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04民初3308号原告：张红，女，汉族，1962年9月1日出生，大连隆源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经理，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廷江，北京金诚同达（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红，北京金诚同达（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公众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建设街48号3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6960444499。法定代表人：张墨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劲涛，男，该公司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76-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200422427928W。法定代表人：刘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宝红，辽宁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红与被告大连市公众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廷江、高晓红、被告大连市公众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静、第三人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宝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将原、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的《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承包费变更为900000元；2、被告退还经营费9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关于星海湾圣亚门前、星海湾16号路、星海湾4号路之间的辅路停车位的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上述1010个停车位的经营权，经营期限为一年，承包费用为180万元。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价款。但是自2020年2月开始，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国爆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倡导“非必要不外出”，对平时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限制经营，大连也长时间进入疫情防控状态，且一年爆发三次疫情，甚至在2020年12月，案涉停车场所在的星海湾街道区域被划为疫情防控高风险地区，商业区域经营惨淡，原告承包经营的停车场主要依托星海湾区域景点的客流量，而因为疫情，圣亚海洋世界等著名景点长时间处于门可罗雀甚至被明令禁止经营的状态，对原告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致使原告遭受重大损失。而该情况是原告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如仍按原合同金额履行，则对原告而言极不公平。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减少承包费，均遭拒绝，故提出如上诉请。被告辩称，本案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法院受理范围，应当驳回起诉。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负责停车场管理工作，双方签订的《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是被告公司的一种经营模式的书面体现，被告为了更好的完成经营目标和激励员工，将经营指标下放给员工，由员工自主经营，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因原告是被告公司员工，两者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法院受理范围。本案不适用《民法典》的“情事变更”。《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据此规定，情事变更指的是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不可预见的变化。而案涉合同的基础就是停车场经营，疫情期间政府要求餐饮、娱乐经营停止，并没有禁止停车场的经营。案涉停车场周边居民众多，即便疫情期间流动性降低，这些居民还是要停车的，因此疫情对停车场经营没有明显影响，并且被告认为疫情对于停车场经营来讲属于商业风险，即然双方约定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这种风险理应由原告来承担。如果在合同成立后，人口流动性增高，停车场经营收入大幅增多，难道被告可依据情事变更，要求原告将增加的收入给被告吗？显然不能，那么反之，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案不存在情事变更的情况。案涉合同在原告起诉时已经期限届满履行完毕，没有变更的可能性。根据立法本意，只有没有履行完毕的合同，在发生情事变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或解除。而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适用该条规定。案涉合同到期后，原告就原停车场又自愿与被告签订了85天的承包合同，这证明原告对案涉承包合同的履行没有任何异议，否则原告不可能在全国疫情并没有彻底结束的情况下又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并且经营指标比案涉合同还高。这足以证明疫情对案涉合同的履行没有造成影响，所以原告才又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因此，本案不存在情事变更的情况。被告系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取得本案第三人所有的停车场的经营权，并与本案第三人签订了合同。而在疫情下，第三人也没有给被告任何的减免，这也证明本案不存在情事变更。所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一、本案与第三人星海湾管理中心无关。根据被告公众停车场与第三人签署的《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停车场经营管理使用合同》第七条第4款的约定，被告如果擅自转租，第三人有权解除合同。在此之前，第三人已经就被告的违约行为起诉至贵院，由于未调取到原告与被告签署的转租承包合同，该案经贵院、市中院以及省高院的审理，最终未能支持第三人的诉请。而本案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被告违约的客观事实，第三人保留另行起诉被告的违约行为的权利。二、本案所涉的为室外的占道停车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该区域从未停业或者封闭处理；本市去年爆发的第三次疫情期间，圣亚海洋世界也正处于冬季淡季期间，人流量本来就很少，因此本案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情势变更情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专用收款收据、被告提供《劳动协议书》、《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两份、专用收款收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甲方）同意将星海湾圣亚门前停车位108个、星海湾16号路203个、星海湾4号路562个，星海湾4号路星海湾16号路和4号路之间的辅路车位137个，合计1010个，由乙方（原告，员工）内部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为一年，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1年3月8日止。本合同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如乙方向第三方透露或出示所造成的损失（直接或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由乙方赔偿并赔偿违约金10万元整。双方约定内部承包经营的数额和缴纳方式：1、星海湾圣亚门前停车位、星海湾16号路停车位、星海湾4号路停车位、星海湾16号路和4号路之间的辅路车位，甲方考虑到乙方2018年未能如期完成公司经营指标，经乙方请求，甲方考虑到乙方实际情况，2019年调低经营指标，2019年停车场总计内部承包经营费为180万元/年，月卡押金20万元整。鉴于乙方资金困难，2019年12月31日前，乙方先缴纳内部承包经营费100万元，月卡押金20万元整，其余80万元内部承包费在2020年1月15日前缴纳。乙方逾期未缴纳承包经营款，本合同自动终止，甲方不退还已缴纳的内部承包费，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在三个工作日内收回停车场，同时终止合同。合同期满后，如甲方继续将该停车场内部承包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内部承包经营权。乙方承包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水电费、。卫生费等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税款按照税务部门的规定，在每次领取发票时一次交给甲方，由甲方代扣代缴。合同期内允许乙方经营项目为停车收费。除此之外，乙方不准扩大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在经营期内，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按市物价部门审批标准执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转租、转让或出让本合同，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退还乙方已缴纳的承包费……乙方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的经营业绩与其在公司的福利待遇不进行任何挂钩。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12月27日向被告支付100万元，于2020年1月18日向被告支付60万元，于2020年11月1日向被告支付20万元。原告将合同约定的180万元承包款项支付给被告。被告将案涉停车位交由原告经营使用。2019年1月5日、3月9日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了劳动协议书，被告陈述其每月向原告支付工资3000元。原告对此陈述为其与被告签订劳动协议书目的是为了规避转包限制，其并未实际从被告处领取工资，双方之间并非内部承包关系。2021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被告同意将星海湾圣亚门前停车位108个、星海湾16号路203个、星海湾4号路562个，星海湾4号楼星海湾16号路和4号路之间的辅路车位137个，合计1010个，甲方同意将星海湾星河街、星海五路停车位220个内部承包经营，经营期限自2021年3月9日起至2021年6月2日止，共计85天，承包费共计51万元整，月卡押金20万元。第三人陈述被告系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包括案涉停车位在内的停车场的经营权，经营期限三年，第三人还陈述该处停车场应当按照次数收费，即小车5元/次，大车15元/次。被告及原告陈述其实际经营中对车辆按小时收费，每小时停车费4元。原告又陈述其在合同期内的经营额仅为80余万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被告提出双方是企业内部职工承包的合同关系，并非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纠纷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的意见，本院认为，无论双方是否实际存在劳动、劳务关系，双方之间既然签订《停车场内部承包合同书》，便为该合同的缔结主体，双方基于该份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受民事法律调整，故被告该节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以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对应的合同价款，被告也实际将停车位交予原告管理、经营，双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且至本案诉讼时，该合同履行期间已届满，双方合同之上的权利、义务终止。原告在双方合同履行完毕以后单方要求改变合同内容，要求被告降低合同价款，既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原告虽然主张其受疫情影响经营效益明显降低，但被告以180万元/年的价格将1010个车位交予原告经营，按照该价格标准计算原告每日每车位的租金为4.88元，原告实际经营中对车辆采取每小时4元的计费标准，其经营投入明显要小于经营预期收益，原告主张自己经营亏损，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021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又续签停车场承包合同，如果原告在前期经营过程中存在巨额亏损而有意调整承包金以弥补亏损，按常理分析，其在续签合同时理应与被告重新协商降低承包金，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9年合同，就载有“甲方考虑到乙方2018年未能如期完成公司经营指标，经乙方请求，甲方考虑到乙方实际情况，2019年调低经营指标，2019年停车场总计内部承包经营费为180万元/年……”的内容，说明原告如存在经营亏损，被告可以为原告降低承包金，但双方2021年3月合同确定的承包金金额与2019年12月9日合同价款却大致相当。而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均明确约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在经营中的经营风险亦应由其自己承担。虽然大连地区在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但原告承包经营的停车场属户外停车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疫情期间该停车场被停止或限制使用。故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莹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李芝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第五百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一）债务已经履行；（二）债务相互抵销；（三）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四）债权人免除债务；（五）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六）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