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8号1幢康健宝盛广场C座七层7001号。法定代表人：吴绍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江，北京市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法定代表人：陈一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杨，北京市汉坤律师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祥，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文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4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文弘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京0105民初84800号民事判决书之判决；二、改判中信信托公司在青岛舒贝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舒贝公司）未出资范围内承担青岛舒贝公司欠付天文弘公司款项6179975.22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向天文弘公司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中信信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天文弘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持股的青岛舒贝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3）黄民初字第545号《民事调解书》结案，青岛舒贝公司应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一次性支付天文弘公司工程款3458598.72元、保证金100000元、违约金2593942.5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6152541.22元；案件受理费27434元亦由青岛舒贝公司承担。青岛舒贝公司未自觉履行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天文弘公司向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发现青岛舒贝公司确无可供执行财产，以（2015）黄执字第1085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该案本次执行程序，天文弘公司债权未获清偿。根据青岛舒贝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青岛舒贝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分别为中信信托公司和舒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贝集团）（注册地开曼群岛的外国企业法人），中信信托公司在青岛舒贝公司的出资为3500万美元。至本案发生时中信信托公司实缴出资仅143.5456万美元。天文弘公司认为，中信信托公司未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天文弘公司利益受损，至今债权未获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天文弘公司诉请中信信托公司在未出资范围内清偿青岛舒贝公司未向天文弘公司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为主要依据，驳回天文弘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天文弘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信托法》，错误否定了中信信托公司的股东身份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即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信信托公司作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登记，青岛舒贝公司章程记载中信信托公司为其股东，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中信信托公司为青岛舒贝公司投资人之一，上述权力机关登记文件或是批准证书均印证中信信托公司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因此认定中信信托公司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毋庸置疑。2.一审法院基于中信信托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信托合同》《投资计划》《股权转让合同》等系列交易文件来适用信托法认定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显然是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无论中信信托公司与上述合同相对方之间存在怎样的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效力不及第三方。其次，信托法第十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以我国目前未建立配套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不能“仅依据商事活动中的外观主义原则，即根据工商登记，就认定中信信托公司系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的论点是错误的。3.关于商事审判中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的必要性，不仅已为广大司法审判者所认同，且已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共识。本案中存在公司法法律关系和信托法法律关系，面对这一纠纷，对于法官而言，并非直接将之适用于案件的处理，而是遵循这一原则选择应当适用的法律，法官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适用法律，优先保护哪一个权利。外观主义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中信信托公司）与外部第三人（天文弘公司）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原则，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在权利表征和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为维护交易安全，应当对于外部人合理信赖权利表征所为的法律行为予以优先保护。所以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优先适用信托法否定中信信托公司公司法上股东身份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援引北京高院33号判决书，认定《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8年7月5日解除，股权变更的事实依据已经不复存在，工商登记亦要恢复至变更前的状态，进而无法认定中信信托公司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是错误的。高院的（2020）京民终33号判决显示，中信信托公司是2020年2月13日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而这个日期早于本案的开庭时间。在5月27日本案开庭时中信信托公司接受法官询问“山东舒贝”什么情况时，是这样回答的：“据我们所知还是存续状况，但是我们没有联系上。”显然中信信托公司这样回答是刻意隐瞒了就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败诉的事实，而且中信信托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等待其他案件审判的请求。根据民诉法解释，法院不应采纳中信信托公司故意或是重大过失逾期庭后提交的证据。5.即便援引北京市高院（2020）京民终33号判决书中《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于2018年7月5日解除的认定，中信信托公司2010年即成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本案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的事实发生于中信信托公司持股期间，中信信托公司是当然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青岛舒贝公司股东未按期实缴出资的事实、认定了天文弘公司对青岛舒贝公司享有的债权因青岛舒贝公司无财产而未获清偿，严格适用公司法有关规定，就应当由中信信托公司承担责任。6.中信信托公司原因的（2020）京民终33号判决中，合同解除理由是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但是合同一方以合同外第三人的违约行为主张免责，是缺乏依据的。中信信托公司提交的（2016）最高法民终475号民事判决中可以看到，中信信托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登记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且涉案合同内容显示中信信托公司明知登记为股东后可能需要承担补足出资的风险。该判决是类案检索的对象，该判决已对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股东、是否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适用公司法作出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来否定中信信托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部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是因股东未按期实缴出资引发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非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司法相对侵权责任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公司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公司法。而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来判断中信信托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错误的。天文弘公司同意一审判决书中的这段话：“从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看，商事审判的功能不仅在于纠正错误的商事行为，更在于引导商事主体的正确行为，建立良好的商事交易环境。”但是天文弘公司认为这段话忽略了商事审判最核心的基本功能即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安全。正如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委员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是要处理好依法办案和服务大局的辩证关系”这一部分提到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就是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服务大局，民商事审判中往往不可避免的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量空间，我们在作出判断时，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以及“要坚持公正司法”部分提到的：“个案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要时刻考虑类案导向、行业发展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将个案处理置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大局中来思考，通过个案确立规则，规范、引导、促进市场交易秩序……将民商事审判保护的重点放在维护缔约时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和信息对称上，强化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坚持公正和效率相统一。为保障交易简便迅捷、维护交易安全，民商事审判更加强调外观主义，更加强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审法院认为如判令中信信托公司承担责任，会影响到信托行业的健康发展。天文弘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此举是保护了个体（信托行业）利益而放弃群体（所有商事活动的参加者）利益，整体交易安全得不到维护，个体利益也将得不到保护。中信信托公司承担责任后完全可以基于与案外人的《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向对方追偿，何来一审法院认为的是对案外人山东舒斯贝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舒贝公司）延迟履行出资义务的变相纵容和鼓励。本案基础事实为中信信托公司未按照青岛舒贝公司公司章程要求，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青岛舒贝公司无财产向天文弘公司清偿到期债务。天文弘公司认为应适用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直接改判。中信信托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无误，应予维持。天文弘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具体理由如下：2010年7月19日，山东舒贝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署了《中信-舒斯贝尔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下称《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主要约定：中信信托公司发起设立“中信-舒斯贝尔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下称‘信托计划）”，通过信托计划募集资金5亿元，其中4亿元用于投资青岛舒贝公司名下黄岛凤凰湾项目的特定资产收益权，青岛舒贝公司负有回购该特定资产收益权的义务（简称“标的债权”）。山东舒贝公司作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将其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下称“标的股权”）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认购信托计划1.1亿元次级受益权份额。同，为实现“信托”持股的目的，中信信托公司只能以工商部门接受的“转让”形式，与山东舒贝公司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满足法定的信托财产登记要求。《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山东舒贝公司系为按照《信托合同》将标的股权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的目的而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山东舒贝公司将青岛舒贝公司股权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后，仍负有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注册资本的义务（即在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时间内缴付未缴付的注册资本3356.5万美元）。青岛舒贝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署《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将特定资产收益权作价人民币4亿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此后，青岛舒贝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等均备案在青岛舒贝公司工商档案中。2020年8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下称“北京高院33号判决”），认为山东舒贝公司欠缴出资比例高达95.9%，其委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管理的股权存有严重瑕疵，致使《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提供类似担保功能的增信措施、保障全体优先受益人公众投资者的目的落空，严重损害信托计划投资者及中信信托公司的权益并判决确认前述《信托合同》和《股权转让合同》于2018年7月5日解除。中信信托公司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股权信托的相关事实没有异议。就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中信信托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根据信托法、侵权责任法等规定，认定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无需向天文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一、中信信托公司基于股权信托法律关系受托管理标的股权。一审判决适用信托法认定中信信托公司自始不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承担股东义务，适用法律正确。（一）中信信托公司因股权信托法律关系而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关于中信信托公司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应当适用信托法的规定处理。1.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信托法律关系，不是股权转让。中信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与青岛舒贝公司之间更不存在股权投资法律关系。案涉信托计划由《信托合同》《投资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等一系列合同组成。信托计划项下，山东舒贝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山东舒贝公司将标的股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管理。同时，为了满足信托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托财产登记要求，达到隔离和控制信托财产的目的，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交易文件均明确约定，山东舒贝公司系为按照《信托合同》将标的股权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的目的而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且山东舒贝公司负有继续向青岛舒贝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根据前述交易文件的约定，山东舒贝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的交易目的，不是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而是将标的股权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是因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是因为信托法意义上的股权信托法律关系。相应地，中信信托公司仅仅是受托管理标的股权，与青岛舒贝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投资关系。因此，关于中信信托公司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等，首先应当适用信托法的规定，而非适用公司法的规定。2.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看，中信信托公司的“股东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青岛舒贝公司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权利。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根据该条规定，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应当享有完整的股权收益权、处分权以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等权能本案中，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中信信托公司对标的股权不享有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的权能。中信信托公司向青岛舒贝公司派驻董事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信托财产的价值安全，而非行使股东经营管理权。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高院的判决均已作出认定。3.从实际情况看，中信信托公司也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严格依照信托法的规定和《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处分和管理信托财产。实际上，中信信托公司未从受托管理的标的股权中获取过分红，也未转让或处分过标的股权。同时，由于山东舒贝公司的违约行为，中信信托公司对青岛舒贝公司没有任何的实际控制能力中信信托公司从未行使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权利”，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地位。综合而言，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青岛舒贝公司章程、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亦有相关记载，依据的是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的股权信托法律关系。中信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受托管理标的股权，其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应适用信托法的规定。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和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中信信托公司不享有青岛舒贝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的权利，且从实际情况看，中信信托公司也从未行使过青岛舒贝公司股东的权利。因此，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应履行青岛舒贝公司法意义上股东的义务更不应向天文弘公司承担公司股东瑕疵出资义务的补充责任。（二）天文弘公司不应受到商事外观主义的保护，无权依据商事外观主义主张中信信托公司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通常认为，对于个案中当事人是否应当因权利外观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必须考虑以下三个要件：外观存在要件、外观存在可归责性要件、第三人主观信赖要件。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权利外观存在；但由于此种权利外观的存在不可归责于中信信托公司，且天文弘公司对此不具备合理信赖，商事外观主义不能适用于本案。天文弘公司不能据此向中信信托公司主张责任。因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失，中信信托公司不得已办理了工商登记，且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公示其信托持股情况，对于工商登记的外观不具有可归责性。天文弘公司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权利外观不具备合理的信赖，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主观信赖要件必须考虑的核心要素是第三人主观上是否善意。如果第三人没有尽到作为商事主体的合理注意义务，未进行任何合理的确认和调查就进行了交易，此时，第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得到商事外观主义的特殊保护。天文弘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建筑装饰的商事主体。作为商事主体，其在经营过程中，对相对人经营资质、公司财务状况、股权结构等内容，应当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固有业务项下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等业务。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信托公司不得以固有财产进行实业投资，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除外。”青岛舒贝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的中外合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原则上，中信信托公司不能以其固有财产投资于标的股权，而只能受托管理标的股权。也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商事主体，在与青岛舒贝公司进行交易时，如注意到其股东中包括中信信托公司。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为表明信托持股的事实，已经在工商部门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将《股权转让合同》等载明股权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备案于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股权转让合同》第8.1条第（8）项更是明确约定了山东舒贝公司负有按照合资合同、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义务。前述文件作为可供社会主体查询的工商登记资料，已经对中信信托公司基于信托而取得标的股权、不负有向青岛舒贝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进行了必要和充分的披露。天文弘公司对青岛舒贝公司的债权形成于2014年12月31日，其通过审查股东的工商登记情况即可知晓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也不承担注册资本金的补足义务。天文弘公司应当审查且有能力审查中信信托公司取得标的股权的方式却未能审查，未切实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不是善意第三人。因此，天文弘公司因其与青岛舒贝公司交易而面临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与中信信托公司无关。（三）一审法院采纳北京高院33号判决作为证据，并根据该判决进一步认定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股东，并无不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中信信托公司将北京高院33号判决作为证据提交，该判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北京高院33号判决，也可以认定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负有向青岛舒贝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二、一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认定中信信托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并无错误。（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案中不应适用。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判断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关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应适用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如前所述，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信托法律关系，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该等规定不应在本案中适用。在股权信托法律关系下，“名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无论是公司法还是信托法，对股权信托法律关系下未履行出资义务、进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并无明文规定。即特别法对此并无规定。在此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法，即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判断中信信托公司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中信信托公司客观上没有侵害天文弘公司权益的行为，主观上也没有过错，不应向天文弘公司承担侵权责任。1.客观上，中信信托公司不负有向青岛舒贝公司出资的义务，没有侵害天文弘公司权益的侵权行为。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按期缴纳出资的义务。然而，上述义务针对的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股东。如前所述，中信信托公司系基于信托法律关系受托管理标的股权，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和《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中信信托公司不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承担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此外，中信信托公司：（1）在信托计划成立的过程中已经预见到了股东出资不实的相关风险，且在《投资协议》《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山东舒贝公司的出资义务进行反复的约定；（2）将《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留存于青岛市工商部门，供不特定第三人查阅，尽可能地公示了其基于信托关系持股的事实；（3）在信托存续阶段，中信信托公司曾多次催告山东舒贝公司履行缴足注册资本金的义务，已经妥善履行了其受托人职责，不存在任何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的情形。2.主观上，中信信托公司没有侵害天文弘公司权益的过错。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无法预见也不应当预见天文弘公司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的事实。同时，由于山东舒贝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中信信托公司对青岛舒贝公司没有任何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天文弘公司起诉前，中信信托公司对其与青岛舒贝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及债权债务纠纷毫不知情。如前所述，中信信托公司预见到了山东舒贝公司出资不实的相关风险，在《投资协议》《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于山东舒贝公司的出资义务进行反复的约定，并将《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留存于工商部门尽最大可能地公示了其信托持股且不负有向青岛舒贝公司缴纳出资义务的事实。中信信托公司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三、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不是基于受让股权/股权投资的意思表示，真实目的是为担保标的债权的实现，应当认定成立为让与担保关系。在涉案信托计划交易结构中，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项目公司“股东”，监督资金使用。中信信托公司持有股权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本质上应当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同为债权人，天文弘公司无权要求中信信托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其《民法典关于担保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亦持此观点。四、中信信托公司不应向天文弘公司承担责任，不仅能够实现个案公正，更能实现社会价值。本案中，天文弘公司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专委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信信托公司非常认同刘贵祥专委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公正司法”。正如刘贵祥专委所强调的“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民商事审判必须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生命线，民商事法官必须要把公平正义作为镌刻在心中的价值坐标。……个案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要时刻考虑类案导向、行业发展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将个案处理置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序的大局中来思考，通过个案确立规则，规范、引导、促进市场交易秩序。……要尽可能地避免单纯从交易结果来判断交易过程的公正，将民商事审判保护的重点放在维护缔约时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和信息对称上，强化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坚持公正和效率相统一。为保障交易简便迅捷、维护交易安全，民商事审判更加强调外观主义，更加强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强调效率不意味着‘效率优先’，没有公正，也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效率。”纵观整个交易流程，中信信托公司没有任何侵害天文弘公司权利的行为，更没有任何过错值得苛责。中信信托公司认为，中信信托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向天文弘公司承担责任，即不机械适用外观主义、要求中信信托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不仅能够实现本案的实质公正，避免任何主体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同时也能实现以下社会价值：第一，能够避免冲击信托行业的正常运行，避免扰乱信托行业的正常秩序；第二，能够在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失的大背景下，通过个案确立规则，强化商事交易主体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商事主体的正确行为（例如：如何正确地满足《信托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托财产登记，达到隔离和控制信托财产的目的；如何正确地与类似于青岛舒贝公司的主体交易等），建立良好的交易环境。天文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信信托公司在青岛舒贝公司未出资范围内承担青岛舒贝公司欠付天文弘公司款项6179975.22元；2．中信信托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向天文弘公司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诉讼费由中信信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天文弘公司对青岛舒贝公司享有债权的相关事实2013年，天文弘公司向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起诉青岛舒贝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7月4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黄民初字第54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文内容为：1．天文弘公司与青岛舒贝公司签订的《青岛舒贝公司英伦海住宅项目售楼处、样板间精装修施工合同》于2014年11月19日解除；2．青岛舒贝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一次性支付天文弘公司工程款3458598.72元、保证金100000元、违约金2593942.5元，上述款项共计6152541.22元。案件受理费54868元，减半收取27434元由青岛舒贝公司负担。2015年7月4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黄执字第108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在执行（2015）黄执字第1085号天文弘公司与青岛舒贝公司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已向青岛舒贝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责令其当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青岛舒贝公司未按期履行。经一审法院向银行金融机构查询存款、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房地产登记、向车辆管理部门查询车辆登记等，发现青岛舒贝公司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天文弘公司也未能提供青岛舒贝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案经会商，天文弘公司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终结一审法院（2015）黄执字第1085号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二、本案股权信托的相关事实青岛舒贝公司系由舒贝集团、山东舒贝公司共同认缴出资7000万美元设立，于2008年5月29日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截止2010年4月9日，山东舒贝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持有10%的股份，应缴出资为700万美元，实缴出资为143.5456美元，占2.05%。舒贝集团作为公司股东持有90%的股份，应缴出资6300万美元，实缴2073万美元，占29.61%。2013年12月4日，青岛舒贝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2010年6月7日，舒贝集团与山东舒贝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由舒贝集团持有的40%的股权转让给山东舒贝公司，该股份舒贝集团没有实际出资到位，山东舒贝公司应将上述股权份额对应的280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在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后半年内出资给青岛舒贝公司。2010年6月22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市黄岛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青开外经贸资审字［2010］079号文件，同意上述股权变动事宜。2010年7月15日，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主要约定：中信信托公司拟设立信托计划，信托计划中，优先级受益权预计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次级受益权预计规模为人民币2.1亿元，山东舒贝公司是次级投资者之一，该公司以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认购信托计划次级受益权份额1.1亿元；山东舒贝公司在信托青岛舒贝公司股权后，仍然负有资本补足义务。中信信托公司以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投资于青岛舒贝公司拟开发建设的黄岛凤凰湾项目，包括黄岛凤凰湾（住宅）、黄岛凤凰湾（商业）。中信信托公司与青岛舒贝公司签订《特定资产受益权转让合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亿元，其中黄岛凤凰湾（住宅）项目人民币2.8亿元，黄岛凤凰湾（商业）项目人民币1.2亿元。青岛舒贝公司以其所有的青房地权市字第2010030818号、青岛-01-2008-301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二块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并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办理了相应的执行公证文书。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标的股权后，成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各方一致同意对青岛舒贝公司的组织机构及议事规则进行调整。但中信信托公司成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后，如果因任何原因导致相关主管部门要求中信信托公司缴足所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应付注册资本（即3500万美元），则山东舒贝公司有义务按照中信信托公司通知的时间将相当于中信信托公司所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应付注册资本的金额支付给中信信托公司。否则，中信信托公司有权立即终止投资计划，要求青岛舒贝公司等支付初始投资及投资收益并要求山东舒贝公司赔偿中信信托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如果山东舒贝公司未履行补足注册资本金的义务，中信信托公司在将优先级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完毕后，如信托财产仍有剩余，则中信信托公司有权将山东舒贝公司应分得的次级信托利益优先用于缴纳山东舒贝公司应补足的注册资本金及中信信托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中信信托公司、青岛舒贝公司及舒贝集团同意，中信信托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的股权，无论全部或部分，均无需经舒贝集团同意以及青岛舒贝公司的董事会同意，中信信托公司、舒贝集团任何一方转让其出资额时，他方有优先购买权。2010年7月19日，山东舒贝公司（委托人）与中信信托公司（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主要约定：鉴于：1．委托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的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具备《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愿意参与本合同所述之中信舒贝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由受托人集合与委托人具有共同投资目的的其他委托人的资金及标的股权根据信托文件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2．受托人为合格的信托业务经营机构，具备发起设立集合信托计划的资格。第一条定义。信托计划是中信舒贝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为一项依照受托人与委托人及与委托人具有共同投资目的的其他投资者分别签署的《信托合同》设立的集合信托计划。标的股权包括次级委托人山东舒贝公司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的股，次级委托人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将标的股权信托并转让给受托人。第二条信托事务管理人。第三条信托目的。3.1信托目的。委托人基于受托人的信任，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财产或权利委托给受托人设立信托计划，由委托人依据本合同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第四条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4.2信托计划的规模。信托计划的规模预计为7.1亿元（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准），其中优先级信托收益权的募集资金规模预计为5亿元（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准），但信托计划成立时募集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不得低于3亿元，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1个月内，受托人可在不超过2亿元范围内择机发行优先级信托单位，募集信托计划资金，所募集的信托计划资金不低于1亿元；次级委托人以其持有的标的股权、标的债权委托给受托人认购次级收益权，标的股权的财产价值为1.3亿元，标的债权的财产价值为8000万元，总计2.1亿元。4.3信托计划的成立。4.4信托计划的期限。第五条信托受益权、受益权人和信托单位。5.1信托受益权。信托计划中的信托受益权分为优先级信托受益权、次级信托受益权。优先级信托受益权、次级信托收益权分别划分为等额的信托单位。除本合同规定的以外，信托计划不产生任何其他受益权，且信托计划中的信托收益无进一步的分割。5.2受益人。信托计划的受益人分为优先级受益人（持有优先级信托受益权）次级受益人（持有次级信托受益权）信托计划的初始受益人均为委托人。5.3优先级信托单位的基本特征。5.4次级信托单位的基本特征。总面值为2.1亿元；每份次级信托单位的面值为1元；次级信托单位不设逾期收益率；信托收益分配方式根据本合同第八条的规定的支付顺序进行支付。5.5信托受益权的转让。第六条信托单位的认购、信托资金的交付和标的股权、标的债权的转让。第七条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7.1信托财产的管理和运用。7.1.1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如下方式管理运用和处分：（1）受托人将信托计划资金按照《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用于从转让方（青岛舒贝公司）处购买其持有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并由转让方按照《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支付投资收益及初始投资，具体事项由受托人与转让方另行签署《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及《支付协议》进行约定。7.3管理权限。第八条信托利益的核算和分配。8.2信托财产的分配顺序。信托财产按照如下顺序选行分配，如不足以支付，所差金额应按以下顺序在下一期支付：（1）支付应付的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规费；（2）同顺序（在不足以支付时，按照各项费用比例）支付应付未付的本合同第9.1.1条所述的信托费用；（3）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4）向受托人支付信托手续费；（5）每年6月20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同顺序（按照各优先级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的比例）支付优先级信托受益权的预期信托收益；向受托人支付管理奖励；（7）在转让方支付部分初始投资及其相应投资收益的情形下，同顺序支付信托资金；（8）在最后一个信托利益支付日，同顺序（按照各优先级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的比例）支付信托资金，直至受托人根据交易文件可采取的处置程序均履行完毕后所追缴的资金分配完毕；（9）在最后一个信托利益支付日，在支付完上述款项后，标的股权和标的债权则按照财产的现状分别分配给次级受益人；（10）在任一信托利益支付日，目标公司若有违约金，则违约金中的50%作为优先级受益人的收益，同顺序（按照各优先级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的比例）向各优先级受益人付，违约金中的50%作为受托人的信托报酬。第九条信托费用、信托报酬和税收的计提和收取。第十条信托计划的终止和信托计划终止后信托财产的归属。第十一条委托人的陈述和保证。第十二条受托人的陈述和保证。第十三条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第十四条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14.4.1受益人由根据所持有的信托单位享有信托计划项下相应信托受益权。14.1.4参加受益人大会，按其持有的信托单位行使表决权。第十五条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第十六条信息披露。第十七条受益人大会。第十八条受托人的解任和辞任。第十九条风险揭示与承担。19.1风险提示。19.1.1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及流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青岛舒贝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到位的风险等。（4）青岛舒贝公司东注册资本金不到位的风险。青岛舒贝公司注册资本7000万美元，截至2010年4月9日，实收资本为2376.5456万美元。在信托计划成立后，受托人将成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应负有缴足注册资本金的义务，存在工商局向受托人催缴的风险。19.1.2风险防范措施。（4）受托人将向青岛舒贝公司委派董事和财务经理，并对青岛舒贝公司定期审计；（5）在和青岛舒贝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受托人不承担注册资本金补足义务，补足义务由其原股东承担，如其原股东未按照规定缴纳注册资本，受托人有权宣布投资计划提前到期，信托计划进入处置程序，信托计划于处置程序履行完毕且所追偿的资金按照《信托合同》第8.2条分配完毕后终止。第二十条违约责任。第二十一条保密义务。第二十二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第二十三条其他。第二十四条信息及签字页。山东舒贝公司填写了委托人及受益人基本信息，并填写了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山东舒贝公司（转让方）和中信信托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的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的全部权利和权益；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自转让方受让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股权，双方同意并确认，受让方受让的标的股权应纳入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由受让方按照《信托合同》的规定为全体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双方同意，转让方系为按照《信托合同》将标的股权信托给受让方（作为受托人）的目的而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转让对价为信托计划项下的次级信托收益权，即1.1亿份次级信托单位，转让对价为1.1亿元。双方确认，自交易完成后且本合同第6条约定的提前条件满足之日，转让方自动取得并享有本合同规定的转让对价（次级信托收益权）。转让方应协助及敦促目标公司自本合同签订后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确保在交易截止日前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方将标的股权转让至受让方后，仍然负有在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股权转让前的合资合同，公司章程规定缴纳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义务（即在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时间内缴付未缴纳的注册资本3356.5万美元）。如转让方未按照签署规定缴纳注册资本且导致受让方损失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赔偿损失，并有权宣布投资计划提前到期，行使其在《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信托计划于处置程序履行完毕且所追偿的资金分配完毕后终止。本合同签订前形成的与本合同项下交易相关的任何文件如与本合同相冲突，应以本合同为准；本合同的任何条款与《信托合同》相冲突的，应以《信托合同》为准。青岛舒贝公司（转让方）和中信信托公司（受让方）签订《特定资产受益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特定资产收益权，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以信托计划资金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特定资产收益权的转让价款共计4亿元。其中，黄岛凤凰湾项目（住宅）部分转让价款为2.8亿元，黄岛凤凰湾项目（商业）部分转让价款为1.2亿元。特定资产收益权指优先获得以下两部分利益的权利：初始投资和投资收益。同日，中信信托公司（甲方）与舒贝集团（乙方）共同制定了青岛舒贝公司章程，章程中载明以下内容：第三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第九条甲方认缴出资额为35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50%，以等值人民币投入；乙方认缴出资额为35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50%，以现汇投入。第十七条规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中信信托公司委派一名，舒贝集团委派两名。董事会成员任期为4年，可连选连任。第十八条规定，董事会董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1名甲方委派，委派的二名董事有权决定与的《投资协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支付协议》有关的一切事项。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须董事会致通过：1．合营公司合同、章程的修改；2．合营公司约终止和解散；3．合营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增加和转让，但本章程有规定的除外；4．合营公司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合并以及生产规模的更改等；5．合营公司对外进行担保大额借款。第二十七条规定，对第二十六条之外有关事项须董会三分之一以上通过，且同时须经甲方委派的董事的同意，甲方委派的董事对于履行的《投资协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支付协议》有关的一切事项具有决定权。2010年7月26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市黄岛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青开外经贸资审字［2010］165号文件，同意山东舒贝公司将其持有的5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此后，青岛舒贝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等均备案在青岛舒贝公司工商档案中。至此，中信信托公司被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持股比例50%。截止2010年10月15日，登记在中信信托公司名下股权前期累计实收资本为143.5456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2.05%。2010年12月31日、2011年5月30日、2012年5月2日、2012年10月26日，青岛舒贝公司先后作出四份《董事会决议》上述决议内容均为关于延长青岛舒贝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其中2012年10月26日决议中载明：公司已于2011年11月14日累计到位实收注册资本3544.5456万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0.64%，计划剩余出资至2013年5月30日内全部缴清。中信信托公司主张上述决议中，其委派的董事戴家凯的签字均系伪造的。一审庭审中，天文弘公司提交了2010年12月20日《中信-舒贝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信托事务管理报告（第一期）》及2011年5月4日《中信-舒贝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信托事务管理报告（第二期）》，主张中信信托公司在上述报告中未提及出资未到位的情况，说明其对延期出资一事认可；此外，天文弘公司主张中信信托公司未按承诺每三个月出具报管理报告，在执行信托事务过程中存在失职。2020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青岛舒贝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作出（2020）京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山东舒贝公司按时缴付青岛舒贝公司的欠缴注册资本，是案涉合同反复约定的明确内容，是山东舒贝公司在案涉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亦是其青岛舒贝公司获得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应支付的对价；其长期不补足出资的行为构成“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由于山东舒贝公司欠缴出资比例高达95.9%，其委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管理的股权存有严重瑕疵，致使案涉合同提供类似担保功能的增信措施、保障全体优先受益人公众投资者的目的落空，严重损害信托计划公众投资者及中信信托公司的权益。……。判决：确认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签署的《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于2018年7月5日解除；山东舒贝公司受领中信信托公司返还的青岛舒贝公司股权，协助青岛舒贝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青岛舒贝公司立即办理将中信信托公司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的股权变更为山东舒贝公司持有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庭审中，天文弘公司主张，根据商事外观主义的原则，中信信托公司系青岛舒贝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就应当根据前述规定对天文弘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信信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其是受托持有青岛舒贝公司的股权，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结合双方当时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是否应当对于天文弘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论述如下：一、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中信信托公司主张其与青岛舒贝公司之间的交易实际上是金融借款合同，山东舒贝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股权转让给中信信托公司具备让与担保的功能，实际上是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要解决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信托计划是由《信托合同》《投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合同组成。该信托计划中，委托人即为受益人，分为优先级受益人和次级受益人。受托人为中信信托公司。根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信托计划成立后，中信信托公司代表信托计划将5亿元现金信托财产投资至青岛舒贝公司的不动产项目的特定资产受益权，以获得信托收益。中信信托公司主张青岛舒贝公司通过本案信托计划获得融资，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但就中信信托公司与山东舒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通过信托计划中双方在《信托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综合进行认定。根据《信托合同》第5.2条、第5.4条、第8.2条、第14.1条及《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第3.1条可以认定，山东舒贝公司是该信托计划的受益人之一，以其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认购信托计划次级收益权1.1亿元，并且享有受益人的权利。虽然中信信托公司通过与山东舒贝公司签订系列协议，实现了在信托计划中为优先级受益人提供类似担保的增信功能，但是基于上述合同中的约定，山东舒贝公司也是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之一，其与中信信托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仍适用信托法的调整。其次，关于中信信托公司是否为青岛舒贝公司股东的问题。根据信托法第十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其配套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因此，在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山东舒贝公司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的股权，以达到隔离和控制信托财产的目的。基于信托目的引起的股权变更兼具股权交易和股权信托的双重特征，但是现行公司法及信托法对于股权信托的问题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也局限于一般公司法的内涵。因此，出于信托目的持股的股东的身份确定，需要从以下两个层面考虑，一是根据信托法判断受托人是否实际取得受托财产；二是受托人受让股权是否满足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仅依据商事活动中的外观主义原则，即根据工商登记，就认定中信信托公司系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受托持有青岛舒贝公司股权是基于《信托合同》的约定；变更登记为青岛舒贝公司股权主要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根据中信信托公司提交的北京高院33号判决可以认定，《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8年7月5日解除；山东舒贝公司应受领中信信托公司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从信托法的角度来看，中信信托公司要向山东舒贝公司返还信托财产，其对于信托财产目前已经不享有所有权；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青岛舒贝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实依据已经不复存在，工商登记亦要恢复至变更前的状态。因此，无论从信托法的角度还是从公司法的角度，都无法认定中信信托公司是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二、中信信托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前文已述，中信信托公司并非青岛舒贝公司的股东，故不应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青岛舒贝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外，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履行出资义务。但是，根据北京高院33号判决中已经认定，山东舒贝公司按时缴付青岛舒贝公司的欠缴注册资本，是山东舒贝公司在《信托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因此，本案中出现了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主体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因为中信信托公司基于信托关系持有股权。然而，我国公司法及信托法对于股权信托关系下未履行出资义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并没有规制。但是从该行为的侵权性质来看，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判断中信信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行为人存在过错、存在损害结果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的出资问题上，中信信托公司在信托计划成立的过程中已经预见到了股东出资不实的相关风险，且《投资协议》《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山东舒贝公司的出资义务反复进行了约定，且北京高院第33号判决中亦认定“山东舒贝公司欠缴出资比例高达95.9%，其委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管理的股权存有严重瑕疵，致使案涉合同提供类似担保功能的增信措施、保障全体优先受益人公众投资者的目的落空，严重损害信托计划公众投资者及中信信托公司的权益”，故中信信托公司对于股权信托后的出资问题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未实施侵权行为，对天文弘公司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从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来看，商事审判的功能不仅在于纠正错误的商事行为，更在于引导商事主体的正确行为，建立良好的商事交易环境。在股权信托的相关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情况下，司法审判不应当允许任何人不应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本案中，山东舒贝公司对于青岛舒贝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如判令中信信托公司承担责任，这无疑会影响到信托行业的健康发展，亦是对于山东舒贝公司延迟履行出资义务的变相纵容和鼓励。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源自通常情况下，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以及第二十六条，对于信赖公司资本公示而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是予以保护的，因而对于名义股东，也可令其承担股东出资义务，而不论其与实际投资人之间如何约定。但是本案情形下，应当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股东”进行限缩，并且对于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名义股东的抗辩结合其规范目的进行理解。一是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以及第二十六条，其规范的是隐名股东或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基于股权代持协议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主体不一致的情形，对于信托关系产生的股权转让导致受托人持股的情形，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目前我国的信托登记制度并不完善，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托财产或信托登记制度；三是根据北京高院33号判决，《信托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8年7月5日解除，山东舒贝公司应受领中信信托公司持有的青岛舒贝公司50%股权，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综合考虑上述情形，本院认为，本案中中信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不承担股东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天文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59元，由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承松审判员  龚勇超审判员  杜丽霞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蕊-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