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富鸣，男，198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英，广东方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冠桦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蝴蝶岭宏泰工业区（厂房A4）2-3楼。法定代表人：温任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朝略，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玉鸣，女，198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法定监护人：李某，系黄玉鸣母亲。原审被告：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北坑南胜村村口铺位之三。经营者：黄富鸣。上诉人黄富鸣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冠桦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桦公司）及原审被告黄玉鸣、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以下简称裕众劳保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7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黄富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英、被上诉人冠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朝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富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冠桦公司对黄富鸣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冠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富鸣确实不是“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黄玉鸣自小腿脚不便，黄富鸣的父母担心其百年之后女儿黄玉鸣无人照顾无所依靠，遂建议黄玉鸣开个店经营独立谋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下黄玉鸣才开设了“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注册号440781600354694）。黄玉鸣开设这个劳保店，黄富鸣的父母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黄富鸣作为家中唯一身体力壮的男丁，有时黄玉鸣叫黄富鸣去帮忙拿下货、搬下货或者帮忙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黄富鸣能帮都尽量帮忙。但黄富鸣这个帮忙完全是无偿的非经营性质的，黄富鸣从来没有在这个劳保店获取任何利益。根本就不存在黄富鸣利用黄玉鸣特殊的身体状况逃避经营责任的问题。（二）本案也没有任何有力证据可以反映黄富鸣为“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一审判决认定黄富鸣为实际经营者存在重大错误。本案中，冠桦公司要求黄富鸣承担货款支付责任的主要证据是一份《还款计划》，但该《还款计划》中并没有黄富鸣的签名确认，该还款计划中“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印章也并非黄富鸣加盖的，显然该还款计划的内容不能对黄富鸣发生法律约束力。况且即使按照《还款计划》的内容来看，里面已只是陈述了“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曾委托黄富鸣先生在冠桦公司处拿货，根本无法反映黄富鸣为劳保店的实际经营者。案涉的145028元是黄玉鸣当时以口头方式委托黄富鸣代为支付给冠桦公司的，黄富鸣与黄玉鸣之间是兄妹关系，因此当时并没出具书面的委托书也是符合常理的。况且，委托付款在商事活动中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为，而且是不获利的行为，若因黄富鸣无偿无私的帮助行为反而要黄富鸣承担不利的后果，确实是有违公平原则。黄富鸣虽然受黄玉鸣委托曾到过冠桦公司处拿货，但不代表冠桦公司供应给“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货物都是黄富鸣去拿的。从冠桦公司补充提供的送货单据可以反映，不少货物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发货的，部分货物还是直接送货上门直接由黄玉鸣收取货物的，所以即使黄富鸣曾到冠桦公司处拿货也根本证明不了黄富鸣是实际经营者。更为重要的是，纵观本案所有证据，最多只能反映黄富鸣有曾经到冠桦公司处提货、向冠桦公司付款的行为，但并不能反映劳保店与冠桦公司之间的所有交易均是由黄富鸣实施的。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黄富鸣全程跟进冠桦公司这一个客户的所有事宜，但因“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并非就只有冠桦公司一个客户，“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业务范围也并非只有采购口罩一项，那么本案的证据也远远达不到可以认定黄富鸣为劳保店实际经营者的证明标准。（三）冠桦公司举证的送货单没有黄富鸣、黄玉鸣的签字或者“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盖章，是其为了拼凑付款金额而制作的，是无效的单据，且明显自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判案的依据。如交易记录表序号12的三份送货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的送货单显示是“款到发货”，但是冠桦公司却主张这三张送货单对应的货款金额是黄富鸣举证的2017年11月14日的372元微信转账及12100元，二者时间明显相矛盾，且金额也不对应，即使按照冠桦公司的主张，这12472元也不是支付后续的货款，应当予以扣除。（四）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本案错判，恳请二审法院纠正。本案中，冠桦公司主张黄富鸣、黄玉鸣及“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拖欠货款，而黄富鸣一方已经举证受托支付了14万多，已经足额涵盖了案涉诉请的所有款项，黄富鸣一方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此种情况下，若冠桦公司主张黄富鸣支付的款项对应的不是案涉诉请的货款则应当由冠桦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如前所述冠桦公司举证的证据是不具有效力的证据，根本证明不了黄富鸣支付的款项并非对应案涉款项。退一万步说，即使冠桦公司举证的证据是有效的，最多也只能证明后续“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与冠桦公司存在交易，也证明不了黄富鸣支付的款项对应的不是案涉诉请的货款。此种情况下应当由冠桦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黄玉鸣目前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可能让一审法院先入为主，误会是黄富鸣利用黄玉鸣的特殊的状态逃避责任。但实际上，正是因为黄玉鸣目前这种状态才导致黄富鸣无法举证到更多有效的证据（如黄玉鸣经营期间的客户资料、与客户的沟通情况、经营情况、付款情况资料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黄富鸣才是本案的受害者，希望二审法院能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冠桦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富鸣系“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注册号440781600354694）的实际经营者，黄玉鸣仅是该用品店的名义经营者，黄富鸣辩称其是受托管理，目的仅是为了逃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从黄富鸣提交的微信及支付宝支付记录，以及黄富鸣本人在一审庭审时自认是其本人到冠桦公司处拿货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黄富鸣才是该劳保店的实际经营者，而非黄玉鸣在经营。（二）如果黄玉鸣是实际经营者，不可能冠桦公司从未与黄玉鸣有联系，也不可能支付的货款全部是黄富鸣支付。在根据黄富鸣提交的证据及庭审其自认的事实可以初步证明黄富鸣才是实际经营者的情况下，冠桦公司不可能、也在法律上无法对“黄玉鸣是实际经营者”这一不存在的事实举证，若黄富鸣认为黄玉鸣是实际经营者，而黄富鸣不是实际经营者，应由黄富鸣及黄玉鸣进行举证，在其无法举证的情况下，黄富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且黄富鸣称其是受托付款，但其也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对应货款后，存在黄玉鸣向其付款的事实，故其所谓委托付款的陈述根本与事实不符。因此在黄富鸣是实际经营者的情况下，黄富鸣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三）退一步而言，假定黄玉鸣和黄富鸣均参与了该用品店的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黄富鸣与黄玉鸣也是属于家庭经营，其作为家庭成员也应当对经营所产生本案债务承担责任。黄玉鸣、裕众劳保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冠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富鸣、黄玉鸣、裕众劳保店立即向冠桦公司支付口罩货款100000元；后冠桦公司变更该项诉请中的货款为6499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富鸣、黄玉鸣、裕众劳保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8月5日核准登记个体工商户“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注册号440781600354694），登记经营者为黄玉鸣，于2018年6月26日注销登记；于2018年8月13日核准登记个体工商户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781MA524ML54B），登记经营者为黄富鸣。黄富鸣与黄玉鸣系兄妹关系，黄玉鸣现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冠桦公司提供的《还款计划》，载明：台山市裕众劳保黄富鸣先生自2016年8月27号至2016年11月23号分别在冠桦公司拿货金额为107990元，2017年5月2日还款5000元，截止今天实际欠款102990元，现分期还款计划，必须每月30号前至少还款5000元，直至还款结清为止，经欠款人确认无误。落款栏欠款人签名处加盖了“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印章。上述日期后，黄富鸣向冠桦公司付款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7月17日支付5000元、7月26日支付1120元、7月29日分两笔支付5000元及11680元、8月16日支付7620元、8月26日支付9180元、9月8日支付5312元、9月14日支付10430元、9月16日支付5000元、10月17日支付5000元、11月1日支付7168元、11月14日分两笔支付372元及12100元、11月17日分两笔支付2400元及2600元、11月22日支付3834元、11月24日支付52元、12月12日分四笔支付6180元、2400元、8400元及4500元；12月18日支付5000元、2018年1月6日分两笔支付100元及7400元、1月16日支付5000元、2月5日支付9180元、2月15日支付3000元；以上合计145028元。黄富鸣称上述款项均系受黄玉鸣委托向冠桦公司支付，但表示没有证据证实。对此，冠桦公司不予确认。关于上述款项，冠桦公司仅确认黄富鸣于2017年7月17日支付的5000元、8月16日支付的7620元中的5000元、9月16日支付的5000元、10月17日支付的5000元、11月17日分2笔支付的2400元及2600元、12月18日支付的5000元、2018年1月16日支付的5000元、2月15日支付的3000元，合计38000元系用于支付《还款计划》中的款项；其余款项则系用于支付《还款计划》签订后产生的交易中的货款，因为在签订《还款计划》后的交易往来系以先付款后交货的方式进行，其中，2017年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同年送货单中的货款具体情况为：7月26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7月22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7月29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同一日送货单中的货款，8月16日支付的款项中的2620元用于支付8月17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8月26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同一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9月8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同一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9月14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日期为同一日的送货单中货款，11月1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10月30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11月14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11月10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11月22日及24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11月23及24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有差额360元的送货单未能找到），12月12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12月12日、13日及16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2018年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同年送货单中的货款具体情况为：2018年1月6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1月9日、23日的送货单中的货款，2月5日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日期为2月6日的货款；故《还款计划》中载明的货款尚有64990元未支付，并提交了上述所述中相应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均载明为黄富鸣）用于证实。黄富鸣表示不清楚其已支付的款项系用于支付《还款计划》中的款项抑或是之后交易中的款项，但表示所涉交易往来双方应系冠桦公司与“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但承认其有到冠桦公司拿货。对此，冠桦公司则表示“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系黄富鸣，黄玉鸣从未与其有过沟通、拿货、付款等，均系黄富鸣负责，且黄富鸣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受黄玉鸣委托，结合黄富鸣拿货、付款等行为可知黄富鸣即为实际经营者；关于尚未支付的货款64990元，因黄富鸣实际经营的“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已注销，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由实际经营者黄富鸣与名义经营者黄玉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冠桦公司现仅主张由黄富鸣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黄富鸣是否“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二、《还款计划》中的货款是否清偿完毕。如否，应如何承责。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黄玉鸣虽系注销前的“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登记经营者，《还款计划》中加盖的亦是“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印章，但基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双方陈述可知，与冠桦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所涉具体事项系由黄富鸣负责，加之其与黄玉鸣系兄妹关系，其实际系参与上述用品店的经营即实际经营者。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还款计划》中载明实际欠款为102990元，而黄富鸣虽然向冠桦公司支付了款项合计145028元，但关于黄富鸣所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及相对应的用途，冠桦公司均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现黄富鸣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佐证其关于已支付款项用途的主张，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冠桦公司主张上述已支付款项中的38000元系用于支付《还款计划》中的所欠货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尚未支付的货款数额经核算为64990元（102990元-38000元）。另，因上述货款64990元产生于黄玉鸣、黄富鸣作为注销前的“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期间，应由其承担清偿责任。同时，鉴于冠桦公司现明确仅主张由黄富鸣承担上述货款的清偿责任，系冠桦公司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且未损害黄玉鸣的利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基于前述，冠桦公司现关于要求黄富鸣支付货款6499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基于前述并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冠桦公司关于裕众劳保店的诉请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黄富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冠桦公司支付货款64990元。二、驳回冠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黄富鸣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冠桦公司主张黄富鸣支付货款64990元是否成立。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冠桦公司主张黄富鸣系已注销的“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其依据《还款计划》要求黄富鸣偿还货款；黄富鸣则主张其并非该店的实际经营者，且认为“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已支付超过14万元，足额涵盖了冠桦公司诉请的所有款项。本院认为，第一，“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登记的经营者为黄玉鸣，其与黄富鸣为兄妹关系。根据有“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盖章确认的《还款计划》，“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确认“台山市裕众劳保黄富鸣先生”在冠桦公司拿货金额为107990元，尚欠货款102990元。上述还款计划内容反映了冠桦公司与“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均认可黄富鸣参与该业务。再根据一审查明的付款情况，“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所有涉案货款均由黄富鸣支付。综合上述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可认定黄富鸣实际负责“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经营管理，系“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黄富鸣主张其并非该店实际经营者，与现有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二，黄富鸣作为“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的实际经营者，应对“台山市台城裕众劳保用品店”欠付冠桦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黄富鸣提供了相关付款记录，拟证明其已向冠桦公司实际支付145028元，冠桦公司仅确认其中的38000元，称其余款项系用于《还款计划》签订后产生的交易。经审查，本院认为，一方面，冠桦公司对于黄富鸣所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及相对应的用途，均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黄富鸣实际支付的金额超出《还款计划》确认的欠款金额，且分多次、时间跨度超过半年而支付，与常理不符，黄富鸣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冠桦公司的举证更充分，认定黄富鸣向冠桦公司支付用于偿还《还款计划》的款项金额为38000元。因此，黄富鸣仍应向冠桦公司支付货款64990元（102990元-38000元）。综上，黄富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富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黄富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