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81民终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思文，男，1960年3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之敏，黑龙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岩，男，198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峰，黑龙江蒋雪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思文因与被上诉人刘岩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2020）黑8111民初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思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之敏、被上诉人刘岩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思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孙思文与刘岩是家庭农场成员，双方系合伙关系，孙思文与包括刘岩在内的其他成员之间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双方没有不允许赊销的约定。孙思文与黑龙江省格球山农场（以下简称格球山农场）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中也没有这一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孙思文赊销是违约行为错误。且家庭农场成员平等，关于秋收后粮食销售问题，在刘岩等合伙成员不同意的情况下，孙思文径行赊销不符合情理。关于2014年大豆赊销问题，刘岩未与孙思文签署书面协议，说明刘岩同意赊销；二、从担保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指的是2015年11月29日的大豆赊销行为，一审法院将刘岩2014年粮款一并保护无事实依据，在内容上孙思文以在农场存款为限承担责任，是债权的质押，一审法院未判令孙思文在质押范围内承担责任违反当事人约定；三、刘岩自认孙思文给付款项都发生在2015年11月29日担保协议订立后，结合孙思文从未承诺给付2014年粮款的事实，能够认定已经给付的均为2015年粮款。即使2014年粮款孙思文给付了一部分，也是自愿行为，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对于2014年粮款的剩余部分，孙思文无义务继续给付；四、一审法院未将担保协议作为裁判依据，直接认定孙思文违反不许赊销的约定。但违约责任的承担，尤其是损失的赔偿应以损失客观发生为前提，黑龙江省同根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根生公司）未按1.94元/斤价格兑现，即使兑现也应扣除孙思文向同根生公司提起诉讼和申请执行的费用成本，一审法院按赊销价格计算刘岩2015年粮款无依据。孙思文提交刘岩签字的家庭农场账簿显示，包括刘岩在内的其他成员对1.74元/斤的市场最高价格核算认可，刘岩一方面不认可孙思文2015年的赊销行为，一方面按赊销价格主张权利自相矛盾。庭审过程中孙思文补充上诉理由：张德斌与王福辉合伙纠纷一案与本案案由、事实相同，法院已作出驳回上诉的生效判决。刘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孙思文的上诉请求。张德斌与王福辉案件，案由为侵权纠纷，并非合伙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刘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思文偿还外赊大豆品款13,974.81元；2.诉讼费由孙思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2015年，刘岩、孙思文等人在黑龙江省格球山农场第一管理区承包土地期间，共同组成联户家庭农场。孙思文担任组长，联户家庭农场对土地统一管理，产品统一销售。2014年、2015年孙思文未经联户家庭农场合伙成员同意，擅自将联户家庭农场的大豆产品赊销外售，款项至今未结清。经双方确认刘岩尚有2014年、2015年外赊粮款合计11,814.81元未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孙思文作为联户家庭农场的合伙负责人，其所作出的决定不得违法合伙协议的约定，不得侵犯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其作出合伙事项重大变更的，依法必须取得全体合伙人同意。孙思文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擅自决定将联户家庭农场合伙粮食产品外赊，系其个人行为，违反了联户家庭农场统一销售产品即时结算货款的约定，孙思文个人外赊产品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约定解决。”的规定，孙思文违约销售产品行为，依法应承担向刘岩返还外赊粮食款的责任。对刘岩要求孙思文给付外赊粮款的请求，予以支持；格球山农场第一管理区《孙思文组2014、2015年欠组内成员兑现款明细》显示，刘岩外赊粮款余额为11,814.81元，对刘岩要求孙思文给付2015年外赊粮食差价款2,16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孙思文举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赊销联户家庭农场的大豆产品，征得联户家庭农场全体成员同意。对孙思文关于刘岩要求其给付2014-2015年大豆款没有事实依据，刘岩的大豆款不应由其支付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判决：孙思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岩外赊粮款11,814.81元及差价款2,160.00元,合计13,974.8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0元，已减半收取75.00元，由孙思文负担。二审庭审中，孙思文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意在证明：包括刘岩在内的其他家庭农场成员同意2014年对外赊销大豆。刘岩质证意见为：刘某与孙思文有利害关系，在刘岩不认可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应被采信。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效力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11月29日，孙思文向组内合伙成员出具《大豆外赊担保协议》，以1.94元/斤价格，将组内379.98吨，共计1,474,322.00元大豆外赊，孙思文承诺外赊粮款十日内收回，如不能按时收回，同意用其1591亩土地，已交农场的种地资金进行担保负责偿还。孙思文在协议中还称，此次外赊属于其个人行为，与农场、管理区、组内成员无关，所有责任自负。二审同时查明：《孙思文组2014、2015年欠组内成员兑现款明细》载明：2014年应向刘岩兑现35,505.87元，已兑现22,989.58元（9,000.00元+13,989.58元），2014年阳光保险702.45元，2015年应向刘岩兑现14,938.97元，已兑现14,938.00元（2019年兑现2015年欠款14,938.00元），应给付刘岩的余额为11,814.81元。孙思文家庭农场承包期为2013年至2019年。二审另查明：刘岩诉讼请求包括：给付余额11,814.81元及2015年外赊粮食差价款2,160.00元，共计13,974.81元。孙思文与同根生公司的诉讼中，孙思文主张按1.94元/斤进行结算，最终确认同根生公司给付孙思文大豆款3,950,000.00元。二审还查明：2015年粮食差价款的计算方式为：（2015年《大豆外赊担保协议》中的总价款-《2015年孙思文外账明细帐》中团结大豆款合计）/总面积×刘岩2015年种植面积=粮食差价款。除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思文是否应给付刘岩外赊粮款及2015年粮食差价款。关于孙思文是否应给付刘岩外赊粮款问题。案涉联户家庭农场成员之间系合伙关系，虽然孙思文与刘岩等其他合伙成员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合伙关系的相关规定，孙思文作为合伙组织负责人，不得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重大事项需征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孙思文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其2014年销售大豆行为征得全体合伙成员一致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擅自销售行为，给合伙组织成员造成损失，应承担返还粮款责任正确。孙思文对《孙思文组2014、2015年欠组内成员兑现款明细》内容并无异议，通过该明细可以看出，刘岩尚有11,814.81元余额未返还，因此一审法院将刘岩2014年售粮款一并保护，判令孙思文给付刘岩2014-2015年外赊售粮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孙思文是否应给付刘岩2015年粮食差价款问题。孙思文于2015年11月29日向组内成员出具《大豆外赊担保协议》，以1.94元/斤价格，将组内379.98吨，共计1,474,322.00元大豆外赊，并承诺此次外赊属于孙思文个人行为，与农场、管理区、组内成员无关，所有责任自负。该协议出具后，孙思文将案涉大豆销售给同根生公司，该公司未能如期给付孙思文货款，孙思文按1.94元/斤价格向同根生公司主张欠付粮款，双方确认同根生公司给付孙思文大豆款3,950,000.00元。在《孙思文组2014、2015年欠组内成员兑现款明细》中，2015年应付大豆款按1.74元/斤计算，这与《大豆外赊担保协议》中记载的销售价格以及孙思文向同根生公司实际主张价格之间存在差额，因此刘岩主张2015年粮食差价款有事实根据，孙思文应按照《大豆外赊担保协议》中的承诺价格，给付刘岩2015年粮食差价款2,160.00元。孙思文、同根生公司买卖合同关系与孙思文、刘岩合伙合同关系为不同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有关债的相对性的规定，孙思文与同根生公司欠款是否给付完毕，均不影响合伙组织成员向孙思文主张权利，孙思文不能以此为由不向合伙组织成员给付所欠售粮款。故一审法院判令孙思文向刘岩给付2015年粮食差价款2,160.00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孙思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0元，由上诉人孙思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单丹审判员  赵玉忠审判员  侯金明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高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