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4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瑞，女，199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懿晖，男，1988年10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茜茜，女，1990年9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上列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瑞因与被上诉人原辰儒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儒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9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查，原辰儒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在曲瑞提起上诉后经核准注销。在原辰儒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注销清算报告中，杭州懿明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辰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股东确认清算报告并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杭州懿明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辰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业已注销，工商资料载明唐懿晖、明茜茜均是杭州懿明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杭州辰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依此，本院依法追加唐懿晖、明茜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曲瑞任职的工作时间认定错误。曲瑞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XX集团北京分公司，2019年3月1日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唐懿晖将曲瑞调到上海分公司工作，上海分公司和北京分公司都是XX集团的关联公司，因此曲瑞在职时间计算应当是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8月23日。二、一审法院在曲瑞提交证据且辰儒公司未依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曲瑞系主动离职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曲瑞主动离职的事实。辰儒公司在仲裁、一审阶段也已多次承认2019年8月20日劝退曲瑞离职的事实，并且曲瑞提供的录音及聊天记录等一系列证据都可以证明，辰儒公司以公司裁员为理由，通知曲瑞下午即刻去办离职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做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辰儒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曲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因此辰儒公司解除与曲瑞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三、一审法院未对曲瑞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举证质证，并让曲瑞承担了举证不力的责任，曲瑞不服，一审法院此举不符合法律规定。唐懿晖、明茜茜辩称，不同意曲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曲瑞于2019年3月4日入职辰儒公司，签订了2019年3月4至2022年3月4日的劳动合同，但曲瑞自己于2020年8月20日提出离职，并递交离职申请。曲瑞工作至2019年8月20日，辰儒公司已经结清曲瑞工资。辰儒公司是独立的公司，曲瑞是主动提出离职申请的，辰儒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曲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辰儒公司支付曲瑞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000元；2．辰儒公司支付曲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5日，曲瑞、辰儒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为2019年3月4日至2022年3月4日，试用期为3个月，从2019年3月4日起至2019年6月4日；工作岗位为市场经理；试用期基本工资为税前4，800元／月，试用期满后基本工资为税前6，000元／月。2019年4月16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4，579.31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5月16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6，128.12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6月18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4，950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7月15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5，244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8月15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5，242.50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9月13日，辰儒公司向曲瑞转款3，002.07元，摘要为工资。2019年8月20日，曲瑞在员工离职审批表和员工离职交接表上签字。2019年9月4日，曲瑞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辰儒公司：1．支付曲瑞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6，000元；2．支付曲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2，000元。2019年12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曲瑞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曲瑞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2019年12月12日，曲瑞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辰儒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3日及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3日工资1，200元。2020年1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曲瑞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曲瑞称，北京XX有限公司是XX集团的北京分公司，辰儒公司系XX集团的上海分公司。曲瑞系从北京分公司调入上海分公司，故辰儒公司应支付曲瑞2019年2月份工资。员工离职审批表和员工离职交接表上的签字虽然是曲瑞签署的，但是在辰儒公司的逼迫下签字的，离职审批表上的离职类别上主动离职的勾不是曲瑞打的，签字时是空白的表，由于曲瑞刚开始工作，生活经验不足，签好字后并没有报警。辰儒公司称，辰儒公司是独立法人，和北京XX有限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辰儒公司法人唐懿晖并未在北京XX有限公司任职。唐懿晖在北京遇到曲瑞后，觉得曲瑞不错，于是让其到辰儒公司担任销售。但曲瑞入职后，业绩并不理想，经过辰儒公司劝退后，曲瑞主动离职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曲瑞、辰儒公司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合同履行期为2019年3月4日至2022年3月4日，现曲瑞亦自认曲瑞是从2019年3月份到辰儒公司处工作的，故曲瑞要求辰儒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曲瑞主张员工离职审批表和员工离职交接表上曲瑞的签字均是曲瑞在辰儒公司逼迫下签署，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节事实，辰儒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曲瑞系从辰儒公司处自行离职，故曲瑞要求辰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驳回曲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二审中，曲瑞提供证据如下：1.2019年4月30日工作总结，旨在证明北京公司和上海公司是关联公司，也可以证明曲瑞从北京公司调到上海公司工作是公司内部工作调动。2.2019年3月7日路演稿，旨在证明三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2019年1月26日年度工作计划，旨在证明曲瑞从2019年1月26日入职中儒北京分公司已经有三个月。4．微信截图，旨在证明曲瑞是2018年11月1日入职中儒公司，公司至今没有给曲瑞离职证明。2019年2月27日唐懿晖让曲瑞去上海分公司，曲瑞是3月1日到了上海。5．同事孙蕾的判决书，旨在证明公司承认了中儒公司与辰儒公司是关联公司。唐懿晖、明茜茜对证据1、2、3、4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5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鉴于曲瑞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唐懿晖、明茜茜则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曲瑞、辰儒公司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合同履行期为2019年3月4日至2022年3月4日，现曲瑞亦自认其是从2019年3月份到辰儒公司处工作的，故曲瑞要求辰儒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曲瑞主张辰儒公司于2019年8月20开除曲瑞，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经审查，该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显示曲瑞的上述主张。辰儒公司则主张曲瑞于2019年8月20主动离职，并提供了员工离职审批表、员工离职交接表予以证明。经审查，员工离职审批表显示曲瑞于2019年8月20日签署该表格，离职原因处空白，离职类别处“主动辞职”一栏打勾，该员工离职交接表显示曲瑞于2019年8月20完成离职交接。虽然曲瑞主张员工离职审批表和员工离职交接表上曲瑞的签字均是曲瑞在辰儒公司逼迫下签署，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辰儒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曲瑞系从辰儒公司处自行离职，并无不当。曲瑞要求辰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曲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曲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