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7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绍英，女，1955年8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曾正芳，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立朝，男，196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彭久华（系聂立朝表弟），男，197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西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童绍英因与被上诉人聂立朝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绍英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的土地承包期限超过上诉人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承包土地6.63亩。二、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童绍英并未向本院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文书等证据举证证明其是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人,并证明聂立朝从其处流转土地期限已超过承包期的认定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在本案中虽然没有直接举证证明案涉土地6.63亩的承包权人系上诉人,但上诉人提交的(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下称2380号判决)查明认定6.63亩土地系上诉人承包给被上诉人耕种的事实。该判决中乡村组证明案涉土地系童绍英的承包地,因更换新证尚未发放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法律规定,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再举证证明。还有众所周知的事实当事人也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第一、国家在1982年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承包期限为30年不变,也就是说上诉人的承包期限至2012年止。第二,国家在1998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当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2018年国家要求进一步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收回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乡村组证明为证)。其次,上诉人在2020年7月底拿到更换新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立即交到原审法院,遗憾原审法院不收。可见,原审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审认定:“如无法定事由,双方应当恪守诚信,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不当。首先,双方承包期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其次,2380号判决认定:双方《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双方应当就此条内容进行重新约定。其三,上诉人按照2380号判决与被上诉人就承包期限进行协商,重新约定承包期限(由于争议较大协商未果),为避免激化矛盾,才诉诸法院彻底解决双方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的时间是1992年,上诉人取得集体土地承包期限至2012年为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的有效期限应当是以2012年为限。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有效期限就是上诉人取得的集体土地承包期限为限,超出上诉人的承包期限的承包期应当是无效约定期限,法律不应给予保护。合同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无效约定,无效约定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简言之,合同中约定承包期限违反法律规定,就是法定事由。可见,原审认定无法定事由不当,并支持被上诉人履行违反法律规定的承包期限有悖法律之规定。三、原审认定:第一,“《承包合同》并非自始无效的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妥”,理由为案涉《承包合同》属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超过法律规定的承包期限约定,应属无效约定。上诉人并未全部否认《承包合同》的效力。第二,“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如果继续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权,则应当按约将案涉土地继续流转给被上诉人聂立朝经营的认定错误”。焦点在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都不可能预测到在2003年国家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强制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双方也不能预测到国家还会有第二轮承包。可见,原审认定上诉人取得案涉土地承包权应当将案涉土地继续流转给被上诉人经营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属错误认定。现双方发生争议,且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承包期限违反法律规定”。又经双方协商,就承包期限达不成一致,才引发本案诉讼,法院应当依法查明上述事实,依法调整承包期限,从而达到解决双方诉争矛盾,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第三,“不能排除童绍英有其他经济利益目的涉及本案诉讼的可能性,……本院审慎行使审判权”的认定错误。原审以推理认定否定上诉人诉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有法不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源于,一是被上诉人将承包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经乡村组调解未果。二是被上诉人认为承包土地系上诉人连同住房一并转让,并实施阻碍上诉人依法获得承包土地被国家征用的土地补偿费的行为。才引起诉讼到法院,上诉人依法起诉到法院解决双方争议矛盾并无不当,更不违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禁止买卖土地,被上诉人仅支付11000.00元承包费,就单方认为购买了上诉人的6.63亩承包土地,还妄想获得承包土地被国家征用的土地补偿费,其愿望有悖法律的规定和公平原则,被上诉人有其经济目的。四、原审经询问聂立朝,查明双方无法达成和解,也无法进行协商承包期限,就应当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依职权调整双方争议土地承包期限,从而才能达到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推理认定事实不当,部分错误,说理不充分,且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 被上诉人聂立朝辩称：一、农村土地的权属系集体所有，承包经营权取得需要与集体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童绍英以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2380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童绍英系案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但该份文书并未对案涉土地的承包期进行认定。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是1982年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对土地进行了承包，案涉土地的承包期限是到2012年止，而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时间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承包，“哪怕是一百年”，甲方（童绍英）都同意乙方（聂立朝）承包。双方约定长期承包的前提条件，是在承包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现行政策，第二轮承包期限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由此可见，承包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双方的承包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即只要承包政策不变，就继续承包。1998年国家对集体土地实行了第二轮承包，承包期限至2028年届满，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主张承包合同于2012年就届满的主张不能成立。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关系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也就是说第二轮承包期限届满可以延长三十年，承包期限可以延长至2058年。双方的承包期限也可以再次延长（顺延）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承包期限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进行承包。由此可见，双方约定的在承包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承包的条件并没有改变。该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系双方自愿处分民事权利，应该根据诚信原则予以遵守。所以，不存在超过承包期限的问题。三、上诉人主张2018年国家要求进一步对农村土地进行登记确权，收回第二轮承包经营权证书。该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相符，2018年的确权登记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颁发物权证书，并非是收回第二轮承包证，新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期限依然是至2018年止，并没有改变。四、案涉地并非上诉人所说的买卖，而是经营权的正常流转。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依法分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聂立朝与上诉人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对土地进行耕种，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五、上诉人称法院应依法依职调整双方争议土地的承包期限，超出了法院的职权范围，对于该主张不应予以审理。综上所述，本案涉及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也涉及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案涉土地经营权属于正常流转。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童绍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童绍英与聂立朝签订《承包合同》的土地承包期限超过童绍英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2.判令聂立朝返还童绍英承包土地6.63亩；3.案件受理费由聂立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2月童绍英与聂立朝订立《承包合同》，童绍英将其位于大观山的5亩粮田承包给聂立朝耕种，约定合同期限“承包时间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承包，哪怕是一百年，甲方（童绍英）都同意乙方（聂立朝）承包”，合同价款“承包费11000.00元”。合同订立后，童绍英向聂立朝交付了土地，聂立朝向童绍英支付了承包费。2017年国家因修建高铁征用《承包合同》所涉部分土地，聂立朝从童绍英处承包土地面积实际为6.63亩。现童绍英以《承包合同》中关于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承包合同》中土地承包期限超过童绍英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并要求聂立朝返还承包土地6.63亩。另查明，我院审理的（2019）川3401民初2380号案件中，童绍英以聂立朝将案涉土地非法转包给聂永贵（聂立朝叔叔）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土地，一审法院以聂永贵并非转包取得土地为由驳回童绍英的诉讼请求；前述案件中，一审法院评判《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应当就此条内容重新进行约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案件主要事实并无争议，争议焦点为童绍英能否以土地流转约定期限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为由要求聂立朝返还土地。一般来讲，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农户家庭所有，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应当遵循的第（三）项原则为“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以保证法律和土地政策的衔接。实务中，可能大量存在农村土地流转约定期限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的情况，就本案具体案情，一审法院基于以下三点意见不能支持童绍英诉讼请求：（一）如果童绍英家庭农户是从村集体承包的案涉土地，则童绍英家庭具有案涉土地承包权，但童绍英的前述主张，仅是其口头陈述，童绍英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文书等证据举证证明其是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人，并证明聂立朝从其处流转土地期限已超过承包期，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开始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现童绍英家庭的具体承包期限并不明确，童绍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尚不能径行确认《承包合同》中超过童绍英承包期限的部分承包期限属无效期限；（二）从《承包合同》来看，双方已自愿处分民事权利，即童绍英将案涉土地流转给聂立朝长期经营，聂立朝向童绍英支付对应流转价款，如无法定事由，双方应当恪守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三）案涉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也涉及农村社会稳定。经审查，童绍英诉至法院主张权利的本意是认为《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超过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之后期限属于无效期限，其有权回收案涉土地。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承包合同》并非自始无效的无效合同，也无证据证明聂立朝将案涉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等法律禁止事项，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农村土地发包人（所有权人）、承包权人或其他权利主体可以以约定土地流转期限超过承包期限（且本案中童绍英家庭的承包期限不明确）为由有权从经营权人处回收土地，且按照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如果童绍英系案涉土地的承包权人，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如果继续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权，则应当按约将案涉土地继续流转给聂立朝经营，且双方应当按照公平和诚信原则依法重新订立合同，并约定土地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案涉国家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也涉及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能排除童绍英有其他经济利益目的涉及本案诉讼的可能性，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并不明确，一审法院审慎行使审判权，对童绍英要求聂立朝返还6.63亩土地的要求，不予支持。本案中，聂立朝陈述可以向童绍英返还土地，一审法院也向聂立朝作了询问笔录，但童绍英的补偿意见与聂立朝提出的具体补偿要求差距较大，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根据我国法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依法分离，各权利人依法享有各自权利（包括将来如果因案涉土地被征用而可能涉及的各权利人应当如何分配土地补偿款项事宜），不得非法侵害其他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童绍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童绍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童绍英提交以下证据：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承包经营权证由西昌市人民政府在2020年7月27日颁布，用于证明上诉人享有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期限。 2.2007年经营权证书复印件，证明新证是在老证原件收回后所办。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国家政策没有变动就不影响被上诉人对土地的使用。 被上诉人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的认证意见：对上诉人童绍英提交的证据，因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义，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双方当事人1992年签订协议时，童绍英并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确定其承包期限。2020年7月27日颁发的户名为童绍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其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属于承包期限超过童绍英承包期限的部分无效合同；2.聂立朝是否应向童绍英返还案涉承包地。 关于争议焦点1.因双方当事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长期承包，并未约定具体承包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于1992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有关流转期限的约定不得超过童绍英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而童绍英目前享有承包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和第五十六条的：“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案涉《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超过2028年12月31日的部分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上诉人童绍英要求确认案涉《承包合同》超过承包期限部分无效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未予认定案涉合同为部分无效合同不当，应予以纠正。因案涉《承包合同》并非全部无效，故上诉人童绍英的该主张并无必要作为实体判决的判项处理，本院不再判决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2.由于案涉《承包合同》属于超过承包期限部分无效的合同，因目前童绍英的承包期限尚未届满，其主张聂立朝返还案涉承包地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童绍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适用法律存在瑕疵，合同定性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童绍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俊 审判员 陈慧玲 审判员 邱红莲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雪梅 附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