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20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蕾，女，196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庭，四川开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长江，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公司，营业场所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520号一、二层。 负责人：杨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发芳，资阳市雁江区大地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于蕾因与被上诉人杨长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县人民法院（2021）川2022民初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于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庭、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发芳到庭参加诉讼，杨长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蕾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21）川2022民初315号民事判决；2.判决二被上诉人赔偿于蕾经济损失合计271754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查明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一审判决错误。一、一审认定于蕾在未告知平安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将车辆送到北京宝隆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这一事实是错误的。事故车辆被运至成都华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期间，平安保险公司一直没有定损，加之于蕾不信任该公司的维修水平，便电话通知了平安保险公司要求将事故车辆运至北京维修。平安保险公司也派人到现场对事故车辆进行了拍照和查勘，但一直没有出定损结论，对修理公司给出的维修项目和费用，平安保险公司一直没有给最后维修金额。后于蕾无奈才对车辆进行了维修。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于蕾已履行完毕通知和配合协助义务，因平安保险公司未依法及时定损，导致于蕾自行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维修费用应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侵害了于蕾的权益。于蕾已举出了维修明细表、维修费发票证明经济损失，举证义务履行完毕，平安保险公司对维修费不认可，应当由其举证证明维修费不合理，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以无法鉴定维修费的合理性为由，人为减轻平安保险公司的举证责任。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查勘的结果结合修理公司通知的维修项目可以鉴定出需要维修的项目和金额，因此不存在无法鉴定的问题。维修费是否合理，应由平安保险公司举证证明，而不能由法院随意评判。车辆没有定损，是平安保险公司拖延造成。对于车辆维修，法律没有规定必须到平安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点，于蕾将车辆在北京维修是于蕾的权利，不需要平安保险公司的同意。 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后已将车辆拖至成都4S店维修，于蕾未告知平安保险公司和杨长江的情况下拖至北京维修，且已两次转卖，无法核实车辆的维修费。于蕾将车辆私自拉去北京维修，扩大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于蕾的维修费达22万多，应该将车辆残值交平安保险公司而不是把车辆多次流转于市场，对维修的项目以及更换的零配件，于蕾没有提供转账凭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长江未提交意见。 于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被告赔偿于蕾检查、治疗费1256元、误工费2000元、交通费3635元、住宿费、餐费9506元、车辆施救费20800元、车辆维修费226144元、车辆贬值费20000元，合计28334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于蕾放弃要求被告赔偿治疗、检查费、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变更交通费为810元、住宿、餐饮费为4000元，共计27175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24日15时，杨长江驾驶川Ａ×××××车辆，沿渝蓉高速行驶至沿渝蓉高139公里时，因不按规定变更车道，与于蕾驾驶的京Ｎ×××××号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京Ｎ×××××号车辆驾驶员于蕾受轻微伤，京Ｎ×××××号车辆乘车人汪浩、李跃坤、陈旭生、陈星月受轻微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十三大队以第51831342020000032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杨长江负全部责任；于蕾、汪浩、李跃坤、陈旭生、陈星月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于蕾及汪浩、李跃坤、陈旭生、陈星月到医院治疗，治疗终结后，平安保险公司对包含于蕾在内的所有的伤者医疗费等费用已进行了赔付。 于蕾2016年10月31日以265812元（价税合计）购买京Ｎ×××××号车辆，产生车辆购置税22718.97元。 事发后，于蕾所驾驶的京Ｎ×××××号车辆被运至成都华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准备维修，用去拖车费800元，后于蕾在未告知被告情况下将车辆运送到北京宝隆祥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该公司出具修车费发票226144元。修好后于2020年12月7日转卖给付超（车牌号为京Ａ×××××）、2021年2月1日又转卖给赵开平（车牌号为京Ｆ×××××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杨长江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责任划分无异议，予以采信。本次交通事故给于蕾造成的损失，杨长江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因杨长江驾驶的川Ａ×××××号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险200万及不计免赔险。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中财产损失赔偿的目的是补偿财产损失，赔偿应以造成实际损害为限，实际损失应当包括为恢复权利、减少损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本案中，于蕾驾驶的京Ｎ×××××号车辆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事发后该车进行了维修，车辆得到了修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定，于蕾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不属于以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对其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不予支持。 关于车辆维修费，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于蕾未经平安保险公司定损和同意，将车转移至北京维修，维修后已转卖两次，对车辆维修费的合理性已无法鉴定。于蕾虽提供有维修费发票、修理明细表，但案涉车辆购买价为26万余元，发生事故前已使用3年多，于蕾主张维修费为226144元，结合事故照片，于蕾主张的维修费缺乏合理性，但该车因本次交通事故受损的事实存在，平安保险公司同意赔偿于蕾损失100000元，一审法院在保险公司认可范围内对于蕾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天府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于蕾赔偿款100000元；二、驳回原告于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5元，由于蕾负担1625元，杨长江负担1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于蕾提交的2020年5月24日《报案信息记录表》，能够反映案涉交通事发生的事实，2020年6月16日于北京对事故车辆拍摄的5张照片，能够反映事故已运至北京的事实，经核对，该照片与原审卷宗内平安保险公司出现场时的照片外观基本一致，平安保险公司对《报案信息记录表》和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足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知道事故车辆已运至北京维修，本院推定于蕾已履行通知义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于蕾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维修费、拖车费发票共计25张，其中，2张发票载明拖车费价税合计分别为9000元，1张发票载明维修费价税合计为6166元，其余22张发票载明维修费价税合计分别为9999元，上述发票由北京宝隆祥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出具日期均为2020年10月15日，在“收款人”、“复核”、“开票人”栏均显示为“管理员”。该公司出具的维修结算单还载明：工费合计19000元、零件费用合计207144元，合计226144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对于蕾车辆维修费及施救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事实，平安保险公司是承担全部责任的杨长江车辆的承保人，应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和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应包括京Ｎ×××××号车辆实际发生的合理的维修费及拖车费。从常理分析，事故车辆的维修应本着协商一致、就近和减损原则选择维修公司。本案中，于蕾虽然有通知平安保险公司、杨长江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未经过平安保险公司、杨长江书面或口头同意将车辆运至北京维修，选择跨省维修公司，显然不符合就近和减损原则，存在扩大损失的可能性，对扩大损失部分应由于蕾自行承担。同时，于蕾车辆的购买价为26万余元，其维修费达22万余元，本身就不符合以维修方式恢复车辆使用功能的价值取向，也未就相关维修项目、金额以及残值处理等事项向平安保险公司报告，并征得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属于放任损失发生的情形。从事故现场的照片和于蕾在二审中提供的照片看，事故车辆受损的外观与22万余元维修费，不成正比，即不存在合理性。从于蕾提供的维修费发票看，因该发票没有签署“收款人”、“复核”、“开票人”姓名，均显示为“管理员”，不符合发票开具的常理，且，于蕾没有实际支付该维修费，亦无其他证据印证实际维修情况，即无法证明结算单上载明的维修项目是否应该维修和实际维修，因此，该发票载明的金额不能当然就是事故车辆实际维修的项目和金额。从鉴定的必要性、可能性分析，因该事故车辆已转卖两次，本案中没有平安保险公司定损的项目和金额，也没有维修公司出具的应该维修的项目及预算金额，故对事故车辆维修费进行鉴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存在。综上，于蕾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损失的真实金额，一审法院根据平安保险公司的自认判决平安保险公司承担10万元损失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于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35元，由上诉人于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罗 凯 审 判 员  彭 敏 审 判 员  苏振宇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吴 晴 书 记 员  官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