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国强，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道林，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娟，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旭东，男，197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国强、上诉人杜道林与被上诉人李旭东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杜道林、李旭东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杜道林的保证责任认定有误、缺乏证据支持。本案中，李旭东向邵国强出具的借条上，有杜道林亲笔写的“担保人：杜道林”，经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平中心）鉴定，确认其上的“担保人”字样系由杜道林书写，杜道林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其陈述并不足以推翻鉴定结论，且鉴定结论并不存在法定的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担保人”字样是由杜道林本人所签。在庭审过程中，杜道林也自认借条上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但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杜道林为保证人，缺乏事实调查，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担保人”，首先邵国强与李旭东并不熟悉，两人之间的交往均通过杜道林，与李旭东发生借贷关系也完全是因为邵国强与杜道林同属中石化股份公司且认识已久，否则邵国强不会借款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而杜道林庭审所述邵国强与李旭东之间的借贷与他无关完全是不可能的。其次，杜道林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于担保人应承担的义务应有足够的认知，其所作出的民事行为完全有效，且李旭东出具借条时三方均在场，并不存在任何外力因素介入，强迫杜道林签字，所以杜道林庭审所述“抹不开面子”的情形完全不存在，也不是认定保证责任无效的法定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存在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通过杜道林、李旭东陈述就认定杜道林为一般保证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忽视事实证据。根据法律规定，杜道林明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对于本金认定适用法律不当，缺乏证据支持。邵国强与李旭东在借贷关系成立时已约定先息后本的清偿方式，现阶段借贷合同一般也是先息后本的交易方式，为行业交易习惯，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杜道林辩称：不同意邵国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担保人”三个字并非杜道林书写的，杜道林仅是介绍邵国强和李旭东认识的中间人，从未有作为担保人的意思表示，请法院驳回邵国强的上诉请求。李旭东辩称：不同意邵国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借条上“担保人”三字并非杜道林本人所签的，不认可鉴定结论，认可一审认定杜道林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论述。李旭东与邵国强约定还款顺序是先本后息，已经偿还了借款本金110万元，只欠75万元，邵国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杜道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借条上“担保人”三字并非杜道林本人所签；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邵国强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依据天平中心出具的“北天司鉴【2019】文鉴第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上“担保人”三字确系杜道林本人所签，并不同意杜道林的重新鉴定申请，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原审判决已确认杜道林在借条上的签名无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但是原审判决没有认定借条上“担保人”三字并非上诉人杜道林本人所签。原审判决错误的采信了天平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借条中“担保人”三字系杜道林本人所签，理据不足。（一）原审的庭审情况。原审庭审中，杜道林聘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与鉴定人两次当庭质证，专家辅助人就笔迹鉴定的专业问题指出多处问题，原审法院应当再次进行笔迹鉴定。两次庭审中，专家辅助人对“担保人”三个字从检材到样本之间仔细比对，指出两者之间的相同特征只有4个，不同特征有14个，检材和样本相同特征价值较低，不能作为判断笔迹同一性的依据；同时，“担保人”三个字与“杜道林”三个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两者墨迹浓淡程度、书写速度、风格均不同，不是同一人书写。（二）笔迹鉴定的关键在于确定字迹的笔迹特征。基本流程为“比对、分析检材和样本之间的相同或不同笔迹特征，在相同或不同笔迹特征明确的情况下，确定相同或不同笔迹特征的价值，对笔迹特征进行综合评断，并在评断基础上出具鉴定意见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笔迹鉴定规则进行了明确规定，鉴定机构应当严格依据该规范进行鉴定。本案中，专家辅助人在庭审中明确指出了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所用的鉴定方法缺乏科学合理性，确定的相同笔迹特征不准确、不全面，鉴定已经极不充分，严重违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但原审法院没能认定这一事实，对此重新鉴定。二、原审判决未能进行再次笔迹鉴定属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符合重新鉴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不予准许杜道林的重新鉴定申请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天平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符合《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其所确定的检材和样本相同特征价值较低，不能作为判断笔迹同一性的依据。借条上“担保人”三字确实并非杜道林本人所签，原审法院认定“担保人”为杜道林所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未能重新鉴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依法重新认定事实，依法确认借条上“担保人”三字并非杜道林本人所签，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邵国强辩称：不同意杜道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天平中心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选定的专业鉴定机构，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鉴定结论，本案不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请法院驳回杜道林的上诉请求。李旭东辩称：同意杜道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邵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判令李旭东返还邵国强借款本金185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其中85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26日计算至2020年11月13日，1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5日计算至2020年11月13日）；2．判令杜道林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6月间，李旭东向邵国强共计借款185万元，分别为：5月26日，李旭东借款85万元；6月5日，李旭东借款100万元。2014年10月27日，李旭东向邵国强出具借条（以下称原借条），载明：今借到邵国强现金贰佰肆拾伍万元整（??245万元），借期为2014年10月27日，借款人：李旭东。2014年至2015年，李旭东陆续向邵国强还款56万元，分别为：2014年12月25日，李旭东还款6万元；2015年2月12日，李旭东还款40万元；2015年11月4日，李旭东还款10万元。2015年12月2日，李旭东在原借条的文字内容后续签：其中壹佰万元整从2015年11月27日起按月息3分支付。同日，李旭东另向邵国强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邵国强现金伍拾伍万元整（??55万元），此款用于工地资周转。2016年3月17日，李旭东通过案外人曾孝珍的银行账户向邵国强还款44万元。原审期间，邵国强曾于2017年10月24日庭审时认可李旭东共计还款110万元，于2018年6月21日谈话笔录中称所还的110万元中有10万元是2016年间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偿还的；本案审理期间，邵国强称李旭东仅还款100万元，并无以现金还款的情况。庭审中，邵国强提交原借条，证明杜道林以担保人的身份对李旭东的债务签字确认，应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旭东认可欠款事实，但称其中的利息与杜道林无关；杜道林认可该欠条中其签名确为本人所签，但称“担保人”三字并非本人所签，是他人后加的。经核，原欠条显示，杜道林签名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7日，杜道林姓名前方偏左上的位置写有“担保人：”字样。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杜道林申请，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天平中心对原欠条中“担保人”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天平中心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北天司鉴[19]文鉴第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原借条中“担保人”笔迹与样本上相同字的笔记是同一个人书写。邵国强认可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杜道林、李旭东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庭审中，杜道林申请案外人邹明理作为专业知识人员对北天司鉴[2019］文鉴第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意见。邹明理认为天平中心所采用的鉴定方法缺乏科学合理性，对采用的具体比较检验方法未作说明；所确定的相同笔迹特征不准确、不全面，对检材与样本存在的大量不同特征视而不见；鉴定依据不充分，违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要求。邵国强对邹明理的意见不认可，认为其对相关问题的陈述缺乏逻辑、思维混乱、逻辑不清；杜道林、李旭东对邹明理的意见予以认可。杜道林另申请对原欠条中“担保人”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进行重新鉴定，因原鉴定意见书并不存在法定的重新鉴定情形，法院对杜道林的申请不予准许。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李旭东陈述如下：我早年就认识杜道林，后通过杜道林认识了邵国强；后来我因为一个项目缺资金，向邵国强借钱，邵国强借给我钱后心里不踏实，就告诉了杜道林。后来因为还不上钱，邵国强让我找杜道林，我没找，他就自己找了杜道林，把我约到杜道林办公室，让杜道林劝我还钱。杜道林的办公室在东二环的中石化楼上，具体楼层记不清了，我只去过那一次。当天邵国强让杜道林给他做担保，杜道林不同意，因为借钱的时候杜道林没有担保，现在我还不上钱了让他担保，谁也不会答应，所以杜道林就没同意。杜道林的名字最后是怎么签到借条上去的我记不清了，我那天好像先走了，不记得杜道林在条上签过字，那天直到我走杜道林都没同意作担保。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杜道林陈述如下：我先认识的李旭东，邵国强是我们下属单位的驻京办主任；李旭东自己做生意，有钱想投资，因为邵国强自己跟别人合伙开厂子，我就介绍李旭东和邵国强认识了。李旭东向邵国强借钱的事我不知道，应该是李旭东借邵国强第一笔钱还没还上又想借第二笔的时候，邵国强给我打电话，问李旭东到底能不能还钱，我说李旭东有工程，应该能还上；他给我打电话应该就是问问我李旭东的还款能力，因为他认为是我给他介绍的李旭东。后来李旭东还不上钱，邵国强就叫着李旭东来我办公室说还钱的事，邵国强觉得我让李旭东还钱李旭东能听我的。之所以在我办公室谈，因为他们俩之前都经常来我办公室，李旭东经常来我办公室闲聊天，他也跟我借过钱。当天邵国强拿出那个借条让我签名，说因为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所以让我签个字，我不同意，邵国强就一直坚持。后来我抹不过面子就签了，签字的时候邵国强和李旭东都看着。这事谈了一上午，最后我还带他俩去我们职工食堂吃了午饭。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邵国强陈述如下：我经杜道林介绍认识了李旭东，后来杜道林给我打电话让我借钱给李旭东，说李旭东工程上需要钱，三个月之内还上，因为杜道林是我们中石化集团的高级副总裁秘书，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我想那就借吧。借给李旭东第一笔之后没几天，李旭东又给我打电话借钱，我就给杜道林打电话说不能再借给他了，但是杜道林说肯定没问题，然后我就又借给李旭东100万。结果三个月之后李旭东果真没还上，我就催李旭东还钱，催了很长时间李旭东还是不还，我要求李旭东给我打欠条，起初李旭东不打，说给我高额利息，我说因为杜道林的关系我也不要利息，只要把本金还给我就行，但李旭东还是不给打，我就一直找他，最后他给我打了那张245万的借条。李旭东打了条之后还是不还，我就找杜道林了，我说我实际不是借钱给李旭东，是借给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把钱借给李旭东，我就让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名。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除了我们三个还有李旭东的姐夫，这个人也是杜道林的同学，我们四个在和平里北边的一个茶馆里说的这事。我让杜道林签字是因为我是因为杜道林的关系才借钱给李旭东的，我跟杜道林说钱是借给你的，李旭东能还上就李旭东还，李旭东还不上就你还。后来杜道林就签名了，当时我也是为杜道林考虑，担心如果只签一个名字就说明杜道林和李旭东合作做生意，我就让杜道林写个担保人就行了，这样就不是他和李旭东一起借钱，他就能跟李旭东的生意撇开关系了。关于原借条的不同约定，经询，李旭东称：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中本金数额系按照借款本金185万元、月息4分标准计算至当日的本息之和；2015年12月2日续签借条中“其中壹佰万元整”的意思是，未还的100万本金按照月息3分计算利息、其余本金仍按照月息4分计算利息直至清偿完毕。邵国强称：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确实是按月息4分计算到当日的本息之和，但是因为2015年12月2日前李旭东还了一部分借款，当天我们重新核算了本息，截止到当天李旭东还应偿还本息共计300万元，因为之前打的条只有245万元，所以当天李旭东另外给我打了一张55万的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邵国强与李旭东间存在借贷关系，邵国强现要求李旭东还本付息，李旭东应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旭东对邵国强的欠款数额及利息标准，二是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李旭东已还款项的性质及利息的计算方式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邵国强于2014年5月、6月共计向李旭东出借185万元，李旭东于2014年至2016年间通过转账方式陆续向邵国强还款100万元；期间，李旭东于2014年10月27日向邵国强出具借条，并于2015年12月2日续签借条。邵国强在原审期间自认李旭东另有10万元以现金形式偿还，重审期间反言但并未就其反言进行举证，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法院确认邵国强向李旭东出借共计185万元，李旭东已向邵国强偿还110万元。一、关于已还款项的性质。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借贷双方对所还钱款的性质进行过约定，法院将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自所还款项中先行扣除利息，剩余部分抵扣本金。二、关于利息的标准。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李旭东分别于2014年10月27日及2015年12月2日向邵国强出具借条三份，双方虽对2015年12月2日的两份借条解释不一，但双方均认可借条系对本金及利息的约定，邵国强主张的算法高于年利率36%，李旭东自认的标准部分等于年利率36%、部分高于年利率36%，现邵国强主张按照年24%的标准计算利息，法院不持异议，法院将根据李旭东已还款项数额、结合年24%的利息标准对李旭东剩余的本金、利息数额进行核算。三、关于起息日。本案中，李旭东出具的各份欠条中均没有关于还款期或起息日的约定，根据邵国强的陈述，其向李旭东出借185万元时并未要求对方出具欠条，双方约定三个月内偿还；后因李旭东未依约还款邵国强才要求其出具欠条，且起初并未向李旭东主张利息。因双方均认可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数额系185万元借款的本息之和，综合全案情况，法院认定起息日为：85万元借款的起息日为2014年8月27日，100万元借款的起息日为2014年9月6日。四、关于法律适用。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32条第1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原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不属于前述规定中“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本案中关于利息等内容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的相关规定。（二）关于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意思表示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本案中，对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考虑以下情形：（1）借条上杜道林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2）杜道林是否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其他事实能否推定杜道林为保证人。现分述如下：一、借条上杜道林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庭审中，邵国强提交了写有“担保人：杜道林”字样的借条，该借条经天平中心鉴定，确认其上的“担保人”字样系由杜道林书写，杜道林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其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原鉴定结论，且原鉴定结论并不存在法定的需重新鉴定情形，故法院对杜道林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法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借条上“担保人”三字系由杜道林所签。二、杜道林是否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其他事实能否推定杜道林为保证人。1．从各方对事发过程的表述看，邵国强对杜道林系共同借款人或连带保证人或一般保证人的陈述混乱，难以判定签字当天各方的真实意思。第一，借款之初，各方均认可系由李旭东向邵国强借款，邵国强亦自认其起初一直向李旭东催促还款，也即在借贷关系形成时，杜道林并非共同借款人或保证人，并不对该笔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第二，在杜道林签字当天，关于为何要求杜道林签字，邵国强起初称其找杜道林系因其认为杜道林是实际借款人、钱不是借给李旭东的，此系认为杜道林为借款人的表述；后又称其对杜道林表示“李旭东能还上就李旭东还，李旭东还不上就你还”，此系认为杜道林是一般保证人的表述；最后又称“当时我也是为杜道林考虑，担心如果只签一个名字就说明杜道林和李旭东合作做生意，我就让杜道林写个担保人就行了，这样就不是他和李旭东一起借钱，他就能跟李旭东的生意撇开关系了”，该表述表明邵国强要求杜道林签“担保人”时并非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加上“担保人”三字只是在形式上出于其他考虑。综上，从各方对事发过程的表述看，难以判定杜道林在签名前补签“担保人”三字时具有对李旭东所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2．从借条内容上看，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并不真实，杜道林在借款数额不真实基础上的签字无法认定其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李旭东先后向邵国强借款共计185万元，但借条载明为245万，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邵国强对借款的真实数额及借条所载数额的真实由来进行说明，结合前文中查明的签字过程，无法认定杜道林具有对2014年10月27日借条所载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虽然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名并补写“担保人”三字，但结合现有证据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无法认定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时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杜道林为保证人。故邵国强要求杜道林就李旭东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旭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邵国强借款本金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及利息一百五十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三元（以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自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计算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驳回邵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邵国强曾就本案借款起诉李旭东、杜道林、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判决：一、李旭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邵国强借款本金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元及利息六十八万三千二百元（以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计算至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二、李旭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国强借款本金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元的逾期利息（以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杜道林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李旭东给付原告邵国强借款本金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杜道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旭东进行追偿；五、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李旭东给付邵国强借款本金及利息中的七十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旭东进行追偿；七、驳回邵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邵国强、李旭东、杜道林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诉讼中，邵国强坚称借条中“担保人”三个字是杜道林在签名时书写的，而李旭东及杜道林均否认“担保人”三个字是杜道林书写的，且杜道林在一审中申请对借条中“担保人”三个字进行笔迹鉴定。因该鉴定结果直接涉及到杜道林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故应当依法启动鉴定程序，一审法院在未启动笔迹鉴定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根据借条的内容推定杜道林属于担保人不妥。另外，虽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借款总金额为185万元无误，但上述借款均是指发生在2014年的借款金额，与一审法院认定的2016年3月14日借款20万元无关。一审法院在认定185万元借款的数额构成及给付时间等基本事实有误，致使后续计算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987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邵国强撤回了对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借条上杜道林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的问题。庭审中，邵国强提交了写有“担保人：杜道林”字样的借条，该借条经天平中心鉴定，确认其上的“担保人”字样系由杜道林书写，且鉴定人出庭接受了各方质询，杜道林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其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原鉴定结论，且原鉴定结论并不存在法定的需重新鉴定情形，故本院对杜道林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即确认借条上“担保人”三字系由杜道林所签。其次，关于杜道林在借条上的签字行为是否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杜道林确系邵国强与李旭东相识的中间介绍人，在李旭东向邵国强借款时，杜道林并没有作为共同借款人或担保人参与其中，但在李旭东迟迟未还款，邵国强多次向李旭东催要无果的情况下，邵国强于2015年1月7日找到中间人杜道林以及借款人李旭东一起商谈还款事宜。邵国强称：“杜道林是实际借款人”“李旭东能还上就李旭东还，李旭东还不上就杜道林还”“写担保人就说明不是他和李旭东一起借钱，他就跟李旭东的生意撇开关系了”；李旭东称：“当天邵国强让杜道林给他做担保，杜道林不同意，因为借钱的时候杜道林没有担保，现在我还不上钱了让他担保，谁也不会答应，所以杜道林就没同意，杜道林的名字最后是怎么签到借条上去的我记不清了，我那天好像先走了，不记得杜道林在条上签过字，那天直到我走杜道林都没同意作担保。”杜道林称：“当天邵国强拿出那个借条让我签名，说因为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所以让我签个字，我不同意，邵国强就一直坚持。后来我抹不过面子就签了，签字的时候邵国强和李旭东都看着。”虽然各方对于杜道林在原《借条》上签字的过程及原因说法不一，但能够确定的是杜道林最终在《借条》上书写了“担保人：杜道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白作为担保人签字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从邵国强个人的陈述内容以及并无证据证明邵国强曾对借款的真实数额及由来向杜道林进行说明而推定杜道林在《借条》上书写“担保人”并签字的行为并无对李旭东所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推理的依据不充分。另外，若从当事人的陈述分析，李旭东称当天邵国强找杜道林的目的除了让杜道林催促李旭东尽快还钱外，还要求杜道林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而杜道林不同意担保，最后李旭东先走了，没有看到杜道林签字的过程。李旭东强调的是没有看到签字的过程就提前走了，并非虽然签字了但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杜道林称当天其抹不开面子就签字了，是为了证明邵国强和李旭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存在，其并没有作为担保人签字，签字时邵国强、李旭东都看着。杜道林强调的是虽然本人签字了，但并没有书写“担保人”三个字，并非抗辩其虽然书写了“担保人”，但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而根据鉴定结论，事实上杜道林最终在《借条》上书写了“担保人：杜道林”。一审法院通过对邵国强一方的陈述而分析推定杜道林在书写“担保人”时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亦缺乏依据。故无论邵国强是基于何原因要求杜道林签字或杜道林在书写“担保人”并签字之前是基于何种原因，法院均应当根据最终形成的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除非存在重大误解或受胁迫等特殊情形，而本案并不存在上述除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2015年1月7日仍生效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双方在《借条》中并没有明确约定担保方式，故杜道林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杜道林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问题。经审查，邵国强实际借给李旭东185万元，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截止到2014年10月27日李旭东向邵国强出具《借条》时载明的借款为245万元，扣除2014年12月25日李旭东已偿还的6万元之后，该《借条》在杜道林于2015年1月7日作为担保人签字之前实际剩余借款（含本息）应为239万元。但杜道林在2015年1月7日作为担保人签字时，该《借条》并没有注明已还款数额，亦无证据显示其曾询问实际欠款数额及计算方法，故应当视为其承担的是对《借条》中载明的245万元范围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后，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核算两笔借款时，根据李旭东逐笔还款的金额及时间，并以年利率24%的标准按照优先折抵利息再折抵本金的原则计算的，其核算的剩余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邵国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剩余本金数额错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邵国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杜道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杜道林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确定的债务在二百四十五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杜道林在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李旭东追偿；四、驳回邵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邵国强负担1200元（已交纳），由李旭东负担29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610元，由邵国强负担8560元（已交纳），由杜道林负担5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清波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高 贵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