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7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星丞，男，2001年1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广东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博珺，男，1997年11月6日出生，回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美，上海一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星丞因与被上诉人张博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2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星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被上诉人张博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星丞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博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韦星丞存在侵害张博珺的过错行为。1．根据韦星丞提供的证人证言，韦星丞在防守起跳时身体是直的，没有前压动作，膝盖并未顶出，根本不存在用膝盖顶撞张博珺的行为。2．韦星丞并未与张博珺发生身体碰撞，而是正常的身体接触。张博珺之所以摔倒受伤，可能是韦星丞在封盖时击球的力度过大，或者是张博珺奔跑速度过快，而非是韦星丞膝盖顶撞的恶意犯规。3．不能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于2019年12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韦星丞存在侵害张博珺的过错行为。首先，该《情况说明》载明“当值裁判吹罚了防守队员韦星丞同学技术犯规”。根据《篮球规则》相关规定，技术犯规是没有身体接触的犯规。其次，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不具备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具《情况说明》的资格，应当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具相关证明，或者由在《情况说明》上签名的石某出具证人证言。再次，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出具两份对事实作出完全不同认定的《情况说明》。4．韦星丞在一审庭审中对张博珺提供的比赛视频光盘进行质证时曾表示根本无法打开光盘进行观看。一审法院虽当庭承诺再次向韦星丞寄送比赛视频光盘，但韦星丞始终没有收到该比赛视频光盘。因此，该比赛视频光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瑕疵。1．韦星丞在2020年10月19日收到一审法院发送的有关开庭审理的短信之前，没有收到任何涉案诉讼材料。2．一审法院判令韦星丞向张博珺赔偿律师费4，000元，没有法律依据。韦星丞在2021年3月19日的二审庭审中补充如下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韦星丞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博珺辩称，其不同意韦星丞的上诉请求。第一，韦星丞在一审期间所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因两位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询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比赛视频光盘能够说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身体发生碰撞的事实。1．尽管前后两份《情况说明》对韦星丞犯规的种类存在不同表述，但都明确说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身体发生碰撞的事实。而且，韦星丞的行为构成违体犯规（全称是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犯规，下同）。2．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身体发生碰撞的事实以及韦星丞犯规后被当值裁判吹罚两罚一掷的情况。第三，韦星丞的犯规是违体犯规，是恶意的。第四，张博珺曾在一审庭审后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比赛视频光盘（能够打开观看），但韦星丞仍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五，根据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韦星丞应当承担张博珺为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据此，张博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张博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韦星丞赔偿张博珺医疗费41，195.85元、营养费2，400元、护理费5，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2，08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090元、用餐费216元、鉴定费1，950元、律师费5，000元，共计65，545.8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博珺和韦星丞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2019年10月11日中午12时19分许，张博珺和韦星丞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嗨杯”篮球比赛。双方当事人分属两队，张博珺为进攻方，韦星丞为防守方。张博珺起跳上篮时，韦星丞亦起跳防守，双方当事人在空中发生碰撞。张博珺摔倒在地受伤，韦星丞被判犯规。学校立即拨打120将张博珺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肩外伤。2019年12月12日，张博珺向上海一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000元。202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张博珺的伤势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华政［2020］临鉴字第8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为：被鉴定人因意外摔伤致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左肩关节脱位，肩关节盂唇损伤。现遗留左肩关节肿胀，压痛，活动轻度受限，未达伤残等级。酌情给予伤后休息150日、营养60日、护理90日。张博珺支付鉴定费1，950元。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博珺系在进攻过程中因韦星丞防守致双方发生碰撞而受伤。根据现有证据显示，韦星丞的防守行为属犯规行为，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篮球运动系高对抗性、高风险的体育竞技运动，运动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发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运动风险，当事人自愿参加对抗较为激烈的体育运动应当视为其自甘风险。张博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篮球运动可能存在受伤的风险，仍参加运动，应当对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伤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据此，一审法院确定韦星丞对张博珺的损伤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张博珺可获赔偿的项目和数额，一审法院分述如下：1．对于医疗费，应当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确定。故确定张博珺的医疗费为41，195.85元。2．对于营养费，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受伤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营养费的标准为每天20-40元。张博珺的营养期为60天，参照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张博珺的营养费为1，800元（30元／天×60天）。3．对于护理费，应当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张博珺的护理期为90天。现张博珺主张护理费为5，100元，并无不当，予以准许。4．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根据张博珺的住院期间25.50天，并参照上海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每天20元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故确定张博珺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10元（20元／天×25.50天）。5．对于交通费，应当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根据张博珺住院治疗以及复诊等因素，酌定张博珺的交通费为1，000元。6．对于住宿费、用餐费，鉴于韦星丞认可张博珺的住宿费1，042元，用餐费108元，故予以确认。7．对于残疾辅助器具费，根据张博珺提供的证据，确认残疾辅助器具费为2，090元。8．对于鉴定费，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张博珺因本次事件产生鉴定费1，950元，予以支持。9．对于律师费，张博珺为寻求司法救济而聘请代理人进行诉讼合乎情理，由此支付的代理费属于张博珺因遭受本次侵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其数额不能超过加害人应当预见的范围。根据本案实际酌定律师费为4，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韦星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博珺医疗费41，195.85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5，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042元、用餐费10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090元、鉴定费1，950元，共计54，795.85元的50％，计27，397.93元；二、韦星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博珺律师费4，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减半收取计719.50元，由张博珺负担427元，由韦星丞负担292.50元。本院审理期间，张博珺申请证人牟某、石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韦星丞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对张博珺进行违体犯规从而造成张博珺摔倒受伤。对此，本院予以准许。证人牟某当庭陈述，其当时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学生（现已毕业），是涉案篮球比赛的当值主裁（业余裁判员，不持有裁判员证书）。韦星丞在防守张博珺时动作较大，两人在空中发生碰撞，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其在与另外一名裁判员商量后决定吹罚韦星丞违体犯规，罚则是两罚一掷。张博珺摔倒受伤后，其察看了张博珺的伤情，并联系了救护车，随后其回到比赛场地继续进行比赛。证人石某当庭陈述，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师，当时具体负责涉案篮球比赛的事务性工作。涉案篮球比赛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的指导下开展的。涉案伤害事故发生时，其身在现场（涉案篮球比赛场地边上，距离事故发生地点仅两米左右），张博珺在快速进攻过程中，韦星丞企图进行封盖，两人产生碰撞。但其没有清楚地看到双方当事人发生碰撞时韦星丞是否存在故意用膝盖顶张博珺的行为。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均系其具体制作。由于其未准确了解和区分技术犯规和违体犯规的定义，导致在第一份《情况说明》中将韦星丞的犯规种类误写为技术犯规。后经了解当时情况，其在第二份《情况说明》中将韦星丞的犯规种类改正为违体犯规。韦星丞质证认为，其对证人牟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证人牟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在涉案篮球比赛时双方当事人发生了碰撞，而不能证明韦星丞存在恶意犯规行为；其对证人石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证人石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韦星丞存在违体犯规。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虽无法证明韦星丞故意用膝盖顶张博珺进而导致后者摔倒受伤，但证人证言的内容能够与《情况说明》相互吻合。因此，本院对证人证言所反映的事实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期间，韦星丞未依法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另查明如下事实：第一，2019年12月5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2019年10月11日中午12：19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篮球场由校学联体育部举办的‘一嗨杯’篮球比赛中，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学生张博珺同学快攻上篮，德语系韦星丞同学企图进行封盖，两人在空中产生了身体碰撞，导致张博珺同学左肩着地，当值裁判吹罚了防守队员韦星丞同学技术犯规，当时由在场老师拨打了120，等救护车到达后将张博珺同学送往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急诊部，当值医生诊断为左肩脱位，并进行了复位手术。后期通过核磁共振复查，发现盂唇撕裂，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冈上肌肌腱变形损伤，医生建议进行手术治疗，2019年11月5日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在上海养志康复医院住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康复治疗。”2020年10月2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在上一份情况说明中，因对当时情况了解有误，将当值裁判的吹罚写成了技术犯规。经过和当值裁判语音确认还有现场的视频确认，当值裁判吹罚结果为违体犯规，罚则为两罚一掷。”第二，据一审法院2020年10月22日《证据交换笔录》第4页、第8页显示，韦星丞陈述：“张博珺是快攻上篮，韦星丞是企图封盖在后，两人在身后发生碰撞。”“张博珺是快攻上篮，韦星丞是原地防守，双方在空中身体发生了碰撞，张博珺就摔倒了。”第三，对于比赛视频光盘，韦星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律师在落款时间为2021年3月22日的《代理词》中明确表示，经观看该比赛视频所见为：“韦星丞有正常封盖动作，封盖成功，张博珺未能投篮成功，不能显示韦星丞用脚顶撞到了张博珺，更不能说明张博珺跌倒是因为韦星丞所引起。”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韦星丞是否应当对张博珺摔倒受伤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韦星丞无需对张博珺摔倒受伤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中，张博珺因参加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而摔倒受伤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立案的时间是2020年9月1日，且作出民事判决的时间是2020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规定，“本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上述规定首次在我国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该规则是指受害人自愿承担可能性的损害而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或者场合，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自甘风险规则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免除危险文体活动中参加者的一般过失的侵权责任，保障相关文体活动本身所需要的充分的活动自由；二是促进相关文体活动的正常发展，避免过错侵权责任制度对其产生不当抑制。自甘风险规则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二是受害人遭受损害；三是其他参加者的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其他参加者对受害人所遭受损害的发生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本院将围绕上述四个构成要件对本案进行分析。第一，张博珺系自愿参加具有相当风险的篮球比赛。篮球运动属于集体球类竞技运动项目，其最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对抗性，即倡导最大限度地贴身拼体能、拼体格、拼顶抢、拼挤靠、拼抢篮板球。这是篮球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正因如此，参加具有高度对抗性的篮球比赛，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发生人身损害的风险。这种潜在的风险不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也不是公序良俗所反对的，且此种风险是难以避免的。本案中，张博珺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大学生，系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嗨杯”篮球比赛。这就表明张博珺明确地知道篮球比赛具有一定的风险，且作出自愿承担篮球比赛中风险现实化所带来的损害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张博珺自愿将自己置于可能的危险状况之下。第二，张博珺在涉案篮球比赛中遭受人身损害。张博珺自愿参加篮球比赛所遭受的风险已经现实化，而不是潜在的。张博珺在参加涉案篮球比赛时摔倒受伤，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左肩关节脱位、肩关节盂唇损伤。为治疗伤处，张博珺支出医疗费等费用。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第三，韦星丞的防守行为与张博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博珺之所以摔倒受伤，系因韦星丞于防守时身体与张博珺在空中发生碰撞所致。1．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和证人牟某、石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张博珺于摔倒受伤前一刻，韦星丞在防守张博珺时，两人的身体在空中发生碰撞。2．据一审法院2020年10月22日《证据交换笔录》显示，韦星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律师先后两次承认两人身体在空中曾发生碰撞（分别在该笔录第4页、第8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本案中，尽管韦星丞本人未参加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组织的证据交换，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律师到庭参加，且田澄海律师的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韦星丞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未明确记载排除事项。因此，田澄海律师在证据交换时所作陈述，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韦星丞。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本案中，韦星丞虽然在《上诉状》中否认涉案伤害事故发生时两人身体曾在空中发生碰撞，但该陈述与其在一审证据交换时所作陈述相互矛盾。经本院在二审庭审中释明，韦星丞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此，韦星丞无权推翻其在一审期间已明确承认的相关事实。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尽管韦星丞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刘某、韩某所出具的两份书面证人证言以证明韦星丞未与张博珺发生身体碰撞，但鉴于刘某、韩某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时出庭，一审法院对上述书面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第四，韦星丞的防守行为虽然构成违体犯规，但其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而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1．韦星丞的防守行为构成违体犯规。《篮球规则》第36.2.1条规定：“技术犯规是没有身体接触的犯规，行为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无视裁判员的警告；与裁判员、技术代表、记录台人员、对方队或允许坐在球队席的人员讨论和／或交流中没有礼貌。使用很可能冒犯或煽动观众的粗话或手势。戏弄或嘲讽对方队员。在对方队员眼睛附近挥手或手保持不动妨碍其视觉。过分挥肘。在球穿过球篮之后故意地触及球，阻碍迅速地掷球入界或罚球以延误比赛。伪造被犯规。悬吊在篮圈上，致使队员的重量由篮圈支撑，除非扣篮后，队员瞬间抓住篮圈，或者根据裁判员的判断，他正试图防止自己受伤或另一名队员受伤。在最后一次的罚球中防守队员干涉得分，应判给进攻队得1分，随后执行登记在该防守队员名下的技术犯规罚则。”可见，技术犯规是没有身体接触的犯规。而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张博珺在摔倒受伤前，其与韦星丞有身体接触，且韦星丞的防守行为与《篮球规则》第36.2.1条所列举的技术犯规的行为种类并不相同。同时，根据《篮球规则》第36.3.2规定，技术犯规的罚则是：“应判给对方队员1次罚球。”而根据《篮球规则》第37.2.2条规定，违体犯规的罚则是：“应判给被犯规的队员执行罚球，以及随后：在该队前场的掷球入界线处掷球入界。在中圈跳球开始第1节。应按下述原则判给若干罚球：如果对没有做投篮动作的队员发生犯规：2次罚球。如果对正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发生犯规：如果中篮应计得分并追加一次罚球。如果对正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发生犯规，并且球未中篮：2次或3次罚球。”从现有证据来看，当值主裁吹罚韦星丞犯规时的罚则是两罚一掷。这显然与技术犯规的罚则不同，而与违体犯规的罚则相同。因此，韦星丞的行为并不构成技术犯规。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出具的第二份《情况说明》中将韦星丞的犯规种类由技术犯规改正为违体犯规，是有依据的。2．韦星丞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在参赛者因其他参赛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该其他参赛者的行为构成违体犯规，并不必然说明该其他参赛者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体育竞技运动中参赛者犯规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作为主观要件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划等号。本案中，张博珺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因对方参赛者韦星丞的防守行为受到人身损害，尽管韦星丞的防守行为构成违体犯规，但这并不必然能够使张博珺有权请求韦星丞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后果，仍有意为之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重大过失则是程度最为严重的一类过失，是指行为人连最基本的注意义务都没有尽到，或者说行为人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违背了必要的注意。这种行为是特别重大而且在主观上不可宽恕地违反义务的行为，其已经显著地超出了通常的过失程度。但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韦星丞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而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此，本院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判断：首先，从其他参赛者的具体行为方面进行判断。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能够一致确认的张博珺摔倒受伤的场景是：张博珺在拿到后场篮板球以后带球快速进攻，当张博珺起跳上篮时，韦星丞起跳进行封盖，后张博珺摔倒受伤。双方当事人的现有分歧是：张博珺摔倒受伤是否是因为韦星丞用膝盖故意顶撞所致。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张博珺起诉认为，其摔倒受伤系遭受韦星丞在防守时用膝盖撞击所致。但是，高强度的篮球比赛中，比赛场上的各种细节转瞬即逝，即便是专业比赛中利用现代化的视频回放技术，有时也无法判断事发时的具体情况。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特别是其中的关键证据即比赛视频光盘和证人牟某、石某的证言，张博珺无法证明韦星丞在对其进行防守时存在用膝盖撞击的行为。因此，相应不利后果应当由张博珺自行承担。同时，《篮球规则》第37.1.1条规定：“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犯规是一起队员身体接触的犯规，并且根据裁判员判定，包含：与对方发生身体接触并且不在本规则的精神和意图的范畴内努力比赛。在尽力抢球或在与对方队员尽力争抢中，造成与对方队员过分的严重身体接触。一起攻防转换中，防守队员为了中断进攻队的进攻，与进攻队员造成不必要的身体接触。该原则在进攻队员开始他的投篮动作之前均适用。一起对方队员从正朝对方球篮行进的队员身后或侧面与其造成的非法接触，并且在该行进队员、球和对方球篮之间没有其他队员。该原则在进攻队员开始他的投篮动作之前均适用。在第4节和每一决胜期比赛计时钟显示2：00分钟或更少，当掷球入界的球在界外并且仍在裁判员手中，或掷球入界队员可处理时，防守队员在比赛场内对进攻队员造成身体接触。”可见，即便参赛者被当值主裁吹罚违体犯规，并不就是意味着被吹罚犯规的参赛者的犯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其他参赛者的人身，也有可能是针对其他参赛者所控制的篮球，只不过是被吹罚犯规的参赛者在与对方争抢中有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事实上，考虑到篮球比赛中进攻和防守始终是一对基本矛盾，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趋势是要求参赛者在进行防守时具有侵略性，即强调防守队员积极地贴身紧逼，主动给予对手力量压制，再加上参赛者在快速的比赛节奏中不可能有过多考虑和判断技术动作的时间，不应当对参赛者在防守时为阻止对方进攻所造成的一定的身体接触有过多苛责。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当张博珺进攻上篮时，韦星丞立即做出的应对动作是为了进行正常防守而非专门针对张博珺的人身。换言之，韦星丞作出的封盖动作所针对的对象是张博珺所控制的篮球而不是带球进攻上篮的张博珺的人身。其次，从体育活动的种类特性方面进行判断。篮球比赛是具有高度对抗性和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篮球运动的发展，“强力对抗”已成为现代篮球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力量与灵巧、勇猛与智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篮球如此受到社会大众喜爱的根本原因。高度激烈和紧张的比赛氛围会导致参赛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运动本身，每位参赛者需要在电光火石的瞬息之间作出思考、判断，然后决定采取何种特定动作。由于人的体力、智力存在上限，参赛者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动作都合理规范、准确无误和恰到好处，即很难要求参赛者每次动作都经过慎重考虑。因此，应当将此种情况下参赛者的注意义务限定在较一般注意义务更为宽松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不能用平时的一般合理人标准去评判赛场上的每位参赛者。否则，篮球比赛场上的每位参赛者必将畏首畏尾，不能充分展示自身的运动才华，而原本充满力量和美感的篮球比赛也将变得索然寡味。本案中，在张博珺快速进攻上篮的关键时刻，基于以上原因，不能苛求韦星丞在作出封盖的防守动作时经过深思熟虑，且必须做到合理规范。否则，显然有悖于人类自身的自然规律。再次，从体育活动的举办规格方面进行判断。涉案篮球比赛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的指导下、由学生社团具体组织的比赛，从参赛者到裁判员都是该校的在校大学生，纯属业余性质。因此，参赛者无论是对比赛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技术动作的运用，还是对风险的防范准备，都无法与长期参加比赛的职业参赛者相比。特别是，篮球比赛本身就是一个攻守对抗的动态过程，一切篮球技术都是在动态和对抗中进行运用的。业余参赛者的技术能力实际上是很难满足这种动态对抗过程所要求的合理性的。此外，涉案篮球比赛是学校组织的杯赛，属于校内高级别赛事，而非普通教学比赛或者由学生出于业余爱好所自发组织进行的游戏活动，各支参赛队伍均由学校同系学生组成，与外系学生组成的队伍争夺锦标。因此，为了争夺比赛名次和获得荣誉，双方参赛者必然全力以赴，可谓毫无保留地参与其中，风险性显然高于普通体育课中或者业余时间作为游戏活动的篮球比赛。一方面是业余参赛者能力的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是业余参赛者为集体荣誉奋勇而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不能以对职业参赛者的要求来衡量业余参赛者。因此，对于作为业余参赛者的韦星丞的犯规行为不能过于苛责。最后，从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方面进行判断。随着篮球运动的增智、健身、教育、文化等功能越来越得到认同，校园篮球运动成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生体质、陶冶学生情操、增强学生荣誉意识的特殊教育形式。目前，篮球运动已成为校园内广受学生们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而且，校园篮球是群众性篮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全民体质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普及学校篮球运动的开展，应当给校园篮球运动的开展创造相对宽松的侵权责任认定的司法环境。综上所述，张博珺尽管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因韦星丞的防守行为而摔倒受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韦星丞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关于韦星丞上诉所提出的一审法院送达诉讼材料和比赛视频光盘存在瑕疵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当事人变更送达地址，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当事人未书面变更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民事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本案中，由韦星丞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澄海律师签字确认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明的韦星丞的送达地址是“深圳市龙岗区XX城XX栋XX单元XX”，手机号码是“1353066XXXX”。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4日通过EMS法院专递邮件向上述地址寄送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诉讼材料，且注明联系电话是“1353066XXXX”。但是，该专递邮件被退回，改退批条上载明的原因是“上门无人、电话不接”。鉴于当事人已确认的送达地址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上述诉讼材料视为已送达。同样，一审法院鉴于韦星丞在2020年10月22日证据交换时提出张博珺提供的比赛视频光盘无法打开观看的情况，在证据交换结束后向上述地址寄送该比赛视频光盘，且注明联系电话是“1353066XXXX”。但是，该专递邮件也是被退回，改退批条上载明的原因是“无法联系”。鉴于当事人已确认的送达地址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上述比赛视频光盘视为已送达。因此，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不存在韦星丞上诉所称的瑕疵。综上所述，韦星丞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247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博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减半收取计719.50元，由被上诉人张博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4.93元，由被上诉人张博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方 方审 判 员  赵 鹃审 判 员  韩朝炜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申法官助理  詹文沁书 记 员  詹文沁附：相关法律条文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