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0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法定代表人：张庆亮，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平，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年春，北京知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林，男，1962年8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赛（孙国林之子），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胡林经合社）因与被上诉人孙国林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胡林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张庆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平、侯年春，被上诉人孙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胡林经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国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国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老梨树补贴款的补贴内容及补贴款的发放条件审查不清，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就管护补贴的补贴内容审查不清。根据《北京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关于加强大兴区老梨树桑树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管护补贴内容及标准为老梨树、老桑树日常管护补贴标准262.5元/棵/年（包括部分人工费用、生产资料费用）。老梨树补贴款是针对老梨树日常管护中产生的部分人工费用及生产资料费用进行的专项补贴。获得老梨树补贴，不仅需要具备老梨树管护者的身份条件，还需因管护老梨树而实际支出相应的人工费及生产资料费。2.一审法院遗漏管护补贴的发放条件未予审查。《关于征求意见反馈的函》第十四条以及《榆垡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老梨树资源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二榆垡镇老梨树检查评分标准均对老梨树管护情况的检查、验收及考评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对老梨树的管护达到审核考评标准后，方可获得老梨树补贴。如在管护过程中存在人工和生产材料费用的支出，但不符合审核考评标准，仍无法获得管护补贴。综上，获得2018年度管护补贴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管护老梨树过程中存在实际的人工和生产材料费用的支出，二是以实际管护通过最终的审核考评。仅具备老梨树管护者身份或仅产生费用支出，均不必然获得管护补贴。一审法院遗漏上述获得管护补贴的条件，仅依据2018年7月11日前东胡林经合社未实际管护这一情节而认定孙国林有权获得补贴，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未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0日期间孙国林是否实际对老梨树进行管护以及是否实际投入人工、生产资料费用的事实进行审查和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孙国林在此期间既未对老梨树进行实际管护，亦不存在人工及生产资料费用的支出，不具备获得老梨树补贴的条件。1.孙国林提交的2020年6月7日其子孙赛与东胡林经合社法定代表人张庆亮等人的谈话录音可证明：第一，东胡林经合社是在包括孙国林在内的老梨树管护人未尽日常管护义务导致老梨树常年无人管护的情况下，才将老梨树收回并由村集体统一管理；第二，孙赛知晓东胡林经合社收回老梨树的原因，且自2018年7月11日村集体收回老梨树之日起至2020年6月7日止，孙国林及孙赛均未对村集体收回老梨树提出任何异议。2.东胡林经合社提交的2020年1月26日和2020年2月4日的12345市民热线登记单可证明，孙赛两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时均自认自家承包的老梨树荒废了一年。一审中孙赛认可12345市民热线登记单的真实性，但主张12345市民热线的记录内容有误。东胡林经合社认为孙赛的意见不成立。第一，12345市民热线启用录音电话接受市民的咨询与投诉；第二，12345市民热线登记单由工作人员记录，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将孙赛陈述的内容记错的事实基础；第三，孙国林及孙赛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12345市民热线登记单记录有误。故两份12345市民热线登记单可进一步证明，在东胡林经合社将老梨树收回前的一年内孙国林都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3.在东胡林经合社已提交证据证明孙国林在2018年7月之前的一年时间内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的情况下，孙国林有义务提交其管护老梨树的具体过程及费用支出记录。若孙国林不能提交相应证据，则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0日期间，孙国林并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无人工费和生产资料费用的支出，不符合获得管护补贴的条件。三、2018年度老梨树管护补贴在扣除东胡林经合社实际支出的管护费用后，剩余款项归东某1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1.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证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1日期间，东胡林经合社与孙国林均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不存在就老梨树的管护支付人工费或生产资料费用的情况，故此期间东胡林经合社与孙国林均非老梨树的实际管护者。结合管护补贴的发放条件，双方均不符合获得管护补贴的身份条件，不具备管护补贴对应的补贴内容，亦不符合审核考评条件，故东胡林经合社与孙国林均不具备获得此期间管护补贴的资格。该期间内的管护补贴应归老梨树的所有权人所有，即归东某1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2.2018年度管护补贴在扣除东胡林经合社实际支出的管护费用后，剩余款项已在发放2018年度收益分红时向东某1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配。自该款项进行分配后，包括孙国林在内的全体村民均未提出异议，据此可推定孙国林认可在东胡林经合社与孙国林均未就老梨树的管护有任何费用支出的情况下，管护补贴应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未予审核、认定，系程序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孙国林辩称，不同意东胡林经合社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根据《北京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关于加强大兴区老梨树桑树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管护补贴内容及标准为老梨树、老桑树日常管护补贴标准262.5元/棵/年，包括部分人工费和生产资料费用。东胡林经合社主张老梨树补贴款系针对老梨树日常管护中产生的部分人工费及生产资料费用进行的专项补贴，孙国林对此不予认可。上述意见明确农户为管护补贴的对象，而作为农户无须扣除自身的人工费。梨树地的生产资料多为一次性投入且常年使用，孙国林家中仍保留打药机、铁锹、篮子等生产资料。东胡林经合社既未证明其有资格获得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生产资料费用及人工费补贴，亦未证明对孙国林承包的梨树地进行了有效管护。二、东胡林经合社主张根据《关于征求意见反馈的函》第十四条以及《榆垡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老梨树资源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二榆垡镇老梨树检查评分标准，不符合考核标准则无法获取相应补贴。孙国林对此不予认可。事实上，东胡林经合社从未出具考核结果，老梨树补贴系依据2018年3月从林业站调取的数据作出。当时老梨树的管护者为孙国林，故孙国林应获全额补贴，东胡林经合社不具备获取补贴的资格。《关于征求意见反馈的函》明确了1月至12月的管护工作流程，东某11于2018年7月11日收回管理权，村委会实际管理时间仅3个月。老梨树的管理不以自然年为周期，而是以本次摘果结束到下次摘果为一个周期，即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11日，实际管理时间为9个月。判断对老梨树是否进行合理管护，不能仅依据考核分数评判管理能力，需关注果实产量及收益。东胡林经合社主张孙国林未进行管理，却未能举出相应证据，而孙国林提交了保险凭证，并在管理过程中支付了相应费用，已证明对老梨树进行了实际管护，故东胡林经合社认为孙国林未实际管护的主张不成立。三、孙赛虽曾拨打12345市民热线，但其内容记录有误，与实际反映情况不吻合。2020年1月26日和2020年2月4日孙赛与孙国林并无代理关系，孙赛的言论与孙国林无关。四、东胡林经合社主张2018年管护补贴在扣除东胡林经合社实际支出的管护费用后，剩余款项已在发放2018年度收益分红时向东某1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了分配，包括孙国林在内的全体村民无异议。孙国林对上述意见不认可。上述分红发生于2019年1月31日前后，东某11的老梨树承包人于2019年2月集体找张庆亮表示过反对。东某11每年的分红均采取同样的方式，且分红款无明确的分配办法，孙国林虽领取了分红款，但不证明孙国林领取的是何种款项，对此亦无相关说明，且2018年与2019年分红款相同，不能证明东胡林经合社将老梨树补贴发放给孙国林。孙国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胡林经合社归还孙国林老梨树的管理权；2.判令东胡林经合社支付孙国林2018年-2020年共计三年的老梨树补贴款170100元；3.判令东胡林经合社赔偿孙国林2018年-2020年三年应得梨树果实收益18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年开始，东某11村南的部分老梨树由孙国林承包管理，孙国林每年交纳承包费，承包费由东胡林经合社在向孙国林发放每年的分红时直接予以扣除，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之间未就老梨树的承包签订书面合同。根据东胡林经合社所提交的记账凭证、支出凭证、分红领取清单显示：孙国林交纳了2014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1008元、2015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2016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2017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600元，上述年度的承包款均系在分红时直接扣除。东胡林经合社在向孙国林发放2018年度的分红时未扣除2018年度老梨树的承包款。东胡林经合社据此主张其与孙国林的老梨树承包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孙国林所提交的保险凭证显示：被保险人孙国林，保险标的项目“梨”，标的地点及方位“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保险期间153天（自2018年5月1日0时起至2018年9月30日24时止）。孙国林据此主张其所承包的老梨树2018年期间由其实际管理。东胡林经合社认可孙国林为老梨树投保的事实，但主张2018年期间孙国林未实际对梨树进行过管理。2018年7月11日，东某11召开村民代表会，决议内容之一为“梨树地管理权收回，归村集体管理”。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2018年7月11日之后，东胡林经合社将老梨树的管理权收回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东胡林经合社称其收回老梨树后，聘用专门人员对老梨树进行修枝、打药等管护工作，才最终使老梨树通过审查并最终获得相应的管护补贴。经双方确认，东某112018年老梨树补贴金额共计323662.5元，每棵老梨树的补贴金额为262.5元，全村补贴的棵数为1233棵。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东某11村东南只有孙国林、伊书民两家管理老梨树。2021年3月20日，孙国林、东胡林经合社及伊书民三方对东某11村东南的老梨树进行地界确认；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双方均确认当时现场清点的孙国林原管理范围内的老梨树共有272棵，其中未挂牌的有68棵。经东胡林经合社申请，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调取了东某11村东南2018年度老梨树补贴数量的相关材料，显示：调查日期2018年3月6日，总棵数407棵。2021年4月23日，在与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伊书民、孙国林双方确认：2018年孙国林管理的老梨树补贴棵数为204棵，伊书民管理的老梨树补贴棵数为203棵。一审法院另查，孙国林主张其所承包的老梨树2015年的果实收益为60000元左右，据此要求东胡林经合社赔偿其2018-2020年度的果实收益损失18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就涉案老梨树存在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但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就管理期限等进行约定。2018年7月11日，东某11村民代表会决议将老梨树管理权收回集体管理，随后东胡林经合社将孙国林所承包的老梨树管理权收回后自行管理。综合上述情况，孙国林要求东胡林经合社归还老梨树管理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老梨树补贴是对于老梨树管护者的补贴，然而东胡林经合社系于2018年7月11日将老梨树管理权收回，此前其并未对老梨树进行管护，故孙国林有权要求东胡林经合社返还2018年7月11日之前的补贴款。经核算，应返还的补贴款数额为28022.72元。鉴于2019年、2020年老梨树系由东胡林经合社实际管护，故孙国林主张此两年的老梨树补贴，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孙国林所主张的2018-2020年的梨树果实收益损失，其并未就上述损失的实际存在及数额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4月26日作出（2021）京0115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一、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孙国林老梨树补贴款28022.72元；二、驳回孙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东胡林经合社提交证人东某12的证人证言。杜万海出庭作证称2018年9月初其给梨树地除草，当时地内杂草丛生，果实腐烂；同时杜万海称其对2018年7月之前梨树如何管理不清楚。东胡林经合社认为，杜万海的证言证明梨树无人管理，处于荒废状态，孙国林不应获得老梨树管护补贴。孙国林对该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所称梨树地内杂草丛生并无事实依据，且2018年7月11日老梨树管理权已被收回，此后的管护情况孙国林已无权干涉，证人证言无法证明2018年7月11日前孙国林未对老梨树进行管理。孙国林提交五张生产资料照片和两张老梨树地照片，用以证明孙国林对老梨树投入生产资料并进行管理。东胡林经合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拍摄物品及地点的实际情况，不能证明是在2018年老梨树管护补贴政策公布实施之后产生的生产资料费用，亦不能证明系因实际管护老梨树而产生的投入。本院经审查认为，东胡林经合社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2018年7月11日前的管护情况，且证人所述内容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孙国林提供的五张关于生产资料的照片拍摄于2021年5月，不足以证明2018年7月前的情况，其提供的2张梨树地照片亦无法体现管护情况，本院对其证明力亦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自2014年开始，孙国林与东胡林经合社经口头约定就老梨树的管护存在承包合同关系。2018年7月11日，东某11村民代表会决定将老梨树收归集体管理，而在此之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已被解除。孙国林提交的保险凭证证明其在2018年对老梨树进行了管理并支出了相关费用。东胡林经合社虽然对孙国林进行管理的事实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亦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对具体管理内容及标准作出过明确一致的约定，故东胡林经合社主张孙国林未进行管理或管理不符合约定，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东胡林经合社将老梨树收归集体管理前的补贴款返还给孙国林，处理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东胡林经合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某11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洁云书 记 员  赵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