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7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超，男，199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林，男，196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晴晴，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伟超因与被上诉人张全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1民初4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伟超上诉请求：1.撤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1民初4327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300000元投资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是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伙投资款，并非不当得利。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通话中对于投资工程一事是认可的，其之所以起诉上诉人是因为在工程投资后，发包方一直未向上诉人结算，致使被上诉人无法拿到工程回款。在一审中，根据上诉人所申请的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所述内容可以认定，在工程运作之后，被上诉人张全林对项目非常清楚且其曾多次到达现场进行监工，而这与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说的“投资项目是虚构的”的说法截然相反。在一审判决书中已载明“庭审中，原告张全林的同乡高国建称被告有项目可以投资赚钱，故向被告徐伟超转款300000元。”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于该款项的用途是清楚的，在案涉工程已经施工完毕的情况下，认定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当得利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致使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结合上述三点，本案明显并不是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系合伙纠纷。（二）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诉讼捷径。对取得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的判断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财产利益的变动是否因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应予返还，首先应当检索在合同、合伙、侵权、物权等法律关系中是否有取得利益的合法根据。如果获利者无以上根据而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才能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如果明显存在其他具体法律关系，当事人仍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法官应当怀疑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合理性。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在于填补其他制度所遗留的空白，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附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不应成为其他制度取证困难时的诉讼捷径。法院不应鼓励当事人脱离基础法律关系而直接以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否则将造成不当得利的滥诉，对既有的物权、合同、合伙、侵权领域造成侵犯，对现有的民法典体系造成破坏。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地铁5号线土方清运工程，投资事项真实存在，投资款项均是如实投入到项目当中。被上诉人将合伙投资以不当得利起诉，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3000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在2017年4月16日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2017年5月28日转账10万元，共计30万元，而该两笔转账的时间正是双方所投资项目施工的时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的工程施工后，运送渣土的车辆每干一次活都会出具一张运输票，最后在根据运输票的数量向承包运输车的负责人进行转账。同时，该票据也并非如被上诉人所说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所有的票据均有现场负责人高春喜、张某加盖的私人印章，而不是上诉人的个人印章。因此，可以证明该票据不是由被告单方制作的。同时，上诉人会定期向车队负责人、现场负责人转账支付相关的费用。银行流水清单中，上诉人转账的人员有：张某、录斌、生俊杰、杨全华、高春喜，而这些人均系案涉项目的参与人员。由此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投资的项目并不像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说的“是虚构的”，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返还300000元的责任与义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现本案的工程款并没有结清，上诉人还没有对案涉工程的盈亏情况进行清算。因此，在其核算完成前，为了避免损害其他合伙人的权益，其不应当也不能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投资款。对于原审法院所适用的《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与本案事实情况并不相符，不应当适用前列法条作出判决。三、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大量证据，而原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四份证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证据链，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在一审开庭时证人张某说：“张全林是案涉工程的合伙人，对工程项目知悉，且到现场进行过监工。”张某的证言证明了本案不是不当得利纠纷，张全林向徐伟超转账30万确系工程投资款。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上诉人会定期向车队负责人、现场负责人转账支付相关的费用。银行流水清单中，被上诉人转账的人员有：张某、录斌、生俊杰、杨全华、高春喜，而这些人均系现场负责人和车队负责人。第二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的工程已实际施工，并非虚构，同时能够印证投资款已用于支付土方清运。第三组施工票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的工程施工后，运送渣土的车辆每干一次活都会出具一张运输票，最后在根据运输票的数量向承包运输车的负责人进行转账。同时，该票据也并非如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时所说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所有的票据均有现场负责人高春喜、张某加盖的个人私章，而不是上诉人的个人印章，可以证明该票据不是由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在被上诉人投资后，案涉工程就已开始全面施工。在第四组证据通话录音中徐伟超问：“咱一块投资的事，昨天我还给工地上打电话说这个事呢，工地说正月之内把钱拿回来。”张全林答：“你看看咱们2018年要了多少次，你说18年底把这个账要回来了，这一直没消息，现在我们也没办法了。”徐伟超又问：“干工地这事，我一直要着呢，你找这个理由起诉我，你找这个理由起诉我是不是不老合适啊？”张全林答：“你不给钱合适不合适?”徐伟超接着问：“咋我不钱，这账没要回来，咋给啊，咱们一块投资的事，你把事都压在我身上。”张全林答：“钱都在你那呢，肯定压到你身上。”被上诉人在通话中对于投资工程一事是认可的，双方投资合伙关系依法成立，被上诉人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为达到非法目的虚构事实进行起诉。一审法院把上诉人提供的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部分证据予以采纳，把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而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形成证据链的重要证据却不予采纳。将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重要证据排除在证据之外，认定为“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四、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张全林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依法移送司法机关。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的虚假诉讼，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上诉人为此花费了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用等，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被上诉人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主观意图及其恶劣，这种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不仅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欺骗的对象是人民法院，将法庭当做非法获益的“舞台”、将法官当做虚假诉讼大戏的“配角”，将审判程序当做他们实现非法目的的“工具”，该行为不仅妨碍了审判秩序，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还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必须追究被上诉人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五、一审法官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枉法裁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系双方平等自愿达成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伙关系的构成要件，不违反法律规范的禁止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起诉明显是为了非法利益采用的合法手段制造的蹩脚的伎俩。一审法院所做的判项明显颠倒黑白，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四组证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一审法官在判决书竟写到“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判决枉顾事实与法律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能妄猜其中的关系，但一审法院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全林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本案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30万元明显是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转款之时（2017年4月16日、2017年5月28日），只是基于对同乡高国建的信任。高国建说有个项目可以投资，高国建也进行了投资，并说上诉人有关系，所以被上诉人在收到高国建发送的上诉人的银行账号之后，便向上诉人转款。直至2018年，在同乡高国建的带领下，被上诉人去找上诉人索要款项，才在2018年8月14日加上上诉人的微信，与上诉人取得联系。时隔一年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才互相有了联系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二者之间没有其他关系。上诉人一直声称有项目，但是项目具体名称、项目所在地、项目进展情况、项目盈亏状况均未告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催要款项时，上诉人却一直以上家未结算款项为由搪塞被上诉人，不归还款项。被上诉人并不知道该项目的具体情况，也未实际参与该项目，甚至不知道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上诉人获得该笔款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被上诉人却在轻信上诉人的前提下，损失了30万元，被上诉人的损失和上诉人的获益之间有因果关系，显然构成不当得利。2.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合伙的本质应该是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投资关系，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首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证人张某，与上诉人的姐姐曾经是夫妻关系，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备客观性，不可采信。且张某的证言中多为转听他人陈述，缺乏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其次，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施工票据并不能证明所称地铁五号线施工项目就是与本案相关的项目，上述证据并未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参与该工程。合伙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伙方应该共同参与经营，共同管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合伙。最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并未说明项目具体名称，只是说项目上的账还没收回来，和当初欺骗被上诉人的说辞一致，故不能证明录音中所说的项目就是开庭过程中所说的地铁5号线项目；被上诉人在录音中也未承认去过项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多次向上诉人主张过涉案款项，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也证明了这一事实，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也不断重新计算，故诉讼时效并未超期。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第九百八十七条规定，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基于上述两款规定，主张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照上述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不当得利的定义是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没有法律依据，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上诉人转款共计300000元，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为投资款，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存在合伙关系，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即上诉人获益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损失和上诉人的获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期间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进行了仔细查看，双方对证据也予以质证。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在一审开庭质证期间，被上诉人代理律师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已经予以反驳，该部分内容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有记录，且本份答辩状第一项中被上诉人也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再次予以反驳，故此处不再赘述。四、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被上诉人之所以起诉上诉人，是因为自身权益受损。上诉人声称有项目可以投资，回报丰厚，被上诉人基于对同乡的信任给上诉人投资，但迟迟未见到回报，被上诉人也未见过该项目，也未参与过经营管理，对项目情况一无所知。鉴于此，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转款毫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只能以不当得利来起诉。上述事实均有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佐证，事实清楚，不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五、一审法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正确。一审法官在查看双方提交证据、调查事情经过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张全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3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5月28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6日，原告张全林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向被告徐伟超转款200000元；2017年5月28日，原告张全林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向被告徐全林转款100000元。一审庭审中，原告张全林的同乡高国建称被告有项目可以投资赚钱，故向被告徐伟超转款300000元，其未参与项目的管理。原告称2018年曾向被告多次主张过涉案款项。在被告提供的通话记录中亦载明：张：你看看咱们2018年要了多少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及质证笔录、开庭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原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转款共计300000元。被告辩称该款项为原告与被告合伙做地铁五号线土方清运项目的投资款，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对被告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过涉案款项，故对被告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00000元及利息，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伟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全林3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张全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27元,减半收取计3263.5元，由被告徐伟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徐伟超对于2017年4月6日收到张全林转款200000元、2017年5月28日收到张全林转款1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张全林向其所转的两笔款项系双方合伙做工程的款项，而张全林对徐伟超的说法不予认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徐伟超应就其主张的与张全林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徐伟超所举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与张全林存在合伙关系的应当具备的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等其他条件，且也无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口头的合伙协议。故根据徐伟超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张全林之间存在为共同的事业为目的的合伙关系。本案中，徐伟超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收到的张全林的案涉300000元款项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并无不当。徐伟超主张张全林的起诉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没有依据，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伟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证据不充分，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27元，由上诉人徐伟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宏勋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陈 涛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