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81民初115号 原告：师福山，男，汉族，1967年6月2日出生，住永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代奇，永济市法学会常务理事。 被告：高占民，男，汉族，1967年4月2日出生，住永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永济市城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师福山与被告高占民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师福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代奇，被告高占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师福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70000元，并从2020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为亲友关系。2018年农历8月15日，原被告达成租赁商铺的合意。由被告租赁原告在韩阳街的门面房，经营猪肉零售，期限两年，年租金1万元。门店中剩余的干菜作价1万元，转让给被告，共计3万元。被告进店时支付1万元，欠2万元。被告零售的猪肉是从原告在永济市北郊菜市场经营的肉铺批发店中进货。双方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结算一次，在2020年1月22日之前，双方每次结算均无异议。在本次结算中，双方对进货及欠款数额并无异议，但对被告支付货款的数额产生纠纷。此后，被告不再直接从原告处拿货，让别人帮自己从原告处拿货。2020年8月26日，原被告共同的朋友李建军、薛红强为和解两人的矛盾，与两人共同结算一次。原被告对进货及欠款数额仍无异议，对被告支付原告的其中7万元欠款，仍各持己见。当天被告支付了自己认可的所欠原告5094元零钱（实际付5100元），并认为双方已结清手续。2020年9月6日，李建军、薛红强再次作和解工作，并按当事人所述详细记录货量、欠款数及付款数额。被告对没有支付依据的7万元钱款仍认为已支付，调解失败。2020年农历8月18日原告收回自己出租给被告的店铺，结束了双方之间的一切商业事务。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高占民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欠其货款7万元属于计算错误。原告提交的“高占民欠款及2019年12月27日结算后付款情况”证据中第一项称被告共欠其货款175094元与事实不符。双方认可在2019年12月27日结算后被告共欠原告房租、干菜款2万元，欠货款2万元，此后，截止2020年1月21日双方发生纠纷前共产生交易额为115094元，加上上述欠款被告应付给原告的款项为155094元。原告计算的175094元属于其第一项欠款情况中第2条、第3条所涉2万元重复计算。二、原告所列举的还款情况与事实不符。被告对原告递交的“高占民欠款及2019年12月27日结算后付款情况”第二项还款情况确认的5笔付款事实无异议，但原告将1月16日被告所给付的现金2万元及1月17日给付的2万元、1月19日微信转款3万元和1月20日给付现金3万元混为一谈。其实际情况为：1月16日，被告在高速路口给了原告货款2万元。被告在1月17日给付的2万元，原告在售货单上签字确认。1月19日被告用微信给原告付货款3万元，原告未给被告出具收据，但被告的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证实。1月20日，被告给原告3万元现金，原告在供货单上予以标注“付3万元”。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收到被告微信转账后签字时均签为“信付XX元”，而收现金后仅标注为“付X元”。因此19日和20日两笔货款各3万元。同时原告在列举付款情况说明时将2020年2月12日被告支付货款1万元没有计入其中，被告亦有微信转账记录为凭。因此被告在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21日共付给原告货款16万元，而非原告所认可的10万元。三、双方之间因买卖合同产生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2020年1月21日后双方因货款发生纠纷而再未发生货款赊欠。2020年8月26日双方经朋友见证对双方所有往来进行结算，最终确认被告共欠原告5094元，被告遂即将5100元微信转账给原告，至此双方再无经济上的瓜葛。综上所述，原告利用少记漏记已付款，重复计算的方法达到侵害被告合法权益的目的，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李建军、薛红强出庭作证： 一、原告汇总的“高占民欠款及2019年12月27日结算后付款情况”一份。 二、原告书写的2019年10月31日本次结算欠款5万元记录一份。 三、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21日之间被告从原告处进货数量、相应货款数额的记录一份（共两页），被告在两页上分别签字。 四、原告整理打印的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1日间被告从原告处的购货清单一份。 五、经手人李建军、薛红强签字的2020年1月4日至2月12日期间付款情况记录一份（合计付款17万元）。 六、证人出庭申请书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七、被告在法院调解室展示的付款凭证7份。 八、2020年1月22日双方发生纠纷后，被告让他人从原告处带货的记录清单。 九、原告发货模式说明书一份。 十、原告与被告之间2020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据10-12页）。 十一、李建军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原、被告都是朋友关系。2020年8月26日原被告在账务上有些经济纠纷，让我和薛红强给双方说和并对一下账。当时在我单位韩阳中心学校，原、被告二人、原告妻子、我及薛红强在场。首先问原被告对肉款有无异议，被告说肉款一共是13.5万多元，双方对肉款均无异议。二人的主要纠纷是一个说钱给了一个说钱没给。原、被告分别说付了多少货款，我和薛红强主要记录账务，肉款及被告租原告房子的款项共计155094元。在当天晚上按照155094元，被告给原告付了5100元。我现在只能确定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共计155094元，但是之前被告给原告付款的款项我不能确定。20天后，到被告的店里确认8月26日晚上各方对的账务。我问被告，给我报的给原告付款的数字变成了17万元（不含给付的5100元）。但是那天晚上说的款项是15万元，17万元包含13万元肉款、2万元的房屋租赁及其货架上的东西及2019年腊月之前还欠原告的两万元肉款。1月4日和9日后面标注的“清前五万元手续”表示给付的是2019年腊月之前所欠的款项。这两笔一万元是经过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过的还2019年腊月之前的款项。原告提交的第五份证据中除了薛红强是其本人签字之外，剩下内容都是我写的。每笔款后面的“福山”是表示福山签字的。我现在知道原被之间总共款项除过腊月的肉款两万元之外总共是15万元。这个单子是当天在店里核对过的。证据三和证据五是同一天形成的。被告签字的时候证据三上的内容就是现在的内容。当时被告在第二页签字的，我说如果第一页有人变了怎么办，就让被告在第一页也签字确认了。 十二、薛红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原被告都是朋友关系。2020年8月26日晚上原告把我们叫到韩阳中心学校内一起说原、被告之间的账务问题，当时在场有原告、被告、原告妻子、我、李建军在场。我只是把原、被告的账务总到一起，当天晚上已经把账务算清了，被告应付给原告15万多，账务算完之后被告欠原告5000多元，当时被告就给了5100元。当天晚上总完账之后就没有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只是负责对账。双方都认可当天晚上的账务，就说此事解决了。在这20天之后，原告把我们叫到被告的店里，原告说账务不对又总了一次账务，当时账务是李建军一手整理的，我只是见证。当时还是原被告、原告妻子、我、李建军几人在场。还是按照26日晚上的数字核对，总共货款还是15万。第五份证据是李建军写的，对账后，李建军和我签字确认的。该证据中1月4日、1月9日标注的“清前五万手续”表述的意思我不清楚。数额后面写的名字意思我不清楚。该证据是和第三份证据一起签的字。当时我只顾得签字，没有仔细看内容。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一中第一项欠原告房租、干菜款两万元和最后一项欠原告2020年进货量价值总额115094元的款项无异议。对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有异议，属于重复计算，在2019年12月27日双方结算前共欠原告两万元肉款。2、第二份证据无抬头，无被告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对第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内容都是原告记录的，上面写的是12月27日之前欠2万元。在第一页中间签名时，下半页为空白的，没有内容。我在第二页签名时只有16日和17日的内容，并没有18日之后的内容。当时我不清楚为什么要签这个字。4、第五份证据中我方未签字，也不清楚情况。是李建军写的字，单子当时都核对过的，我不知道欠原告多少钱，反正我有钱就给原告拿。2020年8月26日当天我给了原告5094元之后手续就结清了，20天之后的事情我就不放在心上了。5、对证人证言不发表意见。6、对双方的微信转账记录无异议。7、原告所述的发货模式不正确，付现金原告标注的是“付多少元”，微信转账的话标注的是“信付多少元”。 原告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基本真实。有两次对账，因不是证人本人的事情，在某些细节上有点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原被告双方及证人陈述的内容，第一次对账在韩阳中心校，第二次对账在被告店里，其他内容和原被告陈述的一部分内容都能相对应，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证据三的155094元与证据二无关。证据五中记载的被告付款数额不正确，被告给我付过的款项不认可。 被告提交了2020年2月6日、7日、10日、12日从原告处进货的数量便条四张。原告对于上述四张便条无异议，并称被告于2020年2月12日微信转账1万元是2.6-2.12日之间的货款，与本案无关。 就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1、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2、经当庭核对，对证据7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3、证据8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在2020年1月21日以后还存在生意往来。4、证据一、证据四系原告自制证据，对被告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5、原被告在对账后形成的证据三是对被告从原告处拉货数量及欠款的核对，该证据对被告从原告处进货的日期、数量、价款等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的列明并予以汇总，总额为155094元，并由被告签字确认。被告辩称签字时该证据有空白的地方，对此，结合被告从原告处进货的日期、数量及价款等因素，如在对账时仅列明部分日期的供货及价款，明显不符合对账的初衷、逻辑及生活常理。被告陈述自己不知道为何在该证据材料上签字，其作为长期经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陈述明显有违常理；再结合两个证人的证言，对被告的上述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三中记录的进货数量及相应价款本院予以认定。证人李建军称对被告在第一次对账前给原告的付款情况不能确定，后来又称第二次对账时被告陈述的付款额为17万元（不含第一次对账时给付的5100元），前后陈述的情况不相符。其开始称自己现在能确认原被告双方的欠款总额为155094元，后来又称除过腊月欠的2万元肉款之外总共欠15万多元，前后陈述的情况也不相符。而其陈述前后不符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原被告在两次对账时不同的陈述。故其证言不能客观有效的证明被告尚欠原告款项及被告已支付款项的事实。而证人薛红强对欠款总额的陈述与同日形成的证据三中记载的欠款总额相吻合。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证据三与证据五是同一天形成，而证据五系证人李建军根据原、被告陈述所作的记录，证人薛红强对该证据中的记录情况不清楚，且证据五未形成对账的结果，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认为证据五中记录的被告付款的数额不正确。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证据五并不能客观的证明本案所涉欠款及付款的全部情况，应以被告签字确认的证据三中记载的进货数量及相应价款确认欠款总额较为客观。证据三中明确写明被告在2019年12月27日以前欠2万元，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被告共计从原告处进货未支付完毕的交易额为115094元、欠货房租2万元，上述合计为155094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在2020年1月21日前欠原告货款、房租等数额合计为155094元。此外，原告在证据三中虽然记载有“信转付3万第二天票写”的内容，但因该证据主要是对欠款情况核对，对付款情况也未全部如实记录（无1月4日的付款情况）；而同日形成的证据五才是证人对双方陈述付款情况的记录，虽然证据五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付款情况，但对1月19日与1月20日的3万元付款却分别进行了记录，由此可说明被告在当日并未认可该两次付款系同一笔，故不能据此认定被告认可该内容。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师福山与被告高占民系亲戚关系。2018年农历八月份，原告将其位于永济市韩阳街道的门面房租赁给被告，用于经营猪肉零售，期限两年，年租金1万元。并将门面房中所剩的干菜等货物作价1万元转让给被告。原告在永济市北郊菜市场经营了一家猪肉批发商店。被告此后从原告处批发猪肉。原告会将未即时钱货两清的被告购买的猪肉种类、数量及价值等事项向被告出具一份便条，并在部分便条上写明被告已付的款项数额。2019年12月27日之前，被告共欠原告房租、干菜款2万元及肉款2万元；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1日期间，被告共计从原告处进货交易额为115094元；上述被告应付给原告的款项合计为155094元。 关于被告向原告付款情况，原被告双方认可被告已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及方式如下：2020年1月3日、9日微信各支付1万元；1月16日现金支付2万元；1月19日、21日微信各支付3万元；2020年8月26日付款5100元；上述合计金额为105100元。 同时查明，2020年1月21日之后被告还从原告处陆续进货，2020年2月12日被告通过微信给原告付款1万元。原告称该笔付款是对这一期间进货所欠货款的支付。被告则称该1万元系给付的本案所涉欠款，并称2020年2月6日、7日、10日及12日从原告处进货的款项都未支付给原告。 关于付款情况，被告还称：2020年1月17日在原告肉店给付原告现金2万元，2020年1月20日早上付给原告现金3万元，该3万元现金是我平常卖肉的钱。对此，原告则称：1月17日便条上标注的“20000”与1月16日被告在高速路口给自己的2万元系同一笔款。1月20日被告没有给我拿3万元现金，1月20日便条上标注的“付3万元”内容是1月19日下午被告微信转账给我的3万元。 另查明，原告在向被告出具的以下购货便条中，标注的付款情况如下：在2020年1月4日的便条上标注“信付1万元”，被告认可本款项系1月3日微信给原告的付款；在2020年1月20日的便条上标注“付3万元”；在2020年1月21日的便条上标注“信付30000元”；上述合计70000元。被告自行在原告所出具的以下便条中标注付款情况如下：在2020年1月16日便条上标注“高速20000”；在1月17日便条上标注“付20000元”，并将其中的“20000”下面画了一撇，变成“30000”；在2020年2月12日便条上标注“转10000元”。 关于发货模式，原告所称：被告本人拉货只有在没有结清货款时才给被告出具便条，除被告当天付清货款外，其余被告已付的货款我在给被告出具的便条上标注付款情况，别人捎货当天清货款的，在便条上会标注“清”。 本院认为：合法债务应当清偿。本案被告从原告处租赁房屋、批发猪肉，在双方之间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就欠原告的155094元款项应及时向原告履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给付原告款项的数额认定。 首先，本院对原被告双方认可的被告已经给付原告的105100元予以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关于已付款项，双方争议的是2020年1月17日被告是否给付原告2万元现金；2020年1月20日被告是否给付原告3万元现金；被告于2020年2月12日通过微信给原告付款1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对原告所主张欠款的支付。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被告所称2020年1月17日给付原告现金2万元的认定。原告对该笔付款予以否认，再因该日便条上的付款内容系被告所写，被告无证据证实该款项的支付情况，故本院对被告所述自己在2020年1月17日给付原告2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 2、关于被告所述在2020年1月20日早上付给原告现金3万元的认定。该笔款项有原告出具的便条上注明的“付3万元”内容为凭，且从原告在2020年1月4日的便条上标注“信付1万元”及2020年1月21日的便条上标注“信付30000元”及2020年1月20日的便条上标注“付3万元”的内容来看，可知原告在标注付款时对付款的方式进行了明确区分，即若是微信支付的会标注为“信付”。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其肉店的发货模式可知，除货款即时两清的交易外，只要被告向原告付款，原告就会在当日或次日向被告出具的货物便条上标注该次付款情况。但原告却并未在2020年1月9日、1月16日、1月17日、2月12日等便条上标注付款情况。故原告所述发货中的付款记录模式不足为信，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的付款情况应以实际证据为凭。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1月20日便条中所标注的“付3万元”款项与1月19日被告微信转账的3万元系同一笔款项，故对被告主张的于2020年1月20日付原告3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3、关于2020年2月12日被告通过微信给原告付款1万元的认定。因被告认可在2020年2月6日、7日、10日及12日从原告处进货，被告自行在原告向其所出具的2020年2月12日的便条上标注“转10000元”内容；同时，被告在答辩状中称原被告在2020年1月21日后，双方因货款发生纠纷后再未发生赊欠，在双方经证人结算后给付原告5100元后双方再无经济上的瓜葛；而其在庭审中陈述的本笔1万元系付本案所涉欠款，2月6日至12日期间的货款尚未支付给原告；上述陈述明显自相矛盾。故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定该付款应为对双方2020年2月12日左右所欠货款的支付，不能算作对本案所涉货款的支付。 综上，被告已支付给原告款项合计为135100元，被告尚欠原告2020年1月21日之前的房租及货款19994元未付，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19994元。 关于利息，本案原被告双方虽然对被告应付货款进行了两次对账，但最终未形成一致的结果，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以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对账结算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1年1月7日开始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即3.85%计算至该笔欠款实际给付之日止较为适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占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师福山欠款本金19994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1月7日开始，按年利率3.85%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师福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师福山负担1107.28元，由被告高占民负担442.7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继涛 人民陪审员  杨明远 人民陪审员  吕安民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叶夏草 书 记 员  王超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