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4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男，197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波，辽宁天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华，女，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辽宁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诗倩，女，198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强，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旭因与被上诉人刘翠华、刘诗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3民初2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确定的法律关系错误。1、被上诉人刘翠华与上诉王旭之间没有建立和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3年11月19日，刘翠华与王旭虽然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但是在合同签署之前和之中，两人从未谋面也未通过电话，甚至双方性别、身份、职业都不知晓，因此借贷合同要约和承诺的过程都没有发生，也就是真实的借贷合意形成要件是缺失的，双方仅有一个合同签字的形式，并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法官对刘翠华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进行了询问。刘翠华承认不认识王旭，在签订合同当日也没有见面，对合同签订内容没有任何的磋商，对利息也没有约定，对王旭的还款能力也没调查，对资金的用途和返还也没有协商，对资金支付是否通过刘诗倩代为接收也没有指定或约定。通过庭审完全可以认定，该借款合同的签订行为不符合正常的签订过程，合同仅仅是一种对外的形式并不代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是王旭作为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的副总授董事长李博的委托与刘翠华签订该借款合同，王旭的行为实际上是职务行为。对于该借款合同的合意没有形成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完全回避。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借贷关系，是通过“已经死亡的担保人高贵林作为中间人，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包括本案双方在内的借贷关系网。”来认定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庭审中，刘翠华没有提到高贵林代表其进行过借款磋商，只是刘诗倩表述经高贵林指示向王旭转账过款项。一审法院就此来认定上诉人王旭与被上诉人刘翠华形成借贷合意，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该合同虽然签订，但该合同没有履行也没有生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实践性法律关系不仅要求“除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才生效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有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依据该条法律规定只要借款人没有收到贷款人转账，该借款合同没有生效。本案庭审中刘翠华代理人提供的转账凭证没有证明向王旭转款，也没有约定王旭指示刘诗倩代其向刘翠华接收款项。因此，该借款合同至始没有生效。因此王旭与刘翠华之间没有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从资金往来可以确认王旭和刘诗倩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2013年11月18日，即在王旭与刘翠华签订借款合同的前一天，刘诗倩就向王旭汇款264万元。由于填写错误退票后才11月19日向王旭再次汇款，在没有任何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的汇款一定是另有约定，实际上是博荣公司的董事长李博通过刘诗倩的资管人高贵林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王旭只是代理公司收款。除该笔款项外王旭接收刘诗倩资金还发生过余下款项即2014年1月27日25万元；2014年1月28日接收44万元；2014年4月9日接收100万元。同时，通过刘诗倩提供的银行对账单也可以明确显示出博荣公司的出纳员陈旭向其于2014年1月8日转账11.4万元，2014年1月20日转款200万元、6万元、7.2万元，2014年4月9日转款18万元、6万元、4万元，从刘诗倩接收陈旭转款的行为上完全可以看出刘诗倩与博荣公司之间另有资金往来的法律关系。因此，刘诗倩对王旭的264万元也都是对博荣公司转款，绝不是对王旭本人的借贷。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没有认真核对王旭的收款凭证，王旭没有收到刘翠华294万元转款，收到刘诗倩的转款也仅仅是264万元，一审法院对这一重要事实没有查清，实属罔顾事实，不负责任。3、从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也可以证明王旭的接收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王旭于2013年11月19日代博荣公司接收刘诗倩264万转款后，用同一个账户当天转给了博荣公司出纳员陈旭15万元；11月20日又转给陈旭130万元；11月21日转给了公司董事长李博354000元；11月21日转给了陈旭229000元；11月22日转给了陈旭440000元和205000元，合计2678000元。王旭将264万元全部转给了公司出纳员陈旭和董事长，自己没有使用到一分钱。因此从该笔资金使用上也可证明完全用于公司经营，王旭自己没有实际使用和受益，完全是为公司接受和转账，理应确定为职务行为，对上述事实，公司董事长李博也作了情况说明。4、借款的利息不是王旭支付，可确定实际的借款主体不是王旭。庭审上刘翠华承认收到了从2013年11月19日至2015年6月份的利息，该利息的支付主体、支付金额、支付方式都与王旭不发生任何关系，实际上该笔借款的利息王旭没有支付任何一笔，完全是他人支付，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没有要求刘翠华将收到的利息支付情况进行说明，在判决书中也说明了利息是由刘诗倩和其他人支付的，但是对具体金额和支付标准没有说明，对这款项的使用和收益与王旭无关，却在判决书中认定王旭为实际借款人岂不是自相矛盾。5、一审法院对于刘诗倩资金使用情况没有证据认定。作为一审被告的刘诗倩对于银行卡中大量资金往来全然不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全部资金的使用由其丈夫巩小溪支配，其丈夫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没有到庭，全凭刘诗倩本人陈述，法庭对此没有任何证据的陈述不加核实，听之信之，并且将刘诗倩成功地脱离法律的追责，这种视证据为游戏的裁判，有损法律的尊严。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民间借贷法律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没有依法适用。该案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规定来适用和阐释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有效。然而一审法院在承认了双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竟然在脱离了法律的规定和框架下，法官通过无法证明的借款人之间的转账往来是由死亡的案外人高贵林来安排的说词，主观臆断刘翠华与王旭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2、该案已经超出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刘翠华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涉案的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为从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11月19日。借款到期后，无论是刘翠华还是刘诗倩都没有向王旭追讨过该笔资金，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王旭打过，因此王旭有理由相信该笔资金实际所有人完全知道资金是用于了博荣公司经营，才不向王旭主张权利。同时，按照《民法总则》总则188条第1款规定，从2017年10月1日起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3年，该笔业务发生的时间发生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应执行原有诉讼时效期为2年，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诉讼中断的情形，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可能性，因此刘翠华丧失了法定的胜诉权。在庭审中，刘翠华代理人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向王旭主张权利等诉讼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对该诉讼时效适用问题也没有阐述，这种回避做法有悖全面适用法律的原则。三、即便认定王旭与刘翠华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王旭亦仅收到刘诗倩转款264万元，利息应以264万元为本金基数，利息合同没有约定，如有利息也应全部冲减本金。刘翠华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借款本金的数额认定准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不直接认识，但是都与案外人“高贵林”相识，且是通过高贵林发生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刘诗倩的丈夫巩小溪在银行工作，因银行有存款任务的指标，且巩小溪与高贵林也是朋友，为了完成银行的任务指标，巩小溪便寻求高贵林帮忙，因高贵林的身份不方便，便让刘诗倩在银行开办银行卡。之后，巩小溪便按照高贵林的指示陆续的存取款至高贵林指定的账户，直至高贵林去世。该事实为客观事实，且已经由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4民初3329号生效判决书确认。本案便是上述多笔交易中的一笔，即：王旭与高贵林认识，刘翠华与高贵林认识。因王旭有资金周转的需求，刘翠华便根据高贵林的指示，于2013年11月18日将294万元支付至刘诗倩的账号，由刘诗倩的账户转账给王旭，王旭实际收到了借款并占有使用，2013年11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亲笔签订了《借款合同》，同时高贵林作为担保人的身份签字。一审法院查清了本案的客观事实，同时查清了资金流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数额认定准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上诉人与刘翠华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旭与刘翠华之间满足了民间借贷的全部要件：1、双方亲笔签署了《借款合同》，且借款合同的“甲方”、“乙方”处均为打印字体，并非手写，可知在双方签字的时候，“借款合同”中的甲乙方及合同主体内容全部打印完毕，且在“甲方”处，王旭的身份证号码及住址都明确的载明，该个人信息一定且只能是王旭本人提供的，在明知借款主体及借款金额、期限的情况下，双方签字，可知王旭有借款的主观意愿及积极的民事行为动作。2、上述借款合同中，只有王旭、刘翠华及高贵林的签字，并无任何其他的人员、企业签章。王旭称其是“沈阳博荣置业公司”的副总，那么作为一家置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在企业工作期间一定从事了较多的代表企业的商事活动，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及商事法律行为的判断力，但是该份借款合同中，不论是“借款用途”、还是“借款方”名称，均与上述企业无任何关联性，且王旭并非上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并不具备代表企业行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刘诗倩也没有根据高贵林的指示将钱款支付至上述企业的对公账户或者法定代表人的账户内。3、从资金的流向可知，2013年11月18日刘翠华将294万元支付至刘诗倩账户，在刘翠华付款之前刘诗倩的账户金额几乎为零。在刘翠华转账完毕后，“刘诗倩”的账户随即将钱款支付至王旭账户，可知刘翠华的钱款就是由刘诗倩转手转账给王旭实际使用，至于王旭收到钱款以后的用途为何，属于其对“借款”的自行支配，与本案无关，也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之内。综上，王旭个人与刘翠华签订了书面的《借款合同》，王旭实际收到了借款，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三、刘诗倩与王旭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虽然王旭称其与刘诗倩之间存在多笔交易，但是其他的多笔交易与本案无关联性。刘翠华仅对其出借的钱款主张了权利，至于其他的借款与刘翠华无关联性，刘翠华也未就其他笔交易主张权利，故与本案无关的交易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高贵林于2017年3月份死亡，刘翠华知道此事之后，便与王旭联系要求还款，王旭称其把钱都借出去了，没钱还。2018年、2019年期间，刘翠华多次与打电话要求还款，王旭均以“把钱都借出去了”为理由推脱。同时，从常理来讲，刘翠华知道王旭的电话、住址、身份证号码，在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联系困难、联系不上的情况，在王旭拖欠这么大一笔钱款的情况下，刘翠华怎么会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王旭称其从没接到电话根本就是与常理都不符。综上，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王旭拖欠大额钱款至今未能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刘诗倩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诗倩与王旭和刘翠华均不认识，王旭与刘翠华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刘诗倩无关，请求依法驳回王旭的上诉请求。刘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旭、刘诗倩偿还其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并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翠华与王旭、刘诗倩均不直接相识，其与案外人高贵林相识，并通过高贵林与王旭、刘诗倩发生借贷关系，在支付借款及收取利息过程中均通过由高贵林指定的人员账户进行。2013年11月18日王旭通过高贵林向刘翠华借款，刘翠华应案外人高贵林的指定，将294万元通过兴业银行汇入刘诗倩在中信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卡号62×××76)，2013年11月19日，王旭给刘翠华出具《借款合同》，内容为：“甲方(借款方)：王旭，乙方(出借方)：刘翠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就甲方向乙方借款事宜，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兹共同遵守。一、借款用途、金额及时间。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大写叁佰万元整)，拟定期限12个月，即至：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14年11月19日止。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王旭在借款人处签名。案外人高贵林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名。2013年11月19日，从刘诗倩中信银行账户向王旭的银行帐户转款264万元，2013年11月21日转款191万元，2014年1月27日转款25万元，2014年1月28日转款44万元，2014年4月9日转款100万元。刘翠华在借款发生后，直至2015年6月止，每月均能收到从刘诗倩或其他人银行卡转来的的相应利息。案外人高贵林于2017年3月死亡，现刘翠华要求王旭、刘诗倩偿还借款本息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刘翠华与王旭、刘诗倩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从王旭、刘诗倩之间的陈述及与本案相似的其他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担保人高贵林作为中间人，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包括本案王旭、刘诗倩在内的借贷关系网，各借款人之间的转款往来及利息的支付均由其指定安排，再由实际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据。鉴于担保人高贵林已于2017年3月死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已无实际意义。王旭作为实际借款人，给刘翠华出具借条并接收借款，足以证明其实际借款人身份。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王旭出具借条后并多次收取刘诗倩账户转来的各种款项几百万元，已超过本案刘翠华诉争借款标的，足以证明其多次通过案外人高桂林借款的事实，其收到刘翠华借款后，未能按期偿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刘翠华请求判令王旭、刘诗倩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翠华于2013年1月18日转款294万元，王旭出具的《借款合同》中载明300万元，其中差额6万元作为首月利息予以扣除，其性质属于“砍头息”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实际借款金额为294万元。关于利息计算，双方在借条中没有明确约定利率，刘翠华自认在2015年6月前每月收到5万元利息款，没有超过法定利率的范围，属于自愿给付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王旭、刘诗倩应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关于刘诗倩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给付责任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刘诗倩只是基于与案外人高贵林产生借用银行卡关系，按高贵林的意图与刘翠华及其他人产生转账关系，与刘翠华并无实际借贷关系，刘诗倩也没有给各方出具任何书面凭证，且刘诗倩也已明确放弃对王旭追究还款责任，故其不构成民事借贷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对刘翠华的还款责任。关于王旭主张该笔借款为职务行为，不应由其个人偿还的抗辩意见。其提供的转款凭证中只载明其曾与案外人李博和陈旭发生过多次转账行为，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李博及陈旭之间的相应法律关系，且李博与陈旭也没有在本案中参与诉讼，故本案不予审查。另王旭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由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李博是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和沈阳泰富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我为刘翠华诉王旭民间借贷一案提供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案情的真实情况。2013年11月份，王旭担任我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13年11月19日，我指示过王旭通过个人银行卡代表我公司接收刘诗倩转来的264万元人民币。我公司财务人员收到此笔款项后，将此款转至公司账户，用于沈阳博荣水立方三期项目的经营。起诉状中刘翠华所述2013年11月19日与王旭签订了借款300万元的合同一事属实，但从未收到刘翠华所诉的所谓300万元借款，所以此合同为无效合同。我公司及王旭本人并不拖欠刘翠华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为全部事实经过，特此证明”。从该情况说明中所提内容看，即承认了王旭收到刘诗倩转来的相应借款，也承认了刘翠华与王旭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但否定了合同效力，也没有由其公司或个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到庭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故一审法院对其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翠华借款本金人民币294万元；二、王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翠华借款本金人民币294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三、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旭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翠华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案外人王智成与刘翠华的借款协议一份、转账凭证一份，证明：1、2013年10月22日，通过高贵林的介绍，王智成与刘翠华达成了协议，约定借款本金为500万元，月利率约定的是2%，刘翠华与王智成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了《借款协议》，王智成实际是按照月利率2.5%支付的利息；2、高贵林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原件的背面亲笔书写“担保人：高贵林”字样。该字样与本案及“刘翠华与钟锋”的诉讼案件中的担保人字样一致；3、2013年10月22日，签订《借款协议》的当天，刘翠华通过农业银行给王智成转账500万元，双方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协议实际履行。第二组证据：刘翠华与钟锋、刘诗倩、李成祥等诉讼案件的民事卷宗（包含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借条、刘诗倩和李成祥的转账凭证等）一份，证明：1、刘翠华通过高贵林的关系，对外出借过多笔借款，其中与钟锋的借款，因钟锋逾期还款，刘翠华提起了民事诉讼，案号为（2019）辽0103民初1415号；2、上述判决中论述了刘翠华通过高贵林对外借款，按照高贵林的指示，利用刘诗倩和李成祥的银行卡转账的事实。3、根据高贵林的指示，刘翠华于2013年10月29日向刘诗倩转账95万元，该笔借款也体现在了刘诗倩的银行卡转账记录中。4、钟锋与刘翠华之间的借款，利息为每个月5万元，刘诗倩与李成祥根据高贵林的指示，按月支付每个月5万元的利息，直至2015年4月27日。5、李成祥的身份为：其父亲与高贵林为朋友关系，其同刘诗倩的身份一致，都是接受高贵林的指示后，将钱款转入或者转出到指定的账户内。6、经过整理李成祥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可知李成祥与刘翠华之间有频繁的转账发生。将李成祥的银行卡转账记录与刘诗倩的银行卡转账记录结合起来，经整理可知，刘翠华按月收到王智成的利息12.5万元（最开始为12.5万元，后随着王智成偿还本金，利息逐渐减少，最后全部还清），按月收到钟锋的利息5万元。同时可看出刘翠华按月收到6万元的利息。同时，通过整理可知，刘诗倩与李成祥的银行卡，共计转账给王旭624万元，而王旭于2014年11月6日支付至刘诗倩4万元，金额差距过大。第三组证据：范蒙与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等人民事判决书一份，（2018）辽0112民初532号，证明：2014年4月8日，范蒙通过刘诗倩个人账户将100万元借款支付至王某账户。该笔借款从刘诗倩的银行卡中能够体现出来。上诉人王旭质证：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王智成与刘翠华的同一性，无论是借款的金额、主体以及履行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直接证据。第二组证据是刘翠华与钟锋等人形成的借款，通过高桂林的指示支付的利息，与本案也不具有同一性，本案的借款金额及主体与该组证据没有直接关联，刘诗倩本人的身份是代替其丈夫巩晓溪接收款项，但在一审中巩晓溪没有到庭佐证，所以与第二组证据所涉及的借款也不具备同一性。第三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这份证据也无法证明刘诗倩接收刘翠华的款项是接受了王旭的指示，刘诗倩的接受行为代表王旭，因此这份证据也不能证明经刘诗倩接收的款项代表王旭接收。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刘翠华自认截止到2015年6月，每月收到王旭给付的利息6万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王旭与刘翠华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其是否为本案实际借款人的问题。王旭上诉主张其并非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借款时其是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的副总，与刘翠华签订借款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实际借款人为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翠华与王旭签订借款合同时，王旭并未向刘翠华做出说明其是代表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借款的履行职务行为，不能证明刘翠华与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王旭在事后提供证据辩称其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具有说服力，且王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对以个人名义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视为其具有向刘翠华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其次，刘翠华与王旭签订的借款合同，刘翠华将案涉借款294万元转入刘诗倩账户后，刘诗倩先后分五笔从其账户内向王旭转账共计624万元，该款项中应包含刘翠华给付的294万元借款，故刘翠华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款项的给付义务。综上，双方之间的法律行为已经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王旭即为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实际借款人。至于王旭主张其将案涉款项转给了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亦是由该公司偿还的利息，系借款的使用问题，不影响对刘翠华与王旭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故本院对王旭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问题。王旭上诉主张即便认定其与刘翠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旭亦仅收到刘诗倩的转款26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刘诗倩在收到刘翠华的294万元转款后，先后多次向王旭转款，王旭所收取的款项中已包含了刘翠华的294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数额为294万元并无不当。关于尚欠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问题。王旭上诉主张即便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利息的约定，对于刘翠华自认收到的利息亦应以264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刘翠华主张的年利率24%进行计算，超出部分应冲抵本金，对此经本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本案中，刘翠华自认每月收到6万元利息，按照借款本金294万元计算，没有超过年利率36%，且亦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故本院对王旭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同时王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和沈阳博荣置业有限公司偿还过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旭尚欠借款本金294万元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旭上诉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经查，刘翠华与王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14年11月19日止，刘翠华主张借款到期后，其一直向王旭进行电话催款主张债权，但因时间较长，无法调取通话记录，另外，案外人高贵林作为王旭借款的担保人，刘翠华亦一直向高贵林催促王旭还款，对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虽然相关法律通过设立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行使权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不能将诉讼时效制度作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本案，刘翠华与王旭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旭仅抗辩其不是实际借款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偿还了借款，故其向刘翠华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本案借款数额巨大，刘翠华主张一直在向王旭及担保人高贵林主张偿还借款，亦符合客观实际及常理，应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故本院对王旭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王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佳宝书记员王天秀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