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7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大良，男，197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小芸，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翰林，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正武，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寿均，男，1971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上诉人余大良与被上诉人杨翰林、熊寿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余大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晓芸，被上诉人杨翰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正武、被上诉人熊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大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余大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3年11月杨翰林、熊寿均向余大良借款1400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归还。2013年11月25日杨翰林向案外人余福林转账的200000元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将200000元还款认定为1400000元项下的还款进而认定2015年余大良、杨翰林、熊寿均达成的1200000元《情况说明》是对1400000元的结算错误。余大良持有1400000元的《借条》原件进一步证明了1400000元借款未还的事实。2.本案在金堂县××楼××室开庭审理，开庭期间，证人赵某在办公室门口全程旁听，赵某的证言没有任何证明力。 杨翰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杨翰林、熊寿均对其于2013年向余大良借款14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2013年11月杨翰林偿还了200000元，尚欠1200000元，2015年各方就包括该1200000元的债务进行结算并签署《情况说明》，之后余大良按照《情况说明》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向杨翰林支付了600000元，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已清结。2.一审法院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才在办公室进行的开庭，而且证人赵某并没有旁听，余大良陈述不实。 熊寿均同意杨翰林的答辩意见。 余大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翰林、熊寿均归还余大良借款本金1400000元和资金占用利息（以1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0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并承担诉讼等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大良与杨翰林、熊寿均系朋友关系。2013年杨翰林、熊寿均因经营需要，向余大良借款1400000元，余大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杨翰林、熊寿均于2013年12月13日向余大良出具其签名的借条一份，此借条载明：今借到余大良现金人民币1400000元，明细如下：12.11借500000元，11.14借600000元，11月.27借300000元。2013年11月25日杨翰林、熊寿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00000元，尚欠1200000元未归还。2015年3月12日余大良与杨翰林、熊寿均就1200000元债务经结算，共同签订了一份《情况说明》，证人赵某以见证人名义在《情况说明》上签名。此《情况说明》载明：“余大良，杨翰林，熊寿均就焦兴成借款一事达成一致，焦兴成截止2015年3月12日共计借款9550000元，共计还款5410000元，还欠4140000元未支付，三方协议共同承担，每人承担1380000元，由于前期杨翰林、熊寿均借余大良1200000元，现余大良应补杨翰林、熊寿均180000元，……”。2015年4月、5月余大良向杨翰林、熊寿均履行了《情况说明》载明的付款义务。2020年11月一审法院根据余大良申请，以金堂县法院（2020）川0121民初524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对杨翰林在限额1400000元范围内的财产采取诉讼保全，余大良为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余大良与杨翰林、熊寿均当庭陈述，借条，《情况说明》，银行转款凭据，转款明细，民事裁定书，担保函件，身份信息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杨翰林、熊寿均向余大良借款 1400000元，余大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杨翰林、熊寿均于2013年12月13日向余大良出具其签名的尚欠1400000元借条一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事后，杨翰林、熊寿均归还200000元，2015年3月12日余大良与杨翰林、熊寿均经核算就1200000元债务，共同签订了一份《情况说明》，从此《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可知，杨翰林、熊寿均尚欠余大良1200000元债务已清结，余大良反而应支付杨翰林、熊寿均180000元，且有证人赵某当庭证言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法院对杨翰林、熊寿均的主张予以采纳。故余大良起诉要求杨翰林、熊寿均支付 1400000元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果余大良认为，双方还存在其他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余大良可以待证据成就后，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大良要求杨翰林、熊寿均支付借款人民币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7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00元，由余大良承担。 二审期间，余大良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余福林和余某各自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成都农商银行个人汇款凭证。拟证明：2013年11月28日余某向杨翰林转款200000元，余福林于2013年12月18日收到的200000元系杨翰林归还余某的200000元，而非归还余大良的1400000元借款。 余大良申请证人梁某出庭，梁某陈述，其与余大良、杨翰林、熊寿均为朋友关系，与余大良有亲戚关系。大约在2015年，余大良、杨翰林、熊寿均结算账目，达成一致，结清了协议书上涉及的账目，并拿出之前的条子销毁，梁某作为见证人在《情况说明》上签了字，但对情况说明上涉及的款项的具体情况和如何构成不清楚，也不清楚本案当事人其他的债权债务，对销毁的条子具体内容也不清楚。签订《情况说明》后一年左右梁某收到余大良代杨翰林支付的欠款200000元。 杨翰林、熊寿均质证称，1.余大良的举证已超出举证期限。2.证人证言的出具人余福林和余某未到庭作证，且二人与余大良具有亲属关系，对两份情况说明及个人汇款凭证不予认可，不能达到余大良的证明目的。3.杨翰林本人不认识余福林和余某，与二人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转款都是由余大良安排。 本院认为，余大良提交证人“余福林”和“余某”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对相关情况无法核实，不予采信。证人梁某陈述《情况说明》上签字，但对本案当事人协商的具体债权债务不清楚，故对余大良的主张不具证明力。梁某陈述其收到余大良代杨翰林支付的200000元，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 二审中，杨翰林陈述，2013年11月11日，杨翰林收到余某转款500000元，已包含在1400000元借条中，只是误写为“12.11”，杨翰林于2013年11月28日向余福林的转款应当系1400000元的还款。据杨翰林的账户显示2013年11月11日收到余某支付的500000元，但没有2013年12月11日收到500000元的明细显示，余大良也未证明该日其向杨翰林支付过500000元。故杨翰林的主张有证据支撑，应予支持。 据此，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400000元借条明细如下部分中：“12.11借500000元”系笔误，实际支付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从余某账户支出。2013年11月25日，杨翰林向余福林账户支付200000元用于归还余大良1400000元借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0000元的《情况说明》是否是对1400000元借款的结算。评析如下： 本案中，2013年杨翰林、熊寿均向余大良借款140万元以及2015年3月12日余大良与杨翰林、熊寿均签订《情况说明》的事实清楚，各方均无异议，应予确认。余大良认为《情况说明》所提及的杨翰林、熊寿均借其1200000元与1400000元无关，杨翰林、熊寿均则认为1200000元系对1400000元归还200000元后的结算。本院认为，杨翰林、熊寿均的主张成立，理由如下：1.情况说明形成在1400000元借款之后，情况说明载明：余大良，杨翰林，熊寿均就焦兴成借款一事达成一致，焦兴成截止2015年3月12日共计借款9550000元，共计还款5410000元，还欠4140000元未支付，三方协议共同承担，每人承担1380000元，由于前期杨翰林、熊寿均借余大良1200000元，现余大良应补杨翰林、熊寿均180000元……”该内容反映，杨翰林、熊寿均之前欠款金额为1200000元，抵销借款后余大良还应向杨翰林、熊寿均支付180000元。如果之前杨翰林、熊寿均另欠余大良1400000元，余大良应当在此次结算中提出抵销并要求杨翰林、熊寿均继续归还余款才符合常理，但余大良不仅未提出抵销要求反而自愿另行归还，且未作出合理解释；2.情况说明形成之后，余大良向杨翰林支付了600000元，其中由梁某代收200000元，600000元的金额不仅覆盖情况说明中余大良应付款金额180000元，还大大超出。如果余大良对杨翰林、熊寿均仍然存在1400000元的债权，其也可进行抵销而无必要又另行支付；3.余大良称2013年11月28日余福林收到杨翰林的200000元系代收余某收取的杨翰林欠余某的借款，但鉴于二审新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该200000元应当认定为归还的1400000元项下的借款。4.余大良认为不是同一笔借款，但对其所称的1200000元债务如何形成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5.对之前借条已销毁为何余大良仍持有1400000元借条，杨翰林、熊寿均解释为余大良当面销毁的应系借条复印件。基于前述分析，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即便余大良仍持有1400000元借条，但不能以此认定杨翰林、熊寿均还欠款1400000元。故一审法院驳回余大良要求杨翰林、熊寿均支付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此外，余大良称证人赵某全程旁听庭审，但无证据证明。 综上所述，余大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余大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王卫红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蒋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