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3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颖，女，197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华美连线（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祥，男，195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勇，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衷麟,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颖因与被上诉人张玉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7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玉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玉祥描述的本案事实不符合正常逻辑。从时间逻辑上看，张玉祥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全部环节，根本不可能完成。从借名理由上看，不存在户籍影响贷款的因素，借名买房的理由不成立。二、首付款是高颖支付，银行按揭120万元的还款与本案无关。三、一审法院对于《协议书》的认定是片面的，该《协议书》形式上存疑，且内容和签章部分并非一次形成。四、高颖对于房屋取得来源的陈述方式并无不同。张玉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张玉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张玉祥与高颖签订的借名买房《协议书》；2.请求判令高颖赔偿张玉祥损失9984700元；3.本案诉讼费用、评估费由高颖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为华富公司开发的11F单元房屋，该房屋现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一号院1楼。1999年12月25日，高颖（买方、乙方）与案外人华富公司（卖方、甲方）签订《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约定高颖购买本案涉案房屋，售价为172万元。2000年3月8日，高颖与其母亲王惠敏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贷款人）、华富公司（保证人）签订《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约定高颖就涉案房屋贷款120万元。2014年，高颖起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华富公司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2014年8月1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076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富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高颖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并登记至高颖名下；因此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高颖负担。2019年11月4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高颖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XXXX号。2015年，张玉祥将高颖起诉至法院，以其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为由，要求高颖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该案审理过程中，张玉祥提交《协议书》一份，以证明其与高颖之间的借名买房关系。该《协议书》上有张玉祥、高颖、王惠敏签字及北京市宏晨阳物资商行盖章。该案审理中，高颖主张其父亲高宏琪和张玉祥一起做钢材生意，华富公司欠高宏琪及张玉祥的钱款。由于华富公司无能力偿还钢材款，大家协商将涉案房产以房抵债。高宏琪和张玉祥商议过对于房屋的处理，张玉祥认为自己在河北居住，当时北京的房子也不值钱，张玉祥说想要钱，当时就以买房的名义从银行办理了贷款，银行放款后，华富公司将贷款给了张玉祥，张玉祥将房屋出租的租金用来偿还每月贷款，双方协商贷款还清后涉案房屋归高颖所有。高颖不认可张玉祥提交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并申请对该协议书中“高颖”及“王惠敏”的签字是否为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申请对“北京宏晨阳物资商行”印迹与印刷字体“相关单位盖章”形成先后时间顺序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上“王惠敏”与“高颖”为本人书写；“北京宏晨阳物资商行”印迹与印刷字体“相关单位盖章”的交叉处形成先后时间顺序为先打印黑色字迹后加盖红色印章印文。2018年9月25日，法院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24356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张玉祥享有的对案外人的债权抵债所得，张玉祥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但由于该案判决作出时，高颖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张玉祥要求高颖为其办理转移登记的请求存在履行障碍，经法院释明，张玉祥仍坚持其诉讼请求，考虑目前情况不具备办理过户手续的条件，因此驳回了张玉祥的诉讼请求。高颖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124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玉祥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购买涉案房屋的合同关系。高颖系出名人，张玉祥系借名人。高颖上诉否定与张玉祥之间存在借名购买涉案房屋的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审理中，经张玉祥申请，法院委托北京中鼎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12月17日，北京中鼎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京）中鼎（2020）房估法字第02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报告载明确定涉案房屋于2020年11月23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998.47万元。张玉祥支付了鉴定费27462元。一审审理中，经张玉祥与高颖确认，2019年11月4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高颖名下之前，涉案房屋一直由张玉祥管理并出租，涉案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亦由张玉祥负责偿还完毕。高颖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后，收回了涉案房屋。2019年12月23日，涉案房屋上设立最高额抵押，抵押人为高颖，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被担保主债务数额为862.98135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9年12月19日起至2025年12月17日止。本案一审立案时，张玉祥的诉讼请求为要求高颖履行与张玉祥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书》，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玉祥名下。后经法院释明，张玉祥于2020年9月7日庭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张玉祥与高颖之间的借名购房《协议书》，并要求高颖赔偿张玉祥相应财产损失。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其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关系，向法院提交《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经高颖同意，张玉祥在购买11F楼（人民币172万元）办理购房手续时，（实际是北京华富地产发展公司给市机电西部物资中心张玉祥的抵债房）全部使用高颖的身份证、户口簿、名称等相关文件，房产及按揭均归张玉祥所有。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张玉祥承担，均与高颖无关。双方可随时办理过户手续，无任何异议及附加条件。此协议一式贰份，各执一份，签字和留指纹即具有法律效力。签字：张玉祥（签字）签字：高颖王惠敏（签字）相关单位：北京市宏晨阳物资商行（公章）年月日”。张玉祥主张该协议中的“北京市宏晨阳物资商行”是高颖父亲高宏琪名下的公司，王惠敏是高颖的母亲，王惠敏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字及北京市宏晨阳物资商行在该份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是对这份协议书的见证，该证据可以证明张玉祥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对于张玉祥为何要借高颖的名义购买房屋，张玉祥的解释为：买房的时间是在1999年底，张玉祥当时没有北京户口，为了贷款方便，开始想用其外甥高志勇的名义贷款。后因高志勇反悔，张玉祥又与高宏琪关系特别好，高宏琪当时还欠张玉祥一笔钱没有还，高宏琪就提出了以高颖名义帮助其贷款购房，双方为此签订了上述《协议书》。高颖在本次诉讼中则持答辩意见主张涉案房屋为折抵张玉祥欠付高宏琪的钢材款60万元，才购买至高颖名下。购房款共172万元，其中首付款52万元由高宏琪出资，剩余购房款120万元为折抵华富公司欠付张玉祥的款项。后张玉祥使用涉案房屋办理了按揭贷款，但该贷款并未支付华富公司，而是由张玉祥自行支配，贷款利息亦由张玉祥偿还。因张玉祥欠付高宏琪钢材款为60万元，折抵了该笔欠款及首付款后，与购房款仍存在60万元的差额，因此涉案房屋由张玉祥出租，以取得的租金折抵该60万元的购房款差额。高颖不认可其曾与张玉祥签署过涉案《协议书》，对于《协议书》上高颖及王惠敏签字经另案鉴定为其二人本人所签，高颖解释为，因当时王惠敏也在宏晨阳商行工作，为了方便其二人可能会在空白纸上进行签字。所以即便《协议书》上的签字确为高颖及王惠敏所签，也应当是在其二人签好字的空白纸上打印的。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其系北京市机电设备总公司西部物资中心（以下简称：物资中心）的实际控制人，向法院提交《企业租赁经营合同》一份，该合同出租方为北京市机电设备总公司电气设备公司（以下简称：电气设备公司），承租方为张玉祥。合同主要内容为：电气设备公司同意物资中心由张玉祥承包经营，租赁范围为物资中心企业营业执照和截止1999年12月物资中心资产总额和财务报表记录，租赁期限自1998年2月4日起至2001年2月4日止。乙方在租赁期内向甲方交纳租金12万元；甲方同意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后，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玉祥，并由乙方补足注册资金。该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核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协议的签订时间为1998年2月4日。高颖对该租赁经营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并且认为该协议内容违法，张玉祥无权占有企业的财产。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涉案房屋系北京京秦基础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京秦公司）因欠付张玉祥款项，涉案房屋开发商华富公司、京秦公司与张玉祥共同约定，华富公司同意物资中心购买涉案房屋，价款172万冲抵欠款的事实，向法院提交《协议书》（以下简称：抵债协议）一份及发票一份。抵债协议的签订方为华富公司、京秦公司、物资中心，主要内容：京秦公司承建金岛花园护坡桩、基础桩工程，业主华富公司尚欠京秦公司肆佰多万元，由此造成京秦公司欠物资中心钢材款近200万元。经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华富公司同意物资中心高志勇购买金岛花园兰苑11F房屋，总价172万元，首付款人民币51.6万元，由京秦公司欠物资中心钢材款中冲抵，同时冲减华富公司欠京秦公司的工程款人民币51.6万元；京秦公司向华富公司开具发票，物资中心向京秦公司提供钢材款发票。2.高志勇购房的银行按揭款到账三日内，按揭款华富公司全部无条件拨付给京秦公司、京秦公司到账后按规定支付给物资中心。该协议书物资中心签字盖章处盖有物资中心公章，并有张玉祥签字。发票为存根联，开具时间为1999年12月24日，需要单位为“京秦公司”，产品名称及规范一栏中为手写的“钢材款”，金额为520000元。高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发票为存根联，张玉祥可随时伪造。仅依据该发票无法证明华富公司、京秦公司与张玉祥履行了该抵债协议。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抵债协议的履行情况，向法院提交《证明》一份及企业信息查询记录一份，其主要内容为：今证明京秦公司和物资中心及华富公司三方抵账协议已履行完毕。其中11F抵账总价款172万元；华富公司再以按揭形式协助张玉祥（高颖）办理贷款也完毕，华富公司已将约定的51.6万元（实际归整为52万元）已冲抵按揭首付，并开具收据；华富公司已将约定的120万元拨付给京秦公司；京秦公司已将约定的120万元全部付给张玉祥；其他手续与京秦公司无关。该证明下方落款处为北京京秦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企业信息查询记录显示北京京秦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曾用名为北京京秦基础工程公司。高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京秦公司不是涉案房屋的开发商，京秦公司无法证明三方协议的履行情况。该证明系证人证言的形式，京秦公司应当出庭作证。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在购房时其并未欠高宏琪款项，而是高宏琪欠付张玉祥款项，向法院提交《经济往来结算书》一份。该结算书的主要内容为：“机电公司与宏晨阳双方……至2000年10月止，双方经济往来结算如下：一、99年以前，宏晨阳供机电公司钢材，共欠货款468240.5元，内含加‘七’款24050元。经协商，加‘七’归机电公司，供货差价为宏晨阳。即机电公司欠工程444190.50元。二、2000年5月起，用机电贷款中的80万，双方共同组织钢材：……纯利95987元，两家各份1/2，为47994元。三、机电公司六月抵给宏晨阳雪佛莱轿车一台，抵款180000元。四、……以上三笔28292.40元，机电应给宏晨阳。五、……余款414284.40元，应返还机电公司。六、宏晨阳共应返给机电公司：414284.40+180000-444190.50-47994-28292.40=73808。七、双方对上诉均确认无误，但今后发现计算有误或计算不合适时，还可再议。”该结算书落款处有物资中心及宏晨阳商行的盖章，并有张玉祥及高宏琪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00年12月1日。一审审理中，张玉祥为证明高颖诉华富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由张玉祥支付相关诉讼费用，从而证明涉案房屋为张玉祥借高颖名字购买的事实，向法院提交诉讼费票据一张，公告费收据2张。其中两份公告收款收据显示交款人为葛兆玉。高颖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葛兆玉作为高颖的代理人代其交纳诉讼费用符合惯例，相关的费用事后已由高颖给付葛兆玉。仅依据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诉讼费用由张玉祥支付。一审审理中，高颖为证明涉案房屋是张玉祥为折抵其欠付高宏琪的钢材款，而将房屋购买至高颖名下的事实，向法院提交宏晨阳公司出库单32份及徐中涛、高宏伶、陈世权等人的证人证言。其中出库单起始日期为1997年11月12日，截止日期为1999年12月24日。出库单上载明的领料单位为北京机电公司，仅载明钢材型号及数量，未载明价格，部分出库单上无领物人签字。张玉祥对出库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根据其提交的《经济往来结算书》，是高宏琪欠张玉祥货款，而不是张玉祥欠付高宏琪货款。对于高颖提交的证人证言，张玉祥认为证人与高颖及高宏琪均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真实性，实际不存在现金支付首付款的情况。一审审理中，高颖申请对张玉祥提交的涉案《协议书》中高颖和王惠敏的签字部分与之前的打印部分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法院报高院摇号确定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内容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向法院发函表示该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单位的鉴定范围和技术条件，因此对本案鉴定不予受理。后高颖向法院提交广东杰斯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专家委员会意见书，欲以此证明张玉祥提交的涉案《协议书》中高颖和王惠敏的签字部分与之前的打印部分为不同时间、二次打印形成的物证。张玉祥对该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张玉祥认为该鉴定机构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并且该鉴定为高颖单方委托，送检的材料为《协议书》复印件，该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高颖为证明张玉祥之所以能够取得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及首付款票据原件，是因为案外人葛兆玉在高颖起诉华富公司的案件中曾作为高颖的委托代理人，葛兆玉从高颖处取得了相关证据原件。后葛兆玉又作为张玉祥代理人参与诉讼，将其从高颖处取得的相关证据原件又给了张玉祥的事实，向法院提交（2014）朝民初字第07625号案件卷宗材料及（2015）西民初字第24356号案件卷宗材料。张玉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认为双方当时关于本案的借名买房关系尚无任何争议。双方协商之后，以高颖名义委托律师起诉华富公司，产权证登记在高颖名下后，再变更至张玉祥名下。但后续高颖拒绝配合将房屋过户到张玉祥名下才导致本案发生。无论是高颖起诉华富公司还是张玉祥起诉高颖，涉案房产的资料包括合同及首付款收据等都是由张玉祥提供的。张玉祥起诉高颖合同纠纷立案后，葛兆玉律师主动与张玉祥解除委托关系，并没有参与到本案诉讼中。一审审理中，高颖为证明张玉祥在各案中对于以房抵债的事实陈述不一致，有的案件说首付款由其实际支付，有的案件中陈述首付款并非实际支付的事实，向法院提交（2015）西民初字第24356号案件的卷宗材料、（2016）京0105民初64267号案件的起诉书。张玉祥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高颖的证明目的。张玉祥认为其支付了涉案房屋首付款是事实，只不过房款的支付方式是以抵债的方式支付，在多次诉讼中张玉祥的陈述是一致的，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另查，广州市磊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蒙公司）与高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朝阳区人民法院曾经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449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判令：一、被告高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磊蒙公司砂石料生产线一套；二、被告高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磊蒙公司设备使用折旧费三十三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磊蒙公司持该判决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4年6月27日以（2014）朝执字第10418号立案受理。执行中，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3日查封本案涉案房屋，查封期限3年；上述查封期限届满后，磊蒙公司又申请对本案涉案房屋进行续封。2016年，张玉祥对朝阳区人民法院查封本案涉案房屋提出书面异议，以张玉祥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张玉祥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由，申请朝阳法院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查封。2016年6月29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5执异3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张玉祥的异议。2016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张玉祥诉被告磊蒙公司、高颖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张玉祥要求判令确认张玉祥与高颖的借名买房关系，确认张玉祥为本案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判令停止对本案涉案房屋的执行行为，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后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64267号民事判决，认定张玉祥与高颖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但该借名买房关系不能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最终判决驳回张玉祥的诉讼请求。张玉祥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民终51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2020年1月17日，张玉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高颖名下的涉案房屋进行保全。2020年1月20日，法院作出（2020）京0102财保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高颖名下的本案涉案房屋。一审审理中，法院询问高颖其认为涉案房屋折抵了欠付高宏琪的款项金额具体为多少？对于以涉案房屋折抵张玉祥欠付高宏琪欠款，是否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高颖解释为：涉案房屋折抵了张玉祥的欠款60万元，剩余未折抵款项则由张玉祥使用涉案房屋所获得的租金折抵。但对于上述折抵情况高宏琪与张玉祥并未形成书面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张玉祥虽基于同一事实曾向法院起诉高颖，但该案中张玉祥的诉讼请求为要求高颖履行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而本案张玉祥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并要求高颖赔偿相应损失，两案诉讼请求不同。并且上一案件结束后，发生了新的事实，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高颖名下。因此张玉祥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高颖要求驳回张玉祥起诉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有多份生效判决已认定张玉祥与高颖就涉案房屋形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依据高颖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能否推翻原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中，高颖的主张主要基于两点：第一，高颖认为张玉祥提交的涉案借名买房《协议书》系伪造，高颖并未与张玉祥签订过借名买房《协议书》；第二，涉案房屋实际为张玉祥为折抵其欠付高宏琪的钢材款，才将涉案房屋购买至高颖名下。对于高颖的上述主张，法院认定如下：首先，在（2015）西民初字第2435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已认定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中“高颖”“王惠敏”的签名为其二人所签，《协议书》上的红色印章印文“北京市宏晨阳物资商行”与印刷字体“相关单位”的交叉处形成先后时间顺序为先打印黑色字迹后加盖红色印章印文。本案中，高颖虽提交广东杰斯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专家委员会意见书，但该鉴定系高颖单方委托，使用涉案《协议书》复印件进行鉴定，对于该鉴定意见书，法院不予采信。一审审理中，高颖还辩称，1999年时，王惠敏亦在宏晨阳商行工作，为了方便其二人曾签署过空白纸张。但根据高颖所述，1999年时其还在上学，其与王惠敏在空白纸张上签字的行为与方便宏晨阳商行工作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即便如高颖所述，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系先由高颖、王惠敏签字及宏晨阳商行盖章，后打印上部的协议内容，但高颖、王惠敏在空白纸张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对其民事权利处置的放任，高颖及王惠敏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高颖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法院无法认定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系张玉祥伪造的事实。第二，对于高颖主张涉案房屋系张玉祥为抵账而登记至高颖名下的辩称意见，高颖仅提交了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但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张玉祥与高宏琪就其二人之间以房抵账的事实曾协商一致。高颖虽主张根据张玉祥提交的《经济往来结算书》记载，1999年之前，张玉祥仍欠付高宏琪钢材款40万元。但该《经济往来结算书》应当认定为张玉祥与高宏琪之间就1999年及之后的经济往来进行的结算，该《经济往来结算书》对于如此重大的以房抵账事项并未记载，亦不符合常理。因此根据高颖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法院无法认定涉案房屋系张玉祥为折抵欠付高宏琪的债务而登记至高颖名下的事实。第三，在（2015）西民初字第2435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高颖主张其父亲高宏琪和张玉祥一起做钢材生意，华富公司欠高宏琪及张玉祥的钱款。由于华富公司无能力偿还钢材款，大家协商将涉案房产以房抵债。从而主张涉案房屋是高宏琪与张玉祥共同享有的债权获得的抵债房。本案中，高颖又主张涉案房屋为张玉祥个人债权获得的抵债房，但又用来抵偿张玉祥欠付高宏琪的货款。两次诉讼中，高颖对涉案房屋的取得来源陈述不一致，使法院对高颖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高颖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无法推翻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对于高颖的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定高颖与张玉祥之间成立借名购房关系，涉案借名《协议书》系高颖与张玉祥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双方均应遵守该协议的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依据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高颖有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玉祥名下的义务，但因高颖拒绝履行该义务，并且在涉案房屋上设置抵押，导致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无法履行，因此张玉祥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2020年9月7日庭审中张玉祥明确表示了其要求解除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因此法院认定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于2020年9月7日解除。因涉案借名购房《协议书》系因高颖违约导致解除，则高颖应赔偿因其未按合同约定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玉祥名下给张玉祥造成的损失。张玉祥主张依涉案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计算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张玉祥与高颖之间的借名购房《协议书》于2020年9月7日解除。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高颖赔偿张玉祥财产损失9984700元。如高颖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高颖提交《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申请书》《鉴定申请书》。《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申请书》申请京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建辉和苏善金出庭接受询问，拟证明《证明》并非京秦公司自行出具，且朱建辉、苏善金不是购房抵债时的知情人。对此，本院认为，京秦公司出具的《证明》已在前述生效判决中被法院认定为真实，根据禁反言原则，京秦公司的员工不得再作出与之前相反的陈述，且《证明》与《协议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证人证言亦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对高颖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张玉祥提交的《协议书》两种打印部分与签字部分两部分的打印文字是否为同时形成进行鉴定。高颖在一审审理中已经提出同样申请，一审法院已对此事项委托鉴定，后因超出鉴定机构鉴定能力而被退回委托，高颖在二审中再次申请同一鉴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即高颖与张玉祥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已经多份生效判决予以认定高颖与张玉祥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高颖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应提交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现高颖在本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能推翻生效判决，对此，一审判决已经予以充分分析，本院不再赘述。现生效判决认定高颖与张玉祥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但涉案房屋因设有抵押登记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故张玉祥要求解除借名买房《协议书》并要求高颖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高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692元，由高颖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霍翠玲审 判 员  刘 琨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 佳书 记 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