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杨海涛，男，1978年11月2日，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财信大厦6-9层。法定代表人：王双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璋，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三槐，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海涛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财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8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8190号判决；2.改判撤销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发给杨海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继续履行与杨海涛的劳动合同；3.改判湖南财信公司支付杨海涛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工资差额26645.56元。事实和理由：湖南财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中写明：经考核研究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但湖南财信公司从未制定相关考核标准的文件，湖南财信公司从未对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进行任何的考核。现在仅仅是开会并通过会议纪要决定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该会议纪要提及的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理由均为虚构，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解散原因的相关事实。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的目的是通过设置双选，待双选失败将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员工调岗至长沙财富中心，并要相关人员要么接受调岗，要么自行辞职。劳动合同约定杨海涛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在湖南财信公司解散北京第一团队时，北京仍存在北京业务第二、第三团队，信托经理岗位是每个业务部门都有的配置岗位，北京业务第二、三团队均有杨海涛原相同的工作岗位。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解散后，杨海涛原工作岗位在北京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湖南财信公司有义务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安排杨海涛去相同的工作岗位工作，但湖南财信公司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安排而是设置了双选，并且在没有告知杨海涛双选岗位、双选岗位工作地点、双选岗位薪资待遇、双选岗位联系人等重要信息的情况下只给予三天的时间双选，三天后若没有部门同意接收则自动调岗至长沙财富管理中心且大幅降薪，而并非是调整至北京第二、第三团队。故湖南财信公司的调岗行为为恶意的惩罚性的调岗，不合理、不合法。杨海涛工作和生活长期在北京，调整工作地点到长沙对杨海涛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属于劳动合同重大变更必须协商一致，即使劳动合同约定湖南财信公司可以调整工作地点也应在北京的范围内调整。明明在北京有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而湖南财信公司非要强制把杨海涛调岗到长沙，明知杨海涛无法接受到长沙工作，从而达到逼迫杨海涛辞职的目的。北京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用人单位应有正当理由。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合理地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用工行为，判断合理性应参考以下因素：用人单位经营必要性、目的正当性，调整后的岗位为劳动者所能胜任、工资待遇等劳动条件无不利变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工作地点的，仍应对工作地点的变更进行合理性审查。具体审查时，主要应考虑对劳动者的生活是否有重大影响。本案中，湖南财信公司恶意的惩罚性调岗毫无任何合理理由，跨省调整工作地点以及大幅降薪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按劳动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认为湖南财信公司有权根据经营情况和工作需要调整杨海涛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但一审法院并未审查合理、合法性。湖南财信公司的调岗行为并非由于经营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引起，仅仅是因为李玮事件湖南财信公司想解除李玮原下属人员的劳动合同，在殷可欣长沙中院二审笔录中湖南财信公司已明确表示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是因为李玮被羁押。李玮原下属只有杨海涛和殷可欣二人且北京业务第一团队仅有杨海涛二人在北京工作，本次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属于针对特定员工即李玮原下属而非经营需要。双选只是个幌子根本不会有部门接收，所以双选只有湖南财信公司领导层以及杨海涛和殷可欣知道，湖南财信公司其他员工根本不知道，湖南财信公司只给予杨海涛双选期限这唯一一个要素，根本不可能得出双选的结果，因为没有领导的授意，任何一个部门也不会接收杨海涛。杨海涛联系过公司领导，也未得到回应。待双选时间一到，湖南财信公司未经协商就单方强制将杨海涛调岗至长沙财富中心，属于违法调岗。同时长沙也有与杨海涛原岗位相同的工作岗位，但湖南财信公司并未进行相应安排，而恰恰将杨海涛调整至薪资待遇最低的财富中心，调整后的工作岗位与原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完全不一致，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与北京高院关于劳动争议的适用法律指导意见相违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湖南财信公司单方面调岗后通知杨海涛到长沙上班，在工作0A当中杨海涛明确拒绝，在调岗后杨海涛依然在北京原岗位履行相关工作，并未离岗，和以往一样在处理工作直到3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而一审法院认为杨海涛未去新岗位，原部门已解散，不具备在原岗位继续工作的客观条件，故在2019年2月1日到3月8日间未提供劳动，认为旷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为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解散后北京仍有北京业务第二团队、第三团队。2019年1月份调岗会议纪要中写明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后，杨海涛依然要负责平昌项目的后续工作，并交给杨海涛平昌项目贷款方的用款计划，要杨海涛2月现场检查用款计划的真实性。且在2月份湖南财信公司给杨海涛报销了相应的处理项目事宜的各种费用报销款，并且在2019年4月9日湖南财信公司按照调岗后的工资标准给杨海涛发放了2月1日至3月8日的工资3414元，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湖南财信公司承认杨海涛在北京原岗位提供劳动，故不存在旷工行为，而湖南财信公司也未提供杨海涛旷工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海涛旷工为认定事实错误，毫无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应予以纠正。所以杨海涛在2月1日到3月8日一直在原岗位工作。故湖南财信公司应如数支付2月份工资，按原岗位工资标准应补齐工资差额。2018年12月份集团公司进行工资改革，由于异地业务部门一直基本薪酬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集团决定调整薪酬结构大幅提升异地业务人员工资待遇，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招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信托业务人才来强化异地业务，以实现集团的深耕湖南，走向全国的战略目标。湖南财信公司更改为财信信托也是基于集团要在全国打造财信系的品牌需要，集团旗下所有金融机构更改后的公司名称均有财信二字，如财信保险，财信证券，财信基金，财信资产管理公司等。基于此背景，2018年下半年湖南财信公司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全面拓展信托业务，成立了多个信托业务部门。2018年12月开始按照执行薪酬改革后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于2018年12月24日向杨海涛发放11月税后工资30059.56元。而湖南财信公司想要给杨海涛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想让杨海涛知道改革后工资标准，0A当中唯独没有显示杨海涛11月份工资的工资条，杨海涛亦不认可2018年12月、2019年1月工资条的工资构成。故工资改革后杨海涛的工资标准为税后30059.56元，如果湖南财信公司认为并非如此，请湖南财信公司提供相应的说明以及发放这笔工资的标准以及工资构成。综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载明经考核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与湖南财信公司长沙中院二审笔录阐述的因为李玮解散团队的理由不符。故会议纪要记载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的理由纯属虚构，不成立。解散第一团队后，北京仍有北京业务第二团队、第三团队，而湖南财信公司单方面强制将杨海涛调岗至长沙财富中心，严重侵害杨海涛的权益，且大幅降低工资待遇，不合理不合法。而后在北京原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不存在旷工事实。湖南财信公司毫无合理理由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从设计虚假的双选到单方面违法调岗直至最终解除杨海涛的劳动合同，这一系列行为严重侵犯了杨海涛的合法权益。湖南财信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海涛的上诉意见，请求维持原判。杨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发给杨海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恢复与杨海涛的劳动关系；2.请求湖南财信公司支付杨海涛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税后工资30059.56元。湖南财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湖南财信公司无需支付杨海涛2019年2月工资1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海涛于2014年5月11日入职湖南财信公司，签订两次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4年5月11日到2017年5月11日和2017年5月12日到2023年5月11日。合同（杨海涛为乙方，湖南财信公司为甲方）约定：“第四条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在北京业务总部从事营销经理岗位工作。第五条甲方根据经营情况和乙方工作业绩、能力表现，可以变更或调整乙方的职位和工作内容，并办理相关手续……第七条乙方的工作地点为北京。根据甲方的工作需要，可以变更工作地点……第三十条乙方违反劳动纪律，甲方可依据本单位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处理、处分、经济处罚等，直至解除本合同……第三十六条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第三十七条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应提前三十日一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或额外向乙方支付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合同……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甲方与乙方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杨海涛实际工作地点在北京市，工作岗位为信托经理，在职期间（2018年10月前）实发工资标准为12000元/月，杨海涛最后工作至2018年7月19日，当日湖南财信公司以组织调整为由与杨海涛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8月9日，杨海涛以湖南财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2018年10月25日，朝阳仲裁委做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16400号裁决书，裁决杨海涛与湖南财信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按照12000元/月标准支付工资。2018年11月1日，湖南财信公司与杨海涛恢复劳动关系。2019年3月8日，湖南财信公司以杨海涛未到岗上班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杨海涛工资最后支付至2019年1月。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调整情况，2019年1月14日经湖南财信公司总裁办公会决定，杨海涛所在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被解散。2019年1月15日，湖南财信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向杨海涛发送短信，内容为“杨海涛，你好。根据公司会议研究，决定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按照人员安置相关安排，请你于2019年1月18日（本周五）前将本人双向选择结果报人力资源部，特此通知。”杨海涛未予回复。2019年1月29日，湖南财信公司向杨海涛发送《关于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将杨海涛由异地业务总部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调整至财富管理中心，任助理营销经理，并告知其于2019年2月1日前到岗。2019年2月25日，湖南财信公司向杨海涛发送《关于到岗上班的通知》，内容为：“……鉴于你作为原异地业务总部北京业务第一团队的工作人员，公司已提供给你自主选择的方式，你没有作出选择。公司已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相关的规章制度，调整了你的工作岗位……按照公司考勤管理规定，现公司再次通知你立即到岗上班，逾期仍不到岗，按旷工处理”。杨海涛主张其收到调岗通知后，曾以寄送函件方式向湖南财信公司表示不同意调岗，湖南财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就其主张，杨海涛未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杨海涛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与杨海涛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湖南财信公司主张系杨海涛从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旷工行为。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依据，湖南财信公司主张系《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及第三十七条。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湖南财信公司主张系《离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单位提出解除或终止员工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员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二）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影响经营管理、工作秩序的……”和《考勤管理制度》第十九条：“员工当月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旷工累计达10天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除依公司制度进行处罚外，公司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杨海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知晓上述规定。关于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杨海涛的出勤情况，杨海涛不认可其存在旷工行为，主张其正常为湖南财信公司提供了劳动。1.关于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杨海涛的出勤情况，湖南财信公司主张其公司考勤方式为指纹打卡，但未提供对应期间的打卡记录，故一审法院对湖南财信公司关于杨海涛在此期间存在旷工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2019年2月1日至3月8日期间杨海涛的出勤情况，杨海涛认可其未到财富中心上班，原因是不同意湖南财信公司的调岗决定，其在没有告知湖南财信公司的情况下一直在原岗位工作。就在此期间的工作内容，杨海涛主张包括在家处理项目的后续事项和全国各地出差处理项目，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湖南财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杨海涛认可其在此期间一直未到湖南财信公司指定的工作地点和岗位工作，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杨海涛主张其一直在原岗位工作，但未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另查一，财富中心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另查二，2020年3月19日，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首先，杨海涛所在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已经解散，杨海涛无法在原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其次，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七条之约定，湖南财信公司有权根据其经营情况和工作需要调整杨海涛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故湖南财信公司与杨海涛就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变更进行协商并无不妥。2019年1月15日，湖南财信公司通过短信告知杨海涛其所在部门已经解散并要求其限期将双选结果告知公司人力资源部，杨海涛未予回复。在此情况下，2019年1月29日，湖南财信公司告知杨海涛已将其岗位调整到财富中心并要求其于2月1日到岗，杨海涛未回复且未到岗。2月25日，湖南财信公司再次向杨海涛发函要求其到岗，并明确告知杨海涛逾期不到岗按旷工处理，杨海涛未回复亦未到岗。杨海涛虽主张其不同意湖南财信公司的调岗安排且一直在原岗位工作，但首先，杨海涛未就上述调岗决定与湖南财信公司进行协商；其次，杨海涛收到调岗通知后，未明确向湖南财信公司表示不同意调岗安排，未告知湖南财信公司其仍在原岗位工作；第三，杨海涛所在部门已于2019年1月15日解散，杨海涛已不具备在原岗位继续工作的客观条件；第四，杨海涛主张其接到调岗通知后一直在从事原项目的相关收尾工作，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海涛2019年2月1日至3月8日期间没有为湖南财信公司提供劳动，构成旷工。根据《考勤管理制度》第十九条、《离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之约定，员工当月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旷工累计达10天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可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杨海涛旷工情况符合上述规定，应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湖南财信公司以此为由与杨海涛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及公司规章制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杨海涛要求撤销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恢复与其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海涛主张的2月份工资，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杨海涛在此期间未向湖南财信公司提供劳动，存在旷工行为，故湖南财信公司无需支付杨海涛在此期间劳动报酬。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财信公司无需向杨海涛支付二〇一九年二月工资一万二千元；二、驳回杨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杨海涛提交9份证据。证据1，湖南财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且加盖公章；证据2，湖南财信公司金融许可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证据3，湖南财信公司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证据4，湖南财信公司法人身份证明，4份证据共同证明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向杨海涛出具用于平昌项目后检查的相关文件，证明杨海涛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依然在岗履行工作职责。证据5，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2月向杨海涛支付的2月的相关费用、2019年4月9日按照调岗后的工资支付的2019年2月份的工资银行流水，证明湖南财信公司知道且认可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8日杨海涛在北京原岗位工作的事实。证据6，会议纪要载明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后，杨海涛要继续履行平昌项目的后续职责，证明撤销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前后平昌项目均由杨海涛负责，平昌项目贷后检查文件确系湖南财信公司向杨海涛出具。证据7，长沙入住酒店的短信订单，证明2019年3月5日，杨海涛前往长沙与湖南财信公司协商调岗事宜，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故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3月8日以未到新岗位报到旷工为由解除了杨海涛的劳动合同。证据8，殷可欣长沙一审审理中湖南财信公司向法院提交的OA记录，证明杨海涛于2019年2月24日通过OA告知湖南财信公司拒绝调岗方案。证据9，湖南财信公司官网北京业务第二团队2021年3月25日发布的成立项目的公告，证明湖南财信公司存有其他业务团队且正常开展业务，杨海涛具备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客观条件。湖南财信公司对证据1至证据4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落款时间系杨海涛手写，不能体现相应期间杨海涛提供了劳动；对于证据5、证据6的举证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证据8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证据9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湖南财信公司二审提交杨海涛的差旅费报销单四张，证明2019年2月份向杨海涛支付的款项并非2月的出差费用，而是2018年12月份的。杨海涛对上述差旅费报销单真实性不认可，主张与湖南财信公司签订的协议存在矛盾，对证明目的亦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未能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院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海涛要求撤销湖南财信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支付其2019年2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杨海涛上诉主张，湖南财信公司调岗行为不当，构成违法解除，杨海涛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且2019年2月份杨海涛仍在岗提供了劳动，湖南财信公司应当支付其相应工资。对此本院认为，杨海涛虽上诉主张湖南财信公司解散北京业务第一团队行为系蓄意所为，湖南财信公司亦未与其充分协商，调岗行为不具有合理性，但根据双方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杨海涛所在北京业务第一团队已经解散，湖南财信公司有权根据《劳动合同书》相关约定并依据经营情况及工作需要调整杨海涛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在湖南财信公司通过短信方式告知杨海涛其所在部门已经解散并要求其限期将双选结果告知公司的情况下，杨海涛并未予以回复。在此情形下，湖南财信公司告知杨海涛已将其工作岗位调整到财富中心并要求其于2月1日到岗，但杨海涛仍然未予回复，且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此安排提出过异议。2月25日，湖南财信公司再次发函要求杨海涛到岗并明确告知其不到岗后果，杨海涛仍旧未予理睬，亦未到岗。在上述过程中，杨海涛未就调岗安排与湖南财信公司协商，其接收到调岗安排后亦未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均认可的上述事实，结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以及双方诉辩主张等相关证据，认定湖南财信公司调岗行为具有合理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杨海涛虽主张其接到调岗通知后一直在从事与原项目相关的收尾工作，但其未能就此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佐证，湖南财信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海涛在2019年2月1日至3月8日期间没有为湖南财信公司提供劳动构成旷工并无不当，湖南财信公司依据相关规章制度解除与杨海涛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其解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杨海涛关于湖南财信公司调岗行为不当、解除行为违法，故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杨海涛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诉争期间提供劳动，湖南财信公司无需给付其相应工资，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亦予以确认。杨海涛关于湖南财信公司应当支付其2019年2月工资的上诉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海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海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璐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郭欣欣书 记 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