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5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静，女，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吉林省延吉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敏，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景，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红侠，女，1959年2月3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显臣（系杜红侠儿子），男，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孙静因与被上诉人杜红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民初5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敏、高雪景，被上诉人杜红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显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静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的（2020）吉2401民初5964号民事判决书；并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一审诉讼费及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的整个过程，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1日，上诉人孙静向被上诉人借款130,000元，2018年5月25日借款200,000元，2018年7月30日借款40,000元，2018年12月26日借款5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除上述借款外，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孙静在借款期限应当支付的部分利息计入到后期的借款本金中，至2019年8月26日，双方确认借款本金为600,000元。当天，孙静向杜红侠出具欠条、借据各一张”是错误的。（一）基本事实是上诉人自2018年5月起从被上诉人处借款，分别在2018年5月21日借款130,000元，2018年5月27日借款40,000元、50,000元，2018年5月29日借款80,000元，4笔借款总额为3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上诉人也按照双方的约定，每月以现金方式按期支付了利息。2019年5月26日双方对借款进行了结算，并补签了一份欠条，约定剩余借款本金为300,000元，还款期限延续至2020年5月26日止，至2019年5月26日止的利息已全部结清。2019年8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50,000元，分别扣除了40,000元借款本金及1个月（自2019年8月26日至9月26日止）的预扣利息10,000元。当天双方对剩余金额再次进行了结算，并由上诉人重新出具了《借据》，约定剩余借款本金为260,000元，借款期限为1年，于2020年8月26日时一次性还清。后期因被上诉人的要求，双方对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约定至2020年6月18日前结清全部借款。当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让其返还2019年5月26日的《欠条》，但被上诉人以“暂且找不到，待找到后撕掉”为由并未返还该份欠条。（二）本案借款本金应为260,000元，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及《借据》实为同一笔借款。1．被上诉人的主张前后矛盾，主张数额不一致。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借了5笔借款，分别为2018年3月1日借130,000元，2018年5月25日借200,000元，2018年7月30日借40,000元，2019年2月26日借50,000元，2019年中秋节借50,000元，实际借款本金为470,000元。从《欠条》的内容中可看出，该笔300,000元借款指的是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6日的借款。但若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此期间双方仅发生了两笔借款，借款金额分别为130,000元与200,000元。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更是主张至2019年6月止上诉人已偿还全部利息，但未偿还任何本金，因此不具有拖欠利息计入本金后重新计算本金的情形。故此期间的所拖欠的借款本金共计为330,000元，而此欠条显示金额为300,000元，上诉人的主张与欠条所述的金额明显不一致。《借据》的内容中显示，至2019年8月26日止借款金额为260,000元，但上诉人所主张的2笔借款（2018年7月30日借40,000元、2019年2月26日借50,000元）总计为90,000元，即使累计此期间所拖欠的利息（约定利率为月3％），其总数额也达不到260,000元，金额明显不一致。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19年中秋节借的50,000元更不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借款，该借据中不可能体现“尚未发生的借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前后矛盾，明显不具有真实性。2．两张债务凭证的字迹颜色、纸张等撰写格式均不一致，被上诉人所陈述的撰写经过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主张（一审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5行），因上诉人期间先偿还了40,000元，又要求分两次偿还剩余借款，所以在2019年8月26日打了两个条，但后期又主张（第12页第2行）该40,000元则是在2019年10月30日偿还的，前后陈述相互矛盾。同时，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欠条与借据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订的，但从两份债务凭证撰写格式中也可看出，其形式上不具有统一性。一般而言，如果借贷双方同一时间对多笔借款进行结算，会选择将结算内容撰写在一张债务凭证上，或者采用统一格式进行撰写。本案中被上诉人则主张其已将当天结算内容分别撰写在两张借据当中，而该两张债务凭证的字迹颜色、纸张等撰写格式也不具有统一性，因此从上述事实中可综合判断，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主张两份债务凭证是不同日期撰写的，实为同一借款，借款金额为300,000元。借款期限内上诉人已偿还部分借款本金40,000元，因此剩余借款金额为260,000元。待偿还部分本金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以剩余借款金额重新出具一份《借据》，但未返还原有的《欠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偿还金额不持有异议。因此从两份债务凭证借款及偿还日期及已偿还金额、两者的衔接性可综合判断出其所指的借款实为同一借款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证人发问程序违法，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证人陈述内容前后矛盾，不具有统一性，不应当予以采信；从一审庭审笔录中可看出，证人的证言并不是其主动陈述的，是被上诉人先陈述全部事实经过后，再向证人进行诱导性发问，证人仅以是与否的方式进行回答，因此证言已明显失去了客观性，且证人证言更是前后矛盾，不具有统一性。证人宛某1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欠条时其虽然在场，但没看欠条的具体内容，且对双方的借款数额也不具有明确的了解。但当法庭向其出具两份债务凭证时，证人却能够笃定该凭证正是当时所签订的欠条，内容属实，前后陈述相悖。证人陈述，2018年2、3月份的借款130,000元是证人出借的，但未举出任何资金来源。一审法院也未能审查该130,000元借款的真实性及实际出借方，故该借款不应认可。证人王太友陈述，他以230,000元购买被上诉人的房屋，并看到被上诉人将其中的现金200,000元交付给上诉人，但证人未明确该资金的来源，无法核实证言的真实性，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该证人证言实为孤证，故不能仅凭借该证言即可认定借贷的事实。证人李艳华的证言中可看出，证人的主张均是从被上诉人处听来的，她虽主张被上诉人将钱借给上诉人，但未明确看到被上诉人将借款交付给上诉人的经过，且证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因此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不应当予以采信。证人李艳华系被上诉人的儿媳，存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二）一审法院未审查借款资金来源、交付情况，仅凭借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及对《欠条》《借据》的片面理解即可认定双方之间存有借贷事实，借款金额判定为500,000元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完成其全部举证义务，对款项交付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欠条》与《借据》为不同的借款，实质借款本金为470,000元，因此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上诉人应对其所主张的5笔借款关系成立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若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仅凭借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款项交付的事实，而上述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且即使认定其证据效力，也属于孤证。因此被上诉人对借贷关系的成立仍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对其主张进行进一步的举证，完成其举证义务，一审法院更不能仅凭借孤证即可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法院在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时，应当对借贷发生的整个经过、经济能力等进行审查，以此核实借贷的真实性。上诉人已对涉案借款的真实性提出抗辩，但一审法院仍未对其借贷经过、经济能力等情况进行审查进行综合判断，仅凭借被上诉人的主张及对《欠条》《借据》的片面理解即可推定借款金额为500,000元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60万元，除42万元借款本金外，剩余180,000元为截止2019年8月26日止的利息转本金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利息转本金的180,000元系月利率3％计算的，因上述利率超过年利率24％，超过的部分不能计入到后期借款本金中，故截止2019年8月26日，可以转为本金的利息金额为120,000元，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应为540,000元（42万元＋12万元），当天上诉人孙静已偿还40,000元本金，现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500,000元是错误的。首先，实际最初借款本金为300,000元，并非为470,000元；扣除已偿还40,000元本金后，剩余金额为260,000元；其次，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不能计算为500,000元；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主张借款本金为470,000元，超出的部分为累计的利息。如按照他的陈述，600,000元中扣除470,000元本金后累计的利息应为130,000元，按照法律规定，能否保护的利息则为86,600元。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即使认定最初的借款本金为420,000元，加上累计利息86,600元后，最终本金也应计算为526,600元。从中扣除已偿还的40,000元本金后，剩余本金为486,600元。因此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两份债务凭证为不同的借款，其计算的最终数额也不准确。最后，上诉人应当按照2019年8月26日的“借据”履行偿还义务。且双方对已偿还的利息部分无异议（直至2019年5月止的利息），因此借款利息应当从2019年6月开始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未能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了错误的判决，因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特上诉至贵院，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的（2020）吉2401民初5964号民事判决书，并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杜红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杜红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6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返还之日）。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是邻居，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将自己的房屋卖掉230,000元，又从原告朋友处为被告凑钱，截止2018年5与26日累计向原告借款300,000元，被告于2018年5月26日给原告出具欠条。后来被告再次找到原告借款，原告又陆续借给被告260,000元，被告给原告出具260,000元借据，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还款，被告天天拖，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日，孙静向杜红侠借款130,000元，2018年5月25日借款200,000元，2018年7月30日借款40,000元，2018年12月26日借款5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除上述借款外，杜红侠将孙静在借款期间应当支付的部分利息计入到后期的借款本金中，至2019年8月26日，双方确认借款本金为600,000元。当天，孙静向杜红侠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并出具欠条、借据各一张，内容分别为：孙静向杜红侠借人民币300,000元，期限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6日，于2020年6月26日一次性结清；借款人孙静向杜红侠借人民币260,000元，期限一年，于2020年8月26日一次性还清，备注：因为事情有因于2020年6月18日提交结清。借款发生后，孙静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陆续向杜红侠微信转账32,300元。庭审中杜红侠自述除收到孙静以微信支付的利息外，还收到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利息两、三万元，具体金额其陈述记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孙静向杜红侠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杜红侠已将借款交付给孙静，孙静应当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对于借款本金数额，杜红侠主张直接借款加利息转本金共计为600,000元，因有证人宛某1、王太友、宛某2、李艳华的出庭证言及孙静出具的欠条、借据等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予以认定。对于该600,000元，庭审中杜红侠陈述包括2019年中秋节的借款50,000元，因该出借时间系在借据时间之后，不符合交易习惯，法院对该笔借款不予认定，故该600,000元中，除420,000元借款本金外，剩余180,000元为截至2019年8月26日止的利息转本金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和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利息转本金的180,000元系按月利率3％计算的，因上述利率超过年利率24％，超过的部分不能计入到后期借款本金中，故截至2019年8月26日，可以转为本金的利息金额为120,000元，杜红侠出借给孙静的借款本金应为540,000元（420,000元＋120,000元），当天孙静已偿还40,000元本金，现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500,000元。对于微信转账的32,300元，孙静抗辩称其中的10,000元与6000元为偿还本金，因双方对于返还借款的顺序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故微信转账的32,300元应为支付的利息。庭审中，杜红侠自认除微信转账外，还收到孙静现金支付的利息两、三万元，故法院认定其现金收取的利息为三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孙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返还原告杜红侠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7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以年利率24％计算，但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和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需扣除原告杜红侠已收到的利息62,300元）］。如被告孙静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00元，减半收取4700元，由原告杜红侠负担300元，被告孙静负担4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5月1日，孙静向杜红侠借款130,000元，2018年6月1日孙静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杜红侠支付利息3900元；2018年5月25日，孙静向杜红侠借款200,000元，2018年6月25日，孙静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杜红侠支付利息6000元；2018年7月3日，孙静向杜红侠借款50,000元，2018年8月3日孙静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杜红侠支付利息1500元。上述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3%，借款时均未出具书面借款协议或借据。后期，孙静给杜红侠出具欠据一份，内容为“向杜红侠借人民币30万元。期限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6日，于2020年5月26日一次性结清。欠款人孙静。”改欠据未注明出具的时间。2019年8月26日，孙静向杜红侠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向杜红侠借人民币260,000元。期限1年，于2020年8月26日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孙静。”后孙静在该借据上添加备注：（因为事情有因于2020年6月18日提前结清）。杜红侠、孙静均自认至2019年8月26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已全部结清。杜红侠向孙静出借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来自案外人宛某1、宛某2。宛某1、宛某2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孙静给杜红侠出具的欠据和借据是同一天书写出具的。二人通过杜红侠出借给孙静的钱款利息至2019年8月26日止，通过杜红侠已全部收到，利息标准为月3%。”杜红侠主张欠据和借据是孙静同一天出具的，共计借款本金应为560,000元，之所以出具两个借据的原因是因为两笔借款的到期时间不一样，所以写了两个借据。杜红侠对于260,000元借款的来源，主张是将孙静支付的利息和自己的部分资金合在一起，以现金的方式出借给了孙静。孙静则表示，其向杜红侠实际借款为300,000元，300,000元的欠据是之前出具的，后来偿还了40,000元后，剩余260,000元未还，因此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了260，000的借据。对于偿还40,000元的事实，杜红侠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杜红侠作为主张向孙静出借560,000元的一方，虽分别持有300，000欠据和260,000元借据，但对于2019年8月26日借据实际发生的事实没有提供支付凭证，提供案外人宛某1、宛某2的证言，因宛某1、宛某2与案涉借款存在关联性，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260,000元借款系新发生的事实，且杜红侠在一审起诉时陈述的事实是2018年5月26日由孙静向其出具的欠据，而开庭时主张的事实又是两张欠据是2019年8月26日同时出具的，所主张的事实自相矛盾，因此，本院对2019年8月26日孙静另行向杜红侠借款26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法院仅凭宛某1、宛某2的证言及杜红侠的陈述认定260,000元系新发生的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孙静与杜红侠之间对于发生借款的次数及数额存在争议，且双方在每一次借款或还款时均未向对方出具凭条，结合孙静向杜红侠微信支付利息的记载，应当认定孙静向杜红侠出具欠据时，是经双方结算而形成的合意即孙静欠杜红侠300,000元，该欠据的出具实际应当早于2019年8月26日。后来，因孙静偿还了40,000元，双方重新形成了2019年8月26日的借条，故孙静尚欠付杜红侠的借款数额应为260,000元。2019年8月26日的借据中只约定了还款时间，未约定利息标准，但由于该借款系之前300,000元借款的延续，且双方都认可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月3%。但杜红侠在起诉时请求的利息计算方式及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故本院按照杜红侠的请求计算利息。综上所述，孙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第六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2401民初596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孙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杜红侠返还借款260,000元，并自2020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三、驳回杜红侠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00元，由杜红侠负担2600元，由孙静负担2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孙静负担2200元，由杜红侠负担2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全智光审判员 宋 丹审判员 林 美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陈雪莲书记员 徐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