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69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正荣，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媛媛，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宇翔，男，198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颖，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典奥志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西路3号1栋18楼32号。 法定代表人：蒲学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媛媛，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正荣因与被上诉人曹宇翔、原审被告四川典奥志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8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正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曹宇翔对张正荣的起诉或驳回曹宇翔对张正荣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故提出上诉。第一，曹宇翔起诉典奥公司违约之诉与起诉张正荣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侵权之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不同的诉讼请求，前者系债权人起诉公司违约之诉，后者系起诉未履行增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之诉，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共同诉讼情形，不应当并案处理，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因此，债权人起诉公司违约之诉中不能一并起诉未履行增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书对原告起诉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同时一并起诉股东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作出了：“这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共同诉讼的情形”的认定，根据前述裁判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当驳回曹宇翔对张正荣的起诉。第二，典奥公司的增资发生在曹宇翔与典奥公司的交易发生之后，曹宇翔对典奥公司偿债能力的判断应是建立在其与典奥公司发生交易时典奥公司登记公示的注册资金基础之上，其请求交易发生后的增资股东承担连带补充责任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可知公司增加注册资金是扩张经营规模、增强责任能力的行为，原股东约定按照原出资比例承担增资责任，与公司设立时的初始出资是没有区别的。公司股东若有增资瑕疵，应承担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瑕疵相同的责任。但是公司设立后增资与公司设立时出资的不同之处在于，股东履行交付资产的时间不同。正因为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导致交易人（公司债权人）对于公司责任能力的预期是不同的。股东按照其承诺履行出资或增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法定的资本充实义务，股东出资或增资的责任应与公司债权人基于公司的注册资金对其责任能力产生的判断相对应。该回复亦作出了不能要求此后增资行为瑕疵的股东承担责任的结论。结合本案，曹宇翔与典奥公司的交易发生在典奥公司变更注册资金之前，曹宇翔对于典奥公司责任能力的判断应当以其当时的注册资金500万元为依据，而典奥公司能否偿还曹宇翔的债务与此后典奥公司增加注册资金是否到位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股东张正荣的增资瑕疵行为仅对典奥公司增资注册之后的交易人（公司债权人）承担享相应责任，曹宇翔在典奥公司增资前与之交易所产生的债权，不能要求此后增资行为瑕疵的股东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系针对公司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连带补充责任，并未针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增资义务的股东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颁布时间系在复函之后，但两者的规定并非矛盾冲突，而是一般与特别，普通与具体的情况，依据法律具体优先于普通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遵照复函的精神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46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也持该观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支持张正荣的上诉请求。 曹宇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正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理由如下：（2015）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案情以及法律关系不同，该民事裁定书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依据。（2015）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书涉及的每个被告的法院管辖地都是不一致的，并且该案件金额巨大。本案中曹宇翔是基于曹宇翔住所地为成都市高新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两位被告不存在管辖不一致的相应情况。其次，该（2015）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书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列出的股东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属于不同的法律请求，所以，没有支持合并审理。本案中，曹宇翔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要求张正荣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曹宇翔认为本案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法律障碍，该案件两被告都可以在原审法院进行诉讼，因为曹宇翔的住所地是成都市高新区。本案不存在股东侵权之诉与公司违约之诉的两个法律关系，并且，本案进行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以及提高司法效率。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该复函属于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个案答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出修改，亦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个案答复与新修订的法律及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不是普通与特殊的关系，应当优先适用新制定的法律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至于（2019）最高法民申5463号民事裁定书，亦与本案存在极大的不同和案情的区别，该案之所以未采纳将股东作为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的人员，原因在于债权人行使债权时放弃了保证人承担连带债务的行为，但是本案中，曹宇翔不存在任何该情形。因此，本案应当要求公司股东张正荣对曹宇翔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张正荣存在诸多的不诚信诉讼的行为，并且，在本次诉讼之前2015年曹宇翔已经另案向典奥公司进行过起诉，并且，该两案也都已经在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目前处于第三次恢复执行过程中，由此可以看出，典奥公司无力支付其相应债务。且，在本案一审查明事实中可以看出，2018年典奥公司及张正荣是收到了案外人云南三元德隆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公司）支付的1020000元的分成款，但张正荣及典奥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履行之前2015年一审法院的判决，更没有支付本案中所应支付的相应项目分成款，甚至诉讼过程中张正荣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注册资本都在未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变更，因此，曹宇翔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裁判以及适用法律以及法院的认定部分都是正确的，应当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典奥公司意见同一审意见一致，即：一、曹宇翔未按照《工程项目合作书》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管理义务及跟踪落实该工程的进度往来款，因此其要求典奥公司支付分成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张正荣不存在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典奥公司2008年成立时注册资本是500万元，目前注册资本也是500万元，张正荣在公司成立之日已经履行完毕了出资义务。三、即使典奥公司应向曹宇翔支付项目分成款，具体金额也与曹宇翔主张的不同，在扣减为收回项目款所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管理费等开销外，典奥公司应向曹宇翔支付的废水、废气两项工程的项目分成款共计为291347.7元，且该金额已无法区分，曹宇翔亦不能证明废水处理工程的分成款的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曹宇翔起诉典奥公司违约之诉与起诉张正荣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之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情形，不应当并案处理，应当驳回其起诉。且本案债务形成于张正荣对公司增资之前，按照相关规定，张正荣亦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曹宇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正荣、典奥公司向曹宇翔支付合作项目分成款202492.5元；2.判令张正荣、典奥公司支付逾期支付的合作项目分成款的利息至张正荣、典奥公司实际支付完毕为止（以202492.5元为基数，按照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4月5日暂计至2020年6月4日，利息暂计为10276.5元）。一审诉讼中，曹宇翔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1.判令典奥公司向曹宇翔支付合作项目分成款202492.5元；2.判令典奥公司向曹宇翔支付逾期支付的合作项目分成款的利息（以202492.5元为基数，按照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4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为止）；3.判令张正荣在典奥公司没有履行完毕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31日，张正荣（甲方）与曹宇翔（乙方）签订《工程项目合作书》一份，约定：1.双方共同投标、建设三元公司五万t/a铝型材生产线生产废水处理工程及相关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废水项目）；2.该项目股份比例为甲方占51%，乙方占49%；3.本项目资金出现周转紧张时，由各投资者按上述股份投资或向其他机构借贷，借贷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计入成本，由投资者共同承担；4.该项目的设计等技术支持由第三方负责，并向第三方支付相关技术服务费，并计入成本；5.该项目的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及协调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由乙方主管，该项目的工程进度往来款由乙方负责跟踪落实，并专款专用；6.该项目的利润、风险分享承担标准为在扣除该项目的各项成本费用、向典奥公司缴纳5%管理费（不再向典奥公司支付其管理人员工资）后，按照股份比例分享承担；7.利润分配时间为业主支付款项达到80%时开始结算，并支付完所有成本后开始分配，之后的利润分配进度按业主款项支付进度进行；8.该项目的各项资金支出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支付需由双方签字确认后方可支付。该合作书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典奥公司在该合作书“甲方签章处”加盖了公章。 2013年4月15日，三元公司（甲方）与典奥公司（乙方）签订《废水处理建筑安装工程合同》一份，约定：1.三元公司将废水项目发包给典奥公司实施；2.合同总金额为290万元，三元公司在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10日内向典奥公司支付合同总金额40%的工程首付款，在典奥公司进场施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35%的施工进度款，在典奥公司进场完成所有工程，施工完毕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工程价款，在典奥公司调试完毕，系统设备运行正常，运行系统和水质经相关环保部门监测验收合格并出具合格的监测验收报告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工程价款，在运行系统和水质经相关环保部门监测验收合格并出具合格的监测验收报告之日起系统正常运行达12个月后的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余款；3.每次三元公司支付给典奥公司工程款时，必须由三元公司代扣代缴相应税金，若典奥公司在三元公司所在地办理了外出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则按3.39%代扣代缴税金，否则按5.39%代扣代缴税金。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因三元公司支付部分项目工程款后，典奥公司未按约定向曹宇翔支付项目分成款，曹宇翔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12日立案受理。除认定上述事实外，法院还查明并认定以下事实：1.《工程项目合作书》虽为张正荣以个人名义签订，但实乃代表典奥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合同相对方为曹宇翔和典奥公司；2.三元公司向典奥公司支付工程款已达到工程款总额的85%，且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对于工程整体而言成本已支付完毕，因此已达到《工程项目合作书》约定的项目利润分配条件；3.三元公司已向典奥公司支付了工程款2465000元，其中代扣代缴税金73732.5元，此外典奥公司为三元公司代建土建工程产生的土建工程款22000元也作为成本费用进行扣除；4.三元公司出具的《付款说明》载明该项目的代表为曹宇翔，因此认定曹宇翔已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项目管理职责，享有分成的权利。诉讼中，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对各自主张的案涉项目各项成本进行了核算。根据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计算并扣除相应成本及曹宇翔已领取的项目款，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2015）高新民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典奥公司向曹宇翔支付项目分成款218938.04元。同期双方因另一废气项目工程款引起的（2015）高新民初字第619号案件，曹宇翔胜诉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未查找到典奥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裁定终结该案本次执行程序。此外，在（2015）高新民初字第6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共同确认在三元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中预先扣除10万元增值税，以后不再在成本中扣除增值税。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麒麟法院）于2018年2月5日受理典奥公司与三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典奥公司诉请判令三元公司向其支付1002630元工程款（其中废水处理建筑安装工程款435000元，废气处理建筑安装工程款145630元，废气处理设备销售款400000元，土建款22000元）以及相应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等合计1272939元。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媛媛作为典奥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麒麟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云0302民初87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三元公司支付典奥公司工程款本金1002630元，该案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典奥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8128元由三元公司承担。双方达成调解后，三元公司以银行转账、转让承兑汇票等方式陆续向典奥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和案件受理费。2019年4月4日，三元公司向典奥公司出具《付款说明》，载明截至2019年4月4日已提前支付了所欠典奥公司的所有工程款和案件受理费（含代扣代缴税款和安全违规罚款），该《付款说明》中亦载明曹宇翔系项目负责人。2019年4月10日，典奥公司出具《解封申请书》，载明因三元公司已按（2018）云0302民初870号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特向麒麟法院申请解除对三元公司财产的司法查封。 一审审理中，典奥公司确认截至2019年4月4日已按照（2018）云0302民初870号民事调解书实际从三元公司收回废气、废水项目工程款共计1002630元，但认为应扣除相应成本和管理费，具体包括为收回该款项进行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3814元和代扣代缴税费及罚款49097.35元，管理费50131.5元，扣除成本和管理费后废气、废水工程项目利润合计594587.15元，曹宇翔应分得291347.7元，对土建款22000元在任一案件中扣除均可。曹宇翔对典奥公司主张应扣除的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3814元予以认可，对其主张的律师费、代扣代缴的税费及罚款不予认可。同时，曹宇翔出具书面说明主张对张正荣所应承担的责任类型修正为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1.典奥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初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多次变更后，至2013年1月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正荣，公司股东为张正荣（出资475万元占股95%）和程霞（出资25万元占股5%），工商档案显示上述500万元出资均已实缴到位。2014年4月10日，典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200万元，其中张正荣认缴1140万元（已实缴475万元），认缴665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8月22日前。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张正荣承认自己认购的665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并未实缴。一审庭审后，2020年9月18日，典奥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其中法定代表人由张正荣变更为蒲学军，公司注册资本减至500万元，张正荣出资减至475万元。 2.2018年1月20日，典奥公司与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承办其与三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律师费为30万元。2019年8月19日，案外人王兴东受典奥公司委托向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转款30万元，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12月4日开具增值税发票。典奥公司为（2018）云0302民初870号案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支付担保保险费38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 此外，典奥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三元公司2013年11月4日出具的《工作函》，典奥公司2013年11月27日向三元公司出具的函件，三元公司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工作函》，以证明案涉废水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并非曹宇翔。一审法院认为，对三元公司出具的第一份《工作函》，内容为要求典奥公司落实项目负责人等事项，另案也已查明该事实，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因该份证据仅为要求典奥公司明确项目负责人，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典奥公司向三元公司出具的函件，内容为通知三元公司尽快清理出现场安装场地并告知项目相关负责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该函件系典奥公司单方出具，从内容看也并非针对三元公司第一份《工作函》的更正复函，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三元公司出具的第二份《工作函》，内容为要求典奥公司解决项目施工中的问题，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和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典奥公司是否应向曹宇翔支付案涉废水项目利润；二、曹宇翔应获支付的案涉废水项目利润如何计算；三、张正荣是否应当对典奥公司未履行完毕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别评述如下： 一、典奥公司是否应向曹宇翔支付案涉废水项目利润。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项目合作书》约定双方共同投标建设案外人三元公司废水项目，其中由曹宇翔负责项目现场施工、质量安全及协调，以及项目工程进度往来款的跟踪落实。从另案查明事实可知，曹宇翔系案外人三元公司出具的《付款说明》中载明的案涉项目负责人，足以证明曹宇翔系案涉项目负责人且已尽跟踪落实工程进度往来款义务，典奥公司作为案涉《工程项目合作书》合同主体，如以诉讼形式要求合同相对方履约，只能由其提起，因此其起诉要求案外人三元公司支付工程款并不能否定曹宇翔已尽跟踪落实工程进度往来款的义务。对于曹宇翔是否有权要求典奥公司支付案涉废水项目利润，已有一审法院生效裁判作出认定，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对典奥公司、张正荣关于曹宇翔未按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跟踪落实工程进度往来款因而无权要求分配利润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曹宇翔应获支付的案涉废水项目利润如何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案外人三元公司系将案涉废气、废水项目工程款合并支付给典奥公司，因此可首先计算两项工程总的可分配利润，再计算其中案涉废水项目的可分配利润，最后根据双方约定的分配比例计算曹宇翔可分配的废水项目利润。 1.关于废气、废水项目总的可分配利润。对典奥公司主张其代扣代缴税费及罚款49097.35元，因案外人三元公司出具的《付款说明》载明已为典奥公司代扣代缴税款和安全罚款，且曹宇翔与典奥公司在（2015）高新民初字第619号案件处理中已确认预先扣除10万元增值税，以后不再在成本中扣除增值税，因此对典奥公司主张的本项成本，一审法院不予扣除。对典奥公司主张的律师费30万元，典奥公司委托律师代理案件系为双方共同的诉讼利益，该费用应由双方分担，（2018）云0302民初870号案件诉讼标的仅为1002630元，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显然过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实施代理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代理事项所必然付出成本的事实，基于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依据公平原则，酌定以该案收回的工程款本金1002630元为基数，按6%计算代理费。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扣除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3814元，对典奥公司、张正荣要求扣除该费用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废水、废气项目总的可分配利润为1002630元-（5000元＋3814元）-（1002630元×6%）=933658.2元。 2.关于废水项目的可分配利润。典奥公司在（2018）云0302民初870号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的废气、废水项目工程款本金为1002630元，因此可按照典奥公司在该案诉讼请求中列明的各项工程款组成来计算废水项目工程款所占比例，该比例即废水项目可分配利润在两个项目总的可分配利润中所占比例。典奥公司在（2018）云0302民初870号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的废气、废水项目剩余工程款本金中列明废水处理建筑安装工程款435000元，土建款22000元，考虑到土建款系典奥公司在废水项目中为案外人三元公司代垫产生，且已在（2015）高新民初字第620号案件中作为成本进行扣除，应将其作为废水项目工程款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此案涉废水项目工程款为457000元，所占比例为457000元÷1002630元×100%=45.58%，因此废水项目的可分配利润为933658.2元×45.58%=425561.41元。 3.关于曹宇翔可分配的废水项目利润。案涉《工程项目合作书》约定在扣除各项成本费用及5%的管理费后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因此曹宇翔可分配的废水项目利润为[425561.41元-（425561.41元×5%）]×49%=198098.8元。 三、张正荣是否应当对典奥公司未履行完毕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工商档案显示，张正荣在典奥公司成立时其出资475万元实缴到位，2014年4月10日典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1200万元，张正荣认缴665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为2019年8月22日前。据一审庭审查明，张正荣未履行增资义务。张正荣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33号）精神，因曹宇翔与典奥公司交易发生于公司增资之前，故张正荣不因瑕疵增资对曹宇翔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之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以认缴为原则，实缴为例外，在认缴制的情况下，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不再具有自行担保的功能。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并未对公司债权人行使权利附加其他限制条件，未区分增资瑕疵的时间是发生在债权债务产生之前或之后，故因《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33号）系2003年的个案答复，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实施于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应当优先适用。曹宇翔对典奥公司的偿债能力预期仍以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1200万元为准，张正荣作为股东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典奥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典奥公司和张正荣在曹宇翔提起本案诉讼后，未通知债权人曹宇翔而进行减资，其减资行为对曹宇翔不产生法律效力，且其意欲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明显。张正荣担任典奥公司法定代表人，又系控股股东，典奥公司已收到合同相对方支付的款项，但在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曹宇翔债权且申请法院执行后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至今未向曹宇翔支付应分得利润，导致执行案件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应对张正荣应否承担股东责任进行审理。对张正荣关于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与典奥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应并案处理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此外，一审法院亦想说明，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本案典奥公司在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曹宇翔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收取案外人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后并未积极清偿债权，导致生效裁判未获执行，已难谓诚信，在获知曹宇翔以张正荣出资不到位而提起本案诉讼后，仍然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减资，以形成张正荣出资到位的表象，试图逃避针对张正荣的股东个人责任，实属心存恶意，应予谴责。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案涉《工程项目合作书》约定和典奥公司实际收回的剩余工程项目款，典奥公司应向曹宇翔支付废水项目工程利润198098.8元。《工程项目合作书》虽未就逾期付款利息进行约定，但典奥公司逾期支付利润确实对曹宇翔造成资金收益损失，考虑典奥公司实际收回剩余工程款的时间、曹宇翔的诉讼请求和相应利率标准的最新变化，典奥公司应自2019年4月5日起，以典奥公司欠付的废水项目工程利润为基数，以相应利率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典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曹宇翔支付项目工程利润198098.8元；二、典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曹宇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98098.8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4月5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8098.8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张正荣在其未出资的665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典奥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曹宇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92元，减半收取计2246元，由典奥公司、张正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典奥公司虽然在二审中陈述了曹宇翔无权向该公司主张债权的意见，但该公司并未提起上诉，其陈述意见不是二审的审理范围。根据各方在二审中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曹宇翔是否有权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张正荣，如果可以，其要求张正荣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对此评述如下： 原审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就典奥公司向曹宇翔支付项目分成款进行裁判，麒麟法院亦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就案外人应当向典奥公司支付的款项进行调解，典奥公司亦收到了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但曹宇翔至今未收到典奥公司支付的款项。张正荣系典奥公司的股东，曹宇翔在生效判决未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以典奥公司和张正荣为被告提起诉讼，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对张正荣应是否承担股东责任一并进行审理。张正荣援引（2015）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作为其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依据，但该案中，当事人之间有关于管辖的约定，且原告请求权基础亦与本案不尽相同，故张正荣以该案为依据否认其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曹宇翔与典奥公司《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在典奥公司增资决议之前，但案涉工程项目的施工、结算等诸多重要事实均发生在典奥公司增资决议之后，也即典奥公司对曹宇翔的债务实际确定于公司增资决议后，虽然张正荣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33号）作为否认其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但该回复系个案答复，且2013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以认缴为原则，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理，曹宇翔对典奥公司的偿债能力的预期应当以增资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准，即1200万元。张正荣本应于2019年8月22日前增资665万元，但张正荣未履行增资义务。相反，在曹宇翔提起本案诉讼后，张正荣于一审庭审结束后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减资，试图形成张正荣实际出资到位的表象，该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本院对此予以否定性评价，且认定该减资行为对曹宇翔不发生效力。至于张正荣援引的（2019）最高法民申5463号民事裁定，该案是公司作为担保人，其股东抽逃出资，且存在债权人放弃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导致公司担保责任加重的情形，与本案案情不同，不能作为张正荣否定其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综上，张正荣上诉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张正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62元，由张正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田笛 审 判 员 夏伟 审 判 员 李玲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赵成 书 记 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