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东华一路65号72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MA52903577。法定代表人：刘德时，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嘉敏，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乐，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三益村委会葵围之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MA4XA1M604。法定代表人：伍锦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彩杏，广东卫斯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德时，男，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英山县。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6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恒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恒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时遗漏了重要事实，导致案件判决结果错误。恒诺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恒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威敦公司代表易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与威敦公司员工李艳红的聊天记录”、“恒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威敦公司代表易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应的货物装柜照片”用以证明“恒诺公司按照易虹、李艳红的指示发货”。而威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核对该份证据的原件时发现，恒诺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部分的截取记录，还有大量的其法定代表人与易虹、李艳红的聊天记录没有提交，而这些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发生在其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之中。在威敦公司提出了上述问题后，一审法院也责令恒诺公司庭后把其法定代表人与易虹、李艳红的全部聊天记录提供完整。然而，威敦公司直到一审判决后都没有收到恒诺公司提供的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威敦公司基于上述事实，在一审中提出要求恒诺公司陈述清楚其与易虹、李艳红之间的交易关系。恒诺公司在一审中明确确认其与易虹个人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业务往来，他们之间的交易与案涉的交易是一样的。恒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提供的上述用以证明其己发货的证据是针对本案中的交易。且威敦公司在一审中也多次陈述并提供证据证明在威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德时要求其发货时，恒诺公司一直未提及其“己发货”的主张，如恒诺公司己履行案涉合同的发货义务，却又不直接向刘德时表明其己发货的事实，在威敦公司多次通过电话、微信、上门及发律师函催讨的情况之下均不作出上述表态显然不符合交易的习惯及常理。在一审诉讼中，威敦公司针对上述观点充分发表了质证与辩论意见,而且上述观点亦是案件的争议焦点。然而，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争议焦点展开调查审理，恒诺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发货记录”就是案涉交易的发货记录。一审判决中也没有反映上述争议焦点或对上述争议焦点进行解释认定，—审法院故意避开案件的争议焦点，导致案件判决结果错误。二、易虹和李艳红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己从威敦公司处离职，两人离职前并没有向威敦公司交接案涉合同的货物己发货，威敦公司更没有指示查清案件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依法支持威敦公司的请求。二审期间，威敦公司补充如下意见：1.恒诺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非善意及重大过失，李艳红、易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在交易过程中恒诺公司明知交易的相对方是威敦公司，而且在交易合同的洽谈及督促交货的环节当中都是由威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德时与恒诺公司的股东伍锦富沟通与洽谈，在即将交货时威敦公司有向伍锦富催货，但从来没有得到伍锦富的回复。另外，李艳红、易虹是否具有收货的权限恒诺公司在完全具备沟通条件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向威敦公司核实过，而且在交货之后按照合同的约定应该是在交货之后的40天内支付剩余的货款，但是其从来没有向威敦公司主张过货款，不符合常理。2.在一审中以及恒诺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李艳红、易虹与恒诺公司是存在个人交易的，从恒诺公司提交的出货记录显示其中六桶架出货9272件，火炉架7662件是完全超出合同约定的数量，恒诺公司提供的出货照片并没有指向该批货物是出售给威敦公司，完全是恒诺公司与李艳红、易虹的个人交易，与威敦公司无关。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恒诺公司认为是出货给威敦公司，但作为表见代理的衡量标准前提是恒诺公司必须是善意而且是无过失，恒诺公司出具超出合同的货物给威敦公司，却没有提交双方约定增加供货的相关协议，而且也未就此事向威敦公司及刘德时提出异议，明显存在过失情况，因此不应当将此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3.实际的交货时间最早一批货物是在2019年11月13日出货，根据合同约定已经晚了差不多一个月，因为此货物是供出口使用，一般过期是无法更改的，所以恒诺公司所交付给李艳红、易虹的货物与合同约定的货物是不一致的。恒诺公司辩称，1.一审对于本案交易的相关事实情况已经查明，对于整个交易过程中易虹作为威敦公司的代表人有权与恒诺公司针对整个交易进行协商沟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德时承认双方在最初接洽时是由易虹与刘德时一同到恒诺公司处进行沟通，沟通后双方针对交易达成了基本共识，再由易虹代表威敦公司与恒诺公司对接后续交易工作，而在签订合同后也是由刘德时安排人向恒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定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威敦公司的员工李艳红多次与恒诺公司法人针对货物的质量问题进行沟通，整个交易过程均体现了刘德时作为法人进行合同洽谈及确定的事实，以及易虹与李艳红作为威敦公司公司员工负责对接相应送货事宜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易虹接收该货物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并不存在错误。整个交易过程并未体现恒诺公司存在任何非善意的情况，因为整个交易过程中均是恒诺公司依据威敦公司的相应指示进行符合市场交易习惯。2.对于货物的出货记录以及合同约定的问题，该涉案货物是由威敦公司指示恒诺公司进行送货，并由威敦公司预约货柜进行收货出货因此合同履行的相应时间是否晚于合同约定时间，责任方在于威敦公司而不是恒诺公司，更不能以此认定涉案货物非涉案合同的标的货物。3.在一审庭审中，一审合议庭针对双方的聊天记录当庭进行了详细的原件核对，并由主审法官对威敦公司的法人刘德时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刘德时在庭审中确认其将相应的后续交易工作交由易虹处理，而在刘德时与恒诺公司方的聊天记录中也并未显示任何关于刘德时关于涉案货物履行交易情况的异议，因此可以证明刘德时对于易虹处理该标的货物的行为是认可，而且同意按照该模式进行交易。因此，威敦公司提出涉案货物并没有实际交付，并否认易虹作为其员工与恒诺公司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恒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威敦公司、刘德时共同向恒诺公司偿还货款369946.15元和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6144.6元(以36994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40%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7月21日违约金为614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威敦公司、刘德时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69946.1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6994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为标准计至贷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刘德时对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江门市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70.68元(已由江门市蓬江区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预交)，由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刘德时共同负担。江门市蓬江区恒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470.68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刘德时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3470.68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威敦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本案恒诺公司以其与威敦公司签订涉案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已按涉案合同约定向威敦公司供应相应数量的六桶架和火炉架，威敦公司逾期未支付剩余货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威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德时共同偿还涉案货款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威敦公司、刘德时则辩称易虹无权代表威敦公司进行商谈供货及收货业务，且恒诺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货物已实际发出。首先，关于易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首先，本案威敦公司称易虹是该公司的业务员，不具有收货的权限，因此，易虹对涉案货物的收货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对此评判如下：根据易虹与伍锦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易虹于2019年8月2日将涉案合同的电子版发给伍锦富，并称“等刘生盖章就发比你”，8月2日至8月3日期间，双方就涉案交易多次进行洽谈，伍锦富于8月3日称“你和老板那边尽快落实好一下，新产品开始生产麻烦，要不然拖了后面生产进度慢会影响出货”，8月5日伍锦富问易虹“有没有和老板商量啊经理”，易虹当天回复“你今日回签合同+账号，申请定金都要时间的，不是立即有”，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涉及“老板”、“刘总”，由此可见并非易虹个人与恒诺公司进行交易。2020年8月13日，易虹通过微信将定金转账凭证发送给伍锦富。2020年10月至11月期间易虹通过微信与伍锦富沟通何时验货，并发送装柜信息。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易虹就涉案交易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定金支付、货物验收等均一直参与其中。在易虹与恒诺公司就涉案交易洽谈的过程中，威敦公司亦对涉案合同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支付相应定金，易虹亦将相应转账凭证发送给伍锦富，恒诺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过程中及合同履行中对易虹是否具有威敦公司相应代理权的事实已经尽到合理注意、善意审查义务，易虹就涉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具有足以使恒诺公司相信其有权代理威敦公司提取涉案货物的事实和理由。威敦公司在明知易虹就涉案交易与恒诺公司进行洽谈的情况下，对双方协商签订的涉案合同加盖印章，并支付相应定金，系对易虹代表威敦公司就涉案交易的确认，恒诺公司无法知晓威敦公司内部工作人员的分工和权限，虽然恒诺公司确认其曾与易虹发生过交易，但涉案交易中易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多次提及“老板”、“刘总”，由此可以反映涉案交易的主体并非易虹个人，现有证据未能反映恒诺公司具有过失。因此，易虹的涉案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构成表见代理，故易虹指示恒诺公司进行交货装柜的行动，其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威敦公司。其次，关于威敦公司应否支付涉案货款的问题。涉案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有本案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所涉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本案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恒诺公司已根据易虹的指示履行涉案合同的交货义务，虽然恒诺公司所提供的交货数量和交货时间与涉案合同约定不相一致，但交货时间系恒诺公司根据易虹的指示进行装柜交货的，易虹该表见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威敦公司承担，而恒诺公司所提供的出货记录虽显示火炉架出货数量为7662个、六桶架9272个，与涉案合同约定的数量不相一致，但恒诺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就涉案货物数量进行协商变更，因此，威敦公司应根据涉案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款，故一审法院判决威敦公司、刘德时支付拖欠货款369946.1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威敦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威敦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威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49.19元（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江门市蓬江区威敦家庭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砚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倩瑜书 记 员  黄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