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戚，女，1981年6月2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本华，男，1955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戚秀梅，女，1954年6月24日生，汉族，辽宁省住大连市金州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艾伟，辽宁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培文，男，1983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双，辽宁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戚、李本华、戚秀梅因与被上诉人房培文赠与合同纠纷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1民初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戚、李本华、戚秀梅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李戚与上诉人李本华、上诉人戚秀梅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被上诉人的举证仅能证明李戚向李本华转账400万元，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赠与财产的合意，恶意串通更无从谈起。反之，李戚和李本华举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李戚与李本华之间系委托关系，李戚向李本华转账400万元是委托其代为向案外人李某还款，上诉人李本华将400万元转账给李某，完成委托事项。李本华举证的借款合同能够证明李某和李戚存在真实的400万元的借贷关系，李本华是借款保证人。李戚举证的银行交易转账等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李戚收到李某转帐400万元，随后将400万元转入其名下公司，投资到阳光房地产郁林分公司，实际使用了借款。然而一审判决仅仅依据李戚向李本华转账400万元的证据，就主观认定李戚向李本华、戚秀梅赠与400万元，是明显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对于双方争议的若干焦点问题未予审理，违法作出错误认定。上诉人一方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戚秀梅提出不知情、不承担责任的问题、李戚和被上诉人夫妻财产分割问题法庭都未进行审理，其中诉讼时效问题决定了被上诉人是否丧失胜诉权，是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之一；一审未组织对赠与是否是李本华和戚秀梅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调查和辩论，错误判决戚秀梅承担责任；一审未组织对李戚和被上诉人夫妻财产分割问题进行调查和辩论，却主观武断地将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界定为每人一半。三、一审判决上诉人三人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房培文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主要答辩意见：一、关于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李戚与上诉人李本华、戚秀梅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的主张。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之间存在赠与行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李戚与被上诉人于2006年7月21日结婚，2020年6月23日离婚，2014年9月10日，双方从案外人董福君处借到500万元，该行为发生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双方从董福君处借到的500万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5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算是笔巨款，因为被上诉人是董福君的亲属，李戚在处理使用这笔款项时应事先征得被上诉人的同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李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又未告知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单方面擅自处理双方的共同财产，将400万赠与其父亲李本华，使被上诉人婚内合法的两套房产被执行，还身负巨债，变成失信人，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财产权，应属无效。二、关于500万元借款的用途，双方事先有明确的约定，是要投资给旅顺的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有还款能力，后来已还给李戚200万元现金及四套抵债房屋。三、关于与李某的借贷关系中，真正的借款人是李本华，而不是李戚。1、经李某本人证实，2012年6月11日，李某转入李戚账户的400万元，实际的借款人及使用人是李本华而不是李戚，与被上诉人更是没有关系，李某根本不认识被上诉人，仅见过一次面，而且对李戚也不熟悉。若因为李戚和被上诉人的原因，李某根本不可能把钱出借。李某认识李本华，是因为李本华有个华南商店，双方购买材料时相识，他称李本华为“华南老板”。李某同意把钱出借，是了解李本华的经济实力。所以，真正的借款人和使用人是李本华。之所以400万元会打到李戚账户，是因为李某听从了李本华的指示。2、被上诉人调查取证证实，2013年6月13日，李戚尾号3513账户转入李某尾号1617账户的60万元利息，实际上是李本华2013年6月8日转入李戚账户的，也就是说，60万元利息实际支付者是李本华，进一步证明，李某出借的400万元，实际借款人及使用人是李本华。3、若真实借款人是李戚，李戚从事借贷生意多年，且以李戚的精明，理应清楚谁借款，谁还款是对自己利益最大保护，况且款项已经在自己账户上，自己转账还款岂不是更方便、更安全？赠与给李本华，恰恰证明，真实借款人是李本华，而不是李戚。李戚与李某之间根本不熟悉、说不上话，甚至连联系方式、账户信息均不知情，无法完成还款事宜。4、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委托还款，更是没有任何委托还款的证据，事件的真相就是真实借款人本就是李本华，按上诉人所主张，女儿委托父亲还款不应该、不需要有“书面委托书”，那女儿赠与父亲财产就必须要有“书面的赠与合同”？退一步讲，在与李某的借款中，表面上借款人是李戚，那李本华也是担保人，若李戚不能按时还款，那么也应该是李本华承担担保责任，而父女两个人不应该相互串通，自己有财产不还款也不承担担保责任，而是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一无所知的被上诉人，欺骗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与李戚共同向他人借款，导致被上诉人的婚内合法财产被强制执行。四、关于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欺骗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借款的真实用途，从而变相侵占被上诉人的财产，被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1、若上诉人李戚使用这笔款项真的如其所讲，投资到旅顺阳光房地产公司，完全可以如实跟被上诉人解释清楚。但上诉人李戚一直采取隐瞒、拒绝说明这笔款项去处的做法，被上诉人得知这笔款项的真正去处，是2019年被上诉人成为董福君案的被执行人时，才知道其中400万元赠与给上诉人李本华。2、与李某签定的《借款合同》中，李本华是担保人，而与董福君的《借条》中，李本华却不是担保人，按理说，借款实际使用人是李本华，李本华与董福君不管是生意场上还是私下的亲戚关系，都是多年相识，如果诚心还款，自己应该主动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李本华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在董福君因为500万与被上诉人、李戚闹翻后，曾把被上诉人、李戚、李本华约在一起商谈还款事宜，董福君强烈要求李本华作为担保人，李本华却明确拒绝。那时被上诉人和董福君仍不知情实际上这400万元已经是赠与给李本华了。李本华当时已经得到400万元，已经是受益人却拒绝作为担保人，明显与李戚恶意串通，欺骗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作为共同债务人还款。3、李戚从2010年就已经成立投资公司，从事小贷生意，据说本人也是法学专业毕业，可以说对民间借贷、借款合同等细节、风险点是非常专业精通的。现在把2013年6月与李某签署的《借款合同》与2014年6月给董福君打的《借条》对比可以发现，同样是借款，同样是李戚提供的合同版本，与李某签定的《借款合同》就非常详细、规范，而给董福君打的借条则非常简单，就两句话，把口头约定的借款用途（借款给旅顺的房地产公司）事项故意规避没有写在书面上，也是因为心虚，没有办法写在书面。从两份《借款合同》形式上的巨大差别，也能证明是上诉人事先主观存在预谋恶意。五、按上诉人主张，从案外人董福君借款400万元还给李某，是因为2012年6月11日从李某处借款400万元再倒手借款给大连阳光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郁林分公司，现在借款还给李某，相当于间接投入到旅顺的房地产项目中，借款用途前后描述一致。实际上，上诉人一直在故意混淆各种字眼及法律关系。合同是有相对性的，且“投资”与“还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借钱“投资”可能有回报，而借钱“还款”是拆东墙补西墙，资不抵债，对被上诉人及董福君来讲是有巨大风险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房培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李戚赠与被告李本华、被告戚秀梅4,000,0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李本华被告戚秀梅返还原告4,000,000元整及利息损失，利息以4,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总计1,420,355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大连市甘井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2017）辽0211民初83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戚与房培文系夫妻。2014年9月10日，二人以投资生意为由提出向董福君借款，董福君通过银行转账当日向李戚账户打款5,000,000元，二人共同为董福君出具借条。该民事判决书判决，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十日内，被告李戚、房培文共同偿还董福君借款5,000,000元、利息1,500,000元，合计人民币6,500,000元，并给付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11日起，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00元，减半收取29,700元,保全费5,000元（董福君均已预交），均由李戚、房培文共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客户名称李戚，该账户2014年9月10日收到转账存入5,000,000元。2014年9月11日，该账户转账支取4,000,000元至李本华6226190700029220账户。另查，大连市甘井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的（2020）辽0211民初6566号《民事调解书》，原告李戚与被告房培文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李戚与被告房培文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被告李戚在未与原告房培文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前提下，擅自将其与原告房培文共同向董福君借款中的4,000,000元未经原告房培文同意赠与其父亲李本华，该行为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被告李戚在未经原告房培文明确授权情况下,自行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是无效的,已经赠与的财产应由被告李本华、戚秀梅偿还。因此，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李戚赠与被告李本华、戚秀梅4,000,0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李本华、戚秀梅返还原告4,000,000元及利息一节。原告房培文现已与被告李戚离婚，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应每人一半，因此，被告李本华、戚秀梅应返还原告房培文2,000,000元（4,000,000元×1/2）。关于原告要求利息一节，没有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被告李戚、李本华、戚秀梅虽辩称，被告李本华系受被告李戚委托向案外人还款，但未提交证据对委托一事予以证明。通常情况下，借款人自行与出借人协商还款事宜，在通过电子汇款等形式向出借人还款时，也会在汇款时明确体现出借款人的名称以证明借款人已实际完成还款事项。本案中三被告的抗辩与常理不符，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戚赠与被告李本华、被告戚秀梅4,000,000元无效；二、被告李本华、戚秀梅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返还原告房培文2,000,000元；三、驳回原告房培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800元（原告房培文已预付），由被告李戚、李本华、戚秀梅负担；保全费5000元（原告房培文已预付），由被告李戚、李本华、戚秀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本华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了其向李戚借款与李本华代为还款的经过，认可房培文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是其与房培文代理人的电话录音，但认为录音内容不完整，只截取了对房培文有利的内容。上诉人通过证人证言拟证明：一、2012年6月，李某向李戚出借400万元，2013年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房培文通过李戚的银行卡向李某支付一年借款利息60万元。2014年9月，经协商，李某放弃第二年的利息，李戚向李某一次性偿还本金400万元，还款方式是李戚将400万元转给李本华，委托李本华向李某还款400万元本金，同时收回借款合同。以上事实有李某的证人证言、借款合同和银行转帐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李戚委托李本华代为向李某还款400万元的事实，房培文主张李戚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是赠与关系不成立。二、未取得李某同意而私自录音、拍照的行为是违法的，该份录音作为违法证据应予以排除。另外，该段录音没有原始载体，也不是完整的录音，李某以证人身份二审出庭作证，其已签署保证书，如有虚假陈述将承担法律责任，应以证人出庭作证证言为准。上诉人李戚、戚秀梅同意上诉人李本华的举证意见。被上诉人房培文质证意见：一、李某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这是在其无任何心理防备情况下录制的，最为真实，今天庭审证言与之不一致的地方应以录音证据为准。二、从李戚账户还给李某的60万元利息实为李本华转给李戚的款项，证明李本华是实际借款人。三、李某在庭审中多次将李戚名字喊错，说明其二人并不熟悉，李某不可能将400万元借给不熟悉的李戚。对于李某的证言，本院认为，李某的录音与证言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回答时难免受到问话的影响，较书证的证明力低。关于借款主体，本院将依据双方提交的具有较高证明力的证据加以认定，故对李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2012年6月11日，李某向李戚转款400万元。2013年6月11日，李某作为出借方与借款方李戚、担保方李本华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某向李戚出借400万元用于项目投资，借款时间2013年6月11日起至2014年6月10日止。关于利息，双方同意参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协商执行，并按天计息，按月付息。三上诉人在一审未能提供合同原件，解释称，借款发生于2012年6月11日，因未能还款，双方协商延期一年，于2013年6月11日续签了本合同。后因李戚向李某偿还了400万元，故合同原件销毁，李本华手中仅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借款当日，李戚将400万元全部转账给大连金典投资有限公司，大连金典投资有限公司又于当日开具面额400万元的转账支票，将款转付给了大连阳光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郁林分公司。三上诉人以此主张该400万元全部用于李戚投资的项目使用，并未转交给李本华实际使用，李本华不是400万元的借款人。2013年6月13日，李戚向李某转账60万元，房培文在该笔转账的银行卡取款凭条上签字。李某称60万元系其向李戚出借400万元的首年（2012年11月6日-2013年11月6日）利息。双方经协商，李某同意为李戚免收第二年利息，李戚一次性将400万元本金予以返还。于是，李戚于2014年9月11日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李本华于2014年9月15日向李某转款400万元。本院认为，房培文主张李戚于2014年9月11日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性质为赠与，请求法院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并判令李本华、戚秀梅返还40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因此，本院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李某出借400万元的借款主体是谁，李戚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的行为性质及房培文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向李某借款的主体，本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李戚是借款主体。首先，李某将400万元借款转账给李戚、李戚将款项全部用于项目投资，无据证明李本华实际使用了400万元借款或从中受益。其次，房培文曾用李戚账户向李某转账60万元用于支付首年利息，最后400万元本金的偿还也是李戚转账给李本华，李本华又转支付给李某的。因此，还本付息的支付主体也印证了李戚是400万元借款人的事实。房培文在一审提交了李戚的银行流水明细，主张该60万元系李本华于2013年6月8日转账给李戚的，说明还息主体为李本华，印证了其关于李本华是400万元借款主体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从银行流水明细可知，2013年6月8日李本华转账给李戚60万元后，李戚于当日提取了590,021.88元，之后又有多笔大额资金进出，2013年6月13日，李戚账户转入590,087.43元，当日，房培文操作将账户余额中60万元转付给李某。故从流水明细中看不出李本华转给李戚的60万元与房培文操作由李戚转账给李某的60万元是同一笔钱，不能得出李本华是60万元利息的实际偿还者及李本华是400万元借款人的结论。关于李戚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的行为性质及房培文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李戚向李本华转款400万元不构成赠与，而是委托关系。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本案中，李戚将借得的400万元转付给李本华，但李本华并未用于个人消费，而是代李戚将400万元全额偿还给了李某。可见，李本华受李戚之托代为收款、转款，其与李戚之间的转账成立委托关系，房培文主张双方成立赠与关系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得到支持。李本华并未因接受赠与而取得案涉400万元，故房培文要求李本华、戚秀梅共同返还4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亦不能得到支持。房培文还主张李戚恶意挪用借款，变相侵占其财产，其对400万元的处置行为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李戚欠付李某400万元，其将董福君出借款项中的400万元用于归还李某，是其对所借款项的自由处分，不构成违法，不影响效力。房培文、李戚共同向董福君借款出具的借条上未注明借款用途，房培文主张借款用途是项目投资，李戚在其不知情情况下挪用了借款，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房培文、李戚向董福君借款和李戚向李某还款的时间是2014年9月，并无证据证明当时房培文和李戚感情已出现危机，二人共同借款500万元前，必然对款项用途进行了充分协商，借款后也必然对款项用途进行了共同安排。房培文无据证明未对李戚将400万元用于还款提出过任何异议，视为其对李戚处置该400万元用途的认可。故房培文此项上诉理由不能得到本院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1民初8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房培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合计82,600元，由房培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