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祁家豁子甲2号。法定代表人：陈金飞，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继英，北京市京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219号商业第二层。负责人：韩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小动物保护协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济和律所）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清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继英，被上诉人济和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小动物保护协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驳回济和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济和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合同条款的认定简单机械，未结合合同签订背景、合同主体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身份特征、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审查，导致一审判决对于律师服务费金额的认定明显错误，且有悖常理、显失公平。1．小动物保护协会与济和律所针对追索拆迁补偿款事宜2017年便开始合作，因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目标是实际取得拆迁补偿款，自始的真实本意便是将争取拆迁补偿款事宜全程委托给作为法律专业人的济和律所处理，而所谓的“全程”指的是非诉阶段和诉讼阶段两部分。因为非诉阶段是必然阶段，诉讼阶段是或然阶段，所以双方将委托协议分成两阶段签订。于是双方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非诉阶段的《协议书》。至2018年因确认不能通过非诉方式获得拆迁补偿款，双方的合作进入到了诉讼阶段，因此才有了案涉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双方合作初衷，小动物保护协会针对诉讼阶段对济和律所的委托应是诉讼全流程的委托，包括可能涉及的所有程序，直至小动物保护协会实际获得拆迁补偿款。2．小动物保护协会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并不清楚委托律师提供诉讼全程服务需要分阶段签合同，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的朴素想法是委托法律专业人济和律所“打官司”，并且将官司打到底，直到实实在在拿到拆迁补偿款。而作为法律专业人的济和律所，向小动物保护协会提供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文本，却没有向小动物保护协会解释说明“审级”为何意，未告知小动物保护协会此仅为一审的合同，导致小动物保护协会被蒙蔽，单纯依赖对济和律所的信任，在不理解合同文义的情况下，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因此对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认定应考虑合同主体对于法律专业词汇认知能力的不对等，应考虑合同提供者的欺瞒、未充分解释说明的过错甚至恶意。结合小动物保护协会作为非法律专业人的身份，再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支付方式及计算比例也可看出双方真实的合作本意是全部诉讼阶段，而绝不会是单指一审；付尾款前提是执行回款，而绝不会是空有未生效的判决。因为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目的是实际拿到拆迁补偿款，而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借助济和律所的专业服务，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才同意先支付济和律所一部分费用，待目的实现后再支付更大一部分；而在委托目的没有实现尤其在是否有实现目的的权利都不确定（即一审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同意支付巨额费用，何况也没有能力支付；加之参考北京市律师费收费标准来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的律师费计算标准，显然高于通常一审律师费收费标准。因此，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小动物保护协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本意是全部诉讼阶段，律师费尾款支付的条件是执行回款。因此对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本意的解读，必须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不能站在法律专业人角度，不能简单机械解除文字，否则才是有悖常理，有悖法理，对小动物保护协会极其不公，认定结果必然大错特错。3．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时，一审判决还没做出，判决结果尚不知晓。但一审庭审已结束，济和律所一审阶段的工作基本已完成，只等判决书，一审阶段不可能再有增加的工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来约定“增加的律师费”并不是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基础上针对一审阶段的补充约定。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本意就是针对全部诉讼阶段，律师费分期支付，前期12万，已支付，超出12万的部分即为“增加的律师费”，为不确定金额部分。因为“增加的律师费”是针对12万的增加，金额不确定，《补充协议》中重新设定了计算方法和支付时间，在《补充协议》签订时，并不能判定次调整相较《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增加还是减少。更何况，济和律所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最终可获律师费的金额本就存在风险，对于专业法律人来说，济和律所应自担此风险。一审判决用出现在后的结果倒算“增加的律师费”，进而认定《补充协议》是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基础上的增加，明显有悖风险代理的本义，显然错误。4．《补充协议》文本是济和律所提供，济和律所应更清楚其文义。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增加的律师费支付条件是“判决书、调解书、和解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补充协议》签订时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只等判决书，一审阶段是不可能有调解或和解，只能是二审或执行阶段才可能出现，结合这一背景，也可以证明双方通过《补充协议》确认了济和律所应为小动物保护协会提供服务至“判决书、调解书、和解书生效”。也就是12万元以上的律师费部分，应在济和律所为小动物保护协会服务至“判决书、调解书、和解书生效”后才有权获得。但作为济和律所服务成果的一审判决因进入二审程序没能直接生效，虽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致一审判决生效，但判决生效这一结果的产生并没有享受济和律所的服务，是济和律所违约在先，有违执业诚信，因此《补充协议》里约定的增加的律师费济和律所无权获取。二、一审判决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日的认定缺乏依据且有悖常理，对于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的判定缺乏依据，酌定过高，显失公平。1．签订在后的《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签订在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金额或计算方法。本案是因双方对于合同条款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引发的纠纷，争议条款涉及的本就是专业法律服务，济和律所作为法律专业人，对待分歧理应主动进行解释说明，优先协商。但分歧发生后，济和律所未与小动物保护协会协商沟通，弃小动物保护协会委托利益于不顾，粗暴中止服务，导致小动物保护协会不得不另行委托他方处理二审，发生额外支出。相较小动物保护协会，济和律所违约情节更加严重，无权追究小动物保护协会违约责任。2．关于律师费支付期限，《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法律文书作出日”及《补充协议》中的“生效之日”设定均明显不合理，对于小动物保护协会明显不公。小动物保护协会并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在裁判文书作出当日就收到该裁判文书，因此对于逾期付款的起算不应适用合同中有悖常理的约定设置。同时，因济和律所申请冻结了小动物保护协会银行账户，造成小动物保护协会无法正常支取账户余额，就算想向济和律所付款也无法操作，因此假使判决小动物保护协会应向济和律所支付款项，对于小动物保护协会账户解封前不应视为逾期支付。3．一审法院对于违约金计算标准的判定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没有考虑本案背景，没有审查济和律所的实际损失。济和律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审理阶段就是一审，我方已经完成，因此小动物保护协会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费。2020年4月，双方就二审代理问题经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没有签订二审代理协议。济和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济和律所2020年10月30日前的律师费846115．06元；2．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济和律所2020年10月31日后的律师费（按每日526元的标准，自2020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济和律所逾期支付律师费的利息（以846115．06元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济和律所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6日，济和律所（乙方）与小动物保护协会（甲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与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因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代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1．对方当事人名称或姓名：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2．案由：合同；3．审理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4．审级：一审；特别授权代理，包括：代为承认对方诉讼请求；代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和解、调解；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20000元，甲方按照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书确定的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向甲方支付的总金额的百分之十计算的金额减去120000元后的金额向乙方支付后期律师费，在法律文书作出之日起7日内支付；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济和律所12万元。2019年10月12日，济和律所（乙方）与小动物保护协会（甲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与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因合同纠纷一案案情复杂，工作量增大；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就调整律师费事宜，自愿达成补充条款，双方共同遵守；甲方同意按照如下标准向乙方支付增加的律师费：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书确定的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向甲方支付的总金额低于或等于人民币300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拾万元律师费（不含税）；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书确定的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王直义、柏斯旭向甲方支付的总金额高于人民币300万元的，甲方除了向乙方支付人民币拾万元律师费（不含税），还应按照300万元以上部分的百分之十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不含税）；上述律师费在判决书、调解书、和解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民初61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腾退款40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12月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二、柏斯旭、王直义对北京景隆阁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10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民终62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小动物保护协会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出示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1日，济和律所与小动物保护协会签订《协议书》，证明双方建立合作的本意是济和律所代理可能发生的涉及全部诉讼阶段的法律事务，直至文书生效并执行完毕；济和律所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双方2018年9月26日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的工作济和律所已经做完，该协议并不能证明小动物保护协会主张的委托范围，2018年9月26日的代理协议的委托范围就是仅限于一审；经核，协议中并未约定济和律所的代理期限及审限；2．用章审批表，证明2018年的合同意在济和律所代理小动物保护协会完成全部诉讼阶段，律师费尾款按小动物保护协会实际收到回款的金额计算；济和律所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另，（2018）京0108民初61740号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6248号民事判决书尚未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小动物保护协会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双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小动物保护协会仅委托济和律所代理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程序，并未对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的代理情况进行约定，故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济和律所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故（2018）京0108民初617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济和律所有权要求小动物保护协会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依约支付剩余律师费。关于律师费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是对增加律师费进行的约定，双方主要的争议在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标准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标准是何关系，小动物保护协会是否需要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上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的标准再支付一笔律师费。从文义上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确实表述为小动物保护协会同意按照如下标准向济和律所支付“增加的”律师费，并未表述为律师费全然按照新标准计算。从结果上看，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标准，济和律所将获得的律师费为400万元及利息之和的百分之十，即不低于40万元；而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标准，济和律所将获得的律师费为已支付的12万元与十万元（300万的底数）及300万以上部分的百分之十，即不低于32万元；亦即，按照小动物保护协会主张的解释方法，双方协议变更后的律师费标准反而低于原约定，并不符合常理。结合济和律所代理案件的审理时长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中对代理案件难度的描述，一审法院确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系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基础上另外增加的部分，一审法院对济和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算法予以采纳。关于具体数额，因原判决尚未执行，利息部分尚无法确定，一审法院仅依据可确定的本金部分进行核算，济和律所可待案件执行完毕、利息最终确定后另行主张剩余律师费。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小动物保护协会逾期付款需支付利息，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期限，济和律所主张小动物保护协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标准，济和律所主张的利息标准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利息的起算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律师费起算日不同，一审法院分别计算，济和律所主张的起算日有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关于法律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及争议均发生在民法典实行前，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四十八万元；二、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逾期付款利息（以二十八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起计算至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实际支付二十八万元之日止；以二十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起计算至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实际支付二十万元之日止）；三、驳回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济和律所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2020年4月8日至4月10日，赵鸿江与沈瑞洪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该期间双方就一审代理费以及二审是否代理进行磋商，没有达成一致，《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阶段仅为一审。2．有沈瑞洪签名确认收到的（2018）京0108民初617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9年12月27日小动物保护协会收到此判决书。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质证意见为：1．沈瑞洪已于2020年离职，无法核实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即使真实，济和律所在一审结束、二审中还需要向我方解释说明律师费这一举动反倒可以说明我方在那个时刻都认为双方合作不仅限于一审，而应至执行回款，合同中书写的服务阶段与双方合作初衷不符；2．无法核实签名及日期是否为沈瑞洪所写，不认可证明目的，我方手上的判决书并没有同样的签字。经询，小动物保护协会称沈瑞洪为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原秘书长。经询，小动物保护协会认可《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前期律师费12万元加上后期律师费28万元一共40万元，《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增加的律师费是在该4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但是不认可济和律所只代理一审阶段。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鉴于小动物保护协会在二审中认可《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增加的律师费是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前期律师费和后期律师费的基础上增加，故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济和律所的代理阶段，二、逾期付款利息。关于济和律所的代理阶段。本案中，小动物保护协会与济和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小动物保护协会仅委托济和律所代理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程序，并未对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的代理情况进行约定，故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济和律所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故（2018）京0108民初617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济和律所有权要求小动物保护协会依约支付剩余全部律师费48万元。小动物保护协会关于其非法律专业人、在不理解合同文义的情况下签订了委托合同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约定小动物保护协会逾期付款需支付利息，《补充协议》系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基础上仅就因工作量增大而增加的律师费达成补充条款，故关于增加的律师费，亦应当适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约定。《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未就逾期付款利息标准作出约定，济和律所主张的利息标准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利息予以分段计算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