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女，195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2，女，195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英，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丽，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3，男，195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4，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5（又名郭某某、GUO），女，1962年7月24日出生，联系地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6，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联系地址，NY10029。原审被告：郭某7，女，196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因与被上诉人郭某6、原审被告郭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9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广州市61号宅基地房屋(以下简称61号房)不应由郭某6继承；3.改判驳回郭某6所有诉讼请求；4.本案上诉费用由郭某6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公证遗嘱是郭某8、莫某1在神智语言不清，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且存在受他人胁迫、欺骗的情况下做出的，《遗嘱公证书》应当无效。首先，郭某8生于1925年4月23日，莫某1生于1931年11月1日。在2008年6月26日，郭某8已达83周岁高龄，莫某1达76周岁高龄。郭某8、莫某1生前就患有肿瘤癌症等重大疾病，并且莫某12008年左右曾第二次因脑中风住院治疗。在做遗嘱公证时，受年老体弱重大疾病的影响，郭某8、莫某1的精神状况、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极差，存在神智语言不清的情形，不具有足以理解立遗嘱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或能判断遗嘱中涉及的财产范围的能力。加之，郭某8、莫某1两人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严重欠缺。遗嘱公证书也没有显示出公证人员是否有依法按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向郭某8、莫某1讲解《民法通则》、《继承法》中有关遗嘱和公民财产处分权利的规定，以及公证遗嘱的意义和法律后果，也没有显示公证人员审查、记录了郭某8、莫某1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对事物的识别、反应能力的情况。其次，2008年以前，郭某8、莫某1与郭某6一直感情不和。从郭某1一方提交的郭某82015年书写的自书遗嘱可知，对于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二、61号房(《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编号：穗郊新字第182256号)属于家庭共有财产，郭某8、莫某1无权对61号房所有份额立遗嘱予以处分，公证遗嘱应当无效。从现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知，61号房于1979年由郭某8、莫某1的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出钱出力建成，家庭成员包括郭某8、莫某1、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郭某6、郭某7。1979年，各家庭成员均己成年，但未分户，因此在建房时出资出力的成年家庭成员理应享有房屋的财产所有权，是61号房的共有权人。即使因年代过于久远，当年合资合力建房的证据已经无法完整保留，郭某1一方无力提供证明61号房为家庭共有财产的证据，但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城乡农村家庭现状可知，宅基地以户为单位一户一宅，有些大家庭一户可能有十几口人，所以宅基地的自建房屋一般并非一两人所建而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建成。显然，郭某8、莫某1作为遗嘱人无权单独将家庭共有财产全部处分，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因此公证遗嘱应属无效。一审法院未充分利用法院的调查程序和庭审法庭调查阶段查实1979年61号房的建房情况，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三、广州市海珠公证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嘱公证书》应当无效。首先，2008年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在为郭某8、莫某1办理遗嘱公证的过程中，从未向郭某8、莫某1讲解《民法通则》、《继承法》中有关遗嘱和公民财产处分权利的规定，以及公证遗嘱的意义和法律后果，致使郭某8在2015年仅自书了遗嘱而未为变更、撤销2008年公证遗嘱的内容而另行做公证遗嘱。此外，《遗嘱公证书》仅仅记载了一段两老人“于2008年6月26日来到我处，在我和公证人员唐某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并捺下右手食指指摸”的情况。面对郭某8、莫某1这两位年过75周岁的高龄老人，广州市海珠公证处未按法定程序依法审核、记录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甚至并未实际制作谈话笔录以及录音或者录像，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遗嘱公证书》应当无效。其次，依据《遗嘱公证细则》第七条的规定，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应先查清楚财产权属状况、产权共有人状况。61号房的遗嘱公证涉及宅基地自建房屋，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应查清其是属于家庭共有还是夫妻共有。本案的《遗嘱公证书》中，对审查61号房的权属情况、是否有权处分其全部份额的情况一概不提。事实上，广州市海珠公证处未实施过任何审查61号房权属情况的措施。显然，《遗嘱公证书》不但不具备程序形式上的要件，连实质要件也不具备，应属无效。最后，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调取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的谈话笔录、视频、录音等资料，也没有询问广州市海珠公证处意见，没有查明事实，判决明显错误。四、61号房于2014年被全部拆除重建。公证遗嘱中指向的房屋已经被全部拆除，房屋物权已经消灭，公证遗嘱已经失效。首先，61号房实际情况原有的自建两层房屋已经在2014年前后被全部拆除，现在该位置上的房屋是一栋新建、自建，且未经审批报批的六层崭新大楼。其次，61号房原应是一栋仅仅只有两层的自建房屋。而郭某6自认在2013年末之前61号房确实是一栋仅为两层的自建房屋，且已经成了危房，需对其进行改造重建，郭某6还自认已支付上百万的巨额工程款。此外，郭某6提交的多张收款收据上均记载款项是“建房工程款”。从一般常理可知，如果仅仅是修缮房屋是不可能花费上百万工程款的，工程建设方也不应该在收款收据上载明款项属于“建房工程款”。显然，上百万工程款和收据上记载“建房工程款”这组证据恰恰证明郭某6的主张是虚假的。61号房被全部拆除并新建的事实才更符合证据的证明内容。此外，郭某6作为一审原告，仅仅提交了危房鉴定报告和收款收据和付费凭证，偏偏没有提交房屋修缮合同或设计、施工、建设合同。能拿出危房鉴定报告，却拿不出房屋修缮合同、设计、施工、建设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郭某6明显是为了掩饰、隐瞒61号房在2014前后已经被全部拆除并新建的事实。郭某6主张61号房因属危房而修缮，房屋主体未被拆除是虚假陈述，与事实不符。最后，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在2014年前后61号房被全部拆除，房屋物权已经消灭，不复存在。即使公证遗嘱真实合法，但其处分的是未拆除前的二层房屋的物权，而该物权在2014年前后已经消灭。即，遗嘱继承开始前公证遗嘱指向的房屋财产和物权都已经消灭。没有继承的财产和权益，自然不产生继承的后果，公证遗嘱应当无效或失效。同时，在原址新建的六层大楼是未按相关规定，未经审批报批、私自违建的房屋，依我国《物权法》的规定，非法建造房屋的行为不能设立物权。因此，无论是郭某8、莫某1，还是郭某6均无法取得新建六层大楼的物权，也不应当认为新建六层大楼包含在公证遗嘱的财产中，遗嘱受益人不能据此公证遗嘱继承2014年以后在原址新建的六层大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郭某1一方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郭某6答辩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对宅基地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认定，基于该宅基地上的房屋也是属于郭某6所有，核心观点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并非房屋是两层还是六层。原审被告郭某7未作答辩。2019年7月30日，郭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某6依法继承61号房的全部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郭某3、郭某1、郭某4、郭某2、郭某7、郭某5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郭某8与莫某1是夫妻关系，育有子女郭某3、郭某1、郭某4、郭某2、郭某7、郭某5、郭某6。莫某1于2015年1月15日死亡，郭某8于2017年10月23日死亡。双方当事人表示郭某8、莫某1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61号房为宅基地房屋，穗郊新字第182256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中载明：宅基地座落北山村龙吟大街52号，使用人为郭某8，结构为砖木混合，层数为2，建筑面积为108.87平方米，登记时间为1982年2月27日；2007年5月24日该宅基地座落更正为北山村龙吟大街61号。2008年6月26日，郭某8、莫某1分别在广州市海珠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订明“坐落在广州市61号房屋（《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编号：穗郊新字第182256号）是以郭某8的名义登记产权的，依法为郭某8与莫某1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我依法所占全部份额由我儿子郭某6一人继承，并指定为其个人财产，与其他人无关。”郭某6另提交了以下证据：1.郭某7及其丈夫莫国勋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2.户籍证明及银行流水。3.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转账凭证及收款收据。郭某1、郭某2质证表示：证据1不了解出具过程，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2该1000元是租金，不是生活费，是郭某6的岳母收取郭某8的房屋租金后再转给郭某8；证据3鉴定结论只能说明二楼有问题，确认建房支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郭某1、郭某2提交了一份郭某8的自书遗嘱，内容为：“北山龙吟大街61号2楼归我郭某8拥有，等我百年归老后由6位子女拥有使用权，其他人不得使用，祖先位不能搬出这间屋（二楼使用权由6位子女拥有），另1楼有1个房归郭某8拥有。郭某3、郭某4、郭某1、郭某7、郭某2、郭某某。立遗嘱人：郭某8。2015年3月29日。”郭某6质证表示，不清楚该遗嘱是否在被继承人自愿且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出具；该遗嘱没有两个不具有利害关系人的见证人，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的效力优于自书遗嘱，应当以公证遗嘱为准。一审法院认为：61号房为被继承人郭某8与莫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主张61号房为家庭共有财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郭某8与莫某1于2008年6月26日在广州市海珠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指定61号房由郭某6一人继承。该遗嘱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提交的自书遗嘱内容与公证遗嘱相抵触，根据法律规定，公证遗嘱的效力优于自书遗嘱，应以公证遗嘱为准。因此，郭某6主张61号房的全部份额按公证遗嘱由其一人继承，有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被继承人郭某8、莫某1遗留的广州市61号宅基地房屋（《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编号：穗郊新字第182256号）由郭某6继承全部份额。本案受理费17400元，由郭某6负担。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某8与莫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61号房，于1982年2月27日进行权属登记，虽登记在郭某8名下，实属郭某8与莫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主张61号房为家庭共有财产，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且与房屋的权属登记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提出分析意见如下：一、2008年6月26日，郭某8、莫某1分别在广州市海珠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言明61号房由郭某6一人继承。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对此本院分析认为：公证机关具有办理公证业务的专门职能，公证人员具备专业资质和专业水平，其办理公证业务有比较严格的程序与规范，因此，公证文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高度可信。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已有明确的规定。郭某1一方上诉提出：郭某8、莫某1的公证遗嘱是在受他人胁迫、欺骗的情况下做出，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立公证遗嘱时，郭某8、莫某1的精神状况、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极差，存在神智语言不清的情形，不具有足以理解立遗嘱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或能判断遗嘱中涉及的财产范围的能力；遗嘱公证书没有显示出公证人员有否向郭某8、莫某1讲解有关遗嘱和公民财产处分权利的法律规定，以及公证遗嘱的意义和法律后果，也没有显示公证人员审查、记录了郭某8、莫某1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对事物的识别、反应能力的情况，上述上诉意见缺乏足够的理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涉案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本案之继承应依公证遗嘱执行。二、61号房在2013年—2014年期间，主要由郭某6出资进行了改建、加建，当时郭某8、莫某1尚在世，目前并无材料显示其对郭某6的改建、加建行为提出异议，表明其对61号房由郭某6管理、使用和支配是认可的。如郭某1一方认为郭某6的改建、加建行为尚未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属于违章建筑，可另行向有关部门提出。郭某1一方的其他上诉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郭某1、郭某2、郭某3、郭某4、郭某5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彭国强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蔡晓静张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