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债权人）：上海东泰恒原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3301号1幢3楼。法定代表人：徐飞翠。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奎，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徐晓璐，女，1983年9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军，上海市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谢惠，女，1971年1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周宁县。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何万彬，男，1971年12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利娜，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舸源，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许少峰，男，1987年3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原审第三人（债权人）：胡斌，男，1971年1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奉贤区。上诉人上海东泰恒原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晓璐、原审第三人谢惠、何万彬、许少峰、胡斌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奉贤法院）（2021）沪0120民初5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东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晓璐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1．东泰公司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10份《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10个债权并支付了转让款项，东泰公司已取得经登记的抵押物，即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X、XX、XX、XX号全幢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的抵押权。2．东泰公司作为受让债权享有的第一至第十顺位抵押权人，对经执行拍卖抵押物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执行分配方案将其列为前十顺位清偿依法有据。3．何万彬及许某继承人谢惠、许少峰在签订四方债权转让协议后，并未在15天内提出异议，视为放弃抗辩，徐晓璐并非抵押债权的债务人，无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4．即便诉讼时效从2014年1月9日起算，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代东泰公司起诉案涉债权，债务人和抵押人于2014年3月11日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发出“无力偿还借款本息，并同意处置抵押物”的《声明》，且2016年3月4日催还款的律师函、东泰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已数次中断诉讼时效。5．东泰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规定，可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综上，东泰公司通过贷款方式帮助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处置不良贷款，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844余万元，若认定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参与拍卖款的分配，违反公平公正原则，请求本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徐晓璐答辩称：东泰公司的债权已经清偿完毕，即使未能清偿，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不应受法律保护。关于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诉人举证的多份《声明》仅一份有落款日期2014年3月11日，该日期抵押人已经否认真实性，且该声明所涉另案诉讼中，上诉人自述否认该签订日期，不能构成第一次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举证的2016年3月4日律师函，因前《声明》时间存有变造后补行为，也不发生第二次诉讼时效中断；之后上诉人于2017年2月23日提起诉讼，该案以上诉人申请撤诉结案及后期催收公告等行为，均已过当时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不能形成诉讼时效中断，故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谢惠答辩称：多份《声明》系于2013年10月8日签名，当时均未落款日期；债务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出具的《声明》系其本人签署，但并未签日期，故请求本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何万彬则表示认同上诉人之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第三人胡斌、许少峰未发表意见。徐晓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5）奉执字第4610号《执行财产清偿方案》，并重新作出新的《执行财产清偿方案》；2．确认（2015）奉民一（民）初字第584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徐晓璐400万元借款本息，拥有第一顺位的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认定：一、2013年1月14日，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A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H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10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大连银行上海分行10笔贷款合计本金4，630万元，贷款期限均自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8日止。同日，何万彬及许某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其共同拥有的涉案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止，并向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作抵押登记。二、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A公司、何万彬、谢惠、许少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博储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3998号民事判决：一、A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借款本金4，630，000元；二、若A公司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可与何万彬及许某的法定继承人协商，以涉案房产作为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4，63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部分归何万彬及许某的法定继承人所有，不足部分由A公司继续清偿；三、何万彬对A公司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在最高额保证人民币4，63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何万彬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部分向A公司进行追偿；四、谢惠、许少峰在继承被继承人许某遗产份额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谢惠、许少峰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部分向A公司进行追偿。谢惠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600号裁定：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3998号民事判决；发回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重审。2016年11月17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三、2017年2月23日，东泰公司与A公司、何万彬、谢惠、许少峰、上海K有限公司、李某和第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东泰诉博储案），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沪0105民初5211号。后东泰公司于2017年8月1日撤回起诉。四、东泰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7）沪0105民初17663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12月27日，东泰公司（乙方、受让方）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甲方、转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1条约定，转让标的为甲方根据授信合同对债务人前溪公司发放债务人尚未归还的授信本金463万元，相应本金应收取的利息（含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等的债权和甲方在该授信合同和担保合同项下与其权利义务对应的资产；协议第2条约定，双方协商一致上述债权对应的抵押权一并转让，甲方承诺在债权转让后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手续，抵押物为：抵押人许某、何万彬所有的涉案房产；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应于2014年1月8日（转让日）将截至转让日受让转让标的相应的转让价款463万元划入甲方指定的前溪公司在大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开设的账户。协议第5条约定，乙方确认甲方转让的标的债权现状。乙方完全支付转款价款后，甲方不再承担乙方受让标的债权的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任何原因致使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的，乙方不得对甲方行使任何形式的追索权，并放弃任何抗辩。协议第6条约定，乙方承诺并保证已经独立、全面、审慎地审查受让债权的状况，自愿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转让价款，承接转让标的资产。2013年12月27日，东泰公司（乙方、受让方）、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甲方、转让方）和前溪公司（丙方、债务人）、何万彬（丁方、抵押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签署本协议视为甲、乙债权转让事宜已经通知丙、丁方。签订上述协议当月，系争贷款约定的偿还本金期限尚未届满，前溪公司也未拖欠应付贷款利息，其在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处的贷款资产风险分类为“正常”。上述协议签订后，东泰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委托案外人上海L有限公司向何万彬的大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账户汇款48，440，445元，备注用途为“还款”。庭审中双方确认该款即为东泰公司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的共计10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该款通过案外人顾某的账户最终划入《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10个债务人银行账户，用于清偿贷款本息。判决驳回东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东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沪01民终75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泰公司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沪民申741号裁定：驳回东泰公司的再审申请。其余9件案件有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17455号、（2017）沪0105民初17479号、（2017）沪0105民初17493号、（2017）沪0105民初17523号、（2017）沪0105民初17540号、（2017）沪0105民初17638号、（2017）沪0105民初17665号、（2017）沪0105民初17666号、（2017）沪0105民初17675号的一审、二审和再审判决、裁定与上述判决、裁定一致。五、谢惠、许少峰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抵押权纠纷一案，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沪0105民初7982号。后谢惠、许少峰撤回起诉。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民事裁定：准许撤诉。六、谢惠、许少峰与东泰公司、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抵押权纠纷一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5日作出（2019）沪0112民初42772号民事裁定：驳回谢惠、许少峰的起诉。七、东泰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东泰公司申请撤诉，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沪0105民初910号裁定：准许东泰公司撤回起诉。八、2013年2月16日，徐晓璐与何万彬、许某就涉案房产向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作抵押登记，抵押权登记证明号：闵201312006781，债权数额5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3年2月4日至2013年5月3日。徐晓璐与何万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奉贤法院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2015）奉民一（民）初字第5848号民事调解，调解内容：一、何万彬于2015年8月10日前归还徐晓璐借款400万元及支付以本金400万元自2012年9月11日始至本金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二、何万彬于2015年8月10日前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因何万彬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徐晓璐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5）奉执字第4610号。九、2020年11月3日，奉贤法院作出《执行财产清偿方案》，内容如下：奉贤法院依法委托上海金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被执行人何万彬及许某（谢惠、许少峰系许某法定继承人）名下涉案房产，2018年4月9日拍卖成交，得款1，545万元；扣除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用等，实际可供分配拍卖余额为13，866，670元；同一房地产设置两个以上抵押权的，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本案第一至十的抵押权人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了东泰公司要求确认10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可认定该10份债权转让协议有效，东泰公司享有拍卖房产第一至十顺位之抵押权，因无剩余款项清偿其他债权，故后续顺位抵押权人在本案中无款受领。奉贤法院作出分配方案如下：一、本案拍卖涉案房产，得款15，450，000元，扣除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用等，实际可分配金额为13，866，670元，由东泰公司全部受偿；二、徐晓璐、胡斌无可供受偿财产。徐晓璐遂对该分配方案提出异议。一审判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驳回东泰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并认定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东泰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故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东泰公司之间是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代为清偿法律关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涉案抵押房产所享有前十顺位的抵押权一并转移至东泰公司。关于东泰公司的抵押权是否已过法定期间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东泰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已经受让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转让的债权，而该主债权的到期日是2014年1月8日，东泰公司至2017年2月23日才向主债权的部分债务人及抵押人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及抵押权的法定保护期间，东泰公司享有的前十顺位的抵押权亦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现执行部门所作出的《执行财产清偿方案》仍然认定东泰公司享有前十顺位的抵押权，存有错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二条、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1）沪0120民初5301号民事判决：撤销该院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的（2015）奉执字第4610号执行财产清偿方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东泰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徐晓璐提起本案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主张东泰公司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并依据其在一审中提供证据及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补充事实如下：东泰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分别受让大连银行上海分行10份设置涉案房产抵押权的债权，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8日；东泰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上述10份债权，《债权转让协议书》由东泰公司、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债务人、涉案房产抵押人签字确认；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收悉关于A公司等于2013年出具“无力偿还借款本息”《声明》后，于2013年通知A公司等债务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立即到期，通知于3日履行还款义务，并出具《宣布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上述事实，有在案证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声明》、《宣布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上诉人东泰公司反驳其债权尚在诉讼时效内，依据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本院梳理争议证据如下：1．A公司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无力偿还借款本息”的《声明》，由A公司盖章签名；抵押人同意处置抵押物以实现债权的声明，由抵押人谢惠、何万彬签名，落款日期2014年3月11日；其余《声明》均由债务人、抵押人签名，但落款日期空白；2．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博储案，案号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3998号，该案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申请撤回起诉，案涉其他债权未提起诉讼；3．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因受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委托，于2016年3月4日向A公司之外的其他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出催款《律师函》。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东泰公司补充提供如下证据：1．东泰公司与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4月13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通知及2014年6月16日开具的发票（编号No07215468），证明东泰公司委托该所清收案涉10份债权；2．东泰诉博储案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制作的调查笔录（被调查人为东泰公司、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7年10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受东泰公司委托于2014年7月提起博储案诉讼；3．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5月20日出具的《关于发布催讨律师函的情况说明》，证明东泰公司“反委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清收受让的债权，鉴于诉讼成本考量，东泰公司委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仅对A公司的债务提起诉讼，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系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的诉讼代理人，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3月4日向其余9份债权的债务人发送《律师函》；4．移动电话详单、话费发票、贷款申请表、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东泰公司委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清收债权情况的说明》，证明东泰公司受让债权后，经协商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名义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并委托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代理；5．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7日出具博储案开庭公告、债务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证明A公司送达不能及其他债务人经营异常；6．（2015）奉执字第4610号公函、（2014）浦执字第6910号函，证明涉案房产涉其他法院查封，处置权交付于奉贤法院；7．奉贤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制作的抵押人何万彬谈话笔录，证明何万彬确认东泰公司的抵押优先受偿权；8．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工作记录，证明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名义起诉博储案和行使抵押权的原因及诉讼过程。被上诉人徐晓璐对上述二审证据经质证表示，对证据2、5、6、7真实性确认，其余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若于2014年4月接受东泰公司委托清收案涉债权，却以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名义提起诉讼有悖常理，且民事诉讼法对代理诉讼有明确规定，不存在隐名诉讼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原审第三人谢惠则经质证表示认同被上诉人徐晓璐的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何万彬经质证表示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认同上诉人东泰公司的证明意见。原审第三人胡斌、许少峰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针对上述一审、二审证据认定如下：1．关于《声明》，仅A公司《声明》中书写落款日期，其余债务人《声明》落款日期均为空白，东泰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其余《声明》形成时间，对其主张同于A公司《声明》落款日期，本院不予采信；A公司《声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1日，抵押人谢惠予以否认，何万彬予以认可，该落款时间真实性存有争议，结合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3年出具的《宣布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所载内容，东泰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形成时间，本院对“2014年3月11日”落款时间不予采信。2．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18日提起博储案诉讼，东泰公司主张系授权委托诉讼，但该案系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债务人A公司的金融借款纠纷，东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授权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进行诉讼，且已向相关当事人及人民法院披露授权事宜，并具备代理权或符合诉讼代理制度，本院对东泰公司的理由不予采纳；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对其余9份债权并未提起诉讼，博储案也不能证明对其余9份债权行使诉讼权。3．东泰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4日《律师函》，从该函记载内容来看，系代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出具的催收款函，与东泰公司主张受其之委托出具的函缺乏对应性；东泰公司于二审中补充证据予以说明东泰公司与律所的代理关系，但证据具名的相关人员未能出庭接受质询，东泰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无法考证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东泰公司于二审中补充的证据1、3、4、8；对于东泰公司于二审中补充提供的证据5、6，当事人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与东泰公司主张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东泰公司于二审中补充提供的证据2、7，当事人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且与东泰公司诉讼理由相关，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涉执行分配方案中认定东泰公司受让的10份债权享有第一到第十顺位的抵押优先受偿权，其他债权人徐晓璐以东泰公司抵押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对该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并提起本案之诉。依据当事人诉辩意见，结合当事人举证的在案证据材料，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东泰公司债权是否消灭；案涉10份债权是否具备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抵押人何万彬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确认东泰公司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的行为效力。一、东泰公司债权消灭与否问题。徐晓璐以博储案中的审理内容，主张东泰公司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已受清偿，然该案以撤诉结案，关于债务人A公司抗辩债务已经清偿的事实未予认定，且该案仅系1份债权诉讼，更不能证明其余9份债权是否消灭，仅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10份债权已经清偿完毕。东泰公司受让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之案涉债权，一并取得担保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规定，东泰公司是对人民法院执行的涉案房产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二、关于东泰公司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问题。东泰公司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款项享有债权请求权，而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二年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第一，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权行使的争议。东泰公司认为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规定参与分配，参与分配程序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徐晓璐并非案涉债权的义务人，不具有诉讼时效抗辩行使权。本院认为，依据涉案房产抵押权设置情况，东泰公司为第一至第十顺位抵押权人，徐晓璐、胡斌分别为第十一、十二顺位抵押权人，执行分配程序中，后位抵押权人对分配方案确定前位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提出异议的，属于分配方案实体异议；第五百零八条规定是被执行人的其他债权人符合该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径直申请参与分配的程序性权利，并不能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可以提起诉讼实体异议的救济路径，也不能排除分配方案所涉抵押权优先性效力的实体审查。案涉分配方案确定拍卖款项由东泰公司全部受偿；徐晓璐、胡斌无可供受偿财产。徐晓璐作为该分配方案的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起本案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债权人等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后未达成一致意见，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审查实体异议，即债权人或债务人对于分配方案所记载的债权真实性异议、分配顺位异议、分配债权数额异议、分配比例异议、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均属于实体异议。在执行分配程序中，其他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虽然不是争议债权的当事人，但作为执行分配程序及抵押债权受偿顺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对分配方案所涉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抵押债权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并依此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第二，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08年《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条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以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一则，案涉债权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履行期限、债务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向债务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情形，结合相关证据落款时间未明确到“月、日”，诉讼时效应当从合同明确认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则，案涉债权系东泰公司受让所得，根据2008年《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东泰公司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债务人、抵押人于2013年12月27日签定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视为债权转让通知同日到达于债务人及抵押人；该协议签订日早于借款期限到期日，因诉讼时效尚未起算，故该债权转让协议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案涉债权诉讼时效起算点仍以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4年1月8日起计算。第三，关于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争议。案涉债权诉讼时效起算日2014年1月9日至2017年2月23日东泰诉博储案，期间存有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以自己名义提起的博储案诉讼、催款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是否及于东泰公司。依据东泰公司主张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本院分析及认定如下：1．第一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问题。东泰公司以A公司出具落款日为2014年3月11日的《声明》主张第一次诉讼时效中断，徐晓璐及抵押人谢惠反驳签订日缺乏真实性。依照在案债务人A公司向原债权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发出的《声明》及该行收悉后于2013年向债务人发出的《宣布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证据记载内容及时间来看，“2014年3月11日”落款时间后补具有高度盖然性，东泰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形成时间的真实性，由东泰公司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落款日期“2014年3月11日”的《声明》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其余无落款日期《声明》更不具备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2．第二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问题。根据2008年《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东泰公司以其授权或指示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7月18日起诉博储案，主张诉讼时效中断。首先，该案件起诉之前，东泰公司通过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取得了案涉债权，行使债权请求权的适格主体应为东泰公司；其次，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与东泰公司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即使存在授权或代理关系，也应当以真实权利人提起诉讼，或在诉讼中披露真实权利人，东泰公司称委托大连银行上海分行清收债务，但未能举证证明，且该案诉讼中也未披露委托清收关系，时至2017年2月23日东泰诉博储案审理中，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称以其名义诉讼博储案受东泰公司之要求，该表述形成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难以确定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东泰公司主张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代为诉讼也不符合诉讼代理制度。故大连银行上海分行诉博储案不对东泰公司的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其余9份债权未提起诉讼，博储案债权主张不具有中断其余债权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3．第三次及之后诉讼时效中断效力问题。关于A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依上东泰公司主张的第一次、第二次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不能成立，东泰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起诉A公司之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诉讼时效届满后的请求权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关于其余9份债权的诉讼时效，东泰公司以落款日“2016年3月4日”的《律师函》主张其余9份债权诉讼时效中断，首先，该函记载律师事务所受大连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致函，对此该律师事务所也未能到庭接受质询，本院无法考证该函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其次，即使该函系受东泰公司委托出具，依上东泰公司主张的第一次、第二次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不具有法律效力，该函出具日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的催款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同理，之后东泰公司提起诉讼等行为，也均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三、诉讼时效届满，抵押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效力问题。执行分配程序中，抵押人何万彬表示“同意履行义务、确认东泰公司的抵押优先受偿权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其他利害关系人放弃抗辩权。分析如下：首先，诉讼时效利益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享有的诉讼利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因权利人不积极行使权利，其权利不能得到法院的保护，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其次，债务人、抵押人等义务人明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自愿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视为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但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以义务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案涉债权抵押人之一何万彬“同意履行义务、确认东泰公司的抵押优先受偿权益”，仅系其本人的意思表示，另抵押人谢惠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何万彬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不能及于抵押人谢惠，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最后，执行分配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徐晓璐对东泰公司案涉债权的在先分配优先受偿权益已经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抗辩成立的，东泰公司案涉债权优先清偿利益不受法院保护，抵押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或阻断徐晓璐的抗辩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撤销执行分配方案，依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同。东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上海东泰恒原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佳审判员 顾 颖审判员 宋 贇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陆一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