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9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振伟，男，196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阳，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海昆，男，198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超，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振伟因与被上诉人聂海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振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聂海昆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聂海昆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况。因为南振伟方未能找到自己手上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以下论述均在假设聂海昆提交的“协议书”为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论证：（一）一审判决未对“聂海昆是否已经以实际行动拒绝了继续由南振伟方协助金棕榈进行房屋承租、已经变更了《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这一基本事实进行认定。在南振伟将金棕榈（即北京金棕榈美容美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聂海昆之后，金棕榈承租房屋的事项一直由南振伟协助接洽，相关租金及费用也由南振伟代为转交，但是在2018年8月（金棕榈与盛明都公司签署有关房屋的租赁合同时），聂海昆和金棕榈以实际行动拒绝了继续由南振伟方协助金棕榈进行房屋承租，聂海昆、金棕榈要求自行与出租方接洽，进行了关于房屋承租的签约，当期所涉及的首笔房屋租金，本来已经从聂海昆的账户转款到了南振伟的账户、并将由南振伟转交给相关方，但是聂海昆、金棕榈拒绝继续接受南振伟的协助，要求南振伟将该笔租金又退还到了聂海昆的账户，该行为已经变更了由南振伟促成房屋承租的安排，变更了《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南振伟不再负有保证或帮助义务。一审判决对该等事实未进行任何认定。所以，即使金棕榈无法对租赁房屋续约，与南振伟无关，南振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协议书》约定的“退还转让费”法律性质，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的是“如果甲方不能完成此条件承诺，甲方愿意退还乙方转让费”，此处表述很明确，是“退还转让费”，而不是约定了30万元的违约金。而且聂海昆的一审诉求第一项写的也很明确，“退还转让费人民币300000元”，但是在2020年12月14日的一审庭前会议中，一审法院“反复”询问聂海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所涉30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的引导使得聂海昆当庭改口、表示退还30万元转让费是支付30万元的违约金，这明显是曲解合同。合同价款的退还仅发生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而目前《协议书》并未解除，聂海昆要求“退还转让费”毫无法律依据。而且，金棕榈股权对应有店铺的装修、设备、产品以及品牌等等大量资产，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在聂海昆受让股权后，其实际经营金棕榈相关店铺已经4年有余，且聂海昆目前仍然实际持有金棕榈股权，要求南振伟退还“股权转让费”也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聂海昆所涉的股权转让费的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约定关于金棕榈100%股权转让的价款是30万元，但是聂海昆仅受让金棕榈50%的股权，所以聂海昆涉及的股权转让费金额仅为15万元。一审判决将30万元认定为聂海昆所涉的股权转让费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聂海昆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南振伟的上诉请求。南振伟有义务协助我方跟原始房东签订合同。退还转让费的性质我方认为就是违约金。该店转让是带着债务转让的，要求我方继续提供相应的服务。聂海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南振伟向聂海昆支付违约金30万元；2．判决南振伟退还聂海昆多收取的房屋租金17．5万元；3．诉讼费由南振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金棕榈美容院成立于1995年10月9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南振伟，成立时股东为南振伟、王忠、赵春生。2002年6月7日，邵青受让王忠、赵春生的出资额成为北京金棕榈美容院的股东，与南振伟各持有北京金棕榈美容院50%的股权。2004年9月9日，北京金棕榈美容院的名称变更为北京金棕榈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棕榈公司）。2015年3月14日，甲方南振伟与乙方聂海昆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就金棕榈公司转让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金棕榈公司（当代店）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金30万元，其中南振伟占50%股份、邵青占50%股份，法人代表南振伟。法人代表南振伟代表股东邵青将该店所有股份一次性转让给聂海昆和潘亮亮，转让费30万元。二、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由新股东聂海昆、潘亮亮承担金棕榈公司（当代店）全部债权债务（仅指本店所有客户预存对各项会员卡金额）。三、双方一致同意金棕榈公司对品牌使用权共同拥有，如果需要新法人出具相关证明，新法人必须无条件出具。四、金棕榈公司承租房屋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南振伟承诺保证聂海昆能继续承租该房屋不少于五年（即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租金每年不超过45万元，如果南振伟不能完成此条件承诺，南振伟愿意退还聂海昆转让费。五、聂海昆必须在一个月内变更法人代表，由聂海昆担任新法人代表，同时变更该企业股权，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双方一致认同股权转让已具有法律效议。六、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聂海昆即刻支付给南振伟转让费15万元，如果法人更换后聂海昆不支付剩余转让费15万元，南振伟有权收回该店使用权，并有权按所欠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一追缴滞纳金。七、费用清算，自聂海昆付款之日起双方交接，交接前所有费用由南振伟承担，交接后所有费用由聂海昆承担。八、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同具法律效议，如发生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以提出诉讼解决。该《协议书》落款处有聂海昆及南振伟的签名。2015年3月30日，南振伟名下50%的股权变更至潘亮亮名下、邵青名下50%的股权变更至聂海昆名下；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均由南振伟变更为潘亮亮；监事由邵青变更为聂海昆。庭审中，聂海昆就房屋租赁及腾退一事提交以下两份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日，出租方为北京盛明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明都公司）与承租方金棕榈公司的《合同书》，潘亮亮作为承租人代表在落款处签名。该合同约定双方就租赁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2-0号（以下简称42-0号房屋）达成协议，并约定租赁期限自2018年8月1日到2019年7月31日，年租金为33万元。2．落款处加盖盛明都公司公章的《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一份，记载：贵方与我方签订的《合同书》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终止后，我方决定不再与贵方续约；请贵方于租赁期限届满后1日内搬出42-0号房屋，并将房屋内状况恢复至承租前状态……。南振伟认可房屋租金为33万元，但主张其向聂海昆收取的每年40万元的费用系经双方协商，且已经全部支付给相关方。南振伟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0日，出租人为北京永安商业有限公司和承租人金棕榈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及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3日，北京实业开发总公司与金棕榈公司签订的《解除租约协议》，证明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一直都是金棕榈公司，故聂海昆无权作为原告向南振伟主张返还款项；且合同上虽约定租金为33万元，但聂海昆每年向南振伟支付40万元系经各方确认的，故不同意返还款项。聂海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询，双方均认可聂海昆承租的房屋实际于2019年7月31日腾退给出租人。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约定，南振伟承诺聂海昆可以继续承租42-0号房屋至2021年6月30日，且租金每年不超过45万元，如南振伟违反该承诺，则其自愿退还聂海昆转让费用。针对该条所载明的法律责任的含义，法院认为，虽然其所表述的是“退还转让费”，但其并不属于解除合同后的返还财产，而是属于以退还转让费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以转让费的数额为标准计算违约金。聂海昆和南振伟在诉讼中，亦表达同样的观点。因此，法院在依照该条约定处理责任承担时，仅需要认定南振伟是否应当向聂海昆支付违约金及违约金的数额，不涉及合同解除问题。《协议书》中之所以约定聂海昆可以承租42-0号房屋至2021年6月30日，其目的系保证聂海昆在受让金棕榈公司的股权后可以在42-0号房屋继续经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42-0号房屋已于2019年7月31日被出租房实际收回，聂海昆无法继续承租该房屋，故南振伟已经违反其在该条中所作出的承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为30万元，但因南振伟已经履行绝大部分合同义务，且聂海昆也实际经营金棕榈公司三年有余，另外，聂海昆也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因此，如果判决南振伟支付违约金30万元，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不利于实现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法院根据公平原则，结合聂海昆使用店铺的实际情况，依法将违约金酌减至12万元。就聂海昆要求南振伟退还多收取的房屋租金，法院认为，其系聂海昆个人委托南振伟向出租方支付租金时所产生的纠纷，与本案股权转让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聂海昆应当在另案中予以解决，故对聂海昆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南振伟辩称股权的实际受让人系聂海昆与潘亮亮，故聂海昆无权主张全部违约金，法院认为，聂海昆起诉违约金的依据是其与南振伟之间的《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并不及于潘亮亮，故对南振伟的该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南振伟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聂海昆违约金12万元；二、驳回聂海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5元，由聂海昆负担5725元（已缴纳），南振伟负担27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聂海昆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3月14日有南振伟、聂海昆签字的《协议书》第八条载明“本协议一式二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聂海昆一审中提交的落款处加盖盛明都公司公章的《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中记载《合同书》于2019年7月31日到期终止后不再续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南振伟虽对聂海昆提交的《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又拒绝进行笔迹鉴定，且不能出具其应当持有的《协议书》，故本院对聂海昆提交《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南振伟承诺聂海昆可以继续承租42-0号房屋至2021年6月30日，且租金每年不超过45万元，如南振伟违反该承诺，则其自愿退还聂海昆的转让费用，该约定实际上是属于违约条款，并对违约金数额的约定。南振伟上诉称是由于聂海昆实际不再需要南振伟继续履行上述承诺期限的约定义务，导致聂海昆未能续租至2021年6月30日，对此南振伟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违约金的数额，南振伟上诉称股权的实际受让人系聂海昆与潘亮亮，故聂海昆无权主张全部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聂海昆起诉违约金的依据是其与南振伟之间《协议书》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并不及于潘亮亮，且聂海昆与潘亮亮之间的内部股权分配并不影响对外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故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协议书》签订后的实际履行情况、违约金约定数额等因素将违约金酌减为12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南振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南振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清波审 判 员 邓青菁审 判 员 高 贵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高明晓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