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37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地址：沧州市青县曹寺镇曹寺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922MA0A47KK8L。 经营者：王树彬，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臣，河北精忠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1、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庆，男，汉族，1975年11月7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2、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松，男，汉族，1978年8月3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3、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伟，男，汉族，1981年3月11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4、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增茂，男，汉族，1969年1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5、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利，男，汉族，1971年6月26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6、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振军，男，汉族，1967年2月8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7、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传震，男，汉族，1972年3月21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8、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店，男，汉族，1980年1月10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9、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栋，男，汉族，1971年2月10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以上9名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尧、纪浩，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55号11层D37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564823424P。 法定代表人：王圣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超，北京市东元（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东，北京农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怀祥，男，汉族，1968年3月24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厚枫宇，男，汉族，1988年11月26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文成，男，汉族，1976年5月12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男，汉族，1973年5月11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栋，男，汉族，1976年11月16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锦，男，汉族，1981年9月3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文志，男，汉族，1972年10月10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君来，男，回族，1972年8月17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耿彬，男，汉族，1987年3月7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刚，男，汉族，1988年9月9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雷，男，汉族，1973年4月22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臧振国，男，汉族，1966年7月27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忠，男，汉族，1962年6月21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怀中，男，汉族，1984年6月5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国军，男，汉族，1965年4月26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彦恒，男，汉族，1956年10月14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帅，男，汉族，1983年11月29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 1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友，男，汉族，1972年8月22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1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新，男，汉族，1982年7月3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兆坡，男，汉族，1986年10月8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2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峰，男，汉族，1969年2月3日出生，住沧州市青县。 以上21名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尧、纪浩，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忠店、李金栋、姚传震、李宝松、胡国庆、黄建利、刘建伟、赵增茂、赵振军、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金忠、韩君来、李刚、王耿彬、王德帅、王春友、胡文志、刘怀中、李金峰、孙建、宋彦恒、许雷、李怀祥、厚枫宇、于兆坡、臧振国、王玉新、任国军、于文成、刘秀锦、王福栋等21人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忠店等9人上诉请求：一、撤销青县法院作出的（2020）冀0922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损失，赔偿李宝松损失88507.7元，刘建伟损失67434.4元，赵增茂损失60691元，黄建利损失92744.8元，赵振军损失48494.4元，刘忠店损失177015.3元，李金栋损失50575.8元，胡国庆损失126507元，姚传震损失126507元。改判返还上诉人种子款18560元，并改判被上诉人承担33000元的鉴定费。以上合计上诉数额人民币890000元；二、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的诉求应该支持。上诉人中有部份人有购买种子的发票，有部份人有转账记录和证人，并且在找被上诉人协商处理时均在场，在法院委托做鉴定时鉴定专家和法院人员、被上诉人也去过上诉人现场，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购买凭证就不支持诉求是不合理的，在被上诉人那里购买种子，种植产生损失是事实，所以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诉求。二、鉴定费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鉴定费是上诉人方实际支出的，有交款记录和凭证，一审漏判，恳请中院查明判决。所以，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望判支持上诉请求。 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销售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不足。（一）司法鉴定称：于2018年12月4日到现场勘验，农户反映均在9月1日前播种，黄瓜正常的生长周期已过，鉴定意见也认可“现场勘验时，李海军等33位申请人种植的冷棚“乾德118”品种的瓜棚已经拉秧，温室正在拉秧处理。”也就是说：鉴定人员虽然到过现场，但黄瓜长势已经无现场。判决认定：“种植过程中发现瓜码稀少、瓜秧弱且多病，生长慢等情况。”庭审中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判决明显仅依据了原告等农户的一面之词。（二)当鉴定现场错过黄瓜生长期已经不具备田间检验条件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本应当对提取的整袋包装的种子本身通过科技手段或试种方式得出结论，仅凭包装说明体现的超登记范围并不能证实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种子登记与否和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书明显缺乏说服力，引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为则为枳”这种历史典故作为司法鉴定的依据，是极不严肃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害后果不真实。由于原告等人并没有及时的对黄瓜长势进行必要的证据保全，即使黄瓜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有证据证实“绝产”，按原告诉状所称也是“严重影响了经济产量”，对于严重的程度不得而知，而鉴定机构自行作出的结论完全按照绝产标准作出的。庭审中，无论是原告等人还是鉴定机构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三、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种子款的行为不当。（一)鉴定机构的价格评估对损失并没有详细的计算标准和计算过程，但从农作物利润的正常计算方式，应当是按照实际销售亩产可销售价格减去棚膜、种子、农药、肥料、管理、浇水等必须支出的成本。种子已经转化作为种植成本，不应单独计算，但一审判决另行判决上诉人向原告等人返还种子款，属于重复计算。（二）判决书已经确认了上诉人所销售的“乾德118”黄瓜种子是由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判决书称：为避免诉累，原告的损失判决直接由该公司承担，但判决结果又将种子款判令上诉人返还。上诉人退款后，还要另行向上海乾德公司追偿，这岂不还是形成诉累了吗?综上所述，上诉人作为农资经营者是生产者和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不论是为了自身的市场经营环境还是自身的商业信誉，也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在生产厂家和农户之间更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就本案而言，由于原告等农户自身原因错过的田间检验的最佳时机，仅靠观测根本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对种子本身没有鉴定的情况下，鉴定机构的结论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922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乾德公司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因此依法提起上诉，上诉的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青县人民法院违法委托鉴定，程序违法（一）青县人民法院在本诉提起之前违法委托，程序违法若该案禹希公司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是作为司法鉴定意见书来认定的话，那么本案的鉴定程序是违法的。本案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的起诉时间是2020年6月份，而本案委托鉴定的时间却是原审法院在2018年11月23日委托鉴定的。那么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鉴定的规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程序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的方式、步骤以及相关规则的总称”、第十一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那么青县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时间必须是在原审原告及被上诉人起诉后。而本案中，上诉人直到接到本案的起诉状才得知被起诉的事实，那么青县人民法院的委托鉴定并非在本诉过程中，其程序明显违法。（二）原审法院无权组织实施田间现场鉴定《种子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制定”。农业部依据《种子法》的授权，制定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以下简称《现场鉴定办法》），因此《现场鉴定办法》具有位同法律的性质。《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规定：“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因此，组织田间现场鉴定的法定职权属于种子管理机构。本案中的原审法院属于种子质量纠纷的处理机构，依据《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为确定事故的原因与损失相关，需要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同时田间现场鉴定应当由申请人向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提出，即由人民法院向青县种子管理站提出，由青县种子管理站组织实施田间现场鉴定。因此，原审法院组织实施田间现场鉴定的程序错误。二、原审判决第12页认定“原告在河北省区域内种植乾德118黄瓜种子……”，无种植“乾德118”品种种子的证据证明，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的依据是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希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即农鉴字（2018）第19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9号鉴定意见书”）和价评（2019）第19204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两份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均记载“1、由于李海军等33位申请人所购买的标注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乾德118品种黄瓜外包装标注内容与该品种登记信息存在严重不符”。该鉴定意见依据的仅是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即“乾德118”黄瓜种子的包装袋、被上诉人的购买种子收据，但是上述证据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确实种植了“乾德118”。原因如下：第一，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收据，但是二子中心并不认可上述被上诉人在二子中心曾购买过该产品。第二，虽然提供了收据，但是无法证明其所种植的面积、以及是否在种植过程中使用了“乾德118”，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交被上诉人承包地块种植黄瓜的相关证据，如土地租赁合同、村委会的证明等等。第三，19号鉴定意见书中，2鉴定依据中并未写明是否存在种植“乾德118”的凭证，也未分析说明农户种植的黄瓜苗的特征特性就是“乾德118”。19号鉴定意见书3.1现场调查与勘验第2段写“经调查了解，申请人李海军等33人购买了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乾德118’品种黄瓜种子，于2018年7月20日9月1日期间播种”。同样，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2鉴定依据写明“专家经验及市场调查法”。以上两份鉴定意见书的专家是如何从专家经验和市场调查法得出被上诉人确实种植了上述购买的种子，这中间缺少推论的依据及相关论证的依据。而且在原审庭审中，禹希公司的鉴定人出庭质证过程中，声明是否种植依据是被上诉人的自述。众所周知，每一品种都有区别于其他品种的特征特性，禹希公司在没有对黄瓜秧的特征特性进行验证和分析，也没有对种植“乾德118”这一争议事实进行证据方面的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是如何判断出被上诉人种植的就是“乾德118”品种呢？这令人怀疑。因此，这种无证据而仅靠陈述的鉴定意见明显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但是原审判决却直接予以采纳，这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因此，被上诉人是否种植了“乾德118”黄瓜品种这一事实是无法确定，原审判决在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种植了“乾德118”，这是基础事实的认定错误。三、本案的纠纷应当进行田间现场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禹希公司及其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也不具备种子质量检测和田间现场鉴定资质，其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是非法证据，不能予以采纳，但是原审法院却违背法律规定，采纳其出具的意见，事实认定错误（一）司法鉴定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并且严格准入，禹希公司及其鉴定人不属于司法鉴定资质，无权进行司法鉴定，两份鉴定意见书是非法证据。1、司法鉴定的类别仅有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环境损害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二条：“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法医类鉴定；（二）物证类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经研究，决定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依据以上规定，目前司法鉴定的范围只有四类，即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环境损害类。除了上述四类鉴定外，其他类别是否能纳入到司法鉴定，必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决定。但是目前除了上述四类，无明文规定将种子方面的鉴定纳入司法鉴定范围内。2、司法鉴定实施严格准入、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由于司法鉴定乱象的原因，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司法部2017年发布了《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督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司法鉴定要严格准入、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意见》明确了严格登记范围，即除了前述四项外，“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不予准入登记”；明确了严格准入条件规定，对鉴定机构的登记从严把握，加强准入审核；明确了严格准入程序，由司法行政机关内服负责审核登记，对鉴定机构准入和申请增加业务范围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申请人专业人员、技术条件、一起设备、业务和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考核评审。同时规定了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3、禹希公司和鉴定人无司法鉴定证书，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和能力，且不在2018年度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依据前述规定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司法鉴定的机构，必须具备司法鉴定许可证、司法鉴定人员必须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并且具有符合规定要求的资金和仪器设备。其中《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获准行政许可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有效证件”，那么如果鉴定机构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员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其开展的鉴定活动就是非法的。本案中，禹希公司的经营范围之一是价格评估（评许可证经营），仅具有价格评估的资质，而无其他资质。禹希公司及其鉴定人在开庭时，未出具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且经上诉人方询问，禹希公司的鉴定人明确表示其没有司法鉴定资质证书。同时，在河北省司法厅查询《2018年度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禹希公司及鉴定人均不在该名册之中。以上事实均说明，禹希公司及其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的资质和能力，不能开展司法鉴定活动。本案的两份鉴定意见书的出具是违法的。4、原审判决认定两份鉴定意见书属于司法鉴定意见并予以采纳，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违反程序，且事实认定错误。禹希公司违法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原审人民法院在一审中却适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进行审理和认定，认为两份鉴定意见书程序上是合法的，并予以采纳，且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这明显违反了《决定》《通知》《意见》《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退一步讲，如本案的鉴定属于司法鉴定，那么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当指定或者选择二名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对复杂、疑难或者特殊鉴定事项，可以指定或者选择多名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鉴定人也应当是两人以上，而本案的鉴定人不仅不实际参与鉴定，而且两份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人仅李某1一人去现场勘验过，其他三人均没有去过，这原审判决第12页予以明确。这说明该案的鉴定即使是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来认定，也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二）种子质量鉴定属于行业鉴定，禹希公司及其鉴定人不具备检验种子质量的资质和能力。1、种子质量标准为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种子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种子质量检验方法是《ＧＢ／Ｔ3543.13543.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玉米种子质量的判定标准是《ＧＢ4404.1-2008粮食作物种子第1部分：禾谷类》，根据上述国家标准，判定种子质量的依据为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和水分。2、种子质量鉴定机构必须取得ＣＡＳＬ和ＣＭＡ资质，种子检验员必须具备种子方面的检验资质和能力《种子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6年1月19日《有关条款的解释》（法复（2006）3号），“有关主管部门是指省级以上农业、林业和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农业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种子检验机构资格的考核，计量主管部门负责检验机构计量器具的核校”。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内在要求是要求鉴定机构必须具备试验室、计量设备、专业人员等条件，才能保证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的数据的相对准确性。因此，鉴定种子质量问题的鉴定机构必须是取得种子检验机构的资质（ＣＡＳＬ）、计量认定的资质（ＣＭＡ）的机构。关于种子是否符合质量标准的检验，规定在《种子法》第四十八条。《种子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种子检验员应当具有中专以上有关专业学历，具备相应的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依据该规定，种子检验员必须具备种子检验的专业知识，具备种子检验技术能力和水平，才能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3、禹希公司未取得ＣＡＳＬ和ＣＭＡ认证资格，且不在官方网站公布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之列，无权对种子质量进行鉴定一审中，上诉人要求鉴定机构出示农业鉴定资质和资格证明文件，禹希公司表示他们未取得种子检验机构的资质（ＣＡＳＬ）、计量认定的资质（ＣＭＡ），说明其不具备鉴定种子质量所要求的实验室、精密仪器和人员配置等。虽然禹希公司接受了青县人民法院的委托进行鉴定，但是由于其未获得上述资质，无法保证鉴定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因此，禹希公司的鉴定行为是超越资质的违法行为。且在农业部下属的网站上“中国种业大数据”网站上查询登记地在河北省的种子质量检测机构，上面显示有河北省农作物种子监督检验站等10家检测机构，而禹希公司不在上述登记名单之列。因此，对于青县人民法院委托禹希公司对种子是否符合质量标准，禹希公司无权进行鉴定。4、禹希公司的鉴定人不具备种子质量检验资质和能力。本案中，19号鉴定意见书的委托事项之一是对种子的质量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是李某1和王某，但是仅王某具有种子管理的资质，但是是否具备种子质量检验资质和能力，王某和李某1并没有出具相关的教育证书和其他资质证书。因此李某1和王某无资质和能力对种子质量是否合格发表意见。5、19号鉴定意见书称“产品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未能对其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进行鉴定”，这与法律和常理相矛盾，也违反授权19号鉴定意见书的委托权限之一是鉴定种子的质量是否存在问题。《标准化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依据ＧＢ3543.1~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种子质量种子质量标准需要对发芽率、水分、纯度、净度进行专门的检验。因此，种子质量标准的检验是可以通过专业人员用技术仪器对种子进行扦样、净度分析、发芽实验、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水分测试后得出结论。但是19号鉴定意见书3.3鉴定意见却写“由于李海军等33位申请人所购买的标准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乾德118’品种黄瓜外包装标注内容与该品种登记信息存在严重不符，其产品真实性目前尚无法确定，故此未能对其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进行鉴定”，这明显与常理和法律相矛盾，也违反授权。（三）田间现场鉴定属于行业鉴定，禹希公司不具备鉴定资质和能力1、田间现场鉴定属于行业鉴定依据《决定》等的规定，农业事故鉴定不在司法鉴定的登记范围。而《现场鉴定办法》又是经《种子法》的授权指定的，其自身具有与《种子法》相同的法律性质。《现场鉴定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现场鉴定是指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者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活动。”因此，依据上述规定，要确定农作物种子事故的原因和损失，必须严格执行《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进行田间现场鉴定。2、田间现场鉴定必须具备法定的人数和资历，同时鉴定人员必须亲自鉴定关于农业经济损失和因果关系鉴定人员，《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以下简称《现场鉴定办法》）对其有专门的规定。《现场鉴定办法》第六条：“专家鉴定组由鉴定所涉及作物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必要时可邀请植物保护、气象、土壤肥料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参加鉴定的专家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5年以上。”第七条：“专家鉴定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由一名组长和若干成员组成。”因此，进行田间现场鉴定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农业专业知识“高级职称”“5年以上经验”“3人以上单数”。同时，依据上述规定，田间现场鉴定人员必须亲自到场鉴定，这才符合程序正义。3、禹希公司的鉴定人员未达到《现场鉴定办法》的要求。本案19号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人员为李某1、王某，共两人，未达到三人的法定要求。而且李某1的资质证书授予时间是2013年12月13日，截止到委托鉴定日期2018年11月23日，仍不足5年。王某的高级农艺师授予时间是2016年12月13日，截止至委托鉴定日期2018年11月23日，仅有将近2年的时间。同样，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人员仅张某、李某2两人，未达到三人的法定要求。而且张某的资质证书签发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距离委托鉴定日期2018年11月23日仅有一年半的时间，远远未达到5年的法定要求，李某2的资质证书同样未达到5年的法定要求。另外，张某、李某2仅具有农业损失价格评估资质，而未获得高级职称。因此两份鉴定意见书的专家组成均不符合《现场鉴定办法》的要求。4、鉴定人员与实际鉴定人员不一致19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是李某1、王某，19204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是李某2、张某，而本案的鉴定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明确承认只有鉴定人李某1参加了现场勘验。这在原审判决第12页“禹希公司两名鉴定人中，鉴定人李某1及其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勘验”予以认可。这就说明鉴定意见书标注的鉴定人员与实际鉴定人不一致。这违反了《现场鉴定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等的规定。5、19号鉴定意见书超越委托鉴定权限19号鉴定意见书的委托权限是需要鉴定种子的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及种子的质量与农作物经济损失的因果关系。也就说，本案的委托鉴定事项，不包括除了种子质量问题以外的农作物损失的原因进行鉴定。但是19号鉴定意见书并没有对种子质量和种子质量与农作物经济损失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反而直接调查损失出现的其他原因，这明显超越了人民法院的委托鉴定权限。四、原审判决直接采纳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的损失结论，事实认定错误。（一）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时间存在问题。1、1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员鉴定时错过了典型性状表现期，无法进行损失鉴定《现场鉴定办法》第五条“种子管理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组织鉴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管理机构对现场鉴定申请不予受理：（一）针对所反映的质量问题，申请人提出鉴定申请时，需鉴定地块的作物生长期已错过该作物典型性状表现期，从技术上已无法鉴别所涉及质量纠纷起因的”。根据该规定，鉴定应在典型性状表现期进行鉴定。即发现问题时，就应当进行鉴定。19号鉴定意见书第2页显示“现场勘验时，李海军等33位申请人种植的冷棚‘乾德118’品种的瓜棚已经拉秧，温室正在拉秧处理”。关于拉秧的定义，我们可以查询相关的农业网站。“拉秧”就是当农作物果实成熟采摘后，不会再次结果后，将剩余的农作物的茎蔓处理掉，因此，拉秧的时间在农作物已经全部收获后。本案的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瓜码稀少、瓜秧弱且多病，生长慢，绝产”，那么本案的纠纷是应为黄瓜秧出现开花少或结果少问题造成的，那么本案的鉴定期限应当在黄瓜秧的成熟期进行鉴定，这样才能辨别出黄瓜秧是否存在“瓜码稀少、瓜秧弱且多病，生长慢，绝产”问题。而本案中却在黄瓜已经不结果即拉秧时进行鉴定，而19号鉴定意见书却显示黄瓜当时的秧苗已经都败了，不再具备开花结果的条件，且黄瓜已被全部采收，那么鉴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19号鉴定意见书和19204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时期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进行测产、测损。2、19204号鉴定意见书进行鉴定日期是2019年9月16日，已经完全不存在鉴定的条件本案的争议发生在2018年秋季至冬季，但是鉴定损失时的日期却是在2019年9月16日。而这已经距离争议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存在鉴定的条件。鉴定人却仍然进行鉴定得出损失的结论，那么损失的意见是完全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二）损失意见与调查情况相互矛盾、忽视客观事实。1、原审判决认定“绝产”与19号鉴定意见书显示的“每亩1000~1500ｋｇ”的意见相互矛盾原审判决第13页“被告乾德公司辩称，即使根据专家鉴定意见的陈述，原告的黄瓜也是减产并非绝产，而评估报告是按照绝产做出来的，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损失应按减产作出，故对其辩称不予支持”，该判决理由认定被上诉人的产量是绝产造成，该辩论判决理由显然与19号鉴定意见书的调查不一致。这是因为第19号鉴定意见第2页“平均每株生产正常瓜3个，重量150ｇ~200ｇ，畸形瓜2-3个，亩产1000~1500ｋｇ”，这就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绝产”是错误的。经上网查询河北省2018年10月中下旬的黄瓜市场价得知每公斤黄瓜在2元以上，那么每亩应当有2000~3000元的收入，甚至更多。而判决书未对该部分进行认定，这明显错误。2、19204号鉴定意见书的损失鉴定忽视了“大棚黄瓜一年两茬”的客观事实，因此若存在损失的情况下，计算损失时应将“全年”的收入及支出等至少除以2本案的黄瓜纠纷发生在秋冬季节。而众所周知的，普通家庭少量种植黄瓜的种植季一般是在春季，收获季是夏季。而大棚蔬菜，由于其温度、肥水等条件的控制，黄瓜种植一般是一年两茬，种植黄瓜的季节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一年能收获两次。这在论文中也有体现，例如《基层农技推广》杂志2015年第6期中，下得友发表的《青县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写明大棚春秋两茬嫁接黄瓜生产模式。再如更早之前的，《新农业》杂志1985年第21期，梁昌国发表的《大棚黄瓜春秋两茬创新高》中也提到了“一年种植两茬黄瓜，均收到高产、高产值的效果。1984年春茬黄瓜收获16753斤，产值4400元；秋茬黄瓜收获8210斤，产值1750元”。春季种植的黄瓜由于其气候等更适宜黄瓜的生长，开花结果的时间会比秋冬季更长，开花结果的数量也会比秋冬季更多。经相关数据统计春季黄瓜一般占全年收入的60%左右，秋冬季黄瓜一般占全年收入的40%左右。因此计算种植黄瓜的全年收入时，应当是两茬的收入，而不是仅有一茬的收入。本案的黄瓜争议纠纷发生在2018年秋冬季节。如本案中争议的黄瓜确实存在损失的话，那么应当仅计算“秋冬季”黄瓜的收入，而不应当“全年”的黄瓜收入全部计算。两茬黄瓜每亩地“全年”的纯收入在1万元以上，这在河北省农业农村厅2020年5月27日发布的《河北一条黄瓜产业链，一年产值一亿八》一文中有所体现，该文中报道时农户种植的黄瓜是春季黄瓜，该农户称全年每亩地收入是1万元以上，这就与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2018年“全年”的纯收入相互对应。但是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却以2018年“全年”黄瓜净利润、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来计算损失，这明显错误。（三）损失的数据来源不合法。1、官方网站无纯利润、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的统计数据经查询农业农村部、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官方网站、沧州市农业农村局等官方网站，均未查询到2018年期间河北省大棚黄瓜的每亩纯利润、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的相关数据。2、农户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是具体、现实的，不应用同一标准计算本案中的农户共计30人，每家每户针对土地成本或人工成本的支出，如土地租赁费用、雇佣工人费用、采摘费用等，不可能完全相同。若用同一标准进行计算，不符合“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3、关于黄瓜的种植面积，被上诉人既未提交证据，鉴定人也未进行测量，原审判决直接采纳鉴定意见书的数据，这有违客观公正原则19204号鉴定意见书中记载了每家每户的种植面积，但是鉴定人员却没有用专业的仪器进行测量。被上诉人在原审开庭时也没有提交其种植面积的书面证据支持。那么种植面积如何证明？4、损失的计算应用差额计算法，而不能依据毫无依据的专家讨论得出结论本案中的损失应当是预计收获数量与实际收获数量之间的差额，预计收获数量应当结合被上诉人实际种植亩数与正常情况下每亩的收获数量加以计算，但是鉴定意见书中却没有实际采收的数量。中国价格协会《价格评估执业规范（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价格评估人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调查，并记录调查情况。”第二十七条规定：“市场调查记录应当有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字。被调查人未签字的，调查人应当在记录上载明情况，市场调查记录的使用不受影响。”第二十九条规定：“价格评估人员应当对市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依据前述规定，评估人进行价格评估时必须形成市场调查记录，以确保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案中19204号鉴定意见书3.2损失鉴定中记载“根据专家讨论，市场调研查2018年黄瓜净利润为..…”，既然通过专家讨论、市场调查确定了2018年河北省黄瓜价格，就应当提供相应的专家讨论记录、市场调查记录，以供法院确定其鉴定意见的真实性。然禹希公司未能提供专家讨论记录、市场调查记录，直接说明温室净利润、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冷棚净利润、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数值，从而得出了“温室损失20184.51元／亩／年，冷棚损失8429.3元／亩／年”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故该鉴定意见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五、19号鉴定意见书关于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一）超越职权、专家组成不合法等等违法事项已经二、三、四中陈述，此处不再赘述（二）损失可能是由种子质量、田间管理、气候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场鉴定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现场鉴定是指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者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活动。”第十二条：“专家鉴定组对鉴定地块中种植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鉴定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作物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状况；（二）当事人对种子处理及田间管理情况；（三）该批种子室内鉴定结果；（四）同批次种子在其他地块生长情况；（五）同品种其他批次种子生长情况；（六）同类作物其他品种种子生长情况；（七）鉴定地块地力水平；（八）影响作物生长的其他因素。”根据前款规定，农作物的损失是由种子质量、气候条件、田间管理等内外因共同导致的。（三）关于损失的原因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现场鉴定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现场鉴定书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鉴定申请人名称、地址、受理鉴定日期等基本情况；（二）鉴定的目的、要求；（三）有关的调查材料；（四）对鉴定方法、依据、过程的说明；（五）鉴定结论；（六）鉴定组成员名单；（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依据该规定，调查材料必须反映调查事实，鉴定方法、依据、过程必须公正合理。1、19号鉴定意见书在鉴定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委托禹希公司鉴定的事项为“对申请人购买的品种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及与农作物经济损失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显然，这里的因果关系指的是种子的质量与损失的因果关系。禹希公司无法对质量标准进行鉴定，却作出了“种植户所购买并使用标注‘乾德118’品种黄瓜登记的适应种子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结合其田间生产表现认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超适宜区域种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样的鉴定意见。首先，虽然登记公告中“乾德118”适宜河南地区晚春、越夏、早秋等保护地栽培，而“乾德118”种子标签写的是华东、华北及相同生态类型区域。虽然写明的适宜种植区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并无证据证明河北青县地区不属于“乾德118”的适宜种植区域。这仍需要进行鉴定才能说明，而不能直接依据包装上的标签就得出结论。其次，超出适宜区域种植并不必然导致损失。在19号鉴定意见书第3页分析说明第3段中提及“在其登记的适宜区域以外种植，则有可能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生产性能发生变化”。这段表述是一种可能性判断，即生态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生产性能发生变化，而并不是“必然的”“直接的”。那么3.3鉴定意见是如何将可能性判断上升为必然性判断的，即19号鉴定意见书是如何推断出“造成经济损失与超适宜区域种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部分在鉴定意见中均没有得到体现。再次，19号鉴定意见中还提及“相关专家”，19号鉴定意见中指的“相关专家”都包含了那些人？退一步讲，如果本案的鉴定属于司法鉴定，根据2016年5月1日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条之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程序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的方式、步骤以及相关规则的总称。如果19号鉴定意见书中的“相关专家”不是本案的鉴定人，那么“相关专家”又有什么资格和资质出具这份鉴定意见？最后，19号鉴定意见书描述的鉴定过程避重就轻。19号鉴定意见书提及鉴定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和现场勘验，查询了农村农业部2558号公告，对比了“乾德118”的包装。通篇看下来19号鉴定意见书关于专业技术勘验、专家分析论证一笔带过，科学技术与专门知识等相关的内容只字未提，这样的鉴定意见属实难以令人信服。2、调查材料不能真实反映“瓜码稀少、瓜秧弱、生长慢”等情况19号鉴定意见书中却并未附相关的调查材料，其鉴定的依据仅仅是“经调查了解到”农户的陈述，而非自己现场勘验的调查结果，场勘验时温室正处于“拉秧”阶段。同样从19号鉴定意见书所附的现场调查照片也能直接看出黄瓜秧当时已经拉秧了，不具备鉴定条件，不能反映每株到底开了多少花、结了多少果。3、调查材料未附田间管理资料，也未用对比等方法说明可以排除田间管理因素19号鉴定意见书仅在第2页记录“申请人李海军等33位种植农户均有多年的黄瓜种植经验，且此次对于‘乾德118’品种的黄瓜种子均为温室和冷棚模式种植”，然后就直接在分析说明部分得出结论“该品种在李海军等33为申请人按照购买种子包装所标注的栽培要点指导下种植管理”。该结论不仅未附相关的水肥、温度管控、杂草、虫害、土壤特质等管理的相关资料，也没有说明使用了什么方法排除了相关田间管理的因素。而且农户明确说明过，未喷洒过乙烯利等增瓜灵类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花芽的分化，保花保果，这就无法排除田间管理因素造成的影响。4、高温也是导致黄瓜花少、瓜少的主要原因，鉴定未调查气象条件，无法排除气象对黄瓜结果的影响高温也是影响植株生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农业的基础常识。在出现高温天气时，植株为了适应外部的环境而发生的适应性变化，如开花少、结果少等，这与品种本身的特性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与品种的种子的质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高温期种植黄瓜，无论是什么品种，都是需要喷洒乙烯利等增瓜灵类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促使花芽的分化，保花保果，以达到稳产增产的目的，这是常识！通过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青县2018年气象数据可知，青县2018年7月20日到9月1日的平均气温为27.722度，比2016年同时期平均温度高1.017度，比2017同期平均温度高1.76度。在气象学上“气温距平在正负0.5℃范围内为正常值，超过正负0.5℃为气温偏高或偏低，若超出正负两倍标准差则为异常偏高或偏低”。而对比2018年7月20日至9月1日之间的天气，青县同期气温明显偏高，属于异常高温天气。而本案中的农户在此高温天气没有喷洒增瓜灵，也没有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造成损失与种子质量本身无关。19号鉴定意见书全篇没有对气象进行任何的描述和调查分析，也未说明其对种子的开花、结果是否能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影响力的大小，那么天气对本案黄瓜的开花、结果的影响就无法排除。青县当年有其他公司的品种受高温影响导致结瓜少。比如德瑞特的几个强雌品种有出现这种情况，德瑞特作为黄瓜业比较知名的公司，德瑞特公司作为袁隆平院士为荣誉董事的隆平高科的子公司种子质量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该公司2018年有两个强雌品种在青县种植后同样因为异常高温出现了问题，这也说明了高温会影响黄瓜的结果。六、原审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的依据是《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种子法》第四十二条：“种子广告的内容应当符合本法和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性状描述等应当与审定、登记公告一致。”《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一）无证据证明“乾德118”种子标签的标注内容不真实，本案不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1、无证据证明“乾德118”的种子质量存在问题。依据国家标准ＧＢ16715.15-2010《瓜菜作物种子第1部分：瓜类》，黄瓜的常规种中的大田用种的品种纯度不低于95.0%，净度不低于99.0%，发芽率不低于90%，水分不高干8.0%.木安山的昔瓜和子的标注符合上述国家标准。且无检验报告证明质量不合格。2、《种子法》并未禁止非主要农作物在登记的适宜区域外的销售，“乾德118”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与登记公告不一致，并不必然说明种子标签是不真实的《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该款只是规定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只是不能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这与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登记管理制度是相区别的。因此“乾德118”的种子标签的适宜区域与登记公告的适宜区域不一致，并不能直接说明“乾德118”的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是不真实的。要证明“乾德118”种子是否适宜青县种植，必须由专门的鉴定专家进行品种试验后才能确定。而本案中无品种试验，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乾德118”种子存在不适宜青县种植的标签标注不真实的情形。（二）种子包装上的说明属于种子标签，无证据证明“乾德118”品种的种子对外发布了“广告”，也无证据证明广告内容与登记公告内容不一致，本案不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二条《种子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是种子广告的内容。关于广告的定义规定在《广告法》第二条第一款，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广告一般是用来推销自己产品所用的。而本案的产品包装上记载的特征特性、质量指标、风险提示等说明内容不是广告。依据国家标准ＧＢ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3.1“种子标签ｓｅｅｄｌａｂｅｌ1ｉｎｇ标注内容的文字说明及特定图案。注1：文字说明是对标注内容的具体描述，特定图案是指警示标志、认证标志等。注2：对于应当包装销售的农作物种子，标签为固定在种子包装物表面及内外的文字说明及特定图案；对于可以不经包装销售的农作物种子，标签为在经营时所提供印刷品的文字说明及特定图案”，该案种子的外包装上的文字并非广告，而是《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等规定的种子标签。同时，本案的农户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乾德118”对外发布了广告或者发布的广告与登记公告不一致。因此本案不能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三）无证据证明因“乾德118”的标签或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而导致损失，本案不适用《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赔偿情形之一是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所导致了损失，但是本案中的鉴定意见并不能直接说明“乾德118”的标签或者使用说明与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在前述几个部分已经进行了详细地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因此不能适用《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错误地适用《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进行更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被上诉人种植了“乾德118”及种植的面积、损失的金额，以及损失与上诉人生产经营的“乾德118”种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因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至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在审理后，盼如所请。 针对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胡国庆等30人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金额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应当作为定案依据。鉴定单位为法院委托，在现场勘查中已完全通知了各方当事人到场。鉴定机构人员也指派相关专家去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并采样。鉴定人员是凭借所见所听结合自身专业农业知识以及结合查询涉案争议种子登记情况作出的鉴定结论。本案造成原审原告损失的最直接最根本原因是乾德公司错误虚假宣传改变了适宜种植区域将本应当在河南播种的种子扩大宣传到包括河北在内的省份，我们注意到鉴定报告中的措辞登记的种子在其适宜种植区域一定有其优越性，但如果错位区域种植，必然导致生产性能发生变化。鉴定报告中引用的常理是客观生动便于常人理解的一种通俗说明，在原审原告种植了不应当在河北种植的涉案种子必然会导致产量的减少或绝产，带来的经济损失是不言而喻的。鉴定单位是根据河北省的大数据结合周边相邻的数据做出的损失金额的鉴定是客观合理的。在一审中鉴定人员也已经出庭接受质询，在原审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二份鉴定意见的情况下该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二子农技应当向我方返还购买种子款项。因收取款项是二子农技，其应当返还。在加之我方向二子农技支付的款项与二子农技向上海乾德支付的款项不是等同数字，所以原审根据谁收款谁付款的常理结合种子法的规定第46条作出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依据。因为种子的特殊性我国种子法明确规定了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即属于假种子。这是假种子的法律定义。乾德公司仅是偷换概念，用生物的定义来掩盖法律的定义，这也是其虚假销售给我方带来损失的基础理念。 胡国庆等30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胡国庆黄瓜损失126507元，李宝松黄瓜损失88507.7元，李怀祥黄瓜损失65332.8元并返还种子款1360元，刘建伟黄瓜损失67434.4元，厚枫宇黄瓜损失25287.9元并返还种子款800元，赵增茂黄瓜损失60691元，黄建利黄瓜损失92744.8元，于文成黄瓜损失42169元，孙建黄瓜损失50575.8元并返还种子款1760元，王福栋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款800元，刘秀锦黄瓜损失54790.5并返还种子款1760元，黄文志黄瓜损失92744.8元并返还种子款1280元，韩君来黄瓜损失379521元，王耿彬黄瓜损失25287.9元并返还种子款800元，李刚黄瓜损失50575.8元并返还种子款1600元，许雷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880元，臧振国黄瓜损失52711.3元并返还种子款960元，赵振军黄瓜损失48494.4元，姚传震黄瓜损失126507元，王金忠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960元，刘怀中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720元，任国军黄瓜损失25287.9元并返还种子款800元，宋彦恒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1200元，王德帅黄瓜损失26973.8元并返还种子款1200元，王春友黄瓜损失27816.7元并返还种子款800元，王玉新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960元，于兆坡黄瓜损失25287.9元并返还种子款800元，刘忠店黄瓜损失177015.3元，李金栋黄瓜损失50575.8元，李金峰黄瓜损失33717.2元并返还种子款3520元，以上共计2041821元；二、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至8月，原告李怀祥、厚枫宇、孙建、王福栋、刘秀锦、胡文志、王耿彬、李刚、许雷、臧振国、王金忠、刘怀中、任国军、宋彦恒、王德帅、王春友、王玉新、于兆坡、李金峰、于文成、韩君来在被告二子中心王树彬处购买了被告乾德公司生产的乾德118黄瓜种子，用于温室及大棚种植。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瓜码稀少、瓜秧弱且多病，生长慢等情况。胡国庆等30名原告申请青县人民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其购买的品种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及农作物经济损失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对30名原告农作物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2019年2月22日，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希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内容为：“1、由于李海军等33位申请人所购买的标注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乾德118号品种黄瓜外包装标注内容与该品种登记信息存在严重不符，其产品真实性目前尚无法确认，故此未能对其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进行鉴定。2、种植户所购买并使用的标注为“乾德118”品种黄瓜登记的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结合其田间生产表现认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超适宜区域种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2019年9月16日，禹希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李怀祥损失金额65332.8元、厚枫宇损失金额25287.9元、于文成损失金额42169元、孙建损失金额50575.8元、王福栋损失金额33717.2元、刘秀锦损失金额54790.5元、胡文志损失金额92744.8元、韩君来损失金额379521元、王耿彬损失金额25287.9元、李刚损失金额50575.8元、许雷损失金额33717.2元、臧振国损失金额52711.3元、王金忠损失金额33717.2元、刘怀中损失金额33717.2元、任国军损失金额25287.9元、宋彦恒损失金额33717.2元、王德帅损失金额26973.8元、王春友损失金额27816.7元、王玉新损失金额33717.2元、于兆坡损失金额25287.9元、李金峰损失金额33717.2元。” 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588号，登记编号为GPD黄瓜（2017）310014的乾德118黄瓜的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为：适宜在河南省晚春、越夏、早秋等保护地种植。注意事项：耐低温能力较弱。乾德公司生产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包装袋上标注：品种适应区域为华东、华北及相同生态类型区域。 还查明，原告李怀祥支付种子款1360元、厚枫宇支付种子款800元、孙建支付种子款1760元、王福栋支付种子款800元、刘秀锦支付种子款1760元、胡文志支付种子款1280元、王耿彬支付种子款800元、李刚支付种子款1600元、许雷支付种子款880元、臧振国支付种子款960元、王金忠支付种子款960元、刘怀中支付种子款720元、任国军支付种子款800元、宋彦恒支付种子款1200元、王德帅支付种子款1200元、王春友支付种子款800元、王玉新支付种子款960元、于兆坡支付种子款800元、李金峰支付种子款352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收据、乾德118黄瓜种子一袋、禹希公司出具的农鉴字（2018）第19号专家鉴定意见书、价评（2019）第19204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2588号公告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生产者信息、种子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风险提示及有关咨询服务，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第四十二条规定：种子广告的内容应当符合本法和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性状描述等应当与审定、登记公告一致。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经审查，被告乾德公司生产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在国家种子登记信息中记载的适宜种植区域为：适宜在河南省等保护地种植。而在其对外经营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包装袋上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为华东、华北及相同生态类型区域。公告登记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包装袋上明显不符。原告在河北省区域内种植乾德118黄瓜种子种植过程中产生诸多问题，造成损失。经鉴定，种植户所购买并使用的标注为“乾德118”品种黄瓜登记的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结合其田间生产表现认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超适宜区域种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21名原告的损失，被告乾德公司应予赔偿。原告李宝松、刘建伟、赵增茂、黄建利、赵振军、刘忠店、李金栋、胡国庆因未提供证据证实在二子中心购买了乾德118黄瓜种子，故对其主张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姚传震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实其在二子中心购买了乾德118黄瓜种子，故对其主张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销售者二子中心的过错，为避免诉累，应由生产者被告乾德公司赔偿原告损失。被告乾德公司提出鉴定公司及鉴定人没有鉴定的资质，经核实，禹希公司及鉴定人从事农作物损失因果关系的业务符合禹希公司营业执照所登记的农林牧渔业咨询业务范围。被告乾德公司辩称，农作物田间现场鉴定，要求鉴定专家人数不少于三人以上单数，经核实，鉴定人李某1出庭接受询问时，其说明当时有李某1及鉴定公司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去了现场，本院认为，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现场提取鉴定材料应当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一名应为该鉴定事项的司法鉴定人，禹希公司两名鉴定人中，鉴定人李某1及其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参加现场勘验并无不妥，故对其辩称不予采纳。被告乾德公司辩称田间鉴定时鉴定机构未通知乾德公司到场，经核实，现场田间鉴定时已通过电话录音的形式通知了被告乾德公司，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基准日，价格评估报告书是按照当年当季的平均数作出的，故报告中未写鉴定基准日。被告乾德公司辩称，即使根据专家鉴定意见书陈述，原告的黄瓜也是减产并非是绝产，而评估报告是按绝产作出的，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损失应按减产作出，故对其辩称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李怀祥损失65332.8元、赔偿原告厚枫宇损失25287.9元、赔偿原告于文成损失42169元、赔偿原告孙建损失50575.8元、赔偿原告王福栋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刘秀锦损失54790.5元、赔偿原告胡文志损失92744.8元、赔偿原告韩君来损失379521元、赔偿原告王耿彬损失25287.9元、赔偿原告李刚损失50575.8元、赔偿原告许雷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臧振国损失52711.3元、赔偿原告王金忠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刘怀中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任国军损失25287.9元、赔偿原告宋彦恒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王德帅损失26973.8元、赔偿原告王春友损失27816.7元、赔偿原告王玉新损失33717.2元、赔偿原告于兆坡损失25287.9元、赔偿原告李金峰损失33717.2元。二、被告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返还原告李怀祥种子款1360元、厚枫宇种子款800元、孙建种子款1760元、王福栋种子款800元、刘秀锦种子款1760元、胡文志种子款1280元、王耿彬种子款800元、李刚种子款1600元、许雷种子款880元、臧振国种子款960元、王金忠种子款960元、刘怀中种子款720元、任国军种子款800元、宋彦恒种子款1200元、王德帅种子款1200元、王春友种子款800元、王玉新种子款960元、于兆坡种子款800元、李金峰种子款3520元。以上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1570元，由被告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胡国庆向本院提交证据：在2019年9月16日开票的鉴定咨询服务费发票及票根原件，发票数额为33000元，拟证明是其向河北禹希公司支付一审中鉴定费用33000元。 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仅提供了影印件未提供发票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合法性有异议。原审法院是依据司法鉴定程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收费应当为司法鉴定费。本案所提交的证据为咨询服务费，显然收费内容不仅不合法，也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质证认为，同意上海乾德种业公司的意见。补充：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也就是不诉不理。在一审中整个开庭过程，一审原告并没有向法庭提供鉴定费的票据，也没有主张该权利。诉状虽然有主张，但是庭审过程是举证过程，并且就提供的证据表明自己的主张，法庭才能进行审理。可见一审判决从第10页倒数第2行开始到第11页第一段结束，也就是体现原告在一审中就自己的主张所提供的相应全部证据并不包含司法鉴定费。开庭笔录中也可以进行核实，整个庭审一审原告并没有专门向法庭提供该证据和表明自己的主张。这应当属于当事人的放弃。这种权利并不取决于法院，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一审法院才做出了并不包含鉴定费的判决。到二审阶段一审原告无权在就鉴定费要求二审进行审理。 上诉人李宝松、黄建利、刘忠店向本院提交证据：1、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为李宝松和黄建利出具的收据；2、刘忠店向二子农资微信转款记录两张。 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质证认为，对标有2018.8.20日客户名称李宝松的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一审中李宝松并没有提供该证据，才导致了一审判决中没有包含李宝松。对标有黄建利的收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在客户名称中是空白。右下角黄建利的名字是被人后添上去的。不是二子农资相关人员所签的字。不能用该收据确定为是黄建利所购买过二子农资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对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子农资是在当地经营着各种种子、化肥、农药等多种农资产品，正常向二子农资转款的农户都能提供这种转款记录，但不能确定是购买了黄瓜种子。 上诉人赵增茂提交录音证据一份，录音人为上诉人赵增茂，通话人为案外人李海军及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经营者王树彬，拟证明上诉人赵增茂的种子系由案外人李海滨代买。 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质证称，当时买种子的全部开票了，没开票的证明没有买，时间太长了有的忘记谁买谁不买。代理人补充意见：其中关于出售种子由于基本形成在2018年8、9月份，而原告等人的诉状是2020.6.16日书写，实际上立案时间还要晚。两年多正常情况下二子农资根本就没有保存这些零散购物的发票收据底联。有没有和二子农资形成过乾德种子的买卖关系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方来承担。在一审中已经提供的录像它只反映出部分农民因在二子农资购种出现纠纷，按正常程序作为经营者及时通知生产者汇同农户现场勘查调研这是正常程序，而不能以视频中在场人来确定这些就是必然购买过黄瓜种子人员，并不排除现场看热闹的。这在法律上是不能确定的。对关于李海军的电话，他的时间应当是在一审开庭后，是刻意在向二子农资负责人王树彬打电话，电话中王树彬包括另一个女子（王树彬妻子）当场直接回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所有已经购买过的都已经开了票。按照正常举证责任原告有义务是否存在购买行为举证，就质量问题才应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二审庭审后，应我院要求，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书面答复，答复其出具的报告中的损失鉴定为一个生长季度的损失，并在损失评估中包含种子成本。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种子广告的内容应当符合本法和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性状描述等应当与审定、登记公告一致。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乾德118”黄瓜种子在国家种子登记信息中记载的适宜种植区域为：适宜在河南省等保护地种植，而其包装袋上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为华东、华北及相同生态类型区域。公告登记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包装袋上明显不符，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农鉴字（2018）第19号专家鉴定意见书系由青县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做出，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为：种植户所购买并使用的标注为“乾德118”品种黄瓜登记的适宜区域并不包括河北，结合其田间生产表现认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超适宜区域种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鉴定机构已通过电话录音的形式通知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参加现场田间鉴定的情况下，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仍未参加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自己主张，故对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种植户的损失，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应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款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根据上述规定，种植户的赔偿款中确实应当包括购种价款，但二审中经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答复，价格评估报告书中所计算种植户黄瓜损失已是在扣除种子成本的前提下做出，故原审法院对李怀祥等19名种植户另外主张的种子购买成本的支持，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对于上诉人李宝松提交的“乾德118”收据，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该收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李宝松在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购买了乾德118黄瓜种子，故对上诉人李宝松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黄建利提交的收据，该收据虽未写明客户名称及收款内容，但收款单价与“乾德118”黄瓜种子收款单价相同。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票据对应的客户名称及收款内容，故对上诉人黄建利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刘忠店、姚传震提交了向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转账的微信记录，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虽不认可该转账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转款记录对应的收款内容，故对上诉人刘忠店、姚传震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胡国庆提交录像光盘截图，能够证实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经营者和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派来的工作人员曾经到其温室大棚进行现场勘查，故对上诉人胡国庆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法院鉴定人员去田间现场勘查，其中就有上诉人赵振军的大棚地块，故对上诉人赵振军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赵增茂提交录音证实其黄瓜种子系由案外人李海军代买，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故对上诉人赵增茂的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李金栋主张其黄瓜种子系由本案被上诉人李金峰代买，结合被上诉人李金峰的购买数量及两人种植面积，对于上诉人李金栋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确认其所种植的亦是在在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购买的乾德118黄瓜种子，损失应当得到赔偿。上诉人刘建伟主张在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处购买黄瓜种子，虽未提交证据，但其一直同本案其他种植户到上诉人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处谈论过种子质量及开票问题，也同其他种植者诉讼一直到二审，结合其行为及陈述能够达到证据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故对其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即除一审支持的21名种植户的损失外，上诉人李宝松、刘建伟、赵增茂、黄建利、赵振军、刘忠店、李金栋、胡国庆等9名种植户的损失，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亦应予以赔偿。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价评（2019）第19204号价格评估报告书是由青县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程序合法。上诉人上海乾德有限公司主张该报告书中计算种植户的损失系全年损失，经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答复，该报告书中计算的种植户损失系一个生长季度的损失，故以该价格评估报告认定涉案30名种植户的全部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上诉人胡国庆向本院提交其垫付的一审鉴定咨询服务费发票及票根原件，金额为33000元，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青县二子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对票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鉴定费用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亦已主张，故本院予以确认，上述鉴定费33000元应由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 二、撤销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 三、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赔偿胡国庆损失126507元、赔偿李宝松损失88507.7元、赔偿刘建伟损失67434.4元、赔偿赵增茂损失60691元、赔偿黄建利损失92744.8元、赔偿赵振军损失48494.4元、赔偿姚传震损失126507元、赔偿赔偿刘忠店损失177015.3元、赔偿李金栋损失50575.8元。 四、驳回刘忠店等30人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内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8467元，鉴定费33000元，均由上诉人上海乾德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笑臣 审 判 员 位海珍 审 判 员 葛淑红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坤 书 记 员 曹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