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32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立红，女，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山东嘉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凯，山东嘉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观音阁街道火炬南路路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7266878681。法定代表人：赵新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增美，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龙伟，男，汉族，公司员工，1965年8月25日出生，住济宁市。上诉人田立红因与上诉人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梭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立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金梭公司承担支付田立红拖欠工资差额44850.74元；2.改判金梭公司承担支付田立红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加班费5633.32元。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金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对于“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认定于就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经济补偿金事宜达成协议，不涉及与本案诉求的工资差额问题是符合本案真实情况的，但对于一审法院根据田立红提交的银行工资卡明细计算的最低工资差额有异议，在一审中田立红提交银行工资卡的明细及根据其明细计算出的最低工资差额为44850.74元，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劳动者的保险等费用，再者《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的事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也就是说剔除后的数额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额，所以田立红也一审中提交的计算最低工资差额的方式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2017年度，田立红在金梭公司处工作期间在工作时间外提供了劳动，但金梭公司并未向田立红支付额外劳动报酬，一审中，田立红提交了由部门主管签字的机械车间加班明细，而金梭公司仅提供2016年度的加班费支付明细予以回应，一审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金梭公司辩称，一、关于支付工资差额。《最低工资规定》第六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该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剔除的项目中并没有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最低工资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鲁劳社函〔2006〕387号)第七条规定，劳动者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包含在最低工资标准之内。根据上述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个人依据银行卡交易明细即实发工资计算的工资差额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其他答辩意见同公司的上诉状中的意见。二、关于加班费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个人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个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安排其加班的事实，公司不承担支付个人加班费的责任。金梭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0811民初536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并改判金梭公司不承担支付田立红拖欠的工资差额37146.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田立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由于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所以劳动争议一旦发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可能就不止一个事项存在争议。本案田立红在“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载明的“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签字，仅能证明双方就经济补偿金事宜双方不存在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田立红的承诺，应作出不利于金梭公司的解释。上述认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但本案田立红签字确认承诺是在劳动关系解除时，是对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权利义务终结的确认，之后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再持续。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的仅对一个事项存在争议，解决争议，没有依据，且不符合情理。田立红虽然是在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上签字确认承诺，但并不能以此来认定双方仅对经济补偿金发放事宜达成了协议。“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仅是田立红出具承诺的形式或载体，协议或承诺性质应以田立红具体承诺的内容来认定。田立红签字确认的承诺内容是“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三部分内容为并列关系，田立红所承诺的“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是对与公司也即金梭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及纠纷的概括性表述，是对双方基于劳动关系的全部权利义务的了结，包含田立红所主张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争议，该承诺内容并不存在双方仅是对经济补偿金事宜了结的理解歧义问题。本案是劳动争议，应适用劳动法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具体条文作出认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属于劳动法法律范畴，也非劳动法的上位法，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均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金梭公司与田立红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金梭公司向田立红支付了远高于法定标准的经济补偿，田立红承诺与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上述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田立红再行要求金梭公司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没有依据。并且，与本案完全相同的另案(岳玉杰与金梭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据此驳回了劳动者的诉讼请求，该案已生效。另，田立红正常提供劳动情况下，金梭公司向田立红发放的工资并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田立红个别月份实领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因在于，田立红因个人原因或金梭公司无生产任务原因未实际为金梭公司提供劳动，田立红未计算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工资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报酬，在劳动者未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如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用人单位承担的是支付生活费的社会责任，工资与生活费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金梭公司应支付田立红拖欠的工资差额，认定事实不清。且生活费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田立红主张十数年的未正常提供劳动期间的费用，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田立红及与其他对金梭公司提起诉讼的劳动者所主张的工资差额多数集中在2012年前后几年，当时，受行业大环境影响，金梭公司生产经营困难，但仍坚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实际上班的员工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实属不易。金梭公司在2017年退城进园后投资建设新厂吸纳就业，为近百人提供工作机会。田立红等人在近十年后要求金梭公司支付其未正常提供劳动期间的工资(生活费)，或将致金梭公司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司法审判应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而不应竭泽而渔，从而引发新的民生问题。田立红辩称，1、本案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一审法院在认定答辩人与金梭公司之间签订的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系格式合同，应当作出不利于上诉人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公司）的解释，不能解释为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条款包含解决答辩人的工资差额。答辩人与公司之间的劳务纠纷由来已久，双方就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协商，公司长年、长期拖欠答辩人工资不能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公司与答辩人签署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时，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并表示不签订该格式合同就不会有任何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且提供签署的与离职职工格式内容一致且反复适用的格式性的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不能解释为公司与答辩人签署协议了结所有经济纠纷。在一审判决书中已经阐述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是针对解除劳动合同达成经济补偿金事宜，且履行完毕，本案为劳动关系产生纠纷，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所以本案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涉及工资差额事项存在的争议。同时，在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中答辩人在承诺处签字的“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应当按照词语的通常含义理解，“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是指本句前面限定的工作年限及经济补偿金数额，并未作出放弃追讨工资差额的相关权利声明。故一审法院在认定公司尚欠答辩人工资差额部分认定事实清楚，应当由公司向答辩人支付拖欠的工资差额。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公司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公司长年、长期拖欠答辩人工资且大多数月份发放工资不能达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且答辩人与公司约定的工资发放标准肯定要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只是答辩人不能提供相应劳动合同等证据支持才选择以最低工资标准主张工资差额，这对于失业的答辩人来说已经是极大数额的损失。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认定答辩人与公司签订的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适用法律准确。答辩人与公司均系权利义务平等的民事主体，对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处分自身权利、义务的相关协议适用《合同法》并无不当。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优先在劳动法法律范围内适用条款及规定，但法律并未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不能适用其他法律进行裁判，公司理解过于片面。对于公司提出追索工资差额已经经过仲裁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四款规定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答辩人在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后随即提起劳动仲裁后进行诉讼程序并未超出时效，即有权向公司主张十数年的劳动报酬。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但错误计算了劳动者付出劳动应得的工资差额，双方未在欠付工资差额范围内作出约定，故答辩人要求给付工资差额理由正当。相较于公司，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未能获取及时、足额的报酬属于更加弱势的一方，望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公允。田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1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欠付工资差额44850.74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加班费5633.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田立红1989年1月入职被告金梭公司处工作，2017年11月与金梭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田立红2017年的月平均工资为2816.58元。2017年度被告金梭公司支付原告田立红加班费2858.67元。2018年1月9日，在金梭公司制作的“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中，注明的“计算经济补偿工龄”为“1989年1月”，经济补偿金为93000元(高于比依照法定标准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承诺内容“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并在“本人已阅读《承诺》内容。签名：田立红”。田立红在载明了其工作年限（1989年1月-2017年11月）、多补偿月数、补偿金额等内容的明细上签字并按捺了手印，并签署了“本人工龄及经济补偿计算无误，和公司再无其他纠纷。”另，原告田立红提交了由部门主管签字的机械车间加班明细等，称其2017年度加班了59天，加班费应为5633.32元。2017年度被告金梭公司向劳动者支付了加班费。原告田立红以其工作期间，被告金梭公司拖欠其工资等为由，向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双方自1988年9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拖欠、克扣的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工资，支付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的加班费，并支付拖欠、克扣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018年4月1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双方自1989年1月至2017年11月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田立红其他的仲裁请求。原告田立红对该裁决书不服，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起诉，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依据金梭公司制作的“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应认定原告于2017年11月与金梭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领取经济补偿金，故，应认定双方就经济补偿金发放事宜达成了协议，且履行完毕。但由于劳动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所以，劳动争议一旦发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可能就不止一个事项存在争议。本案中，原告在“经济补偿金发放名单”载明的“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签字，仅能证明双方就经济补偿金事宜，双方不存在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但对于原告诉求的工资差额等，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即使对“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的理解发生争议，也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金梭公司的解释。综上，对于原告诉求被告金梭公司支付欠付工资差额，应予支持。《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因此，对于原告的工资应当以劳动者税前的、未扣社保等费用的“应发工资”作为计算基数。《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没有安排劳动，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在此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依据原告提交的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等证据，结合各年度最低工资统计，以及当事人陈述，经核算，原告在该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应为5106.38元。原告持2017年度劳动记录主张加班费，而被告金梭公司提交了支付加班费的明细，因此，仅依据现有证据，对原告主张的加班费，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田立红与被告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自1989年1月至2017年11月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田立红支付拖欠的工资差额5106.38元；三、驳回原告田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本人工作年限和经济补偿金数额无误，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任何纠纷”是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金梭公司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但并未对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差额部分进行协商，排除了经济补偿金之外的其他权利，“无未结清款项、权利，与公司再无纠纷”条款无效。金梭公司主张依据双方约定，不应再支持田立红的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从金梭公司的工资发放情况来看，其发放工资不规律，有时长时间在家待岗不发放工资，一审法院核算田立红在该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田立红主张的加班费，金梭公司提交了支付加班费的明细，田立红并未有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拖欠其加班费用，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田立红、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田立红、济宁金梭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思平审 判 员 扈 琳审 判 员 史海洋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瑞书 记 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