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06民终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梁山堰路伊顿小镇地下室**。 法定代表人：王华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红，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辰，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发，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军伟，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琳，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福伦，男，1971年11月0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原审被告：铜仁市碧江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市府路**（铜仁市碧江区为民服务中心**楼）iv> 法定代表人：张雷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华，铜仁市碧江区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律师。 原审被告：田自新，男，1983年09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原审被告：田文曦，男，1981年11月0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翔公司）、刘春发因与被上诉人彭福伦及原审被告铜仁市碧江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江城投公司）、田自新、田文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20）黔0602民初3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翔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已将瓦屋公租房的工程款全部转付给刘春发，不应再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瓦屋公租房工程2013年系由碧江城投公司发包给铜仁市三星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铜仁三星公司）施工，刘春发挂靠三星公司进行工程建设并将工程转包给田自新实际施工。2015年因碧江城投公司将碧江区2014年公租房建设项目一标段进行公开招投标（工程范围包括：六龙山乡、桐木坪乡、瓦屋乡、滑石乡、云场坪镇），上诉人中标。鉴于该情况，刘春发才将瓦屋公租房项目挂靠在上诉人名下。挂靠期间，上诉人将碧江城投公司拨付的工程款在扣除0.8%的管理费用后已全部转付给了刘春发。刘春发于2019年7月12日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该项目任何纠纷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其承担，与顺翔公司无关。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发包过工程，作为工程的被挂靠人，上诉人已转付完毕所有工程款项，不应再对实际施工人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一审判决采信的《外墙保温分项工程分包合同》、《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责任依据。（一）“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以下简称“项目部章”）真实性存疑。（二）上述4份证据均系田文曦为被上诉人出具，田文曦与田自新是亲兄弟关系，不能排除田文曦为了帮田自新逃避支付案涉款项的责任，以掌握“项目部章”的便利，对外出具加盖项目章的上述材料，以便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款。（三）田文曦自认该“项目部章”目前仍掌握在其手中。本案中被上诉人也自认，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欠条》系田文曦于2018年出具、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的《外墙保温收方单》系田文曦于2017年出具；结合李中发（系田文曦、田自新的舅舅）诉讼一案中，李中发庭前提交的《外墙漆施工合同》的复印件与庭审中出示的《外墙漆施工合同》原件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加之被上诉人与另案中的李中发相熟，而李中发又是田文曦的舅舅，可见，田文曦现在仍可以用其掌握的“项目部章”随意出具各种材料，以转移田文曦及田自新的支付责任给上诉人，目前案件中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全部来自田文曦，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因而不能排除系诉前伪造的合理怀疑。三、一审判决仅依据《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确认工程施工情况及工程款金额，证据不足。四、被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已超诉讼时效。 刘春发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已向田自新支付完毕应付工程款，不应再对外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二、一审判决仅依据《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施工及工程款金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本案中，上述证据均系田文曦出具，田文曦与田自新是亲兄弟关系，不能排除田文曦为了帮田自新逃避支付案涉款项的责任，以掌握“项目部章”的便利，对外出具加盖项目章的上述材料，以便为被上诉人向顺翔公司及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款。田文曦承认该“项目部章”至今仍掌握在其手中，田文曦现在仍可以用其掌握的“项目部章”随意出具各种材料，虚构工程欠款的可能。故，上述数份证据均不能排除系诉前伪造的合理怀疑，一审不应当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判决与被上诉人未实际存在发包关系的第三人承担支付责任。（二）一审判决未对案涉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仅依据上述证据，无法认定案涉工程系由被上诉人实际施工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材料销售清单也无法证明系用于本案案涉工程。而且在《外墙保温收方单》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也无法确定本案案涉工程的实际工程量和实际价款。三、被上诉人诉求超过诉讼时效。《外墙保温分项工程分包合同》第三条对支付责任进行了约定，而一审判决既认定《外墙保温分项工程分包合同》系真实有效，又认定双方未明确约定工程款项支付期限，前后逻辑矛盾。即便被上诉人确实实施了案涉工程的施工，但由于“项目部章”掌握在田文曦处，《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均难以排除系诉前补造的合理怀疑，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曾向上诉人主张过案涉工程款项。因此应认定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 彭福伦未作答辩。 碧江城投公司、田自新、田文曦均未作述称。 彭福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44,192元；2、判令被告违约金26,315元（该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05月份，实际违约金以欠付款144,19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碧江城投公司在欠付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支付责任；4、本案保全费、诉讼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彭福伦放弃要求碧江城投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8日，案外人铜仁三星公司与被告碧江城投公司签订《铜仁市碧江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投资建设协议》，约定由铜仁三星公司承建瓦屋乡公租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项目。同时，该合同对建设期限、付款方式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上述合同乙方处加盖铜仁三星公司印章且有被告刘春发签名。在施工过程中，铜仁三星公司成立铜仁市碧江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刘春发、副组长田自新。 为规范工程项目，碧江城投公司向社会公开招投标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2015年01月21日，被告顺翔公司中标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为此，碧江城投公司于2015年02月06日与被告顺翔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顺翔公司承建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地点：六龙山乡、桐木坪乡、瓦屋乡、滑石乡、云场坪镇）工程。同时，该合同对建设期限、付款方式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由此，原由铜仁三星公司承建的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公租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项目由顺翔公司继续施工。基于此，案外人铜仁三星公司于2014年11月29日与贵州森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森腾公司）签订《关于瓦屋廉租房工程清算意见书》以及《三星公司与劳务公司结算清单》，载明贵州森腾公司自动退场，铜仁三星公司在一个月内付清1365451.61元且解除双方于2014年01月27日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该意见书及结算清单尾部加盖有“铜仁三星建公司碧江区瓦屋乡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部”印章，且有被告田文曦签名。 2015年02月12日，顺翔公司与刘春发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刘春发为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工程承包负责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另外，刘春发按建筑工程合同价／决算价上交0.8%的管理费给顺翔公司。同时，该合同对各自权利义务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基于上述合同，刘春发又于2015年03月28日与田自新签订《协议》，约定由田自新为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工程施工负责人，全权负责。同时，田自新按200元／㎡向刘春发交付管理费。随后，被告于2015年04月30日与原告签订《外墙保温分项工程分包合同》，约定被告将铜仁市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建设工程项目所涉1-5号楼外墙保温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同时，该合同对承包价格及结算方式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且有被告田文曦签字并捺印，乙方处有原告签名且捺印。 2015年07月15日，田自新与刘春发对以铜仁三星公司名义所承建案涉铜仁市碧江区年公租房建设项目工程予以初步结算，载明在顺翔公司承建前，案涉上述项目工程已由铜仁三星公司施工至70%左右。时至2016年11月02日，经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验收，案涉工程验收合格。 2016年02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外墙保温收方单》，载明1-5号楼外墙立面保温总工程量为9700㎡，单价39元／㎡，总金额378300元，其中扣除3000元（验收费用）、已付金额150000元，实际应付金额为225300元。同时，该收方单尾部加盖了“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因上述款项未能支付，被告于2017年01月06日向原告出具《证明》，载明原告在铜仁市碧江区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做节能保温工程的工程总余款225300元。同时，该清单尾部加盖了“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 2017年04月20日，因案涉上述项目工程拖欠李小令、李中发等数十人民工工资问题，碧江劳动监察大队组织碧江城投公司、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等人进行协商并形成会议纪要，内容如下：项目部尚欠民工工资1,790,463元，由碧江城投公司拨付给顺翔公司，并由碧江劳动监察大队监督顺翔公司支付民工工资。 2018年02月03日，刘春发与田自新签订《承诺书》，载明刘春发共欠田自新工程款1,000,000元，本工程款结算后，项目上的一切债务由田自新自行承担，与甲方刘春发、碧江城投公司、顺翔公司无关。然而，刘春发至今尚欠727,026元未支付被告田自新。 另查明，田文曦系田自新所聘请“铜仁市碧江区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项目工程现场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来自于被告刘春发。2017年05月18日，田文曦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彭福伦铜仁市碧江区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节能保温工程款144192元。该《欠条》尾部加盖“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但经依法释明，原告自认该《欠条》系田文曦方于2018年补写并加盖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交易主体问题。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来看，民事活动的交易主体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案中，就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而言，首先，原告所出示证据即《外墙保温分项工程分包合同》、《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尾部均加盖“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其次，在审理过程中，尽管顺翔公司辩称该公司不知晓是否存在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但该公司确实通过招投标承接了案涉工程项目且以内部承包方式将该工程项目交由被告刘春发予以施工并自认已向刘春发收取一定管理费。另外，在被告顺翔公司未承接案涉工程项目前，虽然案外人铜仁三星公司已先期对该工程项目进行了施工，但被告刘春发、田自新均述称铜仁三星公司所完成工程价款已予以结算并实际支付完毕。再者，虽然被告刘春发以《贵州省铜仁地区三星建筑公司初步结算单》、《瓦屋廉租房工程清算意见书》、《三星公司与劳务公司结算单》等材料佐证其已向被告田自新足额支付完毕工程款，但上述证据却无法证实被告刘春发已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被告田自新而言，从《协议》所载明内容来看，被告刘春发又将以顺翔公司名义所承接的案涉工程项目交由田自新施工并由田自新按200元/㎡向刘春发交付管理费且刘春发也自认已向田自新收取管理费。就碧江区城投公司而言，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已放弃对碧江区城投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为本案适格当事人。同时，对于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各方可另案主张权利。就被告田文曦而言，被告田文曦在庭审过程中述称其为田自新所聘请的案涉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且田自新对此也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被告田文曦对外所为行为，对被告田自新发生法律效力。也即，被告田文曦非本案适格当事人。 关于案涉项目印章效力问题。首先，审理过程中，虽然被告顺翔公司辩称原告所持有《欠条》系被告田文曦于2018年补写且“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因案涉工程已于2016年12月02日竣工验收，且该项目部已不再履行任何职能而当然失去效力，但原告彭福伦确在案涉工程项目施工且该项目部印章并不因涉案工程竣工而当然自动失去效力。其次，如被告顺翔公司答辩所述，该公司并未知晓案涉项目印章的存在，但无论该项目印章如何而来，被告顺翔公司均应当就是否存在项目印章以及该印章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有效管理，并按相关管予以封存或销毁。然而，经依法释明，被告顺翔公司却未采取合理方式对案涉项目印章进行实时监督和有效管理。再次，庭审过程中，被告顺翔公司虽对《欠条》所加盖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碧江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瓦屋廉租房工程项目部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却未能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应鉴定材料，致使该鉴定程序无法正常进行，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即，被告顺翔公司关于案涉项目印章因该项目工程竣工并移交而失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款项问题。从审理查明内容来看，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所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案涉工程项目却已结算且投入使用。另外，《外墙保温收方单》、《证明》、《欠条》载明，被告尚欠144,192元尚未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应按约定足额向原告彭福伦支付工程款144,192元。如前所述，尽管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144,192元，但双方却未就付款期限以及逾期付款责任予以明确约定。因此，被告最迟应当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即2020年07月30日）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自2020年07月31日起，以尚欠工程款144,19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尚欠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因此，原告向被告顺翔公司、刘春发、田自新主张工程款144,192元及违约金（该违约金自2020年07月31日起，以尚欠工程款144,19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尚欠款项付清之日止）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如前所述，原、被告双方并未就尚欠工程款的支付期限予以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尚欠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自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开始计算。因此，被告关于原告所主张工程款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春发、田自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福伦付工程款144,192元及违约金（该违约金自2020年07月31日起，以尚欠工程款144,19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尚欠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彭福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92元，由被告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春发、田自新承担。 原审被告田文曦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贵州顺翔公司瓦屋项目部报碧江区城投公司审计资料表》；2、《竣工验收备案表》；3、《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证明田文曦系顺翔公司外聘人员，案涉公司的资料由田文曦制作，项目部的印章系刘春发交给田文曦的。 顺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3号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田文曦系受田自新聘请，顺翔公司没有授权田文曦履行任何职权。 刘春发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田文曦系田自新聘请工作人员，田文曦代表田自新，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碧江城投公司对2、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1号证据因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清楚。 彭福伦、田自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田文曦提交的三份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顺翔公司、刘春发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彭福伦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被告碧江城投公司、田自新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顺翔公司、刘春发是否应对案涉款项承担支付责任；二、一审对案涉工程款项的认定是否正确；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顺翔公司、刘春发是否应对案涉款项承担支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由顺翔公司承建并设立项目部，田文曦一直在施工现场负责管理，并以顺翔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在施工过程中从事相应活动，彭福伦有理由相信田文曦有代理权，故田文曦出具案涉欠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顺翔公司对案涉欠款承担支付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刘春发挂靠顺翔公司承接案涉工程后，又转包给田自新，刘春发与田自新间的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归于无效，刘春发已从工程款中收取每平方米200元的管理费，综合本案实际，一审判决其对案涉款项承担支付责任亦无不当。 一审对案涉工程款项的认定是否正确。对于案涉款项的认定，有案涉工程现场管理人员田文曦向彭福伦出具的《欠条》及“工程量清单”证实，田自新、田文曦对此亦无异议，一审判决据以认定并无不当。 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欠条》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8日，田文曦与彭福伦双方并未就尚欠工程款的支付期限予以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彭福伦于2020年5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顺翔公司及刘春发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顺翔公司、刘春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4元，由贵州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刘春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4元，由刘春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金勇 审判员  龙 俊 审判员  芦化莉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翁寿炳 书记员李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