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超，男，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军，北京市天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峰，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庆普，男，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元，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超与被上诉人马庆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初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军、王丹峰、被上诉人马庆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民初331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马庆普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马庆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马超与马庆普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议》（以下简称《10月15日协议》）系无效协议，且诉争条款严重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合同系严重错误。首先，《10月15日协议》约定“由于马庆普、马超双方是亲兄弟，经马庆普、马超双方商定，将本协议之前马庆普、马超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无论是否有效均全部作废，并达成新的协议以资信守”。在签订该协议前，涉及双方的协议包括：2007年9月18日《协议》（以下简称《9月18日协议》）、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书》、2014年6月3日《承诺》、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和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书》5份合同。其中《9月18日协议》约定因马庆普在马超创业期间做出贡献，马超一次性支付其3000万元，今后双方将各自公司发展，不管发展好否各自负责，互不干涉内政，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说法。该协议对马庆普与马超共同创业期间马庆普应得承包款等内容进行了确认，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且协议内容双方早已履行完毕。而其余4份合同均为马庆普在参与公司管理期间私自伪造马超签名和未经公司同意进行的盖章，如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与2014年6月3日《承诺》中，中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的公司印章与马超个人签名章、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中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中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及马超个人签名章均系马庆普伪造而成，马超对这4份合同及内容完全不知情，其行为后果依法应归于无效，对马超不应产生任何约束力。一审法院未经查明便认定2007年10月8日至2016年5月2日之间，马庆普与马超之间曾就利润分配方案签订过多份协议系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其次，2019年8月28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已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对2018年10月16日《协议》中马超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该签名并非马超本人所写。对比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书》中马超的签名，明显发现该协议也是马庆普伪造而成，最重要的是补充协议与诉争合同内容几乎相同，马超当初也正是因为这份补充协议的存在才导致诉争合同的签订。另外，《10月15日协议》所约定事项并非对之前协议的承继，诉争条款中关于5000万元补偿金的支付系基于新的事实发生所约定的事项。对此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合同所约定事项系对之前协议的承继系严重错误。鉴于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承诺》、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均系马庆普伪造而成，马庆普在诉争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行为，依法应予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在未经查明的情况下便认定《10月15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严重错误。最后，《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内容严重显失公平，依法应予认定无效。因为《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约定马超与马庆普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均可推介项目，如项目具备开发条件，可组建项目开发公司，所需资金由马超投入，并满足项目的正常运转。项目收益按如下原则进行分配：从每个项目应获得的全部净收益，马超占51%，马庆普占49%。如果签订后一年半内无房产项目可开发，马超同意补偿马庆普项目收益金5000万元，但马庆普应视马超及马超控股公司运营状况，与马超协商补偿收益金的具体支付时间，该条款中只约定了马超个人投资开发项目，而马庆普却无任何投资，特别是在无房产项目开发的情况下马超还要单方面补偿马庆普5000万元的项目收益金，事实上在无项目开发的情况下马庆普未有任何损失，但还要对其进行补偿严重显失公平，违背了契约平等的精神，故该条款内容严重显失公平依法应属无效。但一审法院却将其视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系严重错误。二、马超已经按照《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约定履行，与马庆普共同开发涞水一渡·香山湾项目，现马庆普以一年半内无房产项目可开发要求给付补偿金与事实不符且与合同条款内容严重违背，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首先，《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且均可推介项目开发，若具备开发条件，所需资金由马超投入，双方按每个项目全部净收益比例进行分配，同时又约定如有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应扣除第三方应得的收益。由此可知，诉争合同关于双方共同开发项目虽然规定马庆普享有收益分配请求权，但并不参与任何管理，而且管理是可以委托第三方的，并不一定是股东合作。2019年12月13日，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涞水尚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占武等就一渡龙安村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就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龙安村，东临青青小镇，西至航天小镇，北至龙安村，南至房易路的土地项目进行开发。关于该项目的开发工作马超也曾与马庆普沟通过，马庆普是知道并且参与了的，马庆普虽在一审庭审中予以否认，称自己对该项目完全不知情，亦未共同参与，该说法与一审庭审中举证向马超推荐并合作开发涞水一渡·香山湾项目的事实相矛盾。其次，2019年12月12日尚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与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建合作公司对龙安村的土地进行合作开发，该合作公司名为涞水京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根据诉争合同第三条约定由双方前期委托的第三方公司，至于后期管理则根据双方的进展情况再进行协商。同时，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公司认可诉争合同第三条约定的马超与马庆普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同时涞水项目第三期（85亩）作为马超与马庆普按照第三条约定的合作项目，并以约定的方式进行净收益分配。一审判决中认定根据项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按照49%向马庆普分配利润系严重错误，因为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仅表示了以约定的方式进行净收益分配，这其中还包括第三方收益。本案中，涞水项目第三期（85亩）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排除马庆普的参与或管理，依法属于马超与马庆普双方根据诉争合同约定共同推进的项目，马庆普在该项目中可依据约定进行净收益分配，享有收益分配请求权，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马庆普本人都是知悉且认可的。再次，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向合作公司涞水京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款2000万元用于推进项目的运行，马超和马庆普已经实际履行了诉争合同约定的合作项目开发，马庆普也可根据约定进行净收益分配，享有收益分配请求权。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是长期的过程，况且现在项目正处于资金投入阶段，项目收益并不能很快出现。一审法院认为马超对于一渡龙安村项目是否由马超和马庆普共同开发、马庆普是否因此获得净收益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系严重错误。另外，案涉协议虽约定双方合作项目不应少于两个，但时间却是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现在尚不满三年。现马庆普以一年半内无房产项目，开发要求5000万元补偿金，但事实证明双方有项目开发，且正在共同推进，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为马超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自2018年10月15日签订该协议后至本案2020年9月4日立案前，双方已共同合作开发其他房地产项目2个以上并使马庆普获得约定收益。故马超向马庆普支付收益补偿金5000万元的条件已成就系严重错误。最后，就5000万元补偿金的支付时间应由双方协商确定，一审庭审中马庆普虽提交其与卢晨晨、刘毅飞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曾向二人分别发送了催款函件，让其转告马超按协议约定支付5000万元补偿金，二人也分别回复“好吧”“好”。尽管卢晨晨系马超之妻、刘毅飞系《10月15日协议》的见证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二人并非诉争合同的主体，二人也没有任何义务负责在马庆普与马超之间传话，况且马庆普本人也无法证明卢晨晨和刘毅飞将函件2转发给了马超。事实上，马超自始至终都未收到马庆普发来的函件，时至今日也并未收到，马庆普也未就补偿金款项的支付时间进行协商，履行诉争合同约定内容。一审法院对马庆普提交的卢晨晨、刘毅飞的微信记录予以采信系严重错误。现马庆普在未与马超协商的情况下就擅自起诉，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但一审法院却认定马庆普与2020年9月4日起诉马超主张权利，足见双方已无协商达成付款的可能系严重错误。三、《10月15日协议》系马超与卢晨晨婚姻存续期间签订，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未经卢晨晨同意和追认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合同与卢晨晨无关，不同意追加卢晨晨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系程序严重错误。首先，2015年12月18日第三人卢晨晨与马超登记结婚，正式结为夫妻（结婚证字号：J110102-2015-018498）。婚后夫妻二人相处和睦，共同为家庭打拼，同时约定家庭财产和权益处分及对外债务接受均需双方协商同意，否则夫妻任何一方单方面的家庭财产和权益处分及对外接受债务均为无效行为。现卢晨晨因马超与马庆普进行诉讼才得知《10月15日协议》，该协议涉及马超为马庆普在成都购买总价值为1800万元的别墅承担购置款，分配给马庆普“绿宸万华城”部分房产和5500万元资产，以及在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若无房产项目开发补偿马庆普项目收益金5000万元等内容。涉及对巨额家庭财产和权益处分及巨额债务的产生，严重损害卢晨晨及家庭合法权益，其行为后果将使夫妻财产受到严重减损及生存造成严重威胁，与其存在严重利害关系。其次，《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并非对马庆普与马超共同创业期间马庆普应得承包款等的确认，系马超在与卢晨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家庭财产的对外投资计划，若有合适的房地产项目并且利于家庭财产增值可投资开发，若无项目开发补偿马庆普5000万元项目收益金。该条款内容未经妻子卢晨晨同意，其履行的后果将严重损害卢晨晨的合法权益，与其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卢晨晨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合同系马超与马庆普双方签订，与卢晨晨无关，不同意追加卢晨晨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系程序严重错误。最后，对于诉争合同约定内容及效力卢晨晨曾明确表示不予认可，认为马超单方面处分家庭财产和权益处分及巨额债务产生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一般认定无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马超与卢晨晨作为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马超未经妻子卢晨晨同意私自签订协议造成共有财产严重减损的行为依法应予认定无效，且该协议对马超及卢晨晨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四、马超与马庆普经常居住地均为北京，按级别管辖规定应由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管辖，但一审法院却因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就对其不予处理系严重错误。首先，本案一审中马庆普诉讼请求标的涉及5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登记立案指南》等规定双方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法院辖区的，标的为1亿元以上不满5亿元案件；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外埠的，标的为5000万元以上不满5亿元。本案中马超与马庆普双方的经常居住地均为北京，其中马庆普常年在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垂虹园甲4号楼18层生活，马超经常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99号西山美庐128幢，故本案不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而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仅因马庆普户籍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辉西二街77号11栋1单元23楼2302号，便认定符合上述规定具有管辖权系严重错误。其次，一审庭审中马超曾向法院提交管辖异议申请，但一审法院却以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故对其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不予受理系严重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等规定。可知受案法院本身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也具有主动审查的义务，现一审法院以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故对其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不予受理系严重错误。综上所述，鉴于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证据的严重错误，且马庆普一审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为维护马超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四）款的规定，依法改判并驳回马庆普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马庆普答辩称：1998年—2006年，在马超资产原始积累期期间，马庆普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9月18日协议》、2007年10月8日的《补充协议》、2015年3月28日的《协议书》、2016年5月2日的《补充协议书》约定，马庆普享有整个集团公司40%股份份额及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应收马超1.8358亿元承包款。因此，马庆普是依法分割共有财产的，不是马超所称的坐享净收益分配，更不是马超单方施舍的。在马超出资中的每一分钱都有马庆普的份额，都有马庆普的付出。马超今天所有的资产，包括所控制的公司，都有早该向马庆普支付的承包款，以及其延伸。关于马超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金现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1.马庆普至今没有收到马超于2021年4月16日邮寄的《合作项目通知函》的函件。马庆普得知《合作项目通知函》是2021年4月19日，系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转发邮件知晓的。根据马超与马庆普《10月15日协议》第二款“如果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无房产项目可开发，甲方同意补偿乙方项目收益金五千万元”之约定，因马超与马庆普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2020年4月14日）无房地产项目开发，故马超应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款，5000万元补偿款付款条件成就。2.关于马超应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款（即付款条件成就），双方是没有分歧的，意见是一致的。本案一审判决后，马超于2021年3月23日、2021年4月6日两次通过中间人刘毅飞微信转发给马庆普《和解协议》《和解协议书》文本，马庆普于2021年3月30日也通过微信回复《和解协议书》表明，马超与马庆普均认可马超应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款。现在马超反悔。马超反悔的真正的原因是其想将《2018年10月15日协议》约定的整个补偿金额进行调整，并将其中2000万元支付给马庆普已经34岁至36岁的孩子，被马庆普拒绝。因此，马超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金没有分歧。关于是否一次性付款的问题。根据《10月15日协议》约定，马超一年半至少应付2000万元。截止到二审法院开庭之日，马超仅支付了200万元，马超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无协商达成付款的可能”正确无误。关于马超推荐的“一渡龙安村项目”是否是合适的房地产项目的问题。一个合适的房地产项目，土地和建设资金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两者缺一不可。根据马超提交的《一渡龙安村项目合作协议》《涞水县一渡龙湾项目尽职调查报告》《涞水县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涞水县人民政府关于的批发》载明的内容，远期的土地开发暂且不说，就最具开发条件的三期地块。前述文件表明三期地块刚拆迁完毕，涞水县土地储备中心上未收储，土地属于涞水县一渡镇龙安村集体组织所有。三期地块目前与马超没有关系。因此，马超推荐的“一渡龙安村项目”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合格的房地产项目，5000万元项目收益金的支付义务不应免除。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马超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马庆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超向马庆普支付补偿金5000万元整，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以500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2.由马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9月18日，甲方马超与乙方马庆普签订《9月18日协议》。内容如下：甲方于1998年至2006年创业期间，乙方出了大力，鉴于甲、乙是亲兄弟，经双方协商，从即日起甲方将所得利润分3000万元给乙方。1.1000万元甲方在2007年内河北霸州市迎宾山水小区房地产项目开工前分期（不影响工地施工）付给乙方，乙方使用此款购买建筑用塔吊及建筑用周转材料，乙方成立属于自己的租赁公司；2008年内甲方付给乙方750万元整（按每季度平均支付）；2009年内甲方付给乙方750万元整（按每季度平均支付）；2010年上半年内甲方付给乙方500万元整。2.乙方所买的塔吊、周转材料在同等的市场租赁单价下，甲方所承建的建筑项目，使用乙方的塔吊和周转材料，乙方独立经营自负盈亏。3.乙方目前负责材料及预算工作至2007年12月30日，并将前期霸州市供电局工程所负责的工作做完。4.甲方在即日内将甲方现有的周转材料，50万元卖给乙方，由乙方自己经营（此款在2010年内所付500万中扣除）。5.甲方将所开发的房地产迎宾山水小区1号楼送一套两居给乙方，属于乙方的私有财产（产权属马黎明，乙方有居住权）。6.甲乙双方将各自公司发展，不管发展好否各自负责，互不干涉内政，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说法。马超、马庆普、杨育伦分别作为甲方、乙方、证人在《协议》上签字，中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2007年10月8日至2016年5月2日之间，马庆普与马超之间曾就利润分配方案签订过多份协议。2018年10月15日，甲方马超与乙方马庆普签订《10月15日协议》。由于甲、乙双方是亲兄弟，经甲、乙双方商定，将本协议之前甲、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无论是否有效均全部作废，并达成新的协议以资信守，内容如下：……三、甲、乙双方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双方均可推介项目，如项目具备开发条件，双方就该项目可组建项目开发公司，所需资金由甲方投入，并满足项目的正常运转。项目收益按如下原则进行分配：从每个项目应获得的全部净收益（如有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应扣除第三方应得的收益），甲方按51％的比例收取，乙方按49％的比例收取。双方合作项目的数量不限，但不应少于两个。在项目具体运作过程中，有关收益分配事宜，甲、乙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详细约定。如果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无房产项目可开发，甲方同意补偿乙方项目收益金5000万元，但乙方应视甲方及甲方控股公司运营状况，与甲方协商补偿收益金的具体支付时间，如在本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双方找到了合适的房地产项目进行开发，乙方同意免除甲方承担补偿五千万元收益金的义务，如甲方已支付了全部或部分收益金，乙方应全额返还给甲方或甲方有权从项目收益中扣除。如果乙方从利用共同组建的项目开发公司或甲方平台获取的项目收益累计已超过3亿元的，甲方有权从日后合作的项目收益中抵扣回甲方给与乙方的1亿元资产，剩余还有收益的仍按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四、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在此之前向甲方和北京绿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主张权利的任何协议，不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现全部废止（包括但不限于2007年9月18日马超、马庆普签订的、杨育伦作为证明人的《协议》、2007年10月8日马庆普与中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马超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3月28日马庆普与固安绿宸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2016年5月2日马超与马庆普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上协议不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均全部废止）。双方权利义务以本协议为准。五、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仲裁机构递交撤回仲裁程序申请并取得仲裁机构的同意，甲方在乙方成功撤回仲裁程序的当日即刻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并取得人民法院的同意，同时书面告知乙方。……八、在实施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本协议签订地法院管辖。九、本协议于2018年10月15日，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签订。《协议》上除有马超和马庆普的签字外，亦有见证人袁志军和刘毅飞的签字。一审庭审中，马超主张2019年12月13日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与涞水尚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占武、童伟光、陈凯芳共同签订《一渡龙安村项目合作协议》，并成立了项目公司。根据项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按照49%向马庆普分配利润。马庆普对此予以明确否认，称自己对该项目完全不知情不了解，亦未参与。其主张符合《10月15日协议》第3条约定的项目应由马超和马庆普共同合作开发，而非马超与第三人开发。2020年5月7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公证处出具（2020）川成高证民字第2078号公证书，就马庆普（189XXXXXXXX）手机上登录微信，并就其中与卢晨晨（微信号×××），刘毅飞（微信号×××）的微信聊天内容页面、文件及图片进行了公证。其中内容显示2020年4月11日马庆普向卢晨晨和刘毅飞分别发出催款函件，提醒二人转告马超，按协议支付5000万元。二人分别回复“好吧”，“好”。一审庭审中，马超主张其于2015年12月18日与卢晨晨结婚，《10月15日协议》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故应追加卢晨晨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对于马庆普提交的多份协议，马超仅认可《9月18日协议》和《10月15日协议》。2020年1月2日，马庆普将马超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马超依据《10月15日协议》1、2项约定，向其支付1800万元购房款和逾期利息，并支付52万元购房经济损失，该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京0107民初126号民事判决，支持马庆普诉讼请求。后马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马超、马庆普系亲兄弟，二人围绕双方自1998年至2006年创业期间的利润分配，曾签订多份协议，其中《9月18日协议》和《10月15日协议》系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从协议内容来看，《10月15日协议》所约定事项系对之前协议的承继，主要内容仍为马超向马庆普支付款项的具体方案。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视为有效合同并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10月15日协议》第3条的约定，马超、马庆普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应不少于两个，项目开发资金全部由马超提供，马庆普按照49％的比例获得项目净收益。如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无项目可开发，则马超应向马庆普支付5000万元补偿收益金。一审庭审中，马超仅提供一份2019年12月13日固安绿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涞水尚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王占武、童伟光、陈凯芳共同签订《一渡龙安村项目合作协议》。对于该项目是否由马超和马庆普共同开发、马庆普是否因此获得净收益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此外，马超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自2018年10月15日签订该协议后至本案2020年9月4日立案前，双方已共同合作开发其他房地产项目2个以上并使马庆普获得约定收益。故马超向马庆普支付收益补偿金5000万元的条件已成就。按照《10月15日协议》约定，补偿金支付时间应由双方协商确定。马超称从未收到马庆普的任何形式的沟通、协商，但马庆普自述与马超因关系交恶，无法直接沟通。其提交的与卢晨晨、刘毅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11日马庆普向卢晨晨和刘毅飞分别发出催款函件，提醒二人转告马超，按协议支付5000万元。二人分别回复“好吧”，“好”。因卢晨晨系马超之妻、刘毅飞系《10月15日协议》的见证人，故一审法院对马庆普提交的卢晨晨、刘毅飞的微信记录亦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马庆普通过第三人向马超发送催款函件，马超虽抗辩与马庆普曾见面进行过沟通，但未举证证明双方曾就补偿金支付时间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马庆普于2020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马超主张权利，足见双方已无协商达成付款的可能。按照《10月15日协议》约定，马超应支付马庆普补偿金5000万元，但截至庭审结束之日，马超仍未支付，故应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对于马庆普主张马超支付5000万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马庆普主张的5000万元资金占用损失，经一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向马超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99号西山美庐128栋邮寄起诉状等应诉材料，于2020年9月18日送达。故相关资金占用损失应以50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8日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是否追加卢晨晨作为本案第三人一节，本案诉争合同系马超与马庆普双方签订，与卢晨晨无关，马庆普作为原告亦未主张追加，故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卢晨晨作为本案当事人。此外，关于本案的是否应属于一审法院管辖一节，根据送达情况记载，马超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故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予处理。且马庆普的户籍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二街77号11栋1单元23楼2302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1.马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马庆普5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8日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驳回马庆普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于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马庆普对于马超提交的证据1－2，即3000万元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马庆普对于马超提交的证据2－1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马庆普对于马超提交的证据2－5－2，即专家意见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专家意见书系马超单方委托所作出的结论，本院确认该专家意见书的形式真实性，但是对于该专家意见书的结论不予采信；马超对于马庆普提交的马庆普与刘毅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马庆普已经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且马超曾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刘毅飞的微信号，该微信号与马庆普提交的证据上的刘毅飞的微信号一致。故本院确认马庆普提交的马庆普与刘毅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马庆普曾以合同纠纷起诉马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此作出（2020）京0107民初12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中认定：2007年9月18日的《协议》、2007年10月8日的《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的《承诺》、2015年3月28日的《协议书》、2016年5月2日的《补充协议》均系马超或其控制的公司与马庆普订立。该判决作出后，马超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21）京01民终41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驳回马超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马超与其配偶于2015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于案涉《10月15日协议》的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马超关于马庆普在《10月15日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行为，《10月15日协议》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马超并未举证在《10月15日协议》订立过程中，马庆普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马超虚假情况、欺骗马超的情形；其次，马超认为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承诺》、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2018年10月16日《协议》均系马庆普伪造，但是依据已生效的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26号民事判决的认定，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承诺》、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均系马超或其控制的公司与马庆普订立；第三，虽然2018年10月16日《协议》经过成都仲裁委员会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不是马超本人签署，但是该《协议》对于《10月15日协议》的订立亦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欺骗、诱使马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综上，马超关于马庆普在《10月15日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马超对于2007年10月8日《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承诺》、2015年3月28日《协议书》以及2016年5月2日《补充协议》上的签字和公章提出的鉴定申请，因已生效的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已对上述协议作出认定，故本院对马超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马超关于《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显失公平，故该协议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订立的使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显失公平的合同往往是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很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本案中，马庆普和马超或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分别签订了2007年9月18日的《协议》、2007年10月8日的《补充协议》、2014年6月3日的《承诺》、2015年3月28日的《协议书》、2016年5月2日的《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的内容具有承继和衔接关系，主要内容是马超和马庆普作为亲兄弟，在二人共同创业期间，因马庆普存在付出，故马超需向马庆普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10月15日协议》也是对前述多份协议内容的承继，主要内容依然是马超向马庆普支付相关款项。故《10月15日协议》的内容并无显失公平之处。马超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马超关于其已经按照《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履行约定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马超主张其已与马庆普共同开发一渡·香山湾项目，用以佐证的证据是2021年4月16日马超向马庆普发出的《合作项目通知函》。马超发出的前述函件的时间是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该证据显然不能证明马超的主张。故马超的此项上诉理由亦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马超关于《10月15日协议》约定的合作开发项目的时间尚未到期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10月15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协议签订后一年半内无项目开发，马超同意补偿马庆普项目收益金5000万元。现该条件已成就，马超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至于该条还约定协议签订后三年内，双方找到项目共同开发，马庆普应全额返还马超5000万元收益金。对此，该条件成就时，双方可以另行解决。马超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马超关于《10月15日协议》未经其配偶同意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虽然《10月15日协议》中废止了2007年9月18日的《协议》、2007年10月8日的《补充协议》、2015年3月28日的《协议书》，但是从前述三份协议的约定可以得出结论，即在马超和马庆普共同创业期间，因马庆普存在付出，故马超需向马庆普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作为补偿。马超与其配偶于2015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尽管2018年10月15日的《协议》签订时间处于马超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马超对马庆普负担的上述债务系对双方共同创业期间马庆普应得款项的约定，该债务发生在马超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之前，属于马超的个人债务，与马超的配偶无关。故马超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未追加马超配偶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当。对于马超关于案件级别管辖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马超并无证据证明马庆普的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其关于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马超以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民终412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系马庆普以《10月15日协议》为依据提起的诉讼，（2021）京01民终412号民事判决是否提起再审，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对于马超关于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马超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320元，由马超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审 判 员  甘 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书 记 员  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