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19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郭大勇，男，汉族，1977年2月15日出生，住南阳市张衡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峰，河南通天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赵君，女，汉族，1976年8月15日出生，住南阳市张衡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峰，河南通天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哲，女，汉族，1974年9月15日出生，住南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杨，河南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河南梅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彭晓艳，女，汉族，1978年6月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志峰，男，汉族，1976年5月27日出生，住南阳市中州路市。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郝菲，女，汉族，1976年2月10日出生，住南阳市中州路市。上诉人郭大勇、赵君因与被上诉人王哲、原审第三人彭晓艳、郝菲、刘志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1302民初7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大勇、赵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豫1302民初7519号民事判决，改判停止对位于南阳市中州路298号房屋（证号：16××39-1）的执行和查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是以物抵债而不是不动产的一般买受人为由，认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显然错误。上诉人与刘志峰、郝菲对案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达成与刘志峰、郝菲债务相互抵销的目的。上诉人与刘志峰、郝菲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与“一般买受人”并无区别，将以物抵债排除适用第二十八条，并无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且均发生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上诉人、彭晓燕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的借款关系有借据、银行流水、郝菲记账账册予以证实，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有效，上诉人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来否认借款关系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抵押说明、收条、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当事人陈述足以证实刘志峰、郝菲将案涉房屋以190万元出售给上诉人的事实。变更登记约定的10万元金额双方已经对此予以合理说明足以证实上述事实。上诉人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有收条、房屋租赁合同予以证实。结合郝菲的称述，其符合无力偿还借款，生活困难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收房后返租给刘志峰、郝菲，间接占有案涉房屋的事实。上诉人与刘志峰、郝菲前往房产登记中心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网签、缴纳相关税费，随后因法院查封而中止办证，符合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三、上诉人与刘志峰、郝菲办理了存量买卖合同网签，即转让申请表，且房产登记中心显示证已转移变更，已经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足以排除执行。房产登记中心未提示上诉人办理预告登记而提示办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签，说明网签具有和预告登记同等的法律效力，足以排除执行。综上，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明显错误，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王哲辩称，第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上诉人称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刘志峰出具的《抵押说明》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实际上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上诉人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屋依法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郭大勇、赵君在2019年3月18日所出具的收条明确写明“抵偿所欠借款190万元”，可见刘志峰、郝菲将案涉房屋低价出售给郭大勇、赵君的行为系“以物抵债”。但是在2019年3月18日办理房产过户时，过户手续并未办理完毕。即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并未在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也并未向法院提供其与刘志峰、郝菲所签订的合法的书面买卖合同，并且在法院查封之前因自身原因并未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屋显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三，刘志峰、郝菲与郭大勇、赵君之间的以物抵债的履行方式，并不能改变“买受人”作为一般债权人的地位。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上诉人对刘志峰、郝菲的债权并不比王哲的执行债权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第四，从一审中王哲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案涉房屋一直由刘志峰、郝菲家人居住，并未实际交付给郭大勇、赵君。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看出，《抵押说明》的出具日期为2018年10月9日。所谓的欠款事实最早发生在2014年，案涉房屋系有房产证的房屋。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抵债行为，案涉房屋的物权变更手续应当在2018年底就能办理完毕，甚至更早。可见，刘志峰、郝菲与上诉人之间始终没有就案涉房屋的抵偿达成合意，没有签订书面的抵债合同。第五，上诉人称填了转让申请表就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显然是无稽之谈。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未办理完毕，变更登记行为尚未完成，不能发生物权转移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郭大勇、赵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停止对刘志峰、郝菲的位于南阳市中州路298号房屋（证号16××39-1）的查封及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王哲诉南阳市中企助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刘志峰、郝菲、南阳蓝山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经王哲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1302民初2280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9年3月21日对刘志峰、郝菲共同所有的位于卧龙区××路××房产（房产证号为16××39）进行了保全。2019年8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1302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阳市中企助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刘志峰、郝菲、南阳蓝山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哲支付借款本金1,6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3月20日起，以1,6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对保全不服，对保全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于2019年7月22日进行了听证，并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豫1302民初2280-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本案案外人与第三人彭晓艳的借贷关系、第三人彭晓艳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的借贷关系及以房抵债的行为均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亦无法核实真伪，且房屋买卖合同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能证明双方买卖行为真实合法，未办理过户手续，不能证明该房屋系其所有。因此案外人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故案外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了案外人郭大勇、赵君的异议请求。案外人不服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1.2014年9月1日，刘志峰、郝菲出具一张1,500,000元的借据，利息为1.5‰。郝菲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显示，2013年12月31日，62220817140003****7账号汇入人民币800,000元；2014年2月19日，该账号汇入人民币700,000元；2014年8月30日，该账号先后汇入人民币280,000元、324,000元。2.2015年2月11日，刘志峰、郝菲出具一张240,000元的借据，利息为1.5‰。郝菲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显示，2015年2月11日，其尾号为0928的账户存入人民币240,000元。3.2016年7月5日，刘志峰、郝菲出具一张400,000元的借据，利息为1.5‰。2016年7月9日，赵君向郝菲尾号为0928的账户汇款人民币180,000元。4.2016年8月20日，刘志峰、郝菲出具一张200,000元的借据，利息为1.5‰。5.2016年9月1日，刘志峰、郝菲出具一张270,000元的借据，约定利息为1.5‰。刘志峰、郝菲记账账册显示：科目：彭晓燕1分五。1.2014年元月2日，借方800,000元；2.2014年9月2日，利息96,000元；3.2014年9月1日，利息及打钱合计1,500,000元；4.2015年2月11日，借240,000元；5.2015年9月1日，150万元利息已付（转账2笔，剩余19.8万打给赵君）；6.2016年2月11日，付利息：43,200元计入本金；7.2016年3月30日，付晓燕20万。（6-7）24全部付完；8.2016年6月25日，收到晓艳22万；9.2016年7月5日，收到晓艳18万。（8-9）共计40万，6.25-7.5利息300；10.2016年9月1日，150万利息27万元；11.2016年8月20日，收到晓燕20万。150+40+20+27；12.2017年6月23日，还30万；13.2017年7月17日，还30万。又查明，刘志峰出具抵押说明一份，内容为：“刘志峰所欠彭晓艳贰佰肆拾壹万捌仟元，自愿以此房产做抵押（证号16××39-1）。抵押人：刘志峰2018.10.9号”。赵君、郭大勇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刘志峰、郝菲位于南阳市××路××单元××室房产××套，以抵偿刘志峰、郝菲所欠郭大勇、赵君、彭晓艳的借款190万元（壹佰玖拾万）。落款日期：2019年3月18日”。赵君作为出租方（甲方）与承租方（乙方）刘志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将甲方位于南阳市中州路市政府家属院6号楼三单元2楼西户的房屋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19日至2021年3月19日止，房屋租金为每年人民币叁万元整，落款日期2019年3月19日。再查明，案涉房产登记所有权人及共有人为刘志峰、郝菲，房屋所有权证号：宛房权证字第16××39。2019年3月21日，刘志峰、郝菲与郭大勇、赵君以私房买卖为由就涉案房屋申请办理房地产权转移登记，南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予以受理，当日，一审法院即依法查封了案涉房产，送达回证显示：正在过户中受理中。刘志峰、郝菲与郭大勇、赵君签署的南阳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及转让申请表上显示，甲乙双方约定合同金额为100,000元。同日，刘志峰、郝菲缴纳了个人所得税9,298.56元，郭大勇、赵君缴纳了涉案房屋契税18597.1元，计税金额929855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判断案外人对涉案房产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所享有权益的状态，以及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权益等进行查明和比较，综合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本案诉讼中，案外人郭大勇、赵君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并认为其符合该条规定的四个要件。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系对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其所要保护的权益是买受人基于购买不动产之目的而成立的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所形成的针对该不动产交付及权属变动的债权。而以物抵债协议系以消灭协议当事人之间存在的金钱债务为目的，不动产交付仅系以物抵债的履行方式，并不能改变所谓的“买受人”在本质上系出卖人的普通金钱债权人的地位，这与前者规定所要保护的非金钱债权迥然不同。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买受人”，在完成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之前，仅凭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益。而如果认为此种情况下的所谓“买受人”可以排除出卖人的其他金钱债权人对抵债物的强制执行，则无异于该“买受人”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即获得了优先于出卖人的其他普通金钱债权的法律地位，使得本应处于平等受偿地位的普通债权仅因以物抵债协议的签订就产生了优先与劣后之别。因此，以物抵债关系中的债权人对于抵债物的权利，并不能够排除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案外人郭大勇、赵君与刘志峰、郝菲之间仅提供有《抵押说明》及《收条》，实质上是冲抵刘志峰、郝菲欠付郭大勇、赵君、彭晓艳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也就是说，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抵销债务，即案外人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实际上并非为购买案涉房屋，而是为了实现债务的清偿。因此，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取得案涉房屋的方式是以物抵债而不是不动产的一般买受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对刘志峰、郝菲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王哲的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其次，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并未办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因此，对案外人所主张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情形，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再次，案外人郭大勇、赵君与被执行人刘志峰及其妻子郝菲至今没有签订书面的抵债合同，在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时双方约定的合同金额仅为100000元，在郭大勇、赵君向刘志峰、郝菲出具房产收条次日，赵君即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刘志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租赁给刘志峰继续使用，租赁期限两年，案涉房屋至今仍由刘志峰、郝菲家人居住占有。据此，一审法院对案外人郭大勇、赵君与刘志峰、郝菲之间是否达成了真实的以房抵债的合意存疑。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是否登簿是不动产登记中物权变动的时间界限，在此之前的受理、缴纳税费和登记费用，以及收回不动产权证并加盖“注销”章等行为，都不能导致物权变动。本案中，案涉房屋尚未完成审核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转移登记行为尚未完成，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仅是登记机构受理了登记申请，查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在查封案涉房屋时，案外人郭大勇、赵君既没有直接占有的事实，也没有实际取得租金间接占有案涉房屋的相关证据，因此，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并未实际占有该案涉房产，亦不属于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情形。综上，案外人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郭大勇、赵君的各项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郭大勇、赵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郭大勇、赵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郭大勇、赵君的上诉请求以及王哲的答辩意见，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郭大勇、赵君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理由评述如下：首先，郭大勇、赵君、彭晓艳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的以物抵债的真实性存疑，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以物抵债协议。郭大勇、赵君提供的刘志峰出具的《抵押说明》及二人书写的《收条》可以看出，双方欲以案涉房产冲抵刘志峰、郝菲欠付郭大勇、赵君、彭晓艳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虽然郭大勇、赵君提供的收条注明“今收到刘志峰、郝菲位于南阳市××路××单元××室房产××套，以抵偿刘志峰、郝菲所欠郭大勇、赵君、彭晓艳的借款190万元（壹佰玖拾万）。落款日期：2019年3月18日”，但该收条未经公证或见证，亦无相对方刘志峰、郝菲的签字，且郭大勇、赵君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收条确实书写于2019年3月18日，该日期据人民法院对案涉房产采取保全措施的日期仅相差三天（保全日期：2019年3月21日），不能排除存在倒签的可能性。且二审庭审中，郭大勇、赵君称抵账时刘志峰、郝菲共欠三人借款数额为265万元，案涉房产抵账190万元，但双方并未对此结算后剩余部分重新出具手续，明显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其次，即使郭大勇、赵君、彭晓艳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的以物抵债是真实的，仍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抵销债务，目的是为了实现债务的清偿，并非为购买案涉房屋。郭大勇、赵君、彭晓艳与刘志峰、郝菲之间系以物抵债关系，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而设立以物抵债的目的在于消灭旧的金钱之债，以物抵债作为履行原来金钱之债的方法，其债权人享有的本质上仍然是金钱之债，其并不优先于其他金钱之债。郭大勇、赵君取得案涉房产是基于以物抵债，郭大勇、赵君对刘志峰、郝菲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王哲的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再次，郭大勇、赵君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证据不足。郭大勇、赵君称其向刘志峰、郝菲出具房款收条次日，赵君即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刘志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租赁给刘志峰继续使用，租赁期限两年。但该《房屋租赁合同》未经公证或见证，且该租赁合同签订于2019年3月19日，该日期距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保全措施的日期仅相差两天，不能排除双方存在为规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恶意串通倒签合同的可能。且在查封案涉房屋时，郭大勇、赵君既没有直接占有的事实，也没有实际取得租金间接占有案涉房屋的相关证据，因此，郭大勇、赵君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实际占有案涉房产的证据不足。综合上述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由案外人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郭大勇、赵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郭大勇、赵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00元，由郭大勇、赵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大勇审判员  张朝阳审判员  陈 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向巧巧书记员陈玫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