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4民终8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飞，男，199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霞，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甄付保，男，195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霞，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丰都都一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江池镇江洋村2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082439059E。法定代表人：甄付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贵文，重庆市石柱县悦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光银，男，1963年9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系该公司股东。原审第三人：王光廷，男，1966年6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于飞、甄付保因与被上诉人丰都都一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一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光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0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1年6月15日对上诉人于飞、甄付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霞、彭道柏，被上诉人都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贵文、阮光银，原审第三人王光廷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飞、甄付保上诉请求：一、撤销石柱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0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二、裁定驳回都一公司一审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三、都一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都一公司提起了本案原审诉讼，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贵文、阮光银(曾用名阮武)出庭参与诉讼，系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是虚假诉讼。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而本案都一公司是具有法人资质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1人股东均为甄付春。就本案提起诉讼而言，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甄付春并不知晓，系阮光银伪造甄付春的名字提起的虚假诉讼，在整个提起诉讼过程中“甄付春”的名字均不是甄付春书写或捺印，有《租用合同》上甄付春的签字可以佐证；2.在庭后甄付保之妻余明云与甄付春打电话，甄付春明确说明对本案诉讼不知晓，其没有签过字，盖过手印。3.马贵文、阮光银(曾用名阮武)出庭参与诉讼系无效行为，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委托他们出庭参与诉讼。4.虽然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书加盖有公司印章，但并非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并没有授权任何人加盖印章。同时，公司印章是法定代表人委托甄付保在保管，谭家明说要给马德伟的借条上加盖印章，拿去改了就拿回来，但至今都没有还给甄付保。有授权委托书、证人证言可以佐证。本案委托行为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即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本案委托书系阮光银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形成的授权委托书，属于虚假诉讼。二、原审法院判决于飞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1.案涉《加气混泥块生产经营(大承包)承包合同》对于飞没有约束力。因为于飞并没有与都一公司就案涉合同进行协商，达成合意，更没有履行该协议。实际上是甄付保与都一公司协商好后，甄付保委托于飞签的字(阮光银在法庭上也是认可该事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实施的行为由委托人承担责任。故此，于飞在案涉合同中不应该承担责任。2.设立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虽然登记机关载明“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均为于飞”，但设立该公司于飞并没有投资，是甄付保、阮光银、刘地文、刘心华将都一公司吊销后，出资设立的环保公司，于飞只是受甄付保、阮光银、刘地文、刘心华四人的委托到登记机关签字而已，于飞只是授委托签字，其责任应该由委托人承担，与于飞没有任何关系。有工商登记档案、资产抵债协议等在案佐证。3.于飞在与谭金华、王光廷签订《合作协议》时，并没有参与协商，没有与谭金华、王光廷达成合意，是谭金华、王光廷主动找甄付保联系合作的。因场地、机械设备是环保公司(原都一公司)的，于飞是公司的名义法定代表人，他们让于飞签字的目的是怕环保公司及投资人扯皮。而且于飞并没有履行该协议。4.于飞并没有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确认，应支付都一公司24万元承包金，该24万元的承包金对于飞没有约束力。三、原审法院判决甄付保支付都一公司24万元承包金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1.虽然甄付保委托于飞与都一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因都一公司之前将案涉场地、机械设备承包给廖洪生。而都一公司与廖洪生解除合同后，场地没有清理，机械设备损坏不能正常运转，电费也没有缴纳，导致甄付保无法正常使用，经与都一公司投资人阮光银、刘地文、刘心华协商，他们同意在承包费中扣除维修费用和欠的电费，然后叫甄付保把廖洪生拖欠的电费、遗留的其他问题进行处理，将账务交给他们找廖洪生追要。2.都一公司阮光银在2017年5月左右，到甄付保会计梁中华处将所有的账务整理清楚并认可后，将27张单据原件拿走，共计366400元(为了正常生产，甄付保自己为都一公司垫付的费用)。于2017年5月12日阮光银以都一公司名义提起了诉讼。因都一公司与廖洪生结算时没有提出该笔费，同时举示的证据不充分，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之后，阮光银才以都一公司名义起诉了甄付保。3.调解协议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让谭金华、王光廷支付费用，并不是让甄付保支付费用(有司法所档案可以证实)。因为，甄付保本身就是该公司的投资人(占40%左右)，而且已经明确说明甄付保的承包费在甄付保垫支的电费、维修费中扣除。4.即便甄付保要支付承包费，也要扣除修路耽误3个月没有生产的承包费6万元。四、原审法院判决甄付保承担违约金72000元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应认定都一公司违约，而不是甄付保违约。因都一公司没有提供可以正常使用的机械设备，场地也没有进行清理，公司尚欠电费近4万元，被供电公司停电，承包合同无法履行。2.甄付保并不欠付都一公司的承包费，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相反，都一公司尚欠甄付保126400元维修费、电费。因为都一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提供能正常生产的场地、机器设备、通电等，导致甄付保为都一公司垫支366400元。双方协商进行冲抵，都一公司自己向法院起诉廖洪生。之后，都一公司将所有账务拿去并向法院进行了起诉。3.甄付保即便有违约行为，都一公司主张违约金72000元过高。其主张的违约金是按照一年承包金的30%计算，并非按照实际损失金额进行进行计算，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不能超过损失30%之规定。因24万元的承包金，没有支付只有利息损失。而利息损失是自己没有及时主张权利造成的，其本身也存在过错。五、都一公司在2021年1月6日向甄付保主张权利而提起诉讼，而调解协议结算金额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其向法院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等法律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都一公司辩称，于飞、甄付保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的理由不充分，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请求裁定驳回都一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的理由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于飞、甄付保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于飞、甄付保在诉状中有自认委托代理人合法代理的事实。其在上诉状中陈述事实的系具有约束力，根据禁止反言规则，于飞、甄付保系自己在诉状中认可代理人马贵文和阮光银合法代理的事实。2.于飞、甄付保的上诉状中第二条称，都一公司执照被吊销不是事实，至今都一公司仍然处于开业状态，其主张的该事实不成立。3.于飞在都一公司场地内重新组建的公司，即向于环保公司至今处于开业状态，证明于飞、甄付保的公司仍然在经营之中。4.于飞、甄付保称签署的协议不是于飞所签署，但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于飞所签署。事实上，于飞在签署合同时自己知晓合同的全部内容，也是与其岳父即甄付保通过充分协商之后才与都一公司签署的合同，况且，于飞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所有合同的内容充分阅读理解之后所签署，其应当对该合同承担全部的履行义务。5.调解协议上的内容系于飞与其岳父甄付保通电话全面知晓调解协议内容之后，让自己岳父甄付保代本人于飞所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其签署调解协议后反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6.都一公司主张的场地租金以及违约金，具有客观事实支撑。对于于飞、甄付保提出违约金过高的问题。我方只是按照违约金10万元再加上本金24万元的30%来主张的，若要依照合同，双方约定违约金应为10万元，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讲，都一公司的主张并非过高。7.对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我方有（2019）渝0240民初5295号民事裁定书可证，我方起诉的系在法定期限以内，况且，双方之间没有约定何时支付场地租金，都一公司可以在任何时间起诉于飞、甄付保支付场地租金。综上，于飞、甄付保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撑，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王光廷无答辩意见。都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飞、甄付保共同支付承包金本金240000.00元，并承担违约金72000.00元；2.由于飞、甄付保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甄付保与于飞系翁婿关系，刘心华、甄付保、阮光银等人为都一公司的股东。2016年3月1日，甄付保与都一公司其他股东洽谈了租赁都一公司经营场地及设施设备的相关事项后，通知于飞（乙方）与都一公司（甲方）签订了《加气混泥块生产经营（大承包）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按现有的场地、设施设备及相关证件提供给乙方，乙方负责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等大承包。承包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三年期间。第一年每月20000.00元，以后每年的承包金以不超过上年基数50%的额度上浮，具体上浮额度另行商定，签订合同后30天为准备期，之后的第30个自然日乙方必须按标准交清。承包金在规定时间内交至阮光银账户，若乙方不按时按标准缴纳承包金的视为乙方违约。违约方付守约方违约金100000.00元。2016年2月6日，于飞登记设立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均为于飞，甄付保与于飞合伙以其承包的都一公司的场地和设备生产经营。2016年7月1日，甄付保与于飞作为甲方，与乙方谭金华和王光廷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载明甲方邀请乙方出资购买标砖的机械设备与甲方承包的都一公司共同经营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以承包租用的都一公司（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场地、设备设施出资占股份48%，乙方出资购买标砖以及配套设备，占股份52%。因于飞一直未交纳承包费，都一公司股东制止了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2017年4月19日，都一公司部分股东与甄付保在丰都县江池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了调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于飞限于2017年4月底交清承包期间（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9日）的承包金240000.00元，并由甄付保代于飞将公司的机械设备等交还都一公司。若于飞逾期未交纳承包金，都一公司股东有权处置于飞添置的机械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用以抵偿承包金。甄付保在调解协议的承包方处代于飞签名。2017年9月20日，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为刘少堂。诉讼中，都一公司认为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实际已解除《承包合同》，并清算了合同债务。于飞、甄付保逾期未支付承包金，都一公司要求按照一年承包金的30%计算违约金为7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甄付保和于飞合伙承包都一公司的生产场所、生产设备等成立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有《承包合同》《合作协议》和当事人陈述相互佐证，予以确认。于飞签订了《承包合同》和《合作协议》，合同内容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是其与甄付保对合伙事务的分工问题，并不影响于飞对合同相对人承担合同义务。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人应当按月支付承包金20000.00元，但承包人至今未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的承包金，都一公司要求甄付保和于飞连带支付承包金2400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责任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甄付保和于飞逾期未支付承包金，构成违约。根据甄付保和于飞逾期付款的期限、造成都一公司资金损失的数额等情况考虑，都一公司要求按照违约金额的30%即72000.00元计算违约金，予以支持。对于于飞辩称都一公司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本案中，都一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甄付春，甄付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公司股东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了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佐证，都一公司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主体适格。于飞辩称甄付保为都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无诉讼意思表示的事实缺乏证据佐证，且该事实并不影响都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中提起诉讼。都一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属于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法律对此并无强制性要求，故对于飞的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于飞和甄付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丰都都一建材有限公司承包金240000.00元和违约金72000.00元。二、驳回丰都都一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00元（都一公司已预交），由于飞和甄付保连带负担5980.00元，丰都都一建材有限公司负担420.00元。公告费560.00元（都一公司已预交），由于飞和甄付保连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于飞和甄付保举示了以下证据：1.都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甄付春与甄付保之妻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甄付春并没有授权任何人提起本案诉讼，都一公司原审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并不是本人书写及捺印，都一公司提起的诉讼不合法。2.委托书。都一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将公司印章交给甄付保保管，谭光明借之后未还，甄付春并未同意将公章用于诉讼。3.资产抵押协议一份、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两份。拟证明2010年2月都一公司就没有经营了，2019年12月被工商局吊销，实际出资人在同一厂房出资设立了向于公司。4.收条及明细两张，民事判决书一份。5.都一公司厂房照片三组，南阳村委证明一份。6.民事裁定书三份。拟证明没有法定代理人委托签字，只加盖了印章的法院已驳回起诉。都一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甄付春与甄付保是兄弟关系，他们经过双方串通后，损害股东及公司的利益而虚假制造的光盘，这是甄付保及其妻子的通话，来损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而制作的录音。2.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系。3.资产抵押协议与场地的租金是毫无关系的，且所有证据在一审中未提交，因为对方不知道都一公司一审上交的证据，从而伪造的证据。对二审提交的全部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王光廷无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都一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一份、法定代理人从外地到石柱来办理委托的开支情况、照片一组、住宿发票一张，拟证明甄付春委托两代理人代为出庭参加诉讼。2.委托书一份。拟证明都一公司委托阮光银处理。于飞和甄付保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发票、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从我们提供的甄付春签订的租赁合同上的字迹是不一样的，同时即便是真实的，授权委托书写得很明白，是基于之前一个诉讼的一、二审，并非本案的一、二审诉讼，都一公司提供的证据恰好证明了本案一、二审诉讼甄付春是没有授权的。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没有关联性，是个人提出的诉讼，并非都一公司提起的诉讼，并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同时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是2016年6月，但提起诉讼是2019年11月13日，虽然调解书确定的支付金额24万元，但于飞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委托书并非是出具要求阮光银就本案提起诉讼，而是处理公司的其他事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于飞和甄付保举示的证据虽然客观真实，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都一公司举示的授权委托书、照片、住宿费发票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举示开支明细的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都一公司的起诉意愿是否真实，应否裁定驳回都一公司的起诉；二、都一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于飞是否是案涉《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应否承担租金及利息的支付责任；四、于飞和甄付保主张其为都一公司垫支部分费用是否属实，应否在本案中扣除；五、于飞和甄付保主张扣除其承包使用案涉场地、设备后未能实际使用期间的费用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六、一审判决支持的违约金是否得当。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于飞和甄付保主张都一公司在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其起诉程序不合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都一公司在一审中举示了公司对马贵文的授权委托书，阮光银的授权委托书，虽然于飞和甄付保主张在卷委托书与都一公司实际提交的委托书不符，但未举示证据证明。且在二审中都一公司举示了都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甄付春出具委托书的证据后，于飞和甄付保不再申请对一审在卷的2020年9月21日都一公司出具给马贵文、阮光银的委托书上甄付春的签字进行鉴定。而上诉人在二审中举示的录音中甄付保之妻与甄付春通话时提到的诉讼是“阮光银跟于飞打官司”而非本案的“都一公司起诉于飞和甄付保”。如是阮光银个人起诉于飞，其并不需要甄付春同意或授权，甄付春不知情也实属正常。其后面通话内容里面仅问到了甄付春是否找谭家明拿公章的问题，并未涉及其是否为都一公司起诉于飞、甄付保而在相关诉讼材料加盖公章或知晓盖公章的问题。于飞和甄付保在二审中举示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甄付春对都一公司起诉于飞和甄付保支付承包金的案件不知情。相反，从都一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照片及相关证据来看，都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付春系委托了马贵文、阮光银提起本案诉讼的，且在委托书上的签名也是真实的。作为公司提起诉讼，只要法定代表人授权认可，且相关诉讼材料上加盖了真实的公司印章，足以认定公司的起诉意思表示真实。故，于飞和甄付保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裁定驳回都一公司的起诉是正确的。关于焦点二。于飞和甄付保在二审中，经本院释明后表示不再坚持都一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尊重。关于焦点三。首先，于飞认可案涉的都一公司与于飞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都一公司加气混泥块生产经营（大承包）承包合同》上的名字是本人所签，不管其是否本人亲自与合同相对方就合同内容进行协议，其在合同上签字就视为其对合同内容及合同相对人身份的认可。另外，于飞承包该场地和设备后还以此作出资产出资设立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并自担法定代表人。故应当认定于飞是案涉《承包合同》的相对人，于飞应当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承包金及违约金的支付义务。其次，虽然于飞本人并未在2017年4月19日的《调解协议》上签字，但该调解协议是在江池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于飞的岳父甄付保的参与下达成的，且于飞在二审中主张其与都一公司的《承包合同》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如于飞不认可该调解协议，那么其没有理由主张该协议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故，应当认定该《调解协议》对于飞有约束力。如该调解协议对于飞没有约束力，如按双方原签订的《承包合同》计算承包金，金额也超过24万元。故，一审法院判令于飞支付24万元承包金对于飞并无不利。关于焦点四。甄付保主张其为都一公司垫支了366400元应在本案中抵扣的问题。于飞、甄付保在二审中举示的收条、费用清单、判决书等证据均未记载或认定甄付保为都一公司垫付相关款项的事实，甄付保主张在本案中抵扣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如甄付保确实为都一公司垫付了相应款项，其可另案主张返还。关于焦点五。于飞、甄付保举示的公路施工的图片、改建公路工程施工招标公告、江池镇南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能证实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门前确有丰都县龙河镇至江池镇改建公路施工的事实，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公路扩建时进行了全封闭施工确让重庆向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即于飞、甄付保主张因该公路的改建施工影响了其对承包的场地和设施的正常使用的证据不足，其请求扣除该期间的承包金的请求也不能成立。关于焦点六。首先，根据案涉《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签订合同后30日为准备期，之后的第30个自然日乙方必须按此标准缴清此款。可见，于飞、甄付保支付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的24万元承包金的期限为2016年4月月底。但于飞、甄付保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该承包金，于飞、甄付保显然存在违约行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金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也就是说，并非当事人提出调整，就一定予以调整，也并非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就必须调整。本案中，案涉《承包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的约定，违约方应付守约方10万元的违约金。如按案涉《承包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的约定，于飞、甄付保应付10万元的违约金，都一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动将违约金调整为72000元。且于飞、甄付保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系因客观原因导致违约，其本身对违约行为无过错，一审法院在都一公司主动调低违约金的情况下未再作下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于飞、甄付保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于飞、甄付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原菲书 记 员 肖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