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张强，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采薇，山东康桥（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龙，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郝茂喜，女，196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法河（系郝茂喜之夫），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广法，山东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朱其华，女，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70403196801036129，住山东省枣庄市新城安侨公寓别墅楼32号西户，现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黄河路桥头渔具店院内255号。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田传宪，男，196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新城安侨公寓别墅楼32号西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其华（系田传宪之妻），住山东省枣庄市新城安侨公寓别墅楼32号西户，现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上诉人张强因与被上诉人郝茂喜、原审第三人朱其华、田传宪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3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对涉案标的享有所有权，其来源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之妻朱其娣与原审第三人朱其华系同胞姐妹关系，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朱某姐弟四人原与父母共同生活在薛城区，该房院落大概24米长、17米宽，房屋状况为三间北屋、三间西屋和一个院子。1993年，上诉人父亲去世，当时只有原审第三人朱其华结婚迁出，其他姐弟三人仍和母亲董某共同生活在。1995年，上诉人和朱其娣结婚迁出。1996年，朱其秀结婚迁出。1997年，朱某上学迁出。为了照顾母亲董某，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姐妹三人一直轮流在居住。2003年，朱某提出要在上海定居，并建议为方便姐姐们照顾母亲，大家一起翻盖老房子和母亲共同生活。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于2003年4月底进行拆建，新家在2003年9月建成，其结构分为三个单元单独进户，每户两层共六间，其中上诉人家一户，朱其秀家一户，原审第三人朱其华家和母亲一户。2011年，面临拆迁，在确定补偿方案前，大家对于共同赡养母亲、拆迁补偿权益因系姐弟四人出资翻盖故归属四人所有并按四份均分没有异议，但对于补偿形式出现分歧，上诉人想进行房屋置换，原审第三人想进行货币补偿。协商期间，朱其华提出愿意将其位于薛城区供电局宿舍待回迁的房产和上诉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交换，将济南经营的一处自行车店铺给朱其秀夫妻进行交换，然后在薛城安侨公寓给朱某买一套房屋进行交换，最终家庭成员一致同意货币补偿，并以母亲名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拆迁补偿款由母亲董某账户转入原审第三人朱其华账户。2013年1月28日，以原审第三人名义所有的薛城区供电局宿舍的拆迁房回迁至薛城区燕山国际，原审第三人田传宪作为被拆迁人配合上诉人办理了选房手续，并由上诉人选定回迁至燕山国际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原审第三人田传宪在《燕山路棚户区安置选房确认单》上进行签字。2013年4月13日，上诉人之妻朱其娣（曾用名朱其玲）作为真实的所有权人以业主的身份到薛城和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办理了《装修施工许可证》，所留联系电话亦为朱其娣的手机号码。鉴于燕山国际系棚户区改造的回迁房，因政策原因一直未能办理产权登记，2018年5、6月份，因小区内流传可以办证的消息，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田传宪遂补签《房屋买卖合同》，等待办理产权登记及变更手续。但之后，薛城区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仅对涉案小区燕山国际D区的少部分房产办理了产权登记，对于包括本案争议标的在内的燕山国际A区的全部及D区的大部分房产均未办理产权登记。2019年7月24日，被上诉人因起诉原审第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法院保全了燕山A区21号楼西单元3层西户不动产一套，因该房未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产权登记，故薛城区人民法院制发（2019）鲁0403民初23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给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要求协助查封。以上是按照时间和事件的发展、发生顺序所进行的陈述，完全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朱其华、田传宪已经于2013年1月28日按照拆迁时姐弟四人共同达成的协议履行了交房义务，交房对价即为上诉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二、上诉人对涉案标的的权利足以对抗被上诉人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第十五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规定能够看出，人民法院在对于案外人执行异议，分别从形式及实质、主观及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审查，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结合案件事实对应如下：1.查封时间和签约时间，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的时间是2019年7月24日，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为准备办证补签的《房屋买卖合同》是2018年6月10日。2.查封时间和占有时间，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的时间是2019年7月24日，上诉人作为业主申请装修的时间是2013年4月13日。3.价款的交付，上诉人是以2011年5月20日屋拆迁时约定分得的拆迁所得利益进行交换取得了原审第三人薛城区供电局宿舍的回迁房燕山国际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在拆迁补偿款由母亲董某账户转入原审第三人朱其华账户时即视为交付完毕。4.涉案房产系棚户区改造工程，虽因政策原因未能办理产权登记，但上诉人对此无任何过错。张强夫妻对涉案争议标的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人民法院不应查封、执行。三、上诉人在执行异议期间和一审诉讼期间关于拆迁补偿款来源的表述虽略有变化，但系时间久远且未保存资料的原因造成，完全不影响查明案件事实和权属确认。本案中，上诉人虽在执行异议期间将实际系董某名下的拆迁房表述为朱某名下拆迁房，原因是在该房拆迁时，实际落户在朱某名下位于薛城区天山路的房产也在2011年当年拆迁，且两套房屋的拆迁所得款也基本相当。众所周知，当地民俗通常将家中资产落户在儿子名下，因董某有三女一子，故上诉人误以为两处房屋均落户在朱某名下也在情理之中，但随着诉讼的进行以及证据的收集，案情逐渐清楚，上诉人才进一步确定了权益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定”之规定，对于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基于时间久远等原因出现的与事实不符的表述，均应以最终查清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用自己在的拆迁补偿款作为对价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权属，购房价款不仅已交付完毕，且上诉人已居住使用多年。上诉人取得、装修房屋的时间以及补签《房屋买卖合同》准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均远远早于被上诉人的查封保全，故被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涉案标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郝茂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张强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郝茂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涉案房产燕山A区21号楼西单元3层304室至今仍登记在田传宪名下。涉案房产属于不动产，依法应当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完成后才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但涉案房产至今未进行过户登记，因此，张强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二、一审判决认定“张强未能充分证实涉案房款已实际交付，张强与朱其华、田传宪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张强与朱其华、田传宪未提交其声称的“朱其华姊妹四人共建屋、平均分配拆迁补偿款、以房折抵借款”的直接证据，比如：姊妹四人共建房屋的协议、2011年四人分配拆迁补偿款的协议或朱其华对其他三人进行补偿的协议等。产一直登记在董某名下，当然应属董某所有。仅凭张强与朱其华、田传宪的单方陈述不能认定该房产归朱其华姊妹四人共有。而且，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官问朱其华：“对于董某的补偿款，董某本人对该款是什么意见？”朱其华回答：“董某同意借给我。”也印证了该房产及拆迁补偿款属于董某的事实。董某与朱其华是母女关系，母亲同意借钱给女儿使用，符合常理，但与本案无关。2.张强与朱其华、田传宪陈述的“朱其华姊妹四人共建房屋、平均分配拆迁补偿款、以房折抵借款”前后矛盾、相互之间矛盾、不符合证据和当地习俗。首先，张强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中声称，薛城区房产是朱其华姊妹四人共有，登记在朱某名下。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张强又称薛城区天山路12号房产是四人共有，登记在朱某名下（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4页）。张强辩称之前说法是记忆错误。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张强及朱其华又声称，薛城区房产是朱其华姊妹四人共有，登记在董某名下。两人再次辩称之前说法是记忆错误。根据一审中郝茂喜提交的证据显示，产拆迁补偿款为137万元，四人平分每人得34万元；天山路12号房产拆迁补偿款为144万元，四人平分每人得36万元；而涉案房产燕山A区21号楼西单元3层304室的价值仅为27万元，无论是34万元还是36万均与27万元均有较大差距。被郝茂喜声称用涉案房产折抵拆迁补偿款均不符合常理。在涉及到分割拆迁补偿款及用房产抵偿这样重大的事项上，张强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能仅用“记忆错误”敷衍了事。其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仅说明“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好，不用签书面协议”，难以令人信服。《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定”。该规定系针对人民法院裁判而言的，不是被郝茂喜任意改变自己说法的依据和借口。其次，朱其华在一审第一次开庭答辩时陈述：“关于古路街房子，是我父亲1993年因车祸去世后，我于2003年自己借钱盖起来的，当时因为我妹妹都没有房子，我就给我姊妹说房子盖完后，等拆迁后每人一套房子”（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页）。按照朱其华这一说法，产是朱其华个人房产，全部拆迁补偿款也应当是朱其华个人财产。其将涉案房产给予张强、朱其娣是赠与行为，张强、朱其娣未支付任何对价。朱其华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立即改变了上述对自己和张强不利的说法，改成了“董某房屋补偿款是兄妹四人共同建房取得的”。由此可以看出，朱其华一直在维护张强的利益，在配合张强的说法，二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郝茂喜的利益。在执行异议程序中，郝茂喜曾问朱其华：“你方主张产拆迁补偿款是136万元，可是你方提交的朱某银行转账记录为什么是144万余元？”朱其华当时回答，“多出的8万余元是该房产附属物补偿款。”可见，朱其华前后陈述也相互矛盾。到目前为止，朱其华对产有四种说法，分别是：登记在朱某名下、自己借钱所盖、董某所有、姊妹四人共建，哪种说法对张强有利，就改成哪种说法，更加证明了其涉嫌与张强恶意串通损害郝茂喜的利益。再次，关于董某名下产，张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屋，虽然盖在一个院子里，但是分为4个独门独户房屋，我对象姊妹四人每人住一个房屋”（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1页）。张强在其上诉状第一条中陈述，“新家在2003年9月建成，其结构分为三个单元单独进户，每户两层共六间。其中张强家一户，朱其秀家一户，朱其华和母亲一户。”可见张强对于对于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前后陈述并不一致，四户变成了三户、朱某的房屋没了。根据郝茂喜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产《征收房屋（住宅）评估分户表》记载，该房产有四部分：233.39㎡1-2层、135.23㎡1-2层、18.62㎡1层、21.65㎡1层，即有两部分是二层、两部分是一层，与张强陈述并不一致。最后，根据当地习俗，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均是出嫁女，不再可能对娘家房产享有所有权。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处理涉及共建房屋及分配拆迁补偿款等重大经济利益时，一般会签订书面协议，并有族人、中间人见证。可本案中朱其华姐弟四人完全没有书面协议，不符合社会常识和当地风俗习惯，无法令人信服。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其华、田传宪述称，一、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的房屋原系原审第三人朱其华、田传宪夫妻在薛城区供电局宿舍的回迁房，该房于2010年3月拆迁，并于2010年3月16日由薛城区建设局和原审第三人田传宪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第七条约定，此次补偿采取房屋产权调换方式。2011年5月，因上诉人张强、朱其娣夫妻将其在薛城区房屋的应得拆迁补偿款给予原审第三人，故原审第三人将回迁房权益及手续资料交付上诉人。到2013年回迁房选房时，原审第三人田传宪也配合上诉人张强夫妻进行办理，虽然该拆迁房因政府原因未能办理产权登记及变更过户手续，但回迁房屋的产权已实际归属上诉人张强夫妻共有，这是包括郝茂喜在内的亲朋邻里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二、薛城区的房屋原系原审第三人母亲董某和父亲(已在1993年去世)夫妻共有。2003年由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朱某姐弟四人共同翻建，并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单门独户的住处共同生活直至拆迁。2011年该房屋拆迁时，补偿手续和款项虽以母亲名义签订、领取，但实际归属姐弟四人，并由姐弟四人平均分配。鉴于姐弟一致同意全部款项交由原审第三人使用，故原审第三人夫妻采取用钱换房的方式予以处理，分别是把2010年3月拆迁的供电局宿舍回迁房交付张强夫妻、把济南大观园南门自行车店交付给朱其秀夫妻、给朱某在安侨公寓购置一套住房，因此，姐弟之间基于各自实际情况进行钱房交换的做法合情合理。三、一审关于“第三人朱其华却陈述董某的补偿款系借给第三人……”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完整审查第三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和解释。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审判长问：“对于董某的房屋补偿款，董某本人对该款是什么意见？”原审第三人回答：“董某回意借给我。”审判长又问：“为什么借给你，你又将该款进行分配的？”原审第三人回答：“董某房屋补偿款是兄妹四人共同建房取得的。”上诉人张强回答：“因为我岳母的屋在我岳父去世后，由他们姊妹四人商议重新翻盖每人一份，共同出资盖的。由我们四人共同赡养我岳母，到拆迁后所得137万余元就被分配为34万余元。”对于以上以母亲董某名义取得的拆迁补偿款的来源及去向，既有原审第三人的完整回答，也有上诉人张强的补充印证，能够确认位于薛城区的房屋确系原审第三人姐弟四人共同翻盖，并在拆迁时平均分割。虽然原审第三人的表述内容中出现了“董某同意借给我”的字样，但该部分仅为原审第三人回答内容的一部分，补充回答内容也明确了“董某房屋补偿款是兄妹四人共同建房取得的”，且第三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员，欠缺精准切题的表达能力，故原审第三人关于案件事实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全案来分析认定，最终客观判断以董某名义领取房屋补偿款的性质、权属以及约定分配的效力。四、关于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的房屋虽未能办证到上诉人张强名下，但不影响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因该房系政府回迁房，在选房交房后一直未能办理产权登记，直至2018年6月才有办证传言。为此，原审第三人田传宪才和上诉人张强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准备为上诉人张强配合办理产权登记及变更手续。之后因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仅对燕山D区进行部分办理即暂停办证工作，所以该房产一直未能办理权属登记。但《房屋买卖合同》确系2018年由田传宪和张强签订，如郝茂喜不予认可，可依法鉴定真伪。五、原审第三人和郝茂喜是相知多年的朋友，郝茂喜对于原审第三人家中状况知根知底，对于产系原审第三人姐弟四人翻盖、共同居住、拆迁分配等事实是完全知情的，对于原审第三人将供电局回迁权益给予上诉人张强也是完全了解的，否则，在郝茂喜于2019年7月24日起诉原审第三人并保全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时，该房屋既没有在房管部门进行产权登记，且水电费用也已登记在上诉人张强名下，如果不是原审第三人在此前曾向郝茂喜告知与张强之间的转让事宜，郝茂喜无法了解到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曾系原审第三人的回迁房，更无法对该房屋进行保全及执行。最后，原审第三人没有转移资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郝茂喜的一审诉讼请求。郝茂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坐落于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04室的房屋系第三人朱其华、田传宪所有，驳回被告张强的执行异议，继续对该房产强制执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朱其华与朱其秀、朱其娣（曾用名朱其玲）、朱某系姐弟关系，四人之母为董某。2011年5月31日，董某将薛城区屋拆迁补偿款1,371,640.23元汇入枣庄市薛城区蓝蚂蚁休闲车行的账户。2011年9月30日，朱某将薛城区天山路12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444,024.43元汇入枣庄市薛城区蓝蚂蚁休闲车行的账户。枣庄市薛城区蓝蚂蚁休闲车行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第三人朱其华。2018年6月10日，第三人田传宪（甲方）与张强（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第一条、房屋的基本情况1、甲方自愿将位于燕山国际A区21-2-304的房产出售给乙方；该房屋的建筑面积约为123平方米，双方房屋约定售价为340,000元整。第二条、付款方式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应付给甲方房产首付款340,000元，剩余房款/元。”同日，朱其华出具收到条，记载：收到朱其娣于2011年5月份新华街拆迁房款计人民币叁拾肆万元整抵燕山国际A区21号楼西单元304室房子一套。经查，自2018年7月11日（该日缴纳：2018年1-6月物业费及电梯费）后涉案房产的物业费及电梯费缴费人由第三人田传宪变更为张强。2019年9月25日，枣庄市薛城和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居住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燕山国际A区21号楼西单元304室张强从2013年4月份装修入住至今”。庭审中，被告提交枣庄供电公司电力客户信息卡及燃气表IC卡拟证实涉案房产系其所有，其中，电力客户信息卡登记户名为案外人朱其娣，燃气表IC卡登记户名为张强，案外人朱其娣与张强系夫妻关系。2019年7月29日，一审法院根据郝茂喜的诉讼保全申请，以（2019）鲁0403民初2350号民事裁定在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查封了涉案房产。2020年5月19日，一审法院以（2020）鲁0403执430号执行裁定在枣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薛城分中心查封了涉案房产。案外人张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20年8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鲁04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中止了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原告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张强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一、关于张强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对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除了需具备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之外，完成不动产登记亦属物权变动生效的要件。本案中，涉案房产属于不动产，故依法应当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完成后方发生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效力。而涉案房产在不动产登记部门仍登记在第三人田传宪名下，因此，张强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二、关于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2.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3.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4.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由于房屋买卖合同是被告与第三人田传宪补签，同时被告在执行异议中陈述用朱某的拆迁补偿款分配后折抵的购房款，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用董某的拆迁补偿款分配后折抵的购房款，但是第三人朱其华却陈述董某的补偿款系借给第三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未能充分证实涉案房款已实际交付，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综上，原告要求继续对涉案房产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恢复对位于薛城区燕山A区21号楼2单元3层304室房产的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被告张强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产拆迁前的使用和建设情况照片打印件、记录本（朱其娣书写）一宗，证明：该处拆迁房屋系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朱某姐弟四人共同建设，四家共同居住使用，房屋拆迁时所得的拆迁补偿款系按份共有财产。记录本中有提取张强工资用于建房的相关记录，证实上诉人对出资建设的事实。证据二、田传宪于2010年3月16日以回迁形式取得涉案房产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选房确认单一份、朱其娣、张强夫妻无不动产的查询证明各一份，证明：在产时，朱其华、田传宪夫妻将已确定享有的回迁房与朱其娣、张强夫妻在产应分得的补偿款进行交换，张强夫妻从而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能够说明被上诉人关于第三人与上诉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第三人以回迁形式取得涉案房产的时间是2010年3月16日，产拆迁补偿时间是2011年5月20日，在姐弟四人对拆迁补偿款协议分割后，确定了第三人将涉案房产置换给上诉人，该时间节点既早于被上诉人对第三人起诉和保全时间，同时第三人名下也拥有多套有产权证的房产。如果有转移财产的恶意，也没有必要将回迁房与张强的拆迁补偿款进行置换。因此被上诉人关于转移财产的说法不能成立。证据三、枣庄华铭车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一宗，证明：朱其华将其在济南开设的店铺交于朱其秀、胡祥夫妻经营，用于交换朱其秀、胡祥夫妻在产应分得的拆迁补偿款。证据四、闫家清书写的证明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蓝蚂蚁休闲车行和朱其华向闫家清支付购房款的银行转款记录两张、朱某位于安侨公寓12号楼东2单元3层西户的房产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朱其华出资从闫家清处购买位于安侨公寓的房产一处，并确权过户在朱某、张佳乐夫妻名下，用于交换朱某、张佳乐夫妻在产应分得的拆迁补偿款。证据五、证人董某、朱某、彭某、时某、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产上诉人取得的来源及由姐弟四人共同建设，补偿款项共同分割的事实。张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四房屋买卖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房产证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闫家清书写的证明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人应出庭作证。证据五证人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董某、朱某与上诉人及第三人系近亲属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其他三位证人未亲身参与姐弟四人翻建房屋及拆迁补偿协商事宜，对本案的相关事项都是道听途说，根据证据规则其陈述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朱其华、田传宪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郝茂喜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朱其华与郝茂喜及其妹郝茂春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证明朱其华有转移财产的嫌疑。证据二、山东华铭商贸公司和枣庄华铭有限公司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朱某是山东华铭商贸公司的股东和监事，董某是枣庄华铭有限公司监事，二人参与朱其华的经营，与朱其华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张强质证称，郝茂喜的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朱其华、田传宪质证称，不认可郝茂喜的证明目的。朱其华、田传宪提交房产证复印件、银行流水一宗，证明朱其华没有转移资产，还在购置资产。张强质证称，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郝茂喜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定如下：朱其华、田传宪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张强、郝茂喜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各自的证明目的。张强申请调取薛城区燕山棚户区产权证办理时间及具体情况的相关证据，以及朱某名下安侨公寓房产的登记、过户等信息，郝茂喜申请调取朱其华、枣庄华铭车业有限公司、枣庄市薛城区蓝蚂蚁休闲车行的银行流水，本院认为无调取必要，故均不予准许。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强对涉案燕山小区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张强对涉案燕山小区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涉案房产属于不动产，依法应当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后方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而涉案房产仍登记在田传宪名下，因此，张强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张强对涉案燕山小区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其他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关于涉案燕山小区房产购房款的交付情况，张强陈述是用董某名下产的拆迁补偿款分配后折抵的购房款，拆迁补偿款分配的原因是朱其华、朱其娣、朱其秀、朱某姐弟四人共同出资翻建产，因此该房产的拆迁补偿权益归四人同有，但朱其华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却陈述该房产是“我于2003年自己借钱盖起来的，当时因为我妹妹都没有房子，我就给我姊妹说房子盖完后，等拆迁后每人一套房子”，朱其华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董某的补偿款系借给朱其华，因此，张强未能举出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涉案房款已实际交付，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张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张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党园园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高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