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04民初4122号原告：刘文滔，男，198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被告：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枣营路甲3号2幢6016室。法定代表人：高捷，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童一，男，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系公司员工。被告：北京天运达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9号综合楼9-22幢2层3号206。法定代表人：李景华,系公司执行董事。被告：天韵达（天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6号楼102室-80。法定代表人：宁玥玥，系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刘文滔诉被告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约公司”）、被告北京天运达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运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天韵达（天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韵达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滔、被告首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童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运达公司、被告天韵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刘文滔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决天运达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52605元；2.判决天运达公司支付2016年6月至2019年5月未休年假工资13050元（日平均工资290元×年假天数5×300%）；3.判决天运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30天通知赔偿一个月工资7515元；4.判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5.判决首约公司对前述1-4项负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天韵达公司对上述所有诉请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其第一项诉请的计算周期为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30日；第三项诉请系针对2019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通知。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13日起，原告在被告首约公司担任网约车驾驶员，应被告首约公司要求，在收取原告10000元车辆押金后，原告与被告天运达公司，先后签订多份劳动合同，实际在首约公司长沙分公司上班（要求驾驶员先签字按完手印后再统一寄回北京盖章）。在担任网约车驾驶员期间，原告驾驶车辆由被告首约公司提供，原告通过被告首约公司提供的网络软件进行工作，原告的工资金额、工作时长、工作方式等也一直接受被告首约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的严格管理和控制，被告天运达公司仅发放工资。工作期间被告多次修改薪酬方案，直到2019年4月30日被告以公司改制为理由威逼利诱强迫原告接受所谓的首汽合伙人模式（解除劳动合同以租车的形式运营，以低廉实惠的租金条件蛊惑原告）。当时的情况，首约公司领导人多次与原告强调如果不妥协签字，公司将强行收回车辆并停止运行手机接单软件，迫使原告离职。2020年11月25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首约公司辩称：一、原告因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不符合支付赔偿金或经济补偿的情形。原告与天运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派遣至被告处担任网约车司机。2019年4月30日，原告因其个人原因，主动向天运达公司申请离职，主动辞去在首约公司处的网约车司机。从原告自身手写、签名确认的辞职信、离职申请单，以及《劳动合同终止协议》等各离职文件也可以明确证明系原告主动申请离职，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而并非原告所述的强迫其离职。因此并非应支付赔偿金或经济补偿的情形。二、原告要求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应不予支持。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第2款的规定，“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带薪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这也就决定了追索带薪年休假权益具有时效性，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原告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已超过一年，且未休年假待遇属于员工福利，不属于工资范畴，应不予支持。三、原告要求赔偿一个月工资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30天通知申请赔偿一个月工资，即俗称的代通知金，本案系原告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代通知金的适用情形及支付条件，应不予支持。四、首约公司无需对原告的请求承担任何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承担的连带责任是对被派遣劳动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前提是用工单位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劳动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系与天运达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与首约公司并未形成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均应由天运达承担，与被告无关。另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自愿离职，于2020年11月25日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自愿离职后与被告签订了《车辆使用合作协议》，该协议下，原告与被告系车辆承租人与出租人关系，并非劳动关系。自2019年4月30日后原告并不在被告处工作，且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或终止的情形，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被告天运达公司、被告天韵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庭前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经审理查明：被告天运达公司系被告天韵达公司的总公司。2016年3月1日，原告刘文滔入职被告天运达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9日，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工作地点为长沙，工作时间采用综合工时制度，工资为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原告实际被派遣至被告首约公司担任网约车司机。原告工作期间的工资由被告天运达公司或天韵达公司支付，天韵达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截止至2019年4月的工资。2019年4月30日，原告向天运达公司提交《离职申请单》，该申请单上载明的离职原因为“员工自动请辞”，用工单位为首约公司，劳务公司为天运达公司。被告天运达公司在该申请单上盖章。同日，原告向天运达公司提交《辞职信》，该辞职信载明“本人刘文滔，现因公司原因，特向公司提出辞职，自愿与北京天运达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11月25日，原告等人以天运达公司、天韵达公司、首约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支付经济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30天通知赔偿一个月工资、首约公司对前述申请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11月30日，仲裁委以“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作出长劳人仲不字（2020）第24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1.2019年4月30日，刘文滔（乙方）与首约公司（甲方）签订《车辆使用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提供车辆，乙方向甲方支付平台车辆租金，并将其车辆接入甲方的“首汽约车APP”平台，在甲方平台合作从事网约车运营业务。为保障甲方车辆的资产安全，乙方提车时需要缴纳10000元的资产保证金。协议到期后，乙方按时向甲方归还车辆及有效证件且乙方需保证车辆完好无任何车辆违章，同时乙方不存在本协议约定项下的需扣除资产保证金的情形，则甲方在协议到期后30日内将资产保证金退还乙方；但如果乙方存在本协议约定项下的需扣除资产保证金的情形，则甲方有权在扣除相应的资产保证金后，在30日内将剩余的资产保证金退还乙方。协议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2020年3月后，原告向被告首约公司返还了车辆。2.原告主张在其工作期间被告每天强制要求其在线时间为8小时以上，被告主张不存在强制要求在线8小时。原、被告双方均未对在线期间是否要求强制接单进行举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当事人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离职证明、离职申请、车辆使用合作协议、辞职信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文滔于2016年3月1日入职被告天运达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天运达公司安排刘文滔至首约公司从事网约车司机，刘文滔与天运达公司的劳动关系自此成立。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金。涉案《辞职信》载明系公司原因离职，但未载明系因公司何种原因导致其提出离职，结合原告签字的《离职申请单》，该申请单上载明的离职原因为“员工自动请辞”，故不属于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的情形，对原告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假工资。原告系从事网约车司机工作，且其与被告天运达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约定的工作时间为综合工时制，因网约车驾驶员可灵活安排作息时间,故具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是否休息。另被告首约公司辩称原告的主张已过仲裁时效，因原告于2019年4月提出离职，后于2020年11月申请仲裁，且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向被告主张了权利，故原告的主张已过仲裁时效，对被告首约公司该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赔偿一个月工资。原告系个人原因离职，不属于应由用人单位支付代通知金的情形，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文滔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文滔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颜宇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孙颖书记员柳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