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辖终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超涌，男，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娜，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裕华东路133号方北大厦A座2201室。法定代表人：耿建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钰坤，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实兴大厦4398室。法定代表人：汪超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娜，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超涌与被上诉人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冀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初1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7年12月，中冀公司、信中利公司、汪超涌三方在北京市丰台区共同签署《合作协议》，约定中冀公司受让北京信中利赞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赞信中心，信中利赞信中心为信中利公司的关联方，信中利赞信中心与信中利公司均为汪超涌实际控制）持有的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哆可梦公司）22.43%的股权（下称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633000000元。同时，信中利公司和汪超涌承诺，在中冀公司受让该标的股权满24个月前，将促使关联方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惠程公司）以全现金形式收购中冀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如深圳惠程公司无法收购，则信中利公司和汪超涌将自行或指定其他方收购标的股权。收购价款计算方式如下：收购价款=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20%×中冀公司实际持有股权天数÷365-哆可梦公司利润分配金额。中冀公司按照协议要求分别于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23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4月27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0000000元、50000000元、100000000元、133000000元、230000000元及70000000元，合计支付633000000元，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冀公司仅收到哆可梦公司向中冀公司支付的股东分红60542975.81元，除此外未收到其他款项，信中利公司、汪超涌未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收购股权支付价款的义务，理由为资金紧张，本着友好协商原则，中冀公司和信中利公司、汪超涌于2019年12月签署《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信中利公司、汪超涌自行或指定其他方于2020年1月2日前向中冀公司支付第一期收购价款人民币300000000元，2020年2月29日前支付人民币200000000元，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剩余收购价款。补充协议签署后，信中利公司、汪超涌于2020年2月16日委托指定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冀公司持有的哆可梦公司5.2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194380000元，又于2020年3月30日支付回购款3000000元。截至目前，除上述哆可梦公司股东分红款60542975.81元及部分股权收购价款194380000元、回购款3000000元外，信中利公司、汪超涌未向中冀公司支付其他款项，信中利公司、汪超涌已经严重违反了《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信中利公司、汪超涌逾期支付收购价款已给中冀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和正常经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为此，为维护中冀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信中利公司和汪超涌收购中冀公司持有的哆可梦公司17.18%股权，收购价款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日为684097282.38元；2.判决信中利公司和汪超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汪超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案涉《合作协议》虽然约定“本合作协议由以下三方于2017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共同签署。”但北京市丰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合同签订地”，案涉《合作协议》的实际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三层才是合同签订地。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在本案立案前已经废止，不应依据该规定径行将《合作协议》约定的签订地认定为合同签订地。另一方面，基于对《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文义解释，“合同签订地”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无法构成合同签订地。首先，《合作协议》三方主体中冀公司、信中利公司和汪超涌，住所地分别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市朝阳区和北京市朝阳区，均不涉及北京市丰台区；其次《合作协议》签订时，标的股权的持有人、目标公司、回购义务人分别为信中利赞信中心、哆可梦公司、深圳惠程公司，其住所地分别为北京市朝阳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亦均不涉及北京市丰台区；最后，《合作协议》系于2017年12月于信中利公司的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三层签订，北京市朝阳区具备“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品格，应当被认定为《合作协议》的合同签订地。因此，汪超涌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第7.1条的约定，与该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订立地人民法院管辖，而该协议文本记载协议签署于北京市丰台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纠纷系发生于2021年之前，因此《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可以适用于本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即便溯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亦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民法典》对合同签订地的认定规则较《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实际并无变化。故汪超涌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北京市丰台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且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50000000元以上、5000000000元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关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则上为50亿元”之规定，本案一审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汪超涌关于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汪超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汪超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汪超涌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可以适用于本案，法律适用错误。《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冀公司提交的证据6，即中冀公司与深圳惠程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签订的《关于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延长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有效期6个月。若在本补充协议签订6个月内，甲乙双方未能就意向性协议所列收购事宜达成实质性协议，或未获得受让方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通过监管机构审核通过（如需），则本补充协议与意向性协议自动终止。”由上述约定可见，引起本案纠纷的事实，即哆可梦公司股权安排事宜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认定丰台区为合同签订地，属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认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丰台区为合同成立地，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对合同签订地的认定规则较《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实际并无变化，法律解释错误《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但书中的“另有约定”应当受到本文中“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的限制，即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文义，当事人不能任意约定合同成立地点，约定的合同成立地点应当与至少一方当事人的“签订”行为有实际联系，《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该等含义并未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中体现，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对合同签订地的认定规则较《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实际并无变化，法律解释错误。（二）按照一审法院对《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理解，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全国范围内任意法院作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显然违背《民事诉讼法》设置管辖制度的目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对《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理解，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则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选择全国范围内任意法院作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当事人只需在合同中约定自己想选择的任意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再以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产生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向合同成立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按照一审法院对《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理解，上述协议管辖的安排完全有效。上述结论显然是荒唐的，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设置管辖制度的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违背《民事诉讼法》设置管辖制度的目的，不合理地扩大解释《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但书规定，认定本案当事人可以约定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丰台区为合同成立地点，适用法律错误。三、案涉《合作协议》的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而非丰台区，本案应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已详细说明北京市丰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北京市丰台区不能够被认定为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地。实际上，案涉《合作协议》是由中冀公司、信中利公司与上诉人在信中利公司的办公地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三层签订，北京市朝阳区是案涉《合作协议》的合同签订地，因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应当移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四、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对《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理解没有问题，合同当事人有权约定任意法院作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案涉《合作协议》的协议管辖条款因违背级别管辖规则而无法适用，本案亦不应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应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或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案涉《合作协议》第7.1条约定：“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诉至本协议订立地人民法院管辖。”需要强调的是，《合作协议》第7.1条是明确限制性地约定订立地人民法院管辖，而非订立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中排他性地约定了合同争议管辖法院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对《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的理解没有问题，合同当事人能够约定任意法院作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中冀公司、信中利公司以及上诉人可以约定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丰台区作为合同签订地，根据案涉《合作协议》第7.1条，中冀公司应当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可见，《合作协议》第7.1条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该约定无效。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由上诉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或合同履行地哆可梦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无论如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均不具有管辖权。综上所述，恳请贵院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合同实际签订地与约定签订地不同应如何认定合同签订地和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关于合同实际签订地与约定签订地不同应如何认定合同签订地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民事诉讼法》设立协议管辖制度本意是当事人依民事纠纷的具体情形合意选择其认为最适宜的管辖法院，以弥补法定管辖的不足。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约定合同签订地，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一致的，以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而不是以实际的签字或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这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认定上容易产生争议，实际签字或盖章地需要在合同书之外另行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签字或盖章还有可能不在同一地点等，从而导致合同实际签订地难以举证证明，或增加诉讼成本。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则是明确的、确定的，在当事人提供合同书后即可以加以认定，不需要当事人另外提供其他证据。为了便于认定，避免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签订地的认定产生纠纷，应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本身即是法律规定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最后，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及《民法典》适用的问题。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当事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即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故无论合同履行是否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有关合同签订地认为问题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民法典》有关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同样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审法院认定前后法律规定不冲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合同中约定“协议订立地人民法院”系排他性约定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约定管辖的规定，即使当事人明确约定本案纠纷由该院管辖，亦不影响实际诉讼时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相应地调整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当事人在2017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诉至本协议订立地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载明，本合作协议于2017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共同签署。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予以遵守。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结合本案诉讼标的，该案应由一审法院管辖。综上所述，上诉人汪超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汪超涌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福华审 判 员 曹玉乾审 判 员 张 爽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高 鹏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