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58560号原告：曾鑫，男，汉族，1982年6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方琪，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中，广东圣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桃花路15号嘉里福保仓储楼502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9051898A。破产管理人：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甘菲。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菲，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子健，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曾鑫与被告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泰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方琪、张兆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1月30日，原告与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润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约定润泰公司一次性支付原告65.15万元作为补偿金。后润泰公司一直未依约支付，原告遂申请劳动仲裁，深圳劳动仲裁委作出深劳人仲案【2019】4300号裁决书，裁决润泰公司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79072元、竞业限制补偿金54288元、律师费5000元，合计638360元。裁决生效后至今未履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19)粵03破申8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被告（破产管理人）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的职工债权公示称，原告是被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2018年9月在职职工平均工资6860.9元作为补偿金计算基数，最终确定原告的职工债权为51456.75元。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异议，之后收到被告《职工债权复核结果通知书》，复核结论为：曾鑫的职工债权为51456.75元。原告并非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律上有严格的定义。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的内容来看，原告均不构成高管条件。但被告债权公示和复核结果通知书中，却又依《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错误认定了原告的职工债权数额，是因对原告身份认定错误所致。《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第四十九条分别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经理由董事会任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以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聘书、委任书或公司章程等确定其身份并记载在法定文件中和公开于工商登记信息中。故被告应支付原告的638360元是原告依法享有的劳动者权利，理应全部认定为职工债权。据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确认原告享有金额为638360元的职工债权；2.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用5000元；3.请求判决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以上金额合计：643360元。被告答辩称：1.结合原告的工作岗位职责、收入等因素，综合认定原告应该属于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原告的工作岗位为被告副总经理，有权在公司人事调动、员工工作、绩效考核等方面代表总裁办发表意见，统筹并审核公司物流部、人力行政中心、物流部、福保业务中心等部门的工作，其工作职责涉及公司的整体利益；2.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72384元，而被告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860.9元。原告的工资远远高于被告的普通职工，原告应当属于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3.根据破产法第113条第三款的规定，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作为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月平均工资应按照被告的职工月平均工资6860.9元计算。原告在被告的工作时间为2011年5月至2018年9月。润泰公司应支付遵循7.5个月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为51456.75元（6860.9元*7.5个月）。因此，管理人认定原告的职工债权为51456.7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高出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可以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因此，管理人将原告的债权638360元减去职工债权51456.75元，得出的586903.25元。这一部分是可以作为普通债权受偿的。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职工债权应该是51456.75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3日作出深劳人仲裁【2019】4300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原告于2011年5月27日入职被告，岗位为副总经理。2018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记载经双方协商，同意于2018年11月30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65.15万元作为经济补偿金。被告向原告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其上记载，原告的薪资收入为72384元/月。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结果为：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072元、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经济补偿54288元及律师费5000元。2020年4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粵03破申8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6月1日，该院作出（2020）粤03破338号决定书，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原告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关于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工债权公示》，载明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对被告的职工债权进行调查，依法认定100名职工的债权，其中八名公司高管的补偿金计算基数为公司2018年9月在职职工平均工资6860.9元。后附列表中载明原告职务为执行总裁，被认定为公司高管，原告的职工债权金额为51456.75元。该列表中管理人共将申报债权的8名人员认定为公司高管，分别为执行总裁、副总裁、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财务经理、2名物流总监、战略部总监和运营总监。原告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管理人于2020年8月5日作出《职工债权复核结果通知书》，认为：由于管理人未接管到润泰公司详细的人事、架构材料,管理人暂将该生效栽决书确定的金额作为债权判定依据。润泰公司职工平均工资为6860.9元，原告在润泰公司工作时间为2011年5月至2018年9月，润泰公司应支付7.5个月经济补偿金，为51456.7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高出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可以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清偿。因此，将深劳人仲裁【2019】4300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638360元减去职工债权51456.75元为586903.25元部分可作为普通债权受偿。据此作出复核结论为原告的职工债权为51456.75元。另查，被告在本案中提交代亮等6人的《2018年1月度工作绩效考核表》、朱蒙蒙、邓小红的《试用期、晋升、降级表现评定表》，共同证明原告有权在公司人事调动、员工工作绩效考核等方面以“总裁办”或“总裁”职务发表意见，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司的人力行政部门。所有公司内部非高管人员的人事文件均会有原告的签字审核。这并非代表原告对整个公司所有的员工（非高层管理人员）具有调动、考核等决策性意见，而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人事职位形式意见。因此，不能以原告在人事文件上具有签字就认定其为高管。另外，原告属于公司总裁办的一员，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协助人员和执行人员，并非只要是在总裁办挂名的人员就一定是高层管理人员。原告是有在总裁办意见处签名，但其签名是要公司高层人员同意方可在总裁办意见处签名，也就是说原告负责人力部门工作，并在总裁办挂名，据此认定原告为高管不合理。原告庭审后提交的保缴费记录显示，原告在2017年5月-2018年4月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数均为4000元以上。原告未提交2018年5月之后的保缴费记录。被告庭审后提交深劳人仲裁【2020】461、1717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原告月工资远高于润泰公司副总经理蔡昌富、杨学强月固定工资。根据润泰公司最后一次社保缴费记录（2018年9月），原告社保缴费基数与润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伟、副总经理蔡昌富、副总经理杨学强的缴费基数相近，均高于公司普通职工的基数。结合收入水平因素，原告应为润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查，原告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数均为8246元，原告公司仅有原告、高伟、蔡昌富、杨学强、王小东的缴费基数在8000元以上。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2018年9月社保缴纳基数属于异常调整，不应作为高层管理的证据。被告提交（2019）粤0304民初115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7页载明原告陈述称：被告已于2018年10月27日召开董事会将原告辞退。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已经福田法院（2019）粤0304民初11368号判决书撤销。另查，被告章程第七章经营管理机构及经理：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庭审中，被告确认：1.公司章程未另行规定公司高管，认定时主要综合考虑工作岗位、职责、收入水平等因素；2.部分技术岗位工资高于管理人员工资，但因仅负责技术工作，不会对公司业务经营等产生较大影响，故而未认定为高管；3.润泰公司的权力架构为：总裁办；总裁办下设营运中心、人力行政部、战略部、财务中心；营运中心下设关务部、商务部及物流部。总裁办共有5人，为高伟、蔡昌富、杨学强、曾鑫及王小东。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认定为被告公司高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原告不是上述条文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告公司章程亦未另行规定公司高管，故原告并非法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是，由于公司法仅从职务上界定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而实践中公司结构及岗位设置往往存在较大的灵活性，若仅按公司法规定的职务认定高管，将可能出现相关认定与公司实际情况相悖的情形。因此，是否属于公司高管，还应结合该职工的工作岗位、职权、薪酬等因素综合确定其是否在公司层面享有经营管理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本案中，因管理人未提交被告公司人事、管理构架的相关材料，本院仅依据现有证据对原告的任职情况予以认定。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被告的权力架构为总裁办下设营运中心、人力行政部、战略部、财务中心等。其中总裁办共有5人，分别为高伟、蔡昌富、杨学强、王小东及原告。从原告任职的部门来看，其隶属于被告的最顶层的部门总裁办。从被告提交的代亮等6人的《2018年1月度工作绩效考核表》、朱蒙蒙、邓小红的《试用期、晋升、降级表现评定表》显示，原告在公司人事调动、员工工作绩效考核等方面以代表“总裁办”或“总裁”职务发表意见，且总裁办的王小东的绩效考评表也是通过原告在总裁的审核签字确认。从原告的签名确认的事项来看，原告显然享有被告公司层面上的人事管理和决策的职权。对于原告主张其系受高层指示执行并签字，仅有签字权没有决策权的抗辩，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审核被告人事事项后仍然需要被告的更高层人员进行审核，对于原告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原告也确认其2017年9月-2018年8月月平均工资达到了72384元/月，且其在2018年9月社保缴费基数与公司总裁办的其他高层人员相近，均为8000元以上，从原告的工资收入及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判断，原告的薪酬收入水平显然也符合公司高管的收入。综上，原告在工作岗位、管理职权、及薪酬收入等情形均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本院据此认定原告属于被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原告主张劳动债权经生效仲裁裁决认定，依法其债权应全部认定为职工债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优先清偿的诉请，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的诉请，没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鑫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233.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泰仁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曾舒萍书记员  富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