泰鸿公司的股东，在泰鸿公司收取通运公司押金200000元的情况下，未依法就《零担货物运输服务合同》与通运公司进行清算，即作出虚假的清算报告办理泰鸿公司注销登记，现通运公司要求鑫粤佳公司对泰鸿公司所负案涉债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鑫粤佳公司并未被注销，故不存在不能承责的情况。综上所述，朱胜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朱胜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沙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