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4民终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勇，男，1998年8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洲，云南义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云，男，1965年7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树兰，女，1967年3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李永云、张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颖，云南石颖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李永云、张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凌琨，云南石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泽才，男，1979年4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美琼，女，1982年12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赵泽才、易美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云南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施勇、李永云、张树兰因与被上诉人赵泽才、易美琼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0424民初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洲，上诉人李永云、张树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颖、黄凌琨，被上诉人赵泽才、易美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关于护理费及护理依赖费用的认定，并判决李永云、张树兰、赵泽才、易美琼连带赔偿其护理费及大部分护理依赖费共计334096元【具体为：（1）护理、陪护费（80元×1人×245天+1000元）×70%×80%=11536元，从事发日2020年5月20日暂计至2021年1月20日；（2）大部分护理依赖费2400元/月×12个月×20年（自2021年1月21日起至2041年1月20日）×70%×80%=322560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对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关于大部分护理依赖的理解及认定是错误的。一审认为施勇在假肢器具安装之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此鉴定明确的是在施勇假肢器具安装之前需大部分护理依赖，而目前施勇尚未进行假肢安装，在诉讼过程中，施勇自述其假肢安装时间尚未确定，故其请求赔偿护理依赖费用的时间及标准也不确定，但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确认暂计算至其起诉之日，即自2020年8月6日出院至202011月19日共计104天，每天认定33元，总的为3432元。之后的护理费用施勇可依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而第5项的护理费用标准也是仅认定每天33元。初步一看，一审判决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对施勇的护理费及护理依赖费区分为假肢安装之前，认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假肢安装之后是否仍需要护理，护理费如何主张等问题交代是不清楚的。虽对假肢安装后的护理依赖费做出了可以另行主张的交代，表面上是节省诉讼资源，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但实际上却相反。结合本案案情和实际，施勇属于双腿截肢、伤残达四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其在假肢安装之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应为完全护理依赖；施勇在假肢安装之后，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仍需他人护理，应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故一审对此认定无疑是错误的，而护理费和大部分护理依赖费用标准也仅认定每天33元，这与实际所请护工工资80元标准明显不符。一审虽交代上诉人针对假肢安装之后的护理依赖费可另行起诉，但恰恰是增加了上诉人的诉累。二、结合本案案情和实际，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第3项上诉人的护理依赖总体上应理解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20】（临床）鉴字第32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8页第六部分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所致：“右大腿自中上段以远（膝关节以上）截肢术后，左小腿自中上段以远（踝关节以上、膝关节以下）载肢术后”达四（肆）级伤残（壹处）；肢体增生性疤痕形成（占体表函积的8%）达十（拾）级伤残（壹处）最高伤残等级为四（肆）级伤残。2.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后期治疗需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备注：此费用不包含后期假肢安装费用。3.假肢器具安装之前：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被鉴定人施勇为大部分护理依赖。4.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达四（肆）级伤残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结合以上意见，施勇此次损伤达到一个四级伤残、一个十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在假肢安装之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应为完全护理依赖；其在假肢安装之后，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仍需他人护理，应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因在假肢安装前的完全护理依赖时间相对较短，故结合本案实际，认定施勇无论假肢安装前还是安装后，护理依赖统一认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并以20年为一个大部分护理依赖费计算周期较为适宜。综上，本案一审对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关于大部分护理依赖的理解和护理费计算方式、计算标准错误。庭审中，施勇提交一份书面申请，要求按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2021年5月20日发布的云公交【2021】58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认定施勇的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具体为：误工费36元/天×162天＝5832元；护理费36元/天×78天＝2808元；残疾赔偿金12842元×20年×（70%+2%）＝18492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069元×16年÷2＝88552元。李永云、张树兰答辩称，施勇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对于是否适用新标准认定损失，由法院依法裁决。赵泽才、易美琼答辩称，施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事实及理由：一、施勇提出“一审法院对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关于大部分护理依赖的理解及认定错误”，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第一，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第3条载明：假肢器具安装之前：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被鉴定人施勇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一审法院是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作出认定的，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审判员已经询问过施勇何时安装假肢，施勇明确安装假肢的时间未确定。施勇对自己的诉讼请求都不明确、不确定，如何让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驳回施勇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及鉴定意见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之后的护理费用施勇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为施勇保留了诉请，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了施勇的利益，一审判决并无不妥之处。第二，施勇提出“安装假肢之后，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仍需要他人护理，应为大部分护理依赖”，这一说法是没有证据证实。司法鉴定意见只对安装假肢以前大部分护理依赖作出鉴定，并没有对安装假肢之后的护理依赖作出鉴定，现在施勇提出安装假肢后的护理费用没有证据证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施勇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安装假肢后还需要护理，所以将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三，施勇提出“无论假肢安装前还是安装后，护理依赖统一认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并以20年为一个大部分护理依赖费计算周期较为适宜”，这一说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没证据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已经明确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根据该条解释，受害人不能生活自理，护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本案中昆明英中耐康复器具司法鉴定所已经对施勇安装假肢的种类、价格、使用年限作出鉴定，且一审法院对安装假肢费用作出了判决，施勇对该判决也没有意见，施勇就可以去安装假肢，假肢安装后施勇就恢复了生活能力，可以照顾自己不需要人护理了。如果安装假肢后还要赔偿20年的护理费，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安装假肢了，这无疑加重了处罚，也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二、施勇对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和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一，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7条，护理期限应以受害人恢复到生活基本自理能力为原则。确认生活能否自理有困难的，一般应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其护理依赖程度，后期护理人员一般不超过一人，护理费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本案经过法庭调查，施勇及其妻子系农村居民，施勇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护理人员从事的工作及收入情况，施勇主张每月2400元没有证据证实，所以只能按照法律规定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一审判决并无不妥，也没有违反规定。第二，1000元的陪护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单据上来看，没有医院的印章，无法查明证据的真实性，且是预付押金，从法律上来看押金是要退还的，故无法证明施勇支付陪护费1000元的事实。施勇一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82页有一张2020年6月17日的450元陪护费，这2张单据是重复的，所以1000元陪护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对于施勇申请要求按照新标准计算损失的主张，本案事故发生于2020年，应当适用2020年的标准，不应适用新标准。李永云、张树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施勇对李永云、张树兰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施勇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形成，故一审针对施勇因提供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认定错误。一审认定李永云、张树兰与施勇形成劳务关系，且认定施勇提供的劳务为驾驶挖机，但施勇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在驾驶挖机施工过程中形成，对此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为“施勇在施工过程中，因发现其手机不在，即停下挖机并离开挖机寻找手机，此过程中赵泽才也帮助施勇一起寻找手机，在寻找手机的过程中，因挖机挖过下方后处于上方的一块大石头从高处向下滑落，将当时处于石头下方、挖机附近的施勇砸伤……”由此可见，施勇受到伤害时并未提供劳务，甚至未在挖机上，其寻找手机的行为发生在其终止提供劳务后，且与其驾驶挖机提供劳务毫无关系，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李永云、张树兰承担50%的侵权责任，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二、赵泽才、易美琼作为施工现场业主，对其物业范围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其未提供安全的施工现场，且在施勇停止施工后，对其将挖机停放于施工现场石头下方寻找手机的行为不仅未加劝阻，相反与施勇共同进行与施工完全无关的寻找手机事项，并在寻找手机过程中未注意施工后现场的安全隐患，也未提示施勇进行安全警示，其作为业主以及参与寻找手机的人，对施勇伤害的形成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三、施勇对其自身的伤害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施勇长期从事驾驶挖掘机操作，应当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有预测及预防能力，但其终止挖掘机操作后将挖机径直停在大石头下，并在未佩戴安全帽及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离开挖掘机驾驶室，实施与其挖掘机操作完全无关的寻找手机行为，且事故发生时其穿拖鞋、短裤，直接导致石头滑落时未能及时跑开自救，而同样身处同一情形下的赵泽才却因迅速跑开自救而避免了伤害的发生，故施勇对其对伤害的发生及程度均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四、李永云、张树兰作为挖机业主，虽然对雇请的驾驶人员有资格选用的义务，但施勇伤害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其无证驾驶挖机所致，更不是在操作挖机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是在其停止挖机操作后寻找手机的过程中因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且因其自身穿着导致未能及时跑开自救所致，故李永云、张树兰即使未尽到资格选用义务，但该义务与施勇自身伤害无因果关系，不应以此作为李永云、张树兰承担责任的依据。五、一审法院判决李永云、张树兰承担50%的责任，不仅于法无据，且显失公平。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李永云、张树兰未尽到资格选用义务，“其过错责任较大”，那么同样一审判决也认定施勇“本身存在较大过错”，作为业主的赵泽才、易美琼“自身亦有过错”。按照前述认定，李永云、张树兰与施勇过错程度相同，均为较大过错，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也应相同，但一审判决却在过错程度相同的情形下，判决李永云、张树兰承担50%的责任，施勇只承担30%的责任，这样的判决显失公平，且极大损害了李永云、张树兰的权益。六、一审判决对施勇的损失金额认定过高。1.一次性按照二十年固定期限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显失公平，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标准过高，该司法鉴定意见对辅助器具种类、价格、使用年限更换周期过短。2.精神抚慰金赔偿金额过高，在施勇具有重大过错时显失公平。3.施勇定残系在医疗终结后，故后期治疗费不应认定。施勇答辩称，李永云、张树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赵泽才、易美琼答辩称，一、对李永云、张树兰主张施勇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形成予以认同，且一审也认定施勇是在寻找手机的过程中，因挖机挖过下方后处于上方的大石头从高处向下滑落将施勇砸伤，这就证实施勇的伤势不是在施工中造成，是在寻找手机中造成，但因大石头滑落是在施勇施工中造成的，与施勇的损伤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鉴于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赵泽才、易美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争辩，也未针对该问题提起上诉，对此由二审依法裁决。二、对李永云、张树兰提出赵泽才、易美琼作为施工现场业主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这一事实，一审已作出认定，且一审判决赵泽才、易美琼承担20%的责任，李永云、张树兰认为赵泽才、易美琼应承担50%的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施勇不是赵泽才、易美琼聘请来的，是李永云聘请的，施勇是按照李永云的安排施工，施工所用的挖机是李永云提供，工资也是李永云支付，施勇与李永云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与赵泽才、易美琼不是劳务关系，故施勇的损失应当由李永云、张树兰承担赔偿责任。三、对李永云、张树兰认为施勇对其自身伤害具有重大过错的观点予以认同，但其二人主张未尽到资格选用义务与施勇的损伤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李永云作为用工者在聘请员工时要严格按照岗位聘请专业人员，这是其的义务，正因为其未尽到该义务，聘请未经培训、不懂安全防范措施的施勇来开挖机，才会导致施勇在施工中出现严重的错误。施勇先用挖机挖下方才会导致处于上方的大石头无支撑点，从高处向下滑落下来将施勇砸伤；施勇发现手机不在，没有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导致大石头滑落下来将其砸伤；施勇是和李永云的儿子一起施工的，施勇穿着拖鞋和短裤开挖机，违反我国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如果一个专业的挖机驾驶员，是有能力避免这一事故发生的，故施勇的损伤与李永云有很大的关系，李永云应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李永云、张树兰承担50%的责任符合案件事实，也有法律依据。本案的事实是赵泽才将挖水池的工作承包给李永云，赵泽才一方提交的录音也证明了该事实，只是没有书面协议。李永云承包后又将该工作交给施勇来完成，施勇是李永云聘请的员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一审判决李永云承担50%的责任有法律依据。五、关于费用赔偿问题。一次性按照二十年计算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符合法律规定；精神抚慰金不应当赔偿，因为施勇的伤势已经构成残疾，精神抚慰金就是残疾赔偿金，不应当重复计算。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永云、张树兰、赵泽才、易美琼连带赔偿施勇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抚慰金、交通住宿费、护理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费用共计1960618.33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邮寄送达等相关费用由李永云、张树兰、赵泽才、易美琼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泽才与易美琼系夫妻，系华宁县通红甸彝族苗族乡大婆左村委会上则勒村村民；李永云与张树兰系夫妻，系华宁县盘溪镇新村村委会永兴寨村村民；施勇系华宁县通红甸彝族苗族乡小得勒村委会长田村村民，平时经常帮李永云开挖机。2020年5月，赵泽才准备在自己家地里开挖水池，在与李永云协商后，双方到赵泽才地里进行了实地丈量，但如何承包挖水池，双方未写下书面协议。其后，李永云以每日工资120元安排施勇开挖机到该工地施工。2020年5月20日，施勇和李大力（系李永云和张树兰的儿子）开着李永云家的挖机到赵泽才家地里开始施工，早上由李大力施工，下午由施勇施工。在下午大约两点左右，施勇在施工过程中，因发现其手机不在，即停下挖机并离开挖机寻找手机，此过程中赵泽才也帮助施勇一起寻找手机，在寻找手机过程中，因挖机挖过下方后处于上方的一块大石头从高处向下滑落，将当时处于石头下方、挖机附近的施勇砸伤，赵泽才因跑开得于幸免。施勇受伤后，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O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下肢毁损伤；2.左小腿离断伤；3.失血性贫血；4.失血性休克（代偿期）；5.右耻骨上下支骨折；6.凝血功能异常；7.左股骨骨折内固定术后；8.低蛋白血症；9.横纹肌溶解症。自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7月13日共计住院54天，个人支付住院治疗费61209.07元，出院医嘱及建议为：1.继续予湿润烧伤膏换药3/日，保持创面清洁干燥；2.注意观察残端血运及创面生长情况；3.加强营养，提高免疫力；4.不适随诊。住院期间在医院门诊处支出费用1873.03元，在药店购买烧伤膏等药品5次共计支出2595.5元。2020年7月13日，施勇转到华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20年7月27日共计住院治疗14天，个人支付医疗费合计430.25元。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6日，施勇转到华宁瑞仁医院住院治疗共计10天，支付住院医疗费2421.27元，门诊费123元。2020年7月14日，施勇购买电动轮椅一台，支付费用3830元。2020年10月19日，施勇到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10月30日该中心作出鉴定意见，即：1.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致：“右大腿自中上段（膝关节以上）截肢术后，左小腿自中上段以远（踝关节以上、膝关节以下）截肢术后”达四（肆）级伤残（壹处）；“肢体增生性疤痕形成（占体表面积的8%）”达十（拾）级伤残（壹处）。最高伤残等级为四（肆）级伤残；2.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后期治疗费需人民币壹万元整（此费用不包括假肢安装费用）；3.假肢器具安装之前：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为大部分护理依赖；4.被鉴定人施勇此次损伤达四（肆）级伤残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20年10月20日，施勇到昆明英中耐康复器具司法鉴定所进行辅助器具种类、价格、使用年限鉴定，2020年10月25日该所对相应委托项作出司法鉴定意见，即：（1）组件式大腿假肢单价36700元，建议每三年更换一次；（2）大腿假肢硅凝胶套，单价4000元，建议每壹年更换一次；（3）大腿假肢硅凝胶套锁具，单价3300元，建议每三年更换一次；（4）组件式小腿假肢，单价13000元，建议每三年更换一次；（5）小腿假肢硅凝胶套，单价4000元，建议每壹年更换一次；（6）小腿假肢硅凝胶套锁具，单价3300元，建议每三年更换一次；根据国民平均可预期寿命，建议上述假肢及配件更换到75周岁。诉讼过程中，当事双方一致认可在事故发生后，李永云、张树兰垫付施勇的医疗费用等共计64673.03元，该费用已经包含在施勇所主张的医疗费用中；赵泽才、易美琼给付施勇现金26000元，事故当天垫付华宁县医院救护车费等费用1465.23元。双方均认可事故当天从玉溪至昆明的救护车费用系李永云家支付，从昆明出院至华宁当天救护车费用系施勇家支付，但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费用的支出情况。另查明，施勇生有一子，出生于2019年3月。事故发生后，张树兰已将施勇事故当天的工资120元支付给施勇父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二、各项赔偿费用的认定。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施勇受李永云雇请，以每天120元的工资标准为其开挖机，双方之间形成提供劳务关系，施勇在提供劳务中受到伤害，李永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赵泽才将自家水池包给李永云施工，但对承包方式双方陈述不一，李永云自述系将挖机按每小时240元租赁给赵泽才使用，赵泽才自述是以每平方10元承包给李永云施工，但对各自主张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永云、赵泽才均应当对施勇的损害承担责任。从事挖掘机操作，应当经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但施勇并未经培训，也无操作证，即长期间断性为李永云家开挖机，在事故当时，作为挖机操作人员，应当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有预测及预防能力，但其将挖机停在大石头下方找寻手机，未能对现场安全进行预测和防范，致石头滑落时未能及时跑开自救，且事故发生当天，其穿拖鞋、短裤上岗，在事故发生时，其穿着也可能给其自救带来不便，其本身存在较大过错。李永云作为挖机业主，对雇请的驾驶人员有资格选用的义务，其长期雇请未经培训且无操作证的施勇为其施工，其过错责任较大。赵泽才作为施工现场业主，对施工现场有安全注意义务，在施勇将挖机停放于正在施工现场石头下方寻找手机时，赵泽才不但不给予劝阻，还参与寻找手机，其自身亦有过错。综合上述案情，确定由李永云、张树兰承担事故50%的责任，由赵泽才、易美琼承担事故20%的责任，由施勇承担事故30%的责任。关于焦点二，施勇各项费用的认定。1.关于医疗费，施勇在事故发生后先后三次住院，个人共计支付住院医疗费64060.59元，有施勇提交的医疗费票据以及住院病历等证据相佐证，予以确认。施勇所主张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O医院门诊医疗费用1873.03元，在华宁瑞仁医院门诊费123元，在药店购买烧伤膏等药品5次共计2595.5元，与其就医情况及医嘱相符，赵泽才于事故当天在华宁县人民医院垫付的救护车等费用1465.23元有相关票据相佐证，上述费用均予以认定。上述医疗费用共计认定为70117.35元。施勇于出事当天及自昆明出院当天在玉溪市人民医院的两张票据62.75元及1105元，因其不能对治疗情况作出合理说明，不予认定，于2020年7月14日在药店购买感冒药品180元，因当时施勇还在住院治疗期间，亦不予认定。2.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施勇住院共计78天，认定为7800元。3.关于营养费，酌情认定2340元。4.关于误工费，施勇自2020年5月20日入院，至2020年10月30日定残，共计162天，每天按33元计，与施勇所诉一致，认定为5346元。5.关于护理、陪护费，鉴于其伤情，应当有人陪护，综合本案案情及医嘱，其日常护理系由家人完成，故住院期间78天认定为2574元。6.关于交通费，酌情认定1000元。7.关于残疾赔偿金，认定为171388.8元。8.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赔偿期间按照二十年的固定期限进行赔偿，超过确定年限后，施勇依然可以请求继续给付，故确认为（36700÷3×20）+（4000×20）+（3300÷3×20）+（13000÷3×20）+（4000×20）+（3300÷3×20）=535333.33元，加上电动轮椅费3830元，共计539163.33元。9.关于护理依赖费用，依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施勇在假肢器具安装之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他人护理，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此鉴定明确的是在施勇假肢器具安装之前需大部分护理依赖，而目前施勇尚未进行假肢安装，在诉讼过程中，施勇自述其假肢安装时间尚未确定，故其请求赔偿护理依赖费用的时间及标准也不确定，但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依据鉴定意见确认暂计算至其起诉之日，即自2020年8月6日出院至2020年11月19日共计104天，认定为3432元。之后的护理费用施勇可依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10.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施勇有一子，现未满两周岁，而施勇受伤后经鉴定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依据施勇的诉求，确认为82080元。11.关于精神抚慰金，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施勇在事故中责任较大，但该起事故致其双腿截肢，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酌情支持20000元。12.关于鉴定费，依据鉴定发票确认为3400元。13.后期治疗费，确认为10000元。以上第1至第13项费用共计918641.48元。赵泽才、易美琼提出施勇滴水筹的费用应当在赔偿费用中扣减，因滴水筹系筹款人对受害者的赠与，该赠与行为并不能抵消李永云、张树兰、赵泽才、易美琼应承担的责任，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财产保全保函费，施勇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提供财产担保，该费用不是申请财产保全的必须费用，故对施勇诉请判令李永云、张树兰、赵泽才、易美琼承担财产保全保函费的诉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永云、张树兰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施勇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共计898641.48元的50%，即449320.74元，赔偿精神抚慰金14000元，以上共计463320.74元，扣减已经垫付的64673.03元，还应支付398647.71元；二、由被告赵泽才、易美琼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施勇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共计898641.48元的20%，即179728.30元，赔偿精神抚慰金6000元，以上共计185728.30元，扣减已经垫付的27465.23元，还应支付158263.07元；三、驳回原告施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46元，减半收取计11223元，由原告施勇负担6013元，由被告李永云、张树兰负担3470元，由被告赵泽才、易美琼负担17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李永云、张树兰负担3500元，由被告赵泽才、易美琼负担1500元。”本院二审期间，施勇申请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予以准许，并通知鉴定人员熊亚明到庭接受质询，施勇预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280元。熊亚明陈述，假肢器具安装前，施勇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假肢器具安装后，施勇为部分护理依赖。经质证，施勇和李永云、张树兰对鉴定人员的陈述均无异议，赵泽才、易美琼对鉴定人员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仅对假肢安装前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了鉴定，并没有对假肢安装后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虽然鉴定人员进行了说明，但因没有假肢安装后护理依赖程度的鉴定意见，施勇主张假肢安装后的陪护费已经超出鉴定范围，这部分费用不应当得到支持。李永云、张树兰提供下列证据：一、申请证人白某出庭作证，证明李永云将挖机连带挖机驾驶员以240元／小时出租给赵泽才。二、施勇父亲和李永云的小工沈付学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李永云将挖机以240元／小时租给赵泽才使用。三、施勇安装假肢后的视频一份，证明施勇安装了假肢，安装假肢后不影响其行走。施勇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即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一审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证人陈述语无伦次，连赵泽才的名字都是经过别人暗示才说出来的，其不知道挖机的出租方和承租方，且其是李永云的员工，故对其陈述的客观性、真实性持有异议。另，白某不清楚挖机型号，其也只是偶尔听到说租挖机的事情，其陈述不真实。第二组证据即通话录音不符合形式要求，且证据是一审庭审后形成的，对三性不予认可。该录音中的女声（张树兰）一直在诱导做录音，录音中提到的沈付学是李永云的员工，不排除沈付学受李永云的指示作虚假陈述，故该录音不能达到李永云、张树兰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即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施勇最终是要安装假肢的，但并不是安装了假肢就可以不赔偿，施勇高位截肢的客观事实存在且需要护理。赵泽才、易美琼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即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除同意施勇代理人的意见外，补充一点，证人陈述与案件事实不一致，挖水池的事情是在之前就约定好的，2020年5月19日赵泽才并没有与李永云就挖机租赁事项进行过协商。证人是李永云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且除证人证言外，李永云没有提供任何租赁合同证实租赁关系存在，证人证言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对第二组证据即通话录音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除同意施勇代理人意见外，李永云未申请沈付学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录音中有几个人，无法判定沈付学是否在场。录音中一直有一个女声在引导其他人，也不能证明李永云是以240元/小时将挖机组给赵泽才。该录音是在一审庭审后形成，取证不合法，已经过了举证期限。对第三组证据即视频资料的三性无异议，从视频上看施勇安装假肢后可以正常行走，且不需要正常的护理。本院审查认为，虽然各方当事人对鉴定人员陈述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鉴定意见仅对假肢安装前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并未对假肢安装后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故对鉴定人员关于“假肢器具安装前，施勇为大部分护理依赖”的陈述予以采信，对“假肢器具安装后，施勇为部分护理依赖”的陈述不予采信。对于李永云、张树兰提供的证据，第一组证据即证人证言，因证人白某系李永云的员工，且无其他证据与其证言相印证，故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即通话录音，根据录音内容，不能达到李永云、张树兰的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即视频资料，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视频涉及施勇护理依赖程度及护理费的认定问题，系二审争议焦点，在说理部分评析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判认定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施勇受李永云雇请帮其开挖机，故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施勇在施工过程中离开挖机寻找手机被石头砸伤，事故发生在施工现场和施工期间，且损害后果与施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一审认定施勇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并无不当，施勇和李永云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李永云、张树兰上诉主张施勇的损害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形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永云作为接受劳务方，雇请无操作证的施勇帮其开挖机，且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未尽到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和义务，其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较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施勇未取得操作证驾驶挖机作业，施工过程中离开挖机到大石头下方寻找手机，将自身置于危险的环境当中，且其穿拖鞋、短裤上岗，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故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李永云与赵泽才之间的关系，李永云主张系将挖机按240元/小时（含驾驶员）出租给赵泽才使用，赵泽才则主张是以10元/立方米承包给李永云施工，对此双方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但赵泽才作为业主，对施工现场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施勇离开挖机到大石头下方寻找手机的行为未进行劝阻，并参与寻找手机，其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确定由李永云、张树兰承担50%，施勇承担30%，赵泽才、易美琼承担20%的责任与各方过错相符，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施勇的损失，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未提出异议，应予确认。关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施勇二审要求按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2021年5月20日发布的云公交【2021】58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认定，与其一审诉请不符，且本案一审于2020年12月24日开庭，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度相关统计数据计算上述费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故施勇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护理费，二审施勇要求按照80元/天计算从事发当天至定残日前一天的护理费，按照64元/天（80元/天×80%）计算从定残日至假肢安装前的护理费，按照56元/天（80元/天×70%）计算假肢安装后的护理费。首先，施勇的日常护理由其家人完成，而其家人系农村居民，一审按照2019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33元/天计算其护理费并无不当；其次，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仅明确施勇假肢器具安装之前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未明确假肢器具安装后的护理依赖程度，而施勇至今仍不能明确假肢安装时间，一审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暂计算护理费至起诉之日亦无不当。因此，施勇关于护理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交通费，赵泽才、易美琼认为施勇未提交相应的交通费凭证，一审酌情认定1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其二人未提起上诉，二审对该主张不予审查。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鉴定机构建议假肢及配件更换到75周岁，一审参照该建议暂按二十年确定赔偿期限并无不当。李永云、张树兰主张一审按照二十年固定期限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致施勇双腿截肢，确实给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一审酌情支持2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应予确认。关于后期治疗费，一审依据鉴定意见确认为10000元并无不当，李永云、张树兰以施勇定残发生在医疗终结后为由主张不应认定后期治疗费，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施勇和李永云、张树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71元，由施勇负担6221元（予以免交），李永云、张树兰负担825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280元，由施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荆 燕审判员 吴析咛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白子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