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卫红，女，197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新忠，男，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乐昌碧桂园凤仪江月二十街101座1403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勇，男，198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邓卫红因与被上诉人李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1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卫红、被上诉人李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卫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由李志勇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志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原审判决所依据的系原审通过云上法庭向案外人邹华今、吴召钦的调查询问，来证明李志勇收到的60000元是邓卫红替其儿子邹华秋入伙养发馆的出资款。但该两人并未按法律要求，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因此，该两人的调查询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原审的审判程序违法。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为邓卫红向李志勇出借的60000元并非借款，而是为邓卫红儿子邹华秋入股养发馆的出资款，但只是依据邹华秋的微信聊天记录来作出认定。并未查实李志勇所辩称的该款是出资款的事实，即李志勇所经营的养发馆有哪些投资人、总股金、各股东所占的比例份额、盈利或亏损的分配、实际经营人是谁等等作为合伙应具备的基本事项均未查实。更没有把李志勇认为系合伙人的邹华秋追加为本案诉讼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原审只凭聊天记录而作出判决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邓卫红的儿子邹华秋自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在李志勇的养发馆上班，每月也只是领取李志勇所发放的工资，没有参与李志勇所有的养发馆经营活动，对李志勇的养发馆的经营活动一概不知。而且，在邹华秋在养发馆上班之前，邓卫红就与养发馆的股东之一邹华今明确了不参与养发馆的经营活动，所出借的60000元只是给李志勇使用，邹华今也认可了邓卫红的行为。因此，邓卫红所出借的60000元并非是给养发馆的出资款，是向李志勇的出借款。综上所述，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邓卫红出借的60000元是向李志勇的出借款项，李志勇理应偿还。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邓卫红的上诉请求，并作出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李志勇答辩称：一、邓卫红主张的借款除微信转账记录外，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对其诉讼请求理应予以驳回。二、邓卫红陈述李志勇是因开设商铺经营生意需资金周转向邓卫红借款60000元整，而实际情况是邓卫红为其儿子邹华秋以60000元整获得10%股份入股，肇庆市端州区×××××叠翠名庭首层113商铺名潮生发养发馆的款项，并非邓卫红所提出的借贷关系。邓卫红儿子邹华秋从2019年×月名潮生发养发馆开业至2020年×月在店以股东之名在店工作也同样每月支取工资3500元+住宿餐费补贴620元，之后由于邓卫红儿子邹华秋个人原因不回店上班，其间李志勇也多次劝邓卫红儿子回店工作，但对方无理会。随后就收到邓卫红及儿子邹华秋多次电话与微信形式提出退回股份。本店于2019年×月开业至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故邓卫红与其儿子多次向李志勇提出退回一半股份。由于本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没有多余资金退股份，但作为合伙人也不应当在亏损其间提出退股之事。李志勇可提供邓卫红儿子邹华秋所有关于股份问题和邓卫红四笔转账款项用途。并非邓卫红所提借款不还事实，只有邓卫红陈述而不能提交其他相关借款证据，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卫红起诉李志勇偿还原本不存在的欠款是一种严重不实的诬告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请法院依法驳回邓卫红的诉讼请求。邓卫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志勇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判令李志勇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卫红主张李志勇因开设商铺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于2019年4月14日至4月16日期间向其借款60000元。邓卫红分别于2019年4月14日、4月15日、4月16日通过微信向李志勇转账20000元、2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60000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账号交易明细。邓卫红主张上述款项是应李志勇开商铺经营生意所需而出借给李志勇的，因双方有亲戚关系，没有要求李志勇出具借条和收据。李志勇确认收到该笔60000元，但辩称该款并非借款，是李志勇2019年5月在肇庆市经营端州区名潮叠翠养发馆时邓卫红提出要为其儿子邹华秋入股该养发馆的出资款，这是养发馆另外两个合伙人邹华今、吴召钦都清楚的。李志勇对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邓卫红儿子邹华秋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邹华秋分别在2019年11月17日聊天记录提到“我要退股！你退回一半股份给我”、2020年4月15日聊天记录提到“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作为股东，应该是把自己那一份先让出来处理好店里各种资金分配”、2020年6月21日聊天记录提到“我听他说就是我原本投了多少钱进去，然后你们慢慢把这笔钱退出来...”以及2020年8月10日提到“我问家里人借钱，原本打算投资10万元，当时邹金玲老公李志勇和邹金玲说10万就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大概4月份回来肇庆的时候，我母亲分三次。每次两万，一共六万……六万块钱只能拿百分之十的股份……”等内容。一审法院向邹华今、吴召钦调查询问，两人均承认李志勇收到的60000元是邓卫红替其儿子邹华秋入伙养发馆的出资款，四人没有书面的个人合伙协议。另查明，李志勇于2019年5月7日在肇庆市端州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端州区名潮叠翠养发馆，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志勇。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邓卫红主张李志勇向其借款60000元，仅提供微信转账凭证，李志勇则抗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该款系邓卫红为其儿子支付的出资款，并提交了其与邓卫红儿子邹华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涉案借款系邓卫红为其儿子转账支付的出资款，聊天记录中邓卫红儿子邹华秋多次提到退股，以及提到其母亲（即邓卫红）分三次向李志勇转账共计60000元，只能拿10%的股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志勇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邓卫红仍应就本案转账款项系借款、借贷关系成立进一步举证。邓卫红仅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交易明细，无法证明或合理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不能认定上述微信转账属于借贷性质，故邓卫红诉请要求李志勇偿还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邓卫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邓卫红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邓卫红提供了其与邹华今的通话录音以及其儿子邹华秋与李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由于股份比例发生分歧，其转给李志勇的60000元并没有为其儿子邹华秋入股李志勇、邹华今、吴召钦等人合伙经营的养发馆，应是李志勇向邓卫红的借款。李志勇质证认为该60000元就是邓卫红为其儿子邹华秋入股养发馆的出资。李志勇申请证人邹华今、吴召钦出庭作证，拟证实案涉60000元是邓卫红为其儿子邹华秋入股养发馆的出资。邓卫红对二人的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邓卫红与李志勇之间是否存在6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邓卫红仅提供微信转账记录要求李志勇偿还60000元，李志勇提出该款并非向邓卫红借款，而是邓卫红为其儿子邹华秋入股李志勇等人合伙经营的养发馆支付的出资款。从李志勇提供其与邓卫红儿子邹华秋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二审中邓卫红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看，可证实邓卫红向李志勇转账共计60000元，但是由于双方对出资与所占股份的比例存在分歧，邹华秋要求退股，双方就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二审中养发馆其他两位合伙人也出庭作证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而邓卫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60000元为借款，其提供的通话录音亦不能证实其所主张该60000元经双方协商后形成合意已转为借款的事实。因此，邓卫红与李志勇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邓卫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邓卫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新审判员  庄少山审判员  李飞洲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陈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