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经营者：胡运红。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霞，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彩，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军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蔡松涛。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以下简称胡运红蔬菜档）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军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4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运红蔬菜档经营者胡运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霞、钟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运红蔬菜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军联公司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344927.25元，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103478.17元（以344927.25元为基数，按照30％的标准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军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客观存在。首先，双方于2019年5月28日签订《送菜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次，胡运红蔬菜档有原始的送货单，且送货单是连贯的，保存完好。胡运红蔬菜档自2019年5月开始向军联公司送货，因2019年5月至8月的货款已经结清，故没有保存送货单，但对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送货单保存完好，2019年8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的送货单也得以保存，其记录与胡运红蔬菜档自留的《记录本》上的金额一致，说明交易真实。另外，胡运红配偶即“胡玉龙妈妈”与军联公司负责人潘建龙的聊天记录也显示，自2019年5月19日后多次沟通送货事宜，记录中的送货时间到2020年1月9日。此后胡运红配偶向潘建龙催款却得不到回应。一审法院已认定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则应存在送货、付款等履行行为。胡运红蔬菜档已经证明了送货的事实，而军联公司没有付款。军联公司在胡运红蔬菜档催款时不予回应，诉讼中也不到庭，作为被告应承担不利后果，并采信胡运红蔬菜档主张。（二）军联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在没有备注的情况下，胡运红蔬菜档可以作出合理说明。胡运红蔬菜档起诉时已说明军联公司已付清2019年5月至8月的菜款。通过查询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记录，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胡运红蔬菜档微信收款共计95000元；2019年7月24日至2019年12月27日期间，银行转账收款232445元；共计收款327445元。根据胡运红蔬菜档自留《记录本》记录金额，数据与收款金额差异不大，送货金额大于收款金额，说明2019年9月之后的款项军联公司没有支付。（三）因每天送货，双方对小额数据不计较，并不表示对金额较大的数据不做澄清。根据统计出的送货单数据来看，确实有部分小额数据偏差，但单笔菜款的数据误差基本控制在1元钱以内。胡运红蔬菜档对于较大额的误差也会找对方澄清，所以微信记录显示，胡运红配偶有向对方发送送货单以修正偏差数据。在实际金额与书写金额存在误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选取金额相对低的、对军联公司有利的金额支持，但不应在有真实交易记录的情况下，直接驳回诉请。（四）军联公司已确认2019年9月、10月、11月的送货单。在《每月送菜详情》中，对2019年9月、10月、11月送货金额分别为83819.65元、72151.4元、89655.52元，胡运红蔬菜档早已发给军联公司确认。上面所载每月金额的“合计”二字均为军联公司股东潘建龙本人亲笔书写。胡运红配偶与潘建龙的聊天记录显示其曾向潘建龙发送过该数据，潘建龙并未提出质疑。（五）根据双方约定，本月菜款应在下个月10号前支付。胡运红蔬菜档送货后，一般会在下个月开具发票请款。胡运红蔬菜档在2019年5月送货后，于6月开具28151元发票；6月送货后，于7月开具48299.7元的发票；7月送货后，于8月开具113400.7元发票；8月送货后，于9月开具141526.4元发票；9月送货后，于10月开具75657.8元发票；10月送货后，于11月开具87905.5元发票；11月送货后，于2020年1月开具84062.5元发票；上述发票均可证明交易真实性。综上，双方交易真实存在，胡运红蔬菜档有送货并开具发票，军联公司曾支付部分款项，其不能证明已付清货款，应承担不利后果。军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胡运红蔬菜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军联公司支付货款344934.47元；2．判令军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以344934.47元为基数，按照30%的标准计算）；3．判令军联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运红蔬菜档（乙方、送菜方）与军联公司（甲方、订菜方）签订《送菜协议》，约定：第一条，甲方所需蔬菜（肉类）由乙方提供，配送内容以甲方下达订单为准。蔬菜的价格以每月报价表价格为准，但乙方送菜价格不得高于甲方当地附近菜市场同品种蔬菜（肉类）的单价，并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第二条，所送物品数量，应保证斤两的准确性，以甲方验收的数量为准，乙方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菜清单，甲方验货后由甲方指定人员签字确认，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作为结算时的数量、价格凭证。乙方保证每天早上8点前将甲方所需的货物送至甲方指定地点（甲方厨房及仓库）。第三条，甲方应在每天下午6点前指定人员以电话、微信或书面向乙方负责人下单，下单内容应说明品种、数量、送菜时间及要求等，特殊情况必须前一天知会乙方备货。送菜款项每月进行结算一次，甲方应将当月的送菜款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乙方指定的收款人或转入乙方委托的指定账户，不得将货款交给其他人员。如有逾期未支付货款则需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按日累计。第六条，合同有效期自2019年5月28日至2020年5月27日，前一个月作为试用期，试用期过后如无异议本合同自动延期，视为有效合同而不再续签。胡运红蔬菜档向一审法院提交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2日期间形成的送货单明细表、汇总明细表，记载每日向军联公司送菜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并称其按照汇总明细表记载的每月合计送货金额83819.65元、72151.4元、89655.52元、81034.4元、18273.5元要求军联公司支付货款，其中2019年9至11月三个月的数据已与军联公司对完账；但潘建龙仅于2019年8月21日支付1万元货款，胡运红通过微信催付货款却未收到潘建龙回复，故其委托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7月3日向军联公司发出律师函。经庭审质证，胡运红蔬菜档提交的送货单明细表中，9月有6天、10月有4天、11月有21天、12月有3天的单日小计货款金额，与汇总明细表中相应日期记载的货款金额不一致。胡运红蔬菜档解释称，胡运红定期到军联公司处对账，虽然部分单日的货款有差额，但因差额小，且原军联公司之间长期合作，故彼此之间对于差额并不计较，其亦不要求军联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名或盖章。胡运红蔬菜档于庭后补充提交“胡玉龙妈妈”与潘建龙之间关于对账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对于2019年10月16日、2019年10月26日的货款，“胡玉龙妈妈”主张是3091.1元、9754.1元，潘建龙则主张是1266.8元、9072.6元，“胡玉龙妈妈”留言告知潘建龙“麻烦你再对一下，差得太远了！”送货单明细表上“客户签收”栏，因签收人的签名潦草看不清楚，胡运红蔬菜档解释称其将菜送至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民生路165号军联公司处，代表军联公司签收货物的，签名为“龙”的是潘建龙，签名为“邹”的是邹明忠，其余签名为邹明忠的几个徒弟。胡运红蔬菜档另提交“邹明忠”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记载“本人邹明忠，身份证号码，2019年5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在军联公司工作，职位是厨房主管，公司老板是蔡松涛和潘建龙。当时公司的蔬菜供应商主要是榄核镇顺兴市场的胡运红蔬菜档口，蔬菜配送是由潘建龙电话或微信订货下单，蔬菜档老板胡运红送到公司厨房来，由我或者其他同事签收送货单，确认无漏送。”胡运红蔬菜档于庭后补充提交材料称，2019年5至8月的货款金额分别为27929.6元、48299.7元、113400.7元、104830.7元；其与军联公司之间部分金钱来往情况为：军联公司于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29日期间通过微信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情况如下：            转账时间              付款人              收款人              金额                  2020.8.21              潘建龙              胡运红              1万元                  2019.10.22              潘建龙              胡运红              2万元                  2019.10.30              潘建龙              胡运红              2万元                  2019.11.5              潘建龙              胡运红              1万元                  2019.11.29              潘建龙              胡运红              2万元                  2019.12.21              潘建龙              胡运红              1.5万元      军联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10月27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情况如下：            转账时间              付款人              收款人              金额              附言备注                  2019.7.24              潘建龙              胡运红              1万元              5月份货款                  2019.9.26              潘建龙              胡运红              56223元              7月货款                  2019.11.4              潘建龙              胡运红              36217元              7月份货款余额全部结                  2019.11.11              潘建龙              胡运红              5万元              ——                  2019.12.9              潘建龙              胡运红              2万元              19年8月份货款                  2019.12.11              潘建龙              胡运红              3万元              8月份货款                  2019.12.27              潘建龙              胡运红              3万元              ——      庭审中，胡运红蔬菜档称，除2020年8月21日支付的1万元是用于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产生的货款之外，剩余金钱往来记录都是用于支付2020年8月以前拖欠的货款；胡运红蔬菜档已就军联公司于2019年9月以前付清的货款向军联公司开具发票，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另查明，军联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23日，蔡松涛持股比例为20%、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潘建龙持股比例为80%、为公司监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胡运红蔬菜档、军联公司签订《送菜协议》，军联公司通过银行向胡运红蔬菜档转账、留言备注“货款”等均能佐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经审查，胡运红蔬菜档诉清军联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胡运红蔬菜档未能举证证明军联公司承认其拖欠胡运红蔬菜档货款。胡运红向潘建龙发送微信催付货款，仅为其单方陈述，却未收到潘建龙答复。在送货单明细表上“客户签收”栏上签名收货的“龙”“邹”和其他人的身份未能确认、亦未能被证明是军联公司授权收货的员工。其次，胡运红蔬菜档主张军联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与胡运红蔬菜档、军联公司之间金钱往来记录之间存在矛盾之处。胡运红蔬菜档称军联公司拖欠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货款、仅于2020年8月21日支付1万元货款，但记录显示军联公司分别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胡运红蔬菜档付款9.5万元、232440元。除银行转账中附言明确为某月货款金额的152440元之外，剩余8万元未能确认用途，即胡运红蔬菜档未能举证证明剩余8万元不是用于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产生的货款。再次，胡运红蔬菜档提交的送货单明细表与汇总明细表之间存在多处矛盾。送货单明细表与汇总明细表均为胡运红蔬菜档制作，但9月有6天、10月有4天、11月有21天、12月有3天等多个单日小计货款金额，与汇总明细表中相应日期记载的货款金额不一致。尽管胡运红蔬菜档解释称差额小、与军联公司均不计较，但从“胡玉龙妈妈”与潘建龙之间关于对账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对于2019年10月16日、2019年10月26日的货款金额存在分歧，现胡运红蔬菜档依据自己通过送货单计算得出的货款总额诉请军联公司支付货款，明显存在证据不足。最后，胡运红蔬菜档提交的2019年5至8月的账单与军联公司付款记录之间亦存在矛盾之处。胡运红蔬菜档称2019年5至8月的货款金额分别为27929.6元、48299.7元、113400.7元、104830.7元，但军联公司在2019年9月26日、2019年11月4日的银行转账附言备注“7月货款56223元”“7月份货款余额全部结36217元”，与胡运红蔬菜档陈述的2019年7月货款为113400.7元之间明显不同，且胡运红蔬菜档亦未能向法庭提交已开具的发票用于核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胡运红蔬菜档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军联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胡运红蔬菜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应承担相应不利的后果。军联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运红蔬菜档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13元，由胡运红蔬菜档负担。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军联公司于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29日期间通过微信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情况如下”应为“军联公司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29日期间通过微信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情况如下”；微信付款表格中，“2020.8.21潘建龙向胡运红支付1万元”应为“2019.8.21潘建龙向胡运红支付1万元”；银行转账付款表格中，“2019.9.26潘建龙向胡运红支付56223元，备注7月货款”应为“2019.9.26潘建龙向胡运红支付56228元，备注7月货款”；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2019年9月以后军联公司是否还支付过款项，胡运红蔬菜档称，军联公司在2019年9月、11月均支付过货款，但支付的都是2019年8月和9月之前的货款，不是本案诉请的货款。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胡运红蔬菜档提交以下证据：1．发票，2．广州市南沙区榄核大伝蔬菜档、广州市南沙区榄核当运蔬菜档、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运红蔬菜档出具的《代开发票证明》，载明该三蔬菜档曾在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为胡运红蔬菜档向军联公司代开发票，发票所涉交易双方为胡运红蔬菜档与军联公司，该三蔬菜档与军联公司无实际交易；证据1、证据2拟共同证明胡运红蔬菜档在2019年6月开具28151元发票，7月开具48299.7元发票，8月开具113400.7元发票，9月开具141526.4元发票，10月开具75657.8元发票，11月开具87905.5元发票，在11月送货后，2020年1月开具84062.5元发票。3．2019年8月20日-31日送货单，4．2019年8月送货记录本；证据3、证据4拟共同证明2019年8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的送货单得以保存，其记录与胡运红蔬菜档自留《送货记录本》金额一致，可印证交易真实性。军联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关于双方对账过程。胡运红蔬菜档一审提交了“胡玉龙妈妈”与潘建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胡玉龙妈妈”于2019年12月12日后曾向潘建龙催款，并发送2019年9月、10月、11月对账单据照片，并对单据中三笔款项金额提出异议；于2020年1月9日向潘建龙发送手写单据照片，照片显示“10月份合计74657.2；11月份合计89755.52”并表示“潘总这是我对的10月份和11月份的菜款数”，潘建龙回复“收到”；后续在5月期间向潘建龙催促处理货款，潘建龙未予回复。二审中，胡运红蔬菜档提交了上述微信记录的手机原始载体予以核对。关于2019年5月至8月交易情况。一审中，胡运红蔬菜档提交记账本（2019年5月-8月菜款明细），拟证明根据胡运红蔬菜档记账本统计，2019年5月-2019年8月蔬菜款共计294460.7元，其中记载各月总货款金额分别为：2019年5月27929.6元、6月48299.7元、7月113400.7元、8月104830.7元。二审中，胡运红蔬菜档陈述2019年5月-8月货款总额应为373364.3元，并提交了8月20日至31日送货单、8月记账本予以证明。关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交易情况。一审中胡运红于庭后提交自行制作的核对后货款金额表格，对9月中6天、10月中4天、11月中21天、12月中3天的单日货款累加金额予以更正，并按其中较低金额主张；该表格中记载更正后各月总货款金额分别为：2019年9月83814.45元、10月72151.4元、11月89654.1元、12月81033.8元、2020年1月18273.5元；合计344927.25元。二审中，胡运红蔬菜档陈述，2019年11月5日之后潘建龙支付的款项即为8月份开始的货款，8月份货款已经付清。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胡运红蔬菜档主张军联公司欠付货款是否成立，如成立则金额如何认定。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胡运红蔬菜档与军联公司签订《送菜协议》，军联公司股东潘建龙曾向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可认定。胡运红蔬菜档主张双方自2019年5月至2020年1月之间存在买卖交易，其中军联公司未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货款合计344934.47元。对此，因双方存在持续交易过程，而军联公司在2019年9月之后亦存在付款行为，故判断是否仍欠付货款，应结合双方历史交易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双方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交易情况。胡运红蔬菜档于一审中提交了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送货单原件，绝大部分单据中客户签收栏均有相关人员予以签收。同时，胡运红蔬菜档亦提交“胡玉龙妈妈”与潘建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胡玉龙妈妈”曾发送多张送货单照片，微信中显示的照片与胡运红蔬菜档一审提交的相应送货单一致。同时，胡运红蔬菜档还提交了邹明忠出具的证明书，以证明送货单为军联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在军联公司未到庭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已可证明胡运红蔬菜档在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之间存在供货的事实。关于2019年9月至2010年1月供货总金额。虽然胡运红蔬菜档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与汇总表记载的供货总金额前后存在不一致，但均为单日累计数差异。一审中，胡运红蔬菜档已予以核对，并确认按照当日较低的金额予以主张，本院予以照准。“胡玉龙妈妈”与潘建龙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显示双方对其中两日的单日货款金额存在争议，但根据胡运红蔬菜档一审提交的更正后表格，其在本案中对该两日也是按较低金额予以主张。本案中，双方之间长期进行农副产品买卖，送货次数及货物类型众多、货物单价较小、单笔交易金额较小，个别数据计算有误并不违背涉案交易实际情况及交易常理。在军联公司一、二审均未到庭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本院对胡运红蔬菜档主张的金额予以采信。据此，胡运红蔬菜档一审中主张经核对后的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货款总金额为344927.25元，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双方2019年5月至8月交易情况。胡运红在本案中未提交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20日的送货单据，但根据银行付款记录，潘建龙于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均有付款，并多次备注“5月份货款”“7月份货款余额全部结”“8月份货款”等内容，故双方2019年5月至8月期间存在货物交易事实应予认定。潘建龙2019年11月4日转账时自行备注“7月份货款余额全部结”，此后两次付款均备注为“8月份货款”，依交易常理，应理解为潘建龙11月4日前的付款是针对7月及之前的货款。同时，根据付款记录，潘建龙在2019年5月1日至11月4日期间共计付款152445元，而胡运红蔬菜档一审主张2019年5月-7月供货金额合计189630元、二审主张2019年5月-7月开具发票金额为189851.4元，上述付款金额152445元没有超出胡运红蔬菜档主张的供货和开票金额。据此，胡运红蔬菜档于二审中确认2019年11月4日时军联公司已付清2019年7月之前的货款，此后均为支付8月起的货款，属于自行处分权利，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9年8月货款金额，胡运红蔬菜档于一审中自认2019年5月至8月合计金额为294460.7元，其中8月为104830.7元。二审中虽表示2019年5月至8月合计货款金额373364.3元，但对此提交的当月部分送货单无法证实全部送货金额，二审提交的记账本与一审提交相比存在修改，二审提交的2019年9月发票总金额141526.4元亦无法与其主张的货款数据对应，故上述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自认的货款金额。据此，根据本案目前在案证据，胡运红蔬菜档2019年8月货款总额应认定为104830.7元。第三，关于尚欠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如上节所述，军联公司已于2019年11月4日付清7月货款，故此后于11月5日起累计付款175000元，均应认定为支付2019年8月及此后的货款。即军联公司尚欠货款金额应为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货款总额，减去2019年11月5日之后支付的货款。经计算，尚欠货款金额为274757.95元（104830.7元＋344927.25元－175000元）。胡运红蔬菜档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第四，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送菜协议》约定，货款每月结算，当月货款于次月10日前付清，逾期按日累计收取5%违约金。本案中，一方面，双方并无明确对账确认各月货款，胡运红蔬菜档在微信中发送的货款金额与诉讼中不一致，在诉讼中前后所述金额亦存在不一致，故本院酌情认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院确定的最终欠款金额为基数，自最后一次供货的次月11日即2020年2月11日起算。另一方面，合同约定的每日5%违约金标准存在过高的情形，本院酌情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标准计算。同时，违约金总额应以胡运红蔬菜档一审诉请主张的金额为限。综上所述，胡运红蔬菜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450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广州军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支付货款274757.9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274757.9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标准，自2020年2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总额以103480.34元为限）；三、驳回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13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负担1187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军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8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26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榄核胡运红蔬菜档负担2374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军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6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