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1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靖，女，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欣，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上诉人高靖因与被上诉人李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3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靖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辽0803民初2454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事实不清。原审认定的：“截止2019年2月25日，原告共计出借给被告1515750，被告共计偿还1332000元”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根本看不出来，查遍双方银行流水也弄不清这两个数据是如何得到的。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1、民间借贷的案件必须要有出借人支付款项的事实，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以交付为履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双方对现金交付均没有证据支持，对方均不认可。只能以银行流水来确定双方借贷的具体数额。通过银行流水可以明显确定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了2316050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了2555700元。银行流水得出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多转出了183500万多元。债务偿还完毕。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双方对利息均表示没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说：“被告看着给”。上诉人说：“没有约定利息”（见庭审笔录）。属于约定不明，故本案不存在利息。按双方转款数额上看，欠款已偿还。三、被上诉人出示的借条不能做为定案的依据。1、该借条记载日期是2019年2月25日——3月25日。但这个日期前后均没有支付借款的证明。故该借条不能证明双方存在20万的借贷关系。2、双方最后确定债务应以2020年5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面对账时来确定。2020年5月24日上诉人经过核算，才知道早已不欠被告借款了，多还了183500元。双方当庭均提交了转账明细。四、被上诉人出示的2020年5月20日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20万欠款。1、该录音中只有被上诉人自己说尚欠20万。上诉人并没有承认，只是说过几天对账，真正的对账就是几天后的24号。当时录音通话时上诉人的身体状况为重度抑郁时期，已有严重轻生的想法，一审法官则根据录音来判定债务成立。2、当时录音时，上诉人没有找出银行流水，故不知道己不欠款了，打印出流水后才知道多还了183500元。3、法律规定自然人借贷己交付为履行完毕。故上诉人查流水之前并不知道双方具体的转款数额，实际发生额以流水为主。4、在庭审中原告出示了上诉人经核算后才确定的双方借款实际情况，故该对账单才是本案事实。5、因被上诉人无法说明借据的时间与交付金额不符的原因，本案应以双方银行流水为实际借款的金额。6、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欣及妻子周淑红从2008年6月到2020年4月期间，系国家低保人员，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低保政策，所以更不应该存在收受他人高额利息的情况。李欣辩称，一、一审认定“截止2019年2月25日，原告共计出借给被告1515750，被告共计偿还1332000元”，数据是上诉人提供的，系银行转账、存现金记录、微信转账累计的收入和支出的数额。二、上诉人给答辩人微信转账261000元是利息，不是偿还本金，上诉人2017年至2020年3月20日每个月都在偿还利息。三、上诉人出借的借条，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上诉人在对账后自愿出具的，双方从2017年开始一直有借款发生，借条数额是多年来的累计，答辩人有录音为证。四、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所有证据作出的结论，2020年5月20日的录音只是部分证据。上诉人欠答辩人借款，事实清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李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200000元及欠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欣与高靖原系亲属关系，双方自2017年开始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资金往来数次。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李欣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借款日期2019年2月25日至2020年3月25日止（每利息2分），还款日期2020年3月25日止。借款人高靖，210802198109121546，2019.2.25。”原告主张上述借条的实际出具日期为2019年12月16日，被告不予认可，辩称已还清全部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证明标准应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截止2019年2月25日，原告共计出借给被告1515750元，被告共计偿还1332000元，两者相差183750元。在此期间被告连续数月向原告分别转账4000元、6000元、7500元且有规律可循，结合双方的通话录音中提到的3000元、4000元、6000元、7500元都是利息，据此可推定原、被告之间有利息的约定，故可以认定被告已偿还1332000元系本金和利息。截至2019年2月25日，被告所欠本金应超过200000元，而被告却出具了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与常理不符。2019年12月16日的通话录音中提到的“重新打条”和2019年12月份的通话录音以及2019年11月19日之后的转账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20年3月20日被告尚欠原告183500元。关于利息和还款日期，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因此被告应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欣借款本金183500元及利息（利息以183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李欣负担330元，被告高靖负担3970元（原告李欣已预交4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相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经查，本案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83500元还款责任，系根据上诉人出具借条以及录音证据确定的事实，即在250000元欠款基础上扣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60000元还款及之后偿还的4000元和2500元款项计算得出，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债务不存在利息及债务已偿还完毕一节，经查，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通过转账等方式支付的款项超过借款总额，但上诉人在一审中针对多付款项陈述不一致，存在28176.56元、230650元和180000元等多种说法，上诉状又称多支付183500元，因此上诉人自身对多付款项数额不能自圆其说，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按照上诉人所述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款项，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双方约定了利息且上诉人也按照约定支付了利息，在2020年5月25日9时58分的录音中，上诉人承认此前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利息均为月息2分或者3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应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利息，不能认定上诉人将债务偿还完毕。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借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节，经查，虽然借条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但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12月7日、10日、11日、14日、16日录音证据，可以证实借条形成的实际时间在2019年12月16日，借条是对此前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的对账和重新确认，应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关于上诉人提出的2020年5月20日录音证据不能证明欠款一节，经查，本案定案并非仅通过该录音一份证据，而是通过借条、近百条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综合认定，上诉人提出的对账问题，在本案审理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转账记录，对其效力的认定如前所述，不能否定本案借款，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高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名环审判员  段建勇审判员  王 娣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丛博书记员李玮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