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4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定代表人：叶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华，男，196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军，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北京实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佛峪口村南50米。法定代表人：王建华，执行董事。上诉人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王建华因与被上诉人金军、原审被告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都公司）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诚公司、王建华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7800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经询，金诚公司、王建华称要求二审改判为：一、王建华无需向金军承担给付责任，二、金诚公司无需退还40万元的保证金，三、金军应向金诚公司归还欠付的款项245512.5元。当本院进一步询问其在一审期间未提出反诉，何以要求金军向金诚公司返还款项时，金诚公司、王建华答复现其要求二审法院改判一审此部分事实认定。金诚公司、王建华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如下：金军欲经营煤炭买卖事宜，但其作为自然人无资质就集装箱运输货物事宜直接与铁路部门对接，遂找到金诚公司洽谈铁路货物运输事宜，双方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宝都公司拟将其从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特种集装箱运输分公司（以下简称铁龙公司）处获取的500个集装箱提供给金诚公司，专用于金诚公司与金军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货物运输使用。金军在发货三列煤炭后再没有组织煤源运输，金诚公司亦就此询问过是否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但因金军没有明确表示解除合作协议，金诚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一直维护着协议所涉的铁路运输线路畅通以及集装箱的随时待用状态。随后，合同履行期满，金军要求金诚公司退还其缴纳的40万元保证金和多付的相关费用以及开具铁路运输的专用发票。金诚公司表示：1.因金军在此期间只发运了三列煤炭，没有按照合作协议使用集装箱满一年，但金诚公司为合作协议所准备的集装箱系为期一年的由内蒙新街（发货站）至江西八景（到站）固定路线，由于金军占用线路和集装箱既不履行合同又未及时告知解除，因此造成了涉案集装箱的闲置导致铁路运输资源的浪费和金诚公司的财产损失，该保证金系作为其履约的一种财产担保，在其未能依约履行的情况下，应当扣除不予返还；2.根据账目统计，金军发运的三列火车运输相关费用实际发生费用为3422584.5元，其所交纳的341万元尚不足以覆盖实际运输费用，其应当予以补足；3.根据相关规定，铁路部门不能向个人开具铁路运输的专用发票，金军要求开专票的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实现。双方就此发生分歧，金军遂将金诚公司、宝都公司和王建华本人一并诉至法院。二、具体上诉理由如下：（一）王建华不是本案一审的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1.王建华虽然是金诚公司的原始股东，但在2015年8月13日将其持有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鲍丽莎，且王建华个人财产与金诚公司相互独立，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建华本人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2.《合作协议》落款处的王建华签名：首先不是其本人所签，该笔迹明显与王建华个人签名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其次王建华作为宝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在金军与金诚公司的《合作协议》上签字；再者，经查《合作协议》落款处的签字系时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鲍丽莎所签，该等签字是金诚公司指定由王建华来准备运输所需要的集装箱，不具有任何确认要求王建华对金军与金诚公司负有合同义务或者提供了担保等法律责任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王建华仅代表宝都公司对金诚公司负有合同义务，故在此角度而言，王建华也不应当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3.王建华在本案中的作用是协助金诚公司获取《合作协议》所需的35吨敞口集装箱，王建华作为宝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始终未与金军签署过任何协议，也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因《合作协议》所需的铁路物资系由宝都公司与铁龙公司对接，故关于集装箱需求的数量、款式、调配等相关工作，不可避免地要由王建华来操作，其与金军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系出于直接交流的便利考虑，免去金诚公司于其间传递信息发生延误和出入的概率，但王建华只是《合同协议》的经办人，并不能因为王建华本人与金军直接联系的行为，就认定王建华应当与金诚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综上，从合同相对性理论和本案合同关系的履行情况来看，王建华都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一审判决对王建华在本案中的角色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40万元保证金不应退还，亦不存在利息损失。本案中《合作协议》是由金军与金诚公司签订，但二者合作所需的集装箱系属铁路运输资源，该集装箱的所有权由铁龙公司享有，路外单位只能与铁龙公司通过签订《35吨敞顶集装箱合作物流代理合同》来获得一定期限的使用权，该合同履行期限为一年，即：铁龙公司将集装箱调拨后，接收使用的相对方需要交纳保证金，担保内容为用满一年的费用。换言之，即便使用人将集装箱全年闲置，也需要向铁龙公司交纳全额费用，欠缴部分则以预付的保证金进行冲抵，该等担保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铁路运输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其调配工作的严肃性。具体到本案而言，铁龙公司与宝都公司签订合同，将集装箱调拨到指定站台之时，宝都公司已经向铁龙公司交纳了全年的使用费和保证金。该保证金担保的就是要求宝都公司稳定地按照合同约定，持续使用已经确定的集装箱和线路。故在铁路货物运输领域，由于铁路运输具有统筹性和计划性，集装箱的使用人在获得集装箱的使用权的同时也占用着稀缺的国家铁路运输线路，所以宝都公司在与铁龙签订合同后，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节约铁路资源的义务，这也就是交纳担保金的意义所在。因此，宝都公司为给金军提供运输所用的集装箱，已经承担了持续性使用江西八景线路的义务，不能用满全年就会扣除其所缴纳的保证金，在该等情况下，宝都公司和金诚公司也必然会沿用铁龙公司的收取保证金的担保内容来要求金军，实际情况也是在签订《合作协议》之前，金诚公司已经明确告知交纳保证金的担保内容是需要在《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持续使用该线路用集装箱发货，而金军本人对此也是充分知晓的。因金军只发运3列货物即不再使用该固定线路，又不明确解除《合作协议》，导致集装箱长期闲置，但铁路部门已将资源的占用费扣除，故金诚公司为履行《合作协议》的合同义务，保持运输线路畅通支出了相关费用，从违约责任和公平原则的角度，金军应当为其过错向金诚公司负赔偿责任，因此金军交纳的40万元保证金不应退还，亦不应存在利息损失。（三）被上诉人尚未补齐实际运输费用，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42567.6元多付费用。1.经核算，金军共支付运输相关费用341万元，尚欠245512.5元未能支付，故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多支付费用的事实。2.关于延期占用费的产生系由于金军的过错，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理由如下：（1）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负责组织煤源，甲方负责协调铁路运输相关工作；第二条约定，若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列车到站无法正常装运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由此可见，甲方的集装箱随时处于可用状态，故产生延期占用费的原因是金军组织煤源失利造成的延误所致，而且在金军交纳的运输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延期占用费的项目，金军本人对其接收的结算表格中各项费用明细构成知晓且未提出异议，前两列运费全额缴纳的行为已经证实了他对承担延期占用费的认可，但在一审庭审中却出尔反尔否定该笔费用应由其承担，违反了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2）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与运输相关的站台费、装卸费、铁路运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将运输相关费用预付汇入甲方账户后，由甲方代付相关费用。由此可见，金诚公司在合同中的角色是代付，而金军应当承担因铁路运输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因为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是无法预见到延期占用费是否会必然产生，其是否存在取决于货源组织是否在站台使用的豁免期之内，因此《合作协议》中并没有予以罗列，而是以“铁路运费等相关费”的描述概括性兜底，故字面含义即：与铁路相关的全部费用均由金军负责，而金诚公司仅负有向铁路部门代付该费用的合同义务。综上，延期占用费作为站台费的延伸，其性质并没有突破铁路运输相关费用的范畴，自然属于《合作协议》约定的由金军支付的范畴；另外，延期的产生系由于金军组织货源的延误所致，铁路运输的相关费用必然会相应增加。故如前所述，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已经超过金军所交纳的341万元，该部分损失应当依照《合作协议》约定，由金军向金诚公司赔偿，即在保证金中扣除。（四）金诚公司未能给金军开具发票系由金军个人造成的，无法开具的结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理由如下：金军在《合作协议》履行届满后，向金诚公司要求开具铁路运输的专票，金诚公司告知其铁路部门不能向个人开具运输专票，但金军依然坚持索要专票来抵扣税点，故双方未能就开票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直到临近本案一审结束时，经一审法院向其释明，金军才变更请求，同意接受增值税普通发票。换言之，在《合作协议》履行届满已经明确告知金军不能开具铁路运费的专用发票，可以向其提供服务费普通发票，但由于金军个人的固执不接受才未能开具，目前金诚公司2018年的财务账目早已经封存，且由于疫情影响金诚公司几乎不再经营，现在补开2018年发票在实际操作层面已存在巨大障碍且普票对于金军而言不能达到其抵扣税款的目的，恳请二审法院综合考虑金军的过错以及金诚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此项进行改判。综上所述，本案涉及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和国家铁路资源统筹性、计划性等诸多特殊问题，应当区别于一般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事实，亦未结合铁路运输的特殊性对担保金的担保内容及存在合理性进行审查而作出判决，直接导致了金诚公司、王建华的合法权益受损，有违公平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金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建华为合作协议的甲方，判决王建华承担法律责任完全正确，理由如下：（一）金军长期从事煤焦运输生意，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王建华，了解王建华也在从事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金军在签订合同之前，从未听说过金诚公司。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金军与王建华两人协商好的。金军知道王建华是宝都公司的负责人，签订合同时，王建华说他还有一家公司，即金诚公司，宝都公司在山西从事集装箱业务有些麻烦，用金诚公司签订合同会比较好，并让金军放心，有王建华在，有什么事可以找他。金军也基于对王建华的信任和金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因此签订合作协议甲方主体应为金诚公司和王建华个人。（二）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建华是实际接受运输货款主体和履行合作协议主体。通过金军提交的与王建华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建华主动向金军发送自己银行卡账号并以个人账户收取款项，所有的运输和收款相关事宜均由王建华主导支配。在金军和王建华后续联系退还押金时，王建华也以个人名义承诺退还。（三）王建华为宝都公司和金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经营范围重合、办公场所一致，人员混同、业务混同。金诚公司成立时向为2011年2月16日，曾用名北京宝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王建华曾为金诚公司原始股东，持股比例95%，另一股东为王**，王**为王建华侄子，王建华担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13日王建华将其股权转让给鲍丽莎，并由鲍丽莎担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宝都公司成立日期为1999年12月6日，王建华担任法定代表人并持53%股权，金诚公司曾为宝都公司股东，2014年3月12日，金诚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王建华个人。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业务经营范围重合，都包括道路货物运输，销售煤炭。金诚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石景山路乙18号院3号楼17层1901，王建华在金诚公司有专门的办公室，签订合同包括后来洽谈业务，都是在王建华的办公室内。签订合同也是金军签完字，王建华直接盖的金诚公司印章。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人员混同。金诚公司股东王**为王建华侄子，在金军和王建华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又作为宝都公司员工管理运输事宜。从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王建华为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订合作协议应认定为王建华的个人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一审判决金诚公司和王建华退还金军40万元保证金并自合同期满计息完全正确。金诚公司、王建华以宝都公司和铁龙公司签订合同并向铁龙公司交纳了全年的使用费和保证金为由拒绝返还保证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一）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宝都公司和铁龙公司之间关于合同保证金的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并不能约束适用于本案合同主体。（二）宝都公司与铁龙公司签订的集装箱合同并不针对金军一人，宝都公司可以为多个客户合作提供集装箱业务。（三）本案中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保证金支付方式为集装箱到达新街站后每列（50车100箱），一次预付二十万元。累计支付保证金100万元。合同期满后，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10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保证金是按照每列支付，一次20万元。该条款中并没有不退保证金的特殊约定。涉案合作协议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合作期限为一年，合作协议在2019年4月18日到期终止。按照合同约定，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应在合同终止后向金军退还40万元保证金。（四）涉案合作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金诚公司、王建华不能继续为金军提供集装箱。根据一审中金军提交证据，王建华为金军共运送三列货车。其中第三列集装箱是2019年6月19日全部装箱，2019年6月21日金军付清铁路运费，直到2019年7月29日王建华才为金军提供列车运输。由于第三列货物从装箱到发货，迟延一个多月才发货。迟延的原因是金诚公司、王建华没有向铁路运输部门及时支付铁路运费，申请车皮。在一个多月里，金军多次督促王建华，并向铁路部门核实反馈，原因在于宝都公司没有及时支付铁路运费申请车皮。后金军着急从外地来京住在宾馆一个星期，每天催促王建华后才发的货。后来金诚公司、王建华已经没有能力为金军提供集装箱物流服务。因此合同虽未到期，但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下去。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金诚公司、王建华迟延发货，已经给金军造成了经济损失，金诚公司、王建华在合同期满后，理应返还已经交纳的保证金40万元。（五）一审中金军提交和王建华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第三列发货后金军多次找到王建华协商，并让王建华结算和退还保证金，王建华一直承诺退还保证金但一直推脱，后来就躲避不见。三、一审判决第二项金诚公司、王建华向金军退还费用42567.6元并无不当，金诚公司、王建华第三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本案合作协议第一条对金军应承担的与运输有关的站台费、装卸费、铁路运费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并不存在延期使用费。（二）根据一审查证事实，王建华和金军通过微信，对前两列所发集装箱费用已经进行了结算，结算表格中详细记载了运送列车的车次、箱数、铁路运费、站台费、箱使用费，其中在延期使用费一项为空白，因此并不存在延期使用费。（三）金诚公司、王建华上诉状中所列三列火车的费用分别为1164673元、1128560元、1129351.5元，由此计算出三列合计费用为3422584.5元，与其在一审期间所述总费用数目不符，自相矛盾。一审期间金诚公司、王建华向法庭提交的补充代理意见中对三列火车发生的总费用列出表格，表格中对于列车车数、箱数、铁路运费、站台费、箱使用费与金军主张一致，差异的是存储服务费。（四）前两列的费用已经双方结算，并不存在延期使用费。第三列关于延期使用费也是对方单方计算。在双方对发送列车车数、箱数，铁路运费、站台费、箱使用费计算方法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金军应支付费用3359432.5元，因金军已支付费用为341万元，一审判决金诚公司及王建军退还费用42567.6元，并无错误。四、金诚公司、王建华第四项上诉理由称金诚公司未能给金军开具发票系由金军个人造成不是事实，金诚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开具发票。（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甲方开具相应的发票给乙方（不含本合同第一条第四项的服务费），此条明确约定了金诚公司为金军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也是基于合同约定。（二）一审中，在金军提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后，金诚公司也予以同意。另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在金军为个人的情况下，金军变更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无不妥。（三）依法纳税开具发票是法人应尽的义务，不能以各种原因逃避。综上，金诚公司、王建华的各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无误。宝都公司未出席本院组织的二审核实程序。金军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金军与金诚公司签订的《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2.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退还协议保证金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为金军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发票；4.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退还金军多付的费用42567.6元；5.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赔偿金军迟延一个月发货的损失104076.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主体身份情况金诚公司成立时间为2011年2月16日，曾用名北京宝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王建华曾为金诚公司原始股东（持股比例95%，另一股东为王**）、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13日王建华将其股权转让给鲍丽莎，并由鲍丽莎担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宝都公司成立日期为1999年12月6日，股东王建华持股53%，法定代表人由王建华担任。金诚公司曾为宝都公司股东，2014年3月12日，金诚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王建华个人。二、涉案合同约定情况2018年4月19日，金诚公司（甲方）与金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第一条：一、乙方负责组织煤源，甲方负责协调铁路运输相关工作，保障乙方煤炭均衡有序发运到达（包含列车的回空）。与运输相关的站台费、装卸费、铁路运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将运输相关费用预付汇入甲方账户后，由甲方代付相关费用，甲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不含本合同第一条第四项的服务费）。二、合作期限一年。发站：内蒙新街；到站：江西八景。三、运输方式及集装箱数量：35吨敞口集装箱火车运输。500箱。四、集装箱使用费：使用费暂定20元/吨；因市场变化价格随行就市。五、结算方式：每月30日前，按双方确认的实际发运量结算当月集装箱使用费。第二条：合同期内若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列车到站无法正常装运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如遇铁路政策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遇到铁路运价调整，运费以调整后价格为准。甲方要积极申请点对点下浮业务，下浮利润甲乙双方协商分成。第三条：为保障此合同约定事项顺利进行，乙方应共向甲方预付100万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支付方式：集装箱到达新街站后每列（50车100箱）一次预付二十万元。累计支付保证金100万元。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100万元……。合同落款甲方处显示有金诚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显示有王建华签字。乙方处显示有金军签字，日期显示为2018年4月19日。另经询问，金军称上述《合作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再本案中要求确认解除该合作协议。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不持异议。三、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一）关于实际合作模式金军主张，涉案合同以金诚公司名义签订，实际履行为宝都公司，王建华为宝都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金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合同涉及的运输货物为煤炭，煤炭由金军一方自行采购，采用铁路集装箱方式运输，集装箱由宝都公司提供，列车、站台装卸等由宝都公司联系，相关费用由金军预付，宝都公司再代付，代付的费用包括站台费、箱使用费、铁路使用费。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持有部分异议，主张并非三方合同，先是金军和金诚公司签订合同，金诚公司再把签约的内容反馈给宝都公司，金诚公司与宝都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宝都公司按照金诚公司反馈的吨数，去租赁集装箱提供给金军使用，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是合作关系，双方没有关联关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鲍丽莎与王建华也没有关系。为证明其主张，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提供了《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货物运输代理合同》显示甲方为金诚公司，乙方为宝都公司，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20]英尺[35吨敞顶]集装箱，装运块煤。金军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实际发车情况1.发车时间第一列于2018年5月12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第二列于2018年6月10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第三列于2018年7月29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2.发车箱数、吨数第一列共50车，100集装箱，3200吨；第二列共48车，96集装箱，3072吨；第三列共47车，94集装箱，3008吨。（三）应付费用情况金军主张，铁路运费为20282.1元/车、站台费为25.1元/吨、集装箱使用费为20元/吨，三列车的应付费用为：第一列运费1014105元，站台费80320元、箱使用费64000元；第二列运费973540.8元，站台费77107.2元、箱使用费61440元；第三列运费953258.7元，站台费75500.8元、箱使用费60160元，上述费用合计3359432.5元。为证明其主张，金军提交了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与王建华2018年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张某与王**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金军主张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来自于其与王建华2018年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并当庭演示了手机微信相关内容。同时，金军主张王**为王建华侄子，亦为宝都公司股东，负责公司发货，王**通过微信向张某告知了第三列车的信息。在证人张某作证期间，法院当庭组织核实了张某手机微信中所载的上述内容。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主张王建华并未通过手机微信向金军发送过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经法院组织当庭核验，确认金军手机微信中的“心自在”微信号为王建华，点击金军手机与“心自在”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载有与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内容一致的微信图片。关于张某与王**微信聊天记录，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真实性认可，称王**是金诚公司派到站台上看管集装箱的人员。（四）实际付费情况庭审中，金军方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其与金军合伙做生意，在2018年4月与王建华签署协议时，王建华口头说金诚公司及宝都公司均是其个人的，以宝都公司名义发货，可以提供500个集装箱循环利用，每月跑7-8趟，每次50节车，每节车2个集装箱，共100个集装箱，需每次交20万元保证金，先交5列次共计100万元定金，2018年4月、5月只发了两列车，其交纳了40万保证金，在第2列发车时，其将第3列的货物已经准备完毕，王建华直到2018年6月才给装箱，并在2018年7月20日左右发送对账单，称前两列存在欠款7万多，其随后给王建华打款13万，包括了第3列可能的欠款。2018年7月29日列车发车，王建华一直未让其交纳第3列的保证金，第3列在货场装了96个集装箱，但实际仅发货47组共94个集装箱，剩余2个集装箱在2018年11月清空后，其通过其他列车运回。同时，双方口头协商铁路运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宝都公司，宝都公司按照9%的税点返给其与金军。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主张证人张某与金军在案涉利益分配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真实性不具有可信度。另经核实金军提交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张某在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28日分别向金诚公司支付20万元，共计40万元。金军主张该款项为其向金诚公司支付的40万元保证金。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该付款事实不持异议。此外，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4月28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10万元；2018年5月23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0万元；2018年5月25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00万元；2018年6月20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8万元；2018年6月21日，张某向王建华账户转款100万元；2018年7月27日，张某向王建华账户转款13万元。金军主张：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为其发运三列煤炭，其共支付铁路运输费、站台费、集装箱使用费等共计341万元，即为前述转账款项。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该付款总额不持异议。金军主张，其应付的费用总计为3359432.5元，实际向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支付341万元，存在差额50567.5元，其要求按照诉请金额42567.6元予以退还。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上述费用并不完整，还有站台上的堆存费尚未计算，堆存费是站台费超过15天之后发生的费用，是否能在15天之内发货，涉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何时发货由铁路方面进行安排，并不能保证一定在15天之内发出。为证明其主张，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其中，《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显示合同甲方为鄂尔多斯市鑫聚源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聚源公司），乙方为宝都公司。关于“仓储服务费收取”部分约定：“自乙方集装箱卸入甲方园区第1天至第15天，甲方免收仓储服务费；乙方集装箱卸入甲方园区第16天至第25天，甲方按照4元/箱.天收取仓储服务费……”。《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显示为复印件加盖宝都公司印章形式。另，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主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规格型号”所载的两行“仓储服务费”是鑫聚源公司站台上金军货物超期装运的堆存费用。金军对《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主张即使属实，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并不能约束金军一方，在涉案合作协议中并未也定堆存费一项；对《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持有异议，主张所载仓储服务费并不只是针对金军，数量也不一致。金军主张，站台费是双方认可的按照吨数的方式计算，并不是按天计算的堆存费。（五）关于保证金事项张某在2018年4月26日和2018年5月28日向金诚公司各支付20万元，共计40万元。金军主张该款项为其向金诚公司支付的40万元保证金。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不持异议。金军主张，在涉案合作协议中约定“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故现要求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返还保证金40万元。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40万元是金军用满一年的保证金，作为违约担保，理应不予返还。四、其他（一）关于损失赔偿的主张金军主张，其第三列车所涉的货物在2018年6月21日已经装箱付款，但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没有及时向铁路方付款，最后发货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导致延迟发货一个多月，其因此被下家扣款，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应赔偿迟延发货造成的损失104076.8元。为证明其主张，金军提交了2018年9月11日、11月19日与王建华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记录显示为金军单方发信内容“王总！什么情况？站台有两箱块煤，三列火车大票，40万压金。你怎么解决？”“王总！在你办公室，你安排会计算一下账，我们见一下面。”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主张无法确认微信相对方为王建华。经法院组织当庭核验，确认金军手机微信中的“心自在”微信号为王建华，点击金军手机与“心自在”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打印件内容一致。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主张，涉案合作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发车时间，受铁路发车计划调整，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没有能力影响，金军支付款项后其转付给铁路方，但金军在2018年7月27日才将款项付齐，故因金军付款延迟导致发货迟延，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法院当庭询问，关于发车时间双方是否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均称没有相关约定。（二）关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主张金军依据涉案合作协议要求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发票。关于涉案合作协议第一条所涉及的“增值税发票”性质，金军首次庭审中称为增值税专用发票。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向个人开具。后在二次庭审中，金军变更主张为增值税普通发票。金诚公司表示可以按照实际金额向金军开具服务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军对此予以同意。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应属合法有效。该合作协议虽首部显示的甲方为金诚公司，但落款甲方处加盖有金诚公司印章及王建华签字，同时该合同履行过程中王建华亦是实际收款主体和履约主体之一，故在无相反证据反驳情况下，应认定该合作协议的甲方为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关于宝都公司，其虽实际提供了涉案运输服务部分内容，但鉴于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提交了金诚公司与宝都公司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且宝都公司并未记载为合作协议中的签约方，故一审法院认定宝都公司并非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受涉案合作协议的约定内容约束，其无需就涉案合作协议承担合同责任。诉讼中，金军表示鉴于涉案合作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再要求确认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并不再另行处理。金军向金诚公司支付保证金40万元，根据涉案合作协议约定“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该条款中并无关于合同期满后退还保证金的特殊约定，鉴于涉案合作协议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合作期限为一年，合作协议在2019年4月18日到期终止，故金诚公司及王建军应在合同终止后向金军退还该40万元保证金，同时鉴于延迟退还必然会导致相应的资金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息的相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确定相应利息计算方式。根据在案证据查证情况，通过王建军向金军发送的金总05月-6月结算单，可以确定前两列车的相关车数、吨数及结算数据，同时结合双方无争议的第三列的相关车数、吨数数据，并结合前两列的费用名目及费价数据，亦可确认第三列的结算数据。经核算，一审法院对金军主张的三列车共计应付费用为3359432.5元予以采信。关于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抗辩的堆存费用，首先并未在涉案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同时，在宝都公司与鑫聚源公司签订的《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中，金军并非合同相对方，宝都公司亦未被认定为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要求金军方承担堆存费用，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基于此，考虑金军业已支付的费用为341万元，实际应付金额为3359432.5元，故金军要求金诚公司及王建军退还费用42567.6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关于金军涉案发票诉请一项，其原诉请主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请求，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性规定相悖，后金军调整为要求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金诚公司亦表示同意开具服务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军不持异议。鉴此，一审法院对金军要求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诉请内容予以支持。关于金军主张的延迟发货的损失一项，鉴于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发货的具体期限，且金军无确凿证据证实金诚公司及王建军存在迟延发货的过错，故一审法院对金军主张的迟延发货损失一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向金军退还保证金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息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向金军退还费用42567.6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为金军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四、驳回原告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本院核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经本院审核一审卷宗，一审期间王建华从未对《合作协议》中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其与金诚公司、宝都公司在一审期间亦将《合作协议》作为证据提交，举证意见称“王建华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是因为金诚公司没有集装箱，集装箱是宝都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向案外人租赁的……所以王建华是在场的，但并不代表王建华对金诚公司实际控制”。此外，本院注意到，关于金军应当承担的总费用，金诚公司、王建华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先后提出了4个不同数额：1.在2019年10月15日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认可的三列火车运输总费用为3412232.5元；2.在2019年12月11日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认可的总费用为3382152.5元；3.在上诉状中，金诚公司、王建华认可的总费用为3422584.5元；4.在本院组织的谈话期间，金诚公司、王建华认可的总费用为3655512.5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事实，无涉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故本院仅围绕金诚公司、王建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另需说明的是，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本院审理期间，金诚公司、王建华共提出四项上诉主张，本院分述如下：关于王建华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本院注意到，《合作协议》首部虽然没有王建华的信息，但在合同落款处除加盖金诚公司印章外还有“王建华”签字字样，且王建华届时并非金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审理期间，王建华上述主张《合作协议》落款处并非其本人签字，而是金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鲍丽莎所签，但是经本院审核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审理期间王建华从未对《合作协议》中签字真实性提出任何异议，且其自认“签约时王建华是在场的”。就此本院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签名并非王建华本人签署，且即便该签名确实系由他人代签，王建华当时在场知情且不作反对即应视为其同意代签字，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仍然应当由王建华承担。据此，本院对王建华关于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无需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40万元保证金应否退还。金诚公司、王建华主张保证金不应退还，其核心抗辩意见在于合同约定保证金是为了担保全年的使用费，根据合同约定金军应当在使用铁路线路以集装箱方式发货，因金军仅发运3列货物，违约在先且给金诚公司造成损失，故不同意退还保证金。就此本院认为，经审查《合作协议》全文，其中仅约定合作期限为一年，但未约定一年期内金军必须发运多少列。事实上，经本院询问，金诚公司和王建华也未能合理解释“一年期间内持续发运”应如何具体量化。审理中金诚公司、王建华反复强调铁路运输具有特殊性，但其作为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的专业机构，对于具有行业特殊性的专门问题不在合同予以特别说明，自然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根据合同约定，保证金的作用就是担保金军如期支付运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金军已经支付了已发生的运费，且《合作协议》已经到期，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当然应当向金军退还已收取的保证金。据此，本院对金诚公司、王建华该部分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金军是否欠付运费。一审法院已经对运费问题仔细进行审核，本院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金军应当支付的三列合计运费数额，一、二审理期间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先后提出四个不同数额，反复不定，其所述显然不具备说服力。而且，诉讼中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就相关费用提交了大量与案外人之间的结算单据，均不能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据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费用数额并结合金军的诉讼请求，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退还多收取的运费42567.6元，处理正确。本院对金诚公司、王建华该部分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开具发票。一审期间金诚公司明确同意根据实际数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亦据此作出判决，金诚公司却又以不方便为由对开具发票的判项提出上诉，既缺乏法律依据，又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诚信诉讼原则。据此，本院对金诚公司、王建华该部分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金诚公司、王建华提出的全部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故本院决定驳回其上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9元，由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李冬梅审 判 员 郝文婷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