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40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胜权，上海明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刚，江苏诚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被上诉人。上诉人周红军因与被上诉人瞿凯、朱丽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1民初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红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周红军无需向瞿凯、朱丽忠支付任何款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瞿凯、朱丽忠负担。事实和理由：1.瞿凯一审认可其与周红军2019年10月22日认识，而发货时间在先，在两人不认识的情况下，瞿凯不可能委托周红军销售石子。朱丽忠、徐恒、周红军2019年10月22日虽去考察货物，但考察货物不代表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周红军与徐恒之前有石子生意往来，徐恒至今拖欠周红军90万元，故周红军是准备与徐恒做生意，与瞿凯、朱丽忠无关。瞿凯、朱丽忠没有渠道，而没有货源是不可能做石子生意的，瞿凯称2019年10月22日双方签署委托合同时徐恒在场，而徐恒说没有看到签署委托合同，故2019年10月22日瞿凯、朱丽忠与周红军签署的是以后石子合作的合同。2.货物是徐恒所有而非瞿凯、朱丽忠所有。2019年10月14、15日瞿凯转账给徐梁的两笔款项均来自徐恒，徐恒称其向瞿凯多转账237万均是借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徐恒欠周红军90万元，周红军扣留销售款项抵债，徐恒便让瞿凯、朱丽忠提起虚假诉讼。周红军虽与瞿凯确认发货明细，但徐恒与周红军均确认瞿凯是徐恒安排记录吨位的，不能以确认收货明细认定货物是瞿凯、朱丽忠的，且发货明细均是徐恒先发给周红军，周红军第一时间向徐恒确认的。（2021）苏05民终530号案件中徐恒称其与瞿凯、朱丽忠做生意，故案涉货物应是徐恒和瞿凯、朱丽忠进行合作。二、一审判决认定“瞿凯和朱丽忠签订合伙协议”、“同年10月14、15日分两次向矿上支付预付款”“原告瞿凯支付了运输费74900元”，“货是高个子经手的”，均没有证据证实，徐某,4是最上游供应商，其称货物是卖给大个子的，大个子是徐恒，故徐恒是货物所有权人，一审法院不采信周红军的陈述、证人徐某,4的陈述，是错误的。瞿凯、朱丽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周红军认为货物所有人是徐恒，但周红军并不否认委托关系，也不否认同瞿凯、朱丽忠签订协议并帮瞿凯、朱丽忠卖货。一审中周红军也明确承认其和瞿凯、朱丽忠之间系委托关系，结合周红军与瞿凯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周红军明知其与瞿凯、朱丽忠是委托关系。周红军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石子的所有权人是徐恒。瞿凯、朱丽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红军向瞿凯、朱丽忠支付货款714094元；2.诉讼费由周红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0日，瞿凯和朱丽忠签订合伙协议，两人合伙做石料生意。同年10月13日，朱丽忠、周红军及案外人徐恒至池州市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翔矿业）考察石料货源。瞿凯于同年10月14日、15日分两次向金翔矿业会计徐梁转款共计820000元作为石料预付款，后金翔矿业联系东至县德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公司）发货，德润公司于同年10月15日开始发货，共计发货分子5984.64吨、瓜片2221.24吨，运输船号为江泰1699。周红军于同年10月21日收到上述货物并进行了销售，同日，瞿凯支付了运输费74900元。10月24日上午，周红军将货物净重明细通过微信发给瞿凯，明细上写明皖江泰1699，并注明了各种规格的石子和瓜子片数量，其中石子共计5890吨，瓜子片共计2282吨。同年10月29日，瞿凯通过微信跟周红军确认货款，瞿凯将一张表格发给周红军，表格内容为：日期20191021，石子5890，单价88.5，瓜子片2282，单价84.5，应收714094；日期20191029，石子5000，单价77，瓜子片1500，单价73.5，应收495250。瞿凯问：“周总，这是最近两船的发货情况，第一船你看一下是否正确。”周红军回答：“是。”后因周红军未能支付货款，致瞿凯、朱丽忠诉讼至一审法院。一审中，周红军申请对瞿凯、朱丽忠提交的证明上所盖的金翔矿业以及德润公司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后表示不需要进行鉴定。一审中，一审法院向徐梁和徐传满进行了调查，徐梁陈述，其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上的章都是其盖的，货物是瞿凯向其公司买的，其公司没有货，所以让德润公司发的货。徐恒认识其老板，瞿凯和朱丽忠是徐恒介绍来的，之后徐恒就没有插手了。徐传满陈述，两份证明上其公司的章是其盖的，签名也是其签的，这批货物是金翔矿业的老板佘总叫其发的，当时其的货物放在金翔矿业加工，买这批货的人是个高个子，叫什么不清楚。当时看货是几个人来看的，其只认识高个子。该证明只能证实这些货发出去了，货是高个子经手的，发给谁不知道，货款不是直接付给其的。一审中，一审法院通知徐恒到庭接受法院调查，徐恒陈述其和瞿凯、朱丽忠以及周红军都是朋友，2019年10月12日其和朱丽忠、周红军去东至矿上看石子，石子是瞿凯和朱丽忠买的，看货那天没有当场买。之前在开发大厦茶室里说要去看货，其和周红军说是瞿凯、朱丽忠出资，委托周红军卖。后来10月22日又去东至时，其和瞿凯、朱丽忠、周红军都在场，口头谈到给周红军销售利润的20%。其问瞿凯借过钱，银行交易流水中其转给瞿凯的钱是归还的借款。一审中，瞿凯陈述，2019年10月徐恒告诉其金翔矿业有石子货源，可由他去联系发货，委托周红军销售，让其和朱丽忠合伙出钱做这个生意，后来徐恒、朱丽忠和周红军聊过这事，他们三人还先去矿上看了石子，因为矿上发货必须要先打钱，其就将货款打到了金翔矿业会计徐梁的账上。对于给付周红军销售利润的20%，之前周红军、朱丽忠和徐恒在常熟开发大厦也谈过的。2019年10月23日，其和朱丽忠、徐恒、周红军再去东至县时，想让周红军加入合伙，也就是其和朱丽忠、周红军合伙，合伙利润也是销售利润的20%，但是周红军考虑到合伙利润可能到最后都是空的，所以他说愿意变成委托关系，给他销售利润的20%作为销售费，当时是口头讲的。朱丽忠陈述，在2019年10月21日前，具体哪天不记得了，徐恒约周红军去常熟开发大厦见面，叫其一起去的，当时瞿凯和周红军还没见过面，徐恒说他普料做的时间没有周红军长，没有周红军懂，并且他也没钱，但是他有货源，让其和瞿凯出钱，委托周红军销售，给周红军利润，但当时没有提到20%。后来货物给了周红军销售，其和瞿凯要跟他结账，周红军的意思是马上结，让其把第二船货也给他，因为周红军没有结第一船货款，所以就没有把第二船给他。其知道周红军之前和徐恒合伙做石子生意的。周红军陈述，2019年10月，徐恒打电话问其普料行情怎么样，其说还可以，徐恒说他认识的矿上发点货下来，让其帮忙卖，其说可以做，当时跟徐恒谈的价格有2-3元/吨的利润。开发大厦的事情也是在10月，是徐恒和朱丽忠问其行情，其说这个市场价格是可以做的，当时还没谈到发货。10月13日徐恒和朱丽忠去了东至，打电话让其去看货，其看了下可以的，就去了浙江。货物是10月17日装船发的，10月20日到常熟浒浦，10月21日卸货，10月23日其把浮吊上发给其的货物净重单发给了瞿凯。10月22日，其、瞿凯、朱丽忠、徐恒等人在东至县鸿庆楼，瞿凯、朱丽忠和其签了合作协议，由其以后帮瞿凯、朱丽忠卖货，100%回笼资金，现在协议在瞿凯、朱丽忠处。其和徐恒之前一起做石子生意，徐恒欠了其一百多万，到2015年底后双方基本上很少联系，要联系都是其向徐恒要钱，徐恒有时候也问其石子的价格，这船货是徐恒让其卖的，其是希望能用货款抵徐恒欠其的钱，按照当时计算的价格是70万元左右，现在货款还没有全部结到，因为质量不好可能会扣点钱。以上事实，有身份证、常熟市户籍信息证明、合伙协议、银行交易信息、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瞿凯、朱丽忠主体是否适格；二、瞿凯、朱丽忠与周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瞿凯、朱丽忠提供了合伙协议，据此可认定瞿凯、朱丽忠系合伙关系。第二，向金翔矿业购买案涉货物的货款和运输费均系瞿凯支付，对于案涉货物的数量、结算价格、货款等，均是瞿凯和周红军通过微信进行发送和确认。第三、案外人徐恒陈述案涉货物是瞿凯、朱丽忠的，徐梁也证实货物系徐恒联系，瞿凯购买。虽然徐传满证实货物是高个子（徐恒）经手的，发给谁不知道，但鉴于徐传满只是应金翔矿业要求进行发货，不知道货物所有人是谁也在情理之中。第四、朱丽忠与周红军、徐恒曾于2019年10月13日至金翔矿业考察石料货源，且之前三人就购买石料一事有过商议，之后瞿凯、朱丽忠和周红军也曾就合伙做石料生意也有过协商，虽然合伙未成功，但据此也能说明瞿凯、朱丽忠确实在做石料生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所有权人为瞿凯和朱丽忠，瞿凯、朱丽忠系本案适格原告。周红军辩称货物是徐恒的，但被徐恒予以否认，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案涉货物所有权人系徐恒，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周红军庭审中陈述案涉货物是徐恒让其卖的，由此可认定案涉货物由周红军出售是基于委托关系，现一审法院认定瞿凯、朱丽忠系案涉货物的所有权人，故瞿凯、朱丽忠和周红军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本案中,除非双方特别约定,否则周红军作为受托人应当将收到的款项转交委托人瞿凯和朱丽忠。现瞿凯、朱丽忠要求周红军支付货款71409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周红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瞿凯、朱丽忠货款71409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10940元，由周红军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瞿凯、朱丽忠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并就案涉货物与周红军成立委托关系。周红军主张案涉货物系徐恒所有，其受徐恒委托销售，瞿凯、朱丽忠无权要求其支付案涉货款，也非本案适格原告。瞿凯、朱丽忠则主张两人合伙购买案涉货物，委托周红军销售，徐恒仅为介绍人。本院认为，首先，瞿凯、朱丽忠提供了双方合伙协议，2019年10月13日朱丽忠与徐恒、周红军一起考察石料货源，后续瞿凯、朱丽忠与周红军也对合作经营石料生意进行过协商，故可证明瞿凯、朱丽忠确实合伙从事石料经营。其次，瞿凯于2019年10月14、15日向金翔矿业会计徐梁支付了82万元，徐梁出具加盖金翔矿业公章的证明确认该82万元为瞿凯、朱丽忠预付的石子货款。周红军虽主张该款项来源于徐恒，但瞿凯与徐恒还存在其他多笔款项往来，以此认定案涉货物系徐恒购买依据不足。徐恒、徐梁均陈述案涉货物系瞿凯购买，徐传满虽陈述货物是高个子（徐恒）经手，但其不清楚货物发给谁，且徐恒作为介绍人，经手货物亦不存在违背常理之处。另外，案涉货物的数量确认、价格结算等事宜均是瞿凯与周红军进行沟通和确认，周红军虽主张其本来要与徐恒进行确认，是徐恒要求其与瞿凯确认，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瞿凯、朱丽忠应为案涉货物的所有权人，系本案适格原告。最后，周红军称其与瞿凯、朱丽忠在2019年10月22日时曾签署委托协议，但认为该协议系针对10月22日之后的货物进行委托销售，其与瞿凯在2019年10月22日前不认识，双方不可能建立委托关系。但瞿凯、朱丽忠系合伙经营，周红军与朱丽忠在此之前就一起考察石料，也曾就石料经营问题在开发大厦进行过商谈，不能排除双方在案涉货物发货前已达成委托意向的可能。且周红军认可其出售案涉货物是基于委托关系，故本院基于认定瞿凯、朱丽忠系案涉货物的所有权人，认定瞿凯、朱丽忠与周红军之间就案涉货物系委托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周红军作为受托人应当将收到的货款714094元转交委托人瞿凯和朱丽忠。综上所述，周红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0元，由上诉人周红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维佳审 判 员 曾雪蓉审 判 员 孙学谦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孟 桢书 记 员 王文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