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39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住所地哈尔滨市呼兰区沈家街道沈家村。经营者：刘杰，女，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黑龙江千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宏伟，男，197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呼兰区。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以下简称淑杰销售部）因与被上诉人郭宏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11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淑杰销售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请求郭宏伟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淑杰销售部与郭宏伟系买卖关系，郭宏伟从淑杰销售部处购买化肥总价款462,630元，已支付货款91,800元，尚欠淑杰销售部的化肥款370,830元，而原审法院错误地确认拖欠淑杰销售部的化肥款239,750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一、原审法院对邬某购买化肥款的计算明显存在错误，在总货款中多扣除31,760元。邬某在淑杰销售部处购买化肥560袋，总货款56,800元。邬某当时给了13,200元的现金，转给郭宏伟33,600元，尚欠10,000元，一共三笔帐。原审法院对该笔化肥款的计算存在明显错误。原审开庭时，淑杰销售部承认郭宏伟给付货款91,800元，其中包括微信转帐78,600元，现金13,200元，两部分货款中就包含了邬某的48,600元，关于这一事实，郭宏伟在其辩解中有自认，张维生把肥送到邬某家，第一笔肥款33,600元（底肥款)，邬某交给郭宏伟，郭宏伟微信转账给了张维生。证人邬某也明确表示，买货时先后两次给付张维生13,200元，通过郭宏伟转帐给张维生33,600元,两次共计46,800元。而原审法院对邬某的货款在最后结算时，又扣除了13,200元，理由是淑杰销售部自认，而淑杰销售部自认是微信和现金共计91,800元的自认，已包括13,200元，此处是重复扣减；又扣除18,000元，理由是在送货明细表中邬某一栏中有体现货到收款18,000元，刘杰自认，这是完全错误的认定,一审开庭时，淑杰销售部对此全面否认。如按原审法院计算，邬某的货款总额已达到88,560元（56,800元+13,200元+18,000元+560元），多扣减31,760元，这是最明显的错误。本案中关于邬某的化肥款在数量、价款以及已付货款和尚欠货款均没有异议，原审法院将这笔帐反复扣减,给淑杰销售部造成重大损失。本案的事实是邬某的化肥款已付46,800元，即通过微信转帐33,600元,给付现金13,200元，都包括在91,800元已给付的货款之中，而原审法院将邬某货款通过不断扣减之后，已增加到88,560元,这是极为低级的错误。二、在郭宏伟举证的微信转帐中有两笔转款共计13,700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审开庭时，淑杰销售部已向法庭举示了张维生的微信转款13,700元两张截图，且有对话:“大哥，咱俩一八年的帐全清了。”是郭宏伟和张维生的对话，证明这13,700元是2018年的帐,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原审法院依法应认定其真实性。本案中，郭宏伟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原审法院均认定其真实性，而13,700元的两张转款微信截图记录及对话是在这几张转款记录的前面，就是时间不同而已。一审法院对后面的微信记录予以认定，而对前面的记录却予以否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对于金凯的货款认定与郭宏伟的货款认定混同，这是两笔帐，少计算100套货款20,000元。金凯最初订货76袋,后补订190袋，两次共订货266袋，有双方之间的微信截图，有郭宏伟收货签字的证据，总货款26,520元，原审法院对该笔货款予以认定，但在欠款明细中有一笔是郭宏伟名下的100套货款，原审法院将其认定到金凯的名下，因而少计算100套，总价款20,000元。郭宏伟订的100套与金凯订的266袋没有任何交集，且是分别接收，原审法院予以混同，将郭宏伟的100套记到金凯的名下没有事实根据，是明显的错误认定。四、原审法院对于第一张货款明细，数额计算错误，第一张表变化后的总货款为201,210元，而原审法院则认定为135,410元，总货款相差65,800元。第一张欠款明细表中，没有变化和调整时应为160,950元,先减去需调整的部分160,950元-6510元（刘波)-43,600元(邬某)=110,840元,再加上有变化后需要加上的部分，110,840+5450(刘波)+26,520(金凯)+1600(张俊荣）+56,8O0(邬某)=201,210元。而原审法院在计算时首先就少计算了邬某33,600元，按123,750元计算，再少计算金凯的19,000元，又少计算邬某13,200元，这一张表中总货款少计算65,800元。五、原审法院认定张某的货款29,200元债权由淑杰销售部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开庭时，淑杰销售部、郭宏伟均没有举证关于张某这笔款如何计算，从未提及，原审法院竟然判决张某的29200元化肥款由淑杰销售部向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双方之间并没有约定该货款由淑杰销售部向其主张,且淑杰销售部对于郭宏伟与张某之间形成的欠据是否具有真实性无法判断，因而原审法院判决29200元由淑杰销售部向张某主张没有事实根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书由于认定事实错误，淑杰销售部出售给郭宏伟化肥总货款454,810元，已付91,800元，尚欠淑杰销售部370,830元，而原审法院经过错误地扣减、错误认定,仅认定郭宏伟拖欠淑杰销售部货款239,750元，相差131,080元。原审法院错误扣减淑杰销售部货款127,260元（19,000元+18,000元+13,700元+33,600元+13,200元+560元+29,200元）,严重损害了淑杰销售部的合法权益,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郭宏伟的答辩意见同郭宏伟的上诉理由。郭宏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由淑杰销售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淑杰销售部主体不适格。郭宏伟不但不认识淑杰销售部，更与淑杰销售部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及债务纠纷。郭宏伟确实在出售化肥，但并没有从淑杰销售部手中购买化肥，而是从案外人张维生手中购买，在举示证据环节，淑杰销售部将出示与案外人张维生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来印证这一客观事实。淑杰销售部提供的杨林村2019年度销售明细、送货明细、销售档案追肥明细4份等相关证据上没有载明形成时间，其中部分明细中有王某斗签字，但是王某斗早在2019年4初就已经不给郭宏伟记账了。因此，王某斗2020年6月份签的字不能代表郭宏伟，更不是在郭宏伟授意、指示下的行为，王某斗在明细表中签字系其自己擅自为之，与郭宏伟没有任何关系，产生的后果亦应由王某斗自行承担。(2)证人邬某能够证实卖给他化肥的人是案外人张维生，购肥时张维生介绍这个化肥场地是他的，化肥也是他的，他让邬某把钱给郭宏伟，让郭宏伟把钱给自己捎回来；证人张某证实卖给他化肥的人是案外人张维生，购肥时张维生介绍这个化肥场地是他的,化肥也是他的，张维生对他说和郭宏伟已清账了,你欠钱的票子在我手里；证人刘某证实,其来购买化肥时，张维生说我是这里的老板，房子也是我的，化肥也是我的，我在政府上班。三位证人可以证实,卖化肥的实际老板是案外人张维生，张维生和郭宏伟之间肥款已经结算清楚。（3）一审法院仅依据“张维生本人自认是中间人”，即认定张维生系中间人错误，郭宏伟出售化肥的农户都知道化肥厂老板是张维生，更知道郭宏伟在张维生处购买化肥后出售给他们。（4）根据农村的交易习惯，老百姓都是以现金方式交易，郭宏伟收账结算均是现金，并把收回的货款第一时间给张维生送去，给付张维生现金在201,400元左右。综上，郭宏伟向张维生支付现金201,400元,微信转账92,300元，票据顶账53,900元，尚欠张维生化肥款10,190元,恳请调查核实张维生在本案中的地位,同时向杨林村等村庄百姓调查核实张维生是否是淑杰销售部的幕后老板，淑杰销售部的房产是张维生的，只有张维生出庭应诉,才能还原整个案件事实经过，更能证实郭宏伟化肥款已经与其结算清楚,故请求依法审查案件事实，维护郭宏伟合法权益。淑杰销售部辩称，一、郭宏伟购买化肥的地点是在呼兰区沈家镇的淑杰销售部，在原审开庭时，郭宏伟对此没有任何异议，而且有三位证人司机金某、跟车卸货人员王信、绞绊化肥的工人吕某均能证实，郭宏伟购买化肥的地点是在淑杰销售部。二、2019年3月27日，郭宏伟是在刘杰经营的淑杰销售部，给刘杰出具了书面欠据四张，上面有郭宏伟签字确认的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欠据。同时有证人郭宏伟的业务员王某斗的签字确认能够充分证明这一事实。三、郭宏伟是从刘杰经营的淑杰销售部拉走的化肥，原审开庭时，郭宏伟承认这一事实。2019年3月份，郭宏伟给刘杰出完欠据后，当天就拉走了两车底肥，郭宏伟和王某斗各自带一台车送往农户的家里，关于这一事实，原审开庭时已进行了核实，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四、原审开庭时，淑杰销售部向法庭举示了录音资料，充分证明郭宏伟对于从淑杰销售部购买化肥没有提出异议。2019年12月28日，淑杰销售部与郭宏伟有电话录音对话，且中间人张维生还明确了刘杰是老板，自己是中间人，要求其给付货款，郭宏伟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充分证明刘杰主体资格适格。五、郭宏伟是从刘杰处购买化肥销售给农户，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事实是郭宏伟先与农户履行手续，由农户给郭宏伟出具欠据，标明所购化肥的数量、单价、总价款，郭宏伟统计完毕列表后，到淑杰销售部处订购化肥，仍然是赊销，到秋收时给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关于这一事实在原审开庭时已进行了全面陈述并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六、郭宏伟称化肥经销部的房子是张维生的，不能证明就是张维生销售化肥。原审开庭时已向法庭举示了房屋租赁协议书，刘杰租赁张维生的房子经营化肥，不能因房屋是张维生的，就推定是张维生销售化肥。七、证人邬某、张某、刘某不能证明张维生销售化肥。三证人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所作证言均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八、郭宏伟在上诉状中承认支付张维生现金201,400元，微信转帐92,300元，票据顶帐53,900元，尚欠化肥款10,190元，充分证明郭宏伟从刘杰处购买化肥至少是357,790元，而原审判决确认郭宏伟拖欠刘杰化肥款239,750元，显然认定事实错误。无论郭宏伟是从刘杰处购买化肥还是从张维生处购进化肥，总之货款是确定的，因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这是郭宏伟对于拖欠货款的自认。同时郭宏伟提出已付货款347,600元，没有转帐记录、没有淑杰销售部出据的收条，无法证明已付张维生货款，尚欠10,190元。综上，原审判决主体资格适格，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发回重审，以保护刘杰的合法权益。淑杰销售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郭宏伟给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363,010元；2.要求郭宏伟给付因违约而给淑杰销售部造成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63,01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给付之日止。诉讼过程中，淑杰销售部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郭宏伟给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370,830元，利息以370,830元为基数计算，其他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30日，淑杰销售部经营者刘杰与张维生签订租赁协议，张维生将坐落于沈家镇沈家村自有房屋及库房租给刘杰经营农资使用，租期自2016年6月30日至2022年6月29日。郭宏伟在该处经由张维生介绍购买淑杰销售部化肥，郭宏伟与淑杰销售部签订四张《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在表格销售负责人处签字，司机金立伟，经办人王某斗均签字，表格欠款分别为127,350元、64,400元、89,960元、99,240元。底肥每袋120元，追肥每袋80元，底肥追肥各一袋为一套，每套200元。在化肥销售应收款表合计金额为127,350元里，其中一刘波的土豆肥，原订单价格为6510元，实际送货价款为5450元，减少1060元；其中二金凯底肥36袋，追肥40袋漏记价格，应为36袋×120元=4320元；40袋×80元=3200元，合计7520元；其中三张俊荣底肥8袋，追肥8袋漏记价格，应为8袋×120元=960元，8袋×80元=640元，合计1600元，因此该应收款表合计金额为127,350元-1060元+7520元+1600元=135,410元。金凯其他实际用的化肥190袋在明细表中均有对应记载，郭宏伟也予以承认。闫宝珠购买化肥40袋，价值4000元，未在《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中体现。因此郭宏伟《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总计化肥款合计为135,410元+64,400元+89,960元+99,240元+4000元=393,010元。郭宏伟给付货款为通过微信转账给张维生再给付刘杰92,300元，刘杰已确认。明细账中记载邬某给付及刘杰自认收款合计13,200元+18,000元+560元=31,760元。郭宏伟给付张某欠据由刘杰自行收款，其中载明“底肥110袋×150元=16,500元，化肥65袋×80元=5200元，黄豆肥50×150=7500元”，合计29,200元。综上，郭宏伟合计给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92,300元+31,760元+29,200元=153,260元，郭宏伟尚欠化肥款393,010元-153,260元=239,75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郭宏伟抗辩主张未从淑杰销售部购买化肥，而是从张维生处购买，主体不适格，淑杰销售部提供营业执照及其与张维生的房屋租赁协议，能够证实其在张维生房屋处经销化肥，张维生将郭宏伟签字确认的四张购买化肥的表格和微信支付的化肥款已交给刘杰，张维生本人自认是中间人，故淑杰销售部与郭宏伟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郭宏伟负有给付货款的义务。郭宏伟抗辩主张张维生是出卖化肥者，未提供购买化肥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郭宏伟抗辩主张已将大部分化肥款支付给张维生，除有证据证明外，未提供已支付化肥款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其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郭宏伟抗辩主张化肥每套价格为190元，未提供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在郭宏伟签字确认签订的购买化肥应收款表中计算的结果是每套价格为200元，故对郭宏伟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郭宏伟抗辩主张未收到刘波变化后的土豆肥，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淑杰销售部提供了郭宏伟土豆肥变化后的通知截图及明细，故对郭宏伟的主张不予采纳。郭宏伟抗辩主张邬某是自己向张维生购买化肥，但在郭宏伟签字确认的《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中详细载明邬某购买化肥数量、价格、往来给付金钱数额，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淑杰销售部主张在收到郭宏伟微信转账中截图13,700元后告知2018年度化肥款已结清的内容，应予扣除，因证据单一，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予采纳。淑杰销售部提供的证据中，在邬某名下有货到收款18,000元，郭宏伟主张已给付该货款，属淑杰销售部自认内容，予以采信。淑杰销售部主张金凯名下原订化肥为76袋，经郭宏伟通知变更为266袋，淑杰销售部提供明细记载，郭宏伟确认收到266袋。双方当事人对张强化肥款事宜明确无争议。郭宏伟应给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239,750元。淑杰销售部主张利息损失以370,83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淑杰销售部未提供双方约定给付化肥款日期的证据，故逾期付款利息，本院支持以欠付款239,750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9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故判决：一、郭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淑杰销售部货款239,750元；二、郭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淑杰销售部利息，以239,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淑杰销售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62元，由郭宏伟负担4857元，由淑杰销售部负担200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郭宏伟举示证据一、转账记录手机截图一份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一审判决少算一笔郭宏伟已经支付了的化肥款6500元，淑杰销售部质证认为，这份证据提供的是复印件，证明不了郭宏伟已支付刘杰化肥款6500元。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证明效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录音一份，拟证明张维生承认郭宏伟是向张维生购买化肥，不是向淑杰销售部购买化肥。淑杰销售部质证认为，郭宏伟没有提供原审载体，真实性有异议。录音中的对话是张维生与张希岩之间的对话，却是郭宏伟提供的。录音中张维生提出老板让其催款，老板就是淑杰销售部的经营者刘杰。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郭宏伟系与张维生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郭宏伟申请证人陈某、陆某出庭，证明张维生和郭宏伟去证人家某过钱。本院认为，证人所作证言未直接证明郭宏伟系与张维生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30日，淑杰销售部经营者刘杰与张维生签订租赁协议，张维生将坐落于沈家镇沈家村自有房屋及库房租给刘杰经营农资使用，租期自2016年6月30日至2022年6月29日。郭宏伟在该处经由张维生介绍购买淑杰销售部化肥，底肥每袋120元，追肥每袋80元，底肥追肥各一袋为一套，每套200元。郭宏伟与淑杰销售部签订四张《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表格，郭宏伟在表格销售负责人处签字，司机金立伟，经办人王某斗均签字，表格欠款额分别为127,350元、64,400元、89,960元、99,240元。在《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表合计欠款金额为127,350元的表格中又有：1.刘波的土豆肥，原订单价格为6510元，实际送货价款为5450元，减少1060元，邬某已经支付的追肥款为33,600元，尚欠款10,000元；2.金凯底肥36袋，追肥40袋漏记价格，应为36袋×120元=4320元；40袋×80元=3200元，合计7520元；3.张俊荣底肥8袋，追肥8袋漏记价格，应为8袋×120元=960元，8袋×80元=640元，合计1600元，因此该应收款表合计欠款金额为127,350元-1060元+7520元+1600元=135,410元。另，金凯增加实际用的化肥底肥95袋、追肥95袋在明细表中均有对应记载，金额19000元；闫宝珠购买化肥40袋，价值4000元，一审中郭宏伟对闫宝珠的化肥款没有异议。因此郭宏伟《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总计化肥欠款合计为412,010元（135,410元+64,400元+89,960元+99,240元+19,000元+4000元）。表格一记载邬某已付的化肥款为33,600元，刘杰自认另收到邬某现金化肥款132,000元，该二笔款项均不包含在四张应收款表格的欠款数额之中,故2019年，淑杰销售部共向郭宏伟销售化肥款项为458,810元（412,010元+33,600元+13,200元）。刘杰自认郭宏伟给付货款为通过微信转账给张维生再给付刘杰2019年度化肥款78,600元，其中，包含《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第一张表中记载的33,600元、及刘杰自认收到郭宏伟给付张维生再给付刘杰的邬某的化肥款13,200元现金，刘杰共自认收到化肥款91,800元。故刘杰共向郭宏伟销售化肥的款项为故郭宏伟欠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367,010元（458,810元-91,800元）。本院认为，关于郭宏伟是否应向淑杰销售部支付化肥款的问题。本案，淑杰销售部持有郭宏伟签字确认的《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向郭宏伟主张化肥款，郭宏伟系在淑杰销售部直接取货，张维生自认系中间人，且并非淑杰销售部的经营者，亦未在淑杰销售部购买化肥再向郭宏伟销售。而郭宏伟主张系与张维生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与张伟生之间签署的书面材料，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郭宏伟系与淑杰销售部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郭宏伟应当向合同相对人淑杰销售部支付化肥款。关于郭宏伟欠付的化肥款的数额问题，一审判决计算错误。1.一审法院未将金凯追加购买的190袋化肥计入欠付化肥款总额；2.郭宏伟已经通过微信给付的邬某化肥款33,600元及现金13,200元，不在淑杰销售部举示的四张《2019年度化肥销售应收款》表格记载的欠款数额当中，一审法院将该笔款项从化肥欠款中重复扣除不当；3.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的欠款由淑杰销售部自行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将张某的化肥款予以扣除不当；4.关于邬某已经给付18,000元的问题，一审中郭宏伟申请邬某出庭作证，邬某陈述的其支付化肥款并不存在18,000元款项，一审中淑杰销售部举示的表格中，关于该18,000元并未有郭宏伟或者邬某的签字确认，且该项亦被标记打叉，故淑杰销售部主张不存在该笔已付款项有充分依据，一审法院扣除该18,000元不当;5.一审法院扣除的560元并非化肥款，与本案淑杰销售部主张的化肥款无关。故一审法院计算郭宏伟欠付的化肥款错误，应予纠正，郭宏伟欠付淑杰销售部化肥款为367,010元。综上所述，淑杰销售部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11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郭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货款367,010元；三、上诉人郭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利息（以367,01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62元（已由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预付），由上诉人郭宏伟负担6805元，由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负担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62元（已由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预付2005元、郭宏伟预付4857元），由上诉人郭宏伟负担6805元，由上诉人哈尔滨市呼兰区淑杰化肥销售部负担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振宇审判员  刘 春审判员  张 宇（）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刘洋书记员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