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7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朋，男，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旺，四川中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9号1栋6楼2号。 法定代表人：杨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林，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启阳路4号院2号楼16层1910。 法定代表人：那立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林，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朋、上诉人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动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动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13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田朋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成都动因公司作为一人有限责任有限公司的事实予以认定，判决不予支持北京动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成都动因公司为北京动因公司设立的法人独资企业。2.北京动因公司应对成都动因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属于推定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3.两家公司人格混同，北京动因公司费用分摊、子公司管理层轮换任职等，足以说明存在财产、人员、管理混同，成都动因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曼亦担任北京动因公司董事。二、一审判决对北京动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群发布公司奖励制度的事实未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通过微信群、邮件等对子公司进行全方位管理是北京动因公司日常管理模式。子公司需要分担母公司的费用，子公司的人员调动、职务安排、薪酬管理制度等均由母公司决定，子公司的财务由母公司统一管理，均表明北京动因公司与其下属所有的全资子公司名义上为母子公司，实质是按照总分公司的模式管理，所以北京动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作出的行为对包括成都动因公司等子公司的员工具有效力。2.北京动因公司应对那立伟微信群中的职务行为承担后果。那立伟作为北京动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通过邮件、微信群等方式对成都动因公司及其他城市子公司的人员调动、职务安排、薪酬管理制度等进行管理。那立伟在“动因四年同学环球之旅第一站”微信群中的行为是以北京动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从事的行使管理职权的行为，法律后果应该公司承担。首先，群成员均为北京动因公司的子公司高管，通过微信群进行管理是日常管理模式。其次，奖励内容、奖励对象、奖励时间均有清晰具体的指向。最后，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的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三、成都动因公司应支付2018年年度净利润12%的分红以及50000元现金奖励。1.一审中，成都动因公司确认了其2018年年度净利润为 7731684.56元。2.北京动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群发布的奖励真实有效。3.成都动因公司应支付2018年年度分红927802.15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 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共同辩称，1.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是两家独立的企业法人，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侧重举证责任分配，但连带责任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债务存在，成都动因公司是否会逃避债务是未决状态，不存在连带责任问题。2.争议的奖励制度没有明确适用对象、时间、范围，不能作为成都动因公司的薪酬制度。3.按照盖章的分红制度，只有6%，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12%是微信群发布的，不具有效力。4.现金奖励不是公司的薪酬制度。 成都动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田朋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可的薪酬方案不适用于田朋。1.田朋提交的《分公司经理职级薪酬方案》形成于2018年1月，系那立伟以邮件形式发送，目的是供各分公司、子公司参考，是否执行，怎样执行以及什么时间开始执行还需要各子公司、分公司各自落实。纸质方案上盖有成都动因公司的章，但既没有公示也没有真正执行。2.薪酬方案形成时间是2018年1月，此时田朋尚不是成都动因公司员工，该方案在田朋任职期间没有执行。3.薪酬方案规定“离职后未发部分不予发放”。田朋于2019年1月离职，成都动因公司没有义务再向田朋发放年度提成。4.事实上，成都动因公司的薪酬方案在2018年发生过变更，新的薪酬方案与田朋提交的方案并不一致。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间为2018年5月1日。田朋与哈尔滨宏远时代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体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17日，宏远体育公司向田朋发放工资以及购买社保至2018年5月。2018年1月至4月成都动因公司向田朋支付的费用不是工资，而是业务费用，原因是田朋暂时借调到成都，借调关系并不能代替劳动关系。三、成都动因公司2018年的利润并非7731684.56元。成都动因公司与北京动因公司系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成都动因公司是全国战略布局经营店点之一，设立、运营、研发、管理全部靠母公司的支持，相应的成本费用，包括互联网平台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以及后台服务费由母公司分摊给各子公司。田朋所举的利润表并不包含成都动因公司应分摊费用11935522元，实际利润为负的332121.33元，不存在年度利润提成。 田朋辩称，北京动因公司形成了由那立伟通过邮件、微信对成都动因公司进行管理的模式。田朋为成都动因公司工作的时间是2018年1月，双方即建立劳动关系。那立伟在微信群发布的奖励真实有效。成都动因公司的利润应以利润表为准。 北京动因公司述称，同意成都动因公司的意见。 田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成都动因公司向田朋支付年度分红927802.15元、现金奖励50000元，北京动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朋于2015年5月与宏远体育公司（后更名为哈尔滨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宏远体育公司为田朋缴纳社保至2018年4月份。 2018年3月19日，田朋被登记为成都动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1日，甲方成都动因公司与乙方田朋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田朋担任城市经理岗位工作；甲方每月25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工资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或按公司“提成方案”执行。2018年1月开始，成都宏远时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3月更名为成都动因公司）与田朋存在银行转账往来。 2018年1月19日，那立伟向收件人“动因体育BM”发送名为“分公司经理职级薪酬方案（1.19）的电子邮件，该邮件的附件中包含“分公司经理职级薪酬方案”，其中载明二线城市分公司季度提成方案为“季度业绩增长20%以上，0.6%提成”，分公司年度利润分红“1.按照6%发放；2.发放规则：第一年发放50%（5月31日前），第二年发50%（5月31日前）；3.离职后未发部分不予发放；4.大区总只有直管发公司利润分红，兼管的没有。”该薪酬方案加盖了成都动因公司的公章。2018年4月16日，那立伟发送“第一季度分公司经理政委职级调整”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内容备注第一季度才上任不降级（12末1月上任的），其中包括田朋。2018年7月13日，那立伟在“动因四年同学环球之旅第一站”微信群发送一张图片，图片题目为“7月13日好消息发布”，其中包括“二、本次周年庆满四年的经理政委：现金奖励五万元（春节后发）”“五、分公司经理分红：2018年2019年分红翻一倍，其中至少1%用于团队激励”。 2018年12月29日，那立伟在“动因体育各地主管群”发布任命通知，任命田朋为上海城市总经理。2019年1月1日，田朋与上海宏潮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止，田朋担任城市经理。 田朋提交的成都动因公司利润表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成都动因公司的净利润为7731684.56元。成都动因公司与北京动因公司认可利润表的真实性，但认为实际利润扣除分摊的费用后应为-332121.33元，并提交《动因体育特许使用权授权协议》《咨询管理服务合同》《动因体育互联网平台服务协议》《动因体育技术服务协议》《关于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经营利润数据说明》等证据拟证明其所述属实。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20768号民事裁定以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7729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7月15日起，田朋在北京动因公司的其他法人独资子公司工作；成都动因公司为田朋缴纳了2018年5月至同年12月的社会保险。 2019年7月25日，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田朋的仲裁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讼请求。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超期未审结案证明。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田朋提交的身份信息、劳动仲裁申请书、超期未审结案证明、（2019）川01民终20768号民事裁定书、（2020）沪02民终7729号民事判决书、劳动合同书、招商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往来电子邮件、利润表，成都动因公司与北京动因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社保缴费记录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和庭审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北京动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立伟于2018年1月19日发送《分公司经理职级薪酬方案》，方案上加盖了成都动因公司的公章，应视为合法有效的薪酬分配制度，且成都动因公司与田朋的劳动合同也约定了工资可以按照“提成方案”发放，故成都动因公司应按照该方案约定向田朋支付该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的6%。成都动因公司2018年的利润为7731684.56元，故成都动因公司应向田朋支付的分红为463901.07元。 北京动因公司及成都动因公司辩称该制度不适用于成都动因公司，成都动因公司有2018年制定的《城市经理绩效方案》。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方案是由那立伟发送，但从那立伟与田朋的往来邮件可以看出，成都动因公司及其他城市子公司的人事变动、管理制度等，均是通过那立伟通过邮件进行管理，而案涉薪酬方案亦是那立伟通过邮件发送，成都动因公司将该制度打印加盖公章进行了公示；成都动因公司提交的《城市经理绩效方案》未载明方案施行时间，也未载明绩效具体如何分配发放，成都动因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进行了公示并执行，故对辩称意见及《城市经理绩效方案》不予采纳。 北京动因公司及成都动因公司辩称田朋于2018年5月与成都动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薪酬方案于2018年1月发送，故不适用于田朋，且薪酬方案载明离职后不予发放。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田朋与成都动因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5月，但从田朋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以及成都动因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田朋实际于2018年1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成都动因公司开展工作。田朋2019年1月离开成都动因公司，也是因接受母公司的人事调动，前往另外一家子公司工作，故对该辩称主张不予采纳。 北京动因公司及成都动因公司辩称，成都动因公司2018年的利润为-332121.33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证据材料中的合同/协议仅加盖了北京动因公司与成都动因公司的公章，没有签字也没有签署日期，也没有发票等证据证明费用实际产生，《关于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经营利润数据说明》系北京动因公司单方作出，故对该辩称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田朋主张按12%支付年度分红及现金奖励5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田朋该项请求的依据是那立伟在微信群里发送的“7月13日好消息发布”的图片，田朋未提交证据证明图片中的方案通过讨论后正式发布成为成都动因公司的薪酬分配制度，该方案也没有载明具体的分配对象。故对于田朋的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田朋主张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承担连带支付义务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对田朋的该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成都动因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田朋支付2018年年度分红 463901.07元；二、驳回田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成都动因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田朋新提交了一张公示墙的照片，拟证明那立伟发送的薪酬方案进行了公示。本院审查认为，照片的内容不能显示与争议的薪酬方案有关，不应作为证据采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双方争议的法律事实和后果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二审期间，田朋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再主张北京动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北京动因公司的责任，本院不再审查。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成都动因公司是否应向田朋支付年度分红和现金奖励；2.如果应当支付年度分红，标准如何确定。对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年度分红和现金奖励问题。1.年度分红。双方均不否认要根据年度利润分红，只是争议是否具备分红条件，也即成都动因公司利润状况。双方持相反主张，田朋提交了成都动因公司的年度利润表，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则主张利润表尚未扣除应分摊的费用，扣除后利润为负。利润表作为一种法定财务报表，具有会计法和会计准则上的法定效力，除非有证据证明企业的财务报表系“做假账”形成，一般应推定真实。利润表根据“收入－费用＝利润”的基本关系进行编制，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生产经营成果，既可以表现为盈利，也可以表现为亏损，年度利润表则反映全年的经营成果。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公司公司一方面认可利润表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主张利润表还未扣除成都动因公司应分摊的费用，其主张本身就不符合会计法和会计准则，也实质否认利润表的真实性，是自相矛盾的主张，且其主张应分摊的费用从金额上看就不具有合理性，一个成都动因公司就需分摊上千万元的其他费用，很难想像北京动因公司如何能坚持经营，亦如一审法院分析的，其提交的协议/合同的真实性及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北京动因公司作出的说明仅是当事人主张，没有证据印证真实，也不具有合法性，一审判决采信田朋提交的成都动因公司的年度利润表正确。因成都动因公司有年度利润，应当按照分配制度进行分红，成都动因公司主张因亏损不应分红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还主张离职则不发放未发分红，一则因田朋不是离职，而是由北京动因公司调动致工作岗位和地点的变动，二则应当支付的分红是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如果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了离职则不发放，也属免除劳动者权利，免除用人单位义务的内容，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因此，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主张因田朋离职而免除给付义务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2.现金奖励。田朋主张的现金奖励的依据是那立伟在旅游时的微信群中发布的消息，奖励也是分配制度，应当依法制定，那立伟虽然为北京动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法定代表人并不具备随意制定工资分配水平和分配方式的职权，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可能对善意的相对人发生法律效力的表见代表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田朋等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内部人员，没有适用对善意相对人保护的表见代表制度的基础。田朋主张根据那立伟发布的信息进行现金奖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分红金额确定问题。从那立伟在邮件中发布薪酬方案时的说明看，明确“此版本只在分公司分红环节做了优化，原来532发放改为了55发放”，说明原有执行的薪酬制度的分红比例未改变，而薪酬制度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掌握的资料，成都动因公司和北京动因公司均未提交“上一个版本”的薪酬制度，因此可以按6%的比例确定。田朋主张12%的依据仍是那立伟在旅游微信群中发布的信息，与现金奖励不应支持的理由一致，不再赘述。一审判决根据利润表载明的利润额，以6%的比例确定分红数额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田朋和成都动因公司各自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田朋上诉部分10元，由田朋负担；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上诉部分10元，由成都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健 审判员  孙睿 审判员  郭静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