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元喜，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聚鑫纸品店，经营场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经营者：吴元喜。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舜猛，广东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振杰，男，199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碧桃，广东品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芷雅，广东品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元喜、广州市花都区狮岭聚鑫纸品店（以下简称聚鑫纸品店）因与被上诉人赖振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7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兼聚鑫纸品店经营者吴元喜及共同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舜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赖振杰向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支付货款183743元及利息（以本金183743为基数，按全国银行同业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直至还清之日止）；3．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赖振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中赖振杰确认2017年3月8日《送货单》载明的欠款情况属实，并提交2017年4月6日至2019年2月3日期间的支付宝、微信支付明细证明其已经支付完毕该货款。同时赖振杰也承认双方在2017年3月8日之后继续存在交易的事实。基于以上事实，赖振杰作为债务人应当明确2017年3月8日《送货单》载明的欠款及2017年12月17日的货款在何时、通过何种支付方式、支付多少金额，这属于赖振杰的举证责任。退一步而言，如果赖振杰已经支付完毕2017年3月8日《送货单》载明的欠款，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一直在向赖振杰追讨欠款，但赖振杰从未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已付清或者要求收回欠款原件，反而在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诉讼后才提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违背了诚信原则。赖振杰支付的674887元是2017年4月6日至2019年2月3日的现钱交易，与本案的诉讼无关。赖振杰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元喜、聚鑫纸品店的上诉请求。吴元喜、聚鑫纸品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赖振杰向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支付货款183743元及利息（以本金1837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起诉日开始计算直至还清之日为止）；2．赖振杰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为证明赖振杰欠其货款183743元，提供了赖振杰在2017年3月8日的《送货单》1张、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的送货单8张。2017年3月8日的《送货单》内容为：身份证号赖振杰前进如意冲皮店赖振杰欠聚鑫纸业吴元喜货款人民币壹拾肆万柒佰元整。赖振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2017年12月17日的送货单(金额6077元)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7张送货单不予确认，认为并非赖振杰签收。吴元喜、聚鑫纸品店确认该7张送货单并非赖振杰签收，但认为是赖振杰的亲叔叔代赖振杰签收，对该人的具体名字不清楚。赖振杰认为其已付2017年3月8日的《送货单》及2017年12月17日的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提供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该证据显示赖振杰在2017年4月6日至2019年2月3日共向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付款674884元。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认为该款并非支付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本案货款，而是支付之后双方交易的货款，提供了2017年5月4日至2018年8月9日的送货单。该部分送货单没有人员签收，赖振杰不予确认。对于没有人员签收的原因，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表示，因赖振杰欠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货款未付，之后交易，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不同意赊账，因此，是赖振杰先付款，吴元喜、聚鑫纸品店后发货。一审法院认为，赖振杰对2017年3月8日的《送货单》载明的欠款及2017年12月17日的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无异议，因此，对该部分货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提供的7张他人签收的送货单，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签收人与赖振杰的关系，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提供的其他送货单没有人员签收，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赖振杰2017年4月6日至2019年2月3日支付的货款金额（674884元）远大于一审法院确认的2张送货单货款，由此可知，双方在2017年3月8日后继续进行了大量交易，但是交易的具体信息（包括每次交易的时间、数量、金额）无法确认。因此，不能确定赖振杰支付的674884元不包括2017年3月8日的一审法院确认的2张送货单货款，对此，吴元喜、聚鑫纸品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吴元喜、聚鑫纸品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吴元喜、聚鑫纸品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7元，由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中，吴元喜、聚鑫纸品店陈述，因赖振杰此前欠付货款，故2017年3月后不允许其赊账，由其本人通过微信及支付宝付款，其也不签送货单，而由吴元喜通过微信拍单发给赖振杰，但因手机更换了几年，微信记录已经丢失；2017年3月-5月期间双方没有交易，5月之后赖振杰又找吴元喜拿货，但双方确定需要现货现结，关于变更交易方式是在电话中沟通；送货过去时如果赖振杰无法立刻支付就会先签单，没有签单的就是已经付款；2017年3月8日签单之前的送货单都已经由赖振杰收回，已经不记得有无人签字了；没有在微信中直接表明赖振杰欠付货款金额，是因为吴元喜太老实不好意思直接说，因赖振杰不接电话不回微信，吴元喜才迫于无奈起诉。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2019年8月1日吴元喜向赖振杰表示“老板你好”“安排一下款款”，9月29日赖振杰“老板五号有空过来吃饭”；12月21日吴元喜“马上过年了打算安排一下货款给我了吧”；2020年1月12日吴元喜“老板你好，安排一下钱给我过年呀”，1月17日赖振杰回复“欠人一千块都没办法还”。此后吴元喜多次在微信中表示“老板你好”“忙不忙”“在干嘛”“在哪里”，赖振杰亦多次回复表情、视频或“忙不忙”“什么事”等内容。2020年10月14日吴元喜发送送货单照片，并表示“这些钱都是你之前欠的，我一直都催你，你到现在都不还，做生意是讲信用的”“你之前一直欠我的钱，你说紧张没有钱过段时间给也没有给我”，赖振杰表示“给我干嘛”“有什么事和律师说吧”“钱不是给了钱你吗”“还是法院说吧”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主张赖振杰欠付货款183743元是否成立。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赖振杰对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一审提交的2017年3月8日送货单没有异议，但双方均认可此后双方还进行了大量交易。赖振杰提交了此后于2017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支付宝和微信付款记录，显示其已付款项超过六十余万元。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主张上述付款是针对双方此后的交易，但其提交的送货单没有人员签收，尚不足以证实所涉全部货物均已交付。其次，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表示，2017年3月之后双方变更交易习惯为现货现结，故没有在此后的送货单上签名。对此，一方面，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无法提交证据证实双方曾就该交易习惯的变化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一审中陈述交易习惯是赖振杰先付款后发货，二审又陈述交易习惯是送货后无法付款会签单，并不完全一致，其主张的曾通过微信发单据给赖振杰也无法提交证据证实。同时，审查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提交的送货单据与赖振杰提交的付款材料，亦无法显示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据此，吴元喜、聚鑫纸品店在本案中主张的后续交易习惯尚缺乏充分证据证实。再次，吴元喜、聚鑫纸品店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曾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向赖振杰要求“安排货款”，但并无明确指向，亦未明确述及该张2017年3月8日送货单所涉金额。综上，吴元喜、聚鑫纸品店主张赖振杰尚欠涉案8张送货单项下货款183743元，缺乏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元喜、聚鑫纸品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5元，由上诉人吴元喜、聚鑫纸品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