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丛某，女，195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鹏，山东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66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维玲，女，1971年1月24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王惠，山东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丛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5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丛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王某1分得拆迁利益72／135，即王某4付给王某1差价款45万元；改判丛某分得拆迁利益1／9，即王某4付给丛某差价款10万元。事实与理由：1.王某1、丛某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年房证载明的六口人的人员分别为王培基的奶奶、王培基的母亲、王培基、王培春、林均恩及王某1。按照当时政策，××××年的老房及宅基地使用权应属上述六人共有，六人各占六分之一，即每人拥有一间房屋的所有权；2.一审判决认定，××××年左右，王培基与王培春兄弟就××××年老房进行分家，他人均未提出异议，按照习俗应当认定王培基、王培春各自取得了所分房屋的所有权。××××年的产权情况因为分家发生物权变动。王某1、丛某对此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年分家的时间，仅是王培春的个人陈述，与王某1、丛培红等的陈述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认定分家的具体时间。（2）仅有王培春的陈述不能证实分家的事实及××××年的产权情况因为分家发生物权变动。首先，双方就涉案房屋的约定不明确，上述××××年登记的老房的所有权人有6人，王培基、王培春无权处分林均恩、王某1的份额。一审判决认定分家发生在林均恩去世之后，林均恩去世后，其拥有的一间房屋的产权已经产生继承。王培基、王培春二人无权剥夺他人的继承权。再次，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也应认定为王培基分得的三间房屋分别原属王培基一间、林均恩一间、王某1一间共计三间。王培春的三间房屋分别原属王培春一间、王培基奶奶一间、王培基母亲一间共计三间。故王培基分家分得的三家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应为王培基、林均恩、王某1三人共有，三人各占三分之一。按照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王某1原本拥有1／3份额，林均恩去世后，林均恩拥有1／3份额由王培基、王某1、丛某三人平分，每人分得1／3份额，也即涉案房屋的1／9。故王某1的份额变为4／9，王培基为4／9，从君红为1／9。王培基去世后，因涉案房屋及宅基地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故其涉案房屋王培基拥有的4／9份额由王培基法定继承人安文兰、王某1、王振聚、王某3、王某2、王某4六人平分，故每人分得2／27的份额。王某1的份额变为14／27。因王培基与安文兰再婚时王某112岁左右，其不能独立生活，又没有其他人抚养，其与王培基与安文兰共同生活，已与安文兰形成抚养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王某1未证实其与安文兰形成抚养关系，不属安文兰的法定继承人，举证责任分配及事实认定均有错误。故安文兰去世后，对于安文兰基于继承王培基的遗产所拥有的涉案房屋的份额王某1亦拥有继承权。安文兰的2／27份额由王某1、王振聚、王某3、王某2、王某4五人平分，即每人份额为2／135，故王某1的份额变更为72／135。3.一审判决认定，从案外人哈日夫、兰香提供的购房协议、付款凭证、水电费凭证来看，王某5已将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以19320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该房屋已无法分配，应就售房款按比例进行分配。该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且证据的真实性王某1、丛某均不予认可。（1）该证据均系一审法院主动调取。但是不符合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程序违法，违背了法官的中立原则。（2）一审法院主动调取的证据，留存在案卷中的证据为复印件，王某1、丛某始终未能见到原件，剥夺了王某1、丛某的相关权利。（3）据王某1、丛某了解，王某5与其妻子在草庙子镇嘉和花园开设了房屋中介公司（友邦），即使其与哈日夫存在银行转账记录，也不能证实该303室的买卖关系的真实性。（4）即使存在买卖关系，但是涉案的303室并没有办理物权登记手续。即涉案的303室并没有登记在哈日夫、兰香名下。依照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的规定。其买卖行为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对抗王某1、丛某对涉案房屋及宅基地的产生的物权及继承权。即不能认定房屋已无法分配，仅能就售房款按比例进行分配。故一审判决认定王某5出售房屋价格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其他共有人利益，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王某1、丛某认为是不正确的。王某5处分该303室是无权处分行为。哈日夫、兰香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哈日夫、兰香在受让房屋时，是否支付了合理价款，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且涉案的303室并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故哈日夫、兰香的买卖行为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其亦不能依据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取得涉案303室的物权。（3）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303室房屋已卖给哈日夫、兰香，亦应对303室房屋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分配。4.一审判决认定，14号楼303室系补偿面积181平方米对应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安置房屋，证据不足。（2020）鲁10民终593号民事判决己经认定14号楼902室系补偿面积为181平方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安置房屋，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大铁村委会）出具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认定。根据王某1、丛某的了解，打铁村委会的财务人员系对方亲属，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故打铁村委会在本案中出具的与之前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应予以采信。涉案的14号楼902室和14号楼303室的房屋面积一样，只是对应储藏室面积有较小差异，且均登记在王同红名下。故不能确定14号楼303室是本案拆迁安置房屋。在无法确定14号楼902室和14号楼303室到底哪一套的房屋是补偿面积181平方米对应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另一套安置房屋的情况下（两套房屋面积一样均登记在王同红名下），应当参考嘉和花园16号楼504室（评估价498007元）来确定涉案181平方米对应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另外一套安置房屋的价值予以分配。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年的房权归属因分家发生物权变动，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王培春于××××年退伍回家后，才需要分家。此时王培基、王培春兄弟均成年，分家符合农村的习俗。分家后，王培基一家居住三间，王培春一家居住另外三间。涉案房屋1991年普查登记时登记在安文兰名下，王某1、丛某居住在威海地区，对该事实均知情，且未提出异议，应当认定王某1、丛某已经认可了分家事实及王培基对其分得的三间房屋享有所有权。2.一审判决认定王某1不属于安文兰的继承人，认定事实正确。王某1于一审庭审中自认，安文兰、王培基结婚时，王某1并未随安文兰、王培基共同生活，安文兰年迈时，王某1亦未探望安文兰，亦未履行赡养义务。一审认定王某1不属于安文兰的继承人合法有据。3.涉案房屋拆迁所得的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的买卖有证据证实，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4.丛某与他人已经形成了扶养关系，其与王培基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亦无证据证实其对王培基进行了赡养，不能作为王培基的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王某1分得威海临港区草庙子镇打铁村房屋（政府颁发致字第02901、0290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王培基一家三口分家析产得到的三间181平方房屋及宅基地）拆迁补偿利益的3／5份额（价值约50万元），请求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给付差价款50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丛某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丛某请求依法分割涉案房屋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培基、王培春、王培珍、王培贤系兄妹关系，四人的爷爷、父亲均早于××××年去世，奶奶、母亲分别于1952年、1958年左右去世。王培基与林均恩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王某1（1945年12月出生）、王振红（1954年1月出生）。1954年，林均恩去世，王振红被送至他人抚养并改名丛某。1956年左右，王培基与安文兰再婚，双方共生育四子女，分别为王振聚、王某2、王某3、王某4。1979年、1980年左右，王培基去世。后，安文兰与他人共同生活，未再生育子女。2005年4月，安文兰去世。2011年8月，王振聚去世。王振聚与王同红原系夫妻关系，2006年7月31日双方离婚，二人育有一子即被告王某5。××××年2月10日，政府颁发致字第02901、0290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将位于文登县分的房屋登记户主为王培基，人口为六人，王某1、丛某主张该六人为王培基的奶奶、母亲、王培基、王培春、林均恩及王某1。王某2等主张房屋由王培基的奶奶、母亲、王培春、王培基、王培珍、王培贤六人居住。××××年左右，王培春自外地当兵回家后，其与王培基就上述房屋按照农村习俗进行分家。经抓阄，王培基分得三间正房（较大、较新），王培春分得三间正房（较小、较破旧）、两间厢房。王培基去世后，安文兰在涉案房屋内居住。1991年3月10日，王培基分得三间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登记至安文兰名下，土地证号为草宅集建91字第040060087号，用地面积为181平方米。安文兰搬离该房后，王振聚将房屋推倒重建。2014年4月15日，王某5代其母王同红（乙方）与草庙子镇打铁村村民委员会（甲方）就上述重建房屋签订补偿协议书，约定：一、补偿方式及需拆除房屋情况：乙方选择产权调换；需拆除房屋土地证号04××27（此处应为笔误，实际应为040060087），房产证无，房屋坐落号167……四、乙方安置面积的确定：土地证上登记的面积为181平方米，房权证上登记的建筑面积为_平方米，按照《草庙子镇打铁村村庄改造拆迁安置办法》规定协议的，给予安置面积为181平方米。五、时间安排及相关奖励：……3、乙方自行搬迁，甲方支付给乙方以证为户搬迁费1200元，乙方自行联系搬家公司，甲方以证为户奖励乙方500元。4、乙方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奖励3000元，在规定时间进行抓阄的奖励5000元，在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并验收合格的奖励6000元。上述搬家费、各项奖励待乙方搬迁验收合格后方可领取，乙方凭验收合格单于房屋差价结算时一并到村委领取。后上述房屋拆迁，现已回迁安置了威海临港区嘉和花园Ａ11号（后改为16号）楼504室及Ａ7号（后改为14号）楼303室。拆迁补偿利益还包含搬迁费、按时签订协议、抓阄、腾空房屋的奖励等，扣除需向村委缴纳的差价款3032.4元，尚有款项12667.6元未发放。另外，王同红在打铁村另有民房一处亦被拆迁，拆迁安置面积为173平方米，其中一套拆迁安置房屋为嘉和花园Ａ7号（后改为14号）楼902室。2014年4月28日，王某5（甲方）与哈日夫（乙方）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旧村改造、集体规划的住宅楼范围内第二套住宅，面积为80-90平方米之间。甲方按照每平方米贰仟叁佰元的价格卖给乙方，乙方将在接受房屋钥匙之日起，缴清所有的购房款，并且将自行承担该房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乙方需向甲方交纳10000元购房订金。协议落款处记载：已收购房定金10000元。2016年3月31日，哈日夫之妻兰香自其银行账户中取款40000元并于同日存入王某5账户。同日、2016年4月3日，王某5分别向哈日夫、兰香出具金额为40000元、10000元收条。2016年4月19日，王某5（甲方）与哈日夫（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愿将威海临港区浙江路嘉和花园Ａ7号楼303号、建筑面积84平方米房屋出卖给乙方，并将所出卖房产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同时出卖给乙方。双方议定上述楼层总价款为人民币193200元，草厦子面积平方米......同日，兰香向王某5转账130000元。另查明，嘉和花园16号楼504室现由王某5装修使用。王某1提出申请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威海英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房屋价值评估，经评估该房屋价值为498007元（含储藏室价值），王某1支付评估费3000元。又查明，2017年5月17日，王某2、王某3、王某4将王某5及其母亲王同红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分割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后双方达成调解，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5日出具（2017）鲁1002民初257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于安文兰名下位于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上房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草宅集建91字第040060087号；用地面积181平方米）之拆迁补偿利益归王某5、王同红共同所有，王某5、王同红于2018年2月16日前共同给付王某2、王某3、王某4补偿款154920元。后，因该调解书损害王某1的利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10民终59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上述调解书。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均同意按（2017）鲁1002民初2579号民事调解书达成的调解数额履行，即王某5支付王某2、王某3、王某4差价款154920元，四方再无其它争议。现王某5已支付50000元。一审中，一审法院依法向王培春、王培贤、王同红进行调查。王培春陈述××××年老房由王培基的奶奶、母亲、王培春、王培基、王培珍、王培贤六人居住；母亲、奶奶分别于1952年、1958年去世，大姐王培珍现已去世；王培春于1955年外出当兵，××××年结婚，××××年分家。王培贤陈述××××年老房由王培基的奶奶、母亲、王培基、王培春、林均恩及王某1六人居住；父亲在王培贤9岁（约1942年）去世，母亲在王培贤20-30岁（1953年至1963年）去世，奶奶大约在1953年左右去世；王培贤16岁时（1949年）出嫁了，其姐王培珍于第二年出嫁；王培贤姐妹已出嫁，王培基兄弟二人分家的事也不通知王培贤姐妹二人。王同红陈述其与王振聚于××××年结婚，双方于2006年7月31日离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都归王某5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年老房的产权人如何确定；二、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拆迁利益享有的份额；三、拆迁利益如何分配。一、关于××××年房证中记载的六口人如何认定。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王培春、王培贤的调查以及结合有关人员去世时间来看，该六人包括王培基奶奶、母亲、王培基、王培春不存在争议，关于剩余两人，王某1主张系王某1及其母亲林均恩，王某2等主张系王培珍与王培贤。但王培贤陈述其于16岁即1949年左右出嫁、王培珍于次年即1950年出嫁，该二人不可能于××××年仍在老房中居住。××××年时王培基与林均恩已结婚，双方应该共同居住，此时王某1六岁，也应当与父母共同居住。综合来看，××××年房证中的六口人应为王培基奶奶、母亲、王培基、王培春、林均恩及王某1。按照当时政策，××××年老房及宅基地使用权应属上述六人共有，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二、××××年左右，王培基与王培春兄弟就××××年老房进行分家，他人均未提出异议，按照习俗应当认定王培基、王培春各自取得了所分房屋的所有权。××××年的产权情况因为分家发生物权变动。王培基去世后，其分得的三间房屋土地证虽于1991年登记在安文兰名下，但该登记带有普查性质；王振聚的扩建或重建行为未得到审批，系在原宅基地范围内已有面积基础上的行为。故不能依据1991年登记及重建行为确认原三间老房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拆迁利益归属。三间老房系王培基遗产，相应的拆迁利益应由王培基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丛某与他人已形成抚养关系，其与王培基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亦无证据证实对王培基扶养较多，故不能作为王培基法定继承人。王培基法定继承人应为安文兰、王某1、王振聚、王某3、王某2、王某4，王某1依法可自王培基处继承1／6份额。王某1未证实其与安文兰形成扶养关系，不属安文兰的法定继承人。王某2、王某3、王某4已就其应得部分与王振聚之子王某5达成一致，不再确认其份额。三、涉案拆迁利益包括安置房两套、扣除应缴差价款后的拆迁奖励等12667.6元。双方对安置房屋中的嘉和花园16号楼504室（评估价值498007元）、拆迁奖励12667.6元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是另一套安置房是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还是14号楼902室。一审法院通过向村委会调查，14号楼303室系补偿面积181平方米对应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安置房屋，而14号楼902室系补偿面积173平方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安置房屋，涉案房屋的补偿面积为181平方米，故14号楼303室系本案拆迁安置房屋。从案外人哈日夫、兰香提供的购房协议、付款凭证、水电费凭证来看，王某5已将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以193200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该房屋已无法分配，应就售房款按比例进行分配。至于王某5出售房屋价格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其他共有人利益，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嘉和花园16号504室已由王某5占有使用，故该房屋归王某5所有，由王某5向其余人支付差价款为宜。以上拆迁利益共计703874.6元，王某5应支付给王某11／6即117312元、自愿支付给王某2、王某3、王某4104920元（扣除已付50000元）。综上所述，王某1、丛某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2014年4月15日，王某5代王同红与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委员会就草宅集建91字第040060087号宅基地签订的安置面积181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的拆迁补偿利益归王某5所有；二、王某5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某1拆迁利益差价款117312元；三、扣除已付50000元，王某5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某2、王某3、王某4拆迁利益差价款104920元；四、驳回王某1、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王某1负担3077元，王某5负担1323元；评估费3000元，王某1负担1000元，王某5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一审承办法官询问××××年房证与1991年土地证是否一致。王某1回答，××××年的房证包括了王培春的，除去王培春的剩余部分与1991年土地证是一致的，分家是在1956年之前，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王某5等回答王培春1964年当兵回来后分了家。王某1、丛某于二审中主张分家可能发生在1957年至1958年。关于涉案回迁房屋中另一套是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还是14号楼902室的问题，（2020）鲁10民终593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回迁房屋中另一套房屋为嘉和花园14号楼902室系根据打铁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本案中，打铁村委会出具了内容不同的证明，载明涉案回迁房屋中另一套系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为查明该事实，一审法院至打铁村委会调取了涉案房屋及173平方米房屋的拆迁安置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王同红173Ａ4503……Ａ7902”、“王同红181Ａ11504……Ａ7303”。王某5对此解释为因其与哈日夫在选房号之前即达成购房协议，所以选房号系哈日夫自行抽签，其对具体房号不清楚，此前亦未仔细核实。173平方米房屋的回迁房屋与本案没有关联。王某1、丛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根据打铁村委会另案中出具的证明以及生效判决的认定，嘉和花园14号楼902室房屋才是涉案181平方米房屋的回迁房屋。嘉和花园Ａ11号楼后改为16号楼，Ａ7号楼后改为14号楼。关于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是否由王某5转让给哈日夫、兰香，一审法院对哈日夫、兰香进行了调查，哈日夫、兰香的陈述与王某5的陈述基本一致，并提交了购房协议、付款凭证、收据及支付水电费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分家的时间及效力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培基、王培春兄弟对××××年的老房进行了分家的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且此后王培基、王培春兄弟对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与双方陈述的分家事实一致，故一审认定王培基、王培春兄弟进行了分家，合法有据。双方存在争议的是具体分家的时间，王某1等主张为1956年之前，王某2等主张约为××××年，根据一审法院对王培春的调查，王培春自述分家约在××××年，（2020）鲁10民终593号民事判决载明王培春主张分家时间为1964年，王培春系分家的当事人，分家对其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相较于分家当时较为年幼的王某1及其他当事人，一审根据王培春的陈述认定分家时间约为××××年，并无不当。截止分家时王培基的奶奶、母亲已经去世，王培基的前妻林均恩也已经去世，此时家庭成员较之××××年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王培基、王培春兄弟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家析产，系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的重新分配，符合当时威海地区农村的风俗习惯，各方家庭成员亦未提出异议，此后双方亦是根据分家的事实居住生活。王某1、丛某主张王培基分得的房屋中仍存有王某1、林均恩根据××××年房证享有的份额，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本院不予支持。故应当认定分家后，王培基取得了其所分得房屋的所有权，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应作为王培基的遗产予以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王某1与安文兰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王某1是否是安文兰的继承人，王某2等主张安文兰与王培基结婚时明确表示不同前妻的子女共同生活，故王某1并未与安文兰共同生活，而是随其奶奶、舅舅生活。王某1对此不予认可，主张王培基、安文兰结婚时，其前往姑姑家中居住了几个月后即返回随王培基生活，一直到××××年结婚。根据一审对王培贤的调查，王培贤主张王某1曾随王培珍生活过一段时间，并未陈述王某1随王培基、安文兰生活。现王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安文兰晚年，其对安文兰尽到了赡养义务，一审认定双方未形成抚养关系，王某1并非安文兰的继承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丛某应否分得遗产，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丛某尚年幼时，王培基已将其送给他人抚养，丛某与养父母事实上形成了收养关系，王培基不再对其履行抚养义务，丛某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作为子女，对晚年的王培基进行了赡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消除，丛某再行要求分得王培基的遗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回迁房屋是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还是14号楼902室的问题，打铁村委会在不同案件中提交的证明载明的房号不一致，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对打铁村委会进行了调查，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质证，并无程序违法。根据打铁村委会向一审法院出示的登记表的记载，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系涉案181平方米房屋的回迁房屋。王某5对此所作出的解释亦无明显不当。王某1、丛某对此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房屋是否已出售给哈日夫、兰香，一审法院对哈日夫、兰香亦进行了调查，其证言与王某5陈述基本一致，亦提供了购房协议、付款凭证及交纳水电费的证据，一审据此认定嘉和花园14号楼303室房屋已经转让给哈日夫、兰香并无不当。作为遗产的回迁房屋已被继承人处分，一审判令对购房款进行分割并无不当。王某1、丛某要求按照市场价格分割，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54元，由王某1、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慧审 判 员  董光成审 判 员  赵 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孟佳宁书 记 员  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