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男，1980年3月1日出生，保定市明华实业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会娟，河北国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6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丽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某，女，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上诉人何伟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第三人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6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会娟，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丽涛，原审第三人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伟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京0105民初7610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王某对（2016）冀0606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中确定的沈某向何伟偿还全部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一审、二审及保全费用由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自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在没有被申请回避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先后换了4任主审法官。历时一年多，未进行任何诉讼程序，便由最后一任法官徐娟在2020年12月15日宣布：因本案案情复杂，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首先，一审法院对本案在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至2020年6月19日，为本案简易程序最长审理期限。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一审法院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已经届满12个月后，才于2020年12月15日利用线上云法庭开庭时口头通知转为普通程序。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在判定涉案款项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时，罔顾事实，且未客观、全面的认定证据。围绕争议焦点，何伟提交了与事实相关的证据：1.（2016）冀0606民初2141号生效判决书，确定沈某向何伟借款的事实及数额；2.证人武某在李保清案庭审中出庭证明：一审法院受理的其他六个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借款过程与李保清案一样，都是她代替沈某收到借款后，又将借款依沈某要求打入沈某名下银行账户；3.（2016）冀0606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书，基于沈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偿还债权人王姿504万元的事实，证明何伟主张沈某将自己的借款用于偿还了王姿的借款，有事实根据；4.沈某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向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银行存根、转账凭证等，证明沈某支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房产的购房款部分来源于债权人王姿的借款。法庭调查时，王某及沈某明确表示的事实包括：1.王某在离婚纠纷中分割了包括101号房产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2.王某不能提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置的北京、海南等多处房产的资金来源；3.第三人沈某当庭认可：借何伟的钱用于偿还另一债权人王姿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首先，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在经过了三方庭审质证之后，应当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相应的理由和结果。而一审法院却以“这些证据沈某在离婚诉讼抗诉审理中已经提交过，再审结果仍未认定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非常隐讳的规避了对上述证据的判断及说理。更何况，一审法院仅是根据沈某个人的陈述，并未依法核实本案中的证据与沈某抗诉审理中的证据是否完全一致。其次，一审法院对所查明的事实仅是选择性的认定了沈某与王某已经离婚的事实，而对王某因离婚取得沈某借款所购置的101号房产的事实及王某未能举证购房款资金来源的事实却只字不提。何伟始终主张：沈某将借款用于购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包括101号房产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而王某又通过离婚诉讼取得了包括101号房产在内的财产利益。以“共同受益”夫妻债务识别标准，要求王某作为共同受益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何伟从未主张王某有举债的合意，且在法庭调查时已经明确表示王某未参与借款过程。一审法院罔顾何伟的证明主张，罗列“亦不能证实王某有共同借款合意”的裁判说理，无非是为了迎合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错误结论。一审法院作出裁判，不是以相关证据查明的事实为根据。三、一审法院以离婚诉讼中“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作为裁判依据，违背法律规定。1.王某离婚诉讼的五份裁判文书在判决主文中并没有对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作出相应判项，仅是在“本院认为”中阐明：由于债权人未到庭作证，沈某也不能证明与王某有举债合意，如此巨额的现金借贷与常理不符。所以认定借款为沈某个人债务。而离婚诉讼中同样作为债权人的沈某某，为沈某的亲姐姐，与何伟的借款情况及借款过程完全相同，却因为沈某某在离婚诉讼中出庭作证，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结合沈某某的借款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何伟所提交的沈某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提交的证据，并不是离婚诉讼生效裁判认定是否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依据。2.何伟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三份裁判文书均认为王某的离婚诉讼判决仅对离婚当事人产生效力，不及于案外人。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704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至于何伟再审认为离婚诉讼的判决会对另案诉讼产生既判力从而导致另案判决结果同样错误，与法律规定不符，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沈某与王某离婚诉讼中确认的事实，在何伟向王某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具有当事人免证的效力，但这种效力是相对的，何伟可通过举证予以推翻。据此，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审查何伟提交证据的效力及是否能推翻离婚诉讼中所确认的事实，而不是简单的以“已经在抗诉中提交过、再审仍未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为裁判理由。四、一审法院有选择性的认定事实，使法律的天平倾向了王某一方。一审法院对王某通过离婚诉讼实际取得了沈某借款所购置房产、车辆及财产补偿款等财产的事实，避而不谈，并刻意回避与该事实相关的问题：1.王某始终未能举证购房款的资金来源，也不能证明自己及沈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收入状况，而沈某又称自己根本没能力支付几千万元的购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既不确认这些钱的来源，也不认定王某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全篇考虑的仅是如何维持离婚裁判中“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说理结论；2.一审法院认为沈某向何伟及其他案外人借款，数额巨大，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那么，离婚诉讼中所涉及的北京、海南多处房产的购房款，亦属数额特别巨大。一审法院只考虑这些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显得数额巨大，丝毫没有考虑在北京黄金地段购买三套面积均为400多平米的房产来说，这些借款还远远不足；3.既然一审法院不能否定何伟诉沈某民间借贷诉讼（2016）冀0606民初2141号生效判决书的效力及证人武某的证言效力，那沈某主张巨额的购房款部分来源于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完全有理由依法认定，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而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却刻意不提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法院刻意选择对王某有利的事实，必然会导致裁判的不公平。综上所述，离婚诉讼裁判中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夫妻共同债务，仅是“本院认为”的说理和解释，并非判决主文，不具有免证效力。一审判决仅是为了迎合本院离婚诉讼裁判的权威性及王某一方的利益，没有公平可言。希望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王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涉案债务并非真实存在，涉案债务除了何伟和第三人自认外，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真实存在，而且涉案债务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离婚案件中一审、二审、再审已经认定债务不是共同债务。原审第三人沈某述称，一审法院让沈某提交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证据，沈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这些证据一部分是在原来离婚诉讼中提交的，一部分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提交的婚内购置的房款支付依据。一审认定沈某提交的证据在原有的离婚案件中提交过，没有认定为共同债务，沈某认为是有问题的。沈某借何伟的款项已经由证人武某存到了沈某购买房产的账户上，这些证据一审、二审及再审过程中沈某都没有提交过，已经通过补充意见向一审法院陈述的很清楚。何伟一审提交的证据，在沈某的离婚诉讼中也没有提交。沈某和何伟的借款形成时间是在2018年新的司法解释之前，以沈某个人名义贷款购置的房产，王某没有签字，依照当时的法律并没有不妥。2010年，沈某和王某签订的婚内财产的协议已经被认定为有效。王某既然违反双方互利约定，分享了沈某以个人名义借款形成的财产，就应当承担相应义务。何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对（2016）冀0606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沈某应向何伟偿还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沈某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10月27日，经本院终审判决王某与沈某离婚。根据莲池区法院2141号判决书认定，沈某自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向何伟借款258万元，2015年2月10日出具借据，确认向何伟借款265万元，包括之前借款258万元及相应利息7万元。莲池区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某向何伟偿还借款265万元及利息34.98万元、违约金262350元及逾期利息。2014年7月沈某曾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于2015年1月撤诉。王某于2015年1月22日提起了离婚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对双方的离婚纠纷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双方离婚并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在该案中，沈某主张本案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提交了与本案中提交的部分相同证据，但法院未支持沈某的主张。后沈某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2020年6月1日，本院作出（2020）京03民再6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总结案件争议焦点之一为沈某与王某是否存在夫妻共同债务，再审审查意见同意原审处理意见。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何伟表示在沈某借款期间，与王某没有接触，只是因为法院在沈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中判决给王某房产，造成何伟的债权无法实现，故起诉王某承担连带责任还款。何伟为证实涉案款项为沈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从沈某处获得的在离婚纠纷中已经提交过的相关证据。沈某称本案审理中提交的证据，在离婚诉讼和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均已提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审当庭陈述、相关法院判决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何伟与沈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在何伟与沈某之间发生。何伟自认王某自始至终未参与借贷事实，在本案中亦未提交沈某与王某共同举债的相关证据。且在沈某与王某的离婚诉讼中，根据沈某提供的相关证据，法院亦未认定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何伟称沈某借款用于偿还案外人王姿的借款，沈某向王姿借款用于购买北京的房产，但沈某购买房屋时间早于其向何伟借款时间，以何伟出借款项偿还向王姿的借款及向王姿的借款用于购买婚内房产一节，除何伟和沈某自认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此外，何伟称沈某向其提供了沈某名下单独所有房产，因双方未就该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离婚诉讼中法院根据财产性质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未对何伟的债权造成影响。在何伟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终结，且本案起诉将近一年后，法院才就沈某针对离婚诉讼申请的抗诉案件做出再审判决，该案的审理焦点之一仍为是否存在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沈某在该案审理期间应当已经取得了本案中提交的全部证据，但法院的再审结果仍未认定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借款本金高达265万元，连同沈某向其他案外人借款，数额巨大，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何伟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亦不能证实王某对上述债务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故一审法院对何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伟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何伟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庭审笔录，拟证明王某与沈某离婚诉讼中，对沈某提交的曾转款给王某的“款项明细表及银行凭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明确表示该部分转账是夫妻共同生活并经营产生的正常财务往来，与沈某在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中表示的“向何伟所借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购买北京、海南多出房产”的事实相互印证；证据二，证人武某证言，何伟主张，武某作为何伟向沈某提供借款的直接经手人，能够证明由武某接受何伟的借款后，再由她打入沈某账户或直接交付给沈某的事实过程，与沈某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转账凭证等银行交易信息相互印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某对何伟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庭审笔录并不能证明涉案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二不予认可，证人与何伟是同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沈某认可何伟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王某、沈某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何伟与沈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何伟、沈某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仍然是（2016）冀0606民初2141号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债务是否为王某、沈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王某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2017）京03民终963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沈某不服本院（2017）京03民终963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人民检察院三分院申请监督，2019年9月9日该院京三分检控民受[2019]438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决定予以受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査于2020年2月5日以京检民监[2019]1100000724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3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抗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2020年6月1日，本院（2020）京03民再61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7）京03民终9633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1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就本案而言，不管是沈某与王某的离婚诉讼，还是何伟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涉及的证据材料多数已在前案中予以出具，虽然本案有证人武某出庭作证，但武某仅是对借贷事实予以佐证，该事实已经有生效判决对何伟与沈某之间的借贷事实予以确认，而武某出庭作证并未证明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即沈某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达到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法律效果，本院对何伟的相关上诉意见难以支持。何伟提出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节，经本院审查，该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何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97.2元，由何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新华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雅霖书 记 员 李 蕊-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