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725刑初33号 公诉机关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靳某1，女，汉族，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山丹县清泉镇居民，住山丹县。因本案，于2020年5月9日被山丹县公安决定取保候审,2021年6月17日由本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某1，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丹县人民检察院以山检一部刑诉[2021]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靳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21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丹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靳某1及其辩护人陈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9月，被告人靳某1的朋友刘某佑以承包工程为名诱骗靳某1至宁夏贺兰县，通过宣传洗脑，使靳某1进入该传销组织，之后，靳某1积极发展他人参加，先后发展了其丈夫易某、儿子易某侠、儿媳樊某1、姐姐靳某2、亲家樊某坤以及山丹籍居民黄某善、周某1、马某1、孙某1、王某1、王某明等90人，层级达十二级。该传销组织发展下线的模式是：先以宁夏贺兰县有工程项目或者有活干诱骗被害人前往考察，之后，将被害人带至该县某蔬菜大棚基地参观，进而以该县属碱性土地不宜种植农作物，将国家西部开发的政策作误导，向被害人灌输国家要将贺兰打造成深圳“样本”吸引“投资”；将被害人带至某银行看一只眼睛被涂抹的石狮子进而以“睁一眼闭一眼”之说使被害人相信这是在“暗示”国家放任贺兰存在的传销活动，并虚假宣传为国家“1040”阳光工程；将被害人带至贺兰县广场看树丫杈，进而以人有两个手臂向被害人宣传“一带二”的“肢臂”发展下线传销模式。将被害人带至所谓的“公安长”“县委书记”“朝阳区领导”家中听这些所谓的“先期投资成功人士”讲“资本运作”经验，使被害人产生“盲从官员”心里，为彻底消除被害人疑虑，该组织要求成员对骗到贺兰的被害人以种种借口和理由挽留7天，期间反复组织被害人观看“资本运作”宣传视频、上课学习“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扶贫工程”，逐渐将传销理念植入被害人思维，将被害人进行洗脑，直至被害人自动申购缴费加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牟取利益的运行模式是：参加该传销组织必须每人缴纳人民币33500元的份额后返利6460元，之后以“本人”为支点开始发展下线，不论发展几人但“本人”名下只能排列2人，即“一带二”模式，发展的第一级下线按每人4376元的标准返利，发展的第二级下线按每人1398元返利，至此包括“本人”已满7人，“本人”即升级为“一代经理”，其“肢臂”下线每增加1人，“一代经理”即有3040元的提成，直到其下线也以自己为“支点”晋升为新的“一代经理”时，原先的“一代经理”就晋升为“二代经理”，这时其“肢臂”下线每发展1人，“二代经理”提成1140元，直至其“肢臂”下的新的“一代经理”晋升为“二代经理”时，开始的“二代经理”就晋升为“三代经理”，这时其“肢臂”下线每发展1人，该“三代经理”提成760元，当包含“本人”在内的“肢臂”下线总人数达到60人即可“上平台”佩戴深圳总公司价值9至10万元的黄金首饰并“出局”，宣称将获利300万元至500万元。“本人”发展“肢臂”下线计算凭证是以下线的身份证申购份额所得的“档案编码卡”，每个“档案编码卡”是10积分，发展的60人也就是60人×10分＝600积分时就拥有“出局”资格，宣称牟利300万元至500万元。靳某1在传销活动中以资本运作能赚钱为名，积极发展他人参加，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同时对参加者的接待、吃、住、缴纳费用、返利等相关事宜进行协调、管理，致使其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十二级86人，对该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靳某1以工程项目能获利为名，诱骗他人缴纳费用获得加入传销组织的资格，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发展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86人且层级为十二级，其在传销活动中对参加者进行宣传、培训，且对参加者的接待、租房、缴纳费用、返利等事项进行协调、管理，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靳某1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认为其家庭较为困难，自身也有疾病，请求法庭从宽处理。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均无意见。2.被告人也是受他人蒙骗参与传销活动，自身也遭受巨大经济损失。3.考虑到被告人家庭困难，自身身患重病，建议法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被告人靳某1的朋友刘某佑（另案处理）以承包工程为名诱骗靳某1至宁夏贺兰县，通过宣传洗脑，使靳某1加入名为“国家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发展下线的模式是：先以宁夏贺兰县有工程项目或者有活干诱骗被害人前往考察，之后，将被害人带至该县某蔬菜大棚基地参观，进而以该县属碱性土地不宜种植农作物，将国家西部开发的政策作误导，向被害人灌输国家要将贺兰打造成深圳“样本”吸引“投资”；将被害人带至某银行看一只眼睛被涂抹的石狮子进而以“睁一眼闭一眼”之说使被害人相信这是在“暗示”国家放任贺兰存在的传销活动，并虚假宣传为国家“1040”阳光工程；将被害人带至贺兰县广场看树丫杈，进而以人有两个手臂向被害人宣传“一带二”的“肢臂”发展下线传销模式。将被害人带至所谓的“公安长”“县委书记”“朝阳区领导”家中听这些所谓的“先期投资成功人士”讲“资本运作”经验，使被害人产生“盲从官员”心里，为彻底消除被害人疑虑，该组织要求成员对骗到贺兰的被害人以种种借口和理由挽留7天，期间反复组织被害人观看“资本运作”宣传视频、上课学习“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扶贫工程”，逐渐将传销理念植入被害人思维，将被害人进行洗脑，直至被害人自动申购缴费加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牟取利益的运行模式是：参加该传销组织必须每人缴纳人民币33500元的份额后返利6460元，之后以“本人”为支点开始发展下线，不论发展几人但“本人”名下只能排列2人，即“一带二”模式，发展的第一级下线按每人4376元的标准返利，发展的第二级下线按每人1398元返利，至此包括“本人”已满7人，“本人”即升级为“一代经理”，其“肢臂”下线每增加1人，“一代经理”即有3040元的提成，直到其下线也以自己为“支点”晋升为新的“一代经理”时，原先的“一代经理”就晋升为“二代经理”，这时其“肢臂”下线每发展1人，“二代经理”提成1140元，直至其“肢臂”下的新的“一代经理”晋升为“二代经理”时，开始的“二代经理”就晋升为“三代经理”，这时其“肢臂”下线每发展1人，该“三代经理”提成760元，当包含“本人”在内的“肢臂”下线总人数达到60人即可“上平台”佩戴深圳总公司价值9至10万元的黄金首饰并“出局”，宣称将获利300万元至500万元。“本人”发展“肢臂”下线计算凭证是以下线的身份证申购份额所得的“档案编码卡”，每个“档案编码卡”积10分，发展60人积分达到600分时就拥有“出局”资格，宣称牟利300万元至500万元。被告人靳某1加入该传销组织后伙同其儿媳樊某1、亲家樊某坤（均另案处理）等家庭成员和亲属积极发展他人参加，期间，先后发展山丹籍居民黄某善、周某1、马某1、孙某1、王某1等80余人参加该传销组织。靳某1在传销活动中以资本运作能赚钱为名，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同时对参加者的接待、吃、住、缴纳费用、返利等相关事宜进行协调、管理，致使其发展的下线人员达十二级86人，对该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受案登记表，证明2016年，山丹县清泉镇郇庄村二社农民王某2与王某1等30余人被易建新、靳某1夫妻俩以承包阳光工程为由集资，诱骗至宁夏等地，约定每人投保一份股金33500元,并发展下线人员投保，发展60人将退回本金并分红300万元人民币，但至今未分红，现要求对方退回本金，对方拒不退还，怀疑被骗，遂向山丹县公安报案。 2.被告人靳某1的供述，证明2013年腊月，刘某佑打电话以宁夏贺兰县有个投资的事情比较容易挣钱让其去，其去后，通过刘某佑的宣传，带其串门，了解了传销的相关内容，投资33500元，加入传销组织，后又带儿媳樊某1、丈夫易某一起到宁夏贺兰县，也加入传销组织，并租了房子住在贺兰县。后来其发展了黄某善、靳某2、孙某1、王某1，马某1等人，传销宣传的工程叫阳光工程、资本运作。刘某佑是其上线，刘某是刘某佑的上线，樊某1是其下线，每人投资后给一张编码卡。发展下线的时候不说真话，都是以贺兰有工程能挣钱，把人叫去，就又不说工程，就让人投资33500元，说是投到国家的电力、水力等垄断行业，刘某佑是这样骗自己的，自己也是这样骗别人的。 3.被害人的陈述 （1）黄某善、马某1等69名被害人的陈述：证明均参加“一带二”“1040阳光工程”传销活动，该活动以国家项目为幌子，以发展下线可返利、“出局”可牟利300万元至500万元的决经济效益分红为诱饵，通过“听成功人士宣讲经验、观看资本运作宣传片、学习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扶贫”等活动，逐步将传销植入被害人思维，直至被害人自动申购缴费33500元，继而继续引诱他人参加，不断发展下线，形成层级关系，按照发展下线人数晋升级别和分红返利，并以下线申购份额得到“档案编码卡”，每个“档案编码卡”积10分，发展60人积600分即可“出局”并获利。 （2）樊某坤名下的被害人樊某2、刘某1、尚某、何某1、王某3、陈某2、陈某3、王某4、石某1、石某2、石某3、石某4、李某1、柴某、陈某4、王某5、何某2、聂某、牛某1、牛某2、田某、赵某的陈述（23人），证明以樊某坤作为一级向下发展樊某2等人逐渐形成网格，受害人均由其上一级带领投资“1040阳光工程”，由靳某1等人向其宣传相关的内容，均投资33500元加入该传销组织，取得档案编码。 （3）黄某善名下的被害人周某1、孙某2、黄某、刘某2、孙某3、周某2、王某6、周某3、王某7、秦某、兰某1、兰某2、王某8、郑某、谢某的陈述（16人），证明以黄某善作为一级向下发展周某1等人，黄某善是由靳某1以承包工程为名将其骗至宁夏贺兰，通过宣传、带领听别人宣讲等方式使黄某善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又由其发展了周某1等人作为下线，各被害人到贺兰后或由靳某1或由黄某善等人宣讲“1040”工程，最终由各被害人投资加入。 （4）易某侠名下的被害人马某1、李某2、柯某、吴某、王某1、王某9、何某3、何某4、王某10、王某2、王某11、王某12、孙某1、孙某4、孙某5、王某13、杨某1、靳某3、杨某2、孙某6、孙某7、董某的陈述（23人），证明以易某侠作为一级向下发展马某1等人逐渐形成网格，被害人被以宁夏贺兰有工程或有活干为名骗至贺兰，由靳某1等人安排被害人到先期投资的人家听经验介绍，通过宣讲等形式洗脑，最终缴纳33500元申购。 （5）易某名下的被害人高某1、高某2、李某3、马某2、杨某3、乔某的陈述（7人），证明以易某为一级向下发展了李某3等人，以宁夏贺兰有工程或工作为名将被害人骗至贺兰，由靳某1等人带其参观、串门、听宣讲，后受骗加入了传销组织。 4.证人樊某1的证言，证明由其婆婆靳某1将其与前夫易某侠带至宁夏贺兰县，均加入传销组织，其没有发展下线，但给少数人进行过讲解传销。 5.证人靳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靳某1的妹妹，2013年冬天，经靳某1电话联系，以干活为名让其到宁夏贺兰县，并让其带3万元，其带3万元到贺兰县后，在靳某1租的房间里住了三天，靳某1带其到各处看看，也没有工程，其给靳某13万元，后来又介绍谢莲香给靳某1，至于谢给靳某1钱了没有其不清楚。后靳某1给其打电话说3万元钱因搞资本运作赔掉了。 6.证人易某的证言，证明其和靳某1是夫妻关系。大概在2013年，邻居刘某佑告诉其在宁夏贺兰有个工程，效益比较好，当时其身体有病，在山丹没有治好，就想着在找刘某佑的同时也能去宁夏看看病，到宁夏贺兰之后，刘某佑去火车站将其接到他在贺兰租的房子里，告诉有一个赚钱的好事情，并且其妻子和儿媳妇樊某1都已经在宁夏贺兰在做了，这是个资本运作，是一个国家性质的集体工程，如果自己加入之后就积极主动发展别人进来，发展的人越多，收益就越好，其妻子靳某1说想干这个工程，自己也就默认了，就再没有管过这件事情。之后刘某佑一直在催发展人，其先叫了李某3，说明事情的情况后他也很感兴趣，就陪着他到宁夏贺兰县，自己还介绍过高某1投资。其就收到过一份6000多元的返利，再没有什么收益。自己的上线是刘某佑，刘某佑发展的是其和妻子靳某1，自己的下线是李某3和高某1。李某3有没有发展别人我不知道，但是高某1一直没有发展上别人。 7.靳某1尾号9586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传销人员孙某5、何某3、王某9、柴某、石某4、石某2等人与该银行卡均有资金往来。 8.被告人靳某1的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本院认为，被告人靳某1在受到他人诱骗参加传销组织后，又诱骗他人参加该传销组织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作为其下线，骗取他人财物意图获得经济利益，其在传销活动中参与对组织成员宣传，带领发展下线参观所谓“现场”、会见“成功人士”等活动，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了关键作用，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靳某1受他人诱骗参加传销组织，并非该传销组织的发起者、策划者，也未起到操控管理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靳某1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从宽处理。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本人身患疾病，丈夫也患有严重疾病，家庭确有困难，请求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到80余人，层级达到十二级，受害人数较多，社会危害性较大，不宜判处缓刑，且判处缓刑并不以身患疾病和家庭困难为条件，故其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靳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现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2024年6月16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陆份。 审 判 长  马治国 审 判 员  张 琴 人民陪审员  袁 彬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益铭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二、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