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9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柯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袁家桥村肖家庄片。法定代表人：杨绪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绪刚，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阴新棉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2号1幢305室。法定代表人：唐冬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刚，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友良，男，1963年6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上诉人江苏柯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阴新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棉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友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3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柯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新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公司与新棉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收款收据上的交款单位均为徐友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款项是新棉公司出借，其公司与徐友良之间的债务应另案起诉。徐友良是其公司的股东，有部分未表明系借款的收条所对应的款项性质应当系徐友良的投资款项。其与新棉公司之间的实际借款金额仅为300000元，且已于2018年4月28日、2019年7月16日通过转账方式偿还完毕。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新棉公司主张2018年2月1日389000元收款收据中有111987元为货款，但未有证据证明该款项为货款，也未在双方账目明细中核实到相应金额。新棉公司主张2018年2月1日389000元收款收据中277013元为利息转借款以及2019年1月1日220000元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新棉公司亦未提交利息计算清单，仅凭庭审陈述“口头约定利息”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先前借款作出利息约定，因此无从产生利息。3.一审采信曹某证言不妥。证人曹某曾经系其公司职工，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纳。4.其公司有权追究徐友良责任。受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处于困难状态，徐友良作为股东应当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柯力公司因诉讼导致破产，徐友良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新棉公司辩称：柯力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企业盈亏不能取决于外部的因素，由于柯力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经营思路比较落后，造成一定的经营困难，但是债权人有权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应该被剥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友良述称：同意新棉公司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柯力公司归还借款1989000元及利息（其中22000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其中176900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柯力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1日，其公司多次借给柯力公司借款共计本金1989000元，款项通过徐友良付款，用于柯力公司周转资金。2019年1月1日，双方签署借款协议二份，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计算方式等。但时至今日，柯力公司未付分文。柯力公司一审辩称：1.起诉主体不合格。借款借据所书写的交款单位均为徐友良，而非新棉公司，没有证据表明收款收据所述款项是以新棉公司作为出借人借给其的，其与徐友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徐友良是其公司的股东，借款借据中有多笔数额为数十万元的大额资金收款方式为现金，徐友良是否确实向其完成交付及其向徐友良的偿还方式尚有待核实确认。2.协议未生效。本案中的借款协议确实为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了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并写明了借款人指定收款账户，而新棉公司在诉状中陈述借款协议对应的借款系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款项，且新棉公司提供的相应收款收据，借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现金或者承兑，显然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方式不相符，根据实际情况，在签订借款协议后，新棉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其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相应款项，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在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本案借款协议未生效。3.借款已还清。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一笔借款，金额为300000元，新棉公司系在2018年2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转账，用途备注为借款。其已于2018年4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新棉公司转账200000元，用途为还款。至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故要求驳回新棉公司的诉讼请求。徐友良一审述称：新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冬梅是其妻子，其是新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支付给柯力公司的款项是新棉公司的货款，由于柯力公司经营困难，是以新棉公司名义出借给柯力公司的，其仅是经办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借款协议签订情况2019年1月1日，新棉公司为甲方（出借人），柯力公司为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协议一），内容为：第一条、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220000元。第二条、计息方式年息按12%计算。第三条、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时间2019年1月1日）。第四条、借款人收款账户信息：开户行：……；账号：……；户名：柯力公司。第五条、还款方式。到期偿还本金及利息。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债权人）代表有徐新签字，并加盖新棉公司印章；乙方（债务人）代表有严树友签字，并加盖柯力公司印章。新棉公司说明，徐新系徐友良有女儿；柯力公司说明，严树友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1日，新棉公司为甲方（出借人），柯力公司为乙方（借款人），又签订借款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协议二），内容为：第一条、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1769000元。第二条、计息方式年息按24%计算，从2019年11月份开始按照年息12%计算。第三条、以实际还款日为准（借款时间2019年1月1日）。第四条、借款人收款账户信息：开户行：……；账号：……；户名：柯力公司。第五条、还款方式。到期偿还本金及利息。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债权人）代表有徐友良签字，并加盖新棉公司印章；乙方（债务人）代表有杨绪刚签字，并加盖柯力公司印章。二、出借款项交付及还款情况新棉公司为证明己方观点，向法院递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月22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07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275687.81元，收款事由为借款。2.2016年1月22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09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13张承兑汇票，金额为1210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收款收据另注明13张承兑汇票票号。3.2016年1月26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17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转账，金额为399012.19元，收款事由为借款。2016年1月26日，自徐某某银行账户转入柯力公司银行账户399012.19元。新棉公司说明，徐某某系徐友良弟弟。4.2016年1月27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14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承兑，金额为100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收款收据另注明了承兑汇票票号。5.2016年1月27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15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153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6.2016年2月1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128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5张承兑，金额为480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收款收据另注明了5张承兑汇票票号。7.2017年1月23日，曹某以“曹某，柯力公司”名义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徐友良承兑汇票4张，总计500000元。收条另注明4张承兑汇票票号。8.2018年2月1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588的收款收据，注明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389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收款收据上另注明年息24%。在该收款收据背面，由杨绪刚签名，并注明该款3月31日付。9.2018年2月8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1601的收款收据，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2张承兑，金额为700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收款收据另注明了2张承兑汇票票号，并注明年息24%。在该收款收据背面，由杨绪刚签名，并注明4月30日付。10.2018年2月12日，新棉公司自银行账户转账给柯力公司，金额为300000元。11.2019年1月1日，柯力公司出具的编号为7304的收据，交款单位为徐友良，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220000元，收款事由为借款。在该收款收据背面，由曹某签名并注明年息12%。12.2016年3月30日，柯力公司归还10张承兑汇票，计1000000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13.2016年7月21日，柯力公司转账给徐某某500000元的转账凭证；2017年3月14日，柯力公司转账给徐某某200000元的转账凭证；2017年3月28日，柯力公司转账给徐某某250000元的转账凭证；2017年3月30日，柯力公司转账给徐某某50000元的转账凭证；2017年9月25日，柯力公司转账给徐某某500000元的转账凭证。证明上述款项均系柯力公司归还新棉公司。14.2017年4月28日，柯力公司通过银行账户转汇新棉公司100000元，汇款凭证上汇款附言为还款。上述证据12、13、14，柯力公司还款共计2600000元。15.新棉公司的账册，证明其公司账册上记载柯力公司结欠货款转为借款。对于上述收款收据，新棉公司说明，双方有买卖业务，上述款项中和业务有关的是转为借款的货款。其中2016年1月22日收款收据载明的275687.81元、2016年1月27日收款收据载明的15300元均系货款转为借款。2018年2月1日收款收据载明的389000元，其中111987元系货款转为借款，277013元为前期借款的利息。2019年1月1日收据载明的220000元系前期利息结算。对于借款的过程，新棉公司陈述如下：2016年春节，柯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杨绪刚说资金紧张，要向他公司借款2500000元，而他公司要求柯力公司支付货款，柯力公司就说加上货款借款2500000元。他公司就在春节前分几笔共借给柯力公司2480000元，柯力公司也答应在春节后3月份全部还清，当时口头约定月息二分。2016年3月，柯力公司归还了1000000元，其余要推迟还款。2016年7月，柯力公司归还500000元，之后就未再还款。至2017年春节前，柯力公司又称资金紧张，要求借款500000元，答应在2017年3月还款，月息也是口头约定二分。柯力公司在2017年3月14日还款200000元，2017年3月28日归还250000元，2017年3月30日归还50000元，2017年9月25日还款500000元。至2018年春节，柯力公司又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他公司筹集资金1500000元，他公司要求柯力公司按约支付货款及借款的利息。2018年2月1日的货款和前期利息结欠389000元，2018年2月8日借款700000元，2018年2月12日又借款300000元。2019年严树友做法定代表人时，他公司要求归还全部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严树友答应本金继续借款，利息支付200000元，还有220000元所欠利息出具了借条。协议一载明的金额就是220000元的收据，也是欠付的利息。柯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收款收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实际出借的情况。对于收条，系公司会计曹某所出具，该收条仅能表示收到徐友良的承兑汇票，并没有借款合意。对于徐某某的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新棉公司转给柯力公司的款项予以认可，但该款项他公司已经还清了。对于新棉公司主张的柯力公司的归还款项，新棉公司遗漏了一笔2019年7月16日柯力公司转账至新棉公司账户的200000元。汇给徐某某的款项系偿还徐友良的借款。对于新棉公司的账册，不予确认。柯力公司另陈述：柯力公司和徐友良之间存在往来，对徐友良的出资部分，部分形成其公司的欠款，部分是徐友良的投资款，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徐友良可另案主张。三、柯力公司转账至新棉公司的200000元款项2019年7月16日，徐某某账户汇给曹某账户200000元，马上，曹某又回返200000元；徐某某又将该200000元汇至柯力公司银行账户；柯力公司又通过银行账户转汇200000元至新棉公司银行账户，汇款附言为还款。柯力公司认为，上述200000元系归还新棉公司的款项；新棉公司认为，该200000元系柯力公司为调账，先从其公司调用资金，再转回其公司，并非是柯力公司还款。审理中，新棉公司申请曹某到庭作证，其陈述：他在2007年3月至2020年9月期间，在柯力公司担任会计，其中在2018年3月之后任财务负责人。他对柯力公司与新棉公司的往来是清楚的，他于2017年1月31日出具的收条是柯力公司负责人让他去常州徐友良那拿的承兑汇票，当时老板让他去拿徐老板的承兑，所以他出的收条是出给徐友良的。柯力公司财务账册上对新棉公司的货款是平账的，不结欠，有一部分货款柯力公司是支付的，还有一部分是转为借款了，新棉公司递交的账册中有一笔27万多元的当时是柯力公司结欠的新棉公司货款，当时把这笔结欠货款调到借款里面去了，这笔账在柯力公司的账册上货款已经做平，但是借款的账增加了。新棉公司账册上还有一笔2018年的11万多元的，也是货款转为借款，柯力公司账册也是将该货款做平的。这在柯力公司提供的财务电子账册中也有印证，相应记载“付新棉公司货款”并不是付钱，而仅是做账，公司也不可能用现金来支付，这二笔都是调账。对于本案涉及的二份协议，是由财务打印出具的，但盖章并非是他经手的。对于徐友良和新棉公司，他是到后来才知道是一家，钱是混在一起的。对于柯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写收款方式为现金是为了好做账，现金的话只要有发票、有收据就行了。对于有一笔20万元通过徐某某的银行账户转到柯力公司的银行账户，再由柯力公司转到新棉公司的银行账户的情况，当时是为了平新棉公司的账，当时徐某某先汇到他的个人银行账户，他立刻退回去了，徐某某再打到柯力公司的建行账户，再由柯力公司建行账户转到新棉公司银行账户，就是为平柯力公司对新棉公司的货款账目，并非是柯力公司还款，是为了调账。在柯力公司提供的明细分类账电子账中，记载：2016年付江阴新棉货款275687.8元、购江阴新棉纱15300元，2018年记载付江阴新棉货款112298.5元。唐冬梅和徐友良系夫妻。2019年6月25日，柯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谢启军，2019年12月13日变更为杨绪刚，2020年3月24日变更为杨绪强。审理中，徐某某出具情况说明，其说明：其系新棉公司的股东，公司日常财务事项由其经手。为了公司工作方便，公司资金流转有时是通过其本人名下的银行卡进行往来的。本案所涉及的从其银行账户汇给柯力公司款项，及接受柯力公司款项，均是代表新棉公司。以上事实，有借款协议、银行转账流水、收款收据、收据、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新棉公司主张其出借给柯力公司借款，加上新棉公司与柯力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将其中的三笔货款转为借款，至2019年1月1日，双方形成结算，确认柯力公司结欠其前期利息220000元，结欠借款1769000元，双方再达成还款协议及利息的承担方式。对于结欠款项的组成，新棉公司主张2016年1月22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其通过交付承兑汇票、转账、货款转借款的方式共计交付4369000元，其中包含2018年2月1日389000元收款收据中的前期利息277013元。对于承兑汇票的交付，柯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了承兑汇票的票号，予以采信。虽收款收据注明的交款单位为徐友良，但徐友良系新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柯力公司以徐友良名义出具收款收据具备合理性，且曹某陈述时也说明到后来才知道徐友良和新棉公司系一家，徐友良也说明承兑汇票来源于新棉公司的货款，故新棉公司主张徐友良系代表其公司的意见，予以采信。对于其中徐某某转账给柯力公司的款项，徐某某出具说明，其作为新棉公司财务人员，系代表新棉公司汇出款项和收取款项，柯力公司认可与徐某某之间无经济往来，故对新棉公司的观点也予以采信。对于2016年1月22日收款收据275687.81元、2016年1月27日收款收据15300元、2018年2月1日389000元中111987元部分是否为货款转借款问题，曹某到庭陈述，其作为柯力公司的原财务人员，陈述具有证明力，且其陈述与新棉公司的账目记录、柯力公司的明细分类账能够印证，尽管新棉公司主张的2018年2月1日389000元中货款转借款部分111987元，与柯力公司的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付新棉公司货款112298.5元，在金额上略有出入，但不影响整体认定，故对新棉公司主张的上述货款转借款事实予以认定。按新棉公司的统计，柯力公司共还款2600000元，法院认定新棉公司在2016年1月22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通过交付承兑汇票、转账、货款转借款的方式共计交付4369000元，扣除柯力公司归还的2600000元，柯力公司尚结欠1769000元，该金额与协议二的金额相一致，对柯力公司抗辩双方签订协议一、协议二后新棉公司未实际交付、合同未生效的观点不予采信。对于协议一，新棉公司说明系双方结欠的前期利息，与2019年1月1日220000元的收据印证，一并予以采信，法院认定新棉公司举证的协议一、协议二的证明力及新棉公司主张的事实。按法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法律许可的最高利率，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法律许可的最高利率计算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新棉公司认可，柯力公司借款口头约定月息为二分，已达法律许可的最高利率，故协议一载明的结欠利息不能再计算利息。协议二载明金额1769000元中包含的前期利息277013元也因同样原因不能再计算利息，新棉公司仅可就协议二载明金额中的本金1491987元按约再计算利息。对于2019年7月16日柯力公司转账至新棉公司的200000元，柯力公司主张系归还新棉公司款项，但从徐某某的说明、曹某的证人证言，及款项的流转，不符合柯力公司归还款项的特征，故采信新棉公司主张，该款系柯力公司调账，并非还款。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柯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新棉公司借款1491987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二、柯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新棉公司前期利息497013元。三、驳回新棉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67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1674元，由柯力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新棉公司提供书面材料说明柯力公司截至2016年7月21日尚欠980000元借款本金未还，该借款本金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9月24日产生利息277013元；新棉公司另提供曹某签字确认的《徐友良借款利息明细》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活期交易明细清单，该材料反映曹某于2019年4月27日签字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结欠借款本金1769000元，利息424548元，该利息有220000元转为借款，其余已付，分别是2019年1月31日200000元、2019年5月6日4548元汇至徐某某账户。柯力公司对新棉公司提供的上述材料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徐友良向柯力公司出借的款项，是其个人出借款项还是代表新棉公司出借；2.新棉公司出借款项的具体金额应如何认定；3.一审法院采信曹某的证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徐友良向柯力公司出借的款项，是其个人出借款项还是代表新棉公司出借问题。新棉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能够证明徐友良向柯力公司出借款项，柯力公司辩称该款项系其公司和徐友良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新棉公司无关，徐友良则陈述该款项系其代表新棉公司出借给柯力公司。因柯力公司与新棉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019年1月1日加盖双方公司公章的两份借款协议系双方结算后形成，柯力公司会计曹某一审亦陈述“对于徐友良和新棉公司，其是到后来才知道是一家，钱是混在一起的”，故本案应认定柯力公司与新棉公司存在借款关系。即使柯力公司关于其公司对徐友良代表新棉公司出借款项不知情的陈述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陈述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徐友良披露真实出借人后，新棉公司亦有权向柯力公司主张偿还相应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二，新棉公司出借款项的具体金额应如何认定问题。关于出借金额，新棉公司陈述本息总计4589000元，部分通过承兑汇票、转账方式交付，部分为货款转借款、前期利息转借款，该款扣除柯力公司已归还的2600000元后，双方经结算确认柯力公司结欠其本金1769000元、利息220000元并形成案涉两份借款协议。为证明其主张，新棉公司提供了借款协议、记载收款事由为“借款”的收款收据和转账凭证，以及曹某签字确认的承兑汇票收条，能够初步证明其出借相应款项以及双方结算本息的事实。关于承兑汇票收条，柯力公司认为该收条未表明借款，所对应的款项系徐友良的股东投资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2018年2月1日389000元收款收据，新棉公司陈述111987元为货款转借款，其余277013元为前期利息转借款，柯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收款收据系由柯力公司出具，柯力公司明细分类账中记载有“付江阴新棉货款112298.5元”，证人曹某一审也到庭陈述“还有2018年一笔具体金额我不清楚了，圈出来的11万多的清零的，也是货款转借款，货款做平了”能够佐证该笔货款转借款的事实，而新棉公司二审期间对前期利息转为借款、双方结算本息并支付了部分利息作出合理说明，柯力公司未能提供反证反驳上述事实。综合全案证据，新棉公司主张柯力公司尚欠借款及利息1989000元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判决柯力公司归还相应款项及利息，并无不当。柯力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货款及前期利息转借款的事实认定不清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采信曹某的证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审判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曹某曾系柯力公司会计人员，清楚柯力公司与新棉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其证言的证明力较高，且其证词与柯力公司明细分类账以及收款收据、收条等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法院综合审查后采信曹某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柯力公司关于曹某与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相关证言不应被采信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柯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74元，由柯力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陈丽芳审判员  卢文兵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