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73民终1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2号院8号楼2层0213。法定代表人：田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辉，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霍尔果斯安之若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8号苏新公社公寓3幢403号。法定代表人：赵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志伟，霍尔果斯安之若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硕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霍尔果斯安之若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安之若素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5民初22167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受理后，于2021年4月22日依法组织当事人通过互联网法庭进行询问。上诉人硕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辉、李国华，被上诉人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阳、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志伟在线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硕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安之若素公司向硕牛公司退还编剧费5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7日，硕牛公司与安之若素公司签订《网络电影委托制作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甲方硕牛公司委托乙方安之若素公司制作网络电影《我的南宫大人》《极品辣妈好威武》（以下简称两部涉案影片），制作费用由硕牛公司支付。双方进一步在委托创作协议附件一《预算明细》中约定两部涉案影片的编剧费用共计70万元。根据安之若素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阳的陈述，安之若素公司实际支付的编剧费用不足2万元。因此安之若素公司在编剧费用支出方面与预算费用差距较大，存在不实支出的情况。在委托创作协议签订之时，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阳与硕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野曾口头约定委托创作协议的合同款项实行“多退少不补”的支出方式，在安之若素公司实际支出编剧费用不足2万元的事实基础上，依照该约定并考虑到公司的合理利润，安之若素公司应当退还硕牛公司剩余编剧费用50万元。依据委托制作协议“4.20制作费预算”这一部分的约定，安之若素公司负有如下合同义务：4.21.3“本片拍摄完成后，编制详细收支决算交硕牛公司审核，硕牛公司同时有权审核相关财务凭证”，4.21.4“合作内容之拍摄工作均应按照该预算予以执行，本着节约的原则有效控制拍摄进度及成本”。此外，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阳与硕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野曾口头约定安之若素公司保证两部涉案影片在爱奇艺评级环节均达到“A”级标准。实际上，在两部涉案影片的制作至完成的各个阶段，安之若素公司未履行提交收支决算及财务凭证、按照预算执行拍摄费用的合同义务，导致硕牛公司无法监督两部涉案影片的编剧费用支出情况。由于安之若素公司对编剧费用的不实支出，剧本质量受到影响，两部涉案影片的评级结果未达预期，安之若素公司交付的影片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考虑到公司的合理利润，安之若素公司应当退还硕牛公司剩余编剧费用50万元。安之若素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1、硕牛公司主张安之若素公司实际支出编剧费用不足2万元与事实不符。委托制作协议附件一《预算明细》中列明的70万元编剧费用是硕牛公司向安之若素公司一次性支付的两部涉案影片剧本的购买费用，因此，为剧本制作所支出的费用均应包含在编剧费用支出部分。安之若素公司作为专门的影视制作公司，通过签约编剧、租赁场地、组建管理团队提供影视制作服务，有相应的人力成本和费用支出，安之若素公司为编剧、编审及其他工作人员发放的工资、奖金，缴纳的五险一金均应计算在编剧费用支出部分。在两部涉案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安之若素公司支出远远超过2万元。2、委托制作协议3.9明确约定“乙方（安之若素公司）属于包活性质，所以，因剧情以及拍摄的实际需要，或因其他非甲方（硕牛公司）原因导致总预算不足时，所有超支费用由乙方（安之若素公司）承担”。因此，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的合同款项为硕牛公司支付安之若素公司的打包价，该合同款项实行“多不退少不补”的支出方式，安之若素公司的利润来源为合同约定款项扣除支出部分的盈余。3、赵阳陈述不应视为安之若素公司的自认，安之若素公司不认可赵阳与田野之间的所有口头约定。由于赵阳实际已于2019年10月离开安之若素公司，并不再担任安之若素公司的各项职务，赵阳与安之若素公司的关联公司一直存在矛盾，因此赵阳已不能代表安之若素公司，赵阳的陈述不能视为安之若素公司的自认。赵阳与田野之间的口头约定无其他证据佐证，安之若素公司不予认可。硕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决安之若素公司退还拍摄两部涉案影片支出费用后的剩余编剧费用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硕牛公司与安之若素公司签订的委托制作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3872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安之若素公司完成了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硕牛公司对于不支付剩余30万元的抗辩，包括擅自变更主创人员、开机时间晚于约定时间、未编制详细的收支决算、未交付花絮、拍摄质量未达预期等均不成立，据此判决，不支持硕牛公司主张安之若素公司支付剩余30万元制作费的诉讼请求。委托制作协议的预算明细显示制作费共计458.9万元，而实际上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的制作费用为400万元，且补充协议又调低为390万元，预算金额与合同约定的制作费用存在一定差距，可见预算明细仅是作为确定制作费用的参考。硕牛公司提供安之若素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阳签署的情况说明，称编剧金额与预算差距较大，但该说明亦未明确安之若素公司就编剧实际支出的费用，硕牛公司称赵阳曾口头表示编剧费用支出不足2万元，并无证据证明，故硕牛公司称安之若素公司仅实际支出2万元编剧费，不予认可。同时应当看到，预算明细显示的涉案两部网络电影的编剧费共70万元，同时委托制作协议明确约定涉案两部网络电影剧本是按照硕牛公司持有影视改编版权的作品进行创作、撰写，结合预算明细及协议约定，就编剧是否必须由外聘编剧完成，协议并未约定，应视为硕牛公司认可花费70万元对价购买安之若素公司提供的剧本改编服务，而这与安之若素公司实际如何使用70万元编剧费及安之若素公司向某个编剧支付的编剧费用的具体数额并无直接关系。此外，还应当看到，委托制作协议约定涉案两部网络电影的制作为包活性质，并明确超支费用安之若素公司自行承担，虽双方未明确节余费用安之若素公司应退还硕牛公司，但根据“包活性质”的一般理解，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节余费用不退还亦是其应有之义，硕牛公司主张退还所谓剩余的编剧费50万元，亦无任何合同依据。赵阳虽提供书面证言称双方在合同初期就制作费用“多退少补”达成一致，但这与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的“包活性质”及超支费用安之若素公司自行承担直接相悖，在双方未就此重新签署书面协议且双方补充协议仍约定固定制作费用的情况下，赵阳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双方就制作费用“多退少补”达成一致的证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7日，硕牛公司与安之若素公司签订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硕牛公司委托安之若素公司制作涉案两部网络电影，具体工作包含剧本创作、拍摄、剪辑、配音配乐等与该网络电影制作相关的一切事宜，制作费共计400万元，硕牛公司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80万元、于影片开机前十个工作日内支付80万元、于拍摄过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120万元、于拍摄杀青之日前五个工作日内支付80万元、于安之若素公司提交全部成片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40万元。就剧本创作，协议约定剧本由安之若素公司负责按照硕牛公司持有影视改编版权的作品进行创作、撰写，双方有权对该片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若双方对剧本的修改意见不同，则以硕牛公司的意见为最终修改意见。双方共同负责选择创作团队，并对该片进行剧本创作以及拍摄、制作监管，其中安之若素公司负责具体拍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剧本创作、剧组创建、拍摄、后期制作等该片拍摄制作工作。就编剧是否必须由外聘编剧完成，协议并未约定。协议约定，由于安之若素公司属于包活性质，所以因剧情以及拍摄的实际需要，或因其他非硕牛公司原因导致总预算不足时，所有超支费用由安之若素公司承担，由于非安之若素公司及剧本或实际拍摄需要等原因及不可抗力原因需要超支时，由硕牛公司承担。就制作费预算，委托制作协议约定安之若素公司负责制定详细的制作预算明细表及制作周期表，详见附件一，并经硕牛公司同意，作为协议的附件形式提供，与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拍摄制作工作应按照《预算表》及《制作周期表》执行；涉案两部网络电影拍摄完成后，安之若素公司编制详细收支决算交硕牛公司审核，硕牛公司同时有权审核相关财务凭证；安之若素公司确认，提供项目制作预算明细表作为合同的附件，合作内容之拍摄工作均应按照该预算予以执行，本着节约的原则有效控制拍摄进度及成本。委托制作协议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委托制作协议预留的安之若素公司的联系人为其法定代表人赵阳。委托制作协议附有《预算明细》，《预算明细》显示涉案两部网络电影每部编剧费35万元，共计70万元。总制作费用458.9万元。委托制作协议签订后，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制作费用变更为390万元，补充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委托制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安之若素公司完成了涉案两部网络电影的制作工作并向硕牛公司交付了工作成果。2018年4月27日，《极品辣妈好威武》在爱奇艺平台上映，编剧署名夏梦莹、齐成琨、侯佳佳三人。2019年2月23日，《我的南宫大人》在爱奇艺平台上映，编剧署名李新雨、七喜丸子、侯佳佳三人。因硕牛公司未支付尾款30万元，安之若素公司于2019年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硕牛公司支付尾款及滞纳金，并赔偿律师费30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硕牛公司提出安之若素公司存在擅自变更主创人员、开机时间晚于约定时间、未编制详细的收支决算、未交付花絮、拍摄质量未达预期抗辩意见。法院审理后认为硕牛公司抗辩意见不成立，安之若素公司履行完毕委托制作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硕牛公司不支付尾款构成违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43872号民事判决，判令硕牛公司支付安之若素公司尾款30万元、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赔偿安之若素公司律师费损失3万元。该判决已于2020年7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过程中，硕牛公司提交一份落款为赵阳的情况说明，称安之若素公司实际支出的编剧金额与预算支出差距较大，赵阳另表示签约初期双方曾达成口头一致，硕牛公司投入款项后，后期需要安之若素公司按照约定向硕牛公司提交支出明细及凭证和收支决算后，安之若素公司与硕牛公司之间，就款项进行“多退少补”。赵阳称项目开始后，其不再跟进项目。硕牛公司对该情况说明不认可，称赵阳自2019年3月即不在安之若素公司工作，赵阳亦未实际参与涉案两部网络电影的项目，同时其与安之若素公司及其安之若素公司的关联公司存在争议。就硕牛公司所称的2万元实际编剧费用，硕牛公司称系赵阳口头告知硕牛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就实际编剧费用，安之若素公司称其为涉案两部网络电影支付的编剧费用并非只是夏梦莹与李新雨两人的费用。涉案剧本由安之若素公司的母公司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蓝蓝蓝公司）提供，安之若素公司未向硕牛公司额外收取剧本费用，硕牛公司也未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任何剧本费用。涉案两部网络电影的剧本是在蓝蓝蓝蓝公司股东刘泽文的指导下由编剧夏梦莹、李新雨，及编审陈力、姚荣、潘婕参与完成，上述人员均为蓝蓝蓝蓝公司的签约编剧，公司为其发放工资，如创作剧本获得第三方采购则会有相应奖励，剩余采购费用由蓝蓝蓝蓝公司享有。以上事实，有委托制作协议、补充协议、生效判决、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针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赵阳作为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线参加了诉讼，并对其所了解的委托制作协议签订及履行时的相关情况进行陈述。赵阳陈述，其与硕牛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野认识，安之若素公司与硕牛公司签订委托制作协议时除文字记载的内容外，赵阳与田野还有一些口头约定，包括约定安之若素公司承诺两部涉案影片在爱奇艺评级环节达到A级评定标准，约定委托制作协议所涉及的全部合同款项实行“多退少不补”的支出方式。赵阳陈述，虽然委托制作协议签订之后，其就不再担任两部涉案影片制作的项目负责人，但在两部涉案影片制作时其仍参与安之若素公司的管理事务，据其了解，安之若素公司对两部涉案影片以项目名义付给编剧的项目费不超过约定编剧费用的5%。硕牛公司为证明赵阳与田野之间的口头约定，提交了一份由赵阳签名的《对中口头约定内容的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该《确认书》记载：“2017年11月17日，我代表公司与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制作协议》，我全程参与了协议的协商与签订过程。除了协议中载明的内容外，还有一些口头约定的内容也属于该协议的内容，口头约定内容如下：1、总制片人双方一致同意由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阳来担任。2、制片费用依照预算明细表支出，以实际支出的凭证为准。确认人：赵阳。签字日期为2021年1月28日”。安之若素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边志伟当庭否认了赵阳的全部陈述。另查，赵阳已于2019年10月从安之若素公司离职，不再担任安之若素公司的任何职务，不再参与安之若素公司的各项事务，但由于安之若素公司并未配合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在工商登记簿上，赵阳仍然是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硕牛公司主张安之若素公司应当退还50万元编剧费用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赵阳作为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硕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野之间存在“多退少不补”的口头约定，而赵阳陈述安之若素公司制作费用仅仅支付了二万元；二是根据委托制作协议约定，安之若素公司负有提交收支决算及财务凭证的义务。而赵阳作为安之若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硕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野口头约定两部涉案影片爱奇艺评级环节达到“A”级标准，而实际没有达到，证明制作费用没有支付到位影响了作品的质量，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硕牛公司的上诉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赵阳陈述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所以规定当事人一方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即自认产生“事实免证”的法律效果，直接成为法院确认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陈述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一般情况下都是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和对诚信的守护。同时，民事诉讼纠纷有时效的要求，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作为免证事实予以确认，便于更快地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也就是说，法定代表人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司意志代表人，一般情况下，公司意志在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中是唯一且确定的，法定代表人将此唯一意志表示于外，开展民事活动，其外在表现为法定代表人意志与公司意志保持一致，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即为公司陈述，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不利事实的承认发生公司自认的法律效果。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在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中会同时存在两种以上所谓的“公司意志”，即存在有别于法定代表人意志之外的“公司意志”。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执监412号《执行裁定书》中阐述的那样：“一般情况下，公章持有者具有公司授权，盖有公章的文书反映了公司的意思。……在盖有公章的文书与法定代表人意思表示不一致情况下，如果公司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究竟是法定代表人还是盖有公司公章的文书代表公司意志做出过明确意思表示的，应是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宜按公司意思认定。”也就是说，特殊情况下，法定代表人意志可能与公司意志不一致，即法定代表人未必代表公司。本案中，赵阳于2019年10月离开安之若素公司，并不再担任安之若素公司的各项职务及管理安之若素公司的各项事务，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无争议。之所以在工商登记执照上仍然记载赵阳是法定代表人是由于安之若素公司怠于履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因此，判定赵阳陈述是否为安之若素公司的自认，其关键在于明确赵阳与安之若素公司之间的实际关系及赵阳是否仍具备代表安之若素公司自认的意志基础。安之若素公司委托公司员工边志伟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对赵阳的各项陈述不予认可。在当事人双方均不否认赵阳早已于安之若素公司离职这一事实的前提下，赵阳与安之若素公司的实际密切程度弱于正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联系，赵阳实际处于脱离安之若素公司意志的状态中，赵阳的个人意志存在与安之若素公司意志不一致的可能性。因此，赵阳的陈述尚不发生安之若素公司自认的法律效果，就硕牛公司主张赵阳对不利于安之若素公司事实的承认即为安之若素公司自认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赵阳对安之若素公司实行“多退少不补”的支出方式、安之若素公司承诺两部涉案影片在爱奇艺评级环节达到“A”级标准以及安之若素公司实际支出编剧费用不足预算费用5%该三项陈述不构成自认，在硕牛公司未对该三项主张的事实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硕牛公司的该三项主张事实不能直接对安之若素公司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硕牛公司以此为依据主张安之若素公司退还编剧费用50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硕牛公司主张安之若素公司未履行委托制作协议4.20条约定的提交收支决算和财务凭证的合同义务，应当承担退还50万元编剧费用的违约责任。首先，双方作为经济主体，对行业的价格应该有基本的了解，委托制作协议明确约定乙方安之若素公司为“包活性质”并固定合同款项总额，此种约定是基于双方对盈亏有基本的共识，故硕牛公司作为委托方接受安之若素公司开出的关于制作两部涉案影片的“打包价”。其次，提交收支决算及财务凭证的合同义务在委托制作协议中并未规定具体的罚则条款，作为合同履行的附随义务，违反该项约定与退还编剧费用的违约责任也无必然联系。一审法院关于安之若素公司制作两部涉案影片为“包活性质”，硕牛公司主张退还编剧费50万元无合同依据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硕牛公司以安之若素公司违反提交收支决算及财务凭证的合同义务为由主张安之若素公司退还编剧费用50万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硕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霞审 判 员 李志峰审 判 员 崔宇航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卢冬莹书 记 员 刘晓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