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合明，男，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远，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莎莎，女，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军，日照开发金海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岗，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郭合明因与被上诉人王岗、张莎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6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合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部分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请求金额15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既已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因童星幼儿园的不再经营而解除，却没有对童星幼儿园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进行具体调查核实，片面采信被上诉人单方的意见，没有对实际上由张莎莎管控的财务账目进行调查，而认为由上诉人掌管财务，并据此剥夺了上诉人的经营利润分配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供了大量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向张莎莎以及案外第三人转账付款的银行流水及有关明细，足以证实上诉人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相关银行流水等打印件，足以证实幼儿园实际由张莎莎掌控财务账目并负责收取学费，但一审法院却未采信，也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调取幼儿园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的申请予以允准，严重损害了郭合明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张莎莎辩称，上诉人在童星幼儿园经营时向王岗汇款4万元，系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对王岗的利润分配，由此可见童星幼儿园经营时实际控制人系上诉人，王岗、张莎莎并不参与管理，因此上诉人应在童星幼儿园解散后另行清算，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利润及剩余财产未分配的责任在上诉人一方，上诉人混淆了童星幼儿园和向日葵幼儿园，向日葵幼儿园为单独设立，与本案无关。郭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莎莎、王岗向郭合明分配合伙经营利润75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张莎莎、王岗承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合明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合伙协议书》一份，以证明郭合明与张莎莎、王岗存在合伙协议关系属实；证据2、《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房屋租赁的事实；证据3、《银行流水》一宗，证明郭合明向张莎莎出资投入幼儿园经营；补充证据4、《银行流水》一宗、《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教师工资表打印件》一宗、《微信交易账单》一宗、《支付宝交易账单》一宗、《学费、餐费》收取明细、《幼儿园支出明细》一份、《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一宗、《电子银行》回单一宗，证明河畔嘉园幼儿园系原童星幼儿园搬迁至河畔嘉园小区，是由郭合明出资创办，同时证明张莎莎掌控幼儿园的账务资料拒不交付郭合明；补充证据5、《退票凭证》一份、《消费记录》三份、《订票记录》一张，证明郭合明与张莎莎原欲订购机票参加北京鹏博会议并商讨加盟事宜，后因时间仓促未能乘机，后改用其他方式参加会议，入住北京斯博瑞酒店三天并有部分消费记录；6、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向日葵幼儿园系由童星幼儿园搬迁过去后成立。王岗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对郭合明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张莎莎并没有入伙；对证据2、3、4的质证意见如下：童星幼儿园是郭合明与王岗合伙，但两人并未参与鹏博的加盟；童星幼儿园已于2017年5月份解散，合伙关系也已经解除了，向日葵幼儿园是张莎莎个人重新设立的幼儿园，与合伙协议无关，郭合明给王岗的转账是房租形式的分红；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6不认可。张莎莎对郭合明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协议没有张莎莎的签字，并不能约束张莎莎，仅能证明张莎莎在童星幼儿园工作过，且通过该协议可以看出张莎莎仅执行日常事务，实际上没有参与幼儿园的管理，该协议因王岗于2017年5月退出合伙而协商解除；证据2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要求庭后核对；对证据4中的教师工资表打印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幼儿园支出明细系郭合明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认可；微信账单中购买物品的部分仅有两笔收货地址为童星国学院，仅有1笔数额为36元的玩具显示收货地系向日葵幼儿园，其他收货地点均为郭合明的工作单位，不能证明购买的物品是向日葵幼儿园使用；电费缴费截图仅能证明郭合明在经营童星幼儿园期间给王岗的房屋缴纳过电费；微信转账部分收款人为秦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他收款人为张莎莎的转账用途仅为郭合明单方标注，对用途不认可；对于郭合明主张的缴纳的房租，是张莎莎借用郭合明的费用，实际交款人为张莎莎；张莎莎与郭合明有恋爱关系，两人之间存在相互借款往来；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大部分均是2017年之前，证明是郭合明与王岗合伙经营童星幼儿园，向日葵幼儿园是张莎莎个人加盟北京鹏博教育公司成立的；对郭合明主张的其支付加盟费及购买校车费用不认可；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认可，上述证据仅能证明郭合明于2017年3月13日购买机票一张，且为郭合明一人乘坐；证人系郭合明远房亲戚，且其证言只能证明搬迁过部分旧设备，不能证明向日葵幼儿园使用了童星幼儿园的设备。张莎莎为证实其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幼儿园授权合作书》原件一份，以证明河畔嘉园的幼儿园与郭合明无关，是张莎莎单独成立的；2、《郭合明自行制作的银行明细》一份，证明郭合明与张莎莎存在借款往来；3、《收款凭证照片打印件》三份，证明系张莎莎缴纳房租；4、《行驶证照片》一份，证明河畔嘉园幼儿园是租赁校车使用；5、《企业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向日葵幼儿园的资质一直在办理过程中，张莎莎成立日照向日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外营业，注册地址为向日葵幼儿园，该公司实际就是向日葵幼儿园，该公司的股东为张莎莎与张雪，与郭合明无关；6、《收款收据》四份，证明向日葵幼儿园是以日照向日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收费；7、《离婚证》一份，证明张莎莎、王岗的婚姻状况。郭合明对张莎莎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但通过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恰恰可以看出郭合明向张莎莎转账用于经营幼儿园的事实，主张该幼儿园的加盟费也是郭合明通过银行刷卡支付给加盟合作方；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该证据系张莎莎单方制作，并非银行出具，无法证实相关交易的真实性，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但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收款凭证上载明的时间和金额恰好与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一致，可以证明郭合明出资参与幼儿园合伙经营，同时由张莎莎具体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及处理日常经营事务；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郭合明出资购买的校车挂靠在日照峰韬校车服务有限公司名下运营，原因为校车不允许登记在个人名下，结合郭合明提供的购买校车的银行刷卡交易记录，可以证实校车系郭合明出资购买；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日照向日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并无开设幼儿园的资质；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要求张莎莎提供完整的会计账目凭证原件予以核对；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岗对张莎莎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主张其与郭合明并未参与北京鹏博的加盟，向日葵幼儿园并非童星幼儿园搬迁过去，而是张莎莎重新设立的幼儿园，主张其知道郭合明与张莎莎存在借款关系。案件审理过程中，郭合明与张莎莎、王岗均认可童星幼儿园因不符合规定未办理审批手续，均认可童星幼儿园实际运营截至时间为2017年5月份，向日葵幼儿园开业时间为2017年5月底。郭合明主张张莎莎对幼儿园合伙协议书内容知情且郭合明与张莎莎反复研究过协议内容，张莎莎主张其仅知道郭合明与王岗签订过合伙协议书，但对内容不知情；郭合明主张童星幼儿园后搬迁至河畔嘉园小区成立向日葵幼儿园；张莎莎、王岗主张向日葵幼儿园系张莎莎单独成立，与郭合明无关。郭合明主张租赁河畔嘉园房屋时通知过王岗，王岗表示同意，王岗不予认可，郭合明未就该主张提交证据。张莎莎主张其在童星幼儿园工作时接受郭合明的管理，郭合明认可张莎莎接受其管理但主张张莎莎是园长；郭合明主张童星幼儿园的学费由张莎莎收取，张莎莎主张童星幼儿园的学费由郭合明收取。通过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郭合明与王岗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郭合明与王岗共同投资经营童星幼教南湖国学院，地址位于南湖××沿街，合作年限自2015年5月1日至双方合作结束，郭合明的出资总额300000元作为装修购买配套设施、加盟费以及前期运转资金，占总出资额的75%，王岗以场地房租及张莎莎的工资作为投资，占出资总额的25%，前期投入的设备归郭合明所有。郭合明与王岗按照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承担盈亏，每学期税后利润的80%由双方分配，20%用于资金积累及幼儿园发展。王岗不参与幼儿园的任何日常事务，由张莎莎参与园内外相关管理。郭合明作为最大投资者负责幼儿园一切事务，幼儿园的日常经营管理由郭合明与张莎莎决定，具体实施由张莎莎负责，郭合明负责管理合伙企业的财产及财务。合伙企业的活动必须经郭合明同意后方能进行，支出超200元时，也必须经过郭合明审批。后童星幼儿园因不符合规定一直未办理审批手续，该幼儿园经营至2017年5月份后不再运营，郭合明自认张莎莎在童星幼儿园期间接受其管理。张莎莎作为向日葵幼儿园的代表与北京鹏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授权合作书一份，约定鹏博公司授权向日葵幼儿园使用“鹏博赏识幼教”的教学方法，开展幼儿教育与培训服务活动。向日葵幼儿园于2017年5月底开业。郭合明曾于2015年9月4日向王岗转账5000元、于2015年10月8日向王岗转账5000元、于2015年11月4日向王岗转账10000元、于2015年12月9日向王岗转账5000元、于2016年1月26日向王岗转账3000元、于2016年2月13日向王岗转账5000元，在其转账备注信息中均有“房租”。郭合明主张上述转账系因感觉王岗的房租和张莎莎的工资所占投资比例太小而另外给王岗的钱，张莎莎、王岗主张上述转账均系郭合明对合伙期间利润的分配。另查明，郭合明与张莎莎曾多次相互转账，在郭合明向张莎莎的部分转账记录中载明的转账说明及转账记录中备注为“教师资格证”、“园服”、“绘画”、“轮滑”、“书本”、“发工资”、“退押金”等，郭合明提交的转账明细中将其部分转账备注为“买房”。另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曾多次向日照市东港区童星幼儿园转账；曾向郑成梅多次转账，其备注为“保姆费张莎莎”；郭合明曾向日照锦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转账支付105000元，其备注为15号楼租金及押金；于2018年5月27日向日照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05000元，其备注为河畔家园幼儿园房租；于2019年5月24日向日照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10000元，其备注为河畔家园幼儿园房租。郭合明另主张曾通过多次向张莎莎及案外人转账及透支信用卡的方式，用来支付童星幼儿园、向日葵幼儿园的费用、人员工资及购买校车，张莎莎主张款项用途为郭合明单方标注，且其与郭合明之间存在恋爱关系并有相互借款往来，主张向日葵幼儿园系张莎莎个人成立的。再查明，郭合明主张其曾多次为向日葵幼儿园代为支付费用并提交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张莎莎、王岗均主张向日葵幼儿园系张莎莎单独经营，与郭合明无关；张莎莎、王岗已于2015年8月24日办理离婚。在庭审过程中，张莎莎主张其与郭合明在张莎莎、王岗离婚前即已存在恋爱关系，郭合明主张其与张莎莎是在张莎莎、王岗离婚后产生的恋爱关系，张莎莎、王岗均主张其系因郭合明解除婚姻关系，郭合明对该项主张未予认可。案件审理过程中，郭合明曾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向日葵幼儿园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1、向日葵幼儿园是否为童星幼儿园的延续；2、郭合明与王岗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3、郭合明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确认如下：童星幼儿园与向日葵幼儿园名称不一致，通过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童星幼儿园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向日葵幼儿园系经鹏博公司授权后采用“鹏博赏识幼教”的教学方法开展幼儿教育与培训服务活动，两者虽均未进行登记，但两者的名称、加盟授权方、营业场所均不同，且童星幼儿园有自己单独的银行账户，在庭审过程中，郭合明亦认可王岗并未对向日葵幼儿园的房租进行出资，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王岗对向日葵幼儿园进行过出资，故向日葵幼儿园不应认定为童星幼儿园的延续，两者相互独立。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确认如下：郭合明与王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伙项目为童星幼儿园，双方均认可童星幼儿园已于2017年5月不再经营。郭合明与王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王岗是以其房租及张莎莎的工资作为出资，向日葵幼儿园的经营场所并不是王岗的房屋，郭合明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王岗对向日葵幼儿园进行过出资，由此可见王岗并未对向日葵幼儿园进行出资。郭合明主张在租赁河畔嘉园的房屋用于经营向日葵幼儿园已经过王岗同意，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郭合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就向日葵幼儿园的出资向王岗主张过权利。张莎莎、王岗于2015年8月24日办理离婚登记，张莎莎、王岗主张其系因郭合明原因离婚，郭合明认可其在张莎莎、王岗离婚后与张莎莎有过恋爱关系，结合双方对于双方关系的陈述，郭合明主张王岗继续与其合伙经营向日葵幼儿园，与常理不符。通过张莎莎提交的证据看，授权合作书加盖的是向日葵幼儿园的公章，张莎莎作为向日葵幼儿园的代表在合同中签字，张莎莎在向日葵幼儿园中的经营、管理行为在其与王岗离婚后，显然不能代表王岗。综上，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伙项目童星幼儿园已不再经营，向日葵幼儿园不能认定为童星幼儿园的延续，张莎莎在向日葵幼儿园中的经营、管理行为在其与王岗离婚后又不能代表王岗，结合双方对于双方关系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郭合明与王岗的合伙关系应已因童星幼儿园的不再经营而解除。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确认如下：1、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童星幼儿园的财产及财务均由郭合明管理，郭合明自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前后分6次共给王岗汇款4万元，虽上述款项郭合明在汇款时备注为“房租”，但从合同约定可以看出王岗是以房屋房租及张莎莎的工资履行出资义务，郭合明再支付王岗房租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郭合明在汇款时填写的“房租”是其个人行为，该部分款项应当视为郭合明对童星幼儿园经营期间的利润分配。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童星幼儿园的财产及财务均系由郭合明管理，王岗并不参与童星幼儿园的日常事务，郭合明自认张莎莎在运营幼儿园期间接受其管理，现郭合明要求张莎莎、王岗分配童星幼儿园的利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对于向日葵幼儿园的利润分配问题，郭合明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郭合明曾向张莎莎多次转账以及曾为向日葵幼儿园支付过房租等费用，张莎莎抗辩称其与郭合明存在借贷关系，结合郭合明曾与张莎莎存在恋爱关系，对于郭合明支付上述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合伙投资款存疑。郭合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向日葵幼儿园与张莎莎达成合伙的合意，未举证证明双方对于出资比例、利润分配问题进行约定，现郭合明依据其与王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主张向日葵幼儿园系其与张莎莎、王岗合伙经营，证据不足，对郭合明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郭合明调取向日葵幼儿园财务账簿、会计凭证的申请，因通过郭合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向日葵幼儿园系郭合明与张莎莎、王岗合伙，且郭合明系根据其与王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向张莎莎、王岗主张权利，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系由郭合明管理财产及财务，故对郭合明的该项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对于郭合明要求张莎莎、王岗分配合伙利润7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郭合明向张莎莎的转账及为向日葵幼儿园支付的费用，郭合明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合明请求判令王岗、张莎莎向其分配合伙经营利润75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减半收取5650元，保全费4370元，由郭合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郭合明主张其于一审中提交过日照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历史明细查询单打印件4张，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张莎莎曾于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月29日分5笔向上诉人转账，备注为学费或剩余管理费。上诉人认为合伙关系的对象是王岗和张莎莎两人，因签订童星幼儿园合伙协议时，王岗与张莎莎系夫妻，尽管合伙协议上只有王岗签字，但实际参与经营的是张莎莎；童星幼儿园的经营后期，因扩大规模幼儿园搬迁至南湖镇河畔××小区××楼继续经营，并改名为向日葵幼儿园，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莎莎共同签订租房合同，由上诉人支付房租以及向日葵幼儿园的加盟费等费用，向日葵幼儿园还在经营中，上述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岗、张莎莎之间至今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张莎莎主张，根据上诉人与王岗合伙协议的约定，由上诉人管理财产及财务，被上诉人张莎莎负责日常事务，因此幼儿园的收入在除去相关经营费用后均转入上诉人账户中，由上诉人管理，由此可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岗、张莎莎均履行了协议约定。张莎莎的分工在合伙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仅为幼儿园日常工作；童星幼儿园已经终止经营，上诉人与王岗的合伙关系已经结束。关于郭合明上诉主张的15万元如何计算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根据当时被上诉人张莎莎经营童星幼儿园及向日葵幼儿园过程中，其收取的学费、管理费扣除一些经营费用后，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上诉人占75%来计算，可分配数额大约20万元左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郭合明与被上诉人王岗签订的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郭合明与王岗共同投资经营童星幼教南湖国学院，王岗不参与幼儿园的日常事务，由张莎莎参与园内外相关管理；郭合明负责幼儿园一切事务，幼儿园的日常经营管理由郭合明与张莎莎决定，具体实施由张莎莎负责，郭合明负责管理合伙企业的财产及财务。郭合明亦认可张莎莎在童星幼儿园经营期间接受其管理。郭合明提供张莎莎向其转账学费、剩余管理费的银行明细，仅能证明张莎莎参与幼儿园日常管理工作，不能证明张莎莎负责管理双方合伙财产。故对郭合明要求张莎莎、王岗分配童星幼儿园利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郭合明主张的向日葵幼儿园利润分配问题，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幼儿园系郭合明与张莎莎、王岗合伙，故一审法院对郭合明的该项请求不予准许，并释明郭合明向张莎莎的转账及为向日葵幼儿园支付的费用，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郭合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王春燕审判员 刘丽艳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王彩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