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光星村村委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益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跃，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萌辉，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树江，男，1957年5月29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龙腾，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娜娜，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医药城）因与被上诉人章树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6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松江医药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无论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合意上，还是实际履行上，本案双方均未形成雇佣关系；2018年4月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及财务专用章曾无故遗失，上诉人对此曾登报声明，被上诉人存在使用丢失印章的行为，法院不能因为现有技术的局限性而当然认定涉讼《退休返聘协议》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与张某间存在商务合作关系，两人串通转嫁债务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章树江辩称，其于被上诉人处担任副总，依据《退休返聘协议》而主张劳务费；因上诉人关联公司很多，被上诉人收到的款项除上诉人的转账外，还有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转账；股权变动系上诉人的内部事务，被上诉人并不清楚上诉人账户的管理，故其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章树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松江医药城支付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劳务费人民币（下同）389，976.40元。原审中，章树江变更诉讼请求金额为336，66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5日，章树江作为乙方与松江医药城作为甲方签订《退休返聘协议》一份，约定鉴于乙方已达退休年龄或劳动关系无法建立在本公司的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就甲方返聘乙方的相关事宜，签订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本协议期限为伍年，自2017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0日止；甲方聘任乙方从事副总经理岗位；甲方根据乙方从事的工作岗位，按月支付工资，每月基本工资为6万元；甲方每月发薪日期为次月15日。协议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原审另认定，章树江建设银行账户（卡号XXXXXXXXXXXX7025）收到以下款项：1、2017年7月18日，松江医药城转账16，635.30元，附言“工资”；2、2017年8月16日，松江医药城转账15，835.30元，附言“工资”；3、2017年9月14日，案外人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工资”；4、2017年10月20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医药城付工资”；5、2017年11月27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医药城公司付工资”；6、2017年12月14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工资”；7、2018年1月18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松江医药城公司付工资”；8、2018年2月7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工资”；9、2018年3月15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医药城公司付工资”；10、2018年5月4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工资”；11、2018年5月16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医药城公司付工资”；12、2018年6月15日，A公司转账15，835.30元，附言“代医药城公司付工资”。以上款项合计190，823.60元。此外，章树江向法庭提供松江医药城企业信息、《劳动合同》（2012年3月1日）、收款收据（2017年1月1日）、银行交易明细一组，证明2015年11月27日至2018年5月15日，章树江登记为松江医药城监事，章树江报酬领取方式为每月先领取16，667元，剩余松江医药城在年底支付。松江医药城对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对《劳动合同》、收款收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其认为均是虚假的，且收款收据对款项性质、收款方式没有备注，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章树江每月工资发放16，667元。原审中，松江医药城对上述《退休返聘协议》、收款收据有异议，因其无法提供相应印章的对比鉴材，故其不申请对上述材料中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鉴定，由法院依法核实，但其要求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松江医药城申请，一审法院通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收款收据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字迹的形成时间；2、《退休返聘协议》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2020年9月27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华政［2020］物证（文）鉴字第C－217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限于检材的条件以及本中心的技术支持，无法判断检材一《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字迹的形成时间；2、限于检材的条件以及本中心的技术支持，无法判断检材二《退休返聘协议》上“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字迹的形成时间。松江医药城为此支付鉴定费9，490元。章树江对鉴定意见无异议。松江医药城认为虽然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判断形成时间，但章树江主张的退休返聘协议签订至今，章树江的工资流水也没有实际发放到每月60，000元，一个真实的劳务关系既要看合同也要看流水发放。原审中，章树江申请证人潘某、吴某出庭作证，证人潘某陈述：其自2015年1月开始在杭州B有限公司工作，因杭州B有限公司与松江医药城系同一个老板，故其进公司后直接在松江医药城担任财务工作，章树江在松江医药城担任副总，年薪720，000元，工资分两部分发放，一部分每月发16，000元左右，共200，000元，剩下的520，000元，年底或下一年年初，由老板张某写收据给章树江，因为这个钱没有及时发放，章树江将这个钱出借给松江医药城，这个钱就由工资转化为了借款，作为章树江借给公司的款项，另外，章树江每月工资是发到章树江和章树江妻子陈某的卡上，汇款单位有松江医药城，也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打的钱就是松江医药城每月要支付给章树江的工资，至于为何要通过其他公司发工资，其不清楚，其就是按照老板张某的指示，A公司的老板也是张某。证人吴某陈述：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其和章树江在苏州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做过同事，该公司和松江医药城是同一个老板张某，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期间C公司每月代松江医药城给章树江发放工资，2012年年底章树江离开C公司，张某跟其说过章树江去了松江医药城，要代松江医药城给章树江发工资。章树江对两个证人的证言均无异议，潘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章树江的工资标准和发放形式，吴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6年6月至2017年期间C公司代松江医药城给章树江发工资。松江医药城认为两个证人的证言均可以看出都是受张某指派做工资、发放工资，松江医药城只是受张某指派发放工资的一个渠道，松江医药城和章树江无任何劳动、劳务关系。原审还认定，2019年12月10日，松江医药城向章树江建设银行账户（尾号7025）转账400，000元，附言“借款”。就该笔400，000元，章树江向法庭陈述，其在（2019）沪0117民初16672号案件中起诉要求松江医药城支付1，560，000元（系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的工资差额，一年520，000元），因松江医药城答应先支付其400，000元，让其撤诉，其就撤诉了。之后松江医药城在2019年12月10日支付了400，000元，因2016年所欠的工资520，000元松江医药城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转化为借款了，故该笔钱有了保障，但2017年1月开始的欠款松江医药城没有出具欠条，故松江医药城给付的400，000元中应先抵扣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所欠工资216，666元（应发300，000元-实际发放83，333元左右），剩余183，334元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故根据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应发工资总金额720，000元，减去已经发放的190，823.60元，再减去183，334元，计算出来的金额比其本案诉讼请求主张的金额多一点，但其就主张336，666元，因为可能有税的关系。对此，松江医药城原审第三次庭审时向法庭陈述，因为当时松江医药城涉及大量集资案件，其需要张某那边的员工帮忙处理，所以给章树江打400，000元将章树江起诉的1，560，000元的案子了结掉，第四次庭审时松江医药城又向法庭陈述，该笔400，000元是借款，其打款时进行了备注，其就该款项起诉至法院要求章树江归还借款，但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其确认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松江医药城实际发放给章树江的工资金额为83，333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章树江提供的《退休返聘协议》、银行交易明细系原件，能够证明章树江与松江医药城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松江医药城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向章树江支付劳务费。现松江医药城抗辩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松江医药城尚欠的劳务费金额，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退休返聘协议》，章树江每月工资为60，000元，故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应付工资为720，000元；其次，根据章树江提供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其实际已收到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工资190，823.60元，虽然其中有A公司发放的款项，但结合证人证言、款项发放时间、转账附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可以认定上述款项中由A公司发放的部分均为代松江医药城发放给章树江的工资；最后，章树江主张松江医药城2019年12月10日支付的400，000元中的183，334元用于抵扣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部分工资，并无不当，且其一审庭审中就该抵扣金额进行了合理说明，松江医药城亦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松江医药城实际发放给章树江的工资金额进行了确认，而松江医药城自身对400，000元的陈述相互矛盾，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采纳章树江的意见。综上所述，章树江要求松江医药城支付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劳务费336，666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判决：松江医药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章树江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的劳务费336，66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鉴定费9，490元，合计诉讼费16，640元，由松江医药城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二审中，上诉人出示下列证据材料：1、新闻报道材料，旨在证明被上诉人身份为上海D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而不是上诉人公司副总；2、工商信息资料，旨在证明被上诉人为C公司员工，其同时担任上诉人公司副总不符常理。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其于其他公司处可能是挂名；上诉人出示的材料不足以否定本案双方间存在劳务关系。本院认为，该些材料不足以否定本案双方间劳务关系之存在，故均不具有证据效力。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松江医药城认为双方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其一，《退休返聘协议》、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等均可证实双方间存在劳务关系，且松江医药城实际已支付部分工资；其二，松江医药城一、二审中出示的报纸公告、新闻报道材料等均不足以否定《退休返聘协议》的真实性，故松江医药城的前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松江医药城就其关于章树江与张某间串通转嫁债务之主张亦未能举证证明，故该上诉理由，显难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松江医药城关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章树江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49.99元，由上诉人上海松江国际医药城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薛叶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