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5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义乐，男，198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永礼，男，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国，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长生，男，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义乐因与被上诉人严永礼、原审第三人高长生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6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义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严永礼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严永礼承担。事实和理由：1.吴义乐与严永礼、高长生之间不存在债务转移的合意。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债务转移是债务人经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债务转移至受让人的民事行为，且该行为必须以三方同时存在债务转移的合意为前提条件。严永礼在其一审提交的诉状中，并没有任何涉及债务转移的表述，更未有任何其认可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反而是一审庭审过程，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才作出同意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同时，在高长生一审庭审后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中，也未提及三方之间存在债务转移的合意。上述事实和证据，恰恰反证了在涉案欠条书写当时，三方并没有达成将涉案72万元债务由高长生转移给吴义乐承担并免除高长生对严永礼所负该部分债务的合意。因此，一审法院在三方根本不存在债务转移合意的情况下，仅凭严永礼当庭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便认定债务转移成立是错误的。2.高长生对严永礼因涉案工程所欠工程款至今未办理最终结算，涉案被转移的原合同债务总金额一直未得到最终确认。既然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案由为债务转移合同，那么原合同债务的成立来源、具体金额、合法性以及可转移性，应当作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更是涉案债务转移成立的基础条件。在本案中，严永礼在其一审诉状中自述其承接了涉案工地中的拆除工程，并由高长生向其每平方米补助85元，由其先行垫资拆除，并自称“2019年1月底，严永礼垫资一百多万完成了西城区白纸坊南菜园小区工地拆除工程”。但是截至一审庭审结束，严永礼始终未提供其与高长生办理最终结算的证据，更没有证据证明在涉案工程中高长生对其欠付的工程款到底是多少。因此，在涉案被转移的原合同债务具体金额既未经双方当事人书面确认，亦未经任何司法裁判确认的情况下，该债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可转移性更是无从谈起。一审法院仅凭涉案欠条、严永礼当庭的口头陈述、甚至高长生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的情况下，便直接认定吴义乐应当承担债务转移的法律后果，并不能排除高长生与严永礼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无法达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3.一审法院对高长生陈述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程序不当。本案一审是在2021年3月25日开庭的，在一审庭审中高长生并未到庭，且高长生的委托代理人当庭否认其与严永礼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陈述涉案合同与高长生无关。但在一审庭审程序结束后，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通过电话方式向高长生询问情况，后高长生又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但是高长生在一审庭后提交的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其委托代理人当庭的陈述截然相反。而一审法院并未向吴义乐出示过上述情况说明，亦未要求吴义乐对该情况说明发表意见。吴义乐是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才知道高长生曾在一审庭审后提交情况说明的事实。从实体角度来看，一审判决书记载该情况说明为高长生本人书写，在高长生未到场接受法庭询问的情况下，该情况说明是否真的是高长生本人书写？是否是高长生的真实意思表示？高长生与严永礼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即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从程序角度来看，由于高长生在庭后提交的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其委托代理人当庭的陈述截然相反，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将该情况作为本案重要事实，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保证各方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但遗憾的是，自2021年3月25日一审庭审结束至一审判决书送达之日，吴义乐始终对高长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均不知情，亦未发表过任何意见。因此，一审法院将该情况说明在未经各方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显然属于程序不当，未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4.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债务转移成立且高长生一审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为真，那么吴义乐向严永礼出具欠条是以抵销债务为目的，该债务转移是以吴义乐向高长生存在足额抵销债务的基础上而存在的。本案中，吴义乐之所以向严永礼出具欠条，就是高长生欠付严永礼的工程款。在2019年10月16日经三方协商，由于严永礼与高长生一直未办理结算手续（即高长生欠付严永礼的工程款金额不明），故在吴义乐偿还高长生相关债务之前，暂由吴义乐先行代高长生向严永礼支付涉案工程款；若吴义乐向严永礼偿还了涉案欠条所述工程欠款，那么该工程欠款用以抵销吴义乐所欠高长生的部分债务；若吴义乐及时向高长生偿还了其双方之间的债务，则涉案欠条所述工程欠款仍然由高长生自行向严永礼偿还。也就是说，吴义乐向严永礼出具欠条或支付工程款的目的，是用于抵销吴义乐欠付高长生的债务。此乃三方在欠条出具当时的真正合意，此事实有高长生提交的情况说明为证。但在2019年10月16日之后，吴义乐已经向高长生偿还了100多万元，吴义乐与高长生之间的债务金额已不足72万元。在上述情况下，便已失去了吴义乐用其向严永礼支付的工程欠款抵销其向高长生所负债务的事实基础，上述债务抵销的合同目的亦无法实现。否则，若吴义乐在偿还高长生债务后，仍然继续代高长生向严永礼支付工程款，这不仅与三方的合意不符，亦与日常逻辑不符，更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探究三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吴义乐向严永礼支付工程款显然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当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严永礼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义乐的上诉请求。2019年10月5日，本案三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结算，结算后出具欠条。吴义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知道出具欠条的后果。至于吴义乐与高长生之间是否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另案解决，不应在本案中解决。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高长生的情况说明是当事人的个人叙述，不需要法院质证。高长生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义乐的上诉请求。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转移关系已经履行，剩下的是吴义乐与严永礼之间的事，与高长生无关。吴义乐称其与高长生的债务清偿差不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严永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义乐立即支付给严永礼工程款720000元及500000元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55%计算自2020年1月9日至该笔借款还清日止）及220000元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55%计算自2020年5月30日至该笔借款还清日止）；2.高长生在第一项诉讼请求72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吴义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6日，吴义乐向严永礼出具欠条一张，内容如下：“今欠白纸坊工程款共计柒拾贰万元整，约定于2020年1月8日前支付50万元整，剩余22万元于2020年5月30日前付清。（其中30万为渣土消纳证）被欠款人严永礼。”现严永礼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吴义乐支付上述欠款及利息，要求高长生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一审庭审中，经询问，严永礼确认其自高长生处承包涉案工程后，高长生欠其工程款未支付，高长生将其债务转移给了吴义乐，其认可该债务转移，现依据吴义乐书写的欠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庭审中，吴义乐主张涉案工程是高长生发包给严永礼的，严永礼主张的工程欠款实际是高长生欠的，由于其与高长生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未结算，高长生便让其向严永礼出具了欠条，其并不欠严永礼任何款项。严永礼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白纸坊派出所民警与陈世勇的电话录音，该录音反映如下内容：案外人陈世勇向白纸坊派出所报案高长生欠其工程款，派出所民警与高长生联系核实后，电话告知陈世勇：高长生说把活儿包给了严永礼，严永礼拉着一个叫吴义乐的一起干的活儿，高长生说没找陈世勇。高长生说吴义乐欠高长生150万，严永礼欠吴义乐的钱，然后算完账平完以后，吴义乐欠严永礼72万。高长生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涉案工程与高长生无关，该录音有可能存在剪辑，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录音经过剪辑的事实。高长生代理人认可高长生对吴义乐享有150万元的债权及吴义乐向严永礼出具欠条时，高长生在场的事实。法院要求高长生本人到庭陈述欠条的形成过程，高长生于2021年3月29日电话联系法院，称其本人在外地，近期不能返京，高长生邮寄了其本人书写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如下内容：高长生承认涉案工程是其在2018年以“高峰（字音）公司”名义承包的，其承包后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严永礼，严永礼和吴义乐分别带人合作。严永礼负责具体拆除，吴义乐为严永礼提供拆除设备和渣土运输车辆。严永礼拆除的建筑垃圾由吴义乐负责处理。因此，严永礼向吴义乐支付了30万元的垃圾处理费，是严永礼与吴义乐之间的工程费用结算。其本人与吴义乐、严永礼存在多次工程合作及经济往来关系，三人在吴义乐的办公室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单独的三方清算结账。因吴义乐欠其本人150万元债务未还，经大家协商一致同意后决定：由吴义乐向严永礼支付工程款72万元，吴义乐支付的72万元工程款，用于抵销吴义乐欠其本人的150万元债务中的相应欠款。其本人与严永礼、吴义乐之间就该工程结算问题不存在其他任何经济纠纷。三方对此都没有异议，吴义乐当场出具了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可知，高长生承包涉案工程后转包给严永礼，对于严永礼完成的拆除工程，高长生未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由于吴义乐对高长生负有债务，由吴义乐向严永礼出具了72万元的欠条，严永礼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认可该债务转移，现严永礼依据欠条要求吴义乐支付欠款的请求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吴义乐未按约定时间向严永礼支付欠款，严永礼要求吴义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正当，对严永礼主张的利率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宜，严永礼主张的利率标准缺乏依据，对其要求吴义乐支付利息请求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吴义乐主张其与高长生之间的债务数额及清偿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其可与高长生另行解决。对吴义乐拒绝支付严永礼欠款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严永礼要求高长生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严永礼认可高长生已将对其负有的债务转移，故严永礼要求高长生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合法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吴义乐给付严永礼欠款72000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吴义乐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向严永礼支付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吴义乐以22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向严永礼支付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严永礼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吴义乐提交其银行卡流水，以证明吴义乐向高长生还过钱，银行卡流水上显示的是1400000元。严永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实际情况。高长生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吴义乐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二审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严永礼主张其对高长生享有债权，且高长生对吴义乐享有债权，高长生将其对严永礼的债务转由吴义乐承担，据此，严永礼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吴义乐向严永礼支付欠款及相应利息。根据查明的事实，吴义乐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严永礼出具欠条，载明欠工程款72万元，并承诺2020年1月8日前支付50万元、2020年5月30日前支付剩余22万元。该欠条足以证明严永礼主张的事实，吴义乐的上诉意见不足以推翻前述欠条的证明力，一审判决据此判令吴义乐向严永礼承担相应责任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义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吴义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洋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孙 盈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