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9民终7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卓原，男，198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睿，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郑艺，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强，男，汉族，1983年2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醴陵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佳，湖南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刘卓原与被上诉人郭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21）湘0903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卓原上诉请求：撤销（2021）湘0903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郭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并非合作成立公司的法律关系。2020年1月16日，双方签订《股东股权转让与代持协议书》，协议约定：刘卓原同意将拥有的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10％股权以10万元转让给郭强，股权实际由刘卓原代持，郭强享有相应的分红权和表决权。2020年1月17日，郭强又与刘卓原订《合作成立公司协书》，协议约定：设立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郭强占股10万元，双方的现金出资在《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内投入到新公司的指定账户。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刘卓原，郭强对此明知，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协议。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与郭强，如果真如郭强所称的合作成立公司，签订的主体应为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与郭强，而非刘卓原。可见，双方真实目的是刘卓原成立益阳民泽公司，由刘卓原将10％股权转让给郭强。为了交易便利，双方直接在公司设立时由郭强占有10％的股权。2、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从未注销或吊销，仍可以继续经营。因公司多个主管涉嫌刑事犯罪，经营出现困难，但刘卓原没有放弃经营该公司的打算，郭强如不同意公司经营可以提出公司解散之诉。3、公司在前期运营中花费近20万-30万元，公司尚未盈利，郭强支付的转让款已全部投入公司经营中。4、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实缴资本的时间为2050年4月9日，该期限尚未到，刘卓原有权利暂不实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卓原已经在新成立公司时将10％股权交付郭强，刘卓原也支付了对价，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完成，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暂停运营不影响双方股权转让生效的法律效力。《公司法》规定股东出资优先按公司章程规定，益阳民泽公司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实缴时间为2050年4月9日。《公司法》规定公司在清理结算注销前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主体，益阳民泽公司只是暂时性的经营困难，双方也没有就解散公司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不顾双方意思自治，直接认定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刘卓原没有及时实缴，错误裁决刘卓原返还股权转让款。郭强如对公司经营有异议，应当以其他案由提起诉讼，待公司结算后据实退还其出资。 郭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双方为了成立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签订协议，公司成立后对该协议书进行了确认，是属于典型的合同纠纷。2020年1月16日，双方签订的《股东股权代持协议书》，代持协议无法履行也没有实际履行，该协议的前提是刘卓原在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有100%的股份，事实上，没有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不存在100%的股权问题，刘卓原没有转让股份，郭强也没有支付对价。2、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虽然没有注销，但成立后仅经营10天后一直停止经营。公司主管是否涉嫌犯罪不是公司停业的理由，也与本案无关。当时正处疫情期间，公司未经营下去。3、刘卓原认为公司前期运营费达20万-30万元，但没有证据证实。4、郭强缴纳了10万元出资款给刘卓原。 郭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卓原返还郭强出资款10万元及利息3347.08元，并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11日起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7日，刘卓原与郭强签订《合作成立公司协议书》，约定双方愿意共同成立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刘卓原出资90万元，占股比例为90%，郭强出资10万元，占股比例为10%。2020年1月19日，郭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卓原支付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2020年4月13日，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卓原，登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与郭强，持股情况为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占股90%，郭强占股10%。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后未设立公司账户，郭强支付给刘卓原的10万元仍在刘卓原处。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后仅试运营至同年4月22日，后公司未再继续经营。郭强未参与公司管理，刘卓原为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另查明，2019年1月16日，刘卓原与郭强签订《股东股权转让与代持协议书》，约定刘卓原将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郭强，转让价款为10万元。后该协议未履行。 一审法院认为，郭强与刘卓原签订《合作成立公司协议书》，约定共同成立公司，郭强出资10万元。后郭强将约定的出资额10万元交付刘卓原，亦成立了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但公司并未设立公司账户，郭强交付给刘卓原的10万元出资款，仍在刘卓原处，后公司仅经营了10天左右便停止经营，至今仍处于停业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现郭强应交付给刘卓原的10万元出资款，刘卓原并未交付到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且双方亦未有继续经营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意思，刘卓原无权继续占有郭强交付的10万元出资款，现郭强要求刘卓原返还10万元出资款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郭强要求支付利息3347.08元的请求，因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亦未约定利息或违约金的负担，故其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卓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郭强10万元；二、驳回郭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0元，减半收取1185元，由刘卓原负担。 二审中，刘卓原向法庭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据1、员工身份证明。拟证明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三个管理层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并非疫情影响导致无法经营。证据2、公司章程。拟证明双方约定缴纳出资的时间至2050年4月9日止。证据3、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刘卓原为公司经营支付76750元租金和1个月押金。证据4、工资表、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刘卓原支付员工工资25505.88元。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郭强对刘卓原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公司高管是否涉嫌犯罪与公司经营无关。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郭强向刘卓原交付了10万元是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押金是否退还，郭强并不知情。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工资表是刘卓原单方制作的，名单上的人是否为公司员工郭强并不知情，转账记录也未载明所转账的款项是工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刘卓原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不能达到刘卓原的证明目的。证据3-4可以证明刘卓原支付了租金、押金及工资，双方进行清算后可以按公司章程规定郭强再承担相应份额。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2020年1月16日，刘卓原与郭强虽然签订了《股东股权转让与代持协议书》，约定刘卓原同意将拥有的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将10%的股权以10万元价格转让给郭强，股权由刘卓原代持。但湖南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并不存在，该协议无法实际履行。2020年1月17日，刘卓原与郭强又签订《合作成立公司协议书》，约定共同成立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约定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由刘卓原出资90万元，占股比例为90%，由郭强出资10万元，占股比例为10%。2020年1月19日，郭强向刘卓原转账支付的10万元系出资款。因此，本案并非股权转让纠纷。刘卓原上诉提出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本案中，郭强向刘卓原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了10万元出资款，刘卓原一直未将该出资款转入公司账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郭强出资的10万元已用于公司经营，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刘卓原返还郭强10万元出资款并无不当。如果益阳民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不再继续经营，公司可以再另行进行清算，由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承担相应份额。 综上，刘卓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卓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艳红 审判员  周佑明 审判员  彭 青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