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7民终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平贵，男，汉族，农民，生于1961年3月23日，高中文化，住陕西省华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涛，男，陕西唐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永利，男，汉族，生于1969年8月4日，高中文化，户籍地西安市雁塔区，现住镇巴县，系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从吉，男，汉族，生于1978年6月6日，住镇巴县，系镇巴县永利公司股东。上诉人杨平贵因与被上诉人潘永利、谭从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民初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平贵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谭从吉，从未向本案所涉及的任何个人或公司，支付过一分钱。但一审却认定其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没有依据。上诉人不但失去了股权，还要被赖掉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根本没有体现公平正义。请求二审支持上诉请求。潘永利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从吉辩称，本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实，转让给我8.33%的股权，折价为25万元。但我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是魏晓萍给我代付的。潘永利和杨平贵在2017年5月17日签订了《承诺书》，杨平贵剩公司5%的股份。而杨平贵收到了100万元，股权的转让款就包含在该100万元里面。杨平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5万元及利息4.5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后期利息应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7日，原告杨平贵与被告潘永利共同出资注册成立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杨平贵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33.3333%；潘永利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66.6667%。之后公司一直负债经营，为改变经营状况，2017年5月17日前，原告杨平贵与被告潘永利同谭从吉、胡某某、魏晓萍多次协商，吸收三人入股投资镇巴县永利公司。2017年5月17日，杨平贵与潘永利就潘永利个人及镇巴县永利公司的债权债务达成一致意见，由杨平贵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收到壹佰万元（已付24万元）后，与潘永利私人及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只享有公司5%的股份）”。2017年5月25日，杨平贵与谭从吉签订了《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股东杨平贵将其拥有的公司的8.3333%的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谭从吉。同日召开转让股东会议，制定了公司章程。于同年5月27日向镇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了持股股东及份额，注册资本仍为300万元，原告杨平贵出资额变更为15万元，持股比例变更为5%。2017年7月5日，胡某某（另案被告）通过中国银行成都复城广场支行向杨平贵在中国工商银行渭南华阴市支行的账户XXXXXXXXXXXXXXX1023内转款240000元人民币，附言注册股份转让款；2017年7月14日，镇巴县永利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杨平贵同前面的同一账户转款500000元；2017年11月27日，镇巴县永利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杨平贵前述同一账户内转款160000元；2019年2月9日，镇巴县永利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杨平贵前述同一账户内转款100000元，以上四次合计转款给杨平贵1000000元。原告杨平贵认为上述转款均系支付潘永利个人及镇巴县永利公司的债务，被告谭从吉尚欠其股份转让款250000元未付，故起诉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其股份转让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立案时的案由是退伙纠纷，在审查过程中、以及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本案的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原告杨平贵是镇巴县永利公司最早的两个原始股东之一，其向镇巴县永利公司投资注册资本100万元，享有公司33.3333%的股份份额，原、被告均认可的原告于2017年5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写到“收到壹佰万（已付24万）后，与潘永利私人及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只享有公司5%的股权）承诺人：杨平贵2017年5月17日”被告潘永利在承诺书上写明“同意支付，潘永利2017.5.17.”被告谭从吉在上面签名并加盖“转账付讫”章。该承诺书表达以下两个意思：一是原告杨平贵与被告潘永利及镇巴县永利公司在2017年5月17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只有100万元；二是潘永利及镇巴县永利公司偿还清100万元之后，原告在镇巴县永利公司只享有5%的股份。从原告享有镇巴县永利公司股份份额的变动来看，在2017年5月17日之前原告享有公司股份33.3333%的份额，5月17日之后就只享有5%的份额，如果承诺书中的债权债务100万元不包含转让给胡某某的20%，谭从吉的8.3333%的股份份额转让款，那么在2017年5月25日原告与胡某某、谭从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原告除去在镇巴县永利公司5%的股份外已无可转让的份额，原告称与被告潘永利及镇巴县永利公司有其他的债权债务，但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诉称被告胡某某及镇巴县永利公司分四次支付给原告的100万元款项中不包含有胡某某、谭从吉的股份转款的意见，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针对原告认为由镇巴县永利公司给原告的汇款应认为是镇巴县永利公司给付的欠款，被告谭从吉的股份转让款只应由谭从吉个人给付现金或转账，不应由镇巴县永利公司代付的意见，二被告辩称依据公司章程，被告谭从吉辩称将股份转让款和入股款交给公司，由公司代付给原告，不违背公司章程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的辩解意见成立，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杨平贵要求被告谭从吉给付股份转让款25万元并承担延迟给付期间的利息的请求，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遂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平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62元，由原告杨平贵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谭从吉是否应向杨平贵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谭从吉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谭从吉主张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没有提交自己支付款项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论理认为杨平贵收取的100万元款项包含了股权转让款，存在以下矛盾：其一，2017年5月17日，杨平贵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收到壹佰万元（已付24万元）后，与潘永利私人及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只享有公司5%的股份）”，从该承诺书的内容看，明确载明解决的是“杨平贵与潘永利私人之间、杨平贵与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而与杨平贵和谭从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直接关系，且《承诺书》形成在前，《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后。其二，2017年5月17日出具《承诺书》时载明已付24万元，杨平贵陈述当时实际并未收到24万元，但不论谁实际支付，该款是“解决“杨平贵与潘永利私人之间、杨平贵与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此后，2017年7月5日从胡某某账户向杨平贵账户转款24万元，于2017年7月14日、2017年11月27日、2019年2月9日三次从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向杨平贵账户转款76万元，四笔共计支付100万元。如果胡某某2017年7月5日支付的24万元，认定为股权转让款，那么《承诺书》载明的100万元便只收取到了76万元，如果胡某某2017年7月5日支付的24万元，认定为《承诺书》载明的100万元的一部分，那么胡某某的股权转让款便实际未支付。且该笔款项与谭从吉也并无关系。其三，经二审庭审询问,潘永利陈述，对方协商购买镇巴县永利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时，约定给潘永利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现已实际支付470余万元，谭从吉认可已经支付了470余万元。因此，结合潘永利在永利公司的股份为66.6%，杨平贵在永利公司的股份为33.3%，也能佐证说明杨平贵和谭从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以上三点分析，杨平贵和谭从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双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谭从吉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其主张已经支付，没有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一审判处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及利率双方并未约定，因此本案中依法从杨平贵起诉立案之日（2020年7月6日）起，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综上所述，杨平贵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论理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判处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民初905号民事判决；二、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谭从吉向杨平贵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及利息（以未付款的“25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一审案件受理费28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62元，均由谭从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潇浴审 判 员 王永吉审 判 员 曹建祥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肖 晗书 记 员 熊俪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