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383号写字楼6栋1805房。法定代表人：卢少华，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波，男，197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应城市；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双元，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荣，女，1974年5月2日出生，朝鲜族，住黑龙江省甘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洁，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贤，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简仄，男，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被告：刘均兰，女，197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被告：卢少华，女，198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上诉人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元堂公司）、王立波因与被上诉人李俊荣、原审被告简仄、刘均兰、卢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15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元堂公司、王立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俊荣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俊荣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严重背离客观事实和诚实信用原则。李俊荣提交证据中表明，李俊荣于2019年10月21日向宝元堂公司的银行公账汇入3万元，备注中清楚表明是“股份”。李俊荣和另一位核心骨干杜国强（李俊荣的上级）是看中宝元堂公司的良好发展前景，决定投资购买公司股份，实际上结合王立波与李俊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当时宝元堂公司正处于业务扩张的过程中，为了稳定核心员工，从而以折扣价3万元向李俊荣转让了1％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1％的股份应为5万元）。为此双方还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确认，宝元堂公司还拟定了《合伙人过渡性协议》直接或间接传达给了杜国强和李俊荣，协议明确股东王立波、简仄从现有股份中各转让1％分别给杜国强和李俊荣，且入股后要共同合伙经营四年期满后才能提出退股。二人对协议未表示异议，并于10月21日、22日分别将入股资金3万元打入公账。由于李俊荣长期在外省工作，加之占股比例较小，故由王立波暂时代持，并约定年后视疫情发展情况再办理工商注册。上述事实已为原审所查明，双方明确达成了投资入股的合意，李俊荣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己投资入股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李俊荣投资汇款之时，双方并没有任何将此笔款视为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实目的即李俊荣成为宝元堂公司的股东，为此王立波在2019年10月22日即杜国强和李俊荣全部汇款入股的当天，特意拉杜国强、李俊荣成立“核心股东精英群”微信群，在群里讨论公司的经营发展，行使了股东对于公司经营的参与权，而李俊荣也明知是“核心股东”经营群。李俊荣初则想投资入股享受公司发展红利，见公司效益不好转而想收回投资，不顾要经营满4年才能申请退股的条款限制，从而将投资入股行为曲解成借款关系，明显违反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构成借款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合理的分析论证。事实上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的原因在于李俊荣强行要求退款。李俊荣通过王立波代持股份的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实践中，很多隐名股东也是由显名股东代持，何况李俊荣和杜国强的入股是公司统一决定的。既然为暂时代持，没有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及股东名册变更也无可非议，且双方已约定待年后视疫情情况再办理。事实上，宝元堂公司在年后5月已经实际办理增加另一股东“刘均兰”的工商变更，只不过李俊荣一意孤行要退款，所以才未能办理股东的工商变更，故对未办理工商变更的行为，李俊荣应承担主要责任。三、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疫情影响下，王立波的退款承诺是代表公司作出，并非个人行为，而且退款并没有承诺一次性到位。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严重打击，使得原本被看好而投资入股的宝元堂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日益艰难。李俊荣不顾诚实信用原则，单方要退回投资款，为保证公司顺利经营，王立波才承诺能退回投资款，该承诺是作为公司经营人员代表公司作出，并不是其本人保证，同时承诺是在公司经营转好后逐步退回，并未承诺马上就一次性退回。李俊荣断章取义，要求王立波承担担保责任，且强行要求一次性退回，是造成本次纠纷的主要原因。对于该退款承诺的认定，也需要结合当时谈话的情景、语言表述的习惯以及李俊荣有意的话术引诱，一审判决简单将投资入股行为认定为民间借贷，并认定王立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对疫情影响下企业经营和企业家精神的打击，也不符合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精神。四、一审判决认定王立波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逻辑不清。一审判决中，在认定本案保证责任时，称李俊荣在催讨返还入股款的过程中，王立波个人也曾多次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入股款，还代持了李俊荣的“股份”。王立波作出的退款承诺，如果硬要认定其为保证责任的，那么其前提是该笔款为入股款，而并非借款，如果法院强行认定为借款，王立波的承诺将失去适用前提。一审判决一方面已认定李俊荣的投资入股行为为民间借贷，另一方面却根据投资入股后，李俊荣的代持股份行为认定王立波应承担保证责任，此处有逻辑不清之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分析理据不足，法律适用失当，恳请二审法院重新审查核实，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李俊荣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3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宝元堂公司应向李俊荣返还3万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宝元堂公司收取李俊荣3万元款项后，始终未给李俊荣出具任何收据，宝元堂公司及其股东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未修改章程、向李俊荣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其列入股东名册。显然，李俊荣并未因该3万元而取得宝元堂公司股东的身份。虽李俊荣向宝元堂公司转账3万元时备注“股份”，但李俊荣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未参与分配利润，也不承担亏损。公司重要决策事项，从未事先通知及征询李俊荣意见，李俊荣也从未参与股东会议行使表决权，因此对方自始至终从未将李俊荣视同股东身份对待。其次，公司股东退股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条件。王立波承诺李俊荣支付的3万元“入股款”随时可退，显然并非股东之出资。再次，从一审证据来看，王立波在电话中，在提及股东间矛盾时，也是声称“我们内部，虽然财务股东非常的叽叽歪歪的说一些事，但是这个退我肯定是要退的。”显然，王立波从内心立场上并未将李俊荣纳入股东身份，且明确承诺会退款。最后，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存在多处矛盾，毫无事实依据，例如《合伙人过渡性协议》约定简仄替李俊荣代持股份，但一审及上诉状又主张是王立波代持股份。《合伙人过渡性协议》约定股权变更登记在2020年1月份建立的合伙人持股平台及综合性激励方案出台后办理，上诉状中又声称双方约定年后视疫情情况发展再办理工商注册。事实上，李俊荣在2019年10月已经打款，根本不可能预测到年后疫情发生。上诉状上的陈述毫无事实依据，漏洞百出，只不过想借疫情打悲情牌而已。实际上，这份《合伙人过渡性协议》根本未发给李俊荣，也无双方的签字，自始从未履行过，宝元堂公司也从未书面通知要求李俊荣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从宝元堂公司、王立波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均主张该债务为宝元堂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来看，其已经承认该款项属于对公司的借款，而不属于股东出资款。二、一审判决认为王立波应当对宝元堂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王立波在与李俊荣电话沟通过程中，多次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入股款”，也对案涉债务作出了保证的意思表示，愿意对宝元堂公司返还李俊荣该3万元欠款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其次，宝元堂公司、王立波一方面主张3万元是王立波代持的股份投资款，一方面又主张退款是宝元堂公司的债务，自相矛盾，显然只是想逃避债务。若如其所说为代持股份款，则退款义务人是股份代持人王立波，若为公司债务，则该款项更无事实依据认定为是股份出资款。无论法院如何认定性质，宝元堂公司及王立波本人在一审中均作出了同意退款的陈述。三、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作为宝元堂公司的股东，与宝元堂公司主体存在业务混同，财产混同无法区分的情况，构成人格混同，且四股东尚未实缴出资，违规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手续，涉嫌故意逃避公司债务，依法应当对宝元堂公司拖欠李俊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宝元堂公司经营恶化根本原因系内部管理不善导致，宝元堂公司、王立波早在2019年12月就曾口头承诺元旦后退款。而在疫情发生之后，李俊荣作为员工已经多番体谅公司经营困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意延迟还款期限。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简仄、刘均兰、卢少华未到庭，亦未答辩。李俊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元堂公司、王立波连带向李俊荣偿还欠款人民币30000元；2.判令宝元堂公司、王立波连带向李俊荣支付占用欠款的利息（利息以欠款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20年7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全部欠款之日止）；3.判令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在其对宝元堂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范围内对上述诉讼请求中宝元堂公司全部债务向李俊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俊荣是宝元堂公司的员工、大区销售经理，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均是宝元堂公司的股东，王立波是宝元堂公司的总经理。李俊荣与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9年10月，宝元堂公司因发展需要，王立波作为宝元堂公司的总经理与李俊荣及杜国强（杜国强也系宝元堂公司员工、职务为销售总监）沟通协商，由李俊荣、杜国强入股宝元堂公司。2019年10月21日，李俊荣向宝元堂公司对公账号转入30000元，李俊荣汇款时并备注“股份”。李俊荣向宝元堂公司支付30000元后，宝元堂公司未向李俊荣出具收据，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王立波在其提交的答辩状中表示：“因为（李俊荣、杜国强）持股数量少，二人又长期在外省工作，故答应由本人暂时代持股份，视疫情发展情况再回公司办理工商注册等手续。”2020年4月起，李俊荣多次向王立波提出要求退还入股款，王立波在与李俊荣及杜国强沟通时多次承诺会将李俊荣支付的30000元入股款退还给李俊荣。2020年7月26日，李俊荣通过微信向王立波要求宝元堂公司、王立波应不迟于2020年7月28日归还30000元入股款。2020年8月13日，李俊荣将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连带偿还李俊荣支付的入股款30000元及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20年7月29日起计算的利息。李俊荣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表示：“我方是支付3万元至宝元堂公司的对公账户里的，所以承担退款的第一责任人应当是宝元堂公司。另外根据李俊荣的证据及王立波的口头陈述，当初李俊荣是向王立波电话催讨，王立波是承诺会退款，所以王立波是涉案债务的第二债务人，王立波称即使公司破产了也会给李俊荣退款。”、“简仄、刘均兰、卢少华是宝元堂公司的股东，股东的实缴出资为0。平时发放工资都是宝元堂公司的股东即王立波、刘均兰个人账户发放的，说明宝元堂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混同。”、“利息以欠款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20年7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全部欠款之日止。由于双方没有明确约定退款期限，所以我方要求从我方第一次通过微信要求退款之日即2020年7月29日起计算。”、“涉案本质实际上是民间借贷，双方对涉案的3万元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或协议，且款项是只是转账至宝元堂公司，而不是转账给宝元堂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方认为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具体由法院依法确定案由。”宝元堂公司、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委托王立波到庭应诉，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在答辩状中辩称王立波为李俊荣代持涉案的股份，并要求法院驳回李俊荣的全部诉求。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王立波表示：“对李俊荣提供的通话录音确实是承诺过，但是李俊荣的3万元是入股资金，而不是借贷的资金。我承诺退的钱是入股的资金，而不是借贷的资金。我们没有承诺过不退这3万元，只是现在公司经营困难。”、“涉案的债务是宝元堂公司的债务，而不是王立波及股东的个人债务，所以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均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股东注册资金均是认缴制，而不是实缴制度，所以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无需对宝元堂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涉案的款项是股东投资款，不是借款，我方不同意退还3万元，更不存在利息。即便要退还，也不存在利息的问题。”、“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股权转让款，是李俊荣入股宝元堂公司，具体由法院依法确定案由。”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等可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李俊荣在支付给宝元堂公司的入股款30000元后，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未修改公司章程、向李俊荣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其列入股东名册，而是由王立波“代持股份”。显然，李俊荣并未因该30000元而取得宝元堂公司的股东身份，双方之间并非股权转让纠纷，李俊荣支付给宝元堂公司的30000元名为入股款实为借款，王立波作为宝元堂公司的总经理，多次向李俊荣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30000元入股款，承诺应当履行，故对李俊荣要求宝元堂公司退还30000元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李俊荣在向王立波、宝元堂公司等多次催讨后，于2020年7月26日明确要求宝元堂公司、王立波应在2020年7月28日前退还30000元，现李俊荣要求从2020年7月29日起计算逾期还款利息，合法合理，但逾期还款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累计逾期还款利息则以本金30000元为限。李俊荣在协商入股时及随后的催讨返还入股款的过程中，李俊荣均是与王立波联系，王立波个人也曾多次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入股款，且王立波还在本案中称由其代持李俊荣的股份，因此，王立波在本案中不仅是履行其作为宝元堂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行为，王立波也对涉案债务作出了保证的意思表示，王立波还实际代持了李俊荣出资的“股份”，故王立波应当对宝元堂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李俊荣在本案中要求宝元堂公司的其他股东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俊荣返还30000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7月29日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累计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30000元为限）。二、王立波应对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在判决第一项中所确定的债务（本金3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俊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王立波连带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时，上诉人宝元堂公司、王立波整理证据材料清单，并补充提交三份新证据：（1）核心股东经营群的创建信息，主张证明在杜国强、李俊荣打完股款后，王立波拉其二人创建“核心股东经营群”。（2）核心股东经营群的成员截图，主张证明王立波、杜国强与李俊荣共同组成核心股东经营群。（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主张证明宝元堂公司在2020年5月20日增加刘均兰作为新股东，重新办理工商登记并备案新公司章程。被上诉人李俊荣质证称，对上述三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核心股东经营群成员只有王立波以及杜国强和李俊荣三人，没有其他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并非真正的股东群；第二，核心股东经营群的群聊内容与行使股东的权利无关，涉及内容只是经营销售相关的内容；第三，每一次重大决议，如增加股东、减少股东、减资等等，均未在群聊记录体现，因此李俊荣并非真正的股东。被上诉人李俊荣补充提交四份工商部门档案资料：（1）股东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主张共同证明宝元堂公司在未通知李俊荣的情况下，于2020年11月10日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为210万元。（2）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主张证明王立波、简仄、刘均兰、卢少华作出虚假陈述“在该决议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债权人”，并承诺至2020年11月19日止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如有遗漏，由股东按原出资额承担清偿责任。上诉人宝元堂公司、王立波质证称：对上述工商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上述股东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中涉及变更的郑创钢和黄小燕这两名新股东是在李俊荣之前投资入股，并且同意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宝元堂公司予以配合办理了相应手续。而李俊荣不同意配合变更，所以导致没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责任在于李俊荣；第二，“情况说明”中并没有作虚假陈述，本案一审判决所确认的债权还未生效，不属于确定的债权。而且双方当时达成一致意见由王立波和简仄代持股份；第三，按照公司的要求，合伙人是分为经营性股东和投资性股东，李俊荣和杜国强是作为经营性股东，所以王立波才会把他们拉入核心股东经营群一起商量公司的经营事宜。二审庭审上，宝元堂公司、王立波述称，2019年10月下旬讼争款项转账后，李俊荣一直在外面出差，到12月份就提出来要求退款，给收据也不要，导致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李俊荣回应称，当时王立波已经同意尽快退款，所以没有必要去办理变更登记。另，王立波确认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有承诺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但认为资金是用于公司经营，应该由公司来处理这些事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李俊荣与宝元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立波是否应对讼争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首先，李俊荣于2019年10月21日向宝元堂公司转账30000元并备注“股份”，并于次日加入“核心股东经营群”，说明李俊荣转款时确有投资入股的意愿。但宝元堂公司在收取款项后，没有进行相应的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李俊荣并没有经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核心股东经营群”聊天内容也不足以反映李俊荣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或管理，双方也没有约定李俊荣需承担公司经营亏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讼争的30000元款项名为入股款实为借款，确认李俊荣与宝元堂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其次，李俊荣在协商入股时及随后的催讨返还入股款的过程中，李俊荣均是与王立波联系，王立波作为宝元堂公司的总经理，多次向李俊荣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30000元入股款，诚然有履行职务行为的成分，但王立波个人也曾承诺退还李俊荣支付的该笔款项，故一审判决认定王立波对涉案债务作出了保证的意思表示，判令其对宝元堂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亦无不妥。再次，虽然王立波在协商退款过程中没有明确一次性退款，也提及“会分批退”，但本案讼争金额不大，且从李俊荣要求退款至今已经一年多，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判令债务人在限定期限内返还30000元本息的处理予以维持。至于李俊荣在二审答辩意见中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责任的问题，鉴于李俊荣对一审判决驳回其相应诉讼请求并没有提出上诉，故本院二审对此问题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宝元堂公司、王立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宝元堂（广东）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王立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林洁裕书记员何贤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