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7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育黎，男，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什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梓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羽，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宣松林，男，198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什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军，四川宏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向晓波，男，198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什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军，四川宏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育黎因与被上诉人宣松林、向晓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1民初4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育黎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1民初424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张育黎一审反诉请求、且驳回宣松林、向晓波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宣松林、向晓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宣松林、向晓波完成的案涉工程总产值为804501元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产值仅为675014元。第一，宣松林、向晓波并未严格按照《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完成所承包案涉工程的拆模、剔打等收尾工作。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二人需完成案涉工程包括拆模和剔打等一系列复杂工序。从2019年1月后，由于宣松林、向晓波派驻工人严重不足，造成案涉工程后期的拆模和剔打工作迟迟不能推进，而业主单位对工期又要求特别紧迫。2019年春节以后，二人仅派驻十几名工人现场施工，工人严重不足。张育黎曾多次要求宣松林、向晓波增派人手，但二人从未增派，其未严格按照《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完成所承包案涉工程的拆模、剔打等收尾工作。一审庭审中，余显武的证人证言能够印证宣松林、向晓波未实际完成案涉工程后期的拆模和剔打工作的事实。同时，结合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宣松林、向晓波未实际完成拆模和剔打工作的具体楼栋、面积等具体情况。余显武的证人证言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依法应予采信。第二，案涉工程的拆模、剔打等收尾工作实际由张育黎另行聘请第三人（王榜贵、何洪双）代为履行完毕并支付了相应的劳务费用。为避免工期延误，张育黎被迫另行聘请第三人（王榜贵、何洪双）继续履行后期拆模和剔打工作，并支付了相应的劳务报酬129487元。一审庭审中，王榜贵的证人证言，关于入场时间、施工范围、具体工作等内容的陈述与张育黎所陈述的事实一致。同时，证人王榜贵完成的拆模工作，关于施工面积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未完成面积一致；同时，张育黎与王榜贵关于工程造价的结算中，关于结算单价也是参照《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所约定的单价进行合理结算。即王榜贵的证人证言与张育黎所举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王榜贵的证人证言依法应予采信。综合上述第一、第二点意见，张育黎对宣松林、向晓波在2019年春节后尚在案涉项目做工的情况下，又另行聘请第三人进场施工的原因进行了合理说明，并且尽到了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关于“张育黎就为何会找第三人施工未提交证据证明”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第三，《模板工程量清单》中，张育黎并非对宣松林、向晓波已实际完成工程总量的确认。2020年8月4日，张育黎出具的《模板工程量清单》仅仅是对完成案涉工程后的工程总量及造价的确认，即只有在宣松林、向晓波完全履行承包义务（包括完成后期拆模和剔打工程）且不违约后，才能以工程款804501元全额予以结算。案涉工程实际完工时间和张育黎出具《模板工程量清单》的时间虽间隔较长，但并不能否认宣松林、向晓波未实际完成案涉工程后期拆模和剔打工作的客观事实。综上，双方均确认完成案涉工程的总造价为804501元，由于宣松林、向晓波未实际完成案涉工程的拆模、剔打等收尾工作，故，其二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产值为675014元（804501元-129487元）。故，一审法院关于宣松林、向晓波完成的案涉工程总产值为804501元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关于张育黎向宣松林、向晓波支付工程款579226元的认定不清，依法应予纠正。实际上，张育黎已经支付了工程款共计749961元。结合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宣松林、向晓波自认收到的工程款565501元，对此，张育黎无异议。但在前述金额外，在宣松林、向晓波委派的现场唯一班组负责人成某的见证下，张育黎还另行代宣松林、向晓波向其班组的劳务工人（包括曾佑强等人）直接发放了劳务报酬158135元。对此，张育黎也有证据予以证明。另，关于张育黎代为支付的林光虎二人木工工资8100元，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依法应予纠正。实际上，证人成某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明确陈述：“林光虎做的宣、向的工，但是钱是张育黎代付的”。而张育黎陈述：“8100元是现金支付的”。张育黎与成某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且工程款多以现金方式支付符合行业习惯，依法应予认定。关于涨模、爆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一审庭审中，证人成某对涨模、爆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予以确认。同时，证人成某作为宣松林、向晓波的现场唯一负责人与张育黎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客观、真实，依法应予采信。综上，张育黎实际向宣松林、向晓波支付了工程款749961元。该金额与张育黎出具的《模板工程量清单》中已付款基本一致，能够体现其付款的真实性。三、宣松林、向晓波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产值仅为675014元，现张育黎已实际向宣松林、向晓波多支付了工程款47947元，故其二人应向张育黎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47947元。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张育黎的一审反诉请求，驳回宣松林、向晓波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宣松林、向晓波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张育黎关于宣松林、向晓波2019年后春节人手不足的陈述无证据证明，实际上宣松林、向晓波在工地上一直完成工程量。至于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系由张育黎本人打印，无公司印章，仅有资料印章，不符合单位印章的规定，也无制作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规范要件，故该证明不应采信。张育黎陈述2019春节发现有未剔打工程，要求宣松林、向晓波尽快施工，但因张育黎承接的工程不仅限于分包给宣松林、向晓波二人的工程，因此并不能证明未剔打工程范围以及是否全部属于宣松林、向晓波所施工的范围。至于王榜贵的证言，王榜贵陈述其在张育黎处有分包工程，其施工范围不仅是代宣松林、向晓波完成剔打工程，故应当予以扣除。双方结算的81万元就是宣松林、向晓波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产值，而张育黎认为系双方约定的总的工程量的结算，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至于向曾佑强发放劳务报酬11万元，已在宣松林、向晓波自认的已付款中，不应另作扣除；代付林光虎的8000余元，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系如何产生，也不应扣减；涨模爆模费，无证据证明系因宣松林、向晓波的原因而造成的扣除罚款。综上，张育黎的上诉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宣松林、向晓波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育黎支付宣松林、向晓波工程款23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育黎承担。 张育黎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宣松林、向晓波返还张育黎多支付的工程款47947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工程款47947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款项结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反诉费用由宣松林、向晓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日，张育黎（合同中甲方）与宣松林、向晓波（合同中乙方）签订《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甲乙双方根据合同协定，现将武海青城二期工程模板工程以包工的形式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1、主体结构模板制作安装工程原设计图和设计变更，工程立项等图纸由甲方提供；2、模板工程的制作和安装包含至诚体系搭设、加固和拆除；3、乙方自备小型工具、手电锯、铁钉、铁丝、手电钻、撬棍等；……6、承包单价：附楼地下室33元/平方米，主楼地下室35元/平方米……付款方式及结算依据：1、验收合格。2、涨模、梁模的混凝土面完成剔打。3、模板拆除完毕，材料清理到指定位置、分类堆码整齐。4、如果因质量进度造成的罚款由施工区域班组承担。5、年底结算以完成量结清，未完成拆模按30%扣除，完成后付清，未完成剔打的每平方扣1元。”。 上述合同签订后，宣松林、向晓波遂组织人员到案涉项目进行施工。2020年8月3日，张育黎以“承诺人”的身份向宣松林出具《承诺》：“我张育黎承诺在2020年8月4日下午3点在所施工工地项目部结算宣松林所承担工程量及清算账务。如不按时履约我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包括所有双方债权债务全部取消。特此承诺8月10日前结算我方如未按时到达承担全部责任宣松林”。 2020年8月4日，张育黎出具《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别墅区：40号楼：42号楼：43号楼：（主楼）40号：1497㎡×47元＝70359元；42号：1497㎡×47元＝70359元；43号：2595㎡×47元＝121965元多层楼：32号楼：37号楼：32号：一层、二层：2084㎡×38元＝79192元37号：一层：835㎡×38元＝31730元地下室：32号楼：37号楼、40号楼、42号楼、43号楼所有面积合计：12598㎡其中：主楼：5467㎡×35元＝191345元附楼：7131㎡×33元＝235393元4个塔吊基础：126㎡×33元＝4158元合计金额为：804501元（捌拾万零肆仟伍佰零壹）以上结算数据属实张育黎武海青城项目向波班组总量（目前已付782667元）张育黎20.8.4日（柒拾捌万叁仟陆佰陆拾柒元）暂成某为张育黎做的点工与张育黎支援40＃点工有争议”。 2018年至2019年2月1日，向晓波、宣松林班组的负责人成某制作《工资表》，经统计《工资表》中金额，合计发放工资为497282元。 另，1、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对张育黎作《询问笔录》，其表示总工程价款经结算确实为804501元，但我实则已超付； 2、在2020年12月3日的一审庭前质证中，能够确认宣松林、向晓波班组退场的时间为2019年5月； 3、一审庭审中，宣松林、向晓波自认除已领取的565501元以外，还应再扣除向张育黎借的91.2个小工共计1372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1、本案宣松林、向晓波所完工总产值是否是804501元；2、张育黎实际已向宣松林、向晓波付款的金额；3、张育黎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审理焦点一： ---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宣松林、向晓波、张育黎均作为无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无权分包或承包案涉工程，故双方签订的《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工程总产值的问题。一审庭审中，宣松林、向晓波认为其出具的《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能够证明经双方结算，其班组完成工程量的总价款为804501元，但张育黎却认为该金额是在宣松林、向晓波按约完成施工的前提下才能以此金额结算，而事实上因后期二人未能按约完工，导致其另找案外人王榜贵、何洪双班组完成并向二人班组支付费用合计129487元，应当从804501元中扣除，即张育黎认为宣松林、向晓波班组完成的工程总产值实际为675014元（804501元-129487元），对此一审法院具体评判如下： 首先，从张育黎于2020年8月3日出具的《承诺》中看，已明确载明双方将于2020年8月4日前往施工所在地对宣松林班组所承担工程量部分进行结算及清算账务，按常理理解，此陈述即说明双方将于2020年8月4日对宣松林班组所做工程量进行最终结算，并厘清双方账务往来，而次日双方亦确实通过现场核对计算出总工程量以及总金额为804501元，且张育黎在2020年8月4日出具的《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中亦明确804501元是“结算数据”，故张育黎在一审庭审中的辩解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 其次，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张育黎申请王榜贵、余显武出庭作证，拟证实宣松林、向晓波班组并未按约施工，王榜贵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自己是2019年3月被张育黎叫去做拆模，做了大概2、3个月，之所以帮张育黎做拆模是因为张育黎说的手下人不够，张育黎已向其支付了108381元。余显武则陈述，自己是案涉项目承建方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自己只针对张育黎，在抽查时确实发现有拆模和剔打的工程没有完成，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证明》内容是张育黎所写，自己只是签了字，其亦陈述在2019年春节以后向晓波班组还在工地。通过二位证人的陈述，首先能确认的是向晓波班组在2019年春节后尚在案涉项目做工，故在宣松林、向晓波班组尚在施工的情况下，张育黎就为何会找第三人施工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从张育黎自己提交的与王榜贵、何洪双的《结算单》显示时间是在2019年6月20日、25日，但张育黎与宣松林班组结算的时间远在前述时间之后，如确如张育黎所说王榜贵与何洪双所做的工程本应由宣松林班组所做，张育黎在明知有与王榜贵、何洪双结算金额的前提下，未在2020年8月4日结算时予以扣除，与常理逻辑不符，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最后，即便如张育黎所说，宣松林、向晓波未能及时增派人手导致其另请他人完成相关工程。但从在案的《承诺》载明的内容看，双方于2020年8月4日签署的《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针对的亦仅仅是宣松林、向晓波班组所完成的工程量，本就未包括何洪双、王榜贵做的部分，且双方签订的《模板工程承包协议书》并未明确宣松林、向晓波施工的具体范围亦无清单，更不是包干价，宣松林、向晓波施工的工程量只能通过双方现场依据施工图纸核对数量，据实得出，而《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正是双方根据2020年8月3日的《承诺》所进行的现场核算进而得出的结算价款，《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木工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中也未有关于804501元是宣松林、向晓波应当完成的工程量而非实际已完成工程量的明确体现，加之，结合生活常识和行业习惯，对“结算”一词的正确理解应是双方对已完工工程量或价款进行的确认，张育黎的该项辩解并不符合上述习惯和常理； 故综上三点，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由宣松林、向晓波完成的工程量总产值为804501元，对张育黎辩解的总产值为675014元的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审理焦点二：一审庭审中，宣松林、向晓波自认已收款为565501元，分别为向晓波领取的144800元、成某领取的75000元、200000元现金，余下的145701元自认计入已付款中，并自认从张育黎处借的91.5个小工所产生的13725元应予扣除，故已收款的总金额为579226元。但张育黎认为自己已支付722961元，具体为向晓波自认的144800元、成某领取的551836元、代付的小工工资13725元、代付的木工工资8100元以及涨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对此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 1、144800元与13725元因宣松林、向晓波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二人班组的应得款中予以扣除，不再赘述； 2、代付的木工工资8100元：因张育黎并未出示相关支付依据以及能证实8100元如何产生的证据，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扣除； 3、涨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因张育黎并未提供证明涨模是因宣松林、向晓波班组原因造成的证据，且即便存在这一事实，张育黎亦未提交4500元来源的证据，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不予扣除； 4、成某领取的551836元：该部分费用中的246500元宣松林、向晓波已自认领取并在诉请时已扣除。从证人成某的证言看，其陈述该部分金额实则包含了张育黎向向晓波、宣松林借工所支付的费用，并且张育黎借出去的189.5个工做的内容亦非是属于宣松林、向晓波的施工范围，而自己仅是负责现场管理，宣松林、向晓波、张育黎之间相互借工的事情不参与也不清楚，且这部分钱从三人处都领过，由此可看出，成某实则对该部分费用的构成明细并不清楚，《证明》内容亦非由成某本人书写，加之该部分费用包含了张育黎向宣松林、向晓波借工的费用，不应计入张育黎的已付款内，且就该部分费用张育黎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辅助证据加以证明，故该部分费用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出张育黎所陈述的事实，应当由其本人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不予扣除。 综上，本案现有证据能够确认宣松林、向晓波已领取的款项为579226元（144800元+75000元+200000元+145701元+13725元），张育黎还应向宣松林、向晓波支付的工程款为225275元（804501元-579226元）。 关于审理焦点三： 鉴于前述一审法院已认定张育黎尚欠付宣松林、向晓波工程款225275元，故不存在张育黎向宣松林、向晓波超付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张育黎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育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宣松林、向晓波支付工程款225275元；二、驳回宣松林、向晓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育黎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443元，由张育黎负担2339元，向晓波、宣松林负担104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499元，由张育黎负担。 二审期间，张育黎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行流水，拟证明湖北京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代向晓波、宣松林发放劳务工资，该笔付款应认定为张育黎支付的工资款项，金额共计80522元；2.张育黎的银行流水（2019年2月3日曾佑强-2019年2月4日成某），拟证明张育黎代向晓波、宣松林向其劳务工人发放工资，金额共计423314元，且其中所载明的工人均为向晓波、宣松林在案涉工程中的劳务工人。 向晓波、宣松林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张育黎举证的内容即便其中的人员是案涉工程的劳务人员，但并非完全是向晓波、宣松林的工人，双方存在相互借工的情况，不应当扣减；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工资表中的金额与农民工实际领取的工资一致，该金额已计入已付款金额，并予以了扣除。 向晓波、宣松林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2019）川0181民初4886号、4887号、4888号、4890号、489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2019年3、4月仍然在工地继续施工，案涉工程总金额不仅仅81万元，还有春节后所支付的工资，只是未计入到第一次的工资表中。 张育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其工人不是完全都是施工，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张育黎、向晓波、宣松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力详见后文。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张育黎举示的王榜贵、何洪双的结算单据签署于2019年6月。 一审中，张育黎申请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成某出庭陈述张育黎借的189.5个工所做的活有些与合同内容有关，有些无关；其领取的551836元在宣松林、向晓波、张育林处都领过；林华虎由成某聘请，做的是宣松林、向晓波的工，该二人对此知晓，宣松林、向晓波未结清款项，就由张育林代付；成某还表示对施工期间爆模产生的罚款不清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能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2.已付款金额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应当扣除木工工资、罚款等费用。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如一审所述，首先，张育黎于2020年8月3日出具《承诺》，承诺双方将于8月4日就宣松林班组所承担工程量进行结算并清算账务，次日双方亦确实通过现场核对统计出工程量及总金额，并明确804501元为“结算数据”，一审据此认定双方于2020年8月4日形成的《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应为双方的最终结算并无不当；其次，案涉《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8月4日，而张育黎主张的案外人王榜贵、何洪双等人的施工行为、结算行为均发生于2019年。若张育黎所述属实，张育黎在明知向晓波、宣松林未完工部分系由案外人王榜贵、何洪双施工的情形下，未在与向晓波、宣松林结算时予以扣除，不符合常理；最后，从《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所载内容看，也无804501元系应完工程量而非实际完成量的明确表述。一审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生活常识、行业习惯对此已作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一审认定《都江堰.中华青城府向晓波、宣松林班组模板工程量清单》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并确认工程总产值为804501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张育黎主张其已付款金额为749961元（一审认定的579226元＋劳务报酬158135元＋代付木工工资8100元＋罚款4500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劳务报酬158135元。依据张育黎申请的证人成某一审出庭陈述，张育黎与宣松林、向晓波之间存在相互借工情形，且张育黎借189.5个工的部分施工内容与案涉合同无关，故张育黎因从事与案涉合同无关的施工而向宣松林、向晓波借工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张育黎自行承担。虽然二审中张育黎举示了银行流水等付款证据，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无法区分张育黎支付的该笔费用究竟系其应自行承担的部分，还是代宣松林、向晓波支付的劳动报酬，应由张育黎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代付木工工资8100元。虽然成某一审出庭时作证称林华虎的费用系由张育黎代付。但本案中张育黎未能提交该款项实际支付的证据，现仅凭成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张育黎主张的该待证事实。故，一审未扣除该笔费用并无不当；第三，涨模、爆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成某一审出庭陈述其不清楚爆模事项，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施工期间因涨模曝模造成的罚款4500元”的内容前后矛盾，故本院对成某作出的有关罚款的证言内容均不予采信。且张育黎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涨模、爆模的发生系因宣松林、向晓波班组原因造成，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不予扣除该笔费用亦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案涉已付款金额为579226元，并据此认定张育黎还应向宣松林、向晓波支付剩余工程款2252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育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4元，由张育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李玲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龚耘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