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强，男，196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北灵，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芳，广东众同信（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集兵，男，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星，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红福，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乐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法定代表人：黄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东，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志强因与被上诉人李集兵、原审第三人广东乐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达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北灵、黄晓芳、被上诉人李集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星、原审第三人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志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集兵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的规定，黄志强与李集兵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黄志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实双方的合伙关系，上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一）合伙关系基础之一是共同投资，黄志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记账凭证、银行转款记录等证据，证实黄志强对涉案工程有出资行为，而且在工程款未到账的情况下，垫资经营。（二）黄志强提交由李集兵、唐维兵签字的几份《收据》载明：“黄志强和李集兵合作项目南雄市××××广场和人防工程”，该证据明确记载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三）黄志强参与了经营。唐维兵系黄志强指派的工地负责人，代表黄志强管理工地及账目，涉案工程所有支出项目均需要李集兵及唐维兵签字认可，唐维兵代表黄志强参与了项目经营，对此，唐维兵已出庭作证，且李集兵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四）黄志强在一审过程中，还申请了证人谢川南、唐维兵、虞深根、徐承平、易鹏出庭作证，证明黄志强参与项目经营管理，且证实黄志强与李集兵系合伙关系。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李集兵辩称其仅是挂靠乐达公司经营，但其对上述证据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核本案证据，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也正是因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黄志强才需要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双方的合伙关系。二、一审法院笼统地将黄志强的所有行为都归结于乐达公司，但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所作的判决有失公允。黄志强与乐达公司的股东系亲属关系，这也是黄志强与李集兵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背景。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李集兵挂靠乐达公司，工程挂靠的性质、运行模式、法律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但黄志强的投资行为、运行管理行为与挂靠不相符，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仅仅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为由，作出的判决对黄志强明显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审法院应当查清本案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本院二审庭询时，黄志强补充上诉理由：应当确认黄志强与李集兵间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4月15日与5月14日的《收据》都有李集兵的签名，可见涉案工程系双方的合伙项目。涉案工程的所有单据都是由唐维兵和李集兵签名，唐维兵是黄志强派出的代表。李集兵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黄志强与李集兵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原判，驳回黄志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李集兵与黄志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认定个人合伙关系是否存在的要素包括：主体为两个以上自然人、存在合伙协议（原则上是书面形式，特殊情形也可是口头形式）、共同出资、参与盈余分配(共负盈亏)。结合本案情况，黄志强与李集兵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上述构成要素。首先，黄志强与李集兵之间既不存在书面形式的合伙协议，也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口头形式的合伙协议。李集兵与黄志强作为建设工程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在涉及款项如此之大，经济往来如此繁杂的建设工程项目中，不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行为显然有悖常理，更不符合行业习惯。其次，黄志强亦无证据证明其履了合伙出资义务。根据黄志强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收据》《银行交易凭证》等，仅表明黄志强与案外人存在经济往来以及乐达公司的出纳人员陈日秀与案外人存在经济往来，均无法证明黄志强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即便《收据》中提到“合作项目”一词，也不能表明李集兵与黄志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为李集兵与乐达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而黄志强系乐达公司的股东并且担任总经理一职，该《收据》实际意思是黄志强代表乐达公司。从案外人角度来看，李集兵借用乐达公司的资质承接案涉工程项目也相当于双方的合作项目。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之规定，黄志强在一审期间申请的五名证人均与其和乐达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况且五名证人均表示是道听途说或者主观臆测黄志强和李集兵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证人直接见证了黄志强与李集兵对承包的案涉工程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因此，上述五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李集兵与黄志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依法应当不予采信。二、李集兵与乐达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与黄志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驳回上诉。黄志强声称其因与乐达公司的股东系亲属关系，故未与李集兵签订合伙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黄志强在一审期间试图隐瞒其现为乐达公司股东并担任乐达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并且其在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担任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乐达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黄峰是父子关系。虽然乐达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是黄峰，但因黄峰个人原因，其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由黄志强经营管理公司，黄志强是乐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外，黄志强称其参与到工程的管理中不符合挂靠的模式，不符合常理也与法律相违背，反而恰恰证明李集兵是挂靠乐达公司。本案中，正是因为李集兵借用乐达公司的资质承接建设工程，双方属于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乐达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对于该工程质量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不能仅凭其与李集兵的挂靠合同约定而免责，黄志强作为乐达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为监督和保障工程质量，代表乐达公司参与到案涉工程之中，对工程项目进行监督，符合实际需要，并不存在异常之处。黄志强一审期间提交的《南雄市××××广场工程支付明细》，其在总经理一栏上签字，可证明其是代表乐达公司进行监督。综上所述，黄志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或者间接证明李集兵与其之间存在合伙协议，双方之间的关系亦不符合合伙关系成立的要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原判，驳回黄志强的全部上诉请求。本院二审庭询时，李集兵补充答辩意见：关于《收据》的问题，李集兵在《收据》上签名，所谓的合作是广义上的意义，而不是限定在合伙中，可能是双方共同出资或挂靠等行为，不能按照黄志强的理解认定为合伙。从涉案工程的运作来看，不符合合伙的模式。涉案工程的所有材料都是唐维兵与李集兵签名，可以说是唐维兵对工程款的支付及工程的监督，是为了结算便利，而不是代表黄志强签名。实际上，黄志强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乐达公司述称，一、唐维兵并非乐达公司委派的代表，亦不是乐达公司的员工。从2016年至今，其仅是挂靠部分工程的项目经理。二、关于黄志强是否出资的问题。从乐达公司财务出具的材料可知，涉案工程开展的第一个月，第一笔工程款支付之前，黄志强就已经出资了290000余元。三、从黄志强提交的证据可知，其支付了2000000余元，若认为是乐达公司的出资，则黄志强后续将会追诉乐达公司。黄志强从乐达公司拿出了工程款，后续是需要进行结算的。黄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集兵支付工程合作款1634185.7元给黄志强；2.本案诉讼费由李集兵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8日，乐达公司作为甲方，李集兵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南雄市××××人防工程（防控地下室）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以下简称人防工程）、《南雄市××××广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广场工程）。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根据甲方与南雄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人防工程、广场工程签订该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其中人防工程承包范围，按甲方提供的经建设单位（或经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关专业资质的单位）审定、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工程施工图纸规定的内容及相关清单和招投标文件等施工；承包方式为乙方以包工、包料、包机械、包安全、包质量、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和税金的形式承包施工，全面负责本合同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成本管理、竣工验收等自负盈亏，并承担本合同工程组织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人防工程总造价暂计12494014.75元，最终造价以甲方与建设单位工程结算价为准；合同工期为4个月（开工日期暂定为2015年8月10日，竣工日期暂定为2015年12月9日，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以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为准）。广场工程承包范围和承包方式与人防工程一致，但总造价暂计6849989.5元作为乙方的工程承包总价，该工程最终造价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的工程结算价为准；合同工期为150日历天（开工日期暂定为2016年5月1日，竣工日期暂定为2016年9月29日，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以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为准）；合同约定，案涉工程甲方以自有管理人员的专业资格证投标且中标，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证书使用费，在工程款中扣除；支付标准为二级建造师按2750元/月支付、工程师按600元/月支付。2015年7月8日，李集兵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500000元到黄志强账户，作为投标的保证金，黄志强为股东。2018年5月16日，人防工程验收；2016年11月25日，广场工程验收。2019年8月6日，李集兵以乐达公司拖欠其案涉工程款为由向南雄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人防工程通过验收最终造价为13381171.24元，广场工程人防工程通过验收最终造价为6837279.78元。经李集兵与乐达公司最终经过核算，达成了结算结果为乐达公司尚未支付的款项工程质保金1010921.18元、工人工资保证金为62400元、合同履约保证金为500000元。2020年1月20日，南雄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828民初18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乐达公司向李集兵支付工人工资保证金624000元及合同履约金500000元，并于2020年8月30日前向李集兵支付工程质保金1010921.18元。一审庭审中，黄志强为证明其与李集兵存在合伙关系，提交了收据、网银支付凭证、雄州公园人防工程和广场工程明细表、《南雄市××××广场石材承包合同》等证据证明其为涉案工程支付款项2846344.35元，乐达公司支付8288345.48元，李集兵支付5508550.5元。黄志强申请证人谢川南、唐维兵、虞深根、徐承平、易鹏出庭，拟证明其与李集兵系合伙关系。李集兵经质证，认为上述款项从黄志强账户支出，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证人证言，由于证人只是听说黄志强与李集兵系合伙关系，并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乐达公司经质证，对黄志强提交的支付款项证明以及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认为黄志强与李集兵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黄志强为乐达公司股东，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黄志强任乐达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强与乐达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黄峰系父子关系。黄志强的妻子陈日秀为乐达公司出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黄志强、李集兵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黄志强为证明其主张，其应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案中，黄志强为证明其与李集兵存在合伙关系，提供了收据、网银支付凭证、雄州公园人防工程和广场工程明细表、《南雄市××××广场石材承包合同》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李集兵辩称，黄志强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承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该院认为，首先，由于黄志强为乐达公司股东，且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4月6日期间任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妻子陈日秀为乐达公司出纳。而从黄志强提供的收据、网银支付凭证、雄州公园人防工程和广场工程明细等证据可知，上述黄志强主张的支付款项均从黄志强账户或其妻子陈日秀的账户支出，乐达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在工程期间也支付过相应款项，故无法认定黄志强的支付款项行为系其个人投资行为，还是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期间代表乐达公司而实施的工程款支付行为。其次，黄志强提交的《南雄市××××广场石材承包合同》，合同甲方署名为乐达公司，乙方为案外人董勇良，黄志强、李集兵与案外人唐维兵在甲方及甲方代表人处签名。该院认为，李集兵与乐达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李集兵借用乐达公司名义实际承包案涉工程，该份石材承包合同的甲方为乐达公司，黄志强在合同甲方处签名的行为无法认定系其作为合伙人在合同上签名的个人行为或者是其代表乐达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在合同上签名的行为。第三，关于证人证言，根据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证人对黄志强、李集兵系合伙关系均为听说、推测，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证人直接见证了黄志强、李集兵双方对承包案涉工程达成口头的合伙协议，且李集兵对证人证言亦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李集兵与乐达公司系挂靠关系，双方签订的《南雄市××××人防工程（防控地下室）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以及《南雄市××××广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中，也未列明黄志强属于合同承包人。黄志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李集兵属于合伙关系，加之涉案工程金额较大，双方也未签订合伙协议，因此，对黄志强主张其与李集兵存在合伙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认可。故黄志强主张其与李集兵系合伙关系，要求李集兵向其支付工程合作款1634185.7元的诉请，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2020）粤0282民初872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08元，由黄志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乐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雄市××××人防工程支付明细》，拟证明涉案两工程总金额为20218451.02元，其中人防工程为13381171.24元，广场工程为6837279.78元，已实际到乐达公司账户的为19207529.84元，未到账款项（质保金）1010921.18元，水费1752744.81元，管理费471885.66，建造师费246560元。2.《乐达公司支付雄州公园人防、广场工程材料款明细表》，拟证明根据黄志强、李集兵两人签名确认后，乐达公司向各单位、部门、个人支付四十二笔款项，共计8404300.48元。3.《乐达公司支付李集兵、李博雄州公园人防、广场工程款明细表》及支付凭证，拟证明乐达公司向李集兵转账十五笔，共计6103630.75元。4.《李集兵支付雄州公园人防、广场工程明细表》，拟证明李集兵支付人防、广场两项目的各项费用共四百五十三笔，合计4558581.16元，对于李集兵收取的工程款，差额为1545049.59元，该笔款项作为李集兵预先提取的利润，目前仍在李集兵处。5.《黄志强支付雄州公园人防工程、广场工程明细表》，拟证明黄志强支付人防、广场工程两项目的各项费用303笔，共计2846344.35元，该款大部分由黄志强的代理人唐维兵经手负责，并均由李集兵或李博签字确认，账目已交乐达公司财务做账，李集兵在另一诉讼案件中予以确认。李集兵质证称：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材料的内容显示管理费471885.66元，可以证实李集兵与乐达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故涉案建设工程项目需要向乐达公司支付管理费。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黄志强是乐达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黄志强代表的是乐达公司，李集兵是涉案人防、广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3.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李集兵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乐达公司进行施工作业，乐达公司在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之后，按照约定在扣除管理费、水费等费用之后将剩余的工程款支付给李集兵，即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也符合建设工程领域内挂靠的实际操作。4.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乐达公司提交的李集兵支付涉案工程明细账是其单方制作形成的，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并非全部明细账目。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4558581.16元，乐达公司所认为的存在李集兵预先提取利润1545049.59元不成立，乐达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是如何知晓涉案工程的利润？其该主张是为了帮助黄志强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5.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唐维兵是乐达公司的员工，并非黄志强的代理人，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唐维兵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时，已经承认其系乐达公司的员工。通过南雄市人民法院（2019）粤0282民初1821号案件可以证实，黄志强支付涉案工程的款项，就是乐达公司在收到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后，支付给实际施工人李集兵的款项，并非乐达公司与黄志强本人支付的款项。黄志强是乐达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黄志强代表的是乐达公司，李集兵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黄志强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乐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因李集兵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乐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2、证据4-5均系其单方制作，没有李集兵的签名确认，且李集兵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故本院不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另查明，2016年7月8日，李集兵向黄志强转账支付了500000元，李集兵称该款项系涉案工程的投标保证金。黄志强则称投标保证金由其支付给乐达公司，李集兵向其支付的上述500000元系归还之前的借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期间，黄志强提交乐达公司出具的《雄州公园人防、广场工程支付材料款明细表》，拟证明乐达公司支付的款项明细，乐达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该明细表显示乐达公司使用陈日秀、黄志强的账户支付了涉案工程材料款，及乐达公司向唐维兵支付了款项。本院再查明，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唐维兵出庭作证，对于其与黄志强的关系，称：“认识将近二十年。唐维兵因做工认识黄志强，逐渐成为朋友，熟悉后黄志强开始让唐维兵负责项目管理。”二审庭询时，对于唐维兵是否系其员工的问题，乐达公司称：“不是，唐维兵挂靠在我方公司的部分工程，任项目经理。”本院二审期间，黄志强、乐达公司均明确表示黄志强为涉案工程支付的2846344.35元，已由乐达公司向黄志强支付完毕。各方当事人亦认可在（2019）粤0828民初1812号案件中，李集兵与乐达公司经核算确认乐达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中，包含黄志强支付的上述2846344.35元。黄志强主张其为涉案工程垫付了前期招投标费用，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除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的部分外，其余认定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黄志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黄志强、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本案中，黄志强以其为涉案工程投入了资金及参与了经营管理为由，主张其与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系合伙关系，李集兵则不予认可，并认为黄志强为涉案工程所为事宜均系代表乐达公司。对此，本院认为：一、关于出资问题。黄志强主张涉案工程的投标保证金系由其支付给乐达公司，但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在交纳投标保证金期间，李集兵向黄志强转账支付了500000元，虽黄志强主张该500000元系李集兵归还之前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因此，黄志强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李集兵提出涉案工程的投标保证金实际由其支付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黄志强主张其与其妻子陈日秀支付的材料款及工人工资系其个人对涉案工程的出资的问题，其虽提交了部分收据、网银支付凭证、合同等予以证明，但黄志强系乐达公司的股东，陈日秀系乐达公司的出纳，从黄志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可知，其与乐达公司均认可，乐达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就涉案工程的材料款等款项使用了黄志强、陈日秀的个人账户进行经营。且黄志强为涉案工程所支付的2846344.35元，系包含在李集兵与乐达公司结算的工程款中，并已由乐达公司向黄志强支付完毕，故无法认定该2846344.35元系黄志强个人为涉案工程投入的款项。黄志强还主张其为涉案工程垫付了前期招投标费用，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黄志强主张其为涉案工程投入了资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经营管理问题。黄志强为证明其与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系合伙关系，于一审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载明“黄志强和李集兵合作项目南雄市××××广场和人防工程”的收据。但是证人对于黄志强、李集兵之间的关系均称系听说、推测，且黄志强主张其指派的工地负责人唐维兵，与黄志强系多年朋友及长期合作的关系，与乐达公司亦有合作及经济往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至于黄志强提交的上述收据系材料商出具，李集兵虽在收据中签名，但其表示黄志强实际系代表乐达公司，结合前述款项支付情况，李集兵的陈述可信度较高。因黄志强并未与李集兵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且黄志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与上述收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上述收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实黄志强与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系合伙关系。综上所述，黄志强提出其与李集兵在涉案工程中系合伙关系，并要求李集兵向其支付工程款1634185.7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7.6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黄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小华审 判 员 梁晓芳审 判 员 毛文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莹书 记 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