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4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奉泽，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权，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明新，男，197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曾奉泽因与被上诉人史明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1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奉泽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19)辽0105民初1342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向被上诉人支付购货款1348000元，被上诉人只返还50万元，具有返还剩余848000元的义务，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涉及1348000元的交易已经完成，收到厂商返还的1348000元和相应利润。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是1348000元都是其投资的利润，而且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不少款项，因此不应返还。但实际上之后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50万元，该行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虚假陈述，否则在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款项的前提下为什么会返还上诉人50万元。无论是主张1348000元是上诉人自己的利润，还是认为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款项主张抵销债务，举证责任均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负责返还848000元。当然，上诉人认为50万元是与双方经营无关的借款返还，如被上诉人主张用50万元抵销1348000元还款责任，则上诉人另行提起借款返还诉讼。二、1348000元购货款返还义务与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无关，被上诉人均有返还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主张双方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主张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不管双方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上诉人向第三方支付1348000元购买路由器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也承认该事实，并承认厂商已经返还所有款项。该项目已经结束，且不单没有亏损还盈利，那么无论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均有返还上诉人投资本金的义务。从合伙关系是投资本金，从雇佣关系属于垫付款，上诉人没有主张给付利润，只要求返还本金，因此无论是何种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均有返还1348000元本金的义务。三、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尚欠其未分配利润或占有其款项，应另行诉讼主张清算并要求分配利润或要求上诉人返还其占有的应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无论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双方之间款项均是转账往来，在发生1348000元项目之前的其他项目，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另行主张进行清算。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史明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曾奉泽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购买路由器垫付款134800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以1348000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加收50%）；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曾奉泽与被告史明新原是同事关系，后双方均离职，2016年底，原告与被告史明新共同做斐讯路由器生意。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止期间，原告曾奉泽与被告史明新有多笔经济往来。2017年9月6日，原告曾奉泽向案外人徐志成银行转账1348000元，交易摘要载明：“路由器4000台*337=1348000元。明新联系，徐志成”。原告认为，原告垫付全部货款，被告收到货物后既未向其支付利润，亦未返还货款，故起诉至法院。2018年9月20日，原告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史明新和徐志成【（2018）辽0105民初10610号】。该案涉及的金额为1748000元，其中包含本案案涉的款项1348000元。在该案庭审中，曾奉泽自认，该笔款项系其基于史明新的指示向案外人徐志成汇款，其主张与史明新、徐志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人收到货款后，未支付货物，要求返还货款。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书，认为法院无法认定曾奉泽与史明泽、徐志成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判决驳回曾奉泽的诉讼请求。曾奉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5510号】。该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曾奉泽、史明新和徐志成之间相互配合共同经营斐讯路由器的事实客观存在。因当事人未就合作期间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的书面约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各项权益争议。当事人之间存在有关合作事项的多笔经济往来，无法仅以汇款行为认定双方存在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合作经营路由器生意，由其垫付货款购买斐讯路由器，激活K码获得汇款后返还垫资款，并平分利润。对此，被告予以否认。故原告应就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上述约定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奉泽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74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曾奉泽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曾奉泽提交新证据：1.（2019）辽01民终461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年3月5日法庭询问笔录；证明：曾奉泽诉史明新、曹丽莎夫妻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中，史明新对于曾奉泽转账借款抗辩称是合作往来和利润分成，而在本案中又抗辩称曾奉泽系其雇佣的，双方不是合伙关系。因为曾奉泽向其转款即有为购买路由器、K码而汇给史明新的买货款，又有向其返还的投资本金及利润的款项，又有史明新为了周转向曾奉泽借的款，史明新为了达到不还款目的对于曾奉泽向其转账款在不同案件中采用不同抗辩策略，以达到混淆法院视听目的，反而暴露了其违反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2.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曾奉泽62×××32银行卡记录显示，2017年1月18日至1月20日给钟大光汇款75万元；2017年1月25日给史明新妻子曹丽莎汇款5万元。上述汇款发生的事实是史明新介绍曾奉泽和钟大光合伙从斐讯公司处购买5000台斐讯L1230手机，曾奉泽获利后给史明新5万元介绍费，这是双方第一次合作。进而可以证明如果是雇佣关系为什么是曾奉泽出资，而不是史明新出资？可以推定史明新称双方系雇佣关系是虚假陈述。3.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该清单系史明新在（2019）辽01民终461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作为不是借贷而是“合作往来和利润分成”证据提供给法院的其6227001144069273330卡交易明细，均是曾奉泽向史明新汇款，备注中记载利润分配等字样，包括其他项目购买K码也系曾奉泽汇款，证明史明新称双方系雇佣关系虚假陈述。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曾奉泽主张与史明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要求史明新返还其垫付的合伙经营“进货款”。2017年9月6日，曾奉泽向案外人徐志成银行转账1348000元用于购买路由器。史明新认可该转款系史明新指示作出，但主张该款项并非曾奉泽所有，而是自己所有。曾奉泽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由于款项是从曾奉泽账户转出，故该款项系曾奉泽自己所有。对此，本院询问中发现，虽然双方就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曾奉泽主张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史明新主张曾奉泽受其雇佣）存在争议，但双方均认可曾多次发生经济往来。按曾奉泽自己主张，以前的经济往来中，双方“合伙收入”最后都流入曾奉泽账户，因最后一笔1348000元购货并销售后，销售所得并未进入曾奉泽账户，而是转入了史明新账户，故其主张返还垫付的“进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曾奉泽明确主张双方是合伙关系，故本院围绕其诉讼请求审理本案。如双方是合伙关系，曾奉泽现已经承认过去“合伙经营”过程中，所得款项均进入曾奉泽账户，故无法认定只要在曾奉泽账户中的款项均属应当由曾奉泽个人“分享”的收益。曾奉泽的账户作为“合伙经营”所用的账户，从其账户支出款项也不能直接认定为曾奉泽个人为“合伙经营”垫付“进货款”。在此情况下，曾奉泽要求史明新返还该款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奉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45元，由曾奉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徐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