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锦程，男，199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慧沁，女，198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健，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琴，女，198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华，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丽君，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锦程、谢慧沁因与被上诉人聂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8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锦程、谢慧沁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聂琴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对涉案证据进行公开、平等、充分质证。聂琴书面发表质证意见，但李锦程、谢慧沁未能对聂琴的质证意见进一步发表意见。2．一审法院以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交付的标准，存在不当。认定股权是否交付还应当从聂琴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承担经营风险、参与公司管理、参与盈余分配、其他出资人意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聂琴以明确的股东身份办理与自己银行账户关联的POS机，用于公司收入进账，且曾出资为员工缴纳社保并提供资金用于公司运营。聂琴已具有股东身份。3．聂琴对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明知且同意，聂琴亦知晓公司经营亏损，经股东协商后决定注销公司，聂琴于2019年3月26日微信转账4，750元，用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可见其同意公司注销。4．聂琴明知公司搬迁并参与决策，且至今仍占有公司全部设备。5．一审法院未适用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不当。聂琴辩称：不同意李锦程、谢慧沁的上诉请求。1．截至公司注销，李锦程、谢慧沁都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严重违反合同义务。2．不能因为聂琴参与公司经营，即认定聂琴的股东身份，且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聂琴已实际参与公司经营。3．并无证据证明聂琴同意注销公司，转账4，750元是用于公司搬迁及POS机注销。聂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锦程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200，000元；2．李锦程向聂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200，000元为基数，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一年以下（含一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8年5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谢慧沁就前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诉讼费、律师费53，600元、保全费由李锦程、谢慧沁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6日，聂琴（受让方、乙方）与李锦程（出让方、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系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股东，拥有公司70％股权。协议约定，甲方以1，200，000元，将其在公司持有的51％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乙方同意分两次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给甲方……；双方应该尽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因违约方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守约方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可能产生的诉讼费用、鉴定费、保全证据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全部由违约方承担。协议签字页空白处由谢慧沁及案外人艾某签字。一审审理中，李锦程确认收到聂琴的股权转让款1，2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8月31日，XX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0，000元，股东为李锦程、谢慧沁、黄某及艾某。2018年4月12日，李锦程、谢慧沁及案外人黄某、艾某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黄某将其所持有的全部51％股权转让给李锦程；转让完成后，李锦程占股70％，谢慧沁占股15％，艾某占股15％。同日，李锦程、谢慧沁与艾某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成立新的股东会，并通过公司新章程。章程载明，股东为李锦程、谢慧沁及艾某；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2018年4月27日，股东变更为李锦程、谢慧沁及艾某。2018年7月10日，李锦程、谢慧沁与艾某形成股东会决议，对执行董事、监事变动情况作出决议。2019年3月27日，李锦程、谢慧沁与艾某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等。2019年5月30日，XX公司注销。一审法院还查明，李锦程、谢慧沁系夫妻。此外，聂琴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53，600元。一审法院认为，聂琴与李锦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按照协议约定，聂琴以1，200，000元受让李锦程在XX公司51％股权，聂琴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应该尽快办理变更手续。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应置备股东名册，同时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是，XX公司直至注销，相应股权未予以变更登记，且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股东不包含聂琴，亦无置备股东名册。对此，李锦程辩称，其交付股权的方式为组建微信群，让聂琴参与经营管理和日常开会；又称其对相应法律规定不知晓。但是，李锦程所称的交付股权方式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XX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就股权变更等事项均形成过股东会决议，并予以变更登记。不论聂琴是否享有参与公司管理经营等权利，不能等同于聂琴成为了XX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其应有的股东权利无法得到相应保障。而李锦程以不懂法不知法作为怠于行使义务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李锦程辩称聂琴曾同意XX公司注销的问题，就其提供的证据而言，无法明确包含注销XX公司的内容，更不能证明聂琴对此有同意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锦程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应向聂琴交付相应的股权，虽然系争协议未约定变更登记的时间，但XX公司被注销时，股权变更已无法实现，故李锦程应当向聂琴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自公司注销次日起算的利息损失。关于谢慧沁对李锦程的偿还义务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谢慧沁自XX公司成立至注销均系公司股东，同时李锦程、谢慧沁提供的证据和称述显示谢慧沁参与公司经营，且其银行账户作为公司经营使用的账户。虽然此后，李锦程、谢慧沁以公司内档未显示谢慧沁担任职务为由进行否认，但该抗辩意见不仅与其在先陈述存在矛盾，且与其提出的公司内档登记仅为监管需要的抗辩意见之间也存在冲突。此外，谢慧沁在庭审中还确认，李锦程、谢慧沁仅经营XX公司；而李锦程提到其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又投入了公司经营。再者，谢慧沁在系争协议上签字，知晓股权转让情况，亦知晓后续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至于系争协议中对股权权利人的表述内容，系对股权权利是否存在瑕疵的确认，与本案处理无关。综合上述情况，XX公司属于李锦程、谢慧沁共同的生产经营活动，李锦程、谢慧沁作为夫妻占有公司85％的股份，为避免当事人逃避债务，本案中应由谢慧沁与李锦程共同向聂琴承担相应的偿付责任。综上，聂琴诉请要求李锦程、谢慧沁共同向其返还系争股权转让款并偿付前述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聂琴主张的律师费，符合协议约定，且未违反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聂琴与李锦程、谢慧沁之间若存在其他纠纷，与本案无关，各方均可依照法律规定另行主张。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李锦程、谢慧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聂琴股权转让款1，200，000元；二、李锦程、谢慧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聂琴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均以1，200，000元为基数）；三、李锦程、谢慧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聂琴律师费损失53，600元；四、驳回聂琴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82.40元，由李锦程、谢慧沁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锦程、谢慧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锦程、谢慧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单位证明，欲证明聂琴向谢慧沁转账的4，750元已由谢慧沁当场转给代理公司，用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证据2．微信群聊天记录，欲证明聂琴知晓律师代办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聂琴明知公司经营状况，并协商同意拖延办理其他的手续，李锦程、谢慧沁并没有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证据3．谢慧沁与聂琴微信聊天记录、手机购买发票，欲证明聂琴投资后，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按持股比例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同时对成本进行分摊。在仪器处置中，聂琴具有决策权，聂琴也以大股东身份自居。聂琴对上述证据中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聊天记录并不完整。聂琴向本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截屏，欲证明并非所有客人的消费都转入聂琴绑定POS机的银行卡，很多客人直接将款项转至谢慧沁个人账户，谢慧沁未将通过其个人账户获得的收入向聂琴披露。李锦程、谢慧沁对聂琴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对李锦程、谢慧沁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为聂琴认可的部分，本院对其真实予以采信，关联性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分析。聂琴提交的证据，因其真实性不为对方所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各方均确认，XX公司POS机绑定的系聂琴的银行卡。该POS机在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11月24日期间存在款项进出记录。聂琴称通过该POS机收入的款项，后又用于XX公司的付款支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聂琴是否已成为XX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包括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体现为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行使股东权利；形式要件即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就形式要件，因为登记机关对于公司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只具有对第三人宣示、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本案并非股东与外部第三人的诉讼，而系公司内部原股东与继受股东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履行，聂琴是否已经取得XX公司股东资格的争议。因而不应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作为认定聂琴股东身份的标准，而应当以实质标准进行判断，也即应从聂琴是否有成为XX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XX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接受聂琴为XX公司股东，涉案股权是否已经实际交付，以及聂琴是否实际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其一，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聂琴已向李锦程支付股权转让款。在此后与谢慧沁等人的沟通中，聂琴自称为XX公司的大股东。因而，聂琴具有成为XX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其二，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聂琴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XX公司的POS机与聂琴的银行卡关联。根据一审中调取的证据，上述POS机在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11月24日期间存在款项的进出，聂琴有权处分XX公司的收益和支出。在聂琴与谢慧沁的聊天记录中，聂琴与谢慧沁就XX公司商品库存、资产处置、场地搬离、客户赔偿等与XX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问题多次进行讨论，XX公司的美容仪器等资产现仍在聂琴处。聂琴参与XX公司的经营活动与XX公司的股东身份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尽管XX公司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但聂琴作为涉案股权的受让人已实际参与XX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XX公司办理注销登记这一事项是否经过聂琴的同意，并不影响聂琴股东身份的认定。聂琴与李锦程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聂琴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聂琴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锦程、谢慧沁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87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聂琴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82.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082.40元，由被上诉人聂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082.40元，由被上诉人聂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书记员  余亻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