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196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清，北京市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5号7号楼。法定代表人：郝永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金，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文强，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杨强，男，196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居洪，北京市中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波，北京市中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投公司）、原审第三人李文强、杨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3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强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丰投公司返还我840958元；2.诉讼费用由丰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仅依据丰投公司与杨强的陈述即认定丰投公司未获取80万元，证据及事实认定错误。我提交的丰投公司与杨强的购房合同、丰投公司的收据和发票，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应得到确认。丰投公司与杨强陈述的效力不足以对抗我提交的书证。一审法院要求我提交丰投公司实际收款证据是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苛责。因涉案房屋，我分别与丰投公司与杨强均发生过多起诉讼，存在利益冲突，丰投公司与杨强在本案中陈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存疑，在其未提交确实充分证据前，不应仅凭其一致性陈述即确认真实性并作为定案证据。丰投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如果丰投公司收取了王强所称的不当得利，杨强也会提起诉讼，但是杨强并没有起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强的上诉请求。李文强、杨强述称，丰投公司及我方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原审被告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取第三人杨强80万元购房款”并不存在，案涉发票仅仅是为了办理房产证用途。我方更是将王强自2012年开始以自己的名义（以及以其近亲属的名义）所发起的前后共六次诉讼的有关材料，如实、完整地提交给了人民法院。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苛责原告举证、偏听偏信”的情形。在法律与经济实务中，发票本身并不代表钱款是否已经收讫。杨强与丰投公司从无利益冲突，有冲突的是王强（及其父亲、母亲、儿子）与丰投公司、杨强、李文强。一审开庭时杨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从未向丰投公司支付过“80万元”，杨强的银行账户可证。法院认定杨强没有支付给丰投公司“80万元”，不是仅仅依据丰投公司与杨强陈述一致，而是综合了各方提交的证据、前后共五次诉讼的所有材料后依法作出的认定。王强认为法院仅凭当事人陈述一致就认定了案件事实，是其单方错误认知。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投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840958元；2.丰投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5日，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拆迁人，以下简称丰台综投公司）与王强（被拆迁人）签订《居民成套住宅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同时，双方还签订《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C9地块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选房认购协议》），王强认购北京丽泽××1404号房屋（以下简称1404号房屋）。同日，王强（卖方）与杨强（买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1404号房屋出售给杨强，金额1336136元，王强向杨强出具购房款收条。2012年7月30日，丰台综投公司（出卖人）与杨强（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将1404号房屋出售给杨强，合同约定房款金额为840958元，当日，丰台综投公司向杨强出具收到1404号房屋购房款840958元的收据及发票。2018年12月21日，丰台综投公司更名为丰投公司。庭审中，丰投公司、杨强主张《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收据及发票均是为了办理1404号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所用，购房款840958元并未实际收取。此外，自2013年起，案外人王某1、安某、王某2及王强分别起诉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撤销《房屋买卖合同》案件，后经审理，诉讼请求均被法院生效判决驳回。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第九百八十七条规定，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王强作为1404号房屋的原权利人，现以不当得利诉至法院，并无不当。虽然丰投公司与杨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840958元，并出具了收据及发票，但其二人均表示系为了办理1404号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所用，购房款840958元并未实际收取。一方面杨强从王强处购买1404号房屋后，丰投公司为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具有合理性，且符合同类房屋过户相关政策要求，另一方面王强未提交证据证明丰投公司实际收到了与杨强约定的购房款840958元，现无证据证明丰投公司实际获益。因此，综合本案案情和现有证据，王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此难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二审审理期间，经询，丰投公司就案涉“840958元”数据的来源予以说明，称：2010年2月5日签订的序号×××、编号×××的《选房协议》)中，载明王强选购了总面积125平方米房屋一套(暂定房号××1404室)。按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王强选购的125平方米安置房一套，其中66.72平方米为原被拆迁房屋置换面积，不计算购房款；超出原被拆迁房屋面积至90平方米部分的23.18平方米，享受优惠价6300元/平方米计价，此部分购房款146034元；90平方米至125平方米部分的35.1平方米，按照当时安置房最高限价7600元/平方米计价，此部分购房款266760元。王强在《选房协议》中应交的购房款总额为412794元，在王强签订《选房协议》和《居民成套住宅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时已由其领取拆迁置换安置补偿时预交。王强在签订上述协议、领取拆迁置换补偿、预交认购的房屋购房款的同日，通过李文强中介，将其认购的1404号房屋作价1336136元(该价格中包括了王强预交的购房款412794元)转卖于杨强并亲自签署《弃房声明》。我公司与杨强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总价款840958元和发票，首先，向杨强交付房屋后办理房产证时，因当时登记机关无专用的安置房购房合同，只能用《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代替，故我公司只能与杨强签订这一正式购房合同用于为杨强办理产权登记。其次，关于正式购房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总价款840958元，由前述的《认购协议》中优惠价购房和安置房最高限价购房的购房款总额412794元加置换面积66.72平方米部分的价值428164元(置换部分虽在认购协议中没有计价，但是这部分是有价值实际存在的，进行产权登记时必须体现出来在购房发票上)两部分构成。再次，办理产权登记，登记机关要求的必备文件就有《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购房发票》上如果只记载认购协议中预交购房款的部分价款，不记载置换面积部分无偿置换面积部分的价值，不能实际体现出进行登记的房屋的价值。我公司在为杨强办理产权登记时，除了按交付房屋实测面积与杨强结算收取面积差价(实测面积比认购协议的面积多出1.03平方米)7800元以及相关的登记费用外，没有再向杨强收取过任何购房款。本案在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定丰投公司未实际获益并据此驳回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是否适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此前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杨强是从王强处购买的1404号房屋，丰投公司与杨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并为杨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实际系协助王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杨强已向王强支付了1404号房屋的全部购房款，除实测面积与认购协议面积的差额及相关登记费用外，杨强无需再向丰投公司支付任何款项。虽然丰投公司与杨强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购房款840958元，并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及发票，但丰投公司已对840958元购房款的构成做出了合理解释，且丰投公司与杨强均表示上述合同及票据系为了办理1404号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所用，并未实际支付840958元购房款，考虑到1404号房屋的性质及获取来源，上述解释具有合理性，符合同类房屋过户政策要求。王强主张丰投公司从杨强处获得了不当得利，不符合常理，且缺乏证据支持，要求丰投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0元，由王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雪审 判 员  屠 育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陈**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