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某，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征宇，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58年6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女，1982年6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82年6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虹艳，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4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支持樊某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樊某与张某双方存在婚约。该两人婚约的订立，是在2018年五一放假期间，在云南昆明旅游时，经过李某即张某的母亲亲口当着樊某和张某的面承诺的和应允的。二、关于为张某、李某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衣物、吃喝花销、旅游花销、逢年过节等消费性支出，均不是一般赠与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消费性支出。而应当认定为彩礼属性，应予返还。三、关于主张的购车指标款项。《收条》的形成是张某出具的，再者，274000元钱款在张某手上，而樊某不签字，张某也不会给的。剩余1000元，也是实实在在真实存在于张某手上。况且北京购车指标系张某通过虚假婚姻证明所得，其应当知晓北京目前刑事打击虚假办理购车指标这一严重后果。因此，樊某要求其退还剩余的1000元购车款。四、为张某购买的首饰，这一部分属于彩礼属性。樊某认同法院这一认定。但在购买各种金银首饰的品种、数量上，樊某提交的证据清单已足以证明樊某的主张。因此，应当按照樊某的主张判决返还。五、李某应当承担返还连带责任。因为婚约的订立，是作为家长承诺和应允的，她作为家长一起参与欺骗，就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六、关于案件受理费9156元全部由樊某承担，樊某不认可。既然金银首饰认定为彩礼，判张某返还。这部分折算成钱款的诉讼费用就应当由张某承担，而不应当由樊某全部承担。张某、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樊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返还樊某钱款535640.94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9年2月2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利息；2.判令李某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某与张某通过婚恋网站相识，于2018年3月确定恋爱关系，于2019年2月结束恋爱关系，双方未同居生活。李某系张某之母。2018年3月2日，樊某通过微信向张某发送：“替我买单，谢谢领导”并转账1000元，张某回复：“谢谢请客。”2018年3月4日，樊某向张某转账20000元，并发送：“自己买个礼物吧，给阿姨也买点礼物。一个是买手机的，一个是你跟阿姨来过节的。”2018年3月14日，樊某向张某转账521元，并发送：“昨天晚上听说白色情人节吗，给媳妇过年。”2018年3月18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发送：“看牙的费用都报销，不够再告诉我。”2018年3月28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发送：“买两套漂亮衣服。”2018年4月3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2018年4月11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2018年5月1日，樊某向张某转账2000元，并附言：“开心快乐每一天”。2018年5月10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发送：“母亲节和端午节快乐收红包。”2018年5月17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发送：“老板收红包。”2018年5月20日，樊某向张某转账520元，2018年5月21日，樊某向张某转账521元，并附言：“开心快乐”。2018年5月30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发送：“老板收红包。老板喜欢自己买，买漂亮的，自己喜欢的。”2018年5月31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元，并发送：“祝老板明天节日快乐。”2018年6月16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附言：“生日快乐”。2018年8月14日，樊某向张某转账5000元，并发送：“办卡，多了买酒喝。”2018年8月17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314元及521元。2018年11月10日，樊某向张某转账10000元，并附言：“媳妇购物快乐”。2019年2月4日，樊某向张某转账2019元，并发送：“祝老板2019鸿运当头，好运长久。”2019年4月20日，樊某（收款人、甲方）与张某（付款人、乙方）签订《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乙方交来购置北京小客车指标款274000元，双方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一审庭审中，樊某主张在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国贸商城、赛特购物中心等为张某购买衣服、鞋、包、被子、冰箱、遮阳伞、手机、茶几等日常用品支付了相关费用，要求张某、李某返还，并提交相关付款记录予以证明，张某、李某对此表示樊某确实为张某买过被子、衣服、鞋子、遮阳伞、冰箱，但都属于日常赠与，不是为结婚置办的物品，其他的付款记录无法显示购买物品内容，也不能证明是为张某购买，不同意返还。樊某主张张某分别以昆明旅游、北戴河度假、家中维修管道索要现金75000元，张某、李某对此表示昆明和北戴河旅游是应樊某邀请去的，并没有拿现金，维修管道确实收取5000元，属于日常赠与，不同意返还。樊某主张为张某购买车辆指标花费275000元，张某只返还274000元，尚欠1000元，张某、李某对此表示双方已协商一致返还274000元，不存在其他纠纷，不同意返还。樊某主张为张某、李某购买往返昆明、三亚的机票支付了相关费用，张某、李某对此表示是樊某主动要求张某、李某去旅游，属于日常赠与，不同意返还。樊某主张为张某办理洗浴卡、足疗卡支付了相关费用，张某、李某对此表示相关会员卡都是樊某自己办理，樊某也进行了消费，不同意返还。樊某主张为张某购买的定亲信物包括翡翠白菜挂件一个、金项链两条、金戒指一枚、翡翠耳环一副、金手镯一副、翡翠手镯一副、银杯两个、金佛一个、纪念币三枚、翡翠挂件、手把式、玉佩若干。张某认可樊某为其购买翡翠白菜挂件一个、金项链一条、翡翠耳环一副、翡翠手镯一副、银杯两个、猴年黄金纪念币一枚、狗年纪念币两枚（一大一小），都是在昆明期间为其购买的礼品，不代表双方之间存在婚约，同意将上述物品返还给樊某。樊某为证明双方以结婚为目进行交往，提交双方微信记录及照片予以证明。其中2018年5月20日，张某提到：“不是我非得较真儿，房子本来是你当初就答应我的，你说在北京买一个一百平左右的，现在工作重心在昆明，先在昆明买也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住在一起短时间还可以，结婚了长时间大家六七个人住在一起我觉得不太方便，我想有自己的家自己独立的空间就这么简单。我踏实了才能安心结婚才能踏实过日子。”2018年7月6日，张某试穿结婚礼服，樊某拍照发送给张某。张某对此表示礼服是在樊某再三要求下才试穿的，并没有购买，樊某承诺为其买房，并不是张某主动要求的，双方才认识几个月，不可能决定结婚，说结婚也是以后的事。一审法院认为，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彩礼是指以结婚为目的，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一方或其家庭成员给付另一方的礼金及贵重财物。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给付的财产能否界定为婚约财产或彩礼，应当结合赠与的具体情况、双方是否存在婚约等因素综合考量。本案中，樊某通过微信向张某转账给付的款项，从款项的给付时间、次数、金额及附言来看，系樊某为取悦对方、增进情感主动给付张某用于日常生活，与缔结婚姻无关，并不具备彩礼的特征，亦不存在张某、李某索要钱款的情况，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现赠与已经完成，樊某要求返还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樊某在交往过程中为表达、维系和发展感情，出于自愿为张某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赠送的物品、请客花费、旅游花销、逢年过节等人情往来的消费性支出，也应认定为赠与行为，樊某主张要求返还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樊某主张的购车指标款项，双方在《收条》中已明确约定樊某收到274000元后无其他经济纠纷，樊某再次主张该笔费用，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樊某为张某购买的首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为女方购买项链、耳环、手镯等首饰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品，其目的是为了缔结长久的婚姻，具有较强的特定性和目的性，应当将其纳入彩礼的范围，彩礼的返还以返还原物为原则，双方分手后，张某继续占有缺乏依据，应当予以返还，但樊某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全部首饰构成，一审法院按照张某自认的内容予以支持，张某表示同意返还，一审法院不支持异议。樊某要求李某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樊某翡翠白菜挂件一个、金项链一条、翡翠耳环一副、翡翠手镯一副、银杯两个、猴年黄金纪念币一枚、狗年纪念币两枚；二、驳回樊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樊某提交樊某与张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在婚约之后谈结婚，张某自认收到的首饰之外的首饰，封侯拜相金条、和田玉，价值共计26600元。张某、李某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某提交樊某和张某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4月3日樊某转账的1万元是烫头发及买吃的；2018年4月11日樊某转账的1万元，是樊某主动给付，要求张某带着妈妈去买东西。樊某认可该聊天记录。李某认可张某提交的证据。庭审中，樊某表示要求从2018年5月1日之后的款项都应当返还，因为当时张某母亲去昆明，已经认可了双方的关系，双方达成婚约。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无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及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张某应否返还樊某相应的财物。二审庭审中樊某明确表示主张自2018年5月1日之后的转账款项应予返还，理由是双方自该日起建立婚约关系，向张某的转账及为张某购买的物品、花销等属于彩礼，但从樊某微信向张某转账给付款项的次数、金额及附言内容来看，并不具备彩礼的特征，结合双方相识时间较短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行为系双方交往过程中男方为表达、维系并发展感情的一般赠与行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关于樊某为张某购买的首饰，一审法院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认定首饰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品，具有较强的特定性和目的性，并将其纳入彩礼的范围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关于返还范围，樊某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全部首饰构成，一审法院按照张某自认的内容予以支持，处理正确。除首饰外，樊某为张某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赠送的物品、其他花销等消费性支出，根据目前的证据，难以认定为系“彩礼”性质的支出，樊某主张要求返还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樊某要求李某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樊某提出的诉讼费用分担问题，一审法院确定的诉讼费用分担比例不当，本院综合本案案情适当作出调整。另，一审法院的其他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樊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156元，由樊某负担7356元（已交纳），由张某负担1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356元，由樊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夏审 判 员 申峻屹审 判 员 张 弘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史晓霞法官助理 李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