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2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伟政，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然，天津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瑞，天津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四季花苑31号楼—201。法定代表人：吴前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明，滨海新区浩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伟政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28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伟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然、被上诉人绿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伟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崔伟政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同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绿地公司内部具有严格的管理流程，绿地公司对于与崔伟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知情且同意的。绿地公司已将涉案房屋交付崔伟政，且从未向崔伟政主张返还房产，仅仅只是未配合办理相应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即绿地公司实际认可崔伟政占有使用涉案房产。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股东会决议附件“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注明崔伟政3240万元股本金所对应的房产，并注明“以上资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股东”，该附件有绿地公司全体股东签字并由绿地公司加盖公章；2012年7月4日，绿地公司出具“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并加盖公章，再次对崔伟政应得房屋进行确认。上述两份文件涉及房产与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房产系一一对应关系，证明涉案房产转让有股东会决议。二、涉案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股东会认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的权益，并不限制公司管理人员与公司进行交易。本案中绿地公司对于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是知情且同意的，该交易也由经股东会进行了确认，崔伟政也并未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仅仅只是与公司进行了正常的房产买卖交易，可见本案并不适用该条款。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该条款不仅不符合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交易模式。（二）该条款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对禁止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该条款应属管理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中的法律规定应为效力性规定，非管理性规定。即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也不会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有双方签字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绿地公司属于独立法人主体，有权作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崔伟政的职务与签订涉案合同并无关联性，崔伟政主管的是销售，但销售不等于签单，公司公章的使用以及公司的财务从来不在崔伟政的职务范围之内，公司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是由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确定的，故不能仅以崔伟政在公司有任职而否定合同的真实性。（四）涉案合同签订后，绿地公司及其股东从未向崔伟政主张解除合同或认定合同无效，且将房屋交付崔伟政使用至今，充分证明绿地公司及其股东知悉且认可涉案合同的效力。三、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当继续履行。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关于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股东会决议确定由案外人吴前华支付购房款，该支付方式系在涉案股东会决议附件“资产确认表”中经过绿地公司、吴前华签字确认。因此，绿地公司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即将房屋交付崔伟政使用至今，而后通过两次股东会决议加以确认，并将商品房的买卖行为确认为股权转让的履行方式。即两次股东会决议确认将该商品房的买卖行为确认为股权转让对价支付的方式，现崔伟政已经将其持有的股权实际转让给吴前华，退出绿地公司，不再参与绿地公司经营，也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崔伟政支付合同对价的义务已基本完成，涉案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绿地公司应当继续履行。绿地公司辩称，不同意崔伟政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股东会决议确认的是股权转让，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其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点上，绿地公司并没有召开所谓的股东会，更没有所谓的决议。故一审认定“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同意”事实正确。崔伟政将股权转让与商品房销售合同一起提出诉请，属法律关系混乱。2．崔伟政主张所签的合同是按流程签订，没有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实。如果是经过了正常的管理流程签订的合同，崔伟政就应该依合同约定缴纳房款或购房首付款，以及税金和维修基金，绿地公司就应该为其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但这一切到目前全然皆无。说明崔伟政手中持有的合同是其基于某种目的而签订的合同。崔伟政主张“合同是经负责人审批通过”并“知情且同意的”没有依据。3．崔伟政将涉案房屋占有，但并非系绿地公司的交付所致。崔伟政并未提交交付入住的相关手续。4.（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民事判决书没有将2012年7月4日的“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作为判决依据，也没有认定该表内容全部合法有效。5．崔伟政手中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是其一手炮制的自己和自己签订的合同，不是双方协商而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所签合同不是真实购房的意思表示，并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性质。崔伟政手中的涉案合同具有明显的虚假性，有违公平交易规则和合同约定。合同单价与股东会决议文件的平米单价不符。崔伟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崔伟政与绿地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绿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为崔伟政办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25日，时任绿地公司总经理、股东的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崔伟政购买绿地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于天津市汉沽区××路××41／43号楼--东风南路139号房屋；商品房销售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价格为7200元，价款为968256元；崔伟政应于2012年1月25日前，一次性存入房屋全部价款968256元；绿地公司应于2012年10月30日前将经验收合格并取得《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的房屋交付崔伟政。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该决议载明，崔伟政将所持绿地公司股权24%（3240万元）全额转让给股东吴前华，由吴前华承诺支付崔伟政所购股本金3240万元资产，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决议确认崔伟政权益1760万元，其中架空层500万元，实物、现金、住宅1260万元。该股东会决议附有“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崔伟政股东500万权益车库/储藏室确认表”各一份，其中“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记载列明的15套房屋（包含案涉房屋）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崔伟政另提供盖有绿地公司印章的“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一份，该表中列明的房产既包括前述“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确认的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15套房屋，同时亦记载了其他房屋。2017年，崔伟政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崔伟政与吴前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判令吴前华、绿地公司为崔伟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包括本案所涉房屋）；3．判令吴前华支付股权转让款2355336元；4．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吴前华、绿地公司负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津02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以崔伟政未实际出资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崔伟政不服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作出（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认为“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以“崔伟政并未实际出资”且“股东会决议约定房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崔伟政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崔伟政与绿地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绿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为崔伟政办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津0116民初49819号民事裁定，以本案涉及股权转让纠纷、崔伟政重复起诉为由，驳回其起诉。崔伟政不服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作出（2020）津03民终302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9）津0116民初49819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另查，崔伟政至今未向绿地公司支付购房款。绿地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执行董事）、经理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股东会同意。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的效力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崔伟政作为绿地公司的总经理，系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未经股东会同意与绿地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因此，崔伟政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崔伟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崔伟政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崔伟政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证明是绿地公司交付崔伟政的涉案房产已经股东会决议，且附表中涉案房产的房号经绿地公司盖章确认，说明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过股东会的同意；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股东会决议已经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作为履行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然合法有效。绿地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绿地公司对2012年5月23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股东会决议及“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均系2012年5月23日作出，且资产确认表有当时的股东签字确认。“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形成于2012年7月4日，该份明细表仅有绿地公司盖章，并无股东签字确认，该份明细表并非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民事判决书亦未将该份明细表纳入股东会决议的文件之中。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崔伟政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2，绿地公司认可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民事判决书并且愿意按照该判决书执行。根据该份判决书，“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并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故该份判决亦达不到崔伟政的证明目的。对于崔伟政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份证据仅有绿地公司盖章，与股东会决议及附件“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同时具有绿地公司盖章及股东签字的形式不一致，且该份证据形成时间在股东会决议之后的一个多月，故崔伟政主张案涉房产经过股东会决议依据不足，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确认了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但因案涉房产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故该份判决书不能实现崔伟政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同时，绿地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执行董事）、经理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为了保障上述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得以有效履行，防止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自我交易，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规定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所以，崔伟政未经股东会同意，与绿地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崔伟政主张案涉房产归其所有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经本院对崔伟政提交“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与股东会决议及“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形式及形成时间的分析，崔伟政主张“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系股东会决议内容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崔伟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崔伟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彤审判员  薛东超审判员  姜腾飞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邵松芬书记员李青云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