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3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连伦，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志坤，女，197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林（与梁志坤系夫妻关系），男，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敏，天津通致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卫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喜凤花园54号楼4门102。法定代表人：柴卫红，经理。上诉人刘连伦因与被上诉人梁志坤，原审第三人天津卫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红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3民初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连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志坤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均由梁志坤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典型的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案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改判。梁志坤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卫红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梁志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梁志坤与刘连伦之间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刘连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29日刘连伦与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取得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镇××号房屋并居住至今。2018年4月10日梁志坤、刘连伦双方在卫红公司处签订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售房人为刘连伦（甲方），购房人为梁志坤（乙方），居间方为天津卫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丙方）。双方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北辰区高雅苑的房屋出售给乙方，楼房面积95平米，房屋价格为90万元；甲、乙、丙三方签订本合同时，甲方须向丙方交纳服务费1000元，乙方须向丙方交纳服务费1000元；乙方于2018年4月10日交付90万元；乙方一次性交齐；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时将该房屋的所有证件留存于乙方处；双方还约定其他相应内容。刘连伦本人在甲方处签字并按手印，梁志坤本人在乙方处签字并按手印，卫红公司在丙方处加盖印章。上述合同签订后，喜凤花园卫红中介中心为梁志坤出具两张收据，其中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梁志坤交来高雅苑房屋中介费1000元；另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梁志坤交来高雅苑买房全款90万元。收款人处有刘连伦签字，交款人处有梁志坤签字。另查，上述合同签订之前，刘连伦曾分别向案外人李勇林（系梁志坤丈夫）及本案证人边某借款。对于上述合同签订的过程，梁志坤作如下陈述：刘连伦曾向梁志坤丈夫李勇林借款12万元，刘连伦在借款之后六七个月还了4.5万元的本金，还差7.5万元未还，后多次找刘连伦索要借款，刘连伦称想卖房还别人账，房款是90万元，梁志坤就同意了。梁志坤交给刘连伦81万元，因为刘连伦还欠7.5万元借款，该借款折抵房款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刘连伦讲他的孩子大学未毕业，别让孩子有压力，有打击，让他再租一年，随后双方在卫红公司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1.5万元，该租金1.5万元折在房款里了。房款是于2018年4月在卫红公司处交付的，当时有李勇林、刘连伦、边某、还有梁志坤在场。对于给钱的过程，梁志坤称，当时刘连伦给边某打电话让他过来，梁志坤把81万元给了刘连伦，然后刘连伦将此款给了边某。随后李勇林、刘连伦和卫红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对于上述合同签订的过程，刘连伦作如下陈述：2017年刘连伦从梁志坤丈夫李勇林处借了25万元，双方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约定5分利息，即本金25万元一个月给付利息1.25万元。同时刘连伦与李勇林又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刘连伦将其和大张庄镇政府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给了李勇林，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约定如刘连伦无法偿还借款，李勇林就把房子收走。合同签订后，刘连伦每月偿还利息1.25万元，共给了李勇林三、四个月的利息，均是现金给付。后刘连伦无力偿还，刘连伦和李勇林协商后，李勇林将刘连伦的拆迁协议退还，由刘连伦用拆迁协议抵押给证人边某，故2017年刘连伦和边某签订了借款协议。同时也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如刘连伦无法偿还借款，边某就将刘连伦房屋收走。收的含义就是归他所有。因此刘连伦向边某借款80万元整，约定月息为三分。合同签订后，边某向刘连伦交付借款8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刘连伦偿还李勇林借款，剩余70万元刘连伦偿还了他人的借款。刘连伦共向边某支付了四个月利息，每个月利息为2.4万元。后由于刘连伦无法偿还李勇林和边某的借款，边某和李勇林二人商量谁收刘连伦的房子，谁就替刘连伦还债，最后商定由李勇林购买刘连伦的房子，李勇林替刘连伦偿还边某的债务，于是梁志坤与刘连伦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房屋价款为90万元，但李勇林并未给付刘连伦该房款。在此期间刘连伦一直居住诉争房屋。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梁志坤要求刘连伦搬家，因刘连伦无其他住处，要求再居住一年，于是双方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由刘连伦继续居住。约定每年租金1.5万元。房屋买卖协议和房屋租赁协议签订的时间均为2018年4月10日。刘连伦认为没收到梁志坤所交房款，该买卖协议不合法，诉争房屋仍属刘连伦，故请求驳回梁志坤的诉讼请求。对于上述合同签订的过程，证人柴卫红作如下陈述：2018年4月10日李勇林给我打电话，说李勇林把刘连伦的房子买了，让我帮忙书写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实际上就是让我证明一下他们之间有买卖关系，我当时就同意了。签订协议当天，李勇林和其爱人梁志坤，还有刘连伦去卫红公司，我没有看见边某，梁志坤、刘连伦均对我讲写个买卖协议，我就打印了一份买卖协议，双方都签字了，协议中填充的内容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按照双方的表述填充的。签订协议时，双方均未表示异议。都签字了，我们也加盖公章了。双方在我这并没有交接房款，我也没有见到他们带钱来。填完协议后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并按手印。协议一式三份，李勇林和刘连伦各一份，我保管一份。李勇林让我出具一张90万元的收据，该90万元就是双方房屋交易的价格。让我开收据的目的就是让我做见证人。他们之间怎么交接的房款我不清楚。收据应该是一式两联，我们保管了存根，李勇林拿走一联。对于上述合同签订的过程，证人边某作如下陈述：我通过朋友尚超介绍认识刘连伦，尚超和刘连伦是亲戚。2017年的一天，刘连伦向我借款，想借80万元，借期两三个月。当时我对尚超讲因为不认识刘连伦，如果要不来钱怎么办，尚超讲实在不行用刘连伦的房子抵押。2017年9月8日我和刘连伦去喜凤花园金鹏中介办理借款手续，在场人员有我、刘连伦、尚超、还有金鹏中介工作人员曹姐。双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应该是借款抵押合同，是中介公司写的内容，大概内容是刘连伦借款80万元，三个月还我，没有约定利息，抵押的大致内容是如果还不了钱，刘连伦的房屋我有权处置。双方都在合同上签字了，当天我给刘连伦银行账户转了80万元，刘连伦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交给我。刘连伦借完钱后一分钱没有还我，有一天刘连伦给我打电话，他说还我钱，把之前给我的手续还给他，当时说去卫红公司。他说他把房子卖了，卖房款还我。让我把涉案房屋相应手续拿到卫红公司。2018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卫红公司，李勇林、刘连伦、梁志坤在卫红公司门口等着我，李勇林拿着一个兜，装着钱，李勇林把整兜钱给了刘连伦，但是刘连伦从兜里抽出一部分钱，将剩余的钱给了我了。我当场清点80万元，这80万元我拿走了。该款用于偿还刘连伦所欠我的80万元借款。当时我把刘连伦给我出具的借条、拆迁协议、在金鹏中介签订的合同都给了刘连伦，所以我就没有打收条。然后李勇林、刘连伦、梁志坤去卫红公司了，我没进屋就走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梁志坤与刘连伦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是否有效。对此分析如下：本案中，梁志坤、刘连伦作为协议双方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达成了对买卖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花园××号房屋的协议，该协议均有梁志坤、刘连伦及卫红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予以确认，是协议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刘连伦主张上述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对于自己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根据各方陈述的签订《房屋买卖（置换）合同》过程中可知，梁志坤、刘连伦约定涉案房屋的价格为90万元，通过庭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及证人边某均认可，在涉诉房屋买卖之前，刘连伦拖欠边某借款80万，同时尚欠案外人李勇林借款。证人边某出庭证实刘连伦用梁志坤所支付的房款80万元用于偿还了刘连伦欠边某的借款80万元，边某与刘连伦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消灭。通过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梁志坤已通过债务折抵和给付现金的方式履行了给付房款的义务。故对其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陈述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梁志坤与刘连伦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连伦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梁志坤与刘连伦之间签订《房屋买卖（置换）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案涉房屋系由刘连伦拆迁后取得，刘连伦系被拆迁人，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房屋已具备办理权属登记的条件。就《房屋买卖（置换）合同》的性质而言，刘连伦认为该合同系借贷行为的担保，且否认已收取房款，但刘连伦认可与案外人边某之间曾存在借款关系并就案涉房屋签订过《房屋买卖（置换）合同》，且认可已收到边某的借款，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刘连伦与李勇林、边某的借款均发生在2017年，而本案的合同系发生在2018年，在该合同签订之时，刘连伦并未发生与本案相关的借款，同时刘连伦与边某之间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现在梁志坤处，且在一审期间边某亦已出庭作证认可已收到刘连伦偿还的款项，故梁志坤主张的房屋买卖过程更具有真实性，刘连伦主张的案涉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志坤与刘连伦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等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合同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梁志坤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仅为合同之债的范畴，不影响涉诉房屋相关权属确认权利的认定。综上所述，刘连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连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铁檩审判员  郭 矗审判员  常 静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唐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