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11民终1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山西省兴县人。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山西省兴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又名杨吞儿），山西省兴县人。系被告杨×1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山西省兴县人，现住山西省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山西省兴县人。系李×之女。上诉人杨×1、屈×因与被上诉人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兴县人民法院（2020）晋112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1、屈×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兴县人民法院（2020）晋1123民初188号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于2012年8月15日起，通过被上诉人的朋友王全则介绍，陆续贷给上诉人总共400000元修房用款，本案所涉的25000元借款也包括在上诉400000元修房款内，案涉25000元的借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日。期间，作为保款人的王全则在400000元修房用款中借用了50000元，并向上诉人出具了两张借条，故上诉人实际借款应为350000元。2、还款期间，最初由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又名“杨吞儿”）通过王全则之手还给被上诉人李彩虹所借修房用款的本金与利息，在2012年12月29日至2013年12月8日期间，共计向被上诉人还了12000元本金，且利息也足月返还，从不拖欠。但保款人王全则只还款不抽回原始借据，此后杨×2自己直接向被上诉人还款，并于2014年9月26日，其以“杨吞儿”之名向李×出具了利息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李×利息款（7月份至9月份利息共贰万肆仟元，已交叁仟元，实欠贰万壹仟元整）”。此条据可完全证实400000元的利息已给付至2014年9月26日，在此之前的利息已全部付清。且如果上诉人不付清案涉25000元本金及利息，被上诉人则不会答应出具上述的利息借条。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请求上诉人偿还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的利息，而是请求上诉人偿还从2018年9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被上诉人不会无缘无故主动放弃一年的利息债权。李×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偿还案涉25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所使用的借条、收条均为复印件。且如果上诉人已经将案涉借款及利息还清，则相关借条原件应当由其抽回，但借条原件现仍在被上诉人李×手中。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万元及该本金从2018年9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日，被告杨×1、屈×因修房屋资金不足向原告李×借款25000元，当时约定月息2分，被告杨×1给原告出具借据一支，被告屈×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名捺印，内容为：“今借到，李×现金贰万元整（20000元）加伍仟元整（共贰万伍仟元整），月息2分／元，借款人，杨×1，屈×，2012.10.2，保款人王全则。”借款后，原告称利息付至2017年9月28日，本金及剩余利息至今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向原告借款25000元，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有原告提供的借据可以证实，双方形成了合同之债，原告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二被告按约定偿还借款，二被告作为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双方约定月息2分，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原告请求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应予支持。原告诉称该25000元借款利息付至2017年9月28日，本金未还，被告辩称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全部付清，但所提交证据所显示还款人为“杨吞儿”（即杨×2），被告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笔借款本金未偿还，利息付至2017年9月28日。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从2018年9月28日起算的利息，一审法院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1、屈×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原告李×借款25000元及该25000元从2018年9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本案受理费425元，减半收取212.5元，由被告杨×1、屈×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除一审查明事实，本院另查明，保款人王全则（已死亡）向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又名“杨吞儿”）借款共计50000元，并出具借据两支，一支为2012年8月15日出具的10000元借据，另一支为2012年8月28日出具的40000元借据。上诉人杨×1、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从2012年8月15日起至2013年4月28日分十次共计向被上诉人李×借款400000元（其中2012年8月15日借款90000元；2012年8月19日借款10000元；2012年8月25日借款35000元；2012年8月28日借款150000元；2012年10月2日借款25000元；2012年10月23日借款10000元；2012年10月28日借款10000元；2012年12月28日借款20000元；2013年2月8日借款40000元；2013年4月28日借款10000元），借款约定利息均为月利率2%。2014年9月26日，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给被上诉人李×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利息款（7月份至9月份利息共贰万肆仟元，已交叁仟元，实欠贰万壹仟元整）”。2019年8月左右，被上诉人李×针对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其发生的十笔借款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相应的诉讼。在被上诉人针对其与上诉人2012年8月28日发生的150000元借款所提起的诉讼中，上诉人以其全部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为由提出抗辩，并提供还款53次的收据共计402235元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全部清偿被上诉人150000元借款本息及利息为由，作出（2019）晋1123民初901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审法院的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此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本院认为，保款人王全则（已死亡）向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又名“杨吞儿”）借款50000元这一事实，系王全则与杨×2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此借款合同只对王全则和杨×2二人产生约束力，与第三人李×无关，且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能够表明王全则的50000元借款系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借的400000元中扣除。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借修房款的本金数额应认定为400000元。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在一审中并未请求上诉人偿还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的利息，而是请求上诉人偿还从2018年9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此放弃自己一年利息债权的行为是被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二审查明事实，被上诉人李×与上诉人杨×1、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之间同时存在着数个借款合同关系，且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还款时并未明确注明偿还款项属于哪一借款合同，除少数收条外也未标明还款是本金还是利息，缺少还款的详细信息。同时，原审法院在其（2019）晋1123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截止审判时杨×2借款后偿还李×的402235元为其2012年8月28日所借150000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即从2012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28日按月利率2%计算84个月的本金及利息共计402000元。而本案讼争借款25000元发生于2012年10月2日，属于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借400000元中除上述150000元借款之外的剩余借款范围。被上诉人李×持有本案讼争款项25000元的原始借据，此为证明当事人双方存在真实借款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借据未抽回的情况下要证明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归还了相应借款，则应当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但本案中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所提供的67支收条复印件中53支与上述（2019）晋1123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中所提供的收条相重叠，被告提供的还款收据明细表中编号15、36、64、66对应的收据缺少相应收条印证，编号29、47、51中的款项数额与收条不一致（应以收条载明数额为准）。据此，虽然上诉人一方除150000元外还偿还了一小部分包括本案诉争借款在内的剩余款项，但其仅提供了相关收条，收条中并没有还款的详细信息，无法证明其所偿还的款项为本案诉争借款25000元本金及利息，也自然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李×所提供的借据原件的记载内容，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2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杨×1、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8元，由上诉人杨×1、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唤梅审判员 李智玲审判员 雷园园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朱容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