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4民终8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巧花，女，195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黎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宇，山西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英雄中路莲花巷8号。法定代表人：林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惠龙，山西德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苏波，男，196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黎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花，女，196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黎城县。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前，山西黎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苏，女，196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黎城县。上诉人吕巧花因与上诉人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吉公司）、被上诉人杨苏波、张国花、杨丽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巧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宇，上诉人万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惠龙，被上诉人杨苏波、张国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丽苏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巧花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各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除95万元外的本金5万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上诉人出借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95万元，明显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向万吉公司交付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其中95万元系通过转账支付，5万元为现金支付。张国花于2014年4月29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收到万吉投资款壹佰万元整”，完全能够证实上诉人出借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同时，2019年7月6日上诉人与张国花签订的《合伙投资万吉公司500万元争执备忘录》，再次确认了上诉人投资100万元的事实，故本案上诉人出借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00万元。二、一审判决关于利息数额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1.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至2014年4月26日期间的利息，上诉人已充分举证利息约定的情况，一审判决以“原告未提交该期间的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26日共计6个月的时间，上诉人出借65万元，月利率为2.5%，上诉人举证的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能够证实张国花仅支付上诉人5个月利息共81250元，具体为：2013年12月2日为16250元，2014年1月3日为16250元，2014年1月29日为16250元，2014年3月4日为16250元，2014年4月4日为16250元。故被上诉人应按2.5%以65万元为基数向上诉人支付一个月的收益16250元。2.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4月26日至今的利息，一审判决不加区分地以年利率24%进行计算，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26第2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贷双方约定月利率为3.3%，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超出年利率36%的利息无效。故即使存在利息无效的情形，也仅是年利率39.6%（3.3%x12个月）减去36%的部分无效，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完全按照年利率24%计算。故一审判决不加区分的以年利率24%计算上诉人利息，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系适用法律错误。杨苏波、张国花辩称，只有950000元，50000元是预先扣除利息的。万吉公司辩称，我公司只收到650000元，没有收到1000000元，一是认定950000元是错误的。万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吕巧花对上诉人的起诉，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的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无权直接起诉上诉人，一审判决由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95万元本金及利息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借贷关系是明显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只是与一审被告张国花、杨丽苏之间分别存在着借贷法律关系，与该二人分别签订有书面的债务协议（即以《房屋认购协议》代替借款协议），其中，向张国花借款300万元，向杨丽苏借款200万元。前述借款产生的利息上诉人也是分别向该二人直接支付的，至于该二人的款项来源，上诉人则在所不问。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吕巧花之间既没有签过任何借款或投资协议，也没有关于投资收益率或借款利息的任何约定,更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或利息。众所周知，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只有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竟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在上诉人向张国花、杨丽苏总计500万的借款之中,有被上诉人的95万元，进而错误地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直接借贷关系，并错误判令由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偿还95万元本息。2.从被上诉人吕巧花“委托”张国花的投资金额和实际收益率不同于张国花向万吉公司的出借金额和实际收益率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张国花之间、上诉人与张国花、上诉人与杨丽苏之间是分别存在相互独立法律关系的。首先，从借款或投资金额来看，一审被告张国花借给上诉人的本金是300万元,出借时间为2013年11月，而被上诉人主张其委托张国花向上诉人的投资款是100万元。但在2013年其转给上诉人（即委托张国花投资的款项）的全部金额却只有65万元（此款由吕巧花之子张效铭转至万吉公司）。另,一审被告杨丽苏借给上诉人的本金是200万元，出借时间是2014年4月。一审时，被上诉人出示了王纪妹与张红旗的转款凭证，拟证明该二人曾给杨丽苏转款共计30万元，并认为该30万元也是其投资万吉公司的款项。但该转款凭证只能证明该二人的转款事实，并不能证明转款行为的性质和款项的用途。相反，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九《情况说明》，恰恰证明王纪妹与张红旗二人的转款行为并非“代理”的性质，而是自己作为投资或出借主体之一，与杨丽苏建立投资或借贷关系。否则，吕巧花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是无需他俩“同意”的。如此看来，即使被上诉人确以张国花名义向万吉公司出借资金，其金额也只是65万元，与其诉称的100万元明显不符。（即便按其主张加上王纪妹、张红旗转给杨丽苏的30万元，也只是95万元）。与张国花出借给万吉公司的300万元本金也对不上。其次，就投资收益（即利息）而言，如果一审认定的“吕巧花以张国花、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出借资金…”事实成立，那么被上诉人从张国花、杨丽苏处获得的投资收益（即100万元的利息）应该与张国花、杨丽苏从上诉人处所获得的对应收益（或利息）相一致才对，但根据被上诉人当庭提供的证据（即《合伙投资备忘录》）显示，截止2019年1月27日，张国花、杨丽苏已从上诉人处获得6523157.24元收益，投资收益率高达130%多。但截止到2019年7月6日张国花仅付给被上诉人561000元。由此说明，就所谓投资收益率（利息）而言，被上诉人与张国花之间肯定是另有约定的。即并不是万吉公司给张国花多少，张国花就按投资比例“分配”给被上诉人多少。这份所谓《合伙投资备忘录》显然是被上诉人吕巧花、张永良夫妇与一审被告张国花、杨苏波夫妇为了达到让上诉人直接单独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目的而“量身定做”的。3.即便被上诉人与张国花的委托投资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也无权介入到上诉人与张国花的借贷关系中来，更无权介入到上诉人与杨丽苏的借贷关系之中。首先，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上诉人与张国花形成借贷关系时，上诉人知晓张国花出借的300万元中,有吕巧花委托投资的65万元。更没有证据证明杨丽苏的200万元出借款中有30万元系代吕巧花投资的。其次，上诉人一审时曾向法庭提交了万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菁与被上诉人吕巧花丈夫张永良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张永良明确称，“万吉的账号是她(指张国花)告诉我的，是她（张国花）让我打到你账上的…”。这充分说明吕巧花安排其子张效铭转给万吉公司65万元，系张国花背着万吉公司提供的账号。即万吉公司与张国花形成借贷关系时，并不知晓张国花背后还另有其人。第三、张国花在一审庭审时，明确称“张永良不方便去万吉放款…”（见一审庭审笔录P11倒数第8至7行）。这再次说明，万吉公司对张国花背后是否存在所谓委托投资人吕巧花完全是不知情的。否则，决不与张国花合作。（张永良吕巧花夫妇不方便去万吉公司放款的背景原因是，该二人曾因借贷问题与万吉公司法人林菁发生过激烈冲突）。综上，即便吕巧花与张国花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依据相关规定，吕巧花也不能直接介入到上诉人与张国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中来。至于杨丽苏与万吉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则更无权介入。二、在本案关键当事人-审被告杨丽苏未答辩、未到庭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原告以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出借资金”缺乏依据。杨丽苏是本案一审的被告之一，是与上诉人直接建立书面借贷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也是向上诉人直接支付借款并收取借款利息的债权人。虽然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并未称其委托杨丽苏向上诉人投资或借款，但其诉称“通过好友王纪妹和张红旗共向杨丽苏转账30万元”，并认为该30万元也是其委托张国花的投资款，系100万元的组成部分。而要查清该事实，杨丽苏势必应当出庭说明情况。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在杨丽苏缺席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了“原告以被告张国花、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出借资金”的事实认定（见一审判决P8第6行）。该认定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三、在未确定吕巧花与张国花、吕巧花与杨丽苏之间法律关系以及张国花、杨丽苏行为性质的前提下，一审判令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本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案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其与张国花系委托投资关系，而一审被告张国花辩称其行为属于民事代理行为，而根据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伙投资万吉公司500万元争执备忘录》显示，被上诉人吕巧花和案外人张永良、王联北、张红旗等四人与一审被告张国花、杨苏波、杨丽苏之间属于“合伙投资”关系。那么在本案中，吕巧花与张国花、吕巧花与杨丽苏、张国花与杨苏波、张国花与杨丽苏，以及前述《备忘录》中的甲、乙方内部和甲乙方之间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王纪妹与张红旗给杨丽苏的转款行为应如何定性这些问题一审判决均没有给出答案。在此前提下，一审判令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95万元本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吕巧花辩称，本案主体适格，万吉公司认可本案是借款关系，且实质收到转款，客观存在借款的事实，吕巧花也要求其还款，吕巧花收到的利息非万吉公司所述，利率基本保持一致，恰恰证明实际借款人是万吉公司，对于张国花有迟延支付利息的行为，并不否认本案约定的利息，吕巧花一审提供的承诺书记载万吉公司给吕巧花以房抵债，有房屋的价格，证明万吉公司是认可借款的。一审认定杨丽苏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借款关系，吕巧花没有参与万吉公司的管理，庭审中也认可双方是借贷关系，万吉公司应偿还吕巧花借款，一审可以证明是吕巧花安排杨红旗等人向万吉公司转款的。杨苏波、张国花辩称，只有950000元，50000元是预先扣除利息的。杨丽苏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吕巧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各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100万元，并支付投资收益（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4月26日按月收益率2.5%计算；2014年4月26日至起诉之日，按月收益率3.3%计算；并按月收益率3.3%继续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张国花约定以张国花名义共同向万吉公司进行投资，并按期获取投资收益。原告遂安排张效铭于2013年11月1日分两次向万吉公司账户转款49万元，于2013年11月4日向万吉公司账户转款10万元，通过POS机向万吉公司账户转账10160元（含手续费160元）。同日，原告使用工商银行信用卡通过POS机向万吉公司转款5万元。原告向万吉公司转款共计65万元。2014年4月25日，原告安排王纪妹向杨丽苏账户转款20万元，次日安排张红旗向杨丽苏账户转款10万元。2014年4月29日，被告张国花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万吉投资款壹佰万元整，张国花，2014.4.29”。被告张国花于庭审中陈述以其名义向万吉公司投资300万元，以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投资200万元，该200万元中含原告投资款100万元，但原告实际投资款为95万元，因在向万吉公司投资时已预先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33000元，另17000元原告未给付，以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投资的相关事宜均由其代为办理。被告张国花未提交其向万吉公司投资300万元的相关证据。被告万吉公司于庭审中提交了房屋认购协议及收据，证实以房屋认购的名义收取杨丽苏借款200万元，扣除第一月利息（500万元，月息3.3%），实际收到1835000元，其提交的收据载明：“2014年4月26日收到杨丽苏200万元，系付收借款（扣500万元借款利息165000元，实收1835000元，其中银行汇款153万元转入林菁建行卡），现金305000元”。2016年8月8日，被告万吉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关于万吉地产借张国花叁佰万元和杨丽苏贰佰万元整，合计伍佰万元整，其中贰佰万元于2016年9月25日前还清本息（利息待计算），如到期不能还清本息，万吉地产用万吉大厦北楼1605房、1606房单价5800元/㎡出售顶借款本息。（还款时或购房时必须张国花到场）。”该承诺书并加盖万吉公司印章。2019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张国花签订《合伙投资万吉公司500万元争执备忘录》，主要内容：甲方张国花、杨苏波、杨丽苏，乙方吕巧花、张永良、王联北、张红旗，2014年4月26日，甲乙共同投资万吉公司500万元，其中甲方投资400万元，乙方投资100万元。该投资截至2019年1月27日共收到万吉公司付给利息6523157.24元，按投资比例乙方应得利息1304631.45元，剩余743631.45元于近日付清，投资万吉公司的500万元本金及万吉公司未付的利息由甲乙共同收回，按投资比例分成。原告当庭认可收到万吉公司利息共计1304630.2元。原告向被告催要投资款本金及剩余利息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关于原、被告争议的投资款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以被告张国花、杨丽苏名义向被告万吉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取投资收益，但并不参与万吉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就投资风险进行约定，且被告万吉公司出具的收据及承诺书均载明收取的款项为借款，其于庭审中亦认可与张国花、杨丽苏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故原、被告诉争的款项应认定为借款，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被告张国花、万吉公司关于投资人应承担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各被告是否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问题，原告举证的转款凭证、收据等证据，与被告张国花的陈述以及被告万吉公司举证的收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原告安排张效铭向万吉公司转款，安排王纪妹、张红旗通过杨丽苏向万吉公司转款，并由被告张国花向原告出具收据后代为办理出借资金的相关事宜，据此认定本案诉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原告吕巧花，实际借款人为被告万吉公司，被告万吉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偿还借款本金，故原告主张被告万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原告以被告张国花、杨丽苏名义向万吉公司出借资金，但其与张国花、杨丽苏之间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亦无相关的借贷凭证，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张国花、杨苏波、杨丽苏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万吉公司关于原告与被告张国花、杨丽苏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的认定问题，原告举证的收据载明投资款数额为1000000元，但被告张国花辩称原告在出借资金时预先扣除了第一月利息，实际出借资金数额为950000元，被告万吉公司出具的收据亦载明预先扣除利息，且原告举证的转款凭证数额为950000元，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应认定原告的实际出借资金数额为950000元。原告与被告张国花签订的《合伙投资万吉公司500万元争执备忘录》及被告万吉公司出具的借据均载明借款时间为2014年4月26日，且借据中载明扣5000000元借款利息165000元，与原告诉称的月收益率3.3%可相互印证，该投资收益应认定为借款利息，但该利息约定超出年利率24%，应认定借款年利率为24%，故被告万吉公司应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起至偿还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原告主张的2013年至2014年4月26日期间的利息，因原告未提交该期间的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对原告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于庭审中认可收到被告万吉公司支付的利息共计1304630.2元，该部分利息应在原告主张的利息中予以扣除。被告杨丽苏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其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应由其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吕巧花借款本金95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起至清偿完毕借款之日止的利息（计算利息时应当扣除被告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利息1304630.2元）；二、驳回原告吕巧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万吉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付张国花、杨丽苏利息明细一份，欲证明本金为5000000元，已支付2013.11.4至2019.11.13利息7000000元。吕巧花质证认为该利息明细系万吉公司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杨丽苏、张国花质证认为，不认可该利息明细。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该明细为万吉公司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万吉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吕巧花提供的转款凭证、收据等与张国花的陈述以及万吉公司的收据、承诺书等相互印证，原审据此认定本案诉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吕巧花，借款人为万吉公司，判决由万吉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万吉公司上诉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金额问题，原审中张国花陈述吕巧花已在出借资金时预先扣除第一个月利息，万吉公司出具的收据亦载明已预先扣除利息，且吕巧花举证的转款凭证数额亦为950000元，原审据此认定借款金额为95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吕巧花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于吕巧花所提利息问题，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二审审理的范围为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吕巧花没有对利息提出上诉请求，其在二审庭审中要求重新计算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利息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吕巧花、万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50元，由上诉人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上诉人吕巧花负担1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郭树青审判员张建兵审判员闫明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     助理 李阳阳书记员张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