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凤来，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殿芳，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咏青，女，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宋凤来因与被上诉人李咏青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2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凤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50000股股票所产生的分红金额及配股数额；3.李咏青返还宋凤来50000股股票分红9772.92元；李咏青赔偿宋凤来配股损失2722256.71元；李咏青赔偿宋凤来股票价差损失617741.77元；以上三项共计3349771.4元。4.由李咏青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宋凤来未能证明损失的存在以及该损失的产生与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虽然《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的股票同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威公司）的50000股股票，但是，转让时的股票价值与执行处置的股票价值差额巨大，且执行处置的股票也并非是《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宋凤来的损失存在。《协议书》约定李咏青向宋凤来转让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但并未约定宋凤来履行给付股票转让款义务的时间和李咏青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的时间，因未约定义务的先后履行顺序，所以，在一方未履行义务前，另一方依法可以行使履行抗辩权，但是即便如此，双方也均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协议。宋凤来于2016年5月22日将50000元股票转让款以电汇形式汇给了李咏青，此汇款行为证明宋凤来已经履行了给付股票转让款的义务，虽然该款项李咏青拒收，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宋凤来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的法律效力，且在此情况下，李咏青已经丧失了行使履行抗辩权的权利，李咏青应在合理期间内履行股票交割义务。根据查询的李咏青的国信证券客户资产明细对账单得知，自2016年5月22日—2016年6月21日（宋凤来认为李咏青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的合理时间），李咏青在该期间内交易耐威公司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为67.88元/股（65.3元+67.32元+70元+67.32元+67.32元+70元），如此时李咏青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则《协议书》约定转让的50000股股票价值为3394000元，但最终执行处置的50000股股票价值为1384595.5元，由此可以看出，股票价值差额巨大，宋凤来的损失存在。宋凤来查询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显示，《协议书》签订时，李咏青名下登记的耐威公司股票为托管于国信证券的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99989股，所以《协议书》约定转让的50000股股票属于该99989股中的一部分，经过多次交易，该99989股股票于2019年3月4日被李咏青全部出售完毕，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的50000股股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28日，所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的50000股股票并非是《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通过上述事实可以得到结论，即如果李咏青在合理时间内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则宋凤来在当时可以获得价值约为3394000元的《协议书》约定的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但实际最终宋凤来通过法院执行处置的方式获得了价值为1384595.5元的非《协议书》约定转让的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股票价值的减损是实际存在且已经发生的，减损的数额即是宋凤来的损失。宋凤来一审提交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上述事实，而且也可以充分证明损失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宋凤来未能证明损失的存在是错误的。宋凤来主张的是其向李咏青电汇股票转让款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股票期间（即2016年5月22日至2020年7月28日期间）的股票价值减损损失，并且李咏青已于2019年3月4日将《协议书》约定转让的股票全部出售完毕，是由于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导致了宋凤来应享受到的股票利益发生了价值减损，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与股票价值损失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存在过错，应宋凤来对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前述，虽然诉争双方未在《协议书》中约定股票款的给付和股票交割的先后履行顺序，但是双方均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协议。李咏青先是于2015年5月4日向案外人丁新春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案外人丁新春代理与宋凤来的股权转让事情，后丁新春于同日根据李咏青的委托，与宋凤来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向宋凤来转让了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宋凤来于2016年5月22日将股票转让款电汇给李咏青，但汇款遭到李咏青拒收，为此，宋凤来诉至法院起诉解决，要求确认案涉《协议书》有效，诉讼期间，李咏青以委托案外人丁新春的事项并非是转让股票、而是股票开户为由，不认可案涉《协议书》的效力，最终生效判决以李咏青的委托事项与案外人丁新春的代理事项一致为由，确认李咏青向宋凤来转让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的协议内容有效，并判决李咏青将股票变更至宋凤来名下。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李咏青从始至终均知晓其委托案外人丁新春向宋凤来转让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一事，李咏青在明知其已经委托案外人丁新春与宋凤来办理股权转让事情的情况下，仍然以所谓的诉争双方之间存在争议为由，先是拒绝接收宋凤来支付的股票转让款，后又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并否认案涉《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意图达到不承担《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的法律责任，显然理由是不成立的，也是不正当的，生效判决未采纳李咏青的抗辩意见，确认案涉《协议书》第一条向宋凤来转让50000股耐威公司股票的协议内容有效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李咏青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收股票转让款，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的，且在先前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后，宋凤来继续联系李咏青索要收款账户，李咏青仍然拒绝提供。《协议书》约定的50000股股票价值在长时间的诉讼期间发生了价值减损。如果李咏青在宋凤来支付股票转让款后的合理期间内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则《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价值不会发生减损，不会给宋凤来造成损失。综上，案涉股票在宋凤来支付股票转让款后至股票被执行处置期间价值发生减损，即使股价的涨跌属于股市的市场风险，但也是因为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人，致使《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始终处于其控制之下，宋凤来根本无法根据股价的涨跌对股票进行交易，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股市风险可能给自己造成的潜在损失。所以，李咏青始终没有善意履约，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与股票损失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关于“50000股股票被法院执行处置系因宋凤来的过错所致，非李咏青私自处置，损失应由宋凤来自行承担”的认定错误。如前所述，虽然股票因宋凤来对李咏青负有的另案赔偿义务而被执行处置，但是不能否认李咏青直到股票被强制执行处置前一直未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的事实，且股票无论是直接强制过户至宋凤来名下，还是强制执行处置，时间均不是由宋凤来控制的，股票价值的减损即损失的发生时间、原因也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股票一事造成的。股票被强制执行处置一事，也只能反映出强制执行50000股股票的时间和股票价值这些事实，而一审法院将此作为股票产生贬值损失的原因，没有任何依据。三、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持有99989股（包括《协议书》约定转让的50000股股票）全部股票期间，享受到了上市公司的配股红利和现金红利，股票产生了增值收益，李咏青也因此获取了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期间的不当利益，《协议书》约定转让的50000股股票为李咏青持有的99989股当中的一部分，宋凤来以李咏青交易全部股票的全部实际所得收益为基数，按照同比例分割收益并计算损失，合理且公平。如前所述，2020年7月28日被强制执行的50000股股票并非是案涉《协议书》第一条中约定的50000股股票，所以处置价款1384595.5元也不是转让给宋凤来的50000股股票的价款，且当时约定转让给宋凤来的股票在2019年3月4日被李咏青全部卖空前，进行了分红和配股（共计分红19543.68元、配股135939股），有增值收益的实际产生。所以，宋凤来以李咏青持有全部股票期间的所获收益，按照相应比例计算各自应得收益，并以此计算得出宋凤来的损失数额，依据充分，且具有合理性、公平性，并且李咏青因宋凤来擅自处置耐威公司股票损失赔偿仲裁一案中，仲裁委员会也以宋凤来处置股票的所得收益作为了李咏青的损失数额并进行了裁决。四、股权转让款与《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价值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且股权转让款也不能体现转让股票的自身价值，一审法院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处置股票的所得款项高于《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由，认定《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不存在贬值损失，没有依据。《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股票系公开发行可上市交易的股票，所以，每次交易股票的交易价格才是该股票的本身价值体现。在有明确约定股票交割时间的情况下，以约定的股票交割日的当日股价为基准计算出的数额方为交易股票的自身价值。如前所述，《协议书》并未约定股票交割过户的时间，但是李咏青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身所负有的股票交割义务，在宋凤来已经电汇股票转让款的情况下，李咏青应在合理时间内履行股票交割义务，虽然股权转让款未支付成功，但是是由于李咏青拒绝收款造成的，宋凤来对此没有过错。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6年6月21日（宋凤来认为李咏青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的合理时间），李咏青在该期间内交易耐威公司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为67.88元/股，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7月28日执行处置股票时的价格仅为27.725元/股，每股相差了40余元。由此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同一支股票在不同的交易时点所体现出的股票价值是不同的，是由于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才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制执行的方式迟至2020年7月28日执行处置了耐威公司50000股股票，宋凤来对此并无过错，所以此期间的差额损失应由李咏青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股票不存在贬值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李咏青辩称：一、宋凤来的上诉请求所主张赔偿款项的性质、依据、计算方式与一审的完全不同，宋凤来变更了一审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宋凤来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为：“确认50000股股票所产生的分红金额及配股数额”。但是宋凤来于一审时并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因此该项上诉请求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属于新增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宋凤来的第三项上诉请求，虽然数额与一审的诉讼请求相同，但是其主张赔偿款项的性质以及据以提出赔偿请求的依据、计算方式与一审时的完全不同。宋凤来于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赔偿股票处分之后的收益，计算方式以李咏青处分其最初持有的99989股股票所得收益为基础，按比例计算其中50000股股票所占的收益。而本次宋凤来的上诉请求为支付50000股股票的分红、配股的折现价值、以及股票的价值差额。可见宋凤来一审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虽然数额相同，但是所主张的赔偿款项的性质完全不同，计算依据亦完全不同，且其计算方式缺乏依据。二、宋凤来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宋凤来无权要求李咏青赔偿。1.50000股股票的分红、配股并不是宋凤来应得的利益，宋凤来无权以此作为损失要求李咏青进行赔偿。宋凤来主张李咏青赔偿50000股股票配股及分红损失的前提条件是，宋凤来作为50000股股票的权利人，其持有的股票被他人擅自处分或占有。此种情况下，宋凤来方才有权要求处分人或者占有人返还属于权利人的分红及配股等利益或赔偿相应损失。而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标的股份未交付给宋凤来之前，宋凤来并非50000股股票的权利人，不享有主张分红及配股的权利。因此，本案中宋凤来无权要求李咏青赔偿50000股股票的配股及分红损失。2.宋凤来对本案性质存在错误认识，并将50000股股票特定化，导致其提出了错误诉讼请求。宋凤来多次引用﹝2017﹞中国贸仲京字第034620号裁决书，并以该仲裁案件为例，意图证明其诉讼请求的合理性。但是本案与仲裁案件并不相同，不能类比适用。仲裁案件的情况是宋凤来擅自处分了其代持的李咏青的股票，从而宋凤来被仲裁机构裁处赔偿李咏青处分股票所得收益。而本案宋凤来并不是争议股票的所有人，其不享有分红、配股的权益，因此无权提起赔偿的诉讼请求。另外，宋凤来在诉讼中将股票特定化是错误的，本案的50000股股票是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该股票是可以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中购买，因此该股票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宋凤来将该股票特定化为李咏青早期持有的股票并以此要求赔偿损失是错误的。三、宋凤来起诉时尚未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无权要求李咏青承担赔偿责任。宋凤来所称的其于2016年5月22日已经完成履行支付50000元股转款的义务的主张并不成立。生效判决均认定宋凤来尚未支付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认定宋凤来需要继续履行支付50000元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因此，虽然宋凤来于2016年5月22日向李咏青支付了50000元股转款，但是因相关争议事项一直处于诉讼当中，李咏青未能接收。因此，根据上述判决，截至宋凤来起诉之日，宋凤来尚未完成50000元股转款的支付义务，其无权要求李咏青赔偿损失。四、宋凤来要求李咏青赔偿损失既不公平，也不合理。1.《协议书》中50000股股票的转让事项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股票的价值变化为市场风险，应当由宋凤来自行承担。截至目前，李咏青已经交付了50000股股票，宋凤来亦已经支付了50000元的股转款，《协议书》中关于50000股股票转让的部分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至于宋凤来获得股票的价值变化，实际上取决于证券市场因素，不为当事人控制和预见。因此，股票价格的涨跌及其衍生收益均属于市场风险，应当由宋凤来自行承担。宋凤来不应以此为理由要求李咏青赔偿损失。2.李咏青按照股本价格出让股票，宋凤来向李咏青要求赔偿股票价值损失，严重违背公平原则。《协议书》约定李咏青转让股份的价格为每股1元，是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股本价格。而在该价格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变化，宋凤来都会是盈利的，不存在任何风险。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案的情况，宋凤来要求李咏青赔偿股票减值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平原则。宋凤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咏青赔偿因未履行股票交割义务给宋凤来造成的股票价值损失3349771.4元；2.诉讼费由李咏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1日，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宋凤来同意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股份69997股转让给李咏青，转让价款为76160元，李咏青同意按前述条件受让宋凤来持有耐威公司股份69997股，李咏青同意将该等其从宋凤来处受让的耐威公司股份委托宋凤来持有。同日，李咏青向宋凤来支付股权转让款76160元，双方共同签署《股权转让款收据》一份。2015年5月4日，李咏青（委托人）向丁新春（受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李咏青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同日，丁新春代理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丁新春（受李咏青委托），乙方：宋凤来；1.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耐威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2.废除甲乙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5月22日，宋凤来分3笔向李咏青汇款共计126160元，附言为“股票转让费”，但李咏青未予接收。后宋凤来就其诉被告李咏青、第三人耐威公司、第三人丁新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29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宋凤来与李咏青于二○一五年五月四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耐威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的约定有效；李咏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驳回宋凤来其他诉讼请求。宋凤来、李咏青分别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4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宋凤来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京民申22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宋凤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20）京0106执383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李咏青持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后作出（2020）京0106执38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已扣划被执行人李咏青账户余额956元并发还至申请人宋凤来提供的银行账户，因申请人宋凤来撤回将李咏青持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的执行申请，故裁定终结一审法院（2020）京0106执3838号案件的执行。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5月10日，李咏青依据前述《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宋凤来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69997股股权变更至李咏青名下，后因宋凤来于2016年5月17日出售了该案69997股股权，李咏青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要求宋凤来赔偿因擅自处置代持股权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9534991.34元，贸仲委员会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载明“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委托股份已被宋凤来卖出，且未经李咏青同意，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经查网上公开信息，2016年5月17日耐威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不复权）为77.8021元……以该均价计算，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具体数额为：77.8021元×69997股=5445913.5元。考虑到该款额并不与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完全一致，为避免宋凤来赔偿李咏青相应损失的款额超过其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仲裁庭酌情认定：宋凤来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的金额为77.8021元×69997×0.9=4901322.23元”，并裁决“宋凤来赔偿因其擅自处置委托股份而给李咏青造成的实际损失4901322.23元”。后李咏青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书，该院于2020年7月28日处置应过户至宋凤来名下由李咏青持有的耐威公司股票50000股，处置所得共计人民币1384595.5元，并将该款项及其他划扣宋凤来款项发还给李咏青。后因宋凤来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京03执恢12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5月30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交了《关于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恢复审核的申请》，申请恢复审核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2015年4月23日，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耐威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000000股。2015年5月1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耐威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同意耐威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该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的21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2015年5月14日起可在该所上市交易。后宋凤来与李咏青就股权转让事宜发生纠纷，宋凤来诉至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咏青提出反诉，要求宋凤来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元，后宋凤来于2020年10月18日向李咏青支付转让款50000元，李咏青遂在本案中撤回反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宋凤来提交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显示，李咏青名下于2015年5月13日过户登记耐威公司的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99989股，后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并经过多次买入卖出，最终于2019年3月4日全部售出；李咏青名下于2017年9月20日以新股增发的形式过户登记耐威公司的股权激励限售股70000股，后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并经过多次买入卖出，于2020年7月28日卖出50000股后全部卖出。宋凤来将前述99989股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进行计算，所得净收入总额为9467692.23元。一审法院认为：法院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宋凤来与李咏青签订的《协议书》的第一条约定内容有效，并判决李咏青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书》的第一条约定内容履行各自义务，李咏青应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宋凤来亦应支付50000元转让款。现宋凤来主张因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致使其产生股票价款损失3349771.4元，要求李咏青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其损失的存在以及该损失的产生与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宋凤来首次向李咏青支付股权转让款时，耐威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即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诉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亦可上市交易，其交易价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宋凤来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方式取得该50000股股权后，可根据个人意愿自行决定是否交易及交易时间。但宋凤来在执行案件中自愿撤回对该50000股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此后，该部分股权由于宋凤来未履行﹝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确定的对李咏青的赔偿义务而在执行案件中被法院予以处置，该部分股权系因宋凤来的过错而被处置，而非由李咏青私自处置，如法院处置股权时产生贬值损失，该损失应由宋凤来自行承担。此外，宋凤来系以50000元价款取得50000股股权，法院处置该50000股股权所得金额亦高于宋凤来支付价款，现宋凤来主张50000股股权处置过程中发生贬值损失，但李咏青就其持有的99989股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进行多次交易，宋凤来主张以99989股全部交易净收入总额为基数，按照50000股占99989股的比例计算股票交易应得收入，其计算方式亦缺乏依据，故宋凤来亦无法证明股权处置过程中发生了3349771.4元损失。综上，宋凤来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因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而产生3349771.4元损失，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判决：驳回宋凤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宋凤来提交《补充说明》、3张零售客户交易清单，证明宋凤来离职时，耐威公司拖欠宋凤来工资，宋凤来才签订《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该协议不公平。李咏青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另查明，宋凤来在一审审理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诉讼请求计算说明，其主张的损失包含三部分，计算公式为：总损失（3349772.3元）=应得分红（9772.92元）+应得配股收入（2722257.61元）+50000股股价差（617741.77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宋凤来上诉请求要求确认50000股所产生的分红金额和配股数额，鉴于该项请求并非宋凤来在一审审理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处理。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咏青是否应当赔偿宋凤来主张的股票分红、配股、股票价差损失。经一审查明，耐威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自2015年5月14日亦可上市交易，其交易价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宋凤来与李咏青之间就案涉《协议书》中50000股耐威公司股份一直存在争议，就此产生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二审判决，后宋凤来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生效判决确认宋凤来与李咏青签订的《协议书》的第一条约定内容有效，并判决李咏青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宋凤来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方式取得该50000股股权后，可根据个人意愿自行决定是否交易及交易时间。但宋凤来在执行案件中自愿撤回对该50000股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此后，该部分股权由于宋凤来未履行﹝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确定的对李咏青的赔偿义务而在执行案件中被法院予以处置，该部分股权系因宋凤来的过错而被处置，而非由李咏青私自处置，如法院处置股权时产生贬值损失，该损失应由宋凤来自行承担。宋凤来所提出的李咏青持有的99989股耐威公司的股份产生的分红、配股以及出售股份的事实，均发生于生效判决确认《协议书》条款效力并判决变更50000股股权之前，且宋凤来在执行程序中自愿撤回对该50000股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故一审法院认为宋凤来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李咏青拒绝履行股票交割义务而产生3349771.4元损失，未予支持宋凤来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宋凤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98元，由宋凤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维审 判 员  张 君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