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杭玉良，男，1975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敖伟，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光星村村委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某1，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红，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上海兰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茂盛路202弄1号973室。破产管理人：上海天则清算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王雷鸣。上诉人杭玉良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城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兰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园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2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玉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医药城公司支付杭玉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1、杭玉良与医药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满后，杭玉良继续在医药城公司工作，双方未签署新的劳动合同。2018年9月30日，医药城公司在未与杭玉良协商且未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将杭玉良劳动关系变更至兰园公司处。2019年5月31日，医药城公司高管人员以在工作群中发布通知的方式，代表医药城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仲裁及一审中，双方均确认杭玉良与医药城公司劳动关系已终止。导致劳动关系终止的原因，是医药城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确认劳动关系已解除，但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解除原因，对违法解除的法律事实视而不见，判决错误。2、杭玉良只是不服仲裁裁决，诉请并不涉及兰园公司。一审在杭玉良反对的情况下追加与本案无关的兰园公司为第三人，多次开庭，增加讼累，浪费司法资源，导致审理期限不合理延长。一审未出具延长审限的法律文书，超出正常审限，违反程序。被上诉人医药城公司辩称：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杭玉良明知工资发放主体变更从未提出异议，说明其知道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不是医药城公司违法解除。杭玉良没有证明医药城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决正确。医药城公司不接受杭玉良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兰园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医药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其无需支付杭玉良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佣金16，509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2018年9月工资6，000元、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署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7.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玉良于2016年7月1日进入医药城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杭玉良继续在原工作地点工作。杭玉良工作期间，2016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16日期间，医药城公司每月向杭玉良发放工资；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9月27日，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向杭玉良发放工资；2018年11月20日，案外人苏州B有限公司向杭玉良转账交付4，112.8元；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3月1日，案外人张某各转账交付4，112.8元。杭玉良自2017年1月的缴费记录显示，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医药城公司为杭玉良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兰园公司为杭玉良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杭玉良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的缴费记录显示，医药城公司为杭玉良缴纳了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的公积金，兰园公司为杭玉良缴纳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的公积金。杭玉良的招退工记录显示：起始日期2016年7月1日、终止日期2018年9月30日的用工单位名称为医药城公司，退工原因为解除合同；起始日期2018年10月1日、终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的用工单位名称为兰园公司，退工原因为解除合同。另查明，医药城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2015年11月27日，医药城公司的投资人（股权）由“苏州B有限公司、张某”，变更为“苏州B有限公司、广东XX集团有限公司、张某”；2018年5月15日，投资人（股权）再次变更为“广东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7日，医药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某”变更为“袁某”，2018年5月15日，医药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为“杨某1”。2018年5月15日，医药城公司的监事备案由“章某”变更为“霍某”，董事备案由“杨某2、张某、袁某”，变更为“杨某1”。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股东为“苏州B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监事为“王某”，执行董事为“张某”。兰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又查明，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章某在名为“XX公司群”的微信群中发布通知称：“公司各位同仁：我非常抱歉的通知大家，由于张某董事长在这几年里一直寻求公司加速发展，反而欲速则不达，轻信他人而陷入被骗的处境，个人不仅损失惨重，企业也因此濒临危机……鉴于如此情况，为了不影响各位的前程，经董事长张某先生提议，所有员工自今天发出通知之日起就可以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六月一日起不再发放工资，以前所欠薪资将由财务结算后，双方签字认可，把个人银行卡号告知财务，公司清算小组会尽快筹措资金把社保，公积金等缴纳，欠薪发放。相关公司资料，物料等交接另行通知。祝大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万事如意，请相互告知，谢谢。”再查明，2019年3月11日，杭玉良等六人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兰园公司拖欠其2018年7月份工资及提成67，112.8元。2019年6月23日，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松人社监（2019）理字第0022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兰园公司补发拖欠6名劳动者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190，403.6元，该局制作的欠薪统计表显示其中包含杭玉良2019年1月的工资4，112.8元。2020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出具（2020）沪0117行审3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强制执行松人社监（2019）理字第00229号行政处理决定，2020年4月14日，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决定书。2020年5月25日，一审法院出具（2020）沪0117执3342号执行裁定书，因涉案标的暂不具备执行条件，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再查明，2019年9月26日，杭玉良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医药城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000元；2、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5月30日未签署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0，000元；3、2018年9月、2019年1月、3月、4月、5月工资30，000元；4、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扣留佣金留存18，975元。2019年11月21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松劳人仲（2019）办字第3789号裁决书，裁决：一、医药城公司支付杭玉良2018年9月工资6，000元；二、医药城公司支付杭玉良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7.58元；三、医药城公司支付杭玉良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佣金16，509元；四、医药城公司支付杭玉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五、不予支持杭玉良的其余仲裁请求。裁决后，医药城公司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杭玉良提供医药城公司沪松医（2016）5号薪酬管理制度一份，该制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应发工资=基本工资＋全勤奖＋佣金＋其他。第五条第四款规定，每月佣金发放预扣10％做为留存，该笔留存等该套房业主办理产证后结算发放。如员工离职，该留存将转给接手的相关人员。庭审中，杭玉良提供上海兰园项目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部分月份销售佣金汇总表，汇总表显示杭玉良的预留佣金共计16，509元。医药城公司对于上述薪酬管理制度及销售佣金汇总表均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杭玉良陈述医药城公司未支付其2018年9月工资，并以6，000元的月工资标准主张医药城公司支付，医药城公司对于6，000元的月工资标准无异议，但称不清楚是否支付过杭玉良当月工资，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是否支付过。庭审中，医药城公司陈述对于二倍工资差额的金额并无异议，但不同意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充分举证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杭玉良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佣金，杭玉良提供了薪酬管理制度及销售佣金汇总表，医药城公司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采信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其中薪酬管理制度可以证明医药城公司有每月佣金预扣10％作为留存的规定，而销售佣金汇总表也可以证明医药城公司已经留存的佣金的金额，汇总表载明的金额与仲裁裁决的关于佣金的金额一致，故医药城公司要求不予支付杭玉良佣金16，509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医药城公司称杭玉良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日转移至兰园公司，杭玉良对此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杭玉良的招退工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其用人单位为兰园公司，杭玉良的社保及公积金缴纳记录也显示2018年10月开始，缴纳主体由医药城公司变更为了兰园公司。2018年11月开始，杭玉良的工资支付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再结合2019年3月杭玉良向劳动监察主张兰园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等钱款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医药城公司关于杭玉良劳动关系已经转移至兰园公司的事实，且杭玉良本人也应当知晓上述事实。同时，杭玉良主张医药城公司支付赔偿金的事实依据，为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章某在微信群中发布的通知，但从通知的内容来看，其中提及的“董事长张某”当时已并非医药城公司董事长，而系兰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也难以认定章某系代表医药城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综上，医药城公司主张不支付杭玉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杭玉良2018年9月份的工资，因医药城公司自认医药城公司、杭玉良劳动关系该期间并未终止，现医药城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杭玉良该期间的工资，故医药城公司主张不予支付，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医药城公司对于杭玉良主张的工资标准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2018年9月26日至9月30日未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该期间医药城公司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签订或续签过书面劳动合同，故医药城公司主张不予支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医药城公司对于仲裁裁决的金额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判决：一、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玉良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佣金16，509元；二、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无须支付杭玉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三、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玉良2018年9月工资6，000元；四、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玉良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署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7.58元。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负担（已付）。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杭玉良表示，2019年3月11日其原向监察大队投诉医药城公司，但工作人员说现杭玉良的用人单位是兰园公司，只能投诉兰园公司。由于杭玉良对此不了解，所以改投诉兰园公司。医药城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鉴于该节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审查。二审还查明，仲裁裁决书记载，杭玉良表示，2019年5月31日，医药城公司高管人员以在工作群中发布通知的方式，代表医药城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一审庭审中，杭玉良表示2019年5月31日被违法解除。二审中，杭玉良表示，仲裁中其主张的赔偿金所针对的是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章某在微信群中发布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内容；本案二审中主张的赔偿金，针对的是2018年9月30日医药城公司办理了退工手续。医药城公司表示，杭玉良2018年10月1日后就到另一单位领取工资，说明系其离职。二审中杭玉良还表示，2019年9月申请仲裁前，未对用人单位的变更提出过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杭玉良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杭玉良仲裁中所针对的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微信群中发布的内容并不能认定系医药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决医药城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正确。二审亦以其仲裁中所确定的解除为准。二审中杭玉良提出，医药城公司2018年9月30日将杭玉良的用人单位变更为兰园公司，该节内容并非仲裁中杭玉良主张的解除，不予审查处理。即使按二审中杭玉良主张的解除行为，由于杭玉良在前后两个用人单位工作紧密衔接，2019年9月申请仲裁前从未对用人单位的变更提出过异议，亦难以认定系医药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将兰园公司列为第三人，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杭玉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杭玉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徐 焰审判员  韩东红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王 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