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2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麦格乡小靛村关口组。法定代表人：赵普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卓，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凤燕，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第三人：张炯，男，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明凤燕，第三人张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决；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返还货款355559.55元和利息13153.71元（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0月22日暂计算至2020年9月18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单方面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签订书面采购合同后又根据市场价格进行重新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未考虑铝土矿正常交易是上诉人连续向被上诉人支付预付矿款、被上诉人连续供矿这个行业习惯，只是单方认为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9日至3月31日期间供矿的单价低于2019年3月12日采购合同中约定的单价。同时，上诉人原采购经理赵某只是单方对被上诉人出示的《销售明细表》予以认可，但是，该份《销售明细表》并未有上诉人签字盖章确认。事实上，上诉人原采购经理赵某明知上诉人于2019年6月开始停产无法正常运营，且其于2020年11月16日向清镇市人民法院起诉解散上诉人，在此《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载明2019年6月上诉人已停产无法正常经营，故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份之后以及2020年期间并未向上诉人进行供矿，上诉人也未收到上述铝土矿。因上诉人原采购经理赵某在其（2020）黔0181刑初291号案件中的《讯问笔录》中明确认可被上诉人2019年6月之后及2020年期间供矿价值816816元和44664元的铝土矿系其自身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故被上诉人2019年6月之后及2020年期间与赵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未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虽认定证人赵某系上诉人原采购经理，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洽谈协商采购事宜，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代理事务完成，委托代理终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期间，上诉人只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货款530万元，赵某的委托代理行为亦只能发生在被上诉人按照预付货款530万元供应完毕相应吨位的铝土矿。此后，上诉人并未给赵某任何授权让其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且自2019年6月份之后上诉人已停产无法运营，故赵某自2019年6月份之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实系赵某自身意思表示，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明凤燕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赵某是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代表，并与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对账也是在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财务对账的，对账得出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还差明凤燕37万元左右的货款。第三人张炯称，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张炯、明凤燕与赵某签订购销合同，是卖矿给赵某，他们的货是发给赵某，总共供货590多万元，实际上诉人公司还差欠货款。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返还355559.55元货款，并承担利息13153.71元（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0月22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020年9月18日，应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矿石采购经理赵某与被告明凤燕协商矿石采购事宜。在双方达成采购意向后的同月10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矿石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单价：175元每吨：二、交货时间：2019年1月10日起；三、乙方已收取货款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四、乙方必须按约定时间内交货，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第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公司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300000元；同月17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铝土矿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单价：175元每吨；三、交货时间：2019年1月17日起；四、乙方已收取甲方购矿款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五、乙方自收到甲方购矿款之日起，必须按收到矿款金额供矿至供完，供矿期间不能与他人进行矿石交易而拖延给甲方供矿，并在约定时间内交矿，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同年2月9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铝土矿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单价：175元每吨；三、交货时间：2019年2月9日起；四、乙方已收取甲方购矿款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五、乙方自收到甲方购矿款之日起，必须按收到矿款金额供矿至供完，供矿期间不能与他人进行矿石交易而拖延给甲方供矿，并在约定时间内交矿，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赵普飞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300000元；同年2月12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铝土矿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二、单价：175元每吨；三、交货时间：2019年2月12日起；四、乙方已收取甲方购矿款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五、乙方自收到甲方购矿款之日起，必须按收到矿款金额供矿至供完，供矿期间不能与他人进行矿石交易而拖延给甲方供矿，并在约定时间内交矿，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赵普飞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300000元；同年2月15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铝土矿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单价：175元每吨；三、交货时间：2019年2月15日起；四、乙方已收取甲方购矿款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五、乙方自收到甲方购矿款之日起，必须按收到矿款金额供矿至供完，供矿期间不能与他人进行矿石交易而拖延给甲方供矿，并在约定时间内交矿，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赵普飞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500000元；同年3月12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明凤燕（乙方）签订《铝土矿采购合同》，载明：“一、货物名称：高铁铝，单价：175元每吨；三、交货时间：2019年3月12日起；四、乙方已收取甲方购矿款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五、乙方自收到甲方购矿款之日起，必须按收到矿款金额供矿至供完，供矿期间不能与他人进行矿石交易而拖延给甲方供矿，并在约定时间内交矿，不得延误。”等内容。同日，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500000元。后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500000元、2019年3月19日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500000元、2019年3月27日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300000元、2019年3月28日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700000元、2019年4月25日通过黄怀良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张炯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元。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被告明凤燕矿款530万元。2019年10月21日，被告明凤燕与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赵某进行对账，被告明凤燕提供《销售明细表》一份，载明：2018年1月10日至1月16日，供高铁铝矿3136吨，单价190元每吨、金额595840元；2018年2月8日至2月22日，供高铁铝矿8651.5吨，单价190元每吨，金额1643785元；2019年3月29日至3月31日，供高铁铝矿3463.3吨，单价145元每吨，金额502178.5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二级矿4275.6吨，单价260元每吨，金额1111656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二级矿2238.2吨，单价237元每吨，金额5.30453.4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三级矿8436.6吨，单价55元每吨，金额464013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三级矿2281.4吨，单价52元每吨，金额118632.8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三级矿1160.1吨，单价65元每吨，金额75406.5元；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三级矿1242.7吨，单价75元每吨，金额93202.5元；2019年，供高铁铝矿3141.6吨，单价260元每吨，金额816816元；2020年，供高铁铝矿186.ｌ吨，单价240元每吨，金额44664元；合计38213.1吨、金额5996647.7元。赵某在该《销售明细表》上签名。审理中，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对被告明凤燕《销售明细表》中记载的2018年1月10日至2月22日明凤燕供给原告的高铁矿11787.5吨、每吨单价190元不予认可，认为双方合同约定价格是每吨175元，只能按11707.99吨高铁矿结算。同时，证人赵某到庭证实其作为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采购经理，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明凤燕的所有矿石买卖均是由其代表公司与被告明凤燕洽谈协商，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约定单价为175元每吨，但因市场矿价浮动，口头对约定的价格进行了变更。被告明凤燕出示的《销售明细表》是其与明凤燕对账确认的，明凤燕不差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矿石。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矿石采购合同》、《铝土矿采购合同》、转款凭证、《销售明细表》、证人赵某的证词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该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形成的合同，只要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主张被告明凤燕2019年1月10日至2月22日交易的高铁矿应按双方书面签订的《矿石采购合同》、《铝土矿采购合同》约定的单价175元每吨计算，而不应按被告明凤燕《销售明细表》上载明的190元每吨计算。但根据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1月10日、1月17日、2月9日、2月12日、2月15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记载，原告给付被告明凤燕的货款共计180万元，按原告陈述的按11707.99吨，每吨175元计算，矿石金额为204.889825万元，被告明凤燕交付原告的矿石价值也已经超出了原告方合同记载的预付款。另，从被告明凤燕出示的《销售明细表》中，2019年3月7日至4月9日供给原告公司有二级矿，但在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并无约定；在2019年3月29日至3月31日期间，被告供给原告公司的高铁铝矿单价为每吨145元，又低于双方2019年3月12日采购合同约定的单价每吨175元。同时，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与被告洽谈矿石买卖的销售经理赵某到庭对被告明凤燕出示的《销售明细表》是被告明凤燕与其进行对账予以认可。并当庭陈述被告明凤燕不差原告矿石。综上，说明原、被告双方在签订书面采购合同后，又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了约定，故该院对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30元，减半收取3415元，由原告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以下证据：1、赵某在（2020）黔0181刑初291号案件中2020年7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一份（复印件），证明赵某自认销售明细表，最后两栏2019、2020年的销售总价861480元是赵某个人的采购并非是代表上诉人进行采购。经质证，被上诉人明凤燕表示对该证据不清楚，只认识赵某，所有交易对接全部是与赵某对接的。第三人张炯对该证据质证意见与赵某一致，并表示赵某是上诉人公司派出与其对接的。2、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赵某明知上诉人于2019年6月已停止经营，此后一直不能正常经营，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明细表最后两栏2019、2020年的销售总价861480元并非向上诉人供应铝土矿，该两笔货物并非公司采购，对此部分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赵某个人承担。经质证，被上诉人明凤燕对该证据表示在2020年11月份，上诉人没有解体，所有的货都是发往上诉人公司的。第三人张炯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一致。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一致，且有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卷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责令案外人赵某到庭接受质询。后，赵某到庭陈述其认可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是其签字，并表示该明细表中的单价均是其与明凤燕口头达成的，赵某还表示该销售明细表中最后两笔中涉及816816元的款项是赵某个人向明凤燕支付，但该笔货物实际是上诉人接收的，赵某表示其可以提交此笔货物实际由上诉人接收的磅单等资料，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并未向本院提交。再查，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其对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涉及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10日至1月16日”、“2018年2月8日至2月22日”两项中的单价不认可，认为应当按照175元/吨计算，对该两项内容中的“吨位”数量无异议，同时，对于该销售明细表中最后两项内容不认可，认为没有收到货，上诉人对该销售明细表中其余内容均认可。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主张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涉及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10日至1月16日”、“2018年2月8日至2月22日”两项中的单价应按照175元／吨计算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单价有175元／吨、87元／吨、260元／吨等不等价格，而上诉人针对涉案销售明细表中认可的明细中涉及的单价有145元／吨、237元／吨、65元／吨、75元／吨等不同单价，上诉人认可的这些明细中确认的单价均与合同中约定的单价不一致，结合上诉人陈述这些单价均是赵某与明凤燕口头达成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知晓并同意的事实以及赵某到庭陈述关于单价确定的情况，本院认为，上诉人仅以合同约定的单价认为此两项货物的单价应按照合同约定的175元／吨计算，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针对此两笔货物按照销售明细表中载明的金额190元／吨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主张该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最后两笔货物没有收到，不应计入上诉人应付货款之中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提供实际向上诉人交付此两笔货物的相关证据，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仅提交了有赵某签字的涉案《销售明细表》；而赵某虽然是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凤燕进行对接，但结合被上诉人明凤燕与赵某的陈述，表明明凤燕与赵某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赵某自述此两笔货款中涉及816816元的款项是赵某个人向明凤燕支付，虽陈述货物实际是上诉人接收的，但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提交上诉人实际接收该批货物的证据；同时，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明凤燕认可的宋尚平代表明凤燕于2019年10月21日所作的对账记录，该对账记录中涉及的供货数量与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数量一致，但该对账记录中的最后一页中明确有在总货款5996647.7元基础上减去44664元和816816元的计算方式，并明确“总款”为5135167.7元；同时，明确有在总吨位38213.1吨基础上减去3141.6吨和186.1吨的计算方式，明确“总吨位”为34885.4吨。经核对，该对账记录中扣减的金额816816元及44664元和扣减的吨位数量3141.6吨及186.1吨均与涉案销售明细表中最后两笔明细中的金额、吨位对应。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明凤燕仅依据涉案销售明细表抗辩该明细表中最后两笔货款应由上诉人承担，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况下，明凤燕的此项意见缺少事实和法律基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此两笔货款（816816元和44664元）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结合上文分析，上诉人实际收到的涉案货物价值为5135167.7元（5996647.7元－816816元－44664元），上诉人实际已经支付的款项为530万元，故，被上诉人明凤燕还应向上诉人返还货款164832.3元（530万元－5135167.7元）。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因涉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供货的截止时间，且双方的交易模式并不固定，在实际交易中双方的交易方式是先付款后发货、先发货再付款等交叉进行，并结合上诉人实际存在资金损失的情况，本院酌情从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20年10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5483号民事判决；二、明凤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退还货款164832.3元；三、明凤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164832.3元为基数，从2020年10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30元，减半收取3415元，由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878元，明凤燕负担15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830元，由贵州贵秦友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757元，明凤燕负担30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赵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