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323民初1308号 原告：邵某1，男，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固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安徽振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邵某2，男，195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固镇县。 原告：邵某3，男，195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被告：崔某，男，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固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安徽周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邵某4，女，196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固镇县。 原告邵某1、邵某2、邵某3与被告崔某、第三人邵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5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原告邵某2、邵某3，被告崔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第三人邵某4到庭参加诉讼。因开庭审理期间，原告邵某1申请追加诉讼请求，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原告邵某2、邵某3，被告崔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第三人邵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崔某返还不当得利235820.95元。第一次开庭审理期间，又增加诉讼请求159300.42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本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与邵某1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经本院释明后，邵某1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依法分割前述两笔张友盈的遗产。事实和理由：崔某和邵某4分别是我的姐夫和姐姐，邵某1和邵某2均是我的兄长。我父母均离世，2020年，在诉讼另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中，我发现母亲生前工商银行账户中的存款被转出235820.95元至崔某账户。同一账户，2018年12月6日至2018年12月11日，先后分14次被取走159300.42元。 邵某2、邵某3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意见为：钱是父母的钱，如果返还的话应当四个子女均分。 崔某辩称，一、我方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2014年10月13日，我因经营需要向妻子邵某4要钱，邵某4向我转款235820.95元。我事后得知，该钱款系邵某4从岳母张友盈处所转。10月22日，我给邵某4100000元现金，并从银行转款165820.95元给邵某4，要求邵某4该两笔钱款偿还给岳母。二、本案不属不当得利纠纷，无论作为遗产继承纠纷还是赠与合同，邵某1均无权主张全部钱款。三、邵某1追加的诉讼请求我方不知情，但后来听邵某4说，在其岳父母办理丧事后，收取崔某亲友吊唁的唁金均未支付给崔某，应当以岳父母的工资向崔某支付该钱款，但具体如何支付不清楚。综上，应当驳回邵某1、邵某2、邵某3的诉讼请求。 邵某4述称，一、崔某因厂里急需资金，我于2014年10月13日向母亲借了一笔款给他。10月22日，崔某转给我160000余元，并给我现金100000元，让我还给母亲。后来他又给我200000元现金，说是别人偿还的借款。我用他给我的两笔现金偿还母亲240000元。二、159000余元中的70000元按母亲生前的交待，经邵某3提议由我和邵某2支付给宿州三姐；60000余元是我应得的吊唁金；另外还支付了父母的制氧机、养老院生活费、其他生活用品费用10000元至2000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友盈与邵树云系夫妻，生前育有四个子女：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1。2014年10月13日，张友盈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1303××××0307）中的235820.95元被转入崔某的账户。邵某4认可该钱款是其交给崔某使用的。2018年12月6日至12月11日期间，张友盈同一账户中的159300元被取出，邵某4认可该钱款是其支取的。2019年1月邵树云与张友盈先后病故，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1先后操办两次葬礼，一次由邵某3主办，一次由邵某1主办。邵某3认可，两次葬礼共收受吊唁金136500元，花费59421元，邵某2收到吊唁金4000元，邵某3收15300元，邵某462800元，邵某150200元。2019年3月31日，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1签订一份《兄妹协议》，第一条约定：账单按照花费清单，从父母工资拿出相应费用平账（约ＲＭＢ60000）。 本院认为，一、本案案由应当为法定继承纠纷，而非不当得利。因为，首先，邵某4认可邵某1诉争的235820.95元系其交给崔某使用，且崔某在使用后已偿还给她。邵某4对此陈述为向母亲借款给崔某使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邵某4与其母亲之间系借贷关系、侵权关系、代为保管的代理关系或是其他民事关系。该钱款如果未偿还给张友盈且无证据证明系张友盈生前赠与邵某4，则本案法律关系只能根据邵某4对存款的占有现状认定为：邵某4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占有被继承人财产而不与其他法定继承人分割的法定继承法律关系。其次，同样道理，邵某1主张的159300元，邵某4认可系其支取，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支取理由，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邵某4支取张友盈名下存款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只能根据邵某4对财产的占有现状将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为邵某4占有邵树云与张友盈的遗产不与其他法定继承人分割的法定继承法律关系。故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系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案由亦应当是法定继承纠纷。 二、邵某1在本案起诉时将邵某2和邵某3均列为第三人，但邵某2和邵某3在本案中，对本案争议标的享有权利，而并非仅仅是利害关系，即并非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三。同时，邵某2和邵某3二人与邵某1、邵某4对本案争议遗产均享有继承权，其二人对本案的争议标的享有的也非独立的请求权，构不成法律规定的有独三。邵某2、邵某3作为邵树云和张友盈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同意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现将其二人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变更为共同原告。 三、本案中，邵某1主张的两笔存款虽然均在张友盈名下，但实为邵树云与张友盈的共同财产。邵树云先于张友盈病故，虽未进行遗产分割，但其法定继承人仅有张友盈、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1五人，并无其他法定继承人。后张友盈病故，直接分割全部遗产与先分割邵树云的遗产，并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故本案中的遗产均直接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不再区分邵树云和张友盈的遗产。 四、邵某4认可从张友盈账户转入崔某账户的235820.95元系其向张友盈借取后交给崔某使用的，且崔某已将该钱款偿还给她。从崔某、邵某4、张友盈之间的关系考虑，崔某动用张友盈名下存款的机会远低于邵某4，且邵某4认可的钱款系她交给崔某，且崔某已返还给她的事实系对其不利的事实，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采信。故即使该笔存款系崔某支取，也是经邵某4的授意而支取的，即崔某取得该笔款项的来源是邵某4，而非张友盈，和张友盈之间形成民事关系的人是邵某4。同时，邵某4称该款项系其向张友盈借取，且已偿还。但是，其所称的还款经过为自己将240000元现金交给张友盈，首先，按邵某4陈述，当时张友盈已77岁左右，作为女儿，向母亲偿还大额现金，而不代其办理存款显然不合情理，且邵某4也未提供现金交付的证据；其次，在张友盈后来的存款中，未发现该笔款项，且邵某4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友盈在2014年10月22日以后有任何大额支出，或者张友盈有240000元现金丢失的相关证据；第三，邵某4所举日记复印件及证人证言均不是其向张友盈交付现金的直接证据，通过该间接证据不足以认定付款事实，综上，对邵某4所称的235820.95元系借款且已以现金方式偿还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通过前述分析可知，邵某4从2014年10月13日起实际占有张友盈和邵树云的存款235820.95元，且在邵树云和张友盈病故后未对该存款进行分割，现无证据证明邵树云和张友盈生前将该款项赠与他人或者立有分配该财产的遗嘱，该款项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由邵某1、邵某2、邵某3和邵某4均分。 五、邵某4认可2018年12月从张友盈账户支取159300元，但将该款项解释为，其中70000元按照张友盈生前遗愿且经邵某3提议，交给宿州三姐用于其祖父母迁坟；其中60000元用于支付邵某3和邵某1应当向其支付的吊唁金；其余钱款用于其父母生前购买制氧机和父母在养老院的生活费。首先，邵某4未提供证据证明将70000元交给宿州三姐是其父母的遗愿，邵某3也不认可其曾提议要交70000元给宿州三姐，邵某2表示其知道交钱的事实，但其当时的表态是：如果是父母的意思，其没有意见。基于以上情形分析，前述70000元在张友盈过世后即为邵树云和张友盈的遗产，在无证据证明有遗嘱的情况下，应当属全部法定继承人所有；邵某4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宿州三姐支付70000元经邵某3和邵某1认可，邵某3、邵某1事后也明确表示不同意；邵某2陈述当时表态是“父母的意思，我没有意见”，即其虽然认可当时未反对向宿州三姐支付70000元，但该认可是有所限制和附加条件的，即如果是父母的意见，其才表示同意。鉴于邵某4即使在当庭陈述时，也首先强调向宿州三姐支付70000元是其父母的遗愿的事实，本院对邵某2的有限制的认可予以采信。现经本院询问，邵某2明确表示如果不能证实付款是父母的意愿，其不同意向宿州三姐支付该款项，现因邵某4未提供证据证实父母生前有向宿州三姐付款的意愿，无法认定邵某2同意从遗产中向宿州三姐支付70000元。故邵某4未经邵某2、邵某3、邵某1同意的情况下，向宿州三姐支付的70000元系其个人的意思，不应当从共有的遗产中支付，该70000元应当按法定继承分割。其次，各方所签《兄妹协议》，第一条约定：账单按照花费清单，从父母工资拿出相应费用平账（约ＲＭＢ60000）。各方对该约定解释不一致，邵某4和邵某2认为该约定的意思是用父母的钱支付邵某4应得的吊唁金，而邵某3和邵某1主张该约定的意思是用父母的钱填补办理丧事的支出，各人收取的吊唁金各自领回。因该约定为“账单按照花费清单”，用父母的工资平账，据此可知，父母的工资是用于平花费的账，而非吊唁金的账，邵某3和邵某1对该约定的解释更符合约定的文义，本院对其二人的解释予以采纳。邵某3认可两次丧事共花费59421元，邵某4收取的吊唁金为62800元，邵某4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花费和其收取的吊唁金高于邵某3的陈述，本院对邵某3的陈述予以采信。根据《兄妹协议》约定，应当从邵树云和张友盈的工资中支出该59421元，即邵某4持有邵树云和张友盈的存款，其应当从该存款中向邵某3和邵某1支付59421元，该金额未超出邵某3认可的其与邵某1应当向邵某4支付的吊唁金，邵某4可主张抵销，抵销之后，邵某3和邵某1还应当向邵某4支付的吊唁金，其三人可另行结算。故在本案中，根据《兄妹协议》约定，邵某4可以从159300元中扣留59421元，不作遗产分割，但同时，其在与邵某3和邵某1结算吊唁金时亦应当扣除59421元，仅主张剩余部分。第三，邵某4主张的制氧机费用和养老院生活费既未明确具体金额，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在本案中不能从邵树云和张友盈的遗产中扣除。其如有证据证实确实花费该两笔费用，且应当由全部子女分担，可另行主张。综上，邵某4从张友盈账户支取的159300元，扣除办理丧事花费59421元，剩余99879元应当作为邵树云和张友盈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均分。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查明的邵树云、张友盈的遗产共计395120.95元，扣除《兄妹协议》中约定的丧葬花费59421元用以抵销邵某4应得吊唁金中的59421元，剩余335699.95元，应当由邵树云、张友盈的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即每人分得83924.99元，邵某4应当分别向另三位继承人支付该款项。崔某即使曾经一度占有部分钱款，因邵某4认可该占有是基于她的交付，并且已经将占有的款项返还给她，故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邵某4向原告邵某1、邵某2、邵某3各支付邵树云、张友盈的遗产83924.9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邵某1、邵某2、邵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13元，由原告邵某1、邵某3各负担528元，原告邵某2负担255元，被告邵某4负担230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海燕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