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9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盛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268号108F305。法定代表人：赵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温州乃帮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南城路1468-1656号龙港时尚小微园12幢3层303号。法定代表人：杨乃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婵，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静，男，196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盛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温州乃帮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乃帮公司）及原审被告杨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6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盛兰公司及原审被告杨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被上诉人乃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2.驳回乃帮公司要求盛兰公司退还100万货款的诉讼请求；3.乃帮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承担因合同解除所导致的违约责任；4.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乃帮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销售合同》及《服务售后合同》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但这只是乃帮公司单方陈述，没有任何其他事实依据。乃帮公司提供的录音中也没有显示双方共同确认合同已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2.一审判决遗漏了乃帮公司无理要求解除合同的违约事实。乃帮公司明确以没有按时交货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该主张没有依据。第一，乃帮公司故意隐瞒有2份关联合同的事实以及真实货款总额，乃帮公司仅支付100万，剩余68万货款没有支付，而合同约定“先付款后交货”，所以在没有交齐货款的情况下，乃帮公司无权要求交货，更无交货延期之说。第二，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的交货日期，乃帮公司自称的交货时间毫无根据。所谓的交货延期问题，完全是乃帮公司因口罩机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拒绝履行合同的借口。根据服务售后合同4.1、4.2条的约定，采购合同与服务售后合同为连带式服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乃帮公司无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乃帮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没有任何依据。第一，双方没有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第二，录音证据显示，乃帮公司要求无条件退还100万货款，而杨静则表示如果设备可以处理掉，就可以退还；如果设备无法卖掉，就不能返还。这是拒绝解除合同的意思，不能就此认为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设备已制造完毕，具备交付条件，只是由于乃帮公司拒绝而无法继续履行。第三，协议解除合同应当是明示的法律行为，即除非盛兰公司明确同意解除合同，否则应视为不同意。一审法院以盛兰公司没有提出异议为由，认定同意解除协议，是适用法律错误。第四，盛兰公司在2020年5月2日以微信方式将设备已做好的视频发送给乃帮公司，说明盛兰公司希望继续履行合同。最后，就算杨静同意无条件解除合同，但杨静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授权的业务代表，其本人在录音中多次确认自己不知情，也无权代表公司作任何决定。而另一方也不是授权代表。即使杨静同意解除合同，也不能代表盛兰公司。4.一审法院仅凭微信发送的短视频内容信息过少就认定盛兰公司没有通知乃帮公司取货，是错误的。2020年5月2日，景云华向胡云昌发送短视频，声称机器已安装完毕，应视为通知取货。乃帮公司没有任何异议，应视为默认。（二）乃帮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双方对解除合同也没有达成一致，加之乃帮公司没有交齐货款，盛兰公司有权拒绝交货，盛兰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因此，乃帮公司无权要求返还100万货款。（三）只要乃帮公司付清剩余货款68万元，合同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如果乃帮公司不愿意继续履行，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至少无权要求返还已支付的100万货款。乃帮公司辩称，（一）本案系由于盛兰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按时交货而引发的纠纷。双方于2020年4月7日签署合同，乃帮公司已支付100万元货款。按照约定，盛兰公司应于2020年4月18日前交货。但盛兰公司直至2020年4月25日仍未交货，当日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协议，并约定2020年4月28日前退还货款。之后，盛兰公司没有按时退款，而是以各种理由拖延。盛兰公司大股东杨静、销售代表锦云华、隐名股东杨云祥与乃帮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联系记录，均能证明双方在电话中同意退还货款，但盛兰公司却以钱不在自己账上或压在其他货上为由，无法退还。由此可见，双方已于2020年4月25日达成了解除合同及退还货款的事实。（二）2020年4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5月7日、5月14日、5月29日7月12日的电话记录等证据都可以证明乃帮公司催促盛兰公司退款的事实，而盛兰公司并没有要求乃帮公司提货或继续付款，只是以各种理由拖延退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静述称，同意盛兰公司的上诉。乃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盛兰公司、杨静向乃帮公司退还款项100万元；2.盛兰公司、杨静向乃帮公司支付违约金5万元；3.本案受理费由盛兰公司、杨静承担。乃帮公司当庭增加诉讼请求：确认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于2020年4月7日签署的《销售合同》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盛兰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继续履行合同，乃帮公司向盛兰公司支付剩余设备款（安装费等）68万元，盛兰公司向乃帮公司交付并安装设备；2.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由乃帮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乃帮公司为开办口罩厂，委托案外人胡云昌与杨静、案外人杨云祥、景云华等人磋商，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于2020年4月7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及《服务售后合同》，《销售合同》约定：乃帮公司向盛兰公司购买N95耳带式口罩机全自动机；购机费95万元及包装费5万元；交货方式为乃帮公司自提自运，提货就视为交货；乃帮公司于签订合同当天支付合同全部货款100万元，双方没有书面约定明确交货日期；盛兰公司的销售代表为景云华。《服务售后合同》约定：乃帮公司委托盛兰公司就一台N95耳带式口罩全自动机合同事项进行专项上门服务及售后服务并支付相应技术服务报酬，技术服务费总额为68万元，乃帮公司在交货前付清售后服务款；盛兰公司的销售联系人为景云华。前述两份合同签订后，乃帮公司即向杨静账户支付了100万元货款。后因盛兰公司经乃帮公司催促一直拖延交货，乃帮公司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遂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杨静、案外人杨云祥、景云华三人协商解除合同。后因盛兰公司、杨静迟迟不退还货款，乃帮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盛兰公司认为合同中没有约定交货时间，双方也没有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且《服务售后合同》约定乃帮公司应先付清服务款，再交货，系乃帮公司违约在先，故反诉乃帮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以上事实有乃帮公司、盛兰公司、杨静双方证据及双方当庭陈述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仍应适用原合同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双方证据及庭审陈述，双方对签订《销售合同》与《服务售后合同》以及乃帮公司已向盛兰公司、杨静支付100万元货款的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主要有以下争议问题：1.乃帮公司主张与盛兰公司已协商解除合同，退还货款，并就此提交录音录影光盘、微信往来、光盘录音录影文字记录予以证明。盛兰公司、杨静质证称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内容不完整不系统，不能看出有无剪切，并主张胡云昌与杨静通话内容中提到先转卖掉涉案设备，再退款，所以是附条件的退款，而从微信内容来看只是有协商过程，内容是反复的，没有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乃帮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影均为连贯画面，且通话对话内容、音效前后能够衔接，盛兰公司、杨静也没有提出需要进行鉴定或提交其他相反证据进行反驳，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从录音录影内容中杨静与胡云昌通话内容来看，杨静说：“我们，我们要把机器卖掉了以后，才把钱给你，没有说不给你。”胡云昌说：“哦，那如果你卖不掉呢？”杨静说：“那我们再想办法咯。”……胡云昌说：“首先这样子，你一开始不要答应我退钱，那么你一直说给我们退钱，退到十几天了……”杨静说：“诶，我们是在想办法，这东西没有，也不是全我们的事……”该对话内容可以看出，实际上杨静的意思是如果卖不掉机器，再想其他办法筹钱退款，可见卖掉机器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的退还货款必须条件，只是盛兰公司、杨静方因为资金紧张问题以此为由请求延迟付款。故盛兰公司、杨静主张杨静所述的是附条件退款与该通话记录的文意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乃帮公司提交微信聊天内容以及通话录音内容来看，无论是杨静、还是案外人杨云祥、景云华，均没有对乃帮公司主张的退款提出过异议，也从没有提出要交付机器，杨静仅是多次表示钱不够，景云华则表示钱不在他手里。盛兰公司、杨静提出的2020年5月2日景云华向胡云昌通过微信发送的短视频里也只是说机器安装好了，并没有告知其何时过来取货，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其他联系乃帮公司提货的信息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从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以及通话录音内容，杨静及案外人杨云祥、景云华均是表示同意退款的，并不存在内容反复，只是因资金不足导致一直拖延未退款。鉴于双方所协商的退款是涉案《销售合同》的全部合同款项，是乃帮公司主要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已在乃帮公司催促退款之前协商解除了涉案《销售合同》更为符合事实。对于盛兰公司、杨静主张的乃帮公司出具授权案外人胡云昌的书面授权书的时间是2020年7月20日，其权限应为2020年4月7日代表公司签署合同，及2020年7月20日后对相关事务进行磋商，2020年7月20日前案外人胡云昌关于本案相关事务的磋商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从该授权书内容来看，乃帮公司授权案外人胡云昌于2020年4月份代表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就本案事项磋商、签署文件等工作。该文意显然是以书面方式对胡云昌于7月20日之前的磋商、签署合同等行为进行追认，而非只是在2020年7月20日之后对胡云昌进行授权。盛兰公司、杨静该主张显然与文意内容相违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乃帮公司主张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涉案《销售合同》并要求盛兰公司退还货款10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乃帮公司主张根据《销售合同》第6.3条“如果因乙方（盛兰公司）原因不能按时交货，甲方（乃帮公司）有权以如下方式要求乙方赔偿损失：从迟交货第一周起每天按迟交货物总价的5‰（千分之五）计，不足一周的时间计为一周。上述赔偿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5%（百分之五）”的约定，盛兰公司应向其支付5万元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销售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交货期限，仅凭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准确的延期交货时长，故对乃帮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乃帮公司主张的杨静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盛兰公司指定杨静的个人账户为收款账户，且杨静为盛兰公司股东，但仅就此主张杨静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静虽在双方电话通话中承诺会还款，但也是作为公司股东对本案合同作出的决定行为，不应视为个人行为，《销售合同》的缔约主体是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与杨静个人无关，相应债务不应由其个人承担。4.对于盛兰公司反诉主张的继续履行涉案《销售合同》及《服务售后合同》并要求乃帮公司支付服务款68万元。乃帮公司在庭审中则主张一并解除《服务售后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双方已协商解除了《销售合同》，而《服务售后合同》中的服务所针对的对象是《销售合同》中所约定盛兰公司应交付给乃帮公司的N95全自动口罩机，鉴于该口罩机并没有交付给乃帮公司，《服务售后合同》缺乏履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故乃帮公司主张一并解除《服务售后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盛兰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乃帮公司与盛兰公司于2020年4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及《服务售后合同》于2020年4月25日解除；二、盛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乃帮公司退还货款100万元；三、驳回乃帮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盛兰公司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1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960元，共计17085元，由乃帮公司负担340元，由盛兰公司负担16745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盛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盛兰公司出具的声明，拟证明杨静系公司股东，公司没有授权他参与日常经营或做任何决定。经质证，乃帮公司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乃帮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29日，胡云昌向景云华发送了农业银行的账户，景云华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4月30日，胡云昌：“你好景总麻烦你早上安排一下。”“景总相信你的。”“今天无论如何麻烦你转一下。”景云华回复了一个OK的手势表情，并将其与杨静聊天的内容转发给了胡云昌，该聊天内容有，景云华：“温州那客户口罩厂不办了。”“小杨前几天和你讲过。”“打了100万定金在你账上，现在客户要退。”4月30日，胡云昌再次要求景云华打个电话给杨静，景云华：“我会跟进的啊，没事的呢，钱不会少掉的啊。”胡云昌：“好的，好的，谢谢你哈。”景云华：“应该的，应该的呢”。当天，景云华将其与杨静聊天的内容转发给了胡云昌，聊天内容显示：杨静：“兰州出差明天回来，主要是钱不够退。”景云华：“那就明天处理吧。”“辛苦了。”杨静：“好的。”之后，胡云昌多次通过微信向景云华催促退还货款。（二）乃帮公司提交的2020年5月3日的电话录音显示：胡云昌：“你们所有股东里面说，那如果你们真的现在如果不要，就退钱给你这样，那到现在多少号了？21号开始退到现在5月3号了。”杨静：“那这些这个，机器都做出来了，那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胡云昌：“我跟你讲，我之前订你，已经是说从18号一定要我提机的合同签下，是吧，到现在呢，21号没有，那你开始到时候退款，到现在，退到现在，已经十几号，现在已经5月3号了。”杨静：“那现在这个钱在里面了，出不来你说怎么办？那总不能说我自己拿钱赔你的钱吧。”2020年5月14日，胡云昌与景云华等人的电话录音显示：胡云昌：“我们合同签的本来是十五号到十八号给我交货的，是吧，你说凭你良心话，是不是？”景云华：“说实话，你讲这个我理解，说实话是延迟了。”胡云昌：“是啊，但是你凭良心话，本来是答应我十五号到十八号给我提机的，你凭良心讲话是不是啊。”景云华：“合同是不是写着十八号的对呀，是吧？”胡云昌：“对呀，然后你呢是要求我给你再拖三天时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心里话。”景云华：“一个礼拜，拖了一个礼拜嘛。”胡云昌：“对呀，就说拖了一个礼拜。”（三）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杨静持有盛兰公司50%的股份。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盛兰公司是否需要向乃帮公司退还货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乃帮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乃帮公司工作人员胡云昌最早于2020年4月29日向景云华发送了胡云昌的农银行账号，景云华回复了OK的手势表情符号。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乃帮公司一直催促盛兰公司退还货款。景云华在4月30日回复：“我会跟进的啊，没事的呢，钱不会少掉的啊。”杨静称：“兰州出差明天回来，主要是钱不够退。”通话录音则显示，杨静明确表示：“我们要把机器卖掉了以后，才把钱给你，没有说不给你。”再结合双方此后再未就继续履行合同等问题进行沟通等事实，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双方已就解除合同以及退还货款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杨静是持有盛兰公司50%股份的大股东，双方签署的《销售合同》也明确约定用杨静的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盛兰公司辩称杨静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无权代表盛兰公司，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双方已经达成退还100万元货款的一致意见，且盛兰公司在微信聊天和通话录音中也从未提及乃帮公司违约，相反景云华承认盛兰公司存在延迟交货的情形，现盛兰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要求乃帮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问题。乃帮公司工作人员于2020年4月29日向盛兰公司发送收款账号，可以证明双方在此日期之前已经达成了解除合同，退还货款的一致意见。而胡云昌与景云华2020年5月14日的通话录音则显示，胡云昌称：“我们合同签的本来是十五号到十八号给我交货的，是不是？”景云华表示：“一个礼拜，拖了一个礼拜嘛。”即约定交货日期为2020年4月15日至18日，后又延迟一个礼拜至2020年4月25日。根据上述通话内容，结合经验法则，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合同解除时间为2020年4月25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盛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4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盛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