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梁锦永。委托诉讼代理人：谌贵文，广东颖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飞，广东颖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法定代表人：龙梦君。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正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社****v>法定代表人：龙梦君。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娴茵，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景，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燕平，男，195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广东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下围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下围经济合作社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梁昔雄。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上围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上围经济合作社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梁文兴。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山底下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山底下经济合作社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梁浩强。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下称“格坑社”）、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正君发展公司”）、广州正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正君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燕平、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下围经济合作社（下称“下围社”）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上围经济合作社（下称“上围社”）、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山底下经济合作社（下称“山底下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坑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支持格坑社一审反诉的所有诉讼请求；2.黄燕平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所涉及的土地系归集体所有，关于该土地的承包事宜，以及对村集体财产通过租赁等方式获得的收益，均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集体利益，其他村民亦应当享有合法的知情权以及参与讨论决定权，该合同订立时，只依据当时在任的村社社长以及黄燕平的意愿，利用了村民消息滞后，法律意识不强的弱势地位，私自签订了该合同，该合同订立时既未经全体村民召开会议讨论亦未通过相应人数的村民进行表决同意。2.根据广州水源林涵养补贴标准，黄燕平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取高于承包款的补贴，如此，村民怎会同意发包给黄燕平，该合同在实际上明显严重损害了村民的利益。二、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合同的签订并未经民主决议程序的客观事实，但一审法院的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认定却有明显的错误，根据案涉合同之性质，签订时需经民主决议程序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以相关个人的意愿为转移，也并不因意识浅薄的村民并未明确提出异议而变得合法，一审法院有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精神，属于认定错误的情形。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之规，黄燕平是格坑社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其要承包本案涉及的土地，需经符合程序的村民会议讨论表决同意后方可承包该土地。该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也有侧面佐证。四、该合同订立时的初衷是为开发该土地，带动村社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善村民的生活，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承包后，乙方用以种果、造林、养殖、办厂、旅游业为主，发展其他短期作物为辅，力争办成经济效益高的旅游基地。承包后，乙方对旱地享有经营管理、种植、养殖收益权，以及经营旅游农庄的权利。”但黄燕平承包该土地后，并未按约合理开发该土地，为村社经济建设及村民利益作出贡献，而是一直领取该土地分配的水源林补贴款项，该补贴款项早已远高于土地承包的租金，实际上是对村民利益的损害，亦早已从根本上违反了合同订立的约定，违反了合理开发土地的目的与初衷。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己明显过低，完全没有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甚至于与该土地的水源林补贴尚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该由土地由村社自行管理可获得的补贴及收益，比承包租赁给他人开发的经济收益更加可观的客观情况，实际上系严重损害了全体村民的利益，也违背了合同订立的根本目的。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本案纠纷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废止之后，应当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六、一审法院并未全面客观的考量案件事实。合同签订时，是根据当时在任的村社社长以及黄燕平的意愿，利用了村民消息滞后，法律意识不强的弱势地位，黄燕平亦明知该合同缺乏合法合理的民主决议程序，仍私自签订了该合同，现已对村民利益造成更加严重的侵犯，未维护全体村民的利益，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格坑社因而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七、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均认定涉及全体村民的重大利益问题，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的决定，即因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此类土地承包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纠正一审判决中存在的问题，支持格坑社的全部上诉请求。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对此答辩称：格坑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曾经发生合同纠纷，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2017）粤01民终17600号民事判决，格坑社也作为第三人参与，生效判决已对格坑社与黄燕平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进行过审查，认定是合法有效的。黄燕平对此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格坑社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1998年签订合同至今已超过20年，双方一直按合同履行了各自义务，村民也按各自的份额领取分配的承包款，可见承包合同并没有违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已生效的（2017）粤0184民初507号判决以及（2017）粤01民终17600号判决，均已确认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上述的判决也查明了黄燕平与格坑社所签订合同的有关事实，上述有效判决证明黄燕平与格坑社所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格坑社自认没有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与黄燕平签订合同，是过错的一方。现根据该过错造成的后果来主张合同无效，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格坑社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黄燕平一直缴纳承包费至今。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判决支持黄燕平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黄燕平、格坑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格坑社与黄燕平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约定，格坑社提出不同意黄燕平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正君发展公司的抗辩无法成立。《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承包后，甲方允许乙方引入外资及国内投资经营扩大生产。日后乙方如需将果树，树林经营、管理、收益权转让或赠与他人，甲方应该同意，但必须经甲、乙、丙三方协商，达成协议，经从化市良口镇政府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才能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该同意应是建立在三方对合同条款和内容协商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的”，是对合同条款适用的错误认定。该条款已明确黄燕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格坑社作为原发包方应该同意黄燕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即并没有理由不同意本案中黄燕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给正君发展公司。虽然合同中亦约定“三方协商达成协议并经从化市良口镇政府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但仅仅是转让手续办理的约束，并非其享有是否同意的合同抗辩权利。故在本案一审中格坑社答辩称不同意转让显然违背《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约定，而不能成为本案其作为合同相对方关于权利义务的有效抗辩。二、因格坑社坚持不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亦无从达成三方协议，故黄燕平仅能请求法院判决格坑社将《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移至正君投资公司享有及承担，并要求格坑社办理相关转让手续。从化人民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其他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格坑社等多名原发包方亦有明确表示不同意黄燕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便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同意在三方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办理见证，但因客观情况亦无法履行。而在本案中，黄燕平及受让方正君发展公司无法按照《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约定达成三方协议并办理见证的原因在于格坑社。因格坑社违背合同约定坚持不同意转让，导致《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约定的办理条件无法成就，合同约定的条件己显然无法履行，该履行不能的后果应由格坑社承担。在此情况下，黄燕平只能诉请至法院要求格坑社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即格坑社按照黄燕平要求将《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移至指定的正君投资公司。而一审法院仅根据格坑社明确不同意办理合同转名手续的表态即驳回黄燕平诉请明显理据不足，亦剥夺了黄燕平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再转让的合同权利。三、从实际履行情况而言，格坑社早己知晓并接受经营权的转让事实，并且从未妨碍格坑社按照原承包合同享受承包款的权利，格坑社将《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权利义务转移至正君投资公司亦符合合同的原意并有利于各方的权益保护。在黄燕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正君发展公司成立了项目运营公司正君投资公司，以正君投资公司的名义办理了项目的政府备案等手续，案涉地块所在的相关政府部门及地块所属的经济组织均知晓正君投资公司以其名义开发案涉的土地的客观事实。格坑社亦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足额收取以项目运营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名义所缴纳的案涉山地、水库承包款，所开具的收据发票等亦以正君投资公司名义开具，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代缴纳行为。由前述事实可见，格坑社对正君投资公司实际履行《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承包款责任并未提出异议，实际认可正君投资公司履行案涉土地经营权的现状，现格坑社以不知道正君发展公司情况为由拒不同意土地经营权转是违背事实的。案涉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签订目的显然包含开发经营旅游项目，亦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流转经营权，这也是《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中约定格坑社对于黄燕平引入外资、转让经营权应该同意的原因。但涉案土地水库的承包经营权己发生转让但又未能办理原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不仅引发了转让方黄燕平与受让方正君发展公司的权利争议，亦导致原发包方的承包款缴纳陷入僵局，妨碍格坑社等原发包方对于收取承包款权利的行使，亦妨碍案涉地块的经营管理及后续开发，真正违背《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签订的原意。综上所述，为维护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格坑社对此答辩称：一审法院驳回黄燕平诉求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上诉请求。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所阐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黄燕平答辩称：一、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是本案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无权提起本案的上诉，应驳回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二、黄燕平是根据（2019）穗民终字8025号案的判决提起本案的诉讼，本案经过一审、二审、重审，均驳回了黄燕平的诉讼请求，且重审是经过从化区法院审委会讨论最后判决，黄燕平无奈接受本案判决，没有提起本案的上诉。三、黄燕平已履行承包权转让合同协议的主要义务，已将涉案土地交付给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经营管理，正君投资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先后立了正君大自然度假庄园等三个项目，因上述项目没有用地指标且资金不到位，三个项目已到期均没有实施。这期间正君投资公司以涉案土地块承包人的名义，已取得了将近2000多万的征地补偿款及租赁款，但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仍以土地未办理转名付款条件未成就为由，一直拒付土地承包转让款而引起了本系列的诉讼，至今纠纷还未解决，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的行为也是严重损害了黄燕平的合法权益。四、从2017年起涉案地块的承包费均是由黄燕平支付，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均未向涉案地块的发包人再另行支付土地承包费。五、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从2015年对涉案地块撤场后均没有对涉案地块进行经营管理，而且也不让黄燕平进行经营管理，现在正君投资公司已人去楼空，而且因为涉及其他案件被纳入失信名单。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黄燕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格坑社、下围社与黄燕平、正君投资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格坑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格坑社与黄燕平于1998年2月28日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无效；2.黄燕平立即返还涉案承包地；3.一审诉讼费由黄燕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燕平于1998年2月28日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2013年10月25日，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签订《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合同》，2013年11月5日，双方又签订《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合资公司成立后，黄燕平须在十五天内将项目的全部租赁合同按原合同条件租赁期的租赁权办妥到公司名下，租赁权转名手续办妥后五天内正君发展公司续付350万元给黄燕平。但合资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成立后，黄燕平至今未将全部租赁权转至正君投资公司名下。2014年至2016年涉案山地、水库的承包款都是黄燕平带领正君投资公司并以广州正君名义向格坑社、下围社支付。黄燕平因与格坑社、下围社、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及其他经济社等七个合同的纠纷，分别提起以下诉讼：一、于2017年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17民初507号，该案中，黄燕平诉讼请求：“1、确认黄燕平与格坑社正君发展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无效，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应立即退出黄燕平的涉案承包土地，并将土地及承包合同的原件等相关资料交还给黄燕平；2、本案诉讼费用由格坑社承担。”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黄燕平的全部诉讼请求。黄燕平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176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第三人上围社、山底下社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2013年黄燕平（黄燕平）和格坑社（正君发展公司）协议将上述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格坑社，由格坑社独自承包经营。这几年都是由格坑社按照原合同约定进行开发经营并交纳承包费，我社认可也希望有格坑社继续经营，黄燕平原享有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由格坑社享有和负担。”二、于2018年1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117民初240号，该案中，黄燕平诉讼请求：“1、解除黄燕平与格坑社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2、格坑社将承包土地退回给黄燕平；3、本案诉讼费用由格坑社承担。”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解除了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等，正君发展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8025号民事判决，以未有证据证明多数发包人提出了变更或者解除与黄燕平所签承包合同的主张，黄燕平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穷尽合法途径或者合法措施请求发包人配合办理承包权转名手续，涉案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签订的《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尚未达到不能继续履行或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黄燕平的诉讼请求。三、于2019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六案诉讼，案号：（2019）粤0117民初5295号至5300号，涉及格坑社、下围社的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7民初5299号。该案中，黄燕平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格坑社、下围社与黄燕平、正君投资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在该案中，格坑社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格坑社与黄燕平于1998年2月28日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无效；2、黄燕平立即返还涉案承包地；3、诉讼费由黄燕平承担。”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黄燕平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宣判后，黄燕平、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没有上诉，格坑社及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双方此前发生的诉讼没有进行审查，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流转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事实不清，对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在承包经营期间因行使承包经营权而产生的纠纷及其后果也未能如实查明，对于案件的处理没有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能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造成的影响，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遂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粤01民终685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529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3日对本案重新立案审理。本案经重新开庭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黄燕平陈述诉讼请求与原审一致，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黄燕平以正君发展公司存在经营状况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履行合同能力等为由，于2020年3月12日向正君发展公司发出《中止履行合同通知书》，通知中止履行其与正君发展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2020年4月15日又以同样的理由向正君发展公司邮寄发出《解除通知书》，通知解除该合同。鉴于黄燕平是主张解除其与第三人的合同，还是继续履行与第三人的合同，前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黄燕平明确诉讼请求，黄燕平向一审法院表示：是鉴于前面诉讼案中法院认为黄燕平没有穷尽办法请求发包方（格坑社）配合办理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转名手续才提起本案诉讼的，黄燕平的诉讼请求由法院认定处理。原审二审以来，黄燕平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双方履行《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情况未发生变化；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双方履行《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合同》及《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的情况未发生变化。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格坑社的反诉请求，分析如下：黄燕平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于1998年2月28日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虽无证据证明当时经过了民主决议程序，但签订合同至今已超过20年，这如此长的时间里，双方一直履行各自的义务。格坑社村民不可能不知承包合同的存在，但一直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且按各自的份额领取分配的承包款，可见该合同并不违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承包合同签订超过一年的，对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2008年12月18日才废止，而涉案的合同签订于该时间之前，符合当时的法律精神。而且，格坑社在没有履行民主决议程序的手续前，便与黄燕平签订合同，是过错的一方，现却根据该过错造成的后果来主张合同无效，违背了合同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故对格坑社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及返还涉案承包地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格坑社因涉案承包山地土地价值的变化而要求平衡利益的意见，该意见为格坑社单方提出，违反黄燕平与格坑社双方的合同约定，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黄燕平的本诉请求，基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上事实，综合分析如下：黄燕平是主张解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还是继续履行与第三人的合同，虽前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但在本重审案中，黄燕平并未明确主张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仍按原诉讼请求即“判令格坑社、与黄燕平、正君投资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进行实体审理。在黄燕平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中，虽约定了“乙方（黄燕平）如需将果树、林木经营、管理、收益权转让或赠与给他人，甲方（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应同意，但必须经甲、乙、丙三方协商，达成协议，并经从化市良口镇政府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后才能生效。”但该同意应该是建立在三方对合同内容及条款协商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的，并未约定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在黄燕平转让合同权利的时候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应配合其办理相关手续，也未约定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必须在黄燕平的指定下与他人缔结合同。而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并非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所签订的《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合同》及《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签订的合同不能约束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因此，和正君发展公司（或正君投资公司）缔结合同或签订三方协议（也即协助黄燕平办理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的手续），是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的权利而非义务，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有权选择和正君发展公司（或正君投资公司）缔结合同与否，且必须是在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现在格坑社明确拒绝与正君发展公司（或正君投资公司）缔结合同，格坑社下围社在原审庭审中明确拒绝与正君发展公司（或正君投资公司）缔结合同（在本重审案中未作答辩），黄燕平不能强制要求格坑社、下围社协助黄燕平办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的手续。因此，黄燕平的本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在黄燕平带领下，正君投资公司向格坑社缴纳承包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格坑社收取承包费，最多只能视为格坑社同意正君投资公司代黄燕平缴纳承包费，黄燕平已经履行了合同中缴纳承包费的义务,不能视为格坑社明确知晓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合同的约定并同意接受该合同的约束。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驳回黄燕平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由黄燕平负担，反诉受理费100元，由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负担。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燕平于1998年2月28日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落款处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社长签名并加盖该社公章，少沙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并注明同意发包，从化市良口镇人民政府骆志荣签名加盖公章并注明同意发包承包，合同经从化市良口镇法律服务所鉴证。本院认为，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并非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与黄燕平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的当事人，对于黄燕平依据《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提起的本案诉讼，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但一审的判决结果对其民事权益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亦应有相应的权利救济途径，其通过上诉主张权利，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双方诉辩意见，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在黄燕平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是否有效以及黄燕平请求判令三方签订协议、将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正君投资公司是否成立。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黄燕平于1998年2月28日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签订人员包括四个社时任社长，且加盖四个社及村委会、镇政府公章，表明合同的签订得到了经济社、村委会、镇政府的认可，并经从化市良口镇法律服务所见证，并非私自签订，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其次，1999年7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该规定已经废止，但本案承包合同系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上述规定之前订立，且黄燕平在合同签订后已经接受案涉土地并进行生产经营，双方一直按约履行至今，已超过20年，格坑社一直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村民亦按各自的份额领取分配的承包款。综上，本院认为，格坑社以承包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应认定无效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格坑社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及返还涉案承包地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黄燕平与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签订的《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虽约定“黄燕平如须将果树、林木经营管理、收益权转让或赠与给他人，甲方应同意”，但当事人享有缔约自由，在格坑社、下围社等已明确表示不同意黄燕平本案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上述约定并不能使黄燕平享有强制在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与正君投资公司之间创设合同关系的权利。其次，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并非《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少沙村地块及少冲岭水库（合作开发补充合同）承包权转让合同》相对方，黄燕平与正君发展公司合同约定的租赁合同转名义务，亦不能约束非合同相对方的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最后，即使正君投资公司曾由黄燕平带领向格坑社、下围社支付承包费，但仅以该收款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清楚黄燕平与正君投资公司之间实际关系，也不足以证实格坑社、下围社、上围社、山底下社同意《承包山地旱地种果养殖合同》项下黄燕平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正君投资公司，一审认定上述收款仅视为格坑社、下围社接受代付承包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在三方未就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所涉事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黄燕平本案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格坑社和正君发展公司、正君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正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少沙村格坑经济合作社各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耀庭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 涛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