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16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桥，男，汉族，1959年11月6日生，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河北精忠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建平，女，汉族，1981年4月30日出生，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德智，河北沧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红，女，汉族，1987年8月22日生，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原审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青县金牛镇双庄科村。 法定代表人：陈月敏。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德深，河北瑞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河北瑞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玉桥因与被上诉人石建平,原审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李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玉桥上诉请求：1、撤销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石建平承担。事实和理由：青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2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该判决在认定事实存在如下错误：（一）对被上诉人石建平委托上诉人陈玉桥更换支票的时间认定错误。1、该判决本院认定事实部分（见自第5页倒数第4行）和本院认为部分（见自第6页倒数第7行）都认定“2018年11月5日，被告陈玉桥将260000元转账支票在原告石建平处取走，并出具委托书，前往山东合力达公司更换”。2、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见自第7页倒数第6行）又作出了矛盾的认定“2018年4月，被告陈玉桥将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公司的260000元转账支票在被告（应为原告）石建平处取走。”3、该判决对上诉人陈玉桥在被上诉人石建平处取走转账支票去更换的时间做出了上述两个认定，必有一个是错的。（二）本院认为部分（见第7页最后两行）“被告陈玉桥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达证实，陈玉桥去济南换过的支票未给苏某送回去”。这一认定是无中生有。2020年4月26日法庭笔录记载的证人王某达出庭证言中，涉及陈玉桥去济南换票是否送给苏某，只是原告代理人对王某达有一次发问。“原代：陈玉桥去济南换过的支票，你是否给苏某送回去了吗？证人：没有。”发问和回答都是针对，王某达是否将换回的支票送给了苏某，而不是陈玉桥是否将换回的支票送给了苏某。真不知，一审判决为何对此作出这样无中生有的认定？（三）、判决认定事实部分（见第6页前两行）“被告李红将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被告陈玉桥使用”，是错误的。李红将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了青县乾利公司使用，不是出借给陈玉桥。理由和证据是：1、案涉票据贴现发生在青县乾利公司与石建平、苏某之间。证据是：（1）被上诉人石建平提交法庭的《情况说明》记载：“我通过苏某认识青县乾利公司老板陈玉桥，借给青县乾利公司307700元，青县乾利公司用31万元的转账支票质押。”（2）苏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经我介绍，青县乾利公司老板陈玉桥通过票据质押在石建平手里借给五次钱。”（3）石建平提交的苏某与陈玉桥的电话录音记载：“苏某说：你当时确实收了我一个十万元的承兑，那是你代表乾利公司收的，是不？我给你送办公室去的。”（4）证人王某达（原青县乾利公司员工）出庭证言：“陈玉桥让我把支票给苏某送去，他们给打钱。”2、案涉贴现业务发生时，陈玉桥的身份是青县乾利公司的股东和老板。证据：（1）石建平在《情况说明》、苏某在《证明》中都证明陈玉桥是青县乾利公司老板。（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青县乾利公司信息》证明，乾利公司股东只有陈玉桥、陈月敏二人，公示的高级管理人员只有陈玉桥一人。（3）证人王某达出庭证言证明，青县乾利公司的日常管理人是陈玉桥。（4）《股权拆分协议书》证明：青县乾利公司股东陈玉桥、陈月敏协商确定，自2018年6月15日起，陈玉桥退股，乾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顺驰公司的债权偾务归陈月敏。3、案涉贴现的转账支票是山东合力达公司因业务关系开给青县乾利公司的。证据：（1）青县乾利公司提交的账册证明：账册中装定了很多青县乾利公司与山东合力达公司的发票、记账凭证中记载了多笔对山东合力达公司的应收账款，证明乾利公司与山东合力达公司存在业务关系。（2）接收案涉贴现支票的苏某出庭证言证明：“那些支票，青县乾利公司有背书的，有没背书的。”（3）给苏某送案涉支票的王某达出庭证言证明：“支票是山东合力达的，收款人是乾利公司，乾利公司在支票背面都盖了章。”（4）原告（被上诉人）代理人在法庭辩论发言中陈述：“涉案票据的权利人为乾利公司。”（5）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三转账支票复印件两张，收款人记载的都是青县乾利公司，出票人是山东合力达公司。4、李红是青县乾利公司的现金会计。证据：（1）苏某出庭证言证明：“我当时接触时，（陈玉桥）是乾利公司的老板，我和李红交接钱，我认为（李红）是会计。”（2）王某达出庭证言证明：“李红在乾利公司管钱，我给公司买东西时，用李红农行卡取过钱。”（3）青县全盛商贸公司证明，李红是乾利公司现金会计。（4）张润忠在石建平第一次起诉出庭作证证明：李红是乾利公司现金会计。（5）李红农行卡往来明细证明，用于公司现金收入和支出。（6）乾利公司对财务管理是，股东陈月敏的媳妇闫相玲管账，股东陈玉桥的儿媳管钱，外聘一名报税的会计。（四）、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见第8页第1行）认定“本案260000元转账支票原件应推定在被告陈玉桥持有”，是错误的。理由是：判决作出这一推定用了两个不成立的理由（见第7页最后自然段）：一是现委托书原件仍在原告石建平处持有，说明陈玉桥未将换回的260000元转账支票交付给石建平；二是被告陈玉桥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达证实，陈玉桥去济南换过的支票未给苏某送去。首先，王某达出庭证实未给苏某送去，是无中生有。王某达出庭证言中并没有这一内容。其次，委托书原件仍在石建平手中，与是否将更换的支票交付给石建平，不是必然关系，陈玉桥将更换的支票交付给石建平不必然换回委托书原件。第三、证人王某达出庭证言证明，“没有给石建平送，后来是她自己过来拿的。”因此，更换来的支票是石建平到乾利公司取走的。第四、石建平在《民事起诉状》中认可：“2018年4月，被告陈玉桥又在山东合力达公司换取转账支票，但仍未兑付。”对此，结合本案支票贴现的特性，支票贴现的操作必须是将支票交付贴现人，由支票贴现人交银行兑付。因此，更换来的支票是由石建平交银行兑付的，更换来的支票已经交付给石建平。第五、根据《票据法》开具转账支票的要求，山东合力达公司给青县乾利公司开具转账支票，收款人处必须写上青县乾利公司。2018年4月，陈玉桥还没有退股，在管理着青县乾利公司，乾利公司在更换来的转账支票上盖章背书后，石建平到乾利公司取走了支票。（五）判决认为乾利公司不承担责任的理由（见第8页第2自然段）：“陈玉桥提供的收款人中书写为青县乾利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并没有被告青县乾利公司盖章”，更不能成立。理由是：1、被上诉人石建平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支票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二张转账支票复印件，是支票的正面，盖有山东合力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写着青县乾利公司。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这两张转账支票的背面，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青县乾利公司没有盖章？第二部分：一张收款人为空白的转账支票原件。一审中，上诉人及青县乾利公司都没有认可这张转账支票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这张转账支票是案涉贴现的支票。结合《民事起诉状》陈述的“2017年10月29日、11月3日、2018年1月2日、1月3日、2月8日，三被告通过票据质押方式，向原告借款31万元，但票据到期后，因出票人山东合力达公司账号余额不足，票据没有兑付”，说明，被上诉人将所谓质押的31万元转账支票，在到期后都交银行兑付了。转账支票交银行兑付，必须填写收款人。另，证人王某达出庭作证时，原告代理人让王某达看了这张支票，王某达的回答是，没写收款人（乾利公司）的，不是他给苏某送去的支票。因此，石建平提交的这张收款人空白的转账支票，不是案涉贴现支票。第三部分：照片显示的6张转账支票，其中一张收款人写着青县乾利公司，另5张收款人处空白石建平并没有拍照收款人写着青县乾利公司的这张转账支票的背面，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青县乾利公司没有盖章？2、如果因案涉转账支票贴现需要对石建平承担责任，也是青县乾利公司承担。理由是：支票贴现的当事人是青县乾利公司。（具体理由，同本上诉状（三）、判决认定事实部分（见第6页前两行）“被告李红将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被告陈玉桥使用”，是错误的。李红将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了青县乾利公司使用，不是出借给陈玉桥。）（六）石建平提交的照片拍照的6张转账支票，其中5张收款人处空白。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贴现支票是证人王某达给苏某送去的，可是王某达出庭证言中多次明确证实，他送去的转账支票收款人处都写着青县乾利公司，背面都盖着青县乾利公司公章。原告代理人让王某达看了这6张转账支票的照片，王某达明确表示，没有收款人的，不是他送去的支票。这说明照片中5张收款人空白的转账支票不是案涉贴现支票。因此，判决（第4页和第5页）认定所送去的是照片拍照支票也是错误的。再有，原告共提交了包括照片在内的支票原件和复印件，共9张支票，金额共计41万元，超过了原告起诉的31万元支票，说明原告提交的收款人空白的支票不是本案贴现支票。（七）判决认定上诉人陈玉桥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判决陈玉桥返还石建平303700元，是错误的。陈玉桥在案涉支票贴现中实施的是青县乾利公司的职务行为，如果有责任，也是由青县乾利公司承担，而不是陈玉桥个人承担。其中判决中认定的陈玉桥收到石行承兑汇票，是在青县乾利公司办公室收的，是代表乾利公司收的。石建平提交的证人苏某与陈玉桥的电话录音，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二、就本案证据，不能认定陈玉桥或青县乾利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理由是：石建平委托陈玉桥更换260000元转说明更换前的260000元转账支票被拒付了，但更换前的另50000元转账支票是否被拒付？石建平并没有提交被拒付的50000元转账支票。石建平一直说，更换后的260000元转账支票也被拒付了，但石建平也没有提交更换后被拒付的260000元转账支票。因此，转账支票被拒付的事实，不能认定！二、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依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不适用本案。本案应当适用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1条规定【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当事人不能返还票据的，原合法持票人可以拒绝返还贴现款。”由于石建平不能提供返还贴现票据，贴现款则不能返还。综上说明，一审判决存在诸多事实不清及事实认定错误之处，且适用法律不当，二审应当撤销判决，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另补充意见：1、陈玉桥不是本案责任人不应承担还款义务。本案支票的出票人是山东合力达公司，背书人是乾利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由山东合力达公司和乾利公司承担责任，陈玉桥并非支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2、陈玉桥是职务行为，个人不承担责任。一审开庭笔录中证人证言及我方提供的证据能证实陈玉桥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认可陈玉桥是乾利公司实际管理人，是乾利公司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交易关系。3、涉案票据原件应在被上诉人石建平处，石建平与我方签署的委托书显示，石建平委托我方到合力达公司更换支票的金额是26万元，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一张5万元的原始票据，能够证实我方将26万元的票据都已经返还给石建平了。该事实在一审时有证人王某达证言予以认定“没有给石建平送，后来他自己来拿的”。由于石建平不能返还贴现票据，则贴现款也不能返还。4、本案中李红的银行卡出借给乾利公司使用，不应与我方承担连带责任。 石建平答辩称：1、根据委托书可以证实260000元的票据是陈玉桥持有的，证人王某达在一审回答本代理人问题时，陈玉桥去济南换过的支票，你是否给苏某送过回去了吗？王某达回答“没有。”该回答在上诉人一审代理人“你是给石建平送过支票吗”，苏某回答“没有给石建平送过，后来是他自己过来拿的”的问题之后，票据的交付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在一审及本次庭审中陈玉桥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石建平取回了20多万元的票据。一审推定票据在陈玉桥持有，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2、因为通过一审相关证据及证人表述，陈玉桥最后一次换取的票据没有加盖乾利公司的公章，属于待确定的，应当有陈玉桥个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一审乾利公司提供的陈玉桥与陈月敏之间的公司转让协议也应当由陈玉桥对于转账前的相关债务承担责任。3、在陈玉桥实际控制乾利公司期间，李红作为该公司的现金会计和陈玉桥的儿媳，通过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证实，李红的相应支出也用于了家庭生活，因此李红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通过一审我方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证实陈玉桥明确保证了对票据不能兑付会向石建平承担责任。 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在上诉状中仅将石建平列为被上诉人，而未列我方为被上诉人，可以看出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我方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无异议，其只对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提出上诉，而一审案件的其他当事人也均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在本案所有当事人都未对一审判决我方不承担承担责任提出上诉的情况下，我公司不应再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为票据贴现行为，石建平主张民间借贷及质押关系不存在。我公司并不认识石建平，也从来没有向石建平借过任何款项，更没有收到过任何案涉资金，更没有将票据提供给石建平方进行质押，且没有与石建平签订过任何的借款或者质押合同，对于石建平主张的借款事实，我方并不知情，石建平在一审时也未能提供任何借款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等证据，从石建平提供的证据看来本案应为票据贴现纠纷，石建平主张民间借贷并且虚构了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属于虚假诉讼请求及事实陈述，一审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案涉支票非答辩人公司持有，案涉资金也未汇入答辩人公司账户。首先，苏某于2015年就与陈玉桥有票据贴现的资金往来，苏某陈述自2015年以来的票据均为乾利公司的，但2015年乾利公司尚未成立，乾利公司成立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也就是说陈玉桥早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利用其儿媳妇李红的账户与苏某进行票据贴现。陈玉桥早在2015年就能够取得合力达公司的支票明显在乾利公司成立之前，而石建平提交的支票照片中又没有我公司的任何盖章，且收款人处也系空白，足以证实我公司非涉案支票的持票人。其次，本案石建平主张所谓借款共计5笔，共计303700元，没有任何一笔资金直接支付至我公司账户，所有款项均系汇入李红个人账户，李红也并未将上述资金转入乾利公司，故我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原审被告李红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石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3700元，并按月息2%给付利息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9日，被告陈玉桥通过王某达送给苏某一张面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苏某将转账支票转交石建平，同日，石建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苏某48500元，苏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李红48500元。2017年11月3日，被告陈玉桥通过王某达送给苏某一张面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苏某将转账支票转交石建平，石建平通过苏某送给陈玉桥一张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1月2日，被告陈玉桥通过王某达送给苏某一张面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苏某将转账支票转交石建平，2018年1月2日石建平给苏某现金48500元，苏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李红48500元。2018年1月3日，被告陈玉桥通过王某达送给苏某一张面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苏某将转账支票转交石建平，同日，石建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李红48500元。2018年2月8日，被告陈玉桥通过王某达送给苏某一张面额为20000元和一张面额为40000元、出票人同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苏某将转账支票转交石建平，苏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李红58200元，2018年2月9日，石建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给苏某58200元。上述票据到期后，因出票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不能兑付。2018年11月5日，被告陈玉桥为原告石建平出具委托书一份，被告陈玉桥将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260000元转账支票在原告石建平处取走，前往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换。另查明，被告李红将个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被告陈玉桥使用。被告李红系被告陈玉桥儿媳。以上事实由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信、银行流水清单、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支票、委托书、证人苏某证言、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资料、260000元转账支票的照片、50000元转账支票原件、证人王某达证言、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提交的客户对账单、青县晟源商贸有限公司证明及发票两张、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自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记账凭证五本及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3日、2018年1月2日、2018年1月3日、2018年2月8日，被告陈玉桥通过民间贴现的形式，用310000元的转账支票在原告石建平处换取303700元（其中承兑汇票100000元），其中260000元的转账支票，因出票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余额不足，票据至今未能兑付。2018年11月5日，被告陈玉桥将260000元的转账支票在原告石建平处取走，并为原告出具委托书，前往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换，至今未能给付原告，剩余50000元的转账支票，当时没有当期，现在原告石建平手中。原告石建平与被告陈玉桥行为属于民间贴现行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其行为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被告陈玉桥应当返还原告石建平贴现款303700元，同时原告石建平返还被告陈玉桥50000元的转账支票。关于本案为民间借贷的质押行为还是民间贴现行为的问题。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法人或其他之间，以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为标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票据质押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合法拥有的票据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票据作为债权的担保的行为。民间贴现是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将票据进行背书转让的行为。原告石建平未提供的书面的质权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故本案为民间贴现。关于本案利息的问题。原告石建平与被告陈玉桥之间属于民间贴现，因此对原告石建平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260000元转账支票原件由谁持有的问题。原告石建平提交的证据委托书可以证实，2018年4月，被告陈玉桥将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260000元转账支票在被告石建平处取走。现委托书原件仍在原告石建平处持有，说明被告陈玉桥未将换回的260000元转账支票交付给原告石建平，同时，被告陈玉桥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达证实，陈玉桥去济南换过的支票未给苏某送回去。故本案260000元转账支票原件应推定在被告陈玉桥持有。关于本案中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承担法律责任问题。被告陈玉桥提供的收款人中书写为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并没有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盖章，因此对原告主张被告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被告陈玉桥承担法律责任问题。被告陈玉桥收到原告石建平银行承兑汇票100000元，并通过其儿媳李红的农业银行账户收到石建平转款203700元及与原告石建平电话录音中明确说明被告陈玉桥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本案中被告陈玉桥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本案中李红承担法律责任问题。被告李红将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出借给被告陈玉桥使用，违反金融管理法规，被告李红应当知道银行账户的重要性和管理不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借用银行账户的，出借人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故本案中李红应对汇入其账户的款项203700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玉桥返还原告石建平贴现款303700元，同时原告石建平返还被告陈玉桥50000元的转账支票（出票人为山东合力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25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履行；二、被告李红在第一项中2037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被告陈玉桥、李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案涉委托书出具的时间应当为2018年4月，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玉桥在进行票据贴现过程中始终没有提供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的相关手续，也不能证实其向石建平明确说明了自己的行为是公司的职务行为，同时陈玉桥获得的款项也没有转入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的账户。另外，在2018年6月17日陈玉桥与陈月敏之间的股权拆分协议书中，协议双方当事人对债务的承担作出了详细的约定，该协议的形成日期与案涉委托书出具的时间2018年4月仅相隔两个多月，从此协议书也可体现，案涉债务不是青县乾利机箱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故陈玉桥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判令陈玉桥承担相关责任，并无不当。 案涉委托书实质为陈玉桥在石建平处取走相关票据的证明。根据该委托书原件尚在石建平处，同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认定260000元转账支票原件没有在石建平处存放。 对于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基于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陈玉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56元，由陈玉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梅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程晓明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