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29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学强，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润怀，广东港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下称贝塘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金鸡村岭贝塘村。负责人：严志青。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严燕雄，男，汉族。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严日松，男，汉族。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惠忠，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君，广东惠泰（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严春光，男，汉族。原审第三人：严雨勇，男，汉族。以上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梓，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学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因与原审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学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二、依法改判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589419，上诉人占1455247元，被上诉人占134172元（其中青苗补偿费670860元按上诉人占80%份额分配即为536688元，被上诉人占20%份额分配即13417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918559元归上诉人所有）；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不享有权益存在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于1993年2月1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下称“承包合同”），其明确了合同签订及履行的目的系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充分发挥土地效益，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短短六天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即因资金不足而与上诉人杨学强签订《转让土地承包合同》“下称转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上诉人管理、使用、生产、经营；签订转包合同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交付的涉案土地本就是荒山、荒岭、荒地，没有任何建筑物、附着物等，而上诉人始终秉承承包合同及转包合同的目的、宗旨，拖家带口至涉案土地，并通过诚实劳动、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对涉案土地进行种养、添附，上诉人风餐露宿、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及心血，方才置得被征收的财产。因此，本案征收补偿所涉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全系上诉人自1993年至今呕心沥血经营、种养、自建所得，系上诉人拥有完全、完整所有权的财产。其次，征收农村土地所涉赔偿项目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社会保障费用，而被上诉人作为发包方，其仅是涉案土地的权属人，其在征收过程中仅享有土地补偿款，且案涉土地补偿款已由被上诉人收取；但征收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等其他补偿费用依法应由建筑、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权属人享有，如将其他补偿费用均归于被上诉人享有，无疑是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也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的立法宗旨。再者，（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上诉人应将涉案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交付给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表明被上诉人仅仅享有涉案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管理、使用权，并不拥有所有权。另外，涉案土地自1993年2月13日起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并进行了种养、添附等行为，第三人根本未涉足过涉案土地，谈何种养、添附一事？依据《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上诉人才是涉案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真正、完全所有权人，因征收所得的相应补偿款依法应由上诉人享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规定，物权的取得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及继受取得，本案上诉人在承包期内通过劳动生产、添附及自建等方式，完全取得了本案征收补偿所涉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所有权，其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对世性，一审法院罔顾事实，简单以合同为依据，错误理解已生效判决书内容，未严格将管理使用权和所有权予以区分，无疑是存在不妥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在2008年合同期满后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被上诉人清楚知悉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已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了上诉人，且在上诉人经营管理涉案土地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期间也有收取上诉人承包款，说明其完全系同意、认可由上诉人经营管理涉案土地。然而在合同到期前却未与上诉人协商续包事宜，在合同期限届满后三年多才擅自将土地发包给第三人严日松、严燕雄，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否认上诉人续期承包并持续承包长达二十六年的客观事实，欲以此达到其侵吞上诉人百万财产的不法目的，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反诉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其次，本案系因土地发包、承包、转包衍生出的法律关系、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宗旨系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鼓励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家庭承包方式。本案无论系最开始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是后来的《土地承包合同》，均系以家庭作为承包主体；同时，本案第三人之间非外人关系，是具有亲密血缘纽带的父子关系，严燕雄系严春光之子，严日松系严雨勇之子，虽续期合同由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与上诉人签订，承包款也由该两位第三人收取，但上诉人作为善意一方，基于第三人之间的家庭血缘关系及第三人以家庭为涉案土地承包方的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系严春光、严雨勇作为家长、户主及家庭成员一份子，向上诉人实施了家事代理行为，其决定延续了上诉人续包的事实。故上诉人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签订的《续期合同》并交纳租金的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拥有合法承包权。至于第三人之间以及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依法应另行解决。并且，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规定“土地承包期不足三十年的延长到三十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故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在承包期限即将到期拥有继续承包的法定权利，其与上诉人签订转包合同及续期合同，系履行家庭代理行为，系合法承包、转包行为，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政策精神，维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故依法应认定合同有效。综上，本案征收补偿所涉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全系上诉人在承包期内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呕心沥血经营、种养、自建所得，依法依事实均系上诉人拥有完全、完整所有权的财产；一审法院在查明、认定事实方面均有错误，且部分案件事实未查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采纳以上意见，考虑到上诉人本是贫苦农民，其在涉案土地上倾注大量心血方才置得绵薄家财的苦况，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予以改判。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答辩称：我方不同意杨学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享有权益，对一审法院认定杨学强对案涉土地、建筑物、附着物不享有权益完全正确，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粤民再49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这一个民行监督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1993年合同到期以后，杨学强无权再享有地上物权益。土地承包法将农村的土地发包，他最主要目的就是除了收取租金，更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以及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那么杨学强在承包期间，在土地上种植作物，建筑房屋，这些是他经过风险权衡、利弊考虑之后所作出的安排，也不存在杨学强所讲的呕心沥血的投入就享有财产权。杨学强与严春光、严雨勇在2002在合同到期前，他所提交的这一个所谓的续租合同，已经经过一审法庭鉴定，属于伪造的一个证据。续期合同明显不能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这也充分说明杨学强与严春光、严雨勇之间的续期合同是作废的，是绝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他们存在续期合同，也不能对抗作为土地所有人的村小组。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期满后，杨学强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属于认定事实正确。诚然在本案当中严日松与严雨勇、严春光之间是存在亲属关系，但是杨学强跟严春光同样是亲戚关系，村小组之所以不愿意在发包土地给杨学强，理由也很简单，不想让杨学强在去承租这个土地。因为他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村小组感到如果继续发包这个土地的话，就会造成像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也确实是他后续还继续再占用土地，所以杨学强在上诉状当中所引用的中央的文件，以及对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样的规定，其实是他对于政策以及法律的一个误解。综上所述，我们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学强所有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答辩称：我方不同意上诉人杨学强的上诉请求，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杨学强的上诉。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上诉请求：一、维持（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判令撤销（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三、判令土地（荒山鲶鱼头、二岭）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补偿费用1589419元归上诉人所有。四、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杨学强于1993年2月19日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与签订《转让土地承包合同》（下称“93流转合同”）同期限届满后，即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且对地上物不享有权益。一审法院判决此节尊重事实、析理明确，并无不妥。上诉人于1993年2月13日与严春光、严雨勇二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下称“93发包合同”）是处理补偿款归属之依据。被上诉人既然在93流转合同期限期满（2008年2月10日）后即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当然在合同期满后亦不享有对地上物的权利。地上物补偿费的归属，应参照93发包合同第五条“承包期满后，甲方收回承包地……一切作物归甲方所有，并不作任何补偿”之约定作出处理。理由是，第一、93发包合同是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与被上诉人签订93流转合同的前提与基础，后者受前者约束。第二、被上诉人在历次诉讼中，均知悉并认可93发包合同的内容与效力。第三、2007年（距93发包合同期满不足1年），大部分案涉土地被国家征收时，所得的征收补偿费系按照93发包合同约定的精神进行分配。第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民申字第1734号、2015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2230号民事裁定书，所采的观点均系以尊重当事人约定作为处理征收补偿费的依据。上述案件与本案均属于类案，可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提存于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的补偿费1589419元最终应归严燕雄、严日松所有。上诉人请求补偿费归上诉人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土地地上物于93流转合同期限届满后归上诉人所有，于2011年6月3日后归严燕雄、严日松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不以登记或转移交付为要件。上诉人于2011年与严燕雄、严日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下称“2011发包合同”），将案涉土地重新发包给作为上诉人集体成员的第三人，二人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然严燕雄、严日松自2011年6月3日即享有对案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当然同时享有地上物的所有权。严燕雄、严日松通过2011发包合同取得对地上物权利，不以其添附、种植地上物、青苗作为基础。村小组在2011发包合同生效后即负有交付土地及地上物给严燕雄、严日松的义务，严燕雄、严日松同时也有权要求杨学强停止侵权。现村小组关于补偿费归严燕雄、严日松所有的诉请系履行2011发包合同的部分义务。上诉人因杨学强长期阻扰未能完全利用案涉土地，但自2011年至土地被征收期间，二人在案涉土地有种植部分作物。补偿费现提存于公证处，判令补偿费归严燕雄、严日松所有，不增加诉讼相对人的负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上诉人多次胡搅蛮缠、滥用诉权，且伪造证据。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严重妨害本案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惩戒，以彰显司法的权威。上诉人杨学强答辩称：被答辩人严燕雄、被答辩人严日松非本案适格的上诉人、诉讼主体，其完全不享有涉案标的的权利主张。首先，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与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于1993年2月13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下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签订短短六天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即因资金不足而与答辩人签订了《转让土地承包合同》（下称“转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转包给答辩人管理、使用、生产、经营；转包合同签订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交付的涉案土地本就是荒山、荒岭、荒地，没有任何建筑物、附着物等，而答辩人一家通过诚实劳动、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以自身或雇佣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了种养、自建、添附、维护、管理，被答辩人严燕雄、3由始至终未涉足过涉案土地，更不必谈种养、自建、添附一事；如今，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仅凭与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签订的所谓《土地承包合同》就想侵吞答辩人艰苦奋斗的百万家财，完全是有悖事实的，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其次，就各被答辩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而言，其中约定了承包期为捌年，2011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3日，而涉案征收补偿款的确定发生在各被答辩人约定的承包期到期后，各被答辩人未签订相关续期合同，也未进行任何种养、添附行为；且依据其在（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案中提供的证据可知，其并未依约足额向发包方交付租金，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故其主张涉案标的的权益完全无事实及合同依据。最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在本案一审中系第三人，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审以上诉人的身份出现明显与法定程序及事实不符，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非本案适格上诉、诉讼主体，其主张应另案解决；答辩人已依据（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的规定，向各被答辩人支付了赔偿、损失费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至于各被答辩人之间仅是合同关系，依法不得对抗答辩人通过劳动生产、自建、添附等行为取得的物权。答辩人是涉案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合法、完全所有权人，因征收所得的涉案标的依法应归答辩人所有。首先，从合同上看，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于1993年2月1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该份合同第四条、第五条分别约定了承包期间及承包期满后的处理方式；第四条约定了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集体征用，征用的土地款归甲方，劳动补偿及房屋补偿归乙方，果树补偿费百分之七十归乙方，百分之三十归甲方；第五条约定了承包期满后，乙方要求继续承包的，则甲乙双方要重新协商，否则一切作物归甲方。从约定上看，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并未在合同到期前或到期后与答辩人协商，在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另行签订合同也未告知答辩人，而是采取默认的方式许可答辩人继续履行合同，承包涉案土地。从《土地承包合同》的体系上看，第四条明确了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集体征用，土地款、劳动补偿款、房屋补偿及果树补偿的分配事宜，约定是具体、细致的；而第五条则单陈述了“一切作物归甲方”，依据文理解释及通常解释看，作物是农作物的简称，具体到本案而言，是荔枝、龙眼、芒果等经济作物的果实；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仅强调作物的归属，对于其他则依法应归通过劳动生产及自建、添附所得的物权人所有；况且，无论系承包期间还是承包期满后，答辩人依据协议约定至少可获得劳动补偿及房屋补偿及果树补偿费的百分之七十；被答辩人一再将“一切作物”误解为“一切物”，实属曲解文意、偷换概念。再次，从事实层面上看，答辩人接收了本就是荒山、荒岭、荒地的涉案土地后，通过自身奋斗并聘请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果木种植、维护，牲畜养殖并委托他人进行了瓦房、铁皮房及房屋的建设。答辩人依法通过添附、自建、种养等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青苗、果树等）的所有权。此外，本案系因土地发包、承包、转包衍生出的法律关系、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宗旨系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鼓励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家庭承包方式。本案无论系最开始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是后来的《转让土地承包合同》、《续期合同》，均系以家庭作为承包主体；本案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与第三人之间非外人关系，是具有亲密血缘纽带的父子关系，被答辩人严燕雄系第三人严春光之子，被答辩人严日松系第三人严雨勇之子，虽续期合同由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与答辩人签订，承包款也由第三人收取，但答辩人作为善意一方，基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与第三人之间的家庭血缘关系及第三人以家庭为涉案土地承包方的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系严春光、严雨勇作为家长、户主及家庭成员一份子，向答辩人实施了家事代理行为，其决定延续了答辩人续包的事实。故答辩人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签订的《续期合同》并交纳租金的行为合法有效，答辩人拥有合法承包权；被答辩人不得应本次征收有利益而否认续包的事实。至于第三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及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依法应另行解决。最后，从法律层面上看，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及司法实践经验，物权的取得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包括添附、劳动生产等，继受取得包括合同等；答辩人接收涉案土地后通过自身或聘请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了果木青苗种植、维护及建筑物的搭建、建设，通过劳动生产、自建、添附等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上青苗果木及建筑物的所有权。并且，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规定“土地承包期不足三十年的延长到三十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故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在承包期限即将到期拥有继续承包的法定权利，其与答辩人签订转包合同及续期合同，系履行家庭代理行为，系合法承包、转包行为，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政策精神，维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法应认定合同有效。故无论系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答辩人均取得了涉案土地上的青苗果树及建筑物的所有权，本次征收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青苗、果树等）所得的补偿款依法应归答辩人。依据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的“裁决理由和结果”明释了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归谁所有没有区分，故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处理问题，应待各方当事人确认后，按有关规定进行处分。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在涉案土地上增添了地上附着物或另外种植了树苗等。结合本案事实，系答辩人在接收涉案土地后，通过自身或聘请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了青苗果树的种养，委托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了瓦房、铁皮房搭建及房屋建设事宜，故应认定涉案青苗果树及建筑物归答辩人所有，由此产生的征收补偿费用依法应归答辩人。综上，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不享有涉案标的的权利主张；答辩人通过合同及法定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青苗、果树等）的所有权，因本次征收所得的补偿款依法依约依事实应归答辩人；本次征收所得的土地补偿款依法已归被答辩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岭贝塘村民小组，其与被答辩人严燕雄、严日松还妄图攫取答辩人诚实劳动、辛苦耕耘的成果，其理由是不成立的，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各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村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杨学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分配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589419元，原告占1455247元，被告占134172元。（其中青苗补偿费670860元按原告占80%份额分配即为536688元，按被告占20%份额分配即为13417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918559元归原告所有）。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土地（荒山鲶鱼头、二岭）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补偿费用1589419元归反诉原告惠州市惠城区××××××××岭贝塘村民小组、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所有。二、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2月13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甲方将位于荒山鲶鱼头、二岭面积约x亩的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承包给乙方种果、种树，发展林果生产，承包期为15年，即1993年2月10日起至2008年2月10日止；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团体征用，或村中集体开发需要，乙方必须保证服从需要，不得有意阻挠，征用的土地款归甲方所有，劳动补偿及房屋补偿归乙方所有；果、树补偿费的百分之七十归乙方所有，百分之三十归甲方所有；承包期满后，甲方收回承包地。但如该地还未开发，乙方要求继续承包，则甲乙双方要重新协商制定新的方案，否则，甲方不予承包，一切作物归甲方所有，并不作任何补偿。1993年2月19日，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甲方）与原告、案外人严x（乙方）签订了一份《转让土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甲方承包的岭贝塘村二岭、鲶鱼头荒山八十亩转让给原告承包，承包期自1993年2月13日起至2008年2月10日止。之后，涉案土地由原告承包。2007年，大部分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征收补偿款由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三方按一定比例进行了分配。承包期满后，原告未将涉案土地返还给被告，仍在继续使用涉案土地。2011年，被告（甲方）和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约定甲方将荒山鲶鱼头、二岭两土地面积约x亩承包给乙方，承包期为八年，自2011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3日止，每年的承包费为1800元；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政府征用或集体征用，乙方须服从需要，不得有意阻挠，征用土地款归甲方所有，果苗树补偿费甲方得20%，乙方得80%，地上一切附着物由乙方与征地方协商，其余一切补偿归乙方所有。合同签订后，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向被告缴交了前五年的承包费用。2011年12月25日，被告在涉案土地外张贴了一份《通告》，其中载明：我村小组位于荒山鲶鱼头、二岭两土地由村小组决定发包给我村小组社员承包发展种果养殖，在此土地其他任何人种植果树和养殖附着物均属违法侵占。本小组决定任何人在此霸占土地种植、养殖及附着物必须在2012年2月8日前自行清除。2013年1月30日，本案被告及本案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于2013年1月30日一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原告返还涉案土地及赔偿损失等，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惠城法小民初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被告及本案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不服，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2014）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被告及本案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不服二审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6）粤民再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小民初字第115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4号民事裁定，指令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对该案继续审理，案号为（2017）粤1302民初5451号。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原告将荒山鲶鱼头、二岭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交付给本案被告管理使用，并赔偿损失5957元，同时本案原告应将占用的荒山鲶鱼头、二岭土地交付给本案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管理使用，并向其赔偿非法占用土地期间造成的损失（按1800元/年自2011年6月3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之后，该份《民事判决书》生效，本案原告和本案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该执行案件已于2019年11月25日执行完毕。2019年5月，惠州市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发出一份《关于莲塘沥下游段河道改造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告》，拟征收位于惠城区小金口街道金鸡村面积约为x亩的集体土地。这部分拟征收的集体土地包括面积约为26.3亩的涉案土地。2019年8月2日，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发出一份《关于莲塘沥下游段河道改造项目清场搬迁的通知》，其中载明：被告与土地承租有关各方协商同意将该笔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汇入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部分涉案土地被征收后，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589419元被汇入了惠州市惠城区公证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9月10日的《续期合同》上甲方一栏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亲笔签名和指印是否为其本人亲自按捺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x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10日分别作出x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x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9月10日的《续期合同》上甲方一栏“严春光”、“严雨勇”签名均为复制形成，不是严春光、严雨勇本人直接书写形成，于2020年9月16日向一审法院发函，说明落款日期为2002年9月10日的《续期合同》上甲方一栏所捺指印均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出具鉴定结论。鉴定费共计10040元。现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已生效的（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应将涉案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交付给被告管理和使用，且在2008年合同期满后，原告对涉案土地也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此，其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已不享有权益。那么，在部分涉案土地于2019年被征收时，其也无权参与分配因部分涉案土地被征收而获得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因此，原告诉求按一定比例来分配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的诉求，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于承包经营期间在涉案土地上增添了地上附着物或另外种植了树苗等，故反诉原告主张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归其和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所有，亦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杨学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的全部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17897元、鉴定费10040元，由原告杨学强负担；反诉受理费9552元，由反诉原告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学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土地承包合同、转让土地承包合同、续期合同，用以证明答辩人接收涉案土地进行劳动生产、自建、添附等行为有合同依据。证据二：收据，用以证明答辩人依约履行了交付承包款及约定的其他义务。证据三：证明，用以证明答辩人通过自身或雇佣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劳动生产、自建、添附等行为,并取得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所有权。证据四：照片，用以证明涉案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在征收前的情况；系答辩人辛苦耕耘所得。证据五：清场搬迁的通知，用以证明涉案补偿款的确定事宜发生在2019年8月2日；涉案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归答辩人所有。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原审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当中的第一份合同没有异议，对93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没异议，需要指出一点，本案应以该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去认定地上物的归属。对第二份转让土地承包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份合同到期后，杨学强在土地上，首先不知道有没有添附。即便是有添附的话，也是对村小组的侵权，合同到期后其无权占有使用案涉土地。对第三份合同续期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份合同村小组不知情，完全不知情，合同的签订对村小组没有任何的约束力。这份合同刚刚核对的原件，合同的日期有异议，以及严雨勇、严春光的签名那里是有涂改的，存在涂改痕迹。结合杨学强提交的第二份续期合同，是打印的，可以推断出来，该合同实际上是不作准的。因为第二份续期合同是杨学强伪造的，经过鉴定，合同上的签名，首先不是原件，第二个是指纹也无法证实是严春光、严雨勇所按捺的，如果后面这份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或者前面的合同是真实的，你杨学强完全可以不用去伪造这个合同，这充分证明了后面续期合同就打印了这份是伪造的。如果前面手写合同是有效的，杨学强不必伪造后面打印的续期合同，这是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二收据，第一张无法认可，因为是杨学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综合质证，如果是在合同期限内所缴交的与1993年合同有关的承包费，我方都承认，也是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依据。他如果是履行了93年的合同，我方也认可。1993年2月19日的收据不认可，因为我方无法知道他们如何交易，我方没参与，村小组没参与，不清楚。他们签名应该由第三人去质证，我方不清楚。我方认可2001.1.18、2003.1.18、2002.1.20的三张接下来的是不予认可，而且他也进行过涂改的，手续是进行过涂改。但与我方无关。2004年1月10日予以认可。杨学强2005年跟上面的2004年好像是4改了5，与我方无关，我方不认可。也是一样是修改的，补充一点，杨学强又伪造证据。收款收据与我方无关。下面的这个写的是07年，显示涂改以后的是2007年，我方认为这些收据都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作废的，涂改严重。还是要第三人来质证。对第三组证据，他确实是有搭建建筑物没错，但是在承包期限以内搭建的，证明的确实是涉案证明的内容。在承包期间内是有搭建房租，但是有没有那么多这个不能确认。确实是在承包期间。还有征收过一次。对邓伟平的证明，形式上真实性应该是他写的，没问题。对第四组2012.1.9的照片，真实性予以确认，照片我方也提交过，应该是我方拍的，他拿了我方的照片。对其2008年合同到期以后，讲的种植我们不认可，因为合同到期以后他还没投入，相反当时两个第三人自己在案涉土地上自由种了一些果苗、龙眼、芒果。对证据五搬迁通知，真实性予以认可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确定是杨学强个人的，其实合法性没有异议，通知实际上不能这样发，搬迁通知是没有可诉性的，实际上不能这样发。原审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质证称：证据一、三、五证据质证意见与村小组一致。证据二与我方无关，无法确认。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原审第三人严燕雄、严日松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3）惠城法小民初字第115号、（2014）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4号、（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162号、（2016）粤民再49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一、上诉人金鸡小组、严燕雄、严日松自2013年开始向杨学强主张权利。案件一审、二审、广东省高院再审裁定指令惠城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村小组及两村民始终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49号裁定书，充分肯定了金鸡小组与严燕雄、严日松之间2011年6月3日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二人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证据二：（2018）粤1302执6231号、（2019）粤1302执恢72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粤1302执恢723号结案通知书，用以证明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根据广东省高院的裁定审理案件，作出（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书（见原告一审证据七）。判令杨学强腾退土地、赔偿损失。杨学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村小组及村民申请强制执行，杨学强至2019年11月22日被法院强制清场。证据三：收款收据，用以证明1.杨学强在合同期限内（2007年）因部分土地征收获得补偿款，杨学强与严春光、严雨勇依照合同约定分配补偿款。2.本案应按1993年2月10日严春光、严雨勇与村小组《土地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期满后处理，不作任何补偿处理。证据四：南方都市报第A1107版报道，用以证明杨学强非法占用村小组土地期间，土地上存在利用案涉土地从事犯罪活动《生产地沟油》的事实。上诉人杨学强质证称：对证据一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几份判决书是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与本案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是两种法律关系，两种法律纠纷应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退一步说，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就意味着拥有本次征收款项的分配权利，还是应当以所有权人和实际投入人作为权利的唯一主体；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执行的是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上诉人杨学强已经依据判决履行了赔补偿的义务。上诉人村小组以及严燕雄、严日松再行要求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话，明显有失公平，混淆法律关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土地承包合同并没有约定承包期满之后一切所有物归上诉人村小组，本次证据所指向的征收是第一次征收，双方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变更，或者是确定的分配方式，是对原告上诉人杨学强种植的果树等被依法征收的赔补偿，第一次征收补偿和第二次征收补偿是两码事；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没有有权的机关调查，切实从事的犯罪活动。原审第三人严春光、严雨勇质证称：对上诉人村小组方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确定案涉1589419元补偿款的享有权人。首先是上诉人杨学强是否享有1589419元补偿款的分配权。杨学强主张其享有案涉1589419元补偿款80%的分配权，即其可以获得1455247元补偿款。上诉人贝塘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则认为案涉1589419元补偿款均应由其三方获得。对于双方的争议，本院认为，杨学强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系基于严春光、严雨勇与上诉人贝塘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而取得，而贝塘村小组与严春光、严雨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于2008年2月10日到期，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杨学强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天内将案涉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分别交付给严燕雄、严日松和贝塘村小组管理使用，亦即杨学强自2008年2月10日后就不具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不享有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权益。虽然杨学强主张2008年2月10日承包合同到期后其与严春光、严雨勇签订了《续期合同》，并缴交了承包费。但，杨学强提交的手写版的《续期合同》上的日期明显存在涂改，而打印版的《续期合同》中的严春光、严雨勇签名经鉴定并非其两人所签，故该两份《续期合同》均不能作为认定《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严春光、严雨勇同意将案涉土地继续转包给杨学强的依据。且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在《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贝塘村小组同意将案涉土地继续发包给严春光、严雨勇承包或同意严春光、严雨勇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杨学强承包。至于杨学强提交的证明其在2008年2月10日后继续向严春光、严雨勇缴交承包费的收据和证人证言，因收据存在大量涂改的问题，故亦不能作为证明其在《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继续向严春光、严雨勇缴付承包费的证据。而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杨学强的主张。且如上所述，贝塘村小组在《土地承包合同》于2008年2月10日到期后并未同意杨学强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亦未收取杨学强的承包费。综上，杨学强主张其享有享有1589419元补偿款的分配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是上诉人贝塘村小组、严燕雄、严日松是否享有1589419元补偿款的分配权。如上所述，根据已发生法律的（2017）粤1302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果树、青苗等在严春光、严雨勇与上诉人贝塘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于2008年2月10日到期后归回贝塘村小组管理使用，故涉及案涉土地附着物、果树、青苗等的补偿款应归上诉人贝塘村小组所有。一审驳回上诉人贝塘村小组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严燕雄、严日松请求对1589419元补偿款享有分配权的问题，因其两人并未提出反诉请求，亦未缴交反诉费用，故严燕雄、严日松上诉请求对1589419元补偿款享有分配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审查和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部分有错，本院依法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及案件本诉受理费、鉴定费的处理；二、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225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三、确认荒山鲶鱼头、二岭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果树等的补偿款1589419元归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所有；四、驳回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严燕雄、严日松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9552元，由上诉人杨学强负担。限上诉人杨学强在收到本判决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民小组预交的9552元，由一审法院退还。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2元，由上诉人杨学强负担17897元，由上诉人严燕雄、严日松共同负担191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叶婷婷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