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7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157号579室。负责人：茆惠俊，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际商务中心2幢501室。法定代表人：金科丽，董事兼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芳，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军伟，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勇瑞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755号2幢2层B2区。法定代表人：张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元荣，上海五富珑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星，上海五富珑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勇瑞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瑞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7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城公司支付勇瑞公司工程款180，330.77元（其中安装费用163，150.77元、拆除费用17，18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勇瑞公司安装总量、拆除总量及应计费拆除量的事实认定均存在错误，计算标准亦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仅凭工作联系单作为计算工程款依据错误。勇瑞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是关于工程款项费用数额以及是否达到支付条件的沟通及询问，需经收函方确认数额并同意付款后才具备约束力，未取得审批授权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能力；载明的一米高护墙安装部分工程量、拆除部分工作量存在严重错误。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直至2020年3月，案涉拆除工程仍未完全结束，部分拆除工作是由其自行安排人员进行拆除的，因此，案涉的保护装修拆除工作并非完全由勇瑞公司完成。三、一审法院关于勇瑞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错误。勇瑞公司未就完成了承揽合同约定的何种服务提供证据，且案涉承揽合同明确约定工程验收通过后7日内支付工程款，勇瑞公司亦未提供案涉工程的验收凭证。故一审法院仅以有瑕疵的工作联系单认定勇瑞公司已经履行案涉承揽义务无法律依据。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同时认为，一审法院将20层的拆除费用计入工程总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XX合同》2.1条明确约定一层保护总金额包含制作等费用，除此不承担任何其他费用，也即该合同一层保护总金额包含了拆除费用，勇瑞公司又将拆除费用单独列支，违反了合同约定，在三方已就20层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勇瑞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要求其另行承担拆除费用，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才在征得XX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同意下达成2，000元／层的补充协议，且明确已结算的20层不再计算拆除费用，勇瑞公司仍将原已结算的安装费用的20层计算拆除费用有违诚信。一审法院错误解读补充协议的内容而认定拆除工程量的事实错误。根据合同2.2条的规定，只需承担约定金额的支付义务，并不包含税费的负担，勇瑞公司作为通过提供劳务取得金钱收益的一方应当承担开具发票并负责相应税负的义务，勇瑞公司将该税费强加给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审理中，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提交计算表格，该表格中确认安装、拆除费用共计180，040.77元（安装费用162，860.77元、拆除费用17，180元）。被上诉人勇瑞公司辩称：不同意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一审法院对于计费标准和方式的认定符合合同双方的约定，勇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作联系单可以证明双方认可该计算标准和方式，据此作为判决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勇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绿城公司支付未结清的工程款239，202.7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39，202.73元为本金，自2017年10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绿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0月26日，勇瑞公司与绿城上海分公司签订《XX合同》（东西楼均为29层高建筑）一份，约定勇瑞公司接受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委托制作上述办公地产的装修保护材料。合同约定了成品保护各楼层各项目数量及单价（其中：地面保护地板每层200平方米、每平方米19.50元；墙面保护膜每层数量500平方米、每平方米13元；地板保护膜每层200平方米、每平方米6.50元；1米高护墙角每层50米、每米7.50元；人工费每层950元、每工5元）及单层成品保护优惠价格为15，000元。合同约定工程验收通过后7日内绿城上海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合同未约定工期起止日期。时间为2017年10月26日的绿城上海分公司内部工作联系单（2017120112）载明：“为了提升园区品质，规范二装施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后，发现原成品保护的协议中有需要重新调整的内容，经商榷，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补签一份协议，具体如下：1．成品保护安装材料再生使用，费用以三层楼保护费用按二层保护费用结算，平方数单价按合同单价计算；2．楼层成品保护拆除，原拆除每层保护费用4，900元整，现按照每层拆除3，000元结算；3．后期剩余楼层没安装、没拆除都按照上面条例结算（原已结算的20层除外）”。该工作联系单另载明：“鉴于目前的情况，考虑到需保持正常工作的开展以及长期发展的需要，特向贵司提出申请，此笔费用从共管账户支出，以上内容请贵公司予以审批。”2018年1月24日，绿城上海分公司内部签呈“成本管理部”一栏张某填写“楼层拆除按2，000元／层计算”。2018年1月30日，绿城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胡某在工作联系单（2017120112）“答复意见”一栏填写“楼层拆除按照2，000元／层结算”。2018年2月23日，勇瑞公司与绿城上海分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内容如下：“1．成品保护安装材料再生使用，费用以三层楼保护费用按二层保护费用结算，平方数单价按合同单价计算；2．楼层成品保护拆除，原拆除每层保护费用4，900元整，现按照每层拆除2，000元结算；3．后期剩余楼层没安装、没拆除都按照上面条例结算（原已结算的20层除外）。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的绿城上海分公司内部工作联系单（2018020102）（该工作联系单上加盖有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印章）载明：“按照XX项目楼层成品保护合同约定：每层安装费用为15，000元。自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勇瑞公司于XX商业广场东西楼分别安装墙面保护膜6，911.20平方米，地面保护地板3，164.66平方米，1米高护墙角2，200平方米，人工作业10，075.86平方米。按照每层所需安装量核算得出安装层数为13层有余（整层按15，000元／层计算，多余部分按单价结算），另根据工联单（2017120112）内容：成品保护安装材料再生适用，安装3层的费用按2层结算，故成品保护安装费用合计为15，000×13／1.5＋34，832.42=164，832.42元。按照工作联系单（2017120112）内容：成品保护拆除费为2，000元／层。自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勇瑞公司于XX商业广场东西楼分别拆除墙面保护膜15，824.62平方米，地面保护地板7，051.70平方米，1米高护墙角3，080平方米。按照每层所需拆除量核算得出拆除层数为31层有余（整层按2，000元／层计算，多余部分按单价结算），故成品保护拆除费用合计为2，000×31＋12，370.31=74，370.31元。以上成品保护安装、拆除费用共计164，832.42＋74，370.31=239，202.73元（大写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仟贰佰零贰元柒角叁分），望贵司同意支付，该笔费用将从共管账户支出，详见附件。”该工作联系单上“答复意见”、“已落实情况”等栏目再无相关人员签名。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勇瑞公司与绿城上海分公司先后签订了《XX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勇瑞公司为绿城上海分公司制作涉诉办公地产成品保护及拆除项目等事宜做了约定，双方理应按照上述约定进行结算。一审庭审中，绿城上海分公司对勇瑞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201802010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此系公司内部工作联系单，内部流程未走完，该工作联系单“答复意见”一栏是空的，该工作联系单上载明的尚欠勇瑞公司工程款239，202.73元系XX公司前负责人自行计算，未扣除已经结算的20层拆除工程费用。对此，因绿城上海分公司一方面辩称已经结算了20层的拆除款项（按照《XX合同》约定20层拆除费用为98，000元），另一方面又辩称拆除工作由绿城上海分公司自行负责，但均遭到勇瑞公司否认，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绿城上海分公司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相反，勇瑞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2018020102）上载明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与绿城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2019080101）上载明的工程项目及工程量一致，计算方式亦完全按照《XX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对绿城公司、绿城上海分公司擅自将余量安装及拆除工程均按照一层予以计算的计算办法不予确认，且该工作联系单来源于绿城上海分公司内部系统、加盖了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印章，《补充协议》签订时业主方XX公司亦参与了协商，故一审法院对绿城公司、绿城上海分公司以内部流程未走完、该工作联系单“答复意见”一栏是空白为由拒付勇瑞公司未结工程款（含税）239，202.73元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因《XX合同》明确约定工程验收通过后7日内绿城上海分公司支付工程款，但勇瑞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工程于2017年10月26日通过验收，《补充协议》形成于2018年2月23日，说明各方在此时间内还在协商，故结合《XX合同》未约定工期起止日期及涉诉工程款项的支付确与业主方XX公司有关，一审法院确认绿城上海分公司并非无故不付工程款，一审法院对勇瑞公司要求绿城公司自2017年10月26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绿城上海分公司系绿城公司的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民事责任由绿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绿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勇瑞公司未结清工程款239，202.73元（含税）；二、驳回勇瑞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28.90元，减半收取2，614.45元，由绿城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北蔡御桥社区09-01地块商业办公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证明绿城上海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约定物业服务系酬金制、成本支出须好一家批准且勇瑞公司知晓该情况；证据2．《东西楼成品保护统计》、照片、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绿城上海分公司自行组织人员拆除，勇瑞公司拆除工程量计算存在严重错误的事实。经质证，勇瑞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勇瑞公司知晓绿城上海分公司对案外人的物业服务详情；证据2对《东西楼成品保护统计》、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工程施工情况；对微信聊天记录，虽于证据清单中载有该证据名称，并无该证据的内容，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审理中，绿城上海分公司还补充提交：1．XX商业广场业主手册，以证明建筑物为地下2层，地上最高23层的事实；2．编号为2018-01、2018-03的签呈、XX商业广场花某的名片，以证明花某、胡某、张某均为XX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胡某、张某已离职；3．微信群记录，以证明勇瑞公司未完全履行拆除义务，部分拆除工作由绿城上海分公司自行完成的事实。勇瑞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补充证据1．业主手册真实性无法确认，勇瑞公司作为物业的施工单位，未收到该文件，且与本案无关；2．签呈系内部文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仅能反映内部费用支出的审批流程，不能证明绿城公司与XX公司之间有关涉案项目费用决策的审批流程；3．群内发言的主体身份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聊天记录只能体现涉及XX商业广场内部分区域外墙保护膜，无法判断是否关于涉案工程的情况，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施工情况包括工程量和施工单位。勇瑞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未提交原件，且系绿城上海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本院认同勇瑞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2其中《东西楼成品保护统计》系绿城上海分公司自行制作、照片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未提交具体内容，该组证据亦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对于其他补充证据即使真实，但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实质影响，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二审中，上诉人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张某、胡某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并非该公司员工，而是XX公司员工，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仅表述为“2018年1月24日绿城上海分公司内部签呈单成本管理部一栏张某填写．．．．．．”，未对张某的身份予以确认，至于胡某的身份，因一审中各方对签呈以及工作联系单（2017020112）均无异议，现无证据表明其为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员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纠正，即2018年1月30日，胡某在工作联系单（2017020112）“答复意见”一栏填写．．．．．．。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另确认工作联系单（201802020102）中的经办人“金某”曾为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另提交书面计算表格，认为若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及工作联系单的工程量，除已结算20层外，所对应的成品保护安装及拆除费用共计196，530.87元，安装费用为162，860.77元、拆除费用33，670.1元。被上诉人勇瑞公司另向本院表示，对于已收到的24万元款项系已结算部分安装总价的16层，还有4层价款6万元未付，但对剩余款项不再向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以勇瑞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单（201802020102）作为计算工程款的定案证据是否有依据，在此情况下，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应为多少？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对工程项目及工作量并无异议，且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的举证与其自行结算的计算表格相矛盾，本院对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提出的案涉的拆除工程部分系由其自行完成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至于工作联系单（201802020102）系经绿城上海分公司的员工制作，并加盖了绿城上海分公司印章，且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对工作量本身并无异议，但并无证据显示绿城上海分公司与勇瑞公司的结算需经XX公司确认，且勇瑞公司对此明知。同时系争工作联系单中的计算金额与勇瑞公司提交的计算表格的金额相一致。本院结合双方各自提交的表格作如下评析，根据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于一、二审中提交的不同份计算表格以及提出的四个不相一致的金额，本院经核对，其提供的表格中有两份表格包括最后一份表格中安装费用均为162，860.77元，此金额与勇瑞公司提交的计算表格中的差异仅为余量总价中的6％的税费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于税金有过约定，勇瑞公司现主张整层以含税价格计算、余量以未含税价格计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拆除费用，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提交的最后一份计算表格中确认拆除费用为33，670.1元，本院经核对，该金额与勇瑞公司提交的计算表格中的差异为20层的拆除费用以及余量总价中的6％的税费问题，就税费问题，本院不再赘述。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主张对20层的拆除费用已经结算，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XX合同对各项安装费用作过明细约定，并未约定过拆除费用，但根据双方2018年2月23日签署的补充协议的内容的表述，拆除费用从4，900元调整为2，000元，可见此费用并未包含在系争安装合同中，而从双方已经结算的20层的费用分析，该费用显然未包含上述20层的拆除费用，故本院认同勇瑞公司的计算方式，该计算方式与工作联系单所记载的内容一致，故本院认为，该工作联系单可以作为确认本案工程款结算的依据，绿城公司作为绿城上海分公司的责任主体，应承担上述工程款的支付费用。综上所述，上诉人绿城上海分公司、绿城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88元，由上诉人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英审 判 员  杨 苏审 判 员  顾恩廉法官助理  钱 滢书 记 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