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8民再23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险峰，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潜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作明，安徽皖激扬律师事务所。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左红，女，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君，安徽星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徐礼中，男，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潜山县。 申诉人黄险峰因与被申诉人左红、原审被告徐礼中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8民终2843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监[2020]34000000141号民事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皖民抗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许灵春、叶兵卉出庭。申诉人黄险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作明，被申诉人左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梦君到庭参加了诉讼，一审被告徐礼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存在错误。理由如下:生效判决认定“徐礼中出具给黄险峰的借条载明的时间是2017年6月15日和2017年7月20日,现黄险峰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对徐礼中的债权发生在2015年11月25日前,故黄险峰行使债权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条件”的基本事实缺乏依据。徐礼中出具给黄险峰的两张借条载明的时间虽分别为2017年6月15日和2017年7月20日,但该两张借条系双方对2014年1月19日至2015年7月16日多次借款进行结算出具的,该事实亦已被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皖0824民初2264号生效民事判决依法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原二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认定黄险峰与徐礼中的债权发生在2015年11月25日之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黄险峰对徐利中与左红的股权转让协议行使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应予纠正。 申诉人黄险峰表示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并补充：二审诉讼期间申诉人已经随案提交了黄险峰与徐礼中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二审法院未召集双方就涉案重大问题进行开庭审理或者询问当事人即直接作出判决，且作出了改判的判决，审理程序违法。 左红辩称，1.安庆中院的判决毫无问题，任何人看到2264号判决都能看出该判决是有问题的，但是左红不是2264号案件当事人，无权进行审判监督，至于所谓相反证据，左红更不可能有。因为黄险峰与徐礼中统一口径对二人之间民间借贷关于予以确认，又没有提供完全明确的转账记录，只要当事人不反口左红就不可能会有相反证据。2.诉讼判决的基础是原告的主张，既然黄显峰主张因280万债权撤销股权转让，那么2264号判决能证明显然不能证明280万的债权形成于股权转让之前。因为这280万的所谓的债权里面有160万本金，另外120万是利息，另外120万是利息。所以很显然在2015年11月根本就不可能形成280万的债权。黄显峰也没有在一审中提出任何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而徐立忠出具借条，在2017年的6月15日和2017年的7月20，当然就只能认定黄显峰所主张的280万债权，不可能形成于转让之前。所以安庆中院的判决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3.既然黄与徐主张借款本金是2014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后续去借的，那么为什么在2017年6月和7月，他要分两张借条去固定债权，显然这与常理也不符。既然是对本息进行统一结算，完全没有必要去分两张借条，那么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黄险峰和徐礼中两个人必须要把借款数额凑成最接近280万的数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这两张借条至少肯定有一张是不真实的，甚至可能两张都不是真实的。然后说到判决书的证明效力问题，首先判决书的证明效力是基于将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他才有所谓的证明效力。那么同一份判决在证明不同的事实，作为不同案件的证据，它的证明效力肯定是有大小之分的，不是说他有没有的问题。如果说2264号案件的判决书是作为只有黄显峰、于秀珍、徐礼忠他们三个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里面去证明，肯定没有问题，不会侵害别人的权益，但是问题是现在本案不仅涉及到第三人左红作为股东的权利，也涉及到道河公司作为公司的权力和经营，所以这一份判决它对于事实的描述，仅仅是基于黄险峰和徐礼中两个人的口述的情况下，它的证明效力，当然应当审慎对待。关于程序问题，因为黄险峰、许立中在二审过程中也没有提交过新证据，二审的审理基本上是基于一审的所有的证据和双方抗辩的情况，所以左红认为二审程序没有问题。 徐礼中未到庭答辩。 黄险峰在原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徐礼中低价转让××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给第三人左红的行为；2、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用由徐礼中承担。 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徐礼中因经营需要，自2014年1月19日至2015年7月16日间，多次向黄险峰借款。因徐礼中未向黄险峰偿还借款，2017年6月15日、2017年7月20日，双方就借款及利息进行了结算。2018年8月13日，黄险峰向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徐礼中、余秀珍偿还借款280.72万元及利息。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皖0824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礼中、余秀珍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黄险峰借款280.72万元及相关利息。2015年11月25日，徐礼中与第三人左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指徐礼中，下同）占有公司2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甲方应出资人民币200万元，现甲方将其占有公司20%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乙方（指左红，下同）。”协议签订后，双方到工商登记管理机构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徐礼中将其在××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第三人左红名下。协议签订后，左红于2016年1月30日、6月30日向××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并在附言栏注明：“丁毅投资款”；2、徐礼中与案外人丁毅、刘庆曾合作经营“水吼山庄”投资项目。2015年10月20日，徐礼中与案外人丁毅、刘庆签订《协议书》，三方就合作经营期间的投资、投资份额及垫资、挪用资金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三方对新设立项目公司的相关情况。约定如下：“项目公司设立后，甲（丁毅）、乙（刘庆）、丙（徐礼中）均为项目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5:3:2。即甲方占50%，乙方占30%，丙方占20%，后续的投资及运作完全按照公司运作要求规范化投资及管理”；3、2017年，左红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徐礼中偿还借款本金9200000元及相关利息费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皖0111民初579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审理查明部份载明“被告徐礼中与原告前夫丁毅及第三人合作投资水吼山庄项目挪用资金600万元，经双方约定该款视为被告向原告借款，在上述项目合作时，原告还为被告徐礼中投资垫款280万元，双方也约定视为被告徐礼中向原告借款”。徐礼中在该起诉讼中，要求将徐礼中已转移至左红名下的20%股权冲抵280万元借款本金的辩称意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以双方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及对左红借款的冲抵，且股权转让协议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不为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予支持；4、2015年11月10日，××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2015年11月27日前登记股东及持股比例为徐礼中20%、丁毅50%、刘庆30%，变更登记后，登记股东及持股比例为丁毅50%、刘庆30%、左红20%；5、黄险峰为该起诉讼支付代理费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徐礼中将其持有的股权以1元的价款转让给左红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黄险峰对徐礼中享有到期债权的事实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从徐礼中与案外人丁毅、刘庆就重新设立项目公司的协议、××道××房地产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登记的注册资本及股东持股比例、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的（2017）皖0111民初579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已将投资款转化成借款等证据来看，应当认定徐礼中持有××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的股权，认缴资本为200万元，且徐礼中以向左红借款的方式予以实际认缴。对于第三人述称，黄险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徐礼中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有害于其债权实现的意见，因徐礼中在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较多，且执行标的数额较大。徐礼中以1元明显不合理的对价转让××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第三人述称，该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辩称意见，因债权人黄险峰于2018年7月向徐礼中催款时才知悉徐礼中转让股权的事实，其于2018年8月13日向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故对第三人提出的该意见，不予采信。对于黄险峰要求徐礼中支付案件代理费用的诉求，因黄险峰向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提交了其与安徽皖激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且代理律师已按合同约定出庭参与诉讼，故黄险峰的该项诉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徐礼中将其持有的××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左红的行为；二、被告徐礼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险峰支付律师代理费用40000元。本案受理费29258元，由被告徐礼中负担。 左红不服该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为，上诉人与徐礼中存在以1元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且徐礼中以借款方式认缴了出资，这显然是错误的。从工商登记注册的信息来看，上诉人与徐礼中虽签有1元转让股权的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工商登记的变更信息反映，徐礼中也不是以1元的价格进行转让的，从工商登记资料中的2015年11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是20%股份（200万元）全部转让给左红。因此，实际转让并未以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2、一审认定徐礼中转让股权的行为有害黄险峰，这是将黄险峰等同于全部的债权人，黄险峰诉徐礼中、余秀珍民间借贷案，与本案是同时立案，黄险峰与徐礼中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之嫌。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从此规定来看，该时效应属除斥时效，不存在中断和重新起算的问题。而就本案来讲，徐礼中与左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至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7日，根据2014年8月7日国务院第654号令《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变更信息至迟应在变更事由发生之日起20日内向社会公布。本案中，股权转让及办理变更事由发生于2015年11月27日，至迟于2015年12月27日前就已完成了在企业社会性用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此时应视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发生了变更事宜，所以，时效应自2015年12月28日起计算1年，也就是到2016年1月27日满一年，黄险峰于2018年8月13日提起诉讼，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年时效。一审法院认定黄险峰在向徐礼中催款时于2018年7月才知道股权变更事宜，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放弃“债权”和“财产”以及以明显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是不能够扩大适用范围的。如放弃或者转让的是知识产权、股权、继承权等则应不在此列。一是财产权或者债权其价格是相对固定的而股权或者知识产权则不同；二是债权、财产权的放弃与转让比较简单且涉及的人数较少，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转让人和受让人双方而股权转让则不同，不但有股东优先权问题，而且还要变更公司章程，进行登记，更重要的是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点，如果撤销了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就等于将彼此已经不愿意再合作的当事人以法律的名义硬捆绑在一起，这也有违公司的性质。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也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从黄险峰所举证据来说，其证明黄险峰与徐礼中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仅有徐礼中的两张借条，并没有银行转账凭证，无法证实该债权债务的是否合法有效。在庭审中，黄险峰所举的徐礼中与丁毅之间的协议原件这一重要证据居然还是徐礼中提供给黄险峰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黄险峰与徐礼中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并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可能。同时，徐礼中出具给黄险峰的借条载明的时间是2017年6月15日和2017年的7月20日，也未载明系原借款的本息结算而来，显然，黄险峰与徐礼中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迟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时间近一年零七、八个月，而股权转让之时黄险峰与徐礼中并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不存在损害。三、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至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皖0824民初2266号之一民事裁定，以黄险峰与徐礼中之间的债务可能涉及虚假诉讼需进一步审查为由，裁定中止诉讼，其后，在没有任何通知和裁定恢复诉讼程序的情形下，直接进行判决，显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错误。 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债务人有使自己的财产减少或负担增加的行为，包括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2、债务人的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债权。本案中，2015年11月25日，徐礼中与左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左红，而徐礼中出具给黄险峰的借条载明的时间是2017年6月15日和2017年的7月20日，现黄险峰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对徐礼中的债权发生在2015年11月25日前，故黄险峰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条件。一审判决不当，本院对左红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安徽省潜山市人民法院（2018）皖0824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险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258元，由黄险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258元，由黄险峰负担。 再审期间，黄险峰提交以下新证据：三张借条复印件，借条原件在2264号案卷中。证明黄险峰与徐礼中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于2014-2015年之间。 左红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首先这不是新证据,根据黄险峰的主张，三张借条都是在2264号案件中就提交过的，显然就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认定。第二，三张借条，同样都没有任何的转账记录及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如此大额的借款，如果只涉及黄险峰和徐礼中二人的利益，那外人当然不与置喙，但是本案涉及的利益和权益是多方的，对于此类大额的民间借贷金额，就应当审慎审查其所对应的转账记录等有关证据，而且借条作为手写的材料，徐礼中在任何时间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因为在本案中，徐与黄二人显然是同一阵营是利益相关方，仅凭此借条复印件，当然与本案在先前程序中其他的证据一样，也不能证明有关债权的形成时间，确实是早于股权转让的时间的。左红作为2264案件的案外人，也没有办法对这三张借条的原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且这三张借条纸张，字迹基本一致，根据它的形成时间，黄险峰主张相差1年以上，可是用的纸都是所谓的源潭镇人民政府纸张，如果是相差1年以上的借条，就没必要都用同样的纸张去写。所以对于这份所谓的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徐礼中未到庭质证。 本院认证认为，黄险峰提交的三份借条复印件系在（2018）皖0824民初2264号案件中已提交的证据，在该案中已作出认定，对于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予以认定。 各方当事人对原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未申请复核。 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申诉人黄险峰主张撤销徐礼中向左红转让股权的行为该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债务人有使自己的财产减少或负担增加的行为，包括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2、债务人的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债权。从本案事实及证据看，原一审中，××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该公司设立时，徐礼中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5月1日前；左红提交的××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徐礼中占20%，但徐礼中并未实际出资，后徐礼中将其股份转让给左红后，左红将应缴的注册资本200万元转入公司账户；证人欧某在原一审开庭时亦出庭作证，证明徐礼中在将股权转让给左红前，其未实际出资。本案中，并无相反证据证明徐礼中已实际出资，相关案件的生效判决书中也未作出徐礼中已出资的认定。从上述可见，不论黄险峰与徐礼中的债权是否发生在本案股权转让行为之前，都没有证据证明徐礼中转让债权的行为使自己的财产减少或负担增加，故黄险峰认为徐礼中转让股权损害了其债权人利益的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申诉人黄险峰主张撤销徐礼中向左红转让股权的行为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皖08民终284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绍福 审 判 员 李 蕾 审 判 员 马 骥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储诒正 书 记 员 肖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