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黛林，女，195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鸿光，男，195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大明，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方旗，女，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仁杰，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红，女，196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王成章。原审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赵秋虎。上诉人齐黛林、夏鸿光、方旗因与被上诉人刘卫红及原审第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齐黛林、夏鸿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大明，上诉人方旗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仁杰，被上诉人刘卫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黛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卫红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卫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投资公司第一期出资的权属及责任。一审判决未查明转回至齐佩林账户的1990万元是方旗还是齐佩林的责任，方旗多次强调有追讨被齐佩林转走的600万元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方旗应承担抽逃责任错误。（二）关于投资公司第二期出资的权属及责任。2010年9月19日，北京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厦公司）借款8000万元给酒店公司。2013年，酒店公司还款7940元给重厦公司。该8000万元是上述两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已经仲裁裁决认定，并且在执行中。酒店公司一直承认并承诺尽快还给投资公司该8000万元。齐黛林在上述借款和还款期间，非重厦公司或投资公司的股东，无证据证明其知道方旗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推翻了正在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件，错误认定了方旗的抽逃责任。（三）关于投资公司的股权收购问题。按酒店公司的要求，齐黛林于2018年10月23日将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成章；2019年6月10日，酒店公司将齐黛林持有的投资公司股权零对价收回；2020年4月3日，酒店公司将夏鸿光持有的投资公司股权零对价收回，即齐黛林自2018年6月12日起不是酒店公司股东，自2018年10月23日起不是投资公司的股东。（四）关于投资公司股权价款为0的问题。齐黛林认购未出钱，转出也未收钱，属于合理合法的行为。（五）关于夏鸿光与方旗签订的借款协议。1.该借款协议未实际履行，借款协议原件已被双方撕毁；2.方旗与夏鸿光之间未发生过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3.齐佩林是重厦公司的代表而非齐黛林、夏鸿光的代表；4.8000万元借款从发生到还款期间，重厦公司是王东春个人持股的民营企业，与齐黛林、夏鸿光无关；5.夏鸿光认为8000万元是其个人而非重厦公司的债权，是其个人的事情。（六）关于方旗的出资能力。方旗在广州市有二十套房产，其本人也向他人借过大量款项。（七）刘卫红明确暂不追究齐佩林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出资为抽逃出资，把不诉的请求也予以了认定，而且未要求齐佩林到庭及对此进行答辩或质证，是主观臆断。（八）投资公司的注册资金既未回到方旗的个人账户，更未以其他形式回归方旗所有，方旗的股权也未获得增加。（九）齐黛林不清楚方旗在借款中是否获得收益，齐黛林或夏鸿光也未向酒店公司或方旗支付过8000万元中的任何款项，齐佩林也未代表齐黛林持有过酒店公司70%的股权。（十）刘卫红并无诉求5000元保全费用，一审中也未进行过审理，一审判决凭空捏造了5000元担保费。夏鸿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刘卫红对夏鸿光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刘卫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方旗抽逃了第一期出资款的认定并未经过审理，一审判决认定方旗第一期出资款600万元为“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错误。第一期出资的2000万元中有600万元属于方旗的出资款。若1990万元进入齐佩林的个人账户，属于齐佩林的责任，与方旗无关，方旗从未放弃对600万元权益的追讨。（二）一审将8000万元认定为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认定事实错误。8000万元是酒店公司向投资公司的借款，该借款行为已经过了法定仲裁程序裁定而且正在执行。公司间借款付息，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酒店公司自始至终承认此借款的存在，也愿意归还。本案中只有方旗的出资损失和追债权益，没有方旗的出资获益。方旗一直在追讨上述款项权益。（三）2010年9月17日方旗与夏鸿光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夏鸿光出借8000万元给方旗，事实上夏鸿光没有支付此项借款，方旗也没有要求夏鸿光支付。2010年9月，酒店公司向重厦公司借到了8000万元，年息远低于夏鸿光的年息，齐佩林代表重厦公司持有酒店公司70%的股权以监管8000万元的资金使用，并非夏鸿光的代表。此后，方旗向夏鸿光要回了《借款协议》原件且当面撕毁。但刘卫红以《借款协议》复印件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未对上述借款是否属实进行审查，就直接认定了双方已作废的借款行为。若认定夏鸿光对方旗的债权有效，夏鸿光是否可以追讨应得的数亿元财产权益？曾经的借款协议有效，夏鸿光可以利用此事谋求到与两公司股权或与方旗有关的话语权，但夏鸿光仅持有过投资公司的股权，并未缴纳股权认购款，现此股权早已被酒店公司收回。因此，夏鸿光不应承担本案所述的股东补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定的5000元保全费用非刘卫红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无任何判定依据予以判定。方旗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卫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方旗从未抽逃过出资。1.第一期投资公司的出资款2000万元，被齐佩林转走了1990万元，其中有方旗的600万元。齐佩林当时曾承诺全部转回来，但齐佩林意外车祸去世后至今未转回来。一审法院认定方旗抽逃600万元出资违规违法，违背事实。2.第二期投资公司的出资款8000万元被借给了酒店公司，年利息20％。这完全是两个公司之间的正常经营行为，酒店公司一直以来都对此借款的行为给予确认，并承诺尽快归还。这8000万元的借款行为已经得到了仲裁裁定，属生效的法律裁决文件。3.上述两期出资款均无进入方旗个人的账户，方旗未获得任何收益。（二）关于方旗与夏鸿光的《借款协议》，方旗拟向夏鸿光借款8000万元，年利息96％，但夏鸿光并未实际支付8000万元借款。后酒店公司向重厦公司借到了8000万元的借款，年利息20％，远低于夏鸿光的借款年利息。夏鸿光与方旗签署的《借款协议》已作废，但夏鸿光将该协议复印件递交到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不对借款事实进行庭审质证就直接认定了夏鸿光8000万元借款属实是错误的。齐黛林与以上所述事件无任何相关事项和相关责任。（三）本案是（2016）穗仲莞字第3052号仲裁案的延伸，而该仲裁案是金彤策划的虚假诉讼仲裁案。方旗向广东省监察委、广州市监察委实名举报了该仲裁案系虚假的事实。刘卫红针对齐黛林、夏鸿光、方旗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齐黛林、夏鸿光、方旗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一）投资公司的股东出资9990万元在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均很快被转出公司账户，未实际用于公司经营，严重侵蚀公司资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齐黛林、夏鸿光、方旗否认方旗抽逃出资，却未能实际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齐黛林、夏鸿光称对方旗的抽逃出资行为不知情不符合事实，酒店公司、齐黛林和夏鸿光明知投资公司原股东抽逃出资，仍然相继受让投资公司的股权，依法应在方旗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投资公司所欠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投资公司、酒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刘卫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齐黛林、夏鸿光对（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执行案号为（2019）粤01执恢13号]确定的投资公司对刘卫红所负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暂计至起诉日为13839238元），在出资一亿元的本息（其中2000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8月18日开始计算，8000万元的利息从2013年9月12日开始计算）范围内，向刘卫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齐黛林、夏鸿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卫红与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内容如下，（一）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于2016年5月31日前向刘卫红支付本案借款本金621万元及利息等。（二）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分别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以100001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计算；2.以3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7日起计算；3.以150002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9日起计算；4.以70003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1日起计算；5.以50004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5日起计算；6.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7日起计算；7.以120005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8日起计算；8.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1日起计算；9.以50006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2日起计算；10.以350007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3日起计算；11.以50008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4日起计算；12.以270009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6日起计算；13.以30001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14.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3日起计算；15.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6日起计算；16.以200011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17.以400025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7日起计算。（三）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补偿刘卫红律师费50万元。本案仲裁费65980元由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承担，该费用已由刘卫红预缴，东莞分会不予退回，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迳付刘卫红；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应将前述律师费及仲裁费于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给刘卫红，逾期支付的，需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刘卫红计付利息。（四）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双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因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未履行（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根据刘卫红的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1日以（2016）粤01执2282号立案执行，后相继以（2017）粤01执恢104号、（2019）粤01执恢13号立案恢复执行。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李惠连等22人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11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执异764-785号执行裁定：追加李惠连等22人为（2016）粤01执2282号、（2017）粤01执恢104号案的申请执行人（李惠连等22人分别享有债权额为10万元）。刘卫红享有其余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投资公司在2011年8月1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方旗，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方旗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2年5月25日，方旗认缴出资9500万元，持股比例95%，实缴出资1500万元，黄磊认缴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00万元；2012年11月26日，方旗认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实缴出资600万元，齐佩林认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实缴出资1400万元；2013年9月5日，方旗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实缴出资7000万元，持股比例70%：2013年10月31日，变更股东登记为酒店公司实缴出资10000万元，持股比例100%；2014年4月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齐黛林；2014年5月16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9%）、夏鸿光（持股比例1%）；2018年10月23日股东变更为齐黛林（持股比例98%）、夏鸿光（持股比例1%）、李敏（持股比例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成章；2019年6月10日，股东变更为张永诚（持股比例36%）、夏鸿光（持股比例35%）、李敏（持股比例29%）。关于上述投资公司的股份转让具体情况。根据投资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3年10月29日，方旗、齐佩林分别与酒店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分别约定方旗、齐佩林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3000万元、7000万元转让给酒店公司，转让金分别为3000万元、70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4月24日，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酒店公司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9900万元、100万元转让给齐黛林、夏鸿光，转让金分别为9900万元、100万元；2014年5月16日，投资公司对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0月22日，齐黛林与李敏签订《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齐黛林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100万元转让给李敏，转让金额为0元；转让后，齐黛林、夏鸿光、李敏对投资公司的出资分别为98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王成章担任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日，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6月6日，齐黛林与张永诚、夏鸿光、李敏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齐黛林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3400万元、3600万元、2800万元分别转让给夏鸿光、张永诚、李敏，转让金均为0元；转让后，夏鸿光、张永诚、李敏对投资公司的出资分别为3500万元、3600万元、2900元；2019年6月10日，投资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庭审时，齐黛林、夏鸿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投资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和2016年1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收购投资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虽然写明出让方为酒店公司，收购方为夏鸿光、齐黛林，但落款处仅有酒店公司的盖章以及夏鸿光的签名，并无齐黛林的签名；另外，该协议书的内容也与上述工商内档内2014年4月24日由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其中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投资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中约定须待投资公司取得“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城升级改造项目”的政府批准开发权后，齐黛林、夏鸿光才须支付对价1亿元；而工商内档内2014年4月24日由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两人均有签名）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未约定支付对价1亿元须附任何条件，并且明确约定齐黛林、夏鸿光一方须于2014年4月24日前将转让金（共计1亿元）全部付给酒店公司。2016年1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由出让方酒店公司与收购方夏鸿光、齐黛林签订，约定收购方选择退回所收购的“投资公司”的股权；鉴于出让方自身原因的需要，分步实施股权收回，最终零价款将100%转移至出让方指定的代表人：张永诚、周丽华、李敏或其他出让方指定人名下，代表出让方持有“投资公司”100%股权完成后，视为原协议收购方已退回所收购的“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归属出让方所有；协议双方互不承担欠债或其他任何责任等。齐黛林、夏鸿光主张其未向酒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向酒店公司指定人收取股权转让款。刘卫红主张对应上述两协议载明的签订日期，齐黛林持有酒店公司超50%的股权，该两份文件是齐黛林、夏鸿光与酒店公司恶意倒签日期形成。关于投资公司的1亿元注册资本缴存、验资及使用、转出情况。根据广州融成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8月12日出具的穗融成验字（2011）第2628号验资报告显示，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投资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2016年8月12日之前缴足，该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出资额为2000万元，应由方旗和齐佩林于2011年8月12日之前缴纳，经审验，截至2011年8月12日止，投资公司已收到方旗和齐佩林首次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20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该验资报告附件1《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1年8月12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本期实缴注册资本6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6%；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本期实缴注册资本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14%。该验资报告附件2《验资事项说明》显示，方旗和齐佩林首次实际缴纳出资600万元、1400万元，均于2011年8月12日缴存投资公司在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开立的注册资本入资专款账户36×××75账户内。根据广州成鹏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8月30日出具的成鹏验字（2013）第P551号验资报告显示，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投资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分期在两年内缴足，该次出资为第2期，出资额为8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经审验，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投资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1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投资公司的实收资本为100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该验资报告附件1《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本期实际出资情况为货币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24%；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本期实际出资情况为货币56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56%。该验资报告附件2《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显示，方旗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出资比例30%，前期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出资比例6%，本期实缴注册资本为2400万元，出资比例24%，累计实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30%；齐佩林认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出资比例70%，前期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出资比例14%，本期实缴注册资本为5600万元，出资比例56%，累计实缴注册资本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70%。该验资报告附件3《验资事项说明》显示，投资公司系由方旗、齐佩林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44010100017528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00万元；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投资公司股东由方旗、齐佩林变更为方旗、黄磊，于2012年5月25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公司变更（备案）记录》；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投资公司股东由方旗、黄磊变更为方旗、齐佩林，于2012年11月26日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投资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分期在两年内缴足；本次出资为第2期，出资额为80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本次出资由方旗、齐佩林于2013年8月29日之前缴足；其中方旗实缴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出资方式为货币2400万元；齐佩林实数5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6%，出资方式为货币5600万元；截至2013年8月29日止，投资公司已收到方旗、齐佩林第2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8000万元；方旗实际缴纳出资额24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40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缴存投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36×××76账号内；齐佩林实际缴纳出资额56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5600万元于2013年8月28日缴存投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账户36×××76账号内。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投资公司名下账号为36×××75的银行账户，于2011年8月11日收入齐佩林所转投资款900万元、500万元，2011年8月12日收入方旗所转投资款600万元，该三笔款项与上述投资公司收到的第1期共计2000万元的投资款相对应。但上述2000万元投资款显示在2011年8月18日产生1861.11元活期存款利息后，于同日全部转出至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内，并同时销户。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在收到上述投资款及利息共计20001861.11元后，即于当日转出1990万元至齐佩林名下62×××4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还款”。之后，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又于2011年12月22日转出10万元至陈可名下36×××24银行账户内，用途列明为“往来款”，此时余额仅剩1742.50元。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投资公司名下账号为36×××76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8月28日收入齐佩林所转投资款600万元、500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收入方旗所转投资款2400万元，该三笔款项与上述投资公司收到的第2期共计8000万元的投资款相对应。但上述第2期投资款共计8000万元显示在2013年9月9日产生9100元活期存款利息后，于同日全部转出至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内。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在收到上述第2期投资款及利息共计80009100元后，即于2013年9月12日转出8000万元至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往来款”。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于2013年9月12日收到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所转第2期投资款8000万元后，即于当日将79400000元转出至重厦公司名下91×××54银行账户内，备注用途为“往来款”。此后至2013年9月29日，酒店公司通过其名下36×××21银行账户向投资公司36×××35银行账户分两笔转回200万元、300万元，但随后又于同日分四笔30万元、30万元、30万元、10万元转给罗飞名下62×××11银行账户共100万元，以及于同日转回4012000元、于2013年11月7日转回712.62元给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后即作销户处理，上述转账均备注用途为“往来款”。至此，投资公司用于最终收取股东方旗、齐佩林共计10000万元投资款的36×××35银行账户，已将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全部转出并销户处理。关于投资公司上述1亿元注册资本的去向及使用情况，投资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关于齐黛林、夏鸿光以及后续受让的股东是否有再次对投资公司投入资本的行为，目前无任何证据显示后续还有投入资本。根据现有证据，2012年5月23日，投资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投资公司资金合法流向说明》，记载：我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5日，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人民币；我公司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的运营情况为筹建当中，目前公司实收资本为2000万人民币，其中货币资金金额1990万元人民币，此项金额为验资款转基本户剩余金额；应收账款项为10万元人民币，此项金额为往来账款，收款人为陈可；此两项资金项目数额均有银行收款与付款凭证作为依据；至目前我公司未进入经营状态。该说明同样未对已实收的2000万元资本为何有1990万元转账至齐佩林名下62×××4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还款”）作出任何合理解释。至于在2013年8月29日实收齐的另外8000万元注册资本，为何于2013年9月12日即转出至酒店公司名下36×××21银行账户内（用途显示为“往来款”），齐黛林、夏鸿光、方旗均主张系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间的正常借贷关系，2010年9月17日夏鸿光与方旗签订借款协议后，夏鸿光无力支付借款，酒店公司向重厦公司借款8000万元，购买了东莞市亿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酒店公司70%股权，后2013年9月酒店公司向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用于向重厦公司清偿借款。齐黛林、夏鸿光提交了（2018）湛仲字第2337号裁决书、（2020）粤01执2495号执行裁定书等材料，拟说明酒店公司欠付投资公司8000万元，经湛江仲裁委员会裁决后正在执行中。刘卫红质证认为齐黛林、夏鸿光、方旗的上述主张，与夏鸿光在（2020）粤0103民初2331号案件的陈述严重矛盾，夏鸿光在该案中陈述，夏鸿光与方旗签订借款协议后，通过重厦公司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支付至酒店公司账户，齐佩林代夏鸿光持有酒店公司70%股权，2013年9月12日，方旗向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后转账至酒店公司再转至重厦公司，用于向夏鸿光清偿借款，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间不存在真实的8000万元借贷关系。关于上述方旗与夏鸿光之间的8000万元借款。根据现有证据显示，2010年9月17日，方旗（甲方）与夏鸿光（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8000万元，期限180天（起始日期为款项到达酒店公司账户之日记起），利息为月息8%，借款到期甲方连本带息一同归还乙方；该8000万元借款，用于支付东莞市亿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酒店公司7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含现有建设的所有投资款）；酒店公司70%股权直接过户到夏鸿光指定的齐佩林名下，股东方旗在酒店公司实际资产的70%另作为此笔借款的抵押；在约定的借款时间内酒店公司的董事长及法人仍由方旗担任，乙方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对重大事项具有知情权（1.公司财务收支情况；2.公司公章由乙方指定人保管，甲方指定人签字后，即可盖章，盖章文件乙方留复印件；3.乙方为防范资金风险而提出的其他事项知情权）；借款到期时，甲方归还借款本息后，甲方抵押给乙方在齐佩林名下的酒店公司70%股权，将无偿转让到方旗名下；到期后如甲方未能按期支付利息，则乙方有权对酒店公司行使70%股东的权利；同时董事长变更至乙方指定人名下，甲方保证无条件积极配合。上述《借款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夏鸿光在2010年9月17日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借款后，已通过协议约定对酒店公司具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一定的控制权（保管公司公章），并且在方旗未能到期归还借款情况下，通过指定齐佩林代持酒店公司70%股权的方式实际控制了酒店公司。由此可知，夏鸿光实际从2010年9月17日之后就已经对酒店公司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相应的控制权，其对酒店公司在2013年9月12日向重厦公司转账支付7940万元巨额资金不可能不知情。在上述8000万元借款中充当重要转款、收款作用的重厦公司，根据工商档案显示是在2000年6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王东春在2009年2月15日实缴出资1000万元；2014年5月19日发生股权变更，齐黛林实缴出资990万元，王东春实缴出资10万元，王东春担任法定代表人。另查明，与投资公司有密切资金往来关系的酒店公司，已被2020年6月28日生效的（2020）粤01民终9984号民事判决、（2020）粤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认定为与投资公司人格混同，理由如下：第一，两公司住所地混同。投资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33-53号，酒店公司的住所地是广州市荔湾区红楼路6-65号，两公司住所地址混同。第二，两公司人员混同。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监事、职员长期存在交叉、重合的情形，酒店公司曾持有投资公司100%股权，涉案借款于2016年发生时，齐黛林持有投资公司99%股权、同时持有酒店公司50.7534%股权。投资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安，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股100%的北京润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科公司）仲裁案的委托代理人梁海珍，投资公司办理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经办人马川，现为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成章，均为酒店公司的员工。第三，两公司业务混同。酒店公司与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广州市荔湾区三旧改造工作框架协议书》、酒店公司出具的其中加盖了投资公司公章的《会议情况说明》，存放在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两公司作为共同乙方与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坦尾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城升级改造开发合作意定书》和《大坦沙海角红楼酒店区域升级改造开发合作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两公司共同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第四，两公司财务混同。刘卫红提供的证据显示，两公司之间有多笔大额往来款，两公司未能解释款项的具体真实用途，投资公司的销户余额亦转入酒店公司的账户中，在刘卫红提供了初步证据拟证明两公司财务混同的情况下，两公司也拒绝就款项属于正常业务的往来款进行举证，应由两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两公司已发生财产混同。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共同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该案中，投资公司、酒店公司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一审（2020）粤0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判决投资公司对（2019）粤01民终1605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酒店公司所欠刘卫红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2020）粤01民终998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投资公司人格混同的酒店公司工商档案显示：酒店公司于2006年9月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0年9月19日变更登记为，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佩林出资350万元，持股比例70%，方旗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系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3日发生股权变更，齐佩林出资165万元，持股比例33%，方旗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30%，齐黛林出资185万元，持股比例37%；2013年10月31日发生股权变更，方旗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20%，齐黛林出资253.7670万元，持股比例50.7534%，王憬瑜出资146.2330万元，持股29.2466%；2016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范志强；2016年12月19日，原股东王憬瑜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齐黛林；2018年6月12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秋虎，原股东齐黛林退出，股东变更为方旗、广东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赵秋虎。又查明，夏鸿光通过多重代表关系与方旗之间还有其他借款抵押关系。2018年10月30日，夏鸿光以声明人名义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声明：贵院受理刘卫红申请执行方旗、酒店公司、海角投资公司一案，现本人知悉贵院正启动拍卖方旗名下位于汇侨新城汇侨路72号的21套房屋及其他3套房屋，共24套房屋的相关事宜，对此，本人郑重向贵院陈述如下意见：一、本人都是该等房屋的抵押权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本人对该等房屋的处置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本人在该24套抵押房屋登记的抵押权利价值为2768.618万元，如果贵院最终裁定处置该等房屋，请贵院先行扣减该等金额优先偿付给本人后，剩余款项方可用于贵院执行案件的相应债务偿付事宜；三、望贵院将有关本案的法律文书寄送之如下地址：北京市石景区鲁谷大街53号西富港写字楼4层招商办。2019年6月26日，润科公司、北京鸿润华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权益保留声明书》，内容为：2018年10月30日，夏鸿光经我们两公司同意向贵院提交了《权益保留声明》，阐述了在2012年10月15日齐佩林代表润科公司和鸿润公司两家公司与方旗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合同内容：方旗用其个人位于广州市的24套房屋作为抵押，向齐佩林代表的润科公司、鸿润公司借款，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为此，齐佩林于2012年10月17日签署了《权利确认书》，证明借给方旗的款项实际是由润科公司、鸿润公司所出借，齐佩林只作为上述两家公司的代表人，来间接完成对方旗的借款手续；在2012年11月19日，齐佩林以个人名义代表两公司到广州市房地产登记与交易中心办理了方旗个人位于广州市24套房产（广州市白云区汇侨新城汇侨路72号的21套及其他3套共24套）的抵押手续，抵押权人是齐佩林；同时齐佩林也于当日获取了此24套房产的“房屋他项权证明”；以上情况完全属实；故显而易见齐佩林仅仅只是上述我们两家公司的出借代表人，而事实是方旗提供的24套位于广州市房产的抵押权归属是润科公司、鸿润公司共同所有，并且方旗的个人借款实际债权人也为我们两家公司；以上述实际情况描述为依据，我们两公司特此向贵院提交此权益保留声明书（附相关证明材料），请求贵院依法保留我们两公司的合法权益。关于齐黛林、齐佩林、夏鸿光、润科公司、鸿润公司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查明，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齐黛林与夏鸿光是夫妻关系。润科公司在2001年11月3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2001年11月20日齐佩林、夏鸿光、李增新分别出资500万、400万、100万；2014年3月10日发生股权变更，齐黛林、夏鸿光分别出资600万、400万，齐黛林担任法定代表人。鸿润公司是在2008年9月10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10万人民币，由股东齐黛林于2008年8月27日出资10万元，且齐黛林是法定代表人。最后，关于方旗本人的实际出资能力，方旗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案外人朱斌在（2020）粤0103民初2331号案件中，经法院审查准许，向银行调取了方旗名下用于出资的银行账户62×××76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1年8月10日时仅剩192774.31元的余额，后于2011年8月11日收到齐佩林名下账户62×××41汇入200万元，以及于2011年8月12日收到不知名账户62×××63、36×××58分别汇入400万元、180万元，此时在部分款项转出后余额达到6104774.31元；2011年8月12日，方旗即通过该账户向投资公司履行出资600万元的义务，出资后账户余额为104774.31元；该账户2013年8月27日时仅剩9992.5元的余额，后于2013年8月28日收到润科公司名下账户02×××04汇入2400万元，注明为借款；次日2013年8月29日，方旗即通过该账户向投资公司履行出资2400万元的义务，出资后账户余额仅为14892.5元。结合方旗本人出资账户的交易明细以及上述查明的多笔借贷事实来看，方旗当时并不具备以自有资金实际向投资公司出资3000万元的能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2019）粤01执异769号执行裁定书，应确认刘卫红对投资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且至今未获清偿，故刘卫红有权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投资公司股东就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抽逃出资或受让瑕疵股权等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方旗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等不实出资行为；二、齐黛林、夏鸿光应否在方旗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执行案号为（2019）粤01执恢13号]确定的投资公司所欠刘卫红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股东出资是公司设立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股东出资形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法人财产是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保证。在公司法理论上，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可进一步细化为股东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三种情形。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投资公司两股东齐佩林、方旗的第一期出资款1400万元、600万元合共2000万元，在办妥验资手续一周后其中的1990万元被转回至齐佩林名下账户；齐佩林、方旗的第二期出资款5600万元、2400万元合共8000万元，在办妥验资手续后也很快被转出至酒店公司，其中的7940万元被转至重厦公司，此后出资款9990万元没有再回到投资公司账户，没有实际用于投资公司的经营。上述9990万元出资款进入验资账户后很快就被转出公司账户，大额资金流向明显异常，且投资公司、方旗、酒店公司、齐黛林和夏鸿光对此均无合理解释。其中，方旗、齐佩林在2011年8月出资的第一期资本2000万元在验资一周后即将其中的1990万元转回齐佩林的个人账户，无任何合理解释，并且直至2012年5月23日投资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投资公司资金合法流向说明》也承认公司未进入经营状态，因此足以认定第一期出资中转回齐佩林账户的1990万元并未实际用于投资公司的经营，而是未经法定程序就被抽回。另外，关于2013年8月出资的第二期资本8000万元，齐黛林、夏鸿光、方旗主张2013年9月12日酒店公司向投资公司借款8000万元，用于向重厦公司清偿借款，但未就酒店公司与重厦公司存在借贷合意进行任何举证。而且投资公司向酒店公司转出8000万元当时，两公司均由方旗、齐佩林分别持股30%、70%，生效判决已认定两公司人格混同，且8000万元转出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酒店公司成为投资公司的唯一股东，股东以借款名义将出资转出的意图十分明显，两公司间的借贷关系应推定为虚假借贷，足以认定方旗、齐佩林在2013年8月向投资公司出资的共计8000万元并未实际用于投资公司的经营，而是未经法定程序就被抽回。上述抽逃出资的行为严重侵蚀了投资公司资本，减损了投资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刘卫红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并且，方旗作为时任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上述出资款的抽逃均应视为知情且同意。故不论上述款项是否进入方旗个人账户都不影响抽逃行为的性质。综上，足以认定方旗确有抽逃出资的不实出资行为，至于抽逃出资的具体金额，由于投资公司所收资本中尚有10万元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为已抽逃，且方旗和齐佩林的资本是一起被抽逃的，也无法认定上述10万元具体是谁所出资，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方旗抽逃出资的金额为2990万元。因此，刘卫红作为投资公司的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股东方旗在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其中利息从2011年8月18日以方旗出资部分600万元扣除没有转出的10万元为基数计算；从2013年9月12日以方旗出资部分2400万元为基数计算）内对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由于方旗根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本来已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故刘卫红再诉请方旗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实际意义，因此刘卫红在本案中未提出该诉请，并无不妥。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齐黛林在2012年5月3日登记成为酒店公司持股37%的股东，到2013年10月31日持有酒店公司50.7534%股权。根据2010年9月17日方旗与夏鸿光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夏鸿光在2010年9月17日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借款后，已通过协议约定对酒店公司具有实际的重大事项知情权及一定的控制权（保管公司公章），并且在方旗未能到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通过指定齐佩林代持酒店公司70%股权的方式实际控制了酒店公司。虽然，根据投资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3年10月29日，方旗、齐佩林分别与酒店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方旗、齐佩林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3000万元、7000万元转让给酒店公司，转让金分别为3000万元、7000万元；2014年4月24日，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酒店公司将其对投资公司的出资9900万元、100万元分别转让给齐黛林、夏鸿光，转让金分别为9900万元、100万元。但实际上，目前并无任何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证据，齐黛林、夏鸿光并确认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此后在转让投资公司股权给李敏、张永诚等人时又均约定转让款为0元。显然，如果投资公司实际有10000万元注册资本用于经营，则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0元均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上述股权的受让人均应推定为对投资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结合齐佩林直至2013年10月29日都是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人格混同、齐黛林和夏鸿光（通过齐佩林）实际掌控酒店公司、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齐黛林和夏鸿光是夫妻关系等事实，在齐黛林、夏鸿光未能提供充足证据反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齐黛林、夏鸿光在受让投资公司股权时是明知方旗、齐佩林、酒店公司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并且，齐黛林、夏鸿光是夫妻关系，在受让投资公司股权时，与酒店公司并未分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投资公司工商内档中所保存的2014年4月24日酒店公司与齐黛林、夏鸿光所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齐黛林、夏鸿光在本案中提交的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收购投资公司股权价款支付协议书》，都是齐黛林、夏鸿光一起作为受让方出现），因此，足以认定齐黛林、夏鸿光作为夫妻，对两人共计受让酒店公司所持投资公司100%股权是共同知情且同意的，依法应对此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方旗应在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投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齐黛林、夏鸿光则应共同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方旗未出资本息金额及齐黛林、夏鸿光受让的股权金额均超过投资公司所欠刘卫红债务，且方旗所持投资公司股权在全部转给酒店公司后又全部转给了齐黛林、夏鸿光两夫妻，故刘卫红现要求齐黛林、夏鸿光对投资公司所欠刘卫红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投资公司、酒店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庭审，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齐黛林、夏鸿光在方旗未出资299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投资公司依据（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2019）粤01执恢13号执行裁定书所确定欠付刘卫红债务的不能清偿部分，向刘卫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利息的确定标准为：590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8月18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400万元的利息从2013年9月12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4835元、保全费5000元，由齐黛林、夏鸿光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齐黛林提交以下证据：1.重厦公司汇给酒店公司8000万元的汇款证明（2010年9月19日），拟证明酒店公司向重厦公司借款。2.转账的业务回单（2013年9月12日），拟证明酒店公司将8000万元中的7940万元汇入重厦公司账户。3.湛江仲裁委员会（2018）湛仲字第2337号裁决书，拟证明酒店公司的8000万元借款已由仲裁裁决认定。上述裁决书载明，2013年9月10日，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投资公司向酒店公司提供借款8000万元，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酒店公司应向投资公司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4.本院（2020）粤01执2495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上述仲裁裁决已在执行中。5.王成章社保缴纳证明，拟证明王成章自2013年6月至2020年8月是酒店公司的员工。6.投资公司2020年4月3日至今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投资公司现在的股东状况。7.（2020）粤0103民初5258号案方旗的答辩意见，拟证明方旗对夏鸿光主张8000万元借款。8.重厦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出具的8000万元借款相关情况的说明，拟证明齐佩林是重厦公司的代表而非齐黛林的代表。该说明载明，重厦公司同意酒店公司的借款请求，于2010年9月19日向酒店公司汇出借款8000万元，并派齐佩林抵押持有酒店公司70%股权，对该8000万元资金流向进行监管；2013年9月12日，酒店公司归还了7940万元。9.方旗位于广州天河区天寿路六号的房产评估，拟证明方旗有出资能力。该房产评估载明房屋面积516.29平方米，总价31977750元。上述证据仅证据8是原件。经质证，夏鸿光、方旗意见如下：确认上述证据；刘卫红意见如下：证据1不能证明是借款；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酒店公司向重厦公司还款；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现有证据足以反驳该裁决确认的事实；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投资公司是在本案一审立案后才申请执行，并未执行到酒店公司的财产；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齐黛林不再担任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解除了限高消费，是为了规避法定代表人的限高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夏鸿光以0元转让投资公司的股权，印证其知晓原股东抽逃出资；对证据7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方旗的答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未被法院采纳；对证据8有异议，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规定，而且齐黛林与重厦公司有重大利害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齐黛林的主张；对证据9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方旗有出资能力，方旗的银行明细已显示其的第一期、第二期出资分别来自齐佩林和润科公司。刘卫红提交以下证据：1.（2020）粤0103民初2331号案开庭笔录；2.（2020）粤0103民初2331号案质证笔录；3.（2020）粤0103民初2331号案问话笔录；以上证据拟证明齐黛林、夏鸿光认可夏鸿光与方旗签订借款协议的真实性。4.本院（2019）粤01执异9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湛江仲裁委员会（2018）湛仲字第2336号仲裁裁决；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复54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湛江仲裁委员会（2018）湛仲字第2341号仲裁裁决。上述证据拟证明重厦公司与投资公司、润科公司及方旗、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之间的仲裁案件均在2018年9月10日申请仲裁，当时齐黛林持有重厦公司99%股权，齐黛林、夏鸿光夫妇持有投资公司、润科公司全部股权，仲裁双方当事人采用自认方式承认债权，其中重厦公司与投资公司、润科公司与方旗的裁决书已分别被本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是虚假仲裁并裁定不予执行。6.本院（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8月2日），拟证明本院驳回了酒店公司、投资公司和方旗请求撤销（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的申请。7.本院（2019）粤01执异1052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本院驳回了重厦公司请求不予执行（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的申请。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执复74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重厦公司请求不予执行（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的复议申请，维持了本院（2019）粤01执异1052号执行裁定书。经质证，齐黛林、夏鸿光、方旗意见如下：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方旗还认为借款合同并未履行，属废弃的合同，该合同仅是方旗向夏鸿光谋求借款的尝试，与涉案各公司的资金往来无任何关系，最终因夏鸿光无力支付借款而告吹；该合同是夏鸿光与方旗个人签订的，与公司无任何关系，更与抽逃资金无关。方旗提交报警回执复印件（2019年6月20日），拟证明其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执复74号执行裁定后对涉案调解书继续提出异议。经质证，齐黛林、夏鸿光意见如下：确认该证据。刘卫红意见如下：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从内容看与调解书无关。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庭询时，方旗确认其主张涉案621万元借款的实际出资人是金彤，并无证据证明。重厦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于2014年5月29日由王东春持股100%变更为王东春持股1%、齐黛林持股99%。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方旗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二）齐黛林、夏鸿光是否明知方旗抽逃出资；（三）本案保全费的处理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定方旗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抽逃出资是指公司成立后，股东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回其出资财产，但仍然保留股东资格并按原有数额持有股权或股份。对于股东而言，遵守公司章程，按其认缴的出资或所认购的股份金额，在约定期限内向公司缴纳股款并不得抽回出资是股东向公司负有的基本义务，也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内容要求。本案中，方旗两次向公司出资，在出资完成后将资金从验资账户转走，构成抽逃出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投资公司第一期出资款2000万元是否抽逃的问题。投资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两人，即齐佩林与方旗。齐佩林于2011年8月11日向投资公司出资1400万元，方旗于次日出资600万元。该2000万元经验资后于2011年8月18日从验资账户转出至投资公司其他账户。同日，其中1990万元以“还款”用途被转入齐佩林个人账户，余款10万元以“往来款”用途被转入案外人陈可的账户。上述出资款从进入投资公司账户到被全部转出，仅间隔了7天时间，之后再未被转回。对于上述资金转出行为，方旗自述知情，但其作为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持股30%的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就此向齐佩林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其认可上述资金转出行为。而投资公司在2012年5月23日提交给工商行政部门的《投资公司资金合法流向说明》中自认公司未进入经营状态，可知该款项的流出并非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因方旗不能举证证明涉案1990万元款项从投资公司转出已按照公司章程或者法律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也不能举证证明上述大额资金在短时间内被全部转移的合理性，故上述资金转出行为实质是没有对价转移公司财产，造成了投资公司资本缺失，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构成抽逃出资。涉案款项是否转移至股东本人名下，并非抽逃出资的认定条件，故无论抽逃出资的款项是否进入方旗个人账户或其是否因此得过收益，都不影响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第二，关于投资公司第二期出资款8000万元是否抽逃的问题。齐佩林于2013年8月28日向投资公司出资5600万元，方旗于次日出资2400万元。该8000万元经验资后于2013年9月9日从验资账户转出至投资公司其他账户，9月12日又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酒店公司账户。虽然酒店公司于9月29日转回500万元，但当日该500万元又被全部转出。上述出资款从进入投资公司账户（2013年8月28日）到被全部转出（2013年9月9日），仅间隔了约半个月时间。齐黛林、夏鸿光、方旗主张投资公司转给酒店公司的8000万元是借款，并提供了（2018）湛仲字第2337号仲裁裁决和执行裁定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对于生效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可排除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免证事实，而刘卫红提供的证据足以反驳上述仲裁裁决。首先，从上述仲裁提起的主体来看，作为仲裁双方的投资公司和酒店公司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存在人格混同，酒店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对投资公司的仲裁请求未提出任何异议。其次，从仲裁提起的时间来看，本院于2018年8月2日裁定驳回酒店公司、投资公司、方旗关于撤销（2016）穗仲莞字第3052号调解书的申请后，重厦公司、润科公司以及投资公司同时于2018年9月10日向湛江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8年10月29日就三案同时作出裁决，其中两份裁决因被法院认定是为了对抗（2016）穗仲莞字第3052号调解书的执行而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被裁定不予执行。涉案8000万元是在2013年9月12日转出，此时酒店公司股东为方旗、齐佩林、齐黛林，方旗为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投资公司的股东为方旗、齐佩林，法定代表人亦是方旗。投资公司在出资款到位约15天时间，就将全部出资款借给酒店公司，且无需提供任何担保。同时，无证据显示投资公司就此问题经过了内部决策程序及当时财务会计对该笔款项的处理情况，方旗对此并无合理解释，其与齐黛林、夏鸿光所依据的（2018）湛仲字第2337号仲裁裁决等证据尚不足以反驳刘卫红关于抽逃出资的主张，理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方旗抽逃第二期出资2990万元，理据充分。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定齐黛林、夏鸿光明知方旗抽逃出资的行为。第一，从涉案各当事人的关系来看，齐黛林与齐佩林是姐妹关系，齐黛林与夏鸿光是夫妻关系。投资公司与酒店公司被生效判决认定构成人格混同，齐黛林、齐佩林、夏鸿光和方旗曾分别是投资公司和酒店公司的股东，其中齐黛林在2014年4月3日至2018年10月23日是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方旗自2010年9月19日至2016年11月16日一直是酒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自投资公司设立即2011年8月11日直至2014年4月3日一直亦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中齐黛林、夏鸿光和方旗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第二，从注册资金的来源和流向来看，方旗在2011年8月12日出资的600万元中，有200万元直接来源于齐佩林的账户。投资公司首期出资款中的1990万元最终也被以“还款”名义转给了齐佩林。方旗在2013年的出资款2400万元全部来源于润科公司，投资公司第二期出资款8000万元中，有7990万元汇入重厦公司。而润科公司在2013年由齐佩林、夏鸿光持股90%，2014年变更为由齐黛林和夏鸿光持股100%。重厦公司在2014年也变更为由齐黛林持股99%。而在此之前，根据夏鸿光陈述，其曾通过重厦公司向方旗出借8000万元。因此，润科公司、重厦公司与夏鸿光、齐黛林、齐佩林之间存在重大关联关系。涉案注册资金来源于齐佩林、齐黛林、夏鸿光或与其具有重大关联关系的公司，最终也被转入上述主体名下的银行账户。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夏鸿光、齐黛林对上述如此大额资金的流动情况是知情的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三，从涉案股权转让过程来看，酒店公司在2013年从方旗、齐佩林处受让投资公司股权时，酒店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方旗、齐佩林、齐黛林，其中齐佩林、齐黛林合计持股70%。根据上述股权登记情况，两公司的股东存在重合之处。如前文所述，本院生效判决也已经认定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因此，酒店公司及其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资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情况。齐黛林、夏鸿光主张其从酒店公司处受让股权时，不清楚投资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显然依据不充分。第四，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来看，酒店公司从齐佩林、方旗处受让投资公司股权后，将该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齐黛林、夏鸿光，之后又由齐黛林、夏鸿光给了其他案外人。在整个转让过程中，无证据显示转让双方已支付过合理的股权转让款。而如果投资公司1亿元注册资本全部实缴到位，上述交易过程显然有悖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方旗存在抽逃出资行为，齐黛林、夏鸿光对此明知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刘卫红要求齐黛林、夏鸿光对投资公司所欠其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申请保全措施的费用。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因刘卫红起诉请求由齐黛林、夏鸿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故一审法院决定本案的申请保全费由齐黛林、夏鸿光负担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亦予确认。综上所述，齐黛林、夏鸿光、方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885元，由上诉人齐黛林、夏鸿光负担104835元，上诉人方旗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