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8民终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伟，男，197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朋，男，196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君，男，1964年10月21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民，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喜君，男，196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想住吉林省通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吉林信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德有，男，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吉林省通榆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士杰，男，196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吉林省通榆县。上诉人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因与被上诉人金德有、王士杰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2020）吉0822民初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临，被上诉人金德有、王士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确认双方当事人在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双方对案涉林地是流转合同还是承包合同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原判决无根据地用“承包合同来定性”，扭曲了案件事实。1、合同名称《林地流转合同》，显然是流转合同，非承包合同；2、原判决开头就提出“甲方将自家的林地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已然认定双方是林地转让合同关系；3、合同第2条约定：“甲方终身转让该林地给乙方”同样说明双方间是林地转让合同关系，转包林地不可能终身转让；4、特别要注意第3条其“在甲方承包期内”是说上诉人跟发包方晓光村委会就该林地是承包关系，承包依法有期限；上诉人林地承包到期后，“乙方自行与村委会自行协商承包事宜”，是说该《林地流转合同》履行到上诉人与村委会林地承包合同期满以后，被上诉人自行与晓光村委会协商承包事宜。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承包不必关心，与上诉人无关联。《林地流转合同》内虽然既有“转让”又有“承包”字样，但每一处都用词准确恰当，绝无含混不清，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合同双方签订的是林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意思。该合同签订前，上诉人承包晓光村林地，是承包，上诉人承包期届满后被上诉人是否承包上诉人不必关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对双方真实意思表达清晰。因此，双方之间存在林地转让关系，不存在林地转包关系。原判决以“承包合同来定性”违背客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原判决第5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已然认定上诉人一方“将12.5公顷林地流转给”被上诉人一方。尔后，又以“承包合同来定性”并认定双方间是林地承包合同，自相矛盾。第三，原判决书第5页“原、被告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是双方经协商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认定错误。五位上诉人中的于伟、于朋至今未在该合同签字，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被上诉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该林地流转合同未按照法定程序征得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法了法律规定，故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该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违法。根据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本案上诉人将自有林地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被上诉人，未经发包方即晓光村委会同意。根据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而本案双方的林地流转合同第二条却约定“甲方终身转让该林地给乙方”，显然超过了上诉人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违反法律的规定；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属于违法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承包的是晓光村林地，未经晓光村同意将林地流转给被上诉人经营是违法的，应为无效。三、原判决审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审理本案，从2019年12月收到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审理裁定书至2021年3月31日审结，历时15个月之久，远超法定审理期限，程序违法，而违法的程序不可能得出公正合法的判决结论，致使上诉人一方在原审法院初审中未感受到公平正义。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是不可接受的判决。故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确认双方当事人在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无效。金德有、王士杰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属于林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而不是转让。1、林地流转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在甲方承包期满后,乙方自行与村委会协商承包事宣",说明,林地流转合同没有改变原承包关系,原承包关系也没有终止,被告还是承包人。如果是转让原承包合同关系终止,形成新的承包合同关系。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上诉人自认,其还是承包人。说明本案涉案林地流转合同的性质是转包不是转让,即便林地流转合同内容有“转让”字样,但其实质是转包,非转让。二、林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1、林地流转合同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无效情形。2、上诉人流转自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林地，转包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流转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3、林地流转合同中未签字的上诉人,事后对他人的行为予以了追认，不但按照自己林地的面积分得价款,而且,也实际获得了林地经营权转包的价款。这一事实有上诉人的自认。4、林地流转合同既没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者第三方利益,也没有损害集体利益,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效力规定。5、林地流转合同没有损害优先购买权利人利益。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不是集体组织成员,但其他集体组织成员没有提出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同时,林地流转合同已经生效近十年,也超出了优先权利提出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不予以支持。6、转包合同关系没有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的同意及认可的强制性法律和强制效力性规定。以上说明,一审判决正确，应该依法予以支持，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士杰、金德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有效；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3月24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一份林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于君、于伟、于民、于朋、孙喜君将自己拥有承包权的林地以12.3万元流转给赵硕、王士杰、金德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2012年1月5日赵硕将自己流转的林地又流转给王士杰，双方签订了流转合同。现王士杰、金德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请求通榆县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王士杰、金德有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于1987年在开通镇晓光村承包荒山造林12.5公顷。2010年3月24日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将12.5公顷林地流转给原告王士杰、金德有及赵硕，承包费123,000.00元。后赵硕将经营权转让给原告王士杰。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林地流转合同中，在语言表述上既有“转让”又有“承包”的字样，“转让”和“承包”是法律术语，平常百姓很难区别，本案应以民间常用的、便于理解的承包合同来定性，即林地承包合同。原、被告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是双方经协商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交纳了承包费，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于伟、于朋虽然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对分得流转林地款项二人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对涉案林地经营管理、更新十余年无纠纷，2017年以来因涉地补偿款双方发生争议。综上，原、被告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应当有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士杰、金德有与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各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通榆县开通镇晓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被上诉人质证后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明材料实质为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明材料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调取五位上诉人的11份林地承包合同书，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通榆县开通镇晓光村村民委员会证实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于1987年在开通镇晓光村承包荒山造林12.5公顷。1998年经验收合格，通榆县人民政府就其中2公顷向其发放《林权执照》，执照上标明的林权所有者为于君。2010年3月1日，于民、于伟、于君、于朋、孙喜君分别与通榆县开通镇晓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40年3月1日止。2010年3月24日被告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将12.5公顷林地流转给原告王士杰、金德有及赵硕，并签订了《林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乙方：赵硕、王士杰、金德有，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自家的林地经营权转让给乙方。1、边框四至：东李进良地、南陈大军地、西道路，具体见附图。2、甲方终身转让该林地给乙方，在乙方经营期内，所有收入或损失全归乙方所有或承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3、在甲方承包期满后，乙方自行与村委会自行协商承包事宜。并于当日于君出具了123,000.00元的收据，收据标明上款系买林地款。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均承认收到钱款。后在2012年1月5日赵硕将其所占份额的林地经营权转让给王士杰。本院认为，涉案的林地流转合同中，虽有“终身转让”的字样，但结合该流转合同中第3条约定“在甲方承包期满后”以及上诉人与通榆县开通镇晓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限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为五位上诉人在其承包期限内将林地转包给被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案涉林地流转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有效。综上所述，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于民、于伟、于朋、于君、孙喜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君审判员  刘 昕审判员  赵 亮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白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