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董益成，男，196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准，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胜利，男，196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丽静，山东鲁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益成因与被上诉人林胜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1）鲁1003民初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益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董益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意思表示错误。一审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董益成存在甘薯成熟后以他人收购价格更高为由未向林胜利立即出售甘薯的行为”，该认定与事实不符。董益成提交的2020年10月27日董益成、林胜利及其他人的录音录像资料，足以证明因为王总不收林胜利的甘薯，林胜利才不收董益成的甘薯。林胜利收董益成的甘薯是卖给王总，因为王总不收林胜利的甘薯了，所以董益成与林胜利一起找到王总，要求王总收董益成的甘薯，并不是董益成要抛开林胜利，直接把甘薯卖给王总，董益成要通过林胜利将甘薯卖给王总。董益成并未将甘薯卖给他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行动，董益成不构成违约。林胜利不收货，需要支付违约金。《甘薯种植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董益成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0日电话通知林胜利收货。2020年10月27日，董益成当面要求林胜利收货，未超出合同约定的收货时间。林胜利未收货，违反了合同约定。二、一审判决意思表示矛盾。一审认为：“当董益成联系林胜利表示尊重合同，要继续履行合同后，双方的合同并未失去履行可能，林胜利存在承诺以1.5元/斤的价格收购甘薯却未实际收购的行为，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履行不当的行为，均不应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既然“双方的合同并未失去履行可能”，一审又认定“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履行不当的行为”，前后矛盾。合同能够履行，林胜利不履行合同，需要支付违约金。三、法院不能主动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进行审查。林胜利对违约金未提出抗辩或反诉，法院不能主动调整违约金。理由如下：一是我国《合同法》并未对违约金的数额作出禁止性规定。本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法》强调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具有一定惩罚性。二是《合同法》规定只有当事人申请对违约金调整时，法院才予以调整。否则，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行使。法院不应主动干预。三是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法院不应主动代一方当事人行使主张，主动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四是违约金只是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法院没有必要对此进行主动干预。五是涉案合同约定林胜利收购董益成的甘薯价格为2000元/吨，按正常产量，一亩地可以产夏薯2500公斤，因为林胜利违约不收货，董益成的甘薯几乎全部损毁，林胜利每亩支付违约金1500元，并不能弥补董益成的实际损失。因此，董益成要求林胜利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应予支持。林胜利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林胜利承诺以1.5元/斤的价格收购甘薯，却未实际收购，林胜利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甘薯成熟后董益成以他人收购价格更高为由，未向林胜利立即出售甘薯的行为，该事实认定正确。一审中林胜利提供的其与郑光明的通话录音、证人林某的陈述、以及董益成提供的录音、录像资料，均可证实上述情况。二、林胜利在一审中已经提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且据林胜利了解，董益成后期已将甘薯出售给他人，并不存在甘薯全部毁损的情况。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以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董益成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损失的存在，一审法院驳回董益成要求林胜利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董益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胜利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林胜利提起反诉请求：依法判令董益成支付甘薯种苗款29200元、违约金1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9月8日，董益成与林胜利签订甘薯种植合同，约定林胜利向董益成提供甘薯种苗0.16元/株，种苗数量365000左右，董益成预付0.08元，余下收地瓜付清。合同中还约定甲方（林胜利）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0日以电话通知乙方（董益成）收货，价格2000元/吨。甲方如果不按合同收货，应按每亩1500元向乙方赔偿经济损失，乙方如果不按合同交货，应按每亩1500元向甲方赔偿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董益成从林胜利处购买甘薯种苗，甘薯成熟后，林胜利再从董益成处收购甘薯，双方之间的甘薯种苗买卖合同关系及甘薯买卖合同关系均已成立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董益成存在甘薯成熟后以他人收购价格更高为由未向林胜利立即出售甘薯的行为，而当董益成联系林胜利表示尊重合同，要继续履行合同后，双方的合同并未失去履行可能，林胜利存在承诺以1.5元/斤的价格收购甘薯却未实际收购的行为，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履行不当的行为，均不应当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董益成要求林胜利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庭审中董益成表示经济损失的依据就是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对于损失的具体数额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董益成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林胜利反诉要求董益成支付违约金150000元的请求，如上所述，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林胜利反诉要求董益成支付甘薯种苗款29200元的请求，双方签订的甘薯种植合同中约定林胜利向董益成提供甘薯种苗0.16元/株，种苗数量365000株左右，董益成预付0.08元/株，余下收地瓜付清，董益成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甘薯苗款的义务，现付款日期已至，董益成虽以林胜利提供的地瓜苗并非唯一为由主张地瓜苗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地瓜苗除品种并非唯一外存在其他质量问题，且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地瓜苗的种类，故一审法院对林胜利主张地瓜苗质量问题的事由不予采纳，对林胜利要求董益成支付甘薯种苗款292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董益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胜利支付甘薯苗款29200元；二、驳回董益成要求林胜利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林胜利要求董益成支付违约金150000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董益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942元，由林胜利负担1626元，董益成负担31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董益成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情况说明一份，对案涉甘薯的出售情况、运费情况、损失情况进行了说明；证据2.威海市薯西施农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2020年11月该公司收购董益成甘薯14584.8斤，单价0.8元/斤，已付款总额11680元。经质证，林胜利对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系董益成的单方陈述，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甘薯的种植受土壤、种植技术、天气等诸多因素影响，董益成所述的甘薯亩产量明显过高，且没有证据证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林胜利有异议，认为证据1中载明的收购者为张云周，并非威海市薯西施农业有限公司，且该证明中也未写明张云周与于佳平或威海市薯西施农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无法证实董益成的主张。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系董益成单方制作，庭审时董益成对案涉甘薯总产量称不清楚，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系董益成的实际损失，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与证据1的内容相矛盾，且系书面证人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此外，董益成申请证人邓某、邢某出庭作证。邓某证实其收购地瓜十多年，2020年秋天经别人介绍认识董益成，收购董益成3车地瓜，约7万斤，价格0.34元/斤左右，支付的价款在手机中有记载，具体数额其记不清楚；董益成的地瓜有烂的，削好后由其收购，其将地瓜卖给荣成王连镇客岭村的淀粉厂了，地瓜的品种是高系14号和红春；地瓜的收购价格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都不相同，2020年8、9月份价格高，10月份价格低，11月价格更低；3-8两的地瓜最高价1.5元/斤，最低价格是0.7-0.8元，威海三市一区价格也不一样。邢某证实其2020年才开始为别人介绍收购地瓜，其收购高益成的地瓜品种是高系14号，两种规格，重量在2两-1.2斤的价格为1.2元/斤，重量在1-2两的价格为0.5-0.6元/斤，金额共计32564元；2020年高系14号在董益成种植所在周边地区亩产一般是3000到5000斤，但因为种植的时间、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影响，没有准确的数字。经质证，董益成认为二位证人证言能够证实2020年甘薯的亩产在3-5千斤，甘薯的收购价格可以达到1.2元/斤，董益成的甘薯中有腐烂的，只能用于加工淀粉，证人给付的甘薯款金额低于董益成提交法庭的情况说明计算数额，以证人手机中的付款记录为准。林胜利对二位证人的证言均有异议，二位证人提供的付款总额均低于董益成情况说明中的出售价格。证人邓某的陈述与董益成情况说明中内容不符，二位证人均不清楚董益成所种植的甘薯亩产量不清楚，且均称产量受种植时间、气候、地质等多种因素影响，收购的价格也与收购的时间、品质相关，董益成无法证实其种植的甘薯2到8两亩产量为2000斤。王总拒绝收购董益成甘薯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7日，而董益成至2020年11月中下旬才向两位证人出售甘薯，并且并未对甘薯进行有效的储存，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二位证人的证言与董益成提交的证据1中内容不一致，也与董益成在上诉状中所述甘薯几乎全部损毁的陈述相矛盾，不足以证实董益成的主张，对该二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董益成要求林胜利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有无事实依据。根据双方签订的甘薯种植合同，董益成应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向林胜利交售所生产的符合质量标准的全部甘薯。董益成如果不按合同交货，应按1500元/亩赔偿林胜利经济损失。林胜利如果不按合同收货，应按1500元/亩赔偿董益成经济损失。对此，从本案双方的履行情况看，合同交货期间内，林胜利要求董益成交货时，董益成以案外人收购价格高为由拒绝交货。此后，董益成再次联系林胜利收货时，林胜利虽然应允，但之后因其上家收购方拒绝收货而未收购董益成的甘薯。从录音录像资料看，林胜利的上家收购方表示不能收购的原因是其已经另行从他家收购，货量足够，且因为边境天气原因不能再收购。本院认为，鲜活农产品因为市场原因、天气原因等，其收购存在一定的时效性。对案涉合同未能继续履行，双方均存在过错。董益成要求林胜利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董益成在被拒收甘薯后未及时将案涉甘薯出售，由此造成的扩大损失，其应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董益成主张的经济损失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董益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董益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晶审判员 蒋 涛审判员 郑华章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伟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