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党秀丽，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党益群，男，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昭冰，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宇，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纲，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家学，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党益军，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党秀丽、党益群因与被上诉人党纲、原审第三人党益军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8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党秀丽、党益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党振国、寇桂枝与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决党纲承担一审诉讼费及本案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于2013午4月3日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所做出的《赠与合同》依法应当被确认无效。1.党振国从2007年开始即被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脑白质疏松(LA)是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脑室周围白质异常的一种临床综合症，常常导致认知能力衰退，认知功能障碍轻重程度与脑白质疏松等级呈线性相关。党振国早于2007年就处于认知能力衰退，其存在认知功能问题是存在，且不可逆转的，因此党振国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党振国作出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2.寇桂枝早已罹患阿尔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所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无效，一审法院以单凭广州市老人院于2013年4月16日出具的病历诊断不足以认定寇桂枝当时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ZYYXH／T134—2008)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症状，即便是在患病初期，患者也会出现近事记忆障碍，判断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寇桂枝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与寇桂枝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算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的日常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但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的民事活动需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一审法院混淆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与寇桂枝属于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两个概念，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改判；3.寇桂枝做出《赠与合同》时已经为老年痴呆症中期，其显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ZYYXH／T134—2008)，结合寇桂枝的病历、证人证言，寇桂枝“作出”《赠与合同》后1周入院后，就存在多次自行外出无法回来的情形，符合《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ZYYXH／T134—2008)关于老年痴呆症中期症状中“视空间定向障碍，在熟悉的地方也容易迷路”的特征，在“作出”《赠与合同》前，寇桂枝也存在“回家后四处藏匿钱财，事后无法自己找回，怀疑陌生人是小偷，并告诉儿子自己的钱财被偷…曾打电话给朋友及儿子谎报丈夫人事不省”等行为，亦符合《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ZYYXH／T134—2008)关于老年痴呆症中期症状中“可有妄想等精神症状”等特征。因此，寇桂枝做出《赠与合同》时已经为老年痴呆症中期，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4.党益军在另案中提交证据时，也承认寇桂枝2013年4月时，已经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党益军在另案[(2019)粤0104民特30号]中，提交了同一份病历时，称：“寇桂枝于20l3年4月就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其完全不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可见，寇桂枝自2013年4月开始就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并得到了确认；5.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的赠与公证无效，基于赠与公证而作出的赠与合同必然无效。第一，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申办赠与的公证事项，应当由其本人亲自申办。本案中已故的党振国、寇桂枝从未亲自向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申请办理赠与公证事项，而是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工作人员连同党纲、党益军、党益军的妻子蒋新在未得到党振国、寇桂枝同意的前提下，背着党秀丽、党益群两位法定代理人，擅自前往党振国、寇桂枝住处签订的《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申请表》，为两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办理了赠与公证。《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办理赠与公证需要本人亲自申办，其立法意旨是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尊重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才严格限定必须亲自申办，也即是说需要赠与人本人亲自前往公证机关申请办理赠与公证。具体到本案，党振国、寇桂枝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可能亲自前往广州市南方公证处要求申办赠与公证，党振国、寇桂枝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他人代笔填写了《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申请表》。另，党振国、寇桂枝填写《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申请表》的时间(2013年4月03日)与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的《缴费通知单》的时间(2013年4月07日)出现了程序倒流，可见，公证机关是先去作出的假公证，而后才办理了相应的手续，根本不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在未进行任何审查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作出不实的赠与公证行为，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的“(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基于该《公证书》而作出的赠与合同也应当认定无效。第二，由于已故的党振国、寇桂枝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在没有取得法定代理人党益群、党秀丽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公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的“(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二、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不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在受赠人党纲、党益军、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三方恶意串通下作出的意思表示，该《赠与合同》依法应当确认无效。第一，党纲没有证据证明党振国、寇桂枝亲自向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过申办赠与公证的申请，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与党纲、党益军于2013年4月3日自行前往党振国、寇桂枝家中进行公证的行为首先就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为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仍然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明显是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在作出赠与公证时与党纲、党益军之间恶意串通，赠与行为不是党振国、寇桂枝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公证行为无效必然导致赠与合同无效。《公证程序规则》明确规定，对于与自然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应当由其本人亲自申办。本案中，党振国、寇桂枝从未向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申办赠与公证，也就必然导致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作出的“(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无效，而基于无效的公证行为所签订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被认定无效。三、根据南方公证处的程序，对于老年人在申请公证时，必须要有医院出具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报告，在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报告后才能实施公证行为，本案公证处没有审查党振国、寇桂枝是否有完全行为能力，也没有审查两位老人是否精神清楚，严重违反公证程序，不能作为法院判定党振国、寇桂枝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证据。应由党纲、党益军举证证明党振国、寇桂枝在事实赠与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否则赠与行为应当确认为无效。2019粤0104民特30号，越秀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也承认了党振国、寇桂枝早在2013年4月3日以前就患有阿尔兹海默证，足于证明党振国、寇桂枝的实施赠与行为时不具有行为能力。综上，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党纲答辩称：不同意党秀丽、党益群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驳回党秀丽、党益群的全部上诉请求。1.案涉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该赠与合同经过公证处的审查审核，且在一审期间，由公证处到庭接受法院的询问，有关的录像也进行了质证。录像中党振国、寇桂枝均有清晰的表达能力，并且在赠与合同上签名，且受赠方是党振国、寇桂枝唯一的男孙，其赠与合同属于中国老年人的习惯，所以赠与合同是真实有效，是老人的意思。赠与后党振国、寇桂枝自愿将产权证交给党纲，由双方去办理产权证，对于产权的变更以及赠与合同没有任何异议。党秀丽、党益群、党益军均是赠与方的儿女，当时非常清楚，赠与方的行为，也未曾有异议。现党振国、寇桂枝已经去世，党秀丽、党益群在2019年才办理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事情，不能证明在签订赠与合同当时党振国、寇桂枝的行为能力，赠与生效后在长达几年赠与人和家人都没有异议；2.党秀丽、党益群未能举证，包括法院或者医院的证明可以证明党振国、寇桂枝在2013年时不具备行为能力，仅凭该二人在医院的住院记录，对这些记录断章取义来推断赠与方不具备行为能力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此无论党秀丽、党益群举证的证人或者医院的证据均不足于证实赠与人在2013年不具备行为能力；3.党秀丽、党益群并非赠与合同的相对方，赠与方在生前并没有主张撤销该赠与合同，作为非合同的相对方根本无权代替赠与方主张权利，即便是其代理主张权利，法律规定对于合同撤销的时效为一年，所以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4.党秀丽、党益群对于公证处作出的公证程序有异议，应当根据公证法39条的规定，必须先向公证处以及公证协会提出异议，而党秀丽、党益群已经提出异议，两单位对其提出的异议予以驳回，因此党秀丽、党益群对于该公证书有异议，应当另行途径解决，与我方的赠与无关。因为该赠与合同是双方签订，公证处只是鉴定双方签订的过程，况且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程序没有任何违法；5.党秀丽、党益群与党益军曾在2019年有去法院确认案涉赠与人无行为能力的案件与党纲无关。因党秀丽、党益群与党益军是兄弟姐妹关系，党纲没有参与该案件的诉讼，党益军在该案的陈述并不代表党纲的意见。党益军在没有医院的鉴定以及法定鉴定情况下，同样无权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2013年时没有行为能力。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党益军述称：不同意党秀丽、党益群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维持，驳回党秀丽、党益群的全部上诉请求。党秀丽、党益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党秀丽、党益群父母党振国与寇桂枝和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党纲返还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901的房屋（党秀丽、党益群在庭审中撤回本项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党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党秀丽、党益群分别是党振国（1932年3月1日出生）、寇桂枝（1932年9月15日出生）的女儿和大儿子，党益军是党振国、寇桂枝的小儿子，党纲是党益军的儿子。党振国、寇桂枝生前于2013年4月3日与党纲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合同内容记载：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是座落于广州市东山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房（粤房地证字第××号）的产权共有人（该房屋以党振国的名义登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现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自愿将上述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给受赠方党纲，产权归其个人所有，不纳入其夫妻共同财产；受赠方自愿接受赠与并承担上述赠与房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赠与方将上述财产赠与给受赠方后，有义务协助受赠方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手续。上述合同中，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和受赠方党纲均有签名捺印。对上述《赠与合同》的签订过程，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13年4月3日为该《赠与合同》出具了编号为（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2013年4月12日，党纲持该《公证书》办理了上述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至党纲名下（房地产权属人：党纲，证书编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赠与，房屋位置：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房）。2018年7月24日，党秀丽、党益群向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2018年9月7日，该公证处作出了(2018)南维字第08号《关于维持（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的决定》，对案涉《公证书》予以维持。2018年10月16日，党秀丽、党益群向广东省公证协会进行投诉，该协会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了粤公协决字[2018]25号《对投诉请求不予支持决定书》，对党秀丽、党益群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另查明：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81岁）前往广州市老人院住院治疗28天，2013年5月14日出院。出院记录中诊断为：1.阿尔茨海默病；2.高血压3级；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心脏支架植入术后；5.鼻息肉切除术后；6.低蛋白血症。党振国从2007年开始即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2013年7月15日入院广州市老人院，诊断为“脑萎缩、脑白质变性”。2015年5月18日入院广州市老人院，诊断为“血管性痴呆”。2019年1月25日，党秀丽、党益群共同委托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党振国、寇桂枝目前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13日出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第4号），鉴定意见显示党振国、寇桂枝的目前精神状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评定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随后，党秀丽、党益群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宣告党振国、寇桂枝无民事行为能力诉讼（案号分别为：[2019]粤0104民特29号和30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党振国、寇桂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本案党秀丽、党益群和党益军为党振国、寇桂枝的共同监护人。2019年7月2日，党振国、寇桂枝以原告身份（本案党秀丽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请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和要求党纲返还案涉房屋。后本院指定本案由一审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案号：（2019）粤0112民初9418号），因监护人之一党益军反对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驳回党振国、寇桂枝的起诉。2019年7月24日，党振国去世。因寇桂枝不服一审法院一审裁定而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寇桂枝不服本院作出的二审裁定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粤民申7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并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粤民再1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9418号民事裁定和本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020年3月7日，寇桂枝因病去世。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党秀丽、党益群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案涉公证书的相应公证录像资料及全套公证材料，并通知公证处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经庭审查明：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于2013年4月3日共同向公证处提出书面公证申请，并共同在公证处提供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名捺印。公证处两名工作人员在越秀区寺右新马路越秀区第四军休所对赠与人和受赠人进行了公证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也复印了相应身份、户籍和房产证资料等，还对相应公证场所、签名、捺印过程进行了拍照和制作了谈话录像。2013年4月5日，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收了相应公证书。上述事实，有党秀丽、党益群和党纲提交的相应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党秀丽、党益群、党纲的诉辩观点可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2.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违背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1.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民法院认定公民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关键在于对该公民是否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人或痴呆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且一般应当根据相关司法鉴定结论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或鉴定进行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等来进行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在本案中，本案党秀丽、党益群于2019年1月25日共同委托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党振国、寇桂枝当时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第4号）只是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鉴定时（2019年2月及以后）的精神状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从而评定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党振国、寇桂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间是2019年4月1日，距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签订《赠与合同》的时间间隔六年。对党振国、寇桂枝在2013年4月3日的精神状态情况，党秀丽、党益群并未提交当时或之前的相应司法鉴定结论，故只能依据当时的相关病历作出综合判断。结合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在广州市老人院的住院病历，显示寇桂枝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现病史描述”中显示其生活基本能自理，能正确辨认家属并说出名字，对家用电器能正确使用，对远事记忆尚可，无幻听幻觉，无烦躁不安，无神志不清等。根据相关医学描述，阿尔茨海默病亦分为痴呆前阶段和痴呆阶段，痴呆阶段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痴呆，但医院的相应诊断并未对寇桂枝当时所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程度作出认定，故单凭广州市老人院于2013年4月16日出具的病历诊断不足以认定寇桂枝在当时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另外，结合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党振国从2007年开始即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等多份诊断报告书可知，党振国当时年届75周岁，而该年龄段的老年人出现一定程度的“脑萎缩”是一种多发现象。党振国于2013年5月6日入住广州市老人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记载主要基于右侧肢体无力和肢体活动减少，并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相关病历记载并未显示其神志不清或者完全失去辨认能力等。同时，结合公证处提交的公证现场录像显示，寇桂枝和党振国当时能正常与公证处工作人员交流，并不存在意识不清或者不能言语或书写等情形，故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对党秀丽、党益群提出寇桂枝和党振国在办理公证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见不予支持。2.对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违背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并生效。在本案中，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赠与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和捺印，且双方均具备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就赠与合同的性质而言，其是一种双方、无偿的行为，赠与合同的生效并不以公证为要件，并非一定要公证才能生效，故本案《赠与合同》自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名捺印时起生效。另一方面，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之间的赠与和受赠行为经过了公证机关的公证，而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因公证存在错误，公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要求变更、撤销公证或者确认公证无效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只能向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和向地方公证协会进行投诉。在本案中，受赠人持《公证书》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形成了案涉房屋权属变更的法律事实，本案党秀丽、党益群对《公证书》的效力提出质疑，但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和广东省公证协会分别对案涉《公证书》的公证程序及内容进行了复查，也对《公证书》予以了维持，故原告提出的上述意见没有证据支持。同时，本案《公证书》只是基于赠与人与受赠人办理房屋产权过户需要，并不是认定《赠与合同》效力的必备要件，故即使《公证书》属于无效也不能当然否定本案《赠与合同》的效力。另外，本案受赠人系赠与人的孙子，双方存在近亲属血缘关系，本案党秀丽、党益群并未举证证实赠与双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公证机关在公证办理过程中拍摄的相应照片、视频和签署的书面材料，足以认定本案《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党秀丽、党益群提出《赠与合同》应属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党秀丽、党益群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党秀丽、党益群承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党秀丽、党益群向本院提交证据：1.网站截图，证明视频所拨打的电话为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官网所提供的客服电话；2.视频资料，证明对老年人作赠与公证需要医院精神鉴定报告，公证处应当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详细询问赠与人所要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罹患“脑萎缩”不能做赠与公证；3.（2019）年粤0104民特30号案件中党益军提交的证据清单，在一审时已经提交已经进过质证。被上诉人党纲发表质证意见称：我方认为并不属于新证据。关于党益军提交的证据清单的内容，在一审期间法院已经在判决书第10页已经有列举相关的情况，党秀丽、党益群应当在一审时提交而没有提交，且一审法院已经告知各方庭后不允许提交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党秀丽、党益群即便是在开庭后提交相关的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故对于证据3的证据我方认为不应当作为本案二审证据使用，证据3的内容我方提出如下质证意见：三性不予确认，因为我方没有参与民特30号案件的任何诉讼，不清楚党益军是否提交该证据，即便是党益军提交该证据也不能证实赠与人在2013年4月存在无行为能力；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证据清单1的第4点列出的内容可以看出，党秀丽、党益群在2017年11月5日由两赠与人签署委托书，党益军对该委托书有异议而产生的质疑。党秀丽、党益群在2017年11月5日持有赠与人的委托，根据委托书处理相关的诉讼，以此可以看出赠与人有相关的行为能力，神志清楚，对于党秀丽、党益群与党益军的争议与我方无关。但是党秀丽、党益群一直认为2013年赠与人神志清楚才取得2017年的委托书。证据1、证据2我方认为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相关的网站截屏、视频资料不能证实录音、录像的完整性，且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党秀丽、党益群隐瞒事实引导说谎，所以这种一问一答不能推定本案赠与人在当时不具行为能力，该两资料不能推翻有关赠与的公证合法性，党秀丽、党益群对公证有异议应当另行主张权利。原审第三人党益军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证据2三性不予确定。因为根据党秀丽、党益群所称述的证明内容可以看出其是在用2021年公证处办理公证的流程规范去认定2013年公证处办理流程不合理，但党秀丽、党益群不应当用现在的工作流程规范过去的工作流程，而有关的公证书现在仍然有效，党秀丽、党益群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公证书已经无效。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证据以及证据时效的规定，二审法院不应当采纳党秀丽、党益群该组证据。从内容上讲，相关病历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清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党秀丽、党益群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经过有关鉴定机构或者法院特殊程序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办理公证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非对有关材料进行主观臆测，该2019年民特案件距离公证书办理10多年与本案关系不大。二审查明，党秀丽、党益群向本院提交申请，请求对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20年9月15日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供的“（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中录制的公证录像的完整性校验值，拼接、剪接、删改等情况进行司法鉴定。又查，二审庭审中，党秀丽、党益群确认并未雇佣保姆照顾党振国和寇桂枝，白天均系两老相互照顾。党秀丽、党益群在二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庭后经与党小丽确认，其从8岁一直与两位老人同住，除了晚上到平台上的小房子睡觉外，其余时间都与两位老人生活在一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老人进行照顾。2012年期间，两位老人患病已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党振国由于半身不遂长期卧床，寇桂枝也由于精神疾病不能正常生活。前期，党秀丽、党益群曾两次雇佣过护工，都被患病的寇桂枝赶走，2013年4月3日党纲、党益军及党益军妻子蒋新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党振国、寇桂枝送往老人院看护，两者相隔时间非常短暂，也足以证明党纲一家是知悉两位老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相关的案件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党振国、寇桂枝与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无效。第一，党秀丽、党益群虽于2019年1月25日共同委托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党振国、寇桂枝当时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随后作出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第4号）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鉴定时（2019年2月及以后）的精神状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评定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案涉《赠与合同》由党振国、寇桂枝、党纲签订于2013年4月，故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案涉《赠与合同》的2013年4月时的精神状态及行为能力。第二，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在广州市老人院的住院病历，显示寇桂枝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从病历中的“现病史描述”“体格检查”“专科情况”来看，寇桂枝也有正确辨认家属并说出名字，对家用电器能正确使用，无幻听幻觉，无烦躁不安，无神志不清，神志清醒等描述，因此仅凭前述病历诊断不足以认定寇桂枝在2013年4月16日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另党秀丽、党益群提交的党振国2007年开始即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等多份诊断报告书，因党振国系年届75周岁的老年人，出现一定程度的“脑萎缩”亦属正常，而从党振国2013年5月6日入住广州市老人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记载来看，记载的是因其右侧肢体无力和肢体活动减少才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相关病历并无记载其精神状态及辨认能力等。第三，结合公证处提交的公证现场录像，可以看出寇桂枝和党振国当时能正常与公证处工作人员交流，并不存在意识不清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党秀丽、党益群要求确认案涉公证书无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向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和向地方公证协会进行投诉。现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和广东省公证协会亦已分别对案涉《公证书》的公证程序及内容进行了复查，并均对《公证书》予以维持，驳回党秀丽、党益群的异议。因一审期间，公证机关已提供了在公证办理过程中拍摄的相应照片、视频及所签署的书面材料，已足以认定案涉《赠与合同》出自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党秀丽、党益群上诉依据最新的公证流程拟否定多年前的公证程序，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党秀丽、党益群在二审期间申请对公证处提供的公证录像的完整性校验值进行鉴定，本院亦不予采纳。最后，二审庭审中，党秀丽、党益群确认并未雇佣保姆照顾党振国和寇桂枝，白天均系两老相互照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无第三方鉴定机构或医院已对党振国、寇桂枝在签署《赠与合同》之时的精神状态及行为能力做出明确的判断或诊断，党秀丽、党益群现有提供的病历等证据均不能确切证实党振国、寇桂枝在签署《赠与合同》之时缺乏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党秀丽、党益群诉请确认党振国、寇桂枝与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党秀丽、党益群在二审期间提交网站截图、视频资料等相关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党秀丽、党益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党秀丽、党益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 俏古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