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34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龙义，男，195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贵州黔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碧，女，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梅，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龙义因与被上诉人刘文碧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16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龙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文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高龙义与刘文碧双方系合作关系，双方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互有经济项目账目往来。2017年双方在《小河浦江广场土石方工程》项目中，需打款60万元把前施工队清场出去，刘文碧介绍的施工队才能进场，于是高龙义就写了张收条，但是实际上刘文碧也没打过此款项给高龙义。二、高龙义与刘文碧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确有项目款项的经济往来，2015年12月16日刘文碧转账给高龙义48万元，项目工程为：鹅毛寨工程和贵安孵化基地正式用电项目。实际上该项目款只需要30万元，但是刘文碧打了48万元给高龙义，刘文碧要求高龙义以现金的形式返还18万现金给刘文碧，原因在双方的借款纠纷一案说明清楚了。对于高龙义与刘文碧之间的项目款项的经济往来：2015年年底高龙义给了刘文碧5万元和8万元现金。2016年7月高龙义通过张某前妻给刘文碧10万元现金。2016年10月高龙义给刘文碧现金10万元。对此二审中有证人将出庭作证，共计33万元，其余款项由高龙义陆续取现付给刘文碧。且刘文碧2017年在小河工程中收了20万元，然后转了3万元给上诉人，这有录音作证。三、张正良、刘文碧的《离婚协议》载明，高龙义欠张正良、刘文碧共计60万元人民币。这是张正良、刘文碧单方书写，与高龙义无关。刘文碧辩称，一审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高龙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刘文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高龙义返还刘文碧项目合作款683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83000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为标准，从2018年8月3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11月19日为62836.95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由高龙义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16日，刘文碧通过银行支付高龙义48万元，2017年12月26日，刘文碧通过银行支付高龙义3万元。刘文碧称：“其于2015年12月16日支付刘文碧现金2万元，2015年12月20日支付刘文碧现金10万元，2017年12月26日支付刘文碧现金2万元”，并有证人证言出庭作证。2018年3月18日，高龙义向刘文碧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文碧交来项目合作款60万元，于2018年8月30日前如数还清”，并进行签字捺印予以确认。2019年4月12日，南明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及（2019）黔0102民初140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审理中，高龙义对收到刘文碧通过银行支付的款项无异议，对刘文碧所称的支付的现金不予认可”。2017年7月14日，刘文碧与案外人张正良签订《离婚协议书》，内容载明：“第3条婚姻存续期间，高龙义欠双方（张正良、刘文碧）共计60万元人民币...”，后刘文碧向高龙义索要款项无果，遂诉至法院。庭审中，高龙义认可双方为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为合作关系，刘文碧向高龙义转账合作款项，后高龙义向刘文碧出具《收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皆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刘文碧共计向高龙义转账51万元人民币，高龙义在庭审中未举证证明刘文碧向其转账的51万元合作款实际用于合作事宜，亦未举证证明高龙义向刘文碧支付过款项。刘文碧自述称，其余款项均为现金支付，且有证人出庭作证，并可与《收条》相互印证，本院按《收条》所载金额60万元予以认定，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双方未在《收条》中约定逾期还款的利息，仅约定了还款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但高龙义逾期还款的行为确已给刘文碧造成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刘文碧要求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的诉请，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以600000为基数，按此标准，从刘文碧起诉之日即2020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龙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文碧合作款600000元；二、高龙义于上项同时支付刘文碧违约金（以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2020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所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文碧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58元、减半收取5629元，由高龙义负担3949元，刘文碧负担1680元。二审中，高龙义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借记卡明细，载明2016年7月16日高龙义转给刘文碧2万元，2017年5月23日高龙义转给刘文碧4万元，高龙义2015年12月17日取得49999元现金交给刘文碧。拟证明：双方是合作交易，双方互有资金往来；2.当事人双方的电话录音，形成时间是2017年年底至2018年5月左右。拟证明：双方是合作交易，双方互有资金往来；3.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述其与双方当事人均系朋友关系，在2015年下半年，2016年下半年，2017年至2018年之间，看见高龙义曾多次交现金给刘文碧，合计金额33万元。刘文碧质证认为：1.对工商银行的两笔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转款时间晚于本案收条的时间，故不包含在收条载明的金额之内。现金没有收到；2.对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录音只涉及刘文碧与他人的事项，与本案无关；3.证人与刘文碧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退一步说，即便转账及现金是真实的，也是发生在收条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文碧提交如下证据：（2016）黔0121民初40号调解书，载明张某欠张正良200万元，该款项至今未还清。而张正良与刘文碧2017年7月14日离婚。拟证明：张某与刘文碧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采信。高龙义质证认为，法律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因借记卡明细、调解书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至于该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判定。其余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文碧曾以民间借贷的理由向高龙义主张权利，基础事实与本案一致。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102民初1402号民事裁定，认为刘文碧与高龙义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作关系而非民间借贷，且刘文碧坚持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故驳回刘文碧的起诉。刘文碧上诉后，本院作出（2019）黔01民终3811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因刘文碧无正当理由未在指定期限内补交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102民初11595号民事裁定，按刘文碧撤诉处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高龙义是否应当向刘文碧返还60万元。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书面证据在所有证据类型中具有较高的证明力，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不宜轻易否定书面证据的效力。除非具备无效、可撤销等法定情形，否则应当予以尊重。2018年3月18日，高龙义向刘文碧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文碧交来项目合作款60万元，于2018年8月30日前如数还清”。刘文碧在一审时称述，60万元的构成为：2015年12月16日银行转账48万元，2017年12月26日银行转账高龙义3万元，其余为现金转账。双方均认可在出具该收条之前一直都有相互的经济往来，高龙义称述其与刘文碧的经济来往主张是现金交易。高龙义主张的现金交付无法核实，且其现金交付时间均早于收条的时间。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高龙义已经足额收到收条载明的60万元有事实依据。高龙义称收到刘文碧银行转款系其他项目的合作款，在刘文碧否认的情况下，高龙义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抗辩，本院对于该抗辩不予采信。高龙义称出具收条，但并未收到对应的款项，是“空条子”。该抗辩意见与收条本身相互矛盾，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定高龙义应当根据收条的内容返还刘文碧6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诉讼费11258元，由高龙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珑审判员  刘佳审判员  余鑫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吴佳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