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45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徐秀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斌，山东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锋，山东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思目，男，197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风霞，女，197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荣，济南槐荫志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成贤，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宁，济南槐荫志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济南汇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成贤，执行董事。上诉人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思目、杨风霞、高成贤及原审第三人济南汇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弘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4民初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汇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张思目、杨风霞、高成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确立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之间建立有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同时，亦不确立汇通达公司与张思目、杨风霞之间建立有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高成贤与汇通达公司之间签订有真实的《投资合作协议书》。2019年8月26日，高成贤与汇通达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共同投资汇弘达公司，协议第三条约定，汇通达公司出资108万元，高成贤出资72万元。该投资合作协议是真实的，高成贤与刘祯祥之间工商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履行该《投资合作协议书》所签。(二)同日，高成贤向汇通达公司出具《担保函》一份，高成贤提名杨风霞为汇弘达公司总经理，并为杨风霞的履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杨风霞与高成贤在汇弘达公司具有相同的利益关系。虽然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系杨风霞代高成贤所签，但杨风霞是高成贤提名的公司总经理，高成贤出具的《担保函》也承诺对杨风霞的履职行为提供担保，杨风霞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代高成贤签字，是为履行高成贤与汇通达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书》，高成贤现否认杨风霞签字是其本人授权是为逃避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思目、高成贤、杨风霞之间具有相同的利益关系，张思目与杨风霞系夫妻，高成贤系张思目“妹夫”，三者为逃避支付股权受让价款的责任，虚假陈述，违反诉讼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仅凭张思目、高成贤、杨风霞的口头陈述，驳回汇通达公司的诉请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张思目、杨风霞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汇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高成贤辩称，高成贤未与汇通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应承担付款的义务。其他意见同张思目、杨风霞答辩意见。汇弘达公司未陈述意见。汇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思目、高成贤、杨风霞支付汇通达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08万元及利息（以108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张思目、高成贤、杨风霞赔偿经济损失10.8万元(以108万元为基数，按照10%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张思目、高成贤、杨风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通达公司以2020年6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核心证据主张权利，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为：甲、乙两方经过协商，就甲方持有的汇弘达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相关事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双方信守；一、甲方同意将其在汇弘达公司的108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二、经商定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8万元。三、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将转让价款108万元人民币，存入甲方银行账户。四、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其在汇弘达公司相应的权利、义务，由乙方享有和承继。五、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六、本协议一式四份转让两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报登记机关一份。庭审过程中，经查实该股权转让协议中“高成贤”字样并非其本人所签且高成贤不认可自己系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对于张思目提出的鉴定申请理由不充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不确立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之间建立有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同时，亦不确立汇通达公司与张思目、杨风霞之间建立有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虽然，工商登记进行了相关的变更，但仅此项证据不能必然倒推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之间法律关系的客观存在，更不能证明汇通达公司与张思目、杨风霞法律关系的客观存在。一审法院对于汇通达公司的主张应当审理确定其举证和诉求之间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而本案中，汇通达公司目前的诉求与证据不能达到证实的目的，故汇通达公司本案诉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92元，减半收取计7796元，保全费5000元，由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汇通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欲证明2019年8月26日，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汇弘达公司，注册资本180万元，汇通达公司出资108万元，高成贤出资72万元，总经理由高成贤提名，采取总经理负责制；2.高成贤出具的《担保函》一份，欲证明高成贤提名杨风霞为公司总经理，高成贤同意并保证对杨风霞的履职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张思目出具的《承诺函》一份，欲证明张思目承诺高成贤以合资公司股东身份作出的任何决定及行为均视为张思目作出。张思目进一步承诺，张思目对高成贤因违约或侵权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4.高成贤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担保函》的视频，欲证明证据1、2系高成贤本人签署；5.汇通达公司与张思目协商解决股权转让款事宜的录音，欲证明张思目授意其妹夫高成贤受让股权，签字人是其夫人杨风霞代签，张思目对欠款事实认可，并就欠款提出以货抵账的方案。张思目、杨风霞质证称，证据1签署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但该协议是为成立汇弘达公司而签署，汇弘达公司在2015年11月已经注册成立，所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证据2日期通过铅笔描写后又用签字笔书写，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同证据2的质证意见，假设是张思目本人签字，汇通达公司伪造签字时间;对证据4、5不予认可,需要庭后向当事人核实。庭后张思目提交意见称，《承诺函》上的签字是其笔迹，但签字时间不对，其在2015年和汇通达公司打算共同出资成立汇弘达公司时曾根据汇通达公司的要求签署过一批空白的文件，《承诺函》形成的时间是2015年；承诺函的内容也不属实，杨风霞在2019年2月就已担任汇弘达公司的总经理。其想不起与王志中有过录音文件上记载的谈话内容。高成贤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汇通达公司的录像显示工作人员要求高成贤空出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该协议书签订时间系汇通达公司自行填写，高成贤回忆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夏天，协议书内容也表明该协议书形成于汇弘达公司成立之前。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没有按照约定实际履行各自义务，也不能证明高成贤负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对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高成贤所签署的担保函为空白文件，担保函的内容是汇通达公司自行填写，未经高成贤确认。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显示杨风霞于2019年2月19日就已经是汇弘达公司的总经理，并非是依据高成贤的提名。该《担保函》不具备授权委托杨风霞代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权限，高成贤未授权或委托杨风霞代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对证据3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5因未提供原始载体，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思目、高成贤对汇通达公司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担保函》《承诺函》中签字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汇通达公司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认定。对于录音、录像证据，汇通达公司未提供上述证据的原始载体，张思目、高成贤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汇通达公司（甲方）与高成贤（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条公司概况汇通达公司与高成贤共同投资并共同经营的公司名称拟定为“济南汇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第三条注册资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80万元整，出资方式为货币。其中，汇通达公司出资额为108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60%，高成贤出资额为72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0%。第六条组织架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汇通达公司提名、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总经理由高成贤提名并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八条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采取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和经营团队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高成贤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汇通达公司：鉴于本担保人与贵方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据此共同投资经营汇弘达公司；鉴于本担保人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提名了杨风霞为公司总经理，杨风霞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了《公司总经理履职承诺书》。为此，本担保人同意并承诺，本担保人对杨风霞履行《公司总经理履职承诺书》向贵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担保函有效期与公司经营期限同步。特此担保。张思目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汇通达公司：鉴于高成贤与贵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据此共同经营汇弘达公司，且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提名了杨风霞为总经理，杨风霞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了《公司总经理履职承诺书》；鉴于高成贤于2019年8月26日向贵方出具了《承诺书》及《担保函》；鉴于高成贤为合资公司40%股权名义持有人，本人为该股权实际持有人。为此，本人承诺：高成贤以合资公司股东身份作出的任何决定及行为均视为本人作出。本人进一步承诺，本人对高成贤因违约或侵权而给贵方或合资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投资合作协议书》《担保函》《承诺函》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8月26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汇弘达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0日，注册资本180万元，发起人股东为张思目（认缴72万元）和汇通达公司（认缴108万元）；2017年3月27日，股东变更为汇通达公司（认缴108万元）和刘祯祥（认缴72万元）；2019年10月14日，股东变更为汇通达公司（认缴108万元）、高成贤（认缴72万元）；2020年6月29日，股东变更为高成贤，认缴出资额180万元。2019年3月4日，汇弘达公司总经理由张思目变更为杨风霞。2020年6月22日，汇通达公司出具委派书，载明：“兹委托李晓刚代表我公司全权处理汇弘达公司变更事宜，如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公司承担”。一审中，杨风霞辩称，杨风霞作为汇弘达公司的聘用总经理，按照公司的指派代替高成贤签字，属于职务行为。杨风霞自2019年初受汇弘达公司聘用任总经理职务，但仅仅是挂名总经理，没有实际参与经营。根据公司的指派，杨风霞曾于2020年6月份代高成贤签署过与汇通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曾受指派代高成贤签署过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报送银行、税务的相关文件，签字都没有经过高成贤授权，高成贤也不知道公司的任何情况。二审中，汇通达公司明确其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为受让方为高成贤的股权转让协议。高成贤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张思目依据《承诺函》对高成贤承担连带责任，杨风霞代高成贤签字，但现高成贤称未授权其代签，杨风霞本人应该承担因无权代理造成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相应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汇通达公司依据其与受让人为高成贤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但经审理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中高成贤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且高成贤对股权受让事宜不予认可，故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高成贤的真实意思表示。高成贤出具的《担保函》中也仅载明为杨风霞履行总经理职务的行为提供担保，代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非总经理职务范围，故杨风霞代签行为对高成贤不发生效力。至于汇通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亦不能证实高成贤同意受让汇通达公司涉案60%股权。汇通达公司诉请高成贤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思目的责任问题。根据汇通达公司提供的《承诺函》，其内容仅是表示张思目为高成贤持有的汇弘达公司40%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张思目亦是对高成贤行使其名下40%股权行为的承诺，与本案审理的汇通达公司转让的60%股权无关。故汇通达公司依据《承诺函》要求判令张思目与高成贤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工商登记看，杨风霞2019年3月即为汇弘达公司总经理，与《投资合作协议书》《担保函》中记载的高成贤提名杨风霞担任总经理不符，杨风霞陈述其是应汇弘达公司的要求代高成贤签名，工商登记材料中亦有汇通达公司委托李晓刚办理汇弘达公司变更事宜的委派书，故汇通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风霞是接受高成贤的委托或授权代签股权转让协议，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汇通达公司自行承担。汇通达公司要求判令杨风霞承担因无权代理造成的相应赔偿责任，本院亦不予支持。汇通达公司要求判令张思目、高成贤及杨风霞另行赔偿经济损失10.8万元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2元，由上诉人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永先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