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0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君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法定代表人：王博，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奕佳，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昕，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愉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雯，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甘博。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荣洋，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君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熹中心）因与被上诉人贺愉贵及原审第三人甘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君熹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奕佳、陆昕，贺愉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张倩雯，原审第三人甘博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荣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熹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君熹中心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贺愉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成都游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灵公司）并不在协议6.4条的豁免范围内。6.4条豁免的是在协议签署日前，贺愉贵、甘博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公司。游灵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甘博在签署日前并非游灵公司的股东。（二）游灵公司为目标公司成都昆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冈公司）的同业竞争企业，属于《投资协议书》第6.4条限制的企业。关于游灵公司是否为同业竞争者，应当结合其企业性质、登记的经营范围、实际从事的业务综合进行认定。游灵公司与昆冈公司同为互联网技术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与实际从事的业务都高度重合，明显属于同业竞争关系。（三）甘博利用昆冈公司与游灵公司进行交易，长期为其妻子持股的从事竞争性业务的游灵公司开展业务提供协助和资助，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约定。（四）根据《投资协议书》第7.2条约定，甘博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约定，贺愉贵应当承担股权回购责任。之所以约定甘博的责任由贺愉贵承担，是因为贺愉贵才是昆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根据《投资协议书》第7.3条的约定，贺愉贵还应当承担逾期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滞纳金责任。（五）一审法院认为“涉及贺愉贵、甘博在经营昆冈公司期间是否存在损害公司行为的情形，并不属于君熹中心可要求贺愉贵购买相应股权的依据，若有发生，君熹中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明显有误。贺愉贵、甘博在经营昆冈公司期间的上述行为，既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约定，也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同一行为损害多个法益，即使存在法益竞合，选择何种法律关系进行主张是君熹中心的权利。且出于节约司法资源、诉讼便利与经济的角度，对于贺愉贵和甘博的既违约又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本案进行解决，并无必要另案解决。贺愉贵辩称，（一）游灵公司与昆冈公司主营业务不同，不构成竞争关系。工商登记信息并不能直接反映一个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活动，游灵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虽与昆冈公司存在相似之处，但游灵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仅是为游戏提供相关美术设计服务，并未从事游戏研发的相关业务。（二）游灵公司与昆冈公司的业务往来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昆冈公司利益的行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条，昆冈公司在美术制作方面投入140万元是完全合理的，不存在君熹中心所称的利益输送和私自承揽业务的行为。（三）贺愉贵和甘博并无违约事实，均不存在任何违反《投资协议书》约定的行为，也并未损害昆冈公司的利益，故贺愉贵无需承担购买君熹中心股权的违约责任。甘博述称，（一）三方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基础是君熹中心基于对甘博及贺愉贵的专业背景、技术团队及其背后的有关资源的认可。君熹中心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及《投资协议书》重要的签约主体，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应当对贺愉贵及甘博的专业背景、任职及相应投资、关联关系情况进行专业评估商业判断。（二）一审法院认定昆冈公司主营业务为游戏开发，游灵公司主营业务为游戏特效制作，双方属于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而非竞业竞争关系，系事实认定准确，应不受《投资协议书》第6.4条规制。（三）甘博符合《投资协议书》第6.4条约定的豁免条件，不存在违反《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情形，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贺愉贵、甘博不存在违反《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竞业禁止规定之情形，无需承担《投资协议书》第7.2条之违约责任。君熹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贺愉贵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违约金(按转让款的日万分之三计算，自2020年8月14日起算至实际支付转让款之日止)；2.判令贺愉贵承担君熹中心维权所支付的所有合理支出，包括律师费10万元、公证费1640元+820元、保险费4000元、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君熹中心、贺愉贵、甘博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设立昆冈公司从事移动游戏研发业务，公司拟定注册资本50万元，君熹中心投资200万元占公司20%股权其中1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9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甘博认缴出资40万元占公司80%股权，出资认缴期自公司设立日起5年内。昆冈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开设账户，签订相关产品合作协议、核心成员正式到刚岗并签订劳动合同后君熹中心向公司支付200万元。贺愉贵为公司总经理也是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整体经营，制作人及产品经理为甘博。6.4款贺愉贵、甘博承诺并保证未经君熹中心书面同意，本协议签署日起(签署日前贺愉贵甘博双方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不受此条款约束)，且在目标公司存续期间，贺愉贵甘博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或参与与公司业务相同、公司产品相近或相竞争的其他经营实体或产品，不会为从事与公司业务构成竞争性业务的任何机构或人士提供任何形式的咨询、指导、顾问、协助或资助；核心团队与公司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贺愉贵、甘博违反6.4款的，君熹中心可以书面要求予以纠正，(收到通知10日内)未予纠正的须承担因此造成君熹中心的损失。依据本款，君熹中心不能清晰、明确计算损失的，君熹中心有权要求贺愉贵购买君熹中心持有昆冈公司的全部股权，购买价400万元。贺愉贵须在收到购买通知日起10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支付的按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款日止。因为本协议，一方向另一方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该等损失可以包含维权过程中的合理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的支出等条款。上述协议标注签订时间2019年1月3日，对此贺愉贵认为应属于笔误，签订时间应是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9日，君熹中心转付昆冈公司30万元和170万元合计200万元。2020年8月2日君熹中心向贺愉贵、甘博发送《关于要求消除违约情形的书面通知》，要求贺愉贵不得以股东及法人代表身份参与投资启乐公司和提供任何竞争业务服务，发现甘博对外参与多个经营游戏的企业，请予自查并限期消除。2020年8月10日，君熹中心向贺愉贵发送《关于转让股权给贺愉贵的书面通知》要求贺愉贵根据协议约定购买其在昆冈公司20%股权，支付转让款400万元。一审庭审时，君熹中心、贺愉贵、甘博均明确昆冈公司、游灵公司、启乐公司的办公地址在成都市世纪城××天府软件××区××楼同××楼办公。贺愉贵、甘博称虽同一层楼办公，但分开不同房间不同办公区域，昆冈公司、游灵公司均属于新成立企业，启乐公司给予场地支持，但三者并非竞争企业，而属于上下游关系，并未损害昆冈公司利益。君熹中心成立于2019年8月1日，属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财务信息咨询等。昆冈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14日，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甘博，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发等，股东包括甘博、君熹中心。注册住所地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北段366号1栋3楼1号。启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2日，注册资本110万元，法定代表人贺愉贵(原始股东)，经营范围开发、销售软件并提供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互联网技术服务。成都游灵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游灵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28日股东为雷某娥、马某婷，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等。君熹中心提供如下证据：1.发票二张，记载销售方游灵公司并签章收取设计服务、美术设计费各10万元，购买方昆冈公司，收款人机打为甘博、开票人雷某娥、复核人为马某婷，出票日2020年7月30日；证据2.甘博与昆冈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甘博负有保密义务有竞业限制条款约定昆冈公司应按月一定支付补偿费)；证据3.《竞业禁止协议》，明确解除劳动合同后12个月内以及明确竞业禁止内容；证据4.公证书及公证发票，公证打开游灵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公司开立信息及年度报告。发票记载收取费用2460元；证据5.《外包服务框架合同》，由昆冈公司、游灵公司签订，由昆冈公司委托游灵公司进行游戏特效制作；证据6.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记载由君熹中心聘请律师所提供法律服务，基本诉讼服务费10万元，于协议签订10日内支付7万元，余款于开庭后10日内支付。2020年10月12日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出具发票收取代理费10万元；证据7.保险公司出具发票确认收取保险服务费4000元；证据8.公证书二份，分别公证查询启乐公司网站IP地址和经营地址。对此甘博认为发票为游灵公司工作人员所出具，且增值税发票为相应的字式文本不能反映相应的实际情况，相应发票中记载甘博名称的行为仅为相应工作人员的笔误，不能反映甘博实际仍在游灵公司担任职务，甘博曾为游灵公司的员工，因此相应的记载仅为相应的历史渊源，没有相应的历史痕迹。游灵公司、启乐公司地址一致仅能证明游灵公司占用启乐公司资源但并不损害昆冈公司利益。甘博确认与雷某娥夫妻关系。甘博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表，记载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由启乐公司转付工资，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由游灵公司转付工资，自2020年3月起由昆冈公司转付工资；2.昆冈公司2020年股东会决议和会议纪录，2020年8月31日召开会议决议公司解散，成立清算组，王博代表君熹中心签名不同意议题；3.公司经营状况说明(明确资金缺口120万元)、资产负债表(显示自2020年3月-11月间均已亏损，其中11月净利润-2377902.69元)；4.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甘博2020年8月、9月合计转付昆冈公司投资款共40万元。对此君熹中心提出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2予以确认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均不予认可，属于内部制作，未提交账户明细证明资金去向。对证据4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实际到账。即使真实，甘博最晚在2020年9月10日才履行实缴义务，而在2020年7月31日时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却未及时缴付，而未一再威胁要求君熹中心继续投资，否则公司将破产清算，故其未及时履行出资义务，未尽勤勉义务，逃避责任恶意明显。一审法院认为，君熹中心、贺愉贵、甘博签订《投资协议书》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君熹中心已履行付款200万元投资义务，贺愉贵、甘博也履行了昆冈公司注册成立义务，各方开始履行协议。现君熹中心以贺愉贵、甘博违反上述协议中约定，据协议约定要求贺愉贵购买其中心持有昆冈公司全部股权，购买价400万元，故本案以股权转让纠纷确定。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上述股权购买条件是否成立。君熹中心认为违反协议中“贺愉贵、甘博承诺并保证未经君熹中心书面同意，本协议签署日起(签署日前贺愉贵甘博双方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不受此条款约束)，且在目标公司存续期间，贺愉贵甘博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或参与与公司业务相同、公司产品相近或相竞争的其他经营实体或产品，不会为从事与公司业务构成竞争性业务的任何机构或人士提供任何形式的咨询、指导、顾问、协助或资助”，但上述条款明确除外事项，即在协议签订日前贺愉贵甘博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不受此条款约束，现君熹中心以启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贺愉贵提出认为贺愉贵违反协议约定，而启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游灵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均早于2020年1月成立的昆冈公司，故按上述协议条款的明解，并非贺愉贵、甘博共同设立的公司才受限制，而应理解为共同或单独作为股东成立的经营实体均不受约束，况且公司成立的公开注册信息为公示公开，君熹中心知道或应当知道贺愉贵、甘博分别在协议签订前所成立或作为股东公司的存在，君熹中心在贺愉贵、甘博游戏研发过程中出现资金困难需追加投资的情况下，才提出上述理据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及甘博是否违反上述协议条款的认定。甘博在签订协议前分别任职启乐公司、游灵公司，在2020年3月起任昆冈公司技术总监，虽君熹中心提供的发票明确标注甘博作为游灵公司收款人收取昆冈公司设计服务费20万元，但该收款源于昆冈公司委托游灵公司进行游戏特效制作而支付的相关费用，发票仍记载游灵公司，收款人为甘博并不足以确定甘博仍在游灵公司任职，况且，游灵公司与昆冈公司分属不同经营范围的企业，即昆冈公司为游戏开发，游灵公司为游戏特效制作，属于双方互补交易关系，而非竞业竞争关系，君熹中心据此请求贺愉贵购买其持有相应股权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涉及贺愉贵、甘博在经营昆冈公司期间是否存在损害公司行为的情形，并不属于君熹中心可要求贺愉贵购买相应股权的依据，若有发生，君熹中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调处。综上，君熹中心请求贺愉贵购买其持有昆冈公司全部股权的理据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君熹中心请求违约金的支付、律师费、公证费的赔偿也于法无据或属于其自行造成损失扩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君熹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君熹中心负担。二审期间,君熹中心提交以下证据：1.知乎上关于游戏开发业务范围的介绍，拟证明游灵公司经营的业务明显与昆冈公司存在竞争关系；2.君熹中心与昆冈公司邮件往来记录，拟证明贺愉贵、甘博违反了财务披露制度，隐瞒协助游灵公司开展业务的事实；3.甘博召开股东会决议的通知；4.游灵公司向昆冈公司开具的发票；5.昆冈公司账务明细清单，上述证据3-5拟共同证明昆冈公司从成立至濒临破产之际，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游灵公司。甘博利用昆冈公司向游灵公司进行利益输送，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约定；6.游灵公司向昆冈公司开具的发票（2020年3、4月），拟证明甘博实际上一直在协助游灵公司开展业务；7.（2021）粤广南沙第20077号公证书，拟证明甘博在案涉《投资协议书》履行期间，仍然在具有竞争关系的游灵公司工作，严重违反了《投资协议书》第6.4条的约定。经质证，贺愉贵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知乎并非是权威平台，其对游戏开发的定义不能在本案中直接适用；证据2合法性确认，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贺愉贵从未隐瞒昆冈公司的情况；证据3-5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昆冈公司与游灵公司的合作正当且合理，不存在君熹中心所说的利益输送行为；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不足以认定甘博与游灵公司之间存在利益输送行为。甘博意见如下：与贺愉贵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贺愉贵是否需承担回购股权的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案涉协议约定：“贺愉贵、甘博承诺并保证未经君熹中心书面同意，本协议签署日起(签署日前贺愉贵甘博双方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不受此条款约束)，且在目标公司存续期间，贺愉贵、甘博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或参与与公司业务相同、公司产品相近或相竞争的其他经营实体或产品，不会为从事与公司业务构成竞争性业务的任何机构或人士提供任何形式的咨询、指导、顾问、协助或资助”。上述条款明确了除外事项，即在协议签订日前贺愉贵、甘博作为股东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不受此条款约束，现君熹中心认为启乐公司（贺愉贵为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以及游灵公司（甘博妻子为该公司的股东）与项目公司昆冈公司从事相同的业务，构成上述约定中的竞业禁止。但启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游灵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均早于2020年1月成立的昆冈公司。按上述协议条款的明解，并非贺愉贵、甘博共同设立的公司才受限制，而应理解为共同或单独作为股东成立的经营实体均不受约束。且公司成立的公开注册信息为公示公开，君熹中心知道或应当知道贺愉贵、甘博分别在协议签订前所成立或作为股东公司的存在。君熹中心请求贺愉贵回购其持有昆冈公司全部股权的理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君熹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上诉人青岛君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沙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