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4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枚洛（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钱桥路756号2023室。法定代表人：李翡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克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振梅，女，195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玥，上海震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莉，女，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玥，上海震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顺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都庄路2350号4幢502室。法定代表人：黄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楼骏，男，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健，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枚洛（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枚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振梅、王莉、顺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路科技公司）、原审第三人楼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2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枚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枚洛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徐振梅、王莉、顺路科技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作出A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存在错误。枚洛公司提交的A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存在另外一份股东会决议。该份决议中没有顺路科技公司的公章，且显示打印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但手写日期为2018年11月11日，应当以工商档案中的股东会决议为准。徐振梅、王莉提交的2018年10月20日的A公司股东会决议是为了弥补工商档案中的股东会决议的缺陷而后补，其存在恶意串通。王莉丈夫贺某发送给楼骏的邮件显示，上述会议初稿形成于2018年11月14日。楼骏至今未返还顺路科技公司的公章。2．一审法院认定徐振梅、王莉分别向A公司转账40万元，并由A公司向顺路科技公司转账“投资款退回”80万元，存在不当。徐振梅、王莉支付的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对A公司的增资款，上述款项中的部分款项支付时间早于2018年11月11日。A公司向顺路科技公司转账的80万元系减资模式下的操作方式，本案不存在减资情形，更不能证明徐振梅、王莉已支付股权转让款。3．徐振梅为茅某的股权代持人，王莉为贺某的股权代持人。茅某、贺某自A公司设立之初即为实际股东，茅某、贺某、楼骏在股权转让前后均存在恶意串通，将顺路科技公司的款项转移到A公司，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4．顺路科技公司转让A公司的股权，应当由枚洛公司作出决议，但枚洛公司从未出具过此类决议。徐振梅、王莉共同辩称：不同意枚洛公司的上诉请求。徐振梅、王莉与顺路科技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顺路科技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未通知徐振梅、王莉。股权转让发生时，工商档案显示楼骏仍是顺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路科技公司辩称：同意枚洛公司的上诉请求。楼骏述称：不同意枚洛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枚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徐振梅、王莉、楼骏于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7日，徐振梅、王莉、楼骏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设立A公司并通过公司章程等。该公司于同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股东（发起人）顺路科技公司认缴出资80万元，出资比例80％，徐振梅、王莉各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各10％。2018年10月20日，徐振梅、王莉、楼骏作为A公司当时的股东作出股东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顺路科技公司从A公司退出所持有的80％的股权；根据优先购买权原则，顺路科技公司持有的80％的公司股权由徐振梅、王莉分别出资购买，每人购买40％的股权。决议落款处由顺路科技公司加盖公章，楼骏、徐振梅、王莉分别签名。2018年11月7日，枚洛公司作为顺路科技公司唯一股东作出决定，将顺路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由楼骏变更为李翡翡。2018年11月9日，枚洛公司委托律师向楼骏发出律师函，告知其于2018年11月8日起不再担任前述职务，并告知其应自发函之日起5日内，将顺路科技公司的所有公司证照移交给枚洛公司，停止以顺路科技公司相关职务身份进行的行为并配合枚洛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年11月11日，楼骏代表顺路科技公司作为出让方（甲方）与徐振梅作为受让方（乙方）、王莉作为受让方（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A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甲方出资80万元，占比80％。各方协商达成如下条款：一、甲方将所持有A公司40％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将所持有A公司40％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丙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丙方的股权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协议签订同日，A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股东由徐振梅、王莉、顺路科技公司变更为徐振梅、王莉。徐振梅于2018年10月10日和11月12日，分别向A公司转账共计40万元。王莉于2018年10月12日和11月13日分别向A公司转账共计40万元。2019年4月8日，B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向顺路科技公司转账“投资款退回”8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顺路科技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5日，法定代表人为黄某。2019年1月2日，顺路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均由楼骏变更为李翡翡。2019年1月24日，顺路科技公司股东由枚洛公司变更为枚洛公司、C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D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E化工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2018年11月30日，A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B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12月5日，A公司股东由徐振梅、王莉变更为徐振梅及案外人贺某。一审法院认为，顺路科技公司作为出让方与徐振梅、王莉作为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股东是股权转让的主体。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振梅、王莉、楼骏于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枚洛公司诉称的楼骏与徐振梅、王莉“恶意串通，损害枚洛公司利益”的理由，经先后两次审理本案，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在该协议的签订、履行及股权转让的价格支付等方面，尚未发现协议受让方存在故意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下，采取与出让方恶意串通的方法订立合同，并由此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述诉称理由均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关于枚洛公司在诉讼中明确的本案请求权基础系楼骏的无权处分行为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虽然枚洛公司当时作为顺路科技公司的唯一股东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股东决定，将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由楼骏变更为案外人李翡翡，并于次日委托律师函告楼骏，但在受让、出让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顺路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对外显示楼骏仍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代表顺路科技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公示效力或权利外观。根据法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据此，在枚洛公司无法证实受让方徐振梅、王莉当时具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枚洛公司上述决定的情形下，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相关诉请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对于楼骏的上述处分行为及其可能给枚洛公司造成的法律后果，枚洛公司应当依法另行向其或者其他责任主体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枚洛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枚洛公司和楼骏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枚洛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电子邮件一份，欲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初稿的形成时间是2018年11月14日；证据2．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顺路科技公司的原公章仍在楼骏处；证据3．强制执行案件信息，欲证明顺路科技公司已就证据2的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顺路科技公司的原公章仍在楼骏处；证据4．电子邮件三份，欲证明楼骏、茅某、贺某等在2018年8月6日作出A公司增资的股东会决议，顺路科技公司不参与这次增资，徐振梅和王莉增资款的来源是A公司，徐振梅、王莉、楼骏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证据5．电子邮件两份，欲证明贺某、茅某直接以股东身份参与A公司设立，只是在工商登记中以各自的配偶名义持股，茅某、贺某在顺路科技公司和A公司的行为，应当视为徐振梅、王莉的行为，茅某、贺某始终与楼骏共同一致行为，其明知楼骏被罢免法定代表人；证据6．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在楼骏被罢免前，即存在将顺路科技公司资产转移的行为；证据7．A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茅某、贺某都以股东的身份参会签字，欲证明茅某、贺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楼骏职务变化的事实；证据8．《公证书》，系对上述证据1、证据4的补强，欲证明上述证据1、证据4的真实性。徐振梅、王莉对枚洛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即使上述证据真实，枚洛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形成于2018年11月14日，但徐振梅、王莉已在2018年11月1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对证据2、证据3、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尽管之前讨论过增资，但未达成；对证据5、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公证书只能证明上述证据1、证据4的保存处，不能证明邮箱的使用者和使用情况。顺路科技公司对枚洛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楼骏对枚洛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离开顺路科技公司后，邮箱已被收回；对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8中电子邮件的内容无法确认，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徐振梅、王莉向本院提交转账凭证，欲证明徐振梅、王莉分别于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19日向A公司转账75万元，摘要均为增资款。枚洛公司对徐振梅、王莉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徐振梅、王莉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增资款后来转为退还投资款。顺路科技公司、楼骏对徐振梅、王莉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顺路科技公司、楼骏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枚洛公司、徐振梅、王莉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11月13日，B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向顺路科技公司转账“投资款退回”80万元。除此之外，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枚洛公司主张徐振梅、王莉与楼骏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枚洛公司合法权益，且楼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不具有顺路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系无权处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包括：其一，当事人明知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造成他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其二，当事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或互相沟通；其三，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枚洛公司主张徐振梅、王莉与楼骏恶意串通，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三人之间存在共谋损害枚洛公司利益的意思联络。枚洛公司据此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枚洛公司提交的A公司工商档案中2018年10月20日的A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其上并未加盖顺路科技公司的公章。尽管在A公司盖章处打印的日期为2018年11月11日，但该份文件亦载明该次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此与徐振梅、王莉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相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A公司股东之间作出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并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时间在2018年10月20日，并无不当。2018年11月11日，A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枚洛公司二审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初稿的形成时间是2018年11月14日，亦缺乏事实依据。顺路科技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法定代表人由楼骏变更为李翡翡。并无证据证明，徐振梅、王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顺路科技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宜，且A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0日形成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此外，顺路科技公司确已收到A公司转账的80万元，枚洛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股权转让的对价存在明显过低。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枚洛公司主张楼骏无权处分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枚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枚洛（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书记员  余亻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