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29民终2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蔺源儒，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甘肃省金塔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淑琴，女，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甘肃省金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军，额济纳旗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系额济纳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内蒙古居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法定代表人：王建刚，系该合作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昂，内蒙古凯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鼎，内蒙古凯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蔺源儒因与被上诉人焦淑琴、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浩林合作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3民初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蔺源儒及被上诉人焦淑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军、马晓、浩林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昂、王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蔺源儒上诉请求：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3民初747号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被上诉人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向被上诉人焦淑琴给付劳务费(工资)265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定性错误。被上诉人焦淑琴等农民工与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构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本案上诉人和浩林合作社之间并非分包合同关系,而是以提供劳务为主要合同内容的雇佣关系。上诉人受雇替浩林合作社招聘劳动者及记录工人工单，上诉人也是普通的农民工之一，受浩林合作社安排代合作社向农民工发放工资。二、上诉人蔺源儒无用工主体资格，应当由浩林合作社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承担向焦淑琴支付劳务工资2650元的法律责任，不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浩林合作社未将欠付的农民工工资交付蔺源儒后由蔺源儒代发，导致农民工的工资长期拖欠未发清。三、适用法律错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应当适用于本案。《条例》对一些特殊情形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清偿作了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将工作任务发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所招用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即由发包的组织与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应当由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责任。四、此案系农民工向用工主体索要拖欠工资而引起的纠纷,应受劳动法的规范和调整，实行仲裁前置程序。因此，一审违反了“先裁后审”的原则,直接以劳务合同定性并判决由上诉人蔺源儒给付拖欠的劳务费2650元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焦淑琴辩称，蔺源儒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等内容已经明确了蔺源儒实际拖欠了我劳务费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认同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浩林合作社辩称，首先，浩林合作社与蔺源儒系分包合同关系；其次，蔺源儒与雇工之间构成劳务合同关系；最后，浩林合作社与蔺源儒之间分包合同虽约定由浩林合作社先行垫付工人工资，但该约定仅构成了对合同相对方付款时间与数额的要求，并未建立新的法律关系。焦淑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给付原告劳务费2650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日，被告浩林合作社与被告蔺源儒签订《梭梭林种植分包合同》和《施工安全责任书》，约定被告浩林合作社将内蒙古额济纳旗航天路两侧梭梭林种植项目分包给被告蔺源儒。2019年4月16日，被告浩林合作社与被告蔺源儒签订《梭梭林种植分包合同》，约定被告浩林合作社将内蒙古额济纳旗航天路两侧梭梭林种植项目分包给被告蔺源儒。合同签订后，被告蔺源儒组织包含原告在内的多名工人进行施工。原告工作期限为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日工资150元，工资由被告蔺源儒支付给原告，尚欠2650元。对该欠款数额，被告蔺源儒无异议。被告浩林合作社向本院提交《工程结算单》三张，结算总价共计1977840元。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5月21日（甲方处盖有被告浩林合作社印章,乙方处无被告蔺源儒签字）、2018年6月13日（甲方处盖有被告浩林合作社印章,乙方处无被告蔺源儒签字）、2019年11月5日（甲方处盖有被告浩林合作社印章,乙方处由被告蔺源儒签字捺印）。被告蔺源儒不认可上述三份《工程结算单》。2019年8月23日，被告蔺源儒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一份支款单，载明：“蔺源儒今支取浩林公司人民币叁拾壹万玖仟肆佰伍拾元，319450元，支取款项用于7月31日以前所有工人工资全部结清，不拖欠”支款人处由被告蔺源儒签字捺印。2019年11月5日，被告蔺源儒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本人蔺源儒于2019年4月16日与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梭梭林种植分包合同，工程款已全部结清，另外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垫付364798元（叁拾陆万肆仟柒佰玖拾捌元）作为本人发放全部工人工资款，本人保证全部发清工人工资，绝不拖欠，本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借款人处由被告蔺源儒签字捺印。同日，被告蔺源儒向被告浩林合作社出具一份364798元的借据。被告浩林合作社当天转账支付280000元，剩余款项未支付。另查明，案外人代玉萍系被告蔺源儒妻子，蔺发涛系被告蔺源儒儿子。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11月5日期间，被告浩林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建刚向代玉萍、蔺发涛转账支付工程款、借款、工人工资等共计316837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被告蔺源儒提供劳务,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依约向被告蔺源儒提供劳务,被告蔺源儒应当履行给付劳务费的义务,故被告蔺源儒应向原告给付拖欠的劳务费2275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浩林合作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求，原告所依据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是工程建设领域特别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之规定,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必须具有充分的法律规定或明确的合同约定作为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原告与被告蔺源儒的劳务合同关系与被告蔺源儒与被告浩林合作社的分包合同关系,二者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被告浩林合作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如被告蔺源儒认为被告浩林合作社未结清其劳务费用，可在先行支付本案工人工资后另案起诉被告浩林合作社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蔺源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焦淑琴劳务费2650元；二、驳回原告焦淑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承办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与被上诉人焦淑琴之间是否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2、本案应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有关规定解决争议。针对上诉人蔺源儒主张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与被上诉人焦淑琴之间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问题。根据一审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焦淑琴等务工人员是由上诉人蔺源儒招募而来，主要从事梭梭树的种植和维护等工作，包括被上诉人焦淑琴在内的务工人员都一样，每日工资150元，且由上诉人的妻子代玉萍、上诉人的儿子蔺发涛或者蔺源儒本人发放工资。被上诉人焦淑琴与上诉人蔺源儒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焦淑琴本人认可系上诉人招募，双方都是口头约定。因此，本案包括被上诉人焦淑琴在内的务工人员与上诉人蔺源儒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即被上诉人焦淑琴是向上诉人蔺源儒提供劳务。上诉人蔺源儒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焦淑琴与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存在雇佣关系。相反，浩林合作社提供的证据是与上诉人蔺源儒签订了《梭梭林种植分包合同》和《施工安全责任书》，同时，浩林合作社证明分包合同工程款均已支付给了上诉人蔺源儒。故，上诉人蔺源儒应向被上诉人焦淑琴支付相应劳务报酬。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蔺源儒与被上诉人焦淑琴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蔺源儒主张浩林合作社与焦淑琴之间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应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适用的前提是用工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浩林合作社与被上诉人焦淑琴无直接关系，从形式上看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焦淑琴由上诉人蔺源儒个人招募，且工期长短不一，人员流动性大，每人每日工资150元。故，本案被上诉人焦淑琴与浩林合作社未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不适用于本案。本案被上诉人焦淑琴不属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调整范围。综上所述，蔺源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蔺源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生铎审判员 乌 拉审判员 王 娟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刘 蕊书记员 王 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