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2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德恩，男，195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平，系史德恩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归新立，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龙，女，196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政榜，男，198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系杨春龙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明，女，198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系史政榜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昊洋，男，2014年12月19日出生，住新野县。系史政榜、杨明明之子。法定代理人：史政榜，系史昊洋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秀娟，女，199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系杨春龙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国，南阳市新野县建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史德恩因与被上诉人杨春龙、史政榜、杨明明、史昊洋、史秀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9民初3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德恩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依法对本案件出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是一名王集镇农村信用社东元村信贷员，并任本村生产组组长。2016年国家修高铁占用本组土地，王集镇政府将国家因修高铁占用土地的补偿款通过王集镇农村信用社将钱存在了每户户主名下，为其办理了个人储蓄存单，而后由村组下发至每户手里。2020年9月18日，五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新野县人民法院，新野县人民法院因偏向被上诉人错误认定本案事实，错误进行了判决，对此，上诉人不服，特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为案由立案，并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本案是一起存单纠纷案件，而非是不当得利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的案件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本案一审原告以存单取款存根起诉，符合上述规定，本案应以存单纠纷为案由立案并作出判决，才是正确的。二、被上诉人以五个诉讼为主体为原告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款项原为高铁补偿款，后其性质转变成了个人储蓄存单性质，本案存单上仅有户主史政榜一个人的名字。因此享有诉权资格的主体只有史政榜一人，而非其他四个人。三、一审法官违背客观事实，无视一审被告方的证据证词，错误认定本案。在本案举证环节，原告方向法庭提供了二位现场目击证人，一名叫秦洪涛，一名叫秦合龙，二人均证明一审原告杨春龙手持的存单和身份证交于了史德恩，史德恩即将存单上7236元（含利息6元）给了一审原告杨春龙（即史政榜母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本案上诉人史德恩就是这样获取了史政榜的个人银行储蓄存单和身份证，上诉人一手收回史政榜存单，一手支付了史政榜存单上的钱，这就是本案的客观事实。而一审法官故意避开这些关键的证据细节，即：史政榜的存单和身份证为什么落在上诉人史德恩手里。且对该案疑点不负责任的审清查明，这种做法上诉人深为气愤和不满。四、一审法官以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将高铁补偿款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说词，是偏向被上诉人的说词。庭审时，上诉人方的两名证人所说的证词是客观真实的，有重要物证予以印证，即史政榜的个人储蓄存单和身份证在史德恩手里，如果说史政榜没领走存单上的存款，那存单和身份证也就不会在史德恩手里。另外，被上诉人杨春龙在庭审时承认自己在3月份去过史德恩家，由此可以佐证一审被告方的证人证词是真实的。总之，一审法官违背客观事实，主观臆断，不公道正派的认定本案，所作的判决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被上诉人杨春龙、史政榜、杨明明、史昊洋、史秀娟辩称：本案以不当得利立案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不符合存单纠纷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作出裁判。一审中上诉人承认其支取了款项，被上诉人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的证人证明效力低于书证和物证，更不能对抗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在证据体系中证人证言效力十分低下且证人证言存在易变性，在没有其他证据指向的情况下，证人证言不能令人信服。结合本案，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春龙、史政榜、杨明明、史昊洋、史秀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史德恩返还7230元及利息6.49元，合计7236.49元；2．诉讼费由史德恩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春龙、史政榜、杨明明、史昊洋、史秀娟系新野县王集镇东元村前史楼10组村民，杨春龙（其丈夫史德红现已去世）系史政榜、史秀娟之母，史政榜、杨明明系夫妻关系，史昊洋系史政榜、杨明明之子。史德恩系该村10组组长。2016年因建造高铁占用王集镇东元村前史楼10组土地，王集镇东元村前史楼10组村民应当分得部分补偿款。杨春龙一家人应分得7230元。该笔补偿款于2016年12月14日，以史政榜名义存在新野农商银行王集支行，2017年3月8日，该款被史德恩取出，本息合计7236.49元。现五原告以该补偿款史德恩未实际交付给五原告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史德恩将史政榜名下共计7236.49元高铁补偿款（含利息）取走是客观事实，史政榜方不认可史德恩将该款支付给史政榜方，史德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将高铁补偿款支付给史政榜方，史德恩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史德恩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史德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春龙、史政榜、杨明明、史昊洋、史秀娟不当得利款7236.4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史德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举示了以下证据：1、王集镇东元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史德恩是新野县王集镇农信社的信贷员，为农民提供存取款服务。2、存单及史政榜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将存单和身份证交于上诉人，也证明上诉人将存单中的钱交于被上诉人的事实。史政榜的质证意见为：1、章应当是村里的章，我不知道史德恩有没有授权，但是史德恩确实有办理过信贷业务。2、身份证是上诉人以更改户主的理由从我们这里骗走的，身份证是杨春龙交给史德恩的。存单我从来没有见过。杨春龙的质证意见为：我老公去世了，史德恩说要把户主变更成我儿子，从我这里骗走了身份证。后来发现户主没有变更，但是粮食补贴卡的户主变更成我儿子了。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为：1、按照法律规定该证明应当有出具人员的签字、盖章以及联系方式。史德恩是否是信贷员不详。2、存单及史政榜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是复印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证明的内容。该份证据和其想证明的内容无关联性。相反，上诉人能取得该证据说明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非法骗取村民的身份信息个人资料和农信社的客户存单信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村组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上诉人作为该组组长，仅凭持有史政榜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存单复印件并不能证明存单中的款项已经交付被上诉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原判确定的案由是否正确？2、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案涉的款项是否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关于案由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所发生的法律纠纷，双方的争议也并非针对存单本身。本案所争议的是存单所记载的款项是否由被上诉人不当获取的问题，在该争议中，双方都是平等的自然人主体，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被上诉人可以请求上诉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故原审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案由确定正确。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应采纳。关于五名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本案争议的款项是存入被上诉人史政榜一人名下，但该款项是杨春龙一家人所应分得的款项，上诉人也认可该补偿款是按户发放，故五名被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均对该款项享有权利，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的款项是否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问题，上诉人在法庭询问时明确陈述其作为该组的组长兼会计，负责从村会计处领取存单并发放到各户手中，但其自己也认可在向各户发放存单时并未要求领取人签名。上诉人如今主张已经向被上诉人发放了存单并无证据支持，且其称已经将存单款项交付了被上诉人也无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予以证实，而作为组会计兼信贷员，对该项工作上诉人也未进行任何记账。故上诉人作为存单的经手人及组领导，仅凭手中持有被上诉人史政榜的存单及身份证复印件，并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将存单中的补偿款发放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史德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史德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云华审判员王彬审判员李晓伟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周罡书记员李壮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