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30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杏英，女，1948年3月1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乐河，男，1969年3月3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乐涧，女，1974年2月2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宇，江苏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洪贤，江苏锦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宝生，男，1963年5月3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霞，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林林，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因与被上诉人徐宝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5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6月2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宝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本案收条、房产抵债协议的签订时间分别为1996年12月10日、1997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在2000年曾要求刘长森办理过户被拒，当时就已经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也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2.房产抵债协议是还款期限届满后刘长森无力偿还，随即将房屋抵押给被上诉人，因此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和抵押关系，房产抵债协议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协议，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只能就房屋优先受偿，不能主张所有权；3.被上诉人认为房产抵债协议是买卖合同，但该协议是为民间借贷提供的担保协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4.一审法院未认定涉案房屋为刘长森和上诉人殷杏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长森属于无权处分，房产抵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以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只有被上诉人同时具备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条件下，上诉人殷杏英才丧失追回房屋的权利；5.即使涉案房产抵债协议被认定为以物抵债协议，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纪要规定，因作为刘长森法定继承人的上诉人不愿履行该协议，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徐宝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宝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履行刘长森与徐宝生签订的房产抵债协议，协助徐宝生办理新丰街西楼3幢甲单元401室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过户手续，将该房屋所有权过户至徐宝生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2月10日，案外人刘长森出具收条一张，表明收到徐宝生75000元。1997年12月30日，徐宝生与刘长森签订《房产抵债协议》一份，约定：“今有新丰街西楼三幢甲单元四〇一室户主刘长森，因去年年底借徐宝生钱，到今年年底未能归还，以新丰街西楼三幢甲单元四〇一室户一套房产抵押给徐宝生。今后如要过户，一切费用由徐宝生承担，一切与刘长森无关。刘长森全家户口迁进迁出及户籍要长期保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刘长森向徐宝生交付上述房屋及房产证。因要求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协助履行过户手续未果，徐宝生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审理中，徐宝生陈述：1.其向刘长森购买房屋，双方谈好价格为75000元；2.刘长森表示孙女需要学籍，担心出卖后无法让孙女读书，要求暂不过户，徐宝生同意；3.拿钱当天，刘长森提前写了房产抵债协议，徐宝生不同意，认为是房产交易，刘长森就又写了收条，日期提前到1996年；4.交钱当天交付了钥匙及房产证，徐宝生于1998年进行装修，后使用房屋至今；5.其与刘长森事实上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的书面形式是抵债关系，但不管基于何种关系，刘长森均有将房屋转让给徐宝生的意思表示。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陈述：1.对于收到钱款7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协议与收条上的刘长森签名不一致，故对协议真实性有异议；2.徐宝生与刘长森系借贷关系，刘长森因未能归还借款，故将房屋抵押给徐宝生，而不是抵给徐宝生，徐宝生仅享有抵押权；3.从两证据可以看出，刘长森于1996年向徐宝生借款75000元，约定借期一年，未提及利息，到1997年底因无法偿还借款写了抵债协议；4.房屋系刘长森与殷杏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长森私自处分房屋系无权处分；5.对于房屋一直由徐宝生使用的事实知情。另查明，刘长森、殷杏英于1967年11月7日登记结婚，二人生育一子刘乐河、一女刘乐涧。刘长森于2008年12月死亡。再查明，1993年12月，刘长森以常州市轻工技校职工身份申请优惠购买公有住房本市××街××楼××幢××单元××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基本房价9357.21元，实付房价款6574.46元。涉案房屋于1994年2月由常州市房产管理局登记，建筑面积43.31平方米，房屋产权证记载所有权人为刘长森，共有人栏为空白，附记：房改优惠售房。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虽对房产抵债协议中刘长森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故对徐宝生提供的房产抵债协议、收条的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于收条、房产抵债协议的形成时间等陈述不一致，因历时已久，该两份证据的真实形成时间无从核实；但从两份证据的内容上来看，系在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刘长森未能偿还借款，双方经协商就刘长森以涉案房屋抵偿所欠徐宝生的债务达成合意，并据此签订了房产抵债协议。刘长森已经实际将涉案房屋及房产证交付给原告，且依当时市场价格来看，抵债价格未有显失公平的情形。该房产抵债协议性质上属于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涉案房屋系刘长森以其职工身份申请购买的优惠房，刘长森在向徐宝生交付房屋时一并交付了房产证，房产证记载所有权人为刘长森，共有人栏为空白；徐宝生使用涉案房屋已二十余年，刘长森在世时并未就涉案房屋抵偿给徐宝生一事提出异议；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作为刘长森的直系亲属，对于涉案房屋由徐宝生使用的事实自始知情且在刘长森去世后亦未提出异议。徐宝生有理由相信刘长森对涉案房屋有处分权。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角度来看，也应充分考虑徐宝生与刘长森订立协议当时的意愿，以维护社会稳定。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称涉案房屋系刘长森与殷杏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长森系无权处分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现徐宝生要求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房产抵债协议的约定，过户产生的费用应由徐宝生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徐宝生办理常州市新丰街西楼3幢甲单元401室的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到徐宝生名下。案件受理费202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280元，由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亦予确认。上诉人向本院陈述，刘长森与殷杏英的婚姻关系一直持续，且二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上诉人一家（三上诉人及刘长森）从涉案房屋搬出后一起去了其他地方居住，并未分开。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法律、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原则上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系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于法律事实的一种，本案纠纷系基于徐宝生与刘长森签订的涉案房产抵债协议，故本案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修正后的该司法解释于2021年1月1日施行，该日期本案尚在一审阶段，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履行不动产登记过户义务，因我国对不动产物权依法实行登记制度，现涉案房屋仍登记在刘长森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故被上诉人诉请过户登记，实质是请求确认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目的在于保障其所主张的物权回复圆满状态，因此，本案过户登记请求权具有物权请求权性质，物权为支配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作为物权一部分的物权请求权，也不应当因时效届满而失去司法强制力的保护，故本案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关于夫妻债务的问题涉案房屋是刘长森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但涉案收条、房产抵债协议均无刘长森妻子殷杏英的签字，因此形成的债务是否认定为刘长森与殷杏英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本案处理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解释）虽因民法典的施行而被废止，但被上诉人将本案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时，仍是有效的司法解释。对于本案是否适用夫妻债务解释的规定，有必要对涉及夫妻债务认定处理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背景予以考察，现梳理如下：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和发布指导案例等多种形式，逐步构建起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规则。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出台，目的系为遏制当时较多出现的夫妻“假离婚、真逃债”问题，故而规定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随着社会发展，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夫妻另一方权益的现象，尤其是此后民间借贷案件高发，夫妻中被负债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沉重债务的问题日益凸显，故夫妻债务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排除以及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细化和完善。有鉴于此，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未对其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可留待具体个案中研究解决。本案中，刘长森与殷杏英的婚姻关系正常持续，且一直共同居住生活，三上诉人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对上诉人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明确知晓且从未提出异议，综合考虑前述因素，因涉案房产抵债协议签订于1997年，而时隔二十余年间，司法观点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在相应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变化，为依法保护当事人基于原有法律、司法解释所形成的合理预期，本案应根据时间效力规定的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为适用房产抵债协议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发布）是涉案房产抵债协议签订时有效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涉案借条、房产抵债协议无殷杏英签名，殷杏英主张当年刘长森系无权处分，现有证据尚难明确房产抵债协议是刘长森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但徐宝生在签订该协议同时刘长森将房屋及权属证明交付于徐宝生，权属证明记载的权利人仅刘长森一人，徐宝生亦将与涉案房屋当时价值相当的钱款支付给了刘长森，刘长森及其家人对徐宝生长期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自始知情且未有异议，足以认定徐宝生满足前述善意、有偿的法定要件，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四、关于涉案房产抵债协议性质的问题从在案书面证据的内容看，结合此前借款借款人未能清偿以及后续“过户”等表述，“抵押”一词应理解为用涉案房屋折抵借款以替代旧债的还款义务，因此并不属于有关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的情形。涉案房产抵债协议是原借款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一方面抵债物即涉案房屋已经交付徐宝生，另一方面本案尚不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问题。由于该以物抵债协议是双方在原借款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此时抵债物的价值与债权数额均是确定的，故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房产抵债协议并无当事人利益失衡或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事由，故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该房产抵债协议性质上属于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人民法院要着重审查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避免虚假诉讼的发生。经审查，不存在以上情况，且无其他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涉案房产抵债协议是以消灭债务为目的，基于不动产的特殊性，只有登记后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此为实现清偿目的之必要，故徐宝生诉请上诉人一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具有合同依据，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0元，由上诉人殷杏英、刘乐河、刘乐涧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颖审判员 李连求审判员 孙海萍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