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再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0号。法定代表人：李钧，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丹，姚博，均系辽宁利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港南旅社，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0号。法定代表人：张言涛，该旅行社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秀英，系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云兰，女，汉族，1950年10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斌，系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大连港南旅社（下称港南旅社）诉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下称钧丽公司）、第三人刘云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曾作出（2019）辽0202民初4385号民事判决。钧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20）辽02民终3338号民事判决。钧丽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民申403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钧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丹、港南旅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秀英、刘云兰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斌、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钧丽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3338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港南旅社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6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履行，即便认定实际租金20万元与实际履行不符，也不应改变该合同规定的赁期满日为2024年5月30日的事实。2、《房屋出租合同》签订在《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之后，若有不一致，当以签订在后的合同内容为准。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港南旅社和刘云兰答辩认为：虚假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从1997年产生租赁关系开始，为了应付税务，一直存在着阴阳两套合同，《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为阴，《房屋出租合同》为阳，时间上各自衔接，并行存在，阳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钧丽公司要求按此履行没有依据，不应支持，同意原一、二审判决。大连港南旅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期满终止；2、依法判令被告大连市中山区号大连港南旅社的东侧一楼、二楼房屋腾退交还给原告；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交还房屋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每日1205元，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房屋之日）；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438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大连港南旅社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系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位大连市中山区楼的产权人系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1997年12月8日，原告港南旅社（甲方）与大连钧丽娱乐宫（乙方）签订《租房合同》，约定甲方将北斗街50号东侧一楼二楼租给乙方使用，年租金为叁拾贰万元整，租期为壹拾年整，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至二OO七年十二月末止。租金每半年交一次，即在每半年初月一日至十五日交半年租金，每拖延一天按一天租金的千分之五交滞纳金，拖延时间超过三个月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租赁期满时，甲方需给乙方一个季度的搬移时间，可移动设施可以撤走，固定设施必须完整保留。合同期满，乙方如想继续租用，在同等条件下，甲方应优先照顾乙方继续租用。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无权单方违约。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终止合同时，提前一个季度通知对方，否则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一个季度的租金作违约金；如甲方违约，甲方需向乙方包赔损失，办法：整个装修费按每年的百分之十折旧，每使用一年减百分之十。2008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约定2008年租金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过渡，原合同36万租金不变，2008年1月-10月，每月交3.6万元，交齐全年的租金36万元整，2009年1月末前交第一季度的租金9万元，以后每季度首月15日前交当季度租金。本协议自2008年1月履行至2013年3月31日止，原始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不变。2013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延长租赁期限三年，即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年租金为40万元，在每季度首月15日前交当季度租金10万元，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每年租金为44万元，在每季度首月15日前交当季度租金11万元。2016年3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延长租赁期限三年，即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租金每年为人民币肆拾肆万元，每季度乙方交纳甲方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查，庭审中被告提供了1996年11月18日原告与大连钧丽娱乐宫签订的《租房合同》，除“租期为拾壹年，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二OO七年十二月末止”的约定外，其他内容与原告提供的1997年12月8日与大连钧丽娱乐宫签订的《租房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被告提供了原告与被告2008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2008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止，年租金为20万元，按季度支付。第三人提供了工商登记档案资料，2008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存于工商档案中。庭审中，被告又提供了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2016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双方约定：现将港南旅社一、二层部分房间出租给乙方使用，具体事宜如下：一、租赁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止，年租金为20万元，按季度支付。二、水、电、排污、卫生等费用，乙方自付。三、乙方要服从甲方的消防安全管理。四、乙方要守法经营，文明管理。2019年7月22日，被告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被告2008年、2013年、2016年和大连港南旅社签订的合同中的印章与原告“作废印章留样”中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四份检材中“大连港南旅社”印文系同一印章盖印；与委托人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系同一印章盖印。因2008年、2009年租金支付事宜，原告于2009年向一审法院对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09年9月3日作出（2009）中民初字第3016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的内容可以确认，2008年、2009年每年的房屋租金为人民币36万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2018年度被告共支付租金为人民币44万元。又查，2016年3月5日，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甲方）与第三人刘云兰（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大连港南旅社是甲方下属单位，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建筑面积3063.88平方米（含原钧丽饭店），甲方同意将大连港南旅社交由乙方承包经营。本合同签订前，乙方已经连续两次履行完毕承包经营大连港南旅社共九年的承包合同。乙方对大连港南旅社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承包经营大连港南旅社。本合同承包期限叁年，自2016年3月30起至2019年3月31日，叁年承包金共贰佰柒拾万元整（税后）。本合同签订前，乙方应当先支付甲方叁年承包保证金共壹拾伍万元（每年伍万元）。承包期间，大连港南旅社全部资产的风险由乙方承担，以上资产发生任何损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期满，乙方必须将承包时接受的大连港南旅社全部资产（附明细）归还甲方，如果有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3月1日，原告在案涉房屋处张贴《通知》，内容为：由于港南旅社承包者承包合同于2019年3月31日到期，因此港南旅社所有对外租赁合同到期日一律终结。请各租户于3月31日前腾退所租赁场地。2019年4月15日，原告再次在案涉房屋处张贴《腾退租赁房屋、摊位通知》，内容为：港南旅社与原承包人刘云兰的承包合同于2019年3月31日已经终止，各位承租人与刘云兰签订的租赁合同或根据与刘云兰签订的租赁合同签订的摊位出租合同同时终止。港南旅社于2019年4月1日已经由于波女士承包经营。除于波女士外，任何人在2019年4月1日后收取港南旅社的租赁费都是违法的。因港南旅社需要进行危房改造，各位承租人应当于本通知发布后三日，将4月1日后发生的租赁费交付给于波女士，同时将房屋、摊位腾退完毕。如果各位在港南旅社危房改造完毕后，欲继续租赁房屋、摊位，现在就可以找于波女士协商、登记。2019年3月，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作为采购人、大连腾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人，就大连港南旅社承包项目对外发布《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2019年3月16日，被告向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大连腾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磋商响应文件，根据该响应文件，被告承包大连港南旅社的报价为每年承包租金120万元。2019年3月27日，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甲方）与案外人于波（乙方）签订《大连港南旅社对外承包项目承包合同》，甲方将大连港南旅社交由乙方承包经营。本合同承包经营期限为壹拾伍年。自2019年3月31日起至2034年3月30日止。承包金总额为壹仟捌佰贰拾伍万元整。该判决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综合各方的质证和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存在多份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案涉房屋租赁期满日期认定问题；二是案涉租赁合同是否终止问题；三是原告主张的房屋占用费是否应当支持问题。关于案涉房屋租赁期限届满日期问题，虽然案涉房屋的租赁届满日期存在原告提供的2016年3月31日《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中约定的2019年3月31日和被告提供的2016年6月1日《房屋出租合同》中约定的2024年5月30日两个不同约定，但应当以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来认定案涉房屋的租赁期限届满日期。根据庭审所查明的事实，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原告与被告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应认定租赁期限届满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主要理由是：1、从租金标准上看，整个租赁期内，房屋租期起始日时的年租金为32万元，以后的租金均是向上调整至2018年的每年44万元，而被告提供的多份《房屋出租合同》中一直约定年租金为20万元，低于双方起始日的年租金，显然不符合常理和整个房屋租赁市场租金逐年上涨的实际行情；2、从租金支付上看，被告提供的2008年6月1日和2016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中约定的年租金均是20万元，而被告实际支付2008年度年租金为36万元，与双方2008年1月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年租金相符；被告实际支付的2018年度年租金为人民币44万元，与2018年3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租金相符，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补充协议；3、从合同实际履行看，原告提供了2008年1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提供了2008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但原告2009年依据补充协议起诉被告时，被告在民事调解书中认可补充协议的内容，由此可见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补充协议的内容，租赁期限也是依据补充协议进行延续，并非被告提供的《房屋出租合同》。关于案涉租赁合同是否终止问题。因案涉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3月31日届满，且原告两次张贴通知告知租户腾退房屋，故案涉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3月31日终止。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满时，需给一个季度的搬移时间，被告应当于2019年7月31日前腾退交还房屋，因被告现未能交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腾退租赁房屋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占用费是否应当支持问题。在租赁期限届满后，被告应当按时腾退交还房屋，在未交还房屋的情况下仍占有使用房屋，应当承担房屋使用费。原告依据租期最后一年的租金标准即每日1205元标准要求被告承担房屋占用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遂判决：一、确认原告大连港南旅社与被告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市中山区东侧一楼、二楼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3月31日终止；二、被告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大连市中山区东侧一楼、二楼房屋腾退返还给原告大连港南旅社；三、被告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自2019年4月1日起至房屋实际腾退之日止按每日人民币1205元标准向原告大连港南旅社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前述被告应给付原告之款项，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被告逾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0元，由被告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案进入上诉审程序后，上诉人提交如下新证据：1、2009年至2013年租金收条，拟证明2008年6月房屋出租合同真实有效并实际履行的，并非像被上诉人所说是假合同，也可证明双方在多年合作当中，有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房租的情况，也有临时增减房租的情况；大连港南旅社对2009年9月3日王成林出具的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收条是上诉人按照调解书的规定履行支付2009年度第一至第三季度欠付的租金22万元。对2011、2012、2013年的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根据调解书调解协议的约定自2009年第四季度起，上诉人要严格按照年租金36万元的标准支付，因此上诉人今天仅提交了部分的租金收条，提供的租金收条不全。2、2018年6月21日的收据，该收据收租金到2019年的5月20日，205、210两个房间系上诉人的办公用房，应与上诉人所租赁的房屋期限相同，拟证明2019年3月31日到期的说法不成立；大连港南旅社认为205、210房间的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3、个人额度贷款合同、装修合同、手机催款截图，拟证明上诉人2017年6月为重新装修向邮政储蓄银行贷款180万元，实际装修投入250万元，至今仍为装修款背负债务；大连港南旅社对个人借款合同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真的借款180万元，也无法证明借款即使存在借款用在了上诉人的装修上，对装修合同也有异议，认为没有款项支付的证据无法证明装修真正发生。4、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案外人租期到2024年8月，每年租金为100万元，拟证明该合同被上诉人刘云兰是清楚的，正是因为这份合同的租金100万元，刘云兰认为我们经营状况良好，所以才有了交44万元租金的背景；大连港南旅社对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转租事实真正发生，退一步讲真有转租事实也违法。5、磋商响应文件，拟证明张言涛既是发标单位的联系人又是中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理，张言涛的经理身份是在诉讼中被上诉人自认的；大连港南旅社对磋商响应文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张言涛是被上诉人的出资人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在被上诉人的承包人发生变化的时候，因为出现了一些纠纷，所以该公司临时委派张言涛担任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并不担任经理职务，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关联关系。刘云兰与港南旅社质证意见一致。另有补充意见：对于租金收条，第一，民事调解书已经证明2008年租金是36万，2009年租金都是36万，根本不存在20万；第二，后期租金是44万，租金数额是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实际履行；第三，2009年诉讼案件调解之后，上诉人就以现金方式结付租金，我方用白条方式出具收据，上诉人现在只拿出部分白条，不能说明年度租金数额；第四，双方约定按季度结付，这里只是个别季度的白条，其他季度的收据上诉人未提供，拒不提供其他季度的收据，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五，2009年9月3日这22万，就是调解书达成当天支付的所欠租金，绝非年度全部租金。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完整就不真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化粪池费用，是上诉人的添附变造。港南旅社提交抗议报告一份，拟证明2007年底至2008年初被上诉人处漏水的原因是卫生间管道时间过长接触口老化，并不是上诉人所述的在三、四层大规模施工改造时将楼顶消防水塔及管道严重损坏，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进行了虚假陈述，这份抗议报告是上诉人出具的，反映了当时漏水的真实原因。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该报告可以证明在2008年有一次漏水事件，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也正是这次漏水，双方签订合同将房租下调，双方后来未按照调解书履行。刘云兰对该证据予以认可，2009年的案件不是因为漏水而产生，2009年一直在正常的缴纳租金，上诉人以漏水不交租金，经过法院调解，2008年、2009年租金36万元，调解书确认2008年已付20多万元，还欠15万元，从15万元中我方让利7.6万元，让上诉人自己维修，又确认了2009年已付金额，还欠22万元，调解书明确以后不得再以漏水问题为借口拖延租金，生效文书必须依法履行。本院（2020）辽02民终3338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该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租赁期限届满日期为2016年6月1日所签租赁合同约定的2024年5月30日止；二被上诉人主张届满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所签租赁合同约定的2019年3月31日止，并主张2016年6月1日所签租赁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连港南旅社和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届满日期如何认定？即双方分别于2016年3月31日、2016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哪一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照哪一份合同期限履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大连港南旅社与上诉人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产生房屋租赁关系，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租赁合同除租赁期限起始时间不同外，合同其他条款均一致，年租金为32万元。2007年12月末租赁期满后，双方当事人又续签了租赁合同。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续签租赁合同形式为三份《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分别为2008年1月18日签订，期限自2008年1月至2013年3月31日，年租金36万元；2013年4月1日签订，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其中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年租金40万元，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年租金44万元；2016年3月31日签订，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年租金44万元。上述三份补充协议中均有“原合同其它条款不变”的内容。上诉人提交的续签租赁合同形式为两份《房屋出租合同》，年租金均为20万元，期限均为八年，分别自2008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止、自2016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止，该合同形式中没有承继此前合同其他条款的内容。经本院对证据的审查及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二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提举的《房屋出租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租赁期限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应认定该事实存在。理由如下：一、案涉租赁期限为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房屋租赁延续补充协议》中第五条原文为“甲乙双方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多元化经营的应对市场策略，商定明后两年再根据市场现状商谈增减事宜。租金增加多少，甲乙双方明年再协商。”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认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将该条款中的“增减”的“减”字手写改成了“长”字，并按捺手印，更改后，该条款变为“……商定明后两年再根据市场现状商谈增长事宜。租金增加多少，甲乙双方明年再协商。”该补充协议约定年租金44万元，该协议签订两个月后，上诉人又与大连港南旅社签订了《房屋出租合同》，租期八年，年租金变为20万元。由此可见，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合同租金均是向上调整，而上诉人提供的《房屋出租合同》中16年的年租金均为20万元，低于双方初始合同的年租金，不符合常理，并与前述上诉人更改租金“增减”为“增长”的行为前后矛盾。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09）中民初字第3016号民事调解书中大连港南旅社与上诉人确认2008年、2009年每年房屋租金标准为人民币36万元，同时约定自2009年第四季度起上诉人按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大连港南旅社同意放弃2008年上诉人欠付租金7.6万元作为维修房屋费用，上诉人不能以漏水为由拖欠或不交付租金。该调解书形成于2009年9月3日，此时双方已经签订2008年6月1日租期八年租金20万元的《房屋出租合同》，在大连港南旅社将该调解案件诉至一审法院前，上诉人已经履行了2008年租金204000元，与上诉人主张的合同金额不符，且在调解书中又约定了继续履行2008年度租金及减免2008年部分租金的内容。由此可见，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20万元八年租期的合同，双方实际履行的亦是《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的内容。三、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各自提供的多份租赁合同自身均存在时间的连续性，但上诉人提供的2008年6月1日的《房屋出租合同》与此前双方履行十年的合同租期出现了中断，而二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与此前双方履行十年的合同租期能够连续；双方2008年6月1日签订租期八年的合同时，已经于2008年1月18日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那么即使按上诉人主张的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内，双方又分别于2013年4月1日、2016年3月31日签订了两份《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租期分别约定为三年，除2013年至2014年度租金为40万元外，其他年份租金为44万元，即无论是租期还是租金方面均没有按照上诉人主张的《房屋出租合同》履行，假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则双方完全没有必要另行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同理，在双方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三年期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后，又于2016年6月1日签订了为期八年的合同，该合同与2008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除租期延展外，包括租金在内的合同其他内容均一致。此外，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均载明“原合同其它条款不变”，这其中包含了承租方改造房屋主体结构方面的约定、拆迁补偿的约定、合同期满后搬移及保留设施的约定、承租优先权的约定、违约责任的约定等；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没有承继此前合同其他条款的内容，亦无上述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四、关于为何存在时间重叠、金额不同的两份合同问题，上诉人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解释为“大连港南旅社为避税，要求签订租金为20万元的合同，实际上诉人每年仍以44万元租金向出租方缴纳，并未减少”，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称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6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之前履行的是2008年6月1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按年租金20万元履行，每年按营业收入的状况向上浮动增加或减少部分租金”，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又补充提出“补充协议是根据营业额增减签订的协议，实际也是按照补充协议的金额给付的。”关于为何与前述民事调解书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上诉人的解释为“20万元的合同系因案涉房屋漏水，出租方为给我方补偿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如果效益好，就按补充协议履行，如果效益不好，就按20万的合同履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08年6月1日的合同一直履行到2013年，从2014年开始租金20万元上到36万元到40万元到44万元，并口头约定如市场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租金最低不低于20万元。”对于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二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上诉人的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与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记载内容存在矛盾，同时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关于20万元是双方约定的保底租金的主张。关于上诉人二审提供部分租金收条拟证明实际缴纳年租金为20万元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形式多为个人签字认可未加盖公章的手写收条，收条时间并不具备连续性，且双方均认可以现金方式缴纳租金，2009年9月3日的收条出具时间及收款金额与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一致，被上诉人称收条系收到租金后向付款方出具，自身并不留存。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收条证据不能足以证明其系按20万元标准履行的租金义务，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仅支付20万元租金的上诉主张。五、被上诉人刘云兰与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的承包期限届满日为2019年3月31日，上诉人在二审中认可案涉租赁合同是刘云兰作为承包人代表大连港南旅社与其签订的。二被上诉人主张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期限与上述承包期限届满日期一致。2019年3月，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作为采购人、大连腾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人，就大连港南旅社承包项目对外发布《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该文件规定磋商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16日，上诉人向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大连腾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磋商响应文件，承包期间总报价为1800万元。2019年3月27日，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甲方）与案外人于波（乙方）签订《大连港南旅社对外承包项目承包合同》，甲方将大连港南旅社交由乙方承包经营，承包金总额为1825万元。上诉人上诉称中标人与发标人串通投标，仅用25万元就能夺走上诉人近千万的财产，本院认为关于大连港南旅社承包项目的磋商响应属于招投标法律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招投标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据此，二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案涉租赁期限的届满日期应为2019年3月31日止。上诉人关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据此履行的事实主张，前后陈述不一、且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亦与现有证据矛盾，故本院对其事实主张不予认定。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对鉴定费未予处理的问题，该公章鉴定是上诉人基于大连港南旅社提出2016年6月1日《房屋出租合同》系伪造的抗辩意见而申请，目的系为了证明该合同真实有效，根据前述内容，本院已认定2016年6月1日《房屋出租合同》并非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鉴定费4800元应由上诉人自行负担。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由上诉人大连钧丽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港南旅社原系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出资人为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1996年时，港南旅社将北斗街五十号东侧一楼、二楼出租给钧丽公司，租期至2007年12月末，年租金32万元。2006年12月，即在该合同履行期间，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将港南旅社承包给本案第三人刘云兰，双方签订多份承包合同，承包最后期限到2019年3月31日。在刘云兰承包期间，仍以港南旅社的名义与钧丽公司分别在2008年6月1日及2016年6月1日签订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分别为2008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年租金都是20万元。期间，双方又签订了五份《房屋租赁补充协议》，时间从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即刘云兰承办期满日，该五份协议时间上紧密衔接，年租金分别为36万元、36万元、40万元、40万元，44万元。现双方为租赁期满日发生纠纷，钧丽公司主张租赁期满日为2024年5月30日，港南旅社及刘云兰主张租赁期满日为2019年3月31日，此为双方争议之根本：1、从合同规定上，刘云兰承包港南旅社后，与钧丽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年租金远远低于先前的合同规定，从2008年至2024年租金一致保持不变，此与日益增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相悖，不可采信。2、从实际履行上，尽管《房屋租赁合同》规定租金为20万元，但双方一直按照同期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规定的租金价格履行，诉讼中，钧丽公司陈述合同规定的20万元是保底价格，“我们挣钱了，没有商业风险了”，所以同意按44万元的价格支付租金。该陈述悖于人情，更不可采信。3、因2008年、2009年租金支付事宜，双方曾发生过诉讼，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中民初字第3016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2008年、2009年每年的房屋租金为人民币36万元，即同期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规定的价格。4、2019年3月，即刘云兰承包期将满时，大连经济技术咨询开发公司作为采购人、大连腾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人，就港南旅社承包项目对外发布《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钧丽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出具磋商响应文件，同意以每年120万元的价格承包港南旅社。刘云兰与钧丽公司在同一时间段内就同一房屋签订两套租房协议：《房屋租赁合同》与《房屋租赁补充协议》。《房屋租赁合同》意思表示虚假，缺乏合同有效的必要要件，无效。港南旅社、刘云兰关于阴阳合同的主张成立。《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有效，该合同租期至2019年3月31日，钧丽公司期满当退。综上，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辽02民终333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杰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祝 贺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