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甘01民终127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南大经济开发区星城路1号。法定代表人:陈明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振华（该公司青海分公司法务部经理）,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魏杰,男,197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军，甘肃天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甜，甘肃天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建新,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上诉人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楚雄公司)与被上诉人魏杰、李建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甘0103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湖北楚雄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20)甘01民终18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甘0103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12月6日作出了（2020）甘01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湖北楚雄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湖北楚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振华、被上诉人魏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甜和被上诉人李建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湖北楚雄公上诉请求：1.撤销(2020)甘01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经人民法院多次审理，依然在该判决中没有查明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多处对事实错误认识，将买卖合同纠纷变质为《建设合同》纠纷，违法的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经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和兰州中院五次审理，李建新为建设《中国核工业二三青海盐湖项目工程》工程，购买过魏杰的材料1400万元，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李建新个人己支付魏杰1200万元货款，在2018年5月18日李建新以个人名义给魏杰出具欠条一份，今欠魏杰货款2480934.61元整。本案事实是清楚的，卖方是魏杰买方是李建新。事件的全过程都是李建新在买魏杰在卖，我公司没有给魏杰支付过一分钱货款，李建新也不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李建新在甲方会议记录上有过签字，但与本案的责任主体认定没有必然关联关系。从本案的四个事实部分看，一双方的买卖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判决书说“魏杰没有过错，合同法明确要求对重大的民事行为，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货物都是交给李建新或李建新安排的人员收货，在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庭审中魏杰明确说“货按李建新的要求拉到盐湖工地，在此施工的建设单位有十几家，我不清楚是不是楚雄公司的工地，李建新叫拉那就拉那”该话明确地表明买货人是李建新；三、付款的l200万我公司没有付给魏杰一分钱，被上诉人也认可都是李建新或受李建新要求的郑州建安公司给付的；四、双方认可确定权利义务的“欠条”明确写明，债务人李建新债权人魏杰。这么清楚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据李建新在我公司承建的项目期间，与甲方签字的一些文件上的签名，认为形成了表见代理，出具欠条的责任人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靠一些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判决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明显存在枉法裁判的行为。事实是建设项目远离我公司的住所地，项目在施工一年后已达到竣工条件，李建新是湖北孝感的人，与我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人颜响是同乡关系，因为他长期在格尔木工作，并且懂建筑，为了方便就经常委托他参加一些甲方组织的会议，原告在起诉前并不清楚这些事。原告完全是为了将我公司拉到诉讼中，在本案第五次诉讼到项目的甲方盐湖公司调取的，表见代理是“相对人在行为前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二、李建新是郑州建安公司盐湖项目的负责人，原告对李建新提供《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与盐湖脱水车间》建设合同的真实性认可，说明魏杰在买卖行为中仅是对李建新的，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并且魏杰认可的结算单，也没有我公司的公章，因此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卖方魏杰买方李建新，本案的事实并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况。首先，李建新并没有以我公司的名义与魏杰订立书面合同，应此，原告在买卖关系发生前就明确知道相对人是李建新，其次，原告在2015年8月叫李建新个人给他出具欠条一份，也是对李建新的认可，再有付的l200万都是李建新和郑州建安公司支付的有银行转账凭证，(我公司出具的郑州建安财务单法院没认可，但上面记录的银行转款情况是否真实的，法院应当向原告核实上面的转款是不是李建新己付款l200万的组成部分)。并且，原告提供的钢材的直径都是25、32厘米的，而我公司项目需要的材料直径是8、12厘米的，我们的项目上根本用不上这些材料(详见原告提供的招标文件)。综上，原审法院不管客观事实，乱用法律规定。打欠条的人不用承担责任，乱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将合同外的第三人列为付款主体。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魏杰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上诉人楚雄公司因承建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发包的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综合办公主楼及调度质检中心土建工程需要，由被上诉人李建新代表楚雄公司与魏杰谈判钢材采购事宜。就钢材采购事宜达成一致后，魏杰开始向上诉人楚雄公司指定的工地履行供货义务，双方未签订书面的钢材购销合同，但以《发货清单》、《合同明细表》等形式确认每批次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等事项，上述清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湖北楚雄”，每批钢材均供到上诉人楚雄公司承建的案涉工地。在清单上签字的人员李建胜、代大清等在魏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均可以证明其为上诉人楚雄公司的员工。同时，其中部分清单上加盖了“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从开始谈判到供货，魏杰一直认为与其交易的主体为上诉人楚雄公司，被上诉人李建新只是该公司的案涉项目负责人。并且，本案在2019年3月26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中，李建新称案涉项目部公章系其私刻，主审法官问该公章是其私刻的事实上诉人楚雄公司是否知晓时，李建新方回答知晓。而此次庭审中上诉人楚雄公司和被上诉人李建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同一个人，上诉人对此也未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上诉人楚雄公司对该项目公章的存在是明知的。上诉人楚雄公司既然明知该项目章的存在又不加以阻碍，进而得知，上诉人楚雄公司认可魏杰供应的钢材也确实用在其承建案涉的项目工地。因此，魏杰虽然与上诉人楚雄公司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双方之间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上诉人楚雄公司作为最终的受益人对拖欠魏杰的付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上诉称李建新不是其公司的员工，魏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多份证据中均可以证明李建新就是上诉人楚雄公司在案涉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向原告魏杰支付过款项的董建新、李建胜以及在供货清单上签字的部分人员均可以证明是上诉人楚雄公司的员工。具体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中已经详细阐述。同时，一审中，魏杰也向法院提交了李建新代表楚雄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不仅原告魏杰一家，其于2013年6月16日与西宁金和暖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两份《西宁金和暖通供销合同》，2013年6月15日与浙江天井塑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天井塑料检查井供销合同》，均在合同需方处也是加盖了与魏杰供货凭证上相同的公草即“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的公章，李建新作为代表人签字确认。这两份证据均可以印证，被告李建新是有权代表上诉人楚雄公司对外进行材料的采购事宜。因此，上诉人楚雄公司作为事实买卖合同的需方以及钢材的实际受益人应当向原告履行清偿货款的义务。综上，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李建新辩称，我对案涉的货款数额认可，并认可该货款由其偿还。魏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欠原告货款2480934.61元(其中含李建新个人借款2万元),欠款利息609081.16元(按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年4.5%,时间2013年7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本金2460934元),共计3090015.7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湖北楚雄公司承包了案外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公司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综合办公楼、调度质检中心的土建工程及装置工程等项目。2011年6月24日，屠孝胜代表施工单位湖北楚雄公司签署了青海盐湖集团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综合办公区的设计变更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加盖了“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2011年7月，李建新作为湖北楚雄公司的收件人开始接收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工作指令。2011年9月16日，李建新、李建胜、代大清参加了青海盐湖集团金属镁一体化项目会议。2012年3月4日，屠孝胜作为项目经理以施工单位名义签署了降、排水施工方案，并在该方案中加盖了“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2012年8月17日，李建新作为湖北楚雄公司负责人签署了《综合办公楼项目施工范围划分》。2012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间，魏杰使用其留存的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供货明细》《发货清单》《合同明细》与李建新以单次《供货明细》《发货清单》《合同明细》作为出货单，订立钢材买卖合同，确立了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材质、重量、单价、金额、每次销货数量及价格，区别了魏杰和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供货数量，向青海盐湖镁业公司金属镁一体化综合办公楼及相关项目工程的工地供应价值14735934.61元的钢材等建筑材料。《供货明细》《发货清单》《合同明细》载明收货单位为“湖北楚雄”，收货人有代大春、李建胜等人，在部分清单及明细中加盖有“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截止2018年2月15日,董建新、李建新、李建胜等人通过直接支付或找人代付的方式向魏杰支付货款12274992元,尚欠2460942.61元。李建新于2018年5月18日以欠条的方式确定欠魏杰2480934.61元（其中含李建新个人借款20000元）,并承诺2018年年底之前付一部分,剩余2019年7月份预计付清。另查明，魏杰原系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于2012年3月离职。董建新为湖北楚雄公司在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综合办公楼及调度质检中心土建工程的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魏杰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在案证据能否认定李建新履行的买卖合同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关于魏杰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魏杰原是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在其离职前后，利用盖有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出货单进行钢材等建筑材料销售，属于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李建新分别向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和魏杰出具了《欠条及还款计划》和《欠条》，将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和魏杰债权予以区分。同时，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新欠魏杰的2480934.61元属于魏杰个人所有，属魏杰个人债权，与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无关”，其实质是拒绝追认魏杰涉案的买卖合同行为，该买卖行为的后果应由魏杰承担。因此，魏杰的诉请并未侵犯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法权益，魏杰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对湖北楚雄公司就魏杰侵犯了兰州仁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权益而无权诉讼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在案证据能否认定李建新履行的买卖合同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经审查，本案魏杰起诉请求湖北楚雄公司支付货款，其提交了收货单位为“湖北楚雄”由代大春、李建胜签字及加盖“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的《发货清单》《合同明细》。湖北楚雄公司辩称，其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发货清单》《合同明细》上的“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是湖北楚雄公司的公章，未授权李建新以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名义向魏杰购买涉案钢材等建筑材料，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李建新个人负责。但魏杰提供的来源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综合办公楼主楼及调度质检中心装置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附件》的《降、排水施工方案》《办公楼基础抽水台班》《设计变更通知单》《竣工图》等证据，均使用了“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印章，与魏杰提供的《发货清单》《合同明细》加盖的印章一致，且在该报告及附件相关文件中，李建新多次以施工单位名义签署相关文件，代表湖北楚雄公司接收工作指令，参与结算会议的等相关事实。李建新在客观上具有有权代理湖北楚雄公司订立钢材等建筑材料买卖合同的表象。从合同履行情况看，魏杰根据李建新的要求已实际将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送至湖北楚雄公司施工项目，所送钢材等建筑材料已由《发货清单》《合同明细》指定的收货人代大春、李建胜等人签收，魏杰实际依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魏杰提交的《发货清单》《合同明细》等发货单的收货单位处载明为“湖北楚雄”，亦可印证魏杰在主观上相信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湖北楚雄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李建新有权作为湖北楚雄公司代理人的表象，魏杰在主观上亦无明显过失，可以认定李建新以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盐湖项目部名义与魏杰进行买卖钢材等建筑材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魏杰与李建新之间的买卖合同对湖北楚雄公司具有约束力，湖北楚雄公司未及时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魏杰要求湖北楚雄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对于魏杰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480934.61元(其中含李建新个人借款2万元)诉讼请求，因本案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魏杰与李建新的个人借款20000元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涉及民间借贷部分，应另案处理。故湖北楚雄公司应向魏杰支付的货款为2460934.61元。对于魏杰要求被告支付的欠款利息609081.16元(按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年4.5%，时间2013年7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本金2460934元)的诉讼请求，因在魏杰提供的《欠条》中载明的付款期间为“2018年年底之前付一部分，剩余部分2019年7月份预计付清”，双方对2013年7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期间并未约定利息，最后付款期限亦约定不明，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建新辩称其已支付货款1200多万元，剩余货款未支付的部分原因是魏杰未向其提供已支付货款的发票。而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出卖人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货物，买受人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货款。在出卖人已经向买受人交付了货物的情况下，买受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非出卖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仅是附随义务，除非合同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否则，买受人不得以出卖人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而拒绝付款。因此，对李建新的该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建新、湖北楚雄公司辩称，魏杰提供的钢材用于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分包建设的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金属镁一体化项目金属镁装置脱水车间建安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建新及湖北楚雄公司提供的《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青海盐湖项目脱水车间筏板基础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支付明细》均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两份支付明细复印件明显不一致，又无其他证据印证。而湖北楚雄公司提交的《金属镁装置脱水车间建安工程建筑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晚于本案诉讼供货合同签订时间，无法证明其抗辩的事实，李建新及湖北楚雄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对李建新、湖北楚雄公司该辩解，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杰钢材款2460934.61元；二、驳回原告魏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520元，由原告魏杰负担6417元，被告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5103元；保全费5000元，由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湖北楚雄公司提交证据一：2017年5月10日支付明细，证明目的：涉案货物用于中核二三项目，而且由魏杰、李建新付给中核二三项目。证据二：中核二三公司与郑州建安公司的分包合同，证明目的：李建新是郑州建安公司的项目经理、委托代理人。证据三：案涉工程盐湖招标文件2份，证明目的：我们公司使用的钢筋是10以下、25以下，而魏杰供应的钢筋直径是25以上，我们公司使用的钢筋和魏杰供应的钢筋直径不是同一个型号，魏杰所供应的货没有用于我们的工程。魏杰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是甲方和乙方单独作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全是付给李建新，写的是借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分包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8月1日，而我们的供货时间是截止到2013年5月，签订时间与魏杰供货的时间不一致，李建新作为中核二三公司的代理人，魏杰的供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与这份合同没有关系。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投标文件第五个是10以内，第六个是10以上，魏杰供货的型号在他们的用量范围内。李建新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认可。是我干的项目，魏杰供货用于中核二三公司的项目。对证据二，我是中和二三的项目负责人，对证据三，大多是28，有一部分是小的。魏杰提交新证据：证据一、湖北楚雄公司和郝允光劳动争议一审一案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判决书的第三页、第七页中，可以看出湖北楚雄公司与中核工业二三建设公司有关系，中核工业二三公司支付给魏杰货款是受湖北楚雄公司委托。第五页、第六页中，在魏杰供货期间，李建新可以以湖北楚雄公司的名义对接购货事宜；证据二：结案通知书，证明目的：证明上述判决已经生效。湖北楚雄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一，李建新是第三人，受怎样的委托无法看出，与本案无关，从双方权利凭证可以看到，李建新对魏杰是个人承诺，最后承担责任的也是李建新。李建新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过程。是上诉人公司去处理的。李建新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魏杰作为供货方仅能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故本案的焦点为认定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谁。本案中，魏杰与李建新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仅魏杰在供货后，2018年5月18日，李建新向魏杰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在载明：“经双方结算，截止本欠条出具之日，本人李建新因从债权人处购买施工材料缘由结欠债权人本息合计人民币2480934.61元”，魏杰也是依据该《欠条》起诉主张了权利。从而该《欠条》产生了李建新与魏杰之间在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关系。魏杰起诉请求案涉债务由李建新与湖北楚雄公司共同偿还，而在二审庭审中又仅要求湖北楚雄公司承担，其主张前后矛盾。在二审的答辩状中称李建新是湖北楚雄公司的员工，李建新出具的《欠条》是职务行为。而一审认定李建新的行为为表见代理行为，职务行为与表见代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职务行为是法人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实施的民事行为。区别表见代理和职务行为的关键在于要将所谓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是法人单位职员并且从事与其职务有关的行为的，其行为实际上就是法人单位自己的行为，并不存在单位职员的行为独立性问题，故通常情况下并不属于民法理论上的代理行为；而代理行为是代理人独立所为的行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彼此之间的民事主体地位相对独立，代理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与职务行为中职员行为就是所在单位自己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不同。故一审的认定与魏杰的主张有悖。现魏杰认为李建新是湖北楚雄公司的员工，但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李建新在多次庭审中均自认从魏杰处购买的货物是其个人行为，案涉拖欠的货款是其个人行为，与湖北楚雄公司无关，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结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湖北楚雄公司对涉案货款不承担清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湖北楚雄公司否认供货单中公章的真实性，而李建新自认湖北楚雄盐湖项目部公章是其私刻后加盖的；第二、董建新虽为湖北楚雄公司在青海盐湖金属镁一体化项目PVC装置综合办公楼工程合同中的委托代理人，董建新支付过货款，但不能就此推定李建新购买涉案钢材的行为即代表湖北楚雄公司，且李建新自认是其借董建新的钱并委托董建新向魏杰支付过货款；第三、涉案货款从未有湖北楚雄公司向魏杰支付过货款，在诉讼之前，魏杰也从未向湖北楚雄公司主张过权利；第四、涉案《欠条》是李建新个人向魏杰出具，也未有湖北楚雄公司的确认盖章；第五、李建新自认80%涉案钢材使用在了青海盐湖项目部金属镁装置脱水车间而非青海盐湖金属镁一体化项目PVC装置综合办公楼项目中，而青海盐湖项目部金属镁装置脱水车间的承包人为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而非湖北楚雄公司。综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李建新为湖北楚雄公司的员工；也没有证据证明湖北楚雄公司委托李建新采购了涉案钢材。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钢材全部使用在了湖北楚雄公司承包的青海盐湖金属镁一体化项目PVC装置综合办公楼项目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魏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湖北楚雄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合同相对方错误，从而导致判令责任的承担方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建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魏杰钢材款2480934.6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1520元，由魏杰负担6417元，李建新负担25103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建新负担；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520元，由李建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浩审 判 员  陈杰文审 判 员  张惠东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任 婧书 记 员  耿瑞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