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皓君，女，199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平，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菲琪，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杨，女，1983年2月1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诗瑞，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捷，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文昌南路79号文昌苑综合楼A栋9层5号。法定代表人：李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思筑，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筑庆，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皓君、冯杨与原审第三人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双方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15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皓君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为股份转让关系及转让标的为股份的事实进行认定，并维持一审判决；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为股份转让关系，转让标的为目标公司改制后的股份，但一审法院遗漏对该关键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在本案以外的与本案案情及第三人一致的一系列案件中，认定的《股份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转让标的为公司股权，在本案未就案涉协议转让标的为何进行认定。二、上诉人认为《股份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转让标的为公司股份，理由如下：首先，从双方签订协议的背景、协议的名称、协议内容表述以及法律规定可以认定转让标的为股份。其次，从原告签订协议后并未实际享有股东身份，可以证明双方是以股改完成后的公司股份为标的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最后，双方签订协议后，未约定立即或合理期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是预留了一个公司可能完成股改的合理时间作为办理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并且约定了回购条款，亦是双方以防公司股改未能顺利进行，为上诉人退出公司而设置的条款，从协议的条款设计可以得知该协议并非常规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基于股份转让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冯杨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所涉及的标的为目标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标题虽为股份转让协议，且在协议中几处写明为股份，但因目标公司在签订协议时仍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使目标公司有股份改制的意思表示，在未能实现之前，目标公司各股东仍是对公司按比例享有股权。原被告在签订协议是对此是明知的，表明双方对协议转让的为目标公司当时阶段的股权是清楚无误的。另外，在协议当中除出现股份的表述外，亦有股权转让的表述，故不能仅凭协议的标题为股份转让，即认定转让的标的为目标公司股份改制成功后股份。由此，《股份转让协议》在目标公司股份改制未能成功之前，转让的标的应为被告在目标公司享有的股权，原告主张协议转让标的为股份，自始不存在的依据不能成立。2、在2018年9月30日，目标公司决定改制之前，原告与案外人韩清清在2016年9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标题也为《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也均用“股份”一词来代指目标公司的股权。可见使用股份对股权进行表述是被告及目标公司一直以来不规范用语。原、被告双方之间转让的标的就是目标公司股权。3、2019年9月30日，目标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所有股东一致通过，表决内容符合《公司法》七十一条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在该《股东会决议》以及之后的股东会决议的“股东签字按手印”处签字。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属于“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因此，在2018年10月31日，目标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时，原告就已实际取得了目标公司的股权，成为了目标公司股东。综上，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上诉。上诉人冯杨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目标公司已于2019年1月6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股东一致决议被告从《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就不再担任目标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变更属于“登记对抗主义”。因此，在作出上述《股东会决议》后被告从2019年1月6日起就已不在是公司股东，现原告诉请已不是公司股东的被告回购其股权，要求已不愿担任公司股东的被告重新担任公司股东，有违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限制股权转让的规定。2、原被告双方签订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系基于双方要在目标公司中一起经营管理，互相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才予以签订的。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回购条款，也是原被告双方基于共同投资、合作经营的基础上才予以在协议中进行确认的。而2019年1月6日，原告及第三人其他股东一致同意被告退出公司，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也表明了原被告双方不再合作经营的意愿，原告此时也并未要求被告对案涉股权进行回购，因此，可以认定为原告已放弃案涉协议所约定的回购条款。被告退出目标公司后，原告以及其他股东继续经营目标公司，但在其将目标公司经营亏损后，就要求已退出公司的原告回购股权，明显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3、根据原告所举示的目标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及庭审陈述，原告认为其在2019年4月22日就已经要求原告回购其股权，根据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第八条第五款约定，在被告2019年4月22日就表明不予回购的情形下，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规定，其解除权已在2020年4月21日消灭，其在2020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时，因其协议解除权已经消灭，其无权要求被告回购其股权。综上，请求依法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正当合法权利。被上诉人赵皓君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已认定的关于股份回购的事实清楚，案涉协议合法有效，签订合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赵皓君有权随时要求冯杨回购股权。1、依据合同相对性，答辩人仅能向冯杨主张权利，且冯杨向答辩人转让的股权并非包含在其向张旭转让的股权中，冯杨是否向张旭转让股份与其履行对答辩人的回购义务并无联系。2、协议未设定冯杨履行回购义务的时间及条件，冯杨是否具备目标公司股东身份，不影响其按照协议履行义务。3、冯杨至今在形式上及实质上仍为目标公司股东。4、协议并非格式合同，在签署协议时已明确了回购的价格形式方式，双方受益风险对等，不存在不合理放大冯杨回购义务的情形。5、冯杨妄图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确认由股份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以实现其逃避出资义务以便空转股份获利的目的。二、答辩人与冯杨之间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为股份转让关系，转让标的为目标公司改制后的股份，但一审法院遗漏对该关键事实的认定。恳请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对上述事实进行认定，并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享有法定及约定解除权。且本案是基于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产生的民事纠纷，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答辩人并未丧失对案涉协议的解除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因冯杨拒绝实缴，导致公司股改无法完成，转让标的无法最终形成，被答辩人的违约行为最终导致答辩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答辩人有权解除协议。又因冯杨拒绝履行回购义务属根本违约，根据协议第八条第五项约定，答辩人有权单方解除。此外，因冯杨拒绝实缴，公司亦无法向赵皓君签发出资证明书，冯杨已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第八条第四项约定，赵皓君有权解除协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是基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产生的民事纠纷，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故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案涉协议未约定双方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冯杨亦未向答辩人催告，故答辩人享有的解除权并未消灭。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答辩人享有的解除权于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才归于消灭，而答辩人于2020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未丧失解除权。4、答辩人知道且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时间节点应为冯杨在本案一审中通过答辩作出的不回购的意思表示之日，应以该时间节点作为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故答辩人并未丧失解除权。5、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的后果与答辩人要求冯杨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无异。即使法院认为答辩人不享有解除权或是认定答辩人解除权消灭，但答辩人亦享有要求冯杨履行回购义务的权利，故答辩人要求冯杨退还股份转让协议符合合同约定，于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冯杨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结果。原审第三人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保泽云公司针对赵皓君和冯杨的上诉统一发表答辩意见：一、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认缴制）。根据2018年9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该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此背景下，冯杨转让给赵皓君的股份，是股改完成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而不是股权。二、冯杨在2019年4月22日仍以股东身份、同李海、王倩若、韩清清与案外人杨建国签订了《承诺备忘录》，与冯杨主张其在2019年1月6日将公司股份赠与丈夫张旭后不再担任公司股东身份自相矛盾。三、关于冯杨与赵皓君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份回购条款，答辩人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未约定赵皓君的回购条件和期限，应视为无条件回购、无期限限制。冯杨主张赵皓君已放弃回购没有事实依据，既然赵皓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赵皓君要求冯杨回购股份既符合双方的约定，且合法合理，冯杨拒绝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四、赵皓君行使解除权未超过法定期限。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第八条（5）约定，冯杨违反回购约定，赵皓君有权解除协议。关于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在2019年4月22日保泽云公司召开股东会时，冯杨并未明确表态不回购，仅有案外人张旭签署的不同意意见，直到2020年10月28日，本案一审开庭，庭审中冯杨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回购义务，赵皓君才明确知晓冯杨拒绝回购，故应以改时间节点作为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时间，赵皓君并未丧失解除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冯杨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赵皓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⒈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⒉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份转让款37,500元；⒊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的资金占用费暂计3,057.8元（以3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的利息为1,469.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暂计至2020年8月3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利息为1,588.3元，之后继续以37,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将全部款项退还原告之日止）；⒋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目标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7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8年9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并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保泽云公司股份事宜达成协议：一、甲方将其在保泽云公司37,500股的股份依法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同意接受该转让的股份。三、转让价格为37,500元，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向甲方支付完毕。四、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之日起一年后双方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办变更登记，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公司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乙方就新增股份比例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和相关民事责任。五、乙方承诺在公司上市之前股东所做的任何重大事项的决议，乙方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必须与代表5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所发表的意见保持一致。六、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回购转让给乙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乙方要求甲方回购公司股份时如果公司经营处于亏损状态甲方将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乙方要求甲方回购公司股份时如果公司经营处于盈利状态甲方将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价格的120%回购公司股份。七、乙方在公司上市之前不得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所持股份，但经所有股东同意的除外；如乙方在公司上市之前……。八、违约责任：……⑸甲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履行义务。2018年9月30日，第三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包括，被告按1元/股向原告转让目标公司股份37,500股。2018年10月26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37,500元。2019年1月6日，保泽云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编号：05），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本案原、被告。决议内容主要为，一、保泽云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张旭成为公司股东。二、保泽云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冯杨将所持公司股份912,500股赠予其丈夫张旭，所有股东确认放弃对冯杨赠予张旭的912,500股股份的认购优先权。三、本股东会决议各股东签字确认之日冯杨不再是公司股东。2019年4月22日，保泽云公司召开股东会，参会人员包括原、被告在内。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项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处于严重亏损且持续亏损。公司决定暂停经营。2019年5月1日起除……。第二项股东会要求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缴纳全部股份投资款并于2019年5月1日前完成出资义务，以便公司良好处理公司债权债务。第三项根据当前公司经营入不敷出……。第四项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未在股份转让合同期限内未完成出资义务，未变更股东登记。……赵皓君要求股东退还股份转让款。为避免公司后续工作受到影响，公司股东会决定暂停本次股东会召开之前未完成的所有股份转让行为，所有获得股份转让款的股东将该款退还……赵皓君，退还资金是否计算资金占用费，如何计算由股份转让协议的双方协商一致的书面结果为准……。第六项公司之前所有股东会决议与本次股东会决议相冲突的条款，公司股东会同意以本次股东会决议意见为准。被告就该股东会决议签署意见为“2019年1月6日保泽云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编号05），冯杨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张旭，现由张旭全权行使冯杨的股东权利”。张旭签署意见为“以上事项不同意”。同日，第三人作为乙方签订《承诺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甲方为“杨建国”，被告亦在该备忘录乙方处予以签字。在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被告曾通过手机短信要求原告办理股权变更，但未果。2020年2月，本案被告作为原告将本案原告及第三人诉至法院，在变更诉讼请求后，其诉请为办理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9月14日，第三人向被告作出通知，主要内容为，通知被告履行实缴出资义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所举书证及法院庭审笔录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其转让给原告的目标公司股份，由于协议并未对要求回购的形式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提起诉讼亦可作为原告要求被告回购的方式，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可视为向被告提出要求回购股份的要求。被告辩解其已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原告诉请已不是目标公司股东的被告回购股权，有违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员转让股权，法律并未禁止，仅是作了一定的限制，即使被告已不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其依法受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所谓“人合性”，对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公司股东与公司以外人员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无影响，如被告此辩解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岂非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变更。故被告此辩解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另辩解原告要求回购目标公司股权是在目标公司经营得严重亏损，停止经营后，严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关于回购的约定，既约定了目标公司经营处于亏损应如何回购，亦约定了目标公司经营处于盈利应如何回购，并未约定仅在目标公司盈利时方可回购，表明双方对回购时目标公司经营的状况已作出了预判。至于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既然签订了协议，除享受协议所带来的益处外，自当承担协议带来的风险，故被告此辩解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在答辩中亦认可协议合法有效，应当按约予以履行，但当协议约定内容与其诉求和利益相悖时，却搬出众多理由拒绝履行，于情虽可理解，但却于法不合，故其所提辩解意见均不能成立。由于原、被告对于回购的期限并未明确约定，可视为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进行回购，但被告在本案审理中已明确表示拒绝回购，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构成违约，根据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现诉请解除其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在《股份转让协议》依法解除后，无论是根据原、被告协议的约定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股份转让款37,500元都应向原告予以返还，故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股份转让款37,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由于在原、被告所签协议中并未约定在返还股份转让款时应支付资金占用费，故原告此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第三人在本案中所提出的被告未能履行实缴注册资本义务，导致公司股改无法完成，做为股东签署《承诺备忘录》等，系本案之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协议》并无关联，第三人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请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赵皓君与被告冯杨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被告冯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皓君返还股份转让款37,500元；三、驳回原告赵皓君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1元，减半收取875.5元由被告冯杨负担825元。原告赵皓君负担50.5元。二审中，上诉人赵皓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2020）黔0102民初8361号、835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以上判决书与本案法律关系、事实情况一致的判决，判决书对于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标的是股份而非股权，以及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等事实进行说明及论述，更能客观反映双方当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为公司改制后的股份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冯杨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判决为未生效判决，且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严重错误，已经提起上诉，正在审理过程中；该份证据相同案情的判决，即本案所处理的判决，云岩区法院作出了正确的事实认定，原被告之间转让的是股权，因此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上诉人冯杨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2016年9月1日，冯杨与韩清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30日保泽云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1、冯杨于2016年9月1日将其5%的保泽云公司股份转让给了韩清清；2、股东会决议确认冯杨只有25%的股权比例，并且股东会决议出具时间晚于该《股份转让协议》两年之久，该《股份转让协议》使用股份对股权进行表述是冯杨一直以来不规范用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实质就是股权转让协议。赵皓君质证称：在韩清清案中不是新证据，在其余案件中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韩清清与冯杨的协议形成于2016年，2018年股改内容包括三方面，1、两个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原股东李海、王倩若、韩清清、冯杨四人的原出资比例，股改后转变为股份份额，每股1元；3、公司的股改组织形式的变更、股改后的上市由王倩若负责；4、修改相应的公司章程及办理变更登记备案，因此以上内容，韩清清的股权转让与赵皓君、魏波、朱睿三人的股份转让标的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达到冯杨的证明目的。韩清清的转让标的的描述是转让5%的股权，而赵皓君、魏波、朱睿三人的转让标的是每股1元的股份份额。贵州保泽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将不同时间项下的不同标的进行了混淆，韩清清的是股权，其余当事人的是股份，因此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转让标的的性质问题，尽管双方在合同中协议标题为股份转让协议，且在协议中几处写明为股份，但因目标公司在协议签订时仍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使目标公司有股份改制的意愿，在未能实现之前，目标公司各股东仍是对公司按比例享有股权。原、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对此均是明知，表明双方对协议转让的为目标公司当时阶段的股权是清楚无误的。在协议当中除出现股份的表述外，亦有股权转让款、受让股权的表述，故不能仅凭协议的标题为股份转让，即认定转让的标的为目标公司股份改制成功后股份。由此，《股份转让协议》在目标公司股份改制未能成功之前，转让的标的应为被告在目标公司享有的股权。关于双方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第六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回购转让给乙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乙方要求甲方回购公司股份时如果公司经营处于亏损状态甲方将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乙方要求甲方回购公司股份时如果公司经营处于盈利状态甲方将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价格的120％回购公司股份”之约定，本案中赵皓君有权要求冯杨回购其转让给赵皓君的保泽云公司的股份，因其在协议中对于回购的形式并未作出具体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赵皓君提起诉讼的行为可以作为要求冯杨进行回购的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冯杨在一审审理中明确表示拒绝回购，其已经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履行合同之约定，其行为已然构成违约，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赵皓君诉请解除与冯杨签订的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赵皓君诉请冯杨支付资金占用费的问题，因双方在合同回购条款中明确约定了回购时的价格，且并未对资金占用费的承担进行约定，故对于赵皓君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751元，由上诉人赵皓君负担875元，上诉人冯杨负担8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新审判员  余长智审判员  吴永霞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刘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