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之鉴，男，199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桦，北京市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见秋，北京市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男，198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锦华，北京双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之鉴因与被上诉人张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7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孙承松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之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桦、张见秋，被上诉人张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之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张伟承担。事实与理由：1.于之鉴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伙经营对外放贷业务关系，双方的资金往来明显不符合一般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于之鉴提供的张伟的银行流水，可以反映出至少存在19笔以张伟账户作为出借账户、以张伟作为出借人开展对外放贷的业务。一审法院对此未加任何审查，属于遗漏案件事实。3.在双方合伙经营放贷业务过程中，张伟还存在使用合作账户内的共同资金，私自对外放贷、私自提取现金、私自给自己其他账户及其母亲吴淑玲转账的情形。4.即便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张伟在提供涉案资金之初即完全知晓具体用途，相应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张伟无权向于之鉴主张利息。张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于之鉴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张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于之鉴偿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中万金控（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万金控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成立，经营范围为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于之鉴系中万金控公司总经理，张伟亦曾入职该公司。2019年7月5日，张伟作为出借人与于之鉴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于之鉴向张伟借款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7月5日至2020年7月4日，月利率1.5%；于之鉴应按月付息，到期归还本金；于之鉴未按照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的，于之鉴从逾期之日按照每日0.3%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同日，张伟将前述款项转账至于之鉴银行账户。张伟称于之鉴于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11月16日向张伟支付五笔借款利息共计3万元，利息支付至2019年12月4日，其中2019年7月15日还6000元（包含在当日87400元中），2019年8月15日还6000元（包含在当日119400元中），2019年9月15日还6000元（包含在当日119400元中），2019年10月25日还6000元（包含在当日69400元中），2019年11月16日还6000元。于之鉴称系合作款项，于之鉴还向张伟支付了办理业务的费用等，已经抵扣了本案款项。另查，除涉案款项外，张伟与于之鉴的银行账户间有多次交易记录。一审审理中，张伟与于之鉴均确认中万金控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贷款业务。张伟提交了自己的母亲与于之鉴间微信记录，张伟之母向于之鉴催讨借款，于之鉴未表示异议。于之鉴提交了视频等证据，证明张伟与于之鉴共同工作的情况。此外，于之鉴自2019年12月起未再向张伟转款。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张伟、于之鉴签订了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利息标准等，张伟已如约将出借款项转账至于之鉴的账户内。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现于之鉴未能按照约定期限偿还借款，张伟要求于之鉴偿还借款及利息，证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的逾期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张伟从2019年12月5日按照年利率24%主张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于之鉴抗辩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张伟曾与其共同工作过，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本案款项是合作关系。故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于之鉴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张伟偿还借款人民币四十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四十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于之鉴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垫资收益表、抵押收益表，欲证明张伟在收益表上以审核人的身份签字，客户经理杨某的提成由张伟审核并发放，张伟与于之鉴并非借贷关系，张伟也不是于之鉴的员工，双方实为合伙经营放贷业务。证据2.微信转账电子凭证（电子版打印件），欲证明张伟与于之鉴并非借贷关系，双方实为合伙经营放贷业务。证据3.微信截图和借款合同照片，欲证明五份借款协议在签订时，出借人处均系空白，双方并非借贷关系，是合伙经营放贷业务，借款协议仅作为张伟入资的凭证。张伟质证称，上述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证据2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张伟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于之鉴申请证人杨某、孙某出庭作证，欲证明于之鉴与张伟系同一团队的成员，孙某是公司法人，二人均知晓公司所有业务。张伟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上述两位证人的陈述一致，不具有可信性。另查，于之鉴主张即便本案40万元借款事实成立，但张伟仅支付了20万元款项，因此不应当返还40万元借款。二审庭审中，经询，“审：张伟卡号5281一块钱的银行卡是干什么用的？被（张伟）：于之鉴让张伟去他公司工作，借用张伟的账号走账。让张伟转1块钱测试一下卡能不能用。”关于有争议的20万元资金来源，本院要求张伟予以说明，张伟向本院递交《庭后核实补充事实》，载明“2019年4月，于之鉴向张伟借款25万元，张伟没有钱，于是向其母亲吴淑玲要了25万元，吴淑玲于2019年4月11日分五笔，每笔5万元支付到张伟的账户中，2019年4月18日张伟用收款账户还了吴淑玲5万元，2019年7月5日还的20万直接转到张伟的另外一张银行卡中，所以2019年7月5日张伟转给自己的20万元，与2019年7月4日张伟借给于之鉴的40万元毫无关系。从交易的发生时间上和交易常理上也可以认定上诉人的陈述不属实，目的就是为了不还钱或少还钱。”经本院核对，张伟提交的银行账户及流水显示与张伟陈述一致，且于之鉴自认其系职业放贷，如其并未收到相关款项，亦有能力和机会主张相关事实，但其并无证据证明曾就此提出过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系于之鉴与张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于之鉴上诉主张其与张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系合作经营对外放贷业务，涉案款项系双方合作对外放贷的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于之鉴作为借款人与张伟作为出借人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合同明确载明于之鉴向张伟借款4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等内容，且张伟亦按照合同约定向于之鉴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构成借贷关系，并判令于之鉴向张伟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并无不当。于之鉴上诉主张涉案款项系投资款而非借款性质，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于之鉴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于之鉴上诉主张其不应支付利息，所谓利息实际指的是投资利润收益，但其并未提交反证推翻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因合同对涉案借款借期及逾期利率均存在明确约定，故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已查明的事实认定利息标准，并判令于之鉴应向张伟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于之鉴上诉主张张伟在明知涉案款项系用于双方合伙经营对外放贷业务的情形下仍然提供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但其并未就张伟明知借款目的及用途进行充分举证，张伟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之鉴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于之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于之鉴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天舒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