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州市朝辉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邓州市农机大市场。法定代表人：李朝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风，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乐县产业集聚区发展大道北段路东。法定代表人：王建平，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邓州市朝辉农机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21）豫0923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朝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风、张伟，被上诉人农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朝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农发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不清，导致判决明显不公。首先,关于周某的身份问题。一审庭审中,周某出庭作证称，2016年下半年,其应聘到农发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从事机械制造业务。2017年4月份,农发公司调整其到销售部门任职,负责南阳区域的业务销售。周某应是农发公司南阳地区的区域经理,而非农发公司所称的南阳地区代理商。其次,关于合同价款的问题。2018年6月4日形成的“承诺函”上载明的价格为100000元/台或138000元/台,2018年6月7日周某与朝辉公司口头约定的价格仍为100000元/台或138000元/台,口头协议将“承诺函”的内容更改为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以下简称花生捡拾机）纳入邓州市国家补贴目录后,朝辉公司补齐余款38000元。据此,口头协议的内容取代了之前“承诺函”的内容,即案涉买卖合同应以6月7日口头约定的内容为准。实际上,农发公司通过扣下车架铭牌不发、到购机农户冯某家里要走发动机铭牌、将出厂编号导入XX县经销商处以及与XX县经销商合谋领取农机补贴等诸多行为已经认可了口头协议的内容。再次,关于销售单的效力问题。该销售单是农发公司发给朝辉公司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6月17日。在那个时间点,河南省2018年度的农机补贴目录尚未公布,否则农发公司在发货时不可能将车架号的铭牌扣下不发。由此，销售单记载的价格并不代表案涉捡拾机的最终成交价,因为要受到口头协议内容的约束。最后,关于农机的补贴问题。该问题涉及四个方面:一是购机农户是谁。案涉的花生捡拾机由朝辉公司销售给邓州市辖区范围内的居民冯某。二是购机农户是否领到了农机补贴。因邓州市在2018年没有将花生捡拾机纳入国家补贴目录,所以冯某虽然购买了案涉机器,却没有领到任何的国家补贴。三是案涉机器在XX领取补贴是如何操作的问题。2018年8月中旬,周某获悉邓州市对花生捡拾机不予补贴的消息后,会同农发公司将冯某购买的花生捡拾机的出产编号在朝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导入到XX县××经销商处,然后到冯某家将发动机的铭牌拿走,最后在XX县找人冒名领取了农机补贴。出现了购机农户没有享受补贴,非购机农户却领到了补贴的反常现象。四是农机补贴款的去向。因上述操作是农发公司与XX县经销商共同所为,可以推定该款已被他们领取私分。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开庭前,朝辉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其目的就是为了查明案涉机器在XX县被人非法领取农机补贴款涉及的相关事实。但一审法院对朝辉公司的申请未置可否,遂径行作出判决,程序明显不当。三、一审评理明显欠妥。一审法院在评理部分认为,“案涉捡拾机于2018年9月份在河南省××XX县办理补贴手续,并未超出承诺函中约定的河南省范围,故被告应当按照承诺函的约定补齐余款”。如此评理,实在令人难以信服。理由一是违反了农机补贴政策的属地原则。当地的购机农户、当地的经销商、当地的农机补贴,这三者缺一不可。本案中,如果邓州市当年政策有补贴,邓州人冯某在邓州经销商即朝辉公司处购买花生捡拾机,随后便可在邓州市财政拿到农机补贴款。二是曲解了“承诺函”的真实意思。农机补贴如同合作医疗,惠及面不仅仅是购机农户,生产商、经销商均可从中获利。在政策有补贴的情况下,经销商可高价购进,再高价售出;在政策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经销商只能低价购进,再低价售出。朝辉公司签订“承诺函”的真实意思是：如果购机农户拿到了国家补贴,案涉机器按照138000元的价格与农发公司进行结算;反之,案涉机器只能按照100000元的价格与农发公司结算。案涉机器虽然在XX县领取了国家补贴,但实际购机人冯某没有拿到,朝辉公司更是无从拿到。似此情况,与朝辉公司而言与没有补贴并无任何区别。三是漠视了公平原则。2018年9月,农发公司将案涉机器的出厂编号通过电脑导入到XX辖区的某经销商处,并与该经销商将农机补贴款领取。农发公司在案涉机器的销售差价已经得到足额弥补的前提下,再让没有得到任何补贴的朝辉公司承担38000元的差价款，有违公平原则。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买卖合同的价款内容因口头协议的介入已经发生了改变,且朝辉公司已经按照口头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因此,本案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改判驳回农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农发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承诺函、销售单证明案涉机器单价138000元，案涉机器已经在河南省补贴目录，朝辉公司应按138000元支付货款，朝辉公司所谓的口头合同并不存在，朝辉公司要求按照100000元/台付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二、一审程序合法。1.南阳是周某的家乡，周某与农发公司拥有共同的对花生捡拾机热爱的理念，周某强烈要求做南阳地区代理销售，双方约定回款额提成3%作为销售代理报酬及来回路费报销，周某与农发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劳务与员工协议，周某后回到南阳，开发南阳市场。2.关于朝辉公司口头说将承诺函改为纳入邓州市国家补贴目录的问题。河南省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产品信息目录，为河南省唯一认定的目录，邓州市没有单独的归档系统，不存在口头约定纳入邓州市国家补贴目录。因农发公司在2018年8月23日归档河南省第二批产品信息，农发公司特与所有经销商约定签订承诺函，不签订承诺函不予发车，以保证欠款追回。3.农发公司销售单上注明的产品价格、产品型号、产品名称、备注等信息，均为该产品的价格，并未与朝辉公司签订其他协议价格，可视为该机械结算价格为138000元，朝辉公司在销售单签字盖章，视为认同该价格，并未对此价格产生异议，也未在销售单上备注。4.农发公司出产产品，均有产品铭牌和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否则不予出厂，朝辉公司上诉称邓州2018年没有花生机补贴，但不说明邓州以后没有花生机补贴，可在2018年后对该机械做补贴，所以邓州市是否有花生机补贴，与本案不符，并不是讨论花生机是否有补贴问题，而是农发公司要追回该机械欠款。5.案涉机器为什么会在XX公司领取补贴资金，农发公司不知道原因，农发公司依照河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依法对案涉机器进行点击补贴行为。领取补贴资金需要用到产品合格证、铭牌手续，产品合格证和铭牌均发车时随车到经销商处，从周某处得知，产品合格证是由朝辉公司转交XX公司，视为朝辉公司认定该车辆在XX公司领取补贴资金。6.案涉机器是否走补贴，是否有补贴，与朝辉公司归还欠款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农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朝辉公司给付货款38000元；2．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朝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份，朝辉公司购买农发公司4HJS-2600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一台，并于2018年4月11日、6月7日，分别转账支付农发公司30000元、70000元。2018年6月4日，朝辉公司向农发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内容为：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贵公司所生产的4HJS-2600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目前未在2018年河南省补贴目录上，我公司特申请打款100000／台，订4HJS-2600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一台，售价为138000元。待4HJS-2600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产品在河南省补贴目录上时，我公司承诺补齐余款。2018年6月17日，农发公司向朝辉公司出具销售单一份，载明单价为138000元，朝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朝辉在接货单位处签名。2018年9月，案涉花生捡拾机在河南省××XX县办理了相关补贴手续，并且国家补贴款项已被领取。农发公司向朝辉公司催要下余货款38000元未果，起诉来院。2018年8月13日，案涉花生捡拾机以106000元的价格销售给农户冯某。一审法院认为，朝辉公司向农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系朝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农发公司、朝辉公司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庭审中，朝辉公司对农发公司出具的销售单载明的案涉花生捡拾机单价为138000元无异议，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花生捡拾机于2018年9月份在河南省××XX县办理补贴手续，并未超出承诺函中约定的河南省范围，故朝辉公司应当按照该承诺函的约定补齐余款。朝辉公司已给付农发公司货款100000元，下余货款38000元经多次催要，拒不履行给付义务，构成合同违约，应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故农发公司要求朝辉公司给付下余货款38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朝辉公司主张周某系农发公司在南阳区域业务经理，其行为代表农发公司，对此农发公司不予认可，朝辉公司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朝辉公司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朝辉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朝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农发公司货款3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5元，已减半收取，由朝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朝辉公司向法庭提交：一、XX县汇鑫农机有限公司证明、XX县现代农机装备门市证明、周某书面证词、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微信转账截屏各1份，证明目的：在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这段时间，周某系农发公司负责南阳区域的业务经理。二、河南三贤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5月20日向XX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开具的律师调查函及XX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证明各1份，证明目的：1.案涉花生捡拾机在农发公司总部、区域经理周某以及XX县某农机经销商的相互配合下领取了农机补贴；2.案涉花生捡拾机是在XX县领取的补贴，并不是在销售地邓州市领取的补贴；3.农机补贴领取人是曹某某，实际购机人冯某并没有领到补贴；4.农发公司与周某于2018年6月7日通过口头形式达成关于花生捡拾机销售价格的补充协议是认可的。农发公司质证意见，对朝辉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周某是农发公司员工，周某代理销售花生捡拾机，农发公司给周某3个点并支付来回的路费及提成。朝辉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农发公司把车辆的手续给了朝辉公司，朝辉公司究竟给谁，农发公司不清楚。如果有人冒领了补贴款，可以向农机管理部门报案要求追回。农发公司提交：一、2021年5月24日王建平（137××××1058）与周某,159××××7972）的通话录音。农发公司的通话人员有公司销售经理孙某与法定代表人王建平，对方通话人员是周某。证明目的：朝辉公司把案涉机器的手续给了XX农机公司。二、河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1份，证明目的：该指导意见已经说明了套取补贴该如何处理与农发公司无关。三、《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证明目的：即使2018年没有领取补贴，到2019年仍然可以领取补贴，也不能把手续给别人办理补贴。四、案涉机器补贴登记信息，证明目的：案涉机器已经入2018年河南省补贴目录第二批。朝辉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农发公司与XX县某经销商合谋将农机补贴款领取私分。通话录音第1页倒数第6行，周某说是农发公司让这样操作的。第2页倒数第9行，表明周某的行为是农发公司授意的。第4页倒数第5行，表明周某的行为代表了公司，周某的行为是农发公司授意的。对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二年优先领取的事情在邓州市没有先例，而且适用的前提是办理手续时间紧张。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目录公布的时间是2018年8月，销售给朝辉公司案涉机器时，该目录没有出来。朝辉公司二审庭后申请证人周某到庭作证，证明目的：1.周某系农发公司负责南阳区域的销售经理。2.案涉买卖合同的内容应当以朝辉公司与周某口头约定的内容为准，也即案涉花生捡拾机如果在邓州有农机补贴，即该机器的价格按照138000元，如果邓州没有补贴，该机器的价格为100000元。3.案涉机器被农发公司和XX县某经销商暗地在XX县农机公司办理了补贴手续，并领取了43500元的农机补贴款。周某出庭作证称，2016年10月份，王建平让周某去农发公司帮忙造花生捡拾机，后来没有造好。2017年王建平让周某跑南阳和驻马店的农机销售，报酬是工资加提成。约定每月工资4000元。不是每个月按时发放，农发公司工资紧张的时候不按时发放。工资发放是王建平或者农发公司的孙某通过微信或者银行转账支付。2016年10月份到农发公司上班，2018年6月或者7月份离开的，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农发公司也没有给周某缴纳保险。在农发公司做销售工作，销售的是花生捡拾机等农机设备，负责南阳和驻马店两个地区的销售工作，是农发公司业务经理。2018年向朝辉公司销售过一台花生捡拾机，出厂价138000元。案涉承诺函是农发公司打印的，周某拿着承诺函去找朝辉公司谈农机销售，朝辉公司在该承诺函上签字盖章。2018年邓州市对花生收获机没有补贴。朝辉公司发现邓州市对案涉机器没有补贴，就找周某说这个事情。对该机器的价格与朝晖公司有补充约定，约定邓州市有农机补贴的情况下朝辉公司支付138000元，如果邓州市没有农机补贴的话朝辉公司支付100000元。该补充约定是农发公司经理王建平给周某说的，然后周某给朝辉公司的李朝辉说了。2018年周某给王建平说邓州市对花生捡拾机没有补贴，具体的时间是记不清了，要到其他地方做补贴，王建平当时同意了，这都是口头说的。后来到南阳市做的补贴，但是补贴办出来之后被XX农机公司扣除了，朝辉公司的事情就没有解决。王建平给周某邮寄了花生捡拾机的合格证，周某从机器上把铭牌给撬下来，朝辉公司给周某寄的车架号，机器发票是XX某某农机公司开的。周某找的XX某某农机公司的人办理的补贴，XX某某农机公司领取了补贴。因为2018年农发公司的机器故障率太高，XX某某农机公司把这些费用都扣在三包服务上了，农发公司与XX某某农机公司结算时把领的补贴款作为费用扣除了。到其他地方走补贴的想法是王建平提出来的。在XX走补贴，朝辉公司知道。机器的车主给朝辉公司打电话，要铭牌保养换机油。朝辉公司就找周某,周某告诉朝辉公司铭牌在XX某某农机公司处，朝辉公司又告诉了车主，车主找的周某，从XX某某农机公司把机器的铭牌拿走了。办理补贴这种事情，需要农发公司的配合，农发公司要导入补贴系统，需要导入XX的农机公司。朝辉公司质证意见，对证人的证言部分有异议，证人所说的朝辉公司在XX农机公司走补贴的事情，陈述的不够准确。朝辉公司知情的时间是农发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之后。对证人所陈述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农发公司质证意见，对证人的证言部分有异议，证人不是农发公司的员工，与公司是代理关系。在南阳、驻马店代理推广花生捡拾机，农发公司给周某报销路费加提成。本院对证据审核认定，对朝辉公司提交的XX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微信转账截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农发公司提交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朝辉公司和农发公司证明目的，本院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论述。关于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双方对周某证言中部分问题的真实性均表示有异议，综合全案证据及周某出庭作证证言，可以认定周某原系农发公司在南阳地区的代理人，其代表农发公司与朝辉公司协商案涉机器买卖事宜。关于周某陈述的案涉机器是否套取补贴问题，因人民法院没有侦查权，本院不再予以论述，周某的证言均记录在案，可待有关部门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农发公司开具的案涉机器销售单显示，“客户邓州朝辉农机公司型号4HJS-2600出厂编号NFA0xxxxxH车架编号NFA0xxxxxH发动机编号BD0xxxxxxx名称花生摘果捡拾机单位台数量1单价138000金额138000”。朝晖公司一审提交的河南省产品补贴额详情网上截图显示：“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实时公开序号41117县XX县所在乡（镇）沙堰镇所在村组某某村曹寨5组购机者姓名曹某某机具品目花生收获机生产厂家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产品名称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购买机型4HJS-2600购买数量1经销商XX县某某农机有限公司（经销商）购机日期2018-09-12单台销售价格（元）147500单台补贴额（元）43500总补贴额（元）43500出厂编号NFA0xxxxxH状态财政部门已结算”。农发公司对该网上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又查明，朝晖公司二审提交加盖XX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印章的证明显示：“姓名曹某某身份证号412931197108xxxxxx现地址河南省XX县纱堰镇某某村曹寨5组单台中央补贴43500元总补贴额43500元结算日期2018/12/1311:04:23出厂编号发动机号41NFA0xxxxxH[41BD0xxxxxxx]”。二审庭审中，朝辉公司当庭述称庭审之前已经自行调取了证据，不再就一审法院调取证据的程序问题予以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朝辉公司向农发公司购买4HJS-2600花生捡拾机一台，案涉机器已交付，朝辉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农发公司以朝辉公司下欠货款38000元未付为由诉至法院。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花生捡拾机的价格以及朝辉公司是否应支付农发公司货款38000元。关于案涉花生捡拾机价格的问题。农发公司提交的承诺函、销售单载明案涉机器单价为138000元/台，朝辉公司在承诺函上向农发公司承诺：申请打款100000元每台订够4HJS-2600花生捡拾机一台，售价为138000元。待4HJS-2600花生捡拾机产品在河南省补贴目录上时，朝辉公司承诺补齐余款。朝晖公司申请的证人周某也称案涉机器出厂价为138000元/台，故农发公司主张案涉机器的价格为138000元/台，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朝辉公司是否应支付农发公司剩余38000元货款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机器已进入河南省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产品信息表（第二批），农发公司主张按照承诺函及案涉机器已进入河南省补贴目录上的事实，由朝辉公司支付其在承诺函上承诺的余款38000元。朝辉公司则以案涉机器邓州市购买用户冯某未实际领到国家补贴为由，抗辩不应支付剩余款项。朝晖公司提交邓州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于2021年1月26日出具证明“邓州市所有品牌的自走式花生捡拾机2018年未享受国家补贴”，证实案涉机器未进入邓州市补贴名录，未在邓州市享受国家补贴，并称与农发公司南阳区域销售经理周某口头约定将承诺函的“在河南省补贴目录上”改为“在邓州补贴目录上”，周某二审出庭作证称朝辉公司所述属实，双方约定邓州市有农机补贴的情况下朝辉公司支付138000元，如果邓州市没有农机补贴的话朝辉公司支付100000元，且对机器价格的补充约定是农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平告知其，其给朝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朝辉说的。周某代表农发公司在南阳地区销售农机产品，周某的身份不论是农发公司的员工还是农发公司在南阳地区的销售代理，朝辉公司有理由相信周某可代表农发公司。朝辉公司出具承诺函、农发公司允许朝辉公司现付货款100000元就交付案涉机器的目的是享受国家补贴，国家补贴是为了扶农助农、帮扶农民生产生活，使农户获得好处，保护农户利益，保护粮食生产安全。朝辉公司提供证据证实以100000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机器后，以106000元的价格卖给冯某，朝晖公司还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机器补贴获得者不是冯某。农发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冯某实际获得了国家补贴。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双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承诺函的本意，农发公司要求朝辉公司支付剩余货款38000元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根据本案的证据显示案涉机器补贴获取者不是实际购买者冯某。本案中的农机销售公司、农机生产公司没有理解国家政策的目的，以国家补贴作为交易的筹码，本案双方当事人未诚信经营，实际购机者未受益。案涉机器在河南省××XX县享受了国家补贴，朝辉公司和农发公司均指责是对方串通XX当地公司获取了补贴。关于案涉机器是如何领取补贴，是否涉嫌违法套取国家补贴，鉴于人民法院没有侦查权，本院将向相关单位移交案件相关线索。综上所述，朝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朝辉公司支付农发公司剩余货款38000元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2021）豫0923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5元，已减半收取，由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濮阳市农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李彦敏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