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6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平，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珂，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9号理工科技大厦803室。负责人：马廷德，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军，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廷德，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蕾，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伟石律所）、被上诉人马廷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9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建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伟石律所、马廷德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二）马廷德、伟石律所一审中提交的第2组、第3组、第4组证据均证明了刘建平签订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已全部落空；（三）伟石律所不是依据涉案合作协议重组后的“新伟石律所”；（四）一审判决未明确涉案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五）马廷德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其曾向刘建平发微信要求刘建平退出，明确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且马廷德拒绝让刘建平查账，《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并未进行实际对账，只是简单的记载；（六）海淀区司法局答复书证实伟石律所没有进行的律所重组事项，且目前管理现状不符合律所章程、合伙协议，属于违法行为，须进行整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律师事务所重组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律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而并非仅仅由马廷德、刘建平二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即可施行。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性规定来对抗律师法的优先适用的规定，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也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认定刘建平有权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且该协议已经在2018年9月7日解除。马廷德辩称，不同意刘建平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一、刘建平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契约精神；二、涉案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刘建平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不存在解除条件，也无法实现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三、伟石律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四、刘建平也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五、一审判决与生效判决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伟石律所辩称，不同意刘建平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同意马廷德的答辩意见，伟石律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刘建平的行为构成重复起诉，此前的生效判决均已经认定马廷德与刘建平的投入已消耗完毕，已无纠纷。刘建平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9月7日解除；2.案件受理费由伟石律所、马廷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1日，甲方马廷德与乙方刘建平签订《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载明，鉴于：1.甲方已于2017年与伟石律所负责人达成一致协议，成功收购伟石律所。2.甲乙双方合作重组伟石律所，且已于2017年实际开始合作。3.甲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60万元，乙方已汇入伟石律所账户45万元，并实际将该款项用于律所办公场所的租赁、装修、设备采购及重组手续变更等事项。现为更好地重组和发展伟石律所，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协议如下：一、伟石律所的负责人（主任）变更为甲方，由甲方负责主持律所全面工作，主管律师事务所的人事、财务和行政、案件等等审批与管理工作，乙方予以辅助和协助，甲方对于律师事务所的一切事项承担法定代表人责任。二、乙方对于伟石律所的案件具有审批管理权，并有权审批财务账目以及收支，并主要负责律所的风险控制工作和党建工作。三、甲乙双方对于律所发展、重组及运营管理等事项出现争议时，应充分协商、提出各种方案予以讨论；若经研讨后仍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则由甲方最终做出决定，但甲方的决定须以伟石律所的良好发展为根本。四、用于律所重组及初期运营的费用及债务，由甲乙双方按其实际出资的比例予以核算和分摊，甲方实际出资比例为60%，乙方实际出资比例为40%。甲乙双方不得随意撤回已投入的资金，也不得以借款为理由向伟石律所或者对方主张债权。五、伟石律所增加合伙人的，须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若双方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照第三条约定办理。如崔传伟退伙，费用两人承担。六、损失赔偿：伟石律所的正常营运所产生的盈利、亏损，由甲乙双方按照第四条约定的比例分享和承担。但因甲方、或者乙方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则由责任人自行承担，若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则该责任人须对此予以赔偿。七、本协议约定与合伙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八、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2018年5月29日，刘建平与马廷德在《马廷德与刘建平结算明细表》《需要结算的伟石支出费用来源及合计》《账外支出费用结算》分别签署“认可，刘建平，2018.5.29”“认可，马廷德，2018.5.29”内容。同日，刘建平（甲方）与马廷德（乙方）签订《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起合作运营伟石律所，作为伟石的出资合伙人，甲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40%，乙方出资比例及合伙份额为60%。一、就伟石运营初期账目收支情况，甲乙双方经核算，对如下事项予以确认：1.2018年1月伟石运营至今，甲乙双方为共同运营伟石律所，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均为：甲方40%，乙方60%。2.截至2018年5月17日止，甲方向伟石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45万元，乙方向伟石建设银行公户实际汇入出资款55万元。也即：马廷德尚欠伟石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3.截至2018年5月17日，伟石账外支出总金额为446563.62元。4.根据甲乙双方约定出资及费用承担比例，甲方在伟石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应为178625.448元，实际垫付费用为123496元；乙方在伟石账外应承担的费用金额应为267938.172元，实际垫付费用为323067.62元。也即：刘建平在伟石公户账外最终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二、现经双方核对确认，就伟石所2018年5月17日前的财务账目，一致认可和同意如下事项：1.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伟石公户对外支出费用均用于伟石所装修及运营等相关事务。2.考虑到节约相关成本的需要，因马廷德尚欠伟石建行公户5万元，伟石建行公户尚欠刘建平5万元，而刘建平在伟石公户账外需向马廷德支付55129.448元，故将三者之间的5万元予以抵销，甲乙双方据此结算之后最终确认：就2018年5月17日前的伟石财务账目而言，刘建平应向马廷德支付款项总额为5129.448元，此外双方无任何争议及拖欠款项。3.除本协议第二条第2项所列款项之外，马廷德、刘建平及伟石建行公户之间的其他欠款均已结清，各方互不相欠。4.甲乙双方对于伟石律所2018年5月17日之前的账内外支出均予以认可，并结算完毕，双方对此无任何争议及纠纷。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伟石律所留存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现经核对与比较，《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载明的有关款项内容与《马廷德与刘建平结算明细表》《需要结算的伟石支出费用来源及合计》《账外支出费用结算》中相应的款项内容一致。北京市司法局官方网站网上办事指南结果公示显示：关于刘建平本地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的申请，登记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办理结果为审批通过；关于刘建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入伙备案申请的…，登记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办理结果为审批通过。2018年8月26日，刘建平向伟石律所的马廷德、崔传伟律师等邮寄《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和《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该两份情况说明显示另有伟石律所的张莹律师签名。2018年9月6日，刘建平向马廷德邮寄《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关于“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以及伟石律所2018年1月份至6月份财务凭证查询情况说明》和《关于“伟石律所”管理混乱的情况说明》两份函件内容进行回复，同时该函件载明：刘建平和张莹共同在此发出本催促函，正式撤销“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解除“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该函件第一页显示另有伟石律所的张莹律师签名。2018年9月14日，刘建平向马廷德邮寄《关于再次催促马廷德发工资的函件》，要求马廷德对领取工资及报销费用问题、“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相关问题进行回复。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建平向伟石律所支付了45万元，向马廷德支付了9万元，向伟石律所支付了33496元的费用。伟石律所、马廷德对此予以认可。伟石律所、马廷德提供的多份《案件批办单》“审批人签字”一栏均载明“刘建平”，刘建平认可均是其本人签名。伟石律所目前处于经营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是否解除。刘建平与马廷德签订的《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刘建平主张其系合伙协议、预约合同、意向书等相关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合作协议签订后，刘建平与马廷德各自按照该合作协议的约定投入款项合作运营和管理伟石律所，并于2018年5月将已投入的款项结算完毕，因此双方已就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进行了实际的履行。刘建平虽主张《伟石账目支出结算协议》《马廷德与刘建平结算明细表》《需要结算的伟石支出费用来源及合计》《账外支出费用结算》仅针对伟石律所账外的费用进行了结算，未对账内费用进行结算，《案件批办单》也无法证明其参与管理，但上述协议及明细表载明“伟石建行公户对外支出费用”“伟石公户”收支的用途及金额、“账外支出费用”的用途及金额，并由刘建平本人签署予以认可；《案件批办单》显示内容为案件审批事项，刘建平亦签名予以认可。对此该院认为，上述协议及明细表明确载明了伟石律所公户收支情况和账外支出情况的内容，马廷德及刘建平作为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专业律师，在签订上述协议及明细表、《案件批办单》时对协议约定、明细表内容及《案件批办单》内容具有较高的认知力及判断力，结合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应当认定上述协议及明细表、《案件批办单》系刘建平和马廷德依据合作协议履行义务及行使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建平虽不认可上述协议及明细表、《案件批办单》的效力，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发出解除通知的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为前提，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本案中，《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载明，马廷德和刘建平是“为更好地重组和发展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而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已就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做出一定的实际履行行为，当前伟石律所的状态是正常和持续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尚处于存续状态，无法认定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马廷德与刘建平未就该合作协议约定合同解除权，也没有就解除该合作协议达成一致合意，且马廷德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因此刘建平依法不应享有解除权。刘建平主张2018年9月6日，其以向马廷德邮寄《关于催促马廷德答复的函件》的方式解除合作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于刘建平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刘建平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北京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申请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合伙人会议决议、入伙申请书、律师事务所新增合伙人备案意见等。该证据可证明涉案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第一，刘建平、马廷德是根据律师法、律所管理办法中关于“合伙人入伙规定”向伟石律所申请入伙的，而入伙申请书、新增合伙人备案意见等证实，马廷德与刘建平入伙伟石律所并依法进行备案登记的行为并不是根据涉案合作协议实施的，且该合作协议没有作为入伙备案登记的材料向司法管理机关提交。结合本案一审中伟石律所坚持主张“该协议的性质实际是仅对刘建平与马廷德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并不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协议”的事实，伟石律所同意马廷德与刘建平二人入伙的事实明显与涉案合作协议无关，故马廷德与刘建平的入伙行为并不是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履行行为。第二，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合伙人会议决议”中并没有刘建平的签名。故变更马廷德为律所负责人仅仅是原伟石律所合伙人崔传伟、孙征、陈伟、马廷德等人的共同合意行为，与刘建平无关，不是涉案合作协议履行行为。第三，刘建平与马廷德并非是被同一届“合伙人会议”所批准入伙。由此证实，刘建平被登记备案为伟石律所合伙人的行为不是涉案合作协议的履行行为。证据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该证据可证明，马廷德、伟石律所拒绝向刘建平提供律所相应的经营材料的事实表明马廷德拒绝履行涉案合作协议、伟石律所实质上是拒绝实施（或者拒绝认可）涉案合作协议中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所约定的刘建平享有管理律所、享有律所经营结果的权利。马廷德属于根本违约行为，而刘建平重组伟石律所、成为重组后伟石律所出资合伙人的合同目的已全部落空，且伟石律所其他合伙人马廷德、崔传伟、陈伟、张莹亦不认可刘建平享有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权利。证据3：海律惩戒（2020）第056号刘建平投诉伟石律所及该所马廷德律师案件结案通知，该证据可证明，第一，一审判决关于“北京市司法局官方网站网上办事指南结果公示”的事实认定有误，该显示时间为提交申请的日期而不是司法机关批准的日期。第二，由于签订该协议之时“刘建平既不是伟石律所的律师，更不是伟石律所合伙人”，故伟石律所拒绝追认为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否认该协议对其有约束力的事实表明，伟石律所拒绝按照涉案合作协议实施“律所重组事项”。第三，根据马廷德向海淀律协的申辩主张，足以证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当前伟石律所的状态是正常和持续经营”的事实完全是由马廷德个人操控所致，而并不是其与刘建平“共同履行合作协议”的结果。可与一审中刘建平提交的函件相互印证，构成马廷德对其根本违约的自认。证据4：京海投[2021]07号答复书，该证据可证明，第一，伟石律所自设立以来至今未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过律师事务所章程及合伙协议变更申请，即从未实施过律所重组事项；第二，伟石律所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需要进行整改。马廷德凭借涉案合作协议掌控伟石律所的运营与管理是违法的；第三，马廷德不履行事务所章程和合伙协议有关约定，损害合伙人权益；第四，《北京市中人律师事务所章程》《北京市中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为伟石律所现行有效的章程与合伙协议。证据5：手机短信截图，显示中国邮政在2020年6月29日通过手机短信第二次通知刘建平将要投递尾号273的邮件。该证据可证明，刘建平并未收到尾号273的邮件，原因为中国邮政投递错误或马廷德电话要求投递员按照“拒收”记载。马廷德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前四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认为证据1均为正常的变更手续，完全符合司法局的规定。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解释了伟石律所的章程和协议为何至今没有变更，双方之间的纠纷至今没有解决都是因为刘建平不配合。证据4除了第3条其余投诉都被司法局驳回了，而且第3条也是关于章程合伙协议等问题。证据5即使是真实的，短信显示的尾号273快递信息与马廷德与伟石律所提交的EMS物流信息相应内容是一致的，并不矛盾。该邮政快递的收件地址与刘建平起诉状、上诉状所载地址完全一致，马廷德与伟石律所提交的完整物流信息显示刘建平于2020年6月27日拒收邮件。伟石律所联系了该函件的投递员，该投递员表示必须与收件人本人核实并确认拒绝接收邮件才会在退件理由中载明“拒收”。所以是刘建平故意拒收商讨签署伟石律所合伙协议和章程的函件。伟石律所的质证意见为：对前四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主要针对证据4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答复书中所称的整改通知中，并未提及伟石律所管理混乱、马廷德与刘建平之间的问题。本案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马廷德。伟石律所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敦促刘建平商讨签署律所章程及合伙人协议等律所运营管理事项的函及邮单，欲证明伟石律所向刘建平发函商讨签署律所章程及合伙人协议等律所运营管理事项，但刘建平拒收。证据2.应法院要求提供整改通知，证明整改通知内容。马廷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刘建平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是二审的新证据，拒绝质证。为了方便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刘建平提供以下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该函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第一，从文字记载内容看，该函件并不是“召开律所全体合伙人会议通知”，亦不具备会议通知的效力。因为其文字仅为“商讨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章程及合伙人协议等律所运营管理事项，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其中没有涉及“变更章程及合伙协议”、或者“重组伟石律所事项”，没有提供“合伙人会议决议草案”。另外，该函件要求刘建平“于2020年6月28日9：00-18：00到伟石律所”，不是“通知召开”的做法，也不知与谁“商讨运营管理事项”、不知谁将参加商讨。另外亦无从知晓是否在刘建平缺席的情况下，伟石律所仍旧召开了相关会议。第二，根据刘建平的二审新证据，该组EMS函件证据材料是马廷德与伟石律所共同提交给海淀律协用于证明“刘建平在入驻伟石律所后，始终拒绝签署相关文件，以致律所章程迟迟无法顺利报批，……其对律所未能及时办理章程报批手续之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本案二审中，马廷德又以该组证据证明“刘建平拒绝参加合伙人会议”。但马廷德的这一证明目的与其一审中关于涉案合作协议仅是马廷德与刘建平二人之间的合作协议、仅对二人有效的诉讼主张自相矛盾。第三，该组证据与刘建平提交的证据5相矛盾。中国邮政短信证实，刘建平没有收到过前述“通知”，既不知晓要“商讨律所运营管理事项”，也没有“拒绝参加律所合伙人会议”，而马廷德向海淀律协提交该组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为“免除其不召开律所合伙人会议的责任”。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足以支持刘建平的诉讼主张，同时进一步证实：第一，作为伟石律所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该整改通知书是因为在刘建平举报伟石律所及其负责人马廷德不依法办理“律所重组事项”手续等违法行为后，海淀区司法局作出的。刘建平第一次看到这份通知书的，才知晓该整改通知书的内容。第二，由于刘建平本人才知道这份整改通知书的内容，表明伟石律所至今都没有通知过刘建平。马廷德与伟石律所已故意隐瞒该整改通知书35天，马廷德、伟石律所具备拒绝实施“重组律所事项”的主观故意。对刘建平而言，造成自己签订“重组伟石律所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即“重组伟石律所”全部落空的事实完全是由于马廷德故意拒绝实施“重组伟石律所事项”所导致的。因此，刘建平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三，从该整改通知书的内容看，海淀司法局已认定了伟石律所存在问题是由于马廷德。马廷德在履行涉案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作为伟石律所的负责人依法须承担全部责任。第四，根据该整改通知中关于要求伟石律所依照律师法、律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自查整改的表述，表明涉案合作协议所约定的重组伟石律所事项必须依照律师法、律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第五，涉案合作协议第七条“本协议约定与（伟石律所）合伙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依法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对此，刘建平在一审中曾主张“刘建平须首先加入伟石律所、并成为伟石律所的合伙人之后，‘重组伟石律所’的相关事项才能够得到实际履行。因此，该涉案重组协议明显属于‘预约合同’，其合同目的只能是在将来某一时刻才能够实现”的定性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未予采纳该观点是错误的。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意见如下：刘建平提交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入伙申请书等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关于马廷德和刘建平已就涉案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做出一定实际履行行为之认定。伟石律所提交的关于敦促刘建平商讨签署律所章程及合伙人协议等律所运营管理事项的函及邮单，显示刘建平对该函件拒收。刘建平虽否认拒收，但其提交的手机截图尚不足以证明其关于投递错误或马廷德电话要求投递员按照“拒收”记载之主张。刘建平在拒收本可以直接面谈沟通律所相关事宜的函件后，申请公开律所纳税资料遭拒，法院难以此来认定马廷德存在根本违约之情形。关于刘建平提交的海律惩戒（2020）第056号结案通知，并不能得出伟石律所拒绝按照合作协议实施重组之结论。关于刘建平提交的京海投[2021]07号答复书和伟石律所提交的整改通知，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是否已解除。从《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马廷德与刘建平已于2017年就伟石律所的重组事宜实际开始合作，且已分别投资，并将投资款实际用于了律所办公场所的租赁、装修、设备采购等事宜。结合双方所签署并认可的《马廷德与刘建平结算明细表》《需要结算的伟石支出费用来源及合计》《账外支出费用结算》之内容，可看出双方对合作事宜已投入的部分费用结算完毕，并均对伟石律所2018年5月17日之前的账内外支出予以认可。《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载明，马廷德和刘建平“为更好地重组和发展伟石律所”而签署合作协议。虽双方对“重组”之含义和进程各有理解，马廷德认为伟石律所在双方合作以来，经过资金投入、重新选址、装修，规模不断扩大，已经重组完毕；而刘建平则认为尚未重组，且重组存在障碍。本院认为，即便按照刘建平之理解，重组需要伟石律所其他合伙人之协商配合，考虑到伟石律所曾向刘建平邮寄敦促刘建平商讨签署律所章程及合伙人协议等律所运营管理事项的函并被刘建平拒收的情形，尚不能得出马廷德拒绝进行重组抑或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之结论。本案中，刘建平还主张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因《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为不定期合同，故刘建平可以随时通知解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中，马廷德与刘建平为伟石律所更好地重组和发展，在《关于重组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不得随意撤回已投入的资金”，如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之规定解除合同，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亦不利于伟石律所的稳定和发展。故对刘建平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因马廷德与刘建平未约定合同解除权，亦未在解除该合作协议中达成一致合意，刘建平未能充分举证马廷德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建平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当。综上，刘建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刘建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李丽审 判 员 罗珊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