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兵12民初2号 原告：张富珍，女，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哈密豫疆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新疆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哈密豫疆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红星二场仁和佳苑4号楼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0076071227P。 诉讼代表人：哈密豫疆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负责人：马道建，新疆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敏，新疆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富珍与被告哈密豫疆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疆园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富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被告豫疆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慧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富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2、被告支付原告工资769200元（自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6日，共计82个月，每月10000元，共计820000元，已支付50800元，剩余769200元未支付）；3、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70000元（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6日，共计6年10个月，应支付7个月经济补偿金）；4、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140000元（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双倍计算）；5、判被告缴纳原告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部分社会强制保险费用；6、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师劳人仲字（2020）第34号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原告在本案仲裁阶段提交了2013年9月6日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该《劳动合同书》上有原告的签字，也有被告的盖章，根据《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之间已经依法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虽然是被告单位的股东，也曾于2016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担任过法定代表人，但是《公司法》及《劳动合同法》等并未禁止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不得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不能从公司获取劳动报酬。十三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十三师仲裁委）以原告身份特殊就推测原告单方制作劳动合同，毫无根据可言。2、在本案仲裁程序审理过程中，被告诉讼代表人出示了2014年1月至12月的工资表，用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标准为3400元并非10000元、原告已实际领取、不存在拖欠工资等事实。而2015年至2018年的工资，由于被告公司批发城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不需要高薪聘请，所以，原告的工资不可能是10000元。被告诉讼代表人在庭审中对上述事实的自认，恰巧也能说明，被告是认可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只不过工资标准达不到10000元。对于工资标准的问题，在仲裁程序中，原告提交了劳动合同和工资表，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但十三师仲裁委同样以原告身份特殊就推测劳动合同属于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定工资标准，显然和被告的自认相矛盾。假若仲裁委对劳动合同不予认定，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也没有和原告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也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3、本案有个不容争的事实，就是原告一直在负责跟进批发城项目的进展工作，自2013年被告公司成立以后至宣告破产之前，原告都一直在为批发城项目建设付出劳动，至于被告公司的项目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原告提供劳动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只要原告提供了劳动，被告就应该支付工资报酬。对于拖欠的工资数额，结合《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工资标准，自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共计82个月，应发工资总额为820000元。扣除2014年1月至12月领取工资40800元、2016年5月至6月领取工资10000元，剩余应付工资为769200元。由于原告一直在负责跟进被告公司批发城项目，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也没有解除，因此，原告有关支付拖欠工资的请求，其仲裁时效期间应该自被告进入破产程序、被告诉讼代表人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被告诉讼代表人实际上也没有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原告的主张并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理应得到支持。4、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以及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费用。根据本案仲裁时庭审查明的情况，被告已被裁定破产清算，且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因此，在2020年5月6日起，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就已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以及第四十七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自2013年7月提供劳动至2020年5月，工作年限为6年10个月，被告应当支付7个月的经济补偿金70000元。对于经济赔偿金，因被告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并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在劳动合同未到期之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八十五条以及八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即140000元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就社会保险费用而言，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约定，被告应该为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该义务不仅是合同义务，也是法定义务。但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仅为原告缴纳过2016年5月1个月的社保，而且在交纳该月社保的时候，为了少交社保费用，仅按4000元的缴费基数补缴了社保，其余月份均未交纳。现原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由于被告未缴纳社保，导致原告不能以职工身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被告应该承担责任，为原告缴纳欠缴月份的社保，使原告依法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所请。 被告豫疆园公司辩称，1、张富珍与豫疆园公司之间签订的2013年9月6日的《劳动合同书》未实际履行，双方未形成有效的劳动关系，豫疆园公司为其缴纳2016年5月社保的单据也不能达到证明张富珍与豫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豫疆园公司于2013年9月3日设立，公司设立后即开始进行开发建设“哈密豫疆园国际批发市场”项目的前期工作，豫疆园公司仅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办理过“哈密豫疆园国际批发市场”的多项手续。因资金原因，“哈密豫疆园国际批发市场”未实际开工建设。豫疆园公司在没有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与张富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也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并未形成有效的劳动关系。豫疆园公司于2016年5月为张富珍缴纳过一个月的社保费，但在豫疆园公司实际未开展业务的前提下，仅凭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也不能证明张富珍与豫疆园公司之间实际存在劳动关系。2、对豫疆园公司账册中的工资表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豫疆园公司设立后，张富珍一直是实际控制人。根据张富珍陈述，2013年9月3日豫疆园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有张富珍及张富珍的外甥女张康晖，张富珍持股90%、张康晖持股10%，且张康晖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张富珍使用了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等完成了公司设立，张富珍系豫疆园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4年2月1日，张康晖将其10%股权转让给姚定坤，姚定坤系张富珍之子，张富珍系豫疆园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6年5月5日，张富珍、姚定坤将股权转让北京信合大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富珍持股35%。2016年7月28日，北京信合大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股权转让给张富珍，张富珍持股100%，张富珍系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6年10月9日，张富珍将39%股权转让给胡著勤、将30%股权转让给王央子，张富珍仍持股31%。2017年3月27日，胡著勤将39%股权转让给张富珍，张富珍持股70%，张富珍系豫疆园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富珍是豫疆园公司设立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对豫疆园公司的账册长期占用及控制。豫疆园公司实际未开展业务，但在豫疆园公司账册中的工资表中，长期对张富珍及张富珍的亲属、朋友欠付高额工资。豫疆园公司账册中的工资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管理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张富珍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张富珍自述及其提交的资料显示，张富珍自2013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6日在豫疆园公司处工作，但豫疆园公司仅向其发放过两个月的工资，且仅于2016年6月为其缴纳过一个月的社保费，张富珍系豫疆园公司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在2013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长期任法定代表人，其应当知道豫疆园公司长期不向其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费的事实，但其一直未向公司主张权利，亦未在法定仲裁时效内申请仲裁。自2019年3月6日张富珍收到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对豫疆园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民事裁定书之日起算，至张富珍于2020年5月6日申请仲裁时，也超过了法定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4、张富珍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及确认职工债权申请是恶意的，是企图牺牲豫疆园公司的实际债权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张富珍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019年11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兵12民初14号判决，判决张富珍向豫疆园公司返还出资款20700000元及利息损失3135000元，缴纳出资款24311900元，张富珍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管理人履职过程中发现，豫疆园公司设立时，张富珍出资后马上抽逃；张富珍长期以哈密豫疆园国际批发市场项目为名向几十人借款，同时肆意以豫疆园公司名义出具借款凭证，向豫疆园司申报债权的主要债权人就是这些出借人；张富珍从几十人处借款后，再将借款向豫疆园公司出借，豫疆园公司可能面临承担几十位出借人借款及张富珍借款的双重债务；张富珍向多人收取各类保证金，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中金额较大的是此类债权，张富珍要求他人将民工保证金、土地拍卖保证金直接缴纳至相关部门，因未实际进行项目施工和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经法院协调及管理人多次向相关部门申请，两项保证金余款共九十多万元退回至管理人账户。在此情况下，张富珍在工资表中，将自己及亲人、朋友以极高的工资标准长期列为豫疆园公司欠付的另一项债权，并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及确认职工债权诉讼，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职工债权清偿顺序优先于其他性质的债权，张富珍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现有款项。除张富珍未申报的债权外，现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约有1700万元，如现有款项被张富珍占有，其余债权人可能面临无法分配到任何财产的困境，将会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综上，张富珍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更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和诚信原则，其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19日，张良雄以被告长期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本院申请被告破产，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兵1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张良雄对被告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3月6日，本院作出（2019）兵12破1-1号决定书，指定新疆道合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并由新疆道合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马道建作为负责人。因原告向十三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师劳人仲字（2020）第34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所有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3年8月27日，张富珍与张康晖（张富珍外甥女）发起设立豫疆园公司，张富珍持股90%，张康晖持股10%。公司设立后，由张富珍实际控制，仅进行豫疆园国际批发城建设项目部分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未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公司未开展其他实质性业务。因张富珍存在抽逃出资、未履行出资义务行为，2019年11月8日本院作出（2019）兵12民初14号民事判决，判令张富珍向豫疆园公司返还出资款20700000元及利息损失3135000元，缴纳出资24311900。2020年12月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作出（2020）兵民终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本院以上判决。 上述事实，有师劳人仲字（2020）第34号仲裁裁决书、（2019）兵1201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2019）兵12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2020）兵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张富珍主张其对豫疆园公司享有工资债权。应对其与豫疆园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并提供劳动的事实负有本证的证明义务，其举示的证据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本案中，（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九）项规定，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若2013年9月6日张富珍被聘任为豫疆园公司的经理，按照上述规定，决定公司经理、副经理的薪酬事项，属于董事会的职权，张富珍的聘任事项理应经董事会决议。但由查明事实显然可知，对张富珍的聘任及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事项，并未经豫疆园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二）案涉张富珍提交2013年9月6日《劳动合同书》显示，该合同系股东张康晖代表豫疆园公司与张富珍订立，由（2019）兵12民初14号案相关事实可知，张康晖系张富珍外甥女，豫疆园公司发起设立行为事实上由张富珍一人实施，张康晖并未参与，豫疆园公司设立后由张富珍实际控制，公章由张富珍掌控，故存在代理人以被代理人之名义与自己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形；（三）张富珍主张其与豫疆园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举证证明其接受豫疆园公司的管理，豫疆园公司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双方存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关系。根据张富珍当庭陈述，其自2013年起与豫疆园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豫疆园公司仅在2014年以月工资3400元向其发放过工资，且该部分工资均系张富珍垫付，记账凭证记载为公司借款。劳动者在长达近六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仅收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几个月的未足额发放的工资，款项还是向其所借，在其实际控制公司本身具有相当大的证据优势的情况下，其未向用人单位主张劳动报酬而持续提供劳动，明显不符合常理；（四）张富珍2016年5月社保虽以豫疆园公司名义缴纳，但实际出资人仍为张富珍而非公司，且缴纳社保只是确定劳动关系的诸多参考特征之一，实际用工才是劳动关系是否建立的标准，用人单位为第三人代缴了社保并不等于双方就存在了劳动关系；（五）张富珍虽提供一系列公司成立之初其代表被告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协议、相关文件清单等，以证明其在被告工作，但原告系公司发起人，代表公司进行有关使得公司正常运营的基建项目并签订协议属于正常履行发起人义务的行为，并不能以此证明其系被告在职职工，受到被告劳动管理；（六）张富珍作为破产企业的股东，其本人又自称是破产企业的员工，明显存在利益冲突。豫疆园公司以启动豫疆园国际批发城建设项目为目的而设立，启动上述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查明事实可知，无论是公司发起设立时还是公司设立后的每次相关股权变动，张富珍均存在对实缴出资进行抽逃的行为，经判决认定，除另一股东外，仅应由张富珍返还公司的出资款、利息损失及缴纳出资即共计48146900元，公司既无资金可用，又如何向员工发放工资？张富珍连自己的工资都付不了，又何来启动项目之意识和能力？因此本案证据既无法体现双方有履行的行为，亦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七）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受理关于被告破产清算申请后，张富珍作为被告公司股东及当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掌握着公司档案资料等需要移交管理人的材料，负有清算义务，应当配合办理移交手续，以便管理人完成企业破产清算程序，原告非管理人聘请的留用人员或返厂人员，其以移交清单、微信截图等证明仍在为公司工作，并主张公司应支付工资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八）张富珍作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掌管公司公章及财务状况，身份特殊，并非普通劳动者，因此在证明豫疆园公司拖欠工资时应分配其更严格的举证责任，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待证事实。另外，本案基于豫疆园公司现在处于破产清算的状况以及张富珍与破产债权人相互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作为豫疆园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足以对其相关证据和陈述的合理性、真实性产生怀疑。在豫疆园公司出现大量债务并已申请破产重整的情况下，张富珍在此时主张巨额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不合常理，有侵犯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嫌疑。基于以上原因和法律规定，张富珍所主张的事实不真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张富珍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富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富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审判长  杨伟新 审判员  马占文 审判员  游乐然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付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