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3民再63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环五环货运代理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孙家坡村村南。法定代表人：陈喜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春燕，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芝，女，该公司员工。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孙家坡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孙家坡村。负责人：郭跃武，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岩，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智峰，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北京环五环货运代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五环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孙家坡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家坡村委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京03民终1438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20]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程建玲、检察官助理姚梅娟出庭。申诉人环五环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春燕、黄秋芝、被申诉人孙家坡村委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岩、崔智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有新的证据，确有再审必要。本案二审判决后，环五环公司经法院执行程序取得了孙家坡村委会向北京奥兴国际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兴公司）开具的号码为01504847、20353803、20353804、20353846、09054558的五张发票，发票项目记为租金，累计金额201万。该证据属于当事人在原审庭审结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新证据。通过与孙家坡村委会提交的其北京市农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比对及询问孙家坡村委会，上述发票号码01504847、20353846、09054558的相应资金进入了孙家坡村委会的账户。其中号码01504847的发票孙家坡村委会收账凭证记为“场地租金”，号码20353846的发票孙家坡村委会记账凭证记为“收奥兴租金”。根据奥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华陈述，奥兴公司经营所占土地为本案涉诉租赁合同所涉及的125亩土地，上述发票为奥兴公司为其经营所占土地缴纳的租金。孙家坡村委会向检察机关提交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孙家坡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经济合作社）与环五环公司2005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一份，以此主张上述号码01504847、20353846的发票涉及款项为缴纳该《租赁协议书》的租金，但表示该《租赁协议书》涉及的租金与本案涉诉土地的租金无法明确区分。综上，本案有新的证据，且当事人提交的2005年8月1日的《租赁协议书》已经超出原审审查范围，有必要对新证据涉及的租金缴纳情况予以再审查明。环五环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改判驳回孙家坡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孙家坡村委会在原审过程中承认有部分租金系由奥兴公司直接支付，因此奥兴公司应被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奥兴公司与孙家坡村委会互相配合，导致环五环公司迟迟不能拿到相应证据。环五环公司曾就股东知情权纠纷将奥兴公司诉至法院并胜诉，直到2019年9月，奥兴公司才配合执行，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原审法院未追加奥兴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属于程序违法；（二）环五环公司取得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孙家坡村委会已经收取了本案诉争地块的租金，环五环公司不存在拖欠租金的情况。结合原审证据以及环五环公司2019年9月查阅奥兴公司账目后取得的发票证据，奥兴公司自2008年至2009年一共就诉争地块向孙家坡村委会交纳租金共计201万元；（三）本案审理过程中，在环五环公司举出相关证据后，孙家坡村委会出现反言，且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主张未交租金的明确时间段。孙家坡村委会在一审起诉时主张环五环公司拖欠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租金，在环五环公司举证其于2013年交纳租金的票据后，孙家坡村委会又改口称环五环公司拖欠了很多前期租金，且其承认有一部分租金由奥兴公司直接支付。环五环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已交租金，举证责任已完成，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四）如果我方没有按时给付租金，则孙家坡村委会可以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孙家坡村委会从未主张解除合同，可以得出我方已经正常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五）孙家坡村委会接受了我方支付当季的租金，即视同认可我方已经付清前期的租金。孙家坡村委会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环五环公司的申诉请求和理由，请求维持原判决。事实与理由：（一）环五环公司所提交的五张发票并非“新证据”，且这五张发票与本案所涉及的欠付租金并无关联。环五环公司提交的这五张发票都是在由开票单位分别于2008年12月30日、2009年2月9日、同年9月14日、同年12月10日开出发票后，当年通过环五环公司交给了奥兴公司，即这五张发票均产生于本案的一、二审之前，环五环公司在十多年前就知道这几张发票的存在，其并非法律所规定的“新的证据”。本案案涉租赁场地的实际使用方是奥兴公司，根据环五环公司与北京兴华绿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因案涉租赁场地的承租人是环五环公司，奥兴公司需要每年给予环五环公司“固定收益”，实为场地租金。环五环公司在向我村委会交付租金之时，将其从兴华公司处取得的奥兴公司“租金”款项的一部分转账支票交给我村委会，以作为其向我村委会交付的租金。环五环公司为了“避税”的需要，其要求我村委会在为其开具发票的时候，将发票的付款单位标注为奥兴公司，并将我村委会交付给其的发票转交给奥兴公司，以作为其向奥兴公司应出具的发票；（二）我村委会的关联单位所开具的案涉五张发票与本案案涉租赁合同不具有关联关系，该五张发票的出现并不影响原审判决对于案件基础事实的认定。在本案所涉及的租赁合同及租赁场地之外，经济合作社与环五环公司之间还于2005年8月1日另外签订过一份《租赁协议书》，发票号码为“20353846”票面记载的50万元、“01504847”票面记载的363808元所对应的款项对应的交易关系是经济合作社与环五环公司之间的上述所签《租赁协议书》项下租金。该《租赁协议书》所涉的场地已于2010年间拆迁，相关租金及其他费用已结算完毕，双方并没有争议，环五环公司的原负责人李胜利已领取了四百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发票号码为“09054558”的20万元面额发票所对应的记账凭证为“收宋某租金款”。经查，宋某与我村委会之间曾存在过场地租赁的法律关系。2019年12月10日，宋某将一张2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予我公司入账。因宋某系个人承租，其并未要求我村委会为其开具租金发票。故我村委会应环五环公司的要求，为了帮环五环公司凑发票以充抵环五环公司应向奥兴公司提供的发票，当时就把宋某的这笔20万元租金款的发票开到了奥兴公司名下。针对发票号码为“20353803”“20353804”的两张发票所对应的50万元、446192元，我村委会及我村委会的关联单位均无相应的进账金额，没有收到过该两张发票所对应的款项，这两张发票针对我村委会与环五环公司而言，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综上，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例及司法实践，发票只是完税凭证，并不是付款凭证，仅凭发票不能证明本案中存在奥兴公司代环五环公司向我村委会交付租金的法律事实，更不能证明相关发票所对应的款项已付至我村委会及我村委会的关联单位。本院再审认为，首先，原审期间，环五环公司提供了其在2012年7月25日给付80万元租金，于2012年8月29日给付89万元租金，于2013年6月15日给付85万元租金的转账支票存根和收据，原两审判决对上述环五环公司已交纳租金金额认定有误。其次，虽然孙家坡村委会起诉环五环公司欠付租金的期间为2013年1月至6月、2014年1月至10月，而环五环公司现提交的五张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08年底至2009年底，在时间上并不能与之相对应，但孙家坡村委会系通过计算租赁期间内应交租金总额减去已付租金总额的方式确定的环五环公司欠付租金金额，且孙家坡村委会提交的环五环公司履行案涉租赁协议及补充约定所付租金的相关记账凭证并未包含该五张发票所记载的已付租金，故对于孙家坡村委会起诉环五环公司欠付租金的金额需进一步核算。本案的相关基本事实不清，应当予以重审。最后，奥兴公司作为案涉租赁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及该五张发票显示的付款单位，原审法院可在本案发回重审后追加奥兴公司参加诉讼，以进一步查明本案相关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京03民终14382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年朝民初字第4377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孙 栋审 判 员  宋 磊审 判 员  赵 晖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周子俊法官助理  詹晓莉书 记 员  王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