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先兵，男，197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北京星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涛，男，197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凤丹，女，1972年5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天津市武清区。上诉人郑先兵因与被上诉人邓涛、被上诉人胡凤丹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先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被上诉人邓涛、被上诉人胡凤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先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先兵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邓涛、胡凤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邓涛与郑先兵发生的借款金额、时间、还款及最终欠付本金及利息总额等事实客观存在，而邓涛、胡凤丹协议离婚的日期在（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发生之后，且邓涛对欠付郑先兵的债务负有清偿责任。因此，无论该借款是邓涛用于生意或是买房等夫妻共同生活，其借款的用途并未违法，不构成违法债务，即该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均不影响郑先兵对该债务享有合法追偿权。第二，一审法院以（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不属夫妻共同债务”而判决驳回本案诉讼请求错误。（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是基于借贷关系对郑先兵债权合法性的确认，而本案是关于邓涛、胡凤丹对合法债务不能清偿时恶意处分个人财产，请求对该处分行为违法的确认。即邓涛对郑先兵的债务是明知，而邓涛、胡凤丹均承认双方因为感情破裂，并非邓涛一方过错导致离婚，邓涛并未丧失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分配权。而本案郑先兵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书》中邓涛依法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权中的50%份额，并未请求胡凤丹向郑先兵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不会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第三，郑先兵根据向邓涛、胡凤丹离婚登记的天津市武清区民政局调取的《离婚协议书》内容，方知邓涛在欠付郑先兵大额借款未清偿的情况下，将其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协议让与给胡凤丹。关于胡凤丹在本案中提交的有邓涛投资的另外2个公司的股权信息，根据网上工商登记查询信息，其中北京鸿泰鑫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鑫润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成立，2017年4月1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工商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后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于2020年4月17日被工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人；哈尔滨杰里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里亚公司）于2015年8月3日成立，但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被工商机关抽查时出现“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同时该公司自注册开始无任何参保人员信息。并且，邓涛、胡凤丹在《离婚协议书》中并未涉及鸿泰鑫润公司和杰里亚公司股权分配。本案中，邓涛、胡凤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两公司具有实际价值。由此可见，说明两公司并无任何资产，也无任何经济价值，进一步证明邓涛净身出户只为逃避郑先兵债务。第四，邓涛向郑先兵签署《借款合同》时，将天津市武清区×××夫妻共有房产用于借款担保，郑先兵出于对同乡的信任，未要求其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并同意将借款期限延后清偿，但邓涛明知其欠付郑先兵的巨额债务未予清偿，却在《离婚协议书》中故意将属于其的财产份额全部让与给胡凤丹，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由此证明，邓涛将涉案房产用于其向郑先兵借款的担保，主观上显然存在恶意欺诈的目的。第五，在涉案《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的分配中，邓涛将夫妻名下有形资产全部协议让与给胡凤丹，而债务归邓涛个人偿还等约定，从表面上看，邓涛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和精神价值进行的处分，但从其行为的实质看，邓涛作为《离婚协议书》的一方，在欠付郑先兵的巨额债务后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意图非常明显，并严重损害到郑先兵的合法权益，但一审法院既没有对邓涛的恶意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未充分考虑郑先兵的实际损害情况，仅以邓涛、胡凤丹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绝非单纯的处分财产的民事协议，显然与事实不符。由此，如本案不对行为人的恶意行为进行限制和评判，相反还站在恶意行为人的一方为其开脱，势必会导致他人效仿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根本不符合法律的现实要求，也违反了公平公正审判的原则。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属于民事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民事主体应当严格遵循诚信诚实，恪守承诺的基本行为准则。本案中，邓涛、胡凤丹在《离婚协议书》中处分名下全部有形或有实际价值的资产给一方，而由另一方承担大额债务无力清偿。无论胡凤丹有无恶意，邓涛的行为应当为法律所不容。然而，一审法院却作出了违背法律原则，也违背公平正义之社会价值取向的错误判决。根据邓涛、胡凤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即使处分的完全是身份法律关系事宜，也不能排除其适用广义的民事合同法律，相关内容也应当遵守民事合同效力法律规定。邓涛明知其无力清偿郑先兵大额债务，却将其享有平等支配权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部离婚协议给前妻胡凤丹，而胡凤丹对邓涛欠付债务的事实，如果知情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恶意串通”行为；如果不知情，邓涛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转移个人财产行为。因此，无论邓涛、胡凤丹是什么心理状态，都不能改变邓涛恶意转移个人财产逃避债务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以“非民事合同”从法律适用上予以否定，是完全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邓涛辩称：郑先兵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胡凤丹辩称：不同意郑先兵将胡凤丹列入被告之列的诉讼请求。第一，胡凤丹与邓涛于2016年12月15日离婚，距今已是5年。第二，夫妻离婚主要是因感情彻底破裂，协商离婚，无逃避责任等问题。第三，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房产，700000元全款购买于2011年6月17日，属于胡凤丹的个人财产，房产购于借贷之前，不存在借款购房问题。第四，所有关于邓涛的《借款合同》，虽然发生日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借款行为，是邓涛个人行为，且资金未用于家庭生活。第五，自1996年1月8日邓涛与胡凤丹结婚以来，邓涛一直在外出差、创业、工作，胡凤丹为了支持邓涛的工作和事业，20多年来独自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胡凤丹还有自己的工作。创业期间，邓涛以合伙公司为由，不允许家人过问其公司大小事情，同时隐瞒其经营情况，并以公司发展需要为由，无精力和收入照顾家庭，且不断滚动投入，将家庭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义务全聚集在妻子身上。离婚后，邓涛因同样理由，未遵守《离婚协议书》约定按时按数支付女儿大学、研究生期间的生活费及学费，至今已是5年。婚姻存续20年来，在胡凤丹的支持下，邓涛在行业内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与人脉，并于2013年至2016年期间拥有了2家公司，离婚前，其公司经营正常，且前景乐观。郑先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邓涛于2016年12月15日与胡凤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条放弃夫妻共同财产份额的行为；2．律师费10000元、交通费435．7元由邓涛承担；3．诉讼费用由邓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涛与胡凤丹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12月15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载明：1．子女抚养事项：子女已成年；2．共同财产事项：汽车（×××）一辆归女方所有；3．债权债务事项：所有债务由男方偿还，无债权；4．房产事项：坐落在湖北省仙桃市×××3号楼店面，2-3号店面幢1楼0105和坐落在湖北省仙桃市×××和坐落在天津市武清区×××归女方所有；5．其他事项：男女于2020年12月15日前支付给女方100800元，支付方式为每月支付给女方2100元。一审庭审中，邓涛、胡凤丹称二人育有一女（1998年6月3日出生），双方离婚时女儿刚考上大学，离婚后女儿随胡凤丹生活，上述《离婚协议书》中的第5项是邓涛承诺给女儿上大学的生活费。2020年1月，郑先兵起诉邓涛、胡凤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郑先兵要求胡凤丹、邓涛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等。2020年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邓涛偿还郑先兵借款本金460499元及利息（利息截止至2020年1月15日为431091．51元，自2020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460499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邓涛赔偿郑先兵支出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2000元；驳回郑先兵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载明：“2012年邓涛向郑先兵借款，郑先兵于2012年3月3日向邓涛转账15万元、2013年5月23日向邓涛转账30万元、2013年7月22日向邓涛转账30万元、2013年10月18日向邓涛转账92500元（借条载明金额为10万元），共计转账842500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一年，月利率2．5%，每四个月支付一次利息。2014年9月25日，邓涛将2013年5月23日借款的30万元予以清偿。2014年1月19日，双方重新出具了1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4年7月24日，双方重新出具了30万元的借款合同，2015年4月2日，双方重新出具了15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内容同之前约定。2018年6月15日，邓涛偿还5万元本金。2018年9月8日双方对上述借款经过结算重新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郑先兵人民币50万元，每月按月息2%结算，每月利息为壹万元，每年3月30日之前将本金及利息偿还，借款人：邓涛，2018．3．30，身份证号：××××××，手机号：186××××××。当日双方对截止至2018年3月30日的借款利息进行了结算，借款本金为30万元的借款按照月息2．5%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3月24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30日止，利息为181494元；借款本金为15万元的借款按照月息2．5%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12月2日起计算至2018年4月2日止，利息为10．5万元；借款本金为10万元的借款按照月息2．5%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1月19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30日止，利息为65810元；邓涛共计偿还借款利息6．7万元，尚欠借款利息285304元。故邓涛向郑先兵出具欠条，载明：今欠郑先兵截止2018年3月30日之前的借款利息人民币28万元，欠款人：邓涛，2018．3．31，身份证××××××，手机号：186××××××天津市武清区×××。出具借条后，邓涛于2019年5月30日微信转账还款2000元，于2019年6月1日微信转账还款6001元，于2019年8月5日委托案外人张利转账还款5000元，于2019年8月16日委托案外人曹亚宇转账还款5000元，于2019年9月16日委托案外人付楚雄转账还款1万元，于2019年12月25日微信转账还款2000元，于2020年1月15日微信转账还款2000元，共计还款32001元。庭审中，双方确认上述还款为归还的借款本金。另，2019年10月17日，应郑先兵的要求，邓涛在50万元的借款单中加载：天津市武清区×××，同意尽快筹钱还款。”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郑先兵主张胡凤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节，本院认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具体到本案，虽然涉案5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为邓涛为经营网店以个人名义产生的借贷，根据其陈述，其经营收益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且胡凤丹并不知情，郑先兵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另查，鸿泰鑫润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18日，注册资本500000元，邓涛为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50%。杰里亚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3日，注册资本4000000元，邓涛为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60%。一审庭审中，邓涛、胡凤丹均表示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归邓涛所有。一审法院认为，郑先兵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该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后期子女生活、财产分割等问题所达成的整体性方案，它是以夫妻特殊的人身关系为基础，以解除婚姻关系作为前提，包含着对夫妻感情、子女抚养的考量，绝非单纯的处分财产的民事合同。故仅以夫妻一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是否获得对价来判断该处分行为是否对夫妻一方的债权人造成损害无疑是对婚姻制度的片面化理解，它既忽略了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和精神价值，也对夫妻另一方不公平。故对于《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条款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债权人应当举证证明作为夫妻另一方的胡凤丹对《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条款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一节知情。然根据生效裁判文书（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涉案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胡凤丹对于涉案债务亦不知情，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胡凤丹存在与邓涛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事实。综上，郑先兵的各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先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郑先兵提交杰里亚公司企业档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杰里亚公司无实际缴付出资的证明，邓涛于2015年7月29日注册杰里雅公司档案中的租赁合同租期为1年，但企业信息网查询到2016年6月20日监督局抽查杰里亚公司显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即杰里亚公司并未实际经营。邓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杰里亚公司是认缴出资，还没有实缴。胡凤丹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与邓涛自愿离婚，其不清楚杰里亚公司的情况。郑先兵提交录音，证明杰里亚公司税务逾期申报至少2年以上，于2020年9月自动列入“非正常状态”，该公司自注册以来税务为“零申报”，且该公司未向税务局备案开户行信息，变相证明至今邓涛未向杰里亚公司实缴出资。邓涛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胡凤丹对录音不予认可，提出录音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不知道是否进行过剪辑。郑先兵提交客运机打发票等，证明其在二审审理期间调取证据发生的差旅费。邓涛、胡凤丹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已经生效的（2020）京0108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胡凤丹对涉案债务不知情，涉案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胡凤丹与邓涛签订《离婚协议书》时知道涉案债务，进而知道《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会对邓涛的债权人造成损害。郑先兵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杰里亚公司企业档案资料等证据，主张邓涛持有的公司股权并无实际价值，邓涛放弃夫妻共同财产是为了逃避债务。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系邓涛与胡凤丹在解除婚姻关系时自愿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夫妻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后期子女生活、财产分割等问题所达成的整体性方案，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胡凤丹存在与邓涛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郑先兵主张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郑先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郑先兵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