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桂琴，女，1960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顾传松，女，1948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锡函，女，1982年1月1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景山街景山西园4号。法定代表人：付英，该幼儿园园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启传，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出具《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及前举办者押金的说明》。该份证据，在庭审中经质证，被上诉人承认公章为其幼儿园公章。一审判决中也列明该证据经质证，但在认定事实中没有提及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该节事实是本案最基本的事实，即被上诉人认可案涉30万元并非为其所有，是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前股东所有，故被上诉人没有合法的依据取得该笔款项，即使其取得该笔款项也应返还上诉人。第二，根据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2012年6月-7月的账簿，除一审判决中明确的邵淑君、陈邯郸、全厚亮各垫款5.6万元外，还包括赵玉萍垫款9.8万元、谭刚35万元，上述合计56万元。且在邵淑君、谭刚、赵玉萍、陈邯郸垫款的记账凭证中，均说明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案外人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份证据正好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案涉款项系被上诉人前股东垫款缴纳，且被上诉人认可该事实，并明确表示该款项与幼儿园无关，即被上诉人无权取得该笔款项。但一审判决中，对于赵玉萍及谭刚的垫款事实及垫款说明均无记载，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及前举办者押金的说明》，证明被上诉人无权取得案涉款项，应当返还给上诉人。该《说明》中明确该笔款项的实际权利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即使案外人家园公司将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无权取得该笔款项，被上诉人没有合法持有的理由，其应当在收到款项后第一时间返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没有全面考虑案件事实，错误认定法律关系，将不当得利关系错认为借贷关系，系适用法律关系错误。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依照该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将之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本案在庭审中从未对本案系借贷关系还是不当得利关系进行过辩论，故一审程序违法。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非法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30万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返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5日，大连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大连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公英公司）作为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用于开办幼儿园使用，丙方为乙方提供保证。乙方开办的幼儿园名称为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乙方在支付首期租金时，应向甲方另行支付人民币30万元作为保证金，本合同终止或解除的，甲方扣除应当由乙方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或其他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2012年7月2日，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银行转账将保证金30万元支付给了家园公司。2014年11月24日，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公司作为乙方，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作为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丁方，四方签订一份《变更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幼儿园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2014年12月25日，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作为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解除《幼儿园租赁合同》，保证金30万元于甲方对租赁房屋验收完毕、扣减相关费用（如有扣款）后，由甲方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2015年1月9日，陈邯郸、邵淑君、全厚亮与谭刚作为甲方，与乙方刁子健签订一份《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所有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同意乙方以人民币340万元买断该园所有权。甲方经营期间该园所发生的所有债权纠纷、人事纠纷均由法人谭刚负责，一概与乙方无关。同日，邵淑君、陈邯郸、全厚亮和案外人任丽英以幼稚园四名股东的身份，收取了自刁克君账户转款人民币320万元。2018年2月11日，案外人李文学、谭刚与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若五人将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李文学放弃对谭刚等人在经营幼稚园期间幼稚园所有的收益及债权（含在房主处押金30万元）的主张。2018年5月9日，谭刚签署《谭刚承诺书》，承诺幼稚园向家园公司已缴纳的30万元房屋租金保证金，在五位幼稚园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在所有股东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教育局、民政局的幼稚园的股东等事项变更的登记手续后，此笔款项归邵淑君（登记股东魏桂琴）、陈邯郸（登记股东顾传松）、全厚亮（登记股东姚锡函）三人所有，每人各10万元。2019年3月27日，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又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即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存放在大连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意见》，提出该保证金是该园缴付的，理应归还到该园对公账户中。2019年5月20日，谭刚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幼稚园通过对公账户缴付给家园公司的叁拾万元保证金，是由幼儿园出资缴纳的，并非个人筹资缴付，且幼儿园所有权已经交割完毕，此三十万元保证金归变更后的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所有。2019年6月10日，该幼稚园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关于请求返还叁拾万元保证金函》，请家园公司将叁拾万元履约保证金返还到该园的对公账户上。2019年7月4日，家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返还给被告。2019年9月3日，原告顾传松、姚锡函、魏桂琴分别出具证人证言，证明三原告只是代持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股东，陈邯郸、全厚亮、邵淑君才是真正的出资人，三原告没有参与幼儿园之前的经营、买卖过程。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经原告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被告2012年6月至7月的财务账薄。经核对，被告于2012年7月26日收取了邵淑君借款5.6万元，用途为缴纳家园公司的罚款、房租；2012年7月30日收取了全厚亮、陈邯郸借款各5.6万元。2013年3月5日，被告向陈邯郸返还了借款5.6万元。另，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现已更名为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即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约定的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具体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保证金30万元进行约定的合同，是2012年6月25日家园公司、蒲公英公司、旅顺铁山铸管厂三方签订的《幼儿园租赁合同》。该合同的性质系房屋租赁合同，家园公司系出租人，蒲公英公司系承租人。合同约定的30万元保证金的交纳主体是承租人，支付对象是出租人；返还主体是出租人，返还对象是承租人。承租人蒲公英公司在承租房屋上开办了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因此，由该幼稚园向出租人家园公司支付了30万元保证金及后期由家园公司向幼稚园返还了该笔保证金，符合《幼儿园租赁合同》的约定，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形。现三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被告返还30万元保证金，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本案被告取得30万元保证金是依据租赁合同及保证金支付的证据，原告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取得30万元保证金系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依原告申请而调取的被告的财务账簿记载，被告于2012年7月收取邵淑君、全厚亮、陈邯郸的款项，其性质均为借款，借款到账后支付租金或保证金只是借款的用途，并不影响借款的性质。因此，被告取得上述三人款项系基于借款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款项无论是否已偿还均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三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非法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30万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全部返还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三原告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8年2月11日，案外人李文学、谭刚与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若五人将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李文学放弃对谭刚等人在经营幼稚园期间幼稚园所有的收益及债权（含在房主处押金30万元）的主张。2018年5月9日，谭刚签署《谭刚承诺书》，承诺幼稚园向家园公司已缴纳的30万元房屋租金保证金，在五位幼稚园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在所有股东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教育局、民政局的幼稚园的股东等事项变更的登记手续后，此笔款项归邵淑君（登记股东魏桂琴）、陈邯郸（登记股东顾传松）、全厚亮（登记股东姚锡函）三人所有，每人各10万元”、“2019年5月20日，谭刚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幼稚园通过对公账户缴付给家园公司的叁拾万元保证金，是由幼儿园出资缴纳的，并非个人筹资缴付，且幼儿园所有权已经交割完毕，此三十万元保证金归变更后的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所有”，涉及案外人权益，在案外人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不宜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且上述事实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诉争3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则上诉人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本案查明事实可知，2012年6月25日，家园公司、蒲公英公司、旅顺铁山铸管厂三方签订《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蒲公英公司承租家园公司房屋，用于开办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使用，蒲公英公司向家园公司支付30万元作为保证金，本合同终止或解除的，家园公司扣除应当由蒲公英公司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或其他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一次性无息返还蒲公英公司；2012年7月2日，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以转账方式将保证金30万元支付给了家园公司；2014年11月24日，家园公司、蒲公英公司、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即被上诉人前身）、旅顺铁山铸管厂四方签订《变更协议书》，约定蒲公英公司将《幼儿园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2014年12月25日，家园公司与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旅顺铁山铸管厂三方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解除《幼儿园租赁合同》，保证金30万元于家园公司对租赁房屋验收完毕、扣减相关费用（如有扣款）后，由家园公司一次性无息返还给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2019年7月4日，家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保证金30万元返还给被上诉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基于其前身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与家园公司签订的《变更协议书》及《解除协议书》的约定自出租人家园公司处取回了案涉30万元保证金。故被上诉人取回案涉30万元并非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此外，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上诉人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被上诉人2012年6月至7月的财务账薄，经核对，被上诉人于2012年7月26日收取了邵淑君借款5.6万元，用途为缴纳家园公司的罚款、房租；2012年7月30日收取了全厚亮、陈邯郸借款各5.6万元；2013年3月5日，被上诉人向陈邯郸返还了借款5.6万元。也就是说，即使如上诉人所述，“该30万元保证金系被上诉人前股东为被上诉人垫款缴纳”，上诉人亦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而不能以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魏桂琴预交），由上诉人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王良家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