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370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一库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大兴农场西外环西侧种子公司北侧。法定代表人：栾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娟，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红，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合供销（黑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612室。法定代表人：王明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一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一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合供销（黑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3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兴一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娟、被上诉人中合供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兴一库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合供销公司的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中合供销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双方终止合作关系，大兴一库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即使2018年双方终止合作关系、中合供销公司仍有权利根据合同约定主张合作期间内收储的粮食所产生的管理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大兴一库公司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管理费的前提是双方合作关系存续,大兴一库公司一审已经举示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合作关系已经于2018年6月19日终止。一审判决认为大兴一库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大兴一库公司举示的第二份证据《股东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合作终止之时，甲方将所持股权无偿转让给乙方。”大兴一库公司举示的第三份证据《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一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充分证实，中合供销公司与案外人杨某(《股东合作协议书》之乙方)终止合作，并将其所持有的大兴一库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根据《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大兴一库公司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管理费的前提是中合供销公司对大兴一库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但中合供销公司自2018年6月19日退出大兴一库公司,双方合作关系中止，就没有再继续派驻任何人员、没有负责大兴一库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没有履行任何其他经营管理咨询的义务。一审判决支持中合供销公司2018年6月19日双方终止合作、退出公司之后的管理费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有违法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3.《股东合作协议书》关于“截至粮食全部出库”时间节点的约定以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中合供销公司对大兴一库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为前提。《股东合作协议书》从未约定即使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大兴一库公司还要继续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管理费。一审判决认定“即使2018年双方终止合作关系”、“中合供销公司仍有权利根据合同约定主张合作期间内收储的粮食所产生的管理费”有违合同约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粮食储量数据认定的唯一依据是杨某单方签署的《确认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中合供销公司提供的证据四《确认书》为杨某单方签署，该《确认书》没有注明日期,没有大兴一库公司盖章确认,杨某本人也并未到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而杨某单方签署的该《确认书》却成为了一审判决认定粮食储量的主要依据,且不论该《确认书》所“确认”的内容是否符合案件事实，即使符合也仅符合出具该《确认书》当时的事实,粮食储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审判决不能依据过时的《确认书》所确认的过时数据来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一审判决显然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三、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互负到期金钱给付债务，大兴一库公司有权依法通知中合供销公司进行债务抵销。且根据法庭调查，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间本身也存在以借款抵销管理费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无视债务法定抵销的规定,要求大兴一库公司另行向法院主张债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但是，根据债务的性质、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一审中，大兴一库公司已经举证证明中合供销公司仍拖欠大兴一库公司借款241.669万元尚未归还。2016年11月21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100万元;2016年12月30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200万元;2017年4月26日,中合供销公司归还借款100万元;2017年6月14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60万元;2017年7月24日，中合供销公司归还借款50万元;2017年11月13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318万元;2017年11月13日,中合供销公司归还借款318万元;2017年12月19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1.6690万元;2018年5月8日,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借款30万,上述中合供销公司欠大兴一库公司的借款仍有241.669万元尚未归还。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双方互负到期债务的种类品质相同,依法可以互相抵销。大兴一库公司坚持认为2018年6月19日,中合供销公司退出大兴一库公司,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后,大兴一库公司无需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任何管理费。退一万步说，即使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后,大兴一库公司仍需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管理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中合供销公司拖欠大兴一库公司的欠款也可以与该管理费相抵销。大兴一库公司当庭已经明确表示以借款抵销管理费,也已经明确通知到了中合供销公司和法庭。债务法定抵销的立法本意即为兼顾法律的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价值，节约交易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一审认定“被告主张应付原告的管理费已经与原告拖欠被告的欠款互相抵销完毕，但其未提供能够证明已全部抵销的证据，被告可向法院另行主张”有违法律规定，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中合供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大兴一库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一、一审判决遗漏大兴一库公司股权变更和黑龙江省大兴农场管理大兴一库公司粮食存储的事实。首先，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已于2018年6月19日正式解除。《股东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若今后双方不再合作，甲方将所持股权无偿转让给乙方，双方相互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2018年6月19日中合供销公司已经配合大兴一库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现大兴一库公司的股东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合供销公司已经退出大兴一库公司。中合供销公司的前述行为，也足以认定是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合意解除《股东合作协议》情况下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变更时间至今已经近3年的时间，显然没有违背双方意志。虽然中合供销公司对《股东合作协议》解除事项矢口否认，但是2018年6月19日变更登记的事项是合同解除后的附随义务，也是认定合同解除的最晚时间。现大兴一库公司的股东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合供销公司已经退出大兴一库公司公司。其次，黑龙江省大兴农场于2018年7月开始接管大兴一库公司的粮食。大兴一库公司储备的粮食为国家储备粮，为落实2018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的通知”，黑龙江省大兴农场作为大兴一库公司的主管单位，从2018年7月开始接管大兴一库公司的粮食存储。中合供销公司在2018年6月即已退出大兴一库公司的管理，基于法律规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保护，未经主管部门同确任何人都无法进驻粮食存储点，中合供销公司维续管理大兴一库公司。二、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中合供销公司自2018年6月以后为大兴一库公司的粮食存储提供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更无权收取管理费。大兴一库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五“岗位目标责任书”、“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单位缴费记录查询”，均系中合供销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大兴一库公司的确认，不能认定中合供销公司在2018年6月19日以后向大兴一库公司提供《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中合供销公司派驻了董事、总经理、化验员、巡查员及财务人员对大兴一库公司进行管理和服务。《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管理费系双务合同，2018年6月19日以后中合供销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的管理和服务，也就没有收取管理费的请求权基础，基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中合供销公司无权收取2018年6月19日以后的管理费。中合供销公司辩称，一、大兴一库公司与中合供销公司并未终止合作关系。首先，双方合同约定合作终止后转让股份但仅凭股权已经转让来认定双方合作终止，这种逻辑不成立。此外，该股权转让系大兴一库公司私下转让，中合供销公司对此毫不知情，目前双方对该股权转让存在争议。其次，双方一直维持合作关系，中合供销公司工作人员也一直履行合作协议中的相关义务，对方虽主张双方已经终止合作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除合作关系应当双方协商一致，大兴一库公司并未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再次，中合供销公司之所以收取管理费，除协议内约定的相关义务，最重要的还是对其收储的粮食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合供销公司在中储粮直属库了解目前仍由中合供销公司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二、关于储存粮食的数量。鉴于一审中大兴一库公司对于其原股东杨某提供的《确认书》予以确认，故根据该《确认书》确认数量并无不当。三、关于双方的财务往来，一审已经查明。综上，中合供销公司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中合供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兴一库公司支付中合供销公司拖欠管理费5,114,537.50元及利息（2019年8月20日前按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大兴一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合供销公司与杨某、大兴一库公司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中合供销公司与杨某共同设立公司即大兴一库公司，由中合供销公司持股53％，杨某持股47％，公司的注册资金6千万元由杨某全部实缴，中合供销公司无需对注册资金承担出资义务；中合供销公司负责对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并按照以下标准收取咨询管理费：大兴一库公司将根据其每个年度的实际收储量支付甲方管理费，第一年度收储按照30元每吨每年的标准计算管理费，第二、第三年度收储按照25元每吨每年的标准计算管理费，并按季度支付给中合供销公司；截至粮食全部出库时，按月计算最后一期管理费数额。2018年，杨某出具《确认书》一份，确认：1.按照收储年度30元／吨，2017年全年应结算管理费为1,277,790.00元，大兴一库公司已全部结清，2018年度（保管年度）未结算管理费；2.2018年度管理费结算按照税后价格16元／吨执行计算；3.大兴一库公司承诺2018年8月20日支付管理费，管理期属2018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大兴一库公司2016年度收粮42593吨，2017年度收粮47460吨，合计收储90053万吨，结算价格16元／吨，管理费金额720,424.00元，减去5月份借款30万元，应支付420,424.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大兴一库公司抗辩称《股东合作协议书》是在违背大兴一库公司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各方所签订的合同显失公平，但其未向法庭提交证实其主张的证据，且也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中合供销公司与杨某、大兴一库公司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关于合作关系是否终止的问题。大兴一库公司虽认为双方已经终止合作关系且中合供销公司未再履行合同义务，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中合供销公司主张的管理费是2016年度和2017年度大兴一库公司收储的粮食对应的管理费，即使2018年双方终止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中“截至粮食全部出库时，按月计算最后一期管理费数额”的相关约定，中合供销公司仍有权利根据合同约定，主张在合作期间内，即2016年度和2017年度所收储的粮食产生的管理费用。关于大兴一库公司应当按照何种标准支付管理费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合供销公司提交的证据确认书确认了2018年度的管理费按照税后价格16元／吨执行计算，该证据系中合供销公司所提供，故一审法院认为应按照16元／吨的标准计算管理费。关于大兴一库公司应付中合供销公司的管理费是否与中合供销公司应偿还大兴一库公司的借款互相抵消的问题。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庭陈述，2016年度和2017年年度双方往来款差额为127.779万元，中合供销公司开具的发票数额为127.779万元，杨某出具的确定书中“2017年全年应结算管理费127.779万元”，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的管理费127.779万元，大兴一库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大兴一库公司主张应付中合供销公司的管理费已经与中合供销公司拖欠大兴一库公司的欠款互相抵销完毕，但其未提供能够证明已全部抵消的证据，故对大兴一库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若中合供销公司尚欠大兴一库公司借款，大兴一库公司可向法院另行主张权利。中合供销公司自认2018年的管理费是部分冲抵70万元，故主张大兴一库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的管理费，予以支持。关于各年度大兴一库公司粮食实际收储量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大兴一库公司证据四库存粮食货位明细表系大兴一库公司的单方制作，未经双方确认，并且无出库入库单等佐证，故不予支持；根据中合供销公司提交证据四确认书，杨某作为大兴一库公司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确认2016年收储稻谷42593吨，2017年收储稻谷47460吨，合计收储90053吨，并且该收储量少于大兴一库公司提交的100551吨，故对2016年度和2017年度粮食实际总收储量确认为90053吨。关于中合供销公司主张管理费数额的问题。庭审中中合供销公司明确其主张大兴一库公司承担管理费的期间为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根据2016年度和2017年度粮食实际总收储量90053吨，每吨按照16元，计算两年，管理费总额为2,881,696.00元。关于中合供销公司主张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案涉合同未约定逾期给付管理费的利息，故中合供销公司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大兴一库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合供销公司管理费2881,696.00元；二、驳回中合供销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中合供销公司预交法院案件受理费21,548.00元，由大兴一库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大兴一库公司举示2020年11月2日黑龙江大兴农场出具的中央事权粮食驻库管理承诺书及附件（当庭举示原件，向法庭提交复印件）。拟证明：2018年开始，大兴一库公司存储的粮食是中央贮备粮，受国家的统一管理，主管大兴一库公司储备粮的部门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而不是中合供销公司，且基于政策，中合供销公司作为私营企业，也不具有管理国家储备粮的资质。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系与大兴一库公司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的，其真实性有待商榷，该制度并未经主管粮食收储的部门予以认可，中合供销公司曾与主管粮食收储的中储粮进行沟通，被告知目前仍由中合供销公司承担相关责任，并且该制度系公司内部规定，并无对外效力。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大兴一库公司申请调取的中央事权粮食驻库管理承诺书及附件内容一致，且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2.大兴一库公司举示证人杨某证言。拟证明：该证人作为股东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能够证实股东合作协议解除的时间及解除的背景，同时也可证实股东合作协议解除时中合供销公司派驻的全部人员已于2018年6月19日撤出，并且于同日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中合供销公司已经不再对中合供销公司的粮库进行管理和服务，而且基于法律规定，中合供销公司也不再具备收储资格即为大兴一库公司的粮库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资格，为此2018年6月19日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大兴一库公司不再支付管理费，而且自2018年6月19日后大兴一库公司的仓储管理单位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杨某系大兴一库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且目前仍为利害关系人，故其证言不能采信，其证言与事实有不符之处。首先，其声称中合供销公司无收储资格，但并没有相关文件予以证明，事实上中合供销公司仍在从事收储业务，证人刚才论述与另外三家公司不再与中合供销公司进行合作，但事实上另外三家公司，尤其是绿沃公司仍在与中合供销公司进行合作，其于2020年6月9日仍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管理费。其次，管理费是按季度结算，并非如证人所言按月结算。再次，虽然2018年后证人杨某擅自将大兴一库公司股东进行变更，但中合供销公司仍然就2016年、2017年年度的粮食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证认为，该证人杨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3.大兴一库公司举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拟证明：张世银从1994年至2021年一直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职工，黑龙江省大兴农场为其支付工资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中合供销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巡查记录簿”意在证实中合供销公司在2020年4月17日、2020年4月21日、2020年5月8日和2020年6月19日仍在履行“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巡查记录簿”中“巡查库点签字”的张世银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职工，2018年7月开始大兴一库公司存储的粮食已经由黑龙江省大兴农场接管，与大兴一库公司二审提供的“中央事权粮食驻库管理承诺书”附件中联系人“张世银”为同一人，中合供销公司在诉讼后为诉讼而准备的上述证据进一步印证2020年大兴一库公司的粮食监管确实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而非中合供销公司。中合供销公司无权收取2018年7月以后的管理费。且庭审中中合供销公司也自认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大兴一库公司的粮食存储由黑龙江省大兴农场管理。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中合供销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巡查记录是由中合供销公司工作人员王海涛负责巡查，巡查完毕后由大兴一库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大兴一库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足以证明张世银系大兴一库公司工作人员，其对中合供销公司巡查记录签字确认足以证明中合供销公司对2016年、2017年度最低价收购稻谷履行了监督责任。本院认证认为，中合供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4.大兴一库公司举示中央事权粮食驻库管理承诺书及附件。拟证明：大兴一库公司所存储的所有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质量、内业以及“两个”安全管理进行承诺，并按照中储粮直属库的指令进行出库和入库，具体出库的事实和粮食出库数据以及对大兴一库公司存储粮食的监督和管理全部由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负责，并由大兴农场对中央储备粮创业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附件中联系人“张世银”是黑龙江省大兴农场职工。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系争议发生后形成的证据，落款显示是2020年11月2日。该承诺书仅针对其下属委托库点在收储过程中的相关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2016、2017年间由于大兴一库公司并非大兴农场下属库点，所以大兴农场应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证认为，中合供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5.大兴一库公司举示2016至2018年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申请表。拟证明：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24日前大兴一库公司的上级管理单位是中合供销公司，2018年10月24日以后上级管理单位变更为黑龙江省大兴农场，上述事实有建三江管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三江支行和中央储备粮创业直属库部门予以确认。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根据2016年、2017年度的申请表，该申请表所体现的上级主管单位名称为中合供销公司，也就是说在2016年、2017年中储粮所备案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合供销公司，如该批粮食出现任何问题，也是由当时备案的主管机关，即中合供销公司承担所有责任，加之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曾计数管理费收取年限是直至该批粮食出清为止，所以中合供销公司仍有权收取2016、2017年度所收储稻谷的管理费。2018年度的申请表法定代表人仍为中合供销公司所派驻的法定代表人刘毅，可见中合供销公司实际上仍为其提供相关的服务，大兴一库公司关于2018年6月后就不再合作的说法显然并无事实依据。本院认证认为，中合供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6.大兴一库公司举示最低价收购稻谷分货位有关情况月报表。拟证明：截至到2020年12月，大兴一库存储稻谷100551吨，其中2016年存储41685吨，2017年是45662吨，2018年是13204吨，其中2016年和2017年合计收储量为87347吨。为此，一审认定的2016年粮食收储量为42593吨，2017年粮食收储量为47460吨，合计收储90053吨，比实际存储量多2706吨，是事实认定错误。中合供销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因为大兴一库公司所收储的粮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所以可能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进行了出库导致粮食收储数量存在差异。本院认证认为，中合供销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反映的是大兴一库公司于2016年、2017年、2018年收储粮食在2020年12月的库存数量，并非2016年、2017年当年收储粮食的数量，大兴一库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举证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7.中合供销公司举示2020年6月9日中合供销公司与绿沃公司的和解协议（复印件）。拟证明：目前中合供销公司仍然对包括大兴一库公司、绿沃公司等企业履行合同义务，并收取管理费用。大兴一库公司质证意见：因该证据无原件，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不予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中合供销公司未举示其他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中合供销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杨某（乙方）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一约定：“1.公司设立执行董事一人，由甲方负责选派，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派人担任，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由甲方派人担任；3.甲方选派化验员一名，负责监督检验粮食质量；4.甲方采取巡查制度对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管，采取科学的检查手段、有效留存证据，乙方认可巡查发现的问题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第四条约定：“公司由甲方选派财务人员一人，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及公司印鉴”。中合供销公司、大兴一库公司与案外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合置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宝运米业有点公司、佳木斯绿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2016年度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联保担保书》（以下简称担保书）载明：为落实国家最低收购价稻谷收购政策，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所属有关直属库（以下简称“委托方”）委托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所属5户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受托方”）收储最低收购价稻谷。为确保受托方在最低收购价稻谷收储中严格履行数量准确、质量达标、管理规范、储存安全之责任，本（集团）公司及受托方（以下简称“联保方”）一致同意对与委托方签订委托收购及仓储保管合同的受托方（以下简称“对应的受托方”）收储的最低收购价稻谷数量准确、质量达标、储存安全、资金安全等事宜承担联保责任。联保方承诺，若出现对应的受托方损害委托方合法权益情形的，对应的委托方可从所有联保方收储国家政策性粮食的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若履约保证金不足的，可从所有联保方的相关费用补贴中直接扣除。中合供销公司、大兴一库公司、案外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合置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宝运米业有点公司、佳木斯绿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联保方”处加盖公章。2016年12月15日，中合供销公司与季昌武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该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限自2016年11月22日到2017年11月21日；甲方（中合供销公司）安排乙方（季昌武）从事副总经理工作，工作地点为建三江大兴农场。同日，季昌武出具《岗位目标责任》载明：职务为常务副总，聘任期为空白。2016年12月15日，中合供销公司与刘毅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该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限自2016年11月20日到2017年11月19日；甲方（中合供销公司）安排乙方（刘毅）从事董事长管理工作，工作地点为建三江大兴农场。同日，2016年12月15日，刘毅出具《岗位目标责任》载明：职务为董事长，聘任期为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1月19日。2016年12月15日，中合供销公司与王冬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该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限自2016年11月23日到2017年11月23日；甲方（中合供销公司）安排乙方（王冬）从事化验工作，工作地点为建三江大兴农场。同日，2016年12月15日，王冬出具《岗位目标责任》载明：职务为化验负责人，聘任期为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11月23日。中合供销公司自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为王冬缴纳了养老保险。2016年12月15日，李俊常出具《岗位目标责任》载明：职务为化验负责人，聘任期为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11月19日。《巡查记录簿》载明：巡查库点为大兴公司；巡查人员为王海涛；巡查日期为2020年4月17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2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15日、2020年5月22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12日、2020年6月19日；巡查库点签字处为张世银、段海旭、康彬。工商登记载明，大兴一库公司的股东于2018年6月19日由中合供销公司、杨某变更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申请表》中“申请单位意见”一栏为大兴一库公司加盖公章；“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为中合供销公司加盖公章。《2017年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申请表》中“申请单位意见”一栏为大兴一库公司加盖公章；“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为中合供销公司加盖公章。《2018年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申请表》中“申请单位意见”一栏为大兴一库公司加盖公章；“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为黑龙江省大兴农场加盖公章。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合供销公司与案外人杨某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合供销公司与案外人杨某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中合供销公司）负责对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并按照以下标准收取咨询管理费：公司将根据其每个年度的实际收储量支付甲方（中合供销公司）管理费，第一年度（收储年度）按照30元/吨/年计算咨询管理费总额，第二、第三年度（收储年度）按照25元/吨/年计算咨询管理费总额，并按季度支付给甲方（中合供销公司）；截至粮食全部出库时，按月计算最后一期管理费数额。”根据上述约定，大兴一库公司向中合供销公司支付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的管理费的前提是在此期间中合供销公司向大兴一库公司提供了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根据《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中合供销公司系通过选派执行董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化验员、财务人员、对大兴一库公司进行巡查的方式对大兴一库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但中合供销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其与案外人季昌武、刘毅、王冬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的劳动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至2017年，其在一审中举示的案外人季昌武、刘毅、王冬、李俊常的《岗位目标责任书》的聘任期亦为2016年至2017年，其在一审中举示的为案外人王冬的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为2017年1月至12月，上述期间与中合供销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的管理费期间不符。中合供销公司提交的《巡查记录簿》载明王海涛在2020年4月至2020年6月进行了巡查，但中合供销公司未举示其与王海涛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据。中合供销公司举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向大兴一库公司提供了日常巡查服务。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大兴一库公司的股东于2018年6月19日由中合供销公司、杨某变更为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中合供销公司与杨某在《股东合作协议书》中关于经营管理大兴一库公司的约定仅能约束中合供销公司与杨某，对新股东中合供销建三江大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没有约束力，结合中合供销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代理意见及相关问题回复》中关于“大兴一库先是违规转让中合供销公司之股权，在股权转让后，又以各种理由阻挠、排挤中合供销公司所派遣的人员，致使其无法履职，故相关人员已经由其他人顶替，中合供销公司派遣的人员目前已经不再任会计等人员”的陈述，以及《2018年最低收购价稻谷委托收储库点申请表》体现的“大兴一库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在2018年由中合供销公司变更为黑龙江省大兴农场”的事实，可以说明在2018年6月19日股权转让后，中合供销公司已不具备向大兴一库公司提供日常经营管理咨询服务的客观条件。中合供销公司主张其管理费中包含“承担保证责任而收取的费用”，但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担保书均未有担保费用的相关约定，本院对此不予认定。综上，中合供销公司主张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10日的管理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兴一库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3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合供销（黑龙江）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2,322.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中合供销（黑龙江）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祥 群审判员 唐 新 元审判员 都关红叶（）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