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23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遂勤，女，1966年2月2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芳，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林，男，1971年1月2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海宇，河南天工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锋，男，1956年3月1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原审被告：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许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通许县人民路中段东侧。负责人：何遂勤。原审被告：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东段17号7层705。法定代表人：郭俊涛。上诉人何遂勤因与被上诉人高海林及原审被告刘锋、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歌公司）、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许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歌通许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30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遂勤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对何遂勤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何遂勤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高海林将钱出借给了刘锋，刘锋将多笔借款汇总后通过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借给了红歌公司，红歌通许分公司给刘锋出具了收据并加盖了红歌通许分公司的公章，红歌通许分公司也是按照约定向刘锋支付了利息，还款也是向刘锋偿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海林与刘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锋与红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高海林与刘锋之间并没有债权转让行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高海林与红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红歌公司与刘锋对账后，如仍欠刘锋借款未还，红歌公司应向刘锋支付欠款。红歌通许分公司系红歌公司的分公司，何遂勤系红歌通许分公司负责人，刘锋出借给红歌公司的钱，交付给了何遂勤，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具收据，随后何遂勤将钱款转至红歌公司指定账户，何遂勤代收代交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何遂勤个人并未从中赚取差价，也并没有自用，何遂勤与红歌公司、红歌通许分公司财务独立，财产独立、人格独立并不存在混同。何遂勤对汇集到红歌通许分公司的款项并没有支配权，均按红歌公司要求转入其指定账户，刘锋出借给红歌公司的借款，均已转至红歌公司指定账户。何遂勤与刘锋不存在借贷关系，与高海林更不存在任何关系。2015年11月7日的还款协议，甲方“何遂勤”以及落款处甲方“何遂勤”三个字均非何遂勤本人书写，还款协议所述借款用途为金达商贸城B区房产开发所需，也并非个人的还款协议，红歌公司如何向刘锋还款与何遂勤个人无关。一审法院在三被告均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认定公司与个人混同，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红歌公司旗下有很多分公司，红歌公司收取借款的方式基本一致，借款与分公司负责人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故不应由何遂勤承担责任。刘锋为了逃避债务与高海林恶意串通，损害了何遂勤的合法权利，何遂勤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故应改判何遂勤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剥夺了何遂勤参与诉讼的权利，应当发回重审。何遂勤作为一审被告，其在开庭之前并未收到法院的传票，也没有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以其他方式通知何遂勤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开庭当天，何遂勤也未能参加庭审，严重侵害了何遂勤的诉讼权利，法院据此所作出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必然错误。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作为按撤诉处理和缺席判决的根据。”故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高海林辩称，一、何遂勤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系本案确定无疑的被告。首先，王建森、任二社、高海林和刘锋与何遂勤之间系亲戚关系，其中：何遂勤系刘锋的弟媳妇，王建森与刘锋系连襟，高海林和任二社向刘峰与王建森叫姑父。三位债权人王建森、任二社、高海林之所以能够通过刘锋向何遂勤出借款项，是基于亲戚间的信任关系。至于红歌公司，包括其法定代表人郭俊涛，三位债权人均与之不相识，中间人刘锋对红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很明显三位债权人是通过刘锋借钱给何遂勤，事实上的借款行为也是如此发生的，何遂勤是本案确定无疑的适格被告，这是案件的基本事实。其次，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三位债权人中，任二社提交了打款记录，款项由任二社账户直接转至何遂勤账户，前期何遂勤按月向任二社支付利息，这些都有银行流水凭证予以佐证；高海林案件中，130000元款项系银行转账给何遂勤，300000元款项系现金支付给刘锋；王建森案件则全部以现金交付给刘锋，高海林和王建森的利息统一由何遂勤支付给刘锋，刘锋再支付给高海林和王建森。三个案件的收款收据统一由何遂勤签字并加盖红歌通许分公司印章，还款协议则由何遂勤和案外人王俊涛与刘锋代表全部债权人统一签订。一审被告刘锋也当庭陈述认可钱借给了何遂勤，应当由何遂勤偿还。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何遂勤是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在出具借款收据时，何遂勤借用其担任红歌通许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对于红歌通许分公司的这种在借款关系中的借名行为，明显与何遂勤构成人格混同和责任混同，依法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最后，上诉人何遂勤及其代理人诬陷一审原告与刘锋串通，这更是无稽之谈。串通必然是串通的一方获利，或者双方获利。一审原告与刘锋串通，将钱交给何遂勤后，钱没了，按上诉人的逻辑找空壳公司红歌公司要去，谁获利了？如此逻辑，令人震惊，连基本的诚信和良知都没有。二、一审程序不存在任何违法事实，何遂勤逃避送达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期间，原告提供了何遂勤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向何遂勤进行送达时，何遂勤故意不接听电话，原告多方寻找提供了何遂勤的两个联系方式，法院送达人员反馈说，电话能够打通，但无人接听；无奈之下，法院前往何遂勤的身份证登记的户籍地址进行了送达。何遂勤上诉状载明的住址与一审原告起诉书写明的地址完全一致，说明原告已提供一审被告何遂勤的准确住址，被告何遂勤不应诉完全是其自身不诚信行为导致的，而非法院剥夺了其参加诉讼的权利。上述送达过程均不违反法定程序。相反，何遂勤则通过逃避送达的方式，企图规避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136××××6648、153××××6888两个手机号均系何遂勤所有，电话可以打通，但何遂勤却故意不接听，其无故拒接法院送达电话的行为应当视为躲避、规避送达，建议人民法院对何遂勤的这种不诚信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以维护良好的司法秩序。综上，上诉人何遂勤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锋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高海林明确认可我系借款中间人，相应款项也是交付给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由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具收据，利息也是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向高海林支付，高海林与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我与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之间并无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只是介绍高海林将相应款项出借给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这与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具的收据背面所载的“此款为高顺军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此款为高二哥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此款为高海林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内容相符合。三、至于上诉人收到借款后，是否以及如何转交给红歌公司，属于上诉人与红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无关，并不能否定上诉人向高海林借款的事实。四、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上诉人及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具了收据也支付了部分利息，高海林和我一起多次向上诉人讨要借款，上诉人对出借人是高海林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其诉称系我出借给红歌公司与事实不符。五、一审法院已按法定程序向上诉人及两公司送达了相关诉讼材料，程序合法，上诉人等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驶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海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支付原告借款本金430000元，并承担该款的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15.4％自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319487.5元（扣除2015年5月后陆续支付的利息53000元）；2、判令四被告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高海林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被告红歌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1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俊涛；被告红歌通许分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18日，负责人何遂勤，隶属于红歌公司。二、原告高海林提交的家庭户口本及火化证明显示，高顺军系高海林之父，于2019年7月29日去世。高顺军与前妻高景生育高翠萍、高桂平、高彩平、高海林。高翠萍、高桂平、高彩平在高顺军去世后，自愿放弃继承其遗产。三、原告高海林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提交高海林中国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加盖红歌通许分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8份，甲方何遂勤王俊涛、乙方刘锋的还款协议一份。借记卡交易明细清单记载，高海林于2014年3月4日通过银行向被告何遂勤账户转款人民币130000元。8份收款收据上红歌通许分公司印章清晰，正面可见手写字迹“刘锋交来现金，利息1.5分计算”；1份收款收据背面可见手写字迹“此款为高顺军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2份收款收据背面可见手写字迹“此款为高二哥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金额共计150000元；另5份收款收据背面可见手写字迹“此款为高海林所有，利息每月一清，刘锋”，金额共计280000元。落款日期2015年11月7日还款协议，甲方何遂勤、王俊涛，乙方刘锋，约定：甲方因在金达商贸城B区房产开发时，借乙方人民币壹佰伍拾壹万元正，甲方分四次还清，2016年2月8日前还款7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前还款151000元，2017年12月30日前还款302000元，2018年12月30日前还款987000元。高海林称，自2014年起至2015年4月30日，被告何遂勤通过被告刘锋每月按月息1.5％向其支付利息。刘锋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刘锋称，其系借款的中间人，以其名义与何遂勤达成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中包括高海林的借款，还有其他人借款；还款协议出具后，未实际履行。高海林对刘锋的陈述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何遂勤收到原告高海林及其父亲高顺军的银行转款及现金430000元，被告红歌通许分公司出具收据，收据上写明“月息1.5分”，高海林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为430000元。被告红歌通许分公司系被告红歌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红歌公司承担。何遂勤以个人名义收取高海林的借款，存在公司与个人混同的情形，高海林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法院予以支持。二、原告高海林认可被告刘锋在2015年5月后支付利息53000元，刘锋主张其偿还本金63000，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高海林的主张符合民间借贷实际，法院确认偿还利息53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遂勤、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高海林借款本金430000元及并支付本金430000元自2015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刘锋代为支付的53000元，从上述应付利息中予以扣减；二、驳回原告高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647元，由被告何遂勤、河南红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法院。二审中，高海林、刘锋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一致外，另查明，刘锋与何遂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面对刘锋催要借款时何遂勤称“我从来没说过不还，我也想再去努力一把把亲戚弟兄们的钱清一下”、“当初签合同的愿望也是想把帐及早还完”、“公司如果还不上我就尽最大能力慢还着”、“我只想争取点时间早日把钱还完”、“没起诉前协商的欠条换一下再给点钱您那边不同意不再等了甚至说一天都不再等了就起诉了、接到这个通知后我在家哭了几天。同时也反省了一下自己”。本院认为，关于何遂勤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何遂勤上诉称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不应偿还。但从其与刘锋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刘锋向其催要案涉借款时，其多次表示愿意偿还。何遂勤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判令其亦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另何遂勤上诉称本案出借人应为刘锋，并非高海林。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案涉收据上显示“刘锋交来现金”，但刘锋明确认可债权人为高海林，并且，即便系刘锋债权，其将债权转让给高海林并通知何遂勤，亦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海林为出借人，判决何遂勤向其履行还款义务正确。关于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向何遂勤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但何遂勤未签收，后该院又从刘锋处了解到何遂勤其他联系方式，但与何遂勤联系仍未果。何遂勤与刘锋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遂勤称“没起诉前协商的欠条换一下再给点钱您那边不同意不再等了甚至说一天都不再等了就起诉了、接到这个通知后我在家哭了几天。同时也反省了一下自己”，可见一审法院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向何遂勤邮寄了开庭传票，其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视为传票已合法送达，其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故何遂勤关于一审法院严重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何遂勤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8元，由何遂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加胜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吴艳平书记员炎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