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65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澜，女，195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杰，女，198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任（侯杰丈夫），199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原审第三人：李可，男，198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姜澜因与被上诉人侯杰、李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3民初10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澜的上诉请求：1、判决书第二页倒数第十行称“双方只是约定了返还本金，无利息约定……”。此话是在被上诉人拒不到庭应诉，双方无质证情况下，一审法官的说辞，事实是上诉人已收到了被上诉人转账的第一个月利息，事实与约定吻合。2、本页倒数第七行始至第二行说：李可与被上诉人有过共同投资”。被上诉人在2017年到2019年内给李可转账近55万余元。上诉人方证实这期间李可银行流水中未见此款，纯属代理人凭空捏造。3、判决书中几次提到上诉人及李可向王梓任投资，在“9.15”重审法庭上，主审法官据此向王梓任发问，你说上诉人向你投资，投的什么项目，请出具协议或合同，王梓任过了半天不得不承认，不存在投资一事“没有合同，我拿不出来”、至此投资及投资款一说，不攻自破。事实是上诉人方从未向被上诉人转过所谓投资款，也从未向王梓任借过一2分钱。对判决书中“欠款抵顶”说辞，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没有出具任何证据，不能成立。要以法律认定的事实为准。4、第五页第一行提到的借款合同系被上诉人代理人临时伪造，是王梓任两年前打印好的空白格式，说：你(指李可)先签个名，后面内容我填写……。签名与合同内容笔迹不是同一人笔体。该款是还款还是借款，非此即彼，都与借贷的40万元有关，伪造合同实为弄巧成拙的蠢行。5、没有任何一部国家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只能有书面订立的一种形式，口头订立合同是法律明文认可的，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一方都应学习一下法律规定。普及一下法律常识。6、第七页倒数第十行，说王梓任与李可在2017年至2018年间有多笔经济往来，此事已经过双方质证，证明的资金流向清晰明了，是王梓任与他人的债务纠纷。7、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代理人不按法定权限进行应诉代理，对上诉人诉讼事由不出具任何相关证据，对超诉讼代理法庭未加以制止。8、本案有明确债权人，重审法院未依据“强制追加制度”及时依法追加符合法定条件的债权人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并参与诉讼，这是本案遗漏的重要关键程序。10720号判决书用二分之一篇幅叙述案外债务纠纷，既无债权人，债务人认定，又无起诉状，审理根据是什么。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此原则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债务纠纷未3经起诉、受理程序就放在同一案件中审理，隐瞒真相，罔顾事实的做法给出了权威解读和诠释。对于上述1-8条事实的列举，上诉人未看到判决书第9页的法条依据。最后，针对判决书提及的48万元款项(王梓任转账前垂推扣除1万)。经案外人杨亚萍证实“该笔款项是王梓任借给我用于“生意周转”的借款，我两年前早已还给了王梓任，有我和王梓任之间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和现金支付为证。是我和王梓任之间的债务，与他人无关。再有事王梓任直接找我解决，上诉人赞同唐雅萍说法，认为真实可信，王梓任对此如有异议，可正式起诉，走正当法律程序解决。上诉人可以对掌握的事实提供证据，前提是必须见到“起诉状”。债务人已还借款，为什么还拿出未销毁的借据继续勒索钱财，请查实。综上，重审法院未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要求重新审理认定本案涉案事实，未对上诉人诉求作出任何判决和改判。上诉人只能再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对本案重新作出判决。侯杰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姜澜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214500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姜澜与第三人李可系母子关系。被告侯杰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任于2019年6月6日登记结婚。2017年10月27日，第三人李可向王梓任出具《借款合同》、《收款合同》及《还款承诺》，表明第三人李可因资金周转向王梓任借款170000元，第三人李可已收到该借款并承诺2018年5月1日还清全部借款。2017年10月27日，王梓任分三次向第三人李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泾河支行账户转账合计125100元，随后第三人李可分三次通过该账户向唐雅萍账户转账合计125100元。2017年11月24日，王梓任分四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账户向第三人李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泾河支行账户转账合计159000元，随后，第三人李可通过该账户向唐雅萍账户转账159000元。2018年1月3日，王梓任分两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账户向第三人李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泾河支行账户转账合计96000元，随后，李可通过该账户向唐雅萍账户转账76000元。2018年1月3日，第三人李可出具《收据》一张，内容载明：“今收到王梓任现金100000元。”2018年1月4日，王梓任向第三人李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泾河支行账户转账2000元。2018年1月22日，第三人李可向王梓任出具《借款合同》、《收款合同》及《还款承诺》，表明第三人李可因资金周转向王梓任借款100000元，第三人李可已收到该借款并承诺2018年11月22日还清全部借款。2018年1月22日，王梓任分两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账户向第三人李可账户转账合计90000元，随后，第三人李可通过该账户向唐雅萍账户转账90000元。2018年4月13日，第三人李可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向被告侯杰转账300000元，2018年4月15日，第三人李可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向被告侯杰转账100000元。第三人李可表示该笔400000元借款本金系其母亲姜澜所有，一直存在第三人卡中，所以通过第三人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2018年5月7日，王梓任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第三人李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账户转账12525元。原告主张此笔转账系被告偿还原告利息。2018年5月10日，第三人李可向王梓任出具《借款合同》、《收款合同》及《还款承诺》，表明第三人李可因资金周转向王梓任借款185000元，第三人李可已收到该借款并承诺2019年11月10日还清全部借款。2018年5月10日，案外人王梓任分两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账户向第三人李可在建行沈阳泾河支行账户转账合计185500元。原告称该185500元是替侯杰向原告还款，被告对此不予认可。2018年6月29日，案外人唐雅萍出具《证明》一份，内容载明：“本人唐雅萍同王梓任通过电话沟通达成借款协议，我与王梓任沟通在先。我说去打借条，王梓任说不行，你必须叫李哥（李可）做个担保，打借条，所有借款都以通过李可打到我账上。我全部收到。”2018年8月30日，唐雅萍出具《欠款说明》，内容载明：“由唐雅萍向王梓任电话协商借款，经王梓任同意由李可代签借据给王梓任，共计60000元。经李可转给唐雅萍。后经王梓任和唐雅萍协商，每月由唐雅萍还给王梓任2000元-3000元。以后有什么事情与唐雅萍本人联系，至6万元整还清为止。”2019年3月8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来院，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214500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2019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辽0103民初3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姜澜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姜澜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侯杰公告送达，姜澜虽然未能提供借贷合意，但其主张借贷关系已经提供了转账凭证，侯杰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审法院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借款关系的存在。现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结合姜澜的其他上诉请求，作出公正裁判。2020年6月2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1民终16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9）辽0103民初3448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审理过程中，被告侯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应诉。原告主张实际借款合计40万元，被告偿还18.5万元，尚欠21.5万元。被告侯杰主张原告起诉的该40万元实际应为原告姜澜对王梓任的投资款，并抵顶了第三人李可对王梓任的48万元欠款。但原告姜澜、第三人李可均主张第三人李可对王梓任的48万元转账实际应为王梓任与唐雅萍之间借款，与第三人李可无关，并提交了2018年9月3日原告姜澜与王梓任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以证明王梓任与唐雅萍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姜澜仅依据第三人李可向被告侯杰的转账记录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与被告侯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侯杰对收到案涉40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款项系第三人李可对王梓任的投资款，并抵顶了第三人李可对王梓任的48万元欠款。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已履行的一方当事人负有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和履行的举证责任，即原告姜澜负有证明借贷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姜澜以权利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并主张借款人为被告侯杰，但从原、被告、第三人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姜澜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侯杰的借贷合意，且实际案涉40万元款项系从第三人李可账户中转出，而王梓任与第三人李可在2017年至2018年间有多笔经济往来。此外，案涉借款发生时虽然被告侯杰与王梓任尚未成立婚姻关系，但作为被告侯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任认可第三人李可转款系对其48万元欠款抵顶的事实。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原告姜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姜澜系实际权利人及案涉4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或实际用款人为被告侯杰，更不能够证明原告姜澜与被告侯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原告姜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7元，由原告姜澜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梓任为证明与李可存在借贷关系，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递交了三份借款合同及对应的转款凭证，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李可主张并非借款关系、而是投资关系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姜澜主张系诉争款项的所有人及出借人均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诉争借款来源于养老金及最初存入自己银行卡、转入李可账户中后转出，但在本院限期内未能提交转账明细，亦未对上述款项的存入作出合理说明。且，案涉借款发生时虽然侯杰与王梓任尚未成立婚姻关系，但是现已是婚姻存续期间，王梓任作为本案中侯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李可转款系对其48万元欠款抵顶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姜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诉争款项的实际权利人、出借人及借款人为侯杰、对姜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4517元，由姜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 猛审判员 郭 文审判员 邰越群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飞书记员赵明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