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1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顶效镇开发西路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20770579936F。法定代表人：杨庆堂，系该公司执行董事。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系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111225306。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系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9200521901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娟，女，199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安刚（系张娟丈夫），男，198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1）黔0281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1）黔0281民初1341号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娟偿还上诉人代偿的租金41766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上诉人代偿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张娟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成立保证合同，进而被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债务人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担保法》第六条明确“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由此可见，保证合同的订立主体是保证人与债权人，是该两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无关债务人。此处出现“债务人”，作用在于链接“保证责任”与“债务人行为”，明确保证责任的负担必须以“债务人违约”为前提，但不代表着债务人是保证合同的一方主体，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签署任何文书并不代表上诉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没有成立。2、未经债务人同意的保证合同，仍是有效合同。如上所述，保证合同无关债务人，系发生在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未经债务人同意的保证合同，其效力不受任何影响，实践中的保证合同有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担保人同时签署的，也有保证人与债权人单独签署的，因此保证合同没有债务人签署不代表着未经债务人同意的保证合同其效力存在瑕疵乃至无效。在商品房交易的过程中，一样存在房开公司向商业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商业银行据此向购房人发放贷款，而房开为前述购房贷款提供连带保证的情形，在此种交易模式下，房开公司并不一定都在借款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但从来没有影响商业银行在购房人拒绝归还商业贷款时向房开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也没有影响房开承担保证责任以后的追偿权。本案与商业银行、房开公司、购房人的交易模式是基本一致的。浙江中大元通公司采取融资租赁方式向有购车需求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款，而上诉人作为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的合作方，需要为浙江中大元通公司提供的融资租赁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张娟作为购车人，需要以自己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在这种交易模式下，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相当于商业银行，上诉人相当于房开公司，而张娟相当于购房人，唯一让一审法官可能产生理解困难的是，卖车给张娟的并非上诉人。但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陈述清楚，上诉人与卖车给张娟的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是合作关系（此事实还有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黔0281民初293号、1011号予以确认），即上诉人向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提供车辆供其出卖，也为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的购车人提供浙江中大元通公司这样的融资渠道，一审法院在审理时也查明了，张娟确实在向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购车时缺乏资金，经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与上诉人联系，由上诉人将张娟推荐给浙江中大元通公司进行融资，也就是说，没有上诉人，浙江中大元通公司不可能向张娟提供融资支持，上诉人的存在令到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与张娟顺利完成车辆交易，使张娟顺利购车，而且还为张娟承担了好几期融资租赁款，而一审法院的认定无疑抹杀掉了上诉人在前述交易中的关键作用。二、上诉人与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上诉人基于前述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后，当然有权享有追偿权，此种追偿权的享有并不以取得张娟的同意为前提条件。一审法院既没有认定张娟与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签订的《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为无效协议，也没有认定上诉人与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却判决上诉人基于有效合同却没有享有追偿权，此系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担保法》第十四条与《民法典》第六百九十条均规定，债权人可以与保证人协商订立最高额保证的合同，约定在最高额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保证，因此上诉人与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上诉人自愿为浙江中大元通公司与上诉人推荐的客户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浙江中大元通公司要求确认债务总额之日止期间签订的《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上诉人也已经举证证明张娟是基于上诉人的推荐，才与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签订《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并据此取得了融资租赁价款，无论张娟是否明示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均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张娟追偿。保证人的追偿权自保证合同产生，理由是，一方面《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和《民法典》第七百条均明确规定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另一方面，从真意探究的角度，保证人愿意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必然暗含着债权人同意在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债权人将其向债务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以及该权利负载的瑕疵原状让渡给担保人的意思内容，否则，《担保法》、《民法典》意义上的保证便无从产生。三、一审法院即使认为保证合同不成立，但已经认定了上诉人代偿的事实后，上诉人仍然就其代偿的款项有权要求实际受益人张娟予以返还，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本院认定的事实中已经查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张娟代偿的事实，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因保证未征得被上诉人同意而不发生保证追偿的法律效力，但上诉人的代偿行为使得被上诉人对浙江中大元通公司的债务得以消除，上诉人基于代偿的客观事实也应当取得对被上诉人的债权，对被上诉人仍然享有追偿权。如果一审法院径行裁判上诉人不得主张被上诉人返还其代偿的款项，那么上诉人此后也无法另行提起诉讼，因为上诉人另行提起的诉讼可能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由此必然造成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而不诚信的被上诉人竟然可以心安理得享有上诉人代偿的款项而无需承担返还的义务，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的理解保证合同是在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成立的合同，进而裁判被上诉人不承担返还义务，系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张娟辩称，被上诉人不是在上诉人处购买的车辆而是从贵州隆泰公司盘州市分公司购买的，购买车辆的时候，因为订车时间延迟、防侧翻仪未装、车后门未改，就和隆泰公司商议前三期车款由隆泰公司垫付，车款打完以后，再偿还给隆泰公司。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没有进行任何合意、商议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担保，而且上诉人所称担保金额也与被上诉人实际的贷款金额不一致。被上诉人后期订车的5万元，隆泰公司既没有给被上诉人车，也没有还被上诉人的钱。上诉人为了自己的公司利益损害被上诉人的个人利益。旭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娟偿还原告代偿的租金41766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原告代偿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21年2月1日为538.97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张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日，原告旭辉公司与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原告旭辉公司推荐客户给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原告所推荐的客户在向原告或其他经销商购买车辆后，向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申请售后回租，签订《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为保证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的债权得以实现，原告自愿为原告向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推荐的客户与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依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当原告所推荐的客户未按《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有权直接要求原告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租金、服务费、回购价款、保证金、提前结清后续费、抵押时限逾期费、逾期利息、实际产生费用、违约金等费用。2020年6月9日，被告张娟向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购买车辆，缺乏资金，经隆泰公司与原告旭辉公司联系，由原告旭辉公司将被告张娟推荐给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进行融资，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甲方）与被告张娟（乙方）采用网签的方式签订了《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乙方已从经销商手中完成交接并已验收合格，同时取得租赁物的完全所有权。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向乙方购买该租赁物，并将租赁物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保证以占有改定方式将租赁物交付至甲方，以代替实际交付。甲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甲方与乙方之间不再另行签订转让协议，乙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本合同以承租人身份享有车辆的相关权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租金由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通用条款第3.6条中约定，为了保护甲方对租赁的所有权，甲方根据需要有权要求乙方与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签订抵押合同或最高额抵押合同，将租赁物抵押给甲方或其指定第三方，乙方应协助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办理抵押等相关手续，但甲方的抵押行为不得影响乙方对租赁物的占用使用。第10条约定了乙方为履行合同义务，向甲方支付保证金为履约的质押担保。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租赁本金为502000元，首付租金50200元，分期租金分为36期，每期租金13922元，租金由被告张娟汇入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账号为19×××24或被告张娟以卡扣形式，偿还租金等各项应付款。合同还对租赁物的折旧、保证金的数额、违约金、合同的解除等进行了约定。同日，被告张娟通过网签的方式向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出具了收款凭证，同时授权中国农业银行从其62×××71的账号内代扣租金。《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中，未约定由原告旭辉公司为被告张娟提供担保。《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被告张娟从隆泰公司盘州分公司提起车辆。在原告旭辉公司将被告张娟推荐给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至被告张娟与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签订《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过程中，原告旭辉公司与被告张娟未协商过由原告为被告张娟提供担保。2020年6月11日，旭辉公司向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出具了推荐函，将被告张娟纳入旭辉公司推荐的客户名单。2020年9月20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吴明珍于9月向被告张娟的62×××71的账号转款13922元，10月、11月，旭辉公司为张娟向中大元通公司支付了两笔款项，共计2784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旭辉公司与被告张娟之间是否存在保证合同关系，被告张娟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原告所主张的代偿租金。保证合同，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方，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而订立的合同。保证合同为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达成的合意，作为债务人应当知道是谁为其提供担保。但本案中，被告张娟与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由原告旭辉公司为被告张娟提供担保，而被告张娟也未请求原告旭辉公司为其债务提供担保。庭审中，原告认可与被告之间未协商过为被告担保的事宜，因此，原告旭辉公司与被告张娟之间并未形成担保的合意，原告旭辉公司与被告张娟之间并无保证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双方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仍坚持以保证合同关系，要求被告张娟支付代偿款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9元，由原告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旭辉公司向本院提交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2021年6月8日还款明细，拟证明2021年6月8日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偿还41766元。被上诉人张娟质证认为，不认可该证据，要求出示中大元通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被上诉人张娟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2021年6月8日还款明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偿还代偿租赁款。本院认为，案外人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娟签订《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案涉车辆给被上诉人张娟使用,被上诉人张娟分期向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支付租赁款。此前，上诉人旭辉公司与案外人中大元通成都分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上诉人为前述《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中被上诉人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诉人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上诉人张娟逾期支付的三期融资租赁款进行了垫付，履行了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故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向其偿还垫付租赁款41766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为其提供保证担保以及上诉人为其垫付租赁款的事实，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1）黔0281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付租赁款41766元；三、驳回上诉人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4元，合计1273元，由被上诉人张娟负担（被上诉人张娟连同前述应付款项一起支付上诉人贵州顶效开发区旭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2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芳审判员 朱会峰审判员 何与芹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