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负责人：袁彩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晨,江苏致邦（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江苏致邦（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顶能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垛田镇王横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王祝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楚贻，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行，住所地兴化市英武路18号。负责人：袁晓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志，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钟，该行工作人员。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华融江苏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顶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能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兴化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兴化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1民初734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融江苏分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顶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华融江苏分公司所举证据足以证明顶能公司在建行兴化支行为江苏梅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兰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1.华融江苏分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以下称《最高额保证合同1》）和原件（以下称《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合同编号、签订主体、担保事项等主要内容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部分填写栏是手写还是加盖印章。上述合同能够反映担保的事实。2.《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顶能公司印章真实合法，根据该合同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双方加盖公司印章后合同即生效。顶能公司仅对该合同中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未对其公司签章提出异议。3.建行兴化支行提交的顶能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其法定代表人也确认其签字，应真实合法有效。该决议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梅兰公司向建行兴化支行借款500万元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14年4月18日，担保事项期限为2014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17日，梅兰公司借款发生在该期限内。此外，其他保证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时间均在2014年，且经生效判决已确认，相关保证人承担责任。4.一审建行兴化支行未到庭说明案涉保证事项有关事实，致相关事实不清。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始终未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1》《最高额保证合同2》的效力。2.顶能公司否定其“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与案涉保证相关，应当举证证明该决议系针对其他担保事项而与案涉保证无关，该举证责任应在顶能公司，不在华融江苏分公司或建行兴化支行。顶能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华融江苏分公司先后提交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填写不完全一致，有违常理；《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其本人所签，建行兴化支行及华融江苏分公司对此均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建行兴化支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二、华融江苏分公司称根据合同约定，顶能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即生效。但该合同系建行兴化支行制作且系格式文本，上述约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规定，即保证贷款应由保证人与贷款人协商一致，加盖保证人的法人公章并由保证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姓名。经鉴定，《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有理由推定印章系建行兴化支行工作人员趁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注意时私自所为。三、华融江苏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在决议有效期内签署相关合同或文件。如果决议是追认，就不应该是现在这样表述。四、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的证据不能证明顶能公司提供案涉保证，只有在存在担保事实的情况下，才审查合同效力。而且，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五、华融江苏分公司已就前案生效判决申请一审法院执行，并已从被拍卖抵押物款项中优先受偿，其再次起诉顶能公司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华融江苏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顶能公司对梅兰公司的贷款在最高额200万元范围内以及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一审经审查认定如下事实：一、2015年12月3日，案外人梅兰公司因借款所需，与建行兴化支行签订编号为2015430112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梅兰公司向建行兴化支行借款500万元，借期一年，自2015年12月3日至2016年12月2日，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加157.3基点。案外人兴化市风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采公司）以坐落于兴化市南侧的房地产为上述借款抵押担保，风采公司以及陈学龙、陈学均、从传女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二、后因梅兰公司未及时偿还贷款，建行兴化支行于2017年3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苏1281民初2638号民事判决，判决：1.梅兰公司偿还建行兴化支行借款49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7年3月28日，利息为366622.54元；自2017年3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约定月利率5.8725‰上浮50%计算）。2.风采公司、陈学龙、陈学均、从传女对梅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3.建行兴化支行对风采公司坐落于兴化市南侧的房地产在拍卖、变卖等处置时享有优先受偿权。三、2018年2月26日，建行兴化支行的上级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与华融江苏分公司签订编号为CCB2017008-JS1-55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梅兰公司债权转让给华融江苏分公司，转让明细表中记载借款人为梅兰公司，借款合同编号为2015430112，担保人为风采公司、顶能公司、陈学龙、陈学均、从传女，其中顶能公司的担保合同编号为2014430029，并在《江苏经济报》刊登了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四、2019年9月18日，华融江苏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华融江苏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包含编号为2014430029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一份（即《最高额保证合同1》），顶能公司对该复印件真实性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释明，华融江苏分公司及第三人建行兴化支行均未能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原件，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其后，华融江苏分公司提交编号为2014430029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一份（即《最高额保证合同2》。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记载为2014年4月18日签订，合同编号一致，约定顶能公司对梅兰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17日期间的贷款在最高限额2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义务，该两份合同中甲方处均加盖有顶能公司公章以及“王祝善”签名。顶能公司对该两份合同均不予认可，其对华融江苏分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的“王祝善”签名申请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7日出具“康宁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2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4月18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上第7页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处王祝善签名字样与样本王祝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就《最高额保证合同1》及《最高额保证合同2》的签订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建行兴化支行对此进行说明且建行兴化支行当庭陈述庭后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但至本案一审判决前，建行兴化支行仍未提交相关说明。对于案涉鉴定意见书，建行兴化支行亦未到庭参加质证。五、针对本案顶能公司为梅兰公司担保事宜，建行兴化支行提交顶能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经我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江苏梅兰服饰有限公司向贵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期限12个月，用于购原料。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担保本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人民币贰佰万元清偿。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本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由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通过，有效期从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11月11日。决议时间：2015年11月11日。对该决议，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陈述称：1.决议中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顶能公司自十几年前就与建行兴化支行有多笔借款往来，本人签字比较草率；2.该决议内容没有印象，在何处所签也记不清；3.顶能公司没有在建行兴化支行为梅兰公司提供担保；4.决议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时间不吻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不能提供证据的或者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华融江苏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建行兴化支行处受让本案债权，其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建行兴化支行对顶能公司享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本案中，华融江苏分公司及建行兴化支行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建行兴化支行对顶能公司享有债权。理由如下：1.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1》《最高额保证合同2》均由华融江苏分公司从建行兴化支行处取得，但华融江苏分公司与建行兴化支行均不能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原件，且该两份合同填写内容并不完全一致。2.《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王祝善”的签名并非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本人所签，作为经办机构的建行兴化支行不能对此作出合理陈述，经释明后亦未能出具情况说明，在组织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时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质证。3.建行兴化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与其他一般法人或者个人不同，其有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对保证合同签订情况不能做出合理说明，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4.建行兴化支行虽提供有顶能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但该决议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与保证合同中落款时间2014年4月18日不能吻合；该决议记载“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代表本公司办理相关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但华融江苏分公司及建行兴化支行所提交的保证合同中“王祝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华融江苏分公司或建行兴化支行亦未能提供在该决议形成后其与顶能公司签订有针对梅兰公司借款的相关保证合同。综上，华融江苏分公司及建行兴化支行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顶能公司为梅兰公司在建行兴化支行所借款项提供保证，华融江苏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29800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要求华融江苏分公司明确基于哪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华融江苏分公司陈述以《最高额保证合同2》为准，但保证金额等内容以《最高额保证合同1》和“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为参考。本院另查明，《最高额保证合同1》与《最高额保证合同2》条款总体基本一致，但《最高额保证合同1》中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部分内容存在差异。《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未填写，且相关栏目系手写“无”或“此栏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1》中保证责任限额填写为人民币200万元，上述相关栏目系加盖“此栏空白”印章。建行兴化支行在本院审理期间陈述，《最高额保证合同1》可能由于工作交接问题，当时提供了《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扫描件，《最高额保证合同2》在会计档案中找到了就交给了华融江苏分公司；一审没有参加质证是因为其诉讼委托代理人当日时间冲突，没有及时给予反馈、解释；合同签订的情形，当时没有留存相关影像资料，无法提供相关材料。经过与（2017）苏1281民初2638号民事判决案卷中建行兴化支行提供的相关“最高额保证合同”比对，《最高额保证合同1》除主文第1页、第7页外，其他内容和页面印制均为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二〇一一年启用版）”一致，且第1页与第2页并不衔接。《最高额保证合同1》主文第7页（即签名页）上顶能公司印章位置及王祝善签名与《最高额保证合同2》签名页均不一致。本院审理期间，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及“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情况，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陈述没有为梅兰公司在建行兴化支行提供过担保，也不清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印章如何形成；其公司与建行兴化支行也不少业务往来，如果借款或者担保会和公司财务一起过去办理，其他补充相关材料需要加盖印章的就让公司财务去；至于“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是建行兴化支行工作人员王军开车到其工厂，说为梅兰公司担保的事情要先做个股东会决议，同意为该公司担保，进行贷款预审，之后真正提供担保要签字盖章。建行兴化支行工作人员王军陈述案涉最高额保证是其经办的，顶能公司为梅兰公司提供担保是银行要求其去协调的；借款等业务办理需要面签，有时候其有事离开一会，顶能公司都签好了；但对经办地点、参加人员、签订过程、股东会决议形成等均陈述记不得了。建行兴化支行陈述，梅兰公司在该行先后有两笔借款，一笔是与案涉最高额保证时间一致，已经偿还完毕；案涉借款是第二笔，在发放时没有和顶能公司签订担保合同；“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是在2015年的借款档案中找到的，是为2015年借款担保审批使用的，审批通过后再签订相关合同。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融江苏分公司主张顶能公司为案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华融江苏分公司诉称建行兴化支行与顶能公司之间成立最高额保证法律关系，其基于债权受让对顶能公司享有相应权利，并提供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材料。顶能公司认可《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其印章的真实性，但否认其与建行兴化支行之间存在保证法律关系。对此，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从证据意义上来看，印章真实一般可以推定协议真实，但在相关证据否定或者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单纯依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需要结合协议签订过程、协议内容、协议形式、印章有无被盗用的可能性等多方面综合审查分析。首先，关于协议签订情况，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祝善陈述不清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印章如何形成，但涉及公司借款或担保事项其会到场办理；建行兴化支行工作人员王军陈述案涉最高额保证是其经办的，办理时是面签，但对经办地点、参加人员、签订过程等均陈述记不得了。实际上，对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形成过程，双方当事人无法清晰陈述。从办理相关业务规范和实践来看，建行兴化支行对于业务办理签章风险有更多的控制方法和能力。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除了顶能公司签章亦有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如果法定代表人到场加盖印章，建行兴化支行完全可以让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很难出现加盖的印章真实而签名虚假的情形。即使是顶能公司财务人员加盖印章，建行兴化支行也完全可以审核其授权情况，避免财务人员代为签名的情形。其次，关于协议内容及形式。一方面，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1》《最高额保证合同2》均由华融江苏分公司从建行兴化支行处取得，然两当事人均不能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1》原件。而且经过比对，该两份合同填写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还存在版本拼凑的情形，作为经办机构的建行兴化支行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华融江苏分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中保证责任最高限额未填写，经鉴定该合同中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建行兴化支行在一审期间和本院审理期间，均对此不能作出合理陈述，经释明后亦未能出具情况说明，一审庭审中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对相关鉴定意见的质证。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存在诸多疑点。最后，与其他一般法人或者个人不同，商业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开展相关贷款担保业务需要遵守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因此，对于有悖于业务操作规范的情形，商业银行更应当有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并能够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合同出现诸多不符合商业银行开展相关业务规范要求的情形，建行兴化支行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以及上述不规范情形不能做出合理说明。因此，在顶能公司否认双方存在最高额保证法律关系的前提下，足以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另外，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一审期间认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是顶能公司事后增补，能印证其提供了案涉最高额保证。从该决议内容来看，没有涉及对之前已提供最高额保证授权追认的表述，同时列明该决议的生效期间为其形成时间后的一年。华融江苏分公司受让的案涉债权发生在该决议之后，且债权数额与该决议对应，但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未提供证据证实在该决议形成后其与顶能公司签订有针对梅兰公司借款的相关保证合同。且二审期间建行兴化支行已经陈述该决议系在2015年借款档案中，系为此后借款进行担保审批所用，与顶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吻合。故华融江苏分公司基于此来证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并不充分。退一步而言，即使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但也因涉及越权担保问题而影响合同效力。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本案中，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主张顶能公司于2014年4月为梅兰公司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从现有证据来看，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节点，顶能公司并未出具同意为梅兰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案涉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为2015年11月，亦没有对之前借款提供担保追认的内容，且建行兴化支行和顶能公司均陈述系为案涉梅兰公司2015年借款的审批所用，故不宜认定该决议系事后对2014年提供最高额保证事项的追认授权。依华融江苏分公司的主张，顶能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需要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且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实际上，在无相关决议的情形下建行兴化支行即要求顶能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并订立合同，不宜认定其构成善意。故华融江苏分公司、建行兴化支行请求顶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融江苏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冒金山审 判 员 俞爱宏审 判 员 陈霄燕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 方明航书 记 员 徐莉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