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181民初11986号原告陈焕，男，197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代理人陈树林，男，76岁，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之父。委托代理人严银辉，湖南湘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君泰大厦701。法定代表人苏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童姜，北京市万商天勤（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佩，系公司员工。被告浏阳金碧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行政中心西北角商会大厦**/div>法定代表人雷权。委托代理人刘丽娟、申超，系公司员工。原告陈焕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捞刀河公司”）、浏阳金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焕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树林、严银辉，被告捞刀河公司委托代理人童姜、罗佩，被告金碧公司委托代理人刘丽娟、申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捞刀河公司支付原告欠付的工程款61472691.45元；2、判令被告金碧公司对被告捞刀河公司欠付工程款61472691.4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捞刀河公司赔偿原告延迟支付工程款、截留工程款以及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7295098.39元（包括商业承兑汇票贴现4467491.99元、因延迟支付工程款导致的窝工、停工期间项目管理工、材料设备租赁费等）；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捞刀河公司主要答辩意见：1、案外人湖南锦仁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仁公司”）系涉案项目的劳务承包单位，而原告系锦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捞刀河公司亦不是原告诉请法律关系中的适格被告；2、原告主张欠付的工程款、赔偿款及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关系；3、原告并非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其无权要求两被告承担支付义务。捞刀河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总包单位，不仅派遣相关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具体施工事实，且涉案项目的人、材、机合同签订主体、履行义务主体、法院所认定的法律承担主体均为捞刀河公司。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金碧公司主要答辩意见：原告与金碧公司无合同关系，如果原告与捞刀河公司之间也无任何合同关系，则其无诉权，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5日，两被告签订《浏阳恒大华府四期（1-2＃栋、7-10＃栋、两栋商业及地下室）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金碧公司将位于浏阳市华府路与翠园路交汇处的浏阳××期××＃栋××＃栋××栋××室××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发包给被告捞刀河公司施工，合同价款为220370000元。合同还就工程质量标准、验收、质量保修、合同工期、工程款的支付、现场移交及管理、材料设备、工程管理、合同生效、附件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捞刀河公司进行了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捞刀河公司与第三方供应商签订了一系列关于材料、设备、机械等采购及租赁合同，并支付相应款项。2019年8月，被告捞刀河公司将该工程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案外人锦仁公司（注：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焕，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建筑劳务分包等）施工，并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ＪＲＬＷ2019050100-000的《工程施工劳务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劳务合作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配套工程、建筑劳务。合同条款1.7约定：“按甲方（捞刀河公司）与本项工程的建设方2.2亿的工程总结算金额（含税、措施费等）的30%作为乙方（锦仁公司）的总劳务费用，根据预计的工程数量和双方商定的综合单价结算金额，本合同项目所涉工程的预计合同金额为约陆仟陆佰万元。”；条款1.8约定：“甲方不认可其他任何形式与乙方合作的关系实体，不与乙方相关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生经济关系，也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连带责任。乙方如将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转包或再分包……导致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条款4.2约定：“在本协议工程施工中，如因业主单位原因、不可抗力的外界因素等非乙方原因造成乙方停工或工期延误等，由此所发生的劳务、设备、材料费及损失，由甲方向业主单位索赔费用、得到确认并取得款额后，甲方可根据业主单位补偿的实际情况对乙方进行适当的补偿，此补偿最高不得超过业主单位就此情形下向甲方给付的补偿费用；若甲方不能取得业主给与的补偿费用，则无论何种原因甲方都不考虑给乙方任何费用补偿。”；条款4.3约定：“乙方承诺：在业主单位没有书面批复之前，乙方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要补偿，并继续服从甲方安排完成本合同工程各项施工任务”；条款5.1约定：“本协议工程的工期为18个月，即乙方施工工期为2019年8月1日起至2021年2月1日，乙方必须按照业主方总体进度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合同工程范围内与此相关的所有工作。”；条款5.3约定：“乙方进度滞后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增加人员和机械设备投入，费用由乙方自理。乙方拒不执行或整改不力，工期仍达不到甲方或本工程业主单位的施工进度要求时，甲方有权分割乙方剩余工程，直至终止本合同，乙方必须服从且立即退场，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责任由乙方承担”；条款9.2.5约定“乙方指派范某为施工负责人，常驻工地处理日常有关事宜。”此外，合同还就发承包单价、结算与支付、质量、安全与环保、文明施工与现场管理、缺陷责任期、合同终止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锦仁公司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施工过程中，捞刀河公司向锦仁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2020年6月，涉案工程因多方原因全面停工，至今未继续施工。2021年2月8日，案外人马守汉等农民工，因工程停工后锦仁公司尚欠其工资未付而向浏阳市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次日，在相关部门调解下，由马守汉等涉事农民工向被告捞刀河公司进行书面申请并作出书面承诺，申请由捞刀河公司作为涉案工程承包单位代劳务分包单位锦仁公司向各农民工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各自承诺其后再不向捞刀河公司及项目部索取该项目有关的任何相关费用及不向任何主管部门主张任何权利。后捞刀河公司代锦仁公司支付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施工合同、付款凭证、证人证言、采购、租赁合同及付款凭证、《工资支付申请及承诺》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陈焕是否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建工合同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五条及第二十六条有关“实际施工人”的表述，该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系针对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施工主体，借用他人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具体到本案，首先，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主体系被告捞刀河公司与案外人锦仁公司，而原告陈焕系锦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捞刀河公司在金碧公司处承包涉案工程后再转包给原告，并收取了管理费，对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钟锋以捞刀河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的《浏阳恒大华府四期建设工程施工合作协议》及钟锋签字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各1份，但因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合作协议》无捞刀河公司盖章，钟锋身份又无法确认，其人亦无捞刀河公司的授权证明，钟锋本人亦未出庭接受询问，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以此主张其在捞刀河公司处转承包涉案工程之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另原告还提交了其向钟锋转款的银行明细，但该明细亦只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其次，实际施工人应当是采取投入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的方式，对建设工程进行了施工或者组织施工的一方。本案中，原告提交了其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罗峰、张竞超、王凯等人的借款借据，用以证实其借款用于工程建设的事实，但对于借款用途、资金去向等原告却未举证证明，故原告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之原告提交的锦仁公司向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棠支行借款700万元的借款借据，有锦仁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陈焕的签名，可证明锦仁公司作为劳务承包单位借款用于工程建设的事实。原告提供的2019年4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5日止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展东支行的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其从2019年4月开始自筹资金，在工程施工中向项目第三人范某、刘金刚、彭某、刘海涛支付项目材料款、农民工工资、管理费用等事实，但该明细亦仅能证明原告与上述人员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同样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资金用途、资金去向等而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原告还提供了案外人周某1、周跃飞、黄某、彭某、范某、陈某1、刘某、谭某、李某、周某2、周某3、苏某、谢某、张某1、蒋某、张某2、陈某2等人的证词，用以证明原告自筹资金、组织人员、实际管理、购买、租赁材料、设备等事实。经查，证人周某1、范某、彭某、黄某系锦仁公司员工，证人苏某虽未与锦仁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工资系由锦仁公司发放，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故上述证人均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的关于原告系涉案工程实际投资人、管理人、民工工资由原告发放等证词，在原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纳。证人陈某1、刘某、谭某、李某、谢某、张某1、蒋某、张某2、陈某2均系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人，其工程款由锦仁公司直接、或由锦仁公司高管、股东、项目管理人范某代为支付；同时，被告捞刀河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证人黄某、蒋某、张某1、陈某2、谢某、张某2、谭某、刘某亦为2021年2月9日“农民工工资”事件的涉事人员，其均向被告捞刀河公司出具了书面付款申请和承诺，足以证明捞刀河公司系代锦仁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事实。证人周某2经营的“浏阳市集里强盛架管租赁部”系与捞刀河公司签订了架管租赁合同，与原告无关，且证人与捞刀河公司至今未办理结算，并以捞刀河公司为被告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故其所作的“‘浏阳恒大华府四期’负责人是陈焕陈总”的证词，本院不予采纳。证人周某3系与项目部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其租金同样系由锦仁公司直接、或由锦仁公司高管、股东、项目管理人范某代为支付。综上，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涉案工程投入了资金、材料及劳动力，涉案项目劳务合同的当事人、履行单位均为锦仁公司，原告陈焕仅作为锦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该项目，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再次，实际施工人亦指无效建设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且最终实际承担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责任且完成施工任务的单位或个人。本案中，从原告所提供的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和“恒大华府四期商品混凝土付款计划”等证据，可以看出与业主单位金碧公司开会的人员系捞刀河公司法定代表人苏义及合约部部长陈桂清，与材料商联博、中昊公司召开协调会的人员系捞刀河公司分管法务的副总经理卢谦，且协调地址在捞刀河公司办公室。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两被告《工程联系函》、《请求增加拨付工程款报求增加拨付工程款报告》、《工作联系回复函》、《浏阳恒大华府四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被告金碧公司提交的其与捞刀河公司往来各类函件、支付凭证、扣款依据、凭据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项目的函件往来主体、沟通主体一直都是两被告，而非原告。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记账凭证，可以看出无论是采购材料还是发票确认均有捞刀河公司员工郑涌的签字确认。根据捞刀河公司所提交的涉案项目劳务人员、材料买卖、器械租赁合同、汇款凭证等证据以及证人周某2的证词可以看出，涉案项目无论是人、材、机合同的签订主体、还是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均为捞刀河公司。根据捞刀河公司提交的前期纠纷起诉状、判决书等证据可以证明，法院所认定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为捞刀河公司，涉案项目的被执行人也就是经济责任承担主体也系捞刀河公司。综上可知，捞刀河公司系涉案项目总包单位，不仅派遣相关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具体施工事宜，且涉案项目的人、材、机合同签订主体、履行义务主体、法院所认定的法律承担主体均为捞刀河公司，而非原告个人。最后，在本院审理并已生效的（2020）湘0181民初10332号原告谭怡春诉被告陈焕、锦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书中，陈焕自述其在涉案工程中履行的系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其责任应由锦仁公司承担。综上所述，陈焕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加之他在本院审理的其他相关案件中的自认亦表明，其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不适格，应当裁定予以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焕的起诉。本案受理费435639元，免交。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昺阳人民陪审员  张立纲人民陪审员  罗志强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陈丽珍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