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2民终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云，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特别授权）：龙斯哲，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远福，男，196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辰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光华，辰溪县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原审被告：辰溪县农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辰溪县龙头庵乡大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3553032192C。法定代表人：陶加国，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滕云因与被上诉人张远福、原审被告辰溪县农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6日作出的（2020）湘1223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滕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斯哲，被上诉人张远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光华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1223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远福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协商后将25.5万元货款转变为借款，错误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由买卖合同关系转变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供货协议》系被上诉人提交至一审法院，且在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与上诉人达成了《供货协议》，案涉25.5万元系履行《供货协议》所交付的货款，而在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却否认其与上诉人达成了《供货协议》，认为该《供货协议》仅为上诉人单方出具的收条，案涉25.5万元实际系借款。据此，被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所陈述的事实完全相反，明显违背禁止反言的原则，存在隐瞒事实、捏造事实的行为。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均认可：上诉人于2019年5月29日出具的《借条》，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供货协议》后应被上诉人要求立即当场出具的，《借条》中所谓借款与《供货协议》中所载明的货款实际系同一笔款项。结合《借条》系在达成《供货协议》后立即出具的事实，该《借条》的出具不属于“因出卖人到期无法交付货物，遂与买受人结算后双方协商将已交付货款转变为借款”的情形，仅作为对履行《供货协议》的担保。结合交易惯例及生活常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将刚达成的买卖合意当场变更为借贷合意的事由，双方之间因买卖行为形成的买卖合同之债并未转变为借贷之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审理。再次，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26日曾与上诉人达成另一买卖机沙的《协议书》，如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29日就认为上诉人无履行能力，不可能在2019年6月26日继续向上诉人购买机沙，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不符合逻辑，与事实不符。在上诉人抗辩已于2019年7月30日全部履行交付货物义务、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按照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明显有误。2.被上诉人所交付的15.5万元实际系履行《合作协议书》的所交付的货款，而非履行《供货协议》或出借义务的款项，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达成《供货协议》后又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对《供货协议》的内容作出了实质变更，《供货协议》中所约定的双方债权债务内容被包含在《合作协议书》之中。据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需履行在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供货协议》则无须再履行，即被上诉人仅需按照《合作协议书》向上诉人支付72万元货款，上诉人仅需按照《合作协议书》向被上诉人交付8000方机沙。其次，如被上诉人认为《供货协议》与《合作协议书》无包含关系，则在2019年5月29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同时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即被上诉人在当日同时负担了两笔向上诉人交付买卖合同货款的义务，第一笔为《供货协议》的25.5万元，第二笔为《合作协议书》中的72万元。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2019年5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15.5万元系履行《供货协议》中的付款义务，而非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的付款义务，否则，便无法排除前述15.5万元实际系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的付款义务的可能性，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截至2019年6月14日，被上诉人实际仅向上诉人支付了79万元货款，《供货协议》中约定的25.5万元实际包含在79万元货款内。而上诉人已于2019年7月30日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合作协议书》的全部交付义务。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认识至今，仅成立2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中：第一个买卖合同交易金额为79万元（其中7万元河沙、72万元机沙，72万元机沙即为上述《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标的物，《供货协议》中约定的25.5万元机沙实际包含在72万元机沙之内），第二个买卖合同交易金额约定为68万元（即一审法院同时审理的另一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实际仅交付58万元，并称本案25.5万元中有10万元系抵扣了该买卖合同中未付的货款10万元）。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就该2个买卖合同共计向上诉人交付了137万元（即79万元+58万元）货款，除此外双方再无其他经济往来，被上诉人声称已交付的25.5万元实际包含在前述137万元之中。而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成立了3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除上述2个买卖合同关系外，双方还另行签订了《供货协议》，即除上述79万元、58万元货款外，被上诉人还根据该《供货协议》向上诉人交付了25.5万元货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共计交付了162.5万元（即79万元+58万元+25.5万元），但被上诉人却无法提供162.5万元的交付凭证，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40.9万元银行流水。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25.5万元货款与79万元货款无关联。上诉人提交的《收条》（2019年6月14日）明确载明，自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总共收取被上诉人79万元款项，即初步证明25.5万元包含在79万元货款之中。而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恰好记载了从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往来明细，与《收条》中载明的期间相对应，因此该《收条》中记载的79万元货款包含了25.5万元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银行交易明细》中双方之间总共发生有5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40.9万元，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1个以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当查明被上诉人所称交付的15.5万元是否实际系他笔交易中履行交付的款项。另外，上诉人提交了《结算单》（2019年7月30日）初步证明关于79万元货款的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并结算完毕，即关于案涉25.5万元所对应的交付机沙的义务已实际履行完毕。其次，在上诉人提出已实际履行交付机沙义务的抗辩理由并初步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将证明案涉25.5万元货款与79万元货款（另一买卖合同）无关联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即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主张的3次买卖合同货款已全部交付的交易凭证。在被上诉人无法证明案涉25.5万元款项与79万元货款无关联的情况下，就无法排除被上诉人将其他买卖合同中货款交易凭证当作本案货款交付凭证的高度可能性，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在上诉人已将磨来石场中8000方机沙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合作协议书》（包含《供货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义务，据此，案涉25.5万元货款对应的交付义务已实际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15.5万元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判决结果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借条》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且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达成了买卖合同的合意。因此，本案应当适用第14条之规定，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本案。4.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15.5万元及利息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系买卖合同合意，非借贷合意。案涉25.5万元系买卖合同的货款，并非借款。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未变更诉讼请求，且一审法院未依法变更案由，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仍为民间借贷关系。而本案中已查明并无民间借贷的事实，据此，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张远福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有借据与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支持，被答辩人所称另外两个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且被答辩人未举证证明借贷事实不存在，故应维持一审判决。张远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55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5月29日，被告滕云出具一份《供货协议》载明：“今收到张远福购沙款贰拾伍万伍仟元正（25500）。到公司火马冲码头提货，按每方85元结算。总方量为3000方（叁仟方）”。但该协议上并无原告张远福的签名，其中《供货协议》小写金额（25500）系笔误，实际金额以大写为准。原告张远福依照被告滕云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其中155000元的货款，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货款100000元，但被告滕云未交付货物。后经过原、被告双方协商将该笔货款转为借款，并在同日由被告滕云向原告张远福出具了255000元的借条，被告滕云依照原告张远福的要求在该借条上加盖了农兴农业公司的公章，但被告农兴农业并未实际取得该笔借款。2019年7月22日，由被告滕云及辰溪县农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收条》一张，其中特别约定“以上货款留壹拾万元在张远福作为以后处理借款利息（3%）”。原告张远福将255000元中的100000元在原告向被告的该笔购买机沙的货款中予以抵销。被告尚欠原告借款155000元，现经原告多次催还，被告仍不偿还，故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有被告书写的255000元借条，且有部分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应认定民间借贷成立。被告滕云辩称未欠原告的借款，该笔255000元系货款，原、被告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且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原告与被告滕云的《供货协议》只有被告滕云一人签字，且经审查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后经双方合意，改为借款并书写了借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被告滕云辩称255000元借款已包含在原告张远福给其书写的另一张2019年6月14日的收条中，但该收条所备注为“以前的股本金收条作废”并不能证明该255000元的借条作废，且被告提供的2019年7月30日结算单并不能证明结算中包含该255000元，故对被告滕云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农兴农业公司并未在供货协议中签字盖章，原告所付款项也并未支付给该公司，而是根据被告滕云的指示支付。2019年5月29日所写的借条系被告滕云根据原告张远福的要求私自加盖公司公章，故该借款与被告农兴农业公司无关，该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告张远福与被告滕云双方经协商将其中100000元在原告向被告购买机沙的货款中予以抵销，且有2019年7月22日《收条》予以佐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滕云偿还155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但在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后要求被告承担逾期违约责任的请求，该院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滕云偿还原告张远福借款155000元及逾期利息（以15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9日起按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张远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0元，减半收取1700元，由被告滕云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滕云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张元福提交了一份证据为中国建设银行个人交易明细，拟证明其已支付购沙款，案涉155000元系民间借贷的出借款，与买卖沙子无关。滕云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交易明细中2019年3月12日转账100000元系被上诉人履行79万货款中第一笔款项的押金，3月12日的日期可以证明双方口头协商履行《供货协议》的事实，即《供货协议》实际达成合意时间是3月12日，协议上时间为倒签。2.通过计算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被上诉人总共通过银行转账向上诉人交付705550元，可证明案涉255000元就在790000元总货款中，结合一审法庭调查被上诉人的回答及本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回答，被上诉人对于实际交付现金的金额不清，只是根据790000元总金额减去银行流水的金额进行陈述，明显前后矛盾。本院认证意见为对张远福通过银行转账向滕云交付70555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3月12日张远福向滕云购买河沙，其通过银行转账向滕云支付了100000元购沙款。2019年4月16日腾云与张远福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滕云出资60%，张远福出资40%共同经营机沙，2019年5月29日，滕云与张远福又达成一份《供货协议》，协议载明：“今收到张远福购沙款贰拾伍万伍仟元正，到公司火马冲码头提货，按每方85元结算。总方量为3000方”，同日双方将该《供货协议》转化为借条，由滕云向张远福出具了一张金额为250000元的借条。此后张远福于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向滕云银行转账共计605550元，其中包括张远福主张的于2019年5月29日所出借的案涉155000元。2019年6月14日滕云向张远福出具一张收条，该收条载明：从火马冲莫来石厂存沙开始至6月14日共收到张远福现金柒拾玖万元正（790000），以前的股本金收条作废。此外双方均认可张远福购买河沙与机沙总计支付790000元，其中70000元为河沙购沙款，720000元为8000方机沙购沙款，河沙与8000方机沙均已交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远福与滕云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滕云是否应偿还案涉借款。《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张远福主张因滕云未履行《供货协议》中交付3000方机沙的义务，遂将已支付的购沙款转化为民间借贷的出借款，现以借据和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滕云则辩称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其共计收到张远福720000元机沙款并已交付8000方机沙，其中包含了《供货协议》中约定的3000方机沙，案涉155000元也已包含在其于2019年6月14日向张远福所出具的790000元总收条中，双方已就所有买卖合同进行了结算，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张远福既然主张案涉155000元借款并不包含在720000元购沙款中，两笔款项属于不同性质，那么其应当提供两笔款项均已实际交付的证据。从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2019年3月12日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张远福向滕云银行转账总计705550元（100000元+605550元），除去张远福购买河沙的70000元与其主张的案涉借款155000元，张远福支付机沙款的银行转账为480550元（705550元-70000元-155000元），距其本人认可的720000元尚有239450元（720000元-480550元）差距，张远福主张剩余的机沙款系以现金方式交付，但却对交付时间、交付细节、交付金额等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且张远福亦未能提供现金交付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远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现金交付剩余机沙款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机沙按90元/方与《供货协议》中机沙按85元/方的约定，恰好对应张远福支付720000元机沙款购买8000方机沙的事实，因此案涉155000元银行转账应包含在720000元购沙款中，即应包含在滕云向张远福出具的790000元收条中，双方实际已就买卖机沙进行了结算并达成一致，张远福以其中155000元银行转账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滕云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辰溪县人民法院（2020）湘1223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远福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被上诉人张远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利建审判员  曹 阳审判员  夏英姿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陈若愚书记员张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