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再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妹丽，公民身份号码×××，住西宁市城西区海湖新区省。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军，西宁城西区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全发，公民身份号码×××，住青海省西宁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谈琴，公民身份号码：×××，住西宁市。以上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珊，青海豪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妹丽与被申请人杨全发、谈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李妹丽于2019年10月21日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青0104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杨全发、谈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2020）青01民终958号民事判决。李妹丽不服，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青民申39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李妹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军、被申请人杨全发、谈琴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徐红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妹丽再审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二审法院仅以证人马淑珍与李妹丽有利害关系而断然否定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明显违背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期间李妹丽以持有的杨全发借款凭证为基本证据，以保证人马淑珍出庭证言以及杨全发在微信中承认仍未偿还借款本金的基本事实为辅助证据，诉请杨全发偿还借款本金23万元，并承担逾期支付利息。杨全发则以给担保人马淑珍账户打款的事实，辩称其已经超额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在认真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了申请人的诉请；二审法院则以证人马淑珍系借款担保人，因李妹丽未起诉马淑珍，双方具有利害关系，马淑珍的证言不能采信为由，认定杨全发所还89100元属于借款本金，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判，故出庭证人（保证人）马淑珍的证言是否应当采信成为一、二审法院不同裁判争议的焦点。据此，李妹丽认为：第一，马淑珍与杨全发系常年的朋友和同事关系，马淑珍与杨全发具有高度的利害关系，李妹丽与杨全发在借款前从未认识，杨全发的借款以及偿还利息行为是通过马淑珍实施，马淑珍是杨全发提供的担保人，从生活基本经验和逻辑出发，李妹丽不可能向一个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借款而不要求支付利息，二审法院仅以李妹丽不起诉马淑珍即存有利害关系之理由拒不采信马淑珍的证言，证据认定错误。第二、一审期间杨全发认可与马淑珍之间具有长期的经济往来关系，杨全发经营活动的资金往来是通过马淑珍的账户进行的，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高度信任关系。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即“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规定”李妹丽在本案只起诉杨全发而未起诉保证人马淑珍是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并无不当。如果二审法院认为需要查明案件事实的话，可以通知马淑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马淑珍也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马淑珍既是杨全发的保证人，也是全案事实的直接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这样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符合法律作证条件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仅以利害关系为由改判一审判决，违背法律规定。二、二审法院对于申请人提交的的新证据同意组织质证后又不组织质证。首先，一审期间杨全发的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他们对马淑珍所作的调查笔录，当马淑珍发现这份调查笔录所写内容并未按照她的真实意思书写后，即要求出庭作证以澄清事实。出庭中，马淑珍当面向法庭播放了她与杨全发就约定利息相关事实的通话录音以及杨全发认可在接受借款时提前按照3分利息约定扣除18000元利息的事实。二审期间李妹丽向法庭提交了新发现的马淑珍多次向被申请人就约定利息事实的通话录音，在这些通话录音中，杨全发十分明确的要求马淑珍不要说将还款说成利息，那样会使他承担更多的还款责任，这些通话录音证据与双方在借款之初就按3分利息扣除18000元本金相印证，足以说明双方对利息有着明确的约定，因此，证人马淑珍对于利息约定的证明力，不仅有言词证据证明，更有马淑珍与杨全发之间对于利息问题的通话录音以及杨全发认可在借款之初就提前按照3分利息标准扣除18000元利息等行为证据的佐证，对于如此重要的新证据，二审法院既然接受申请人的提交并同意组织质证，被申请人也未对此作出抗辩，就应当组织质证，但二审法院因杨全发未能在法庭规定的时间里提交其与马淑珍没有经济上来往关系的证据而断然不对李妹丽提交的新证据组织质证。其次，我国法律不仅承认书面约定，也承认口头约定。诚然，双方在书面借款凭证中未写明利息，但不能否认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事实的存在，马淑珍以详实的证据和杨全发的行为证明借款双方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再者，一审法院在对89100元到底是偿还本金还是偿还利息的事实认定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即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优先认定89100元为偿还之利息，一审法院对法律的适用体现了法律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本意，二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以利害关系为由裁断89100元为偿还本金，无视法律和事实。四、2020年7月10日，李妹丽的诉讼代理人接收二审裁判文书，接受法律文书时，发现该文书上未列明双方诉讼代理人的情况，属于判决文书需要补正的情形，被告知无须补正。在判决文书中不列明诉讼参加人的情况，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之规定，违反了审判活动的公开原则。五、以主审法官书面调查方式代替开庭审理方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二审审判组织及审判方式的法定要求。六、二审法院免除谈琴的法律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借款是因杨全发经营活动所需发生，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据此，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杨全发所借资金用于经营行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必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形成之债务亦必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申请人的举证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第9条第（四）项关于不需举证的情形，二审法院以李妹丽对夫妻共同债务举证不能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立法本意的错误理解。杨全发辩称，1.李妹丽应就其主张的杨全发向马淑珍8次汇款共计175200元，经李妹丽和马淑珍核对账目，杨全发向李妹丽还款81900元，余93300元是杨全发与马淑珍的账务往来的事实举证证明。在李妹丽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杨全发对该主张不予认可。2.录音证据并非本案新证据，原一审期间已经出示并质证，该证据由马淑珍提供，以偷录形式取得，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在杨全发的代理律师向马淑珍所做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说明杨全发与李妹丽之间没有“三分利息”的约定。3.关于“三分利息”是否存在的问题。杨全发仅承认给李妹丽一两万元的好处费，汇款均发生于杨全发与马淑珍之间，“三分利息”的约定仅是李妹丽与马淑珍之间的私下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还款时未约定先还借款本金还是借款利息的，应先抵充借款利息再抵充借款本金。故杨全发归还的81900元应抵充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年利率在24%以内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年利率在24%-36%的民间借贷属于自然债务，年利率36%的民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认为已经归还的81900元应抵充利息，但该利息是按照“三分息”也就是年利率36%计算出来的，不符合上述条款的规定，判决认定违法。4.马淑珍作为本案借款中的利害关系人，其提供的证据不应予以采纳。马淑珍与李妹丽私下约定的行为损害了杨全发的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情形。根据现有证据，截止2009年4月30日，杨全发已经通过马淑珍向李妹丽转款175200元，另向李妹丽给付现金50000元，杨全发已全部履行还款义务。马淑珍虽为名义上的担保人，实际上属于债务转让的受让人，对此李妹丽知情并同意。马淑珍从借款中抽取18000元的好处费，在收到杨全发的还款时私自挪用应当归还的部分款项，依据其与李妹丽之间的私下约定，向李妹丽转付杨全发的还款，马淑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应就本案借款向担保人马淑珍提起诉讼，如若未就此诉讼主张权利，应就对担保人免责的部分对债务人同样免责。5.关于逾期利息是否存在的问题。双方没有书面约定还款期限，虽然2018年8月23日杨全发虽然承诺对账，但是双方对还款数额一致没有明确合意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付逾期利息。另，杨全发在2009年4月30日之前已经完成了全部还款义务，不存在计付逾期利息的问题。谈琴辩称，谈琴有固定工作，享有固定收入，案涉借款用于投资和承包工程，对此谈琴并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对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杨全发的个人债务，谈琴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李妹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全发偿还欠付借款本金230000元、承担逾期利息163300元，谈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1670元、保全担保费1000元由杨全发、谈琴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杨全发因承揽建设工程，经证人马淑珍介绍向李妹丽借款。2008年1月21日，杨全发向李妹丽借款200000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李妹丽现金计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借款人：杨全发，2008年1月21日。”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李妹丽先行扣除三个月的利息18000元后，实际支付借款182000元。2008年5月20日，杨全发又向李妹丽借款3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并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李妹丽人民币计叁万元（30000），杨全发，2008年5月20日。”杨全发认可实际收到借款30000元。李妹丽在两份借条上均注明：2009年4月20日前利全清。2013年8月23日，杨全发向李妹丽出具承诺一份，载明：“李妹丽与杨全发账于2013年度对账并结清。（还款），2008年借款，杨全发2013.8.23”。杨全发向证人马淑珍8次汇款情况：2008年9月27日70000元；2008年10月24日9300元；2008年11月27日8400元；2008年12月21日8400元；2009年1月22日58400元；2009年3月9日6900元；2009年3月27日6900元；2009年4月30日6900元；共计175200元。证人马淑珍认可上述款项中，包含200000元借款的12个月的利息72000元，30000元借款的11个月的利息9900元，70000元借款的1个月的利息2100元，70000元是杨全发归还借李妹丽的其他借款，其余是马淑珍与杨全发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另查明，杨全发与谈琴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李妹丽主张给杨全发借款230000元，杨全发认可借贷的事实，但借款本金应以实际出借的数额为准。第一笔200000元的借款，李妹丽预先扣除了利息18000元，第二笔30000元借款未预先扣除利息，故实际借款本金数额为212000元。利息问题，杨全发主张未约定利息，为无息借款。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马淑珍陈述来看，杨全发是按照月利率3％来支付利息，即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36％。庭审中，杨全发主张三个月后归还的款项应当认定为本金，该陈述应视为对借款期限自认为3个月。结合200000元借款预先扣除18000元利息（月利率3％），可以认定双方对借款期限约定为3个月。因此，本金182000元3个月借款期内（2008年1月21日-2008年4月20日）的利息为16380元（182000元×月利率3％×3个月），本金30000元3个月借款期内（2008年5月20日-2008年8月19日）的利息为2700元（30000元×月利率3％×3个月）。对于逾期利率双方约定不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李妹丽主张以月利率0.5％即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至起诉之日，未超出上述规定，应予支持。182000元逾期利息为125580元［182000元×月利率0.5％×138个月（2008年4月21日-2019年10月21日）］，30000元逾期利息为20100元［30000元×月利率0.5％×134个月（2008年8月20日-2019年10月21日）］。杨全发主张通过马淑珍已经偿还了全部借款。从杨全发提交的证据看，杨全发只有向马淑珍汇款的凭证，没有直接向李妹丽偿还借款的证据。庭审中，杨全发也认可其与马淑珍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故其提交的汇款凭证除马淑珍、李妹丽均认可的归还本案的72000元及9900元之外，其余数额无法证明系归还本案借款。另，庭审中，杨全发抗辩还有50000元现金还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全发归还的81900元（72000元＋9900元），杨全发主张扣除3个月的利息之外，应认定归还的是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还款时未约定先还借款本金还是借款利息的，应先抵充借款利息再抵充借款本金。故，杨全发归还的81900元应抵充利息。诉讼时效问题，杨全发主张李妹丽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通过证人马淑珍证言证实，李妹丽一直在向杨全发要求还款，结合李妹丽、杨全发的聊天记录，杨全发以周转困难为由予以拖延，并未否认应偿还借款的事实。因此，李妹丽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杨全发、谈琴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妹丽与杨全发明确约定本案借款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故本案债务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杨全发应偿还借款本金212000元，逾期利息82860元，共计294860元。谈琴对杨全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全费1670元、保全保险费1000元，为李妹丽实现债权的费用，应由杨全发、谈琴负担。李妹丽诉讼请求中合理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杨全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李妹丽借款本金212000元，逾期利息82860元，共计294860元；2．谈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李妹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28元，由李妹丽负担1007元，由杨全发、谈琴负担3021元；保全费1670元、保全保险费1000元，均由杨全发、谈琴负担。杨全发、谈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驳回李妹丽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妹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杨全发与李妹丽之间不存在利息约定，口头利息约定系保证人马淑珍单方陈述。杨全发向李妹丽出具的借条中并不存在利息的约定。杨全发通过马淑珍向李妹丽还款，从汇款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支付利息的情况。证人马淑珍在杨全发与李妹丽之间的借款中是获利的，并不是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马淑珍在促成杨全发与李妹丽的借款时有个人获利，在杨全发向李妹丽还款时也有获利，因此，马淑珍在本案中不具有证人资格，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李妹丽放弃对保证人马淑珍主张利息应视为对杨全发的免责。借款利息是马淑珍向李妹丽所作承诺，与杨全发无关。李妹丽放弃要求马淑珍承担还款责任，则马淑珍对李妹丽作出的利息约定，对杨全发不发生作用。2.截止2009年4月30日，杨全发已经通过马淑珍向李妹丽转款175200元，另向李妹丽支付现金50000元，至此已将李妹丽的全部借款还清。2013年杨全发出具的对账承诺说明李妹丽与本案的证人马淑珍涉嫌套路贷。3.案涉借款系杨全发用于承揽建设工程所需，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根据2018年1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本案所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谈琴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4.关于逾期利息，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杨全发在2013年提出承诺并要求与李妹丽对账但未能进行，因此不适用对逾期利息的相关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裁判。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案涉借款利息外的其他事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查明，杨全发关于案涉两笔借款向李妹丽出具的两张借条中，未约定借款利息，亦未约定借款期限。2008年1月21日，杨全发向李妹丽出具的关于200000元的借条中，担保人为马淑珍。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全发是否需要偿还借款利息的问题；2.谈琴是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一）关于案涉借款的利息问题。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在杨全发与李妹丽达成借款合意的借条中，对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未作约定。一审判决对此作出的事实认定均来源于马淑珍的证人证言，而马淑珍系案涉200000元借款中的担保人。李妹丽未将其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是申请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证明未在借条中确认的借款利率及期限问题。马淑珍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证据对其证言佐证的情况下，马淑珍的证言不足以推翻案涉借条中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确定性。因此，杨全发应将其实际取得的借款数额作为本金，向李妹丽进行偿还。马淑珍承认其收到杨全发转账81900元系与李妹丽借款相关，该笔款项视为杨全发向李妹丽偿还的借款本金，从总额中予以扣减。案涉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一审判决认定借期三个月，并据此认定2008年4月21日、8月20日，分别至2019年10月21日的逾期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二）关于谈琴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谈琴与杨全发系夫妻关系，但借条由杨全发签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已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李妹丽未能就谈琴作为杨全发的妻子应为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故谈琴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杨全发、谈琴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1.撤销（2019）青0104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变更（2019）青0104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杨全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李妹丽借款本金130100元。”3.驳回李妹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28元，由李妹丽负担2256元，由杨全发负担17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22元，由李妹丽负担3205元，由杨全发负担2517元。李妹丽不服二审判决，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案涉借款是否约定利率及谈琴对案涉借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利率主张的分析与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李妹丽依据杨全发出具的二张借条及证人马淑珍证言等证据主张其与杨全发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借款月利率为3%。经查，杨全发2008年1月21日出具的借条记载：“今借到李妹丽现金计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借款人：杨全发，2008年1月21日”；杨全发2008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记载：“今借到李妹丽人民币叁万元（30000），杨全发，2008年5月20日”。从上述借条记载的内容分析，借条中并无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的约定，在此情况下应当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关于证人马淑珍的证言效力问题。经查，1.证人马淑珍介绍杨全发与李妹丽相识，且马淑珍是案涉200000元借款的担保人。杨全发认可其与马淑珍之间亦存在经济往来。马淑珍在一审中当庭陈述其与杨全发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杨全发向其八次汇款共计175200元中包含案涉200000元借款的12个月的利息72000元，30000元借款的11个月的利息9900元，70000元借款的1个月的利息2100元，70000元是杨全发归还借李妹丽的其他借款，其余是马淑珍与杨全发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2.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具体到本案，李妹丽仅起诉债务人杨全发，并未主张马淑珍承担担保责任依法有据，属李妹丽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能以此作为评判证人马淑珍证言效力并不予采信的理由。3.经一审庭审查明，李妹丽、马淑珍、杨全发均陈述杨全发虽然出具了200000元的借条，但此款中实际借款数额为182000元。李妹丽、马淑珍均陈述借款中事先扣除了三个月的利息，月利率3%，共计18000元，而杨全发对此无合理解释。李妹丽及马淑珍关于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的说法与扣除的利息数额相吻合。4.二审根据证人马淑珍关于杨全发归还的72000元及9900元与案涉款项有关的证言认定杨全发已经归还的借款数额为81900元，但对证人马淑珍关于双方曾口头约定案涉借款月利率为3%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选择性适用证人证言不当。在对李妹丽二审提交的马淑珍与杨全发通话记录未进行核实，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对证据未进行综合分析评判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对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杨全发配偶谈琴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具体到本案，案涉借款数额已经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应当在查明案涉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况下再确定谈琴承担责任与否。二、关于二审是否存在证据未经质证等程序错误的问题。（一）经查，在案材料反映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委托了诉讼代理人，但二审裁判文书制作不规范，对各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未给予表述，遗漏了诉讼参与人，存在程序瑕疵。（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经查，二审期间，李妹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马淑珍与杨全发之间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利率约定，此通话录音能够印证马淑珍证言的真实性，二审要求当事人提交录音的书面整理材料，但在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后二审既未开庭审理本案，也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裁判文书中关于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审判程序不合法。三、关于二审是否存在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李妹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之规定，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经查，本案中李妹丽所提审判人员存在枉法裁判行为的主张仅属其个人揣测，无证据证实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且已经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已被追究刑责的情形存在。李妹丽的此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综上，李妹丽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审查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应否支持李妹丽关于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主张；2.谈琴应否承担案涉借款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3.原二审判决是否存在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程序违法情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原一审、二审认定的借款用途、借款数额（182000元、30000元）无异议，与再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再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现结合原一审、二审证据，围绕争议焦点，对争议相关事实分析认定如下：一、应否支持李妹丽关于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主张。（一）关于借期内利息的认定，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争议：1.马淑珍所作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2.案涉借款还款期限的确定。1.关于马淑珍所作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问题。李妹丽认为，出借人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仅起诉借款人而不起诉担保人，不能因出借人的诉讼选择，影响马淑珍的作证资格，在本案中杨全发通过马淑珍向李妹丽借款、还款，马淑珍是案件事实的直接参与者，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证人，可以通过马淑珍明确查实李妹丽与杨全发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杨全发认为，借款双方不存在利息约定，马淑珍作为借款担保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马淑珍通过与李妹丽私下约定利息获取利益，马淑珍所作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应予以采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本案中马淑珍作为促成借款关系，参与借款过程，负责借款账务往来的借款担保主体，清楚案件事实，负有作证义务，享有出庭作证的资格。关于马淑珍所作证人证言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可采性以及证明力如何认定的问题，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从证据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马淑珍于原审期间作证证明，经其介绍杨全发与李妹丽之间达成两笔款项（20万元、3万元）的借款合意，双方口头协商确定每月3%的借款利息，利息计算到2009年4月20日。在交付20万元借款之时，以每月3%利率预先扣除了3个月的借款利息18000元（200000元×3%×3个月），3万元的借款未预先扣除利息。从证据间的印证关系来看，李妹丽、杨全发均认可20万元借款中预先扣除18000元的事实，该事实与李妹丽关于预先扣除三个月借款利息18000元的原因陈述以及马淑珍关于20万元借款以每月3%利率计息18000元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马淑珍关于借款以每月3%计息的证明与实际扣除18000元的计算构成相吻合。杨全发于2013年8月23日出具的对账承诺，进一步印证杨全发因借款利息的清结问题向李妹丽作出对账承诺，若借款双方无利息约定，本金的偿还不存在对账的必要性。从借贷关系发生的经验法则来看，李妹丽与杨全发在借款之前无任何往来，经马淑珍介绍，协商达成借款关系，李妹丽与杨全发之间不存在以好意施惠为目的不计取利息无偿借款的情谊基础。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马淑珍关于借款利息所作证人证言与借款主体的陈述、款项预先扣付数额、民间借贷惯常经验法则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全发与李妹丽之间达成了每月3%的计息合意，证据具有可采性，原二审判决关于马淑珍所作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案涉借款还款期限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案涉借条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对还款期限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借期内计息截止日（还款期限）的确定，马淑珍证明计息截止日期为2009年4月20日，该证言与两份借条中备注的“2009年4月20日前利全清”相互印证，可以据此确认两笔借款的计息截止日均为2009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依据预先扣除三个月利息的情况确定借款借期为3个月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3.关于借期内利息欠付数额的认定。经查，杨全发于2008年到2009年间向马淑珍汇款8次，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双方对杨全发还款数额的确定存有争议。杨全发主张，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30日间向马淑珍汇款8次，偿还借款共计175200元。李妹丽主张，8次汇款中仅收到还款81900元。收款人马淑珍在其证言证言中证明其与杨全发有其他账目往来，8次汇款中仅有81900元属于案涉借款的利息清结款项，其余款项属于案外账目往来，与本案无涉。本院认为，出借人李妹丽主张仅收到还款81900元，与马淑珍的证言相互印证，杨全发于原审庭审期间明确认可其与收款人马淑珍有其他经济往来，现8笔汇款无相关收条等证据印证转账缘由确系本案借款偿付行为的情况下，杨全发未进一步举证证明175200元均属于本案借款的清结款项，双方无异议的81900之外的款项是否确系本案还款无法明确查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杨全发关于175200元均属于本案还款的事实主张真伪不明，本院仅就借款双方无异议的81900元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在双方未就还款顺序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81900元应先抵充借期内利息。4.关于81900元如何抵充两笔借款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81900元不足以抵充两笔借款的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关于多笔债务抵偿顺序的规定，推定先行偿付债务负担较重的大额借款。本案中2008年1月21日的借款182000元，计息截止日2009年4月30日，共计15个月，按照双方约定的每月3%的利率计算，借期内利息为81900元（182000元×15个月×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按照月利率3%（年利率36%）确定利息并已实际给付的，属于借款人自愿给付的自然债务履行行为，本院予以认定。因此，案涉还款81900元抵充了182000元的借期内利息。尚有3万元借款的借期内利息未偿还。5.关于3万元借款的借期内利息的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案涉借款以每月“三分息”计息，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定保护区间，须依法调整为年利率24%，即月利率2%。截止2009年4月20日，2008年5月20日借款30000元的借期内利息为元（30000元×月利率2%×11个月）。杨全发尚欠借期内利息6600元。（二）关于逾期利息的认定。逾期利息属于借款人逾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惩罚性计息方式，逾期利息应以欠付借款为基数，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第二日为起算点，以债权人主张的逾期利息0.5%为计息标准，确定逾期利息数额。经再审审理认定，杨全发欠付借款212000元（182000元＋30000元）。借款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李妹丽于原审诉讼期间主张逾期月利率为0.5%，逾期利息的起算点依据借期内计息截止日（2009年4月30日）确定为2009年5月1日，逾期利息计算至李妹丽起诉主张借款债权之日（2019年10月21日），共计125个月，逾期利息为132500元（212000×0.5%×125个月），原一审、二审判决关于逾期利息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杨全发欠付借款本金212000元，欠付借期内利息6600元，逾期利息132500元。二、谈琴应否承担案涉借款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李妹丽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杨全发借款用于经营性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以此所生债务必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事实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根据法律规定可推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情形，原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确定谈琴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处理意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属于夫妻财产共有的一般性规定，基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存在的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担个人债务或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特殊情形，不能依据财产共有的一般性归属规范直接推定债务共担。对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须综合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负债的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方面考量，李妹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属于依法无须证明事项的主张不能成立。经原审查明，杨全发因承揽建设工程之需以其个人名义向李妹丽借款，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经营性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谈琴系退休职工，享有固定退休工资，因其特殊的身体状况，不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可能性，李妹丽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二审判决对谈琴依法不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正确。三、关于原二审判决是否存在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程序违法情形的问题。李妹丽从新证据未依法组织质证，未依法开庭审理案件、裁判文书未依法列明诉讼代理人三个方面对原二审裁判提出程序异议。李妹丽主张，原二审期间李妹丽将2019年11月12日杨全发与马淑珍关于杨全发直接向李妹丽偿还5万元现金借款的通话录音作为新证据提交，原二审未就此开庭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经查阅原审卷宗，李妹丽在原二审调查期间明确表明该证据在一审期间已出示，因一审卷宗中仅附有通话录音光盘，未附该份通话录音的书面整理材料，要求李妹丽于庭后补交，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认定标准，李妹丽提出的通话录音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因双方当事人在原二审期间未提出新的事实及证据，合议庭经过庭前阅卷，征询双方当事人关于不开庭审理的意见后，决定不开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李妹丽关于原二审审理方式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二审裁判文书未列明诉讼代理人的问题。经查在案材料，李妹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军，依法提交了授权委托手续，全程参与诉讼，履行了代理职责，应在裁判文书中列明其代理身份，原二审裁判文书遗漏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及时作出补正裁定，属于应予补正的文书瑕疵。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权益受法律保护。再审申请人李妹丽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对原二审判决提出异议。经再审审理，实体方面，原二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错误，对出借人合法的利息诉求部分未予支持，处理失当，应予纠正。程序方面，裁判文书遗漏诉讼参与人，未能及时补正，属于裁判文书瑕疵。原一审对借款期限认定错误，对已付款项的债务冲抵规则适用错误，欠付借期内利息、逾期利息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经再审审理认定杨全发欠付借款本金212000元，借期内利息6600元，逾期利息132500元。因李妹丽于再审请求中明确主张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欠付本金212000元、逾期利息82860元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李妹丽主张维持一审判决视为放弃主张部分利息权利，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一审、二审判决利息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本案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青01民终958号民事判决及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请人杨全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再审申请人李妹丽借款本金212000元，逾期利息82860元；三、驳回再审申请人李妹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28元，由李妹丽承担1007元，杨全发、谈琴承担3021元，保全费1670元，保全保险费1000元，均由杨全发、谈琴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22元，由李妹丽承担1430.5元，由杨全发、谈琴承担429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伟审判员 柳香芳审判员 马晓军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 毛书记员 李盛花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