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廉江市中山路48号。法定代表人：黎相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家平，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中建天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183号201室A12房。法定代表人：叶志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宾飞，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广东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贺家平、原审第三人广东中建天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5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贺家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贺家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贺家平并非适格当事人，其并非涉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对其身份查明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贺家平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显示其为实际施工人身份。一般来说，实际施工人均会与工程发包方或分包方就该类工程分包事宜订立书面合同，明确施工范围、工程质量、施工期间、工程款计算标准、支付条件等具体事宜。然而，贺家平却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承包了涉诉工程，也未能就该工程实际施工情况作出具体说明，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2.贺家平的儿子贺海智与涉诉工程关系甚密，但基于其失信被执行人身份，为逃避法律责任，故虚称“委托代理关系”，以贺家平的名义提起诉讼。根据一审调查可知贺家平的儿子贺海智与涉诉工程有密切联系，且与中建公司曾就涉诉工程进行沟通，对涉诉工程情况较为了解。由此可见，涉诉工程的相关主体应为贺海智，而并非贺家平。由于贺海智对外存在未结债权债务，己依法被列为失信执行人，故其以自身名义提起诉讼，即便胜诉也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在此情况下其谎称贺家平为涉诉工程实际施工人，两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以达到以其父名义提起诉讼，躲避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之违法目的。然而，就贺海智所称的“委托代理关系”，贺家平也并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九洲公司或中建公司应当知道该关系。综上所述，贺家平并非适格当事人，一审法院对其身份查明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九洲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九洲公司依法向中建公司分包工程，且己全额支付相关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情况，根据贺家平九洲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九洲公司将相关工程分包给中建公司，同时陆续支付各类工程款、材料款，中建公司也明确承认双方之间就该工程所产生的款项己结算及支付完毕。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备注均明确为涉诉工程有关款项)、中建公司出具的款项支付委托书以及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且己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应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完全无视该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错误认定九洲公司与贺家平存在合同关系，并以此要求九洲公司承担相关合同责任，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另补充，根据中建公司庭前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在整个过程施工当中，都是由贺海智直接向中建公司进行款项的确认、收取相应的款项的。一系列文件中，贺海智也清晰地知道范成华实际是来自中建公司的代表，并非其在一审过程中所称的为九洲公司的代表，而且根据贺海智签收的相关收据等等材料可以显示，贺海智和中建公司有多个项目往来关系，也与范成华作为代表的中建公司在多个项目当中有经济的往来，因此应当认为涉诉劳务分包的对象应当为中建公司，而非九洲公司。三、贺家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欠款金额，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竞以“参照同类别转包工程应支付的税金等费用确定下浮率为13％为标准”，在毫无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认定工程造价，一审法院这一认定标准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涉诉工程的结算金额虽为4830851.48元，但经法院调查确认九洲公司仅收到业主支付的工程款4634853.94元，并未足额收齐余款。一审法院以结算金额计算相关数据，显然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所谓的“参照同类别转包工程应支付的税金等费用确定下浮率为13％”毫无数据来源，全为贺家平单方主张的数据，一审法院以此计算所谓的工程款，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九洲公司已就涉诉工程支付款项420余万，每一笔款项的支付均有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相关备注说明。然而在多次庭审过程中，贺家平从未针对九洲公司举证的付款逐一进行确定，也未就其所主张的收款逐一进行说明。中建公司补交的材料可以显示，贺海智与中建公司的结算税点、结算管理费用的点数应当为15%，而并非贺海平在一审当中的主张，也并非所谓的一审法院的参考标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以大约数据推定相关差额，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九洲公司认为贺家平的诉讼请求并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全面驳回。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贺家平答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判决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九洲公司全部上诉请求。关于贺家平是否是适格原告问题，在一审中贺海智已经出庭表明，其是受父亲贺家平的委托代为管理涉诉工程，并表示不追究涉诉工程项下的所有权利。因此贺家平作为本案的原告是适格的。涉诉工程确是九洲公司中标后转包给贺家平，不论九洲公司是否将涉诉工程转包给中建天成公司，再转包给贺家平，九洲公司作为涉诉工程的违法转包人，作为被告是适格的。一审法院酌情考虑到下浮率为13%，符合工程转包的一般惯例，而且没有损害九洲公司的权利。九洲公司主张下浮率应为15%，贺家平的儿子贺海志是没有进行确认的。贺家平不仅向关系人范成华缴纳了30万元左右的转包费，而且以代开材料发票、代开发票以及直接向九洲公司相关人员缴纳税金等方式，已承担了41万元的税金，该税金部分远超过九洲公司所主张的15%和13%的差额2%。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中建公司述称,同意九洲公司的上诉意见。贺家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九洲公司支付贺家平工程款1385795.73元及利息（按年利息6%计算，自2019年10月8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九洲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中建天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更名为广东中建天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何志祥曾为中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何娇曾为中建公司的董事、监事，范成华自2019年8月19日至今为中建公司的监事。2018年4月26日，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九洲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合同编号番交建投合-倚莲半岛-（164）号《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以下简称涉诉工程）交由九洲公司完成，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施工文明。按招标文件、图纸总价大包干。合同总价为4223931.39元。2018年4月28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广东中建天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建筑工程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共同组建项目经理部承包涉诉工程。承包工程范围为按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人员组织为项目管理层由乙方组建项目部。施工作业层要使用有资质的劳务公司，要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承包方式为乙方对本工程实行全额经济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确保上缴甲方管理费、承担本工程的一切税费及因完成本工程施工而产生的材料（机械）款、工人工资等一切费用。财务管理为本项目工程款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审批与监督管理制度。工程款（含预付款、进度款）必须全部汇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进度款在扣除需缴付的各项税金及管理费后，乙方持经建设、监理单位审批有效的《工程款支付凭证》到甲方办理工程款支付申请，余款按乙方的用款计划支付乙方使用。有工程预付款的，乙方需提前按工程进度编制用款计划报甲方审批，甲方根据审批结果，扣除应扣税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使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拖延。没有用款审批的，不予支付。九洲公司在该合同尾部加盖公章，代表处加盖有“黎相坤”的签名章。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表载明，涉诉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单位为九洲公司，涉诉工程开工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完成日期为2018年11月25日。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验收组一栏的组员中有范成华、贺家平、雷承柳、李亮辉的名字。验收人员签名处，范成华作为九洲公司的现场管理签名，贺家平、雷承柳、李亮辉作为九洲公司的施工班组代表签名。该竣工验收报告尾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总承包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均有相关人员签名及盖章。广州市番禺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确认涉诉工程在2019年4月23日完成工程质量验收。2019年8月26日，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建设方（甲方）与九洲公司作为施工方（乙方）签订结算协议书，约定结算总金额为4830851.48元。其中施工合同总价为4223931.39元，送审金额为4301774.34元，审定金额为4223787.55元；工程变更送审金额为717899.88元，审定金额为607063.93元；合计送审金额为5019674.22元，合计审定金额为4830851.48元。贺海智作为九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名。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向九洲公司支付了4634853.94元。2019年11月7日，贺家平委托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向九洲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寄送律师函，载明涉诉工程结算总价为4830851.48元，扣除税金后贺家平应得工程款为4596074.41元，九洲公司共计支付了3210278.68元，尚欠1385795.73元未付，请求九洲公司在收到函件后五天内联系贺家平付款或就付款达成一致意见。该邮件于2019年11月10日由本人签收。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1、贺家平是否为实际施工人。贺家平陈述，范成华自称是九洲公司的经理，出示了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并将委托证明书原件交给贺家平收执，说有个工程转给贺家平做，转包费大概30万元。双方经洽谈后，由九洲公司与贺家平指定的公司分别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和材料购销合同，贺家平带人进场施工，施工内容根据九洲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施工图纸进行，直至验收完毕，期间范成华一直作为九洲公司的项目经理在现场协调工程，整个过程都是与范成华对接，贺家平此前一直不知道中建公司的存在。九洲公司则认为范成华是中建公司指派现场的人员，经与中建公司及范成华核实，其与贺家平均无分包关系，也不存在未结款项。中建公司陈述，我方与贺家平没有就涉诉项目达成任何的合作，欠付工程款情况并不存在。涉诉工程的劳务工程是由九洲公司发包给我方，我方也已经收到九洲公司的工程款。范成华是我公司在涉诉工程现场的管理人员，负责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及安排现场秩序，九洲公司不方便的情况下就会让范成华签名。后中建公司又在庭审中陈述贺家平是其公司聘请在现场的资料员助理，九洲公司支付了大概360万元给中建公司。贺家平提供了授权委托书、结算承诺书、承诺书、合作协议、购销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予以佐证。经质证，九洲公司认为，对结算承诺书及承诺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的形式来看，该两文件应属于证人证言，发表相关意见的自然人应当出庭接受双方及审判庭的调查，在不符合证据形式的情况下，该两份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贺家平称该两人是其下属班组，但是根据贺家平提供的证据，其并没有任何与相关班组进行结算的银行凭证，不符合贺家平所称的诉争事实。其中在证据六中，该文件所称的内容无法反映贺家平与该提供文件之人存在雇佣的情况，该文件也仅仅是指向涉诉工程项目，与贺家平没有任何关系。对室外装饰工程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贺家平与案外人的文件，与九洲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从该文件形式看，该文件的合同相对方为雷承柳，与贺家平提供的承诺书的作出人姓名上一致，但该两份文件的签字笔迹显然不一样，明显是出自不同人的书写笔迹，故真实性存在极大的瑕疵，而且这个文件是在2018年4月25日签署，事实上我方与业主是在2018年4月26日才签署的工程协议，贺家平若真的是从九洲公司处承包该工程，再分配进班组的，这个时间也不符合。对消防工程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是贺家平与案外人签订的文件，与九洲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经了解，涉诉工程的消防材料都是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提供，与贺家平所称的自然人提供完全不属实，而且贺家平称刘桂林是班组成员，但其没有提供其向刘桂林提供款项的任何银行凭证，故不符合相关的交易习惯，故该证据无法反映贺家平所称的事实。对劳务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经核实，九洲公司没有该合同的履行记录，也与鲁达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与鲁达公司签订合同，是因为工程在番禺，想在本地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但达成协议后，双方没有履行，九洲公司后与中建公司达成合作。对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是九洲公司与广州鼎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且已履行完毕，与贺家平没有任何关系。上述材料显示，编号为授字第20180328001号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中载明九洲公司授权范成华为其委托代理人，为涉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有效期限至2018年5月28日。结算承诺书载明，李亮辉向总包方贺家平承诺，在取得本次工程款24000元后，共计收到贺家平支付该项目工程款115万元，余下5万元作为其室内未做完部分（护栏，纱窗）之保证金，并承诺在2020年1月1日前施工整改完毕。承诺书载明，雷承柳申请支用10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及相关材料费用，所有的工人及供应商欠款均由本人负责，并保证本班组工人再无闹薪。2018年4月25日贺家平作为委托方、甲方与雷承柳作为承包方、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工程内容为倚莲半岛幼儿园的室外装修（含游泳池工程，围墙耳墙工程及相关楼地面水泥沥青硬化，水管预埋，不锈钢制作安装，室外所有瓷砖安装），总造价为58万元。2018年5月25日贺家平作为甲方与刘桂林作为乙方签订消防工程合作协议，约定工程内容为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消防工程，具体为疏散指示系统（含应急灯、疏散指示灯、安全出口指示），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总造价为271808.58元。2018年7月10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约定金额为268.55万元。该合同后附材料订货清单，清单中销售员处打印有“雷承柳”的名字，审核人处打印有“贺家平”的名字，送货单位处加盖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章，收货单位处加盖九洲公司的公章及“黎相坤”的签名章。九洲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广州市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的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工程概况为装修工程，建筑面积为3767平方米，合同承包范围为以清包工形式承包确认的施工图纸中包含的水暖电安装作业、混凝土作业、脚手架作业、砌筑作业、钢筋作业、模板作业、抹灰作业、木工作业的劳务施工内容，合同价款总额100万元，其中工人工资占合同总额百分比约为90%。发包人处加盖九洲公司的公章及“黎相坤”的签名章，承包人处加盖广州市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公章，另有一名“岑伟方”的签名。该合同后附有授权委托证明书，授权贺家平为涉诉工程劳务分包项目经理。九洲公司提供了中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情况说明载明其公司指派范成华担任涉诉工程现场负责人，该公司及范成华均无与贺家平形成任何工程分包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未结款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案外人范成华询问，范成华陈述，其在中建公司担任经理，平时负责管理公司的一些杂事以外，还有负责其他项目，中建公司与我是约定月薪制，中建公司也有帮我购买社保。我在涉诉工地上负责管理协调工作，贺家平是贺海智叫过来做事的，负责的都是一些杂事，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而且不属于专业人员。贺家平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竣工验收报告中是因为他是项目部的，因为没有约定具体职务，但是是贺海智叫他过来的，基于信任也好，就让贺家平负责一些杂事。贺海智是分包装修安装部分。我与贺家平没有过合作，而且我是项目负责人，贺家平只是贺海智请过来的一个人员，我没有必要向贺家平特别交代我是中建天成的工作人员。确认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的真实性，该份委托书是九洲公司出具给我，由我交给业主的，我没有向贺家平出示过，也没有必要向他出示。不是我个人与九洲公司合作，是中建公司与九洲公司联营合作，合作模式是共同管理，利润分成。涉诉工程的劳务分包以及材料采购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将劳务分包给贺海智，还有部分材料采购也是交给贺海智来完成。李亮辉与雷承柳都是专业分包，九洲公司有给他们支付款项，但李亮辉与雷承柳不是我引进工地的，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可以确定他们有在涉诉工地上负责部分工程。我没见过《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公衡建筑材料购销合同》、《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这两份合同，有见过九洲公司与中建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合作补充协议书》，但这份补充协议不是我签订的。2019年9月5日支付给何娇、贺海智，2019年9月30日支付给林邦斌，2019年12月19日支付给雷承柳、何志祥、李亮辉的这几份委托付款书，我有见过，但在什么情况下见过我记不清楚了。我不认识何娇、林邦斌，贺海智是分包人，雷承柳、李亮辉是部分专业工程的承包人，何志祥是之前中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贺海智为何会作为九洲公司的代表人与番禺交投签订结算协议书我不清楚。我不存在借用中建天成的资质来承接本案工程的情况，因为我是中建天成的员工，我没必要借用他的资质来承接工程。谁发包给贺海智的我不清楚，时间太久我不记得了。中建公司在涉诉工程上做了的事情有协调、请款、跑单位、施工管理。实际施工人员是哪个公司聘请的我不记得了，材料采购有些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些不是，具体情况我不记得了，因为不是我负责的。实际施工人的结算以及请款需要有些要经过我们，有些不要，这些财务的事项我不是很清楚。工人工资是通过专户发放的，由业主单位直接发放给工人的。向雷承柳和李亮辉支付的工程款则是包含了他们自己聘请的工人工资的。我没有代表过中建公司与贺海智或者贺家平协商工程款的事宜，而且我与贺家平没有合作关系。与贺海智也没有协商过工程款的事宜。在涉诉工程管理我是以九洲公司的名义进行，因为九洲公司向我出具了委托书。没有人问过我的身份，而且本身九洲公司与中建公司就是合作。案外人贺海智到庭陈述，贺家平是我父亲，本案工程是我爸爸贺家平承包的，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只是辅助他进行管理。我明确不在本案中向九洲公司主张权利，贺家平才是真正的承包人，应当由其主张权利。我爸承揽工程多年，我主要负责跑腿的事情，整个项目的施工过程大部分的前因后果我都知道，我们通过范成华承揽了本案的工程，我们也有给范成华一定的报酬，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范成华，他把这个项目给我们做的对价就是给他一些茶水费，就是转标的费用，茶水费的具体金额大概是二三十万，我们转账至范成华指定的账户有十来万，现金还支付了一部分。后来范成华也向我们出示了九洲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如果他没有出示这个文件我们也不会承揽这个工程，我们和九洲公司签订给了材料购销合同和劳务合同，这些材料我们都有提供，后来每次结算的时候九洲公司都没有及时付款给我们，我们作为实际施工人我们的资金压力也很大，但是他们都不体谅我们，没有按时付款，现在质保期都已经届满，质保金也没有支付。结算的过程我是有参与的，与业主方番禺交投那边我们也有沟通，我们也开具了一些税票给对方，但他们都没有进行抵扣。请款的流程是我们将工程量的进度款请款材料邮寄给九洲公司的工作人员黄锐，每次请款的金额是进度款的80%，黄锐盖章之后再把材料寄给我们，我们再把盖好章的材料给业主方番禺交投，番禺交投就会将款项支付到九洲公司的账上，我们的材料款以及税款的单据开具给黄锐，九洲公司扣了9%的税金之后就将剩余的款项支付给我们。开票的款项通过转账方式向九洲公司的工作人员林邦斌或者指定的人员李君支付。这个工程是九洲公司承包之后转包给我们的，具体九洲公司每次扣除多少我们也不知情。有时候我们先开具了税票，我们也支付了开票的税金价款，但是后来九洲公司收到款项之后也没有将税金退还给我们，除了税金以外九洲公司还扣除了各种费用，合计起来有大约10%。我不认识何娇、何志祥，之前也不知道中建公司的存在，之后是在一次喝茶的时候范成华说起他有一个公司是中建公司。范成华一直自称是九洲公司的经理，如果我们知道范成华不是九洲公司的人员的话我们是不会做这个工程的。2、关于应付工程款总额。贺家平认为是4596074.41元，具体根据与范成华的约定扣除税费后的所有款项均为贺家平应得款项，具体以九洲公司的完税发票为准，就是九洲公司因本工程实际缴纳的税金。在法庭进一步要求明确后，贺家平称是按照九洲公司与业主方番禺交投结算价4830851.48元扣除5%左右的税金得出，但未提供票据予以佐证。3、关于已付款项。贺家平认为，贺家平的收款包括贺家平本人收款、贺家平名下的班组、班组名下的工人收款三部分共3210278.68元，其中2018年8月20日收到15万元，同日贺家平控股的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九洲公司支付的材料款1074200元；九洲公司通过工资专户支付工人工资132544.43元；2019年1月24日贺家平控股的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九洲公司支付的材料款299929.13元；2019年1月25日收到九洲公司通过工资专户支付的工人工资478604.05元；2019年9月10日收到九洲公司的经理林邦斌转账支付的849937.91元；同日收到225063.15元。九洲公司则认为已经支付了420余万。九洲公司提供的凭证显示，九洲公司在2018年7月11日向中建公司支付201304.41元、2018年7月27日向中建公司支付350586.31元。九洲公司向其00471890000000435的账户于2018年8月20日支付132544.43元、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478604.06元，用途均备注为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工人工资。2018年9月26日九洲公司向中建公司支付89577.3元，用途为退税，备注为倚莲半岛税费。2019年9月5日，中建公司委托九洲公司向其指定人员何娇支付22万元、贺海智支付849937.91元。九洲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向上述人员转账支付。2019年9月30日，中建公司委托九洲公司向其指定人员林邦斌支付107936.14元。2019年12月19日，中建公司委托九洲公司向其指定人员雷承柳支付室外工程班组尚有工人工资24600元、何志祥支付消防班组尚有工人工资17000元、李亮辉支付室内装修班组尚有工人工资23950元。九洲公司2019年12月20日向上述人员转账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贺家平是否为实际施工人，二是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认定问题，三是工程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一，关于贺家平是否为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根据九洲公司提供的委托付款书可确认雷承柳是室外工程班组负责人，李亮辉是室内装修班组负责人，与贺家平提供的承诺书、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一致。案外人范成华也确认雷承柳、李亮辉是涉诉工程的施工班组，雷承柳、李亮辉也作为施工班组代表在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此外，结合贺家平提供的九洲公司与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雷承柳及李亮辉确认贺家平为发包人身份等书面材料，可确认贺家平为涉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案外人贺海智到庭陈述其与贺家平是父子关系，不在本案中向九洲公司主张权利，由贺家平主张即可，予以确认。第二，关于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认定问题。合同关系及合同相对人的认定应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以尊重意思自治为原则。具体到本案中，贺家平施工的部分在九洲公司承包范围内，贺家平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注明范成华系九洲公司在涉诉工程的项目经理，范成华亦确认在涉诉工程中其以九洲公司的名义进行管理，中建公司也确认在九洲公司不方便的情况下就会让范成华签名。因此，范成华虽然为中建公司的人员，但客观上均以九洲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与贺家平接洽，故认定与贺家平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九洲公司。第三，关于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本案中贺家平与九洲公司并未签订书面材料对合同价款进行约定，结合贺家平实际施工人身份的认定，参照九洲公司与建设方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结算金额4830851.48元，参照扣除同类别转包工程应支付的税金等费用确定下浮率为13%，本案工程总价应确定为4202840.79元。关于已付款项。贺家平自认收到3210278.68元，九洲公司认为已经支付了420万元，但九洲公司提供的凭证中，仅有2018年8月20日支付132544.43元、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478604.06元，2019年9月11日支付的849937.91元、2019年12月20日支付的24600元、2019年12月20日支付的23950元与贺家平的自认相符，对此予以确认。此外贺家平确认在2018年8月20日收到15万元，通过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材料款1074200元及299929.13元，2019年9月10日收到225063.15元，构成自认，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确认，认定九洲公司共向贺家平支付3258828.68元。综上，九洲公司仍应向贺家平支付工程款944012.11元（4202840.79元-3258828.68元），对贺家平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九洲公司在2018年7月11日向中建公司支付的201304.41元、2018年7月27日向中建公司支付的350586.31元、2018年9月26日向中建公司支付的89577.3元、2019年9月5日向何娇支付的22万元、2019年9月30日向林邦斌支付的107936.14元、2019年12月20日向何志祥支付的17000元，贺家平不予确认，且上述人员均为中建公司的人员，故以上款项应由九洲公司与中建公司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关于贺家平主张的逾期利息部分，贺家平虽然未有涉诉工程的施工资质，但其已完工，且涉诉工程已在2019年4月23日取得竣工验收合格报告，九洲公司应及时向贺家平支付剩余工程款。鉴于双方此前并未签订结算文件，酌定自贺家平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29日起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且计算标准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宜，对贺家平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九洲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贺家平支付工程款944012.11元及利息（利息以944012.11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贺家平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272元，由贺家平负担5506元，九洲公司负担11766元。二审，九洲公司当庭提交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及限制消费令，拟证明贺海志在2020年1月列为失信人名单，本案与中建公司有实际分包关系的应该是贺海智，原告主体不适格。贺家平质证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贺海志没有能力偿还另案款项，是因为在父亲贺海平的工程中垫付资金，导致资金出现困难。中建公司则同意九洲公司的意见。中建公司当庭提交贺海智与中建公司的结算表，李亮辉、雷承柳、刘桂林出具给中建公司的确认函（贺海智签注“同意支付”“情况属实”），贺海智出具的收条、代付证明、借支单、借条，拟证明贺海智个人作为分包方和中建公司进行劳务方面的结算，中建公司除了本案工程外还和贺海智有多个工程（比如帽峰山工程），也有多笔款项往来，中建公司不仅没有欠付的任何款项，相反贺海智个人及其妻子还向中建公司多次借支。九洲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2019年7月2日贺海智出具的确认文件确认在本案项目中欠中建公司款项13万，可以看出本案项目实际分包方为贺海智与中建公司；确认函及收据显示本案项目中李亮辉班组、雷盛柳班组等实际是由贺海志进行款项确认，贺海智是工程的实际分包方，确认的对象是中建公司；收条、代付声明等可以证明贺海智知道范成华实际是中建公司的代表，贺海智和中建公司有多个项目合作关系；借支单以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贺海智和中建公司关系密切，存在借支的情况证实其所称的尚有项目未结款项不是事实。贺家平发表质证意见认为，2019年7月2日收入支出的纸条，有裁剪，是不完整的，签名“贺海”后面明确注明“待确认”，该欠款是没有确认的，中建公司称工程是发包给了贺海智，没有发包给贺家平，但在结算表的支出栏明确写明了付给贺家平的款项属于幼儿园工程款回款，确认了贺家平作为涉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贺海智出具的收条等，明确用于帽峰山景区项目建设，属于贺海智与中建公司另外的经济纠纷，与本案无关。庭后，贺海智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对于中建公司提交的证据，其称本案工程项目范成华以九洲公司项目负责人名义与贺家平、贺海智沟通，收款时按照范成华的要求操作，按照范成华的要求填写收据或借据，中建公司以及付款人的身份地位，其并不清楚，中建公司和何秦川等人出借款项提前收取利息；2019年7月4日、8月9日的款项，是在本项目中认识范成华后，范成华又以华信天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将帽峰山景区工程转包给贺海智，该款系其他工程款项，与本案无关；结算表贺海智见过打印版本，没有手写内容，2019年7月2日收入支出的纸条系范成华要求贺海智确认欠中建公司13万元，但因贺海智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故没有签字确认，后来二次对账已经冲平款项，“待确认”字样下面还有一半纸张即是记录了第二次对账并冲平账目的记录，中建公司现仅拿出裁剪的文件以及其他借支条或借条，目的是为了帮助九洲公司逃避债务，混淆视听。二审查明，2018年7月10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倚莲半岛（一期）幼儿园托儿所移交完善工程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抬头部分记载“乙方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法人）：贺家平”，落款处乙方加盖公章，贺家平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私章。中建公司二审提交其制作的收入支出表格，支出部分记载支付给贺家平的款项摘要为“幼儿园工程款-回款”。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一是贺家平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是九洲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三是工程款如何确定。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九洲公司是涉诉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涉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有贺家平签名，九洲公司与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中贺家平亦是签约人。其次，雷承柳、李亮辉亦作为施工班组代表在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九洲公司提交的委托付款书确认雷承柳、李亮辉是涉诉工程施工班组负责人，而贺家平提供的承诺书、合作协议载明雷承柳、李亮辉的施工内容系贺家平委托、雷承柳及李亮辉确认贺家平为发包人。第三，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建设方与九洲公司作为施工方签订的结算协议书中，贺海智作为九洲公司委托代表人签名，而贺海智与贺家平系父子关系，贺海智到庭明确其系受贺家平委托。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实贺家平为涉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九洲公司上诉主张贺海智系涉诉工程施工主体，但贺海智作为儿子协助父亲贺家平处理工程事务，符合一般常理，而贺海智并未与九洲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其作为九洲公司代表与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结算协议，表明建设单位和总承包施工单位均认可贺海智的代理行为，贺海智个人是否失信被执行人，与本案无关，现九洲公司仅以贺海智未提交委托书而认为委托代理行为不成立，不足以采纳，况且贺海智一审到庭明确不在本案中向九洲公司主张权利、由贺家平主张即可，故一审认定贺家平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并无不当。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九洲公司主张其将涉诉工程分包给中建公司，但除了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付款行为之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二者签订的《建筑工程合作补充协议书》的具体履行情况，而该合同约定中建公司“实行全额经济承包”，但九洲公司随后与广州鼎诚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材料购销合同并实际付款，还曾与广州市鲁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故九洲公司与中建公司的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存疑。其次，涉诉工程的结算协议是贺海智作为九洲公司的代表与建设单位签订，贺海智称其受贺家平委托，并非受中建公司委托。第三，中建公司一审出具情况说明称无与贺家平形成任何工程分包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未结款项，而贺家平施工的部分确定是在九洲公司承包范围内，且其亦作为施工班组代表在涉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第四，九洲公司按照中建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向雷承柳、李亮辉等人付款，中建公司、范成华均确认雷承柳、李亮辉是涉诉工程施工班组负责人，雷承柳、李亮辉亦作为施工班组代表在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但中建公司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与雷承柳、李亮辉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雷承柳、李亮辉等人系与贺家平签订合作协议，雷承柳、李亮辉等人出具的承诺书确认贺家平为发包人。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九洲公司主张其将涉诉工程分包给中建公司，从现有证据反映的情况看，并不足以采信。而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贺家平为涉诉工程实际施工人，贺家平主张其通过范成华与九洲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提供了九洲公司出具的注明范成华系九洲公司委托代理人、涉诉工程现场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范成华确认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亦确认在涉诉工程中其以九洲公司的名义进行管理，九洲公司认可中建公司所述范成华是涉诉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范成华亦作为九洲公司代表在涉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虽然范成华是中建公司的人员，但其受九洲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其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贺家平订立合同，贺家平知道范成华与九洲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九洲公司和贺家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与贺家平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九洲公司，并无不当。至于中建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均系涉诉工程竣工验收结算之后产生，虽涉及工程款支付，但亦涉及中建公司、范成华与贺海智其他的经济往来，贺海智对此所做的说明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上述证据不影响本案合同主体的认定。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因本案中贺家平与九洲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无证据证实双方对合同价款有进行约定，一审法院结合贺家平实际施工人身份的认定，参照九洲公司与建设方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结算金额4830851.48元，参照扣除同类别转包工程应支付的税金等费用，确定下浮率为13%，认定本案工程总价为4202840.79元，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亦属合理。九洲公司未收齐工程尾款，其可以向业主主张，不能对抗其对合同相对人的付款义务，而中建公司二审提交的结算表上方手写的计算式虽有15%的字样，但并无证据证实为何人书写，更无证据证实业经九洲公司、贺家平共同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税金扣除比例的认定依据，九洲公司以此反驳一审认定，不能成立。关于本案工程款，贺家平自认收到3210278.68元，九洲公司认为已经支付420余万元，除部分与贺家平自认相符之外，其余对中建公司的付款，无论付款备注为何，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与本案的关联性，贺家平亦不予确认，九洲公司与中建公司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认定九洲公司仍应向贺家平支付工程款944012.11元（4202840.79元-3258828.68元）正确，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九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72元，由上诉人广东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 涛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