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盛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化学工业区寺胡路2977号。法定代表人：郑光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瑜，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林盛路28号。法定代表：陈立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豹，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佳佳，上海金山区联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上海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国顺路913号第四幢。法定代表人：钱德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建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上海盛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发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10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盛辉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系争200万元由盛辉公司直接支付给精发公司，转账用途为货款。精发公司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盛辉公司。盛辉公司是长期从事口罩生产的专业企业，在2020年2月20日已经收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生产能力应急征用通知，当时迫切需要大量原材料保障生产口罩，故盛辉公司支付系争款项是基于自身的购货需求，并非替德宝公司支付货款。盛辉公司并未参与卢某与德宝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口罩生产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是卢某起草后，发送给郑某，由郑某转发给钱德宝。盛辉公司未就《合作协议》进行出资。2020年4月9日，盛辉公司为了从德宝公司购买原材料，向德宝公司转账300万元，后德宝公司因无法提供货物，于2020年4月14日将300万元返还给盛辉公司，同时介绍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转账系争200万元。如按德宝公司所述，系争200万元是盛辉公司代德宝公司支付给精发公司，德宝公司不需要先返还上述300万元，然后再由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付款，德宝公司完全可以直接向精发公司付款。精发公司收到系争200万元货款，但未提供货物，应当返还相应货款。精发公司辩称，坚持一审抗辩意见，精发公司与盛辉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系争200万元系盛辉公司代德宝公司支付的货款。盛辉公司虚构事实，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德宝公司辩称，盛辉公司基于与德宝公司的合作支付了系争款项。德宝公司购买原材料，提供口罩品牌。盛辉公司提供设备生产。卢某是郑某的同学，代盛辉公司出面与德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签订之前，钱德宝与卢某完全不认识，《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双方才互加微信开始有联系。之前返还的300万元是向案外人购买原材料未果，故原路返还给盛辉公司。郑某还另外支付给德宝公司100万元货款，提供的是银行卡、U盾和密码。盛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盛辉公司、精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精发公司退还货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盛辉公司经理郑某和德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德宝微信聊天内容如下：2020年2月14日，郑某发送盛辉公司地址定位，钱德宝称“收到郑总”，同日，郑某还发送了“盛辉营业执照副本拍摄”的pdf文件；2月7日，钱德宝发送了“口罩机加工定制承揽合同（B公司……”的pdf文件、德宝公司营业执照、上海B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2月18日，钱德宝称，“今天由于昨天没有及时定，今天加价，加速45万，20天交货，可以定吗。郑总，你如果没有意见，我今天就付钱了”，郑某回复“好”。同日，郑某提出“……我们需要20万口罩，请给我报一个价格。一吨材料只能生产100万个，200公斤只能生产20万个，还不算损耗。你要20万个是否多了点？内外无纺布1吨各生产100万，总价近4万元，故原材料每只口罩成本为1.3元。加工成本每只0.1元。设备折旧等0.1元。另外管理及利润0.3元。总价1.8元左右一个。”钱德宝回复“可以”，郑某还向其发送商标注册证照片、“生产许可证正本、生产许可证明细表”pdf文件。钱德宝称“有买100万个，单价3元，现付款，我们来不及，3月陆续交货”，郑某回复“明天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操作，先不要发布盛辉公司广告”。2月19日，郑某称，“口罩协议中房租15元／平方不能含水电费，但是水可以包含，电费不可以包含”。2月27日，钱德宝发送了房屋租赁合同，并称“看看可以吗，我打印盖章，那过去盖章”。3月31日，郑某发送了甲方为上海XX航空用品有限公司，乙方为卢某的合作生产口罩协议（草案）。4月12日，郑某发了一份“熔喷布销售合同对外”的pdf文件，钱德宝称“不熟悉害怕。我今晚断粮了。精发的料换成了宽幅和窄幅的。XX的还没到。”郑某说“我一个朋友去调资的”。4月14日，钱德宝称“300万原路返回……你们给精发汇200万”，该日下午，郑某发送了一张盛辉公司汇款200万元给精发公司的指令明细截图。2020年3月18日，精发公司与德宝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德宝公司向精发公司购买熔喷BFE99。2020年3月31日，德宝公司作为甲方与卢某作为乙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出资各50％，甲方提供口罩生产条件和合法生产资质等，乙方提供生产技术和相关关键渠道资源等，双方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20年4月14日，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账号为XXXXXXXXXXXXX8121的上海农商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备注为货款。2020年2月至4月间，郑某将其工商银行卡、密码、U盾交给德宝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盛辉公司以其与精发公司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为事实基础，提起了本案诉讼。盛辉公司认为，其向精发公司转账的200万元，是购买熔喷布的预付款，所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精发公司辩称，其与盛辉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盛辉公司是代德宝公司向精发公司汇款。德宝公司述称，在疫情期间，德宝公司与盛辉公司合作生产、销售口罩，盛辉公司因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对外以德宝公司的名义向精发公司汇款。综上，本案争议焦点为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盛辉公司陈述，其经理郑某与钱德宝沟通订立了口头熔喷布买卖合同，并认为钱德宝是得到了精发公司的口头授权，故而向精发公司转账了货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德宝公司将精发公司的名称、银行卡账号发给郑某，并称“你们给精发汇200万”。聊天记录的转账信息与精发公司提交的付款通知所载汇款日期、金额、精发公司的银行卡账号是一致，结合盛辉公司陈述，可以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述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转账的200万元与盛辉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汇款给精发公司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精发公司、德宝公司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该笔转账是基于德宝公司与盛辉公司之间的口罩合作协议，并非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购买熔喷布的款项。盛辉公司则称，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是郑某对德宝公司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以及德宝公司向其介绍精发公司购买熔喷布。郑某与德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德宝自2020年2月14日开始在微信聊天中商谈口罩生产、销售事宜，其中钱德宝询问郑某“郑总，你如果没有意见，我今天就付钱了”、郑某称“明天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操作，先不要发布盛辉公司广告”等，反映了盛辉公司与德宝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协商的过程。且郑某还陆续向德宝公司发送了盛辉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商标注册证、生产许可证、生产明细表等，郑某与钱德宝还讨论口罩协议的房租租金、口罩的成本、价格以及将货物销售给日本买家等。可见，该些商谈的内容并非盛辉公司所称的业务指导。期间，郑某还发送了乙方为卢某的《合作协议》草案。郑某将其个人的银行卡、密码和U盾交给德宝公司作为合作资金使用。虽然盛辉公司称郑某是替卢某付给德宝公司的，德宝公司与卢某之间的协议与本案无关，但郑某代表盛辉公司在微信聊天中与德宝公司商谈，又在该聊天中发送卢某的《合作协议》，可见盛辉公司与该合作协议之间实际上具有密切的联系。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相较盛辉公司，精发公司与德宝公司陈述的事实更有可信度。根据上述聊天记录可知，案涉款项是根据德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德宝的要求而转账，该些内容既不能反映钱德宝接受精发公司的委托与盛辉公司沟通买卖熔喷布，也不能反映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通过钱德宝对于合同的标的和数量进行了商谈。因此，仅凭盛辉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精发公司账户转账200万元的行为，难以认定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熔喷布的合同关系。盛辉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盛辉公司还提出，即使合同不成立，也要求精发公司退还200万元。但如前所述，盛辉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郑某与钱德宝的微信聊天中反映的是钱德宝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与精发公司进行了涉案合同的磋商过程，即一方提出要约或者要约邀请，另一方回应的过程。因此，不能认定郑某与钱德宝，为盛辉公司、精发公司订立合同进行了磋商，故盛辉公司这一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2009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盛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计11，400元，由盛辉公司负担。盛辉公司二审中提交了郑某尾号9256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境内汇款电子回单各一张，欲证明卢某于2020年4月8日向该卡内转入100万元，支付给德宝公司的100万元是卢某存入款项，与盛辉公司和郑某无关。精发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属于新的证据。该笔款项的性质无法确定，不能证明是卢某出资，恰恰证明三方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宝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德宝公司只确认收到的是郑某的钱，款项来源与德宝公司无关。《合作协议》约定盛辉公司、德宝公司各出资300万元，故之前的300万元退回盛辉公司后，郑某支付给德宝公司该100万元，其余200万元支付给精发公司。郑某是盛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光德的父亲。精发公司、德宝公司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盛辉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在下文中结合对本案争议的判决理由一并分析认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盛辉公司向精发公司支付了系争200万元货款，但精发公司的银行账号信息由钱德宝告知盛辉公司。除上述支付行为之外，盛辉公司未就该200万元与精发公司进行过沟通，双方缺乏订立买卖合同的合意。没有证据证明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商谈过买卖合同的货物名称、价格、数量、交货时间并达成一致，缺乏买卖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在支付系争货款后，直至本案起诉前，盛辉公司从未向精发公司催促发货或要求返还货款，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中买方的通常行为模式。盛辉公司一审中主张，盛辉公司与钱德宝沟通订立口头的熔喷布买卖合同，钱德宝得到精发公司的授权，但钱德宝系德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德宝代表德宝公司出庭，对盛辉公司该主张予以否认。盛辉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钱德宝取得精发公司授权，系代表精发公司与盛辉公司订立合同，故盛辉公司该主张，缺乏依据，应不予采信。德宝公司本案中述称，其与盛辉公司存在《合作协议》；前期因管理部门的规定，只能以盛辉公司的名义出面向精发公司采购熔喷布，故其向盛辉公司退回向案外人采购原材料未果的300万元，同时向盛辉公司发送精发公司账户信息，指令盛辉公司直接向精发公司支付系争200万元，因此精发公司送货单客户名称记载为盛辉公司。德宝公司一审中提交了提货方式为自提的精发公司的送货单、其向盛辉公司交付原材料的送货单以及盛辉公司加工完毕后向其交付口罩的送货单为证。德宝公司确认其已收到全部货物并已交付盛辉公司加工完毕，并确认对于已收到的货物，应在其与盛辉公司《合作协议》项下进行最终结算。盛辉公司对德宝公司提交的上述送货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是德宝公司、卢某委托其加工口罩产生的送货行为。对此，盛辉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德宝公司、卢某与其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关系，故对盛辉公司该主张，应不予采信。如上文所述，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之间缺乏存在买卖合同的合意和基本要素。盛辉公司完全系按照德宝公司的指令向精发公司支付系争货款，故系争款项是为履行德宝公司与精发公司所签买卖合同而支付的货款。精发公司已向德宝公司交付系争200万元货款相应货物，故盛辉公司以未收到货物为由，要求精发公司退回货款，应不予支持。至于案涉《合作协议》中德宝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卢某还是盛辉公司，郑某交付名下余额为100万元的借记卡及相应U盾、密码给德宝公司，是盛辉公司还是卢某支付的合作协议项下投资款，均系德宝公司与盛辉公司、卢某之间就《合作协议》产生的纠纷，应由三方循相应法律关系另行解决，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争议的处理。同理，盛辉公司二审中提交郑某借记卡交易明细，欲证明卡中100万元款项来源于卢某，但该节事实是三方《合作协议》项下争议需要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盛辉公司与精发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处理无关。故对盛辉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盛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上海盛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文芳审 判 员 敖颖婕审 判 员 王 敬法官助理 程勇跃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