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5民终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丽萍，女，1970年6月28日出生，回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懿、赵玉涵，云南晨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华山，男，195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军，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树春，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昊，男，1994年5月30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德福，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蒋丽萍因与被上诉人丁华山、李军、丁树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4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本院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丽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GS8购车款“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且已结清，”以及“扣除GS8汽车款117,722元”的证据不足，这一认定属于对证据片面采信，割裂了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该事实认定错误。该车落户在公司名下，原告方将车卖给王磊，王磊只能将钱交给公司，由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所以才发生了代收付车款事宜；该车实际权属归于丁华山的前提是“现金购买”，但丁华山不能提供其支付购车款的证据，故车款理应从丁华山应得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二、一审认为“扣除丁树春应付利息3620元”的证据不足，属于对证据内容审查不严，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补充协议最终确认的1,787,748.78元，并未扣减过丁树春应付给乙方的3620元。三、一审认为“扣除原股东留给第三人丁昊的增资款30万元”证据不足，也属于对证据关联性认定不足，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一审时的第四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能证实丁昊、丁华山对增资明知，且认可丁昊已出资30万元是来源于扣除丁华山等人应得股权转让款中的3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只有上诉人付清180万元首期转让款，被上诉人才同意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被上诉人已于2017年11月10日将股权变更至上诉人名下，证明条件已经成立；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只有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余款58万元的支付条件才成立，证据中丁树春经手、丁华山签批的《付款申请单》也明确注明，该58万元的性质为“华力店转让款（尾款）”，说明被上诉人应得转让款238万元已全部履行完毕。被上诉人丁华山、李军、丁树春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GS8汽车款117,722元不属于已经支付的股权款，不存在预扣汽车尾款事实；其次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5月3日，上诉人提交的日期是2017年5月11日，已经在补充协议抵扣完毕，对最终金额进行了确认；该辆车实际交易行为在一审判决已经表述，是丁华山代王磊交付的款项，过户给王磊后又将款项转给丁华山。3620元已经在款项进行抵扣，不能重复抵扣。公司增资并没有召开股东会议，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中丁华山、丁昊并没有对增资行为有肯定，通过微信支付时间是2017年12月6日，实际双方在2017年11月已经变更了股权登记，从上诉人提交的明细中显示30万元在五月就进行了抵扣，时间点存在矛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丁昊辩称，1.本案中蒋丽萍故意虚假陈述，严重影响法庭审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处罚。2.本案审理的焦点是二审上诉状提出的三项费用的性质，与本案的原告是否拖欠目标公司相关费用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也不应当审理原告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产生的纠纷；蒋丽萍将其个人的资产与目标公司的资产混为一谈，故产生了三原告拖欠目标公司费用，故而需要在本次股权转让款中抵扣的错误认识；蒋丽萍所称增资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更谈不上经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同意，且无论增资与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无权抵扣；蒋丽萍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拖欠三原告的股权转让款。3.蒋丽萍利用大股东的控制权地位严重侵吞华力公司款项，侵犯了公司小股东丁昊的权利，蒋丽萍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4.丁昊虽然作为股东，实际并未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参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丁昊在本案中没有付款义务。丁华山、李军、丁树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573,593.22元，及依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截至2017年11月10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日，原告丁树春代表三原告，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名义与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费为340万元，其中，被告受让三原告合计持有目标公司70%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价款为238万元。股权转让款采用分期支付，首期支付180万元，余款58万元于办理股权变更及验收后支付。2017年5月1日起被告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同年11月10日，三原告在市场监督部门将其合计持有目标公司70%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为被告。被告通过目标公司账户向原告共支付股权转让款1,806,406.78元，剩余573,593.22元未支付，经数次催告仍不予支付。三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5月1日前的股东为原告丁华山、李军、丁树春及第三人丁昊，其中丁华山持股25%，李军持股20%、丁树春持股25%、丁昊持股30%，法定代表人为丁昊。2017年5月1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与被告蒋丽萍、第三人丁昊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内容为：“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蒋丽萍占70%的股份、丁昊占30%的股份）。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价款及内容：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华力店）转让费为3,400,000元，转让后店内所有设备、物品、库存车辆、经营权属乙方拥有。库存电动车3台，GS4试驾车一台为甲方所有。现有库存车辆折扣池折价金额为350,000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分期付款车辆折价金额为100,000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甲方支付的店租金额至2017年12月30日包含在总股权价款内，所有建店返利及2017年5月1日以后厂家兑现的销售返利及奖励属乙方所有（注：GA5车架号LMGGN1S5XG100214，编号：DYNA050电动车一台，按厂方政策办理为试驾车，厂方返利约33,000元，返利到折扣池后由乙方支付给甲方）。二、转让店付款方式：乙方蒋丽萍首期支付1,800,000元，余款580,000元，甲乙双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售后服务店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售后店原股东有协助的义务）。乙方要积极完成售后店后续事项，两个月内通过验收。三、2017年5月1日以前的债权债务属甲方的由甲方承担，乙方在经营过程中销售及其它一切工作跟不上厂方节奏，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乙方承担。GS8试驾车1台由丁华山现金购买，此车落户名称为公司名下，到期办理过户手续由乙方办理，过户费用由丁华山承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处甲方加盖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原告丁树春签名，乙方由被告蒋丽萍签名捺印。被告蒋丽萍于2017年4月27日打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账户180万元，并备注为“借款”。2017年5月11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原财务何桂芝代表三原告及第三人丁昊与被告蒋丽萍对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5月1日前会计账面的债权债务作了结算及财务交接，形成了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为甲方、被告蒋丽萍、第三人丁昊为乙方的《关于财物移交及账面资金确认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最终确认如下内容：“乙方应付给甲方原股东2,410,606.32元，甲方应付乙方332,837.54元，互抵后乙方共计应付甲方原股东2,077,768.78元。另前期承包人丁树春应付给乙方的3620元。5月份公司账面已付丁树春20万元，黄周珍20元，付杨琨代垫购置税9万元，共计已付290,020元。乙方实际应付1,787,748.78元。股权转让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该《补充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乙方由被告蒋丽萍签名，并载有“何桂芝代丁昊”字样。另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双方明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实质为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转让费为340万元，被告蒋丽萍受让三原告合计持有该公司70%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价款为238万元，股权转让款采用分期支付，首期支付180万元，余款58万元于办理股权变更及验收后支付。被告蒋丽萍于2017年5月1日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当天接管控制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11月10日三原告将其合计持有的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变更后，被告蒋丽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70%，第三人丁昊为股东，持股30%。再查明，被告蒋丽萍于2017年4月27日打入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账户180万元虽备注为“借款”，但实质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被告蒋丽萍受让三原告股权转让的首期股权转让款，该180万元三原告并未领取，而是含在《补充协议》中双方通过对账互抵后得出的最终被告蒋丽萍还需支付给三原告1,787,748.78元里（该《补充协议》中涉及的款项不包含《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尾款58万元），故被告蒋丽萍应支付三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总额为2,367,748.78元（1,787,748.78元＋580,000元）。又查明，2017年5月11日《补充协议》形成后，被告蒋丽萍通过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向三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明细如下：1.2017年5月12日支付董道军瑞丽工程款14万元（丁华山签字“同意支付”）；2.2017年5月15日支付给彭少军20万元股本金（丁华山签字“同意”）；3.2017年5月19日支付给北京华建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67万元；4.2017年5月25日支付给北京华建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356,406.78元（丁华山签字“同意支付”）；5.2017年11月17日支付给丁树春58万元（丁华山签字“同意支付”）。以上五笔金额合计为1,946,406.78元。以上五笔款项除第一笔外，其余四笔三原告均认可系被告蒋丽萍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关系及三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被告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实为多少金额，确定实际已付的股权转让款及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为多少；3.第三人丁昊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针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现就所涉问题分述如下：其一，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甲方虽为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但协议内容实质是三原告将其持有的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蒋丽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虽在签订主体及用语上存在瑕疵，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目标公司股权，本案中股权转让方即三原告依约将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受让方被告名下，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被告通过股权受让也已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资格，应认定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三原告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二，通过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庭审中明确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知，三原告将所持目标公司70%股权作价238万元转让给被告，故被告应按约支付三原告股权转让款238万，但被告将首期股权转让款180万元打入公司而并非直接支付给三原告，鉴于目标公司账面原留有的财产与该180万元股权转让款发生混同，故双方在进行公司财务、管理等事项交接时达成的《补充协议》，通过对账面资金确认及互相抵扣后最终确定被告实际应支付三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为1,787,748.78元，加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尾款58万元，共计被告应支付给三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应为2,367,748.78元。被告蒋丽萍通过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向三原告分五笔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为1,946,406.78元。本院认为原告对于其中第一笔即2017年5月12日支付董道军瑞丽工程款14万元不予认可的理由不成立，因被告于2017年5月1日实际掌控目标公司，而原告丁华山在该《收条》上签字“同意支付”，此时原股东按约定已丧失股东资格，也不具有对公司财产的处置权，而原告丁华山签署的“同意支付”只能是对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具有同意代支付的权利，而原告对其他四笔中存在同样代支付情形及丁华山签署“同意支付”的款项认定为股权转让款，而对该14万元不予认可有违常理及诚信原则，故本院确认被告已支付三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为1,946,406.78元，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421,342元（2,367,748.78元－1,946,406.78元），因此被告应当按约定支付三原告股权转让款421,342元，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因原、被告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于办理股权变更及店面验收后支付，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由于原、被告并未对违约金及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进行约定，欠款或逾期付款造成接受一方的损失体现为利息的期待利益的丧失，故三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而对于被告2017年5月2日支付给杨琨的9万元、2017年5月4日支付给廖想英的20万元，该两笔款项均在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中有约定且在被告应付给三原告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不含在股权转让款1,787,748.78元里；对于被告2017年7月19日支付给丁树春的11万元、2017年7月28日支付给丁树春的4万元、2017年9月6日支付给丁魁山（系第三人丁昊父亲）的16,560元，被告也认可属于代收代付GS8购车款，该三笔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且已结清。故对于上述五笔款项本院不予确认为涉案股权转让款。而对于被告辩称扣除GS8汽车款117,722元、扣除原股东留给第三人丁昊的增资款30万元、扣除丁树春应付利息3620元，共计421,342元系扣除的涉案股权转让款，因原告对此不予承认，而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有关以上事项的明确约定，故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可依据该款项的性质另行主张权利。其三，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依法转让其享有的公司股权。第三人丁昊系目标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原股东，其自认放弃了对三原告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故本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原、被告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而第三人丁昊前后股权未发生变动，其并非股权转让的一方，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蒋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原告丁华山、李军、丁树春剩余股权转让款421,342元，并支付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21,34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丁华山、李军、丁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因此，股权转让的主体只能是股东。本案的股权转让方为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主体已违反了该条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但基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自公司股东名册变更时生效”的规定，且双方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已然生效，确认该合同无效已无意义。因此，本院对该合同的效力不作认定。此后产生的《补充协议》，实际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协议，并不对股权转让产生影响。虽然被上诉人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但这是由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的原财务何桂芝代表三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丁昊就云南华力新能源汽车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5月1日前会计账面的债权债务与上诉人蒋丽萍所作的结算及财务交接，作为独立存在的合同履行条款，即便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其依然发生效力。在被上诉人丁华山、李军、丁树春已配合上诉人蒋丽萍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上诉人蒋丽萍负有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股权转让款中能否扣除GS8汽车款117,722元；2.《补充协议》确认的1,787,748.78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已扣减3620元；3.第三人丁昊的增资款30万元是否产生及应否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应扣减。关于GS8汽车款117,722元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GS8试驾车1台由丁华山现金购买，此车落户名称为公司名下，到期办理过户手续由乙方办理，过户费用由丁华山承担。”一审中蒋丽萍提交的证据证明，该车价款117,722元系由华力公司支付给厂家，而丁华山未向公司支付车款，故应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虽然被上诉人丁华山主张其已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价款，但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117,722元车款应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关于3620元是否应扣除的问题。《补充协议》第七条中载明“5月份支付4月超期车辆利息3620元，由前期承包人丁树春支付给乙方”，第九条载明“综上所述，乙方应付给甲方原股东2,410,606.32元，甲方应付乙方332,837.54元，互抵后乙方共计应付甲方原股东2,077,768.78元。另前期承包人丁树春应付给乙方3620元。”按照正常语言逻辑，第九条得出2077768.78的金额应该已经扣除第七条所述丁树春应付价款3620元；上诉人主张最后得出金额1,787,748.78元系算错，漏减了第九条所述3620元，由于第九条所述3620元与第七条所述3620元金额及支付人都一致，上诉人没有证明两笔款项不同、并非重复扣减，且《补充协议》又经上诉人签字认可，被上诉人丁华山、李军、丁树春也认可《补充协议》最终确定的金额1,787,748.78元，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第九条所述丁树春应付3620元未扣减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丁昊的30万元增资款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只有其自己所发的信息提出了扩股增资问题，丁昊及其他人员未予回应；且公司增资应经过法定程序，上诉人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其次，丁昊本人对公司增资一事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也都不认可上诉人将30万股权转让款抵扣为丁昊增资款。再次，即便公司进行增资，原股东虽然与丁昊有亲属关系，但他们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主体，公司是否增资及丁昊的增资款如何支付均应由其决定，在未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应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上诉人蒋丽萍主张其在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30万元用作丁昊的增资款，反证其尚有3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因此，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蒋丽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47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丁华山、李军、丁树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47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蒋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丁华山、李军、丁树春股权转让款303,620元，并支付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3,62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20元，由被告蒋丽萍负担3620元原告丁华山、李军、丁树春负担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仙道审判员  杨 梅审判员  黄映瑾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继斯书记员段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