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1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伟平，男，1991年9月15日出生，住内蒙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辉锋，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审当事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支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大街4号。负责人：赵雄心。上诉人史伟平与被上诉人高辉锋，原审当事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2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史伟平，被上诉人高辉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伟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由高辉锋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法院对高辉锋与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关系以及汽车租金的事实认定不清：1.高辉锋一审向法院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仅有高辉锋签字，没有租赁公司的公章，该证据有明显瑕疵；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据此认定了高辉锋与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高辉锋一审时还提交一份《北京市汽车借用合同登记表》，该表格完全是一份空白文件，仅加盖了租赁公司的公章。登记表中既没有在表格中填写任何相关信息，也没有在承接方处有任何人的签字，更没有任何与高辉锋有关的信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了高辉锋与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高辉锋一审提供的其车辆信息（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车辆所有人为李显华，而证据中并没有李显华与汽车租赁公司的委托协议，根据现有证据而认定高辉锋驾驶的所有人为李显华的机动车，是从租赁公司出租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4.高辉锋一审时提供的租车收据，首先收据并非正式官方票据，其次该收据上没有任何章印和信息证明该收据的出处，也没有上述款项对应的银行转账或提款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车辆租赁的费用，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高辉锋的收入情况事实认定不清。1.高辉锋在一审时称其为滴滴网约车司机，但没有提供其与滴滴平台的任何纸质或者电子的协议。如果其确实是滴滴网约车司机，其应该能够出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没有上述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其网约车司机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高辉锋提供了2018年-2019年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其是滴滴网约车司机以及收入情况。但是根据银行流水单无法体现，无法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据此直接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受损车辆是在滴滴平台登记备案的车辆，因此车辆受损维修的时间与高辉锋停运之间没有证据证明其关联性，因此以车辆维修时间计算高辉锋误工费没有依据。4.既然作为滴滴网约车司机，理应注册使用相关APP，并且在相关APP中的管理界面应该体现司机信息、车辆信息以及每一单收费情况。一审期间作为证据的保管方，高辉锋完全没有提供上述证据就被一审法院采信其网约车司机身份以及收入情况，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综上，史伟平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故受损车辆系高辉锋租赁车辆的事实认定不清，对汽车租赁费用上认定不清，对高辉锋滴滴网约车司机的身份上事实认定不清，固定收入金额上事实认定不清。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史伟平的诉讼请求。高辉锋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史伟平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保险公司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高辉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伟平、保险公司赔偿高辉锋医疗费206.98元、施救拖车费2500元、误工费20000元、车辆借用费10000元，以上合计32706.9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史伟平、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9日2时50分，在北京市通州区通马路京洲集团路口，史伟平驾驶小客车（车号：×××）由东向西行驶，适有高辉锋驾驶小客车（车号：×××）由南向北行驶，史伟平驾驶小客车左侧与高辉锋驾驶小客车前部接触，造成两车损坏，高辉锋受伤。此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史伟平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小客车（车号：×××）在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10万元商业三者险。史伟平系通过电子方式投保了保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上述车辆在交强险和商业险期限内。高辉锋驾驶的小客车系其从北京海涛汽车租赁公司租赁而来，高辉锋系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高辉锋驾驶的小客车修理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至4月29日，花费修理费67505元。经核实，高辉锋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206.98元、施救拖车费2500元、误工费8000元、租车费666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以下逐一评述：1、赔偿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史伟平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高辉锋损害，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因交强险限额已用尽，对高辉锋之损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再不足部分由史伟平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史伟平和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范围。商业险系产生于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认为误工费和租车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同意赔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根据双方陈述，史伟平所投保险方式系电子投保，根据电子投保的投保流程，保险公司在史伟平投保中已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高辉锋要求的误工费和租车费系间接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赔偿责任，应由史伟平赔偿。施救费属于事故发生后必然发生的费用，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3、损失赔偿的范围：（1）医疗费和施救费，一审法院根据票据予以核实。（2）误工费和租车费。高辉锋的误工费应系扣除成本后的收入，高辉锋的成本包括运营成本和租车费用，根据高辉锋提供的误工证据，扣除其运营成本后，一审法院认定其误工费每月6000元，误工时间一审法院根据事故处理和车辆修理期间认定为40日，误工费共计8000元。租车费一审法院根据高辉锋提供的证据认定为每月5000元，具体因交通事故修车损失的合理时间认定为40日共计666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保险公司赔偿高辉锋医疗费、施救费共计2706.98元，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执行清；二、史伟平赔偿高辉锋误工费和租车费共计14666元，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执行清；三、驳回高辉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史伟平应否赔偿高辉锋误工费和租车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史伟平上诉主张称高辉锋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职业为网约车司机，亦不认可高辉锋与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合同关系，主张其不应支付高辉锋误工费和租车费。本院认为，关于误工费及租车费，高辉锋一审阶段已提交《汽车借用合同》、租车费收据及滴滴软件注册信息等证据予以证明。史伟平虽不认可上述材料，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其观点，故本院对史伟平的上诉主张难以采信。一审法院根据高辉锋提供的证据认定为租车费每月5000元、误工费每月6000元，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史伟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元，由史伟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