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莉，女，197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顺光，贵州黔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明，男，195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娇，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莉因与被上诉人胡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16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因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已婚后，为结束交往，双方协商一致由上诉人支付20万元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无力支付，于2018年6月15日以借条形式返还20万元；2019年9月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20万元，后双方庭外和解，上诉人于2019年9月29日给付被上诉人20万元后双方断绝交往，被上诉人撤诉；2019年6月，被上诉人妻子以被上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单方赠予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判决返还480,510元，故上诉人未实际向被上诉人借款，书写借条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双方交往并返还赠与财产，上诉人已经给付20万元结束双方关系，被上诉人妻子起诉导致上诉人重复返还财产，经济受损，上诉人2019年9月29日给付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2．被上诉人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4765号民间借贷案件中提交的被上诉人贵阳银行取款凭证与借条复印件系被上诉人编造，该证据体现借条是书写在银行取款回单下面的空白处，明显不符合银行交易规则；3．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已经表明被上诉人在谈话中认可2018年6月15日并未将在贵阳银行提取的20万元借给上诉人，一审中因为上诉人未能提交原始载体而认为该证据不完整错误；4．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没有实际交付借款则借贷关系不成立，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综合审查，上诉人当时没有20万元的用款需求，被上诉人未实际交付借款，且结合被上诉人妻子起诉案件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除赠与财产外不存在借贷关系；5．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法律适用错误。胡明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处理完毕；2．返还赠与财产纠纷案件已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判决明确上诉人返还的财产不包括案涉20万元；3．上诉人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民终10147号案件中强调50万元标的中包括本案20万，在本案中强调是分手费，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1）黔0102民初4770号案件中又辩称该案通过银行转账的2万元包含在本案20万元内，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刘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5日，胡明从其贵阳银行62×××86帐户中取出现金20万元。同日，刘莉向胡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胡明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2019年9月，胡明向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纠纷，要求刘莉支付欠款20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18年6月15日计算直至还款日的利息。2019年10月29日刘莉通过其贵阳银行62×××28帐户向胡明62×××86帐户转帐20万元，同日胡明向刘莉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莉2018年6月15号借款贰拾万元正（200000元），此据”。同日，胡明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随后作出（2019）黔0102民初14765号民事裁定书，准予胡明撤诉。2020年6月2日，案外人周进容向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赠与合同纠纷，要求刘莉返还胡明单方赠与刘莉的共同财产545930元。2020年8月31日该院作出（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周进容与胡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胡明通过微信支付或银行转帐方式向刘莉转款共计480510元，其中：2015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通过微信方式分64次转款292510元，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分6次转款148000元，2019年6月28日之后，通过微信转帐方式分2次转款20000元和通过银行转帐方式1次转款20000元，以胡明未经周进容认可将案涉款项通过转帐或微信支付赠与给刘莉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等为理由，判决刘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进容返还由胡明单方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480510元，驳回周进容其余诉讼请求。刘莉不服该判决，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处理中。本案审理中，刘莉向法院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刘莉找到胡明，多次强调打借条没有得钱，借条只是分手借条，胡明则称另外找时间谈，又解释起诉是因周进容发现借条，并称二人没有“这种关系”之前已借给刘莉20万等等。胡明表示录音资料是真实的，但是内容并不完整，胡明在刘莉没有录音的时候讲了2018年6月15日借钱给刘莉的事，并表示刘明借给刘莉的钱实际不止20万元，在二人交往之前胡明就另外借给刘莉20万元以上，但都没让刘莉写借条，也没有让刘莉归还，之所以起诉刘莉还款，是因为刘莉威胁要将二人的不雅照片给胡明妻子。胡明向法院提交的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显示，胡明曾问刘莉“二十万你怎么还”，刘莉回答“借”、“我的信用卡可以刷10万，然后在借点，就还给你”；另几张微信聊天截图则显示，刘莉威胁胡明要将二人的一切告知胡明妻子。刘莉表示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但承诺还钱是因为想结束二人的交往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从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来看，该判决书判令刘莉向周进容返还的由胡明单方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480,510元，并未包括胡明在2018年6月15日从银行取出的现金20万元，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胡明在2018年6月15日取现的20万元是否出借给了刘莉，胡明在2019年10月29日收取刘莉20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对此，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否为双方谈话的全部内容并不能确定，录音中原告关于未得借款而打借条等表述均是原告的单方陈述，被告虽未进行直接反驳，但也未明确承认2018年6月15日未出借20万元给原告，仅凭录音资料不足以认定原告未收到被告借款；相反，胡明取现20万元和刘莉向胡明出具借条的时间为同一天，借条金额也与胡明取款的金额完全一致，刘莉支付胡明20万元后，胡明向刘莉出具的收条也记载该款系2018年6月15日借给刘莉的20万元，取款凭证、借条、收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在2019年10月29日支付胡明的20万元系归还二人之间的借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刘莉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莉提供了一审中提交的2020年9月28日刘莉与胡明谈话录音的原始载体，拟证明在录音中被上诉人明确了2018年6月15日并未将其从贵阳银行取的2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2019年9月28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胡明当庭表示不需要再次播放录音，质证意见为：一审中录音是经过上诉人处理过的且一审法院已经对录音进行认定，录音内容未明确是2018年6月15日的借款，录音一直都是上诉人在说，是在双方发生纠纷后诱导被上诉人回应，录音当天被上诉人受到威胁，被上诉人虽未直接反驳，但也没有明确承认上诉人陈述的内容；在借款之前，被上诉人赠与过上诉人20万元以上，录音中提到的20万元发生在案涉20万元借款之前。上诉人刘莉向本院申请调取胡明2018年6月15日取款20万元的尾号为8086的贵阳银行卡2018年6月15日前后一周的交易流水，拟用于证明被上诉人胡明于2018年6月15日先存入20万元再取出，与常理不符，故2018年6月15日未将20万元交给上诉人。本院询问被上诉人是否存在2018年6月15日将20万元存入案涉尾号为8086的贵阳银行卡再取出现金的情况，被上诉人胡明表示记不清了，即使存在先存后取也只是为了保障今后有证据主张权利，取现金给刘莉是为了防止双方关系暴露。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刘莉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关联性不大，不予调取。被上诉人胡明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一份，2．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民终101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4．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1）黔0102民初477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2020）黔0102民初6593号庭审笔录第九页上诉人刘莉说是自己写了借条，取款记录和借条是合并复印，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伪造证据，上诉人在几个案件中相互纠缠、陈述相互矛盾，是为推脱自己的责任。上诉人刘莉的质证意见为：除第4份证据外均不属于新证据，对第1份证据，上诉人强调被上诉人编造证据是基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第四页最后一点，属于已经查证事实，认定上诉人是在银行取款回单下空白处出具的借条，但实际上借条原件在上诉人手上，该借条书写在点菜单的背面，纸张比较薄，复印后点菜单上的内容也应显示在复印件上，被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借条背后没有显示任何内容，而是与银行回单一致；对第2、3份证据不再发表质证意见，以一审质证意见为准，对第4份证据，上诉人认为显示的2万元包含在20万元是因为刘莉书写借条是为了结束双方关系，支付20万元后双方不存在经济问题，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卷宗第11页活期取款回单借条复印件系被上诉人胡明将贵阳银行的活期取款回单和《借条》合并复印，其上记载《借条》与上诉人刘莉书写《借条》一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后，刘莉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20）黔01民终10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依据。双方对被上诉人胡明于2019年10月29日收到上诉人刘莉20万元转款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因此，判断被上诉人胡明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上诉人刘莉应当承担本案举证责任，有义务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存在及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上诉人刘莉关于被上诉人胡明获利无法律依据的主张，系对消极事实的主张，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这其中，对主张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上诉人刘莉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被上诉人胡明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并由本院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上诉人刘莉主张其2018年6月15日是为结束双方关系，返还赠与财产，因无力支付才以借条形式返还，并于2019年10月29日转款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莉向案外人周进容返还的由胡明单方赠与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480,510元，造成上诉人刘莉重复返还赠与财产，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胡明抗辩其2019年10月29日取得上诉人刘莉转款20万元是基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2民初659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莉向案外人周进容返还的由胡明单方赠与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480,510元，未包括胡明2018年6月15日取款的20万元；再结合双方诉辩主张，被上诉人胡明抗辩其取得案涉20万元基于民间借贷关系有2018年6月15日刘莉书写的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2018年6月15日被上诉人胡明在贵阳银行活期取款20万元凭证、2019年10月29日胡明书写的收到刘莉2018年6月15日借款的《收条》等证据予以佐证，而上诉人刘莉提交的用于证明2019年10月29日支付给被上诉人胡明的20万元为返还赠与财产的录音证据中，上诉人的陈述为单方陈述，被上诉人胡明虽未明确反驳，也未直接明确承认，且上诉人刘莉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诉人刘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韦娟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徐贞兰书记员罗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