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24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鲍长林，男，197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蓬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毅、杨祖一，山东康桥（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普庆，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蓬莱区。上诉人鲍长林因与被上诉人唐普庆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84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长林上诉请求：一、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撤销(2020)鲁0684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上诉人唐普庆向上诉人鲍长林支付人民币15000元；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唐普庆委托鲍长林为其建造樱桃大棚，双方口头约定共计建造5个大棚，总价22000元。2019年4月鲍长林建造完毕，唐普庆陆续向鲍长林支付7000元施工费。鲍长林向唐普庆主张剩余施工费时，唐普庆称因涉案没有钱拒不支付款项。对此，鲍长林有录音证据为证。唐普庆在一审中认可其委托鲍长林建造涉案大棚，也认可其已向鲍长林支付了部分施工款，但因没有钱拒付剩余款项。而一审法院却认为鲍长林起诉被告主体错误，以涉案大棚所在土地系唐普庆母亲栾志凤和其地邻马勤耀的承包地，唐普庆仅仅作为居间人联系鲍长林为栾志凤和马勤耀建造大棚为由，驳回鲍长林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应予以改判。一、依据合同相对性，鲍长林与唐普庆签订承揽合同，与栾志凤、马勤耀并无合同关系，也无法向二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鲍长林与栾志凤、马勤耀并无合同关系，双方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商谈过合同价格，双方根本没有建立合同的合意。只是在建造完涉案大棚后，向唐普庆索要施工款的过程中，唐普庆才告知其涉案大棚并非全部为唐普庆建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也未告知鲍长林涉案大棚实际所有人是哪一位。在合同订立阶段，仅是鲍长林与唐普庆达成口头协议，大棚施工过程中，鲍长林也是始终与唐普庆沟通，因此涉案大棚的施工费用也应由合同相对人唐普庆承担。债权属于相对权，相对性是债权的基础。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权在性质上属于对人权。鲍长林与栾志凤、马勤耀并无合同关系，无法分别向该二人主张施工费。二、鲍长林与唐普庆就建造涉案大棚签订的是一个整体合同，并且唐普庆已经实际支付了7000元的情况下，其并没有任何分割执行的意思，鲍长林与土地承包人未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事实上根本无法向栾志凤、马勤耀主张施工费。1.鲍长林与唐普庆签订的是一个整体合同，施工费是基于涉案的5个大棚共同计算，涉案的5个大棚规格不一，实际上也不能简单地按比例分开计费。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对唐普庆和马勤耀进行调查，二人均认可两家无法确定各自费用，同样说明上述问题。基于以上原因，鲍长林同样无法向栾志凤和马勤耀分别主张施工费。2.鲍长林无义务审查谁是承包地使用权人，承包人将自己土地出租给他人，也是合法的转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动经济建设，放宽市场交易环境。人民法院应配合国家政策，而不应加重交易人的义务，阻碍交易。鲍长林作为涉案大棚施工人，其基于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为自己为唐普庆建造大棚，且已经实际建造完成。而一审法院要求鲍长林向涉案土地承包人主张权利，不仅有违合同相对性，合同价款也无法确定，也没有土地承包人达成合同合意。而且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交易人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进行调查，以确保其欲与之交易的主体权利状态的正确，如此一来，不仅对维护安全无益，也将导致交易效率的低下。所以，本案唐普庆已经向鲍长林支付了7000元的情况下，再由鲍长林向栾志凤和马勤耀分别主张施工费既无法律依据，也不能实际操作，一审法院判决阻断鲍长林的救济途径，二审法院应予以改判。三、唐普庆并非鲍长林与栾志凤、马勤耀的居间人，一审中唐普庆也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其是居间关系。居间服务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代理则是代理人以代理权为基础，以委托人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要进行独立的意思表示，而居间人并不代委托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仅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唐普庆以自己的名义与鲍长林约定建造大棚，并以自己的账号向鲍长林支付施工费。与土地承包人栾志凤、马勤耀无关，也没有看出二人是委托人，一审法院庭审也没有任何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鲍长林在与唐普庆进行口头约定时，根本不知道唐普庆与栾志凤、马勤耀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有证据只约束鲍长林和唐普庆，也是属于委托合同的例外，唐普庆也要为此承担付款义务。因此应由唐普庆向鲍长林支付施工费。按照中国人通常理解，什么叫做对?对就是做正确的事，不正确的事叫做错。对也可以理解为一对，就是两个人，当然也可以理解，只有两个人，才能叫一对，多一个人就是第三者，就不是一对了。我们在法律上称其为合同相对性。本案鲍长林提供了录音，能够证明双方的合同相对性。在唐普庆已经承认欠钱的情况下，合同相对性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一审法官还执意判决唐普庆不承担支付合同价款的义务，难道仅仅因为唐普庆是村支部书记的身份吗?一审法官在唐普庆欠款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让鲍长林去找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要钱，人民法院的务实便民原则就是这样践行的吗?为此，鲍长林为此特向二审法院上诉，要求二审直接改判，并将此案转交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追究一审法官的枉法裁判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唐普庆答辩称，维持原判。一审原告鲍长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建造大棚余款15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护权益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以上合计2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从事设施大棚建设工作，2019年2月被告打电话给原告，要求原告建造樱桃大棚，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9年4月初原告开始施工，2019年4月10日原告施工结束。被告先后给付原告施工费7000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与被告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一份、诉讼业务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在原、被告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向被告索要建造费，被告表示没有钱，原告问“你那个伙计也没有钱？”，被告回答“我问问他，跟他打声招呼，你没跟他说吗？”。原告说“总共两万来块钱的东西”，被告回答“对呀，总共两万来块钱的东西，按照你的账算22000块钱，给你4000了，还剩18000元”。原告提交的诉讼业务委托代理合同载明2020年山东康桥（烟台）律师事务所与原告签订代理合同，代理费为5000元。庭审中，马勤耀妻子王春花出庭证明：自家樱桃园与被告土地相邻，自家土地在被告土地西边，2019年2月中旬后原告为自家樱桃园建了2个小棚，为被告家建了3个小棚，自家土地0.7亩，约2019年10月付给原告3900元，原告未出具收条。经询问原告本人，原告主张被告找我建了5个樱桃大棚，完工后我向他要钱，他说五个大棚中有2个是他家的，另外3个是别人的，他说没有钱，我就问他那一家也没钱？在录音中他承认欠我的钱，所以向他主张权利。从未收到马勤耀3900元。原告代理人认可录音中“你那个伙计也没有钱？”中的“伙计”指的是马勤耀。经调查，马勤耀认可被告母亲栾志凤的土地与自家土地相邻，自家土地位于栾志凤土地西边，均栽种樱桃树，2019年春天原告为栾志凤及自家樱桃园建设大棚，为栾志凤建了3个大棚，为自家建了2个大棚，无法区分自家与栾志凤各自的建造费用是多少，自己给付原告3900元，不欠原告建造费。被告主张自己是原告与栾志凤、马勤耀之间建造樱桃大棚的联系人，不是定做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自己是替母亲栾志凤给付原告7000元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2016年3月29日蓬莱市人民政府向被告母亲栾志凤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证。该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代表栾志凤，承包方式家庭承包，其中村南0.33亩土地，西邻为马勤耀。经调查，栾志凤主张2020年前自己承包的土地全部栽种樱桃树，一直由自己经营管理，被告介绍原告为自己樱桃园建了3个小棚，建造费用应由自己承担，自己是委托被告联系原告建造大棚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通过原、被告、马勤耀、王春花、栾志凤的陈述，足以认定2019年春天原告为栾志凤及马勤耀家的樱桃园共建设5个设施大棚。栾志凤系涉案樱桃园的承包人，其认可委托被告联系原告建造大棚，建造费用应由自己承担，马勤耀认可原告为自家的樱桃园建设了大棚，法院认定被告系原告为栾志凤、马勤耀建设樱桃大棚的介绍人，原告依据与被告的录音材料以被告为定做人为由向被告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判决：驳回原告鲍长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元，由原告负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自认涉案大棚建在栾志凤（被上诉人唐普庆的母亲）、马勤耀地上，但被上诉人系该建造合同的相对人，活是被上诉人找其干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支付合同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诉请的22000元包括马勤耀的大棚钱；马勤耀未付上诉人3900元。被上诉人称其最初未告诉栾志凤由栾志凤直接向上诉人支付大棚款，但是和马勤耀说过；我没有经手，建大棚期间我不在场，栾志凤和马勤耀在场。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1.5万元大棚建造费用应由唐普庆支付，还是应由唐普庆的母亲栾志凤及马勤耀支付。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时未主张涉案大棚建造费用应由栾志凤和马勤耀支付，而是称大棚质量有问题且上诉人未修等。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自己是母亲栾志凤和马勤耀的联系人、出面联系上诉人在其母亲栾志凤和马勤耀的樱桃地内建大棚、无法确定其母亲和马勤耀各自应付的大棚建造费用，上诉人自施工开始就和栾志凤和马勤耀单独联系施工，支付给上诉人的7000元是替母亲支付的。栾志凤也称大棚是自己的，建造大棚的费用应由其支付。马勤耀称已经支付上诉人3900元，马勤耀妻子亦出庭作证，但上诉人不认可，称未收到。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关于3900元的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录音中，被上诉人称“就他不给你哪天我也得给你”，被上诉人认可系自己的声音。本院认为，一审调查笔录及双方录音证实，被上诉人未拒绝支付涉案大棚建造费用，并且至今已经支付7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其最初未告诉栾志凤由栾志凤直接向上诉人支付大棚款，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曾经在联系建造大棚时即已经明确告知上诉人应向栾志凤和马勤耀索要大棚建造费用、其只是联系人，此后双方的对话录音中，被上诉人还表示如果栾志凤和马勤耀不支付大棚建造费用则由其支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当事人尤其是一审原告的诉权（选择被告的权利、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应予尊重。除非涉及他人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法院应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审理案件，审查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以“栾志凤系涉案樱桃园的承包人，其认可委托被告联系原告建造大棚，建造费用应由自己承担，马勤耀认可原告为自家的樱桃园建设了大棚，本院认定被告系原告为栾志凤、马勤耀建设樱桃大棚的介绍人，原告依据与被告的录音材料以被告为定做人为由向被告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被上诉人一审抗辩的大棚质量问题，二审调解不成，其可另案主张。上诉人一审中请求唐普庆支付律师费5000元，上诉状放弃该请求，律师费亦不属于依法须由败诉方负担的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等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84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唐普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鲍长林建造大棚的费用1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鲍长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5元，由被上诉人唐普庆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5元，由被上诉人唐普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