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民终19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晓冬。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丹，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子惠，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法尔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苏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法尔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尔曼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远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丹、金子惠，被上诉人法尔曼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远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在诉争纠纷之前，远舰公司作为受托人已经为法尔曼公司完成多笔海上货运代理业务。根据远舰公司的计算，法尔曼公司至今拖欠代理业务相关费用人民币100000元。然而，远舰公司在一审中以其享有的对于法尔曼公司已届清偿期的债权进行抗辩时，一审法院却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直接对远舰公司所举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从而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二、法尔曼公司在其于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付款担保函”中已明确记载“我司其他业务依旧正常由贵司安排，贵司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始终有权保留一份电放件”，远舰公司认为这是法尔曼公司作为希望与远舰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一方自愿作出的单方承诺，因此，该约定应当推定为之后双方之间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一个特别约定条款。该条款适用于双方之间运单号为Cxxxxxxxx7的货运代理合同。由此，远舰公司在本案中当然有权扣留提单电放件。综上，远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查明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依法处理如下：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法尔曼公司的一审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法尔曼公司承担。法尔曼公司答辩称：一、事实上法尔曼公司并不拖欠远舰公司人民币100000元，该人民币100000元涉及的五个货柜已履行完毕；二、从一审中提交的双方往来邮件来看，法尔曼公司曾问远舰公司有哪些费用，远舰公司只说案涉运费、王金城的费用，始终未提及人民币100000元，该人民币100000元与本案无关，如远舰公司认为与法尔曼公司还有其它经济纠纷，可以另案诉讼；三、双方未签订货运代理合同，并未约定支付相关费用为交付单证的前提，况且案涉货柜的相关费用法尔曼公司已付清，无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货代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还是第二款，远舰公司都无权扣留提单电放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法尔曼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20年7月，法尔曼公司为出口贸易的需要，委托远舰公司代理出口货物运输事宜。远舰公司于同年7月9日接收了金额为14412.96美元的货物，并办理了相关的出口手续。7月10日，涉案货物通过海运出口至英国的南安普顿。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在法尔曼公司多次要求下，远舰公司拒绝电放提单，导致收货人最终取消收货，法尔曼公司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1.远舰公司向法尔曼公司赔偿货款损失人民币97587.27元、退税损失人民币12686.35元、补税损失人民币12686.35元及运输代理费损失人民币19340元，共计人民币142300元及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42300元为本金自2020年10月14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远舰公司向法尔曼公司赔偿律师费人民币99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远舰公司负担。远舰公司辩称：1.法尔曼公司在承诺书和付款担保函中承诺在案外人王金城尚未清偿债务前，远舰公司可以保留一份提单电放件，并要求法尔曼公司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2.由于法尔曼公司迟延支付运费，远舰公司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拒绝交付提单电放件；3.法尔曼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产生了退税损失和补税损失，且上述损失与远舰公司的行为无因果关系；4.远舰公司已经将货物送至目的港，无需向法尔曼公司赔偿货运代理费，也无需赔偿律师费。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7月，法尔曼公司为履行贸易合同委托远舰公司出运一个编号为Axxxxxxxxxx5集装箱的毯子，远舰公司接受委托后安排拖车将涉案货物从工厂运至上海港码头，并安排订舱和报关业务。根据涉案报关单记载，发货人为法尔曼公司，涉案货物于2020年7月10日出口，目的港为英国南安普顿港，运输工具为CxxxxE,提运单号为Cxxxxxxxx7，货物总价为14412.96美元。远舰公司订舱后，取得了涉案的提单。同年8月11日，远舰公司向法尔曼公司开具了涉案的货运代理发票，该发票记载的金额为人民币19340元。涉案货物于8月20日到达目的港。8月26日，远舰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法尔曼公司，要求法尔曼公司按照付款协议支付运费，如果法尔曼公司确定要弃货，“请在本周三（8月26日是星期三）前提供弃货保函，否则默认为贵司弃货，由船公司拍卖”。法尔曼公司当日回复邮件称，“什么支付协议？是你们拒绝提供电放，说有权利保留一份电放的权利”。8月31日，法尔曼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远舰公司称，“不是我们公司不付运费，是我们无法确定付完我们公司的运费后，你们是否及时电放。我公司也不会弃货。请确认需要付的运费，同时确认是否及时电放”。远舰公司回复电子邮件称，“此票运费：RMB19340，之前两票拖车报关为3800+4400，王金城：96751，合计：RMB124291，贵司结清运费之后，我司会第一时间安排电放”。当日，法尔曼公司回复邮件称，“我们不欠王金城钱，也不欠你们钱，连这最基本的你都没搞清楚，有利润再用他的利润还你。反正我们运费已经付清。你电放放不放你的事，不放那我们走法律途径吧”。远舰公司再次回复邮件称，“那确认下就是不电放，等着拍卖是吧”。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远舰公司确认，电放流程系远舰公司领取承运人的提单后，等待法尔曼公司通知电放，接到法尔曼公司电放通知后，将提单及电放保函交给承运人通知承运人电放。远舰公司直至一审庭审之日时也未向承运人发出电放指令，装载涉案货物的集装箱仍在目的港，收货人现已经弃货。远舰公司还称，截止2020年12月29日，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已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18768英镑。一审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远舰公司制作了“付款担保函”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王金城，王金城将该函转发给了法尔曼公司，法尔曼公司于同年10月21日盖章后将该函邮寄给远舰公司。该函记载：“现有我司江苏法尔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王金城入职我司之前名下的公司诸暨市金奥进出口有限公司尚欠贵司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运费共计119046元整，我司江苏法尔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愿意协助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令王金城偿还所欠款项。我司会从他的个人利润里帮忙按比例扣除负责偿还，尽量按计划于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计划是10月底前4万，11月底前4万，12月底前余额）。如王金城未按时支付，我司江苏法尔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会协助贵司在其在我司有利润的前提下，扣除他的利润代为支付。我司其他业务依旧正常由贵司安排，贵司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始终有权保留一份电放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法尔曼公司称在2019年10月21日之后，与王金城有关的业务只有两票，均是通过远舰公司出运的，一票为涉案业务没有收到货款，另一票为2019年10月31日出运的货物，该业务是亏损销售，故不存在利润。远舰公司亦确认，在其扣留电放件时，法尔曼公司已经告知远舰公司王金城在法尔曼公司处没有利润。2020年9月18日，法尔曼公司与江苏正气浩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记载代理费为人民币9900元。2020年9月1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7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远舰公司是否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的提单电放件；二、法尔曼公司的诉请金额是否合理。一、关于远舰公司是否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的提单电放件的争议。法尔曼公司认为，法尔曼公司、远舰公司就涉案的货运代理费用已结清，“付款担保函”记载，就远舰公司对案外人王金城的债权，法尔曼公司协助远舰公司扣除王金城的利润并代为支付。现王金城在法尔曼公司处没有利润，故无法代为扣除。远舰公司扣留法尔曼公司的电放指令没有任何依据。远舰公司认为，法尔曼公司迟延支付货运代理费，故在2020年8月31日前远舰公司有权拒绝电放。法尔曼公司、王金城系保证合同关系，法尔曼公司是保证人，为王金城对远舰公司所欠债务进行担保，在王金城未还清欠款前，远舰公司有权扣留电放件。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货代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货运代理人不得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提单、海运单等运输单证。本案中，因远舰公司持有提单的原件，结合远舰公司陈述的电放流程，远舰公司扣留电放件相当于扣留运输单证。在货运代理合同没有约定支付代理费为取得单证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远舰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应当及时根据法尔曼公司的指令电放涉案货物，远舰公司扣留电放件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远舰公司以迟延支付代理费为由而扣留电放件的主张不予采纳。2.关于法尔曼公司是否为保证人。根据法律规定，保证人系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其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人。涉案“付款担保函”的名称虽为担保函，但根据该函的内容记载，“我司会从他的个人利润里帮忙按比例扣除负责偿还，尽量按计划于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的表述，均无法得出法尔曼公司承诺履行王金城对远舰公司的债务或承担对该债务的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远舰公司据此认为法尔曼公司为保证人于法无据，故一审法院对法尔曼公司系保证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3.货代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所称的相关费用应当仅限于货运代理费用，在委托人拒绝支付垫付费用的情况下，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依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交付相应的单证。鉴于货运代理业务涉及的货物通常是在承运人的掌控之下，而货运代理企业只有通过持有单证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赋予货运代理企业拒绝交单的权利，能够更好地保护货运代理企业，促进行业的持续发展。基于以上理由，货代规定第七条确认了货运代理企业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交付有关单证的权利。在本案中，法尔曼公司、远舰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费用已结清，在法尔曼公司多次告知远舰公司王金城并无利润可代付，且远舰公司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法尔曼公司已扣下王金城利润的情况下，远舰公司执意认为“付款担保函”的意思表示为法尔曼公司为付款保证人，并以案外人王金城的债务未清偿为由，扣留提单电放件，显然违反货运代理人的合同义务。此外，随意扣留或拒绝交付运输单证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就现有证据而言，远舰公司扣留提单电放件违反货运代理人的代理义务，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二、关于法尔曼公司的诉请金额是否合理的争议。法尔曼公司主张的诉请金额构成为货款损失人民币97587.27元（货物价格为14412.96美元按照2020年9月17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1：6.7708元折算）、退税损失12686.35元、补税损失为人民币12686.35元、运输代理费损失19340元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9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远舰公司违反货运代理人义务，导致涉案货物未能交付给收货人，法尔曼公司也未能收到货款。现货物滞留在目的港导致贸易失败，法尔曼公司依据涉案报关单记载的货物总价为14412.96美元主张货款损失，于法有据，按照2020年9月17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1：6.7675元计算，货物总价为人民币97539.71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退税损失和补税损失。由于法尔曼公司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税款损失具体金额及实际已经发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退税损失和补税损失不予支持。关于运输代理费损失，若涉案贸易顺利完成，货物也向收货人交付，法尔曼公司可预期取得的收益为报关单载明货款金额，涉案运输代理费系法尔曼公司为涉案贸易成交的成本支出，一审法院已支持法尔曼公司的货款损失，法尔曼公司再主张涉案运输代理费亦属重复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另法尔曼公司主张涉案律师费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法尔曼公司主张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起诉之日2020年10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较为合理，可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远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尔曼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97539.71元及其利息〔以人民币97539.71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法尔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4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672元，由法尔曼公司负担人民币600.47元，远舰国际公司负担人民币1071.53元。远舰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下列证据：1.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自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法尔曼公司仅完成了3个货柜的订单。2.王金城与远舰公司员工李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1）涉案货运纠纷发生之前，远舰公司与法尔曼公司就曾因费用问题发生过扣留提单电放件的情况，根据之前的交易习惯，法尔曼公司对于付款担保函中“始终有权保留一份电放件”这一陈述的真实意思及其后果应是明知和确认的；（2）王金城在法尔曼公司出具《付款担保函》时明确其在法尔曼公司有利润。3.远舰公司员工李某某发给法尔曼公司周某某、王金城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远舰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就告知法尔曼公司“收货人已通知目的港船公司弃货”，并询问其后续如何处理。4.双方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1）为避免损失扩大，远舰公司曾积极与法尔曼公司协商，于2021年1月12日发送《电放保函》文件给法尔曼公司让其盖章确认，并应其要求发送了中文版本，然法尔曼公司未予以回应；（2）2021年1月26日，法尔曼公司告知涉案货物由船公司处理，之后，远舰公司应船公司要求发送《弃货保函》文件要求其盖章确认，并应其要求发送了远舰公司的《弃货声明通知》，然法尔曼公司却于3月6日告知“等二审判决下来再说”。5.船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发送给远舰公司的涉案货物滞期费清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因法尔曼公司拒不出具船公司要求的《弃货保函》，仍滞留在目的港，滞期费计算至今。法尔曼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1.本案货柜是独立的，本案的所有费用法尔曼公司已支付完毕，该份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如远舰公司认为承诺书中的五个货柜没有履行完毕，远舰公司可以另行诉讼；2.法尔曼公司一审提供的邮件中，曾询问过远舰公司是哪些费用，远舰公司确认的费用中只有王金城费用、本案的运费等，并没有该笔费用与争议，除了本次诉讼中，远舰公司一两年间也从未向法尔曼公司主张过，这明显不符合未履行完的常理，从中也可以推断出已履行完毕；3.退一步讲，即便法尔曼公司与远舰公司之间有其他业务往来没有结清，远舰公司也无权扣留涉案提单电放件，更何况本案费用已付清。对证据2，因不是与法尔曼公司形成的，而是与案外人王金城形成的，另外只是截取了部分，意思表达不连贯，对真实性难以确认，对于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且从聊天记录中也可看出，远舰公司与王金城所经营的诸暨市金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奥公司）一直有合作，明知王金城是金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法尔曼公司员工。王金城与远舰公司的聊天内容并不能代表法尔曼公司的意思。并且从2019年2月13日14：09分至15：14分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前期远舰公司与王金城之间，因金奥公司的欠款就有了一个王金城自己出具的付款担保函（非本案所出示），远舰公司一直把王金城所代表的金奥公司的欠款私自和法尔曼公司的混在一起，一直不合理地扣押提单，和王金城一起把法尔曼公司蒙在鼓里，在那个时候法尔曼公司全都不知道，这根本不是远舰公司与法尔曼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而是远舰公司一直侵犯法尔曼公司权益。另聊天记录中也并未显示王金城在法尔曼公司10月出具《付款担保函》时，明确表示其在法尔曼公司有利润，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如果后面有他介绍的单子出口，他就会有佣金，而不是明确表示有多少佣金在法尔曼公司，但后面因为疫情基本没有单子，法尔曼公司也多次明确告知，王金城暂无利润，请求电放，仍遭拒绝。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正是因为远舰公司一直不肯电放，导致收件人无法收货，使法尔曼公司无法收到应收到的货款。另2020年10月本案已进入了诉讼阶段，法尔曼公司也多次表示客户已不要，法尔曼公司无法处理并表示弃货，由船公司或远舰公司自行处理。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远舰公司的证明目的。一审审理时，为了避免更大损失，一审法官让双方协调看能不能处理掉，在远舰公司这边同意先付清各项滞留费用的情况下法尔曼公司联系客户，但最后远舰公司又不同意先支付，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同意，但时间久了客户明确表示不要，法尔曼公司明确表示弃货，由船公司或远舰公司自行处理。远舰公司要求出具英文弃货保函，因保函是英文版并且上面有内容与事实不符，法尔曼公司要求修改，未果。后2021年3月18日，远舰公司转发船公司通知给法尔曼公司，大意为48小时不回复，船公司自行处理。说明涉案货物并非非要法尔曼公司出具弃货保函才能处理，法尔曼公司已多次表示弃货，另船公司本身也有权利处理。对证据5，没有发送给法尔曼公司，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费用与本案无关。并且法尔曼公司早在2021年1月就表示了弃货，船公司3月也发通知明确不回复他们就自行处理，远舰公司及船公司都有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并且是因远舰公司不肯电放导致的滞留，应由远舰公司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对证据1，鉴于法尔曼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双方关于5个货柜方面的争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法尔曼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在远舰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达到远舰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3，法尔曼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从邮件内容来看，不能达到远舰公司想要证明的目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4，法尔曼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法尔曼公司对远舰公司称同意弃货。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远舰公司曾发送电子邮件给法尔曼公司，内容称“如果法尔曼公司确定要弃货，请在本周三（8月26日是星期三）前提供弃货保函，否则默认为贵司弃货，由船公司拍卖”，也表明了如果法尔曼公司逾期不出具弃货声明，船公司有权处理涉案货物。故该份材料不能达到远舰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5，法尔曼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亦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法尔曼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就涉案货物，法尔曼公司二审庭审中再次明确表示弃货。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远舰公司是否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的提单电放件。根据货代规定第七条，“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取得的单证以委托人支付相关费用为条件，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除外。”也就是说，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货运代理人不得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法尔曼公司在其于2019年10月18日出具的“付款担保函”中记载“我司其他业务依旧正常由贵司安排，贵司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始终有权保留一份电放件”，远舰公司上诉认为，根据此句话即可以认为双方已经作出约定，涉案远舰公司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的提单电放件。本院认为，此句话语义不明确，在远舰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据此认定远舰公司、法尔曼公司之间就涉案如果法尔曼公司存在未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远舰公司即有权扣留提单电放件作出明确约定。而从涉案业务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内容来看，在法尔曼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询问远舰公司涉案货物电放需要付的费用是多少，远舰公司回复电子邮件称“此票运费：RMB19340，之前两票拖车报关为3800+4400，王金城：96751，合计：RMB124291，贵司结清运费之后，我司会第一时间安排电放”，也即远舰公司同意涉案货物电放的前提是法尔曼公司支付包括王金城费用在内的钱款。实际上，法尔曼公司支付了案涉货物的费用（包括涉案货物运费和前两票拖车报关费），但未支付王金城的费用。远舰公司在其二审上诉中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法尔曼公司并未承诺作为王金城债务的担保人，远舰公司现对此没有异议”，即远舰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法尔曼公司不是王金城的保证人表示认可，那么涉案除了王金城之外的费用法尔曼公司均已支付给远舰公司。远舰公司在此种情况下仍扣留法尔曼公司的提单电放件未予放货，违反了其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代理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远舰公司关于其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提单电放件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远舰公司上诉提出的其与法尔曼公司还存在5个货柜相关费用未结清，并以此作为远舰公司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提单电放件的理由，本院认为，双方关于5个货柜代理费用是否结清存在的争议，是双方其他业务往来存在的争议，与涉案争议无关联性，不能成为远舰公司有权扣留法尔曼公司涉案提单电放件的理由，对于该上诉主张，本院亦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远舰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38.49元，由上诉人上海远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敏审 判 员  胡海龙审 判 员  高明生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马啸涛书 记 员  马啸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