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87867号原告：张丽敏，男，1975年5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文，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辉，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军，男，1984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原告张丽敏诉被告李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文、孔辉，被告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丽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14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4万元为基数，按同业拆借利率，自2019年12月1日起算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均系上海佐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佐理公司)的股东。2018年11月26日，佐理公司全体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做出《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规定自2018年12月1日开始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佐理公司经营权由被告全权负责，期满后被告有优先续承包权。被告承诺其他股东年终股权可分配利润总额不少50万元，被告佐理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分配此利润。如果可分配利润总额不足50万元，由被告按股权比例支付给相应股东。原告在佐理公司占有28%的股权份额。现承包期限已经到期，根据上述决议，被告应支付原告14万元(50万元×28%)。但时至今日，被告未予支付，故涉诉。庭审中，原告认为系争股东会补充决议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合同关系处理。被告李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佐理公司的股东会补充决议明确在被告承包期间，其余股东不能干涉经营。但被告承包期间，股东应翔严重干涉被告经营，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不干涉，被告应该在2019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14万元。如果法院认为被告逾期付款，被告对于利息的计算方式认可。被告认为，原、被告间不是所谓合同关系，而是针对股东会决议产生的纠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8日，佐理公司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股权转让后，原告认缴出资额56万元，出资比例占28%。该日，本案原、被告及戴剑、陈奎、孔滨五股东制订章程，载明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的职权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监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该章程还明确股东不能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参加，由被委托人依法行使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力。2018年11月26日，被告与应翔、孔滨、陈奎、戴剑签订《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载明佐理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应到会股东5人，实际到会股东5人，形成决议。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佐理公司经营权由被告全权负责，被告个人承诺佐理公司其他股东年终股权可分配利润总额不低于50万元，如可分配利润总额不足50万元，由被告个人按股权比例支付给相应的股东；被告承包经营期间，佐理公司其他股东不得干涉被告的经营；经营期间被告不得以公司名义进行融资、担保等事宜；被告接受公司的经营现状以11月30日的营运资金和库存总计金额为准；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生效后9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至三条作废；等等。应翔参加此次股东会议系受原告委托，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2019年4月11日，被告、孔滨、戴剑、陈奎签订《股东会决议》，载明在2019年3月电话通知所有股东开会，该次股东会议应到全体股东5人，实到股东(空白)人，作出如下决议，因为家乐福转户附加了10万元的费用合同，及上海临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瑞公司)没有及时将代收的货款转入佐理公司账户，导致被告承包佐理公司经营条件变化很大，经该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废除“2019年(空白)月(空白)日”签署的被告承包经营佐理公司的决议，及被告承包经营佐理公司之日开始至2019年4月22日期间签署的所有协议。庭审中，原、被告均明确被告承包经营佐理公司的决议只有一份，即2018年11月26日的《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2020年1月9日，股东孔滨就利润起诉本案被告至本院。2020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20)沪0115民初4912号民事判决，法院还查明，2018年9月29日，佐理公司(转让方)及应翔、本案原告(转让方股东，与佐理公司合称甲方)与本案被告、孔滨、戴剑、陈奎(受让方、乙方)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其投资运营的佐理公司的72%股权向乙方转让；甲方把佐理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权力机构、工商执照及章程等相关文件、材料、证件等全部变更，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享有佐理公司72%的股权及对应的股东权利；转让方本案原告转让2%、应翔转让70%，受让方本案被告、戴剑、陈奎各受让20%分别支付转让费26,667元，孔滨受让12%，转让费在9月29日前支付给甲方，原则上2018年10月30日前完成公司交割；公司变更后股权结构，甲方由本案原告占股28%，并留股权相对应的28%营运资金，乙方四位合伙人占股72%，其中被告、戴剑、陈奎各20%、孔滨占12%，并按各自股权比例出资相应的营运资金，公司法人由被告接任，甲乙双方均可以在公司继续上班，并享有与其职位相应的薪水；双方在9月30日当天出货后进行盘点交割，交割完成后，公司仓库及各渠道内所有库存及经营风险均由变更股权后的佐理公司负责；公司变更后各股东负责的工作，法人及销售负责人为被告，监事为陈奎，总经理为戴剑，财务为应翔，采购负责人为孔滨；转让的销售渠道及供应商，还包括目前合同在临瑞公司名下的家乐福、久光、高岛屋，转让后这三条渠道的经营风险和利润均归属新的佐理公司，由临瑞公司开票，该公司收到回款之后，扣除实际发生开票金额后，应收款在三天内提现金或转账给佐理公司，甲方同意将这三个渠道在乙方需要时转户给乙方；等等。应翔在“转让方股东代表”处签名，被告、孔滨、陈奎均在“受让方”处签名。同日，应翔(转让方、甲方)与被告、孔滨、陈奎、戴剑(受让方、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人员工资、办公室和仓库租金、久大盐利润等条款，并约定未参与公司管理的股东陈奎、以及本案原告(委托人应翔)享有每年最低10万元的股东分红，结算周期为自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2019年2月15日，被告、孔滨、戴剑、陈奎签订《关于佐理公司相关事宜》(以下简称“相关事宜”)，载明公司经营由被告、孔滨、戴剑、陈奎四人参与公司运营；对于前述《补充决议》中年底分红部分，被告、孔滨、戴剑、陈奎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等等。该日，该四人又签署《关于佐理贸易渠道客户转户的声明》。另查明，佐理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23日，注册资本200万元，现法定代表人李军，股东为原告、被告、陈奎、戴剑、孔滨。该判决业已生效。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委托书、股东会决议、(2020)沪0115民初4912号民事判决书、(2020)沪01民终8573号民事判决书、佐理公司章程，被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认为《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中载明的内容具有合同性质，之后的《股东会决议》原告并未签字。原告享有的能因股东会多数决议而剥夺。故原告有权继续主张自身权利。而被告则认为股东会决议非合同，且被告承包期间，股东应翔严重干涉被告经营，所以不能按原承诺支付利润。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的性质及决议中被告的承诺付款的条件是否成就。首先，《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究竟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股东在股东会上达成的股东协议？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股东会决议通常是按照多数决规则作出，而股东协议则由所有缔约股东意思表示一致作出。二、股东会决议是经由股东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公司意志，只能是对公司的事项作出处理，不能处分他人(包括股东)的自身权益，即只能在股东会职权范围内作出。而股东协议则不受此限制。三、生效的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股东、高管均有约束力，而股东协议的效力仅及于缔约股东。本案中，《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系全体股东在股东会议上形成，一致作出。从内容上看，其载明佐理公司由股东本案被告经营，被告承诺公司可分配给其他股东的利润总额不少于50万元，不足的其个人按股权比例作相应支付，超出部分依据约定比例分配，其余股东不得干涉被告经营等。其中关于公司由被告经营、其他股东不加干涉及预设的根据不同档次分配利润问题，分别属于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这两项股东会职权，对所有股东及高管等均有约定力。而其他的被告承诺个人补足则不属于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是股东间对各自权利义务的约束。因此，纵使前述内容均为全体股东以决议的形式作出的约定，但被告承诺个人补足利润这部分不能认定为股东会决议，而是股东协议。继而，原告现基于股东协议向被告主张权利，应当由合同法律加以规制。故本案的案由应当调整为合同纠纷。其次，决议中被告的承诺付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第一、承诺是否仍具拘束力。被告对此抗辩股东会已形成新的《股东会决议》，废除了被告承包经营的决议。本院注意到此决议提及之前的关于被告承包经营佐理公司的决议时间为2019年，而原、被告于庭审中已确认被告承包经营佐理公司的决议只有一份，即2018年11月26日的《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故此年份上有笔误，决议废除的应当是《佐理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新的决议对于前面补充决议中公司的经营方针及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废止亦在股东会职权范围内，股东形成多数决当然可以废止。然而对于2018年11月26日股东会上达成的股东协议即被告承诺补足利润部分的废止，并不能对原告发生效力。即对原告而言，被告的承诺仍对被告有约束力。第二、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佐理公司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间可分配利润总额不足50万元，被告应当补足。被告抗辩应翔干涉其经营，然应翔并非股东，应翔在补充决议上签名系受原告委托代表原告行使权利，故在是否干预被告经营上其并不当然代表原告，故被告的抗辩并不能推导出原告干涉其经营，故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但是，考虑到至2019年4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出起，佐理公司事实上不再由被告承包，仍让被告补足全年的利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间的利润50,630元。被告至今未付款，原告从2019年12月1日起算利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鉴于本案涉案股东协议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即处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施行期间，而本案的立案审理期间则分别处于合同法和民法典施行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截止本案审理终结，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并无另外规定，故依据该规定中2021年1月1日之前的被诉合同则仍适用行为时有效的合同法，故本案适用合同法审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丽敏50,630元；二、被告李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张丽敏以50,63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6元，减半收取计1,603元，由原告张丽敏负担1,023元，被告李军负担5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茵书记员  宗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