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10民初685号 原告：王福新，女，198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送达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山西路77号恒大中心41层，系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晋光，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被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西马庄村广财街8号恒大林溪郡小区2号独立商铺2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MA07K2JL0D。 法定代表人：王同欣，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敏，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河北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中路与石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663657601W。 法定代表人：张践，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新，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静，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温泉度假旅游区东丽湖管委会大楼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694071785K。 法定代表人：姜志辉，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帆，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福新与被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河北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福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向被告的两股东进行分配。其中，分配人民币217，854，000.00元给恒大地产公司，分配人民币127.946.127.95元给四方公司，共分配金额为人民币345，800，127.95元。原告作为公司监事，认为公司股东分配利润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必须自确保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才能进来利润分配，目前，林溪郡项目建设接近尾声，现已知公司后续还需要支付2.2亿余元工程款、绿化费等费用，且仍有大量费用暂无法预估具体数额。股东会决议的履行，势必导致正在开发的林溪郡项目无法正常运营。不仅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最终也会使公司两股东的利益受损。作为公司监事，现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的规定，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 原告作为公司监事，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会议决议，应当按照法律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如果股东会决议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决议依法不能成立。《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告公司章程第八条第三款也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可见，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公司章程约定，对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公司章程既没有另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另有约定。故公司能且只能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被告公司做出该决议并未通知恒大地产公司和四方公司两股东召开股东会。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是虚构的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的规定，故伟轩公司的上述股东会会议不成立。另外，林溪郡项目接近尾声，被告公司后续还需支付2.2亿元工程款、绿化费等费用，在此情况下进行利润分配不能确保公司的正常经营。 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诉争的股东会决议未经召开股东会，经了解这份决议过程是：2018年经营管理层基于冲业绩的背景，这份决议是与大股东恒大地产公司经过电话沟通形成文字后快递给了大股东，由大股东在这份文件上盖章形成的，而且这个盖章时间不是2018年7月1日，而是在之后的一个时间，可能是7月20日左右。因此我方认为未经召开股东会而形成的决议，根据公司法解释规定是不成立的，而且这份所谓的决议也是在第三人四方房地产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为另案起诉要求分配利润，在这个诉讼中我们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决议，我上述描述过程也是经事后了解才知道的，如果我们公司稍有私心那么一定不会把这份文件提交给第三人四方房地产的，那么四方房地产据这份文件提起分配利润之诉是分配利润之诉这一案的核心关键证据，那么这份证据是在双方诉争的利润涉及的项目我们应第三人四方房地产的要求就将全部的财务资料报给了四方房地产，以便第三人四方房地产就该项目截止到有无利润、大概会有多少利润时间点委托第三方作出审计，那么第三人四方房地产在另案诉讼之初是同意我们公司就本项目有无利润、有无多少利润交由法院委托的第三方作出审计，但是后来四方房地产又推翻了之前的同意做审计的方案，根据这份所谓的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主张进行利润分配，据我们所知四方房地产单方委托审计机构对整个项目作出的审计利润不足1.8亿，而四方房地产在我们项目投资中占股权37%，即便整个项目的利润按照1.8亿算那么四方房地产可分得利润也就6666万，那么实际已经提前预分配利润4800万，余款也就1860万，但是如果按照这份2018年7月1日所谓的股东会决议那么四方房地产可以分走所谓的利润1.2795亿元，如果按照这份决议来分那么四方房地产可以多拿走1.1亿，直接损害的不仅仅是伟轩公司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伟轩公司还有因林溪郡项目未能支付重大成本的重要债权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还会直接涉及到重大债权人利益及相关社会问题，作为代理人我想2018年7月1日会议是否召开，四方当事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伟轩公司固然存在尚未给分配利润的这个问题，这个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或鉴定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四方房地产执意要求法院认定这份决议成立，并且要求按照这份决议所显示的金额来进行利润分配，那么如果形成这种后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问题了，而是会涉及到刑事犯罪，由于目前二股东相处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对于项目的合作是完全可以通过沟通的渠道进行解决的，我作为伟轩公司的代理人，希望二股东对于利润分配问题和诉争这决议是否成立及涉及决议的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了，能够秉承一个尊重客观事实有理有据有结的来解决最终利润分配问题，而不是把这个雷扔给法院，让各方在一件本无争议的事上作出无谓的时间浪费和诉讼资源的浪费。本案诉争的股东会决议未经召开股东会而作出，是不成立的。 第三人河北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被答辩人王福新在立案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句即为被告伟轩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原告的行为构成自认，原告要否认自认的事实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而且原告自认的事实和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股东会决议议定的事项也和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完全一致，三者可以互相印证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民商事诉讼活动基本原则是禁止反言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最高院在相关判例当中均对此原则予以明确认定。 原告及刚才的伟轩公司均称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只是将起草好的协议交恒大地产盖章，这一盖章的过程无论上述两方陈述的是否真实都不足以否认股东会决议实际召开，也只能说明股东的公章在恒大地产保管，伟轩公司召开股东会之后作出股东会决议需要股东盖章确认，从决议快递过去在盖章寄回来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只是作出决议之后形成文字的过程，不能倒推出股东会决议没有召开的结论。 四方房地产认可股东会决议内容并且该决议已经实际履行，伟轩公司、恒大地产在本案的原一审、二审及另案诉讼中均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最高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解释四》第5条第1项规定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根据公司法第37条第2款或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当全体股东就股东会的议案明确表示了一致意见时，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本案中伟轩公司只有两个股东，恒大地产和四方房地产对于股东会决议大股东恒大地产签章认可，小股东四方房地产明确表示同意，而且在公司所有股东对决议议定事项达成一致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股东会决议已经开始实际履行，说明股东会决议内容是伟轩公司股东共同的意思表示，这次股东会无论是否实际召开，在公司全部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也是成立的，北京市二中院2020年11月13日作出的（2020）京02民终9663号曹月明与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情形非常相似，该案法院认为公司股东对决议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就不能仅以股东会决议未召开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原告引用的最高院公告2007年第097张燕娟案与本案完全不同，张燕娟案是张燕娟作为小股东对大股东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同意而提起的诉讼，而本案小股东对股东会的召开知情，对股东会决议的完全认可，因此本案股东会决议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共同同意并实际履行，无论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均不影响决议成立。 王福新与伟轩公司、恒大地产为关联方，本案系恒大地产与在其控制之下的伟轩公司为了达到不给小股东分利的目的，利用其委派的监事刻意设计的诉讼案件，三关联方具有明显恶意。王福新是恒大地产委派到伟轩公司的监事，恒大地产持有伟轩公司63%的股份，是伟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伟轩公司日常的经营、财务章、法人章、证照等都由恒大地产负责，三方存在关联关系。2019年12月24日四方房地产起诉伟轩公司和恒大地产合作纠纷案立案，伟轩公司和恒大地产三次申请延期举证之后，精心设计了本次诉讼，王福新在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就是伟轩公司的监事，当时对于决议没有任何意见，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没有提出过任何意见，却在合作纠纷案件即将开庭时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5月8日该案开庭，伟轩公司声称5月7日收到鹿泉法院送达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案的通知，要求中止审理，由于合作纠纷案件没有当时中止审理，伟轩公司又于5月18日提起反诉，在反诉状中明确写明“我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后发现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如果执行势必给公司造成一定不良严重后果”，由此可以看出三关联方共同的目的就是否定股东会决议，在鹿泉法院一审驳回王福新诉讼请求后，又上诉至中院，中院发还到现在重审，合作纠纷案件已经被拖延了将近一年，在本次开庭前原告一方又向四方房地产发了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的通知，开庭前4月1日已经开了董事会，意图强行通过否定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原告一方为了达到不给小股东分配利润的目的，利用诉讼手段刻意拖延另案诉讼其主观恶意非常明显，有违商事诚实信用原则，王福新自始至终未出过庭，而委托的代理人是公民代理，如果王福新是负责人的监事，真如其所言认为股东会决议有损公司利益，应该在决议作出时就提出来，诉讼中应亲自参与并委托专业技术人员作代理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综上答辩人认为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实际召开，股东均认可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存在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形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的成立要件要有诉争事实，本案原被告不存在争议，本诉不能成立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 我们在中院的另案始终不涉及审计的问题，伟轩公司答辩陈述是在欺骗法庭，四方房地产已经提交了中院的庭审笔录可以查证，事实上是伟轩公司提起反诉要求进行全周期审计，已被驳回二审维持。 伟轩公司刚才提及的审计报告关于1.8亿的利润并非总的分配利润，总分配利润为4.87亿，四方房地产持有37%的股权，应当分得1.8亿利润，在原审中四方房地产提交了该审计报告，法庭可以查实。 各方应尊重客观事实，有理有据的解决，该诉的提起并不是四方房地产，原告王福新作为恒大地产委派到被告伟轩公司的监事在提起该诉讼后始终未参加诉讼，该案件背后的关联关系很明显，所以是谁在可以制造本案诉讼干扰另案的审理，侵害四方房地产作为不实际掌控项目的小股东的权益一目了然。 第三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述称：本案在原二审时我方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这份情况说明在庭前我方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关于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的盖章过程及恒大地产关于印章使用的审批流程，我们在情况说明里有详细的陈述，这个审批流程在公司的电子办公系统里有所保留，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恒大地产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但是恒大地产从未接到项目公司也就是伟轩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也没有与另一位股东也就是四方房地产就利润分配的事情进行过沟通，更没有就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达成过一致，当时是在2018年7月初左右，恒大地产与伟轩公司经过电话沟通后恒大地产认为自己持有伟轩公司63%股权，根据公司法规定及伟轩公司的章程约定关于利润分配，恒大地产可以进行股东会决议的，所以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然后邮寄给伟轩公司，后经我们了解并核实实际在股东会决议盖章日期2018年8月23日，也就是说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并没有实际召开，而恒大地产也没有收到关于相关的利润分配，更谈不上股东会决议履行问题，另外关于四方房地产反复所说的主观恶意，我必须强调一下：恒大地产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在本案原审一审开庭前并没有主动参与到本案庭审之中是法院通知我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伟轩公司的股东我们也愿意将真实的事实情况及真相还原，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项目公司也就是伟轩公司未来的经营出现困难，那么作为股东和投资人我们的投资和收益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四方房地产不再以这种方式诋毁合作伙伴，我们共同作为伟轩公司的股东都有维护项目公司经营权益的义务，即使股东之间存在问题那也可以公司自治的方式解决，如果无法自治解决非要对质公堂那么也应该客观进行举证和陈述。 原告陈述举证： 证据1、股东会决议 股东会决议只有恒大地产的盖章，没有四方房地产的盖章，经过了解，伟轩公司确实在15日之前没有通知到恒大地产、四方房地产召开会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求恒大地产和四方房地产出示通知召开会议的相关证据。 证据2、公司章程 章程第八条第三款也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可见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公司章程约定，对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公司章程既没有“另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另有约定”。 证据3、国家企业信用公示报告 证明原告是伟轩公司的监事，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证据4、企业财务报表（2018年、2019年、2020年4月）（来源于伟轩公司） 证明截止2020年4月份，伟轩公司已经负债13649486.38元。 证据5、林溪郡项目施工合同结算及付款情况表 证明伟轩公司尚有204456385元工程款未付。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形式要件存在问题，股东会决议从形式要件来讲应当由代表股东参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其授权的代理人在决议上签字，而不是仅盖章，所以这份股东会决议形式要件有瑕疵，如果是召开了股东会并且二股东都派人参会了，那为什么没有参会人的签字；如果像四方房地产所言他不仅接到了参会通知，而且还出席了会议是董事远兰如和其法定代表人一起到场的在这种情况下即接到通知又参会了又明确同意所谓的决议内容，那为什么不在决议上签字这是有悖常理。其次程序要件有瑕疵，证明一份股东会决议成立并且有效应当附有召开股东会的通知、签到表、会议纪要等程序要件，无程序要件则不能证明该股东会事实上召开了。如果人民法院出了一份盖有人民法院公章的判决书，但是该案件即未立案也未分配案件更没有开庭，但是四方房地产偏偏说我接到开庭通知了，我参加庭审了，我对这个判决书的结果没有异议完全同意，但是这个有立案的相关材料吗？有你参加庭审的笔录吗？你同意结论又如何，不是是否追认的问题，参加了股东会就应当举出相应证据，那么股东会实际上没有召开，又哪来的证据呢？这份决议的形式瑕疵恰如盖有法院公章的判决书中即没有审判员的签名也没有书记员的姓名是一样的，如果一方当事人对这样的判决提出异议，谁敢说这样的判决书一定有效，不用推翻直接作为执行依据呢，现在伟轩公司的身份就恰如这样判决书一方当事人一样，原告主张这样一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依据的是股东会事实上没有召开，没有召开的股东会不会形成证据，那么主张股东会召开的一方应当就接到通知参与开会讨论决策并最终出具决议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任何证据都可以举证，我们经历了原一、二审包括现在的一审，我相信四方房地产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召开了，因此这样一份股东会决议是有重大问题的，是不成立的，也是不能当做证据使用的。 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第8款第3条也规定了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在会议召开前15日通知股东，公司法这么规定，章程也是这么规定的，既然四方房地产主张接到了电话通知，那么我们请四方房地产举证是在哪一天接到谁的电话，这个时间才过去三年不到，我相信电信部门还是有据可查的。章程第6条第2款本款是与公司法的规定一致的，主要强调是对该条款的理解，书面同意是在股东会召开之前形成，只有先形成了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的书面文件，那么股东会才可以不召开，而是直接作出决定，本案恰恰相反，本案二股东在决议作出认定同意等意思表示均无效，因为即不符合公司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本章程第6条第2款的规定，这种事后追认的行为改变不了股东会没有召开的这一客观事实，也改变不了在所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前双方并未就不再召开股东会事项作出一致表示这一事实，更况四方房地产数次陈述接到了开会通知，参加了股东会，并就决议事项作出了同意的表态，那就怎么会缘因公司法第37条第2款及公司章程第6条第2款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一方面主张会议召开了自己参加了，另一方面又主张会议没有召开我们可以事后表示同意，四方房地产在本案前后两次陈述中及表态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四方房地产很清楚这个股东会没有召开，那么偏偏要主张召开了，这才是真正的欺骗法庭，谎言是永远难以自圆其说的，会在自己一次又一次骗自己过程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主张股东会召开了请予以举证，但事实是股东会实际上并没有召开，四方房地产哪来的证据证明股东会召开了，如果四方房地产没有证据证明股东会召开了那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诉争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如果主张股东会没有召开自己同意认可追认那也不符合公司章程第6条第2款的规定及公司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四方房地产的认可所谓的决议及履行所谓的决议这一系列行为，并不符合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也没有办法证明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成立。 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这份证据证明王福新是伟轩公司的监事，也恰恰印证了公司法解释四第1条规定，公司监事请求确认股东会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我们认为原告的这种主体资格没有问题。 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恰恰印证了伟轩公司至本案起诉时处于负债状态，负债1300多万。 对证据5林溪郡项目施工及结算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至目前为止仍有工程款等重大债权尚未支付，如果按照这份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对二股东进行支付的话，不仅会造成项目烂尾，公司负债大于资产，说的再严重点就是会触发破产的情况，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二股东能够坐下来客观讨论并解决二股东的利润分配问题，我相信也会本着先解决债权人的问题，再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最后再解决才是二股东分配问题，而不是揪住一个错误不放，必须要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相信二股东也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 第三人恒大地产质证意见： 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这里的真实性仅指恒大地产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的事实，但是这份股东会决议属于待证事实，仅有盖章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倒推已经通知召开股东会的事实。 对证据2-5三性无异议。 四方房地产质证意见： 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了合作双方形成决议的过程符合相关程序的规定，成立有效，与原告起诉状及董事会决议可以相互印证。 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章程第6条第6项为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的方案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的可以不召股东会会议，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对证据3，原告是伟轩公司登记的监事职务，这一点四方房地产表示认可，同样基于该事实，原告在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就是公司的监事，其应当及时行使公司监事职权。时隔两年之后股东会决议已经经各方确认并实际履行，原告目前仅凭监事一职，没有提起该诉讼的请求基础，其不能滥用监事职权以及司法资源，试图侵害他人权益。通过其提起该案诉讼的事实与理由看，其首次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是其真实的理由，也就是其认为公司可能面临负债，不应当继续履行股东会决议，但是这并不是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而是撤销之诉，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为60日，基于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所以其谎称没有召开股东会而变更诉求，但其事实与理由并没有否认原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只否认了第一句“2018年7月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决议”，可见其诉讼恶意。 对证据4，财务报告均与本案无关，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根据2018年12月31日形成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截止2017年年底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数额与股东会决议所载明的数额一致，也就是说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是有事实基础。至于2018年之后提交的财务报告列明事项有问题，其仅列明了支出，没有收入。对于其余两份财务报表的严谨性，是否经过会计审计有异议，本案案由是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围绕审判长确定的焦点问题，本案应审查决议的合法问题，而不应审查合理性问题，所以原告提交的其余报表不能证实其想证明的事实，原告更不能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后财务报表来证实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是否合理。财务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准确不是本案审理的内容，应当是另案利润分配之诉审理的内容。 对证据5，涉及若干第三人，并且其提交的只是其单方作出的报表是否真实准备不能本案审理的范围，而是另案利润分配之诉审理的内容，对于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另外，林溪郡项目截止目前经营状况是盈利还是负债，涉及到双方的合作开发，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关，四方房地产再次陈述，如果原告以此理由来进行诉讼，其实质请求的是撤销，而不是不成立，所以其提供的证据与其诉求无关。 被告提交证据： 证据1、两份公证书，证明通知三位董事及二位股东在指定的时间参加董事会和股东会。 证据2、董事会召开的流程性文件四份（会议签到表、董事会纪要、董事会决议、会议召开过程的视频资料），证明四份文件证明一个董事会的召开都需要这么多流程，更况一个股东会的召开，因为在这次董事会召开过程中四方房地产派出了董事远兰如也参会了，对整个会议流程也带人进行了全程的视频拍摄，这才是召开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所应当具备的及可以形成的这些文件，如果四方房地产主张其参加了2018年7月1日所谓的决议股东会，他完全可以提供上述一系列文件。 我们想通过公司内部事务和公司治理程序公司内部来解决有关这份诉争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公司法有关董事会和股东会表决程序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4条、第15条之规定董事会的表决需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通过，本公司共3名董事全部出席了董事会，两名董事赞成通过董事会议案并形成董事会决议，一名董事拒绝签字，但该董事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章程第11条规定，对于主利润分配这类的经营管理事项需要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生效，也就是说董事会决议会如期上报股东会提请股东会审议批准，该股东会将于2021年4月9日如期召开，这个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第8条的规定，只要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按照临时股东会的这个股东会是应当召开，任何人反对无效，通过这一系列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程序我们可以自行纠正2018年7月1日作为股东会决议的错误。大家可以上网可以查询上市公司的股东会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这个基本上在重大事项公告里作为公司完全有能力通过公司内部治理，具体来说就是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来纠正这份错误的东西，这些上市公司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作为一家有限公司当然也有权利来自行纠正，这个是有明确的依据的，而且董事会和股东会召开的程序和实体完全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据3、四方房地产在原一审、二审及本次一审反复主张的说我伟轩公司在石家庄中院利润分配另案中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另案的庭审笔录证明四方房地产说的是谎言，我当时庭审时说的是证据来源真实性没有问题，证据来源合法性也没有问题，不能断章取义，说我在另案质证中我讲了证据是合法的，就应当认这份股东会决议，我是附条件的，我认可的是全部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夹杂主观臆断的东西。 证据4、案例5份。 原告质证意见： 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恰恰说明不管是程序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应按公司法规定。 对证据3无异议。 在原一审笔录第5页最后一段针对2018年7月1日是否召开股东会四方房地产的意见是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在召开股东会之前四方房地产已经接到了召开股东会通知。在市中院庭审笔录第12页中段有个四方代回答：股东会和董事会是同一天召开的，股东会决议虽然没有远兰如的签字，但是远兰如也参会。 对证据4无异议。案例一和本案比较相似的，无异议。案例二无异议，公司决议成立的前提是按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如果根本未开会未表决应归属于决议不成立。案例三也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类似案例。案例四无异议，和本案相似。案例五无异议。 第三人四方房地产质证意见： 对证据1、2、3虽然是复印件，真实性我方认可，但是这些证据完全不能证明伟轩公司的观点，恰恰证明他是以刻意组织董事会议来反推原来的会议没有召开，这根本不符合逻辑，精心组织的这次会议也恰恰证明三个关联方互相配合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本案要审理的股东会决议，达到不给小股东分利润的目的，因为新的决议当中涉及的利润分配问题是另案审理的问题，无论新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内容是什么均对本案所涉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没有影响，既然被告声称可以自行纠正为什么三方还要刻意设计本案诉讼，如向被告所称新的决议是为了纠正错误的，那首先原来的决议成立才有正确错误与否。 从被告提交的董事会纪要及决议来看本次董事会的决议内容与伟轩公司当庭表示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相互矛盾，因为此次董事会的会议议题就是终止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对于一个不成立的决议来说何谈终止，所以伟轩公司所说的纠错本质上已经对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的成立进行了自认。 对于证据3我们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了2020年5月8日中院另案庭审的笔录，庭审笔录第12页第2行恒大地产对股东会决议发表质证意见，其明确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股东会作出了利润分配的决议，这种表述已经明确证实恒大公司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在庭审笔录第13页第2行伟轩公司对于股东会决议发表质证意见原话是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指的是证据来源）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是我公司作出的，支付3800万元不是按照股东会决议履行的，首先该质证意见明确了伟轩公司对于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及决议形成的过程是认可的，也就是其所谓的证据来源，另外根据股东会决议伟轩公司已经支付了3800万元的利润，通过以上对于庭审笔录的还原可以看出在另案中不管是伟轩公司还是恒大地产，对于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是认可的，仅不认可其关联性，不存在四方房地产恶意曲解的问题，如有必要我们可以请求法庭向中院调取另案开庭录像，还原事实。 四方房地产重申一个事实在原来两次庭审及中院另案庭审笔录中四方房地产始终向法庭陈述我们委派的董事远兰如参加了董事会，我们没有参加股东会，这与股东会决议上的记载也是一致的，董事远兰如在原一审、二审均参加了庭审，并向法庭陈述了当时参加董事会的过程，其与四方房地产的周刚共同参加了董事会与恒大委派的董事张亮、张磊共同商议了利润分配的问题，并且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什么远兰如没有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是因为当时董事会书面决议没有形成，事后对董事会决议我们是认可的，这才是董事会召开的事实，因为恒大与四方已经利润分配形成了一致意见，所以我们表示我们不再参加股东会，但是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决议内容我们是认可的，就好像伟轩公司这次提交的董事会决议一样，远兰如女士没有签字，但确实是参加了董事会，所以我们再次向法庭重申这个事实也就是以上伟轩公司刚才所述陈述观点基础都是错的，我们没有在一次庭审笔录中自相矛盾的说我们参加过股东会然后又改变说法说没有参加股东会，也就是股东会的召开参会股东只有恒大一个股东，反观伟轩公司及恒大地产对于原来的法庭陈述多次变更，多次以先了解到的事实为由推翻原来的说法，对于关键事实以庭下核实为由拒绝回答这个有庭审笔录为证，但是四方房地产参诉至今从未改变说法仅作了部分补充意见，所以在庭审中法庭查明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这一焦点问题上四方房地产向法庭陈述的所有的说法可信度更高。 对证据4五份判例因为案情与本案完全不同，不具备参考价值，因该五份判例均是由小股东提起的权益诉讼，一部分是小股东没有参加诉讼，不认可签字和盖章，这与本案完全不同，本案四方房地产虽然没有在股东会决议加盖公章都是对于股东会决议是认可的。 恒大地产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018年恒大地产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当时是因为年度中旬项目团队考核的原因，但是忽略了项目公司尚有巨额工程款等项目成本需要支付，因此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恒大地产后来也意识到了这样会严重影响伟轩公司的后续经营，所以希望纠正当时股东会未召开这一程序上的错误，因为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应尽职履行董事的法定职责，同样公司法也规定了股东不能损坏公司利益的相关规定所以作为伟轩公司的股东恒大地产有义务维护项目公司的权利，在原审一审、二审之中关于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问题，我们不断强调在庭审笔录有也有记录，恒大地产对于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是无异议的，但是不能说明对于股东会实际召开的这一事实的认可，不能仅仅说恒大地产在股东会决议盖章，那就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股东会决议这一待证事实来证明股东会是否召开这一待证事实这种逻辑也是错误的。 对证据4五份案例主要是为了说明股东会的召开流程，股东会召开是由法定的流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流程，召开股东会应当依法向各股东发送书面的会议通知，并且在会议通知中记载相关的会议方式、会议表决方式、会议拟定事项明确内容并在会议召开时进行到场的股东签字形成书面的签到册和会议纪要，在本案中恒大地产虽然对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认可但结合上述案例，并不能说明股东会实际召开了。 第三人四方房地产提交证据： 证据一、1、民事起诉状；2、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3、2018年7月1日《董事会决议》。 证明原告自认伟轩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中也清晰写明“伟轩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与股东会一致。 证据二、4、（2020）冀0110民初1724号庭审笔录。5、（2020）冀01民初33号庭审笔录。6、（2020）冀01民终10615恩询问笔录。7、（2020）冀01民初33号民事裁定书。 证明伟轩公司、恒大地产在庭审中认可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证据三、8、《石家庄市鹿泉区西马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9、石家庄市伟轩公司工商登记基本信息。 证明协议第五条第4款明确约定：项目公司（伟轩公司）的监事由恒大地产委派，可知原告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协议第二条第7款为公司印章、证照等均由恒大地产保管，第5恒大地产负责伟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主导日常运作。原告在2018年7月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时就是伟轩公司的监事，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证据四、10、（2020）京02民终9663号民事判决书。11、（2015）民四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12、（2016）最高法行申3509号行政裁定书。 证明其他类似案件已生效判决，均认可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原告诉求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当庭的陈述股东会未召开与起诉状中所主张股东会已召开明显矛盾，应用禁止反言原则，直接采信在前的陈述。 原告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1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其所述民事诉状陈述系原告自认系四方房地产主观意向，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按法律规定提请变更诉求的权利，所以原告依法行使第三人的证明主张不能成立。 两份决议恰恰体现不符合法律规定，两份决议不能实现四方房地产证明目的。 对证据二4、5、6、7所要证明的内容原告有异议，这个系断章取义，应结合案件所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所以不认可。 对证据三8、9原告系恒大地产委派属实，可知原告与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这个原告在这个项目公司是监事的身份，维护的是伟轩公司项目公司的合法权利，所以四方房地产的意见也是不予认可。 对被告证据三证明目的第二段与本案无关。 被告证据三证明目的第三段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告不认可，因为当时本身没有召开股东会，所以这个监事不存在对产生的决议是否存有异议。 对证据四10、11、12所要证明内容和本案并不相似，无任何四方房地产的要实现的证明目的。 证据四证明目的第二段与事实不符。 综上四方房地产提交的编号一、二、三、四材料均为复印件。 被告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1关联性不认可，这个是王福新原诉状，已经被变更后的诉状所代替，法庭审理的是新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四方房地产以此作为王福新的自认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自认的相关规定。其二自认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认可，至于伟轩公司是否在2018年7月1日召开了股东会并非王福新认可就能达到自认的效果。其三即便王福新认可这天召开了股东会那么伟轩公司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这一所谓的认可予以否认，且主张召开了股东会参与人，并未能举证证明该日召开了股东会，因此该认可也是无效的，更况该证据不符合自认的法律规定，也不构成自认。 2关联性不认可，对于这份证据真实存在认可，证据来源合法性也认可，在另案庭审质证过程中也是这样质证的，我在本案本审再次强调希望其他诉讼参与人数次曲解我的意思，这个仍然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因为诉争的就是这份所谓的决议是否经过股东会召开形成的，是否成立，四方房地产拿这份决议作为证据属于拿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犯了严重的循环论证的错误，更况恰恰从这份所谓的决议恰恰印证了股东会没有召开的事实，股东会如果召开了应该是到会的股东会代表签字而非盖章，这份决议只有盖章而没有签字，用谁来证明他参会了，对于表决事项表决了，在形成的事项上签字了，这显然是未经股东会的召开程序形成的。 3董事会决议的关联性无异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恰恰印证了四方房地产在庭审过程中所陈述参加董事会的陈述是错误的，这种悖论都参加了都同意都没有异议，却拒绝签字，和本次召开董事会虽然四方房地产的董事也拒绝签字，但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次董事会四方房地产的董事对决议事项是反对的，虽然拒绝签字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从逻辑上是合理的，两项比较恰恰印证了四方房地产在对于是否参加董事会和股东会这一陈述上是在做虚假陈述。 对证据二4庭审笔录没有问题，四方房地产用该庭审笔录证明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是合法的也是错误的，这份笔录只能证明我方认可这份股东会决议盖章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提交给四方房地产就是证据来源也是真实的合法的，这两点没有问题，且只能证明该两点，但是不能证明这份所谓的决议形成程序是合法的是有效的，不能反推股东会召开了，不能反推你做的决议是成立的。如果四方房地产想举证证明他接到股东会通知了并且参加了股东会（在原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四方房地产陈述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并且在召开股东会之前四方房地产已经接到了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并且经四方房地产和伟轩公司、恒大地产沟通，四方房地产同意按照相关约定分配收益）因此说股东会决议前言部分及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对这一主张四方房地产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时怎么通知你的，你如何参会的，参会过程是什么等，而不能只有单方陈述，对于四方房地产的单方陈述我方不予认可，因此四方房地产的陈述无论是多么的所谓的一致，所谓的未做更改，都是无效的，有效的应举出证据来。在这份庭审笔录中四方房地产试图用其原一审的单方陈述来证明我方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恶意串通恶意诉讼试图影响法院的审理是极其错误的。1、伟轩公司对其单方陈述不予认可，该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2、是否恶意串通请四方房地产举证证明，不要反复的恶意的将我方诬蔑化。 5这份证据仍欲证明我方认可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我司再次强调在该份庭审笔录第13页第1、2、3行我们从来没有否认由我伟轩公司产生的，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大股东在这份所谓决议上盖章真实性及四方房地产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我们对上述事实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方的这些陈述均不等同于对于这份股东会决议产生程序的认可，本来诉争的就是这份决议的产生是否经过召开股东会形成的，因此这份证据的关联性我方不认可，对于四方房地产对于我司所精心设计恶意串通恶意拖延等无辜指责我司再次强调请四方房地产对其主观恶意攻击要凭证据说话，诉讼是在座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够因为一方因另案另行提起诉讼就被指责为恶意诉讼，也不能因为诉讼各方主体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就被指责为恶意串通，对于恶意串通恶意诉讼我国民法典及两高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意见，对于这两个概念都有明确法定要件陈述，再次我恳请四方房地产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要对涉讼的利益相对人肆意污名化。 6四方房地产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恒大地产盖章其对决议内容的确认不等同于其证明该决议的形成是经过召开股东会这一法定和约定程序形成的。关于王福新的监事身份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二股东恒大地产、四方房地产共同选举和任命的，作为伟轩公司的监事是要为伟轩公司履职的，王福新提起本次诉讼，恰恰是其依法履职行为，依据的是公司法解释四第1条和她的监事身份，这份笔录里四方房地产再次援引了代理人二审中的陈述，说王福新的身份是由恒大地产委派到伟轩公司的，首先该陈述我们予以否认，其单方陈述是没有法律效力，其次王福新是在工商登记记载的委托伟轩公司监事，监事是由全体股东共同选举和委派的，因此四方房地产代理人在该份笔录中的陈述是违背法律事实的，依法也是无效的，四方房地产依此笔录为凭指责监事王福新与股东恒大地产及项目公司伟轩公司恶意串通提起本诉，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因此该主张也是无效的。另外四方房地产据此笔录来证明股东会（第12页最后一段）来证明“股东会决议上虽然没有远兰如的签字但是远兰如也参会了，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过，当时没有签字，原因是因为三个人是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开完会后文字的东西没有形成所以当时就说下来在补签”该段陈述恰恰和刚才庭审时四方房地产代理人所讲他们参加了董事会而没有参加股东会再次自相矛盾，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四方房地产的陈述是虚假陈述，而且我方也不予认可，其自认没有证明效力，更重要的是四方房地产一方面标榜自己前后一致，一方面在自己提供的证据中多处自相矛盾，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对于该次股东会是否召开了，在座的各方参与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四方房地产主张召开了股东会要承担举证责任，请拿出你的证据来。 7这份证据第2页倒数第3行“我公司所做股东会决议后发现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执行势必给公司带来不良后果”以次证明股东会真实有效，我方不予认可其关联性，这个股东会决议作出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不管是是否经历了召集、召开股东会，并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这一过程，那么作出了就是作出了，作出了不等于他就是成立的、合法的有效的。正是基于这份股东会决议存在法定的程序瑕疵，因此才导致他的不成立和自始无效，我司如此表述并不等同于我司认可该股东会决议是经过召开股东会作出的，非法存在的东西如果是真实的，我方也必须本着尊重事实态度而予以认可，没有必要，颠倒黑白不尊重事实。 四方房地产借此证据来证明我司予以拖延诉讼，基于多方寻求解决方案，如果能对项目进行审计然后对两股东进行分配，是我们认为最有效解决的途径，这个当时是一并提起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三8四方房地产用开发协议来证明王福新是恒大地产委派可知原告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很正常，四方房地产董事不也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吗，如果没有这种关联关系就没有伟轩公司，这种关联关系不能说明谁和谁恶意串通，谁和谁恶意诉讼，如果按这种逻辑反推我还说你四方房地产恶意诉讼呢。 对于四方房地产提交开发协议第2条第7款来证明恒大地产负责伟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关联性上协议的“鉴于”部分第二条是双方准备成立新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开发建设，双方愿意以共同持股来开发，说明开发协议是伟轩公司成立之前签的，正是因为双方开发协议才产生了伟轩公司，因此双方约定如何来实际运营伟轩公司是非常正常的，恒大地产作为伟轩公司的控股股东毋庸置疑其委派的经营管理人员从股权比例上来讲也是要比四方房地产大，是要占主导地位的，这是无可厚非是完全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规定的，这个不能证明几方当事人因为此种关联关系就恶意串通恶意诉讼，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公司内部管理关系。 四方房地产用这份开发协议第8页第5条第4项监事一人由乙方委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恰恰说明了两股东共同约定，这个监事就是你，恒大地产作为委派，而事实伟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也是遵循了两股东的约定，由王福新来出任伟轩公司的监事。 9四方房地产同时用证据9来证明王福新在2018年7月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时就是伟轩公司的监事这个事实没有问题，王福新从2018年至今一直是伟轩公司的监事，这不等于她在2018年7月1日就知道这份决议作出的情形，这也恰恰印证了在那个时间节点王福新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份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不要说王福新了，就是董事长王同欣也不知道存在这么一份股东会决议，也就是在石家庄中院一审的利润分配案件中四方房地产依据其作为分配利润的证据时才爆出来原来还存在这么一份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在我在作为代理人介入后经了解这份决议产生的背景才马上向公司提出另行起诉的建议，我作为代理人是2020年5月13日介入的，因为马上面临开庭所以为了及时纠正错误，我向公司提出了立即另行起诉，并对另案中止审理的建议，所以说王福新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责任和过错，反而应当对其负责任的履职行为点赞肯定。 对证据四10判决书援引的法律规定是公司法解释四第5条第1项的规定，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的37条第2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议并有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这个案例并不是单纯的说股东会没开，事后由股东对决议内容进行追认不是这样一个案例，因为法条是有程序的，这个是需要股东在召开股东会之前先形成书面意见，也就是双方不再就决议事项召开股东会了，在决议文件上直接签字即可，这样的意思表示是必须在股东会决议形成之前，股东先形成书面合意决定不开股东会，股东经过其他方式沟通在形成决议再在决议上签字，这种决议是合法有效的，这就是我们公司法解释四第5条第1项但书部分的主旨意思，而且四方房地产提供的三份判例当中只有一份试图支持其主张的案例，而且这份案例与尚述解释第五条第1项的立法宗旨并不一致，而且我相信四方房地产找出一份跟本案情形完全相同的判例来，但凡能够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案例大部分是经的起时间的检验和法律的推敲，我们可以举出支持我们的案例，不下上百件，因为我们搜出来了38件跟我们这个案情一样的案例，其中甚至包括股东都参加股东会了，但是没有进行表决，这种情况都视为股东会没有召开，都判决认定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如果四方房地产能够找到和本案一样的案情且完全能够支持他的观点和立场的我们也希望看一看这个案例的判决逻辑，但是四方房地产并没有举出这样的案例来。 11、12禁止反言原则是对于同一主体在同一案件同一次庭审中先予认可，又在没有其他反证可以推翻其认可的事实前提下又予以否认的这么一个规则，其实就是我们关于诉讼证据若干规定里对这个原则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本案不符合禁止反言的法律规定，首先王福新提起的诉是经过变更，之前的诉状已经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何来的反言，更况对于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是否召开这一事实并不是王福新能够认可的，即便王福新认可了，那么只要伟轩公司不予认可，那么这种认可也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更况股东会是否召开这一事实并非王福新作出的行为，且无权对这一事实作出所谓的自认，因此没有自认的前提也就不存在所谓禁止反言的存在，总之股东会是否召开了应当由四方房地产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案庭审结束之前只要四方房地产仍然拿不出证明所谓的股东会召开的证据，那么其就应当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之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法律后果。 恒大地产质证意见：同伟轩公司质证意见。 证据一1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四方房地产所述的自认并不符合该条规定。 证据2关于股东会决议不能反过来证明股东会是否召开。 证据3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审理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与董事会是否召开无关。 证据4-7四方房地产不断在抠字样我们不断强调对于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的事实这个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请法庭结合全部庭审笔录综合理解我们的表述，股东会决议盖章并不能证明股东会实际召开。 对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系。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在先，伟轩公司的章程形成在后，根据章程第17条规定，公司设监事一人，监事是股东会选决产生，所以监事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行使职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证据9退一步讲即使监事和股东在维护公司权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也是公司法允许的。 对证据10四方房地产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其就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与恒大地产达成过一致，仅这一份参考判例所反映的事实与本案不相符。 对证据11、12这两案例并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禁止反言的相关规定，与本案事实不相符。 恒大地产提交证据：情况说明。 原告质证意见：该情况说明我方认为确实能够反映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所以决议不成立，所以对该份材料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被告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从关联性上恰恰证明了恒大地产并没有接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也从未与另一股东就利润分配事宜进行沟通，这恰恰印证了四方房地产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反复强调了与恒大地产经沟通意见完全一致同意分配利润是相矛盾的，更进一步印证了四方房地产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在做虚假陈述，因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出现了相互矛盾，而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因此必然印证了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在做虚假陈述，因此可以证明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因此所谓的这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第三人四方房地产质证意见：情况说明只是恒大地产的单方陈述和其当庭陈述没有区别，不符合证据要件。恒大地产提交的情况说明已经就印章是如何加盖的进行了说明，而且经过了公司严格的审批流程，召开股东会之后经过层层审批即便是于2018年8月23日加盖印章也符合常理，基于本案股东会的特殊性只有一个股东参会而且恒大地产有二分之一的表决权，该说明中自述当时与项目负责沟通并加盖的行为其已经陈述了股东会召开的过程，召开股东会的意义就是为股东搭建商议事项表决平台，从而形成决议恒大地产提供的情况说明其实已经对这个决议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说明。恒大地产声称股东会决议的印章是经OA系统用印审批流程层层审批后加盖，这更说明其对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进行的层层审批，均认可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才最终在其上加盖公章。 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四方公司与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2016年12月12日分别签订了《石家庄鹿泉区西马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石家庄鹿泉区西马庄新增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约定成立项目公司并共同持股合作开发西马庄项目即林溪郡项目，在协议中约定了四方公司与恒大地产公司于每年五月底前按股权比例分配上年度利润，并且在协议中约定了四方公司按照借款的形式先行分配利润，待项目清算后按照项目公司实际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多退少补。 2015年8月14日双方成立了被告伟轩公司，四方公司持股比例为37%，恒大地产公司持股比例为63%。被告伟轩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六款约定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八条约定，召开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除上述重大决议事项以外的事项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为：主持人：张亮、出席会议董事：张亮、张磊、远兰如。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就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讨论，应当董事3名，实到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全体董事经过表决一致同意如下事项：一、鉴于伟轩公司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55968287.47元，现定将其中的人民币217854000元分配给恒大地产公司，人民币127946127.95元分配给四方公司。分配后尚余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168159.52元，暂不进行分配。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决定后执行。全体董事签名：张亮、张磊。 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伟轩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按照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应到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1人。股东四方公司在知晓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的前提下，自主决定不参加本次会议，放弃对会议讨论事项的表决权，到会股东共代表全体股东63%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石家庄伟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通过决议如下：代表全体股东63%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公司将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本次分配金额为345800127.95元。其中分配人民币217854000元给恒大地产公司，分配人民币127946127.95元给四方公司。到会股东盖章处加盖有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的公章，日期为2018年7月1日。 在庭审中，四方公司称，伟轩公司已按照2018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即对四方公司执行了部分利润款项3800万元（该3800万元属于2017年度四方公司应分得的部分利润）。 2019年12月24日第三人四方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伟轩公司、第三人恒大地产公司向第三人四方公司分配2017年12月31日前的利润98345727元、利息7269251元，分配2018年的利润44995元，利息1120元。 另查，原告为伟轩公司的监事。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涉案股东会决议所加盖的章的真实性没有意义，对于形成的过程各说不一。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一方自认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2018年7月1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虽然后来原告将诉讼请求由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变更为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事实和理由部分删去了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的内容，但这一修改和变更不足以否认原告在原诉状中对股东会召开并做出股东会决议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现原告自认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被告及第三人对该事实无需举证，原告在庭审中否认召开股东会并做出股东会决议与起诉状内容明显矛盾，且未能提供客观证据推翻起诉状，对原告否认股东会召开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另，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初33号案件审理中对于2018年7月1日股东会召开及股东会决议内容伟轩公司和公司的两个股东四方公司及恒大地产天津公司均未提出异议，且股东会决议内容和同一天做出的董事会决议内容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足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决议做出时伟轩公司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内容并无异议，公司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未召开股东会，也不能仅以股东会会议未召开为由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2018年7月1日伟轩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对于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福新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7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5份）。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霞 人民陪审员 王 媛 人民陪审员 刘文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樊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