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6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浩，男，1973年1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愉愉，女，1984年2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朝春，男，1982年1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列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弛，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锋涛，男，1981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审被告：李子原，男，1977年7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审被告：刘江洁，男，1976年8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审被告：陈益锋，男，1980年10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徐浩、颜愉愉、郭朝春因与被上诉人常锋涛及原审被告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6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浩、颜愉愉、郭朝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常锋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当按照原价回购被上诉人所代持股份，与查明事实存在矛盾，与《协议书》中“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约定相悖，也不符合公平原则。首先，《协议书》中记载“将本期计划草案简要说明如下”，可见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依据并非双方之间的约定，而是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介绍，《协议书》的第二页才是双方之间的约定。《协议书》已经明确提示了股票涨跌的市场风险，明确“盈亏自负，风险自担”，被上诉人明确知晓该约定，上诉人已进行了必要的风险提示。其次，《协议书》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介绍与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公布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内容有出入，应当以后者为准，因为上市公司公告的内容具有公示力，法律效力较高。再次，被上诉人起诉时，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已经结束，资管计划已将持有的积成电子股票出售并进行结算，实际结算价值为负值。被上诉人在离职时并未提出权利主张，且被上诉人在与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之间的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行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曾表示如果股权激励有盈利，则按照约定向其支付本金和盈利，若亏损，则其愿意承担相应亏损，只要求收回剩余资金。因此，若要求上诉人原价回购股份，相当于要求上诉人承担所有亏损。被上诉人常锋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述称，与常锋涛意见一致。常锋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按照原价收购其代持常锋涛的股票，归还常锋涛本金70，0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8日，常锋涛与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积成电子上市已经5年，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平台，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发展，目前已涵盖智能电网、智慧公用事业、信息安全等多领域，同时积极向新能源、智能微网、军民融合等方向战略拓展，并已形成良好的市场布局，为公司下一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2016年1月，公司确定采用员工持股计划的方式作为长效激励机制尝试性开展股权激励工作。员工持股计划是指上市公司根据员工意愿，通过合法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份权益按约定分配给员工的制度安排。基于以上背景，公司决定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现将本期计划草案简要说明如下：……十、转让和退出：为加强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约定本期计划存续期间不得转让或转让限于在参与本期计划的持有人之间或是指定人之间进行。若参与人中间离职，所持有份额按原价转让给指定人员……。XX公司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正式参与了此次积成电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已经充分了解此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允许代持。但是考虑到周某、常锋涛作为公司最初的创业团队成员，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共同承诺将本人此次认购额度的10％共计35万元认购额度平均分配给周某、常锋涛，相应的公司补贴部分也按比例分配给周某、常锋涛。详情如下：常锋涛，出资额度17.5万元，公司补贴1.75万元，融资额度8.75万元，个人承担7万元。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周某、常锋涛共同承诺将共同遵守积成电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各项约定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等等。常锋涛及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在该协议上签字，郭朝春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该协议的效力。2016年1月26日，常锋涛向财务转账70，000元。”一审另查明，2015年12月31日，Z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并于2018年10月30日发布公告对该计划延期两年。该计划中，对持股员工持有人名单中，第10项为“公司其他员工，出资额5，550万，比例92.50％。”该计划中规定“持有人与公司劳动关系终止时，其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必须被强制转让，并由管理委员会决定其份额的受让人。受让人按照持有人所持有份额的认购成本价与所持份额对应的累计净值孰低向持有人支付转让款”。一审再查明，XX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将常锋涛起诉至闵行区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70，000元及相应利息。该案中查明，2017年3月6日，常锋涛从XX公司处离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协议书》系对上市公司用于激励员工的股权进行代持，故应当先对该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评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般而言，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发行人所有股份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且上市公司应当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禁止发行人的股份存在隐名代持情形，涉及上述代持协议的其效力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协议书》中所代持的股份金额为17.5万元，代持比例不足1％，不在披露的十大股东之列，并非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也未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中予以实名披露。故该代持行为不能对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产生影响，达不到触发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案情、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条件，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肯定。其次，关于《协议书》中“若参与人中间离职，所持有份额按原价转让给指定人员……”的约定，一审法院注意到积成电子《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中规定“受让人按照持有人所持有份额的认购成本价与所持份额对应的累计净值孰低向持有人支付转让款”，两者对员工离职后转让价格的计算方式并不相同。对此，鉴于《协议书》并未约定两者在不一致时如何处理，故应当认定《协议书》中的内容系双方对该事项的特别约定，在与员工持股计划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协议书》中的约定，故在该协议履行期间内如常锋涛离职的，应当按照《协议书》中的约定原价予以回购。最后，鉴于常锋涛已于2017年3月6日离职，常锋涛及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均确认由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连带支付，故常锋涛要求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按原价回购常锋涛代持股份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对于出资额度中的公司补贴及融资额度部分，本系在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名下，回购后继续包含在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持有的股份中。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常锋涛70，000元，以回购常锋涛所代持股份。如果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徐浩、颜愉愉、郭朝春提交证据材料：Z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发布的《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出售及非交易过户暨终止的公告》，证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经终止。被上诉人常锋涛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与被上诉人常锋涛质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证据材料真实性及客观记载内容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Z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发布《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出售及非交易过户暨终止的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共计6，429，0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6％）已全部完成出售及非交易过户。……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进行相关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清楚常锋涛的股份的最终处理方式。还查明，XX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常锋涛起诉至闵行区法院［（2019）沪0112民初47431号］，要求其偿还借款70，000元及相应利息。该案中，常锋涛辩称，其因购买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故向XX公司借款6万元，且在职期间确实尚欠XX公司1万元备用金，但XX公司尚欠其价值7万元的股权激励，XX公司理应在其离职时将股权激励问题予以处理，或者给其股权激励的股票，或者归还其本金，但是XX公司都未处理。闵行区法院审理认为，常锋涛借款所认购的并非XX公司的股权，而是Z公司的股权，故即使认购股权并未处理，也与该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常锋涛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另行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闵行区法院于2020年6月8日判决常锋涛归还XX公司钱款7万元及相应逾期还款利息损失。本案二审中，常锋涛认可该案判决已执行完毕。二审中，常锋涛陈述称，其在离职时向XX公司总经理徐浩、副总经理李子原申请按照《协议书》将其支付的7万元还给其，但该二人没有响应其。李子原陈述称，常锋涛离职时，其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常锋涛向其提出返还该笔7万元，其将情况告诉总经理徐浩，由徐浩和常锋涛沟通，最后直到其2019年3月离职时徐浩都没有处理该事情。徐浩陈述称，其系公司总经理，常锋涛离职时提出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事情，其对常锋涛讲，当时该计划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办法操作回购或结算事宜，且XX公司属于下级公司，按照多少金额去操作回购没法确定，加之常锋涛用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本金7万元其实是公司出借给他的，直到前述闵行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才得以解决，该案中常锋涛的意思是说等员工持股计划结束后作个结算，盈亏其都愿意承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定意见并无不当，各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被上诉人常锋涛基于《协议书》的约定主张上诉人徐浩、颜愉愉、郭朝春及原审被告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按照原价7万元收购该六人所代持常锋涛的股份是否合法有据。首先，《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本期计划存续期间不得转让或转让限于在参与本期计划的持有人之间或是指定人之间进行。若参与人中间离职，所持有份额按原价转让给指定人员。”现有查明事实显示，常锋涛系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从XX公司离职，故上述约定的收购条件已经成就，常锋涛要求《协议书》所涉相关主体按照原价收购其股份，具有合同依据。上诉人虽主张《协议书》与Z公司公布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内容存在出入，故应以后者内容为准，亦主张前述约定与《协议书》所载“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约定相悖，然而，《协议书》的签订时间系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公告时间之后，且《协议书》的签订主体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自然人，各方就“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参与人离职”这一特殊情形下的股份处理事宜自行协商并达成内部一致安排意见，并无不可，且与《协议书》所载一般情形下“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约定并无实质矛盾，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均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协议书》应作为本案各方的履约依据。其次，从常锋涛、李子原、徐浩所作陈述可见，常锋涛在离职时即向公司领导李子原、徐浩二人提出处理股权收购事宜，但徐浩当时却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而徐浩所提诸项理由实际上并不符合《协议书》关于原价转让股权的明确约定，从而导致该问题遗留至今。由上，常锋涛主张徐浩、颜愉愉、郭朝春、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按照原价7万元收购该六人所代持常锋涛的股份，具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应予支持，同时鉴于本案各方均确认由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六人连带支付相关款项，故该六人就上述付款义务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一审法院指出出资额度中的公司补贴及融资额度部分在收购后继续包含在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持有的股份中，意见正确，本院亦予确认。综上所述，徐浩、颜愉愉、郭朝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但判决主文表述不够准确，本院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6152号民事判决为：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常锋涛70，000元，以收购该六人所代持常锋涛的股份。如果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徐浩、李子原、刘江洁、陈益锋、颜愉愉、郭朝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徐浩、颜愉愉、郭朝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福才审判员  叶 兰审判员  严佳维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郭纯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