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云33民终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愉，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思瑾、蔡磊，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政，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骥、许兴龙，云南晨晓律师所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孙愉因与被上诉人陈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3325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7日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思瑾和蔡磊、被上诉人陈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愉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3325民初9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和法律适用不当等情形，具体的事实根据及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提起本诉，却在原审中强调上诉人并非《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相对方为案外人李卫东，也即自认上诉人与本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诉的对象本身错误。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既不释明被上诉人变更主体，也不追加案外人为共同被告，强行代替被上诉人选择诉的对象，程序严重违法，进而导致实体法律关系认定混乱。依法应发回重审或者直接驳回起诉。 （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1.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5行“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李卫东分别于2017年10月17日及2017年12月8日转账支付400万元”一节事实错误，从时间上来看，并非两笔款均是在合同签订后发生转账的，且提示注意李卫东系案外人。另，2017年10月17日的100万是借款，转款说明注明“借款”，2017年12月8日300万的转款因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是股权转让款。借款中有部分冲抵股权转让款。该事实上诉人代理人庭审过程中已如实陈述，但判决对如此重要的事实置若罔闻，以致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4、5行和倒数第3、4行认为兰坪县吉龙选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龙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被上诉人一直管理着吉龙公司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其一直管理公司，庭审中，上诉人强调持有不等于管理，从未认可过营业执照、公章及银行账户一直由被上诉人管理公司的意思，而职工和相关专家的薪资和税费缴纳等证据均证实上诉人对吉龙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控制权。最后，上诉人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恰反驳了被上诉人认为自己“管理”公司的观点，被上诉人的证人罗某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是原告（实际施工人），而被告即是吉龙公司，第三人为陈政，罗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反映客观事实。李正军也是如此，何江作为股权转让前由陈政安排进入吉龙公司，私下两人还是表姐夫关系，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三人的证言不客观，不应当采纳。3.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6行至第10行，没有证据支持，所谓“李卫东和陈政”录音的真实性法院未向案外人李卫东进行查明即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违反程序性要求和证据规则，该录音的对象是否是李卫东尚且不明，故该节事实认定错误。即便是李卫东与被上诉人的通话，李卫东作为案外人也不能代替上诉人作出任何有效的意思表示，更不构成上诉人的自认，顶多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就直接采信，明显违反诉讼法证据规则。再者从电话内容看，也没有反映出被上诉人出资3000万，占比60％的观点。4.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11行至倒数第4行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赵石宝之间协议及履行情况的认定没有向合同相对方进行核实，仅凭复印件就认定其真实性违反证据规则，且该证据明显与本案无关，也无因果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交易流水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从前手赵石宝手上购买吉龙公司的价格就是1737万，更以此认定吉龙公司价值过于草率。拿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举例：双方有收条、借条和付款凭证，但一看流水就是转进转出的过账行为，更何况，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付款凭证。一审法院未能查明被上诉人与前手交易的真实性，又怎么认为吉龙公司价值高于370万，关于吉龙公司价值上诉人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此不赘述。5.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3、4行“原、被告一致认可吉龙公司的营业执照…”一节与庭审上诉人表述不一致，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应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均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查明予以纠正。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签署并经工商部门见证，反映了当事人真实意思，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存在无效的情况下，不应做否定性评价，也不属于法官以心证来判断的范围。即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负有证明责任一方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本证必须达到高度可能性、相当的说服力才发生推定事实成立的结果，而上诉人的反驳证据只要达到真伪不明程度即可，故一审法院未正确理解该条规定的含义，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其一，一审法院比对的证明指向不明，上诉人不清楚是哪份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哪份证据。如此比对的两份证据是《合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那么对于《合作协议》是否生效，是否与履行行为相符未做评判。如果不是比对两份协议，则不具有相互否定的对等性。其二，纵观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合作协议》与履行行为明显不符且疑点重重，协议所指付款金额、付款时间、法定代表人变更、资产价值等均与实际履行情况不符，且被上诉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相比较《股权转让协议》而言不具任何优势。证人证言因证人身份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此为是否具有证明力及真实性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而证据之间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足以达到证明力优于经工商部门见证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三，上诉人提交的反证证明了吉龙公司实际价值，在税务部门提供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存货披露表、短期投资披露表、固定投资披露表和应交税费明细表加之被上诉人时至今日都未能提供吉龙公司土地、房屋合法权证、规划文件，反而证实了吉龙公司核心资产系违法建筑，随时都可能面临罚款和拆除，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符合真实交易客观事实。假设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100％，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量化后，应当达到至少75％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真实意思表示负有举证责任，从庭审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据看要么是没有证据能力，要么证明能力弱，未达其主张待证事实证明力的75％；一审法院未表述真意为何？虚假意义为何？在无其意表达的情况下何来虚假意思？故待证事实未达到推定成立的标准，应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距离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甚远，即便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亦应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也即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上诉人在一审答辩过程中反复强调《合作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关联及延续性，《合作协议》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但一审法院未予以关注、评判。本案不存在所谓的隐藏的法律关系，《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同一时间就同一事项、法律关系形成的“阴阳合同”，不具备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基础，且适用该条对于意思表示的虚假性要求为明知，如果仅为一方明知，另一方不知，则有可能构成真意保留，因被上诉人未对通谋性提供证据证明，应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忽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实际履行行为相符，《合作协议》与股权交易无关，被上诉人证据无法形成锁链足以推翻《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或存在法定无效情形，从维护交易稳定角度出发，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政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程序的认识偏差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上诉人将自身问题归责于他人才是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请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陈政与上诉人孙愉于2017年12月12日以虚假意思表示为前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该协议中，甲方为被上诉人陈政，乙方为上诉人孙愉，该协议中的甲乙双方均为适格主体，且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并未对案外人李卫东在本案中提出任何主张，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诉求所依法作出的判决合法合规。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虽未对案外人李卫东提出过任何主张，但为还原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有义务向法庭如实陈述，因此被上诉人在从未见过上诉人的情况下，在原审过程中确实披露过上诉人孙愉与案外人李卫东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即：与被上诉人存在真实合作关系的是案外人李卫东，上诉人仅是案外人李卫东为方便对自身的商业体系进行经营管理而找的股权代持人，但在股权代持关系真实有效且成立的情况下，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请求确认同上诉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与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程序的认识偏差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上诉人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才是于法无据。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且均有证据予以支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的偏差也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具体理由如下：1.合同的形式并非只有书面形式，还存在有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因此，被上诉人陈政在同案外人李卫东口头商议借款事宜并达成一致后于2017年10月17日收到案外人李卫东转入被上诉人陈政名下账户100万元，而在商议借款事宜的过程中案外人李卫东也了解到：被上诉人陈政所有的吉龙公司因无法获得原料矿石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所以在借款关系形成后，案外人李卫东以自己长期从事矿产行业，且实际控制多家矿业企业为筹码与被上诉人就如何让被上诉人所有的吉龙公司获得稳定原料矿石供应及尽快恢复生产展开了新一轮的合作谈判，达成一致后，案外人李卫东为规避自身的商业风险，提出由上诉人孙愉代为同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2017年11月7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案外人李卫东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向被上诉人陈政及其所有的吉龙公司共计支付15776000元，其中包括案外人李卫东向被上诉人陈政的借款1000000元，而被上诉人陈政至今未见过上诉人孙愉，也未收取过上诉人孙愉任何款项，更不可能与上诉人孙愉形成借贷关系，至于案外人李卫东对被上诉人陈政的借款100万元于2018年1月26日借款期限届满后是作为股权转让款进行抵扣、还是在《合作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工程项目付款期限届满时由上诉人用于支付相应款项、或是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结算，案外人李卫东至今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明确，也未完全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相关合同义务，上述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均已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因此上诉人提出的借款冲抵股权转让款的说法完全是虚构，不仅缺乏证据，更欠缺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对吉龙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被上诉人一直管理着公司的认定符合事实，且吉龙公司不仅仅只是在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后一直由被上诉人进行经营管理，而是自被上诉人同赵石宝购买了吉龙公司全部股权并成为法定代表人后就直接经营管理公司至今。首先，在《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五、乙方（陈政）职责：保证吉龙选厂所有产权为乙方个人独资所有，拥有完全支配权利；保证吉龙选厂所有证照的合法性；负责组织好吉龙选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并确保特定矿石的选矿回收率达到80%，并尽量提高”，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从未将经营管理的权利进行过转移，且吉龙选厂的业务核心在于选矿，而脱离被上诉人的技术支持，上诉人也不可能将吉龙选厂运营起来，所以根据协议约定及客观事实就能得出，吉龙选厂一直是由被上诉人进行经营管理，且离开被上诉人则相当于离开了核心技术，该选矿厂无法运营。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基础上，又再次向法庭补充提交了大量新证据，用于证明被上诉人才是吉龙公司的所有者及管理者，根据补充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为获取原料矿石供给、恢复生产，近一年内就向家庭成员及朋友筹措500余万元并全部投入吉龙公司，经其不懈努力之后，吉龙公司于2020年6月终于初步恢复生产，截止开庭之日，吉龙公司已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在此过程中，吉龙公司一直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东及执行董事的权利义务，且均被社会各界认可，而上诉人是谁无人知晓，也无人联系。至于一审时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所涉及的案件现已经二审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已由被上诉人陈政与云南旭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7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现已由陈政之女陈鴅代为履行支付义务120万元。3.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赵石宝交易的问题，被上诉人发表答辩意见如下：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可知，财产所有人转让财产所得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进行征收，不得实施违反法律规定的征收行为，不得多征、少征，对于少征的部分应当及时追缴，多征部分应当及时退还纳税人。在本案中，赵石宝在与被上诉人完成股权转让交易后，按照我国相关税收法律规定至兰坪县税务局依法申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兰坪县地方税务局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双方的交易数额进行审查，也只有在兰坪县税务局对交易双方的银行流水进行审查完成后，方才可能在2015年7月17日出具有关赵石宝转让吉龙公司股权转让的《税务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201553332500036926]》这一缴税发票，否则征税就于法无据，而在该发票中也已经载明本次纳税事项系因“兰坪县吉龙选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而起，代征单位为吉龙公司。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的来源可归纳为“法无授权即禁止”。因此，税务机关收取税款是依法收税，赵石宝也是依法纳税，所以该证据足以证明赵石宝与被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交易金额的真实性。同时，依据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应纳税额=（股权转让收入-股权原值-相关税费）可推知，在赵石宝与被上诉人进行股权交易时，股权原值与相关税费合计为14204480元，因此股权原值至少应在1000万元以上，所以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以370万元这一完全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吉龙公司全部股权，更不可能在之前已投入至少5000万的情况下以370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其余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也已通过提供相应证据、申请相应证人或是请求法院进行过相应的核实。例如录音在原审时已提交过手机供法院核查，相关问题一审法院也询问过有关人员或部门，在此就不再赘述。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且均有证据予以支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的偏差也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 （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不清楚不代表一审法院存在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签署并经工商部门鉴证，反映了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说法不成立。首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上诉人本人所签，其次《合作协议书》才是在实际履行的协议，而该份实际履行的协议上诉人并未提交工商部门鉴证，由此可见，无论是签订未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是将《股权转让协议》交工商，均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目的均是为了让《合作协议书》中的内容可以早日实现；2.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经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因此上诉人对于《合作协议书》未生效的说法于法无据；其次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但是假设该协议未实际履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不会无效，但会涉及违约。因此，被上诉人认为，2017年11月7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案外人李卫东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向被上诉人陈政及其所有的吉龙选矿有限公司共计支付15776000元虽属于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却可以说明《合作协议书》是生效且履行了部分的，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却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方面应当被认为无效，另一方面该协议才是未实际履行的协议。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才是吉龙公司的实际所有人及管理者，为使吉龙公司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被上诉人已尽心竭力、倾尽家产，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政、孙愉双方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孙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7日，孙愉作为甲方与陈政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吉龙公司选矿厂所有资产价值为5000万元。甲、乙双方愿共同出资5000万元整合吉龙公司选矿厂。鉴于吉龙公司选矿厂在甲、乙双方合作前已由乙方个人出资5000万元建成，故确认甲方出资3000万元，占吉龙公司选矿厂60％的股权，待合作协议签订后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乙方出资2000万元，占吉龙公司选矿厂40％的股权。根据双方的出资比例，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由甲方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待甲方出资额到位后双方即到工商、税务等部门变更法定代表人。合同还约定了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李卫东分别于2017年10月17日及2017年12月8日向陈政转账支付共计400万元。2017年12月12日，陈政、孙愉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吉龙公司系陈政一人投资，公司注册资金370万元，投资比例为100％。陈政以37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吉龙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孙愉，孙愉于2017年12月12日支付转让款。2017年12月14日，孙愉委托李国荣办理了吉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愉，监事变更为李卫东。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陈政仍一直管理吉龙公司。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李卫东共向吉龙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了400万元。2019年12月24日，陈政与李卫东进行了电话通话，双方就变更吉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政一事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通话中李卫东对出资3000万元，股权比例为60％的内容无异议。另查明，陈政于2015年5月28日与赵石宝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赵石宝以1673万元的价格将吉龙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政。双方于次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赵石宝以370万元的价格将吉龙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政，该协议的内容除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同外，其余内容与陈政、孙愉双方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完全一致。2015年7月17日，赵石宝缴纳了吉龙公司股权转让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及印花税共计513469.60元。庭审中，经本院询问，陈政、孙愉一致认可吉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及银行账户一直由陈政持有并管理。孙愉陈述李卫东除了任吉龙公司监事外，与该公司无其他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陈政与孙愉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的合同当事人均为陈政与孙愉，结合李卫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对陈政提出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李卫东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陈政与孙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吉龙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370万元，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李卫东已分别于2017年10月17日及2017年12月8日代孙愉向陈政共计支付了400万元，与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及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不符；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愉后，陈政继续持有并管理吉龙公司营业执照、公章及银行账户，李卫东在与陈政无合同关系、与吉龙公司之间除任公司监事外亦无其他关系的情况下继续向吉龙公司支付400万元，结合孙愉提供的李卫东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陈政与李卫东的电话通话录音中李卫东与陈政协商变更吉龙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事宜，对出资3000万元、股权比例为60％的内容无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李卫东在陈政、孙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向吉龙公司支付400万元及电话录音中与陈政协商法定代表人变更及对股权比例、出资的陈述均属于代表孙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孙愉承担，通过该事实亦证实孙愉向陈政支付的款项已远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金额；同时结合陈政从赵石宝手内转让吉龙公司的股权价格为1673万元、吉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及银行账户一直由陈政持有并管理以及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愉后该公司亦一直由陈政实际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陈政提出其与孙愉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虚假意思表示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陈政、孙愉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陈政与被告孙愉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孙愉负担（未交）。”。 二审中，上诉人孙愉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但认为一审认证不当，具体为：1.采信《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不当，关于此异议，本院在查明事实部分一并予以评析；2.一审法院仅对《通话录音》《电话录音内容打印件》的真实性认可，而未对陈政的证明观点采信，却据此认定了案件事实，关于此部分，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否认了陈政的证明观点，但并不等于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相应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内容进行相应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妥。除上述内容外，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证并无不当。 二审中，陈政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20）云3325民初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2020）云3325民初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复议）；第二组证据：3.（2021）云3325执214号执行通知书，4.（2021）云3325执214号报告财产令，5.（2021）云3325执214号当事人缴款通知书，6.《执行和解协议》，7.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第三组证据：8.《难处理氧硫混合工业矿买卖协议》，9.《廉政合同》；第四组证据：10.《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报表（20200419——20210419）》，11.《兰坪县吉龙选矿有限责任公司收支统计表》（20200419——20210419），12.《居民户口簿》。以上四组证据总的证明目的：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吉龙公司一直由陈政行使股东及执行董事的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经质证，上诉人孙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陈政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能印证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陈政仍一直管理吉龙公司”事实。 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3、4、5行“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李卫东分别于2017年10月17日及2017年12月8日向陈政转账支付400万元”认定错误，经核实，2017年10月17日转账的100万元发生在《合作协议书》之前，一审判决对该处的表述为合同签订后不当，应表述为“案外人李卫东于2017年10月17日向陈政转账100万元（交易明细上显示该笔款项为借款），于2017年12月8日向陈政转账支付300万元，两笔款项合计400万元。”另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6.3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上诉人认为2017年12月8日向陈政转账支付3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2.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7页第4、5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陈政仍一直管理吉龙公司”和倒数第3、4行“庭审中，经本院询问，陈政、孙愉一致认可吉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及银行账户一直由陈政持有并管理”的认定与事实不符，经核实，再结合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一审判决的上述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异议不成立。3.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6、7、8、9、10行“2019年12月24日，陈政与李卫东进行了电话通话，双方就变更吉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政一事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通话中李卫东对出资3000万元，股权比例为60％的内容无异议。”没有证据支持，本院认为，通话录音系视听资料，鉴于孙愉与李卫东系合作关系，在上诉人孙愉不能否定该份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了该份证据并据此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的异议不成立。4.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7页第11行至倒数第4行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赵石宝之间协议及履行情况的认定没有向合同相对方进行核实，仅凭复印件就认定其真实性违反证据规则，且该证据明显与本案无关，也无因果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结合一审证据《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能印证《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一审法院采信《个人独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的异议不成立。5.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2、3行“孙愉陈述李卫东除了任吉龙公司监事外，与该公司无其他关系”，经核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为“孙愉陈述李卫东除了任吉龙公司监事外，与该公司无其他人事关系”。6.上诉人认为，其一审提交财务报表，显示了股权的价值，一审法院却未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部分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且一审对该部分证据已做了认证，不存在遗漏事实的情况。除上述异议成立部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 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的合同当事人均为陈政与孙愉，陈政将孙愉列为被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结合李卫东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必须追加李卫东为被告，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吉龙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370万元，但陈政与孙愉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于2017年11月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载明“吉龙公司选矿厂所有资产价值为5000万元。甲（孙愉）、乙（陈政）双方愿共同出资5000万元整合吉龙公司选矿厂。鉴于吉龙公司选矿厂在甲、乙双方合作前已由乙方个人出资5000万元建成，故确认甲方出资3000万元，占吉龙公司选矿厂60％的股权，待合作协议签订后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乙方出资2000万元，占吉龙公司选矿厂40％的股权。”陈政与李卫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电话通话录音也能印证上述事实，结合孙愉庭审陈述李卫东与其系合作关系，以及根据李卫东出具的《情况说明》，李卫东代孙愉分别于2017年10月17日及2017年12月8日代孙愉向陈政共计汇款400万元，上述事实与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及转让款支付的时间明显不符；再结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愉后，陈政继续持有吉龙公司营业执照、公章和一直实际管理公司的事实，以及陈政从赵石宝手内转让吉龙公司的股权价格为1673万元事实，本院认为陈政提出其与孙愉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属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孙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孙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丽飞 审判员  陈中朝 审判员  李筱槲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夏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