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罗升民，男，1967年2月21日生，住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男，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裔，女，1970年11月27日生，住南通市海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冬梅，南通市海门区天补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李颖，女，1963年2月15日生，住辽宁省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飞，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升民与被上诉人李裔、李颖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罗升民不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原海门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门法院）（2019）苏0684民初6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1年1月15日、4月30日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罗升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被上诉人李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冬梅以及被上诉人李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飞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升民上诉请求：撤销海门法院（2019）苏0684民初654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罗升民提交了望花玫瑰城35、36楼工程结算单、处罚单等证据与以车抵债协议、分包协议书是否具有关联进行判断。上诉人就以车抵债协议中数额涂改作出了合理解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执行人李颖不存在发包关系事实错误。二、上诉人提供了2015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为案涉车辆进行维修、投保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未予以评判。一审判决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裔辩称：一、机动车的权属应以相关部门的登记为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能证明其对案涉车辆进行维修、保养并不能证明其系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况且案涉车辆早在2016年前就已还清贷款可以进行过户，而在此之后至车辆被扣押前期间长达5年的时间中上诉人都未进行过户，显然不合常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二、上诉人提供的抵付工程款协议在关键的抵扣数额上有涂改，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也是空白的，仅在落款处签署二人姓名，皆无挂靠单位盖章，上诉人主张的以车抵债、合法占有车辆的事实不真实合法，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颖答辩称：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李颖与罗生民以车抵债协议系基于双方的建设工程分包协议，因在实际施工中李颖资金周转困难，未能依照协议约定向罗升民支付工程款，故用其贷款所购的辽Ａ×××**宝马740（实际为宝马730）轿车作价103万抵扣工程款，剩余贷款继续由李颖偿还。协议签订后于2013年9月8日将该车交付给罗升民使用。后罗升民发现该车实际为宝马730便再找李颖协商，将抵扣款涂改为80万元，事后几年由于李颖在内蒙古做工程一直未能赶回协助罗升民办理过户登记。故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情形，罗升民已经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得以对抗本案执行。综上，请求法院客观认定本案事实，撤销原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李裔与李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门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苏0684民初382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李颖于2017年2月底前分三期共给付李裔人民币80万元（以下币种同）；如任何一期未履行，李裔有权按总标的100万元减去已履行部分后申请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由李颖承担。该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李裔的申请，海门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6）苏0684执2904号，后该案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后，又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恢复执行，案号为（2019）苏0684执恢539号。恢复执行过程中，海门法院依法作出（2019）苏0684执恢53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扣押被执行人李颖名下的辽Ａ×××**号汽车一辆至该院。案外人罗升民对上述车辆主张实体权益，提出执行异议，海门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苏0684执异8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罗升民的异议申请。罗升民不服该异议裁定，向海门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海门法院另查明：案涉宝马汽车系被执行人李颖于2012年4月购买，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购车发票（763300元）、税收通用完税证（72900元）均系4月27日开出，车辆所有人为李颖。同月26日李颖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签订《个人信用卡分期付款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保证合同》，以辽Ａ×××**车抵押借款534000元，借期36个月，借款由李颖归还。罗升民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9月8日李颖（甲方）与罗升民（乙方）签订以车抵债协议，内容为“甲方用其宝马740车辆一台（牌照号辽Ａ×××**号），抵付乙方工程款105万元，该车原有车贷仍由甲方负责。此车于2013年9月15日交付乙方，该车交付乙方后所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再负责”。2.罗升民缴纳的辽Ａ×××**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单，2014年6月保险单中的被保险人仍是李颖，2015年至2018年的被保险人是罗升民、罗超，2013年11月至2018年10月数次维修费发票，维修客户为罗升民、罗超。3.抚顺丰远·玫瑰城B区35、36号住宅楼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及上述楼盘已全部结清的总结算单。海门法院在一审庭审中查明，上述《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中发包人栏、分包人栏均为空白，末尾仅李颖、罗升民代表发包人、分包人签字，无总包单位名称及签章；以车抵债协议中的“105万元”已被涂改为“80万元”，李裔亦对上述证据三性皆不予认可。海门法院认为：罗升民提供的证据中，《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中发包人栏、分包人栏均为空白，无总包单位名称及签章，以车抵债协议涂改欠款数额，故依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李颖与罗升民之间存在发包分包关系、李颖结欠罗升民工程款、李颖以车抵工程款的事实。且李颖2012年4月购车，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保证合同分期付款时间为3年，2019年该院在执行中扣押该车时车贷早已还清，而车辆仍登记在被告李颖名下，法院亦难以认定2013年的“以车抵债协议”具有真实性，故对罗升民的诉请不予支持，李裔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李颖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质证等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海门法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19）苏0684民初6549民事判决：驳回罗升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罗升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罗升民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李某、田某、华某、姜某出具的书面证言原件及复印件，证明罗升民系抚顺丰远·玫瑰城B区35、36号楼工程的实际承包施工人。2.罗升民尾号7110农行卡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的交易明细流水单及罗升民与李颖间的转账凭证原件及复印件。3.罗升民与李颖之间的材料扣款单、罗升民与韩兴国之间的结算单、工程量确认单、工程结算单、工程图纸原件及复印件。4.罗升民自制记账本，证明对案涉工程所有账单进行记录，记录的账目与其他证据显示的账目一一对应，证明罗升民与李颖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并对部分工程实际施工。证据2、3证明罗升民与李颖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并实际进行施工。5.苏家屯××小区××幢××单元××号房产的入住材料及缴纳物业费、暖气费等费用凭证。证明李颖将其抵工程款所得的房子作价30万抵为罗升民的工程款，该房屋罗升民卖给其弟弟，并已过户入住。被上诉人李裔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真实性无法判断，证人亦未出庭作证，且内容仅为罗升民承包工程，无法证明与被执行人李颖存在承包关系；对于证据2，无法证明李颖向罗升民付工程款；对于证据3，该证据仅为上诉人及李颖双方之间的相关材料证明，非工程管理部门出具的材料，缺乏公信力，不能证明二者存在承包关系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该证据系罗升民单方手写自制的材料，不仅不满足证据的形式要件，更缺乏证明力，不予认可。对于证据5，对该组证据的三性皆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李颖将其所称的房屋抵工程款给罗升民，且以房抵债协议落款日期与其提供的工程分包协议时间同为2012年6月16日，显然有违常理。被上诉人李颖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并认可上诉人罗升民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李某等人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言皆表示李某等人跟随罗升民对李颖挂靠公司承包的案涉工程进行施工，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在说理部分阐述。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在说理部分阐述。对于罗升民与韩兴国之间的结算单、工程量确认单及对账单，对该组证据无法单独认定真实性及关联性，需结合证据链分析，具体在说理部分阐明。被上诉人李颖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民终字第00903民事判决书副本，证明李颖挂靠在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下，并将案涉工程同小区21、22号及G字楼转包给案外人，工程造价700多万与转包给罗升民的案涉工程工程款相近。2.《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一份，证明李颖与罗升民签订分包合同，将案涉工程转包给罗升民，并有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的盖章，两者存在建设施工分包关系。被上诉人李裔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其提供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其提供的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其提供的分包协议，证据三性皆不予认可，首先其提供的判决认定了发包方为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非该协议中盖章的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其次，新提供的带有公章的分包协议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无公章分包协议内容中手写部分存在明显差异，明显存在恶意串通；3.其提供的合同内容来看，工程标的数额数百万的合同连基本的合同要素都不清晰，显然不合常理。上诉人罗升民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被上诉人李颖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该证据与其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分包协议内容相同，结合其提交的判决书认定内容，充分证明了其与被上诉人李颖间存在工程承包分包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中民终字第00903民事判决书副本，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判决中认定的相关事实系李颖与案外人间的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对其新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有盖章，而上诉人罗升民提供的协议书未盖章，无法单独认定其真实性，应结合整体证据分析，具体在说理部分阐述。被上诉人李裔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另查明：（2015）抚中民终字第00903号民事判决事实部分认定：“玫瑰城住宅小区工程是抚顺丰远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抚顺丰远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将工程发包给辽宁路德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辽宁路德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路德森施工分包合同》，后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发包给李颖……李颖挂靠于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2月22日以该公司的名义与辽宁路德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补签了《路德森施工分包合同》，合同约定：辽宁路德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丰远玫瑰园B区二期、三期工程转包给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罗升民在一审中除主张以车抵工程款外，其还主张承包望花玫瑰城35、36楼工程过程中与李颖还签订了以房抵工程款协议。为证明该主张，其提供《购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记载：“有苏家屯××小区××幢××单元××号房产一处，卖给乙方（罗升民）30万元，该款在乙方的工程款中扣除……”该协议有李颖及罗升民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16日。二审过程中，罗升民陈述该房屋系李颖抵工程款所得，后又抵作工程款给罗升民，其后过户给其弟罗升利。罗升民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该房屋现登记在罗升民的弟弟罗升利名下，罗升利缴纳了相关取暖费、物业费等费用。根据罗生民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2年至2013两年间，李颖向罗升民陆续转账共计379.9万元。其提供的《罗生（升）民望花玫瑰城35、36楼总结算单》载明：“35#36楼总造价为630万元、现已全部结清。”该结算单有李颖及罗升民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罗升民在二审中提供的手写记账笔记本中记载工程数十笔出入账记录，经整理，李颖转账共计379.9万元，现金给付部分共计约81.2万元，工人直接从李颖处收取工程款约52.5万元，加之抵房30万与抵车80万及其他零星账目，共计约629.3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海门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罗升民对案涉扣押车辆享有的权益能否阻却本案执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三）》（以下简称《异议与异议之诉审理指南三》）第十五条规定，案外人以其系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机动车、船舶等特殊动产买受人为由对执行法院的查封、扣押等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的，应裁定驳回其异议；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应予以支持：（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案涉特殊动产被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案外人在执行法院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之前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该特殊动产；（3）案外人已向被执行人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在指定时间内将剩余价款全部交付执行。本案中，本案案外人罗升民主张与被执行人李颖签订了以车抵债协议并交付使用案涉车辆，据以阻却执行，对照上述规定，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以物抵债协议的基础性法律关系事实。本案判断案涉以车抵债协议的真实性的前提是查明该以车抵债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即罗升民与被执行人李颖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对此，从本案的证据来看，李颖挂靠于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通过二次分包承包了包括案涉工程在内的丰远玫瑰园工程。罗升民与李颖一致陈述罗升民承包了35、36号楼部分工程并实际施工，二者分别提供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扩大分包协议书》，一份有挂靠公司盖章，一份未盖章，对此罗升民陈述其当时施工工程较早，合同意识不强，该份协议当时未盖章便拿走，对协议无法单独核实真实性，须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根据罗升民提供的案涉工程结算单表明案涉工程总价为630万，该数额与李颖陈述一致，经核查，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与其自制记账单中入账记录一一对应，虽工人自拿部分与现金部分没有证据证明，但总体记账数额与工程价款数额基本对应。罗升民在二审过程中亦向本院提交了其带队工人李某、田某等四人的证人证言，案涉工程监理公司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施工过程中与工人的部分结算协议、因施工瑕疵产生的扣款单、工程图纸原件，这些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可以佐证罗升民实际承包了案涉工程的事实。综上对本案证据的分析，虽罗升民及李颖提供的证据在形式上不规范，但整体较为翔实且能够形成证据链，另考虑到案涉工程施工时间较早、实际施工人操作普遍不规范等因素，本案不可苛责当事人举证不力，故本院认定罗升民与李颖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且实际施工了案涉工程。二、关于本案以物抵债协议的真实性。罗升民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购车发票（763300元）、税收通用完税证、2015年至2018年的保险单及2013年、2015年至2018年的车辆维修保养单等证据足以证明罗升民于2013年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抵债车辆。其提供的以车抵债协议中抵扣数字从105万涂改至80万，罗升民陈述系因误以为该车辆为宝马740实际为730型号，故嗣后协商涂改。对此，客观上车辆价款包括裸车价、税费及附属费用，案涉抵债车辆几乎为全新车，其抵债价格大抵与市场价相当，不存在明显低价的情形，另车辆型号间的差价也符合市场价，其关于涂改的解释符合常理。基于本案罗升民与李颖的基础法律关系，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定案涉以车抵债协议客观存在。三、关于罗升民对案涉车辆享有的权益能否阻却本案执行。基于前述分析，罗升民与李颖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的基础法律关系，其在案涉车辆被扣押前与被执行人李颖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以车抵债协议并早已交付占有使用，购车价款以工程款的方式全部抵扣。另，本案据以执行的民事调解于2016年才产生，案涉工程施工及以车抵债事实发生于2013年，显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情形。从价值取向上来看，我国对机动车物权登记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变动不以登记作为必要条件，在本案情况下，不能预期罗升民在2013年以车抵债时预见将来该车辆因李颖欠他人之债而被法院扣押的风险，如仅因罗升民怠于办理机动车登记手续便要求案外人罗升民先行代被执行人承担债务，显然有失公允。综上分析，对照前述规定，罗升民对案涉车辆享有的权益满足阻却执行的条件。综上，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证据，致本案的事实认定出现改变。鉴于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已对新的事实查清，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直接在二审中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门区人民法院（2019）苏0684民初6549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被执行人李颖名下辽Ａ×××**号汽车，并解除对该汽车的扣押。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罗升民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上诉人李裔及李颖各半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建飞审 判 员 倪红晏审 判 员 孙国祥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信诗林书 记 员 张校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