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8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61号院1号楼3层0302。投资人：陈思，法务部主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宪柱，男，1949年11月16日出生，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全维和谐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刘宪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6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全维和谐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思，被上诉人刘宪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维和谐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宪柱全部诉讼请求；2.刘宪柱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立案时2021年1月18日立案，故全维和谐中心收到《起诉书》时间是2018年1月18日之后；2021年3月29日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短信记录”属于刘宪柱催促全维和谐中心履行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没有提供核心服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没有根据委托事项的难易度评判。（2）在对30年前“刑事案件”论证，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存在“核心服务”之说。（3）要对30年前刑事案件论证，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因此，刑事案件论证，证据是关键。全维和谐中心为刘宪柱“贪污罪”案件做了大量而又充分的准备，出具了多份法律文书，已经作为证据递交了。三、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1.在本案中，刘宪柱自始至终没有催告，而是刘宪柱主动提出解除合同、不履行合同义务，是刘宪柱与全维和谐中心商量退款，而不是刘宪柱要求全维和谐中心因不履行义务退款。2.本案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1）本案与刘宪柱的其他委托存在“关联关系”，如果解除合同，对于全维和谐中心显失公平原则。（2）全维和谐中心为刘宪柱做了大量的工作，合同正在履行，不适宜解除合同。（3）刘宪柱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四、合同正在履行，专家不签字的原因，是刘宪柱自身原因造成的。五、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宪柱起诉说法与事实自相矛盾。目前，刘宪柱委托全维和谐中心被判贪污罪一案的申诉正在履行中，根本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履行合同中因刘宪柱自身原因造成的合同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但全维和谐中心已经按照刘宪柱授意要求进行了解决。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显失公平原则。六、双方签订的法律咨询合同部分条款未经确认，属于未生效条款，是刘宪柱重大过失造成的。七、本案既是委托合同也是法律咨询服务合同，一审法院定性委托合同不当，刘宪柱存在重大缔约过错，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刘宪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全维和谐中心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已查明本案事实，解除合同时间不是全维和谐中心以为的2020年1月18日而是2020年1月22日。刘宪柱起诉的时间是2020年11月，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刘宪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刘宪柱、全维和谐中心2019年1月20日签订的《法律咨询委托书》；2．请求依法判决全维和谐中心返还刘宪柱专家论证费用220000元；3．请求依法判决全维和谐中心占有该费用至实际返还之日期间的利息暂定1万元，利息计算方式是从把220000元款项汇入全维和谐中心账户当日到实际返还之日，按照贷款利率或LPR计算；4．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全维和谐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0日，刘宪柱与全维和谐中心签订《法律咨询委托书》，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刘宪柱被判贪污刑事犯罪一案，甲方决定自愿授权委托乙方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案件“专家论证会”为本案提供专业性法律咨询、出具法律专家意见，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一、乙方依据《合同法》规定接受甲方委托，为本案件提供专业性法律服务。二、乙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包括（选择项以划√为确认，划×为否认）：1．整理并撰写案件案情简介，分析案件核心重点，突出其法律关系。2．形成完整的“专家评论案件卷宗核定本，交给专家组”；3．邀请中国知名法律专家，并提供专家名单；4．有针对性专家组初步预审（审查）案件；5．进一步完善补充证据或者法律文字材料，进一步向专家说明；6．正式召开专家论证会（有议程）；7．提供案件案情专业性研讨书面材料，并发表法律意见；8．案件当事人刘宪柱对案件案情做发言，并介绍案情；9．形成专业性法律意见，专家签字；10．形成正式“专家意见书”，正式递交；三、双方商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召开专家论证会，所涉法律咨询服务费用，总共：22.0000万元（大写：贰拾贰万元整），三天内到位后，开始论证；四……。合同上有刘宪柱签名，全维和谐中心盖章。上述《法律咨询委托书》中的第二条即“二、乙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中的十个选择项均未划勾或划叉，刘宪柱称该《法律咨询委托书》由全维和谐中心提供，全维和谐中心称不清楚未划勾原因。同日，刘宪柱与全维和谐中心签订《专家意见委托书》，约定：委托人刘宪柱被判贪污刑事犯罪一案，刘宪柱决定自愿授权委托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案件“专家论证会”为本案提供专业性法律咨询、出具法律专家意见，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委托人提供相关资料，确保材料真实、准确。一审诉讼中，刘宪柱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户口页及刘某证明，用以证明刘宪柱女儿刘某于2019年1月20日向全维和谐中心账户转入220000元。全维和谐中心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这是法律咨询服务费，不是专家论证费。刘宪柱提交论证会专家名单，用以证明全维和谐中心承诺会邀请上面所书的六位法学权威人士出具法律意见书，但全维和谐中心至今未履行合同义务。全维和谐中心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是在该名单范围内的专家，不是所有专家都参加论证。刘宪柱提交其与全维和谐中心法定代表人陈思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全维和谐中心在接受委托后一直不履行合同义务，开始还接听刘宪柱电话，刘宪柱催促其履行义务，全维和谐中心答复因专家没有时间，专家意见书无法出具，并要求刘宪柱再交纳30万元由其联系民主与法制报社为刘宪柱在媒体刊登报道，刘宪柱开始警醒并要求其退钱，全维和谐中心不再接听刘宪柱电话，刘宪柱于2020年10月1日至3日向全维和谐中心法定代表人陈思发送短信要求退还钱款，全维和谐中心不予理睬。短信内容为，刘宪柱：“陈主任……您一共收我40万元……我不翻这案了，您也不用再找律师了，您考虑一下能退我多少钱？”陈思：“刘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祝节日快乐！！”全维和谐中心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恰好证实了刘宪柱认为全维和谐中心收费过高，不愿意再委托全维和谐中心，恰好证明刘宪柱委托全维和谐中心的事实。一审诉讼中，全维和谐中心称，就涉案委托事项从事了如下工作：对刘宪柱刑事案件调卷、搜集刘宪柱刑事案件证据、出具法律意见、在《中国商报》上报道刘宪柱刑事案件、接受刘宪柱授权进行刑事案件申诉，对于上述陈述，全维和谐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专家论证协议书》《关于白某、刘宪柱、田某三位农民被判“贪污罪”一案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刘宪柱称没有见过该法律意见书，并且该法律意见书上未见全维和谐中心所说的所谓专家以及协作单位的签章，对该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全维和谐中心称该法律意见书没有专家签字的原因是当时刘宪柱是人大代表，专家担心影响涉及刘宪柱人大代表资格的案件。并称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会议室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并告知刘宪柱，刘宪柱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该论证会，刘宪柱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刘宪柱与全维和谐中心签订的《法律咨询委托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理应遵照履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法律咨询委托书》中约定的全维和谐中心的合同义务内容以及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对此，刘宪柱认为全维和谐中心的合同义务是邀请中国权威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提供咨询并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全维和谐中心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全维和谐中心认为其合同义务是为刘宪柱的贪污犯罪刑事案件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关于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的《法律咨询委托书》在具体条款之前的内容为：甲方决定自愿授权委托乙方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案件“专家论证会”为本案提供专业性法律咨询、出具法律专家意见；具体条款方面，第一条是乙方为本案件提供专业性法律服务，第二条是法律咨询服务具体内容，10个选项均未打勾或打叉，第三条是委托乙方召开专家论证会，所涉法律咨询服务费用22万元，第二条的10个选项基本是组织专家召开论证会的顺序；同日签订的专家意见委托书也是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出具法律专家意见。此外，全维和谐中心认可的有六位专家名字和简介的名单也是全维和谐中心提供给刘宪柱，全维和谐中心称不是所有专家都参加论证。结合上述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全维和谐中心在合同中的核心义务是邀请中国权威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出具法律专家意见。如按全维和谐中心所述，其合同义务是为刘宪柱的贪污犯罪刑事案件出具法律咨询意见，第一，与合同具体条款之前的内容不符；第二，合同第二条为第一条的细化，虽第二条的10个选项均未打勾或打叉，但结合第三条，该合同的核心内容是邀请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出具专家意见书，第二条的10个选项，无论是全部打叉还是部分打叉，均与合同上文和第三条不符；第三，与刘宪柱同日签订的专家意见委托书不符；第四，与全维和谐中心提供给刘宪柱的专家名单不符。因此，对全维和谐中心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确定全维和谐中心在合同中的义务是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出具专家意见书的前提下，全维和谐中心虽主张已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且已告知刘宪柱，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邀请了其提供的列表中的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出具专家意见书，刘宪柱方亦不予认可；全维和谐中心在签订合同后直到刘宪柱起诉近两年的时间，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核心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刘宪柱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根据刘宪柱的证据，刘宪柱是在起诉书中首次明确要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确定合同的解除时间为全维和谐中心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关于刘宪柱要求退款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考虑到在委托事项办理过程中，虽全维和谐中心未提供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出具专家意见书”，但全维和谐中心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比如搜集相关材料。根据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全维和谐中心应退还的数额。刘宪柱诉讼请求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作出判决：一、确认刘宪柱与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日签订的《法律咨询委托合同》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解除；二、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宪柱委托费用200000元；三、驳回刘宪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全维和谐中心主张《法律咨询委托书》第二项10个条款未经确认，属于未生效条款，属于部分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刘宪柱与全维和谐中心已经签订《法律咨询委托书》，自成立即生效。《法律咨询委托书》第二条的10项内容虽然未予勾选，但仅是双方对此约定不明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双方签订的《法律咨询委托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法律咨询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内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法律咨询委托书》约定“甲方决定自愿授权委托乙方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案件‘专家论证会’为本案提供专业性法律咨询、出具法律专家意见”；第三条约定“双方商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召开专家论证会，所涉法律咨询服务费用：总共22万元”；第二条中的10项内容虽然没有勾选，但是10项内容是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最终出具专家意见的顺序；双方同日签订的专家意见委托书也是邀请中国权威的法律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出具法律专家意见；庭审中，全维和谐中心亦表示召开论证会后出具法律咨询意见。根据上述合同条款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法律咨询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即刘宪柱委托全维和谐中心邀请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关于全维和谐中心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的问题。全维和谐中心主张其已经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刘宪柱予以否认，故全维和谐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全维和谐中心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于何时、何地、何人参加，实际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亦不足以证明其所谓的法律意见书系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所形成的专家意见书，故无法认定全维和谐中心完成了全部委托事项。在《法律咨询委托书》签订后，全维和谐中心并无证据证明其召开专家论证会，已构成根本违约，刘宪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因在合同解除之前，全维和谐中心为履行合同亦开展了相应工作，一审法院根据全维和谐中心履行情况，酌情确定全维和谐中心退还部分委托费用并无不当，数额亦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并对全维和谐中心的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涉案《法律咨询委托书》签订于2019年1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全维和谐中心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全维和谐中心的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全维和谐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北京全维和谐法律咨询中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书 记 员  左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