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73民终97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洪钧，男，汉族，1939年8月18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洋，天津众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秀福，天津众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法定代表人：魏崇，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士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洪钧与被上诉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国图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2民初33901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高洪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洋、任秀福，国图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洪钧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稿酬1782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的认定双方签署的合同中“/”代表无稿酬，排除了上诉人作为作者基于作品的出版而实现获酬权的权利，如为无稿酬，合同中应明确稿酬为“无”或“零”。二审法院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稿酬部分的“/”应为约定不明，并非代表无稿酬。首先，一般情况下，除非特殊约定，出版者采用作者书稿印制、发行图书应当向作者支付稿酬。上诉人作为作者，著书付出了巨大辛苦，不会放弃作为作者享有的获取稿酬的权利。双方签署的合同中虽然在稿酬部分填写“/”，但根据一般理解及本案事实常理，“/”不能代表无稿酬。如为无稿酬，合同中必然会以明确的方式进行表示，即用“无”或“零”等无争议的字眼表述，而不会用“/”。被上诉人提交的邮件显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陈卓在邮件中（2016年6月8日邮件）表示“合同多几份没关系，也不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上诉人回复“我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一切按国家规定办”。上诉人并没有不要稿酬的意思表示，回复按照国家规定办，意即稿酬按照国家规定支付。根据上诉人与张慧霞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张慧霞在2019年11月1日表明“决定一次性支付您稿酬13300元”，在2019年12月17日表明“为了解决这件事情，社领导也多次协商，按照古籍出版社的行业稿酬支付标准20-50元/千字，我们也尽可能按照最高50元/千字给您支付”。在2019年7月16日，张慧霞在微信中将补充协议发送给上诉人，同意支付稿酬。综上，如在合同中/代表无稿酬，双方不可能就稿酬问题多次交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即本书责任编辑也不会同意支付稿酬13300元或按照50元/千字。支付稿酬和重新向上诉人发送补充协议同意支付稿酬。结合微信及邮件内容完全可以看出该合同处虽然稿酬部分为“/”，但不代表无稿酬。另外，上诉人也多次表示要求稿酬，被上诉人也表示会给稿酬，但是双方就支付标准未达成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单纯从合同内容认定“/”为无稿酬，而非待定或不明，是严重的错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该合同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制式合同，内容也均为被上诉人填写，对于稿酬部分标为“/”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上诉人注意。上诉人作为作者，享有获取稿酬的主要权利，“/”若代表无稿酬，则排除了上诉人作为作者基于基本作品的出版而实现获酬权的基本主要权利，应为无效。另一方面，即便“/”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也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二、在稿酬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上诉人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主张稿酬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出版合同》对稿酬并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稿酬争议处理应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国家版权局《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二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适用本办法。第五条，基本稿酬标准和计算办法：（一）原创作品：每千字80-300元，注释部分参照该标准执行。第九条，使用者未与著作权人签订书面合同，或者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未约定付酬方式和标准，与著作权人发生争议的，应当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付酬标准的上限分别计算报酬，以较高者向著作权人支付，并不得以出版物抵作报酬。根据涉案图书版权信息标注，上诉人涉案作品《天津文艺志》计594千字，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稿酬或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作为出版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版权局《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按照每千字300元向上诉人支付稿酬。补充：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2.3.7其他“无”，可见，双方对于没有约定的是用“无”代表而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得到支持。国图出版社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高洪钧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国图出版社支付高洪钧稿酬1782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9日，高洪钧与国图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国图出版社出版高洪钧的作品《天津艺文志》，高洪钧许可的权利期限为10年。合同第五条的报酬条款因签署合同时图书尚未出版，对报酬支付方式及具体数额均未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高洪钧依约交付书稿，但国图出版社并未按约在2017年出版图书，直至2019年6月才将图书正式出版300册。图书出版后高洪钧多次与国图出版社交涉稿酬事宜，并在2019年11月12日发出律师函，要求国图出版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使用文字作品与支付稿酬办法》（下称办法），向高洪钧支付不少于178200元的稿酬，但国图出版社至今未支付。国图出版社无故延误出版图书，又无理由拒不支付稿酬，严重侵害高洪钧合法权益，故高洪钧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6月27日，甲方高洪钧与乙方国图出版社签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合同》（以下简称出版合同），约定作品名称《天津艺文志》，甲方许可乙方的权利期限为10年。合同第五条为报酬条款，共四款，其中5.1主要内容为“乙方采用下列第/种方式向甲方支付报酬”，5.1条项下共4项，每款凡出现稿酬计算方式、付酬时间、版税等关键处，均划“/”。剩余5.2、5.3、5.4中凡出现付酬方式等关键内容处，亦均划“/”。合同第六条为资助出版，约定：甲方自愿提供14000元，用于本书出版补贴，具体付款方式为银行电汇，应在合同签订1个月后支付至乙方账户。合同中其他涉及期限、册数等数字的，均在相应横线上填写有具体数字。该合同签署前，样稿由国图出版社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发送高洪钧，样稿关键内容尤其稿酬条款与正式签署版本一致，高洪钧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称“提不出什么意见”。双方确认，涉案图书已于2019年1月出版。2019年3月开始，高洪钧通过微信向国图出版社工作人员即涉案图书编辑张慧霞询问“是否不给稿酬了？”，张慧霞回复合同约定没有稿酬。后就稿酬问题双方又多次交涉，但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上述事实有出版合同、涉案图书版权信息页、微信聊天及邮箱沟通记录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在法律无禁止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合同约定内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关于双方对稿酬条款存有的争议，一审法院将依双方约定处理。前已查明，涉案合同在稿酬条款中的计酬方式、付酬方式及时间等关键部位，均留有空格以供双方商定后填写，但上述空格上填写内容均为“/”。高洪钧解释称，因合同签订时书籍字数尚不确定，故当时未商定稿酬，现应按著作权法和办法规定计收稿酬。一审法院认为，字数的确定并非稿酬确定的必要条件，如需付稿酬但字数未定，当事人亦可通过商定每千字稿酬标准的方式确定稿酬。且，涉案合同稿酬条款第一选项即该种方式，但相关空格上内容亦为“/”。故高洪钧该主张既与常理不符，又与合同文本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通常而言，“/”在合同中的含义清楚明确，即商定后此处为无，而非待定或不明。具体到本案，意即没有稿酬。现高洪钧主张“/”的含义为待定或不明，既不符合通常理解，又未给予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涉案出版合同系高洪钧与国图出版社自愿达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合同签署时，稿酬条款中的“/”已随其他文本一并打印，高洪钧签字表示其对该条款认可，故其应受该约定约束，无权向国图出版社主张稿酬。高洪钧还主张，书籍出版后国图出版社工作人员同意支付其稿酬，但在案证据显示，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故高洪钧据此要求国图出版社支付稿酬，亦于法无据。综上，高洪钧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洪钧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高洪钧提交证据情况如下：证据名称：往来邮件截图20页。证据内容：高洪钧与被上诉人处工作人员廖生训、陈卓、张慧霞的往来邮件。证明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就书籍相关问题进行多次沟通，因书籍字数尚不确定，先签订了合同。其中就稿酬问题上诉人明确表达了需支付稿酬的意愿，双方就稿酬问题进行协商，并且被上诉人同意支付部分稿酬。国图出版社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我单位并未同意支付上诉人稿酬，因为上诉人多次讨要，我们基于上诉人年纪大，也想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了和解意见。但是从16页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上诉人并没有同意我们的方案，补充协议双方也并未实际签署，故该补充协议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称主张，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国图出版社是否应当支付稿酬。本案中，涉案出版合同系高洪钧与国图出版社自愿达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高洪钧签字表示其对该合同条款认可，其应受该该合同约定约束，无权向国图出版社主张稿酬。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在合同中的含义，通常而言，“/”在合同中的含义清楚明确，即商定后此处为无，而非待定或不明。具体到本案，意即没有稿酬。且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1、涉案合同在稿酬条款中的计酬方式、付酬方式及时间等关键部位，均留有空格以供双方商定后填写，上述空格上填写内容均为“/”；2、涉案合同稿酬条款第一选项给出的可通过商定每千字稿酬标准的方式确定稿酬的方式的相关空格上内容亦为“/”；3、书籍出版后国图出版社与高洪钧就支付稿酬一事未达成一致。另，高洪钧本案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认为“/”的含义为待定或不明的主张。综上，高洪钧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高洪钧提交的与张慧霞的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均为2019年7月，此时涉案图书已经出版，双方因稿酬支付问题发生争议。上述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的发生时间均在出版合同签订之后，不能反映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国图出版社表示由于高洪钧在图书出版后，因稿酬支付一事与其发生争议，为了和解解决争议，国图出版社提出了支付部分稿酬的和解方案，该方案并非订立合同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高洪钧未同意和解方案。故高洪钧提交的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签订出版合同时，达成支付稿酬的一致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高洪钧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高洪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4元，由高洪钧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 洁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田 芬法官助理  申明明书 记 员  申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