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208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路23号院内甲3号。法定代表人：宋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计放，女，该公司人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宙，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李帅，男，198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百得利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43号。法定代表人：高军，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娟，女，该公司人力资源专员。上诉人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达公司）、上诉人李帅与原审第三人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加达公司不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430.8元，驳回李帅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帅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帅于2020年8月26日起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情况下，未到公司上班，李帅在收到公司寄出的《限期返岗通知书》后，辩称系被公司开除，李帅提交的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错误。2.加达公司提交的《离职证明》载明李帅基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并有李帅签字确认，应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纠正。李帅辩称，不同意加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恒通公司述称，同意加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加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帅系在无任何过错情况下被加达公司领导开除，加达公司已构成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李帅自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25日入职以来都是北京加达集团内部调动，劳动合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合同内容及工资发放标准也未改变。3.劳动者无法取得工资发放明细和加班打卡记录，不能凭工资流水证明加达公司足额发放工资和加班工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加达公司辩称，不同意李帅的上诉请求。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关于基本工资及加班费，李帅与恒通公司劳动关系期间的基本工资不应向加达公司主张，加达公司不存在拖欠基本工资的情形，李帅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恒通公司述称，不同意李帅的上诉请求，具体意见同加达公司意见。加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加达公司不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25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430.8元。李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加达公司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94600元；2.加达公司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61920元；3.加达公司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加班工资6500元；4.案件受理费由加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帅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9年6月1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钣金工，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720元加绩效工资。2018年3月1日，在加达公司安排下，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李帅于员工转岗申请表上签字，该表载明：原工作岗位加达钣喷车间钣金工，现工作岗位加达恒通钣喷车间钣金工。2019年5月22日，恒通公司与李帅续订劳动合同至2024年6月14日。2020年4月1日，劳动合同的主体再次变更为加达公司，李帅再次于员工转岗申请表上签字，该表载明：原工作岗位为加达恒通钣喷车间钣金，现工作岗位为加达别克钣喷车间钣金。2020年8月31日，李帅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加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4600元、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61920元、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加班工资6500元。同年10月28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5004号裁决书，裁决加达公司支付李帅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25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430.8元，并驳回李帅的其他仲裁请求。李帅及加达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起诉至法院。李帅主张，加达公司与恒通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加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与恒通公司为两家公司，两个公司的店面离得很远，一个在张仪村，一个在石景山；当时其公司位于西四环的店关停，因为不希望员工失业，所以让愿意去恒通公司的员工去恒通公司工作，后其公司找到了张仪村的地址，又询问愿意回来的人回来。恒通公司表示，其公司与李帅签订合同的原因为加达公司拆迁。李帅主张，加达公司尚未支付其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基本工资及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的加班工资，并就此提交兴业银行交易明细、工商银行工资明细为证。兴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恒通公司于2018年10月至2020年4月向李帅支付工资。加达公司主张，公司存在加班审批制度，李帅不存在加班，李帅有关欠付基本工资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与事实不符。加达公司就此提交2020年4月至8月工资表为证。李帅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加达公司与李帅均认可李帅于2020年4月至8月的月均工资为8762.4元。恒通公司对兴业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不持异议。李帅主张，加达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将其无故辞退，并就此提交录音为证。加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系李帅于8月26日未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未到公司上班，经催促未按期返岗，系李帅个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加达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微信截图、快递单截图、返岗通知书、离职证明为证。微信记录显示，2020年8月27日，加达公司向李帅微信发送限期返岗通知书，李帅于次日回复“不是开除我了吗”。快递单显示，加达公司向李帅邮寄了限期返岗通知书，李帅于8月30日签收。该限期返岗通知书落款为8月27日，载明：“李帅，公司人力资源部接到你部门领导通知，你于2020年8月26日至今未到岗上班，现通知你于2020年8月28日返岗上班，逾期未返岗及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视为旷工行为，公司将根据企业规章制度相关规定处理……”离职证明载明“员工李帅，在我公司担任钣喷车间的钣金工职务，由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现已交接完工作，于2020年8月25日离职，劳动关系自离职之日起解除，双方再无其他未解决之争议……后李帅申请仲裁，案件还在审理中。”李帅在其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29日。李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称其非个人原因提出辞职，而是被公司开除，之所以无奈在上述离职证明上签字，是为了找新工作。李帅表示，如其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要求加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与李帅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系恒通公司，故李帅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基本工资及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加班工资的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李帅于2018年3月1日已知用人单位变更为恒通公司，现其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基本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加达公司提出时效抗辩，故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李帅要求加达公司支付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及2020年4月1日至8月15日加班工资的请求，因其未就在加达公司的安排下加班的事实提供证据，法院对此难以支持。李帅与加达公司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25日解除。加达公司主张，系李帅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到公司上班，自行离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帅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李帅主张，系加达公司无故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就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现加达公司与李帅就解除原因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交充分证据，法院视为由加达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加达公司应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李帅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于2018年3月1日由加达公司安排至恒通公司工作，又于2020年4月1日由恒通公司安排至加达公司工作，且均未获得经济补偿。故在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时，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经核算，加达公司应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39430.8元。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430.8元；二、驳回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加达公司主张2018年3月1日的转岗行为并非由加达公司安排，而系李帅与恒通公司自行协商。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基本工资及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期间加班费。各方均认可李帅于2016年6月15日入职加达公司，2018年3月1日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为恒通公司，2020年4月1日劳动合同主体再次变更为加达公司。因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李帅与恒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李帅关于加达公司支付其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基本工资及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加班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基本工资，因李帅于2020年8月31日申请仲裁，故李帅关于加达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基本工资之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加达公司亦提出时效抗辩，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妥。关于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2月28日及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8月15日期间加班费，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李帅未能就其存在加班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该项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帅关于加达公司支付其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基本工资及2016年6月15日至2020年8月15日期间加班费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劳动合同解除问题，李帅主张加达公司无故将其辞退构成违法解除，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加达公司违法解除与李帅之劳动合同。加达公司主张李帅系无故旷工、自行离职，提交了离职证明、限期返岗通知书、微信截图、快递单截图予以证明。但限期返岗通知书纸质版送达李帅的日期晚于返岗日期，且李帅在微信中亦对限期返岗事宜提出质疑；双方均认可离职证明系仲裁审理期间为找工作之目的而另行出具，故加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亦无法充分证明李帅无故旷工且自行离职之事实。鉴于李帅与加达公司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事实上已解除，但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各自主张，一审法院比照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判决加达公司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并无不当。关于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关于李帅的工作年限，加达公司主张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并非加达公司安排，而系李帅与恒通公司自行协商决定。但员工转岗申请表载明的调动原因为“公司安排”“工作需要”，结合双方关于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原因的陈述，可认定李帅系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故在计算李帅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时，其在加达公司及恒通公司的工作年限应予以合并计算，故一审法院判决加达公司支付李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430.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加达公司、李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加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李帅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严 勇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琳琳书 记 员  蒋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