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0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秉人，男，1957年11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辽宁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艳，女，1955年10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秀德（系于艳丈夫），1955年12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聪，女，1983年2月2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涛（丁聪丈夫），1983年6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伟，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博，男，1987年1月3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上诉人杨秉人因与被上诉人于艳、丁聪、原审被告杨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秉人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本案的关键焦点民间借贷的金额、期限、借款性质认定错误。关于借款金额和期限：案外人于秋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大额经济往来，但是只有30万元符合民间借贷性质，证明了借款的期限为一年，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无期限借款。剩余90万元均不能认定为于秋的借款，尤其是2012年8月25日于秋出具“收条，今收到丁聪壹拾万元整”，收条与借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有借款期限约定的民间借贷债权应当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关于借款性质是案外人于秋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按照一审庭审时已经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接到起诉状之前根本不知道于秋生前有120万元的债务，庭审时播放的于艳与杨秉人电话录音中，于艳明确表示是在于秋那里买的“金融理财”，杨秉人也不知道于秋的借款行为，该款项没有用于家庭开销，不符合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更不能以上诉人在于秋去世后代于秋偿还过部分利息，就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举证于秋在保康县广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2000万元（至今未被查封或变更），小贷公司的股权都是现金出资，能够证明于秋的经济能力远远大于被上诉人，进一步证明于秋不可能因家庭开销事由向被上诉人借款，但此份关键证据被忽略，导致了上诉人“被负债”。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是错误的，如前条所述于秋在30万元的借条中已经写明了“一年期利息2%”，那么这30万元债务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约束。其余90万元即便是借款，那么在2014年12月14日于秋去世后被上诉人就应当积极向于秋的继承人主张。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由继承人偿还的受诉讼时效限制，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本案中，案外人于秋去世之日就是被上诉人自身权利受损之日，债务人的死亡将会导致其债权无法正常实现，无论于秋生前的债务有期限或无期限，都应当从死亡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这属于特殊的诉讼时效适用情况。被上诉人在6年后才向于秋的继承人提起诉讼，显然远远超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讲，上诉人最后一次给付被上诉人10万元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3日，到本案的起诉时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于艳、丁聪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是无期限借款，只是认定了上诉人借款未还的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能够否认借款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微信聊天纪录、电话录音等证据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于秋去世后杨秉人偿还利息的事实，足以证明杨秉人是明知该借款行为的。按照法律规定，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和用于生产经营的债务都是夫妻共同债务，杨秉人、于秋和杨博名下都有多家公司，他们将借来的钱用于公司的资金周转，或者用于给杨博买房，显然是夫妻共同债务，甚至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共同债务，杨博名下的房子（襄城区铁佛寺路3号上海公馆8幢2单元5层2室，面积166.15平），该房的价款当时应在200万以上，登记时间为2013年5月，当时杨博只有26岁，杨博也承认房子是其父母出钱购买，且杨秉人一直给还贷。因为双方是亲戚，大家都了解杨博在26岁之前，甚至至今也没有挣到多少钱，都是在花他父母的钱。于秋去世后，2016年9月杨秉人办理完公证后卖了原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子，杨秉人将该房卖出得到430万元房款后，只偿还给原告10万元，其它的钱款用于给他儿子杨博经营酒店。将本案借款认定为于秋的个人债务，杨秉人和杨博都继承了于秋的遗产，也应当偿还于秋的债务。对于上诉人称于秋有2000万股权，并不能否认向别人借款的事实，却恰恰能证明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是夫妻共同债务。于艳和杨秉人的电话中，于艳并没有说借给上诉人的钱是用于理财。三、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还款、支付利息和聊天纪录来看，被上诉人的债权并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时提交的于艳与杨秉人的电话录音是2020年3月25日）。原审被告杨博未作答辩。于艳、丁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20万元及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22日，按月息1%计算；以12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23日起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于艳、丁聪系母女关系。2012年3月始，案外人于秋陆续从二原告处借款，截至2013年12月9日，共计借款1294000元（二原告通过自己或丁聪的代理人李雪涛的银行账户向于秋打款。其中，2012年3月2日打款200000元，2012年5月16日打款100000元，2012年8月25日打款94000元，2012年12月22日打款100000元，2013年4月15日打款100000元，2013年8月8日打款100000元，2013年12月9日汇款600000元）。于秋于2012年3月2日为于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于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利息：月息2%（一年期）利息最终以中国银行汇率调息为准”。于秋于2012年5月16日为于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于艳人民币转账壹拾万元整（100000、）月息2%”。于秋于2012年8月25日为丁聪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丁聪壹拾万元整（100000、）”。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12月间，于秋通过向于艳的账户转款的方式给付二原告利息共计476973元。于秋于2014年12月14日去世，被告杨秉人通过于秋的银行账户继续每月给付二原告利息直至2015年9月，金额共计169000元，后未再给付二原告利息。杨秉人于2016年11月23日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后未再偿还二原告款项。另查，被告杨秉人和案外人于秋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即被告杨博。2016年9月27日，杨秉人向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要求继承其和于秋的共同财产即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的房屋。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作出（2016）大中证民字第2622号公证书，确认上述房产由杨秉人继承。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对于案外人于秋曾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系于秋尚欠原告的借款数额。关于于秋的实际借款总额，结合二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借条、收条，应为1294000元。被告杨秉人辩称银行转账的款项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于秋为原告丁聪出具的收条系丁聪向于秋的还款，于秋从原告处的借款数额为300000元且已经偿还完毕。但其在庭审过程中不能说明二原告给付于秋的款项的具体用途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杨秉人的这一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于秋和杨秉人于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9月间向二原告银行账户的打款，结合于秋为原告于艳出具的借条、于艳和杨秉人的电话录音，可认定系每月给付二原告的借款期内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最高的时候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未违反法律规定。关于杨秉人于2016年11月23日打给于艳的100000元，该笔款项系用于偿还于艳的借款本金，应从借款总额中扣除，余款1194000元，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除于秋和杨秉人自愿给付的部分外，双方现阶段对于利息的约定并不明确，二原告主张借款期内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二原告和于秋、杨秉人对案涉借款的还款期限未做约定，债务人应自二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25日始，以119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给付二原告逾期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本案争议的另一个焦点系二被告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案涉债务发生于杨秉人和于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在于秋去世之后，杨秉人继续向二原告偿还本金及利息，应认定案涉债务系于秋和杨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告要求杨秉人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予以支持。被告杨秉人辩称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11月24日起算，至起诉日2020年3月25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因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二原告可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杨秉人的这一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原告要求被告杨博偿还借款本息，但其在庭审过程中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杨博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杨博亦表示放弃继承于秋的遗产，故二原告的这一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杨秉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于艳、丁聪借款本金1194000元并给付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20年3月25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以1194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于艳、丁聪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9820元（案件受理费7800元，保全费2020元，二原告均已预交），由被告杨秉人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于艳和丈夫丁秀德2018年4月23日去武汉的机票2张、丁聪和杨博的微信聊天纪录截图4张、丁聪的朋友圈截图一张，证明于艳和丈夫丁秀德2018年4月23日去武汉找杨秉人、杨博要钱，在武汉逗留了一个多月。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称主张债权的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一审中的其他相关证据，对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予以采纳。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自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9日，二被上诉人通过自己及李雪涛向于秋（生前系上诉人杨秉人的妻子）转款1294000元。于秋于2012年3月2日为于艳出具贰拾万元借条一份、于2012年5月16日为于艳出具壹拾万元借条一份、于2012年8月25日为丁聪出具壹拾万元收条一份，且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率。自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12月间，于秋给付二被上诉人利息共计476973元。于秋去世后，上诉人杨秉人通过于秋的银行账户继续每月给付二被上诉人利息直至2015年9月，金额共计169000元，并于2016年11月23日偿还二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00000元。一审根据查明的上述事实，认定于秋生前向二被上诉人借款1294000元，证据充分；结合于秋去世后上诉人杨秉人继续偿还利息和本金的事实，认定该债务系于秋与上诉人杨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尚欠的款项本金和利息，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借款数额事实不清，有90万元缺少证据证明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偿还相应利息的事实不符，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认为案涉债权诉讼时效应自于秋去世之日起算，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理由，其在于秋去世后继续偿还案涉借款利息和本金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向其主张还款的事实，均表明案涉借款债权时效未超过法律规定，且虽然借条中存在一年期限的约定，但因一年期满后，未重新约定，而于秋与上诉人陆续支付利息，故原一年期的约定，已被案涉当事人的偿还和接受利息行为所变更，一审认定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无不当。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6元（已预交），由上诉人杨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明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曾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