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郎某，女，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广，吉林满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彪，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郎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同居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4民初9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郎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张某案涉银行存款142.82万元的一半归其所有；2.涉案诉讼费由张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与张某于××××年××月××日开始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2009年4月2日，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约定“如女方主动离开男方则分文不要，倘若男方不愿意郎某陪伴时，将其当时存款的一半分给女方。”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愿，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已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后张某子女将其驱逐家门，张某拒绝其回家，故成就“张某不愿意郎某陪伴”的情形，张某按《协议》约定，应给其当时存款142.82万元的一半。此外，一审法院确认张某撤销协议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一旦签订，只有双方同意的前提下才可撤销，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撤销合同，单独撤销，属于违约，需承担赔偿责任。张某于2019年5月9日单方撤销协议，不具有效力。一审法院未依涉案《协议》和未从《合同法》的角度支持其诉请，反而认定了其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及“老年人相互扶助”等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且僵化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处理本案，亦违反了民法民事自治领域的约定优先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认定，对其诉请依法支持。张某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无效，内容捆绑和限制了张某的人身权和人身自由，违背了婚姻法精神和公序良俗。是郎某主动离开的张某，郎某应分文不要，无权得到张某财产。张某年老体弱，多年患有疾病，住院治疗，自身难保，故撤销涉案协议所涉的赠与合理合法。张某给予郎某保姆费和其他钱款超过40余万元，郎某各项开支均由张某支付。郎某在照顾张某期间的资金流很大，流入金钱很多，明显是张某的钱款流入。一审法院查明的银行流水准确，充分证实了张某给予郎某大量的钱财。郎某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请为：1.判令张某给付其同居期间的存款68.73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张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其与张某均为丧偶，经友介绍，互感合适，双方子女亦均认可。双方从××××年××月××日以夫妻名义开始同居，未办理结婚登记。同居11年期间，感情很好，张某为表对其放心，将所有存款由其管理，并承诺存款将来一定有其份额。2019年1月7日张某摔伤，住院期间，张某子女探望时向张某要回存折，见存折上有100余万元后，便不再返还存折，且不让其陪伴和护理张某。2019年2月25日张某子女更换门锁并将其赶出家门，张某对此无任何挽回，给其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同居期间存款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日，郎某与张某开始共同居住生活。2009年4月2日，双方达成协议：“张某与郎某在一起生活期间攒下的钱张某愿意给郎某拾万元做养老用，其他钱郎某、张国钢、张永红叁人都各自分得三分之一份额。如果女方主动离开男方则分文不要，倘若男方不愿意郎某陪伴时，将其当时存款的一半分给女方。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愿。”2014年10月1日，张某之子张国钢写下《协议》：“谨遵父命，我父百年后，其丧葬费及存款由我、张永红、郎姨共同继承”，张某确认签字并附文补充：“抚恤金也按三分之一”。2019年2月，郎某与张某结束共同生活。2019年5月9日，张某向郎某发出《张某撤销对郎某赠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撤销其于2019年4月2日与郎某达成的写于协议与一切的赠予表示。另查明，郎某与张某在2019年5月9日庭审中均认可张某现有定期存款134.1万元。再查明，张某为离休干部，2009年11月工资为7727.10元，2010年9月工资为7799.60元，2014年1月工资为10221.60元，2015年5月工资为12350.60元，2017年7月工资为16350.60元，2018年1月工资为16475.60元。张某代发工资账户于中国工商银行，2007年至2019年2月间每月工资均支取。郎某在中国工商银行33×××13账号有社保收入及其他资金交易，2013年6月社保2758.90元，2013年10月社保3158.90元，2014年10月社保3394.90元，2015年10月社保3652.90元，2016年10月社保3856.90元，2017年10月社保4046.90元，2018年10月社保4236.90元，2019年10月养老金4432.90元。该账户其他资金情况为2013年8月30日理财购买72000元，2013年10月21日理财购买54000元，2014年9月3日理财到期75484.41元，2014年10月22日理财到期56592元，2014年11月4日理财购买72000元，2015年11月10日理财赎回75859.20元；2015年11月12日理财购买180000元，2016年5月11日理财购买80000元，2016年10月18日理财赎回81327.13元，2016年10月19日理财购买104000元，2016年11月8日理财赎回187847.02元；2016年11月11日理财购买190000元；2017年6月10日债券买入40000元，2017年7月10日债券买入29000元，2017年7月19日理财到期106916.99元，2017年7月20日理财购买100000元，2017年8月11日理财到期195258.05元；2017年8月15日购买理财200000元，2017年10月10日债券买入128000元，2018年1月12日，基金购买21657元，2018年1月15日基金购买4000元，2018年2月12日基金购买4090元，2018年2月26日基金购买45900元，2018年3月4日基金购买2000元，2018年3月15日基金购买4047元，2018年4月1日基金购买3000元，2018年4月30日基金购买7051元，2018年5月16日基金购买4047元，2018年6月1日基金购买3000元，2018年6月10日基金购买1540元，2018年6月14日基金购买4047元，2018年7月5日理财到期104363元，2018年7月10日债券买入100000元，2018年7月14日基金购买4000元，2018年8月2日基金购买3970元，2018年8月8日基金赎回110000元，2018年8月10日债券买入110000元，2018年8月15日理财赎回209100元，2018年8月15日基金购买6300元，2018年8月17日理财购买207000元，2018年9月2日基金赎回3468元，2018年9月14日基金购买4250元，2018年10月7日基金购买2510元，2018年10月10日基金购买4992元，2018年10月14日基金购买2000元，2018年11月5日基金购买3667元，2018年11月15日基金购买4237元，2018年12月1日基金购买3500元，2018年12月15日基金购买4237元，2018年12月20日基金购买2000元，2019年1月2日基金购买3500元，2019年1月15日基金购买4237元，其后每月亦均有基金购买的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同居析产关系是具有同居关系的男女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因分割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而引发的纠纷。关于郎某、张某之间是否构成同居关系的问题。根据郎某提举的两份协议及张某2019年5月9日提举的通知，内容均写明张某与郎某一起生活，2014年由张某之子张国钢书写的协议中，也将郎某作为张某的继承人之一。张某辩称郎某仅为保姆，与之前协议和通知中载明的事实逻辑明显不符。另，张某于2019年5月9日发出通知撤销赠予的行为，应视为承认2009年4月2日协议的内容，认可双方共同居住的事实，故对张某的抗辩，不予采纳，双方构成同居关系。关于双方解除同居关系后，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若干意见》第十条的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共有财产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共同承担义务。夫妻共同财产关系是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并不要求夫妻双方付出同等的劳动、智力才能共同所有。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对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有，则按各自份额分享权利；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则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同居期间一方的收入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分割原则是：一方的工资、奖金和生产、经营收益以及因继承、赠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均应归本人所有；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应按双方的出资份额、所作贡献等公平合理予以分割。本案郎某与张某均为离退休人员，自述收入均为离退休金，故同居期间所获得的财产不享有共同所有的权利，对于各自的离退休金收入对方无权要求分割。关于双方财产是否存在混同，郎某与张某在共同生活开始时郎某已67周岁，张某76周岁，无证据证明两人有其他收入，存款均为工资收入结余，根据郎某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记录，其自2013年后有多次理财、债券的购买记录，2018年1月后每月均有基金购买记录，两人均有收入结余，无证据证明两人财产存在混同。本案同居关系双方为离退休老人，该种同居关系更多表现为互相扶助的关系。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每月有消费性支出应为常态，2013年后郎某的理财、债券购买记录显示，其个人财富累积数额较多，2018年1月后单月购买基金的数额超过其单月社保工资收入，显见二人的消费性支出体现为张某负责。根据二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在郎某与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张某的收入由郎某支配并管理。张某负责日常消费，郎某累积个人收入，二人的该种生活模式体现有老人同居互为经济与陪伴的扶助关系，张某认可郎某的陪伴，郎某管理支配张某的收入，二人同居生活达十二年，已从时间这一维度证明了互相扶助的事实。在结束同居后，郎某再行要求对张某个人收入结余的存款进行分割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张某书写的三份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张某在最后一份协议中对之前的协议进行了撤销，因受赠财产不具有社会公益及道德义务性质，且财产权利并未转移，故应予确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若干意见》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73元，保全费3956.5元，由郎某负担。二审期间，郎某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郎某提供了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定期一本通存折一本及工商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实与张某同居之前其有个人存款以及其账户钱款亦转入张某卡内的事实。张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能证实提出钱款的去向以及系郎某自己的钱款，郎某一审陈述无其他收入，且张某每月给郎某3500元，郎某的进账存在多笔3500元或2500元的存款，故郎某的绝大部分钱款系张某给付。经审查，郎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一笔3000元属与张某同居之前的钱款，且证实了绝大部分钱款均为现金存取，并不能证实钱款的来源与去向，亦不能证实郎某的证实目的，故对郎某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此外，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郎某与张某于2009年4月2日签订的涉案协议是否有效及张某提出的撤销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既使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本案郎某与张某系同居析产关系，双方于2009年4月2日签订的涉案协议主要内容为“张某与郎某在一起生活期间攒下的钱张某愿意给郎某拾万元做养老用。其它的钱郎某、张国钢、张永红叁人都各自分得三分之一份额。包括丧葬费和抚恤金。如果女方主动离开男方则分文不要，倘若男方不愿意郎某陪伴时，将其当时存款的一半分给女方。并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愿以及郎某、张某签名和落款日期为二00九年四月二日。”郎某本案仅针对上述协议的后半部分即“如果女方主动离开男方则分文不要，倘若男方不愿意郎某陪伴时，将其当时存款的一半分给女方”的约定主张权利，对协议的其他部分未主张权利。从郎某的主张可确定，涉案协议系张某单方负给付钱款义务，而郎某不负义务，故涉案协议的约定具有赠与性质。因双方的约定系双方自愿达成，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涉案协议应具有效力。但另查，张某于2019年5月9日针对上述协议出具了“撤销对郎某赠与的通知”的书面声明，该书证明确表明其依《合同法》第186条等相关规定，决定撤销涉案协议。再查，《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抚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法条的规定是法律赋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因张某提出的撤销涉案协议系在双方约定钱款的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之前，故张某提出撤销，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故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据此已失效力。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涉案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驳回郎某的本案诉请，并无不当，本院据此对郎某所提应认定涉案协议有效以及应判决张某给付其协议约定钱款的相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73元，由上诉人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淳审判员 赵楠楠审判员 孙 硕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彭博书记员张娓娓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