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0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紫薇路31号。负责人：徐育慧，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夕云，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树安，男，xx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艳，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超，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以下简称花都区邮政局）与上诉人阮树安因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花都区邮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夕云、上诉人阮树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花都区邮政局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花都区邮政局不支付阮树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24170元；3.本案诉讼费由阮树安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存在片面情形，造成花都区邮政局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错误理解。花都区邮政局已明确告知阮树安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具体条款内容：1.《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中显示，根据《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穗邮政【2009】15）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及第10点……。花都区邮政局提交的证据第11页中有“已阅、阮树安”的内容，由阮树安签名确认，即证实阮树安已知晓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款及内容。2.阮树安在管理办法中被告知的相应违反企业规章制度条款签名确认。花都区邮政局已通过两种形式明确告知阮树安违反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款，所以在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时不需要再说明违反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款。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中的“用人单位答辩意见及证据确认在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未说明所违反的规章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花都区邮政局一审提交的证据、代理词说明内容不符，该查明内容片面，查明错误。二、一审法院漏查阮树安违反花都区邮政局规定的重要事实。阮树安在进口邮件到花都区邮政局建南投递部后，在代领人未出具代领人、收件人身份证明原件，阮树安安排下属将进口邮件（800-1000）全部交给社会代领人，并非法收取7363元劳务费。阮树安将涉嫌走私邮寄货物，在不符合交付规定的情形下安排其下属员工在建南路投递部将邮件交付给社会人员，涉嫌走私才被宁波海关取保候审。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显失公正，最终判决结果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审核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合法，应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当时提出的原因为审核依据”，该认定内容无误，花都区邮政局以该解除原因为依据，有权适用《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的除已告知阮树安条款外的其他任何条款。花都区邮政局已适用《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及第10点（解除劳动关系时已告知阮树安），也可适用第二条第四款第1项第10点。2.一审法院认为“花都区邮政局未能举证向阮树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已送达《关于解除阮树安劳动合同的函》《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故花都区邮政局所主张的阮树安存在违反用人单位企业规章制度应限定于《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及第10点”，该认定中关于未送达《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的内容错误。首先，《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系2008年经过广州市邮政第二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应对所有职工适用，所有员工（含阮树安）均有约束力。其次，阮树安从1997年8月1日入职，不可能不知晓该制度规定，其作为领导，还组织所属下属学习该制度规定。最后，阮树安也在《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上签名。根据上述内容，阮树安的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行为，不应仅限于通报内容，而应适用违反《广州市邮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中的全部条款。3.一审法院认为“但用人单位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劳动者相关违规行为与其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错误。根据一审审法院的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阮树安因违规导致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取保候审。阮树安违反花都区邮政局的业务规定：1.2018年2月17日《调查报告》足以证明阮树安违反企业规定，阮树安无收费依据私下收取劳务费，该行为违法、违规。2.2018年12月18日，阮树安在《关于阮树本人因涉案的情况》的书面报告载明“没有认真学习业务安全知识，安全防范意识弱；责任心不强，对下级管理不到位，有失职、失责的责任；疏于业务学习，警惕性差，没有严格规章制度的执行”。3.2018年12月29日，《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已将阮树安违反企业具体规定详细列明，“按照《国际邮件处理规则》和《国内邮件处理规则》的规定，以及《关于调整国际包裹窗投处理、转退及通知单投递环节操作流程的通知》（穗邮政【2016】321号）、《关于乡镇国际进口包裹操作的通知》（花邮经字【2018】8号）文件规定，进口国际邮件必须按址投递，代领必须出具代领人与收件人身份证明原件，上门投递不成功邮件须转窗投。阮树安在负责投递管理工作的情况下，仍安排建设南投递站批量进口国际邮件直接交由某社会人员（已由公检机关立案处理）。在没有先关收费制度的情况下，私自收取客户费用7363元，且没有将费用上缴。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给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阮树安违反花都区邮政局规定的行为导致其被取保候审，因果关系明显、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但用人单位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劳动者相关违规行为与其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应属查明错误。阮树安辩称，不同意花都区邮政局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阮树安上诉请求：1.确认花都区邮政局系单方违法解除与阮树安的劳动关系；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花都区邮政局向阮树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36360元；3.判决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花都区邮政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12月29日，花都区邮政局向阮树安送达《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列明阮树安违反《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及第10点的规定，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与阮树安的劳动关系。二、阮树安不存在犯罪事实，没有实施任何应当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花都区邮政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解除。首先，阮树安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宁波海关缉私局已作出《终止侦查决定书》，经查明决定不予追究阮树安的刑事责任，解除取保候审，并终止对阮树安的侦查。其次，阮树安不存在其他应当被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花都区邮政局引用的《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穗邮政[2019]15号）中，并没有与阮树安情形相符的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依据。最后，花都区邮政局所谓私自收费违反纪律的指责实属子虚乌有，当时有客户联系需要投递进口快递，阮树安便将揽收投递业务交由建南投递部进行业务对接，后因与客户就保价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双方终止合作，对于前期已进行的转运、装卸等劳务付出，客户自愿向阮树安等人转账七千多元，阮树安将前述款项用于购买投递站人员的加班食品和劳务费，没有私拿任何费用。三、花都区邮政局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所引用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公示程序，解除前没有通知和征求工会意见，属于程序违法。首先，解除合同所引用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公示程序，考核管理办法没有经过民主和送达程序，阮树安在合同解除之前从未看过该份制度，也不知道自身违反了哪个规定才导致被解除合同。此外，该制度文件显示制定主体是广州市邮政局，没有证据显示其适用的对象包括花都区邮政局的员工，该考核管理办法依法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审判依据。其次，花都区邮政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决定解除阮树安劳动合同之前有通知和征求过单位工会的意见，其在一审阶段补充提交的《关于解除阮树安劳动合同的函》，一方面无法体现是通知到哪个工会，落款单位并非花都区邮政局，另一方面也没有收函工会的回复意见，再结合其在仲裁阶段抗辩所说不知道也没有人提示要提交通知工会的函件可知，该补充提交的函件实为临时后补，解除劳动合同前根本没有通知和征求过工会的意见，花都区邮政局有违诚信原则。最后，花都区邮政局没有按照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程序作出处罚，根据考核管理办法第四条第5点的规定“各单位对职工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其所属二级单位、管理部室审核，报市局审批”，纵观花都区邮政局提交的证据均没有按照制度的规定，故花都区邮政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不当。四、花都区邮政局应当向阮树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36360元，阮树安自1997年8月1日入职，至2018年12月29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花都区邮政局对计算赔偿金的工龄和补偿月数均无异议，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八十七条规定，花都区邮政局应支付阮树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536360元。花都区邮政局辩称，不同意阮树安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花都区邮政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花都区邮政局不支付阮树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363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七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入职时间：1997年8月1日，阮树安入职广州市花都区邮电局。1998年11月，由于单位拆分，阮树安入职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2000年，因国有企业改革，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变更为花都区邮政局，在花都区邮政局成立时（2000年5月8日），阮树安的劳动关系转入花都区邮政局处。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间：2008年6月25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劳动者工作岗位：运营部副经理。四、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数额：劳动者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福利等项目构成，每月工资数额不固定。用人单位每月22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劳动者支付上月工资，并提供有工资清单。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数额为12190元/月。五、办理社会保险与否：有。六、工会组织：有。七、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因：劳动者主张及证据：2018年12月31日，花都区邮政局以阮树安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向阮树安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未说明所违反具体规章制度的条款。2018年12月29日，花都区邮政局向阮树安送达《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列明阮树安违反的是《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违反生产作业组织管理、业务处理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通信事故，或通信、资金案件的”以及第10点“违反经营、管理工作规章制度违规处理经营、管理工作事项，或犯有经营、金融、财务以及管理禁止类行为，造成企业五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造成企业被考核处罚、责任追究的”的规定，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与阮树安的劳动关系。证据：1.《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用人单位答辩意见及证据：确认在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未说明所违反的规章制度的具体内容。主张除了劳动者收到的《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中列明的相关制度，阮树安另违反了省分公司《关于转发集团公司的通知》第三章第九条第（三）“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第（八）“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企业遭受损失的”等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与阮树安的劳动关系。证据：1.《关于解除阮树安劳动合同的函》。2.《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应以用人单位当时向劳动者提出的原因为审核依据，用人单位未能举证解除劳动关系时已向劳动者提出所违反违章制度具体条款，故采信劳动者的主张。八、最后工作日：2018年12月31日。九、劳动者的工作年限：21年5个月。十、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数额：524170元（12190元/月×21.5月×2）。十一、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10月25日。十二、仲裁请求：花都区邮政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36360元。十三、仲裁结果：花都区邮政局一次性支付阮树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36360元。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2018年4月，某社会人员与阮树安联系需要投递进口快递，阮树安安排了建设南投递站负责该投递工作，之后因该部分货物需要从某社会人员处再次邮寄至全国各地，但双方因邮寄货物的保价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故该批货物并未安排投递工作，但由于之前已经完成了前期投递工作，某社会人员向阮树安支付了7000多元的费用后，双方合作中断。之后阮树安将其收到的前述费用用于购买投递站人员的加班食品与支出人员劳务费用。2018年8月9日，阮树安因上述邮寄货物涉嫌走私而被宁波海关缉私局约谈询问，调查后阮树安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而从当日起被宁波海关缉私局执行取保候审。2019年5月30日，宁波海关缉私局作出终止侦查决定书，决定不予追究阮树安刑事责任与解除阮树安的取保候审。一审法院认为，审核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合法，应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当时提出的原因为审核依据。花都区邮政局未能举证向阮树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已送达《关于解除阮树安劳动合同的函》《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仅能证明已送达《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故花都区邮政局所主张的阮树安存在违反用人单位企业规章制度应限定于《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违反生产作业组织管理、业务处理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通信事故，或通信、资金案件的”以及第10点“违反经营、管理工作规章制度违规处理经营、管理工作事项，或犯有经营、金融、财务以及管理禁止类行为，造成企业五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造成企业被考核处罚、责任追究的”的规定。但用人单位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劳动者相关违规行为与其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由于劳动者的违规行为导致用人单位受到省邮政局的内部处理，故用人单位依据《广州市邮政局职工行为和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款第2项第1点、第10点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因用人单位在本案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单位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用人单位构成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应计算为524170元（12190元/月×21.5月×2）。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阮树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24170元。二、驳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于2020年3月5日变更名称，变更后的名称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又查明，二审期间，花都区邮政局提交了证据：关于印发《广州市邮政局职工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2008年修订）》第五个人力资源管理有关办法的通知[穗邮政（2009）15号]，拟证明该文件适用于花都区邮政局，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文件的程序也是合法的，因为该文件在单位的档案馆管理，领取和使用都比较复杂，一般都不用。阮树安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材料是第三方公司单方制作，阮树安在职期间没有见过，附件与其提交的证据5上面的编码不对应，该文件适用对象不包含花都区邮政局的员工阮树安，并且花都区邮政局从仲裁到二审都没有提交过与该文件民主公示程序相关的任何证据，该文件没有经过民主公示程序，并且没有送达过给阮树安，依法不能作为花都区邮政局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花都区邮政局是否应支付阮树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阮树安主张本案系花都区邮政局单方违法解除与阮树安的劳动关系，花都区邮政局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36360元，花都区邮政局则主张其不应向阮树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2417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结合双方诉辩及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等证据可知，判断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应以用人单位当时提出的解除原因为准，阮树安虽在案涉纠纷中存在违规行为，但该违规行为并未被认定为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且依据花都区邮政局解除其与阮树安劳动关系当时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关于阮树安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通报》等载明的内容分析，花都区邮政局并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阮树安的案涉行为足以达到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度，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花都区邮政局属于违法解除且应向阮树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524170元（12190元/月×21.5月×2）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花都区邮政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阮树安要求确认花都区邮政局系单方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因其在仲裁中并未将此项上诉请求单独列出，故本院不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对于其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中超出的部分，因缺乏理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负担5元，由阮树安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庆国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