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6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崇刚，男，1958年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延华，山东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 法定代表人：高居洲，村主任。 上诉人赵崇刚因与被上诉人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水泉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20）鲁0921民初4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崇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921民初356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原告举证的所有证据，均是在担任村支部书记期间，因村集体事务而形成的借款或欠款，一审判决仅仅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和证据标准审查原告举证的证据，是错误的。2.村集体财务向镇经管站报账审核这一制度，在原告1996年任职时并没有实施，后期也是根据各个村的实际情况由镇经管站进行财务监管，一审判决认为未经镇经管站审核的凭证，不能作为原告主张的欠款证据，过于片面化和机械化。特别是2005年之前形成的单据，由当时的村会计出具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一审判决对原告举证的这一类证据都不支持，是严重错误的。3.村级事务属于村民自治性治理的范畴，鉴于水泉村人口较少、没有集体收入的特殊情况，因无法兑现村会计的基本待遇，导致在很长时间内村里并没有村会计人员在岗，但村集体的事务不能因为没有会计而停止运营，在此期间形成的借款或债务，只要是真实的，应综合认定，才是公平、公正的。4.一审判决未将原告举证的《科目余额表》中记载的“两笔向赵崇刚的借款”数额，计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审时已经查明了该《科目余额表》的真实性，《科目余额表》应作为有效证据；原告亦主张本案所举证的借条与《科目余额表》中的向赵崇刚的两笔借款没有关联，与这两笔款项并无重叠，所以《科目余额表》能够证明除原告持有的借条、欠条之外，被告仍欠余额表中载明的两笔借款，故该两笔借款应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水泉村未作答辩。 赵崇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欠款7375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于第一次庭审中将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3196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第三次庭审后原告将诉讼请求中欠款本金数额明确为220838.9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赵崇刚于1996年3月18日担任水泉村主任，2015年2月份离职。原告于庭审中自认，自2006年下半年至2015年期间，因村委会没有会计，原告本人掌控村委会公章与理财专业章。二、诉讼中，原告举证的村委会欠款单据分以下几类：第1类借据共9张，加盖了水泉村村委会公章、民主理财专用章，并经磁窑镇政府镇经管站审核后加盖三角印章，该宗借据系在同版固定格式借条中书写制成，主要内容均表述为：“今借到赵崇刚现金……元”，合计金额46575.89元;第2类单据共18张（其中借据7张、欠据9张、收据2张），该宗单据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由本村会计或其他经办人签字，未经经管站审核，主要内容表述为：“今借到（或欠到）赵崇刚现金……元”，2张收据中，一张系加盖了管理区印章的收到水泉村管理费的收据，金额1420元，一张系经手人为刘鹏的载明收到车费20元的收据，以上18张单据合计金额为21996.79元;第3类借据共5张，系原告本人出具，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及民主理财专用章，合计金额54800元;第4类借据共10张，原告主张由其他村会计帮忙出具，系在同版固定格式借条中书写制成，主要内容均表述为：“今借到赵崇刚现金……元”，该宗借据无经办人签字，合计金额91861.81元;第5类单据共2张，一张为水泉村会计赵崇银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未加盖任何印章，金额为604.5元，另一张是刘中飞出具的收到水泉村自来水管款的收到条，金额为5000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单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上述欠据大部分是自己签名、自己制作，没有经过村集体代表商议，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不符合村集体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也违反了会计法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制度要求。经一审法院审查，原告提供的第1类借据经磁窑镇政府经管站审核并加盖审核印章，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第2类、第3类、第4类借据均未经磁窑镇政府经管站审核，尤其第3类借据由原告本人自己制作，第4类借据由他人帮忙制作但却无任何经办人签字，其证据形式及证明内容存在明显瑕疵，原告于庭审中对此亦无明确陈述，原告对上述第2类至第4类借据中所涉款项，对于款项来源、借款用途、交付方式、款项交接人等借款细节，均未举证证实，该宗借据均未经过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商议讨论，没有纳入会计账簿，没有在村里公示，没按照相关程序与下任村支部书记交接，一审法院对上述借据依法不予确认。此外，第5类单据包括赵崇银向原告出具的借据1张、刘中飞收到水泉村自来水款的收条一张，两份单据均未加盖村委会印章，且所载内容并未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其依法不予确认。三、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6日对宁阳县磁窑镇人民政府经管站就涉案账目及印章进行调查，经管站认可原告出具的第1类借据中审核印章的真实性，据经管站出具的《科目余额表》显示，科目名称为赵崇刚的款项记载仅有两笔，分别为科目编号20101、数额11600元，科目编号为20201、数额为10600元，两笔款项共计22200元，对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及内容，磁窑政府经管站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查实原告主张，经管站系统无相关账目凭证记载。对此，原告辩称，《科目余额表》中记载的上述科目名称为赵崇刚的两笔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已经结算完的账目，其在本案中所列借款与这两笔款项并无重叠。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系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除应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外，还应提供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真实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曾于1996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担任水泉村村主任，原告自认在任期间，因村委会较长时间内没有会计执业人员，其本人掌控本村村委会印章及民主理财专用章，村集体账目管理客观上存在混乱现象，鉴于原告与村委会之间这一特殊的身份关系，一审法院于庭审中对借款合意、借款真实性等借贷细节进行了着重审查。经一审法院依法向宁阳县磁窑镇经管站调查核实，原告所列第1类证据中的9张借据系经管站审核并加盖了印章，该宗借据合计46575.89元，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除原告所列第1类借款外，原告对其主张的其余借款仅笼统的陈述为给村里修路、打井等建设所用，但是对每笔借款所对应的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细节，原告均陈述不清，且未作出相应的解释或合理说明，亦未提供相关证明人或见证人予以佐证，被告不予认可，宁阳县磁窑镇经管站对此也没有相关科目及凭证记载，一审法院对原告上述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赵崇刚欠款46575.89元及利息（以46575.89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2元，由原告赵崇刚负担3639元，由被告宁阳县磁窑镇水泉村村民委员会负担97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在赵某任村会计期间，向上诉人出具了欠条、借条情况，证明赵某出具的欠条、借条均是村里向上诉人借用或支用的款项所形成的欠条、借条，具体是指一审正卷第20-24页带有赵某签名并由其经办的借款欠款情况，共计15张条，款项分别为580元、385.75元、400元、1007.5元、2005元、2448元、207元、880元、3170元、1133元、1399.3元、1382.04元、1670.2元、2796元、377元。 证人赵某作证称：1986年到2004年我在水泉村村委会任会计，一审卷宗中正卷第22-24页中有我签字的在2004年以前向赵崇刚出具的借条和欠条，当时是我经办的，都是用于村集体事务；1989年10月22日的385.75元欠据是我出具的，用途是为村里支付的招待费用，包括烟酒茶、干粮等，是对镇里、管理区来人的招待费；借据是借的现金，欠据是收的支出单子，对于欠据中的这些款项，并不是支付给我现金，是有支出条，我收了支出条之后，给支出条的持有人出具欠据；这些欠据、借据是否是一种内部算账，不属于支出方面的范畴，去镇经管站审核的是村里的支出账目是否合理，而这些借据欠据是属于村委对自己村民之间的往来钱款所形成的凭证，所以不需要经管站来审核；赵崇刚向法院提交的单据里面有一些单据是加盖了镇经管站的审计章，这可以去找镇经管站加盖，但是欠条和借条是否加盖审计章，我认为没有多大意义；在出具借条、欠条时所涉及的款项都是用急的时候，譬如上级要求交相应的费用，村里没钱，村里找人借所形成的，所以不需要经过议事流程，借了钱就打借据，拿来支出条就打欠据，如果村里有钱，那么村里会根据村里面所留的第一联来偿还欠账，不需要经过议事会，比较大的款项才会经过议事会，村里还钱的话，是由持有借据或欠据的人拿来单据，给了钱以后，单据收回到村里下账；上诉人持有的借据、欠据在村里面也保留了第一联来进行下账，我当会计的时候由我保管，我不干的时候没有交接这些账目，这些账目有也不全了，有损坏、丢失的情况；这些欠据、借据就我们两个知道，当时村里也没有其他人参与，出具借据的这些款项都是赵崇刚给的现金，都是由我经手办理的；我认为赵崇刚实际支出了欠据上的钱款，是因为当时赵崇刚拿着支出单，谁拿着支出单就应是由谁支出的这些钱，否则不会有支出单，他交的支出单上涉及的相关事项基本上我也参加了，都知道，支出单上都有支出的事由，这些事由都是用于村里面的事务，欠据上这些备注是综合性的，大体拢一拢，符合这个意思我就记上了；不存在已经还了一部分钱，但上诉人仍持有这些单据的情况，我在2004年之后不再任村会计，后来还账的情况我不清楚；村委会没有会计的情况下，对账目的清理和形成肯定有影响，村里如果没有会计，上诉人自己既是村主任，又是会计，那么对于账目的收支就说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请由经管站管理账目，像既是书记又是会计给自己打的条，经管站认可盖章也可以确认。 上诉人还提交七张单据复印件，称赵祥森、刘富城、张宝龙分别在一张、四张、两张单据复印件上签字，欲证明这些借据一审时虽然没有签字，但这些借据都是镇经管站指派的其他村会计制作，是客观真实的，应作为有效证据来使用。 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以上证据，被上诉人未到庭，未作质证。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所涉及的15张单据，该15张单据时间跨度为1989年4月5日至2002年12月18日，包括借条、欠条、欠据三种形式，金额共计19840.79元，其中1989年10月22日的单据上并无赵某的签名。证人赵某虽出庭作证，但其证言陈述1989年10月22日385.75元欠据的用途是为村里支付的接待镇里、管理区来人的招待费（包括烟酒茶、干粮等），与该欠据上载明的欠“货物款”内容不一致，且其证言亦陈述，欠据上这些备注是综合性的，大体拢一拢，符合支出单上的意思就记上了，而欠据、欠条中的款项，也非支付的现金，证人仅笼统陈述“这些借条或欠条当时都是用于村集体事务”，但就欠条中用途说明或备注中载明的“经赵崇刚结算所欠，此条顶借款”、“经结算收支相抵后所欠”、“经结算后欠赵崇刚款”等内容未作进一步解释说明。而据一审法院2020年12月16日对磁窑镇经管站站长的调查笔录，村民委员会借款向镇里报账的正规流程是：举债的话，如果是原先的借条现在需要入账，需要见证人2人以上证实借款用途，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公示7天，无异议的借款写申请审批。因此，综合以上情况，认为上诉人二审虽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但该证人证言仍不足以证实该15张单据所涉借款、欠款的真实性，故对上诉人主张的该15张单据所涉债权债务由被上诉人偿还，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七张单据复印件，在一审提交的原件中并无赵祥森、刘富城、张宝龙的签名，且该三人并未到庭，无法核实该三人身份、签名及待证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七张单据复印件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七张单据复印件所涉及的其主张的借款及其上诉主张的其余借款、欠款，因证据单薄，上诉人陈述款项用途、来源、流向等具体情况亦笼统不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上诉主张的以上借款、欠款的真实性，故对上诉人该部分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虽主张经管站出具的《科目余额表》中记载的赵崇刚的两笔款项共计22200元与本案上诉人举证的借条没有关联，是除上诉人持有的借条、欠条之外的两笔借款，但并无证据支持，一审已支持了上诉人提交的经管站审核并加盖印章的第一类证据涉及的款项46575.89元，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崇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5.26元，由赵崇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