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42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窦家胜，男，196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国文，北京中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宝深路109号国民技术大厦1楼。法定代表人：孙迎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禄，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窦家胜因与被申请人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终1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窦家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终113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84条关于“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的内容，虚假陈述的揭露不以“镜像原则”为必要，而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也不会指明具体的违法事项。在此情况下，要求投资者判断虚假陈述行为是诱空型还是诱多型明显不妥当。实践证明，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被公告当日，上市公司股价都会大幅下跌。国民技术股价下跌发生在失联事件和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被公告之后，《调查通知书》公告之前，国民技术股票一直停牌，没有交易。2017年12月15日，国民技术公告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证监会决定对国民技术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进行立案调查。此后，国民技术的股价急转直下。2018年1月30日，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投资）与深圳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旗隆）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浮出水面。由此可以看出，揭露日后股价下跌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根源于虚假陈述。（二）判断信息是否属于诱空型信息，最基本的要求是该信息合法合规，本案中《补充协议》违反基金管理规定，不能成为利好消息；判断信息是否属于利好信息，应当从该信息的实质进行判断。《补充协议》与原投资协议并不是主从合同关系，而是阴阳合同关系。《合伙协议》约定国民投资年度投资收益率达到20%之前，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旗隆）不参与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在国民投资年度投资收益率超过20%之后，国民投资和北京旗隆的收益分配比例为80%：20%。国民技术未依法披露的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由前海旗隆对国民投资投入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泰旗兴）的本金和每年5%的固定收益提供担保。国民技术有选择地公布约定高收益率的《合伙协议》和《追加投资协议》，意在向市场传达这是一次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刻意制造重大利好，而双方真实的关系却是《补充协议》约定的年5%固定收益率的资金出借关系，这比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高不了多少，明显与国民技术一贯营造的重大利好相冲突，也必然会影响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判断担保是否属于利好，需要重点考核担保人是否有实际担保能力，而前海旗隆明显不具有履行担保的能力。此外，国民技术在此次交易中存在诸多违法情形。北京旗隆作为投资的产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没有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的操作和运行并不透明，资金没有托管，有悖商业常识。且《补充协议》的保底收益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合伙协议不得约定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属于违规约定。上述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能单纯认定属于利好消息，理性投资者足以判断出该笔投资的真实性质，从而必然引发股价下跌。（三）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单从字面上看，均未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范围作出限定。无论是诱多型还是诱空型，都属于“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诱空型虚假陈述同样会造成投资者损失。根据侵权法的一般原理，如果符合相应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可能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国民技术的违法行为，使信息处于不准确、不完整的状态，致使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因此再审申请人的投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国民技术提交意见称，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补充协议》的行为与窦家胜的投资决定、投资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股价下跌是由“失联事件”引起国民技术自身非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国民技术不应对窦家胜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330号民事裁定也认为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两份协议与诱多型虚假陈述不同，不会增加投资者对于国民技术的信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等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审法院关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与窦家胜的投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处理意见是否妥当等问题。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中，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国民技术分别在2015年11月9日、2016年3月2日披露《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事项，投资者可据此了解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国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分两次共向国泰旗兴出资5亿元的情况，应对其投资风险作出相应判断。国民技术未披露的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前海旗隆为国民投资依《合伙协议》而出资的资金本金安全和收益提供担保，且依据该协议，国民技术2015年、2016年分别至少享有125万元、1991.78万元的固定收益，分别占国民技术2014年、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2.32%、23.16%。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担保事项等并未增加国民技术的投资风险。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该两份协议，明显与虚增利润、隐瞒亏损等诱多型虚假陈述不同，不会增加投资者对于国民技术的信赖，也不会促使投资者作出买入该股票的积极行为。窦家胜关于国民技术未披露两份《补充协议》，属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2015年11月27日虚假陈述实施日至2017年11月29日国民技术公布停牌公告前，国民技术股票跌幅小于其所属的创业板指数跌幅，窦家胜在上述期间所持有股票的投资损失主要是由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造成。2017年11月29日国民技术因相关人员失联，发布停牌公告，2017年12月19日国民技术发布的《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如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相关人员的失联事件进一步明确并且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后，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将对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致使2017年度业绩亏损，2017年12月20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暨全资子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称国民投资向国泰旗兴的出资5亿元，均来源于向国民技术的借款。国民技术股价在复牌后即连续大幅下跌，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国民技术股价下跌原因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窦家胜的投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经查，窦家胜申请再审期间并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案审查并无对一方或者各方当事人组织询问等活动的必要。而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不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故窦家胜关于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窦家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窦家胜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少阳审 判 员 孙祥壮审 判 员 熊劲松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闻书 记 员 张 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