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2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玉勇，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为宗，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崛，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振春，男，1976年9月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户籍地福建省福清市，现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苟江冶金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059075664B。法定代表人：陶家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该公司会计。原审第三人：余敏，男，1988年6月7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清市。上诉人潘玉勇因与被上诉人余振春及原审被告遵义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天诚公司）、原审第三人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7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玉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并非借款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认定2017年6月上诉人以偿还银行贷款为由向被上诉人借款1,107,000元，与事实不符。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可以看出，该笔款项是由原审第三人转入顺天诚公司的账户，用途为材料款，说明原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与顺天诚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与上诉人无关。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因为余振春和陶家川合伙投资顺天诚公司，通过余振川转款到公司的款项性质就是投资款，当时公司要用这笔款项去还贷款”，说明该笔款项即便真实存在，也是被上诉人支付给顺天诚公司的投资款，以此用于偿还顺天诚公司的银行贷款，而非出借给上诉人用于上诉人偿还贷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3.虽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有过通话，但是该通话录音并不能反映出上诉人系本案借款人的客观事实；其次，在被上诉人未提供其他借款性质的书面证据的前提下，该录音证据的证明力极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基于认定事实错误，在双方无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余振春答辩称，本案借款人是潘玉勇的事实是潘玉勇自认的，如案涉款项是用于顺天诚公司自身的还贷，无论基于陶家川与余振春当时的关系如何，顺天诚公司完全可以自身名义向余振春借款，而不需要通过潘玉勇。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顺天诚公司陈述，案涉款项用于顺天诚公司经营，与潘玉勇无关。原审第三人余敏在二审未作陈述。余振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连带偿还原告借款1,107,000元，并自2020年8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家川系被告顺天诚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2月，原告与陶家川达成合作协议，以被告顺天诚公司的名义进行合作经营。第三人余敏系被告顺天诚公司的出纳；被告潘玉勇与被告顺天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家川系朋友关系。2017年6月，被告潘玉勇以偿还银行贷款为由向原告借款1,107,000元。2017年6月13日，原告委托余敏根据被告潘玉勇的要求将1,107,000元汇入被告顺天诚公司。2018年8月10日，第三人余敏与被告潘玉勇的通话中，余敏称“去年6月13号打了一笔壹佰壹拾万零柒仟到我们公司，那个顺天诚建材有限公司，就是汇川那个银行，你能不能过来打一下借条或打一下情况说明。”被告潘玉勇回复称“这个那天我给余总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虽然是我开口，但是这个钱也是给顺天诚还贷款的，也是公司行为啊，也不是我个人借的款吧？”第三人余敏称“这个情况怎么来怎么去，因为这个钱是余总私人打的钱，他钱不是打到我卡上吗，我帮他付的。”2018年9月13日，原告余振春与被告潘玉勇的通话中，余振春称“就是去年你借的110万的问题，这个到底怎么办，前几天和陶总在一起，他说谁都没有用这个钱，我说谁都没有用这个钱，那我110万是被你潘总借去的，不能说你们谁都没有用这个钱，那总归我钱出去那我钱还不见了。”潘玉勇回答称“哪会不见了，你是打到顺天诚账上，顺天诚打出去的。”余振春称“不管怎么样，这钱是你开口借了打出去的……不管有没有打到你账户，是不是你开口向我借的这个钱？”潘玉勇称“是我开口，但是这个是解决公司的事嘛，对不对？”余振春称“你以前承诺个人还这个钱啊。”潘玉勇回答“是我个人开口，哎，是我个人开口。”余振春称“你都没有给我讲你是怎么，你就是说你转贷，你银行贷款到期了，你说要还贷，我问你应该很快吧，最多十多二十天。”潘玉勇回答“嗯。”余振春称“但是你当初就跟我讲是你的房子在银行的贷款到期了还一下，先借给你还一下，你银行再贷款出来就还给我。”潘玉勇回答称“对啊，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说的啊。”余振春称“我不管你是顺天诚贷的款还是你个人贷的款，这钱反正是你向我借的，你把这个还掉了，还掉了你没有回笼过来还给我。”潘玉勇回答称“嗯。”余振春称“这个责任就在于你了，是不是，我找谁去。”潘玉勇回答称“那行，这个责任是我，我就找顺天诚还我，我再还你。”余振春称“可以了，这个我不管，你找谁我不知道，你怎么找，我不知道，好不好。”潘玉勇回答到“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余振春称“我不知道你到底和别人是怎么进行来往，反正是你把钱给我借去的没有还回来。”潘玉勇回答到“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说，余总，咱们这么说，这个是我开口向你借的，但是这个钱，没有打到我私人账户上来，对不对？余敏没有打给我……”余振春称“是啊，没有打到你的账户，我当时也不知道，反正就跟余敏交代的，余敏按照你的意思办的。”潘玉勇答到“嗯。”余振春称“是不是？”潘玉勇回答到“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余振春称“嗯。”潘玉勇说“这个钱是我开口的，我承认这是我的责任，对不对？”余振春回答到“嗯。”潘玉勇称“然后这个钱是余敏打到顺天诚账上的，没有打到我的个人账上，对不对？那么余敏打到顺天诚账上之后余敏是按照我的要求，我叫他打到顺天诚账上，那么我就找顺天诚要这个钱，行不行？然后我找顺天诚把这个钱要回来，我再和你了结你这边的事情好不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而判断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借贷关系的关键，是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原告提交了被告潘玉勇与第三人余敏及余振春的通话录音证明借款的事实，虽然二被告代理人对通话录音的三性不予认可，但被告潘玉勇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该通话录音并未侵害到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该录音资料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采信。根据潘玉勇与余振春的通话内容，原告起初并不知晓实际用款人是谁，此种情形下出借款项，显然系基于对潘玉勇本人的信任，因此借贷合意只可能存在于余振春与潘玉勇之间，而不可能存在于余振春与未知的用款人之间，且余振春催收借款也是向潘玉勇主张，潘玉勇也表示向被告顺天诚公司要到钱后了结与余振春的借款，因此，能够认定余振春与潘玉勇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余振春委托余敏按照被告潘玉勇的要求将借款转账至被告顺天诚公司，双方之间的借款自借款到达被告顺天诚公司账户时成立并生效，潘玉勇系借款人，余振春为贷款人。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虽然庭审中二被告诉讼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第三人余敏的转款回单不予认可，认为该银行转款单据上用途为材料款，但二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通过被告潘玉勇与余敏及余振春的通话内容，余敏2017年6月13日转账至被告顺天诚公司标注为“材料款”的1,107,000元系余振春与潘玉勇之间的借款，故本案的借款金额为1,107,000元。关于被告顺天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余振春与被告顺天诚公司之间并无借款合意，且庭审中被告顺天诚公司否认借款的事实，虽然被告潘玉勇要求将该笔借款转账至被告顺天诚公司账户，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被告顺天诚公司系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故对原告提出被告顺天诚公司应当对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自2020年8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原、被告之间对借款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对原告主张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诉讼时效超过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本案借款行为发生在2017年6月13日，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借款返还期限，故对被告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第六百六十七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七十九条、第六百八十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潘玉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余振春借款1,107,000元。二、驳回原告余振春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63元，由被告潘玉勇负担。二审期间，潘玉勇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合伙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用以证明：1.案涉款项系被上诉人余振春与陶家川之间为开展经营合作而产生的债务；2.双方明确在合伙投资协议签订后一切资金均是由遵义顺天永春建材有限公司来承担，案涉款项交易时间是2017年6月13日，该款项是余振春与陶家川及顺天诚公司经营合作期间产生的债务，与上诉人无关。第二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用以证明：借款人顺天诚公司向信用社借款100万元，将上诉人的房屋作为抵押物抵押给信用社，案涉款项并非上诉人所借，而是被上诉人与顺天诚公司在合作经营期间为偿还信用社贷款而支付的款项。余振春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陶家川与余振春合作投资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双方是以顺天永春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该证据与实际借款不相关；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顺天诚公司质证认为，案涉款项确实是用于顺天诚公司经营，与潘玉勇没有关系。本院认为，潘玉勇在二审中提供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余振春的代理人称，投资款是用余振春的名义直接支付给顺天诚公司的财务人员张力，顺天诚公司出具收条。顺天诚公司的代理人张力称，投资款是余振春打到本人卡上，然后出具借条给余振春，之前存在借款转投资款的情况。余振春的代理人称，投资款部分已通过另案诉讼主张完毕。顺天诚公司的代理人称，关于投资款，双方还没有结算清楚，本案款项是顺天诚公司用潘玉勇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贷款后，在余振春和陶家川协商用余振春出钱来偿还贷款以解除潘玉勇的房产抵押，本案款项是作为余振春的投资款计算的。余振春的代理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潘玉勇在两份录音里面自己认可的事实，投资款部分应由陶家川和余振春协商处理，不应当涉及案外人。对于借款时是怎么协商的？余振春的代理人称，潘玉勇向余振春借款，余振春同意后指示余敏将借款打到潘玉勇指定顺天诚公司的公司账户；根据录音显示，潘玉勇并没有说明款项的用途，是余振春询问过后潘玉勇自认案涉款项是用来给潘玉勇转贷；余振春与潘玉勇之间是经陶家川介绍认识的；还款时间是转贷后一个月还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潘玉勇的代理人称，因为顺天诚公司在2015年向信用社借款100万元用于购买水泥，潘玉勇作为陶家川的朋友为该笔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后来陶家川与余振春合伙，在2017年借款期限到期后，陶家川与余振春为了公司经营，协商由余振春偿还银行贷款，把潘玉勇的房屋从抵押担保中脱离出来，正是基于余振春与顺天诚公司的合作关系，余振春将该款项作为投资款把顺天诚公司的银行贷款债务予以偿还；余振春与陶家川合伙投资协议约定一切债务均由顺天诚公司自己承担，与顺天永春公司无关，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余振春是通过陶家川认识的潘玉勇，收款的主体是顺天诚公司，一审中余振春也陈述借款是用于顺天诚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对于“通话录音中潘玉勇为什么认可案涉借款，并认可由潘玉勇向余振春借款后将转贷出来的钱归还余振春？”潘玉勇的代理人称，潘玉勇认可的是把银行贷款偿还了，将其房屋抵押解除，当时急于把自己的房屋解除抵押，故通话录音中潘玉勇还陈述“钱是没有打到个人账户上，也不是为私人借的”，余振春的回答是“知道，但是现在自己急于用钱”，说明余振春知晓钱是顺天诚公司借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潘玉勇与余振春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余振春为证明潘玉勇与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其于2017年6月13日委托余敏将1,107,000元汇入顺天诚公司的银行凭证，以及2018年8月10日余敏与潘玉勇和2018年9月13日余振春与潘玉勇的通话录音，潘玉勇在一审中对银行凭证及两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从潘玉勇与余振春的通话录音内容看，对于该笔转账，潘玉勇多次在通话中认可当时是其向余振春开口借款，并对余振春称“这钱反正是你向我借的”，回答“嗯”、“那行，这个责任是我，我就找顺天诚还我，我再还你”，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是由潘玉勇出面向余振春借款，余振春安排余敏按照潘玉勇的指示转账到顺天诚公司账户。潘玉勇的代理人在二审中称通话录音中余振春回答知道不是为私人借的，但在录音中并没有该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的”的规定，潘玉勇与余振春达成民间借贷的口头合意后，余振春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至于潘玉勇和顺天诚公司之间如何处理该款，属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潘玉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3元，由上诉人潘玉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张钉铭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黄和利书记员向应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