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1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铭，男，197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江苏楚平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怡，女，197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系刘怡弟弟），男，198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宝，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张铭因与被上诉人刘怡、王国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76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铭上诉请求：请求增判由被上诉人刘怡为共同还款人，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怡、王国宝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两被上诉人是为了规避债务办理的假离婚，两被上诉人在离婚后，仍在一起共同生活。在离婚时王国宝放弃了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将夫妻共同共有的位于淮安绿地世纪城四期、富春花园Ｅ区房屋约定归被上诉人刘怡所有，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行为，使得王国宝丧失清偿债务的能力。因为离婚协议约定家庭财产归刘怡所有，出于保护家庭财产规避债务的目的，王国宝一审当庭陈述借款主要用于生意，用于家庭的少，刘怡未参加生意经营，以上陈述不是事实。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都是熟人，故生意收入是两被上诉人家庭经济的来源，而且生意是夫妻俩共同经营，刘怡享受收入就应该承担债务，故被上诉人刘怡应该对借款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王国宝辩称，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湖北做生意时，账目由王国宝及刘怡共同经营，所有的事情都是和刘怡协商的。刘怡辩称，刘怡对借款不知情，借条上没有刘怡签字，并且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钱也没有打入刘怡名下任何一张卡，对借款去向不知情。张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刘怡、王国宝共同偿还张铭借款本金21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怡、王国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王国宝向张铭出具21万元借条1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张铭称借条是2019年补签，日期随便填的。2018年9月4日，张铭向王国宝转账10万元；10月1日，张铭妻子王娟向王国宝转账5万元；10月4日，张铭向王国宝转账5万元；10月20日，张铭向王国宝转账9000元；次日，张铭向王国宝转账1000元。以上共计21万元。双方一致认可借款约定了月利率1分的利率标准。王娟表示其与张铭是夫妻，其向王国宝转账的款项是王国宝所借，其本人不向王国宝主张还款。王国宝称借款主要用于工地，用于家庭的少，刘怡未参与矿山生意。刘怡、王国宝于2009年1月13日登记结婚，2018年11月7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债务应当清偿。王国宝对于借款事实无异议，张铭亦提供了转账记录和借条，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标准，故对张铭要求王国宝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怡的还款责任，其未在借条上签字，亦非收款方，一审庭审中也不认可系夫妻共同债务，其虽无收入来源，但张铭与王国宝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刘怡、王国宝的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故对张铭要求刘怡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国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张铭偿还借款本金21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张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06元，减半收取2603元，保全费1822元，合计4425元，由王国宝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铭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王国宝和刘怡之间转账记录，从2018年7月份开始到2019年所有转账记录合计三十余万元，均是王国宝直接转给刘怡，用于证明生意是两被上诉人的家庭经济来源，且刘怡也从生意收入中开支家用，刘怡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证据2，证人经广松证词一份，其于2019年在王国宝厂里做账，刘怡曾于2019年8月前后、2019年12月前后两次去湖北省黄石市与其对账，证明刘怡参与了家庭生意，是共同经营人。证据3，申请证人王国宝做生意时的员工戴某出庭，以证明刘怡参与经营。戴某到庭陈述，2019年8、9月份，刘怡和经会计（经广松）到湖北王国宝厂里对过账。当时戴某在场，其厂和王国宝的厂在一个院子里，比较熟悉，办公室也紧挨在一起。王国宝的厂，刘怡不常去，去过两三次，戴某去玩的时候看到过刘怡有一次对账。厂里有经会计负责厂里的进账流水。刘怡与其对账，并待了三四天。被上诉人王国宝经质证对于证据1、2无意见。对于证人证言，证人陈述属实，当时其和证人戴某在厂里关系融洽，经会计是其合伙人（小名陈三）的会计，因不放心合伙人的会计做账所以刘怡去对账。刘怡当时去对账时，房间里有几个人住在里面，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小区里调取监控。被上诉人刘怡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一审时已提供，已经说明系王国宝挪用的信用卡，王国宝转账的款项均用于归还刘怡信用卡的钱。证据2，证人证词中提到2019年12月份，刘怡不在场，当时刘怡因王国宝挪用其信用卡被银行逼债而远走他乡两年之久。2019年8月刘航在场，不是因夫妻共同经营而去，是因王国宝欠刘航几十万元债，刘航开车送刘怡去要债的。当时为了知道刘航借给王国宝的钱究竟用于生意还是个人消费，刘航一夜未睡一直在工地旁的车子里。证人戴某与王国宝关系密切，对戴某所作陈述表示质疑。刘怡去湖北是受刘航要求去查账，而非对账。被上诉人刘怡提供：1.电子银行回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国宝欠刘航23万元。2.照片打印件，证明上诉人张铭与被上诉人王国宝之间关系密切，有虚假诉讼的嫌疑。上诉人张铭发表质证意见为：对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王国宝与刘怡之间存在频繁经济往来，与家庭共同经营生意密不可分。退一步讲，按照刘怡陈述，其将银行卡给王国宝使用，也是参与经营的一种方式。刘怡举证的微信照片，恰恰能证明之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进行往来，所以刘怡才会有一些聚会的照片，这也能够证明刘怡对王国宝的生意往来参与并知情。并且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两夫妻的朋友，从未将夫妻俩分开看待。被上诉人王国宝发表质证意见为：23万元转账已收到，20万元是刘航转给戴某，是戴某借用的，王国宝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对于照片真实性认可，如果王国宝和张铭关系不好，张铭也不会把钱借给王国宝做生意。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证王国宝与刘航之间有大量经济往来。被上诉人王国宝提供如下证据：1.两组农行卡交易明细。其中一组证明王国宝共计向刘航转账1067000元。王国宝和刘航之间存在往来账目，王国宝也收到过刘航的转账，还有其他银行明细没有提供。王国宝朋友戴某还欠刘航约5万元，王国宝欠刘航10万元。证明刘航陈述的因为王国宝还差其几十万元，所以去王国宝厂里查账不属实。另一组农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王国宝共计向刘怡转账258000元生活费。2.王国宝与其弟弟王国富的聊天记录一组，证明王国宝将钱打给刘怡，刘怡只有3万元的信用卡在王国宝处，并非其主张的有9万元透支卡在王国宝手中使用。如果透支卡在王国宝处，王国宝可以到银行直接打钱还款，没必要先转给刘怡，再通过刘怡还款。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收到刘航转账的20万元系戴某所借。上诉人张铭发表质证意见为：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但是据了解刘航和王国宝之间的债权债务，王国宝支付了高额利息，涉嫌高利贷行为。有关刘怡的转账能够证明家庭收入来源于王国宝的生意收入，且刘怡享受到了好处，刘怡也参与了生意往来，否则不会有如此高额的转账收入。不认可刘航与王国宝之间还有债权债务，双方是亲戚关系，涉嫌串通，降低对上诉人的偿债能力。从王国宝举证的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超出了正常的利息支付，不存在合法债务。对于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刘怡的银行卡使用于王国宝的生意往来，属于夫妻共同经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证王国宝与刘航之间有大量经济往来。王国宝、刘航、刘怡之间有亲情关系，所以才存在这种频繁往来。能够印证被上诉人没有分开过，都是共同的。被上诉人刘怡发表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王国宝提供的流水不认可，对于其陈述的汇款给刘怡的款项用途及数额不认可，都是用来还透支卡的。大额的转账都是还透支卡所用，备注写明是还钱，但是与刘怡提供转账的日期不相符。微信聊天记录恰恰能够证明王国宝欠刘航的钱，钱给了谁就要找谁要。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于上诉人张铭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对于该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证言，可以反映出刘怡与刘航于2019年8月前往湖北王国宝矿石厂的事实。对于被上诉人王国宝、刘怡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9月4日，王国宝收到张铭转账的10万元后，于当天支付给陈中根，备注为工程款。2018年10月1日王国宝收到张铭转账的5万元后，其中10月2日支付给马莉8000元，备注为转支还款，其余有8000元、4000元等以及小额的为微信转账、美团点评、中国银联、手机充值等，但无法反映出具体的用途及对方用户名。2018年10月4日王国宝收到张铭的转账5万元后，使用情况基本同上，另还有于2018年10月9日转给姜洪坤，2018年10月9日转给黄晶晶（注明铲车租金）、2018年10月14日转给陈中根1万元，注明还款；2018年10月15日支付给陈中根10万元，注明为沙石款。2018年9月4日张铭转给王国宝1万元，王国宝陈述系微信转款，用于支付家里的房贷和水电费等，没有提供证据。根据王国宝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1月-8月其向刘怡有1000元、5000元、5万元等金额不等的转账，注明交房贷、还款等。2018年9月之后，仅有2018年10月21日向刘怡转账11000元，注明还信用卡。二审中，被上诉人王国宝陈述其生意以家庭共同经营。家庭开销方面，结婚后以自己为主，家里买房子、还贷款、生活开销都是其生意收入。其每个月给刘怡的生活费数额不固定，另外其合伙人张迎春每月给刘怡5000元生活费。生意状况一开始还好，后期2018年11月份开始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运营，从会计处预支回款钱承担家庭开支。案涉21万借款一部分用于工地上，一部分用于家庭，向刘怡汇了5万元，其他钱用于生意和交房贷。房贷共2笔，有一笔是富春花园的房子，登记在其和刘怡名下，以其弟（王国富）名义还银行贷款，每个月2300元-2600元左右；还有一笔是其直接还的，每月4000多元，以同一套房子名义贷款做生意用的。两笔都是其和刘怡名义所贷，使用了一张刘怡的透支信用卡作生意支出，刘怡对此知情。其之前在淮安的时候做砂石和柴油生意，账也是刘怡管的。刘怡有会计证，帮其做过帐。二审中，被上诉人刘怡陈述，2015年、2016年时其帮王国宝做的流水账，但是钱不经其手。2019年12月份刘怡已经去常州了，没去黄石。2019年8月份刘怡和弟弟一起去的黄石，因为王国宝欠刘怡弟弟23万元，刘怡是和其弟弟一起去找王国宝要钱的。其就向会计询问，生意怎么样，为什么钱既没有打给家里也没有还钱给其弟弟。上诉人张铭陈述，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刘怡主张过还款。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是否属于被上诉人王国宝、刘怡夫妻存续期间所负的共同债务，刘怡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本案借款已经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借款，应当由债权人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属于王国宝和刘怡的夫妻共同债务。而涉案借条上只有王国宝的签字，没有刘怡的签字，二审中张铭也陈述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刘怡主张还款。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怡对案涉21万元借款知情，不存在夫妻双方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王国宝提供的银行流水反映，其收到张铭的转账之后，并未将收到的款项支付给刘怡。王国宝仅于2018年10月21日向刘怡转账11000元，注明还信用卡，之后未再向刘怡转过账。而王国宝亦认可刘怡有信用卡在其手中使用，故上述转账亦与刘怡无关。对于其余的款项用途上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得到刘怡的授权使用或用于家庭生活支出，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21万元借款直接或间接用于王国宝和刘怡夫妻共同生活。最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本案中，依据双方及证人陈述可知，刘怡只是偶尔前往王国宝的厂，厂内有专职会计做账收账，无法证明其参与共同经营管理。一审中王国宝自述矿山生意刘怡没有参与经营，二审中王国宝又陈述其在湖北做生意时所有账目都由刘怡共同经营，陈述前后矛盾，有违禁反言原则。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怡与王国宝系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无法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综上，上诉人张铭作为债权人，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21万元借款用于王国宝、刘怡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要求刘怡与王国宝共同承担偿还21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6元，由张铭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炜审判员 马作彪审判员 朱 佩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