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3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晓伟，男，197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代，四川督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水碾河路48号。 法定代表人：业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植静，四川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韬，四川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晓伟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演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晓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演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演艺公司将陆晓伟的工作岗位由董事长助理调整至演管部，新旧岗位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而且调岗后岗位基本工资为2800元，与原岗位工资相差甚远，显失公平。演艺公司对陆晓伟的上述免职、调岗、降薪系单方面违法作出，没有取得陆晓伟的同意，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协议，不具有劳动合同依据，不具有合理事实，也不具有法律依据。陆晓伟已完成《2020年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约定的任务指标，包括于2019年7月3日前代表演艺公司签订了《关于投资打造全球首家“PLAYHOUSE.VR电音馆”的合作框架协议》（即“江西南昌合同”）、镇江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洛阳的房屋租赁合同。演艺公司未提供相关考核的证据，也未提供具体的考核制度、考核流程、考核依据、考核人员等证据，也没有证明该等制度流程的民主性、合理合法性、公平公正性等，相关制度也未对陆晓伟进行过培训。演艺公司要求陆晓伟出任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要求签署的《PLAYHOUSE江南馆负责人经济目标合同书》不具有任何合理性，陆晓伟作为劳动者有选择权，有权就该合同内容与演艺公司进行协商调整，有权拒绝出任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陆晓伟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拒绝调岗安排，陆晓伟的工作岗位为董事长助理，分管PLAYHOUSE板块工作，演艺公司不能随意调岗。二、演艺公司利用用人单位强势地位，自2020年2月起停发陆晓伟的工资、停缴养老保险，并将陆晓伟移出微信、钉钉工作群。根据演艺公司的安排，陆晓伟一直在家等待复工，积极为后续复工上班做准备，且就工作等事务积极和公司其余人员、项目合作公司等保持联系沟通，而非未到公司上班。2020年4月，演艺公司单方面办理社保减员手续，已构成事实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赔偿金。三、演艺公司以6年服务期为条件，为陆晓伟配备了价值353000元的车辆，后违约收回，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支付等价的服务期费用（待遇）353000元。四、根据演艺公司提交的《2019年副总经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的约定，陆晓伟的每月工资未包含车贷，《薪酬调整表》也载明车贷纳入陆晓伟的个人收入，因此演艺公司应将陆晓伟垫付的2019年3月至2019年4月的车贷支付给陆晓伟。五、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劳动报酬性质，不适用一年仲裁时效规定，陆晓伟就未休年休假工资提起仲裁未过时效期间。六、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陆晓伟的月平均工资为25000元，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陆晓伟的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因此陆晓伟在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应得工资应为236000元，一审中演艺公司确认实发工资为8万多元，故演艺公司应补发工资差额114923.03元。七、陆晓伟主张的差旅费是因公出差，处理演艺公司事宜所产生的费用，演艺公司应据实报销，陆晓伟实际提交的报销凭证为49000多元，而借支金额为39816元，故演艺公司应根据庭审确认的财务数据向陆晓伟据实报销差旅费用。八、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但审理期限已达6个月，双方没有书面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也没有主动申请或转化为普通程度审理本案，因此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严重损害陆晓伟合法权益。 演艺公司辩称，1.陆晓伟提交的《关于投资打造全球首家“PLAYHOUSE.VR电音馆”的合作框架协议》签订时间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签订之前，不属于该目标合同约定期间签署完成的合同，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地点均不属于目标合同约定的地点且陆晓伟在目标合同中注明该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不属于考核目标范畴。在陆晓伟未完成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的情况下，演艺公司有权依据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的约定对陆晓伟进行降级、降薪、调岗处理。2.演艺公司未与陆晓伟解除劳动关系，反而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约定的考核到期后，陆晓伟未完成相关考核目标，明确不再继续担任原工作职务，演艺公司才要求陆晓伟提供学历证明和演出经纪资格证，拟根据陆晓伟的实际情况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并多次要求陆晓伟返岗工作。但陆晓伟拒绝与演艺公司协商调岗，拒绝提供相关证书，拒绝到公司报到上班，拒绝疫情期间轮岗值班，自2020年2月13日起均属于脱岗状态，演艺公司未开除陆晓伟。3.《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不是服务期合同，且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陆晓伟已于2019年5月退还演艺公司配发的车辆，《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已实际解除，且根据双方约定，陆晓伟的每月工资里包含了车辆的每月车贷款，在演艺公司已按照15000标准向陆晓伟支付月工资的情况下，双方对该笔车贷已经实际履行，陆晓伟要求支付服务费和2019年3月、4月的车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未休年休假工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一年仲裁时效的规定。5.陆晓伟未按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的约定完成考核，因工作不称职而被降薪，且陆晓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不清楚《员工异动表中》的薪酬金额，故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应为8000元。6.陆晓伟实际支出的差旅费为46889.95元，向演艺公司借支39816元，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7073.95元未报销差旅费事实清楚。 陆晓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65000元；2．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服务期费用353000元及陆晓伟已垫付的2019年3月、4月车贷10737.34元；3.演艺公司向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114923.03元；4.演艺公司以陆晓伟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陆晓伟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并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无法补缴的则按演艺公司法定缴纳份额赔偿陆晓伟；5．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6.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人民币62067元；7.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60000元；8.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经济补偿金330000元；9．演艺公司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10．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演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8月8日，演艺公司（原成都艺术中心）与陆晓伟建立劳动关系。1999年9月13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载明陆晓伟文化程度为大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1999年8月8日至2000年8月7日；2003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书》，载明陆晓伟学历为大学，毕业于电子科大，约定合同期限自2003年12月31日至2012年12月30日，陆晓伟任“艺苑宾馆”总经理；2013年1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载明陆晓伟文化程度为大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陆晓伟从事演出执行工作，月基本工资收入不低于1400元；效益工资的发放，根据演艺公司有关效益工资发放及考核规定，结合企业效益、陆晓伟的工作态度、技能水平、贡献大小，经演艺公司考核后而定；演艺公司经过考核，视陆晓伟的工作能力、工作年限、身体状况，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工资也做相应的调整；实行标准工作制。 2017年10月，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约定：演艺公司为公司项目副总经理陆晓伟更换工作配车，陆晓伟从购车之日起为集团服务不得少于6年（即2017年10月至2023年10月）；车辆购置价格标准在400000元以内，车辆首付款不超过车价的50%，余下的50%按3年进行分期按揭付款；陆晓伟若有违反劳动法行为的，应按车辆购置价（原价值）将购车款返还给演艺公司；6年后车辆使用人陆晓伟自动行使对车辆的所有权，演艺公司放弃对车辆所有权和管理权。 2019年3月，演艺公司（甲方）与陆晓伟（乙方）签订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约定：乙方经过岗位竞聘，担任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实行年薪制，年薪标准为300000元，月考核后计发15000元，剩余部分年末根据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后计发，薪资构成为固定工资（基本工资3400元、岗位工资4200元、通讯交通补贴600元、保密费8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3000元、履职绩效3000元），每月车贷还款5368.67元另计。陆晓伟提供的《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以下简称工薪资调整确认表）载明：自2019年3月1日起，陆晓伟的薪资由8000元调整为15000元/月，含每月汽车月供款。 2019年5月31日，陆晓伟向演艺公司提交《关于陆晓伟退车后集团应补款情况说明》，其中载明陆晓伟个人支付3、4月车贷10737.34元。2019年7月11日，陆晓伟向演艺公司提交《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载明：“根据公司要求，本人已于2019年5月将配车川Ａ-6××××及相关车辆凭证原件移交给总办，……公司需退还个人垫付金额：……2019年3、4月车贷10737.34元（车贷原为公司承担，3、4月公司调整为车贷计入个人收入，由个人承担）”。 2019年5月27日，陆晓伟签字确认的《员工异动表》载明：异动类别为调薪、降职，职位由项目副总经理变动为董事长助理，薪酬由年薪300000元变动为月8000元。 2019年11月，演艺公司（甲方）与陆晓伟（乙方）签订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约定：乙方经过岗位竞聘，担任演艺公司董事长助理，分管PLAYHOUSE市场开发及场地落实、共建电音学院等考核指标，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5日前的任务指标为签订完成一份可实施的PLAYHOUSE经营合同（江西南昌合同）；月目标工资为6000元，由固定工资（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1000元、通讯交通补贴200元、保密费4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1800元、履职绩效600元）。陆晓伟在该管理合同乙方签名处签名并书写“本次签字只针对2020年1月15日前目标”。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日，陆晓伟就关于PLAYHOUSE商标注册工作失职向演艺公司作出检讨。2020年2月1日，演艺公司作出成演集发[2020]3号《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以陆晓伟考核未达到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的要求，并放弃“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岗位，决定即日起免去陆晓伟董事长助理职位，作为普通员工调整至大楼管理中心。 2020年2月10日，演艺公司通过微信通知陆晓伟：“由于此次疫情，……公司演管部员工全部参与到音乐厅的安全值班工作中。请你按照音乐厅值班预排表，进行音乐厅安全值守”，并发送了音乐厅、剧场安全值班工作任务要求。陆晓伟在微信上回复：“再次请你不要发这些了，我已明确告知公司不接受给我的调岗安排”。 2020年2月29日，演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蒲鹏程通过微信通知陆晓伟“按照通知现在仍是在家等待复工通知”；2020年3月1日，演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蒲鹏程通过微信向陆晓伟转发“总经办通知：公司三番五次通知你本人，要求你服从公司的调岗安排，由于你迟迟不按调岗通知到岗，……最后一次要求你于3月2日到公司人力部办理签调岗通知”。2020年3月2日，陆晓伟在该通知及《岗位调整通知书上》签字表示“未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本人不接受相关调岗安排”。 2020年5月14日，陆晓伟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七项仲裁请求：1.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65000元；2.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服务期费用353000元及陆晓伟已垫付的2019年3月、4月车贷10737.34元；3．演艺公司向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114923.03元；4.演艺公司为陆晓伟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保；5.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6.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人民币62067元；7．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60000元。2020年5月22日，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收件证明》，以至今未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为由，告知陆晓伟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陆晓伟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陆晓伟到西班牙考察向演艺公司借支39816元，后申请报销差旅费总额为46889.95元。演艺公司收到陆晓伟提供的合法、有效的报销票据金额为47765.4元。陆晓伟2018年度应休10天年休假而未休。 一审庭审中，陆晓伟、演艺公司均陈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要求陆晓伟需具有本科学历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并未约定服务费；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演艺公司向陆晓伟发放应发工资83476.97元。经一审法院询问，陆晓伟拒绝回答其向演艺公司提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是否真实的问题。 陆晓伟陈述，因演艺公司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的手续，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双方并没有就调岗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其在微信当中多次明确拒绝了演艺公司的调岗安排，因其原岗位已被取消，不再具备原来的工作条件，无法履行正常的返岗程序，其在公司到岗的最后一天为2020年3月2日，之后就一直未到公司。主张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月。 演艺公司陈述，陆晓伟从2020年2月13日起就未到公司上班，也不来打卡，一直处于脱岗状态，公司于2020年4月份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但未主动与陆晓伟解除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陆晓伟2019年3月至5月份工资15000元/月；2019年6月份至10月份，按照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员工异动表的标准工资8000元/月；根据2019年11月9日签订的《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的约定，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6000元/月发放工资，工资发放到2020年1月，2020年2月起就未向陆晓伟发放工资。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陆晓伟提供的身份证、演艺公司信用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资部分退款的报告》《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2019.1-2020.4月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截图、新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成演集发［2020］3号）、签字拒绝公司调岗安排的文件图片、仲裁申请书副本、收件证明、银行转账流水、陆晓伟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截图）、与董事长业丹及行政管理人员全红、刘正扬、张蓉、蒲鹏程、张柠等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图、钉钉工作打卡记录、与人事部蒲鹏程的微信聊天记录；演艺公司提供的成都艺术中心员工招聘报名登记表、成都艺术中心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1999年）、《聘用合同书》（2003年）、《劳动合同》（2013年）、《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关于陆晓伟退车后集团应补款情况说明》《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副总经理目标合同、《员工异动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关于ＰＬＡＹＨＯＵＳＥ商标注册工作失职的检讨书、邮箱截屏、西班牙考察借款单及差旅费报销单、微信聊天截图和钉钉群截图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演艺公司主张陆晓伟提供伪造的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证书以欺诈手段骗取签订劳动合同，在庭审中陆晓伟亦拒绝回答其向演艺公司提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是否真实的问题，但双方均陈述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要求陆晓伟需具有本科学历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所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属有效。演艺公司与陆晓伟于1999年8月8日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负举证责任。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的手续，演艺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演艺公司主张于2020年4月份为陆晓伟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但未主动与陆晓伟解除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一审法院认为，从目前存在的客观事实上看，陆晓伟在2020年3月2日之后就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演艺公司于2020年4月份为陆晓伟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事实上已解除，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解除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至于解除的原因，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演艺公司经过考核，视陆晓伟的工作能力、工作年限、身体状况，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工资也做相应的调整；因陆晓伟在PLAYHOUSE商标注册工作中出现失职，演艺公司于2020年2月1日作出成演集发[2020]3号《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以陆晓伟考核未达到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的要求，并放弃“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岗位，决定即日起免去陆晓伟董事长助理职位，作为普通员工调整至大楼管理中心，陆晓伟应按照演艺公司要求到新的岗位报到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陆晓伟明确告知演艺公司其不接受调岗安排。2020年2月29日，演艺公司通知陆晓伟在家等待复工通知，2020年3月1日，演艺公司通知陆晓伟于2020年3月2日办理调岗手续，但陆晓伟当日再次明确表示不接受相关调岗安排，且之后再未到演艺公司，其认为因其原岗位已被取消，不再具备原来的工作条件，无法履行正常的返岗程序，其以行为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2020年3月2日之后导致双方劳动合同事实解除系陆晓伟个人原因，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不予支持。 关于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演艺公司与陆晓伟于2013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陆晓伟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服务期费用及2019年3月、4月车贷问题。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为陆晓伟更换工作配车，因此而发生的争议，属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的《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并未约定服务费，一审法院对陆晓伟主张的服务期费用不予支持。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的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约定月考核后计发15000元，每月车贷还款5368.67元另计；陆晓伟提供的《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载明：自2019年3月1日起，陆晓伟的薪资由8000元调整为15000元／月，含每月汽车月供款，陆晓伟于2019年5月向演艺公司移交工作配车，因此演艺公司已按约定将2019年3月、4月的车贷计入陆晓伟的工资中，由陆晓伟负担，且双方已实际履行，故陆晓伟要求演艺公司支付2019年3月、4月的车贷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问题。陆晓伟主张该期间工资标准均为15000元/月。陆晓伟2019年3月至5月期间的工资为15000元/月，但2019年6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标准已经其确认同意调整为8000元/月，双方签订的《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自2019年11月起陆晓伟的工资为6000元/月，2020年2月起演艺公司未向陆晓伟发放工资。演艺公司未安排陆晓伟2020年2月正常上班，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会议纪要》关于受疫情影响期间工资待遇支付的一般标准的问题意见，2020年春节假期延至2月2日，2月3日起正常上班，按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和人社函[2020]46号第十一条的规定，2020年2月3日起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企业因疫情防控停工、停产的，演艺公司应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标准6000元/月向陆晓伟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给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0%的生活费。因2020年3月、4月期间陆晓伟亦未上班提供劳动，演艺公司应按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陆晓伟支付1246元/月（1780元/月×70%）生活费。综上，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支付的工资（含生活费）总额为111492元（15000元×3个月＋8000元×5个月＋6000元×4个月+1246元×2个月），减去双方认可的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期间演艺公司已向陆晓伟发放的工资83476.97元，故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补发工资差额（含生活费）28015.03元。 关于差旅费问题。报销差旅费亦属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陆晓伟到西班牙考察向演艺公司借支39816元，后申请报销差旅费总额为46889.95元，演艺公司收到陆晓伟提供的合法、有效的报销票据金额为47765.4元，现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向其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未休年休假问题。陆晓伟于2020年5月14日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的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一年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问题。陆晓伟关于“演艺公司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的诉讼请求虽未在劳动仲裁程序中提出，但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应当合并审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演艺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规定，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关于“演艺公司以陆晓伟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陆晓伟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并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无法补缴的则按演艺公司法定缴纳份额赔偿陆晓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请求判决演艺公司以陆晓伟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陆晓伟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且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无法补缴的则按演艺公司法定缴纳份额赔偿陆晓伟”的实质属于要求赔偿社保损失，属独立的劳动争议，但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已告知陆晓伟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关于“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经济补偿金33万元”的诉讼请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但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已告知陆晓伟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五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演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8015.03元；二、演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三、演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四、驳回陆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演艺公司负担。 二审中，演艺公司新提交了陆晓伟2019年4月的履职绩效考核表、工作要求跟进表、工作总结以及2019年5月的履职绩效考核表，拟证明陆晓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考核未合格。陆晓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诉争相关，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除《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的内容外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约定：副总经理按月、年度进行考核，完成全年目标总任务发放年薪剩余部分120000元。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约定：若陆晓伟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完成规定的任务指标，演艺公司有权对陆晓伟进行降级、降薪、调岗处理。2.2019年7月11日，陆晓伟向演艺公司提交《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该报告载明“根据公司要求，本人已于2019年5月底将配车川Ａ-6××××及相关车辆凭证原件移交给了总办，在车辆购置、保险、税务、使用等方面实际发生费用涉及到公司和我个人支付的费用总计：236658.34元，其中公司支付200000元，个人支付36658.34元，公司需退还个人垫付金额：36658.34元，费用明细如下：1.收付车款：176500元……5.2019年3、4月车贷：10737.34元；（车贷原为公司承担，3、4月公司调整为车贷款计入个人收入，由个人承担）；6.剩余保险费……共计：236658.34元”。陆晓伟在该报告上手写备注“实收251921元（贰万五仟玖佰贰拾壹圆整），针对个人收入部分争议，将通过合法手段维护……”。演艺公司在二审中确认陆晓伟此处所写的“251921元”应为“25921元”，演艺公司已向陆晓伟支付该25921元。3.2020年2月7日，演艺公司向陆晓伟出具《岗位调整通知书》，载明将陆晓伟的岗位调整为大楼管理中心后台副主管，要求陆晓伟于2020年2月10日上午九点准时到演管部办理上岗事宜；同日，演艺公司将该《岗位调整通知书》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陆晓伟。2020年2月9日，演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蒲鹏程通过微信通知陆晓伟于2020年2月10日早上9点准时到演管部报到，采用线上报到，并提醒关注和遵守演管部排班安排。2020年3月2日之后，演艺公司未再向陆晓伟提出到岗要求。4.陆晓伟、演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表示愿意调解。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因此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演艺公司与陆晓伟于2013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陆晓伟的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陆晓伟主张其已垫付的2019年3月和4月的车贷款10737.34元。演艺公司抗辩主张该车贷款已计入陆晓伟2019年3月和4月的工资予以发放，包含在陆晓伟月工资15000元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有陆晓伟和演艺公司双方签字的副总经理目标合同载明陆晓伟的月工资为15000元，每月车贷还款5368.67元另计，而载明自2019年3月1日起陆晓伟的薪资调整为15000元/月并包含每月汽车月供款的工薪资调整确认表仅有演艺公司的制表人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实质上是对陆晓伟担任副总经理时的月薪标准予以降低。演艺公司既未对副总经理目标合同中约定的“另计”作出合理解释，也无证据证明对陆晓伟担任副总经理时的月薪标准作出降低调整的合理理由或与陆晓伟协商一致，故本院采信陆晓伟主张2019年3月和4月工资未包含车贷的事实，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支付2019年3月和4月车贷款10737.34元。 三、关于陆晓伟主张的服务期费用353000元。《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是演艺公司奖励陆晓伟购车款的特殊待遇所达成的协议，演艺公司收回车辆后，向陆晓伟支付了其购买车辆时所花费的各项费用（包括前述认定应由演艺公司支付的2019年3月和4月的车贷款），陆晓伟未支付案涉车辆的任何款项。一方面，《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未约定服务费；另一方面在陆晓伟所主张已实际履行的服务期内，陆晓伟实际免费使用了演艺公司的案涉车辆，故双方权利义务并未失衡，陆晓伟要求演艺公司支付服务期费用353000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演艺公司2020年2月1日的调岗降薪是否违法及演艺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约定陆晓伟的年度任务指标包括2020年1月15日前完成一份可实施的PLAYHOUSE经营合同（江西南昌合同），陆晓伟就该任务指标在该合同签名处予以确认。虽然演艺公司认可陆晓伟在2019年7月代表演艺公司签订了江西南昌合同的框架性协议，但是结合该协议的签订时间发生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之前以及陆晓伟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签字处专门手写备注该合同只针对2020年1月15日前目标的事实，可以确认截至2020年1月15日陆晓伟未完成签订可实施的PLAYHOUSE经营合同（江西南昌合同）的任务目标。在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所涉任务目标仅为完成可实施的江西南昌合同而陆晓伟未完成该任务目标的情况下，演艺公司需要对陆晓伟在2020年1月15日之后的工作进行调整安排，为此演艺公司与陆晓伟协商将岗位调整至“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但协商未果。在此情况下，演艺公司有权依据董事长助理目标合同的约定对未完成规定任务目标的陆晓伟进行降级、降薪、调岗处理。在演艺公司将陆晓伟的岗位调至大楼管理中心后台副主管后，陆晓伟不同意调岗，双方也没有继续进行协商，陆晓伟也一直未到岗，演艺公司在2020年3月2日之后也未再提出到岗要求。在此情况下，仅以演艺公司于2020年4月为陆晓伟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不足以证明演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违法调岗、降薪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陆晓伟主张的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对于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依据副总经理目标合同的约定，陆晓伟的月固定工资为15000元，剩余部分年末根据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后计发，由于陆晓伟任副总经理未满一年即调整至董事长助理岗位，不符合副总经理目标合同关于发放年薪剩余部分120000元的约定，因此陆晓伟主张在该期间的按年薪300000元计算月工资为25000元，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该期间陆晓伟的月工资应为15000元。对于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陆晓伟在《员工异动表》上签字确认，其认为该表中的薪酬金额、生效日期等内容均系陆晓伟签字后由演艺公司手工填写，陆晓伟对此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陆晓伟主张该期间的月工资应为25000元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一审判决认定该期间的月工资为6000元，与陆晓伟主张的一致，且演艺公司未就此提起上诉，故本院确认该期间的月工资为6000元。对于2020年3月至4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因疫情影响演艺公司复工时间延迟的客观事实，一审认定演艺公司在该期间按最低工资标准70%向陆晓伟支付生活费并无不当，因此陆晓伟主张该期间按月工资6000元支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陆晓伟关于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为114923.03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六、关于陆晓伟主张按其实际提交的报销凭证49000余元报销差旅费。陆晓伟一审诉请要求演艺公司支付未报销差旅费7073.95元，一审判决已经如其请求全数支持，故陆晓伟就差旅费的上诉请求属于无益上诉，本院不予处理。 七、关于1999年至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休息休假和福利待遇的范畴，而劳动报酬的内涵是劳动者劳动付出的对价，因此未休年休假工资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约束，仲裁时效期间从陆晓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故陆晓伟主张未休年休工资的仲裁时效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八、关于陆晓伟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社保补缴及未能补缴的赔偿社保损失。一审判决对此已作了充分的评析，本院完全赞同，不再赘述。 九、关于陆晓伟提出的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超审限问题。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均提出愿意调解，可视为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外和解，庭外和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即便存在一审审理期限超过简易程序要求的三个月的情形，也属于效率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未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故本院对陆晓伟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陆晓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部分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8015.03元”、第二项“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第三项“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二、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驳回陆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晓伟支付2019年3月和2019年4月的车贷款10737.34元； 四、驳回陆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唐健 审判员  孙睿 审判员  郭静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