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1，男，汉族，1962年3月5日生，住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2，女，汉族，1981年5月26日生，住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男，汉族，1976年12月30日生，住晋城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任某1因与被上诉人任某2、董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1）晋0502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被上诉人任某2、董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222357.26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截止2018年8月5日出具借条时，二被上诉人实欠上诉人40万元，因被上诉人提出当天就要还款20万元，因此才出具了20万元借条。至于被上诉人所称还款的30余万元和该借款没有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借条中的20万元已经归还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任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222357.26元及利息41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11月5日，被告应付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任某1与被告任某2系叔侄女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被告存在借款、信用卡使用的资金往来，双方的借款经结算后，被告董某于2018年8月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任某1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0），董某，2018年8月5日”。2019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董某经电话结算信用卡的资金往来后，双方确认被告董某欠原告信用卡金额为57357.26元，原告自认二被告还款35000元，剩余22357.26元未还。另查明，二被告自2018年8月5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共向原告转账30519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原告诉请的借款金额222357.26元中包含信用卡结算后的22357.26元以及借条载明的金额20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信用卡结算后剩余的22357.26元，二被告当庭予以认可，故二被告应当返还所欠原告信用卡的金额22357.26元。对于借条载明的200000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是本金500000元结算后形成的200000元的借条，但原告称是打条当天尚欠400000元，二被告当天还款150000元，并承诺次日再付50000元，所以被告出具了200000元的借条。但二被告抗辩称借条中的借款已经由打条当天归还的150000元以及2018年8月7日归还的50000元偿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被告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供了银行流水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仅为口头陈述解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于2019年8月10日向被告董某发送“…希望你能想想办法，把剩余信用卡的钱还给我…”、“叔肯请把剩余的22357.26元，能在这月15号还给我，谢了”等内容可看出原告在被告董某出具借条之后，在向二被告催要借款时仅主张22357.26元，并未主张借条中的200000元，原告对此解释为因为200000元要不出来，所以先要两万多。但倘若二被告尚未将借条中的借款归还完毕，原告在事后催要借款中为何仅主张22357.26元，而不主张二被告未还的200000元，这明显悖于常理，且原告所作解释也不能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故原告主张二被告归还借款200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的信用卡往来存在利息，但诉后被告任某2、被告董某实际享有原告资金的期限利益，依法应予以保护，即被告任某2、被告董某应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任某2、被告董某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任某122357.26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任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以下新证据：1.任某1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2页，2.任某1信用卡的账单，证据1-2用于证明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董某转给任某1卡上的钱都是通过借记卡归还信用卡的钱，和本案的借款没有关系，且信用卡都是董某在使用；3.施工合同两份，4.借款借据，5.农村信用社贷款本息收回凭证一份，6.信用社回单两份，证据3-6用于证明2016年8月15日任某2转给任某1的20万元是用于倒贷，第二次发放贷款以后，任某1直接转给了崔云兵，崔云兵把钱转给了任某2；7.任某1和任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任某2认可口头约定过利息。二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1-2，其转给任某1的钱是帮助上诉人任某1还信用卡，信用卡是任某1在使用，且这部分钱其也没有归结到本金，其归还过两个3.5万元，上诉人说其从2018年开始没有归还利息错误，两笔3.5万元，第一笔是20万元的利息，第二笔是还的信用卡的3.5万元，不能以2.4万元利息就推定本金是40万元。证据3-6，崔云兵是其合伙人，装修合同没有其签字，不予认可，不能证明2016年的贷款20万元转给了二被上诉人，2015年的20万元贷款上诉人转给了二被上诉人，但在2016年8月15日已经偿还。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2，双方对于任某1的信用卡在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由谁使用存在争议，仅凭证据1-2无法确认该期间信用卡到底由谁使用，故对证据1-2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3-6真实性确认，但是该证据只能证明2016年上诉人的贷款转给了崔云兵，不能证明崔云兵转给了二被上诉人，故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7真实性确认。二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1.2017年9月3日其和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当时上诉人说有钱想放在其这里，其拒绝了，以此证明二被上诉人并不缺钱，无需借款；2.2018年10月29日董某和任某1的聊天记录，当时上诉人任某1曾向二被上诉人借款3万元，为上诉人儿媳宋蒙蒙归还信用社贷款，能证明2018年、2019年上诉人还跟被上诉人借钱，其不可能欠上诉人的钱，2019年7月上诉人孩子出事，其就准备把20万还给上诉人，其归还20万元就是欠条上的20万，其让上诉人打收据，上诉人不打，也不归还欠条。上诉人质证称，以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认可，但是和本案没有关系，任某1确实和被上诉人借过3万元为儿媳归还信用社贷款，但是在信用卡结算时已经结清了。本院认证意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达不到二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庭审中本院责令双方就借款还款情况列出明细。庭后上诉人提交了二被上诉人归还利息明细表，二被上诉人提交了四组证据。二被上诉人就上诉人提交的归还利息明细质证称，1.2016年8月到2017年12月底，还有20多万的利息未在该明细表中，其提交四组证据中有体现；2.2018年8月15日明细表中记载利息是按40万本金、年息15%计算的，实际上上诉人是按本金20万、月息2.5%计算的利息；3.2014年到2018年7月底明细表显示其支付了24.3万元的利息，而实际这期间其支付的利息有35.5万；4.2016年8月其归还的本金20万没有计算。二被上诉人提交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1.任杰欠条3页，2.任杰、任某1、任晋廷限制消费令及执行案件明细7页，3.财富广场购房协议及交款凭证1页，4.任某1与董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欲证明：2015年至2018年期间二被上诉人曾借给过上诉人儿子共计36.5万元，未收取过利息，不可能出现上诉人所述二被上诉人无钱归还上诉人而让上诉人倒贷的事，若二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20万元，直接还给上诉人就行了，任某1、任杰、任晋廷因任杰借款合同违约被限制高消费，上诉人家庭资金出现严重问题，2019年3月至4月被上诉人购房是上诉人代为对接的，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20万元，上诉人应急切催要才合常理，相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要的是信用卡款项，20万从未提及，反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6次催要2018年8月5日所打的欠条，而上诉人每次都躲着不回应，2017年被上诉人就拒绝上诉人放贷赚取利润，并非上诉人所述的被上诉人无力偿还、没钱；第二组：任某1与任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欲证明：上诉人和二被上诉人接触就是为了赚钱，上诉人儿子被骗，整个家庭资金出现严重问题，上诉人不催要欠款不合常理，上诉人为了安抚老婆谎称在二被上诉人处有借款，并将在被上诉人处得到的工资说成是被上诉人支付的利息，与打欠条的陈述相呼应，也与上诉人为何不敢催要本金的事实相呼应；第三组：1.董某信用社流水1页，2.崔云兵信用社流水1页，欲证明：上诉人2015年8月17日借给二被上诉人的借款是由银行放贷而来，上诉人二审补充证据中的信用社回单和第二组证据任某1与任某2的聊天记录也可佐证；第四组：1.任某2与崔云兵的微信聊天记录，2.任某2与崔云兵的通话录音，欲证明：2016年8月17日任某1的贷款并非借给二被上诉人的借款，而是自己使用了。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一组证据任杰借款是被上诉人与任杰之间的事，上诉人并不知情，证据1-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已经还款。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催款，也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所谓的虚假借条，被上诉人时而陈述借条是假的，时而说借款已经还清自相矛盾。上诉人公积金贷款并非出借给被上诉人，并非向其放贷。第三组证据董某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崔云兵的流水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认可。2015年8月17日的20万借款是用于交房款和装修房屋使用，并非出借给二被上诉人。第四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真实性都不认可，上诉人从未收到崔云兵的催款，录音中是否是崔云兵的声音需要崔云兵出庭作证，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中本院就2016年任某1在农商行贷款20万元的相关情况，向崔云兵进行了核实，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崔云兵述称，2015年任某1与其签订了20万元的装修合同，但是没有装修，任某1让其把钱转给了董某，2016年任某1又与其签订了20万元的装修合同，没有装修，其通过现金的方式将钱退给了任某1。上诉人任某1质证称，崔云兵说的不是事实，2015年的贷款崔云兵转给了董某，但2016年其把钱给了崔云兵，崔云兵并没有退给其，而是给了董某。被上诉人质证称，2016年的钱没有转给董某，崔云兵与任某1的之间的交易其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双方无异议，但通过该证据不能实现二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虽为复印件，但该组证据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农村信用社贷款的证据以及崔云兵陈述可以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通过本院对崔云兵核实，崔云兵的陈述与该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达到使借款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目的。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8月17日任某1以装修房屋为名在山西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0万元，其将该20万元转给崔云兵，崔云兵又转给被上诉人董某；2016年8月15日任某2转给任某120万元；2016年8月15日任某1归还银行贷款20万元；2016年8月18日任某1又在山西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0万元，转给崔云兵。本院认为，关于案涉20万元是否偿还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达到的标准是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只需使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本案中上诉人持20万元借据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被上诉人提交转账记录证明打条当日偿还15万元，之后三天又偿还5万元，主张借条记载的20万元已经还清。本院通过对双方列明的还款明细进行审查，其中2016年8月15日任某2归还的20万元上诉人未记载为还款，任某1主张该款在2016年8月18日其倒贷后又支付给了二被上诉人，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该款其支付给崔云兵，不能证明崔云兵将该款转给二被上诉人，且本院对崔云兵询问时，崔云兵陈述，2016年上诉人转给其的20万元已经退还给上诉人，对此崔云兵虽未提交证据印证，但该事实足以使本院对二被上诉人是否仍欠上诉人20万元产生合理怀疑，故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达到使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按照举证规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5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5日在山西省农村商业银行以装修房屋名义贷款20万元，在该期间内，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取得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按照前述规定，双方之间形成的该部分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因本案双方的借款并非一次交付，而是多次形成，但对于每笔借款的给付时间和数额双方无法作出准确说明，本院无法查证，故本院无法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对双方的借款本息作出明确认定，但从上诉人列明的还款明细中，二被上诉人偿还数额已超50万元，现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偿还2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任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晋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灵丽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闫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