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毅，男，1983年3月1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晶华，女，1958年8月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作铭，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龙，男，1983年3月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立群，大连金普新区正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潘毅、高晶华因与被上诉人刘传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毅、高晶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案由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1、2019年9月30日，被上诉人将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开发区法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主张其与潘毅之间系合作协议关系形成的债务纠纷，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将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2、通过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一审法院仍按民间借贷纠纷予以审理。二、案外人于睿玺转给上诉人的45万元，是履行上诉人与其签订的《合作协议》，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双方串通认定于睿玺转给上诉人的45万元是被上诉人的钱，就是为了凑够“欠据”中的135万元”。三、法院认定上诉人透支被上诉人信用卡50177.32元，没有任何证据。四、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应支付其利润25.5万元，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以推理的方式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之所以主张利润是25.5万元，而不是法院认定的29.35万元，也是为了凑齐“欠据”中的135万元”。五、上诉人高晶华是在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事先准备好的欠条上签字的，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六、被上诉人陈述2019年9月28日与上诉人协商对帐确认上诉人尚欠本金135万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双方没有对过帐。七、一审以民间借贷案由进行审理，与收取30万利润存在矛盾。八、一审认定“案外人于睿玺向被告转款45万元是原告的出借款”完全错误。九、一审判令上诉人自2019年10月1日起给付逾期利息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刘传龙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在本案的原审中包括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多次表述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二，关于上诉人所陈述的2019年9月28日之间没有查询流水即证明双方没有对帐，不是必然的，双方存在债务关系，查询数额是为了诉讼证据，签欠条之前双方都知晓欠款数额。刘传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潘毅偿还原告借款135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高晶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潘毅原系同事关系。2019年6月至9月期间，双方合作销售汽车。具体合作方式为原告出借购车款，被告潘毅以款购车对外销售，取得溢价款（利润）双方分成。双方2019年8月9日的《合作协议》显示，原告出借43万元，获利2万元。合作期间双方签订有多份《合作协议》，但庭审中双方均未完整提供。合作期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原告通过银行和手机转账向被告潘毅转款252.89万元，被告潘毅通过银行和手机转账向原告转款178.4万元。另外，案外人于睿玺于2019年7月、8月分两次向被告潘毅转款合计45万元；于2019年9月向原告转款18.85万元。庭审中，于睿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其向被告潘毅转款45万元系代原告出借，其向原告转款18.85万元系代被告潘毅向原告偿还其中一笔合作的借款及支付利润；此外其与被告潘毅尚有其他款项往来，双方另行解决。另查，2019年7月前，被告潘毅持有原告名下尾号7593中行信用卡使用，7月份归还原告。截止到2019年8月8日，案涉信用卡欠款50177.32元。2019年9月原告转账41414元支付部分信用卡欠款。原告称信用卡欠款系被告潘毅所欠。被告潘毅称其归还信用卡时已还清信用卡欠款。2019年9月28日，被告潘毅（借款人）、高晶华（担保人）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兹因潘毅近来手头不便而刘传龙于2019年度借款135万元，至2019年9月28日止尚未还款。原告称该《欠条》系双方于当日对账后二被告所出具，计算明细为：原告转款出借252.89万元+于睿玺代转款45万元+信用卡欠款5万元-（被告潘毅转款178.4万元-付原告利润25.5万元）-（于睿玺代潘毅付款18.85万元-付原告利润3.85万元）=134.99万元。二被告称该《欠条》系二被告受原告威胁所签，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潘毅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未否认欠款未还清的事实，仅对应还款数额存在异议。双方对互相间直接转款的数额意见一致，分歧集中在：1、于睿玺向被告的转款45万元是否系原告的出借款；2、被告潘毅向原告和于睿玺的转款中除还款外，是否包含应予扣除的利润；3、被告潘毅是否欠原告信用卡透支款5万元；4、《欠条》是否真实。关于于睿玺转款的问题，其出庭作证已明确其向被告潘毅的转款45万元系代原告转账的出借款，其向原告转账的18.85万元系代被告潘毅向原告的转款。考虑到于睿玺与被告潘毅之间另行存在大额款项往来，如其将自有债权虚假陈述为原告债权将致其自身利益受损，故其证人证言具有较强可信性。一审法院对于睿玺向被告潘毅的45万元转款认定为原告的借款，对于睿玺向原告的18.85万元转款认定为被告潘毅向原告的转款。关于利润问题，取得利润是双方当事人借贷行为的共同目的，每一笔已完成的交易均将产生利润，原告所提供的《合作协议》也证明了该问题。在无证据证明被告潘毅通过其他方式已向原告足额支付过利润或双方就利润问题重新进行过约定等情况下，被告潘毅向原告的转款（含于睿玺代其向原告的转款）中必然包含利润。被告否认转款中包含利润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虽然现无证据直接证明利润数额，但结合已有合作协议等证据中体现的利润率及存在拖欠等情况，以原告约300万元左右的出资规模，获取其主张的29.35万元利润应属合理。并且，该利润数额与《欠条》中所载欠款总金额的构成相吻合。综上，可以认定被告潘毅向原告的转款（直接转款178.4万元+于睿玺代转款18.85万元=197.25万元）中有29.35万元系支付利润，应从还款额中予以扣除，实际还款额为167.9万元。关于信用卡欠款问题，已查明被告潘毅确有在2019年7月前借用原告信用卡使用的行为，原告确有自行归还2019年8月8日前5万余元信用卡欠款的行为，且原告以5万元主张信用卡欠款与《欠条》中所载欠款总金额的构成相吻合。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潘毅欠原告5万元信用卡透支款。关于《欠条》的真实性，二被告认可各自签字真实，但主张签字系受到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未为上述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经庭审了解，亦未在事中事后通过报警等方式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欠条》的效力提出异议。对二被告的上述主张，无法采信。综合全案案情并结合证据材料，原告与被告潘毅之间存在资金给付事实，有《欠条》证明双方合意，《欠条》金额与现有证据无明显违背之处亦不违反常理，能够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可以认定原告转给被告潘毅297.89万元，加上信用卡欠款5.01万元，债权总额302.9万元。被告潘毅转给原告197.25万元，扣除应付利润29.35万，实际还款额167.9万元。两者差额302.9万元-167.9万元=135万元即为被告应偿还的款项。对于要求被告潘毅偿还欠款13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现无证据表明原、被告就欠款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期限，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原告有权自主张返还而未受偿时起主张逾期利息。原告于2019年9月30日提起诉讼，其自次日起主张逾期利息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利率标准，本院依法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被告高晶华以担保人身份在《欠条》中签字，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认定其为连带保证人，对被告潘毅的偿还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传龙欠款1350000元并给付原告刘传龙逾期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实际未清偿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二、被告高晶华对判决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47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潘毅、高晶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传龙起诉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是潘毅、高晶华签字的欠条，上诉人潘毅、高晶华认可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签字是未经对账在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刘传龙主张135万元欠条的构成是相互转款的差额100.64万元，潘毅使用刘传龙的信用卡套现5.01万元，利润29.35万元。通过刘传龙提交的转账记录，刘传龙转给潘毅297.89万元（包含于睿玺代刘传龙转款45万元），潘毅向刘传龙转款197.25万元（含于睿玺代潘毅转款18.85万元），于睿玺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其向潘毅转款45万元系代刘传龙的出借款，其向刘传龙转账18.85万元系代潘毅向刘传龙的转款。上诉人认可于睿玺代其向刘传龙转账的18.85万元，但不认可于睿玺向其转账的45万元系代刘传龙转款，考虑到于睿玺与潘毅之间也存在合作并有大额款项往来，如其将自有债权虚假陈述为刘传龙债权将致其自身利益受损，故于睿玺的证言具有可信性。刘传龙主张的100.64万元（297.89-197.25）欠款应属真实。在庭审过程中潘毅承认其在2019年7月之前使用过刘传龙的信用卡刷卡消费，结合刘传龙确有2019年8月8日前5万余元信用卡欠款的行为，故刘传龙主张信用卡欠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通过刘传龙提交的潘毅与刘传龙签订的合作协议、潘毅与于睿玺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中均约定了潘毅给付利润分成，故刘传龙主张的利润分成具有合理性。通过以上对证据的分析，结合上诉人对欠条的签字确认，因此，本院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潘毅应按照欠条确定的金额偿还欠款责任。高晶华以担保人身份在欠条中签字，应认定其为连带保证人，一审判决高晶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案涉欠款的形成是因为上诉人潘毅购买车辆用于销售，被上诉人刘传龙给予资金支持，所得利润双方分成。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如果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全部回款，可由潘毅先行垫付刘传龙的本金及收益，即保证刘传龙的本金及利润不受损，故双方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原审案由定为民间借贷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75元，由潘毅、高晶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