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川34民申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被告：杨洪康，男，1964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成都市人，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家乡马厂村5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骥，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树，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胡德军，男，1965年12月出生，汉族，四川省德昌县人，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四川鑫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兴盛雪路2号317层2号。 法定代表人：邹波。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黄荣，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再审申请人杨洪康因与被申请人胡德军、四川鑫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圆公司）、黄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4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洪康申请再审请求：1、对德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3424民初66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并予以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判决；存在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原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利益严重失衡，显失公平。 一、申请人有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是作为被申请人鑫圆公司的委托人办理购买材料、签订合同事宜，因此法律后果、付款义务应当由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承担。2015年12月，被申请人鑫圆公司中标德昌县2015年移民后扶整村推进示范片建设项目。2016年1月15日鑫圆公司与德昌县民族宗教和扶贫移民工作局签订《德昌县2015年移民后扶整村推进示范片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合同落款处有鑫圆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俊杰的签字并加盖鑫圆公司公章。而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早在2015年12月25日鑫圆公司就向申请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邹俊杰系四川鑫圆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单位人员杨洪康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前往贵处联系德昌县2015年移民后扶整村推进示范片项目/标段项目施工签订合同相关事宜。代理人无转委托权。”从该委托内容可以看出，鑫圆公司将申请人作为公司员工进行委托授权，并且从本案原审查明事实来看，申请人也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上述委托授权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委托期限，也没有指定向哪一单位出具授权。因此，被申请人既然授权了申请人为案涉争议工程项目的施工、签订合同代理人，即表明申请人在案涉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负责施工和签订合同是合法代理行为，知晓该授权委托书内容的人，也会认为申请人是鑫圆公司的员工。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申请人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进行施工材料的购买、工程机械的租赁均是为了完成为鑫圆公司中标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内容。因此，申请人签订案涉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然应当由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承担。 同时，在施工中及完工后，本案发生前，鑫圆公司或申请人均向相对人支付过相应款项，相对人在收到货款时出具过《收条》，从买卖合同相对人出具的收条内容结合被申请人胡德军提交的证据《德昌县移民局制作的会议记录》可知，鑫圆公司知晓并认可黄荣和申请人负责案涉工程工地的具体施工事宜，而合同相对人在收条中均认可收到的款项系被申请人鑫圆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支付的材料款。因此对于本案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已经认定申请人仅仅代表被申请人鑫圆公司在进行相关活动。即使鑫圆公司认为申请人的代理行为已经超越权限，但从全案证据来看，也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后果也应由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承担。 二、原审程序违法，原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判决，致使申请人没能参加诉讼，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被申请人胡德军诉鑫圆公司、杨洪康、黄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本应通知申请人参加庭审，但直至判决后，申请人均不曾知晓存在该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及第九十二条关于送达的规定可知：法院在送达时，应当优先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并且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的送达回证。若经当事人同意，也可以采用传真或电子邮件送达，而公告送达则为兜底送达方式，必须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时才可以采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公告送达和适用条件作了细化规定，该意见第十五条规定：“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而本案中，首先，法院向申请住所地通过邮寄无法完成送达后，直接就采用公告送达并不属于采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的其他方式送达无法送达的情形，该送达行为已严重违反了上述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其次，若法院要以申请人下落不明为由直接进行公告送达，则应当有申请人已经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据，但是利害关系人从未向任何法院申请宣告申请人下落不明，并且申请人也一直在自己居住地正常生活，并不存在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音讯全无的情况。三、原审实际上已经查明部分基本事实，但还是对案涉合同关系进行了错误认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中标人是鑫圆公司，申请人杨洪康是实际施工人。这一审已经查明。但是，从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提供的第7、8份证据及被申请人黄荣提供的第3份证据可知，项目结算金额为3901539.00元，项目业主已全部支付给鑫圆公司。再结合被申请人胡德军提供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鑫圆公司认可申请人和黄荣在负责其中标的工程。虽然鑫圆公司与黄荣、赵廷才之间签订有《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但该协议属于内部协议，在未对第三人披露的情况下，是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可见无论是业主方德昌县移民局，还是作为合同相对人胡德军本人，在不知晓本案存在内部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在案涉合同关系建立之始，都认为鑫圆公司才是工程承包方及实际施工方，而黄荣和申请人仅仅是负责工地施工事宜的工作人员。就胡德军而言，他是出售商品给鑫圆公司用于鑫圆公司中标项目施工建设，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其意图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也是鑫圆公司。黄荣和申请人在外看来也只是公司派往工地负责管理施工事宜的人员，存在职务关系或委托关系。虽然鑫圆公司与胡德军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胡德军等人在收到部分货款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也只认可收到买卖关系相对人鑫圆公司支付的货款。原审仅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结算材料就片面认定本案案涉合同关系系申请人与合同相对人设立的，已经严重违背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胡德军等订立合同关系的合意基础，这也是导致本案判决错误的重要原因。 再审申请人杨洪康提交了以下证据： 1、《授权委托书》，以证明鑫圆公司将申请人作为公司员工进行委托授权。上述委托授权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委托期限，也没有指定向哪一单位出具授权。因此，被申请人既然授权了申请人为案涉争议工程项目的施工、签订合同代理人，即表明申请人在案涉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负责施工和签订合同是合法代理行为，知晓该授权委托书内容的人，也会认为申请人是鑫圆公司的员工。 2、收条、借条、领条等6份，以证明申请人杨洪康只是代理人，不应当为被代理人鑫圆公司承担责任。均只认可鑫圆公司，而不是申请人杨洪康。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杨洪康及其代理人认为其有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是作为被申请人鑫圆公司的委托人办理购买材料、签订合同事宜，因此法律后果、付款义务应当由被申请人鑫圆公司承担。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收条、借条、领条等证据。经审查，《授权委托书》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25日，鑫圆公司与德昌县移民局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月15日，《授权委托书》仅能表明鑫圆公司与申请人杨洪康曾经有过委托，指向也仅是该项目施工签订合同相关事宜。2016年1月20日鑫圆公司与赵廷才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申请人杨洪康在听证中明确表明他与赵廷才系合伙关系，鑫圆公司将涉案工程承包给他们两人，他与赵廷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鑫圆公司仅收取了一定的管理费和税费，他们两人负责实际施工，故涉及工程的费用也应由他们两人来承担。再审申请人杨洪康作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应当承担该工程责任。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所提原判错误的申请事由，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杨洪康提出一审程序违法，导致其没能参加诉讼，致使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经审查，一审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填写的地址、电话，均与现在再审申请人自己提交的地址、电话相一致，再审申请人杨洪康在听证时也明确表示，自己电话、地址都没有变化，只是因为电话太多，将没在联系人里的电话作了设置，所以接不到电话。一审在无法联系杨洪康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再审申请人杨洪康及其代理人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再审申请人杨洪康在再审申请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洪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潘    琼 审 判 员 何  桂  林 审 判 员 阿硕布格苏日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陆  梦  灵 书 记 员 朱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