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迅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聚德路299号301之自编310。法定代表人：孙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成，广东赤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创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石下村黄牛坑新沙大道北鑫潮物流产业园A1栋-A区。法定代表人：肖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军，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泉，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迅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创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迅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成，被上诉人创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军、陈浩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迅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迅高公司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创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以双方2020年7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1.迅高公司在一审时已提供了迅高公司实际支付涉案4台设备之外的另外4台设备的预付款支付记录，但一审对此并没有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认定《补充协议》中的4台设备，就是涉案的4台设备，属于无理推定。一审随意抽取5份合同中的3份合同，凑合4台。5份合同中不同的设备，正与创智公司自行提供给一审的3份《（创智）迅高口罩机出货时间（工厂）》表格所反映的出货时间以及对应的收货方（实际购买方）相吻合。3.一审以《补充协议》中有“甲方已支付50%预付款”的内容，而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5台设备的合同（也就是涉案合同）中也是支付了50%的余款128万元（实际该份合同是5台设备，实际支付的预付款是160万元，而不是4台128万元），与迅高公司诉请的128万元金额相吻合，一审就认定涉案4台设备就是《补充协议》中的4台设备无事实根据。而且，《补充协议》中4台设备的“50%预付款”是136万元，也不是128万元。4.一审基于4月15日后，迅高公司还有其他付款，不予抵扣，违背常理。5.双方于2020年7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创智公司至今尚未开始履行，一审认定《补充协议》已终止并无依据。另补充，《补充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创智公司辩称，（一）迅高公司混淆双方之间是先有委托关系，后有买卖关系，本案所涉的是双方之间的KN95口罩机的买卖关系。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KN95口罩买卖合同只有两份。双方之间原来形成的是8条KN95口罩生产线的买卖，后由于迅高公司未能找到买家或卖家，创智公司实际交付的是4条生产线，另外4条生产线双方改为合作关系。《补充协议》的签订是终止双方买卖关系，及时止损。未交付的4条生产线，迅高公司支付了50%货款，迅高公司和创智公司各2条生产线与第三方合作生产口罩，形成合作关系。（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基于《补充协议》之前的买卖关系受理本案是合法的。创智公司认同迅高公司提出的双方买卖关系终止后，双方形成的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但一审并没有就相关的事实作出认定和处理，只是就迅高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作出调查和处理。迅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创智公司向迅高公司退还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预付款128万元，并计算自2020年3月2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迅高公司支付该款的利息直至全部还清之日止；2．判令创智公司承担迅高公司银行账户被N95口罩生产线自动项目购买方广东遂联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联公司）冻结1396000元的经济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20年8月18日起直至迅高公司银行账户被解封之日止；3．判令创智公司承担迅高公司已经支付的律师费40000元；4．本案的受理费由创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1日，迅高公司出具一份《销售授权书》，载明：“兹有广州市创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口罩机生产制造单位，现授权广州市迅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代理销售及出口代理服务我司产品。授权日期为2020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1日。”2020年3月4日，创智公司（作为甲方）与孙某（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商品代销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甲方产品：A平面医用一次性口罩生产线、B折叠式口罩N95生产线。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A、创智出厂平面医用一次性口罩生产线保底价38万（开票）一条，不含运输费，安装再加1万的安装费；B、创智出厂折叠式口罩N95生产线保底价54万（开票）一条。2．以上报价：A高于保底价38万（开票），B高于54万（开票），均为代销人的返利。若为开票，高出部分均需另行扣税10%（计算方法为：60-54=6/10%*10%）。3．以上金额均未含运输费、安装费及备件费用。4．返利部分扣除10%的税费后根据收款进度支付，到款后2日内支付。5．不开票的项目在销售价格上下降6%。”在落款处，分别由创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麟与孙某予以签名确认。在庭审后，孙某到庭接受询问，表示其是迅高公司的员工，并代表迅高公司进行签字，确认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迅高公司承受。2020年3月23日，案外人遂联公司（作为甲方）与迅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承接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事宜，主要内容有：“项目名称：折叠式口罩N95生产线，规格型号：CZ201995A，数量5台，单价660000元，合计3300000元（含13%增值税）。交货时间：合同签订、预付款到账后第2天开始算起第20天前交1台、第25天开始每天交1台至交完为止。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60%合同预付款，即198万元。项目加工制造完成出厂前，确认无误后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40%尾款即132万元。”此外，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予以明确约定。在签订上述合同的次日即2020年3月24日，遂联公司向迅高公司转账了198万元。2020年3月24日，迅高公司（作为甲方）与创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承接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事宜，主要内容有：“项目名称：折叠式口罩N95生产线，规格型号：CZ201995A，数量5台，单价640000元，合计3200000元（含13%增值税）。交货时间：合同签订、预付款到账后第20天（4月13日）前交1台、4月17日至4月20日每天交1台。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预付款，即160万元。项目加工制造完成出厂前，确认无误后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尾款即160万元。”此外，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予以明确约定，且其他事项与上述遂联公司与迅高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的约定内容基本一致。同日，迅高公司向创智公司转账了160万元。另查明，迅高公司主张其与遂联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已经达成了退款协议。2020年4月15日，迅高公司向遂联公司转账退回了1584000元。根据双方交易的银行转账凭证，迅高公司在2020年4月15日以后还陆续向创智公司转账了多笔款项。2020年7月20日，迅高公司（作为甲方）与创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4月6日曾签订3份《N95口罩自动产线项目合同》（下称“原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承接7台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事宜。原合同签订后，甲方已按双方约定支付3台设备全款，乙方已交付对应的3台设备；其余4台设备，甲方已支付50%预付款，乙方尚未交付该4台设备。乙方与东莞市正和日用品有限公司（下称“正和公司”）于2020年7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向正和公司提供10台全自动KN95口罩生产设备，正和公司向乙方支付加工费。合作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出资，提供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投入到正和公司生产KN95口罩（下称“本项目”）。其中，甲方以其已支付给乙方上述4台未交付设备的50%预付款作为出资，乙方以该4台设备的剩余50%货款作为出资。甲乙双方将上述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放在正和公司生产KN95口罩，作为乙方与正和公司于2020年7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项下标的的一部分；甲方有权以乙方的名义派驻人员到正和公司核查口罩产量等数据，乙方应予协助。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原合同剩余款项。合作终止后，上述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2台归甲方所有、2台归乙方所有。”针对双方签订的关于承接N95口罩自动产线的合同，创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项目名称均为折叠式口罩N95生产线，规格型号均为CZ201995A，且除了单价、数量及付款金额等不同以外，其他条款基本一致）：第一份，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即上述已经查明的本案合同，数量5台，单价640000元，合计3200000元），具体的合同内容以及付款情况（转账160万元）均在上文中已经予以查明，在此不再赘述。第二份，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主要约定：“数量1台，单价640000元，合计640000元（含13%增值税）。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预付款，即32万元。”根据双方交易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迅高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向创智公司转账了32万元。第三份，双方于2020年3月27日签订《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主要约定：“数量1台，单价650000元，合计650000元（含13%增值税）。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预付款，即32.5万元。”根据双方交易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迅高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向创智公司转账了32.5万元。第四份，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主要约定：“数量7台，单价670000元，小计4690000元（含13%增值税）。上门安装调试费单价10000元，小计70000元，合计4760000元。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预付款，即238万元。”根据双方分别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均没有上述合同预付款项对应的交易记录。第五份，双方于2020年4月1日（在盖章处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6日）签订《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主要约定：“数量1台，单价750000元，合计750000元（含13%增值税）。本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资料，确认无误后1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合同预付款，即37.5万元。”根据双方交易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迅高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向创智公司转账了32.5万元（与合同金额略有差异）。在庭审中，创智公司述称：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转为合作的4台设备，是属于上述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即本案合同，数量5台）中未交付的4台设备，即认为本案合同中未交付的4台设备已经由双方补充约定转化为合作设备。迅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转为合作的4台设备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创智公司于2020年2月1日出具一份《销售授权书》，明确作出意思表示：授权迅高公司代理销售及出口代理服务其公司的产品。同时，创智公司与孙某签订一份《商品代销合作协议》，孙某自述其是迅高公司的员工并代表该公司予以签字，庭审中迅高公司亦承认孙某是其员工。为此，上述合同对创智公司与迅高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再结合创智公司与迅高公司签订的多份《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口罩生产线的委托代销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应细化确定本案的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创智公司认为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销售授权书》《商品代销合作协议》、多份《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迅高公司与案外人遂联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签订《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约定遂联公司委托迅高公司承接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事宜。次日即2020年3月24日，迅高公司即与创智公司签订一份类似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本案合同，5台设备），并于当天向创智公司支付了50%的预付款160万元，再结合双方签订的上述《销售授权书》和《商品代销合作协议》，可以视为双方约定应由创智公司向遂联公司交付5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为此，若创智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依约履行了上述交付设备的合同义务，则创智公司的行为将构成违约，其应依法向合同相对人即迅高公司退回预付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然而，创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其与迅高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对于创智公司不能交付的4台设备，由双方共同出资（迅高公司以已经支付的50%预付款作为出资，创智公司以剩余50%货款作为出资）投放到正和公司从事生产经营。对此，创智公司提出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共同投资的4台设备，即为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本案合同，5台设备）中的4台，为此，其未能交付的4台设备已经通过补充约定的方式，转化为双方合作经营的投资载体。而迅高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4台合作设备与本案无关。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为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共同投资的4台设备，是否属于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本案合同，5台设备）项下未交付的4台设备，并因此将上述未能交付的4台设备转化为双方的合作经营项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上述《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4月6日曾签订3份《N95口罩自动产线项目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承接7台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从上述记载的合同时间及设备数量上看，该记载内容可以基本对应下列3份合同及设备数量：1．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即本案合同，数量5台）；2．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数量1台）；3．于2020年4月1日（在盖章处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6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数量1台）。从上述对应情况来看，该《补充协议》中的合同标的已经涵盖了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即本案合同，数量5台）项下的设备。第二，上述《补充协议》还记载如下内容：“甲方已支付50%预付款。”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即本案合同，数量5台）约定的设备单价为64万元，假设本案合同中的设备可以对应上述《补充协议》项下的4台设备，那么迅高公司的预付款应为128万元（64万元/台×4台×50%），与迅高公司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相互印证。由此，可以进一步补强证明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作设备包括了本案合同项下的设备。第三，迅高公司主张其与遂联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已经达成了退款协议，那么，若迅高公司要求创智公司退回相应款项，从交易常理来看，其完全可以在后面的付款中直接予以扣减。但根据双方交易的银行转账凭证，迅高公司在2020年4月15日以后还陆续向创智公司转账了多笔款项，该行为与其要求创智公司退回相应款项的意思表示相悖。基于上述对应事实以及逻辑分析，按照民事诉讼证据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规则，可以基本认定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作设备属于本案合同项下的设备。对此，迅高公司仅是单纯地否认，却未能进一步明确指明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设备具体属于哪份合同项下的设备，或者提供其他对应的合同推翻上述事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创智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以采信。由于上述《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合作清算的解决方式为：“合作终止后，上述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2台归甲方所有、2台归乙方所有。”现迅高公司直接要求创智公司退还设备款项及承担赔偿责任，与上述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迅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迅高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迅高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律师函及快递妥投，拟证明创智公司没有履行《补充协议》，单方终止合作，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该行为违约。相反，迅高公司有权依据《补充协议》解除《补充协议》及原合同，并要求创智公司退款，承担损失。经质证，创智公司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该律师函是一审判决后，迅高公司单方制作的，不能成为其主张一审诉讼请求的依据。且上述证据恰好证明了创智公司交付了4条生产线，另外4条是合作关系的事实。迅高公司如果需要主张《补充协议》项下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应承担返还货物、赔偿损失等权利，应依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司法管辖条款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本案需要处理的范畴。创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5张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1.双方之间关于KN95口罩机器的买卖，由于市场调价原因将之前签订的三份合同归并成一份合同，规定双方履行调价之后签订的合同；2.创智公司已将合格产品交付给迅高公司，双方已完成结算，迅高公司主张退款没有事实依据；3.迅高公司庭审陈述并非事实；4.一审时创智公司提交的迅高公司付款记录与发票内容相印证。经质证，迅高公司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确认，双方是长期代理关系，往来货款很多，发票无法证明是支付哪几项的哪几台设备，且其中部分是发生在双方跟遂联公司解除合同之后。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迅高公司要求创智公司退还预付款并赔偿损失及支付律师费的请求能否支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迅高公司起诉要求创智公司退还4台设备的预付款128万元，而创智公司则提供了其与迅高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4月6日曾签订3份《N95口罩自动产线项目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承接7台N95折叠式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事宜。原合同签订后，甲方已按双方约定支付3台设备全款，乙方已交付对应的3台设备；其余4台设备，甲方已支付50%预付款，乙方尚未交付该4台设备。……合作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出资，提供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投入到正和公司生产KN95口罩。其中，甲方以其已支付给乙方上述4台未交付设备的50%预付款作为出资，乙方以该4台设备的剩余50%货款作为出资。甲乙双方将上述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放在正和公司生产KN95口罩，作为乙方与正和公司于2020年7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项下标的的一部分……”。从合同签订时间及设备数量来看，《补充协议》对应哪几份合同、多少台设备均是指向明确的，不存在迅高公司上诉所称的一审随意抽取5份合同中的3份合同的问题。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单价为64万元）中的4台设备的50%预付款为128万元，与迅高公司起诉要求退还的预付款128万元是相符的。《补充协议》关于“利润分配”部分只是约定迅高公司优先收取项目全部利润直到136万元，并未约定其中4台设备的“50%预付款”是136万元。故创智公司陈述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转为合作的4台设备，是属于上述于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N95口罩自动生产线项目合同》中未交付的4台设备，并认为合同中未交付的4台设备已经由双方补充约定转化为合作设备，是可以采信的。迅高公司认为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转为合作的4台设备与本案无关，则缺乏依据。一审认定认定《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作设备属于上述2020年3月24日合同项下的设备正确。鉴于《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合作清算的解决方式为“合作终止后，上述4台N95口罩自动生产线设备，2台归甲方所有、2台归乙方所有。”即双方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对迅高公司已支付50%预付款的4台设备的处置进行了约定，现迅高公司直接要求创智公司退还设备预付款及承担损失、律师费，不符合协议约定，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迅高公司上诉称“双方于2020年7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创智公司至今尚未开始履行，一审认定《补充协议》已终止并无依据”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并未对《补充协议》约定的双方合作关系进行实质审理。其次，从迅高公司二审提交的律师函载明的内容来看，是要求创智公司履行《补充协议》，提供结算资料并支付合作收益，对于《补充协议》的履行、利润分配及违约责任承担等问题，迅高公司可依据《补充协议》主张相应权利。从迅高公司要求创智公司退还预付款的诉讼请求来看，并非是基于双方之间《补充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则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迅高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迅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迅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