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终5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友娣，女，195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开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28号6-1幢5层5058室。法定代表人：任劲，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吴谊刚，副董事长（代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梅，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丙2号28A03。法定代表人：韩学渊，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韩学渊，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2号8号楼25层2532室。法定代表人：李延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强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57号财富国际广场2号楼10层、11层。法定代表人：曾台荣。上诉人林友娣因与被上诉人中开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公司）、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北京公司）、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远公司）、强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荣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69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友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1.林友娣对“非案涉基金合同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的依据不是在于关联公司承担债务上的连带责任，而是汉富控股公司等作为非合同基金当事人，却以自身行为对林友娣实施了侵权。其侵权行为主要表现在：（1）汉富控股公司与汉富北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中开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将中开金公司作为募集资金的工具，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基金财产独立运作的规定，违法挪用所募集的基金财产，用于“借新债还旧债”或者用于汉富控股公司本身资金周转所需；（2）诺远公司作为汉富集团下属销售公司，明知汉富控股公司存在“资金池”及挪用资金行为，在销售私募基金时却隐瞒相关情况，对投资人作虚假陈述，导致投资人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该行为也是独立的侵权行为，亦是导致投资人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之一。一审法院认为突破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不是本案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林友娣起诉的各被告侵权行为均为独立的侵权行为（汉富控股公司与汉富北京公司为挪用行为及“资金池”行为，诺远公司为欺诈销售行为），至于各被告具体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存在何种侵权行为、应承担多少侵权责任，均属于实体审查内容。2.林友娣诉讼请求的基础也不是“四位非合同主体的行为违反了包含仲裁条款的基金合同的规定，侵害了基金合同约定的林友娣的合法权益”，林友娣诉讼请求的基础是四位非合同主体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的规定，也违背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侵害了林友娣法定权益而非合同权益。四位非合同主体与林友娣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四位非合同主体与林友娣之间系侵权法律关系，与合同权利义务无涉。林友娣并不认为四位非合同主体侵犯了自己合同项下的权利，四位非合同主体侵犯的是林友娣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因此四位非合同主体与林友娣之间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纠纷规定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现有判例也无“非合同当事人也应当受合同仲裁条款约束”的先例，如认为构成必要共同诉讼，一般按照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将“有仲裁约定的被告”和“无仲裁约定的被告”共同审理，如认为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则驳回对“有仲裁约定的被告”之起诉、单独审理“无仲裁约定的被告”。至于“无仲裁约定的被告”是否需承担责任，则属于实体审理解决的问题。恒泰证券公司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林友娣的上诉请求。1.本案中恒泰证券公司与林友娣之间系基于基金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基金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以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方式解决因合同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故恒泰证券公司与林友娣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照仲裁条款约定由仲裁机构主管。2.即使是侵权纠纷，林友娣针对恒泰证券公司的起诉也应当由仲裁机构主管。林友娣起诉主张恒泰证券公司及中开金公司违反基金合同约定造成其损失，故其针对恒泰证券公司及中开金公司诉讼是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即使林友娣认为恒泰证券公司存在侵权行为，根据仲裁法第二条及合同约定，也应当由仲裁机构主管。林友娣恶意规避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通过增加被告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强行捆绑在一起，试图突破仲裁对双方争议的主管权利，其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3.林友娣有关本案系必要共同诉讼、应共同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对此已有认定。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产生争议后，通过变更案由、随意增列第三方作为被告的方式突破仲裁条款的约束，将违反法律规定的原则，不利于维护仲裁协议约定的有效性及公信力。林友娣提出诉讼请求及理由仍是因基金合同履行而引发，在基金合同仲裁条款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林友娣即使选择将因基金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各方责任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但针对恒泰证券公司及中开金公司的起诉仍受到仲裁条款约束。本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林友娣起诉，仅系依据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程序处理、并未侵害其实体权利，其依据仲裁条款进行仲裁的同时，如果认为非合同当事人侵害了其权利，仍有权进行诉讼维护权利。中开金公司、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林友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开金公司赔偿林友娣712556.41元；2.恒泰证券公司、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3月7日，林友娣认购瑞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份额115万元。林友娣、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订立的《瑞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开金公司、基金托管人恒泰证券公司，自然人投资者林友娣；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为准，仲裁是终局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仲裁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一审法院结合前述法律规定，通过审查林友娣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其起诉状载明的事实和理由，就本案主管问题论述如下：第一，关于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相应的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林友娣与本案被告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林友娣可选择对前述主体提起侵权之诉，亦可选择提起违约之诉。林友娣认为非合同当事人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并选择一并提起侵权之诉，林友娣对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选择，属于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不持异议。第二，关于本案的主管。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之间产生的纠纷，源于三方签署的基金合同。林友娣在本案中选择的法律关系性质及相应的案由，不影响基金合同中仲裁协议的效力。关于本案主管的争议，在于林友娣在本案中一并起诉了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而前述四个公司与林友娣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订立仲裁协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林友娣提出侵权之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林友娣主张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存在共同侵权，理由在于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中开金公司、诺远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系由同一实际控制人管理；而在基金合同的订立及履行的过程中，诺远公司负责基金推介和销售，中开金公司因持有基金牌照而作为基金管理人，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均属资金的实际控制和使用方；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突破公司独立法人人格，违反基金独立运作原则，擅自使用林友娣投入的资金，行为构成侵权。就强荣公司而言，林友娣主张其与汉富北京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未经林友娣许可擅自解除了股权质押登记。据此，林友娣对非基金合同当事人提起的侵权之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是围绕基金合同所对应的投资资金的运用和管理。换而言之，林友娣的主张，实质是前述四方非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包含仲裁条款的基金合同的规定，侵害了基金合同约定的林友娣的合法权益。林友娣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需要由主管机关依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实体审查。林友娣不能一边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主张非合同当事人侵犯了其在基金合同项下的权利，一边又主张非合同当事人不应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基金合同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现林友娣与本案各被告的争议均是围绕基金合同展开，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应当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林友娣的起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2018年3月7日，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签订《瑞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认购115万元案涉基金。现林友娣主张中开金公司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不按照法律规定与基金合同的约定向林友娣披露基金运行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存在诸多隐瞒；恒泰证券公司未履行谨慎勤勉的义务，未对基金管理人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汉富控股公司与诺远公司、汉富北京公司作为案涉资金的实际控制与使用方，违反基金独立运作原则擅自使用林友娣投入的资金，其共同侵权行为致使林友娣的本金与利息发生亏损至今难以取回；而汉富北京公司与强荣公司又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在未取得投资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解除融资方的股权质押，致使投资人的资金进一步失去保障；因此认为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汉富控股公司、诺远公司、汉富北京公司、强荣公司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林友娣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述六家公司就林友娣的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之间的纠纷一节，经查，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签订《瑞享2号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第二十六条争议的处理载有：“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在北京，以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为准，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因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已在合同中达成仲裁协议，在无证据证明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林友娣与中开金公司、恒泰证券公司之间因合同产生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应当通过仲裁解决。林友娣虽在本案中以侵权为由向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提出权利主张，但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系围绕基金合同对应投资资金运用和管理等，其所述侵权事实是否成立、相关主体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等均有赖于对于合同基础事实的审查认定。在相关合同争议未经仲裁审查认定的情况下，林友娣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汉富控股公司、汉富北京公司、诺远公司、强荣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林友娣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林友娣坚持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卫 华审 判 员  施 忆审 判 员  李汉一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紫维书 记 员  于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