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7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郊路（中华东路）18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4楼和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07613687312。负责人：杨雪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连英，贵州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汪家山村（南山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07952819252。法定代表人：李天志。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昌艳，贵州同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益莲，贵州同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02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审理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被上诉人因此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财产所有权归属为被上诉人自身。依照侵权法及保险法法理、《保险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具体法条法规、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内容，都表明被上诉人因自身过失造成自身财产受损，不应由被上诉人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责任保险》责任保险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仅以条款是否对当事人发生效力作为争议焦点，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其他抗辩请求予以任何说明，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中将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排除在被保险人车辆的第三者范围外，针对被上诉人名下登记大量公共交通车辆的情况，属于有违公平原则。其后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以及免责事项说明书仅有被上诉人盖章但无经办人签名达不到“明确说明和引起注意”的程度，从而将该责任免除条款排除主合同内容，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及逻辑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作为多年经营公交客运的法人单位，知晓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仅承担三者财产损失的风险，根据自身经营经验及保费支出情况的综合考虑，对于自身财产受损无需风险转嫁的自主选择，故不存在有违公平原则。其次，《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是针对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条款中关于被保险人自身财产损失属于责任免除的条款是基于前述侵权法及保险法法理、《保险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具体法条法规的再次重点提示，不存在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且《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明确需要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但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此要求。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免责事项说明书仅有被上诉人盖章但无经办人签名达不到“明确说明和引起注意”的程度。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投保单》和《免责事项说明书》证据，针对保险条款及责任免除事宜被上诉人已明确盖章确认，并无任何异议，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同时，以上证据中，《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已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说明，也完全符合《合同法解释二》第六条和《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金责任合法有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辩称：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规定是为了规避道德风险，防止投保人通过故意损毁财产等欺诈行为骗取保金。本案事故发生并非投保人故意为之，故不适用免责条款，被答辩人应当赔偿答辩人损失。首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不负责赔偿，是为了规避道德风险，防止投保人通过故意制造事故获取保金的不诚信行为。而本案中，事故发生并非投保人允许驾驶人员故意为之，更不可能是投保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故意指使，事故发生纯属意外。并且一审中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系答辩人允许的驾驶员故意为之，因此，此次事故发生不适用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其次，答辩人作为城市公交的运营主体，几百辆公交车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答辩人，公交车之间发生事故的几率是较大的。如果因为公交车造成答辩人自己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偿，则就失去了购买保险来分担风险的意义，不符合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答辩人损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系投保该险种的标的车造成标的车之外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案答辩人主张的损失均系被保险车辆贵Ｇ×××××之外的财产损失，因此，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不应当适用免责条款。首先，从被答辩人提供的条款内容来看，该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答辩人认为，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不仅仅是在免责条款处用加粗或画横线等方式提示，还需要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做口头或书面的释明。具体到本案，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应在其所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十条处，及《机动车商业综合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处让作为投保人的答辩人加盖公章才能说明答辩人确实知晓该条款存在并理解该条款的法律意义。但是，被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仅仅在投保人声明处让投保人抄写“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不能说明被答辩人确实将免责条款交给答辩人，更不能说明被答辩人确实向答辩人释明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且被答辩人提供的投保人声明加盖的是答辩人安全部的公章，安全部并未得到答辩人对外签订合同的授权，不能代表答辩人。其次，本案一审中，答辩人始终主张被答辩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能成为双方签订合同内容的一部分，该观点已经明确表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不属于合同内容，不需要答辩人另行提起诉请。被答辩人不应当用该免责条款作为合同内容而成为被答辩人拒绝赔付的理由。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原审原告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在保险范围内赔付原告车辆损失维修费、充电桩更换费用、充电桩电缆沟修复费用、充电雨棚维修费等共计867324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2日，原告为其所有的发动机号码为ＹＫ1Ａ190801021、车辆识别代码为ＬＪＭＧＧＣＤ0ＫＡ000930的申龙牌电动汽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等商业险种，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10月23日0时起至2020年10月22日24时止，被保险人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经注册后该车的车牌号为贵Ｇ×××××。同时，在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为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上财产的损失。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的签章处加盖有“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安全部”印章。2019年12月26日22时许，原告公司驾驶员余运平驾驶车牌号为贵Ｇ×××××的车辆在安顺市西秀区客运东站停车场因挪车让其他需充电车辆停放，在停车过程中，不慎与变电箱发生碰撞后因电路短路，引发贵Ｇ×××××起火燃烧，从而造成充电总控箱、充电桩电缆沟、雨棚、简易值班室、隔离防护栏及正在充电的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等9台公交车受损的事故，上述受损财产中的充电总控箱、充电桩电缆沟、雨棚及正在充电的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均属原告所有；对于属第三者所有的简易值班室、隔离防护栏，被告已进行赔偿。事故发生后原告即向被告报案，被告工作人员于同日23时20分到达现场查勘，初步认定损失金额为80万元。随后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向原告发出《保险拒赔（注销）案件通知书》，拒赔（注销）理由为：“投保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将贵Ｇ×××××车辆于2019年10月22日向我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险种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根据以下条款规定对本次事故造成的变电箱以及充电过程中受损的九台车辆损失予以拒赔处理：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十条‘下列损失和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项下第（二）款‘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的损失’。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项下第（三）款‘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上财产的损失’。”此后，原告为维修九台受损车辆，遂与贵阳金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签订《机动车维修合同》，九台车辆的维修费共计为458738元。因充电总控箱毁损严重，无法修复，原告更换充电总控箱共计花费399786元。另外，原告修复充电桩电缆沟花费3000元、修复充电雨棚花费4600元、拖车费1200元。上述费用共计867324元。同时查明：余运平为原告的工作人员，其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的时间为1994年11月7日，准驾车型为A1A2E（其中A1的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和A3、B1、B2）。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原告的工作人员余运平驾驶车牌号为贵Ｇ×××××的车辆在停车场因挪车停放过程中，不慎与变电箱发生碰撞后造成电路短路，引发贵Ｇ×××××起火燃烧，从而造成充电总控箱、充电桩电缆沟、雨棚、简易值班室、隔离防护栏及正在充电的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贵Ｇ×××××等9台公交车受损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即向被告报案，被告的工作人员亦在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查勘，其后并对不属于原告的财产损失进行了赔偿，从而可以认定事故的发生是真实存在的。其后，被告向原告发出《保险拒赔（注销）案件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投保人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将贵Ｇ×××××车辆于2019年10月22日向我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险种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根据以下条款规定对本次事故造成的变电箱以及充电过程中受损的九台车辆损失予以拒赔处理：1、…。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项下第（三）款‘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本车上财产的损失’。”故该条款是否对当事人发生效力是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首先，该条款将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财产损失排除在被保险车辆的第三者范围外，主要在于保险业为了规避道德风险，防止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来获取保险金。而本案的原告是公共交通公司，在其名下登记有大量的公共交通车辆，若不加区分一律以被保险人财产损失不纳入被保险车辆的第三者范围而不予赔偿，客观上将损害车辆所有人对其所有车辆分别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应享有的保险利益，有违公平原则。其次，该条款属于为重复使用而由被告事先拟定的条款，系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而且从被告提供的条款内容看，该条款属于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本案中，被告虽向原告提供了免责事项说明书，原告亦在该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的签章处加盖有“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安全部”印章，但无原告经办人的签名，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和引起注意”的程度。故该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不发生效力。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原告立即通知了被告，被告工作人员亦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现场查勘并询问了事故车辆驾驶人。该事故是由于驾驶人操作不慎引起的，并非是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而人为故意制造的事故。同时，原告在被告拒赔的情况下自行委托修理厂对事故车辆及充电总控箱、充电桩电缆沟、雨棚进行修理，并无不当。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承担理赔之责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保险赔偿款867324元。本案受理费12474元，减半收取6237元，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上诉人的诉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否属于交强险、三责险的赔付范围；二、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是否尽到提示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否属于交强险、三责险的赔付范围。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可以看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系投保该险种的标的车造成标的车之外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损失均系被保险车辆贵Ｇ×××××之外的财产损失，因此，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赔偿款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是否尽到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属格式合同，保险人的法定说明义务，要求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规定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虽被上诉人签署的《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一栏虽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但《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被上诉人也仅加盖“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安全部”印章，无经办人签名，综合上诉人一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中，并无具体的书面免责条款内容，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释明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的程度，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不发生效力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4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伟才审判员  朱俊蓉审判员  谢 伟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周婷书记员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