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106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矫建军，男，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海，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镇新镇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江泰街**。法定代表人：初连和，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阅强，黑龙江**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张利佳，男，198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门路军，黑龙江凤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曲坚，男，195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晓霞（系曲坚女儿），女，汉族，1981年5月3日出生，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慧武，黑龙江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矫建军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镇新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镇村委会）、一审第三人张利佳、曲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6）黑0109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驳回矫建军的诉讼请求。矫建军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黑01民终55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矫建军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黑民申15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黑01民再20号民事裁定，发回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重审。松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19）黑0109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矫建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矫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海，被上诉人新镇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阅强，一审第三人张利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门路军，一审第三人曲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慧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矫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19）0109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2.判令新镇村委会向矫建军支付征收土地时地上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655,040元人民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驳回矫建军请求的理由过于牵强，与事实及常理不符。首先,矫建军受让该5.1亩土地的真正意图是对土地进行经营及获得收益，当时该5.1亩土地上已经有出让人两年前栽种的松树，土地出让价格为117,300元，每亩为2.3万元，这价格在当时完全属于是高价格，如果没有松树价格会远远低于该价格。依据物随地走的原则，矫建军只有土地及松树一起受让才能实现对该土地的真正承包经营权，怎么能存在只受让土地、而土地上松树还归出让人所有并且还一直管理经营松树，受让人虽然受让了土地而不能使用和经营土地,这完全与常理不符。其次,矫建军、新镇村委会于2005年10月12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编号为0057-2,双方约定:“村依法将土地承包给矫建军，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向乙方提供耕地9.1亩，此地是原石文举合同转来。本合同有效期自2005年10月12日至2028年12月30日。”上述0057-2合同书中所指向的9.1亩地从此时的合法承包人就为矫建军，并且矫建军与新镇村委会建立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2006年7月18日，矫建军将该9.1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曲坚，并且于当日与村委会签订了编号为0057-2-1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这完全说明，该编号为0057-2-1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在0057-2的合同分出的一份新合同,并且该合同标注:2006年7月18日转给第三人曲坚，同时将原来的9.1亩划掉，改写为5.1亩。这说明曲坚的这份合同是从矫建军处受让而得的。因矫建军承包的5.1亩地所在区域，已经被征收补偿款划转到村，但新镇村委会未将该5.1亩土地的补偿费用支付给矫建军。矫建军通过诉讼，一审法院作出了（2013）松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书，并且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为当时对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的数额不了解，所以当时诉讼时，明确标明该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另行诉讼。综上，矫建军通过转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新镇村委会又与矫建军重新签订了编号为0057-2《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行为，既是对转包合同书的确认，又是与矫建军建立承包合同关系。故在土地被征收后，不向矫建军支付补偿费用，是截留行为。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3）松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矫建军为本次征地的合法受益人。依据《物权法》42条第4款、125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规定，矫建军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新镇村委会支付青苗费和附着物补偿费，有理有据。新镇村委会辩称，1.按照公证合同，（2013）松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没有确定石文举转包给矫建军5.1亩土地。5.1亩土地是位于四环路不是四环路。矫建军以土地位于四环路要求给付地上物补偿没有事实依据。2.（2016）黑0109民初1227号和（2017）黑01民终5561号民事判决已生效，驳回了矫建军的诉讼请求。新镇村委会在上述判决生效后，已将地上物补偿款分配给张利佳和曲坚，矫建军向新镇村委会主张补偿款没有合理的理由。张利佳述称，1.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四次审理。原一审二审及本次一审均认定，矫建军诉请案涉土地地上物松树所有权归其所有，证据不足。足以说明矫建军与案涉土地地上物松树没有关系。2.矫建军与张利佳父亲石文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对地上物松树并无约定，亦可说明矫建军不是案涉土地地上物松树的所有权人。3.2002年国家征用新镇村四环路土地，用于建设新国堤、市政府大楼、世纪花园小区、世贸大道等。当时征地手续不健全，没有征地测绘图及地上物评估程序。矫建军的土地已被全部征用，并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款。2011年，事隔10年后政府再次征用新镇村土地，土地政策及手续已健全。政府在征地同时，委托专业土地测绘机构，由新镇村委会配合，土地经营权所有人及地邻同时到场确认土地经营权所有人及地上物所有人，便于政府准确无误的发放补偿款。测绘完成后落笔成图，在此基础上政府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地上物进行价值评估。征收土地测绘图及地上物评估报告相互对应，均会注明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土地面积、、地上物种类及数量案涉土地测绘图及地上物评估报告均未出现矫建军名称，足以说明案涉土地地上物松树与矫建军没有关系。4.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土地经营权与地上物所有权并不一定必然统一。比如土地经营权所有人依法转租土地，如遇征地，土地补偿与地上物补偿必然分离。矫建军认为，土地经营权人必然是该地上物所有人于法无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曲坚述称：曲坚是基于自身的原始权利，获得该地上物的补偿，已经合法有效的程序领取了地上物补偿款。曲坚取得地上物补偿款的事实足以证明其权利合法有效，矫建军与案涉土地地上物补偿款无关。请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矫建军的诉讼请求。矫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新镇村委会给付矫建军青苗补偿费2,766,2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矫建军是松北镇金星村村民。石文举（已故）是松**松北镇新镇村村民，其与案外人张亚军于2004年11月经本院判决离婚，婚生子为张利佳。1995年12月30日，石文举对家庭承包地12.9亩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编号为0057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有效期为199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0日。该地块在四环路。2004年8月20日，石文举与矫建军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转包人有耕地12.9亩，，地点在四环路口东民堤以西有5.1亩，四环路口西有7.8亩，经村委会同意和承包人协商，石文举同意将四环路口东、民堤以西承包地5.1亩，转包给矫建军。时间自2004年6月3日至2028年12月末止。转包费117,300元，自公证之日起有关转包土地及各种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政府有关补偿费用由承包人领取。如国家征用该土地，补偿费用由承包人领取。”当日，矫建军按约定支付了费用，石文举出具收条，内容为“石文举将四环路口东、民堤以西合同地5.1亩转包给矫建军，共计款项117,300元整”。上述《土地转包合同书》于2004年9月7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公证处进行了公正。后石文举又将12.9亩土地中的4亩转让给矫建军，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矫建军亦未支付对价，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未举示该土地转让时双方关于转让对价等事宜进行约定的证据。石文举共计转让给矫建军9.1亩土地。2005年10月12日，矫建军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编号为0057-2号《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新镇村委会向矫建军提供耕地9.1亩，并注明此地由原石文举合同转来，合同期限至2028年12月30日。2006年7月18日，矫建军作为中间人将前述从石文举处受让的4亩土地转让给曲坚，曲坚于当日与新镇村委会签订了编号为0057-2-1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转让费96,000元，并对矫建军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0057-2号合同进行了更改，注明“此地于2006年7月18日转曲坚4亩，合同号为0057-2-1”，原记载的耕地面积“9.1亩”被划掉，改写为“5.1”亩。曲坚按约定支付了费用，矫建军与石文举于2006年9月18日出具了收条，内容为“收到曲坚96,000元整（转让土地款含其中树苗费20,000元整），转让曲坚4亩地，收款人石文举，中间人矫建军。”2011年，石文举的家庭承包地被征收。2013年，矫建军因诉争的5.1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发放与新镇村委会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3）松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认定新镇村委会发包给矫建军的5.1亩土地已被国家征收，矫建军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0057-2号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矫建军作为诉争的5.1亩土地的承包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判决新镇村委会支付矫建军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416,708.25元。新镇村委会认为该判决认定地块错误，矫建军在四环路无承包地，该案土地补偿款是四环路承包地的土地补偿款。新镇村委会未上诉，未申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已执行完毕。另查明，张亚军与张利佳于200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新镇村委会与石文举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转让金，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张亚军、张利佳的诉讼请求。二人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05）哈民一终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石文举于1995年12月30日与新镇村委会订立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12.9亩；石文举的家庭承包地在2000年被国家征收1.6亩，其于2005年1月19日将其中的2.2亩转让给案外人吴岱，现诉争的0057号合同中的土地面积为9.1亩。再查明，2003年4月3日，石文举与曲坚签订栽树协议书，约定曲坚负责买树苗与栽树，一切支出由曲坚负责；树苗栽植后，铲、趟、修等一切费用由曲坚暂时借予石文举支付；国家征用土地赔偿时，石文举将曲坚所支付借款还予曲坚；国家所赔偿树款石文举与曲坚共享50%。矫建军在受让石文举9.1亩土地前，曲坚按上述协议约定在石文举转让给矫建军的土地上种植了松树。2018年3月9日，张亚军、张利佳与曲坚就案涉5.1亩地上松树补偿款签订和解协议，张亚军、张利佳领取800,000元，曲坚领取855,040元。新镇村委会已按该协议约定付清案涉土地的征收补偿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应予支持。作为对被征地农户财产的补偿费用，发包方收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后理应支付给承包方。如果发包方拒绝支付或者全额支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承包方请求支付该费用的，应予支持。。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矫建军与石文举签订的5.1亩土地的转包合同及矫建军与新镇村委会签订的9.1亩土地的承包合同已经生效判决认定有效，故矫建军为诉争的5.1亩土地的承包人。虽然矫建军提交与石文举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及石文举出具的收条中均写明转让的地块“地点在四环路口东、民堤以西有5.1亩”，但因石文举的12.9亩承包地在四环路，该土地于2011年被征收，石文举在四环路经新镇村委会确认没有承包地，而是荒地。但新镇村委会与矫建军签订的9.1亩承包合同系耕地的承包合同，故矫建军受让的5.1亩土地应位于四环路。新镇村委会提出该土地位于四环路，当时实际转让的是四环路的荒地5.1亩，不知什么原因记载在四环路的12.9亩合同中的抗辩主张，证据和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现矫建军主张其为诉争的5.1亩土地的地上松树的所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首先，石文举与曲坚之间订立过栽树协议，曲坚在庭审中提交了其与石文举于2003年签订的栽树协议书复写联原件，曲坚申请的证人尹某出庭接受质询，证人陈述该协议书为曲坚与石文举栽树时证人书写，复写一式两份，该复写联是原件。以上证据可以认定石文举与曲坚签订栽树协议书的真实性。曲坚已按该协议约定在案涉土地上种植了松树。但在石文举与矫建军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既未明确约定转让的土地另包括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亦无石文举与曲坚关于松树归属的另行约定或曲坚对于松树一并转让给矫建军的认可，此后，在矫建军作为中间人与曲坚转让4亩土地及曲坚付款期间，仍未作出补充约定。因此，虽然矫建军作为中间人、石文举作为收款人转让给曲坚的4亩土地包括地上松树，但不能以此推定石文举转让给矫建军的5.1亩土地包括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其次，石文举是案涉土地的原承包经营权人，该5.1亩土地的流转发生于矫建军与石文举之间，转让协议并未写明包括地上附着物；曲坚与石文举仅约定利用石文举承包的土地栽树，并不涉及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石文举转让给矫建军5.1亩土地时，曲坚并未签字确认，矫建军亦未举证证明曲坚对5.1亩土地的转让知情，故曲坚在受让4亩土地时未主张另外5.1亩土地地上附着物的相关权利，不能认定曲坚认可5.1亩土地地上松树的转让。再次，曲坚与石文举合作栽树，松树应为二人共同所有，故曲坚在受让土地时将属于二人共有树木同时受让并给付石文举相应部分的松树款，符合约定，不能以此推定矫建军在案涉5.1亩土地流转时包括松树的转让。最后，矫建军于2004年支付5.1亩土地转让款，每亩单价2.3万元，其于2006年作为中间人、石文举作为收款人转让给曲坚4亩土地，含地上松树单价为2.4万元，两次转让单价不同。因两次转让时间不同、转让对象亦不同，且在石文举转让4亩土地给矫建军时，双方对转让的具体事项没有约定，矫建军亦未付款，故仅凭两次转让价格的差异不能证明石文举转让给矫建军的5.1亩土地包括树木。综上所述，矫建军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为5.1亩土地地上松树的所有人，故对矫建军要求新镇村委会给付诉争5.1亩土地的青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规定，判决：驳回矫建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30元（矫建军已预付），由矫建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经营权以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据此，矫建军主张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应举证证明其与石文举对于案涉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有明确约定，或举证证明其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实际投入人或所有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曲坚举示的其与石文举于2003年4月3日签订的栽树协议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案涉土地上的松树系石文举与曲坚合作栽种，归其二人共同所有。而矫建军与石文举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只约定将承包地转包给矫建军，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归属并未进行明确约定，矫建军亦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上的栽种的松树是其投入栽种并经营管理的。故矫建军关于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应归其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矫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30元，由上诉人矫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军审判员  贾晋璇审判员  王帅英（）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李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