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24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文波，女，197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阳宜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赊店镇御园新区。法定代表人：刘恩泽，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德军，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港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济源市大峪镇财政所院内。法定代表人：王利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德军，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杜建东，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济源市。再审申请人冯文波因与被申请人河南港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港工公司）、南阳宜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珈房产公司）、杜建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鄂民终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文波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和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应予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冯文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评估费、律师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按冯文波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导致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本案实质应为双方合同解除时的清算纠纷，合同已履约标的物的价值认定是审理本案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原审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就应对合同已履约部分财产价值进行确认，在核减相关费用后再合理分配。冯文波多次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已履约标的物105号、106号土地及社G国用（2013）第01-42号土地（以下简称42号地）30%权益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原审法院却认为评估与本案无关，对冯文波的评估申请不予准许，掩盖了案涉合同已履约部分财产权益的实际价值。冯文波的第三项诉求是基于合同解除后，冯文波对合同已履约部分应享有的财产权益份额，河南港工公司因独占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是一、二审判决所认为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赔偿。（二）一、二审判决对合同解除权认定错误。第一，案涉合同未约定解除条款，合同解除时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都未履行完毕，一、二审认定河南港工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判断合同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的裁判规则。冯文波已履行了绝大部分合同义务，合同目的已基本达成，河南港工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将导致合同双方利益的显著失衡，且合同继续履行并不影响河南港工公司要求冯文波承担违约责任（不构成自认）的权利；案涉合同继续履行，主要是河南港工公司在第二、三、四阶段的出资义务。第二，二审庭审中，冯文波已指出2018年12月28日对《履约合同催告函》的回复为河南港工公司伪造，冯文波绝不可能在河南港工公司《履约合同催告函》（2019年1月1日）发出之前就已回复。一、二审判决认定冯文波自认合同违约的事实及“2019年1月11日双方均认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是基于伪造证据形成的。本案是冯文波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合同，而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第三，违约责任认定错误。合同解除后，河南港工公司理应赔偿因其根本违约、擅自处理冯文波合作中应有的财产份额，而给冯文波造成的合作利益损失。第四，二审判决对宜珈房产公司诉讼地位及不承担违约责任认定错误。宜珈房产公司是受让土地权属的目标公司、合同的标的公司、合同权利的享有者、义务的承担者，并对合同内容做了追认，还作为项目公司与河南港工公司恶意串通低价转让了合同已履约标的物，导致案涉合同完全无法履行，给冯文波的财产权益造成巨大损失，应承担过错责任。第五，冯文波不应承担违约责任。42号地70%权益收购未完成的责任在于河南港工公司不配合、不出资。合同约定在42号地70%权益收购过程中，河南港工公司按进度支付5000万元给宜珈房产公司。冯文波已协调好42号地遗留问题，但河南港工公司却未支付一分钱，致使42号地70%权益收购工作难于推进完成；即使42号地70%权益收购未完成责任在冯文波，双方已履约收回167.16亩地，冯文波已处理完两块土地共144.98亩前期所有遗留问题，使其具备进场开发条件；且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第2项，双方可以协商调整开发方案或对股权和分红比例进行调整，并不会导致合同完全无法履行。合同完全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河南港工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单方处置了双方已履约标的物，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对双方权利义务认定错误。除收购42号地70%的权益之外，冯文波还有其他合同约定义务；河南港工公司的义务是前三阶段现金出资1.1亿及提供第四阶段全部开发资金。在合同由法院判决解除时，冯文波完成了除42号地70%权益之外合同约定的所有工作，却没有享有已履约标的物任何投资权益；河南港工公司仅完成第一阶段出资6000万，没有履行在第二、第三阶段按进度支付包干费用5000万元的义务，也未支付政府要求的临时设施建设费，却享有双方已履约标的物的全部投资权益。一、二审判决剥夺了冯文波全部预期股权及应享有的已履约标的物的财产权益份额。第七，对冯文波30%投资权益未予确认。已有证据证明冯文波在案涉土地项目中享有30%投资权益是从出资出力协助湖北楚星宜珈公司办理产权证开始。一、二审判决均认为2018年9月21日以前的事实与案件无关，是对《投资合作协议》中明确并已完成的第一阶段合作内容已履约事实的否定，剥夺了冯文波投资权益。同时，《投资合作协议》可证明第二阶段为收购42号地70%权益，约定河南港工公司出资5000万元交由冯文波包干，42号地面积73.92亩，70%权益是51.744亩，折合单价96.63万元/亩，那么《投资合作协议》第一阶段已办理了105号、106号土地的使用权证，单这两块地折价为14009.42万元。河南港工公司仅出资6000万元，溢价8000多万元显然也是河南港工公司认可并应由河南港工公司和冯文波分享。（三）遗漏关键诉讼参与人。杜建东作为本案合作标的物的购买方和再次转卖方，对查明本案合同纠纷有关键作用，但其一、二审都未到庭。（四）另案相关诉讼材料可证明冯文波的诉请应得到支持。第一，（2020）豫9001民初7905号案起诉书及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一审判决书。河南港工公司要求冯文波返还第一阶段投资款6000万元中费用支出的500万元及利息，已被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严重侵害冯文波权益。第二，（2021）鄂0506民初113号案起诉书及答辩状。宜珈房产公司要求冯文波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赔偿因保全错误造成的利息损失。宜珈房产公司在（2019）鄂05民初第84号、（2020）鄂民终104号案的诉讼保全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根源就在于本案一、二审判决对河南港工公司根本性违约行为没有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效力和解除问题；（二）宜珈房产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三）河南港工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四）河南港工公司应否承担冯文波诉请支付的收购费用1180万元。一、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性质、效力和解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合同”。冯文波与河南港工公司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105、106、42号三个地块，冯文波负责协助解决地块上前期（历史）遗留事项等，包括收购42号地70%权益等，并将土地完整产权过户至宜珈房产公司名下；河南港工公司负责解决相应资金问题，双方共担风险并按比例共享收益，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情形。虽然冯文波与河南港工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但合同约定的目标公司宜珈房产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案涉《投资合作协议》有效。冯文波向一审法院诉请解除该《投资合作协议》。经查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冯文波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收购42号地全部权益并过户到宜珈房产公司名下。河南港工公司2019年1月1日向冯文波送达《履行合同催告函》，要求冯文波在收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即2019年1月11日前）完成社G国用（2013）第01-42号全部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若冯文波在催告期满仍未解决此事，届时双方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解除。冯文波提交的2019年1月10日复函中已载明：“当地土地价格政策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合同履行已缺乏客观条件支持”；事实上，催告期满冯文波仍未完成收购任务，且案外人宜昌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另行诉讼要求分割42号地70%的土地权益，表明土地收购事项不可能完成。故，原审法院认为至2019年1月11日双方均认为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有事实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法条第三项的规定，案涉《投资合作协议》可以解除。同时，冯文波已诉请要求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且冯文波和河南港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合同解除均表示同意，一审法院考虑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判决确认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于2019年9月18日（一审开庭审理之日）解除，并无不当。二、宜珈房产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案涉《投资合作协议》是冯文波与河南港工公司签订，宜珈房产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河南港工公司向杜建东转让其在宜珈房产公司的股权，系河南港工公司对自身财产的处分，对冯文波的权益不产生影响；亦无证据证明宜珈房产公司对案涉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存在过错或责任。冯文波要求宜珈房产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河南港工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合作按照分阶段合作，重点突出，渐次推进的方式进行，并就四个阶段的合作事项及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冯文波和河南港工公司均认可第一阶段已完全履行，第二、三阶段部分履行，但在约定的期限前，冯文波未完成收购42号地全部权益并过户至宜珈房产公司名下的合同义务，且冯文波未举证证明不能履行的原因是河南港工公司所致。因此，原审认定因冯文波未完成第二、三阶段的合同义务，故冯文波要求河南港工公司赔偿其损失165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四、河南港工公司应否承担冯文波诉请支付的收购费用1180万元的问题。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合作的第二阶段冯文波负责包含协调42号地70%权益收购并将土地完整产权过户至宜珈房产公司名下等事项，所有事项总额度为5000万元，且所有事项及资金使用由河南港工公司授权冯文波全权包干处理，超过该限额部分由冯文波承担，低于该限额部分作为冯文波劳动报酬绩效奖励；第三阶段要求于2018年12月31日前由冯文波完成收购42号地全部权益并过户至宜珈房产公司名下。可见，冯文波完成第二、三阶段合同义务的费用支出，应在包干费用总额5000万元之中，河南港工公司无需另行向冯文波支付解决案涉股权及土地遗留问题的费用和劳动报酬。因冯文波未能按约完成收购42号地全部权益并过户至宜珈房产公司名下的合同义务，故河南港工公司亦不存在依约按进度支付款项的义务。二审法院考虑到冯文波确为收购土地支出了相关费用，河南港工公司作为受益者，可适当予以补偿，在审核冯文波提交的证据基础上，酌定100万元作为冯文波收购土地的合理支出，确定该费用由河南港工公司予以补偿，对冯文波所主张的费用支出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另，一审法院已追加杜建东为第三人，并向杜建东送达传票，杜建东未参加诉讼，一审对其缺席审理，程序合法。综上，冯文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冯文波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淑芳审 判 员 李敬阳审 判 员 吴凯敏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云书 记 员 叶和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