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0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1号2-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5537361L。负责人：赖增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文桂，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钢龙，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平，女，195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速，男，1987年9月23日出生，住址，系李忠平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婷婷，女，2007年7月26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妃，广东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登红，男，197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文，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石杰，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容，女，198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北村（厂房）光达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0164781X负责人：王彬，总经理。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澄，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西环路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191440403C。法定代表人：罗炳财。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伟，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忠平、陈婷婷、高登红、袁容、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忠平、陈婷婷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被告高登红、袁容、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连带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餐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共计1462082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承担赔偿责任且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优先赔付；2.各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李忠平、陈婷婷11万元；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李忠平、陈婷婷100万元；三、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李忠平、陈婷婷209012.33元；四、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应对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在第三项判项所确定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李忠平、陈婷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5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忠平、陈婷婷负担1758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13634元、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负担2567元。鉴定费6000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为：“保险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该项所涉100万元由高登红、袁容、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第八再生资源回收站（以下简称为：“回收站”）、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以下简称为：“供销社”）赔偿给李忠平、陈婷婷（该两被上诉人以下简称为：“一审原告方”）；2.一审、二审诉讼费以及笔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登红驾驶涉案车辆肇事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等法定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保险合同投保、理赔的全部环节。肇事逃逸为驾驶人背弃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若法律仍支持保险人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无疑是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严重贬损。事故发生时为下班高峰期，涉案路段并未设置非机动车道且路面平整，高登红驾驶的粤Ａ×××××大货车（以下简称为：“涉案车辆”）各种后视镜齐全，不存在任何视觉盲区。因此，高登红驾驶大货车快速变道之前，就理应注意到陈建容所在的车道有车辆在正常行驶，涉案证人郑某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证人郑某作为一名资深大客车司机，其亲眼目睹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且详尽地把事故发生的经过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出来，表述真实客观，细节清晰明确，这是现有的关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以及体现涉案司机高登红驾驶状态的最直接最客观最真实的证据，理应予以采纳。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了高登红已经发现了事故的发生并选择快速逃离现场，存在主观上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采纳，而是结合赵德峰、吴结兰等与高登红存在利害关系的询问笔录等间接证据，认定高登红当时不知晓涉案事故的发生，严重违背事实和证据规则的主观臆测。实践中，不少的驾驶者通过肇事逃逸躲避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刑事/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也有不少的驾驶者通过肇事逃逸进行调包使无证、醉酒驾驶者得已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高登红不知晓事故的发生并且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心态的论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认定高登红在涉案交通事故中属于肇事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等法定的禁止性规定。二、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依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十三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惫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因此，《投保单》并不是证明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保险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唯一凭证，说明的方式除了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一审法院以《投保人声明》以及《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袁容”并非其本人签名即认定上诉人未履行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保险公司过于严苛。保险公司已经在涉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免责条款以标黑加粗文字的形式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责任的免除范围进行提示，并在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重要提示一项作如下告知：“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达到了法定的提示效果，该格式免责条款依法有效。袁容在投保保险时，保险公司承保人员已经向其交付了保险单、保险条款、交强险标志等保险合同材料。袁容作为合同相对方，在签收保险单、保险条款等材料后，应当负有详细阅读的义务，其至事故发生时一直未提出异议，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高登红肇事逃逸，违反了法定的禁止性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三、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不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已就商业险免赔事由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应当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表达了对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异议意见并于庭审后补充提交了《书面异议》，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据上述规定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故该鉴定结论依法不应予以采纳。综上，一审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审查并改判。一审原告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高登红辩称：我明显不存在肇事后逃逸行为，保险公司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也没有相反证据推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的事实和责任认定，理据充分，依法可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1.本案中，交警部门已经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对事故形成原因予以认定，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涉案交通事故的责任，且已经制作了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未认定我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该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处理本案的证据之一。2.因我涉嫌交通肇事罪，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月19日依法提起公诉。依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穗番检刑诉(2021)75号起诉书，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我触犯《刑法》第133条，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也未指控我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3.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应当根据客观环境、撞击情况以及行为人的客观表现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来把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交警卷宗内道路交通事故证据、证人证言等证据来看，事故发生时，我未察觉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并继续按原驾驶路线返回工作场所停放了涉案车辆，主观上并不存在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故意。仅依据涉案事故现场证人郑某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就武断认定我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明显忽略我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逸的故意。袁容、回收站共同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高登红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不构成“肇事后逃离”。(一)驾驶人高登红只是在未意识到有事故发生的情况下继续行驶离开现场，并无逃逸的主观故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故认定驾驶人是否属于“肇事后逃离”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必须要明知事故的发生且有为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根据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记录显示，事故发生时，货车驾驶员未及时发现事故已经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高登红没有逃逸、逃避、掩盖的行为。且高登红明知驾驶车辆有保险，不具有逃离的动机。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驾驶人构成“肇事后逃离”，亦无侦查机关有证据证明驾驶人具有逃逸情节，未针对逃逸情节提起公诉，可以推断驾驶人并无逃离行为。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肇事后逃离”为由在第三人责任险范围内免责。(二)证人郑某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不应当作为直接证据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既未要求、保险公司也未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其证言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程序、形式均不合法，不应作为直接证据采纳。郑某作为证人陈述“高登红驾车加速逃离现场”，具有强烈的主观猜测、推断和评论性，是基于错误事实的不当推测。一审法院对于高登红是否具有逃逸行为主观心态的判断，并非仅凭高登红知晓驾驶车辆购买了保险以及肇事逃逸的责任后果。一审法院通过结合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综合考虑事故现场的路况、天气、视线及日常生活经验等众多因素，上述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高登红在事故发生之时并不知晓事故发生，没有主观逃离的恶意。二、涉案《文书司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结合本案，一审法院在邮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时就一并邮寄了2020年12月4日开庭传票，并在传唤事由处载明：庭前将质证意见电子版发送至法庭邮箱。但保险公司却直至2020年12月4日开庭发表质证意见时才口头提出对鉴定书内容的异议，于庭审后才补充提交《书面异议》，属于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应当视为放弃对鉴定书提出异议的权利。三、保险公司未就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法定提示、说明义务，免赔约定无效，上诉人不能免除保险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当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一并完成了提示和说明的行为，免责条款方才生效。经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的签名均非我本人签署，《投保人声明》中“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由说明书”宅迹也非我亲笔书写。即证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未对保险公司履行任何的送达、提示、说明行为，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作过任何意思表示，故免责条款对我不能产生效力。涉案《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以细小的、不易被发觉的字体载明要求投保人阅读条款的内容，但并未提供相应的条款，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立法要求的保险人积极履行义务的态度，不应当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保险公司应当对“已经完成提示和说明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保险公司既未向我送达相应的免责条款，其出示的《投保人声明》《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经过鉴定程序也不能证明其已经完成相应的提示、说明行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对“已经完成提示和说明的行为”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高登红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不构成“肇事后逃离”，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予以采信，保险公司未就格式合同的免赔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法定提示义务，免赔约定无效，不能免除保险责任。供销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方的损失项目及金额，除保险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外，其他的损失项目及金额，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二审期间，经保险公司申请，本院通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安排鉴定人员到庭就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参加庭询接受质询。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接到通知后，安排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衣晓刚到庭接受了保险公司的质询，并对保险公司提出的问题予以详尽的解释。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保险公司对其上诉主张的在商业三者险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且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衣晓刚到庭接受保险公司质询时做出的解释，理据充分，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王汇文审判员  张 宾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戴凯珊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