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萍，女，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滨，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登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680号。法定代表人：陈玉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萍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2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萍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广弘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推导的结论是错误的。王某萍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广弘公司拖欠2013年12月份工资的事实。（一）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已经明确确认广弘公司欠发王某萍2013年12月的工资。一审法院认定“实际上商贸公司只是要求广弘公司研究并妥善处理，并不属于对王某萍主张事实的确认”，但实际上，从王某萍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内容来看，商贸公司“确认欠发2013年12月工资的事实”是十分明确的。王某萍提交的“商贸公司文件呈批表”载明商贸公司收到王某萍等提出的补发一个月工资的申请，从“事实原由”部分载明“2014年1月王某萍、广弘公司与广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重组后，其本部全体员工从当年1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即当月发放当月工资），但对于2007年后以招聘形式入职员工的2013年12月工资一直没有发放”可见，商贸公司对于欠发工资的原因、欠发工资的人员以及欠发工资的月份是确认的，并非一审法院认为“只是要求广弘公司研究并妥善处理，并不属于对王某萍主张事实的确认”。虽然该文件中还有“对于张某斌等6位同志2013年12月份工资核实后应予以补发”的表述，但结合上下文，此处的“核实”是指对欠发工资金额的“核实”而非对是否欠发的核实，否则就不会用“核实后应予以补发”的表述，该份文件是针对6位劳动者所提出申请的呈批表，6位劳动者各自的欠发金额都不一致，且商贸公司虽然是广弘公司的主管单位，但毕竟不是用人单位，转由广弘公司核实欠发工资金额符合常理，也符合“商贸公司文件呈批表”记载的事实。另外，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商贸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已将相关事宜转至广弘公司处理，而广弘公司对此并未予以否认”，正常而言，广弘公司在收到主管单位及前控股股东商贸公司的公函时，如转交处理事项依据的事实有误，应该复函告知，但广弘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复函，反而在后续与王某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需要补发工资事实，足以证明欠付工资的事实。广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发放了2013年12月份的工资。事实上，广弘公司提供的流水所显示的2014年1月份系支付2014年1月份的工资，而2013年12月份的工资流水则是支付当年11份的工资，2013年12月的工资因2014年1月工资发放方式的改变（由当月发上月工资转变为当月发当月工资）而自始至终没有发放。（二）广弘公司的主管单位、前控股股东以及广弘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部长均确认欠付2013年12月份工资。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直至2019年4月23日商贸公司均是广弘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因广弘公司系国企，股东中有民营企业。依据国资委的规定，广弘公司包括人事管理在内的大部分事项均需受国有控股股东商贸公司的管理。而案涉拖欠工资事实发生在2013年12月份，当时商贸公司是广弘公司的控股股东及管理单位，其关于拖欠工资事实作出的陈述应当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再者，前述“商贸公司文件呈批表”上有商贸公司及广弘公司人事部（副）部长杨某湘的签字，广弘公司也已经承认杨某湘是广弘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部长（虽然其提出2019年1月不再兼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广弘公司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对欠付2013年12月份工资事实作出的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釆纳甚至不予置评价，实属不当。（三）广弘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在微信中确认需补发王某萍工资。一审法院以“广弘公司否认”“微信内容无法看出2013年12月工资”为由，不采信王某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又没有要求广弘公司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事实上广弘公司对此也始终避而不谈。如果不是欠付工资，广弘公司的人事部员工如何可能平白无故说出“广弘现在需要补的是您当时的基薪和职务津贴，具体金额是1800+5340=7140”这样的话。王某萍已经提供初步证明欠薪的事实。广弘公司否认微信内容中陈述的欠薪事实，应当提供反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从2014年1月份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系广弘公司的主管单位及控股股东确认的事实，并不是王某萍单方面陈述。且关于应该是在商业集团重组的批复前还是批复后才执行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的薪酬分配方案，并非绝对，王某萍也不可能知悉其个中缘由，但王某萍认为在商业集团重组的批复之前就提前执行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的薪酬分配方案并非不可能。因为在批复之前势必还有很长一段内部商议、审批的过程，薪酬分配方案无需等到批复下发后方可执行，广弘公司内部即可自行决定调整。（五）申报和缴纳个税是由广弘公司代扣代缴及申报操作的，对于税款所属期的填报王某萍无法控制。从常理来看，广弘公司虽然没有发放2013年12月份的工资，但也不可能不替王某萍申报2013年12月个税，因为这样无疑坐实了其欠发整个月份工资的事实。事实上，如果以个税记录推测广弘公司是否支付了2013年12月份工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税款所属期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申报收入额为24571元，与广弘公司提交的流水并主张的支付工资数额根本不能对应。因此，这种推测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六）广弘公司在2021年春节前向员工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理由是新旧薪酬制度实行时对员工的影响，但补发对象并不包括王某萍在内。广弘公司一审答辩称在2015年7月至11月均是当月发放上月工资，但上述期间广弘公司一直代替商贸公司向王某萍发放当月的工资，而不是发放上月工资。综上所述，王某萍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广弘公司拖欠2013年12月份工资的事实。请求二审支持王某萍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广弘公司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王某萍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其诉请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请求驳回王某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广弘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资转账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广弘公司没有拖欠王某萍的工资。王某萍于2015年7月1日入职商贸公司，即王某萍与广弘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6月30日终止。广弘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工资转账银行流水可以证明，上述期间广弘公司每个月不间断地向王某萍支付工资，因此足以证明广弘公司没有改变每月支付上一个月工资的做法，也未拖欠王某萍的工资。二、王某萍在其民事上诉状中提及的事实与理由都是片面或错误的，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商贸公司从未明确指出广弘公司拖欠王某萍工资。2019年4月23日之后，由于商贸公司不再是广弘公司的股东，其相关陈述在没有得到广弘公司确认或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二）王某萍与广弘公司的员工或其他个人在聊天中均未指出或证明广弘公司拖欠王某萍工资。且杨某湘自2019年1月起，已不再兼任广弘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一职。（三）王某萍关于被拖欠金额等其他陈述都是建立在广弘公司拖欠其2013年12月的工资，以及广弘公司从2014年1月起是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的基础上的。如上所述，广弘公司已经用工资转账银行流水证明王某萍的主张是错误的，而王某萍也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三、王某萍的诉讼请求明显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一审判决以“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等理由认定其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的仲裁时效应当从2014年1月起计一年。退一步讲，即使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本案的仲裁时效也已在2016年6月30日满一年。因此，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不受理王某萍的劳动仲裁申请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为应当自王某萍从商贸公司退休之日起算，以及王某萍向商贸公司主张被拖欠工资可以起到时效中断的效果，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王某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1.广弘公司向王某萍补发2013年12月工资25471元；2.广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4月24日，王某萍与广弘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从2008年4月24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王某萍的工作部门为结算中心，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职务为科长。合同约定王某萍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5333元/月执行，试用期工资为5033元/月，广弘公司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2011年4月24日，王某萍与广弘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从2011年4月24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王某萍的工作部门为结算中心，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职务为副主任（主持工作）。合同仍约定广弘公司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而王某萍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广弘公司薪酬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月。2015年1月1日，王某萍与广弘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从2015年1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王某萍的工作内容为管理岗位，按照所任职务履行相应的职责。合同约定工资标准按公司的薪酬管理办法执行，其中，加班工资以岗位工资与职务津贴为计算基数，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合同还约定广弘公司给王某萍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7日。2015年6月5日，王某萍与商贸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从2015年7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王某萍的工作内容为管理岗位，按照所任职务履行相应的职责。合同约定工资标准按商贸公司本部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其中，加班工资以岗位工资与职务津贴为计算基数，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合同还约定广弘公司给王某萍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7日。王某萍于2018年12月31日自商贸公司退休。广弘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商贸公司，又于2019年4月23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股东之一的商贸公司变更为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出版集团）。以上有广弘公司提交的两份《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某萍为说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广弘公司与商业集团重组，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属企业商贸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粤府函[2014]8号）。其中内容显示，2014年1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组建商贸公司，由省国资委对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取消广弘公司、商业集团省属省管体制。但对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包括王某萍在内的广弘公司全体员工从2014年1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样的薪酬分配方案，其未提交相关证据。广弘公司对王某萍提交的上述批复不予确认，不能得出王某萍所说明的内容。2019年4月24日，王某萍向商贸公司提出《关于补回欠发工资的申请》，根据王某萍提交的《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呈批表》显示，商贸公司就王某萍提出的申请进行内部呈批，其中的处理建议认为王某萍的2013年12月份工资核实后应予以补发，考虑到上述事项属王某萍、广弘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核实补发的主体应为广弘公司，且广弘公司现已划转省出版集团管理，建议转广弘公司研究处理。杨某湘在呈批表上签名并注明“根据集团领导意见，转广弘公司办理”。商贸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向广弘公司发函，提出要求广弘公司研究并妥善处理。王某萍据此主张杨某湘是商贸公司和广弘公司的人事部部长，其在呈批表上签名表明其确认王某萍主张的事实，广弘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杨某湘曾兼任广弘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但从2019年1月起不再兼任，即使王某萍提交的上述呈批表是真实的，也只是商贸公司的内部处理意见，而不是广弘公司的处理意见。王某萍为证明广弘公司确认欠付王某萍一个月工资的事实，提交了其与广弘公司员工黄某思的微信聊天记录，具体日期包括2019年7月29日、9月24日和25日。其中，2019年9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黄某思告知王某萍其与朱某琦对了一下数，2016年11月以后王某萍调到商贸公司，广弘公司现在需要补的是王某萍当时的基本薪酬和职务津贴，具体金额是7140元。王某萍主张黄某思为广弘公司党群人事部的员工，广弘公司则认为黄某思只是党群工作人员而非人事部的人员，不认可王某萍与黄某思的微信聊天内容。但在本案庭审中，广弘公司的员工朱某琦参与旁听，其自称系广弘公司的人事部门员工。王某萍为证明广弘公司欠付其2013年12月工资的金额为25471元，提交了《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并主张该金额是以2013年11月收到的10月工资为计算依据，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和津贴。王某萍还主张根据其与广弘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的王某萍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按照合同期内每年上浮10%到20%的情况，王某萍2013年12月的基本工资应为11132元至13248元之间。根据该清单的显示，2014年1月广弘公司代王某萍向税务部门申报了两笔个人所得税税额，分别为2117.6元和373.8元，税款所属时期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广弘公司为证明其在2014年1月已向王某萍发放了2013年12月的工资，提交了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7月20日的银行转账流水一份。其中载明，广弘公司于2014年1月6日、1月9日、1月16日向王某萍分别发放了2000元、5446.92元和100807.5元（含3000元和97807.5元两笔）。广弘公司据此还主张直至2015年7月，仍按原合同约定的工资支付方式向王某萍发放2015年6月的工资。根据流水显示，2015年7月7日和7月20日，广弘公司向王某萍分别发放了10894.05（含10354.05元和540元两笔）和260元。王某萍于2020年6月28日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粤劳人仲不字[2020]3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王某萍的仲裁请求超出仲裁申请时效。另，王某萍于2020年6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广弘公司支付2014年12月工资24781元和赔偿金24781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某萍以其个人原因为由，于2020年8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日作出（2020）粤0106民初2888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王某萍撤回起诉。王某萍解释其撤回起诉系因其回忆起来广弘公司拖欠的应为2013年12月的工资，故提起本案诉讼后又将另案申请撤诉，应以本案主张的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萍与广弘公司和案外人商贸公司陆续签订的四份劳动合同合法有效，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某萍、广弘公司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王某萍提起仲裁时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如未超过仲裁时效，广弘公司是否存在拖欠王某萍2013年12月工资的情况及拖欠的金额。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此，原则上，王某萍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由于涉案纠纷属于因拖欠劳动报酬产生，可以不受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王某萍亦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除非王某萍能够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王某萍与广弘公司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因广弘公司股权变化等客观因素，导致王某萍不得不与商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与商贸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延续至退休之时。广弘公司抗辩称王某萍自2015年7月1日起就不是其员工，时效至迟从该日起计算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故王某萍应自其从商贸公司退休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王某萍自称其在退休时，即2018年12月31日，经广弘公司人事部相关人员提醒，才知道广弘公司欠发一个月工资，遂开始主张权利，最早于2019年4月24日开始主张权利。结合前述法律规定，王某萍应在退休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其在2019年4月24日开始向商贸公司主张权利，广弘公司认为此时商贸公司已不再是其股东，并主张王某萍向商贸公司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情况，尽管商贸公司确实自2019年4月23日起不再属于广弘公司的股东，但对王某萍而言，其未必知晓其向商贸公司主张权利的前一日商贸公司不再是广弘公司股东，且商贸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已将相关事宜转至广弘公司处理，而广弘公司对此并未予以否认，故本案中王某萍向商贸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仍可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广弘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某萍提交了与广弘公司员工黄某思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其与黄某思就拖欠工资问题多次进行沟通，直至2019年9月25日，仍在协商处理该问题，且其中的内容还显示黄某思与广弘公司另一员工朱某琦核对王某萍的工资数据，表明在2019年9月25日，又再次产生了时效中断的情形。但对于王某萍有关广弘公司员工在微信中确认欠付王某萍2013年12月工资的主张，因微信内容仅显示广弘公司需补发王某萍工资，无法看出广弘公司确有存在拖欠王某萍2013年12月工资的事实，且广弘公司也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对王某萍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广弘公司虽认为黄某思只是党群工作人员而非人事部的人员，但并未否认该人为其员工，且广弘公司另一员工朱某琦为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本案庭审时也参与了旁听，一审法院亦当场核实了其身份，故王某萍向广弘公司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情况属实，广弘公司有关王某萍与其员工在微信中的聊天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时效中断事实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王某萍于2020年6月28日提起仲裁并未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关于焦点二。首先，王某萍自2015年7月1日才与商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此之前系与广弘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王某萍在与广弘公司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中，是自2015年1月1日才开始约定每月7日发放当月工资，此时才改变了之前有关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的约定，亦即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仍适用王某萍、广弘公司之间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有关工资发放时间的约定。根据广弘公司提交银行流水显示，王某萍在2014年1月已收到工资，王某萍称该月发放的是当月工资，是因为广弘公司与商业集团重组需与商业集团执行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其并无证据证实其所称的执行和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且不能推翻前述所确认的此时双方有关工资发放的时间仍按照第二份劳动合同的约定进行的事实。王某萍提交的关于商业集团重组的批复发生于2014年1月14日，广弘公司于2014年1月支付的工资分别发生于2014年1月6日、9日和16日，如王某萍所述的有关从2014年1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即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的情况属实，则广弘公司在2014年1月大部分发放工资的时间不可能都早于上述批复的时间。此外，王某萍、广弘公司之间从第三份劳动合同开始约定每月7日发放当月工资，广弘公司称实际上截至2015年7月，其仍按原约定的支付时间向王某萍支付工资，而广弘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广弘公司所述属实。其次，根据王某萍提交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王某萍2013年12月的应缴个人所得税税款在次月申报和缴纳，符合广弘公司当月发放上一月工资的情况，且常理来说，广弘公司也不可能在未发放王某萍工资的情况下仅进行个税的代为申报和缴纳。再次，王某萍以其向商贸公司主张补回欠发工资及商贸公司进行回复和将相关事宜转交给广弘公司处理为由，主张商贸公司也确认了广弘公司欠付王某萍工资的事实，但实际上商贸公司只是要求广弘公司研究并妥善处理，并不属于对王某萍主张事实的确认。最后，如广弘公司已向王某萍支付了2013年12月的工资，是否存在支付金额不足的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广弘公司在2014年1月份分别向王某萍支付了2000元、5446.92元、3000元和97807.5元，广弘公司解释5446.92元为工资，其他部分包括补贴、加班费和绩效奖金，王某萍主张其2013年12月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津贴，根据王某萍、广弘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的王某萍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按照合同期内每年上浮10%到20%的情况，王某萍2013年12月的基本工资应为11132元至13248元之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劳动合同虽写明王某萍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但对于王某萍所主张的在合同期内该金额每年存在上浮的情况并未在合同中约定，也无相关文件予以佐证，且王某萍在本案中主张2013年12月的工资为25471元是以2013年11月收到的10月工资为计算依据，也仅是王某萍自行推测，并无证据证实2013年12月的工资数额确为25471元。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了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同时《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还规定，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但有关王某萍2013年12月的工资情况，即便广弘公司因时间久远无法举证，王某萍也仍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更何况本案中广弘公司已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了其支付王某萍2013年12月工资的情况。鉴此，王某萍主张广弘公司拖欠其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萍主张广弘公司拖欠其2013年12月工资的诉请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王某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某萍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其请求及答辩意见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王某萍向本院提交：1.杨某湘任免通知及广弘公司、商贸公司通讯录，拟证明杨某湘是两公司的人事部（副）部长；2.广弘公司文件，拟证明广弘公司补发了部分员工一个月的工资；3.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个人所得税完税及纳税清单》《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广弘公司欠发一个月的工资。广弘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杨某湘任免通知是电子文档，其真实性有待核实，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杨某湘在2018年12月27日开始不再在广弘公司担任职务。对广弘公司通讯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该通讯录内容与实际不符。对证据2的文件中朱某琦的签名没有异议，对该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王某萍提交的证据2发文时间是2021年，而王某萍在2015年6月从广弘公司离职。商贸公司补发工资与王某萍证明的内容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为2013年国家对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纳税有新规定，广弘公司为免出错，故暂停缴交2014年1月员工个人所得税，在2014年2月才全部补缴，故出现2014年1月工资未纳税的情况。广弘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王某萍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的工资明细及银行流水，拟证明广弘公司代商贸公司向王某萍发放工资至2015年10月，代商贸公司发放生活费至2016年11月；2.广弘公司2015年11月9日文件呈批表，拟证明广弘公司在2015年9月对2013年员工绩效奖金进行清算，包括王某萍在内大部分员工须退回部分奖金，故而王某萍2015年11月、12月生活费为0；3.商贸公司2015年12月22日文件呈批表，拟证明商贸公司在2015年10月22日停止发放王某萍的薪酬待遇，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费，对应在2015年11月向王某萍2015年10月薪酬待遇；4.商贸公司粤商控人【2015】95号文，拟证明商贸公司在2015年12月4日停止王某萍的职务；5.商贸公司2016年12月5日文件呈批表，拟证明商贸公司在2016年12月5日补发王某萍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的基本工资60195元；6.广弘公司2016年12月19日文件呈批表及华夏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广弘公司将王某萍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的工资转账给商贸公司，由商贸公司转账给王某萍；7.广弘公司下发的粤弘人【2017】13号文，拟证明2020年以前，广弘公司在员工薪酬发放时间上并无统一安排；8.广弘公司下发的粤弘人【2020】50号文，拟证明2020年起广弘公司员工薪酬发放制度。9.2014年2月28日记账凭证、2014年2月24日电子缴税回单、2014年2月24日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汇总申报、2014年2月扣款情况，拟证明2014年2月补缴1月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王某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王某萍认为，广弘公司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不是二审新形成的证据，提交时间应是一审。而且，证据也不是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法庭要求其答复的内容，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广弘公司没有原件核对，且工资明细是广弘公司自行制作的，无公信力和证明力。广弘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情况不是本案争议的月份，对其的关联性不认可。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的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2-5的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确认。证据6的所谓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复印件有部分涂改痕迹。华夏银行电子回单，只是打印件。证据7、8没有公章。对证据9也不予确认。记账凭证属于广弘公司内部文件，其真实性存疑。广弘公司2014年2月代纳的税款与之前月份缴纳的金额一致，不能证明是补缴了2014年1月的个人所得税。依据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广弘公司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每月均向王某萍发放了工资。除在2014年1月未显示有申报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外，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均有为王某萍缴交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费等。王某萍提交的任免通知与通讯录不足以证明杨某湘在2019年4月签字是代表广弘公司认可王某萍主张的欠薪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2至证据8，与争议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王某萍陈述称，在广弘公司工作期间，每月在领取工资时收到工资条，其收到2013年12月的工资条。她知道广弘公司欠薪但当时其仍在职，碍于情面，不好向公司提出欠薪一事。当时有听到会在退休离职后补发，一直等到退休。2020年，听说部分的前同事已补发工资，且部分还是离职的，故提出补发工资。因为她本人的人事关系已转到商贸公司，只能向商贸公司提出补发工资一事。商贸公司是广弘公司的上级公司，对广弘公司有管辖关系。另查明，2018年12月27日，广弘公司下发粤弘人（2018）39号文，免去杨某湘广弘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职务。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广弘公司应否补发王某萍2013年12月工资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与第四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王某萍于2015年7月1日与商贸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解除了与广弘公司的劳动关系。王某萍主张广弘公司拖欠其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最迟应当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自2015年7月1日起一年内，王某萍应就广弘公司拖欠工资，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向有关部门寻求司法救助。王某萍延至2020年6月28日才出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要求补发工资，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一审认定王某萍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商贸公司与广弘公司虽然原为隶属关系，但从商贸公司对王某萍主张补发工资作出的批复内容反映，商贸公司以事项属于广弘公司历史问题，且广弘公司已划转省出版集团管理为由，将王某萍要求补发工资一事转交广弘公司处理。该批复不能证明商贸公司承认广弘公司有拖欠王某萍工资的事实。王某萍上诉主张商贸公司确认欠发其工资，与该批复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此外，王某萍与广弘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无指向广弘公司欠发王某萍工资的时间，工作人员提出的金额也与王某萍主张的金额不符。结合王某萍先后两次起诉主张广弘公司欠发工资的时间不一，也印证了王某萍所指的欠发2013年12月工资的事实并不确定，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广弘公司欠发王某萍工资的时间与金额。最后，广弘公司已提交的工资台账及银行流水证明2013年12月向王某萍发放了工资。王某萍主张广弘公司欠发工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但处理并无不当。王某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某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筱斯曾凡峰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