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83民再5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淼，男，汉族，1986年4月21日出生，住晋州市。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朱晓宁，男，汉族，1985年8月19日出生，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会苗，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再审申请人张淼因与被申请人朱晓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冀0183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冀0183民申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淼，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朱晓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会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淼申请再审称，请求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冀0183民初1760号民事裁决书予以审查，纠正错判。 申请理由1、裁定判决书上部分内容与法庭论述及庭审记录明显不符；2、诉讼主体不适用，本案双方当事人根本没有产生经济往来的事实依据；3、申请人张淼有新的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朱晓宁所提供的证据及庭审论述根本就是拼凑转账记录与借款借据、私自改写借款借据从而形成本案的虚假诉讼。 具体解释： 1、（2019）冀0183民初1760号民事裁决书第三页，原告朱晓宁明确表示两份借款借据分别在2015年2月26日和2016年的1月14日的当天签订，但是在张淼拿到重庆政法大学的司法鉴定书后的第二次开庭当庭翻供并当庭承认借款借据是他根据转账记录推测的时间从而填写的姓名和日期。 事实情况：被告张淼在签订两份借据的当天朱晓宁根本就没有在场，朱晓宁也根本不能清楚的表明借款的事由，借据签订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而且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到2016年底期间根本就不认识，可以通过通话记录证明，双方根本就没有见过面或者通过电话，证人宫某出庭证实了以上情况。事实上原告张淼当时的借据是代表藁城尚金公司与石家庄万达尚金签订，与朱晓宁无关。 2、（2019）冀0183民初1760号民事裁决书第七页，“即使原告不同意还原始借据，存在胁迫、诈骗等违法犯罪情形的，被告也应当向有关部门报案处理”，与庭审记录不符，庭审记录中被告张淼及证人宫某都明确表示是亢居岳在石家庄万达尚金公司胁迫张淼签订的借据，与朱晓宁无任何关系。 事实情况：被告张淼是被石家庄万达尚金公司亢居岳胁迫签订的借款借据，与朱小宁无任何关系，而且被告张淼根本不认识朱晓宁，就更不会知道借款借据被转交到朱晓宁手中并私自填写姓名、日期，又何来的归还原始借据。 3、诉讼主体不适格； 本案中，张淼的妻子张晶在公司任职出纳，并提供了相关证明，张晶的该农行卡在此案发生期间一直为藁城尚金公司使用，我可以提供公司部分记账凭证可以证明该事实，也同时申请法院调取张晶该农行卡在本案发生期间的银行记录，可以明确表明该卡为公司使用，而且在此期间与石家庄万达尚金亢居岳、亢富、高兴之间多次发生资金往来，其中也包含了借款借据标明的两笔往来，可以证明两张借据的当事双方是两家公司，与朱晓宁无关。4、张淼可以提供藁城尚金公司的包含借款借据标明的两笔资金往来的部分手工记账凭证、银行流水及电子凭证照片，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其完整记录了该两笔资金的进出及付息情况，证明该案的两笔资金是两家公司的资金往来，并且双方公司所有借款已经结清，而朱晓宁是通过未知手段获得该收据并私自填写借款姓名、时间，拼凑转账记录形成的虚假诉讼案件。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审查上列事实及相关证据，及时启动再审程序。 原审原告朱晓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25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自2014年至2015年因资金周转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依约定付款。截止到2016年1月14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125万元未还，有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两份为证。后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诉至法院。提供证据如下： 1、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借款借据两份；2、2019年3月10日、2019年3月1日声明两份；3、转账信息；4、微信聊天记录；5、2014年8月28日、2014年8月28日、2015年2月26日银行转账记录。 原审被告张淼辩称，原告所诉属于虚假诉讼。被告没有借过原告款项。原告手中借条属于原告胁迫被告所签订，该借据系原告从亢居岳手中得到，当时贷款人一栏、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均为空白，内容原告自己填写，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 1、社区矫正宣告书、每月谈话/心理矫治记录表；2、银行对账单；3、担保合同；4、2014年5月30日借款借据一份；5、借贷合同一份；6、2020年4月1日证明2份；7、转账记录。 原审查明，被告自2014年至2015年因资金周转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分别于2015年2月26日通过亢富河北银行账号62×××61向被告妻子收款方张晶账号62×××72转款100万元；2014年8月28日付款方高兴6228490636003784666向收款方张淼账号62×××78转款16万元；2014年8月28日高兴银行卡号62×××09向收款人张淼账户62×××39转款20万元；2014年8月28日36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仅偿还11万元本金，尚欠25万元未还。被告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一份，内容为：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借款金额25万元，月息3分，借款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下方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2015年2月26日的100万元由被告在转账当天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内容为：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借款金额25万元，月息3分，借款期限2015年2月26日至2016年4月20日。下方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原告提交转账明细单3份以及亢富和高兴的声明各一份。高兴于2019年3月10日出具《声明》一份，内容如下：高兴于2014年8月28日从农业、工商银行向张淼转款36万元，是受朱晓宁委托向张淼出借款项，实际出资人为朱晓宁，我本人与张淼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另原告提供了其（手机号：139××××266ｌ）与高兴配偶亢居岳（手机号：153××××7777）于2020年4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原告（微信号×××）向亢居岳（微信号×××）发送了20万元和16万元的银行转账清单照片后，高兴向朱晓宁发送了语音信息，语音信息内容与上述证言内容一致。在朱晓宁要求亢居岳出示高兴身份证后，亢居岳向朱晓宁发送了高兴的身份证照片。2019年3月1日亢富出具《声明》一份，内容如下：高兴于2015年2月26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向张晶转款100万元，是受朱晓宁委托向张晶、张淼出借款项100万元，签订日期2015年2月26日，实际出资人为朱晓宁，我本人与张淼、张晶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借款到期后被告除偿还11万元本金外，剩余本金及利息未还。对上述11万元还款，原告称为现金偿还。 被告对上述借贷关系不予认可，称原告所持有的两张借据，是原告胁迫下签订的。在原告将被告哄骗至石家庄后，被人逼追在空白的欠据上签字。对此被告申请证人宫某到庭予以作证。宫某证实两张借据在同一时间签订，如张淼不签字，则张淼不能离开。在此情况下，张淼无奈在空白借据上签字。对于上述证言，原告认为，宫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宫某拖欠原告款项至今未还清，因此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 因对两张借据的书写形成时间有异议，被告于2019年6月21日申请对本案讼争的两张借据的形成时间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4年1月9日该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462害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上印刷体文字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两者的形成时间相近。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两者的具体形成时间。2、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上的四处“张淼”署名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而是短时间内连续书写形成。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形成时间。3、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贷款人（签章）”栏内的“朱晓宁”署名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其形成时间相近；“人民币（大写）”栏内的手写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其形成时间相近。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形成时间。 依据上述鉴定意见，被告对本案借贷关系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原告所提供的两张借据书写时间不是记载时间所书写，原告不能说明两张借据书写时间、地点，应当认定两份借据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伙同亢居岳、高兴、亢富伪造转账声明，虚构借款事实所形成；原告所称的还款11万元的事实，原告没有说清楚，涉嫌虚假诉讼；原告在两次庭审中，陈述不一；被告张淼属于河北尚金投资有限公司（藁城尚金）与亢居岳的聚融公司（石家庄尚金）曾发生业务主来，可能出现过被告代表河北尚金投资有限公司（藁城尚金）向亢居岳的聚融公司（石家庄尚金）出具借款借据可能性，这些来往双方公司已经结清，所打过的借据已经作废；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张晶系河北尚金投资有限公司出纳，一直使张晶的银行卡进行业务往来，高兴和亢富的转款记录纯属河尚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亢居岳的聚融公司的往来，上述两笔款项已经还清；按双方约定的利率3%计算，利息应为90万元左布，但在借据上根本没有利息的体现，显然不符合逻辑。原告则认为，虽然鉴定报告显示两份借条的书写时间与记载时间存在差异，但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以及被告认可的借条，足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2018最高法民申4045号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14号再审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784号民事裁定书，均说明了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导致诉讼。 另查，2019年4月25日原告朱晓宁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产生保全费5000元，保费2990元。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提供了由被告签名的两张借据，对两张据上被告签名的真实性，双方予以认可，只是被告对所签内容大不予认可。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虽然得出两张借据的书写时间不是记载时间书写，但据此不能否认两张借条上被告签名的真实性。张淼作为从事金融业务的工作人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空白合同签名的法律后果，其没有要求对两张借据的空白处先行予以填写或者拒绝签名，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将承担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空白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所提供的有关转账记录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均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仍然存在借贷关系的法律事实。假设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被告应及时从原告手中要回借据；即使原告不同意还回原始借据，存在胁迫、诈骗等违法犯罪情形的，被告也应当向有关部门报案进行处理。但从出具欠条的2016年1月起，至今已经过去几年时间，被告并未就受到胁迫一事，向有关部门请求处理。因此被告称受胁迫签订借据的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包括转账记录、借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使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使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因此对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按双方约定还时间，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双方所约定月利率3%，数额过高，应按年利率24%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张淼偿还原告朱晓宁借款125万元及利息，其中25万元从2016年1月14日起，100万元从2015年2月26日起均按年利球24%计息至本判决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经再审查明，根据原审原告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 2014年8月28日，案外人高兴向张淼转款两笔各16万元、20万元，共计36万元。 2015年1月30日，案外人朱晓森向案外人亢富转款100万元。 2015年2月26日，案外人亢富向张淼的妻子张晶转款100万元。 原审中，原审原告朱晓宁向本院提交原审被告出具的两份借款借据： 2016年1月14日借款借据一份，内容为：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借款金额25万元，月息3分，借款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下方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 2015年2月26日借款借据一份，内容为：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借款金额25万元，月息3分，借款期限2015年2月26日至2016年4月20日。下方借款人张淼，贷款人朱晓宁。 原审中，原审原告提交亢富、高兴的声明各一份。 亢富于2019年3月1日出具《声明》，内容为：转款人亢富，身份证号：1301041960××××××××，于2015年2月26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向张晶转款金额1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是受朱晓宁委托向张晶、张淼出借款项；金额1000000元，签订日期2015年2月26日。因此实际出资人为朱晓宁，我本人与张淼、张晶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高兴于2019年3月10日出具《声明》，内容为：转款人高兴，2014年8月28日从农业、工商银行向张淼转款金额360000元（大写：叁拾陆万元整），是受朱晓宁委托向张淼出借款项，金额360000元，因此实际出资人为朱晓宁，我本人与张淼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原审原告朱晓宁提交其与高兴爱人亢居岳于2020年4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原告向亢居岳发送了20万元和16万元的银行转账清单照片后，高兴向朱晓宁发送了语音信息，语音信息内容与上述《声明》内容一致。在朱晓宁要求亢居岳出示高兴身份证后，亢居岳向朱晓宁发送了高兴的身份证照片。 原审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原审原告代理人陈述，被告自2014年至2015年因经营周转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4年8月28日通过高兴银行卡向被告张淼转款两笔共计36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偿还本金11万元，尚欠25万元。被告于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一份，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原告于2015年2月26日通过亢富银行卡向被告转款100万元，当天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 审理中，原审被告陈述，两张借款借据均是同一天所签，大概是2016年5、6月份签的。借款借据中签字是我签的，内容不是我签的，签名字时两张收据均是空白的。是亢居越胁迫我签的。我有证人宫某可以证实。跟原审原告无关，我没有收到这笔钱。 原审中，证人宫某出庭证实：张淼签借条时在场，当时是在公司（石家庄都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的，在场人有亢居越、贾广特、公司会计小慧。我是公司业务员。在2016年4、5月份把张淼叫过去，亢居越说张淼有借款，小慧拉着张淼不让走，让张淼签字。张淼只签了一个字，签的是两份借据。张淼是下午去的，耗到张淼很晚了。不清楚金额。 原审中，原审被告向本院申请对两张借据形成时间等问题进行鉴定。 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 1、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上印刷体文字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两者的形成时间相近。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两者的具体形成时间。 2、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上的四处“张淼”署名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而是短时间内连续书写形成。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形成时间。 3、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原件“贷款人（签章）”栏内的“朱晓宁”署名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其形成时间相近；“人民币（大写）”栏内的手写字迹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其形成时间相近。在现有样本条件下，不能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形成时间。 原审第二次开庭审理中，原审原告朱晓宁陈述，2016年我拿到的两张条，条上左半部分是写好的，右半部分是我填上的。张淼打条时我不在场。张淼借钱，我跟亢居越说借钱可以，但是得打条；先给的钱，后打的条。 原审中，原审被告提交河北尚金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两份，证实张晶、孙亚男系该公司出纳，其个人农行卡为公司使用。期间与聚融集团（简称万达尚金）所提供的高兴、亢富的个人账户有多次正常资金往来。 本案再审审查、审理中，原审被告提交记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陈述所收到款项均未藁城尚金与石家庄尚金之间的业务往来。张晶系藁城尚金出纳，其银行卡由公司使用；张淼系藁城尚金的经理。藁城尚金（河北尚金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孙行。石家庄万达尚金实际控制人为亢居越。 原审原告代理人对于原审被告所提交的记账凭证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银行转款流水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根据原审卷宗证据及再审审查期间、再审审理期间原审被告所提交的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流水显示： 2014年8月28日，案外人高兴向张淼转款两笔16万元、20万元，共计36万元；当日，张淼转给案外人王立涛36万元，通过另外银行卡转给王立涛22万元。该笔款项在公司2014年8月29日现金日记账及2014年8月30日记账凭证中有记载，但在公司财务软件中无记载。 2015年2月26日，案外人亢富向张晶转款100万元。该笔款项在公司记账凭证、现金日记账及财务软件中有记载。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证实，原审被告张淼及其妻子张晶的银行账户确曾收到案外人亢富、高兴的转款136万元。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上述款项是否是原审原告的款项？二、原审被告及张晶所收到款项是否系公司拆借使用？三、原审原告陈述原审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1万元，是否有证据证实？为何未收取利息？四、借条的真实性？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5年1月30日，案外人朱晓森曾向案外人亢富转款100万元。2015年2月26日，案外人亢富向张淼的妻子张晶转款100万元。 根据亢富出具的声明，该款项系原审原告的款项。虽然原告与朱晓森系兄弟关系，但原告是何时向朱晓森转款、转款数额等，均无证据证实。 2014年8月28日，案外人高兴向张淼转款两笔各16万元、20万元，共计36万元。 根据高兴出具的声明，该款项系原审原告的款项。但原审原告是何时向高兴转款，现有证据无法证实。 据此，原审被告张淼及张晶所收到款项是否系原审原告款项，现有证据不足。 对于第二个焦点，根据再审审理中原审被告所提交的账目，案外人亢富、高兴所转款项均在公司账目中有记载。但因本案系原审原告宿原审被告张淼民间借贷案件，该款项是否公共拆借使用，并非本案审查范围。 对于第三个焦点，原审原告陈述原审被告曾偿还借款本金11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为何未收取利息，亦无证据证实。 对于第四个焦点，根据鉴定报告，证实原审原告所提交的“2015年2月26日”、“2016年1月14日”的两份《借款借据》“不是如其标称时间所示间隔分别形成，其形成时间相近。”，据此，两份标注不同时间的借款借据形成时间相近，结合原审证人宫某的证言，可以证实两份借款借据系后补的，且借款借据中的部分内容并非原审被告书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本案中，原审原告所持有的借款借据经司法鉴定存在后补情形，同时涉案款项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系原审原告的款项。因此，原审原告诉求原审被告偿还借款12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冀0183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朱晓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050元、保全费5000元、保费2990元，合计24040元，由原审原告朱晓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邮寄地址：河北省晋州市，邮编052260，收件人：立案庭材料收转窗口）。 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丁维奇 人民陪审员  张惠卿 人民陪审员  李 佩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崔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