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8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299号二层1-215（仅限办公）。法定代表人：周木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胜，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敖昕，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鉴江区技校教师村（彭锋房屋）三楼。法定代表人：李阳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碧波，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名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宇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3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名宇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的水电费应由名宇公司承担。(一)名宇公司与案外人的工程承包合同已约定总价包干，名宇公司应承担全部施工成本。案外人广州中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堂公司）只提供水电的接入，未明确负担水电费，也符合同类建设工程项目的交易习惯。(二)名宇公司已多次确认承担水电费。名宇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其项目负责人曹岑与东方公司主要人员唐纳的对账、催收的沟通过程明确承认负担水电费和读数，认可两份《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收费通知单（2018年1月）》，也于2018年1月11日由曹岑口头指令第三人方周迪光支付水电费6万元。同时，曹岑在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4日确认的两份《工作联系单》中，也明确认可“施工单位交纳水电费”没有安装计量表前的水电费负担。(三)水电表对应的水电为名宇公司专用，与案外人无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曹岑、周迪光作为主要人员的佛山市博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超公司)在2018年12月4日后参与部分额外工程，但自2018年8月至最后，四楼工地的原始抄表记录和电表读数并未增加，表明博超公司未与名宇公司混用水电，也表明周迪光缴交的6万元与博超公司施工水电费用无关。一审判决认定“在名宇公司撤离后，曹岑以博超公司名义承接了《东方创谷一期加建工程拆除及恢复天窗协议》所涉的工程”，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证据已明确证明工程在2019年8月才完工，而名宇公司2020年5月才拆除项目部撤场。以上均证明名宇公司是水电费的唯一承担方，一审法院对此未详细审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水电表读数清晰，起始读数和最终读数均有详细记录，能够证明名宇公司用水用电情况，且已一再书面告知名宇公司，并无异议。三、双方通过履行过程中的沟通确认以及名宇公司以支付行为确认了水电费的收费标准，该收费标准与其他同期水电用户的收费标准也基本一致。如前述，名宇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曹岑与东方公司的主要人员唐纳在2018年1月初的沟通中，确认了欠付水电度数和金额，即电费1.65元/度[四楼：11187元/（226电表读数*30倍倍率）]、水费为5.15/吨[即（项目部水电费61719.56元-1004电表读数*20倍倍率*1.65元/度）/5551水表读数]，名宇公司随即在1月11日缴付6万元。这与翻查同期其他水电用户的抄表和付费记录计算的水电费标准一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名宇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东方公司在本案中不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东方公司与名宇公司不存在直接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东方公司仅凭中堂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并不能证明其有收取水电费的资格。二、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名宇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水电费是在工程结算款中进行结算，与东方公司无关。且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仍在一审法院审理，案涉工程的所有费用，均在该案中进行审查。三、东方公司提供的水表和电表的读数，并未对进场日期、退场日期的读数进行公证，不能证明所有费用均是名宇公司所使用的。四、东方公司主张的水电费金额及计算均缺乏相应合同和法律依据，且与其他施工单位及东方公司自己使用的水电费存在混同情形。东方公司的举证不能证明名宇公司拖欠水电费的具体数额。2020年7月15日，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名宇公司清偿拖欠的水电费337447.3元及支付利息（以337447.3元为本金，自东方公司向名宇公司发出催告函收到当天即2019年12月4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以本金为限）；2.名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公证费24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9日，案外人中堂公司（发包方/甲方）与名宇公司（承包方/乙方）签订《广州东方创谷一期加建钢结构（含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广州东方创谷一期加建钢结构（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工程时限自2017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2日（该日期条件为施工许可证能于7月27日前办理好，若超过该日期根据延迟时间按日历天顺延）；承包方式为主体钢结构工程、天井采光棚钢架工程总价包干，土建拆除除内外女儿墙单价包干（工程量按实结算）外，其余项目为总价包干，土建恢复工程、土建新建工程、外墙装修装饰工程工程量按实结算，上述总价包干及单价包干均采取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文明安全、包临建设施、包各项规费及赶工费、措施费、夜间施工费、包税金及管理费等；乙方委派项目负责人曹岑，负责按时按质按量完全履行本合同和对本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有效管理，对施工质量和安全负责；甲方提供办理施工许可证及其他施工所需证明、文件，提供临时用地、临水、临电；等条款。2019年11月27日，东方公司向名宇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函称“贵方于2017年7月在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二期工地加建临时板房，供施工人员住宿及食堂用，临时使用商场的水电，我司多次通知贵司项目负责人缴清相关水费、电费，拖欠至今仍未缴交，现我司再次催告如下：2019年7月21日至2019年11月21日拖欠水费104660.8元，拖欠电费235339.5元，请贵方在2019年12月3日前缴清以上应付款项，若仍不缴纳的，我司将暂停相关物业服务，并追究相关贵司相关责任。”该函件于2019年12月4日显示签收妥投。东方公司出示《授权委托书》（显示委托方为中堂公司、受托方为东方公司，委托事项为东方公司全权代表中堂公司对由中堂公司开发建设的“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及出租，委托期限为长期），主张其受中堂公司委托对“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及出租，对物业产生的水电费有权收取，且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约定工程价款包干，而水电费是施工成本的一部分，表明在施工范围内的水电成本系由名宇公司承担。对此，名宇公司辩称其与东方公司并未签订任何合同，亦从未与东方公司约定过水电费的支付情况，且其与中堂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约定由中堂公司提供临时用地、临水、临电，即双方已约定涉案工程产生的水电费系由中堂公司承担。东方公司出示《东方创谷一期加建工程总工期承诺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告知书》《授权委托书》，主张名宇公司自2017年7月2日进场施工，涉案工程竣工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名宇公司于该日停工，但双方一直没有办理退场手续，因名宇公司没有对竣工现场进行清尾，施工现场被名宇公司的物品占用，中堂公司组织案外人对施工现场进行收尾和经营，据了解，在2019年7月19日后名宇公司曾将现场租赁给他人使用，名宇公司的工棚在2020年4月28日东方公司进行公证后才进行拆除，主张名宇公司的退场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名宇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并提交《单位（子单位）竣工验收报告》主张其进场时间为2017年9月7日，停工退场时间为验收竣工日期2019年7月18日。东方公司主张水电表是在名宇公司进场时新加的，读数为零，其在2020年4月24日对水电表读数进行公证，对此提交（2020）粤广南粤第6622号《公证书》。名宇公司辩称因其与中堂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时约定由中堂公司承担水电费，所以名宇公司在开工及退场时均未与东方公司对水电表的读数进行核查，亦对东方公司的“水电表是新装的，读数为零”的陈述不予确认。东方公司提交催款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银行业务回单（载明案外人周迪光于2018年1月11日向东方公司支付60000元）主张水费收取标准为5.15元/吨，电费收取标准为1.65元/千瓦时，该收取标准系东方公司根据实际的公摊自行核算，也与名宇公司的工地代表曹岑进行了确认及结算，且名宇公司已实际向东方公司支付了60000元。名宇公司提交《东方创谷一期加建工程拆除及恢复天窗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4日，甲方为中堂公司，乙方为博超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辩称涉案工程项目存在博超公司进行建设施工，水电费存在混合，无法理清，且曹岑、周迪光均为博超公司的股东，周迪光为博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向东方公司支付的60000元是代表名宇公司还是博超公司进行支付无法核实。东方公司确认名宇公司在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并没有完成与中堂公司约定的所有工程项目，在名宇公司撤离后，曹岑以博超公司的名义承接了《东方创谷一期加建工程拆除及恢复天窗协议》所涉的工程，该工程与本案无关。东方公司提交《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主张已对其主张的水电费进行垫付。名宇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东方公司另提交发票、转账记录，证明公证费用的支出。另，名宇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中堂公司、广州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请要求中堂公司及广州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等，中堂公司在该案中提起反诉，诉请要求名宇公司支付逾期完工违约金，一审法院以（2020）粤0106民初2203号立案受理，现该案仍在审理当中。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主张受中堂公司的委托，对中堂公司开发建设的“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对于涉案工程施工时产生的水电费有权收取。名宇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方，与中堂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进驻场地进行施工。就本案查明，中堂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施工合同》仅约定由中堂公司提供临时用地、临水、临电，但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中堂公司与名宇公司约定涉案工程施工产生的水电费由名宇公司承担，东方公司与名宇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东方公司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已与名宇公司协商一致由名宇公司承担涉案工程施工所产生的水电费，名宇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方，东方公司主张其承担支付水电费的义务缺乏依据，且对于涉案工程施工所产生的水电表的起始读数及最终读数、以及水电费的收费标准，东方公司在本案中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于东方公司要求名宇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施工产生的水电费及相应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对于东方公司要求名宇公司支付公证费24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11月27日判决驳回东方公司所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18元，由东方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三行的“东方公司”应为“中堂公司”，同意二审直接对该处笔误予以纠正。经审查，一审其余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经本院询问，一、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如下事实：本案诉讼发生在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之后，该案现仍在一审审理中。二、东方公司表示：涉案工程所在场地的业主是广州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棠下公司），中堂公司是合作经营方，东方公司是受中堂公司的委托进行物业管理，向承租人收取每平方米20元的物业管理费，名宇公司只是进场施工，并未占用物业，故其并未收取名宇公司的物业费；基于名宇公司在涉案场地上的施工，使用了东方公司提供的水电，故双方之间发生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涉案项目于2017年12月开工至2019年8月停工，工程烂尾，名宇公司直至2020年5月才拆走工棚后撤离；涉案项目的收尾工程系由中堂公司委托第三方完成；至于中堂公司委托第三方施工期间是否产生水电费，因这是中堂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事情，东方公司并不清楚；2019年8月名宇公司停工时，双方没有进行水电确认，因为当时双方已经有纠纷了；电表是东方公司2019年时自己安装的。三、名宇公司表示：名宇公司从2017年9月进场施工至2019年8月退场，从未与中堂公司就水电费承担和向东方公司缴纳有过书面约定，亦未向东方公司支付过水电费；其与东方公司不存在物业服务关系和事实，名宇公司只是与中堂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应由中堂公司自行承担水电费；其于2019年12月4收到东方公司向其发送的《催款通知书》，认为不应承担其中的费用，故没有回复该函件，且相关费用已由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结算，不需额外支付水电费。二审中，名宇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东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复印件：1.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4日的工作联系单各一张，其中载明：发文部门为综合中心，收文部门为总部工程开发部，收件为汤工，主题均为“关于四楼加建施工的问题”，主要内容均为中集施工单位在四楼加建工程时期8月份-11月份所使用的水、电都没有安装计量表，造成东方国际广场水、电费用账面亏损；因没按装计量表，建议施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评估8月份至11月份所使用的水、电费用；请中集施工单位于限定日期前交缴8月起的水电费用等。拟证明名宇公司确认由施工单位缴纳水电费用；2.落款签署日期为2017年6月29日、甲方由中堂公司签章、乙方由中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公司）签章的《广州东方创谷一期加建功立业钢结构（含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及中集公司向中堂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的保证函（主要内容为中集公司无法满足前述工程合同条款要求，中集公司保证立即协助中堂公司找一家有资质、符合承接该项目的建筑公司即名宇公司，让该公司与中堂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等），拟证明涉案工程原为中集公司承包，后承包方变更为名宇公司，因此东方公司工作人员在工作联系单中所称的“中集公司”就是最终承包方名宇公司；3.东方公司的工作人员唐纳于2018年1月4日与曹岑的微信沟通记录截图一页，该聊天记录是东方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前半部分，其中显示唐纳当天发送了四条微信图文催要水电费。拟证明名宇公司确认负担电费和水电表起始读数；4.东方公司自制的2019年6月至12月的抄表记录；5.东方公司员工于2020年12月4日自行拍摄的四楼电表照片3张，以上证据4、5拟证明四楼电表最终读数，且在博超公司临时施工期间，电表读数无变化，博超公司未与名宇公司混用水电；6.2018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民生银行向东方公司支付电费的发票、记账凭证若干，拟证明其他水电用户缴纳水电费的标准与名宇公司应付水电费的标准一致。经本院组织质证，名宇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东方公司上述举证均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因东方公司未提供证据1、2、3、5的原件供核对，故不确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3.证据1工作联系单的发出及收到单位均非名宇公司，名宇公司亦无该些文件，其中的陈解辉、汤作立均系中堂公司人员，与本案无关，而且签收处仅有签名，并无任何确认支付水电费的意见；名宇公司与中堂公司承包合同中没有消防工程，而该联系单中针对消防工程产生水电费让名宇公司承担显然不合理，名宇公司并未确认该些工作联系单；4.证据2合同及保证函均非名宇公司签署或出具，不具有关联性；5.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是东方公司人员单方陈述，无法证实名宇公司确认同意缴纳水电费；6.证据4抄表记录只是东方公司人员手写的杂乱数据，并无名宇公司人员的确认，其中显示多个单位和部门均产生了水电费，无法区分哪些是名宇公司施工产生的，哪些是其他单位使用产生的，无法证明名宇公司施工产生水电费的时间和金额；7.证据5照片看不出拍摄时间和地点，无法证实是名宇公司施工期间所使用的电表，无法证明东方公司的证明内容；8.对证据6，东方公司只是物业管理公司，按常规不应代业主或租户缴纳电费，故该证据是东方公司缴纳自用电费的凭证，不能证明是东方公司缴纳涉案工地的电费，亦不能证实电费的标准，且与东方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电费标准相矛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发生于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针对东方公司的上诉，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名宇公司是否应向东方公司支付争议水电费及利息。对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并不再赘述。虽然东方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材料，但该些证据材料均产生于本案一审立案前，且其中的工作联系单、建筑工程合同和保证函均非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署，其内容也不能证明名宇公司应该或同意承担涉案水电费；微信聊天记录亦只有东方公司人员单方发送内容，不能证明东方公司有关名宇公司确认水电欠费并愿意承担的主张；抄表记录亦为东方公司自行制作，且难以区分涉案场地与其他场地费用；电表照片亦不足以证明名宇公司停工后、博超公司入场前的水电表读数；民生银行支付电费凭证与本案所涉场地并无直接关联，系无法从该些凭证中直接得出水电费的标准，故此，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东方公司的上诉主张，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在东方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上诉主张，亦无法举证推翻一审认定的情况下，东方公司的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必须指出的是，经本院询问，东方公司表示其本案诉请主张的水电费系基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而提起。但其一，东方公司自称其系受中堂公司的委托对涉案场地进行物业管理，东方公司与名宇公司之间并无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其二，名宇公司系基于其与案外人中堂公司的《施工合同》才入场施工，即名宇公司并非涉案场地的承租户或其他使用人，亦即名宇公司并非东方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合同相对方。其三，名宇公司与案外人中堂公司之间因《施工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仍在一审法院另案审查处理当中，有关施工期间产生水电费的负担主体问题亦应在该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予以查明。在此情况下，东方公司在本案中基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而向涉案场地的施工方名宇公司直接主张水电费，显然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18元，由上诉人广州东方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戴俊英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