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7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俊亨，男，1973年5月30日出生，台湾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光宝路8号A厂厂房东区1F。法定代表人：张文铎，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清晨，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俊亨因与被上诉人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2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俊亨上诉请求：1.判决星星公司支付2019年7月工资差额26756元、8月工资差额28478元、9月工资差额30756元、10月工资差额11651元；2.判决星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225元。事实和理由：一、林俊亨2013年5月4日入职星星公司，2017年8月31日星星公司与林俊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也支付了154820.91元的经济补偿金。但解除之后，林俊亨依然留在星星公司处工作，无论是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还是工资的支付形式均未发生任何变化。这种情形下理应视为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直至2019年7月下旬星星公司与林俊亨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把该合同的期限约定在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林俊亨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仍然被留任星星公司处工作直至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这其中应该是涉及星星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变更所做出的买断劳动者前期工龄的背景。但无论如何，对林俊亨解除、留用、续签合同这些都是星星公司的安排和决定，理应由星星公司进行合理解释以及举证说明。二、星星公司的关键证据都是复印件且无原件核对。星星公司提供了《光宝科技员工聘雇契约》《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派驻同意书》《星光全球精密雇佣函》《星光全球精密员工聘雇契约》等材料以此说明林俊亨在2017年9月1日后是“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员工派驻至星星公司处工作，但这些材料都是复印件，林俊亨否认签署过上述文件。一审法院认为这些复印件上的签名与林俊亨签名“相仿”就予以采信，但现今的技术下将林俊亨签名“PS”到一份文件上很容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笫六十一条、第九十条，这些复印件不应该被采信。此外，在上述证据中，《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派驻同意书》是由三方当事人签署，约定“各执一份”。星星公司作为当事人一方，无法提供原件，很难合理解释。与此同时星星公司辗转向该意向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来的证据，仍然没有原件。星星公司对上述存在疑点的复印件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一审法院仍然予以采信，有违最高院的证据规则。三、林俊亨补充的证据证明林俊亨的台湾薪资部分工资与星星公司有关联。星星公司提交林俊亨的《薪资单》以证明林俊亨的台湾薪资与其无关，但是该证据显示发出的电子邮箱后缀为“@first-panel.com”，而根据林俊亨的补充证据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查询和工商信息查询，可以证明该邮箱是星星公司所隶属的集团公司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邮箱，而不是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邮箱。星星公司是“深圳市深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星星触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而后者又是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林俊亨的补充证据足可认定林俊亨的台湾薪资部分的发放主体与星星公司有关联。一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提到“林俊亨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星光全球精密替星星公司代发工资”，这个认定有失偏颇，属于未查明事实。四、一审判决认为林俊亨提交的《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令人生疑”，这完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早在劳动仲裁时以及本案审理时，林俊亨都一直称这份劳动合同是在2019年7月下旬签订的，这个时间星星公司已经完成了在工商的更名手续，公司更名之后（从“光宝”变更至“星星”其中应该涉及公司股权或隶属关系的变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盖新公章不存在“令人生疑”之处。至于倒签合同期限，这是因为双方此前未续签劳动合同，为规避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倒签合同期限亦不存在“令人生疑”之处。劳动仲裁裁决书认为“被申请人以该合同起始日期早于公司更名日期不符合常理，其抗辩理由不足以成立”，到了一审判决则成了“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令人生疑”。即使令人生疑，也应该是由星星公司举证说明。林俊亨认为，从仲裁到一审，星星公司从未质疑过劳动合同公章的真实性，这个才是真正的“令人生疑”之处。如果对于这份完全不知情也完全不可能签订的劳动合同，星星公司首先应该怀疑公章的真实性，怀疑林俊亨伪造公章要求鉴定，这才是正常情理。然而星星公司对公章真实性没有任何质疑，那么在星星公司无任何反驳证据证明林俊亨偷盖公章的情况下，理应认定星星公司对此承担不利后果。五、一审法院采信星星公司的复印件，而不采信林俊亨的原件，这里明显有主观臆断的情形，也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证据质证和采信规则。综上，林俊亨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恳请二审法庭予以查明，依法判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林俊亨在庭审中对其上诉请求中的9月工资差额调整为29758元、10月工资差额调整为7270.25元。星星公司辩称，星星公司与林俊亨不存在劳动关系，星星公司根据台湾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派驻同意书或服务合约书，向林俊亨支付工资。林俊亨实际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与星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林俊亨提供的与星星公司的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星星公司不知情，不是星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法的相关判例，即使印章是真实，但印章的效力并非绝对。该劳动合同无签订日期，合同内容中起始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与星星公司的公司名称存在明显矛盾，该日期是林俊亨入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从形式上讲，林俊亨提供的劳动合同在最后一条生效条款中规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同没有星星公司签字。根据最高法的指导判例，该生效条款表明该合同生效的条件是签字加盖章，但合同没有星星公司的签字，因此除了星星公司针对本合同一审中的抗辩理由外，从合同生效的形式看，该合同没有星星公司的签字，故不发生法律效力。林俊亨主张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是星星公司的关联公司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由于客观原因，星星公司无法取得林俊亨入职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证据原件，但根据林俊亨亲笔签字的驻外人员派驻同意书及林俊亨在仲裁提交的证据2即星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10，表明林俊亨确实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林俊亨是他们的员工。星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可形成证据链，证明林俊亨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将林俊亨派驻到星星公司工作，星星公司根据派驻同意书和服务合约书给林俊亨发放派驻工资。根据林俊亨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或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星星公司正是按照派驻同意书及服务合约书约定的金额向林俊亨发放派驻工资。因此，林俊亨要求星星公司支付工资差额与事实不符，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俊亨的上诉请求。星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星星公司不向林俊亨支付2019年7月工资差额26756元、2019年8月工资差额28478元、2019年9月工资差额29758元、2019年10月工资差额7270.25元；2.星星公司不向林俊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1740元；3.林俊亨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星公司于2005年5月20日成立，其名称于2019年6月25日由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林俊亨系台湾居民，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均系台湾企业。林俊亨于2013年5月6日入职星星公司，工作地点一直在星星公司处。2019年10月9日，林俊亨向星星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公司自2019年7月起未足额支付约定报酬为由，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星星公司主张其司已于2017年8月31日与林俊亨解除劳动关系，此后林俊亨先后被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派驻到其司工作。为证明自身主张，星星公司提交有以下证据：一、《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甲方）与林俊亨（乙方）经协商一致于2017年8月31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甲方同意于2017年9月12日前支付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4820.91元；乙方确认不再就工作期间的任何事宜向甲方主张任何权益。该协议书载有林俊亨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日。林俊亨否认相关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经一审法院释明未就该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此外，庭审时经询问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林俊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庭后五个工作日内核实答复，否则视为已履行，此后林俊亨逾期未就该问题答复。二、《光宝科技员工聘雇契约》，载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聘任林俊亨（乙方）担任经理一职；乙方之任职部门为可携式机构事业群/营运中心/广州三A厂/OPMA；甲方提供乙方薪资每月新台币117944元整；乙方之报到日为2017年9月1日。上述聘雇契约为复印件，载有林俊亨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林俊亨否认相关签名系其所签，并以该聘雇契约无原件，且属于境外形成、未经两地公证为由，对三性不予认可。三、两份《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驻外人员派驻同意书》，载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派遣林俊亨（丙方）至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乙方）工作；派驻期间分别为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丙方于驻在地支领薪资RMB6200元；丙方于派驻期间内，仍受甲方指挥监督，并应遵守甲方对员工之相关规范。上述派驻同意书均为复印件，载有林俊亨的签名，落款时间分别为2017年9月1日、2017年12月14日。林俊亨的质证意见与前述《光宝科技员工聘雇契约》的质证意见一致。四、《星光全球精密雇用函》，载明：林俊亨于2018年11月1日入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管理经理；工作地点在广州；薪资及外派津贴：台湾薪资为每月新台币（税前）120400元整，大陆津贴为每月人民币（税后）20000元整；劳保、健保由公司统一办理，并提供团体保险给员工本人。上述雇用函为复印件，载有林俊亨的签名。此外，该雇用函附有一份《全民健保眷属加保/退保申请单》复印件，其中“被保险人（员工姓名）”处亦载有林俊亨的签名。另，该雇用函还附有一份《离职证明书》复印件，载明：林俊亨于2018年10月31日离职，“其中投保单位证明栏（离职证明由投保单位出具者请填本栏）”加盖有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林俊亨否认上述证据相关签名系其所签，对三性不予认可，但确认该雇用函所附的其台湾身份证、学士学位证书、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存款存折复印件的真实性。五、《星光全球精密员工聘雇契约》，载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甲方）聘任林俊亨（乙方）担任OPM一职；甲方提供乙方薪资每月新台币120400元整，如为外派同仁，外派津贴依公司规定发放；乙方之报到日为2018年11月1日。上述聘雇契约为复印件，载有林俊亨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林俊亨否认相关签名系其所签，对三性不予认可。六、《服务合约书》，载明：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甲方）委托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乙方）提供产品支援、产品研发设计等服务；服务期间为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服务费用为每月新台币2250000元（未税），甲方于合约期间应于隔月1日前以银行汇款方式缴付乙方服务费用2362500元整；服务期间，乙方可依甲方需求提供下列服务范围：一、产品支援（电子产品）：1.由乙方专业人员提供线上解决方案或至甲方所在处提供服务。上述合约书为复印件，加盖有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印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林俊亨对三性不予认可。七、《〈服务合约书〉之补充协议》，载明：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甲方）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乙方）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了《服务合约书》，因乙方于2018年12月新增了关于国际贸易、管理顾问、资讯软体的三项服务，服务费用亦相应增加，甲方应于2019年1月11日前以银行汇款方式向乙方支付新增服务费用新台币997500元整（含税）。上述补充协议有原件，加盖有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印章，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4日。林俊亨对三性不予认可。八、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通过后缀为“@first-panel.com”的电子邮箱向林俊亨发送的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薪资单。每月薪资单抬头均为“员工薪资单”，记载林俊亨每月薪资均为新台币120400元，实发金额为多为每月新台币111200元，部分月份为11246元；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每月均有为林俊亨扣缴劳保费、健保费，并为林俊亨缴纳劳退雇提费用。上述费用中，健保费、劳退雇提每月均为固定数额，分别为新台币3402元、7254元，劳保费自2018年11月至12月为新台币962元、自2019年1月至6月为新台币1008元。每月薪资单说明部分则均载明：劳保：投保薪资*10.5%（普通保险费率+就业保险费率）*20%（员工负担）；健保：投保薪资*4.69%（保险费率）*30%（员工负担）*加保人数；劳退雇提：投保薪资*6%。林俊亨确认上述薪资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辩称系星星公司通过台湾的关联企业向其发放部分工资。林俊亨主张其与星星公司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和台湾关联企业向其发放工资，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均系星星公司的关联企业。为证明自身主张，林俊亨提交有以下证据：一、《广州市劳动合同》，载明：星星公司（甲方）与林俊亨（乙方）订立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乙方的工作地点在广州，具体工作岗位为经理，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乙方的月薪总额为46756元/月，其中发放人民币20000元（税后）和新台币120400元（税前）；甲方每月12日发放乙方上个月的工资，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上述劳动合同加盖有星星公司的公章，但未记载落款时间。星星公司确认公章的真实性，但否认其司曾与林俊亨签订该合同，表示公司不清楚合同的存在，也没有查到盖章记录，认为系林俊亨盗用公司公章私自盖章。此外，星星公司强调其司系于2019年6月25日更名，合同签订时星星公司的名称尚不存在，无法以星星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对此，林俊亨辩称其与星星公司于2019年7月下旬倒签该合同。二、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以及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存款往来明细，显示：星星公司（原名称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至11月每月固定向林俊亨发放款项约8800元不等，自2018年12月起每月固定向林俊亨发放款项约20000元不等，期间亦有向林俊亨发放报销款；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则自2018年12月起每月大致向林俊亨发放新台币111200元。星星公司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主张其系根据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约定向林俊亨代发款项，相关转账记录的数额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驻外人员派驻同意书》和《星光全球精密雇用函》等约定一致。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星星公司在2019年7月至10月分别向林俊亨发放款项19998元、18278元、16998元、3478.26元。三、1.工商查询信息打印件，显示星星公司系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2.星星科技集团官网截图，显示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邮箱后缀为“@first-panel.com”。林俊亨据此主张上述证据与星星公司提交的邮件薪资单相互印证，证明星星公司通过邮箱后缀为“@first-panel.com”的关联企业向其发放部分工资。星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否认其司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019年12月10日，林俊亨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一、星星公司支付2019年7月工资差额26756元、8月工资差额28478元、9月工资差额30756元、10月工资差额11651元；二、星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1740元（计算公式：9320元/月×3倍×6.5个月）。2020年2月10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25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星星公司支付2019年7月工资差额26756元、8月工资差额28478元、9月工资差额29758元、10月工资差额7270.25元；二、星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1740元；三、驳回林俊亨其他仲裁请求。星星公司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2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星星公司本案提交的《光宝科技员工聘雇契约》《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驻外人员派驻同意书》《星光全球精密雇用函》《星光全球精密员工聘雇契约》等证据复印件上的“林俊亨”签名字样，均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广州市劳动合同》上“林俊亨”的签名字样相仿。上述事实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单及妥投证明、电子邮件截图、银行流水、穗劳人仲案〔2020〕255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星星公司与林俊亨在2017年9月1日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作出如下分析：首先，根据星星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司已于2017年8月31日与林俊亨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尽管林俊亨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其方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其并未就该签名申请笔迹鉴定，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庭审时经询问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经济补偿金的履行情况，林俊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庭后五个工作日未答复即视为已履行，现如今林俊亨逾期未就该问题进行答复，一审法院认定星星公司已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向林俊亨支付完毕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法院采信星星公司的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8月31日解除。其次，尽管双方当事人确认林俊亨在2017年9月1日后仍继续在星星公司处工作，但根据星星公司提交的《光宝科技员工聘雇契约》《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驻外人员派驻同意书》《星光全球精密雇用函》《星光全球精密员工聘雇契约》《服务合约书》《〈服务合约书〉之补充协议》等证据，此后林俊亨先后入职了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并由前述公司派驻到星星公司处工作。上述证据虽然大部分为复印件，林俊亨对其中其方的相关签名也均不予确认，但上述证据的“林俊亨”签名字样相仿，结合一审法院前述认定的星星公司已于2017年8月31日与林俊亨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以及上述证据记载的相关约定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薪资单（尤其是薪资单中明确体现出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每月为林俊亨固定扣缴劳保费、健保费及支付劳退雇提等费用）、银行流水能够互相印证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星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自身的主张。林俊亨既未对双方在2017年8月3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系替星星公司代发工资，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再次，虽然林俊亨提交有其与星星公司订立的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上述劳动合同的落款公章显示为星星公司现名称，而星星公司系于2019年6月25日更名为现名称，故该劳动合同的签订过程令人生疑。林俊亨主张其与星星公司于2019年7月下旬倒签该合同，但对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实际上，根据林俊亨的主张，星星公司倒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恰好与其开始拖欠工资的时间一致，着实有违一般常理。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对林俊亨提交的《广州市劳动合同》不予采信。最后，林俊亨仅凭星星公司的关联企业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使用同一后缀的邮箱的因素，便主张星星公司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由于林俊亨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星星公司与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星星公司与林俊亨自2017年9月1日起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由于星星公司已于2017年8月31日与林俊亨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已于其时支付完毕经济补偿金，故其诉请无需向林俊亨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8174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7月至10月的工资差额。尽管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9月1日后便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星星公司确认的事实，林俊亨派驻其司期间的外派津贴20000元/月（税后）确由其司发放。由于林俊亨在2019年7月至10月9日期间已为星星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故星星公司应当按上述标准向林俊亨补足差额。经核算，林俊亨2019年7月的津贴差额为2元（20000元－19998元）、2019年8月的津贴差额为1722元（20000元-18278元）、2019年9月的津贴差额为3002元（20000元-16998元）、2019年10月的津贴差额为2328.2元（20000÷31天×9天-3478.26元）。若星星公司就该津贴的承担问题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存在其他约定，可另行向该公司主张。综上，星星公司诉请无需向林俊亨支付2019年7月工资差额26756元、2019年8月工资差额28478元、2019年9月工资差额29758元、2019年10月工资差额7270.25元，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具体项目及数额以一审法院前述认定为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林俊亨一次性支付2019年7月津贴差额2元、2019年8月津贴差额1722元、2019年9月津贴差额3002元、2019年10月津贴差额2328.2元；二、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无需向林俊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1740元；三、驳回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林俊亨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工商信息查询打印件，显示星星公司的监事在2018年11月27日由陈×芬、方×贞变更为陈×芬；证据2,360搜索“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方×贞”查询页面截图，显示出“总经理助理方×贞”字样，拟证明方×贞在星星公司处任职，也在星星公司上级处任职。结合星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多次出现方×贞的名字，其是代表台湾公司签字，证明案涉几个企业是关联企业，是星星公司通过关联企业向林俊亨发放台湾薪资。星星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2三性均不认可。对于证明目的，林俊亨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林俊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星星公司如何通过台湾企业向其发放工资。另查明，林俊亨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记载，星星公司（含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转账给林俊亨的交易摘要是“款项”或“报销款”。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存款往来明细记载，“星光全球”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每月向林俊亨支付新台币111246元、111246元、111200元、111200元、111200元、111200元、111200元、111200元，摘要处均为“C201薪资”，2019年1月28日向林俊亨支付新台币224094元，摘要处为“C205奖金”。林俊亨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每月均收到寄件者为“MichaelChang”的电子邮件，邮件中均有“Pleasecheckyourpayrollslip.Ifyouhaveanyquestion，pleasecontactwithMichaelChang.”的留言，并分别附有林俊亨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的《员工薪资单》。每月的《员工薪资单》上均有“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字样，“工号：28152649”对应“姓名：林俊亨”，每月薪资的“给付总额”共新台币120400元（本薪118000元、伙食津贴2400元），每月均扣缴劳保费、健保费、所得税以及缴纳劳退雇提费用。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是林俊亨与星星公司自2017年9月1日起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林俊亨于2013年5月6日入职星星公司，就星星公司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林俊亨虽在一审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二审又确认在2017年8月31日与星星公司签订了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认星星公司也按协议支付了154820.91元的经济补偿金，即星星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7年8月31日已经解除。现林俊亨主张在解除之后，其依然留在星星公司处工作，无论是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还是工资的支付形式均未发生变化，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上述规定，林俊亨在本案中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应对其所主张的劳动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星星公司抗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林俊亨是被案外人派驻到其公司工作，则可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对星星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因没有原件且形成于台湾的证据没有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故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就本案林俊亨与星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于2017年8月31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星星公司支付154820.91元经济补偿金给林俊亨，且双方也确认星星公司已经实际支付154820.91元。故在此的情形下，双方又继续保持劳动关系，且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以及工资的支付形式均未作改变的做法与常理不合，林俊亨虽解释其中涉及星星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变更所做出的买断劳动者前期工龄的背景，但未能提供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星星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证据予以佐证，也未提供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后重新办理了入职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证据。其次，林俊亨提供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显示星星公司（原广州光宝移动电子部件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至11每月固定向林俊亨发放款项约8800元不等，自2018年12月起每月固定向林俊亨发放款项约20000元不等，其交易摘要是“款项”，而在此期间星星公司向林俊亨转账的其他款项的交易摘要是“报销款”。林俊亨提供的经证明的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存款往来明细，显示“星光全球”自2018年12月起每月大致向林俊亨发放新台币111200元，摘要记载为“C201资薪”，其中在2019年1月31日向林俊亨发放224094元新台币，摘要记载为“C205奖金”。林俊亨据此主张其与星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部分由星星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发放，部分由在台湾的关联企业向其发放。但星星公司不予确认，主张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林俊亨先后入职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并由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派驻到星星公司处工作，其仅是代上述公司向林俊亨发放生活津贴。星星公司提供的林俊亨在劳动仲裁时提供的电子邮件显示，林俊亨在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每月均收到寄件者为“MichaelChang”的邮件，邮件附有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的“员工薪资单”，每月的邮件中均有如对资薪单有疑问可以与“MichaelChang”联系的英文留言。该每月的“员工薪资单”上方均有“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字样，“员工薪资单”记载“工号：28182649”“姓名：林俊亨”，每月薪资均为新台币120400元（本薪118000元，伙食津贴2400元），每月均有为林俊亨扣缴劳保费、健保费、所得税，并为林俊亨缴纳劳退雇提费用。而“员工薪资单”显示的实发金额与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存款往来明细所显示的同一时期“星光全球”转账给林俊亨的金额一致。对此，本院认为，判断劳动关系成立与否的因素之一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林俊亨在本案中提供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拟证明星星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向其发放工资，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星星公司向其支付款项，林俊亨未能进一步提供星星公司的工资单或在倒签劳动合同前双方关于工资构成和数额的约定、工资的调整的约定等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难以判断案涉款项的性质。而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向林俊亨转账时明确款项性质是资薪、奖金，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员工薪资单”上有员工工号、姓名，有具体的工资构成、扣款项目以及附言等，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的行为不符合代发工资的一般做法，难以认定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是代星星公司向林俊亨发放工资。至于林俊亨提出根据资薪单显示发出电子邮箱的后缀为“@first-panel.com”以及工商查询信息等证据，可以证明林俊亨的台湾薪资部分的发放主体与星星公司关联的主张，暂且不论根据使用同一后缀的邮箱的事实即推定星星公司与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能否成立，即便能成立，仅凭星星公司的关联企业向林俊亨发放工资的事实也不能当然推断该关联企业是受星星公司委托向林俊亨发放工资。再次，林俊亨所提供的《广州市劳动合同》，记载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加盖星星公司公章。星星公司否认曾与林俊亨签订该劳动合同，认为系林俊亨盗用公司公章私自盖章并强调其司系于2019年6月25日才更名为星星公司。对此，林俊亨辩称其与星星公司于2019年7月下旬倒签该合同，所以加盖的是星星公司的公章。但是，该合同没有落款时间，林俊亨也并未合理解释直至2019年9月下旬才进行补签劳动合同的原因以及为何补签的起始时间是选择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等，且林俊亨所主张的倒签时间确实恰好与其所主张的星星公司开始拖欠工资的时间一致，故一审认定有违一般常理有理。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林俊亨与星星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林俊亨主张的负有支付工资义务的用人单位仍是星星公司，但未能提供星星公司的工资单或双方关于工资的约定的证据，林俊亨所主张的代发工资的主体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却每月均向林俊亨出具了详细的“员工薪资单”等，明显不合常理，且本案也没有证据显示林俊亨曾对由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向其发送资薪单提出异议。故即便林俊亨提供了倒签的《广州市劳动合同》，也无法合理解释在倒签该劳动合同前星光全球精密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林俊亨发放工资和奖金并同时向其发送资薪单的行为。因此，综合本案的证据分析，林俊亨虽主张与星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由于林俊亨提供的证据并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林俊亨主张与星星公司自2017年9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缺乏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林俊亨主张星星公司应向其支付原由台湾企业代为发放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鉴于星星公司对一审判决其应向林俊亨支付生活津贴差额没有提出上诉，视为服从该判决，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林俊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案件证据的采信虽有不当之处，但其认定及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林俊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张 曦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