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恒卫，男，196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秀丽，女，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周，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典娜，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柏，男，196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恒卫、丁秀丽因与被上诉人张世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19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许雪芳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恒卫及其与丁秀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周、左典娜，被上诉人张世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恒卫、丁秀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世柏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张世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广州市红柱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柱石公司）在2019年12月20日向刘恒卫的广州超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华公司）转账的20万，在本案中予以认定为刘恒卫的借款，并要求刘恒卫从2018年5月24日开始支付利息是错误的。刘恒卫与张世柏为多年朋友关系。2018年3月22日，刘恒卫按照约定前往张世柏公司办理200万元借款的手续，双方明确张世柏应先偿还刘恒卫的50万元后出借200万元给刘恒卫。当时由于张世柏解释其自身资金不够250万元，需要向其弟张世松借款50万元才能凑够该250万元于次日转给刘恒卫，故要求刘恒卫按照其要求在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上抄写了“张世柏3月18日借款已经由张世松现金归还”的字样，并承诺会在次日将该50万元及借款200万元一并支付给刘恒卫，刘恒卫出于信任按照张世柏的要求签署书写上述字样、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丁秀丽刚好在场，也应张世柏的要求作为担保人签名。次日刘恒卫收到张世柏转账支付的200万元，经交涉张世柏解释资金不足。考虑到双方款项均是转账往来比较清晰，张世柏也明确双方款项以实际转账为准，刘恒卫并未过多考虑及时要求更换借据。2018年5月23日借款到期，刘恒卫按照张世柏的要求将上述借款偿还给了张世柏，其中110万元转入张世柏个人账户，40万元通过刘恒卫的超华公司转入张世柏指定的其控制的红柱石公司账户，50万元已经抵销。随后刘恒卫要求张世柏计算应付利息及还回200万借条时，张世柏却对刘恒卫表示无需支付利息并称找到借条以后再还给刘恒卫，刘恒卫要求其开收据以确认双方结清本金时，张世柏表示不需要，因为双方都是转账方式，都留有凭证，不需要开收据，至此双方实际已结清借款关系，当时张世柏对此也表示确认。此后19个月内，张世柏也从未向刘恒卫主张过任何的借款本息。2019年12月20日，超华公司收到红柱石公司转入的20万元，张世柏说转入该款是要刘恒卫协助完善其对公账户的走账，要求刘恒卫将该笔款项提现归还给其本人。但因丁秀丽要求张世柏将200万元的《借条》归还或出具借款结清收据未果，最终导致双方一直没有办理结清手续。2020年5月，张世柏隐瞒真相，在实际出借150万元的情况下虚构刘恒卫借款200万元，并在明知其已经实际收回该15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拒不承认其公司代为收取的40万元，向法院提出90万元的虚假诉讼。故张世柏的红柱石公司在2019年12月20日向刘恒卫、丁秀丽的超华公司转账的20万元款项属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不属本案的审理范畴，和本案无关。一审判决却要刘恒卫、丁秀丽从2018年5月24日开始按照年利率20%向张世柏支付利息，是十分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双方之间的相互借款可以相互冲抵，应予以纠正。依据刘恒卫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刘恒卫已经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张世柏转账了1623481元的款项。在张世柏的微信中也清楚的反映了上述事实，而且还明确了刘恒卫向张世柏的借款是200万。因此，双方确认刘恒卫出借给张世柏的50万借款已与案涉债务互相冲抵，张世柏确认刘恒卫个人账户转账给张世柏的金额是160万元。而一审认为刘恒卫的50万元出借款项不作为本案还款予以计算是错误的，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三、张世柏称张世松取款现金50万元系偿还刘恒卫的借款与事实不符。张世柏和刘恒卫之间一直都是通过银行转账进行借款交易。现金交易不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张世柏主张已经通过现金方式偿还刘恒卫借款的证据为虚假证据，其是处心积虑地准备好所谓的现金还款的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另外，刘恒卫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案涉50万元现金的存取情况，但一审法院未予以准许亦未对此进行说明。四、一审法院作出的本案诉讼保全事项的民事裁定书后，没有及时送达给刘恒卫、丁秀丽，违反民事诉讼法送达的规定，侵犯了刘恒卫、丁秀丽的及时知情权和复议权。五、张世柏拒不承认指定公司账户收取刘恒卫还款40万元的陈述属于典型虚假陈述及虚假诉讼行为。根据双方的微信记录可充分证实，张世柏在2018年5月23日指定其公司账户作为收取刘恒卫偿还40万元借款的收款账户，这是客观事实，但张世柏却故意虚假陈述，欺骗法庭，企图借法院判决获得其非法利益。张世柏虚假诉讼行为及一审法院超额查封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刘恒卫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对刘恒卫予以赔偿。张世柏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应驳回刘恒卫、丁秀丽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先后两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核实，且当庭查看刘恒卫的手机中反映的双方全部微信聊天，对双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十分清楚的；一审法院在庭上也多次对本案中两个借款法律关系进行了释明，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正确。针对刘恒卫、丁秀丽所称的两个关键的上诉事实，张世柏回应如下：一、关于刘恒卫、丁秀丽称超华公司和红柱石公司之间的来往款40万和20万对公转账的问题。刘恒卫在一审中请求将两家公司账户的往来款项在还款时进行折抵，在其提交的证据三中包括情况说明和营业执照、工商信息，均可证明两人作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的来往，以及证明两家公司往来的款项与本案的还款是有直接关联，对此一审法院采纳并根据两家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的事实认定折抵借款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其又上诉主张其中红柱石公司转回的20万，应由张世柏另案起诉，不进行折抵，这种陈述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二、关于刘恒卫出借给张世柏5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明确向刘恒卫、丁秀丽说明借款发生在案涉借款之前，两者并非是同一个借款法律关系，建议其提出反诉，但刘恒卫、丁秀丽没有反诉，故一审作出的认定没有错误的。5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款是不同的借款关系，利息、还款方式、生效方式均不同，刘恒卫、丁秀丽经一审法院释明没有提起反诉，50万元借款应当另案处理，一审法院并未剥夺刘恒卫的权利。如果在本案二审中一并处理该50万元借款，既违反法定程序，也侵犯了张世柏的答辩权和质证权。关于该50万元借款，如刘恒卫另案起诉，张世柏会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50万元在借款200万之前已经平账，否则张世柏不可能会出借200万元给刘恒卫，这是有事实和证据支撑的。张世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恒卫、丁秀丽连带支付张世柏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5月23日按照年利率5%计算，从2018年5月24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恒卫、丁秀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世柏与刘恒卫朋友关系。刘恒卫与丁秀丽为夫妻关系。张世柏为红柱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恒卫为超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两家公司自2018年3月23日后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张世柏称其个人账户共收取刘恒卫转账110万元，公司账户收取40万元后退回20万元。刘恒卫则称其2018年3月19日向张世柏偿还50万元，2018年5月23日分别偿还70万元、10万元、30万元，同日通过公司账户转账40万元，共计偿还200万元。另查明，丁秀丽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如果需要偿还借款同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认为本案借款已经全部清偿完毕。一审诉讼中，张世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借条，显示2018年3月23日刘恒卫向张世柏借款2000000元，年息5%，借款期限60天，到时本息一次性付清，否则按年息20%计算。借款人：刘恒卫担保人：丁秀丽。2.银行汇款凭证，显示2018年3月23日张世柏向刘恒卫转账2000000元。3.工商银行取款记录单，显示2018年3月22日张世松分别取款200000元和300000元，刘恒卫在取款单上书写2018年3月8日张世柏借款已由张世松现金归还。4.借条，显示2018年3月18日张世柏向刘恒卫借款500000元。5.银行历史明细，显示张世松的账户于2018年3月22日提现300000元、200000元。6.转账凭证，显示2019年12月20日红柱石公司向超华公司200000元。刘恒卫、丁秀丽对张世柏出示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是刘恒卫签名，该签名并非表明刘恒卫收取张世柏500000元现金，且没有签字的日期，若是收取现金应当出具收条，双方之间资金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并非通过大额现金交付，而且也是案外人张世松的取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因为没有原件，故对其不予认可。对证据5、6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诉讼中，刘恒卫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单据，证明刘恒卫已经偿还张世柏200万元的借款。2.微信记录，证明张世柏要求刘恒卫将200万元借款中的40万元还款汇入张世柏自己的红柱石公司。3.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工商信息，证明超华公司依照刘恒卫的指令汇款给红柱石公司，张世柏是红柱石公司的大股东和法人。4.微信记录，证明张世柏确认双方只是通过电子渠道进行款项往来，并承认刘恒卫通过个人账户归还张世柏的款项为160万元。张世柏对刘恒卫提交的证据1因为没有原件，故不予确认，认为付款主体并非刘恒卫，应当另案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主张，刘恒卫有意截取片段。对证据3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涉及案外公司的应当另案主张。对证据4不予认可，由于两者之间关于该笔债务有多个内容核实，但刘恒卫仅交了部分，无法确定，张世柏仅主张9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张世柏为证明其与刘恒卫之间的借款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银行转账凭证为证，故一审法院对张世柏与刘恒卫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张世柏称刘恒卫尚欠900000元未归还，而刘恒卫则称其已清偿全部借款，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之所以存在900000元的还款差额是对于2018年3月19日刘恒卫向张世柏转账500000元以及超华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向红柱石公司转账的400000元是否属于本案的还款存在争议。首先，关于2018年3月19日刘恒卫向张世柏转账500000元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2018年3月23日，而刘恒卫向张世柏转账500000元的时间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刘恒卫主张上述500000元用于偿还本案借款明显违背常理，而且张世柏亦承认其之前有向刘恒卫借款500000元只是认为已经还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恒卫在2018年3月19日向张世柏转账的500000元并非用于偿还本案借款，而是刘恒卫与张世柏之间的其他借贷关系，不应作为本案还款予以计算，刘恒卫与张世柏之间关于2018年3月19日的转账可另案处理。其次，超华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向红柱石公司转账的400000元。张世柏与刘恒卫作为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两家公司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又无其他经济往来，再结合超华公司出具的说明可知超华公司向红柱石公司的转账行为应是受刘恒卫委托，因此超华公司在2018年3月23日后向红柱石公司的转账行为应视为代刘恒卫向张世柏的还款。同样，基于上述关系，考虑到上述两家公司财务账户与双方个人账户的问题，红柱石公司在2019年12月20日又转账200000元给回超华公司，在扣除上述200000元后，超华公司实际向红柱石公司转账200000元，该笔200000元应作为刘恒卫偿还张世柏的借款。最后，根据上述分析，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刘恒卫已经向张世柏偿还借款1300000元，尚欠借款本金700000元。此外，根据借条约定，借款期限60天内的借款利息为年利率5%，超出则按照年利率20%计算利息，故现张世柏主张利息从2018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23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从2018年5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也未超出法定最高限制，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丁秀丽作为担保人以及刘恒卫的配偶，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恒卫、丁秀丽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张世柏7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2018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5月23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利息，从2018年5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二、驳回张世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15元（张世柏已预付），由张世柏负担1426元，由刘恒卫、丁秀丽共同负担4989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刘恒卫、丁秀丽提交证据七份：1.2018年3月18日至3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世松以购房资金周转为由向刘恒卫借款50万元；2.2018年5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拟证明借款到期张世柏向刘恒卫催款，刘恒卫依约支付110万元至张世柏工行账户，40万元按照张世柏的指示转账至指定的公司账户，刘恒卫已清偿借款150万元，张世柏对此无异议；3.2018年2月2日、2018年11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恒卫在张世柏公司购买黄金首饰，支付首饰款23481元至张世柏工商银行账户；4.2019年12月13日至12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世柏因红柱石公司款项平账的需要，要刘恒卫协助提现平账，故在2019年12月20日通过红柱石公司转账20万元给超华公司；5.2019年12月20日至12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刘恒卫要求结清150万元借款遭到张世柏拒绝，双方产生纠纷；2.张世柏明确双方往来有银行转账记录作证，明确其个人名下收取162481元款项，扣除首饰款23481元，加上公司收款的40万元，合计收到刘恒卫200万元；6.张世柏涉及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拟证明张世柏在本案之前已经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的经验，且多起诉讼均涉及现金交付的情况，部分现金交付的主张未获法院支持；7.手机截屏照片（2张），拟证明案涉借据是在2018年3月22日而非在23日签订，当时并未付款，银行凭证上刘恒卫书写的内容是按张世柏的要求抄写，是在案涉借据之前形成的。张世柏向本院提交证据12份：1.《博士学位证书》、2.《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证书》、3.红柱石公司《营业执照》、4.《红柱石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5.广州市魅钻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6.《广州市魅钻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证据1-6拟证明张世柏有一定经济基础；7.工商银行账户流水账拟证明刘恒卫转账给张世柏的款项1618281元，张世柏仅认可其中110万元是归还本案借款；8.行程截图、9.《携程短信》、10.张世柏《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11.张世柏《中国南方航空机票》，证据8-12拟证明张世柏与刘恒卫一起为刘恒卫的情人处理事情引发本案50万元归还的争议。二审期间，刘恒卫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调查：1.张世柏名下账号尾号为1653的账户、张世松名下账号尾号为7914的账户于2018年3月22日的交易流水；2.2018年3月22日当日办理序号1至5业务凭证五份；3.红柱石公司账号2018年3月22日交易明细一份；4.张世柏名下账号尾号为3712的账户于2018年3月22日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张世柏主张的张世松提现50万元偿还给刘恒卫不属实，张世松提取50万元后将款项存入红柱石公司账户，没有交付给刘恒卫。张世柏提交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1.2018年3月22日至23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门口监控、院区内食堂、院区道路视频监控，拟证明张世柏、丁秀丽和刘恒卫于该期间在此地点的情况，监控录像与本案有重大关系；2.张世柏与刘恒卫自2017年12月31日到2018年12月31日的全部微信记录及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就借款事项在微信上进行沟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对方的证据均存在争议。本院审查认为，刘恒卫、丁秀丽提交的证据中，证据3所载微信对话内容与本案200万元借款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纳；证据7是张世柏其他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亦不予采纳；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存在异议，也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故本院予以采纳。张世柏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6，拟印证其具有出借能力，该证明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7，刘恒卫、丁秀丽对银行转账记录中与其主张的还款部分110万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12中所涉款5200元，刘恒卫、丁秀丽没有主张该款项为偿还本案借款，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亦不予采纳。刘恒卫、丁秀丽申请律师调查令，本院已予以准许，对调查取证所得证据材料，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其中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中张世柏50万元借款是否清偿的事实相关，故本院予以采纳。张世柏申请调取监控资料，与其拟证明的刘恒卫在其办公室取走50万元现金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且相关监控资料是其办公室所在大院的监控资料，其应自行提供该监控资料，故本院认为该项申请不属于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不予准许。张世柏另申请调取其与刘恒卫的微信聊天记录，该申请事项亦不属于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本院不予准许。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当事人亦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3月18日至19日，张世柏与刘恒卫就50万元款项事项在微信聊天中进行交流，张世柏将其与案外人的协议书发给刘恒卫，并告知刘恒卫“请你打款过来，谢谢”。刘恒卫于19日转账50万元给张世柏，转账后将手机短信截图发给张世柏。双方确认该款项是刘恒卫出借给张世柏；刘恒卫主张没有要求张世柏写借条，故其并不持有借条，但对张世柏出具的借条的内容没有异议，确实存在该笔借款；张世柏主张其出具了借条给刘恒卫，但刘恒卫称遗失了，张世柏仅能出具其在交付借条前拍下的图片。案外人张世松名下银行卡于2018年3月22日9点14分取款30万元，银行业务凭证上写明操作柜员07210，银行工作人员在该凭证下方手写“客户要求用现金支取后用现金存入”；9点17分，红柱石公司名下账户存入现金存款30万元，摘要为张世柏私人借款，记账柜员07210；9点20分，张世松名下的前述账户取款20万元，银行业务凭证上写明操作柜员07210，银行工作人员在该凭证下方手写“客户要求用现金支取后用现金存入”；9点21分，红柱石公司名下的前述账户存入现金存款20万元，摘要为张世柏私人借款，记账柜员07210。同日，刘恒卫、丁秀丽签订200万元的借条；刘恒卫按照张世柏写下的“2018年3月18日张世柏借款已由张世松现金归还”的样式，在前述20万元取款凭证上写了相同内容。案涉200万元借款于2018年5月22日到期，22日至23日，张世柏与刘恒卫就还款事项在微信聊天中进行交流。张世柏：“恒卫，那款23日能按时到位吗？我约了23日当天付款及房屋过户。”刘恒卫：“可以。”张世柏：“恒卫，快一点，怕来不及办过户了。”张世柏发送红柱石公司的账号，并说“转入我们公司帐号吧，我们提现吧。”23日当天，刘恒卫使用本人名下的账户转账70万元、10万元、30万元至张世柏名下账户，超华公司名下账户转账40万元到红柱石公司账户。转账后，从刘恒卫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未有联系，直至2018年7月11日才有新的对话内容。2019年12月13日至27日期间，双方就案涉两家公司转账款项理清和双方借还款事项在微信聊天中进行交流，内容摘要为：张世柏提出其现在账上有钱可以把往来数理清；刘恒卫同意本月将往来数调整，并将超华公司的账号发给张世柏；张世柏安排红柱石公司向超华公司转账20万元，并将其个人账号告知刘恒卫，要求其将该2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刘恒卫未将20万元及时转回给张世柏，张世柏向其催款，表示拿着超华公司往来款40万元并非其本意，现按刘恒卫的要求将其中20万元先退回去，请刘恒卫按说好的程序将款项还到张世柏私人账户；张世柏之后称其将刘恒卫欠其几十万元一事告知了案外人，告知说张世柏将钱打给刘恒卫，但刘恒卫不打给张世柏；刘恒卫回复，称张世柏2018年5月23日就知道23日所借款项已还清，否则不会一年多都不追钱，张世柏应归还刘恒卫出借的50万元，连同刘恒卫向张世柏的借款200万元，张世柏应将250万一起给刘恒卫，但实际只付了200万元，刘恒卫按时还钱，没有欺骗张世柏，现在只是按财务要求拿回张收款的收据，张世柏拖了一年多不写收据，刘恒卫想拿回借据，张世柏又说不知道放哪里，其没有欺骗张世柏，是张世柏欺骗了刘恒卫。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案涉的200万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完毕？第二，本案中是否涉及虚假诉讼或者套路贷的情形？关于焦点一，案涉的200万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完毕的问题。刘恒卫主张已经通过其名下账户向张世柏账户转账11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该转账发生于约定的借款到期日即2018年5月23日，张世柏确认该还款事实，故本院依法认定刘恒卫于2018年5月23日还款110万元。刘恒卫主张其经营的超华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向红柱石公司转账40万元是偿还案涉借款。本院评析认为，第一，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两家公司款项发生期间没有其他款项往来，以及超华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其是受刘恒卫委托向红柱石公司转账，据此认定前述转账款项应视为超华公司代刘恒卫向张世柏的还款。张世柏没有对该判决结果提起上诉，足以判断其对该认定意见没有异议。第二，从刘恒卫在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在刘恒卫个人账户无法转账的情况下，张世柏提供了红柱石公司的账户给刘恒卫进行转账，印证了该款项是刘恒卫向张世柏的还款。第三，张世柏认为该部分40万借款未清偿，但是对该红柱石公司收取超华公司40万元的用途，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是因其他合理原因而收取，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依法认定该40万元是刘恒卫清偿案涉借款的款项。刘恒卫主张其在案涉借款发生前出借给张世柏的50万元款项已经用于抵销本案借款。本院认为，首先，对刘恒卫于2018年3月19日出借50万元给张世柏，有刘恒卫提供的转账凭证和张世柏提供的借据复印件为据，该借款关系真实有效。其次，依据载有刘恒卫手写内容的银行业务凭证不足以证明张世柏已经偿还了2018年3月19日的借款。虽然张世柏提供了刘恒卫书写“2018年3月18日张世柏借款已由张世松现金归还”的银行业务凭证，并在一审中陈述前述50万元借款已经由张世松从银行取现后代张世柏偿还给刘恒卫，故该5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但是根据刘恒卫二审中申请律师调查令后调取的银行记录显示，张世松取款50万元后随即存入红柱石公司的账户，张世柏关于用该取款现金还款给刘恒卫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张世柏在二审中改变陈述，称刘恒卫于2018年3月22日或者23日到张世柏的办公室取走现金50万元，与其之前的陈述不一致，其理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张世柏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另行交付现金的事实，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张世柏关于其已经向刘恒卫偿还50万元借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规定，既然张世柏未清偿50万元借款债务，而刘恒卫同时向其负有归还借款200万元的义务，那么两者依法可进行抵销，故刘恒卫主张以发生在前的50万元借款抵销发生在后的20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债务，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认定结论与张世柏与刘恒卫在2019年12月13日至27日期间的微信聊天对话内容也是相符的。在对话中，张世柏仅是主张两家公司之间40万元的往来款项需要清理平账，并确认收到刘恒卫160万余元，没有提出另欠50万元的事项，可见其亦认可该50万元债务已经结清的事实。另，张世柏认为刘恒卫没有就该抵销事项提出反诉，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抵销，但是抵销事项作为抗辩理由，在符合前述规定的情形下依法成立；要求抗辩一方提出反诉或者另案诉讼，既增加了当事人诉累，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又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采纳张世柏的该项意见。综合上述内容，刘恒卫向张世柏借款200万元之后，以自有账户偿还110万元，以公司往来款形式偿还40万元，另以张世柏向刘恒卫的借款50万元抵销清偿债务，共计200万元，以上事实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认定案涉20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张世柏提起一审诉讼，要求刘恒卫、丁秀丽还款，缺乏依据，本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查明50万元借款抵销事实，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2019年12月20日红柱石公司向超华公司转账的20万元，从转账时间看，是发生在案涉200万元借款到期清偿之后一年多，从转账用途看，该款项是张世柏要求刘恒卫共同理清公司往来账以达到平账目的而进行的转账，可见该款项与案涉借款无关，不应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予以调处。一审法院认定是退回借款并认为刘恒卫尚欠借款20万元，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需要指出的是，刘恒卫在其与张世柏的微信聊天中表示同意向张世柏偿还该20万元，其应遵循民事行为诚实信用原则，立即向张世柏偿还该款，避免另外产生诉讼。关于焦点二，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和套路贷情形的问题。本案中，张世柏已经实际交付了借款200万元，没有捏造借款事实；其次双方对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完毕存在争议，对其中40万元的公司往来款，张世柏要求进行清理平账，在微信聊天中表示同意将该40万元退回，其仅是混同了偿还借款与清理往来款两个法律关系，并没有恶意占有的主观意愿；再次张世柏对刘恒卫出借的50万元，认为应另案处理，不应抵销，而不是否认该款项。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张世柏提出本案诉讼，系正常的民事诉讼行为，不应当认定其诉讼行为存在虚假诉讼情形。同时，在本案涉及的借贷行为中，没有出现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等具有套路贷典型特征的行为，故本院亦不认定本案中存在套路贷行为。因此，对刘恒卫、丁秀丽提出的张世柏虚假诉讼和实施套路贷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刘恒卫、丁秀丽认为一审法院在作出诉讼保全事项的民事裁定后，没有及时将文书送达给当事人，影响其权利，但是该裁判文书是送达后立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可以行使申请复议的权利，一审法院并未侵犯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复议权，刘恒卫和丁秀丽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恒卫、丁秀丽的部分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遗漏查明张世柏向刘恒卫借款50万元是否真实偿还的事实，在两人互负到期债务且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情况下适用法律有误，未予抵销债务，本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199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世柏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张世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上诉人张世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