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4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华昌道45号。法定代表人：索颢，经理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民立，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倩，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苑少强，男，1975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华（系苑少强之母），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庆，天津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苑少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2民初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诉协议经过公证，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仅依据协议和公证材料没有被上诉人本人签字或捺手印而否认公证书证明内容；一审法院并未审查《拆迁公告》和《拆迁安置方案》的具体内容，从而认定协议补偿款额上存在矛盾，属于对事实的遗漏；被上诉人承租的被拆除房屋在《拆迁公告》所载明的拆迁范围内，拆迁政策为货币安置补偿，不存在安置房屋问题。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生活常理和一般操作流程认定涉诉协议未成立没有法律依据，涉诉协议合法成立并生效；且一审法院混淆了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的概念，认定协议未成立于法无据。苑少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苑少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编号0030027号《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未成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号××路××号××排××号房屋产权性质为企业产，承租人为原告，登记间号为4，计租面积为17.23平方米。涉诉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编号0030027）落款时间为2002年9月5日，拆迁人为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为苑少强，该协议记载了安置房屋的面积为17.23平方米，补偿费60462.78元、搬家费200元、搬迁奖励5169元及设备补偿金600元，在该协议落款处加盖有拆迁人的公章，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一栏仅加盖了内容为“苑少强”的姓名章，未见本人签字或手印。该协议附带有公证书，但全部公证材料中也仅加盖了内容为“苑少强”姓名章，没有任何本人签字或手印。被告自述，公证是在拆迁现场形成的，当时现场有公证处人员现场办公。有编号为0030026号协议和0030025号协议，内容均与0030027号协议一致，分别保存在原告及公证单位处，该两份协议也都没有苑少强本人签字和手印。被拆迁房屋的承租合同原件目前仍保存在苑少强处，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充分解释该合同原件为何依然保存在苑少强处的原因，另一方面，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也不能提供苑少强领取拆迁款及拆迁款具体发放情况的相关证据,涉诉协议中记载的补偿款金额总数无法依据协议中相应数额计算加总得出，苑少强庭审中自认仅领取了5万余元的补偿款。2002年9月5日，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出具搬迁证明一份，其中载明：“携带此证办理正式住房手续”，但实际该搬迁证明并未实际履行，苑少强没有获得任何安置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成立。意思表示真实的法律行为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0030027号协议书是否应当认定为苑少强本人签订的问题。该协议形成的时间距今跨度较大，很多细节和经办人已经无法查找核实，仅能通过现有证据认定案件涉及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拆迁安置涉及公民切身利益，是公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项，这就要求拆迁单位及公证部门最大限度的审慎对待相关手续并严格操作流程，依生活常理和一般操作流程，在签订安置协议或办理涉及拆迁安置的其他手续时，需经本人签字确认，同时收回房屋的权利凭证。但本案中所形成了安置协议及其相关公证材料中没有一处出现原告本人的签字或手印，且被拆除房屋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原件至今依然保存在原告处显然不合常理。该协议本身记载的内容在补偿款数额上也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既未按照拆迁安置协议履行，所开具的搬迁证明也没有实际履行。凡此情况，足以证明双方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本案中的举证不能证明双方对于拆迁安置问题达成合意，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在苑少强否认系其本人加盖姓名章的基础上，应当认定该协议不是苑少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出现的姓名章不能代表其对合同内容的承诺，该协议应认定未成立，不能对苑少强发生效力。在涉诉协议未成立的情况下，原告的拆迁安置问题应当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编号0030027号《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未成立。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津塘公路一号桥小区（宁月花园）二期拆迁安置方案及津东房拆公字2002第5号拆迁公告，拟证明被上诉人居住的房屋属于二期拆迁范围，实行货币补偿安置办法，根本不存在安置房屋问题，拆迁安置方案中的其他相关规定载明办理拆迁手续时，被拆迁人须持租赁合同、户口册、被拆迁人本人身份证、图章，办理拆迁手续并非以被拆迁人签字或者按手印为必备条件。2.封房验讫证、天津市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建行天津市分行代售电信费用发票，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时，已经将被上诉人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同时对该房屋进行封房验讫，被上诉人手中保留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原件有效期截止1995年12月31日，早已超过有效期，属于失效合同。3.高富荣的公证书、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天津市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及封房验讫证。证明另一拆迁户高富荣房屋拆迁时间办理公证书、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手续，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处加盖姓名章即可，签字、捺印不是必备条件。高富荣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版本格式与上诉人收回苑少强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被上诉人手中保留的房屋租赁合同早已超过有效期，属于失效合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拆除房屋拆迁单位意见表，拟证明原天津耐火器材厂，住宅66间，一共983.52平米，盖有天津市冶金局工业总公司，后来改成66户，改成157间，扩大了拆迁范围。2.搬迁证明。拟证明拿到搬迁证明可以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没有货币补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不予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2不能充分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3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亦不能充分证明证明目的。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据1关联性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对证据2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编号0030027号《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是否成立。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且已经天津市河东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双方签订的《天津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已经成立生效并应依约履行。本案所涉拆迁安置事宜对被上诉人自身利益有重大影响，被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期间均明确表示其并未签订任何拆迁安置协议，且按照正常流程，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亦应将被拆迁房屋的相关权证收回。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及二审期间的陈述以及各自举证，上诉人主张其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已经将被拆迁房屋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原件收回，但是该合同所载面积与拆迁安置协议及上诉人所持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上所载面积不同，且合同有效期为空白，对上诉人所持该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本院无法采信。现被上诉人手中仍持有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且在公证书上附有加盖上诉人印章的搬迁证明载明“承租人：苑少强原住河东区××号××路××号××排××号××间，居室（建筑）面积21.54平方米，居住人2口人，因规划改造需办理拆迁携带此证办理正式住房手续。”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载明情况与上诉人自述的拆迁安置程序及方案不符，且上诉人亦无法向本院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河东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 艺审判员 薛 晨审判员 郭家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穆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