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民再1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甲军，男，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新，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隽，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鸿玉，女，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登军，男，195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原审第三人：李建甫，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再审申请人刘甲军因与被申请人李鸿玉、张登军及原审第三人李建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2020)青01民终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青民申50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甲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国新、王文隽，被申请人李鸿玉，原审第三人李建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甲军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20)青01民终3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刘甲军称，二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法院认定，刘甲军向李鸿玉提供借款本金数额有误。刘甲军提交的所有证据已充分证明，其先后以现金和转账方式向李鸿玉分别支付了17万元和33万元的借款，李鸿玉分别出具借条。李鸿玉在2016年6月14日对上述两份借条进行了再次确认并签字。假如李鸿玉、张登军在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向刘甲军转款的行为是在偿还借款本金的话（转款15次，共163800元）。李鸿玉在2016年6月14日对借款本金进行再次确认时就应当收回之前17万元的那份借条或者是在借条中就所欠本金数额进行注明，这样的行为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思维逻辑。同样，如果李鸿玉没有收到刘甲军按照其指示通过银行转让方式交给第三人李建甫的330000元借款本金的话，也不会在2016年6月14日对借款本金进行确认时在借条上签字。虽然在一、二审庭审时，第三人李建甫的代理人称收到了郑桂英向其打款330000元，但该款系刘甲军偿还向李建甫之前的借款。刘甲军认为，庭审中李建甫一方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与刘甲军或郑桂英之间曾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的金额是多少。一、二审开庭时法庭询问李鸿玉为什么在2016年6月14日要再次在借条上签名时，李鸿玉没有合理的解释；询问开始为什么每月只还5100元时，李鸿玉也无法解释。一、二审判决中也没有对这两点问题作出任何认定。因此，刘甲军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依照约定交付17万元和330000元借款的事实。而李鸿玉辩称没有收到330000元借款缺乏证据证实。2.一、二审法院认定李鸿玉、张登军支付的163800元系偿还借款本金，缺乏证据证实。首先，口头约定利息是否有效的问题。《合同法》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合同法》第197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法律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该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视作带有指引性质的管理性规定，即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如借贷双方对于利息有口头约定的，法律也认可其合法性。其次，虽然刘甲军、李鸿玉、张登军之间就利息问题是口头约定的，但该约定是明确具体的。即按借款金额的月息3%支付利息，且李鸿玉、张登军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是按照这种约定支付了部分利息。2013年5月至12月期间，此时的借款本金为17万元，李鸿玉、张登军以此金额为基础按照月息3%的标准，即每月5100元，支付过5个月的利息；2014年3月至10月期间，按借款本金为500000元（17万+33万），李鸿玉、张登军按照该金额的月息3%，即每月15000元，支付了7个月的利息。双方发生纠纷后李鸿玉、张登军否认双方就利息问题有过约定。但通过一、二审法庭调查，李鸿玉、张登军无法对其已经支付的部分利息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故而按照民事诉讼中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是明确具体的，并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履行。再者，二审法院认定：2013年1月、2月、3月还款系偿还17万借款本金缺乏证据证实。庭审中，刘甲军提交了银行卡明细，证实了这三笔还款系李鸿玉、张登军偿还。张登军于2012年12月31日所借刘甲军23万元借款利息的事实，这三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如果按照法庭现在的这种认定，刘甲军又要将2012年12月31日的这23万元款项提起诉讼，要求李鸿玉、张登军偿还，这就是完全按照法庭的认定所进行的诉讼。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再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刘甲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鸿玉、张登军答辩称，认可170000元的借款，是刘甲军分三次给自己的，现金交付的。后面又商量330000元借给我，刘甲军让其在条子上确认,其虽然确认了，但是这笔钱一直没有转。所以对他主张的330000元不认可。 李建甫称，其和刘甲军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他诉讼中始终否认代收他人借给李鸿玉的款项。自己和刘甲军原来是朋友关系，330000元是刘甲军还给其的借钱，和别人没有关系。 刘甲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鸿玉、张登军共同偿还借款499200元；2.判令李鸿玉、张登军赔付2019年8月6日至借款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按月息2%计）；3.本案诉讼费由李鸿玉、张登军承担。庭审中，刘甲军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1.由李鸿玉、张登军偿还借款499200元；2.由李鸿玉、张登军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439584元；3.判令李鸿玉、张登军赔付2019年9月1日至借款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按月息2%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李鸿玉、张登军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甲军与李鸿玉、第三人李建甫系朋友关系，李鸿玉和张登军系夫妻关系。2012年12月李鸿玉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刘甲军借款170000元，李鸿玉于2013年8月13日出具欠条。2014年1月10日又向刘甲军借款，当日刘甲军通过转账的方式，根据李鸿玉要求将330000元转到第三人李建甫的账户。李鸿玉、张登军向刘甲军支付部分利息后，刘甲军多次要求返还本金，2016年6月14日李鸿玉只偿还800元借款，对借款的事实再次签字确认，并口头承诺借款在年底还清。李鸿玉、张登军在其承诺的还款期届满后未还款，借款应由李鸿玉、张登军夫妻共同偿还。刘甲军对第三人李建甫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甲军与被告李鸿玉、第三人李建甫系朋友关系，被告李鸿玉、张登军系夫妻关系。李鸿玉以其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刘甲军提出借款要求，并于2013年8月13日给刘甲军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甲军现金人民币170000元”。另被告李鸿玉在该借条日期落款下方签名并书写“2016年6月14日”的内容。庭审中，刘甲军认为此借条证明2012年12月被告李鸿玉向刘甲军借款，并且李鸿玉对该借条再次确认。被告李鸿玉自认该款是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1月份分三次（第一次借30000元，第二次借40000元，第三次借100000元）向刘甲军借款170000元，并已收到借款170000元。借条上2013年8月13日的时间不对，刘甲军说借条丢了，让李鸿玉给刘甲军补的借条，双方对利息和还款期限没有约定。被告已归还借款了168000元，现尚欠2000元未还。张登军未参与借款之事，对借款事实不知情。第一次开庭时刘甲军认可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130500元，被告不承认该款是利息，而是偿还本金130500元。第二次开庭时被告根据刘甲军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出具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活期个人存款明细查询表证明已归还借款168000元。经对账核实后被告还款金额为163800元，现尚欠6200元未还。明细如下：被告张登军的账户（账号×××）通过ATM机向刘甲军妻子郑桂英的银行卡（卡号×××）转账共9笔：（1）2013年1月4日还10400元；（2）2013年2月1日还10400元；（3）2013年3月1日还12500元；（4）2013年5月13日还5100元；（5）2013年6月15日还5100元；（6）2013年9月17日还5100元；（7）2013年10月15日还5100元；（8）2013年12月9日还5100元；（9）2014年3月7日还15000元。共计73800元。被告李鸿玉的账户（账号×××）通过ATM机向刘甲军妻子郑桂英的银行卡（卡号×××）转账共6笔：（1）2014年4月8日还15000元；（2）2014年6月12日还15000元；（3）2014年7月16日还15000元；（4）2014年8月15日还15000元；（5）2014年9月22日还15000元；（6）2014年10月15日还15000元。共计90000元。2014年1月10日李鸿玉给刘甲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甲军现金人民币330000元”。出具借条当日通过郑桂英持有的农业银行卡（卡号×××）向李建甫银行卡（卡号×××）转账330064元，其中手续费为64元，实际转款330000元。2016年6月14日李鸿玉在该借条日期落款下方签名并书写日期是对该借条内容进行确认的行为，并于当日偿还刘甲军借款800元。被告李鸿玉则认为，借条系自己书写属实，但刘甲军当天并未向被告交付330000元借款，第三人李建甫也未转交该款，同时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第三人李建甫自认收到330000元的转款属实，但系刘甲军向其偿还的借款，非让第三人转交李鸿玉的借款，但李建甫未提交证据。刘甲军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出具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活期个人存款明细查询表证明上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双方口头约定3%的月息，被告李鸿玉、张登军曾依约向刘甲军多次支付利息每月5100元以及15000元的事实。庭审中李鸿玉不认可于2016年6月14日偿还刘甲军800元借款的事实，并对800元的笔迹形成有异议，在第一次开庭时口头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借条上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后被告在期限内未申请。另查，2019年9月26日第三人李建甫自书《证明》一份，载明：“我和刘甲军不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他诉状中说的代收他借给李鸿玉款的事记忆中没有，也不应该完全没必要通过第三人借出资金。特此说明，李建甫”。再查，刘甲军与郑桂英（付款人）系夫妻关系，张登军与李鸿玉系夫妻关系，双方当事人相互认可。综上，张登军、李鸿玉认可向刘甲军还款共计168000元，因未约定利息，不承担利息，而刘甲军认可案涉借款被告只支付利息130500元，其中不包括被告2013年1月4日偿还的10400元、2月1日偿还的10400元、3月1日偿还的12500元这三笔款，该三笔款是偿还之前借款，非本案借款的利息。遂产生本案纠纷，以致成讼。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卡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查询表、客户回单、银行转款业务凭条、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李鸿玉向刘甲军出具的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现综合上述事实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刘甲军实际给付李鸿玉借款数额问题。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1月份刘甲军向李鸿玉出借170000元，被告对此无异议。故对刘甲军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刘甲军给付李鸿玉借款后，李鸿玉向刘甲军补写借条，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李鸿玉应履行还款义务。刘甲军此节主张，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刘甲军应就两个要件完成举证责任，即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借贷合意凭证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并达成了借贷合意，这是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础；款项交付凭证用以证明出借方完成了其交付借款的义务，这是要求对方返还借款的事实基础。本案中，刘甲军为证明李鸿玉向其借款330000元，向法庭提供了李鸿玉出具的借条以及活期个人存款明细查询表、郑桂英农业银行卡业务回单等证据。借条可以认定二者存在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故刘甲军提交的借条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鉴于案涉款项出借是通过刘甲军妻子郑桂英、第三人李建甫两人账户交付的，庭审中李建甫承认收到郑桂英打款330000元，否认将此款交付给被告，有银行卡交易清单予以证实，同时被告否认收到此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刘甲军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规定。关于“借贷合意”的举证，刘甲军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款项交付”的举证，转款凭证载明的第三人李建甫卡中收到刘甲军转款330000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刘甲军坚持认为双方已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已明确表示不向实际收款人李建甫主张权利。根据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李建甫收到330000元，不能实现被告收取了涉案借款的证明目的，不能推断被告收到借款的事实，故刘甲军的证据缺乏关联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又未达到民事诉讼中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要求，为此刘甲军应就其主张已向李鸿玉出借330000元款项的交付过程进一步提供证据佐证，在刘甲军补强证据后可另案主张，故刘甲军应对案涉借款已经实际交付李鸿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第三，关于李鸿玉、张登军的还款是本金还是利息问题。经核实李鸿玉、张登军还款金额为163800元，因双方对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均未约定，原、被告庭审陈述相矛盾，从被告还款情况看，有10400元、12500元、5100元、15000元不等金额，且截至2014年10月后未还款。被告非每月连续还款，刘甲军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系偿还其他借款或利息，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向刘甲军还款163800元系偿还本金比较合理。第四，关于刘甲军诉请借款利息一节。刘甲军要求李鸿玉、张登军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的利息439584元（按月息2%计算）以及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月息2%计算）的问题。李鸿玉、张登军应承担给付刘甲军实际借款支付逾期利息的责任。由于借款双方对支付利息、借款期限未作约定，刘甲军亦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逾期利息计算标准及还款期限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甲军尚欠借款本金6200元的事实，李鸿玉、张登军应以此为基数，利息起算时间自刘甲军2016年6月14日主张之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起诉之日止，即6200元×6%（年息）∶12个月×38个月=1178元。2019年8月14日起至被告全部付清借款时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刘甲军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刘甲军诉请利息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第五，关于张登军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本案借款发生时间而言，处于李鸿玉、张登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中，借条虽为李鸿玉以个人名义出具，但由于刘甲军提供的证据证明通过张登军持有的银行卡偿还借款，证明张登军知晓借款事实，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甲军主张张登军对涉诉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刘甲军自愿主张第二笔借款330000元本金中被告偿还80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随其意愿，但由于第二笔借款本案未处理，被告又否认偿还800元的事实，故待另案诉讼时一并处理。刘甲军以李鸿玉、张登军偿还借款数额证明李鸿玉、张登军收到33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李鸿玉、张登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甲军借款本金170000元（其中已偿还本金163800元，现尚欠6200元），赔偿利息1178元，并以6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4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刘甲军支付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刘甲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甲军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撤销(2019)青0104民初3891号民事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令李鸿玉、张登军共同偿还借款499200元;2.李鸿玉、张登军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439584元;3.判令李鸿玉、张登军赔付2019年9月1日至借款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月息2%计);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鸿玉、张登军承担。 李鸿玉、张登军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建甫辩称，认可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刘甲军主张分两笔给李鸿玉借款500000元，李鸿玉认可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期间，分三次向刘甲军借款170000元的事实，同时双方均认可借款在前、借条出具在后。李鸿玉向刘甲军出具了借条，但在借条中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刘甲军上诉称双方口头约定了月息为3%，就此主张提交了李鸿玉、张登军账户向其妻子郑桂英账户转款的明细，以证实李鸿玉在2013年5月、6月、9月、10月、12月共五次向其每月转款5100元，此还款金额正好是170000元的月息（170000元×3%）。李鸿玉辩称双方根本没有约定利息，每月的还款金额并非一致，2013年1月、2月各还了10400元，3月还了12500元，每次偿还的金额不等，并非是每月偿还5100元。而刘甲军对2013年1、2、3月的还款主张是李鸿玉偿还的张登军于2012年12月31日所借230000元借款的利息，李鸿玉否认有此借款。2013年1、2、3月的还款并非是刘甲军主张的230000元借款的等额利息，对于超出部分刘甲军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有其他借款，故无法认定2013年1、2、3月的还款系偿还其他借款的事实。因此，李鸿玉的还款并非每次的金额相同，双方在借条上未明确约定利息，刘甲军主张根据李鸿玉的还款来推定月息为3%的依据不足，原判认定李鸿玉的还款为本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刘甲军关于170000元借款本金尚未偿还、李鸿玉之前偿还的均为利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甲军主张第二笔借款是330000元，对此提交了李鸿玉于2014年1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一份，李鸿玉对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没有收到借款，故借款事实不成立。刘甲军提交了一份转款凭证，证实在借条出具当日郑桂英向李建甫账户转款330000元，刘甲军称借款时因李鸿玉没带卡，故根据李鸿玉的要求把330000元借款转到了李建甫的卡上，李建甫系李鸿玉指定的收款人。而李鸿玉不认可其指定了收款人，李建甫认可收到了此款，但不认可此款是其代收的款项，而是其与刘甲军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其并没有将此款转交给李鸿玉，故李鸿玉虽出具了借条但未收到借款的事实属实。刘甲军上诉认为从李鸿玉每月的还款可以证实李鸿玉认可收到了330000元借款，就此主张提交了转账明细，证实李鸿玉从2014年3月起每月还款15000元，共支付了7笔，15000元刚好是500000元的月息（500000元×3%），证明李鸿玉认可收到了330000元借款。李鸿玉否认还款系利息。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现无法确认15000元系李鸿玉偿还的利息，再者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该合同仅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能成立，必须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即合同是在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刘甲军并未将贷款实际支付给李鸿玉，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转给李建甫是李鸿玉的意思表示，故二人之间的借款行为并未生效。另外，刘甲军上诉认为李建甫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与其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刘甲军在一审释明时明确表示不要求李建甫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刘甲军与李建甫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认定的范围，综上，刘甲军主张330000元借款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刘甲军再审请求，被申请人李鸿玉、张登军答辩意见和李建甫陈述意见，本案围绕当事人诉争的以下焦点问题进行了审理：一是借款本金17万和33万元的问题；二是案涉借款的还款金额问题；三是借款利息问题。 （一）关于借款本金问题 再审申请人刘甲军主张其给李鸿玉的借款是两笔，分别是170000元和330000元。对其中的170000元李鸿玉认可此笔借款，并根据刘甲军的要求亲笔书写了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刘甲军现金人民币17万元整。落款时间2016年6月14日李鸿玉。经再审开庭李鸿玉认可该借条系她本人书写。该笔借款款项是再审申请人分三笔现金交付的，且有之后的还款事实佐证，依法予以认定。 关于330000元的问题，再审申请人刘甲军主张该笔借款的证据有李鸿玉书写的借据一份，借条内容：今借到刘甲军现金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整（330000）借款人李鸿玉。下方有两行日期分别是2014年1月10号和2016年6月14号。刘甲军还提供了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根据回单显示，2014年1月10日郑桂英（刘甲军的妻子）通过银行卡向李建甫的银行卡转账330064元，其中手续费64元，实际转款330000元。诉讼中李鸿玉对其书写借条的事实认可，但称申请人当天并没有按约定向其交付330000元借款，李建甫也未向其转交该笔借款。李建甫自认收到330000元的转款，但称该款是再审申请人给其偿还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规定，因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借条仅能证明其与被申请人达成借款的合意，如若证明该笔330000元的借贷关系成立还需有该笔款项实际交付的相关证据，刘甲军不能提供此款交付给李鸿玉的证据，而以郑桂英（刘甲军的妻子）通过银行卡向李建甫的银行卡转账330000的凭证向李鸿玉主张债权，因该证据与李鸿玉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此节认定正确，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维持。 （二）关于还款金额问题 经核实就170000元借款，李鸿玉先后还款金额共计163800元，有银行记录为证，截止2014年10月后在未还款，原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再审依法确认。 （三）关于借款利息问题 再审申请人刘甲军主张利息及逾期利息，因在诉讼中始终不能提供证明双方有借款利息和还款期限约定的相关证据，故该项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原审以李鸿玉实际尚欠的借款6200元为基数，自再审申请人刘甲军主张之日以年利率6%计算利息已充分考虑其合理损失，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刘甲军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民终34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慧宁 审判员  袁有玮 审判员  段旭洁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才让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