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朋昌，男，198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运，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景琦，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伟，男，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上诉人耿朋昌因与被上诉人李世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1民初2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朋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耿朋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李世伟向耿朋昌返还借款本金57739.24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57739.24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2月21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李世伟提交的转账记录定性错误，该转账并非李世伟向耿朋昌的还款，且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导致对李世伟具体还款数额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对李世伟微信转账的性质认定有误。李世伟的转账并无明确备注，李世伟也未提交相应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该转账系还款。一审中李世伟出示了转账记录的手机原始载体，可以据此定位转账相应时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一审未查明该等聊天记录，而李世伟也拒不提交相应聊天记录，导致一审法院对转账性质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李世伟与耿朋昌是多年同学朋友，且耿朋昌曾在李世伟的公司工作，双方存在工资报酬、差旅费报销等其他经济往来，此事实从双方聊天记录亦可获知。双方当事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存在部分货品报销等经济往来。因此，法院应向李世伟分配更高的举证义务，由李世伟举证证明其转账为还款而非其他经济往来。最后，2018年10月16日支付宝转账7000元和2018年10月18日微信转账5000元，是李世伟对耿朋昌妻子的还款，与本案无关。2018年8月1日，李世伟因经济困难，向耿朋昌妻子贾某临时借款3万元，前述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收款人“叶子”的账户系由贾某使用，即该7000元是李世伟对贾某的还款。前述微信转账5000元也是耿朋昌代贾某临时收取的还款。前述两笔转账与李世伟一审证据——2018年11月30日微信转账给贾某8000元的性质一致。李世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时耿朋昌已查看李世伟所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当时耿朋昌没有提出异议，上诉状中称李世伟拒不提交，与事实不符。2.耿朋昌并非李世伟经营的公司的员工，双方是朋友关系，李世伟为耿朋昌代上社保。耿朋昌与李世伟之间并无其他的经济往来。李世伟的公司有完善的财务制度，所有的报销款都要报财务，均有流程可查。3.耿朋昌称其支付宝账户由其妻子使用，其代妻子收取李世伟还款，对此李世伟不认可。耿朋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世伟向耿朋昌返还借款本金57739.24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57739.24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2月21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一年期LPR3.8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9日，耿朋昌通过招商银行尾号7937的银行账户取现90000元给付李世伟。2019年、2020年期间，耿朋昌多次通过微信向李世伟发送信用卡账单，其中2019年7月31日，双方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耿朋昌称“还有6.5万就还清了，这2天一次性还清吧……”，李世伟答“大哥不用每天几十条的发，我比你急想给你搞清，我搞全会一下给你的，没拿到钱你打死我也没用啊，我会尽快给你全的，别浪费力气每天几十条啊”。另查，耿朋昌于2018年5月8日通过尾号为8316平安银行信用卡向尚睦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地百商贸有限公司转款共计90600元。再查，2018年10月8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两笔，金额为4000元、1000元；2018年10月18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5000元；2018年11月7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3216元；2019年2月9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4500元；2019年5月5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5000元；2019年6月4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10000元；2019年7月14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转账5000元。2018年10月16日，李世伟通过支付宝向耿朋昌转账7000元；2019年1月5日，李世伟通过支付宝向耿朋昌转账4500元。2018年11月30日，李世伟通过微信向耿朋昌妻子贾少芳转账8000元。一审庭审中，耿朋昌认可李世伟通过代还信用卡方式偿还耿朋昌17400元，且变更了之前关于李世伟已经偿还38198元的陈述，并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但未明确陈述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内容。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微信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平安银行信用卡账单等在案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均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李世伟辩称案涉款项系对公司的投资，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亦不足以认定案涉款项系针对双方合作或公司的投资，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李世伟作出过还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90000元来源，系耿朋昌从招商银行账户中取出，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系通过平安银行信用卡套现获得，故对该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世伟自认共计需要偿还90600元，一审法院不予否认。关于还款，李世伟辩称向耿朋昌妻子微信转账，耿朋昌对此不予认可，因该账户并为耿朋昌本人账户，故对李世伟该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世伟应另行解决。关于李世伟主张将自己银行卡给耿朋昌使用来偿还借款，因无证据证明相应款项系耿朋昌操作使用，故对此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世伟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及代还信用卡方式向耿朋昌转账的金额共计66616元，耿朋昌称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系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陈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核算，李世伟尚欠耿朋昌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6170.12元。关于利息，因耿朋昌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借款利息或约定了由李世伟代耿朋昌偿还信用卡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因经双方提交且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耿朋昌系从2019年4月30日向李世伟催要，早于耿朋昌主张的2020年12月21日，故一审法院从其主张之日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世伟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耿朋昌借款26170.12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26170.12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85%计算）。二、驳回耿朋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耿朋昌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支付宝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电子回单；2.贾少芳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电子凭证；3.两个支付宝账号对比图；4.联通APP个人信息页截图；5.2020年、2021年0351手机话费发票；6.2018年10月19日耿朋昌微信转账记录、电子凭证；7.手机尾号0531的联通营业厅查询单；8.贾某证言；9.2018年11月15日话费发票；10.发票真伪查验结果打印件。耿朋昌拟据此证明2018年10月16日支付宝转账7000元和2018年10月18日微信转账5000元均系李世伟向贾某偿还的借款，并非本案还款。李世伟质证称，不认可耿朋昌提交的证据，李世伟知道贾少芳的支付宝账户，没有必要通过耿朋昌还款。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关于李世伟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向耿朋昌所转的款项，耿朋昌称系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但并未能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李世伟在2018年10月16日支付宝转账7000元和2018年10月18日微信转账5000元，耿朋昌主张以上转款均系李世伟向贾某偿还的借款，并非就本案还款。但因上述转款均转至与耿朋昌实名关联的微信及支付宝账号，一审法院据此事实认定上述款项系向耿朋昌的还款，依据充分，亦无不当。至于耿朋昌在二审中拟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及相应意见，并不能对上述事实及相应认定构成反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耿朋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4元，由耿朋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朔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翼书 记 员 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