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芳芳，女，199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浩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良，男，199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上诉人杜芳芳因与被上诉人刘家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3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芳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浩峰、张哲，被上诉人刘家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芳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杜芳芳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刘家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杜芳芳在《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杜芳芳订立合同的两个目的，即成为广州鸿宇休闲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宇公司）股东以及获得鸿宇公司的实际财务、人事管理权，从刘家良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杜芳芳既没有达到合同主要目的，即获得鸿宇公司的实际财务、人事管理权，也没有获得鸿宇公司的任何股权。一审法院仅以杜芳芳象征性参与公司管理以及实施股东权利，便简单认定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办理不能归责于刘家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虽然在本案中，双方未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但杜芳芳已经支付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即使未约定明确转让时间，刘家良也应当依约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其根本原因在于刘家良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若简单以合同未明确，杜芳芳直接向刘家良支付代收款，则杜芳芳将陷入极其不利的局面。3.一审法院认定《股份借条》不足以证明刘家良作出意思表示同意返还投资款项及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借条名称为“股份借条”，载明刘家良归还的数额为人民币54万元，对比上述双方签订的协议为股权转让合同，以及杜芳芳投资数额人民币545540.02元的事实情况，两者之间关于股权以及数额两方面均高度一致。（二）杜芳芳与刘家良争议焦点在于合同是否能够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属于公司僵局，不能以合同解除的方式来简单解决矛盾，缺乏相关理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协议书并未履行完毕，应当适用合同法进行依法处理，本案不应通过股东救济途径进行解决。杜芳芳的合同目的根本没有达到，刘家良在收取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后未能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协议书内容尚未履行完毕，刘家良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双方就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仍存在争议，应当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所称双方对鸿宇公司的共同经营管理陷入僵局，实际上是杜芳芳与刘家良双方就是否实际移交财务、人事管理权的纠纷，并非公司僵局。且杜芳芳根本没有成为鸿宇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杜芳芳应当通过股东救济途径解决本案纠纷，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况。2.本案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要件。双方订立案涉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义务，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以及购买设备等方式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此外，为双方公平公正经营鸿宇公司，杜芳芳以鸿宇公司营业执照开办“收钱吧”账户，并将相关信息、收款二维码发布到在微信群内，由此可见，杜芳芳签订案涉合同后，主观目的是希望鸿宇公司能够在双方监督情况下运营。但鸿宇公司在2020年5月18日开业后至2020年5月25日，杜芳芳在仅仅象征性获得几日的经营权后，刘家良便将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换成个人的收款二维码，并通过挂账、记账的形式收取客户费用，双方矛盾因此激化。刘家良利用实际行动直接表达排除杜芳芳经营鸿宇公司的意思表示，刘家良已然构成根本违约。3.杜芳芳已经对刘家良丧失继续履行案涉合同的信任基础，应当属于“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公司僵局在情形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若不能以解除涉案合同得方式解决本案，须通过股东救济途径解决，则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即使杜芳芳后续实际获得财务、人事管理权，后续必定形成公司僵局的情形，只会继续加深双方矛盾，扩大杜芳芳损失。刘家良辩称，杜芳芳并未完成其在《股东合作协议书》项下全部出资义务。杜芳芳、付晓峰在管理鸿宇公司两个月后就甩手走人，之后对公司亦是不管不顾。鸿宇公司因拖欠物业管理费被物业公司收回场地。双方是合作关系，应当共同承担风险损失，刘家良投资的95万元已经全部亏损，且还支付了9万多元物业费。杜芳芳不但不承担亏损反而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于法无据，请求予以驳回。杜芳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杜芳芳、刘家良双方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2．刘家良向杜芳芳返还投资款550359.39元；3．刘家良向杜芳芳支付资金占用费（以投资款550359.39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6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刘家良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宇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7日，注册资本10万元，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刘家良。2020年4月24日，杜芳芳（股东二）与刘家良（股东一）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名称为鸿宇公司；总投资款项为155万；股东代表人为刘家良；股东杜芳芳负责财务及人事调动权；股东一以现金装修及设备作为出资，出资额9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的51%；股东二以现金装修及设备作为出资，出资额6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份的49%。为履行上述协议书，杜芳芳分别于2020年4月23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16日、2020年6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支付等方式，向刘家良转款490000元。2020年5月2日至2020年5月26日期间，杜芳芳通过淘宝及向案外人购置的方式，为鸿宇公司购置窗帘、灯饰、挂饰等办公物品，根据杜芳芳提供的淘宝购物截图、收款收据、收据、销售单、出货单显示，办公物品共价值59554.02元。庭审中，杜芳芳述称鸿宇公司试经营（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6月1日）期间，其一直有经营管理，鸿宇公司的人员部分是由杜芳芳聘请。另查，杜芳芳提供刘家良与杜芳芳丈夫付晓峰签订的《股份借条》拟证明刘家良承诺退还投资款54万元。《股份借条》载明：借款人刘家良于2020．6．1向出借人付晓峰人民币伍肆万元整，借款人期限2个月，利率0，于2020．8．1前归还本金。刘家良表示该借条是杜芳芳丈夫要求其一同欺骗其岳父出具的，故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以上事实，有《股东合作协议书》、银行转账明细、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微信转款记录、淘宝购物截图、收款收据、收据、销售单、出货单、《股份借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合作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杜芳芳要求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的主张是否成立。杜芳芳主张刘家良履行《股东合作协议书》期间存在如下违约行为，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刘家良未能为杜芳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刘家良拒绝杜芳芳继续参与鸿宇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刘家良未能为杜芳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问题。根据《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杜芳芳受让鸿宇公司股权后，依法享有要求刘家良协助其在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法定权利。鉴于《股东合作协议书》并未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也无证据证实杜芳芳曾向刘家良提出办理该事项的请求，且截至起诉之日，杜芳芳尚有部分股权转让款未能依约支付，故不足以认定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办理应归责于刘家良，且未办理变更登记事项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杜芳芳据此要求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关于刘家良拒绝杜芳芳继续参与鸿宇公司经营管理的问题。首先，《股东合作协议书》订立目的是刘家良将个人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杜芳芳，杜芳芳支付相应股权款项对价获得股东权益，即《股东合作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合同，杜芳芳、刘家良之间构成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经查，杜芳芳已支付大部分股权款项，亦实际参与了鸿宇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施了股东的相应权利，可见杜芳芳在《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次，杜芳芳主张刘家良拒绝其继续参与鸿宇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质是双方在共同经营管理鸿宇公司期间产生矛盾，导致杜芳芳无法掌握鸿宇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双方丧失了继续合作的信赖基础，进而导致对鸿宇公司的共同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杜芳芳对此应通过股东救济途径进行解决，不能以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的方式来简单解决矛盾。综上所述，杜芳芳主张刘家良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至于杜芳芳依据《股份借条》称双方已达成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的合意的主张。因借条所载内容均为借款，不足以证明刘家良作出意思表示同意返还投资款及解除《股东合作协议书》，杜芳芳该项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杜芳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4674元，由杜芳芳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杜芳芳提交以下证据：1.付晓峰与刘家良签署涉案《股份借条》后录制的视频。在视频中，付晓峰说“爸，你放心，刘总已经给我打欠条了。”刘家良则说：“叔叔，你放心，还是在一起搞的。”2.杜芳芳与付晓峰微信聊天记录，付晓峰于2020年6月7日将上述视频发送给杜芳芳。杜芳芳拟证实《股份借条》的签署是双方合意解除合作关系的证据。《股份借条》虽未记载签署时间，但微信聊天能证实《股份借条》至少在2020年6月7日已经形成。经质证，刘家良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视频是为了配合付晓峰应对其岳父追问而拍摄；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请法院认定。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刘家良称对于《股份借条》的具体形成时间记不清楚，但确认形成于2020年6月份。此外，刘家良确认《股份借条》主文内容由其书写，但称是按照付晓峰事先写好的草稿誊写。二、双方确认涉案《股份借条》是各方就本案合作关系形成的唯一借据，除此外双方不存在其他借款纠纷。杜芳芳明确表示应当以2020年6月25日即其离开公司之日作为《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时间点。三、杜芳芳一审提交的杜芳芳、付晓峰、刘家良2020年5月27日电话录音记载如下内容：（杜芳芳）“刘总，其实你已经想终止了现在的合作，你也可以提出来，因为不想搞到后期，大家闹。”（刘家良）“要不现在就终止吧。”（付晓峰）“终止的话，现在拿不到钱，我没法弄啊。”（刘家良）“给我三个月时间可以吗？三个月时间等不了吗？我答应你三个月，但是我不会到那一天才给你，我会陆续给你。”（付晓峰）“你前天跟我说是两个月，我还跟我老丈人说了，你还说要给我打个借条，说清楚这个60万元是谁欠的。我老丈人原话，假如说两个月这里倒闭了呢？”（刘家良）“那我欠钱，你可以告我啊。都是自己兄弟，我不怕丢人，我现在的钱，真的很紧张，相当紧张。”刘家良一审期间质证认为上述录音并非完整记录，但其二审期间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完整的通话录音版本。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家良应当向杜芳芳返还的投资款金额如何确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股东合作协议书》签署后杜芳芳已按约定投入出资款金额。杜芳芳、刘家良虽对于杜芳芳实际投资金额为多少产生分歧，但对于杜芳芳已按约定投资并参与鸿宇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鸿宇公司股东登记自始未作变更。杜芳芳虽参与鸿宇公司经营，但双方合作关系于2020年5月底开始出现破裂。刘家良虽然对于杜芳芳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完整性不作确认，但至少可以表明双方此时已就合作关系如何继续进行或者如何终止合作展开谈判。第三，《股份借条》在主文内容上虽无关于解除合作关系及退还投资款的明确记载，但双方均确认《股份借条》是各方就涉案合作关系形成的唯一借据，除此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而从《股份借条》内容来看，系刘家良作为“借款人”承诺向付晓峰归还款项而出具，且《股份借条》记载的归还款项金额能够与杜芳芳主张已支付的投资款金额扣减部分费用后的余款相吻合。再结合《股份借条》签署后付晓峰拍摄视频中刘家良、付晓峰发言，以及各方在2020年5月27日电话录音中的谈话内容，本院有理由相信《股份借条》是双方结束合作关系并经对账结算后确定应退还投资款金额的合意。刘家良称《股份借条》的出具仅是为了应对付晓峰岳父的追问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四，《股份借条》并未记载出具时间，双方也表示对于具体时间不清楚。从杜芳芳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中能够看出《股份借条》签署后拍摄的视频，付晓峰已在2020年6月7日向杜芳芳发送，能够证明该《股份借条》至少形成于2020年6月7日前。此外，双方均确认杜芳芳、付晓峰在2020年6月25日之后未再直接参与鸿宇公司经营管理，杜芳芳要求以2020年6月25日作为《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时间的认定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五，《股份借条》约定刘家良应当向杜芳芳、付晓峰退还的款项金额为54万元，且在2020年8月1日前归还本金不计利息。因此，对于杜芳芳主张的超出上述约定的款项金额本院不予支持。刘家良未在承诺时间内完成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其应当从2020年8月2日起向杜芳芳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杜芳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3198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杜芳芳与被上诉人刘家良签订的涉案《股东合作协议书》于2020年6月25日解除；三、被上诉人刘家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杜芳芳退还投资款540000元及利息（以54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杜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74元，由上诉人杜芳芳负担88元，由被上诉人刘家良负担4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04元，由上诉人杜芳芳负担175元，由被上诉人刘家良负担91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