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创新读书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夕照寺中街4号B座608室。法定代表人：柴京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春梅，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玉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台，女，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北京创新读书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书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富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6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读书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春梅、被上诉人王富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读书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富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应收账款、实收资本入账缺乏原始凭证。（二）未收到银行回款却冲减应收账款。（三）费用报销凭证缺少审批签字流程，王富台未经公司领导批准，擅自为李东培报销费用并冲减应收李东培货款，凭证后附无任何原始单据，给公司造成损失99840.96元。（四）应收账款跨期导致公司资产损失。（五）公司为李东培垫付款未收回导致公司财产损失。（六）发货数量与实际销售数量有较大出入。（七）王富台越权更改EO1、E02产品及SD卡三种产品的价格，给公司造成损失90332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代销与经销经营性质的区别。李东培系读书郎公司的代销商而非经销商。三、一审判决关于《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内容认定事实错误。李东培作为公司的代销商，从公司进货时未支付公司任何一笔货款，在清盘时未销售完的商品应退回公司，而王富台记录的退货反而需要读书郎公司支付李东培货款，显然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中关于读书郎公司未支付王富台、朱丽君工资的问题。2002年，读书郎公司与中山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读书郎电子产品的总代理合同。在2012年5月王富台入职前的10年中，读书郎公司从未因经营不善而贷款，市场整体效益良好、资金充足、运转平稳。王富台于2012年5月1日入职公司，负责进销存账务统计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公司开始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从2013年开始每年至少需要贷款100万元维持周转。读书郎公司于2017年贷款300万元后，至年底无力偿还，资金去向不明。2016年11月，读书郎公司发现王富台账目上的重大问题，朱丽君当时是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因此公司作出了扣发王富台及朱丽君3个月工资的处罚文件，并于2017年5月开始实施扣发2人50%的工资，故不存在公司拖欠工资的事实。王富台辩称，不同意读书郎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读书郎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读书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富台赔偿公司经济损失2192159.73元；2.判令王富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读书郎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5日，2012年5月30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柴京生。柴京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职务。2012年5月，王富台入职读书郎公司，职务是进销存会计。2013年10月，王富台在读书郎公司退休，退休后被公司返聘继续担任会计。2017年7月，王富台因读书郎公司拖欠工资而离职。王富台担任的是公司的内部账会计，负责记录公司内部的进销存、收入及支出，使用管家婆软件进行记账，公司还有一名总账会计刘俊秀，负责公司的外部账目，使用金蝶软件进行记账。王富台所记账目由公司副总经理朱丽君负责审核，审核后将数据报给总账会计刘俊秀。2019年1月11日，王富台曾在一审法院起诉读书郎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京0101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读书郎公司支付王富台工资共计44890.8元。读书郎公司和案外人李东培自2004年起开始合作销售“读书郎”系列产品，之前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从2009年开始双方签订《销售委托协议》，李东培作为读书郎公司在北京图书大厦亚运村分店、王府井分店等书店的代理经销商。2016年7月30日，读书郎公司与李东培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双方确认读书郎公司尚未结清给李东培的账目分为两部分，共计506222.75元，包括李东培实际账面剩余金额349610.75元及实际库存的商品金额156612元。双方详细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日期及金额。后因读书郎公司未依约还款，李东培于2017年4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读书郎公司偿还欠款386222.75元及相应利息。读书郎公司在该案中提起反诉，称因公司财务人员的重大错误，导致双方结算金额有误，故反诉撤销《合作终止协议书》并要求李东培返还公司多支付的114197.02元。2017年8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京0101民初712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李东培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了读书郎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后读书郎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庭审中，读书郎公司陈述其与李东培的合作模式为：读书郎公司按照市场零售价的66%批发给李东培商品，李东培拿货时并不支付货款。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货款直接支付给李东培所在的书店，书店扣除22%的销售佣金后，将货款的78%返还给读书郎公司，读书郎公司再将其中的12%作为利润支付给李东培。王富台述称，对于读书郎公司与李东培之间的合作模式，在会计记账时一直都是将李东培按六六折拿货的货款记录为“应收账款”，书店回款到公司后直接冲抵李东培拿货时记录的“应收账款”，账目上无法体现公司向李东培支付12%的利润。读书郎公司主张王富台记账错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金额合计2192159.73元，具体有以下七种情形：第一，应收账款、实收资本入账缺乏原始凭证。2012年6月5日的记账凭证中，王富台在没有银行回单的情况下将应收李东培的14286元货款予以冲减，给公司造成损失14286元。在2013年3月1日的记账凭证中，王富台将收回2012年4月亚运村读书郎李东培货款14286元，记录“实收资本”入账，而银行查无此笔回款，并将其与应收李东培的货款进行了对冲，导致公司账上应收李东培的货款减少14286元。对此王富台述称，2012年6月5日收回亚运村读书郎2012年4月货款14286元，对应的银行流水是当日收款的143724.14元，该笔款项包括：西单图书大厦货款79630.42元、中关村图书大厦货款49807.72元、亚运村读书郎货款14286元。2013年3月1日凭证记载的减少14286元实收资本是对期初建账错误进行的调整。因为这笔应收账款原属于李东培个人，但期初建账时误认为是读书郎公司的资产，导致实收资本错误的增加了14286元。而且在《2013年3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中，读书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柴京生对该笔款项记录为“减少金额”进行了签字认可。经查，2012年6月5日，读书郎公司银行账户确有143724.14元进账。王富台在2012年5月记录的实收资本期初数为4970499.01元，在处理上述的14286元货款之后，实收资本减少了14286元，且在《2013年3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上读书郎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京生及李东培均签字确认。一审庭审中，柴京生称其并未在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上签名，但认可上面签名的字迹确实是其本人的字迹，其怀疑是王富台用其真实的签名进行了复印，但对此未能举证证明。第二，未收到银行回款却冲减应收账款。2015年4月15日记账凭证中，王富台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减少李东培应收账款15592.2元，给公司造成损失。对此王富台述称，2015年4月15日，公司收到王府井书店支票379310.1元，银行对账单显示是2015年4月16日收到该笔款项，其中包括：王府井2月结款公司经营213183.78元、李东培2014年10月未结款U03五台共19990元的78%结算金额15592.2元、王府井3月结款公司经营150534.12元。经查，2015年4月15日的公司银行流水确实没有15592.2元进账，但当日及次日有三笔均大于该金额的银行存款进账，读书郎公司未发现公司银行账目与银行实际存款余额存在不符问题。第三，费用报销凭证缺少审批签字流程，具体包括：2012年6月25日，王富台为李东培报销8650元；2012年12月15日，为李东培报销1050元；2015年12月31日，为李东培报销58544.96元；2016年5月25日，为李东培报销4500元。对此王富台述称，8650元及1050元均在当月与李东培签订应收账款明细账时由柴京生签字确认。58544.96元系柴京生同意承担的李东培亚运村书店的部分损失，并提交手写的会议记录予以证实。4500元系王府井书店六一活动费用15000元，柴京生让李东培承担的30%，并提交了柴京生手写记录予以证实。经查，王富台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读书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柴京生直接或间接地对上述费用处理作出了指示。第四，应收账款跨期导致公司资产损失，因王富台于2012年5月1日入职，其将本应属于2012年2、3、4月份的应收李东培账款中的455662.62元计入其入职以后的所属期间，属于随意改变资产的确认标准和计量方法，少列资产。对此王富台述称，李东培从2009年就在王府井书店销售读书郎产品，读书郎之前有手工帐，按月收回王府井书店结账款，所以一直延续之前的记账方式，王府井书店4月货款156868元及亚运村书店2012年3月货款21429.02元是于2012年5月25日实际收回的，故记录在了《2012年5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中；王府井书店2012年5月货款119905.6元及2012年3月货款157464元是2012年6月29日实际收回的，故记录在了《2012年6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中。这四笔会计分录都是处理前期的应收账款，读书郎公司将应收账款科目理解为收入类科目，是对会计记账原理的误解。经查，读书郎公司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5月24日，王府井书店向其支付156868元；2012年6月25日，公司账户入账119905.6元；6月29日，入账157464元。《2012年5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本》上读书郎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京生及李东培均签字确认。第五，公司为李东培垫付款未收回导致公司财产损失，2016年1月1日到6月25日期间，李东培合计向公司借款35560元+127316.8元-6月公司销售25479元=137397.8元，但公司未收到李东培偿还上述借款。对此王富台述称，其在《2016年3月-4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中记录了增加应收王府井书店买货款35560元；在《2016年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中记录了“2016年6月25日王府井2季度买货127316.8扣佣金30630（李东培承担27143.5元，增加应收账款）”。经查，根据读书郎公司与王府井商场、李东培的合作模式，销售额22%作为商场的销售佣金由商场直接扣下，其余78%返回给读书郎公司，这78%的返款中，有12%归李东培，余66%归读书郎公司。读书郎公司将货物批发给李东培时，王富台记账按照零售价的66%记录李东培的应收账款，此时李东培的应收账款余额为借方余额；当李东培累计销售了85%以上的读书郎公司货物并按照78%将销售款返回读书郎公司时，读书郎公司的应收账款由借方余额逐渐减少并最终变为贷方余额，此时读书郎公司处于欠李东培账款的状态。李东培借款35560元，会增加应收账款的借方余额，自动抵消了35560元贷方发生额，并未给读书郎公司造成损失。另查，为完成商场任务，2016年第二季度李东培借款127316.8元充当销售额上交商场。由于二季度李东培实际经营了两个月，故其应当承担127316.8元的三分之二计84877.86元，其后商场回款，王富台先让李东培承担了96686.8元，后又通过应收账款让李东培承担了27143.5元，李东培合计承担了123830.3元。读书郎公司未能理解王府井商场回款是读书郎公司与李东培双方共同所有，李东培虽然未单独偿还上述借款，但他已在商场回款中用自己应得的12%进行了偿还。第六，发货数量与实际销售数量有较大出入，其中王富台实际发出货物数量大于王府井书店和亚运村书店实际收到货物数量造成的损失包括：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王富台多发出但书店没有收到商品的合计数量是2112件，损失金额为461426.8元；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王富台多发货398台，造成的损失为228643.6元。其中王富台发出货物数量少于王府井书店和亚运村书店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11月6日期间，王富台少发货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为564298.05元；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王富台少发货造成的损失为162711元。对此王富台述称，李东培从2009年开始经营，王府井书店的库存商品一直在滚动进货与销售，直到2020年4月还有很多库存商品，读书郎公司所统计的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且无任何依据。经查，李东培于2009年就开始与读书郎公司合作代理销售其产品，至2012年5月1日李东培有多少前期库存读书郎公司并未提供相应数据，且商品发货与销售系长期滚动进行的，读书郎公司截取一段时间内的发货数量与销售数量进行比较，无法说明其主张的损失问题。第七，王富台越权肆意更改E01、E02产品及SD卡三种产品的价格，给公司造成损失90332元。对此王富台述称，读书郎公司一直是按照E01产品698元、E02产品1198元的价格给李东培拿货，后公司口头通知王富台要求上述每款商品加价100元出货给李东培，李东培不同意找读书郎公司协商后，公司口头通知让补差价给李东培2345元，《2019年9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账》中注明了柴京生同意调价。关于SD卡之前是按进货价格给李东培，后因读书郎公司部分机型需要SD卡的扩充，所以一段时间按半价出货，到2014年以后读书郎公司很多机器都需要SD卡扩充，否则无法下载课件，SD卡就配机出库了，读书郎公司大部分商品都有一配一的赠品。经查，读书郎公司提供的销售给李东培的销售单上均体现了产品型号数量及单价，销售单的制单人、经手人、库房人员均有不同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读书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王富台记账的价格与销售单载明价格存在不一致。经核算，读书郎公司主张的上述损失合计2230191.03元，但其诉讼请求仅为2192159.73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读书郎公司要求王富台赔偿其记账错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但读书郎公司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王富台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等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失，因此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读书郎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读书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鼎鉴字【201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2：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作出的东司鉴投20200029号《关于北京创新读书郎商贸有限公司投诉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相关问题的答复》，证明一审判决大量参考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但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认为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存在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情形。证据3：读书郎公司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取的2012年5月、6月、9月、12月以及2013年3月李东培应收账款明细表复印件，证明在读书郎公司与李东培的诉讼过程中，李东培向法院提交的明细表上没有柴京生和李东培的签字，而王富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有柴京生签字，说明王富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明细表上柴京生的签字是伪造的，读书郎公司对该明细表内容未予确认。证据4：读书郎公司2012年和2013年资产负债表，证明王富台将李东培的货款14286元冲减了3次应收账款。证据5：王富台制作的销售明细表及账目，以上为读书郎公司与李东培合作期间的全部统计，证明王富台记录的出库产品数量与书店实际销售数量不符。王富台针对读书郎公司中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读书郎公司向司法局的投诉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针对李东培14286元货款，只调过一次帐，不存在多次冲减应收账款情况。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读书郎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读书郎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属于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故不构成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焦点问题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王富台是否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从工商登记的信息以及王富台在公司中享有的职权范围和实际担当工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等方面综合判断。经一审法院查明，王富台担任读书郎公司的内部账会计，负责记录公司内部的进销存、收入及支出，其所记账目由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审核，审核后将数据报给总账会计。据此，王富台仅凭公司交付的凭证做账，无权实际支配公司财务，其所任职务不能实际影响公司的经营运作，不实际掌握公司经营权或重大事项的执行决定权，与财务负责人享有的职责和权限存在差距，其既非法律或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是公司登记备案的财务负责人员，不负有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读书郎公司以王富台担任财务主管期间，负责的账目存在多处严重错误为由，要求王富台承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诚和勤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读书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38元，由北京创新读书郎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胡 君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高美玲书 记 员  赵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