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5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某2，男，196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某1，男，2009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理人：鲍某2(系鲍某1之父)，年籍详前。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雅玲，女，196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莉，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建君，男，192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上海恒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某2、鲍某1、黄雅玲因与被上诉人鲍建君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9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鲍某2及鲍某2、鲍某1、黄雅玲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莉，被上诉人鲍建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某2、鲍某1、黄雅玲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9915号民事判决，驳回鲍建君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鲍建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户籍摘抄信息显示“鲍建君1954年7月5日从北四川路XXX号迁入；鲍兼甫、郑瑞琼、鲍健生均是1946年2月迁入，世居”。因此，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自解放前就由鲍兼甫夫妇携子鲍健生居住，鲍建君解放前并不居住系争房屋；(二)鲍某2父亲的户籍资料记录显示名字为“鲍健生”。二、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户籍摘抄信息显示鲍建君1954年注销上海户籍。因此，鲍建君自五十年代起即在外地工作生活；(二)鲍建君系95岁且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根据养老院病史以及记录显示，鲍建君早已不能进行清晰语言表达，更谈不上进行真实意思的表示；(三)系争房屋自取得开始均由鲍兼甫夫妇与鲍某2一家居住，鲍建君自1954年8月即去外地生活，从未实际居住。20世纪60年代以来，均由鲍某2及其父亲共同进行管理、修缮并支付房租；(四)鲍建君户籍回沪并非基于政策，而是基于亲戚间帮助性质(回沪居住上海养老院)，对系争房屋不享有使用权，属于帮助性的空挂户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推定鲍某2家庭属于同住人”系法律适用错误。1.2020年2月系争房屋承租人已经变更为鲍某2，早于系争房屋所在地区被纳入征收范围；2．鲍某1自出生至征收之日均实际居住在系争房屋。鲍某2对在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承担了全部监护义务，可以就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适当多分；3．黄雅玲属于系争房屋同住人；(二)一审判决“酌定鲍建君可分得征收款1，050，000元”系法律适用错误。1．系争房屋中奖励补贴和结算单另有奖励费合计1，251，140元不属于鲍建君主张的共有物范围，与居住搬迁相关的奖励补贴应由鲍某2家庭(含黄雅玲)享有；2．一审判决“酌定鲍建君可分得征收款1，050，000元”金额过高。(1)按照共有物分割的范围，即使鲍建君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也仅仅对房屋价值部分即2，979，543.96元享有部分权利；(2)即使一审判决综合考虑系争房屋的来源、各方对房屋的贡献、居住状况、家庭代际利益平衡的因素等，鲍某2家庭在分割此次征收利益中均具有多种可以酌定多分的情形。鲍建君辩称：不同意鲍某2、鲍某1、黄雅玲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事实与理由：一、就系争房屋来源而言，鲍某2的贡献远远小于鲍建君。系争房屋是解放前购买的，户籍是1946年迁入，说明至少在1946年之前系争房屋就已经存在了。鲍某2的父亲鲍健生是1927年出生的，不可能有能力买房。因此，系争房屋的来源是鲍建君、鲍健生的父母出钱购买，与鲍健生无关。鲍建君是第二代，而鲍某2已经是第三代，鲍某1、黄雅玲则更远；二、鲍某2的父母于1971年离婚，鲍某2随母亲共同生活。当时鲍建君的父母分出一层统客堂给鲍某2及其母亲居住，鲍某2和其母亲将该房屋置换了延安东路的房屋，之后延安东路房屋被拆迁又在外购房。因此，鲍某2在1971年就已经享受了住房，不应再在本案中享受；三、系争房屋原由鲍建君父母和其他几个子女共同居住，鲍建君也是在内结婚生女，直到去外地工作。80年代退休回沪还是回到系争房屋内居住。相反，鲍某2在1971年已经搬离系争房屋，征收前也并非居住在内。黄雅玲也不属于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黄雅玲提交的居住证并不能证明实际居住在内；四、在系争房屋被征收时鲍某2以及征收单位工作人员一起到鲍建君的护理院办理了承租人变更事宜，如果认为鲍建君没有行为能力的话，应该在一审审理中提出，应该提交相关的证据来申请对于行为能力的鉴定。鲍建君病史资料都显示其是神清的。鲍建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由鲍建君分得1，410，2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经审理查明，鲍建君与鲍建生是兄弟关系，二人的父亲鲍兼甫于1961年去世，母亲郑瑞琼于1986年去世；鲍某2是鲍建生之子，黄雅玲是鲍某2的再婚配偶，鲍某1是二人之子。系争房屋自解放前就由鲍兼甫夫妇携子女居住，建国后成为公房并由郑瑞琼作为承租人，原租赁部位包括二层前楼、二层亭子间和一层统客堂。鲍建君自五六十年代起即在外地工作生活。鲍建生在系争房屋成家，鲍某2在此出生。1971年，鲍建生与配偶张素珍离婚，系争房屋分出一层统客堂给张素珍承租居住，未成年的鲍某2随母亲共同生活。同年张素珍将一层统客堂与他人调换了本市延安东路XXX弄XXX号三层搭建屋，携子迁居。系争房屋剩余二楼的租赁部位此后由鲍建生和母亲居住。母亲去世后，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鲍建生。鲍某2的户籍于1989年从延安东路房屋迁入系争房屋，其第一次婚姻后配偶户籍也迁入，但在离婚后迁出。鲍建君的户籍于1998年从安徽省巢湖地区农科所(即工作单位)迁入。鲍建生于2003年去世后，承租人未作变更。鲍某2与黄雅玲于2008年结婚，鲍某1出生后户籍报入系争房屋。征收之前，系争房屋内有户籍3人，即鲍建君、鲍某2、鲍某1，黄雅玲户籍在外地未迁入；其中鲍某2家庭实际占有房屋，鲍建君长期居住护理院。审理中，鲍建君主张其1983年左右即回沪迁入系争房屋居住二楼前楼，鲍建生住在二楼亭子间。2000年左右鲍建君因身体不好住进护理院，此后的房屋居住情况就不清楚了。鲍某2主张其自1988年迁入系争房屋居住二楼前楼，鲍建生居住在亭子间；鲍建生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家庭居住，鲍建君从未居住。2020年2月，系争房屋承租人经户籍在册人员协商一致变更为鲍某2。2020年5月，系争房屋所在地区被纳入征收范围。2020年5月28日，鲍某2与征收人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虹口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根据征收协议，系争房屋认定建筑面积36.96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2，979，543.96元，奖励补贴合计858，140元，结算单上另有奖励费合计393，000元，选择全货币补偿。上述事实，有鲍建君提供的征收协议、结算单、户籍资料、分户申请、住房使用交换协议书、更户资料，鲍某2、鲍某1提供的结婚证、居住证，以及双方陈述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的规定，征收居住房屋的，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而共同居住人是指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本案中，鲍建君、鲍某2、鲍某1的户籍均在系争房屋内。其中鲍某2家庭在征收时占有房屋，无证据证明其在他处另有住所，可推定其在此实际居住，属于同住人；黄雅玲户籍在外地，因结婚在此实际居住，也属于同住人。鲍建君户籍系从外地的工作单位迁回本处，后虽居住到护理院，但系因身体健康和老年生活所需，属于特殊情况，在本市也无他处住房，属于同住人。故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应由鲍建君和鲍某2家庭取得并分割。鉴于鲍某2家庭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与居住搬迁相关的奖励补贴应由其取得。又鉴于系争房屋的来源是祖辈的鲍兼甫、郑瑞琼夫妇，在利益分配时应考量其后辈家庭间和代际的利益平衡问题。综合考量系争房屋的来源、各方对房屋的贡献、居住状况、家庭代际利益平衡的因素等，酌情确定鲍建君可分得征收款1，050，000元，余款由鲍某2家庭取得。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鲍建君分得上海市虹口区闵行路XXX弄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050，000元；二、驳回鲍建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92.05元，由鲍建君负担5，492.05元，鲍某2负担12，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鲍建君负担1，500元，鲍某2负担3，500元。本院二审期间，鲍某2、鲍某1、黄雅玲提供如下证据：1．户籍摘抄信息，用以证明系争房屋解放前是由鲍兼甫、郑瑞琼、鲍健生世居的，鲍建君在解放前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2．鲍建君部分病史，用以证明鲍建君自2008年即患有XXX疾病，不能正确表达意志，所以民事行为能力是受限的；3．租金缴纳凭证，用以证明系争房屋一直以来是由鲍某2一家缴纳房租、进行修缮直至负责处理征收全部事宜。鲍某2一家对系争房屋长期以来的贡献远远大于鲍建君。鲍建君的质证意见认为：1．对于户籍摘抄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户籍摘录仅反映户籍迁入迁出的时间点，并不代表实际居住情况；2．鲍某2、鲍某1、黄雅玲提供的鲍建君病史资料中的出院小结清楚记载鲍建君神清，口齿清，对答切题；3．租金缴纳凭证反映租金是2012年至2019年合并在一起交的。因为房屋被征收必须要将租金全部缴纳，这是鲍某2作为签约代表应当履行的义务，并不代表实际居住在内。鲍建君提供如下证据：1．病史记录，用以证明鲍建君神志清楚，有行为能力；2．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用以证明鲍某2、鲍某1、黄雅玲在本市他处有居住房屋。鲍某2、鲍某1、黄雅玲的质证意见认为：1．病史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行为能力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部分，鲍建君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意志是认识因素不到位，与神志是否清楚无关；2．对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人并非鲍某2、鲍某1、黄雅玲。本院认为，对于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需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鲍某2父亲的姓名应为鲍健生。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鲍某2的日期是2020年4月。根据系争房屋户籍资料显示，鲍建君曾于1954年8月19日因改造被注销户口。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其余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系争房屋包括亭子间、前楼二间房屋。鲍某2、鲍某1、黄雅玲在本院审理期间表示，从1990年开始，系争房屋的前楼由鲍某2一家三口居住，亭子间由鲍健生居住，鲍建君并未在内居住。鲍建君则称其于80年代回沪后即和母亲居住在系争房屋的前楼，一直居住至2002年去护理院。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就鲍建君回沪后是否曾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各执一词，但即使如鲍某2、鲍某1、黄雅玲所称，当时系争房屋的二间房已由鲍某2家庭和鲍健生居住使用，鲍建君客观上亦无法入住，故鲍建君属于因居住困难在外居住，且他处也未取得过福利性房屋，应视为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一审法院认定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应由鲍建君和鲍某2家庭取得并分割，与居住搬迁相关的奖励补贴由鲍某2家庭取得是正确的。一审法院综合考量系争房屋的来源、各方对房屋的贡献、居住状况、家庭代际利益平衡的因素等，酌情确定鲍建君和鲍某2家庭可分得的征收补偿款金额尚属合理。鲍某2、鲍某1、黄雅玲上诉对鲍建君的行为能力提出异议，但根据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鲍建君就本案无行为能力。综上，鲍某2、鲍某1、黄雅玲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鲍某2、鲍某1、黄雅玲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颖审判员  高 胤审判员  杨 俊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卫翔宇书记员  闵嘉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