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陕02民终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峰，男，1973年8月7日出   生，汉族，住宜君县XX镇XX村XX组XX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宜君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住所地：宜君县。   负责人：杨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强，中国电信集团陕西省电信公司铜川市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哲，陕西絜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振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以下简称宜君电信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20)陕022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振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诉人宜君电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宁强、权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补交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单位应负担部分。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2608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认定王振峰与被上诉人自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已经构成事实劳动关系。2005年5月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构成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即2006年7月1日签订的《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2007年10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之后并未签订），就认定2006年7月1日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2006年7月1日签订的《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一审时上诉人提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书最后一页的日期以及王振峰的签字均有明显涂改痕迹，被上诉人用签订委托合同的形式规避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责任，规避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事实上上诉人还是在原岗位继续从事原工作，业务收入全部上交给被上诉人，工资由被上诉人固定按月发放，双方仍然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构成事实劳动关系。2012年10月31日至2020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劳动关系，2012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下发文件，任命王振锋为XX镇支局局长职务，任命之后上诉人一直在原岗位履行工作职责。2014年5月刘某某到XX镇支局上班，此时，上诉人与刘某某同为被上诉人职工，被上诉人也未免除王振峰的职务，根据被告提供的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显示，刘某某于2017年3月9日才成立了“宜君县恒升通讯服务部” （以下简称恒升服务部），2018年与被上诉人建立了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2014年5月之后刘某某、王振峰虽未续签合同，但产生委托代理关系属于主观臆断，且刘某某与被上诉人系承包关系，被上诉人从未告知王振峰，也从未解除与王振峰的劳动关系，王振峰的工资依然由被上诉人按月支付，在这期间，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在。2. 被上诉人应为上诉人补交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单位应负担部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构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   宜君电信公司辩称：1.王振峰与电信公司从未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有关事实为，2005年至2006年，王振峰以其兄名义代理电信公司在偏桥营业点的业务，双方为代理关系。2006年7月1日，王振峰与电信公司签订《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2007年10月1日，王振峰与电信公司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2007年10月15日，王振峰依约在宜君县工商局注册登记了宜君县XX镇王振峰电信业务代办点，2007年的合同到期后，双方仍按该合同约定执行，双方仍为代理关系。直到2014年，王振峰的电信代理业务由案外人刘某某承包，刘某某注册登记了宜君县恒升通讯服务部，王振峰即工作于恒升服务部，后王振峰与恒升服务部劳动工资争议一案，由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结案，该案件中王振峰自认2014年开始在恒升服务部工作，确认王振峰与恒升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等，王振峰于2020年1月从恒生服务部离职，王振峰也承认其从2014年开始在恒升服务部工作至2020年1月，此期间王振峰与恒生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所以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之间从未建立劳动关系。王振峰所称的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与宜君电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王振峰所称2014年5月起，电信公司与刘某某建立承包关系，未告知其，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及工资仍由宜君电信公司支付等，与事实不符。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之间在2014年5月前属于代理关系，刘某某承包代理的王振峰原代理的片区业务时，王振峰也明知。宜君电信公司与王振峰从未存在劳动关系，即无未解除或解除劳动关系一说，况且王振峰的劳动报酬为非固定报酬，是根据代理合同依据其工作量提成，自2014年5月起，王振峰的报酬由刘某某支付。其余答辩内容同上诉状。   宜君电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的部分认定和判决第一项，判为驳回王振峰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振峰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认定上诉人与王振峰自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异议。首先，2012103120144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为《关于王振峰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2003年目标责任书》，从这两份书证的形式看，确实包含劳动关系中的管理、被管理、完成一定任务等要件，但事实上以上两份材料仅为上诉人因当时的XX镇支局负责人因故无法任职，为了王振峰能更好完成委代办任务出具的相关文件，王振峰与上诉人并未依据以上两份材料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审判决仅从证据形式上判断就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未进行实质审查。其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果认定上诉人与王振峰于2012年10月至2014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应向王振峰支付赔偿金，王振峰应当于2014年5月起一年内申请仲裁，但王振峰并未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王振峰辩称：1.上诉人认为其与王振峰在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4月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以“因当时的XX镇支局负责人因故无法任职，为了王振峰更好完成代办事务”而下发文件，任命王振峰为XX镇支局负责人并签订目标责任书，事后又不承认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这样的理由牵强且不负责任。单位出具的任命职务文件具有规范性和严肃性，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振峰不仅在上诉人认定为XX镇支局负责人期间与上诉人构成劳动关系，且从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与上诉人一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因此上诉人第一理由不成立。2.王振峰的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首先，从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王振峰与上诉人之间一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已经受理，并进行了实体裁决，足以证明该案未超过仲裁时效。其次2014年刘某某来到XX镇支局，对王振峰来说只是换了一个负责人而已，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未发生改变。到2020年元月份，由于负责人刘某某拖欠王振峰2019年5月至2020年1月10日期间的工资19000余元，双方因此发生争议，诉讼时效应从此刻开始计算，而王振峰由于法律意识不足，主张仲裁主体不适格，与宜君县恒升通讯服务部在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达成的仲裁调解，并不妨碍两者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因此王振峰主张的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   原告王振峰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为原告补交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单位应负担部分；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的经济赔偿金5260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2005年5月起进入被告宜君电信公司工作，被安排在被告位于偏桥（XX镇）的营业点上班，主要从事的工作为负责该片区的话费收缴、固话电话装机、线路维护维修等。2012年10月31日，被告任命原告为XX镇支局局长职务，现XX镇支局负责人为被告公司职工刘某某。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间一直到2020年1月10日，2020年1月份，原告向负责人刘某某要求发放2019年5月至12月拖欠的工资，却被告知工资被扣并要辞退原告。原告自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十几年来工作认真负责，但被告一直未给原告办理社保手续及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无故扣发原告的工资，导致原告生活困难以及无法享受正常的医疗等相关社保待遇。2020年1月10日，被告无故辞退原告，不让原告上班，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无奈向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现依法起诉。   被告宜君电信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是基于《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产生的代理关系，属于一般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7月1日，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签订《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2007年10月1日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业务代办委托事项，期限为一年，双方均未续签，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业务范畴为话费代收、线路维护、发展固定电话用户、宽带用户、片区机房维护管理、查修机线障碍和杆线看护、代办公用电话及代销电话卡，双方对权利义务也进行了约定，宜君电信公司按照协议和合同约定向王振峰支付代理费。双方签订的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合同，但仍然按照该合同履行义务，一直履行到2012年10月30日，宜君电信公司均以现金的形式向王振峰发放劳动报酬。2012年10月31日，宜君电信公司作出的中电信宜君[2012]029号《关于王振峰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文件中，任命王振峰为其下设部门XX镇支局支局长。2013年5月1日，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签订的《2013年目标责任书》。2014年5月宜君宜君电信公司将宜君县XX镇片区的业务承包给宜君县恒升通迅服务部，王振峰在宜君县恒升通迅服务部工作至2020年1月。宜君电信公司未给王振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   王振峰向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宜君县仲裁委）提起本案前置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为：1.请求被申请人宜君电信公司为申请人王振峰补交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公积金）单位部分；2.请求被申请人宜君电信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振峰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52608元。2020年9月16日，宜君县仲裁委作出君劳人仲裁字[2020]第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王振峰主张宜君电信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般情况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甄别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从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2）用人单位是否根据某种分配原则，组织工资分配，劳动者按照一定的方式领取劳动报酬；（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据此，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用人单位根据具体分配原则，组织工资分配，劳动者按照一定的方式领取劳动报酬；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工具，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则可以认定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就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而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双方之间因签订书面合同或履行口头合同的实质内容不同，相应阶段的法律关系随之发生着变化。本案宜君电信公司提供的其与王振峰签订的《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从双方约定的内容上看不具有劳动合同的特征。1. 宜君电信公司为提高服务水平,将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王振峰进行经营,向王振峰发放职业服装、交通工具由王振峰自行解决，宜君电信公司不存在对王振峰管理、指挥和监督情形。2.双方人身依附比较松散。宜君电信公司不对王振峰进行考勤，王振峰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后,获取报酬,其报酬的多少与上诉人代办的业务量直接挂钩,与劳动关系获取的工资性质不同。3.双方在《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不属于劳动合同的法律关系，属于平等的委托法律关系 。之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延续之前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至2012年10月30日。王振峰提供的宜君电信公司2012年10月31日，作出的中电信宜君[2012]029号《关于王振峰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文件中，任命王振峰为其下设部门XX镇支局支局长。2013年5月1日，双方签订的《2013年目标责任书》，双方之间由此形成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王振峰不仅需要完成经济指标、重点业务发展指标还要完成安全指标及防止信访事件发生任务。两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委托合同转变为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定，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即2012年10月31日起至2014年4月止，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14年5月之后至 2020年1月期间，刘某某在XX镇支局任职后，其与王振峰产生委托代理关系，刘某某成立宜君县恒升通讯服务部，宜君县恒升通讯服务部与王振峰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该事实有宜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君劳人仲调字〔2020〕第2号《仲裁调解书》在卷佐证。据此，2014年5月起至今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的法律关系。   王振峰主张宜君电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8580元。宜君电信公司在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关系，损害了劳动者王振峰的合法权益，应当向王振峰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宜君电信公司按照本院指定的期限期内提供了王振峰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即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工资的证据（12个月工资），证明王振峰工平均工资1324.15元。王振峰在宜君电信公司工作年限1年6个月，赔偿金5296.6元（1324.15元/月×2月×2倍）。王振峰多主张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振峰主张宜君电信公司为其补缴2005年至2020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单位应负担部分。已查明宜君电信公司未为王振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王振峰应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振峰支付赔偿5296.6元；二、驳回王振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宜君电信公司除对一审查明发放劳动报酬有异议外，对其他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二审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1.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宜君电信公司是否应支付王振峰赔偿金的问题；2. 王振峰主张宜君电信公司补交社会保险费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3. 王振峰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    1.关于王振峰与宜君电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宜君电信公司是否应支付王振峰赔偿金问题。   王振峰二审称，2005年5月至2006年6月期间，其冒用其兄王振坤的名义在宜君电信公司工作。宜君电信公司二审辩称，2005年至2006年，王振峰以其兄名义代理电信公司在偏桥营业点的业务，双方为代理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为代理关系。故在此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06年7月1日双方签订《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2007年10月1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是延续之前的关系至2012年10月30日。从两份合同约定的条款来看，其性质为委托合同，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电信运营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作为民事主体，有权选择经过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企业、事业单位等民事主体，为其代理电信业务。本案中，宜君电信公司根据其行业工作特点及要求，将其经营的部分电信业务委托授权给王振峰代为实施，并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王振峰在从事片区服务代理过程中，是接受宜君电信公司的委托，以宜君电信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对外从事业务活动。王振峰从宜君电信公司领取的报酬为代理佣金（以工资形式发放）。王振峰作为宜君电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为宜君电信公司代理业务，所得到的报酬与劳动工资有本质区别，由此可见，双方之间是平等主体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   双方之间签订的《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双方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王振峰依法登记并领取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王振峰就由原来的劳动关系一方主体转变为代理人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于2006年7月1日在签订《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时已经解除。双方通过签订《铜川电信农村统包协议书》另行成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受托人应当依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宜君电信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即王振峰履行代理事项的情况，有权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其提供业务指导，对其进行培训、考核等，这是宜君电信局为了确保电信业务依法实施，选择决定其合格的代理人的一种有效方式。并非为了管理王振峰的人身活动，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双方基于平等、自愿而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之间的这种监督关系与劳动合同的隶属关系有本质区别。另外，由于宜君电信公司签订委托合同较多，其代理人数量也较多，宜君电信公司发放工资存折等行为，均是为了便于履行委托合同，便于开展工作及鼓励其代理人工作积极的需要，并不能说明双方是事实劳动关系。综上，2006年7月1日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12年10月31日宜君电信公司作出的中电信宜君[2012]029号《关于王振峰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文件，任命王振峰为其下设部门XX镇支局支局长。2013年5月1日，双方签订的《2013年目标责任书》，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化，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王振峰不仅需要完成经济指标、重点业务发展指标，还要完成安全指标及防止信访事件发生任务等。一审法院认定此期间，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论述自2014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正确，在此不再赘述。王振峰在宜君电信公司工作年限为2年7个月，赔偿金为7944.9元（1324.15元/月×3月×2倍）。   2. 关于王振峰主张宜君电信公司补交社会保险费的主张应否支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王振峰一审诉讼请求：“补交2005年5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单位应负担部分”，不符合上述规定。王振峰上述诉求，属于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3. 关于王振峰的劳动仲裁是否超过时效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宜君电信公司一审庭审及答辩状中，均未提出王振峰的劳动仲裁超过时效的抗辩，其二审也未提交新证据。故宜君电信公司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宜君电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振峰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20）陕022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振峰支付赔偿金7944.9元；   二、撤销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20）陕022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驳回王振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君分公司负担10元、王振峰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玉荣     审 判 员 康建军     审 判 员 张 鲜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浩楠     书 记 员  张 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