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最高法民终601号上诉人（申请执行人、一审被告）：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海口三路三号长青大厦。法定代表人：齐耀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薇，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历男，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案外人、一审原告）：余铭，女，198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卓，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严方，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云南润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西贡码头7号楼三楼。法定代表人：倪尉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松，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铭、第三人云南润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红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薇、许历男，被上诉人余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卓、张严方，一审第三人润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铭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余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混淆了余铭与余敏（余铭的姐姐）的诉讼主体身份，余铭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时间在长青公司查封案涉房屋之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2.一审法院将余敏与余铭之间的法律关系纳入到本案审理，认定余敏将案涉房屋赠给余铭，余铭承继余敏的合同权利，并以此确认余铭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余铭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日期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不能排除执行。2.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长青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案应当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余铭的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余铭答辩称，1.余铭的姐姐余敏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及父亲余发祥支付购房款的时间均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前。2.余敏将案涉房屋赠给余铭，由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无法办理变更登记，余铭才就案涉房屋另签《商品房购销合同》。3.余铭和余敏及各自配偶名下均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因此，余铭的执行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请求驳回长青公司的上诉请求。润红公司述称，请求驳回长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余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2.不得执行、拍卖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2日，余敏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余敏向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购买案涉房屋，合同总价款为289,610元，同日，余敏委托其父余发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转账支付购房款289,610元。2014年12月25日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出具《收据》。之后，余敏将案涉房屋赠给余铭。因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的原因余敏与余铭房产更名手续一直未办理。2017年8月3日，余铭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另行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于2017年7月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余铭，余铭对案涉房屋装修入住至今，并交纳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物业管理费。2020年12月28日，威信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分别出具两份《证明》，内容为，经查询不动产登记中心系统和档案系统，自2016年6月5日至2020年12月28日无余铭及配偶陈垚、余敏及配偶敖应科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一审另查明，长青公司与润红公司、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云民初29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润红公司、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价值5000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在执行上述裁定时，于2016年6月16日查封了润红公司、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位于昭通市威信县的部分房屋，其中包括案涉房屋。案外人余铭以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权益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以（2020）云执异68号执行裁定，驳回余铭的执行异议。余铭对该裁定不服，提起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铭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2014年12月22日，余敏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当日，余敏委托其父余发祥转账支付全部购房款289,610元，时间均早于案涉房屋被查封时间即2016年6月6日。之后，余敏将案涉房屋赠给余铭，余铭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另行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该时间虽然发生在查封之后，但不影响在查封之前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法律事实。余铭承继余敏的合同权利，两人之间只存在更名问题。且余铭所购的该套房屋系用于居住，经威信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证明余铭及配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因此，余铭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初29号执行案中，不得执行案涉房屋。案件受理费5644元，由长青公司承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执异68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余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业务凭证和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历史数据查询报告，可以证明，余敏和余铭之父余发祥于2013年3月4日将10万元购房款转账给润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倪尉东，于2014年12月22日将余款189，610元转账给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一审法院关于余敏委托其父亲支付购房款的时间和金额的事实认定不准确，但关于余敏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认定正确。此外，余铭、余敏、余发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称，由于余敏到外省打工，照顾家里的责任基本由余铭承担，经全部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将案涉房屋赠与余铭。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铭对于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余敏在2014年12月22日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余敏的父亲余发祥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89,610元。之后，经家庭成员共同决定，余敏将案涉房屋赠与余铭。虽然余铭就案涉房屋与润红公司威信分公司另行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后，但因案涉房屋在查封前即已出售给余敏，余铭系承继余敏的合同权利，且结合购房款系由余敏、余铭之父亲交纳及威信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余敏、余铭及其各自配偶名下均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况，余敏将案涉房屋赠与余铭并非为了逃避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即使在余敏未将案涉房屋赠与余铭的情况下，余敏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提出执行异议，本身也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认定余铭对于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妥。长青公司上诉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案应当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对此，本院认为，相对于抵押权和金钱债权等权利，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处于优先顺位，但劣后于商品房消费者生存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上述规定体现了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优先保护原则。《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对于商品房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是对消费者生存权优先保护的进一步细化。《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本身也属于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外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在已经支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的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本案中，案涉房屋用途为住宅，余铭购买案涉房屋系用于个人居住，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商品房消费者，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对抗长青公司基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长青公司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长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44元，由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郎贵梅审 判 员 王朝辉审 判 员 刘丽芳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梁 欣书 记 员 刘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