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3民终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强，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邝先福，男，195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湖南芙蓉（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国强因与被上诉人邝先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20）湘0321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因工作安排，本院另行由审判员苏楚湘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曾波毅、田晴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国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2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邝先福签署的承诺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承诺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无法律依据。袁国强在一审法院已强调说明了邝先福并非只能通过袁国强才能领取相应工资，而一审法院根本未对此事审理清楚，就做出了邝先福只能通过袁国强才能获得相应工资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该份承诺书是邝先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2018年经多方调解过程中签署的，签署承诺书的方案也是由中间人成翠芬提出，而非袁国强强迫，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误解、欺诈、胁迫等情形。而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出于无奈”“不情不愿”与法律规定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本质区别，出于无奈不能改变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存在明显错误。袁国强并非泰达天易重工的法定代表人，袁国强垫付工资时并非以公司名义或法人名义，而是以本人名义，故一审法院引用法律错误。邝先福辩称：一、邝先福向袁国强出具承诺书非真实意思表示，在邝先福尚未全额获取工资的情况下，袁国强无权提前追索垫付的工资款12000元。邝先福系湖南泰达天易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天易重工）员工，至2018年9月30日该公司拖欠其工资37492元。后泰达天易重工因欠银行贷款，财产被岳塘区法院拍卖，尽管法院保留了77万元给付员工工资，但每位员工仅领取了约40%的工资。邝先福也想同其他同事一样起诉泰达天易重工，但掌管公章并实际控制公司的袁国强明知邝先福缺乏公司盖章确认的欠薪基础证据，公司可拒绝应诉，邝先福的起诉必将无法进行更无法胜诉，遂以此相威胁，事先打印格式承诺书，“软逼”邝先福违背真实意愿签字。袁国强的行为虽不属于暴力强硬威胁，但根据泰达天易重工明显资不抵债的现状和邝先福需通过诉讼再申请参与执行分配方可分得一点血汗钱的时间急迫性，“签承诺书”是身处绝境的无奈之举，否则不仅不能领取40%的工资，且37492的工资债权也无法得到确认。二、湖南泰达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系泰达天易重工全资母公司，袁国强担任湖南泰达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泰达天易重工实际控制人，其代泰达天易重工垫付邝先福工资是职责所在，对其垫付的工资，其可另行向公司追索。邝先福愿意在工资足额受偿后及时全额返还袁国强垫付的工资12000元，不取不当之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袁国强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12000元，并按月息2分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原告担任湖南泰达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兼任该公司下辖的全资子公司泰达天易重工总经理。被告系泰达天易重工附近农民，在该公司从事保安工作。2015年11月9日，被告找原告讨要泰达天易重工拖欠的工资，原告代泰达天易重工垫付拖欠的被告部分工资12000元，剩余部分待泰达天易重工处置后再支付。之后，泰达天易重工停产，被告与其他人继续作为保安人员守护公司。至2018年9月30日，泰达天易重工总共拖欠被告工资37492元。2018年10月，泰达天易重工因未按期偿还某银行贷款，被岳塘法院拍卖处理部分财产偿还贷款。岳塘法院将偿还贷款后余款770000元转交湘潭县法院，用于发放泰达天易重工拖欠的员工工资。湘潭县法院会同湘潭县天易示范区处理泰达天易重工拖欠77名员工工资问题，要求泰达天易重工提交被告等77名员工工资结算数据。原告作为泰达天易重工的总经理，掌控公司公章，在得知有一部分款项可以用于发放员工工资时，即要求被告等人签署承诺书，承诺在即将领到的工资中优先支付其垫付的工资。被告不同意。原告则要求其委托代理人不参与泰达天易重工拖欠员工工资的处理，也不提供拖欠员工的工资证明。被告为拿到泰达天易重工提供的工资结算证明，并凭该证明在湘潭县法院按比例领取部分工资，便在原告提供的承诺书上签名。之后，被告拿到了经原告委托代理人加盖泰达天易重工公章的工资证明。2018年11月5日，被告等人在湘潭县法院按比例领取了40%的工资，加上原告代泰达天易重工垫付的12000元，被告共计领取工资30746元，泰达天易重工尚欠被告工资6746元。原告要求被告按承诺书的约定，从湘潭县法院领取的工资中优先支付其垫付的工资，被告以泰达天易重工尚欠其工资6746元、并未全部发放其工资而不同意先行支付原告垫付的工资，但同意在泰达天易重工全部发放其工资后即支付原告代为垫付的工资。双方由此酿成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泰达天易重工驻地附近农民，自2014年开始在泰达天易重工从事保安等工作，依法应当获取劳动报酬。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规定，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因此，泰达天易重工依法应当按时足额支付被告工资。公司停产整顿时，原告作为泰达天易重工法定代表人，代表泰达天易重工给被告垫付部分工资，被告系领取原告垫付的泰达天易重工拖欠的工资款，并非从原告处借款。原告代表泰达天易重工垫付给被告工资的行为系行使法定代表人职责。且泰达天易重工尚欠被告工资数千元未发放，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将拖欠被告的工资全部发放到位，然后从被告应当领取的工资中抵扣其垫付工资，或者直接向泰达天易重工追偿，否则，被告作为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原告当初代为垫付工资也就失去了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因此，原告代泰达天易重工垫付被告工资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代表的泰达天易重工承担。同时，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垫付被告部分工资后，剩余拖欠的工资，待泰达天易重工财产处置之后一并结算。但泰达天易重工并未破产清算处置，被告的工资也未全部领取到位，原告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掌控公司公章的权力，利用被告需要从其手中取得工资结算证明才能从法院领取部分拖欠工资，以尽量挽回部分损失的机会，让被告出于无奈签署的还款承诺书，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的该民事行为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以个人名义向被告追讨其代表泰达天易重工垫付的工资款，既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国强对被告邝先福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袁国强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由邝先福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张，拟证明邝先福出具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证认为，因袁国强提交的证据系照片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邝先福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31日，邝先福向袁国强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如下：“本人在天易泰达任保安岗位，泰达停产后，泰达法定代表人袁国强个人代公司垫付本人工资12000元，本人自愿在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所获得的工资中优先且无条件偿还袁国强代付的工资。如有违反，本人自愿从袁国强垫付之日起，按每月2%支付利息至偿还之日止，并且愿意赔偿袁国强因追索此款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2019年11月19日，邝先福在湘潭县人民法院领取工资18746元，占其被拖欠工资总额的50%。除此之外，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邝先福是否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返还上诉人袁国强垫付的工资12000元。因泰达天易重工拖欠邝先福的工资，袁国强作为泰达天易重工的总经理，代泰达天易重工垫付了拖欠邝先福的部分工资计12000元。后邝先福为了获取工资结算证明，以便在其与泰达天易重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中追回欠付的工资，向袁国强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本人自愿在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所获得的工资中优先且无条件偿还袁国强代付的工资”，邝先福对该承诺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邝先福虽认为《承诺书》系胁迫签订，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且从签订《承诺书》之日至今邝先福从未申请撤销该承诺，故邝先福称《承诺书》系胁迫签订的理由并不成立，其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承诺书》中的“本人自愿在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所获得的工资中优先且无条件偿还袁国强代付的工资”的约定不明，该承诺中“所获得的工资”系指邝先福在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中经调解书确认的可获得的工资还是在后续执行中实际已获得的工资无法确定，不能从该承诺推断出邝先福在未获取全部工资的情况下，愿意在实际已获取的工资中偿还袁国强垫付的12000元的意思表示。因邝先福追索劳动报酬一案调解书确认的37492元中包含袁国强垫付的12000元，邝先福向湘潭县法院申领工资时并未将该12000元剔除，邝先福实际领取的50%工资中包含了袁国强垫付款的50%，故邝先福应返还袁国强垫付工资的50%即6000元（12000×50%）。另外，袁国强并非泰达天易重工的法定代表人，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袁国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20）湘0321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邝先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袁国强垫付的工资6000元；三、驳回上诉人袁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上诉人袁国强负担25元，被上诉人邝先福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袁国强负担50元，被上诉人邝先福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楚湘审判员  曾波毅审判员  田 晴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书记员何腊冬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