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4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亭园，男，198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宁，上海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相文，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和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66号202-19室。法定代表人：黄相文，执行董事。上列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世枝，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陶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2601号1幢A区68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戴亭园。原审第三人：上海相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88号802B-1室。法定代表人：黄相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世枝，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亭园因与被上诉人黄相文、利和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和财富），原审第三人上海陶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陶和合伙）、上海相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卫资产）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9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亭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黄相文将其持有的被上诉人利和财富13％股份转让给戴亭园，两名被上诉人共同配合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两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黄相文辩称与戴亭园签订《备忘录》使得戴亭园对利和财富的股份变为间接持股模式，一审法院采信《备忘录》第4条约定的间接持股模式，但忽略了黄相文于2018年9月10日向戴亭园回函称戴亭园对利和财富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权利，此函直接表明黄相文不承认戴亭园对利和财富的直接和间接持股，黄相文根本不愿意履行《备忘录》第4条内容。2．戴亭园在成为陶和合伙的变更过程为向上海XX有限公司支付4万元，再增资156万元并成为陶和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黄相文辩称代戴亭园付投资款，但实际上戴亭园从未获得陶和合伙的任何证章和银行卡，均由黄相文控制。一审法院仅凭黄相文单方的打款凭据，而未查实陶和合伙的全部资金流水和资金在账情况，忽视重要的全部资金流水情况。3．戴亭园和黄相文于2016年5月1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519转让协议）约定，黄相文将其持有的利和财富8％股份作价160万元转让给戴亭园，同时黄相文承诺另转让5％股份作价100万元转让给指定的自然人（后书面通知转让给戴亭园本人）。在519转让协议第4.1.4条约定各方需要完成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等手续。此后，戴亭园向黄相文支付了160万元股权转让款，黄相文亦予以收取，在转账留言中备注了“利和财富股权转让款”。可见，戴亭园与黄相文双方合意转让的标的就是利和财富的相关股份。戴亭园和黄相文于2016年9月12日又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912转让协议），约定将利和财富5％股份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戴亭园。因为同日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另行约定股份转让的履行方式，该协议中并未约定各方需要完成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等手续。由此可见，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标的、价格、履行内容及履行方式等都不相同。4．案涉《备忘录》明确载明912转让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同时补充约定了具体的履行方式，黄相文在《备忘录》签订之后，仍收取戴亭园支付的150万元利和财富股权转让款。可见，《备忘录》仅是一份配合912转让协议的具体履行方式的补充协议，对于519转让协议只字未提，不可能对519转让协议产生变更履行方式的法律效力。6．一审法院未注意到912转让协议和《备忘录》均未实际履行。戴亭园并未支付过912转让协议项下利和财富5％股份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且《备忘录》第4条载明的黄相文将股份转让给相卫资产的前提条件至今未履行，也未发起成立过有限合伙等。7．黄相文向陶和合伙支付钱款的行为并未得到戴亭园的授权和认可。戴亭园购买利和财富股份的意思表示决不能因黄相文向陶和合伙支付钱款而发生改变，戴亭园支付的160万元只能产生购买利和财富股份的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戴亭园已支付了519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160万元，并在合同约定的36个月内通知黄相文另行向其转让5％股份，黄相文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案实质上是戴亭园要求继续履行519转让协议。在519转让协议具备继续履行、并且完成大部分钱款交付的条件下，一审法院未支持戴亭园的一审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利和财富作为持有基金牌照的主体单位，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而陶和合伙并无实际业务，属于空壳公司。事实上戴亭园出资购买的就是利和财富的股份而非企业的财产份额，两者概念不同，一审判决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无论519转让协议的直接持有股份还是912转让协议的间接持有股份，戴亭园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受让股权而获得利和财富相应的期待利益。但事实上，截止目前，利和财富的全部股权仍由黄相文持有，且黄相文意图将股权转让款变成合伙企业财产，使得戴亭园的合同目的落空。一审判决纵容黄相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违法。3．上述股权纠纷于2020年4月28日由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依旧以《备忘录》覆盖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为由，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黄相文辩称：不同意戴亭园的上诉请求，坚持其一审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利和财富辩称：其同意黄相文的上述答辩意见，坚持其一审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陶和合伙未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相卫资产陈述：与黄相文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戴亭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相文将持有的利和财富13％的股份转让给戴亭园；2．判令黄相文、利和财富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利和财富于2013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黄相文原持有利和财富60％股权，2016年5月10日，黄相文与案外人姚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案外人姚某将其持有的利和财富40％股权转让给黄相文。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利和财富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黄相文持有100％股权。2016年5月19日，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注：即519转让协议），约定黄相文将其所持有的利和财富8％股份一次性转让给戴亭园，双方确定股份转让价为160万元。黄相文承诺并保证，自愿无条件地在未来36个月之内，向戴亭园或戴亭园指定的自然人或机构转让5％的利和财富股份，股份作价金额为100万元。2016年5月26日，戴亭园向黄相文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同年9月21日，戴亭园又向黄相文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2016年9月12日，戴亭园、黄相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注：即912转让协议），约定黄相文将其所持有的利和财富5％股份一次性转让给戴亭园，双方确定股份转让款200万元等内容。审理中，戴亭园及黄相文均确认该份《股份转让协议》未履行。同日，黄相文、戴亭园及案外人陈某1、利和财富签订《备忘录》，载明：1．黄相文将其所持有的利和财富5％股份作价100万元，在黄相文及戴亭园、陈某1同时允诺下，转让给指定合作机构，用作利和财富引入优秀合作伙伴，其他具体转让条件另行约定。2．案外人XX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向利和财富的借款，根据借款余额，年化利息10％，每年12月底进行结算，由黄相文负责收回本息。黄相文与戴亭园、陈某1于2016年9月1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2元共200万股，合计400万元，自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该笔转让款未支付部分按年化利息为10％向黄相文支付利息，直至该笔转让款全部支付到位。3．相卫集团及关联公司的人员及办公成本的分摊：除利和财富自有员工外，财务（臧某工资中1万元计入利和财富，其余由集团承担）、行政（王某）的工资成本由利和财富承担；办公费用以当月利和财富实际人数（包括臧某、王某）占集团总办公人数的比例进行分摊。以上两项费用，每月双方核对确认。4．黄相文与戴亭园、陈某1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考虑到证监会对股东的要求因素，拟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在条件具备时，黄相文将持有公司100％的股份转让给相卫资产，戴亭园、陈某1及公司员工发起成立有限合伙，黄相文及有限合伙按相应比例共同持有相卫资产100％股份，以达成黄相文与戴亭园、陈某1对公司股份的间接持有。另查明：2016年11月17日，戴亭园出具《关于上海陶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承诺书》，载明：陶和合伙拟作为利和财富的员工持股平台，为配合实现相关监管要求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现规定目前由戴亭园作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同时约定在上海证监局批准利和财富股权全部转让给相卫资产并完成工商变更后的10个工作日内，戴亭园应完成后续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如若未支付相关股权款，则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转变为黄相文。陶和合伙于2013年7月10日成立。2016年11月，陶和合伙申请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出资额等变更登记，其中该次备案的《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中载明：2016年11月21日，陶和合伙全体合伙人经协商，决定对合伙企业做如下变更：……同意普通合伙人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将所持本合伙企业4％的出资份额作价4万元转让给戴亭园（认缴出资额为4万元），其他合伙人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后，戴亭园成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戴亭园增加出资156万元，增资后其出资额为160万元。……同意陈某1出资140万元入伙陶和合伙，成为陶和合伙的有限合伙人。该决定书有包括戴亭园及案外人陈某1在内的相关人员签字。该次备案的2016年11月21日《认缴出资确认书》中载明：戴亭园认缴出资额160万元、实缴出资额0元、认缴出资比例20％、缴付期限2017年6月30日，陈某1认缴出资额为140万元、实缴出资额0元、认缴出资比例17.5％、缴付期限2017年6月30日。该确认书有戴亭园及案外人陈某1签字。经该次变更登记，陶和合伙的合伙人为4人，分别为戴亭园、黄相文、案外人陈某1及姜某。2016年12月26日，黄相文将160万元转入陶和合伙账户，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为“代戴亭园付投资款”。2017年3月，陶和合伙申请合伙人变更登记，其中该次变更备案的2017年3月30日《认缴出资确认书》中载明：戴亭园认缴出资额为160万元、出资比例20％、实缴出资额为160万元，陈某1认缴出资额为140万元、出资比例17.5％、实缴出资额为140万元。该确认书尾部有戴亭园及案外人陈某1签字。陶和合伙现登记的合伙人共6人，其中戴亭园为普通合伙人（亦为执行事务合伙人），黄相文、案外人陈某1及姜某、蔡某、沈某为有限合伙人。审理中，戴亭园称其本人未对陶和合伙进行出资。戴亭园及黄相文、利和财富均表示案外人姜某、蔡某、沈某入伙陶和合伙时系利和财富的员工。再查明：相卫资产于2004年6月成立。2016年12月，相卫资产申请注册资本、股东变更登记。其中该次变更备案的2016年12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案外人陈某2将相卫资产32％股权作价320万元转让给陶和合伙。该次备案的2016年12月5日相卫资产《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同意股东陶和合伙受让陈某2持有的本公司32％的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黄相文，认缴出资额：680万元，出资比例68％；陶和合伙，认缴出资额：320万元，出资比例32％。三、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其中：股东黄相文认缴1，2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例60％。股东陶和合伙认缴8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比例40％。该决议尾部有戴亭园及黄相文签字并加盖陶和合伙印章。现第三人相卫资产登记的股东为黄相文及陶和合伙。又查明：2018年9月7日，戴亭园向黄相文发送《股权转让通知书》，称拟向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全部利和财富股权，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征求黄相文意见。同年9月10日，黄相文回函，称戴亭园并非利和财富股东，对于利和财富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权利，无权向任何人转让利和财富股权。戴亭园和黄相文同为陶和合伙的合伙人，戴亭园作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如有意退出陶和合伙经营的，请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办理退伙手续。2019年2月11日，戴亭园向黄相文发送《通知书》，表示鉴于戴亭园与黄相文签署关于利和财富的《股权转让协议》，现按照协议约定，戴亭园要求黄相文向戴亭园自愿无条件转让5％的利和财富股权，股份转让价格为1元／股，作价金额为100万元。审理中，戴亭园、黄相文确认戴亭园未向黄相文支付2016年5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利和财富5％股权对应的100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5月黄相文通过股权转让，成为利和财富登记的唯一股东。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的519转让协议约定黄相文将利和财富8％股权（转让价格为160万元）转让给戴亭园，根据该约定，戴亭园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对利和财富直接持股。而2016年9月12日《备忘录》第4条约定，黄相文将持有的利和财富全部股权转让给相卫资产，戴亭园、案外人陈某1及公司员工成立有限合伙，黄相文及有限合伙共同持有相卫资产全部股权，根据该约定，戴亭园、案外人陈某1以及黄相文对利和财富间接持股。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519转让协议约定的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是否变更为同年9月12日《备忘录》约定的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二、现阶段戴亭园主张继续履行519转让协议，将现登记在黄相文名下利和财富13％的股权登记至戴亭园名下是否应支持。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第一、戴亭园认为《备忘录》第4条所指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指向912转让协议，而黄相文、利和财富则认为《备忘录》第4条所指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包括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的全部股权转让协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备忘录》签订之时戴亭园与黄相文已先后签订两份《股份转让协议》，而《备忘录》第4条中仅明确为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具体指向哪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其次，虽然《备忘录》第2条中提及912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但结合《备忘录》全部四项条款内容来看，每一项条款内容各自独立，故第4条的约定并非是仅对第2条约定中912转让协议的进一步阐释。再者，《备忘录》第4条明确系因证监会对股东的要求因素，从而约定了各方间接持股模式。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的两份《股份转让协议》均是针对利和财富的股权转让，具有同一性，两份协议的履行均需满足证监会对股东的规定，故从《备忘录》的文意内容看，黄相文、利和财富认为《备忘录》第4条所指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包括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的全部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第二、从本案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看，经过工商备案的戴亭园签字确认的2016年11月21日陶和合伙《认缴出资确认书》中记载戴亭园实缴出资额为0元。之后黄相文于2016年12月26日将160万元转入陶和合伙账户。经过工商备案的戴亭园再次签字确认的2017年3月30日陶和合伙《认缴出资确认书》则记载戴亭园实缴出资额为160万元。而戴亭园审理中表示其本人未向陶和合伙实际出资，故戴亭园在上述前后两份《认缴出资确认书》上签字，证明其知晓并认可黄相文代其转款的行为，并确认其已实缴陶和合伙出资160万元。戴亭园在陶和合伙的实缴金额160万元，与戴亭园之前向黄相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以及黄相文向陶和合伙的转款金额均一致，戴亭园支付给黄相文的16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戴亭园对陶和合伙的出资款，由此证明双方的合作模式事实上已经由《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直接持股变更为《备忘录》第4条约定的间接持股。虽然戴亭园系通过受让方式成为陶和合伙的合伙人，而《备忘录》第4条约定了戴亭园、案外人陈某1与公司员工发起成立有限合伙，但戴亭园出具的《关于上海陶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承诺书》已经明确陶和合伙系利和财富的员工持股平台，且无论是通过发起还是受让方式，其目的都是戴亭园成为陶和合伙的合伙人。事实上，戴亭园已经同意并实际通过受让方式成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而且陶和合伙的其余合伙人入伙时均系利和财富的员工，证明双方仍然已经按照《备忘录》第4条的约定模式在履行。另外，《备忘录》第4条约定的间接持股模式需涉及登记在黄相文名下利和财富100％股权，故只有包括戴亭园和黄相文签订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才可以实现由黄相文将利和财富全部股权转让登记至相卫资产名下。如果《备忘录》第4条间接持股模式仅指向912转让协议，而戴亭园及黄相文均表示912转让协议实际未履行，在此情况下，戴亭园不可能成为《备忘录》第4条中所提及的有限合伙（实际即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综合以上，无论从各方签订的多份协议还是实际履行情况看，黄相文、利和财富主张的519转让协议约定的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已变更为同年9月12日《备忘录》约定的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戴亭园与黄相文签订519转让协议约定的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已变更为同年9月12日《备忘录》约定的间接持股的合作模式，各方均应按《备忘录》的相关约定履行。戴亭园本案中仍按519转让协议的条款要求黄相文向其直接转让利和财富股权，并要求直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各方对《备忘录》的履行存在争议，均可以依据《备忘录》的约定另行主张相关权利。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戴亭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2，600元，由戴亭园负担。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备忘录》与519转让协议有无关联，各方当事人是否已合意将519转让协议约定的上诉人戴亭园对被上诉人利和财富的直接持股模式变更为间接持股模式。二、戴亭园要求两名被上诉人配合其将519元转让协议项下利和财富的13％股权变更至其名下，有无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戴亭园认为《备忘录》系针对912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与519转让协议无关；两名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相卫资产抗辩，《备忘录》针对的是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戴亭园对利和财富的持股模式已从直接持股变更为间接持股。对此本院认为：1．戴亭园与两名被上诉人均确认，《备忘录》第4条约定被上诉人黄相文将其持有的利和财富100％股权转让给原审第三人相卫资产。而《备忘录》签订之时，黄相文并未将519转让协议项下的8％利和财富的股份变更至戴亭园名下。因此本院认为，《备忘录》第4条中出现的“100％股份”显然应当包含519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份。故此，戴亭园认为《备忘录》与519转让协议无涉，与事实不符。2．戴亭园在本院二审期间陈述，《备忘录》第1条约定的是黄相文与戴亭园及案外人陈某1同意并寻找优秀的合作伙伴，黄相文再另外拿出利和财富5％股份转让给新的合作伙伴；第2条约定的是案外人XX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向利和财富的借款事宜等；第3条约定的是利和财富作为独立法人与案外人XX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分摊用工成本事宜；第4条约定的是戴亭园对于利和财富股份的间接持有模式。从《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约定内容看，各项条款间无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备忘录》约定的各项条款均为独立条款正确，本院予以认同。同时，戴亭园认可912转让协议系针对黄相文向戴亭园转让其持有的利和财富5％股份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期限及股份权益等进行了约定，所约定的内容显然与《备忘录》第1、2、3条无涉。此外，戴亭园上诉称，519转让协议约定的第四．1.4条约定的内容是完成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证监会备案登记等相应手续，但在912转让协议中没有作此约定，由此亦可表明《备忘录》是912转让协议的补充。对此本院认为，《备忘录》中已约定戴亭园对利和财富的股份由直接持股变更为间接持股，因此519转让协议第四．1.4条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等手续在签订912转让协议时已无实际履行的现实必要。故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关于第四条约定内容不一致并不能证明戴亭园的该项上诉主张。因此，戴亭园认为《备忘录》是912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上诉理由，并无依据。3．戴亭园于2016年11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其在戴亭园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认缴出资确认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和出资情况》、陶和合伙的《股东会决议》等数份与陶和合伙有关的文件中签名等行为可以表明，戴亭园明确知晓并同意由相卫资产受让利和财富的全部股份，由戴亭园向已经设立的陶和合伙出资认缴20％股份的方式达到其间接持有利和财富的股份的目的。戴亭园作为陶和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亦已经履行了对陶和合伙的相关管理职责。同时本院注意到，陶和合伙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戴亭园的出资额占陶和合伙的20％，陶和合伙持有利和财富40％股份，由此计算，戴亭园间接持有利和财富8％股份（100％＊40％＊20％），间接持股比例与戴亭园实际向黄相文支付的160万元所对应的利和财富8％股份一致。戴亭园对于持股比例的计算方式也予以认同。戴亭园上诉称其既未授权黄相文将该16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付至陶和合伙的账户，作为其对陶和合伙的出资款，也不同意黄相文此种行为。本院认为，陶和合伙的工商企业信息中出现了两份经戴亭园签字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中，关于戴亭园对陶和合伙实缴出资额从“0元”变更为“160万元”的事实变化看，应当认定戴亭园知晓其实际向陶和合伙出资160万元。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此外，戴亭园认为，黄相文利用其实际控制陶和合伙的便利，侵占合伙企业财产，致使陶和合伙无支付能力，从而其通过陶和合伙间接持有利和财富的股份的目的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陶和合伙的注册资本经过合法的验资及审核程序，应当认定陶和合伙的各名合伙人已实际出资。至于黄相文是否侵占合伙企业财产与戴亭园可否实现间接持有利和财富的股份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涉案《备忘录》与519转让协议有直接关联，各方当事人已合意将原约定由戴亭园直接持有利和财富股份，通过戴亭园对陶和合伙出资的形式变更为间接持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戴亭园对利和财富股份的直接持有已合意变更为间接持有，而利和财富的股份现无法按《备忘录》的约定全部转让给相卫资产，系因为戴亭园在涉案诉讼中将利和财富的股权进行了保全而无法进行。戴亭园认为黄相文于2018年9月10日的回函内容可以证明黄相文不愿意由戴亭园直接或间接持有利和财富的股份才未继续履行，本院认为从该份回函中的上下文内容看，黄相文系对戴亭园要求其将利和财富的股份直接变更至戴亭园名下的要求不予同意，而并非否定戴亭园间接持有利和财富股份的事实。戴亭园认为黄相文有毁约行为，依据并不充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备忘录》无法继续履行，故此，戴亭园以912转让协议和《备忘录》均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要求继续履行519转让协议约定，由黄相文、利和财富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亭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戴亭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清审 判 员  桂 佳审 判 员  王 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闫伟伟书 记 员  张 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