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7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婧，女，198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伟，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治国，男，197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雄安分行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儒，北京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远青，北京中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婧因与被上诉人邢治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0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邢治国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邢治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邢治国与王婧曾为恋爱关系，不存在包养关系，一审中王婧主张双方存在包养关系系采取的诉讼策略，涉案100万元也不是包养费，特此澄清。邢治国转给王婧的100万元系对王婧的补偿。在恋爱期间，王婧发现邢治国先前离婚时净身出户并背负债务，且王婧比邢治国小6岁，邢治国正是因为王婧为其付出并对其一些问题的包容才将100万元转给王婧，并明确表示“拿好了，慢慢用，慢慢花”，该100万元系对王婧的恋爱投入和补偿，不是借贷。另外，王婧不知道邢治国向银行贷款100万元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100万元为借款，属认定事实不清。1.邢治国转给王婧100万元，不要求王婧出具任何借款凭据，且历经多年不向王婧主张还款，明显不符合大额借贷常理。众所周知，大额借贷的出借人必然要求借款人出具书面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或在汇款时备注汇款用途为借款等证明借款事实，以确认借贷关系。邢治国作为资深专业人员，其上述行为充分表明，邢治国没有把涉案100万元作为借款转给王婧。2.邢治国转给王婧100万元时，王婧根本不存在邢治国诉称的“临时资金周转需求”。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邢治国向王婧转款100万元期间，王婧有工作有收入，日常生活正常平稳，没有任何大额的资金周转需求，没有任何理由急需借款100万元。邢治国对王婧证据六的质证意见中也明确承认，双方在交往期间并无大额消费开支，王婧属于高收入人群，有能力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邢治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婧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有大额资金周转需求。3.邢治国转给王婧100万元后，不要求王婧偿还，却又多次向王婧转款，也充分证明该100万元不是借款。邢治国主张，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其转给王婧的100万元为借款，但是其转款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求王婧偿还该借款，而且还在2015年5月20日微信转给王婧520元，2016年2月26日微信转给王婧1000元，2017年1月27日微信转给王婧6666元，2018年2月8日支付宝转给王婧2万元，微信转给王婧6666元，2019年1月31日支付宝转给王婧6666元。三、邢治国提交的2019年11月24日的录音不能证明双方存在1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该录音证据，明显偏袒邢治国。1.邢治国提交的录音证据并无明确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内容。在该录音中，邢治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明确提出其借给王婧100万元的事实，王婧也没有认可借了邢治国100万元的事实。假如邢治国借给王婧100万元，邢治国在电话中应该是理直气壮要求归还100万元，而不是绕来绕去不提出借100万元的事实，只是要求王婧出“或者类似于一个还款的东西”，一方面用意会的方式利用王婧的情感使王婧配合完成录音，一方面向其妻子继续撒谎来证明自己还有其他钱财未收回。如果确实存在借贷关系，邢治国是银行专业人士，不会毫无底气地要求王婧出具一个类似于还款的东西，其应当要求王婧出具还款协议，只能说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另，该录音证据明显是邢治国设计构陷的非法录音，按法律规定不应采信，但一审法院却枉顾本案其他重要事实，仅以该录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事实。2.录音提交程序违法。一审认定借贷关系事实存在的唯一录音证据是邢治国在接近开庭时提交的，且录音证据也并不完整，内容与转述文字无法对应。在一审法院要求邢治国交出原件核对时，发现还有关联录音，但一审法院当庭同意邢治国另行整理该录音重新提交，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四、王婧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王婧和邢治国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录音证据是王婧收到一审开庭传票后在西城区人民法院致电邢治国的录音，该录音中，王婧询问邢治国：“我想问你，你让我配合给你媳妇一个交代，对吧”。邢治国对此没有否认。这也验证了在邢治国提交的录音证据中，虽然邢治国没有提出借给王婧钱，而王婧却主动说卖了房把该给的钱给邢治国，这完全就是为了配合邢治国。同时，在该证据中王婧明确询问邢治国：“你现在回答我，我借过你钱吗？”邢治国没有回答借给王婧100万元，而是无言以对。如果双方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借贷关系，为什么王婧敢于理直气壮质问邢治国是否向其借钱，而邢治国却没有勇气回答借过100万元呢？显然就是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关键事实和证据认定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王婧的上诉讼请求。邢治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王婧的上诉请求，其上诉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邢治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婧向邢治国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判令王婧向邢治国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3月2日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3.诉讼费由王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治国与王婧原在同一单位工作。2013年4月18日，邢治国与前妻况某登记离婚。2013年11月7日，邢治国的同事佟翠英向邢治国尾号为3038的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2013年11月8日，邢治国从其尾号为3038的银行账户向王婧的尾号为8103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2014年1月9日，邢治国与交通银行北京官园支行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额度为10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2014年1月20日，邢治国向交通银行北京官园支行提交提款申请书，贷款金额为1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4年1月28日至2024年1月28日，贷款用途为购买字画，贷款支付方式为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邢治国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其母亲何秀芹在工行北京西客站支行的尾号为6328的账户），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每期还款金额为11716.78元。2014年1月29日，交通银行北京官园支行按照邢治国的指示将100万元贷款转入何秀芹的尾号为6328的银行账户。当日，邢治国从何秀芹的上述账户取出30万元存入王婧的尾号为8103的银行账户。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9年12月，邢治国采取从其尾号为7357的银行账户划扣的方式偿还上述贷款本息。王婧自2010年2月至2018年4月在北京市朝阳区通惠家园承租房屋居住。2013年7月，邢治国曾经为王婧承租的房屋办理了宽带包年业务。2013年国庆节期间，双方曾共同赴巴厘岛旅游。2016年4月22日，王婧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邢治国转账4.7万元，由邢治国代为支付房租。2015年5月20日，邢治国通过微信向王婧转账520元。2016年2月26日，邢治国通过微信向王婧转账1000元。2017年1月27日，邢治国通过微信向王婧转账6666元。2018年2月8日，邢治国通过支付宝向王婧转账2万元，通过微信向王婧转账6666元。2019年1月31日，邢治国通过支付宝向王婧转账6666元。王婧称上述转账系邢治国转给王婧的春节红包、节日红包。2014年4月2日，王婧通过银行账户向邢治国转账1.2万元。2014年10月10日，王婧通过银行账户向邢治国转账5000元。2014年10月至2019年2月，王婧通过微信向邢治国转账25617元，通过支付宝转账11.5万元，其中包括了上述4.7万元房租。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邢治国称其于2013年4月18日离婚后逐渐与王婧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但并未同居；王婧向邢治国转账涉及多种关系，部分与工作有关，部分系偿还邢治国替王婧垫付的租金，部分是情侣之间的情谊表达。王婧称二人于2013年国庆后开始同居，邢治国白天会到王婧的住处，但一般晚上会离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年底邢治国去雄安工作；后王婧于2018年出国留学，二人就分开了，但是没有分手。2019年11月24日，邢治国打电话给王婧，称已经快两年了，说好了年底解决房子的问题的，并询问王婧怎么打算的。王婧称其将房屋挂出去了，准备卖，卖完之后会把当时邢治国给的钱还转给邢治国，并让邢治国帮其谢谢邢治国现在的妻子这么长时间没有催。邢治国称其妻子压力挺大，毕竟结婚了，每个月还在还那个贷款，也是用共同财产。王婧表示在房子卖出去之前真的没有钱给邢治国，卖出去多少钱，该给多少还会给多少，如果那时候手头宽裕的话，甚至会按利息算上。邢治国要求做公证或者形成还款协议，交给其妻子，王婧称没有房产证无法做公证，纸面上的东西不太能答应，可以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让邢治国的妻子听着，录音也行。挂断电话后不久，王婧又给邢治国回拨电话，称其刚才赶紧问了一下中介，现在在古北水镇像其这个一期而且是一层的房屋在往外卖的大概有6套，很少有人问，所以打电话告诉邢治国心里有个数，其只能答应房子卖出拿到钱的第一时间肯定会把钱转给邢治国，但时间不是其能说了算的。2020年10月9日，王婧打电话给邢治国，称其收到了开庭传票，询问邢治国是否撤诉。邢治国称上次该说的都说得挺清楚的了，其实挺简单的，两年前王婧就说过两年之内会去办公证，所以两年内其啥都没说。一审庭审中，邢治国坚持主张2013年11月8日以及2014年1月29日向王婧转账的100万元系借给王婧用于在古北水镇购买房屋。王婧则坚持认为2013年11月的70万元系包养费且已经用于两人非法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另外3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是在邢治国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才发现该30万元转账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就涉案的100万元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邢治国通过其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其母亲何秀芹的银行账户向王婧转账100万元的事实以及二人于2019年11月24日的电话录音内容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该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婧辩称其中70万元是包养费且已经用于共同生活，对此邢治国不认可，王婧的此项辩称意见亦于法无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通过何秀芹的银行账户转账的30万元，王婧虽辩称与本案无关，但其并未对该笔转账的原因给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因此，王婧应当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但邢治国在2019年11月24日已经向王婧主张还款，王婧一直未还款，现邢治国要求王婧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和逾期利率，邢治国有权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现邢治国主张从立案之日开始起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计算标准，邢治国主张的标准低于年利率6%，故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王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邢治国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3月2日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王婧提交一段其与邢治国的谈话录音，以证明邢治国没有认可向王婧出借款项的事实，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邢治国提交的录音中，王婧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贷款用于共同生活。邢治国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邢治国在谈话中没有承认王婧系为配合邢治国，也明确涉案100万元款项不是赠与，更没有承诺放弃该债权。本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邢治国与其母亲的银行转账记录及邢治国与王婧的电话录音，可以确定邢治国与王婧存在借贷关系，王婧曾答应卖完房后还款。王婧一审辩称其中70万元是包养费且已经用于共同生活，二审又上诉称系邢治国对其的补偿，在邢治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王婧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现王婧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收到邢治国的1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补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王婧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王婧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妥，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王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婧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杨 光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