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1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6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明，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太白中路3号。法定代表人：张广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奉文，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男，197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山东盈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韩某、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1民初9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1民初926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韩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并且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复印件证据审查、认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了李某的合法权益。一、一审法院未对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一）本案一审时，韩某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相应证据（均为书证），其中除《以房抵债协议书》外，全部为复印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第九十条第（五）项之规定，韩某、华运公司提供的书证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李某已当庭对全部复印件证据表示不认可，二被上诉人未经法庭准许，且不存在出示相应证据原件有困难之情形下，未提供证据原件供法庭及李某进行核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上全部复印件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对上述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仅通过二被上诉人庭审陈述认可复印件证据效力，简单进行形式审查，严重背离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二）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存在瑕疵及伪造、变造之处，庭审中李某已当庭对上述证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全部予以回避，未予查明。1、对于济宁市商业银行借款凭证，根据该证据记载，形成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经查证，济宁市商业银行已于2009年12月8日正式更名为济宁银行，相关业务凭证、回单、印鉴已进行了更换。韩某持“济宁市商业银行”为抬头的借款凭证，与当时济宁银行正在使用的“济宁银行”为抬头的业务凭证、回单存在明显的冲突，显然系伪造产生的证据。2、对于共有人同意抵（质）押承诺书及案涉争议房屋抵押权登记证书，经李某与时任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兴银沟通后核实，翟兴银并未签署相关承诺书，“翟兴银”签字系临摹、P图形成，该证据系伪造。案涉争议房屋抵押权登记证书，系华运公司为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忠信公司）2009年6月10日向济宁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济宁银行）借款200万元进行抵押而设立，设立时间为2009年6月12日，证号为济宁市房他字第0904882号。该抵押权设立并非为仁和忠信公司2010年6月22日借款所设立。3、对于《债权转让协议》，提供的协议并非完整协议，缺少第4、6页，且该协议尾部落款处仅有济宁银行贷款合同专用章，未有经办人及该行不良资产部门处置意见，不符合济宁银行对于不良资产处置、流转的程序性规定，且该协议在济宁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部门并未有相应备案和存档，不能排除该协议系盗用济宁银行公章后制作的虚假公文的可能性。两份进账单形成时间分别为2012年3月30日、2012年3月31日，备注注明“还款”、“还贷款”，应理解为韩某代仁和忠信公司进行清偿，且该二份进账单合计金额为230万元，与该协议约定的债权受让款2,256,887.93元不相匹配，同时与协议约定的于2012年3月31日一次性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方式不符，更不能说明进账单载明的款项为债权受让款。4、华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承诺书》，根据该两份文件记载，形成时间分别为2012年3月31日、2012年4月2日，均由“王建羽”签字确认。根据该两份文件的形成时间看，此时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翟兴银，该事实亦由一审法院（2017）鲁0811民初10230号、贵院（2018）鲁08民终2780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后李某与翟兴银进行核实，王建羽并未未获得翟兴银授权，亦对该行为不进行追认，其签署的上述两份文件不能发生对华运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力；《债权转让通知书》形成之时，华运公司公章仍由翟兴银掌握，公章加盖时间并非为2012年3月31日。5、对于《以房抵债协议书》，据该协议记载，本文件形成于2012年6月20日，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建羽”。如上所述，此时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翟兴银，根据华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信息看，王建羽系2012年10月26日后任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该协议书经翟兴银确认，其表示从未签署过本协议及类似处分华运公司资产的相关协议。根据以上事实，该协议书伪造痕迹明显，虽系原件，但形成时间绝非为2012年6月20日，极有可能为王建羽取得华运公司掌控权后与韩某恶意串通、倒签并加盖华运公司公章形成。6、对于编号为“最高抵字编号：090617021901”《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的合同并非完成合同，缺少第8页，且该合同存在诸多不合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程序及不合理之处：（1）本合同第二页“合同签订日期”处，“2009”书写明显不符合一般书写习惯，与本页“第二条：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项下“2009”书写方式明显不一致，显然签订日期处“2009”为涂改形成，其原有记载为“2010”的可能性更大。（2）本合同第二页“第三条：抵押物”项下抵押物评估现值一项并未填写，不符合银行进行抵押担保贷款时审查抵押物价值的一般规则。（3）本合同附件一《（房地产）抵押物清单》中，“评估价值”一栏未填写，尾部济宁银行落款处无经办人签字，不符合济宁银行签署相关协议的规则。（4）本合同及附件尾部落款处，华运公司均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并附有翟兴银签字。根据常理，加盖法定代表人章即等同于法定代表人签字，本合同同时出现法定代表人章及手写签字与常理不符。对于二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存在种种伪造、变造痕迹及诸多不合常理之处，一审法院均不予审查，未要求二被上诉人出示原件核对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草率认定上述证据效力及反映的虚假事实，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查明，仁和忠信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向济宁银行贷款200万元，华运公司以案涉争议房屋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为2009年6月17日签订的编号为“最高抵字编号：090617021901”《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于2009年6月12日办理编号为“济房他字第0904882号”他项权证，权利价值200万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仁和忠信公司尚欠济宁银行本息合计2,256,887.93元。根据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李某认为该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之处。1、韩某仅提交济宁市商业银行借款凭证，未提供对应编号为“100622043402”借款合同，无法证实编号为“最高抵字编号：090617021901”《最高额抵押合同》为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合同，且其提供的借款凭证自身存在伪造之嫌。2、华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记载签订时间为2009年6月17日，而案涉争议房屋他项权证形成时间为2009年6月12日，系先存在抵押权利证书后有抵押合同情形，与办理不动产权抵押程序相违背，亦与常理不相符合。况且经李某前往济宁市不动产权登记中心查询，本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编号为“100622043402”借款合同均无原件，未进行备案。案涉争议房屋他项权证依据2009年6月10日华运公司与济宁商业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作出，为仁和忠信公司2009年6月10日向济宁商业银行贷款2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故案涉争议房屋他项权并非为仁和忠信公司2010年6月22日贷款200万元进行抵押担保，济宁银行不因本次贷款享有对案涉争议房屋的抵押权。3、按照韩某所述，其在2012年3月31日通过与济宁银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上述200万元债权，受让价款2,256,887.93元。然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仁和忠信公司欠付济宁银行本息合计2,256,887.93元，与韩某所述事实不符，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查清。（二）一审法院再查明，韩某于2012年3月31日与济宁银行营业部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仁和忠信公司200万元贷款债权，包含利息及设定的担保债权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同年6月20日，韩某与华运公司、仁和忠信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华运公司将案涉争议房屋抵偿与韩某，用以清偿韩某受让的银行债权。依据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李某认为上述事实认定亦存在错误之处。1、上文中已提到，韩某与济宁银行于2012年3月3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在济宁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部门并未有相应的处置记录，且该协议及还款凭据本身存在明显的瑕疵和伪造痕迹。故在仁和忠信公司确有该笔200万元贷款业务发生的前提下，该笔贷款业务如何清偿、是否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进行清偿尚不可知，通过现有证据不能就此断定韩某确实受让了本笔债权。2、韩某提供的2012年6月20日签署《以房抵债协议书》，伪造痕迹更为明显。上文已提到，该协议签署时华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为翟兴银，并非为王建羽，且华运公司公章、印鉴全部掌握在翟兴银处。本案一审庭审前及庭审后，李某多次征询翟兴银意见，其表示并未签署过该协议，加盖的公章是其卸任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交出公章后形成的。该协议存在明显的瑕疵，与华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严重不符，不能依照该协议认定确实存在以房抵债、代物清偿这一事实。三、一审法院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涉争议房屋不应停止强制性程序。（一）该法条第（一）项规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本案中，韩某仅提供了与仁和忠信公司、华运公司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鉴于该协议书签订时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使用，故该协议并非为有效合同，并非为华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此种情形下，韩某并未与华运公司签订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本案事实与本项法律规定不符合。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该协议并不能直接发生案涉争议房屋物权变动的效力，仅可证明韩某与华运公司之间存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直接判令案涉争议房屋归韩某所有，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二）该法条第（三）项规定：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本案中，韩某依照与济宁银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确定债权受让价款2,256,887.93元，并以该价款作为案涉争议房屋的实际交易金额。事实上，该《债权转让协议》以及支付债权受让款是否真实，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即使按上述协议约定的金额作为购买案涉争议房屋所支付的对价看，依据华运公司与济宁银行于2009年6月10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济宁市不动产登记处进行备案）中记载，案涉争议房屋当时的评估价值为3,378,400元，韩某支付的房屋对价低于2009年案涉争议房屋评估价值的70%，属于法律规定的过分低价。考虑韩某取得案涉争议房屋时间为2012年6月20日，房屋升值价值亦高于2009年的评估价值。据此，李某认为韩某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案涉争议房屋的合理对价，也未在案涉争议房屋执行过程中补齐相应差额，不符合本条的法律规定。通过以上事实，也可以证实韩某、华运公司、仁和忠信公司三方恶意串通，恶意低价处分华运公司资产，损害善意第三人李某的合法权益。（三）该法条第（四）项规定：非因买受人自身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房屋因占用土地为划拨性质，且该房屋在测绘过程中出现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面积严重不符导致测绘机构无法完成测绘，属于非因韩某的原因无法办理案涉争议房屋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案涉争议房屋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执行局曾向济宁市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就执行房屋土地性质为划拨情况是否可以拍卖发函询问，济宁市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回函告知，在拍卖房屋竞得者办理过户登记时补缴土地出让款即可，故案涉争议房屋土地性质为划拨并不影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关于测绘问题，系华运公司庭审中陈述的单方意见，一审法院未经核实便予以采纳，程序不合法，况且案涉争议房屋产权证登记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面积均为157.13平方米，并无差别，如确有房屋实际面积与权利证书登记不一致情况，韩某也应当主动联系房屋测绘部门实际进行测量。综合以上意见，案涉争议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系韩某消极行使自身权利所致，为其自身原因产生。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且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应规定。韩某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一审中虽然韩某提交的部分证据为复印件，但是该证据已经得到华运公司的认可。同时，因该复印件证据原件济宁银行不配合提供，韩某在一审庭审中也向法庭声明，法庭可以视情况而定依职权调取或被上诉人申请调取。上诉人庭前也去济宁银行核实，结合其上诉思路，并没有否认存在借款事实和债权转让的事实，以及以房抵债情况属实。即便是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情况有待核实，鉴于华运公司已经当庭认可以房抵债的情况，那么韩某的一审诉请应当得到支持。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一、在一审中华运公司提交了济宁银行出具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华运公司在济宁银行办理贷款和抵押的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因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在2010年6月22日向济宁银行贷款200万元以及华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且抵押权证的编号为济宁市房他字第0904882号。二、2012年3月31日韩某与济宁银行营业部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通知了债权转让中贷款的借款人和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债权转让后因华运公司和债务人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不能偿还上述债务，经各方协商一致将华运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抵偿给韩某所有。上述协议签订之日，韩某对争议房屋就占有使用至今。三、因涉案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且房屋办理过户过程中发现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157.13平方米严重不符，真实的实用面积在90平方米左右，导致无法完成房屋测绘，也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其主张的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存在瑕疵是不成立的。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阜桥辖区角的房屋（证号阜000032号，建筑面积157.13㎡）享有所有权；2、停止对上述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2日，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万元，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自愿以其位于阜桥辖区角（证号章000032号）房产为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的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09年6月12日办理了济宁市房他字第0904882号他项权证。截止2012年12月31日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尚欠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本金及利息2256887.93元。依据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韩某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由韩某代为偿还该笔债务后，将该笔债业务项下的抵押物移交给韩某本人，抵押物状况如下：借款合同编号：100622043402，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最高抵字编号：第090617021901，他项权证号：济房他字第0904882号，权利价值：200万元。2012年3月31日，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甲方）与韩某（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其于2010年6月22日向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200万元及利息全部未受偿债权转让给乙方，包括上述债权设定的担保（抵押保证）权与主债权同时转让。甲方负责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主债务人及原担保人。2012年6月20日，韩某与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将其位于阜桥辖区角房屋（建筑面积157.13㎡，已办理抵押登记，济宁市房他字第0904882号）抵偿韩某受让的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对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对李某、翟兴银与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鲁民终278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10230号民事判决；二、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李某支付本金20万元及其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07年1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278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申请执行人李某遂向本院申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6年12月30日在诉讼过程中查封了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位于阜桥辖区角（证号章000032号）房产一套，并于2019年11月29日续行查封至今。本院在对案涉房产的执行过程中，韩某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提出了异议，请求：1、依法裁定异议人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阜桥辖区角的房屋享有所有权。2、依法裁定中止对该房屋的评估、拍卖等强制措施，中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查封。事实与理由为，异议人系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人、抵押权人。本院执行机构经审查于2020年7月6日作出了（2020）鲁0811执异74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韩某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甲方）与韩某（乙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韩某与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述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原告韩某（乙方）通过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支付对价款方式，已合法取得对案外人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以案涉房屋抵押担保的债权；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因不能对原告韩某履行到期债务，而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与原告韩某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来消除已有的债务，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找找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原告韩某与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就约定用抵押房产涤除所欠原告的到期债务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人民法院在2016年12月30日人对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就案涉房屋涤除的债务金额，亦即原告韩某向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房屋对价款，且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已认可自双方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之日即已经将房屋交付给了原告韩某实际占用、使用。案涉房屋因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为划拨性质，且涉案房屋在房屋测绘过程中出现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157.13平方米严重不符导致测绘机构无法完成测绘也没有办理房屋的转移变更登记；并非原告韩某自身的原因所致。原告韩某的诉求正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当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韩某对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阜桥辖区角的房屋（证号阜000032号，建筑面积157.13㎡）享有所有权；二、停止对被告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阜桥辖区角的房屋（证号阜000032号，建筑面积157.13㎡）房屋的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10085元，被告李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9年6月10日《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2009年6月12日济宁市房他自第0904882号他项权证各一份，证明：1、第0904882号他项权证书系仁和忠信公司于2009年6月10日向济宁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济宁银行）贷款200万元、被上诉人华运公司于同日以案涉房产作为抵押物进行最高额抵押，经登记备案后形成。结合上诉人通过一审法院调查令获取济宁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看，该笔贷款业务已清偿完毕，案涉房产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权利已经消灭。2、二被上诉人依据的2010年6月22日借款及相应抵押合同并没有进行备案的相关记录。证据二、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资产档案移交清单、借款凭证等材料一宗，证明：1、通过济宁银行提供的仁和忠信公司2010年6月22日向其贷款200万元的贷款合同等附件看，该笔业务已清偿，清偿方式为被上诉人韩某还款。2、回执中已说明，韩某在一审中提交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及欠款清单档案中未查询到，系韩某伪造形成。3、通过济宁银行提供的2009年6月17日形成的抵（质）押物清单以及共有人同意抵（质）押承诺书看，2009年6月17日《最高额抵押合同》实为以0904882号他项权证项下抵押权进行的出质而形成，违反了物权法、担保法中关于“抵押权利不得单独转让”的强制性规定，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属无效。4、回执中明确说明，档案中未查询到二被上诉人所持《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应债权转让通知书，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系伪造，韩某并未通过债权转让行为受让该笔债权，济宁银行并未通过以债转转让等不良资产处置形式转让该笔贷款业务。证据三、《企业变更情况》一份，证明：2012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及股东发起人进行变更，由翟兴银变更为王建羽，结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的翟兴银的书面证言，韩某提供的《以房抵债协议书》系伪造，不能证明华运公司处分案涉房产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四、《关于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执行事项的复函》及附件其对应的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一宗，证明：案涉房产所在土地性质为划拨，只需要缴纳对应的土地出让金，方可办理不动产登记转移手续，且其依据的政府文件早在2017年已公布实施，案涉房产当时已经具备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条件。一审法院对划拨土地性质为阻碍办理案涉房产不动产权登记因素的认定是错误的。韩某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借款过程韩某并未参与，不知情。通过借款合同可以看出，借款合同中该笔借款与本案无关，最高额抵押合同能够体现借款期限为2009.6.10-2011.6.10日，并且第一条定义中明确释明最高额抵押就是指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连续发生多笔债务，确定一个最高额度。所以2009年和2010年发生两次借款且先后被清偿也符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与本案实际情况并不冲突。又因是同一借款人，2009年的借款存在抵押登记，到期还清2010年的借款继续续用2009年的抵押物担保也符合传统的借贷模式。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关于济宁银行对法院的调查令回执中明确记载，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等材料未查询到并不代表没有，济宁银行并未否认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并且资产档案移交清单中第八项进账单也明确证明是韩某代为偿还了2010年6月22日的200万元贷款本息。结合最高额抵押合同，也能证明2010年6月22日贷款存在的合理性。资产档案移交清单第6项中抵（质）押物收入清单明确记载起止日期为2010.6.22-2011.6.10日，而抵押物房产权证号就是市房他字第××号，也就是上诉人陈述的2009年的他项房权证2用于2010年的借款。资产移交清单第二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三页贷款担保也明确记载，用2009年的他项权证作为2010年的借款担保。所以，韩某一审请求属实。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仅是华运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和管理问题，在一、二审中华运公司已经对债权转让中的所有签字盖章予以追认认可，即便是存在签字人权利瑕疵，也不妨碍其效力。对于证据四，因是复印件，没有相关部门的盖章，内容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即便属实仅能够证明土地性质为划拨的应交纳土地出让金，交纳土地出让金仅仅是申请不动产登记的条件之一，并不代表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必然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所以被上诉人华运公司向法庭陈述的房屋测绘过程中出现的房屋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面积不符而导致房屋无法办理变更登记，也与实际的过户障碍相符合。华运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一与一审中韩某和华运公司提交的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向济宁银行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书是一致的，上述合同中的贷款清偿完毕并不代表涉案的抵押权利已经消灭。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根据济宁银行提供的资产档案移交清单中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以及共有人同意抵押承诺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第一页就明确载明了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与上诉人在证据一中主张的第二点证明目的明显矛盾。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与济宁银行营业部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上诉人主张是2009年6月10日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以及共有人同意抵押承诺书与一审中华运公司提交的证据是一致的。保证合同中显示上述贷款的担保人是李昌中、李昌信、邹继娜、臧美丽等人，与一审中韩某提交的证据四债权转让通知也能互相印证，上述债务的担保人和合同的相对人对于债权转让是知情的。从该组证据的两张进账单中同时印证是韩某偿还了仁和公司的贷款。对于济宁银行出具的调查令回执，虽然记载有部分本案资料未查询到，但并不能证明济宁银行否认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资料有无仅是济宁银行内部档案管理问题。涉案债权转让时间为2012年，距今已经九年之久，该组证据中资产档案移交清单仅为仁和公司办理借款的相关凭证，并未显示本案债权转让的相关资料。因此，该组证据并不能否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翟兴银的证明是明显与事实不符，并且以房抵债协议书的签订也不是翟兴银负责。就华运公司的变更情况来讲，翟兴银仅为公司的发起人和首次法定代表人，并且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也有多起诉讼案件，但凭其个人证言无法证明上诉人观点。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9年12月11日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回复函是用于案件在执行程序中使用，仅是论述了关于划拨土地交纳土地出让金后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不能完成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具体情况。本案的争议房屋因历史原因和政府政策影响以及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书记载面积不符，不能完成测绘，且华运公司名下的该房屋原先是属于清华园商场，属于国有资产，本案房屋不能过户是政策及权属争议受到影响，与二被上诉人无关。法庭可以去实际核实该房屋具体情况。在二审中，依据上诉人李某的申请，本院作出（2021）鲁08民终1772号-1调查令，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调查令的调查事项，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2009年6月17日，济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济商行|支行最高抵字第0906170219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就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2009年6月17日至2014年6月期间的债务最高额度2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合同附件为抵押物清单壹张。2009年6月17日（房地产）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人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抵押权人济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物名称房屋所有权证，住所地济宁市太白××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一层，建筑面积157.13㎡。2009年6月12日，济宁市房产管理局颁发济宁市房他字第0904882号他项权利证书，该证书上载明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阜000032号，房屋坐落阜桥辖区角，建筑面积157.13平方米，权利价值200万元，设定日期2009年6月10日，约定期限24个月。2010年6月22日，抵押物收入清单载明，借款人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出资人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100622043402，抵质押物名称房产权证编号是房他字第××号，起止日期2010年6月22日至2011年6月10日，本次担保价值210万，总入库价值200万。2010年6月22日，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与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签订支行贷字第10062204340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向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6月22日至2011年6月10日。2010年6月22日，济宁市商业银行向济宁市人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的发放借款20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1年6月10日，存款账号01×××95。2012年3月30日、3月31日，韩某分别向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账号01×××95转账200万元、30万元，备注为还款、还贷款。至此，该笔借款清偿完毕。韩某、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韩某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于二审中查明的借款、抵押及借款的清偿事实，本院予以认定。2012年3月31日，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与韩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收款人：不良贷款清收代转户账号：01×××95，开户行：济宁银行。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账号01×××95系济宁市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在济宁银行的存款户，同时在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与韩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该帐户为济宁银行的不良贷款清收代转户，结合以上事实，足以认定韩某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支付对价款方式，取得对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以案涉房屋抵押担保的债权。上诉人李某以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调查令回执中载明，档案中未查询到涉案的《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应债权转让通知书，主张《债权转让协议》系伪造，济宁银行并未通过以债权转转让等不良资产处置形式转让该笔贷款业务，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因济宁仁和忠信经贸有限公司、济宁市华运贸易有限公司不能履行到期债务，与韩某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来消除已有的债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在本案中，涉案房屋已交付给韩某实际占用、使用。涉案房屋因占用的土地为划拨性质，且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他项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157.13平方米严重不符，导致测绘机构无法完成测绘，没有办理房屋的转移变更登记，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并非韩某自身的原因所致。韩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5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阿梅审 判 员 王衍琴审 判 员 张 婕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鹏书 记 员 翟梦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