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4914号原告：邹某才，男，197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原告：徐某颖，女，197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飚，系上海某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甜，系上海某联（广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广州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金新大道。法定代表人：唐某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某婷，系广东正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某，系广东环球某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天某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法定代表人：孙某修。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权，男，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华，女，系公司员工。原告邹某才、徐某颖与被告广州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广州天某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颖以及邹某才、徐某颖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飚、潘某甜，被告华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某婷、龙某，被告天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权、刘某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某才、徐某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补贴款4256000元（从2020年5月12日计至2020年7月11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两被告因有KN95口罩订单急需投入机器进行生产，两原告通过被告二的刘文华知悉了这一情况，就在刘文华的牵线下，与两被告就合作事宜进行多次的沟通，在各方均明确合作的基础的情况下，各方于2020年5月6日签订了一份《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约定：就口罩机有关事宜进行合作；名称：高速自动化KN95口罩机设备（日产7万片及以上）。口罩生产厂设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金新大道301号之一501。形式为：甲方（即被告一）公司内部的口罩项目部，对外以甲方名义经营。甲方在财务方面单独建立口罩项目部台账，详细列支口罩项目部的收入和成本费用，负责组织生产人员及所有生产工作。甲方（即两原告）共同负责出资价值每套160万人民币共二套，其中每套含一条KN95高速口罩机打片机，二台高速焊耳机设备，四台压边机设备，乙方负责本口罩机设备维护工人，保底日均产量7万片，交付时间2020年5月8日前两套共十四台设备进厂。丙方（即被告二）负责口罩项目的市场营销和日常管理等；分工方式：甲方和乙方各派出一人，丙方派出两人，联合成立一个四人联系工作组。甲方负责生产组织、乙方负责设备、丙方负责原料采购及对外销售，乙方没有义务负责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之外的所有事项；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甲方需要保障乙方所提供的全套口罩机生产的成品口罩（不包含原材料成本）的权益，甲方按每只成品口罩返回人民币1.20元（无税）给乙方，作为口罩机资金投入的回报，其他部分由甲方和丙方进行二次分配；兜底对赌条款：日均产量以月为单位进行平均计算。乙方的KN95口罩机设备需要保证日产量不低于7万片（成品），低于部分按每片1.2元补贴给对方，甲方和丙方无论因各种原因都需要保证非设备故障原因的日出货量不得低于7万片，低于部分按每片1.2元补贴给乙方；甲方应在生产第二天上午10点前提交前一天日产能数字报表给三方确认，并在每周五计算一次当周款项并当天付款；六个月合作期满，此台高速口罩机设备所有权归甲方；甲方应积极完成经营范围追加口罩生产的事项，以及获准口罩生产的所有许可文件，确保口罩项目部能如期生产和销售。并确保其生产的产品，如因商品生产资质或质量问题引发的所有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三方进行相应检验；丙方1和丙方2应做好产品销售工作，必要时，甲方应协助丙方做好上述工作；为了保护一方的利益，甲方应当妥善保管和使用乙方所提供的高速口罩机全套设备的义务。在租赁使用期间，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设备享有占有、使用和部分收益权，但甲方并不拥有对具有决定意义的处分权；在甲方未完成预期目标（甲方在6个月内至少完成1260万个KN95口罩）之前，乙方仍然享有对高速机全套设备的所有权。在未经乙方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其他任何方都不得擅自将高速机设备进行转租，更不得对其进行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处分。甲方擅自转租的，乙方单方面可以解除合同，收回其设备，并且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其损失。上述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已经依约于2020年5月8日将机器设备运至被告一的厂里，并于2020年5月11日完成调试，符合生产条件。但两被告在机器设备达到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却一直以没有订单等借口为由，未对两原告提供的两条生产线进行生产，导致两原告无法按合同约定取得利润。综上所述，两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定的《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现两原告已经依约将符合约定产能的机器设备按时运至指定地址，生产线亦已调试完毕，符合生产条件。两原告已经依约完成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两被告却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两原告应得的利益受损，已经构成违约。为维护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另补充，我方认为该案由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是合同纠纷。被告华某公司辩称，1、原告提供的口罩机不是高速口罩机，在2020年2月28日，广州省机械工程协会就有了全自动口罩机的团体标准。对于他的性能、产能都有检验标准。并且原告提供的口罩机不符合合同约定。数量也不对，属于三无产品，没有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家。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产品合格标准。那么就应该以原告交付的型号来计算口罩的可生产数量。原告没有提供，机器能达到每日达到生产的证据。不能够以期望的标准来计算补贴款。2、原告本身具有过错，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合格合约定的设备。被告二没有按照约定提供订单，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行为，应当由原告以及被告二承担违约责任。3、合同订立的时候，存在重大误解，被告一受到被告保证，原被告保证设备、保证日产量、保证原料以及保证销售的承诺的蒙蔽而签订的三方合作合同。合同签订之后，市场饱和无订单可作，所以我方认为合同无效，请求法院予以撤销。4、根据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了被告二负责原料采购以及对外销售，也确定了被告二的销售工作是以获得订单为标准来认定。订单也应当是以落实与确定的买卖的法律文件签署作为认定标准。被告一只是负责生产，从常识判断，没有原料以及订单，被告一不可能进行生产。合同中没有规定，被告一垫付资金，采购原料，或者在不生产的情况下，仍需给付保底利润的规定。所以，原告所称，机器设备到场之后不能生产，被告一完全没有责任。5、根据原告方提供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一明确告诉原告方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不能开机生产，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实际的生产，起始日期应当以落实了原料与订单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没有原料与订单，被告一也没有进行生产的义务，或者向原告进行补贴的义务。我方认为在合同中有明确体现，且也符合公平原则。被告天某公司辩称，1、合同是因为被告一提出香雪制药公司有订单，需要引荐设备，所以我方才参与项目。我方是一家口罩工艺平台，只是帮助寻找生产厂家，我方是义务工作，没有收益。我方认为合同不完整。2、我方只是居间方。3、我方只是协助各方工作，我方提供了非常多的订单推进。我方去到现场后，发现被告一设备资质不够，KN95达不到出口标准。被告一因为白名单的问题以及价格决策问题，导致没有推进。我方实际有一单是原告与我方带上客户去推进，华某决策，导致生意没有做成。基于以上来讲，我方只是协助业务、资源助力，不承担销售的情况下，还有推荐单子给华某公司。本院综合分析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庭审的陈述，查明以下事实：1.被告华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5年6月25日，经营范围主要是生物诊断试剂、卫生材料等等；被告天某公司是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6月12日，经营范围主要是健康管理咨询、医疗用品零售等等。2.2020年5月6日，邹某才、徐某颖（两人为合同乙方，邹某才是乙方1，徐某颖是乙方2）与华某公司（合同甲方）、天某公司（合同丙方）签订一份《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已经在2020年5月6日之前经过多次沟通，就口罩机有关事宜进行达成合作意向，并明确其权益、责任和义务。一、标的物名称：高速自动化KN95口罩机设备（日产7万片及以上）；口罩生产设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金新大道301号之一501；甲方公司内部的口罩项目部，对外以甲方名义经营，甲方在财务方面单独建立口罩项目部台账，详细列支口罩项目部的收入和成本费用，负责组织生产人员及所有生产工作，也是保障乙方权益和该台口罩机设备妥善保管、正常维护的责任人；乙方1和乙方2共同负责出资价值每套160万人民币共二套，其中每套含一条KN95高速口罩机打片机，二台高速焊耳机设备，四台压边机设备，乙方负责本口罩机设备维护工人，保底日均产量7万片，交付时间2020年5月8日前两套共十四台设备进厂；丙方负责口罩项目的市场营销和日常管理等。合作方式：1、分工方式，甲方和乙方各派出一人，丙方派出两人，联合成立一个四人联席工作组，甲方负责生产组织、乙方负责设备、丙方负责原料采购及对外销售，乙方没有义务负责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之外的所有事项；2、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甲方需要保障乙方所提供的全套口罩机生产的成品口罩（不包含原材料成本）的权益，甲方按每只成品口罩返回人民币1.20元（无税）给乙方，作为口罩机资金投入的回报，其他部分由甲方和丙方进行二次分配，乙方后续第2个月起按0.8元/个分利，其他部分由甲方和丙方进行二次分配；3、兜底对赌条款：日均产量以月为单位进行平均计算，乙方的NK95口罩机设备需要保证日产量不低于7万片（成品），低于部分按每片1.2元补贴给甲方，甲方和丙方无论因各种原因都需要保证非设备故障原因的日出货量不得低于7万片，低于部分按每片1.2元补贴给乙方；4、甲方因在生产第二条上午10点前提交前一天日产能数字报表给三方确认，并在每周五结算一次当周款项并当天付款；5、六个月合作期满，此台高速口罩机设备所有权归甲方。庭审中，天某公司就三方磋商合作的经过陈述：当时是唐晓华（唐坤）跟在场所有人说有订单，需要设备。整个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要求甲方进入的，我也有说明是有风险的，我也告知原告可以试试一条线，后来原告是与华某公司进行两条线的生产。庭后，天某公司补充提交了其公司员工刘文华与唐晓华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4月27日晚上23:16，刘文华说“唐总，合作的设备问题，资质白名单是哪家企业，另CE认证是否32家认证机构？另如自己出单，资质怎样合作”，唐晓华说“刘总，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机器这是最关键的，没有机器到场一切都是空的”。此外，邹某才、徐某颖亦提供了聊天录音记录，证明三方之间合作的经过，是华某公司以有订单为由与两原告进行合作，以及两被告确认合同的对赌的内容是真实的。3.2020年5月7日，邹某才、徐某颖通过微信与华某公司唐晓华（微信名唐坤）沟通案涉机器进场，并就后续生产事宜进行了沟通。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摘录如下：徐某颖说“中午设备会送过来了，我们现在先过来厂里，你上午在厂里吗”，唐坤说“好，我现在回”，徐某颖说“唐总，你发个厂里的定位给我”，唐坤于10:40时发了一个定位给徐某颖（定位的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金新大道301号，名称广州浩涵科技产业园），12:19分，徐某颖说“唐总，我们到厂里楼下了”。2020年5月7日下午16:56，徐某颖通过杨日通的好友添加申请，杨日通说“你好，我是杨日通，电话188××××1219”。晚上18:05，杨日通说“请问下，机器大概几点达到呢？我这边好安排”，徐某颖说“师傅告诉我大概要一个小时”、“到了，在楼下”；20:30，杨日通说“后面一台货车，大约时间有吗”；20:36，徐某颖说“机子到了，帮忙开电梯”。2020年5月8日，上午11:29，徐某颖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还有5台机器会到”，杨日通说“不是一起送来吗，这次5台吗”，徐某颖说“这5台是昨天晚上送漏的，我们这边还有4台是高速焊耳机，还在自己厂里调试，等下是司机送货过来，你帮我安排接收一下，我们要生产之前，会马上送到位的，其他都齐了”，杨日通说“其实可以等那几台，到时候一起送，这样大家都省心”，徐某颖说“这个是我买另外厂的机器，钱都付给他们了，所以现在送过来比较放心”，杨日通说：“好的，最好下次来电能安排在正点就好了，这几次都是在员工午休或下班才送到，我怕员工有情绪”；中午12:20，杨日通说“机械已经卸下来了，徐总看看是哪个同事在平台上下的单，帮忙在品台上开个电子发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7379961K，账户名广州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某颖说“是车费的发票吗”，杨日通说“厂家叫了货拉拉，运费到付了”；下午14：03，杨日通说“徐总，是不是最后还有两台高速打耳机，就全部了”，徐某颖说“是的，二套4台，就齐了”。同日，杨日通以“华某公司签收人”名义向徐某颖、邹某才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KN95高速口罩打片机共2台，高速焊耳机设备5台，压边机设备8台，总计15台设备。2020年5月10日，杨日通向徐某颖、邹某才出具一份《证明》，载明：“邹某才、徐某颖口罩机共15台机器，已全部调试完，可正常使用”。2020年5月15日，徐某颖说“唐总，我们先回去，这边验厂之后大概要几天会启动生产”，唐坤说“好的，辛苦你了，应该星期二”，徐某颖说“好的，唐总时间尽快赶在签名比较好”。2020年5月20日，徐某颖向唐坤发送一张刀模图，说“唐总你好，我们现在要统一改成这个图的刀模吗”，唐坤说“你那个刀模是两边的KN95先暂时不要调了，我跟他说看看你们两边的行不行，打字的尺寸差不多行了，上次你达到磨出来就两边的K75吗。因为争取呢，我们慢慢统一，接下来马上一些单落地了，现在正在全部跟雷诺在签。这边先这样，两边的先这样，那个就做，到时候非要统一标准呢，要么就两边要么就单边，按照欧盟的那个周总提供的，就是单边的，到时候看一看吧，大家我也知道大家心很急，我跟你们一样，但是现在一定要确保安全性，在没有订单之前一律不能开机，因为现在白板，基本上卖不出去，因为现在一个单一个单的成，接一个单，前期是最难的，一旦开机了以后陆续有单”。此外，由于庭审中华某公司否认杨日通为其公司员工，故徐某颖为证明杨日通为华某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与天某公司的刘文华、唐坤、“英利华某N95二号生产线”群、杨日通于2020年5月20日组建的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改刀模的图片沟通情况如下：1、刘文华于2020年5月20日11时02分通知徐某颖说华某公司唐坤要求改刀模；2、同日11时28分，徐某颖向华某公司唐坤沟通刀模事宜（唐坤确认暂不改）；3、同日14时50分，杨日通在徐某颖生产线群沟通刀模事宜（告知杨日通，与唐坤沟通情况）；4、同日15时02分，杨日通以华某公司员工的名义以群主的身份将在华某公司投入生产线的几个投资人拉微信群，并在群里群发刀模图片。2020年5月22日，徐某颖说“唐总你好”，唐坤说“徐小姐，我知道大家心情都很急，我跟大家一样，今天应该会签个小单吧，这两天陆续这个单定了，外贸的单确实是有点难度，我们都在努力，因为有些公司的证，你比方说雷诺，其他的也好像这些生意啊都没下来，有些老外他很死板，没有身份证他就不下单，所以说不是那么容易啊，现在卖白板又卖不了，现在我们也在联系经发，看能不能拿点单过来做”，徐某颖说“是的呢，等着比较着急，也辛苦唐总多联系些单，让我们能够先开机生产起来，大小单运转越好起来，大家信心就好了”、“雷诺分产能生产还不确定是吗”，唐坤说“这边没有问题，但是派单过来首先我们自己要找一些单才行”，徐某颖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找单，然后跟雷诺合作，以他们公司资质出口是吗”，唐坤说“是的，刚开始是这样，以后雷诺有单我们也可以做”。2020年6月4日，徐某颖说“我们现在订单有落实吗”，唐坤说“整数还有四五天下来，那个什么是那个检测报告，前天晚上已经下来了，只要检测报告下来以后证书肯定能下来的，然后，这两天北京的那个青竹，昨天晚上打了电话，这两天会过来。”2020年6月9日，邹某才、徐某颖、唐晓华、刘文华、徐小华、郑周金在华某公司的办公室就案涉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无果。2020年6月15日，徐某颖说“唐晓华、孙政权、刘文华老总，你们好。关于我签订的《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约定5月8日开工生产，每周结算一次，但至今没有得到你们任何结算的通知及具体生产情况，现请你们尽快回复落实结算事宜。邹某才、徐某颖敬上”。4.关于案涉机器的基本情况。徐某颖、邹某才称案涉机器是从佛山鸿得力科技唐耀武处购买所得，并提供了证据：《KN95打片机设备销售合同》、《收款收据》、《产品说明》。《KN95打片机设备销售合同》采购方为郑景清，供货方为佛山鸿得力科技唐耀武，所购设备为KN95打片机2台合计1080000元（不含税）及KN95封边机8台合计220000元（不含税），约定机器于7号下午进场。《产品说明》是佛山市鸿得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出具，载明：“2020年5月初，徐某颖、邹某才的合伙人郑景清从唐耀武订购了KN95打片机两台，KN95封边机8台，上述设备由我司代工组装生产，符合规定的生产要求，上述机器出厂前已进行了调试，可以正常使用，在运到生产车间后，再次进行调试，符合生产要求，可以正常使用。”庭审中，三方确认案涉机器现存放于被告华某公司处。关于华某公司提出的涉案机器设备不符合相关标准的问题。华某公司提供证据如下：1、照片（原件）、证明原告并未按《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内容履行，提供的机器设备不符合约定，5台是普通焊耳机，并非高速焊耳机设备，全部设备无制造厂名称、无产品合格证、无使用说明书等，非合格产品；2、全自动口罩机团体标准、证明口罩机是有相关标准的，原告设备不符合标准；3、折叠口罩生产成套设备团体标准，证明口罩生产具有团体标准，原告交付的设备不符合规定；4、普通焊耳机和高速焊耳机的对比图，证明原告交付的设备不符合约定。徐某颖邹、英才认为：全自动口罩机团体标准原、被告之间签订合同所约定的高速自动化口罩机与全自动口罩机不一致；其次，原、被告之间合同并未约定品牌和标准，双方的重点是产能上的对赌，最后，在该证据中只是进行了一些技术要求而非机械的标准；折叠口罩生产成套设备团体标准，该标准的实施时间为2020年8月1日，在原、被告合作的时间之后，对原、被告的合作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原、被告之间合同并未约定品牌和标准，而且亦非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的重点是产能上的对赌，故该标准对双方均无作用；普通焊耳机和高速焊耳机的对比图，双方是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合作的前提是被告有订单，合作的中心点是产能的对赌，现实情况是，原告的机器在依约进场，时至今日仍未生产，被告已经是根本违约，如因是产能出现问题，原告同样需承担相关的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在2020年5月至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的规定，审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邹某才、徐某颖与华某公司、天某公司签订的《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方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遵约履行。在本案争议最大的对赌条款上，华某公司认为邹某才、徐某颖存在欺诈行为，但是本院结合天某公司提供的其员工刘文华与唐晓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录音（2020年6月9日，邹某才、徐某颖、唐晓华、刘文华、徐小华、郑周金在华某公司的办公室就案涉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以及庭审过程中各方的陈述，可认定三方签订《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时是清楚知道经营风险的，在对赌条款的约定上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形。案涉对赌协议实质上是作为投资方的邹某才、徐某颖与作为融资方的华某公司、天某公司在达成合作协议时，为解决对案涉KN95高速口罩机的产能的不确定性、对订单的信息不对称性而设计的对未来合作风险进行调整的协议。现华某公司及天某公司均无证据证明该对赌条款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宜，故本院确认案涉对赌条款合法有效，三方均应遵约履行。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补贴款4256000元（从2020年5月12日计至2020年7月11日）的诉讼请求，虽然《KN95高速口罩机合作协议》中的对赌条款有效，但是原、被告均确认案涉口罩机器并未实际运作，三方并未盈利，本院考虑公平原则，平衡各方的损失，认为应以合同约定的一套口罩机设备每套1600000，两套共3200000元作为本案的赔偿标准为宜。天某公司认为其只是居间方并未参与双方合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邹某才、徐某颖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案涉对赌条款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华某公司提出的案涉口罩机并不符合相关标准的问题。从原告提供的杨日通出具的《收条》及《证明》可认定案涉机器接收方并未对质量提出异议。虽然华某公司否认杨日通是其公司工作人员，但是原告提供的与杨日通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唐晓华的聊天记录及刘文华的聊天记录可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杨日通是华某公司授权的接收案涉机器及协调合作事宜的工作人员，故此，其出具的表明案涉机器经调试正常的《证明》可视为华某公司对案涉机器质量的认可。而且，纵观唐晓华与徐某颖的全部聊天记录，唐晓华均未就案涉机器是否符合团体标准提出质疑，故此，本院对华某公司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一千二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天某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邹某才、徐某颖连带支付补贴款3200000元；二、驳回原告邹某才、徐某颖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48元，原告邹某才、徐某颖已预缴（判决生效后可申请退回不需由其承担的费用），该费由原告邹某才、徐某颖连带负担8448元，被告广州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天某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连带负担32400元（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费，逾期的，本院立案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行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崔淑冰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