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5821号原告：郑某1，女，194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钊，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1（郑某1之夫），男，195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郑某2，男，194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喜新，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3，男，194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雁，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4，女，195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雁，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5，女，195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雁，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6，男，198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1（郑某6之母），女，195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郑某1诉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钊、郝某1，被告郑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喜新，被告郑某3、郑某4、郑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雁、李杰，被告郑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依法继承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里X号楼X门X号房屋（以下简称真武庙房屋）的产权份额。2.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依法继承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里X号楼X号房屋（以下简称石景山房屋）的产权份额。3.按照法定继承李某1名下存款由郑某5擅自取走的数额812153.38元。4.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郑某7、李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生前共育有六名子女，即郑某1、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郑某8。郑某8已于2011年9月23日死亡，其生前已与配偶苗某1离婚，留有一子郑某6。被继承人郑某7于2002年4月1日死亡，李某1于2018年6月11日死亡。现已知被继承人郑某7、李某1生前财产为两套房屋，第一套为位于真武庙房屋，第二套为位于石景山房屋，上述房屋无遗嘱、遗赠，认可两套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各继承人依法予以继承。现郑某1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郑某2答辩称：被继承人李某1的自书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遗嘱。被继承人李某1的2011年10月4日自书遗嘱内容显示其房产应由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继承。该遗嘱是李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其生前得到了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较多的赡养，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了较好的满足，所以才自愿写下了遗嘱。虽然遗嘱内容、形式过于简单，但恰恰说明该遗嘱内容是李某1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没受任何人的干扰和左右。我方主张按照遗嘱的方式进行继承分割份额。由于郑某2对母亲李某1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所以郑某2有继承较多遗产的法律权利和孝道的支持。两套房屋是郑某7、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郑某7去世之后没有进行过继承。涉案两套房屋现在石景山的房屋是郑某3在使用，真武庙房屋是郑某5在居住。由于年事已高，要求石景山房屋由我居住。对于郑某5转走的81万余元如果有遗嘱按遗嘱继承，如果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郑某3、郑某4、郑某5答辩称：认可两套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在2011年10月留有一份自书遗嘱，将房产留给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遗嘱在郑某5处保管。我方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涉案两套房屋按照份额进行继承。4个人应该在遗嘱范围内均分份额，法定继承的部分按照法定平均继承。石景山房屋现在是郑某3居住，真武庙房屋现在郑某5居住。从2006年至2018年6月母亲李某1去世，郑某5照顾了母亲12年。自从父亲去世后，郑某5一直独自照顾着母亲的一切。母亲在世时，郑某5天天推着轮椅带母亲一起晒太阳，平时做饭、洗澡理发等等事情全是郑某5自己一个人做。到后来母亲病重时，大小便失禁，夜里腿还经常抽筋，郑某5半夜还得爬起来给母亲揉腿一通忙碌、细心照料。郑某5从李某1账上转走的81万余元是李某1对其的个人赠与，且转账款项发生在2013年，如有异议，在李某1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主张过，且赠与已经完成。郑某6答辩称：认可两套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郑某8对被继承人李某1尽到了赡养义务，生前在经济上给予了资助供养，对于郑某4、郑某5对李某1进行照顾我方认可。2012年在继承郑某8房产的公证继承中，李某1获得了80万元。我方主张涉案的两套房屋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分割份额，我方占1/6份额。转走的81万余元也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通过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查明以下事实：（一）基础事实郑某7与李某1（曾用名李XX）系夫妻关系，婚后共育有六名子女，即郑某3（曾用名郑XX）、郑某2（曾用名郑XX）、郑某1、郑某4、郑某8、郑某5。郑某7于2002年4月1日死亡。郑某7死亡后，李某1未再婚，李某1于2018年6月11日死亡。郑某8于2011年9月23日死亡。郑某8与苗某1于1980年3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3月3日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二人婚生一子为郑某6。被继承人郑某7与李某1、郑某8均无其他养子女、继子女。郑某7与李某1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二）与房屋相关的事实1995年12月5日，西城字第XXXX号《房产所有证》记载：房产坐落西城区真武庙二里X号楼X门X号，本证所列房产，经审查属于郑某7所有，建筑面积86.6平方米。1999年3月30日，京房权证石私字第XXX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坐落石景山区八角北里X号楼XX号，房屋所有权人为郑某7，建筑面积51.56平方米。各继承人均认可上述真武庙房屋及石景山房屋均为郑某7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三）与存款有关的事实2013年6月1日，自李某1名下尾号为4453的银行账户向郑某5名下尾号为6711的银行账户转账812153.38元。（四）与遗嘱有关的事实日期为2006年1月的字据记载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外X号院X号楼X门X号住处属于我大儿子郑某3”，该字条系复印件，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交原件。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的《赠予》记载内容为：“现石景山八角北里X楼XX号房屋给孙女郑某9产权并居住”，落款为“证人李某1”，该材料系复印件，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交原件。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记载内容为：“我愿把房产留给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落款为“母亲李某12011.10.4”。2021年3月25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为：贵单位因审理（2020）京0102民初5821号原告郑某1与被告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郑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需要，委托我所对落款为“李某1”、时间为“2011.10.4”的文书全文是否为李某1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经审查，该案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书写速度存在差异，两者问可比性较差，依据现有条件，无法得出鉴定结论。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的规定，我所决定不予受理上述鉴定事项，并退还相关鉴定材料。（五）与赡养有关的事实郑某2、郑某6认可郑某8去世前和母亲一起生活。各方认可李某1去世前，郑某5与其共同生活。郑某2认为，不能以某个人与老人一起同住而刻意夸大赡养义务。（六）其他事实2012年2月2日，李某1、郑某6、苗某1签署《房产继承协议书》，内容包括：郑某8于2011年9月23日因病去世，郑某8名下有一套房产位于北京市崇文区花市枣苑X号楼XX号，上述财产为郑某8与前妻苗某1共有财产。郑某8去世后，其房产涉及郑某8前妻苗某1、儿子郑某6、母亲李某1三人共同所有，经三方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此房按市场价格出售；2.在出售此房所得款项中还清银行抵押贷款后分配如下：苗某1占有50%，郑某6占有25%，李某1占有25%。2012年5月5日，郑某6、李某1、苗某1（甲方）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房屋卖出后，李某1实际继承了80万元。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遗嘱”的性质及效力；2.具体遗产的分配比例；3.自李某1名下银行账户向郑某5名下银行账户转账的812153.38元，是否属于李某1对郑某5的赠与。（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案涉“遗嘱”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两位被继承人分别于2002年、2018年死亡，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本案中，出现了三份私文书证，即日期为2006年1月的字据、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的《赠予》、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其中，日期为2006年1月的字据、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的《赠予》，鉴于各方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故本院对上述两份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关于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的性质，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认为该文件是李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遗嘱性质；郑某1、郑某6不认可该文件的真实性，认为该文件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不是李某1本人书写，是无效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上有李某1的签字，鉴于尚无鉴定结论足以推翻李某1书写及签字的真实性，故应当推定为真实。但是，遗嘱是指人在生前或临终时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对其合法财产，在其死亡后财产如何归属所作的处分行为。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首先，在格式上并不具备“遗嘱”的名称；其次，在内容上所谓“房产”并不具体明确，“留给”的意思表示是指所有权还是使用权较为模糊；再次，李某1于2011年书写该字条，于2018年死亡，时间间隔较长，字条通篇并无“在其死亡后”如何分配财产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日期为2011年10月4日的字条，虽然为李某1生前的意思表示，但并不具有遗嘱的性质，本案中被继承人郑某7及李某1的遗产，应适用法定继承进行分配，由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继承。（二）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具体遗产的分配比例的确认真武庙房屋及石景山房屋均系郑某7与李某1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产权，属夫妻共同财产。郑某7于2002年死亡后，各继承人并未进行继承。李某1于2018年死亡，郑某8于2009年离婚并于2011年死亡，按照法律规定，郑某8应继承的份额应由郑某6代位继承。综上，真武庙房屋及石景山房屋由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共同继承，其中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应各继承1/6的份额。对于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要求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割的抗辩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即自李某1名下银行账户向郑某5名下银行账户转账的812153.38元，是否属于李某1对郑某5的赠与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某5应就812153.38元系李某1对郑某5的赠与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鉴于郑某5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郑某5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故该笔款项812153.38元，应当作为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郑某1有权要求郑某5向各个继承人予以给付。本院确认：郑某5应向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6每人给付135359元。虽然郑某5与李某1共同生活至李某1死亡，对李某1提供了更多的照顾，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收取李某1名下812153.38元系赠与；综合考虑，本院认为郑某5应与其他继承人分配的份额一致。郑某2称其由于对李某1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郑某7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里X号楼X门X号房屋，由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共同继承，其中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各继承1/6的份额；二、被继承人郑某7名下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里X号楼XX号房屋，由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共同继承，其中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5、郑某6各继承1/6的份额；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郑某5向郑某3、郑某2、郑某1、郑某4、郑某6每人给付135359元。如果郑某5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06元，由郑某1负担5886元（已交纳），由郑某3、郑某2、郑某4、郑某5、郑某6每人各负担5884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彤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曹慧君书 记 员  单腾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