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0民终8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142号电信商场二楼B-9。 法定代表人：董新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军，男，该公司销售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江，新疆弘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经营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团结东街三洋市场0-23号。 经营者：徐晓晨，男，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团结南街45号。 负责人：李寿华，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世，男，该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亮，新疆长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公司）、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以下简称新恒通器材店）因与原审第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奎屯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奎屯市人民法院（2020）新4003民初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众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军、李永江，上诉人新恒通器材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原审第三人联通奎屯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世、刘文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众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奎屯市人民法院（2020）新4003民初5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新恒通器材店增加支付货款102,400元（共计支付135,980元），并改判支付逾期利息（以135,98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新恒通器材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案外人吕学芬销售的案涉1408台“TCL”牌手机，系新恒通器材店联系联通乌苏分公司由吕学芬代为销售，新恒通器材店指示吕学芬向其支付货款而非其与吕学芬直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该1408台“TCL”牌手机销售价格应当按365元/台结算，其从未同意将手机销售价格变更为299元/台。吕学芬出具的《货款明细单》中销售单价是吕学芬单方计算的，其公司并没有同意，吕学芬返还其公司的500台手机，是按照260元/台抵偿货款的，一审判决直接按照每台299元的销售价格结算货款认定错误。二、其主张的利息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其主张的逾期利息合法有据。 新恒通器材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对吕学芬销售的案涉1408台“TCL”牌手机已结算完毕，认定事实清楚。吕学芬代销的手机由吕学芬直接与众和公司结算，众和公司自愿接收吕学芬支付的货款和退货，其从未插手或干预吕学芬与众和公司的结算。并且，根据2018年7月2日众和公司销售经理蒋军向徐晓晨手机微信发送的《奎屯手机应收账款明细》，第4行明确记载：“徐晓晨进货1500台、乌苏吕学芬销售1408台，单独计入应收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1408台手机单独结算，符合事实。 新恒通器材店上诉请求：1．撤销奎屯市人民法院（2020）新4003民初5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众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众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众和公司起诉的3种品牌手机的价款结算，确认为不同主体间买卖合同关系，并在本案中单独审理“TCL”牌手机的货款结算，违反程序，增加当事人的讼累。双方对3种品牌手机的货款是混合支付及结算，不能人为分开结算。其实际已向众和公司累计支付货款51万元，远远超过一审判决认定的欠付货款金额，但一审判决仍认定其应当向众和公司支付货款，明显认定自相矛盾。二、一审对其提出的反诉请求未予处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已向众和公司超额支付货款，在一审中已提交了反诉状，要求众和公司返还多支付的价款，但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反诉请求未予处理，严重程序违法。 众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其公司与新恒通器材店就“TCL”牌手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正确。关于案涉另外2种“小辣椒”牌和“联想”牌手机货款纠纷，双方之间形成其为新恒通器材店垫付货款法律关系。虽然双方之间就3种品牌手机货款结算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但同意法院将款项结算一并进行处理。 联通奎屯分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众和公司与新恒通器材店之间存在手机买卖关系和垫付货款关系，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有据，但货款结算关系不涉及其公司，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众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恒通器材店和联通奎屯分公司支付货款258,500元；2．判令新恒通器材店和联通奎屯分公司支付平台订货奖励90,000元；3．判令新恒通器材店和联通奎屯分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348,5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4．本案涉诉费用由新恒通器材店和联通奎屯分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8日，新恒通器材店在“联通沃易购”网络平台向案外人联通华盛旗舰店订购“红辣椒LA2-S”手机1000台，单价390元／台，总额390,000元。2015年12月24日，新恒通器材店在“联通沃易购”网络平台向案外人新疆天一瑞丰商贸有限公司订购“联想A816”手机500台，单价485元／台，总额242,500元。2016年1月17日、2016年2月17日、2016年2月18日，众和公司通过彭翔浩天物流公司给新恒通器材店业主徐晓晨发货“TCL302U”手机1500台。2016年3月3日，联通奎屯分公司市场部经理陈雪丽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帮奎屯新恒通代垫：小辣椒1000台，390元／台，共计390，000元；500台联想A816，485元／台，共计242,500元；TCL302U1500台，365元／台，共计547,500元”。收条落款为“收货人：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2016年3月4日，新恒通器材店业主徐晓晨书写一份证明，载明：“已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发来的小辣椒1000台、500台联想A816、TCL302U1500台，全部入库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2020年10月12日，新恒通器材店在质证中认可：众和公司向其发货1500台TCL302U手机，其指示托运部送到联通奎屯分公司市场部。2019年3月21日，吕学芬出具一份证明，载明：“本人吕学芬，在乌苏市从事手机等通讯器材销售业务。2015年，联通乌苏分公司安排我代销TCL302U手机1408台，并指示我与奎屯新恒通（徐晓晨）处理结款事宜，徐晓晨说该批手机实际是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让我直接向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蒋军结款。该批手机售出后我给蒋军汇款281,500元（贰拾捌万壹仟伍佰元），另有500台未能售出而直接退还给了蒋军”。新恒通器材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众和公司销售经理蒋军支付货款如下：2016年1月12日，支付5万元；2016年1月21日，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18日，支付15万元；2016年7月10日，支付9万元；2017年10月9日，支付5万元。2017年4月7日，众和公司销售经理蒋军向新恒通器材店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货款柒万元整”的收条一份。新恒通器材店上述各笔已付款项合计5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5年12月18日，新恒通器材店通过网络平台向联通华盛旗舰店提交订单，订购“红辣椒”牌手机1000台；2015年12月24日，新恒通器材店通过网络平台向案外人新疆天一瑞丰商贸有限公司提交订单，订购“联想”牌手机500台。因此，案涉“红辣椒”牌手机的出售方为联通华盛旗舰店，案涉“联想”牌手机的出售方为新疆天一瑞丰商贸有限公司，买受人均为新恒通器材店。众和公司不是该两批手机买卖合同中的合同相对方，故众和公司主张上述两批手机的价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案涉“TCL”牌手机的发货方为众和公司，收货方为新恒通器材店，数量1500台，单价365元／台。新恒通器材店收到上述手机后入库联通奎屯分公司市场部，联通奎屯分公司通过联通乌苏分公司安排案外人吕学芬代销1408台，吕学芬已销售908台手机，还有500台未售出手机退还给众和公司。因此，吕学芬售出的908台手机，每台按299元计算，总价款应为271,492元，而吕学芬实际向众和公司直接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81,500元，众和公司职员蒋军亦收取这笔货款，众和公司收款行为已认可1408台手机的单价变更为299元／台，故吕学芬已将908台“TCL”牌手机的全部价款向原告付清，未售出500台手机退回众和公司。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众和公司向新恒通器材店发货1500台“TCL”牌手机，单价356元／台，新恒通器材店认可全部收货。新恒通器材店辩称所有手机均入库联通奎屯分公司市场部，手机如何分配不清楚，该辩解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除去吕学芬已销售的908台及退还的500台手机，新恒通器材店尚欠众和公司92台手机货款，即33,580元未付（92台×365元／台=33,580元）。故对众和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法院支持33,58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众和公司和新恒通器材店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众和公司虽然出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向新恒通器材店主张过90,000元平台订货奖励，但新恒通器材店对此不认可。平台订货奖励属于利润分配不属于买卖合同的范畴，且双方约定不明，故对众和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众和公司与新恒通器材店就涉案手机款尚未结算，由该货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便无从谈起，依据上述原因，众和公司主张以348,5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联通奎屯分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众和公司主张联通奎屯分公司承担货款、平台奖励及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新恒通器材店支付众和公司货款33,580元；二、驳回众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本院二审释明：新恒通器材店主张其与众和公司之间关于案涉3种品牌手机形成委托代销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焦点为：1．众和公司与新恒通器材店之间就案涉3种手机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并应否将3种手机款项纠纷在本案中合并审理；2．一审判决对案涉“TCL”牌手机尚欠货款金额认定是否恰当；3．众和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合法有据；4．新恒通器材店在一审中是否提出反诉主张及一审法院是否应当对其主张予以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各方无异议的网购平台页面反映：案涉“红辣椒”牌和“联想”牌2种手机，均系新恒通器材店通过“联通沃易购”网络平台分别从案外人联通华盛旗舰店和新疆天一瑞丰商贸有限公司处订购，并且由众和公司向出卖人支付货款。新恒通器材店主张其替众和公司代销手机的主张，与上述证据所反映事实不符。当事人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代他人偿还应付债务，属于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进行的管理，构成无因管理。而案涉“TCL”牌手机系众和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新恒通器材店发货，双方之间通过微信也曾就该批货物的货款进行结算协商，因此双方就“TCL”牌手机交易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众和公司在一审中将上述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纠纷在一案中合并起诉，属于诉的客体合并，法律未规定此种情形必须合并审理。鉴于当事人对于案涉3种手机往来及款项结算法律性质的主张差异较大，而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为保障相关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一审法院在本案仅审理案涉“TCL”牌手机形成的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另外2种手机引发的款项纠纷不予处理，并无明显不妥。新恒通器材店向众和公司已支付的款项，虽在本案货款中未予扣除，但其在双方另外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可另行主张折抵和结算，因此其权利并未受到实质不利影响。新恒通器材店关于一审法院单独审理“TCL”牌手机的货款结算纠纷，违反法定程序，增加当事人讼累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众和公司主张案外人吕学芬销售的手机应当按照365元/台的销售价进行结算，而吕学芬退还的500台手机应当按260元/台进行货款折抵。本院认为，案涉“TCL”牌手机货款是众和公司与案外人吕学芬单独进行结算，众和公司于2017年9月8日接受了吕学芬支付货款281,500元及500台退货手机，并且接受了吕学芬书写的《货款明细单》，该明细单写明双方对于已销售手机按299元/台进行结算，而退货手机按照260元/台进行货款折抵。众和公司接受了该《货款明细单》并且在一审中作为证据出示，表明其同意吕学芬书写的《货款明细单》记载的货物销售价格和退货价格，众和公司现主张只认可《货款明细单》记载的退货价格，而不认可单据上记载的销售价格，与事实不符，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新恒通器材店和众和公司关于案涉“TCL”牌手机买卖并未形成书面合同，双方对于货款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对于最终货款结算金额直至诉讼时仍未确定，因此众和公司主张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四。新恒通器材店在一审庭审时仅在法庭归纳争议焦点时提及应当增加反诉为争议焦点，但其并未明确具体的反诉请求和主张。因此，新恒通器材店关于一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未予处理，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众和公司、新恒通器材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88元，由上诉人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负担2348元，由上诉人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负担6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政 审判员 张澎冰 审判员 张明浩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马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