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沪01民特304号申请人：沈方根，男，汉族，1971年9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申请人：邵咏虹，女，汉族，1971年5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方根（系邵咏虹之夫），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被申请人：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88号1008室。法定代表人：赵瑞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怡，上海中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沈方根、邵咏虹与被申请人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刚泰）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沈方根、邵咏虹称，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沪仲案字第0403号裁决存在以下可撤销的情形：一、被申请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2014年，被申请人要求沈方根将其实际控制的浙江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名下资产作为实物出资，与被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设立新公司。2016年6月8日，沈方根与被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约定沈方根将A公司的存货、商标及其他财产抵偿给甘肃XX集团甘肃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XX集团），甘肃XX集团将抵债后的资产作为出资用于构建新公司浙江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仲裁中，被申请人仅提交了双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而未提交两申请人以A公司名下资产进行出资的相关凭证，其行为构成隐瞒证据。二、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1．根据（2019）浙10民终3297号民事判决书，沈方根于2016年7月29日被任命为总经理，并于2017年5月被免职，且被申请人亦认可沈方根于2017年5月起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同时，沈方根虽任职总经理，但在任职期间被申请人为其设定了繁琐的审批流程，导致沈方根在经营公司时需逐级上报并获得批准才可开展有限的工作，其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沈方根任职一年即被免职，以致其无法实现公司经营业绩。仲裁庭审后，两申请人补充提交了因受限而难以参与公司经营的证据材料，但仲裁庭对该些证据未予查证。2．A公司在《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已停止经营，A公司台州形象店虽由A公司于2005年设立，但该店于2016年11月25日被B公司登记为其XX街分公司的地址（后于2018年7月26日注销）。现该地址于2018年11月6日被台州市路桥区XX饰品店注册使用，与两申请人无任何关系。更为关键的是，A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已被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其名下的财产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被管理人全面接管。被申请人在仲裁中提交的用以证明两申请人违反同业竞争的照片系拍摄于2019年12月30日，此时，A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两申请人不可能存在继续经营A公司的情形。被申请人在仲裁中所做的陈述与上述事实不符，且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但仲裁庭却认定双方对基本事实的陈述没有很大差别，以致错误适用法律，上述情形构成枉法裁决。据此，两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2020）沪仲案字第0403号裁决。被申请人上海刚泰称，1．两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隐瞒了其以A公司资产出资的凭证，但系争《投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两申请人应以货币而非实物出资，故两申请人所述与系争协议的约定不符。2．另案判决书认定沈方根系因无故旷工而被开除，沈方根在任职期间未对公司业绩做出过任何贡献。3．A公司未依约办理歇业手续，且仍以不同方式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直至2019年5月仍有人申请A公司破产清算，两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同业竞争的约定。经审查查明：2016年6月8日，案外人徐某与沈方根签署《合作意向书》，约定徐某为甘肃XX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沈方根为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止2016年5月31日，A公司对甘肃XX集团所负债务本息合计约6，642万元，双方拟通过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上述债权债务进行相应处理，并进行后续相关合作。双方同意，A公司拟以存货、商标、其他资产经甘肃XX集团聘请的评估机构评估后，以评估值抵偿对甘肃XX集团所负等额债务；上述资产抵债后，甘肃XX集团将以抵债资产作为出资，同时沈方根以经徐某认可的其他资产／现金作为出资，共同设立一家新公司。2016年7月4日，上海刚泰与沈方根、邵咏虹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三方以共同在台州市路桥区设立B公司的方式开展合作。B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其中，上海刚泰以货币出资6，000万元，持股60％；沈方根以货币出资3，000万元，持股30％；邵咏虹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持股10％。各方应于B公司成立后30日内缴足出资，每逾期出资一日，按应缴未缴注册资本金额的1‰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B公司成立后，由沈方根、邵咏虹负责组建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两人保证于2016年7月15日完成招募工作，并开始组织业务活动。B公司成立后，沈方根、邵咏虹及其关联方，以及A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设立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身份）从事与B公司业务同类或相似的任何业务，或与B公司业务相关度较高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利益转移的其他任何经营实体。沈方根、邵咏虹承诺最晚从2016年8月1日起，A公司歇业，不再经营；A公司将不再设立新的机构，也不得再使用“XX”的品牌。沈方根、邵咏虹另承诺，B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应达到1，000万元至1，300万元；2017、2018、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3，000万元、4，000万元。2020年1月14日，上海刚泰以沈方根、邵咏虹未实缴注册资本、未完成业绩承诺以及违反同业竞争约定为由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沈方根向B公司补缴出资3，000万元；2．沈方根支付违约金（以迟缴出资款600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为标准，自2017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邵咏虹向B公司补缴出资款1，000万元；4．邵咏虹支付违约金（以迟缴出资款200万元为基础，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为标准，自2017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5．沈方根、邵咏虹连带向其支付业绩补偿款14，740，379.79元及利息，利息分两笔计算，⑴以2016年7-12月业绩补偿款8，624，241.34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⑵以2017年1-5月业绩补偿款6，116，138.45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6．沈方根、邵咏虹立即切实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2公司治理之⑼的义务，同时，立即停止违反《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同业竞争行为；7．沈方根、邵咏虹连带向其支付违反同业竞争约定的违约金1，000万元；8．沈方根、邵咏虹承担其聘请律师费用6万元；9．仲裁费由沈方根、邵咏虹承担。沈方根、邵咏虹在仲裁中答辩称，1．其方已以A公司门店和库存物资等实物形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2．沈方根在B公司仅任职一年即被免职，且B公司内部流程繁琐，沈方根无法参与公司经营，难以开展工作，客观上不能实现公司业绩。此外，邵咏虹未在B公司任职，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客观上亦不能实现公司业绩。因此，其方不应承担业绩补偿责任。3．《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后，A公司即停止了经营，A公司台州形象店的地址现为其他店铺注册使用，与其方无关，上海刚泰以台州形象店的照片及海报认定A公司仍在继续经营，于法无据。此外，公司存续与实际经营系两个概念，上海刚泰依据企业公示系统信息认定A公司仍在继续经营，亦缺乏依据。因此，其方不应承担违反竞业禁止的责任。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1．《合作意向书》第9.2条约定，协议项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因此，本仲裁案对该意向书所载权利义务发生的争议无管辖权，各方以该意向书有关约定为依据所提之主张，仲裁庭均不予审理。2．《投资合作协议》和B公司的公司章程均载明各方应于B公司成立后30日内以货币形式履行各自的投资义务。沈方根、邵咏虹有关其已以A公司门店和库存物资等实物形式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主张，既与协议和章程约定的出资方式相悖，又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仲裁庭不予支持。上海刚泰要求该两人履行原定出资义务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的请求应予支持，考虑到上海刚泰虽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出资时间较原约定亦有拖延，故上海刚泰要求该两人承担逾期出资违约责任的时间，应自上海刚泰最后一次出资30日后，即2017年5月10日起算。同时，《投资合作协议》原定逾期出资的违约金过高，上海刚泰自愿采用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于法无悖，可予准许。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上海刚泰主张的违约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沈方根、邵咏虹在《投资合作协议》中所作的业绩承诺，是享有公司经营权的小股东对公司大股东的一种承诺，于法无悖，具有合同拘束力。该两人未按协议约定完成业绩承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两人有关案外人架空经营权，使其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仲裁庭不予支持。考虑到该两人在B公司实际经营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投资合作协议》的具体约定，应对上海刚泰主张的业绩补偿款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予以调整。即2016年的业绩补偿款以1，000万元为基数，2017年的业绩补偿款以2，000万元为基数计算5个月，再乘以上海刚泰60％的持股比例，分别计算，得出2016年和2017年的业绩补偿款分别为600万元和500万元。沈方根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自认其于2017年下半年起未再实际参与B公司的经营管理，上海刚泰有关沈方根、邵咏虹连带承担业绩补偿以及逾期利息应以2017年5月为界的主张，符合客观实际，可予支持，但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B公司成立后，原有的A公司不仅未依约办理歇业手续，而且仍以不同方式继续从事经营活动，金兄弟标识在当地时有显现，甚至到2019年5月仍有人申请A公司破产清算，明显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有关竞争业禁止的约定。沈方根、邵咏虹对此负有责任，上海刚泰有关该两人应停止同业竞争行为，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应予支持。5．沈方根、邵咏虹对案涉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故该两人应赔偿上海刚泰律师费损失，并承担仲裁费。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0403号裁决：一、沈方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B公司补缴出资款3，000万元。二、沈方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刚泰支付逾期出资违约金（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4.35％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B公司补缴出资款1，000万元。四、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刚泰支付逾期出资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4.35％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沈方根、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刚泰支付业绩补偿款1，1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分两笔计算，1．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六、沈方根、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停止所有违反《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同业竞争行为。七、沈方根、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刚泰支付违反同业竞争约定的违约金1，000万元。八、沈方根、邵咏虹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刚泰赔偿律师费损失6万元。九、仲裁费448，119元，由沈方根、邵咏虹共同承担。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被申请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二、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一、被申请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本院认为，《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需符合以下几个要件：（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两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被申请人隐瞒了其方以A公司名下资产出资的相应凭证，但首先，若该些凭证确实存在，则两申请人作为出资方自己应当掌握该方面的证据，其完全可以在仲裁中进行举证，故该方面的证据不属于仅为被申请人单方掌握却拒绝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其次，两申请人在本案中以《合作意向书》为依据主张其已以A公司名下资产出资，进而主张被申请人隐瞒了其以A公司名下资产出资的证据。但《合作意向书》约定的出资方及出资方式均与《投资合作协议》不同，且从该意向书关于甘肃XX集团以A公司的抵债资产作为出资，沈方根以徐某认可的其他资产／现金作为出资的约定内容理解，并不能得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协议》签订或者实际履行过程中达成了由两申请人以A公司名下资产出资的合意。因此，即便两申请人依据《合作意向书》将A公司的资产抵偿给甘肃XX集团，此节事实亦与认定两申请人是否履行了《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无关，即涉及此节事实的证据并非认定本仲裁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第三，应当明确的是，《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并不代表所有对方当事人在仲裁中未举证的情形均可纳入隐瞒证据的范畴，也不代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会有所改变，从而可以将举证义务或举证不能的后果转嫁于对方当事人。在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时，需结合举证规则进行考量，并对举证不能的情形和隐瞒证据的情形加以区分。两申请人既然在仲裁中主张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则其对该项主张负有举证义务，且其作为出资方完全有能力进行举证，现其在本案中要求被申请人提交该方面的证据，实际上是将举证义务转移给了被申请人，这无疑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立法本意相悖，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两申请人所述之情形不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隐瞒证据的构成要件，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二、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两申请人虽主张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但未能按上述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而其陈述的所谓“枉法裁决”的事由均系针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提出的异议，该些异议均不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之内，本院无权作出评判。而对仲裁裁决不认同并不代表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两申请人的该项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沈方根、邵咏虹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沈方根、邵咏虹负担。审 判 长  施 杨审 判 员  庞建新审 判 员  徐燕华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  俞泊泓书 记 员  贺贤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