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7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普兰店市大刘家街道洼子店社区。法定代表人：于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玮，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明，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路1A-4号13层7号。法定代表人：郭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万鹏，辽宁际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湘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6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鲁湘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鲁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新冠疫情在国内于2020年1月发生，何时结束及发展趋势无法预测，对疫情的控制措施也不相同，即使是在本次上诉期间国内也有城市发生疫情，本案合同虽然签订于疫情发生之后(2020年3月23日)，但此时大连疫情已经缓和，已经有序安排复工复产，按照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预见合同签订之后，加工监区会因疫情封闭解除合同。2、监区封闭导致价格上涨无法避免。本案服装加工承揽合同签订时的价格是按照委托监区生产而确定，因此，合同签订价格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宏誉公司对此要求鉴定，以确定找第三方监区加工是鲁湘公司明知的；且鲁湘公司在微信记录中也提到“监区到底啥情况。不要问你不吱声。有问题提前讲出来”的对话，这说明鲁湘公司对案涉服装由监区加工是认可并明知的，包括收货时也没有因此而提出异议或产生对鲁湘公司有其他后果，除委托监区生产之外，其他外加工及本厂加工无法按照合同签订时的价格履行，监区封闭价格上涨，无法克服且不可避免。3、本案价格上涨不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本案合同签订后，因疫情防控监区封闭，宏誉公司将情况与鲁湘公司，并协商亏损负担事宜，这是宏誉公司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主张调整合同价格的权利，虽然，鲁湘公司对此表示否认，但本案因疫情发生属于情势变更，价格上涨事实既定存在，继续按签订合同价格履行违反公平原则，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鲁湘公司辩称，不同意宏誉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关于疫情部分，案涉合同签订的时间晚于疫情爆发时间。在签订合同时，疫情的不稳定性是所有人明知的且可以预见的事情。宏誉公司在2020年3月28日签订合同时，就应当知道疫情所带来的风险。二、关于监区封闭的问题，本案的合同双方中宏誉公司所起到的作用是生产的作用，鲁湘公司看中的正是宏誉公司的生产能力，这也是案涉的合同能够成立的基础。所以合同中约定宏誉公司不得将定单发给第三方生产，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宏誉公司从未对委托第三方生产一事征求鲁湘公司的同意，所以，监区是否封闭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三、宏誉公司在履行合同中的行为就是胁迫行为，鲁湘公司在货物备好的情况下恶意违反合同的约定，拒不履行交付义务，直接推翻双方关于结算价格的核心约定，利用鲁湘公司害怕外方延期交货而产生的高额违约损失、涉及各个运输环节的违约损失、运输中的重新定舱等行为的恐惧心理，作为胁迫条件，让鲁湘公司在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动的接受宏誉公司的无理条件。如果宏誉公司有法定的事由导致损失，完全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积极的履行交货义务，然后再通过协商、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但就本案而言，宏誉公司是利用鲁湘公司可预见的损失为由，对鲁湘公司进行胁迫，以是否交货为要挟条件。鲁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鲁湘公司在宏誉公司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价款进行变更的约定；2、宏誉公司返还因胁迫所取得的货款295,989元人民币；3、宏誉公司向鲁湘公司支付自2020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265,989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8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4、宏誉公司向鲁湘公司支付自2020年7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0,000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85%)计算的占用资金的利息；5、本案诉讼费由宏誉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20年3月28日，鲁湘公司与宏誉公司签订《加工委托合同》，约定甲方（鲁湘公司）委托乙方（宏誉公司）加工定做成品服装，其中款号ULTRAHOOD的男羽绒棉带帽上衣4,600件，单价35元，货款161,000元，交货期为2020年6月5日；款号ULTRAGILET的男羽绒棉马甲5,300件，单价33元，货款174,900元，交货期为2020年6月5日；款号NEWBOMB的男羽绒棉带帽上衣，单价75元，货款150,000元，交货期为2020年6月20日，以上合同价款总计485,900元，交货十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完成对账，交货后30天结清货款，并约定未经甲方（鲁湘公司）允许，乙方（宏誉公司）不得把订单发给第三方生产加工。另查，宏誉公司接受鲁湘公司订单后，拟进行监区加工，后因疫情原因导致监区加工合同解除，宏誉公司只得采取部件外放、本厂生产的模式。期间，因部分成品服装有洞，鲁湘公司要求宏誉公司补洞，并同意额外支付费用3万元。2020年6月23日，宏誉公司给鲁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聪发送邮件，称“受国际疫情影响，大部分工厂都生产防疫服，造成外放加工费上涨，为了保证订单质量和交期，我方加班加点，损失惨重，”并希望能重新调整合同单价，重新签合同。同日又向鲁湘公司发送邮件，写明“接订单时国际疫情还没开始，报的是监区价格，后来疫情出现，我方为了完成合作只能本厂生产，损失二十几万，之前你方同意补费用，希望能够履行”，之后鲁湘公司回复称“需要生产费用明细并由领导决定临时增加的加工费，并希望你方按期送货，不要耽误交期，造成国外客户索赔。”2020年6月24日，宏誉公司给鲁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聪发送邮件，表明因不能外放，导致成本增加，加工两款（款号ULTRAGILET和ULTRAHOOD）合计345,977元，费用支出601,889元，希望鲁湘公司能承担一半增加的费用约13万，并以附件的形式发送了费用明细。同日，鲁湘公司回复称“拒绝涨加工费的要求”，并要求：“按期到港走货，提前结算合同约定的加工费没有问题，否则所有损失包括订舱费、搬舱费、空运费和因交期延误导致的国外客户罚款和索赔将由宏誉公司承担。”同日，双方电话沟通，因不能就加工费上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宏誉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军要求鲁湘公司“现款提货”。后鲁湘公司于2020年6月25日向宏誉公司支付加工费601,889元，宏誉公司发货（款号ULTRAGILET和ULTRAHOOD）。2020年7月8日，鲁湘公司再向宏誉公司支付加工费185,460元。再查，鲁湘公司委托宏誉公司加工生产的服装用于出口，2020年5月已收到国外客户开立的信用证，鲁湘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向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订舱，船舶估计离港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鲁湘公司需在前一周周四17点前确认完舱单数据，并于周五、周六完成入港。一审法院认为，鲁湘公司与宏誉公司签订的《加工委托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交货前宏誉公司要求鲁湘公司增加加工费是否属于胁迫行为。所谓胁迫是指以将来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从本案案情来看，宏誉公司在明知迟延交货会给鲁湘公司带来国外客户索赔、舱位费等损失的情况下，多次表明“货已备好”，但临近交货期却迟迟不发货，在鲁湘公司明确拒绝增加加工费的情况下，更是要求鲁湘公司“现款提货”，故可以认定宏誉公司存在胁迫的故意，也实施了胁迫的行为，迫使鲁湘公司不得不加价提货，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宏誉公司以胁迫手段迫使鲁湘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订立的有关价格上涨的合同，鲁湘公司有权申请撤销。宏誉公司辩称，合同订立时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并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价格是双方当事人在综合考虑各项成本支出和预期收入的前提下，由双方核算议定，它本就是参照正常的市场价格由双方博弈的结果，在此前提下最终亏损抑或营利，都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属于需要通过司法鉴定解决的问题，对宏誉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宏誉公司辩称，要求增加加工费是因疫情发生这一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一审法院认为，国内疫情于2020年1月下旬已经全面发生，在此之前，辽宁省已经严格落实居家政策，并对春节后（2月初）企业复工复产提出了相关要求，而双方合同订立于2020年3月28日，疫情并非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且在合同订立时，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辽宁省及大连市已经对全面复工复产复市作出了部署，综上可以认定订立合同时疫情形势并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宏誉公司辩称，服装行业外放加工是行业惯例且鲁湘公司清楚的知道宏誉公司拟进行监区加工，一审法院认为，《加工委托合同》明确约定“乙方不得把甲方订单发给第三方来生产加工”，且宏誉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鲁湘公司自订立合同时即知晓监区加工这一事实，故应由宏誉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监区封闭、加工无法进行后，鲁湘公司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默认宏誉公司可以外放加工，这是鲁湘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置，宏誉公司为确保按期交货所作出的努力也应予肯定，但这并不能成为宏誉公司擅自提价的理由。综上，鲁湘公司请求撤销对合同价款进行变更的约定，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合同原约定的款号ULTRAGILET和ULTRAHOOD服装价款为335,900元，鲁湘公司最终付款为601,889元，鲁湘公司超出合同约定支付的价款265,989元，宏誉公司应予返还，并应当支付鲁湘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于款号NEWBOMB的服装货款，因鲁湘公司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同意支付补洞产生的额外费用，故鲁湘公司请求宏誉公司返还该增加的3万元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撤销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达成的增加加工费人民币265,989元的约定；二、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返还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65,989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265,98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70元，由大连鲁湘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300元，由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负担2,570元。二审中，宏誉公司提交了新证据：解除加工业务证明，拟证明宏誉公司将案涉的业务委托给大连炘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炘盛公司），炘盛公司又将该笔业务委托给泰来监狱十三监区进行实际加工；因疫情影响，泰来监狱于2020年4月15日通知炘盛公司解除加工业务，炘盛公司又通知宏誉公司解除案涉加工协议；此证据与一审提交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共同证明案涉业务因疫情影响，监区解除加工关系的事实。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鲁湘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存在胁迫被上诉人增加加工费的行为。案涉《加工委托合同》对委托加工的服装型号、单价、总价款、交货时间、付款时间均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完成加工任务并交货，被上诉人亦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按时向上诉人支付加工费。案涉《加工委托合同》签订时，国内疫情已发生，各地已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加以应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加工委托合同》属企业正常经营范围内的商事行为，加工成本的变化属合同各方均有可能面对的经营风险，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协商不成，亦可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现根据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和一审提交的邮件沟通记录，上诉人在交货前向被上诉人提出因疫情原因造成加工成本大幅上涨，要求被上诉人增加加工费。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提供了案外人出具的解除加工业务证明等材料，以证明因疫情造成泰来监狱无法接受案涉加工业务。但案涉《加工委托合同》已明确约定案涉加工业务不得交由第三方，虽然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微信沟通记录中，被上诉人方代表曾向上诉人询问监区情况，但此时案涉《加工委托合同》已在履行过程中，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知案涉服装需交付第三方加工的事实，亦不能因此认定被上诉人应分担上诉人因委托第三方加工费用上涨而发生的业务风险。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增加加工费的主张，被上诉人从未给出肯定的答复且反复告知上诉人按期送货以避免外方索赔。在之后的沟通邮件中，被上诉人已明确告知上诉人拒绝增加加工费且再次要求按时发货。双方协商无果后，上诉人最终向被上诉人告知的“带款提货”，实则是采取了只有被上诉人同意增加加工费并实际给付后才能正常发货的措施。上诉人对于案涉委托加工的服装系属外贸商品应属明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交了信用证通知书、订舱通知、加工合同、授权书等证据，对其公司与外方公司之间约定的合同义务及运输订仓情况进行了说明。如发生无法按期发货的情况，被上诉人极有可能向外方承担违约责任并发生运输费损失。上诉人现采取的前述“带款提货”方式，与案涉《加工委托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同，且利用了货源尚在其手中控制的优势地位，迫使被上诉人违反真实意愿向其支付增加后的加工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施了胁迫行为、迫使被上诉人不得不加价提货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诉请撤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正确。经本院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应予返还的加工费数额正确，上诉人自收到加工费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被上诉人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亦属合理。综上所述，宏誉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0元，由上诉人大连宏誉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歆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家永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