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40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丰享顺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397807004X。法定代表人：赵献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澍，男，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项伟峰，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10500318M。法定代表人：黄明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有余，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振华，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青岛丰享顺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享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下大润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10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适用第二审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享顺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历下大润发偿付丰享顺公司货款1060281.37元，逾期付款利息4594.69元，以上合计1064876.0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历下大润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甚至相关重要事实未进行认定。《终止合作协议书》并未签订完成，《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为须协商修改的内容，须协商修改的范畴不止为手写填列金额，也包括打印的制式内容。历下大润发是在违法终止合作，以不支付货款、全部清货、清退销售人员、禁止与新销售商签订合作合同等手段相威胁，对丰享顺公司形成挟制的形势下，要求丰享顺公司盖章。诉讼中历下大润发出具的该《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历下大润发恶意利用持有该协议之便单方形成的，协议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并严重侵害了丰享顺公司收取货款的主要合同权利，显失公平。原审判决第8页，对丰享顺公司举证的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历下大润发对丰享顺公司扣除折让和票折率的证据，原审法院以历下大润发的质证意见替代法院的认定，实属荒谬!从当事人双方签订的2016-2017年度商业合作条款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双方交易中约定的票折为1%，而不是4%。至于历下大润发为混淆理解而质证所述的差价补偿和进价特别折扣等所谓的其他多种价格折让因素，根本是和票折并列的、不同的项目。除票折(进价折扣)、差价补偿(发票折让)以外，对进价特别折扣、不退货折扣及其它历下大润发借以抵赖的所谓多种价格折让因素，合同都没有约定。历下大润发也没有提交任何反驳证据证明实际产生过应扣除的差价补偿。历下大润发在双方实际结付的账单(付款明细表)中也从未列明扣除本案诉请偿付的票折和发票折让金额，且丰享顺公司也从未进行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认定履行交货义务的凭证，换言之，增值税发票也不能作为结付货款的唯一凭证，因历下大润发没有依据扣除的款项尚未开具发票，原审法院应认真审查对账情况，当事人双方无论发生过数十次开票结付，还是数百次开票结付，只要仍在诉讼时效期内，只要已按双方合同约定提出异议，丰享顺公司要求偿付不该扣除的货款的权利就应予以保护。二、原判决第9页有关陈莹出具的《确认书》内容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对该份旨在证明丰享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对历下大润发的票折和发票折让扣款提出异议的证据，通过原审法院对陈莹的询问已经调查查明：陈莹是历下大润发单位的现职人员，已经在历下大润发单位工作了14年，既和门店打交道也和供应商打交道；通过陈莹出庭接受质询，又已查明：陈莹是采购部门负责人，当然是本案《合同书》经办人尹亭亭的上级。陈莹是历下大润发单位的现职管理人员，其维护历下大润发单位的利益，在法院询问和出庭质询过程中，对该份证据内容所涉事实作出的陈述，与前述所查明的其负责跟丰享顺公司这一供应商打交道的事实互相矛盾，自然应作出采信该份确认书的认定。难道历下大润发单位己方人员单方矢口否认相对方的证据，而没有任何反驳证据佐证，也该采纳其反驳吗?原审陈莹出庭质询时，就原审法院对陈莹询问笔录中的问题，没有再发生询问，正是缘由陈莹是历下大润发单位现职管理人员，所以仅调查了陈莹是采购部门负责人的身份问题，而原审法院为支持历下大润发竟罔顾事实，称“在质证过程中，陈莹坚持其自己的陈述”。对该份《确认书》，原审法院认为丰享顺公司手写了《确认书》内容，陈莹签署确认以后反口不承认，原审竟然认定不能证明该《确认书》的真实情况，极其荒谬。历下大润发对该《确认书》“依证据规则的规定丰享顺公司出具的证人证言有义务自行证明该证词出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这一意见，混淆证据规则。原审的认定是对历下大润发意见的变相和代言。本案中陈莹是历下大润发单位人员，《确认书》内容明确无误，陈莹签名真实，按照证据规则，丰享顺公司已经尽到证明证据内容存在的义务，案件庭审中，历下大润发方明确表示不对《确认书》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依法应毋庸置疑地采信该份证据。三原审遗漏认定事实，侵害丰享顺公司的诉讼权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丰享顺公司提交的一系列旨在证明历下大润发仍欠付丰享顺公司74451.62元货款(不包括历下大润发扣付的票折和发票折让款)、应付逾期利息和不应采信《终止合作协议书》的证据。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尚且审查不完整，竟在对中院12888号案的事由和认定没有深入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偏面附会，无非为托词潦草判决，以致在不清楚本案与中院12888号案差异的情况下，在本案中随之造成认定事实和认识错误：一是，两案诉请范围互不重叠。中院12888号案丰享顺公司仅起诉逾期支付的货款利息，所涉货款本金因到了历下大润发公司已经支付，并未提起诉讼。但原审法院想当然地认定本案货款本金历下大润发已经支付是错误的!二是，与中院12888号案不同，本案诉请所涉货款和扣款系合同主要履行权利义务，如不查明，显失公平!即便双方《终止合作协议书》签订完成，依法尚须审查，何况签订的情况存在重大瑕疵，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综上，原审判决遗漏审查和认定重大事实，导致判决证据不明，事实不清，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维护丰享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历下大润发辩称，丰享顺公司关于历下大润发应当返还所谓已扣除折让部分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一）该所谓的扣除折让是双方交易中形成的价格折扣，根本就不属于货款的组成部分，不存在所谓的返还问题。双方交易的最终价格以折让后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准，这既是税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双方结算的依据。（二）增值税发票是丰享顺公司主动开具，所谓的折让和折扣率也是在开具增值税发票中直接体现的。丰享顺公司现主张返还其已经主动完成的发票折让归根结底是要否认其进货发票的开具行为，否定双方多年的结算模式，是严重有违合同约定和诚信原则的行为。（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书中除约定了固定的进价折扣外，还明确约定了其它项目，其它项目需要根据双方的动态合作情况予以确定，每一期需要丰享顺公司在进货发票中完成的折让率及折让金额均在网上对账系统中由丰享顺公司进行了确认，丰享顺公司确认完毕后向历下大润发开具当期的进货发票作为计算应付给丰享顺公司货款的基数。（三）关于历下大润发应当支付给丰享顺公司的“应付货款”定义，在网上对账系统生成的“付款明细表”中可以得到直接证实，每一期的“付款明细表”中列明的“应付账款”即为丰享顺公司每期所开具的发票金额，每期的“付款明细表”丰享顺公司均已经在网上对账系统点击确认，且在一审中丰享顺公司也对“付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足以证明丰享顺公司明知其开具的进货发票金额才是双方结算货款的基数。综上，历下大润发关于所谓的折让和票折的意见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符合双方的结算流程，原审判决认定历下大润发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二、丰享顺公司对证人陈莹出具的证词效力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一）陈莹在本案中的身份是证人，应当以证人的陈述作为认定依据。原审法院调查了丰享顺公司所提出的证人，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因此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应当予以认定。（二）通过原审法庭调查，丰享顺公司所称的书面材料中的内容并非陈莹本人书写，因此，陈莹的证言内容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三、双方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丰享顺公司关于遗漏认定事实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首先，双方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已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鲁01民终12288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终止合作协议书》对合作期间的货款数额、结算方式、费用扣除等事项均予以了明确约定，双方对合作事宜已不存在任何争议。因此《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对双方全部合作情况的约定和确认，而不是丰享顺公司所称该协议仅限于（2020）鲁01民终12288号案中丰享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此原审法院依据生效判决已确认的《终止合作协议书》作出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其次，双方均已认可的“付款明细表”和原审中的历下大润发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双方货款已经全部结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全面，适用法律正确，丰享顺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丰享顺公司的上诉请求。青岛丰享顺经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一、判令历下大润发给付丰享顺公司货款1060281.37元（含24000元质保金），逾期付款利息4594.69元，以上合计1064876.0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历下大润发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5日，历下大润发作为甲方，丰享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由甲方销售乙方的商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同书》对买卖合同所涉及的商品质量、商品交付、商品退换货、价格及变动、合同有效期以及合同解除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合同第十条“有效期间”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是否续签，应提前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合同。本合同到期后，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合同将继续有效并对双方产生拘束力，直至被甲乙双方共同签订的新版本代替为止或直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解除合同时为止。”该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终止合作。直至2018年9月26日，历下大润发作为甲方，丰享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自2018年9月起终止买卖合同关系，对剩余货款支付问题和后续其他问题进行了约定。丰享顺公司主张历下大润发尚欠其货款1060281.37元（含24000元质保金），逾期付款利息4594.69元，合计1064876.06元。丰享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历下大润发出具给丰享顺公司的供货开票确认书（付款通知书）、丰享顺公司开具给历下大润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丰享顺公司根据上述证据自行制作的多扣除的折让和进价折扣明细汇总表。拟证实：1.在以上年度中，历下大润发在订单合计未税金额后没有合同依据对丰享顺公司扣除折让，丰享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金额为历下大润发对丰享顺公司扣除折让后的金额，并据此计算各年度历下大润发扣除丰享顺公司的折让含税金额。2.历下大润发供货开票确认书（付款通知书）中票折率一列为4%，历下大润发违反双方进价折扣1%的约定，多扣丰享顺公司3%，丰享顺公司按订单合计未税金额一行的扣减4%后的订单合计未税金额数字÷96%×3%，可以计算出以上年度中历下大润发多扣的3%进价折扣的金额。对于上述证据，历下大润发公司质证认为供货开票确认书真实性当庭无法确认，因为该供货开票确认书、付款通知书并非历下大润发出具给丰享顺公司的，而是双方通过网络对账系统确认后形成的，是双方合意形成的对账结果；丰享顺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是错误的，该确定书所记载的票折率并非仅包含进价折扣1%，而是包含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差价补偿折扣、特别进价折扣等多种价格折让因素核对一致后形成的票折率，该折让率是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阶段性核对，和具体协商所形成的，且丰享顺公司通过网络对账系统点击确认，特别是通过主动开具发票所最后确认的，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丰享顺公司所主张的历下大润发多扣除是所谓的折让，丰享顺公司根据该证据制作了折让和进价折扣明细汇总表，均不符合双方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双方合作期间丰享顺公司通过数十次的确认开票足以证明丰享顺公司对于在发票中折让的项目及金额是明知且充分认可的。本案审理过程中，丰享顺公司提交了陈莹出具的《确认书》一份，主张陈莹作为历下大润发公司的工作人员，确认此前丰享顺公司曾因扣除的折让等费用问题向陈莹提出过异议。《确认书》载明内容为：“青岛丰享顺经贸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在青岛区大润发系统8家门店已重新装修。2016年起，对开票时扣除的折让和票折多扣的折扣及付款时扣费，已按照合同异议期要求提出核对，现又要求支付。陈莹，18.5。”对该份证据，历下大润发质证认为丰享顺公司出具的该份证词没有历下大润发的公章，该证词签名的人也并非合同中载明的合同经办人，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丰享顺公司出具的证人证言有义务自行证明该证词出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依法于2020年12月4日对陈莹进行了询问。陈莹陈述称其本人在历下大润发公司担任采购职位，已经工作了14年，并签订有劳动合同，既和门店打交道也和供应商打交道；对于丰享顺公司提交的《确认书》，陈莹认可系其本人签名及落款，但签名之外的手写内容都是丰享顺公司负责对接的经理写的，其只是对丰享顺公司装修情况进行了确认，当时只有两行字；下面三行字的内容她没有看见过；她是负责专柜厂商的，她只负责装饰，丰享顺公司没有向她提出过异议，她也不负责这一部分，均是按照系统上的开票通知开发票，双方往来账目是从网上进行的，如果丰享顺公司有异议，不点确认通过采购来进行核对，核对完了再点确认；每个月只要是结算完毕的账都是已经核对完毕的，然后开发票，没有异议的才往下走，这是大润发面向所有厂商统一的对账程序，都是通过网上确认，不会向某一个员工提出。丰享顺公司对该询问笔录不予认可，并要求陈莹出庭接受质询。在质证过程中，陈莹坚持其自己的陈述。历下大润发对陈莹出庭陈述无异议。质证中丰享顺公司认可该《确认书》上面的手写部分系其业务经理也文玲所写。一审法院认为丰享顺公司提交的确认书的手写内容系其本公司员工所写，历下大润发的员工陈莹仅是签名及落款，对于手写内容仅认可一部分，否认丰享顺公司此前因票折及折让部分向其提出过异议的事实，无法证明该确认书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历下大润发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2018年1月-2018年6月25日间的历下大润发付款明细表打印件一份，拟证实：经丰享顺公司确认后生成的自2018年1月25日到2018年6月25日的付款明细表显示，丰享顺公司开具的所有发票中尚有2018年6月25日的暂扣货款105270.74元、暂扣除货款260000元应当返还给丰享顺公司。此外历下大润发尚应支付给丰享顺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39741.47元，三项合计金额为505,012.21元；还提交（2020）鲁0112民初162号案件中的丰享顺公司即本案丰享顺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8页及其中的证据四23张，拟证实：该证据目录证据四中，丰享顺公司通过退货明细表的形式自认厂编76235中自2018年8月份后已退货金额389,735.71元，其统计的该金额中并未包含单据编号为353304、352721、180497、180427、180428、90429、180481中的退货金额，丰享顺公司在2018年6月25日后总退货金额实际为464,087.33元。对于上述证据，丰享顺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二与丰享顺公司证据六项下1所证实的事项一致。该505012.21元合计金额为2018年6月当期历下大润发应付丰享顺公司款项；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是错误的；历下大润发证明事项中所证明的2018年8月后已退货金额389735.71元系历下大润发所主张的353304等7个退货单下及其余退货所产生的，退货额是根据退货单来进行的，历下大润发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历下大润发主张总退货金额464087.33元无事实依据；证据三的证据中丰享顺公司所统计的金额为338698.11元，该退货的含税金额为丰享顺公司本案证据六中双方之间所开具的退货冲减增值税发票四项金额的合计金额即389735.71元。应以双方所实际的开具的冲减增值税发票额为准。历下大润发公司还提交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26日的《终止合作协议书》一份，甲方为历下大润发公司，乙方为丰享顺公司。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决定自2018年9月终止买卖合同关系。现经对账及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内容：一、截至本合同签订日，在合作期间乙方已交付甲方（包括实际合作的所有门店）的全部供货，甲方已与乙方结算，至本协议书签订时，尚有510838元应付货款未支付，其余货款已支付完毕。乙方对于结算过程中的费用扣除及支付货款的数额无任何异议。二、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对合作期间的合同约定、结算方式、费用扣除均予以认可，双方对合作事宜已不存在争议，任何一方不得再提出任何主张和要求。本协议经双方盖章或经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双方在协议载明的甲、乙方处各自加盖公章。丰享顺公司认为该协议书系历下大润发编造的虚假证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丰享顺公司已经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并未一致订立；丰享顺公司盖章的同时提出了协商修改，历下大润发恶意利用虚假编造，从该证据单历下大润发编造填写的金额510838元来看，与本案事实不符，丰享顺公司举证的证据八中的2项下证明在该《终止合作协议书》历下大润发填写的日期之后，历下大润发对两份专柜合同项下应付款为616584元，本案合同书项下的付款为丰享顺公司本案举证证据六所证明的相关款项。显然，协议书内容系虚假编造。另查明，2020年7月16日，丰享顺公司针对双方解除合作后的逾期付款利息及售后服务保证金问题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9月3日做出（2020）鲁0112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丰享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后丰享顺公司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8日做出（2020）鲁01民终1228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终审判决书第8页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丰享顺公司主张《终止合作协议书》系历下大润发伪造，内容显失公平，并提交了2020年9月15日也文玲与大润发合同签约经办人韩伟通话录音一份，主张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一直处于协商修改状态，丰享顺公司在协议书落款处盖章时，协议处于空白状态，并未最终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终止合作协议书》签订目的系解决涉案《专柜合同》解除后供货及货款支付的问题，虽然丰享顺公司对于大润发公司应当支付的货款金额提出异议，并形成正在审理中的（2020）鲁0112民初5651号一案，但双方当事人对大润发公司已经支付该部分货款金额并无异议，丰享顺公司亦认可已收到该部分货款，丰享顺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历下大润发主张修改《终止合作协议书》条款的事实，其提交的通话录音不足以证明《终止合作协议书》仍处于协商修改状态，结合双方当事人均在《终止合作协议书》落款处盖有印章这一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对合作期间的合同约定、结算方式、费用扣除均予以认可，双方对合作事宜已不存在争议，任一方不得再提出任何主张和要求。现双方已经结算完毕，丰享顺公司要求大润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对上述一、二审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涉案的《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在签署《终止合作协议书》，并对合作过程中发生的货款结算等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后，丰享顺公司是否仍有权对合作期间存在的其他费用进行主张的问题。结合一审法院做出的（2020）鲁0112民初4922号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12288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该《终止合作协议书》已经成立且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遵守。因在协议中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乙方对于结算过程中的费用扣除及支付货款的数额无任何异议”、“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对合作期间的合同约定、结算方式、费用扣除均予以认可，双方对合作事宜已不存在争议，任一方不得再提出任何主张和要求”等内容，现丰享顺公司再要求历下大润发向其支付费用扣除的折让款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做出的（2020）鲁0112民初4922号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12288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亦查明历下大润发已将剩余货款支付给丰享顺公司，丰享顺公司亦认可收到了该部分货款，故对丰享顺公司主张要求其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丰享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7元，由丰享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丰享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1228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再审申请书一份，证明2021年4月6日申请民事再审，4月8日12368发送信息，显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案件已审核通过。本案一审判决所援引的12288号判决所作的相关错误认定，丰享顺公司已经提起民事再审，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历下大润发质证称，未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对该事实不了解。经审查本院认为，丰享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根据丰享顺公司的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20）鲁01民终12288号案件已再审立案审查，但目前未有进一步结论。2.本案一审中,丰享顺公司提交的历下大润发工作人员韩伟的录音与丰享顺公司工作人员也文玲的录音,(2020)鲁01民终12288号案件中已认定,其录音不足以证明《终止合作协议书》仍处于协商修改阶段。经审理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020）鲁01民终12288号案件进行再审立案审查，但目前未有进一步结论，（2020）鲁01民终12288号案件仍系生效判决。该判决书认定《终止合作协议书》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定力。丰享顺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在已生效判决中未被采信，同时，陈莹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的回答与《确认书》内容不一致，因《确认书》内容与陈莹的陈述互相矛盾，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确认书》并无不当。故一审判决认定丰享顺公司主张历下大润发向其支付费用扣除的折让款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对丰享顺公司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丰享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7元，由上诉人青岛丰享顺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杜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