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8民终11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明，男，1961年8月1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艳，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树兵，男，1964年4月6日出生，满族，个体，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井龙，男，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纪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福，男，195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华，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明、张树兵因与被上诉人王井龙、杨德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8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艳，上诉人张树兵，被上诉人王井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金，被上诉人杨德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明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冀0828民初2447号判决书中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通过一审庭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的事实为，被上诉人王井龙从事挖树工作的工人及接送工人的张某都是上诉人郭明介绍。同时也证实了郭明并不是雇主，只是介绍人，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无需双方当事人举证予以证实；2、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上诉人郭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无法确认，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了上诉人也是受雇于张树兵，只是领工的；3、一审法院对安国成的证言采信，违背法律程序，安国成并不是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并且双方当事人也未对安国成的证言予以质证；4、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误工期限过长，应该对误工期限做鉴定。通过本案一审的庭审，双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了上诉人是受雇于张树兵，一审法院适用公平性原则，判决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张树兵辩称，请求驳回郭明的上诉请求，我的活包出去了，拉工人的面包车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这个车是郭明雇的，我在城里住，他们在乡下。我将活以3800.00元承包给郭明，有开300.00元和350.00元的，有2000.00元多的利益，我和任何人都不认识。我和郭明讲价的时候，杨德福和郭明是亲属关系，郭明一天承揽了两处活，包了我的活，还承包了另外一处活，他让王某代工给我干活，我认为这些工人不是我开的钱，王某给工人开的，因为这些人是郭明雇佣的，他找的王某代工干的活。 王井龙辩称，第一，张树兵、郭明都存在利益关系，这里面王井龙是经郭明介绍给张树兵挖树，在实际工作中，张树兵也在场，指挥劳动过程，郭明在此介绍中是承揽关系还是谋取利益我们不知情，王某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了郭明给所有工人发的工钱并不一致，通过一审法院的审理能够认定郭明在此事件中，谋取经济利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杨德福辩称，杨德福受雇张树兵，王井龙私自上车被上诉人杨德福并不知情，张树兵指示王井龙上车的时候被上诉人杨德福已经明确予以拒绝。 张树兵上诉请求：请求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28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书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一、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王井龙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劳务关系是错误的。本案的基本事实为:因郭明系长期从事带领工人为他人挖树的小老板，张树兵将具体挖树的工作以3800.00元的价格承包给被上诉人郭明，郭明遂雇佣包括被上诉人王井龙在内的多名工人挖树，由郭明雇佣的工长王某负责带班管理工人，郭明指示王某从上诉人处收取挖树费并与工人结算工资，各工人工资不等，郭明从中牟利。这证明与被上诉人王井龙形成雇佣劳务关系的是郭明，而非张树兵。故王井龙系在为郭明提供劳务活动中受伤，依法应由接受劳务方即郭明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二、原审依据被上诉人王井龙提供的录音来认定上诉人张树兵为雇主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录音里表达的真实意思被原审法院歪曲，拉树的车确系上诉人所雇，因为整个挖树的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工人挖树，另一部分拉树，工人挖树的活由上诉人全部包给郭明，而拉树由上诉人自行雇佣车辆，二者并非一体，原审以车系上诉人所雇佣来否定张树兵与郭明之间的承揽关系是错误的，没有事实根据。三、原审认定上诉人指示工人乘坐被上诉人杨德福的车是错误的，通过庭审可以明确上诉人张树兵从未指示工人乘坐货车，因有专门接送工人的客车，且上诉人在工人还没有装完树时就已经不在现场了。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存在指示行为是错误的。四、对于被上诉人王井龙的经济损失中误工天数过高，不合理，二次手术费15000.00元依据不足。五、原审认定各方承担的责任比例显失公平公正，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井龙的受伤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遂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郭明为实际雇主、接受劳务者应对被上诉人受伤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而被上诉人王井龙本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本身应承担一定责任，被上诉人杨德福没有阻止工人乘车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郭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了事实为，被上诉人王井龙受雇与上诉人张树兵是在挖完树下山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所以王井龙的受伤应当由张树兵承担责任是无可非议的。第二，杨德福也是受雇于张树兵，所以我的意见为张树兵承担赔偿责任后，杨德福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王井龙在该案中有损失，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一审法院认定的误工天数过高，二次手术费用不应支持。郭明受雇于张树兵，王井龙受伤并不是挖树的过程中受伤的，郭明不应承担责任。 王井龙辩称，针对上诉人张树兵的上诉理由进行答辩，具一审法院审理中经过开庭审理质证的被上诉人王井龙的儿子与上诉人张树兵，郭明、杨德福、杨某等证人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上诉人张树兵是被上诉人王井龙的雇主，且被上诉人王井龙是通过上诉人郭明介绍给被上诉人张树兵进行挖树，其除工作之外，上诉人张树兵负责工人从自己家到施工工地来往的接送，并且通过证人杨德福、杨某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王井龙乘坐杨德福的拖拉机是经由上诉人张树兵指示后乘坐的，损伤事故发生在乘坐之后，被上诉人王井龙未到达之前，所以上诉人张树兵应承担雇主责任。对于上诉人张树兵所提第四项上诉意见，王井龙的经济损失中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王井龙受伤之日起到评残误工天数是583天，但原审法院只认定了270天，王井龙接到判决后考虑到其损失大部分得到赔偿只有误工补偿部分有偏差，因个人诉讼能力和成本考虑，对未支持部分没有上诉。二次手术费用15000.00元系经过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其中有明确的标注为一年后取固定物手术。并于各方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上诉人郭明介绍被上诉人王井龙给上诉人张树兵挖树这是基本事实，张树兵与郭明之间是否存在承包关系，郭明是否谋取利益，我方不清楚。郭明与张树兵之间责任比例划分我们不评论。杨德福是司机，作为司法驾驶员没有安全行驶，亦有过错，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据各方过错程度认定。王井龙是个农民，虽然对一审判决不满意，但是没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杨德福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改判。具体理由，第一，被上诉人杨德福本人受雇于张树兵，被上诉人杨德福作为提供劳务者时造成他人损害，接受劳务的张树兵提供赔偿。杨德福驾驶的车辆车上装满树木，杨德福进入驾驶室时，王井龙私自上车，杨德福对此并不知情，在杨德福还没有启动车辆时，包括王井龙的工人一同将车辆驱动造成车辆失控，被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行为危险，对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上诉人张树兵在雇佣工人的同时，也雇佣张某的车而且王井龙明知有客车，在被上诉人张树兵的指示下，被上诉人王井龙等人乘坐了杨德福的车时，被上诉人杨德福并不知情，上诉人张树兵指示的时候杨德福没有答应，在张树兵的指示下，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应由张树兵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改判杨德福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王井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67595.5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7日，被告张树兵、郭明雇佣原告为其挖树，下午3时许指示原告乘坐同是二人雇佣的杨德福驾驶的普通低速货车，在围场县下伙房东沟村山上便道启动车时造成车辆溜车失控，致使员工掉车受伤，经交警大队事故认定杨德福负此次事故的全责。因治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但经过多次调解，被告互相推诿，始终未获得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7日，原告王井龙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山上从事挖树工作，工作完毕后，原告王井龙乘坐被告杨德福驾驶的ＨＮ9639号普通低速货车，因启动车辆时车辆溜车，致使车厢内乘车人王井龙即本案原告掉落车下受伤。后送往围场县医院治疗，经诊断：1、股骨干骨折（右）2、骨盆骨折3、左内踝骨折4、骶5椎体骨折5、腰5横突骨折6、尾1椎体骨折7、创伤性尿道断裂8、失血性休克。共住院治疗25天，后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并提出对伤残等级及二次手术费用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对原告的申请对外委托后，2020年9月28日天津市天昊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了【2020】临床鉴字第1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井龙所受损伤致：1、骨盆多发骨折畸形愈合，构成十级伤残，2、会阴部创伤致尿道断裂行尿道吻合术，构成十级伤残。3、二次手术取右股骨髓内钉内固定术费用为：12000--15000元。4、二次手术住院时间为20天左右。”原告王井龙主张的经济损失如下：一次治疗费用：1、医疗费56083.05元、2、误工费518天×28201.00元／年÷365＝40022.24元、3、护理费25天×100.00元／天＝25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5天×100.00元／天＝2500.00元、5、营养费25天×20.00元／天＝500.00元、6、伤残赔偿金15373.00元×20年×12%＝36895.00元、7、鉴定费6650.00元、8、交通费10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146150.29元。二次治疗费用：1、医疗费15000.00元、2、误工费20天×28201.00元／年÷365＝1545.26元、3、护理费20天×100.00元／天＝20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0天×100.00元／天＝2000.00元、5、营养费20天×20.00元／天＝400.00元、6、交通费5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21445.26元。总计167595.55元。 原告的经济损失经本院审查核实认定的有以下几项：一次治疗费用：1、医疗费56083.05元。通过原告提交的票据合款为56313.05元，原告主张医疗费56083.05元在提供票据数额内，合议庭予以认可。2、误工费518天×28201.00元／年÷365天=40022.24元，该项主张误工天数过高，根据相关规定，骨盆多发骨折并会阴部创伤致尿道断裂行尿道吻合术，误工应考虑270天，故误工费270天×28201.00元／年÷365=20861.01元。3、护理费25天×100.00元／天=25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5天×100.00元／天=2500.00元，该项费用计算标准过高，应以50.00元／天进行计算，故伙食补助费支持为25天×50.00元／天=1250.00元5、营养费25天×20.00元／天=500.00元、6、伤残赔偿金15373.00元×20年×12%=36895.00元，计算标准过高，应以15373.00元×20年×11%=33820.60元为准。7、鉴定费6650.00元、8、交通费10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122664.66元。二次治疗费用：1、医疗费15000.00元、2、误工费20天×28201.00元／年÷365天=1545.26元、3、护理费20天×100.00元／天=20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0天×100.00元／天=2000.00元，该项费用计算标准过高，应以50.00元/天进行计算，故伙食补助费支持为20天×50.00元／天=1000.00元、5、营养费20天×20.00元／天=400.00元、6、交通费5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20445.26元。总计142109.00元。 另查明，被告张树兵为原告王井龙垫付医疗费3000.00元。同原告王井龙一同乘车受伤的案外人杨青林于2019年5月20日向围场法起诉，后经调解，被告张树兵当庭给付4500.00元，被告杨德福给付2000.00元，被告郭明给付500.00元，后杨青林撤回起诉。 再查明，原告摔伤当天挖树工人工资及接送工人司机张某的工资系被告郭明电话通知证人王某从被告张树兵处领取，并由其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井龙与被告杨德福、郭明、张树兵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经本院公开审理，该案存在焦点如下：第一、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庭审中被告张树兵认为被告杨德福受雇于被告张树兵，被告杨德福对此亦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张树兵认为其与被告郭明系承揽关系，原告王井龙受雇于被告郭明，但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事实，通过原告王井龙的继子孙凯征与被告张树兵的通话录音，被告张树兵明确表示“我这个工人是我用的，这个一点都不含糊”、“我掏了300.00块钱，雇着车拉工人的一个松花江”、“你假如说你父亲要给我叼着树呢。像这个钩机或者坨子碰坏他了，这个我得全部负责。”“这个要是在我雇的这个松花江出事，这个谁都不用管了我自己就管了，你说我雇的车，我拉的树，没拉你人。我车费我给松花江了，你也没坐。这个从法律上来说，我是一点责任都没有。”该通话录音明确表示接送工人的车系被告张树兵所雇佣，结合承揽关系的特点，承揽合同的双方是相互独立的责任主体，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不受定做人的指挥管理。本案中再结合被告杨德福、证人王某及对另一受伤者杨青林的音频材料及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被告张树兵的确指示过工人乘坐被告杨德福的车辆下山，因此被告张树兵的承揽主张合议庭无法认可。第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在本案中原告王井龙通过被告郭明受雇于被告张树兵，被告张树兵是接受劳务的一方，故应根据原告王井龙、被告张树兵、杨德福、郭明在本次事故中负有的责任和过错程度确定各方民事责任。被告张树兵作为雇主，在接受劳务工作的过程中，明知被告杨德福的车辆系低速货车，还明确指示工人乘坐该车辆下山，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与原告的受伤存在因果关系。而被告杨德福虽受雇于被告张树兵并受被告张树兵的指示，让工人乘坐其车辆下山，但其应该意识到该车辆系载货汽车，仍没有拒绝。结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被告杨德福未遵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未确保安全，载货汽车车厢违法载客，也是原告王井龙致伤的原因。而原告王井龙作为本案的受伤者，虽受指示乘坐被告杨德福的车，但其应意识到该车辆不能载客，且通过庭审证人张某的证言，工人的接送地点都是在山下，原告理应意识到在山上乘车的风险，故也应对自己的受伤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被告郭明，虽然其在庭审中主张其只是挣取了带班费用500.00元，并向法庭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但是证人王某在庭审中对被告张树兵给付款项的数目含糊其词，后经提示又表述称每人350.00元，合计2450.00元，被告郭明的代班费用未包括在内；但庭下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又称被告张树兵当天给付了3250.00元，被告郭明的代班费用包括在内，可见其陈述前后矛盾，合议庭无法采信。反而在法院对另案当事人杨青林的调查笔录中，杨青林陈述原告王井龙和本人的工资为350.00元，其他工人的工资数不清楚，后在法庭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当场接通了工人安国成的电话，安国成表示工资为300.00元。再结合庭审中接送工人司机张某的陈述，其当天的工资大概为200.00元或250.00元，这和被告郭明与证人王某300.00元的陈述也不一致。显而易见，被告郭明在为被告张树兵介绍工人挖树的过程中除了500.00元的代班费用外，赚取了收益，根据公平性原则，亦应合理的承担责任。综上，对原告经济损失的赔偿，结合另一案件摔伤者杨青林的处理意见，以被告张树兵承担40%，被告杨德福承担30%，原告王井龙承担20%、被告郭明承担10%为宜，即原告经济损失合计为142109.00元。被告张树兵给付53843.60元（142109.00元×40%-3000.00元，3000.00元为先期垫付的药费）、被告杨德福给付42632.70元（142109.00元×30%）、被告郭明给付14210.90元（142109.00元×10%）。原告自行承担28421.80元（142109.00元×20%）。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判决：一、原告王井龙受伤后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由被告张树兵赔偿53843.60元，由被告杨德福赔偿42632.70元、由被告郭明赔偿14210.90元；此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井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张树兵主张其与郭明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王井龙系由郭明雇佣提供劳务，因此其与王井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但张树兵未能提交其将挖树的工作承包给郭明并与郭明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相关人员的录音资料及调解笔录等证据认定张树兵为接受劳务方，且指示过工人乘坐杨德福的车辆下山的事实，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张树兵作为接受劳务者应对提供劳务者尽到安全保障和安全管理义务，但王井龙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张树兵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郭明介绍王井龙为张树兵提供劳务，亦作为带班人员，对收取的费用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加以合理说明，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材料，酌定张树兵就王井龙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郭明承担10%的赔偿责任，较为合理适当，应予确认。根据王井龙的受伤情况及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综合认定的误工费及二次手术费用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郭明、张树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24.28元，由张树兵承担3162.10元,由郭明承担3162.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国智 审 判 员 张喜艳 审 判 员 钱丽艳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云慧 书 记 员 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