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健强，男，197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乙梓，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晓星，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干，华商林李黎（前海*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嘉丽，女，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乙梓，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健强因与被上诉人罗晓星、原审被告李嘉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7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健强、原审被告李嘉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冯乙梓，被上诉人罗晓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健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罗晓星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罗晓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晓星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起诉邓健强，但在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后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时间。（二）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关系主体是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快公司)与邓健强，与罗晓星无关，罗晓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1.罗晓星并不是经营主体，也没有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故双方不可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思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颜文琦系罗晓星的配偶，也是罗晓星所谓的“向邓健强销售货物”的原因。罗晓星在一审时明确承认其是以思快公司的名义销售货物给邓健强。3.邓健强与思快公司之间存在超过十年以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期间思快公司为逃避税收，不仅要求邓健强将货款转账给罗晓星，还多次要求邓健强将货款转账给其指定员工尹某、高某、甚至思快公司其他员工账户。罗晓星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尹某、高某是思快公司员工，邓健强也提供了2013年4月22日至2017年12月5日期间向上述人员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三）邓健强并不存在拖欠思快公司贷款的情况，更不存在拖欠罗晓星货款的情况。根据罗晓星的陈述本案诉请的拖欠货款是在2010年前形成的93万元，在归还了18万元后，从而转化成本案的75万元货款。但根据邓健强提供的广发银行流水显示，邓健强从2010年8月9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向罗晓星转账1356794.5元，已远超罗晓星认为的2010年形成的93万元。交易双方实际为思快公司与邓健强，邓健强支付给思快公司的货款还应包括转账给尹某的货款，共1719768.5元。罗晓星理应对其销售货物的数量与价格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邓健强仍拖欠其货款，但其未能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邓健强确实曾向思快公司出具了93万元的《欠条》，但该款项不是欠罗晓星个人的，且该款项早已还清，故思快公司早已将该《欠条》还给邓健强并撕毁。且罗晓星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以思快公司的名义向邓健强销售货物至2016年3月，也明确承认2010年至2016年期间邓健强不拖欠思快公司货款。（四）罗晓星向邓健强出具《借条》却并未实际出借款项，因此民间借贷合同并未成立，邓健强不存在欠罗晓星借款的情况。邓健强与罗晓星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借条》并未涉及相关拖欠款项的内容，罗晓星并未实际出借任何款项，故该《借条》不可能是对双方所欠货款的结算和确认，也不可能将欠款转化为借款。罗晓星辩称，（一）罗晓星根据一审法院释明案由后，在第二次开庭至法庭辩论结束前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双方应是邓健强与罗晓星，《借条》也是作为对账单出具给罗晓星的，罗晓星有权依据双方之间的对账单对邓健强主张相应的权利。（三）邓健强提供的还款证据多为《借条》出具前，与《借条》确认的款项无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邓健强的上诉，维持原判。李嘉丽述称，同意邓健强的上诉意见。罗晓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健强、李嘉丽归还罗晓星借款7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以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8日，邓健强向罗晓星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本人邓健强现借罗晓星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750000）。落款处有邓健强的签名捺印。庭审中，罗晓星述称上述《借条》所载款项并非是借款，而是邓健强十几年前所欠货款没有还清，而要求邓健强补签立具的。对于上述《借条》的历史形成过程，罗晓星陈述如下：“2008年左右，我和邓健强都在太平洋电脑城开电脑档口，双方有互相按照行规拿货，由邓健强到我的档口拿货，邓健强在出货单上签名，一般一个星期结算一次，到年底的时候邓健强确认一共欠我货款93万元。当时邓健强答应每年归还一部分，并且提供房产证原件和结婚证复印件给我，后来邓健强的小孩需要上学把房产证原件取回了。原始的交易凭证因为时间太久了，看不清楚了。2010年，邓健强曾经向我出具了93万元的借条，后来担心借条失效，又在2016年要求邓健强重新向我出具本案的75万元借条。”对此，邓健强则陈述如下：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现在已经不欠罗晓星货款，甚至还向罗晓星多支付了货款；案涉《借条》系当时有向罗晓星借款的意向，记不清楚在立具案涉《借条》时有无拖欠罗晓星的货款，但是本案款项并非是罗晓星与邓健强之间因货物往来所结算的货款性质，而是邓健强做电脑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罗晓星借款，与双方之间之前形成的货款没有关联性；罗晓星没有将借条中的款项实际向其出借，由于双方一直有生意往来，所以就忘记向罗晓星要求收回该张借条；曾在2010年之前立具93万元的《借条》给罗晓星，立具的原因为双方对账后，因欠货款所书写；在立具93万元的《借条》至案涉75万元的《借条》期间，双方一直仍然有生意往来，我不断向罗晓星拿货，也不断向罗晓星支付货款，转账中的款项，既有支付该期间的货款，也有支付93万元的货款；对于货物交易而言，我是与罗晓星配偶所经营的思快公司之间存在货款往来，如系货款纠纷，罗晓星并非适格的原告主体。出具《借条》后，罗晓星述称邓健强共偿还了6万元，分别为：1.2016年偿还了15000元；2.2017年每月偿还5000元，共支付9个月合计45000元。对此，邓健强确认在2016年、2017年归还过部分款项给罗晓星，具体金额不清楚，但归还的款项性质是欠罗晓星的部分货款。邓健强与李嘉丽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9月19日登记结婚。庭审中，双方确认以下事实：1.双方没有约定案涉75万元的偿还期限和逾期还款的利息；2.在邓健强出具《借条》时，李嘉丽并不在场，且李嘉丽没有参与到邓健强经营的电脑档口当中。庭审中，邓健强提交了一系列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交易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还款转账记录表等，主要证明以下事实：1.2010年至2016年期间，邓健强向罗晓星转账1356794.5元，向尹某账户转账362974元（其中最后一笔为2016年4月16日的23759元），合计1719768.5元；2.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12月18日，邓健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微信向罗晓星支付货款合计75000元；3.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2月5日，邓健强向高某转账791578元；4.思快公司工商信息，该公司的法人及股东为颜文琪（罗晓星的配偶）。对此，罗晓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2010年之前邓健强欠罗晓星93万元以后，邓健强还陆续向其拿货，也陆续向其支付货款，对于原拖欠的93万元货款，邓健强只归还了少部分，直到2016年3月8日，经双方结算，原来的93万元货款，还尚欠75万元；罗晓星确认在立具案涉《借条》后，收到邓健强归还的案涉货款75000元；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与尹某之间的转账23759元，与案涉货款无关；高某于2016年就不在公司任职，该款项是邓健强与高某等人另行组建的其他公司的往来，与案涉货款无关；罗晓星仅是以思快公司名义与邓健强往来，所有货物的交付和结算的主体实际上是罗晓星和邓健强，均与思快公司无关。庭审中，双方确认所有货物交易往来的款项，邓健强均没有直接向思快公司转账交付过。罗晓星确认尹某、高某曾是思快公司的员工，但尹某、高某分别于2016年1月和2016年2月离开了公司，且罗晓星述称于2015年年底不在电脑城经营。为证明邓健强拖欠罗晓星货款的事实，罗晓星补充提交了其与邓健强之间从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罗晓星”述：“接着办呀，每个月办一笔呀”“要补三个月没办的”“谈好的事要做到”“年底了，补齐余款”；“邓健强”述：“晚点”“在，过几天安排给你”。罗晓星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从2017年初起，由邓健强每月归还5000元，这与邓健强提供的还款记录一致。邓健强确认微信号及微信昵称系其本人的，但对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催款与案涉《借条》的75万元无关，而仅与邓健强和思快公司的业务往来有关，且聊天记录有被删除的部分，是不完整的。为证明尹某、高某于2016年2月之后与邓健强之间的资金往来均与案涉货款无关，罗晓星还申请章某、尹某、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3名证人均向一审法院签署了《保证书》。经查，3名证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1.章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章某（身份证：）是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人。高某（身份证：）和尹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入职赞禾公司，现仍为我司员工。自2016年2月1日起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尹某和高某的款项实际是邓健强应支付给我司款项。2.尹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尹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起已从思快公司离职，离职后从未代表思快公司办理过任何业务事宜。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我的款项实际是我代表现任职的赞禾公司接受的款项。3.高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高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起已从思快公司离职，离职后从未代表思快公司办理过任何业务事宜。自2016年2月1日起，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我的款项实际是我代表现任职的赞禾公司接受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罗晓星在第一次庭审的法庭调查中已明确表示案涉款项的性质并非为借款而实际为货款，并在第二次庭审的法庭辩论结束前主张本案系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要求邓健强、李嘉丽承担民事责任，并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书，故一审法院对罗晓星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继续审理。邓健强、李嘉丽抗辩主张罗晓星系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没有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案涉《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性质应认定货款还是借款；二、如何确定邓健强应偿还的款项数额；三、李嘉丽是否应当共同承担案涉款项的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罗晓星主张案涉《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虽然约定为借款但实际为邓健强所欠的货款，对此主张罗晓星就案涉《借条》的历史形成过程、双方的交易习惯、还款经过、结算及付款方式、为何写借条而不写《欠条》等事实都作出详细而具体的陈述，当中并无明显矛盾之处，而且邓健强亦确认“在2010年因拖欠罗晓星货款93万元而立下借条，立具的原因为双方对账后，因欠货款所书写”、“在立具93万元的借条至案涉75万元的《借条》期间，双方一直仍然有生意往来，我不断向罗晓星拿货，不断向罗晓星支付货款，所转账的款项，既有支付该期间的货款，还有支付93万元的货款”等事实，以及罗晓星与邓健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罗晓星所主张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其次，邓健强主张案涉《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为借款，而与罗晓星之间的货款没有任何关联，但邓健强不能就罗晓星并未实际出借款项，但其至今为何不要求收回借条或不向罗晓星提出异议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罗晓星主张的《借条》历史形成过程、交易习惯作合理有效的反驳，另外，邓健强根据其提交的银行转账证据，主张已超额支付了所欠货款，也显明与一般常理相悖。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罗晓星提出案涉《借条》系双方以借款名义对所欠货款进行结算，案涉75万元的款项实际为邓健强所欠的货款，更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邓健强的上述抗辩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罗晓星有权依据案涉《借条》要求邓健强承担清偿所欠货款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案涉所欠货款的还款情况，邓健强提交了向罗晓星、尹某、高某的银行转账记录用于证明还款事实，并主张目前已不欠罗晓星任何货款。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首先，如上所述案涉《借条》实际是对双方对邓健强所欠罗晓星货款的结算，故对发生在案涉《借条》立具日期之前的所有银行转账记录，均不应计入在案涉75万元货款的还款当中。其次，对于发生在案涉《借条》立具日期之后，邓健强向罗晓星转账偿还的75000元，由于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认可，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三，对于发生在案涉《借条》立具日期之后，邓健强向尹某（转账23759元）、高某（转账791578元）转账的款项，由于证人章某、尹某、高某均出庭作证，证实尹某、高某于2016年2月已从思快公司离职，上述转账均与思快公司无关，而系赞禾公司与邓健强之间的往来款项，而本案中邓健强也无法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转账系罗晓星委托两人收款用于偿还案涉所欠货款，且上述两人的还款的总金额亦超过了案涉《借条》的总金额75万元，亦明显与一般常理不符，故在邓健强不能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转账款项亦不应计入在案涉75万元货款的还款当中。综上，扣减邓健强已支付的75000元后，邓健强仍应向罗晓星支付剩余货款675000元（75万元-75000元）。对于罗晓星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案涉《借条》未对偿还货款的期限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进行约定，故罗晓星有权要求邓健强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675000元为基数，从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罗晓星利息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罗晓星已确认李嘉丽未参与其与邓健强之间的交易，邓健强出具案涉《借条》时李嘉丽亦不在场，且罗晓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用于邓健强、李嘉丽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所需的情况下，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罗晓星主张案涉债务属于邓健强与李嘉丽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罗晓星诉请李嘉丽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邓健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67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6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罗晓星；二、驳回罗晓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罗晓星负担1899元，邓健强负担9401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邓健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赞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罗晓星声称邓健强自2016年3月就与赞禾公司运营交易，但实际上赞禾公司在2017年1月才成立，其陈述存在矛盾，至少在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的款项是支付给思快公司。经质证，罗晓星意见如下：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1.赞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已明确了高某、尹某自2016年2月起帮其做事情，已经从思快公司离职，所以赞禾公司的成立时间与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2月后的还款性质没有关联性。2.本案的当事人所从事的行业均是以档口个体工商户的名义经营，公司是否成立不影响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3.尹某、高某作为收款人已说明2016年2月后所收到的款项均与思快公司无关。至于该款项与章某或赞禾公司是否有关联，不应在本案处理，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如邓健强认为2016年2月后转账给尹某、高某的款项属于偿还案涉的款项，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李嘉丽对邓健强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双方之间的交易细节由于双方未有签订书面合同，且存在多处不规范的交易方式，综合双方在二审中的陈述，为查明本案的事实和论述方便，现将双方陈述的交易细节列表如下：            交易细节              邓健强陈述              罗晓星陈述                  双方有无买卖合同关系              一审庭审笔录中记录：“双方一直有生意往来，我不断向罗晓星      拿货”；二审中代理人解释为      “罗晓星是思快公司的老板娘，      才说是从罗晓星那里拿货，实质      上应是从思快公司拿货”。              实质上就是个人之间的交易，邓健强从未向公司支付过款项，《借条》也是向罗晓星个人出具。                  双方是否就货款以欠条      形式进行对账和确认              2010年曾经针对思快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93万元的欠条              2010年曾经出具过一张      金额为93万元的借条                  2010年结算之后是否仍继续有交易              确认              确认，但在2016年3月签署《借条》后再没有交易                  2010年结算之后是否继续向罗晓星支付款项              1.从2010年8月9日至2013年4月9日邓健强向罗晓星转账1356794.5元；      2.支付的款项优先偿还旧债；      3.双方债务已经清偿；      4.《欠条》已经撕毁。              1.2010年至2016年之间发生新的交易，也支付过部分款项；      2. 2016年3月结算后仍欠款75万元；      3.此后无交易。                  2016年3月8日邓健强      出具的《借条》真实意思所作解释              仅仅是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而向罗晓星借款；但罗晓星并未提供资金；邓健强忘记收回欠条原件。              这是双方第二次以借条形式进行对账。                  思快公司是否与邓健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确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至少持续到2017年1月。实际上是罗晓星与丈夫颜文琦共同经营思快公司并开设档口，以思快公司名义出售给邓健强。双方协商为避税才将货款转至思快公司员工及罗晓星个人账户。              思快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文琦是罗晓星丈夫，罗晓星借用思快公司的名义出售货物给邓健强，且一直都是个人之间结算款项。                  买卖双方如何对账、如何支付              1.双方的员工不定期地进行对数，一段时间卖方就会告诉买方剩余货款多少金额还未付，多年来就这么陆陆续续地修改未付货款。      2.未向思快公司支付，都是向罗晓星、尹冬梅、高力坚个人账户付款。              1.一直都是与罗晓星对账；      2.仅确认在2016年2月之前通过尹冬梅、高力坚代收过交易款项；      3.2016年2月以后尹冬梅、高力坚已经从思快公司离职，此后收取的款项均与思快公司无关。      （二）出具《借条》之后的还款情况罗晓星确认共收到邓健强还款75000元，其中2016年3月9日共偿还15000元，7月9日偿还15000元；双方约定从2017年1月起每月偿还5000元，邓健强按照该约定实际偿还到2017年12月18日，仅支付9个月共计45000元，自2018年以后未继续清偿款项。（三）罗晓星提供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与邓健强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摘录如下：罗晓星于2017年12月25日、26日、27日、28日接二连三地向邓健强发出信息：“在吗？还要办一笔”“接着办呀，每个月办一笔呀”“要补三个月没办的”“谈好的事要做到”“年底了，补齐余款”，邓健强均未有回复。罗晓星于2018年1月17日、20日、22日、29日、30日连续向邓健强发出信息：“办过来吧”“现在转过来”“办了吗”，邓健强均未证明回复。罗晓星于2018年2月2日向邓健强发出信息：“在吗”，邓健强回复“在，过几天安排给你”。罗晓星于2018年2月5日、2月7日、2月9日、2月11日、3月3日、3月27日、4月25日连续向对方发消息“今天转一下”“快点转过来呀”“明天去你公司”，邓健强均未回复。（四）思快公司的登记公示信息思快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4日，股东为颜文琦和刘东华，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10%。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颜文琦。（五）赞禾公司的登记公示信息赞禾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成立，股东为章某，持股比例为100%。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章某，监事为尹某。（六）邓健强在2016年向尹某、高某转账的情况根据邓健强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其提交的统计表，其自2016年3月至12月分43笔共向高某账户转账569500.5元；自2017年1至12月分27笔共向高某账户转账222077.5元；合计791578元。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向尹某个人账户转账23759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借条》所记载的75万元款项性质是尚欠货款还是借款；（二）邓健强是否已经清偿罗晓星的货款。对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邓健强本人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向罗晓星拿货”“向罗晓星支付过款项”，并称2010年出具过金额为“93万元”的《欠条》，此后已经还清，该《欠条》已撕毁，由此可见，邓健强主观上知晓亦未否认向罗晓星“买货”的事实。邓健强表示其仅仅与思快公司存在交易，但亦未提交书面的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仅仅提供了其向思快公司的员工支付过款项作为证据。因此，邓健强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举证尚不充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罗晓星主张《借条》中记载的75万元款项实质上是双方结算后所欠的货款，对该待证事实是否采信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交易习惯来看，虽然双方对2010年出具的是《欠条》还是《借条》存在争议，但至少均确认曾经阶段性地就欠付货款出具过书面字据，且与邓健强陈述与卖方结算货款的习惯即滚动式结算亦相互印证；第二，从邓健强的陈述来看，其表示曾于2016年意向找罗晓星借款但对方并未提供出借资金但忘记收回借条，显然与常理不符。邓健强此后继续支付欠款的事实也说明2016年3月立下《借条》之时仍有货款未予清偿，而双方对所欠货款不立《欠条》，而只对借款立下《借条》，与之前双方结算后立下字据确认的交易习惯不符，亦不符合生活常理。第三，罗晓星提供的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催促邓健强清偿欠款的证据亦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上述待证事实。因此，罗晓星主张《借条》实质上为双方对欠款的确认这一事实更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邓健强表示其通过向罗晓星以及尹某、高某的个人账户转款已经全部清偿思快公司的货款，故否认至今仍欠罗晓星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如上所分析，邓健强出具《借条》应为双方对欠付货款的结算，故尹某、高某在《借条》之前所收取的款项，均不能作为案涉欠款的清偿。第二，据邓健强统计，其自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共向高某账户转账过70笔的款项，合计791578元；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向尹某个人账户转账23759元。一方面，收款人高某、尹某均确认以上收款代表案外人章某的公司与邓健强的交易货款；另一方面，案外人章某亦确认高某、尹某两人此时已经代表章某的公司与邓健强进行交易，邓健强支付的款项与思快公司无关。尽管，邓健强表示赞禾公司注册登记时间为2017年1月，与三证人均陈述高某、尹某代表赞禾公司收款存在矛盾。对此，本院认为，一是从邓健强与罗晓星、思快公司陈述的历史交易细节来看，确有诸多不规范，双方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对合同义务的履行、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亦未有更多的结算往来函件，也未有向公司公账转款。双方实际上更注重的是交易本身，“拿货”“付款”，至于交易主体是个人还是公司并没有清晰的限定和要求。二是从邓健强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来看，其在2016年3月至12月向高某账户转账的次数多达43笔，自2017年1至12月向高某账户转账次数多达27笔，几乎每月都有交易，这与此前邓健强支付给“思快公司”的付款频次显然不同；2016年4月向尹某账户转账一次；而赞禾公司是章某的一人股东公司，章某确认以上交易全部系邓健强与赞禾公司的交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三是邓健强自2016年3月以后向尹某（转账23759元）、高某（转账791578元）转账的款项共计815337元，已经超过案涉款项，显然与其先拿货再结算然后付欠款的习惯，通常不会超付的逻辑不符。综上分析，对于邓健强主张自2016年3月起向高某、尹某账户付款实际上系向罗晓星清偿案涉货款的事实，本院仍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第三，结合邓健强在2018年仍承诺“过几天安排给你”，罗晓星主张邓健强尚欠货款未清偿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罗晓星称，双方口头约定从2017年初起，由邓健强每月归还5000元，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且从罗晓星自2017年12月底到2018年上半年期间通过微信向邓健强追讨货款的微信聊天内容亦相互印证。而邓健强在2018年2月回复罗晓星“在，过几天安排给你”，亦表明其此时仍确认尚有欠款的事实。因此，邓健强抗辩已经清偿案涉欠款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上述两部分论述，本案最终认定事实：截至2016年3月邓健强尚欠货款750000元，罗晓星自认邓健强此后向其还款75000元，故剩余货款675000元未清偿。邓健强理应继续清偿欠付货款本金675000元以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综上所述，邓健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上诉人邓健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廖 晞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