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辖终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立红，女，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其兰，女，194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宗龙，北京首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明，男，195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何立红、曹其兰因与被上诉人许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212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何立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及其申请追加当事人增加的诉求，包括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原告诉求确认许明与曹其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于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其主体为许明和曹其兰；原告追加的诉求为主张大地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则属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范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共同诉讼包含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是不可分之诉，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并参加诉讼，否则为当事人不适格。所谓诉讼标的同一，是指共同诉讼人在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中存在共同利害关系，是共同权利人或者共同义务人。这种利害关系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使共同诉讼成为一种必要。本案中，争议焦点的实体法律关系是许明与曹其兰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何立红主张其无效，导致的法律后果是曹其兰将其持有的北京大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投资公司）的股权返还至许明名下，大地投资公司负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因此，大地投资公司与曹其兰在本案中存在共同利害关系且不可分割，是上述协议无效产生的股权返还义务的共同义务人。换言之，如果不将大地投资公司列为被告，即使何立红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也会因为本案中大地投资公司不列为诉讼主体，不负担义务，无法实现。二、在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加强类案同判”的司法政策下，一审法院应当参考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2007）民二终字第219号判决中，同样涉及夫妻共有股权对外转让效力的认定，该案中将股权的标的公司列为诉讼主体，该案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实体认定上，都对本案的法律适用具有参考意义。一审法院应当将本案股权涉及的标的公司列为被告，以查明事实，解决纠纷。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何立红诉讼请求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但该两诉的诉讼标的是有关联的，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角度，将该两种诉讼合并审理，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有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一次性解决纠纷，实现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价值。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曹其兰上诉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应将本案移送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管辖。一、《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许明的户籍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但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顺义区，曹其兰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为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蓬莱街8栋4-609号，本案两被告的经常居住地既未在北京市大兴区，也未在北京市朝阳区，故北京市大兴区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无管辖权。二、曹其兰所提管辖异议请求为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超出了曹其兰一审所提请求范围。三、本案虽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原、被告并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只能适用被告住所地管辖，两被告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朝阳区。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管辖。经查，何立红的户籍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29号B幢29B室，其自述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科荟路1号紫玉山庄B1-020室。许明的户籍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紫玉东路1号内020号。曹其兰的户籍地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蓬莱街8栋4-609号，其自述居住在该地址。诉讼中，许明未应诉答辩，也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曹其兰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许明的经常居住地在北京市顺义区，且许明自2019年10月28日起移居美国，曹其兰的住所地及居住地均不在北京市大兴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但曹其兰并未就其主张的许明的居住情况，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一审法院组织何立红一方与曹其兰一方的谈话中，何立红一方陈述“不同意对方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本案确定管辖应当以追加的大地投资公司（住所地在大兴区）为连接点，大兴法院有管辖权”。本院经审查认为，何立红以许明擅自与曹其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许明在大地投资公司的2400万元股权转至曹其兰名下为理由，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许明与曹其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曹其兰将其持有的大地投资公司2400万元股权返还至原股东许明名下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适用有关合同纠纷的法律规定，确定管辖。就本案管辖权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一、在受案法院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能否以追加的被告作为受案法院管辖案件的依据。管辖权应当以起诉时的案件内容和当事人状态来认定。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即选择了其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案件被受理后，对原告来说，就不再发生管辖权问题。如任由原告在案件受理后再次选择其他法院管辖，或者向无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后追加新的被告并以新的被告作为管辖连接点，进而使无管辖权法院成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无疑将使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力过大，确定管辖法院过于随意，也会使已经稳定的管辖权再次陷入变动的状态，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亦违背司法精神。二、管辖上诉的请求内容。民事案件管辖权是指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是法律对法院审判职能的区域或等级性授权，在此基础上，案件只能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而不能由无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如对管辖权进行审查，其审查的结果只能是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而不能产生发回重审的裁判结果。由此，在管辖权审查阶段，上诉人的请求应限于撤销一审裁定，案件由其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范围内。而何立红关于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上诉请求，则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三、本案管辖的连接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该规定中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本案中，根据何立红的诉请内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方仅为许明和曹其兰，何立红并非该协议的签约一方。鉴于何立红与许明、曹其兰之间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更为适当。四、本案的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本案中，许明的户籍地即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紫玉东路1号内020号，其未主张自己存在经常居住地。曹其兰虽主张许明的经常居住地在北京市顺义区，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主张。据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是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本案而言，诉争标的为大地投资公司的股权，本案的最终裁判结果将直接影响诉争股权的归属。而大地投资公司系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公司，其股权的存在地点亦位于北京市。故此，为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法院审理，本案由北京市的法院审理，更为适宜。综上，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何立红、曹其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王磊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赵楚书 记 员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