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1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湘春路53号。法定代表人：刘景诗，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阳，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慧婷，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717号五一新干线1329室。负责人：阮望华。上诉人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妇幼保健院）因与上诉人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望华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20）湘0103民初9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妇幼保健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妇幼保健院无需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3、解除原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与望华律所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4、判令望华律所向妇幼保健院返还，原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按照《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的执行阶段办案费150,000元；5、判令望华律所向妇幼保健院返还，原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按照《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的办案费63,333元；6、判令望华律所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望华律所未依约履行《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委托事务，并未全程参与房屋及车位的交付以及房屋的权证办理，根据合同第七条和第八条的约定，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以下简称省计生所）有权解除《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且无需向望华律所再支付律师服务费。1、《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一、二、三条约定，望华律所应当帮助省计生所实现涉案房屋、车位的交付，并将涉案房屋权证办理登记至省计生所名下。但合同签订后，望华律所在执行阶段并未如约全面提供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未全程参与、推进房屋及车位的交付和不动产权证的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于2019年6月全部办理至省计生所名下，得益于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及省计生所各科室和业主维权代表数年来共同推进的结果。省计生所与望华律所签订的执行代理合同已缺乏履行基础，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望华律所并未完成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合同应当予以解除。2、望华律所全程未参与涉案房产办证全过程，不符合《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付款条件，省计生所无需再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3、《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并非省计生所对望华律所已完成《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代理工作的认可。根据《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任务及目的，以及完成三项代理任务只需支付17万元办案费，并结合该协议第四条约定可以证实，双方均认可《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仍在继续履行中，签订《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仅是在《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上，双方对恢复执行阶段所需完成任务和可能存在一定办案费的补充约定。二、望华律所未全面提供《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应当返还省计生所按照《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支付的执行阶段办案费15万元。1、根据《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望华律所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省计生所有权要求望华律所返还已支付的办案费15万元。2、《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办案费“定额包干”的约定，系望华律所预先设定、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明显排除了省计生所的主要权利，望华律所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一方，未对该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该条款对省计生所不发生效力。3、从办案费的性质而言，望华律所也应当返还已支付的15万元律师办案费。望华律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按照约定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结合省计生所提交的省计生所工作人员参与办证协调会及办证具体事宜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望华律所并未参与并推进不动产权证登记至省计生所，未完成委托事项。三、望华律所未全面提供《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省计生所有权根据协议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约定，要求望华律所返还已支付12万元办案费中的6.3333万元。1、协议第三条、第六条约定办案费17万元，是对整个协议三项委托事项办案费的约定，故每一项法律服务的办案费应为5.66万元（17万元/3）。2、根据望华律所提交的2014年1月长沙中院向省计生所出具的不同意恢复执行的函可以证实，望华律所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恢复强制执行程序，而且望华律所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向省计生所出具任何法律意见书，更未告知过省计生所办案费是如何使用的，协议约定的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均未完成，望华律所应当返还已支付的办案费6.3333万元（12万-5.66万）。3、一审法院对《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中律师办案费用为“定额包干”的认定存在错误。该协议仅约定了本次代理的律师办案费为17万元，并未约定该17万元办案费采用“定额包干”的方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妇幼保健院与省计生所已合并，省计生所的权利义务由妇幼保健院继承，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维护妇幼保健院的合法权益。望华律所辩称：一、从事实来看，执行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事项已经完成，就此，望华律所已于2013年7月31日向省计生所发函告知，双方认可才另行签订《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首先，按照执行代理合同约定，受托人已完成本次委托事务，没有违约行为，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其次，省计生所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又拒不缴纳土地出让金，造成该宗土地无法办理变性手续，导致人民法院无法强制执行，这是不可归责于代理人的原因，代理人不构成违约。再次，合同第五条约定律师服务费56万元，并非分项计费，更不是附条件给付，省计生所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故付款期限已到，应当全额支付第二期律师服务费28万元。最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是独立于《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之外的新的合同关系，在以上合同或协议中，并未约定放弃28万元的律师服务费。二、如前所述，望华律所已全面完成执行代理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妇幼保健院要求望华律所返还执行阶段的办案费于约相悖，于法不允。退而言之，即使妇幼保健院有足够理由主张该项权利，也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三、《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三项代理任务及目的均已实施代理活动，虽然代理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是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代理协议中约定“如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则请求人民法院出具相关文书”，一审判决已认定长沙中院向原省计生所出具了函，该函在此后的申请资产处置和办理不动产权证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协议约定的第二项代理目的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案件当事人的配合，与代理律师或执行法院无关。其次，关于提出资产下一步处理的法律意见书，纯属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服务内容，且望华律所已及时完成该项事务。再次，望华律所已明确告知“受托人不对委托事项的处理结果承担保证之责”，况且涉案案件的代理均不是风险代理，不应返还办案费。事实上，执行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务不包含向产权登记机关递交申请办证材料，省计生所也未通知或授权望华律所代为申请办证，因此，望华律所不具有该项代理职责。另外，《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办案费也是“定额包干”，不存在另行结算问题，而且妇幼保健院在本案反诉阶段提出该项诉求，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望华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妇幼保健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57.5万元（其中：因标的额增加应增补一审律师服务费20.5万元、执行代理合同约定的剩余款28万元、按案情复杂案件的收费标准应补足报酬差额209万元）；2、驳回妇幼保健院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妇幼保健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部分最基本事实认定不够清楚、不够准确。1、涉案一审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是以债权为计算基数，而诉讼中实际主张的是物权，当物权价值大于债权数额时当然存在差额，诉讼标的额最终应按审判结果确定。2、对《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的表述不明确，合同约定的是参加本次执行活动的律师服务费56万元，故不包括恢复执行。3、对《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有关补偿和奖励的特别约定解读有误，从约定的文意来看，双方已追认案件属于复杂案件，并明确承诺给予望华律所一定的补偿和奖励，事实上已就变更一、二审报酬达成共识。由于合同未约定具体标准，根据法律规定，报酬不明确的，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履行或者依法执行政府指导价，故本案应当按照《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民事案件案情复杂的案件收费标准裁判。4、恢复执行阶段余欠5万元办案费的问题，与本案无关。5、一审判决认定的房屋交接及办证过程望华律所均未参与，缺乏证据证明，且与客观情况不符，法院办理房屋交接时代理律师始终在场，而且该事实与应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数额无关。其次，一审判决对应当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进行认定。1、案件诉讼标的已由一审合同填写的4,300万元以下上调为7,000万元，有二审代理合同为证；《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负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所附服务指引及法律风险告知书第四条载明受委托人不对委托事务的处理结果承担保证之责。2、案涉土地使用权已由划拨地变性为出让地，而省计生所产权证上登记为划拨/自管房屋，这是省计生所自身欠缴土地出让金160万元所造成的。3、28万元律师服务费属于到期债权，按照合同约定，省计生所应于2018年6月15日付清余款28万元。4、省计生所自行委托案外人张正欣代为申请产权登记，实际向其支付劳务费10,000元。5、涉案房地产已在2012年委托评估，价值1.1亿元。6、望华律所在诉前介入该纠纷，开展了诉讼策划和化债权为物权的变性工作，为省计生所通过诉讼实现利益最大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才承诺补偿和奖励。第三，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的看法和判断不符合法律思维逻辑和方式。1、妇幼保健院提出反诉不符合反诉条件，反诉请求不能排斥、抵消和吞并本诉请求。妇幼保健院提出反诉时已丧失对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案反诉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并非同一合同关系。望华律所的诉求是一、二审及执行代理的服务报酬，而恢复执行代理没有计收服务报酬。2、妇幼保健院应当支付剩余28万元律师服务费。根据《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委托事项不包括终结执行后的代理活动。《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未约定代为申请强制执行交付房产和办证两项委托事项的服务费分别为28万元，而且交付房产系主要义务，办证系随附义务。即使省计生所在申请产权登记中向案外人张正欣支付了劳务费10,000元，也不应抵扣执行阶段应付律师服务费28万元。《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未约定律师服务费，不存在报酬转移或抵消。3、一审法院审非所诉，判非所请。混淆了因标的额增加应增补一审律师服务费与补偿奖励的区别，而且合同约定的按二审判决结果执行应理解为执行交付房产。根据二审合同所填诉讼标的7,000万元可知，一审案件标的最少应认定为7,000万元。4、对执行阶段剩余律师服务费28万元未作出裁判或明确阐述不付的理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遗漏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导致错判。妇幼保健院在提出反诉前未依照该条规定向望华律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程序不合法。2、遗漏适用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及涉案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导致错判。3、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明显违背立法本意。妇幼保健院辩称：一、望华律所主张标的额增加应增补一审律师服务费20.5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若案件标的增加或提出反诉/反请求的，其服务费按原计算方式和增加的数额另行增补”，而省计生所在该案一审期间未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也未提起上诉，不存在案件标的增加的事实。而且代理合同也未约定诉讼标的物价值增加时应增补律师费。二、望华律所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28万元律师服务费的付款条件未成就，故妇幼保健院无需向望华律所支付28万元律师服务费。1、望华律所没有依据合同约定提供将案涉不动产登记至省计生所名下的代理服务，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全程未参与权证办理，不应获得服务对价。2、依据合同约定，只有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通过望华律所代理工作，完成房屋交付及产权登记事宜，省计生所才需向望华律所支付56万元律师服务费。由于案涉不动产并未登记至省计生所名下，故剩余28万元律师服务费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妇幼保健院无需支付。三、望华律所主张按复杂案件收费标准补足报酬差额209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约定的补偿和奖励，均以望华律所帮助省计生所全面实现生效判决确定的权益为前提，然而省计生所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权益，由于湖南富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至今仍然欠缴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导致省计生所目前只取得了土地性质为划拨地的不动产权证，而且该权证的办理也并非望华律所参与推进完成。另外，望华律所称在该案代理中是按一般标准收费，但事实上，按照《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争议标的4,300万元的一般收费标准为25.71-33.2万元，争议标的7,000万元的一般收费标准为39.21-46.7万元，而省计生所已累计向望华律所支付184万元，可见望华律所因该案已获得非常可观的服务对价，不存在任何损失，补偿根本无从谈起。四、案涉房地产不动产权证已于2019年6月办理，《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已无履行基础，且望华律所在此过程中也未提供任何法律服务，省计生所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上述合同。同时依据合同约定，望华律所应当向省计生所返还已支付的执行阶段办案费15万元及恢复执行阶段办案费6.3333万元。五、妇幼保健院以提起反诉的方式主张解除上述代理合同，程序合法，依法无需提前向望华律所发出主张解除合同的通知。具体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望华律所提出妇幼保健院解除合同程序不合法的主张，明显于法相悖，不能成立。望华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费、补偿费和奖励金共461万元。妇幼保健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解除原省计生所与望华律所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2、请求判决望华律所返还原省计生所按照《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的执行阶段办案费150,000元；3、请求解除原省计生所与望华律所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4、请求判决望华律所返还原省计生所按照《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的办案费63,333元；5、请求判决由望华律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9日，省计生所（甲方）与望华律所（乙方）就省计生所因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签订编号为（2011）民字第5-10号的《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指派阮望华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案件情况：甲方地位为原告；对方当事人为富通公司；案由暂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诉讼标的为4300万元。代理人阮望华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代理的律师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为280000元。若案件标的增加或提出反诉／反请求，其服务费按原计算方式和增加的数额另行增补。签约后3日内付律师费10万元，其余款项18万在签收一审判决后3日内付清。代理的律师办案费由甲方按照包干支付的方式支付，为5万元，但鉴定费、规费除外。此款在签订后3日内一次性付清。双方在合同尾部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2011年5月25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10万元律师服务费以及5万元律师办案费。后经过望华律所代理，省计生所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为“一、将坐落于长沙市××路××段××号定王大厦办公楼地上第5至12层共8个整层房屋（套内实际面积约为13197.44平方米）和±0.000以下部分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车库交付给原告，并为原告办妥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规费、税费和维修基金；二、支付原告损失赔偿金20万元；三、支付从2007年12月19日起截至2011年6月28日（开庭日）止的违约金791.5040万元；自2011年6月29日起按每天1000元的标准计算至富通公司实际交付房产并办妥房地产权证书时止；四、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0日作出（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富通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388号鲇鱼套1、2号栋颐美会现代城（原颐美—现代城）2005-3943号房屋预售证项下519-550619-650、719-750、819-850、919-950、1019-1050、1119-1150、1219-1250号房屋，以及负二楼201室车库（500平方米）、负一楼101室车库（500平方米）交付给省计生所；二、富通公司在交付后365日内为省计生所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三、富通公司支付省计生所损失赔偿金20万元，违约金200万元；四、驳回省计生所其他诉讼请求。2011年10月12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剩余18万元律师服务费。后富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此，省计生所（甲方）与望华律所（乙方）签订编号为（2011）民字第10-17号《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的当事人地位为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为富通公司；案由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诉讼标的为7000万；代理人阮望华的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代理的律师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为合同约定收费，本案本次代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56万元，若案件标的增加或提出反诉／反请求的，其服务费按原计算方式和增加的数额另行增补。签约后3日内支付50%，其余在判决后3日内付清。本次代理的律师办案费由甲方按包干支付为15万元，此款在签约后3日内支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双方在合同尾部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2011年10月25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28万元律师服务费、15万元律师办案费。望华律所代理参与庭审，2012年3月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四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2012年4月4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8万元。2012年4月9日，省计生所（委托人）与望华律所（受托人）签订《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省计生所委托望华律所以（2012）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为依据，就（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确定执行标的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律师服务费为56万元。如执行标的增加，其律师服务费应按原计算方式、标准和增加执行标的另行据实增补。律师办案费为定额包干，支付数额为15万元。律师服务费分二期支付：（1）原审判决第一项房屋交付后支付28万元；（2）余款在产权证登记在法院裁决的产权人名下或计生所指定的人名下或省计生所将房屋对外转让或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3日内付清。鉴于本案复杂，且一、二审代理中律师代理费均只按一般标准收费，通过律师的努力，此案取得了预期的审判结果，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承诺如按二审判决结果执行完毕后给予乙方一定的补偿和奖励。双方在合同尾部签字盖章予以确认。该合同后附有《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服务指引及法律风险告知书》其中对律师办案费实行定额包干的，办案费由律师所统一收取并自主支配，委托人不得干预其使用。合同签订后省计生所分别于2012年4月24日、25日、27日向望华律所支付5万元、5万元、5万元，合计15万元律师办案费。2012年6月29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28万元律师服务费。2012年8月9日、1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2）长中执字第0102-1号、0102-2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维持的长沙市中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一审诉讼费、执行费均已执行完毕，对该判决事项终结执行。另，长沙市中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办理房屋土地权证）未到期限，申请执行人省计生所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后，如出现符合法定恢复执行条件，申请执行人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2013年8月28日，省计生委（甲方）与望华律所（乙方）签订《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维持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恢复执行。一、本次代理任务及目的：（1）申请重新启动执行程序；（2）恢复执行长沙市中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如果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则请求人民法院出具相关文书。（3）提交该资产的下一步处理的法律意见书，并根据行政部门的意见，最终完善资产处置的方案（但方案的执行代理除外）。本次代理的律师办案费17万元。其他事宜按双方原订立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执行。付款方式：签约后两日内支付12万元，另5万元待提交行政机关批准的资产处置方案后支付。双方均在合同尾部签字予以确认。2013年9月5日，省计生所向望华律所支付了律师办案费12万元。合同签订后，省计生所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2014年1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给省计生所，载明“因双方当事人仍欠巨额土地出让金，致使有关行政机关目前不能办证。经本院与有关行政机关案外衔接、协调，因政策性和涉及面问题，目前亦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另外，你所申请恢复执行，未依法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证据和线索。综上本院认为，你所申请暂不具备恢复执行条件。”省计生所与富通公司争议房产，2018年1月15日，省计生所委托案外人张正欣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及所有权证。2018年6月12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放了湘（2018）长沙市不动产权第0××1号不动产权证，载明坐落于芙蓉区××路××段××号××大厦××为省计生所单独所有，权利性质为划拨／自管房屋。庭审中，望华律所陈述其代理的事项仅与人民法院相关的事项，至于房屋的交接以及办证过程，因与法院无关，均未参与。另查明，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7月17日发布湘编办函［2019］182号关于同意省卫健委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整合的函，载明“同意撤销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事业机构建制，其人员管理成建制划入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妇幼保健院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的有关诉讼请求是否构成反诉，是否应当一并审理；二、《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以及相应的后果；三、妇幼保健院是否应当支付《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剩余28万元并给予望华律所补偿及奖励。关于焦点一。是否构成反诉的条件为反诉与本诉是否具有关联性，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或诉讼理由是否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关系，反诉的反请求能否排斥、抵消和吞并本诉请求。本案中，无论本诉中涉及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还是反诉中涉及《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均系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实际系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不同执行阶段的法律关系，且二者均具有金钱给付内容，能够相互抵消、吞并，故对望华律所以其起诉内容未涉及《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由主张妇幼保健院提起的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有关的诉讼请求不构成反诉应当另行起诉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妇幼保健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应当一并审理。关于焦点二。本案中，望华律所与省计生所之间签订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省计生所委托的事项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二项判决即交付房屋与办理不动产权证。后经过望华律所代为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案房产已交付给省计生所，办证事宜因未到履行期限且省计生所申请终结执行程序，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遂终结了此次执行程序。在办证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又签订了《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中省计生所委托望华律所就《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未完成事项进行恢复执行。从上述双方订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见双方对《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望华律所的委托事务已经完成的认可。合同约定的两项委托事项，一项委托事项已经完成，一项委托事项已经另行约定的情况下，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委托事项已经完成，故对妇幼保健院要求解除《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律师办案费采用“定额包干”的方式，即律师办案费由望华律所自由支配，无需告知省计生所，省计生所虽提交证据证明房屋交接人员并非望华律所，但交接本身以省计生所亲自完成为宜，该证据无法证明望华律所未按照合同约定“适当”的完成委托事项，对妇幼保健院主张望华律所未告知办案费使用情况，未履行委托事项要求望华律所返还150000元办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该协议约定三项委托事项，其第一项、二项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关于第三项委托事项，望华律所虽在答辩中主张其提交过处置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但未举证进行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协议委托事项未完成的情况下，现在双方均诉至一审法院，双方信任基础已经丧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妇幼保健院主张解除《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合同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省计生所仅应就望华律所所完成委托事项支付相应费用，该《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中付款方式为“另五万元待提交有行政机构批准的资产处置方案后支付”，实际双方对该协议第三项委托事项的金额进行约定即5万元，现该5万元并未支付，望华律所在完成第一、二项委托事项的情况下，且双方对律师办案费用为“定额包干”的约定下，望华律所无需向妇幼保健院退还任何款项。对妇幼保健院主张退还律师办案费6333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中妇幼保健院是否应当支付《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剩余28万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望华律所主张的律师服务费、补偿奖励费用均应当以望华律所是否完成委托事项为前提。根据《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省计生所委托事项为交付房屋以及办理不动产权证，现通过执行程序交付房屋事宜已经完成，省计生所也支付了合同约定的28万元给付义务，双方就该项委托事务权利义务已经结清。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委托事务，结合双方后续签订的《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以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回复的《函》，望华律所并未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完成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委托事务。庭审中，望华律所陈述其仅参与与法院有关的事务，故足以推断后续办理不动产权证并非望华律所参与的结果。同时，执行程序无法进行的原因系省计生所及富通公司存在未缴纳土地转让金导致行政部门无法办理登记。故望华律所未完成委托事务原因非其自身原因导致，省计生所仍应当按照望华律所实际提供的服务支付对价。一审法院根据其完成的事项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以及恢复执行申请的情况酌情认定省计生所应当支付律师服务费用为10万元。现省计生所的权利义务已经由妇幼保健院承接，故对望华律所主张妇幼保健院向其支付10万元律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中省计生所是否要给望华律所补偿和奖励的问题。省计生所与望华律所在签订的每份合同中都对律师费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就增补部分都有如下约定“若案件标的增加或提出反诉／反请求的，其服务费按原计算方式和增加的数额另行增补”。庭审查明，省计生所就其与富通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请求为“一、将坐落于长沙市××路××段××号定王大厦办公楼地上第5至12层共8个整层房屋（套内实际面积约为13197.44平方米）和±0.000以下部分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车库交付给原告，并为原告办妥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规费、税费和维修基金；二、支付原告损失赔偿金20万元；三、支付从2007年12月19日起截至2011年6月28日（开庭日）止的违约金791.5040万元；自2011年6月29日起按每天1000元的标准计算至富通公司实际交付房产并办妥房地产权证书时止；四、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望华律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一审时申请变更了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也未提起上诉，后进入执行阶段执行内容实际仅为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一部分，并未发生合同中约定的“案件标的增加”的事实。望华律所认为省计生所最初只要求富通公司偿还3400万的债务，如今涉案标的价值已经升值，增加了诉讼标的，省计生所应当根据诉讼标的的现有价值计算服务费。实际上，“诉讼标的的增加”不同于“诉讼标的价值的增加”。涉案房屋价值随着房价升高有所上涨，这种价值的上涨并非望华律所提供法律服务带来的良性后果，且双方也并未在合同中约定若价值提升省计生所应当支付奖励。省计生所涉案房产的价值的涨幅与本案无关，涉案房屋的评估价值是否客观属实也与本案无关。望华律所主张以涉案标的物的现有价值作为案件标的数额并要求增加律师服务费、计算奖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望华律所与省计生所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二、限妇幼保健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望华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望华律所的其他本诉请求；四、驳回妇幼保健院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1840元，反诉受理费2250元，由望华律所负担20000元；由妇幼保健院负担409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望华律所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关于申请支付律师费的协商函及送达回证，拟证明：1、望华律所于2013年7月31日书面告知省计生所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已履行完毕，恢复执行需另行办理委托手续，并另行支付律师办案费，且办案费也属于定额包干，而非预交；2、省计生所签收人为支部书记张冀衡，签收时间为当日。证据二、法律意见书，拟证明望华律所就涉案资产处置问题已提交了《法律意见书》。证据三、关于省计生研究所合作建房相关资产处置问题的复函，拟证明财政厅已于2013年对资产处置问题作出回复，同意参照市场价格将房屋出让给富通公司，如需办理相关事宜，依程序重新向相关部门申报即可，这可推定有关资产处置已制定方案，且该方案已经省计生所主管部门省计生委同意。妇幼保健院发表质证意见称，望华律所提供的这三份证据形成在一审诉讼之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也未在举证期限提交，是当庭提交。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协商函是望华律所单方形成的，并不代表省计生所对协商函内容的确认，同时协商函的内容有部分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2012）长中民执字第0102-2号民事裁定，即办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证，因当时履行期限未到，所以是终本，而非终结执行。协商函不能视为望华律所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事务包含办理房屋及土地权证的代理事项已经完成。同时，根据协商函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望华律所只是在与省计生所洽谈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合同的办案费事宜，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望华律所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是否形成于2012年6月19日仅通过纸质意见书无法核实，且该纸质意见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19日，也不能证实望华律所已经完成了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恢复执行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代理事务，所以该证据也不能达到望华律所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4日，而望华律所与省计生所签订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8月28日，所以该证据不能证实望华律所已经完成了第三项代理任务，不能达到望华律所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望华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对方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与《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二、望华律所是否应当向妇幼保健院退还涉案办案费；三、妇幼保健院是否还应当向望华律所支付涉案律师服务费及补偿和奖励费用。关于焦点一。经审查，第一，涉案《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望华律所代理参加执行活动，执行标的为（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3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现涉案房产已交付于省计生所，相关不动产权证也已登记至省计生所名下，故《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委托代理事项已经完成，一审法院对妇幼保健院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涉案《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了三项代理任务，现第一、二项委托代理事项已经完成，该部分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第三项委托代理事项望华律所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依约履行，妇幼保健院亦未支付相应对价，且双方在本案一审诉求中均未主张继续履行，可视为双方合意对该委托代理事项不再履行，故一审法院对妇幼保健院要求解除该协议的诉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一，双方在涉案《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中协商议定本次代理律师办案费采用“定额包干”方式，即办案费由望华律所统一收取并自主支配，且妇幼保健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望华律所存在合同约定的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约定法律服务或违反约定义务等行为，因此，上诉人妇幼保健院提出望华律所未全面提供《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法律服务应当返还省计生所已支付执行阶段办案费15万元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本次代理律师办案费为17万元，并约定其他事宜按双方原订立的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执行，故该笔办案费采用“定额包干”方式，且协议约定的第一、二项委托代理事项已经完成，第三项委托代理事项如前所述不再履行，因此，上诉人妇幼保健院提出望华律所未全面提供《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法律服务应当返还已支付12万元办案费中6.3333万元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经审查，第一，涉案（2011）民字第5-10号《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诉讼标的为4,300万元以下，本次代理律师服务费为280,000元，若案件标的增加或提出反诉/反请求的，其服务费按原计算方式和增加的数额另行增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案诉讼过程中出现了合同约定的需增补律师服务费的情形，因此，上诉人望华律所提出的妇幼保健院应向其支付因标的额增加而增补一审律师服务费20.5万元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服务费分二期支付：（1）原审判决第一项房屋交付后支付28万元；（2）余款在产权证登记在法院裁决的产权人名下或计生所指定的人名下或省计生所将房屋对外转让或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3日内付清。现相关不动产权证已登记至省计生所名下，依据上述约定，省计生所应向望华律所支付第二期律师服务费28万元，妇幼保健院作为省计生所权利义务的承接主体，应承担该笔28万元的支付义务。上诉人望华律所提出妇幼保健院应向其支付剩余28万元律师服务费的上诉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涉案《执行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鉴于本案复杂……委托人承诺如按二审判决结果执行完毕后给予乙方一定的补偿和奖励。现因该案并未按二审判决结果经法院执行程序全部执行完毕，故省计生所承诺的补偿和奖励条件并未成就，上诉人望华律所提出的妇幼保健院应按案情复杂案件收费标准补足报酬差额209万元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妇幼保健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望华律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91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与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恢复执行阶段委托代理协议》；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91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280,000元；三、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913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四、驳回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的其他本诉请求；五、驳回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1,840元，反诉受理费2,250元，由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承担20,530元，由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承担3,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80元，由湖南望华律师事务所承担38,875元，由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承担4,8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何琪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于颖颖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