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20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秋菊，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生，江苏浦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鞋帽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新民东路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07222226250。法定代表人：汪秀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江苏漫修（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清江浦区闸口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都天庙街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812MB0500371B。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男，该单位办事员。上诉人赵秋菊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鞋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淮安市清江浦区闸口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闸口街道办）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9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秋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赵秋菊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20年11月18日是被上诉人闸口街道办通知上诉人去签订协议，在整个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振华公司无任何人向上诉人表示过协议是与振华公司签订的，而该协议上加盖的也是已注销的淮阴市振华鞋帽厂的印章，即便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应获得的款项是振华公司支付的，振华公司也不是协议签订及应履行义务的主体；2、上诉人在振华公司工作，多年来工资发放一直是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振华公司欠发上诉人最低工资差额为36047.13元，而振华公司实际支付20371.77元，显失公平；3、上诉人在2020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才发现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未予缴纳，且经咨询已不能补缴，给上诉人造成退休金损失，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赔偿该损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一审对此不予审理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振华公司、闸口街道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秋菊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振华公司再支付原告2015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最低工资差额15675.36元；2、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其未为原告缴纳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的养老保险费用而造成的原告退休金损失暂计1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振华公司前身为原淮阴市清浦区闸口街道办事处下属的集体企业淮阴市振华鞋帽厂。1998年3月12日，原淮阴市清浦区企业改制工作指挥部作出《关于同意对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实施改制的批复》，同意对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实施改制，改制形式为一次性买断企业产权，即将产权原属闸口街道办事处的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出售给以汪秀珍为代表的企业经营者集团，原属国有的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租赁。1998年3月13日，原淮阴市清浦区闸口街道办事处（出让方）与汪秀珍等（受让方）签订《淮阴市振华鞋帽厂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淮阴市振华鞋帽厂整体产权转让给汪秀珍等人，同时约定受让方在受让资产的同时，接受企业的所有债权和承担企业的所有债务及经济纠纷，全部接收并安置好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在册正式职工，另约定受让方按原企业渠道，重新办理工商注册登记。1998年7月2日，淮阴振华鞋帽有限公司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后更名为江苏**鞋帽有限公司。2001年9月6日，淮阴市振华鞋帽厂注销登记。1986年12月，原告赵秋菊凭原淮安市清浦区闸口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介绍信到闸口鞋帽厂工作，闸口鞋帽厂后更名为淮阴市振华鞋帽厂，淮阴市振华鞋帽厂改制后，原告由被告振华公司接收，继续在振华公司工作至退休。原告自2020年5月开始领取退休待遇。工作期间，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和振华公司为原告缴纳了1993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原告2017年10月至2020年4月期间实发工资合计27409.89元（含年终奖）。2020年11月18日，振华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系1998年由原集体企业淮阴市振华鞋帽厂改制成立，乙方系甲方退休职工。经双方自愿、平等沟通，就代为补偿乙方职工身份置换费用等事宜达成一致，签署本协议：一、乙方身份置换费用支付期间为1986年12月起至1998年3月止，应得身份置换费用为4017元。二、以2017年9月30日为结点。甲方给予2017年10月1日后退休人员最低工资标准差额补偿，乙方补偿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乙方经核算，确认应得的最低工资差额补偿共计20371.77元。三、以2017年9月30日为结点，甲方给予2017年10月1日后退休人员年休假报酬补偿，乙方补偿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乙方经核算，确认应得的年休假报酬补偿共计6731元。四、甲方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全部费用转入乙方指定账户。五、乙方与甲方再无任何其他劳动争议；自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乙方不得就上述事宜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上述协议尾部有“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印样及原告本人签名捺印确认。双方一致认可，上述协议约定的款项，振华公司已转账支付给原告。另查明，2017年7月起淮安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为1720元/月，2018年8月起调至1830元/月。本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庭审中，原告主张协议系原告与淮阴市振华鞋帽厂签订，该厂已注销，原告仅向闸口街道办提供了银行卡号，故协议系无效协议。原告最低工资差额计算错误，数额相差太大，显失公平，依法也应当撤销。振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协议是原告与两被告当面协商确定，关于最低工资差额，原告同意计算2017年10月1之后的，关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部分，无论是否存在最低工资差额，原告不追究，原告的最低工资差额是其和被告会计工作人员计算出来的。原告明知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已注销，与其洽谈协议并且支付款项肯定是由振华公司履行。此外，原告自认签协议的时候打印字体都在，指印是其本人按的，盖的章不是振华公司的章，原告持异，但现场工作人员催着让原告签，说都是一样的。因为考虑到不签字拿不到钱，所以原告就签了。关于原告工作及工资情况，原告陈述其拿计件工资，年底振华公司会根据原告上年度实发工资总额的10%作为年终奖发放，所做工序有事情做就正常做，没事做可以回家，特别忙的时候也可以把活儿带回家做，有事做就有上班时间要求，没有下班时间要求，做完了就回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工资表及电子考勤记录均不予认可，自认其个人每月承担的社保金额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为280.5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为302.5元、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为343.75元、2019年7月起为367.5元。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原告以协议加盖印章并非振华公司导致协议无效，且约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数额相差太大，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扣除振华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其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补偿之外再支付其2015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最低工资差额15675.36元，综合双方举证及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证据不足，原因如下：一、关于协议的签订主体。协议首部打印字体明确载明甲方为被告振华公司，结合协议载明的内容和事后协议约定的付款责任由振华公司实际履行等情况，故应认定协议的签订主体系振华公司。原告以加盖印章并非振华公司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二、关于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协议约定的补偿费用包括身份置换费用、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年休假报酬，并明确了各项费用的补偿时间，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和年休假报酬均以2017年9月30日为结点，补偿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结合原告工作及工资情况，原告主张协议约定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与其应得数额相差太大，显失公平，证据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与被告振华公司签订的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应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协商时，原告放弃关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约定款项的主张权利，以促成双方约定的劳动争议事项的一揽子解决，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后，原告不得再就商定事项再向振华公司主张权利，现振华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完毕，原告主张振华公司再支付最低工资差额15675.36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未为赵秋菊缴纳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的养老保险费用而造成的退休金损失的主张，本案中，原告在被告振华公司及其前身处工作期间，振华公司及其前身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缴纳手续，原告主张实质是关于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争议，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理涉。经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秋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任何新证据。二审中，被上诉人闸口街道办就上诉人赵秋菊提出的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未缴纳的问题向二审书面答复称：“赵秋菊于1986年12月进入振华鞋帽厂工作，当时不具备交纳养老保险的条件和法规，无法交纳养老保险，直至振华鞋帽厂1993年升为街道集体企业，得到区里认可，1994年国家才颁布强制性规定，企业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购买养老保险。1993年振华鞋帽厂为全厂符合交纳养老保险条件的职工全部办理了职工养老保险并缴费”。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协议中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差额的约定是否有效；2、对于赵秋菊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而造成的退休金损失，振华公司和闸口街道办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振华公司系原淮阴市振华鞋帽厂经改制重新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后依法成立，上诉人赵秋菊以及与其工作经历相似的部分员工因企业改制身份置换费用、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年休假报酬等事项向闸口街道办和振华公司主张权利，后经协商，形成涉案协议一份，赵秋菊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该签字行为应当认定赵秋菊是认可该协议所涉内容的，后协议中涉及的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已由振华公司作为协议所列一方当事人向赵秋菊全部履行完毕，虽然振华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但从振华公司实际支付和赵秋菊实际领取的行为来看，该协议事实上在赵秋菊和振华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另从合同的形式来看，即使振华公司在该协议上未签字盖章，但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规定来看，也可认定协议的内容属于赵秋菊的书面要约，在振华公司以其实际履行行为向赵秋菊作出承诺后，且协议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或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该协议也应在赵秋菊和振华公司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法履行。一审判决对此说理详细，论证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亦予以确认。由于协议中就最低工资标准差额问题已进行了约定，并已实际履行完毕，赵秋菊再提出相关的诉请，于法于理均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赵秋菊在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与原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原淮阴市振华鞋帽厂于1993年才为符合条件的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现上诉人赵秋菊主张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应当补缴，且在不能补缴的情况下应赔偿其退休金损失。该主张中必然涉及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是否属于应缴费的年限问题，被上诉人闸口街道办对此认为该期间不属于应缴费年限，而关于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审理范围。故在不能确认1986年12月至1993年6月期间属于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情况下，对上诉人赵秋菊主张的相关损失，法院无法进行审查。另因原淮阴市振华鞋帽厂已被改制，被改制企业所涉职工养老保险的问题属于企业职工安置的一部分，由此而发生的纠纷因涉及企业改制，法院亦不予受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秋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庚审判员 蒋其举审判员 孙 艳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仕龙书记员史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