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广潮，男，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鉴，广东曜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贯超，男，196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逸洲，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广潮因与被上诉人洪贯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2民初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陈舒舒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广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鉴、被上诉人洪贯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逸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广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洪贯超立即向徐广潮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3.洪贯超立即向徐广潮支付逾期偿还借款的利息500元（以100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上利息与本金合计10050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洪贯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关系为民间借贷并非合伙投资关系，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徐广潮与洪贯超是朋友关系，双方同时也有生意合作关系，洪贯超因资金周转所需向徐广潮借款。徐广潮以转账方式于2013年9月13日向其转账100000元。因双方当时关系好，是伙伴关系，所以没有让洪贯超出具借条，也未约定借款利息和还款时间。徐广潮借出款项后，洪贯超因生意不景气，一直未归还借款。徐广潮因仍与洪贯超有项目继续合作，手头也不缺钱，所以没有在洪贯超困难时追其还款。到今年双方关系开始疏离，徐广潮也因有资金需求而向洪贯超催要借款，但洪贯超翻脸不认人，以时间太长记不清来推脱，还说徐广潮的借款是投资款等以此为由拒不归还。无借据及结算申请书注明是往来款而非借款，只是徐广潮与洪贯超之间的习惯所致，之前的借款也是这样注明的。洪贯超提交的证据没有任何书面形式表示涉案100000元是作为补偿款，在合伙投资事宜中，如果徐广潮须因洪贯超放弃龙门县林业局蓝田林场山林合作项目，徐广潮应向洪贯超支付补偿款100000元，理应有书面形式为证，说明补偿款事项。另，徐广潮于2013年9月13日在中国银行柜台填写结算业务申请书，申请人为徐广潮、收款人为洪贯超，汇款金额为10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按照中国银行上班时间为上午9：00到下午5：00，也就是说徐广潮是在2013年9月13日提交结算申请的，而洪贯超所称的《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于2013年9月13日9：30至23：00才实际签订。这与洪贯超所称的补偿款于理不合，按照一般人日常的生活习惯，应是双方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后，履行协议。徐广潮曾在2014年6月1日向洪贯超配偶发送短信要求洪贯超及配偶偿还欠款共250000元。另，之前之所以没有及时催收，也是因之前是通过洪贯超的关系取得山地经营项目，该项目一直未能办妥有效的山林权证，而洪贯超已退出山林经营项目，徐广潮前面已经在山地投入几百万元，顾虑到以后在办理涉案山林权证时还需要有求于洪贯超，因此并未及时催收。洪贯超虽然在一审主张是合伙投资关系并提供合伙协议，但这不意味着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徐广潮与洪贯超存在多宗合作关系，没有对合作经营期的终止补偿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有相关的证据，证据为《协议书》以及洪贯超退出蓝田山林合作的承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洪贯超向徐广潮借款是事实，徐广潮为洪贯超解决当时困难的帮助行为和信任表示值得提倡，洪贯超不应当利用双方基于信任而为的行为中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而指望能赖掉其应承担的还款责任。民法典充分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在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时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随时主张权利，债务人可随时履行义务。现徐广潮向洪贯超要求还款符合法律规定，洪贯超应当及时还款，洪贯超拒不还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应综合本案所涉民间借贷过程，查清本案的基础关系，采纳徐广潮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部分款项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将双方借款关系认定为合伙投资关系，否认借款事实，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实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徐广潮的全部诉讼请求。洪贯超答辩称，不同意徐广潮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一、徐广潮认为一审法院将本案关系认定为合伙投资关系，该说法不当。一审判决并未认定该笔款项是双方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而是对洪贯超所承担的举证责任的认可，所围绕审理的法律关系依旧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也不适用上诉状所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条第一款的规定是适用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案件，第二款适用于在第一款的前提下，“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但本案的诉讼是“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因此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六条规定。一审诉讼中洪贯超就其抗辩已尽到对应的举证责任，而徐广潮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但其未提出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的成立。根据上述规定，徐广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本案借款事实不明确，驳回徐广潮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状第2页陈述借贷过程的内容及理由与起诉状的陈述一样，洪贯超已在一审答辩及庭后补充的书面意见中充分反驳，在此不再赘述。二、徐广潮认为《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的签订时间不符合常理，实际上该时间恰恰可以证明《承诺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洪贯超在一审庭审中已表明该《承诺书》是在徐广潮与洪贯超洽谈退出山林合作后，徐广潮向洪贯超汇款的当天晚上，徐广潮要求洪贯超补充出具的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是徐广潮为了保障洪贯超在收到100000元补偿款之后不再参与山林合作的经营收益。因此该承诺书的作用在于保证洪贯超日后不再参与山林合作项目的经营和收益，而不是保障洪贯超能获得100000元的补偿款，因为此时洪贯超已收到补偿款，充分解释为何白天汇款，晚上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也可解释为何该承诺书只有一份原件，仅有洪贯超签名，且掌握在徐广潮手中的事实。三、徐广潮于二审提交的短信记录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属徐广潮单方说辞，且该证据内容与徐广潮一贯的主张相悖，前后矛盾。（一）徐广潮提交的2014年6月1日的短信内容中虽有“洪生借我拾万元正”的表述，但该短信仅有徐广潮单方陈述的内容，并未有洪贯超有关认可借款或是有关借款内容的其他相关答复。并且，该短信是发送给洪贯超的配偶，而非洪贯超本人，如果确实是借款，为何从未向洪贯超本人主张还款，却单单发送这样一条信息给洪贯超的配偶。徐广潮当时的动机不得而知，也许期望洪贯超的配偶会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直接把钱给他，结果其并未得到回应，因短信内容非常离谱，严重违背事实。由此，该短信只是徐广潮自己认定存在“贰拾伍万元的欠款”并将该主张发送给洪贯超的配偶，就正如本案诉讼，徐广潮单方主张案涉100000元汇款属于借款性质，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该短信内容与徐广潮过去一贯的说法相矛盾。从该短信至少可知：1.双方关系早在2014年就已破裂。关系正常的朋友在催要款项时是不会诉诸法律途径相威胁的，这与徐广潮一贯说辞相矛盾；2.徐广潮的说法与其主张前后矛盾，在本案起诉状、上诉状以及一审庭审笔录中均有提及，徐广潮一直称双方关系很好，仍有项目继续合作，到了今年双方关系才开始疏离，加之山林项目因政府原因不能砍伐变现，于是徐广潮才向洪贯超催款。徐广潮的上述说法，就与该短信反映的事实相矛盾。徐广潮与洪贯超之间的关系到底好不好，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徐广潮的说法都难以自洽，又如何让法庭信服。（三）短信中还提及了“猪场合作”和“铝合金厂（即亿欣维门窗项目）合作”，上述合作项目在洪贯超的举证中已充分证明双方于2013年9月1日签订《协议书》，各自退出，相互抵销，退出金额一致，均是750000元；但在2014年6月1日的该条短信中徐广潮又单方提到猪场600000元，于是欠其150000元。由此可见徐广潮一直在作单方陈述，以个人想法主张其想要得到的结局，却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退一步而言，如徐广潮坚持主张该条信息就是对本案100000元“借款”的催要行为，则徐广潮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就徐广潮提供的短信截图，徐广潮提出履行要求时间为2014年6月l日，若认为当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则截至徐广潮起诉时，已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据此亦应依法驳回徐广潮的全部上诉请求。四、徐广潮在上诉状已承认双方曾有龙门县林业局蓝田林场的山林合作项目，且洪贯超已退出，由此亦可印证洪贯超所提交的《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的真实性。综合本案全部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因项目合作存在经济往来，不足以认定案涉100000元属于借款的性质。徐广潮仅提供银行汇款凭证，仅证明徐广潮与洪贯超之间发生了款项往来。但该凭证无法证明对应款项产生的基础是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洪贯超已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在发生该款项往来期间，洪贯超与徐广潮存在多个项目合作，且相关项目的合作终止也发生在款项往来期间。其中，双方关于王泽通南田林场500亩山林合作的终止即发生在汇款发生当日，因而主张该笔款项实际为双方解除合作的补偿款实际已可经由本案相关证据得到印证。上诉状第3页倒数第二段徐广潮也承认事实是双方存在多宗合作关系，没有对合作经营期的终止补偿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有相关的证据《协议书》以及洪贯超退出蓝田山林合作的承诺。由此可见，徐广潮认可双方存在合作项目，也认可案涉全部证据，包括洪贯超退出山林合作的承诺书。综上，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证据充分证实双方曾存在生意合作关系，徐广潮应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进一步佐证借款事实，但徐广潮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广潮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上诉请求成立，请依法予以全部驳回，维护洪贯超的合法权益。徐广潮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洪贯超立即向徐广潮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2.判令洪贯超立即向徐广潮支付逾期偿还借款的利息500元（以100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洪贯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5日，徐广潮、洪贯超与案外人汪太军三方签订《合伙合同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广州亿欣维佳门窗有限公司。2013年7月30日，徐广潮、洪贯超与案外人汪太军三方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约定徐广潮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洪贯超及案外人汪太军。2013年9月1日，徐广潮与洪贯超签订《协议书》，约定：洪贯超退出承包山地的经营项目，徐广潮应支付洪贯超75万元；徐广潮退出广州亿欣维佳门窗有限公司的经营项目，洪贯超应支付徐广潮75万元；以上两个合作项目退出金额一致，双方一致同意抵消以上款项。2013年9月13日，徐广潮向洪贯超汇款100000元，相应结算业务申请书用途栏载明“往来”字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徐广潮诉请事实发生在2013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与司法解释。徐广潮与洪贯超对案涉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徐广潮表示案涉借款没有清偿的原因是因为双方有合作经营投资，洪贯超有树木在徐广潮处，考虑到有清偿的可能性以及双方的经营合作关系，所以未及时向洪贯超主张。后来由于政策等原因树木不能砍伐徐广潮债权不能得到清偿，徐广潮就找洪贯超要求还清借款，洪贯超以投资款为由拒绝，案涉借款确实是真实的，因双方的关系，徐广潮和洪贯超年龄因素，结算申请书上注明是往来款而非借款是徐广潮和洪贯超之间的习惯所致，之前的借款也是这样注明。洪贯超则表示徐广潮、洪贯超之间的所有合作经营项目均于2013年已经协议解除，该十万元的转账恰恰是徐广潮、洪贯超清算合作项目协议一致由徐广潮向洪贯超支付的补偿款，徐广潮确认徐广潮、洪贯超曾经有山林合作的项目，印证了洪贯超退出徐广潮、洪贯超的山林合作，徐广潮予以支付补偿，不存在徐广潮所称的借款100000元之后还继续合作或者以树木成才后来抵偿借款，徐广潮不能以此为由向洪贯超主张当时属于退出山林合作的补偿款，徐广潮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除了应当证明其将款项交付至洪贯超处外，还应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而徐广潮没有举证证明，也没有举证证明在转账100000元后曾向洪贯超主张还款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徐广潮诉请案由为民间借贷，并主张洪贯超归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但徐广潮仅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没有提交其他具体证据予以佐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证实徐广潮、洪贯超曾存在生意合作关系，二者相互间存在经济往来属正常情况，故徐广潮诉请的上述款项在没有借条、借款合同等直接证据佐证的前提下，无法确定是否确为洪贯超向徐广潮的借款，徐广潮对其主张的与洪贯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案借款事实不明确，一审法院对徐广潮据此主张洪贯超还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徐广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5元由徐广潮承担。二审期间，徐广潮提交了七份证据，分别为：证据1《协议书》《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承诺书》，拟证明事实并不像洪贯超在一审时主张的有存在着100000元钱的补偿款，双方并无补偿100000元的合意，洪贯超将养猪场与山林项目混淆，意在误导；证据2徐广潮向洪贯超配偶的手机短信催收记录，拟证明徐广潮是在2014年期间都一直向洪贯超追索还款，借款金额总共250000元，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证据3《山地转让合同》，拟证明徐广潮在认识洪贯超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洪贯超在一审的时候声称需要补偿给他的山林使用权，洪贯超其实对这个事实也进行了虚假陈述。徐广潮是不需要向洪贯超补偿100000元钱的，洪贯超主张说是徐广潮是需要补偿100000元钱，因为洪贯超投资了，其实洪贯超没有投资；证据4徐广潮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洪贯超是虚假陈述。洪贯超在一审时说其不缺钱，但洪贯超在2013年3月6日买理财产品时向徐广潮借款700000元，所以说洪贯超是虚假陈述，其并非不差钱；证据5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在2013年9月13日以后还是不断地有往来的，而且都有短信。洪贯超隐瞒了真相，其说从2013年9月1日、9月13日以后，双方没有任何联系，但实际上双方在2013年9月13日后还有往来联系。证据7徐广潮的交易明细，后徐广潮于2021年6月9日以与本案无关为由申请撤回证据7，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及质证。洪贯超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协议书》洪贯超在一审的时候已经提交过，掌握在洪贯超手中的这一份协议书原件，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是予以认可的，而这份协议书背后的承诺书，洪贯超在一审时始终是否认存在这一份承诺书，在一审的庭审笔录当中也记录了这个事实。对于协议书以及背后的承诺书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证明了双方当时存在山林合作，以及洪贯超在这个时候退出了山林合作，徐广潮予以补偿100000元的事实。证据2这份短信洪贯超在核对原件的时候看到在这个短信的上一条，洪贯超的配偶是有发送过一条短信给徐广潮，当上面记录的内容大概是说徐广潮陈述的事实有误会，并不是他所说的这样，我们要再去重新商洽，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而且在这一条短信当中也仅仅是徐广潮单方的说辞，没有得到洪贯超的任何回应或者是认可。内容当中徐广潮还提及了猪场合计600000元以及铝合金厂750000元，这个事实也是和徐广潮提交的协议书上面所记载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上面说好的是大家各自退出，都是750000元抵销，但在这个单方的信息当中，徐广潮又擅自将750000元又改成了600000元，然后陈述的事实是洪贯超一共欠他250000元，都是徐广潮单方说辞，没有客观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山地转让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个山地转让合同是发生在2010年的10月8日，即使徐广潮和王泽通在当时存在山地转让关系，也并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山地经营的合作关系，以及洪贯超退出经营合作之后，徐广潮不需要补偿这个事实。证据4是银行流水700000元发生在2013年3月6日，在此期间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项目合作关系，发生经济往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并且在银行流水当中还可以看到徐广潮和汪太军、广州亿欣维佳门窗有限公司均发生了流水往来，由此可以印证这些流水是属于经济活动的正常流水往来，而并非是借款。证据5短信聊天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也没有关系，没有关联性，徐广潮主张是为了证明洪贯超虚假陈述，证明2014年的时候和双方还有往来，洪贯超认为徐广潮应证明案涉100000元属于借款的事实，而不是去证明其他这些事实。因为当时2013年双方结束所有的经营项目之后，还会有一些手尾是需要双方共同跟进的，不可能说解除了合作，然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再发生，不需要跟进。因为后面还会有很多员工、很多项目就需要双方去理顺的，所以后面还发生了一些说他要上来拆粉碎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事情，是基于当时结束合作关系之后的正常的往来，而且在聊天过程中也没有涉及任何的催要洪贯超借款还款的这些事实。徐广潮于2021年4月12日向本院申请对洪贯超提交的证据中的《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中承诺人的签名进行鉴定。因该鉴定事项与本案事实无关，故本院不予准许。二审审理查明：洪贯超在与徐广潮签订的2013年9月1日的《协议书》背面手写《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承诺书》，内容如下：“本人洪贯超从即日起，自动放弃蓝田山林（王泽通的山）合作，日后徐广潮出售的山林与本人无关。承诺人：洪贯超2013年9月1日”。2014年6月1日，徐广潮向洪贯超的妻子（增城英姐，手机号138××××****）发送短信，内容原文如下：“英姐你好，你猪场增城市要搬你在再困难时候我帮助你洪生讲猪场使用个设备及全部猪合计60万元我出资75万元铝合金厂你非常清础（楚）。洪生借我拾万元正你也清础（楚）你共欠我贰拾伍万元正我在6月20前未收到你的钱我通个正当法途径解块（决）希望你理解！”另，根据徐广潮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2014年3月至6月期间，徐广潮与洪贯超（手机号码138××××****）有多次短信联系，商谈拆粉碎机等事宜。一审判决将“广州亿欣维佳门窗有限公司”误写为“广州市亿维门窗有限公司”，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徐广潮于2013年9月13日向洪贯超的汇款100000元是否为借款，洪贯超应否向徐广潮返还该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洪贯超抗辩涉案100000元转账系徐广潮支付给其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的补偿款理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从现有证据来看，在洪贯超自书的《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承诺书》中，只字未提洪贯超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需由徐广潮给予100000元补偿款。洪贯超称其未在承诺书中载明需给付100000元补偿款系因为该承诺书是在2013年9月13日收到100000元后出具的，因为已经即时结清补偿款，故未在承诺书上载明。然而洪贯超自书的《退出蓝田林场山林合作承诺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1日，并非是洪贯超所称的2013年9月13日，洪贯超亦无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所书时间为2013年9月13日而非2013年9月1日。此其一。其二，如洪贯超所述属实，其和妻子为保证客观记录事实而于2013年9月13日收款当晚自行书写了一份《放弃山林合作承诺书》予以保存至今，那么其不在该承诺书中准确记载承诺书出具时间，也不记载100000元补偿款的情况明显不合常理。其三，洪贯超否认涉案100000元为借款，在一审中称徐广潮转账后再无与其联系，没有一条微信，也无一个通话记录。然而从徐广潮提交的证据可知，2014年3月至6月期间，徐广潮和洪贯超仍有短信联系甚至见面；2014年6月1日，徐广潮还就涉案100000元发短信向洪贯超的妻子主张还款。显然，洪贯超所述不实。综上，徐广潮已经提供了100000元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向洪贯超实际支付了款项，并提供了相关短信，证明了其主张还款的事实。而洪贯超否认涉案100000元款项为借款，主张该款项为补偿款，却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依据前述法律规定，采信徐广潮的主张，涉案100000元款项应为徐广潮对洪贯超的借款。双方之间没有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亦无约定利息，徐广潮主张洪贯超自起诉之日即2021年1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广潮上诉理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2民初45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洪贯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徐广潮清偿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1年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元，均由被上诉人洪贯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