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4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洪，男，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居强，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秀，女，199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李梅，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1号1栋14层2号。 法定代表人：鲜跃军，职务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鲜跃军，男，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上诉人李国洪因与被上诉人江秀、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泽公司）、鲜跃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0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洪上诉请求：1.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8年11月21日江秀转给李国洪的15万元，在江秀和李国洪都认可这笔款项是李国洪代江泽公司收取而非江秀出借给李国洪的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出借给江泽公司的借款”毫无法律依据，且违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2.2018年9月21日李国洪向江秀转款的31100元，江秀认为不是用来归还2018年9月10日的借款应该举证证明；3.一审法院在江秀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后续借款存在利息的情况下，径直认定双方对后续借款也存在利息约定违反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仅凭江秀的陈述就认定江秀与李国洪之间存在所谓的烟酒买卖关系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存在所谓的烟酒买卖关系，江秀也应该举证证明李国洪后期支付的款项不是归还借款本息而是支付的烟酒款，但江秀未对此提交证据证明。 江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完全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李国洪上诉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江秀向李国洪个人转款的15万元是李国洪在借款时自称将用于公司经营，但是否用于公司江秀并不清楚，因此在一审时主张该笔款项应该由江泽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以及由李国洪与鲜跃军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根据一审法院的庭审情况以及李国洪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5万元已经用于江泽公司经营的事实，那么江秀有权利要求李国洪将其个人收取的该笔借款及时归还给江秀。2.李国洪称其向江秀的31100元转款是偿还的本案借款，但是该转款的金额、时间并不符合归还借款本息的逻辑，一审法院没有将该笔金额认定为借款的归还或者利息的支付符合客观事实，并没有违反相应的举证责任，该笔转款的性质应当由转款人自行举证，李国洪与江秀之间本来就存在烟酒买卖的经济往来，该笔款项系支付的烟酒款，江秀也提交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并非是通过毫无依据的推理而得出该笔转款性质的认定。4.一审法院系根据李国洪提交的借款利息支付情况来综合认定借款本息，本案中的50万元借款有签订合同，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有3%的利息；而余下的借款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根据江秀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对李国洪和鲜跃军的还款催收过程，也能认定借款并非是无息借款，而是存在有借款利息。 江泽公司、鲜跃军未作陈述。 江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泽公司归还本金11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第一部分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从2018年9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第二部分以65万元本金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11月22日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进行计算。一审庭后提交说明，将利息计算方式变更为：第一部分以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从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偿清之日止；第二部分以65万元本金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鲜跃军、李国洪对江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律师费由江泽公司、鲜跃军、李国洪共同承担，后当庭撤回对律师费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4日、9月5日，江秀通过尾号为9803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江泽公司账户分别转款10万元、30万元。同日，江秀另委托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爱康大药房向江泽公司转款10万元，附言借款。以上款项合计50万元，江秀主张为出借给江泽公司的款项。 2018年9月10日，甲方(借款方)江泽公司、乙方(出借方)江秀、丙方(保证人)鲜跃军、李国洪，就该笔款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中约定“借款金额为5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9日，月息为3%，借款用途为公司流动资金，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息到期还本。该合同中约定了借款账户、还款账户。其中保证条款载明：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及主合同债务人相关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江泽公司公章、丙方处李国洪、鲜跃军签字。 2018年9月18日，江秀向江泽公司转款20万元。2018年10月19日，江泽公司向江秀转款20万元，并备注为还借。江秀主张该笔款项出借后，江泽公司不久即还款。江泽公司、李国洪主张2018年10月19日的转款为偿还此前的第一笔借款50万元。 2018年10月26日，江秀向江泽公司转款30万元。2018年10月30日，江秀向江泽公司转款20万元。 2018年11月21日，江秀向李国洪分两笔分别转款5万元、10万元，合计15万元。江秀、李国洪均主张该笔款项为李国洪代收的江秀出借给江泽公司的款项。 李国洪向江秀支付了如下款项：2018年9月21日，李国洪向江秀转款31100元。对该笔款项，李国洪主张为代江泽公司支付的本息，江秀主张与案涉借款无关，系李国洪在江秀处购买烟的钱。 2018年10月11日，李国洪转款15000元；2018年11月24日，李国洪转款25000元；2018年12月20日，李国洪转款25000元；2019年1月20日，李国洪转款25000元，附言利息。2019年2月26日，李国洪转款25000元，附言利息。2019年3月21日，李国洪转款25000元(以上款项均向江秀尾号为9803的账户支付)。江秀主张双方对案涉的几笔借款均约定按照月利率3%进行支付，因江泽公司经营困难，后续仅按照100万元收取了25000元的月息，且已将2019年2月的利息支付完毕。 2019年9月30日，江秀通过微信向李国洪发送如下信息：“洪哥，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你都不接，去年我为了帮你我把我刚从银行贷出来的钱就借给你们用，前前后后给你们公司借了100万，后来又给你账户转借了15万……借条也只打了50万的，还有50万说4月就还，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还我后来借的50万，当时说好的一个月3分利息但是连2分都没有付够，去年过年你们让我给你们拿了一些酒和一些烟，一共5万来块钱也一直没付给我。你也总得给我个说法啊”!李国洪于2019年12月24日回复“明天或后天”。2020年3月17日，江秀通过微信再次向李国洪发送以下信息：“谈可以，先说还我好多……..”“钱现在一分没还我，还有18年烟和酒钱5万多你们提都没给我提过……”李国洪回复：“算了，不说了!……公司也在努力收钱希望能有好结果”。 一审庭审中，李国洪陈述其系江泽公司的股东，故代江泽公司收款等，江秀亦认可其该说法。江秀另陈述其按照10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是因为后续的15万元是支付给李国洪个人账户。 另查明，李国洪系江泽公司的股东。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企业公示登记信息、《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江秀与江泽劳务公司成立的借款合同关系，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江泽劳务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二是李国洪、鲜跃军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及保证责任的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关于2018年11月21日江秀转款给李国洪的15万元，是否为出借给江泽劳务公司的款项。江秀、李国洪均主张李国洪系江泽劳务公司股东，该笔款项为出借给公司款项。但，二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李国洪有权代江泽劳务公司收取该笔借款。而江秀、江泽劳务公司此前借款均转至公司账户的交易习惯，江秀庭审中陈述利息计算基数为100万元，因该笔款转至李国洪个人账户，并未包含该笔15万元；江秀陈述其与李国洪之间另存在买卖烟、酒的关系。综合以上情况，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出借给江泽劳务公司的借款。第二，关于2018年9月21日，李国洪向江秀转款的31100元，是否为偿还的案涉借款。各方对第一笔借款50万元约定的借款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9日，约定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若李国洪主张成立，其于借款后10天即归还31100元，不符常理，也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另外，2018年10月11日，李国洪转款15000元，支付时间与金额与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一致。若前述31100元为偿还的案涉借款本息，后续偿还的利息应会少于15000元。故，李国洪的辩称不能成立，该笔款项与案涉借款无关；第三，关于2018年10月19日江泽劳务公司转款给江秀的20万元偿还的为哪一笔借款。李国洪、江泽劳务公司均辩称后续借款未约定利息，因此，该笔款项应视为归还的第一笔50万元借款。但该辩称显然与李国洪自2018年11月24日—2019年3月21日，每月规律性向江秀转款25000元，且其中两笔款项备注为利息的事实不符。因此，江秀主张的2018年10月19日转款的20万元系归还2018年9月18日借款，且双方之间就后续借款存在利息约定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综上，江泽劳务公司尚欠江秀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双方之间对后续的借款也存在利息约定。江秀将第一笔借款50万元的利率标准下调至法律最高限进行主张，正当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第一笔借款的出借时间为2018月9月10日，而利息已支付至2019年4月10日。因此，对江秀主张的第一笔借款的利息，一审法院在以下范围内予以支持：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4月11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年利率24%进行计算。对江秀主张的第二笔分段计算的利息，其利息起算时间合法有据，其自愿将利息标准调整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也系对对方负担的减轻，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其本金基数应为50万元。因此，对江秀主张的第二笔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在以下范围内予以支持：以50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进行计算；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焦点二。鲜跃军、李国洪以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捺印，且保证期间未经过，二人应就江泽公司偿还第一笔借款50万元本息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续的50万元借款，江秀所举出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鲜跃军、李国洪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江秀主张鲜跃军、李国洪应就后续借款5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秀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4月11日起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二、鲜跃军、李国洪对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判决确定的第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鲜跃军、李国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进行追偿；三、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秀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4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进行计算；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江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3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633元，由四川江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鲜跃军、李国洪负担18811元，由江秀负担282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江秀提交以下证据：1.江秀与李国洪在2019年8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江秀在向李国洪沟通时明确表示15万元是单独转给李国洪的，李国洪在一审中并没有举证证明该15万元是交付给江泽公司，因此江秀向李国洪转账的15万元属于李国洪个人借款；2.江秀与鲜跃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2019年9月3日、9月5日、10月9日、2020年5月27日），拟证明李国洪向江秀转账支付的31100元系烟酒款的合理性，该款项不属于归还案涉借款的款项，同时能够证明李国洪及鲜跃军对于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50万元借款应当支付利息的事情均知晓，款项虽然是江泽公司使用，但李国洪和鲜跃军作为公司股东以及借款的发起人，也明确知晓对未签订借款合同的50万元借款双方是按照之前50万元借款约定的借款利息计算，李国洪支付的利息应是支付的整个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并不能认定为仅是支付的签订了借款合同的50万元借款的利息；3.江秀的个人信用报告，拟证明江秀名下并无向商业银行超过10万元的银行贷款记录，说明江秀的出借资金并非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所得，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非法放贷；4.江秀尾号为9803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江秀尾号为7870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拟证明江秀向李国洪以及江泽公司出借借款的资金来源于个人资金，并非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得，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非法放贷；5.江秀父母（江长远、徐红英）在2018年8月24日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拟证明江秀出借借款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同时期其父亲购房交付给江秀的购房款，该房屋最终通过支付首付200余万元、余下房款用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该按揭贷款是江秀一直在进行负担，所以江秀在庭审中会误认为自己一直背负贷款并陈述自己有贷款的情况。 李国洪质证称，对证据1，江秀提交的证据不是原件，也不是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对话中只有江秀的自说自话，并没有李国洪的同意，并不能证明15万元的债务人是李国洪，江秀的证明目的与江秀在一审中自认15万元的债务人是江泽公司相矛盾；对证据2，江秀提交的证据不是原件，也不是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江秀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李国洪、鲜跃军与江秀之间存在所谓的烟酒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后续的借款也存在利息，所有的聊天记录是江秀的自说自话，没有鲜跃军或者李国洪的确认或者承诺；对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管钱是从哪里来的，李国洪作为保证人应该承担自己的保证责任，至于案涉借款是否是从银行转贷出来的款项，由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江秀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不足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证据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现分别评析如下： 一、江秀于2018年11月21日向李国洪转账支付的15万元是否属于江泽公司的借款。李国洪主张该15万元系其代江泽公司收取的款项，应系江秀出借给江泽公司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上述15万元系江秀向李国洪个人转账支付，而李国洪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江泽公司认可由其个人账户收取的该15万元属于江泽公司的借款，并且从江秀于2019年9月30日向李国洪催收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江秀陈述“前前后后给你们公司借了100万，后来又给你账户转借了15万、当时你给我说鲜哥向外面借了钱，他让你也要到外面借钱，后面借的15万我就单独转给你的账户转的”，表明江秀并未把上述15万元和江泽公司的借款算在一起，加之江秀在二审中亦认为上述15万元款项的借款人是李国洪而非江泽公司，故李国洪主张江秀于2018年11月21日向其转账支付的15万元系江泽公司的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针对本案借款的还款金额以及李国洪向江秀偿还的款项系针对哪笔借款偿还的款项。江秀提交了其个人信用报告及银行交易流水，可证明其出借本案借款时并无银行贷款，表明本案借款不存在高利转贷的情形，故本案借款合法有效。 1.江泽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向江秀转账支付的20万元是否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款项。李国洪主张该20万元系偿还江秀于2018年9月4日、9月5日出借的50万元借款的本息，而江秀主张该20万元系偿还其于2018年9月18日向江泽公司出借的20万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江秀于2018年9月18日向江泽公司转款20万元，在江泽公司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双方之间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江秀主张其向江泽公司的该笔20万元转款系借款于法有据。因双方对该20万元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江秀可随时主张江泽公司偿还借款，江秀主张江泽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向其转账支付的20万元系偿还的该笔20万元借款具有合理性。李国洪主张江泽公司向江秀转账支付的上述20万元系偿还本案中2018年9月4日、9月5日出借的50万元借款，但双方对该50万元借款约定的借款期限系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9日，并约定按月还息到期还本；在江泽公司向江秀转账支付上述20万元时该50万元借款尚未到期，并且在李国洪作为保证人已于2018年10月11日支付了该50万元借款的利息15000元的情况下，江泽公司转账支付上述20万元时亦未到支付该50万元借款利息的时间，故上述事实可表明江秀主张江泽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向其转款的20万元并非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款项具有事实依据，李国洪主张上述20万元款项系偿还本案中2018年9月4日、9月5日出借的50万元借款的本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李国洪于2018年9月21日向江秀转账支付的31100元是否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款项。李国洪主张该31100元系偿还江秀于2018年9月4日、9月5日出借的50万元借款，而江秀主张该31100元系支付的烟酒款。对此本院认为，从江秀与李国洪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江秀通过微信向李国洪催款时提到“……去年过年你们让我给你们拿了一些酒和一些烟，一共5万来块钱也一直没付给我……”，李国洪对江秀催款的回应为“明天或后天”，并未对江秀的催款内容予以明确否认；加之李国洪作为2018年9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的保证人，其在2018年9月21日向江秀转款31100元后，于该50万元借款发生的次月支付借款利息时仍是支付的15000元，该金额与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约定的月息3%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一致，可表明江秀主张的李国洪向其转账支付的上述31100元系支付的烟酒款并非是偿还案涉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认定该31100元款项与案涉借款无关并无不当。 3.李国洪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每月向江秀转账支付的25000元系偿还的哪笔借款。李国洪主张上述款项均系偿还其作为保证人担保的2018年9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而江秀主张上述款项系支付2018年9月及2018年10月共计出借的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国洪均是在每月基本固定的时间向江秀固定支付25000元，李国洪支付上述款项具有规律性；其次，李国洪在2018年10月11日即2018年9月出借50万元借款的次月向江秀支付的款项金额是15000元，而在2018年10月26日、10月30日江秀出借另外50万元借款后的次月起即2018年11月起每月向江秀支付的款项金额是25000元，该支付款项的金额变化也符合本金增加后利息亦相应增加的特征；最后，李国洪在2019年1月20日、2019年2月26日转款25000元时附言均备注为“利息”，可佐证其支付的25000元系利息，若以2018年9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为基数按照月息3%计算利息，则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是15000元，而李国洪支付的上述25000元利息明显多于该15000元利息，可佐证李国洪支付的上述25000元利息并非仅是针对2018年9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的利息。综上，虽然李国洪并非是2018年10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但李国洪在一审中陈述其系江泽公司的股东，而从江秀向李国洪催款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江秀提到“前前后后给你们公司借了100万……借条也只打了50万的，还有50万说4月就还、就不打借条反正很快就还我，就一直没打，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还我后来借的50万，当时说好的一个月三分利息但是连2分都没有付够……”等内容，李国洪对此并未明确否认，表明李国洪知晓2018年10月出借的50万元借款，再结合李国洪向江秀的上述还款情况，可表明江秀主张李国洪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每月向其转账支付的25000元系支付本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江秀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国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93元，由李国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易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