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2民终6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超笛，男，1984年9月16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景旅，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莎莎，女，199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上诉人何超笛因与被上诉人邓莎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6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超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景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邓莎莎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超笛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邓莎莎应继续偿还欠款5714元及57926元，共计63640元，从2020年7月8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莎莎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何超笛在一审提交转账凭据、微信及支付宝转款的证据中，虽然有多笔款项谐音与情侣间示爱语言类似，但何超笛在后续与邓莎莎的结算中已明示属于借款。 二、何超笛刷本人信用卡向邓莎莎出借款的事实，虽然何超笛提交银行对账单显示与邓莎莎的信用卡刷卡消费的商户不同，但都是通过同一台POS机进行，即邓莎莎自持POS机刷卡产生，而不是何超笛实际在该商户的消费行为。何超笛为证明上述主张，在一审时已向法院提交相关视频，视频内容为何超笛与邓莎莎通过邓莎莎的POS机刷卡套现，并向邓莎莎出借款的经过，但一审法院并未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何超笛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邓莎莎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何超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邓莎莎归还何超笛借款120693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法院立案之日起计算至偿还本金之日止）；2、邓莎莎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何超笛与邓莎莎通过网络聊天认识，后发展为情侣关系，两人在恋爱期间，通过微信及支付宝等有较频繁的资金往来。何超笛通过微信向邓莎莎转账的笔次、时间及金额如下：1、2020年2月3日19点37分发微信红包200元；2、2月5日9点40分发微信红包520元；3、2月5日11点39分发微信红包520元；4、2月5日11点39分发微信红包1314元；5、2月5日11点43分微信转账1660元；6、2月28日22时34分微信转账200元；7、3月1日22时11分微信转账4000元；8、3月8日21时48分微信转账800元；9、3月13日22时20分微信转账500元；10、3月20日21时33分微信转账1500元（以上微信转账合计11214元）。 何超笛通过支付宝（含余额宝）向邓莎莎转账的笔次、时间及金额如下：11、3月30日21时18分支付宝转账2800元；12、3月30日21时46分支付宝转账700元（从工商银行8780卡内支付）；13、4月18日20时55分支付宝转账1200元；14、4月28日22时20分支付宝转账1800元；15、5月13日21时01分支付宝转账7000元；16、5月19日22时55分支付宝转账5200元；17、5月27日20时0分支付宝转账2000元；18、6月3日20时51分支付宝转账4000元；19、6月6日20时28分支付宝转账8000元（以上支付宝转账合计32700元）。 何超笛通过银行卡向邓莎莎（招商银行尾号1006账户）转账的笔次、时间及金额如下：20、5月27日19时55分通过工商银行转账6000元；21、5月27日19时56分通过工商银行转账6000元；22、5月27日19时59分通过工商银行转账6000元（以上银行转账合计18000元）。 何超笛与邓莎莎恋爱期间，多次发生矛盾争吵，后又和好。2020年6月中旬之后，双方矛盾再次升级后分手，何超笛通过微信方式催促邓莎莎还钱，但未果。在双方多次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未确认借款金额。现何超笛认为邓莎莎应归还其借款，遂诉至该院，并提出上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超笛通过微信、支付宝方式向邓莎莎转账的行为是否构成借贷关系，何超笛诉请邓莎莎归还借款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首先，本案中，何超笛提供了多笔银行转账、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其向邓莎莎转账的事实，且双方的微信聊天中，何超笛要求邓莎莎归还借款，故该院对何超笛通过微信、支付宝方式和银行转账方式向邓莎莎转账的行为构成借贷关系予以认定。但何超笛向邓莎莎转账的多笔款项中，其中微信第1至第6笔、第8至第9笔，合计5714元，因数字谐音特征明显与情侣间示爱语言类似，或在聊天中表示赠与对方，何超笛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该8笔款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故该8笔款项应视为何超笛对邓莎莎的赠与，应从转账总金额中予以扣减。据此，何超笛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及支付宝共向邓莎莎转账61914元，扣减上述8笔款项合计5714元，剩余56200元应认定为何超笛与邓莎莎之间借款，并应从起诉之日起按年率6%支付利息至邓莎莎清偿之日止。 其次，关于何超笛主张邓莎莎使用其信用卡刷卡消费54427元问题。本案中，何超笛仅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显示，持卡人为何超笛在深圳市新都量贩式娱乐中心、深圳市罗湖区深圳市盐田区社宁里棋牌室、深圳市宝安区福海丽生源美容店、深圳市龙岗水潮娱乐城、深圳市西乡星光灿烂歌舞厅、深圳市夜色西餐酒吧有限公司进行消费合计23笔金额共计54427元，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信用卡系邓莎莎持卡进行刷卡消费，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无法核实何超笛主张的上述事实，故何超笛该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第三，何超笛主张邓莎莎使用其信用卡刷卡消费（购买手机）3499元和用微信代付房租853元，仅提供了银行对账单消费支出，但未能反映款项为邓莎莎收取款项和消费的情况，故何超笛的该部分诉请，该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邓莎莎归还给何超笛借款56200元和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20年7月8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何超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14元（何超笛已预交），减半收取1357元，由何超笛负担725元，邓莎莎负担632元。 在二审期间，何超笛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遗漏查明何超笛与邓莎莎在2020年5月27日确认邓莎莎尚欠何超笛87777元的事实，因何超笛未提交邓莎莎认可尚欠何超笛87777元的证据，对何超笛主张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在二审中，何超笛提交说明一份，拟证明一审提交的证据7中名称为M0VA0019视频文件形成时间为2020年6月6日，M0VA0031、32、35、38、54视频文件形成时间为2020年5月24日，M0VA0013、14视频文件形成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VID20200506212002视频文件形成时间为2020年5月6日。 本院对何超笛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因上述证据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并已经质证，现何超笛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视频文件形成时间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作为新证据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超笛依据向邓莎莎的转款凭据、微信聊天记录，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邓莎莎尚欠借款120693元未还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邓莎莎向其偿还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认定何超笛与邓莎莎借贷关系部分成立，判决邓莎莎向何超笛偿还借款562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该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该判决作出后，对于何超笛认为邓莎莎在向何超笛偿还借款562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基础上，邓莎莎还应继续向其偿还欠款共计63640元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基于双方当事人因恋爱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分手时对何超笛向邓莎莎转款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并未达成共识，但是依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对何超笛多次向邓莎莎催还借款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根据何超笛向邓莎莎转款以及刷卡消费的用途分析，排除正常消费及赠予外，其余转款应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亦正确。此外，何超笛还主张其在邓莎莎自持POS机刷卡产生消费实际上是帮邓莎莎套现，也应计入借款的意见。因何超笛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且一审法院作了详细论述，本院赞同一审法院的观点和分析意见，不再赘述，何超笛对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故对何超笛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何超笛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上诉人何超笛已交纳），由上诉人何超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小军 审判员  朱立志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杨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