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吉05民终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明，男，1978年11月5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诉讼代理人：那伟，吉林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82年1月2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原审被告：王昕，女，1978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诉讼代理人：黄喜珍，通化市东昌区光明街道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赵文明因与被上诉人刘丽、原审被告王昕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的（2020）吉0502民初3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丽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车辆抵押金10万元，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借款1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一辆轿车租赁给原告，租期一年，原告向被告王昕付10万元租车押金，王昕向原告出具10万元的押金收据。2018年3月17日合同到期后，由于被告不能向原告返还押金，原被告从新签订《汽车租赁合同》，被告将另外一辆轿车租赁给原告，租期一年。合同到期后，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将租赁车辆返还被告，被告承诺在15个工作日后返还车辆押金。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抵押金，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   原审被告赵文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0万元没有实际收取。   王昕辩称，王昕不具备主体诉讼资格，本案与王昕无关。2017年第一次打收条是替赵文明打的，受委托出具的收据，自己本人没有收到10万元。2018年的收条、合同都是原告跟赵文明签的，与王昕无关。二被告不是夫妻关系，2015年就已经离婚了。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3月17日，王昕与刘丽签订一份《汽车租赁合同》，王昕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写明速腾×××押金（租车）壹拾万元整。同日，原告向被告指定的账号（王某）转账6万元。2018年3月17日，赵文明与刘丽签订一份《汽车租赁合同》，并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据，写明今收到刘丽租车押金壹拾万元整，收款人赵文明。二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租赁合同的特征为出租人有权收取租金，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庭审中陈述，我只是给了被告10万元，被告说车先给我用，白开一年。原被告虽然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但是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租金。显然有悖于出租人有权收取租金的特征。另，为查明本案事实，第二次庭审前，法院以书面方式通知二被告本人必须出庭。第二次庭审，二被告仍未出庭参加诉讼，其诉讼代理人就本案细节问题又无法回答。依据原告第二次庭审陈述“二被告都欠我钱，就把车抵顶给我，被告还不上钱，什么时候把钱还了，就把车给他，后来把车送去了，说过15天把钱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本案原告提交的收据及其与被告赵文明的通话录音、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名为租赁，实为借贷。10万元租车押金应为借款1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现有证据，被告最后一次出具收据人为赵文明，且通话录音中赵文明亦表示愿意返还。故，本案中实际借款人应认定为赵文明，赵文明应返还原告借款。原告要求王昕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赵文明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返还原告刘丽10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被告赵文明负担。   上诉人赵文明上诉请求，1.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20）吉0502民初3354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丽一审的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判决返还被上诉人刘丽10万元也是错误的。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王昕打的收据、赵文明打的收据，都写着收到租车的押金款，还提供了汽车租赁合同，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汽车租赁关系。事实上上诉人也确实把汽车租赁给了被上诉人。一审中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将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变更为民间借贷关系，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纯属错误。因为本案根本就没有借贷行为的发生，如果是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直接就给被上诉人打借条就行了，何必又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将汽车租给被上诉人。本案中因为被上诉人一直没有交付租金，所以上诉人收到的6万元押金也没有及时返还，该押金应当抵顶一部分租金。该车辆在租赁期间内被上诉人也一直在使用，到期后归还的，确实是汽车租赁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刘丽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王昕辩称，刘丽所述与事实不符，一审审判程序错误。本案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借贷关系。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在2017年至2018年间，赵文明从事二手车经销工作。赵文明与王昕原系夫妻，于2015年6月29日离婚。刘丽从2014年起至今从事汽车租赁服务和二手车经销工作。2017年3月17日，王昕（出租方）与刘丽（承租方）签订由王昕方制作的制式《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所租的车型速腾，车牌号为×××；出租方自2017年3月17日起将所租车辆交付给承租方使用，至2018年3月16日收回等若干条款。并备注：“此车已年租形式，年租押金十万元整。”同日，刘丽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和招商银行账户分别向王昕指定的案外人王某的账户转账1万元和5万元，王昕向刘丽出具一份《收据》，注明系速腾×××押金（年租车）壹拾万元整。随后，刘丽将租用车辆开走使用。期满，刘丽将租用车辆返还。2018年3月17日，赵文明与刘丽签订由赵文明方制作的制式《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所租的车型索八（现代），车牌号为吉EＶ0802；出租方自2018年3月17日起将所租车辆交付给承租方使用，至2019年3月16日收回等若干条款。并再次备注：“此车已年租形式，年租押金十万元整。”赵文明向刘丽出具《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丽租车押金壹拾万元整。刘丽没有实际交付押金。随后，刘丽将重新租赁的车辆开赴使用。期满，刘丽将租用车辆交还给赵文明。赵文明没有向刘丽返还任何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刘丽最初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赵文明返还车辆抵押金1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规定。”解决本案争议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无论是从刘丽起诉时的诉讼请求，还是从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后的实际履行情况，即签订租赁协议、交付收取押金、交付车辆、使用车辆、返还车辆等实际行为看，本案不符合借款合同以出借资金收取利息等来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律特征，完全符合以使用租赁车辆为合同目的的租赁合同法律特征。一审法院在确定案由，引导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具体审理方向均存在不当。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诉讼主体的特点是，双方均是从事汽车租赁服务或者二手车经销，具有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并且刘丽的丈夫与赵文明之间相识多年，存在很多利益关系。两个《汽车租赁合同》最大共同点就是，没有约定租金的具体数额。产生这个原因，只有双方心知肚明。既然确定为租赁合同，那么在租赁合同期满后，作为出租一方的赵文明的义务是返还押金。赵文明主张只收到6万元。刘丽主张10万元的形成，是6万元加上赵文明2014年收取刘丽丈夫4.7万元后，合计出具10万元收据。经查，刘丽提交给法院的2014年8月25日《收据》，内容为，系广州分公司交费肆万柒仟元整（47000元），领收人赵文明。没有记载交款人的信息。庭审中，赵文明的代理人否认该条为借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收据不能反映，在刘丽与赵文明、王昕之间存在具体的什么法律关系，且与本案汽车租赁法律关系不存在任何联系，刘丽解释10万元包括4.7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认定，赵文明实际收取刘丽租车押金6万元。至于，赵文明主张应当将6万元抵顶租金的抗辩理由，因为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没有对租金进行明确约定，且基于双方特殊的职业及个人关系，本院无法判断是否存在租金，并且赵文明在诉讼中亦没有提出反诉，本院在此案中不予审理。   综上，赵文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合理上诉请求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面，确定法律关系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20）吉0502民初3354号民事判决；   二、赵文明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刘丽租车押金6万元；   三、驳回刘丽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合计3450元，由上诉人赵文明负担2070元，由被上诉人刘丽负担13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兴 彦   审 判 员 王 立 武   审 判 员 修  勇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瑄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