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8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2019年6月30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顺城区。法定代理人：王海岩（上诉人父亲），男，1990年9月28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顺城区。法定代理人：陈思（上诉人母亲），女，199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珍（上诉人奶奶），女，197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尚忠，辽宁峰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榆林街道榆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榆林路洛川街2号。法定代表人：杨福生，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学广，抚顺市顺城区河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榆林街道榆林村村民委员会（简称榆林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2民初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珍、王尚忠，被上诉人榆林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学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2民初7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为，“虽补偿分配方案讨论通过的时间发生在2019年末，但补偿分配方案讨论的土地征用事宜实际发生在2018年土地征用时原告尚未出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这一规定，上诉人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该村的老户，其户口、住房、承包地亦应俱有，上诉人出生即落户该村，并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二，根据这一规定，被上诉人“确定”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的时间节点是2009年12月31日，而其2018年“讨论”的是“土地征用事宜”，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上诉人认为，原审上述认定，既颠倒是非，又偷梁换柱，是明目张胆的枉法裁判。二、原审认为，“且该时间节点的确定是经过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此辽宁省农委、国土厅、民政厅、监察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信访庭和政府法制办于2008年12月19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和管理的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六个不准”，而被上诉人的行为就违反了其中的“两个不准”：一是“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准剥夺和非法限制其获得相应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的资格”；二是“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假借村民会议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侵害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规定，上诉人认为，对被上诉人假借村民会议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审非但依法纠正，反而替被上诉人张目，以其所谓的程序合法掩饰实体的违法，原审的上述认定简直欲盖弥彰，又是明目张胆的枉法裁判。鉴于上述理由，请二审法院明察本案，依法纠错。榆林村委会辩称，上诉人的诉求理由不成立，且于法无据，与实情及常理惯例相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定范围。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非常清楚，无可争议，无抗争理由。因为争议的《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方案》，是被上诉人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先后经村内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以及四组全体村民大会（每户1人代表）全数表决通过，最终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而且该小镇建设项目启动及起止开发征地时间是2018年。因政府拖欠没按时下拨补偿款项，无法确定具体的补偿款项数额，才于2019年政府下拨了征地补偿款额后，并按下拨的实数补偿款额，按村规民约历次分配征地补偿发放的惯例，经法定程序确定的《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方案》，并发放给享有获益权的村民。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完全正确，毫无瑕疵，且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无丝毫的偏离错误。所以上诉人的理由无法律规定的法定证据抗辩或推翻《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况且上诉人不享受获益权并非个案（2019年新生儿还有6人）均没获得收益权，故请法庭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驳回上诉。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19年10月22日制定公布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中关于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的规定；2、确认我享有此次土地补偿分配方案的资格835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的村民，于2019年6月30日出生。2019年12月2日被告召开榆林村四组一户一代表人村民会议，讨论“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资金分配相关事宜，并于2019年12月31日下发《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方案》规定“2018年政府启动‘莲花湖金融小镇’建设项目，征用榆林村四组土地342.588亩，租用土地25.32亩，涉及440人。按照‘四议一审两公开’制度，分别召开了支委会、‘两委’联席会议、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进行研究，就如何进行土地补偿分配问题，充分听取了出席会议人员反映的分配意见，分别制定了《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被征用土地人员补偿分配方案》（已公示并完成资金发放）和《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方案》，现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方案予以公示。一、享受此次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人员的确定。榆林村四组原有人口493人，减去此次征地后与联社脱离关系人员200人，减去1986年末第一轮承包土地后全家落户人员53人，实际参加此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人口为240人。此次认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户口未迁出、有承包协议及承包证、联社承包地台账有记载；嫁进及新生无承包地人员。二、关于资金提留问题，根据辽宁省农委、省国土厅、省民政厅、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信访局、省政府法制办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和管理的意见》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农民家庭承包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的，被征地农民持土地承包经营证，按照登记的承包地块对应面积获得相应的土地补偿。其中支付给被征地农户部分不得少于80%，集体留用部分不得多于20%，经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按此次征地款的2%予以提留。三、本次征地资金分配时间节点的确定，本次征地资金分配时间节点为2018年12月31日。当年嫁入、新生及死亡人员均享受此次分配。四、榆林村四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资金数额，榆林村本次征地补偿款共计6474.91万元，扣除2%的提留资金129.50万元，可用于分配资金为6345.41万元。其中被征地人员分配资金4340万元，剩余资金为2005.41万元，人均分配资金为8.35万元。五、对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有争议人员，将该类人员应分配资金预留搁置，待异议消除后做出发放或不予发放的决定。如果作出当事人不应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预留出的资金集体收回，用于全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因确定的资金分配时间节点为2018年12月31日前，原告尚未出生，故被告没有向原告发放土地补偿费。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来院告诉以被告制定的土地补偿分配方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对其主张进行证明，虽补偿分配方案讨论通过的时间发生在2019年末，但补偿分配方案讨论的土地征用事宜实际发生在2018年，土地征用时原告尚未出生，且该时间节点的确定是经过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要求本院撤销被告2019年10月22日制定公布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中关于截止时间点的规定，确定其享有此次土地补偿分配资格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王某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8元，由原王某赫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榆林村委会提交证据：征收决定公告、情况说明、村党（总）支部重大事项决议书、村“两委”重大事项商议结果报告单、党工委、办事处审核意见书、党员大会审议结果报告单、榆林村四组“金融小镇”建设项目征地相关事宜村民会议签到簿、榆林村四组经济组成成员名单公示，《新抚区人民政府通告》、《征地实施细则》调取自新抚区榆林街道办事处，欲证明：被上诉人村属四组土地被市、区两级政府征用建设《金融小镇》的时间、地点、面积及用途，亦证明所征用土地的补偿款项及数额。调取自榆林村委会存档的关于《金融小镇》建设项目发放给被上诉人处征地补偿金后，被上诉人依照法定程序，先后召开的村内中共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四组全体老户村民（每户一人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人员签到簿，征地补偿金发放获益人公示表等均证明被上诉人对补偿款项所制订的《方案》及资金发放的真实性、合法性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王某赫质证意见：征地公告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不在那居住，可能是发了公告我没看到，这份公告不是政府的征地文件，其只是征地公告和补偿附着物的公告，征地文件应该是抚顺市政府的征地文件，这个公告盖的是新抚区的章，而且公告中征地的亩数都没有，我怀疑征地文件的真实性，因为2020年6月29日第一次在新抚区法院开庭时对方律师说没有征地文件合同之类的任何书面文字的东西，只是口头传达征地，我有录音，其次2021年4月7日在榆林村召开村民会议，现场姚区长也说了没有征地文件、没有审批手续，我有录像为证，如果现在对方拿出征地批文说明律师在法庭欺骗法官。情况说明写的是2019年年末政府将征地补偿款发放到榆林街道，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实际是2020年1月17日才发放补偿款。被上诉人举证的决议书我不知道，因为决议从来不公开，我没法知道。村党（总）支部重大事项决议书、村“两委”重大事项商议结果报告单、党工委、办事处审核意见书、党员大会审议结果报告单这几份书证内容我都不了解情况，没有公示过。签到簿，召开村民会议时我们去签到了，我们村是444人，除了未成年人外有三百八九十人，这个签到簿不能说明任何情况，针对孩子的事没有一个完整的会议。我们第一次开会是10月22日，争议是在征地补偿款的数额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这个会议不欢而散；12月2日那天会议也是因为钱款，还有就是在联社工作的人员包括联社的上一任领导，该不该走，拿不拿这个钱，参加不参加分配，一直讨论这个事，那天的会议就小孩的事没有深入讨论，这个会议没有进行完整，到一半的时候不欢而散，没有进行表决，这个只是签到簿而已，不能证明会议的完整性不能证明会议的表决性。公示名单我认可。以上这些材料跟本案无关，征地批文即使是有，但是拿到批文时也没有及时开村民大会讨论分配方案确定截止时间，何况没有征地批文。第一次召开村民大会是在2019年10月22日，没有征地批文。补充质证意见：第一，关于征收公告和细则，公告是一个通知，实施细则只一个规范，这两个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情况说明，跟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关于支部会议、两委会议，这几个会议和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关于会议签到簿，这个是12月2日签到，对合法性有异议，通过签到簿来看总共参加会议的是116人，而被上诉人在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分配方案中，原榆林四组是493人，也不是上面记载的200多人，所以说这个会议尽管做了一个说明是按户开会，但是这个会违反了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民三分之二，村民代表也不是家庭代表，所以这个签到簿按户开会违反法律规定，这些人即使参加也不足村民三分之二。关于公示名单上面累计了440人，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在被上诉人的分配方案当中确认是493人，这上是440人，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二，这个公示下面做了一个说明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这个截止日期和分配方案的公布日期相差一年，这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所以说这个家庭成员名单公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一是缺乏真实性，第二是没有关联性王某赫提交证据：录音录像光盘及文字整理版，欲证明：征地没有征地文件，是非法征地使用。榆林村委会质证意见：征地这是政府行为，与村委会没有关系，村委会只能听接到办事处的，街道办事处服从新抚区政府的安排，是按照新抚区政府通告及金融小镇建设项目实施细则执行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某赫是否具备参与案涉土地补偿费分配资格。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关于“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上述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系村民民主议定程序决定的内容，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会议、村民小组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有关“分与不分”、“如何分配”的问题应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来决定。本案中，榆林村委会于2019年12月2日召开榆林村四组一户一代表人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本次征地补偿款分配时间节点为2018年12月31日王某赫于2019年6月30日出生，不在此次征地补偿款分配时间节点内王某赫主张其具有参与案涉土地补偿费分配的资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关王某赫主张撤销榆林村委会制定公布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中关于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的规定一节，榆林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会议记录、会议签到簿、榆林村四组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公示等证据，证明榆林村委会召开户代表会议确定案涉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本院认为王某赫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案涉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对其该项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0元，由上诉王某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宫 颖审 判 员  李 艳审 判 员  李依桐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李耀南代书记员  刘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