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18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滕玉利，女，196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陵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星，山东德衡（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康至彬，男，195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刘保兰，女，195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森，山东森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许建国，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桂花，女，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上诉人滕玉利因与被上诉人康至彬、刘保兰及原审第三人许建国、刘桂花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3民初2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玉利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3民初2614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准许执行坐落在陵城区房屋（不动产证号为鲁（2017）德州市陵城区不动产第××号）；3.判令由刘保兰、康至彬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一、刘保兰、康至彬在本案一审时述称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223.12万元，与其于2018年申请查封（异议）复议、2018年执行异议之诉期间所陈述的220万元数额不一致，且刘桂花一审庭审时仅认可收到220万元购房款，故一审认定刘保兰、康至彬交纳了223.12万元购房款，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关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刘保兰、康至彬、许建国、刘桂花和证人苏某等在2018年4月份申请查封复议（异议）期间及2018年11月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期间，均确认购房款为220万元，且在（2019）鲁1403民初330号案件中，刘保兰、康至彬向刘桂花、许建国主张的购房款数额也为220万元。但是，刘保兰、康至彬却在2020年查封复议（异议）再审期间和本案庭审时却述称购房款为223.12万元，可是刘桂花在一审庭审时述称“我收到的钱是220万，其他我都不知道了。对康至彬、刘保兰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但是我认为租金应该归我。对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证据十一中一个3万元，一个一千二，但是这个钱也在220万元之内。”（一审庭审笔录第23页9-12行）。由此可见，刘桂花的陈述与2018年查封复议（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期间提交的证据完全一致，应当予以采信。故3.12万元款项应当包含在220万元之内，刘保兰、康至彬并未交纳223.12万元购房款。既然刘保兰、康至彬述称的3.12万元涉案楼房购房款已在2018年3月份支付，刘保兰、康至彬、刘桂花、许建国、证人苏某理应在2018年4月份查封复议（异议）期间、2018年11月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期间以及2019年诉讼期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或者据实陈述，但刘保兰、康至彬、刘桂花、许建国在2018年3月份之后的前述案件中，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苏某的证言却均未提及3.12万元购房款，且均确认为购房款为220万元。对于如此大额的购房交易数额，刘保兰、康至彬、刘桂花、许建国、证人苏某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忘记，尚在情理之中，但三方竟然都记不清楚或者忘记了具体的购房款数额（223.12万元），或者在支付3.12万元购房款后才时隔两月之余便忘记的“一干二净”，显然不合常理，且刘桂花仅认可220万元，故刘保兰、康至彬支付223.12万元购房款的证据自相矛盾，且明显不足。因此，刘保兰、康至彬并未实际支付223.12万元购房款。二、刘保兰、康至彬提交的证据尚存在诸多疑点，且自相矛盾，刘保兰、康至彬既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也未进行分析、说理，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保兰、康至彬的权利足以排除执行。（一）涉案房屋签订了三份买卖合同或协议，但均不能确定其合法有效。1.《购房协议》系苏某（买房人）与许建国（卖房人）签订，并非康至彬与许建国签订，且《购房协议》存在诸多疑点，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1）该购房协议明确约定由买方（苏某）一次性支付220万元购房款，与涉案房屋分期付款的事实不符，且在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前提下，买方（苏某）一次性支付购房款，不考虑风险，既与常理不符，更与当地房屋买卖习惯不符。（2）既然许建国明知是康至彬购买涉案房屋，其再与苏某签订购房协议并给苏某出具收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许建国签订购房协议时，并不知道购房人系康至彬，足以说明该购房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性。2.税务部门留存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德州市陵城区税务局保存），虽然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购房协议》，但刘保兰、康至彬认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3月份，康至彬与许建国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向税务部门提交，约定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为290万元，交房时间为2018年3月8日。如果系因缴纳税费及开具发票所需而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购买主体由苏某变更为康至彬、刘保兰即可，但却将《购房协议》中的房屋成交价格、房屋面积、交付时间、付款方式等内容也进行了变更，且刘保兰、康至彬并未提交任何证明房屋成交价格、房屋面积、交付时间、付款方式等内容系因“所需”而签订的证据，故该合同实质上是替代了《购房协议》。3.陵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因未经房产交易管理机关审查批准，尚未生效。2018年3月份，因办理过户登记所需，刘保兰、康至彬又与许建国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格292845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双方同意于2018年3月29日将涉案房产交付，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经房产交易管理机关审查批准后生效”，由于该合同未经房产交易管理机关审查批准，不具备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故该合同未生效。综上，涉案房屋存在三份购房协议或合同，一份由苏某与许建国签订，约定房屋价格220万元；一份由康至彬、刘保兰与许建国签订，约定房屋价格290万元；一份由康至彬与许建国签订，约定房屋价格2928450元。无论是因缴纳税费及开具发票所需，还是因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所需，必须提供真实有效且一致的证据材料。由于三份购房协议或合同的购买主体、购房价款、房款支付时间、房屋交付时间等内容不一致，且相互矛盾，故现有证据不能确定涉案房屋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二）刘保兰、康至彬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1.现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购房价款应为278万元（含税价款为2928450元），并非康至彬、刘保兰述称的220万元，故康至彬、刘保兰并未支付全部价款。涉案房屋签订了三份购房协议或合同，退一步讲，即使前述协议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但由于涉案房屋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2018年3月份）均晚于《购房协议》（2017年11月份）的签署时间，故《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系对《购房协议》约定价格的变更。因此，涉案房屋的购房价款应为278万元（不含税），含税价款应为2928450元，且前述价款与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价格信息能够相互印证。故，康至彬、刘保兰并未支付全部价款278万元。2.刘保兰、康至彬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支付220万元购房款的资金来源实力。根据《山东省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如何理解与适用？答：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对于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同时符合该条规定四项条件的，应予支持：…（三）案外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案外人应当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对于案外人主张款项系大额现金交付但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对付款事实原则上不予确认”的规定，虽然刘保兰、康至彬在2018年申请查封复议期间提交的资金来源证据的数额为212万元、在2018年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提交的资金来源证据的数额为2258952元，但经核对前述购房资金来源证据，仅能证明刘保兰、康至彬的购房资金来源数额为50万元左右，并非刘保兰、康至彬述称的212万元或2258952元，且康至彬提交的房款来源（银行取款）证据尚存在以下诸多疑点。（1）出借人李成刚在长达4到8个月的时间内，从ＡＴＭ机上有时取款300元、500元、1500元、2000元等较小数额用于大额对外借款，更有时在凌晨取款（2017年7月4日04：46：02中国银行取款2000元），并取出后存放大额现金，既不考虑利息损失，也不考虑现金安全，与常理不符。（2）康至彬提供的证据--资金来源取款明细中同一账户同一天或同一时间段内既存款又取款，不能排除在某个期间反复存、取款的可能性。（3）康至彬举证其提供的取款明细账的取款数额全部用于支付购房款，但明细证据显示的是银行卡持有人日常生活或经营的流水账，并不能证明提取的款项全部支付了购房款或出借人借给了康至彬。（4）出借人李成刚支付给康至彬的借款，完全没有必要以现金方式支付，其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因为其与康至彬并无使用现金交易的约定。因此，其支付巨额现金的出借行为，亦与常理不符，不具有真实性。综上，依据康至彬、刘保兰之前向法庭提交的资金来源证据，经初步计算（请法庭核实），将账户证据中存款、取款的数额相互抵消后，其购房资金来源数额约为447896.44元，与其支付220万元的购房款相差巨大，具体明细如下：1.康至彬举证的资金来源证据，实际取现计10.72万元，并非792952元。《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康至彬于2017年4月27日-11月5日从农业银行实际提取现金4.5万元，并非其述称的7.7万元（其于2017年4月27日通过ＰＯＳ机消费的3.2万元不应作为资金来源），《农商银行明细清单》证明，康至彬于2017年6月15日-10月15日在农商银行存、取款相抵后的提取现金为13200元，并非其述称的314952元。因为其在农商银行转账的298752元款项不能证明由其支取，故不能作为资金来源。《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康至彬于2017年5月21日-11月6日在邮储银行存、取款相抵后，实际提取现金4.9万元，并非其述称的18.6万元。《转让协议》证明：康至彬、刘保兰虽提供了以21.5万元将养殖楼房转让给张金成的协议，但其并未在庭审后提供转账凭证等证据（案卷中无该证据），且康至彬、刘保兰对于该证据亦未在查封复议期间提供。因此，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2.刘保兰举证的资金来源证据，实际取现计191996.44元，并非29.71万元。《明细查询》证明，刘保兰在农商行于2017年6月1日-11月7日取现8.7万元，但该期间又存款91003.56元，故实际取现-4003.56元，并非9.11万元。《定期存款销户明细资料查询》证明，刘保兰于2017年7月17日至9月15日在农商银行实际提取现金19.6万元，并非其述称的20.6万元。3.《115401活期查询》证明，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出借人李东华农商银行明细账（2018年6月7日-12月4日）的取款来源，因该期间的取款发生于2017年11月6日购房款支付之后，故不能证明20万元房款来源的事实。4.《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出借人李成刚于2017年3月6日-11月3日在银行存、取款相抵后，实际取款来源数额为14.87万元，不能证明其出借36.89万元的事实。5.《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证明，郭某三笔贷款80万元均发生在2017年11月6日购房款支付之后。虽其述称用该笔款项偿还了李某60万元借款和李成刚20万元借款，但无取款、转账等证据予以证明。（三）涉案房屋约定的交付时间应为2018年3月29日，康至彬、刘保兰在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并未实际占有。涉案房屋《购房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之后，在税务部门存档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8年3月8日，在陵城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8年3月29日。据此，由于涉案房屋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2018年3月份）均晚于《购房协议》（2017年11月份）的签署时间，故《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系对《购房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的变更。因此，涉案房屋的交房时间应为2018年3月29日，并非康至彬、刘保兰述称的2017年9月份。如果2017年9月份已经交房，康至彬、刘保兰与刘桂花、许建国之后签订的《购房协议》和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根本无需再明确约定为2017年11月6日之后、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29日交房。据此，由于康至彬与许建国并未提供2018年9月份交房的相关证据，所以涉案房屋并未实际交付。（四）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的原因系康至彬、刘保兰自身原因所致，并存在以下过错：1.未按时交齐购房款。按照刘保兰、康至彬的陈述，其分别于2018年1月10日、2018年3月8日又交付了计3.12万元的房款，其最后交纳购房款的时间是2018年3月8日，故刘保兰、康至彬未交齐购房款系未办完过户手续的直接原因。2.未及时交纳税费。康至彬庭审中陈述“这个事赖我，当时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税钱，因为我60岁了人家不贷款给我，我就让女婿，因为凑税款给耽误了，交税是按照评估价来拿税”据此，康至彬、刘保兰已经认可因缴税而耽误了时间，故其对未办理过户手续存在过错。因此，刘保兰、康至彬因需缴纳税费或者因交付购楼款已负债，并非康至彬、刘保兰可以不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理由，而这恰恰证明了康至彬、刘保兰未办理过户手续系因为没有缴纳税费而延误，故该过错并非税务部门或刘桂花、许建国的原因所致。3.刘桂花、许建国办理涉案房屋解押手续及分户的时间并不影响康至彬、刘保兰办理过户登记。2017年12月29日许建国办完涉案楼房的解押手续，并将涉案楼房在陵县字第Ｓ12279号产权证（分户为不动产权第××号和0002754号）分出，但现有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八）足以证明许建国转让的第××号房屋已于2018年1月22日提交了房屋过户的申请材料。由此可见，同时从陵县字第Ｓ12279号产权证分出的第××号房屋提交了过户申请材料，足以证明涉案楼房的解押手续及分户办理的时间，并非影响康至彬、刘保兰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直接原因。综上，因康至彬、刘保兰并未提供导致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其他客观原因的相关证据，故涉案房屋在查封前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原因系康至彬、刘保兰自身原因所致。三、刘保兰、康至彬对案涉房屋的交易真实性和付款真实性的举证尚存在诸多疑点，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并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刘保兰、康至彬所举证的证据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多达7项之多，且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无法形成可靠的证据链条，不能认定康至彬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一）刘保兰、康至彬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220万元大额的购房款，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且在刘保兰、康至彬多次大额支付现金的同时，许建国却又通过邮储银行账户频繁进行现存、现取、汇入等交易行为（计167笔业务，其中现金存款13次、现金取款22次、款项汇入52次），显然与其述称因债权债务问题导致银行账户不能使用的说辞，自相矛盾，明显不符合常理。（二）许建国系本案当事人、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其利益与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康至彬、申请执行人均可能存在冲突，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所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力较弱，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涉案房屋存在六种价格，且自相矛盾，显然不合常理：一是购房协议约定价格为220万元；二是房屋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1906789元，三是康至彬、刘保兰述称的实际支付房款价格223.12万元；四是税务部门留存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为290万元；五是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价格为278万元，价税合计2928450元；六是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为2928450元。（四）康至彬、证人苏某和郭某、许建国陈述的涉案房屋的购买时间相互矛盾，与常理相悖。康至彬述称的购买时间是2017年1月份开始，证人苏某和郭某向法院出具的书面材料确认的购房时间却是2017年8月份；许建国出具的《证明》确认的购房时间却是2017年3月份。尤其是证人苏某作为交付房款的经办人与收取房款的许建国、刘桂花各自述称的购房时间不一致，且间隔时间较长，显然不合常理。（五）康至彬、刘保兰于2017年11月6日前，在无购房协议或合同依据的前提下，就支付大额现金，与现实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许建国于2017年9月份，在未收到全部房款且无合同协议依据的前提下，即允许康至彬出租涉案房屋并获益，显然违背常理。（六）刘保兰、康至彬在未交齐购房款的前提下，不但将涉案房屋出租收取租金，还收取了许建国约占三分之二面积的出租房屋的租金，显然与常理不符，尤其是许建国将所出租房屋（第××号）于2018年1月22日转让并提交房屋过户登记申请材料后，仍由康至彬收取租金至2018年7月份，更加不合常理。（七）康至彬、刘保兰举证，许建国于2017年4月份至11月份在邮政银行陵城支行账户中存入了220.3万元，但该数额与康至彬、刘保兰在上述期间支付给刘桂花、许建国的220万元数额不一致，足以说明该账户中许建国存入的220.3万元并非均系康至彬、刘保兰支付，且该账户存在多次存款、取款的情形，不能排除取款后又存款的可能性，经核算（请法庭核实），该账户中存款、汇入款项与取款数额相抵后仅为158.77万元，故该账户交易明细证据显然不能与刘桂花、许建国出具的收到条（220万元）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康至彬、刘保兰、刘桂花、许建国以及证人苏某等陈述的购房时间不一致、购房价款不一致、支付房款数额不一致、房屋交付时间不一致，且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存在诸多疑点，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已支付全部价款，并已交付占有，且未办理过户手续系康至彬、刘保兰自身过错原因所致，所以康至彬、刘保兰的权利不能够排除执行。故，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刘保兰、康至彬辩称，一、滕玉利上诉称刘保兰、康至彬向刘桂花、许建国支付的购房款31200元是在我方向其支付220万元之后，又根据购买楼房实际面积向刘桂花、许建国补交的差额，刘桂花、许建国在此前的庭审中也予以认可，我方即使在（2019）鲁1403民初330号案件的起诉状中未主张该3.12万元，并不能否定该3.12万元购房款的客观真实性。滕玉利对此无实际影响的事实也提出质疑作为一个上诉点，无非就是意图搅浑这个案件，达到其非法掠夺我方合法财产的目的。二、滕玉利诉称的三份购房协议或合同，除苏某于2017年11月6日代表刘保兰、康至彬与许建国签订的购房协议是双方据以买卖楼房的依据之外，滕玉利诉称的税务部门留存的29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在陵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2928450元的合同，均是应税务及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以评估结果为依据而签订的格式合同，二手房买卖在现实交易过户时再签订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的合同是普遍现象，滕玉利的此上诉理由无实际意义、不能成立。三、刘保兰、康至彬在一审及此前已进行的历次庭审时均提交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已向刘桂花、许建国支付全部购房款，许建国分批次收取刘保兰、康至彬支付的购楼款，在最后一次于2017年11月6日最后一笔收齐后，将此前每次向刘保兰、康至彬收款的收条收回销毁后向刘保兰、康至彬的代理人苏某出具一张总的收条，后又于2018年12月26日向刘保兰、康至彬出具证明，证实其在2017年9月份收取刘保兰、康至彬购楼款后将该楼房交付给刘保兰、康至彬及在2017年11月6日收齐房款后将原收条全部销毁的事实。刘保兰、康至彬就购买楼房款项的来源在一审已提交证据证实，结合许建国邮政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刘保兰、康至彬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已交纳各项税款435223.4元。四、刘保兰、康至彬于2017年11月6日向刘桂花、许建国付清购楼款220万元后，由刘桂花、许建国向邮政银行陵城支行偿还贷款办理解押手续，正像滕玉利在上诉状中所说，刘桂花、许建国直到2018年1月22日才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了分户申请，刘保兰、康至彬在得知具备过户条件后备足税款于2018年3月29日交完相关税费并办完手续后第二天即被滕玉利的民间借贷案件查封，刘保兰、康至彬对此无过错。五、由徐桂合作为原告的（2020）鲁1403民初261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完全相同，该案徐桂合未上诉，该判决早已发生法律效力。六、滕玉利在其诉刘桂花、许建国民间借贷案件中称刘桂花、许建国自2009年因经营需要向其借款10.5万元和9万元，而滕玉利举证时仅提供了刘桂花于2018年2月6日书写借现金10.5万元借条、2018年3月5日借现金9万元借条，其所主张的这两笔借款，既没有提交原始借条、资金来源及实际支付借款的凭证，也没有刘桂花、许建国已还款的证据，即该借款除借现金借条之外，无任何证据支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早在多年前就明确要求，民间借贷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必须有银行转账或有证据证明出借人确实实际支付该借款，滕玉利无权对刘保兰、康至彬的付款提出如此苛刻、不切实际的要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滕玉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桂花述称，同意滕玉利的上诉请求。康至彬虽然已交足房款，但交款不及时，因自己的原因未能尽快过户，现在不同意卖房。许建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进行陈述。滕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准许执行坐落在陵城区房屋（不动产证号为鲁（2017）德州市陵城区不动产第××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至彬与刘保兰、许建国与刘桂花分别系夫妻关系。2017年1月份，康至彬、刘保兰通过许建国张贴的卖房公告，得知其欲出售位于陵城区政府路不动产权证号为陵县证下房产。自2017年3月份始，康至彬、刘保兰隐名委托苏某与许建国协商购房事宜，后双方将该楼房价格商定为220万元，并双方口头约定购房款以现金方式交付。自2017年4月份始，康至彬、刘保兰通过受托方苏某陆续支付给刘桂花、许建国购房定金及部分购房款。至2017年11月6日，康至彬、刘保兰通过苏某按双方约定价格将差额款56万元购房款交付给刘桂花、许建国，许建国将此前给康至彬、刘保兰出具的房款收据收回后，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重新书写了收据，并与其妻刘桂花分别签字捺印。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苏某购买房产款贰佰贰拾万元整许建国、刘桂花，2017.11.6。同日，许建国做为卖方（甲方）与买方（乙方）苏某补签了书面购房协议，主要内容为：二、该楼房协议价格每平方米8000元，总价暂定220万元，最终楼款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多退少补；三、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付给甲方购楼款220万元，剩余楼款于楼房过户完毕当日一次付清；四、甲方收到乙方初次房款后，负责办理房产证等解押手续，并将楼房交付给乙方占有；五、甲方负责办理房屋产权分户、过户等手续，费用由甲方负责。2017年12月29日，刘桂花、许建国将涉案楼房解除抵押手续后，将涉案楼房自陵县字××号产权证下分出，为涉案楼房另行办理了鲁（2017）德州市陵城区不动产第××号产权证，涉案楼房据该证记载产权面积为278.9平方米。按照第三方与康至彬、刘保兰约定的价格，该涉案楼房实际价值应为278.98000＝223.12万元，为此，康至彬、刘保兰通过苏某分别于2018年1月10日、3月8日，另行向刘桂花交付购楼款3万元、1200元，刘桂花分别出具了收条二份予以证明。另至2017年9月份，康至彬、刘保兰交付大部分房款后，刘桂花、许建国按协议约定，将康至彬、刘保兰所购涉案楼房交付给康至彬、刘保兰接管。2017年9月7日，康至彬、刘保兰委托其女婿郭某将涉案楼房，与案外人高银东购买的刘桂花、许建国的鲁（2017）陵城区不动产权第××号证下房产及许建国自建的房屋，面积共计860平方米，出租给案外人宋德全使用，为此郭某以个人名义与承租人宋德全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刘桂花、许建国之子许波代表刘桂花、许建国亦在出租方栏内签名捺印。此后涉案楼房所得租金收益由康至彬、刘保兰享有并支配。至2018年3月份，康至彬与受托人苏某及许建国到陵城区税务部门办理涉案楼房的交税等过户登记手续期间，许建国始知悉涉案楼房的实际购买人系康至彬、刘保兰。因涉案楼房需按税务部门委托评估价值2928450元缴纳税费，因缴纳税费及开具税票所需，2018年3月8日，康至彬、刘保兰以个人名义与许建国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用于在陵城区税务分局存档，该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涉案房产面积为278.9平方米；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90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转账；双方同意于2018年3月8日将涉案房产交付康至彬、刘保兰。后康至彬按评估价2928450元缴纳了契税等国家435223.40元，2018年3月29日，陵城税务部门对该涉案楼房开具了价税合计292845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康至彬及许建国在陵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因办理过户登记所需，按不动产登记机关要求，康至彬代表康至彬、刘保兰与许建国另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涉案房产面积为278.9平方米；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92845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双方同意于2018年3月29日将涉案房产交付康至彬、刘保兰。该合同现在陵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档。在（2018）鲁1403民初561号案件的滕玉利与许建国、刘桂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因滕玉利于2018年3月7日起诉立案后即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2018）鲁1403民初564号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3月30日查封了该涉案房屋。2018年4月16日，康至彬、刘保兰向一审法院提出查封异议，承办人员以简易程序作出（2018）鲁1403民初56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康至彬、刘保兰的异议申请。2018年11月20日，康至彬、刘保兰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9年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1403民初23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康至彬、刘保兰撤诉。2020年6月10日，一审法院以审判程序错误为由，作出（2020）鲁1403民监5号裁定书，撤销（2018）鲁1403民初561号驳回康至彬、刘保兰异议的民事裁定书。2020年9月28日，一审法院对康至彬、刘保兰的复议申请进行再审，作出（2020）鲁1403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滕玉利对该再审裁定不服，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对本案而言，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纠纷此前已经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复议再审等多次诉讼。据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房款来源、许建国银行账户明细中现金存入载明内容及收据等证据、证人苏某在不同诉讼案件中当庭所做的证人证言及出具的书面证明、一审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对许建国、刘桂花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结合康至彬、刘保兰及刘桂花、许建国在以前案件诉讼中的当庭陈述等，上述证据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能够认定康至彬、刘保兰隐名委托证人苏某将购楼款220万元交付给许建国、刘桂花后，受托人苏某于2017年11月6日以个人名义与许建国签订的购房协议，系本案康至彬、刘保兰与刘桂花、许建国就涉案楼房的购买及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购房协议签订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购房协议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康至彬、刘保兰最终按该购房协议中按实际测量面积多退少补的约定补足差额款3.12万元，其实际交付给刘桂花、许建国购楼款共计223.12万元，证明康至彬、刘保兰系按该购房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的付款义务。另据原被告均认可的交税票据等相关证据，能够认定滕玉利提交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系康至彬与许建国因涉案楼房缴纳税费及办理过户所需签订。诉讼中，滕玉利以康至彬、刘保兰主张实际交付的购房款223.12万元与协议约定的房款220万元不符为由，否认该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并且滕玉利主张其他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涉案楼房交易的真实合同，显然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能够认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康至彬、刘保兰与刘桂花、许建国已对涉案楼房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据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一审法院对承租人宋德全等的调查笔录及证人郭某的证明及租金转账交易明细和本案康至彬、刘保兰及刘桂花、许建国在不同案件中的陈述等证据，能够认定至2017年9月份，刘桂花、许建国已按购房协议约定将涉案楼房交付给康至彬、刘保兰，由康至彬、刘保兰合法占有、出租、收益等。诉讼中，虽滕玉利对康至彬、刘保兰于2017年9月份已合法占有涉案楼房提出异议，但对其异议主张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推翻该事实，故应予认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康至彬、刘保兰已合法占有涉案楼房。本案中，据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康至彬、刘保兰及郭某的银行取款明细、养殖场转让协议、证人苏某、李某等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明购楼款来源的相关证据，与刘桂花、许建国银行交易明细中记载的大额现金存入款项，结合康至彬、刘保兰及刘桂花、许建国的当庭陈述及一审法院的相关调查笔录等证据，与刘桂花、许建国出具的收条、购房协议等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康至彬、刘保兰主张已将涉案楼房款223.12万元全部付清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据此，能够认定康至彬、刘保兰已将涉案楼房款全部支付给刘桂花、许建国的事实。诉讼中，滕玉利以刘桂花、许建国银行账户正常交易及许建国银行明细中现金存入数额与其出具的购房付款明细表中记载的时间及数额不完全吻合等为由，认为康至彬、刘保兰以现金方式交付购楼款不符合常理，以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证人与康至彬、刘保兰存在借款等利害关系为由提出异议，并以此为由主张康至彬、刘保兰尚未付清购楼款，滕玉利的该项主张，理由及证据均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楼房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康至彬、刘保兰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至2017年11月6日，康至彬、刘保兰按与刘桂花、许建国签订的购房协议约定，将暂定购房款220万元交齐后，刘桂花、许建国至2017年12月29日才办理完涉案楼房的解押手续并将涉案楼房在陵县字第Ｓ12279号产权证下分出，对涉案楼房办理了鲁（2017）陵城区不动产权第**房产证。至此，该涉案楼房始具备过户的条件。因涉案楼房过户需缴纳税费等费用40余万元，据本案中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购房资金来源情况，能够认定康至彬、刘保兰因交付购楼款已负债，至2018年3月29日，康至彬、刘保兰将过户所需税费交齐后，次日涉案楼房被查封，致使涉案楼房不能办理过户，故应予认定康至彬、刘保兰对涉案楼房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存在过错。另外，本案涉案楼房的购买、楼款交付、购房协议的签订等均发生在2018年3月7日滕玉利等债权人起诉刘桂花、许建国之前，能够排除康至彬、刘保兰与刘桂花、许建国恶意串通转移财产对抗执行之嫌疑。综上所述，本案中，在一审法院查封前其已与刘桂花、许建国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在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并已付清涉案楼房全部价款，且非康至彬、刘保兰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康至彬、刘保兰对涉案楼房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滕玉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滕玉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康至彬、刘保兰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结合本案情况，第一，康至彬、刘保兰委托苏某与许建国于查封前签订了书面的《购房协议》，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滕玉利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购房协议》为有效合同。关于签订的另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根据一审提交的评估报告、交税票据等证据，可以证明因评估价格高于实际交易价格，另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系为办理税费及过户登记手续需要签订，并非真实履行的合同，仍应以《购房协议》为准。第二，康至彬、刘保兰委托苏某分多次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220万元，并在确定房屋实际面积后补足购房款3.12万元，许建国对220万元出具了收据，刘桂花对3.12万元出具收据，考虑到陵城区检察院已经认定许建国、刘桂花有现金交易的一惯做法，滕玉利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亦是通过现金交易方式，结合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苏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定康至彬、刘保兰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无不当。关于滕玉利主张在2017年4月1日至11月6日期间，许建国在中国邮政银行陵城支行的账户内存入219.8万元，取款61.03万元，不能证明足额支付购房款。本院认为，滕玉利未提交证据证明许建国取款后又返还给康至彬、刘保兰，对滕玉利主张购房款未交付不予支持。至于许建国收到款项后取款何用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关于滕玉利主张3.12万元未支付。本院认为，结合案涉房屋与其他房屋在同一个房产证又进行了分户，在许建国出具220万元收据后，刘桂花又出具3.12万元，符合《购房协议》约定的按实际面积计算最终购房款及交易实际，对滕玉利主张该3.12万元未支付不予支持。第三，根据康至彬、刘保兰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一审法院对承租人宋德全等的调查笔录及证人郭某的证明及租金转账交易明细等证据，能够认定至2017年9月份，康至彬、刘保兰对案涉房屋合法占有并以出租的方式收益。第四，康至彬、刘保兰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非消极不履行，且在查封前，已经交付了相关税费，并将办理过户登记的材料递交房屋过户登记主管部门，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并无过错。综上，康至彬、刘保兰已经缴纳了全部购房款，提交的《购房协议》、收据、银行交易明细、交税凭证等证据，从不同方面证明案件事实，且互相印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滕玉利无证据证明刘保兰、康至彬与刘桂花、许建国存在恶意串通。刘保兰、康至彬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足以排除执行。综上所述，滕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滕玉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小雪审 判 员 高晓敏审 判 员 郝全树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苑占伟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