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负责人：梁人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明，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法定代表人：何占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成，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占排，男，197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成，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地律所）与上诉人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5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地律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何占排就众和聚源公司应支付大地律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902970元及违约金（以390297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何占排及众和聚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何占排为证明自己作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向本院提交了众和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众和聚源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股东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大地律所则未提交反证予以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大地律所认为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众和聚源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股东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何占排应当对众和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大地律所的全部上诉请求。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共同辩称，众和聚源公司和何占排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一审提交的相应审计报告，足以证明双方不存在混同的事实。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大地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大地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首律所）与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系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武振培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徐洪福支付借款1390万元及利息，上诉人魏永海承担连带责任。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认为借款本金事实不存在，是虚假诉讼，国首律所在与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签署《委托合同》前承诺通过杨律师代理服务可以免除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及魏永海赔偿责任，这是与国首律所签署《委托合同》目的所在。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与国首律所签订合同支付代理费的本意也是在本金减少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而非本息合计。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对合同中代理费的约定存在重大误解。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与魏永海为利益共同体，魏永海的赔偿也是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的损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让魏永海赔偿935万元（已经实际执行），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本金没有任何减少，同样魏永海仍赔偿935万元，该部分不应作为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减少的损失，同样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对此存在重大误解。《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对减少损失的范围及魏永海的赔偿均存在重大误解，因此《委托合同》应当撤销。二、《委托合同》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武振培诉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四次庭审程序，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与国首律所签订《委托合同》是在重审二审开庭前。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面临巨额赔偿的败诉风险，处于危困状态。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系混凝土生产企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而国首律师事务所系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及谈判能力，国首律师事务所多次承诺可以驳回武振培的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之下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才签订《委托合同》。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结果是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赔偿武振培1250万元，魏永海赔偿935万元，该判决依据全部执行。诉讼中武振培曾经多次表示可以放弃利息赔偿，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的目的是驳回武振培的诉讼请求，而非仅是利息的减少。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支付了巨额的赔偿后仍需支付大地律所巨额代理费，这种结果显失公平。《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该条规定委托合同应当撤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系捏造事实的虚假诉讼，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不服终审判决，仍在继续申请再审、申请检察机关监督。国首律所诱骗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在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重大误解的前提下签订《委托合同》，而最终结果是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非但要支付武振培巨额赔偿，还有支付大地律所巨额代理费费用，这种结果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大地律所辩称，不同意众和聚源公司和何占排上诉请求。原主合同中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即使存在，撤销权的行使也超过除斥期间。大地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众和聚源公司向大地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02970元，以及违约金（以390297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何占排对众和聚源公司上述偿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5日，众和聚源公司（甲方、委托人）与国首律所（乙方、受托人）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乙方接受委托，在甲方下列案件的诉讼阶段担任代理人（如有执行阶段，另行委托）：1．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2．陈满春，民间借贷，一审大兴区法院，已开庭，审理中；3．赵金辉，民间借贷，判决生效，大兴法院执行中；4．魏永海民间借贷，未执行完毕；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杨金明律师为本事务的承办律师；依据《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关规定（已经向甲方公示）双方商定按下列方式计算应支付给乙方的律师服务费：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具体约定为：代理费由先期基础代理费与后期追加代理费相加构成。其中先期基础代理费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于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后期追加代理费为各个案件取得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进行结算，结算标准为：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支付后续代理费（后续追加代理费超过20万元者，可以扣除20万元），并于委托人或者代理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45日内支付完毕；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即视为本合同乙方完成受托事务：（一）各案诉讼阶段送达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或撤销诉讼、驳回起诉、执行终止裁定书；（二）当事人案外和解；（三）甲方解除合同、撤销委托；甲方未能按时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或超过30日未给予律师报销其他费用（约定包干使用的除外）的，每逾期1天，按欠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日另行赔付乙方滞纳金；鉴于律师工作的特殊性，双方特别约定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要求乙方退费，或拒不支付尚未支付的律师费、办案费：1．甲方单方面提前解除本合同，或者在本事务中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2．乙方完成代理委托事务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收费不合理等为由要求退费的；3．乙方指派的承办律师已经为出庭做好准备，而甲方撤诉的，或者双方和解的，或者对方撤诉的；4．其他非因乙方律师工作严重失误的原因，甲方无故单方提前解除合同的；5．甲方提出其他不合理理由的；6．承办律师如有工作调动，此协议对承办本协议的杨金明律师新的工作律师事务所发生效力，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对本协议主体进行变更等内容。本案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众和聚源公司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办理了委托手续，其他三个案件未办理委托手续。众和聚源公司已支付国首律所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关于上述“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判决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案号（2019）京0112民初4350号，该案原告武振培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40万元；2．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支付上述借款利息暂计60万元（自2011年10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3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负担。该案经审理，一审判决结果为：一、被告徐洪福、被告众和聚源公司偿还原告武振培1250万元及利息（2011年10月20日，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1年11月17日，以4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3日，以7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24日至2011年12月18日，以8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19日至2011年12月22日，以9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1年12月25日，以11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22日，以1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1月23日至2013年2月8日，以12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2月9日至借款还清之日，以1250万元的未清偿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二、被告魏永海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935．2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武振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及二审过程中，国首律所杨金明律师接受众和聚源公司的委托，通过微信群“强强联手”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委托诉讼代理人讨论案件，确定案件思路，杨金明在微信群中提出了书面的《二审询问提纲》及《调查取证申请》。杨金明参加了案件二审庭审，向法院提交了辩论意见及代理意见。杨金明提出的代理意见主要包括：武振培主张的债权是虚假债权；众和聚源公司对徐洪福与武振培之间的债务加入的约定应当被认定无效，且不承担无效的民事责任；武振培在签署涉及众和聚源公司相关义务的文件时并非善意；即使债的加入有效，众和聚源公司偿还责任也超过了约定期限，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也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使债的加入有效，众和聚源公司退出了债的加入，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即使众和聚源公司债务加入有效，其债务加入不包括利息部分，不应对利息承担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6007号民事判决书。在判决书中，法院对杨金明的代理意见部分予以采信，包括：2011年10月7日借据约定的众和聚源公司债务加入行为无效，但2012年8月24日五方协议书仍然构成众和聚源公司的债务加入；徐洪福与武振培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的内容系规定于2011年10月8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武振培及徐洪福双方有效，但该约定中未见众和聚源公司确认信息，并且2012年8月24日的五方协议书上未载明借款利息的情况，武振培现无证据证明众和聚源公司明确知晓武振培主张的本案借款利息并同意就利息部分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无法认定众和聚源公司应对该利息部分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二审判决结果为：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二、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借款本金125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三、徐洪福偿还武振培借款利息（2011年10月20日，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1年11月17日，以4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3日，以7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1月24日至2011年12月18日，以8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19日至2011年12月22日，以9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3日至2011年12月25日，以11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1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22日，以1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1月23日至2013年2月8日，以12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3年2月9日至借款还清之日，以1250万元的未清偿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四、魏永海对上述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徐洪福欠付武振培的债务在935．2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驳回武振培的其他诉讼请求。众和聚源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收到上述二审判决书。因杨金明的执业机构从国首律所转入大地律所，2020年7月21日，国首律所与大地律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涉及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全部债权，以零对价由国首律所转让给大地律所。本案一审审理中，众和聚源公司主张杨金明就案件提出的主张未能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完全采纳，致使法院判决其公司和魏永海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委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没有实现，现因法院执行，众和聚源公司经营困难，不得已对外借债维持企业生存，无力负担大地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对此，众和聚源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e贷借款合同》、分别与王洪奎、宋立华、张洪喜等人的《借款协议》以及《发生额及余额表》等证据。大地律所则认为公司经营困难与律师代理行为没有关系，而通过律师代理的行为实际上减缓了众和聚源公司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众和聚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律师代理费而不是支付能力的问题。何占排对众和聚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大地律所主张何占排系众和聚源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当对众和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众和聚源公司于2018年8月6日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内容包括：法定代表人由孙永红变更为何占排；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0000万元人民币；投资人由范庆春等四人变更为何占排一人；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等。何占排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众和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用以证明何占排与众和聚源公司的财产并未混同，不应对众和聚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地律所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强调审计是单方委托进行的，并且众和聚源公司是在2018年8月6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在此日期之前的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而本案大地律所确定债权的时间是在2020年1月，所以也不能认可2019年的审计报告。大地律所在一审庭审中称，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约定，后续代理费应当以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进行计算（后续代理费超过20万元的，可以扣除20万元），但其诉讼请求实际是按照一、二审判决书中免除众和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的20%，再扣减已支付的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后，计算得出的数额，计算利息的时间截止至众和聚源公司收到二审判决书之日，即2020年1月16日。现大地律所以众和聚源公司未支付后续代理费为由诉至法院，主张权利；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持辩称理由予以抗辩。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众和聚源公司为处理诉讼事务，与国首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众和聚源公司称国首律所未告知律师代理费的政府指导价，未充分告知承担风险内容以及风险代理费的计算方式，以及《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足以推翻《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对于诉讼风险及收费方式的明确记载，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签订后，众和聚源公司已按照约定支付了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虽然约定国首律所需提供四个案件的诉讼代理工作，但双方确认实际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办理了委托手续，其余三个案件未办理委托手续，故《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情况，应当从该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判断。国首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本所杨金明律师代理众和聚源公司参加了案件讨论、起草文件、参加庭审以及提交辩论意见和代理意见的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了二审民事判决书。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完成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众和聚源公司无证据证明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存在过错。关于众和聚源公司主张国首律所代理义务履行不完善，国首律所的代理意见未能被法院完全采纳，委托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诉讼中当事人或代理人提出的意见，是否采纳应由法院决定。国首律所及杨金明提出的关于案件的理解看法及辩论、代理意见，未能被法院采纳，不能视为代理义务履行不完善，且众和聚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国首律所及杨金明对案件是否能取得胜诉的审理结果作出过肯定的承诺，进而不能证明委托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故一审法院对众和聚源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收费标准中，关于后期追加代理费的约定为：后期追加代理费为各个案件取得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进行结算，结算标准为：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的20%支付后续代理费（后续追加代理费超过20万元者，可以扣除20万元），并于委托人或者代理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45日内支付完毕。由于双方仅就“武振培诉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办理了委托手续，故后期追加代理费也仅限该案作出生效文书后所产生的代理费用。武振培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魏永海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40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自2011年10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3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一审判决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1250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分段计算，以不同的借款本金数额，在不同阶段，均按照年利率20%计算利息），魏永海对部分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审判决徐洪福、众和聚源公司偿还武振培借款本金1250万元，但改判由徐洪福一人偿还武振培借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与一审判决相同），魏永海仍需要对部分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可见，如果依照合同约定，案件相对方起诉数额与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委托人义务数额差额，应当包括借款本金差额90万元（即武振培诉讼请求金额1340万元与实际判决确定的金额1250万元的差额）及借款利息部分。但现在大地律所只主张按照一、二审判决书中免除众和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作为计算后续追加代理费的基数，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以众和聚源公司收到二审裁判文书的2020年1月16日为节点，按免除众和聚源公司支付的利息部分的20%，再扣减已支付的先期基础代理费20万元进行核算，大地律所本案诉讼请求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未超过一审法院核算的数额。故一审法院对大地律所要求众和聚源公司支付3902970元代理费，以及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由众和聚源公司自2020年3月3日起，以390297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杨金明的执业机构从国首律所转入大地律所，国首律所与大地律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国首律所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大地律所。现大地律所起诉，可视为已经将债权转让行为通知众和聚源公司，故众和聚源公司应向大地律所履行债务。众和聚源公司关于其公司现在对外借债维持企业生存、经营困难的答辩理由，不构成对应履行债务的合理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何占排为证明自己作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众和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众和聚源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股东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大地律所则未提交反证予以证明。故大地律所请求判令何占排对众和聚源公司应偿还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决。据此，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0297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计算方法：以390297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众和聚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为《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应否撤销、何占排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关于《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应否撤销的问题众和聚源公司认为其对合同中代理费的约定存在重大误解，一为因魏永海仍赔偿935万元，故该部分不应作为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减少的损失，二为减少损失的百分之二十应为本金而非本息合计，所以构成重大误解。应指出，首先，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与魏永海为利益共同体；其次，双方均认可《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四项委托事项中，仅有第一项的案件对国首律所律师进行了实际的授权并实际履行。同时，魏永海并未委托国首律所之律师代理，而是授权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故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主张应该在计算代理费时扣除魏永海之赔偿数额，无事实依据。众和聚源公司、何占排所主张的减少损失的百分之二十应为本金而非本息合计，既无合同依据，亦不符合文义通常之理解，本院不予采信。众和聚源公司为法人主体，对所签订的合同文本应当有基本的认知能力，以及依据合同条款享有权利、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能力，现众和聚源公司以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等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显失公平，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二、关于何占排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何占排为证明自己作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众和聚源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可以证明众和聚源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股东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大地律所则未提交反证予以证明，且众和聚源公司对大地律所就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所提出的质疑亦能给予相对合理之解释，故大地律所请求判令何占排对众和聚源公司应偿还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大地律所、众和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22元，由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负担19011元（已交纳），由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19011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石 磊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