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4民初3956号原告：王崇文，男，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台前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仪,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令朋，男，199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台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庾敏华，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崇文与被告李令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崇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仪、被告李令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庾敏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崇文的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099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8099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2日起计至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其父亲李明祥合伙共同经营轮胎辅料生意，由原告向被告及其父亲李明祥供应轮胎辅料。在2019年1月12日经原告与李明祥对账，确认被告和李明祥共欠原告货款合计80990元。李明祥已于2020年去世。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支付上述欠款。被告不履行偿还欠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利益。被告李令朋的答辩意见：一、原告主张的涉案款项与我方无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提供欠条的主体是李明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我方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李明祥拖欠原告款项的性质并不明确，如果是货款，应提供相关证明该款项是真实存在，费用如何组成。二、我方是独立从事轮胎辅料生意，是独立个体经营，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伙经营或者共同经营，均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18年我方通过走访市场的方式与了解原告并开始与原告发生交易，我方在2020年底与原告结束交易时已经向原告付清所有我方作为个体与原告发生交易所产生款项，没有拖欠原告任何费用。三、我方是独立经营的个体，不清楚也不了解李明祥是否与原告或其他人之间是否发生经济往来，发生经济往来的情况，更不清楚李明祥曾经在2019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四、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我方自从事轮胎辅料生意，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伙，一直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如原告认为我方与李明祥是合伙共同经营，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五、原告明知本人与该案无关，还滥诉诉权，恶意诉讼，应向答辩人赔礼道歉。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货物交易情况王崇文提交2016年6月11日至2016年10月17日的送货单共25张合计货款为93302元（9650元+7495元+1917元+5600元+478元+3472元+2740元+7776元+1870元+1633元+1635元+2800元+690元+6025元+4325元+4420元+2803元+2160元+7500元+3420元+540元+6033元+3740元+4580元），载明送货时间、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未注明收货人、地址，其中16张划了“叉”，另6张注明“清”。25张送货单中有10张由李明祥签收，3张由王玉芝签收，其余12张未注明签收人。王崇文提交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11月11日的送货单共9张合计货款金额13018元，载明送货时间、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未注明收货人、地址，其中2018年3月30日金额为3455元（注明“清”）、送货单编号2557653金额为2020元（注明“清”）、2018年4月11日金额为860元（注明“①”）、2018年4月16日金额为880元（注明“②”）、2018年4月25日金额为400元（注明“清”）、2018年4月28日金额为530元（注明“清”）的6张送货单合计货款为8145元（3455元+2020元+860元+880元+400元+530元），均由李令朋签收；其余2018年4月2日金额为810元（注明“清”），2018年6月17日金额为675元（注明“清”）、2018年11月11日金额为3388元（注明“清”）的3张送货单合计金额4873元，未注明签收人，但送货单上均书写了“清”字。2019年1月12日，李明祥出具欠条一份给王崇文，内容为“今欠王崇文款85990元，2019年1月12日，李明祥，交5000元”。付款情况王崇文主张其与李明祥、李令朋关于2016至2018年的交易总额为106050元，2018年前的都是李明祥、李令朋以现金方式陆续支付了18167元。2018年之后的交易李令朋签字的李令朋支付，李令朋2018年后以微信方式支付货款6893元，包含2020年4月2日810元、2020元，2018年6月17日的675元，2018年11月11日的3388元。2019年1月14日李明祥支付了5000元。李令朋主张，王崇文提交的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11月11日的送货单对应货款合计13018元均已付清，其与原告的交易习惯是一般当天能付清就以现金或者是微信转帐付清款项，如果付清则在送货单上写“清”字，如未付清就在下一次订单再付清。李令朋主张其于2018年3月30日以现金支付3455元，并且在对应送货单上书写“清”字，另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于2018年4月2日微信转账支付810元，2018年4月11日微信支付2000元，2018年4月25日微信支付1720元，2018年5月14日微信支付720元，2018年5月17日微信支付680元，2018年6月17日微信支付675元，2018年7月13日微信支付405元，2018年7月16日微信支付425元，2018年9月14日微信支付590元，2018年10月15日支付1020元，2018年11月11日微信支付3388元，合计微信付款12433元，其中包含部分送货单原告未予提交。其他需要说明的事实1.李令朋提交车票、银行流水、图片，拟证明其在2016年6月12日离开广州到台前县，在江苏江阴的一间叫瀚宇博得的公司工作，2018年3月才开始回广州从事汽配辅料生意。2.根据王崇文申请，证人王某、赵某、孙某出庭作证：王某证明李明祥与李令朋没有区分，两父子一起经营，李明祥与王某发生过交易亦出具欠条给王某，都是由李明祥和李令朋送货，有看到王玉芝送货，王玉芝为李明祥妻子。赵某证明看到李明祥和李令朋在王崇文处进过一次货，听王崇文说李明祥与李令朋欠款，李明祥与李令朋为父子关系。孙某证明听王崇文说过本案欠款，有时李令朋拿货、有时李明祥拿货，李令朋大概有5年经营拿货。王崇文明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并诉至本院成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9年1月12日欠条约定的欠款85990元的交易相对人及付款主体。首先，根据王崇文主张，该2019年1月12日欠条对应的欠款为2016年至2018年其与李令朋、李明祥发生的交易，王崇文提交证明具有交易基础的2016年与2018年的送货单有明显区分，2016年的送货单均为李明祥或王玉芝签收，李令朋未经手或签收任何一张，而2018年之后的送货单均由李令朋签收，李明祥未经手或签收任何一张，说明两人在2018年及之前的交易中有明显的主体区分，王崇文主张李令朋与李明祥两人共同经营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孙某、王某、赵某的证人证言，三人均为王崇文同乡，且非涉案交易的实际亲历人，关于二人交易过程及欠款情况也均为听王崇文说或偶尔看见，不足以证明李令朋与李明祥合伙共同经营的事实。其次，2018年李令朋签收及自认的9张送货单，结合李令朋微信付款记录及送货单中书写“清”字，李令朋在2018年间已经付清2018年与王崇文交易的全部货款，故李令朋签字确认的2018年的送货单不应包含在原告王崇文主张的2019年1月12日欠条对应欠款之中，对王崇文关于欠条欠款包含2018年李令朋签字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在与李令朋2018年3月至11月长达大半年的直接交易中，王崇文并未通过微信或其他方式向李令朋催收之前2016年至2017年欠付的货款；如王崇文庭审中所述，王崇文清楚知道2018年李明祥得了脑瘫，后由李令朋承接车辆及经营资源，但2019年1月12日在明知李明祥已经得了脑瘫的情况下，王崇文依然是与李明祥根据送货单一一对账并签订欠条，而并未找更年轻且正常的李令朋对账签订欠条，说明王崇文清楚知道2018年前的交易相对人均为李明祥，结合2019年1月12日欠条为李明祥以个人名义出具，并且李明祥在签订欠条当天即偿还欠款5000元的事实，涉案欠款相对人应为李明祥，王崇文要求李令朋支付欠条对应剩余欠款8099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崇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3元，由原告王崇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雅敏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戚玉妃杜晓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