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17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国伟，男，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峰，男，1975年4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上诉人史国伟因与上诉人张振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9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国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上诉人张振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国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张振峰向我支付房屋装修款85,000元。事实和理由：案涉房屋装修实际发生，一审我提交了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唐朝装饰装修部签订的《装修协议》及装修部负责人唐朝出具的《收条》，足以证实我就案涉房屋进行装修并支付装修费的事实。该装修费为我的实际损失，张振峰理应赔偿。因唐朝装饰装修部的公司是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利润较低，为了节省开支，当时协商的装修总金额是未含税的金额，故我并未要求开具发票。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张振峰辩称，我不认可史国伟的上诉请求，案涉房屋只是用我的名义购买，我与史国伟之间没有宅基地转让关系。案涉房屋我也没有使用。 张振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四项，改判驳回史国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我是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与史国伟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史国伟了解到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的民房有被政府计划征收、拆迁的消息，2016年4月初，史国伟到案涉宅基地现场勘查后决定购买，和我协商由他出资购买米东区某某村民潘鸿瑞的宅基地，但宅基地挂在我名下征收。2016年5月24日，我与潘鸿瑞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2016年5月25日史国伟与我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史国伟先将宅基地转让款转给我，再由我转给潘鸿瑞。另外，我受史国伟的委托找到吴继刚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了二层楼房，建起的二层楼房工程款由史国伟支付给我，我又全额转给了施工人吴继刚，2016年10月份二层楼房竣工后交付给史国伟占有、使用至今。本案中，我与潘鸿瑞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修建二层楼房是均是受史国伟的指示而为。应认定史国伟与实际宅基地使用权人潘鸿瑞之间存在转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由我将二层楼房价款返还给史国伟缺乏事实依据。二层楼房属于史国伟与我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之后史国伟自己出资修建。《宅基地转让协议》中不包括二层楼房的转让，不属于宅基地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史国伟最初购买涉案宅基地是为了获得征收补偿款，其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我在宅基地转让过程中并未获取分文利益，对修建二层楼房也未占有和使用收益。综上，请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史国伟辩称，《宅院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张振峰与史国伟，双方存在转让合同的法律关系，亦有转让事实，故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张振峰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合法有据。协议中转让的范围包括土地和地上建筑物，张振峰收取的款项也是包含地上建筑物的款项，现合同无效，张振峰应将该款向我返还，本案中因张振峰应承担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故应当赔偿我利息损失。 史国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史国伟与张振峰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张振峰返还史国伟已付转让款1,486,000元（后更正为1,485,000元）；3．判令张振峰支付史国伟以1,48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7年1月5日起暂计算至2021年1月5日止（共计4年）期间的利息损失282,340元（1,485,000元×4.75％×4年）；4．本案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邮寄送达费由张振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9日，案外人潘鸿瑞向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递交《拆旧建新申请》，载明：我是古牧地镇某某村第四村民小组村民，于1978年建的土木结构房屋九间计200平米，东邻马寿，南邻农田路，西临虎生强，北邻农田路，因房屋年久失修已成危房，故申请拆旧建框架房（两层），不准超过500㎡房，请批准为盼；第四村民小组组长、村委会主任王金东、村治保主任马明忠签字并加盖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公章。2016年4月12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经研究决定，同意划分宅基地给本村村民张振峰（652322197504081019），宅基地位置：东至耿彬，南至潘鸿瑞自建房，西至虎生强，北至农田路，村主任王金东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述涉案宅基地已登记在被告张振峰名下。史国伟的配偶为马金芝。2016年5月24日，史国伟及其配偶马金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张振峰转账支付共计10万元。2016年5月25日，史国伟作为乙方（受让方）与张振峰作为甲方（转让方）签订《宅院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在四队潘鸿瑞处购买的宅院转让给乙方所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转让的宅院位于（土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宅院四至：东邻马寿，南邻潘鸿瑞老房子，西邻虎生强，北邻农田路）；上述宅院系甲方的财产，无其他产权共有人；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上述宅院的转让价款为（），转让的宅院面积大约为500平方米，成交时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先向甲方预付定金10万元，剩余款项待工程主体完工后一次性向甲方付清。甲方负责在上述转让的宅院内为乙方修建房屋，房屋主体为两层砖混结构，甲方负责房屋质量，建房价格为700元／平方米，包括主体、上下水、外门，不包括暖气、地板砖，乙方向甲方先行支付建房款10万元，待房屋主体竣工，再按照建房的实际面积一次性向甲方付清。本协议签订之前，甲方已将上述宅院交付给乙方，交付之后乙方再自行修建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均归乙方个人所有，与甲方无关。宅院交付之前涉及此宅院的所有债权债务（包括水、电等相关税费）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宅院交付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上述转让宅院在双方交易后至未过至乙方名下期间，如遇拆迁、征收、征购、自然灾害等产生的一切赔偿、赔付、置换收益等均归乙方享有（若因实际需要甲方协助办理上述相关事宜时，甲方应当积极予以协助）和支配。本合同签订后，如有一方违约，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本宅院转让价款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的，则以造成的实际损失额为准。2016年6月7日，史国伟配偶马金芝向张振峰转账10万元；2016年7月12日，史国伟向张振峰转账70万元；2016年8月22日，史国伟配偶马金芝向张振峰转账10万元；2016年9月9日，史国伟向张振峰转账10万元；2016年9月18日，史国伟配偶马金芝向张振峰转账10万元；2016年9月29日，史国伟配偶马金芝向张振峰转账5万元；2016年10月17日，史国伟向张振峰转账5万元；2017年1月5日，史国伟向张振峰转账10万元，加上2016年5月24日10万元，史国伟夫妻共计向张振峰转账支付140万元。2016年9月5日，张振峰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史国伟建房款与土地出让金共计100万元”。2017年1月5日，张振峰出具清单：土地面积568㎡×1450=823,600元，建房面积388×2=776㎡×680=527,680元，顶层86㎡×400=34,400元，大门3,500元，围墙36㎡×270=9,720元，门口地坪100㎡×40=4,000元，一二层刮顶（连工带料）800㎡×9=7,200元，总计壹佰肆拾壹万贰仟元，实收壹佰肆拾万元。2020年11月28日，张振峰通过微信向史国伟发送《古牧地镇某某村委会公示》和摸排台账，摸排台账中载明：本案涉案宅基地使用人为张振峰，系在自留地中修建房屋。张振峰当庭认可史国伟提交的《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中所涉违法建筑物非本案所涉宅院。宗地图显示：张振峰除本案案涉宅基地外，在古牧地镇某某村还有一块宅基地；张振峰自认从其父母处继承的某某村宅基地已于2018年被征收补偿。另，史国伟系乌鲁木齐市城镇户籍，张振峰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2016年5月24日，案外人潘鸿瑞出具收条“收到张振峰交来宅基地转让款10万元”，张振峰并未提供相应的取款或者转账凭证。2016年7月12日，史国伟向张振峰转账70万元，张振峰随即向潘鸿瑞转账50元，潘鸿瑞向张振峰出具的收条为“张振峰交来宅基地转让款723,600元”，张振峰未提供223,600元的取款或者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张振峰抗辩其主体不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史国伟与张振峰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系约束双方当事人的协议，张振峰提交其与潘鸿瑞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与史国伟、张振峰签订的协议是不同的协议，内容并不一致，主体亦不相同。史国伟、张振峰签订的协议并未约定宅基地的具体转让价款，张振峰提供的潘鸿瑞出具的收条结合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两个合同的价款均为823,600元，张振峰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是受史国伟委托与案外人潘鸿瑞签订协议，故张振峰关于其主体不适格、应追加潘鸿瑞为本案被告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史国伟与张振峰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是国家对本集体成员的特有权利，具有无偿性、福利性和限制转让性。农村宅基地是集体的，村民只有使用权。国家对于非本集体内部成员购买宅基地及房屋已经是明令禁止，无论是基于生产也好、生活也罢，或者别的任何理由，我国相关法律均严禁非本集体内部成员购买宅基地及房屋，农村宅基地是只有本集体内部成员才能享有的特殊权力。本案中，史国伟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镇户籍，张振峰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张振峰在未经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情形下，与非本集体小组成员的史国伟签订了《宅院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的该份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史国伟、张振峰均认可古牧地镇某某村村委会主任为王金东，治保主任为马明忠，2016年4月12日有王金东签字和某某村村委会盖章的证明可以证实涉案宅基地归张振峰所有，且张振峰认可涉案宅基地已登记在其名下，故可以确认案外人潘鸿瑞向米东区古牧地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递交《拆旧建新申请》的真实性。史国伟、张振峰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张振峰负责在上述转让的宅院内为史国伟修建房屋；2017年1月5日张振峰出具的清单亦可以证实张振峰为史国伟修建了房屋，且自己也参与了房屋的修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经村委会同意后张振峰为史国伟修建的房屋在《宅院转让协议》无效后，张振峰向史国伟退还相应的价款后，史国伟应当将房屋退还张振峰。张振峰出具收条认可宅基地转让款及修建房屋费用共计1,400,000元，故张振峰应当向史国伟返还宅基地转让款和修建房屋费用共计1,400,000元。张振峰明知自己未取得村委会同意向某某村以外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史国伟转让宅基地并修建房屋，该转让、修建房屋行为是双方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张振峰应负主要责任；史国伟作为买受方，未对张振峰所转让的宅基地状况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其对合同无效负次要责任。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法律对合同无效后关于损失的规定，2017年1至3年银行贷款年利率为4.75％，予以支持利息金额为173,993.15元（本金370,477元×自2017年1月6日至2019年8月19日共955天×银行基准利率）；以14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LPR）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1年1月5日利息77,239.73元，以上共计251,232.88元。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对史国伟主张的损失张振峰应承担70％即175,863.02元，史国伟自行承担30％即75,369.86元。史国伟主张的装修款85,000元因无相应的转账凭证及对应的发票，对其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保全费10,000元系史国伟因此案进行财产保全产生的费用，应由张振峰承担。保全担保费4,597元双方并未约定，且非保全必然产生的费用，故对史国伟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史国伟与张振峰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无效；二、张振峰向史国伟退还宅基地、建房转让款1,4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张振峰向史国伟支付利息损失175,863.02元（251,232.88元×70％），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张振峰向史国伟支付财产保全费1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五、驳回史国伟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国伟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照片24张；2．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证明史国伟因案涉房屋装修，向米东区唐朝装修部支付装修款85,000元的事实。张振峰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照片拍摄的确实是案涉房屋，但不认可装修费的数额，史国伟实际花费了多少钱无法确认。张振峰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7份，由案涉房屋的左右邻居及房屋施工人、前四队书记书写，证明案涉院落是史国伟委托张振峰向潘鸿瑞购买并委托张振峰建新房的事实。2．案外人沈建梅与史国伟2016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原件，该证据与张振峰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该协议书复印件一致，可以证实沈建梅与史国伟经张振峰介绍共同投资购买潘洪瑞宅基地建房一事。史国伟对张振峰提交的证明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中的文字内容都是统一打印的，不具有可信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协议中提及土地和本案案涉土地并非同一块，该协议也并未实际履行，沈建梅未对本案的购地建房进行过资金投入。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上述证据中，因史国伟提交的照片及证人证言的确能反映案涉房屋的装修事实，故本院对照片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待结合全案事实综合予以认证。张振峰提交的证明应为证人证言，但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且史国伟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张振峰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因史国伟持有的《协议书》与张振峰出示的《协议书》内容一致，史国伟对落款签名的真实性亦认可，故本院对张振峰出示的《协议书》的真实性确认，但协议的签订一方沈建梅并非本案当事人，史国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居民因建造自有房屋而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占有、使用的权利，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专有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本案并非是基于宅基地使用权发生的争议，根据史国伟的诉讼请求及双方当事人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二审更正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宅院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及合同效力该如何认定；2．如《宅院转让协议》无效，史国伟向张振峰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围绕史国伟、张振峰的上诉意见及二人的辩称意见，本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宅院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及合同效力问题。 《宅院转让协议》为张振峰（甲方）与史国伟（乙方）签订，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在四队潘鸿瑞处购买的宅院转让给乙方所有”，结合史国伟在一审提交的2016年4月12日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案涉宅基地在《院落转让协议》签订前为张振峰所有。张振峰上诉称因史国伟不具备村民身份，故而委托张振峰与案外人潘鸿瑞进行交易而形成的《宅院转让协议》，事实上是史国伟与案外人潘鸿瑞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振峰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其与案外人潘鸿瑞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及款项支付凭证，即使该协议与款项支付均真实有效，只能证实案涉宅基地的来源为张振峰从潘鸿瑞处购得，而不能证实张振峰系受史国伟委托从潘鸿瑞处购买案涉宅基地的事实，亦不能通过这些证据排除系张振峰从潘鸿瑞处购买案涉院落再卖与史国伟的可能性，故本院对张振峰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本案的《宅院转让协议》的合同双方应确定为张振峰与史国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已于2019年8月26日修正，一审应引用修正后的法律条款，二审对此予以纠正。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张振峰与史国伟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院落转让协议》，虽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史国伟并非涉案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张振峰转让宅基地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人员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史国伟向张振峰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能否成立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院落转让协议》约定，在《院落转让协议》签订后，张振峰需为史国伟在案涉宅院上建造一栋二层砖混结构的房屋，该建筑物亦已建成交付史国伟，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总价1,400,000元中，宅基地款的金额为823,600元、建房款的金额为576,400元均不持异议。现史国伟主张因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1,400,000元应由张振峰向其返还。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包含两部分内容，为张振峰向史国伟出售宅基地及史国伟委托张振峰修建新房，在协议签订时二层砖结构的房屋还未进行建造。现本案协议因其中的宅基地转让的内容被认定为无效，不论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院落转让协议》还是张振峰与案外人潘鸿瑞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来看，均未反映案涉土地上原本存在建筑物，且庭审中，张振峰亦否认案涉土地上原本存在建筑物的事实，故双方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即案涉土地应当由史国伟向张振峰返还，宅基地款823,600元应当由张振峰向史国伟返还。 关于史国伟主张的新建房屋费用、占用资金利息及装修费、保全费的问题。案涉土地返还后，因房地不可分割，在史国伟向张振峰返还案涉土地的同时应将案涉房屋一并向张振峰交付。因案涉房屋由史国伟出资建造及装修，故该部分的费用应作为合同无效给史国伟造成的损失，由双方按照造成合同无效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时，均应知晓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能买卖农村房屋的，但仍签订合同买卖涉案院落，双方均有过错，均应对本案的合同无效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张振峰应承担70%的主要过错责任，史国伟应承担30%的次要过错责任无误。基于该过错比例的划分，张振峰应向史国伟支付的建房款损失为403,480元（576,400元×70%），一审法院对此项费用认定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关于史国伟主张的装修费损失，因其对装修费的具体数额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亦明确不要求对此项损失进行评估鉴定，故本院对史国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史国伟主张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史国伟向张振峰支付的资金分为购置宅基地款及建房款，因合同中关于购买宅基地部分无效存在需要相互返还的情形，占用资金的一方应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而占有涉案土地的一方亦应当向对方支付占有使用费，《宅院转让协议》签订后史国伟便占有使用案涉土地至今，故对其主张的购买宅基地部分的资金利息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建房款利息，案涉房屋由史国伟委托张振峰建造，建成后一直由史国伟占有使用，其主张该部分的资金占用费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史国伟主张张振峰应向其支付保全费10,000元，该费用为史国伟为本案诉讼进行财产保全所实际花费的必要费用，应由张振峰负担，一审对此费用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史国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张振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9民初413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史国伟与张振峰签订的《宅院转让协议》无效；张振峰向史国伟支付财产保全费10,000元； 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9民初41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即张振峰向史国伟退还宅基地、建房转让款1,400,000元；张振峰向史国伟支付利息损失175,863.02元（251,232.88元×70％）；驳回史国伟其他诉讼请求； 三、张振峰返还史国伟宅基地款823,600元； 四、张振峰赔偿史国伟宅建房款403,480元； 无、驳回史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张振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请求标的1,768,340元，判决给付标的1,237,080元，占请求标的的70%。一审案件受理费10,357.53元（史国伟预交），由张振峰负担70%即7,250.27元，由史国伟负担30%即3,107.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997.77元（史国伟预交1,925元，张振峰预交19,072.77元），张振峰负担70%即14,698.44元，由史国伟负担30%即6,299.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 艳 审判员 高 茜 审判员 马恒雯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徐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