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71民初8754号原告：刘永杰，男，198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442××××××××××××75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川，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家乐，男，199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2××××××××××××030。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杭，广东洋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凡智，广东洋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永杰诉被告孙家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永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川、被告孙家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杭、孙凡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永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退还合伙投资款20000元以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11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被告与原告经协商决定合伙开店经营电子烟生意。2019年5月8日至5月9日期间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等形式向被告支付20000元合伙投资款，被告在中山市×××附近设立“潮乐社（电子数码体验店）”并负责运营管理，双方约定原告投入的20000元占该店20%的合伙份额。合伙期间，被告既未向原告披露门店经营状况，也从未向原告分红。2020年7月，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清空“潮乐社”门店并停止营业，导致原告合伙盈利的目的无法实现。2020年10月26日，原告以律师函形式通知被告解除合伙，同时要求被告在5天内退还其20000元合伙款。然而截止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向原告退还合伙款20000元。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原告刘永杰对其主张的事实以及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支付宝转账截图；2.微信转账截图；3.微信聊天记录；4.门店前后现场照片；5.律师函；6.邮件底单；7.寄送情况查询结果。被告孙家乐辩称，原告请求被告退还投资款20000元以及逾期还款利息的事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合伙合同，也未口头约定过合伙合同。（1）原告与被告合作之初，双方并不认识，被告当时开了一家门店（嘉乐通信），主卖手机，辅助销售电子烟；（2）2019年4月，原告主动托被告的朋友黎杰峰介绍，找到被告，想让被告教其做电子烟的生意，当时被告的门店租约将要到期，被告也刚好要将店面搬到别处经营，于是就同意了原告的要求；（3）双方没有采用合伙经营的方式，所以没有签订合同。经双方协商，双方口头约定：“原告向被告缴纳20000元，被告需要教会原告如何经营电子烟，并且以自己的提货价提供电子烟的货源给原告，由原告自己销售电子烟，其销售电子烟的所有盈利归其个人所有，而无论门店经营到何种情况，被告收取的20000元都不用退给原告，算作被告教会原告经营电子烟，以及被告以自己的提货价将电子烟供给原告的补偿”。这种方式法律上没有明确名词规范，双方只能说是合作的关系。双方确定后，原告给被告转账了20000元。在原告转账给被告20000元后，被告开始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从被告的门店购买货物（电子烟），然后自己进行销售，所有利润属于原告自己，这种合作从2019年5月份一直持续到2019年7月份（有原告在此期间在被告处提货的转账记录为证），2019年7月底，原告告知被告，其不销售电子烟了，之后，原告就再也没有来店里提过货；二、原告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从原告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看到，原告所说的事实与现实差距甚远，具体如下：(1)原告称：“合伙期间，被告即未向原告披露门店经营状况，也从未向原告分红”。一方面，根据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完全可以证明原告在门店经营期间，持续给门店转账，用于支付自门店提取货物的货款（有原告在此期间在被告处提货的转账记录为证）；另一方面，若原、被告双方是合伙关系，原告的知情权是可以自己行使的，合伙人为了解合伙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可是，原告从门店营业开始至今，并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利，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过知情权、监督权，但是现在又向法院主张被告未告知原告门店经营状况，这明显与常理不合。这也足以证明原告在事实上的不诚信，同时也可以通过原告与门店的交易行为，进而确定被告的的陈述与事实相符。(2)原告称：“2020年7月，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清空“潮乐社”门店并停止营业，导致原告合伙盈利的目的无法实现”。在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下，很多门店基本都处于关停状态，可原告却说不知道门店的经营状况，如果原、被告双方属于合伙经营，原告在此期间对门店经营不闻不问，与常理不符。三、就算原、被告之间真的成立合伙合同，原告也应当是与被告共同承担因经营门店产生的债务，而不是单方面要求被告退回20000元合伙投资款。具体原因如下：(1)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由被告负责执行合伙事务时，原、被告双方是合伙关系，那么可以认定为该合伙企业事务由原、被告双方共同执行；(2)如果是原、被告双方共同执行该合伙企业事务。一方面，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被告未向原告披露门店经营状况的情况，更不存在被告擅自清空“潮乐社”门店并停止营业，导致原告合伙盈利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另一方面，原告的知情权是可以自己行使的。（3）如果原告与被告是合伙经营，原告自营与本合伙企业相同的业务，并且所有收益都由自己收取，被告有权要求原告退回自营期间所得的收益，并且要求原告承担就此行为对门店造成的损失。（4)从2019年疫情开始，受疫情影响和实际情况的要求，被告的门店就长期处于停止营业状态，门店的租金，以及员工的工资和日常生活都是被告通过借款来支付的。直到2020年6月，因为门店长期亏损，被告迫于无奈将门店无偿转让了出去。因此，如果原、被告双方之间真的确定了合伙关系，也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处理门店的各项事项，而不是原告毫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单方面要求被告退款；四、双方是没有签订书面的所谓的加盟协议，如果原告坚持双方的关系系合伙关系，根据民法典及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原告必须要承担原、被告双方所谓的合伙单位的债权、债务。被告孙家乐就其辩解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转账记录；2.借款证明和转账记录；3.被告支付员工工资的转账记录；4.微信聊天记录。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永杰称其与孙家乐于2019年5月协商好合伙开店经营电子烟生意，孙家乐设立“潮乐社（电子数码体验店）”并负责运营管理。刘永杰（下称刘）提供其与孙家乐（下称孙）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如下：刘永杰于2019年5月8日至9日合计向孙家乐转账支付20000元。2019年5月9日，孙称：已收入股款2万。6月8日，孙发送了名为“股东加盟协议书”称：你自己看看内容就定好是这样写的很清楚。确认无误就打出来。这个就是今天商讨出来的合同，确定好了就不再加钱了，这内容没问题就打出来了，你也看看里面的内容。上述股东加盟协议书载明：孙家乐（甲方）、刘永杰（乙方）双方合作投资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同意，以甲方注册成立的潮乐社电子数码体验店责任有限公司（下称潮乐社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乙方出资20000元，占股份总额的20％。自本协议正式生效日起15日内，乙方须将投资款20000元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甲方确认收到该款起15日内完成公司相关财务事宜；投资人按其出资股份总额的比例分享投资的利润。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乙方无权干涉潮乐社一切公司运作；乙方享有店铺电子烟货品价格最低价格入货。甲方将电子烟一切销售及技巧教于乙方。甲方承诺根据店铺经营提供乙方部分客户资源；本协议经全体共同投资人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未有刘永杰、孙家乐签名。孙家乐称双方一开始是想以合伙的关系来进行经营，后双方并未形成合伙关系。孙家乐教会刘永杰如何经营电子烟，以不赚钱的方式向刘永杰提供货源，刘永杰支付的20000是对孙家乐的一种补偿。潮乐社公司自始并未注册成立，案涉门店因经营困难，孙家乐于2020年6月将该门店另行转让予案外人，刘永杰对此不知情。2019年5月至7月期间，刘永杰向孙家乐购买货物，刘永杰称其购买货物用于自己经营，孙家乐向其出售的货物有赚取差价。在合伙期间，孙家乐既未向其披露该门店的经营状况，也未给其分红。孙家乐称其为维持该店铺运营而向他人借款7700元及支付员工工资，但现仍拖欠员工2020年1月至6月共计20400元工资（3400元/月*6个月）。为此，孙家乐提供了转账记录。其中2019年9月、12月户名“郭凤祺“或昵称为祺祺的向李嘉棋合计转账7700元；2019年8月、10月、12月孙家乐合计向李嘉棋转账9400元。孙家乐称案外人李嘉棋系其妻子，也是其经营门店的员工，门店系夫妻共同经营。双方均表示对合伙体的财产不申请进行司法审计。刘永杰于2020年10月26日委托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向孙家乐发出律师函，敦促孙家乐五日内退还投资款。因双方协商未果，刘永杰遂于2021年3月11日诉至本院主张上述实体权利。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刘永杰、孙家乐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诉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来看。刘永杰向孙家乐转账20000元，孙家乐于2019年5月9日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予2019年6月8日向刘永杰发送股东加盟协议书，同时称“确认无误就打出来，这个是今天商讨出来的合同。”说明刘永杰、孙家乐就双方共同经营电子烟事宜进行了磋商，且就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订立了协议。而从实际履行过程中来看，刘永杰收到孙家乐发送的协议书后并无提出异议，并按约定向孙家乐支付了投资款。孙家乐称向刘永杰传授销售电子烟技巧，刘永杰并享受了最低价格入货。证实双方已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虽然双方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案涉协议书系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并无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刘永杰以个人名义向孙家乐购买案涉货物的行为法律亦未禁止，且双方约定刘永杰享有店铺电子烟货品价格最低价格入货。故双方的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刘永杰、孙家乐构成合伙关系，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关于刘永杰主张孙家乐返还其投资款20000元。刘永杰已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交纳投资款义务。但孙家乐未按约定成立潮乐社公司，并将案涉店铺在刘永杰不知情的情况下另行转租他人。刘永杰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刘永杰签订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规定，刘永杰有权解除合同。刘永杰、孙家乐系个人合伙关系。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应按照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刘永杰、孙家乐并未举证证实双方在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及债权。孙家乐提供借款证明及转账记录拟证明其向亲戚朋友借款用于维持门店的经营及发放员工工资，因转账人员与张家乐具有亲属朋友关系，收款人员系张家乐的配偶。且转账及收款记录并无显示是何用途。在无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认定为合伙期间的债务。孙家乐在双方合伙期间负责合伙事务的经营运作，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合伙财产，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孙家乐继续持有刘永杰交付的20000元理据不足，应予以返还刘永杰。孙家乐未及时向刘永杰退还投资款确实给刘永杰造成了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本院从刘永杰起诉之日开始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该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家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永杰返还20000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永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债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220元，合计37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孙家乐负担，并直接向原告刘永杰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石慧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龙龙姚志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