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19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寇维峰，男，1980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江，吉林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省龙翔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定代表人：杨百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芬，吉林实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寇维峰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龙翔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种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13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寇维峰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吉0113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龙翔种业对寇维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龙翔种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及相关事实错误，最终做出错误判决，依法应当纠正。一、认定寇维峰与龙翔种业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安全，规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秩序，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销售经营种子必须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不允许个人在无行政许可的情况下经营销售种子。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民是农业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体，农民需要种子，最简单方式的就是向种子经营企业购买。但实践中尤其是吉林这个农业生产大省，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较少，农户较分散，直接向生产经营企业购买种子不现实，因此，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形成了由“中间人”连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民的销售模式。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中间人”之间法律关系实际应当是居间合同关系。本案寇维峰与龙翔种业之间即属于这种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寇维峰仅替龙翔种业与农民之间促成种子销售，因购买种子而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均由龙翔种业与农民直接享有和承担。寇维峰在种子交付、代收款项方面提供方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赊销”方式的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二、现有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龙翔种业与寇维峰以及农民之间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1.欠据。寇维峰在庭前时，已经将全部票据给龙翔种业。然而龙翔种业开庭时未能向法院出具，龙翔种业立案时仅凭一张复印的欠据和剪接的录音起诉寇维峰。寇维峰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欠据”是由龙翔种业制定，分发给寇维峰，并由寇维峰在销售给农户时签订。该“欠据”内容非常明确的规定了：“XXX在吉林省龙翔种业有限公司赊购上述种子/化肥，合计欠款......”以上欠据内容能够证明：农户（XXX）与龙翔种业形成的是赊销（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这些欠据之所以由寇维峰掌握，正是证明了寇维峰和龙翔种业以及农户之间的关系，即，寇维峰与龙翔种业、农户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为龙翔种业和农户提供、促成合同成立，也为双方后期关系提供中介服务。2.关于种子质量问题与农民赔偿的事实能够进一步证明农户和龙翔种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2019年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农户种植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针对此事龙翔种业还专门派人到种植现场、秋收现场对产量验证，并向农户承诺适当补偿。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明龙翔种业与农户之间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寇维峰仅是从中作为中介提供服务。3.本案原审龙翔种业提供的对账单本仅是寇维峰与龙翔种业对寇维峰“中介服务”数量的认定，是计算寇维峰居间服务费用的计算依据。对账单并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形成“赊销”合同关系的证明。4.从种子实际销售环节亦能证明寇维峰与龙翔种业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龙翔种业销售的各类种子在价格方面，龙翔种业已经给寇维峰明确的销售价（针对农户），寇维峰是不能自行定价销售的。在对账单中寇维峰列明的“单价”也是寇维峰提供居间服务后结算寇维峰报酬的标准（销售价与“单价”的价差×促成销售的数量）。通过对以上事实及证据综合判断分析，本案双方法律关系已经非常明确，寇维峰是为龙翔种业与农户之间提供居间服务，寇维峰与龙翔种业之间属于居间合同法律关系。这也符合吉林当地多年已经形成的这种“中介销售模式”。一审法院未做深入调查分析，其认定的“常理”与当地实际形成的销售习惯完全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最终做出判决错误。应当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寇维峰的上诉请求。龙翔种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寇维峰称与龙翔种业是居间法律关系根本不成立。根据原一审证据能够确定的事实是，寇维峰销售龙翔种业的种子，并出具了欠条。寇维峰承认原来出具过欠条，担心再次在欠条上签字，龙翔种业会重复主张欠款额度，所以拒绝在龙翔种业财务出具的新欠条上签字。此事实能够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而非寇维峰在上诉理由中说的居间关系。一审法院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二、寇维峰以欠据形式及龙翔种业对种子质量提供保证的行为，来否定寇维峰和龙翔种业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成立。欠据由龙翔种业统一印制，寇维峰给龙翔种业出欠条用的是这种欠据，寇维峰在销售种子时，也使用这种欠据。其作用很明显，因种子作为一种商品，不能像家用电器等物品上能够写上生产厂家，产品质量问题最终由生产厂家负责。欠据上印有龙翔种业字样，是对质量承担的体现。寇维峰销售龙翔种业的种子，龙翔种业承担种子质量的保证责任。不能因为这种责任的承担，而否定双方是买卖法律关系，这种否定没有任何依据。三、寇维峰称对账单仅是对数量的认定，不是事实。录音证据中很明显，龙翔种业的财务人员是持对账单与寇维峰核对的，对话内容体现的不仅仅是数量，还有价格及所欠的总价款。而且寇维峰自己也说，如果再出一张条得欠50来万。所以寇维峰称仅是数量的认定不是事实。四、寇维峰确定种子销售价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性质。龙翔种业之所以要求寇维峰按照确定的销售价格出售种子，是因为不仅是寇维峰销售龙翔种业的种子，龙翔种业为了各地销售的种子价格统一，避免造成市场混乱，所以确定了统一的销售价格。龙翔种业确定统一的销售价格并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的性质。综上，寇维峰认为其与龙翔种业的法律关系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观点，根本不成立。本案事实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寇维峰应当给付龙翔种业拖欠的种子款。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寇维峰的上诉请求。龙翔种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寇维峰向龙翔种业给付种子款187975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实时利率计算逾期给付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2.诉讼费由寇维峰承担。事实和理由：龙翔种业的企业经营范围有种子销售一项业务，寇维峰经人介绍从龙翔种业处购进种子进行分销。2018年度开始，寇维峰从龙翔种业处多次购进种子，并按零售价向龙翔种业出具了数额为288580元的欠条，由于寇维峰一直未给付种子款，2020年4月26日和2020年5月8日，龙翔种业工作人员和案外人杨某等人两次找到寇维峰，要求寇维峰在对账单上签字，按照批发价格进行结算，寇维峰对数额表示认可，但拒不签字，至今也未履行价款给付义务。因此龙翔种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至法院，请依法查明事实，支持龙翔种业诉讼请求。寇维峰辩称，1.就龙翔种业诉寇维峰主张寇维峰给付187975元，事实不能成立，本案有虚假诉讼的嫌疑。2.龙翔种业与寇维峰之间不是买卖关系，是代理关系，龙翔种业起诉诉称寇维峰经营种子销售业务是分销是错误的，其主体不适格，本案诉讼主体错误，遗漏主体被告，仅凭龙翔种业对寇维峰进行录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证据不能支持。3.驳回龙翔种业全部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据本案事实和查实的证据公正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起，寇维峰从龙翔种业处以赊购方式购进种子。寇维峰在货物出库单上签字确认货物数额，再自行向农户以赊销方式进行销售。现寇维峰已按照销售价格向龙翔种业出具欠款凭证，因龙翔种业内部原因，该欠款凭证未向法庭提供。2020年4月26日及2020年5月8日，龙翔种业工作人员为案涉种子对账及重新出具欠条事宜与寇维峰进行沟通，并录制音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录音证据是否采纳认定问题。案涉录音证据系龙翔种业、寇维峰双方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龙翔种业未经对方同意或在未向对方提出任何明示的情况下，采取录音手段录取本人与他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从而取得的证据。案涉录音证据的取得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再现事实发生和发展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立法或交易习惯规则中并不加以限制，也不以是否获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另外，案涉录音证据所涉内容清晰、身份明确，具有客观性和连贯性。虽然寇维峰抗辩称录音内容系龙翔种业串通，但其在交谈过程中对录音内容所涉及的交易数额、单价均未提出明显异议，且寇维峰就案涉交易已经出具过相应的欠款凭证。因此，案涉录音证据作为证据法定类型之一的视听资料，本身并无疑点，且有证人证言为之佐证，故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其证明问题予以认定。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寇维峰抗辩称其系龙翔种业的员工，代表公司销售种子，但其并未提供相关授权委托证明，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关系，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即使是寇维峰代为销售，仍要向龙翔种业按照零售价出具欠款凭证，亦是占有实物进行销售，与代销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因此，在寇维峰已经收到龙翔种业出售的种子，并已进行实际销售，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寇维峰就应当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取代。故对于其逾期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起诉之日起开始以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寇维峰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给付龙翔种业种子款187975元及此款自2020年11月10日始至给付日止按2020年11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0元由寇维峰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龙翔种业所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内容中，可以认定在录音发生之前，寇维峰为龙翔种业出具过“欠条”，虽然不能从录音证据直接认定双方之间是种子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寇维峰代为销售种子并负有收回种子款的合同义务，但是从寇维峰对于如果再次出具欠条则将背负50余万元债务的表述，并表示“那50多万元我这辈子都还不起”，能够认定的事实是寇维峰对于龙翔种业所主张的债权进行了确认，而且从录音证据中可以认定双方认可的债务数额为187975元。综上所述，寇维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60元，由寇维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胡月皓审判员  时 秋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