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3民终3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玲，女，汉族，1970年12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现住四川省自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舰，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旭东，男，1964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列平，四川海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玲因与被上诉人杨旭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2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舰，被上诉人杨旭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玲的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20）川0302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张玲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旭东承担。事实及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得出的结论错误。（1）本案所涉及的纠纷与省分行羽毛球比赛没有任何关系，杨旭东与张玲进行羽毛球训练活动只是参加单位组织的工会兴趣小组活动；（2）一审判决对杨旭东和张玲搭档混双队员“进行对抗训练”“训练中二人根据打发球随时在进行前后左右站位的调整”“二人在同时接一颗球过程中致张玲左眼受伤”的认定不符合文体竞技活动的客观事实，不符合羽毛球活动规则和惯例，过于强化非正式体育活动的对抗性和激烈性。2.一审判决认定理由和依据片面错误，缺乏合理逻辑，裁判结果有失公允，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中认为“出现人身伤害属于正常现象，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观点是错误的，运动难免出现伤害，但不能以此就认定伤害事件属于正常；（2）一审判决“张玲在此期间受伤应为意外事件”定性错误，意外事件属于不可抗力事件，但是本案的事故发生时，杨旭东站在后场，完全能纵览前方所有动态，当来球落点在前场靠右时，应当能判断出由前方队员正手接球更为合适。杨旭东看见张玲已经在前场左右移动接球，应能判断自己从左后场冲到右前场抢球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更应该能够遇见紧贴他人身后近距离跳跃暴力扣球所带来的危险性；（3）一审判决对杨旭东存在重大过失避而不谈。从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画面可以清晰看见，杨旭东没有站位在自己的防守区域，而是明显靠近张玲身后站位，导致“二人站位较近”。对于落球点在右前场边线的来球，本应由前场队员来接，但因求胜心切，直接从后场冲到前场，紧贴张玲身后跳跃暴力扣球，这一连串的重大失误最终导致张玲重伤，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4）一审判决认为以“专业标准要求被告过于严苛”的认定错误，文体运动的活动规则对任何人都适用，不论参与者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运动员；（5）一审判决对杨旭东参加羽毛球训练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错误。按照法律规定，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对于职务行为不能随意扩大外延。张玲就职于单位法律事务部门，杨旭东在单位负责信贷审批工作，双方自愿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羽毛球活动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虽张玲的受伤被认定为工伤，但工伤认定和职务履行两者在认定主体、内容、特征、程序和法律依据等方面均有本质不同，工伤不等同于履职，因此不能以张玲评定为工伤倒推杨旭东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3.杨旭东在羽毛球活动中存在重大过错，其行为与张玲的损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杨旭东辩称，张玲与杨旭东虽不是羽毛球比赛的队员，但双方是作为比赛后补队员参加训练。杨旭东在本次事故中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羽毛球运动规则除发球必须对角线队员接球外，其他球两个球员都可以接，由队员自己判断哪个接球更有利，球拍发生碰撞也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杨旭东不存在故意和严重违规的行为。张玲此次受伤被认定为了工伤，同为参加工会组织的羽毛球活动的杨旭东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不能对两人的行为作区别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杨旭东赔偿张玲各项损失共计252,453.23元【医疗费7,591.70元、残疾赔偿金216,924.00元、护理费13,86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0元、垫付护工伙食费1,710.90元、康复费863.00元、住院期间营养费900.00元、住宿费3,608.00元、残疾用具（配镜）费4,230.00元、精神抚慰金15,000.00元、交通费10,078.46元、鉴定费2,792.50元、律师代理费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玲与杨旭东均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员工。2019年3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工会委员会《关于举办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喜迎国庆70周年”羽毛球比赛的通知》，通知成都分行及各二级分行工会委员会，省分行决定于6、7月间举办“四川省分行喜迎国庆70周年”羽毛球比赛，比赛项目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 2019年5月22日下午下班后，张玲与同事曾武昭、李群（女）、尹慧（女）、唐恒及杨旭东6人一同前往单位工会安排的绿盛实验学校体育馆进行羽毛球训练，场地费用由单位统一结算。张玲与杨旭东、曾武昭与李群、唐恒与尹慧分别搭档为三组混双队员，进行混双对抗训练。张玲与杨旭东于18时37分上场，训练中二人根据打发球随时在进行前后左右站位的调整。18时45分43秒时，二人在同时接一颗球过程中致张玲左眼受伤。张玲受伤后，杨旭东等同事将其送往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张玲于2019年6月14日前往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住院治疗。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于2019年6月15日核准张玲的转院申请，同意张玲的伤情转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进一步诊治，并于同日为张玲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左眼挫伤、左眼创伤性前房积血、左眼继发于眼外伤的青光眼、左眼视神经损伤、左眼晶状体脱位、左眼玻璃体积血、左眼虹膜离断、左眼眶骨骨折。张玲在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9,265.33元。 张玲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住院治疗，经行左眼Phaco+IOL植入+MCTR植入+瞳孔成行+玻璃体切割术，于2019年6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眼晶状体不全脱位、左眼外伤性白内障、左眼创伤性玻璃体疝、左眼继发性青光眼、左眼玻璃体积血、左眼虹膜离断、左眼视网膜萎缩、左眼眼挫伤、双眼屈光不正（双眼激光近视矫正术后）。出院医嘱：1.带药；2.术后一周、1月、3月、6月、1年门诊复查，如有不适症状，及时就诊；3.建议病休30天。产生住院医疗费用18,370.27元。张玲出院后在上海休息一周复查后方返回自贡。张玲于2019年11月12日前往中山大学眼科中心进行门诊治疗，期间应该院要求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作CT平扫检查（眼眶，三维重建）。此外，张玲还曾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成都中医院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治疗。张玲上述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用共计11,537.22元。 除医药费外，张玲受伤后还产生如下费用：张玲于2019年8月2日在四川华西医学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配眼镜一副，产生费用2,630.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在自贡市视力派眼镜经营部配眼镜一副，产生费用1,600.00元；向自贡佳佳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护理费13,865.00元；护理人员的伙食费等1,710.90元；自购营养保健食品费用863.00元；机票、汽车票、火车票共计8,651.46元（乘车人为张玲、护理人员云增聪）；住宿费3,698.00元（其中发票购买人为张玲的为162.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的共计3,536.00元）。 张玲与杨旭东一致确认，杨旭东于张玲受伤后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36,010.00元。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玲符合因工受伤条件，予以认定为工伤。中国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于2019年12月向张玲拨付工伤医疗费8,808.09元、伙食补助费288.00元，于2020年4月向张玲拨付工伤医疗费22,773.03元、伙食补助费72.00元、异地就医途中伙食补助费1,862.00元。因张玲对工伤认定的伤残等级有异议，截止庭审辩论终结时，其余工伤待遇尚未发放给张玲。 另查明，张玲于2019年12月26日自行委托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对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1月3日作出川联立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9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玲之伤评定为八级伤残。原告支付鉴定费1,000.00元。 再查明，2020年5月11日，张玲与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书》，张玲委托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与杨旭东健康权纠纷一案的代理人，代理费10,000.00元。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6月4日开具律师代理费为10,000.00元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张玲与杨旭东参加的是由男女二人组成搭档的羽毛球混双训练，该项运动具有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出现人身伤害事件属于正常现象，应在意料之中，参与者无一例外地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既是危险的潜在制造者，又是危险的潜在承担者。训练中出现的正当危险后果是被允许的，参与者有可能成为危险后果的实际承担者，而正当危险的制造者不应为此付出代价。从现场视频看（只能看到张玲、杨旭东下肢的移动），事发时二人站位较近，为接同一颗来球移动到了一起，系各自根据自己对来球的运动轨迹作出自己的判断，目的在于接球，张玲在此期间受伤应为意外事件。张玲与杨旭东均为羽毛球业余爱好者，以专业的羽毛球运动员标准要求被告实为过于严苛。杨旭东的行为不违反运动规则，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属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玲、杨旭东及其他同事6人按照所属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自贡分行工会的统一安排，到绿盛实验学校羽毛球馆进行羽毛球训练，张玲在训练过程中受伤，被认定为工伤。由此可推定，张玲参加羽毛球训练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同理，杨旭东参加羽毛球训练亦同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即使张玲之伤与杨旭东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上述规定，杨旭东亦无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 张玲在此次事件中眼睛受伤，给其造成不可回转的损失，后果令人痛惜。但张玲要求杨旭东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张玲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对张玲关于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营养期、残疾用具费等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因无实际意义，该院不予同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玲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玲举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截图、羽毛球混双站位图片，拟证明杨旭东的行为存在重大主观过失，对张玲构成侵权； 第二组证据：2017年兴趣小组文件收发资料、2017年摄影小组花名册、2018年兴趣小组文件收发资料、自贡分行机关工会2018年兴趣小组名单花名册、通知、2019年兴趣小组收发资料、预算单、结算单、自贡分行机关工会2019年兴趣小组人员统计表，拟证明杨旭东与张玲参加的羽毛球活动系单位工会兴趣小组活动，杨旭东参加羽毛球训练非其职务行为； 第三组证据：会议记录、关于张玲工伤假期期间护理相关费用列支报告、情况说明、微信转账记录、发票、费用报销单，拟证明杨旭东参加羽毛球训练并非其职务行为； 第四组证据：检查报告及诊断资料、票据、省中医治疗病例及费用，拟证明张玲伤势严重，需持续就医，后续治疗费用较高、工伤报销难度大，对于工伤不能报销的相关费用应由杨旭东兜底赔偿； 第五组证据：自贡分行参加省分行“喜迎国庆70周年”羽毛球选拔赛的通知，拟证明张玲与杨旭东并非参加省分行羽毛球比赛而是参加工会兴趣小组活动； 第六组证据：冯艳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冯艳代张玲申报工伤的情况，当时为顺利认定工伤，杨旭东让大家统一口径，以参加省分行羽毛球比赛的名义申请。 第七组证据：羽毛球竞赛规则（2020）摘录，拟证明杨旭东的行为违背了羽毛球运动概括性、指导性的规范。 被上诉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了解，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杨旭东在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交。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事发当天，与张玲和杨旭东一起参加羽毛球运动的曾昭武、唐恒、李群做了调查笔录，了解事发当天的情况。 上诉人张玲对该三份调查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不能完全反应事发情况，三人对受伤过程都不是直观了解，但对受伤时的落球点却很清楚，与事实和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对该三份调查笔录的三性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诉人张玲举示的证据和曾昭武、唐恒、李群的调查笔录，综合认定如下：张玲举示的第一、二、五组证据，能够证明事发当天的羽毛球运动系单位组织的工会小组活动，依法予以采信；第三、四、六、七组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对曾昭武、唐恒、李群的调查笔录中与其他书面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5月22日下午下班后，张玲与同事曾武昭、李群、尹慧、唐恒及杨旭东参加单位组织的羽毛球兴趣小组活动。张玲与杨旭东作为搭档，与另两组队员进行混合双打。张玲站前位，杨旭东站后位，双方前后距离较近。在运动中，张玲与杨旭东根据球的位置做前后左右的移动。当天下午18时45分左右，当对方球员将球打到张玲右手边位置时，张玲向右移动准备接球，站于张玲后方的杨旭东同时向右前方移动准备接球。在同时接球的过程中，张玲受伤。根据羽毛球竞赛规则，双打比赛发球时，发球员和接发球员的同伴应在各自的场区内。其站位不限，但不得阻挡对方发球员或接发球员的视线。每一回合发球被击回后，由发球方的任何一人和接球方的任何一人，交替在各自场区的任何位置击球，如此往返直至死球。 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依法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被上诉人杨旭东是否应对上诉人张玲受伤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应承担，承担的金额是多少。 本案中张玲主张的侵权损害赔偿系因参加羽毛球运动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只有在杨旭东对张玲的损害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张玲才有权向杨旭东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上诉人张玲认为，杨旭东在事发当天的运动中严重违背羽毛球运动规则，其行为构成重大过失。根据羽毛球运动规则，双打比赛发球时，发球员和接发球员的同伴应在各自的场区内。每一回合发球被击回后，由发球方的任何一人和接球方的任何一人，交替在各自场区的任何位置击球，如此往返直至死球。也就是说，在羽毛球双打运动中，除了对接发球员有明确规定外，队员之间如何接球，每人负责接哪个区域的球并没有规定，而是由搭档之间根据来球的情况自行判断。从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张玲虽站在杨旭东前面，但二人之间距离较近，且二人的站位一直随着来球的情况在不断的调整。张玲认为，杨旭东站在后场，其能够纵览前方情况，当来球落点在前场靠右时，应当能判断出由前方队员正手接球更为合适。羽毛球运动是一场竞技运动，运动员在场上时，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如何接发球上。对于是否由自己接球由运动员根据来球落点与自己的距离作出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运动员瞬间做出的反应，不能求全责备。本案事发时，张玲与杨旭东之间站位很近，当对手将球击回后，球的落点与二人的距离均较近，因此，杨旭东与张玲才会同时做出接球的判断并迅速向右跑动接球。杨旭东接球的行为符合羽毛球运动规律，其行为并不存在严重违反羽毛球运动规则的情形，故其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张玲要求杨旭东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杨旭东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因杨旭东对张玲的损害不承担侵权责任，杨旭东的行为是否认定为职务行为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因此对该问题不再做评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6.60元，由上诉人张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四春 审 判 员 谭爱华 审 判 员 曾 静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章琴 书 记 员 徐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