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吉01民申6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曲晓辉，女，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亚泰杏花苑8栋1006室。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刘亚飞，女，1982年11月5日出生，蒙古族，住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路胡同19号。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邵凤伟，男，197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路胡同19号。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同付，吉林全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曲晓辉与被申请人刘亚飞、邵凤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2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曲晓辉申请再审称，一、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年7月23日出具的（2020）吉0104民初2835号民事判决书；二、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申请人立即偿还再审申请人借款本金合计25万元及利息。（其中刘亚飞19万元，邵凤伟6万元及各自利息）；三、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二被申请人承担。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5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曲晓辉主张转至鞠尚武以及案外人刘某（本案被告刘亚飞）、李某等账户中的款项系给项福利的借款，项福利对上述转帐凭证不予认可”。认定为是替项福利还款，这是错误的，也是断章取义。而在该判决书的第5页中“另，对于曲晓辉（本案上诉人）主张其转帐至第三人案外人的款项，由于项福利对上述款项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曲晓辉可另行提起诉讼”。由此可见，本案申请人所诉求的款项根本就不是替项福利向被申请人的还款，项福利对此案所涉款项明确否认是替其还款。二、一审法院以在（2018）吉0105民初2010号案卷中的证人李志勇在法院询问笔录中“项福利曾向邵凤伟借了30万元，这笔钱是由我转给项福利的，我有转帐凭证，项福利也给邵凤伟出了欠条。后来，项福利没有还钱，是曲晓辉把钱替项福利转给了邵风伟”的证言作为参考，而认定本案的款项是替项福利向被申请人的还款，更是错误的。首先，邵凤伟向项福利借款是李志勇介绍并通过其转账借给项福利的，李志勇与邵凤伟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效。另外，根据2019年9月29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5民初18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曲晓辉撤回起诉。在该案中，李志勇为被申请人的证人出庭作证说，所谓申请人替项福利还款被申请人，只是听被申请人说的，也没有参与过还款的具体事宜。由此可见，李志勇的证言完全不可信，证人证言也是无效的。四、原审法院以“……参考李志勇的证言可以认定曲晓辉的转款不是本案争议的民间借贷纠纷，就是替案外人项福利向邵凤伟的还款”，是用“不是……就是”这一选择性的关联词来评判本案，显然是在没有查清本案的事实基础上就武断地认为“曲晓辉无权在邵凤伟的债权已经得到偿还的情况下，主张返还”，这完全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申请人在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所留的送达地址是：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办事处，并留下两个电话联系方式。而一审法院却邮到身份信息中的居住地址为送达地址。申请人查档知道判决结果后要求上诉时，一审法官以超出上诉期为由拒绝申请人的上诉请求。这完全是剥夺了申请人的合法上诉权利。综上，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送达程序不合法，请贵院依法再审，查清事实，纠正错误，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邵凤伟、刘亚飞辩称，一、本案中，被答辩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对其再审申请依法应不予审查。否则有违二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曲晓辉的再审申请。1、案外人项福利与答辩人邵凤伟之间有经济往来，案外人项福利于2016年12月23日为邵凤伟出具欠款凭证一份，确认“至2016年12月23日项福利拖欠邵风伟25万元”，2017年3月，被答辩人曲晓辉替案外人项福利还款。在此期间，二答辩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被答辩人曲晓辉按答辩人邵凤伟的指示汇款给答辩人刘亚飞19万元。另6万元答辩人已提供案外人项福利直接转账给答辩人邵凤伟的凭证。2、2018年10月9日，被答辩人曲晓辉在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以原告身份起诉案外人项福利民间借贷纠纷，主张项福利应偿还其包括本案争议25万元款项在内的313.25万元借款，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105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项福利返还曲晓辉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且该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3行，法院审查后确认的“对于曲晓辉主张其转至鞠尚武以及案外人刘某、李某等账户中的款项系给项福利的借款”的情况，实际上，已经说明被答辩人曲晓辉在上述案件中自认其向刘亚飞账户内汇款均系替项福利向邵凤伟还款的事实。另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曲晓辉申请证人李志勇、邵凤伟为其出庭作证，证实其向刘亚飞账户转款系替项福利向邵凤伟还款，为此，二道区人民法院为邵凤伟和李志勇做了询问笔录以证明上述问题。现被答辩人再审申请书中又对李志勇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前后矛盾，违反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和禁反言规则。3、被答辩人曲晓辉再审申请书中强调的（2018）吉0105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中“另，对于曲晓辉主张其转账至第三人及案外人的款项，由于项福利对上述款项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曲晓辉可另行提起诉讼”的内容，其实质上是告知曲晓辉应就此部分整理相关证据后另行向项福利提起诉讼要求还款，而不是向邵凤伟、刘亚飞另行起诉。4、被答辩人曲晓辉对于同一笔款项，先自认系其替项福利还款，在法院未支持的情况下，后又多次向二答辩人提起诉讼称是二答辩人欠其的借款，其上述行为都有庭审笔录和同步的庭审录音录像可以证明。被答辩人的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虚假诉讼。本院再审审查听证过程中，曲晓辉提供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05民初1645号民事判决、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03民初4441号民事判决，并说明这两个判决上诉后，二审也维持了原判。主张该两案件与本案是相同的事实，本案也应当参照判决。这两个判决可以证明她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被申请人发表意见认为，对两份判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申请人与鞠尚武之间的法律关系我方没有参与，也无法评价，判决结果与本案均不发生任何联系。本院再审审查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一审法院是以邮政EMS邮寄方式向曲晓辉送达的判决书，邮寄单上的地址系曲晓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庭亲自填写。本院认为，关于曲晓辉与邵凤伟、刘亚飞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曲晓辉主张案涉款项是基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而出借给邵凤伟、刘亚飞，需完成包括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两方面的事实证明，而曲晓辉仅提交了其中19万元款项实际交付的银行转账凭证，不能提交借款合同及借据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债权凭证。因转账凭证对应的法律关系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在邵凤伟、刘亚飞抗辩曲晓辉该事实主张不成立，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他们收取案涉款项是基于项福利对先前所欠邵凤伟25万元借款的偿还后，曲晓辉目前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使本院认定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曲晓辉在本院再审审查中提供的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05民初1645号民事判决、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03民民初4441号民事判决，以证明她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两案事实相同，本案应当参照判决。但上述案件解决的是曲晓辉与案外人鞠尚武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及作出裁判的依据。关于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采取邮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邮寄地址为长春市二道区亚泰杏花苑8栋1006室。是曲晓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庭亲自填写在法院专递邮寄单上的地址，故一审法院向该地址邮寄送达法律文书，程序并不违法。曲晓辉因超期不能行使上诉权利，责任不在一审法院，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其对本案也不应再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综上，曲晓辉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其再审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曲晓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华子琳审判员  吕玉玉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常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