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73民终22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陕西广播电视台，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336号。法定代表人：刘兵，台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欢，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洁，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亚欧北路23号房7楼717室、718室、724室。法定代表人：傅晓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重庆翰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视合利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大洋路168号院二层A009。法定代表人：李参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东，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广播电视台与被上诉人霍尔果斯笛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笛女公司）、中视合利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视合利公司）因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欢、朱小洁，笛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到庭参加了询问。中视合利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出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广播电视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笛女公司对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笛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陕西广播电视台从未委托中视合利公司代为采购电视剧《三妹》（简称涉案电视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无法律依据。1、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中文投文化产业（北京）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文投公司）、陕西电视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广电卫星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陕西广电卫星公司）签订《陕西卫视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内，卢小雅实际为陕西广电卫星公司工作，其对外进行电视剧购买沟通的相关事宜是代表陕西广电卫星公司做出的，笛女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卢小雅取得了陕西卫视或陕西广播电视台对外进行版权采购的授权；2、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卢小雅身份的基础上，又以未经核实其真实性的聊天记录推断中视合利公司代理陕西卫视购剧，缺乏事实依据且严重错误；3、《电视节目播映权许可使用合同书》（简称涉案合同）有关代理的单方陈述，根本不能证明中视合利公司受托代理陕西广播电视台与笛女公司签订合同；4、陕西广播电视台在合作期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另行授权中视合利公司购买电视剧，通过合作经营，陕西卫视播放涉案电视剧事实上已向陕西广电卫星公司支付了对价，不再另行承担购剧成本，亦不存在另行委托购剧的情况。电视剧的购买费用由陕西广电卫星公司承担，亏损最终由中文投公司承担，中文投公司又指定其关联公司购剧。中视合利公司购剧的行为代表中文投公司及陕西广电卫星公司，并非代表陕西广播电视台；5、涉案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的履行仅涉及合同签订双方，均与陕西广播电视台无关，涉案合同仅约束笛女公司与中视合利公司，不能约束陕西广播电视台或陕西卫视。二、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定案的《授权书》形式存在瑕疵，一审法院未鉴定其真实性，未同意陕西广播电视台的鉴定申请，直接认定中视合利公司的代理行为有效，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三、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合同的付款义务应该由中视合利公司承担。按照《合作经营协议》，陕西广电卫星公司对陕西卫视独家运营，陕西广播电视台对电视节目的内容的终审权，是对所播放内容意识形态的审查，并非针对购剧事务的管理权，并不代表陕西广播电视台应对陕西广电卫星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对外购剧的经营行为负责。涉案电视剧最终在陕西卫视播出的事实，仅是涉案合同履行后的结果，不应以该结果作为中视合利公司有权代陕西广播电视台签订涉案合同的佐证，进而错误的认定付款义务主体。四、陕西广播电视台不存在违约，不应负有付款义务，且涉案合同已经约定了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按照贷款利率计算并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五、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追加陕西广电卫星公司为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致使案件事实未查清。笛女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予以维持，驳回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上诉请求。中视合利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笛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立即向笛女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和复制费、邮寄费共计2811200元；2．判令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立即向笛女公司支付以8433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6月18日起计算至结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立即向笛女公司支付以19678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9月18日起计算至结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立即向笛女公司支付违约金140560元；5．判令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立即向笛女公司支付公证费40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陕西卫视是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内设机构。2017年3月，中视合利公司（甲方）与笛女公司（乙方）签署涉案合同，该合同正文第一段载明，“中视合利公司是陕西卫视授权代理其电视剧购买、合同签署及合同执行的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电视剧《三妹》的播映权、发行权许可使用相关事宜达成以下条款：第一条……第二条……。”合同主文部分约定，乙方将其拥有版权的涉案电视剧的电视播映权及发行权有偿许可给甲方使用，许可使用范围：陕西卫星频道二轮黄金档电视播映权，陕西省电视播映及发行权（含有线、无线），许可使用时间为三年；电视节目播映权、发行权许可使用费5万元/集，共56集，总计2800000元；复制费、邮寄费，200元/集，总计11200元。第四条“供带及付款”部分约定，甲方首次播出该剧后三个月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节目费总额的30%，即843360元；甲方陕西卫视首次播出该剧后六个月内，甲方支付剩余70%款项，即1967840元。乙方保证在2017年3月15日前提供一套HDCAM高清数字录像带给甲方。在“播出带要求”部分约定，播出带片尾字幕如有陕西台参与联合摄制须统一更改为陕西广播电视台……由于陕西卫视高清制作及播出的需要，电视剧宣传资料必须提供高清素材……。第七条“违约责任”部分约定，甲乙双方本着诚信合作的态度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如造成违约，违约方除要赔偿本合同全额款项外，还需支付守约方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违约金。合同还就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一审诉讼中，笛女公司与中视合利公司均提交了陕西卫视出具的一份《授权书》复印件，该《授权书》载明“兹授权中视合利公司代理陕西卫视电视剧以及电视节目的购买、合同签署、执行及广告相关业务。”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1日。笛女公司和中视合利公司共同确认，在签署涉案合同时，中视合利公司向笛女公司出示了该《授权书》原件，笛女公司对该《授权书》进行了复印留存。陕西广播电视台表示无法判断该授权书是否为原件，否认系陕西卫视出具，并提出了公章鉴定申请。因陕西卫视系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内设机构，其印章未经备案，且笛女公司不认可陕西广播电视台提供的印章鉴定样本的真实性，故本案未启动鉴定程序。笛女公司主张即便该授权书并非陕西卫视出具，中视合利公司亦构成表见代理，相应合同义务仍然约束陕西卫视及其隶属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台。2017年3月18日，涉案电视剧在陕西卫视黄金档播出，于2017年4月14日全集播出完毕，陕西卫视频道共播出56集。陕西卫视《华夏剧场》官方微博、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对于涉案电视剧的播出进度进行了宣传报道。笛女公司就前述微博宣传内容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花费公证费4050元。一审诉讼中，笛女公司提交了卢小雅与笛女公司工作人员高娃在2017年6月到2018年9月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双方关于另外合作电视剧的合作细节及有关涉案电视剧的催款记录。根据双方沟通情况可以证实，笛女公司与陕西卫视之间的合作对接工作主要由高娃和卢小雅进行沟通，双方在前期进行了剧目、价款、物料交付、母带格式等一系列合作细节的磋商，笛女公司按照卢小雅的要求准备电视剧播出及宣传物料，并由笛女公司直接将电视剧光盘邮寄给陕西卫视频道播出使用，笛女公司按照卢小雅的要求开具发票，与卢小雅沟通还款计划拟定事宜等。根据双方沟通情况看，笛女公司知晓中视合利公司与陕西卫视存在合作关系，但具体应当向哪一方发送催款函或者提起诉讼，笛女公司并无明确判断。2018年7月前后，因笛女公司决定通过司法程序寻求版权许可使用费的救济，卢小雅才向笛女公司披露了广电卫星公司负责人耿振豪的联系方式。现无证据证明在涉案合同签署时，卢小雅曾向笛女公司披露过陕西卫视系广电卫星公司实际运营的事实。关于卢小雅的身份问题，笛女公司提交了2016年和2017年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的会务手册。2016年的会务手册中，对于卢小雅的职务介绍为“陕西卫视卢小雅电视剧部副主任”，2017年的会务手册中显示卢小雅的职务为“陕西卫视电视剧事业部主任”，会务手册刊载的电话与前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卢小雅绑定的手机号码一致。笛女公司还提交了（2018）陕民终833号、（2017）陕01民初128号、（2017）陕01民初40号等陕西广播电视台作为当事人的民事判决书，该部分生效判决书显示，卢小雅以陕西广播电视台员工身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陕西广播电视台提交了广电卫星公司制作的卢小雅工资单，据此主张卢小雅系广电卫星公司的工作人员。笛女公司表示卢小雅一直以陕西卫视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之联系版权采购事宜，此前并不知晓广电卫星公司。此外，笛女公司提交了浙江东阳天沐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金宸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天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完美时代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淘世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五份情况说明。上述五家公司自述其与陕西卫视电视剧的合作模式同笛女公司相同，均是由卢小雅作为陕西卫视电视剧采购负责人与版权方对接，双方议定审片、购剧、合同价格等事项，最后由卢小雅指定的中视合利公司出面签署许可使用合同，按照卢小雅的指令向陕西卫视直接寄送电视剧母带。为辅助情况说明，笛女公司一并提交了与情况说明相对应的2017年间中视合利公司签署的《学生兵》《骡子和金子》《幸福的季节》《伏击》《血染大青山》《战昆仑》《玉海棠》等电视剧播映权采购合同复印件。中视合利公司、陕西广播电视台均否认前述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但中视合利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之一，未提交合同原件予以反驳，陕西广播电视台亦认可前述剧目曾经在陕西卫视播映。一审诉讼中，陕西广播电视台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7年2月的《陕西卫视合作经营协议书》（简称四方合作协议）。根据四方合作协议的约定，2016年3月到2019年3月，陕西广播电视台将其下属的陕西卫视交由广电卫星公司全盘负责运营，陕西广播电视台负责为广电卫星公司提供节目传输、播出、发射等技术保证，广电卫星公司负责陕西卫视除新闻节目以外的其他节目制作、影视剧、广告经营等所有可经营资源，陕西广播电视台仍保留节目内容等的终审权。陕西广播电视台据此主张陕西卫视已经交由广电卫星公司实际运营，陕西卫视无权代表陕西广播电视台对外出具授权书。现无证据证明陕西广播电视台曾经将前述四方合作协议予以公示或在涉案合同签约之前向笛女公司进行过告知或披露。另查，陕西广播电视台辩称陕西卫视与中视合利公司系连环购剧，但未提交陕西卫视与中视合利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电视剧采购合同、款项支付等证据予以证明。以上事实，有合同、授权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公证书、会务手册、判决书、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合作协议、网页打印件、发票及当事人一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根据笛女公司提交的会务手册、其他同行业版权方出具的情况说明、卢小雅与笛女公司工作人员高娃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涉案电视剧实际在陕西卫视上线播出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卢小雅在涉案合同签订时系有权代表陕西卫视从事电视剧版权采购的相关工作人员。经卢小雅与高娃的聊天记录证实，卢小雅向笛女公司明确，陕西卫视与中视合利公司的合作处于有效期。在卢小雅代表陕西卫视与笛女公司员工高娃就涉案电视剧采购事宜进行前期沟通之后，中视合利公司向笛女公司出示了盖有陕西卫视印章的授权书，在其与笛女公司的合同文本正文首部注明“中视合利公司是陕西卫视授权代理其电视剧购买、合同签署及合同执行的单位”，并以自己名义与笛女公司签署涉案合同。中视合利公司的上述行为未超出陕西卫视的授权范围，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其代理行为有效。笛女公司在签署涉案合同时，明确知晓陕西卫视与中视合利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依照前述法律规定，涉案合同应直接约束陕西卫视与笛女公司。并且，基于陕西卫视属于陕西广播电视台内设机构的主体关系，陕西卫视对笛女公司应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陕西广播电视台承担。关于陕西广播电视台辩称中视合利公司无权代理陕西卫视或陕西广播电视台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陕西广播电视台否认中视合利公司出示授权书的真实性，并提出公章鉴定申请。但鉴于陕西卫视与笛女公司双方的缔约过程并非一个偶发行为，笛女公司与陕西卫视的代表卢小雅在前期进行了剧目、价款、物料交付、母带格式等一系列合作细节的磋商，直至最终对各项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涉案电视剧亦如期在陕西卫视上线播出，鉴于授权书的内容和形式均不存在明显伪造痕迹，笛女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一直进行商洽、沟通的交易对象为陕西卫视，对授权书印章的真实性不应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退一步讲，即便授权书的印章并非陕西卫视的真实印章，对于笛女公司而言，中视合利公司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仍然有效，应当约束委托人陕西卫视，陕西卫视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付款义务。关于陕西广播电视台辩称表见代理需要满足“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要件，并据此否认中视合利公司构成表见代理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于表见代理规定了“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表述，但该要件属于形式要件，“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要件属于认定表见代理的实质性要件，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第一百七十二条也已经删除了“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这一形式要件，故对于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陕西广播电视台辩称在涉案合同签约之时，陕西卫视实际由案外人运营，陕西广播电视台对此不知情，不应当承担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陕西广播电视台作为四方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之一，根据协议约定内容，其对陕西卫视播出内容具有终审权，对于陕西卫视经营情况具有监督、管控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陕西广播电视台对于陕西卫视的实际运营情况知情。其次，陕西卫视在合同缔结过程中未明确告知笛女公司，陕西卫视的实际运营主体为案外人广电卫星公司，且陕西广播电视台与案外人所签的四方合作协议系其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约束力。前述已经论述，对于笛女公司而言，中视合利公司代表的就是陕西卫视。而陕西卫视属于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内设机构，故此陕西广播电视台应当就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上述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陕西广播电视台作为陕西卫视对外责任主体，应当履行涉案合同的相关义务。笛女公司要求陕西广播电视台支付许可使用费、复制费、邮寄费的诉讼请求，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笛女公司要求中视合利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而本案中中视合利公司向笛女公司出示授权书的内容为“兹授权中视合利公司代理陕西卫视电视剧以及电视节目的购买、合同签署、执行及广告相关业务”，授权范围明确，不适用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此外，结合涉案合同签约后续系由陕西卫视直接收取录像带、如约播出、陕西卫视直接进行网络宣传等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亦不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情形。综上，笛女公司要求中视合利公司就涉案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鉴于涉案电视剧于2017年3月18日播出，故陕西广播电视台应当按照约定在2017年6月18日前，向笛女公司支付843360元，在2017年9月18日前向笛女公司支付1967840元。迄今为止，陕西广播电视台已经拖欠款项近3年，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陕西广播电视台拖欠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已经超过了涉案许可协议约定的5%的违约金数额，故笛女公司要求陕西广播电视台支付拖欠款项的利息损失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法院对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予以调整。另，笛女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已经超过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故笛女公司在利息损失之外另行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笛女公司主张的公证费开支，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陕西广播电视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笛女公司支付拖欠许可使用费、复制费和邮寄费共计2811200元；二、陕西广播电视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笛女公司的利息损失（以84336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96784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9日期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笛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陕西广播电视台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京0105民初99490号民事判决书；2、陕西广电卫星公司运营陕西卫视期间收取广告发布费的部分发票及银行专用回单。笛女公司表示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中视合利公司与陕西广播电视台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以及陕西广播电视台是否应承担涉案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陕西广播电视台上诉称其未授权中视合利公司代理其签订涉案合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另案判决书、发票复印件等，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另案的事实情况与本案不同、发票和银行回单反映的收付款事实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与本案均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认定涉案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具体到本案，笛女公司提交的《授权书》载明“兹授权中视合利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代理陕西广播电视台卫星电视频道电视剧以及电视节目的购买、合同签署、执行及广告相关业务”，并加盖陕西广播电视台卫星电视频道的公章，可认定中视合利公司系以自己的名义、在陕西卫视的授权范围内与笛女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且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此前与笛女公司沟通购剧事宜的工作人员卢小雅系陕西广播电视台有采购代表权的负责人员，笛女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且有理由相信中视合利公司系代理陕西卫视与其签订合同，鉴于陕西卫视是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下属频道，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其业务活动结果由陕西广播电视台承受，民事责任由陕西广播电视台承担，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陕西广播电视台委托中视合利公司签署前述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直接约束陕西广播电视台和笛女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虽然陕西广播电视台上诉称其未授权中视合利公司代理其对外购买电视剧，亦否认卢小雅的身份，但在笛女公司提交了涉案合同、加盖有公章的《授权书》复印件等证据的情况下，陕西广播电视台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该代理行为有效，而陕西广播电视台所述的四方合作协议亦仅是内部约定，不能对具有约束力，故此，陕西广播电视台的相关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结合涉案电视剧在陕西卫视已经实际播出的事实，能够认定笛女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依照涉案合同的约定，陕西广播电视台应当向笛女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陕西广播电视台未依照约定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向笛女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等费用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申请鉴定的问题。陕西广播电视台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其关于鉴定授权书复印件上公章真实性的申请不予准许，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中笛女公司所提交的授权书证据虽系复印件，根据一、二审在案证据，结合复印件鉴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考虑，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与授权书的内容相互印证，加之无明显伪造痕迹，能够证明中视合利公司系依据陕西广播电视台的授权签订涉案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授权书复印件上公章真实性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亦无程序违法之处。故陕西广播电视台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陕西广播电视台上诉称一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构成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经审查不予同意陕西广播电视台关于追加陕西广电卫星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陕西广播电视台此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90元，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 瑾审 判 员  冯 刚审 判 员  宋 鹏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宋雅颖书 记 员  颜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