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营业场所：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责任人：周宗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吉山，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治勇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南街50号3栋5层10号。 法定代表人：杨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仕敏，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杰勇，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西城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田贵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梅，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荣智，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原审第三人：陈军，男，195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原审第三人：四川中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少陵横街5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兵。 上诉人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治勇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勇公司）、原审被告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工公司）、原审第三人陈荣智、陈军、四川中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6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2民初622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治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治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与案情相同的另案生效判决结果截然相反，一审法院违反同案同判，严重破坏司法公信力，应予以纠正。本案与（2019）川0112民初4663号一案均系陈荣智以“中冶建工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工程项目部”名义使用项目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办理结算、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受中茂公司委托支付部分款项。在此案中，一审驳回了原告（鑫中安公司）的诉请，且已生效。但与该案相同案情的本案，一审却作出不同的判决，违反了“同案同判”，应当予以纠正。二、原二审庭审中，治勇公司知晓陈荣智无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的授权，已构成自认，但一审仅以治勇公司单方提供的“情况说明”且无证据证明自认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为治勇公司禁反言的行为提供协助，无疑在鼓励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从原二审中治勇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治的陈述，可以证明治勇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悉陈荣智不具有中冶建工公司的授权，自始至终均知晓陈荣智个人与治勇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杨治作为治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合同的经手人，对该事实非常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自认的撤销进行了规定。显然，杨治在原二审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一致，真实还原了其签订合同的经过，二审法庭辩论已经终结，其已不能撤销。在本案无相反证据推翻其自认的情况下，一审仅以情况说明就推翻治勇公司的自认，应予以制止。三、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与治勇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一审既不审查陈荣智是否具有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权利外观，又不审查治勇公司是否具有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主观意愿，仅以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知悉治勇公司的施工主体地位进而认定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与治勇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治勇公司所认为的“合同”关系建立时，陈荣智不是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无相应的书面授权，因此合同关系建立时陈荣智不具有代表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的权利外观，且原二审时治勇公司亦承认知悉陈荣智不是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工作人员。一审中，治勇公司及中冶建工公司均提交了涉案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载明中冶建工公司在涉案项目的负责人为“田凯”，且根据建设工程的通常经验均可知，项目工地均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机构组成人员公示，因此治勇公司从项目管理机构的组成人员公示牌上亦可知悉中冶建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为田凯而非陈荣智，在陈荣智未出具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的书面授权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其作为建设工程领域的法人，应当知悉陈荣智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更何况在原二审庭审时，治勇公司已明确陈述治勇公司系由陈荣智联系到涉案项目施工，其也知悉陈荣智是从中茂公司取得涉案工程，也当然知悉陈荣智不是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签订相应的合同。（二）治勇公司据以主张其与中冶建工公司具有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分包工程结算书》及《劳务分包合同》，但该两份证据均为陈荣智加盖的资料专用章，治勇公司作为建设工程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法人，其应知悉资料专用章不能用于合同签订和结算，在看到“资料专用章”、公示牌无陈荣智及陈荣智无其他证明身份的证据且其明知陈荣智系从中茂公司转包工程的情形下，其应当产生警惕并应当知道陈荣智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因此治勇公司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与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主观意愿，其明知合问相对人系陈荣智或中茂公司。（三）从合同关系建立时的情况以及履行情况可证明治勇公司知悉其合同相对人并非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且原二审已经查明其本身并无与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主观意愿。在原二审中，治勇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治已经明确表示系陈荣智联系的治勇公司，陈荣智系从中茂公司转包的涉案工程，陈荣智并未出示中冶建工公司的任何授权，因此，治勇公司清楚知晓其是与陈荣智建立的合同关系，而非与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此外，治勇公司提交的《分包工程结算书》载明的结算工程款总价为15430220.4元。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已经提交了相应的委托付款的证据，证明其系根据中茂公司委托仅向治勇公司支付了少部分款项，除治勇公司主张工程款以外的款项，均非由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支付，而治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治也明确工程款主要是由陈荣智直接向治勇公司支付。并且，治勇公司至始至终未向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开具发票。因此，从该履行情况也可印证治勇公司不具有与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主观意愿。（四）治勇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涉案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人。治勇公司仅提交了《分包工程结算书》及《劳务分包合同》等证据，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系涉案建设工程劳务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无法证明其完成了对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五）无证据证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是治勇公司的合同相对人。治勇公司提交的全部资料均是加盖的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以及项目部名义，从未出现过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一审法院认定治勇公司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具有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权利外观、主观意愿还是履行情况，均可证明陈荣智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一审法院仅以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知悉治勇公司的施工主体为由认定治勇公司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治勇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不具有合同关系，其不能根据结算表向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此作为结算依据，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治勇公司所提交的会审单等建设单位的资料，虽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亦可印证资料专用章仅系用于与建设单位的资料往来，治勇公司对此应属明知。故在《分包工程结算书》上既无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印章，有无其负责人签字的情形下，对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工毫无约束力。（二）《分包工程结算书》等结算资料存在大量瑕疵。《分包工程结算书》约定的修补范围包括水电，但四川华一劳务有限贵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一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一案中，华一公司主张自己是水电劳务分包单位，该《分包工程结算书》所涵盖的工程范围包括了案外人主张的范围。并且，治勇公司主张工程款结算中存在大量只有个人签字，无任何结算手续和加盖公章的手写结算单，该方式显然与工程结算不符。五、一审法院违反“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不当地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属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治勇公司主张其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应当由治勇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在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举证证明中冶建工公司在项目现场的负责人为田凯而非陈荣智，且举证证明是陈荣智与治勇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陈荣智系中茂公司在涉案项目的负责人后，已经初步证明陈荣智不是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或四川分公司对外进行经济活动。六、根据治勇公司所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第22.3款第（2）项约定“竣工结算办完后30日内，乙方将发票交公司财务后10日内支付到结算总额的95%，余款作为保修金在六个月时支付。”按治勇公司主张的《分包工程结算书》于2014年8月12日完成，其结算工程款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8月12日届满、保修金于2015年6月11日届满。而治勇公司提交的信访《受理通知书》形成于2017年2月21日，信访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信访行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可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此，无论治勇公司的合同相对人是哪一方，其于2017年提起诉讼时，其诉请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支持，而一审以诉讼时效以外的信访行为中断诉讼时效，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七、即使按照一审逻辑，支付条件并未成就，一审法院直接判决直接支付毫无事实依据，且其计算利息的起算点也有误。根据治勇公司所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第22.3款第（2）项的约定，支付义务人付款的条件是治勇公司提交相应的发票，但治勇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提交了发票，因此该支付条件亦并未成就。此外，即使不以开具发票作为支付条件，则结算款支付期限应系2014年9月22日届满而非2014年8月12日届满，一审法院直接以治勇公司请求的2014年8月15日开始计利息亦不符合《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八、治勇公司的证据已充分显示其未付工程款及质保金仅有138万元，一审认定未付工程款及质保金总额为2089020.4元错误。且一审未查明中茂公司向治勇公司工程款的支付情况。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治勇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上诉无事实依据，应驳回其上诉。 中冶建工公司的陈述意见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 中茂公司、陈荣智、陈军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治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向治勇公司支付工程款2089020.4元及利息，利息以2089020.4元为基数，从2012年12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2.中冶建工公司在上述支付范围内对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中冶建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治勇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放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28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签订《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由中冶建工公司承包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该合同书第三部分“专用条款”载明：施工单位委派的项目经理为田凯。 治勇公司所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显示“施工总承包人”为“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劳务分包人”为“成都治勇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该合同第2条约定：工程名称“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工程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办柳树村”，分包范围“工程设计施工图（含图纸会审纪要、设计变更）散水沟以内（含车道至室外道路接口处），从基础砼垫层（含胎膜及垫层修边检底）起直到竣工验收合格的土建及初装饰……施工管理配合。不包括以下范围：土石方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屋面厨卫地下室防水工程，但以上所列工程包含需由土建进行基层及抹面修补的工作内容应由劳务分包人承担（并含在包干单价中）。该合同第16.1条约定：合同价款=综合单价（详附表328/平方米）×工程量（暂定建筑面积46494平方米），暂定合同价为15250032.00元。该合同尾部“工程承包人”处，加盖“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资料专用章”，并签有“陈**智2010.6.9”，“劳务分包人”加盖有治勇公司的印章。 治勇公司所提供的《分包工程结算书》载明：发包方系“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承包方为治勇公司。项目经理处签有“陈军、陈荣智”，结算金额为15430220.4元，编制时间为2014年8月12日。 一审另查明，案涉工程于2012年12月11日进行竣工验收。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本案争点主要集中在下述： 一、关于治勇公司的合同相对方 治勇公司主张案涉工程系中冶建工公司向其分包。而中冶建工公司则辩称陈荣智是中茂公司的负责人，不能代表中冶建工公司签订合同或办理结算。 治勇公司就案涉工程与谁形成合同关系，涉及到工程款给付义务的确定，为本案核心争点，本案经过数次庭审，对当事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进行评判如下：1.治勇公司所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上的“施工总承包人”为“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该合同尾部的“工程承包人”处加盖的“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资料专用章”印章，该印章因载明“资料专用章”，当事人对加盖该印章的法律效力存在争议，但从证明责任角度，该印章的加盖，对合同签订行为系中冶建工公司的行为，起到初步印证。2.成都市龙泉驿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所签订的《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施工合同书》，中冶建工公司作为该工程的承包人，对相关工程的具体实施负有管理责任，中冶建工公司的转账行为（中冶建工公司提交《付款委托》，用以证明系中茂公司委托付款），印证中冶建工公司对治勇公司系相应工程施工主体地位的知悉。3.中冶建工公司虽辩称陈荣智是中茂公司的负责人，但未有证据显示陈荣智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以中茂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对治勇公司进行相关行为，而在陈荣智、陈军签字的《工程结算书》（编制时间为2014年8月12日），其“发包方”仍载明为“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4.一审庭审中，中冶建工公司提交《管理协议》（载明案涉工程由中冶建工公司交由中茂公司实施）及《情况说明》（载明陈荣智系中茂公司案涉工程项目人。该“说明”的经办人系“陈荣智”），用以证明中茂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之间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转包关系，及陈荣智是中茂公司项目负责人。就工程而言，相关主体之间不排除存在数个合同，合同作为债，具有平等性，相关合同的存在并不能当然的否定中冶建工公司与治勇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5.中冶建工公司所提交的案件在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该笔录中载明“审：杨治，当时你签订庭审中提交的合同，是谁找你签订的？杨治：是陈荣智找我签订的。审：有没有给你出示相关的身份证明材料？杨治：没有，当时是中茂公司转包给陈荣智，陈荣智与中茂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包给陈荣智后，陈荣智就找到我签订劳务合同，我不清楚上一家的关系，拿钱时也是陈荣智单独拿钱给我们，后面中冶集团公司转款过来的证据也有”。对于该笔录，治勇公司主张记录错误，已作校正（见“情况说明”）。对于本案，认定的关键是“陈荣智以谁的名义与治勇公司签订合同”，在该笔录中也载明杨治所述的“不清楚上一家的关系”，仅依该笔录，一审法院也无法直接认定治勇公司与中茂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治勇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属客观事实。综上分析，一审法院确认治勇公司与中冶建工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 二、关于应付工程款金额及利息的确定 关于工程款的确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治勇公司提供的《分包工程结算书》，上有陈荣智等签字，对工程款总金额系15430220.4元予以印证；2.该工程现已经竣工验收，一审庭审中相关当事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治勇公司所施工程总价款与结算书不相一致，或已付工程款超过治勇公司所主张的金额。综上，对治勇公司诉请给付工程款2089020.4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中质保金为15430220.4元的5%即771511.02元。 关于利息给付时间的确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当事人在《劳务分包合同》第22.3项中约定“最终支付：竣工结算办完后30日内，乙方将发票交公司财务后10内支付到结算总额的95%，余款作为保修金在质保期满六个月时支付”；2.就案涉工程，治勇公司所提交的《分包工程结算书》显示编制时间为2014年8月12日，但从当事人所提交的《竣工验收报告》，显示案涉工程总体于2012年12月11日进行竣工验收。诉讼过程中，治勇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关于劳务费利息计算的情况说明，主张剩余劳务费的利息从2014年8月15日起算，质保金的利息从2015年6月12日起算，当事人的上述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本案治勇公司也提交《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相关权利主张事项，该“意见书”上载明“反映施工单位（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拖欠成都市治勇建筑工程劳务公司的劳务费138万元，同时反映总包施工单位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因信访人罗世明系案涉工程相关工作人员，且所主张的工程款系属于案涉工程款范围，因此相关信访视为治勇公司的权利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就案涉诉讼情形来看，各方对于应付工程款的主体存在争议，对治勇公司的权利主张会事实上产生影响。综上，对中冶建工公司所主张的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治勇公司给付工程款2089020.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4年8月15日起，以1317509.38元为计算本金，自2015年6月12日起，以771511.02元为计算本金，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未发布期间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判决确定的第一项给付义务时，由中冶建工公司承担给付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9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8693元，由中冶建工公司、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中冶建工公司、中茂公司、陈荣智、陈军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2019）川0112民初3041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庭审笔录以及（2020）川0112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书（均为复印件），拟证明中茂公司施工质量不合格，导致中冶建工公司承担质保责任，以及因中茂公司伪造中冶建工公司印章、提供虚假担保，导致中冶建工公司金额可能承担担保责任，也因此导致中冶建工公司无法与中茂公司结算；2.中冶建工公司与中茂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款情况（复印件），拟证明中茂公司已收取14041200元，且该情况说明未记录2015年3月2日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接受中茂公司的委托向治勇公司只支付的60万元。结合委托付款凭证，可以证明治勇公司已收取14641200元；3.（2019）川0111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2017）川0112民初614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案与本案属同案、类案，但一审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 治勇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无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无法看出与本案存在任何联系，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无原件，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均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的基本事实与本案不同，不属于类案。 中冶建工公司的质证意见同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一致。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及3，仅能证明中冶建工公司与案外人产生纠纷，与本案主体不同，相应事实也并非完全一致，不能达到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2，系复印件，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 治勇公司于二审庭后向本院提交了资质证书，中冶建工公司及四川分公司质证认为，已过举证期，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论治勇公司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资质，中茂公司将从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分包的工程项目肢解并再次违法分包给治勇公司，且治勇公司施工内容并非仅为劳务，而是整个土建工程施工，该分包合同亦属无效。 因庭后治勇公司向本院出示了该证据原件，本院对该资质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中，中冶建工公司及其四川分公司、治勇公司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劳务内容：（一）工作内容总说明：1.本工程垂直运输机械主要为塔式起重机、施工电梯、龙门式起重机，……。（二）各分项工程的主要内容：……。9、塔机、施工电梯垂直运输设备，除总说明外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劳务分包人必须按照甲方施工组织设计及工期要求所需，塔吊、人货电梯等垂直运输设备的租赁、运输、上下车、安拆……”。 2010年5月18日，陈军、胡方真作为中冶建工公司工作人员在洪柳花园三期项目部会议室参加了洪柳花园三期工程图纸会审，在业主单位收到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复）审表》《建筑材料报审表》等材料中加盖了“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资料专用章”，并有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认可的项目负责人田凯签字。胡方真亦在《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劳务）分包工程进度完成情况说明》等证据上签字。 2017年3月8日，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向罗世明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为“您于2017年2月21日反映洪柳花园三期总包施工单位（中冶建工公司）拖欠治勇公司的劳务费138万元，同时还反映总包施工单位中冶建工公司拖欠工程款的问题。……”。 再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21）川01民终1308号一案中，中冶建工公司及其四川分公司承认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中茂公司的问题，并在一审中提交了中冶建工公司与中茂公司签订的《管理协议》、中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同时，中冶建工公司及其四川分公司于本案中主张向治勇公司付款是基于中茂公司的委托，并提交了相应的《付款委托》及进账单，显示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于2015年3月2日向治勇公司支付60万元。中冶建工公司主张中茂公司及委托付款单位共计向治勇公司支付了14641200元。 治勇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向本院提交一份《关于龙泉驿区洪柳华远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收劳务费金额及开具发票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经我公司核实，截至起诉之日，我公司实收到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直接或委托支付的龙泉驿区洪柳华远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劳务费总计15430220元（其中转账支付：4261200，现金支付：9089020）”。因当初约定合同金额为税后价格，故对已收劳务费，我公司未向中冶建工公司和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出具过发票。”；2021年4月21日，治勇公司又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撤回2021年4月16日所交情况说明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我公司‘关于龙泉驿区洪柳华远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收劳务费金额及开具发票的情况说明’，后经核对，工作人员在填写该情况说明的数据时出现错误，现我公司请求撤回2021年4月16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以2021年4月20日向法院递交的情况说明为准”。在2021年4月20日的《情况说明》中，治勇公司明确“经我公司核实，截至起诉之日，我公司实收到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直接或委托支付的龙泉驿区洪柳华远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劳务费总计13341200元（其中转账支付：4261200，现金支付：9080000）”。因当初约定合同金额为税后价格，故对已收劳务费，我公司未向中冶建工公司和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出具过发票。”。 本院认为，中冶建工公司自认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中茂公司，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予以否定性评价。另，治勇公司仅具有劳务施工资质，但依据案涉《劳务分包合同》之约定，其承接范围不仅限于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等劳务，还包括塔机、施工电梯等垂直运输设备的租赁等，故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亦属无效。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是否为案涉合同相对方；二、案涉款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三、若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为合同相对方，且付款条件已成就，则欠款金额及利息起算点如何认定；四、治勇公司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治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治于原二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是中茂公司转包给陈荣智”，但随即又表示“陈荣智与中茂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清楚上一家的关系”，即杨治前后表达意思自相矛盾，不能仅凭该陈述就对本案中陈荣智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且，在治勇公司提交的案涉结算单中除陈荣智的签字外，还有陈军以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项目经理的身份签字确认，胡方真亦在《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劳务）分包工程进度完成情况说明》等证据中签字予以确认。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陈军、胡方真二人曾代表中冶建工公司与发包人一同进行图纸会审，陈军、胡方真与之结算后，治勇公司也确实收到了中冶建工公司支付的款项。虽然中冶建工公司抗辩该付款行为系基于中茂公司的委托，但该委托即使真实发生，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行为为治勇公司所知。另，从田凯签字确认的向发包人报送的相关资料来看，中冶建工公司也确实在使用“中冶建工有限公司洪柳花园三期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资料专用章”的印章。因此，治勇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军能够代表中冶建工公司，且有权与之结算，陈军与治勇公司结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定治勇公司实际参与案涉工程施工，且合同相对方是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文所述，案涉《劳务分包合同》无效，故双方约定的“竣工结算办完后30日内，乙方将发票交公司财务后10内支付至到结算总额的95%”的付款条件亦属无效，现中冶建工公司依据无效条款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当前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根据结算资料，能够认定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应付款金额是15430220.4元，对于已付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中冶建工公司四川分公司承担。虽然二审庭后治勇公司向本院递交了两份金额不同的情况说明，但其于2021年4月16日中陈述的已付款金额为15430220元应为笔误（转账金额4261200元+现金支付9089020元=13350220元，而非15430220元），在2021年4月21日治勇公司也再次提交书面说明对此予以了解释，并最终明确已付款金额为13341200元。中冶建工公司虽然主张实际支付了14641200元，但除60万元外，并未提交其他付款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至于罗世明信访提及的欠付劳务费金额为138万元的问题，治勇公司对此解释为罗世明为涉案班组管理人员，其信访时主张的金额为项目欠付劳务班组的费用，而本案治勇公司诉请主张的费用还包括机械租赁费等其他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罗世明主张中冶建工公司拖欠劳务费的金额为138万元，但同时还反映了中冶建工公司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即罗世明认为中冶建工公司在欠付劳务费138万元的基础上，还存在其他工程款的拖欠行为，罗世明的该信访行为并不代表其认可中冶建工公司欠付金额共计仅有138万元，诉讼中治勇公司对此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且如上文所述，已付款的举证责任应由中冶建工公司承担，本案中中冶建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付款金额大于治勇公司的自认金额，故，中冶建工公司主张已付款金额为14641200元无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认定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欠付款金额为2089020.4元（15430220.4元-13341200元）并无不当。 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之规定，中冶建工公司应自结算之日起支付工案涉工程款，结合案涉工程的竣工验收及结算时间，一审认定95%的工程款自2014年8月15日起算利息、5%的质保金自2015年6月12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冶建工公司一方面主张案涉付款条件未成就，另一方面又主张治勇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中冶建工公司的该行为自相矛盾。另，依据中冶建工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付款凭证，其向治勇公司转账支付60万元的时间为2015年3月2日，无论此后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付款行为，本案诉讼时效至少也应自2015年3月2日起算俩年至2017年3月2日。依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信访人罗世明主张劳务费的行为发生于2017年2月21日，并未超过俩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也已充分论述罗世明信访主张劳务费应视为治勇公司的权利主张。故，罗世明的该信访行为可发生案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治勇公司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中冶建工四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93元，公告费560元，由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李玲 审判员  龚耘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