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21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飞，男，汉族，1980年11月6日生，贵州省赤水市人，住贵州省赤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军，重庆百君（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重伟，男，汉族，1975年1月26日生，贵州省赤水市人，住贵州省赤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成淑，女，汉族，1975年12月5日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上诉人袁飞因与被上诉人袁重伟、王成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0330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飞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0330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袁重伟、王成淑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袁重伟、王成淑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袁重伟与古通芬的借款和袁重伟与古某的借款，并非同一借款。首先，前一笔借款的出借人是古通芬，担保人是赵福华，后一笔借款的出借人是古某，担保人是袁飞；其次，前一笔借款的本金至少为46.5万元，因为2012年9月26日袁重伟、赵福华签字的借条充分证实该事实，中途袁重伟并未还款，2016年4月6日的调解笔录第二页“后来我于2011年1月30日、2013年2月8日、2014年9月25日分别向原告还款6万元、14万元、8万元”。充分证实2012年9月26日到2013年2月8日前袁重伟未还款给古通芬，因此2013年2月8日，前一笔借款的金额至少为46.5万元。而后一笔借款，根据承诺书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故两笔借款的金额完全不同，并且两笔借款在2013年2月8日偿还及欠付金额完全不一样，前一笔借款在2013年2月8日偿还的是14万元，截止2016年起诉时欠付的本金为19万，利息为1万，均有2016年4月6日的调解笔录可以证实，而后一笔借款，承诺书明确载明偿还的13万元，欠付的本金是17万元，故两笔借款的本金金额和偿还金额以及欠付金额均是不同的。最后，两笔借款的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前一笔借款是用于生活开支，有2016年4月6日的调解笔录证实，而后一笔借款根据承诺书载明是袁重伟借来做管网工程的。二、袁重伟、王成淑对外借款是家庭借款，还款责任人是袁重伟、王成淑，与袁飞无关。在袁重伟与古某的借款关系中，袁飞只是担保人，袁重伟是还款责任人且借款已经偿还，袁飞不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关于谁是借款人，应根据借条出具、借款流向、借款使用等进行判断，本案中借条出具方为袁重伟，借款也是由袁重伟收取的，借款是用于袁重伟的生活开支，那么无论出借人是古通芬还是古某，该借款都是袁重伟的家庭借款，与袁飞无关；其次，古通芬、袁重伟从诉讼行为上已经自认了借款与袁飞无关，古通芬起诉袁重伟时未起诉袁飞，如果袁飞是借款人，对于古通芬而言，多一个被告就多一份保障，其当然会起诉袁飞。正是因为古通芬十分清楚袁飞并非借款人，所以在起诉时并未起诉袁飞。如果袁飞是借款人，袁重伟又为什么没有申请追加袁飞为被告，并且袁重伟和古通芬之间的调解行为也更能说明该笔借款与袁飞无关。最后，即使将两笔借款混为一谈，袁飞也仅仅是担保人，而非还款义务人，袁重伟无权追偿。两张借条的出借人是袁重伟，资金收取及使用也是袁重伟，没有证据证明袁飞是借款人，袁飞仅仅是担保人，袁重伟已经于2013年6月偿还了借款，故袁飞无需再承担责任。三、本案的书面证据充分证明借款人是袁重伟，袁重伟申请出庭的证人所做的证言相互矛盾，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但却能够证明借款人是袁重伟这一相反事实，本案应当判定借款是袁重伟的家庭借款。首先，证人古某的证言既自相矛盾，又与袁重伟的自认相矛盾，袁重伟在一审庭审笔录第8页第2行自认“借条是在银行写的”，古某证明“在古家菜油厂打的借条”，两者相互矛盾。古某在庭审笔录第9页第21行证明“在菜油厂写的承诺书”，又在庭审笔录第11页第16行证明“承诺书在什么地方写的我不清楚”，其证言前后明显自相矛盾。其次，袁重伟的自认与赵福华的证言相互矛盾，袁重伟存在虚假陈述。袁重伟在庭审笔录第7页第10、11行自认“是赵福华介绍我们去做的管网工程，赵福华先去找的袁飞，然后袁飞找的我”，而赵福华在一审庭审笔录第13页第11、12行证明“我就介绍袁重伟去做，袁重伟没有钱去做”，第17、18行“问：你介绍工程一开始找的谁，答：是袁重伟找的我，工程是我去招投标来的”，两者的陈述明显矛盾，袁重伟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最后，古某、赵福华的证言反而证实借款人是袁重伟。庭审笔录第10页第13、14行“审：当时借钱的时候是谁向你借钱，古某答：是赵福华担保的钱，袁小虎（袁重伟的小名）借的钱”，可以证实是袁重伟借的钱。赵福华在庭审笔录第13页第11、12行证明“我就介绍袁重伟去做，袁重伟没有钱去做，我就介绍借钱”，第20行证明“我给袁重伟担保的”，第18行证明“是袁重伟找的我，工程是我去招投标来的”也可以证实借钱的是袁重伟。四、袁重伟称双方合伙做工程的事实不存在，并且其主张基于合伙债务要求袁飞承担债务，其应当提起合伙结算纠纷。首先，袁重伟称与袁飞合伙做工程，却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相反根据赵福华的证言却能够证明是袁重伟自己在做管网工程。其次，根据袁重伟所提交的证据，借款、收款及使用都是其夫妻生活使用，本案不存在合伙的前提，借款的使用与管网工程无关，袁重伟称该债务是合伙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投资其自行承担，与其他合伙人无关，合伙事项的盈利分配或亏损承担依法应提起合伙结算诉讼。即使存在合伙事实，袁重伟可根据投入的资金份额享有权利义务，无论其对外借款多少用于投资，那都是其个人借款，依法应当自行承担。袁重伟认为其承担不应属于自己承担的亏损，其需依法提起合伙结算纠纷，举证证明存在合伙事实，并举证证明存在没有盈利，只有亏损及亏损数额。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袁重伟、王成淑辩称：2010年，袁重伟与袁飞共同承包土城管网工程，因为当时双方都没有钱，便通过赵福华的介绍，向古通芬和古某借钱，借钱的时候在场人有古某、古通芬、赵福华、袁飞、袁重伟，借款金额为25万元，加上利息共计向古通芬和古某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该笔款项当天就转账20万元给土城政府作保证金，剩余5万元作流动资金。因为该工程最后亏本，无法一次性偿还古某和古通芬的借款。2013年2月8日，赵福华、袁飞、袁重伟、王成淑一起到古某的菜油厂向古某还款13万，尚欠17万元，古某就要求袁飞和袁重伟、王成淑写下承诺书，后来该款项均是由袁重伟进行偿还，袁重伟与袁飞是合伙人，对所欠的债务应当各承担一半，一审中袁飞申请了笔记鉴定，后又自动放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袁重伟、王成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袁飞支付袁重伟清偿的共同债务2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88万元（以2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3年2月8日计算至2020年3月的资金占用利息2.88万元）；二、由袁飞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重伟与王成淑原系夫妻关系。经赵福华及古某介绍，袁重伟于2010年6月18日在古某之妹古通芬处借款25万元，并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经结算后，袁重伟、王成淑于2012年9月26日将上述借条转为金额为46.5万元的借条，赵福华作为担保人。因古某多次催款，袁重伟、王成淑及袁飞于2013年2月8日共同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因袁重伟、袁飞兄弟二人在古某处借款叁拾万元（此款用于土城管网工程材料款），于2013年2月8日归还壹拾叁万元整，还欠壹拾柒万元定于2013年4月30日前归还，如2013年4月30日前归还完此款就不计利息（元月-4月份的利息）”。承诺书上有袁重伟、王成淑、袁飞的签字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6日作出（2016）黔0330民初36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袁重伟、王成淑于2016年4月6日前归还古通芬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1万元（已当庭支付）；二、袁重伟、王成淑于2017年1月6日前归还古通芬借款本金10万元，逾期未归还，利息从2017年1月27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赵福华对该借款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古某于2016年4月6日向袁重伟、王成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袁重伟、王成淑二人交来习水县人民法院2016年4月6日判决归还，原借款本金9万元＋利息1万元共计10000元（拾万元正），注明：当庭支付，赵福华在场”。袁重伟、王成淑于2018年10月30日归还10万元，于2019年2月2日归还2万元，于2019年7月7日归还1万元，于2019年8月31日归还1万元，上述款项均支付给古某，该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上述款项共计2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成淑、袁重伟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偿还借款后，是否有权向袁飞追偿。王成淑、袁重伟在外以其自己的名义从古某（即古通芬）处借款，后又以其自己的名义向古某（即古通芬）偿还了全部债务；王成淑、袁重伟与袁飞达成承诺书，承诺书明确载明在古某处的借款是袁重伟与袁飞兄弟二人所借，故袁重伟与袁飞是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均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承诺书，袁重伟与袁飞未对该债务的内部份额进行约定，因此，在共同债务内部份额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袁重伟、袁飞应平均分担债务，袁重伟、王成淑主张的借款本息24万元均是袁重伟、王成淑偿还，袁飞应对上述24万元债务承担一半的还款责任，故袁飞应向袁重伟、王成淑返还12万元（24万元÷2）。关于袁重伟、王成淑主张从2013年2月8日以2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2020年3月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2.88万元，虽承诺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8日，但袁重伟、王成淑实际偿还24万元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4月6日归还10万元、2018年10月30日归还10万元、2019年2月2日归还2万元、2019年7月7日归还1万元、2019年8月31日归还1万元，袁重伟仅对上述款项的一半承担返还责任，因此，资金占用利息应计算为10万元÷2×6%÷12个月×47.83个月（2016年4月6日至2020年3月）＋10万元÷2×6%÷12个月×17个月（2018年10月30日至2020年3月）＋2万元÷2×6%÷12个月×14个月（2019年2月2日至2020年3月）＋1万元÷2×6%÷12个月×8.5个月（2019年7月7日至2020年3月）＋1万元÷2×6%÷12个月×7个月（2019年8月31日至2020年3月）＝1.73万元，故袁飞应向袁重伟、王成淑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73万元。综上，袁飞应向袁重伟、王成淑返还13.73万元（12万元＋1.73万元）。关于袁飞辩称袁重伟、王成淑所诉的古通芬的借款与承诺书上古某的借款不是同一债务，根据袁重伟、王成淑提交的收条、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及两个证人的当庭陈述可知，借条上载明为古通芬的借款与承诺书中古某的借款是指同一借款，故对该辩称不予支持。袁飞在庭审中申请对承诺书中袁飞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后，袁飞又自愿放弃笔迹鉴定，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袁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袁重伟、王成淑支付代偿的借款本息13.73万元；二、驳回王成淑、袁重伟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66.00元，由袁重伟、王成淑负担1304.24元，由袁飞负担1361.76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袁飞在二审中认可2013年2月8日《承诺书》中“袁飞”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2010年6月18日《借条》所载明的债务与2013年2月8日《承诺书》所载明的债务是否是同一笔债务；二、袁重伟、王成淑是否有权向袁飞进行追偿。针对争议焦点一，案外人古通芬与古某系兄妹关系，袁重伟经案外人赵福华介绍向古通芬、古某借款。本案中，袁重伟于2010年6月18日向案外人古通芬借款25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古通芬30万元现金；袁重伟偿还部分本息后，2013年2月8日，袁重伟、王成淑、袁飞共同向古某出具《承诺书》，载明“因袁重伟、袁飞兄弟二人在古某处借款30万元（此款用于土城管网工程材料款），现于2013年2月8日归还13万元整，还欠17万元，定于2013年4月30日前归还。如2013年4月30日前归还完此款就不计利息（元月—4月份的利息）”。根据一审中袁重伟提交的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收条等证据，结合赵福华、古某证人证言可知，袁重伟、王成淑、袁飞共同向古某出具《承诺书》中所载明的30万元债务与袁重伟于2010年6月18日向案外人古通芬出具《借条》所载明的30万元债务是同一笔。故对袁飞提出《借条》与《承诺书》所载明的债务并非同一笔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袁重伟、王成淑、袁飞于2013年2月8日向古某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内容，袁重伟与袁飞是该借款的共同债务人。因袁重伟与袁飞在《承诺书》中未对各自承担债务的份额进行约定，应当平均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之规定，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份额的，可以进行追偿。本案中，因袁重伟、袁飞未按《承诺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案外人古通芬向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古通芬与袁重伟、王成淑达成调解协议，根据（2016）黔0330民初369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内容，袁重伟、王成淑于2018年、2019年偿还了24万本息。故袁重伟、王成淑有权就其偿还的24万元向袁飞进行追偿，一审法院判令袁飞承担该24万元的一半，并承担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袁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2元，由上诉人袁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娄 强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