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404民初47号原告：马书英，女，196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王晓军，长治市上党区韩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孔大元，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王全安，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看寺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泽林，职务：村委主任。原告马书英与被告孔大元、第三人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看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看寺村委）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书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晓军，被告孔大元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全安，第三人看寺村委的法定代表人王泽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看寺村二光地块0.88亩耕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并由被告返还该地块给原告;2、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村村民，均为第三人集体组织成员。1999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双方在本村均有承包地,被告孔大元时任本村副村长，负责村里建房协调工作。2003年被告家建房侵占了本村村民赵伟星家的宅基地,被告为了处理问题,利用其副村长的身份与原告协商,自愿将其家庭承包地，位于看寺村二光地块的0.88亩承包地调换给原告,同时原告将自家位于看寺村东岸上的0.44亩承包地调换给赵伟星,赵伟星家在该地上建房四间。由于被告出面要求原告考虑到大家同村村民，为避免纠纷便同意上述调换方法。至此,原告从2003年起便一直承包耕种本案争议土地。2017年在实施土地确权登记，原告与第三人即看寺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经相关部门测绘并于2018年7月11日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于2019年春天,抢占了已经由原告耕种16年并且已经取得承包经营权的0.88亩耕地,被告抢占耕地双方产生矛盾。虽经村委调解但未能处理。2020年10月被告隐瞒事实向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12月8日下达长治市上党区农仲案(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现原告不服该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辩称：1、长治县政府已经给答辩人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足以证明争议地二光0.88亩系答辩人享有承包经营权；2、村委已对争议地0.88亩出具了证明材料，证明原告持有的0.88亩土地确权证系错误登记，同意争议地0.88亩变更在答辩人名下；3、答辩人已向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变更0.88亩土地申请，该委已经裁决，同意答辩人的变更申请，同时裁决解除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原告诉称的争议地0.88亩系因村民赵伟星家建房占用了原告的承包地，被告又将争议地调整给了原告的事实不存在，原告纯属虚构；5、原告代耕争议地0.88亩就是代耕性质，并且答辩人已于2019年开春将争议地收回，已耕种2年，双方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调整给原告的事实，再者自从原告代耕0.88亩土地，本0.88亩粮食直补以及其他补贴均由答辩人领取，如果争议地系原告承包经营权，该费用就不存在由答辩人领取；6、原告耕种的0.44亩地与村民赵伟星调整建房一事均系违法调整，再者原告诉称的0.44亩地也系村委机动地，并非承包地，与答辩人经营的0.88亩不存在任何关联，通过以上答辩人的意见，人民法院理应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泽林陈述：1、我是2018年担任的看寺村委村长，之前原被告双方是否调整村委不知情。2、被告手中持有1999年的案涉土地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确权证是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的，但是新确权证是在原告名下。被告手中有二轮承包证，故村委给被告出具的证明也是依据土地二轮承包证出具的，证明争议地系被告的。3、从登记到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历经3年之久，村委不知道原告手中的证书怎么取得的。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诉争土地在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已经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原告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已经于2018年7月11日由长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人民政府已经确认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3、委托流转合同书及明细表，证明诉争土地在2019年5月1日原告与第三方（长治市中农华瑞种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进一步证明原告享有诉争土地的经营权。证据4、照片三张，证明2003年原告的土地（东岸上）0.44亩与被告的土地（二光）地0.88亩调整后，（东岸上）0.44亩土地建房后的现状。证据5、证人赵伟星出庭证言：其与原告系同学关系，与被告系老邻居关系。“非典”前一、二年，我家旧地方有纠纷，通过村委主任、书记调整，同意我在原告土地上盖房，“非典”那年盖了5间住房，占用的地块名称不知情，占用多少亩土地不知情。现在我家房屋有宅基地土地使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均没有依据原承包合同、原经营权证依法作出登记。对证据3，时间2019年5月1日，被告方已在2019年开春就已经收回了涉案土地，流转合同书既没有公章，也没有流转对象，也没有出庭作证，该份流转合同在被告处是违法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被告的土地由原告流转，显然违法，且均没有证据证明在乡政府和镇政府备案，也没有被告的签字。对证据4，与涉案土地无关联，被告不予质证。对证据5，仅能证明证人在建房时占用原告的土地，与所涉案件不存在任何关系。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没见过，不知情。对证据3村委、乡政府均没有备案，不知情。对证据4，不知情。对证据5，证人实事求是陈述，认可。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1999年长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被告依法享有0.8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涉案土地是被告享有经营权。证据2、2020年4月25日看寺村委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经过双方调解，被告向农村土地仲裁委申请仲裁时，村委出具的证明，充分说明涉案土地是被告享有经营权。证据3、2020年12月8日长治市上党区农仲案【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涉案土地是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4、原村委主任杨四保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原告所耕种的0.44亩土地给了赵伟星，系村委留存的机动地，并非原告的承包地。证据5、证人杨四保出庭证言：证人与原被告系同村村民关系，2000-2013年我担任村委主任、书记。20年之前，我们村每个小队都有十来亩机动地，赵伟星建房时，我担任村委主任，村委会给赵伟星批地建房。当时赵伟星、被告孔大元都要盖房，他们自行调解，被告孔大元盖房占用了赵伟星承包地，赵伟星盖房占用原告的承包地，由于被告家地多，称给原告家几分地代种。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2018年原告取得诉争土地的经营权后，被告经营权证书中的二光地0.88亩被告已经不再享有经营权。对证据2，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1）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代耕一年以上的承包地应当有书面合同，但是村委以及被告在法庭举证阶段都没有提供代耕合同，故村委出具该证明仅是听取被告的一面之词；（2）村委在法庭答辩期间，明确说明对该证明所出具的内容土地调整情况不清楚，故村委出具的该证明缺乏客观真实性。对证据3，该裁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不服裁决就原纠纷提起诉讼，该裁决在原告提起诉讼之后裁决已经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4证人证言，证明原告耕种本案诉争土地的理由已经说清楚，是他们自行调解之后被告让原告耕种，被告在旧宅基地上占用赵伟星的地基进行建房，对该证明我方予以认可，但是对被告主张的东岸上0.44亩土地属于机动地，我方不予认可，理由：证人是2000年上任，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9年签订合同并颁发证书，如村委有备案、村民决议、会议记录，才能够证明机动地的存在，同时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机动地在村里承包地中是有比例的，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故被告想证明的机动地在本案中无法成立。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认可。第三人看寺村委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是：原告的证据1、2及被告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原告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从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双方的证人证言以及原告的证据4，被告和第三人的自认，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原告马淑英和被告孔大元系第三人看寺村委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9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双方在本村均有承包地，涉案的争议“二光”地0.86亩，属于被告孔大元的承包地。从二轮承包开始，该争议地的粮食直补款一直由被告领取。2003年证人赵伟星在原告马淑英承包地“东岸上”建房四间，占地约0.44亩；原告于2003年将涉案“二关”地实际耕种至2019年。2017年长治县（现长治市上党区）实施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看寺村委签订编码为140421101218000168J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含本案争议地“二光”地，地块名称改为“二关”，地块代码“1404211012180000488”（坐落东至以田垄为界，临路；西至以田垄为界，临孔爱军；南至以田垄为界，临杨红兵；北至以田垄为界，临马小刚），并将涉案“二关”地的亩数确认为0.88亩。承包期限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2月3日），2018年7月11日，原告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上同样包含涉案“二关”地。本次换证工作中，被告没有与第三人解除合同，也没有重新签订合同，更没有换证。后原被告就涉案争议“二关”地发生矛盾，2019年被告又重新耕种涉案争议地。第三人村委出具的证明材料自认关于涉案争议地系村委与原告签订合同及发证中，属于误签、误登。虽经村委调解但未能处理。2020年10月本案被告孔大元作为申请人向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12月8日下达长治市上党区农仲案（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现本案原告不服该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对其承包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特有的概念，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产物。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特殊制度。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看寺村二光地0.8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并由被告返还该地块给原告。从该主张能够表明本案案由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应当是发包方（村委）与承包方（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本案的主体却将案外人孔大元列为被告，将发包方村委列为第三人。原告的事实与理由表述的是，1999年该村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孔大元享有案涉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3年原告与被告孔大元通过调换家庭联产承包地从而使原告成为了涉案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将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他人互换而签订的合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这也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之一。本案中原告在未提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互换合同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又以原告与第三人村委重新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享有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原告诉请的主张与其起诉被告主体以及事实理由不一致，故原告要求法院确认看寺村二光地0.8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并由被告返还该地块给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明人民陪审员 韩瑞芳人民陪审员 宋海伟二○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刘勇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