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城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金马园二街107号。法定代表人：李海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军，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长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广，男，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兵，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全，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礼灿，男，197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兵，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全，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城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都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0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都园林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10813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绿都园林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胡广、周礼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绿都园林公司与北京金田伟业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伟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绿都园林公司向金田伟业公司汇款60万元性质是借款，是胡广、周礼灿借款时指定汇款到金田伟业公司账户的。1．2014年7月28日绿都园林公司向金田伟业公司汇款40万元，2014年8月1日汇款20万元，共计汇款为60万元，是王琳诉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京0113民初9458号］（以下简称9458号王琳案）中160万元的组成部分。根据王琳诉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及城市绿都公司诉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款汇总表（王琳、绿都园林公司合并提交），如果剔除绿都园林公司汇款给金田伟业公司的60万元，2014年的借款数额无法达到160万；结合李海涛和周礼灿的语音通话（9458号王琳案提交的证据第87页第一行）“那160是14年借的，到现在都两年多了……”，可以确定绿都园林公司向金田伟业汇款的60万是160万的组成部分。2014年胡广、周礼灿借款时，当时二人因急于用钱所以指示汇款到金田伟业公司的对公账户，根据前述借款汇总表可以看出2014年10月15日不论绿都园林公司还是王琳向胡广的个人账户的汇款都没有超过5万元。而2014年10月22日王琳向胡广汇款20万的汇款记录是其在柜台用现金向胡广个人账户转账。和银行了解当时通过网银向个人账户的汇款单笔金额不能超过5万元，所以2014年胡广、周礼灿在急于用钱情况下，于是打电话给李海涛让其通过绿都园林公司的账户直接汇款到金田伟业公司的账户。2．胡广在庭审中称“此60万，是返现给自己工程款”，此陈述不是事实，绿都园林公司与金田伟业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如果此60万元的汇款是返还的工程款，所谓的工程款只能是胡广借用北京园中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中园工程公司）的资质和李海涛借用签订北京京华顺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顺达公司）的资质签订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简称《施工合同》）中约定的施工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园中园工程公司是发包方，京华顺达公司是承包方，即李海涛是承包方。如果上述60万元是工程款，应该由发包方园中园工程公司即胡广、周礼灿或者金田伟业公司（周礼灿为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广认可其与周礼灿为金田伟业公司的同事关系）向绿都园林公司（李海涛为法定代表人、王琳为投资人）支付款项，而不应该由绿都园林公司向金田伟业公司汇款支付款项。3．胡广、周礼灿在9458号王琳案中称是其多付给李海涛的进度款的返现，9458号王琳案判决书第16页倒数第二行引用了“……因为第三笔进度款，根据比例多付给李海涛781878元，其中60万元是由李海涛通过绿都园林公司账户转账至金田伟业公司（40万和20万）返现……”。胡广、周礼灿上述所述并非事实。合同发包人北京市顺义区造林工程建设办公室与承包人园中园工程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18271617．38元。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总金额为11784500．00元。两份合同之间的差额就是胡广、周礼灿在此施工工程中的利润；现该施工工程已经完工并进行了决算，政府审核结算金额为17421262．65元，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结算金额为10572153．5元，并且胡广、周礼灿应得工程款已经结算并领取。根据9458号王琳案，发包人北京市顺义区造林工程建设办公室与承包人园中园工程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施工合同》，发包方北京市顺义区造林工程建设办公室的受委托人为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该合同价款为18271617．38元，约定将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李桥镇景观工程六标段承包给园中园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胡广一审中称其与园中园工程公司是合作关系，用园中园工程公司的资质去接项目，然后胡广再把通过园中园工程公司承接的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分包给京华顺达公司。根据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总金额为11784500．00元。两份合同约定的合同金额差额是6487117．38元，这是胡广、周礼灿在该工程中约定赚取的利润（含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截止目前上述两份合同对应的施工工程已经完工并进行了决算，政府审核结算金额为17421262．65元，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结算金额为10572153．5元，是胡广、周礼灿在该施工工程中实际赚取的利润6849109．15元（含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一审判决中第13页到第15页，关于“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工程款政五批拨款的认定数额有误。一审判决认定，第一批拨款金额为6844000元，第二批为2022800元，第三批为2842800元，第四批1994100元，第五批3716000元，共计17419700元。绿都园林公司按照每批拨款分开每项相加后与判决书相对照：第一批拨款有4笔，相加为6842425元，第二批拨款有4笔，相加为2020224元，第三批有2笔，相加为2842800元，第四批有3笔，相加为1999528元，第五批（尾款）3716000元，［结算尾款金额2124686．5元（实际施工人-葛广会取走）、胡广取走尾款1591313．5元（3716000元-2124686．5元）］，共计17420977元。而政府审核结算的金额为17421262．65元。另根据胡广前四批取走的金额再加上胡广取走的尾款1591313．5元，那么“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胡广取走的工程款实际一共为6482224．5元。与上文中胡广、周礼灿在该施工工程中实际的利润6849109．15元（含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相比，胡广实际是少领取366884．65元款项。关于胡广少领取366884．65元款，因为以前的庭审中双方也陈述工程款是由园中园工程公司出票，李海涛拿发票领取，是胡广的那部分返还给胡广，自己的利润部分入账，这样就存在胡广领取的部分应当由胡广支付税金，但是都是有李海涛垫付的。就最后一笔尾款对应的工程款不是李海涛垫付的税金，那么垫付税金的工程款的金额为：施工工程中实际的利润额6849109．15元减去胡广取走的尾款1591027313．5元，等于5257795．05元，乘以税率7%为368045元。垫付的税金368045元和胡广实际少取走的费用366884．65元，基本一致。故此，胡广支付给李海涛“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工程款，没有超出应该支付数额。故通过绿都园林公司向金田伟业公司汇的60万元款项不是在9458号王琳案中胡广称的是其多付给李海涛的进度款的返现。另外胡广、周礼灿在本案一审中和9458号王琳案一审中，针对此60万元款项的陈述不一致，不足以采信。二、一审法院关于《绿都园林诉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款统计表》中第3、5、6、7、8笔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形成借款的合意和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是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解读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绿都园林诉胡广周礼灿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款统计表》中第3、5、6、8笔借款系按照政府比例，存在向李海涛支付的进度款多于应得金额的情况，胡广所述的王琳或者李海涛将属于胡广的利润返现给胡广的情况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上述，施工合同经最终决算，李海涛领取的工程款总额为10938752．5元，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的结算金额总额为10572153．5元，两者之间的差额为366599元，是胡广所述的向李海涛多给付的款项，这个款项是李海涛为胡广垫付的税金。据此，李海涛并没有领取超出应得的工程款，也无需向胡广、周礼灿返现。2．本案提交的借款统计表第3、5、6、7、8笔，胡广、周礼灿称备注用途为货款，但是存在何种买卖关系及支付货款情况无法陈述。因为绿都园林公司和金田伟业公司之间根本没有其他项目的合作或者合同关系，所以胡广、周礼灿一定是无法提供买卖及付货款的情况及证据。胡广和周礼灿借款过程中，因着急用钱，所以告诉李海涛经由公司的对公账户或个人账户向其汇款。如果胡广认为是借款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另外，在绿都园林公司为胡广、周礼灿胡广的信用卡历次还款中，发生于2015年10月22日汇款的最后两笔汇款金额分别为25000元和32000元的汇款总额为57000元，该两笔汇款在提交的证据第8页的“用途”一栏也显示为货款，胡广本人也认可这两次汇款的用途是王琳用于偿还信用卡还款，也印证了绿都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海涛的相关陈述，即绿都园林公司的开户行是兴业银行，2014年由于银行网银汇款系统不完善，公司对外通过网银转账只有货款和往来的两种用途（法院可以向银行核实）。只有支票付款或者接受支票款项时注明了款项用途的款项，入账时用途会显示支票中备注的用途（不限于货款和往来），并在账户中显示支票的备注的用途。而绿都园林公司向胡广、周礼灿借款时是用的网银转账而不是用的支票，所以系统默认的用途是货款，应此用途栏中显示但不代表就是其他款项，要根据完整的事实来认定。根据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绿都园林公司与胡广、周礼灿之间有汇款凭证、李海涛与胡广、周礼灿的电话录音，以及以往胡广开庭时陈述的“通过王琳向其个人账户转账的都为借款”的自认，故据此能够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胡广、周礼灿辩称，一审多次开庭查明60万元的情况，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绿都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绿都园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广、周礼灿共同归还绿都园林公司借款本金907000元；2．判令胡广、周礼灿按照月利率1．5%向绿都园林公司支付自借款日至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期间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利息为636226元；3．胡广、周礼灿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2019年6月6日，绿都园林公司变更第1和2项诉讼请求为：1．胡广、周礼灿共同偿还绿都园林公司借款本金1507000元；2．胡广、周礼灿按照月利率1．5%向绿都园林公司支付自借款日至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期间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利息为1146826元。2019年8月6日，绿都园林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胡广、周礼灿共同偿还绿都园林公司借款本金1507000元；2．胡广、周礼灿按照月利率1．5%向绿都园林公司支付自借款次日起至本息偿还完毕期间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利息为1111030元。事实和理由：胡广、周礼灿因资金周转需要，自2014年8月起多次向绿都园林公司借款。绿都园林公司通过账号为×××的兴业银行北京顺义支行的账户共向胡广、周礼灿汇款1507000元。后经绿都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涛多次催要，胡广、周礼灿至今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截止2019年3月31日，胡广、周礼灿欠付利息1111030元。为维护绿都园林公司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胡广一审辩称，胡广并未与绿都园林公司进行借款，在胡广提交的证据银行转账流水清单中，胡广在2014年10月15日进行转款30万元，这笔转款在（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案件已经主张过了，本案30万元借款金额与另案构成重复，不应支持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在（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案件中王琳提交的证据显示2014年10月15日转款50万元，但其主张2014年10月15日转款100万元，我方在庭审中也承认了收到过100万元转款，但王琳仅提供了50万元的转款凭证，我方认为现在绿都园林公司提供的30万元借款与（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案中是同一笔借款，并且已经还清，请求法院对30万元的借款予以驳回。胡广与绿都园林公司从未借过款，也没有订立过借款合同，也没有达成过借款合意，在绿都园林公司向胡广剩余转款607000元中用途均是货款，与民间借贷的习惯相悖，如果相应款项是借款则在转款用途中表明借款，绿都园林公司、胡广之间存在工程合作的关系，发生货款的转账实属正常，因此绿都园林公司、胡广之间的银行往来记录并不能证明借款事实；胡广仅向李海涛夫妇有过借款，在（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一案中李海涛明确了与胡广的债务总额400万元，并且明确表示没有其他借款，本案绿都园林公司系李海涛夫妇出资成立，如果胡广存在向绿都园林公司借款的情况也应该在此前诉讼中有所提及，从举证责任角度看，主张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责任在于绿都园林公司，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认双方曾经有过借贷合意。由于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不成立，所以借款利息也是不存在的，绿都园林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针对绿都园林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对方户名为北京金田伟业装饰有限公司的转账并非是双方借款，对方户名并非胡广、周礼灿。周礼灿一审辩称，同胡广的答辩意见。周礼灿从未收到过相关款项，周礼灿与绿都园林公司从未达成过任何借款的合意，没有向绿都园林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绿都园林公司主张的借款本金和利息都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王琳与李海涛为夫妻。绿都园林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成立，李海涛和王琳为投资人。金田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礼灿。胡广认可其与周礼灿同为金田伟业公司同事。2018年4月23日，王琳将胡广、周礼灿、北京金田伟业装饰有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17536号]，要求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5419110．4元。后王琳撤回起诉。2018年7月14日，王琳将胡广和周礼灿起诉到一审法院，要求胡广、周礼灿共同归还借款本金230万元，利息3333292．8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6日）及自2018年7月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民事判决：一、胡广与周礼灿共同偿还王琳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欠款一百六十万元的债务利息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五十八元九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胡广与周礼灿共同偿还王琳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期间由王琳处的借款一百万元，并支付自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的债务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胡广与周礼灿共同偿还王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期间由王琳处的借款一百二十万元，并支付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在扣除已支付的五万元利息后按月利率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的债务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四、胡广与周礼灿共同偿还王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期间由王琳处的借款二十万元，并支付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的债务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五、驳回王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王琳未提起上诉，胡广和周礼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了（2018）京03民终12569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案号为（2019）京0113民初9458号。在（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案件庭审过程中，王琳陈述借款的产生为：1．第一笔160万元，包括2014年10月15日100万元，以及之前胡广和周礼灿陆续借的60万元，合计160万元，口头约定利息。2．第二笔100万元，包括2015年11月24日银行转账20万元，2015年12月31日银行转账70万元，2016年1月1日转账6万元，2016年1月11日转账4万元。3．第三笔100万元，2016年6月22日银行转账98万元，实际借款金额100万元，扣除一个月利息2万元。4．第四笔20万元，2016年7月1日转账17万元，扣除利息3万元，包括第三组借款100万元的两个月利息以及本笔借款20万元两个月的利息。5．第五笔20万元，包括2016年11月16日转账10万元、2016年12月15日转账10万元，以上以共400万元。胡广偿还本金170万元，剩余本金230万元。胡广和周礼灿针对上述五组款项称：1．其先向王琳借了100万元现金，但是还有一笔60万元的工程款应向王琳支付，但没有支付，于是就写了一张借条，但这160万元已经还了。2．认可该笔借款，但已经还了。3．认可该笔借款，但已经还了。4．第三组和第四组加起来共借款120万元，具体利息怎么扣的不清楚，该笔借款已经还清了。5．认可该笔借款，但已经还了。法庭询问双方，除了本案中的借贷关系外，还有无其他借贷关系？双方均表示不存在其他借贷关系。法庭询问：“胡广，原告刚才说你们双方之前约定过利息，并且在（2018）京0113民初1753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胡广也予以认可，对此你怎么解释？”胡广：“之前确实约定过1．5%的利息，但是在还款的过程中一并都给了。之后双方再无约定利息。”关于还款情况，经双方在（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庭审中确认：关于本案的还款包括：1．2016年9月30日分二笔共还款100万元；2．2016年11月4日分十四笔，每笔5万，共还款70万元。胡广和周礼灿认为还包括二张转账支票（一张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金额为547520元，收款人为北京凯达制瑞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北京园中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李海涛2014年5月4日签字取走；另外一张出票时间为2015年6月8日，金额为56万元，收款人为北京同富苗木基地，付款人为北京园中园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李海涛签字取走）。王琳则辩称两张支票支付的是工程款而非偿还借款。（2018）京0113民初2159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王琳提交了2016年9月29日李海涛分别与胡广、周礼灿的谈话录音。在与周礼灿的谈话中，李海涛说：“那160是14年借的，到现在两年多了，那100您跟我借当时是说市政，元旦12月31号打一个50,12月30号，完了1月1号又给您转一个50,100，当时说短则十多天，长的春节之前，只要那边一进场，回来钱就都给我、都给我结了，是吧，我也没催，没急，现在多长时间了。那120，您说使一个月，没有到时候您想辙也给我圆回去，仨半月。我跟您之间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张纸条，百分之百放心，现在有点不放心，没字据我也没说啥，现在补个字据然后完了10月1之前，明天给我100，剩下的10日内给我，按照您跟我约定的，那160是三个月，然后完了老胡给我打一电话，三个月到了，这是小严他干党校的时候借的。”周礼灿：“嗯。”李海涛：“然后跟我说公司紧张，再延三个月，使半年。”周礼灿“嗯。”李海涛：“这是160，借期是半年，160，1．5，1．5%的利息，这半年我给您按1．5，剩下的按照我们公司走。那个100，元旦借的，说因为市政，换外汇，完了送礼啥的，那个100，借的仨个月，后来，春节之后我找，完了说使三个月。”李海涛：“节前给我100，这有把握吗，明天？”周礼灿：“应该差不多吧。”胡广和周礼灿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胡广和周礼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询问实际借款多少钱，王琳称实际给了395万元，胡广和周礼灿称确实收到395万元，王琳主张偿还了借款170万元，胡广和周礼灿则主张偿还了借款276万元。对于还款中无异议170万元之外的106万元，胡广和周礼灿认为106万元除了一审所述的56万元支票外，另外一张是50万元的支票，该支票丢失，但可以提供王琳的对账记录予以证实。该对账记录为王琳之丈夫李海涛书写通过微信发送给胡广，但未得到胡广确认。在对账记录中，显示第一批借款明细：“未还资金60万元，2014年10月17日转账100万元，合计160万元，借款期限约定三个月，后协商延后三个月，延期无法支付约定利息为2%……（支票）5月公司还款人民币50万元（支票）6月公司还款56万”；第二批借款明细：“第二批借款2015年12月30日转账50万，2016年1月1日转账50万元，当时约定利息2%，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整，2016年3月31日公司支付利息为6万整，2016年10月7日公司支付人民币100万元”；第三批借款明细：“2016年6月22日转账98万元（含当月利息）25日转账20万，当时约定还款期一个月，后因协商延后至三个月”；“公司借款本金为160万+120万+100万=380万；公司还款金额为50万+56万+100=206万整，公司本金余欠本金为380万-206万=174万。”案件发回重审后，绿都园林公司亦以民间借贷为由将胡广和周礼灿起诉至一审法院，但双方对于借款、还款以及利息等陈述均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对账。王琳、绿都园林公司分别按照其名下的各银行卡内转账至胡广名下的款项进行统计并汇总出借金额。王琳共统计了50笔。绿都园林公司共统计了8笔。关于借钱背景，绿都园林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李海涛解释称：我跟胡广是2014年3月通过合作万亩造林工程开始认识的，双方私下不错，胡广2014年跟我借款时说是因为赵全营有工程大概七千万的工程量，胡广私下跟我说资金较紧张，如果我借给他一百万，他就给我大约一千万的工程做，然后我就陆续借给他钱。2015年5、6月份我找过胡广、周礼灿就提他们还款的问题，周礼灿、胡广就说给公司做这么大贡献，工程下来会有我的部分，2016年6月份左右赵全营的市政工程下来了，胡广、周礼灿中标大概七千万左右，借用的顺义区恒丰资质，让我做劳务清工，但借钱时承诺的是大包，后来我就没有做，我就向胡广、周礼灿催款，到6月20日左右胡广跟我约谈了一下，说二人不是不愿意给我做这个工程，是因为领导叮嘱不能转包，说我的付出较多，找他们催款较急，海南有个修复古建筑物的工程，就把这个工程给我做，我就派人去海南考察，工作人员去了现场之后反馈现场环境与胡广描述一致，然后第二个工程就向我借钱，也就是2016年6月22日到年底是管我借的钱，我当时要求400万买断，他们要800万，当时没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平各庄市政，胡广知道我手里没钱了，胡广说帮忙找朋友拆借一下，如果我帮忙的话平各庄市政工程就给我做，我说手里没钱，但投资人有，但是月息较高，为3%，胡广说没有问题，也连本带息都归还了，这次借款是列表中周良玉（序号46、49、50）出借的180万。我之所以陆续借给二人钱是因为二人以给我工程量为理由陆续向我借钱，我的朋友闫成斌一直做金田伟业公司的装饰业务，春节前结款率比其他同行的建筑公司高，口碑较好，我通过私下渠道了解周礼灿、胡广人脉渠道较广，每年的工程量有一亿左右。胡广和周礼灿认可确实借过钱，但与胡广信用卡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是借款。关于在之前及本次诉讼中，双方对均提及的160万元借款组成存在争议。双方最终均确认无异议的100万元借款包括：（1）2014年10月15日，王琳通过其名下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至胡广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中50万元（分10笔，每笔5万元）。（2）2014年10月22日，王琳通过柜台存现方式存至胡广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户中20万元。（3）绿都园林公司2014年10月15日转账给胡广30万元（分七笔）。对于另外60万元，绿都园林公司称其公司2014年7月28日转账给金田伟业公司40万元，2014年8月1日转账给金田伟业公司20万元。胡广则称60万元是欠李海涛工程进度款没有支付，于是就写了一张借条，借条情况如下：“今借李海涛现金柒拾陆万贰仟元整762000+24200=786200，柒拾捌万陆仟贰佰元整。”尾部有胡广签名，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关于工程款往来，2014年3月14日，园中园工程公司与北京市顺义区造林工程建设办公室签署《北京市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李桥镇景观工程六标段承包给园中园工程公司，合同价款为18271617．38元。经胡广和周礼灿介绍，园中园工程公司将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承包给京华顺达公司，李海涛作为委托代表人签字，合同总金额为11784500元，按照政府部门支付同等比例支付给承包商，政府工程款到账后七日内向承包方支付同等比例款项。胡广称其与园中园工程公司是合作关系，用园中园工程公司的资质去接项目。李海涛亦称其与京华顺达公司是合作关系，其用该公司资质承包项目。关于“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工程款支付情况，胡广和周礼灿主张共向李海涛支付了10619986元，按照双方签订工程合同进度，应当支付李海涛8826590元，另有50万元支票，因此剩余229390元为向李海涛/王琳支付的部分还款。双方均认可“李桥镇园林绿化工程”工程款是根据政府拨款比例由李海涛开具发票并领取支票。李海涛称其通过在工程款支票上背书的方式将属于胡广的利润返还给其，胡广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利润是返现支付的。1．政府第一批拨款金额为6844000元（2014年4月），共分四笔，包括：（1）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收款人为北京凯达制瑞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235690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该支票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王琳。（2）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收款人为北京润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4123000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北京润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绿都园林公司认可该笔款项转入其账户。（3）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收款人为北京凯达制瑞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547520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4）1936215元，胡广称是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和其的利润（支票收款人为：北京星泰丰云商贸中心），已经预留。2．政府第二批拨款金额为2022800元（2014年6月）。包括：（1）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27日、收款人为北京九州卉通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617100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北京华清丽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出票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收款人为北京九州卉通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60万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金田伟业公司。（3）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27日、收款人为北京九州卉通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641300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金田伟业公司。（4）161824元，胡广称是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3．政府拨款第三笔2842800（2014年7月），包括：（1）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18日、收款人为北京九州卉通花卉市场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2615376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绿都园林公司。（2）227424元，胡广称是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4．政府拨款第四笔1994100（2015年5月），包括（1）出票时间为2015年6月8日，收款人为北京同富苗木基地、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56万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签字取走，最后一手被背书人为绿都园林公司。（2）出票时间为2015年6月8日，收款人为北京市庆轩贸易有限公司、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128万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李海涛委托葛广会（葛广会为京华顺达公司职工）签字取走。（3）另有159528元，胡广称是开具给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5．政府拨款尾款（2020年8月）。胡广称政府拨款3716000元（政府审核结算金额为17421262．65元），2020年9月10日，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结算（最终结算金额为10572153．5元），双方结算尾款金额为2124686．5元，其他款项返给其本人。为此，胡广提交了：（1）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2020年9月10日签订的《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李桥镇景观工程六标段工程分包结算单》；（2）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2020年9月28日签订的《工程决算协议》；（3）出票时间为2020年9月27日、收款人为北京青杉阁苗圃、付款人为园中园工程公司、金额为3259146．38元的北京银行转账支票；（4）政府工程结算审核确认单（复印件）。绿都园林公司对政府工程结算审核确认单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称应由李海涛、胡广、葛广会（实际施工人，代表京华顺达公司）及中标方园中园工程公司共同参与结算，结算单与结算协议系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签订的工程结算，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该结算金额与政府结算金额不符，政府审计经过三方共同确认，结算单与结算协议是双方在审计之后另行签订的协议；北京银行转账支票中的收款人与本案原告没有关联性，且取支票人是葛广会，不是本案当事人，也未经授权。胡广提交了中国光大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号码为×××，但金额、出票日期、用途等处均为空白，仅收款人处有“李海涛”字样签字。绿都园林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即使存在该笔转账也属于工程款往来。绿都园林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李海涛对前述借条解释称：政府第一次拨款按照比例应当给我三笔，包括金额为4123000元、235690元和547520元的三张支票金额，园中园工程公司的管理费和胡广的利润已经自行截留了，胡广从我这借走235690元和547520元，所以胡广给我打了这张借条；关于出票时间2015年6月8日、收款人为北京同富苗木基地、金额为56万元的支票这笔钱跟我没有关联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入我或者我公司账户，还有一个50万元的支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李海涛变更其解释为，第二笔进度款，金额为641300元、600000元、617100元的支票均是由胡广取走，根据支付比例，该笔款项中应当付给其762000元，所以胡广给打了借条。对于借条，胡广解释为：借条中的762000元是进度欠款，在本院2020年6月3日对账时，胡广称是第二笔进度欠款，少给了李海涛60万元的支票，但关于借条组成说不清了，因为第三笔进度款，根据比例多付给李海涛781878元，其中60万元是由李海涛通过绿都园林公司账户转账至金田伟业公司（40万和20万）返现，另外多付181878元是对借条的还款，借条中还剩60万元，连同前面陈述的100万元，构成了160万元借款。绿都园林公司根据名下兴业银行×××账户向胡广的转账记录均主张为借给胡广和周礼灿的借款。根据转账记录显示如下：1．2014年7月28日，转账至金田伟业公司40万元，用途为“往来”；2．2014年8月1日，转账至金田伟业公司20万元，用途为“往来”；3．2014年8月24日，转账至胡广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中1万元，用途为“货款”；4．2014年10月15日，转账给胡广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共七笔合计30万元，用途为“往来”；5．2015年6月11日，转账至胡广名下中国银行×××账户20万元，用途为“货款”；6．2015年10月22日，转账至胡广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共四笔合计17万元，用途为“货款”；7．2015年10月22日，转账给胡广名下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账户中5．7万元（分二笔，2．5万元和3．2万元），用途为“货款”；8．2015年12月15日，转账给胡广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共四笔合计17万元，用途为“货款”。其中第7笔在银行交易明细中，绿都园林公司手写有“还卡”字样，在一审法院2019年5月10日开庭审理过程中，绿都园林公司称该笔是替胡广偿还信用卡5．7万元。双方除了对第4笔均认为是借款，且属于160万元借款中的组成部分外，对其余款项均存在争议。绿都园林公司主张第1和第2笔是其主张的160万元借款中的组成部分，第3笔、第5笔、第6笔、第7笔和第8笔均为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利息均为月息1．5%。胡广和周礼灿对此不予认可，称第1笔和第2笔是转账给金田伟业公司，是返现给胡广的工程款；第3笔、第5笔、第6笔和第8笔款项是货款，但对于存在何种买卖关系及支付货款情况无法陈述；第7笔是王琳使用胡广的信用卡套现的钱。双方对己方主张的款项性质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除第4笔双方均认可为借款外，双方对其余款项性质存在争议，但根据王琳诉胡广和周礼灿案中的认定，王琳之丈夫李海涛借用的京华顺达公司与胡广借用的园中园工程公司签署施工合同。双方均认可在结算进度款时，由李海涛按照政府拨款数额开具发票，存在园中园工程公司与京华顺达公司结算工程进度款时将包括所属胡广的利润通过支票一并支付给李海涛的情况。李海涛主张是通过将支票背书后返还给胡广，胡广则主张是由李海涛返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看，根据政府拨款比例，确实存在支付给李海涛的进度款多于其应得金额的情况，因此，胡广所述王琳或者李海涛将属于胡广的利润返现给胡广的情况具有高度盖然性。在此情况下，王琳或者绿都园林公司将以其名下银行账户转账至胡广名下银行账户的款项全部计算为借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绿都园林公司主张的第1笔和第2笔为借款不予采信。关于第3笔、第5笔、第6笔、第7笔、第8笔，结合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以及私人关系，其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绿都园林主张双方为借贷的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4笔，双方均认可为借款，因该笔属于160万元借款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在王琳诉胡广和周礼灿案中认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利息为月息1．5%，胡广和周礼灿已经偿还本金，但仍需偿还利息5451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广和周礼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偿还北京城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利息54510元；二、驳回北京城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双方之间并无书面债权凭证，在胡广、周礼灿对绿都园林公司主张的大部分借贷事实不认可的情况下，应当结合案情进行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有当事人借贷的合意及款项的交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实践中，法院首先应当审查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即审查上述两个事项。当事人通常会以借条等证据证明合意，以汇款凭证等证明款项交付，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核心争点在于在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况下，能否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首先，绿都园林公司与胡广、周礼灿存在业务关系往来，因此绿都园林公司需要初步证明确实存在借贷合意，而并非工程款等其他用途，法院对此具有审查义务；其次，胡广、周礼灿就转账凭证提出抗辩，对此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审查借贷合意的过程中，认为双方之间大部分转账不成立借贷合意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未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认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绿都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308元，由北京城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淼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雅霖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