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开，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飞扬，男，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负责人：黄诗友。上诉人黄伟开因与被上诉人周飞扬、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联社（以下简称“清湖联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周飞扬全部诉讼请求；2.周飞扬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地分配了黄伟开与周飞扬的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黄伟开主张涉案鱼塘的相关设备由其投资建设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而枉顾了周飞扬实际使用涉案鱼塘场地时全部鱼塘鱼苗及设备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实。同时，一审法院对周飞扬提交的缺乏真实性、关联性的证据偏听偏信，完全没有实际考察黄伟开质证意见中所主张的事实。周飞扬不是征收项目地块中建构筑物、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投入人或所有人，依法无权获得补偿。依据(2019)粤0111民初1629号和(2019)粤01民终13912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虽然黄伟开与周飞扬之间存在事实的鱼塘租赁合同关系，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黄伟开对于周飞扬与上一手承租人李小双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以及合同如何约定，均不知情，更未予以确认。因此，黄伟开从未向周飞扬承诺拆迁补偿的具体款项归于周飞扬。周飞扬无权取得拆迁补偿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二十条规定，征收项目地块中的地上附着物补偿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一、地上附着物。根据周飞扬在一审中的主张，地上附着物包括路灯(含杆)9个、集装箱2个、水泥地、机井1个、室外独立化粪池1个、水池、桥板4个。依据周飞扬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万学银与李小双签订的《转让协议》及李小双与周飞扬签订的《转让协议证明》(黄伟开诉前未知悉，且对其内容不确认)，均证实周飞扬使用涉案场地前，场地用途早已经是钓鱼场，其中已存在大量的鱼苗及设备。事实上，周飞扬与黄伟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均确认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在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错误地理解了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地认为如果黄伟开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涉案场地为黄伟开实际建设或者购置相关设备，就应当认定鱼塘的场地建设及设备购置属于周飞扬。这一判断无疑与生效法律文书(2019)粤0111民初1629号和(2019)粤01民终13912号民事判决书不符，也与本案的基础事实不符。依据涉案场地的另一承租人柳炳文作出的《情况说明》，证实在周飞扬实际使用场地之前，已经建了钓鱼平台、煮饭灶台、厕所、围栏，挖了深水井，搭建了大棚，拉好了水电等。此外，黄伟开也可以提供《柜族集装箱销售合同》、水电安装收据、深水井(包水泵)收据等证实两个集装箱、深水井等设备为其个人购买。二、青苗补偿款。依据涉案场地的另一承租人柳炳文作出的《情况说明》，证实在周飞扬实际使用场地之前，鱼塘已经挖好，且鱼塘内放了鱼苗，囱塘周边分别种了果树，如龙眼、黄皮、荔枝、香蕉等，还种了大棵的木棉花树。由此可见，在周飞扬使用场地前，涉案场地内除了黄伟开投放的青苗外，存在大量的果树、观赏树等经济作物，属于拆迁补偿中青苗补偿款的补偿范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周飞扬没有变更场地作为鱼塘的用途，场地虽然经过数次的转手，但是鱼塘内的鱼苗均是由黄伟开投放的，因此，黄伟开属于鱼塘内鱼苗的实际投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二十条规定，上述青苗补偿款应当归于实际投入人，即黄伟开所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视若无睹，且错误地分配了黄伟开与周飞扬的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周飞扬对此答辩称：一、清湖联社对一审判决结果并未提出任何异议，黄伟开并非是本案一审原告，无权对本人一审诉讼请求主张权利。黄伟开也没有清湖联社的委托和授权，也无法代表清湖联社行使上诉权利，更无法代表清湖联社发言，不能视为清湖联社在本案中提出上诉。二、黄伟开诉称周飞扬不是征收项目中所涉鱼塘以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投入人或所有人，因此无权获得补偿的说法，无事实依据。首先，根据(2019)粤0111民初1629号判决书、(2019)粤01民终13912号判决书和(2020)粤0111民初44号判决书查明事实，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鱼塘及其相关附着物的实际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均为周飞扬。双方的鱼塘租赁协议明确确认若场地被征收，相关补偿款全部归使用权人所有。其次，鱼塘中间转手的承租人也在转让协议证明中明确鱼塘权益归周飞扬享有。黄伟开在与周飞扬之间的协议中也亲笔书写的内容是如果场地在租期内被国家或村集体征收，所有补偿款归使用权者所有。黄伟开称周飞扬与上一任使用权人李小双之间的转让事实不知情，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征地补偿明细表注明鱼塘两个，鱼塘1水面面积为2.59亩，鱼塘2水面面积1.38亩。青苗补偿为每亩4.8万元，合计190560元。鱼塘实际水面中只有渔类，无任何树苗，因此，针对于该两口鱼塘实际水面面积的补偿为专项鱼苗补偿。黄伟开称该项鱼苗补偿应该归其所有，称鱼苗是其投放，周飞扬不予认可。其一，周飞扬不认识柳炳文，其所说的内容不属实，此为黄伟开提供的虚假伪证。在一审中黄伟开当庭确认鱼塘中鱼苗属本人投放，现又提供伪证称鱼苗是黄伟开放，前后不一。其二，本人经营该场地时，己经将两个渔塘塘水全部放光，重新维修堤坝及安装监控，路灯等等相关建设设施，根本不存在黄伟开投放鱼苗之说。其三，即使有鱼存在也是前任经营者所投放且由周飞扬花数万元转让过来的权益，在录音证据中，黄伟开强调鱼塘中鱼类所有权归周飞扬所有。其四，鱼苗补偿是政府征收了这两个鱼塘，而导致经营者无法继续经营该场地根据国家相关的政策而作的相关补偿，并非是对鱼的本身进行补偿。其五，周飞扬持有投放鱼类的收据与付款凭证，十余万元育苗来自于环球水产交易市场。综上所述，周飞扬是涉案鱼塘经营权人和投入人，补偿款应当归周飞扬所有。四、对于黄伟开称集装箱住房以及相关设施是黄伟开投入建设，并由柳炳文提供书面文件，周飞扬不予认可。其一，柳炳文未到现场作证，相关陈述不属实。其二，在本案一审中，共经过三次庭询，关于场内设施的建设人的争论，三次庭询黄伟开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间内提交上述合同，周飞扬对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三，黄伟开在一审第一次庭询中庭确认所有鱼苗是周飞扬投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确认路灯建设是由周飞扬建设，现又反称是自己建设，还提供装修收据，完全不符合事实。五、关于机井与化粪池，水池，水泥地问题，周飞扬不予认可黄伟开提交的相关收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伟开支付了上述款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确定。综上，请求驳回黄伟开的上诉请求。清湖联社未到庭，无答辩。周飞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伟开、清湖联社共同返还针对养殖场内拆迁相关补偿341918.4元；2.黄伟开、清湖联社支付一审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日，黄伟开（甲方）与罗礼康（乙方）签订《租地协议》，约定：租赁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二队鱼塘（以下简称涉案鱼塘），租期：2015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在租期内如村委或国家收回鱼塘，补偿款归乙方所有。租金：捌万元壹年。后罗礼康又将涉案鱼塘转让给万学银，万学银又将涉案鱼塘转让给李小双，并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租期：2016年至2020年4月1日，转让金额130000元。租金费用：80000元/年，亦约定在租期内如村委或国家收回鱼塘，补偿款归李小双所有。2018年5月，李小双与周飞扬签订《转让协议证明》，约定：现由于李小双无时间经营位于清湖华尔顿酒店后右侧清湖钓鱼场，转让给周飞扬，转让费为8万元。1.李小双将钓鱼场内所有场地使用权及所有设备物件，包括鱼塘全部一次性于2018年5月30日交付给周飞扬，从此日起，所有拥有权归周飞扬，并附带一张环球水产交易市场编号为A28071户名万学银的购鱼会员长供使用；2.周飞扬于2018年5月30日下午交付李小双定金一万元，剩余余款月底支付五万元，剩余二万元双方交付完毕付清；3.李小双负责协助周飞扬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包括各业务电话与鱼塘监管技术等相关事件，在收第二笔款时交付原租合同与周飞扬；4.定金一交，若周飞扬违约放弃，李小双收到的定金不退；5.李小双必须尽义务协助周飞扬顺利进入正常状态；若李小双收款第二笔后，不协助周飞扬，周飞扬有权拒交最后一笔二万元余款；6.自本协议签名后，鱼塘设备及塘鱼归周飞扬，李小双不得再打捞塘鱼和搬走关于鱼塘内一切设备，否则视为放弃余款；7.本协议一旦签订，此场所内所有一切的所有权属周飞扬，此场地使用权也同时归周飞扬所有。同年5月30日，李小双出具《收据》，称收到周飞扬转让费82000元，现李小双已于今日收完，鱼塘相关所有一切权利从即日起全部归周飞扬所有。根据周飞扬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周飞扬向黄伟开支付租金、水电费等费用。周飞扬主张涉案鱼塘经营权及所有权益等归其所有，若在租期内鱼塘被集体或国家征收，除土地补偿款外，其他建筑设施、养殖设施及关于鱼塘所有赔偿都应属于其所有，且补偿款已经下发至清湖联社，周飞扬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8年5月28日租鱼塘洽谈录音及文字说明；2.其与政府征地开发部门负责人了解具体征地情况的详细录音；3.询问笔录复印件两份；4.（2019）粤0111民初1629号和（2019）粤01民终13912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周飞扬在2018年6月至同年11月期间使用涉案鱼塘并向黄伟开交纳租金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涉案鱼塘租赁合同关系，但由于涉案鱼塘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故黄伟开将涉案鱼塘出租给周飞扬用于经营钓鱼场的非农业建设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双方之间关于涉案鱼塘的租赁合同无效。根据周飞扬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均禾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涉案鱼塘的征收以及补偿款情况。根据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均禾街道办事处的复函，包含涉案鱼塘补偿在内的补偿款2018年6月已经下拨至清湖联社，对于个人或集体的补偿款由清湖联社自行按照是否签订合同、承包、租赁等实际情况进行补偿计算，并下拨相应款项至相关经济社，经济社按要求拨付至个人或集体，目前相关补偿款仍在清湖联社，未下拨或发至个人或集团；涉案鱼塘及临近的地块由清湖第二经济社分配至本经济社20多名社员，未签订相关合同，因管理需要该社20名社员经商议后，由社员黄伟开统一进行管理，黄伟开管理期间，将鱼塘出租给罗礼康，后来鱼塘几经转租，最后由李小双转租给周飞扬。因情况复杂，清湖二队鱼塘补偿款未能确定，清湖联社未将款项下拨至清湖第二经济社，目前不明确具体的发放时间。复函所附的“上官苑地块征收项目（广铁一中）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清湖）”显示：1.青苗补偿项目中包含鱼塘1和鱼塘2，面积分别为2.59亩和1.38亩，补偿金额共计190560元；2.路灯（含杆），12个，补偿金额共计9940元；3.集装箱2个，补偿金额8000元；4.水泥地补偿金额25304.4元；5.机井3个，补偿单价为10000元，共计补偿金额30000元；6.室外独立化粪池1个，补偿金额5000元；7.水池：补偿金额3425元；8.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补助补偿总额5719元（其中停产停业损失0元，搬迁补助补偿数量为57.19平方米，补偿单价为100元/平方米，总额5719元）；9.桥板1、2、3、4，补偿金额均依据评估报告，金额分别为290元、130元、250元、300元；10.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总额11596447.5元；11.小叶榕树，补偿金额共计681600元。另查，黄伟开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关于涉案鱼塘，周飞扬只是投入了鱼，设施、设备是罗礼康的；第二次庭审时先陈述除了路灯是周飞扬在实际使用鱼塘时自行增设外，其他地上建筑、相关电器设备都是其投资建设；并认为关于鱼塘的青苗补偿不是指鱼苗，而是指鱼塘周围的树木；之后黄伟开陈述周飞扬在使用涉案鱼塘之前，相关的设备包括路灯、集装箱、机井、鱼塘四周的水泥堤坝、室外化粪池、水池已经存在，并非周飞扬自行建设，且室外化粪池、机井是其和村民建设好的，其他的设备是周飞扬前几手出租人建设，且其中的集装箱已经作为抵扣欠其的欠款；第三次庭审时，黄伟开陈述涉案鱼塘所有设备均由其进行建设。对此，周飞扬不予确认，并认为上述确认表中1至9项（第2项鱼塘的路灯为9个，但因为补偿明细表中有12个，因此其主张12个路灯的补偿款；第5项中只有一个机井属于涉案鱼塘设施）所设的项目均属于涉案鱼塘养殖场，应当补偿给其；另外其主张其因经营涉案鱼塘购置以下财产：1.深井泵1台：1680元；2.抽水泵1台：3500元；3.养鱼网3张：7500元；4.烤鱼平台1套：12410元；5.监控主机1套：5000元；6.监控配件及安装费：6710元；7.兴南冷柜2台：6800元；8.运鱼箱1个：3800元；9.增氧机3台：4800元；10.大太阳伞若干：4800元；上述合计57000元。周飞扬为证明其主张的项目属于涉案鱼塘的附属设施，提交照片、收款收据、支付证明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虽认定黄伟开将涉案鱼塘出租给周飞扬用于经营钓鱼场属非农业建设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双方之间关于涉案鱼塘租赁合同无效，但同时也查明周飞扬在2018年6月至同年11月期间为涉案鱼塘的实际经营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关于补偿款的分配应当根据款项的性质及参照双方的约定合理确认。首先，关于款项的性质，涉案鱼塘以及相关设备的补偿款是用于补偿实际经营者因场地被拆迁而产生的损失。其次，本案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证实周飞扬和黄伟开对补偿款的分配达成一致协议，但根据周飞扬提交的租地协议并结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初步证实周飞扬主张的涉案鱼塘的相关设备已经由之前的实际经营人转让归其使用和收益的事实。再次，黄伟开主张涉案鱼塘的相关设备由其投资建设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其几次庭审的陈述并不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周飞扬主张涉案鱼塘及相关设备被依法征收所产生的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补偿款已经发放至清湖联社，故相应的补偿款应由清湖联社发放，周飞扬要求黄伟开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补偿款的具体金额。一方面，根据周飞扬提交的证据结合“上官苑地块征收项目（广铁一中）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清湖）”载明的补偿项目，一审法院认为周飞扬主张以下项目的补偿款属于其所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体项目为：1.青苗补偿项目中包含鱼塘1和鱼塘2；2.路灯（含杆），9个；3.集装箱2个；4.水泥地；5.机井1个；6.室外独立化粪池1个；7.水池；8.桥板1、2、3、4。另一方面，清湖联社也没有到庭对周飞扬主张上述补偿款所对应的实际经营人或使用人提出不同意见，黄伟开主张上述项目中部分项目属于其实际投资建设或其实际所有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上述项目所对应的补偿款金额，清湖联社应向周飞扬发放补偿款金额合计250714.4元（190560元+9940元/12×9+8000元+25304.4元+10000元+5000+3425+290元+130元+250元+300元）。至于周飞扬主张的另外3个路灯，因其自认鱼塘有9个路灯，其主张12个路灯的补偿款依据不足，且现有证据不能排除3个路灯为涉案征地范围内其他区域的路灯，因此周飞扬该部分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补助，根据涉案补偿确认表的记载，上述5719元实为搬迁补助，且并非针对涉案鱼塘的补偿项目，周飞扬主张上述补偿款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周飞扬主张因经营涉案鱼塘购置的深井泵、抽水泵、养鱼网、烤鱼平台、监控主机、监控配件及安装费、兴南冷柜、运鱼箱、增氧气3台、大太阳伞若干等共支付57000元，上述项目并未包含在“上官苑地块征收项目（广铁一中）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清湖）”中，周飞扬认为包含在总补偿款中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清湖联社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联社返还周飞扬补偿款250714.4元；二、驳回周飞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共6038.78元，由周飞扬负担1246.37元，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联社负担4792.41元。二审中，黄伟开提交柳炳文出具《情况说明》以及销售合同、收据、短信截图等，拟证实涉案场地设施设备均为其个人投入。周飞扬发表质证意见认为柳炳文未到庭作证，相关陈述不属实；销售合同、收据真实性均不予确认，黄伟开对其投入一审三次陈述均不一致，合同、收据并没有支付证明，无法证实黄伟开对这些项目实际付款，收据字迹和手印全部是新的，而落款日期却是2014年，这些单据应是一审之后制作的，并非14年的收据，树苗、挖鱼塘的钩机费、大棚、厕所、钓鱼、平台、灶台等收据均与本案无关，征地补充并无对这些项目进行补偿；周飞扬一审提交的录音中，黄伟开亲口承认机井、集装箱的所有权归周飞扬，且明确表示机井是后面的经营者所修，现在又提供证据说是黄伟开本人承建，不属实对；短信截图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另，黄伟文对周飞扬一审提交的录音真实性不确认，申请语音鉴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周飞扬提起诉讼主张其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取得自己应得部分的补偿费用，本案适用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案由，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黄伟开为本案一审被告，虽然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作为本案当事人，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涉案鱼塘及相关设备被依法征收所产生的补偿款应归何人所有。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生效判决已经查明黄伟开2015年4月1日将涉案鱼塘出租给罗礼康，并约定征收补偿款归罗礼康所有，罗礼康将涉案鱼塘转让给万学银，万学银又转让给李小双，李小双与周飞扬约定钓鱼场场地使用权与所有设备物件全部转让给周飞扬，并于2018年5月30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取转让费82000元，鱼塘所有权利即日转归周飞扬所有。周飞扬主张涉案鱼塘及相关设备系由之前的实际经营人转让归其使用和收益，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其次，黄伟开一审三次庭审对于涉案鱼塘及设备的投入做了三次不同的陈述，且明确对自己的陈述没有证据提交，二审又提交证言、合同、收据等主张集装箱、水井、鱼苗及其他鱼塘设施均是其投入，但证人未到庭作证，黄伟开亦未提交实际支付凭证证实款项的实际支出，不足以采信，而即使黄伟开在2014年对鱼塘进行了投入，但其在2015年4月1日将鱼塘经营权以出租的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租期至2020年4月1日，并约定补偿款归承租人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补偿费的归属应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先，黄伟开再主张补偿款归其所有，与《租地协议》的约定不符。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周飞扬主张涉案鱼塘及相关设备被依法征收所产生的补偿款归其所有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黄伟开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不足以采纳。另，因周飞扬一审提交的录音是否真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语音鉴定并无必要，故本院对黄伟开的委托鉴定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黄伟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38.78元，由上诉人黄伟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 涛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