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47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毓辉，男，197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炳汶，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旖婷，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家杰，男，199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傍根，广东宁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毓辉因与被上诉人苏家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毓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炳汶、曾旖婷，被上诉人苏家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傍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毓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苏家杰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受理费由苏家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成立合伙关系。自2016年起，苏家杰陆续投资星玛玛理发店、娃丽理发店、星古玛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古玛公司）、星帆美发店、九月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月公司）。其提交了投资上述店铺/公司产生的分红款证据，直接证明其与刘毓辉之间存在合伙、出资、共同经营、共享红利等事实。苏家杰为上述店铺/公司提供了资金和理发技术支持，承担了维护客户稳定的责任和风险并付出劳动，事实上已与刘毓辉等其他合伙人共同经营上述店铺/公司，双方成立合伙关系。（二）1．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未成立合伙关系，刘毓辉也无需退还其他三间店店铺/公司的投资款。苏家杰一审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均未明确刘毓辉同意向苏家杰退还投资款的具体项目和细节。同时结合庭审中苏家杰无法举证刘毓辉同意退还投资款的金额、方式等，可见，刘毓辉未对退还作出任何约定。因此，在其未有效举证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刘毓辉同意退还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投资款637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仅对娃丽理发店、星古玛公司、九月公司三间店铺/公司的合伙权益/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但并未达成一致协议解除合作关系，即刘毓辉并未同意其退出三间店铺/公司的投资合作。2．一审仅凭微信聊天记录中“股份全部退给你”认定同意苏家杰退出五间店铺/公司的全部投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仅依据此前两间店铺的退款金额与苏家杰投资金额一致及刘毓辉“我全额跟你买的”，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退款金额与苏家杰的投资金额一致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苏家杰应对其认为2020年1月16日黄国锋向苏家杰转账的性质为刘毓辉返还的投资款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对此转账认定为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投资款错误。苏家杰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不能反映该转账的性质为返还的投资款，事实上，该笔款项为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投资分红款，但基于一审法院已作出刘毓辉同意苏家杰退出五间店铺的错误认定，故认定该3000元为剩余三间店铺/公司投资款的一部分缺乏充分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苏家杰并未有效举证刘毓辉同意全额退还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投资款。苏家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毓辉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家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毓辉支付股权转让款63700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毓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玛玛理发店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吴良斌，注册日期为2015年8月3日，于2020年5月15日注销工商登记。苏家杰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息，用以证明苏家杰于2016年8月27日向刘毓辉支付9000元投资星玛玛理发店的事实，刘毓辉对前述证据三性无异议。娃丽理发店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毓辉，注册日期为2016年11月2日，于2020年7月21日注销工商登记。苏家杰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转账凭证、企业信息，用以证明苏家杰于2016年7月28日向刘毓辉支付20000元投资娃丽理发店的事实，刘毓辉对前述证据三性无异议。星古玛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刘毓辉，成立日期为2017年9月7日，股东为吴良斌、黄国锋、方向良及刘毓辉。2021年1月11日注销工商登记。苏家杰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转账凭证、收据、企业信息，用以证明于2017年向刘毓辉支付38500元投资星古玛公司的事实，刘毓辉对前述证据三性无异议。九月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刘毓辉，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21日，股东为林上锋、陈友胜及刘毓辉。苏家杰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企业信息，用以证明向刘毓辉支付8200元投资九月公司的事实，刘毓辉对前述证据三性无异议。星帆美发店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毓辉，成立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2020年4月2日注销工商登记。苏家杰向一审法院提交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息，用以证明于2018年10月22日向刘毓辉支付10000元投资星帆美发店的事实，刘毓辉对前述证据三性无异议。2019年2月左右，苏家杰向刘毓辉提出对涉案五间店铺/公司退资及离职申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记录显示：刘毓辉于2019年3月30日表示“股份全部退给你，多一个月的工资”，苏家杰表示满意。庭审中，刘毓辉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苏家杰提出退出涉案五间店铺/公司投资的申请，但认为双方当事人对退款金额、方式均未作出约定。根据黄国锋与苏家杰的微信记录显示，黄国锋于2019年5月16日向苏家杰转款7000元，微信记录标注为“股份款”。2019年7月17日向苏家杰转款10000元。刘毓辉则于2019年6月16日向苏家杰转款2000元。黄国锋于2020年1月16日向苏家杰转款3000元，苏家杰通过微信回复黄国锋“一共22000，铂顿城店9000，岭南尚苑10000，现在3000”。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前述款项中的19000元为刘毓辉支付苏家杰的星玛玛理发店、星帆美发店的投资款，剩余3000元，苏家杰主张为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部分投资款，刘毓辉则主张前述款项为分红，同时抗辩双方当事人对于剩余三间店铺/公司并未达成退款金额、方式等合意。苏家杰对刘毓辉提出前述3000元为分红的意见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出示转账者为黄国锋的账单详情以及分红表，用以证明刘毓辉支付的分红款均在转账时被标注为“分红”，但涉案3000元并无标注任何信息。刘毓辉对于苏家杰提交的部分分红表及转账凭证三性无异议。关于黄国锋的身份，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合作伙伴，亦为财务人员。苏家杰表示其为发型师，向刘毓辉支付款项后，可按期领取分红，但对店铺/公司经营并无“话语权”。庭审中，刘毓辉亦确认其为涉案五间店铺/公司的主要投资人，但认为投资的多名发型师中会推举一名店长对相应店铺进行管理。2020年4月1日，苏家杰致电刘毓辉，根据双方的通话记录显示（摘录）：苏家杰询问刘毓辉一年内退回股份的问题，刘毓辉回复称其没有讲过这些，现在状况不是很好。苏家杰表示，其不退股又不分红，“很难搞”。刘毓辉称“我答应到你，我都要迟点的”。苏家杰称“你当初答应我这样的，你现在又说‘没有说过一年给我’”。刘毓辉回复称“我有钱给你才行的，我债务很多，我要出售了股份，才能付款给你们”“你不用这么急处理这些问题。再给我一两年，可不可以？你觉得刘老师会赖你账吗？”“当初你投资进来的钱，都已经变成装修了，那都不值钱的。我全额跟你买的”“是欠你钱，我不是借你钱，是合作投资，我现在困难”“再（给）我点时间，等我调整好事情，你自己先不要想这些事情”。经质证，刘毓辉对通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全额跟你买的”指向的是星玛玛理发店和星帆美发店，刘毓辉在通话录音中提及的欠款则可能为投资收益，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毓辉同意受让五间店铺/公司的股权，并欠付苏家杰款项。苏家杰对刘毓辉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确认除涉案款项外，与刘毓辉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苏家杰向刘毓辉支付款项后，按期领取分红，双方没有签署合伙或股权转让协议，也无证据显示苏家杰参与涉案店铺/公司的经营并负担店铺/公司经营风险，故苏家杰与刘毓辉应当成立一般合同关系而非合伙，一审法院对案由予以纠正。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刘毓辉对于苏家杰退出涉案五间店铺/公司投资申请无异议，且针对星玛玛理发店、星帆美发店，刘毓辉已经足额返还19000元投资款给苏家杰，一审法院对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采信。本案的审查焦点在于剩余投资款应否返还，返还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记录显示，刘毓辉于2019年3月30日表示“股份全部退给你”，该意思表示系在苏家杰提出退出全部五间店铺/公司的投资之后，且没有限定退资范畴，故应视为刘毓辉同意苏家杰退出涉案五间店铺/公司的全部投资。关于返还投资款的金额，虽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综合此前星玛玛理发店、星帆美发店的退款金额与苏家杰投资金额一致及刘毓辉在通话录音中作出“我全额跟你买的”的陈述，可以推定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退款金额亦应与苏家杰的投资款金额相吻合。刘毓辉认为“全额跟你买的”中的“全额”仅指向星玛玛理发店和星帆美发店，但在通话录音形成时，前述两间店铺的投资款均已返还苏家杰，刘毓辉又无证据证明其与苏家杰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诚如刘毓辉所抗辩，那么刘毓辉在录音中确认尚欠苏家杰款项即与刘毓辉的抗辩意见则自相矛盾，故刘毓辉的抗辩意见明显不符合常理，亦没有相反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毓辉应返还苏家杰的款项金额应为苏家杰投资剩余三间店铺/公司的款项，即20000元+38500元+8200元=66700元，刘毓辉已返还苏家杰3000元，尚欠63700元未有支付，苏家杰要求刘毓辉支付投资款637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期间，苏家杰于2020年4月1日向刘毓辉催款，故主张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1年1月13日起计至清偿本金之日止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利息标准应当按照苏家杰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苏家杰要求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刘毓辉支付苏家杰款项63700元及利息（利息以63700元为本金，按苏家杰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1月13日计至实际付清本金之日止）；二、驳回苏家杰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6元，由刘毓辉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支付给苏家杰，一审法院不再予以退回。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中，关于双方合作模式，刘毓辉陈述，除刘毓辉与苏家杰之外，店铺分红表中提及的案外人均为合伙人，但各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分红表记载内容即为确认投资比例；苏家杰等人一开始是员工，技术提升后就会被吸纳为合伙人；经营中引入新的合伙人需要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新合伙人加入时应该是稀释了其他合伙人的份额，类似于公司增资的情形；运营过程中，相关决策由开店时几个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共同进行，此后也会找其他股东来商量再确定相关事项。苏家杰陈述，刘毓辉是大老板，苏家杰等是设计师、是股东但没有“话语权”；做到一定业绩会有分红，但新加入股东无需经过其同意，新加入的股东也不会影响苏家杰分红的权利；苏家杰的分红份额是向刘毓辉受让的；运营过程中，几个高层决策后会通知苏家杰等人去开会，直接告知相关事宜，但无需征求苏家杰等人同意。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二）苏家杰请求返还投资款项是否成立。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刘毓辉上诉主张与苏家杰以及其他案外人之间存在共同经营理发店的合伙关系。对此，刘毓辉所述合伙人之间并未签订合伙协议，本案双方就苏家杰投资部分是属于受让份额还是增加合伙财产存在争议，本案中亦无证据证实苏家杰向理发店投资需要经过其他投资人同意、以及各方之间存在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意思，又鉴于苏家杰原本即为理发店员工，故其在相关店铺工作尚不足以认定是执行合伙事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苏家杰与刘毓辉不属于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苏家杰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毓辉于2019年3月30日同意“股份全部退给你”，该表示没有限定退回股份的范围。结合后续履行过程中，刘毓辉、黄国锋已经支付22000元后，刘毓辉仍在录音中确认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真实意思是刘毓辉同意苏家杰退出全部涉案店铺的投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毓辉上诉认为同意退款仅指同意退回星玛玛理发店和星帆美发店的投资，但对此无法从双方沟通记录中予以体现；刘毓辉主张黄国锋支付的3000元为分红款，但黄国锋在微信中表示“一共22000元，铂顿城店9000，岭南尚苑10000，现在3000”，其是将该3000元与其他属于退资的款项并列指称，而未表示是分红款项。据此，刘毓辉主张双方仅达成了关于星玛玛理发店、星帆美发店退回投资的合意，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记录及录音中的表示，认定双方已经达成五间店铺退回投资的合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刘毓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3元，由上诉人刘毓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