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外雷，男，1947年11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峰，北京道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成龙，北京道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法定代表人：武斌，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慧敏，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雨佳，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安外雷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以下简称国立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8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外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国立公证处赔偿我损失1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国立公证处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所涉房产灭失前其产权人为安外雷，案涉房产在2002年被拆迁之前并没有进行房屋产权转移登记。2.国立公证处故意出具虚假公证书，冒用他人名义办理的受赠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自始无效。本案中所谓的受赠人王某是虚拟人物，双方之间名为赠与实为长期租赁。其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2.原有生效裁判是建立在涉诉公证真实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公证文书一旦被否定，则必然依法再审，一审依据原有生效裁判判定本案公证文书有效是本末倒置。国立公证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安外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案涉房产在拆迁之前其所有权不属于安外雷，安外雷已经将案涉房产赠与王某，拆迁利益与安外雷无关。安外雷所称我方与王某串通一事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佐证。案涉公证书是我方依照法定程序、采用合理方式、审慎作出的，合法有效，不存在过错，也不存在安外雷所称的串通、捏造等行为。安外雷本人也是亲自到场办理，故公证书的法律后果应由安外雷承担。此外，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安外雷的上诉请求。安外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国立公证处赔偿安外雷损失10万元（根据涉诉被拆迁房产价值估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2019）京02民终10026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安外雷曾经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房地产公司赔偿其北京市西城区×××32号三间正式住房及半间自建房价值损失7134200元及相关房租损失50万元等。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京0102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书，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00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安外雷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述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1986年6月，安外雷取得北京市西城区×××32号房屋3间（建筑面积44.6平方米）的房产所有证。1999年4月2日，安外雷与其妻王某1至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作出《赠与书》，其内容为“我们是北京市西城区×××32号住房三间的产权人，现我们愿将上述房产赠与王某。”同日，王某亦作出《受赠书》，内容为：“安外雷、王某1夫妻二人将西城区×××32号房产三间赠予王某，我表示接受。”1999年4月8日，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分别作出（99）西证字第1205、1206号公证书，对上述行为进行了公证。2011年4月16日，安外雷与王某1向国立公证处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其所作的上述公证书。同年5月10日，国立公证处答复“上述公证书是安外雷、王某1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申请办理，已经超过提出复查期限，因此，我处对安外雷、王某1提交的《撤销＜公证书＞申请书》不予受理”。2011年5月16日，安外雷持《受赠书》及《购房人变更申请表》的复印件自行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检材字迹中“王某”的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同年5月23日该中心出具文件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如果来源真实，倾向认定检材字迹1与检材字迹2不是同一人所写”。上述（2019）京02民终1002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安外雷及其配偶将其合法所有的北京市西城区×××32号房屋3间赠与王某，并办理了公证，同日王某书面表示接受赠与，在公证机关的笔录中，安外雷及其配偶明确表示办完公证将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并将产权证交予受赠人。安外雷在庭审中虽主张未办理过户手续，但亦认可其已将房屋产权证书交予公证处，并由协助王某办理公证之人取走，且之后案涉房屋便不再由安外雷夫妇控制使用了。另，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不可以撤销赠与。故根据上述房屋公证赠与的过程、实际使用等情况应认定安外雷及其配偶已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转移他人，新兴房地产公司在对上述房屋进行拆迁时，安外雷已并非上述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其要求新兴房地产公司赔偿其上述房屋财产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亦无权获得上述房屋的重置成新价款”。一审诉讼中，安外雷向法院申请追加王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申请对上述公证档案材料中王某的相关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及本案其他案情，安外雷上述申请事项对本案的事实查明及最终裁判结果并无实际意义，故法院不予准许。另查，安外雷向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的日期为2020年9月24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安外雷主张的涉诉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其一，安外雷于1999年4月2日至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签署《赠与书》，公证处据此于1999年4月2日作出涉诉公证书，安外雷自其签署《赠与书》时起即明知涉诉公证赠与存在的事实，自该时间至本案提交诉状时（2020年9月24日）已经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其二，安外雷曾经于2011年4月16日向国立公证处申请撤销上述公证书，国立公证处于2011年5月10日以安外雷申请已经超过复查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其申请；安外雷还于2011年5月自行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涉诉公证档案材料中“王某”相关签字进行同一性鉴定，鉴定机构作出倾向于不是同一人书写的意见；故即便从2011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至本案提交诉状时（2020年9月24日）亦已远超二年法定诉讼时效；在此期间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综上，国立公证处关于安外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纳。关于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人民法院相关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安外雷夫妇与案外人王某之间的公证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安外雷以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本诉讼，其关于公证档案材料中王某签字问题等相关事实主张实质上系否定上述生效判决关于涉诉公证赠与合同的认定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安外雷坚持其相关异议，则其应当通过依法申请再审等法定程序寻求救济，法院无权且不应当在本案中就涉诉公证赠与合同的合法有效性进行重复审查认定。于本案而言，在涉诉公证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法院无法认定国立公证处在相关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相关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在涉诉房屋拆迁时安外雷已并非涉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无权再就涉诉房屋主张相关赔偿权利，故本案中安外雷根据涉诉被拆迁房屋估算价值主张其损失亦明显缺乏依据。综上，安外雷主张的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均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安外雷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安外雷上诉主张国立公证处行为违法并导致其受到损害，故其首先需就国立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一、二审庭审中，安外雷均认可其本人到达公证现场并在相关笔录及公证文书上签字。且依据已经生效的判决，安外雷与案外人王某之间的公证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安外雷虽主张国立公证处在作出案涉公证时存在过错，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公证损害责任为补充责任，在本案所涉赠与合同被生效裁判认定有效的情况下，结合在案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国立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一节，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公证书作出时间为1999年4月2日，安外雷提起本案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9月24日，已经超过了法定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安外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安外雷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艳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彭媛媛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