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街5号院1号楼2层B202。法定代表人：李新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焯，男，1969年2月20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一幢艾维克大厦11层02A。法定代表人：胡家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澄，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罡，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岳鸿声，男，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硕，北京市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岳鸿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2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12950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建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及鉴定费均由澳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案争《服务协议》应否履行等问题未予认定。澳华公司与建亚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签订《服务协议》，约定由建亚公司为澳华公司正在进行（与光大国投公司）的合同纠纷诉讼提供外围支持，澳华公司为此须支付建亚公司“工作费”300万元及“工作报酬”800万元。合同签订后，澳华公司依约支付工作费100万元，建亚公司即组建团队为澳华公司的诉讼提供辅助工作支持。2012年4月23日，澳华公司与光大国投公司的诉讼在北京高院达成调解协议，澳华公司遂未再向建亚公司支付任何约定费用。经多次催讨，澳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家仪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托。对此，在一审中第三人岳鸿声曾作出详尽陈述，一审判决并未引以为证据，亦未说明原因。建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并未对案件争议的一个重要焦点，即《服务协议》的效力及应否履行问题予以明确认定，从而致使该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悬而未决，造成案件认定事实不清。此为其一。二、对定案证据《致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对案件争议的另一核心证据《致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认定不清。《致函》是澳华公司为解决债务问题于2014年1月20日发给建亚公司的函件，即由澳华公司形成的原始书证，其内容为：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服务协议费用问题，因股东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敬请稍候。我司目前正积极进行资产处置，力争三年完成，届时肯定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在一审诉讼中，澳华公司首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其申请鉴定，结论显示：该书证的印章真实，但系先在空白纸上加盖印章、后打印文件内容方式形成，即该证据具有真实性。澳华公司随即对该书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提出质疑。一审法院对该书证在形成方式上有别于常规做法对证据效力有无影响一节未予明确，仅从证据内容肯定了该证据“具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至此，一审法院对该关键证据从形式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均含糊其词，始终未有明确认定的表述。建亚公司认为，该《致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案件争议的焦点暨本案裁判的关键点。该书证虽经鉴定认定为以先盖章后打印方式形成，但法律对于文件的如此形成方式并无禁止性规定，且该文件为澳华公司一方出具，即无论是先打印后盖印章，还是先盖印章后打印方式形成，均不能证明该文件系建亚公司一方伪造形成。故，该《致函》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应予明确认定。《致函》内容中关于“力争三年内完成”的表述，不应机械地、断章取义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联系上下文并结合致函人的本意进行理解，即应通常理解为“三年内支付约定款项”，即此表述虽不构成单方意思表示的“形成权”，但无疑具有“承诺”或“保证”性质。建亚公司虽未对此《致函》以书面形式表示认可，但从债权人实现债权目的的角度考量，此结果是其确定和实现债权的必然路径，建亚公司对此“承诺”或“保证”予以认可完全符合常理。故，该具有权利义务的“承诺”或“保证”，在经建亚公司多次催讨欠款后才由澳华公司作出，乃是建亚公司追求债权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理应包括建亚公司对此予以认可的前提。所以，应认定该《致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补充协议的效力，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其中“力争三年内完成”的表述是关于债务履行的最长期限的约定，澳华公司须依照《致函》履行义务。三、建亚公司所主张权利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就时效问题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调查、举证和辩论，但一审法院认定：应当肯定的是，“优先处理贵公司欠费事宜”具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自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补充协议的效力，其中关于“力争三年内完成”的表述，以及被一审法院认定的“优先处理贵公司欠费事宜”一节，合并构成关于债务履行最长时限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即：澳华公司履行债务的最后时间应以《致函》的落款时间（2014年1月20日）向后推延3年，即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1月20日这一时间点开始计算，至建亚公司起诉时间2018年11月29日，本案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此外，从常理分析，通过催讨债权方式确保诉讼时效，是任何债权人十分普遍且简单明了的做法。本案中，超过两、三年的时间间隔不催讨、不主张债权权利的消极懈怠行为有悖于常理，亦无从认定。事实上，自2012年4月23日起，建亚公司就案涉债权问题，一直与澳华公司总经理岳鸿声（迄今为止仍在担任该职务）、副总经理周顺利、办公室人员冯重、财务人员陈果、法律顾问李晋等保持沟通，反复商谈解决方案，并曾经数十次直接向总经理的岳鸿声催讨，或通过岳鸿声向身处境外的公司董事长胡家仪催讨。故本案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澳华公司辩称，不同意建亚公司的上诉请求。1.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建亚公司无权请求法院保护权利。建亚公司提起诉讼时，距离澳华公司与光大国投公司之间的诉讼已经远超诉讼时效。澳华公司与光大国投公司之间的诉讼，已于2012年调解结案，而建亚公司2018年11月2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亦没有提供能够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因此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建亚公司提供的《致函》有重大瑕疵，不能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依据。首先，该《致函》经鉴定为朱墨时序倒置。鉴于岳鸿声同时具有建亚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澳华公司总经理的双重身份，在可以接触到澳华公司印章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利用身份的便利，为建亚公司伪造《致函》。其次，建亚公司对《致函》的取得前后矛盾，一方面建亚公司称该函件先盖章后打印的原因为澳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不在北京，有盖章的空白纸便于法定代表人处理公司业务；另一方面又称该函件系由澳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家仪直接交予的，前后表述自相矛盾。因此，在建亚公司不能提供补强证据，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致函》不能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依据。退一万步讲，即使《致函》是真实的，也绝对不可能将诉讼时效延长至2018年。《致函》中“力争三年”指的是进行资产处置的时长，没有费用支付展期的意思表示。“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也只是说到时候解决，没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所以《致函》字面意思也不具有展期意思表示，不具有补充协议的效力，更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建亚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致函》收到之后，建亚公司向澳华公司主张过权利，其所为的与澳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要求支付款项，纯属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依据。并且其所提及的“陈果”等人，也根本不是澳华公司的人员，因此，建亚公司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2.就《服务协议》本身而言，建亚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义务，也没有达到付款条件，无权主张任何费用。在二审程序中双方亦没有发生新事实，没有主张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二审应当予以维持。首先，建亚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服务协议》的内容。对于建亚公司所陈述的其履行《服务协议》内容的行为，均为澳华公司聘请的律师所为，所有的工作均与建亚公司无关，其也没有这个专业能力来完成。其次，即使依据《服务协议》也没有达到付款条件，建亚公司无权要求澳华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建亚公司所列支的费用均与本案无关，澳华公司无需支付。且建亚公司对服务合同约定事项的结果产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或效果，不但没有胜诉，还损失惨重。3.第三人岳鸿声作为澳华公司的经理，其行为及表示已经严重侵犯了澳华公司的权利，其表述不具有任何真实性。原审第三人岳鸿声述称，同意建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在一审判决中存在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对于《致函》形成过程及内容的认定都存在错误，因此导致判决存在严重偏差，应该予以纠正。建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澳华公司支付建亚公司工作费300万元（根据《服务协议》第3页5.1条约定，澳华公司从没有向建亚公司支付过服务费；工作费用双方目前为止没有进行结算，但在本案中提交了相应的票据）；2.请求判令澳华公司支付建亚公司服务报酬700万元（实际只支付了5.2.2条款中的100万元，实际情况是在一审中已经调解结案，但关于调解结案的情形支付费用在《服务协议》中没有具体约定，也没有协商结果）；3.请求判令澳华公司支付建亚公司利息，以上述欠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4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2年4月23日系调解书作出的日期）。澳华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建亚公司与澳华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依照法定解除，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因对方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约行为系建亚公司没有按照《服务协议》第1条、第2条、第4条履行相应的义务）；2.请求判令建亚公司退还澳华公司已经支付的基本服务费100万元（依据《服务协议》第5.2.2条，澳华公司已经支付建亚公司100万元，但是对方没有履行义务，依照合同法第97条规定应当予以退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1日，建亚公司（乙方）与澳华公司（甲方）签订《服务协议》，约定：“鉴于：1.2009年7月，甲方已就光大国投向甲方提起诉讼一事接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乙方参与了上述诉讼所涉及资产包的全程运作，熟悉资产全部情况。3.乙方具有处理类似诉讼事务的经验和相应资源。因此：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相互理解和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自愿签署如下合作协议：第一条服务事项：1.1乙方协助甲方进行协议项下诉讼所需的社情民意上报、意见交流、舆论宣传组织以及信息的采集和传递等庭外工作。1.2乙方按照甲方的授权和指示范围组织庭外工作与庭审抗辩的配合。第二条服务方式：2.1对可能预见及/或允许事前通报的事项，须经甲方同意后再行运作。2.2对无法预见及/或不允许事前通报的紧急事项，乙方有相机处理和现场处置权，但事后须及时向甲方通报。2.3乙方对报经甲方批准的事项和工作预算有运行管理权、决策指挥权和财务支配权（预算内）。第三条甲方责任：3.1向乙方全面、客观、及时地提供涉及案件的各种证据文件、档案资料，积极听取并参加乙方就相关事项组织的汇报、案情分析等工作会议。3.2甲方应当就所委托事项向乙方提出明确、合理的要求，不得要求乙方提供非法的服务；对乙方申请办理的事项甲方拥有审查权和否决权。3.3按照合同第五条约定及时支付工作费用和服务报酬。3.4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即使因根据乙方提供的意见、建议、方案所做出的决定导致败诉或造成损失，甲方仍自行承担诉讼风险。第四条乙方责任：4.1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应当勤勉尽责，并依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努力维护及实现甲方的合法权益。4.2乙方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争取最好的结果；按照工作进度向甲方履行报告义务。4.3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内部情况以及有关图纸、谈话记录、录音等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允许不得向第三方和无关人员透露。4.4乙方对甲方因工作需要提供的原始单据、凭证、法律文件和盖章文件等应当妥善保管；协议终止后，乙方应将全部原始文档归还甲方。第五条工作费用和服务报酬：5.1工作费用：5.1.1按初步预算，须甲方支付的工作费用标准暂定为人民币叁佰万元（小写金额￥3000000元）。5.1.2工作费用须事前全额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或授权乙方在甲方账户内随时支取；按委托事项工作进展和费用支付情况定期或最后统一结算。5.1.3工作费用须用于本协议第一条列示的服务事项，并按实际工作需要进行核算、实报实销，不得用于列支乙方劳务费或服务报酬。5.2服务报酬：5.2.1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委托事项并参照律师收费标准，乙方收取服务费标准为人民币捌佰万元（小写金额￥8000000元）。5.2.2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七日内，甲方先行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基本服务费壹佰万元（小写金额￥1000000元）。5.2.3其余柒佰万元（小写金额7000000元）以奖金形式分期支付，即一审胜诉（包括反诉胜诉）支付叁佰伍拾万元（小写金额3500000元），二审胜诉支付叁佰伍拾万元（小写金额3500000元）。……7.3如生效判决结果没有出现前款5.2.3所约定的支付条件，除基本服务费外，其余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将由甲乙双方届时另行协商解决。……第九条附件：本协议附件包括：9.1必要的甲方授权文件。9.2必要的送达、外发甲方签章文件。9.3甲乙双方就服务事项的往来文件、工作报告和会议记录。9.4其他与委托事项相关需要甲乙双方备案存档的文件、资料。第十条未尽事宜和争议的解决：……10.2争议或未尽事宜协商结果采用补充协议方式表述。”协议签订后，澳华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向建亚公司支付100万元。2012年4月23日，光大国投清算组（原告、反诉被告）与澳华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该案于当日调解结案。就工作费支出，建亚公司提交2010年至2012年期间各类费用票据若干，其中包括差旅费、交通费、招待费、房租、办公费、法律服务费等共计100余万元，另外还提交《委托代付函》、支出凭单、支票存根各一份，显示澳华公司曾于2010年2月9日委托建亚公司代为向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支付委托代理费100万元。澳华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称上述费用均与约定的服务内容无关，诉讼争议发生在北京，也不应该产生差旅费，澳华公司已经委托了专业的律师，不存在法律服务费和中介咨询费；代付的法律服务费，建亚公司没有提交委托代理协议，没有具体的服务内容，无法证明服务内容与《服务协议》有关联。就诉讼时效一节，建亚公司提交盖有澳华公司公章的《致函》一份，内容为：“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服务协议费用问题，因股东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敬请稍候。我司目前正积极进行资产处置，力争三年内完成，届时肯定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对贵司的支持我司谨此致谢！”落款处打印有“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1月20日”字样并与部分印章重叠。澳华公司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并就其中公章的真实性以及印章与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申请鉴定。经法院随机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2019年5月27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意见分别为：“检材中的‘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印文与其交叉的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盖章后形成文字”，“检材下方处的‘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中的‘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双方对于鉴定结论均予以认可。为此，澳华公司支付鉴定费78800元。澳华公司称鉴定结论可以说明《致函》的落款时间是不准确的，建亚公司以此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是没有依据的，且先盖章后打印说明文件内容是不存在的，文件内容不是澳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建亚公司称，该《致函》是澳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家仪给的，具体如何交付的记不清了。澳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胡家仪长期不在北京，且胡家仪从未见过该《致函》。就此，建亚公司未举证。对于《致函》先盖章后打印的原因，建亚公司称，“澳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期不在北京，公章又在北京，所以存在有盖章的空白纸，便于法定代表人处理公司业务，具体他们公司行文的流程是什么我方是不知道。之前建亚公司和澳华公司是很紧密的，曾经通过聊天了解到这个情况，当时澳华公司没有什么工作人员，就是有个法定代表人的亲戚专门管章，办公场所也是建亚公司给租赁的。”澳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我公司的公章是专人管理．不存在长期大量盖空白文件的情况，我公司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当时我公司的总经理除了岳鸿声还有其他人员。对于该文件的形成我方认为是建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岳鸿声利用担任我公司总经理的便利，在可以接触公章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我公司同意所加盖的空白页。对于加盖公章的空白页文件，我公司认为该文件是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本案的诉讼时效。该文件是岳鸿声为了自己的利益制作的，实质上是伪造的文件。所有加盖公章的文件必须由法律顾问审核后，有法定代表人同意才能加盖公章。但《致函》我公司的法人和法律顾问均没有见过。”就此，双方均未举证。查，建亚公司提交起诉书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服务协议》订立和履行期间早于民法典和民法总则施行时间，故就双方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尚未超过二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就建亚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致函》，首先，鉴定结论显示该函件系先盖章后打印形成，其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其次，建亚公司称该函件先盖章后打印的原因为“澳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期不在北京，有盖章的空白纸便于法定代表人处理公司业务”，但又称该函件系由澳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家仪直接交予的，自相矛盾；再有，尽管鉴定结论表明其上公章确系澳华公司公章盖印，但考虑到当时岳鸿声身兼建亚公司控制人和澳华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不能排除岳鸿声获取澳华公司公章后自行制作《致函》的合理怀疑；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致函》的真实性及内容难以采信。另外，即使认定《致函》真实有效，对于“我司目前正积极进行资产处置，力争三年内完成，届时肯定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也应做如下理解：其一，即使建亚公司认为《致函》中上述内容构成承诺，也不应认定为澳华公司的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一种形成权，是基于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他人同意或确认，通常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但上述内容显然是对建亚公司债券实现期限的处分而非针对澳华公司自身权利。其二，“力争三年内完成”之表述仅是对资产处置时间的描述，没有表达准确的时限，不能认定为澳华公司一方发出的订立补充协议之要约，建亚公司也未举证证明曾做出“承诺”，因此《致函》不应认定为双方《服务协议》履行期限的变更。其三，应当肯定的是，“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具有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4年1月20日重新计算两年。但建亚公司起诉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澳华公司以诉讼时效抗辩理由成立，故一审法院对于建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再予以支持。至于澳华公司的反诉请求，在标的案件调解结案后，无论建亚公司依约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或实际未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服务协议》合同标的已不存在，协议已终止，故澳华公司在本案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已无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标的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但不能由此推定建亚公司完全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负担相关费用。澳华公司在协议终止后六年后方才提出，要求建亚公司退还已支付的合同价款，显然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院二审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澳华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建亚公司工作费及服务费。关于工作费一节，双方在《服务协议》中约定：“第一条服务事项：1.1乙方协助甲方进行协议项下诉讼所需的社情民意上报、意见交流、舆论宣传组织以及信息的采集和传递等庭外工作。1.2乙方按照甲方的授权和指示范围组织庭外工作与庭审抗辩的配合……5.1工作费用：5.1.1按初步预算，须甲方支付的工作费用标准暂定为人民币叁佰万元（小写金额￥3000000元）……5.1.3工作费用须用于本协议第一条列示的服务事项，并按实际工作需要进行核算、实报实销。”首先，建亚公司上诉主张要求澳华公司支付工作费，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服务协议》第一条列示的服务事项。建亚公司虽主张其就光大国投清算组与澳华公司之间调解做了大量的庭外工作，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佐证。其一审期间提交的的各种情况说明、专家研讨会组织材料、尽调资料及各种函件往来等证据并不能证明系其工作成果，且澳华公司不予认可，在其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服务工作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建亚公司主张澳华公司出具了《致函》表明对其欠款进行支付，但通过审查《致函》的内容，澳华公司并没有承诺对其工作费进行支付，且根据双方《服务协议》约定，工作费的支付方式是实报实销，按照实际工作进行结算。因澳华公司亦提出了时效抗辩，故本院对建亚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服务费一节，双方在涉案《服务协议》中约定“5.2.3其余柒佰万元（小写金额7000000元）以奖金形式分期支付，即一审胜诉（包括反诉胜诉）支付叁佰伍拾万元（小写金额3500000元），二审胜诉支付叁佰伍拾万元（小写金额3500000元）……7.3如生效判决结果没有出现前款5.2.3所约定的支付条件，除基本服务费外，其余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将由甲乙双方届时另行协商解决”。2012年4月23日，光大国投清算组与澳华公司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该案于当日调解结案。因另案诉讼结果并非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根据双方在《服务协议》约定，其余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双方应另行协商解决。而关于是否存在就其余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双方协商的情况，建亚公司提交了盖有澳华公司公章的《致函》，主张该《致函》系双方协商支付剩余服务费的合意，而澳华公司对该函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鉴定结论认定该函件上公章真实性，但同时认定该函件系先盖章后打印形成，而建亚公司及岳鸿声对此“函件先盖章后打印”的原因多次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考虑到当时岳鸿声身兼建亚公司控制人和澳华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不能排除岳鸿声获取澳华公司公章后自行制作《致函》的合理怀疑，故建亚公司应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该《致函》内容系澳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对该函件进行文义解释分析，建亚公司主张双方就剩余服务费支付达成了合意，但是函件开头就表明“关于服务协议费用问题，因股东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敬请稍候”，并未能推断出澳华公司表示同意支付剩余服务费的意思表示。而建亚公司不予认可，其主张函件中明确表示“届时肯定优先处理贵司欠费事宜”系澳华公司作出同意付款的意思表示，但是结合该函件全文进行整体解释，澳华公司的真意应是其公司目前正在进行资产处置事宜，无暇顾及与建亚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三年资产处置完毕之后再与建亚公司协商处置双方之间的债务问题。故该函件的内容并不足以推断出双方就剩余服务费支付达成了合意，故建亚公司上诉主张要求澳华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亦缺乏合同依据，本院难以采纳。另，关于诉讼时效一节，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涉案《服务协议》签订于2009年9月21日，协议签订后，澳华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向建亚公司支付100万元。2012年4月23日，光大国投清算组与澳华公司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该案于当日调解结案。即建亚公司要求澳华公司支付工作费和服务费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4月23日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结束之日起计算，但建亚公司起诉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显然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建亚公司另主张澳华公司出具的《致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且该函件澳华公司承诺延期3年还款，故应自该函件出具之日顺延3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上文已述《致函》内容是否系澳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存疑，另一方面从该《函件》中亦不能推断出澳华公司存在同意将欠款延期3年后偿还的意思表示。建亚公司亦主张上述期间曾多次向澳华公司多位员工主张过权利，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建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建亚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北京建亚星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洋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清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