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7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阳，女，汉族，1980年1月19日生，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男，汉族，1977年5月31日生，住址同上，与上诉人杨阳系夫妻关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地址：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小区南马大道北侧。登记号：42989024-552040011A1001。法定代表人：龙拥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刚，贵州诺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阳与上诉人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以下简称三〇二医院）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6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被上诉人2016年6月10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三、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0日对上诉人作出的除名处理决定；四、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上诉人的工资收入共计298490.71元；五、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上诉人的住房增量补贴共计23652.80元；六、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上诉人应得工资收入共计823427.43元；七、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加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上诉人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205856.86元；八、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292707.98元；九、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585415.96元。（以上第四至九项请求支付金额合计人民币2229551.74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三〇二医院应当向上诉人支付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应付而未付的工资仅为44000元是错误的。双方对于被上诉人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上诉人工资的客观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焦点在于扣款的具体金额。被上诉人主张在此期间的扣款金额为44000元，上诉人认为被克扣的工资远不止于此。原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提供的上诉人个人所得税缴纳明细作为证据（证据编号7.6），足以证明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被上诉人应当直接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总额是119101.50元（即应纳税所得额总计与减除费用总额之和）。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方式为银行代发，上诉人提交的另一份证据银行代发工资明细单（证据编号7.1）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4年期间实际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总额为68813.90元，并且上诉人自2015年5月起就没有领到过工资。两相对比可以看到，仅2014年期间上诉人被克扣的工资收入至少有50287.60元，已经超过被上诉人主张的扣款金额。上诉人因此认为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相关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被克扣的工资仅为44000元与事实明显不符。二、原审判决认定“因原告于2016年6月起就未领取工资，其月平均工资应以上一年度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工资66129元计算”是错误的。上诉人并非自2016年6月起没有领工资，而是从2015年5月起正常提供劳动却一直没有领到工资。上诉人已经在原审时详细说明了以16726.17元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自己的平均工资的计算依据，即便原审法院认为这种计算方式不妥也不能直接以社平工资作为计算依据。社保缴费基数是用人单位以上一年度职工个人的月平均工资申报的，虽然上诉人自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没有领到工资，但安顺市医疗保障局提供的上诉人基本医疗保险应缴明细（证据编号7.4）中缴费基数一项足以证明上诉人2016年6月前的月平均工资至少是8603.64元。双方劳动合同自2020年7月8日解除，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自此时起算。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应缴明细可知医保缴费基数在每年7月调整，在无法确知2020年缴费基数的情况下可以按照《社会保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应缴数额，以此计算至2020年7月8日的缴费基数应当是13856.24元，即年平均收入至少应当是166274.88元，而不应当是原审判决所确认的66129元。三、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为17年”是错误的。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于2003年7月1日起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于2020年7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时间是17年另7天。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的工作年限应当按17.5年计算，并非原审判决认为的17年。四、原审判决认定“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能超过12个月”是错误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由此可知，只有在劳动者月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情况下法律才会对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有所限制，并没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一律最高不能超过12个月。本地区2019年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8272元，据此计算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686.33元，无论是上诉人主张的还是原审法院认为的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数额均未超过本地区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因此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当是17.5年。原审判决以12年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最高年限违反了法律规定。五、原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第一项是错误的。确认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性的依据是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而并非是否造成法律后果。（2020）黔04民终712号判决及（2019）黔0402民初6401号判决均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0日以上诉人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同时生效判决不仅确认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违法，也对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的所谓事实不予采信，足见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违法的。即便从法律后果来看，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以致上诉人不能正常提供劳动，生效判决虽然已经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但被上诉人一直坚持其2016年6月10日作出的除名处理决定，拒绝执行生效判决，其违法行为导致的后果处于持续状态并对上诉人合法的劳动相关权益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非原审判决所认为的“未对其产生法律后果”。六、原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第二项是错误的。争议双方是劳动关系，现行劳动相关法律并未授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除名处理决定的权力。被上诉人作出的除名处理决定是以院字文件的形式作出的，该文件必然会存入上诉人的个人档案，这对上诉人未来的求职必将产生不利影响。被上诉人作出的除名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应予撤销。七、原审判决以“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克扣”增量补贴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第三项是错误的。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发放增量补贴，也从未领取过增量补贴。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证明自己应当得到增量补贴的举证责任，但对由他人发放而自己从未得到过的款项不可能具有举证能力。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向上诉人支付增量补贴，法庭也当庭要求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庭后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支付事实。举证责任已经分配给被上诉人，原审判决不应该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八、原审判决以“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第四项、第五项及第六项是错误的。本案是劳动纠纷，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没有关于劳动关系中止履行的规定，原审判决所谓“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没有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双方自此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直至劳动关系依法解除。即便是就所谓中止履行而言，也只是暂停履行或者延期履行，但履行义务仍然存在，并非原审判决所认为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效判决已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6年6月10日之后继续有效，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自此时起自动恢复。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提供劳动所以无权要求工资，但上诉人不能提供正常的劳动是由于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并非上诉人拒绝履行劳动义务。《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劳动者造成的损害主要就是由于不能提供劳动导致的应得工资收入的损失，上诉人遭受的该项损失当然应由被上诉人支付。依据原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规定有关赔偿问题的复函》的解释，被上诉人不仅应当按照上诉人本人提供正常劳动时应得工资收入支付上诉人工资，还应当加付上诉人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原审法院以劳动关系中止履行为由否定上诉人依法享有追索劳动报酬的权利是错误的。九、原审判决以“双方的劳动关系系原告单方解除，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第八项是错误的。原审判决一方面确认被上诉人克扣劳动报酬的事实并支持上诉人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又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法律赋予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单方解除权的合法行使并不导致求偿权的丧失。《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本规定赋予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任意选择权。双方争议始于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0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生效判决之所以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就是基于被上诉人2016年6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正是由于被上诉人拒绝执行生效判决导致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上诉人才被迫依法选择解除劳动合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拒绝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决心自2016年6月10日以来从未发生改变。被上诉人2016年6月1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持续存在，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有权选择不再要求履行劳动合同，同时也有权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如所请。三〇二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阳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上诉人三〇二医院与被上诉人杨阳存在劳动关系，也即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被上诉人杨阳欠有巨额单位备用金未还，上诉人三〇二医院即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杨阳，用工资予以偿还，而且，被上诉人杨阳对此事实是知晓并认可的。这一点从时间长达一年七个月以及高达27次扣款次数即可证实。在案件仲裁阶段，杨阳否认知晓上述扣还备用金的事实；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又承认知道单位从其工资中扣还备用金，只是辩称她不敢表示不同意而已。被上诉人杨阳所述不但是矛盾的，而且全部是假的。所以，上诉人三〇二医院从被上诉人杨阳工资中扣还单位备用金的行为合法，不应当作为承担责任的理由。综上所述，上诉人三〇二医院作为一家国有企事业单位，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是上诉人的权利和义务，被上诉人杨阳拒不归还备用金的行为不担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也是侵犯国有资产所有权。所以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工资中扣还备用金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故而一审判决以此为由判决原告支付被上诉人杨阳被扣发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改判。杨阳与三〇二医院均未针对对方的上诉作答辩。杨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除名处理。3、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原告的工资收入298490.71元。4、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原告的住房增量补贴23652.80元。5、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应得工资收入823427.43元。6、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205856.86元。7、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92707.98元。8、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85415.96元。9、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三〇二医院亦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支付杨阳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扣发的工资44000元。2、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于2016年6月10日对杨阳作出的除名决定合法。3、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于2016年6月10日对杨阳作出的除名决定不予撤销。4、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向杨阳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住房增量补贴23676.22元。5、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向杨阳支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工资824173.75元。6、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向杨阳加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杨阳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206043.44元。7、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向杨阳支付经济补偿金292973.28元。8、依法判决三○二医院不向杨阳支付赔偿金585946.56元。9、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1日，原告杨阳到被告三0二医院工作。2008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13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9月10日，原告杨阳向安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三〇二医院以杨阳严重违反医院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2、杨阳与三〇二医院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了安市劳人仲裁字（2019）10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申请人解除与被申请人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杨阳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了（2019）黔04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三〇二医院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20）黔04民终7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7月8日，原告通过公证方式向被告送达了《关于不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020年8月13日，原告向安顺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除名处理。3、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原告的工资收入298931.67元。4、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原告的住房增量补贴23676.22元。5、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应得工资收入824173.75元。6、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206043.44元。7、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92973.28元。8、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85946.56元。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了安市劳人仲裁字（2020）92号仲裁裁决，裁决三0二医院支付杨阳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扣发的工资44000元，驳回杨阳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杨阳、被告三〇二医院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分别于2020年11月11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同时查明，因原告杨阳借用被告三〇二医院备用金，被告于2013年10月31日至2016年4月13日期间共扣发原告工资44000元用于冲抵其所借用的备用金。2016年6月至今，原告未到被告处上班，未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时效申请期间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因借用备用金产生的争议不属劳动争议的范畴，该纠纷在未经相关机关或部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进行确认之前，被告无权从其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工资中扣除并冲抵备用金，且被告没有强制执行的职权，故被告应当将已扣除的工资返还原告。因原告未举证明被扣除的工资的具体数额，而被告认可已扣44000元，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工资44000元。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前述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为17年，但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能超过12个月，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因原告于2016年6月起就未领取工资，其月平均工资应以上一年度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工资66129元计算，经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6129元。关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及要求撤销该处理决定的请求，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且已认定原告要求撤销的处理决定未对其产生法律后果，故原告的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被克扣的工资298490.71元的请求，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克扣其工资的具体数额，但被告认可在此期间共扣发了原告工资44000元用于冲抵所借用的备用金，故此期间被告扣发的工资应按44000元计算。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克扣的住房增量补贴23652.80元的请求，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克扣该款的事实，亦未向人民法院提出责令被告提交上述证据的申请，对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应得工资823427.43元的请求，工资是用人单位依据法律规定或与劳动者之间的约定以货币形式对劳动者所支付的报酬。但原告自2016年6月起就未到被告处上班，至今均未为被告提供劳动，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的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加付自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工资25％赔偿费用的请求，被告未向原告支付此期间的工资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的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585415.96元的请求，因双方的劳动关系系原告单方解除，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间的意见，被告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时效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已作出了实体裁决，现其又提出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对该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3年10月31日至2016年4月13日期间扣发的工资440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66129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支付原告杨阳被扣发的工资人民币44000元；二、被告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支付原告杨阳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人民币66129元；三、驳回原告杨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阳与三〇二医院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杨阳诉请确认三〇二医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撤销除名决定应否支持；2、一审法院判决三〇二医院支付杨阳2013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扣除的工资44000元是否正确；3、一审法院判决三〇二医院支付杨阳经济补偿66129元是否正确；4、杨阳诉请的增量补贴应否支持；5、杨阳诉请的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收入及该期间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应否支持；6、杨阳诉请的赔偿金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及争议焦点六，三〇二医院作出的除名决定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但杨阳已在本案之前，另案就此提出权利主张，要求确认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生效判决已确认三〇二医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判决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杨阳已在该案中明确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得到支持，其在本案中再次就三〇二医院作出除名决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主张权利，并要求三〇二医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三〇二医院认可扣除杨阳工资用以冲抵杨阳借用的备用金，但辩称是作为国有企事业单位保护国有资产的行为，称该行为合法，不应向杨阳支付扣减的工资。对比，本院认为，三〇二医院作为用人单位，不因其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性质而豁免其劳动关系上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一审法院判决三〇二医院支付其克扣杨阳的工资，合法有据。上诉人杨阳主张从2014年个人所得税缴费明细及2014年工资发放记录差额可以看出，仅2014年被克扣工资至少50287.6元，并据此对一审认定的克扣工资金额44000元不予认可。对此，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2014年，三〇二医院仍在为杨阳缴纳社保等相关费用，杨阳的应发工资还需扣除相关项目，并非如其主张的应发工资扣除个人所得税及其实际到账工资的数额即为被克扣工资。杨阳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以杨阳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被克扣工资金额为由，未支持杨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对于应否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三〇二医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被确认违法，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杨阳以三〇二医院克扣工资、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止。三〇二医院克扣工资是客观事实，依法应支付经济补偿。对于计算经济补偿年限的问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的规定，是针对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高收入劳动者，而非所有劳动者，杨阳不属于受该款规定限制的范围，一审据此认定计算年限为12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本案中，杨阳自2003年7月1日入职，2020年7月8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因而杨阳的经济补偿计算年限应自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计算至2020年7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之日止，共计13年。至于2008年之前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依据当时的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对工作年限跨越2008年的经济补偿应该分段计算，但是一方面该《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已经废止，另一方面该《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对劳动者自身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获得经济补偿的情形也没有规定，因而本案中杨阳2008年之前的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杨阳主张按照17.5年的工作年限计算经济补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计算标准的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后，杨阳未提供劳动，三〇二医院未支付劳动报酬，无法认定杨阳解除劳动合同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一审法院以2019年度安顺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杨阳经济补偿的标准并无不当。因此，三〇二医院应支付杨阳的经济补偿为71639.75元（66129元/年÷12×13），一审法院计算的经济补偿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四，增量补贴的发放涉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等国家政策的制定，住房增量补贴待遇是否发放、何时发放、发放的标准系由国家的相关政策来规范和调整，属国家政策执行问题，由有关行政主管单位进行管理监督，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畴，一审法院未支持杨阳该项诉请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五，杨阳在一审中认可2016年6月1日便没有到三〇二医院上班，自2016年6月起至2020年7月8日期间，杨阳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曾经与三〇二医院对合同继续履行进行沟通协商，长期处于两不找的状态。作为企业职工，为企业提供劳动才能依法享有工资、社会保险等劳动待遇，杨阳没有提供劳动，三〇二医院亦未按照法定程序对双方的劳动关系做出明确的处理，可以认定在此期间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双方没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杨阳主张三〇二医院支付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收入及该期间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本院认为，在劳动关系中止状态下，单位没有继续给劳动者支付工资的义务，对杨阳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三〇二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64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64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贵航集团三〇二医院支付杨阳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71639.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贵航集团三0二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玉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贺云雪书记员熊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