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沪0114民初19945号 原告：帝牡特(上海)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孙顺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新，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睿望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法定代表人：段冬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亮，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帝牡特(上海)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山市睿望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因被告未按期交纳反诉受理费，故本院口头裁定被告的反诉按撤诉处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RWDXXXXXXX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2、被告向原告返还价款438,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价款438,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赔偿原告损失87.6万元。事实及理由：2020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RWDXXXXXXX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各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全自动口罩机10台，第一台于4月10日验收出厂送达蛇口指定仓库，后期九台在到达终端越南用户调试完成并能正常生产后再行付款发货。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第一台设备价款43.8万元。被告如约发货送到越南终端用户。但该台设备安装完成后无法正常运转。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现场调试处理，但被告以技术人员因新冠疫情因素无法通关为由，未能提供技术调试服务，导致设备始终无法运行。原告将面临越南终端用户的违约索赔。鉴于被告提供的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连最基本的设备正常运转都无法完成，更无法进行生产。原告多次催讨后，被告亦无法提供调试服务，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市场对于口罩需求不减，因被告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原告错过市场行情，造成重大损失，且继续履行该份合同也无可能性。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协商未果，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审理中，原告明确，其在起诉前未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合同，故以被告收到本案诉状之日即2020年10月22日作为确认合同解除之日。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该项诉请的，则原告同意向被告返还该台设备，但退还该台设备相应的税、费等均由被告负担。原告主张的第2项诉请的利息起算点，以其第一次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20年5月15日作为利息起算点。原告主张的第3项诉请的损失指的是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如被告无法按交货日期交付或者原告收到货物后无法达到正常生产，被告则需要支付原告双倍赔偿和所有损失。根据原告测算，如被告交付的设备能够正常运转，按照当时行情，原告的可得利益远高于原告现在主张的两倍货款的损失。另外，原告明确，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十台设备，另九台设备将在第一台设备履行完毕后再履行。由于第一台设备未能调试成功，故后面九台设备尚未履行。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确实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但原告提供的该份《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双方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而是2020年4月28日签订。2020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该份合同仅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和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公章。该份合同内容也并无原告所述的双倍赔偿的第七条约定。2020年3月26日《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提出该份合同仅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而无公章，要求重新签订。基于对原告的信任，被告当时并未仔细审查就在原告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上签字、盖章。故原、被告间应以被告提供的2020年3月2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为准。根据该份合同约定，另外九台设备确实尚未履行；二、2020年4月2日原告才付清第一台设备的价款，故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在2020年4月17日前交付设备。但原告要求被告提前交付设备，为此被告加班加点进行生产，并于2020年4月12日将设备从被告工厂运出。在被告交付之前，被告已通过视频形式将涉案设备的试生产情况发送给原告，原告对此予以确认。之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要求被告派遣技术人员至越南客户处进行安装、调试，并承诺承担每位技术人员每天4,000元的费用。2020年4月14日下午，原告人员陪同被告的两名技术人员到出口港，但因疫情原因无法通关。故被告两名技术人员又返回。涉案设备运抵越南后，由原告聘请的越南当地技术人员进行调试，并由被告以远程方式配合原告进行调试。按照原告反馈给被告的情况，该台设备未调试成功，但具体情况如何被告并不知晓。设备在交付前已经过原告确认，能正常生产。被告两名技术人员无法通关至越南进行调试设备，对此被告并无过错。2020年4月底，原、被告协商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将设备运回被告处，再由被告重新调试一台合格设备交付给原告。双方协商达成的《合同补充协议》并不是因为被告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疫情原因导致被告技术人员无法至越南进行调试，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达成的合意。被告愿意在收到原告退还的设备后，重新向原告交付一台调试合格的设备。另外，在双方协商期间，原告还利用被告的信任，以补签合同为由，在其制作的合同文本上加上了第七条双倍赔偿条款，重新签订了合同。故被告认为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不同意向原告返还设备价款43.8万元及支付相应逾期利息、赔偿损失等。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点也无事实依据，原告所述曾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关于原告主张的双倍损失，原告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第七条并非双方合意的内容，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2020年4月之后口罩市场行情出现了重大变化，原告自己也没有后续经营安排，故提起本案诉讼来转嫁其经营风险。假如法院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则被告要求在本案中由原告向被告退还该台设备，相应费用应由原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原、被告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于2020年3月18日签订的《技术协议》、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口罩机，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第一台设备价款； 2、2020年4月9日至5月5日期间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被告通过微信沟通第一台设备发货、交货事宜。另外在2020年4月29日的微信聊天中被告提出签订《合同补充协议》，退货退款并重新补发新的设备，但原告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 3、2020年4月20日至4月26日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孙顺锦、齐鸿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段冬望、产品经理刘睿颖微信聊天记录一组、2020年4月15日至4月21日期间原、被告的技术人员等七人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沟通，原告多次向被告反映设备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人员也确认是设备本身不完善。涉案设备存在设计不合理、缺少配件等问题； 4、2020年4月29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已承认供应给原告的第一台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并单方要求退回设备； 5、检验报告及对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一份，证明经原告委托越南当地的检测机构对被告交付的设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该设备不符合客户要求，存在诸多质量问题等；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提供的该份《产品购销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20年4月28日，原告利用被告对其信任，在原来签订的合同上增加第七条双倍赔偿的条款。该条款并非双方真实的合意内容，应属无效；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并未对微信内容进行公证，也未看到原始载体。但双方确实通过微信沟通设备安装调试的情况。由于被告法定代表人段冬望手机内保留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缺失了，故无法核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确实由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发给原告。但从该《合同补充协议》内容看，无法证明被告提供给原告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反而能够说明是由于疫情原因导致被告的技术人员无法通关至越南为原告调试设备。该份协议是经双方协商共同达成的，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先由原告将设备运回给被告，被告再重新调试一台新的合格的设备交付给原告；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确认。出具该检测报告的机构缺乏中立的地位，是原告单方委托，其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无法证实被告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原、被告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份合同上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证明2020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并无第七条双倍赔偿的条款； 2、收款回单一份，证明原告直到2020年4月2日才付清第一台设备的价款； 3、付款回单二份，证明被告为原告垫付了木箱款、设备出厂至防城港的运输费； 4、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告于2020年4月2日付清价款，但要求被告在2020年4月12日前交付设备，由于时间紧迫，故有些附属配件未来得及安装上去，并非被告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委派技术人员至越南进行调试，并同意按照每人每天4,000元的标准支付相应差旅费等； 5、证明人刘睿颖的证言一份，证明原、被告在履行《产品购销合同》过程的情况。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双方确实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了该份合同。但2020年4月28日双方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即原告提供的证据1。故原、被告间应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关于被告技术人员差旅费的问题仅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单方陈述，未得到原告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刘睿颖系被告的员工，不认可其陈述的相关内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20年3月18日，原、被告签订关于全自动高速平面一拖一口罩机《技术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委托被告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全自动高速平面一拖一口罩机，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技术协议。本技术协议作为设备验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采购合同的一部分，与采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技术协议》另载明设备简介、设备主要结构、设备基本参数、设备主要技术参数、设备主要元器件品牌及备品备件、质量保障与售后、设备验收、发货事项等。设备的保质期限为设备出厂之日起6个月，期间由被告负责免费维修设备。设备保质期满后，被告承诺对设备提供有偿的终身维修、升级服务，被告仅收取相应成本费用。被告提供24小时不间断电话服务支持，并提供至少3名紧急联络人。对原告提出的设备故障保证4小时内电话或书面回复。由于厂家在越南，如需要现场解决，在提出书面要求后3天内越南现场解决。发货预验收：原告根据收到的被告预验收报告后，派代表到被告现场进行是否发货的预验收，设备通过原告的验收后才能发货。设备预验收合格或原告提出发货通知后，由被告负责打包、装箱整理详细的《装箱清单》并运输至原告指定交货地点。 2020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十台全自动口罩机，单价43.8万元，合计438万元。其中第一台4月10日出厂送达蛇口指定仓库。第一台设备到达越南用户工厂安装调试结束并且可以按照技术协议要求正常生产后，支付后9台设备的定金40%。交货地点及方式：深圳蛇口港指定仓库或指定广东省内地点，运输费用由原告承担。交货方式及验收：生产好设备通知原告带物料来被告工厂试机及培训，调试好正常运转，设备在被告厂内经原告验收合格后发货。原告在被告的交货单上签字确认，视为原告验收合格。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由原告在被告工厂确认验收合格，设备到达原告指定越南工厂地点后若无法在有效时间内正常生产，被告须派技术人员到达越南工厂协助原告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培训(原告负责被告技术人员的所有差旅费用)。合同签订后，第一台设备预付100%货款43.8万元。第一台设备交付到原告指定工厂安装调试结束并正常生产后，原告预付后9台设备货款的40%即576,800元。设备在被告工厂验收合格当日出厂前付50%即1,971,000元。余下10%即394,200元于设备到达被告工厂安装调试后付清。被告确认设备是可靠的，全新的。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按是否可以正常生产标准验收，具体参照《技术协议》。原告收货并安装调试结束正常生产7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质量异议，否则默认为合格产品。设备的保质期限为设备出厂之日起6个月。期间由被告负责免费维修。被告提供24小时不间断电话服务支持，并提供至少3名紧急联络人。售后服务：被告提供24小时不间断电话服务支持，并提供至少3名紧急联络人。对原告提出的设备故障保证4小时内电话或书面回复。由于厂家在越南，如需要现场解决，在提出书面要求后3天内越南现场解决。 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20年3月26日支付了第一台设备价款21.9万元，于2020年4月2日支付第一台设备价款21.9万元。2020年4月12日，被告按照原告指示将第一台设备交付原告指定港口。 2020年4月13日，应原告要求，被告委派两名技术人员与原告人员一起至港口通关，准备至越南为原告的客户调试设备。但因新冠疫情管控原因，被告技术人员未能成行。原告遂安排在越南的技术人员为其客户调试设备，同时原告通过微信方式与被告沟通设备调试问题。期间，原告向被告补寄了缺少的部分配件等。 2020年4月28日，原、被告又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份合同约定内容与双方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基本一致，但多了第七条约定，即：如被告无法按交货日期交付，或者原告收到货物后无法达到正常生产，被告则需要支付原告双倍赔偿和所有损失。 2020年4月29日，原告人员齐鸿发送微信给被告法定代表人段冬望：“段总，签字盖章的东西赶紧打过来呀！”同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发送加盖被告公章的《合同补充协议》文本一份。原告回复称：“这里有一个，乙方拟在这个时间内不确定，要写清楚乙方确定，这个时间”，并重新发送《合同补充协议》文本，要求被告签字盖章。嗣后，被告在《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后发送给原告。由被告签字盖章的《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因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原本被告派驻原告指定工厂调机的技术人员无法顺利通关，致使发出到客户工厂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给双方都造成极大困扰和经济损失。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如下：1、原告退回设备至被告，被告收到该设备，确认好设备跟当初发出去前保持一致，零件没有缺失的前提下，当即退回该套设备之全额款项即43.8万元至原告指定账户。2、被告拟在2020年5月10日重新调试好一台合格的可以正常生产运转的设备，原告派驻工作人员现场签收，若确认验收合格，即可安排支付全额设备款项后自行提货。落款处由被告加盖公章。原告未签字盖章。但嗣后原告并未按约将设备运回退给被告，被告也未重新调试新的设备交付原告。目前涉案设备仍在越南。现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无法达到正常使用的目的，故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价款、赔偿损失等。 审理中，原告提出在原、被告微信沟通过程中有两个版本的补充协议，其中一份是2020年4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发给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中山睿望达设备处理协议》，该份协议中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二倍设备价款的违约责任，仅有原告加盖公章。另一份就是2020年4月29日的《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为被告同意退款并重新发新的设备。因双方对退回的费用没有达成一致，故该补充协议未成立。被告则认为，2020年4月下旬，由于被告技术人员无法至越南调试设备，双方确实一直在协商解决方案。原告确实向被告发过《中山睿望达设备处理协议》，但被告并未同意，因被告技术人员无法通关并非被告的过错造成。之后双方又通过微信达成了2020年4月29日的《合同补充协议》。根据该份协议，应由原告先将在越南的设备退还给被告，被告再向原告重新发一台合格的设备。因涉案设备未能调试成功并非被告原因造成，被告不同意承担相应的费用。 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是否有权解除涉案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 本院认为，原告无权单方解除涉案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技术协议》。理由如下：一、原告据以解除合同的主要理由为被告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无法正常运转，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提供相应证据。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在调试设备过程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在设备调试过程中原告向被告反馈设备出现的问题等情况。原告单方委托境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不具备相应合法性，本院亦难以采信。故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设备系由于本身质量问题造成无法调试成功；二、2020年4月29日的《合同补充协议》是原、被告在《产品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后共同达成的更换设备的解决方案。根据该份《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首先由原告将涉案设备完好地从越南运回国内交还给被告，被告即退还该台设备价款。然后再由被告在2020年5月10日前重新调试一台合格的设备交付给原告，原告验收通过后再向被告支付该台设备价款。但原告并未按约将设备运回交给被告。至于原告所述其未在该份《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且该份协议未明确具体运费由谁负担等问题，该份协议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并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盖章，但结合双方在2020年4月28日至29日期间通过微信往来沟通该份协议的细节、原告向被告催要该份协议的情况来看，该份协议是双方共同磋商的达成的合意。现因原告原因未能运回涉案设备，故被告尚未向原告重新交付新的设备。被告亦在本案中承诺在收到原告退还的设备后，将重新提供一台重新调试的合格设备交付给原告；三、关于原告所述被告未能交付相应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装配图等附随资料的意见，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并无直接证明证明已向原告交付了上述资料，但结合双方在调试过程中的沟通情况等，造成设备目前调试未能成功的原因并非由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相应资料造成。该项事由并不构成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述合同目的实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技术协议》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返还价款并支付利息、赔偿损失等诉请，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帝牡特(上海)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626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诉讼费19,646元，由原告帝牡特(上海)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范培华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汪燕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