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03民初4132号原告：曹婷，女，1984年10月5日生，汉族，无业，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锦冰，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浩然，男，1993年10月13日生，汉族，无业，身份证住址济南市市中区，现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春，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浩，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曹婷与被告姜浩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锦冰、陈奕，被告姜浩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春、赵同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4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1年1月13日的利息为41390.5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经朋友介绍，原告认识了被告，被告声称专业办理香港车牌，承诺可以有偿办理，原告遂委托被告办理此事，分别于2018年4月29日、2018年5月1日和2018年5月2日通过手机银行共转账400000元给被告，且微信聊天中被告承诺三个月内如办理不成功，退还全部费用。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未能办成上述委托事务。原告遂要求被告按照约定退还所支付的费用，但被告始终置之不理。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多次索要未果，无奈诉之贵院，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姜浩然辩称，一、原告请求返还全部费用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并未约定具体履行期限，直到2020年12月2日原告仍在要求被告“给个准确的时间”说明双方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并未对具体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更未约定如三个月办理不成功，退还全部费用。二、被告一直在积极履行职责，目前已花费21.6万余元人民币，基本完成委托事务但因疫情及原告不履行配合义务等不可归责于被告的因素，导致受托事务迟迟未能完全办结。三、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1.被告从未向原告声称自己专业办理香港车牌，自始至终都在说是找人帮办、代办。2.办理的也不是香港车牌而是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港珠澳大桥口岸）即俗称的两地牌照指标，而非原告所述香港车牌。3.针对原告的询问被告从未置之不理，而是有问必答。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曹婷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并陈述了证据的证明内容：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宗，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办理香港车牌号，被告承诺三个月办理不成功退还全部费用，被告未办理成功；2.交通银行流水截图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按照约定支付40万元的预付款给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从未承诺三个月办理不成功退还全部费用，而且被告未完成办结是由于疫情及原告不履行配合义务等不可归责于被告的因素造成；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确实已经收到40万元。被告姜浩然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并陈述了证明目的：1.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证据1、2证明：①2018年5月11日被告转给王某10万元；②2019年5月-2021年1月被告转给香港苏某勇共计735164元。3.企业服务协议；4.深圳市诺维德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勤辉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诺德贸易有限公司登记证；证据3、4证明：被告积极履行了约定义务，由深圳市财神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曹婷注册了深圳和香港公司。5.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车辆登记文件及车辆照片，证明被告为原告办理车牌指标需要购置了香港车辆，车牌号为ＶＲ×××××；6.东茂保险代理（国际）有限公司缴款通知书，证明被告为办理车牌指标所需车辆缴纳保险费用3180.13港币（合计人民币约2862元）；7.运输署香港牌照事务处、运输署九龙牌照事务处收据，证明被告为办理车牌指标所需车辆缴费15328港币（合计约13795元人民币）；8.廖记停车场收据、新记停车场收据、加油单据，证明被告2018年9月为办理车牌指标所需车辆停车共缴费1536港币，加油花费200港币，合计约1562元人民币；9.億信停车场收据，证明被告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2月期间为办理车牌指标所需车辆共计缴纳停车费16200港币（合计约14580元人民币）；10.里程汽车维修公司发票两张，证明被告在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期间为办理车牌指标所需车辆验车共计花费检修及停车费用，共计12500港币（合计约11250元人民币）；11.境外商户申请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港珠澳大桥口岸），证明办理两地车牌指标所需材料及步骤；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已依约履职，为办理车牌指标已向王某支付10万元人民币，向香港苏某勇支付港币128944元（合计约116049元人民币），上述花费总计约216049元人民币。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被告没有办法证明转账给王某的交易是用于本案所诉办理车牌的款项；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转账给苏某勇的转账款项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该协议是被告与深圳市财神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原告对被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不知情，并且无法证明该份协议是用于办理原告的车牌，在原告和被告的聊天记录中被告多次给原告称自己也在办理香港车牌，所以被告提交的协议是自己办理车牌的费用；对证据4深圳市两家公司真实性确认，登记证无法确认真实性，因为无法核实，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本案中原告只办理一个车牌，被告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注册了深圳市诺维德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勤辉科技有限公司，但成立两家公司后并没有实际运营，没有缴纳税务，也没有做年审，导致这两家公司经营异常，原告发现后催促被告处理该两家公司经营异常问题，被告要求原告配合注销该两家公司，所以成立该两家公司并不代表被告有积极履行义务，反而导致原告的征信出现问题；对证据5-11三性均不确认，因为2019年6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告知原告他自己在香港买了车，车一直放在香港，停车费全部费用都是被告自己在香港办的，所支付的费用与原告无关。经审查、核对，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将另行进行综合分析作出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曹婷与被告姜浩然经朋友介绍相识，于2018年4月17日成为微信好友。原、被告通过微信聊天，原告向被告咨询关于内地人员、车辆办理香港号牌的事宜，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18日通过微信聊天告诉原告可以办理，需要50万元，并称：“主司机我可以帮你找人。你只能添加成为副司机。就可以开车往来香港了”。2018年4月20日至4月24期间，被告微信称“要先打40万。然后出牌再打12万元”；原告回复：“是不是要签一份什么东西呀……”；被告称：“香港驾驶证我帮你换。用我家的住址证明就好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也签一份吧”;原告称：“没事，反正你看怎么帮我弄，你就到时候跟我说吧，反正就交给你去处理吧，别人我就还那个啥的，反正你的话我就交给你去处理就好了”；被告称：“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公司，申请完公司之后用公司去申请两地车牌，两地车牌他会发一个牌，不也就是那个车牌的一个一个”、“……我们拿着这个牌簿去买一辆车，然后把牌挂上之后就可以了”、“同时我会用你的内地驾照，还有我的香港的住址证明，然后来帮你更换，直接更换香港的驾照，你这样就有了香港驾照了，你就可以两边都可以开车了”、“香港的话都是右舵，没有左舵车，其实开起来是一样的，大概开个20公里基本上就熟悉了”；原告称：“浩然你要了解清楚哦，因为我有了解到说现在这个牌啊，已经发放完了噢……现在申请还有吗？”;被告回复：“你放心吧，都是新申请的，然后那个如果是申请不下来的话就把钱全都退还给你”、“姐，钱转了通知我，我给那边转过去”。2018年4月27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被告微信称：“姐，我这边和人家约的时间到了，你安排一下款吧”、“到时候收到纸质合同，我签好字复印一份给你”、“姐，今天要打钱给我了”、“那个你今天能不能打给我，你今天打给我，因为我这边帮你垫上了，垫上之后明天我也需要钱，因为答应了另外一边的人，明天要付钱给人家”；原告于2018年4月28日回复：“晚一点可以转一部分给你，因为我只能手机转了，现在这个时间用手机转的话，一就是有限额啊，一次不能转那么多啊”；原告于2018年5月1日回复：“浩然，我刚刚去银行，银行今天不开门，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先帮我转过去，明天上午送完孩子，然后就去银行转给你，已经转了10万了，明天再转30万”；被告回复：“好的，那明天一早我等你”。原告于2018年5月2日微信称：“已转共40”；被告同日回复：“收到了”；原告问：“大概多久办的下来呀？”；被告回复：“要看排期了……我们这前我那个朋友买的他是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现在还刚刚出了排簿，排簿出完了还要等牌子，怎么也要几个月吧”、“我会及时的跟你说这个牌子的进展的，因为我也买了一个，然后你也买了一个，然后就是咱们俩一起买的，就是我这牌子的进展，也是你这个牌子的进展，所以我会及时告诉你的，现在的目前来说应该先用我的名字，然后先注册公司，等公司注册下来以后，然后再开始申请牌子，基本上流程就这样”；原告回复：“好的好的，帮我尽快一点啊，好像很快就通车了”。在原、被告进行上述微信聊天期间，原告曹婷于2018年4月29日通过其手机银行向被告姜浩然转账汇款5万元；2018年5月1日通过手机银行向被告转账汇款5万元；2018年5月2日通过“智易通”向被告转账汇款30万元，汇款摘要记载“办理港澳车牌”。2019年3月13日，原告曹婷向被告发微信：“浩然，早，最近忙晕了，那车牌现在怎样了啊”；被告回复：“我们的车牌都在等车和主司机。车容易，主司机找不到香港人。那天你老公说他可以找到”、“因为香港政府未发牌，所以一直没有催我们。我也是一直没过问公司，我明天飞机到广州，会过去香港问这件事情”；原告回复：“因为说实话办这个车牌呀，一点都不便宜的哦，很贵的哦，这么贵他都不帮包司机的话，是有点过分了哦”；被告回复：“就只是挂着主司机。想把你加进去副司机，以后就可以自己开了”、“你问一下哪家公司配主司机……”、“我三张牌，原来两个朋友是主司机。结果一个朋友自己买了，就只剩一个主司机，然后租了一个主司机”、“我和你一样，都还差一个主司机”。2019年5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浩然，现在香港车牌到哪步了”；被告回复:“现在是香港政府没有新的牌子发出来。我们需要找一下主司机。然后买一部车，等着香港政府发牌。也没说什么时候发牌，所以他们也没催我们”。2019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浩然，香港车牌现在什么情况啊”；被告回复：“能办。这几天有消息，我也一直在催”；原告回复：“……拖了这么久了，能不能办就看怎么样嘛，不能办就算了，不能办我就不办了也没所谓”；被告回复：“我都想算了，关键钱都给人家了。我问问看能不能退吧。拖到无奈，唉”；原告回复：“对呀，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太久了，没有任何意义啊”、“能退就退吧，我已经等不起了”、“没有任何意义了”、“能帮我退掉就退吧，等了这么久，真的拿回来也没意思”;被告回复：“如果能退，我全部退回。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原告回复:“好的，拜托你了“；被告回复：“其实我也很不好意思。感觉让你也跟着吃亏了”、“我现在香港的车还在车库，每个月都要交停车费。亏死”；原告回复：“没事，我理解的，帮我尽量退了吧，拖那么久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这个牌的意义了”。2019年8月2日，被告向原告发微信：“政府肯定会出牌的……就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珠港澳大桥已经建成了，但是香港那边还没有通车，就说只通车了一部分，他的路还没有修好……”；原告回复：“对呀，如果说可以有牌发，那我肯定就要等啦，我肯定就是那我花这么多钱肯定是想要这个牌对不对？……你这边追紧一下吧，如果OK的话就立马拿下来……”；被告回复：“对，现在就是你想花钱办也不能办了，就是说珠海市和广东省公安厅已经不再接收注册公司办这个珠港澳大桥车牌的这项业务了，香港也不再接收申领珠港澳大桥牌的这个业务了，就关闭这个窗口了，但是在关闭之前我们已经提交了申请，也就是说新的最少是5000张牌，里面就有我们的，它一旦发出来，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拿到，我们现在在等牌了”、“所以说我只能跟你说，就是好事多磨吧，因为没办法，这个香港的这个修路的这个能力啊，和我们中国的这个节奏不一样，导致我们迟迟没发牌，确实压了很多人”、“其实你放心，车牌一定出来。这个钱咱们丢不了”；原告回复：“好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啦，就是我担心呐，等一下牌又出不来，我们钱给了这么多对不对啊？然后又拖太久了，是真的拖的太久了，如果你拖到几年后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被告回复：“我其实一直在追他们，但是他们说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香港政府不发牌，我们内地也没有办法……如果这个牌不发了，比如政府明确表示不发了，没有了这个牌，那么我们的公司就会去掉公司的费用，就是说注册公司啊，这些就是万把块钱，剩下的钱是退给我们的，但是现在没有表示不能发出，而是说暂时不发，是因为流量过大，所以我们是有机会的，而且我们都已经申请完了，这个钱我们丢不了，然后牌子将来一定会给我们，而且会升值的”；原告回复：“好的好的，浩然，辛苦你哈”；被告回复：“我文字形式：你申请的车牌是用我的名字，如果不能出牌，这钱没了。我赔你”；原告回复：“好的好的，当然我希望能够出牌，因为我花钱花这么多钱，然后花这么多时间，那肯定是想要这个车牌呀，对不对”；被告回复：“……所以呢，一定会，我们内地政府一定会催促这个香港政府抓紧时间发牌，所以这个牌子是一定会申请出来，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有一天这个牌子不出来了，这个钱我退给你”；原告回复：“好的，好的”。2019年10月25日，原告给被告发微信：“……那个车牌的事情怎么样啊现在还能不能搞得出啊？如果搞不出的话叫他退钱，算啦，因为现在真的好紧张，然后我也没有车开，本来是说等这个香港车牌能搞定的话就买台车回来开吗？然后这里又怕没有车开，然后又没有钱，又怕等一下买了，这边买了车以后又怕那个车牌又搞定了，又多一台车又麻烦，现在是怎么样啊？搞得我们现在好焦虑，真的借了钱来搞这个香港车牌他拖了这么久还给利息”。2020年8月3日，原告给被告发微信：“能不能办都要给个回复吧，可以办那就给个时间，你当时承诺三个月就可以办下来，现在从我转钱你到现在都几年了，还没把粤港澳两地车牌办下来，如果不能办理，也请你尽快处理相关事宜，把钱退给我”；被告回复：“我已经终止报税，正在想办法办理相关退款，目前还在争取”。2020年8月4日，原告回复：“好的，尽快解决吧，不能再拖了”；被告回复：“如果能退给我，我第一时间转给你”、“人家现在让再继续缴纳牌费，才有机会出牌。我们肯定不能再往里面垫钱了”、“及时止损”、“我已经停止办理了，但是办了这一半，估计要扣掉费用。具体怎么样我还没和他们公司谈”、“关键还是用的我名字，还关系到我的征信。我比你还要头痛”、“香港现在的局势，你也知道。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原告回复：“我肯定只对你，我的都是你在代理”；被告回复：“我是帮你忙，不是代理。有专业的代理公司负责”、“我们是付过代理费用的”、“钱不会随便打水漂。我肯定帮忙到底。是时间问题”；原告回复：“你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当时是你承诺给我的，既然现在你办不下来，那你现在要把钱退给我啊”、“我相信你，所以一直在等你”；被告回复：“我帮你买一部牌子，这是没错的。买不到我会把钱退给你。现在是办手续，国家没有放批，我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执意要强退，我也可以问问强退怎么处理”；原告回复：“浩然，两年了”；被告回复：“你可以去香港看看，我买的车都放在那成废铁了”、“我找谁说去。我强退扣我20万，你愿意接受吗”；原告回复：“当时说好的三个月就可以出牌”；被告回复：“我去找他吧，不行强退，我们都等不起了”、“明天我给你消息，我还是准确的消息问清楚告知你”。2020年8月6日，原告给被告发微信：“浩然，又过了三天了，什么时候可以把钱退给我”、“我不可能再等了，已经三个年头了”；被告回复：“那就是你决定要退？”；原告回复：“从来没有一个正面回复，也没有时间确定，你要我等到猴年马月”；被告回复：“唉，给你说不明白了。牌子的钱已经全部花出去用来办理相关资料的费用。发牌的时间完全由政府决定。出现疫情及其它政治原因，谁也无法左右”、“你可以选择退，我估计也只能退出你打进公司的用来运营的费用，具体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人家给不给退还说不准”、“总之，我会帮你把这个牌买好，目前珠港澳大桥也未开通，无法正式通关。所以你有牌也不能开车。所以大家都在等，你不要着急”、“还有，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不要找我要钱，我不欠你钱，我是帮你买牌子。牌子如果买不到，我会最快的速度退款给你”；原告回复：“我不可能再等了，当时说好三个月可以办理出来，现在都三年了还没任何进展，也没有期限”；被告回复：“你确定不等了，我就问询退办手续，然后看看还剩多少钱？退给你”、“你看如何”；原告回复：“到现在都不能给确切答复给我那就把钱退给我吧”；被告回复：“好，我问一下可以退多少钱”。2020年9月26日，原告给被告发微信：“浩然，又过两个月了”；被告回复：“我下周回香港，会处理这件事”、“别抱太大希望。我都感觉凉凉了”、“能把钱要回来，就非常完美了”；原告回复：“车牌办不了，钱肯定要退回来啊”；被告回复：“是啊。关键他也没说不办，而是让等。我们肯定等不起”。2020年12月2日至12月9日期间，原告给被告发微信：“浩然，现在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还能不能申请这个港珠澳大桥的两地车牌，如果可以申请也请你给个准确的时间给我，我已经等了你快三年了，如果不能申请下来就麻烦你尽快把钱退给我，谢谢”、“浩然，你一直拖着不处理这件事情已经对我造成了很大影响，你可以尽快处理好用我名义注册的两家公司事宜，然后把我转给你的钱归还给我，谢谢”；被告回复：“公司的问题我已经让他处理了。不然你需要花钱养着这个公司，你也不愿意”、“至于车牌的问题，我希望你也别明白装糊涂”、“我给你解释过几次了，我是帮你买，不是卖给你，你能理解帮的这个字吗”。2020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微信：“如果你想退钱，我要问下那边怎么退”；原告回复：“其他事情我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我只认可你的承诺，你当时答应我三个月办不下来就全额退款给我，希望你尽快兑现”；被告回复：“如果你个人觉得我是在骗你，不是在帮你，那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处理。不必告知我”、“你如果不理解这件事，你可以去弄明白。希望你对我客气点，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原告回复：“那你这个星期把钱退给我吧”；被告回复：“现在有一张车牌已经出牌，需要去买保险，挂牌。全部搞定后我会将全套车牌交给你，配合你将所有手续转入到你的公司或者你全额持股车牌公司”；原告回复：“你已经耽误了我三年的时间了，而且你现在也给不了确切的时间给我，我现在拿这个车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麻烦你退钱给我吧”；被告回复：“如果你想退款，我会将办理过程中出现的费用扣除后，把剩余的钱退还给你”、“车牌已经办理完成，你需要去香港买一部车，然后买保险，那边工作人员会配合你挂牌”、“关键你愿意去吗”；原告回复：“不用和我说这些了，退钱给我吧”；被告回复：“好，你确定要退钱。我会问清楚花了多少费用，然后尽快退给你”；原告回复：“麻烦你这个星期帮我处理好”；被告回复：“我尽量争取”。2020年12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浩然，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退钱给我”；被告未予回复。原告2021年3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同日登记为诉前调解案件，案号为(2021)鲁0103诉前调2949号，后因调解未果，本案转为正式立案审理。被告姜浩然主张，为帮助原告办理涉案业务已实际支出各种费用共计216049元，至今未能完成的原因系因疫情、香港政治问题及原告不配合等原因。被告姜浩然为此提供姜浩然（甲方）与案外人深圳市财师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企业服务协议》，记载，乙方为甲方提供办理港珠澳车牌及准备办理车牌的相关资料等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协议全部服务费人民币35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天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10万元；甲方在完成车牌申请工作时应于三天内付清第二笔款10万元；甲方在完成拿到车牌指标工作时，应于三天内付清尾款15万元；在办理期内，因甲方主动提出暂停服务，视为甲方违约，乙方不退回已付款项；如果因为乙方的操作导致甲方需求的服务无法完成，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退回已收款项；在申请时，如因政策变动导致甲方完全不符合申请条件，甲方可以申请终止该协议，不视为甲乙双方违约，乙方退还甲方已付款项的50%；此次服务由乙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全权办理等。被告提供的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清单记载，被告姜浩然于2018年5月11日向案外人王某转账汇款10万元；于2019年5月至2021年1月期间向案外人苏某勇转账汇款共计635164元。被告姜浩然主张上述转账给苏某勇的款项中含有为原告办理涉案车辆牌照费用（含购车款6万元）计128944元港币（折合人民币116049元），加上给案外人王某的10万元，共计支出216049元。被告提供了深圳市诺维德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婷）、深圳市德勤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婷）和诺德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婷）的营业执照，称该三公司系因为原告办理涉案业务而由深圳财师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在深圳和香港两地注册的公司，系将来申请通过后先将车牌办理在原告所属香港公司名下，再基于香港公司与深圳公司的隶属关系，都归原告所有，则车牌也归原告所有；提供了车牌号为ＶＲ×××××、车主为姜浩然、登记日期为2018年8月27日的车辆登记文件，称该车辆系为了给原告办理涉案业务购买的车辆等。本院认为：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原告曹婷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下列事实：一、原、被告于2018年4月通过微信聊天就委托被告代办港澳两地车牌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申请代办该项业务，费用共计52万元，先付40万元，办理完毕后再付清剩余的12万元；如果申请不下来的话被告承诺全额退款给原告；双方未明确约定办理的期限和其他违约责任；二、原告于2018年4月29日至5月2日期间向被告转账汇款共计40万元。根据被告姜浩然提供的企业服务协议、银行交易清单、营业执照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姜浩然在与原告达成委托代理协议的同期，于2018年5月2日与案外人深圳市财师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签订企业服务协议，转委托该公司代办涉案业务，并于2018年5月11日支付给王某10万元作为定金；协议上同样没有约定具体办理期限；案外人深圳市财师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收取了被告姜浩然预付的定金10万元，并以原告曹婷的名义为办理涉案业务注册了深圳市诺维德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勤辉科技有限公司和诺德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上述企业服务协议签订的时间、支付定金时间与原、被告之间达成口头协议和付款时间相符，结合案外人深圳市财师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接受被告姜浩然转委托后以原告曹婷的名义注册三家公司的事实等相互印证，本院应予确认被告姜浩然接受原告曹婷委托后又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代办及支出定金10万元的事实。原告曹婷与被告姜浩然于2018年4月达成的口头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过分简单，未约定明确具体的办理时限、违约责任等重要内容，原、被告均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曹婷已经按照协议约定于2018年5月2日向被告姜浩然支付了预付款40万元；截止本案诉讼，被告姜浩然仅履行了部分约定，即转委托案外人代办涉案业务并支出了代办费用定金10万元。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记载，原告曾经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提出退款，被告答应向代办方询问退款事宜；2020年8月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提出退款要求，被告于2020年8月4日回复已经停止办理、及时止损，但估计要扣除已支出的费用；2020年12月9日原告再次提出退款，被告明确表示“好，你确定要退钱。我会问清楚花了多少费用，然后尽快退给你”。根据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原、被告最终于2020年12月9日口头达成解除委托合同、扣除实际支出的费用后退款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仍然含糊，未能明确退款的具体数额和时限。综上，原告曹婷请求被告姜浩然返还涉案款项，符合双方多次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理由正当，合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但鉴于双方之间的协议内容含糊不清，未明确约定具体办理时限、违约责任等重要内容，应当视为双方协商解除委托合同，被告因履行合同义务实际支出的费用10万元应当予以扣除。被告姜浩然主张实际支出216049元，未能提从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对其相应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并未约定明确的违约责任和付款时限，原告请求被告自收到涉案款项之日起支付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应当自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姜浩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曹婷人民币30万元。二、被告姜浩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曹婷利息损失，以人民币30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3月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曹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21元，减半收取3961元，由原告曹婷负担1061元，被告姜浩然负担2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计方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孟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