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甘01民终9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栋，男，198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瑶，甘肃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彬，甘肃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东，男，198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云，甘肃兴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栋因与被上诉人李卫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2民初8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2民初881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将被上诉人姓名误列为“李宗林”，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错误姓名主体作出民事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有明确的被告”之起诉条件。且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亦作出“被告李宗林、真名李卫东，网名李宗林。”的事实认定，基于此，一审法院在已查明被上诉人真实主体名称应为“李卫东”而非“李宗林”之事实前提下，仍然以被告网名“李宗林”为被告主体作出判决，违反“有明确的被告”之法定起诉条件。二、一审法院在未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之前提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实际发生账务往来的期间不一致、不对应之前提下，未全面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明细，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片面地主观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一审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依法查明的事实有：“1、从2017年3月21日至4月21日，上诉人共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上诉人转款共计350万元；2、2017年1月14日至2018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及他人代付款的方式向被告转款3567750元。”。对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金额的事实，且不论转账金额是否属实，及“他人代付款”的事实是否成立，仅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出示证据证明，其二人有转账往来的时间段来看，一审法院未审查2017年1月14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上诉人是否存在向被上诉人转账的客观事实，基于上诉人主张对被上诉人部分转账金额与本案无关的理由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往来转账的时间段应早于2017年1月13日，因此，一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账期间不一致之前提下，未全面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明细，转账的事实和理由，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片面主观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一审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将案外人王立先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认定为替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之规定，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程序，结合本案，一审法院仅在一审开庭后，向案外人王立先进行书面笔录核实，但是，对于核实的内容上诉人并不知情，一审法院亦从未向上诉人告知过与案外人王立先核实的结果并能证明王立先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的事实，基于此，无论该份“笔录”是否存在，但未经庭审质证，因此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关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对单一证据证明力的认定，应作为本案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八十七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其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只要符合上述5项法律要件，即应认定为具备证据的证明力，对该份录音的证据效力予以依法认定。李卫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起诉时，被上诉人主体虽然错误写为网名，但是被上诉人的身份证号、住址均正确，一审在查清该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双方借贷关系发生时间比较早，被上诉人无法记清楚每一笔的还款金额，所以起诉后到银行查询明细，确实有2017年3月31日之前对上诉人的还款记录，双方除涉案借款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因此，2017年3月31日之前还款应当认为是对上诉人的还款，王立先对上诉人的还款既有转账明细又有说明，一审对王立先做了询问笔录，向上诉人转账100万元就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还款，证据充分。三、一审时上诉人提交了录音但并不完整，录音中未明确提到涉案借款明细约定利息，与实际还款并不对应，对录音不予认可。李志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6万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本金还请之日止按照月息2%支付借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宗林、真名李卫东，网名李宗林。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借款合同。从2017年3月21日至4月21日原告共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共计350万元。2017年1月14日至2018年12月18日，被告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及他人代替付款的方式向原告转款3567750元。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录音后，称就上述350万元借款，被告尚拖欠其剩余借款116万元，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称“2019年1月16日以后，被告尚拖欠其剩余借款1160000元”。对此，原告未提供书面欠款证据，庭审显示，一、就本诉，原、被告之间债务共计350万元，原告称被告已还款234万元，不包括案外人王立先于2017年4月11日代替被告向原告的100万，但在庭审核实证据中，原告又承认案外人王立先于2017年4月11日代替被告向原告的100万属实，后经一审法院向王立先书面笔录核实，证实案外人王立先于2017年4月11日代替被告向原告转款100万。由此，被告已向原告转款334万元。二、被告在庭审中举证证实，共计向原告转款3567750元，对其中的三笔共计7.5万元，原告并没有否认，只认为与本案无关，但原告没有提供与被告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由此，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尚欠其116万元的证据。三、关于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其内容被告不认可，在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尚欠116万的事实。故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志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0元，由原告李志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志栋提交了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证明内容：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2018年9月29日，上诉人使用其微信号×××39，向被上诉人网名“李宗林”的微信号累计转账出借人民币5万元之客观事实，证据来源：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证明目的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18年9月29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共计人民币355万元。经被上诉人李卫东当庭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一审完全存在，对于转账的客观事实庭后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庭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李卫东确实收到过上述款项，对该证据予以认可。经本院审查，该证据真实客观，与本案有关，证据来源合法，予以采信。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李志栋多次向被上诉人李卫东转账350万元，李卫东认可为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借款后，李卫东已偿还全部的借款。李志栋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规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表明，李卫东的网名为李宗林，与李志栋发生了借款行为，李卫东本人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据此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符合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关于李志栋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核证据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的错误，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出借款项，借款人李卫东庭审时对于打款凭证及数额予以认可，证据充分；对于李卫东的还款清单银行明细，李志栋均予以认可，只是对个别两笔款项认为与本案无关，但无相应证据支持。对于其中的由王立克偿还的借款不予认可是替李卫东还款，经一、二审法庭调查王立克替李卫东偿还借款。故该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志栋认为一审法院未采信录音证据的问题，经审查，该录音证据内容是否完整，李卫东不能确定，一审未采信录音证据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李志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20元，由上诉人李志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亦工审 判 员 邓代林审 判 员 徐晓曦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何卓怡书 记 员 张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