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3民终3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惠玲，女，1971年2月26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兴红，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勇，新疆兰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勒泰市泰和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喀拉希力克乡。 法定代表人：王景玲，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建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史惠玲、黄兴红因与被上诉人阿勒泰市泰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人民法院（2021）新4301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史惠玲、黄兴红的代理人王秀勇，泰和公司的代理人于建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惠玲、黄兴红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新4301民初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泰和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泰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未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系泰和公司过错导致，泰和公司隐瞒事实，违背诚信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其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继续向泰和公司支付转让费，导致泰和公司在采矿权到期前未办理采矿权审批手续”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喀拉希力克乡阿克铁列热克村出具的情况说明、阿勒泰市草原监理所出具的复函可以确定因泰和公司过错导致不能进行受让开采，事实是泰和公司隐瞒其未进行草原征用补偿，未办理任何征用占用或临时占用草原的合法手续导致无法开采，导致无法办理相关手续。其继续付款的行为，正是基于泰和公司承诺会办理完毕相关手续，采矿权证可以续期完成转让才继续付款，其付款行为恰恰证明了过错方系泰和公司，泰和公司一直隐瞒其未支付草原征用补偿费及未备案的重要事实，明知不具备转让条件，仍然继续向其索要及收取转让款，显然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属于过错方。并且，一审判决无视（2020）新4301民初506号民事生效判决书中均已确认的事实，对泰和公司提交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的通话录音直接认定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众立矿业合同履行类推本案，是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规定，泰和公司转让的涉案采矿权和其转让方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转让，故一审法院判决时，酌定泰和所遭受的损失为矿业权转让能够取得的转让费5,000,000元属于违法所得。信赖利益保护无过错守约方的损失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涉案转让费如果泰和公司取得则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没收，不属于合法利益，更不属于信赖利益所保护的无过错守约方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泰和公司应当对损失12,000,000元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在泰和公司未履行举证义务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倒置，仅以泰和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不具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判决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举证责任划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 泰和公司辩称，二审人民法院应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双方签订矿产转让合同后，本案通过多次法庭庭审作出判决，至今为止没有矿产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作出撤销、吊销和确认采矿许可证违法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不能正常开采经营生产的情形和不得开采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矿产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颁发采矿许可证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其公司采矿许可证在没有被依法撤销吊销或者作出行政决定之前，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公司的采矿许可证是合法有效。史惠玲、黄兴红曾经向法庭提交了未缴纳草原补偿费的相关证据，在上一次案件审理后其公司找到了阿泰市自然资源局的领导，要求对此事查明并作出解释，提供证据证明的工作人员调查了解后，认为其属于个人行为，而且程序违反了工作规定，鉴于时间问题其公司没有采取相关的行政复议或者是追究责任的行为，但是阿勒泰市自然资源局纪检部门对其公司做了谈话记录，并且保留在档案中。双方在签订转让合同过程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史惠玲、黄兴红只有在支付了全部转让费之后，其公司才开始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变更登记，至今为止史惠玲、黄兴红也没有交清该笔费用。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其公司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和公司的资产依法是可以转让的，但是前提是要求到矿业登记行政管理部门去进行变更登记。如果说原来这个案子前面两个案子判的是未生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方没有去办理变更登记，而合同没有生效。而按照刚才史惠玲、黄兴红陈述这个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该是无效合同，所以说史惠玲、黄兴红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这些理由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公司认为史惠玲、黄兴红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责任，首先就是双方在2014年的7月，其公司就已经将公司所有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纳税的手续以及采矿许可证就交付给了史惠玲、黄兴红实际经营管理使用。史惠玲、黄兴红正在集中精力和人力、物力开采众立矿业公司转让的另一个矿产，正在全力以赴的投入生产，没有精力来对案涉矿产进行开采，同时还是为了储备矿产资源，目的等着在众立矿开采完毕，没有产品可挖枯竭的情况下再来开采案涉矿产。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前，如果史惠玲、黄兴红认为不能正常的经营开采，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或者说合理的期限内提出解除合同，或者将采矿许可证以及泰和矿业的全部的办公室资产、营业执照、纳税相关手续全部应该返还给其公司，可以避免损失扩大。在采矿许可证还没有过期前其公司依然有条件、有能力可以组织人员进行开采，直到2019年采矿许可证都过期两年了，史惠玲、黄兴红才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并且恶意的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转让费175万元，显然史惠玲、黄兴红在合同签订后存在人为的扩大损失的行为，存在过错行为。因此其公司主张史惠玲、黄兴红承担5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采矿许可证产量可开采的量是每年是3万立方米，结合市场价格单价计算出实际损失应该是在1,200万元以上。并且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就2014年、2015年、2016年3年的市场销售的单价票据，同时也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但是一审法院认为因为矿产转让后双方均没有实际开采行为，所以认为其公司司法鉴定申请不符合客观事实，按照双方的转让费酌定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泰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惠玲、黄兴红赔偿其损失600万元；本案诉讼费由史惠玲、黄兴红承担。事实及理由：其公司专门从事石英砂开采事宜，史惠玲、黄兴红系夫妻关系。2014年7月，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景玲与史惠玲、黄兴红口头协商一致，将其公司资产及公司名下砂石料矿转让给史惠玲、黄兴红，其公司于2014年7月将公司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公章、财务章交付给史惠玲、黄兴红，公司由史惠玲、黄兴红实际经营管理，2016年4月15日，双方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史惠玲、黄兴红支付部分转让费。其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自2014年2月12日至2017年2月12日，合同履行期间，史惠玲、黄兴红为了囤积储备矿产资源，集中机械设备、人员集中开采受让的另一处石英石矿，人为拖延，迟迟没有在批准期限内开采本合同约定的矿，造成采矿许可证过期。2019年，史惠玲、黄兴红反悔，向人民法院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双方转让合同未生效，其公司依法申请取得的采矿许可证和采矿权可以取得巨大经济利益，依法属于其公司的合法财产，史惠玲、黄兴红以其公司名义进行采矿活动，完全可以在采矿许可有效期内完成采矿活动，可以获得合同预期的经济效益。如果合同不能履行，史惠玲、黄兴红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史惠玲、黄兴红为囤积储备矿产资源，人为拖延造成采矿许可证过期，史惠玲、黄兴红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按照2014年、2015年、2016年当地石英石市场单价计算，原告采矿许可有效期内实际损失在1,200万元以上，史惠玲、黄兴红应当承担50％的过错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2日，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景玲和其女儿周燕丽申请注册了阿勒泰众立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立公司）经营范围为建筑用沙开采，非金属矿业制品批发，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景玲及女儿与史惠玲、黄兴红签订了众立公司矿产转让合同，将其中的200亩地的采矿权以5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史惠玲、黄兴红，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2014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矿区面积0.4867平方米。期限届满后可以申请延续继续开采，史惠玲、黄兴红对众立公司的矿产一直开采到2019年10月合同履行完毕。出产的产品主要以石英石和石英砂为主。泰和公司营业执照中登记2014年6月18日泰和公司成立，营业期间为长期；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建筑用砂矿露天开采、销售；非金属矿业制品的销售。2014年4月16日泰和公司取得阿勒泰市北屯镇-布尔津县48公里处建筑用砂矿采矿许可证，经济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有效期限2014年2月12日至2017年2月12日；生产规模为3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为0.1746平方公里。2016年4月15日泰和公司与史惠玲、黄兴红签订《转让合同》，约定甲方（泰和公司）将其泰和公司及位于阿勒泰市北屯镇-布尔津县48公里处建筑用砂矿转让给乙方（史惠玲、黄兴红）；转让总价款为500万元；乙方向甲方支付150万元定金，因乙方无力全额支付定金，乙方先向甲方支付75万元定金；2014年7月至签订协议时，乙方已实际占有、使用、收益该建筑用砂矿；乙方将转让款全部向甲方支付后，甲方需退还乙方支付的定金，定金也可以抵作转让费，甲方收到乙方的全部转让费后，甲方将该公司及其证件转让到乙方名下，转让费由乙方承担；双方发生纠纷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在阿勒泰市人民法院起诉。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解决纠纷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费）。泰和公司所持有《转让合同》除以上内容外，在甲方、乙方未签字和为填写的年月日下方，双方在被告黄兴红手写《补充合同》落款签字。《补充合同》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不执行本合同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其余条款严格遵照执行。第五条、第六条内容为：“五、乙方必须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将所有转让费支付完毕。乙方向甲方支付逾期不得超过2个月（即最迟不得超过2016年12月31日），但乙方应按肆佰贰拾伍万元（425万元）向甲方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实际支付时止的利息（利息为年息24％）；六、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转让费，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已支付的定金甲方不予退还，无论乙方是否生产经营，乙方还需向甲方支付自2014年8月1日起至乙方将建筑用砂矿交付给甲方期间的使用费，使用费为每月捌万元（80，000元），每天贰仟陆佰陆拾柒元（2,667元）”。史惠玲、黄兴红在合同第二页下半部分书写欠条一份。欠条内容为欠王景玲砂石矿转让费425万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史惠玲、黄兴红自2014年7月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案涉建筑用砂矿，2016年4月15日签订《转让合同》和《补充合同》时没有按照合同第三项约定及时向泰和公司足额支付定金，也未按照合同第七条约定支付全部转让款。史惠玲、黄兴红从占有2014年7月到2019年10月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双方均未开采。史惠玲、黄兴红未按照缔约合同的意愿诚信履行附随义务与泰和公司进行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合同促使转让合同生效。时隔三年多后史惠玲、黄兴红反悔起诉泰和公司解除合同，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双方转让合同未生效。自2014年7月史惠玲、黄兴红占有2014年7月实际占有、受用、收益案涉建筑用砂矿，2016年4月双方签订转让合同至2019年10月期间，双方之间未收到过任何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文书，也未因《转让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解除合同问题进行过协商、补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且法律司法解释另无规定。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关于缔约过失责任问题。缔约过失责任是一方当事人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可以产生于缔约过程之中，也可以是合同成立并生效时。本案中，泰和公司与史惠玲、黄兴红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被法院（2020）新430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泰和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43民终6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惠玲、黄兴红作为从事采矿经营管理工作人员，若不知采矿权转让需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显然与常理不符。史惠玲、黄兴红对涉案转让合同因未办理审批登记手续而不生效存在过错责任。史惠玲、黄兴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订立合同时不按照磋商约定交清定金、不按照协商意向约定将转让款全部向泰和公司支付，导致泰和公司未申请批准登记、未将公司及其相关证件转让到史惠玲、黄兴红名下，造成转让合同的生效条件不能成就。合同成立后对转让的公司资产和采矿权占而不用且不履行及时与原告互通情况、互相协助、互相保护对方义务，不积极促成合同生效，反而起诉泰和公司达到解除转让合同的目的。这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过错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造成泰和公司丧失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机会。使泰和公司遭受500万元的信赖利益损失，史惠玲、黄兴红违反附随义务的行为与泰和公司遭受信赖利益损失有直接的关系。泰和公司也应知矿产权转让合同需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方能生效，在史惠玲、黄兴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订立转让合同不履行相关业务的情况下，没有与泰和公司互通情况、互相协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与史惠玲、黄兴红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过错给自己造成500万元的信赖利益损失同样具有过错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史惠玲、黄兴红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具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史惠玲、黄兴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故对史惠玲、黄兴红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泰和公司依据每年3万立方米采矿量的石英石价格提出的600万元的损失不属于泰和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法院不予采信。法院支持泰和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为泰和公司丧失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所长生的损失，即为《转让合同》生效泰和公司能获得的信赖利益500万元。因双方均有缔约过失责任，法院酌定双方各承担50％赔偿责任。即泰和公司自担250万元损失；史惠玲、黄兴红向泰和公司承担250万元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史惠玲、黄兴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泰和公司赔偿经济利益损失2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3,800元，减半收取26,900元，由泰和公司负担13,450元，史惠玲、黄兴红负担13,450元。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对一审中证据亦无新的举证、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案涉采矿许可证于2017年2月12日到期后，未能依法办理续期。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合同和补充合同，史惠玲、黄兴红支付剩余425万元转让费并无固定期限要求，而案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7年2月12日。作为案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无论从自身利益考量还是从全面履行本案合同考虑，泰和公司均有责任办理完成案涉采矿许可证续期。本案转让合同约定“五、乙方必须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将所有转让费支付完毕。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逾期不得超过2个月（即最迟不得超过2016年12月31日），但乙方应按肆佰贰拾伍万元（4,250,000元）向甲方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实际支付时止的利息（利息为年息24%）。六、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转让费，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已支付的定金甲方不予退还，无论乙方是否生产经营，乙方还需向甲方支付自2014年8月1日起至乙方将建筑用砂矿交付给甲方期间的使用费，使用费为每月捌万元（80,000元），每天贰仟陆佰陆拾柒元（2,667元）。”而后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4月15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不执行本合同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其余条款严格遵照执行。”根据以上约定，可以确定在与史惠玲、黄兴红商议本案交易过程中，泰和公司放弃了要求史惠玲、黄兴红限期交纳转让费及迟延履行金的原意思表示，放弃了其自身因史惠玲、黄兴红违约支付转让费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原意思表示，同时也放弃了如交易不成，要求史惠玲、黄兴红无条件（无论是否生产经营）支付占用期间使用费的原意思表示。泰和公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其应该对放弃上述原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有明确认知。而本案合同是在泰和公司放弃上述原意思表示基础上达成的。现又因泰和公司未能办理完成案涉采矿权证续期而导致双方合同被依法解除，史惠玲、黄兴红也并未实际开采案涉矿产，泰和公司本案要求史惠玲、黄兴红支付2014、2015、2016年矿产开采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将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主要归则于史惠玲、黄兴红过错，并忽视双方合同签订过程而径行酌定赔偿金，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人民法院（2021）新4301民初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阿勒泰市泰和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被上诉人阿勒泰市泰和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吉   国 审判员 王      琦 审判员 努尔古丽吾伦别克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巴提哈 胡 尔马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