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1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宝亮，男，196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来，天津唯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珮绮，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女，195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闽佳，女，198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永华，男，195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兵，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物产浩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65号。法定代表人：刘建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凯，男，1995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大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欣园商厦三区118室。法定代表人：李超，经理。上诉人张宝亮、李珮绮、周闽佳因与被上诉人马永华、被上诉人津物产浩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英公司）、被上诉人于凯、原审第三人津市大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3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宝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改判驳回马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珮绮、周闽佳、马永华、浩英公司、于凯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脱离案件证据及案件事实，混淆银行抵押贷款合同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之间的区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应当撤销。张宝亮与天津市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张宝亮与借款银行在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的公证下，签订涉案房屋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且抵押贷款已经支付给腾达公司。张宝亮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2005年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腾交房屋、之后又出卖涉案房屋等证据，已经证明张宝亮追认了与腾达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全部内容，张宝亮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实而且明确。至于张宝亮是否在合同上签字，到底是由谁代为签字对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金钱属于一般等价物，贷款银行在张宝亮银行卡中自动扣除的，均应认定为是张宝亮归还的贷款。一审法院以张宝亮是否本人支付月供作为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不存在购买涉案房屋意思表示的理由，不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存在主观臆断。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宝亮与李珮绮双方自愿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张宝亮为有权处分，二人之间的合同应合法有效。3．马永华与天津市中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实公司，即现在的大福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中实公司在没有得到腾达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与马永华签订买卖合同并收取房款，属于无权代理。且马永华以低于市场价格30%购买涉案房屋，属于法定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未尽到合理谨慎交易人的注意义务，应为恶意。腾达公司以所有权人身份自行出售给张宝亮并办理过户，应视为在行为上明确表示拒绝追认中实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马永华对涉案房款的支付存在多次矛盾陈述，说明马永华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应当无效。马永华提交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写明甲方是腾达公司，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实际上该合同没有腾达公司盖章，因此并未生效。李珮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马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马永华承担。事实和理由：大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超在代销涉案项目商品房过程中，曾以合同诈骗方式骗取购房者房款，并经人民法院有关刑事判决认定。马永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合同项下的购房款交付给腾达公司，而且自马永华签订购房合同至今已经超过17年，马永华从未向开发商主张过要求对房屋进行转移登记过户。因此马永华所持有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或系刑事犯罪的结果，或存在刑事犯罪活动，并非合法民事活动。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系意思表示真实并且无任何瑕疵。一审法院以“争议事实真伪不明”为由，认定合同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从而导致合同无效，无任何法律依据。马永华在购买房屋时所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腾达公司盖章，马永华作为一般购房者，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且马永华与中实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未经腾达公司追认，属于无效的合同。一审法院以“表见代理”为由认定马永华与大福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缺乏法律依据。周闽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马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珮绮、张宝亮、马永华、浩英公司、于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不具有购买房屋的真实意思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同时要求张宝亮承担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马永华与中实公司签订的合同同样存在瑕疵，案涉房屋并不在中实公司与腾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包销协议》中，同时也无法证明马永华是否交过购房款，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一审法院对此应认定为无效。周闽佳已经实际给付房款，应被认定为善意取得。二审期间，周闽佳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请求。马永华辩称，张宝亮、李珮绮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珮绮辩称，同意张宝亮的上诉请求。张宝亮辩称，同意李珮绮的上诉请求。浩英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服从人民法院判决。于凯、大福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马永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腾达公司与张宝亮、张宝亮与李珮绮、李珮绮与于凯、于凯与周闽佳之间签订的天津市河北区智贤公寓3-16-304-306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确认马永华与中实公司签订的天津市河北区智贤公寓3-××-××-××房屋买卖协议有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浩英公司、张宝亮、李珮绮、于凯、周闽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坐落天津市河北区××公寓××号（原房号为××-××-××），建筑面积75.51平方米。该房屋系由腾达公司建设。2010年5月，腾达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市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10月12日，天津市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市天物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5月18日，天津市天物置业有限公司被注销，该公司债权、债务及公司财产由浩英公司负责。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房屋档案记载，2001年7月3日，腾达公司与署名张宝亮的买方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腾达公司将智贤公寓××-××-××（后手写涂改为×-××-××-××，并在涂改处加盖腾达公司公章）房屋出售给张宝亮，价款164,600元。张宝亮承认该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亦不能指出具体是谁代签合同，但称该合同系在其授权下由他人代签，其对合同内容予以认可。2009年8月3日，张宝亮与李珮绮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约定张宝亮将智贤公寓×-××-××-××房屋出售给李珮绮，价款20万元。2017年4月6日，李珮绮与于凯签订《天津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李珮绮将智贤公寓×-××-××-××房屋出售给于凯，价款50万元。李珮绮称实际收取于凯房款60万元左右（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在售房时已告知于凯房屋有人占住，于凯出具承诺书承诺自行解决腾房问题。2017年12月19日，于凯与周闽佳签订《天津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于凯将智贤公寓×-××-××-××房屋出售给周闽佳，价款70万元。周闽佳称实际房款为120万元，是以代于凯偿还他人120万元债务的方式支付房款。第三人大福公司原名称为中实公司。根据天津市北方公证处档案记载，2002年11月1日，腾达公司与中实公司签订《商品房包销代理合同》，约定由中实公司包销智贤公寓部分房屋，双方并于2002年11月19日在天津市公证处对《商品房包销代理合同》进行了公证。《商品房包销代理合同》附有《商品房明细表》，本案所涉智贤公寓×-××-××-××房屋不在所附《商品房明细表》之中。2003年5月19日中实公司以“天津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马永华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天津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智贤公寓×-××-××房屋（即涉案智贤公寓×-××-××-××房屋）出售给马永华，价款115,000元。该合同系中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超经手签订。2003年5月28日，中实公司向马永华出具了收取115,000元房款的往来收据，经办人为李超。后马永华住进智贤公寓×-××-××-××房屋。中实公司主张已经将收取马永华的115,000元房款交给腾达公司，但不能提供证据。马永华主张是在售楼处领取的房屋钥匙，但不能提供收房通知或入住通知等关于房屋交接过程的证据。2005年7月，张宝亮曾就智贤公寓×-××-××-××房屋被占一事起诉案外人徐麟，该案案号为（2005）北民初字第4019号，本案（2005）北民初字第4019号判决认为徐麟否认占用张宝亮名下涉案房屋，张宝亮亦不能证明徐麟占用其房屋，故判决驳回了张宝亮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向张宝亮释明要求其提供实际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证据，包括支付首付款及偿还房贷的证据。张宝亮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工商银行还款凭证，向一审法院交回7张还款凭证，其中2003年11月17日、12月17日、2004年1月12日3张还款凭证署名张宝亮，字迹明显不是张宝亮本人字迹，张宝亮称署名字迹像其妻子刘艳字迹，应是刘艳代办还款时代签，但不能确认一定是刘艳字迹，且不就此申请笔迹鉴定。2005年1月17日、2005年7月15日、2005年10月17日、2005年11月28日4张还款凭证署名刘家谓（李珮绮称刘家谓系其丈夫），张宝亮称买房系李珮绮介绍的，开始是自己或亲属还房贷，2004年发现房屋被占后找李珮绮解决，李珮绮答应将房屋买回，所以之后的还款都是由李珮绮偿还。但在2020年9月18日第一次庭审中，法庭曾当庭与张宝亮电话核实还款情况，张宝亮称房贷都是李珮绮还的，自己没出钱还过贷款，后又改口称是把钱打给李珮绮，让李珮绮还房贷。在2020年4月17日庭审中，张宝亮妻子刘艳称是将钱交给刘艳的母亲，由刘艳母亲去还房贷。一审诉讼过程中，张宝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腾达公司与案外人天津嘉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房屋交接协议》一份，称包含涉案房屋在内的智贤公寓61套房屋在2001年4月已经卖给嘉美公司，因过户需要费用，所以仍以腾达公司名义出售，2003年10月腾达公司将未入住房屋（含涉案房屋）的钥匙交给嘉美公司，当时小区内有物业公司，办理入住要到物业办手续，不可能如马永华所讲由马永华从腾达公司领取涉案房屋钥匙。根据2009年8月3日张宝亮与李珮绮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李珮绮应在订立该协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监管房产价款207111.1元存入监管中心在中国银行设立的专用账户，扣除双方应缴纳的税费后，张宝亮应收取的交易价款为199773.47元，张宝亮收取房款的账户为中国银行账号4028××××2369账户（户名张宝亮），该账户为张宝亮本人2009年8月3日开立。2009年8月11日，李珮绮向该账户存入208000元，2009年8月20日，刘家谓从该账户取出207111.1元。2009年12月21日，该账户转入200011.2元，该款为扣除交易税费后的应收房款199773.47元及利息237.73元（199773.47元＋237.73元＝200011.2元）。之后，2010年1月4日、1月7日、2月8日，刘家谓分三次从该账户分别取款49999元、49700元、1122元。2010年1月5日、1月8日，署名张宝亮的取款人分两次从该账户分别取款49999元、50000元，但签名字迹明显不是张宝亮本人字迹。张宝亮称署名字迹像其妻子刘艳字迹，应是刘艳代办取款时代签，但不能确认一定是刘艳字迹。对于刘家谓从该账户取走房款，张宝亮解释称系因发现房屋被占后由李珮绮实际偿还房贷，所以部分房款由李珮绮丈夫刘家谓取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2．如果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后续买受人的合同是否有效，是否构成善意取得；3．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是否对腾达公司发生效力。对此，评判如下：1、关于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该合同的疑点主要有：该合同并非张宝亮本人所签且张宝亮不知为何人所签；张宝亮未提供实际支付首付款及还贷的证据；张宝亮对是否参与还房贷事实的叙述前后不一致；张宝亮对还贷过程的叙述与其妻子刘艳叙述情况不一致；2001年签订合同后长期未收房；因错列被告导致腾房诉讼败诉后未再主张权利；有证据显示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珮绮的丈夫刘家谓偿还过该房屋房贷，嘉美公司与腾达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该小区61套房屋在张宝亮购房合同之前的2001年4月就已由嘉美公司购买等。基于上述疑点马永华主张该合同是为套取银行贷款而签订的虚假合同。虽然张宝亮对上述质疑进行了解释（办理贷款需要重签合同，故由他人重新代签；年代久远，无法查找出资证据；收房要交物业费，还有其他住房，所以不着急收房；发现房屋被占后，李珮绮答应买回房屋，所以之后的房贷由李珮绮偿还），但其解释与一般生活常识有较大偏离，不能打消对合同真实性的质疑，法庭不能就张宝亮具有购买涉案房屋的真实意思形成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内心确信，合同的真实性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在马永华与张宝亮就合同真实性发生争议时，张宝亮应就存在真实房屋买卖关系负证明责任，当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认定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基于上述认定，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存在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以虚假意思表示缔结的合同，是无效合同。2、关于后续其他买卖合同的效力。因张宝亮与腾达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故不能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效力，张宝亮再行处分房屋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本身并不导致买卖合同无效，但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不能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仅在买受人符合善意取得要件的场合，才能例外的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李珮绮系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与张宝亮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其丈夫刘家谓就参与房屋还贷，其与张宝亮在《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的房屋价款20万元明显低于2009年市场价格，其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购房款有10万余元被其丈夫刘家谓取走，其余房款取款人身份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珮绮与张宝亮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自然也不适用善意取得，李珮绮与张宝亮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李珮绮不能从张宝亮处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李珮绮向于凯出售房屋也属于无权处分，该合同未发现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有效。但于凯明知涉案房屋内有人居住，存在争议，其购房价款（合同约定为50万元，李珮绮自述为60万元左右）明显低于2017年的市场价格，故于凯不适用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于凯将房屋出售给周闽佳属于无权处分，该合同未发现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周闽佳自述支付120万元价款，但其所提交的向案外人“＊杰”转账120万元的银行凭证不能证明与支付房款有关，而于凯与周闽佳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为70万元，明显低于2017年的市场价格，即便周闽佳真的支付了120万元价款，也与当时的市场价格有较大差距。且周闽佳购买二手房却不实地查看房屋状况，有违常理，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3、关于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是否对腾达公司发生效力。腾达公司与中实公司存在委托包销代理关系，虽然腾达公司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包销代理合同》的《商品房明细表》中不包含涉案房屋，但马永华作为普通购房人不可能对具体包销范围做全面细致的审查，在中实公司具有包销代理人身份的情况下，马永华有理由相信中实公司对涉案房屋具有销售代理权。故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虽然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而合同的甲方（腾达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盖章，但在代理制度中并不需要被代理人亲自实施法律行为，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甲方盖章可以是甲方亲自盖章，也可以是甲方的代理人盖章。中实公司作为腾达公司的代理人已经在合同上盖章，中实公司盖章即可评价为甲方盖章。因此，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直接对腾达公司发生效力。至于马永华支付的房款115,000元比涉案房屋当时市场价格明显偏低一节，因马永华购买的是一手商品房，且是通过包销代理商购买，在商品房尾盘销售时不排除出现低价房源的情况，对商品房购房人注意义务的设定标准不宜过高，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即便价款低于市场价格，亦不能认定为恶意。至于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抬头部分卖方写为“天津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显然系因笔误遗漏一“市”字，不影响合同效力。综上，对马永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天津市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张宝亮就天津市河北区智贤公寓×-××-××-××（×-××-××-××）房屋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张宝亮与李珮绮就天津市河北区智贤公寓×-××-××-××（×-××-××-××）房屋签订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无效；三、马永华与天津市中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天津市河北区智贤公寓×-××-××-××（×-××-××-××）房屋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天津市腾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发生效力；四、驳回马永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天津物产浩英集团有限公司、张宝亮、李珮绮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珮绮提供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一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小区×-××-××号房屋在2002年12月时的售价为每平方米2,200元左右，而马永华在2003年购买的价格显著低于正常价格。张宝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马永华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并认为不同房屋价格不一，且马永华购房时房地产市场正好因非典疫情处于萎靡之中，因此购买价格略低实属正常。浩英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具体事实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大福公司、于凯、周闽佳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房屋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且购买时期、情况不同会导致价格变化较大，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现登记在周闽佳名下。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宝亮与腾达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2．李珮绮与张宝亮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3．马永华与中实公司所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该合同效力是否及于腾达公司。本院认为，李珮绮自述其为嘉美公司的经理，而嘉美公司又参与张宝亮首付款的收取，因此张宝亮和腾达公司、李珮绮与张宝亮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综合来看。张宝亮与腾达公司的买卖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1．李珮绮主张2001年腾达公司即将涉案房屋在内的61套房屋卖给了嘉美公司，李珮绮介绍张宝亮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张宝亮的首付款由嘉美公司收取，银行抵押贷款由腾达公司也转交嘉美公司，但对该房款的实际流转情况，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张宝亮已经实际给付首付款的证据不足。2．张宝亮的购房合同上并非其本人签字，且不能确定实际代签人。3.2001年7月张宝亮购买房屋后也不领取房屋钥匙办理入住手续，对房屋状态并不关注。4．从现有证据看，张宝亮在卖给李珮绮涉案房屋之前，李珮绮就已经开始偿还涉案房屋贷款。关于具体还贷过程，张宝亮一方的表述也多次发生变化。5．张宝亮在知道涉案房屋被他人占有使用后，虽曾提起过诉讼，但在诉错被告后，未再有积极维权的举动。以上种种情况，均使张宝亮购房行为有异于正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一审法院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认定张宝亮与腾达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为虚伪意思表示缔结的无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基于此，张宝亮并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张宝亮与李珮绮签订买卖合同，系无权处分。合同签订时，双方均明知涉案房屋被他人占有使用，购买价格又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格，部分购房款甚至被李珮绮丈夫取走。因此，张宝亮与李珮绮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亦不能认定存在真实购买房屋的合意，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反观马永华的买卖合同。马永华签订合同时，中实公司为腾达公司的商品房包销代理公司。马永华自述，其在售楼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款也在售楼处直接交付给工作人员。马永华与中实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中实公司交付房款，并实际依据合同占有使用了房屋。马永华作为普通商品房消费者，不宜对其就中实公司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代理权限附加过于苛刻的审核义务。因此马永华有理由相信中实公司的行为代表腾达公司。即便该合同中未有腾达公司印章，但委托代理人处有中实公司印章，亦应当视为中实公司代表腾达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张宝亮、李珮绮抗辩马永华购房价格显著低于当时市场价格。马永华购房均价为1,523元，虽略低于中实公司的包销均价1,550元，但也十分接近。考虑到房屋位置、大小、户型因素，再结合马永华自述购房时受非典疫情影响房价回落的情况，本院认为马永华的购房价格亦属于合理范围，并未显著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故，马永华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未发现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当事人上诉均未涉及的两合同效力。从现有证据看，于凯从李珮绮处购买涉案房屋，李珮绮自认收到了购房款项。周闽佳与于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周闽佳称以替于凯偿还他人借款120万元方式变相给付了房款。目前来看，于凯与李珮绮、周闽佳与于凯的合同均未发现存在法定无效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期间，周闽佳自愿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李珮绮、张宝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周闽佳自愿撤回上诉，应予准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300元，共计500元，由张宝亮负担180元，由李珮绮负担180元，由周闽佳负担1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铁檩审判员  常 静审判员  郭 矗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唐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