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1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雪（与孙某1系夫妻关系），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越，吉林乾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1963年11月16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65年5月21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67年4月20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4，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5，女，1986年9月15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政英，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瑜，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196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3，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4，男，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5，女，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继承纠纷，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20）吉0211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孙某1的诉讼请求；三、诉讼费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认定不清。被继承人高长海、陈桂芝于1990年9月18日登记结婚，婚后感情良好，生活中相互扶助。高长海为报答陈桂芝对自己及前房子女的照顾，特订立遗嘱，案涉房产由陈桂芝继承。因高长海、陈桂芝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为避免立遗嘱过程中发生风险，在吉林市法律工作者杨明的指导下，高长海订立案涉遗嘱，该遗嘱系高长海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在订立过程中由杨明负责，高长海及陈桂芝在此过程中无违法、违规行为，遗嘱有效。-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违生活常识。高长海只订立过一份遗嘱，高长海在第一段婚姻期间共有5名子女，如果高长海有将个人财产通过继承方式处分给自己婚生子女的意思表示，高长海生前可以订立遗嘱，但本案仅存在-份遗嘱，足以证明该遗嘱是高长海的真实意思表示。高长海遗嘱见证人系高长海的子女申请出庭作证，其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表明高长海在立遗嘱时，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杨明在场，高长海神志清醒，并未受到胁迫，亦能证明遗嘱内容系高长海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事审判应当回归案件本源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则，高长海的遗嘱内容和订立过程并无违法情形，系按照法律专业人员的要求设立遗嘱合法。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无证据证明其主张。陈桂芝在婚后一直照顾高长海，履行家庭成员间的义务，而高长海的婚生子女并未履行过照顾高长海的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一审判决认定高长海遗嘱不成立，并均分财产的行为显失公平，应予纠正。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高长海具有文化基础，平时字迹清晰，如神志清醒，不可能让他人代书遗嘱，代书人杨明作为专业法律人士，应当知道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和要求，但从一审庭审查明事实看，案涉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孙某1上诉称高长海的婚生子女没有履行照顾高长海的义务，不是事实。因高长海有退休金不需要子女支付抚养费和经济帮助，每月及过年、过节，高长海子女看望高长海，并携带礼品和生活用品，因此孙某1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继承人陈桂芝于2017年12月12日所立的遗嘱有效，确认案涉房屋归孙某1所有；二、诉讼费由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桂芝与高长海于1990年9月1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陈桂芝再婚前生育四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孙某3、次子孙某4、长女孙某2、次女孙某5，高长海再婚前生育五名子女，分别为长子高惠君、次子高某2、三子高某4、长女高某1、次女高某3。高长海于2013年9月11日去世，陈桂芝于2018年1月3日去世，高长海的父母先于高长海去世。高惠君与唐某系夫妻，二人婚生一女高某5，高惠君于2018年去世。2013年9月10日高长海立有代书遗嘱一份将其名下坐落于新九站九委四组工农路15-3号房屋在其去世后归陈桂芝所有。2017年12月12日陈桂芝立有代书遗嘱一份将继承高长海名下坐落于新九站九委四组工农路15-x号房屋在其去世后归孙子孙某1所有。庭审中，高长海立遗嘱时的在场证人孙运娇和李长英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只在在场证人处签字摁手印，不知道遗嘱的具体内容，二人并没有同时在场见证，亦没有看见高长海在遗嘱上签字的过程。高长海再婚前于1989年参加房改获得一套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道九委四组工农路15-x号（部队北小区）平房，2016年该处房屋被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局征收，陈桂芝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摁手印。一审法院认为，一、高长海于2013年9月10日所立代书遗嘱无效。高长海所立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高长海立的遗嘱系代书遗嘱，由杨明代书，遗嘱中的在场证人有孙运娇和李长英，但孙运娇和李长英在庭审中表示二人并不是同时在现场进行见证，也没有互相见证二人签名的过程，并且二人对遗嘱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只是在遗嘱在场证人处签名摁手印，二人亦没有见证代书人代书及签字的过程，也没有见证高长海在遗嘱上签字的过程，故高长海于2013年9月10日所立代书遗嘱无效。二、2017年12月12日陈桂芝立有代书遗嘱是否有效。法院认为，前述高长海所立代书遗嘱无效，陈桂芝对遗嘱中所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无权立遗嘱处分该房屋的所有权，故陈桂芝所立遗嘱将该房屋的所有权由孙某1继承应属无效，但陈桂芝继承该房屋的份额由孙某1继承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高长海死亡时遗留的遗产坐落于部队北小区房屋一套是高长海与陈桂芝结婚前的个人财产，高长海所立遗嘱无效，该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高长海的法定继承人有陈桂芝、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高惠君，五人各享有该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又因陈桂芝去世时立有遗嘱，其处分自己继承高长海房屋的份额有效，故陈桂芝继承该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由孙某1继承，孙某1享有该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高惠君在遗产分割前去世，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唐某、高某5继承其应继承的份额，唐某、高某5各自享有该房屋十二分之一的份额。该房屋于2016年动迁，陈桂芝在委托代理人处，将高长海名下坐落于部队北小区的房屋调换为雾凇水岸小区，该房屋现没有产权证，没有办理进户手续，双方均同意该房屋按照份额进行分割，故一审法院判令该房屋按份共有孙某1继承享有1／6的份额、高某3继承享有1／6的份额、高某1继承享有1／6的份额、高某4继承享有1／6的份额、高某2继承享有1／6的份额、唐某继承享有1／12的份额、高某5继承享有1／12的份额。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陈桂芝于2017年12月12日所立遗嘱中对于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道九委四组工农路15-x号（部队北小区）房屋1／6所有权份额的处分有效；二、乙方高长海的委托代理人陈桂芝与甲方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局和丙方吉林省九新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编号：20169102号项下所涉房屋坐落于雾凇水岸，该协议书中乙方高长海的权利义务由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唐某、高某5按份共有，孙某1继承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高某3继承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高某1继承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高某4继承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高某2继承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唐某继承享有1／12不动产权份额、高某5继承享有1／12不动产权份额；待该协议中约定的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时，由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唐某、高某5分别按份共有，由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分别享有1／6不动产权份额、由唐某和高某5分别享有1／12不动产权份额，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唐某、高某5分别自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费用由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唐某、高某5各自承担；三、驳回孙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孙某1、高某3、高某1、高某4、高某2分别负担275元、由唐某、高某5分别负担13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孙某1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孙某1提交如下证据：证人杨明证言。证明：2013年高长海亲属找其代书一份遗嘱，其告知需要两名见证人，杨明到高长海家时，其与两名见证人及高长海在场，杨明问高长海遗嘱内容，高长海称因有疾病故订立遗嘱将房产份额给其老伴，老伴姓陈，当时高长海头脑清晰，对答如流，立遗嘱后杨明当面宣读，当时高长海说正确，是房子问题，之后签字按捺，证人也签字。代书遗嘱是正常业务，收费是代书遗嘱完成后进行，是否有收费凭证记不清了，但不是高长海支付。对两名见证人性别、相貌记不清了，立遗嘱时高长海身体能动，坐着，手部动作灵活，杨明猜测因其不会写字，才找人代书遗嘱。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说把房产给老伴，剩余是杨明写的。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质证称，对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是代书人，如果遗嘱被确认无效后，作为代书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能排除证人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而作不实证言的可能。证言与两名见证人证言不一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与一审中李长英、孙运娇证言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高某1、高某2、高某4、高某3、唐某、高某5、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高长海代书遗嘱效力问题。案涉遗嘱系在2013年9月10日订立，由该遗嘱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孙某1提供的高长海遗嘱并非自书，系由他人代写，属代书遗嘱。由杨明代书，遗嘱中的在场证人有孙运娇和李长英，但孙运娇和李长英在一审庭审中均表示二人并不是同时在现场进行见证，也没有互相见证二人签名的过程，并且二人对遗嘱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只是在遗嘱在场证人处签名摁手印，二人亦没有见证代书人代书及签字的过程，也没有见证高长海在遗嘱上签字的过程。孙某1提供的高长海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生效要件，一审法院认定高长海于2013年9月10日所立代书遗嘱无效，并无不当。关于孙某1主张高长海的婚生子女未履行赡养高长海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某1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付婷婷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