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青民终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宇建设集团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五一路238号。 法定代表人：傅锋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华，江西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春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33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杨启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祎辰，青海齐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卓彦，青海齐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昌林，男，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 上诉人洪宇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洪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海春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发公司）、原审第三人高昌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青0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华，被上诉人春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祎辰、谢卓彦，原审第三人高昌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洪宇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春发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予查明以下事实。（一）洪宇公司与春发公司发生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的工程，仅为案涉青海省西宁市鼎安名城2号地A标段工程，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交易关系。（二）春发公司向案涉工程运送的混凝土共计56442.09064立方米，按照混凝土买卖合同的价格（合同单价为每立方320-328元）计算，混凝土货款总计不超过18500000元。一方面，春发公司已按生效判决文书，取得混凝土货款19999757元及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6年6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共计30000000元的执行款项。另一方面，高昌林于2016年10月28日，通过其在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西路支行（以下简称青海银行支行）开立的洪宇建设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支付货款20000000元，款项用途为工程款，后高昌林又通过自己及其侄子高隆辉账户支付春发公司5700000元。至此，春发公司从洪宇公司取得55700000元。（三）一审庭审中，对于高昌林通过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支付的20000000元，春发公司承认其与洪宇公司、高昌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春发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洪宇公司在其他工程上发生过混凝土买卖关系。 二、上述20000000元及高昌林支付的5700000元，春发公司构成不当得利。高昌林认为20000000元系因春发公司、青海兴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鼎安公司）、高昌林三方为了解决工程款及混凝土款欠付的三角债支付问题，通过购买兴鼎安公司80000000元的商铺并向银行办理按揭，高昌林开始以为是自己买商铺，先由春发公司垫付首付款40000000元，再由高昌林归还春发公司首付款20000000元，但后来80000000元的商铺产权归春发公司（本应是春发公司归还该20000000元）。所以，春发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对于高昌林、高隆辉支付给春发公司的5700000元的性质，并没有认定和处理，春发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占有57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 三、春发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没有事实与证据的情形下，对于20000000元，春发公司有两种自相矛盾说法，认为该款系混凝土款，除了鼎安名城工程，高昌林还有其他工程使用了其混凝土，但春发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春发公司认为高昌林与春发公司可能存在借款关系，但不能提供借款、转账凭证证明。相反，洪宇公司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春发公司非法占有257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该向洪宇公司承担返还责任。 春发公司辩称，1.洪宇公司在西宁市不仅有鼎安名城项目，还有陶家寨项目、城南安置房等项目，这些项目也有春发公司的供货，因为合同时间久了，没有发货单。2.依据洪宇公司提出的相关决算资料，不能证明春发公司与洪宇公司之间的混凝土供货方量、总货款数额。3.洪宇公司是企业法人，高昌林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双方在结算混凝土货款时，理应知晓其行为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如按照高昌林陈述的20000000元，是解决三角债问题，由兴鼎安公司抵给洪宇公司80000000元的房屋，但兴鼎安公司与洪宇公司的施工合同明确约定房屋冲抵工程款。高昌林购买房屋，春发公司不可能给高昌林垫付首付款40000000元，且80000000元的高价房，本就是兴鼎安公司给洪宇公司折抵工程款的房屋，高昌林如要归还首付款，应归还80000000元及利息。4.根据民事证据举证规则，洪宇公司要求春发公司举证没有法律依据，且春发公司取得25700000元，有事实基础，不构成不当得利，应驳回洪宇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高昌林述称，对洪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 洪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发公司立即返还洪宇公司200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29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本案起诉时的利息为3245800元（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春发公司向洪宇公司返还5700000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本案起诉时的利息为789600元（利息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春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2017）青01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3年5月，洪宇公司指定高昌林办理洪宇青海分公司的设立登记手续，2013年5月18日，洪宇青海分公司成立，2015年4月5日，洪宇公司向兴鼎安公司出具介绍信，介绍高昌林到兴鼎安公司洽谈招投标及签订工程合同相关事宜。2015年9月30日，高昌林私刻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公章与兴鼎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鼎安名城（2号地块）A标段工程。2015年，春发公司与洪宇青海分公司签订《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工程各标号使用数量以双方最终实际发生额结算，付款方式为春发公司垫资到主体封顶，洪宇青海分公司支付垫资总货款的70%，其余30%春发公司提供28天的实验报告，次日付清所有余款。该合同载明洪宇青海分公司项目经理为高昌林。合同签订后，春发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2017年4月20日，双方签订《对账还款协议书》，确认截至2017年4月20日，洪宇青海分公司尚欠春发公司货款19999757元，约定于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10000000元，剩余货款9999757元，于2017年5月31日前支付完毕，在还款期限内若任何一次逾期，洪宇青海分公司同意按总拖欠货款19999757元，以每月2%的利率，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期间的利息。《对账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因洪宇青海分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春发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后，一审法院判决洪宇青海分公司、洪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春发公司货款1999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洪宇青海分公司、洪宇公司不服该判决后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青民终9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洪宇青海分公司、洪宇公司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中，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提出再审事由其中之一是，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可《对账还款协议书》明显错误，并提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鼎安名城项目相关决算资料、洪宇青海分公司在青海银行支行账户的银行流水、高昌林及高隆辉的银行转账凭证，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春发公司的货款已支付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就此节在审查期间查明：高昌林与春发公司另有借贷关系，即春发公司通过兴鼎安公司账户向高昌林转账20000000元。高昌林通过青海银行支行的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转账20000000元系偿还借款。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对此节认为，《对账还款协议书》是对基于商品买卖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的总结，货物数量、单价等均不属于协议的必备内容，原审中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虽对合同价款有异议，但缺少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原审法院基于《对账还款协议书》认定欠款数额，并无不当。原审庭审过程中，高昌林仅对已支付货款的数额有异议，并未主张过货款已经全部付清。申请再审审查期间，高昌林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其向春发公司转账25700000元的《情况说明》，主张其向春发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应由偿还春发公司借款转为支付混凝土货款及利息。但就高昌林所主张的20000000元，春发公司认为是其通过兴鼎安公司账户向高昌林出借的款项，高昌林向春发公司转账实际上是归还该借款，该笔款项与欠付混凝土款并无关系。这也与其后双方签订《对账还款协议》、高昌林同意还款相印证，否则有悖常理。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认为春发公司与高昌林相互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并未进一步举证，对此应不予采信。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遂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另查，一审法院（2019）青01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6年10月24日，春发公司、兴鼎安公司双方签订8份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春发公司购买兴鼎安公司开发的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72号鼎安名城2、3、4号地块上的72-44、53-211、53-205、53-213、61-297、61-303、72-6、72-82商铺，总价款80048419元。合同约定兴鼎安公司应当在2017年12月30日前向春发公司交付该商品房。合同签订后，春发公司陆续支付购房款80048419元，同时所购房屋已网签在春发公司名下。2017年12月27日，兴鼎安公司分别在《西宁晚报》《西海都市报》上公告《鼎安名城交房通知》。2019年3月25日，兴鼎安公司向春发公司发出催收房通知书。春发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以EMS特快专递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所购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致使双方纠纷发生。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对春发公司主张解除其与兴鼎安公司签订的西宁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兴鼎安公司返还购房款、利息、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春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之一是兴鼎安公司出售的8套商铺存在严重的权利瑕疵，其已将8套商铺作为工程款充抵给了洪宇公司，春发公司无法取得房屋。二审中，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洪宇公司发出《调查函》，就洪宇公司及洪宇青海分公司在鼎安名城是否还有工程及其后期是否会向此8套商铺主张权利等问题进行调查。洪宇公司回复：“1.除鼎安名城2号地块A标段工程之外，我公司并没有涉及鼎安名城其他地块；2.贵院所列的施工合同附件中鼎安名城2号地块的B220、B223、B224、D103、D105、D131六个商铺，并没有抵顶工程款给我公司，我公司也不需要任何商铺。”由此，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春发公司主张案涉商铺存在权利瑕疵，其无法取得房屋属证据不足，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青民终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还查明，2016年10月28日，洪宇青海分公司通过其在青海银行支行的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转款20000000元，摘要备注工程款。高隆辉系高昌林的侄子，高隆辉通过其在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于2017年3月3日向春发公司转款900000元和500000元，摘要备注均为还款、3月8日转款300000元，摘要备注往来款、3月24日转款500000元，摘要备注还款、4月14日转款500000元，摘要备注工程款，高昌林于2016年8月9日向春发公司转款2000000元、于2017年4月20日向杨发春转款1000000元。本案审理中，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明确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鼎安名城项目相关决算资料、2016年10月28日洪宇青海分公司向春发公司转款20000000元的银行流水、高昌林转款3000000元及高隆辉转款2700000元的转款凭证，主张向春发公司转账25700000元是支付混凝土货款，该组证据已在（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案件中提交。因洪宇公司、洪宇青海分公司未履行（2017）青01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春发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共获得执行案款27257624.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洪宇公司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成立；三、洪宇公司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洪宇公司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主张其一，2016年10月28日，洪宇青海分公司向春发公司支付的20000000元；其二，高隆辉分别于2017年3月3日向春发公司支付的1400000元、于2017年3月8日支付的300000元、于2017年3月24日支付的500000元和高昌林于2016年8月9日向春发公司支付的2000000元、于2017年4月20日向杨发春支付的1000000元，共计5700000元，两项合计25700000元，系春发公司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书，洪宇公司就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青民终90号案件提起再审，在再审中，提交了“鼎安名城项目决算资料、洪宇青海分公司在青海银行支行账户的银行流水、高昌林及高隆辉的银行转账凭证”，因此，洪宇公司有关证明上述款项发生的主要证据，实质已经在（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案件中出示，洪宇公司在再审中提交上述款项发生的证据拟要证明其应向春发公司支付的货款实际已经支付完毕。洪宇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上述款项发生证据拟要证明春发公司实际已经收取货款，但基于生效判决又执行了洪宇公司的货款，所以构成不当得利。鉴于上述款项发生的证据已经在再审案件中出示，春发公司提出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重复起诉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洪宇公司此次以不当得利为由对春发公司提起诉讼，从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看，其对春发公司的诉求实质仍然是基于春发公司与洪宇青海分公司、洪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关系。在前案二审、再审中，洪宇公司对拖欠货款的数额提出异议，已经提出《对账还款协议书》的金额不真实，特别是在再审中已举证提出案涉的25700000元是向春发公司支付的货款，因此，判断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只需判断认定257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否定前案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查和认定的基础事实，再审判决对于20000000元的认定是“高昌林与春发公司另有借贷关系，即春发公司通过兴鼎安公司账户向高昌林转账20000000元。高昌林通过青海银行支行的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转账20000000元系偿还借款”，该判决虽对20000000元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但在再审中并未处理，因此洪宇公司就此诉讼并未构成重复诉讼。再审判决确定了案涉《对账还款协议书》认定的欠款数额，确定5700000元款项不能冲抵《对账还款协议书》认定的欠款数额，但对5700000元款项的性质实质未作出认定和处理，故洪宇公司就此提起诉讼亦不构成重复起诉，因此本案应予受理。 关于焦点二，洪宇公司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洪宇公司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就案涉款项25700000元之给付缺乏法律上的原因举证。洪宇公司关于春发公司获利25700000元无合法依据的主张，系对消极事实的主张，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一审法院认为，洪宇公司主动配合给付，春发公司受领给付。洪宇公司对给付原因是否真实有效，应比春发公司更清楚。洪宇公司对案涉款项的支配握有主动权，现案涉款项在其控制下发生损益变动，其应先承担给付原因的证明责任，对于案涉的20000000元，（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案件中已经认定该款项的性质，高昌林在本案中亦陈述该款项发生的原因系因垫付春发公司购房的首付，因此该款项发生的原因系因其他债务并非缺乏法律上的事由，洪宇公司对此主张不当得利应不予支持，洪宇公司对此支付有异议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对于案涉的5700000元，洪宇公司自己主张的支付原因是向春发公司支付货款，因此洪宇公司只有证明该款项用于支付案涉《对账还款协议书》认定的欠款数额，本案才能构成不当得利，但这实质是否定生效判决。该款项的发生系由高昌林、高隆辉个人转款，其中还有1000000元系高昌林转给杨发春个人，生效判决确定高昌林实质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其参与施工的建设工程并非仅有案涉工程一项，高昌林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工程款的使用方式并承担责任。高昌林、高隆辉在款项支付时明确款项的性质是“还款、工程款、往来款”，高昌林与春发公司对账发生在2017年4月20日，而案涉5700000元款项中1000000元的支付就发生在2017年4月20日，现春发公司以上述款项在2017年4月20日结算后已经扣减、以及杨发春收款与本案无关为由抗辩，比较符合常理。因此春发公司就5700000元款项出示的证据，仅能证明春发公司收到4700000元款项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向春发公司转款无法律上的原因。 关于焦点三，洪宇公司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春发公司抗辩主张洪宇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案涉款项的支付最早发生在201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2018年，洪宇公司就案涉款项的支付已经在（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案件中进行了主张，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2020年4月，洪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洪宇公司主张不当得利，就相关基础事实未作出明确说明，就构成不当得利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洪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300元，由洪宇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洪宇公司主张春发公司返还20000000元、5700000元及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以上款项是否属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洪宇公司作为主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人，认为春发公司取得20000000元、57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现结合洪宇公司的主张及案件事实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春发公司取得200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洪宇公司认为通过生效判决文书的确认，其已向春发公司履行了混凝土款的付款义务，高昌林之前通过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支付的20000000元，属于多支付的混凝土款，春发公司对200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涉及的春发公司与洪宇公司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二审审理，作出（2018）青民终90号民事判决，明确洪宇公司应支付春发公司的混凝土款项。后洪宇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提交鼎安名城项目部相关决算资料、洪宇青海分公司在青海银行支行账户的银行流水、高昌林及高隆辉的银行转账凭证、高昌林出具的其向春发公司转账25700000元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洪宇公司已向春发公司支付完混凝土款，（2018）青民终90号民事判决认定洪宇公司向春发公司支付混凝土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驳回洪宇公司的再审申请，审查认为：高昌林与春发公司另有借贷关系，即春发公司通过兴鼎安公司账户向高昌林转账20000000元。高昌林通过青海银行支行的洪宇青海分公司账户向春发公司转账20000000元系偿还借款，即（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并未认定20000000元属洪宇公司向春发公司多支付的混凝土款。洪宇公司虽对（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的春发公司取得20000000元，系高昌林偿还借款20000000元的事实有异议，但其明确并未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查建议或抗诉，洪宇公司在本次审理中仅是再次提交之前证据，其认为春发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并不能否定生效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其次，即便按照高昌林在本案二审庭审的陈述，其曾向春发公司出具过20000000元借条的事实，亦可以认定春发公司取得20000000元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春发公司对20000000元不构成不当得利。 二、关于春发公司取得57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洪宇公司认为，该5700000元属于其向春发公司多支付的混凝土款项，春发公司对57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首先，洪宇公司主张5700000元属不当得利的证据已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案件中提交。（2018）最高法民申3298号民事裁定并未认定该5700000元属于洪宇公司向春发公司多支付的混凝土款项，亦未认定春发公司应向洪宇公司返还5700000元。其次，从5700000元的转款时间来看，高昌林、高隆辉向春发公司的转款均在2017年4月20日《对账还款协议书》之前。而高昌林、洪宇青海分公司、春发公司签订的《对账还款协议书》，明确记载：“经过甲乙双方详细对账后确认……”证明双方是经过详细对账后，对洪宇公司拖欠春发公司混凝土款项的确认。由此，高昌林、洪宇青海分公司理应知晓《对账还款协议书》的结算数额，包含对2017年4月20日前转款的一并结算，该结算过程亦符合常理。故，春发公司取得5700000元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对5700000元春发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 如上所述，春发公司取得20000000元、5700000元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其主张的利息亦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洪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300元，由洪宇建设集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云 审 判 员  余慧玲 审 判 员  王依沙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微 书 记 员  张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