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57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知府，男，199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秀华，女，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惠长太，山东海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20。 法定代表人：朴善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培东，男，汉族，1963年7月29日生，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勇，山东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玉翠，女，199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 上诉人王知府、程秀华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成公司）、原审被告吴玉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2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知府、程秀华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给付被上诉人违约金，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案由虽然为保证合同纠纷，但是担保方式为人事保证，并非普通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存在事实不清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第六百八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规定保证只能针对债权债务而设定，对行为本身不可以直接设定担保。1990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劳务输出合同的担保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法（经）函〔1990〕73号）中明文规定，派出单位与出国劳务人员及其担保人签订的保证书，是派出单位要求派出人员在出国期间遵守所在国法律和所在国公司各项行政规章及出国纪律等方面作出的行为保证，这是派出单位对派出人员进行管理的一种行政措施；担保人为出国人员提供的担保，不属于民法和经济合同法调整范畴；目前，这类纠纷尚无法律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依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组织劳务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为国外的企业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国外雇主）工作的经营性活动。”被上诉人作为有对外劳务派遣资质的公司，每年组织人员赴日本工作，被上诉人收取被派遣劳务人员支付的服务费，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服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履行服务合同过程中要求被派遣的劳务人员的家属提供财产担保明显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向与其订立服务合同的劳务人员收取服务费，应当符合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向与其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务人员收取服务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劳务人员收取押金或者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本案中，泰成公司要求王天成（被派遣劳务人员）遵守日本国法律，禁止王天成发生脱岗、到期不回国、非法滞留的行为，如果出现前述行为，王天成要承担60万元的违约金，这些约定是在《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中约定，当时王天成并未与泰成公司签订《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而且《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中并没有关于60万损害赔偿金的约定，上诉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质存在的就是人事保证合同。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15万元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金额违法诚实信用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有违公序良俗原则，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一）案外人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系无效合同。首先，王天成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的《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以下简称报名确认书），是双方对王天成报名参加被上诉人派遣赴日工作的确认，该报名确认书中的内容为双方在2017年1月3日签订正式《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前的磋商，服务合同中并没有报名确认书中约定的60万元损害赔偿金的约定，系为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均应以2017年1月3日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准，故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报名确认书因内容发生变更而无效。其次，《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与国外雇主订立书面劳务合作合同；未与国外雇主订立书面劳务合作合同的，不得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被上诉人未提交能证明其与国外雇主订立的书面劳务合作合同，故被上诉人派遣王天成赴日本工作的行为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本案中应当依法判定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报名确认书、服务合同无效，且被上诉人应当依法退还王天成缴纳的相关服务费32000元。（二）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另外关于60万违约金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被上诉人起诉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多达300余件，其使用的证据基本一致，可以认定其提供的文件是格式合同，关于60万的违约金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如前所述，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报名确认书无效，导致关于60万违约金的约定归于无效，而服务合同对损害赔偿金没有约定且因违反《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无效，故作为报名确认书、服务合同从合同的,《家人同意兼担保书》、《担保责任确认书》均无效。（三）担保合同无效关于60万元违约金的约定无效。《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劳务人员收取押金或者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取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通知》（财企[2003]278号）第二条规定，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企业不得再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也不得由此向外派劳务人员加收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或要求外派劳务人员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抵押。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60万元损害赔偿金或者违约金都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三、即使认定主合同、担保合同有效，也应考虑合同履行情况、被上诉人产生的实际损失，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确定违约金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实际损失为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处于优势地位，其利用其优势地位制定格式合同，约定高额违约金，显然有失公平。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产生的实际损失，仅以合同约定数额主张，其应承担不利后果。 庭审中，王知府、程秀华补充称：1、根据（2021）鲁02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此类案件的违约金金额确定，应当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及逾期利益以及实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裁判。2、根据（2019）鲁02民终16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判决结果为4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类似案件应当统一司法裁判结果规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起诉的上百起类似案件司法裁判结果均不统一，被上诉人的起诉目的难以自圆其说，请求予以驳回。 泰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上诉人与泰成公司之间属于保证合同纠纷，双方签署的《担保责任确认书》《家人同意兼担保书》中均约定若发生纠纷由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泰成公司与王天成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约定如其作为实习生在日技能实习期间违反日本的法律规定，发生脱岗、到期不回国、非法滞留行为，即构成违约，须向原告承担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因王天成于2019年01月17日，擅自脱离实习实施机关，在日本非法滞留。因此，王天成对泰成公司构成违约，依约应当对泰成公司承担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而上诉人作为王天成的担保人是对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承担保证责任。基于泰成公司与上诉人签署的《担保责任确认书》《家人同意兼担保书》，约定如王天成在日技能实习期间发生脱岗、到期不回国、非法滞留等，自愿作为被告对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对《担保责任确认书》及《家人同意兼担保书》的内容是明知的，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签字摁手印均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损害赔偿金的约定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担保责任确认书》《家人同意兼担保书》合法有效。（3）《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对外劳务企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劳务人员收取押金或者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泰成公司并未向王天成收取任何押金或者要求其提供财产担保。泰成公司与上诉人就担保事项的约定，即本案上诉人所提供的履约担保是上诉人为自身可能的违约事实所产生的，与泰成公司的约定违约金的担保。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泰成公司与上诉人平等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责任确认书》《家人同意兼担保书》的约定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21】94号》（该纪要已于2021年3月1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4次会议通过）,第一项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合同是否成立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本着尊重合同自由，鼓励和促进交易的精神依法处理。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泰成公司与上诉人所签署的合同当事人名称、权利义务均十分明确，泰成公司与上诉人均系平等民事主体，其约定并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相互免责的特别约定。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本着尊重合同自由，鼓励和促进交易的精神依法处理，应当尊重合同自由原则，尊重、保护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所签署的合同，应当认定双方所签署的合同成立，支持泰成公司的诉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2016年12月23日，王天成签订《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该确认书是对其进行日方面试前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2017年01月03日，王天成被日方面试合格后与泰成公司签订《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就相关赴日事项进行约定。王天成与泰成公司的权利义务是自2016年12月23日天成签订《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时开始的，《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是对双方权利义务进一步的明确，并不是对《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的变更。《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均是王天成再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签字、按手印，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泰成公司自2003年注册取得商务部许可从事劳务外派事业以来，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泰成公司与日本国北陆对外事业协同组合于2013年4月4日签署《关于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的协定书》，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泰成公司拥有合法的派遣资质，完全守法经营。三、2017年05月19日，王天成赴日技能实习，2019年01月17日王天成在赴日仅仅才18个月，王天成在未告知日方监理团体、实习实施机关及原告的情况下，私自脱离实习实施机关，在日本非法滞留，其主观恶意极大、性质恶劣。王天成脱岗后，导致日方实习实施机关停止与我公司的合作，会社出具了停止合作的《证明书》，从《证明书》可以得出，王天成脱岗，给泰成公司造成的年损失为：每名实习生的出国服务费20000元×原计划接收的实习生人数6人=120000元。因此王天成脱岗给泰成公司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60万元。综上所述，泰成公司与王天成及上诉人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就泰成公司派遣王天成赴日技能实习事项的约定中，上诉人自愿为王天成违约对泰成公司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金60万元承担担保连带责任，属于泰成公司与王天成及上诉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友好协商的约定，且属于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院审判委员会第1834次《会议纪要》第6条，法庭应当追认泰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约定合法有效。王天成在日期间脱离实习机关，发生脱离、失踪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需依约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作为王天成的担保人，需对泰成公司承担60万元损害赔偿金的连带保证责任。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对泰成公司承担60万元损害赔偿金，维护泰成公司的合法权益。对于上诉人庭审中补充的事实与理由，泰成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对于本案当事人王天成的担保人所担保的金额60万元的性质认知错误，王天成赴日并非劳务外派，而是技能实习生外派，是王天成以赴日学习日本先进技术和技能知识为目的，被上诉人与王天成和王天成的担保人充分讨论认知达成一致形成的合约，损害赔偿金60万元也是王天成的担保人即上诉人基于王天成赴日学习到的技能知识技术回国后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增加价值附加值的创造能力形成的合约。在王天成违约对被上诉人造成定单丢失、损害永久性、价值无限性，王天成及上诉人认可自身已承担60万元有限责任达成的合同约定。根据民法典自愿原则，上诉人应当根据该约定承担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2、上诉人提交同类案件的判决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已经于2021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4次会议予以确认，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公告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21）94号第1条第6项当事人对于合同是否成立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应当本着尊重合同自由鼓励和促进交易的精神依法处理，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数量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首先被上诉人与王天成及上诉人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被上诉人也不存在与王天成及上诉人的相互免责的约定，被上诉人与王天成及上诉人的合同约定当中，姓名、名称清楚没有异议，标的数量清楚无误。请求法庭依法支持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 泰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知府、程秀华、吴玉翠支付损害赔偿金60万元；2.判令王知府、程秀华、吴玉翠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2月23日，王天成到泰成公司（派遣公司）报名办理赴日本国技能实习手续，签署《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其中第（五）条约定：“实习生向派遣公司缴纳出国服务费人民币24500元。”第（十）条约定：“实习生须遵守中日两国法律法规，如实习生在日技能实习期间违反日本国法律规定，发生脱岗、到期不回国、非法滞留行为，实习生本人除须按照日本法律法规在日接受审判、处置外，还将构成违约，实习生须向派遣公司承担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并自愿且同意派遣公司将实习生的全部信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途径进行信息公布、公开追讨，…。”程秀华、王知府质证称，王天成离岗并未给泰成公司造成实质损失，要求王天成承担60万元的违约责任，显失公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2017年1月3日，泰成公司（甲方）与王天成（乙方）签订《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合同载明：“甲乙双方根据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有关管理规定和行业规范、甲方与日本北陆对外事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监理团体）签订的《技能实习事业协议书》，经友好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第一条，乙方通过了日方监理团体所属丸井织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实习实施机关）的技能考核和面试，赴日本国从事织布运转技能实习活动。在日期限：‘技能实习1号’在留资格期限最长为一年（含入境初的讲习期）；如乙方通过法定考核并经监理团体、实习实施机关及甲方三方认可，并获得‘技能实习2号’的在留资格，期限最长为两年，以上合计在日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派遣合同还就讲习津贴、工资及待遇，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境外服务费（人民币2万元），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乙方的责任和义务约定：保证不发生从实习实施机关脱岗、不按时归国、非法滞留事件。 2016年12月，王天成、王知府、吴玉翠、王桂峰、程秀华向泰成公司（派遣公司）出具《担保责任确认书》，约定如王天成在日技能实习期间发生脱岗、或到期不回国，或非法滞留行为，除按照中日两国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外，还须向派遣公司承担损害赔偿金人民币60万元；王知府、吴玉翠、王桂峰、程秀华作为王天成的担保人，在王天成发生上述行为，按约承担违约责任时，自愿作为直接被告对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该笔违约金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王桂峰、程秀华还出具《家人同意兼担保书》，对上述保证内容进行约定。 2017年5月19日，王天成由泰成公司派往日本从事实习活动。2019年1月17日，同寝室的实习生通知说王天成的行李不见了，马上和其本人联系但是没联系上，也和其家人联系了也没联系上，因其平时对待工作认真没有失踪的迹象，所以选择先观察一段时间。其后一周时间一直没有联系上，判断其返回的可能性很低。1月29日向警察署提交了行踪不明报告。王天成至今滞留日本。关于王天成脱离岗位的原因，王知府、程秀华称系王天成在日期间收入无法满足正常生活，且日方企业存在严重的歧视行为，未给予实习生正常的员工待遇，王天成无奈脱离岗位。 另查明，泰成公司持有青岛市商务局颁发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经营范围为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资格证书有效期自2012年4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 又查明，泰成公司与日本国北陆对外事业协同组合签订有《关于外国人技能实习事业协定书》，双方就职业介绍等相关责任义务进行了约定。 又查明，丸井织物株式会社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2月给实习生发放的工资金额分别为132316日元、125666日元、122312日元、114411日元。 又查明，2019年7月12日，日本国北陆对外事务协同组合出具证明书：“丸井织物会社自2010年开始通过本组合与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合作，自从双方合作以来，互相理解逐步加深。按照双方的长期合作意愿，丸井织物会社原计划每年至少从泰成公司接收6名实习生，但遗憾的是，由于丸井织物会社于2017年5月19日从泰成公司接收的实习生王天成，在日技能实习期间无故失踪，丸井织物会社已经停止从泰成公司接收实习生。”泰成公司并据此称，按照每个实习生公司盈利2万元，公司每年至少损失12万元。王知府、程秀华称，泰成公司应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而非预期利益损失。 还查明，王桂峰于2019年1月11日因病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是否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二是泰成公司与王天成签订的劳务输出服务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以及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提供保证担保是否有效；三是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应当承担违约金的金额。 本案中，泰成公司持有青岛市商务局颁发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有权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其在经营范围内与王天成签订《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王天成向泰成公司出具《派遣公司报名确认书》，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向泰成公司出具《担保责任确认书》，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维护。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作为保证人，担保的范围是王天成可能违约而对泰成公司负有的违约金债务。该违约金债务的性质是一种附成就条件的金钱债务，现经审理查明王天成无故发生了脱岗和非法滞留等行为，构成违约，此违约金债务条件成就。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对该金钱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违反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应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王知府、程秀华提出服务合同及担保无效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程秀华、王知府提出王天成即便离岗也未给泰成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泰成公司要求按照约定支付60万元违约金，显失公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均承认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的双重性质。王天成擅自脱离实习实施机关，已构成违约。因王天成的该违约行为，日方用工单位解除与泰成公司的合作，泰成公司丧失对该用工单位每年6人次的劳务输出机会，可见泰成公司作为委派机构，必然在名誉与经济上遭受一定损失。同时，该违约行为还违反了国家关于出入境管理规定，不利于出国劳务的规范有序进行，损害了中国公民对外的信誉与形象。综合考虑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因素，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法院对泰成公司主张的损害赔偿金予以调整，以15万元为宜。泰成公司诉请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承担保证责任支付违约金60万元，超出15万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吴玉翠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其放弃了一审中举证、质证的抗辩权利，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违约金15万元；二、驳回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负担3675元，程秀华、吴玉翠、王知府负担1225元。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与王天成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在日期间，甲方的驻日管理人员对乙方提供如下支援和协助：1、督促实习实施机关向乙方（王天成）交付雇佣合同；2、对于乙方（王天成）反映的疾病等麻烦及涉及其合法权利的问题，与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施机关联络、协调、妥善解决；3、在乙方（王天成）国内家属遇到突发事故需紧急联络乙方时提供便利和帮助。 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损害赔偿金及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与王天成签订《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双方系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基于《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的履行为王天成提供担保，也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在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出具的《担保责任确认书》第一条约定，如实习生在日技能实习期间发生脱岗，或到期不回国，或非法滞留行为，属违反日本法律规定及技能实习制度的行为，实习生本人除需按照中日两国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外，还需向派遣公司承担损害赔偿金60万元。第二条约定，作为实习生的担保人，在实习生发生上述行为，按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时，自愿作为直接被告对人民币60万元的损害赔偿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见，涉案款项的性质为损害赔偿金，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不得收取履约保证金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相应证据证实，王天成在实习期届满前就离开了实习实施机关，存在违约行为。《担保责任确认书》中约定的是款项性质是损害赔偿金，该款项性质的约定的文意解释应为实际损失金额。但结合《担保责任确认书》上下文的约定来看，双方在约定事项发生之前就对于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进行明确约定，该款项性质确定为违约金性质更为适当。 对于违约金数额的确定，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并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时称因王天成脱岗给公司造成年损失，但对于因王天成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被上诉人并无确切证据予以证实。王天成在前期按约履行了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并且，根据王天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对于王天成反映的疾病等麻烦及涉及其合法权利的问题，被上诉人应负责与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施机关联络、协调、妥善解决。但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履行了相应支援与协助的义务，为实习生妥善解决了问题。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虽然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已经予以调整，但未考虑到被上诉人应负的支援与协助义务的问题，故本院酌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金数额以10万元更为适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程秀华、王知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2122号民事判决； 二、王知府、吴玉翠、程秀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10万元； 三、驳回上诉人程秀华、王知府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王知府、程秀华及原审被告吴玉翠承担817元，被上诉人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担40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王知府、程秀华及原审被告吴玉翠承担1633元，被上诉人青岛泰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担81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佩宇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