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3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天英，女，1986年1月2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勇，男，系龙天英侄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岭春晖精神病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沙营镇小寨村小寨小学。法定代表人：李兴。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凤根。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张飞，男，197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龙天英因与被上诉人关岭春晖精神病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晖医院”）、原审第三人张飞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24民初1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天英上诉请求：撤销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24民初1189号民事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由于春晖医院的过错，管护不到位，导致龙天英的父亲龙友坤自缢死亡，春晖医院在未征得龙天英同意的情况下，与张飞签订协议，支付张飞38000元作安葬费后，就将龙友坤遗体火化。一审判决认定龙天英的丈夫程朝文在《协议》上签字，属家事代理行为，是错误的。龙天英从未委托程朝文作代理人签字，并且龙天英与程朝文的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后来又离婚了。程朝文在《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对龙天英而言属无效行为。2．一审认定张飞以龙友坤的监护人身份与春晖医院签署《住院治疗和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和《病危通知书》，程朝文亦以龙友坤监护人身份与关岭自治县民政局、关岭自治县花江镇人民政府签过协议，继而武断地推定，龙友坤自缢死亡后，张飞、程朝文就理所当然地作为家属代表与春晖医院签《协议》，效力就及于龙天英，是错误的。龙友坤有两个女儿：龙兴妹（已放弃索赔权）及龙天英，龙友坤生前虽由张飞、程朝文作监护人，但龙友坤非正常死亡后，依法应由春晖医院与龙兴妹及龙天英协商赔偿事宜，在未征得龙天英同意的情况下，张飞、程朝文与春晖医院签订的《协议》对龙天英无效。3．既然沙营镇综治办、沙营派出所、沙营司法所参与组织调解，就应该懂得必须通知龙兴妹和龙天英在场参与调解，既然龙天英调解时一没在场，二没在《协议》上签字，三没事后追认，涉案协议就不是龙天英的真实意思表示。4．一审法院采信的《关于患者龙友坤死亡调解的说明》是错误的，调解地点不是水沙营派出所而是在村委会。龙天英也不在现场。春晖医院辩称，1．龙友坤上吊自缢死亡是其子女不履行子女职责，未尽陪护转诊义务造成的；2．夫妻一方行使家事代理时，无论对方是否知晓、追认与否，夫妻双方均应对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龙天英不识字，2017年8月22日张飞、程朝文与关岭县民政局、花江镇政府的协议中明确二人是龙友坤的监护人，可见龙天英委托程朝文代签，合理合法，无需出具委托书。3．龙天英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丈夫程朝文在协议中作为家属签字，龙天英予以否认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张飞二审未述辩。龙天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春晖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266278元给龙天英。2．本案诉讼费由春晖医院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龙友坤系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元林村村民，龙友坤生育了两个女儿，长女龙兴妹，次女龙天英，第三人张飞系龙兴妹丈夫，案外人程朝文系龙天英前夫，程朝文与龙天英于2018年协议解除婚姻关系。龙友坤因患精神疾病，2017年8月22日，程朝文作为龙友坤的监护人，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人民政府达成《协议》，内容为监护人程朝文、张飞自己送患者龙友坤到关岭春晖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发生的费用自己解决，住院期间的生活费用由监护人承担，龙友坤在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经合医报销后的余额部分由民政局进行二次救助等。签订协议后，龙友坤亲属将龙友坤送至春晖医院进行治疗，张飞作为监护人签署了《住院治疗药物和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2017年8月支付生活费400元，2017年9月支付生活费等420元，2017年10月支付生活费等440元，2017年11月支付生活费等440元。2017年12月15日，因龙友坤病情恶化，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春晖医院向家属送达病危通知书，要求转上级医院治疗，张飞拒绝转上级医院。2017年12月26日凌晨，龙友坤在春晖医院自缢身亡。在沙营镇综治办、沙营镇派出所、沙营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龙友坤的亲属的参与下，春晖医院作为甲方和张飞作为乙方达成《协议》，内容为：1、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三万八千元整（38000.00），作为对死者龙友坤的死亡人道主义补偿，死者的一切丧葬后事由乙方自行负责。2、甲方给付死者在殡仪馆停放费用。3、自赔偿款给付之日，乙方不在就龙友坤死亡一事与甲方发生任何纠纷。被告春晖医院在甲方处盖章，张飞在乙方处签字并按印，龙朝英、程朝文、龙友贤、何某在家属处签字，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沙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下方加盖印章。同日，春晖医院将38000元支付张飞，并支付了龙友坤在关岭县殡仪服务中心服务费用3080元。现龙天英起诉春晖医院主张索赔，龙兴妹出具一份《放弃索赔声明书》，声明放弃索赔权利，不参与诉讼活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龙天英以其未签字为由主张协议无效，要求春晖医院赔偿，本案中，龙友坤生育了两个女儿，其患精神疾病后，大女儿龙兴妹的丈夫张飞和二女儿龙天英的丈夫程朝文均曾作为监护人参与处理相关事宜，张飞以龙友坤监护人的身份送其进入春晖医院治疗，并签署《住院治疗医院和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和《病危通知书》，程朝文亦以龙友坤监护人的身份与关岭自治县民政局、关岭自治县花江镇人民政府达成协议。龙友坤过世后，春晖医院作为甲方和张飞作为乙方达成的《协议》中龙天英虽未签字，但其丈夫程朝文在《协议》中作为家属签字，程朝文应视为其家庭成员的代表，程朝文的签字行为属于家事代理行为，且龙天英作为女儿为龙友坤办理丧葬事宜，应当知晓双方达成的《协议》，协议下方盖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涉案协议应视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春晖医院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龙友坤家属38000元，并为龙友坤支付了殡仪馆费用3080元。因此，龙天英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龙天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5元（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龙天英负担。二审中，龙天英申请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协议签订时龙天英不在现场。春晖医院认为，该证言不可信，龙天英与程朝文当时未离婚，协议中张飞、程朝文都签字了。张飞对该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患者龙友坤死亡调解的说明》虽载明，龙天英参与了2017年12月26日的调解，但该证据无出具人和单位负责人的签字，且如龙天英当天参与了调解，协议上却没有其签名或捺印有悖常理。二审中证人何某证实龙天英当天未在调解现场，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2017年12月26日龙友坤的近亲属与春晖医院协商赔偿事宜时，龙天英不在现场。一审中张飞称签协议时龙天英不知情。二审中张飞称协议签订前已将协议内容电话通知了龙天英，龙天英称其太伤心了，由张飞等人处理善后事宜。上述事实有何某的证言及张飞的陈述在卷为证，可以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2017年12月26日的《协议》对龙天英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规定，龙天英是龙友坤的监护人，程朝文不是龙友坤的监护人，但2017年8月22日程朝文以监护人的身份与关岭自治县民政局签订了《协议》。龙友坤在春晖医院自缢身亡，双方协商赔偿事宜时，虽然龙天英不在现场，但是按照人之常情，作为丈夫的程朝文应当将调解协议的内容告知龙天英，并征得其同意后再签字确认调解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和人之常情，春晖医院有理由相信程朝文在协议上的签字是其夫妻二人讨论后的共同决定，程朝文的签字是代表夫妻二人的签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除非龙天英能够举证证明程朝文与春晖医院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否则2017年12月26日的《协议》对龙天英具有法律约束力。诉讼中，龙天英未举证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其在该《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近三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有悖常理。龙天英关于其不懂法律而延迟起诉的辩解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龙天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630元，由龙天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颂审判员 朱俊蓉审判员 董伟才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尹廷月书记员徐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