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表人：杨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康，北京名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永祥，女，1985年9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永祥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9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歌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康，被上诉人常永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歌德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9629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驳回常永祥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常永祥负担。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分别对合同的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本案中，常永祥向歌德公司发送《解除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协议通知书》是以“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1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常永祥向原审法院起诉是递交的起诉状也是以“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1项”请求合同解除的，常永祥在原审中自始至终主张的都是法定解除，双方在原审诉讼中也都是围绕法定解除进行的质证和辩论。也就是说常永祥向歌德公司一直主张的是法定解除权，行使的也是法定解除权。常永祥从来没有向歌德公司主张过约定解除权，也从来没有行使过约定解除权。原判决在常永祥没有主张和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情况下，直接根据《入园协议》、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进行判决，不但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且违反前述法律的规定，违反民事主体自愿原则，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如前所述，法律对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行使的条件是不同的，解除日期和行使解除权期限起算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即使常永祥向歌德公司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或者法院有权干涉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有权违反民事主体的处分权，有权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既然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就应该按照双方的约定来解除。根据《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协议》3.2.1.5的约定，常永祥也应该在退园前一个月先书面通知歌德公司退园要求，注明要求日期和退园日期，再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书面通知退园要求一个月2020年4月14日后，即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歌德公司才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的程序通知解除合同（当然也可以不提出解除合同）。所以，原判决在常永祥没有按照双方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提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直接判决按照解除通知书于2020年3月14日解除，不但违反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而且违反法律的规定。当然本案自始至终并不存在常永祥行使约定解除权的事实。再退一步，即使按原判决合同于2020年3月14日解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常永祥也只能要求退还2020年3月14日之后的费用，原判决让歌德公司2020年2月份和3月14日之前的费用也予以退还，也是错误的。常永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歌德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从三月给歌德公司发送解除通知书，歌德公司收到那天起我们的协议就已经解除了。解除协议以后，我们没有上学期间的学费、教育费和材料费，根据一审的时候提交的北京市发改委2012年发的一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私立幼儿园不得跨学期收学费，就是我所要求退的。这些学费本来就是学校按年度收的，我要求他将非法收取我们的学期学费给退了；还有一个是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在2020年6月15日发的一个通知，关于加强疫情期间教育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里面明确规定，疫情期间学校幼儿园原则上不得收学费，歌德公司就应该退还。退一步来讲，没有上学的学费也应当退还，在这期间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相应的幼儿园的培训教育，所以不论是我解除合同发的是什么时间，歌德公司都是应该把相关费用给退还；还有违规收费的情况也应退还。常永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常永祥、歌德公司双方签署的《入园协议》于2020年3月12日解除；2、请求判令歌德公司退还常永祥餐费4200元、学费31500元、材料费2100元，以上共计37800元；3、请求判令歌德公司向常永祥支付利息损失，以378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20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31日，常永祥（乙方）与歌德公司（甲方）签订《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协议》（以下简称《入园协议》），约定：经乙方提出申请，甲方同意乙方幼儿即王某2自2019年9月1日或2020年3月1日正式入园，享受甲方提供的常规保教服务；甲乙双方约定幼儿在园时期为2019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收费项目共分为四类：保育教育费（简称保教费）、伙食费、一次性物品费、材料费、延时托管费（如需），保教费以幼儿园确认书为准；收费形式：保教费、伙食费、材料费按照每学期或学年缴纳（一学期为6个月，一学年为12个月），一次性物品费为首次入园缴纳，延时托管费根据乙方需要产生计费，保教费每月8999元，材料费每月300元，伙食费每月600元；乙方有无条件退园的权利，乙方如需退园，需提出书面退园要求，注明要求日期和退园日期，为退园工作方便，尽量在退园前一个月通知甲方，甲方会在乙方上交退园要求的下个财务月结束之前办妥离园手续。《入园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常永祥（乙方）和歌德公司（甲方）签订了《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确认书》，约定，学费每月8999元，餐费每月600元，材料费每月300元，一次性物品费2988元；乙方享受五折优惠，折后学费每月4500元。2019年7月29日，常永祥向歌德公司交纳了一学年的学费54000元、餐费7200元、材料费3600元。案件审理中，常永祥称其要求解约的原因是因为疫情无法上课，在3月初时幼儿园说可以延期，当时因为老大（即王某1）九月份要去昌平上小学，不可能再延期继续上幼儿园，老二（即王某2）也一起去昌平，所以其就提出来要解约，给歌德公司发了解约通知后就没有去歌德公司处上学，都已经转校了。关于材料，歌德公司称既有给常永祥发放的，也有在学校使用的，发放的有课本、做手工的材料等，都是发半年的、一个学期的，王某2的是2020年3月到2020年8月期间的都发了；常永祥称从来没有给其发放过，都是在学校使用了。一审法院要求歌德公司于庭后三日内提交发放材料的相关证据，歌德公司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线上教学，常永祥称疫情期间歌德公司没有提供过线上教学，其在群里时，老师发过让孩子刷牙打卡、洗脸打卡、读绘本等，这些其都没有参与过，而且这些也不算是教学；歌德公司称线上教学的形式和内容是布置作业、检查作业等，改为线上教学没有经过常永祥同意，是在群里发的，大家一起的，常永祥不参加其也没有办法；关于疫情之后要升学的幼儿是如何处理，歌德公司称是延期，王某2的可以延期，是常永祥不同意。另查，2020年3月14日，常永祥通过微信向歌德公司发送《解除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协议通知书》，表示因王某2自2020年2月1日起一直未能入园，要求歌德公司将其预缴的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的费用37800元于2020年3月20日前返还至其名下银行账户。同日，歌德公司在与常永祥微信沟通中表示同意全额退还王某2二月份费用。歌德公司至今未向常永祥退还上述37800元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常永祥与歌德公司签订的《入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常永祥、歌德公司应当依约履行。根据《入园协议》的约定“乙方有无条件退园的权利”，现常永祥于2020年3月14日向歌德公司发送解除通知书，故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应于该日解除。《入园协议》解除后，歌德公司应将其收取的协议尚未履行期间的学费、餐费及材料费退还常永祥，故对于常永祥要求歌德公司退还学费31500元、餐费4200元、材料费21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常永祥要求歌德公司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根据常永祥向歌德公司发送的解约通知书，歌德公司应于2020年3月20日前向常永祥退还上述费用，现歌德公司至今未退还，故对常永祥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常永祥与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签订的《GardenFlower国际幼儿园入园协议》于2020年3月14日解除；二、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退还常永祥学费、餐费、材料费共计378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常永祥利息损失（以378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0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驳回常永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歌德公司上诉提出常永祥是以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即其一直主张的是法定解除权，并未向歌德公司主张过约定解除权，一审法院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的规定；即使常永祥行使的是约定解除权，就应该按照双方的约定来解除，常永祥应该在退园前一个月先书面通知歌德公司退园要求，在书面通知退园要求一个月2020年4月14日后，即解除合同的条件才成就，一审法院直接判决按照解除通知书于2020年3月14日解除，违反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常永祥也只能要求退还2020年3月14日之后的费用，原判决让歌德公司将3月14日之前的费用也予以退还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常永祥在发函及起诉时均明确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对于其使用的解除依据及理由并不影响其诉讼请求的内容和范围，而经一审法院审查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常永祥有随时退园的权利，故依法支持常永祥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歌德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判超所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解除的具体时间及应当退还费用的范围问题，虽然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常永祥办理退园的相关程序，但该内容并未明确规定常永祥单方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协议约定亦为“尽量”，并非必须，考虑到该协议系歌德公司单方出具的格式条款，本院认为，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常永祥有权随时提出合同解除；而考虑到受疫情影响常永祥的子女在2月份期间并未实际接受歌德公司提供的培训教育，且歌德公司在常永祥发出解除通知的情况下亦明确表示同意全额退还2月份的费用，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歌德公司应退还费用的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歌德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元，由歌德福来儿（北京）国际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