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88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潘龙法，男，1984年7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XXX，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潘金贤，男，195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XXX，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新疆棉业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2623016043X2，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恰瓦克路18院。法定代表人：雷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代英，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貊明伟，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因与被上诉人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叶城棉业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人民法院（2020）新3126民初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龙法、潘金贤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3126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送达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对双方合作经营已结算清楚以及合同终结的认定方式均存在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或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皮棉销售金额、300万元借款、外包加工费用和利息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的皮棉销售金额为23,722,555.56元的认定错误。叶城棉业公司一审庭审提供的证据为24,084,935.70元，后被一审被告代理人指出有部分金额计算错误后，于庭后补交一份销售明细，其中销售金额为24,106,281.70元。事后我根据叶城棉业公司提供的另一份销售明细上算出的销售金额为24,193,957.45元。叶城棉业公司于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中声称“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偿还欠款事宜”，事问该厂自己的销售明细一直未最终结算清楚，如何与我能结算清楚而让我偿还欠款，且双方未就皮棉销售达成一致。2019年9月27日至29日我方在喀什市与被上诉人法人雷罡及其同事潘福文商谈2019年度的合作经营，而叶城棉业公司在2019年9月28日未通知我方就私自决定做出平仓的决定。即使我方按一审法院判定相差21万元左右，仅仅为贷款金额0.6%，为总质押金额的1%。双方是合作经营，在亏损不足二十万，亏损不足1%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2100万的货物平仓决定，叶城棉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一审被告向一审原告借款三百万元客观存在的认定错误。上诉人于2018年9月15日前共向叶城棉业指定账号打款630万元保证金，按保证金20%的比例可以最低使用农发行3,150万元的贷款。即使按一审认定的2,900万元贷款也不曾超额使用贷款。叶城棉业称“2018年11月15日向我借出300万元贷款”。而事实是我于2018年11月15日共计收购2849595公斤籽棉合计20,052,484.45元，而2018年11月15日我已完成棉籽销售698,243.6元，皮棉销售65,797元，实际使用贷款19,288,443.85元。上诉人于2019年1月11日收购最后一批籽棉共计使用贷款31,685,659.20元，而2019年1月11日我已完成不孕籽销售218,024元、棉籽销售1,487,074.6元、皮棉销售1,427,683.6元（128,377元和1,299,306.6元），实际使用贷款28,552,877元。整个合作经营过程均未出现超额使用贷款。（三）一审原告代付外包加工费791,673.96元的认定错误。第三方加工存在加工质量问题，《棉花承包加工合同》中有明确的加工质量要求。其中“六、质量保证”关于含杂率的要求“皮棉含杂率1.2%以内”对于质量不合格也有明确的赔偿要求“公检若连续3批出现含杂率≥1.2%，每批承担损失2,000元，全年平均含杂公检大于1.2%，小于1.3%，按其加工量每吨赔偿损失30元，大于1.3%赔偿50元”。而2018年度的加工的全部45个批次的皮棉中有44个批次未符合标准，全部45个批次的平均含杂率高达1.9%，接近甚至超过机采棉的含杂率，影响皮棉早期销售，以至于后期销售无力。而叶城棉业公司的实际控股公司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多次在采购要求中明确要求不采购高含杂率的皮棉。而叶城棉业公司因管理不力未能履行《合作经营协议书》导致加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叶城棉业公司对合作经营期间的质量负有责任，未能履行合同应尽的义务，涉嫌违约。而这些权利没主张完前，所有的结算不能全部实现。叶城棉业的权利未主张完全，甚至可以在我们双方结算完后再另行起诉第三方加工方，而单独获得利益。（四）一审判决欠付资金利息7,384.33元的认定错误。双方未结算清楚，合作经营也未结束。三、叶城县人民法院一审没有送达证据。在一审庭审中质证环节致使被告代理人不能清楚知道原告提供证据的数字。已至质证环节无法明确一审被告的主张。致使一审被告代理人出现模糊回答。四、一审被告人潘金贤是潘龙法的委托代理人，与本案及原告不相关。合作经营期间，均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相关事宜，不论是协议书还是销售合同，或是资金往来的签字确认，甚至是每公斤棉籽的出门单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法院关于合作经营的结算是根据双方的举证证据情况，列明收支予以明确计算，计算无误。关于合同终结一审法院并未予以认定，不存在任何错误。但是，双方的《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合作期限，双方合作已到期，合同终止。但是合同终止不影响双方权利义务及结算。二、一审法院关于皮棉销售金额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二审答辩人已做了梳理。其中有27张销售发票，该发票的金额实际为23,722,555.56元，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关于300万元借款，有转账凭证及上诉人的承诺函予以证实。关于利息，实际上，答辩人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双方明确约定的年利率8%。年息10%，并未就一审法院认定年利率4.35%提出上诉。关于外包加工费用与《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的加工费用一致，加工费及人工工资这都属于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成本，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答辩人的资金被占有是客观事实，利息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关于证据的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均同意采取网络开庭方式，并且有全程录音录像，程序客观公正合法。四、潘金贤的主体适格问题，一审上诉人并未作抗辩，二审不应予以审查。且潘金贤作为《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的相对方，在每一页签字，名字在潘龙法之前，这不符合代理人签字的习惯，代理人潘金贤也未提供作为潘龙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手续。关于潘金贤不相关（即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原告叶城棉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伙经营期间的欠款410,334.19元；2．判令被告支付上述欠款的利息7,384.33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双方在原告所属的叶城县零公里扎花厂合作经营棉籽收购加工、皮棉及棉副产品的销售，期限自2018年至2019年，每年9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为全年的合同期限，原告负责加工皮棉及办理收购贷款的申请工作，被告负责棉籽收购及收购所需保证金、配套资金的筹措供应工作，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合作经营管理费700,000元，并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加工费，被告在经营扎花厂时出现亏损，为了维持扎花厂的正常运行，原告垫付了各项应当由被告承担的费用，合计支出33,851,820元。扣除皮棉棉籽销售收入、外包加工费及资金往来差异等费用，被告需偿还410,334.19元及利息。原审被告潘龙法、潘金贤辩称，我们之间没有算过账，总共有45批棉花，现在清单上少了3批，有42批，我们3160多万元的收购价，风险金、保证金630万元，我们自筹的金额达到了百分之二十，现在我们不欠原告的钱，应该是原告给我们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被告在原告所属的叶城县零公里扎花厂合作经营棉籽收购加工、皮棉及棉副产品的销售，期限自2018年至2019年，每年9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为全年的合同期限，原告负责加工皮棉及办理收购贷款的申请工作，被告负责棉籽收购及收购所需保证金、配套资金的筹措供应工作，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合作经营管理费700,000元，并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加工费。棉花加工费按照每吨420元计算，不孕籽打包费每吨300元。合同同时约定，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由被告按照农发行的同期贷款利率按月支付给原告，原告为被告提供配套资金，资金利息另行约定。被告按照棉籽收购的数量所需的额度，不得虚构贷款需求，该费用由原告从结算费中扣除；司秤过磅、消防安全由双方人员共同管理。被告收购加工皮棉及棉副产品全部销售完成所得款项，在归还农业发展银行全部贷款本息，并扣除相关加工费、税款、仓储费、保险费及原告垫付费用后，剩余部分归被告所有。合同履行中，被告支付定金300,000元，自筹收购资金及配套资金6,000,000元。原告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向被告提供贷款资金29,000,000元，原告与农业发展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年利率为4.35％，农发行贷款利息为888,516.01元。2018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借款3,000,000元，2019年3月20日被告还款200,000元，2019年3月28日还款500,000元，2019年8月15日还款1,900,000元，2019年11月12日还款400,000元。流动资金保险31,250元，收购费7,131.67元，交易费3,864.86元，印花税8,413.63元，仓库费271,490元，人员工资63,180元。原告支出项目资金为33,682,065.36元（33851820.92－169755.56）及3,000,000元借款资金利息。收入资金为皮棉销售23,722,555.56元，棉籽销售款4,104,838.3元，不孕籽销售款218,024元，自筹收购资金2,220,000元，自筹配套资金3,780,000元，定金300,000元；原告代付外包加工费791,673.96元，应从收入资金中扣除，收入资金合计为33,553,743.9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合作经营协议，双方为合作经营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中，原告实际提供了零公里扎花厂供合作经营之用，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00元客观存在，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当支付资金利息，但是双方未书面约定具体的资金占用利率标准，庭审中亦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依照201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4.35％计算，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3月20日资金利息44,691.78元（3000000×4.35％÷365×125）；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8日2,669.58元（2,800,000元×4.35％÷365×8）；2019年3月28日至2019年8月15日37,553元（2,300,000元×4.35％÷365×137）；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11月12日4,147.40元（400,000元×4.35％÷365×87）；上述资金利息合计89,061.76元。支出项目资金为33,682,065.36元，在此基础上加上3,000,000元的借款利息89,061.76元，合计原告垫付和被告应缴资金为33,771,127.12元。原告代付外包加工费791,673.96元，该费用计算标准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加工费每吨420元的计费标准，该费用计算合理合规；被告资金往来差异112,257.16元，缺乏相应依据，且被告亦不予认可，不应从收入资金中扣减。资金收入为33,553,743.9元（33441486.74＋112257.16），支出项目资金为33,771,127.12元（33851820.92－169755.56＋89,061.76元）。资金收入与原告垫付资金差额为217,382元。（33,771,127.12元－33,553,743.9元）。被告应予支付原告垫付的资金217,383元及逾期利息。欠付资金利息自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12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LPR）3.85％计算为8,369元（217383×3.85÷12×12），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利息7,384.33元在法定的利率幅度之内，法院依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龙法、潘金贤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责任公司垫付资金217,383元。二、被告潘龙法、潘金贤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责任公司资金利息7,384.3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82.89元（减半收取），由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责任公司负担1,512.89元，被告潘龙法、潘金贤共同负担2,27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在本院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叶城公司2018年销售明细表一张，原审中提交的42批棉花销售明细表一张，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销售明细金额为24,106,281.70元，而其在庭后补交的明细金额为24,084,935.7元，在涉及42批棉花销售中金额应为24,193,957.45元。被上诉人算账错误。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意见为，该两张表不属于新证据，系对一审证据的说明。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被上诉人销售皮棉的金额应当以一审提交的27张销售发票为准，27张发票载明金额合计为23,722,555.56元。本院经审查，在一审案卷中，未发现上诉人提交的叶城公司2018年销售明细表涉及的金额24,106,281.70元，仅有涉及金额24,084,935.7元的销售明细表，且金额为24,084,935.7元的销售明细表标明为庭后补交，因此对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意见，不予认定。经审查，该24,106,281.70元金额的表抬头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系一审法院的开庭时间，虽该表为照片打印件，但经与庭后补交的销售明细表比对，绝大部分批数、重量、价格、金额等完全一致，仅有个别数据不一致，表中亦加盖有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公章，因此对该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涉及42批棉花销售表，经审查，该42批棉花销售表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但其金额与上诉人计算的并不一致，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我方在喀什商谈合作经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4张，用以证实2019年9月25日至29日，潘金贤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雷罡及其同事潘福文商谈2019年合作经营事宜。因在同一时间，被上诉人未通知我方就作出对棉花平仓决定。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聊天记录不能确定真实性，且记录仅涉及到接送住宿的事情，没有提到商谈2019年合作经营的事情，更不能证明我方没有通知对方就作出平仓决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聊天记录截屏内容仅能反映进行接送和安排住宿，无法证实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三，棉籽销售时间及金额、皮棉散卖销售时间和金额明细表，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在提出的借款300万元的时间，我方收购及销售完成后的贷款使用情况，说明上诉人根本不需要借款300万元。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皮棉和籽棉销售的具体时间和数额，且与是否发生300万元借款没有关联性。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承诺函，载明同意向上海棉联质押库存皮棉，质押所得用于还贷。后期销售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公司借款费用由上诉人在销售结束后补齐，这可以证实对方借款300万元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因上诉人提交的表格极为简单，无法看出其要说明的情况，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四、皮棉公检指标回潮率和含杂率明细表一份，用以证实2018年度的45批棉花产品的加工质量指标，只有一批符合加工质量要求，外包加工费不应当交纳那么多。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一份叶城公检汇总表，显示所有的皮棉加工质量结果达到P2级，所有产品都被允许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联入库，在完成入库后才能进行销售，且所有的皮棉都已经销售完毕。本院经审查，因该表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叶城公检汇总表中载明的数据完全一致，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张，证明被上诉人的关联公司华孚公司内部采购的质量要求为，含杂率要低于1.7%。因本案中加工的棉花产品含杂率较高，影响销售价格。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提出该证据与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无关。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2018-2019年度合作经营结算表一张，载明收入项目-皮棉销售金额23,722,555.56元。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一份叶城公司2018年销售明细表两张，载明皮棉销售批数为45批，数量为1932.8吨，金额为24,106,281.70元。一审庭审后又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一份叶城公司2018年销售明细表两张，载明皮棉销售批数为45批，数量为1931.57吨，金额为24,084,935.7元。另查明，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借款汇总表一张，载明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向其借款300万元，后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还款300万元。经审查原审案卷，仅有该借款汇总表，未发现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向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打款的任何银行转账凭证，也未发现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向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还款的任何银行转账凭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双方皮棉销售的金额应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承担300万元贷款利息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双方关于外包加工费、仓储费用应如何进行认定。关于双方皮棉销售的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皮棉销售的事宜，现多份证据均为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且各份证据显示的数据并不一致，因此本院认定，应以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数额最大的一份明细表载明的金额，作为认定皮棉销售的金额，故涉案皮棉销售金额数额应为24,106,281.70元。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主张，应当以原审中提交的27张发票载明的金额作为认定依据，经本院审查，原审案卷中仅有发票22张，且该22张票据载明的金额远远小于被上诉人自己主张的23,722,555.56元的金额，而发票上载明的数量、价款等内容，也与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叶城公司2018年销售明细表上载明的数量、价款等无法对应，发票载明的单价均在12,000元以下，而明细表载明的单价均在12,000元以上，在此情况下，本院对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汇总表金额认定相应的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承担300万元贷款利息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主张，在履行双方经营合同期间，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向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出借了300万元款项，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也归还了款项，所以应当承担使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而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则主张，双方并未达成借款合意，其也没有向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进行借款，也没有进行还款。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由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书写的承诺函，并没有需要借款的意思表示，而叶城棉业公司也没有提交相应的借款支付和收回的相应银行打款转账凭证与记录。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履行了出借款项及归还款项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主张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承担300万元贷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自行书写的汇总表，就认定存在借款事宜，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双方外包加工费、仓储费用应如何进行认定的问题。在一审中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认可了仓储费用，在二审中认可了人员工资费用，原审法院也在计算过程中，将上述费用进行了计算，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存有争议的是外包加工费的情况。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主张，外包加工棉花的数量为1884.938吨，按合同约定每吨加工费为420元，因此加工费数量应为791,673.96元。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则主张，因外包加工的质量不合格，导致棉花产品降价出售，因此应当减少外包加工费，其主张外包加工费数额应为471,250元。本院经审查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及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权利义务方面，约定了如下内容：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责任为，提供棉花收购质量管理所需的相关仪器设备，按照国家标准和新疆天孚棉花加工质量相关规定开展棉花加工工作，按时保质进行加工，确保棉花加工质量不得低于P2，如因加工质量问题造成损失，负责进行赔偿。而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的责任为，参与棉花加工质量管理，对棉花加工质量、进度等进行监管，发现加工质量问题，有权要求停车或低档加工，并及时通知叶城棉业公司调整工艺。现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主张加工质量不合格，就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外包加工存在质量问题，其已经尽到监管义务并通知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现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因此对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述意见，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其收入资金数额为以下部分：皮棉销售24,106,281.70元，棉籽销售4,104,838.3元，不孕籽销售218,024元，自筹收购资金2,220,000元，自筹配套资金3,780,000元，定金300,000元，上述合计34,729,144元。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其支出资金数额为以下部分：收购货物31,685,659.2元，租金700,000元，不孕籽打包费22,560元，外包加工费791,673.96元，农发行贷款利息888,516.01元，流动资金保险31,250元，收购费用7,131.67元，印花税费8,413.63元，交易费3,864.86元，仓库费271,490元，人员工资63,180元，上述合计34,473,739.33元。经计算，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不欠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费用，因此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主张欠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潘龙法、潘金贤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人民法院（2020）新3126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82.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71.51元，由被上诉人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炳   坤审  判  员   艾克拜尔·买代提审  判  员   木业赛尔·热瓦甫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二 日书  记  员   乔   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