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生，男，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利，北京惠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宝海霞，北京惠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亚珍，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晶，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舒波，北京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守林，男，193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利，北京惠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宝海霞，北京惠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文生因与被上诉人高亚珍、原审被告刘守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23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8日、4月8日、5月7日进行了询问，于2021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文生、原审被告刘守林共同委托之诉讼代理人张锐利、宝海霞，被上诉人高亚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晶、吴舒波到某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亚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亚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刘文生与高亚珍之间存在房屋买卖事实，高亚珍是实际买房人，高亚珍支付至刘文生之父刘守林账户的42万元是购房款。1.高亚珍支付的42万元是购房款，不是借款。2013年1月初，高亚珍通过其朋友刘某牵线，要购买刘文生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贵都公寓A座405号小产权房（当时房屋登记在刘文生之子刘传名下）。高亚珍与刘文生之妻李某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为43万元，不含过户费。合同签订时高亚珍以现金形式支付1万元定金给李某，合同签订当日高亚珍与李某共同至中国银行，高亚珍在银行柜台将剩余42万元购房款转账至刘守林的银行账户。次日，高亚珍与李某持房屋买卖合同共同至贵都物业公司，高亚珍以现金形式支付1万元过户费给贵都物业公司，办理405号房屋买卖备案手续，贵都物业公司将刘传名下的贵都公寓A座405号登记至高亚珍指定的冯英杰名下，李某将405号房钥匙交付给高亚珍。2.高亚珍是实际买房人，冯英杰为挂名。高亚珍购买贵都公寓405号房，但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买方署名冯英杰，一是政策需要，当时西红门地区有政策，类似小产权房如遇拆迁，有北京户口的买房人拆迁时将获得一比一赔付，给予置换大产权房。高亚珍在门头沟等地进行类似拆迁投资已获得多笔收益，其本人没有北京户口，而其丈夫冯英杰有北京户口；二是高亚珍在一审时称其与冯英杰已离婚，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且其二人始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买方冯英杰的签名系高亚珍代签。高亚珍本人亲自向李某支付定金1万元并向刘守林的账户支付购房尾款42万元，去贵都物业公司办理产权交割手续亦是高亚珍本人亲自办理，一系列事件经过、对应房屋价格及转账金额综合起来能够完整还原高亚珍购买刘文生的贵都公寓A座405号房屋并分两次支付购房款共计43万元的事实。3.刘文生夫妇是实际卖房人。刘文生与妻子李某购买的房屋暂时登记在二人之子刘传名下，合情合理。之后刘文生夫妇又将登记在儿子刘传名下的房屋出售并收取购房款亦符合人之常情。上述房屋买卖事实真实清楚，刘文生在一审中亦向法院提交了该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明双方间存在房屋买卖事实的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未查明高亚珍系实际购房人的事实，仅关注形式上合同中买方不是高亚珍本人，以此为由否认高亚珍系实际购房人的事实，且房屋买卖合同明确约定高亚珍应支付43万元购房款给刘文生夫妇，与高亚珍实际支付一笔1万元定金及一笔42万元尾款不仅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而且完全符合交易习惯，但一审法院未核实高亚珍向李某支付1万元定金的事实，仅从房屋总价款43万元字面上的金额认为与高亚珍转账的42万元数额上未形成一一对应，认定该42万元系借款而非购房款，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刘文生与高亚珍之间自始无借贷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高亚珍既没有借条、欠条又没有收条，仅有的转账凭证本身属于孤证，其证明力非常薄弱。高亚珍并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与刘文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尤其是在刘文生已提供房屋买卖合同抗辩涉案款项系购房款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高亚珍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高亚珍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认为刘文生还应就双方间非借贷行为作出合理说明，因而仅凭“当事人陈述及日常经验法则”认定高亚珍的转账是借款而非购房款，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在认定民间借贷事实时还应结合当事人的经济能力、金额大小、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当事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加以判断。在本案中，2012年10月中旬高亚珍与刘文生夫妇相识，至2013年1月15日不到三个月时间，高亚珍向刘守林账户转账42万元，如此大额款项，双方间非亲非故，如确如高亚珍所述系“借款”，高亚珍未要求签订借款协议更未索要借条、欠条或收条，才是真正的不符合常理及常人日常生活经验。且自2014年起至2018年五年间，高亚珍为达到将投资损失转嫁他人的目的，针对一笔74.8万元投资款先后向刘文生及李某恶意提起3起虚假诉讼，同一事实在不同案件中高亚珍的陈述完全相互矛盾。几起诉讼均历经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又都被法院一一驳回。鉴于2014年起双方矛盾已如此不可调和，试想，如2013年1月15日高亚珍转账给刘文生的42万元确是“借款”，高亚珍放置42万“借款”于不顾，直至2019年10月21日时隔六年半之久才提起借贷诉讼，这才是最不符合常理的。三、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应为高亚珍向刘文生支付的42万元是否为借款，刘文生已向一审法院提供该款项系购房款的证据，一审法院应核实高亚珍购买刘文生夫妇房产及其办理该房屋拆迁取得拆迁款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仅表述为“现大兴区西红门镇贵都公寓已经被拆除”，“被拆除”不能否认高亚珍向刘文生夫妇购买房屋并支付购房款的事实。贵都公寓在一审时确实面临拆迁问题，且一部分购房人已签协议后迁走。即便公寓情况如此，如法院确实向贵都物业核查高亚珍是否系实际购房人、高亚珍是否曾办理购房备案并实际接收405号房屋、高亚珍是否参与405号房屋拆迁协商及最终获取拆迁补偿款，即能清晰的还原刘文生夫妇与高亚珍之间房屋买卖的事实，亦能证明高亚珍转账支付的42万元涉案款系购房尾款而不是借款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在未向贵都物业核实并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下，草率作出高亚珍支付的涉案款系借款并要求刘文生还款的判决纯属认定事实错误，并适用法律错误。高亚珍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文生的上诉意见。刘守林述称，同意刘文生的上诉意见。高亚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文生、刘守林偿还高亚珍借款4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文生、刘守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中，高亚珍提交转账汇款记录用于证明其向刘守林、刘文生借款情形，根据该转账记录表明：2013年1月15日，高亚珍向银行账号×××转账汇款42万元，该银行账号经核实为刘守林的银行账户。对此，刘守林、刘文生不予认可，其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及担保说明书用于证明42万元是用于购买小产权房。买卖合同中先交了1万元定金，后办过户手续由高亚珍汇款42万元。根据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甲方刘传向乙方冯英杰出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街镇四村民生路北区东七条16号贵都，买卖产权价43万元，不包括过户费。甲乙双方在办过户时，乙方交给贵都物业壹万元整，办完过户手续后房本交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一次性交付甲方全部房款。根据担保声明书载明，冯京权自愿将其名下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门营A5区27号楼1801房产，提供给其母亲与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诉求保全的抵押担保。经询问，高亚珍陈述李某与刘文生曾系夫妻关系，双方现已离婚。高亚珍与冯英杰曾系夫妻关系，冯京权系高亚珍之子。刘文生陈述刘传系其子。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实地前往大兴区西红门镇贵都公寓调查，现大兴区西红门镇贵都公寓已经被拆除。高亚珍在勘验现场陈述其与冯英杰于1997年就已经离婚，通过李某认识的刘文生，因为刘文生需要钱，双方关系比较熟，没有签订借条就将钱款汇入刘文生指定的其父刘守林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亚珍提交其向刘文生之父刘守林转账的凭证主张其借款事实，称其经过刘文生之前妻李某与刘文生认识，后因刘文生需要用钱而将该钱款汇入刘文生之父刘守林的账户。刘文生辩称双方系房屋买卖关系，但是其所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主体一方为高亚珍之前夫冯英杰，高亚珍与冯英杰于1997年已经离婚，一方据刘文生陈述为其子，合同签订双方均非本案涉案当事人，对应的房屋价款为43万元与本案转账42万元亦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另经一审法院现场勘验，大兴区西红门镇贵都公寓已经拆除，经现场询问，高亚珍与刘文生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高亚珍亦向刘文生催要过款项，刘文生无法就双方之间非借贷行为以及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作出合理说明，因而一审法院认定高亚珍主张的借款行为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难以认定为高亚珍与刘文生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及日常经验法则综合认定，庭审中，刘文生称刘守林并不认识高亚珍，高亚珍亦称是按照刘文生的指示汇入刘守林的账户。高亚珍向刘守林转账汇款的纽带系刘文生，因此刘守林并非本案借贷事实的责任主体，刘文生应对高亚珍主张的借款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刘文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高亚珍42万元；2.驳回高亚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文生提交以下证据并申请相关证人到某作证：证据1.（2015）东民（商）初字第02835号案件上诉期间高亚珍的自述材料，证明高亚珍曾在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一份自述材料中陈述“在2013年我通过朋友认识李某，她将位于大兴西红门的房子卖给了我”,高亚珍在该案中的陈述证明其转给刘文生的42万元是购房款；证据2.（2014）东民初字第02356号、（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9002号、（2018）京民申2377号裁定书，（2015）东民（商）初字第02835号、（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2043号、（2016）京0101民初18875号、（2017）京02民终7065号判决书，证明另案诉讼中高亚珍为达到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他人的目的，针对一笔投资款屡次捏造和虚构事实，恶意对刘文生及妻子先后提起不下4次虚假诉讼，几次诉讼均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各级法院都判决高亚珍败诉。高亚珍对同一笔投资款在这几起诉讼中的陈述相矛盾的事实，也能证明其为达到自身目的不惜虚构事实、恶意诉讼，缺乏诚信；证据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刘文生与高亚珍存在房屋买卖事实，案涉款项是高亚珍支付给刘文生的购房款；证据4.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第361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高亚珍与冯英杰于1997年协议离婚，但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属于典型的假离婚，刘文生在出售案涉房屋时不知道高亚珍与冯英杰的婚姻情况，虽然两人1997年协议离婚，但2015年才分割财产，也证明二人在2015年之前一直共同生活的事实；证据5.李某与贵都物业公司负责人石林的通话录音，证明高亚珍是贵都公寓A座405号房屋实际买房人及业主，其实际参与了贵都公寓A座405号房屋购买拆迁等事宜；证据6.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刘某介绍高亚珍购买了李某位于西红门的房屋；双方签署买卖合同当天，仅高亚珍、李某和刘某三人在场；合同签订当天，高亚珍给了李某1万元现金并说下午去转账支付剩余款项，买卖房屋的具体门牌号刘某记不清了；证据7.证人赵某证言，证明2015年高亚珍曾带着5、6个人到赵某与刘文生工作的拆迁公司，要求把其向刘文生购买的房屋退给刘文生并让刘文生退还其购房款；证据8.证人崔某证言，证明2015年7月，高亚珍曾到过刘文生与崔某共同工作的拆迁公司找过刘文生，高亚珍走后，刘文生告诉崔某来找他的人叫高亚珍，高亚珍找他是为了退房款的事。高亚珍针对刘文生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文生引用的话系由于笔误造成的，当时想表达的是在2013年高亚珍通过朋友认识李某，其想把大兴西红门的房屋卖给高亚珍，书证上的用语不符合正常的语言习惯，而是笔误造成的，刘文生引用该话语时也加上了“了”，实际上是高亚珍与李某无任何房屋买卖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另案涉案的74.8万元款项的性质没有被法院认定为借款，但真实情况并未完全否定，如果真是合伙投资的话，高亚珍在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又对该款项提起民事诉讼，不可能所有证人都为高亚珍做伪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李某和刘文生是亲属，李某与高亚珍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证言没有证明力；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高亚珍未在与冯英杰的财产分割案中分割案涉房屋，就证明其不知道案涉房屋的存在；证据5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石林的身份不认可，且从录音内容中无法得出房屋的所有关系及购买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刘某的证言是在刘文生的诱导下作出的，其当庭陈述与庭前提交的书面证言相差很大；对证据7、8的真实性不认可，赵某、崔某与我方证人王某的证言相反，二人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崔某的证言也与正常逻辑有出入。刘守林发表质证意见称，同意刘文生的证明主张。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为，对刘文生提交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因李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石林并未在证言中明确贵都公寓405房屋属于高亚珍，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刘某庭前提交的书面证言与当庭陈述不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8，因赵某、崔某对高亚珍欲将案涉405房屋退还给刘文生的说法来源于刘文生，属传闻证据，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高亚珍提交以下证据并申请相关证人到某作证：证据1.本案一审庭审笔录，证明刘文生在一审法官询问其“你主张基于房屋买卖收的钱，卖房的刘船（音）与刘传霞什么关系？”时，其回答“不清楚”，刘文生否认其与刘传的关系，其可能也向法庭做了其他虚假陈述；证据2.《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高亚珍于2009年9月2日与夏英生登记结婚，此前就与冯英杰离婚了，并非刘文生所说的高亚珍与冯英杰一直保持夫妻关系；证据3.证人王某证言，证明2015年高亚珍曾带人到通州的工地上找过刘文生，听高亚珍说是因为刘文生欠了她的钱；证据4.证人曾某证言，证明其曾与高亚珍一起到一个公司找过刘文生要钱。刘文生、刘守林对高亚珍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当时法院问了一整段话，其中包括房屋买卖情况，但房屋买卖是李某经手的，刘文生回答不知道是指对房屋买卖情况不清楚，而不是否认其与刘传的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高亚珍购买刘文生房屋是2013年，其应该提供2013的婚姻情况，高亚珍是从事拆迁买房工作的，经常以假结婚的方式多拿拆迁款，刘文生认为不排除其2009年再婚登记后又离婚了；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王某是事后了解到高亚珍与刘文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对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高亚珍、刘文生、李某有过一系列投资纠纷，不排除高亚珍曾经带人要过这些钱，曾某不清楚高亚珍带其向刘文生要的是什么性质的钱，只是说帮高亚珍要过钱，且其当庭陈述与庭前提交的书面证言有出入。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为，对高亚珍所提交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4属于传闻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补充查明：依刘文生申请，本院询问了贵都佳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林，并从石林处调取了贵都公寓拆迁款领取表。石林称李某从其手中买过一套贵都公寓的房屋，至于李某还有无从中介处买过贵都公寓的其他房屋，其不清楚；其忘记贵都公寓A座405房屋卖给谁了，但这套房转卖过四五手；贵都公寓拆迁时，西红门镇政府先把全部拆迁款支付给其父亲，再由其父亲向各住户支付，从拆迁款领取表上来看，405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给了冯英杰；除拆迁款领取表外，关于贵都公寓的其他材料都已经销毁，不知道405房当时登记在谁名下。刘文生、刘守林对调取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石林的证言不予认可，其可能是怕给自己找麻烦，在证言中没有提到高亚珍与405房屋的关系；冯英杰在拆迁款领取表上所留电话是135XXXXXXXX，而这个电话号码是高亚珍的电话号码，从而证明405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高亚珍。高亚珍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石林的证言及拆迁款领取表的真实性认可，拆迁款领取表上显示冯英杰实际使用405房屋是2010年4月13日，与刘文生所述的房屋买卖时间不一致，石林在证言中没有说李某拥有405房屋，李某对405房屋是否实际拥有权利也无法证实，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高亚珍更无从谈起。刘文生对高亚珍关于冯英杰使用405房屋的时间是2010年4月13日的说法不予认可，其认为拆迁款领取表上所载的2010年4月13日是实际入住时间，不是李某购买该房的时间，高亚珍与李某、刘传未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日期，但是合同实际上是2013年1月签订的，405房屋登记到刘传名下前已经转售过几手了。本院询问高亚珍135XXXXXXXX号码的使用情况，其称该号码系其所有，其使用了很多年，后来给其与冯英杰所生的孩子使用了，2013年或者2014年其又把该号码要回自己使用，2015年或者2016年将该号码给其一朋友使用了。后经双方确认，高亚珍2014年在（2015）东民（商）初字第02835号案件起诉及上诉期间，在卷宗中所留的联系电话是该手机号码。二审中，刘文生申请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冯英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该签名系高亚珍代冯英杰所签。经本院释明，高亚珍称其未代冯英杰签过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其无配合进行鉴定的义务，不同意进行笔迹鉴定，且李某对案涉405房屋无权利，也无需对签名进行鉴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高亚珍依据其向刘守林银行账户转账的凭证主张其向刘文生、刘守林出借了案涉借款，刘文生主张案涉转账系高亚珍向其支付案涉405房屋的部分购房款。本院注意到，首先，高亚珍在另案诉讼中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自述材料中做过“在2013年我通过朋友认识李某，她将位于大兴西红门的房子卖给我”的陈述。虽然高亚珍现辩解，其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是“在2013年我通过朋友认识李某，她想将位于大兴西红门的房子卖给我”，但该陈述至少证明高亚珍与李某曾因为买卖李某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的房屋进行过接洽，而贵都公寓拆迁款领取表上所留的联系电话号码确属高亚珍所有并使用。在此情况下，刘文生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的买方签名系高亚珍代签、案涉转账系高亚珍向其支付的部分购房款的抗辩意见足以使高亚珍的主张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高亚珍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转账系借贷法律关系的义务。现高亚珍不但未提举出有效证据，而且在本院释明不配合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后果后，其仍拒绝配合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上述事实，使本院难以采信高亚珍的主张。其次，从本案的时间进程上看，案涉转账发生于2013年1月15日，如高亚珍所述，其与李某于2013年通过朋友介绍相识，后通过李某认识刘文生，案涉转账发生时，高亚珍与李某、刘文生认识的时间应不长，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双方在如此短时间内不打借条即出借大额钱款不符合生活常识；从高亚珍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来看，高亚珍系在案涉转账发生6年多时间后才起诉刘文生还款，而在此期间，高亚珍因其他款项多次对刘文生、李某提起诉讼，但均未涉及本案款项，高亚珍的该行为亦与正常的行为习惯相悖。综上，本院认为高亚珍关于其与刘文生、刘守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文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231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亚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高亚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高亚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陈 实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