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街**。负责人：刘俊甲，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同燕，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睿，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青，男，汉族，1978年3月10日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凤，系李长青母亲，女，汉族，1946年6月6日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中革镇堡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中革村法定代表人：陈君龙，村委会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甲明，辽宁仕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甄秀，辽宁仕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事处）因与李长青、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中革镇堡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村委会）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同燕，被上诉人李长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凤，原审第三人中革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甲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街道办事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1118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仅上诉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原审第三人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二、根据《关于调整充实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决定》“对各村的专职农民巡防队员进行调整充实”，已经明确农民巡防队是各村的，而不是镇政府(街道)的。三、被上诉人不是由上诉人录用、使用、管理的。1.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由上诉人4.在仲裁阶段，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张某在庭审中证实“发的服装都是村里领的，…村里安排我到巡防队工作的……受交通队管理”；5.《关于调整充实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决定》规定“专职农民巡防队由镇政府领导，派出所管理、使用和考核”，镇政府对该队伍的领导，是镇政府作为区政府派出机关的基本职能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行政管理职能，该职能并非劳动法意义上对劳动者的管理。被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3日庭审中回答，在工作中直接接受交通队的领导。交通队的规章制度不是上诉人制定的，被上诉人也不接受上诉人的劳动管理。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没有事实根据；6.《科目明细账》、《记账凭证》、《进账单》、《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证据充分证实原审第三人支付了农民巡防队的工资。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工资最初是由各村全额提供，交由街道统一转付给派出所，再由派出所发放给巡防队员。后期街道补贴了部分经费，连同各村给付的工资一起用于巡防队员工资。上诉人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向下属各单位拨付经费是履行其财政职能，原审判决将此行为认定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不是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关于调整充实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决定》第四条规定，农民巡防队员的主要职责任务是：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和指导下，在辖区内开展治安巡逻防范工作；深入居民区上门入户为外来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并督促外来人员及时办理登记，领取暂住证；协助辖区各类民事调解组织及时调解居民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收集案件线索和社情民意；向村民进行法制教育和防范宣传，增强居民群众的法纪观念和自我防范意识。根据甘委发[2002]22号文件，上述职责并非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以上四点阐述，本案仅具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而不具备其他两项，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李长青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曾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李长青不是其录用的，中革村明确规定不是本村村民不予以聘用使用，这是以前庭审中多次提到的，选队员是中队长到街道找相关领导要人，街道领导安排人。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工资表上有上诉人主要领导孙北文，分管领导苏德余等四人签字，该份工资表上没有原审第三人的领导签字，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与李长青有管理关系，且工资表上均加盖街道办事处的公章。证明李长青与上诉人间存在劳动关系。中革村委会述称，一、中院（2019）辽02民终4366号民事裁定中提出本案发回重审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核实，因为本案是劳动关系确认诉讼，应该是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来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真实客观的劳动关系，如果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该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但是原审判决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二、被上诉人之所以能成为队员，主要依据是24号文件，这个文件是根据甘井子区政府的会议精神，由上诉人发布的文件，在文件中明确载明联防队员属于各个村组建的联防队员，农民巡防队员是派出所管理和考核，确认劳动关系主要是看被上诉人与哪个主体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用工管理，该内容与被上诉人在仲裁阶段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也非常契合，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三、关于工资发放的问题，24号文件中规定农民巡防队员的工资由各个村缴纳到街道，街道对差额部分进行财政拨款。一审法院认为有政府拨款就视为是政府出钱不当，被上诉人工资由派出所发放，并非上诉人。街道办事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5年10月24日，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人民政府、中共革镇堡镇委员会作出《关于调整充实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决定》（革委发[2005]24号，以下简称“《决定》”），发往对象为其管辖各村。载明：为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凶杀案件高发势头，维护社会稳定，按照区里要求，结合我镇实际，镇党委、镇政府决定，对各村的专职农民巡防队员进行调整充实，具体工作意见如下：一、各村的专职农民巡防队员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充实增加，具体数量分配情况如下表：中革村，原有数12，新增数2，总数14……；二、调整充实后的专职农民巡防队由镇政府领导，派出所管理、使用和考核。队员基本条件是本辖区、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前科劣迹、年龄45岁以下且热心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村民。三、巡防队员的工资待遇以及服装、保险、警用装备等方面的费用由镇政府和各村共同负责承担，其中巡防队员的工资、保险、服装以及夜餐费由各村负责，累计每人每年10,000元，警用装备费如警用车辆、警用器械等费用由镇政府负责承担。四、农民专职巡防队的主要职责任务是：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和指导下，在辖区内开展治安巡逻防范工作……。五、各村专职农民巡防队的调整充实工作要于10月底组建完毕，11月份正式上岗，各村要于10月底前将巡防队员一年的费用一次性交到镇政府财政。2.依照原告作出的《决定》，2008年12月30日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被招录并分配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从事保安工作，由交通中队副队长管理。原告、第三人均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3.原告提供2008年至2016年《科目明细账》，显示每年均存在载有“收中革村农民巡防经费”、“收中革村巡防队工资”字样的项目，金额均为140,000元。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两张，显示付款人为第三人，收款人为原告，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18日，金额均为140,000元。原告提供记账凭证，载明：收中革村巡防队工资140,000元。4.原告提供《革镇堡派出所保安工资2017年1月》，载明：李长青，中革交通队保安，1600元。被告认可每月工资以现金形式在交通队会计处发放。5.被告提供的证据有：（1）晁储阳出具的《证明》，载明：因李长青因全家户口迁动，不符合中革村失业人员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现行政策，故不为其缴纳保险。（2）工作服及工作服照片。工作服样式为警服，臂章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巡防”字样。（3）革镇堡交通警车使用情况表，该表未加盖任何公章。（4）书面证明四份，证明人均证实被告在从事保安工作。6.被告因确认劳动关系与原告发生争议，于2018年7月30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8年9月18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8）第4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当事人之间自2008年12月30日至2017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首先，原、被告均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被告从事的农民巡防队员工作是原告的业务组成部分。根据《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充实专职农民巡防队员的目的在于“为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凶杀案件高发势头，维护社会稳定”，而原告作为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其基本职能包含负责街道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工作以及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因此，招用专职农民巡防队员从事治安综合管理工作属于原告的业务组成部分。第二，依照原告发布的《决定》，被告被招录并分配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从事保安工作，接受原告的管理。根据《决定》规定，“专职农民巡防队由镇政府领导，派出所管理、使用和考核”，因此，原告对被告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第三，被告从事原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原告向其支付工资待遇。原告辩称，被告工资系第三人负担，差额部分属于财政拨款。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系原告将款项拨付给派出所，由派出所代发被告工资，因此，应当视为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工资报酬。虽然《决定》中规定“巡防队员的工资待遇以及服装、保险、警用装备等方面的费用由镇政府和各村共同负责承担”，且实际第三人亦向原告逐年支付部分经费，但应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约定。第三人承担了部分经费，并不意味着第三人因此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第四，第三人认可被告系其招录、使用、管理，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第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系其招录，亦无证据证明其对被告进行使用和管理，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自认，不足以认定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自2008年12月30日至2017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办事处与被告李长青自2008年12月30日至2017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办事处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仲裁庭审笔录，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仲裁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在庭审中证实“发的服装都是村里领的，……村里安排我到巡防队工作的……受交通队管理”。从而证实包括被上诉人李长青在内的农民巡防队员都是村里录用的，不是上诉人录用、管理。证据二，甘委发[2002]22号文件，用以证明上诉人的职能不包括农民巡防队员的职责，即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不是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是非农村户口，非中革村村民，而中革村曾明确表示非中革村村民不符合条件，故被上诉人并非被中革村录用。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未写明巡防队员归各个村招聘管理使用，不归各街道管理使用招聘的字样。不同意上诉人的举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一份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是在交通中队上班，工资都是派出所发放，并且张为明陈述是被村里安排到交通队工作的，由此可见管理者和工资的发放主体均不是上诉人。因各当事人均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资格，上诉人作为甘井子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据其提交甘委发[2002]22号文件中关于镇政府职能第5项“…社会治安等管理工作…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定，其基本职能包含社会治安。上诉人于2005年制订并颁布了《决定》，其中写明“队员基本条件是本辖区、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前科劣迹年龄45岁以下且热心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村民”。被上诉人非原审第三人村民，亦非农村户口，其于2008年被招录入职并分配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从事保安工作，虽原审第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但未能证明被上诉人系其招录，且亦陈述依据《决定》要求，具有本村村民身份才符合招录条件，故被上诉人身份有别于其他农村巡防队员。结合以上两点，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应属于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决定》的规定，“专职农民巡防队由镇政府领导，派出所管理、使用和考核”，可视为被上诉人受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的劳动报酬的来源虽然包括原审第三人，但上诉人对差额部分进行了财政拨款，且统一由上诉人拨付派出所，再由派出所代发被上诉人工资，应视为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劳动报酬。结合全案事实来看，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于2008年月12日30至2017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办事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晓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刘婷娜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