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117、10118号上诉人（原审8517号案原告、8548号案被告）：徐灏。被上诉人（原审8517号案被告、8548号案原告）：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英春。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灏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发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517、8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徐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徐灏不否认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与捷发公司也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审理本案。徐灏与捷发公司、广州市源益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源益公司）存在混合用工行为或双重劳动关系的情形。徐灏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是2019年3月7日。捷发公司与源益公司存在混合用工行为或双重劳动关系的做法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过错不应由徐灏承担。二、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主观故意隐瞒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体。三、我方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补缴社保，2017、2018年我方是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但是因为我方在仲裁阶段没有对2017、2018年的劳动关系提起申请，故我方特此说明。另外捷发公司也不否认在2017、2018年与我方存在劳动关系。捷发公司答辩称，1.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4年2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目前没有证据显示2014年2月6日之后徐灏与捷发公司有直接的关联，徐灏提供的出入库单不能证明徐灏是为捷发公司提供了具有劳动报酬的工作，也不能证明该工作是捷发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3.徐灏的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4.徐灏的仲裁和起诉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应驳回其起诉。徐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定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捷发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捷发公司认为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庭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判决。捷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捷发公司与徐灏在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徐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徐灏在一审中答辩称，捷发公司毫无诚信，源益公司通过非法手段把公司注销了，源益公司的股东与捷发公司的股东是一样的，工作调令上只是岗位解除，不是解除劳动关系，2014年3月份的工资是有工资流水的，工龄是连续计算的，至2019年3月6日离职的那一天，徐灏的工资一直都是由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发放的，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是混合用工，捷发公司主张徐灏不是捷发公司的员工不是事实。源益公司是管生产的，捷发公司是管销售的，实际上是两个部门，可能是公司为了规避税务，所以就注册成两个公司。昆山公司的股东与源益公司的股东是相同的，而且两个股东是兄弟，捷发公司的两个股东是夫妻关系，三个公司的股东是一家人。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捷发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16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马英春，主体状态已开业，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第137号，经营范围批发业等，股东名称马英春、于海英。源益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并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联沧联社区榕环南路5号3楼，股东马英申、马英春，2017年5月19日，股东变更为马景昊、马英春。2014年1月9日，捷发公司与徐灏出具《工作调令》，载明：“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2月7号将徐灏（身份证号码：）调往昆山公司任职，原公司职位到2月6号解除劳动合同，请办好原公司的工作交接及其他手续，务于2月7号到昆山公司人事报到。签字：徐灏签名，人事部：袁松林签名，盖捷发公司印章”。2016年12月10日、17日、24日、31日，徐灏在捷发公司的《入库单》经手人处签名。2017年2月18日、3月4日，徐灏在源益公司的《出库单》经手人处签名。2019年3月12日，徐灏为申请人，源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黄埔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源益公司与徐灏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6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963.48元；3、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4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6日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4、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3年至2018年的未足额发放的补贴4200元；5、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008元；6、源益公司支付徐灏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52000元；7、源益公司支付徐灏未依法缴纳失业保险导致无法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18000元。2019年7月11日，黄埔区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0年4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8年高温补贴差额550元；三、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975.33元；四、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209.50元；五、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失业保险金16800元；六、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321.33元；七、驳回徐灏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2019年6月25日，源益公司注销登记。徐灏对仲裁裁决不服，2019年7月30日，徐灏以源益公司股东马景昊、马英春为被告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两被告支付2011年10月至2018年10月高温补贴差额4200元；3、两被告应支付2017年和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和退还已休2019年4天年休假的被扣工资4640.6元；4、两被告应支付2014年3月至5月至2019年3月6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5、两被告应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632.2元；6、两被告应支付给徐灏经济补偿金44716.2元；7、两被告应支付未依法缴纳失业险给徐灏造成不能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33634.55元。2020年4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徐灏在源益公司工作（双方确认），工作岗位为仓库仓管员。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427.9元等事实。判决：一、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8年高温补贴550元。三、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975.33元。四、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209.5元。五、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的失业保险金16800元。六、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差额5321.33元。七、驳回原告徐灏的其他诉讼请求。徐灏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8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中，其中对徐灏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判决书载明：“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灏二审补充提交了1.工资明细清单；2.捷发公司入库单；3.源益公司出库单；4.工资条；拟证明原始工资条真实，其周六的工作量与周一至周五的工作量一样，源益公司应当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马英春、马景昊质证称，捷发公司承认与徐灏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徐灏与源益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仍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2020年4月13日，徐灏为申请人，捷发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7月27日，增城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徐灏与捷发公司于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8月19日送达捷发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送达徐灏。徐灏、捷发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同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立案案号分别为（2020）粤0118民初8517号和8548号。徐灏在诉讼中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捷发公司请求确认其与徐灏在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庭审中，捷发公司抗辩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以上事实有《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工作调令》、《入库单》、《出库单》、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2019）粤011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证实，徐灏、捷发公司当庭陈述在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一审法院对（2020）粤0118民初8517号和8548号并案审理，并案判决。一审法院仅根据徐灏和捷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从上述判决及徐灏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可见，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问题。首先，入职时间。徐灏主张2011年9月30日入职捷发公司工作。捷发公司表示无法确认。马英春作为捷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源益公司和捷发公司股东，其在（2020）粤01民终14830号案质证中承认捷发公司与徐灏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依上述规定，捷发公司应对徐灏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或者不举证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徐灏主张其入职捷发公司的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次，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徐灏2020年4月13日在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时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因该请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在仲裁时效内，捷发公司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是合理的。但在诉讼中，徐灏请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变更为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因此，捷发公司在诉讼中提出超过仲裁时效抗辩合理，一审法院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应在仲裁时效期间提出，超过仲裁时效将丧失胜诉权。徐灏在2020年4月13日才向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且没有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因此，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基于以上所述及徐灏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因此，捷发公司请求确认其与徐灏在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亦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徐灏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捷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8517号案件受理费10元和8548号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由徐灏负担10元，捷发公司负担10元。二审中，徐灏提供如下证据：1.出、入库单据（部分有原件），2.微信聊天记录，3.工资明细清单（复印件），4.手机拍摄的照片打印件，5.甘苏兰和黄彩云的证人证言，6.源益公司在其他案件的答辩意见，7.劳动合同的最后一页（复印件）。上述证据用以证实其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情况。捷发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且对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5、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3、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徐灏是否与捷发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徐灏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首先，一审法院以（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徐灏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认定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存在明显不当之处。（一）实践中，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混同用工的情形并不少见，生效判决认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不能推定得出徐灏与捷发公司在同一时段即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捷发公司与案外人源益公司存在股东混同的现象，系典型的关联企业，其在同一时段与徐灏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二）在仲裁已经裁决双方于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徐灏主要对其仲裁申请未被认定的部分（即2011年9月30日至2014年3月的劳动关系，当然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关系仲裁已经裁决认定）提出一审诉讼请求，亦不能当然推定徐灏未提出诉讼请求的部分，系自认与捷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徐灏二审中提交的出、入库单据，明确显示徐灏在2016年12月10日、2016年12月17日、2016年12月24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4日均在捷发公司的相关单据上签字，证实徐灏至少在上述时间段为捷发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捷发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能举证予以反驳，再结合捷发公司在另案中承认其与徐灏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采信徐灏的诉讼主张，认定双方自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均存在劳动关系。如上述，虽然徐灏的诉讼请求仅是要求确认双方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此并不能否定双方于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也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最后，徐灏于2020年4月13日申请仲裁，而其仲裁请求为确认其与捷发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在无证据证实双方于2019年4月13日之后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即使从形式上审查，徐灏的仲裁申请亦存在超过仲裁时效的可能，但捷发公司并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现捷发公司在一审中方提出仲裁时效抗辩，不应认定其时效抗辩的有效性。故，在捷发公司未有效提出时效抗辩的情形下，本院不主动予以审查，而基于上述分析，应支持徐灏本案诉讼请求，即认定双方于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517、854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徐灏与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两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乔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昕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