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可亭，女，1962年4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登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可健（KEJIANGENG），男，1959年7月6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畅,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可亭与被上诉人耿可健（KEJIANGENG）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耿可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耿可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耿可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耿可健提起本次诉讼已过时效，且耿可亭已提出过时效抗辩，一审法院认为耿可健基于不动产物权要求办理变更登记，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存在错误。本案系耿可健借物权确认纠纷之名行使物权变更之实。二、耿可健存在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与当庭提交证据突袭，一审法院在没有组织双方质证就径自采纳耿可健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存在程序错误。耿可健庭后补充提交的《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共五项证据已超过庭审时间2020年7月15日，这属于耿可健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且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没有重新开庭或要求耿可亭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且耿可健提交的《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属于涉外证据，上述涉外证据应当经过大使馆或领事馆公证程序，一审法院直接采纳，属于程序错误。三、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在2021年1月18日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颁布且生效。一审法院依旧援引已失效的法律依据且在援引已失效的法律依据未明确注明“裁判文书引用时应注明文号”等，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耿可健主张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海怡花园海潮居X楼X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仅归其一人所有，则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从耿可健提供的证据《购房款收支记录》中证明购房出资系耿可健一人出资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零八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因耿可亭与耿可健属于亲兄妹关系，且对于涉案房屋份额约定不明，则应当按照共同共有关系处理，即房屋一人一半。2.耿可亭在《置产情况说明》中陈述并未明确其放弃涉案房屋产权。虽然《置产情况说明》、《购房款收支记录》记载了购房背景，但这些文字均是由父母书写，耿可亭并未书写与确认。《置产情况说明》从内容上证明了当事人对当时产权处置的情况，并未直接体现耿可亭明确放弃享有涉案房屋产权的意思表示。涉案房屋应当属于耿可亭与耿可健共同所有。3.一审法院忽略耿可健最初购买涉案房屋时间过程，耿可健支付部分购房款时间，耿可健没有提供事实证明购房缘由、起因、时间、付款时间、付款证明，错误认定耿可健支付所有购房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存在矛盾。本案中，涉案房屋登记为耿可亭、耿可健共同共有，上述登记目前并未被房屋管理部门撤销，所以现耿可健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个人所有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应予驳回耿可健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忽略了耿可健具有美国国籍，不具备在广州购房资格的客观事实，判决耿可亭协助耿可健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存在违反广州市限购政策，不具有可执行性。4.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耿可健提起本案的动机，遗漏重要事实。从2001年6月26日取得《房地产权共有（用）证》且登记在耿可亭与耿可健共同名下，在近20年间耿可健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突然提起诉讼，明显有违常理。因双方僵持不下，耿可亭提出将涉案房屋出售，所获售房款一人一半，但耿可健均不同意。既然涉案房屋于2001年6月26日已取得权属证明，如涉案房屋归耿可健一人所有，耿可健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合理期限内内提出异议，但耿可健超过20年后才起诉，显然超过诉讼时效，也超过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限。因此，耿可亭与耿可健均为购买涉案房屋共同出资，在没有约定比例的情况下，涉案房屋产权应当为耿可亭与耿可健各占一半。耿可亭在本院二审中补充意见如下：一、资产情况说明并非是真实情况，耿可健提交的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耿可亭均不予确认，仅确认系本人签名。二、双方父母并非房屋所有权人，其无权在资产情况说明中对产权作出决定。1.该说明所列的内容均是上诉人父母书写签字，日期为2001年10月30日，但耿可亭的父母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无权对案涉房屋的归属作出决定。2.耿可亭从未在该说明中明确放弃该房屋的产权。3.一审法院仅根据耿可健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转账记录，认定案涉房屋是为耿可健购买，其结论错误。4.一审法院混淆了购房款属于耿可健出资，与案涉房屋产权属于耿可健一人所有这两个法律概念，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耿可健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是物权确认纠纷案件，属于不动产物权的请求权，故应不适用诉讼时效。二、耿可健在一审中已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延期举证的申请书，申请延长本案的举证期限，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三、关于公证认证的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未经公证认证的域外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且案涉的汇款单与提款单形成于香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证据形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并没有强制要求履行公证认证的手续，故上述证据均不需严格履行公证认证的手续。经过了一审法院的质证认证，证据的证明效力也足以得到认可。关于翻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交的外文书证提供中文译本即可，并没有对翻译公司的资质作出任何的强制性规定，且翻译公司是具有相关翻译资质的。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恰当。五、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案涉房屋的出资人是谁？耿可健在一审当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当时购房的出资人是耿可健本人。耿可亭主张购房的资金是由其提供，二审中耿可亭提交的补充证据，仅仅证明了耿可亭代为向开发商支付房屋价款，对于该事实双方也是没有争议的，且该证据也仅仅证明了耿可亭代为购买房产、代为管理的事实，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由耿可亭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当时是由于耿可健委托耿可亭代为购买、代为管理，所以才登记了另外一半的产权是耿可亭，但是因为办理产证的相关的事实，父母以及耿可亭、耿可健各方都为了明确案涉房屋的产权事实，才多次由父母写了相应的资产情况说明。同时耿可亭也对资产情况说明进行了确认，故耿可健认为房屋产权证办理在先，资产情况说明写在后面，从时间先后顺序也可看出，各方当事人对于房屋产权的归属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案涉的房屋的出资以及案涉房屋产权的归属，各方当事人均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关于限购的问题，耿可亭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该项答辩意见，因此在二审中不应审查，且本案当中并不涉及借名购房的问题。耿可健是在2000年购房的，当时不存在任何的限购问题，现在的限购政策不能及于当时的购房资格，也不能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情况。综上，耿可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耿可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海怡花园海潮居X楼X房屋归耿可健个人所有；2.耿可亭协助耿可健将上述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耿可健一人名下；3.耿可亭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可健、耿可亭为兄妹关系。2000年8月29日，耿可健、耿可亭（乙方、买方）与番禺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卖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案涉房屋，建筑面积158.19平方米，成交价格为5541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等。上述合同经番禺市房地产交易所确认。2000年9月5日，番禺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确认收到楼款554100元。2001年5月21日，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开具《契税完税证》，确认收齐案涉房屋契税8311.5元。之后，案涉房屋于2001年6月26日登记至耿可健、耿可亭名下，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登记建筑面积为158.2平方米。为证明案涉房屋是由耿可健一人出资购买的，耿可健提供以下证据：1.耿某智、尹某容于2001年10月30日出具的《置产情况说明》，记载案涉房屋是由本人儿子耿可健出资，女儿耿可亭在广州经手，从番禺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购房目的是为父母养老居住，并为其国外、国内妹妹来广州探亲聚会住用。从房屋订购、历次交款及装修收房经过，我们均参与，知耿可健尽其可能提供资金，耿可亭奔走办理购房手续及装修工作，费尽心力……因此出明所知置产情况以为根据。该说明空白处写有“海怡花园海潮居XX是我哥耿可健全额付款购买，本人只是帮助办理各项手续及装修”，落款为“耿可亭2002年1月2日”。2.耿某智于2001年10月31日出具的《购房款收支记录》，记载爱某汇来加元三万元兑换人民币177830元；耿可健第一次汇来美元28000元兑换人民币244905元；耿可健第二次汇来美元25396.15元兑换人民币217637.80元；耿可健第三次汇来美金10000元兑换港币77570元。上列汇款均汇至香港十姨账号转兑成港币再换成人民币（或只用港币）交耿可亭入其账号用作购楼房款或装修内部款。订购楼房的订金20000元系父母由遵义转汇广州耿可亭账号再行缴付订金。上述款项用于购楼款554100元，办证费等代收款10183元，管理基金及其它2000元、装修押金2000元，其余用作装修及购置家具电器厨具等，余款尚有17000元港币存在我的存折上。附记：估装修内部及购置家具等约共用140000元，有单据在；已讲明给耿可健、爱某，爱某所汇来30000元加币由耿可健偿还；购房款均由耿可健负责缴付，明确他为房主，耿可亭为经管。3.手写的款项往来记录、尹某容于2000年1月15日手写的两份汇款记录。4.微信群名为“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5.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提款单3份、汇款单1份及相应的翻译件。经质证，耿可亭确认《置产情况说明》上“耿可亭”为其本人所签，但是认为之所以写这句话是因为父母偏心耿可健，所以案涉房屋归儿子所有，耿可亭一开始有迎合的意思，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当时耿可健、耿可亭及父母都知道案涉房屋已经落在耿可健、耿可亭名下，且可以确认耿可健的购房款没有支付给开发商，实际上耿可健所有的款项都是耿可亭支付的；“耿可健全额付款购买”指的是耿可健购房的那一部分购房款，并不包括耿可亭一半产权的房款。耿某智出具的《购房款收支记录》、手写的款项往来记录、尹某容手写的两份汇款记录等并无耿可亭签名，耿可亭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身份，也没有表达出案涉房屋均归耿可健所有的意思。对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提款单3份、汇款单1份及相应的翻译件不予确认，认为没有经过香港律师见证，且模糊不清。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案涉房屋自2001年收楼后由双方父母居住，2009年父母回遵义后，由耿可亭负责管理至今。耿可亭在庭审中陈述，案涉房屋的所有购房款由耿可亭支付给开发商，耿可健将其应支付部分的购房款277500元返还给耿可亭。一审法院认为:耿可健为美利坚合众国国籍，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一人所有并进而要求耿可亭协助变更登记，故本案应为涉外物权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因案涉房屋位于我国境内，故一审法院确认我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耿可健主张案涉房屋虽登记为耿可健、耿可亭共同共有，但实际上为耿可健一人购买。耿可亭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耿可亭支付了其相应份额的购房款。根据双方父母耿某智、尹某容出具的《置产情况说明》及《购房款收支记录》可知，案涉房屋由耿可健出资购买。对此耿可亭在置产情况说明空白处备注“海怡花园海潮居XX是我哥耿可健全额付款购买，本人只是帮助办理各项手续及装修”，虽然耿可亭在庭审中对此解释为，案涉房屋由耿可健购买的部分是由耿可健付款购买的，并不包含耿可亭购买的部分，该解释明显与上述手写部分意思表示不一致。耿可健亦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提款单、汇款单等作为佐证。综上，一审法院对耿可健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耿可健要求耿可亭协助耿可健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其个人名下，于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房屋现登记为耿可健、耿可亭共同共有，上述登记目前并未被房屋管理部门撤销，现耿可健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个人所有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耿可亭认为耿可健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是耿可健基于不动产物权要求办理变更登记，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耿可亭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耿可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耿可健办理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海怡花园海潮居X楼X房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产权人变更登记为耿可健一人；二、驳回耿可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耿可健负担38700元，耿可亭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耿可亭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1.装修合同、人工费记录，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委托案外人进行装修并支付人工费；2.临时提货凭证、提货单、收款卡、销售单、出货单、调拨单、货物清单、发货（结算）清单、送货单、临时提货单，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购买五金建材；3.购销合同、和家兴傢私销售单、收款收据，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付款采购家具；4.发票联、调货单，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付款采购家电；5.汇贤布艺单据，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付款购买布料；6.安装合同、收款收据，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付款购买防蚊纱窗；7.发票、缴费通知书、物业费及水费缴纳流水、有线电视用户卡，拟证明耿可亭为案涉房屋缴纳管理费及水电费；8.照片，拟证明耿可健曾分别于2009年、2015年回国，并非其主张的2019年才知悉其房屋权益受损；9.内部认购须知、订购及付款办法、海怡花园（第五期）十二层电梯洋房售价表、番禺市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地产买卖确认书、附件一及二、翻译本，拟证明耿可亭先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向并到番禺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订购书与办理收楼，及耿可亭在1999年12月18日支付定金两万元，签订《临时买卖合约》并于14日后的2000年1月8日交付案涉房屋80%的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后再签署《房地产买卖契约》，且耿可亭在交付案涉20%购房尾款及相关费用后再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10.耿可亭中国工商银行流水、附件三，拟证明耿可亭为购买案涉房屋有出资，并非耿可健所述的其对案涉房屋出了全部的购房款；11.发票，拟证明耿可亭为购买案涉房屋向广州市番禺区地方税务局、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等部门缴纳税费；12.申请书、调查表，拟证明案涉房屋属于耿可亭、耿可健共同共有；13.录音、身份证复印件、短信截图，拟证明耿可健曾经承认案涉房屋属于耿可亭、耿可健共同共有；14.丁佩琳及钟加和出具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耿可亭最初为购买涉案房屋并与证人一并到案涉房屋出售方公司查看楼盘信息；15.情况说明与图片，拟证明耿可健曾于2014年就已在国内长期生活，购买了汽车并取得了驾驶证；16.微信截图，拟证明案涉房屋为双方共同共有。耿可健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耿可亭单方手写的的记录，无客观凭证佐证；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均是送货单、销售单、收款收据等，无付款凭证及发票佐证，故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伪，且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与案涉房屋有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与案涉房屋有关；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无付款及发票佐证，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伪，且该证据无法证明与案涉房屋有关；对证据7中发票、缴费通知书、有线电视用户卡、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物业费及水费缴纳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与案涉房屋有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该证据仅证明耿可亭代为办理购房的全部手续；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该证据证明耿可亭于2000年7月14日存入118600元，并于同日支取140000元，该日期均晚于耿可健四次出资的时间，可以佐证耿可亭收到耿可健出资后，代为支付购房款项；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该证据仅能证明耿可亭代为办理购房手续并缴纳相关税费；对证据13中的录音及短信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予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对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并未出庭作证，证言不应予以采纳；对证据15、16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另查明：耿可健在起诉时，提交了《证据目录》，包含以下证据：1.《房地产权共有证》；2.《置产情况说明》；3.《购房款收支记录》。在一审庭审前，耿可健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目录》，共有以下证据：4.《书面说明一》；5.《书面说明二》；6.《汇款说明》；7.2019年10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8.《证明书》；9.《存件》；10.《授权书》；11.房屋交易资料；12.2019年9月的微信聊天记录；13.2019年10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4.2019年10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5.2017年3月31日《借条》。前述证据2—8，拟证明案涉房屋由耿可健一人出资购买。在一审庭审后，耿可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共有以下证据：16.《汇款、取款说明》；17.2张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提款单及翻译件,拟证明购房的第一笔出资款由耿可健的三街耿爱某出资30000加拿大元，兑换为人民币177830元，购房的第三笔出资系耿可健出资25396.15美元（扣除手续费为25393.58美元）；18.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提款单及翻译件；19.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款单据，证据18-19拟证明购房的第四笔出资款系耿可健出资10000美元；20.翻译公司营业执照，载明上海力友翻译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翻译服务。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将《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及相应证据送达给耿可亭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徐晓明，2021年1月11日，徐晓明就《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及相应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耿可亭签字捺印的质证意见。在二审庭询中，耿可亭确认其于一审已经对《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相应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一审庭审时，耿可亭的代理人徐晓明出庭应诉，徐晓明陈述，当时是耿可亭起意购买案涉房屋，耿可健得知后建议与耿可亭合买一套，当时说好权属一人一半，购房款也是一人一半，先由耿可亭垫付全部购房款（包括耿可健应当支付的一半购房款）给开发商，耿可健已经将案涉房屋一半的购房款277500元支付给了耿可亭，支付方式是耿可健委托耿可亭的婆婆的姐妹到广州分两笔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耿可亭。在二审庭询时，耿可亭对徐晓明的前述陈述不予确认，认为是徐晓明因为对案情不了解而做出了错误陈述。对于“香港十姨”是否存在及具体身份的问题，本院向耿可健、耿可亭进行询问，耿可健主张“香港十姨”是耿可亭的婆婆的姐妹，居住在香港；耿可亭于二审庭询后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表示“‘香港十姨’确有其人，但本人没有与之直接交往过，对其情况不了解，本人家婆过世后，更没有联系过她”，本院向耿可亭告知了耿可健关于“香港十姨”具体身份的主张，并多次要求耿可亭对“‘香港十姨’是否系耿可亭婆婆在香港的姐妹”作出正面回答，耿可亭拒绝回答，也拒绝回答“香港十姨”的具体身份。耿可亭在二审提交的2019年9月11日耿可亭的配偶杨某东与耿可健进行的通话，记载以下内容，耿可健称其担心资金问题，跟耿可亭说房子是不是卖掉。杨某东说：这没问题，我们去借钱也可以，先给你一些，我那天不是说得很清楚，是你的钱你一分钱不少，钱不够再给你写欠条，我们不要你的钱。耿可健问：你的意思是暂时不卖，但是你有钱？杨某东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借钱给你，卖也行。耿可健说：你怎么老说借钱问题，你借别人的钱不行啊。杨某东说：你放心吧，我有钱给你不就行了，你管那么多，你的钱全部给你不就完了嘛，你还要什么呢？耿可健答：好的，没问题。本院认为，耿可健为美利坚合众国国籍，本案为涉外民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因案涉房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房屋于民法典施行前购买并登记在双方当事人名下，该共有状态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对谁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产生争议，故案涉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而判断耿可健的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以耿可健一审起诉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需要处理以下问题：一、耿可健提起本次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通过）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耿可健以其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为由，主张其是案涉房屋全部产权的真实权利人，要求耿可亭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耿可健提起本案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耿可亭上诉称耿可健提起本次诉讼已过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一审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关于耿可亭主张耿可健逾期提交《二次补充证据目录》及相应证据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耿可健在一审庭审前已经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其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而耿可亭在一审庭审时仅承认耿可亭支付了案涉房屋一半的购房款，耿可健在庭审后提交的《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相应证据，系为了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及形式进行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决定是否采纳该份证据，人民法院决定采纳该份证据，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二审庭询中，耿可亭确认已于一审时对《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相应证据进行了质证，故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将证据交予其进行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耿可亭主张耿可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相应证据没有经过认证手续，中文译本由上海力友翻译有限公司翻译，但该公司并无涉外文件翻译资格，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违反了法定程序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在本案中，耿可健提交的《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部分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外文书证，耿可健提交了由上海力友翻译有限公司翻译的中文译本，根据该公司的营业执照，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翻译服务，耿可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中文译文存在翻译错误，虽然耿可健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关的证明手续，但耿可健为证明其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另提交了多份证据，一审法院并非是单独依据《二次补充证据目录》中的相应证据认定耿可健全额出资购买案涉房屋，故耿可亭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案涉房屋由谁出资购买？关于耿可亭上诉主张耿可健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支付给耿可亭的问题。耿可健主张由其姐姐耿爱某从国外汇3万加拿大元，耿可健分三笔从美国汇6.3万美元给“香港十姨”，再由“香港十姨”兑换成人民币后转交给耿可亭，耿可亭一审代理人徐晓明在一审庭询中自认耿可亭收取了由耿可亭的婆婆的姐妹代耿可健转交的购房款，耿可亭在二审中主张徐晓明系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作出了前述错误的陈述，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香港十姨”的身份问题，耿可亭在二审庭询后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香港十姨”确有其人且其在家婆过世后没有联系过“香港十姨”，这说明“香港十姨”确实与耿可亭的家婆存在亲属或朋友关系，本院已经向耿可亭告知了耿可健对于“香港十姨”具体身份的主张，经本院多次询问，耿可亭拒绝回答“‘香港十姨’是否系耿可亭婆婆在香港的姐妹”，也拒绝回答“香港十姨”的具体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的规定，应当视为耿可亭承认“香港十姨”即其婆婆在香港的姐妹；其次，徐晓明为耿可亭委托的律师，其向一审法院所作的陈述应当视为耿可亭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徐晓明所陈述的代耿可健向耿可亭支付购房款的是耿可亭婆婆的姐妹，与耿可健所主张的“香港十姨”的身份完全一致，如非耿可亭告知代理人徐晓明，徐晓明不可能清楚“香港十姨”与耿可亭的关系，故可以认定耿可健确实是通过汇外币给“香港十姨”再由“香港十姨”兑换成人民币后转交给耿可亭的方式，向耿可亭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综上，耿可亭上诉主张耿可健未向其支付购房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耿可亭主张其于2002年1月2日在《置产情况说明》上签字内容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耿可亭于2002年1月2日在其父母耿某智、尹某容出具的《置产情况说明》上书写“海怡花园海潮居XX是我哥耿可健全额付款购买，本人只是帮助办理各项手续及装修”的内容后签字，前述书写内容意思表示简单明确，能够证明耿可亭确认案涉房屋由耿可健全资出资购买。耿可亭主张其为迎合父母偏爱耿可健的原因才在《置产情况说明》签字，对此，本院认为，耿可亭出具说明时已经结婚成家，对于普通人而言，无论何时购买商品房均是家庭的一项巨大开支，商品房亦是家庭的最重要财产，如案涉房屋确实由耿可亭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关系到耿可亭配偶的财产权利，耿可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父母存在偏爱耿可健的行为，即便耿可亭的父母偏爱儿子，也只有可能处置耿可亭的财产，而不可能干涉处置耿可亭配偶的财产，耿可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理解前述说明所表明的具体含义，耿可亭在《置产情况说明》签字确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之后对《置产情况说明》的签名内容提出过异议，耿可亭主张《置产情况说明》上的内容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耿可健是否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的问题。耿可健为证明其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提交了双方父母耿某智、尹某容出具的《置产情况说明》、《购房款收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提款单、汇款单等作为证据，前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再结合耿可亭在一审中确认耿可健通过香港十姨转交购房款的陈述，能够证明耿可健全额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由耿可健一人购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耿可亭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案涉房屋由耿可亭办理购买、装修等手续，耿可健在一审、二审中均确认案涉房屋由耿可亭办理购买、装修等手续，前述证据并不能反驳耿可健一人出资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耿可亭在一审时确认“香港十姨”代耿可健向耿可亭转交了案涉房屋一半的购房款，在二审时又主张耿可健未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违反了诚信诉讼和禁止反言的原则，耿可亭上诉主张由其一人购买案涉房屋，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耿可亭以《证明书》上“耿某智、尹某容”的签名并非两人真实笔迹为由申请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案涉房屋的出资情况，耿可健除了提交耿某智、尹某容于2016年2月11日出具的《证明书》之外，还另外提交了耿某智、尹某容于2002年出具的《置产情况说明》《购房款收支记录》等证据，前述证据内容一致、相互印证，而耿可亭确认《置产情况说明》由耿某智、尹某容出具，本院也并非单独依据耿某智、尹某容出具的《证明书》认定案涉房屋由耿可健出资购买，故耿可亭申请对《证明书》进行鉴定，没有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四、耿可健主张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一人名下应否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院亦已认定耿可健一人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不存在过户障碍，一审虽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不当，但判决耿可亭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耿可健一人名下并无不当。因耿可健已登记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本案不涉及耿可健需要具备广州市购房资格的问题，故耿可亭以耿可健不具备广州市购房资格为由主张办理产权转移登记违反限购政策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耿可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通过）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耿可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孙远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