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103民初3907号原告：滕丹，男，199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住云南省宣威市。原告：王倩，女，199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禄丰县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旭、吴静，系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碧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1006号房屋二楼。法定代表人：潘永卓，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和慕戎，女，1993年8月16日出生，纳西族，云南省昆明市人，系该公司法务，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陈怡盈，女，1992年2月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系该公司法务，住重庆市北碚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滕丹、王倩诉被告云南碧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滕丹、王倩的委托代理人杨旭、吴静，被告云南碧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和慕戎、陈怡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两原告多交的购房款10802.74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二、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与两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约定出售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房屋，预计税率按10%计算，房屋销售不含税总价为1080273.64元。两原告依约付款后，因税收政策改变，实际税率调整为9%，而被告却拒不返还代扣代缴的两原告多余税金。现两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起诉至法院，请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真实有效，两原告与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房价是否下调的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明确约定了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乘以单价，即合同已明确约定该商品房房价包含增值税价格，该约定在当时的增值税税率下，两原告与被告在《补充协议》中对房屋总价款的细化和分解，并不导致因增值税率降低减少付款义务的效果。同时，两原告已明确约定商品房总价款及相应的付款方式，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总房价款随增值税税率的上调或下调，而相应上调或下调，两原告主张因增值税税率降低而退还房款无合同依据。被告作为不动产的销售企业，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依据是相关税收法律规定，国家对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必然导致两原告与被告双方合同义务的变化，双方权利义务取决于双方合同约定。综上，被告认为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两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补充协议》，证明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约定出售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房屋，房屋不含税总价为1080273.64元，增值税为108027.36元（税率为10%）；二、云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被告在代收代缴税款时，实际税率调整为9%，被告自行将房价提高，从而占有应退还给两原告的多缴款项。被告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第六条已经明确了房价的计价方式，房屋总价款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补充协议》第十二条仅是被告在单价和总房价款固定的前提下，对当时适用税率的列明，不能直接反映出被告将增值税额转嫁给购房人，且该协议未约定增值税调整时房价进行调整或进行补税退税的事宜；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在计价方式及总房价款不变的前提下，被告不存在自行将房价提高的情形，而且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无论被告是否纳税，纳多少税，都不会影响总房价款的变更，被告最后开取税率为9%的一个增值税发票，是根据按照国家最新税率政策开具的相应发票，并无任何不当。被告提交以下反驳证据：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证明两原告与被告已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的价格计算方式及房屋总价，税率降低并不影响房款；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证明被告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增值税税率调整的风险由被告承担。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所述的税率降低不影响房款，在合同里并没有相应的约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相关法规并不能够支撑被告多收房款不予退还的事实。上述证据，经两原告与被告举证、质证，本院对两原告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27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两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房屋，总价款为1188301元；《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080273.64元，增值税为108027.36元（税率为10%），故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总房价为1188301元。2020年8月30日，被告出具《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给两原告，发票中显示房款金额为1090184.4元，税率为9%，税额为98116.6元，价税合计1188301元。另查明，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根据该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应税销售行为，原适用11%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0%。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根据该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两原告与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两原告与被告的争议焦点为增值税税率下调后，房屋总价款是否应该随之下调？首先，两原告与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为1188301元，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了该房屋总价为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约定为在当时的增值税率下，双方当事人对房屋总价款进行的分解和细化，税率降低并不发生降低付款义务的效果，并且两原告与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确定房屋总价款为1188301元及相应付款方式；其次，两原告与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未约定房屋总价款随增值税税率的上调或下调而相应上调或下降，两原告主张因税率降低而退还房款并无合同依据；最后，被告作为不动产销售企业，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履行纳税义务的依据为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国家对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必然导致两原告与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权利义务的变化，双方权利义务取决于双方合同约定。综上，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滕丹、王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因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5元，由原告滕丹、王倩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赵鑫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