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73知民初108号原告：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401-407。法定代表人：李继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刘奕志，该中心主任、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斌，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午君，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郭文军，男，196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占，北京市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第三人郭文军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斌、孟午君，第三人郭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27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135.3697万元（以年利率24%暂计至2020年3月10日，具体数额以实际付清之日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三人郭文军是被告的手术室主任，作为被告的项目负责人，代表被告进行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开发的协商及验收工作。2017年，被告与原告就“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开发销售达成一致意见，由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开发、安装和升级后形成“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的可执行核心程序（不包含硬件及第三方接口费用），并向被告提供用户手册，使用和维护文档以及工程实施、技术支持。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将盖章后的《软件销售合同》邮寄给被告，被告表示同意合同条款，并按照内部审批流程申请盖章，为了不耽误项目进展，应被告要求，原告先行启动合同项目，进行前期调研、展开产品开发，2017年10月19日，原告完成软件项目部署工作。2018年12月18日，第三人郭文军签署《验收报告》并加盖了被告手术室的公章。但被告迟迟不将盖章后的《软件销售合同》返还原告，也不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合同价款270万元，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双方从未签订过《软件销售合同》，被告也不曾与原告磋商或委托原告进行软件开发。至于原告与第三人郭文军之间的关系，经被告向郭文军核实，是基于原告与郭文军个人之间的合作，对此原告与郭文军签订有《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与原告主张的软件产品对应，可见原告明确知悉其主张的事实与被告无关。2.郭文军曾为被告的医生，但其工作岗位是医疗系统岗位的手术室副主任而非行政系统岗位人员，其岗位职责是协助主任完成手术任务、进行科研教学等，其不能代表被告进行采购或签订民事合同。原告作为医疗器械公司，理应清楚医院的采购程序和采购事项应由行政领导人负责。3.被告作为事业单位，进行软件开发和采购需要依照《政府采购法》通过招投标进行集中采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计算机软件类货物或者单项采购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项目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集中采购。原告未经招投标，主张与被告签订了270万元的软件销售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见原告主张的合同关系不可能存在。4.被告在2014年5月30日经招投标程序，已采购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管理软件系统并使用至今，被告没有另行采购其他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需求，而且医院的信息管理系统存储并不间断管理着患者的医疗信息和诊疗方案，不可能轻易更换，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采购软件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以其自行起草、未经签订的《软件销售合同》主张与被告存在软件开发合同关系不能成立，被告既未委托原告开发软件，也不存在采购软件需求，未使用原告的软件，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郭文军述称：1.原告起诉的依据是《软件销售合同》，郭文军并非合同当事人也没有见过该合同，《软件销售合同》缺乏双方加盖公章，并未成立。2.原告提交的项目计划等材料是基于郭文军和原告之间的合作协议产生的，验收报告上郭文军的签名属实，但验收报告的产生是基于原告融资上市的需求，且验收报告和撤场通知函的内容是矛盾的。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的编号IME2017-CNRJ016的《软件销售合同》显示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项目名称为“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合同约定就向被告提供“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项目达成销售协议，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进行安装、开发和升级后形成的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的可执行核心程序（不包括源代码）软件包、用户手册、使用和维护文档以及工程实施、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协议产品只包含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不包含硬件及第三方接口费用），“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的单价为270万元，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即810000元，项目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即1620000元，产品正常使用，验收合格一年免费运维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即270000元。合同还约定，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任一方违反协议条款，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义务，损害双方权益，均视为对协议的违反，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被告逾期支付原告款项，每逾期一日，滞纳金按应付款项的2‰计算，逾期30日的，原告有权解除协议并依法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对协议的任何修改、补充等须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后有效，并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具有与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等。在该《软件销售合同》的尾部，有打印的甲、乙双方名称，但无任何盖章、签字或签订日期。被告认为，该合同是原告自行起草、无任何法律效力的打印版本，并无双方当事人的签名盖章，且原告未与被告进行过任何联系，故对该合同不认可。第三人郭文军认为，其并非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见过该合同，且该合同缺乏双方盖章，并未成立。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光盘一张，内有“2-a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项目计划”“2-c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产品原型”“2-d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数据库设计”“2-d围术期管理信息系统流程v2.5.1”“2-d温湿度流程方案”等多个文件及三段视频，其中“2-c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产品原型”文件夹中包含有“供应室物品接收”“消毒炉原型设计”两个压缩文件，原告称三段视频为2018年1月12日、19日原告工作人员与郭文军现场沟通信息系统使用问题时录制。2.《项目计划审批审批》打印件一份，显示申请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申请人为胡慧升，申请人部门为中山眼科围术期，项目名称为“中山眼科医院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编号P2017-030等。原告称“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与涉案《软件销售合同》中的“智能化手术室系统”是同一个系统。3.显示有“工作项名称完成时间”两项信息但无任何签章的打印件一份。原告称上述证据1-3证明其为履行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约定的软件开发义务，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记录了主要时间节点。4.封面标注有“康瑞德”“康瑞德（中国）公司”字样的《围术期管理信息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一份，显示作者为胡慧升，完成日期为2017年4月14日，版本历史信息处显示起止日期为2017年4月10日、4月19日、4月20日共计四个版本，其中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的V2.1/修改版本的参与者处标注有“郭主任”字样，该说明书无任何签字、盖章信息。5.标注有原告名称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手术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文档打印件一份，引言处称“本文档针对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手术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文档适用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手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该解决方案亦无任何签字、盖章信息。原告称证据4-5证明2017年4月10日至4月20日期间，原告工作人员通过前期调研，与被告的项目负责人郭文军一同参与制定需求规格说明书，郭文军确认了对于软件开发项目的需求，原告根据被告的需求提出了系统解决方案。6.显示有“围术期管理信息系统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字样的登录界面及内容界面打印件，原告称系其按照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约定完成的证据1光盘中的“2-c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产品原型”的高保真原型图。7.显示有“围术期关系信息系统总流程”字样的图片打印件11页。8.显示有“驰拓智能温度/湿度总控制”等字样的流程图打印件1张。原告称证据6-8证明其已按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的约定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设计软件流程图及系统并形成温湿度流程方案。9.《移动APP管理》文件打印件1份。10.《中山眼科移动端文档》打印件1份。原告称证据9-10证明其按照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约定设计软件移动端文档及APP。11.《中山眼科中心手术室管理系统对接文档》打印件1份。12.《病区送出患者最佳时间点需求文档》打印件1份。原告称证据11-12证明其按照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约定设计对接文档、根据被告需要对病区送出患者最佳时间点进行分析及实现。13.《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测试方案》电子文档。14.《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测试用例》电子文档。15.《中山大学中山眼科医院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测试小结》打印件1份。原告称证据13-15证明其完成涉案系统开发及安装后进行了系统测试。16.显示有原告名称和日期2017年12月18日的《验收报告》打印件1份，其中《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第一阶段验收报告》中甲方项目负责人处有郭文军的签名，乙方项目负责人为胡慧升，验收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甲方验收意见处手写“同意”，甲方代表签字（盖章）处有郭文军的签名并盖有“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手术室”印章，乙方代表签字（盖章）处盖有原告印章，“主要完成工作”处显示“1.医院现场1.0功能维护开发。2.围手术期2.0功能开发，功能列表如下，见附表一。3.根据医院的业务要求，乙方对系统做了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4.公司先后安排502.9人日，完成项目履约的相关合同约定。”。17.盖有原告印章、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的《撤场通知函》一份，内容为告知郭文军，自2017年3月27日原告研发人员入住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医院进行围术期项目开发工作，但到目前为止该院仍然无法与原告签署相关协议，故此原告决定于发函之日起中止该项目。原告称证据16证明涉案软件的使用部门手术室的负责人郭文军在验收报告上签名并加盖手术室盖章，代表被告接受原告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涉案《软件销售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证据17证明2018年4月20日因被告拒不向原告交付盖章后的合同，导致原告不得不从被告处撤场并函告郭文军。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认为，原告与郭文军签署的协议与被告无关，验收报告上加盖的是“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手术室”印章，但该印章属于被告手术室内部印章而非被告的行政公章，不能对外使用。《撤场通知函》显示系发送给郭文军而非被告且被告没有收到该函件。郭文军称上述证据系基于其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协议产生的，验收报告上郭文军的签名属实，但验收报告是基于原告融资上市需求产生的，且验收报告与《撤场通知函》内容矛盾，《撤场通知函》中所述的2.0版本软件实际并不存在。被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书》，显示甲方为原告，乙方为郭文军，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研发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术期信息管理系统，原告负责提供研发所需资金、人员并负责产品的市场推广及营销，郭文军负责组织参与产品研发的团队，负责提供产品设计方案和研发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及产品验证等，双方根据协议的约定分享产品市场销售的利益。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9日，郭文军负责组织，提供《开发研制计划》并于2017年5月10日前提交原告，原告成立项目研发小组，在收到郭文军提供的《开发研制计划》后5日内，按照郭文军的《开发研制计划》进行开发研制。原告享有产品45%的知识产权及产品销售利润70%的分配权益，郭文军享有产品55%的知识产权及产品销售30%的利润分配权益等。该《合作协议书》末尾甲方处有原告盖章，乙方处有郭文军签名及手写时间“2017.4.21”。2.《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岗位职责汇编》，显示手术室副主任的岗位职责为协助主任负责相应的工作。3.广东华鑫招标采购有限公司的《采购文件》一份，显示委托单位为被告，项目名称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临床服务综合平台建设项目”，时间为2014年4月。4.广东华鑫招标采购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显示2014年5月26日，该公司告知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临床数据转换查询系统及硬件设备采购项目”中中标。5.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在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广东省政府采购合同书》一份，显示项目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临床服务综合平台建设项目”，货物名称为“眼科临床数据转换查询系统”，合同总价290.26万元，合同书末尾甲方处盖有被告的印章并有法人（签约）代表签名。6.图片两张，内容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DoCare手术管理系统”的使用界面。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打印件各一份。被告主张，根据原告与郭文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可见，原告与郭文军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且该协议书的内容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软件产品对应，可见原告明确知悉其主张的事实与被告无关；郭文军曾为被告的医生，但其作为手术室副主任，岗位职责为协助主任完成手术任务、进行科研教学等，不能代表被告进行采购或签订民事合同；被告已于2014年通过招投标程序采购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软件系统并使用至今，没有另行采购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需求，且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央预算单位2017-2018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规定，被告作为事业单位对外进行软件开发和采购必须通过招投标程序进行集中采购，计算机软件类货物或者单项采购金额200万元以上的货物或服务项目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集中采购，原告主张其未经招标即与被告签订标的270万元的软件销售合同，明显违法，原告主张的合同关系不可能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独立于软件销售合同，约定的是原告和郭文军关于知识产权及收益的分配，没有任何关于郭文军代表手术室或者医院进行验收的约定；郭文军在验收报告上签名并加盖被告手术室的印章，足以证明涉案软件的使用部门是手术室且手术室技术与行政负责人都认可验收成果；原、被告接洽时，已经超过被告已采购软件的质保期，完全具备采购新软件的条件；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有关合同成立的规定。庭审中，原告称其与郭文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与涉案《软件销售合同》涉及的是同一个项目，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的开发周期是2017年3月27日至12月28日，验收报告记载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先行启动合同进行开发，但无其他证据证明。另外，原告称其在开发期内曾向被告发送撤场通知函主张相关费用，被告则称其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前未收到过任何原告主张费用的通知。另查明，原告是经营范围包含批发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就郭文军在被告处任职时间及职务的情况，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任职通知、免职通知、养老保险参保证明等，并称郭文军2010年3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被告处工作，2010年3月31日起任被告手术室副主任，2018年11月1日被免去该职务，2018年1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郭文军在被告处无业务职务，作为副主任医师进行日常工作，至2020年12月31日调离被告处。本院认为，本案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关系；2.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相关合同款项及滞纳金。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本案中，首先，原告主张其已就涉案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等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并提交了《软件销售合同》予以证明，但该合同上没有原、被告的签名、盖章或时间，被告亦称该合同仅为原告单方起草的打印版本，其从未与原告签订该合同，因此，仅凭该未签名、盖章的合同不足以证明被告已就涉案软件的开发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涉案《软件销售合同》并未成立。其次，原告作为专业的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司，应对涉案《软件销售合同》是否成立尽到基本的审核注意义务，即使原、被告双方确已达成一致合意，在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首期款项的情况下，原告应及时与被告沟通，催促被告签署书面合同或者履行付款义务，而不是单方贸然继续进行开发工作。即使如原告所述，其应被告要求在被告盖章前已先行开始进行产品开发，但原告提交的《项目计划审批审批》《围术期管理信息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手术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等均为原告单方制作或提交的材料，均没有被告的签名或盖章，不能证明被告曾就涉案软件的开发与原告进行过磋商、讨论或接受原告的履行，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确认、接受合同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原告继续履行合同有违常理，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核注意义务。第三，原告提交的验收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第一阶段验收报告》上甲方代表处签名为郭文军，盖章为“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手术室”，郭文军此时虽在被告处担任手术室副主任，但并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没有证据显示郭文军获得被告授权，可以代表被告签署合同、负责项目验收等，且手术室是被告的内设业务部门，手术室印章的使用范围、法律效力均与被告的单位公章存在差异，故郭文军在验收报告上签名并加盖被告内设业务部门印章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是被告的行为或经被告授权认可的行为。第四，原告出具的验收报告上记载的软件名称“围手术期信息管理系统”与涉案《软件销售合同》记载的软件名称“康瑞德DigiSur智能化手术室系统软件V1.0”不同，而根据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可见，原告与郭文军约定合作研发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围术期信息管理系统”与验收报告所涉系统名称基本一致，验收报告与《合作协议书》的关联度远高于验收报告与涉案《软件销售合同》的关联度，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验收报告是针对涉案《软件销售合同》所出具的。最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组织人员在被告处进行软件开发工作，而且，原告发出的《撤场通知函》抬头为郭文军而非被告，《撤场通知函》中称截至2018年4月20日被告仍然无法与原告签署相关协议，与被告并未在涉案《软件销售合同》上签名、盖章的事实相呼应。在涉案《软件销售合同》未经被告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已就涉案软件的开发、销售等形成合意并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涉案《软件销售合同》并未成立，原告依据涉案《软件销售合同》记载的内容向被告主张权利，要求被告支付270万元软件款项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30元，由原告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屈 昕人民陪审员  钟香华人民陪审员  卫永豪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袁 苍书 记 员  朱知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