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魏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1593449435T。法定代表人：魏金刚，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国柱，男，196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林飞，北京市京师（汝州）律师事务所。上诉人禹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烨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国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1）豫048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紫烨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金刚，被上诉人侯国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林飞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烨红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紫烨红公司不承担责任,驳回侯国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侯国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紫烨红公司是在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完毕后，从手机居信宝APP查询到其涉及本案。紫烨红公司并未收到一审法院传票，未见到一审法院的公告送达通知，一审法院称其通知了紫烨红公司的股东魏金强，但魏金强并未通知紫烨红公司。本案中，被告是紫烨红公司，一审法院应通知被告本人即紫烨红公司而并非公司股东魏金强，一审法院通知对象错误。一审法院缺席审判致使紫烨红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而被迫放弃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之规定，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由紫烨红公司支付侯国柱货款91780元及利息与事实相悖。本案事实是紫烨红公司的股东之一魏金强利用其股东身份，使用其自行伪造的合同印章与侯国柱签订案涉《红薯订单供货合同》，该合同上所盖印章并非紫烨红公司所有，不能代表紫烨红公司，紫烨红公司对此并不知情。魏金强也明确表示签订该合同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紫烨红公司无关。且侯国柱所提供的证据仅是侯国柱本人签名盖章的红薯账单，并非紫烨红公司签署，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维护紫烨红公司的权益。侯国柱辩称，一、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已经合法传唤紫烨红公司参加诉讼，紫烨红公司自己放弃诉讼权利未到庭，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一审中，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了紫烨红公司的股东魏金强，在确认是紫烨红公司后向其说明了案情，将侯国柱的起诉状、开庭传票及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至紫烨红公司公司。魏金强不仅是紫烨红公司公司的股东（持股40%），还在紫烨红公司公司担任监事职务，一审法院将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送达给紫烨红公司公司员工，视为紫烨红公司公司依法接收法律文书，魏金强接收法律文书的行为有效，紫烨红公司应对侯国柱的起诉及开庭事宜是知晓的，其未依法参加庭审系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侯国柱与紫烨红公司之间建立了买卖红薯合同关系，侯国柱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而紫烨红公司一直拖欠货款。首先，一审中侯国柱提交《红薯订单供货合同》显示合同的甲方为紫烨红公司，且加盖了紫烨红公司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虽合同上系魏金强签名，但魏金强作为公司股东及监事可代表紫烨红公司签订合同，侯国柱作为善意第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签约行为是紫烨红公司的行为。其次，农民种植红薯作物时对红薯品种有很多选择，紫烨红公司是加工红薯产品的公司，该合同签订时魏金强还组织一群人到紫烨红公司参观考察，作为农民的侯国柱也是基于所看到的紫烨红公司厂区及公司情况，出于对紫烨红公司的信任，才与紫烨红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并且，在侯国柱种植的过程中，紫烨红公司一直派人进行技术指导工作。再者，红薯成熟后，系紫烨红公司派人到侯国柱承包地将红薯过称装车拉走，几万公斤的红薯运到紫烨红公司，紫烨红公司不可能毫不知情。此外，侯国柱拉红薯筐子两车共2116个，紫烨红公司以每个10元的价格折抵红薯货款21160元。侯国柱多次到紫烨红公司索要货款，魏金强的妻子向侯国柱出具结算单，侯国柱一直和魏金强多次联系索要货款，魏金强均以公司外面欠款还没回来或者公司被罚款等理由推辞，该事实有侯国柱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予以证实。综上，紫烨红公司对其与侯国柱之间的红薯供货行为是知情并参与实施的，紫烨红公司称毫不知情明显不符合事实，望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持原判，驳回紫烨红公司的上诉请求。侯国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紫烨红公司支付侯国柱货款91780元，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向侯国柱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违约金暂定为5741元）；2.本案诉讼费由紫烨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8日，紫烨红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侯国柱签订红薯订单供货合同，约定甲方对乙方种植的红薯实行合同收购，合同对质量、回收价格、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紫烨红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魏金强作为甲方代表也在合同上签名。侯国柱称：2019年10月23日其将红薯卖给紫烨红公司后，魏金强的妻子就其所出售红薯的品种、单价、总价款出具结算单。结算单上列明：1.8元每公斤的红薯48830公斤，价款87894元；1元每公斤的红薯19780公斤；0.3元每公斤的残薯13860公斤，价款4158元；另有3860公斤红薯价值6948元，合计价款118780元。侯国柱认可紫烨红公司已经支付货款27000元。就剩余未支付货款侯国柱曾给魏金强打电话催要，电话中侯国柱向魏金强表示货款共计十几万元，魏金强说“你总共十二万块钱，你拉走我两车筐，又给你转过去5000元，有没有这事，给过你一万元，有没有这事”，侯国柱不认可收到魏金强一万元，称魏金强可能记错了。侯国柱庭审中称收到的27000元货款就是拉走魏金强筐子折算的钱加上另外给付的5000元，本来不足27000元，但同意按27000元计算已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紫烨红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紫烨红公司与侯国柱签订有红薯订单供货合同，结合侯国柱当庭陈述及其提供的结算单、与魏金强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紫烨红公司购买侯国柱的红薯,货款共118780元。扣除已支付的27000元，紫烨红公司尚欠侯国柱货款91780元，合同中未约定付款时间，侯国柱现要求紫烨红公司支付货款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根据本案情况，逾期付款损失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禹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侯国柱货款91780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驳回侯国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38元，减半收取1119元，由禹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侯国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侯国柱提交的证据为2020年7月15日《证明》一份（系照片，侯国柱称原件当时交给了紫烨红公司工作人员）及视频两段，拟证明侯国柱系在紫烨红公司厂区装筐子，进而证明紫烨红公司对买卖红薯一事知情。紫烨红公司针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明》不能证明侯国柱拉走的是紫烨红公司的筐子，紫烨红公司的财产被查封过3次，这些筐子与紫烨红公司无关。从2016年开始紫烨红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没有生产经营，视频中显示的拉筐子的地点并非紫烨红公司区域，应该是魏金强个人储存红薯的地方，紫烨红公司对此事未参与且不知情。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之情形；二、紫烨红公司应否承担支付侯国柱货款的责任。对此，本院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之情形的问题。本案中，紫烨红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魏金刚，该公司共有2名股东，其中，魏金刚持股60%，魏金强持股40%。魏金强系魏金刚之胞兄。一审于2021年2月8日向紫烨红公司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材料，邮寄地址为紫烨红公司的住所地“禹州市古城镇魏庄村”，联系方式为“136××××6285”；邮件由紫烨红公司签收。经查，136××××6285系魏金强的手机号码。关于魏金强签收诉讼材料能否视为紫烨红公司签收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投递员将邮件送至紫烨红公司住所地并由公司股东签收，应视为已向紫烨红公司送达。一审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之情形，紫烨红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紫烨红公司应否承担支付侯国柱货款之责任的问题。案涉《红薯订单供货合同》的甲方为紫烨红公司，合同上加盖有“禹州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公司股东魏金强签字确认。二审中，紫烨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金刚也陈述，在公司正常经营下，其主要负责公司整体管理、生产、销售，魏金强协助公司管理，也负责生产、销售。因此，侯国柱有理由相信魏金强能够代表紫烨红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侯国柱为善意相对人，魏金强签订《红薯订单供货合同》的行为有效且能够代表紫烨红公司，紫烨红公司应承担支付责任。至于紫烨红公司称《红薯订单供货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系魏金强利用股东身份自行伪造，其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结算金额的问题，虽侯国柱提交的结算单未加盖紫烨红公司印章，但该结算单（侯国柱称结算单系魏金强妻子书写）显示的金额与魏金强电话录音中陈述的金额基本一致，紫烨红公司也未提交证据对已付款项予以证明，一审认定下余款项为9178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紫烨红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2元，由禹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石天旭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立永书记员段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