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煤交亚欧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广东路365号建行大厦6楼。 法定代表人:于群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新，新疆鑫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其亚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炉山镇经济循环区。 法定代表人:邱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波，男，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林，男，该单位员工。 上诉人新疆煤交亚欧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其亚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其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9）川1181民初3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2021年4月19日，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渤坤变更为刘建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贵州其亚公司支付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货款15，185，953.51元；3.判令贵州其亚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央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此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货款付清为止）；4.判令贵州其亚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加权函》对贵州其亚公司不产生约束力错误。两份《加权函》虽无被上诉人签章，但仍然符合合同成立并生效的邀约、承诺的两个要件，应当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贵州其亚公司员工李伟，作为双方买卖合同签订的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其在涉案合同中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性质决定其行为后果应由贵州其亚公司承担。从签约过程看，双方均是通过贵州其亚公司李伟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员工邮件方式往来，不论是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盖章后将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贵州其亚公司，还是在纸质上签字盖章的方式，均符合要约、承诺要件，合同成立并生效。通过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加权函》确定结算数额之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给贵州其亚公司开具了64，444，602.65元的发票，贵州其亚公司也将上述发票全部认证，应视为对李伟的行为及签订《加权函》的追认和结算行为；2.一审认为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提交的与上游资兴智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新疆煤交欧亚供应链采购合同》以及相应的付款凭证和发票与本案无关，是割裂了本案事实。涉案交易合同系供应链合同，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系居间为处于上游卖方资兴智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买方贵州其亚公司中间的资金供应方；3.一审对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的《铝土矿结算清单》同时做自相矛盾的认定，并片面采信贵州其亚公司单方面的结算数据；4.对合同约定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的违反法律的规定，属无效条款，一审对此未予评判；5.错误地仅以合同第7.1条约定的结算形式要件作为认定双方未进行最终结算的依据；6.对已由贵州其亚公司经国家税务机关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作合法有效的结算依据予以认定；7.错误采纳《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作为结算依据认定。二、一审法院存在管辖不当。贵州其亚公司采取格式合同约定管辖的方式，将本案合同虚构的合同签订地峨眉山市约定为管辖地，但双方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均与峨眉山市没有实际联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约定管辖的相关规定。另外，本案铝土矿购销合同系供应链合同业务模式，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对供货方是谁、货源在何处是清楚明了的，《铝土矿购销合同》第1.1、1.2、1.3条明确指明了货物来源地。作为向被上诉人长期实际供货的资兴智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也证明其系本案合同项下铝土矿的实际供货人。因此，资兴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即履行直接向被上诉人供货、向上诉人收取货款的事实与本案有关，应当列为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一审法院不但认定相关合同与本案无关，也未依职权追加其为第三人，导致本案主要事实难以查清从而错误认定。 贵州其亚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该诉讼发生之前并未就铝土矿的金额做结算。首先，根据庭审中双方之间的证据以及双方证人证言表明，上诉人提交的未经双方签字盖章的结算单并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依据合同7.1条约定“经供需双方盖章的结算清单为结算依据”，因此在双方未盖章且确认的情况下，不得将未盖章的结算清单作为涉案合同的结算依据。其次，证人证言表明，被上诉人的付款一直按预估付款。合同约定的铝硅比低于3.2的铝土矿按没收处理，而在实际商务合作中，双方关于低于3.2铝硅比的铝土矿若不按合同执行，则达成合意也是需经双方盖章确认后方可纳入最终结算中。发票的开具并不能作为实际供货的结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虽然被上诉人已经向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但是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第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之规定，是完全可以通过开具红票对冲财务方式进行处理的。 （二）关于合同约定的铝硅比低于3.2按没收处理条款合法有效。该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据双方意思自治所签订的合同，其符合法律规定，受到法律保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而没收是指不计价、不退换、不纳入结算，在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将每日铝土矿化验报告单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即知晓其向被上诉人供货的铝土矿中铝硅比低于3.2的部分铝土矿按合同约定是没收处理的。被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而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依旧照常供货，且在2021年4月22日的庭审中，上诉人表明其与第三方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的合同也有没收约定。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三方铝土矿买卖合同中表明，在铝硅比低于某一标准后，做没收、报废、不计价处理是整个行业的通用方式。综上，上诉人是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没收条款约定的，因此该条款属于有效条款。 （三）本案中涉及的《加权函》并不能作为是对合同条款的变更。首先，《加权函》的形成并未经被上诉人盖章确认，不是正式函件，无法变更合同条款。根据庭审中证人所言，《加权函》的形成只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依据陈光智的意思所草拟的，该员工未得到被上诉人授权且该《加权函》未能在公司得到盖章确认。其次，该《加权函》未得到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结果也是告知了陈光智，而陈光智作为一人代表两个公司且是两家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上下游公司，在上诉人表示出对陈光智充分信任的情况下，其未将《加权函》不能得到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消息告知上诉人，是上诉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且在2021年4月22日的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了《加权函》不能达到改变合同的条款的目的。第三，《加权函》是以Word文档的形式发送的，Word文档具有可随时变更内容的特点，不可能作为正式函件发送所选择的形式。综上，《加权函》不是对合同条款的变更，更不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和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对被上诉人无任何约束力。 （四）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工作人员刘俊发送的铝土矿化验报告单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以其无法辨别化验参数为由否认化验数据，进而对铝硅比低于3.2的铝土矿进行否认，明显不合常理。首先作为从事铝土矿买卖的公司，不可能无法辨别铝土矿的化验参数。其次依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对每一批次的铝土矿都有“留存样”，可以检验真伪。第三，将每日来矿的化验报告单发送给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上诉人在收到化验报告单后并未对报告单的各项数据提出异议，即是对化验报告单的认可。因此化验报告单真实有效，铝硅比低于3.2应按合同没收铝土矿重量有效，鉴定机构依据双方无争议的验证重量和检验数据，按合同约定进行结算所完成的鉴定意见，双方进行了质证，无任何异议，应当作为证据采信以认定合同价款。 （五）上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已经过了管辖异议期限且已一审应诉，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再提管辖异议，不符合相关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州其亚公司支付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货款15，185，953.51元；2.判令贵州其亚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费（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付清全款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3.判令贵州其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6日，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与贵州其亚公司签订《2018年铝土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43，约定由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向贵州其亚公司供应铝土矿，交货时间从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并详细约定了铝土矿的产地、质量要求技术标准、计价方式、违约责任等。《2018年铝土矿购销合同》第5条“验收标准、方法”约定，铝土矿检验数据以需方检验结果为结算依据，需方按ＧＢ／Ｔ24483-2009自行取样，复样时供方可派人共同参与；需方每日取样检验一次，结算价格以每月加权平均三氧化二铝含量及每月加权平均铝硅比（三氧化二铝／二氧化硅）计算；每月加权平均三氧化二铝含量等于当月三氧化二铝含量除以当月铝土矿的总重量，每月加权平均铝硅比以当月加权平均三氧化二铝含量除以当月平均二氧化硅含量计算。《2018年铝土矿购销合同》第6.2.2条“铝硅比调整价”约定，各产地的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该日来矿重量、质量、价格不再纳入当月结算。合同签订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自2018年8月28日开始向贵州其亚公司供应铝土矿直至2019年4月26日。《2018年铝土矿购销合同》第7.1条约定：“以每月26日至次月25日为一个结算周期，每个结算周期的结算金额以供需双方盖章（或签字）确认的结算清单为准，经供方盖章（或签字），即视为供方对该结算清单全部内容的同意并确认和认可，经供需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的结算清单为计算依据，并作为本合同履行及本合同履行中补充协议之附件。”之后，双方又签订三份《补充协议》（编号×××01、×××02、×××03），对铝土矿的计价标准进行了相应变更。《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均是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9日，双方签订《2019年铝土矿购销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从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并详细约定了铝土矿的产地、质量要求技术标准、计价方式、违约责任等。《2019年铝土矿购销合同》亦约定，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该日来矿重量、质量、价格不再纳入当月结算。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分别在2018年10月、11月、12月和2019年1月、2月、12月期间陆续向贵州其亚公司开具了13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64444602.65元。贵州其亚公司已将前述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贵州其亚公司陆续向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9258649.14元。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认为货款总计64444602.65元，贵州其亚公司认为货款总计44514461.09元，双方遂起纷争。 一审另查明：诉讼中，贵州其亚公司认可李伟系其公司员工。李伟于2018年11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员工刘俊发送了2份ｗｏｒｄ电子文档（以下称为《加权函》），其中1份《加权函》（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载明：“……从2018年8月26日到8月27日，9月5日到9月8日、9月9日到9月14日、9月15日到9月19日、9月20日到9月25日期间调整为：铝土矿量每400吨一个样（由需方选择），以周期加权结算，‘新疆煤交、新疆煤交贰’单日来矿铝硅比（Ａ／Ｓ）＜3.2，需方不做没收处理。二、其余按贵我双方签订的‘×××43’号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配套执行。”另1份《加权函》（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3日）载明：“……从2018年9月26日到10月25日期间调整为：铝土矿量每400吨一个样（由需方选择），以月加权结算，‘新疆煤交、新疆煤交贰’铝土矿3.0≤（Ａ／Ｓ）＜3.2时，以（Ａ／Ｓ）为3.2的计价基数，每降0.1个点，按每吨相应降低5元进行结算，‘新疆煤交、新疆煤交贰’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Ａ／Ｓ）＜3.0，需方不做没收处理。二、其余按贵我双方签订的‘×××43’号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配套执行。”李伟于2019年1月29日通过电子邮箱向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员工刘俊发送3份《补充协议》ｗｏｒｄ电子文档（编号×××01、×××02、×××03）。前述《加权函》和《补充协议》均未加盖贵州其亚公司印章。李伟分别于2019年3月23日、11月4日通过电子邮箱向刘俊发送邮件，内容为加盖了贵州其亚公司印章的《税率调整的函》和《卸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图片。 诉讼中，该院依照贵州其亚公司的鉴定申请，委托四川设信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双方一致确认的铝土矿验证重量、异常扣重、化验数据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争议的货款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四川设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11月20日向本院出具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论为本案货款金额共计44，921，598.9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货款的总金额是多少的问题。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交付的铝土矿的验证重量、异常扣重、化验数据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双方对结算重量和结算单价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双方分歧显著的铝硅比调整价。该院对照双方的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后，发现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提交的《铝土矿结算清单》中存在铝土矿铝硅比低于3.2时仍然计价等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的情形。且双方各自认可的《铝土矿结算清单》均不符合铝土矿购销合同第7.1条“经供需双方盖章（或签字盖章）后的结算清单为结算依据，并作为合同履行及本合同履行中补充协议之附件”的约定，故该院认为双方并未对货款进行最终结算，双方各自认可的《铝土矿结算清单》不能作为本案结算依据。因此，为查明案件事实，该院依据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鉴定申请，委托四川设信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双方确认的货物验证重量、异常扣重、化验数据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争议的货款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四川设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论为本案货款金额共计44，921，598.95元。贵州其亚公司对鉴定意见无异议。 四川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向该院提交李伟向刘俊发送的2份《加权函》，拟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约定在特定期间内供应的铝土矿在铝硅比低于3.2或3的情形下，也不作没收处理，价格纳入当月结算。贵州其亚公司不认可《加权函》，理由是《加权函》并未加盖公司印章，并非贵州其亚公司的意思表示，且李伟系公司普通员工，没有得到贵州其亚公司的相应授权。该院结合全案证据材料对《加权函》进行审查后认为，《加权函》对贵州其亚公司没有约束力。首先，《加权函》并未加盖贵州其亚公司印章，也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其次，贵州其亚公司否认授权李伟来决定铝土矿的结算价格。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发送《加权函》的李伟得到贵州其亚公司的授权，有权限决定货款的结算单价。再者，从双方往来函件和签订协议的情形来看，李伟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新疆煤交亚欧公司3份《补充协议》ｗｏｒｄ电子文档（编号×××01、×××02、×××03），但双方最终是以在纸质《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的方式来确认协议内容。从《加权函》的内容看，其实质上是对铝土矿购销合同中铝土矿结算单价的变更，涉及双方的切身利益，属于重要条款的变更。就连《卸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函》都是加盖了印章后扫描，再将扫描件发送给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但《加权函》却没有加盖印章，不符合常理。因此，仅凭这一组证据难以认定双方之间达成了相关合意。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能支撑其主张，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承担。因此，该院采信《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确认案涉铝土矿的货款共计44921598.95元。贵州其亚公司已实际支付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货款49258649.14元，故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 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认为，贵州其亚公司已将其开具的发票进行了认证，就证明贵州其亚公司认同货款金额即发票金额。贵州其亚公司不认可该主张，辩称双方未进行结算，贵州其亚公司在本案诉讼前亦未对发票金额进行清点。该院认为，发票系陆续交付贵州其亚公司，而双方未能在本案立案前完成结算，故仅凭税务认证信息不能达到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证明目的。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 驳回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916元，由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负担；鉴定费50，000元，由贵州其亚公司负担。 二审中，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与案外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供应商明细账、增值税发票62份；2.《铝土矿结算清单》9份；3.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的两份证人证言，并申请了证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出庭作证，并对一审已提交了的以下证据进行了再次开示：《铝土矿购销合同》、贵州其亚公司增值税发票13份（金额合计64，444，602.65元）、国家税务总局凯里市税务局《发票认证信息》；贵州其亚公司对供应商明细账、增值税发票62份，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铝土矿结算清单》9份中除2018年11月6日李伟向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工作人员刘俊发送的2018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铝土矿结算清单》外其余8份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贵州其亚公司认可了《加权函》的效力；对《铝土矿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13份、《发票认证信息》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主张双方已结算完毕的证明目的。 贵州其亚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在二审中提交了李伟发送铝土矿化验报告单给收件人“新疆煤交”×××＠ｘｊｍｊｓ.ｃｎ的电子邮件截图及报告单详情，拟证明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州其亚公司按期将铝土矿来货的数量、质量等情况反馈至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且双方对一审委托鉴定货款的铝土矿数量、质量无异议。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质证认为自己仅系资金供应方，对化验数据并不专业，收到后也是反馈给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且贵州其亚公司提供的化验报告单的起始日是2018年9月20日，实际上供货时间是从2018年8月26日起，所以最开始的并没有发送报告单，所以对报告单载明铝硅比＜3.2的铝土矿数量、化验数据等信息不予认可。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除以下事实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9月2日，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以贵州其亚公司为被告就涉案纠纷，诉至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贵州其亚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提出管辖异议，2019年10月22日，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601民初6134号民事裁定，裁定贵州其亚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本案移送至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处理，该裁定上诉期内，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未提起上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事实有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9）黔2601民初6134号民事裁定书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二、涉案《铝土矿购销合同》中关于“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该日来矿重量、质量、价格不再纳入当月结算”的约定是否属无效条款？三、《加权函》是否有效约束双方当事人？四、就在案证据是否能认定双方在诉讼前已对涉案合同货款为64，444，602.65元达成一致结算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合同签订、履行、纠纷发生于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2019年10月22日，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601民初6134号民事裁定，裁定贵州其亚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本案移送至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处理，该裁定上诉期内，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未提起上诉，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移送本案至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一审中，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亦未提出管辖异议，并且已应诉答辩，应当视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在二审中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涉案《铝土矿购销合同》中关于“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该日来矿重量、质量、价格不再纳入当月结算”的约定是否属无效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认为除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没收权”外，即便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提供的货物不合格，贵州其亚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也无权没收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货物。本院认为，结合涉案《铝土矿购销合同》上下文整体分析、文义理解及合同目的解释，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关于“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当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时，该批次货物不计入总价款，也不作退货处理。该约定属商事主体之间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故对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加权函》是否有效约束双方当事人？上诉人主张《加权函》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依据主要是《加权函》系贵州其亚公司工作人员李伟主动发送给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且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已在《加权函》上签章并反馈，故认为双方对《加权函》已达成一致意见。对此，贵州其亚公司申请了李伟出庭作证，李伟到庭后陈述《加权函》形成的背景是2019年8月因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供应（自案外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处采购）的铝土矿的铝硅比低于3.2的数量极大，按合同约定不能纳入结算，故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与李伟沟通，以《加权函》的形式变更《铝土矿购销合同》关于“铝土矿单日来矿铝硅比＜3.2，贵州其亚公司有权按没收处理”的约定。李伟按沟通意见制作《加权函》后，发送至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工作人员刘俊的邮箱，同时发送至陈光智，但李伟在发送《加权函》后告知陈光智，《加权函》未取得公司同意，公司未加盖印章。陈光智认可李伟曾口头告知贵州其亚公司并未同意《加权函》内容，但坚持认为李伟制作并发送《加权函》，就应当视为贵州其亚公司同意并接受《加权函》。本院认为，首先，《加权函》形成的背景表明，李伟与陈光智存在协商、沟通情况，李伟制作、发送《加权函》后，亦口头告知过陈光智《加权函》需双方签章才具法律效力，而最终贵州其亚公司未加盖印章，也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且《加权函》涉及合同条款重大变更，导致高达千万的货款争议，仅从双方往来函件和签订协议的情形来看，李伟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新疆煤交亚欧公司3份《补充协议》ｗｏｒｄ电子文档（编号×××01、×××02、×××03），但双方最终是以在纸质《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的方式来确认协议内容，而李伟制作、发送《加权函》不足以推导出公司意思表示，故《加权函》因缺乏形式生效要件而不具法律效力，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 关于争议焦点四、就在案证据是否能认定双方在诉讼前对涉案合同货款为64444602.65元已经达成一致结算意见？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主张双方在诉讼前已结算，提交了《铝土矿购销合同》、贵州其亚公司增值税发票13份、国家税务总局凯里市税务局《发票认证信息》、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与案外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供应商明细账、增值税发票62份、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的证人证言以及《铝土矿结算清单》9份。首先，结合第三争议焦点的评判，《加权函》不具法律效力，不足以达到双方变更合同约定的效力，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供应的铝土矿存在大数量不达标的情况，双方应当按照《铝土矿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进行结算，而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提交的9份《铝土矿结算清单》拟作为直接结算的依据，除其中2018年11月6日李伟向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工作人员刘俊发送的2018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的结算清单外，其余8份均无双方印章、经办人签字，来源不明，真实性亦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故9份《铝土矿结算清单》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已经完成了结算。而其余证据是否能形成证据链，本院认为，二审中，贵州其亚公司提交了李伟发送铝土矿化验报告单给收件人“新疆煤交”×××＠ｘｊｍｊｓ.ｃｎ（刘俊）的电子邮件截图及报告单，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对刘俊系其公司员工无异议，但认为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不懂化验报告单，故对报告单上所载明的质量、数量不予认可，进而否定《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依据，认为依据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13份（金额合计64444602.65元）、国家税务总局凯里市税务局《发票认证信息》、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与案外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供应商明细账、增值税发票62份综合分析，贵州其亚公司没有提出质量异议的情况下，接受了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3份（金额合计64444602.65元）并完成税务认证，就以实际行为认可了货款64444602.65元，因此双方已在诉前完成结算。本院认为，贵州其亚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及化验数据报告单足以证明已将所收货物的质量、数量信息反馈至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没有认真查阅、审核及理解，不代表贵州其亚公司没有将质量、数量信息告知新疆煤交亚欧公司，更不代表贵州其亚公司就认可了全部货物均符合合同约定，加之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交付的铝土矿的验证重量、异常扣重、化验数据达成了一致意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也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故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称《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依据不足而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的主张不成立；其次，根据《铝土矿购销合同》，对其中铝硅比＜3.2的铝土矿不纳入结算有明确约定，在有明确化验数据表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供应的铝土矿存在不达标情况且没有有效变更合同约定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贵州其亚公司陆续接受增值税发票并作税务认证的行为、新疆煤交亚欧公司已支付案外人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货款的行为，不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贵州其亚公司认可了合同总货款为64444602.65元以及双方已完成结算，故一审法院采取委托鉴定的方式确认双方的货款总价符合法律规定，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追加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与贵州其亚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的《铝土矿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具有合同相对性，仅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与新疆煤交亚欧公司之间的《新疆煤交欧亚供应链采购合同》履行情况仅作为本案证据，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智也已出庭作证，资兴智赢贸易有限公司不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故一审未依职权追加第三人不存在程序错误。 综上，新疆煤交亚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16元，由新疆煤交亚欧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媛媛 审 判 员 李 霞 审 判 员 张图亮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法官助理 王亚丽 书 记 员 黄学勤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