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2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K36414024P。负责人：农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贵超，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长秀，女，195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住所地：大方县解放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22429820079C。法定代表人：刘勇，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维，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娇，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长秀、大方县中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5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财保毕节分公司上诉请求本院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531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将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附加险险种与主险医疗责任保险混淆，即把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附加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万元与主险医疗责任险约定的每人责任限额40万元混淆后，将120万元的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附加险认定为本案赔偿险种，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以下简称投保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条款》（2009年9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编号：人保（备案）[2009]N343号）约定：“在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保险期间及承保区域范围内，由于下列原因导致第三者（含患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医疗机构的公共设施存在缺陷；（二）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医疗机构内的公共设施管理不善或操作、维护不当；（三）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失导致的火灾或爆炸；（四）被保险人或其工作人员的过失导致被保险人提供的食品引发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黔卫计发〔2015〕78号《贵州省医疗责任保险统保方案（试行）》附加险二《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在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保险期间及承保区域范围内，由于下列原因导致第三者（含患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医疗机构的公共设施存在缺陷；（二）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医疗机构内的公共设施管理不善或操作、维护不当；（三）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失导致的火灾或爆炸；（四）被保险人或其工作人员的过失导致被保险人提供的食品引发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根据投保单显示，“医疗责任保险每人责任限额”为40万元；“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120万元。本案原告所受损害并非“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公共设施存在缺陷、公共设施管理不善、火灾爆炸、食品中毒等情形引发，而是被上诉人大方中医院医务人员的执业过失行为导致。因此，本案不适用“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赔偿，而应适用“医疗责任保险每人责任限额”赔偿，原判将“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万元认定本案赔偿险种，显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被上诉人大方县中医医院医生梅本均在对原告诊疗时存在超范围行医，属医疗责任保险免责范围，上诉人对此已尽了免责提示及告知义务，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判认定“超范围行医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并以此格式条款作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判决上诉人承担751078.61元（571505.27元+179573.34元），显属认定错误。1、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下列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进行的诊疗工作；（三）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从事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诊疗工作；”、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黔卫计发〔2015〕78号《贵州省医疗责任保险统保方案（试行）》（十四）保险条款（主险）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进行的诊疗工作；（三）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从事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诊疗工作”，本案中，大方县中医医院医生梅本均在为原告进行手术治疗时存在“跨范围执业”，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执业医师应当在注册执业范围内执业的规定，不得跨范围执业。上诉人对此已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以黑体字迹的醒目方式，就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投保人大方县中医医院进行了充分告知和明确说明，大方县中医医院以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方式表示理解和接受，自愿投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修正）》(法释[2020]18号)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之规定，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已尽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原判“应作出不利于上诉人解释”的认定，显属错误，应予纠正。2、原告一审时已达63岁，不应支持误工费。且鉴定意见关于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为定残日前一日，明显与原告伤情实际不符，本案应重新明确原告“三期”具体时间，不应评定为定残日前一日。被上诉人沈长秀答辩称：上诉人应该在限额内进行理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沈长秀是伤者也不是国家机关干部，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其长期住院治疗，她的误工期限与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相符，且不是以年龄限制为依据的。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大方县中医医院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赔偿责任限额系120万元的事实清楚、正确。二、梅本均医师不是跨范围执业，且上诉人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上诉人主张的保险免责事由不成立，其应当在保险赔偿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单上并看不出保险公司对跨范围执业作了免责说明，该保险单上也并未有文字说明。原审原告沈长秀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4139.85元、残疾赔偿金206424.00元、误工费161727.09元、护理费149185.81元、营养费1163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600元、交通费（包含邮费、过路费、停车费、生活费、病历复印费、担架费、陪护费）1156.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0元、鉴定费：20090.00元，共计：728864.75元(庭审中明确)。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4日，原告沈长秀因多发性胆囊结石并胆囊炎、右肾结石在大方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9月6日，大方县中医医院组织由梅本均作为手术者，杨永松、韩进松、黄青作为助手，靳晓红、江伦超作为护士，对原告沈长秀进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腹腔引流术。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29日，原告沈长秀转院至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9月28日至2017年10月6日，原告沈长秀在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0月7日至2017年10月24日，原告沈长秀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0月24日至2017年12月1日，原告沈长秀在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23日，原告沈长秀在大方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1月21日至2月1日，原告沈长秀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原告沈长秀在贵州省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8月3日至8月24日，原告沈长秀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因原告沈长秀与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对手术中是否存在医疗事故发生争议，大方县卫生健康局委托毕节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9年7月24日，毕节市医学会作出毕节医鉴【2019】0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得出结论：“本病例属于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2020年1月14日，贵州省医学会作出贵州医鉴【2020】0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得出结论；“本病例属于三级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全部责任。”庭审中，原告沈长秀向原审法院提出对此次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对伤残等级、护理时限、误工时限、营养时限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11月11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沈长秀胆肠吻合手术属八级伤残；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以评残前一日为宜；无后续治疗费；贵州省大方县中医医院在对沈长秀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是致患者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原告为此先后向毕节市医学会、贵州省医学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支付鉴定费用共计20090.00元。原告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期间，因鉴定需要，于2020年11月6日支付油费285.00元，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504.00元、停车费5元。202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原告沈长秀在贵州省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用9296.14元；2020年8月3日至8月24日，原告沈长秀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10119.81元，共计支付19415.95元。原告提交的在大方县人民医院的门诊发票，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与本案原告关联疾病诊疗而发生的费用，故对该部分费用不予确认。从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3月4日，大方县中医医院为原告沈长秀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大方县中医医院治疗期间垫付医疗费125255.34元，支付护理费、担架费、支付护工陪护床租赁费28630.00元，支付生活费及生活用品费22188.00元。2017年11月15日，大方县中医医院作为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该医疗责任保险（2011版）保险单（抄件）载明：“保险期间自2017年11月16日零时起至2018年11月15日二十四时止。追溯期共12个月，自2016年11月02日零时起至2017年11月01日二十四时止。按照《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保险金额：￥1201000.00元，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200000.00元，法律费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200000.00元，累计责任限额：￥2000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00元，每人责任限额：￥400000.00元，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120000.00元；医疗责任（2011版），保险金额：￥2000000.00元，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200000.00元，法律费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200000.00元，累计责任限额：￥2000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00元，每人责任限额：400000.00元，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120000.00元；按照《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条款》：保障项目：医疗责任保险（2011版）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金额：2000000.00元，累计责任限额：2000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00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0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医疗规范，诊疗医师是否存在跨范围执业情形；2、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1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判断诊疗医师是否存在跨范围执业的情形应从诊疗医师是否超越医师执业证书上明确的执业范围进行判断。本案中，原告沈长秀在大方县中医医院普外科进行住院治疗，由梅本均作为手术者，杨永松作为手术助手对原告系进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腹腔引流术。其中，杨永松的医师执业证书上明确执业范围为外科专业，普外科属于外科的一个分支，杨永松在普外科执业并未超越其执业范围，不属于跨范围执业。虽杨永松的执业证书上明确的执业地点系贵州省大方县人民医院，但执业证书上载明杨永松的执业证书于2019年11月5日进行主要执业机构的变更登记，案涉手术发生的时间在杨永松执业机构变更登记之前，故杨永松现在贵州省大方县人民医院执业与案涉手术发生在大方县中医医院不存在矛盾。针对梅本均是否存在跨范围执业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梅本均的医师执业资格证上明确的执业范围系中医专业，执业类别系中医。本案中原告接受手术治疗的科室为普外科，治疗类别属于西医，均与梅本均的执业范围和执业类别不相符，应认定为梅本均存在跨范围执业的情形。庭审中，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向原审法院举示了梅本均外出进修普外科的相关结业证书，但该证书仅能证明梅本均曾进修过普外科，不能证明其已具备普外科的执业资格。其次，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若要在骨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专业执业，不仅需要经所在医疗机构考核确认所需专业技术达到相应岗位能力水平，还需要经卫生主管部门注册后方能进行相关的执业。梅本均在普外科执业并未满足上述条件，故对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提出的梅本均未跨范围执业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且过错行为与患者受到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020年11月11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针对本案鉴定事项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贵州省大方县中医医院在对沈长秀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是致患者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故大方县中医医院应对原告沈长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赔偿因被告医疗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的主张予以支持，各项损失为：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之规定，结合原告病历资料及医疗发票、住院结算单，原告沈长秀因受伤产生的自付的医疗费为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治疗费19415.95元；大方县中医医院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125255.34元。2、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2019年我院所在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04元，原告沈长秀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年龄为六十三岁，其残疾赔偿金应为：175460.4元（34404元×0.3×17年）。3、误工费，原告沈长秀现年满六十三岁，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庭审中，原告沈长秀出示瓢井镇中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沈长秀在2017年以前一直以种地为生，之后由于生病等原因导致不能做重活无法进行种地和进行农事劳作。原审法院认为，瓢井镇中洞村民委员会基于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的了解而出具的证明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原审法院对瓢井镇中洞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沈长秀虽年满退休年龄，但其作为农村居民，主要依靠从事农业生产作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且有证据证明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对原告请求计算误工费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务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最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原告均未举证证明其收入状况，应按2019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计算。2020年11月11日，原告沈长秀的误工期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以评残前一日为宜，沈长秀于2017年9月4日住院治疗，至评残前一日共计1163日。故误工费应为：161727.1元（50757元/年÷365天×1163天）；4、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之规定，原告的护理期经鉴定为1163日，护理费应为：149185.82元（46821元/年÷365天×1163天）。在原告住院期间，大方县中医医院为其垫付了护理等费用28630.00元，应在原告应当获得的护理费中予以扣除；5、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原告沈长秀营养期经鉴定为1163天，营养费应以每天50元计算为58150元（1163天×5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原告沈长秀的住院天数共计275天，参照原审法院所在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应为27500.00元（100元/天×275天）。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在原告住院期间为其支付生活费及生活用品费22188.00元，应在原告获得赔偿的数额内予以减除；7、交通费等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原告沈长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期间，于2020年11月6日支付油费285.00元，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504.00元、停车费5元。上述费用系因鉴定需要而发生的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提交2020年10月13日产生的三张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一张加油发票，两张停车费发票，原告沈长秀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出行的目的，且上述发票与其就医或者转院治疗的时间、地点也不相符，原审法院对其要求支付交通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方主张的陪护费是因护理产生的费用，关于护理费原审法院已经单独计算，对原告方提出的陪护费不再重复计算。8、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予以支持，但原告请求赔偿的精神抚慰金20000.00元过高，原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0.00元；9、鉴定费：原告因申请鉴定产生鉴定费20090.00元，属于原告为确定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应当支付原告沈长秀因医疗损害而发生的各项赔偿款金额共计：622323.27元。在原告沈长秀就医过程中，从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3月4日，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为其支付护理费、担架费、支付护工陪护床租赁费28630.00元、支付生活费及生活用品费22188.00元，应当从原告沈长秀获得的的赔偿款中予以扣减，因此原告沈长秀应当获得的赔偿款额总计为619547.16元-28630.00元-22188.00元=571505.27元。关于争议焦点3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作为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双方于2017年11月15日建立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抗辩认为参与手术治疗的杨永松和梅本均医师超越执业范围从事其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普外科诊疗工作是导致此次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属于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由，满足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条件。并且在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提交的保险投保单中已经以明示的方式和醒目的形式告知投保人应当注意的事项。原审法院认为，其一，在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向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提供的《贵州省医疗责任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载明的内容，保险公司虽采用了加粗字体，且投保人亦签字盖章，但内容部分并无体现其免责的事由的表述。其二，在主险和附加险的保险单（抄件）中，双方也未将执业医师超范围行医作为其免责事由进行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虽然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提交的未经双方签章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载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和非执业行为；”和第六条载明：“下列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进行的诊疗工作；…（三）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从事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诊疗工作。”的内容，但是梅本均属于执业医师是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其超范围行医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因此针对该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的解释，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应在承保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约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为1200000.00元，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未举证证明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在保险合同期间发生过其他理赔事项或发生多人医疗损害赔偿的理赔事项，因此，应由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在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为1200000.00元的限额内对原告进行的赔偿，而不应适用在每人责任限额400000.00元的条款，故原审法院对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沈长秀依法应当获得的金额共计：571505.27元，未超过保险金额，故应由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直接赔偿原告沈长秀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571505.27元。在庭审中，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提出要求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给付其支付的律师费3500元、以及为沈长秀垫付的医药费、护理费、生活费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请求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且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同时符合与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的保险条款约定，为节约诉讼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原审法院对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应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内向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支付律师费用3500.00元，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内向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支付为原告沈长秀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大方县中医医院治疗期间垫付医疗费125255.3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长秀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571505.27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大方县中医医院为原告沈长秀垫付的医疗费125255.34元、护理费28630.00元、生活费及生活用品费22188.00元、法律费用3500.00元，共计179573.34元；三、驳回原告沈长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7.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负担。原告沈长秀已预交的150.00元可向原审法院申请退回。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一、如何确认沈长秀的误工费；二、如何确认中财保毕节分公司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确认沈长秀误工费161727.10元的事实清楚，说理充分，中财保毕节分公司上诉称不该支付沈长秀误工费缺乏依据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系大方县中医医院所投保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致病人沈长秀人身损害所引起的保险赔偿，符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规定的医疗责任保险赔偿，而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条款》（2009年9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编号：人保（备案）[2009]N343号）“在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保险期间及承保区域范围内，由于下列原因导致第三者（含患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医疗机构的公共设施存在缺陷；（二）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对医疗机构内的公共设施管理不善或操作、维护不当；（三）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过失导致的火灾或爆炸；（四）被保险人或其工作人员的过失导致被保险人提供的食品引发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规定的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赔偿。一审判决按医疗责任保险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险种约定的120万元限额赔偿不当，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对此所提上诉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应按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责任保险险种对沈长秀进行保险赔偿。中财保毕节分公司上诉称大方县中医医院医生梅本均在对沈长秀诊疗时存在超范围行医，属医疗责任保险免责范围，其对此已尽了免责提示及告知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审查，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向大方县中医医院提供的《贵州省医疗责任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载明的内容，保险公司虽采用了加粗字体，投保人亦签字盖章，但内容部分并无体现其免责的事由的表述，且中财保毕节分公司提交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事项中文字并无加粗加黑，无法与其他条款相区分，故不能认定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中财保毕节分公司请求不予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依据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按双方保险合同对医疗责任保险约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为120万元，每人赔偿责任限额40万元，该约定是明确的，即发生保险事故后，一次事故中的赔偿限额为120万元，一次事故中的每人的赔偿限额为40万元。一次事故中可能涉及一人、两人或多人，总的赔偿数额不超过120万元，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20万元的基础上，同时也限定了每人赔偿限额不超过40万元。本案沈长秀所应获取的各项赔偿费用为571505.27元，该费用已超过每人保险赔偿责任限额40万元，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只应承担40万元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在120万元限额内赔偿沈长秀571505.27元及大方县中医医院垫付的相关费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对此所提出的上诉，本院予以采信。对大方县中医医院主张的3500.00元的法律费用，未超出双方约定的20万元赔偿限额，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沈长秀所应获取的各项赔偿费用为571505.27元，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应赔偿沈长秀各项损失费用40万元，余下的171505.27元应由大方县中医医院赔偿。大方县中医医院支出的3500.00元法律费用应由中财保毕节分公司应予以赔偿，对大方县中医医院为沈长秀垫付的各项费用，中财保毕节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53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沈长秀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400000.00元；二、由大方县中医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沈长秀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171505.27元；三、变更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53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方县中医医院法律费用3500.00元；四、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53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五、驳回沈长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7.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515.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负担7300.00元，大方县中医医院负担2215.00元。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莺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