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02民初22号原告：李卫玲，女，1970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华，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10号万乘国际601室。法定代表人：刘福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瑞，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庆丰街6号。法定代表人：张勇，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丽，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玉，系该公司员工。原告李卫玲与被告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升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豫0102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被告钰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豫01民终15820号民事裁定，以原审程序不当为由撤销本院（2020）豫0102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根据原告李卫玲申请追加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旅游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卫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华，被告钰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福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瑞，被告中铁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玉、郭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卫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钰升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依法判令被告钰升公司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9706.40元、带薪休假工资11374.35元、加班费13964.15元、补发2020年3月工资差额800元、补缴低于最低工资差额6096.44元、双倍工资30400元、节假日三倍工资26142元；3、依法判令被告中铁旅游公司应当对上述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原告与被告钰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钰升公司派遣原告到郑州车站实业总公司（现变更为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售票工作，实行综合工作制度，劳动报酬为岗位工资，并按时足额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原告养老保险基本缴费工资信息及个人参保信息查询显示从2012年1月至2016年4月，被告钰升公司没有给原告缴纳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从2012年1月至2016年3月没有缴纳失业保险，由于被告钰升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原告不能领取6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及每年至少70元的补助费用，共计11736元。根据原告的工资流水账单显示被告钰升公司给原告发放2020年3月份的工资为717.26元，应补给3月份工资差额800元（参照2020年前3个月的工资标准计算）及从2018年10月1日以后的与最低工资的差额。原告与钰升公司前后一共签订大概五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原告从2012年至2016年上班制度是上二休一、每天时间为8：00-18：00，中午无午休时间，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远远超过正常上班时间，也未获得任何加班费用，原告也从没休年休假。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向被告钰升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因不服其作出的郑中劳人仲不字[2020]075号仲裁裁决，特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公正判决。被告钰升公司辩称：一、李卫玲于2020年4月30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因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依法不成立，其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均无依据。其未以钰升公司欠付工资及其他合法事由解除劳动合同，故其提出的经济补偿金不能得到支持。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李卫玲委托律师依据上述规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向钰升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书》通知书，明显错误，该法律规定未赋予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故其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不能成立。第二、李卫玲以欠缴2012年6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社保、未获得加班报酬和年休假待遇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据此要求各项损失和经济补偿金无依据。1、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时效，其主张钰升公司向其支付欠缴的社保损失费用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李卫玲在2016年4月之前未因医疗、生育和失业等社会保险提出任何异议，其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追溯时效，钰升公司依法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卫玲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2、李卫玲无证据证明其有加班情形，其要求钰升公司支付其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加班费和节假日工资无依据。《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李卫玲执行综合工时，其上班时长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间，不存在加班情形，其未就加班事实提供任何证据。李卫玲自述其“上班时间为每天上班时间8：00-18：00，上二休一”的说法不能采信，第一该说法无有相关证据给予佐证；第二其上班时间为每天的8：30至18：00，午休时间不低于1小时，即便是上二休一的综合工作制，每月的工作时间未超过法律规定的176小时，何况《国家铁路劳动者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办法》第二条规定“铁路实行国家规定工作时间标准……但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186.6h”，因此李卫玲的工作时间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加班情形。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其所提出要求钰升公司支付其2012年至2016年的加班费，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而且李卫玲未提供加班的证据，故该请求应依法不予支持。3、李卫玲以其未依法享受年休假待遇情况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一般不跨年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带薪年休假属于福利待遇，李卫玲从未主张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因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依法不予支持，且未享受带薪年休假不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而且李卫玲在2019年和2020年均有带薪休假，其要求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无依据。李卫玲于2020年4月30日仅以上述三个理由向钰升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书》通知，但因上述理由不仅均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而且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要求2012年至2016年期间社保损失、带薪休假工资和加班费均无依据，其未以欠付工资及其他合法事由解除劳动合同，故其向钰升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不能得到支持。二、钰升公司和用工单位已按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向李卫玲支付不足最低工资差额700元和未提出诉求的四月份工资1900元，其要求补缴差额6096.44元及补缴工资差额800元无依据。李卫玲的薪酬待遇为基本工资加绩效（或提成），用工单位铁道旅游公司根据其劳动报酬标准、考勤、考核情况计算出每月应得后支付给钰升公司，钰升公司扣除后代缴个人社保部分后及时支付给李卫玲。因用工单位与第三方河南利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底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客票代售业务，用工单位向工作人员支付基本工资，利安公司根据销售情况给予工作人员支付提成，月底结算后直接将提成部分收入支付给工作人员。如基本工资加实际提成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由用工单位补足。李卫玲在疫情期间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且申请劳动仲裁，在此之前从未向钰升公司提出其工资收入低于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也未提出应付未付加班工资、年休假和节假日工资。2020年5月用工单位铁道旅游公司对所有的员工工资进行核算后将不足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给予补足，现钰升公司已将用工单位补发的工资如实支付给李卫玲，不仅不存在欠付问题，且高于国家规定的疫情期间工资标准，也高于李卫玲诉求中对3月份工资主张的标准，其诉求的工资差额计算无依据。三、李卫玲主张钰升公司向其支付因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0400元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虽然李卫玲与钰升公司订立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超过二次，但在续订劳动合同时，均主动选择了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亲笔在合同期限空白处书写了“固定”二字，足以证明其选择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与钰升公司协商一致签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违背法律规定。综上，原告李卫玲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成立，要求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和节假日工资无依据，其仅以未足额缴纳社保费、未支付加班工资和年休假工资为由解除合同，但该三个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成立，其未以欠付劳动报酬及其他法定理由解除劳动合同，故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依据，况且钰升公司和用工单位已将补差款足额支付，故原告李卫玲主张的各项赔偿均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中铁旅游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同被答辩人之间是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不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被答辩人的损失（假使存在）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认定劳务派遣一般按照以下标准：一是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二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由劳务派遣单位直接支付；三是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四是劳动者依据其与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劳务派遣合同在用工单位工作。本案中，被答辩人同本案另一被告钰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郑州车站实业开发总公司（已注销）、答辩人处从事售票工作。答辩人自2016年1月1日起同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共签订了五份劳务派遣协议，该五份派遣协议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答辩人依据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按时支付劳务费用，被答辩人的工资、社会保险等费用由河升公司承担，且被答辩人提供的银行工资流水、参保人员信息查询单显示信息同合同约定一致，由于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诉状中所列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被答辩人的各项诉讼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补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被答辩人以“钰升公司在2016年4月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报酬、未支付年休假待遇”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铁路工作的特殊性，被答辩人工作适用做一休一、做二休一、做五休二式工作制度，结合答辩人提供的被答辩人考勤表及被答辩人在本案开庭时的陈述，均可得出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工作时不存在加班情形，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被答辩人在家备班期间，答辩人仍然按照月1900月的工资标准按时为其发放劳务报酬，被答辩人实际享受的年假待遇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即使有个别月份答辩人支付的劳务报酬低于郑州市最低1900元的月工资标准，在答辩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立即将差额部分予以补发，截止本案诉讼前，被答辩人工资差额部分已全部补发到位，答辩人种种行为均显示出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社会担当。三、对于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同钰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用工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答辩人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给被答辩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就诉讼中各项损失同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李卫玲与被告钰升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22日、2011年12月29日、2014年1月1日、2015年1月7日、2017年1月7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28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各一份，上述七份合同均具备的条款为：被告钰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甲方）、原告李卫玲作为劳动者（乙方），劳动合同期限种类均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事售票员工作，甲乙双方按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上述七份合同的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1年3月22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7日至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7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工作地点除2011年3月22日、2011年12月29日、2014年1月1日合同约定为甲方派遣乙方到郑州车站实业开发总公司，其他四份合同均未对工作地点和地域项目明确约定；工作时间均为综合工作制；劳动报酬除2018年12月28日所签合同约定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外，2011年3月22日、2011年12月29日约定乙方的劳动报酬应为不低于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018年12月28日约定的乙方劳动报酬应为基本工资+绩效，2014年1月1日、2015年1月7日、2017年1月7日、2018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书均约定为岗位工资；案涉七份劳动合同就合同终止、解除、续签、经济补偿约定，其中2011年3月22日、2011年12月29日、2014年1月1日劳动合同约定“甲、乙双方解除、终止、续订劳动合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及当地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甲方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时，为乙方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乙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015年1月7日、2017年1月7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28日的劳动合同书中均约定“第十一条甲、乙双方如需提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须办理以下流程：1、在试用期内须提前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2、试用期满在合同期内，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以下两条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后，方可解除合同。第十二条如双方需要，可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协商续签劳动合同，乙方需在接到甲方续签合同通知五日内，到甲方办理相关续签手续，否则视为乙方主动放弃续签劳动合同，合同终止；如合同期已满，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合同自行终止。若乙方从事的有关工作和业务尚未结束，则合同应顺延至有关工作业务结束。第十三条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甲方有关规定及按照本合同约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涉的七份劳动合同中其他约定，其中2011年3月22日、2011年12月29日劳动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乙方辞职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待甲方同意后可解除劳动合同。”2014年1月1日劳动合同中未进行约定，2015年1月7日、2017年1月7日、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28日劳动合同中其他约定“第十四条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与相关证明，并如实填写《员工登记表》，否则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同。第十五条甲方有权对公司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修改后的内容对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第十六条甲方可以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工作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地点、岗位职责和工作范围，劳动报酬等事项也将做出相应调整。乙方愿意服从甲方的安排。第十七条甲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进行工作绩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甲方有权解除或终止本合同。第十八条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乙方应按照离职制度管理办法办理离职手续，否则甲方有权扣除或拒绝支付乙方劳动报酬。第十九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7年1月7日的劳动合同中载明“本劳动合同到期后，若双方无异议，本劳动合同自动顺延一年期限。”诉讼中，被告钰升公司认可原告被先后派遣至用工单位郑州车站实业开发总公司、中铁旅游公司从事售票工作。2018年1月12日，郑州车站实业开发总公司被注销法人资格。中铁旅游公司作为甲方、钰升公司作为乙方，分别于2016年2月5日、2017年2月22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12月28日、2020年3月25日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其中2016年2月5日、2017年2月22日《劳务派遣协议》约定“被派遣的劳动者劳务费，依据本协议附件4（岗位及工资待遇，含社会保险费用）确定劳务费。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按照规定应当由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由双方核定按月结算，甲方在确认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支付。甲方因工作需要安排乙方被派遣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或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征得员工的同意，并应当依法安排调休或通过乙方向其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加班费。”2018年7月6日《劳务派遣协议》约定“被派遣劳动者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工作时间、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执行国家和甲方有关规定，甲方依据《劳动法》安排被派遣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或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依法安排调休或通过乙方支付加班费。劳务派遣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工作量核算（具体人员名单和费用标准可以附件形式约定）。（二）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用：依照社会统筹规定缴纳。（三）劳动派遣服务费，标准为30元/人*月。以下费用标准均含增值税。甲方应根据被派遣劳动者人数、劳动报酬标准和对被派遣劳动者的考勤、考核情况，按月向乙方支付劳务派遣费用。甲方应于每月15日前将上月相关费用统计汇总，经乙方核对签订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将相关费用汇至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应在下次核算费用时将上次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相关费用证明提交甲方，如甲方发现乙方存在拖欠、克扣被派遣劳动者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等行为的，甲方有权停止支付相应费用。”2018年12月28日《劳务派遣协议》约定“被派遣劳动者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工作时间、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执行国家和甲方有关规定，甲方依据《劳动法》安排被派遣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或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依法安排调休或通过乙方支付加班费。劳务派遣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甲方每月实际到岗人数及具体工作岗位据实结算（具体人员名单和费用标准可以附件形式约定）。（二）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郑州市相关规定据实结算。（三）劳动派遣服务费，标准为30元/人*月。以下费用标准均含增值税。”2020年3月25日《劳务派遣协议》约定“被派遣劳动者在甲方工作期间的工作时间、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执行国家和甲方有关规定，甲方依据《劳动法》安排被派遣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或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依法安排调休或通过乙方支付加班费。劳务派遣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甲方每月实际到岗人数及具体工作岗位据实结算（底薪+售票张数提成0.3元）（具体人员名单和费用标准可以附件形式约定）。（二）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郑州市相关规定据实结算（每年7月根据个人收入进行调整）。（三）劳动派遣服务费，标准为30元/人*月。以上费用标准均含增值税。其他同2018年7月6日《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内容。”该附件1劳务派遣者基本信息名册显示原告李卫玲岗位售票员，底薪1800元。被告中铁旅游公司（作为甲方）与河南利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9年12月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为壹年，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到期后，双方若无异议，可续签合作协议。乙方承担甲乙双方存在劳务合作关系的火车票代售处的员工工资、社保费用、装修费用、房租、网络通道费、水费、电费、空调制冷费、取暖费、电话费等经营费用。负责接送电子票卷及票款的安全。”双方于2019年12月31日签订《火车票代售处劳务协议》。根据原告李卫玲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被告钰升公司和中铁旅游公司提交的原告工资结算表，原告的工资系当月发上月的工资，原告李卫玲在被告中铁旅游公司工作期间考勤、考核后的应发工资（含钰升公司代扣代缴个人应缴纳社会保险费）如下：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分别为1872元、1869元、1854元，2019年1月1814元，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均为1800元，2020年4月1000元，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被告中铁旅游公司的售票合作单位河南利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公司）代为向原告另行支付考核工资930元、491元、864.50元、1445.50元、1525元、1612元、1587.87元、1266.39元、1648.83元、1433.52元、1043.87元、300元、229.02元、788元，被告钰升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原告补发2020年4月最低工资1900元（含代扣代缴的个人社会保险费282.74元）及自2018年10月至2020年4月不足最低工资差额700元。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委托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向钰升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载明“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接受李卫玲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就贵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未向我委托人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正式函告如下：根据我委托人提供的：1、《劳动合同书》复印件；2、我委托人的工资流水；3、我委托人的社会保险缴纳单；可确定以下事实：1、我委托人自2011年3月份至今向贵公司提供劳动；2、贵公司在2012年1月-2016年4月未足额缴纳我委托人社会保险（期间仅缴纳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均未缴纳）；3、我委托人在提供劳动期间存在加班未获得加班报酬情况；4、我委托人在提供劳动期间存在不能依法享受年假待遇情况。根据上述合同履行相关资料和已确认事实可知：贵方行为已严重违反劳动法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等相关法律，我委托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贵方支付经济补偿金，支付加班报酬、未休年假补偿金等费用。”2020年5月13日，原告李卫玲向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仲裁申请没有明确的事实理由为由作出郑中劳人仲不字[2020]07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原告李卫玲与被告钰升公司共签订七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李卫玲继续在岗工作，因疫情防控原因双方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被告钰升公司在复工复产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原告李卫玲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李卫玲未予签订且不再到岗，并于2020年4月30日向被告钰升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该解除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钰升公司、中铁旅游公司亦按全勤向原告支付了2020年4月份的工资，故原告主张确认其与被告钰升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支付加班费13964.15元、节假日三倍工资26142元，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诉讼中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被安排加班的事实，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其加班事实的证据，由于原告从事的是售票点的售票工作，执行综合工时制度，其工休制度包含上班一天、休息一天和每周值班五天、休息两天。结合铁道部门售票工作特性，参考售票点服务行业工作强度、值班规律及售票计件提成的工作内容，本院对于原告主张支付加班费13964.15元、节假日三倍工资26142元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支付带薪休假工资11374.35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主张自2012年至2018年期间未休年休假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钰升公司和中铁旅游公司已举证证明原告李卫玲已于2019年2月休假12天，因疫情原因原告在2020年1、2、3月均有休假，已享受带薪年休假，故原告此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补发2020年3月工资差额800元、补缴低于最低工资差额6096.44元，本院认为，被告钰升公司、中铁旅游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中劳务派遣者基本信息名册显示原告李卫玲岗位售票员底薪1800元，被告中铁旅游公司提供的《客票服务分公司绩效考核办法》中对于派遣工人员工资考核标准为底薪1800元+提成（实际售票张数×0.3元），原告李卫玲于2020年4月所发的其2020年3月的应发工资为1000元（717.26元+代扣代缴的个人社保费282.74元）不足约定的底薪1800元，被告钰升公司应补发2020年3月工资800元。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一项保障标准，是指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而最低工资标准是应发工资，即劳动者在提供了正常劳动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提成等，原告李卫玲（含利安公司所发提成在内）不足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900元的月份有：2018年10月（差额28元）、2018年11月（差额31元）、2018年12月（差额46元）、2019年1月（差额86元）、2019年2月（差额100元），经核算工资差额共计291元（28元+31元+46元+86元+100元），故被告钰升公司应支付原告2020年3月工资差额800元、最低工资差额291元、2020年4月工资1900元，共计2991元，由于被告钰升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原告李卫玲已补发2600元（含2020年4月份全勤工资1900元在内），折抵后，被告钰升公司仍应支付原告李卫玲工资差额391元（2991元-2600元），原告主张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支付经济补偿金19706.40元，本院认为，因疫情防控原因原告与被告钰升公司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未能及时续签劳动合同，被告钰升公司在复工复产合理期间内于2020年4月23日通知原告续签劳动合同，原告未续签并于2020年4月27日未到岗上班，原告李卫玲委托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30日以被告钰升公司未足额及时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报酬、未提供年假待遇等事由发出《解除通知》，并未以钰升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作为其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事由，且原、被告均认可自2016年4月起钰升公司已为原告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本案亦不存在被告钰升公司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未支付加班报酬、未提供年休假待遇情形；退一步讲即便被告钰升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因在于疫情防控，在被告经营效益严重受损情况下仍为原告发放部分工资，且被告钰升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向原告李卫玲已补发2600元，双方仅对数额计算存在争议，被告钰升公司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克扣和故意拖欠工资的行为，故对于原告主张支付经济补偿金19706.4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双倍工资30400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情形外，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与被告钰升公司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被告钰升公司应当同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原告李卫玲与被告钰升公司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原告李卫玲与被告钰升公司签订的七份劳动合同均显示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原告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李卫玲与被告钰升公司就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达成合意且已实际履行，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在合同到期后要求钰升公司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卫玲与被告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二、被告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卫玲工资差额391元，被告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卫玲的其他及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被告河南钰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被告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慧娟人民陪审员  何 丽人民陪审员  王美玲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