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2民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学青，男，1980年1月12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再峰，新疆天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保同，男，1960年7月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汉成，新疆雪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学青因与被上诉人张保同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20）新4202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双方均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理由，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学青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2015年所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预约生产收购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提供技术支持，被上诉人种植玉米向上诉人交付合格的玉米种。到了2015年10月21日被上诉人所种植的玉米才成熟，且由于天气高温以及被上诉人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玉米减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被上诉人一方的损失，双方重新签订了新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原合同作废”，并将被上诉人一方所种植的玉米种子的收购价由2.7元提高到4.0元。双方原合同解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已签订了新的协议。被上诉人的玉米在2015年10月20日左右才成熟，并开始收割，双方也是在此时才签订的新的协议，这个时间在合同约定交付给合格玉米的时间即2015年9月25日之后，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向上诉人交付玉米，且在延期交付后强行将上诉人已付过款的玉米强行扣留，完全是被上诉人一方违约，而原审竟然将该事实认定为上诉人未在约定时间收购，颠倒黑白，这完全是主观认识错误导致的错误；（2）被上诉人的种子至今还在被上诉人处，种子作为商品，其为被上诉人所占有，所有权也属于被上诉人，不可能存在损失，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未提交任何玉米遭受损失的证据，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遭受了损失，并且让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常识性的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案中收购合同中的标的为玉米种子，按照交易习惯的要求应当是由被上诉人一方交付玉米并由双方对玉米进行称重、验收合格后由上诉人一方支付价款，但在本案中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当上诉人一方将第一批玉米种子装车称重，并且已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一方后，被上诉人一方却将已装好称重且已付过款的玉米种子强行阻拦并卸车，致使本案所涉及的玉米种子收购行为不能履行，那么造成本案不能履行的责任，完全在被上诉人一方，因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上诉人反而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所有款项，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错，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张保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基本公正公平，且已经照顾了上诉人的一部分无理要求，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公正裁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到2015年10月21日本案被上诉人所种植的玉米才成熟，并以此为由认为原审判决让其承担全部责任是错误的，这一观点违背科学常识又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众所周知高温只能促进和提前农作物的成熟，而不能导致农作物晚熟，双方依据制种玉米的特性在合同中约定了最晚的收购时间是2015年9月25日之前，而上诉人在2015年10月21日才收购一车玉米，因为当年玉米市场行情很差，上诉人就直接放弃收购，答辩人为其种植的这种玉米，导致230亩玉米损失的严重后果，双方才发生纠纷，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是不言而喻，原审法院确定损失的依据是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由上诉人按照2200元每亩的保底收入承担原告损失，原审认定赔偿的数额计算方式合法有据，2015年-2016年玉米市场行情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2016年秋天第一次开庭，剩余的玉米还在，现在因为时间较长，导致外包装风化破碎，玉米变质腐烂，在2016年第一次开庭上诉人也拒绝继续收购剩余的玉米，而制种玉米与一般的商品玉米不同，品相差，籽粒小，角质高，不具备商品的价值，我方也向法庭提供了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上诉人明确表示不要剩余的玉米，其违约行为是非常明显，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所称的拉玉米时答辩人的人阻拦并强行卸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拦车的人与张保同无关，没有任何存在卸车的行为，因此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上诉人拒不收购制种玉米，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原因，虽然一审查明事实但在判决结果中只让上诉人承担了65%的责任，且没有支持张保同关于上诉人应当承担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对此张保同实际是不满意的，因为只有极端高温的情况下，上诉人一方才能适当免责，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全部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做出公正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维护张保同的合法权益。 张保同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玉米收购款3830000元，利息246469.50元（3830000元×5.85‰×11个月），合计4076460.5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崔学青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向被告退还玉米收购款1409880元；2、支付2015年10月27日至2016年10月26日的利息66969.30元；3、反诉费用由原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4月7日，原告张保同与被告崔学青签订《玉米杂交制种预约生产收购合同》，约定张保同为崔学青生产提供2300亩LY-6玉米杂交种，由崔学青提供在正常年景使张保同所在村60%以上制种户制种玉米平均亩收入达到2200元以上，达不到该标准，由崔学青补偿至该亩产值。同时约定，由崔学青提供技术培训、指导及种子质量检测服务。还约定收购价格为2.7元/公斤，收购地点为农户地头，收购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前。合同签订后，由崔学青提供亲本种子，并派技术员高志刚到现场指导管理，张保同组织农户种植。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7月17日，崔学青陆续向张保同支付730080元，张保同出具名为“借条”实为收条的凭证10份。至2016年9月底制种玉米成熟之时，因严重减产，张保同与崔学青技术员高志刚于2015年10月21日重新达成协议，称“因天气高温和管理不到位造成制种严重减产，原固定单价每公斤2.7元，现经双方协商把单价提高到每公斤4.0元收购，双方达成协议原合同作废”。并于同日收高志刚500000元。2016年10月26日，崔学青安排人员到农户地中收购玉米，崔学青向张保同支付169800元，但实际种植农户以未向其付清种子款为由将装好的玉米拦截，崔学青自此再未向张保同收购玉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崔学青、张保同的通话录音资料一份，证明原告将玉米种子均以装袋好了，要求崔学青拉走，崔学青不敢要视为是崔学青主动放弃收购玉米。被告认为录音记录无法证实是否与本案有关，也无法证实该录音中谈话的原因。另查明，2016年10月28日，原审开庭时原告声称玉米还在，进行了烘干处理，烘干后大概有60-70吨，再次要求被告拉走。 一审审理认为，根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原告张保同与被告崔学青签订种植回收合同，约定由张保同按照崔学青提供的亲本种子和技术指导种植制种玉米，收获时予以回收。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将收获的玉米进行了烘干处理，并装袋完毕待收购，履行了义务。被告崔学青在收获时节应当按照约定价款收购制种玉米或按双方约定的最低亩产值2200元/亩予以补偿。但被告除了支付部分预购款，并提供技术指导外，未尽到收购玉米的义务，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应当予以支付玉米收购款。但经双方确认，因天气原因及管理原因导致玉米严重减产，原告存在一定责任，调整按2200元/亩的65%计算，总价款为3289000元（2200元/亩×65%×2300亩），崔学青已付1409880元，尚欠1879120元应当向张保同支付。又因双方就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且原告本身存在一定责任，故对张保同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崔学青辩称双方重新达成协议，原合同作废的理由，因双方仅就玉米单价进行重新协商，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故对被告认为原合同作废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崔学青提起反诉认为张保同未按期交付玉米构成违约要求返还已付款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原审中原告坚持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将烘干好装袋完毕的玉米种子进行收购，但被告仍然坚持其反诉请求，更加证实被告以自己的行为不履行合同，主动放弃收购玉米，不是原告不向其交付玉米，被告构成违约。且双方约定的收购地点为农户地头，收购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前。而崔学青举证证实的唯一一次到农户地中收购时间为2015年10月26日，已超过双方约定的最迟收购时间，且自此再未向张保同收购玉米种，据此不足以认定张保同违约，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崔学青应于本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向原告张保同支付玉米款1879120元；二、驳回原告张保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崔学青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9412元，反诉费9046元，投递费176元，合计48634元，由原告张保同负担21282元，被告崔学青负担27352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1．被上诉人张保同制种玉米损失数额如何确定？造成损失责任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是否已收取上诉人的玉米制种款？应否退还？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张保同与崔学青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预约生产收购合同》，约定张保同为崔学青生产提供2300亩LY-6玉米杂交种，由崔学青提供在正常年景使张保同所在村60%以上制种户制种玉米平均亩收入达到2200元以上，达不到该标准，由崔学青补偿至该亩产值。对该收购合同双方均认可，合同签订后崔学青派技术指导人员进入张保同的地里，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张保同提供了2300亩的土地，上诉人保证被上诉人亩产达到2200元/亩，约定收购价格为2.7元/公斤，后期张保同与上诉人崔学青认可的技术指导员签订了补充合同，从补充合同的内容看，虽然写了原合同作废，但实际也只是对收购价进行了另行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确约定“由崔学青提供在正常年景使张保同所在村60%以上制种户制种玉米平均亩收入达到2200元以上，达不到该标准，由崔学青补偿至该亩产值。”被上诉人张保同玉米损失应为2300亩×2200元/亩=5060000元；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崔学青已陆续支付被上诉人张保同1409880元。 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的收购时间是2015年9月25日前收购，而上诉人在安排有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的情况下，在2016年10月26日，崔学青才安排人员到农户地中收购玉米，已违反合同的约定，另从原审及本次庭审中查明，张保同认为自己带装好了60吨-70吨玉米，崔学青放弃收购，崔学青认为是因张保同的雇工拦截强行卸车造成收购不能，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损失也存在天气原因及管理原因导致玉米严重减产的因素，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一审判决也对责任进行划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12元，由上诉人崔学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忠峰 审 判 员  茹荷娅 审 判 员  马 明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晓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