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云0381民初178号 原告：钱家俊，男，1970年10月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云南省宣威市。 委托代理人蔡福旺，云南浩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曾用名：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 注册号：530381000006445。组织机构代码：21729145-1。 法定代表人：陈守宽。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 委托代理人张明乐，云南乐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杨倩，云南乐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孙应阁，男，1979年12月3日生，汉族，居民，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云南省宣威市。（缺席）。 第三人：赵映猛，男，1978年5月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云南省宣威市。 原告钱家俊诉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以下简称红星煤矿）、第三人孙应阁、赵映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家俊及委托代理人蔡福旺，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的法定代表人陈守宽及委托代理人张明乐、杨倩，第三人赵映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应阁经本院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原告与被告双方出资经营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的煤炭产品产销。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2013年12月12日，被告股东赵永庚、陈守宽、赵永聪、王瑞田与原告签订《煤矿退股协议》，约定将赵永庚、陈守宽、赵永聪、王瑞田股份转让给原告，但该协议并未履行。2013年后，被告法人陈守宽以自己没有资金投入，恳请原告进行垫资生产。2014年1月17日至2020年5月31日，原告为被告所垫付资金经曲靖知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4705027.44元。另外，原告又代被告向孙应阁和赵猛分别支付了60万元、20万元款项，并垫付电费30万元，以上垫付款共计5805027.44元。虽然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及《煤矿退股协议》，但被告及股东均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事实上被告及被告法人均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愿。原告垫资仅仅是由于被告法人陈守宽的一再请求，并不是一种合作行为。被告矿井关闭后，对国家政策的奖补资金如何处理及煤矿其他问题如何处理，被告及被告法人陈守宽从未通知过原告，这一点从宣威市田坝镇政府的会议记录及相关文件收取签字可反映出。综上，原告所垫付的5805027.44元应属个人垫付资金，现煤矿已关闭，相应的奖补资金已经落实，原告为被告所垫付的资金被告应无条件返还，但原告多次找被告及被告法人陈守宽协商未果。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你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资款5805027.4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原告自2014年1月17日至起诉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927268.96元，本息共计7732296.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辩称，一、答辩人的被告主体不适格。被答辩人所诉2011年6月23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签约主体虽然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但实质是被答辩人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100万元价款受让答辩人原股东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持有答辩人30%股份而参股答辩人，成为答辩人的新股东。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已由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第30页至31页确认为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因此，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其次，被答辩人所诉2013年12月12日被答辩人与股东签订的《煤矿退股协议》，合同的相对人仍是自然人股东。故答辩人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二、被答辩人诉称“两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成立。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和股东分别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煤矿退股协议》，答辩人及股东均已履行了合同义务。首先，2011年6月23日、6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被答辩人已向股权出让方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并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到煤矿等方式实际参与了答辩人的经营管理（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第31页确认的事实）。其次，2013年12月12日被答辩人与其余股东签订《煤矿退股协议》后，其余股东即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其余股东退股时对煤矿负债做了清理，并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此后煤矿一直是由被答辩人独自经营。被答辩人所诉垫资款，是发生在《煤矿退股协议》签订生效，其余股东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以后的投资款，其所诉垫资不能成立。但是，被答辩人除已退隐名股东孙应阁3%的投资款外，被答辩人未按《煤矿退股协议》向其余股东支付退股投资款，是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而不是“该协议并未履行”。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理由不符合案件事实，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赵映猛述称，我是陈守宽名下的隐名股东，当时陈守宽向我借钱，20万元是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应当归还我的借款。 第三人孙应阁经本院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但其向本院提供答辩状述称，答辩人孙应阁系挂靠在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股东陈守宽名下的隐名股东，占总股份3%。2013年12月12日，陈守宽等股东退出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股份，经协商一致将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全部股份以总价5000万元转让给原告钱家俊，扣除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负债约3000万元，原告钱家俊应退还陈守宽等原股东约2000万元，答辩人孙应阁实际占有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3%股份，经答辩人与陈守宽、钱家俊协商一致，钱家俊退还给答辩人60万元股份资金。综上所述，原告诉称代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代付资金不是事实，该款项系钱家俊退还答辩人的股份资金。 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能否得到支持？2、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专项审计报告1份，证明原告代被告垫付资金4705027.44元。 3、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清单1份，证明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关闭后煤矿的废旧金属被陈守宽进行了处置，处置资金并未支付给本案原告。 经质证，被告对第1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第2组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有意见，审计报告没有委托方，属于单方委托。2013年11月至2020年5月是原告单独经营期间自己的投资，不是垫资。对第3组证据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清单所列有些物资不真实，本应由原告派人去处置，因原告未支付职工工资，职工不给处置，政府要求土地复垦恢复植被，原告拒绝处置，政府要求我们及时处置，后经赵永庚、陈守宽、赵永聪、王瑞田股东协商，共同处置，钱由赵永庚收取。 第三人赵映猛对第1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第2组证据审计报告，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不清楚。对第3组证据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清单，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也不清楚。 第三人孙应阁经本院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视为放弃质证抗辩权。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1、3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客观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清单所列物资被赵永庚、陈守宽、赵永聪、王瑞田共同处置的事实，与本案密切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2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客观证实曲靖知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钱家俊2013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代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支付资金的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经审计核实，钱家俊投入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的资金为4705027.44元的事实，与本案密切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一、1、田坝镇人民政府关于报批《田坝镇地方煤矿明晰生产经营权实施方案》的请示1份；2、田坝镇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地方煤矿生产经营权的通知1份；3、宣威市人民政府关于田坝镇人民政府生产经营权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1份；4、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所有权证明1份；5、公证书1份，证明：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企业性质名为集体，实为私营。 二、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与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合作经营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2010年8月20日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向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注资以联营方式取得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30%股份，企业名称变更为“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 三、钱家俊与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合作经营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2011年6月23日钱家俊以《股权转让协议》方式受让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占“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30%的股份，并与红星煤矿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合作方式承接原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30%的联营份额，成为红星煤矿的联营主体。 四、1、《煤矿退股协议》复印件1份；2、《红星煤矿负债表》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12月12日对煤矿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登记确认后，签订《煤矿退股协议》，其他联营主体退出，由钱家俊进行独资经营。红星煤矿欠赵猛债务30万元。 五、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云民终17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1、一审判决第25页确认“红星煤矿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其之实质上已改制为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实”。2、一审判决第26页第二段的内容证明“2011年6月23日钱家俊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红星煤矿30%的份额”，其受让行为合法有效的事实。3、一审判决第27页第一段“钱家俊与红星煤矿的法律关系实质上应为联营”；第29页第一段末尾部分认定“钱家俊与红星煤矿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属于有效合同”。4、一审判决第31页“钱家俊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到煤矿等方式实际参与了红星煤矿的经营管理。2013年12月12日原告钱家俊与陈守宽及其余投资人赵永庚、赵永聪、王瑞田签订了《煤矿退股协议》，其余股东（投资人）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5、判决第31页：“综上所述，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均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存在”。而本案原告所诉的两份“协议”已包含在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案件中的“所涉及的合同均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存在”范围内。 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即证明对象为“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取得红星煤矿30％的股份”有异议，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不是取得股份，是总资产30％的份额。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煤矿退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实钱家俊与本案股东签订了退股协议，不能证明双方实际履行，反而从本案被告法定代表人陈守宽自始至终实际控制煤矿，可证实双方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愿，双方未实际履行。《负债表》三性不予认可，该负债表是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经本案被告法定代表人进行制作，原告为了取得煤矿的实际经营权才签订的。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第1、2、3、5项没有异议，第4项证明对象有意见，两份判决书所证实的《煤矿退股协议》合法有效，但证实不了双方实际履行了该协议。 第三人赵映猛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其没有参与煤矿经营管理，其不知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 第三人孙应阁经本院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视为放弃质证抗辩权。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客观证明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企业性质名为集体，实为私营，2010年8月20日原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向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注资1000万元以联营方式取得红星煤矿30%股份，企业名称变更为“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2011年6月23日钱家俊以《股权转让协议》方式受让原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占“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30%的股份，并与红星煤矿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合作方式承接原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30%的联营份额，成为红星煤矿的联营主体；钱家俊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到煤矿等方式实际参与了红星煤矿的经营管理；2013年12月12日原告钱家俊与陈守宽及其余投资人赵永庚、赵永聪、王瑞田签订了《煤矿退股协议》，其余股东（投资人）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的事实，与本案密切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人孙应阁向本院提交了参股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第三人出资120万元享有3％的股权，不参与煤矿经营管理，只按出资比例享有利润分配承担亏损。 经质证，原告认为参股协议书是复印件，要求提交参股协议书的原件，对相关参股协议书形成时间及股东签字进行笔迹鉴定。被告认为参股协议书是真实的，予以认可。第三人赵映猛对参股协议书不清楚，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第三人孙应阁提供的参股协议书是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第三人赵映猛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根据庭审和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被告红星煤矿注册登记成立于1990年6月29日，登记时的名称为宣威市田坝镇红星煤矿，登记的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登记的企业主管部门（出资人）为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陈守宽。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于2008年5月24日，以田政请【2008】28号文件的形式向宣威市人民政府报批《田坝镇地方煤矿明晰生产经营权实施方案》的请示，该方案载明，包括本案红星煤矿在内的田坝镇13对矿井煤矿的性质为：由于上世纪80年代政策性限制，所有煤矿都挂名为镇集体企业，但镇政府对所有煤矿都未出过建设发展资金，镇政府不属于煤矿的出资人。企业生产经营权明晰后，镇政府不再履行出资人义务，不享受出资人权利，但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依法监管的责任。宣威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7月20日，以宣政复【2008】39号文件的形式作出批复，原则同意上述《田坝镇地方煤矿明晰生产经营权实施方案》，并要求田坝镇人民政府要一企一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依法依规做细做实相关工作。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于2008年10月6日，作出田政发【2008】59号文件《关于明确地方煤矿生产经营权的通知》，对已交清相关费用的本案红星煤矿等12个煤矿，同意办理生产经营权变更手续，企业性质明确为私营；并明确由各矿自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部门做好配合；镇政府不再履行出资人义务，不享受出资人权利，但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依法监管的责任，镇政府不能解决的，由生产经营权明确后的企业法人请求法律保护；企业生产经营权明确前后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取得生产经营权后的企业法人依法自行处置，处置不当或违法的责任由取得生产经营权的法人承担。宣威市田坝镇海子煤矿按照田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田政发【2008】59号文件《关于明确地方煤矿生产经营权的通知》，自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类型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 2008年10月19日，被告红星煤矿的法定代表人陈守宽与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签订了《田坝镇地方煤矿生产经营权明确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把红星煤矿的生产经营权明确给陈守宽，由陈守宽一次性缴纳90万元给镇政府；由陈守宽自行办理煤矿相关证照变更手续，镇政府做好配合。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1月6日到云南省宣威市公证处依法办理了公证，但被告红星煤矿至今没有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0年12月14日，宣威市田坝镇人民政府出具了被告红星煤矿的所有权证明，红星煤矿的法定代表人陈守宽对该煤矿拥有资产所有权和资产处置权。2011年7月8日，根据相关法律及当时的煤矿整顿政策，云南省田坝煤矿与红星煤矿签订了《整合协议》，由云南省田坝煤矿采用无偿的方式对红星煤矿进行整合，将红星煤矿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约定由整合后的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独立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民事主体责任。 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15日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夏跃章，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依法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2010年8月20日，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与被告红星煤矿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出资现金1000万元，占红星煤矿资产总额的30%，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有权享有合作经营联合体（红星煤矿）的资源、资产、利润的30%的权利；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于协议签订当日向红星煤矿转账汇入合同约定的出资款项1000万元。 原告钱家俊与被告红星煤矿于2011年6月23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双方成立煤炭产销合作经营联合体（联营）的事项，特订立本协议：原告钱家俊出资现金1000万元，占资产总额的30%，红星煤矿占资产总额的70%；联营体的核算方式：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双方在出资范围内，按出资比例分红或承担亏损；联营企业名称：考虑到企业性质的历史原因，本合作经营联合体不再另行注册新企业，仍以红星煤矿的名义进行对外经营；原告钱家俊有权享有对外合作经营联合体的资源、资产及利润的30%的权利。 原告钱家俊于2011年6月24日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被告红星煤矿占资产总额30%的股权以1100万元转让给原告钱家俊，原告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合营企业（红星煤矿）的利润，分担相应的一切风险及亏损。合同签订后，原告钱家俊于2011年6月27日向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转账汇入合同约定的出资款项1100万元。被告红星煤矿对原告钱家俊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书的内容无异议，原告钱家俊亦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到煤矿等方式实际参与了被告红星煤矿的经营管理。2013年12月12日，原告钱家俊与红星煤矿的其余投资人陈守宽、赵永庚、赵永聪、王瑞田作为转让方，原告钱家俊作为受让方，签订了《煤矿退股协议》，该协议约定将被告红星煤矿100%的股权（含原告30%的股权）作价5000万元（含负债）全部转让给原告钱家俊，红星煤矿的其余股东（投资人）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原告钱家俊承诺在合同双方签字之日起，一年内向其余转让方支付除负债之外的全部款项。2019年3月，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因政策性原因被关停。 2020年5月18日，钱家俊以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擅自转让红星煤矿股权的行为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其自始未取得过红星煤矿的股权，其支付的1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系无效行为为由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确认前述法律事实，并依法作出（2020）云03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钱家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钱家俊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确认了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法律事实，并依法驳回钱家俊的上诉，维持原判决。2020年7月23日，钱家俊委托曲靖知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钱家俊2013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代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支付资金的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经审计核实，钱家俊投入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的资金为4705027.44元。2021年1月11日，原告向本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坚持诉讼请求，被告坚持答辩主张，第三人坚持述称主张，且被告不请求调解，本院未组织调解。 另查明，2019年5月3日，陈守云、陈守逵、陆维刚等工作人员对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进行统计并制作清单，该清单所载明的红星煤矿地面废旧金属被陈守宽、赵永庚、赵永聪、王瑞田等人出售，所得价款为110万元。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钱家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资款5805027.4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原告自2014年1月17日至起诉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927268.96元，本息共计7732296.4元的问题。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3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云民终173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根据其与被告红星煤矿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以1000万元的对价取得了红星煤矿30%的联营权益，因被告红星煤矿的企业性质经改制后为私营企业，并非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并不享有红星煤矿30%的股份。钱家俊根据其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1100万元的对价取得了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享有的被告红星煤矿30%的联营权益，因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实际上并未享有红星煤矿30%的股份，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应为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将其享有联营体（红星煤矿）30%的联营份额（经营权）转让给钱家俊。同时，钱家俊与被告红星煤矿亦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该《合作经营协议》与钱家俊、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合同名称不一致，但合同的实质内容完全一致，钱家俊也仅仅是按照其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向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并未按其与被告红星煤矿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另行向红星煤矿支付该协议约定的款项。被告红星煤矿对钱家俊与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书的内容无异议，钱家俊亦通过安排财务人员到煤矿等方式实际参与了被告红星煤矿的经营管理。2013年12月12日，原告钱家俊与红星煤矿的其余投资人陈守宽、赵永庚、赵永聪、王瑞田作为转让方，原告钱家俊作为受让方，签订了《煤矿退股协议》，该协议约定将被告红星煤矿100%的股权（含原告30%的股权）作价5000万元（含负债）全部转让给原告钱家俊，红星煤矿的其余股东（投资人）退出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及股东身份；原告钱家俊承诺在合同双方签字之日起，一年内向其余转让方支付除负债之外的全部款项。因此，原告钱家俊对云南省田坝煤矿二号井红星矿井享有全部的经营权，其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资款5805027.4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原告自2014年1月17日至起诉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927268.96元，本息共计7732296.4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2010年8月20日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与被告红星煤矿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以1000万元的对价取得了红星煤矿30%的联营权益，原告钱家俊与曲靖华联煤电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100万元的对价取得了曲靖华联煤电有限公司享有的被告红星煤矿30%的联营权益，原告钱家俊与被告红星煤矿亦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双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后被告红星煤矿因政策性原因被强制关停，双方为煤矿债权债务处置和政策奖补资金产生纠纷，故被告红星煤矿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辩解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家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926元，由原告钱家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阚世彦 人民陪审员  白健娟 人民陪审员  刘得军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舒娅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