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1民终5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秀珍，女，195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衍奎（系万秀珍之夫），男，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高红卫，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烨，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万秀珍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4民初2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秀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给予重新审理；2.判决原国企改制和政府主导行为与万秀珍内部退养待遇无关；3.对万秀珍诉讼请求给予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4.上诉费、一审诉讼费、经济损失费5000元，由万秀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书错误。1.根据纺针织品批发公司提供书证，济南控股公司垫付万秀珍内退工资18221.17元(含住房公积金1380.64元)实为16840.53元，万秀珍已领取。可是济南控股公司给万秀珍们全体职工发的为下岗职工生活费，万秀珍此次请求的为内退工资，有当时与公司签订的协议为证(一审证据一和证据二)，对此一审也认同了万秀珍的内退待遇。2.一审也认可了起诉主体没有错误。二、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万秀珍是1998年3月内退至2003年6月退休，2007年3月28日公司改制。一审认为属于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问题，改制时万秀珍早已退休，所以改制、政府主导与万秀珍没有关系和关联。三、纺针织品批发公司提供大量的、不真实、不对路书证，误导法庭审理，浪费法律资源，消耗法官审判精力，是对法律的不敬畏。四、案件相同，裁定不同，有失公正。万秀珍与同事高东稳(案号【2019】鲁0104民初6332号)为一个单位的内退职工，情况相同，过程一致，裁定结果不一致。请二审给予纠正。纺针织品批发公司辩称：万秀珍所主张的内退工资经过审计后纳入纺针织品批发公司的职工内债范围，是政府主导下企业改制方案的履行而引发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二、万秀珍已经在济南控股公司领取18221.17元内退工资及住房公积金，且济南控股公司已经向纺针织品批发公司追偿，说明该内退工资自实际上也是在改制过程中支付的，进一步印证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万秀珍不能获得双重支付。三、万秀珍所提及的高东稳案件与本案并不相同，一审法院不存在同案不同判情形。综上，万秀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予以驳回。万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纺针织品批发公司补发万秀珍从1998年3月至2003年6月退休前64个月的内退工资共计43920元；2.因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共延迟22年拖欠发放内退工资，向万秀珍赔偿工资总额的预估银行利息5000元整；3.相关诉讼费用由纺针织品批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批发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济南市纺织品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成立于1994年，亦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系独立法人单位。批发总公司为纺织公司主管部门，纺织公司为批发总公司的下属企业。万秀珍原为纺织公司员工，1997年其在纺织公司办理了内退手续，因万秀珍的社会保险由批发总公司缴纳，其于2003年6月在批发总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其称，纺织公司及批发总公司欠付其1998年3月至2003年6月期间的内退工资43920元。2005年7月18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改制国有产权转让立项的批复》，同意批发总公司改制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立项，企业改革正式方案由该委负责制定。2006年12月31日，批发总公司出具《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改制职工安置方案》（济纺司2006〔4〕号），明确职工安置办法为改制企业承担原企业的全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并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职工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改制前后合并计算等。2007年3月27日，济南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的请示》，说明按照现行国有产权改革的有关政策法律规定，企业（批发总公司）已完成资产审计评估，制定了职工安置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其公司同意将批发总公司100%国有产权一次性整体转让给济南立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佳公司），并拟定了《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整体重组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及《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协议》。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同日出具《关于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改制方案。2007年3月28日，济南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立佳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中包括“综合考虑产权转让后的新公司承接全部债权债务，承接安置全部职工就业，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产权市场的供求状况”，及“预留职工就业安置费1837.08万元。其中，预留全部离休人员‘两费’410.75万元，全部内退人员安置费373.07万元，预留在职职工及其他人员安置费1053.26万元，合计1837.08万元。”以上协议签订后，立佳公司于2008年3月在济南市产权交易所办理了产权交割，于3月25日取得了济南产交证字［2008］007号《产权转移证明书》。2009年3月17日批发总公司后变更名称为纺针织品批发公司，股东为立佳公司。2007年1月31日批发总公司第八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改制职工安置方案》，2007年4月9日济南市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局原则同意，经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的上述职工安置方案。上述方案第五条劳动关系的处理中规定，企业改制后，在工商登记后30日由改制后的企业按相关规定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济南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名称变更为济南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控股公司）。该公司因与立佳公司、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南中院）提起诉讼，济南中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济南控股公司在该案中要求判令立佳公司、纺针织品批发公司继续履行《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国有产权转让协议》，按照约定和《山东省济南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改制职工安置方案》规定安置职工并承担全部安置费用，并要求判令立佳公司、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共同偿还其已垫付职工安置费用及赔偿利息损失。济南中院审理后作出（2019）鲁0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确认职工安置和安置费用承担的责任主体为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和立佳公司，并判决立佳公司、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共同偿还济南控股公司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的垫付款53524846.33元。立佳公司及纺针织品批发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作出（2020）鲁民终9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万秀珍曾在济南控股公司领取该公司垫付的内退工资及住房公积金18221.17元。一审法院认为，因万秀珍在批发总公司退休，且其在批发总公司改制后曾在济南控股公司领取过内退工资及住房公积金，由此可以证明，纺织公司作为批发总公司的下属单位，其欠付万秀珍的内退工资应当已经纳入批发总公司的改制内债范围。万秀珍起诉纺针织品批发公司，不属于起诉主体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照此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因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方可按照劳动争议的民事案件进行司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第二款规定第五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经查，（2013）济民一终字第1041号案件、（2020）鲁0104民终11046号案件等多件批发总公司职工以劳动争议提起的诉讼，均已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批发总公司的改制属于政府主导下的改制。万秀珍内退工资的欠付问题，虽然产生于批发总公司改制之前，但因批发总公司一直至改制之时并未履行该债务。该债务在改制时应当一并作为改制过程中的内债进行处理，属于为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方案的履行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因此，对万秀珍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对于万秀珍所提及的高东稳案件，一审法院经查，本案与高东稳案件并不相同。高东稳与批发总公司所达成的有关内退工资支付问题的协议系在诉讼过程中签订。该协议的签订以高东稳撤诉为前提条件，实际上高东稳也在签订协议后撤诉。如双方未达成该协议，一审法院会在批发总公司改制前解决该案件，高东稳主张的内退工资也就不会作为改制中的债务进行处理。因此，本案不能参照高东稳案件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万秀珍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高东稳原为纺针织品批发公司及纺针织品有限公司职工，2000年1月1日下岗。其在本案诉讼中说明于2010年1月从纺针织品有限公司处退休。2005年5月20日，纺针织品批发公司作为甲方、高东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一、甲方考虑到乙方家庭的实际困难，同意自2005年5月份开始，按照机关内退职工的工资标准给乙方发放内退工资，按648元的80%发放为518.40元。二、乙方2005年5月份以前的职工基本生活费，乙方同意到企业改制时，按照有关规定一并结算。三、乙方同意将诉甲方（2005）槐民初字第936号诉状撤诉，撤诉费由甲方负担。四、乙方保证不再就甲方欠乙方基本生活费事宜再行诉讼。五、双方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高东稳作为申请人，以纺针织品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于2019年11月1日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纺针织品有限公司返还2000年至2005年5月的基本生活费40000元。该委审查后认为高东稳的申请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范围，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9〕第1238号《仲裁决定书》，对高东稳的申请不予受理。高东稳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鲁0104民初633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纺针织品批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东稳支付2000年－2005年5月的生活费17521元；二、驳回高东稳的其他诉讼请求。纺针织品批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20)鲁01民终1546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纺针织品批发公司撤回上诉。该裁定已经生效。本院认为，万秀珍内退工资的欠付问题，虽然产生于批发总公司改制之前，但因批发总公司一直至改制之时并未履行该债务。该债务在改制时应当一并作为改制过程中的内债进行处理，属于为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方案的履行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万秀珍起诉并无不当。高东稳的基本生活费问题与内退工资不同，而高东稳的内退工资问题系通过协商解决的，并未形成生效民事判决书，因此，一审裁定并不存在同案不同判问题。综上，万秀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曹 强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李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