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2民终1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四会市名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四会市×××××××××××。法定代表人：陈言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文霞，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绮雯，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川狼五金制品厂，住所地中山市××××××××××××之一。法定代表人：杨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6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玲，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志丽，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会市名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川狼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川狼公司）、杨某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20）粤1284民初3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名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文霞、川狼公司及杨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名辉公司上诉请求：1.撒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名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杨某1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存续多年，名辉公司一直以来向川狼公司供货，在（2019）粤1284民初3307号案（以下简称3307号案）开庭时川狼公司的代理人已确认2018年底前与名辉公司货款已结清。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案外人孙光云没有任何关系，3307号案所涉的合伙关系生产场地是仁化县合泰铝制品有限公司，因3307号案所涉的合伙关系供货给川狼公司的是仁化县合泰铝制品有限公司或合伙人之一孙光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却不能以此否定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之间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川狼公司明确收到货物，且川狼公司确认向名辉公司支付过两笔货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认定不能证明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一审法院不应在本案中引用3307号判决书中认定的川狼公司确认的事实，川狼公司单方确认的事实只能对其本身有效，不能约束名辉公司。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了名辉公司质证与再举证的权利。一审判决中提到了一审法院就交易主体的问题向案外人孙光云进行了调查核实，但是孙光云并没有出庭作证，而且其证言也没有经过名辉公司的质证，一审法院单独对孙光云取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孙光云的证言就认定孙光云是买卖合同的主体，送货单上有明确的卖方姓名，且所有的《送货单》原件均在名辉公司手上，孙光云也从未向名辉公司支付过货款，就算孙光云与本案存在联系，也只是中间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川狼公司、杨某1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的3307号的生效判决已经查明案涉3张《送货单》的交易主体是孙光云与川狼公司，且该判决要求孙光云向川狼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给川狼公司，这意味着川狼公司已经将案涉的货款支付给了孙光云，名辉公司未在法定时间内上诉，视为对上述事实的确认，在该案中如果名辉公司要追讨案涉三张《送货单》的货款，其应向孙光云追收，而非川狼公司。二、川狼公司已经提交孙光云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孙光云以个人名义与川狼公司进行交易往来并收取款项。名辉公司已经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且孙光云本人在一审中也到庭当面进行了陈述。三、孙光云于2018年4月30日从名辉公司离职，其在职期间与川狼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川狼公司转账到名辉公司账户上的货款与实际收货量无法对应，川狼公司准备另案追讨向名辉公司多支付的货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名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川狼公司、杨某1清偿货款484460.7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本金484460.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加收50%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名辉公司、杨某1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名辉公司主张与川狼公司、杨某1存在业务往来,由名辉公司向川狼公司、杨某1供应铝材。为此,名辉公司提供的3张送货单显示：2019年1月7日、2019年1月18日、2019年2月18日分别向川狼公司、杨某1提供铝锭，数量及金额分别为32210kg、383299元；33550kg、399245元；19830kg、235977元，上述货款总金额为1018521元。名辉公司提供的证据中一张日期为2019年2月18日的过磅单（第三联客户留存）客户名称一栏“孙光云”。庭审中，川狼公司、杨某1确认收取上述货物，但不确认与名辉公司存在交易及欠名辉公司货款。川狼公司主张川狼公司、杨某1系与案外人孙光云进行交易，货款是与孙光云结算，并提供了孙光云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已经生效的（2019）粤1284民初3307号裁判文书。2019年川狼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名辉公司、石维秀、孙光云、仁化县合泰铝制品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081451.12元及利息，后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1284民初3307号判决书，认定案涉交易系孙光云以其个人名义与川狼公司发生交易，判决孙光云向川狼公司返还货款1081451.12元及利息，驳回川狼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就交易主体的问题向案外人孙光云进行了调查核实,孙光云称其曾系名辉公司的厂长，2018年5月离职后以其自己的名义向川狼公司、杨某1供货，从名辉公司处调货，从中赚取差价。另外，一审法院根据名辉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2020）粤1284民初3866号裁定，冻结川狼公司、杨某1银行账户内存款限额500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由于案涉买卖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名辉公司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只提供了送货单,但送货单属于间接证据,间接证据与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关系是间接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的事实，故需根据交易习惯及已经查明的案情综合推断本案的交易主体。首先，案外人孙光云曾系名辉公司的厂长，案涉交易产生于孙光云从名辉公司离职后。川狼公司主张其一直以来均系与案外人孙光云进行业务对接。名辉公司主张案涉的交易系其法定代表人与川狼公司进行联系，对此川狼公司不予确认。而名辉公司并未提供双方订立买卖关系的缔约过程的证据。其次，根据送货单显示案涉的货款总金额为1018521元，名辉公司主张尚欠货款484460.7元。川狼公司主张川狼公司与孙光云对账，货款亦是汇入案外人孙光云指定的账户。名辉公司并未提供双方对账结算的证据。对于收取货款方式，名辉公司仅在庭审中确认货款是汇入公账。最后，根据已经生效的3307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川狼公司确认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收到名辉公司实际送货价值1018521元；收到合泰公司实际送货价值1848084.2元；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3月8日其向名辉公司转款共计1341005元；向合泰公司转款共计2980201.02元。川狼公司虽然收取了名辉公司的铝材，但川狼公司一直系与案外人孙光云对接业务、结算，一审法院3307号判决书，认为该案所涉交易系孙光云以其个人名义与川狼公司发生交易存在高度可能性。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名辉公司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只提供了送货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名辉公司发生买卖交易的主体是川狼公司,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名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283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7303元，由名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名辉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送货单、称量单，反映名辉公司自2016年11月23日至2018年4月28日期间先后向川狼公司送货（铝锭）15次，合计金额为3763078元，拟证明名辉公司自2016年起与川狼公司存在铝锭买卖合同关系；2.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书及证明书（川狼公司在3307号案提交的证据）反映川狼公司自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7日通过其自有银行转账或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向名辉公司转账支付铝锭货款，拟证明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存在铝锭买卖合同关系；3.3307号案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石维秀的账户实际由孙光云支配；4.3307号案中川狼公司、杨某1提供的部分收据，拟证明转入石维秀账户的款项均由仁化县铝制品有限公司盖章出具收据给川狼公司、杨某1，该部分款项与本案名辉公司及石维秀均无关；5.3307号案一审法院向农业银行调取的证据，反映石维秀银行卡取现使用地点均是韶关辖区内，不是石维秀本人所在四会市大沙镇，拟证明该银行卡根本并非由石维秀本人支配使用。川狼公司及杨某1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对关联性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川狼公司、杨某1提交证据如下：1.川狼公司在3307号案提交的证据欠条，拟证明案涉3张价值为1018521元的送货单在该案中已作扣减结算，一审法院并判决孙光云返还多付的108145.12元货款给川狼公司，即川狼公司已经涉案货款1081521元支付给孙光云了。2.案外人仁化县合泰公司在3307号案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名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言强、案外人孙光云、仁化县合泰公司股东刘小林及员工等5人组成合泰铝制品厂微信聊天群。其中2018年12月6日陈言强在微信群发出“耐正什么时候付款”，孙光云回应“十天”。刘小林在微信群发出“志豪五金”定位图片及“单价12100”。2018年12月17日，刘小林在微信群发出“中山市聚丰灯饰配件厂”定位及“明天下2左右到”“单价12.05”。仁化县合泰公司另一员工在微信群发出“15号地磅”。2018年12月18日12时28分，陈言强回复“好收到”。2018年12月27日12时28分，陈言强发出“铝收款账号：罗新华，农业银行南海大沥支行”。同日13时45分，孙光云发出“铝锭送聚丰单价12050送半车剩下卸川狼单价11900”“先卸聚丰”。同日16时46分孙光云发出“做烟罩旋风冷确塔订金55000元”“名字韦广省”。2019年1月6日，陈言强发出“更正弼鑫：废铝135517.63公斤×11.5=1558452.75”“税点10.3计”。孙光云回复“开票资料”。陈言强发出“每转一笔请算好，重量×单位=金额”，孙光云回复“好”。2019年3月11日，陈言强发出“单位9500”“汇弼鑫”，孙光云回复“好的”。拟证明仁化县合泰公司接受名辉及孙光云指示向其下游客户（如川狼公司）送货。3.仁化县合泰铝制品厂的送货单（2019年4月13日对账单上列明的送货日期对应的送货单），4.付款明细、结算明细、金额结算对账单，拟证明川狼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及2019年1月16日向孙光云分别预付200吨铝锭，从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止，川狼公司少付了孙光云货款784613.5237元，折算成铝锭就是66.60556229吨。孙光云还差91.804吨铝锭，按照11780元/吨来算，孙光云确认尚欠川狼公司1081451.12元。名辉公司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孙光云所做，只能对孙光云有约束力，也不清楚孙光云与川狼公司、杨某1是何种关系，即使孙光云与川狼公司、杨某1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杨某1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于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川狼公司对名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名辉公司对川狼公司提交的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欠条、送货单、付款明细、结算明细、金额结算对账单均为已生效的3307号案判决确认合法，且名辉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名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言强也系该微信群成员，持有该微信聊天内容，但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名辉公司否认真实性不予采信。对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的内容，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一并论述。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名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言强、案外人孙光云、仁化县合泰公司股东刘小林及员工等5人通过“合泰铝制品厂”微信聊天群沟通、交流铝锭交易单价、送货、收款等事宜。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的（2019）粤1284民初3307号判决查明认定事实：川狼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通过甬盛公司的银行账号向名辉公司转账486005元，于2019年1月7日通过林可公司的银行账号向名辉公司转账155000元；川狼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通过银行账号向石维秀（名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言强的配偶）银行账号转账700000元。同时，该判决认为该案所涉的交易主体为川狼公司与孙光云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名辉公司的上诉意见，川狼公司、杨某1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川狼公司应否向名辉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针对争议焦点，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名辉公司主张其与川狼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应当由名辉公司承担该举证责任。但名辉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过磅单属于间接证据，单独一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形成证据链条才能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二审期间，名辉公司虽提交了送货单、称量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书及证明书证明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自2016年11月起至2018年4月28日间，名辉公司以先送货后结算付款的交易方式向川狼公司销售铝锭。但该证据反映孙光云尚在名辉公司任职厂长期间双方的交易方式，不能排除川狼公司基于其与孙光云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根据孙光云的指示接收名辉公司交付的铝锭，即不能依据送货单及2018年4月前的交易方式直接证明名辉公司向川狼公司销售案涉铝锭，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名辉公司提交过磅单（2019年2月18日）在客户名称栏内记载有“孙光云”，反映该铝锭与孙光云有关联。名辉公司否认案涉铝锭与孙光云有关联，但对该记载内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三）孙光云于2020年10月20日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确认案涉铝锭由川狼公司向其预付款后，由其安排名辉公司或仁化县合泰铝制品有限公司向川狼公司送货。孙光云在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也称，其从名辉公司离职后“从名辉公司那里拿货卖给川狼公司赚取差价”“案涉3笔货款应该由我来偿还给原告（名辉公司）”。（四）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名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言强与孙光云合作经销铝锭。首先，陈言强、孙光云及刘小林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涉及铝锭单价、送货时间、送货地址、收款账户、税点等内容，证明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间孙光云仍与名辉公司合作经销铝锭。其次，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孙光云负责与下游客户接触，商洽确定铝锭单价、数量及等事实，名辉公司负责提供资金及组织供货。如2018年12月27日13时45分，孙光云在微信聊天群发出“铝锭送聚丰单价12050送半车剩下卸川狼单价11900”“先卸聚丰”。证明名辉公司、孙光云合作经销铝锭期间曾向川狼公司销售铝锭，且由孙光云确定向川狼公司送货的数量及交易单价。（五）名辉公司在一审庭审期间称案涉3笔铝锭销售业务“由法定代表人陈言强与对方杨洪进行联系”，结合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存在业务来往基础，按常理双方业务来往应会采取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简便、快捷的方式商洽，不可能每次都见面商定。案涉铝锭涉及3次送货，按常理不可能均都由双方见会面商定，如果案涉铝锭交易由陈言强与杨洪商洽应形成通话清单记录或相应电子证据，但名辉公司没有提供陈言强与杨洪沟通联系业务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任何证据，故不足以证实案涉铝锭由陈言强与川狼公司商洽交易。（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3307号判决已确认，该案所涉的交易主体为川狼公司与孙光云具有高度可能性。即在名辉公司与孙光云合作经销铝锭期间，孙光云以个人名义向川狼公司销售铝锭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名辉公司未能提交证明双方就销售案涉铝锭订立买卖合同的相关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名辉公司曾与孙光云合作经销铝锭，并以孙光云名义向川狼公司经销铝锭。名辉公司提交3张铝锭送货单所记载的日期均发生在名辉公司与孙光云合作经销铝锭期间，故该送货单不足以证实名辉公司与川狼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名辉公司就案涉铝锭主张其与川狼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请求川狼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会市名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66.91元，由四会市名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振伟审 判 员 梁碧媛审 判 员 何 桑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肖荣健书 记 员 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