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3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沂，女，195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国辉，女，196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兴宏，辽宁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丁桂英，女，1950年2月5日出生，回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刘沂因与被上诉人付国辉、原审第三人丁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付国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付国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沂与付国辉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为丁桂英。刘沂根本没有借款的需求，不需要向付国辉借款。事实上，付国辉希望投资丁桂英的项目，赚取回报，通过刘沂向丁桂英提供了借款。付国辉亦明知丁桂英系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刘沂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付国辉一直在通过刘沂催促丁桂英还款，其认可且明知丁桂英系实际借款人。二、付国辉用于出借的涉案款项并非自有资金，而是转贷金融机构贷款。刘沂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付国辉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和信用卡套现，后将资金出借给丁桂英，故付国辉请求刘沂支付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付国辉出借的款项主要为两笔，第一笔为2016年8月19日支付13万元，第二笔为2016年10月19日支付7万元。从付国辉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第一笔13万元的主要来源分为两部分：2016年8月18日，案外人刘某向付国辉转账49900元;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另一银行账户转账80000元。第二笔7万元的主要来源为两部分：2016年10月19日，案外人刘某向付国辉转账49000元;2016年10月19日，付国辉另一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刘某表示向付国辉转账的49900元和49000元系付国辉刷信用卡套现获取的资金，故涉案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对于该部分出借款的利息不应予以支持。付国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沂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丁桂英述称，付国辉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转贷，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他意见同其一审的意见。付国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刘沂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沂转账支付13万元，2016年10月19日，付国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沂转账支付7万元。2016年10月19日，刘沂向付国辉出具《借据》，主要内容为：今借到付国辉现金20万元，每月以4%的利息返回，我们将在次月第2日准时把4%的款项（8000元）转入指定账号（略），并承诺三个月期满后，其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可以随时取回，并在3天内到账。如不兑现，借款人承诺愿意承担追责。《借据》下方手写有“2016.8.19写的借据作废，同意付国辉。”借款人处为刘沂的手写签名。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刘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多次向付国辉付款，支付数额共计181400元，丁桂英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20年1月16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付国辉付款5次，付款数额共计14000元。直至2020年1月16日刘沂及丁桂英共计向付国辉支付19540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付国辉、刘沂及丁桂英就以下问题存在争议：一、付国辉、刘沂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刘沂在庭审过程中辩称付国辉出借的13万元系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付国辉、刘沂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付国辉表示其从事装修行业的，其于2016年8月15日从平安银行贷款的13万元后于当日从柜台取现用于装修上的事了，转给刘沂的13万元系从工商银行账户支付的，并非套取金融金额贷款后转贷，付国辉、刘沂双方的借贷合同合法有效。付国辉提交了其平安银行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清单显示2016年8月15日付国辉账户收入贷款放款131000元，当日柜面取款130000元。2016年8月18日付国辉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收入个人刘某跨行汇款49900元、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收入付国辉卡存8万元、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通过其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沂转账13万元。二、刘沂是否为实际借款人，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庭审过程中，付国辉表示付国辉与刘沂系朋友关系，刘沂因朋友需要用钱，向其借款20万元。付国辉于2016年8月至10月间合计转账给刘沂20万元，双方签订有《借据》，《借据》约定每月按4%给付利息，后双方口头约定于2016年12月19日月息更改为3%。刘沂一直断续向其支付利息至2020年1月16日。故付国辉、刘沂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刘沂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刘沂表示其与付国辉及丁桂英均为朋友关系，付国辉系通过其向丁桂英投资，其系中间人，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向其转账13万元，其垫资7万元，将共计20万元转至了丁桂英丁桂英指定的庾丽娟银行账户中。2016年10月19日付国辉转给其7万元偿还垫资。故实际借款人应为丁桂英，当时《借据》系其代签，刘沂表示后来其想用丁桂英签字的《借据》替换自己签字的《借据》，付国辉一直不同意。后丁桂英（通过刘沂转账支付）一直按约定支付利息。故其不是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三、刘沂及丁桂英对付国辉的还款是偿还本金还是偿还利息的问题。刘沂表示2016年底因为经营状况恶化，付国辉与丁桂英口头约定还的钱均为本金，不再支付利息，故付国辉对于还款均系偿还本金是知情且同意的。付国辉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于2016年12月19日月息更改为3%，双方并未约定不要利息，只偿还本金。另，刘沂至今断续支付了直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后又于2020年1月14日支付了2000元，于2020年1月16日支付了5000元，因2017年中有两个月的利息未付，2020年支付的两次利息应填补至2017年，故现其要求刘沂支付本金及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问题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刘沂答辩所称的付国辉套取金融机构贷款高利转贷的问题。付国辉2016年8月15日从平安银行贷款13万元后在柜台取现，后于2016年8月19日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沂转账13万元，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借给刘沂的13万元与付国辉从银行贷出的13万元系同一笔款项，故对于刘沂辩称付国辉系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借贷关系双方主体的问题。刘沂向付国辉借款，并有刘沂向付国辉出具的《借据》、银行交易明细为证，付国辉与刘沂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刘沂辩称实际借款人系丁桂英的答辩意见，与刘沂向付国辉出具《借据》及多次向付国辉还款的事实相悖，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沂应当在借款期满之后及时足额偿还相关借款。关于刘沂辩称双方口头约定所有还款均系偿还本金的答辩意见，因付国辉不予认可，刘沂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根据以上规定，刘沂于2016年8月19日向付国辉的借款数额为13万元，刘沂于2016年9月19日及2016年10月19日共计支付利息10400元，后付国辉于2016年10月19日追加借款至20万元，刘沂于2016年11月19日支付利息8000元，还款金额超出了年利率36%的标准，超出部分应当冲抵本金，经计算，付国辉借给刘沂的20万元中已还本金数额为4600元，尚欠的本金数额为195400元，该部分本金刘沂应当偿还，并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相应的利息。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付国辉称刘沂于2017年有两个月未支付利息，故2020年支付的两次利息应填补至2017年，一审法院认为付国辉在2017年时并未就上述情况向刘沂提出过异议，付国辉在本次诉讼中首次提出该异议，现距2017年已时隔两年有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刘沂于2020年的两笔还款应顺序填补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两个月内，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9年10月20日。第三，本案丁桂英及刘沂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丁桂英为实际借款人，该种认可仅在二人之间有效，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对抗付国辉，故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刘沂向付国辉承担还款责任，刘沂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利向丁桂英追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沂偿还付国辉借款本金1954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195400元应还未还部分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二、驳回付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据2.刘某情况说明、证据3.案外人转账记录截图，用以证明付国辉出借的涉案款项中49000元及49900元系通过刘某信用卡套现所得，违反了法律规定，付国辉无权就该部分本金主张利息。刘沂另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出庭陈述如下：刘某爱人贺某有一台POS机，付国辉找到刘某称着急用钱，故通过贺某的POS两次分别套现49000元及49900元，贺某将上述两笔款项转给刘某，刘某再行转给付国辉；刘某与付国辉之间不存在认可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业务交易关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付国辉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并称证据3上未显示49000元及49900元两笔款项的对方户名和账号；因刘某与刘沂关系密切，付国辉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丁桂英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其未对其他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认定。付国辉、丁桂英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刘沂申请，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了刘某名下××、××银行账号及贺某名下××银行账号2016年6月至10月的银行流水记录。刘沂、付国辉、丁桂英认可上述银行流水记录的真实性，但付国辉称上述银行流水记录与本案无关。对于各方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利用信用卡套取现金：本院调取的贺某、刘某银行流水记录与刘沂提交的转账记录截图显示：户名119999于2016年8月16日向贺某付款19918.01元，同日贺某向刘某转账19918元；户名119999于2016年8月17日向贺某付款29882元，同日贺某向刘某转账29880元；刘某于2016年8月18日向付国辉转账49900元，摘要为付国辉5766转账；户名119999于2016年10月19日向贺某付款49023.09元，同日贺某向刘某转账49000元，同日刘某向付国辉转账49000元，摘要为付国辉5766转账，刘沂主张，由此可以看出付国辉出借的本案资金系利用信用卡套现所得。而付国辉不认可，表示付款人处显示为119999代码，与自己无关。经本院与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工作人员表示“119999”系中国农业银行清算中心。付国辉虽不认可其刷卡套现，但认可收到了上述转账，故本院向其询问收款原因，其表示均系刘某偿还付国辉的借款，但关于借款其表示无法说明详细情况，亦无法提交证据。刘沂申请了刘某出庭作证，刘某表示其与付国辉没有任何借款关系，上述款项就是付国辉套取的现金。2.关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付国辉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8月15日付国辉账户收入贷款131000元，当日柜面取款130000元。付国辉表示其通过平安银行贷款13.1万元用于装修，贷款期限为三年，每月还款数额为4759.66元，但付国辉未能提供该13.1万元用于装修支出的相关证据。3.刘沂称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丁桂英，只不过是通过刘沂借给的丁桂英，丁桂英之后给付国辉补签了借条，故刘沂之前出具给付国辉的涉案借条已经作废，但其未能就此举证。付国辉不认可，并称其与丁桂英并无关系，丁桂英不会给付国辉出具借条。4.双方均确认付国辉收到刘沂及丁桂英还款共计1954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如何认定；2.涉案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3.涉案款项利息标准如何认定。一、关于实际借款人的认定。本院认为，在刘沂给付国辉出具了借条、刘沂实际收到了付国辉转账的款项且刘沂实际偿还了18万余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刘沂系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沂的上诉主张并无足够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刘沂称付国辉通过信用卡套现及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款项，后出借给刘沂，故涉案合同应无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是否系信用卡套现。刘某将49900元及49000元转账给付国辉，虽然银行流水显示该两笔款项的源头为中国农业银行清算中心，并非付国辉，但是上述款项的数额、时间、流转过程与刘某的证人证言、刘沂的主张基本吻合，且付国辉也未能合理解释其收到的上述款项之性质及原因，付国辉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当日及次日即向刘沂转账了涉案款项，应认为刘沂关于上述款项系付国辉通过信用卡套现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二，关于2016年8月19日的款项。在案证据显示付国辉2016年8月15日获得银行装修贷款13.1万元，同日付国辉将13万元取现；2016年8月18日付国辉收到刘某转账的49900元，2016年8月19日付国辉在工商银行存款8万元，同日通过该卡将13万元转给刘沂。基于人民币的货币特性，在付国辉未能对13.1万元装修贷款的支出进行说明和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付国辉将贷装修款中的8万元出借给刘沂，与付国辉通过刘某套现49900元款项共同组成涉案第一笔借款。综上，付国辉向刘沂出借的涉案20万元款项中的近18万元系来自信用卡套现或银行贷款，且付国辉与刘沂就涉案借款约定的利息标准远超过法定最高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付国辉在出借涉案款项时确有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根据上述规定并综合全案因素，本院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三、关于利息标准的确定。在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刘沂仍应返还涉案款项。付国辉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从银行贷款而得的款项也需要支付贷款利息，故付国辉要求刘沂支付涉案款项的占用期间损失亦属合理。关于利息标准，本院综合全案情况酌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即3.85%。刘沂已经偿还付国辉共计195400元，因本院对涉案款项的利息标准进行了调整，故应对已偿还款项的折算亦进行相应调整。其中，刘沂2016年10月19日前支付的款项，应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先行抵偿本金13万元对应的利息，剩余部分抵充本金；2016年10月19日之后支付的款项，亦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先行抵偿第一笔借款剩余本金及第二笔借款本金共同对应的利息，剩余部分抵充本金。经本院依法核算，刘沂尚欠付国辉本金18418.89元。刘沂最后一次偿还涉案款项的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故其应以上述尚欠本金为基数，向付国辉支付该日之后的利息。综上所述，刘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1066号民事判决；二、刘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付国辉支付本金18418.89元及利息（以18418.89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付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刘沂负担19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由付国辉负担19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沂负担396元（已交纳），由付国辉负担39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黎 铧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