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男，1974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锋，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吴潭渡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7691055068。法定代表人：陈国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超，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大简村筒津路自编4号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056556163J。法定代表人:李显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男，1987年4月27日生，住安徽省巢湖市，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显荣，男，1963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男，1987年4月27日生，住安徽省巢湖市。上诉人徐伟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宇公司）、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奥凌公司）、李显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伟上诉请求：判令撤销（2019)苏0481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冠宇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冠宇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冠宇公司无法提供借条原件核对，且借条记载金额与实际转账情况不符，存在伪造借条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借条认定的事实错误，且仅凭借条的复印件即认定冠宇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缺乏事实依据，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以纠正。(一）冠宇公司无法提供借条原件核对的理由不成立，该借条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冠宇公司提交借条复印件以证明广州奥凌公司和上诉人向冠宇公司借款636万元的事实，借条在证据形式上属于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冠宇公司应当提交借条的原件，但却以“时间较长，公司财务几经更换，目前未找到借条原件”为由没有提供，该理由不属于出示原件确有困难的情形，且冠宇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借条存在原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理由如下：1、如根据冠宇公司的主张，案涉借条形成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另有一张广州奥凌公司向冠宇公司借款700万元的借条也于同日形成。冠宇公司已于就该700万元的借条向广州奥凌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该案已通过调解结案，在该案调解过程中，冠宇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该700万元的借条原件。案涉借条与该700万元的借条于同日形成，均由冠宇公公司财务保菅，保存时间距今相同，公司财务几经更换后700万元的借条原件尚能提供，案涉借条原件却无法提供。因此，冠宇公司未提供案涉借条原件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属于出示原件确有困难的情形。2、即使案涉借条原件已不存在，但冠宇公司提交的其他有原件的证据皆无法证明借条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或冠宇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借款636万元的借贷合意。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一款：“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冠宇公司无法提供借条原件核对，该借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案涉借条复印件记载金额的大写数字与小写数字不一致，且记载金额均与实际转账情况不符，冠宇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冠宇公司与广州奥凌公司、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借贷的合意。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25行至第7页第2行认定“借款的金额虽因书写错误和复印不全存在异议，但结合原告对被告奥凌公司的汇款记录及原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借条中所载借款金额为936万元。”依据的被告的陈述及汇款记录皆不存在，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1、案涉借条复印件记载金额的大写数字为“玖佰叁拾陆元整”，小写数字为“93600”，虽冠宇公司主张借条金额为936万元，但上诉人、广州奥凌公司、李显荣在原审庭审中从未确认借条的真实性，更未确认借条记载的金额实际为936万元。2、案涉借条无论是按大写数字或小写数字金额，还是按冠宇公司主张的936万元，均与冠宇公司向奥凌公司实际转账的情况不符。根据冠宇公司提供证据的付款回单及电子承兑汇票显示冠宇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3日向奥凌公司转款400万、2018年1月4日转账536万，该两笔转款摘要均为“往来”，无法与案涉借条相互印证证明该转款属于借款；2018年1月5日交付电子承兑汇票390万、2018年1月12日交付电子承兑汇票10万，涉及支付款项共计1336万元，对于其中700万元，冠宇公司、奥凌公司双方确认属于借款并已通过(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民事调解书解决。冠宇公司即使主张余下的636万元为借款，也与案涉借条复印件记载的大小写金额或其主张的936万元不一致。对此，冠宇公司虽解释为是因当时公司资金不足，没有实际交付剩余的300万元，但根据常理，如借款人在出借人支付借款前已出具借条，其后出借人因故未能按借条约定足额交付借款，出借人应会向借款人说明或借款人向出借人询问原因以及余下款项支付的时间。本案中冠宇公司仅能提供借条复印件，没有其他就借款问题与广州奥凌公司或上诉人沟通的证据明显不合常理。(三）冠宇公司在其他案件中有伪造证据、违反诚信诉讼原则的行为，因此，上诉人合理怀疑冠宇公司存在伪造借条的可能性，理由如下：1、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冠宇公司起诉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奥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苏0481民初3888号]，在该案中冠宇公司提供了与江苏奥凌公司于2018年1月2日签订的6份买卖合同作为证据，而江苏奥凌公司成立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冠宇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买卖合同明显是属于伪造证据，违反诚信诉讼的原则。2、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陈国顺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奥凌公司和江苏奥凌公司的诉状”中，冠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顺自认“协议签署后，陈国顺通过冠宇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并提交了与本案冠宇公司提交的证据相同的付款回单。在该案与本案中，陈国顺的代理人与冠宇公司的代理人均为同一人，清楚付款回单涉及款项的真实性质，却在不同案件中作出不同的主张，上诉人合理怀疑冠宇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在本案中的诉讼诚信，不能排除陈国顺与冠宇公司串通伪造案涉借条，进行虚假诉讼行为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仅凭借条复印件即认定“原告提交的借条虽是复印件，但从借条中提及的金额、借款用途及还款日期，不难看出被告奥凌公司及徐伟的借款意图”（见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23至25行）缺乏事实依据，且违反了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案涉借条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冠宇公司与奥凌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除案涉借条复印件外，冠宇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广州奥凌公司交付636万元是基于双方已达成借贷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冠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转款636万元并非基于其与广州奥凌公司及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冠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顺利用职务便利对其实际控制的广州奥凌公司注资636万元的行为。上诉人与李家龙、陈国顺三人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第六条是涉及上诉人将持有的广州奥凌公司的100%股权作价1970万转让给陈国顺的约定。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经向陈国顺完成了交付目标公司广州奥凌公司的义务，根据广州奥凌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以及“授权委托书”显示，协议签订后陈国顺亲自签名确认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以及委托李家龙接管广州奥凌公司含营业执照、印章、U盾、P0S机、支票密码器、空白发票、知识产权证书等在内的全部证照及印章的事实，证明陈国顺也已经实际控制及接管了广州奥凌公司、并实际行使了作为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股东的权利。因此，陈国顺利用其作为冠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向广州奥凌公司注资636万元，以便后续运营广州奥凌公司。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陈国顺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奥凌公司和江苏奥凌的诉状”中，冠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顺自认“陈国顺通过冠宇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并提交了与本案冠宇公司提交的证据相同的付款回单，也可以证明冠宇公司实质是在陈国顺的控制下向广州奥凌公司转款的事实。此外，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9至10行认定“借条出具的时间虽然在借条复印件中无法体现，但应发生在原告公司向被告奥凌公司汇款之前，即2018年1月5日前”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认定是原审法院凭空捏造。即使借条真实，根据借条“今收到”的表述，借条也应是在广州奥凌公司收到江苏奥凌的借款后出具。而且自2018年1月31日起，广州奥凌公司的公章由陈国顺掌握，不排除陈国顺与江苏冠宇串通，在冠宇公司转款后伪造案涉借条的可能性。三、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转款的636万元属于借款，该借款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需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20行至第8页第1行的论述：“借条的落款虽然是‘经手人奥凌公司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徐伟’，……，但被告奥凌公司在收到原告公司的汇款后，向户名为徐伟的银行卡合计转账400万元。本案借条无论是以奥凌公司还是以徐伟的名义出具，借款实际是一部分由奥凌公司使用，一部分由徐伟使用。故原告要求被告奥凌公司与被告徐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为：1、本案借条复印件记载的内容；2、广州奥凌公司向上诉人银行账户转款的情况，但该依据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纠正，理由如下：1、如上所述，冠宇公司提交的借条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其与广州奥凌及上诉人之间已达成借贷合意的依据，因此原审法院以案涉借条复印件记载内容为依据判决上诉人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纠正。2、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思路，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也存在错误，且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根据借条复印件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记载内容，落款处应为“奥凌公司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经手人徐伟”，借款人是广州奥凌公司，上诉人仅在经手人右下方落款，未注明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仅起到确认广州奥凌公司收到借款的作用，冠宇公司也并未直接向上诉人转款，上诉人不是共同借款人，无需与广州奥凌公司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3、冠宇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的上诉人、广州奥凌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广州奥凌公司在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广州奥凌公司向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400万元，不能证明上诉人将该款挪为己用。该卡虽名为上诉人个人的银行卡，但实质供广州奥凌公司使用的内部卡，实际用途为员工工资发放、购买不计税的配件交易、厂房房租等，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支付款项后，一部分由广州奥凌公司使用，一部分由徐伟使用缺乏事实依据。4、上诉人徐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到广州奥凌公司的转账400万元，是广州奥凌公司单独向冠宇公司借的400万生产款，并非本案案涉的款项，因此徐伟收到400万元后，不管是为广州奥凌公司支出，或者是个人支出，都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徐伟共同使用本案案涉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徐伟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依据有四点。一是冠宇公司在本案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陈述，银行转账936万元，背书转账承兑汇票400万元，共计向奥凌公司支付1336万元，该款项涉及两笔借款，确认300万元的承兑汇票及2018年1月3日转账的400万元，共计700万元属于借款的交付。剩余的100万元承兑汇票，以及2018年1月4日转账的536万元属于本案案涉款项的交付。700万元的借款，冠宇公司已经在溧阳法院4250号案件中广州奥凌公司单独承担清偿责任，案件双方已经调解结案，冠宇公司在4250号案件中，提供了与本案案涉借条格式一致的700万元借条，上面载明借款用途为生产资金采购配件，广州奥凌公司在该案调解时，承认是其单独借款，结合广州奥凌公司在本案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确认汇款给徐伟的400万元的用途和目的，是购买配件不计税价交易的陈述以及溧阳法院调取徐伟名下尾号为4257的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解释，2018年1月4日、5日，共计收到广州奥凌公司转款的14笔备注为货款的400万元，该转账备注与700万元借条记载的用途以及广州奥凌公司的陈述一致，可知，广州奥凌公司在收到该700万元中的400万元转款后，向徐伟转款了该400万元，用作广州奥铃购买配件，因此徐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到奥凌公司转账的400万元的来源，与本案案涉款项无关。二是在本案一审中，溧阳法院调取了广州奥凌公司名下尾号为7706的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显示，广州奥凌公司向徐伟转款400万元前，冠宇公司背书转让的电子汇票，账户余额9771682.75元，有冠宇公司转账的400万元、536万元以及原有余额411682.17元组成，因此，徐伟名下账户收到的400万元，不可能来源于本案案涉的100万元承兑汇票。而且广州奥凌公司向徐伟转账400万元后，账户余额为577万余元，远超过冠宇公司本案案涉转款的536万元，因此，广州奥凌公司从冠宇公司借到的400万元，足以转款至徐伟名下账户，不需要占用本案案涉的银行转款536万元。三是根据冠宇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广州奥凌公司和徐伟借款636万元，是用于徐伟对广州奥凌公司的资金投入出资，则广州奥凌公司收到款项后，不可能将款退回给徐伟，因此，徐伟名下账户收到的400万元，不可能来源于本案案涉的银行转款536万元。四是冠宇公司在溧阳法院4250号案件中，提供了与本案案涉借条格式一致，同样有徐伟作为经手人签字的700万元借条作为证据，但未将徐伟作为被告要求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即使认定本案案涉借条为真，冠宇公司在徐伟以经手人名义在借条上签字时，也明知该款项为广州奥凌公司单独借取，徐伟不是共同借款人，综上，徐为收到的400万元，来源不可能是本案的案涉款项。一审判决认定徐伟使用一部分借款，违背客观事实，应予纠正。至于徐伟收到400万元后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冠宇公司未提供关键证据借条原件核对的情况下，即采纳该借条复印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违反法律规定，且原审判决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冠宇公司辩称，一、一审对冠宇公司与徐伟、广州奥凌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认定清楚。1、冠宇公司提供的借条虽为复印件，但并非孤证，结合汇款凭证、电子承兑记录、以及溧阳法院4250号案件材料，足以证明该借条是真实的。该借条复印件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判决也是基于以上证据和事实从而认定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2、由于借条为复印件，因此不能完整体现原件的内容。借条中关于借贷金额的本意是936万元，一方面由于徐伟书写借条时疏忽，大写金额漏写了“万”字，但小写金额是正确的，为“9360000”，由于复印原因，借条复印件上体现为“936000”，二者相结合，根据常理可以推断出借条中约定的借款金额为936万元。一审判决对借条中所载借款金额的认定是正确的。3、由于出具借条在前，交付借款在后，实际借款金额少于借条金额并非不合理。因为出借人是公司，加之付款时正值年底，企业资金周转紧张，导致实际出借款项与约定借款金额不一致是正常的。且冠宇公司只是按照实际借款金额主张，二者不存在矛盾。4、徐伟认为冠宇公司可能伪造借条，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而在其所谓的另案中提交伪证的情况并没有法院的认定，完全是徐伟的主观臆断，不能作为合理怀疑。二、徐伟所称的案涉借款为陈国顺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注资行为不是事实。1、徐伟与陈国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经广州中院审结，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徐伟的诉讼请求。从而完全否定了徐伟所谓的注资行为。也否定了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的说法。事实上陈国顺以及冠宇公司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广州奥凌公司，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注资。因此，徐伟的上述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2、陈国顺虽是冠宇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冠宇公司，二者完全独立。陈国顺的个人行为不能视为冠宇公司的意思表示，二者不能等同。三、一审判决认定徐伟为共同借款人是恰当的。徐伟在借条上署名落款，虽为经手人，但借条上并未载明借款人而结合款项交付情况以及关联案件700万元借贷纠纷一案中，借条中同样只有经手人而没有借款人的情况，可以认定所谓的经手人即为借款人。因此在没有明确落款性质的情况下，徐伟与广州奥凌公司都是借款人，在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交付1336万元借款时，广州奥凌公司第一时间就向徐伟的银行账户汇款400万元，而该账户又向徐伟的其他账户转账超过120万元。据此完全可以认定徐伟为共同借款人。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李显荣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正确的。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的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一审中李显荣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李显荣称其为陈国顺代持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陈国顺与广州奥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还倒是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李显荣承担连带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五、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支付1336万元借款的行为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出其中有多少转账和电子承兑是700万元借款和哪一部分是本案所涉借款，上诉人的理由缺乏根据。冠宇公司作为出借人有权决定要求哪个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700万元案件中未起诉徐伟，并不代表徐伟并非共同借款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广州奥凌公司辩称，同意徐伟的上诉意见。李显荣辩称，同意徐伟上诉意见。冠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636万元，并支付利息（以636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庭提交借条复印件一张，该借条复印件载明：“借条今借到江苏冠宇人民币（玖佰叁拾元整）936000用于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资本投入金转让出资，待春节后回款及还于江苏冠宇。特此申请。经手人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徐伟”。2018年1月2日至1月5日期间，原告公司以银行转账、电子承兑的形式共计向被告广州奥凌公司支付1336万元。其后，被告奥凌公司于2018年1月4日至1月5日期间向户名为徐伟的银行卡汇款400万元。一审法院调取了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案件卷宗，卷宗中原告提交借条原件一张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江苏冠宇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用于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资金采购配件，春节后回款返回江苏冠宇公司。特此申请。经手人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徐伟2017.12.28”。2018年9月17日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就借条所载700万元借款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借款700万元，被告于2018年10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100万元，于2018年11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200万元，于2018年12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20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200万元。如被告有一期未按约足额履行，原告有权就未到期的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被告应承担以本金7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后续的利息以实际结欠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2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本案纠纷一次性解决，其他无纠纷。目前该案法院执行了80万元左右，其他奥凌公司尚未履行。2017年12月28日，陈国顺、徐伟、李家龙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一、公司名称：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二、注册资金：2402万元。三、出资人及出资比例：陈国顺出资936.78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9%，徐伟出资984.82万元，占出资总额的41%，李家龙出资580.4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0%。五、公司人事：董事长陈国顺，总经理徐伟，常务副总李家龙。法定代表人徐伟。六、徐伟系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持有人，并合法拥有该公司全部、完整的权利。且三方同意将公司全部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包括公司商标、专利、办公和仓库设备、设施、成品、半成品、债权、债务等）作价1970万元，徐伟将其中984.82万元作为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余款由陈国顺支付给徐伟。陈国顺支付款项作在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七、本协议签订后，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行及存续由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决定，相关无形资产权利亦由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八、为确保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正常运行，陈国顺同意无息借款1000万元给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待公司盈利时归还。陈国顺同意负责江苏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流动资金。2018年6月6日陈国顺向李家龙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书上载明“委托人（即陈国顺）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数控有限公司的合法股权，现委托李家龙行使委托人在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法权利，查验、审计至今为止的公司资产，委托期限自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9日24时止”。后李家龙于2018年6月14日从奥凌公司取走包括营业执照副本、公章、财务章等材料，并在清单中一一列明。2019年9月21日陈国顺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诉状中写道：（合伙）协议签署后，原告（即陈国顺）通过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另查明，广州奥凌公司在2019年1月18日将股东徐伟、钟富耀变更成李显荣，将法定代表人徐伟变更成李显荣，企业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庭审中，原告陈述，借条原件尚未找到，借条中并没有写借款人，经手人后面的落款广州奥凌公司和徐伟是实际的借款人。借条出具时，徐伟为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州奥凌公司与陈国顺没有关联。原告共计向广州奥凌公司汇款共计1336万元，广州奥凌公司和徐伟共向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条，借条金额分别为700万元、936万元。后原告交付借款时，由于资金不足，只交付了合计1336万元。在原告向广州奥凌公司汇款后，广州奥凌公司立刻将400万元汇入徐伟账户，足以说明徐伟共同使用本案借款，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被告均不认可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被告徐伟陈述，本案借条复印件上是玖佰叁拾陆元整还是玖佰叁拾陆万整，结合“936000”，存在数额上的争议。借条出具时，陈国顺是原告及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借条所涉款项应是陈国顺与徐伟、李家龙签订《合伙协议》后，陈国顺个人对于广州奥凌公司的资金注入。陈国顺在给李家龙的授权委托书中亲自陈述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足见陈国顺是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徐伟还认为2019年9月21日陈国顺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中的诉状构成自认，自认自己通过原告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且陈国顺的自认代表原告公司，原告与广州奥凌公司及徐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广州奥凌公司陈述，借条用途注明为资本投入金，应是陈国顺的注资行为。广州奥凌公司在收到原告汇款后给徐伟转账汇款是真实的，但徐伟的卡其实是公司内部的卡，并非徐伟个人使用，而是用来发员工工资，购买配件，不计税价的交易等。在2018年1月份原告的转款行为发生后，广州奥凌公司相应的财务支出全部交付于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及陈国顺审核管理。李显荣陈述自己是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代持人，也承诺过在陈国顺向徐伟履行股权转让款后，愿意无条件配合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原告陈述，复印件对借条内容没有完整体现，借条的金额存在漏写“万”的情况，借款的金额应为936万元。陈国顺提起诉讼，签署《合伙协议》及出具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均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徐伟主张本案符合一事不再理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重复起诉的要件为（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认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与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案件相比，当事人不相同，诉讼标的不同，只是证据有部分重合，不符合重复起诉。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贷关系的成立需满足两个要件，借贷的合意和借款的交付。原告提交的借条虽是复印件，但从借条中提及的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及还款日期，不难看出广州奥凌公司及徐伟的借款意图。借款的金额虽因书写错误和复印不全问题存在异议，但结合原告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汇款记录及原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借条中所载借款金额为936万元。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电子承兑的方式合计向广州奥凌公司支付了1336万元。在（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案件中，被告广州奥凌公司认可其中的700万元是该案所涉其借款。原告陈述，本案借条出具后，原告实际仅交付了636万元，与银行转账及电子承兑记录也吻合。对此，广州奥凌公司及徐伟均辩称借条出具时，陈国顺为原告公司和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汇款是陈国顺向广州奥凌公司的注资行为。借条出具的时间虽然在借条复印件中无法体现，但应发生在原告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汇款之前，即2018年1月5日前。陈国顺于2018年6月6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广州奥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情况，均无法证明陈国顺在借条出具时实际控制被告广州奥凌公司。《合伙协议》中虽提及将广州奥凌公司全部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作价1970万元，徐伟将其中984.82万元作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余款即985.18万元由陈国顺支付给徐伟，作为陈国顺在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该金额与本案借条所载借款金额及实际汇款金额均不相符。陈国顺虽在诉状中提及自己在协议签署后，通过冠宇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陈国顺履行付款义务的对象应是徐伟，而非广州奥凌公司，故对于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借条的落款虽然是“经手人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徐伟”，与（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案件中的借条格式一致，但广州奥凌公司在收到原告公司的汇款后，向户名为徐伟的银行卡合计转账400万元。本案借条无论是以广州奥凌公司还是以徐伟的名义出具，借款实际是一部分由广州奥凌公司使用，一部分由徐伟使用。故原告要求广州奥凌公司与徐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广州奥凌公司称徐伟的卡为公司内部的卡，用来发员工工资，购买配件，不计税价的交易等并非徐伟个人使用。但该卡的交易记录显示，徐伟向另一张户名为徐伟的卡转账超过120万元，向李家龙转账超过100万元，与广州奥凌公司所述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广州奥凌公司目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李显荣一人，李显荣在庭审期间未能举证证明广州奥凌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原告要求被告李显荣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冠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36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未还款项为基数，自2019年7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徐伟、李显荣对被告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所负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63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61320元，由被告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徐伟、李显荣负担。二审中，冠宇公司提交广州南沙区（2019）粤0115民初3448号及广州中院（2020）粤01民终17525号判决书，证明上诉人徐伟与陈国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已经终审判决驳回了徐伟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中也认定了江苏奥凌公司从广州奥凌公司领取的所有证照资料、公章等资料已经全部返还给广州奥凌公司，陈国顺以及冠宇公司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广州奥凌公司。徐伟质证意见：徐伟不同意上述判决书上所载内容，已经依法申请再审。且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徐伟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无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广州奥凌公司、李显荣质证意见：一、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徐伟刚才明确讲述已经依法申请再审了。二、本案一审时李显荣以及广州奥凌公司分别申请陈国顺参加诉讼，冠宇公司提交的目前所谓生效的判决证据是2020年10月20日生效的，本案还款责任是否由实际控制人陈国顺还是由挂名的李显荣承担，应是在该日期之后决定的。本案的一审法院查明陈国顺是否为实际控制人时，也应该等2020年10月20日的判决下来之后才能确定。在一审中我们已经申请陈国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审中，徐伟提交陈国顺与广州奥凌公司、江苏奥凌公司之间的（2019）粤0115民初7297号第三人撤销之诉裁定书一份及相对应的询问笔录一份、该案的二审（2020）粤01民终310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以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2020）粤0115民撤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和庭审笔录三份。从该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间的梳理来看，冠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顾超同时也是陈国顺的委托代理人，顾超代冠宇公司起诉本案在先，代理陈国顺起诉第三人撤销之诉7297号案在后。两案仅间隔两个月，却以相同的两份冠宇公司转账给广州奥凌公司的400万元、536万元付款回单主张完全不同性质的请求。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借款，在7297号案裁定书第三页第14到16行载明：协议签订后，陈国顺通过江苏冠宇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按照陈国顺的主张，他是通过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付款，履行向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义务。就是按照陈国顺的主张，当时通过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付款履行陈国胜向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义务。且陈国顺并非只在7297号案中作出以上意思表示。在本案上次庭审中，冠宇公司补充提交的（2019）粤0115民初3448号案民事判决书第四页第1-3行，载明陈国顺的答辩意见为2018年1月被告陈国顺通过控股的江苏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转账汇款1336万元，作为被告及陈国顺向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和向广州奥凌公司以及原告徐伟的借款，被告已完全履行相关的义务。该句话所指的向广州奥凌公司以及原告的借款双方已经调解的700万元借款，故剩下的款项陈国顺主张的是作为其向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所以陈国顺的该主张与冠宇公司的本案诉讼请求是完全相矛盾的，冠宇公司在本案中作出了虚假的陈述。本案转款的真实性质是陈国顺通过江苏冠宇向广州奥凌公司转账，进行对广州奥凌公司的注资行为。因为广州奥凌公司在2018年经营有困难，而且因为陈国顺收购了广州奥凌公司，为了继续经营以及发展，他作为广州奥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一种增资、注资的行为，让广州奥凌公司继续发展。冠宇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证据当中，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指定审理后，该案原告陈国顺在事实与理由中没有“原告通过江苏冠宇机器设备有限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这句话了。第二，关于陈国顺与冠宇公司之间的身份问题。陈国顺是冠宇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二者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冠宇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陈国顺不能代表冠宇公司，冠宇公司也不是陈国顺个人的企业。因此，陈国顺个人的意见，不能完全代表冠宇公司对汇出款项的意思。第三，当时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过程当中，法庭在第二次一审的审理过程中实际上也询问了各方当事人关于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情况，当时各方的回答均是没有出资，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均否认了相关款项是对于江苏奥凌的出资，这也就是从侧面印证了案涉的636万元只能是借款。广州奥凌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同意徐伟的意见。这个款项属于陈国顺用他一个公司对他自己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注资行为。从时间段和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讲，陈国顺也完全可以代表冠宇公司。二审中，对一审查明事实经徐伟提出异议并其他各当事人认可，本院对以下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纠正：第三页第一段第二行“玖佰叁拾元整”更正为“玖佰叁拾陆元整”，第二段第一行“2018年1月2日至1月5日期间”更正为“2018年1月3日至1月12日期间”，第四页第二段第一行“合伙协议”更正为“合作协议”，第三段第六行“取走包括营业执照副本”更正为“取走包括营业执照正本原件”。另，徐伟、广州奥凌公司、李显荣均认为借条复印件落款顺序应纠正为“奥凌公司经手人徐伟”，不应为“经手人奥凌有限公司徐伟”。对其他各方均没有提出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要求冠宇公司提交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支付1336万元、广州奥凌公司提交从冠宇公司收到该1336万元的相关财务记录、记账凭证以及相关资料。之后冠宇公司向本院提交2018年1月13日和2018年1月20日财务记账凭证复印件各一份，1月13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往来，科目1133.43其他应收款-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借方936万元。2018年1月20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往来，科目1133.43其他应收款-广州奥凌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借方400万元。冠宇公司庭审中提交原始记账凭证两本供核对，其中2018年1月13日记账凭证与复印件一致，后附有招商银行支付凭证两张计936万元。2018年1月20日原始记账凭证与复印件一致，后附有电子承兑汇票支付凭证。冠宇公司称两笔记账凭证共计1336万元，均记为其他应收款，根据财务制度中关于借款的记账规定，借款一般是作为其他应收款记账，因此能够证明案涉的款项为借款。另外在这1336万元中，包含了另案双方已经调解的700万元借款。该两笔款项是一起交付的，也是一起记账的，更加能够说明两笔款项的性质是一样，都是借款。徐伟质证意见：对两张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两张记账凭证的摘要记载为往来并非借款，记载的科目只是载明是广州奥凌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并未载明支付给徐伟。因此，该记账凭证无法证明冠宇公司与徐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广州奥凌公司、李显荣质证意见：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是证明是一个应收款，但是并不能证明是借款。从会计准则的规范化的角度，原始记账凭证缺少支出审批单。广州奥凌公司没有提交相对应的财务记录资料，并称因公司会计人员与公司有纠纷，会计人员没有交付。本院另查明：1、在冠宇公司提交的广州中院（2020）粤01民终17525号判决书（上诉人徐伟与被上诉人陈国顺、原审第三人李显荣股权转让纠纷3448号案件上诉一案）中，认定事实部分载明：江苏奥凌公司2018年1月11日设立，注册资本2402万元，股东包括徐伟（认缴出资984.82万元，出资比例41%）、陈国顺（认缴出资936.78万元，出资比例39%）、李家龙（认缴出资480.4万元，出资比例20%）。出资认缴交日期为2049年1月1日。徐伟为法定代表人并任总经理，陈国顺任执行董事，李家龙任董事。另载明：2018年6月14日案外人李家龙与广州奥凌公司工作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并签署清单，…2018年7月18日，案外人艾慧芸等人与徐伟办理交接手续，将上述物品移交给徐伟。本院认为部分载明：陈国顺对《合作协议》第六条的理解更符合签订《合作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国顺认为该条款约定的是徐伟承诺将广州奥凌公司984.82万元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陈国顺收购广州奥凌公司价值985.18万元的资产，并将该资产作为对江苏奥凌公司的出资），该条款并不能解读为陈国顺以1970万元购买徐伟在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2、二审中关于广州奥凌公司收到案涉1336万元后，广州奥凌公司有无在工商登记中变更注册资本或者在财务记录中作为注资来记账，广州奥凌公司称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财务记录因与公司财务人员的纠纷无法提交。3、二审中，各当事人对江苏奥凌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登记各股东任何实际出资均无异议。4、二审中，广州奥凌公司陈述，江苏奥凌公司18年1月11日成立之后，到三、四月份的时候销售可能有将近1000万的销售，18年5月31日陈国顺突然以冠宇公司的名义提起700万的借贷之诉，这是开始产生纠纷原因。2018年6月6日陈国顺出具的授权委托拿走广州奥凌公司所有的印章，后到2018年7月14日退还徐伟。广州奥凌公司在18年年底停业到现在。徐伟陈述，2018年1月时徐伟是广州奥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总经理，但不是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是陈国顺。冠宇公司陈述，徐伟当时是广州奥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是广州奥凌公司实际控制人。5、广州奥凌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清单（江苏奥凌李家龙李总在广州奥凌公司取走证件和财务交接清单）财务交接部分载明：12：ＰＯＳ机3个，Ｅ550Ｓ机商户号：822581059984061，进账银行：6226××××2245徐伟招商银行广州奥园广场支行，新国都机商户号：8016030481606Ａ6终端号：82695344进账银行：6220××××6472徐伟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平康支行，新国都机商户号：8016030481606516，终端号：69461901进账银行：6220××××6472徐伟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平康支行。6、一审法院在一审中根据冠宇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广州奥凌公司3602××××7706银行账户在2017-12-01至2018-12-31的交易明细，以及徐伟工商银行广州番禺平康支行借记卡6222××××4257账户在2018-01-04至2018-06-04的历史明细清单。广州奥凌公司交易明细载明，广州奥凌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3日、5日收到冠宇公司转入的400万元、536万元，在此期间广州奥凌公司向徐伟不同银行卡账号转账频繁，交易摘要为货款、往来等。包括广州奥凌公司于2018年1月4日、5日共计14次向徐伟上述账户转入400万元，摘要为货款。徐伟上述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徐伟收到该400万元后，于2018年1月18日至22日四次转入徐伟尾号95442账户共计300万元。冠宇公司一审质证称广州奥凌公司收到冠宇公司936万元汇款后，立马将400万元汇入徐伟账户，足以说明徐伟是共同使用本案所涉借款，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徐伟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徐伟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广州奥凌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徐伟名下的该银行卡应该属于广州奥凌公司内部的卡（在商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员工的工资包括以及向买方购买商品存在不计税的价格交易）。7、李显荣在一审中陈述李显荣系广州奥凌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因徐伟向陈国顺主张关于广州奥林公司股权转让款这一诉讼(3448号案件)事实，李显荣的身份仅为代持股权，其股权的所有权属于陈国顺所有。广州奥凌公司一审中陈述从广州奥凌公司工商信息的角度看股东是李显荣，李显荣仅是代持显性股东，而实际控制人是陈国顺。在3448号案件中李显荣也明确表示自己真实的意思,在陈国顺向徐伟履行股权转让款后，李显荣愿意无条件配合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原告可以依据金融机构转账等支付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收到的款项非借款的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冠宇公司提交的借条系复印件且记载的大写、小写金额不一致，冠宇公司亦未说明无法提供原件的正当理由，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相关规定，该借条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冠宇公司于2018年1月3日至1月12日以银行转账、电子承兑的形式共计向广州奥凌公司支付1336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在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4250号案件中，冠宇公司、广州奥凌公司双方对1336万元中的700万元达成广州奥凌公司向冠宇公司分期归还借款700万元的调解协议，现冠宇公司对上述1336万元中剩余的636万元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广州奥凌公司、徐伟明确抗辩该636万元性质系冠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顺利用职务便利对其实际控制的广州奥凌公司注资636万元的行为，但广州奥凌公司、徐伟没有对其主张提供陈国顺实际控制广州奥凌公司、广州奥凌公司收到款项的相应财务记录、公司注资变更登记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冠宇公司提供的付款记账凭证符合向广州奥凌公司出借1336万元的财务记录，而广州奥凌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其当时收到1336万元的财务记录，因此，广州奥凌公司、徐伟上述抗辩不能成立，对其中的636万元可以认定为冠宇公司向广州奥凌公司的借款，广州奥凌公司应向冠宇公司归还该636万元借款并支付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利息。关于徐伟对广州奥凌公司上述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2017年12月28日陈国顺、徐伟、李家龙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明确“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的股权持有人，并合法拥有该公司全部、完整的权利。”，陈国顺2018年6月6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中虽有陈国顺已合法拥有广州奥凌公司的合法股权的表述内容，但是该文件性质为授权委托性质，其出具的主要用途为授权受托人查验审计广州奥凌公司资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徐伟已向陈国顺转让广州奥凌公司股权的事实。且根据广州南沙区（2019）粤0115民初3448号及广州中院（2020）粤01民终17525号判决书，徐伟依据上述《合作协议》主张陈国顺以1970万元购买徐伟在广州奥凌公司的全部股权，提起诉讼要求陈国顺向其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已生效的上述法律文书已认定《合作协议》不能证明双方间存在股权转让约定，已驳回徐伟的诉讼请求。同时，结合一、二审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认定2017年12月28日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的股权所有人，之后徐伟也未向他人转让其股权。2019年1月18日广州奥凌公司股东由徐伟、钟富耀变更为李显荣，而李显荣承认自己只是代持，并称在陈国顺向徐伟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将其代持的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国顺名下，现徐伟关于陈国顺向徐伟支付19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已被驳回，综上，可以认定止目前工商登记中李显荣的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实际系李显荣为徐伟代持，徐伟系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真实所有人。另根据本院查明的财务交接清单证明徐伟数个个人银行卡账户用于广州奥凌公司，广州奥凌公司亦称徐伟工商银行广州番禺平康支行6222××××4257账户名下的徐伟银行卡属于广州奥凌公司内部的卡，结合广州奥凌公司向徐伟的多次转账，可以认定徐伟作为广州奥凌公司10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与广州奥凌公司存在财务混同，广州奥凌公司财产没有独立于实际股东徐伟个人财产，徐伟应当对广州奥凌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徐伟关于本案借条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主张成立，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该借条复印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确属不当，但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320元，由徐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敬兵审 判 员 时 坚审 判 员 翟 翔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郑倩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