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0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坚，男，汉族，1974年12月20日出生，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加，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雨，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秀静，女，汉族，1979年11月1日出生，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荫菁，天津秋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婷，天津秋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永坚因与被上诉人范秀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3民初1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范秀静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等全部由范秀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范秀静合同目的包括天津市泽泰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项，属认定事实错误。1、基于合同约定及简单逻辑应认定，范秀静合同目的不包括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首先，王永坚早在2018年便开始着手准备泽泰公司高新认定资料，泽泰公司于2019年年初申报的高新认定资料也仅系根据泽泰公司2018年12月31日之前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而制作。王中安、范秀静（郭健，郭健以范秀静名义签署的《合作协议》）并未就泽泰公司申报高新作出任何贡献。故此王永坚认为泽泰公司申报高新并获得补助款与王中安、郭健无关。基于上述，《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王永坚收到国家政府补助所有款项后，将股权转让给王中安、范秀静。《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王中安、范秀静在泽泰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后，应将政府补助款支付给王永坚。因此，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王永坚，系三方共同认可之事项。既然王中安、范秀静均认可政府获得补助款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王永坚，王中安、范秀静并未期待将政府补助款实际由泽泰公司享有，如此，对王中安、范秀静而言，泽泰公司实际获得政府补助款也自然并非王中安、范秀静之合同目的，或合同目的之一。综上，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并非范秀静之合同目的或合同目的之一。2、基于范秀静历次主张应认定，范秀静合同目的不包括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范秀静在原审过程中两次变更其所主张的合同目的，但从未主张泽泰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为其合同目的。范秀静作为合同当事人，自身都从未主张泽泰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为其合同目的，原审法院作为非合同当事人又何以越俎代庖认定范秀静合同目的包括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为其合同目的？另，为说明范秀静从未主张合同目的包括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现对范秀静历次主张的不同合同目的陈列如下：（1）第一次，主张合同目的为获得股权。本案件原一审时，范秀静诉称合同目的为获得泽泰公司33%股权（详见范秀静起诉状及原一审开庭笔录），但王永坚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且范秀静也未提出王永坚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另，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永坚也同意在泽泰公司未取得高新认定的前提下，如范秀静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王永坚，王永坚放弃坚持以泽泰公司取得高新认定作为股权交付的前提，同意将股权交付范秀静，但范秀静当场拒绝。（2）第二次，主张合同目的为投资一个能够取得高新认定的企业。鉴于范秀静与王中安系合伙人，其在一审过程中所聘请律师又为相同的律师。王永坚在一审过程中提出“三方共同经营”并非为王中安之合同目的之证据及理由后，范秀静未提出“三方共同经营”为其合同目的，而是将合同目的变更为“投资一个能够取得高新认定的企业”。针对范秀静提出的新的合同目的：首先，范秀静作为有着二十余年工作及经商经历的成年人，其拟进行的又系以营利性为目的商事行为，其签署协议前，一定要对泽泰公司的经营状况，及认定高新企业成功的可能进行一番调查，事实上王中安及郭健也确实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调查。正是因为二人对泽泰公司调查后也认为泽泰公司取得高新认定没有问题，所以才同意以取得高新认定并获得补贴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且合作协议具体条款系经三方多次、反复商讨后才最终签订，若范秀静认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附之条件系不可能成就，或有不能成就之风险，其人亦不可能同意签署《合作协议》，并约定以取得高新认定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其次，泽泰公司未能取得高新认定，系被郭健与王中安恶意阻挠所造成的。范秀静及王中安先是盗取公司公章，而后举报泽泰公司环保存在问题（经王永坚向环保部门了解，举报人系王中安爱人李静及郭健），再次是郭健同王中安暴力拆卸公司海德堡印刷机主板致使泽泰公司停产。另，经王永坚与天津市河西区科技局综合科技管理科科长孙永年及工作人员刘永霞多次沟通，河西区科技局拒绝为泽泰公司进一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泽泰公司高新认定材料仅系因王中安为泽泰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且王中安多次在拒绝提供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举报泽泰公司高新申请材料作假，且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并手持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等向河西科技局主张不同意泽泰公司申报高新。在河西科技局孙永年科长告知王永坚，只要王中安出具同意申报高新的说明后，河西科技局便同意为泽泰公司向上级单位申报高新认定材料的（有河西科技局孙永年科长及工作人员刘永霞录音为证）。但最终王中安拒绝向科技局出具该说明。经多次沟通无果后，王永坚只能安排泽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以新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该说明。但泽泰公司变更完毕法定代表人后，河西科技局已经终止本批次高新申报。综上，泽泰公司未能取得高新，并非不能取得高新认定，而系王中安、郭健二人恶意阻挠泽泰公司申请高新认定所造成。综合上述，范秀静从未主张泽泰公司取得补助为其合同目的。3、基于“不告不理”之民事审判基本原则，原审法院也不应认定泽泰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为范秀静合同目的。范秀静在原审中从未主张合同目的包括“泽泰公司取得政府补助款”，一审法院在范秀静未提出该主张的前提下，坚持认定泽泰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款为范秀静合同目的，有违不告不理之原则。另，在范秀静并不主张泽泰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为其合同目的时，原审法院单方提出，并进行审查认定，亦有违审判公平。二、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前提应判断何为范秀静合同目的。王永坚认为范秀静的合同目的应为：获得泽泰公司33%股权。（1）首先，基于范秀静变更其主张的合同目的的事实，应认定获得股权（即相应股权对应的财产分配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经营管理权））为其合同目的。范秀静最先起诉及庭审过程中称获得股权为其合同目的，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后再次称投资一个能够取得高新认定的企业为其合同目的。但范秀静作为有着二十年经商经历的成年人，其本次投资之商事行为又系经过深思熟虑。其不可能不清晰地知晓其合同目的。其变更主张的合同目的仅系因其在先主张的合同目的难以作为其诉请的支撑，故此才变更。故而，从常理及逻辑判断，范秀静最先主张的合同目的，即获得股权，才是其真正的合同目的。（2）其次，基于《合作协议》本身之约定，应认定获得股权为其合同目的。《合同法》中有多处提及“合同目的”，但是究竟何为合同目的，《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但从合同解除条件考察，合同目的应为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是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相应情形之规定，其内容为：I、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II、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III、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IV、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V、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虽表述情形不同，但归纳而言，其实质均为不履行根本/主要合同义务。现分析如下：第I种情形，不可抗力影响的是一方当事人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客观可能性。第II种情形，实为明示地或默示地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第III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虽未明确宣告不履行义务，但其怠于履行主要义务的方式被法律推定为不履行主要义务的默示方式；第IV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虽未明确宣告不履行义务，但其既有的违约行为被法律推定为默示的不履行主要义务；综观上述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被推定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即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合同目的应为对方当事人向本方当事人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也正是基于上述，明示或默示的不履行及法律推定的不履行足以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行为统称“根本违约”。基于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的关于王永坚的主要合同义务即王永坚股权的交割，并对因股权转让涉及到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交割股权前后财产权的分配和处置进行了相关约定。因此，从《合作协议》本身出发，也应认定获得股权为被申请人之合同目的。（3）再次，基于常识判断，应认定获得股权为其合同目的。从常识出发，合同目的为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及履行合同本身所希望获得的利益。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卖方来讲是取得标的物的对价货款，而对于买方来说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以租赁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出租方来讲是取得租金，而对于承租方来说则是取得租赁房屋的占有和使用权，即能正常使用租赁房屋的权利。委托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委托方来讲是取得受托方（代理人）提供特定服务（即处理委托事务）的权利，而对于受托方（代理人）来说则是取得服务对价即委托费用的权利。归纳而言，合同目的应指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及履行合同这一行为所希望直接获得的利益，对一方而言是取得标的物（行为）的对价款项，对另一方而言则是取得对方所提供的标的货物或服务的权利。基于上述，并结合本《合作协议》，本《合作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但实为股权转让合同。同时，考虑到范秀静签署《合作协议》又是以商人身份从事的商事行为。故此，对作为股权受让人的范秀静而言，其合同目的自然应为获得泽泰公司股权，也就是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权利及经营性权利。综合上述三点，获得股权才是泽泰公司之合同目的。2、范秀静不存在合同目的实现之障碍。（1）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股权交付的前提是王永坚收到政府向泽泰公司支付的补助款。王永坚坚持如此约定系考虑到协议签署后，便将经营权交由王中安、郭健负责，王永坚难以再对公司进行控制，出于保障王中安、郭健控制公司后能够顺利将泽泰公司收到的补助款支付给王永坚之考量，故此坚持泽泰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后，王中安、郭健必须配合将政府补助款支付给王永坚，王永坚才会交付股权。（2）范秀静与郭健于合作协议签署后共同经营泽泰公司至2019年7月，之后，王中安、郭健提出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要求王永坚退还合作价款，并将自行起草的解除协议发至王永坚微信。鉴于范秀静与郭健在负责泽泰公司经营期间存在的种种问题（辞退公司半数以上老员工、销售收入不入账、以远高于公司正常采购价采购原材料、单方处置公司资产等）给泽泰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及经营困难，另王中安、郭健所起草的解除协议对王永坚严重不公，王永坚未能同意签署该解除协议。但在该过程中王中安、郭健从未提出王永坚存在违约，也从未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范秀静以获得股权之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起诉后，原审第一次开庭时，为揭穿范秀静不能实现获得股权之合同目的并非其起诉的真正理由，而仅系范秀静掩盖其单方违约事实，以达到“反咬一口”之目的借口。王永坚提出，放弃坚持以获得政府补助为交付股权的前提，只要范秀静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王永坚立即配合办理股权交付手续。但范秀静当场拒绝。综上，虽然当时开庭过程中王永坚表示同意放弃坚持以获得政府补助为交付股权的前提，仅为揭穿范秀静主张解除协议之虚假理由的手段。但当时若范秀静同意支付尾款，甚至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尾款（即2020年3月15日前支付），范秀静之合同目的亦均可以实现。三、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未经三方达成一致，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本人系违约行为，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合作协议仅有两条约定：《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收到首期款后变更为王中安；第六条第二款，收到全部款项后变更法定代表人。王永坚认为，两款约定存在不一致，不能简单认定哪一款有效约定，应均视为有效。如此，应当认定在两款约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中安，即收到全部款项后变更法定代表人。鉴于王中安一直未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故此，不应认定王永坚将法定代表人自王中安变更为本人即系违约行为。2、泽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推选董事长，应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但免去孟春妹为董事长，推选王中安为董事长并未经泽泰公司董事会通过，系王中安及郭健于2019年3月18日，在泽泰公司董事孟志邦、王永坚、郎翠萍、董云轩均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伪造董事孟志邦、王永坚、郎翠萍、董云轩四人签字，伪造董事会决议（有公司登记文件为证，可随时鉴定），将公司董事长由孟春妹变更为范秀静。其中具体提交变更法定代表人相关登记文件的人员为郭健。因王中安、郭健伪造文件私自、提前变更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本就不符合《合作协议》约定，且违反《公司法》关于董事及董事长选举的相关规定。王永坚自然有权利用股东身份再次变更法定代表人。3、既然是违约行为，则应考量谁对谁违约。即违约应当以权利义务的相对性为前提。在即便、假使、假如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构成违约的前提下，并不影响范秀静（郭健）之权利。从该角度出发，一审法院以王永坚对王中安违约认为构成对范秀静（郭健）的违约，亦属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因私自变更法定代表人之违约行为致使泽泰公司获得补助款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认定事实错误。1、王永坚将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中安变更为本人，对范秀静（郭健）之合同权利的实现，并不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如果说对谁造成了影响，也只是使得郭健（范秀静）及王中安不能继续利用王中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阻挠泽泰公司申报高新，阻挠泽泰公司获得补助款，迫使王永坚签署其拟定的不平等《解除协议》的目的。2、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不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泽泰获得补助款之合同目的”的实现存在不利后果，反而有利于该所谓“合同目的”的实现。首先，范秀静亦认可其与王中安于2019年6月底7月初即不再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另，郭健与王中安一直掌控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银行账户优盾等，并拒不将上述证照印章等交还公司。虽王中安及郭健控制泽泰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证照印章等系以此胁迫王永坚签订不平等的解除协议。但该行为也同样致使泽泰公司无法开展正常业务，无法支付供应商货款，给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困难。其次，王中安手持公章、营业执照等到河西科技局表示不同意泽泰公司申报高新，并称泽泰公司申报材料造假，致使河西科技局要求必须由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同意申报高新认定申请的说明，方可同意申报，但王中安作为法定代表人拒不配合（有河西科技局谈话录音为证）。一方面为避免公司损失扩大之迫切需要，需重新办理泽泰公司印章证照及账户，而重新办理证照印章及银行开户等必须法定代表人配合（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人名章、本人签名等），另一方面为尽可能赶上当批高新认定的最终审核，必须由法定代表人出具同意申报高新的说明。在王中安拒不配合的情况下，王永坚也只得变更法定代表人。因此，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本人实为在王中安不同意、不配合的前提下，王永坚为避免泽泰公司损失进一步扩大，为尽可能赶上当批次高新认定的最终审核而不得已为之的行为。该行为不仅不会导致泽泰公司不能成功认定高新，并取得政府补助，反而有利于泽泰公司成功认定高新，获得政府补助。3、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同时亦对范秀静获得股权之真正合同目的实现不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范秀静合同目的为获得股权，即相应股权对应的泽泰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经营管理权）。首先，更换法定代表人并不对其获得股权后的财产分配权产生影响。其次，王中安、郭健控制泽泰公司证照印章等拒不返还，亦不配合泽泰公司正常使用上述证照印章等，同时亦无故不再负责泽泰公司日常经营，致使泽泰公司无人管理，给泽泰公司经营造成重大损失，如不及时办理新的证照印章等泽泰公司损失将继续扩大。更换法定代表人才能重新办理公司各类印章证照及账户等，从而保障泽泰公司正常经营，避免泽泰公司损失进一步扩大，以更好地保障公司利益。鉴于王中安、郭健（范秀静）受让股权价款已经确定，故而保障公司利益，也有利于准股东王中安、范秀静（郭健）更好的行使利润分配权。再次，2019年7月初，王中安及郭健不再管理公司，致使公司无人负责，变更法定代表人自然也不会影响王中安、郭健之经营管理权。故此，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仅不会对范秀静实现真正合同目的造成损害，反而亦有利于其合同目的的更好实现。五、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系“用行为确认其自2019年8月26日不再履行合同义务”，认定事实错误。1、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不构成违约，上文已论述，不再赘述。2、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并非“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之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3、合同主要的义务为王永坚向范秀静交付股权，且合同约定的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中安，也并非王永坚对范秀静的义务。原审判决所谓“不再履行合同义务”虽为明确，但当然地是指“不再履行对范秀静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即“用行为确认其”不再履行“对范秀静”的义务，当然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一方面为避免因王中安、郭健控制公章不配合公司办理业务，且不再负责公司经营，而造成公司损失扩大；同时，因办理新证照、印章、账户等需要法定代表人配合，而王中安拒不配合。故此，王永坚只得变更法定代表人。另一方面，王中安恶意向河西科技局陈述泽泰公司高新申报材料作假，拒不同意出具同意泽泰公司申报高新之说明，为尽可能赶上河西科技局报请上级进行最终审批，王永坚也只得变更法定代表人。故此，变更法定代表人实为无奈之举。5、范秀静从未主张“变更法定代表人”即“王永坚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具体详见开庭笔录，范秀静起诉状，上诉状等）。范秀静自己都未提出该主张，原审判决如此认定系再一次越俎代庖。六、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主张泽泰公司未能认定高新系范秀静过错造成，且“王永坚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王永坚主张泽泰公司未能认定高新系范秀静过错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王永坚从未有过该主张，王永坚之主张为，王中安及郭健到河西科技局举报泽泰公司高新认定申请材料造假，王中安不配合申报。2、一审判决认定“王永坚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认定事实错误：王永坚曾向原审法院提供王永坚、孟春妹及河西科技局综合科技管理科科长孙永年及工作人员刘永霞的谈话录音。并向一审法官提供了孙永年科长的电话。该录音清楚地证明，王永坚及爱人孟春妹强烈要求河西科技局为泽泰公司向河西科技局上级部门上报泽涛公司高新认定材料以供最终审核。但科技局要求必须由王中安与王永坚出具一致同意泽泰公司申报高新的说明。正是因为王中安利用其与郭健手持泽泰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拒不配合所造成。同时，该录音中也能清楚证明王中安手持公章，到河西科技局举报泽泰公司申报材料造假。但河西科技局要求王中安就其举报出具书面材料，王中安拒不出具，而只是出具了申请复印申报材料的书面申请。综上，该录音足以证明，泽泰公司未能成功申报高新，系范秀静爱人郭健及王中安原因所造成。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认定事实错误。七、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系“用行为确认其自2019年8月26日不在履行合同义务”，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该认定，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为《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二款之“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也即预期违约。首先，预期违约，指在履行期限到来前，一方明确表示其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履行合同，或者其行为表明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逾期违约分为明示违约及默示违约。预期违约并非实际违约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而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因此，预期违约只是一种违约的可能，最终可能并不产生违约责任。在明示违约中可以由于债务人撤回毁约的而使违约的责任归于消灭，而在默示违约中，只要债务人能提供充分的保证，债权人则不应要求债务人承担预期违约的责任。此外，当事人对预期违约享有选择权，而对实际违约一经发生就成为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其次，预期违约必须能预见到对方将不会或不能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如只能预见对方将不会或不能履行合同的次要义务，则不构成根本性违约，由于并未使当事人一方的合同目的落空，其借助合同可取得的期待利益并未受重大影响，故也不构成预期违约。结合本案：1、原审法院已认定“未经三方达成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存在现实违约行为。但其适用的法律又为预期违约之规定。故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合作协议》约定的王永坚主要义务为王永坚就其拟出售股权的交割，同时对因股权转让涉及到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交割股权前后财产权的分配和处置进行了相关约定。故此，交割股权才是王永坚“主要义务”，而王永坚从未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示过不交割股权之意思。故此，从该角度出发，原审判决同样适用法律错误。八、原审判决认定王永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违反《合作协议》，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该认定，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为《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款之“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鉴于上述：①王永坚不存在违约行为；②范秀静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形；③原审法院认定的王永坚之所谓“违约行为”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所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此，应当适用的法律并非应为《合同法》九十四条第四款之“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应为《民诉法》五十六条之“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既然范秀静诉请不成立，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九十七条，《民诉法》二百五十三条，也自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范秀静辩称，王永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范秀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永坚、范秀静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王永坚向范秀静返还合作款40万元；3、判令王永坚向范秀静支付违约金72500元；4、本案诉讼费由王永坚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3月15日，范秀静与王永坚及王中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王中安；乙方：王永坚；丙方：范秀静。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共同经营管理泽泰公司，泽泰公司利润分配方式：按全年利润总额平均分配给甲乙丙三方，每一方占三分之一。三方均同意由王中安代任法人代表职务，但泽泰公司营业执照的所有权归甲乙丙三方所有，每一方占三分之一。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合作价格为201万元，三方各出资三分之一（67万元）。付款方式：在本协议签定当日，甲方和丙方各付给乙方35万元，共计70万元。甲方和丙方在2019年4月15日前付清乙方30万元。余款34万元，经甲丙确认同意在签订此协议后一年内付清。付款时间约定：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70万元，第二次付款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30万元，第三次付款时间甲方和丙方各17万元，甲丙双方共计34万元必须在2020年3月15日前付清。第四条：乙方的营业执照法人变更及股权转移（1）乙方收到首期款后，泽泰公司营业执照法人由原法人孟春妹变更为王中安，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和丙方承担。（2）乙方收到国家政府补助所有款项（国家政府补助款金额以政府实际下拨款项为依据）后，泽泰公司股东股权转移甲方33%，转移丙方33%。违约责任：（4）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第（8）款，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及其股权持有人在法定代表人尚未变更期间，实施损害甲方和丙方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乙方应支付甲方和丙方的实际损失额的10倍作为赔偿。合同亦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范秀静于2019年3月16日将40万元合作款转账王永坚，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中安。泽泰公司于2019年年初向天津市河西区科学技术局提出申请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6月6日，天津市河西区科学技术局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天津市河西区推荐申报2019年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示》，企业名单包括泽泰公司。2019年9月10日，天津市河西区科学技术局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天津市河西区推荐申报2019年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公示》，企业名单不再包括泽泰公司。2019年7月后，王永坚负责公司实际经营，王中安不再参与公司经营。2019年8月26日，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中安变更为王永坚。现范秀静因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失败，无法达到合同中约定收到国家政府补助所有款项的目的，要求解除合同，并返回合作款40万元，故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范秀静、王永坚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二、王永坚是否应当向范秀静返还合作款；三、王永坚是否应当向范秀静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范秀静、王永坚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范秀静、王永坚与王中安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经审查，首先，《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包含泽泰公司在被认定为天津市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后取得国家政府补助款项。现范秀静、王永坚均确认泽泰公司已不能够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故取得国家政府补助款项的目的已然无法实现。其次，《合作协议》约定由王中安担任法定代表人，王永坚在履行了上述义务后，未经三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亦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使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泽泰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未能成功，且王永坚亦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范秀静要求解除范秀静、王永坚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第三，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范秀静于2019年8月16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王永坚于2019年8月26日自行将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中安变更为王永坚，因此王永坚实际用行为确认其自2019年8月26日不再履行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第四，关于泽泰公司未能被认定为天津市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过错问题。范秀静、王永坚均认为系对方过错造成，但是范秀静、王永坚均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应当各自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永坚是否应当向范秀静返还合作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范秀静、王永坚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王永坚应当返还范秀静合作款40万元。故范秀静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王永坚是否应当向范秀静承担违约责任。范秀静主张违约责任的依据为合同第七条第（4）项。首先，范秀静未能举证证明王永坚违反了该条的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范秀静主张违约责任的依据，不予支持。其次，虽然范秀静主张适用违约责任的依据无法成立，但是王永坚的确存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擅自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违约行为，故酌定王永坚承担自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8月16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损失，即40万元×4.35%÷12个月×5个月=7250元。综上，范秀静要求王永坚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7250元部分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范秀静与王永坚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9年8月26日解除；二、王永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范秀静合作款40万元；三、王永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范秀静违约金7250元；四、驳回范秀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8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194元，由范秀静负担643元，由王永坚负担3551元。保全费2882元，由王永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永坚提交证据如下：1、2019年9月20日王永坚、王中安等人聊天录音光盘及文字稿，证明范秀静欲解除合同并非因为王永坚存在违约行为，而仅系因范秀静欲单方违约解除；2、案外人郭建与王永坚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范秀静一方恶意举报泽泰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泽泰公司未能取得高新，系范秀静一方造成，王永坚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3、泽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证明选举王中安为董事长无效，泽泰公司对此进行更正，并非王永坚违约。范秀静未提交新的证据。经质证，范秀静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3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中安是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也经过王永坚的认可。本院认证意见：王永坚在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范秀静、案外人王中安与王永坚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在协议签订后，各方在《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因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法定代表人变更等问题产生纷争。《合作协议》约定在王永坚收到首期款后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中安担任，王永坚也曾履行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义务，但此后未经三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王永坚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亦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另外，根据《合作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共同经营管理天津市泽泰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内容约定，如果《合作协议》能顺利履行，应是王中安、范秀静、王永坚三方作为泽泰公司的股东共同经营泽泰公司的局面，但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的履行情况看，各方合作的基础显然已经丧失，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既然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解除，则王永坚应当返还范秀静支付的合作款40万元。关于违约责任承担问题，考虑到王永坚确有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一审法院酌定王永坚承担范秀静主张的利息损失共计7250元（自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8月16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永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88元，由上诉人王永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杨宝华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单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