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24民初147号原告（反诉被告）：王玲，男，汉族，1973年10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红，湘阴县文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男，汉族，1978年1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聪，湖南昌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王玲与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红，被告汤国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王玲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汤国奇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460000元及利息883960元（利息以24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的标准，从2018年12月1日暂计算至2020年10月31日。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合计3343960元。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汤国奇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求，利息按246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从2018年12月1日计算至2020年8月20日，总数变更为1115200元，后续利息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王玲与被告汤国奇系同乡、生意合作伙伴。2013年,原、被告合伙承包工程并共同经营广东省佛山市沥镇圳通铝合金门窗加工厂。后因多方原因,原告提出退伙,被告同意。经双方协商清算,被告应退返原告合伙入股资金216万元(原告共投入资金268万多元,当时已收回52万多元),退还原告应得利润60万元,共计276万元。因被告当时暂无给付能力,要求原告将全部应得资金作为其借款,并承诺按月支付利息,一年内本息全部付清，后被告未按约还本。2018年12月1日,原、被告补签了一份借款合同，确定借款为276万元，已还本30万元，尚欠本金为246万元，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至2019年12月30日前还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后原告多次催被告还本付息,被告以各种理由拖付，原告认为,原告退伙后,双方协商清算，工程项目继续由被告承包,加工厂继续由被告经营，原告同意被告请求，将原告入伙资金和利润转为被告借款，但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故诉至法院。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辩称，借款合同与借条是被告本人出具，关于原告诉求变更需要补交诉讼费，否则被告要考虑是否同意原告的诉求变更。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反诉被告王玲偿还反诉原告汤国奇借款本金3113500元，并以3113500元，自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二、判令反诉被告王玲承担本案反诉费用。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明确第一项诉求，利息以本金31135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为标准，从反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事实与理由：汤国奇与王玲系同乡兼好友,两人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双方交往较深,相互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后王玲因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多次向汤国奇借款,虽王玲在其资金宽裕时会向汤国奇偿还部分借款,但仍有大部分借款未归还。汤国奇与王玲于2014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发生了多次借贷关系。在这个期间,汤国奇(包括汤国奇的妻子汤杏)共计向王玲出借金额为4138000元,王玲向汤国奇共计归还了1024500元,剩余3113500元至今仍未归还。王玲拖欠汤国奇借款本金3113500元已两年之久,恳请对双方的交易明细核实,依法支持汤国奇的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王玲对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的反诉辩称，汤国奇反诉王玲缺乏事实依据。汤国奇反诉王玲仅提供了其夫妻的银行流水,未提供汤国奇与王玲存在借贷关系的基础证据,如借据或借条、借款合同等。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双方曾有过经济往来,不能证明双方必然存在借贷关系。汤国奇反诉他,称与他存在借贷关系不合常理，正如汤国奇在诉状中的陈述,其与他系同乡兼好友,曾是生意上的伙伴,所以双方频繁发生经济往来是正常的。汤国奇提供的银行流水是自2014年4月至2020年10月的交易记录,汤国奇向他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日,如果他借有汤国奇的款项,为什么在出具借条时不行使抵销权呢?按汤国奇起诉的标的,足以将其所欠王玲的转让款抵销，未行使抵销权，显然不合常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汤国奇的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反诉被告）王玲与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系多年朋友。2013年原告（反诉被告）王玲与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共同合伙经营铝合金门窗加工厂，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合伙期间，王玲分多次投入了合伙资金。王玲提供的“个人账目明细表”显示，王玲在2013年8月至2014年元月期间投入的合伙资金总计为2685493.85元。两人合伙的铝合金门窗加工厂于2014年4月16日注册登记为佛山市泰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汤国奇系法定代表人。后王玲于2014年初提出退股，汤国奇同意，王玲于2014年退股，再未参与公司经营。2018年12月1日，王玲与汤国奇就王玲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投入的合伙资金进行了结算，经双方协商，汤国奇应退还给王玲的合伙资金与合伙期间应得利润共计为276万元，并将此退伙结算款276万元转换为汤国奇的借款。当日，汤国奇（甲方）与王玲（乙方）就退伙结算款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汤国奇与王玲并在合同中对此借款由来进行了记载：“甲方与乙方原系佛山大沥镇圳通铝合金门窗加工厂的合伙，2014年乙方退股。甲方应付乙方退股金人民币贰佰柒拾陆万元整。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甲方要求将退股金转为借款，为此双方就相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在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确认已收到借款金额为贰佰柒拾陆万元整”。第二条约定：“借款月利率2.5%。还款计划2018.12.30还伍拾万、2019.1.30还伍拾万”。第三条约定：“借款期限2018.12.1至2019.12.30”。同时，在合同底部注明：“截止2018年11月30日已还借款叁拾万元，剩余贰佰肆拾陆万元就目前的借款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同日2018年12月1日，汤国奇向王玲出具了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玲先生现金人民币贰佰柒拾陆万圆整（￥2760000.00）借款人汤国奇”，并在借条底部注明：“已还本金2018年11月30日还叁拾万元”。汤国奇对该退股资金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在2014年王玲退股后至2019年6月期间，他也转账借款给了王玲共计有400多万元，系他出借给王玲的借款，汤国奇并提供了建设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根据汤国奇提供的建设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向原告（反诉被告）王玲累计25次转账合计金额为3218000元。具体：2014年8月30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0万元；2014年10月28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20万元；2016年2月4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0万元；2016年2月6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40万元；2016年2月6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万元；2016年11月1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20万元；2016年12月1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0万元；2016年12月16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6万元；2016年12月16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万元；2017年1月14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9万元；2017年1月23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8万元；2017年1月23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万元、5万元和3万元；2017年2月21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2万元；2017年3月2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20万元；2017年8月3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万元；2017年8月4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5万元、4万元；2017年11月24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40万元；2017年12月26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0万元；2017年12月27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9万元；2017年12月27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0万元；2018年9月27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10万元；2019年6月11日，汤国奇向王玲转账8000元。另，2014年5月8日，汤国奇委托陕西德港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向王玲转账了40万元。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30日汤国奇的妻子汤杏向王玲共计转账了50万元。2018年12月3日，汤国奇代为王玲向案外人鸿荣源设计公司支付了设计费2万元。同时，根据该建设银行转账明细，原告（反诉被告）王玲向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累计转账20次合计1084500元。具体：2014年6月3日，王玲转账汤国奇5万元；2014年6月6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0万元；2014年6月23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0万元；2014年11月20日，王玲转账汤国奇45000元；2014年12月15日，王玲转账汤国奇4万元；2014年12月19日，王玲转账汤国奇3万元；2014年12月20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5年6月19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1500元；2016年5月11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0万元；2016年7月7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6年12月2日，王玲转账汤国奇6万元；2017年2月16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7年3月26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7年5月2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8年1月5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0万元；2018年1月25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0万元；2018年5月22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万元；2018年5月30日，王玲转账汤国奇10万元；2018年12月3日，王玲转账汤国奇2万元；2019年6月11日，王玲转账汤国奇8000元。王玲对于汤国奇提供的上述银行流水的意见为：他们于2013年7月合伙，他投入300万元左右，在2014年底协商他以268万元退伙，汤杏在2014年11月、12月向他转账20万、30万元，共计转账给他50万元，还剩216万元退伙款没有给他，汤国奇还要给他分红款60万元，汤国奇共计要给他276万元，2014年退股时双方口头约定以276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每年利息大概为82万多元，在2015年、2016年、2017年汤国奇共计通过银行支付他利息大概200万元，汤国奇的转款就是应付给他的利息。为证明自己的说法，王玲在第一次开庭之后，于2021年5月13日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借款合同和一张借条的拍照件。根据照片显示，该两份证据拍照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借款合同载明：“甲方（身份证号码）汤国奇430624197801××××，乙方（身份证号码）王玲430624197310××××。甲方因承揽工程资金困难找乙方贷款人民币2760000元，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贰佰柒拾陆万元，出具借条后于一年内交付甲方。二、借款利息：月利息是25‰，利率按月支付。三、借款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借条载明：“今借到王玲先生现金贰佰柒拾陆万圆整（2760000）。借款人汤国奇。2016.1.1。”该两份证据只有拍照件，王玲无法提供原件，王玲称，因至2018年汤国奇一直没有还本付息，他重新要汤国奇出具了一张276万元的借条，2016年的条据便未保存。双方已经就2018年12月1日之前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并由汤国奇重新出具了借条，汤国奇不应再纠缠于过去的经济往来。另外，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汤国奇向他借款，其手下工人拿他的信用卡刷了30万元，具体为2016年11月28日刷卡10万元、2017年6月24日刷卡10万元、2018年11月14日刷卡10万元，并向本院提供了其本人王玲兴业银行信用卡账单交易流水予以证明。对王玲补充提供的证据，汤国奇不认可。汤国奇认为，该两份证据没有原件，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真实姓名看不清楚。合同载明的是建设工程需资金，但他从未因为建设工程向原告有过任何借款。假设王玲提供的两份拍照证据是真实的，也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他不会在已经向王玲支付413万元的情况下，还于2018年向王玲出具一张载明欠王玲276万元的借款合同。王玲称上述四百多万是他支付的利息，也不符合常理，支付利息应当有双方明确约定及支付规律，不存在被告高频率向原告巨额转款。对于王玲提供的信用卡交易流水是王玲本人使用信用卡的记录，他从未使用过王玲名下的信用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他认可王玲的入伙款为268万元，王玲在庭审中也提交了2013年期间入伙明细可证明，他在2014年5月至2019年期间多次出借款项给王玲，同时在2014年5月8日委托陕西德港园林公司向王玲转账借款40万元，请求法庭根据交易流水据实结算。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王玲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条、个人账目明细表、银行流水、信用卡交易流水，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提供的汤国奇及汤杏的银行流水、汤国奇结婚证复印件，与本院的庭前会议记录、庭审笔录、谈话笔录在卷予以佐证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对于王玲的本诉主张，汤国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汤国奇与王玲于2018年12月1日之前的往来资金性质如何认定，汤国奇的反诉主张是否成立。一、因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对原告（反诉）被告王玲提供的双方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无异议，借款合同中约定的276万元借款系汤国奇应退还给王玲的退股金，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退股金转化为借款，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汤国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偿还剩余未还款项246万元，对于王玲要求汤国奇偿还借款本金246万元的本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月利率为2.5%，根据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从签订借款合同2018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627天）的利息，应按照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依法认定为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为1014194元[246万元×（24%÷365天）×627天]。2020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应按照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依法认定为按照年利率15.4%标准计算，从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到汤国奇反诉日2021年3月2日（194天）的利息为201356.1元[246万元×（15.4%÷365天）×194天]，利息合计为1215550.1元（1014194元+201356.1元）。2021年3月2日之后，汤国奇还应当以借款本金24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的标准，继续向原告支付从2021年3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提供了从2014年至2019年期间与原告（反诉）被告王玲的多笔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汤国奇曾多次借款给王玲，且王玲偿还过部分借款的事实。对于汤国奇转给王玲的款项，王玲认可汤杏给的50万，但认为是汤国奇应给付的退股金，其余的转款是汤国奇应付的利息。对于王玲转给汤国奇的款项，王玲称是汤国奇在公司经营过程中需要费用向他所借。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期间，汤国奇通过自己和妻子汤杏以及委托其他公司共计转账给王玲120万、2016年转账136万、2017年转账145万、2018年转账12万、2019年6月转账8000元；而王玲在2014年转账给汤国奇48.5万、2018年转账21500元、2016年转账18万、2017年转账6万、2018年转账33万、2019年6月转账8000元。王玲虽于2014年便已退股，但王玲与汤国奇于2018年12月1日才正式出具条据确定退股金的数额及约定利息，王玲没有证据证明在2014年退股时便已经与汤国奇明确退股金的数额并约定了2.5分的月息，故汤国奇在2014年期间转给王玲的120万，不能认定系支付的退股金和利息。王玲补充提供的2016年1月1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条，证明双方于2016年便已经约定了退股金数额及2.5分的月息。对于该补充证据，本院认为，一是仅为拍照件，没有原件，其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二是2016年期间汤国奇的转账金额和频率无法看出系按月息2.5分的标准在支付利息，该拍照件无法达到王玲的证明目的。另外，在2014年至2018年出具结算条据期间，并非仅有汤国奇对王玲的转账，王玲也多次向汤国奇转账，二人认可在此期间并无合作项目，且王玲称他转给汤国奇的款项系汤国奇经营公司所需向他借款，也说明王玲与汤国奇之间借款的交付形式为银行转账，两人之间没有打借条的习惯。王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退股时即按月息2.5分的标准约定了利息，而王玲提供的2016年的拍照件也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合同成立，根据上述规定，汤国奇转账给王玲的4138000元应认定为汤国奇对王玲的出借款，汤国奇与王玲之间成立了合法的借贷关系，汤国奇的反诉主张成立。本院对王玲称2018年之前的转账系支付的退股金和利息说法不予采信。汤国奇共计转账王玲4138000元，王玲转回汤国奇1084500元，王玲还应偿还汤国奇3053500元（其中2018年12月3日的2万元和2019年6月11日8000元转账，虽在2018年12月1日王玲与汤国奇明确约定利息后，但该两笔当日即在二人之间互相转账抵销，不能计算为利息，本院纳入二人的经济往来范围之内进行计算）。因王玲一直未还款，还应向汤国奇支付逾期利息，逾期日本院认可为反诉日2021年3月2日，逾期利息按照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认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年利率3.85%的标准计算，从2021年3月2日起计算到此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第五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偿还原告（反诉被告）王玲借款本金2460000元，并支付从2018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3月2日期间的利息1215550.1元，本息合计3675550.1元；二、由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以本金246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的标准，向原告（反诉）被告王玲继续支付从2021年3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四、由原告（反诉被告）王玲偿还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借款本金3053500元，并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向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支付从2021年3月2日起至此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的其他反诉请求。上述款项，限给付义务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权利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3712元（王玲已预交），由被告（反诉原告）汤国奇承担，反诉费用15840元（汤国奇已预交），由原告（反诉原告）王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钟 玲人民陪审员  胡拥军人民陪审员  李树红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尹宣姣书记员尹宣姣（兼）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履行：(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年1月1日施行）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