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3民终151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胜万，男，196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双，辽宁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郝维标，男，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春，辽宁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立红，女，197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台安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洪岭，男，196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台安县台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胜万、郝维标、刘立红因与被上诉人沈洪岭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台安县人民法院（2020）辽032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胜万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台安县人民法院（2020)辽032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112812.77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沈洪岭存在雇佣关系错误。根据沈洪岭提交的2019年11月19日对上诉人私下录音（大字版）内容证实，上诉人没有承包郝维标、刘立红家鸡舍建造的活，仅是帮其介绍工人干活。上诉人与沈洪岭之间不是雇佣关系。沈洪岭未能就雇佣关系的主张进行有效举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沈洪岭存在雇佣关系错误；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郝维标之间的中介合同法律关系认定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将沈洪岭介绍给郝维标，上诉人不是郝维标、刘立红家盖鸡舍的受委托人，其仅是中间介绍人，郝维标和刘立红是接受劳务方，沈洪岭受郝维标在现场的管理、支配，上诉人不接受沈洪岭的劳务，也不参与对沈洪岭劳动过程的管理，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郝维标之间的中介合同法律关系认定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错误。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陈述计算误工费错误。首先，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1月19日期间，被上诉人沈洪岭不能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该期间误工费不存在；再有，被上诉人仅能证明有活收入200元/天，但无法证明每天都有活，误工费应当按照其误工前一年平均收入进行计算。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陈述计算误工费错误。郝维标、刘立红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台安县人民法院（2020)辽032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依法发回重审；不服金额112812.77元；二、上诉人不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杨胜万找沈洪岭为郝维标、刘立红家盖鸡舍，杨胜万作为受托人，郝维标作为委托人，杨胜万的行为应认定为郝维标和刘立红的行为。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沈洪岭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出，被上诉人杨胜万是包工头，沈在杨的施工队已经做了20年瓦工。因此沈应直接受雇于杨，且受杨的管理及指派。而上诉人在一审中也陈述了相同观点。因此，本案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郝维标与被上诉杨胜万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沈洪岭与杨胜万形成雇佣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沈洪岭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人身伤害，应由杨胜万承担赔偿责任，与郝维标无关；2、—审判决认定，沈洪岭是直接受雇于杨胜万，应当视为受雇于杨胜万，即杨胜万是沈洪岭的雇主。该认定不但与上段认定自相矛盾，且直接点明了本案中杨胜万与沈洪岭的法律关系为雇佣法律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沈提供劳务的地点在郝和刘处，劳务对象属于郝和刘所有并归其管理及劳动成果由被告郝和刘所有。该认定也为错误认定，不但与上两段认定矛盾，也混淆了本案的法律关系。一审原告沈在诉状中明确，沈与杨存在劳务关系多年，杨为雇主，是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而杨在一审中的答辩中称，和沈工种相同，报酬相同，无隶属关系，该段陈述为逃避法律责任的虚假陈述。此处事实为，因杨为包工头，因此郝将建鸡舍的业务承揽给杨完成，杨可自行安排人员完成，将劳动成果交付郝即可，郝验收后，将劳务费统一支付给杨，由杨向其雇佣的人员发放。因此，在何处工作、劳动成果归谁享有，不是决定由谁承担责任的依据，而应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据法律规定来确定责任承担者。综上，本案中，郝和杨为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杨和沈为雇佣法律关系，应由杨承担沈受伤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并未确定本案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即失去了确定本案责任承担的基础；2、—审认定杨、郝、刘连带赔偿沈的损失，于法无据。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在未确定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判决连带责任无法律规定，各当事人也没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沈洪岭答辩：服从一审判决。沈洪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与被告杨胜万是同乡，被告杨胜万系包工头，被告杨胜万雇佣我在他施工队做瓦工，自2017年开始月工资6000元。2019年11月13日下午3时左右，我在工作过程中摔伤，造成腰椎骨折，被送往台安县恩良医院住院治疗13天，二级护理13天。我的经济损失有：医药费6337.93元，误工费200元×57天=11400元，伙食补助费1300元，护理费144.40元×13天=1877.72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21915.65元。我与被告杨胜万存在劳务关系多年，被告杨胜万作为雇主，是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因为只有他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但事实上，被告杨胜万并没有尽到这种义务，造成我身体受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杨胜万赔偿我各项经济损失暂定21915.65元，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待伤残结果确定后另行增加，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沈洪岭于2020年7月7日提出追加郝维标、刘立红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请求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与被告杨胜万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21915.65元（伤残赔偿金待伤残鉴定作出后，再行增加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理由是:郝维标、刘立红是夫妻关系。2019年11月13日下午3时，我在受被告杨胜万雇佣给郝维标、刘立红家干活时摔伤，造成腰椎骨折，在台安县恩良医院住院治疗13天，造成经济损失21915.65元，其中：医药费6337.93元，误工费200元×57天=11400元，伙食补助费1300元。因我是给郝维标、刘立红家干活，我提供劳务的地点在郝维标、刘立红的管理区内，劳务对象属于郝维标、刘立红所有、并归其管理及劳动成果由其享有。郝维标、刘立红是最终受益人。故我向法院提出追加郝维标、刘立红为共同被告，三被告连带赔偿我经济损失21915.65元及伤残赔偿金等经济损失。原告沈洪岭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三被告给付我医疗费6337.93元，护理费144.40元×13天=1877.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住院13天，每天100元），误工费住院13天，出院医嘱休息44天（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1月9日），小计57天，200元/天×57天=11400元；医嘱结束至定残前一日共计315天（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1月19日），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365天计算为87.18元/天×315天=27462元，合计误工费为38862元；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我为十级伤残，伤残赔偿金，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年×20年×10%=6364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鉴定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119017.65元。其理由是我诉三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议一案，因我人体伤残等级鉴定为十级，故我对请求三被告赔偿金额作出相应变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郝维标、刘立红是夫妻关系。2019年11月13日下午3时，原告沈洪岭受雇于被告杨胜万为被告郝维标、刘立红家建造鸡舍，日工资200元。当日下午3时，原告沈洪岭在正常劳务作业时摔伤，经台安县恩良医院诊断为造成腰椎骨折，原告因伤住院治疗13天。二级护理13天。原告于2020年4月1日向台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杨胜万赔偿经济损失，后追加被告郝维标、刘立红与杨胜万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119017.65元。经查，原告伤情经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另查，原告合理经济损失有：118812.77元。其中：医疗费6337.93元，护理费128.68元/天×13天=1672.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住院13天，每天100元），误工费住院13天，出院医嘱休息44天（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1月9日），小计200元/天×57天=11400元；医嘱结束至定残前一日共计315天（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1月19日），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365天计算为87.18元/天×315天=27462元，合计误工费为38862元；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我为十级伤残，伤残赔偿金，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年×20年×10%=6364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鉴定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胜万找原告沈洪岭为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家盖鸡舍，被告杨胜万作为被告郝维标、刘立红的受委托人，其行为应当是被告郝维标、刘立红的行为。而原告沈洪岭是直接受雇于被告杨胜万，应当视为受雇于被告杨胜万，即被告杨胜万是原告沈洪岭的雇主。因无法认定原告与三用工者即被告杨胜万、郝维标和刘立红之间存在劳动、承揽、承包或帮工等关系，本案中，原告提供劳务的地点在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处，劳务对象属于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所有并归其管理及劳动成果由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所有。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是最终受益人。因此，原告沈洪岭与三用工者即被告杨胜万及郝维标和刘立红之间形成了广义上的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应认定被告杨胜万与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对原告沈洪岭受伤损失承担雇主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合理经济损失118812.77元，因有证据证明，该院予以确认。原告请求护理费每天按照144.40元计算不妥，应按照每天128.68元【2020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6970元/年=128.68元/天】计算。因原告系在接受雇主指令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受到伤害且致残，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故三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杨胜万辩称其不是原告沈洪岭的雇主，其与原告沈洪岭都是为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提供帮工的，因被告郝维标否认和被告刘立红没有答辩意见应视为不予认可，且被告杨胜万不能举证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对被告杨胜万该项辩解，该院不予采信。被告郝维标辩称其与被告杨胜万是承揽关系，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被告杨胜万与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共同赔偿原告沈洪岭经济损失112812.77元。二、原告沈洪岭其余经济损失自负。三、被告杨胜万与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互负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41元，由被告杨胜万、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负担1279元，原告负担6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杨胜万与沈洪岭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杨胜万与郝维标、刘立红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及郝维标和刘立红应否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沈洪岭误工费的判决是否合理。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经审查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在雇主和受雇人达成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雇佣合同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的。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杨胜万找到沈洪岭为上诉人郝维标、刘立红家建造鸡舍，每日工资200元。沈洪岭工作十余天后，在正常作业时摔伤。沈洪岭起诉称其受雇于杨胜万，要求其承担雇主责任，同时提交了录音光盘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杨胜万虽否认其与沈洪岭之间系雇佣关系，并主张其仅是介绍工人帮助郝维标、刘立红家建造鸡舍，但对此主张其仅能提供2019年11月19日沈洪岭与其对话中：“人家老郝家没包，冲哥们意思，我给你找俩个人、就是上那干点活，人肯定是我找的…”的录音作为其与沈洪岭没有雇佣关系的证据进行证明外，并无其它证据予以证实。而该对话录音系沈洪岭于一审过程中为证明其与杨胜万之间系雇佣关系所提供的三份录音之一。在2019年11月19日的另一份对话录音中，杨胜万说“找我肯定没毛病，我想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而在2020年4月26日的通话录音中，在沈洪岭的女儿要求杨胜万给付其父亲工资时，杨胜万表示等三、五天把钱送来。另查，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杨胜万自认已将沈洪岭出工12天的工资款2400元给付了沈洪岭，并陈述鸡舍建成后已一次性收到郝维标建鸡舍款3.2万元，上述事实均可证明沈洪岭到郝维标家建造鸡舍工程是由杨胜万选任和组织的，同时由杨胜万安排现场实际施工，且沈洪岭的工资也是由杨胜万所支付，因此沈洪岭与杨胜万之间应为法律上的雇佣关系。沈洪岭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杨胜万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沈洪岭是直接受雇于杨胜万，杨胜万是沈洪岭的雇主，即二人之间为雇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胜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为郝维标、刘立红介绍帮工的事实，故对其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杨胜万与郝维标、刘立红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其主要特征：第一，承揽关系是完成工作的法律关系，工作完成的标志是工作成果的产生；第二，承揽关系的标的是通过承揽人的承揽行为来完成的工作成果；第三，承揽人必须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劳力为定作方完成工作，并承担工作不能完成的风险责任。具体到本案，其一，杨胜万自行安排人员，按照郝维标提供的材料、标准、结构要求，以其自己的设备、技术并组织劳力为郝维标和刘立红家建鸡舍，郝维标、刘立红对其具体施工过程并无要求，即双方不存在其他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其二，鸡舍盖成交付后，郝维标、刘立红一次性支付了约定的价款3.2万元。其三，杨胜万的工作具有独立性，用自有的设备、技术和自己雇佣的劳力完成工作，不受郝维标、刘立红指挥管理。本案杨胜万与郝维标虽没有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承揽关系必须签订合同，而依据以上事实可确认杨胜万与郝维标、刘立红之间的关系是承揽关系，郝维标、刘立红系定作人，杨胜万为承揽人。一审法院有关“杨胜万作为郝维标、刘立红的受委托人，其行为应当是郝维标、刘立红的行为，因无法认定沈洪岭与三上诉人杨胜万、郝维标和刘立红之间存在劳动、承揽、承包或帮工等关系，沈洪岭提供劳务的地点在上诉人郝维标和刘立红处，劳务对象属于上诉人郝维标和刘立红所有并归其管理及劳动成果由郝维标和刘立红所有，郝维标和刘立红是最终受益人，认定沈洪岭与三用工者杨胜万及郝维标和刘立红之间形成了广义上的劳务关系”的认定，既混淆了法律关系，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杨胜万与郝维标和刘立红之间形成的是法律上的承揽关系，郝维标和刘立红此项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郝维标、刘立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节。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情形，沈洪岭在建鸡舍过程中摔伤，其虽与郝维标、刘立红不构成雇佣关系，但郝维标、刘立红作为定作人，负有为包括沈洪岭在内的承揽方的施工人员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并保障其人身安全的法律责任，而郝维标、刘立红怠于行使以上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杨胜万与郝维标和刘立红共同赔偿沈洪岭经济损失112812.77元及杨胜万与被告郝维标和刘立红互负连带赔偿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结合沈洪岭的合理经济损失，本院酌定杨胜万对沈洪岭的各项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郝维标、刘立红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最后，关于杨胜万在本案二审期间提出沈洪岭事发当天存在饮酒行为一节，因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上诉人对沈洪岭施工中摔伤自身存在过错一节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未判决沈洪岭承担责任一节，予以维持。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本案沈洪岭以日工资200元受雇于上诉人杨胜万，其在为郝维标、刘立红家建造鸡舍过程中摔伤住院治疗13天，医嘱休息44天。以上事实有沈洪岭住院病志、休工诊断及沈洪岭、杨胜万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采信。但关于沈洪岭从医嘱结束至定残前一日总计315天的误工费，因沈洪岭未能提供相应的误工证明，故不应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纠正，杨胜万的此项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信。沈洪岭的误工费应为11400元（200元/天×57天）。关于杨胜万有关“沈洪岭仅能证明有活收入200元/天，但无法证明每天都有活，误工费应当按照其误工前一年平均收入进行计算”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沈洪岭合理经济损失应为：医疗费6337.93元，护理费1672.84元（128.68元/天×1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13天×100元），误工费11400元（200元/天×57天），伤残赔偿金63640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0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鉴定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上述经济损失共计91350.77元，其中杨胜万应承担70%应为63945.54元，郝维标、刘立红承担30%应为27405.2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台安县人民法院（2020）辽0321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二、杨胜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沈洪岭经济损失63945.54元；三、郝维标和刘立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沈洪岭经济损失27405.23元；四、驳回沈洪岭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41元，由杨胜万承担760元，郝维标和刘立红承担326元，沈洪岭承担2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收取5112元（杨胜万交付2556元、郝维标和刘立红交付2556元），杨胜万承担2898元，郝维标和刘立红承担1242元，沈洪岭承担9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兴棠审判员  王宇明审判员  程义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芦丹书记员隋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