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辖终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利金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黄浦大街。法定代表人：兰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凯，湖北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坤，女，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浩，湖北卓创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财国盛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余建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朋方，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琦，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兰竹，男，198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永利金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凯，湖北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布心路。法定代表人：黄燕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倚墨，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跃进，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永利金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金公司）、上诉人曾坤因与被上诉人中财国盛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国盛公司），原审被告兰竹、原审被告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绿首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初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永利金公司与曾坤以相同事实理由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理由为，本案是中财国盛公司与永利金公司之间因《合作销售协议》引起的纠纷，参照最高院的审判指导意见，本案当事人的争议标的应该是《合作销售协议》的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争议标的，而不能简单根据中财国盛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即永利金公司应当履行的返还资金、支付资金占用费、渠道管理服务费的义务来确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从《合作销售协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首先，协议的名称即强调了双方就“销售”事项进行合作；其次，根据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方式为：中财国盛公司授权永利金公司组织销售团队以中财国盛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活动，中财国盛公司提供销售渠道、资金支持，并根据永利金公司的销售情况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可见，双方合同的核心或关键在于销售，永利金公司所负有的组织销售团队做好销售工作以保证双方获利的义务是合同最主要的义务，是合同特征性义务，而永利金公司所负有的在双方合作终止后返还资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义务和向中财国盛公司支付渠道管理服务费的义务均不是能决定合同本质特征的义务。另外，中财国盛公司与永利金公司之间存在的争议并非如中财国盛公司所称仅为永利金公司拖欠、资金占用费及渠道管理服务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财国盛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永利金公司营销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至2019年4月销售工作直接停滞。中财国盛公司要求永利金公司返还资金、支付资金占用费、渠道管理服务费，需要中财国盛公司和永利金公司在合作终止后根据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确定，而双方目前对于结算问题是存在争议的。综上所述，本案的争议标的应为永利金公司所负有的组织销售团队做好销售工作以保证双方获利的义务，永利金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一审裁定对法律、司法解释理解错误，错误地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归类为“给付货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裁定。中财国盛公司答辩称，请求本院依法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永利金公司和曾坤的上诉应依法被驳回。本案系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本案中，答辩人提起合同纠纷诉讼的法律关系基础为《合作销售协议》《合作销售协议补充协议》《合作销售协议补充协议3》《产品采购合同》及《借款协议》等一系列协议（以下简称“系列协议”），在系列协议中均约定了永利金公司对答辩人的支付义务，如：1.《合作销售协议》第三（二）1条乙方的权利义务中明确约定了“乙方（被答辩人）应保证按约定比例向甲方（答辩人）交付渠道及管理服务费用”；2.《补充协议3》第一款第1条约定“乙方销售周转过程中使用甲方资金超过肆仟万元人民币的，超出部分甲方按月利率1%收取资金占用费”；3.答辩人与永利金公司在《合作销售协议》第一（三）1条对渠道管理服务费进行了明确约定,“一亿元以内的甲方按销售收入的10%收取渠道管理服务费用（销售收入未达到一亿元的，渠道和管理服务费按壹仟万元扣除）。”即永利金公司对答辩人存在支付资金本金、资金占用费及渠道管理费用的义务，其未履行该合同义务，曾坤作为起诉时永利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资产与永利金公司的资产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而答辩人的诉求亦是要求永利金公司按照系列协议约定向答辩人支付应付的资金本金、资金占用费及渠道管理费用，曾坤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故，在系列协议约定了给付货币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适用条件。即答辩人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其所在地理应被认定为合同履行地，一审法院作为本案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永利金公司和曾坤上诉的理由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法院支持。销售工作与给付货币均为系列协议的内容与义务，永利金公司和曾坤关于“合同的核心或关键在于销售”的说辞不能成立。在永利金公司和曾坤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中提出的种种说辞，如“销售工作是合同的主要义务”“合同核心在于销售”等，均系在模糊焦点，刻意忽略系列协议约定的永利金公司应承担的相应的支付义务，从而试图混淆本案“争议标的”实际所指。永利金公司存在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永利金公司及曾坤亦认可永利金公司存在使双方获利的义务。现永利金公司未履行其支付义务，答辩人的诉求相应为永利金公司按照系列协议履行义务支付相应的费用，曾坤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争议标的确为给付货币，理应由接收货币的一方即答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另外，永利金公司和曾坤关于“答辩人未按合同履行义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即使永利金公司和曾坤对此存在异议，则其可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而非将此主张作为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理由。三、永利金公司和曾坤就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系浪费司法资源，不应得到支持。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依照这一规定，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中财国盛公司依据其与永利金公司签订的《合作销售协议》《合作销售协议补充协议》《合作销售协议补充协议3》《产品采购合同》及《借款协议》等系列协议（以下简称系列协议）提起本案之诉，请求永利金公司归还中财国盛公司提供的资金成本、资金占用费、渠道管理服务费等。中财国盛公司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为给付货币，而非以给付货币形式承担的违约责任，故应当认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据此确定合同履行地，并进而判定案件管辖法院。在本案诉争系列协议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的情况下，中财国盛公司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即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中财国盛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一审法院作为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永利金公司、曾坤关于本案应当移送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中财国盛公司在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裁定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永利金文化有限公司、曾坤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 爽审 判 员  谷 升审 判 员  史晓亮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孙 伟书 记 员  赵焱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