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江，男，196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鹏，山东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国章，男，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成，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乳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京科，山东闻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曲建波，男，195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守东，山东正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江因与被上诉人于国章、胡成及原审第三人曲建波申请撤销调解确认决定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1）鲁1003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春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于国章与曲建波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曲建波也明确表示不欠于国章900万元。因李春江与曲建波系多年合作伙伴，主观认为曲建波不会欺骗李春江，遂根据曲建波的要求将自有在胡成处的87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25%转让给了于国章，同样杨红将其在胡成处的870万元中的75%转让给了于国章，并经过公证。后李春江得知曲建波并不欠付于国章款项，而是利用伪造的《协议书》欺骗了李春江及杨红，曲建波、于国章的行为构成欺诈，损害了李春江的合法权益，李春江的转让行为应无效，而一审法院未审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即径行判决驳回李春江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2.李春江虽在公证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自愿将股权转让款转让给于国章，但该转让系受曲建波、于国章欺骗所做，应为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李春江至2020年10月才知晓欺骗事实，至本案起诉仅四个月，未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除斥期间有误；4.一审判决认定李春江未提交证据证实曲建波与于国章之间并不存在欠款事实有误。曲建波明确表示不欠付于国章款项，《协议书》是曲建波、于国章伪造，于国章对其主张的欠款事实应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货物提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未要求于国章提交上述证据属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于国章辩称，1.（2018）鲁1003民初4525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4525号民事调解书”）系于国章与胡成之间达成的协议，李春江非案件当事人，其无权要求撤销上述调解书；2.李春江与胡成纠纷仲裁过程中向威海仲裁委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李春江在该《情况说明》中自述其自愿将对胡成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于国章，且该部分转让款已由曲建波以其他业务结清。据此可以证实李春江对曲建波、于国章及胡成之间的债权转让知晓并同意，于国章与曲建波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4525号民事调解书并未损害李春江的合法权益。李春江主张于国章与曲建波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恶意串通，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李春江称于国章在西安出资64万元注册现远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属实，其提交的工商注册签字非于国章本人所签。胡成辩称，1.曲建波与于国章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胡成亦收到曲建波与于国章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胡成与于国章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纠纷经威海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又经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生效的法律文书，胡成已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付款义务。在胡成与于国章仲裁及诉讼期间，李春江与曲建波、杨红均在公证处作出《情况说明》，确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李春江是否受曲建波欺骗而转让债权非本案审查范围，即使曲建波存在欺诈行为，李春江亦应向曲建波主张相应损害赔偿，无权要求撤销胡成与于国章之间的调解协议；2.于国章与曲建波之间的债务是否系虚构与胡成无关，胡成已按照4525号民事调解书履行付款义务。胡成与于国章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履行、如何履行与李春江无关；3.本案系撤销权纠纷，适用除斥期间。而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断或中止。曲建波未予述辩。李春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撤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4525号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曲建波与于国章早年在文登第二橡胶厂工作时系上下级关系。曲建波与杨红原系夫妻关系，与李春江在生意上系上下级关系。2006年5月24日，曲建波与妻子杨红、迟乾元共同出资成立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公司股东杨红认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50%，股东曲建波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5%，股东迟乾元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5%。2009年8月3日，曲建波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李春江，迟乾元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钟玉江，公司由曲建波实际控制。2010年4月18日，李春江与胡成、曲建波代妻子杨红分别与胡成签订《股东转让协议》，约定李春江将其持有的25%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胡成。杨红将其持有的50%股权作价400万元转让给胡成。胡成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一次性支付李春江200万元、杨红400万元。李春江、杨红依法将股权转让给胡成后，李春江、杨红在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由胡成享有和承担。同日，曲建波代理杨红、李春江与胡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杨红持有的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400万元、李春江持有的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200万元，共计600万元作价870万元转让给胡成……。合同订立三日内双方交接完毕。双方在合同订立及股权转移成功后，胡成付现款50万元，2010年12月底付100万元，2011年6月底付175万元，2011年12月底付175万元，余款370万元2013年5月底前付清。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自主经营，杨红、李春江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如胡成不能按时付款，杨红、李春江有权拍卖胡成同等价值的房屋，胡成承担杨红、李春江转让款2倍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胡成作为变更后的新股东，持股比例75%，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6月25日，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更名为乳山市新城置业有限公司。2012年9月6日，曲建波与于国章签订《协议书》，内容为：曲建波因资金周转困难，欠于国章债务900万元未还，同时胡成欠曲建波870万元未还（包括杨红400万元、李春江200万元）。现双方就债权转让及债务清偿达成如下协议：一、曲建波同意将对胡成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于国章，并负责就债权转让行为通知胡成。二、曲建波确保所转让的债权是真实的、合法的。若胡成对曲建波所转让的债权持有异议拒绝偿还，于国章有权解除本协议，不受让债权并要求曲建波继续偿还所欠债务。三、若曲建波从胡成处实现债权不超过55万元，于国章同意不再向曲建波追偿债务，并自行负担实现受让债权的费用，双方债权债务清结；否则于国章有权要求曲建波继续偿还扣除于国章实现受让债权后的剩余债务。四、本协议生效后，曲建波将转让债权的相关权利文件原件交付于国章。五、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威海仲裁委员会按仲裁规则进行处理。协议签订后，曲建波将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了胡成，曲建波、于国章、胡成三方对债权转让的事实及数额进行了确认。至2013年4月30日，胡成仅支付曲建波本息53万元。2013年5月31日，于国章与胡成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于国章将胡成所欠债务减免至650万元，胡成应于2013年底还款330万元，在2014年前还清余款，每月均付30万元；如果未按时履行，则为违约，双方仍按《股权转让协议》欠款数额及罚息条款执行。《还款协议》签订后，胡成未依约付款，共计偿还本息528万元。于国章遂按还款协议原转让价款870万元及计息条款计算，扣除胡成已偿还本息581万元，至2015年8月，胡成按还款协议违约条款计算尚欠6311013.35元。于国章为此向威海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威海市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作出（2015）威仲字第3078号裁决书，驳回于国章的仲裁请求。2016年3月14日，李春江向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公证处申请，对其在给威海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上签名、按指印及邮寄行为进行保全证据。文登公证处将公证过程进行了现场录像、拍照，并作出了（2016）威文登证民字第741号公证书。《情况说明》内容为：“威海仲裁委员会：我叫李春江，身份证号码为3702251966××××××××,因于国章在贵委对胡成申请债务纠纷一案，特将我了解的本案情况说明如下：威海市银展进出口有限公司原系曲建波（身份证号码为3706321956××××××××）与其妻杨红（身份证号码为3702021965××××××××）于2006年共同出资成立，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2009年，曲建波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了钟玉江（身份证号码为3706301963××××××××）和我，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变更为：杨红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为50%不变；钟玉江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我出资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09年8月3日），持股比例为25%。但公司仍由曲建波实际控制。2010年，曲建波经与杨红和我商量，决定将我们持有的公司股权75%（即杨红出资400万元、我出资200万元）作价870万元转让给胡成。《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杨红和我配合胡成在工商局办理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履行都由曲建波与胡成办理，期间曲建波曾安排我直接收取胡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万元。2012年，曲建波因和于国章合伙在西安做生意欠于国章将近1000万元，于国章多次到西安追债，我当时也随曲建波在西安公司做。曲建波就和我商量，胡成在威海款不好要，转让给于国章让他在威海要，这样他欠于国章的钱也抵销不用还了。我多年跟随曲建波他是老板我同意他的决定，这样曲建波就和于国章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我应得的股权转让款，曲建波和我已经用其他业务结清，现无争议。特此说明。说明人李春江2016年3月14日。”2017年6月19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于国章与胡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审理作出（2017）鲁1003民初2829号民事判决，胡成不服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鲁10民终10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2017）鲁1003民初282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于国章、胡成均同意就案涉纠纷进行调解。因曲建波未能到庭参加诉讼，且调解内容不影响其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决定不再列曲建波作为本案当事人。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于国章、胡成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胡成向于国章支付248万元。上述款项胡成于2019年4月30日前向于国章支付30万元，于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70万元，于2020年3月30日前支付70万元，余款78万元于2020年9月30日前付清；二、胡成若不能按照上述约定时间足额支付款项，则胡成需立即付清全部剩余款项，并按剩余款项数额自2018年1月1日起至胡成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于国章有权就上述债权向法院申请执行；三、双方协议达成之后，于国章同意放弃原诉讼请求主张。于国章于2019年3月15日前协助胡成解除部分房产的查封，仅保留48套房产继续查封作为本调解协议履行的保全措施。调解书生效后，胡成陆续向于国章支付185万元。2021年2月3日，于国章与胡成签订《协议》，约定胡成用500克99.99翰林黄金抵顶欠款23万元，黄金质量和重量达到标准，再付40万元现金。欠款付清后，于国章放弃追讨胡成延期还款的利息，解除法院查封，否则仍按法院调解书执行。欠款付清后，双方之间就曲建波与胡成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纠纷全部完结，今后任何一方再就此事提出新的要求或其他权利主张均为无效。协议签订后，胡成按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于国章剩余欠款63万元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李春江与胡成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曲建波代杨红与胡成签订《股东转让协议》、曲建波代理杨红、李春江与胡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曲建波与于国章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威海市文登公证处（2016）威文登证民字第741号公证书、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4525号民事调解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已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李春江虽然在诉讼中提出，李春江在2020年10月得知曲建波并不欠于国章的钱款，双方债权转让行为系欺诈和恶意串通行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能对上述书证形成反证，也与李春江在《情况说明》中自认的2012年曲建波在西安远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做生意欠于国章将近1000万元，其应得的股权转让款，曲建波已用其他业务结清，现无争议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李春江主张曲建波与于国章的债权转让行为系欺诈行为、请求撤销民事调解书的诉请，首先，李春江并未在除斥期间提出撤销之诉，其次，曲建波、于国章、胡成就870万元债权转让达成合意，债权转让依法成立后，于国章与胡成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李春江并无关联。因此，李春江关于债权转让行为系欺诈行为，请求撤销法院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曲建波提交于国章在西安运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仅实际投资64万元的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不足以推翻曲建波欠于国章900万元债务的事实，且于国章否认工商登记材料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故对该证据的效力，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春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春江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是与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体。本案中，4525号民事调解书涉及的是于国章与胡成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李春江非本案当事人，其民事权益亦与4525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申请撤销4525号民事调解书的主体资格。从实体方面看，曲建波与于国章签订《协议书》约定曲建波将其对胡成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于国章，该债权包含李春江、杨红对胡成享有的股权转让款，后李春江、杨红亦出具经公证的《情况说明》确认其自愿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于国章，曲建波、于国章、胡成依据上述《协议书》及《情况说明》就870万元债权转让达成合意并最终经4525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亦均已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各自义务，4525号民事调解书不存在内容错误之情形，亦未侵犯李春江的合法权益，故李春江诉请撤销该调解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春江辩称其系受曲建波欺诈而出具情况说明，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即使其与曲建波之间存在纠纷，在其已出具证明自愿将债权转让给于国章的情况下，其对胡成已不再享有债权，亦无权要求撤销胡成与于国章达成的调解协议，李春江可就相应损失另行向曲建波主张权利。至于李春江是否在除斥期间内提起本案诉讼，均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而李春江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知晓曲建波存在欺诈的具体时间，故本院对除斥期间不再予以评判。综上所述，李春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春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慧审 判 员  董光成审 判 员  赵 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孟佳宁书 记 员  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