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1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友好医院，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大源南70号及102号。投资人：徐靖霖。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鹏，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经纬，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霞。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振威，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广缘家政服务中心，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太平沙61号地下。法定代表人：黎秋珍。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亮，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强，广州市越秀区大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广州友好医院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3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广州友好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按照一审判决第一项认定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损失的50%确定广州市越秀区广缘家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缘家政中心）、广州友好医院的赔偿责任。2.判决广州友好医院对广缘家政中心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责任，即使需要承担补充责任，也只承担20%份额的赔偿责任，即赔偿责任为26469元。事实与理由：一、我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二、受害人周某禄的病情及其身体状况也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应依法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份额，责任方承担的份额以50%较为妥当。三、广州友好医院对广缘家政中心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补充责任。四、一审判决让广州友好医院与广缘家政中心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即使需要广州友好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判决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答辩称，请求法院对广州友好医院的全部上诉请求予以驳回，1.在本案中，死者的死因为创伤性急性脑内出血，而慢性肾衰竭等慢性疾病死亡，死者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广州友好医院与广缘家政中心的共同侵权所致，两者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2.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1款规定，广州友好医院的轮椅通道上存在凸起的水泥坎，是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故一审法院据此广州友好医院承担行医的责任，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广州市越秀区广缘家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缘家政中心）答辩称，1.本案意外事故当事人付秀保是广缘家政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是事实。2.广州友好医院向本案意外事故当事人付秀保支付工资不是根据《协议书》代付工资的行为。事实上，广州友好医院是雇主，付秀保是广州友好医院的雇员。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广缘家政中心赔偿丧葬费55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522元、死亡赔偿金210330元、护理费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2063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扣减已支付的21960元，共计376242元；二、广州友好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广缘家政中心在一审中答辩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广州友好医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广州友好医院在一审中答辩称，我方对受害人的死亡依法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对我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对于相关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禄于1930年12月8日出生，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是周某禄与霍某仪的婚生子女。2019年7月8日，周某禄以“规律血液透析1年余及发热3天”为主诉入住广州友好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发热查因、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血液透析状态、慢性肾脏病贫血、尿道狭窄、双侧输尿管及右侧肾盂扩张积液、膀胱肿切除术后、膀胱癌、前列腺增生、胆囊结石、慢性浅表性胃炎。2019年7月31日12时，周某禄在血液透析后坐轮椅回病房路上，护工付秀保同时推两个轮椅，没有注意到路面不平，致使受害人的轮椅翻倒，周某禄头部着地受伤，经广州友好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8月3日死亡。广州友好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记载死亡诊断为：脑内出血（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并脑疝形成、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2019年8月7日，护工付秀保及广缘家政中心共同出具《悼念老人周某禄道歉信》给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收执，其中内容“对不起，万分的对不起，由于公司护工在护理您老人家过程中，疏忽大意，未按正规的程序运送您老人家过程中，不慎手推轮椅翻倒，造成您老人家落地脑内大出血，虽经医院积极抢救，还是不治意外身亡。为此，我们深感痛惜，再次向您老人家表示诚恳的道歉，并向老人家的所有亲朋好友，表示深切问候。今后，公司切实加强管理，所有护工认真吸取此次深刻教训，引以为戒。并向您老人家承诺，住院期间，照顾好您妻，请放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为证明广州友好医院通道的地上有凸起的水泥坎，提供照片八张为证，其中显示通道地面接的一个接驳位有数厘米的落差。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为证明丧葬费55920元，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出具的《广州通用机打发票》六张，金额共21130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为证明周某禄生前需扶养配偶霍某仪，以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计算133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522元，提供以下证据：1、竹园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其中记载霍某仪于1935年12月5日出生；2、广州市白云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其中内容“兹有霍某仪是我办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霍某仪于2019年12月13日因肺部感染死亡。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以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计算五年的死亡赔偿金为210330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以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周某禄受伤至死亡四天住院期间护理费为400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以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周某禄受伤至死亡四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00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丧葬费用20630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广缘家政中心为证明由广州友好医院提供医院肾内科住院部作为服务地点，承担医院肾内科病区病人的生活陪护工作，清洁病床卫生及病房内物品整洁，入院病人的陪护费用由广州友好医院负责收取，并于每月底结账，护工付秀保是广州友好医院的员工，工资待遇也是由广州友好医院支付，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8月3日、2015年12月15日及2016年12月6日广缘家政中心与广州友好医院肾内科签订的《协议书》，其中2016年12月6日的《协议书》记载的合约日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2、付秀保名下账户62×××49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其中显示广州友好医院每月发放工资4000元给付秀保。广州友好医院质证表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发工资给护工不代表该护工是医院的员工。广缘家政中心为证明已支付29642.94元给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并要求在本案中按各方责任承担该29642.94元，提交了2019年8月19日周志霞出具给广缘家政中心收执的《证明》，内容是确认收到黎秋珍支付的2019年7月31日出院手续费7682.94元及2019年8月19日现金21960元，合共29642.94元。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质证表示：“确认收到29642.94元，其中7682.94元是2019年7月31日至8月3日的住院治疗费，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在本案中没有主张该项费用，因此不同意在本案中抵扣。”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损害责任的承担问题。2019年7月31日12时，周某禄在血液透析后坐轮椅回病房路上，护工付秀保同时推两个轮椅，没有注意到路面不平，致使周某禄的轮椅翻倒，周某禄头部着地受伤，经广州友好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现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要广缘家政中心及广州友好医院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的陈述及发生事件的场所等可确定，护工付秀保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失误导致周某禄倒地受伤并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周某禄的死亡所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护工付秀保的用人单位进行承担。但广缘家政中心抗辩工资是由广州友好医院支付，护工付秀保应是广州友好医院的员工。而广州友好医院也抗辩工资虽由其支付，实际上广缘家政中心才是护工付秀保的用人单位。结合双方的所提供的证据分析。首先，自2015年起，广缘家政中心与广州友好医院签定《协议书》，约定广缘家政中心承担广州友好医院肾内科病区病人的生活陪护工作，护工的工资待遇由广州友好医院支付，而周某禄正是广州友好医院肾内科病区病人。其次，在周某禄死亡后，护工付秀保与广缘家政中心共同向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出具了《悼念老人周某禄道歉信》，该信中，广缘家政中心明确承认付秀保是其公司的员工。因此，广州友好医院根据《协议书》代付工资的行为，并不影响护工付秀保与广缘家政中心之间的用工关系，广缘家政中心才是护工付秀保的用人单位。因此，周某禄的死亡所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广缘家政中心进行承担。虽然，广州友好医院并不是护工付秀保的实际用人单位。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广州友好医院作为公共场所，院内通道的地上有凸起的水泥坎，但该位置并没有任何的警示标识，可见，广州友好医院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护工付秀保也是因为该水泥坎才导致轮椅翻倒，因此，广州友好医院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应对广缘家政中心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各项赔偿请求：丧葬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因此，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以2018年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9320元进行计算丧葬费为5592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而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所提供的广州市白云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反映，周某禄的配偶霍某仪是该管理委员会的退休人员，应享有国家退休待遇，可见，周某禄的配偶霍某仪并不符合上述规定中应被扶养的人员。因此，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此项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而发生事件时，周某禄已超过七十五周岁，因此，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以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42066元计算五年的死亡赔偿金为21033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护理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由于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并没有就护理问题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对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每天100元，按住院四天进行计付属合理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丧葬费用问题。由于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对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在司法实际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发生事件时，周某禄已年届88周岁，而且患有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膀胱癌等严重疾病，需进行血液透析，因此，综合考虑事件对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心理影响，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20000元。广缘家政中心已付的现金赔偿款21960元可从中予以抵扣。至于广缘家政中心支付的2019年7月31日的出院手续费7682.94元，由于该费用是支付给医院的费用，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在本案中并没有主张，因此不能在本案中作抵扣。经计算，广缘家政中心应赔偿264690元（丧葬费55920元+死亡赔偿金2103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196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广缘家政中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264690元给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二、广州友好医院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71.82元，由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负担1029.82元，广缘家政中心、广州友好医院负担2442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结合广州友好医院的具体上诉主张和上诉请求，本案各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该医院责任份额和责任形态的认定问题。关于责任份额。在广缘家政中心未对其责任份额及损失数额提出上诉的情况下，广州友好医院主张广缘家政中心应按照50%责任份额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当。但本案中，广州友好医院与广缘家政中心在责任承担方面存在明显的关联，虽然从程序层面考量，无论一审认定的事实为何，本院不再对广缘家政中心的责任份额进行调整。但责任份额仍然关系着广州友好医院最终的责任承担，故对于各方的承责比例分配，本院仍应进行审查。广州友好医院对该问题的主要诉讼主张为受害人周某禄的病情及身体状况也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故应减少侵权人实际的责任份额。但经审查，即使是广州友好医院自己出具的《死亡记录》，记载周某禄的死亡诊断也是：脑内出血（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并脑疝形成、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虽然周某禄确实年龄较大，且患有多项疾病，但并无证据证实此与周某禄死亡后果存在直接关联，亦不应构成受害人一方的过错，故不应因此减轻侵权人一方的责任，广州友好医院的上述诉讼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形态的问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各方对广州友好医院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均无异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广州友好医院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结合广州友好医院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情形，本院酌定其在3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又因各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数额均无异议，故广州友好医院应在85995元（286650元×30%）的范围承担补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部分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3111号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3111号第二项、第三项；三、广州友好医院对广州市越秀区广缘家政服务中心的赔偿责任在85995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四、驳回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71.82元，由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负担1029.82元，由广州市越秀区广缘家政服务中心负担24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元，由广州友好医院负担547元，由周志玲、周志鸿、周志霞负担12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乔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昕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