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2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王庄布依苗族乡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武，贵州纵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鹏，贵州纵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宁国市宁阳西路47号。法定代表人：赵金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成，安徽地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5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58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案涉三份合同的全部价款，被上诉人无权请求上诉人再行支付579297.47元货款。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共签了三份买卖合同：2017年7月3日签订了编号为GDCL-2017-364的第一份合同，2017年9月14日签订了编号为GDCL-2017-520的第二份合同，2017年12月5日签订了编号为GDCL-2017-646的第三份合同，如果按照百分之百的食同总价款计算，上诉人的实际支付金额与合同总价款确实差距579297.47元，但根据合同的约定，每份合同项下的第二笔货款应当按照上诉人技术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磨耗情况后对应相应的比例付款，本案中被上诉人供应的三份合同项下钢球磨耗程度按照合同约定均对应90%的结算结果，因此，上诉人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总价款的90%货款，无需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10%的价款。上诉人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人民法院也应当最大限度的尊重双方当事人体现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合同中没有任何双方共同取样、共同检测的意思表示，而是约定双方共同关注和跟踪，最后由上诉方技术部出具评估报告。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推翻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标准和验收方式，否定双方共同选择的验收方式和结算标准，要求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检验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显然违反了民事法律的自治原则，同时也对本案的主要事实即双方的约定视而不见，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二、案涉合同约定的由上诉人技术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本质上是对钢球在实际生产中的磨耗情况进行的一种客观记录，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对产品理化指标等的科学检测，无需第三方专业技术的检测，因此客观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由第三方进行检测或鉴定。一审法院在没有弄清案涉评估报告的性质的情况下，就武断的认定其为应当鉴定的事项，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案涉合同项下供应的钢球是球磨机上碾磨铝土矿所需的物料，是一种消耗性的材料。其本身的耐耗性能与其本身的理化指标关系不大，因此判断其磨耗的方法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观察，观察并记录数据的时间越久，得出的结论越客观，所以合同中才约定了三个月的观察期，同时，球磨机是24小时不停运转的，上诉人的员工需轮班值守，以便随时填充钢球。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要求供货方（被上诉人）派员24小时值守，所以合同中才约定双方共同关注和跟踪，而不是共同完成整个生产观察过程。这与通常意义的商品检验即通过对每个批次货物的抽验来确定该批货物的理化指标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是截然不同。换一句话说，合同约定的评估报告的结论是该批钢球在实际生产中实际产生的磨耗，而非通过抽样根据理化指标推算出来的数值。这种评估方法是不可能用科学仪器或者科学方法来完成的，它只能通过实际生产中产生的实际磨耗来体现。同时由于是在生产中完成评估的，评估完成时钢球已经基本损耗殆尽，因此这一评估过程是不可逆的，客观上是无法重复的，更遑论要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去进行鉴定。正是因为有上述特点，双方当事人才在合同中约定了行业内同行的最有效率也最客观的评估方式。一审法院没有弄清案涉钢球的实际工作原理，套用普通的商品检验模式，将客观上不可能也无必要的鉴定申请义务强加给上诉人，增加上诉人的诉讼义务，显然违反了诉讼法的程序规定，也直接导致了一审判决的严重不公。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严重缺乏公正性，应当依法撤销。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所做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被答辩人所拖欠的答辩人的剩余货款总额，答辩人无异议。二、被答辩人依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两份复印件证据，即《贵州华锦生产系统报告》，以此来主张其依照合同约定，已付清了全部货款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且依照公平原则，在双方买卖关系发生的最后截止时间至今，已过去近两年的时间，被答辩人理应履行支付剩余全部货款之义务。1、《贵州华锦生产系统报告》两份，被答辩人均提交的是复印件，且在法庭释明的情况下，被答辩人表示无法提供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得到判断。对于其依据该两份报告而主张已支付完毕全部货款的关键性证据，显然不能仅凭复印件得到客观真实反映，亦不符合《证据规则》之规定。因此，达不到其证明目的。2、抛开前述两份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讨论，再看该两份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一、该两份报告系被答辩人单方制作，原告在诉请主张之前并未收到过该两份报告。双方签订合同中，亦约定了应当由双方共同关注跟踪加球及工艺运行情况，之后客观得出评价报告，换而言之，就是报告的得出，应当由双方共同参与检测。另外，从公平角度出发，涉及买卖关系中，针对产品质量问题异议的处理，亦应由双方共同参与，进而得出的结论才会客观真实，双方才会予以信服。被答辩人在报告形成过程中，并未通知答辩人恩参与（被答辩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已承认了该事实），在无双方共同参与检测的情况下，如果一味仅凭被答辩人的单方认定，进而认定所应支付的货款总额，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如据此认定，对答辩人来说亦极为不公平。同时，该两份报告据被答辩人陈述系由此技术人员得出，我们对其检测的过程是否规范、记录是否完整、所依照的依据均持怀疑态度，被答辩人是否真实的进行过检测、检测的过程是否客观、准确，均无法通过仅有的两份报告得到证实。答辩人亦有合理怀疑，被答辩人是为了拒付剩余货款，而故意制作的报告，毕竟自2018年至今已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期间被答辩人一直持续在向答辩人付款至2019年，在此过程中，被答辩人却并未向答辩人提及，在知道答辩人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货款之时，其才将报告拿出来，且仅仅是复印件，难以让人信服。其二、两份报告均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即在同一时间段，被答辩人公司的钢球使用，供货单位并不仅仅是原告一家。如果同一时间段，被答辩人还在同时使用其它公司提供的钢球的话，那么更无法判断被答辩人陈述的所谓1#、5#磨机的钢球的来源情况，况且合同亦限定了答辩人所供钢球使用于1#、5#磨机，被答辩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在无法判断1#、5#磨机钢球的来源情况下，仅凭被答辩人口述两台磨机的球系来源于答辩人，进而对其进行的检测，其结果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其三、被答辩人技术人员在该两份报告里提到的“综合各种因素”及“经验判断”，答辩人代理人当庭询问该技术人员，问其针对“综合各种因素”及“经验判断”是否有具体的客观依据，其回答为没有。因此，该两份报告结论的得出，我们认为均系该技术人员的主观判断，并无客观真实存在的理论支持，加之该技术人员系被答辩人员工，与被答辩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该两份报告的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交付的货物均系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答辩人在向被答辩人告交付货物时，经过了被答辩人的验收，且在随货交付的质量证明书中亦明确了产品的合格性。在答辩人提交质量证明书，经被答辩人确认后，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开具发票，被答辩人告才会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前期的货款，否则如存在产品不合格的话，被答辩人是不会支付前期货款的，这从被答辩人已支付的总货款中，可以得出结论。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首先系超出了举证期限提交，不应被采纳；其次该报告记载的送检时间是在2018年5月底，而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供货的时间系自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期间答辩人所供产品均由被答辩人进行了使用，同时结合前面所述，期间被答辩人亦在同时使用其它单位的钢球，那么被答辩人从何而来的未使用的样品钢球进行鉴定，不得而知。依照最基本的质量异议处理原则，对于异议产品，应当是由双方共同取样、封样并送检，显然被答辩人单方提交的送检样品，对其真实性，亦无法得到判断；且被答辩人送检的样品仅为一种型号，而答辩人告交付的货物型号并不仅仅为该一种。另外，我们对检测机构及其检测人员，是否具备鉴定资质，亦不得而知。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并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货款582495.0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时间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由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在审理中，原告变更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货款582495.04元；2.由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7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原料磨钢球技术协议》[以下简称《技术协议》]，约定在被告之5#球磨机上使用原告之钢球，“两段磨耗”的计算方法是：下矿量以棒磨机皮带计量为准；钢球消耗量以与棒磨机连接的球磨机补加钢球量为准（若球磨机是单段磨时，则不计算在内）。按照2个月时长计算钢球磨耗。其计算公式是：磨耗（g/t-矿）=磨机补加球量（g）/棒磨机下矿量（t）。2017年7月3日，原告和被告签订GDCL-2017-364号《2017年工业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364号买卖合同》]买卖合金耐磨球，双方约定在被告之5#球磨机上使用此批钢球，按照《技术协议》标准，计算磨耗且支付货款。2017年12月15日，被告出具《贵州华锦生产系统报告:原料钢球使用报告》[以下简称《2017年磨耗报告》]，认定此批钢球“两段磨耗”是268g/t-矿，且向原告结算了90%的该合同货款。2017年12月5日，原告和被告签订GDCL-2017-648号《2017年工业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648号买卖合同》]买卖高铬铸铁球，约定双方跟踪3个月1#球磨机的运行情况，共同评估此钢球磨耗，且按“评价报告”结算货款。2018年5月30日，被告出具《贵州华锦生产系统报告：原料钢球使用报告》[以下简称《2018年磨耗报告》]，认定该批钢球“两段磨耗”是391.67g/t-矿，“单段磨耗”是468.35g/t-矿，且向原告结算了90%的该合同货款。2020年11月4日，原告诉至本院。经本院组织当事人双方再次核对和确认货款的实际金额，被告诉请本院判令被告向其支付剩余之10%的全部钢球货款（人民币579297.47元）。被告辩称，其已按合同约定，根据钢球磨耗，向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请求本院驳回原告诉请。上述事实，有原告与被告当庭陈述，以及《技术协议》《买卖合同》《磨耗报告》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法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钢球磨耗的检测主体是否符合约定。科学判断钢球磨耗检测主体是“被告单方”还是“合同双方”——既要审查合同约定，亦要审视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磨耗报告》是复印件且由被告单方制定，检测磨耗和制作报告时，被告没有通知其实际参与，不能以此为据，结算钢球货款。被告辩称：由被告单方检测磨耗和制作报告，符合《买卖合同》约定。其检测磨耗和制作报告时，已和原告进行了沟通。一审法院认为，恪守契约精神是法治国家共通的审判理念，经查《买卖合同》内容，由被告“检测磨耗”且“制作报告”具有高度盖然性。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认《技术协议》是《364号买卖合同》附件，但其未证明自己履行了《技术协议》第七部分第一条约定。即在钢球出现质量问题时，被告没有证明自己已向原告履行了通知义务。同时，《648号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双方共同跟踪球磨机运行情况，实事求是地制作《磨耗报告》。被告主张自己已和原告商议，却不能证明自己履行了此项沟通义务。因此，法院综合分析全案证据，结合双方交易习惯的连续性，依法认定被告具有“检测钢球磨耗”且“制作磨耗报告”的主体资格。但在检测磨耗和制作报告过程中，被告未能证明自己履行了通知义务和沟通义务，没有提供《磨耗报告》原件质证，其因举证不能而需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钢球磨耗的检测方法是否符合约定。经查《技术协议》内容，当事人约定了“两段磨耗”的计算依据，并以此作为钢球货款的结算依据。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两次《磨耗报告》均按《技术协议》制定，且按钢球磨耗程度，对应支付了钢球全部货款。原告辩称：由于被告没有通知其实际参与检测，其不能判断检测方法是否规范。且在同一时段内，被告还使用了其它钢球，被告需证明其检测的钢球，就是原告的钢球。一审法院认为，正确判断钢球检测方法是否符合约定，要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当庭陈述，重点审查以下问题：一是被检测钢球的生产单位。被告主张，两次《磨耗报告》中的被检测钢球，就是《买卖合同》中的原告之钢球。经查，被告在使用“原告钢球”的同时，还使用了“焦作钢球”“广西钢球”，且其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检测的钢球，就是原告供货的钢球。二是被检测钢球的检测地点。被告陈述，两次《买卖合同》中的钢球，其陆续同时在1#和5#球磨机上检测磨耗。但在《364号买卖合同》及其附件《技术协议》中约定，这批次钢球只在5#球磨机上检测磨耗。同时，在《648号买卖合同》中写明，该批次钢球只在1#球磨机上评估磨耗。三是被检测钢球的检测时间。被告主张，其依据《2017年磨耗报告》结论，支付《364号买卖合同》货款。从2017年9月至同年10月，被告以电流值为基准，测算此批钢球磨耗。但在该时段内，报告中没有10月份的电流值数据。被告主张，其依据《2018年磨耗报告》结论，支付《648号买卖合同》货款。但报告不符合该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即未按3个月时长，而按5个月时长，评估此批钢球磨耗。四是被检测钢球的检测依据。被告陈述，两次《磨耗报告》均按《技术协议》制定，但协议中没有约定“以电流值测算磨耗”和“以单段磨耗结算货款”，被告以此检测磨耗和结算货款，却未能证明自己已和原告协商一致。同时，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磨机补加球量”和“棒磨机下矿量”符合协议第四部分之计算依据，且其自认报告中的“各种因素”和“经验判断”没有客观依据。而在开庭前和庭审中，本院两次释明：证明责任主体有权申请——由本院委托第三方鉴定钢球磨耗。被告陈述，其已全部用完原告供货之钢球，没有可送鉴定的样品。因此，本院综合分析全案证据，依法认定被告“检测钢球磨耗”和“制作磨耗报告”之方法不符合协议和合同约定，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已核实的剩余货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限被告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钢球货款共计人民币579297.47元。案件受理费9624元，减半收取4812元，由被告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光盘，证明：磨机的生产过程，第一步是称钢球的重量并记录，第二步是将称好的钢球倒入磨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第三步是再次称打磨的后的钢球并记录，此过程需要大量的钢球才能完成生产。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第二组证据：一号球磨机和五号球磨机加球台账，证明：上诉人使用被告提供的钢球的下球时间规格数量及供球厂家。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同第一组证据意见一致。第三组证据：原料统计台账和原料磨机下矿统计，证明：上诉人完整记录所有磨机的下矿时间及下矿量。这个台账是由电脑自动及时生成的，所以没有原件。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该五组证据我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第四组证据：四份原料磨钢球技术协议，证明：约定按照磨耗的比例计算结算，说明用这样的方式结算磨耗和结算是行业惯例。第五组证据：杜若平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人是被上诉人公司的经办人，表示他代表被上诉人分别于2018.1和2018.6收到上诉人通过微信送出的钢球使用报告即钢球磨耗报告。在一审我们提供了代理人和杜若平的录音，该录音已经质证。举证完毕。被上诉人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质证称：针对第五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出具情况说明的人属于证人，应出庭作证，否则该情况说明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其他意见同一审录音证据意见一致。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东方碾磨公司与华锦铝业公司对双方签订合同以及供货之事实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锦铝业公司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案涉三份合同的全部价款。根据合同约定，每份合同项下的第二笔货款应当按照钢球的磨损情况对应相应的比例付款，华锦铝业公司主张三份合同项下的钢球磨耗程度按照合同约定均对应90％的结算结果，故华锦铝业公司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无需再支付剩余10％的货款。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技术协议》的约定，华锦铝业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在合理的期间内对产品质量问题与东方碾磨公司进行过协商。其次，华锦铝业公司提交了《磨耗报告》用以证明钢球的磨耗情况，但其在使用东方碾磨公司提供的钢球的同时，还使用了“焦作钢球”“广西钢球”，其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检测的钢球就是东方碾磨公司所供应的。另，依照《364号买卖合同》约定的内容，该批次钢球只在5#球磨机上检测磨耗，《648号买卖合同》也约定该项下的钢球只在1#球磨机上评估磨耗。但根据华锦铝业公司的陈述，两份合同项下的钢球陆续同时在1#和5#球磨机上使用。综上所述，华锦铝业公司虽提供《磨耗报告》、原料统计台账等证据用以佐证其抗辩理由，但经本院审查，其提供的《磨耗报告》、《原料统计台账》均无原件可供质证，且根据《648号买卖合同》的约定，双方共同跟踪球磨机运行情况，实事求是制作《磨损报告》，然现华锦铝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均系其单方进行制作，在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东方碾磨公司参与检测磨耗和制作报告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其使用的检测方法、检测样本、检测依据等是否规范，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9624元，由上诉人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员  周立新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岳涛书记员刘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