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3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雄，男，1969年1月11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应波，男，1964年9月26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付书勇，男，1970年9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文买，男，1972年11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来，男，1959年10月4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仕敏，男，1978年12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雷，男，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现住曲靖市沾益区。上述七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虹宇，云南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王兵等二十七名原审原告人（名单附后）。诉讼代表人：王兵，男，1972年6月19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宛水街道新文社区新文村30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2××××××××。诉讼代表人：徐天汝，男，1975年7月17日，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诉讼代表人：李绍琼，女，1978年6月18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诉讼代表人：王传军，男，1976年10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诉讼代表人：刘兴海，男，1972年7月26日生，彝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昆明市盘龙区。诉讼代表人：孔令陆，男，1972年8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上述二十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秀梅，云南凌云（曲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男，1978年5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原审第三人：母昌怀，男，1970年6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原审第三人：冯荣现，男，1968年8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原审第三人：郭涛，男，1992年9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原审第三人：刘传昆，男，1965年2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现住宣威市。原审第三人：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住所地：宣威市振兴中路2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81709795795Y。法定代表人：杨**，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因与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宣威公交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宣威市人民法院（2020）云0381民初3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庭审中被上诉人一方并没有坚定的表示2018年3月28日确实签署过本案中所牵涉的《会议纪要》；其次，庭审举证质证过程中第三人张冒龙、刘传昆等人明确表示：2018年3月28日并没有签署过《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是在2019年12月3日签署的。其中，第三人刘传昆说：当时跑着车，在车上签的，当时问为什么要签，被上诉人说是为了配合他们，被上诉人说我们这五个交了钱的都要签，是为了证明一下，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也与一开始签订的不一样，我们签的那份是手写的，不是打印的；再次，庭审中法官发问了第三人张冒龙以下问题：（1）张冒龙是否可以代表七被告在《会议纪要》上签字？（2）张冒龙在《会议纪要》、《欠条》上的签字是否代表七被告？（3）张冒龙是否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其余被告及其余第三人？对于一审法官的三个发问，第三人张冒龙的回答是：他只代表他个人在《纪要》及《欠条》上签字，不代表其余被告及其余第三人，因为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都是个人自己决定，对于《纪要》的情况其余被告及其余第三人均不知道，交款这件事情也不能代表七被告及其余第三人，交款系个人自愿。综合庭审中几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情况、法庭发问以及第三人的回答，能够确定的事实是：（1）2018年3月28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会议纪要》存在，《纪要》形成的时间应该是2019年12月3日，而七上诉人早在2019年1月23日就已经从3路线调换到了2路线上（被上诉人及公交公司对于该事实均认可）；（2）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22日，七上诉人所运营的线路确实是3路线，当时张冒龙虽然是3路线上的组长，但是并没有权利及相关授权能够代表七上诉人签订任何书面文件。这期间七上诉人在3号线上运营，张冒龙都不能代表，更何况是2019年1月23日后七上诉人均已经在2号线上运营，与3号线不再有任何关系。（3）本案中的《会议纪要》所涉及的内容七上诉人事前及事后都不知情，七上诉人在2019年1月22日前运营3路线，除了公交公司每日扣除的管理费外，确实是交过一笔钱给第三人张冒龙，也就是张冒龙所说的31.5万元，七上诉人之所以交这一笔钱，并非是所谓的补偿款，给付的对象也并非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当时组长张冒龙说的是：3号线的运营期限是三年（即自2018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因为3路线系其夺标所得，所以如果想在3路线上运营满3年的人员，就必须每人交够53500元给他，分两次付清，不交的话就不准在3号线上运营。七上诉人最终在3路车上的运营时间只维持了十个月（共计297天），2019年1月20日本案中的第三人公共汽车公司在没有任何公示告知等情况下，新增了8路公交车（公司车辆运营），其中8路车与3路车所运营的线路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线路重合，致使3路公交车的运营车辆运营收益受到很大影响，无奈之下才集体到公司要求调换线路至2号线。该事实是本案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并未予以详细核实，且认为是另一法律关系，实属不当。二、原审法院用于定案的证据不足。第一，从证据形式上看，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1）《会议纪要》，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显示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3月28日，载明的内容如下：一、1路公交车组长：刘兴海，代表：孔令陆，组员：王明辉、张志勇等9人。二、3路公交车组长：张茂龙，代表：张仕敏，组员：冯荣现、刘传昆、母昌怀、郭涛、朱来、张雷、陶文买、付书勇、张应波、魏雄共12人。三、4路、5路公交车组长：何某，代表：孔某，组员：付成万、王安文等25人。四、6路公交车组长：孟飞，代表：刘传昆，组员：李绍琼、顾德芝等9人。五、7路公交车组长：徐天汝，代表：王传军，组员：王云、李成等9人。各组长、代表签字处载明：1路组长：刘兴海、孔令陆；3路组长：张茂龙、刘传昆、母昌怀、冯荣现、郭涛；4路组长：何某、孔某；6路组长：孟飞、王兵；7路组长：徐天汝、王传军。从该份《纪要》无论是载明的内容还是载明的签字都有各种漏洞及瑕疵：首先，刘传昆既出现在了3路的组员里，又出现在了6路的代表里；何某及孔某作为4路、5路的代表，但是签字时只签了4路，而没有签5路；载明是组长及代表签字，但是3路线上不仅仅只签了组长和代表，还有几名组员的签字，为何不是所有组员都签，而只是其中几个？其次，七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提交一份《合作经营合同》（3路公交车与本案第三人公交公司签订），其中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签订的人员分别系：冯荣现、付龙丽、符宗平、张茂龙、张应波、魏雄、朱来、朱苏玲、母昌怀、李建华、付书勇。该份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纪要》是不真实、不合法的，因为3路车的具体人员形成时间是在2018年3月31日，而不是2018年3月28日。以上无论从《纪要》的形式、内容上看还是从上诉人呈现的真实人员及线路状态以及庭审中第三人张冒龙、刘传昆的陈述来看，都足以认定该份证据不真实。（2）欠条：被上诉人提交的是一份打印的复印件，在举证质证阶段，第三人张冒龙及刘传昆就明确说明签过的是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内容上也有出入，然而七上诉人也能够提供证据推翻该份欠条的真实性。综上，复印件只有和原件核对后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所以本案中七上诉人的不认可以及第三人的持有异议，该复印件不应该产生证据效力。以上两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论真假，从证据的内容显示上来看，涉及到的主体都没有包括本案中任何上诉人，对应的主体就只有签过字的人员，以上证据不能认定为是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依据。三、关于原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1）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是否属于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效？七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并非是该份《纪要》的相对方，从未参与也从不知情，组长也不能代表我们任何一个上诉人。（2）本案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七上诉人并不是适格被告：（1）从本案事实来看，七上诉人的相对方只有组长张冒龙，与张冒龙的关系是：要运营三年其夺标所得的3号线就需要每人交53500元给他，不运营就不交。我们先期已经每人支付过张冒龙26250元，至于剩下部分不支付的原因以及是否该支付，都应当由张冒龙来对应七上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不能错误的将与张冒龙的法律关系强加到上诉人身上。（2）从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纪要》来看，本案的被告应当是现运营在3路上的人员，或者是在《纪要》等签过字的人,而不是七上诉人。（3）七上诉人虽然有过给付行为，但从头至尾都不是基于补偿款的性质，故不能解释为是上诉人追认的行为，既然上诉人没有追认，那更加不能列为本案被告。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是一个法律关系，第三人与七上诉人又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是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上诉人与第三人也不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在代理关系都不能认定的前提下，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十二条之规定就是不恰当的。原审法院依次适用的法律条款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诉人认为以上法律条款适用的前提是：七上诉人必须是本案中合同的相对方，同时与第三人有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以及有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在不满足这个大前提的条件下，不论适用上述任何法律条款都属不当。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本案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来看，被上诉人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审理及查清案件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王兵等二十七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清楚的。通过一审法院的庭审调查，尤其是通过原审第三人张冒龙、刘传昆等人的当庭陈述，可以清楚的看出：经过所有公交线路事实车主或驾驶员共同商议，并由各线路组长和代表签字形成的关于《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是合法有效的，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反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管理规定。虽然原审第三人张冒龙和刘传昆等人不能清楚的记得该会议纪要的签署时间，但所有的事实车主或驾驶员自2018年3月28日以来，除七位被答辩人没有支付会议纪要约定的第二笔补偿款之外，其余五十七位事实车主或驾驶员均是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包括原审第三人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也是按照会议纪要约定的数额和方式在收取相应管理费用。这是无可争辩、不容置疑的一个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是客观公正的。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虽有部分复印件，在证据形式上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所有的证据内容均是能得到被答辩人和原审第三人当庭陈述内容的相互印证或佐证的，是完全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依据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和适当的。各线路组长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任命文件，但都是由各线路事实车主或驾驶员在确定经营线路之前共同推举或确定线路后自愿选择，并由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予以认可的。各线路组长在会议纪要上签名、按印的行为，均可视为其所在线路小组所有事实车主或驾驶员的共同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在一审庭审当中亦明确表示：《会议纪要》所涉及的64张车辆都是挂靠经营，对于线路分配和盈余分配均是由业主自行协商、自由组合、自主经营的。各线路组成员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给付补偿款和承担公司费用的行为，同样肯定和追认了线路组长的表见代理权。况且，被答辩人也从不否认其给付前期补偿款和付清公司费用的事实。仅仅是以未参与、未签名、不知情等莫须有的理由来予以否认，这样的辩解理由明显是不成立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未签名，也不知情，那为什么要付款？付款依据又是什么呢？这显然是不攻自破的谎言和谬论。四、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是荒谬而不成立的。1、被答辩人主张其组长张冒龙无权代表或代理的说法是相互矛盾且不成立的。被答辩人一方面表示“当时组长张冒龙说的是：3号线路的运营期限是三年（即2018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因为3号路线系其夺标所得，所以如果想在3号路线上运营满3年的人员，就必须每人交够53500元给他，分两次交清，不交的话就不准在3号线上运营”；另一方面又说“张冒龙虽然是3路线上的组长，但是并没有权利及相关授权能够代表七上诉人签订任何书面文件”。被答辩人的辩解理由不仅是相互矛盾和不成立的，而且还刚好印证了答辩人的诉讼主张，即被答辩人当初选择跟随组长张冒龙经营3号线路，就必须分两次交清53500元的补偿款。2、被答辩人自行调换线路不能成其为拒付补偿款的理由。答辩人并不否认被答辩人已从3号线路经调换至2号线路的事实，但被答辩人是在“会议纪要”约定的经营期限内自行调换的经营线路，并不妨碍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主张补偿款给付权利。况且，被答辩人是在约定的补偿款付款期限届满，即2019年9月30日之后才调换的经营线路。况且，同时、同样调换线路经营的张冒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等人也已向答辩人付清了相应的补偿款（会议纪要所涉及应当支付补偿款的37人当中，已有30人分两次支付了全部应付补偿款。涉及4、5路公交车驾驶员或事实车主25人，已全员付清；涉及原3号路线调换至2号路线的12人当中，已有5人分两次全额付清)。因此，被答辩人自行调换线路的理由不能成其为推脱或免除补偿款给付义务的理由或借口。宣威市整个公交行业的那么多人都在遵照执行的行业规矩，不应当因为极少数不信守承诺的经营者而改弦更张，更不应该让不诚信经营者因破坏行规而获得不当利益。3、被答辩人自行调换线路与答辩人没有因果关系或关联性。被答辩人主张其因原审第三人公司新增8路公交车而影响其运营收益，“无奈之下才集体到公司要求调换线路至2号线”。这是被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宣威市公共汽车公司之间的关系，这是被答辩人因第三人公共汽车公司原因遭受预期利益损失而采取的自愿选择和自主决策权，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况且，被答辩人已向造成其预期损失的公共汽车公司申请调换线路，且已如愿调换成功。被答辩人即便是存在预期利益的损失，也是因为答辩人之外的原因，而并非答辩人的原因造成的。这与答辩人有什么关系呢？被答辩人又有什么理由强词夺理、无理狡辩呢？4、会议纪要的签订时间与3路车具体人员的形成时间并不矛盾，而是刚好印证了线路组长所说3号线路“系夺标所得”的说法。换言之：只有各线路组长夺标选定路线之后，才能由组员最终签字予以确认。5、《会议纪要》客观真实的反映了64辆公交车在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对线路运营、客源分配、收益差额补偿的相关约定。无论是张冒龙和刘传昆对签署时间、签订地点的不确定性，还是其内容或形式上的些许瑕疵，都刚好证实了该《会议纪要》的客观真实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客观公平，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荒谬且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宣威公交行业经营的和谐稳定性和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原审第三人宣威公交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无意见。王兵等二十七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和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连带给付3号公交线路下欠原告的经营收益补偿款183750元（七被告人均2625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兵等二十七原告系宣威市公交公司1、6、7号公交线路营运车辆的事实车主，魏雄等七被告和第三人张冒龙等五人系宣威公交公司原3号公交线路营运事实车主（现调换至2号线）。原、被告及第三人张冒龙等均属宣威公交公司公交线路营运车辆的事实车主，但各自运营线路不同，车次、客源和收益也各不相同。2018年3月28日，1、3、4、5、6、7路公交线路事实车主自由组合，各自推选各线路组长，公平竞选各运营线路，自愿达成各线路经营收益差额的补偿方案和补偿数额，并形成了《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一、由3路、4路、5路车各车主共同补偿1路、6路、7路车各车主经营效益差额。其中由3路车补偿1路、6路、7路车63万元，此补偿款分两次付清，第一次于2018年3月28日付31.5万元，第二次于2019年9月30日之前全额付清；由4路、5路车补偿1路、6路、7路车240万元，此款分两次付清，第一次于2018年3月28日付120万元，第二次于2019年9月30日全额付清。二、上述第一次应当补偿款项，会议日各业主已履行补偿义务。各组长、代表用欠条方式签字确认下欠补偿款的金额及给付时限。该《会议纪要》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各线路组长及代表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捺印。同日，各线路组长及代表在《欠条》上签字捺印，对补偿金额及支付时间进行了确认。协议签订后，4、5路车补偿1、6、7路车240万元款项已全部付清，涉及3路车的补偿款，收款人为徐天汝和付款人为张冒龙、刘传昆、郭涛、冯荣现的《收条》载明：“2018年-2021年3月的合同期间，由3路公交车补偿1、6、7路公交车63万元，分两次付清，每次支付315000元，第一次的315000已经于2018年3月28日付清，第二次的315000元未付清。3路公交车的12位驾驶员每人应当支付26250元补偿款，现已经全部付清的有：张冒龙、刘传昆、郭涛、母昌怀、冯荣现等5人，未付的有陶文买、付书勇、张仕敏、魏雄、张应波、朱来、张雷等7人。以上如未补清款项的自带公司的包交费用去经营1、6、7路，现在他们经营的3路和2路调换纯属自愿。”由于本案七被告只按约定给付了第一笔补偿款和公司费用，第二笔补偿款至今未支付，原告遂向本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是否属于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效？二、本案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三、第三人张冒龙等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若承担责任是否应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第一、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方认为，该会议纪要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应为无效，且本案中七被告对于会议纪要从头至尾并没有参与，也不知道情，也没有在会议纪要中签字按印，会议纪要与七被告完全没有关系；原告方认为会议纪要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第三人宣威公交公司认为虽然对会议纪要未参与，不知情，但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本院认为，《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属有效协议。理由如下：首先，该会议纪要是1、3、4、5、6、7路公交线路事实车主的组长和车主代表协商一致签订，代表的是所有事实车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退一步讲，虽然七被告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但事后按照该会议纪要的约定交纳了公司管理费及会议纪要约定应补偿1、6、7路公交车事实车主的第一笔补偿款，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对会议纪要进行了追认。再次，涉及其他线路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的事实车主也按会议纪要履行了补偿义务，证明各线路组长及车主代表签订的会议纪要对各公交线路事实车主均有效。最后，1、3、4、5、6、7路公交线路事实车主达成的会议纪要系宣威公交公司内部各线路车主对运营方式和运营行为的平等、自愿、自主协商确认，并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公司管理规定。综上，《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属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应按照会议纪要的相关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方称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不是适格主体，会议纪要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客观事实，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从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看，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均已按会议纪要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原告虽然在诉请中要求其与被告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但在提交的代理词中已明确表示，因上述第三人已支付了补偿款且如实陈述了客观事实，不再要求其承担责任。原告的表示属自愿处分自己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根据有效的《宣威市公共汽车经营线路客源合理分配会议纪要》约定，现七被告尚欠二十七原告补偿款183750元，对该款项七被告依法应予以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七被告每人应向原告支付2625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每人给付王兵等二十七原告补偿款26250元。二、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本案中不再承担欠款连带支付责任。案件受理费3975元，由被告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书面证据：新一轮的操作模式中的部分会议纪要和欠条复印件十份，欲证明欠条是组员向组长打的，徐天汝现在是另外一个组（2路）的组长，以前是6、7路的组长，欠条有原件的组员名叫孔德军和徐天汝，与一审提交的以前的操作模式是一样的，只是新一轮的是以打欠条的方式来进行，新一轮的方式也是按照以前的模式进行的。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证人何某、孔某出庭作证。何某的证言为：我现在就是公交车的驾驶员，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跑车。今天作证是为了说明近年来都是三年承包一次，好跑的线路补偿不好跑的线路，半年进行一次，近几年都是这样进行的；被上诉人起诉的事情是有的，补钱是分两批付款，补偿款分两次已经分给他们27位了。孔某的证言为：我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无特殊关系，今天作证是为了证明我经营了10年的公交车，4、5路等好跑的线路要找补1、6、7路等线路，一年大概找补9万多，我跑的是4、5路，分两次付款，共支付了96000元。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质证认为，新提交的欠条和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两位证人证言，一、互相补偿的行为不是一个合同行为，无法律约束力，是自行履行，不是法律约定的义务；二、会议纪要两证人不知情，也不知道有原件的事情，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质证认为，对书面证据无意见。证人他们说的是事实、客观，按照口头协议一直在履行，我们收到他们钱的收条也提交给法庭了。原审第三人宣威公交公司质证认为，书面证据属于他们双方私下形成的，我方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关于证人证言，这是双方私下的约定，我方不知情，不发表意见。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对上述两位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我方对证人证言无意见，补偿是行业内部约定的，选定组长要向不好跑的路线进行补偿，有会议纪要能证明他们在实际履行这个会议纪要。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母昌怀、冯荣现、郭涛、刘传昆、宣威公交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在本案二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来源，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应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口头合同的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虽然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不能提交案涉《会议纪要》的原件，但是根据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在宣威公交车实际运营的过程中，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由经营效益好的线路车主自愿给予经营效益欠佳线路车主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原审第三人宣威公交公司虽未参与，但其认为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对各公交线路运营车主的上述行为并未予以干预；被上诉人徐天汝陈述称：“我们几个组长在一起的时候就口头说了会议纪要的内容，到期了让他们（上诉人方）还钱，对方不还，才想着把这个事情写下来让对方签字，打印（会议纪要）是我和王传军根据口头协议的内容到打印店让人帮忙打印的”；原审第三人张冒（茂）龙亦陈述其签过上述会议纪要；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方的代理人赵秀梅陈述称：“当事人第一次给我的是原件，我陈述让他们拿回去，不然容易丢了我无法担责，就留了复印件，后来原件他们在车上可能就丢了”；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存在上述《会议纪要》是正确的。二、关于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是否应当向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支付相应补偿款项的争议焦点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公交车线路运营补偿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应当承担支付补偿款义务的系七上诉人及张冒（茂）龙等五名原审第三人，共计十二人；补偿款分二次付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述十二人已经履行了第一次付款义务，况且张冒（茂）龙等五名原审第三人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第二次付款义务，即付清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补偿款项；上诉人张应波虽然陈述称：“我们改换了2路车的线路，不能支付3路线的补偿义务；总之现在我们不应该再补偿，我们从3路换到了2路”，但上诉人方运营的线路从3路调换到2路，系其与原审第三人宣威公交公司自行协商调换的，不能据此作为其不予支付第二次补偿款的抗辩理由。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未按上述合同约定向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项，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依法判决由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向王兵等二十七名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的下欠补偿款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5元，由上诉人魏雄、张应波、付书勇、陶文买、朱来、张仕敏、张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叶雪玉附：二十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人）名单：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兵，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2××××××××，联系电话：139××××815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天汝，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5××××××××，联系电话：159××××795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琼，女，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8××××××××，联系电话：137××××406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传军，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6××××××××，联系电话：138××××514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海，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2××××××××，联系电话：158××××975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令陆，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6××××××××，联系电话：139××××848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开勇，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5××××××××，联系电话：158××××182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飞，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89××××××××，联系电话：159××××795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3××××××××，联系电话：139××××898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女，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73××××××××，联系电话：138××××022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德明，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73××××××××，联系电话：134××××753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合如，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62××××××××，联系电话：159××××732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学彪，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86××××××××，联系电话：152××××57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相，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69××××××××，联系电话：138××××833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华，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2××××××××，联系电话：138××××883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纲，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89××××××××，联系电话：153××××52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德军，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3××××××××，联系电话：139××××773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则贤，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66××××××××，联系电话：138××××605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辉，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7××××××××，联系电话：159××××559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密，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1111981××××××××，联系电话：137××××833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达竹，女，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6××××××××，联系电话：135××××7915。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吉方，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75××××××××，联系电话：138××××806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传波，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81××××××××，联系电话：138××××728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勇，男，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8××××××××，联系电话：139××××860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惠连，女，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70××××××××，联系电话：138××××712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德芝，女，居民身份证号码：5322241981××××××××，联系电话：137××××3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