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0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洪太庄6号院1幢202。法定代表人：王京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明阳，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桂兰，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有余，男，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军生，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力，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堂公司）因与上诉人付有余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06民初19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堂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付有余支付我公司一审遗漏的欠缴承包定额5%的滞纳金人民币1035元；2.改判付有余支付我公司一审遗漏的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也依据合同法律关系认定双方的《承包运营合同书》《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支持了付有余应支付我公司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承包定额；但驳回我公司要求付有余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滞纳金和违约金，理由是双方合同争议中付有余并非主观恶意，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违约责任时显然根据侵权法律关系的过错原则来认定合同违约责任，前后不一致，属法律适用错误。付有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我不支付华堂公司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承包定额20700元。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营运证是否办理未查清楚，华堂公司对此在仲裁中与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真实性值得商榷，其主张不应采信。2.未查清2019年4月22日的会议内容，华堂公司对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其主张通知全体驾驶员4月25日报道并张贴营运证属单方陈述，证据不足。3.彭姓员工的任职单位认定有误。华堂公司录音证据中彭姓员工称其为案外人银建公司的员工，付有余陈述与其通话的人为金银建公司的员工，该陈述与录音中彭姓员工自我介绍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彭姓员工系华堂公司的员工有误。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承包营运合同书》第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华堂公司的义务为交付的营运车辆应当符合行业要求，营运手续齐全。但本案中，华堂公司并未尽到其义务，未将符合规定的营运证提供给付有余，导致其无法正常运营。因此，华堂公司未履行其约定义务，故要求付有余支付2019年5月至8月期间的承包定额及滞纳金，于法无据。付有余、华堂公司均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华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付有余向我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承包定额20700元及欠缴额5%的滞纳金1035元；2.付有余承担违约金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日，华堂公司（甲方）与付有余（乙方）签署《承包营运合同书（适用于出租汽车驾驶员）》。合同约定，依据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北京市出租汽车营运特点，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本合同是甲、乙双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附件，如甲乙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则本合同也随之终止。第一条，本合同是甲方将符合行业要求、营运手续齐全的营运车辆交付给乙方营运、收益，乙方向甲方缴付本合同约定的承包定额的承包合同。第七条，甲方向乙方提供北京现代伊兰特型出租汽车一台。车牌号×××。第九条，营运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第十条，乙方的承包定额为5175元，于每月22日缴纳下一月承包款。第十一条，乙方的月劳动报酬为：乙方向甲方缴纳承包定额后的营运收入减去乙方合理营运成本支出的剩余部分及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岗位补贴之和。岗位补贴为545元。乙方履行了本合同的责任与义务后，营运收入剩余部分与岗位补贴之和，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甲方要在承包定额月结算时为乙方补足。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当月未按《承包营运合同》交齐承包定额，甲方有权不支付燃油补贴和岗位补贴；乙方因事假和责任事故造成停运的，甲方不支付乙方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及燃油补贴。第十二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行使企业经营管理权，承担经营主要风险和相应的法律责任。2.按约定向乙方收取承包定额；有权在乙方未按时交纳承包款时，按约定收取滞纳金。3.向乙方提供符合标准的营运车辆，负责提供所需的营运证件……第十三条，乙方权利义务：……6.按时足额缴纳营运承包定额；7.遵守相关客运、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地方标准，保证行车安全，服从行业管理。第十八条，其他约定事项：……2.乙方每月22日前按标准足额缴纳运营承包任务款和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承担的费用，逾期者，按欠款额的5%缴纳滞纳金，超过15天以上者按旷工论处。10.乙方承包期内，因车辆修理、交通事故、服务纠纷、治安等原因造成停车、停职期间，不予核减运营承包定额，同时，乙方还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和经济责任。12.合同书到期或未到期终止，乙方应将所承包车辆停放到甲方指定地点，按下车程序办理车辆检验交接手续，同时乙方将“六证”（出租汽车准驾证、监督卡、治安备案证、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计价器证）以及其他有关车辆行驶和运营的证件交付甲方。后附《承包合同续签书》，约定双方协商一致，自2017年4月1日中2021年3月31日，乙方将继续履行华堂出租驾驶员《承包运营合同书》之各项规定。另外，华堂公司与付有余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及《劳动合同续订书》，签订时间和合同期间和上述《承包营运合同书》及《承包合同续签书》一致。《劳动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承包营运合同书》的约定内容，公司有权安排乙方从事其他工作和其他车辆。本合同的附件如下：《承包营运合同书》，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其中《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况即为合同违约，一年内发生两次未按规定期限，足额交纳承包金的。……以上诸项，乙方如有违反，甲方可以根据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条款与乙方终止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并收取乙方违约金一万元。此协议与劳动合同承包合同期限一致，自2017年4月1日中2021年3月31日止。付有余在本补充协议上签字。一审庭审中，华堂公司和付有余均认可双方的劳动合同和承包合同的有效期延续到2019年8月28日，即双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之日；双方均认可付有余的承包金定额交至2019年4月；2019年4月之后付有余一直持有车辆，于2019年8月31日才将车辆交回华堂公司。关于2019年4月之后未缴纳承包金定额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付有余称华堂公司未给其发放营运证，没办法上路，故其未缴纳2019年4月之后的承包金。华堂公司称根据合同约定应由付有余先交纳承包金定额，车辆检测完毕后，然后公司再发给其营运证，因付有余未缴纳2019年4月之后的承包金，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未发给其营运证。另外，华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专项监管暨2019年度巡游出租汽车营运证件换发工作方案的通知》，主张：2019年为迎接建国70周年华诞等重大活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了文件要求，根据上述要求华堂公司需要按照逐户、逐车、逐人一一检查合格后换发营运证，需要监督驾驶员去除旧证，在前挡风玻璃右上角张贴新证；事实上，华堂公司在领取2019年营运证后，2019年4月22日，华堂公司在丰台区北大地丰军汽车修理厂召开会议，通知全体驾驶员4月25日报到并张贴营运证，约60名驾驶员陆续报到，张贴了新营运证，包括付有余在内的4名驾驶员未到，故2019年5月9日，华堂公司彭旭致电付有余，通知其回公司张贴营运证，但被付有余拒绝，故涉案车辆未领取营运证的后果及责任应由付有余承担。华堂公司就此提交了录音为证。内容为：彭旭说：您好，请问是付有余师傅吗？对方答：对。彭旭说：你好，我是金银建公司姓彭，负责华堂出租这事的。对方答：跟你没关系，跟你谈不上。彭旭：啊，不是……电话挂掉。付有余对录音真实性认可，主张车已经于2019年4月初验完了，2019年4月22日公司开会其去参加了，开会时现场很乱，没说什么，公司也不给发营运证，并称公司要求其缴纳承包金定额，其表示公司没有发营运证故没法交纳。上述《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专项监管暨2019年度巡游出租汽车营运证件换发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证件制发流程显示，时间为4月19日至4月30日，要求各区运营部门负责将《综合信息表》《人车对应情况登记表》和《检查工作汇总表》制成电子文档备案，运政科根据《人车对应情况登记表》检查结果，在行政许可及电子检车系统录入合格车辆的审核信息，同时印制2019年营运证件；要求各出租汽车企业和个体管理部门到本区运政科领取2019年度营运证，并监督驾驶员去除旧证，在前风挡玻璃右上角张贴新证。一审法院另查，付有余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本案既没有约定管辖，也不符合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依照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确定管辖；因本案属于出租车承包运输合同纠纷，而作为合同履行地的出租汽车业务发生地不确定，所以管辖法院应当是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而被告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要求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华堂公司和付有余签订的《承包营运合同书》可知，华堂公司的权利包括向付有余收取承包定额，故华堂公司属于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应属于合同履行地，而华堂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故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付有余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故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京0106民初191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付有余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双方均未上诉。一审法院再查，2019年8月27日，付有余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华堂公司：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5万元；2.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0574元；3.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期间工资8480元。2019年9月6日，华堂公司向丰台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反申请，要求付有余：1.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期间承包定额20700元及滞纳金1035元；2.支付违约金1万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5684、5854号裁决书，裁决：一、华堂公司支付付有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万元；二、驳回付有余的其他仲裁请求；三、驳回华堂公司的各项仲裁反请求。华堂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诉至一审法院，形成本诉。一审法院认为，华堂公司和付有余之间所签订的《承包营运合同书》《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承包营运合同书》系《劳动合同书》的附件，双方在承包关系存续期间，应共同遵守《承包营运合同书》的约定内容。现付有余认可双方承包关系于2019年8月28日解除，故承包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应共同遵守并履行承包营运合同书的相关内容，付有余应当向华堂公司交纳承包定额。故对华堂公司要求付有余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承包定额207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付有余虽主张华堂公司未为其办理营运证，但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可知，华堂公司绝大多数驾驶员已于2019年4月25日换发了营运证，华堂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付有余办理相关手续，但付有余拒绝和该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付有余亦未积极寻求其他途径沟通解决问题，且在此情况下亦未及时将车辆交还公司，故未换发营运证并非系华堂公司单方原因所致，付有余以此为由不交纳承包定额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付有余未依约交纳承包定额，系双方就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并非其主观恶意所致，故本院对华堂公司要求付有余支付滞纳金及违约金的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一、付有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华堂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承包定额20700元；二、驳回华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付有余应否补缴承包定额的问题，付有余与华堂公司签订的《承包运营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根据合同约定，付有余应于每月22日缴纳下一月承包款。2017年4月1日，华堂公司与付有余签订《承包合同续签书》，约定双方协商一致，自2017年4月1日中2021年3月31日，付有余将继续履行华堂出租驾驶员《承包运营合同书》之各项规定；且付有余认可双方承包关系于2019年8月28日解除，故承包关系存续期间，付有余应当依约向华堂公司交纳承包定额。但付有余未于2019年4月22日缴纳下月的承包款。付有余称其未缴纳承包款是因华堂公司未为其换发营运证。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和双方陈述可知，华堂公司绝大多数驾驶员已于2019年4月25日换发了营运证；金银建公司员工曾打电话，通知付有余办理华堂公司出租车相关手续，但付有余拒绝和该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未积极寻求其他途径沟通解决问题，亦未及时将车辆交还公司，仍保有运营车辆。可见未换发营运证并非系华堂公司单方原因所致，付有余以此为由不缴纳承包定额，理由并不充分，其应按照之前的承包定额向华堂公司支付车辆承包运营管理费用。一审法院判令付有余向华堂公司补缴承包定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欠缴承包定额的滞纳金和违约金，付有余欠缴承包定额期间尚处于与华堂公司就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时期，其欠缴行为非出于恶意，一审法院所做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华堂公司、付有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元，由北京华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18元（已交纳），由付有余负担31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俊晔审 判 员 李明磊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郝琪琪书 记 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