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新民申9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亚中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法定代表人：汪立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震，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该公司业务主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玉娟，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吉木萨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   法定代表人：朱智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玲丽，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恒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   法定代表人：赵志恒，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志恒，男，197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新疆恒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   再审申请人新疆亚中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中典当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新疆吉木萨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银行）、新疆恒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投资公司）及赵志恒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新23民终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亚中典当公司申请再审称，1.被申请人之间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及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恒达投资公司与农商银行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恒达投资公司向农商银行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6年11月8日，借期内利率为月息9.993750‰。恒达投资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前向农商银行归还借款本金145万元，2016年5月前偿还借款利息337万元，后恒达投资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再未归还任何本息。农商银行在明知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无偿还能力，既不催告也不清收贷款，对此债权长达两年未作处理。直至2018年4月24日，亚中典当公司向昌吉市人民法院申请拍卖涉案抵押物红旗大饭店时，农商银行才开始主张债权，并于2018年4月25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交《关于新疆恒达投资有限公司贷款抵押物优先受偿的申请》（以下简称《申请》），确认农商银行对恒达投资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为10535154.85元，利息3998502.61元，本息合计14533657.46元，要求对拍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在亚中典当公司申请拍卖抵押物过程中，农商银行将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诉至法院，双方于2018年8月17日达成（2018）新2327民初190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涉案调解书），将逾期利息提高为月息14.990625‰，距农商银行向昌吉市人民法院发出的《申请》仅过去三个月，总债权却增加了150多万元。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在调解期间未提出任何有利于自身的抗辩和异议，对高额逾期利息及律师费等增加自身债务的条款全部认可并接受，明显违背常理，存在主观恶意及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可能。二审法院以亚中典当公司未提供确凿证据为由驳回上诉请求，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法律规定。2.农商银行单方按照月息14.990625‰计算逾期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仅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息9.993750‰，并未约定逾期利率。恒达投资公司收到农商银行放款后，签订《借款借据》确认收到借款，但该借据为格式合同，其中关于借款逾期月息14.990625‰的条款系格式条款，农商银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履行了提示和说明或通知义务，该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3.农商银行在涉案调解书中主张52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8月农商银行委托的是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但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填写律师费金额，农商银行二审提交的52万元律师费支出金额为2020年12月2日，远远晚于涉案调解书形成的时间，即便通过调解的形式确定了律师费金额，也不应将预期发生但还未实际支付的费用计算为债权，故农商行主张52万元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二审法院未正确认定农商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签订的《抵押合同》关于担保期限的事实。涉案《抵押合同》关于担保期限的约定属于未约定，担保期限应当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6个月，涉案抵押物担保期间应当为2017年5月8日届满，农商银行已经丧失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   农商银行答辩称，1.亚中典当公司主张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农商银行在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的借款到期后已进行催收，赵志恒接受询问时亦认可。2018年8月17日农商银行在诉讼时效内向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诉合理合法，是否催告还款并不影响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自愿达成涉案调解书。其次，涉案调解书中关于利息及律师费的协议，完全符合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不存在恶意串通增加债权金额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最后，亚中典当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农商银行基于合法债权、抵押权向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主张权利并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涉案调解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2.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首先，《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关于借期内利率、逾期利率均有明确约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借期内利率为9.99‰，借款人承担的利息、按照逾期月利率14.99‰支付逾期罚息不违反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且该合同首页黑体加粗部分关于须注意的内容要求借款人充分注意，说明农商银行已经尽到合理提示义务。3.关于律师费。《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二部分第8.13条约定由恒达投资公司承担订立和履行该合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农商银行为实现债权已付和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者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故，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在涉案调解书中就应付律师费达成协议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4.关于抵押合同担保期限。恒达投资公司以在抵押物上设立抵押权的方式提供担保，并非保证担保，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关于保证担保保证期间的规定。且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签订的《农村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第五条约定：抵押期间自抵押生效之日起至抵押担保范围内的全部贷款清偿完毕止。5.亚中典当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不适格。亚中典当公司与赵志恒夫妇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由人民法院判决且先于涉案调解书所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并未因亚中典当公司未参加而影响其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亚中典当公司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与本案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不适格。6.亚中典当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过6个月除斥期间。涉案调解书在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9年3月7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向昌吉市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亚中典当公司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调解书相关内容，但亚中典当公司2020年才提起本案一审诉讼。综上，请求驳回亚中典当公司的再审申请。   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答辩称，涉案调解书形成前，我与农商银行进行协商，当时在农商银行形成会议纪要，内容是关于逾期利息不计取。我向农商银行贷款的款项到期后，从未收到过任何清收贷款的函件，也不知道贷款利息是如何计息的。直到2018年7月份，农商银行给我计算的利息将近400万元。在2020年的时候，我收到涉案抵押物即将拍卖的通知，遂前往农商银行询问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对方仅答复我由电脑自动生成。后来在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时，我只是过去签字，并不知晓调解书的内容，签完字我就走了。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主体方面，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二款分别规定的，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二是实体方面，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三是程序方面，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围绕本案一、二审判决作出的驳回亚中典当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各方当事人审查期间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是：1.亚中典当公司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2.是否有证据证明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达成民事调解书系恶意串通；3.亚中典当行的起诉是否已过6个月除斥期间；4.涉案调解协议中关于律师费和利息的约定是否违法。   关于焦点1.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特别是受虚假诉讼损害的第三人的权益，使因不能归责于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救济。因此，亚中典当公司是否属于前述法律规定所列之第三人，决定着其提起本案之诉主体是否适格。从亚中典当公司的主张来看，其并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是基于被申请人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待清偿的债权为由提起诉讼，即亚中典当公司能否作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系核心争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基本要素。亚中典当公司与赵志恒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后，亚中典当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在签订的《农村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中约定，以同一抵押物（红旗大饭店）担保借款及利息，并在2013年12月已办理抵押登记。亚中典当公司申请执行的被执行人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在2018年8月17日与农商银行达成涉案调解书，该案的处理结果会影响亚中典当公司抵押权的实现，同亚中典当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亚中典当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适格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2.亚中典当公司主张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系恶意串通以达成涉案调解书的形式增加农商银行的债权。当事人恶意串通要以取得非法利益为目的，本质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之间借款合同系恒达投资公司以红旗大饭店提供抵押担保，亚中典当公司与赵志恒之间的债权亦是由恒达投资公司以同一抵押物（红旗大饭店）提供抵押担保。若两笔借款均无法偿还，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可以通过对该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方式进行清偿。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与农商银行若具有恶意串通提高债权金额的故意，则恒达投资公司和赵志恒通过该抵押物能够清偿的债务份额将变相减少，由此分析，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缺少与农商银行恶意串通的主观动机。另，亚中典当公司虽主张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存在恶意串通，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亚中典当公司仅以农商银行债权金额增加为由认为恒达投资公司、赵志恒与农商银行存在恶意串通显然证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3.提起撤销之诉期间的起算，自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第三人知悉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事实为标准，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送达第三人，执行时是否涉及第三人，以及第三人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利益产生冲突等具体情形判断。本案中，涉案调解书并未送达亚中典当公司，农商银行虽主张自昌吉市人民法院收到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8）新2317执1223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时，亚中典当公司就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损。但从该《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来看，并无涉案调解书有关内容的记载，也不能显示亚中典当公司能够通过《协助执行通知书》知晓涉案调解书的存在，原审法院认定亚中典当行的起诉未过6个月除斥期间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4.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3.1条第（1）项约定“固定利率，年利率为11.9925%，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及“本合同项下逾期罚息利率在元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挪用借款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100%确定。”依据上述约定，借期内利率和逾期利率双方在合同中均有约定,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另，《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8条“借款人承诺”第8.13条约定“承担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已付和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上述费用在借款合同内已经以字体加粗形式提醒缔约双方注意。故，从合同约定来看，律师费及利息均是农商银行与恒达投资公司及赵志恒在《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亚中典当公司虽主张农商银行提交的律师费缴纳时间并非涉案调解书所涉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发生，但律师费缴纳系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缴费标准，缴纳时间的前后并不能够否认合同关于借款人须承担该笔费用的约定。涉案调解协议中关于律师费的支付和利息计算，具有合同依据，亚中典当公司以上述费用过高而主张撤销涉案调解书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亚中典当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新疆亚中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祁   万   杰   审  判  员   葛   瀚   文   审  判  员   李       雯   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书  记  员   麦尔哈巴·麦合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