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3民初3486号原告：史学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雨，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田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洪广，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胥维武。原告史学敏与被告田歌、第三人胥维武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学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李欣雨与被告田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洪广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胥维武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在庭审结束后到庭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学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三人胥维武与被告田歌的赠与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田歌返还款项211527.2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合理费用均由被告田歌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第三人胥维武于1990年9月22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在KTV消费的过程中与被告田歌相识。相识后第三人胥维武与被告田歌保持微信联系，在此期间被告田歌多次向第三人胥维武索要财物，第三人胥维武通过微信或现金存款的方式，向被告田歌转款共计211527.2元。第三人胥维武向被告田歌所转的全部款项，均为原告与第三人胥维武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人胥维武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属无权处分，该处分行为无效，故原告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上述款项，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田歌辩称，2019年1月至4月，第三人胥维武在被告工作的歌厅消费时与被告相识，其隐瞒婚姻状况开始追求被告。2019年5月，二人开始恋爱，第三人胥维武让被告辞去工作并答应每月向被告给付生活费用，被告就在2019年6月辞去工作。第三人胥维武自2019年5月开始每月向被告转账，支付生活费用数千元至万元左右不等数额，至2020年9月止，共计166740元（其中，银行转款10000元，其余是微信转款）。上述部分款项由被告偿还外债，其余部分在生活中都已经消费。2020年11月，原告史学敏给被告打电话，被告才知道第三人胥维武不是单身。为了不破坏他们婚姻关系，被告就不再和第三人胥维武保持恋爱关系。原告史学敏起诉称第三人胥维武向被告转款211527.2元，数额不对。第三人胥维武在2019年1月至3月期间向被告转款9100元是其在歌厅消费时的服务费用，2019年4月转款3000元是第三人胥维武购买机票的费用。被告认为第三人胥维武隐瞒婚姻状况，既欺骗了被告的感情，也破坏了原告和第三人胥维武的夫妻感情，第三人胥维武具有过错。第三人胥维武向被告转款是在其与被告恋爱期间自愿按月交付给被告的生活费用。被告为此放弃工作，白白耽误了两年的青春时光和感情，最终没能走入婚姻殿堂，被告也是受害者。被告收取这些钱款是善意取得，没有过错。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二款“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原告史学敏无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在本案中属于善意相对人的被告返还财产。原告史学敏作为第三人胥维武的妻子，也是受害人，其在婚姻生活期间没有维护好夫妻感情，导致丈夫胥维武搞婚外恋情，原告史学敏自身也有一定责任。原告史学敏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一）项“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规定，追究本案过错方即第三人胥维武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责任，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将第三人胥维武已交付给被告的生活费用计入第三人胥维武的个人财产中，以维护其自身财产权益。综上所述，原告史学敏对本案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胥维武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第三人胥维武述称，其和原告于1990年9月22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因为工作应酬的原因，2019年其在KTV消费的过程中与被告相识。相识后，其和被告一直保持微信联系，并发展为婚外情，在其与田歌相处的过程中，其对妻子史学敏进行隐瞒，为被告田歌购买首饰、衣物、化妆品等物品，并且通过微信或现金存款的方式向被告田歌转款，共计211527.2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史学敏与第三人胥维武于1990年9月22日登记结婚，截止庭审之日，二人仍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未对夫妻财产进行特别约定。2019年，第三人胥维武因生意应酬前往KTV消费，于在此工作的被告田歌相识，后发展成婚外情关系。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第三人胥维武在原告史学敏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通过微信、银行等方式向被告田歌的账户进行转账。第三人胥维武向被告田歌转账记录如下：一、第三人胥维武的微信转账账单记载如下：1、第三人胥维武向微信昵称为“芒果布丁”和“甜妮儿”的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9年1月16日2000元，2019年1月22日500元，2019年1月30日2000元，2019年2月18日1000元，2019年3月7日2000元，2019年3月7日200元，2019年3月12日600元，2019年3月20日1000元，2019年4月8日3000元，2019年5月6日3000元，2019年5月25日4000元，2019年6月6日3000元，2019年6月16日2000元，2019年6月30日1000元，2019年7月1日2000元，2019年7月15日2000元，2019年7月30日2000元，2019年8月7日520元，2019年8月7日512元，2019年8月8日6000元，2019年8月15日2000元，2019年8月25日2000元，2019年9月6日3000元，2019年9月13日500元，2019年9月18日2000元，2019年10月5日5000元，2019年10月14日1000元，2019年10月16日3000元，2019年11月3日500元，2019年11月6日500元，2019年11月6日3500元，2019年11月14日2000元，2019年11月15日1000元，2019年11月18日1000元，2019年11月20日2000元，2019年11月26日10000元，2019年11月28日1000元，2019年11月30日1000元，2019年12月4日1元，2019年12月4日1400元，2019年12月8日5500元，2019年12月10日1000元，2019年12月15日2000元，2019年12月19日1000元，2019年12月24日500元，2019年12月31日1000元，2019年12月31日1000元，2020年1月5日1500元，2020年1月8日3600元，2020年1月14日7000元，2020年1月22日2000元，2020年1月22日2000元，2020年1月22日1000元，2020年1月24日500元，2020年2月8日3200元，2020年2月16日2000元，2020年2月22日1400元，2020年3月8日3000元，2020年3月9日500元，2020年3月16日2000元，2020年4月5日5000元，2020年4月15日2000元，2020年5月6日8000元，2020年5月16日2000元，2020年5月20日520元，2020年6月8日5000元，2020年6月16日3000元，2020年6月24日3000元，2020年7月9日3000元，2020年7月16日5000元，2020年7月21日1000元，2020年7月24日1000元，2020年8月8日5000元，2020年8月16日2000元，2020年8月18日1600元。上述款项共计169553元。对于上述转款，除2019年3月7日的200元、2019年8月7日的512元、2019年12月4日的1元被告田歌表示其未收到之外，其余转款均与被告田歌提供的转账明细相吻合。同时，被告田歌认可“芒果布丁”和“甜妮儿”均系其使用的微信名称。另，被告田歌主张自2018年12月起至2019年3月止第三人胥维武向其支付的款项系用于第三人胥维武在被告工作地点消费的服务费用，2019年4月的款项系用于支付第三人胥维武与被告田歌去外地时购买机票的费用，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的款项系第三人胥维武按月向被告田歌支付的生活费用。原告史学敏对于被告田歌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且第三人胥维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到庭陈述其与被告田歌于2018年10月相识，当时被告已经知晓第三人胥维武已婚，第三人去KTV均为自行支付费用，机票费用系第三人转给被告，用于购买被告田歌的机票，第三人胥维武的机票均由原告购买。2、第三人胥维武向微信昵称为“北镇爱乐琴行”的微信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20年8月25日1元，2020年8月25日1000元，2020年9月5日5000元。对于上述款项，被告田歌表示其未收到。3、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9月23日向IQOS于中旭（大连）支付830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化妆品；2020年1月2日向IQOS于中旭（大连）支付398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香水；2020年4月17日向丁锋玩具商行支付550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玩具；2020年6月29日向凤与凰原浆酒店支付1600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酒品。上述款项共计3378元。对于该组款项，被告田歌表示其收到上述物品，但具体金额不清楚。第三人胥维武陈述该部分款项中不存在为其本人消费的情况。4、被告田歌向第三人胥维武转账情况如下：2019年8月7日52.1元，2020年6月21日52.1元，2020年8月9日52.1元。上述款项共计156.3元。二、第三人胥维武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记载情况如下：1、第三人胥维武于2020年9月30日向被告田歌名下的尾号为8377的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2、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12月1日向沈阳萃华楼珠宝有限公司支付4472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戒指；2019年12月8日向长春波雪商贸有限公司支付2629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羽绒服；2020年6月26日向中兴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5390元，原告陈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手表。上述款项共计22491元。对于该组款项，被告田歌表示其收到上述物品，但具体金额不清楚。第三人胥维武亦表示该部分款项中不存在为其本人消费的情况。3、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3月7日从银行账户内提取现金7000元。现原、被告因赠与合同产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系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综合被告田歌的陈述以及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账单和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可以认定第三人胥维武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的方式赠与被告田歌款项的事实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三人胥维武对外赠与款项的性质、第三人胥维武的赠与行为是否有效，以及原告史学敏是否有权要求被告田歌返还案涉款项以及返还款项的数额问题。关于第三人胥维武赠与被告田歌款项的性质问题。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原告史学敏与第三人胥维武系夫妻关系，二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并无特别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史学敏与第三人胥维武共同经营琴行，经营收入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现第三人胥维武赠与被告田歌款项发生于原告史学敏与第三人胥维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案涉款项应属于原告与第三人胥维武的夫妻共同财产。关于第三人胥维武赠与被告田歌款项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因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况下，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享有的平等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一半的处分权，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或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双方均无法对共同财产划分个人份额，在没有重大理由时也无权于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或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才可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除非无过错的配偶方主动提出解除共有关系，否则夫妻共同财产不应作按份分割的处理，这种赠与行为应认定为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无过错的配偶方有权要求受赠方返还受赠的财产。本案系原告史学敏诉请被告田歌返还相应款项，属于原告史学敏自愿处分自身的民事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主张原告史学敏应与第三人胥维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田歌与第三人胥维武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相差22岁，二人在2019年之前既无特殊的身份关系，也无特别的经济关系，在相处近两年时间的情况下，被告田歌主张不知第三人胥维武有家室，是难令人相信。现第三人胥维武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并赠与钱款，被告田歌据此取得财产，明显有违社会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不应受到法律的肯定评价。而原告与第三人胥维武目前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共同财产未进行分割，第三人胥维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且又未经财产共有人即原告史学敏的同意，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同时，虽案涉转款中有些次数赠与的数目较小，但案涉款项系第三人胥维武对被告田歌在较长时间内的连续赠与，整体而言属于大额财产。因此，第三人胥维武向被告田歌赠与款项的行为应认定为全部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对于原告史学敏主张被告田歌应返还相应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另，对于被告田歌主张其接受第三人胥维武款项系善意取得的抗辩意见。由于被告田歌作为受赠人取得上述财产不符合善意取得关于支付合理对价、有偿取得的法定构成要件，故，对于被告田歌主张其为善意取得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返还款项的数额问题。综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针对双方就该问题争议焦点的具体分析如下：1、对于2019年3月7日200元、2019年8月7日512元、2019年12月4日1元，虽被告田歌表示其未收到该部分款项，但根据第三人胥维武的微信转账账单记载，该部分款项均系第三人胥维武向微信名为“芒果布丁”的账户进行转款，而被告田歌自认“芒果布丁”系其使用的微信名称。在被告田歌提供的微信转账明细并不完整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被告田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被告田歌收到该部分款项予以确认。2、对于被告田歌主张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第三人胥维武向其支付的款项系用于第三人胥维武在被告工作地点消费的服务费用。为证明该项主张，被告田歌提供了形成时间为2019年1月22日200元、2019年3月7日80元、2019年3月10日100元、2019年3月12日200元交易记录，但该组记录所记载的收款人无法体现与KTV等消费场所有关，且金额与日常情况下在KTV等娱乐场所消费所达到的数额存在一定的差距，无法认定被告田歌所主张的上述四笔款项系其代第三人胥维武支付服务费用。另，被告田歌又提供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8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王金娟-沈阳市金钻喀秋莎酒店”支付1300元的交易记录，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交易记录，可以看出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3月7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田歌支付的金额为2200元，交易的时间和金额与被告田歌提供的该笔微信转账记录均存在差异，无法认定被告田歌于2019年3月8日的转款与第三人胥维武有关。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可以看出第三人胥维武曾于当日支取现金7000元，在第三人胥维武陈述其通过现金进行消费结算且被告田歌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7000元的现金系用于其他消费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本院无法认定被告田歌所主张的2019年3月8日的转款1300元系其代第三人胥维武支付服务费用。鉴于被告田歌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自2018年12月起至2019年3月止其接受第三人胥维武款项的具体用途，被告田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被告田歌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3、对于被告田歌主张2019年4月的款项系用于支付第三人胥维武与被告田歌去外地时购买机票的费用。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田歌提供形成时间为2019年4月5日，金额共计2410元的微信交易记录，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交易记录，可以看出第三人胥维武当月向被告田歌转款的时间为2019年4月8日，金额为3000元，交易的时间和金额与被告田歌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亦存在差异，在第三人胥维武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被告田歌提供的2019年4月5日微信交易记录与第三人胥维武有关。故，对于被告田歌的该项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本案系原告史学敏起诉要求被告田歌返还相应款项，第三人胥维武将相应款项支付给被告田歌后，其不当赠与行为已经完成，该款项已由被告田歌所有，被告田歌如何使用，为谁使用均系其自身处分行为，与原告史学敏无关。4、对于第三人胥维武于2019年9月23日向IQOS于中旭（大连）支付830元，2020年1月2日向IQOS于中旭（大连）支付398元，2020年4月17日向丁锋玩具商行支付550元，2020年6月29日向凤与凰原浆酒店支付1600元，2019年12月1日向沈阳萃华楼珠宝有限公司支付4472元，2019年12月8日向长春波雪商贸有限公司支付2629元，2020年6月26日向中兴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5390元，原告陈述上述款项系用于第三人为被告田歌购买化妆品、香水、玩具、酒品、羽绒服、手表等物品。在被告田歌明确表示其收到上述物品，仅抗辩具体金额不清楚的情况下，被告田歌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系由第三人胥维武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支付，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主张该部分款项系第三人胥维武赠与被告田歌，本院予以采信。5、对于原告提供的第三人胥维武向微信昵称为“北镇爱乐琴行”的微信账户转账明细，因无法体现“北镇爱乐琴行”与被告田歌的关联关系，在被告田歌否认收到该部分款项的情况下，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的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第三人胥维武赠与被告田歌的款项金额为205265.7元（计算方式169553元+3378元+22491元+10000元-156.3元），故，本院对于被告田歌应返还原告史学敏款项205265.7元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第三人胥维武与被告田歌之间的赠与关系无效；二、被告田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史学敏款项205265.7元；三、驳回原告史学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田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2元，其中，被告田歌承担4379元，原告史学敏承担93元。保全费1620元，由被告田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潘鸿飞人民陪审员  赵跃洲人民陪审员  段小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王 雪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