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明，男，1962年8月8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羽（刘玉明之女），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辉，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玉荣，女，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电车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辉，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泽民，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晟，男，1982年9月30日出生，回族，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娅睿，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佳源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58号。法定代表人：丁文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文，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新，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玉明、上诉人郑玉荣因与被上诉人吴晟、被上诉人北京佳源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明、郑玉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吴晟、佳源公司于2001年11月28日签订的《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无效。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佳源公司、吴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刘玉明不是被拆迁人，案涉合同未损害刘玉明、郑玉荣合法利益，属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与客观证据相违背，且一审诉讼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一、刘玉明、郑玉荣系被拆迁房屋实际长期居住人员，经拆迁部门调查确认户主刘玉明为被拆迁人，符合拆迁政策。二、案外人吴崇海在东羊管胡同45号拆迁时已获得其应得拆迁安置利益，安置房屋属于刘玉明，与吴崇海及吴晟无关。三、吴晟、佳源公司未经刘玉明、郑玉荣同意或授权，篡改刘玉明安置合同，将本应安置给刘玉明的房屋安置给了吴晟，侵害刘玉明、郑玉荣拆迁安置利益，合同应无效。四、一审法院未依法调查取证，未通过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吴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第一，有正式住房的人才享有拆迁利益。刘玉明和郑玉荣没有正式住房，二人不是被拆迁人，无法享有拆迁利益。被拆迁人和户主不能划等号。承租人是吴崇海，所以拆迁利益应该属于吴崇海。第二，吴崇海是否让与过刘玉明，答案是否定的，反倒吴崇海把第二套购房资格让与给吴晟。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没有错误。刘玉明、郑玉荣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被拆迁人及享有拆迁利益，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吴崇海曾经把拆迁利益让与刘玉明，案涉合同没有损害刘玉明、郑玉荣任何的合法权益。佳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准确，适用法律合法，请求维持原判。第一，吴崇海是公房承租人，是被拆迁人。被拆迁人的认定与户口、居住时间长短及租赁合同期限长短均无关系。第二，吴崇海是唯一的被拆迁人，应享有全部的拆迁安置利益，吴崇海将吴晟指定为房屋购买人，是其自身对自己利益的处分，无需取得任何人的同意，吴晟是吴崇海指定的安置房购买权利人，也不是被拆迁人，吴晟购买安置房屋，与吴晟的户口、居住情况均无关系，所以佳源公司与吴晟签订拆迁合同合法合规。第三，刘玉明、郑玉荣不是被拆迁人，也不是吴崇海指定的安置房屋购买权益人，其无权要求佳源公司与其签署任何合同。刘玉明、郑玉荣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与居住时间及户口都无关系，都不能认定为被拆迁人。在吴晟与佳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将刘玉明、郑玉荣列为被安置人口，没有侵犯其任何利益，反而保障了其权益。吴晟与佳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第四，东城区东扬威胡同54号拆迁时，刘玉明签署了《货币补偿协议书》，收取了货币补偿款7万元，更证明刘玉明不是本案的被拆迁人。第五，刘玉明、郑玉荣向法院提起拆迁合同补偿纠纷案，即（2020）京0101民初18869号案件，是基于对被安置人的补偿，其对于合同效力没有异议，现在又提起合同效力纠纷，明显前后矛盾。第六，刘玉明、郑玉荣对危改拆迁项目自始知道，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现在提起诉讼，违反诚信原则，其系希望通过诉讼获得不良利益。第七，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合规，本案事实清楚明确，所以也无须法院调查取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刘玉明、郑玉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晟与佳源公司2001年11月28日签订的《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无效；2．吴晟、佳源公司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晟与吴崇海系父子关系。吴崇海承租北京市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号7-8号房屋2间（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20．7平方米。因刘玉明系吴晟舅舅，吴崇海出于亲情和协助刘玉明解决工作问题的考量，将刘玉明户籍迁入被拆迁房屋并自1991年将房屋借给刘玉明居住。2001年左右，东城区东羊管胡同列入城市危旧房改造工程。拆迁时，被拆迁房屋上有两个户口簿，户主分别为吴崇海和刘玉明。2001年11月28日，吴崇海向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提交《安置住房增加自然间申请书》，载明本人现住房2间，应就地安置壹套贰居室住房，因人口多，居住不便的原因，特申请安置住房增加壹套贰居室，以解决实际困难。安置住房由此增加的面积，同意按民安小区经济适用房价每建筑平方米5000元价格购买。2001年11月28日，吴崇海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发展中心）签署《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载明，吴崇海在民安地区内（原住房地址为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号）有正式住房壹间，使用面积10．7平方米，应安置人口肆人，分别为户主吴崇海、之妻刘书芹、外甥女郑羽、之岳母王桂芳。2001年11月28日，吴晟（乙方购房人）与住宅发展中心（甲方）签署《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即案涉合同），载明，乙方在民安地区内（原住房地址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号）有正式住房壹间，使用面积10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为户主刘玉明，之妻郑玉荣、外甥吴晟、之妹刘淑珍。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民安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安置住房为海运仓危改区D区11号楼（施工楼号）4单元1层1号住房。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125064元，一次性付清购房款可给予2%的优惠，实际购房金额为122563元。案涉合同所附《危改房改造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载明承租人系吴崇海，购房人为吴晟。安置房建筑面积未超过原住房建筑面积部分房价为20540．5元，属安置房屋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但未超过人均15平方米的部分72123．5元，属安置房屋建筑面积超过人均15平方米的部分32400元，合计125064元。案涉合同抬头乙方处原为“刘玉明”，后改为吴晟，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第二经营部在更改处盖章，合同落款甲方为住宅发展中心盖章，乙方为吴晟签名并加按手印。后，吴晟一次性支付购房款122563元，住宅发展中心向吴晟出具了收据。2004年4月27日，吴晟取得安置房屋产权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北门仓胡同7号楼4单元101号，建筑面积64．75平方米。后，因为企业改制，经批准住宅发展中心改制为佳源公司。一审中，刘玉明、郑玉荣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城市房屋拆迁入户调查表》，表中载明被拆迁人为刘玉明，原住房情况为房屋间数1间，使用面积10平方米。刘玉明、郑玉荣以案涉合同抬头原书写为“刘玉明”以及该调查表载明被拆迁人系刘玉明的事实证明被拆迁房屋的户主系刘玉明，刘玉明为被拆迁人，吴晟不再享有购买安置房资格。吴晟、佳源公司在明知被拆迁房屋安置人为刘玉明情况，擅自篡改被拆迁人，侵害刘玉明、郑玉荣安置利益。吴晟和佳源公司均认可上述《北京市东城区城市房屋拆迁入户调查表》的真实性，但否认刘玉明、郑玉荣证明目的，并主张被拆迁人系公房承租人，仅据此表不能推定刘玉明系被拆迁人。另，佳源公司陈述案涉合同乙方最初为何书写乙方为“刘玉明”已经无法核实，但该合同签署主体乙方系吴晟，当初系公房承租人吴崇海指定由吴晟签署案涉合同并购买安置住房。另，刘玉明、郑玉荣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民安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证明拆迁时实施文件并未明确安置对象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公有房屋的承租人，上述实施细则载明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吴晟、佳源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刘玉明、郑玉荣证明目的。另，吴晟、佳源公司为证明刘玉明和吴崇海就拆迁补偿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吴崇海协助刘玉明获得东扬威胡同54号自建房屋的拆迁货币补偿，刘玉明将户口本、结婚证等文件提供给吴崇海办理被拆迁房屋的相关手续，同时刘玉明放弃被拆迁房屋上相关利益，向法院递交了北新桥街道办事处2001年10月15日出具的文件、刘玉明2001年11月28日与住宅发展中心签署的《货币补偿协议书》以及刘玉明领取货币补偿款的领款凭证，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载明东扬威54号房屋一间，使用面积16．5平方米，系单位自管房，一直由刘玉明居住使用，因户口冻结未能将户口迁入。《货币补偿协议书》载明，乙方和应安置人口为刘玉明，自建房补偿7万元。2001年11月28日，刘玉明领取了7万元自建房补偿款。佳源公司解释当时吴崇海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的职工，上述自建房屋系街道办给吴崇海使用房屋。后，民安危改项目启动后，吴崇海作为被拆迁人，将自建房拆迁利益转给刘玉明。吴晟则在上述证据基础上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民安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并主张根据实施细则规定领取自建房补偿需满足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本人在危改区内无正式房屋的条件，当时因吴崇海系街道办事工作人员，在吴崇海协助下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给刘玉明出具证明，之后，刘玉明才据此签署《货币补偿协议书》并领取补偿款。刘玉明、郑玉荣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东扬威胡同拆迁和本案无关。吴晟针对刘玉明曾在获得自建房补偿后放弃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的主张未进一步举证。另，刘玉明、郑玉荣认可其在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名下无私房或公房。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吴崇海承租被拆迁房屋，吴崇海、吴晟分别就上述2间房屋中各一间与佳源公司签署《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刘玉明虽为户主，但其认可当初系吴崇海处于亲情考虑将房屋借其居住并将户口迁入，刘玉明、郑玉荣在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号内亦无正式住房。刘玉明、郑玉荣并无证据证明吴崇海曾就其承租上述房屋的拆迁利益让与刘玉明。现刘玉明仅以其为户主、调查表上载明被拆迁人信息为刘玉明以及案涉合同抬头曾改动为由，主张其为吴崇海承租房屋拆迁后的被拆迁人，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北京市东城区民安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规定获取自建房补助条件为本人及其配偶在危改区范围内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等条件。刘玉明签署《货币补偿协议书》并获得自建房补偿款7万元，亦说明刘玉明不是被拆迁房屋的被拆迁人。在吴晟签署的《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中刘玉明、郑玉荣均列为被安置人，并未损害刘玉明、郑玉荣作为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刘玉明、郑玉荣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晟、佳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行为，故刘玉明、郑玉荣要求确认吴晟、佳源公司签署的《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24日判决：驳回刘玉明、郑玉荣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二审庭审情况及刘玉明、郑玉荣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晟与佳源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玉明、郑玉荣利益的情形；二、一审诉讼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焦点一，吴晟与佳源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玉明、郑玉荣利益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第一，被拆迁房屋原承租人为吴崇海，刘玉明并非该房屋承租人。刘玉明认可系吴崇海出于亲情考虑将被拆迁房屋借其居住并将户口迁入，刘玉明、郑玉荣在被拆迁房屋所在地没有房屋。第二，根据《北京市东城区民安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的规定，获得自建房补助条件为本人及其配偶在危改区范围内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等。现有证据表明，刘玉明在东城区东扬威54号并无自建房屋，但其实际收取了该房屋的补偿款，上述行为，刘玉明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吴晟及佳源公司的解释其不认可亦未提出反证。第三，关于刘玉明、郑玉荣依据拆迁入户调查表上载明被拆迁人为刘玉明、案涉合同抬头中将刘玉明改为吴晟的证据，认为刘玉明是被拆迁人的主张，因佳源公司作为拆迁方明确说明仅凭上述证据不能确认刘玉明是被拆迁人。且案涉合同中载明刘玉明、郑玉荣为应安置人口，已保障了二人作为拆迁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综上，刘玉明、郑玉荣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晟、佳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故二人以该理由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一审诉讼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刘玉明、郑玉荣在一审中申请调取的证据系东城区东羊管胡同45号院的相关拆迁安置档案信息及拆迁安置文件政策，而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已针对各自的主张提交大量相关证据，所提交的证据中亦包含刘玉明、郑玉荣所申请调取的证据，且本案中，刘玉明、郑玉荣主张的是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足以判断刘玉明、郑玉荣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二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必然影响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故未准许刘玉明、郑玉荣的调查申请，并无不当，刘玉明、郑玉荣称一审法院未调取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玉明、郑玉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2元，由刘玉明、郑玉荣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妍审 判 员  宋 猛审 判 员  陈雨菡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德林书 记 员  张 璐书 记 员  孙辰姝-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