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23民初1475号原告：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阳山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23MA53YJXM60。法定代表人：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林，广东三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显珍，广东三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韩能添，男，195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住××，身份证号码：440××××××××××××297。第三人：李添保，男，1959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住××，身份证号码：440××××××××××××736。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潮，北京市东卫（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山川谷”）与被告韩能添、第三人李添保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1月14日、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葛林、韦显珍及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大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山川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2020年1月8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二、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订金200000元及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合计250000元；三、判令被告立即向支付逾期返还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自起诉之日起以25000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全部清偿之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28日，被告韩能添委托第三人李添保主管阳山小江镇罗汉村委会山地管理及山场转让、砍伐、买卖、代资等一切手续和业务。2020年1月8日，第三人代被告与原告签订《林地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被告韩能添将坐落在阳山县××××××的地块以280万元转让给原告。涉案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20万元订金，第三人李添保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2020年1月11日，原告与韦木弟签订的《服务协议》，原告委托韦木弟办理本地块后续的养殖方面的政府许可之类事宜，并支付了50000元首期款，韦木弟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2020年3月5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2020年3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告知韩能添先生书》：明确说明由于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村民签名，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合同并停止损害原告的行为，但被告不顾原告意见，仍然自行将原转让给原告的地块转让给了第三方，导致合同目的无法达成。因此，原告要求解除《林地转让合同》，返还200000元订金，并赔偿原告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损失50000元，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韩能添答辩称，一、诉争《林地转让合同》第二条第①款约定的“过户、报备政府部门之用途的《山地承包（租赁）合同》中各村小组签名如2020年2月15日前不能完成的，则合同自动失效订金不退”，是附解除条件的民事行为。原告在2020年3月5日仍未能取得各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故所附解除条件早已成就，答辩人有权宣告解除《林地转让合同》。1.《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2.依照民法通则第158条的规定，“如2020年2月15日前不能完成的，则合同自动失效订金不退”，则为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于2020年2月15日不能取得村民小组签名同意，则为“所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林地转让合同理当即时失效。二、阳山县在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2月24日期间，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疫情严控期。答辩人无从得知。原告亦从未向答辩人履行通知和告知义务，亦从未向答辩人提供任何关于疫情严控期的书面证明。如其尽到了及时的通知义务。原告则应当承担举证义务。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全由原告自行承担。1.《合同法》第1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民法总则》第590条亦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2.答辩人居住在佛山市顺德区，而阳山县×××××××××落实行疫情控制，答辩人在客观上无从“知道”，同时也无任何法律义务“应该知道”。而原告事实上“知道”也“本应知道”，但原告未履行及时通知的义务，也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明，令答辩人隐瞒，令答辩人无从知晓阳山县的疫情严控期。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法发〔2020〕1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应当就履行了及时通知义务，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三、原告不能取得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并非受到疫情严控期的影响所致，而是村民小组的坚决反对和拒绝。换言之，疫情严控期与原告不能获得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之间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其二者之间的原因力大小为零。1.在2020年春节来临之前，还未进入阳山县疫情严控期之前，原告已经取得三个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但仍遭到两个村民小组的坚决反对和拒绝。2.2020年3月17日，小江镇罗汉村大墩脚村小组长梁泽文，通过手机短信致函答辩人：本村村民早已商量过了就算一千元一亩都不会转给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本村村民明确表示不同意用来做养殖业（见：被告证据一）。3.为了恶意推翻解除条件的成就，原告于2020年3月16日，编造书面谎言称：大墩脚村的村民要求答辩人携带身份证前往该村，经现场确认后，村民才同意签字同意转让（见被告证据二）。4.为辨真伪，答辩人遂向大墩脚村组长求证。该村小组长梁泽文手机短信回复答辩人：根本就没有的事，即使你到场我们也不同意转让给他（指原告），我们也没有要求见到你本人就转让，一切都是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自作主张。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法发〔2020〕12号）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其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当就阳山新冠疫情严控期导致其不能取得村民签名同意，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不能滥用“新冠疫情”和“不可抗力”，影响和干扰正常的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1.原告提供的《服务协议》证明：在2020年1月15日之前，也即阳山县的疫情严控期来临之前，原告已经事实上不能取得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包括大墩脚村在内的村长及理事会成员已经拒绝将将山林转包给原告从事养殖业，村民早已不同意转让给原告从事养殖业。纵使时间流逝经过，仍改变不了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2.大墩脚村长梁某的短信回复，已经明确证明，该村村民不同意转包从事养殖业，与新冠疫情严控期不存在任何关联或者因果关系。即使未发生新冠疫情严控期，同样也无法改变大墩脚村民“不同意”的结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法发〔2020〕12号）第二条“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所以，原告应当向法庭举证，在各个时间段，其分别取得了哪些村的同意，未能取得哪些村的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又分别是什么？不同意的原因，与新冠疫情严控期究竟有无因果关系？五、案外人腾云与本案原告并非同一法律主体，答辩人与腾云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腾云与他人之间的《服务协议》以及合同关系亦与答辩人无任何法律牵连。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故对原告不存在退还定金和赔偿损失的任何合同义务。综上，阳山新冠疫情严控期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它对本案合同履行是否存在影响，是否存在彼此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究竟如何，答辩人认为：首先应当坚持诚信原则，与新冠疫情有因果关系的，则予以考虑;如无因果关系，纯属时间上的重叠或巧合，则不予考虑和采纳；在新冠疫情严控之前村民就早已不同意签名，纵使新冠疫情严控期过去，也改变不了“不同意签名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其次应当坚持因果法则，村民不同意签名的原因，究竟是村民的内心真意，还是时间的阻隔造成村民未能签名？在严控期结束之后，村民是否同意签名，则是判断二者究竟有无因果关系的强有力佐证。村民小组长的书面答复则进一步证明：“疫情严控期”与“村民不同意签名”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再次诉讼各方应当遵守诉讼诚信义务，对己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对其真实性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告知韩能添先生书》有称：“并且贵方（韩能添）还通告了正准备与我司签名的大墩脚村民等村小组村民，导致我司无法按时完成签名”。请问原告是否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如果有的话，请向法庭提供。如果没有的话，则有违诉讼诚信。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对其诉讼请求提供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2、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3、被告身份信息查询；4、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5、林地转让合同，证明2019年8月28日本案被告委托了本案第三人李添保主管小江镇罗汉村委会山地管理及山场转让砍伐买卖等一切手续，2020年1月8日本案第三人代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林地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被告韩能添将坐落在阳山县××××××的地以280万转让给原告；6、中国银行对公客户付款通知单，证明原告已按约定支付20万元订金，第三人出具收据；7、收据，证明第三人出具订金20万元收据；8、委托书，证明被告委托第三人管理案涉山场事务；9、解约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20年3月5日向原告发出解约通知；10、告知韩能添先生书，证明原告于2020年3月7日发函要求被告继续履行；11、服务协议；12、收款收据，证明原告为了委托案外人办理本案地块养殖方面政府许可事宜支付了5万元，证明5万元损失。补充提交证据：1、林地承包（租赁）合同，证明原告于春节前就已经完成了案涉地块五分之三小组的签名并同意转让，只是因为后续疫情因素影响致使无法与剩余两个村民小组协商，原告不能完成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不仅与疫情严控期间之间存在重大的因果关系，还与事后被告的单方擅自解约及通告行为存在重大因果关系；2、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文件、阳山县××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关于实行阳山县×××庄疫情防控十条的通告、关于实行阳山县×××××、城中村、单体楼疫情防控工作十条的通告、阳山县×××响应政府政策指导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证明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广东各地进入戒严阶段，新冠疫情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抗性，对案涉林地转让合同的履行已经构成不可抗力，对此阳山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采取封村等防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不准进来，也不能进来；3、腾云与李添保的微信聊天记录录屏、截屏及部分文字翻译，证明李添保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腾云（已故）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直保持联系，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对新冠疫情将会导致林地转让合同迟延履行的必然性都已知情，李添保也明示曾帮原告以新冠疫情影响向被告解释说明过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会导致村民签名迟延，应视为已履行告知义务；4、腾云与韦木弟的微信聊天记录录屏及部分截图，证明2月末后疫情好转，原告又积极履行林地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继续与大墩脚组村民协商转让事宜；5、韦显珍与韦木弟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翻译，证明韦木弟表示，腾总的签名工作已经完成3/5，剩下的两个村小组签名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罗汉村封村，无法到现场做村小组工作，这签名工作无法完成的直接原因是疫情直接导致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份证据2020年1月8日的林地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李添保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份证据无异议，对2020年3月5日的解约通知书没有异议，对2020年3月7日的告知韩能添先生通知书没有异议，对2020年1月11日的服务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五万元的收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也无法考证。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一、原告代理律师与罗汉村村主任兼其代理人韦木弟之间的电话录音，超过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也无申请延期举证。原告代理律师与韦木弟之间的电话录音不具有证人证言的证据效果，更无法证明“合同表决不能与疫情防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1.从程序来看，该节电话录音，其性质为证人证言，证人韦木弟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和当事人质证，否则就不具备证人证言的证据要件，不具备证据资格。2.从实质来看，证人韦木弟电话录音，并非亲身感知的客观事实，完全是猜测、推断和评论性的模糊、不确定语言，其证据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备证人证言的实质要件。3.原告与韦木弟之间是行贿与受贿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害关系，韦木弟的电话录音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故其不能采信。二、原告总经理腾云与第三人李添保的微信聊天记录，超过举证期间，其无正当理由也未申请延期举证。该节聊天记录的要点就是“索要工资”“诿过同行”“拒听电话”“有人竞买”，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具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合同表决不能与疫情防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关于原告总经理腾云与其代理人兼罗汉村主任韦木弟的微信聊天记录，超过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也未申请延期举证。原告与罗汉村主任韦木弟之间的微信对话，均发生在疫情防控严管期之前，与疫情防控毫无关联，同样无法证明“合同表决不能与疫情防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2020年1月7日，原告提交的《林地承包（租赁）合同》已被罗汉村两个村民小组否决。同年1月8日，罗汉村委会签署的“同意村组意见”，再次证明原告提交的《林地承包（租赁）合同》被村委会否决。故《林地承包（租赁）合同》无法取得村民的一致表决同意，发生在先；罗汉村疫情防控期及其防控措施，发生在后。合同表决不能与疫情防控之间，既无时间上的逻辑关系，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早在罗汉村实施疫情防控之前的2020年1月7日，罗汉村的红藤塝、大墩脚两个村民小组就明确反对和拒绝原告提交表决的《林地承包（租赁）合同》。该否定性的结果，与在后的疫情防控期，既无时间上的逻辑关系，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罗汉村村主任“韦木弟”作为原告《服务协议》的代理人，代表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该《林地承包（租赁）合同》上签署“同意村组意见”的字样，足以证明：红藤塝、大墩脚两个村民小组明确反对和拒绝原告的合同表决要求，同时也证明村委会同意村民小组的否定性意见。3.在罗汉村解除疫情防控之后的两年里，原告仍无法取得罗汉村红藤塝、大墩脚两个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则进一步证实：原告无法取得罗汉村村民的一致表决同意，与罗汉村疫情严控期不存在任何法律因果关系。五、诉争之《林地转让合同》为预约合同，报备之《林地承包（租赁）合同》为本约合同。预约合同所发生之法律争议，区别且独立于本约合同所发生之法律争议。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是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对其二者的效力认定，应当分别判断。本约合同的不生效或无效，并不影响预约合同的效力认定。预约之《林地转让合同》，并不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故其为有效合同。1.诉争《林地转让合同》第二条第①款约定：“《林地承包（租赁）合同》为过户、报备政府之用途。”所以，作为预约合同的《林地转让合同》，无须取得村民签名表决同意，其宗旨是最终促成签署《林地承包（租赁）合同》，并取得村民的表决同意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2.所以，诉争之《林地转让合同》与报备之《林地承包（租赁）合同》，是预约与本约合的关系。前者是预约，后者是本约。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结果。预约所生之法律争议，区别且独立于本约之法律争议。3.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虽然存在手段和目的的承继性，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但是其二者仍是相互独立的合同，彼此间的合同效力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相互替代。本约合同的不生效或无效，并不意味着预约合同的不生效或无效。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效力判断，应当各自独立判断。六、原告违反预约之《林地转让合同》的约定义务，当原告的违约条件成就后，就应当承担其全部违约责任，答辩人依约有权没收原告所交订金20万元。1.《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2.《林地转让合同》第一条第①款约定的“签订合同后付订金20万元，过户、报备政府部门之用途的《山地承包（租赁）合同》中各村小组签名如2020年2月15日前不能完成的，则合同自动失效订金不退”内容，其法律实质就是“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3.当预约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原告不能取得各村民小组的签名同意，那么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即告成就。4.尽管诉争合同使用的是“订金”字样，但从预约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来判断，此处的“订金”内容适用的是“定金罚则”，而非具有预付款性质的“订金”。即便是预付款，按照合同约定，当预约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同样是不予退还，照作违约处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28日，被告韩能添委托第三人李添保主管阳山小江镇罗汉村委会山地管理及山场转让、砍伐、买卖、代资等一切手续和业务。2020年1月8日，李添保作为被告韩能添的委托人与原告签订《林地转让合同》，后韩能添在合同上补签名及捺指印。该合同约定，由被告韩能添将其所有的位于阳山县××××××的地块的使用权，其中大墩脚组面积1266亩，松塘田组面积900亩，红藤塝组面积900亩，寨脚组面积387亩，沙冲组面积2070亩，作价28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在签订合同后于2020年1月13日由广东顺康**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付订金20万元，李添保于2020年1月13日出具《收据》。《林地转让合同》约定“……过户、报备政府部门之用途的《山地承包(租赁)合同》中各村小组签名如2020年2月15日前不能完成的，则合同自动失效，订金不退。……”之后，原告于2020年1月7日与松塘田组、寨脚组、沙冲组签订《林地承包（租赁）合同》，原告由时任法定代表人腾云签名，沙冲组签名人数8人，松塘田组签名人数5人，寨脚组签名5人，均盖有各自村小组公章。红藤塝组和大墩脚组无人签名。《阳山县××疫情防控工作标准12条》发布的时间是2020年2月2日，其中“人员管控”要求“……减少外村人员进出……”《关于实行阳山县×××庄疫情防控十条的通告》发布的时间是2020年2月9日，要求“各村一律在村口设卡，实行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村庄，特许情况须由相关管理人员做好登记备案……”《关于实行阳山县×××××、城中村、单体楼疫情防控工作十条的通告》发布时间是2020年2月9日，要求“……外来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特许情况须由相关管理人员做好登记备案……”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其于2020年2月15日前就疫情防控构成不可抗力向被告主张延期即变更终止条件。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林地承包（租赁）合同》中只有三个村小组签名，而红藤塝组和大墩脚组无人签名，根据《林地转让合同》约定应当是“各村小组签名”，而非原告所说签名已达五分之三，因为案涉林地分属五个不同村小组所有，必须按照合同约定五个村小组100%签名，罗汉村委会于2020年1月8日盖章就能够证明有两个村小组拒绝签名，因为只有各村小组签名后再由村委会签名盖章，而不能先由村委会签名盖章再由村小组签名盖章，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原告提交的《服务协议》中约定受委托人韦木弟必须在2020年1月15日前完成各村小组的签名，所以到2020年1月15日实际上已不可能完成签名，后来的疫情防控与合同不能履行不构成因果关系。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原、被告皆承认之间签订了《林地转让合同》，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涉案《林地转让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的终止条件，该条件合法有效且于2020年2月15日成就。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是“……过户、报备政府部门之用途的《山地承包(租赁)合同》中各村小组签名如2020年2月15日前不能完成的，则合同自动失效，订金不退。……”该条件并非约定一方的解除权，而是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失效即终止，即原、被告双方均有解除权。条件成就后，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合同即解除。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阻止条件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释义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既可以是自然现象、事件，也可以是人的行为。但它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2）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事实，否则为期限；（3）条件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并以意思表示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定条件’不属于此处所谓的条件；（4）条件必须合法，不得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5）条件必须决定整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果条件不是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只是决定其他内容，则不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6）条件不得与民事法律行为的主要内容相矛盾。”条件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事实，包括自然现象、事件和人的行为，其本身就包含了可能产生的不可抗力。所以《林地转让合同》签订后发生的疫情防控事实包含在条件之内，不能阻止条件的成就。原、被告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因约定的条件成就而自动终止。原、被告约定“订金不退”，是双方自愿、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合法有效，被告不予退还原告交付的订金2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其因委托韦木弟而支付的5万元构成损失。《林地转让合同》因原、被告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成就而终止，被告对合同的终止不存在过错，对原告的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第三人李添保申请对《林地承包（租赁）合同》上的签名“李添保”的真伪进行鉴定，但李添保未在期限内预交鉴定费并申请撤销鉴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阳山县川谷畜牧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定胜人民陪审员  黄桥海人民陪审员  朱静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法官 助理  赖伟杰书 记 员  黄 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