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5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彦秋，男，198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全，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法定代表人：王志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妍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经营者：张建芳，女，197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华平，山东海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涛，董事长。上诉人丁彦秋、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都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以下简称金恒通租赁站），原审第三人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二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6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安都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广安都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金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首先，丁彦秋与金恒通租赁站订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时，其与广安都发公司并没有建立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广安都发公司对其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并不知情，因此该合同对广安都发公司来讲应当是无效的。广安都发公司向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合同无效的民事诉讼，并提交了中止审理的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依法中止审理，审理程序违法。第二，该案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审结，同样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第三，一审判决明显超过了金恒通租赁站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违法。第四，一审开庭时由书记员自审自记，在开庭结束前由书记员通知法官开庭，并未对证据单独进行质证，程序违法。二审开庭前广安都发公司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像，但一审法院称当天未录像，请求二审法院在保证程序合法情况下，调取一审庭审录像，确保案件程序合法。（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广安都发公司与金恒通租赁站、丁彦秋初步建立合作关系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6日，与中建八局二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8日，而金恒通租赁站与丁彦秋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日之前，在此阶段广安都发公司与丁彦秋并不认识，无法构成表见代理。广安都发公司没有对合同进行确认，该合同对广安都发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广安都发公司于2020年1月2日给丁彦秋出具了委托书，接受委托的对象是中建八局二公司，并且特别写明了授权委托的事项是处理与中建八局二公司参加济南远大购物广场一期(B-2)总承包工程一标段主体专业工程的投标及施工活动，广安都发公司并没有委托丁彦秋办理其他事宜，丁彦秋与金恒通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宜属于法律上的越权代理。本案中金恒通租赁站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丁彦秋有代理权。丁彦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丁彦秋承担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金恒通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费金额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未能坚持客观立场，未严格核实影响金额认定的证据，其中包括金恒通租赁站在庭审过程中自认收到丁彦秋租赁费2万元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的租赁物数量错误。本案中，金恒通租赁站不能提交支持其诉讼主张的证据，一审法院未对证明金恒通租赁站实际交付租赁物的核心证据进行严格审核，未对丁彦秋实际返还租赁物的数量、规格等进行客观认定。丁彦秋已经实际返还的租赁物，仍被判决返还，系认定事实不清。物资返还过程中，张建芳从未找过丁彦秋签字确认。（三）涉案租赁合同是丁彦秋与金恒通租赁站签订，租赁物的交付、验收、返还以及结算等是丁彦秋与金恒通租赁站共同完成，除此以外并没有任何第三方签章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丁彦秋应是责任主体。一审判决认定丁彦秋的租赁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建设部(2019)1号文件规定劳务公司只能承包劳务作业，不能承包大中型机具、材料及周转材料。因此，丁彦秋在投标之前就向广安都发公司承诺不以广安都发公司的名义购买材料。后来，在该工程的施工中，总承包方中建八局二公司要求丁彦秋代其购买材料，这与广安都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金恒通租赁站针对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欠付租赁费的金额、租赁物的数量认定准确。金恒通租赁站在一审中提交了结算单及出库单，出库单中明确载明了金恒通租赁站送货的数量及时间，而且丁彦秋一方的代表也在送货单上签字。2020年9月3日，丁彦秋在结算单上进行了签字确认，确定了租赁货物的数量，实际数量与出库单中记载的数量一致；而且丁彦秋对欠付的租赁费进行了确认，明确写明今欠金恒通租赁费658032.59元。此租赁费系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租赁时间、出租的数量等计算得出的，也印证了出库单、结算单中实际租赁设备数量的真实性。丁彦秋主张租赁物的数量及欠款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丁彦秋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丁彦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正确。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前，丁彦秋一行人来到金恒通租赁站明确表明，因广安都发公司承包远大购物广场一期（B-2地块）总承包工程一标段项目，需要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丁彦秋代表广安都发公司进行考察。金恒通租赁站与丁彦秋签订合同后，丁彦秋要求金恒通租赁站提供相应设备，因广安都发公司未盖章，金恒通租赁站一直未供货。后来，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提供了其代表广安都发公司与中建八局二公司签订的合同，丁彦秋作为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明确载明丁彦秋为该公司的项目经理，金恒通租赁站也在工地现场也发现了广安都发公司的办公室。基于以上理由，金恒通租赁站于2019年10月21日开始提供相关租赁设备。金恒通租赁站作为善意第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丁彦秋有代理权，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而且涉案的租赁设备也用于广安都发公司承包的远大购物广场工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金恒通租赁站完全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应由广安都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广安都发公司在上诉状中称，2020年1月2日才给丁彦秋出具委托书，而广安都发公司与中建八局二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正好说明了在2020年1月2日之前，广安都发公司未对丁彦秋的权利进行限制，丁彦秋当然有权代表广安都发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2020年1月2日之后，金恒通租赁站已经实际履行相关合同，广安都发公司对丁彦秋权利的限制，并未实际告知金恒通租赁站，金恒通租赁站有权相信丁彦秋依然能够代表广安都发公司。委托书中对丁彦秋权利的限制，系其内部管理规定，金恒通租赁站无权知晓也无法知晓，不能对金恒通租赁站发生法律效力。（三）一审程序虽有瑕疵，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应发回重审。金恒通租赁站向在网上立案的时间为2020年9月7日，但因诉前调解，正式立案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2日，在庭审过程中，因存在调解意向，一审法院给双方留出了15天的调解期，各方当事人也在延长审理通知书中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未在3个月内审结并不违法。另，金恒通租赁站在诉状中虽未明确要求如不能归还租赁物，按照上述价款进行赔偿，但为解决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一审法院判令如不能返还，按照上述价格进行赔偿，并未超出金恒通租赁站的诉讼请求。广安都发公司提出合同效力诉讼，但本案一审判决已对该合同效力进行确认，广安都发公司提出合同效力纠纷系重复起诉，其中止审理的请求不应准许。对于一审庭审程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节约双方时间，由书记员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质证答辩，待形成相关笔录后法官开始审理此案，且对于之前形成的笔录，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增加修改，也是按照法庭调查、辩论的环节进行审理，一审程序并未违法。中建八局二公司针对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的抗辩均未陈述意见。金恒通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金恒通租赁站与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之间的设备租赁合同；2.依法判令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返还金恒通租赁站租赁设备(其中扣件25837个、木架板180块、钢管54183.80米、底座220个、顶丝4473套、钢管接头2980根、槽钢4932米)；3.依法判令中建八局二公司协助履行上述返还租赁设备的义务；4.依法判令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支付金恒通租赁站租赁费(截止2020年9月3日为658032.59元；自2020年9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设备之日止，按照钢管0.015元/天、米，扣件0.011元/天、个，顶丝0.03元/天、根，钢管接头0.015元/天、个，木架板0.2元/天、块，槽钢0.025元/天、米，底座0.02元/个、天计算)；5.依法判令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58032.59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自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6.依法判令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支付金恒通租赁站律师费15000元；7.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表明以广安都发公司的名义与金恒通租赁站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丁彦秋提交分包合同出示给金恒通租赁站，租赁合同上丁彦秋记载是以广安都发公司的名义，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金恒通租赁站向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承包施工的工地提供租赁物，但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未依约支付相应费用，金恒通租赁站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出具了《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致使金恒通租赁站认为丁彦秋系广安都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遂丁彦秋以广安都发公司的名义与金恒通租赁站签订涉案合同，系构成表见代理；广安都发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金恒通租赁站与广安都发公司之间的设备租赁合同；二、广安都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金恒通租赁站租赁设备(其中扣件25837个（5元/个）、木架板180块（40元/块）、钢管54183.80米（15元/米）、底座220个（5元/个）、顶丝4473套（13元/套）、钢管接头2980个（5元/个）、槽钢4932米（9元/米)，如不能归还租赁物，按上述价款赔偿；三、广安都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恒通租赁站租赁费(截止2020年9月3日为658032.59元；自2020年9月4日起至广安都发公司实际返还上述设备之日止，按照钢管0.015元/天、米，扣件0.011元/天、个，顶丝0.03元/天、根，钢管接头0.015元/天、个，木架板0.2元/天、块，槽钢0.025元/天、米，底座0.02元/个、天计算)；四、广安都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恒通租赁站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58032.5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五、广安都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恒通租赁站律师费15000元；六、驳回金恒通租赁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58元，减半收取计12029元，保全费4520元，由广安都发公司负担。二审中，广安都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丁彦秋与张建芳之间的转账记录，拟证明丁彦秋于2020年1月23日向张建芳转账2万元，一审判决未予扣减。证据二，金恒通租赁站经营者张建芳出具的“关于授权陈栋代表金恒通租赁站回收租赁物”的授权书及金恒通租赁站入库单8张，拟证明丁彦秋已向张建芳退还了大部分租赁物。证据三，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2020）鲁0213民初5536号民事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同一工地同一事实（广安都发公司分包涉案工程的时间在丁彦秋与中建八局二公司签订合同之后），中建八局二公司起诉广发都发公司，青岛法院认为应由丁彦秋担责，明示中建八局二公司后，其与丁彦秋个人达成调解书。证据四，云筑网截图两张，拟证明中建八局二公司云筑网显示，广安都发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中标，分包合同签订于2020年1月10日，2020年1月14日才能上传分包合同，所以2019年10月1日丁彦秋个人签订租赁合同时，金恒通租赁站无理由相信丁彦秋能够代表广安都发公司。证据五，广安都发公司申请证人王**出庭作证，证人王**陈述：“我是广安都发公司的办公室员工，丁彦秋通过我联系的广安都发公司，通过我办理招投标事项，丁彦秋2019年12月23日通过微信向我发送中建八局二公司远大工程招标文件，2019年12月25日开标，在云筑网可查询，2020年1月2日丁彦秋通过微信要我提供公司的信息、税务登记号、银行账号、开户信息，用于起草项目分包劳务合同。2020年1月9日、10日丁彦秋向我发送劳务分包合同、专利分包合同，要求我公司盖章。我与丁彦秋在此工程前不认识。”金恒通租赁站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丁彦秋支付的租赁费2万元。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判决后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确实归还过部分租赁物，但在办理出库过程中，对方律师要求必须以丁彦秋名义进行退还，否则不予办理退货，有通话录音为证。在中建八局二公司出门证上载明，出库人为广安都发公司，可以看出广安都发公司实际负责合同履行。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系民事调解书，存在双方协商让步的可能。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五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人系广安都发公司员工，与其广安都发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丁彦秋对广安都发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丁彦秋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转账凭证，拟证明丁彦秋个人向金恒通租赁站支付2万元租金，租赁是个人行为，还证明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结算单不真实，结算单并未对该2万元进行确认，该份结算单是在金恒通租赁站强迫下所签。证据二，授权书与入库单，拟证明丁彦秋已退回部分租赁物，租赁是个人行为。证据三，丁彦秋作为中建八局二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材料款结算确认书四份，拟证明工程建设过程中购买、租赁材料是丁彦秋个人行为，均由丁彦秋个人进行结算。金恒通租赁站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因对方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经与丁彦秋进行核对，在其认可结算金额的基础上，另行支付2万元，此系对逾期付款进行的补偿。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同对广安都发公司提交证据二的意见。对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此系丁彦秋与案外人之间结算书，与本案无关。广安都发公司对丁彦秋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金恒通租赁站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广安都发公司远大购物广场工地现场照片三张（当庭出示原始载体），拍摄时间为2020年12月26日，拟证明在合同签订后，金恒通租赁站曾到现场进行考察，发现广安都发公司的办公室。证据二，中建八局二公司2021年4月14日建筑材料退场出门证照片一张，出门证上载明的单位为广安都发公司，车牌号为鲁A·U1E75，拟证明广安都发公司为合同的实际履行单位。证据三，丁彦秋签署的分包工程结算书一份，拟证明在分包合同实际履行中，丁彦秋的权利并非仅限于招投标的，说明丁彦秋的权利未受到任何限制，即使存在限制，也是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案外人。证据四，2021年4月14日入库单一份（原件），拟证明该入库单上载明的车牌号与证据二出门证中载明车牌号一致，实际归还租赁物的主体应为广安都发公司，送货人丁守海，为丁彦秋叔叔。证据五，2020年9月4日至2021年5月12日租赁费计算说明一份，说明中对至今未还的租赁物的租赁费进行持续计算，对2021年4月5日至14日归还的租赁物的租赁费分别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如此计算至2021年5月12日，共计租赁费334181.63元；说明中对未归还的租赁物名称和数量亦进行了明确。广安都发公司质证称，证据一中的照片拍摄于2020年12月26日，不能证明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日即2019年10月1日的现状，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一审开庭时间为2020年12月23日，照片形成时间在开庭及签订合同后，由此可说明金恒通租赁站与丁彦秋签订合同为个人行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金恒通租赁站为善意第三人，租赁合同第3.3条明确约定作为出租方的金恒通租赁站应当审查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但金恒通租赁站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审查，只审查了丁彦秋身份证原件。证据二载明日期为2021年4月14日，只能证明广安都发公司当日出入情况，不能证明2019年10月1日广安都发公司出入情况，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出库单证据显示送货日期最早为2019年10月18日。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广安都发公司盖章，在签订的分包合同后附有委托书，是广安都发公司对丁彦秋的委托书，但必须加盖广安都发公司公章才能有委托权限。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认可载明的数量，为丁彦秋个人所归还，与广安都发公司无关，车辆不能代理公司的行为，车牌号不能体现与广安都发公司有关。对证据五，因广安都发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相对方，故对金恒通租赁站说明的情况无法确认。丁彦秋质证称，证据一显示的房屋已废弃，并未使用，事实上丁彦秋施工队已被中建八局二公司强制清退。证据二系中建八局二公司自行填写，并不能代理丁彦秋，退货时，每辆车对应一个出门证，金恒通租赁站并没有提供经中建八局二公司修改后的出门证。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并非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提供。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也恰说明送货人为丁彦秋，是个人行为，丁彦秋后续也同意退货。对证据五，首先，金恒通租赁站未提供租赁物出库、入库的原始单据；其次，经与施工方核实，发现涉案租赁物大量亏空，丁彦秋已经报警，在调查结果出具前，不认可金恒通租赁站的主张；另外，丁彦秋已在2020年9月1日前退出施工现场，涉案租赁物由第三方适用，丁彦秋不应再承担租赁费。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金恒通租赁站提交金恒通租赁站（甲方）与广安都发公司（乙方）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其中第一条：乙方因承建济南远大购物广场一期B-2地块总承包工程一标段项目工程，需租赁甲方物资；租用物资数量及收费标准如下：钢管0.015元/米/天，扣件0.011元/个/天，顶丝0.03元/根/天，钢管接头0.015元/个/天，木架板0.2元/块/天，槽钢0.025元/米/天，底座0.02元/个/天；第四条：租金按照日租金乘以实际租赁天数计算；本合同项下租赁费，乙方应于每月的25日前将此前全部租金支付给甲方；第七条：租赁物丢失、损坏的，按照第一条列明的物资价值（如钢管15元/米）的标准赔偿；第九条：违约责任：乙方应依约及时支付租金，如有逾期，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以应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三以及延期付款天数计算支付，延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无条件将租赁物返还；乙方由于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除应赔偿对方损失和违约金外，还应支付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等费用。该合同抬头、落款乙方处均手写注明为广安都发公司，但未加盖公章，丁彦秋在落款处签字。丁彦秋提交金恒通租赁站与丁彦秋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内容与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上述合同内容基本一致，金恒通租赁站在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公章，丁彦秋在乙方处签字，合同未署明签订日期。对于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租赁合同与丁彦秋提交的租赁合同“乙方”主体不同的事实，金恒通租赁站解释称，在签订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2019年10月1日《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前，金恒通租赁站曾与丁彦秋进行过协商，向其出具过一份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在之后的协商过程中，签订了金恒通租赁站提交的2019年10月1日的《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2019年10月21日起，金恒通租赁站开始向涉案项目工地提供建筑设备。2020年1月23日，丁彦秋通过个人账户向金恒通租赁站转账支付2万元。对该款项，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主张系支付的租赁费，金恒通租赁站主张系与丁彦秋对账协商后支付的逾期付款补偿金。2020年9月23日，丁彦秋在金恒通租赁站出具的结算清单中签字，确认自2019年10月21日至2020年9月3日共欠租赁费658032.59元。2021年4月5日至14日，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归还部分租赁物。至今尚未归还的租赁物有：扣件9763个、木架板137块、钢管31994.9米、钢管接头170个，底座220个、槽钢1684米。金恒通租赁站主张，2020年9月4日至2021年5月12日涉案租赁物产生租赁费334181.63元，并提交计算说明一份。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金恒通租赁站计算有误。金恒通租赁站持有的中建八局二公司与广安都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载明，中建八局二公司将所承包的济南远大购物广场一期（B-2地块）总承包工程一标段分包给广安都发公司，开工日期为2019年10月20日至2021年5月31日。分包人广安都发公司委派的担任本工程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为丁彦秋。合同载明签署日期为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1月，广安都发公司与丁彦秋签订《建设工程合作协议》，约定：丁彦秋出面承揽属于广安都发公司经营范围内的项目或业务，丁彦秋负责实际出资与开展工程建设等具体事务；广安都发公司负责配合工程的选项、合同签署等符合资质要求；广安都发公司按照总金额的2%收取建设工程的合作服务费。金恒通租赁站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15000元。金恒通租赁站起诉状副本送达到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6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根据广安都发公司与丁彦秋签订的《建设工程合作协议》，丁彦秋实际借用广安都发公司的资质承揽了涉案项目。丁彦秋与广安都发公司之间实为“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挂靠方丁彦秋以被挂靠方广安都发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双方应共同担责。一审判决虽未认定丁彦秋对金恒通租赁站承担责任，但丁彦秋上诉主动要求承担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丁彦秋承担责任的同时并不能免除广安都发公司的责任。虽然丁彦秋提交一份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租赁合同，但该合同无落款时间，金恒通租赁站对该合同的存在作出了解释。中建八局二公司与广安都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中载明，分包人广安都发公司委派的担任本工程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为丁彦秋。上述合同载明的签署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广安都发公司主张该合同日期为倒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金恒通租赁站持有该合同，且金恒通租赁站实际发货时间为2019年10月21日，说明金恒通租赁站在发货前对丁彦秋的身份进行了审查，金恒通租赁站对存在两份租赁合同作出的解释符合情理。故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以无落款时间的租赁合同主张涉案租赁物租赁方为丁彦秋，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租赁费、违约金、律师费及未还租赁物的认定。2020年1月23日，丁彦秋向金恒通租赁站支付2万元。对该款项的性质，各方存有争议。金恒通租赁站主张系与丁彦秋对账协商后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丁彦秋主张系支付的租赁费。该款项的支付时间距离起租时间仅3个月，即使存在迟延支付租赁费的事实，如此高数额的违约金亦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金恒通租赁站的主张不予采信。该款项应从双方确认的2019年10月21日至2020年9月3日租赁费658032.59元中予以扣除。扣除后，上述区间的租赁费数额为638032.59元，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应予偿还。因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逾期付款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金恒通租赁站有权单方宣布解除合同，故本院对金恒通租赁站要求解除涉案租赁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的时间应为解除通知即起诉状副本到达对方的时间2020年10月16日为准。合同虽然解除，但租赁物未能全部归还，还应参照合同约定的租赁费计算租赁物被占用期间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丁彦秋于2021年4月5日至14日陆续向金恒通租赁站归还部分租赁物，金恒通租赁站根据归还情况计算出2020年9月4日至2021年5月12日产生租赁费334181.63元，丁彦秋、广安都发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金恒通租赁站计算有误，故本院对金恒通租赁站主张的上述区间的租赁费予以确认。该部分费用及剩余租赁物归还之前参照租赁费计算的费用，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亦应支付。本院已查明，至今尚未归还的租赁物有：扣件9763个、木架板137块、钢管31994.9米、钢管接头170个，底座220个、槽钢1684米，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应予归还。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不能归还的租赁物应照价赔偿，金恒通租赁站亦明确主张如不能归还应依约赔偿，一审判决对未还租赁物的处理未超出金恒通租赁站的诉讼请求。《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中对逾期付款违约金、因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律师费损失均有约定。各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身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应调整至638032.59元。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律师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程序。涉案《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效力是审理本案纠纷应主动审查的事项，故虽然广安都发公司单独就该合同效力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中止本案审理，并无不当。一审即使超审限审理，也不属于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本院向一审法院调阅庭审录像，一审法院回复本院未成功刻录庭审录像且具体原因不明，但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庭审笔录中记载庭审程序包括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事人最后陈述等环节，各方当事人均在笔录中签字确认，广安都发公司主张一审庭审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广安都发公司、丁彦秋上诉请求中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6398号民事判决；二、涉案2019年10月1日《金恒通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于2020年10月16日解除；三、上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扣件9763个、木架板137块、钢管31994.9米、钢管接头170个，底座220个、槽钢1684米，如不能归还，按照扣件5元/个、木架板40元/块、钢管15元/米、钢管接头5元/个、底座5元/个、钢槽9元/米予以赔偿；四、上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暂计至2021年5月12日的租赁费972214.22元（638032.59元+334181.63元），嗣后至实际归还租赁物或赔偿租赁物价款之日的损失，按照钢管0.0015元/米/天、扣件0.011元/个/天、钢管接头0.015元/个/天、木架板0.2元/块/天、槽钢0.025元/米/天、底座0.02元/个/天计算；五、上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违约金，以638032.59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4日至该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六、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律师费损失15000元；七、驳回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058元减半收取为12029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共计16549元，由上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负担11584元，由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负担49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58元，由上诉人广安都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丁彦秋负担16841元，由被上诉人济南槐荫金恒通租赁站负担72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魏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