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02民初9618号原告：董升喜，男，1971年10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被告：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中大街118号。法定代表人：刘化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寒星，女，公司员工。原告董升喜与被告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酒集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升喜、被告苏酒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寒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升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将52度100L梦之蓝封坛酒（编号为：）兑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4日，原告合法取得了52度100L梦之蓝封坛酒（编号为：）的所有权，有酒卡、酒证、酒支票和苏酒集团电脑备案记录凭证可以证明。2019年10月25日，原告向苏酒集团运营中心封坛酒客户经理李某提出取酒要求，遭无理由拒绝。此后，原告多次向原告要求取酒，遭到无理由拒绝。为维护自身权益，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苏酒集团辩称，原告说的酒水是属于案外人施某的，不属于原告。原告提交的酒卡、酒支票以及收藏证明并不是物权证明，涉案封坛酒卡等属于记名卡，原始档案记载了所有权人是施某，未经其本人认可，相应酒水归属不发生改变。本案中，原告先后向被告出具了署名为施某的质押及转让函件，内容上相互冲突，无法辨别真实性，故被告在没有接到施某明确指令下，无法同意原告提取酒水。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施某于2014年4月20日购得被告苏酒集团出售的“封坛酒”，由被告向原告出具酒支票、会员卡、收藏证书作为凭证，上述凭证载明该封坛酒身份编号为：，产品名称为“梦之蓝”，度数为52%vol，藏酒规格为100L。苏酒集团于2014年5月4日向施某出具发票一张，金额为399799元。同日施某还购得68%vol封坛酒100L。此后，原告取得“同意质押函”、“同意过户函”各一份，两份函件署名均为“施某”，载明的出具日期均为2018年12月22日。其中“同意质押函”载明“葛某、董升喜：本人同意将洋河股份‘梦之蓝’封坛酒52%vol100L、68%vol100L，共200L，作为质押物，用于来归还借款的质押。会员卡号,会员号YM1006820140055的酒支票已支付给你们”；“同意过户函”载明“本人同意将洋河股份梦之蓝封坛酒52%vol100L，共100L，会员号YM100522014055，支票号YM100682014055过户给董升喜。特此声明”。2018年12月22日19时09分，案外人“黄某”通过微信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张某稳取得联系，将原告董升喜身份证照片、联系方式及一组封坛酒凭证照片发送给张某稳，同时还将案外人葛某的身份照片及联系方式发送给张某稳。张某稳回复“礼拜一给您办理好”。双方还在微信聊天中讨论了酒水价格，并商定由张某稳帮助寻找合适的买家。2018年12月24日16:34分，案外人“黄某”通过微信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李某（被告自认系张某稳下属）取得联系，李某发消息称“黄某，您好，2坛100L梦之蓝封坛酒已经转让至葛某、董升喜名下，请知悉”。同时，李某将相关电子记录截图发送给案外人“黄某”，截图显示两行、两列，其中“电话”列均为：137××××9555，“专供标识”列分别为：、YM1006820140055。2016年12月26日，李某又发送消息称“黄某，已经和公司确认了，公司封坛酒是免费存储三年，现在您那封坛酒已经到期了，每月按认购价格的千分之一收费，提取时，如分装，公司免费提供5L（10斤）的分装器用于分装”。因原告申请提取涉案封坛酒，案外人“黄某”于2019年9月向李某发送上述封坛酒凭证，并同时将“同意质押函”发送给李某。李某于2019年9月23日回复“这个只是质押”。2019年11月1日，案外人“黄某”又将上述“同意过户函”（连同葛某的同意过户函）发送给李某。李某于2019年11月4日向通过微信回复称“黄某，你们提供的材料和之前的衔接情况，我们都已经向公司做了汇报，公司如有批示，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反馈”。此后，因被告未向原告交付酒水，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另外，案外人葛某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苏酒集团向其交付本由施某购买的封坛酒（即前述100L的68%vol梦之蓝封坛酒），除封坛酒度数及相应编号不一致外，葛某一案的事实与本案基本一致。其中，有关转让事宜，与被告公司张某稳、李某的联系事宜均是由葛某亲属“黄某”（葛某称黄某系其配偶）具体经手办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了葛某诉施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于2019年6月24日开庭审理，栖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8）苏1302民初77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施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葛某借款本金50万元，该案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了董升喜与施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立案标的为185000元，该案由董升喜于2019年1月3日申请撤诉。葛荣及董升喜均认可本案中施玉明转让封坛酒就是冲抵上述栖霞区法院立案处理的借款。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还提交了案外人“黄某”和另一案外人（标注为“施某”，但真实性未经施某确认，不对案外人发生法律效力，特此说明，下文不再赘述）的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12月21日，施某向黄某发送葛某及董升喜案件涉及的封坛酒凭证照片。2018年12月22日，双方及董升喜约定中午12时左右见面。2018年12月22日12时56分，施某向黄某发送其身份证件照片，并于13时21分发送张某稳联系方式186××××1040。2018年12月23日10时53分，黄某将葛某的身份证件照片发送给施某，并称“史总，这是葛某的身份证，麻烦您给过户下，谢谢”。2018年12月24日15时57分，黄某将注明为“洋河李总”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施某，并称“史总这事要你对接下，酒厂的”。此后，施某询问黄某爱人名字，在得到答复后，施某于2018年12月24日16时33分发信息称“已联系，今天可以好”。被告对于该聊天记录中施某的身份不予认可，聊天记录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聊天记录中施某的身份无法确认，且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但是依据前述黄某与李某、张某稳的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原被告之间曾按该聊天记录的内容办理了封坛酒转让事宜。诉讼过程中，我院通过综合信息系统调取了原告诉施某民间借贷一案中的《借款合同》，该合同显示借款金额为185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10月15日，利息为年利率24%。原告对该《借款合同》不持异议，并称案外人施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逮捕，原告的妹妹系施某的前妻，二人在施某被逮捕前已经离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案外人施某将其所有的52度洋河梦之蓝封坛酒100L转让给原告，并要求被告配合办理酒水提取交付事宜。原告提交的“同意过户函”、案外人黄某与被告工作人员张某稳及李某的聊天记录，结合黄某和所谓“施某”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确实曾确认已经将涉案的封坛酒转让至原告名下。然而，原告申请提酒的具体经办人“黄某”在2019年9月申请提酒时向被告工作人员李某发送了“同意质押函”，这表明原告和所谓的“施某”之间还就涉案封坛酒达成了质押的合意，该质押与前述转让事宜相互矛盾。原告向被告出具“同意质押函”是在2019年9月，可见其在此时仍是主张和施某之间存在的系“质押”关系而非“转让”关系。原告的所谓转让事宜均是由“黄某”经手办理，“黄某”同时还办理了案外人葛某所谓的转让（或质押）事宜，两笔所谓的转让事宜除酒水不同外，完全一致。然而，葛某在完成所谓的转让（或质押）后，仍就对应冲抵的借款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施某清偿债务，并已经申请执行，可见涉及“葛某”的转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可以从侧面佐证，“黄某”同时完成的本案相同转让事宜也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质押函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转让函更符合以转让的方式进行质押担保的特征。另外，原告出具的“同意过户函”中载明的酒水编号为YM100522014055，这与施某实际自被告处购买的酒水（编号）并不一致。结合上述原因，被告要求在施某确认后再行交付酒水，并无不当。依据原告所述，其妹妹系施某的前妻，二人在施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逮捕前离婚。对比原告认可的其和施某之间的借款本金仅185000元，而涉案所谓“转让”的酒水系由施某于2014年4月以399799元价格购得的“封坛酒”，在此情形下，被告要求在施某确认后方可交付酒水，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升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原告董升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司杨凯人民陪审员  胡素珍人民陪审员  陈玉胜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