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书路，男，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河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法定代表人：樊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鹏凯，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仁，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高书路与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书路、被上诉人建工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鹏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书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高书路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建工集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高书路主张货款金额过高为由，不支持高书路的诉讼请求。一、高书路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7月2日为建工集团公司长城牡丹模具项目供货163062.4元，开发票10万元，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支付货款57881元，说明建工集团公司承认此供货关系及承认送货单、单价、数量。二、15张送货单中，建工集团公司承认刘国恒、郑世贞、龚荣的签字，那么在同属于建工集团公司的长城牡丹模具项目和陆航学院的项目，应该同样适用。三、建工集团公司接收80万元发票，分批支付了55万元，依据的就是签认的送货单、单价、数量清单，建工集团公司的不同项目混合管理，都是其下属分公司，人员也是混用分不清楚，应由建工集团公司承担管理责任。四、根据高书路一审提交的发票和付款记录，证明涉案的3个项目都是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负责。五、建工集团公司是依据送货单付款。针对高书路的上诉请求，建工集团公司辩称：不同意高书路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一审的意见。建工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书路对建工集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书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书路于一审期间提交了所谓北京军锋典达建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军锋中心）出具的未标署日期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未通知军锋中心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及质证，因《情况说明》真实与否直接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案部分事实尚待进一步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审法院应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高书路不是卖方当事人，其作为本案一审原告根本不适格，依据合同相对性，建工集团公司作为买方当事人无义务支付高书路货款。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判决内容存在矛盾。建工集团公司在一审中明确答辩称关政使用其私刻“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印章”与军锋中心签订《采购合同》，但一审判决却认定“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可《采购合同》第11条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合同项下无论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合同一方将其合同权利转让的，该权利转让无效，对本合同他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并视为该方违约，该方应向本合同他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标的额10%的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显然，在一审判决认定《采购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军锋中心的债权转让行为因违反《采购合同》的禁止权利转让条款而无效，一审判决又认定高书路获得债权而有权向建工集团公司主张货款，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判决内容存在矛盾。四、即便一审判决认定军锋中心将债权转让给高书路有效，军锋中心或高书路的债权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怠于行使权利而丧失胜诉权。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不能确定履行期限，因此高书路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此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查明军锋中心于2011年6月27日为建工集团公司开具额度共计90万元的发票，应视为军锋中心此时向建工集团公司主张90万元货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因不能确定履行期限，军锋中心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在建工集团公司于2011年6月2日收到全部货物时起算，诉讼时效应从军锋中心为建工集团公司开具90万元发票主张货款时即2011年6月27日发生中断，距高书路于2019年8月1日起诉已超八年时间。即便一审判决认定军锋中心将债权转让给高书路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建工集团公司也有权向高书路主张诉讼时效过期的抗辩。军锋中心或高书路的债权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怠于行使权利而丧失胜诉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书路对建工集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针对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高书路辩称：不同意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为送货单中的刘国恒、郑世贞、龚荣签字都是建工集团公司认可的，高书路一直在追要货款，但是建工集团公司一直不给，高书路为了长期与其合作，所以没有及时起诉。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刻假章和高书路没有关系，高书路也是被害者。高书路和陆航学院项目、长城牡丹模具项目是有业务关系的，高书路送过货。高书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工集团公司向高书路支付货款911264.65元；2.诉讼费由建工集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的3个项目2009年10月15日，建工集团公司与长春市宏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工集团公司承包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经理为刘元光。2010年7月1日，建工集团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直升机维修技术综合实习中心及车库工程，开工日期2010年7月1日，竣工日期2010年12月31日。项目经理为关政。2011年3月17日，建工集团公司与北京长城牡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1#生产车间、研发楼、门房、换热站等4项工程，开工日期2011年3月30日，竣工日期2012年6月23日。项目经理为石颖。关政于2009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与建工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庭审中，建工集团公司称关政自2010年8月26日至2013年11月22日期间担任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的常务副经理；由于涉案的3个项目都是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管理的，所以关政对付款进行了审批。二、关于《采购合同》和送货单高书路向一审法庭提交了1份签订于2009年10月的《采购合同》。该合同显示：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甲方）就长春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工程向军锋中心（乙方）采购电线、电缆；高书路代表军锋中心签字。该合同第8条系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的约定。第8.1条约定：“货物全部运至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后，甲方在15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70%。”第8.2条约定：“货物所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结算完毕，甲方在10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总价款的80%。”第8.5条约定：“乙方指定其员工高翔（须持乙方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为从甲方领取本合同款项的唯一有权代理人”。合同附表中记载了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位、单价、总价，合计573369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称对于涉案的另外两个项目并未签订书面的供货合同。一审法院采信的7张送货单显示供货时间自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7月2日，只有最后一张记载了货款金额为9477.60元，其余均未记载单价和总价。高书路持有军锋中心出具的1份《情况说明》，内容如下：“2009年10月，高书路以我北京军锋典达建材销售中心的名义与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由高书路向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长春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工程’供应电线电缆。该合同项下的款项收取均由高书路负责，所有债权债务均由高书路享有或承担。就高书路前期向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已收取的货款，我中心仅配合其开具发票等事宜。特此说明。”三、关于付款根据建工集团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针对长春宏亿数码广场项目，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共计支付货款55万元（2010年7月15日支付5万元、2010年8月31日支付8万元、2010年9月21日支付7万元、2010年9月30日支付15万元、2011年1月31日支付20万元），军锋中心出具《委托收款书》，委托北京诚志益明灯具有限公司收取了上述货款。2011年6月27日，军锋中心向建工集团公司开具了8张发票，总额为80万元。上述所有支出证明单均由关政签字。针对长城牡丹模具项目，军锋中心于2011年6月27日向建工集团公司开具金额为10万元的发票，建工集团公司将发票入账，并于2011年9月1日向军锋中心开具金额为57881元的转账支票，支票上备注的用途为“电缆”。上述费用报销单上由关政签字。建工集团公司在发票上备注“8月30日支付57881元，余42119元”。一审法院认为：高书路提交的《采购合同》、送货单以及建工集团公司提交的付款表、支出证明单、电汇凭证、发票、电子转账凭证、《委托收款书》、费用报销单、转账支票，足以说明军锋中心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建工集团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关于供货总金额，由于只有1张送货单上记载了货款金额，其余送货单上并未记载单价和总价，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以建工集团公司收取并入账的发票金额予以认定，即共计90万元。由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已经支付了607881元，因此剩余货款为29211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该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购销合同》对长春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只约定了付到80%的时间，没有约定剩余20%的付款时间，也没有约定其他项目的付款时间，且并未达成任何补充协议，因此建工集团公司应该在收到货物时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高书路提交的军锋中心的《情况说明》，军锋中心已将债权转让给了高书路，且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建工集团公司已经收到了该情况说明，因此该债权转让对建工集团公司发生效力，建工集团公司应该将剩余货款292119元支付给高书路。对高书路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不能确定履行期限，因此高书路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此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建工集团公司提出的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高书路支付货款292119元；二、驳回高书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高书路申请关政、刘国恒、郑世贞、龚荣、张慧、刘杰出庭作证，拟证明用货单位，所有货物规格、型号、价格及用货时的真实情况，但仅提供关政的联系方式。关政出庭作证称：其原为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的副经理，高书路作为电缆的供应商，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发生了多笔业务，并且在其任职期间做过数量确认，在职务交接时也向胡荣京说过。对于涉案货物价格的确定，关政称其记不清楚了。关政称其与建工集团公司有纠纷，从2013年开始出现纠纷，一直到2015年，一些项目没有结算，合同到期后就离职了。后因劳动争议起诉了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集团公司也就贪污举报了关政。建工集团公司对该证人证言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其认为关政与建工集团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关政在职期间私刻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印章，对外大额借款，在2013年11月22日被停职，关政因犯挪用公款罪承担过刑事责任，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应被采信。本院经审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高书路在一审审理期间申请过关政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但关政在一审开庭审理时无正当理由未能出庭作证。在二审审理期间，关政出庭作证，但其与建工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出庭作证陈述的事项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关政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依据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采购合同》第11条的条款名称为“禁止权利转让”，上载：“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合同项下无论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合同一方将其权利转让的，该权利转让无效，对本合同他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并视为该方违约，该方应向本合同他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标的额10%的违约金。”在二审审理期间，建工集团公司称其对外支付货款时，收款方需要提供收据、发票，然后再付款。高书路称因军锋中心与其为业务关系，其为军锋中心的业务员，因军锋中心向电缆厂采购货物支付的货款均为其垫付，故其可收取涉案款项。对于交易习惯，高书路称因长期与建工集团公司合作，将根据市场造价信息并与项目经理协商后，将货物送到工地，双方根据送货单对账，向建工集团公司开具发票后，建工集团公司再付款。经核，在一审审理期间建工集团公司提交的军锋中心于2011年6月27日开具的发票共计7张，金额共计70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书路持军锋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主张其以军锋中心的名义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其向建工集团公司的项目供应货物，并据此向建工集团公司主张相应货款。高书路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涉及3个项目，即“长春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工程项目”“陆航学院项目”及“长城牡丹模具项目”。而《情况说明》中载明的高书路可向建工集团公司主张的货款为军锋中心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于2009年10月签订的《采购合同》中长春宏亿数码广场一期机电工程项目所涉款项，且《采购合同》第11条载明：“禁止权利转让”。故一审法院在认定军锋中心与建工集团公司吉林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依据《情况说明》认定军锋中心已将前述3个项目的债权转让给高书路缺乏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在本案中，高书路另持送货单主张其与建工集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高书路本人未与建工集团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现有证据显示建工集团公司收取军锋中心开具的发票并向军锋中心支付货款，且建工集团公司不认可其与高书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高书路与建工集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2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书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913元，由高书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高书路上诉部分9991元，由高书路负担（已交纳）；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诉部分5682元，由高书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赵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