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羊亭村。法定代表人：王雪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日涛，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帝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88-3号。法定代表人：贺强（已去世，工商登记未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世强、邹圣宇，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帝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铭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2020)鲁1002民初445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帝良公司提交的《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木工对账明细2017.8.31》、《贺总木工对账明细》并不是铭天公司财务人员出具的材料。假设是铭天公司财务出具的，上述材料与帝良公司提供的证据九中的《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就应该完全一致，而帝良公司提供的两份《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中，半成品、成品等数额完全不一致，可见帝良公司提供的两份证据均是虚假的。帝良公司提供的帝良公司法定代表人QQ收藏记录、木工对账明细、木工半成品表格等证据，并非原始载体，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应予以采信。虽然铭天公司对其中的扣减设备款没有异议，但不代表对明细认可，铭天公司只是针对9万元设备款的事实认可，该设备款只是扣减了6万元，尚差3万元帝良公司没有支付。一审法院仅凭对账明细中的部分数据一致就认定系双方对账形成的对账单，系其主观臆断。2.帝良公司提交的2019年1月3日的《贺经理对账单》可见，2019年1月3日之前的欠款已结清。帝良公司一审时主张的是2019年1月3日和2019年5月28日的对账单货款。其在起诉时，并未主张庭审中提到的三份明细的货款，恰恰证明之前的货款铭天公司已经结清。3.铭天公司代贺强及帝良公司垫付鱼钩款、配件款等款项共计180,284.54元应当从货款中扣除。4.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转账的12笔，共计440,000元，均在帝良公司诉请的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中，一审法院对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支付的款项认定错误。二、铭天公司垫付和应扣除的款项一审法院并未全部扣除。一审法院将帝良公司成立之前的债权债务合并到帝良公司处，铭天公司为贺强以及为帝良公司缴纳的职工社会保险费44534.58元、铭天公司代贺强垫付的工人工资为105887.93元应一并进行处理；9万元的设备款只是扣减了6万元，尚差3万元帝良公司没有支付，该3万元的设备款一并进行处理；帝良公司从铭天公司处购买的氩弧焊机、暖气炉、两套数控机床也应扣除或予以返还。帝良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案涉2019年1月3日和2019年5月28日对账单的款项铭天公司并未付清，通过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2019年1月3日之前李迎祝支付的案涉款项系支付两张对账单之前形成的对账明细的款项。并且从2020年1月18日铭天公司工作人员马志杰与贺强的微信沟通记录，马志杰告知铭天公司财务安排支付货款2万元，贺强回复“就2万元呀兄弟，杯水车薪”，马志杰回复“估计是财务和王总商量的，不行你再问问王总”。2020年1月18日之后，铭天公司未向贺强以及帝良公司付过款。关于铭天公司主张其代贺强以及帝良公司垫付的预购款、配件款，其在一审中并未主张，不应在二审中提出。关于职工工资以及社保费用的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同时通过双方形成的对账明细也可以看出关于工人工资以及社保在已经形成的对账明细中进行了扣除。关于设备款以及其他暖气炉等设备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解决。帝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铭天公司向帝良公司支付货款491,769.02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铭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帝良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7日，贺强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帝良公司成立之前，贺强曾向铭天公司出售渔具半成品、成品。帝良公司成立之后，由该公司向铭天公司出售渔具半成品、成品。2018年7月31日，铭天公司为帝良公司、贺强出具对账单显示，应付总金额为238,880.8元。2019年1月3日，铭天公司为帝良公司、贺强出具“贺经理对账单”显示，应付金额472785.87元，备注：货代及报关费用，财务部门另行计算扣除，此账单是累计汇总的，期间财务已付款部分，由财务负责扣除并统计最终尾款金额。该对账单中有部分订单出货时间在帝良公司成立之前。2019年5月28日，铭天公司为帝良公司、贺强出具“贺经理对账单”显示：应付金额218983.15元，备注：货代及报关费用，财务部门另行计算扣除，此账单是2019年1月3日对账单后的新增部分，期间财务已付款部分，由财务负责扣除并统计最终尾款金额。2020年1月18日，铭天公司工作人员马志杰与贺强通过微信沟通，告知铭天公司财务安排支付货款2万元，贺强回复：“就2万呀兄弟，杯水车薪”。马志杰回复：“估计是财务和王总商量的，不行你再问问王总，大哥”。此后，铭天公司未再向贺强、帝良公司付款。2020年3月21日，贺强去世。2020年5月29日，贺强的妻子邹霞与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雪峰就贺强及帝良公司与铭天公司之间的账目进行对账，对话中，王雪峰称：“我们对了下明细到2020年4月份一共是差七万多吧，但是这七万多再抵扣去我们这边列的明细，这样就是我们最后差你们一万多”。2020年8月4日，帝良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主张铭天公司仅于2019年1月7日、4月10日、9月12日、11月22日、2020年1月18日通过对公账户转账8万元、4万元、2万元、4万元、2万元共计20万元，支付上述2019年1月3日、2019年5月28日对账单中的货款，诉请铭天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91769.02元(472785.87元+218983.15元-200000元)。一审庭审中，帝良公司同意铭天公司主张的餐费7063元、运费162元、报关费1858元可抵扣上述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对于案外人李迎祝2019年8月5日转账支付给贺强1200元、铭天公司股东于航2019年8月8日微信转账支付给贺强7500元，铭天公司先抗辩系支付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后认可系支付对账单之外的报价单(编号MFI190517，日期2019年5月17日)中的预付货款和模具费，并非支付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另查，贺强的继承人有其母王之芳、其妻邹霞、其女贺子芪，该三人均同意日期为2019年1月3日的“贺经理对账单”中属于贺强个人部分的债权由帝良公司进行主张。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铭天公司主张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支付的款项(2018年8月8日4万元、2018年9月7日4万元、2018年9月21日6万元、2018年10月25日4万元、2018年11月24日4万元)共计22万元是否系支付帝良公司诉请对两份账单中的货款。帝良公司认为，对于收到上述款项无异议，但均为2019年1月3日之前支付，并非支付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并提交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各一份。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的对账明细显示，2017.08.25-10.16木鱼对账汇总99243.31元，已付2017.09-10工资、2017.08.29-10.07料款、2017.11.15付2万元，小计余额54，153.27元。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的对账明细的落款时间为2018.01.09，其上显示内容为：2017.03.05-2017.06.23半成品合计42034.13元，2017.03.05-0217.08.07成品合计249，991.38元，2017.11月对账余额54153.27元，货款小计346178.78元，抵减项有2016.12-2017.02木材款、2017.02-2017.08.05物料款、2017年3月至8月工资、2017年抵减设备3万元(2017.08.31设备合计90000元)、2018年抵减设备3万元(2017.08.31设备合计9万元)、油漆加工款、2017.5.27付2万元，最终欠款157473.97元。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显示，2018.07.31木鱼订单汇总238880.8元、2018.01.29GT纸卡275元、2018.01.27不锈钢配重922.5元、2018.01.01菜板230元、2018.01.20PVC袋678.4元、2018.01.16不锈钢配重2395元、2018.04.27鲑鱼8“6.5”793.6元、2017.12.30不锈钢配重275元，总计货款244450.3元，2018.05.31付款2万元，2018.07.31扣除款68413.92元，最终欠款156，036.38元。铭天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三份对账明细均不认可，并非其公司财务人员出具，但可以证实帝良公司从铭天公司购买价值为9万元的设备。对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帝良公司提交的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的对账明细落款日期为2018.01.09，内容涵盖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的对账明细，铭天公司对其中的抵减设备款也没有异议；帝良公司提交的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其中货款涵盖铭天公司2018年7月31日为帝良公司、贺强出具的对账单，金额一致，故上述两份对账明细系贺强及帝良公司与铭天公司通过对账形成具有高度可能性，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中的显示，付款时间为2018.05.31、扣除款时间为2018.07.31，均在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的对账明细落款日期2018.01.09之后，并显示为最终欠款156036.38元，故应认定铭天公司已经将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08.31”的对账明细中的款项付清。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转账支付的上述款项共计22万元，时间均在2018年7月31日之后，根据常理，应系支付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中的最终欠款156036.38元，超出的63963.62元，帝良公司主张系支付时间在2018年7月31日的对账单(已被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所涵盖)以及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的对账明细(在标题为“贺总木工对账明细”的对账明细之前)中的款项，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帝良公司未再举证证实系支付诉请两份对账单之外的款项，故认定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转账支付的上述款项共计220000元中的63963.62元系支付帝良公司诉请的两份对账单中的款项。二、关于铭天公司主张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支付的款项(2019年1月29日6万元、2019年3月6日2万元、2019年4月29日2万元、2019年5月31日6万元、2019年7月6日2万元、2019年8月6日2万元、2019年10月5日2万元)共计22万元是否系支付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款项。帝良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支付涉案2018年7月31日对账单和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的对账明细的货款，与其诉请两份对账单款项无关。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均发生在日期为2019年1月3日的对账单之后，且根据上述第一项有争议的事实中的分析认定，该7笔付款应与帝良公司所称的涉案2018年7月31日对账单和标题为“木工对账明细2017.11.28”的对账明细中的货款无关，帝良公司未再提供证据证明系支付其诉请两份对账单以外的其他款项，应认定系支付其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三、关于铭天公司是否为帝良公司代缴职工社会保险。铭天公司主张2018年9月、10月为帝良公司职工鞠洪明、林乐永垫付的职工社会保险共计5356.96元，并提供鞠洪明、林乐永与铭天公司签订相关协议书时，贺强、王雪峰、于航在场的视频录像以及协议书予以证明。帝良公司对视频录像中贺强在场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视频录像中有相关代缴社会保险的对话，对铭天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确认。四、关于铭天公司主张应予扣减其向帝良公司出售氩弧焊(800元)、暖气炉(3500元)、两台数控机床(1万元)。铭天公司称上述设备共计14300元，并提交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雪峰、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日涛与贺强妻子邹霞及姐姐的对话录音拟予以证明。2020年5月29日的对话中，王雪峰称:“咱当时就是签的时候就说每年抵三万”，邹霞说:“这个数控当时是老于总说放老贺那边，他是随时要拉走的，当时包括这个暖气炉，我们也不准备要呀，也是塞给我们的，因为老贺就一直怕这这两台数控机要被拉走，所以我们又买了4台，你看现在给我们顶了这么多钱”。2020年6月9日的对话中，丛日涛说:“我们后面提的这三万，就是氩弧焊机和暖气炉和两台数控机床这个是不包括在九万元之内的”，邹霞姐姐说“对对对，这是之后的”。认为双方对氩弧焊、暖气炉、两台数控机床做价14300元进行抵顶货款未达成一致，铭天公司未再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帝良公司、贺强就上述设备的抵顶金额为14300元有过一致的约定，故本案中不予确认，当事人可以另行处理该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贺强及帝良公司加工渔具半成品及成品后向铭天公司出售，双方之间定期进行对账后进行部分支付，贺强及帝良公司与铭天公司之间的上述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信约履行。现贺强已去世，帝良公司诉请主张涉案日期为2019年1月3日和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涉案“贺经理对账单”中的货款。从对账单的名称可以看出，该两份对账单系向帝良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其中虽含有帝良公司成立之前欠付贺强的货款，但铭天公司将其列入了帝良公司的对账单予以共同处理，说明当时亦是同意由帝良公司主张并共同列账处理。且贺强的继承人均同意对账单中属于贺强个人的债权由帝良公司进行主张，予以准许。对铭天公司主张帝良公司索要上述对账单中贺强的货款无法律依据的抗辩，不予采纳。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的货款共计691768.02元(472785.87元+218983.15元)，对于可以扣减或已经支付的款项情况，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如下，餐费7063元、运费162元、报关费1858元可以扣减，铭天公司主张其2018年9月、10月为帝良公司职工鞠洪明、林乐永代缴的职工社会保险共计5356.96元可以扣减，铭天公司对公账户分别于2019年1月7日、4月10日、9月12日、11月22日、2020年1月18日转账支付的8万元、4万元、2万元、4万元、2万元属于已支付部分，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支付的款项计22万元(2019年1月29日6万元、2019年3月6日2万元、2019年4月29日2万元、2019年5月31日6万元、2019年7月6日2万元、2019年8月6日2万元、2019年10月5日2万元)属于支付部分，认定的案外人李迎祝向贺强支付的款项(2018年8月8日4万元、2018年9月7日4万元、2018年9月21日6万元、2018年10月25日4万元、2018年11月24日4万元)中的63963.62元属于已支付部分。所以，扣除上述已经支付以及可以扣减的款项，铭天公司尚欠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为193364.44元。铭天公司工作人员马志杰2020年1月18日与贺强通过微信沟通中，贺强对于支付2万货款的回复“就2万呀兄弟，杯水车薪”，马志杰对此未予否认，铭天公司在2020年1月18日之后也未有过付款，该事实可已看出，铭天公司欠付帝良公司货款不止后来在双方自行对账中所称的最后仅一万多。对于帝良公司主张的利息，支持以193364.44元为基数计算的部分。本案仅系基于铭天公司主张对帝良公司诉请两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已经进行支付的相关抗辩进行的分析认定，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纠纷，可以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对帝良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威海帝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货款193364.44元，并支付利息(以193364.44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38元、保全申请费1770元，由威海帝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3707元，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240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铭天公司提交：证据1、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雪峰与贺强妻子邹霞的微信聊天记录、贺经理扣除款-付款代买明细汇总，拟证明铭天公司垫付鱼钩款。保险、饭费、报关运杂费以及2019年初抵扣设备款3万元的事实，共计垫付了84401.93元；证据2、贺强妻子邹霞与铭天公司的原员工卢金星的微信聊天记录、鱼钩发票、转账记录，证明铭天公司为贺强及帝良公司垫付货款41562.4元；证据3、贺强与铭天公司的会计邹萍的QQ聊天记录、贺总木工对账明细，证明截止2018年7月31日铭天公司欠付贺强及帝良公司61716.17元，该数额系在欠款156036.38元对账单之后，后来又扣减了铭天公司垫付的款项之后又重新向贺强发了一份欠款为61716.17元的对账单，说明双方对垫付款已经进行抵扣；证据4、模具明细出给贺强、木鱼毛坯库存明细出给贺强、木鱼配件明细出给贺强；证据5、出库单据。证据4、5同时证明贺强及帝良公司从铭天公司处拿走的配件明细及金额为54320.21元，应当从欠付款中扣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铭天公司为贺强及帝良公司垫付款的金额，该垫付款应当从铭天公司欠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经质证，帝良公司对证据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84401.93元的明细汇总不予认可；对证据二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铭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聊天记录中的瑞帕拉（无锡）对账单真实性并未确认，该对账单并非经对账后形成的，仅系提供价格所用；对证据二中鱼钩发票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数额也无法对应；对证据三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何总木工对账明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原始载体，铭天公司主张该对账明细系其会计自行在电脑中保存的材料，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系铭天公司单方制作。经本院核实帝良公司提供的贺强手机中的QQ原始记录情况，仅有一个2018.07.31文件，没有铭天公司主张的抵扣其他款项后剩余61716.17元的对账明细，铭天公司提供的证据三亦无对应的QQ记录，无法显示其最后向贺强发送的对账明细内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贺强生前分别以自己和帝良公司的名义向铭天公司供货，铭天公司应当支付货款。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欠付的货款数额如何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看，双方日常结算方式为微信或QQ提供对账明细，故对账明细可以作为结算货款的依据。铭天公司主张一审采纳的对账单并非双方最终形成的对账单，对此在二审中提供了其财务在电脑中保存的对账明细一份，拟证实双方另对部分款项进行了抵扣重新确定了欠款数额，但铭天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无法显示最后一次提供的对账单的内容，其电脑中保存的对账明细并非原始载体，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且经二审现场查看贺强手机，并未保存铭天公司所述的那份对账单，故依据现有证据看，无法确定铭天公司所主张的欠款数额。一审依据贺强手机中保存的铭天公司工作人员向贺强发送的对账单内容，确定货款的结算数额并无不当。铭天公司另主张其为贺强或帝良公司垫付了社会保险费、工人工资及部分设备款等费用，但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双方对上述款项争议较大，铭天公司亦未举证证实双方已经就抵顶达成了合意，故上述垫付款项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铭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77元，由威海铭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涛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王莉书记员李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