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易斯·菲利佩·马德拉·卡埃罗·菲戈（LuísFilipeMadeiraCaeiroFigo），男，1972年11月4日出生，葡萄牙共和国籍。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昰婧，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藜荙，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百轩胜利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地下M层112号。法定代表人：任轩冬。上诉人路易斯·菲利佩·马德拉·卡埃罗·菲戈[（LuísFilipeMadeiraCaeiroFigo）以下简称菲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百轩胜利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容红担任审判长，由法官夏林林、魏欣参加的合议庭，后变更为由法官杨绍煜担任审判长，由法官赵红英、王肃参加的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藜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百轩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菲戈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判令百轩公司向菲戈支付拖欠合同款项欧元250000元(折合人民币1900000元，以提交起诉状当日汇率7.6计算)；3.请求判令百轩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公证费用等。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予撤销。2014年3月，百轩公司与BloomtradeInternationalLimited(以下简称“Bloomtrade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百轩公司为Bloomtrade公司的独家代理，使用菲戈的姓名和肖像组织活动，百轩公司每季度末按照合同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Bloomtrade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是百轩公司至今并未支付2016年6月1日起已经到期的应付款项。Bloomtrade公司随后将其就《合作协议》对百轩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全部转让给菲戈并通知到百轩公司，但百轩公司仍未向菲戈支付已到期的款项(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计欧元250000元)。该债权转让经菲戈及Bloomtrade公司对内容完全相同的转让协议予以签字盖章确认，且双方的签字有明确的公证员公证及使馆认证声明及确认，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债权转让的事实清晰明了。另，菲戈已就公证认证流程多次给予合理解释，百轩公司亦未对该债权转让提出任何质疑，且百轩公司在针对菲戈律师函债权转让通知的答复中，均自认了菲戈及百轩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菲戈的合理诉求，故该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综上，菲戈与百轩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百轩公司长期拖欠债务的行为损害了菲戈的合法利益，百轩公司理应立即清偿债务。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的一审诉讼请求。菲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百轩公司支付拖欠合同款项欧元250000元或等值人民币1900000元（以汇率7.6折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6日，Bloomtrade公司与百轩公司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Bloomtrade公司作为经正式授权且有资格担任前球员菲戈的代表，委托百轩公司担任菲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独家代理，且双方同意用“WinningLeague”和“LuisFigo”的中英文命名足球学院，百轩公司有权用菲戈的姓名及肖像创办和宣传足球学院及其他相关业务。作为对价，百轩公司应每年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如下费用：……2016年欧元400000元另加足球学院收入的10%……。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并约定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解释，双方同意北京法院对任何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诉讼中菲戈称Bloomtrade公司已经将其对百轩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自己，并提交了两份转让协议。相应协议记载，Bloomtrade公司自签约日期起将其与百轩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和权益转让给菲戈。但是，菲戈提交的两份转让协议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份文本内容仅为英文，另一份文本内容同时包括中英文两种文字，且两份协议记载的签署日期（其中一份签订于2017年11月30日，另一份签订于2018年4月19日）及签字人均不相同。上述两份转让协议均记载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解释。对于为何签署两份转让协议，以及转让行为实际以哪一份协议为准，法院要求菲戈予以明确说明，但在法院一再释明并给予充分时间之后，菲戈对此仍置若罔闻，未向法院作任何回应。诉讼中菲戈还提交了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3月14日向百轩公司发出的律师函，其中记载该律师事务所接受Bloomtrade公司以及菲戈的指示和委托，就追索欠款及解约事宜致函。该函件中记载“……但是贵司至今并未支付9月30日以及12月31日已经到期的应付款项（共计150000欧元），我方客户于2016年12月27日向贵司发送通知，要求贵司支付应付款项共计250000欧元，但是贵司至今仍旧剩余150000欧元尚未支付……因此，我们代表我方客户再次正告贵司：贵司立即向我方客户支付9月30日以及12月31日已经到期的价款共计150000欧元”，“考虑到贵司的上述违约行为，根据协议第6.2条之规定，我方客户已经于2016年12月30日解约”，“我方客户特此要求贵司收到本函后七日内（2017年3月21日前）将欠款全额支付（共计150000欧元）至我方客户账户”。经询，菲戈表示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费用指向百轩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应支付的2016年欠付费用，称当年应支付费用为欧元400000元，百轩公司已支付欧元150000元，尚欠欧元250000元。法院注意到菲戈提交的证据—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3月14日向百轩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中明确载明百轩公司欠付2016年度的费用为欧元150000元，并当庭就此进行询问，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是当初发律师函的时候客户计算错了，发律师函时和当事人确认过欠付金额为欧元150000元，但是起诉时当事人又说欠款金额为欧元250000元。经法院进一步询问，菲戈表示无法提交当时存在计算错误的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菲戈系葡萄牙共和国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本案系因履行《合作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北京法院对任何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虽然协议中未明确“北京法院”享有管辖权的连接依据，但考察本案合同文本，其中明确百轩公司注册地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因此可以推定协议双方选择了百轩公司住所地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上述约定合法有效，可以作为确定本案地域管辖的基本依据。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应由北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该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经法院审查，《合作协议》最初由Bloomtrade公司及百轩公司共同签订，因Bloomtrade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与内地属于不同法域，因此《合作协议》本身具有涉港属性，可以参照涉外情形进行处理。因《合作协议》所涉事宜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强制适用本国法之情形，故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审查确定本案准据法。证据显示，《合作协议》约定“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解释”，上述约定合法有效，故法院尊重协议当事人约定并据此在本案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合作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进行审查。但是，菲戈据以主张权利的《转让协议》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且转让双方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故相关Bloomtrade公司与菲戈之间权利转让事宜的准据法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不过该权利转让行为对百轩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还需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查。具体到本案中，《合作协议》由Bloomtrade公司与百轩公司签订，按照合同约定，百轩公司应当每年按照约定的数额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费用。现菲戈以Bloomtrade公司权利受让人身份起诉要求百轩公司支付2016年度欠付合同价款，故法院有必要审核是否存在Bloomtrade公司已经将相关权利转让给菲戈这一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核菲戈主张的给付金额是否成立。为证明自己已经从Bloomtrade公司处受让相关权利，菲戈向法院提交了其与Bloomtrade公司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但是法院注意到菲戈提交的转让协议有两个不同版本，二者在文本样式、签订时间以及签订人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对于上述矛盾点，法院明确要求菲戈以正式方式予以说明，但经法院一再释明并给予充分时间之后，菲戈对法院要求始终置若罔闻，未予以任何回应。在此情况下，鉴于菲戈提交的转让协议在证据形式上存在重大疑点，且当事人拒绝对相应疑点作出解释，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之规定，对菲戈主张其从Bloomtrade公司处受让相关债权的事实不予认可。鉴于法院决定对菲戈受让债权之事实不予认定，故菲戈直接向百轩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不能成立，法院对菲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驳回菲戈的诉讼请求。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两份转让协议的签订第一份转让协议即“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签订于2017年11月30日，签约双方为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该协议约定：Bloomtrade公司于2014年3月16日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旨在委托WinningLeague担任菲戈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负责其创办足球学校并开展相关宣传推广；Bloomtrade公司事先经菲戈授权担任且有资格担任菲戈的形象代表及其肖像权的原始权利人；Bloomtrade公司已决议启动自愿清算程序，因此将其在合作协议项下以肖像权原始权利人的身份所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和权益转让给菲戈；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该协议为英文文本，由Bloomtrade公司的授权代表和菲戈在协议上签名。葡萄牙共和国律师若昂·古略尔·德·皮纽于同日出具《证明》，证明转让协议上的菲戈签名是其亲笔所签。菲戈在二审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证明》及后附的“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经公证认证的文件原件。第二份转让协议即“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转让契约》），由Bloomtrade公司的授权代表阮慧敏于2018年4月19日签署。该协议系中英文对照文本，内容与第一份协议一致。Bloomtrade公司曾于2018年4月11日召开董事会并作出书面决议，载明：本公司同意委托阮慧敏为本公司代表人，就“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及“债权转让通知”处理所须工作及签署所须文件。除本公司授权签署印章，阮慧敏可使用本公司的公章（即本公司的金属制法团印章），并将之盖上所须签署的文件。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转让契约》）及Bloomtrade公司2018年4月11日董事会书面决议经公证认证的文件原件。对于两份转让协议产生的原因，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因为菲戈本人在葡萄牙共和国，而Bloomtrade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故协议双方分别在各自的住所地签署文件并履行了公证认证手续。二、关于通知的发送2018年6月30日，菲戈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藜荙律师向“袁步华”“y.mw@woinningleague.com”“，告知百轩公司：Bloomtrade公司对其与百轩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享有到期债权，现Bloomtrade公司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给菲戈，在接到本通知后，百轩公司将所欠债务全部直接支付给菲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百轩公司报告显示，百轩公司2014年度报告中记载的该公司电子邮箱为“载的该公司电子邮箱为“y.mw@woinningleague.com”。三、关于欠款的构成菲戈在本案中向百轩公司主张的合同款项为欧元250000元。二审中，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百轩公司应在2016年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固定报酬欧元400000元另加2016年足球学院收入的10%，百轩公司已经支付固定报酬欧元250000元，尚有欧元150000元未付。同时，参考2015年足球学院收入的10%，再行主张欧元100000元，共计欧元250000元。四、转让协议所适用法律的查明本案中，转让协议“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载明，该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关于“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作为处理“DEEDOFTRANSFERANDASSIGNMENT”所涉相关事项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在二审中，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其在“电子版香港法例”网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下载的《公司条例》和《法律修订及改革（综合）条例》条文节录。其中，《公司条例》第129条规定：“公司授权人签立契据或其他文件（1）公司可藉作为契据签立的文书，一般地或就任何特定事宜，赋权任何人作为其受权人，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代表该公司签立契据或任何其他文件。（2）由某受权人代表有关公司签立的契据或任何其他文件，具有效力并对该公司具约束力，犹如该契据或文件是由该公司签立一样……”《法律修订及改革（综合）条例》第9条规定：“债项或据法权产的转让任何债项或其他的法律据法权产的绝对转让，如由转让人籍亲笔签署以书面形式作出（其意并非是只以押记形式作出），并已就该项绝对转让向转让人本可有权向其收取或申索该等债项或据法权产的债务人、受托人或其他人，给予明确的书面通知，则该等绝对转让须在法律上具有效力并须当作为在法律上具有效力……”经本院审查，对上述法律规定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之间签定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成立，百轩公司是否应当向菲戈支付相应合同款项。本案中，签约双方为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两份转让协议。其中，2017年11月30日的转让协议由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签署，菲戈的签名经过公证认证程序确认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份转让协议是由Bloomtrade公司的授权代表阮慧敏于2018年4月19日签署，该协议及Bloomtrade公司的授权文件亦经过公证认证程序予以确认。该两份文件的签署均为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上，两份转让协议的英文部分完全一致，虽然2018年4月19日协议系中英文对照文本，但不影响两份协议内容的一致性。该两份协议分别签署于2017年11月30日、2018年4月19日，对此菲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释称，因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葡萄牙共和国，故两方分别在各自的住所地签署文件。本院认为，菲戈的上述解释具有合理性，两份转让协议的签署均为Bloomtrade公司及菲戈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签署时间不一致不影响合同的设立。根据约定，转让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和《法律修订及改革（综合）条例》的规定，公司的受权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立契约，债项或据法权产的转让如由转让人亲笔签署以书面形式作出，且给予债务人明确的书面通知，则该转让在法律上具有效力。本案中，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达成了协议，将Bloomtrade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以肖像权原始权利人的身份所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和权益转让给菲戈，菲戈的代理人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纪藜荙律师于2017年3月14日向百轩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以Bloomtrade公司以及菲戈的名义就追索欠款及解约事宜致函。此后，菲戈又以债权人的身份向百轩公司提起诉讼。上述事实可以证明，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已经就《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转让达成了合法有效的协议，并已经付诸履行。菲戈作为合法的债权受让人，有权向百轩公司主张相应权利。一审法院未认定Bloomtrade公司和菲戈之间签定的转让协议有效成立，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百轩公司应在2016年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欧元400000元另加当年足球学院收入的10%。根据菲戈的诉讼请求及其陈述，在其主张的欧元250000元中包含百轩公司尚未支付的固定报酬欧元150000元和2016年足球学院收入的10%，即欧元100000元。本院认为，百轩公司按照约定应当向Bloomtrade公司支付的固定报酬为欧元400000元，菲戈在本案中主张了其中的欧元150000元，结合菲戈的代理人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纪藜荙律师于2017年3月14日向百轩公司发出的律师函，菲戈自认百轩公司已经支付了欧元250000元的固定报酬，百轩公司亦未到庭予以答辩，故本院对菲戈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菲戈主张的2016年足球学院收入的10%即欧元100000元，系其参考2015年足球学院的收入金额计算，但菲戈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百轩公司关于足球学院经营、收入的具体情况，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菲戈在上诉请求中主张百轩公司应向其支付公证费用，该项请求属于其在二审程序中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在百轩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其应当另行起诉。综上，菲戈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二、北京百轩胜利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路易斯·菲利佩·马德拉·卡埃罗·菲戈（LuísFilipeMadeiraCaeiroFigo）支付合同款项欧元150000元或人民币1140000元（以汇率7.6折算）；三、驳回路易斯·菲利佩·马德拉·卡埃罗·菲戈（LuísFilipeMadeiraCaeiroFigo）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900元，由北京百轩胜利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900元，由北京百轩胜利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绍煜审判员  赵红英审判员  王 肃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岳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