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1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捷恒，男，198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梓淋，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业，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敏，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上诉人曾捷恒因与被上诉人梁伟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璐思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捷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梓淋，被上诉人梁伟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捷恒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曾捷恒偿还梁伟业借款本金37635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曾捷恒还款21985元的事实认定与双方当事人所述不符。关于21985元的性质双方都确认是还款，不存在其他用途，双方争议的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而一审法院却理解为其他不明用途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梁伟业一审提供的证据，关于2017年6月18日第一次还款的说明，是指应支付（还款）梁伟业2000元、6月车位租金400元、梁伟业帮忙处理违章2050元，共4450元，即曾捷恒在当月应给梁伟业4450元，由于梁伟业在当月因其他事项应支付曾捷恒4185元，因此互相抵扣后曾捷恒应支付265元差额给梁伟业，这充分说明双方非常清楚每月的还款明细。事实上，曾捷恒实际每月还款应为2000元，但由于曾捷恒在一审答辩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每月还款金额为2000元，只能根据转账记录主张还款265元，这也说明了曾捷恒与梁伟业的还款金额是以每月2000元为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双方将应付款项进行抵扣，再由曾捷恒支付差额给梁伟业。基于此，后期双方的还款记录存在多次金额不一致的情况。曾捷恒所称还款包含租金实际上是由于曾捷恒应支付梁伟业代租车位租金，曾捷恒每月的转账金额是在抵扣租金及双方其他业务费用后的金额，因双方存在业务往来，每月双方都对金额结算清楚后再支付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梁伟业未能证明案涉21985元为利息的情况下，应按偿还本金处理。二、一审法院关于浙Ｊ×××××售车款40380元的认定不属实。由于抵押车辆买卖各方均知晓风险较高，故并未签署书面合同，购买车辆的转账亦未能直接反映在买卖双方名下账户，这也是惯常做法。梁伟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为电子证据，容易删除、选择片段，不具有确定性。事实上，曾捷恒同时将两台车的照片发给了梁伟业，另一台车的车牌号为浙Ｊ×××××。梁伟业实际购买的是浙Ｊ×××××号车，目前其也仍在使用该台车。曾捷恒由于更换手机导致有关记录丢失而无法提供记录。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利益人，保险赔款的赔付对象是被保险人，故一审认定浙Ｊ×××××号车的保险单所记载的被保险人也是梁伟业的授意是错误的、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综上，请支持曾捷恒的上诉请求。梁伟业辩称，请求驳回曾捷恒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曾捷恒的证据不能证明21985元是偿还本金，其主张每月清偿2000元借款本金与客观事实不符。曾捷恒在一审时提供了大量的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其偿还借款本金，梁伟业已提供微信转账时的聊天记录证明曾捷恒每月微信转账时附言“租金”“已结月租”的客观事实，证明该款项均不是曾捷恒用以偿还本金的意思表示，且以附言“租金”“已结月租”等方式偿还本金亦与常理不符。曾捷恒主张其归还借款本金21985元无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二、曾捷恒主张双方都确认案涉21985元的性质是还款而不存在其他用途，与客观事实不符。曾捷恒第一次开庭称该款项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第二次开庭又辩称该款项包含了车位租金，可见，曾捷恒自身就对21985元的用途有不同的说法，陈述前后矛盾，没有明确为偿还本金。三、梁伟业在一审中未主张曾捷恒清偿其拖欠梁伟业借款内的部分利息，故本案不适用“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四、曾捷恒已在一审开庭中明确表示案涉40380元是售卖车牌为浙Ｊ×××××车辆所得的价款，但曾捷恒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车辆享有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梁伟业提供了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梁伟业向案外人全额支付该车购车款，并由曾捷恒代为提车、出售的事实。2018年8月25日，曾捷恒通过微信将浙Ｊ×××××车的图片、行驶证图片、王正军的银行账户、转1000元订金的信息发给梁伟业，梁伟业当日即向王正军转账1000元并附言“买车订金”，并将转账截图通过微信发给曾捷恒。2018年9月13日，曾捷恒微信语音告知梁伟业将钱转给“阿军”，梁伟业当日即向王正军转账27000元并附言为“买车余款”，并将转账截图通过微信发给曾捷恒。曾捷恒表示“收到了，梁生，一阵子我开出来就拍个视频给你看”。2018年9月13日，曾捷恒向梁伟业发送了浙Ｊ×××××车的外观视频。五、保险单只能证明曾捷恒为被保险人，曾捷恒未能提交购买该车险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曾捷恒对浙Ｊ×××××车辆享有权利。相反，梁伟业已提供证据证明该车辆的保险是梁伟业与保险经纪人陈树标联系购买浙Ｊ×××××车辆保险事宜，足以证明该车的保险是梁伟业向陈树标下单购买并支付保险费，只是为方便曾捷恒办理转卖该车辆的交易，才以被保险人曾捷恒的名义购买车险。根据梁伟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树标向梁伟业报告保险费2380元，梁伟业于2018年9月19日将案涉车辆图片、曾捷恒的身份证发给陈树标，并向陈树标表示“用阿恒的身份证购买，出阿恒的身份证”，陈树标表示“好的”。随后，陈树标告诉梁伟业浙Ｊ×××××车保险费为2380元，梁伟业通过微信支付该保险费2380元。曾捷恒也在庭审上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故浙Ｊ×××××车辆的汽车保险是梁伟业实际出资购买，以曾捷恒的名义购买的。六、曾捷恒明知梁伟业出资购买浙Ｊ×××××车辆，梁伟业是该车辆的权利人，而曾捷恒在一审中明确该40380元是售卖浙Ｊ×××××车辆的所得价款，但曾捷恒又无法举证证明其对该车辆的权利。现曾捷恒又上诉主张案涉40380元与浙Ｊ×××××车辆无关、梁伟业出资购买的是浙Ｊ×××××车辆，由此可见曾捷恒存在明显的不诚信诉讼行为，请求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依法处理曾捷恒的不诚信行为。梁伟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捷恒立即向梁伟业归还借款100000元，并向梁伟业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案件受理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曾捷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9日，借款人曾捷恒向出借人梁伟业出具《借款借据》，记载“借款人曾捷恒（身份证号码：）现向出借人（空白）借款人民币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2月19日至（空白）。借款金额以大写为准，借款人确认自本收到相关款项为准。”落款曾捷恒具名捺印。2017年2月20日，梁伟业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向曾捷恒转账100000元。2017年6月28日至2019年10月20日之间，曾捷恒（微信号×××）通过微信多次向梁伟业（微信号×××）转账，金额共计21985元。证人梁某出庭并发表证人证言，2018年10月6日，曾捷恒向案外人出售一辆汽车，案外人要求刷卡付款，但曾捷恒没有POS机，就借梁某店铺的POS机刷卡帮忙收款，梁某收到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后，按照曾捷恒的指示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借款借据》《个人账户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可证实梁伟业与曾捷恒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的事实，梁伟业已向曾捷恒支付了借款本金100000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曾捷恒通过微信向梁伟业转账21985元以及梁某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的用途性质。曾捷恒辩称其微信向梁伟业转账的21985元和委托梁某向梁伟业转账的40380元，均为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故现仅欠梁伟业借款本金37635元。梁伟业称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每月2000元，故曾捷恒微信向其转账的21985元为偿还利息，并非偿还本金；此外，梁某向梁伟业转账的40380元，系曾捷恒代梁伟业出售二手车辆所得，并非曾捷恒向梁伟业偿还借款。关于曾捷恒微信向梁伟业转账的21985元，梁伟业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每月利息2000元，上述21985元均为曾捷恒偿还的利息；曾捷恒主张上述21985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借款借据》未约定利息，梁伟业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每月利息2000元，曾捷恒对此不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梁伟业未举证证明双方曾约定利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第二，曾捷恒主张上述21985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但其多次向梁伟业转账后附言“租金”、“已结月租”。经一审法院询问，曾捷恒称其租赁梁伟业所在小区的车位，由业主梁伟业代为支付车位租金，上述转账包含了车位租金，但无法确认每月具体租金金额，梁伟业对曾捷恒上述主张不予确认。仅仅就曾捷恒的陈述而言，其庭审中称21985元均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后又陈述上述转款中包括“梁伟业代为支付车位租金”，故曾捷恒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无法采信。此外，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微信记录和银行流水，其与曾捷恒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曾捷恒又多次在转账后附言“租金”，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上述转账的用途不足以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关于曾捷恒委托梁某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梁伟业陈述其与曾捷恒有业务往来，由曾捷恒提供质押车辆信息，梁伟业支付购车款，再由曾捷恒联系买家将车辆卖出，上述40380元系曾捷恒代梁伟业出售浙Ｊ×××××号车辆所得。曾捷恒主张其系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因此上述40380元售车款为其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曾捷恒确认上述40380元为浙Ｊ×××××号车的售车款，但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系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第二，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其与曾捷恒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8月25日曾捷恒将车辆图片发送给梁伟业，并告知其转账1000元定金给案外人王正军，梁伟业当日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1070账户向案外人王正军转账1000元，附言为“买车定金”；2018年9月13日，曾捷恒告知梁伟业将钱转给“阿军”，梁伟业当日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1070账户向案外人王正军转账27000元，附言为“买车余款”，曾捷恒：“收到了，梁生，一阵子我开出来就拍个视频给你看。”当日16:31，曾捷恒向梁伟业发送浙Ｊ×××××号车外观视频；2018年9月14日，曾捷恒向梁伟业发送浙Ｊ×××××号车行驶证照片。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结合梁伟业的陈述，可证实梁伟业为购买浙Ｊ×××××号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而曾捷恒仅代梁伟业提取该车辆。第三，曾捷恒认为其为浙Ｊ×××××号的实际支配人，提交了浙Ｊ×××××号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单，被保险人曾捷恒，投保日期2018年9月19日。但是，梁伟业仍提交了2018年9月19日其与案外人陈某标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某标向梁伟业发出车辆保险报价，提及“阳光保险”、“亚太都要2380才可以”，同时梁伟业向陈某标发出曾捷恒的身份证照片，并向陈某标转账2380元。结合上述证据，可形成证据链，上述车辆保险实为梁伟业投保并支付保险费用，保险单所记载的被保险人也为梁伟业的授意，故浙Ｊ×××××号的保险单不足以证实曾捷恒为浙Ｊ×××××号的实际权属人。综上，曾捷恒主张其作为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将售车款40380元作为向梁伟业的还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梁伟业已向曾捷恒交付借款本金100000元，梁伟业请求曾捷恒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曾捷恒在本案多次前后陈述矛盾，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一审法院予以训诫，并对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和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关于梁伟业要求曾捷恒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借据》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梁伟业请求曾捷恒从逾期还款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还款时间，《借款借据》未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梁伟业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曾催告曾捷恒还款，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从起诉之日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曾捷恒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20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梁伟业已预交），由曾捷恒负担115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提交证据。在二审庭审中，曾捷恒表示其从事二手车买卖、汽车维修、代办违章的业务；梁伟业表示其亦从事二手车买卖，双方有业务往来。曾捷恒与梁伟业双方共同确认往来款项备注为“租金”的款项均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双方均确认从2017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期间曾捷恒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陆续支付了共计19个月；除了借款关系之外，双方确认还有车辆维修、委托代办处理车辆违章等业务，双方每月结算抵扣之后由曾捷恒向梁伟业支付余款。曾捷恒主张其每月所支付的2000元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梁伟业则认为案涉《借款借据》是曾捷恒提供的合同版本，该版本中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故双方口头约定按照每月2%的标准即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利息。另外，双方在庭审中共同确认40380元是出售浙Ｊ×××××车所得的价款。曾捷恒主张其购买了浙Ｊ×××××车，仅能提供该车的保险单，未能提交支付购车款及缴纳该车保险费的凭证。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曾捷恒每月还款2000元的性质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二、曾捷恒是否是原浙Ｊ×××××车的权利人。关于争议焦点一，曾捷恒每月还款2000元的性质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曾捷恒与梁伟业双方共同确认了从2017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期间，曾捷恒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陆续支付了19个月；曾捷恒亦确认每月在应付款2000元的基础上双方对其他业务往来款项进行结算，再由曾捷恒每月支付结算款给梁伟业。由此可见，双方口头约定了曾捷恒应每月向梁伟业还款2000元，事实上，曾捷恒在2019年10月前也基本按照该约定来履行还款义务。对于曾捷恒每月还款2000元款项的性质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在《借款借据》中并未约定曾捷恒须每月偿还借款本金2000元，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未能反映曾有按月偿还借款本金的约定；第二，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每月均会对当月的款项进行结算，曾捷恒主张其每月所付2000元偿还借款本金，但双方从未对剩余借款本金进行对账、确认，显然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第三，曾捷恒与梁伟业都有从事二手车买卖的经商活动，二人并非亲属关系，梁伟业向曾捷恒出借资金却不收取任何利息，有违常理；第四，每月2000元还款结合借款100000元，可知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曾捷恒规律性还款体现出偿还借款利息的特征。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应认定曾捷恒每月按照借款本金2%的标准向梁伟业支付2000元，属于偿还借款利息。曾捷恒上诉主张通过微信转账的21985系用于偿还借款本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曾捷恒是否是原浙Ｊ×××××车的权利人。曾捷恒与梁伟业均确认梁伟业收到的40380元系出售浙Ｊ×××××车所得的价款。曾捷恒主张该40380元是其向梁伟业偿还本案借款的款项，则曾捷恒应举证证明其是浙Ｊ×××××车的权利人，通过出售该车获得款项用于偿还本案借款。从曾捷恒所提交的证据来看，曾捷恒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支付了购车款。相反，梁伟业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证实了梁伟业已向案外人王正军支付了买车订金1000元及买车余款27000元，曾捷恒在微信中亦确认梁伟业付款购车的事实，并向梁伟业发送了浙Ｊ×××××车的外观视频、行驶证照片。至于曾捷恒主张其是浙Ｊ×××××车的被保险人的问题，曾捷恒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缴纳该车的保险费，而梁伟业提交了其与陈树标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凭证，证实了梁伟业实际缴纳了该车的保险费，并且在梁伟业的授意之下将被保险人登记为曾捷恒。因此，曾捷恒未能举证证明其是浙Ｊ×××××车的权利人，故曾捷恒主张出售浙Ｊ×××××车所得价款是用于向梁伟业偿还本案借款，缺乏事实依据。综合以上，曾捷恒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每月偿还的2000元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也不足以证明其是浙Ｊ×××××车的权利人，故出售该车的价款与曾捷恒无关，曾捷恒主张用卖车款来偿还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曾捷恒应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捷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9元，由上诉人曾捷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