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3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1，男，1957年12月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2，男，1959年5月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3，男，1959年5月5日出生。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某1，身份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狄某，女，1959年2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4，女，1983年6月10日出生。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飞，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谷某1、谷某2、谷某3因与被上诉人狄某、谷某4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59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谷某1兼谷某2、谷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谷某4，被上诉人狄某与谷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某1、谷某2、谷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谷某1、谷某2、谷某3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狄某、谷某4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房屋买卖契约》、《房屋产权登记书》等是狄某提供虚假材料违法骗取。根据谷某1一审提交的《居民户口薄》、《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病历》、家庭会议录音、一审开庭笔录等证据，均可以证明谷某6并无工作，狄某在诉讼中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法院应当认定《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谷某6的“工龄证明”虚假；根据《关于出售公有住房中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原《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狄某提交虚假工龄证明行为违反上述法律及相关政策，《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房屋买卖契约》、《房屋产权登记书》相应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2．一审法院认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错误。首先，×××号房屋属于房改房，不能简单依据权属登记情况确定产权归属。×××号房屋属特定历史时期依据有关政策的福利分房，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福利分房，是家庭成员基于相同政策、共同生活关系产生。其使用权、所有权应属于“现住户”5名户籍成员（谷某5、谷某6、谷某2、狄某、谷某4）共同享有的权益，不是狄某一人或其夫妻共有。根据《关于安置管理军队离、退休干部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分配原则，军队离退休干部家中人口较多，住房拥挤，要求留用原住房的，由本人申请，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可酌情留用一部分。谢某移交干休所安置管理时，家庭成员中仅户籍人口就有6人，由此可见，×××号房屋留用的目的是解决“离退休干部家中人口较多，住房拥挤”问题，是家庭成员基于相同政策、共同生活关系留用，不是留给狄某一家。其次，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包括：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关于稳步出售公有住房部分明确：优先出售给住房困难户。谷某5、谷某2是大家庭成员中住房最困难、最需要×××号房屋的人。谷某5除因精神分裂住院治疗外一直住在×××号房屋，该房屋是其住院前后生活、监护的唯一住处，“依赖性”最强。购买×××号房屋前后，谷某2一家三口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平方米，时至今天，谷某2仍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集合居住、洗漱、做饭、储物等功能于一体的老旧平房内。×××号房屋是改善谷某2现居住条件、保障其生活的唯一希望，尤其是在近年第二次患脑梗使原本健康的左臂也变为“残疾”的情况下。（狄某一家与谢某同住，人均居住面积18．985平方米）。再次，原《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新购住房与原住房（包括承租公房、自有私房）建筑面积数额相加，按家庭人口计算，一般掌握在人均19平方米。特殊情况放宽到30平方米。×××号房屋建筑面积60．89m”。一审法院认定“×××号房屋应属狄某与谷某6的夫妻共同财产”，违反房改政策规定的“人均19平方米”，超出近23平方米；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房改政策作为房改房产权产生的依据，本案不应将房改政策排除于优先适用之外。×××号房屋是房改房，依据房改政策于2002年购买。《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施行，对购买301号房改房不具有“法律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谷某5是精神残疾人，谷某2是肢体二级残疾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谷某5、谷某2是最符合购房条件的城镇职工。谷某5是户主，是户籍人口中工龄最长的城镇职；谷某2是户籍人口中唯一与×××号房屋产权单位同属一个系统的城镇职工。谷某5是×××号房屋“现住户”唯一常住之人。4、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购买×××号房屋是家庭成员所达合意。“家庭会议录音”证据中，狄某就购买×××号房屋达成合意作了明确的叙述，同时明确说明产权登记用狄某名字是为了“报销暖气费”，狄某与谷某4对此录音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此外，购买×××号房屋谢某主导并出资、狄某代办等这些事实，与2016年狄某、谷某4想出售×××号房屋时征求大家庭成员意见、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等家庭生活实际情况，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不仅证明购买×××号房屋是大家庭成员所达合意，同时证明×××号房屋是大家庭成员共同共有。5．现无证据证明×××号房屋购房款是狄某支付，而是用谢某退休费支付；6．房屋所有权证不完整，且进行过明显涂改，第一页缺页，且有明显变更，故不应作为定案依据；7．一审期间谷某1提出的三份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均未予准许，违反法律规定；8．一审法院对于房屋产权登记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进行全面审查，也没有进行类案检索。根据我方提交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例中，法院对于房改政策是否应当作为定案依据进行了认定。狄某、谷某4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谷某1存在断章取义行为，质证意见和主张应以一审笔录为准。工龄证明并非本案证据，谷某1、谷某2、谷某3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狄某和谷某6购买房屋存在虚假行为，即使狄某和谷某6购买房屋，谷某6工龄虚假，也不影响涉案房屋的归属，只是影响房屋的购买价格。谷某1、谷某2、谷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狄某出售的×××号房屋售房款300万元进行析产继承，谷某2因析产取得60万元折价款，谷某1、谷某2、谷某3平均继承谷某560万元折价款；2、判令谷某4、狄某赔偿因出售×××号房屋造成的房屋差价损失50万元，谷某2取得25万元，谷某1、谷某2、谷某3平均继承谷某52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某与谷某7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生育四子女：谷某1、谷某2、谷某3、谷某6，双方并于婚后收养谷某5。谷某7于1963年去世，谢某于2017年4月21日去世。谷某6与狄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生育一女谷某4；谷某6于2017年1月去世。谷某5未婚未育，于2017年12月25日去世。狄某与北京城建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号房屋，契约价款31614元，另收公共维修基金1279元。《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以成本价购房者，产权归个人所有，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房价计算时使用了狄某与谷某6的工龄折扣以成本价每平方米1450元核算。2002年，×××号房屋登记在狄某名下。2016年5月8日，经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狄某与案外人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以300万元价款出售×××号房屋。一审庭审中，谷某1、谷某2、谷某3表示×××号房屋原系单位分配给谢某的军产福利房，谢某于1994年移交干休所时留下来×××号房屋，当时户籍成员包括谷某5、谷某6、谷某2、谷某3、狄某、谷某4，基于家庭人口需求才得以留下房屋。2003年房改时，谷某3的户口已经迁出，符合城镇职工身份条件的是谷某5、谷某2和狄某，狄某代表家庭成员办理签约手续，谢某出资3万元左右，且当时谷某6夫妇工龄存在虚假情形。×××号房屋应属于谷某5、谷某2、谷某6、狄某及谷某4家庭共有。狄某擅自出售房屋，应当就售房款于五人之间分配，谷某2、谷某5各得60万元，谷某5遗产于谷某1、谷某2、谷某3之间继承分割。另，截止至2020年下半年，×××号房屋出售单价每平米73819元，狄某于2016年擅自以300万元将房屋出售，应赔偿房屋差价损失125万元，谷某2、谷某5各得25万元，谷某5遗产于谷某1、谷某2、谷某3之间继承分割。就此，提交谷某5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谷某2残疾人证、照片、短信截屏、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谈话录音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截屏等为证。对此，谷某4、狄某表示×××号房屋系狄某、谷某6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折算工龄优惠后出资购买，属于狄某、谷某6的夫妻共同财产，与其他人无关，不存在售房款及房屋差价损失的析产继承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各方争议焦点在于×××号房屋是否含有谷某2及被继承人谷某5的产权份额及房屋权益。结合在案证据可知，×××号房屋房改时经由狄某签约购买，使用狄某与谷某6的工龄优惠，登记于狄某名下。不动产物权之设立经依法登记后发生效力，×××号房屋应属狄某与谷某6的夫妻共同财产。谷某1、谷某2、谷某3认为×××号房屋含有谷某2、谷某5的产权份额，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房改购房系家庭成员所达合意，亦未能举证证明各方对房屋权属存在约定，在册户籍不等同于物权权利，不宜据此认定房屋权属。谷某1、谷某2、谷某3主张分割并继承×××号房屋售房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谷某1、谷某2、谷某3主张×××号房屋差价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1月27日判决：驳回谷某1、谷某2、谷某3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号房屋是否属于谷某6与狄某夫妻共同财产。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首先，从房屋购买及登记情况看，狄某与北京城建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号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使用狄某与谷某6的工龄优惠，后于2002年9月19日登记在狄某名下；其次，从房屋实际使用控制情况看，在2018年谷某1、谷某2、谷某3起诉谷某4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中，谷某1、谷某2、谷某3在2018年7月24日开庭笔录中确认×××号房屋自2009年后作为谷某4婚后用房实际使用。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号房屋属于狄某与谷某6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谷某1、谷某2、谷某3主张×××号房屋属于谷某5、谷某6、谷某2、狄某、谷某4等户籍全体人员共同财产以及购房款由谢某支付，但就其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房屋权属应以不动产登记为准，本院对谷某1、谷某3、谷某2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谷某1、谷某3、谷某2主张《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谷某6工龄虚假的意见，因谷某6工龄是×××号房屋价款的影响因素，并不影响房屋归属的认定，故谷某6工龄是否虚假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必然关联，不影响×××号房屋权属认定。关于谷某1、谷某2、谷某3申请本院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号《房屋产权登记书》、《出售公有住房交易合同》、《房屋登记表》等，向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调取×××号房屋档案资料、向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调查谷某6工龄有关材料。因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对×××号房屋权属作出认定，上述申请并无调查收集必要，本院对此不予准许。关于谷某1、谷某2、谷某3申请本院向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调取相关政策办法等，因上述政策办法均属于公开发布的信息，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本院对此亦不予准许。关于一审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涉案房屋登记在狄某名下的时间早于《物权法》实施前，但本案房屋权属的认定系结合本案相关事实，而非完全依据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在谷某1、谷某3、谷某2未能举证证明×××号房屋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共有的情况下，狄某支付价款购买×××号房屋并进行登记亦系物权原始取得的方式。谷某1、谷某3、谷某2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谷某1、谷某2、谷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谷某1、谷某2、谷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向 玗法官助理  陈亢睿法官助理  刘旭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