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2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运增，男，汉族，1963年12月12日出生，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辉，河北邦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现峰，男，汉族，1975年1月2日出生，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华军，河北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运增因与被上诉人王现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7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运增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49万元及利息，截止到上诉之日的利息为117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上诉人主张银行转款系借款关系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根据该规定，证明双方之间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方。一审中被上诉人虽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但所提交的证据系间接证据，上诉人均不予认可，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银行转款不属于民间借贷，而是合伙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双方系亲属关系，两人初期存在商量合伙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植土豆的行为，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所有的人、财、物均由被上诉人王现峰管理，上诉人宋运增对种植土豆的一切投入、收入、成本、利润均不知情，上诉人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无法继续下去，故提出退出，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转款115万元后，被上诉人开始陆续向上诉人还款66万元，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 王现峰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双方就是合伙纠纷，不是民间借贷，因经营亏损，上诉人未投资到位。 宋运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现峰偿还原告宋运增借款49万元及利息（2017年1月19日-2019年1月18日利息为58800元及自201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宋运增与被告王现峰系亲戚关系，2014年被告王现峰因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植土豆需要资金，多次向原告宋运增提出借款，原告宋运增按照被告需要多次向其转款，从2014年12月9日至2018年4月15日转款16笔共计115万元，其中被告陆续还款66万元，剩余49万元一直未还。原告宋运增碍于亲属关系，未要求被告王现峰出具借条，在向被告主张剩余49万元要求偿还时遭到拒绝。无奈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宋运增与被告王现峰于2014年开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合伙种植土豆。合伙经营期间内，原告宋运增于2014年至2018年向被告王现峰转款16笔共计115万元，在此期间内被告王现峰向原告宋运增转款三笔共计66万元。后二人发生矛盾，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还款，被告称上述款项不是借款而是投资，双方形成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合伙种植土豆的事实，有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承诺书、证人证言及视频、录音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本案所涉原、被告之间一系列转款均是通过转账方式且均发生在上述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内。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向被告的转账确系借款而不是合伙资金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未能提供借据等证据证明转款确为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以其与被告2014年至2018年期间之间的转账记录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被告给付其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审理范围，原告可以合伙法律关系另案主张。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运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8元，由原告宋运增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宋运增提交如下证据：两张微信转账截屏，证明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上诉人再将该款支付工人工资，以及装卸费用，上诉人卖出去的土豆，收到的款项全部转给被上诉人，通过该转账凭证可以证实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到土豆的种植经营中，在人财钱款上，都是由被上诉人来支付，上诉人只是因为亲戚关系，在内蒙古帮助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双方并非是合作关系。被上诉人王现峰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方提供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参与合伙的事情。 二审中，王现峰提供如下证据：2017年、2018年对账单影印件，证明我与宋运增是合伙关系，在2017年、2018年投资就没有到位，这些都是宋运增所写，原件在上诉人处，我这里有照片，对方还欠我394829元投资款。宋运增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上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没有证明证明效力。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双方所举证据分析认证如下：1.关于宋运增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屏，王现峰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该账单上宋运增手写了部分款项的用途“卖土豆款”、“偿还贷款”、“支取本人工资”、“装卸工费”、“装车费”、“工人工资”等。本院对上述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王现峰提交的对账单影印件，没有原件，宋运增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根据宋运增二审提交的微信账单截屏信息和其陈述的证明内容，2018年期间，宋运增收到王现峰数笔转款后，向工人支付工资，交纳装卸费用和装车费用，宋运增还将卖出土豆的款项转给王现峰。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民间借贷行为是借贷双方之间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民间借贷的成立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借贷的合意，即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二是借贷履行凭证，即通过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等方式交付借款的凭据。本案中，上诉人宋运增主张王现峰向其借款，未提交借条、借款合同等表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证据，即使从其提交的与王现峰的微信转账截屏中，也没有“借款”或“还款”的备注信息，反而是宋运增在二审举证时称收到王现峰转款后，向工人支付工资，交装卸费和装车费，卖出的土豆款都转给了王现峰。说明宋运增实际参与了王现峰种植土豆的销售和经营管理。结合上诉状中，宋运增称“初期存在商量合伙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植土豆的行为”及“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的表述，进一步说明本案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借贷的合意。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的规定，虽然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可以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现峰抗辩案涉转款属于合伙之间的资金往来，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宋运增的陈述也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往来款项与土豆种植经营、销售有关。宋运增上诉主张双方已经解除了合伙关系，转换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宋运增主张王现峰向其借款49万元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65元，由宋运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雪 审判员 徐海燕 审判员 宋世忠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常新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