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9民终18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邦听，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富，山东宗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肥城广泰立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新城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薛林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明，山东同成（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邦听因与被上诉人肥城广泰立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立恒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21）鲁0983民初9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邦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股东会决议和协议书合法有效。（一）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28日，广泰立恒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以1300万元回购谢钦局的股份，同日，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签订《协议书》，以1300万元回购谢钦局的股份。一审认为，《股东会决议》和《协议书》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在裁定书认定事实部分，一审对股东会决议及协议书载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二）广泰立恒公司辩解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借款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但是，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及其提供的证据直接否定了被上诉人的以上辩解意见。1、2017年1月25日，广泰立恒公司偿还600万元。该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对借款合同的效力没有争议并履行了还本付息的义务。2、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证明被上诉人回购谢钦局股权、向谢钦局支付130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因此与谢钦局签订《协议书》。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的辩解意见与其此前履行合同的行为相冲突，也与其提供的证据相冲突，有违诚信原则，其辩解理由应不予采纳。二、交付后的1300万元成为谢钦局的财产。广泰立恒公司因回购谢钦局的股权而向谢钦局支付1300万元，系被上诉人履行《协议书》向谢钦局支付的价款，该1300万元的财产所有权在款项交付时转移，谢钦局于2016年7月29日取得该1300万元的所有权。三、上诉人取得1300万元不影响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谢钦局在取得1300万元后，将该款交付给上诉人，系谢钦局行使处分权，上诉人依法取得该1300万元的所有权。四、款项来源不影响上诉人取得案涉1300万元。《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案涉1300万元虽来源于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依据股东会决议和协议书将案涉1300万元交付给谢钦局后，成为谢钦局的财产。谢钦局将案涉1300万元交付给上诉人后，成为上诉人的财产。所以，上诉人已经取得案涉1300万元的所有权（通过2次交付）。所以，一审在认定被上诉人的股东会决议及被上诉人与谢钦局签订的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以案涉1300万元来源于被上诉人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裁判逻辑错误。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据此将案涉1300万元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本案应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六、一审没有通知谢钦局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为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协议书》的效力涉及谢钦局的权利义务，涉及谢钦局能否取得1300万元以及谢钦局是否仍然是被上诉人的股东问题。如果《协议书》有效，则谢钦局取得1300万元，谢钦局不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如果《协议书》无效，谢钦局应当返还1300万元，谢钦局仍然是被上诉人的股东。所以，《协议书》的效力及谢钦局能否取得1300万元是一审裁判的基本事实，涉及谢钦局的权利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应当通知谢钦局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一审程序严重违法，请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广泰立恒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蔡邦听不具有涉案款项债权人资格，广泰立恒公司与蔡邦听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2016年7月28日，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与蔡邦听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同一天就1300万元借款形成了两份借款合同。当事人借贷真实意思的合同是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与蔡邦听签订借款合同只是用于谢钦局将从广泰取得的1300万元以蔡邦听的名义出借给公司。通过法院查明的实施，蔡邦听与谢钦局之间并不存在13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银行流水能够认定该款项并非来自蔡邦听和谢钦局，而是来源于广泰立恒公司。2、2021年2月25日下午，一审法院对蔡邦听的询问笔录第一页中，蔡邦听对与谢钦局的借款形成过程陈述“我在2016年以前借给谢钦局了1300万元（注：蔡邦听对该1300万元借款的形成无证据证实），7月29日谢钦局还给我了1300万元，然后谢钦局给我做工作让我把这1300万元又借给了公司”，该陈述是先还款后借款，显然与借款合同签订在先相互矛盾。询问笔录第二页，蔡邦听对怎么出借给谢钦局的1300万元回答说：“银行转账”，既然是银行转账完全能够提供转账记录，但是蔡邦听却不能提供。另外，笔录中第二页问：“当时广泰立恒公司都谁参加的”，蔡邦听说：“我不认识”，即不了解广泰立恒公司也不认识借款合同上的签字的人，如此1300万元的巨额款项就借给广泰立恒公司，根本不符合常理，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谢钦局借用蔡邦听的名义出借款项。笔录第三页最后一段问：“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向你转款600万元，这600万元是否转给了谢钦局”，蔡邦听回答“没有”。但事实上，一审法院从银行调查得知，2017年2月23日该600万元又从蔡邦听账户转到了谢钦局账户。蔡邦听在上述询问笔录中所做的陈述与事实相矛盾，明显是虚假陈述。3、蔡邦听和谢钦局之间根本不存在1300万元的借贷关系。这一点对本案来讲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谢钦局与广泰立恒公司签订的1300万元借款协议书以及蔡邦听对从谢钦局处取得1300万元的陈述系谢钦局欠蔡邦听1300万元的话，表面来看符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正是因为存在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之间的借款协议书、1300万元银行流水、蔡邦听与谢钦局的陈述材料、广泰立恒公司持有的与蔡邦听持有的出借人不一致的借款合同等证据材料，才使得本案并不是看似简单的与蔡邦听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通过审理，完全查明了本案的事实，作出了正确裁判。4、既然蔡邦听与谢钦局之间不存在13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2016年7月28日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结合庭审陈述和询问笔录，及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信息，足以说明广泰立恒公司与蔡邦听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7月28日形成真实合意的是广泰立恒公司与谢钦局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蔡邦听不具有涉案1300万元的债权人资格是正确的，该裁定完全查明了案件事实，不存在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不影响第三方的诉讼权利。二、谢钦局并非本案必要的诉讼参与人，原审程序合法。谢钦局并非《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谢钦局并非本案当事人且案件处理结果与谢钦局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谢钦局可以个人名义起诉。谢钦局在本案二审中申请加入诉讼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程序合法，谢钦局申请加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蔡邦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9,314,000元，支付利息8,084,547.66元，合计17,398,547.66元；并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邦听与谢钦局有亲戚关系，谢钦局系广泰立恒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12月16日前谢钦局曾系被告广泰立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12月16日变更为薛林光；2020年6月15日谢钦局任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2016年7月28日，谢钦局与被告广泰立恒公司签订《股权变更股东会决议》一份，决议内容为：谢钦局退出公司全部股份，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薛林光，公司支付给谢钦局退股款和分红共计1300万元。同日，谢钦局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鉴于甲方（广泰立恒公司）向乙方（谢钦局）借款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事宜，为保障甲方顺利归还乙方借款，现协商决定由乙方阶段性保管甲方财务专用章。在乙方保管甲方财务专用章期间，不应影响、耽误甲方使用财务专用章。此次挂牌75亩土地，政府应归还甲方垫付三馆工程款剩余款项。待该款项到位后，第一时间执行与乙方的借款合同。甲方归还乙方借款后，乙方交回财务专用章和甲方银行预留印鉴中谢钦局的手章。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后生效。”被告在甲方处加盖公司印章，谢钦局在乙方处签字。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载明：“乙方（广泰立恒公司）因土地摘牌需要，今向蔡邦听借款人民币1300万元整（大写：壹仟叁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为准），月息3%，共计人民币107万元整（大写：柒拾捌万整），如乙方提前还款，利息按实际用款天数结算。乙方以政府欠肥城广泰立恒置业有限公司3000万元（“三馆”垫资建设资金）作为质押。该地块挂牌价7500万元，加上乙方购买土地指标的2000万元，乙方实际交款9500万元，政府退款第一笔资金乙方便归还甲方借款。”原告在甲方处签名，被告在乙方处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股东孙晨雷、胡皓在公司代表处签字，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林光在担保人处签字。该借款合同一式两份，原、被告各持一份，被告持有的借款合同内容载明的出借人为“谢钦局”，甲方签字处为“蔡邦听”；原告持有的借款合同内容载明的出借人为“蔡邦听”，且“蔡邦听”的名字系将“谢钦局”的名字划掉后手写修改而成，并在该修改处加盖了公司印章。2016年7月29日，被告通过其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向谢钦局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转账1300万元。同日该款转账至原告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后又转账至被告在建行肥城支行的账户。2017年1月25日，被告通过其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向原告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转账600万元。2017年2月23日，原告通过其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向谢钦局在肥城民丰银行的账户转账600万元。2021年1月18日，原告以被告欠其借款本金9314000元及利息为由诉至本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涉案1300万元系谢钦局归还其借款，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证实，案外人谢钦局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存在1300万元的借款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告对涉案款项是否具有债权人资格，即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综合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不具有债权人资格。首先，涉案款项源于作为被告股东之一的谢钦局与被告其他股东于2016年7月2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签订后，被告于次日即2016年7月29日将1300万元转账至谢钦局的银行账户。从涉案款项流向看，该款项转至谢钦局账户后，于当日即从谢钦局的账户转至蔡邦听的账户，当日又从蔡邦听的账户转至被告公司账户。涉案款项同一天内在被告、谢钦局及原告账户多次流转，该款项由被告转出又于当日转入，能够认定该款项并非来源于原告或谢钦局，而是来源于被告，即本案原告并未实际出借涉案的1300万元。其次，原、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不一致。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为“谢钦局”，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人是将“谢钦局”的名字修改为“蔡邦听”的名字后加盖的被告公司印章。双方提交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人不一致，不符合常理，无法认定原、被告是否就涉案款项达成了真实的借贷合意。再次，原告及谢钦局均主张双方存在1300万元的借贷往来，但二人均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且涉案借款标的巨大，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具备出借1300万元的能力及资金来源，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另外，一审法院向原告询问时原告陈述被告归还600万元后其未向谢钦局的账户转款，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原告的账户明细不符，原告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告及谢钦局陈述的谢钦局向原告转款1300万元是归还原告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就涉案款项具有债权人资格。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驳回蔡邦听的起诉。 二审中，谢钦局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认为一审裁定书损害其利益，申请参加本案的诉讼。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蔡邦听和谢钦局均认可，本案中蔡邦听系名义借款人，谢钦局为实际借款人。涉案1300万元为谢钦局所有，系谢钦局借用蔡邦听的名义向广泰置业公司予以出借。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广泰置业公司在答辩状中称，涉案借款合同系广泰置业公司与谢钦局之间达成的借款合意，蔡邦听并不具备债权人资格。而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本案中蔡邦听和谢钦局的陈述亦可以得出，涉案1300万元款项系来源于谢钦局的银行账户，广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回款600万元也是进入了谢钦局的账户。即便本案真的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1300万元实际也为谢钦局所有，蔡邦听系名义借款人，谢钦局为实际出借人。故，蔡邦听在本案中并不具有债权人资格，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综上，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蔡邦听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谢钦局与广泰置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方面的其他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对谢钦局申请加入本案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谢钦局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蔡邦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韩钰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