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5972号上诉人：刘洪年。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敏,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瑗,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陈世明。被上诉人：广州礼和公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长岗村。法定代表人：陈文德上诉人刘洪年因与被上诉人陈世明、广州礼和公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和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194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洪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改判支持刘洪年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刘洪年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刘洪年对陈世明与礼和公司解除购房合同一案具有利害关系，应认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理由如下：一、1.刘洪年对陈世明具有合法债权，与(2017)粤0183民初7528号案（以下简称7528号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已经对案涉房屋采取了查封措施。在7528号案中，礼和公司起诉陈世明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礼和公司提起7528号案件之前，刘洪年早已于2016年通过法院判决确定了对陈世明的合法债权，并对案涉房屋采取了查封措施。7528号案购房合同是否解除，势必会影响刘洪年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能否实现，影响着刘洪年对陈世明的合法债权能否实现。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刘洪年与7528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认定仅存在事实上的关系适用法律错误。2.刘洪年曾向7528号案件法官提出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但最终因不能归责于刘洪年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刘洪年在知悉7528号案件之后，便多次与该案法官沟通，并提交了书面申请要求加入诉讼，遗憾的是该案法官并未允许刘洪年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刘洪年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只能通过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7528号已生效的判决存在错误，损害了刘洪年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撤销。1.7528号案件的立案本身存在错误，礼和公司应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而非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规定，法院查封执行标的后，案外人主张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应当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实现，而不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礼和公司若对刘洪年强制执行案涉房屋的行为有异议，法律规定礼和公司应当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而非另行提起普通民事诉讼。7528号案件的受理本身就违反了法律规定，判决错误。2.7528号案件判定解除购房合同错误，该案应被认定为债权追偿纠纷。7528号案应认定为承担担保责任之后的债权追偿纠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礼和公司只享有债权，而非合同解除权。礼和公司与陈世明已经履行了预售合同的主要义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礼和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了担保义务，应向陈世明主张债权追偿，而非主张解除合同。3.案涉房屋处于查封状态，礼和公司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购房合同。根据《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4、15条规定，在预查封情况下，只有符合法律规定解除情形，才允许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当事人不能通过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解除合同，也不能通过协商一致解除合同。4.礼和公司主张解除购房合同的依据不足，解除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礼和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以附件方式“没有陈世明签字确认”，且该条款约定礼和公司既享有债权追偿权，又享有物权，是严重违反损失“补偿性”原则的，该条款严重不公平，又属于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条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礼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保证人义务，无权要求陈世明偿还代偿款及解除合同。三、刘洪年属于《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所列的特殊情形的债权人。刘洪年属于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情形。第一，刘洪年对陈世明、礼和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七《合同补充协议》依法享有撤销权。1.陈世明、礼和公司约定的让与担保条款属于无效条款。2.礼和公司上述无效的留押条款取得案涉房屋产权的行为明显侵害了刘洪年的合法权益。礼和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对价的方式取得案涉房屋，严重侵害了刘洪年的合法权益。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陈世明向礼和公司支付了首期款488039元，按揭贷款1130000元。后因陈世明逾期向按揭贷款银行广发银行支付贷款，导致广发银行起诉陈世明、礼和公司，其中要求礼和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2017年6月1日，礼和公司实际代陈世明向按揭贷款银行清偿1310702.81元。且陈世明已经向礼和公司实际支付首付款488039元。2017年11月6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案涉房屋价值2615590元，即若礼和公司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其实际以代付822663.81元的基础上，取得价值2615590元的房屋。3.礼和公司在起诉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知陈世明尚欠刘洪年250万元及利息。礼和公司提起7528号案件时，明知存在刘洪年诉陈世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183民初4819号，于2017年5月9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已出具(2017)粤0183执1257之一裁定查封案涉房产。第二、7528号案判决解除合同，严重损害了刘洪年的合法权益。1.陈世明、礼和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礼和公司无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2011年3月18日陈世明、礼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陈世明向礼和公司支付首付款488039元，并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办理了按揭手续。广发银行依照《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向礼和公司发放了涉讼房屋的贷款。至此，陈世明作为买受人已经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全部购房款。礼和公司也依合同约定向陈世明交付了案涉房屋，陈世明、礼和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礼和公司再主张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礼和公司代陈世明还款后，获得的是抵押权。因此，礼和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后，应向陈世明主张债权追偿，而非主张解除合同。礼和公司代陈世明清偿款项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即礼和公司所取得的对案涉房屋的权利是从抵押权人广发银行处让渡而来，故其代为还款后所取得的是涉讼房屋的抵押权，而不是所有权。3.该条款属于减轻己方责任，限制对方权利的格式条款，依法属于无效条款。礼和公司撤销合同依据的条款即约定了债权追偿权，又享有合同解除权，达到了既获取房款又获取房产的目的，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该条款应视为无效条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刘洪年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错误，且7528号案判决存在错误，依法应撤销该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刘洪年的请求。被上诉人陈世明、礼和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刘洪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4日，刘洪年因与陈世明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陈世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洪年返还借款250万元，并支付利息。因陈世明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刘洪年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5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83执1257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陈世明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誉山国际山语×街×号×房的房产（预售证号：20110050）。经查，礼和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12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83执1257号之三执行裁定，暂不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誉山国际山语×街×号×房屋进行处置。2018年4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83执异11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礼和公司的异议请求。2018年4月27日，礼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8）粤0118民初3021号。2017年12月20日，礼和公司以陈世明购买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誉山国际山语×街×号×房后，未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7528号案。2018年5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7528号案民事判决，载明：“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案涉房产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预购人为陈世明。目前，案涉房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产权人为陈世明的手续。……本案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23日公告送达应诉材料给陈世明。在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刘洪年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礼和公司不同意刘洪年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外人刘洪年并非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是其对案涉房产的买房人即陈世明享有到期限债权。因此，刘洪年不能作为当事人参与本案诉讼。……判决：一、解除礼和公司与陈世明于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编号：201103142184）；二、驳回礼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已于2018年8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月2日，刘洪年曾以案涉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42号。2019年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118民初42号民事裁定：准许刘洪年撤回起诉。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2016）粤018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83执125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7528号案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刘洪年系香港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第八条的规定，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现刘洪年、礼和公司就本案民事法律关系适用均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应视为同意案涉纠纷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关于刘洪年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的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刘洪年要求撤销的系7528号案民事判决书，而该案系礼和公司与陈世明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刘洪年则系与陈世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首先，就7528号案即礼和公司与陈世明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而言，刘洪年对该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并不享有独立请求权，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次，无论7528号案即礼和公司与陈世明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如何处理，其结果均不会对刘洪年与陈世明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刘洪年系与陈世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刘洪年因陈世明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5月9日，本院作出（2017）粤0183执1257号之一执行裁定，依法预查封了陈世明购买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永和誉山国际山语×街×号×房的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的效力在于排除或阻却第三人对登记权利人名下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从而保证将来本登记的实现。但预告登记权利人并不因办理了预告登记而当然取得预告登记房屋的所有权。（2017）粤0183执1257号之一执行裁定的预查封措施，查封的是陈世明享有的在本登记完成之前的要求礼和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请求权，属于合同权利。而刘洪年对于预查封房屋的执行效果取决于房屋预告登记能否符合本登记的条件。人民法院的查封措施固定的是房屋预告登记本身以及本登记完成之后对房屋的查封，不包括通过执行程序对标的物进行拍卖、变卖、折价等。简言之，刘洪年在债权能否实现方面与7528号案即礼和公司与陈世明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存在一定事实上的关系，但这种事实上的联系不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刘洪年就7528号案而言，亦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最后，刘洪年系与陈世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其债权不属于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情形，亦不属于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情形，现刘洪年亦未能举证证明7528号民事判决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情形。因此，刘洪年不属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所列的特殊情形的债权人。综上所述，刘洪年并非7528号案的第三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应予驳回起诉。陈世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刘洪年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洪年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审理本案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认定内地法律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根据刘洪年的上诉意见及审理情况，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洪年作为普通债权人，是否可以对7528号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第一款第2项的规定，债权人在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又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刘洪年上诉认为陈世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给礼和公司，对刘洪年造成损害，且礼和公司知道该情形，故刘洪年属于本可以行使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因此其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并不存在刘洪年主张的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主要理由为：其一，7528号案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债权人是礼和公司而非陈世明，礼和公司是基于陈世明拖欠银行按揭贷款，其作为担保人按照《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约定履行了担保责任后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故并不存在陈世明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其二，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一直系礼和公司，陈世明并非该房屋的产权人，因此也不存在陈世明转让财产的情况。其三，礼和公司系基于《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在履行了担保义务后行使解除权以维护其自身的权益，且刘洪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礼和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在主观上是存在恶意的。因此，刘洪年主张其对7528号案享有撤销权，符合《九民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刘洪年系基于其与陈世明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所享有的普通债权，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是预查封权利。可见，首先，其对被查封的房屋并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其次，由于陈世明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仅是预告登记权利，陈世明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刘洪年预查封的权利基础也并非是房屋的所有权。再次，刘洪年对与7528号案的处理结果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洪年无法以预查封人的名义参加到7528号案件中，因此其也无法以第三人的名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刘洪年的预查封权利虽然可能会因7528号案受到影响，但其享有的实体权利即债权并未受到影响。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洪年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洪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孙远风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王 涵林琳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