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4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马某，系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贺某，系宁夏黄河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贾某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20）宁0302民初1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马某，被上诉人贾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贺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被上诉人作为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的专业人士，应当承担法定义务与合同约定义务。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11日获得宁夏保险行业协会授予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该资格证书的授予需经相应的考试、培训，被上诉人获得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即意味着具备从事该类业务的基本技能和条件。2016年8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代理合同书》。从法律关系上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建立保险代理关系。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获得劳务报酬、独立开展业务、诉讼等权利，在从事代理人业务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尽到如实告知、接受培训、自觉遵守并执行保险代理合同、维护保险人利益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后，被告自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4月14日在原告处进行打卡”，但又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未进行专业培训属于自相矛盾，保险行业的惯例即通过早会、夕会进行培训，被上诉人打卡的内容即接受早会培训的方式，该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被保险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事宜不知情，且不存在隐瞒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上诉人作为专业保险代理人，即便其不知道贾小女的健康状况，也应当依照法定义务、合同约定义务询问贾小女的健康状况，其没有履行相关的询问或告知义务，其代理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其不但不应当获得佣金，还应承担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对贾小女的健康状况是明知的。被上诉人与投保人贾某2系同胞兄弟，且系被保险人贾小女叔父。被保险人贾小女在2009年已被盐池县人民医院鉴定为先天性心脏病、重度智力残疾，被上诉人作为其叔父，明确知晓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该内容在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宁0323民初2865号案件及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明确是知晓的。3.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到的审核义务导致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作为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在从业期间销售过多份保险，明确知晓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导致上诉人对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不能知情，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公司的代理人，应作为审核义务的第一道关卡，但被上诉人与其兄即投保人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获取大额赔偿。原审法院将公司圈定的签字位置等同于上诉人未尽审核义务，完全偏袒被上诉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未适用实体法律判决本案，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编号网页截图》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明显错误。2.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http://iir.circ.gov.cn/）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官网子系统，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授权，对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之规定，该查询结果系中国保监会官网查询结果，系统网址、被告身份证号、记录的登记获得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类型、编号等均明确清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而《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编号网页截图》即属于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可以推定的事实。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中介〔2015〕139号】“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前，所属公司应当为其在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进行执业登记，资格证书不作为执业登记管理的必要条件”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获得销售保险业务的法定资格，其也应当履行法定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考勤表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在认定事实部分，即第17页第一段中认为“被告在原告处代理保险业务前并未进行专业培训”，明显自相矛盾，违背事实。被上诉人贾某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适当，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答辩人从未取得过中国保监会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也没有取得过上诉人公司发放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严重有悖客观事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4条规定“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据此，作为保险公司的销售从业人员，必须持有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和保险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保险代理业务。保险销售从业管理办法是在2021年1月1日才被废止，本案中，虽然案涉的《保险代理合同》第一条“总则”约定：“乙方在签署本合同时须通过甲方规定的培训，并取得保险从业资格，即《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甲方依法向乙方核发《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但事实上，答辩人从没有参加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任何资格考试，也没有取得过中国保监会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也未取得过上诉人发放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将保险代理业务委托给没有保险从业资格的答辩人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违反了《监管办法》第16条“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不得委托未持有资格证书及本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的人员从事保险销售。”的规定，具有明显的过错。因此，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11日获得宁夏保险行业协会授予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答辩人具备从事该类业务的基本技能和条件”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二、上诉人基于其与答辩人之间的《保险代理合同》，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本案中，答辩人的行为没有违反《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不存在违约。根据案涉《保险代理合同》第六条“乙方义务”的约定，答辩人共有22项合同义务，纵观这22项合同义务，答辩人在代理案外人贾某2的保险业务期间，并未违反任何一条合同义务；《保险代理合同》第十五条合同附件中有9个附件，但仅仅是附件名称的罗列，并没有具体的附件材料内容。上诉人从没有向答辩人出示过上述9个附件材料，也未告知过上述9个附件材料的具体内容；答辩人从没有收到过该9个附件材料，也不知道该9个附件材料的具体内容；《个人代理管理办法》和《销售人员业务品质奖惩办法》系上诉人公司的内部文件，上诉人从没有向答辩人出示过上述2个文件材料，也未告知过答辩人上述材料的具体内容；上诉人从没有收到过该文件材料，也不知道该文件材料的具体内容。因此，上诉人以《保险代理合同》、合同附件及上述内部文件来追究答辩人的违约责任，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在答辩人代理保险业务期间，没有尽到教育、培训、监督、管理、审查的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案涉《保险代理合同》第五条“甲方权利”中明确约定：上诉人有权对保险代理人的代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检查、教育、考核。但本案中，在合同履行期间，答辩人作为保险代理人，被告知的工作流程是负责拉保险，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送到前台，由上诉人公司内勤负责录单、审核、回访，审核通过了，由答辩人将画了圈圈的纸质单交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字，等保险合同下来，答辩人将保险合同送到投保人手中。对此，答辩人的业务主管侯艳珍在同答辩人的微信聊天中有明确的记录。这样的工作流程，不单单是针对答辩人的工作流程，而是上诉人公司所有业务员的工作流程。在上诉人公司的保险合同中，只有两份材料需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字，一是《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二是《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诉人公司内勤工作人员事先在这两份材料中需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字的地方画上圈圈，再交给业务员送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手中签字，贾小女保险合同是这样的，其他人的保险合同也是如此。在答辩人履职期间，上诉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对答辩人进行过任何的培训、教育和考核；对答辩人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没有进行任何的监督、管理和审查。关于答辩人“自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4月14日在上诉人处进行打卡”的事实，仅仅能证明答辩人某年某月到过上诉人公司，是上诉人公司向答辩人每月发放800元劳务费的依据，但“打卡”不能证明答辩人参加了上诉人的“早会”或“夕会”，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利用早会或夕会对答辩人进行了业务培训；上诉人未能出示其利用“打卡”对答辩人进行业务培训的任何证据，更未出示培训的具体内容。因此，上诉人妄图以所谓的“打卡”取代培训，混淆视听，以“打卡”作为对答辩人培训的依据，根本不能成立。四、原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对被保险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事宜不知情，且不存在隐瞒行为，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被保险人贾小女的死亡原因是突发心脏病，对于答辩人在代理保险业务之前是否知道被保险人贾小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问题，盐池县人民法院（2019）宁0323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认定部分没有作出任何表述，仅仅在本院认为部分根据答辩人与被保险人的叔侄关系，推定“被告的业务员贾某在从事案涉保险合同业务时，其作为被保险人的叔父，对于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亦应是明知的”，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宁0323民初2865号判决不能证实答辩人明知被保险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故意隐瞒，欺骗上诉人的事实存在。事实上，答辩人虽然是被保险人的叔叔，只知道被保险人存在智力障碍，并不知道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对于被保险人智力障碍能否承保的问题，答辩人在代理保险业务的时候，曾向上诉人公司业务主管侯艳珍进行过汇报，侯艳珍答复说，把身份证和银行卡送到前台，至于能不能买，由内勤人员审核，内勤人员会问投保人。答辩人按照上诉人公司要求，向公司前台提交了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原件，后内勤人员说能买，答辩人就将《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和《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交由投保人签字了。而且，从贾小女的身份证上的照片完全可以看出贾小女的智力存在障碍，但上诉人没有尽到核保义务，仍然同意承保。因此，上诉人诉称答辩人对贾小女的健康状况是明知的，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上诉人对投保人贾某2的保险没有尽到应尽的核保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根据涉案《保险代理合同》第五条“甲方权利”中明确约定：甲方负责核保、承保、签发、变更报销单，并对乙方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代理的保险业务具有最后确认权。同时，根据投保人贾某2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上诉人在承保时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进行医疗评估及测试（体检、血液检查及其他医疗检查），并将该评估或测试结果作为审核投保申请的依据。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虚假体检结果或对体检表中提问的各项内容以及在上诉人指定医院体检时存在不如实告知情况的，上诉人有权不予承保。同时，该确认书还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授权上诉人可以从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查阅、复印任何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健康情况有关的体检报告、诊断报告、病历等资料。据此，上诉人作为保险合同的最终缔约方，对于答辩人代理的保险业务是否能够承保，上诉人负有核保的义务，这其中既包含了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进行医疗评估及测试，也包含了调取任何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健康情况有关的体检报告、诊断报告、病历等资料，并以此作为是否承保的依据；同时，上诉人对答辩人在其授权范围内销售的保单能否承保，具有最后确认权。但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履行上述任何一项核保义务，既未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进行任何医疗评估和测试，也未调取二人的任何诊断报告、病历资料等，对此事实，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宁0323民初2865号判决书已做了明确的认定。答辩人认为，正是由于上诉人的过错，没有对涉案保险业务进行核保，导致保险合同签订后发生了理赔，如果上诉人尽到了核保义务，对被保险人进行了医疗评估及测试，或调取了盐池县人民医院2009年12月4日的鉴定意见、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备案的《残疾评定表》，最终不予承保，也就不会引发赔付保险金12万元的损害结果了，因此，该损害结果的发生与上诉人的过错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12万元损失。六、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履职行为疏于管理，上诉人的承保行为存在瑕疵，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保监发（2009）68号《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销售人员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提供投保提示书。投保提示书应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之前提供给投保人，并单独列示。各保险公司应明确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签字时间不得晚于投保单的签字时间。”对于这一规定的内容，上诉人从没有对答辩人进行过业务培训，也没有人告知过答辩人该通知的内容，致使案涉保险合同中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日期为2016年10月11日）发生于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投保申请日期2016年10月8日）之后，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履职行为疏于监督审查；且上诉人在核保时未发现两份材料的签署日期有违《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上诉人没有尽到核保义务，上诉人的承保行为存在瑕疵，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七、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适当，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系本案的原审原告，根据我国《民诉法》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的规定，上诉人负有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举证证明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的证据既无法证实答辩人具有保险代理资格和从业能力，也不能证明答辩人存在明知贾小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故意隐瞒的事实，更无法证实上诉人在贾某2投保业务中尽到了审核义务、对答辩人的履职行为尽到了管理责任，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我国《民诉法》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是适当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法相悖，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时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贾某向原告赔偿损失121290元（其中保险理赔金120000元、诉讼费1290元）；2．判令被告返还佣金3156．6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经其同学侯艳珍介绍到原告处卖保险。2016年8月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代理合同书》，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人身保险业务，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代理手续费；乙方代理权限和范围为在甲方授权的行政区域内以甲方名义代理甲方经营的人身保险业务、代收保险费及提供售后服务，并对保险费的代付和交付、代理手续费的支付、甲方权利和义务、乙方权利和义务、担保、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违约责任等进行了具体约定。同日，双方签订《合规销售承诺书》，被告承诺遵守各项法律法规、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合规销售、诚信经营。合同签订后，被告自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4月14日在原告处进行打卡，侯艳珍系被告主管经理。被告在原告处代理保险业务前并未进行专业培训，其代理保险业务的流程是将投保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至原告公司前台内勤处，然后将纸质保单交给投保人并由投保人及被告在保险合同中画圈圈的地方签字然后送回公司前台内勤，最终是否能够承保根据原告的电话回访情况决定。2016年10月8日，经被告代理，被告哥哥贾某2作为投保人为其女儿贾小女投保了“泰康人寿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身故受益人为贾某2。被告在代理该份人身保险合同时，知道贾小女智力残疾并告知主管经理侯艳珍，主管经理回复让被告将身份证和银行卡送至公司前台内勤，由内勤人员审核后决定，最终贾某2投保。2016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该份保险的佣金3156.62元。2018年7月10日，贾小女因心脏病去世并申请理赔，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认为被保险人贾小女属于智力一级残疾、患有先天性严重心脏病，投保人故意隐瞒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拒赔。2019年7月16日，案外人贾某2以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诉至盐池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4日，盐池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宁0323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存在主要过错，判令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赔付贾某2保险金120000元。该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在代理贾某2为贾小女投保“泰康人寿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时隐瞒了贾小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及一级智力残疾的事实致使原告承保并向贾某2支付保险金120000元、诉讼费1290元，严重违反了保险代理人的义务，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即保险理赔金120000元、诉讼费1290元。如需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需要两个条件：一、被告存在隐瞒的行为；二、被告的隐瞒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保险代理合同书》的约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在代理该保险业务时知道贾小女有智力残疾并向主管经理进行汇报，经理回复“由内勤审核、电话回访后决定”，对于该事实被告并不存在隐瞒行为且原告并非因为贾小女智力残疾而承担了赔付责任；对于贾小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被告辩称不知情，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代理保险业务时对该事实知情，既然被告不知情，也就不存在隐瞒行为。其次，被告在办理保险代理业务过程中，只是按照流程去公司前台内勤处将保险合同格式文本拿给投保人让投保人在合同中指定画圆圈的地方签名，其他内容并非其所写所画，最终是否承保是由原告公司审核后决定的。显然，原告在贾某2投保业务中未尽到审核义务。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对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业务系专业性较强的业务，相比于被告，原告更应该清楚个人保险代理人应当具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所需的专业能力，被告虽在原告公司按时参加早会打卡，但原告的培训流于形式，被告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并不具备保险代理业务所需的专业能力。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佣金3156．62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8元，由原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案卷材料，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由贾某给上诉人报送的投保人贾某2于2016年10月11日签字确认的健康告知书，对于是否患有疾病事项，投保人选项均是“否”；在贾小女的个人寿险投保单中，在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疾病或身体存在残障询问项中，均被涂填了“否”。2016年8月8日，贾某与上诉人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后，在上诉人授权的行政区域内以上诉人的名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开展了一些保险代理业务。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双方所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在签署合同时须通过上诉人方规定的培训，并取得保险从业资格，被上诉人自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4月14日在被上诉人处进行打卡，参加上诉人的每日的培训早会。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中介〔2015〕139号】“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前，所属公司应当为其在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进行执业登记，资格证书不作为执业登记管理的必要条件”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获得销售保险业务的法定资格，且被上诉人事实上已经开展了一些保险代理业务，被上诉人关于作为保险公司的销售从业人员，必须持有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和保险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被上诉人不能代理保险业务的抗辨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关于被上诉人是否经过上诉人的业务培训。因保险代理合同约定，保险公司负责核保、承保、签发、变更保险单，并对保险代理人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代理的保险业务具有最后确认权。被上诉人提供的曾经的同事侯艳珍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他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代理人开展保险业务及保险公司核保、承保等工作流程，考虑到上诉人作为一家规模企业在本地区存续及开展业务的情况，只能推定上诉人存在没有对保险代理人员进行严格、系统、规范从业培训的情形，尚不能得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没有进行过业务培训的结论。一审对此认定不准确，应予纠正；关于被上诉人在代理涉案保险业务时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保险业务代理人，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过程中应认真、正确指导客户填写投保书，并将自己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可能会影响上诉人承保及承保费率的有关客户的情况，如实填写业务员报告书，告知上诉人。但根据本案证据，被上诉人作为投保人的兄弟，被保险人的叔叔，明知被保险人属重型残障患者，但未将该情况如实填写在报告书告知，虽然被保险人贾小女去世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直接导致的死亡，但贾小女2009年就已经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且被上诉人与被保险人存在亲属关系，根据生活常理可推定，被上诉人在代理涉案保险业务中未按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致使上诉人不能及时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而造成损失，存在一定过错。被上诉人关于自己不存在过错的抗辩不能成立。然而，被上诉人并非人身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签订主体，对于合同的审查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上诉人未及时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仅对人身保险合同作了形式审查，其自身对合同未尽到合理审慎义务是导致无法及时发现被保险人健康隐患的主要原因，上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对于已经产生的损失120000元，酌情认定由上诉人承担70％的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承担30％的次要责任，故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损失36000元。因被上诉人代理保险业务存在过错，对引发的诉讼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承担诉讼费1290元的30%，应承担387元；对于上诉人要求返还佣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如此处理，也有助于引导保险公司加强保险代理人行为的规范和相关业务的培训管理。综上所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事实部分认定清楚，适用法律不准确，结果处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20）宁0302民初1354号民事判决；二、贾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6387元；三、驳回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88元，由贾某负担1672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吴忠中心支公司负担39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坤审判员 马海法审判员 王祺祺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冯海晶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