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8449号原告：杨辉，男，197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志，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振江，男，197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强，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欣，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辉诉被告张振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志，被告张振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强、张忠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辉诉称，2013年10月，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沈阳浩龙翔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龙翔公司”），经营二手车销售。2019年5月，经原、被告协议，约定原告撤出合作经营并签订《退股协议书》，协议约定，经清算，原告入股浩龙翔公司166万元，经双方商定，原告同意被告张振江用两辆汽车（型号：路虎[辽Ａ×××××]、帕美[辽Ａ×××××])以136万元价值抵作撤股资金。剩余30万元撤股资金，被告张振江承诺于2020年12月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给付原告。上述退股协议签订后，被告张振江告知原告上述两辆汽车尚处抵押状态，需解押后给付原告。被告张振江因资金紧张，向案外人借款后被告张振江以315,500元解除了案涉路虎汽车的抵押，并以该价值将车交付给原告以抵撤股资金。但剩余的1,344,500元撤股资金至今未给付原告，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张振江一直不予理睬。关于浩龙翔公司的股东，初期是原、被告二人，2019年经过二位股东协商，被告张振江以16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原告的股权，双方因此达成了原告退股的协议。目前，浩龙翔公司仍系存续状态。被告张振江认为原告存在抽逃公司资本的行为，原告不予认可。浩龙翔公司的两位股东即原、被告经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确定原告退出该公司经营，被告张振江将166万元的资金给付原告，也就是被告张振江获得了原告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而非其所述系原告抽逃资金。原告并非是案涉浩龙翔公司的股东，也未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故其向浩龙翔公司投资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明为投资，实为借款。因此，原、被告所签订的所谓退股协议书，应是被告张振江向原告借款还款事实的认定。通过浩龙翔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可以勘查，原告并非该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其向该公司投资的性质应认定为明为投资，实为借款的行为。据此，本案所涉款项应按借款认定和处理。综上，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振江给付原告退股金1,344,500元；判令被告张振江支付利息（以1,344,5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张振江实际给付时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张振江承担。被告张振江辩称，原告杨辉所述与事实不符，《退股协议书》未履行的原因，是协议中出借人玉启坤的资金未到位，以及原告杨辉违约造成的。原告杨辉系浩龙翔公司股东，双方从2013年开始经营该公司，2017年期间，公司购买四辆二手车，一辆路虎、一辆帕拉美拉和两辆奔驰，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将奔驰车卖出后，以该资金循环使用，又购买了其他车辆。2019年，原告杨辉因着急用钱突然提出退股，但因当时我方暂无闲置资金并未同意，经过原告杨辉多次协商，又找来中间人玉启坤沟通，最终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杨辉入股浩龙翔公司166万元，将公司的两辆车（一辆路虎、一辆帕美）归其所有，用于顶抵退其股本金136万元，其余的30万元，由我方于2020年12月前向其付清。当时因上述两辆车（一辆路虎、一辆帕美）设有抵押权，我方认为原告杨辉对此知情，并同意由其负责偿还贷款、解除抵押。后，原告杨辉又找到我方多次协商，要求贷款由我方承担，我方当时处于无奈，并同时考虑双方系多年的朋友关系，所以就同意由我方负责偿还贷款，但也提出我方暂无资金，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原告遂找来案外人玉启坤，表示向我方出借款项。我方碍于情面，便在三方的《协议补充说明》上签字，该《协议补充说明》约定，由玉启坤出借给我方50万元，利息按1分利计算。但由于玉启坤仅给付了我方315,500元，我方依约定办理完上述路虎车辆的解除抵押相关手续，并将该车辆交给了原告杨辉。在办理上述帕美车辆解除抵押手续过程中，玉启坤未将剩余款项出借给我方，导致我方无能力解除该帕美车辆的抵押，所以也就无法向原告杨辉交付该帕美车辆。原告杨辉收到上述路虎车辆后将该车辆变卖，但仅认可该虎路车辆价值为315,500元，不承认协议约定的两台车辆作价136万元的事实，故导致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公司法的有关归队，有限公司的股份退出，应依法以减资的程序完成，而并非以分割公司财产的方式实现。本案中，原告杨辉的退股方式，违反了公司法关于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所以，双方签订的案涉《退股协议书》应属无效。由于原告杨辉当年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的《退股协议书》尚未履行完毕，当时我方经济条件较好，又碍于情面，才未进行准确清算。但事实上，双方在多年的经营中，原告杨辉仅分取利润，未承担公司运营成本。现阶段，我方的经济条件较差，既然双方未履行原协议，应重新对浩龙翔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注销该企业。综上所述，由于案涉协议中约定的条件未能成就，所以，导致我方无资金继续履行协议。同时，原告杨辉违约在先，导致我方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现协议既未履行完毕，且有无效之嫌，原告杨辉想退回股本，应对该公司进行清算，通过减资或注销程序来实现其目的，而并非由无法承担给付其款项的责任。浩龙翔公司在成立时的股东为原、被告，后期，原告杨辉要求退股，双方仅是对入股的金额作了进一步明确，我方并未同意用166万元现金购买原告杨辉享有的公司股权。我方仅同意将公司的资产分给原告，来顶抵其入股资金。目前，浩龙翔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停业，但并未注销。原告杨辉不是浩龙翔公司的登记股东，但系隐名股东。该公司设立之初，实际是两名股东，即我方与案外人洪韫智。2017年8月，洪韫智退出该公司，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关于原告杨辉提供的《退股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协议书中所确定的166万元为原告杨辉的投入公司的资金数额，并非双方同意以166万元的现金购买原告杨辉持有的公司股权。双方对支付166万元是有详细约定的，以两辆机动车作价136万元、剩余3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来实现。所以，原告杨辉所述证明的问题与本协议体现的内容不符。因为上述两辆车辆均为浩龙翔公司的车辆，原告杨辉以该公司的车辆抵顶其股份，显然存在抽逃出资的嫌疑，故该《退股协议书》应属无效协议。关于原告杨辉提供的《协议补充说明》，我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三方就原告杨辉退股的事宜是经过充分协商的，并且是有玉启坤出借给我方50万元作为前提条件的。正是由于玉启坤未足额支付给我方上述借款，导致我方无法解除上述帕美车辆的抵押，此并非我方的过错。关于原告杨辉提供的收条，我方仅收到玉启坤出借的315,500元，其余款项并未收到，而且在该收条的备注中明确载明，在收回帕美车时应一次性支付184,500元。这可以证明我方是由于未得到玉启坤的出借资金，才未履行解除帕美车辆抵押的。我方持有的《协议补充说明》上有玉启坤的签字。由于被告张振江本人在外地，且案件发生距今时间久远，需要一些时间去查找。原告杨辉在本案法庭辩论中的陈述与其之前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禁止反言”的原则，应以原告杨辉起诉时所陈述的内容为准。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实际上是附有条件的。条件成就时，协议才能生效并履行。由于原告杨辉的朋友玉启坤未按约定支付剩余用于解除车辆抵押的资金，才导致《退股协议书》未完全履行，其责任不应由我方承担。双方对股金的支付是有明确约定的，其中以两辆车辆作价136万元，但我方并未同意以166万元的价款去购买原告杨辉所持有的浩龙翔公司的股权。我方未向原告杨辉交帕美车辆，由于玉启坤未出借给我方剩余款项导致。关于原告杨辉提出案涉款项系其向我方出借的款项，这与事实不符。原告杨辉在起诉状中称双方在2013年共同成立浩龙翔公司，该内容是真实客观的。但原告杨辉并非显名股东，而系隐名股东，这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的情况，故原告杨辉不能以工商部门未登记其股东身份为由否认其系浩龙翔公司的股东身份。关于原告杨辉所述我方案涉款项向我方向其所借之事实不存在，我方并未支付过原告杨辉任何利息。事实上，我方也从未向原告杨辉借过款项。综上，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杨辉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原告杨辉与被告张振江签订《退股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杨辉在沈阳浩龙翔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撤股分配协议，经清算杨辉共计入股沈阳浩龙翔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陆拾陆万元整（小写：1,660,000）。经双方商定，杨辉同意张振江用两台车辆分别是帕美（车牌号：辽Ａ×××××，车架号:WP0AA2978BL012220），路虎（车牌号：辽Ａ×××××，车架号：SALSN2D40BA710606）抵作退股资本人民币：壹佰叁拾陆万元（小写：1,360,000），此款抵作杨辉在浩龙翔大部分入股本金，剩余人民币叁拾万（小写：300,000）入股本金，张振江承诺于2020年12月前一次性还清给杨辉。”同时，原告杨辉与被告张振江还签订《协议补充说明》一份，其中载明：“今由玉启坤出资伍拾万元整借给张振江，此款项用于向第一车贷赎回解押两台车辆（收款人名称：张振江……）。分别是帕美（车牌号：辽Ａ×××××，车架号:WP0AA2978BL012220），路虎（车牌号：辽Ａ×××××，车架号：SALSN2D40BA710606）。在杨辉、玉启坤、张振江三方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向玉启坤借款期间，两台车在杨辉的授意下，由玉启坤监管，但玉启坤无权处理分配两台车。此两台车是用于张振江抵给杨辉撤股在沈阳浩龙翔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张振江）入股本金，作价壹佰叁拾陆万整（小写：1,360,000）。注：自借到款后玉启坤、张振江双方商定借款周期为一年（12个月），此期间张振江以等额本息的方式还款给玉启坤，直至还清为止，双方商定的利息为一分利。借款后，玉启坤不能无故向张振江催收债务或走法律途径起诉。如一年期限张振江未履行还债债务，玉启坤方可行使自己有效权利或法律保障。”本案庭审中，原告杨辉提交的该《协议补充说明》中落款处以打印方式列明了“玉启坤、张振江、杨辉”三方签字处，但仅有原、被告签字，玉启坤未签字。被告张振江表示，其持有的《协议补充说明》中上述三方均已签字，但“由于被告本人在外地，时间久远，需要一些时间去查找”。本案审理中，原告杨辉还提交《收条》一份（复印件），其中载明：“今收到玉启坤借给张振江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约定还款期限2020年月日。约定月利息：1分利。”该《收条》下半部分还载有手写的“备注：2019.5.22收到玉启坤出资赎车款315,500元（叁拾壹万伍仟伍佰元）（白色路虎运动SALSN2D40BA710606），余款184,500元（壹拾捌万肆仟伍佰元）在赎回帕美车时一次付清给张振江。收款人：张振江。”另查明，根据原告杨辉于2021年3月23日向本院申请立案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其中，原告杨辉称：“2013年10月，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沈阳浩龙翔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营二手车销售。在2019年5月，经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原告撤出合作经营并签订《退股协议书》……现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剩余撤股金1,344,500元。”并提供原、被告于2019年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协议补充说明》等，据此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退股金1,344,500元并给付利息”。本案庭审中，原告杨辉变更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诉称：原告杨辉并非浩龙翔公司的股东，也未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故其向该公司投资的款项性质应当认定为明为投资，实为借款。案涉《退股协议书》应系双方对被告张振江向原告杨辉借款后用以还款事实的确认。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原告杨辉提供的退股协议书、协议补充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即为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中予以审理和判断的对象，是诉讼请求的基础；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具体的权益请求，没有诉讼标的也就无所谓有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围绕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民事行为效力问题涉及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效力判断，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审理和判断的内容。人民法院围绕诉讼标的进行认定和处理的结果是判决支持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若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同时，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的情形，由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并不因人民法院的认定受到影响，因此也就没有让当事人对此问题进行辩论的必要，人民法院自然没有将此问题作为焦点问题审理的必要。而如果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等问题本来就是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已经由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辩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障，也没有再次进行审理的必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问题作出认定，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裁判。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原告杨辉向本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以及其在本案庭审法庭辩论阶段之前发表的陈述意见等，其均认为本案系因其与被告张振江在履行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中产生的民事纠纷，但在本案庭审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杨辉主张双方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和股权关系，案涉款项系其向被告张振江出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据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本院已向原告杨辉释明的情况下，本案应围绕原告杨辉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民事案件的案由，应根据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予以确定，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原告杨辉主张其与被告张振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张振江向其借款后未予偿还，故起诉至本院。根据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原告杨辉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张振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所借款项已实际交付等事实。而本案中，被告张振江否认其与原告杨辉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表示“我方也从未向原告借过款”“也并未支付过原告任何利息”。并且，根据原告杨辉向本院立案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其庭审中提供的《退股协议书》《协议补充说明》以及《收条》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也不足以认定原、被告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对于原告杨辉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本院无法确认。原告杨辉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并结合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在确定合适的案件事由及法律关系后，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21元，减半收取8,810.5元，由原告杨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湘婷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