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秀林，男，195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玉树，男，197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菊芳，女，195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龙，上海达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紫薇，上海达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月珍，女，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杏慧，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开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255号20楼。法定代表人：金裕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颖，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朱秀林、上诉人朱玉树、丁菊芳因与被上诉人朱月珍、原审第三人上海开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6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秀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改判支持朱秀林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首先，朱秀林并未认可涉案房屋的房款已经付清，仅认可收到了20，000元这一事实。其次，案外人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不应认定为系由案外人张某直接出具。最后，朱月珍仅提供了录音的复制件，从未展示录音的原始载体及原始文件。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遗漏。首先，《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下方的购房人签章处的“朱秀林”三字并非朱秀林本人所写。其次，朱某3、朱某1身为老年人，却对十几年前发生事情细节记忆如此清晰，显然有违常理。最后，房屋钥匙不是朱秀林给朱月珍的，更不知其会分得安置房，故其没有要求朱月珍搬离涉案房屋。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朱秀林与朱月珍系同村村民，作为朱月珍亲戚的案外人胡某1是当时负责动拆迁的村委会主任，显然两人均知悉拆迁安置房的权利人为朱秀林、朱玉树、丁菊芳。朱月珍恶意告知朱秀林，其可以动用自身关系帮助朱秀林争取补偿金来弥补不能选房之损失，之后又在胡某1的安排下与朱秀林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行为明显系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朱秀林、朱玉树、丁菊芳的合法利益。其次，即使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有效，对于朱秀林与朱月珍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之行为，因事先未得到朱玉树、丁菊芳之授权，事后也未得到两人追认，故朱秀林系无权处分，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同时，鉴于朱某3、朱某1均为朱月珍的亲叔叔，属于亲属关系，其陈述存疑，亦无法证明朱玉树、丁菊芳参与涉案房屋的出售过程。朱某3、朱某1在《房屋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即使真实有效（但效力大小仍需商榷），也仅能证明案涉协议签订时在场，但不能证明协议签订时朱玉树、丁菊芳也在场。因此一审法院不应认定朱玉树、丁菊芳知悉且同意朱秀林出售涉案房屋。四、一审法院有违法定程序。首先《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左下角购房人（签章）处“朱秀林”三字，明显与朱秀林签字不具有同一性，且朱秀林明确表示不是本人所写。在本案中，该材料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会起到决定作用，但原审法院并未就此进一步开展法庭调查，更未明确征询有无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之申请，此举已违反相关程序规定。其次，对于朱秀林于2020年10月14日补充提交的录音录像之证据，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调查、认证，反而直接寄发判决文书，此举亦违反相关程序规定。朱玉树、丁菊芳同意朱秀林的上诉请求。朱月珍辩称，朱秀林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开天公司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朱玉树、丁菊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改判支持朱玉树、丁菊芳的诉讼请求，驳回朱月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朱玉树、丁菊芳就涉案房屋的权利来源认定错误。朱玉树、丁菊芳作为被拆迁人，其权利系自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成立、生效之日起即享有，只是朱玉树、丁菊芳不知道有涉案房屋存在，但不等同于朱玉树、丁菊芳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在后。二、一审法院认定朱玉树、丁菊芳对朱秀林出售涉案房屋应属知情并且同意是错误的。首先，朱秀林自己都不知道拆迁能否分得房屋，更不知晓涉案房屋的存在，对于朱玉树、丁菊芳来说，更不可能知晓涉案房屋的存在，因此不能对朱秀林出售涉案房屋作出同意与否的意思表示。其次，一审法院罔顾朱玉树并未与朱秀林共同生活的事实，仅凭朱某1和朱某3的陈述，就认定朱玉树、丁菊芳对于出售房屋知晓并同意是毫无依据且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的。并且，朱某1和朱某3出庭时陈述前后矛盾，亦与朱月珍和朱秀林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其二人的陈述不应被采纳。此外，本案中朱月珍未提交过证明其居住涉案房屋十余年和多次要求朱秀林过户的证据，一审法院却置若罔闻径行作出认定。最后，朱月珍与朱秀林系同宗亲属关系，朱月珍又是居委会工作人员，负责通知签署拆迁协议等事宜，因此朱月珍必然知道涉案房屋系朱秀林、朱玉树和丁菊芳共有。根据朱秀林陈述，其当时是在醉酒情形下签署协议并且在签署协议时根本不知道有涉案房屋的存在。如按朱月珍所述，签署协议时朱玉树、丁菊芳在场，则其完全可以也应当要求朱玉树、丁菊芳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协议书上仅有朱秀林的签字，完全违背常理。由此可见，朱月珍并非善意受让人，一审法院对朱秀林出售涉案房屋朱玉树、丁菊芳应属知情并且同意这一推定显然不能成立。朱秀林同意朱玉树、丁菊芳的上诉请求。朱月珍辩称，朱玉树、丁菊芳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开天公司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朱月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开天公司协助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过户登记至朱秀林名下；2．判令朱秀林协助朱月珍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至朱月珍名下；3．判令朱秀林支付朱月珍违约金100，000元。朱秀林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朱玉树、丁菊芳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2．朱玉树、丁菊芳对涉案房屋享有三分之一的权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16日，朱秀林（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案外人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作为甲方、拆迁人）、上海市松江区建设用地事务所（作为房屋拆迁事实单位）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被拆迁人的宅基地使用证证件号为XXXXXX，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于XX村住宅XX号，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10天即2006年6月26日前搬迁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如期搬迁，总货币补偿金额为511，171.84元。2008年3月21日，朱秀林与案外人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动拆迁管理办公室签订《退回放弃安置面积结算清单》一份，载明朱秀林动迁户，原安置面积183.49平方米，本次已安置面积113.20平方米，放弃安置面积70.29平方米，退回已发放700元／平方米总额79，240元，实退金额79，240元。2008年3月25日，朱月珍（乙方）与朱秀林（甲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因乙方住房需要，甲方自愿将动迁安置房的任务转让给乙方，为了双方共同遵守本协议承诺，特制订以下条款：一、转让时间：自2008年3月21日起房屋使用权、产权归属乙方所有。二、房屋地点：XX苑XX幢XX单元XX号XX室。三、房屋面积：113.20平方米。四、转让价格：351，450元。五、付款方式：乙方于2008年3月21日付给中山街道动迁办79，240元，于4月10日乙方付给开天公司252，210元，自双方当日签订协议时乙方一次性付清给甲方房屋转让费20，000元。六、甲方责任：乙方在办理房屋产权证或房屋产权过户时，甲方应根据区房交所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及时提供相关证件给乙方，确保房产权证过户到乙方。七、乙方责任：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转让税金）由乙方负责。八、双方一旦签订协议后，今后房屋涨跌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任何瓜葛。九、自双方签订协议起，双方应共同遵守上述条款，如有一方违约，赔偿对方违约金200，000元。协议空白处另有案外人朱某1、朱某3的签名。对于房款支付事宜，朱月珍于2008年3月25日向朱秀林支付了20，000元。至于79，240元，朱月珍表示其已经支付给动迁办，2008年3月25日的协议内容已经确认了朱月珍已于2008年3月21日付给中山街道动迁办79，240元。对此，朱秀林表示其不清楚79，240元是谁支付给动迁办的，反正朱秀林没有支付过，动迁办也没有向朱秀林催讨过79，240元，朱秀林认可涉案房屋房款已经付清。至于252，210元，朱月珍表示其已经支付，开天公司表示其已经收到，朱秀林自认其没有支付给开天公司。2008年4月21日，开天公司开具发票一张，载明购买人为朱秀林，房屋地址为XX路XX弄XX号XX室，本次实收金额252，100元。现发票原件在朱月珍处。2012年8月17日，涉案房屋登记于开天公司名下，备注为新建配套商品房。2020年9月25日，案外人张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其系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管理部职员，主要从事动迁安置房的产证办理工作。2020年7月29日，朱秀林、丁菊芳、朱玉树、胡某2四人到XX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手续。期间，朱秀林提供了房地产发票的复印件，以上四人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原来中山文化苑一期大批量集中办理的时候，2010年6月13日已经开过五联单为朱秀林一人的名字，现在要求在原有名字上加上丁菊芳、朱玉树、胡某2的名字。考虑到疫情期间进出不方便，故先给他们在原有五联单上加上以上三人名字，让他们回去再找一下发票，等领取出售合同的时候，拿发票原件过来给他们开证明去第三人开天公司把发票上的名字加上。2020年8月电联胡某2，告知她出售合同已经办好，让她拿着发票原件过来，开证明给她去加名字办理手续。胡某2说发票好像找不到了，朱秀林搬家的时候好像弄丢了，于是告知她，如果没有发票原件，不能增加新的权利人，必须提供发票原件。之后，其一直没有过来领取出售合同，直到2020年9月18日开天公司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该房屋法院查封了，资料暂时不要发放。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房屋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载明，被拆迁户的姓名为“朱秀林”，购房人姓名为“朱秀林”，房屋交付时间为2008年4月21日，总房价为252，210元。购房人签章处有“朱秀林”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13日”，拆迁实施单位盖章处有“松江区建设用地事务所”的盖章，居民委员会盖章处有“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盖章，拆迁人盖章处有“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的盖章，拆迁管理部门盖章处有“上海市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拆迁管理科”的盖章。朱秀林、朱玉树和丁菊芳均表示，购房人姓名处以及购房人签章处的“丁菊芳、朱玉树、胡某2”，系2020年7、8月份时添加上去的名字。因为加了名字，现在朱玉树和丁菊芳认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是朱秀林、丁菊芳、朱玉树、胡某2四人。对此，朱月珍认为丁菊芳、朱玉树、胡某2明知涉案房屋存在争议，仍然向动迁办隐瞒事实，在法院开庭之后去添加名字，其行为构成妨碍诉讼，一审法院再查明，朱月珍与仇某系XX关系，本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于2016年9月21日登记于朱月珍、案外人朱某2、仇某、朱某4名下，备注为动迁安置房，3年内不得抵押、转让。朱月珍承诺其夫妻系上海户籍，名下只有一套房屋，符合本市购房政策。一审审理中，对于房屋转让协议签订的经过，朱月珍表示，动迁之后，朱秀林没有要安置房，朱月珍当时正好想买安置房，朱秀林的儿子就提出说他们不要房子，朱秀林的妻子说支付10，000元就可以了，但朱月珍还是表示支付20，000元，所以朱秀林的妻子和儿子都是参与了房屋买卖协商的经过的；协议系在朱秀林家中签订的，在场人员有朱月珍、朱月珍之子、朱秀林、朱秀林之妻、朱秀林之子、两位见证人。朱秀林表示，当时是朱月珍叫车带着朱秀林到居委会，由其亲戚胡某1组织安排下签署的，包括放弃安置结算清单；时间是2008年，具体时间、在场人员均记不清了。之后，朱秀林又表示，协议是2008年3月25日晚上在朱秀林家里签订的，在场人员有朱月珍、朱秀林、朱某1、朱某3；朱月珍表示朱秀林的房屋过期了，但朱月珍可以想办法购买；朱月珍当晚给了朱秀林20，000元；协议签订后朱月珍曾有两次找朱秀林过户；房款是朱月珍拿朱秀林的身份证去支付的；朱秀林认为涉案房屋是属于朱秀林的，签订协议后朱秀林没有告诉家人；动迁前后朱秀林和妻儿住在一起，现在还住在一起。一审审理中，朱秀林、丁菊芳、朱玉树提交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审核表的复印件，拟证明被动迁房屋的权属，动迁安置利益应属于朱秀林、丁菊芳、朱玉树。朱月珍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从购房发票来看，朱秀林家庭内部已经一致同意涉案房屋归朱秀林。开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丁菊芳、朱玉树应该是享有利益的，但从发票来看，涉案房屋应该属于朱秀林一人。一审审理中，朱月珍申请朱某3、朱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朱某3表示，其是朱月珍的表叔，是朱秀林的堂兄弟，其在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签署了名字，其是见证人；房屋转让协议书是2008年3月25日在朱秀林家里签署的，在场人员有朱某3、朱某1、朱月珍、朱秀林、朱秀林之妻、朱秀林之子；其见到朱秀林收取了朱月珍支付的20，000元；朱秀林卖房之事，朱秀林的妻、子都是知道的，应该是同意朱秀林卖房的；应该给中山街道的七万余元听朱月珍说也是朱月珍支付的。朱某1表示，朱月珍系其侄女，其是朱秀林的表兄，其作为见证人在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签署了名字；协议是2008年3月25日在朱秀林家中签订的，朱秀林、朱秀林之妻、朱秀林之子、朱某1、朱某3、朱月珍、朱月珍之母均在场；协议签字时、朱月珍支付20，000元时，朱秀林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旁边看着；朱月珍与中山街道之间的7万余元据朱月珍所述是朱月珍支付的；协议签订后，其也多次催促朱秀林过户，最后一次是2020年5月初，但朱秀林均拒绝过户。对于证人证言，朱月珍表示可以证明签订协议时朱秀林、朱秀林之妻、朱秀林之子均在场，对于房屋交易是清楚的，也证实朱月珍向动迁办支付了7万余元，朱月珍自房屋可以过户起就多次催促朱秀林办理过户手续。朱秀林则认为，朱月珍支付7万余元是证人听朱月珍说的，说明朱月珍出于诉讼目的与证人私下进行了沟通，今年5月催促过户事宜也是朱月珍告知证人的；朱秀林年龄较大，记不清楚一些事情，是合理的。一审审理中，朱月珍提交录音，拟证明朱秀林及其家属知道签署协议事宜，但拒不履行过户义务。朱秀林对证据不予认可。开天公司表示该证据与其无关。一审审理中，朱月珍提交燃气使用证，拟证明其于2008年5月即开始使用涉案房屋。朱秀林对证据不予认可。开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但表示对证据也不否认。对于房屋占有使用情况，朱月珍表示朱秀林于2008年3月25日将房屋钥匙交付给朱月珍，朱月珍拿到钥匙后开始装修，装修花费了150，000元左右，于2008年9月13日入住至今。朱秀林表示其对于房屋占有使用情况不清楚，朱秀林没有看到过房子，房屋钥匙也不是朱秀林给朱月珍的，其也没有要求过朱月珍搬离涉案房屋。之后，朱秀林又表示对于朱月珍住在涉案房屋提过异议，但没有相应依据。开天公司表示，支付了房款就可以拿房屋发票，发票是朱秀林拿的。拿到发票就可以去物业公司拿钥匙，钥匙也是朱秀林去拿的。一审审理中，朱月珍表示其于2010年、2012年、2015年、2016年、2018年一直都在催告朱秀林办理过户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朱月珍、朱秀林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朱秀林辩称协议系其醉酒时签署，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朱秀林签署《退回放弃安置面积结算清单》的时间早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难言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的行为造成了放弃相关安置面积的经济损失。朱秀林及丁菊芳、朱玉树主张协议无效，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目前，朱月珍对于涉案房屋的房款已经付清，涉案房屋已经具备过户条件，朱秀林即应按约履行过户义务。虽然涉案房屋目前登记于开天公司名下，但开天公司自认房款已经付清，并同意过户给朱秀林。朱秀林及开天公司均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从而实现各方的合同目的，一切过户税费按约应由朱月珍承担。朱月珍主张朱秀林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但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性质上应属于根本违约违约金，而朱月珍并未从根本违约、合同解除的角度主张，故朱月珍关于违约金的诉请，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丁菊芳、朱玉树在本案中请求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权利。然而，丁菊芳、朱玉树并非登记的物权权利人，也并非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上原始记载的购房人。从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情况来看，考虑朱秀林与其妻儿共同生活的情况、证人证言对于签订协议当时的在场人员的表述、朱月珍在涉案房屋居住长达十余年的情形、朱月珍数次要求朱秀林过户、朱秀林未有证据表明其在十余年的时间内要求朱月珍搬离返还房屋等情形，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朱玉树、丁菊芳对朱秀林出售涉案房屋应属知情并且同意。朱玉树、丁菊芳、胡某2在未持有且无法向相关机构提交发票原件的情况下，于涉案房屋存在争议的本案诉讼期间，在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上添加名字的行为，并未经松江区建设用地事务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居民委员会、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市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拆迁管理科等部门再次盖章确认同意，显然无法对抗朱月珍早已享有的物权登记请求权。朱月珍在已经占有房屋的情况下起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该请求权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已过诉讼时效的相关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开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朱秀林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过户登记至朱秀林名下［过户所涉一切税费由朱月珍负担］；二、朱秀林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过户在朱秀林名下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朱月珍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过户登记至朱月珍名下［过户所涉一切税费由朱月珍负担］；三、驳回朱月珍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朱秀林的反诉请求；五、驳回朱玉树、丁菊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72元，减半收取计4，03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86元，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的案件受理费3，28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5，608元，由朱月珍负担750元，朱秀林负担11，572元，朱玉树、丁菊芳负担3，28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朱月珍主张开元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朱秀林协助进行变更登记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朱月珍与朱秀林于2008年3月25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因朱月珍住房需要，朱秀林自愿将动迁安置房的任务转让给朱月珍，约定自2008年3月21日起房屋使用权及产权归朱月珍所有，且对转让价款以及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朱秀林认为该份协议系朱月珍与案外人胡某1等人进行串通后欺骗朱秀林，朱秀林是在醉酒的情形下所签，但朱秀林对此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开天公司一审中表示涉案房屋发票是朱秀林拿的，钥匙也是朱秀林去拿的，朱秀林认为其不知道涉案房屋的存在与事实不符，本院难以采信。二审中，朱秀林还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号朱秀林户的所有动迁材料，本院认为，朱秀林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所涉《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无关，本院不予准许。据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朱月珍与朱秀林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朱秀林要求确认该份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朱月珍提供购房发票一份，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原先的权利人为朱秀林，朱秀林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即便涉案房屋属于朱秀林全家的共有财产，但一审中作为《房屋转让协议书》签约见证人的朱某1、朱某3到庭作证及朱月珍提供的录音资料等在案证据均表明，丁菊芳、朱玉树对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是知情的，况且，拆迁安置系家庭重大事项，涉案房屋自2008年就交付给朱月珍占用使用，期间未有证据显示丁菊芳、朱玉树对涉案房屋的买卖向朱月珍提出异议或者要求朱月珍搬离涉案房屋。本案中，丁菊芳、朱玉树作为朱秀林的妻子和儿子，主张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从未参与或者知晓房屋安置情况以及涉案房屋的状况，显然与常理不符，也与在案证据显示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丁菊芳、朱玉树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是知晓且同意的，不予采纳其主张的朱秀林无权处分涉案房屋的意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同。丁菊芳、朱玉树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案中朱月珍按照《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其主张开元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朱秀林协助变更登记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秀林、上诉人朱玉树和丁菊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88元，由上诉人朱秀林负担14，644元；上诉人朱玉树、丁菊芳负担14，6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明艳审 判 员 沙茹萍审 判 员 刘 江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盛 利书 记 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