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05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星，男，1980年6月22日出生，北京市朝阳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江，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怀德，男，1955年3月8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城，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金晶，女，1985年4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高星因与被上诉人刘怀德、原审第三人金晶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7民初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江，被上诉人刘怀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金晶未经法院许可中途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刘怀德起诉。事实和理由：第一，刘怀德对确认房屋馈赠协议无效之诉，不具有诉的利益，与之不存在民事诉讼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依法应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刘怀德在庭审中明确放弃要求高星腾退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及宅基地、高星返还刘怀德涉诉宅基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后，并未提出其他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明确诉讼请求，其仅仅要求人民法院确认馈赠协议无效，孤立的确认已经履行完毕的房屋馈赠协议的效力缺乏必要性。第二，合同履行完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刘怀德无权提起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之诉讼。刘怀德与高星于2000年3月30日签订了协议，同时在×镇法律事务所见证下签订馈赠协议书，同年4月高星支付了购房款，刘怀德向高星交付了房屋。履行完毕的合同当事人则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刘怀德基于合同享有的合法权益已经实现，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第三，刘怀德显然是恶意利用合同无效制度牟取不当利益。第四，一审判决中“刘怀德在出售涉案房屋时，虽户口变为非农业，但其户籍仍在×村，为本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缺乏证据支持。第五，刘怀德的起诉超过了合同订立时有效法律《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限。刘怀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正确。金晶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本案与金晶无关。刘怀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2000年3月31日馈赠协议书无效；2．高星腾退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及宅基地；3．判决高星返还刘怀德涉诉宅基地使用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怀德主张涉案房屋系祖宅，为其继承所得，当时有北正房两间，但均是土坯房，其在1979年翻建房屋。涉案房屋原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号。2000年3月30日，刘怀德与高星签订以下协议，载明：今有刘怀德宅基地正房陆间、东厢房两间，院楼一座（面积以一九九三年顺义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土地使用证为准）变卖给高星折价壹万伍仟元整，以后高星变卖时，原房主愿无条件协助办理一切手续。同日，双方签订《馈赠协议书》，载明：今有房主刘怀德在顺义区有北正房陆间，东厢房两间，院落一座（面积以一九九三年顺义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土地使用证为准，土地使用证已交给高星保存），因长期闲置无用，愿赠与高星永远为业。房主在以后修缮和翻建均由高星自行做主，房主不予干涉，院内不动产均由高星自行处理，恐后反悔，特立此协议为凭。此协议一式叁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由×镇地区法律服务所存档。4月18日，双方履行了付款及交房义务。2011年6月1日，高星与第三人签订《买卖房契》，载明高星以35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售予第三人。第三人不认可《买卖房契》乙方签名为其本人签写，陈述不认识本案刘怀德、高星，不知道涉案房屋的情况。高星认可因之前刘怀德讨要涉案房屋，才伪造上述合同。2019年11月20日，拆迁人北京中建京东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被拆迁人刘怀德（买卖）高春生（乙方）签订《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2月8日，北京中建京东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刘怀德（买卖）高春生（乙方）签订《顺义区×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定向安置房认购协议书》。高星称因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和安置房协议书时，其不在×镇×村，便委托其父亲高春生签订上述两协议。高星据此主张涉案房屋已拆除，其作为被拆迁人获得拆迁款和拆迁安置房。另查明，在1992年12月1日村委会的宅基地登记卡上，户主为刘怀德。1998年，刘怀德农业户口转为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刘怀德母亲祁秀珍户口则登记在涉案房屋，未变动。庭审中，刘怀德主张因高星在购买涉案房屋时是城镇居民，才与其签订《馈赠协议书》，但实质是房屋买卖协议。高星认可在购买涉案房屋时是朝阳区非农业户口，但主张刘怀德出售涉案房屋时已经农转非，现在仍是城镇居民，故刘怀德无权要求确认《馈赠协议书》无效。刘怀德认可其已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主张在1998年转成小城镇户口，其户口仍在×村，也在该村居住，也继续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到2008年才不享受村集体成员待遇。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基于房地一体的情况，处分房屋也必然会处分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在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中，即使是房屋买卖，也必然包括房屋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刘怀德、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名为“馈赠”，实为“买卖”，刘怀德在处分涉案房屋的同时，亦处分了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刘怀德在出售涉案房屋时，虽户口变为非农业，但其户籍仍在×镇×村，为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而高星为朝阳区居民，非本村集体组织成员，另高星承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房契》系伪造，故刘怀德、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刘怀德主张的《馈赠协议书》签订时间有误，一审法院依法更正。高星主张刘怀德在出售涉案房屋时已是城镇居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主张刘怀德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鉴于合同效力是对缔约事实的确认，并非涉及实体上的请求权，属于形成权的范畴，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故对高星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刘怀德放弃要求高星腾退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及宅基地，高星返还刘怀德涉诉宅基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刘怀德与高星于2000年3月30日签订的《馈赠协议书》无效。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案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当裁定驳回刘怀德的起诉；2.涉案《馈赠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3.刘怀德的诉讼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应当裁定驳回刘怀德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中，刘怀德起诉要求确认其与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无效，其诉讼请求属于确认之诉，刘怀德提起该确认之诉，须以其享有诉的利益为前提。诉的利益是指，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本案中，首先，刘怀德系涉案《馈赠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其次，刘怀德在出售涉案房屋时，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怀德名下，虽其户口变为非农业，但其户籍仍在×镇×村，为该村集体组织成员。再次，因涉案房屋拆迁所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顺义区×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定向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中均将刘怀德列明为被拆迁人。综上，刘怀德对于起诉要求确认其与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无效，享有诉的利益。因此，高星上诉关于刘怀德起诉要求确认涉案《馈赠协议书》无效不具有诉的利益，本案应裁定驳回刘怀德起诉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涉案《馈赠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本案中，刘怀德与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名为“馈赠”，但实为“买卖”，刘怀德在处分涉案房屋的同时，亦处分了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买受人高星为朝阳区居民，非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刘怀德与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3，刘怀德的诉讼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客体为请求权，而本案中，刘怀德起诉要求确认其与高星签订的《馈赠协议书》无效，其诉讼请求不涉及实体上的请求权，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高星的该项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二审对此亦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金晶，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高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淑敏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石艳明法官助理 魏 举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