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1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鹏飞，男，196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妍芬,河南锐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李建军（原审被告），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璞冲，男，1963年10月4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鹏飞因与被上诉人李建军、郭璞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2020）豫0505民初1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鹏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妍芬、被上诉人李建军及被上诉人李建军、郭璞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鹏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一审适用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错误。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确定诉讼请求的依据是“清算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也是上诉人赵鹏飞诉郭璞冲等清算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清算责任义务的情况下，以“本案不是单纯意义的股权转让纠纷，而是一般的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错误。第一、本案和股权转让纠纷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来源为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而已。第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及释明的情况下更改案由没有事实依据，程序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判决书第6页第1一3行）认定，“2009年12月17日，安剑公司运输队委托王红玉领取被冻结的安剑公司的16868213.32元款项”与事实不符。实际是当时，安剑公司依据上诉人给王红玉签订的胁迫协议向王红玉出具了一份委托书，授权王红玉全权处理，领取冻结16868213.32元款项的事务，但王红玉并没有领取，也没有处理任何与16868213.32元款项有关的事务。因为安剑公司运输队委托王红玉领取被冻结的安剑公司的16868213.32元款的依据是王红玉胁迫上诉人等人给其签订的胁迫协议，胁迫协议上诉人早已通过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并民重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392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672号民事裁定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撤销，并且该判决也确认了上述款项归上诉人等人所有。2、2008年被司法机关冻结的，存放在安剑运输队账户的资金16868213.32元，其中有600万元由被上诉人李建军转走，5992300元于2012年由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裁定书的方式划转。由司法机关冻结的16868213.32元减去李建军转走的600万元，再减去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划转的5992300元，余款487.5913万元及利息，在法院解除查封后被安剑公司转入其股东、会计等个人名下。这是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的基本事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仅是邦达煤业公司的名义股东，本案涉及的款项系邦达煤业公司转让股权的收益，该收益实际受益人应为李永军为由认定上诉人作为名义股东，不清楚李永军和李建军之间的债务关系，不是股份利益的所有者，故起诉索要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第一、一审法院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是山西邦达神龙煤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人，不仅仅是该公司名义股东，上诉人与李永军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上诉人基于商法上的外观主义（即工商登记效力）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依法有权对外主张自己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及股东风险。上诉人转让给山西中电燃料有限公司的不仅仅是股东持有的神龙煤业公司70%股权，还有归属于法人（也就是神龙煤业公司对应的采矿权及煤矿生产有关的资产及设备转让给了中电公司，中电公司依据以上转让事项先期支付9000万元，原告等人收款后转入安剑公司运输队账户7800万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及的款项系神龙煤业公司转让股权的收益，该收益实际受益人应为李永军属认定错误。第二、通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等一系列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确认上诉人享有山西邦达神龙煤业有限公司股东权利及义务，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是转让股份利益的所有者为由驳回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公司股权转让款不等于收益，法律意义的收益应是经营净收益，而股权转让款要变成经营净收益还需要减去经营费用、各种税款、清理完毕债权债务，剩余部分才能算收益。邦达神龙煤业公司的这些义务都需要有上诉人完成，故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有权对涉案款项主张权利。2、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李永军与李建军是亲戚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双方对账后才能确定，上诉人对他们之间的债务关系不清楚”不是事实。首先，本案的根源就在安剑公司不对账并非法注销，对其转走的巨额资金不能说明去向。被上诉人称，李永军被关押期间其代李永军支付了627万元费用，双方账目已结清，该辩称不是事实。通过李永军提供的手续证明，李永军被关押第二天李建军就开始，或李建军自己、或安排其员工李军、或通过律师王东从宋妍妍(李永军妻子）处前后取走李永军700多万元。存放在安剑运输队账户的16868213.32元，其中有600万元由被上诉人李建军转走。其次，庭审中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487.5913万元为上诉人转入安剑公司运输队的款项，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487.5913万元已给付上诉人或李永军。实际情况是该笔款项在上诉人赵鹏飞等人与王红玉撤销之诉时一直被司法机关冻结，到2013年赵鹏飞等人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担保才将该款项解封，李建军当时答应上诉人与王红玉撤销之诉胜诉后支付上诉人用于清理神龙公司债权债务，可是308判决书已生效，李建军不但将款项转移、隐匿。现在李建军又以代李永军支付试图占有，在司法机关冻结时李建军为什么不提出，而是只提出50万元被错误冻结，如果308号判决书上诉人没有胜诉，安剑公司是否要支付王红玉？所以李建军所述不是事实，而是李建军看见上诉人胜诉后为了非法占有该款项找的理由，故一审判决错误。3、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已提交了李永军本人书写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能证明上诉人的诉请。退一步讲，如果本案确因李永军是邦达神龙煤业、矿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参加诉讼不能查明案件实情，那李永军也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也应追加李永军为本案当事人，而不是因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与已生效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相矛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系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2672号民事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后作出的生效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上诉人作为山西邦达神龙煤业有限公司名义股东，享有股权转让收益的权利。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不是转让股份利益的所有者为由驳回诉请，实质上推翻了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李建军、郭璞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其作为股东在注销安阳市安剑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运输队时，未清偿原告487.5913万元及利息的债权负连带赔偿责任；（利息计算时间、方式：1、从2008年6月21日开始至2013年安剑公司股东转走款项之日按该款项实际获取的银行利息计算；2、从2013年安剑公司股东转走款项之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1、2项计350.89万元，共计838.481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2月6日，经神州县人民政府作出神政字[2006]82号《关于神池县地方国营斗沟煤矿整体改制的批复》，批准将斗沟煤矿整体改制，变更设立了邦达煤业公司。邦达煤业公司和山西邦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矿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系公司名义股东。2007年7月25日，中电公司与赵鹏飞、刘洋、谭建国签订了一份合同书，赵鹏飞、刘洋、谭建国将邦达煤业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中电公司，合同签订后，中电公司将9000万元款项支付到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一起指定的账户即邦达矿业公司账户。山西矿业公司经过背书将6500万元入账至安剑公司运输队，将2500万元背书至香港威尔公司，香港威尔公司又将其中1300万背书至安剑公司运输队，即安剑公司共收取款项7800万元。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李永军的款项，将安剑公司运输队的账户冻结，安剑运输队于2010年12月21日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冻结存款异议书显示，2010年12月17日在中国银行河南省安阳市安钢支行办理银行存款延期冻结手续时，原冻结金额是16868213.32元，现冻结金额为17368213.32元，其中有50万元为安剑公司收入，与李永军案件无关。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忻中刑初字第86-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显示，涉案冻结款项系李永军所有等内容。2009年12月17日，安剑公司运输队委托王红玉领取被冻结的安剑公司的16868213.32元款项。2012年11月26日，安剑公司完成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原告赵鹏飞仅是邦达煤业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李永军，本案涉及的款项系邦达煤业公司转让股权的收益，该收益实际受益人应为李永军。被告李建军在庭审中主张，李永军关押期间代李永军支付了以下费用：保险费用4200元、税票235000元、律师费46万元、山西省太原中院的诉讼收据141800元、蒲治超收据25万元、租赁办事处缴纳的房费8万元、李永军和北京市辉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花费50万元、安剑公司向李志强支付了60万元、李永军本人的取款897000元、信用社还款185万元等费用开支共计627万元，庭审中，赵鹏飞对被告的上述主张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但是上述费用是发生在李永军和李建军之间，赵鹏飞作为一个名义股东不会知道李永军的个人开销。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不是单纯意义的股权转让纠纷，而是一般的不当得利纠纷。本案李永军与李建军系亲戚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双方对账后才能确定，原告赵鹏飞作为一个名义股东，对李永军和李建军之间的债务关系并不清楚，且赵鹏飞也不是转让股份利益的所有者，故赵鹏飞起诉被告索要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判决驳回原告赵鹏飞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鹏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494元，由原告赵鹏飞负担。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赵鹏飞作为名义股东，其并不清楚案外人李永军（实际出资人）与被上诉人李建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说上诉人赵鹏飞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了不当利益，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494元，由上诉人赵鹏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飞审判员  常青审判员  杨晓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高曌亮书记员王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