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9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攀，男，199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莹，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惠多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永泰磨刀南街80号1002号H001房。法定代表人：邹用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雪梅，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董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惠多多科技有限公司（惠多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7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董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莹、被上诉人惠多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解除董攀与惠多多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代理商协议》；3.判决惠多多公司向董攀退还省级服务商代理费29999元、三台刷脸支付机具4497元，维权产生的交通费1540元，共计36036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惠多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代理费为董攀向惠多多公司支付的多多刷脸支付系统、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APP的服务费和使用费，该认定完全忽视案涉《代理商协议》的实质内容，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商协议》第一条约定合作内容，董攀作为被授权人，合同义务是推广销售惠多多公司名下的产品和设备，即包含多多刷脸支付系统、赠品营销系统、多多财富峰会门票在内等产品，董攀并不是前述产品的直接使用人。协议第二条合作价格中，将董攀定义为省级服务商，第三条分润政策设置了董攀作为代理商的各种分润方式，结合惠多多公司的前期招商宣传，省级服务商的盈利来源包括万分之21的支付手续费分润、直接推荐代理商的60％奖励、推荐刷脸设备广告60％的分润等。协议第四条对董攀代理商身份也设置了考核制度，要求第二年度起，代理商每个年度最低完成10家商户拓展，如无法完成指标的，甲方有权无条件取消乙方的代理资格种种。签订协议后，董攀也是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进行推广。从以上协议内容及履行情况可以看出，“产品设备推广”以及“利润分成”是该协议的核心内容，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围绕该核心而展开。现一审法院仅凭惠多多公司的口头陈述即认定案涉代理费为董攀使用其产品设备的使用费、服务费，完全不符合事实。（二）惠多多公司违规收取代理费、核心技术存在问题等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董攀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相关款项。1.根据支付宝服务商平台规则及服务商管理制度第四条一类违规中，服务商禁止通过市场推广、市场招商和会销等形式，以“蚂蚁金服”“支付宝”“蚂蚁金服授权”“支付宝授权”、蚂蚁金服或支付宝官方产品等名义招收加盟或区域代理，并收取加盟费或代理费。第六条违规处理中，如服务商被认定为“一类违规”，视为服务商根本性违反与支付宝平台的有关协议，杭州支付宝等接口提供者有权终止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支付宝与服务商稳定的协议关系是案涉《代理商协议》设备、技术推广及分润结算的基础，也是本案案涉《代理商协议》有效履行的必要条件之一。现惠多多公司违反平台规定，私自收取董攀代理费，使得其与支付宝平台的协议关系陷入随时可被终止的巨大风险中。鉴于本案案涉《代理商协议》是建立在前述违规基础上，董攀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案涉协议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2.从案涉《代理协议》及惠多多公司前期的招商宣传中可以看出，“支付手续费分润”是惠多多公司承诺董攀的合同权利，也是董攀签订案涉《代理商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但在设备系统的实际推广中，董攀发现，该设备技术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将商家客户刷脸消费的手续费分润结算到董攀账户中。协议签订至今，惠多多公司并未按协议约定与董攀结算过收益，对于该技术问题，惠多多公司并未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根据协议约定，惠多多公司前述行为已严重违约。同时，该系统问题实质上也使得本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从惠多多公司的前期宣传及招商可以看出，惠多多公司对外均以“加盟”“合作”等名义招商，并在宣传图片上突出标注了“代理权益”“手续费分润”等。该系列宣传旨在吸引像董攀这类投资者，董攀也正是为了获得代理权益及手续费分润才与惠多多公司签订了案涉《代理商协议》。但获得代理权益及手续费分润的前提是，董攀需要先向惠多多公司购买刷脸设备，继而进行推广才能获得利益，即董攀购买设备只是获得合同约定利益的手段，并非案涉合同目的。但目前存在支付宝平台明确禁止服务商收取代理费、惠多多公司所提供的设备无法将利润结算至董攀账户等直接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因素，董攀签订协议的初衷及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故有权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另外，惠多多公司在招商时，多次称自己获得支付宝授权，以支付宝名义向包括董攀在内等一众投资者进行游说，但实际情况是支付宝官方已明确回应并不存在此类授权，且平台也是明文禁止该类代理。故惠多多公司在案涉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存在借用支付宝名义，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虚假事实为诱导，使董攀签下案涉协议，该情形事实上也构成欺诈。惠多多公司辩称，（一）董攀诉请解除合同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第一，惠多多公司无任何违约行为。惠多多公司与董攀于2019年11月6日签订《代理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协议约定，惠多多公司授权董攀销售多多刷脸支付系统，赠品营销系统、多多财富峰会门票、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至尊版、旗舰版），以及多多刷脸设备等产品。协议签订后，惠多多公司依约将前述产品提供于董攀使用，产品亦不存在任何问题，该产品已取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为合法合规产品，且惠多多公司经深圳榜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有权使用该产品和设备。第二，惠多多公司并未违规收取代理费。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惠多多公司授权董攀使用、销售其产品，惠多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产品和设备。因此，董攀支付的29999元是使用费和服务费，而非支付宝的代理费。而董攀提到的支付宝服务商平台规则及服务商管理制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支付宝和服务商的关系，不应当成为董攀解除合同的依据，且前面已具体陈述过，惠多多公司系合法经营，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第三，惠多多公司提供的设备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真实情况是董攀因其自身原因没有使用设备，所以自然也没有分润结算。同时因支付宝与惠多多公司的服务合作关系，按照流程刷脸支付的手续费会返到惠多多公司对公支付宝账号，再由惠多多公司邮寄纸质发票至支付宝总部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再统一结算到惠多多公司账号。至此，再由惠多多公司按比例支付给董攀。因此这并非是技术问题，所有的设备均为支付宝官方提供。协议签订至今，董攀从未实际使用过设备的刷脸支付功能，故按照约定无任何分润可结算至董攀账户。第四，惠多多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一再变更，其在一审起诉中认为惠多多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在庭审中又认为其他服务商以零费率的方式导致无法达到其预期利润。而在上诉中，又再次提出其他解除理由，惠多多公司有理由怀疑董攀的恶意诉讼意图，此行为完全是浪费司法资源。（二）董攀诉请退还代理费29999元、三台刷脸支付机具4497元以及交通费1540元，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第一，就退还代理费一点，惠多多公司认为自己无任何违约情形，董攀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请亦不能成立，惠多多公司有权不予退还任何费用。第二，关于三台刷脸支付机具，惠多多公司仅收到董攀支付的一台机具的费用1499元，未收到另外两台机具的费用。另，惠多多公司按协议约定交付机具，是董攀自身原因未使用机具，惠多多公司没有违约，也无须退还机具费。第三，交通费在双方协议中并未约定，因此交通费的主张缺少合同依据。董攀也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确系处理本案合理的维权费用。况且，惠多多公司已依约履行协议，但董攀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要求退款，其产生的交通费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董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惠多多公司向我解除合同退还29999元省级服务商代理费以及三台刷脸支付机具4497元，合计34496元；2.惠多多公司支付我从重庆往返广州的机票费用1540元；3.惠多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及开庭的往返交通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6日，董攀与惠多多公司签订一份《代理商协议》，约定董攀（乙方）与惠多多公司（甲方）合作开展《多多刷脸支付软件》（以下简称为产品）以及多多刷脸收银设备（以下简称为设备）的推广应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作为权利人合法授权乙方销售的产品和设备信息如下：1.授权销售多多刷脸支付系统、赠品营销系统、多多财富峰会门票、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至尊版、旗舰版），以及多多刷脸设备等；2.授权合伙人级别为省级服务商；省级服务商的合作价格29999元，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合同款项，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付款，则合同自动终止，且先期款项不予退还，在甲方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合作费用不予退还；对于利润分配，乙方代理费率为省级服务商万分之二十一，结算周期为月结，结算日期为次月20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如微信、支付宝费率政策变更，甲方有权根据政策对代理费率作出相应调整；乙方拟获得其所拓展商户广告分润为百分之六十，以甲方广告分润政策为准；设备激活补贴政策以微信、支付宝政策为准；乙方签约合作完成后，第一年度无考核要求，第二年度起，每个年度最低完成10家商户拓展（包括甲方各个版块产品及服务），如第二年度无法完成指标的，甲方有权无条件取消乙方的代理资格，乙方原铺设的商家收益仍可享受费率分润；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合同。当日，董攀向惠多多公司支付了29999元，并以单价1499元的价格在惠多多公司处刷卡购买了一台刷脸支付设备。后董攀又向惠多多公司的业务代表沈婷婷转账2998元，向惠多多公司购买了两台刷脸支付设备。庭审中，董攀认为惠多多公司是支付宝的服务商，在支付宝的开放平台上有显示，且支付宝不允服务商以代理费、服务费名义收取费用，但惠多多公司让其发展新的代理商，并从下级代理商交纳的代理费中提成；同时，惠多多公司提供的设备虽能正常收款，但不能与商户的系统连接，刷多的款项无法退款。对此，惠多多公司认为董攀缴纳的代理费是多多刷脸支付系统、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的APP的服务费和使用费，双方在合同中已就此明确约定，而且多多收银智能终端也是有经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同时，董攀可自愿选择是否发展下一级代理商，安装设备的商家可以作为董攀的下一级代理商，由董攀在其缴纳的代理费中按比例提成，也可以只购买设备使用；商家通过刷脸支付收费的时候，支付宝会按0.38%的比例收取手续费，手续费是月结的，支付宝将在次月的20日左右发送账单给惠多多公司，惠多多公司确认无误后将发票寄给支付宝的杭州总部，支付宝在审核后会将交易额的0.3%转给惠多多公司，然后惠多多公司收到之后就会将收取的款项中的0.21%支付给董攀。董攀则表示如商家先向消费者退款，会产生手续费；同时，由于刷脸支付要收取手续费，而市场上有很多服务商提供零费率的扫描支付，导致商家不愿意使用其推广的设备，其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利润。诉讼中，董攀提交了一份《关于抵制“零费率”、维护服务商市场健康发展的倡议书》，内容为：“尊敬的微信支付服务商：我们近期收到市场反馈，部分服务商通过费率补贴、机具赠送、先收后返等形式，向商户宣传‘零费率’、‘低费率’收单技术服务，并通过该种方式妨碍其他服务商拓展和维护商户资源，严重影响其他服务商的正常经营和市场健康发展。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281号文）的规定，服务商作为收单外包服务机构，在推广业务时，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零扣率’‘低扣率’‘费率自由定义’等涉嫌不正当竞争、误导消费者或者违法违规行为的文字。同时，根据《微信支付服务商合作规则》相关规定，服务商不得或以红包、返点、补贴等形式变相降低商户费率。部分服务商通过‘零费率’‘低费率’的方式拓展商户、排挤同业竞争，十分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将对这类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并鼓励广大服务商举报该违规行为，一经查实，我们将严肃处理，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限制商户进件、取消参与奖励活动的资格、扣除服务商奖励、限制交易功能和额度等，屡次违规或情节严重的，我们将终止合作。针对最近智慧餐厅活动不按平台政策规则，利用零费率妨碍其他服务商拓展和维护商户资源的行为，我司会进行严厉打击。”上述倡议书的落款人为微信支付团队，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董攀据此认为其在推广市场时受到其他服务商以零费率的方式排挤和冲击，导致其无法赚取利润，故要求解除《代理商协议》。以上事实，有视频、录音、《代理商协议》、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截图、报销凭证截图、倡议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董攀与惠多多公司签订的《代理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本案中，董攀主张惠多多公司在订立合同时作了虚假宣传，违规收取代理费用，且交付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导致其无法获取经营利润，因此惠多多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董攀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代理商协议》。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的事实，董攀系根据《代理商协议》向惠多多公司支付多多刷脸支付系统、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APP的服务费和使用费，且其要求解除合同主要是因为其在推广市场时受到其他服务商以零费率的方式排挤和冲击，导致其经营的利润无法达到预期。因此，董攀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惠多多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亦无法证实惠多多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同时，董攀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内容应当具备判断能力及风险预知能力，经营期间可获得利润的多少与其自身的经营行为存在直接关系，并应自负经营不善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在惠多多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董攀现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代理商协议》，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另，董攀要求惠多多公司返还的代理费、购买设备的费用以及交通费等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均不予认定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0.5元，由董攀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董攀提交如下证据：1.《服务商管理制度》，拟证实支付宝服务商平台规则及服务商管理制度第四条一类违规中，服务商禁止通过市场推广、市场招商和会销等形式，以“蚂蚁金服”“支付宝”“蚂蚁金服授权”“支付宝授权”、蚂蚁金服或支付宝官方产品等名义招收加盟或区域代理，并收取加盟费或代理费。第六条违规处理中，如服务商被认定为“一类违规”，视为服务商根本性违反与支付宝平台的有关协议，杭州支付宝等接口提供者有权终止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2.董攀与惠多多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惠多多公司的招商宣传资料，拟证明“支付手续费分润”是惠多多公司承诺董攀的合同权利，也是董攀签订案涉《代理商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3.董攀在多多刷脸后台结算数据，拟证明该设备技术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将商家客户刷脸消费的手续费分润结算到董攀账户中。经质证，惠多多公司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董攀没有出示原始载体，也没有展示平台下载链接及如何下载，董攀提交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并无关联性。支付宝和服务商之间的约定与董攀无直接关联，不应当成为董攀解除合同的依据，惠多多公司系合法经营，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2.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微信记录第5页董攀没有出示原始载体，董攀提交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并无关联性，聊天记录中无证明惠多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3.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董攀没有出示原始载体，惠多多公司不予认可，设备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所有的设备均为支付宝官方提供，董攀因其自身原因从未实际使用过设备的刷脸支付功能，按照约定无任何分润可结算至董攀账户。惠多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授权书，拟证明深圳榜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惠多多公司使用多多刷脸支付软件。2.产品认证证书。经质证，董攀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根据董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惠多多公司在招商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一直是以支付宝名义或已获得支付宝授权对外进行宣传，董攀也是基于此，才与惠多多公司签订案涉协议。惠多多公司此时才向董攀披露深圳榜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恰好证明其确实未获得支付宝授权，存在恶意诱导董攀签订协议的情形。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3C证书的有效性需依据发证机构的定期监督获得保持，故即使惠多多公司现已取得“多多智能收银终端”的认证证书，也不能证明每批次、每件产品均符合国家标准。其次，该证书的发证时间为2020年1月21日，而案涉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9年11月6日，故即使惠多多公司名下“多多智能收银终端”现已取得产品认证，也不能涵盖证明此前交付给董攀的案涉设备质量合格。且事实上，案涉设备确实存在结算不能、提现不能等技术性系统问题，庭审现场出示的手机“多多刷脸支付”公众号链接，经点开也一直处于系统错误的状态。故惠多多公司此项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设备质量符合相关要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代理协议》应否解除，惠多多公司应否向董攀返还代理费、购买设备的费用及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董攀认为惠多多公司违规收取代理费，所提供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且致其无法获取经营利润，其签订《代理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且惠多多公司存在欺诈情形。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代理协议》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董攀认为惠多多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且违规收取代理费，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董攀向惠多多公司支付多多刷脸支付系统、惠多多礼品采购商城APP等设备、产品的服务费和使用费，作为代理商对涉案设备产品进行推广销售并根据经营情况获取相应的利润。根据现查明的事实，涉案《代理协议》签订后，董攀向惠多多公司购买了三台刷脸支付设备，其自述现仅有一台在第三方客户处使用，可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其实际经营情况并不理想。本院认为，经营期间可获得利润的多少与经营者自身的经营行为存在直接关系。董攀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经营者，理应对经营风险有所预知并承担相应的后果。董攀所称惠多多公司提供的设备存在技术问题以致其未能取得结算利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惠多多公司就利润的结算方式、结算流程等亦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信。现董攀将其因自身经营不善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归责于惠多多公司，于法无据，其据此要求解除涉案《代理协议》，由惠多多公司返还代理费、购买设备的费用及交通费等各项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元，由上诉人董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