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云0502民初2244号 原告：梅建凤，曾用名梅菊凤，女，1974年6月6日出生，汉族，隆阳区人，农村居民，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永发，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兰绍芳，女，195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隆阳区人，农村居民，户籍地为隆阳区，现寄住在其姐姐兰绍梅家（保山市隆阳区玉泉路市林业局宿舍）。 被告：聂绍武，男，195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隆阳区人，户籍地为隆阳区，现住隆阳区。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嵘乐。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继燕。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原告梅建凤与被告兰绍芳、被告聂绍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建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永发，被告兰绍芳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嵘乐、段继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梅建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419650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21年3月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41965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是三十几年的邻里关系，平时相互来往，十分友好。二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陆续借款共计94万元，二被告在获得现金借款后，都会出具给原告收款凭证，但未约定还款期限。其中借款金额分别是：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1月20日每月出借现金1万元，共计14万元；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10月15日每月借出25000元，共计50万元；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每月出借现金15000元，共计30万元。被告兰绍芳收到钱后均以手写方式出具给原告收款凭证，其中有一张收款凭证注明2016年9月10日聂(全名聂绍武，兰绍芳的丈夫)收15000元。也就是说，在被告兰绍芳向原告借款的时候，被告的丈夫聂绍武知晓此事，并经手过借款事宜。上述借款出借后，原告找到二被告催促还款，被告丈夫承诺也会陆续还款。被告还款的方式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是以物(烟或者牛奶）抵债，截止2017年12月16日止，被告现金还款96000元（出具的凭证已遗失），剩余欠款为：940000元-96000元=844000元，后来的还款均有被告出具的凭证，其内容是“付烟一万，下欠捌拾叁万肆仟，付叁仟，下欠831000元，大写：捌拾叁万壹仟元(844000元-10000元-3000元=831000元）”；“12月23日，付6000元，大写：陆仟元（831000元-6000元=825000元）”，于2017年12月26日出具还款凭证一张“除账还欠825000元，大写：捌拾贰万伍仟元，欠款人兰绍芳，付350元，大写：叁佰伍拾（825000元-350元=824650元)”；于2018年8月30日出具还款凭证一张，内容是：“付款5000元，大写伍仟元，下欠819650元，大写：捌拾壹万玖仟陆百伍拾元，欠款兰绍芳”(824650-5000=819650元）。后被告聂绍武又于2018年11月26日通过恒丰银行账户（6230780100015042618）转账还款40万元（819650元-400000元=419650元），现二被告仍欠款419650元。但至今二被告就一直未归还过借款，原告通过电话等多种途径找被二告催要还款未果，其拖欠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合同自出借人交付借款后生效，被告于2015年10月25日陆续向原告梅建凤借款人民币共计94万元，梅建凤以现金方式向二被告交付了借款本金，被告兰绍芳向原告梅建凤出具了《收款凭证》，内容都是：什么时间兰绍芳多少钱字样，其中兰绍芳丈夫也收到过15000元的一笔，收款凭证可以确认被告聂绍武收到该笔借款，原告与被告聂绍武的对话录音也可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所以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故被告应当依法履行归还借款本金的义务，支付剩余欠款419650元。起诉考虑到上把子会导致被告刑事犯罪，所以原告没有说明，既然被告认可有上把子行为，原告做如下说明：2016年11月20日原告第一次把子结束，被告将14万元把子款交付原告，原告准备离开时，被告提出借用该笔的把子款14万元，利息按照上把子的标准计算；2017年10月15日每把25000元的把子结束后，被兰绍芳也是要求原告将收到的把子款50万元借给她，利息按照上把子的标准计算；此后被告兰绍芳同样要求原告将又收到的把子款30万借款给被告，利息仍然按照上把子的标准计算支付给原告。借款交付的方式都是被告兰绍芳将把子款给原告后，又由原告出借给被告兰绍芳，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债权的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兰绍芳辩称，原告所诉纯属歪曲事实且属违法行为，被告恳请法庭查明事实真相后依法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从实体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原被告之间实际上是“把子”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无论是原告提交的证据还是被告的证据均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把子”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所有的证据指向均符合“把子”的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原被告之间系“把子”关系的基本事实客观存在，双方产生借贷合意、发生借贷事实的基础并不存在，双方上“把子”的交易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且此种经济交易行为与一般社会公众认知的行为模式相悖。故，原告的诉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二、贵院（2020）云0502民初3023号、3051号、3174号《民事判决书》中阐述得非常明确，即：“上把子”是当地民间存在的一种与非法集资具有相同特征的集资方式，故，原告关于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聂绍武辩称，原告所诉纯属歪曲事实且属违法行为，被告恳请法庭查明事实真相后依法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从实体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原被告之间实际上是“把子”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无论是原告提交的证据还是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把子”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所有的证据指向均符合“把子”的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原被告之间是“把子”关系的基本事实客观存在，双方产生借贷合意、发生借贷事实的基础并不存在，双方上“把子”的交易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且此种经济交易行为与一般社会公众认知的行为模式相悖。故，原告的诉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二、贵院（2020）云0502民初3023号、3051号、3174号《民事判决书》中阐述的得常明确，即：“上把子”是当地民间存在的一种与非法集资具有相同特征的集资方式，故，原告关于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另外，被告聂绍武与兰绍芳系夫妻关系，原告与兰绍芳系“把子”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与兰绍芳无论是上“把子”还是接“把子”都与被告聂绍武无任何关系，被告兰绍芳并未将上“把子”还是接“把子”的钱用于家庭生活开支、用于家庭经营。故根据相关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聂绍武恳请法庭查明事实真相后，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聂绍武的起诉或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聂绍武的诉讼请求。 原告梅建凤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兰绍芳收款凭证8份、还款明细欠条3份、恒丰银行业务交易账单1份，欲证实二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以现金方式陆续借款共计94万元，通过现金还款、以物抵债、银行转账共计还款530350元，现仍需归还借款共计419650元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收款凭证和还款明细欠条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上把子”是一种违法行为，单子上没有写明是借款，就是被告记录原告上把子的情况，原被告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对丰银行业务交易账单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被告通过恒丰银行向原告付款40万元的事实确实存在。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 二、录音文字整理（部分内容）1份、录音光盘1张，欲证实原告再次和被告聂绍武确认过欠款金额为419650元（大约42万元），被告兰绍芳丈夫聂绍武承认该笔借款未归还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原告录音之前没有告知被告需要录音，被告毫不知情，原告是偷录的，可能是给被告设圈套，录音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聂绍武对借款的情况确实不知情，是被告兰绍芳打电话让被告聂绍武帮其签的字，所以被告聂绍武才签字代收了15000元。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兰绍芳、聂绍武针对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原告梅建凤（梅菊凤）上“把子”、接“把子”记录17页（2009年元月10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欲证实原被告之间实际上就是上、接“把子”关系，清楚的记录了上“把子”接“把子”最原始的记录，单据上均有梅建（菊）凤的签名按印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第1至8页、11至14页和16页背页、17页背面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9、10、15、16、17正面真实性持有异议，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原被告在2009年-2015年确定存在过上把子的关系，但原告上把子的行为已经结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把子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非法行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自2009年1月以来在被告兰绍芳处“上把子”多年的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 二、恒丰银行业务交易账单1份，欲证实2018年11月26日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给了原告400000元“把子”款及利息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该40万元是被告向原告归还的借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 三、《收条》1份（5张），欲证实原告及他人均收到了上“把子”、接“把子”款的客观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出该组证据证实的都是被告兰绍芳与其他案外人存在把子关系，这些款额已达到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立案金额，如被告兰绍芳存在犯罪行为应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除原告出具的收条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外，其余收条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除对原告出具的《收条》本院予以采信外，对其余收条本院均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根据庭审和举证、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出嫁前系隆阳区，与二被告系同村人；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自2009年起，原告梅建凤（梅菊凤）多年来一直在被告兰绍芳处参与“上把子”活动，甚至存在同一时期参与多个“把子”的情况。在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1月20日期间14人参与的“把子”中，原告每月交给被告兰绍芳“把子款”10000元；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20人参与的“把子”中，原告每月交给被告兰绍芳“把子款”25000元；在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期间20人参与的“把子”中，原告每月交给被告兰绍芳“把子款”15000元，其中2016年9月10日的“把子款”15000元交给了被告聂绍武，由被告聂绍武在原告的交款记录中签字确认。 在2017年12月16日之前，原被告之间因“把子款”收付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原告的记录，2017年12月16日，被告用香烟冲抵了账款10000元、付款3000元，截止当天被告还欠原告831000元；2017年12月23日被告向原告款6000元，截止当天被告还欠原告825000元；2017年12月26日被告兰绍芳给原告出具了内容为“2017年12月26日除账，还欠825000元欠款人兰绍芳付350元”的欠条一张，截止2017年12月26日，被告还欠原告的实际款额为824650元；2018年8月30日被告兰绍芳给原告出具了内容为“2018年8月30日付款5000元，下欠819650元欠款人兰绍芳”的欠条一张，截止2018年8月30日，被告还欠原告819650元。2018年11月26日，被告聂绍武通过恒丰银行的账户向原告丈夫陈某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400000元，当天原告给被告兰绍芳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兰绍芳归还400000元整。”的收条一张。此后，二被告未再向原告还款。截止2018年11月28日，二被告还欠原告419650元。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和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首先，原告提交的三份收款凭证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原告三次参与“上把子”活动向组织人“把头”交付“把子款”的交款记录，与其陈述的每月分别向被告出借10000元、25000元、15000元的事实不符；其次，案涉款额940000元，原告先陈述系陆续出借被告所形成，后又解释“该笔借款总额由14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等三笔借款构成，该三笔借款都是在原告收取了‘把子款’后，被告又从原告手中全部借走”，其陈述前后矛盾；第三，无论原告陈述案涉款项是陆续出借形成还是由三笔借款构成，但原告均未要求被告向其出具借款借据或借款收据，并且款额巨大，有悖常理；第四，根据原告提交的冲账记录，2017年12月16日之前原被告之间形成了844000元的债权债务，而原告参与的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的“把子”于2017年12月10日才结束，时间仅相隔六天，原告在被告已欠其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于2017年12月10日又出借被告300000元，同样有悖常理；第五，原告虽然提交了被告兰绍芳出具的欠条，但并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欠条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并不能证明该债权债务产生于双方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梅建凤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94元，减半征收3797元，由原告梅建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汝松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梁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