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6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吉华，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剑，男，住四川省峨眉山市，由四川省峨眉山市双福镇塘房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忠，男，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剑，男，住四川省峨眉山市，由四川省峨眉山市双福镇塘房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658号。 法定代表人：罗恒燕，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四川万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中东，男，198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四川万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强，男，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文清，四川万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吉华、徐志忠因与被上诉人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1）川1102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不开庭审理，本院于2021年5月13日、2021年6月7日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吉华、徐志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连带支付王吉华、徐志忠劳务费487,716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对周中东、伍强系航海通信公司的员工的事实认定错误，该二人系航海通信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伍强的身份是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公司乐山分公司以及马边分公司的负责人，同时系中鸿汉莎建设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航海通信公司称伍强是其员工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也有悖常理。同时，案涉劳务合作协议也是在伍强的公司签订，定金也在其办公室支付，由伍强和周中东收取该款。整个过程中，二人均未表明是为航海通信公司代办以上事宜，也未出示过航海通信公司的相关授权手续。周中东、伍强应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且二人也实际履行该合同内容。故应由周中东、伍强与航海通信公司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 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周中东、伍强并非案涉劳务合同的相对方，案涉项目是航海通信公司委托周中东、伍强负责，二人系履职行为，航海通信公司对伍强和周中东的行为予以认可。伍强在最初有过和周中东共同做案涉工地的想法，周中东给航海通信公司找项目，但后来伍强就退出了，周中东的身份是项目负责人，双方最终确定以航海通信公司的名义将工程劳务发包给王吉华、徐志忠，王吉华、徐志忠亦通过签订合同确认了合同相对方为航海通信公司，故周中东和伍强不应承担责任。 王吉华、徐志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连带支付王吉华、徐志忠乐山地区建设工程施工劳务费487,716元（市中区万达广场施工1.325公里，市中区苏沙路3.703公里，合计5.028×9.7万元=487,71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日，王吉华、徐志忠（乙方）与航海通信公司（甲方）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中国移动绵阳片区、乐山片区的管网建设项目（劳务费总金额约1,700万元），由甲方指派乙方来施工完成，移动管网的劳务施工单价每公97,000元，包括开挖、安管、回填、恢复以及相关的辅助材料和协调。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确保乙方施工进度款按业主方付款方式为准，工程进度款下来不得挪用，必须及时发放给乙方。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应按中标合同的施工工期，如期完工，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实施布置安排工作，做好安全施工警示牌和打围，安全警示标识材料乙方自行提供，安全事故乙方自行承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做了约定，末尾甲方处盖有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罗恒燕印章、周中东签字，乙方处有王吉华、徐志忠签字。 2017年1月22日，周中东、伍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建容承包移动公司管道建设项目定金￥160,000元（大写：壹拾陆万元整）”。2017年3月2日，周中东签字、盖有航海通信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罗恒燕印章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徐志忠、付永军支付给周中东（航海通信公司）绵阳、乐山片区的移动管网建设项目点子费.共计860,000元，大写捌拾陆万元正.年前已支付定金（现金）.壹拾捌万元整，余款于2017年3月2日转账.金额为陆拾捌万元整（680,000元）本收条除现金外的金额以转款凭证为准，此据为凭”，同日，徐志忠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航海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恒燕转账68万元。 王吉华、徐志忠提交的盖有峨眉山市燕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工程量汇总》及测量单载明，乐山市市中区万达广场的工程量为1,325米，乐山市市中区苏沙区的工程量为3,703米。 庭审中，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陈述：周中东、伍强系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对案涉收条的真实性认可，周中东、伍强系代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收款，认可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系案涉《劳务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王吉华、徐志忠陈述《劳务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相关的辅助材料和相关的协议”是指挖掘的时候损害了周围的设施，由其买材料恢复，其只提供劳务，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认可。王吉华、徐志忠陈述管网、井圈、井盖、现场人员都由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提供，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表示不清楚。该院询问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案涉《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的业主方是指谁，其陈述指中国移动公司，该院要求其提供与业主公司签字的施工合同或者业主方进行清点、验收、结算等相应凭证，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陈述“提供不了”。王吉华、徐志忠申请的证人曾某陈述，案涉工程滟澜洲快速通道和万达广场部分是航海通信公司承建。证人施某陈述案涉工程滟澜洲快速通道部分是航海通信公司承建。 一审法院认为，王吉华、徐志忠与航海通信公司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其内容反映航海通信公司将自己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属于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之规定，案涉《劳务合作协议》应属无效，航海通信公司虽陈述“王吉华、徐志忠履行合同之后所施工的工程没有进行验收，且验收不合格”，但其作为与业主方对接、掌握相关资料的一方，在审理中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对案涉工程的所有情况均陈述不清楚，该院要求其提交与业主方对接的有关材料也未提交，而根据协议内容可见，王吉华、徐志忠仅提供工程劳务，无法苛求其提交工程竣工验收的材料，综合以上情况，航海通信公司要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应予以支持。航海通信公司陈述案涉工程验收不合格，但却不清楚王吉华、徐志忠所作工程量，有悖常理，根据合同约定和王吉华、徐志忠提交的证据，案涉工程每公里97,000元，王吉华、徐志忠完成的数量为万达片区1.325公里、苏沙片区3.703公里，总计5.028公里，故合同总价款为487,716元，航海通信公司应向王吉华、徐志忠进行支付。周中东、伍强不是合同相对方，航海通信公司亦认可周中东、伍强系代其履行公司事务，现王吉华、徐志忠要求周中东、伍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航海通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王吉华、徐志忠487,716元；二、驳回王吉华、徐志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308元，由航海通信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吉华、徐志忠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周中东与王吉华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在案涉工程之前，周中东就挂靠嘉凌建筑公司承揽移动管网工程与王吉华建立劳务合同关系，从而印证周中东、伍强是挂靠航海通信公司与王吉华、徐志忠签订的劳务合同。2.周中东于2015年2月7日出具的《欠条》，证明在此前的工程中周中东就差欠了王吉华的工程款，王吉华是基于对伍强的信任才再次与二人合作。3.微信转款凭证，证明王吉华、徐志忠一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向周中东、曾某支付过多笔工程协调费，从而印证曾某的身份，以及其证言的真实性；4.罗恒燕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罗恒燕在收到68万元保证金后并未用于航海通信公司，而是用于周中东偿还个人债务以及罗恒燕进行个人消费，从而证明航海通信公司并非真实的合同相对方；4.曾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周中东与伍强合伙发包给王吉华、徐志忠的。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航海通信公司、王吉华、徐志忠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人陈述的有关周中东与伍强合伙的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以上证据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除认定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17年1月22日，伍强、周中东出具的16万元《收条》中载明的“王建容”系徐志忠的妻子，是王吉华、徐志忠合伙事务的财务人员，该收条的内容是由伍强书写，款项也是在伍强位于西城国际的监理公司办公室交给伍强的。2017年3月2日，徐志忠、王吉华到伍强的办公室签订案涉《劳务合作协议》，航海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恒燕并未到场，是由伍强将打印好的合同文本交由王吉华、徐志忠签字，周中东加盖了航海通信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伍强以自己是其他公司的负责人的身份不方便签字为由，未在合同上签名。同时，周中东还以“收款人”的名义在86万元的《收条》落款处签名，并书了其个人的身份号码，同时还书写了罗恒燕的个人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最后加盖了航海通信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 案涉《劳务合作协议》在最后一段载明“注：因业主方或中标公司原因造成乙方做不够1700万元的劳务工程量，所有的协调费和相关的费用由甲方承担。”除2017年3月2日《收条》上载明的86万元“点子费”外，王吉华、徐志忠还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向周中东及曾某等人支付了50余万元的工程协调费，该协调费已通过罗恒燕的账户全部退回给王吉华、徐志忠。 罗恒燕账号为6228××××6574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载明：罗恒燕于2017年3月2日的收款前的余额为2474.26元，收到徐志忠的转款后罗恒燕当日即向严虎、汪守全、周开强等个人进行了转款，并进行了大额的ＰＯＳ机消费。 罗恒燕于2017年8月8日向付永军转款10000元、于2017年8月30日向王吉华转款80000元、于2017年10月17日向付永军转款20000元、于2017年11月28日向付永军转款10000元、于2017年11月29日向付永军转款30000元、于2017年12月16日向王吉华转款80000元（备注：管道工程款）、于2018年2月12日向王吉华转款200000元（备注：管道工程款）、于2018年2月15日向王吉华转款20000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罗恒燕转给王吉华的以上款项性质均为退回给王吉华方支付的工程协调费。此外，曾某于2017年4月19日向罗恒燕转款20000元，罗恒燕于2018年2月13日向兰军转款40000元、向曾某转款工资10000元。该期间，罗恒燕与周中东之间存在多笔大小金额不等的款项转入和转出记录。该交易明细中还有多笔向博睿特外国语学校、三八商场、京东、美团大众点评、爱奇艺、网易考拉海购等平台支付的个人消费款项记录。 2013年10月13日，周中东与王吉华签订《协议书》，约定周中东将峨眉山市移动公司的管网工程交由王吉华承包施工，双方还对工程量、工期、工程价款、付款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5年周中东向王吉华出具的《欠条》，载明差欠王吉华、徐志忠班组的民工工资共计25万元。 证人曾某一审出庭作证陈述“我们干了活路，我在工地上负责管理，乐山工地万达片区、滟澜洲快速通道、沙湾、夹江、绵阳工地都是我在管理，从2017年4月份开始，万达片区是2018年的夏天，管理了2个月左右，滟澜洲快速通道时间差不多。……伍强是通过周中东认识，周中东之前大家认识，都是朋友。我是干活路的，他们是老板。……我负责现场管理，兰军负责施工，施工队伍是王吉华他们负责。”二审作为证人陈述“我和周中东是朋友关系，伍强是通过周中东认识的。2017年1月，周中东让我到伍强在西城国际的办公室谈工程管理的事情，到了过后伍强和周中东说他们要一起在绵阳做管网工程，如果和对方谈好了，就让我去工地上现场管理。2017年1月22日，王吉华、徐志忠他们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就到了伍强的办公室，我方有伍强、周中东和我在场，双方谈好后，对方就将十多万的现金交给了伍强，伍强收钱后打了条子。2017年3月份，双方又到伍强的办公室签合同，王吉华他们要求伍强签字，他说他不方便签字，还说公司在这儿，有什么事找他。我的老板是周中东和伍强，具体工地上的事是周中东给我联系，兰军负责现场施工管理，我负责办理开挖手续及协调赔偿事宜，开挖手续需要公司的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等资料，所以周中东就用他老婆罗恒燕的名义注册了航海通信公司，这个工程就是借用航海通信公司的名义办理开挖审批手续的……” 证人施某一审出庭作证陈述“我帮王吉华、徐志忠干活，负责土工。四、五年前，我在沙湾、滟澜洲、滟澜洲到沙湾快速通道、福禄干活埋移动公司的管网，施工方是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请了一个施工，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周中东还委托了兰军对我们做的工程进行了验收。” 二审中，周中东认可其与航海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恒燕曾经是夫妻关系。 以上事实，有《欠条》《协议书》《收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转款凭证、一审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合同签订及主要权利义务履行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争议的问题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部分，不予审查。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确认的案涉劳务工程的总价款为487,716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周中东、伍强是否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否对王吉华、徐志忠的案涉工程劳务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1.案涉合同签订前的2017年1月22日，伍强与周中东就以个人名义收取了王吉华、徐志忠支付的工程定金16万元，该《收条》上并无航海通信公司的名称，也未加盖航海通信公司的印章，表明案涉合同的洽谈是在伍强、周中东与王吉华、徐志忠之间进行的，航海通信公司称伍强与周中东是代表公司与王吉华、徐志忠谈合同并收取定金，但其并未向王吉华、徐志忠出具过《授权委托书》。 2.虽然2017年3月2日的《劳务合作协议》首页上载明的甲方为航海通信公司，但在尾页落款处除盖有航海通信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罗恒燕的印章外，周中东也在甲方处进行了签名。2017年3月2日的《收条》，周中东再次以收款人的名义在落款处签名，并书写了个人身份证号码及罗恒燕的个人收款账户信息。若周中东的身份仅为航海通信公司的项目经理，在航海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并签章确认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即完成了合同双方的签章确认手续，周中东并无签名之必要。同理，若定金及“点子费”均由航海通信公司实际收取，在航海通信公司已确认收到全部86万元款项而周中东并未实际收款的情况下，周中东更无签名之必要，况且是以“收款人”的名义签字。 3.案涉工程所涉的工程定金、“点子费”和协调费均未进入航海通信公司的账户，也未通过航海通信公司的账户支出工程款项。罗恒燕虽为航海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的收支款并不等同于公司收支款，航海通信公司、周中东、伍强并未提交伍强、周中东在2017年1月22日的收到16万元现金后将该款转入航海通信公司或罗恒燕账户的记录，也未提交罗恒燕在2017年3月2日收到68万元后的将全部款项用于案涉工程支出或者用于公司支出的证据。罗恒燕的个人账户中，除退还王吉华、徐志忠另行支付的协调费外，还有与周中东之间的大量款项往来记录与个人消费记录，故不能以罗恒燕的收款行为就认定收款主体为航海通信公司。 4.鉴于周中东与罗恒燕之间曾是夫妻这一特殊关系，双方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签约当天在罗恒燕未参与的情况下，周中东持罗恒燕的印章及航海通信公司的公章在合同和收条上盖章，再结合周中东与王吉华之间于案涉工程之前已有过移动管网工程的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本院认定周中东借用航海通信公司的名义承揽案涉工程，并将劳务工程分包给王吉华、徐志忠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5.证人曾某与施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结合罗恒燕在2018年2月13日向兰军转款40000元、向曾某转款工资10000元的记录，能够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周中东安排曾某现场协调管理、兰军负责现场施工管理，王吉华、徐志忠安排的工人根据曾某和兰军的要求进行现场施工的事实。曾某作为周中东一方的工作人员，与周中东和伍强共同参与了2017年1月22日和2017年3月2日的洽谈、收款和签约过程，其所作的“伍强和周中东合伙案涉工程，共同作为合同相对方与王吉华、徐志忠达成案涉协议，双方借用航海通信公司与王吉华、徐志忠签约”的证言内容较为客观，与王吉华、徐志忠陈述的内容一致，也与伍强、周中东共同收取项目定金的事实相吻合。 6.伍强既非航海通信公司的员工，也无航海通信公司的授权，其与周中东共同以个人名义而非以航海通信公司名义收取王吉华、徐志忠支付的16万元定金现金，且合同的两次洽谈、签约、收款均在伍强的办公室完成而非航海通信公司的办公场所，结合前述证人证言以及伍强收款和出具收条的事实，可以认定伍强与周中东在案涉工程上存在合作关系，二人共同参与了案涉工程项目的合同签订和款项收取。伍强称其在2017年1月22日之后退出了合伙，但却仍参与了2017年3月22日的合同洽谈，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的现金当时已存入了航海通信公司的账户或退还给了周中东。 综上，本院认定案涉《劳务合作协议》名义上的发包方为航海通信公司，实际上是伍强与周中东借用航海通信公司的名义与王吉华、徐志忠签订的该协议，伍强、周中东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对差欠的劳务款承担付款责任，航海通信公司出借资质的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加之一审判决判令航海通信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款的支付责任其并未提起上诉，视为其对承担责任的认可，故航海通信公司应与伍强、周中东向王吉华、徐志忠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综上所述，王吉华、徐志忠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致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1）川1102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 二、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周中东、伍强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王吉华、徐志忠劳务费487,71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16元，均由周中东、伍强和乐山航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文勤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伍 健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吴 君 书 记 员 潘志琴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 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