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5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言忠，男，196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红，女，196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宝鹏，男，原烟台鑫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春，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秉林，山东舜翔（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言忠、杨春红因与被上诉人杨永春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0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言忠、杨春红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0042号民事判决；2.驳回杨永春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永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烟台韩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佳公司）与烟台鑫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尔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韩佳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12日，办公地点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后于2016年6月1日注销，鑫尔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7日，办公地点位于烟台市芝罘区，两公司均系独立法人，虽然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为韩言忠和杨春红，但两个公司经营范围完全不同，均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没有任何经营业务联系，不存在一审判决认为的属于关联公司这一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鑫尔公司因没有订单经营亏损于2018年9月25日注销，一审庭审韩言忠、杨春红提供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其中载明：“经审查鑫尔公司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而且通过韩言忠、杨春红与杨永春聊天记录明显看出，杨永春认可鑫尔公司目前经营亏损情况，韩言忠、杨春红并就鑫尔公司即将注销事宜向杨永春履行告知义务，并无违法之处。成立烟台韩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杨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成立了韩杨公司就认定韩言忠、杨春红因经营不善予以注销的理由与杨永春终止劳动关系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杨永春在韩佳公司、鑫尔公司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计发经济补偿金无事实法律依据。杨永春于2005年9月入职韩佳公司，工作地点在芝罘区，其与韩佳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2年1月到期，直到2016年6月注销，韩佳公司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鑫尔公司的成立与韩佳公司的存在没有任何关联性，各自经营范围不同，独立经营核算，互不联系。因合同期满韩佳公司与杨永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之后入职鑫尔公司完全是杨永春自愿要求，一审判决认定“非本人原因安排到新单位工作，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明显认定事实不清。4.一审判决认定鑫尔公司与杨永春终止劳动关系，判决结果却要求韩言忠、杨春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显属自相矛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关系终止与解除系两个法律概念，计发经济补偿金均有明确规定，计算方式不同。2018年10月16日杨永春签收的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已明确载明因公司注销原因，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款规定于2018年9月25日终止劳动关系，杨永春收到该通知书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终止劳动关系，但结果却要求韩言忠、杨春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明显错误。5.杨永春在仲裁和一审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赔偿金，依据的事实是2018年4月28日杨永春与韩言忠之间的ＱＱ聊天记录，而一审判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赔偿金所依据的事实是2018年9月26日双方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在杨永春没有变更事实理由情况下，违法认定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违反案件审理程序，损害韩言忠、杨春红的合法权益。杨永春辩称，一审判决以每月3800元标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系错误，应按照杨永春在一审中提出的标准予以裁判。韩言忠、杨春红未与杨永春签订劳动合同，应当双倍支付工资。杨永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韩言忠、杨春红支付杨永春经济赔偿金1814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春红、韩言忠分别系杨永春的姐姐与姐夫，亦系鑫尔公司股东。杨永春原系鑫尔公司职工，在该公司工作至2018年4月28日。2018年6月28日，杨永春申诉至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区仲裁委），请求鑫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1428元、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53516元。2018年9月6日，区仲裁委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8]第78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杨永春的各项仲裁请求。2018年9月25日，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鑫尔公司注销登记。杨永春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请求鑫尔公司支付赔偿金181428元。诉讼过程中，因鑫尔公司已于2018年9月25日被注销，杨永春申请变更杨春红、韩言忠为一审被告，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杨春红、韩言忠参加诉讼。一审庭审中，杨永春称其于2005年9月至2012年1月在韩佳公司工作，该公司股东为韩言忠、杨春红，2012年2月韩言忠将其安排至鑫尔公司工作，期间其在同一个工作地点持续工作，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鑫尔公司的股东及经营范围均与韩佳公司相同，韩佳公司的法律义务应当由鑫尔公司承继。2018年4月28日，原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韩言忠通过QQ通知杨永春于2018年5月2日去取解除合同通知书，于2018年4月28日违法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2018年5月之后，杨永春也曾到公司要求上班，但办公室钥匙、车钥匙被收回，故其无法自行到办公室，只有其他工作人员上班以后才能到办公室，但此时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同意杨永春继续呆在办公室，也没有了相关的办公条件，故杨永春无法继续在鑫尔公司上班；2018年6月韩言忠、杨春红成立新公司，鑫尔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地点及财产均没有变化，以新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韩言忠、杨春红认可杨永春于2005年9月到韩佳公司工作，但主张2012年1月30日双方合同期满后终止，2012年2月1日鑫尔公司与杨永春订立劳动合同，自2018年5月之后，因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公司开始办理相关的注销手续，收回了杨永春的钥匙，故杨永春在家待岗，直至2018年9月25日终止劳动合同。杨永春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杨永春的社保参保缴费证明一份，显示2005年9月至2012年1月由韩佳公司为杨永春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2月至2018年8月由鑫尔公司为杨永春缴纳社会保险，杨永春以此证明其于2005年9月至2012年1月在韩佳公司工作，2012年2月至2018年4月在鑫尔公司工作，该缴费记录具有连续性，且上述两公司的股东均是韩言忠、杨春红。韩言忠、杨春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不能证明两公司之间具有关联性，两公司系独立法人，各自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两公司的股东均是韩言忠和杨春红，但韩佳公司由杨春红实际经营，鑫尔公司由韩言忠经营。2.鑫尔公司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工资表复印件一宗，显示2017年4月至7月、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2018年3月杨永春应发工资为3800元，实发工资为3500元，杨永春2018年2月、4月工资表均有两份，均扣除劳动保险和公积金，其中一份显示杨永春应发工资为3800元，实发工资为3500元，另一份显示杨永春应发工资为3178元，实发工资为2722.93元。工资表中均有杨永春签名。杨永春称，该表来源于鑫尔公司的财务报表，其工资分两部分发放，第一部分对外公开报税数额为3800元，第二部分不对外公布数额为3178元，二者相加为6978元，实际发放工资时只扣了一次社保费用，具体数额是二者选其一，具体选的哪一个标准杨永春不清楚。韩言忠、杨春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杨永春复印工资表后自己加盖的公章。鑫尔公司从未为杨永春发放过两笔工资，杨永春的固定工资一直是3800元，扣除社保和公积金300元，剩余3500元发放给杨永春。为给社保部门提供相关的社保缴费基数，公司按当年度的月缴费基3178元另行制作了2018年2月、4月的工资表，杨永春实际工资应为3800元。3.杨永春与原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韩言忠的部分QQ聊天记录打印件3张，其中2018年4月28日聊天记录载明：“韩：我在2018年4月25日给你的QQ聊天意见你是否看到并仔细考虑了？你如果同意的话，请给我确认，我对前面的QQ留言做一个说明：1.2018年4月25日我给你的QQ留言意味着：鑫尔公司跟你在2018年4月份正式解除劳动合同。2.鑫尔公司提出的补偿方案是：自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开始，公司再发给你3个月的工资及相应的社保作为双方解除合同给你的全部补偿。（给你发2018年4-6月份工资，2018年5-7月的社保）。如果不同意，请尽早在5月2日前提出你的意见供我考虑…5月2号你先拿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正本。上述几条我不同意。”5月2日聊天记录载明：“韩：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5月13日聊天记录载明：“韩：你不用担心，你在我这里12年半，除了正常的工资奖金外你多拿了20多万。”杨永春称，该聊天记录为原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韩言忠的再次确认说明，可以证明鑫尔公司非法解除与杨永春的劳动关系，根据说明第二条只支付3个月工资，该补偿方案明显违法。2018年4月29日的聊天记录中韩言忠明确告知杨永春5月2日到公司拿解除合同通知，5月2日韩言忠明确表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说这句话的起因是，杨永春按照通知去拿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工作人员不予交付，故韩言忠才解释称不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2018年5月13日的聊天记录中韩言忠认可杨永春在韩言忠、杨春红公司工作了12年半，故韩言忠、杨春红应当支付杨永春工作期间的经济赔偿金。韩言忠、杨春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该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因鑫尔公司严重亏损，韩言忠希望与杨永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并未实质告知杨永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杨永春对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明确表示不同意，并于2018年6月、7月多次索要工资福利待遇，鑫尔公司也按杨永春要求支付了其工资并为其缴纳了社保。该聊天记录中所述12年半的工作年限只是杨永春在韩佳公司和鑫尔公司共同的工作年限，并非在鑫尔公司的工作年限，不能作为计发杨永春经济赔偿金的依据。韩言忠提供上述完整的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5月12日的聊天记录载明：“杨：3800×26个月+欠缴的公积金，这是我该得的；韩：5月15日你去领取你的4月份工资+欠缴的公积金－5月份的社保代缴金额，然后5月20日你再去我的办公室办理你的社保转移手续，你要求的所谓的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我不同意；杨：5月的社保和工资都要给我，你现在还没和我正式解除合同；韩：我给你到4月底，其余的你反正一起要经济补偿就行了”，聊天记录还显示杨永春分别于2018年6月20日、7月18日、7月19日、7月23日向韩言忠索要工资并要求补齐公积金。韩言忠主张，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杨永春向韩言忠索要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依据月平均工资为3800元，与杨永春所述的6978元自相矛盾，且聊天记录中韩言忠只是希望与杨永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但杨永春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杨永春向韩言忠主张要求支付工资直至2018年7月，由此可见截止至2018年7月，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杨永春对韩言忠提供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其当时要求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是按照最低数额计算的，在此期间杨永春仍对韩言忠留有余地，而杨永春作为劳动者，错误的以基础工资向韩言忠主张，属于个人认知错误，并非法律上应当诉求的数额。杨永春未能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4.韩佳公司、鑫尔公司、韩杨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载明韩佳公司成立日期是2000年1月12日，注销日期为2016月6月1日，股东是韩言忠、杨春红，法定代表人为韩言忠，监事为杨春红，办公地点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鑫尔公司成立日期是2011年11月17日，注销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股东是韩言忠、杨春红，法定代表人为韩言忠，监事为杨春红，办公地点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韩杨公司成立日期是2018年6月22日，股东是韩言忠、杨春红，法定代表人为杨春红，监事为韩言忠，办公地点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杨永春称，韩佳公司由韩言忠实际经营，杨春红此时在居委会工作，韩佳公司是在收到海关处罚之后为规避法律主动注销，后成立鑫尔公司，鑫尔公司注销也是主动行为，并非是经营困难，2018年6月22日又主动成立了韩杨公司，注册基本和股东均不变。韩佳公司、鑫尔公司注销均系韩言忠、杨春红为了规避法律义务，且未进行合法清算。杨永春以此证明三公司的股东均是韩言忠、杨春红，杨永春一直跟随韩言忠、杨春红工作，三公司具有承继性。韩言忠、杨春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三公司均系独立法人，之间互不联系，不存在承继关系，韩杨公司的企业信息与本案无关。5.2018年5月2日证明一份，载明：复印杨永春在本公司工资表（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共计12张，关于鑫尔公司其他任何资料未动。经办人徐晓萍，收到人杨永春。杨永春以此证明鑫尔公司财务人员徐晓萍认可杨永春复印了鑫尔公司的工资表共计12张，其提交的工资表为合法有效证据。韩言忠、杨春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永春的真实工资发放情况，杨永春的工资为每月3800元。韩言忠、杨春红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杨永春与鑫尔公司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一份，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2年2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落款处加盖鑫尔公司印章，并有杨永春签名。杨永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杨永春与鑫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一年一签，而该劳动合同没有骑缝章，并有多次装订现象，明显系伪造。2.鑫尔公司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工资表及支付杨永春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4月至6月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工资表显示杨永春2017年5月至7月、9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应发工资为3800元，实发工资为3500元，且均有杨永春签名。韩言忠、杨春红称，鑫尔公司为杨永春发放工资至2018年5月，2018年6月、7月鑫尔公司为杨永春发放了生活费。杨永春对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但称韩言忠、杨春红并未提供全部工资表明细，故不具有客观性。根据杨永春提供的工资表可见，杨永春除3800元工资外，还有3178元的其他工资。对银行转账回单，该宗回单中关于工资的月份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2018年4月至6月，并没有之前正常工作期间的转账记录，故而推知杨永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发放并非是银行转账，2018年4-6月的工资系为了应付劳动仲裁而单方向杨永春支付，且该转账记录为韩言忠的个人账户转入，并非鑫尔公司转入，不能定性为鑫尔公司向杨永春发放的工资。2017年10月份之后杨永春的工资一部分通过银行转账为3500元，另一部分发放现金。鑫尔公司为杨永春支付款项至2018年6月，但不认可支付的是2018年6月的生活费。对于2018年7月鑫尔公司为杨永春发放生活费的主张，韩言忠、杨春红未有证据证明。3.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载明：兹有杨永春同志，于2012年2月1日被我单位录用，并签订了2012年2月1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在本单位从事司机岗位，工作年限6.5年，因公司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于2018年9月25日终止劳动合同。落款处加盖鑫尔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杨永春于2018年10月16日签名。韩言忠、杨春红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与杨永春终止劳动关系，并非杨永春所述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杨永春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终止的理由杨永春无法控制，即使签署了终止劳动合同书，该签字并不代表其认可韩言忠2018年4月28日通知杨永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非法行为，韩言忠、杨春红并未对杨永春进行任何补偿。因鑫尔公司注销，单位通知杨永春办理相关手续，若公司注销公司印章前不办理相关手续，则杨永春的所有社保及失业手续均无法办理，为了得到相关的手续转移杨永春才不得不签署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但该签署行为不代表2018年4月28日非法解除合同行为的合法化。韩言忠、杨春红称，其给杨永春办理相关手续是在杨永春到一审法院立案之前，韩言忠、杨春红多次电话通知杨永春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送达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前也明确告知杨永春关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相关内容，杨永春在表示无异议的情况下签署了该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4.鑫尔公司2017年1月至4月工资表各一份，证明杨永春的工资为3800元。杨永春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从出勤天数可见，杨永春与其余两人尤其是徐晓萍出勤天数差异很大，但该三人工资标准却完全一样，说明工资表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真实情况。韩言忠、杨春红称，因双方系亲属关系，故杨永春每天出勤半天。5.2018年9月25日鑫尔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载明：经审查，鑫尔公司注销登记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决定准予注销登记。落款处加盖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杨永春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杨永春的费用未经清算组清算，也未有任何人通知杨永春该公司清算，该公司注销过程系非法注销。韩言忠、杨春红称，韩佳公司登记地址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鑫尔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位于芝罘区，故工作地点不一致。杨永春于2012年1月底与韩佳公司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之后到鑫尔公司参加工作。杨永春称，韩佳公司的登记地址位于烟台市芝罘区，但期间其搬迁到芝罘区，该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注销，而鑫尔公司于2011年11月17日成立，其注册地址为芝罘区，期间两公司有并存的时间，鑫尔公司成立后，韩佳公司已不对外经营。杨永春在芝罘区办公地点，之前为韩佳公司工作，之后为鑫尔公司工作。杨永春到鑫尔公司工作，是鑫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韩言忠决定的，并非因合同期满终止合同。韩言忠、杨春红认可杨永春在两公司工作期间的工作内容均没有变化，均为送货司机。另查，对于杨永春主张从2005年9月入职韩佳公司至2018年4月28日，以月工资6978元为标准要求韩言忠、杨春红支付经济赔偿金181428元（6978×13个月×2倍）。韩言忠、杨春红提出异议，主张杨永春月工资应为3800元，且韩佳公司和鑫尔公司均属两个独立法人，双方之间不存在承接关系，应自2012年2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支付7个月的补偿金。一审法院认为，（一）杨永春原系鑫尔公司职工，在该公司工作至2018年4月28日的事实清楚。关于杨永春与鑫尔公司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及原因，杨永春主张韩言忠于2018年4月28日通知其取解除合同通知书，由此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于当日解除，韩言忠、杨春红则主张劳动合同于2018年9月25日终止。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双方针对劳动合同解除的问题一直处于协商过程中，杨永春在2018年5月12日称双方并未正式解除合同，且杨永春在2018年7月还要求鑫尔公司为其发放工资，鑫尔公司向杨永春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载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9月25日终止，杨永春亦在其上签字，故一审法院认定鑫尔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以公司注销为由终止劳动关系。在鑫尔公司注销以前，韩言忠、杨春红在同一办公地点成立了韩杨公司，故韩言忠、杨春红主张鑫尔公司因经营不善予以注销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鑫尔公司违法终止与杨永春的劳动关系。（二）关于赔偿金问题。韩佳公司、鑫尔公司的股东均为韩言忠、杨春红，故两公司属于关联企业。韩言忠、杨春红认可杨永春在韩佳公司、鑫尔公司的工作均为送货司机，杨永春的工作岗位未有变化，且在韩佳公司与杨永春的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时，其关联企业鑫尔公司与杨永春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杨永春要求将其在韩佳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鑫尔公司的工作年限，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永春2018年2月、4月工资表均有两份，均扣除劳动保险和公积金，杨永春对此未作合理解释，且该月份3178元的工资金额与杨永春2017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相符，故韩言忠、杨春红主张3178元并非杨永春的实际工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在杨永春与韩言忠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杨永春系以3800元为基数主张赔偿金，故一审法院采信韩言忠、杨春红的主张，认定杨永春月工资为3800元。鑫尔公司被注销时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未向杨永春清偿债务，故鑫尔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被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韩言忠、杨春红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韩言忠、杨春红应支付杨永春经济赔偿金98800元（3800元×13个月×2倍），杨永春超过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杨永春主张的支付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4月15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53516元的请求，仲裁裁决不予支持后，杨永春未起诉，视为其认可裁决结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限韩言忠、杨春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杨永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二、驳回杨永春的其他诉讼及仲裁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韩言忠、杨春红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鑫尔公司以2018年9月25日公司被注销为由向杨永春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杨永春签字确认事实清楚。但韩言忠和杨春红在鑫尔公司被注销前于2018年6月22日与鑫尔公司相同股东和相同办公地点下新成立韩杨公司，韩言忠和杨春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杨永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及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且鑫尔公司亦未就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经济补偿金等法定事项与杨永春达成合意情况下解除与杨永春的劳动合同关系，故鑫尔公司以公司注销为由终止劳动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支付杨永春经济赔偿金。韩言忠和杨春红关于鑫尔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合法终止与杨永春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2月至2018年9月鑫尔公司与杨永春存在劳动关系，韩佳公司之前与杨永春终止劳动合同并未向杨永春支付经济补偿。韩佳公司解除与杨永春劳动关系后，鑫尔公司即与杨永春建立劳动关系，对此杨永春与韩言忠、杨春红予以确认，并有社保缴费明细佐证，且韩佳公司与鑫尔公司股东均为韩言忠与杨春红二人，韩言忠与杨春红亦认可杨永春在韩佳公司与鑫尔公司均为送货司机，工作岗位未有变化，故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杨永春在韩佳公司与鑫尔公司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判决韩言忠与杨春红共同支付杨永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韩言忠、杨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韩言忠、杨春红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