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6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伟坤，男，198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学,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西路68号首层。法定代表人：陈忠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白明，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伟坤、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公司）因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伍伟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学、广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白明、胡文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伟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船公司向伍伟坤支付残疾赔偿金差额237226.1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007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广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被抚养人抚养年限问题。伍伟坤2015年12月7日被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确诊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此时开始伍伟坤的抚养能力即受影响。伍伟坤母亲王三娥出生于1955年3月2日，至2015年12月7日为60岁，抚养年限为240个月，一审错误以2020年作为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起点，错误认定王三娥抚养年限为15年；伍伟坤儿子伍世涵2012年1月18日出生，至2015年12月7日为3岁11个月，至18岁还有14年1个月，抚养年限为169个月。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伍伟坤被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等级为八级，精神遭受创伤，一审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偏低，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广船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广船公司上诉请求：1.广船公司无须向伍伟坤赔偿残疾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379225.1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伍伟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伍伟坤的请求已过了一年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1.关于“伍伟坤所患职业病是一种持续状态，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这个抗辩，伍伟坤在“穗劳人仲案[2019]2425-2427号、（2019)粤0115民初3856号、（2019)粤01民终18776号”都主张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否定该抗辩理由，认定已过一年时效。一审法院混淆了“侵权行为的持续性”和“损害后果（职业病）的持续客观存在”。2.伍伟坤调离职业危害岗位的时间（停止伤害行为的时间）是2010年11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出具时间（伍伟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是2015年12月07日，伍伟坤应于2016年12月7日前提起侵权之诉，但伍伟坤直到2020年5月27日才提起诉讼，已过了一年诉讼时效。伍伟坤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的规定，且属于民法总则施行前（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首先，一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其次，《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属于指引条款。指引条款的适用，必须存在明确、具体的被指引条款。现有民事法律并不存在这样的条款。再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47号），不是规范性民事法律文件，且违反上位法法释[2003]20号第十二条的规定，不能作为指导案件审理的依据。最后，伍伟坤的职业病，已经由《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完毕。按照法理，既然伤害已经处理完毕，就等同于没有伤害,没有赔偿问题，换言之，没有诉因，就不能起诉。三、伍伟坤虽然构成工伤，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广船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伍伟坤要求不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八级）计算赔偿，这是伍伟坤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违反伍伟坤的意愿，按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八级）计算赔偿，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五、我司不应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首先，《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已取消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这项赔偿费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八条第2款，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伍伟坤没有证据证明其母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不具备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条件。最后，数额计算错误。即使我司需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八条和《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粤高法[2020]86号）附表序号四规定，其母亲属于农业户口，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应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16949元。其母亲王三娥、儿子伍世涵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61440元。六、即使我司要赔偿残疾赔偿金，按照（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2款规定，法院应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2款规定,受害人因伤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残疾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本案中，伍伟坤仍然在职，正常上班，正常收入。虽伤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且残疾等级较轻（8级），也没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因此，法院应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七、我司不应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0元。本案精神抚慰金表现为残疾赔偿金，与伍伟坤的第一项诉求重复，不应支持。伍伟坤辩称，1.本案的法律依据是《职业病防治法》第58条。该法律条款所说的依据有关民事法律，在侵权责任法实行之前指的是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的法律条款，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则指向侵权责任法。因为劳动者所患的职业性噪声聋属于一种特殊的工伤，因此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之外，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可以另外获得相关的民事赔偿。2.关于归责原则的问题。广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没有履行劳动合同法、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提供安全的劳动保护条件的义务，存在过错，因此应当对劳动者患职业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伍伟坤2017年7月24日被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八级的伤残等级，至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通过之后，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因此伍伟坤提出本案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4.伍伟坤已经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残疾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伍伟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广船公司向伍伟坤支付残疾赔偿金237226.13元[2019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20年×0.3-51481.87元（已收）]；2.判决广船公司向伍伟坤支付广船公司抚养人生活费160071.6元[母亲王本娥34424元/年×18年×0.3÷2人＝92944.8元；儿子伍世涵34424元/年×13年×0.3÷2人＝67126.8元]。3.判决广船公司向伍伟坤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4.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广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伍伟坤与广船公司（原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08年2月19日起至2024年8月11日止。2015年12月7日，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伍伟坤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6年3月10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粤人社工【2016】2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陈述伍伟坤在用人单位长期从事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认定伍伟坤为工伤。2017年7月24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劳鉴初字【2017】0100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伍伟坤的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另伍伟坤当庭撤回其于2020年7月10日提出的鉴定申请。再查明：在庭审中，伍伟坤已确认收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1481.87元，广船公司对此无异议。伍伟坤与其配偶卢伟群育有一子伍世涵（2012年1月1日出生），母亲王三娥（1955年3月2日出生，共育有二子）。一审法院认为，广船公司作为伍伟坤的用人单位，伍伟坤、广船公司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根据伍伟坤与广船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现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及认定：一、关于伍伟坤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争议。伍伟坤在与广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期间被诊断患职业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了职业病患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依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伍伟坤患有职业病，虽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其仍有权向作为用人单位的广船公司请求人身损害赔偿。据此，广船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二、关于伍伟坤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2015年12月7日，伍伟坤被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6年3月10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粤人社工【2016】2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陈述伍伟坤在用人单位长期从事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岗位，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认定伍伟坤为工伤。2017年7月24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劳鉴初字【2017】0100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伍伟坤的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伍伟坤所患职业病是一种持续状态，伍伟坤于2020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确认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争议。如前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伍伟坤有权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在本案中，广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广船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卫生制度，减少职业危害；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广船公司应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对在岗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因此，广船公司应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的对伍伟坤的劳动保护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广船公司虽在入职前对伍伟坤告知及进行职业病培训，但从制度的执行情况看，广船公司仍缺乏能充分证明其将有关制度措施落实到包括伍伟坤在内的在岗职工个人身上的证据，缺乏对个人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措施，职业健康检查制度也不够完善，即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广船公司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足以避免伍伟坤在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同时，广船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伍伟坤存在过错。据此，广船公司存在未尽法定义务的行为，该行为具有过错，与伍伟坤所患职业病并构成工伤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广船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伍伟坤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要求广船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伍伟坤已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故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四、按照伍伟坤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确定伍伟坤的损失如下：1.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37226.13元。（1）残疾赔偿金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伍伟坤主张以《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确定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的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伍伟坤为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据此，伍伟坤的残疾赔偿金为288708元（48118元/年×20年×30%），但该数额需扣减伍伟坤已收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1481.87元。故此，该残疾赔偿金差额为237226.13元（288708元-51481.87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现根据伍伟坤提供的证明、户口本等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对伍伟坤主张的被扶养人母亲王三娥（1955年3月2日出生，扶养年限为15年，共育有二子）、儿子伍世涵（2012年1月18日出生，抚养年限为150个月）。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424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经核算，该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总额为141999元（34424元/年×15年×30%÷2人+34424元/年÷12个月×150个月×30%÷2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一并计入前述残疾赔偿金中，因此，伍伟坤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79225.13元（237226.13元+141999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伍伟坤在工作过程中患上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且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伍伟坤为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确实使其遭受精神创伤和痛苦，现参考伍伟坤的伤残等级和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确定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船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伍伟坤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79225.13元。二、广船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伍伟坤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驳回伍伟坤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09元，由伍伟坤负担681.7元，由广船公司负担7327.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伍伟坤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广船公司是否应向伍伟坤承担侵权责任；三、具体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纠纷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故适用当时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伍伟坤在被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后，于2016年3月10日被认定为工伤。2017年7月24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劳鉴初字【2017】0100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伍伟坤的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但因本案情形属于工伤保险责任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竞合，伍伟坤需先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才能向用人单位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且职业病是一种持续状态，伍伟坤于2020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广船公司上诉主张本案时效认定违反生效判决（2019）粤01民终18776号案的问题，在（2019）粤01民终18776号案中，伍伟坤主张的是工伤保险待遇，伍伟坤于2018年2月8日签收《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于2018年4月4日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即此时其对领取的工伤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是清楚的，但伍伟坤直至2019年4月12日才主张权利，提出要求广船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的仲裁请求，已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而本案处理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两者适用法律依据并不相同。伍伟坤在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8776号民事判决后，于2020年5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了职业病患者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依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本案伍伟坤患有职业病，虽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其仍有权向作为用人单位的广船公司请求人身损害赔偿。伍伟坤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广船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卫生制度，减少职业危害，应履行上述法律规定对伍伟坤的劳动保护义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广船公司虽在入职前对伍伟坤告知及进行职业病培训，但从制度的执行情况看，广船公司仍缺乏能充分证明其将有关制度措施落实到包括伍伟坤在内的在岗职工个人身上的证据。即对广船公司的过错，一审法院论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对一审法院的认定予以确认。伍伟坤对自身损害并无过错，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广船公司未尽法定义务的行为，具有过错，与伍伟坤所患职业病构成工伤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广船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伍伟坤的劳动能力伤残等级为八级，现在并未领取伤残津贴，并不存在工伤待遇不能确定的情形，所以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予赔付。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伍伟坤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且广船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计算，伍伟坤的残疾赔偿金为288708元，再扣减伍伟坤已收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1481.87元，故残疾赔偿金差额为237226.13元。广船公司主张应对残疾赔偿金予以调整，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受害人因为人身损害导致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影响受害人收入减少进而导致被扶养人生活费减少，在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时，应按照受害人即扶养人的标准进行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伍伟坤一直在广船公司工作，其收入来源地和生活所在地均位于城市，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并无错误，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7月24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劳鉴初字【2017】0100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原告的劳动能力鉴定伤残等级为八级。故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从2017年7月24日开始计算，伍伟坤主张从2015年12月7日开始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伍伟坤提供的证明、户口本等证据，本院对伍伟坤主张的被扶养人母亲王三娥（1955年3月2日出生，扶养年限为18年，共育有二子）、儿子伍世涵（2012年1月18日出生，抚养年限为150个月），按照上述规定，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424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经核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总额为157489.8元（34424元/年×18年×30%÷2人+34424元/年÷12个月×150个月×30%÷2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一并计入前述残疾赔偿金中，因此，伍伟坤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94715.93元（237226.13元+157489.8元）。广船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或若需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标准计算，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被扶养人王三娥的扶养年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伍伟坤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及广船公司主张无需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伍伟坤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广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依法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伍伟坤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94715.93元;四、驳回伍伟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09元，由伍伟坤负担338元，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负担76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90元，由伍伟坤负担2064元（经本院院长批准，准予免交）、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负担76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何润楹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