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朝荣，男，197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云阳县，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新疆叶尔羌（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新疆叶尔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惠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2034727374，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北街86B幢10号。法定代表人：廖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重庆公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晋，重庆公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惠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23072238907Y，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芒辛路。负责人：杨剑，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张朝荣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惠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惠亨公司）、重庆市惠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英吉沙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人民法院（2020）新3123民初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上诉人张朝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李萍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朝荣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英吉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3123民初48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曲解法律，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从而导刊间致判决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一）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求超过了法定心人的诉讼时效实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6月到被上诉人处催要欠款并向当时经总公司任命的分公司总经理张学华出示了欠条，张学华在该欠条上再次进行了签字确认：但表示无钱支付（何时能还尚不知晓），所承诺的房屋也无法交付，此时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本案应从2018年6月10日重新起算。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即便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一审法院也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实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二）关于张学华身份，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却认为“未能提供证据”，违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违背逻辑，纯属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对上诉人极其不公平。上诉人张朝荣在公司任职时也并不是工商注册信息上的负责人，而是由公司聘用的，如果当时上诉人在离职时并未将公司对其所发的聘书带走（那么这份证据就应存放在分公司档案室），是否就无法证实自己当时在公司具体负责的项目，同样，张学华如果当时不是公司经理，未得到公司授权，如何敢擅自在上诉人向其展示的欠条上签字按常理，但凡在工作单位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没有人会在不是自己职权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事情上主动承担责任。张学华既然在欠条上签了字，就证明其是惠亨公司工作人员。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辩称“张学华不是其工作人员”就认定这是“不存在的事实”，违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违背逻辑，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三）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出具该欠条的权利”实属曲解法律，应予以纠正。分公司虽然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但是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在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其签署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在欠条上的盖章是具的法律效力的，而且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上不仅仅有分公司盖章，而且还有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刚（2014年11月-2019年12月任职）同时是分公司负责人（2016年2月-2017年9月任职）加盖私章、原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奇（2014年11月之前任职，同时也是董刚的弟弟、总公司原始投资人）签字、分公司负责人张吉波（2016年2月之前任职）签字确认，并且一审法院也认定被上诉人对于“欠条上加盖的慧亨英吉沙分公司印章和董刚个人私章真实性没有异议”，那么这张欠条就是真实合法的，是被上诉人总分公司共同真实意思的表述，怎么能仅凭主审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就认定“不合法律规定”呢而且，被上诉人总公公司董事长、负责人这种签字行为也表示了认可债务及清偿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曲解法律，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英吉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3123民初48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重庆惠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案涉纠纷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本案中，上诉人所举示的《欠条》签署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底前，诉讼时效应当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而上诉人2020年9月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且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求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张学华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产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张学华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答辩人认为，张学华并非答辩人公司的员工，且没有得到答辩人的授权，也没有加盖答辩人公司公章，张学华的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且上诉人至今都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学华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三）上诉人曾担任被上诉人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保管公司印章，案涉《欠条》所盖公章均系其个人私自加盖，不代表公司行为。上诉人称：“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但是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在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其签署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而上诉人受总公司的委派担任分公司的负责人，与其个人签署的合同属于对内合同，且因案涉纠纷关涉上诉人本人的切身利益，故不能由分公司负责人或分公司法定代表人自行决定，必须得到总公司授权及加盖总公司的印章才行，但上诉人所举示的证据并非总公司印章。又因上诉人系分公司负责人，负责保管公章，其所举示的证据均系私盖公章，并不代表公司行为，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四）案涉《欠条》上的所有签字均不能证明公司认可该笔债务。张吉波于2016年2月23日即卸任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欠条》所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显然该签字不能代表分公司行为；董刚在2016年3月至2017年期间虽为分公司和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欠条》并无其本人签字，仅加盖个人印鉴及分公司公章，由于两枚印鉴均由分公司负责人上诉人保管，不排除系上诉人私自加盖。且未加盖总公司印章，总公司对该笔债务不予认可；董奇早于2014年11月11日即已卸任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签名不能代表总公司认可该笔债务。（五）案涉《欠条》未写明欠款原因，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该欠款具有合理性的证据，且金额如此之大，不符合公司的管理规定，不排除系上诉人虚构债务侵害公司利益的可能。案涉欠款，并非用于生产经营需要，也并非劳动报酬，且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该欠款具有合理性的证据，与常理不符，存在虚构债务的嫌疑。且《欠条》落款处签字的个人，没有权力对任何人承诺除生产经营需要、劳动报酬等以外的任何“好处”，只能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能损害公司的根本利益。同时，因案涉《欠条》并未载明利息，故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朝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偿还欠款100万元及利息182083.33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年，自2017年1月计算至2020年10月），合计1182083.33元；2．依法判令惠亨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惠亨公司、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9日，惠亨公司向张朝荣颁发聘书，载明：“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兹聘张朝荣先生任新疆英吉沙县商业步行街项目总经理，全权负责该项目的经营销售工作，直接接受该公司董事会领导、监督，聘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2016年1月28日，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向张朝荣账户转账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朝荣的诉讼请求，结合惠亨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朝荣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二）张朝荣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朝荣提供的欠条明确载明“此款于2016年12月底前付清”，据此可以看出，双方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即欠条出具之日（2016年4月12日）至2016年12月底。欠条关于到期如未付清，则用房产作价抵偿的承诺，只是对于债务履行方式的约定，改变不了履行期限至2016年12月底届满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2016年12月底之前付不清欠款，张朝荣自2017年1月1日起便可以要求用房产抵偿，其要求以房产抵偿欠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当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因此，张朝荣主张关于以房产抵偿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张朝荣请求还款或者用房产抵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欠条右下方存在“张学华2018.6.10”的手写内容，但是惠亨公司否认张学华系该公司或者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员工。张朝荣主张张学华系惠亨公司派往英吉沙处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事务的人员，代表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对于案涉欠款再次确认。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张朝荣应当对自己的前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朝荣主张应当由惠亨公司举证证明张学华不是其工作人员，法院认为，让当事人举证证明不存在的事实（消极事实），既违反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又违背常理，法院不予支持。张朝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学华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惠亨公司或者惠亨英吉沙分公司职务的行为，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欠条右下方“张学华2018.6.10”的手写内容，不能产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综上，张朝荣请求以货币形式还款或者以房产抵偿欠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应当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其又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其2020年9月5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二），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根据这一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利必须是合法的，权利产生基础合法、权利人具有善意是民事权利合法的题中应有之意。本案中，首先，欠条未注明欠款原因，惠亨公司对于欠款原因不予认可，张朝荣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利产生基础即欠款原因是合法的。张朝荣主张因为其系房地产行业资深员工，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为了招聘其处理突发事件，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已经兑付了100万元。但是，其该项主张，除了其单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分公司系公司的分支机构，其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只能由公司聘任。就像内设部门不能自己为自己聘任正副职领导一样，分支机构无权自己为自己聘任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张朝荣的证书也是由惠亨公司颁发的，并非惠亨英吉沙分公司颁发的，也印证了这一常识。据此可以认定，张朝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承诺给其额外酬劳（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酬劳）200万元的权限。而且，案涉该100万元并非劳务报酬或者垫付款项（张朝荣请求重庆惠亨公司、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支付劳务报酬及垫付款项的纠纷，已经法院另案审理并且作出判决），亦非因生产经营需要形成的欠款。因此，即便该欠条是真实的，张朝荣也应当知道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出具该欠条的权利。再次，虽然张朝荣提供的进账单能够证明惠亨英吉沙分公司2016年1月28日向其转账100万元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转账原因系惠亨公司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的一部分。综上，张朝荣提供的欠条、进账单不足以证明惠亨公司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酬劳）的事实。其提供的聘书是由惠亨公司颁发的，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承诺支付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巨额酬劳的权利，所以其仅凭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加盖印章的欠条主张额外酬劳100万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综上所述，张朝荣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朝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19.37元，由张朝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与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张朝荣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张朝荣向法院提供《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张朝荣人民币现金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此款于2016年12月底前付清。如此款未按时付清，欠款人承诺用英吉沙商业步行街1号楼123、124房作此价款100万元（壹佰万元整）作价抵给张朝荣。”在该《欠条》的欠款人签字处签名的有“董奇、张吉波”署名，并加盖了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印章和董刚个人私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在该欠条的右下方，有“张学华2018.6.10”的手写内容。重庆惠亨公司对于该《欠条》上加盖的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印章和董刚个人私章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朝荣提供的《欠条》明确载明“此款于2016年12月底前付清”，据此可以看出，双方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即欠条出具之日（2016年4月12日）至2016年12月底。《欠条》关于到期如未付清，则用房产作价抵偿的承诺，只是对于债务履行方式的约定，改变不了履行期限至2016年12月底届满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2016年12月底之前付不清欠款，张朝荣自2017年1月1日起便可以要求用房产抵偿，其要求以房产抵偿欠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当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因此，张朝荣主张关于以房产抵偿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张朝荣请求还款或者用房产抵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涉案《欠条》右下方手写有“张学华2018.6.10”的内容，但是重庆惠亨公司否认张学华系该公司或者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员工。由于张朝荣主张张学华是重庆惠亨公司派往英吉沙县处理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事务的人员，代表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对案涉的欠款再次予以确认，但是张朝荣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涉案《欠条》右下方手写“张学华2018.6.10”的张学华系重庆惠亨公司或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的员工。故张朝荣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朝荣请求以货币形式还款或者以房产抵偿欠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应当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起算，于2019年12月31日届满。张朝荣在本案一、二审法院庭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足以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张朝荣于2020年9月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张朝荣提出向重庆惠亨公司、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张朝荣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根据这一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利必须是合法的，权利产生基础合法、权利人具有善意是民事权利合法的题中应有之意。第一，本案中，涉案《欠条》未注明欠款原因，且重庆惠亨公司对于欠款原因不予认可，张朝荣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利产生基础即欠款原因是合法的。张朝荣主张因为其系房地产行业资深员工，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为了招聘其处理突发事件，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已经兑付了100万元。但是，其该项主张，在本案一、二审法院庭审中，张朝荣除了其单方陈述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第二，分公司系公司的分支机构，其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只能由公司聘任。就像内设部门不能自己为自己聘任正副职领导一样，分支机构无权自己为自己聘任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张朝荣的证书也是由重庆惠亨公司颁发的，并非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颁发的，也印证了这一常识。据此可以认定，张朝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承诺给其额外酬劳（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酬劳）200万元的权限。而且，案涉该100万元并非劳务报酬或者垫付款项（张朝荣请求重庆惠亨公司、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支付劳务报酬及垫付款项的纠纷，已经法院另案审理并且作出判决），亦非因生产经营需要形成的欠款。因此，即便该欠条是真实的，张朝荣也应当知道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出具该欠条的权利。第三，虽然张朝荣提供的进账单能够证明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向其转账100万元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转账原因系重庆惠亨公司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的一部分。综上，张朝荣提供的欠条、进账单不足以证明重庆惠亨公司承诺给其200万元酬劳（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酬劳）的事实。张朝荣提供的聘书是由重庆惠亨公司颁发的，张朝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没有承诺支付劳务报酬、垫付款项之外的巨额酬劳的权利，所以张朝荣仅凭重庆惠亨英吉沙分公司加盖印章的欠条主张额外酬劳100万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朝荣所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朝荣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张朝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张朝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38.74元，由上诉人张朝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元    华审  判  员   刘   春    光审  判  员   麦麦提吐尔逊·阿布拉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五 日法 官 助 理   吐热孙阿  依吐拉克书  记  员   侯   双    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