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9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建波，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飞，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吉祥，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宁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内蒙古大道**风云琥珀名城**。 登记法定代表人：樊建成。 拟任法定代表人：邹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谌勇，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系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杜锐国，男，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第三人：成都市国松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横小南街******iv> 法定代表人：杜沁轩，职务不详。 上诉人任建波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建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宁公司）、原审第三人杜锐国、成都市国松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松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建波上诉请求：1.撤销（2020）川0129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2.改判建宁公司归还任建波借款本金1346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134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付清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17%计付）；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建宁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1.借款合意并不必须以书面的借条、借款合同来表达，更不需要以股东会决议来证明，口头或者当事人的行为均可以成为签订合同、表达合意的形式。现实中，公司和股东之间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借款合同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建宁公司明确认可借款，任建波还提交情况说明、五份转款凭证、《确认函》等重要书面证据证明借款关系成立。2.任建波一直是建宁公司股东，知晓公司经营状况，知道公司没有偿还能力，且公司在财务上一直对该款项以借款形式摆账，故作为建宁公司股东的任建波没有向公司催款，没有要求公司还款，完全符合常理。任建波之所以到2020年才起诉，是因为原股东于静50%的股权被邹林竞拍，邹林另案起诉建宁公司解散等多个案件，任建波为了确认债权，方才提起本案诉讼。3.《“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是原股东之间的协议，建宁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商业活动中常有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建宁公司注册资本并无变化，建宁公司认可超出部分是债权投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任建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建宁公司对此亦予认可，任建波已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任建波的诉请，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建宁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任建波的所有诉讼请求。 一、本案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任建波没有借款合同、借条或建宁公司出具的收据等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合意和借款事实发生。《“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能够证明案涉1670万元实为对建宁公司房产开发项目的投资。 二、本案已构成虚假诉讼。2014年5月19日樊建成担任建宁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由于静委派产生，于静为建宁公司实际控制人。2019年9月邹林以6036万元竞得被执行人于静在建宁公司50%股权，当月20日通过人民法院执行，邹林变更为建宁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于静退出建宁公司。2019年12月31日建宁公司股东会表决免去樊建成法定代表人职务，因樊建成拒不移交公章、执照等，导致建宁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未获登记机关支持，任建波对此明知。2020年5月樊建成利用其非法控制的建宁公司公章向任建波出具虚假的《确认函》。 三、国松盛公司与建宁公司之间只有金额4699885元的往来。2013年4月2日杜锐国向建宁公司借款14笔合计12000115元没有归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四川协合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川协合资评（2019）40号《评估报告书》第23页第9项其他应付款记载：国松盛公司4699885元，该公司受杜锐国、任建波委托付款1670万元，抵冲杜锐国投资款12000115元后余款。 综上，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请求驳回任建波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本案已经构成虚假诉讼，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杜锐国述称：建宁公司需要钱，于静作为大股东要求各个股东向建宁公司借款用于完成项目，每个股东都在向建宁公司出借款项，当时借款手续不是特别完善。 国松盛公司未作陈述。 任建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建宁公司归还任建波借款本金134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134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2月26日起按年利息17%计付，直至还清本金之日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建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建宁公司于2013年1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1200万元，股东任建波认缴出资额1080万元，占股比例90%，股东杜锐国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占股比例10%，任建波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6日，建宁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一、一致同意吸收于静、杜虹为公司新股东；二、同意公司股东任建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6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于静。股东任建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240万元股权转让给杜虹。转让后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杜虹占股比例20%、杜锐国占股比例10%、任建波占股比例20%、于静占股比例50%。随后建宁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 2014年1月，因建宁公司建设大邑“春熙江岸”房产项目需投入巨额资金，任建波、杜锐国委托第三人国松盛公司向建宁公司账户汇入1670万元，具体汇入时间及金额为：2014年1月20日汇款500万元、2014年1月22日汇款800万元、2014年1月22日汇款300万元、2014年2月24日汇款20万元、2014年2月24日汇款50万元。2014年3月6日，国松盛公司与杜锐国、任建波签订《协议书》，确定国松盛公司受杜锐国、任建波的委托在2014年1月20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向建宁公司转款55笔合计1670万元。该款是杜锐国、任建波向国松盛公司的借款，国松盛公司与建宁公司无关，该款由杜锐国、任建波负责向国松盛公司归还。同日，国松盛公司向建宁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国松盛公司向建宁公司付款的1670万元，系受任建波、杜锐国委托付款，国松盛公司与建宁公司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公安部门调取证据，查实：2014年1月6日（协议载明时间），股东于静、杜锐国、任建波、杜虹签订《“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第一条【投资目的】四股东通过投资该项目的开发公司成都建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以完成对项目的投资，并享受项目及项目公司的收益。第二条【投资方式】四方共同投资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其中于静出资600万元，持股比例50%，杜锐国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10%，任建波出资240万元，持股比例20%，杜虹出资240万元，持股比例20%，四方均以货币出资，并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登记备案。第三条【关于项目资金投入】1、项目的资金投入应根据项目需要，按四方的股权比例进行相应投资额配比，四方应按配比投资额及时投资到位。如某方未能及时足额投资到位，四方应按实际出资金额重新确定股权比例。2、四方确定，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止，于静已投入资金为6000万元，支付明细如下：2013.12.25付20006万、2014.1.2付1000万元、2014.1.8付1000万、2014.1.15-16付1000万元、2014.1.21付700万元，任建波、杜锐国已投入资金1670万元。根据协议关于投资配比的约定，2014年/月/日（协议此处时间空白）前任建波、杜锐国两方应再投资1930万元，杜虹应投入2400万元，以使四方实际投资额与四方股权比例相匹配。如到期未补足，按各方实际到位投资总额重新确定公司股权比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五条【收益分配】当项目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万元（此处金额空白）后，四方按当时的股权比例进行利润的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从现有证据看，任建波、杜锐国确实通过第三人国松盛公司向建宁公司账户汇入1670万元（任建波、杜锐国认可，1670万中任建波占1346万元、杜锐国占324万元）。但上述款项能否认定为任建波向建宁公司的借款？首先，任建波未向法庭举出借条、借款合同、股东会决议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据；其次，任建波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该笔款项存在催收的相关证据，特别是在建宁公司股东频繁变更的情况下，任建波仍未要求建宁公司还款，与常理不符；再次，从《“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中可以看出，任建波向公司转账实际是对建宁公司就“春熙江岸”房产开发项目的投资，并最终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利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任建波与建宁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任建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60元，由任建波负担。 二审中，任建波提交以下证据：四川协合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川协合资评（2019）40号《评估报告书》，拟证明评估报告没有对案涉款项的性质进行确认，该款项应当认定为借款。建宁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评估报告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任建波的证明目的。评估报告对这笔应付款是列在国松盛公司的名下，款项是国松盛公司受杜锐国、任建波的委托付款1670万元；评估报告载明款项要充抵杜锐国投资款12000115元，评估报告以账面的余额列示，如果任建波的理由成立，这个评估报告100%股权对应的价值应调减12000115元。杜锐国对该证据无异议，并称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内容是真实的，12000115元实际上是建宁公司原始注册资本金。对此，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建宁公司提交和解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任建波无论主张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均是不真实的。任建波、杜锐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1.川协合资评（2019）40号《评估报告书》载明：其他应付款：成都市国松盛商贸有限公司4699885元，该公司受杜锐国、任建波委托付款16700000元，抵冲杜锐国投资款12000115元后余额，根据建宁公司提供的国松盛公司的情况说明，与建宁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因未提供两者差异金额的款项性质说明，评估以其账面余额列示。 2.任建波为主张债权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的《确认函》一份，该函中确认了任建波、杜锐国委托国松盛公司向建宁公司转款1670万元，并明确其中324万元是杜锐国出借给建宁公司，其余1346万元是任建波借给建宁公司，年息17%。该函“确认人”处仅加盖“成都建宁置业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无经办人签名。任建波、杜锐国主张该印章由樊建成加盖。任建波陈述樊建成加盖印章的行为无建宁公司授权、亦未经过股东会决议。 3.建宁公司起诉大邑县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樊建成为邹林的诉讼尚在审理过程中。 4.樊建成起诉建宁公司请求确认2019年12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免去樊建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选聘邹林为法定代表人）不成立的诉讼尚在审理过程中。 5.建宁公司认可《“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中的1670万元就是本案中建宁公司所收取的1670万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确认函》是否对建宁公司具有约束力的问题。该函上并无建宁公司经办人签字，任建波、杜锐国均主张该印章由樊建成加盖，但任建波认可该加盖印章的行为未得到建宁公司的授权或经过股东会决议。该函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而2019年12月31日建宁公司形成了关于免去樊建成为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虽然现在对该《股东会决议》以及樊建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尚存争议，但在印章加盖者（任建波主张为樊建成）确认债务的行为未得到建宁公司的授权，亦未经过股东会决议的同意的情况下，该函对建宁公司不发生约束力。至于建宁公司是否应当归还任建波案涉款项，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其次，国松盛公司受杜锐国、任建波的委托向建宁公司共计转款1670万元，而《“春熙国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于静、杜锐国、任建波、杜虹共同投资项目进行合作开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应根据项目需要，按股权比例进行相应投资额配比，各方也按股权比例进行利润分配，该协议确认任建波、杜锐国已投入资金1670万元，建宁公司关于案涉1670万元系投资款的抗辩具有高度可能性。虽然该协议系股东之间签订，未发生在任建波个人与建宁公司之间，但该协议能够反映任建波投入该资金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任建波应当具有约束力。 最后，关于资产评估报告的问题，虽然该报告中确认了对国松盛公司有应付款，但应付款不等于借款。同时该报告亦明确了因无证据证明差额款项性质，评估仅以账面余额列示，该报告不能达到任建波与建宁公司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明目的。 综上，任建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60元，均由任建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李婧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