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322民初328号 原告：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泰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MA6DGETL1C。 法定代表人：周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辉，四川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凯华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225384352。 法定代表人：杨俊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筱，湖南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德堂，男，生于1954年7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被告：四川省南充市江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充市顺庆区人，住所地南充市顺庆区人民中路综合楼******511302209458004P。 法定代表人：王德堂，执行董事。 原告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欣公司”）与被告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嘉原公司申请，依法追加王德堂、四川省南充市江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东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29日、2021年4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辉，被告嘉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筱，被告王德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和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5,625,307.35元，并从2019年1月13日起按照银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和欣公司将第二项诉讼请求的金额由5,625,307.35元变更为4,897,467.35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8日嘉原公司与和欣公司就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工程造价按完成原设计图纸、清单工程量计算。增加工程量按实际产生工程量另行计算。第七条约定：工程款的支付为合同签订后按工程进度每月支付完成工程量的7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至总工程量的80%，审计完成两个月内付至总工程量的90%，保养两年期满后30日内支付至总工程量的100%；工程款的结算，工程价款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依据结算。2019年1月13日双方就西城体育公园已完成绿化进行清点：1、按合同已种植清单费用7,480,921.35元；2、附件一费用单项小计44,000.00元；3、附件二费用单项小计799,136.00元；4、代甲方请工人劳务费及其他单项小计93,290.00元(甲方代表已签单)，共计8,417,347.35元。被告方已支付2,792,040.00元，还下欠5,625,307.35元。另补充，去年发包方通过治安大队代付了两笔363,920元，故现总金额变更为还下欠4,897,467.35元。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导致原告不得不停工，损失不断扩大，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双方签订的合同应予解除。所欠工程款被告应予以支付并承担资金利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嘉原公司答辩称，1.嘉原公司不是本案《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无须对该合同承担任何义务；2.原告在本案诉讼中主张所依据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及附件，不具备真实、合法、有效性，不应对嘉原公司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一是原告主张举证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具备合同的生效要件。二是原告主张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与原告和嘉原公司之间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存在明显的矛盾，显然不成立。三是嘉原公司不是《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从来没有、也没有授权王德堂与原告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对嘉原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四是原告主张举证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附件一、附件二，以及原告庭审中补充提交的《补充协议》（2018年8月8日签订），亦与原告主张存在明显冲突，进一步证明原告主张与事实不符，涉案合同不具备真实性；3.即便不谈涉案《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就该《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本身而言，原告也没有可以依据该合同提起本诉的客观事实；4.原告诉请主张与嘉原公司解除《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5.假设法院最终认定是原告对案涉项目进行了绿化施工，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原告也没有任何事实和合同依据能支撑其诉请工程款的结算金额；6.假设法院最终认定是原告对案涉项目进行了绿化施工，那么从被告王德堂提交的向原告周杰进行转账支付的流水可见，涉案项目亦无须再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7.原告和欣公司主张其多次转给苟爱霞的款项需要在本案已收到的工程款进行抵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可见，原告和欣公司每一笔转给苟爱霞的款项均直接来自于广西富林景观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与被告嘉原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性；8.原告和欣公司存在将其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之间的合同或债务转嫁被告嘉原公司，或者故意串通、损害被告嘉原公司利益，提起虚假诉讼的可能。原告的行为系明显故意，并已严重损害到被告嘉原公司的利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如涉及到恶意诉讼，恳请法院将该案移交刑事立案审查。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江东公司及被告王德堂答辩称，1.被告嘉原公司中标西体公园项目后成立了项目部，并由项目部组织了施工。嘉原公司项目专用章制作后由项目部专人负责管理，合同是工程做了70%左右后补签的；2.案涉的西体公园绿化项目总共有三支绿化施工队，西体公园项目总竞标价是900多万元，原告和欣公司做了70%左右的工程量，现原告和欣公司起诉的金额就有900多万元，但还有另外两支绿化队伍也参与了绿化施工；3.原告和欣公司参与了西体公园项目和一环路项目两个项目的绿化施工，一环路项目和西体公园项目是两个项目部，两个项目部在一起，财务也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实际付了975万元，减去一环路4,904,010元，还有480多万元，与原告诉状中称的金额相差200多万元；4.准确的说西城体育公园项目，我们支付的款项在600万元左右，整个一环路项目和西体公园项目我们付了900多万元，西城体育公园项目付了600多万元，竣工后付80%，原告和欣公司现在可能完成了75%，且还有两年保养期，现在不该再付钱；5.增加工程量应由甲方建设局的代表签字后才算增加工程量，我们项目管理人员没有权利签字增加工程量；6.案涉的西体公园绿化项目目前尚未完工，原告提供的是单方面的结算单据，只有工地上一个项目经理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必须要第三方到现场清算工程量。综上，即使法院要裁判，也需要第三方核实工程量。 原告和欣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原告企业信息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嘉原公司企业信息、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西体公园景观植物清单、附件一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广场大乔木选型加价清单、附件二营山项西城体育公园增加项目清单、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已完成绿化清单、营山项目部西体公园已种植苗木清单、增加工程量确认单、嘉原公司付款统计表、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施工现场照片、植物检疫证书、和欣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对公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被告嘉原公司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江东公司企业信息、和欣公司企业信息、苗木采购合同及付款凭证、嘉原公司与其他公司的苗木购销合同及附件、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付款凭证、情况说明、判决书、案件询问笔录、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等证据。被告江东公司及王德堂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四川省农信信用社业务凭证、付款统计等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本院审理的该涉案工程所涉及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经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更名为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为证明与被告嘉原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向法庭提供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显示：2018年8月8日嘉原公司作为发包方，和欣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承包内容为绿化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保养护、包成活、包安全。（场地整平、填方由甲方负责，以满足乙方能够正常种植为基础，所产生的一切人工、机械费用由甲方负责，场地精平由乙方负责，按每平方壹元计算人工费用）；工程造价为按完成原设计图纸、清单工程量计算。增加工程量按实际产生工程量另行计算。（付工程量单价清单）；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以甲方代表的签证为依据按实调整；工程价款的支付为合同签订后按工程进度每月支付完成工程量的7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总工程量的80%，审计完后两个月内支付至总工程量的90%，保养两年期满后30日内支付至工程量的100%；工程价款的结算为工程价款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依据结算。”该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工程质量及安全等事项，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甲方代表处有王德堂签名，乙方处加盖了“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乙方代表处有周杰签名。《西体公园景观植物清单》载明栽植的植物规格、数量、单价等，并在尾页备注1、人工栽植价：加12%(9,804,084.6+9,804,084.6*12%=10,980,574元)含人工、机械、药物等；2、养护成活价：加3%（10,980,574+9,804,084.6*3%=11,274,696元）养护期为1年；3、以上报价不包含税费及有机肥。有机肥按实际费用计算。总造价11,274,696元（含苗木、运输、人工、机械、药物、养护等所有费用）”；附件一《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广场大乔木选型加价清单》载明栽植的大乔木规格、数量、金额等，合计金额为44,000元；附件二《营山项西城体育公园增加项目清单》载明原告增加项目内容、数量、单价、金额等，合计金额为799,136.00元。以上清单均加盖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 原告为证实其完成了部分工程量，向法庭提供由其制作的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已完成绿化清单，载明：“1、按合同已种植清单费用7,480,921.35元；2、附件一费用单项小计44,000.00元；3、附件二费用单项小计799,136.00元;4、代甲方请工人劳务费及其他单项小计93,290.00元（甲方代表已签单），5、以上合计费用8,417,347.35元”；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营山项目西体公园已种植苗木清单两份，载明已栽植的植物规格、数量、单价等，其中一份在开庭时提供无任何人签字确认，另一份在起诉时提供有吕强荣签名确认（尾页备注吕强荣，数量属实，2019.1.13）；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增加工程量确认单，甲方负责人签字确认处有“杨军”签名，甲方现场施工签字确认处有“吕强荣”或其他人签名。 被告嘉原公司为证实《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不真实、合法、有效，不应对其产生法律效力向法庭提供了两份《苗木采购合同》,第一份《苗木采购合同》显示：嘉原公司作为使用方（甲方）与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供应方（乙方）签订《苗木采购合同》载明：“就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司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工程所需的苗木采购事宜签订本合同；交货地址为营山县朗池镇；结算方式为先货后款；数量、规格、价格（附采购清单）”，第一份清单金额为493,900元，第二份采购清单金额为498,140元，合计992,040元；第二份《苗木采购合同》显示：嘉原公司作为甲方与和欣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及采购清单载明金额为1,000,030元。以上两份苗木采购合同合计金额为1,992,070元。第一份苗木采购合同加盖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及“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第二份苗木采购采购合同加盖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及“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两份合同上均无签订日期。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嘉原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7日向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转款493,900.00元（备注为苗木款）、2018年5月31日向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转款498,140.00元（备注为苗木款），合计992,040元。嘉原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0日向和欣公司转款400,000.00元（附言为苗木款），2019年5月24日向和欣公司转款600,000.00元（附言为苗木款），2019年6月21日向和欣公司转款200,000.00元（附言为苗木款），2019年6月25日向和欣公司转款300,000.00元（附言为苗木款），合计为1,500,000元。 被告嘉原公司为证实将案涉工程涉及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成都建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付款凭证。《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显示：嘉原公司作为发包人（甲方）与成都建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载明:“双方就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的有关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特订立本劳务承包合同；项目名称为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劳务承包总价贰佰肆拾万元整（2,400,000.00元）;”，该合同甲方处加盖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印章”、乙方处加盖了“成都建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银行流水显示：嘉原公司于2019年2月3日向成都建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款2,400,000元。 被告嘉原公司为证实就案涉项目的苗木采购，除向原告和欣公司进行过采购外，还向其他五家公司进行过采购并均加盖的被告嘉原公司的印章且已全部履行，提供了其与重庆市璧山区海棠苗木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言田苗木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香章苗木有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合升苗木有限公司、重庆市匠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部分《苗木订购合同》及采购清单和发票。 被告嘉原公司另提供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载明：“吕强荣、杜志龙、刘汉波、何鑫、赵艳君、杨静、奉玲、苟爱和、周玲伊、李良玉等作为投诉人，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作为被投诉人、王德堂作为承包人，请求事项为要求被投诉人依法补发投诉人自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12月底足月工资（详见附表），事实和理由为投诉人自2017年5月进入被申请人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在营山县承建的省道201线过境营山县改造工程（营山县城一环路工程）景观工程施工一标段项目部从事施工管理及后勤工作，入职后，被投诉人一直未与投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另外也未上任何保险，劳动关系延续至今。但被投诉人截至2019年11月底共拖欠投诉人766,000元工资（大写：柒拾陆万陆仟元整）。被投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要求被投诉人补发投诉人未支付和未足额支付的工资。投诉人李良玉、苟爱和、吕强荣、刘汉波、何鑫、赵艳君、杨静、杜志龙、奉玲、周玲伊签名及捺印，投诉日期2020年1月2日。” 同时查明，被告嘉原公司申请江东公司和王德堂提供江东公司、王德堂或苟爱霞向原告和欣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周杰的转账记录，王德堂提供了四川省农信信用社业务凭证，该业务凭证显示“苟爱霞”分别于2017年10月2日、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1月18日、2017年11月21日、2017年12月18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2月10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19日、2019年2月3日、2019年3月23日共14次向周杰账户转款90,000元、300,000元、200,000元、1,000,000元、1,1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1,0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400,000元、50,000元，合计5,690,000元。针对上述转款，和欣公司补充提交了银行流水，显示广西富林景观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3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2月29日、2019年4月26日向四川和欣公司转款1,000,000元、1,869,010元、400,000元、80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以上共计4,519,010元。和欣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3日、2018年2月1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29日向苟爱霞转款1,000,000元、1,869,010元、399,500元、799,500元、200,000元，以上共计4,268,010元。 还查明，原告和欣公司自认收到广西富林景观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为4,904,010元（包含政府代付的385,000元）。 庭审中，原告和欣公司自认嘉原公司应付的款项为8,417,347.35元，减去嘉原公司直接支付的2,792,040元及政府代付的款项727,840元后，被告嘉原公司现还下欠其4,897,467.35元。原告和欣公司还认可收到案外人王杰向其转款的100,000元;原告和欣公司称其与王德堂、江东公司、苟爱霞无任何经济往来;在法庭问及江东公司与王德堂、和欣公司及嘉原公司的关系时，和欣公司称嘉原公司与和欣公司是合同关系，和欣公司与江东公司无任何关系，其了解的是王德堂挂靠的嘉原公司。嘉原公司称嘉原公司与江东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嘉原公司将案涉工程中的土石方、办公区域分包了江东公司。王德堂称嘉原公司中标后，我们给嘉原公司交管理费，我们是整体挂靠的嘉原公司。在法庭问及王德堂是你个人挂靠还是江东公司挂靠时，王德堂回答整体那个工程由我们挂靠的嘉原公司，其他案件已经查清楚了的;在法庭问及核实苟爱霞的身份时，和欣公司称苟爱霞是案涉项目的会计，同时也是一环路项目的会计。嘉原公司称苟爱霞是江东公司和王德堂的财务人员，在系列案件中已经核实了，在江东公司购买了社保的，王德堂也认可苟爱霞是其聘请的财务人员，负责西体公园项目部的出纳;同时，法庭多次向原告和欣公司释明，被告嘉原公司申请追加了王德堂和江东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原告和欣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和欣公司均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仅要求被告嘉原公司承担支付责任。 休庭后，被告王德堂向本院提交了工程量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 为查清本案事实，法庭调阅了该涉案工程所涉及其他案件：(一)本院审理的（2020）川1322民初1478号案件中查明，2016年12月2日，案外人营山发展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嘉原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嘉原公司被确定为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中标人，负责承建该项目土石方填挖、景观打造、硬质铺装、公园内道路建设、绿化、亮化等工程。2016年12月20日，案外人王杰、朱豪与嘉原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双方约定：一、王杰、朱豪为项目直接管理责任人，负责完成嘉原公司与发投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所包含的全部工程内容及项目施工中所发生的所有工作；二、该项目实行“承包包干责任制，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管理模式，债权债务由王杰、朱豪承担；三、嘉原公司按照工程结算价实收管理费2%；四、王杰、朱豪按嘉原公司与发投公司签订的合同，向发投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五、投标保证金，按发投公司对嘉原公司的处置方式进行。但应在发投公司返还嘉原公司后十天内无息返还给王杰、朱豪。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7年1月19日，被告嘉原公司与营山发展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一、工程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形式，签约合同价70,593,633元，其中暂列金3,078,815元。二、工程进度完成20%时，按进度拨付工程款不得超过合同价款总金额（扣除暂列金部分）的15%；工程进度完成50%，按进度拨付工程款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总金额（扣除暂列金部分）的40%；工程进度完成80%，按进度拨付工程款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总金额（扣除暂列金部分）的65%；项目竣工验收合格送审前，工程进度款拨付比例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总金额（扣除暂列金部分）的85%；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审计工作结束后，工程款拨付至最终审定结算价的90%。新增工程量价款一律在竣工结算审计后支付至90%。2017年2月，被告嘉原公司与被告江东公司签订《土石方施工分包合同》，嘉原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土石方开挖及外运项目分包给江东公司。王杰系江东公司股东，其父亲王德堂系江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2月20日，嘉原公司印发《关于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项目管理班子的任命文件》，任命陈胜胜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杨军为该工程执行项目经理。2017年8月4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9月20日和2017年12月15日，嘉原公司分别向江东公司转款3,800,000元、700,000元、6,600,000元、4,425,500元，以上共计15,525,500元。 该案另查明，营山发展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27日、2017年9月17日、2017年12月11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17日向嘉原公司转款10,589,045元、16,420,000元、16,880,000元、3,000,000元、2,000,000元。2020年1月23日，为发放民工工资，发投公司向嘉原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人何礼个人账户转款1,000,000元。同日，发投公司与嘉原公司达成《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发投公司将其投资款10,000,000元及投资收益等3,278,000元，共计13,278,000元转为案涉项目工程款。综上，发投公司共计支付工程款63,167,045元，占合同价款（不含暂列金）的93.56%。目前，案涉项目尚未竣工。 该案还查明，被告王德堂在本院受理的（2020）川1322民初1558号原告文怀兵诉嘉原公司、王杰、王德堂租赁合同纠纷庭审中陈述，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系挂靠嘉原公司中标，整个工程都是江东公司在承建。 该案还载明：庭审中，王杰辩称案涉项目部成员中的蒲海蓉、苟爱霞系其雇请，非系嘉原公司员工。嘉原公司四川分公司负责人何礼为证人出庭，其证实嘉原公司制作了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营山县西城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项目专用章，该印章先是由嘉原公司员工吴军保管。2018年5月，嘉原公司将该印章交给了王杰保管。2019年11月，因发现江东公司外欠材料款，遂到项目部巡查，并对欠款进行了核实登记，包括伍国伦、蒲海蓉在内的结帐单并未加盖项目部印章。随后，嘉原公司要求王杰交回该印章，于2020年6月9日从蒲海蓉手中收回了项目部印章。为证实其真实性，何礼当庭出示了存在手机中的相关照片。为核实加盖印章的相关情况，本院依职权询问了蒲海蓉和苟爱霞。蒲海蓉向本院陈述，案涉项目专用章先是由嘉原公司姓吴的人员保管。苟爱霞是项目的出纳，结帐单均是苟爱霞出具，之前均没有加盖项目部印章。后来因为有叫陈杰的起诉苟爱霞个人，要求支付租赁费。苟爱霞就通知所有未结帐的人员拿回结帐单，加盖了项目部印章。2020年4月20日，苟爱霞将该项目部印章交给了蒲海蓉，蒲海蓉在2020年5月29日将该印章交给了嘉原公司的人员。苟爱霞向本院陈述，其是王德堂雇请的，负责财务工作。案涉项目专用章一直在工地上。2020年3月，陈杰根据苟爱霞向其出具的欠条，起诉其个人，要求支付租赁费，苟爱霞认识到出具欠条以及结帐单的行为不是其个人行为，应由项目部负责，故苟爱霞在2020年3月，通知由其经办的相关人员拿回结帐单，加盖了项目部印章。为证明其真实性，本院调取了（2020）川1322民初690号陈杰诉苟爱霞租赁合同纠纷案的电子卷宗，经核实，陈杰起诉的被告为苟爱霞个人，其立案时交付的证据中，借条系苟爱霞出具，载明交款单位为西体公园，未加盖项目部印章。 (二)本院审理的（2021）川1322民初22号案件中载明：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将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至本院，本院依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四川省南充市江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该案共同被告，依职权追加王德堂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8月8日，王德堂以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代表的名义（甲方）与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王德堂在该案庭审中均认可该案中双方签订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系事后补签。王德堂称杨军系其聘请的案涉项目管理人员，吕强荣为其聘请的施工员、杜子龙为其聘请的测量员。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述，2020年1月23日，由业主方代付农民工工资385,000元，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共计支付工程款4,904,010元。 本院认为，原告和欣公司依照《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向被告嘉原公司主张工程款及利息，被告嘉原公司属西体建设项目的承包人，综合审理的案件事实，该合同属于分包合同，则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和欣公司请求解除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及该合同对被告嘉原公司的效力、原告和欣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的确定。 首先，被告嘉原公司对《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不予认可，认为嘉原公司与原告和欣公司因案涉项目建设先后签订过两份《苗木采购合同》，从来没有、也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签订过《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从《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及内容来看，合同的发包方为嘉原公司，承包方为和欣公司，而合同甲方加盖的“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甲方代表为“王德堂”，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8日。被告嘉原公司的项目部公章作为合同章使用，并产生合同效力，一般应基于职务行为或公司的委托、授权，被告嘉原公司在案涉工程地设立了项目部，也委派了工作人员，而该合同甲方代表处由被告王德堂签名，王德堂既不是被告嘉原公司工作人员也无证据证明属被告嘉原公司授权，同时，被告嘉原公司事后也未追认认可，且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德堂构成表见代理的事实，则被告嘉原公司不是该合同相对人，不应对该合同承担义务；其次，和欣公司的前身是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从原告提供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可知四川和欣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经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更名为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也即是说原告和欣公司在变更名称前便与被告嘉原公司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并加盖变更后的“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这与常理不符；再次，原告和欣公司认可与被告嘉原公司签订过两份《苗木采购合同》，该合同上均加盖的“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的印章，而案涉标的额相对较大的《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却加盖的“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且在《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中重复约定苗木采购内容，也与常理不符；最后，从本院审理的该工程所涉系列案件中可知，案外人苟爱霞（江东公司财务人员）证实曾为很多合同补盖过“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印章，被告王德堂在庭审中也对此陈述：“合同是工程做了70%左右后补签的”。证明被告王德堂擅自使用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专用章签订该合同，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更值得一提的是，原告和欣公司在诉讼中经本庭多次释明后仍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即不请求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承担责任，庭审中就彼此间的法律关系陈述模糊，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但结合本院审理的多起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相关的系列案件中，案涉西体公园项目由被告嘉原公司中标后通过内部承包的方式将工程转包给了案外人王杰，因王杰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父子关系，且为江东公司股东，后由王德堂或江东公司再行分包的事实。确定本案原告和欣公司在案涉西体公园项目是以分包方式进行的施工，被告王德堂也在庭审中多次称“我们是挂靠的被告嘉原公司实际对案涉的西体公园项目进行的施工”，并称“原告和欣公司和另外两家绿化公司共同做了案涉的西体公园绿化项目”，可以证明原告和欣公司是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在西体公园绿化项目中存在分包的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本案中被告王德堂提供的苟爱霞（江东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和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杰转款569万元和王杰支付给原告和欣公司的10万元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原告和欣公司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具有法律关系。除此之外，从原被告在庭审中的算账来看，除去嘉原公司直接支付及政府代付的款项后，原告和欣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为4,897,467.35元，被告王德堂通过“苟爱霞”及王杰向原告和欣公司（周杰）共转款为5,790,000元，若按此计算，则原告和欣公司在西体公园项目工程款按所完成的工程量则已超付892,532.65元。原告却辩称：“虽然收到了5,790,000元后又向苟爱霞回转了4,268,010元”,但结合原告和欣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案外人广西富林景观有限公司（一环路工程项目承包人）将4,519,010元转入原告和欣公司账户后，原告和欣公司即将4,268,010转给案外人苟爱霞，故可确定4,268,010元为案外人广西富林景观有限公司向原告和欣公司支付款项，而不可能为原告和欣公司多此一举地将苟爱霞所转的款项又回转给苟爱霞，同时苟爱霞向原告和欣公司（周杰）支付的款项与原告和欣公司转给苟爱霞的款项的时间节点间隔较大，金额也不一致，因此原告和欣公司的前述理由不成立。由于原被告往来账目模糊不清，致使不能清算工程款，但充分证明了原告和欣公司与被告王德堂、江东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综上，被告嘉原公司对《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无真实意思表示、无授权委托、无事后追认、无表见代理事实，则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然原告和欣公司不要求被告王德堂及江东公司承担责任，现案涉工程款未结算，若相互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公平协商定能解决本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589元，由原告四川和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谭忠光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文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