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宁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27民初257号 原告（反诉被告）：苏以聪，男，1968年1月5日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宁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华（系原告之子），男，1996年4月27日出生，彝族，大学学生，住四川省宁南县。 被告（反诉原告）：陈正祥，男，195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宁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兰（特别授权，系被告之女），女，198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向明（特别授权），宁南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苏以聪与被告（反诉原告）陈正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陈正祥提起了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以聪（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2005年1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第4条履行，返还2017年6月到2021年2月所有的农业农村补偿款4,600元。事实及理由：2014年1月25日，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由原告长期承包被告的土地，该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原告）承担甲方在本地承包土地扶持政策。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从2007年开始领取粮食直补，从2014年开始领取退耕还林补助，但在领取上述补助过程中，被告从2017年6月开始违反合同领取了2017年6月到2021年2月所有的农业农村补偿款4,600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正祥（反诉原告）答辩并反诉称，陈正祥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确认苏以聪与陈正祥于2004年8月30日所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无效，2.由苏以聪返还陈正祥的土地和房屋。3.判令苏以聪返还陈正祥于2011年6月23日领取的泥石流冲毁土地补偿款6,750元；4.反诉费由苏以聪负担。诉讼过程中陈正祥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苏以聪与陈正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两份合同无效。2.退还草原补贴、退耕还林补贴款，具体金额不清楚。2004年8月30日双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是事实，但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一是未明确约定承包土地的用途；第二未报发包方同意和备案；第三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故系无效合同。 原告苏以聪（反诉被告）辩称，我们是土地承包合同，没有签订买卖合同，被告说承包没有通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是被告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有交付承包费的义务，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是有效的。补偿款是通过被告同意了，被告把钱给我的，而不是冒领的，赔偿的是青苗赔偿款，应当驳回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以下证据：1.承包土地合同书（2005年1月15日签订），证明是承包土地不是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了粮食直补应当是我们的，我已经履行了我的义务，被告应当履行他的义务；2.草场承包经营合同，证明2012年重新换证后，被告让其哥哥亲自交给我的；3.存折复印件，证明是专门用于发放政府补贴的存折是被告交给原告的，粮食直补是我们领取的;4.退耕还林补助款花名册，证明2014年陈正祥领取了退耕还林补助款1400元；5.耕地保护补贴公示表，证明陈正祥领取了该费用两笔分别为，2019年6月领取了290.33元、2020年4月14日领取了281.55元；6.证人苏某（苏以聪的亲哥哥）当庭作证，以证明用蓝色圆珠笔写的（陈正祥所提交）是无效的，黑色笔写的按了手印的是有效的。黑色这份是2005年喊我重新写的，双方都按了手印的。蓝色是2004年写的，但是被告的哥哥看了，说不行，所以第二年我又草拟了黑色（笔迹）这份。以上证据经陈正祥质证其认为,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是我签订的；第2组证据，草场承包经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我没有给过原告，我问过队长，队长不承认是他给原告的；第3组证据，存折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第一次怎么在原告那我不清楚，第二次确实是我交给原告的。从2017年原告苏以聪就没有交森林看管费，都是我交给集体的，给了1000余元；第4、5组证据，均没有乡政府的盖章，出处不清楚，2017年以前的所有的补偿款都是原告领取的，之后这些费用确实都是打在我社保卡上的，我们也提交了明细清单；第6组证据，证人说两份协议形成时间前后矛盾，先说头天签了第二天重新改的，两份协议的第二份是证人代签的，证人与原告有亲戚关系，不应当采信。 对以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第1、2、3、5组证据，真实、合法，并与本案实体关联，且能相互应证，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4组证据，真实合法，但无法证实陈正祥领取了2014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1400元；第6组证据，结合陈正祥对第1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及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人所陈述合同形成的时间问题，由于合同时间形成至今有多年了，说得不准确系正常情形，证人代某以聪签名，苏以聪自己按了指印，不影响其效力。 被告陈正祥为证明自己主张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同书》（2004年8月30日签订），拟证明该合同实为土地和房屋买卖合同，故该合同无效；2.泥石流水毁土地补偿表，拟证明泥石流水毁土地补偿款应由陈正祥本人领取，该款应由苏以聪退还给陈正祥，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20）第040544号]，拟证明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持证人仍是陈正祥；4.俱乐乡人民政府、中心村民委员会、中心村一组证明一份，拟证明从2017年至本集体的公益村管护费是陈正祥出的集资款，故之后的所有补助款才打在陈正祥的社保卡上；5.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清单一份（社保卡），拟证明涉及耕地补贴、退耕还林各项补贴共计3,347.09元，但涉及草原补助1,019.76元不应当属于苏以聪，应属于陈正祥所有。原告对以上第1组证据，合同，有异议，合同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签过这个合同；第2组证据土地补偿表，总的13,500元，是我领取的，乡上说土地包给我了，后面的钱就让我领了；第3组证据，土地经营权证，是真实的无异议；第4组证据我不清楚；第5组证据无异议。 对以上被告陈正祥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第1组证据，与原告苏以聪所提交的“合同”不一致，苏以聪所提交“合同”在此合同之后，且陈正祥无异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第2、5组证据，真实合法，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第3、4组证据，真实、合法并与本案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8月30日，陈正祥与苏以聪双方签订了《合同书》。2005年1月15日，陈正祥（甲方）与苏以聪（乙方）又重新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对原有的合同进行了变更，《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二00五年元月十五日甲、乙双方经协商承包土地房屋协议如下：一.甲方承包2.5人承包土地给乙方经营（其中荒山桑树和房屋），如有政策土地变更甲方不负一切损失；二、乙方承包甲方土地累计21060元分三次性交清；三、乙方付甲方土地费第一次2005年元月15日交13000元，第二次定在2005年12月30日交4000元，第三次定在2006年12月20日交清4060元，如到期不交清，按银行利息付，到期后超1个月按银行利息双倍；四、乙方承担甲方在本地承包土地义务和国家扶持政策；五、甲方承担乙方在当地承包土地的争议和纠纷；……七、以上协约甲、乙双方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之日生效，不得任何原因涂改，如出现者并追究刑事责任……。该《承包土地合同书》经证人苏某草拟，陈正祥签名并捺印、并由苏某签名后由苏以聪捺印。《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后苏以聪依约定向陈正祥缴纳了21060元。苏以聪举家搬到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内进行居住，并开始在转包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生活，苏以聪在户籍所在地原有的住房已被占用、土地已转包他人，政府发放的各项税费、补贴均由苏以聪缴纳和领取，并发放到苏以聪持有的一卡通里面（户名：陈正祥，帐号88×××30）。由于陈正祥2017年到2020年间缴纳了公益林管护奖金共1050元，随后的政府相关补贴便未打入苏以聪手持的一卡通，而是直接打入了陈正祥的社保卡银行账户里（卡号：62×××19）。陈正祥提供的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清单上显示，从2017年7月起到2021年4月止，陈正祥的社保卡银行账户共转入了耕地补贴、草原奖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政府补偿、补贴资金共计5358.42元（庭审中陈正祥仅认可转入的各项政府补贴等款项为3347.09元），其中草原奖补、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发放四次共计726元（每次181.50元）。合同签订后不久因陈正祥女儿在西昌生活，便到西昌租房居住生活至今。 据2020年6月颁发的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方代表系陈正祥，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五人，承包地登记总面积为8.50亩，承包期起止为1999年3月30日起至2029年3月30日，该经营权证至今均由陈正祥保管。2012年2月陈正祥与宁南县畜牧局签订并取得了《草场承包经营合同》，承包草场面积为72.6亩，承包期限为2012年2月16日至2082年2月16日，该合同从取得起至今均由原告苏以聪保管并使用，该草场也由苏以聪在管理、经营，但苏以聪以陈正祥并未就该草场经营权达成新的协议。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2004年8月30日陈正祥与苏以聪双方签订了《合同书》。2005年1月原、被告重新签订合同，后面所签订的合同对前面签订的合同进行了变更，并已实际履行多年，故原、被告应以后面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作为确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对于该合同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2018修正）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第五十二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本案中《承包土地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正当流转，且双方已进行了实际履行，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未向发包方备案,但不影响其对合同双方的效力，故《承包土地合同书》合法有效，但仅限于在陈正祥所承包土地的“承包期的剩余期限”。陈正祥的答辩、反诉理由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条规定的是对发包方以其他方式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单位或个人的限制,并非对承包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承包人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双方所签合同也无买卖房屋的约定，上诉人据此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且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不明确，其陈正祥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苏以聪、陈正祥关于土地的流转范围，及苏以聪诉讼请求是否支持的问题，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一.甲方承包2.5人承包土地给乙方经营（其中荒山桑树和房屋），如有政策土地变更甲方不负一切损失；……四、乙方承担甲方在本地承包土地义务和国家扶持政策；……”，土地的流转范围包括陈正祥家庭已取得的承包地、荒山等，但不包括《草场承包经营合同》所指的72.6亩的草场，因2012年2月陈正祥才签订的《草场承包经营合同》，2005年双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时陈正祥并未取得该草场的经营权，故该草场不属于转包范围，故虽案涉草场自《草场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均由苏以聪进行管理、经营，但政府针对草原补贴、奖励资金苏以聪无权主张。对于原告苏以聪的诉讼请求，双方所签订合同第四条约定可以理解为：所流转土地的优惠政策由苏以聪享有。虽从苏以聪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金额，但从陈正祥提供的证据来看，从2017年7月起到2021年4月止，陈正祥的社保卡银行账户共转入各项政府补偿、补贴资金共计5,358.42元，其中草原奖补、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发放四次共计726元不应支持外，剩余4,632.42元应归苏以聪享有，但苏以聪仅要求返还4,600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苏以聪合理合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陈正祥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2018修正）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陈正祥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苏以聪各项农业农村补偿款4,600元； 二、驳回被告陈正祥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陈正祥负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陈正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世强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毛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