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峰，男，1964年3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明，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作佃，男，汉族，1975年3月31日出生，住江西省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地洋，女，汉族，1979年4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林，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峰与被上诉人郑作佃、梁地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5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峰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郑作佃、梁地洋共同偿还高峰借款20万元，及利息85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郑作佃、梁地洋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郑作佃、梁地洋借款时知情，并参与借款。高峰与郑作佃自2007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对其婚姻家庭和共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郑作佃、梁地洋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潮汕砂锅粥”美食餐馆。2015年初，因餐馆扩建增加非洲小龙虾，向高峰借款30万元。2015年底至2016年初，实际支付借款20万元。借款时，高峰及财务助理李某1，与郑作佃、梁地洋及餐厅人员等五人多次洽谈。商定借款分二笔10万元支付，郑作佃、梁地洋的账户均可，以收款收条为准。因高峰平时有携带大量现金交易的习惯，故第一笔10万元中的15000元是现金给付。为便于记忆，另一笔10万元中的15000元也是现金支付，其与转账支付。借款时，口头约定年息15%，利息可在高峰就餐招待费中扣除。借款后，微信约定超期还款按月息4.5厘计算。借款期间，高峰及其同事朋友连续多年多次去郑作佃、梁地洋共同经营的餐馆就餐。高峰及李某1等人亦多次去过郑作佃、梁地洋共同生活的新家907房。郑作佃、梁地洋在外共同经营，在家共同生活，从未听到二人离婚，亦未见二人分居的情况，二人还共同生育了女儿。一审中，梁地洋却谎称不认识高峰，并称对借款不知情，还称自2013年离婚后没有去过郑作佃的餐馆，自己有30万元年薪收入等等，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二、郑作佃、梁地洋在借款时隐瞒离婚，意在转移夫妻财产，规避债务。三、郑作佃、梁地洋向高峰借款时的利息约定事实清楚，且部分支付，一审判决按年息6%支付利息，未判决按年息3万元标准没有事实依据，二审应予改判。2021年5月27日二审庭询时，高峰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梁地洋是受郑作佃指示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的，说明即使离婚了，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是非常密切。二、梁地洋用自己的账号收到的不是丈夫的郑作佃的钱，其应该知道该款项是什么性质，要不要还。三、郑作佃把梁地洋的账号提供给高峰，如果高峰认为梁地洋与郑作佃没有婚姻关系，并且不认识梁地洋，那高峰是不可能把两笔款打到梁地洋账号上的。以上三点足以证实梁地洋收了高峰的钱，而且由郑作佃出具借条，其完全应当知道自己收的款项需要偿还，而且是借款。被上诉人梁地洋于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一，我和郑作佃之间在2013年就已经离婚，而本案的借款时间是在2015年底、2016年初，这时我和郑作佃已经不再是夫妻关系。第二，本案的借条是由郑作佃个人出具，梁地洋并没有在上面签字确认。从该借款发生的时间来看，梁地洋并不在广州，而是在江西高安生产和哺乳，高峰的主张明显缺乏证据，与事实不符。在借款发生后，梁地洋并没有对借款行为进行追认。因此，高峰与郑作佃之间的借款纠纷与梁地洋无关。第三，尽管其中有85000的款项是通过梁地洋的账户接收，但该款项是在梁地洋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的，更为重要的是梁地洋并没有支配该款项，该款项支配时间是在借款之后，大致是七天的时间就已经花销完毕。该款项的取款地点在广州市，并不在高安。也就是说该款项的支配和开支与梁地洋无关。第四，对于该款项的去向，只有郑作佃清楚，梁地洋毫不知情，因此也无需承担责任。第五，梁地洋的工作是会计师，年收入有30多万，根本没必要向高峰借款来用于生活。根据本案调查可知，本案的款项是用于餐馆的经营所需，但梁地洋没有参与该餐馆的实际经营，最多就是去帮忙。因此要梁地洋对本案的款项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郑作佃于二审无答辩。高峰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郑作佃、梁地洋偿还高峰借款20万元、利息10万元(年息3万元标准，自还期届满之日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止)；2.郑作佃、梁地洋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30日，郑作佃、梁地洋因经营餐馆，向高峰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1年，约定2016年12月31日偿还。2016年1月31日，郑作佃、梁地洋再次借款10万元，约定2017年1月31日偿还。双方约定年利息3万元，但郑作佃、梁地洋仅支付利息2万元。2017年2月10月，郑作佃出具还款计划，承诺2017年2月28日至8月31日间偿还本金20万元。郑作佃、梁地洋至今未还款，故诉至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30日，郑作佃向高峰出具《借据》，主要内容是：“今借到高峰10万元，借期1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2016年1月31日，郑作佃再次向高峰出具《借据》，主要内容是：“今借到高峰10万元，借期1年，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前归还。”高峰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2月30日、12月31日，高峰向郑作佃账户转账汇款8.5万元；2016年1月31日、2月2日，高峰两次向梁地洋账户转账汇款共计8.5万元。高峰与“man郑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6年1月，“man郑老板”向高峰提供了如下银行账户：“农行，梁地洋6228480080676729314”。2016年2月1日，高峰告知“man郑老板”：“还差35000等下转给你。”“man郑老板”答道：“好的，谢谢大哥。”2017年1月9日，高峰问：“还款计划还没出来？希望快点，拿出诚意，性质变了，两败俱伤……”，“man郑老板”回答：“峰哥，根据实际情况，现做出还款计划。2月28日还2万，3月31日还3万，8月31日还15万。多谢大哥的顶力支持！感激……”高峰表示，微信中的“man郑老板”就是郑作佃。另查明，郑作佃、梁地洋于2013年4月3日办理离婚登记。梁地洋在广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助理、审计部门经理等职务。庭审中，高峰表示，已足额向郑作佃、梁地洋提供借款，没有预先扣除利息3万元。高峰以转账汇款方式向郑作佃、梁地洋提供借款17万元，另3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每年利息为3万元。原审法院认为，高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未就本案法律适用进行明确约定，涉案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国内地，与中国内地有密切联系。为此，原审法院以中国内地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郑作佃向高峰借款20万元，有借据、银行转账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证实。郑作佃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2017年1月31日前，分别归还借款10万元。然而，其违背承诺，至今未归还借款。高峰诉请郑作佃偿还借款20万元，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高峰主张口头上有约定利息，但未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对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于高峰主张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郑作佃、梁地洋逾期还款的利息，原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高峰自认郑作佃、梁地洋已还款2万元，该2万元应抵扣逾期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梁地洋与高峰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诚然，高峰向梁地洋银行账户转账汇款8.5万元，但该转款记录仅能证明梁地洋账户收到了高峰的款项，不能证明梁地洋有向高峰借款的意思表示，梁地洋亦未承诺偿还涉案借款。高峰主张梁地洋偿还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作佃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峰偿还借款2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1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借款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以1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自2016年2月1日起计至借款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二、被告郑作佃已向原告高峰还款的2万元，抵扣前项判决确定的逾期还款利息；三、驳回原告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70元，合计7870元，由原告高峰负担2309元，被告郑作佃负担5561元。二审期间，高峰申请证人李某1、赖某、黄某出庭作证，上述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其分别为传媒公司前财务助理、“潮汕砂锅粥”的餐厅经理、双方当事人的朋友。2015年初，梁地洋、郑作佃二人共同经营餐厅，向高峰借款20万元。洽谈借款时，多名同事及梁地洋均在场知情。双方口头约定年息5%，超期还款月息4.5厘。2015年初，黄某与高峰，在“潮汕砂锅粥”大排档吃宵夜，高峰与梁地洋、郑作佃均认识。对于上述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梁地洋、郑作佃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人证言，上述证人证言均无相应书证物证相佐证，本院均不予采信。为证明上诉请求，高峰于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证人李某1证言、2.证人赖某证言、3.证人李某2证言、4.证人黄某证言、5.微信记录（一）、6.微信记录（二）、7.单位营业执照及证明。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梁地洋、郑作佃均表示无需证据原件，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均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据，证据1-4，如前所述，证人证言内容无相应书证物证作证，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5、6，与案涉借据内容不符，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为证明其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梁地洋提交如下证据：1.收费票据复印件；2.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打印件。对于上述证据，高峰均表示有异议，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21年5月26日本案二审庭询时，对于借款利息，郑作佃称高峰所称口头约定的“三分息”是指20万元中有3万元系砍头息，已经由高峰扣减，高峰只实际支付了17万元借款本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还款义务人范围；2.借款期内是否约定利息。一、关于还款义务人范围的问题。高峰于一审提交的借据均记载借款人为郑作佃。高峰通过其名下账户汇付或以现金方式支付案涉借款本金给郑作佃，在还款过程中，郑作佃与高峰洽谈协商还款事宜。由此可知，高峰知晓借款相对人为郑作佃。案涉借款本金由郑作佃收取后用于何种用途系郑作佃对借款的处置。高峰主张梁地洋系借款人没有合同依据。高峰上诉主张梁地洋基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对此，如前述查明的事实，梁地洋与郑作佃在2013年4月3日已经离婚。在案涉借款发生时，梁地洋与郑作佃已经不是夫妻关系。我国婚姻法对于夫妻关系的认定适用“登记”主义，上述证人或债权人主观上认为梁地洋与郑作佃系“夫妻关系”均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借款期间是否有约定利息的问题。高峰主张存在口头约定的利息应当进行举证。高峰提交的借据均未记载利息。高峰、郑作佃对于利息金额、利率等确定借期利息的事实陈述相互矛盾，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借期内无约定利息，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高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毅审判员 孙远风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黄晓君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