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06民初2339号原告：魏本山，男，1971年6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现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霞，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耀，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蒋发虎，男，1986年3月2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淮安市淮阴区，现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云峰，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强强，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本山与被告蒋发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丽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霞、张成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云峰、雷强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魏本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8026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8026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2716.0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LPR的1.95倍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为5913.64元，要求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其在某批发市场经营猪肉生意。自2016年以来，被告一直向其购买猪肉，结欠其猪肉款八万余元。对账时，被告将部分对账单索要后拒不归还。2021年1月11日，被告确认结欠原告货款75000元。2018年3月、4月，被告又向其购买5261元的猪肉。从2019年3月27日起其一直向被告索要欠款，但被告分文未付。被告蒋发虎辩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货款事实，请法院依法认定并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原告主张的逾付款利息过高，利息的起算点应从原告向法院起诉之日起计算。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某批发市场经营猪肉生意。被告向原告购买猪肉后供给饭店。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微信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就原、被告之间的发生往来经过，原告称，原、被告于2015年发生往来，由被告电话联系原告，让原告将猪肉送至被告的配菜中心，有时被告亦会到原告处拿猪肉。2015年被告会在原告送货时支付现金结清货款。被告从2016年开始拖欠货款，原告才准备了送货单让被告签字，签字人员一般是被告或被告妻子张某，偶尔被告的工人也会代签，送货单上除被告及张某的签字外，其他签字均是工人所签。因正常是货到款清，故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原告为证明被告结欠其猪肉款，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录音光盘及书面录音整理材料。原告称，之前被告对原告说要核对一下金额，原告就把送货单给了被告，被告拿走了送货单，没有确认货款，也没有把送货单还给原告。原告向被告催要货款时报过警，但没有处理结果，也没有确认欠款金额。原告到律师处咨询时律师提出和被告协商并将谈话内容录音。2021年1月11日，原告及其妻子与被告三个人，在被告车里谈，录音里的女的是原告妻子吴某。书面录音整理材料中魏是原告，吴是原告妻子，小蒋是被告。该书面材料载明小蒋讲“我早就说一直没有不承认你们两个人的钱，我承认，但现在你叫我拿七万多，我没钱，我肯定没有那么多钱”。魏讲“你老婆初步算账的时候，……,后来你也在场，也给你看了”，“单子在这里”,“我这里有相片，我当时留了一手，把当时写的那单子底单在这里”。小蒋讲“现在不管你有单子还是什么东西好，除非你自己把单子拿出来，现在我们这个账百分之百是没有单子了。……。我现在拿不出这个钱”。吴讲“你老婆回家讲还差多少钱”，“你老婆在你跟前讲大概差多少钱”。小蒋讲“七万多块钱”，“七万五左右吧”，吴讲“七万五左右啊，差这么多钱啊，……,要是就差个几千块钱，……,我就当甩给你小孩买吃都行”，小蒋讲“我那天问她账七万多少，她讲一直讲不清楚，直接跟老魏讲怎么谈就这么多钱，也不要单子了”。吴讲“不是的，七万五，差太多了”。魏讲“那天我们初步算了，你也在场”，吴讲“八万七千九”，魏讲“这都是你老婆写的字”。小蒋讲“这都是什么时候的账”。吴讲“就是算账的时候，账本子全部给你老婆带回家了”，小蒋讲“这个纸写着什么”，“我现在那边钱也没有拿到，什么也没有了，我现在就是哪怕欠你们十万，什么东西也好，我现在就是直接跟你谈那么多，完全拿走是没有的，我现在也没有钱”。魏讲“那你现在是承认我多少钱”，吴讲“他说就七万五千块钱”，魏讲“我也不跟你讲了，小蒋，这里还有账本子，还有几千块钱”，这个账是我们俩对着的，是这么多钱，因为后来不是又送了嘛，这里还有几千块钱，我也认了，你讲是七万五千块钱，加这个几千块钱，一起八万多块钱，一起真要算九万多块钱”。小蒋讲“那是不可能会付给你的”。吴讲“那个单单再算”，小蒋讲“这个账单最后再算，懂不懂”，“这个有单子，我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先谈七万多这个前面这个账，前面这个账欠了你们多少钱，说不清”。吴讲“我们八万七千多块钱，就等于八万八千块钱了，我讲我让个几千块钱”。小蒋讲“你说老魏当时肉给我弄这么好，我现在不应该这么麻烦的”，“我那个钱要是拿到了，我还是照样给你”。吴讲“等于人家饭店多少也扣了点钱，不就这个意思吗”，小蒋讲“我跟人家讲了，人家也都有让了，都让给我了……，就你这边账一直没有结”。吴讲“我让你八千块钱，八千块钱还不行了吗”。小蒋讲“反正就是这么个量，今晚谈好了，我就把欠条打给你们”，“我不是说给你七万五，我是说我认的是七万五千块钱这个账”，“我现在认为我的总账就是七万多块钱，对吧”。吴讲“你认为整账是七万多，那我们写的这个白纸黑字在这里，这又不是我造的”，魏讲“这都是你老婆写的，又不是我写的”。小蒋讲“这个是我们写10万就10万吗，我们现在看单子的呀”，魏讲“是看单子啊，单子是你老婆写的”。小蒋讲“我们算账的时候，是不是看单子”，魏讲“我单子给你拿去了”。小蒋讲“这打的是欠条吗，这个东西，我也不去跟你去争”。魏讲“那你意思你现在给我多少钱”，小蒋讲“我给你个整数，五万块钱，然后你，我打欠条给你，什么时候还你”。魏讲“你讲五万块钱，我俩真谈不好了，八九万块钱，另外加这个一起九万多块钱”。小蒋讲“这个几千块钱，让也让了，对吧”。小蒋讲“我们现在简单就是这么多钱，你要是不谈也可以”，“你要是说找律师，老魏唉，我今天放个话给你，你连五万块钱都拿不到”，“只要你官司跟我们打赢了的话，我们一分不少你”。吴讲“你一下宰我三万多块钱”，小蒋讲“那我跑的多少钱啊”，“人家不跑了，我会这样子吗”。魏讲“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都找我帮你摊可是啊，……，那怎么可能呢”。小蒋讲“我刚才跟你讲了，人家欠十几万，只能拿到二三万块钱”。2、送货单3本，其中1本是2016年3月的送货单，载明了肉的品种、数量、单价及总价，收货单位为小蒋。送货单上的签名基本都看不清楚。还有2本送货单是2018年3月及4月的送货单，其中3月送货单载明内容同上，送货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至3月31日，合计金额为5253元，送货单上均写有张某的名字。4月的送货单有4张，载明内容同上，合计金额为508元，送货单上没有收货人的签名。3、原告与微信名叫听XX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称这是其与被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语音通话讲“小蒋要搞点钱给我我没钱了，你搞钱搞到现在还没给我”，之后原告给对方发微信，都是在催对方结账、付款。4、笔写的核算材料1张，上面写有“蒋共有114718+欠条4570=下欠79288”，“共付4万整”，“114718-4万元”,“26800”，“共87918”。其中“26800”、“87918”用笔圈起来了。原告称，2016年、2017年，被告一共结欠原告货款89000多元，但因2016年、2017年的送货单被被告拿走了，其手上只有一本送货单，是遗漏的，故无法确认金额。在上述录音中被告只认75000元，其才按75000元主张。其提供的2016年的送货单金额是包含在75000元内的。2018年3月、4月又送货计5761元。因原告换了手机，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只显示2019年3月后的内容，2019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上述核算材料是张某写的，2018年底其到被告的配菜找被告催讨货款时，与被告妻子对账时留存的凭证，最上面一行“蒋共有114718+欠条4570=下欠79288”，是其写的，其余都是张某写的，上面的数字均是按送货单得来的，因送货单都在被告处，其不记得该材料上每一个数字的由来，但被告是结欠其87918元。原、被告在录音中提到80000多元与张某笔写的金额是相符的。经质证，被告称，录音中关于75000元的相关表述均是原告及原告妻子单方面的诱导性陈述，被告未认可。该证据亦未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被告结欠原告货款7500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文字稿内容，并不能确定被告欠款的金额。对2016年的送货单认可，对另2本送货单，2018年3月19日前的送货单认可，2018年3月20日之后的送货单不认可，送货单上“张某”的名字不是被告妻子张某签的，是伪造的。微信聊天内容看不出原告催讨的是本案所涉款项。原告提供的笔写核算材料，不是张某所写，该材料没有被告及被告妻子的签名确认，亦无法反映具体核算内容。原告主张2016年的货款，已过诉讼时效。庭审中，被告提供了2018年10月3日至2018年12月13日期间转给XX的微信转账凭证，金额共计9999元，被告称这是其支付原告的货款，应予扣减。对此，原告无异议，但原告称，这些款项是在其与被告妻子张某2018年底对账之前支付的，在与张某对账时已扣除。被告支付的其他款项是现金支付的。根据2021年1月11日的谈话录音，被告也未提到扣除这些付款。就2018年3月、4日的送货单，原告称，庭审中被告对3月份的送货单有确认。根据录音原、被告一直在讨论80000多元如何处理，另外几千元最后再算，故2018年3月的送货金额不包含在75000元。其认为被告结欠货款的总额为80253元即75000元加上2018年3月的送货金额5253元。2018年4月的送货单，没有对方签字，因原告更换手机，已无相应的聊天记录，该部分送货单由法院依法认定。又被告于2021年1月11日确认欠款事实，至其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审理中，原告明确2018年3月20日后的送货单金额其不在本案中主张，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陈述，可确认被告向原告购买猪肉及被告结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双方的争议在于被告结欠原告多少货款。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2017年向被告提供的猪肉，被告结欠其75000元。据此，原告提供了原告夫妻俩与被告的谈话录音。被告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未持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谈话录音，双方沟通的主要内容是被告确认结欠原告猪肉款并提出让原告让掉部分，原告不同意故双方未谈成。其中被告称其现在拿不出70000多元给原告，原告妻子讲与被告妻子张某对过账并问被告张某对他讲还结欠原告多少货款，被告称75000元左右。另被告讲他认的是75000元这个账，但不是说给原告75000元。由上所述，可确认原被告在2021年1月11日沟通时，被告是确认结欠75000元这个账的。另原告主张其提供的2018年3月及4月的送货单上的金额不包括在75000元内。对此原告称，在谈话录音中原告提到这里还有几千块钱，加上被告讲的75000元，一起是80000多元。被告讲这个账单最后再算并称这个有单子他承认。根据谈话录音，最开始原告与被告提到七八的账目时，被告提出这个账没有单子了，原告称单子被被告拿走了。由此可确认就被告确认的75000元，双方在谈话中明确原告处没有送货单。另在谈话中，原告讲这里还有几千块钱的单子，加上被告讲的75000元一起为80000多元。对原告的该陈述，被告未持异议，而是讲这个账单最后再算，且称有单子的他承认。由此本院采纳原告意见，即原告持有的2018年3月起的送货单金额不在75000元内。就原告提供的2018年3月、4月的送货单，庭审中，被告称3月19日前的认可，3月20日之后的送货单上“张某”的签名不是被告妻子张某的签名，故不认可。据此本院对2018年3月19日前（包括3月19日）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明确3月20日后的送货单金额其不在本案中主张，本院尊其自愿。经核对，2018年3月的货款为3862元。加上75000元，被告尚欠78862元。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在2018年3月还在供货，根据谈话录音，期间双方有对账及原告有催讨过货款，2021年1月11日原告还在催讨，至原告向本院起诉主张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上述款项被告理应支付。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持异议，根据聊天内容，从2019年3月27日起，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催讨。据此原告主张2019年3月27日起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蒋发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本山货款人民币78862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3月27日起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2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011元，财产保全费920元，合计人民币1931元，由原告魏本山负担人民币80元，被告蒋发虎负担人民币185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丽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