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文锐，男，197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彩儿，广东伟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汝辉，男，198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银桂，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婷，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全层。法定代表人：李永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泰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江文锐、毕汝辉、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文锐一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江文锐与毕汝辉、顺丰公司于2015年12月至2020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毕汝辉、顺丰公司向江文锐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的工资50990元；3.判令毕汝辉、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4270元；4.判令毕汝辉、顺丰公司支付江文锐劳动合同期间年终奖99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江文锐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展力货运服务部（以下简称展力服务部）、顺丰公司自2015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毕汝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文锐支付克扣的工资35202.94元；三、顺丰公司对毕汝辉的上述第二项判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文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毕汝辉、顺丰公司负担。判后，江文锐、毕汝辉、顺丰公司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江文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毕汝辉、顺丰公司向江文锐支付克扣的工资5099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毕汝辉、顺丰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仅支付了部分被克扣的工资，遗漏了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被克扣的工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江文锐在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总额，应由毕汝辉、顺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按江文锐主张的数额认定。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江文锐该期间的工资总额，以及被克扣的工资数额，应由毕汝辉、顺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毕汝辉、顺丰公司未向江文锐发放工资条，江文锐无法得知该期间工资数额，只能根据实发工资数的百分之十计算被克扣工资，并依据该数额向毕汝辉、顺丰公司主张返还。毕汝辉、顺丰公司无法举证证明该期间的工资总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期间被扣工资，对江文锐不公平。二、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被克扣的工资为15787.9元，毕汝辉、顺丰公司应予以返还工资总额为5099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恳请二审依法予以改判。毕汝辉针对江文锐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江文锐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毕汝辉并没有拖欠江文锐工资的行为，特别是江文锐上诉部分是2015年12月1日到2017年11月30日，该期间从江文锐一审时所提交的证据1借记卡账户明细，可看到毕汝辉通过展力服务部及江文锐的银行账号足额支付了工资，并没有克扣工资的情况。江文锐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已经是毕汝辉支付工资的凭证。顺丰公司针对江文锐的上诉辩称：1.顺丰公司与江文锐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所主张的工资差额不应由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从江文锐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以看出，展力服务部已经足额向江文锐发放工资。至于江文锐领到毕汝辉所发放工资后，两人私下的行为，顺丰公司并不知情，自始至终也未参与，不应该由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顺丰恒通支付有限公司APP不属于顺丰公司的APP，与顺丰公司没关系，江文锐所主张的工资发放记录并不属于顺丰公司发放的，是毕汝辉授权展力服务部发放的工资。综上，顺丰公司对于江文锐的上诉请求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毕汝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文锐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江文锐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的当事人为毕汝辉、顺丰公司，但一审判决第一项将非本案当事人的展力服务部列入判项中，让其承担该判项的义务，一审判决明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1.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毕汝辉经营的展力服务部与江文锐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11月随着毕汝辉与江文锐建立合作关系即发生变化。当时包括江文锐在内的四人与毕汝辉协商一致共同合作，向展力服务部承包各自的区域进行收派件，并向毕汝辉支付承包费和承担展力服务部的成本。承包费和承担的成本费用统一每月由各人收到业务提成后，由毕汝辉计算，由各人协商一致确定后自愿转账至毕汝辉。江文锐等人与毕汝辉均为平等的主体关系，双方协商一致就收派业务的承包及费用的支付达成合意，各方均应尊重。2.毕汝辉没有任何克扣工资的行为。从江文锐提交的银行历史明细及相关截图可见，毕汝辉已依约支付了江文锐入职时至2017年10月的工资及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的业务提成。江文锐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明显可见是江文锐收到业务提成后，其再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自行向毕汝辉支付承包费，而非毕汝辉克扣工资。一审法院以此核算毕汝辉应向江文锐支付克扣的工资，属认定事实错误。毕汝辉无论是作为雇主或是作为合作伙伴均已履行了给付义务。3.一审法院采信江文锐主张的毕汝辉以代扣个人所得税为由未足额发放工资，根本不符合事实也不合常理。江文锐向毕汝辉支付的款项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完全不对应。江文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晓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向毕汝辉支付的费用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不相符，甚至要多付。由此可见，江文锐自愿向毕汝辉支付的款项为双方基于合作关系约定的承包费及成本费用。因成本费用中包含有展力服务部依约开具服务发票给顺丰公司时应缴交的经营所得税，故毕汝辉有时提及该费用时出现“税”的字眼，但不代表即是江文锐的个人所得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恳请二审依法支持毕汝辉的上诉请求。江文锐针对毕汝辉的上诉辩称：1.展力服务部是在2020年7月14注销登记，故一审判决第一项正确。2.江文锐与毕汝辉签订两份书面劳动合同，毕汝辉陈述双方在2017年转为合作关系，在2018年又与江文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常理不符。故毕汝辉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是无事实依据的。毕汝辉称江文锐每月向其通过微信支付的款项属于承包费成本等，但从江文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每月税款的统计单据显示该费用为税，若这些费用属于承包费、成本、租金税、会计工资等，应该有每一项单独计算的数额，并标清楚属于什么性质的费用，故可证明每月转账实际是毕汝辉要求江文锐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些费用均是由毕汝辉单独计算，没有与江文锐协商过。因此，毕汝辉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费用属于承包费等费用与事实不符。3.江文锐不清楚个税计算方式，毕汝辉陈述是根据顺丰公司的个税计算系统计算出来的个人所得税，江文锐按照其要求每月支付个税的款项，由于江文锐认为依法缴纳税款是公民的义务，且江文锐每月的工资收入平均有1万多元，缴纳的税款的对象是国家，不是毕汝辉，故对于数额江文锐没有过多的疑问。在2020年5月，江文锐已经向毕汝辉提出异议，为何没有每月帮其缴纳税款，且要求毕汝辉及顺丰公司退还克扣的工资，但毕汝辉及顺丰公司均不予理会。因此，江文锐在2020年5月31日离职，且在9月28日提出仲裁要求退还工资。毕汝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顺丰公司针对毕汝辉的上诉辩称：没有意见。顺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文锐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江文锐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的当事人为毕汝辉、顺丰公司，但一审判决第一项将非本案当事人的展力服务部列入判项中，让其承担该判项的义务，一审判决明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1.顺丰公司与江文锐不存在劳动关系，江文锐亦非善意劳动者，本案《劳动合同书》可以证明江文锐与展力服务部建立了劳动关系。从江文锐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显示，发放工资的主体为展力服务部或毕汝辉，顺丰公司从没有向江文锐发放过工资。2.顺丰公司并非江文锐的用工单位，更没有与展力服务部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首先，顺丰公司与展力服务部为两个独立的主体，无论是股东、经营者、财务、用工均没有任何重叠或关某。其次，双方签订的《收派服务合同》及《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展力服务部为顺丰公司在约定的区域提供收派服务，展力服务部作业时使用顺丰公司提供或指定的工具、终端、物料、工衣工装、服务证等物件。而江文锐作为展力服务部员工，在其与展力服务部已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江文锐清楚明白自己是代表展力服务部为顺丰公司提供服务，与顺丰公司并未存在所谓的用工关系。最后，江文锐没有在展力服务部的服务区域以外的范围进行收派件工作，说明顺丰公司不是江文锐的用工管理单位无法安排其工作。3.从江文锐提交的银行历史明细及相关截图可见，毕汝辉已发放了工资，没有克扣的情况。关于法院认定毕汝辉应向江文锐支付克扣的工资的依据，即江文锐自行通过微信支付给毕汝辉的微信转账记录，均是发生在工资发放之后，而顺丰公司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监管到江文锐与毕汝辉两人之间因何事再进行转账行为，且其二人均没有向顺丰公司反映过此事。顺丰公司作为善意的无辜的第三方不应对毕汝辉与江文锐之间私下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恳请二审依法支持顺丰公司的上诉请求。江文锐针对顺丰公司的上诉辩称：一、第一点意见与针对毕汝辉答辩意见第一点相同。二、顺丰公司与毕汝辉构成混同用工。1.江文锐与毕汝辉签订的两份书面劳动合同上均记载，“因甲方接受顺丰公司的统一管理，所以顺丰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应视为甲方的规章制度，乙方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执行。”故虽然江文锐是与毕汝辉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上清楚提示毕汝辉是接受顺丰公司的统一管理的，也就是说江文锐也必须接受顺丰公司的管理，遵照顺丰公司的规章制度。2.顺丰公司声称从来没有向江文锐发放过工资，与事实不符。从2017年12月至2020年5月，顺丰公司均通过其APP向江文锐发放工资，所以江文锐的工资是直接由顺丰公司核算并发放。3.至于顺丰公司所说的江文锐只在展力服务部的区域进行收派件工作，不管江文锐是在该区域还是在全广州市的区域收派件，只要是收派顺丰公司的快递件，也就可以证明江文锐是为顺丰公司提供劳动服务。而关于顺丰公司提交的其与毕汝辉所签订的各种服务合同，江文锐均不知情。4.由于江文锐的工资是由顺丰公司直接核算并且发放，顺丰公司没有向江文锐提供工资条，江文锐也不清楚其工资的具体构成，也不知道个人所得税是否已经扣除，所以顺丰公司应对毕汝辉克扣江文锐的工资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而且江文锐多次向顺丰公司反映毕汝辉克扣工资的问题，但是顺丰公司均不予处理，才导致江文锐起诉到法院。顺丰公司与毕汝辉共同聘请了江文锐，二者已经构成混同用工，应该对克扣江文锐的工资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顺丰公司的上诉请求。毕汝辉针对顺丰公司的上诉辩称：没有意见。二审中，毕汝辉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拟证明展力服务部承接顺丰公司的业务，收取服务费后向顺丰公司出具发票，由此产生税费，该税费也是展力服务部在营业过程中的成本支出。2.展力服务部在顺丰恒通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的账户记录（顺手付），拟证明经2021年6月8日申请调取的该账户记录显示，顺丰公司将服务费总额转账至展力服务部在顺手付的账号内，展力服务部亦通过顺手付向各业务员支付业务提成。江文锐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某不确认。毕汝辉提供的发票是展力货运服务部向顺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税率是3%，只能证明展力服务部正常的经营成本，与江文锐作为一个劳动者没有关系。并且根据江文锐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毕汝辉在微信里面说这个月税开始调整，万元以下六点万元以上十点，即毕汝辉要求江文锐缴纳的税金的税额，是远高于开具给顺丰公司应该缴纳的3%的税率。故毕汝辉主张江文锐分摊公司的税务的经营成本，与常理不符。对于证据2，一、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显示，江文锐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工资，均由顺丰公司转至展力服务部账号，再由展力服务部账号转发到江文锐的账号，可见江文锐的工资是由顺丰公司发放。而展力服务部作为顺丰公司的服务点，其在顺手付的账户也由顺丰公司操作，顺手付向江文锐发放的工资，是由顺丰公司计算及发放。二、该组证据仅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工资发放情况，但未显示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如何发放，未显示期间工资也存在由顺丰公司直接发放的可能性。三、退一步说，即使江文锐的工资由展力服务部发放，但工资发放情况并非认定是否成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条件。顺丰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江文锐。江文锐受顺丰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顺丰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证据见工牌、顺丰APP个人主页、毕汝辉提交的《员工辞职申请表》。江文锐提供的劳动是顺丰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江文锐收派的均是顺丰公司的物流快递件，其为顺丰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属于顺丰公司业务组成部分。以上几点均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的规定，顺丰公司对江文锐构成混同用工。顺丰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确认三性，该证据可说明顺丰公司与展力服务部属于两个民事主体，该发票是双方的费用结算依据，也可证明江文锐与顺丰公司无劳动关系。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均予以认可。该证据证明展力服务部委托顺手付向江文锐等人足额支付工资，也证明顺丰公司与江文锐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拖欠和克扣江文锐工资。毕汝辉提供杨瑞华、杨宝照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毕汝辉所经营的展力服务部为顺丰公司提供收派服务，2017年11月毕汝辉与江文锐、杨瑞华、杨宝照、黄义新协商一致转为合作关系，承包不同区域进行收派件，每月根据业务提成向毕汝辉支付承包费和承担服务部的成本，具体由毕汝辉计算，经大家一致确定后，再自行转给毕汝辉。各人向毕汝辉每月支付的是承包费和业务部的成本费用，不是个人所得税。江文锐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合法性均不确认。由于杨瑞华、杨宝照均与毕汝辉存在亲属关系，证人作出的对江文锐不利的证言不应采信，且不管与毕汝辉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只代表其自己与毕汝辉的关系，不能证明毕汝辉与江文锐是合作关系。顺丰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江文锐与顺丰公司、展力服务部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毕汝辉、顺丰公司是否应向江文锐返还案涉工资款项。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劳动关系问题。一、就江文锐与展力服务部自2015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有《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员工辞职申请表》以及展力服务部按月向江文锐发放款项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顺手付APP账户记录佐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毕汝辉虽主张双方自2017年11月之后为合作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而且，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亦可建立内部承包关系，即内部承包或合作关系并不必然排斥劳动关系，故毕汝辉以此主张的劳动关系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对展力服务部不是本案当事人的异议，则是对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认知混淆，即展力服务部本就是案涉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鉴于其被注销工商登记，才将经营者毕汝辉列为诉讼当事人，承接其在劳动关系中的民事权利义务，但并不因此改变展力服务部在注销前作为用人单位主体的事实，因此，毕汝辉、顺丰公司以此主张一审程序错误要求发回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江文锐与顺丰公司在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顺丰公司与展力服务部是相互独立的用人单位，不属于关联企业；顺丰公司与展力服务部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有双方签订的《收派服务合同》系列协议和支付服务费用记录及发票佐证；江文锐虽未必知晓服务合同具体内容，但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已明确用人单位为展力服务部，且在职期间的工资也均由展力服务部发放，工作事宜亦是由展力服务部经营者毕汝辉安排沟通，故江文锐对其用人单位主体并非顺丰公司应有清楚认知。至于有顺丰公司标志的工牌、工衣等，均是顺丰公司作为服务接受单位为保证其对外服务质量的统一而实行的必要管理监督措施，而非混同用工。综上分析，江文锐主张其与顺丰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不应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工资款项返还问题。江文锐主张，其要求返还的工资，是其以个人所得税被扣缴却没有实际缴纳的款项。但首先，江文锐未能证明在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扣款事实；其次，就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的争议款项，均是江文锐领取工资后，再通过转账方式另行支付给毕汝辉，并非通常的个人所得税代扣方式；而且，按其工资数额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数额，与其另行支付给毕汝辉的数额相差甚远，因此，无论是从代扣方式还是从数额计算上，该款项均不符合个人所得税的特征。反之，毕汝辉解释该款项是双方经协商达成的每月应向毕汝辉支付的内部承包费用成本，为此，毕汝辉二审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虽与毕汝辉存在利害关系，但其证言与江文锐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每月缴纳款项统计单据等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证实该款项并非代扣个人所得税款，因此，江文锐以该款项为代扣个人所得税款却没有代缴为由主张返还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毕汝辉上诉认为无需返还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8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8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江文锐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展力货运服务部自2015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江文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二审受理费10元，均由上诉人江文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曦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