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5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怡，女，198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河南瑾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豪，河南瑾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红河，女，195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河南瑾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豪，河南瑾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秀英，女，193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区。法定代理人：杨娅君，女，196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系梁秀英女儿。上诉人杨怡、范红河因与被上诉人梁秀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4民初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怡以及杨怡、范红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被上诉人梁秀英的法定代理人杨娅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怡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怡不承担所谓的退还义务（不服金额共计14万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秀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怡并没有实际获取案涉14万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1.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怡实际取得了共计14万元，就武断认定该款项由杨怡领取；2.原执行案件中，杨怡仅是委托人，仅为梁秀英的案件奔波，并没有实际掌控上述款项。本案所涉及的款项其中的12.5万元，在2014年1月24日执行法官、书记员、梁秀英、杨怡、荆巧荣（被执行人配偶）均在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梁秀英本人在《收据》收款人处按的指印，杨怡在委托人处签字。然后荆巧荣、杨怡和书记员共同前往银行，由荆巧荣将12.5万元直接转入了梁秀英的账户。另外管城法院支付给梁秀英1.5万元的执行救助基金也由法院于2014年1月3日直接支付给了梁秀英，梁秀英在收据上亲自按的指印。上述款项杨怡并未获取，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二、梁秀英的主张已经超过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属梁秀英法定代理人恶意的虚假诉讼。本案梁秀英主张的事实是在2014年1月发生的，已经过去了七年之久，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梁秀英一直由杨怡一家赡养了8年，梁秀英意识清醒时自己掌控该款项，一家和睦相安无事。但梁秀英被杨娅君接走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娅君被认定为其法定代理人后，违背梁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引发了这起本不存在的诉讼。三、本案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杨怡为自证清白申请法院调取梁秀英银行账户，并且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均未准许，致使本案事实一直没有查清，最终作出的判决也是错误的。梁秀英辩称，一、梁秀英一生不会写字，也没拿过一分钱；二、1.5万元、5万元以及12.5万元这三笔钱法院说不能给梁秀英，也不能给其他人，只能给梁秀英的委托人杨怡，这三笔钱都是由杨怡代领的，有杨怡签字。一审开庭时，杨怡承认代领了1.5万元和5万元，并称12.5万元是在法院工作人员陪同下存到梁秀英名下，但是梁秀英银行卡名下没有这12.5万元的存款记录。一审少判杨怡返还5万元。范红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范红河不再返还68845.58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秀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是错误的。1.根据一审法院（2021）豫0104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事实部分，可认定自2012年10月至2020年10月范红河与其配偶共同赡养了梁秀英八年有余；2.基于赡养关系，范红河有权利代领梁秀英的生活费、社保等，且领取上述费用是经过梁秀英本人以及其他子女同意的，不存在不当得利。本案所涉及的费用远远不够梁秀英的生活费用，一个老人的吃喝拉撒都要出具票据不仅于法无据也有违常理，一审法院最终酌定8年的生活费用为1万元不当。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的范围不应当在本案审理范围。三、本案程序违法，且具有严重过错。1.范红河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本案事实，但一审法院均无故未予准许；2.一审遗失重要证据，即《河南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代码：NO.4253826）。杨怡在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法院却遗失原件，且并未将该医疗费用计算进判决当中，具有严重过错。四、一审判决严重不公平。根据一审法院（2021）豫0104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梁秀英的法定代理人杨娅君不仅有权利领取梁秀英的生活费、工资、社保等，其余子女还要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费，医疗费要按照每个子女五分之一承担。本案其余子女不仅不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等一切费用，而且要把领取的生活费、社保等费用出具票据列明扣除后进行退还。且八年的生活费仅酌定了1万元，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金也不会如此低，××重缠身，穿梭于各大医院与药房，日夜需要看护的老人。五、本案范红河不仅不应当退还所谓的不当得利，而且有权利向其他未赡养老人的子女主张生活费、医药费等费用。生活费应根据2012年至202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认定147900元、医疗费44374.03元、每日必备药物61043.2元、日常社区治疗13200元，其他临时用药14724.45元、诉讼费和律师费25205元。梁秀英辩称，一、梁秀英与范红河没有在一起生活；二、梁秀英由其子女轮流赡养；三、杨保江不让梁秀英进家门，杨保江在杨娅丽家赡养梁秀英；四、杨保江说梁秀英在各子女家居住的时候，各子女负责照顾，梁秀英的工资各个子女都不准动，只能用于梁秀英住院看病。梁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怡返还代领的杨保山支付不当得利一案190000元；2.判令范红河返还代领的工资及社保养老金1984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杨怡、范红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秀英育有三女二男，依次为长女杨娅丽，长子杨保江，次女杨娅玲，三女儿杨娅君，次子杨保山。范红河系杨保江的妻子，梁秀英的儿媳。杨怡系杨保江的女儿，梁秀英的孙女。荆巧荣系杨保山的妻子。梁秀英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娅君为梁秀英的法律指定监护人。2014年1月12日，关于梁秀英申请执行杨保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杨保山共计偿还梁秀英欠款175000元，其他款项申请人梁秀英自愿予以放弃；二、杨保山于2014年1月3日以前先期偿还申请人梁秀英欠款50000元整；三、剩余欠款：125000元于2014年1月28日以前一次性还清；四、逾期不履行上述协议，将按原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执行，杨保山、荆巧荣自愿将法院已查封的房产直接选取评估、拍卖机构予以评估、拍卖；杨保山、荆巧荣不再参与选取评估、拍卖机构；评估、拍卖中所产生的费用将由杨保山、荆巧荣承担。五、申请人梁秀英收到上述款项后，同意法院将本案件做结案处理，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杨保山来承担。针对梁秀英称杨怡代为领取190000元的情况，杨怡陈述如下：其代领的50000元现金是领取杨保山不当得利的执行款，15000元现金领取的是法院的补助款项；另外，125000元是当时执行局书记员（吴超）陪同梁秀英将现金存入了梁秀英的工商银行账户（62×××10）。后梁秀英的法定监护人杨娅君到工商银行调取上述银行账户的明细，并将银行账户明细提交一审法院，未显示有该笔款项入账。杨怡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显示杨怡于2014年1月3日向梁秀英的银行账户汇款50000元。针对梁秀英称范红河代为领取梁秀英的工资及社保养老金198400元的情况，范红河陈述如下：共同生活期间生活费和工资代领了149400元，每年另有春节费用1500、中秋节500元、旅游费1000元，8年共计24000元用于梁秀英本人给孩子发压岁钱和过生日的支出，社保领取了12000元。诉讼中，梁秀英提交“收据”两份，分别载明：“今收到荆巧荣代杨保山支付梁秀英不当得利纠纷的一案现金50000元。委托人杨怡，2014年1月3日”；“今收到荆秀荣代杨保山支付梁秀英不当得利现金125000元。收款人：梁秀英，委托人：杨怡，2014年1月24日”。审理中，范红河和杨怡称梁秀英和其家人一起共同生活八年，期间梁秀英的生活起居均由其一家照料，其他子女只是偶尔照料，梁秀英的生活开支和治疗支出均由其一家承担，因此该笔费用应当扣除。梁秀英称其和范红河、杨怡一家共同生活七年，不到八年，其有工资和社保以及存款，未要求五个子女支付赡养费。杨怡对其所称提交梁秀英的生活开支、××例，各项费用明细如下：1、生活费、医药费、医疗费支出67104.63元；诉讼费、律师费支出25205元，以上共计92309.63元；2、网购尿不湿花费646.61元；3、日常服用药品：阿托伐他汀钙片每晚两片（31.2元每盒/7片*60片=267元/月*12=3204元/年）、安博维一日一片（37.3元每盒/7片*30=160元/月*12=1920元/年）、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每日0.75片（15元每盒/10片*15片=22.5元/月*12=270元/年）、螺内酯片每日一片（11.88元每盒/100片*30片=3.564元/月*12=42.8元/年）、呋塞米片每日一片（15元每盒/100片*30片=4.5元/月*12=54元/年）、拜阿司匹灵每日一片（15.3元每盒/30片*30片=15.3元/月*12=183.6元/年），络活喜每日一片（38.1元每盒/7片*30片=163元/月*12=1956元/年），7630.4元/年*8年=61043.2元；以上三项花费共计153999.44元。杨怡对其以上所称提交的票据显示：医疗费为28536.81元、2013年至2020年期间的日常用药费27906元、另案诉讼费及律师费25465元，对于生活费未提交相应票据。杨怡另提交一份没有票据但事实花费和支出的明细，称因时间久远，很多实际消费没有票据，提交一份估算的其他开支。梁秀英对杨怡以上所称的生活费、医药费、医疗费、诉讼费及律师费共认可26361.84元；认可网购尿不湿花费646.61元；认可日常服用药品2880元/年*6年=17280元；以上共计44288.45元；对没有票据的明细及生活费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梁秀英与杨怡、范红河共同生活多年，期间发生诸多支出，如医药费、生活费等。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认定梁秀英最初与杨怡、范红河一起共同生活七年左右，其生活起居、患病就医均由杨怡、范红河照顾的基本事实。结合杨怡、范红河提交的相应证据及梁秀英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梁秀英在和杨怡、范红河共同生活期间的医疗费为28536.81元，日常用药费用为27906元，另案起诉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共计25465元及网购尿不湿花费为646.61元，以上共计82554.42元。另，梁秀英在与杨怡、范红河生活期间必然产生一定的生活消费支出，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支持1000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92554.42元。对杨怡、范红河所称过高部分不予确认。关于梁秀英主张的范红河领取的其生活费及社保198400元，范红河认可代领生活费和工资149400元，认可领取梁秀英的社保12000元，以上共计161400元；梁秀英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对梁秀英主张过多部分，不予支持。结合梁秀英与范红河生活期间支出的所有费用92554.42元（医药费、日常开支及诉讼、律师费），扣除上述该项费用后，剩余款项为68845.58元。故范红河应向梁秀英返还的款项为68845.58元。对梁秀英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梁秀英所称杨怡代领的190000元，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杨怡代领梁秀英款项190000元，已返还50000元，剩余款项为140000元。故杨怡负有返还梁秀英款项140000元的义务。故对杨怡的辩称部分予以采信；对其他辩称，因未提交充分证据，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杨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秀英140000元（由梁秀英的法律指定监护人杨娅君接收）；二、范红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秀英款项68845.58元（由梁秀英的法律指定监护人杨娅君接收）；三、驳回梁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6元，减半收取计3563元，由梁秀英负担1647元，由范红河、杨怡负担191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怡、范红河提交下列证据：1.向法院出具的《收据》、执行笔录一份、向荆巧荣出具的《收据》、执行阶段委托书一份，证明：管城区法院发放的救助基金和执行款12.5万元均直接支付给梁秀英本人，有梁秀英自己按的指印，其本人对于收款事实是认可的明知的。杨怡只是代理人，并没有收款的代理权限，也未实际获得该款项；2.杨怡与执行书记员吴超的电话录音，证明：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中的12.5万元，荆巧荣、杨怡和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书记员吴超共同前往银行，由荆巧荣将12.5万元直接转入了梁秀英的账户。杨怡并没有实际控制该款。案件判决后一审法官方才向吴超核实此事实；3.律师调查令,证明：判决后一审法官也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需要重新调查。但由于转账时间久远，杨怡、范红河无法在限期内调查清楚，故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4.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以及书记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丢失杨怡、范红河提供的证据，导致判决漏判情况的出现，故此应当依法发回重审；5.《证明》、《河南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收费专用票据》两份，证明：梁秀英常年需要季节针要打，印证日常社区费用应当是2200*6=13200元；6.杨保江七组病历，证明：范红河因丈夫常年有病，代领梁秀英的工资社保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不当得利。梁秀英发表质证意见为：1.杨娅君也给吴超打了电话，吴超回复杨娅君的意见是125000元以卷宗记载为准，谁签字就是谁领的钱。杨保山的老婆荆巧荣把125000元现金给了杨怡；2.证据五中的《证明》不予认可，对证据五中加盖有印章的票据认可；3.梁秀英的银行卡是杨怡办理并持有的；4.证据四中的发票是杨娅君误拿走了；5.范红河每个月都取梁秀英卡上的钱，并且范红河没有和梁秀英住在一起。梁秀英提交下列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本外币活期储蓄一本通，证明：范红河从2013年5月至2020年12月25日领取梁秀英银行存款28000元；2.病历，证明：梁秀英受伤，范红河没有及时送医救治；3.建行银行流水、工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证明：梁秀英在工商银行只有一张银行卡，是杨怡代办的。建设银行流水说明，范红河取梁秀英的钱；4.接警证明两份，证明：遗弃梁秀英；5.照片若干张，证明：杨保江没有照顾好梁秀英，在杨娅君与梁秀英生活期间，杨娅君对梁秀英照顾的很好。杨怡、范红河发表质证意见为：1.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梁秀英并没有提出上诉请求，故该证据与二审没有任何关联性，且与事实不符，不能达到梁秀英的证明目的；2.该复印件明确体现联系人是杨保江，从侧面也证明杨保江在照顾老人期间尽职尽责，与杨娅君所述不符。之所以和老人在外居住，是因为杨怡父母和杨保山对门，时常发生口角，致使梁秀英心情不好，为了老人更好的生活，专门花钱在外居租住了一个带小院的房间，便于老人生活、活动。关于这个病历是杨保江强烈要求梁秀英去住院，进行了检查，从侧面体现了杨保江对梁秀英尽到了照顾义务；3.建行的流水在一审中已经把事实查明，该证据与一审证据重复，且杨娅君并非上诉人，该流水不在二审的审理范围之内。关于工行的申请书，对真实性存在质疑，并不能证明梁秀英到底有几张卡。鉴于这些证据都是复印件，且无人员的书面签字，不予质证；4.杨娅玲、杨娅君与杨怡一家因为赡养老人存在巨大分歧，该两份接警证明仅能证明双方发生了肢体矛盾，进行了打斗，并不能证明所谓的遗弃。且第二份2021年4月25日，证明发生在2020年10月19日这份接警证明当中，该民警签字可能会存在偏差，并不是该民警，该组接警证据是无效的证据。从2012年10月到2020年，杨娅君长达八年的时间仅这一次接走赡养梁秀英，共同居住的时间一个多月，而且在此期间造成老人严重摔伤。在送回范红河家中不足一周便发生重大疾病，在送往医院之后被认定为植物人。所以说杨娅君不仅没有对老人尽到子女应尽义务，没有照顾好老人，反而没有尽到照顾义务，致使老人摔伤，乃至最后成为植物人，××。本院经审理查明：1.杨怡、范红河向一审法院提交2013年6月24日至2013年7月14日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一张，其上载明：统筹记账7866.39元、现金支付7970.83元、费用合计15837.22元，预收押金5000元、退押金0元、补交款2970.83元；2.关于上述票据为何在梁秀英法定代理人杨娅君处，杨娅君向一审法院陈述：“可能是2021年2月22日在法庭我对被告提交的票据进行质证的时候，由于票据比较多，我把这张票据误当成自己的票据整理在自己的文件袋中，庭审结束后一并带走了。今天整理上诉资料时发现了这张票据，现提交到法院”。据此，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出具有关《情况说明》。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故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子女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父母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上的义务。根据本案当事一方梁秀英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精神状况，其各个子女均负有赡养梁秀英的法定义务。同时，梁秀英作为母亲，已将子女抚育成人，于晚年在其身体、精神、经济等方面需要子女照顾时，梁秀英的各个子女也应当履行赡养梁秀英的义务，这不仅是法定义务，也是道德规范对梁秀英子女的要求。梁秀英的法定代理人杨娅君向一审法院陈述：“从2013年被告领了钱之后就主要在老二杨保江家生活，中间我也接回母亲一起生活过”；范红河上诉称：“其与配偶共同赡养了梁秀英八年有余”，另，范红河在一审期间认可代领了梁秀英的生活费、工资以及社保金。杨怡、范红河向一审法院举示的2013年6月24日至2013年7月14日住院收费专用票据发生在杨保江一家与梁秀英共同生活期间，因杨娅君在质证后将上述票据带出法庭，导致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作出认定，也未认定对应的事实，因此上述票据中医保报销之外，由个人负担的7970.83元，应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范红河应返还款项中予以扣除。在杨保江一家与梁秀英共同生活期间，杨保江一家承担了较梁秀英其他子女更多的赡养义务，根据杨怡、范红河向一审法院举示的证据可知，梁秀英在与杨保江一家生活期间产生有医疗费用、药物费用、诉讼费、律师费、生活费等费用。子女在赡养老人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有除医疗费用、药物费用、诉讼费、律师费之外的其他生活费用，比如吃饭、穿衣、洗澡等等日常消费，按照一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小额的日常支出不必然产生、保存对应的票据，但日常生活支出的费用确实必然发生的。因此，一审法院因杨怡、范红河未提交生活费用的相应票据，并据此酌定生活消费支出为1万元，与普遍认知的消费水平和对应时段的实际购买力不符。结合杨保江一家与梁秀英共同生活的期间，本院酌定生活消费支出为4万元。梁秀英子女在赡养母亲期间，应当悉心照顾老人，并维护其合法权益，不能以与老人共同生活为由，妨害其合法民事权益。本案扣除7970.83元医药费以及酌定的生活消费支出外，范红河应返还梁秀英30874.75元。杨怡向一审法院陈述：“2014年1月份我代写了收据，梁秀英捺了指纹，之后执行局的书记员陪同荆巧荣、梁秀英和我去银行，荆巧荣将现金125000元存入了我奶奶梁秀英通过的银行账户中，之后该笔款项如何使用我不清楚……50000元及15000元是我代领的，125000元梁秀英的手印是我奶奶捺的，执行局的书记员陪同荆巧荣、梁秀英和我去银行，荆巧荣将现金125000元存入了我奶奶梁秀英通过的银行账户中”。由上述陈述可知，杨怡认可已领取1.5万元执行救助基金，其于二审期间举示的《收据》、执行笔录等证据拟证明执行救助基金已直接支付给梁秀英本人，但与其上述陈述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涉及12.5万元的《收据》由杨怡书写，并由其在委托人处签字。杨怡称此12.5万元已存入梁秀英工商银行62×××10，但经杨怡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目前仍没有存入此笔款项的证据。考虑梁秀英与杨保山执行案件执行期间梁秀英与杨保江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杨怡代领款项、书写《收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杨怡应当返还1.5万元执行救助基金以及上述12.5万元执行款，并无不当。杨怡、范红河陈述梁秀英自2020年10月21日后未在其家中居住，杨怡、范红河应在梁秀英离开其家中后的合理期限内将属于梁秀英本人的财产权益予以返还，至梁秀英提起本案诉讼时，杨怡、范红河仍未返还，故梁秀英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经过。综上所述，杨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范红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4民初4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杨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秀英140000元（由梁秀英的法律指定监护人杨娅君接收）；二、撤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4民初4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4民初4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范红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秀英款项30874.75元（由梁秀英的法律指定监护人杨娅君接收）四、驳回梁秀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6元，减半收取为3563元，由梁秀英负担1995元，由杨怡、范红河负担15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33元，由梁秀英负担2482元，由杨怡、范红河负担19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志军审判员  刘 皓审判员  邢永亮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刘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