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2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浩洋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齐鲁大道63号33号楼八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54496110M。法定代表人：薛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鸣，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艾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畅通船舶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海滨北路48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5267768XK。法定代表人：臧晓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杰，山东星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山东星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塔山中路-3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27402024417。法定代表人：薛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鸣，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艾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浩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畅通船舶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通船舶）及原审第三人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公司）质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浩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00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完整的通话录音且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断章取义，进而错误认定案涉质押合同所担保的是“购买股权”事宜，显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案涉《质押合同》所担保的“一亿元债权”(即被上诉人拖欠原审第三人一亿借款)的事实客观存在，且被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己予认可。被上诉人早在2019年11月22日与原审第三人的电话沟通过程中便已明确知晓股权质押的目的在于担保原审第三人一亿元债权，其不仅当时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且还请原审第三人准备相关的合同。但由于威海当地两级工商行政部门均不同意办理公司接受本公司股权作为质物的质权设立登记(且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申请依职权自行调取的《山东省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也有相关规定)，由于前述客观障碍，为尽快办理质权登记，保障原审第三人一亿元债权，原审第三人当时不得不委托其另一股东即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案涉质押合同，其中明确记载被担保的债权为一亿元，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授权委托原审第三人的员工毕云峰进行办理，该事实已被一审判决认定。然而，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对于2019年11月22日原审第三人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担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仅载明王文利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表述同样不准确)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臧晓华的通话录音内容断章取义，认为“上诉人主张质押权所指向的被上诉人欠第三人的债务也只是‘名义’上的，并非实际的意思表示”显然与基本事实不符，结合该段完整的录音以及原审第三人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被上诉人对于股权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明确知晓。此外，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1月28日的一份录音(上诉人已明确否认该录音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同意签署质押合同的目的确系为了购买股权”，鉴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案涉质押合同无效的理由系因缺乏主合同，据此，主合同是否存在的客观事实对于一审判决有实质影响，一审法院在未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对质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进行全面查明后进行判决，显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认定的事实与其适用的法律产生明显逻辑上的矛盾。一审判决在认定错误事实的基础上，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因案涉质押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应当认定为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立法本意，“虚假的意思表示”应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未就最终实施的法律行为达成真实的合意，然而一审判决在已认定“被上诉人同意签署质押合同的目的确系为了购买股权”，即认定案涉质押合同存在对应的主债务(即便该项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仍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质押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显属矛盾，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且明显违背立法原意。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同意与上诉人签署质押合同的目的确系为了购买股权，但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其自始至终从未与上诉人签署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也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判定担保合同不成立而非无效，由此再次反映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以及审判逻辑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此外，由于被上诉人已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案号：(2020)鲁10民初159号，下称“优先权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在此情况下，如一审法院认为质押合同担保的主债务为“购买股权”事宜，则由于主债务的效力不明，也应中止本案审理，待优先权案审结后，再行恢复审理。三、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导致未能查明本案关键事实。据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了解的情况，原审第三人曾于2020年12月3日在举证期限内(原审第三人于2020年11月30收到一审法院寄送的《参加诉讼通知书》)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涉及2019年11月22日王文利与臧晓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附件《协议书》以及当天双方之间的电话通话录音两段及文字节录稿。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补充证据对于查明本案案情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佐证原审第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文利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臧晓华于2019年11月22日就股权质押及所担保的主债权反复进行电话沟通并确认担保的事项即为一亿的欠款债权，且王文利通过微信将《协议书》草稿发送给臧晓华，其中明确载明，办理股权涉及的相关款项是为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的一亿元借款提供担保，被上诉人对于股权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一审法院直接忽视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在没有调查对于案情具有关键意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的基础上，就匆忙作出判决，造成本案重要事实被遗漏，显系程序上的重大错误。四、一审法院庭审中未经本案当事人同意中途更换书记员，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在2020年10月26日首次开庭过程中，现场的法庭书记员张瑛在擅自接听电话后突然离席，主审法官在未询问且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径行更换书记员，且该事项未在庭审笔录中记载。一审法院未告知上诉人变更后书记员的名单，未询问上诉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且前述事项均未在庭审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下，显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犯了上诉人应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畅通船舶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上诉人称股权质押是为了担保原审第三人的债权，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2019年11月28日和11月29日双方法定代表人的录音内容（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实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提出如果被上诉人在2019年11月29日前将其所持有的原审第三人股权质押给上诉人，上诉人就与被上诉人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也承诺如股权没有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就注销所办理的股权质押登记。为了表达购买诚意，保证股权转让合同顺利签订，2019年11月29日被上诉人同意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并于同日办理了质押登记。事实上，上诉人为了达到能够满足第三方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的购买条件，骗取被上诉人签订了没有主债权的质押合同。上诉人所提交的2019年11月22日的录音内容，并不能证明双方是为了给原审第三人债权做担保设置股权质押，首先录音中只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提出要求，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表示同意，事后双方也没有履行。2019年11月28日，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就是为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质押登记。二、即使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因为原审第三人不能直接对自己的股权设置质押，所以由上诉人代替原审第三人办理股权质押登记，该登记也没有物权效力。实际上原审第三人也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被上诉人也不知道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形。首先，按照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规定，主债权人和质押权人必须为同一人。因为担保合同是从合同，没有主债权人的身份，质押权人的质权没有权利基础，质押即使登记也归于无效。其次，隐名持有物权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不属于物权，没有物权效力。再次，隐名物权人没有经过登记，没有公示力，没有物权效力。三、按照上诉人的说法，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串通采取规避法律的方式办理的质押登记也是无效的。公司资产维持原则是公司法重要的原则，公司购买自己的股权实际上属于减资行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所以公司质押自己的股权也是被法律所禁止。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因为法律上公司不能成为自己的质押权人，事实上无法办理质押登记，所以以上诉人的名义代替原审第三人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也因为其采取规避法律的手段，违背了公司资产维持原则，损害原审第三人的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应该归于无效。四、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一案(2020)鲁10民初159号，被上诉人是要求强制缔约，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也就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主债务效力不明的问题，所以本案并不需要中止审理。五、一审程序不存在问题，原审第三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即2020年12月2日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证据，法院不需要组织质证，因此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进行了两次庭审，书记员都是张瑛，如果第一次庭审存在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上诉人的代理人为专业律师，应当当庭提出或者在第二次庭审中提出。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均没有提出，现在上诉人提出该程序问题，已经没有权利。海大公司述称，一、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原审第三人在参加本案诉讼后，及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予以受理，也没有组织质证。三、被上诉人主张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公司购买自己的股权属于减资行为，但本案是关于质押，并不是购买股权，显然被上诉人混淆了概念，而且被上诉人主张公司质押自己股权是被法律所禁止，显然是对公司法的误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不得接受本公司股票作为质押标的的规定，仅仅针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质押给本公司，无论判例还是权威的学说都予以了肯定。本案中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原因，就是因为威海当地的两级工商部门错误地理解了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也曾经向工商部门调取了相应的文件，在一审中双方都有充分的陈述。四、关于申请回避问题，首先法庭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不能因法官没有做这项工作，当事人就丧失了权利，逻辑上不成立。畅通船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畅通船舶与浩洋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8日，畅通船舶（甲方）和浩洋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质押合同》，约定甲方以在海大公司的股权做质押，质押标的为甲方在海大公司投资的1，800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30.33%），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一亿元整；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一日内将出质股权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发生下列事项之一时，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所得款项及权益优先清偿借款本息：（1）甲方不按本质押项下合同规定，如期偿还借款本息，（2）甲方被宣告解散、破产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并将转让所得款项提前清偿借款本息；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自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2019年11月29日，双方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登记，股权出质申请书中登记的出质人为畅通船舶，质权人为浩洋公司，具体办理人员系海大公司的工作人员毕云峰。2020年6月5日，畅通船舶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上述质押合同无效。一审庭审中，畅通船舶提供以下证据：1.畅通船舶的法定代表人臧晓华与浩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文利分别于2019年11月28日和11月29日的通话录音两份，28号的录音中臧晓华称“董事长那不行咱就那么弄吧，押给你，把股权做质押就质押”“你得给我保证啊，别到时候又不签合同，那怎么办？”王文利称“我肯定不能，你赶快弄明天早上押一押，押了以后是这样，我这边儿的律师或者是说你那边儿的律师也好一就起草一个股份买卖或者转让协议”，“你先签，签完明天早上上班让毕云峰中午上班以前押完”，臧晓华称“可把准儿，可别骗着我把他押上了，你们再变卦”；29号的录音中，臧晓华称“董事长，合同什么的已经弄好了，连着格式什么的一就签上了，一定哈，董事长”，王文利称“你放心就行，要是离儿咱们说的那些，我马上退给你，我什么也不管，你放心就行”。拟证实涉案质押合同是为了担保畅通船舶购买浩洋投资及海运公司、天德公司所持有的海大公司股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顺利履行，并不是为畅通船舶向浩洋公司借款一亿元提供担保；双方均同意在办理完股权质押登记后，继续谈股权转让的合同事宜；浩洋公司承诺如果三家公司所持有的海大公司股权不卖给畅通船舶，浩洋公司就解除股权质押；实际上畅通船舶与浩洋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借款关系。2.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发布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网络打印件，拟证实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浩洋公司、威海市海运有限责任公司、威海天德贸易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三股东持有的海大客运有限公司66.6667%的股权，其中浩洋公司作为出售方，向渤海轮渡承诺在股权收购过渡期内，确保浩洋投资对海大客运股东畅通船舶出质给浩洋投资的海大客运股权的质权，不受任何不利影响，合法有效存续，可以证明浩洋公司假意与畅通船舶协商股权转让，要求畅通船舶签订质押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满足收购条件。浩洋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录音都是在2019年11月28日和29日的谈话，早在11月22日海大公司已经告知了畅通船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海大公司与畅通船舶之间一个亿借款协议项下的担保，畅通船舶对此情况明确知晓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即便在28日和29日，畅通船舶的法定代表人否认质押的目的，已经构成了在后的反言，不足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收购是案外人渤海轮渡公司和其他案外人进行的交易，与本案涉及的质押无关。海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浩洋公司相同。庭审中，浩洋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3月24日及2014年4月10日海大公司向畅通船舶转账共计1亿元的银行凭证6张、畅通船舶向海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6张以及2019年7月15日畅通船舶（甲方）与海大公司（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2019年1月15日乙方股东会决议免除甲方2018年12月31日前1亿元的借款利息，同时甲方需同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按7%计算，至此甲乙双方就此一亿元本金收回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争取在短期内回笼该笔款项，2.甲方用乙方的股份受益偿还本金，……4.自2018年度股份受益算起，目前余额154万元整，5.以后甲方的股份收益由乙方自行扣留至本金还清为止，……7.在本金全部偿还清之前，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甲方不能转让股份。拟证明海大公司曾向畅通船舶出借了一个亿的资金。证据2.2019年11月22日，王文利与臧晓华之间的通话录音，录音中王文利称“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边有个初步意见就是那个咱三家、咱四家一是写个框架收购协议，你看行的话你同意的话写那么一个东西，再一个就是你得把你那个股权押给我”，“你押给我是以什么名义押给我哈，押给我的话就是以你欠海大钱那个名义押给我，咱完了你要不怕事不挡害的话，那就没道道，拟弄完了以后，你过一天你上工商马上就办了，抵押就押给我自己，押我这”，臧晓华称“那就是我先给你钱不就是的了，还把股份押给你？”王文利称“不，那等着商量看一看怎么个弄法”臧晓华称“行，你先弄个东西吧董事长，我看看以后咱再商量商量，先签个框架协议我觉得是好事，对谁都是好事”，王文利称“行，我让他们弄个东西，就是那个股权押得，我说的话它主要对的那场那的这个事，那个臧总主要是对的你欠海大的钱的事，啊主要是这个事”，臧晓华“嗯”。拟证实王文利与臧晓华谈到了质押的事情，王文利再三明确的说，主要就是对畅通船舶欠海大的钱的事，臧晓华回应表达了明确的知晓，没有提出异议，因为王文利当时是任海大公司的董事长，可见，畅通船舶对于质押合同的质押的目的和背景早在至少2019年11月22日就是非常的知晓清晰。证据3.浩洋公司（乙方）与海大公司（甲方）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一份，协议载明：截至目前，畅通公司向甲方借款一亿元，为保障上述借款的偿还，畅通公司将其持有的甲方30.33%的股权质押给乙方，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代为办理股权质押的相关手续，代为行使质押权；双方确认甲方是该笔借款的唯一且完整的债权人，实际享有质押股权的质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及当地工商登记机关的操作实务，甲方无法接受畅通公司持有的甲方自身股权作为质押标的，不能在股权出质登记中将甲方登记质权人，故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将质权人登记为乙方。拟证明浩洋公司是受海大公司的委托签订的涉案质押合同，海大公司是一个亿借款的唯一债权人，实际享有质权，浩洋公司仅作为代办人办理相关的手续，代为行使质权。证据4.公证书及光盘三份，拟证明浩洋公司委托律师与在上海东方公证处进行向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及威海市环翠行政审批服务局电话咨询，咨询的内容是关于威海当地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可以接受公司股东与本公司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的质权登记，两级行政审批服务均明确回复，不得办理这业务，而且是一直以来不能办理这业务，也是实际上证明了存在这样的客观的登记障碍。畅通船舶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畅通船舶确实欠海大公司一亿元，但协议中并未约定畅通船舶需要为该笔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话录音不能体现浩洋公司主张的办理股权质押是为海大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并且臧晓华并没有同意王文利的说法；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1月20日，并非在质押前双方对权利的约定，从时间上与实际履行是矛盾的，王文利作为海大公司和浩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同时代理两个公司签订合同，真实性存疑，应该是事后伪造的，并且该协议浩洋公司和海大公司从来没有向畅通船舶出示过，即使是该协议是真实的，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协议没有公示的效力，因此不能证明该质押的质押权人是海大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公证书只能证明浩洋公司委托的律师打了三个电话，对于对方的电话回答人员的身份并没有进行落实，不能证明对方回答人员是相关机关的有权答复的人员，即使是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从其对话的内容可以看出，因为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所以不能办理质押登记，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使是真的要为海大公司的股权设置质押，首先应当在海大公司与畅通船舶之间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然后才存在进行质押登记的手续问题，而畅通船舶与海大公司不存在质押合同，因此相关机关的规定，并不能证明海大公司与畅通船舶之间存在质押的意思表示。海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庭审中，海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海大公司自2013年6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组织召开的本案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务相关的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的会议记录，在这些会议决议当中，畅通船舶作为海大公司的股东签字确认并盖章确认，确认存在着一个亿的债务。畅通船舶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一亿元的债权发生在2013年，其本身并非借款，而是海大公司委托畅通船舶筹建海大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发生的费用，后来在2019年7月15日，海大公司与畅通船舶形成了协议书，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该协议书为准，协议中并没有约定需要用畅通船舶的股权做质押担保，且证据中所有的内容都没有提及畅通船舶需要用其对海大公司的股权为海大公司的债权设置担保，可以证明在畅通船舶和海大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质押合同关系。另查，2020年8月14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海大公司诉畅通船舶民间借贷一案，该案中海大公司主张畅通船舶曾向其借款一亿元，尚欠83，672，500元未偿还，故起诉要求畅通船舶偿还本息，该案中海大公司并未主张对畅通船舶享有质押权，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又查，2008年开始实施的《山东省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用于出质的股权，有下列情形的，不得申请办理出质登记：……（四）将股权出质给本公司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涉案的《股权质押合同》是否有效。该《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畅通船舶以其在海大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一亿元。庭审中，畅通船舶与浩洋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一亿元的债权，畅通船舶主张该质押合同的签订是应浩洋公司的要求为其购买浩洋公司及其余两家公司在海大公司的股权提供的担保；浩洋公司及海大公司则主张该质押合同的质权人为海大公司，系为海大公司对畅通船舶享有的一亿元债权提供担保，因存在质押登记的障碍而委托浩洋公司代海大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由于涉案质押合同中并未明确载明“一亿元”债权的具体内容，而根据畅通船舶法定代表人臧晓华与浩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利之间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畅通船舶同意签署质押合同的目的确系为了购买股权，在11月22日的录音中，王文利称“你押给我是以什么名义押给我哈，押给我的话就是以你欠海大钱那个名义押给我”，故浩洋公司主张质押权所指向的畅通船舶欠海大公司的债务也只是“名义”上的，并非实际的意思表示。浩洋公司提供的其与海大公司之间的委托协议书，也是在涉案质押合同签订之后，亦未得到畅通船舶的确认，故不能证实浩洋公司的主张。综上，涉案《股权质押合同》系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作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二）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因涉案质押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应当认定为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畅通船舶与浩洋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浩洋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属于程序问题的证据，证明本案庭审过程中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未告知变更后书记员的姓名，也未询问是否提出回避申请的情况下，直接更换了书记员，且未将该事项记录在庭审笔录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证据二、被上诉人在另案中于2021年1月18日提交的补充诉状；证据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1月27日的开庭传票，证明被上诉人已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且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而不是一审判决后提起的。当时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如果一审判决认定质押合同担保的主债务是购买股权，如被上诉人代理人所言，其在优先购买权案件当中要求强制缔约，因此主债务是否成立，以及相应的效力在一审审理中不明确，一审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待优先权案审结后再行恢复审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证据一2020年10月26日的庭审笔录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形成，该笔录不存在上诉人所提出的程序违法问题，并且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辩论终结前也没有就其所主张的程序问题向法庭提出，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一审违反法定程序。证据二和证据三实际上所涉案件在2020年10月就已经立案，该案诉讼请求是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不存在质押合同的主合同问题，本案不需要中止审理。并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从未提出本案需要中止审理。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同意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三性。证据一证明更换书记员的情况没有记入笔录。证据二和证据三形成时间都是在庭审后二审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原审第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11月22日，王文利与臧晓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附件协议书、二人之间当天的电话通话录音以及将上述证据向一审法院寄送的快递底单和投递记录，该组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文利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臧晓华在2019年11月22日已经就股权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微信聊天过程中，王文利发送的协议书草稿中明确记载办理股权涉及的相关款项是为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的一亿元借款提供担保，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臧晓华收到了聊天内容，因此对所担保的债权应当明知。原审法院收到该组证据，但是没有组织质证。证据二，2019年11月28日王文利、臧晓华的一段通话录音及文字截录，证明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019年11月28日下午5:15通话之前，王文利与臧晓华还进行过一次通话，在这次通话当中，王文利反复明确地向臧晓华提出，办理股权质押的事宜是为了一亿借款的情形，被上诉人对此也予以认可，而且臧晓华一开始不同意，但是当王文利明确一亿借款的质押是后续双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的前提条件时，臧晓华没有反对，表示认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两份证据均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均是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前的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在本次庭审中提交。证据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证据一和证据二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臧晓华明确知晓同意为原审第三人的债权设置质押登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质证认为，认可原审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一审法院2020年10月26日的庭审录像。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质押合同》效力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关于调取一审庭审录像的申请亦与本案争议的《质押合同》效力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二审查明的2019年11月28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质押合同》以及办理质押登记等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一审主张，为保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顺利签订而订立涉案《质押合同》，《质押合同》签订后，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也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上诉人也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由于质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不存在，作为从合同的质押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质押合同》是否无效。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上述规定，质押合同效力与质权效力不同，质押合同效力应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主合同是否成立或是否存在，不是导致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存在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故被上诉人主张因《质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不存在导致作为从合同的《质押合同》应为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一般仅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情形，当民事法律行为缺少该条所述要件时，依据该条仅能得出该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归于有效的结论，但因有效之外，民事法律行为尚有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等多种法律效力状态，故在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时，需援引其他有关无效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判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状态。而该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需以当事人通谋实施为要件，但本案当事人设立股权质押的意思表示一致，双方仅对质权担保的主债权有争议，不能认定为通谋虚伪行为。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即使存在庭审中更换书记员的情形，也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仅属程序瑕疵，并未影响上诉人实体和程序权利，故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庭审中未经本案当事人同意中途更换书记员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浩洋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威海畅通船舶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威海畅通船舶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