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39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其昌，男，195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高新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郝忠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井文，江苏理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法定代表人：孙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侠，吉林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军，男，196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侠，吉林方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其昌因与被上诉人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华制药）、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药控股）、孙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1）吉0193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其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周其昌的全部诉讼请求；1.诉讼费用由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无论是《确认函》还是《承诺书》均为单方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形成，并非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历邀约、承诺的过程中，需交易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方可成立，但周其昌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已方曾向普华制药或吉药控股作出受让股权的邀约或承诺，故本院无法认定周其昌与普华制药或吉药控股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确认函》和《承诺书》均是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就收购周其昌持有的盐城德邦仕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与周其昌达成一致意见后，由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制作并出具给周其昌的书面文件，该两份文件不是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作出的要约，而是周其昌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确认文件，载明了各方权利义务条款。因此，周其昌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之间成立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依约应向周其昌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关于《确认函》所涉内容及其证据效力。（一）《确认函》的出具背景。《确认函》是吉药控股为了顺利收购普华制药股权及资产的情况下做出的、盐城德邦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德邦仕）是普华制药的子公司，吉药控股为了避免收购普华制药股权及资产时，案外人杨威等其他股东不支持、甚至是反对，因此，吉药控股在收购杨威等股东持有的普华制药的股权时，一并与包括杨威、周其昌等在内其他所有盐城德邦仕自然人股东达成合意，同意收购杨威、周其昌等股东持有的全部盐城德邦仕的股权。（二）《确认函》证明双方达成合意且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基本内容。首先，《确认函》的内容是吉药控股法定代表人孙军与杨威、梅伟伶、周其昌等股权经过协商、并就盐城德邦仕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后，双方共同确认的结果，确认的结果包括收购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具体收购股权比例、收购价格为每股2元、收购的股权范围包括杨威、周其昌等12人、收购的主体是吉药控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等等。因此，《确认函》固然不是“不存在意思表示，不成立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要约”，但该函件内容明确、具体，足以证明双方此前经磋商后已经达成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合意。其次，从《确认函》的“确认如下事项”“本人已知悉”“亦知悉”“本人承诺”“德邦仕少数股东……按照上述价格处置股权并实际收取对价的”等表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各方就收购股权的各种条件均已确认无异议。因此，对《确认函》的证据效力的认定，不应仅从函件是单方出具的狭隘角度去理解，而应结合《确认函》的具体内容去审查和认定其已经成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吉药控股或其他第三方”的表述并非原判决所述“无明确收购周其昌所持股份的主体究竟是谁，履行收购股权义务的主体究竟是谁”。这种行文方式在司法文书写作实践中大量存在，意思明确不存歧义，即要么由吉药控股进行收购，要么由吉药控股指定的第三方进行收购，选择和决策权在吉药控股一方，这只是实际履行问题，但绝不意味着吉药控股可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义务，既不以其自身为主体受让股权，也不安排、指定其他第三方收购股权。二、关于《承诺书》所涉内容及证据效力。（一）《承诺书》的出具背景。普华制药于2019年7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周其昌等股东要求吉药控股按照《确认函》中所确认的双方合意，履行收购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吉药控股因资金紧张无力支付收购款的情况下，当时由周其昌律师与代表普华制药的董事孙军、张亮等人经过协商、并达成由普华制药加入履行收购股权义务的合意，该合意达成后，双方共同确认内容，并由普华制药将合意内容制作成《承诺书》，并在盖章后交付给周其昌，周其昌认可该内容并接收了《承诺书》的原件。（二）《承诺书》足以证明双方在《确认函》的基础上，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更进一步的合意，履行期限、受让主体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内容更为具体、更具可操作性。首先，《承诺书》的内容中包含明确的收购股权意向、收购主体、收购对象、收购标的、收购价款、逾期收购违约责任、质押担保、股转税费负担、《确认函》废止条款以及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完全体现了股权转让合同的基本要素。其次，《承诺书》是普华制药基于各方合意作出，载明共同确认的内容，条款明确、具体且可以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以上述书面文件“均为单方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形成，并非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历邀约、承诺的过程中，需交易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方可成立”等裁判理由，事实上是完成将吉药控股收购普华制药的背景下各方磋商并达成股权转让的整体事实割裂开来孤立、片面地看待，将普华制药根据各方已达成的合意作出的履行承诺，错误地理解为要约，进而作出有违事实且不公正的裁判。三、《确认函》和《承诺书》能够共同证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同意收购周其昌股权并支付价款、周其昌同意转让股权给普华制药、吉药控股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存在。首先，《确认函》和《承诺书》均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从未否认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其次，将两份文件结合来看，两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指向同一且相互印证，均在说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以某一价格收购周其昌某些股权的事项；且两份文件的产生上有因果关系，正是吉药控股无法履行在先的《确认函》后，才有普华制药后续作出《承诺书》加入履行。再者，《确认函》和《承诺书》的内容，不仅明确、具体地表达了普华制药、吉药控股收购周其昌股权的意愿，而且明确地表现出周其昌同意转让股权的意愿，《承诺书》的形成、周其昌在疫情期间地积极起诉以及《起诉状》中明确的诉讼请求等，均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因普华制药、吉药控股是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而周其昌只是个人，双方的交易地位虽然在法律上平等，但是实力上差距明显，而且从交易习惯上讲，此种情况下，应当由收购方即普华制药、吉药控股起草股权转让协议并主导股转过户等事宜；对于周其昌这样的自然人、普通的居民，更多地是关注股权价款及支付，而《确认函》和《承诺书》恰恰解决了其关注的焦点，因此，不应再苛责周其昌为何不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认定周其昌与普华制药、吉药控股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置《确认函》和《承诺书》中所体现地客观事实于不顾。且从法律意义上讲，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在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未签订书面协议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及生效。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基于双方磋商合意作出履行承诺后，现拒不履行且否认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存在，明显有悖诚信。综上，原判决不仅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判决的结果严重有违诚信原则，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支持周其昌的上诉请求。普华制药辩称，《确认函》《承诺书》均是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单方意思表示，并非是与周其昌之间达成的股权买卖合意。《确认函》《承诺书》不是定向出具给周其昌个人，仅具有一种告示性，包括周其昌在内的数个股东均可以自由处置其股权。《确认函》《承诺书》对周其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周其昌主张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履行支付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吉药控股、孙军辩称，吉药控股和孙军没有与周其昌形成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周其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普华制药立即支付周其昌股权收购价款40万元及利息1万元（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年5%的利率标准，从自2019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31日止），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3.33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年20%的标准，从2020年2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2.请求判令吉药控股、孙军对普华制药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共同的偿还责任；3.由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共同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盐城德邦仕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周其昌及普华制药均为盐城德邦仕的股东，其中周其昌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2.5%，普华制药出资2500万元，持股比例62.5%。吉药控股为普华制药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99.8746%，孙军为吉药控股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25日，孙军以吉药控股董事长身份出具《确认函》一份，该函件第3条载明：“在吉药控股收购普华制药控制权的前提下，本人承诺吉药控股或其他第三方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完成收购德邦仕少数股东及克胜药业少数股东所持有的全部德邦仕及克胜药业股权。收购前述股权的价格应为德邦仕增资相关协议及克胜药业增资相关协议所约定的价格，即以每股（每股指即第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下同）股权为人民币贰元（￥2.00元）的价格收购德邦仕少数股东所持有的德邦仕全部股权；以每股股份为人民币贰元（￥2.00元）的价格收购克胜药业少数股东所持有的克胜药业全部股权。”该《确认函》上除了孙军的签字外，还载有其他两位自然人的签字，同时加盖了盐城德邦仕及江苏普华克胜药业有限公司的公章。2019年7月30日普华制药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大意为，鉴于吉药控股法定代表人孙军2018年7月25日向盐城德邦仕及江苏普华克胜药业有限公司除普华制药之外的其他股东作出了《确认函》，《确认函》中记载的股权收购条件现已成就，普华制药在此作出承诺，承诺内容包括收购周其昌等人股权的价格、时限、利息及违约金等事项。一审法院认为，周其昌称，无论是《确认函》的作出，还是《承诺书》的出具，均形成了以周其昌为合同的其中一方，以吉药控股及普华制药为另一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但无论是《确认函》还是《承诺书》均为单方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形成，并非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历邀约、承诺的过程中，需交易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方可成立，但周其昌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已方曾向普华制药作出受让股权的邀约或承诺，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周其昌与普华制药或吉药控股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其诉请普华制药、吉药控股、孙军履行付款义务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周其昌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周其昌提交代理人赵明律师与孙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在《承诺书》出具后，上诉人的代理人于2019年8月21日通过微信回复被上诉人：上诉人接受《承诺书》中的内容，同意案涉股权转让。上诉人于2020年3月25日催促被上诉人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周其昌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为0.5%。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收购引发的纠纷，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确认函》《承诺书》是否构成有效的要约和承诺，以及案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确认函》《承诺书》对股权收购的价格、期限、违约责任等予以了明确，应当视为普华公司、吉药控股和孙军具有与周其昌订立合同的意愿，但合同的成立还需相对方即周其昌作出接受的明确意思表示。虽然周其昌主张其接收《承诺书》即视为作出了承诺，但从周其昌代理人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有部分股东在接收《承诺书》后表示不接受其中的条款，可见单纯的接收行为并不代表接受《承诺书》的约束。本案现无直接证据表明周其昌对《确认函》《承诺书》作出了有效承诺，故仅有普华公司、吉药控股和孙军的单方意思表示，案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尚未满足成立条件。周其昌主张本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已经成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明律师向孙军确认周其昌接受《承诺书》，但因《承诺书》系普华公司出具，孙军并非普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明律师向孙军进行确认的行为并不构成有效的承诺，加之赵明律师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取得有权代表周其昌作出上述承诺的授权，故2019年8月21日赵明律师与孙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不构成有效承诺。本院认为，在商事活动中当事人地位平等，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股权转让方，周其昌清楚知晓名下股权的价值，也知道如何使自身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从其委托律师参与相关活动就可见一斑。所以，周其昌上诉主张对方是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双方实力悬殊，不应对股东个人课以较重的注意义务，明显有悖事实，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其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0元，由周其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新审判员  徐 俊审判员  冯 曲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