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兴翠，女，194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2，女，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合劲，男，200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1，男，200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定代理人：潘某2（系潘某1的母亲），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朝阳（受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共同授权委托），安徽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耀信，男，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姜飞云，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光良，男，198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奕诚（受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共同授权委托），无锡市梁溪区金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华，女，196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歆瑜，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兴，男，196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晨阳，江苏骏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与上诉人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被上诉人周建华、陈**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9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陈**兴将鱼出售给周建华，周建华再找张耀信等人为其拉网捕鱼，拉网的费用是周建华支付给张耀信等人的，故张耀信是为周建华拉网捕鱼的。2.张耀信等人把网下到对面的水里，然后叫聂恒来到下网的水里把网拉开。二、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意见的通知》第4条规定应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第3条第2项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有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单独赔偿项目，不影响赔偿总额，但需在死亡赔偿金中列支，以保护被抚养人的生存权益。根据上述规定，应先算出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具体数额，再与死亡赔偿金额数额相累加，以死亡赔偿金的名义作出判决，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判决主文中不再列明。本案中死亡赔偿金应为（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6789元）1155992.2元。一审法院对被抚养人生活费分文未判，有失公允。2.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聂恒来作为雇员没有过失，不应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聂恒来是在雇主张耀信的安排下下水拉网的，必须下水游过去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从岸上走不可能走到指定的水里位置的。同时从平时的拉网情况看，从水里游只有100米，从岸上走要走2-3公里后还要下水，时间根本来不及，所以大家都是选择从水里游过去的。聂恒来游过去拉网是平时拉网所采用的正常做法，而不是采用了非正常的危险的做法。张耀信并未阻止聂恒来下水，也未提供救生衣、救生圈等防护设备，更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2）即使聂恒来有一定的过失，也只能达到一般过失。对于受害人仅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聂恒来自行承担40%的责任不公正。3.一审判决周建华、陈**兴均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错误。（1）周建华和张耀信之间是承发包拉网捕鱼的合同关系，而不是中介关系。周建华明知张耀信等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却将拉网捕鱼的活发包给张耀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周建华应与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陈**兴作为鱼塘的养殖户，将鱼出售给周建华并委托周建华找人自行捕捞，未对周建华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尽到审查义务。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陈**兴没有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方案，没有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应承担过错责任。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二审辩称：1.其三人与周建华、陈**兴存在雇佣关系。应当由周建华、陈**兴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聂恒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下水捕鱼存在的风险应有明确认知，聂恒来不听劝阻仍坚持下水的法律后果应由聂恒来自行承担。3.陈**兴作为鱼塘负责人，负有安全生产义务，应保障聂恒来、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的人身安全，陈**兴应当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三人与聂恒来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周建华二审辩称：陈光良、张耀信、姜飞云三人合伙组成打网队，手下有周某、姜新军、聂恒来三个工人。陈光良、张耀信、姜飞云三人与聂恒来是雇佣关系。周建华受陈**兴委托介绍捕鱼、拉网捕鱼，并从陈**兴的鱼款中直接扣除，也未在其中收取差价，实际拉网捕鱼款是由陈**兴支付。周建华与张耀信三人之间是中介关系，不承担任何责任。聂恒来作为成年人从事拉网捕鱼工作，应意识到下水的危险性，聂恒来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陈**兴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1.陈**兴与周建华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捕鱼款是在陈**兴卖鱼所得中扣除,但是该笔款周建华是否从中抽头无法确定。2.和桥派出所对姜飞云、张耀信、陈光良所做的调查笔录中，张耀信和陈光良一致认可聂恒来是受他们三人雇佣，且姜飞云、张耀信、陈光良所得款项在扣除聂恒来等人的工资后由三人平分，捕捞作业所用的设备也是三人合伙购买，所以姜飞云、张耀信、陈光良三人与聂恒来是典型的雇佣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其和周建华系承揽合同关系,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受害者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资质,否则其不需要承担责任。聂恒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在场的张耀信等人极力劝阻聂恒来不要下河游泳，但是聂恒来未能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聂恒来本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为营救聂恒来造成其池塘里的鱼大量死亡，据初步估算损失接近30万元。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周建华与陈**兴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陈**兴将其鱼塘中的鱼贩卖给周建华，周建华当场在陈**兴的鱼塘捕鱼过秤后再转卖给车贩，而两人均不具备大量捕鱼的能力，需要雇佣专业捕鱼队进行操作，所以由周建华联系了张耀信，张耀信又联系了聂恒来、姜新军、周某三人一起进行捕鱼作业，应当支付给张耀信等人的捕鱼款是从周建华的买鱼款中扣除的。至此，客观上形成陈**兴和周建华共同雇佣张耀信、聂恒来、姜新军、周某的事实。至于陈**兴与周建华是何种方式结算不影响两人共同雇佣张耀信、聂恒来、姜新军、周某的事实。2.张耀信组织捕鱼是履行职务行为，后果应由雇主陈**兴、周建华承担，且张耀信等人捕鱼为陈**兴、周建华创造了利益，陈**兴、周建华作为受益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张耀信等人经陈**兴许可进行捕鱼作业，陈**兴作为鱼塘负责人有义务保障张耀信等人生命财产安全，发生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3.周建华承担责任基于其与死者聂恒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非安全保障义务，陈**兴应承担责任基于其与死者聂恒来存在雇佣关系和安全保障的双重义务。二、聂恒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下水游到对岸可能存在的风险，其应当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张耀兴作为雇员不负有提供救生衣等防护设备等义务，张耀信见聂恒来准备下水时劝其不要下水游到对面，要从岸边走到对面，聂恒来不听劝阻坚持下水。张耀信在公安笔录上也陈述其劝阻未果。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二审辩称：1.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共同雇佣了聂恒来捕鱼，三人与聂恒来之间是雇佣关系，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2.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捕鱼是基于周建华买鱼后将捕鱼的劳务发包给三人，所以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之间是承发包关系，周建华作为发包人应与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陈**兴是鱼塘的养殖户，其对鱼塘中所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应承担过错责任。4.聂恒来是基于张耀信的安排到水中把网张开，张耀信并未进行劝阻，也没有提供救生衣、救生圈等防护措施，聂恒来本人没有过错。周建华二审辩称：除前述答辩意见外，周建华与陈**兴之间有对账单，因为陈**兴尚欠其饲料款。所以双方约定在最后结算的时候将捕鱼款从中直接扣除。陈**兴二审辩称：除前述答辩意见外，根据派出所对张耀信和陈光良所做的笔录，两人已经自认是雇主。所以，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否认和聂恒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周建华、陈**兴赔偿其因聂恒来死亡造成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计12642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兴是宜兴市和桥镇同里村吴大桥鱼塘的养殖户，陈**兴将该鱼塘的鱼出售给周建华，周建华是贩鱼和卖鱼饲料的。陈**兴通过周建华联系到了张耀信为其拉网捕鱼。陈**兴的鱼塘面积约为47亩。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和桥派出所的五份询问笔录，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22日下午，张耀信带着聂恒来、姜新军、周某在陈**兴的鱼塘拉网捕鱼，张耀信、姜新军、周某在下网，张耀信叫聂恒来到对岸帮着拉网，鱼塘周围是可以行走的，但是聂恒来采取了游过去的方式，在游到对岸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溺亡。在当天，张耀信在打网捕鱼的过程中，并未发放救生衣等防护物品。周建华与陈**兴均不在捕鱼现场。一审另查明，陈光良、姜飞云、张耀信三人在2019年下半年合伙购买了网船、网、车子，当时每人拿出2万多元购买设备。平时由张耀信负责管理，雇佣了周某、姜新军、聂恒来打网捕鱼。平时打一次网的费用是1800元，该款由周建华从陈**兴的卖鱼款中直接扣下，支付给张耀信等人，周建华自己不承担款项。张耀信付给周某等人工资后，剩下的钱由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均分。事故发生后，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周建华分别支付给原告方5万元，陈**兴支付了3万元。聂恒来现有继承人为：母亲曹兴翠、妻子潘某2、长子潘合劲、次子潘某1。一审中，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一方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周某证明：聂恒来是其姐夫，聂恒来落水时其在现场拉网捕鱼，当时张耀信、姜新军和其三个人在下网，张耀信让聂恒来去对岸拉网，从岸上走过去要300米，游过去只要100米，聂恒来就下水游泳过去。张耀信没有让聂恒来游过去，但是当场也没人劝阻聂恒来不要游过去。是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个人发工资的，其工资是从姜飞云手里拿的。各方当事人就聂恒来死亡，导致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一方的以下项目损失一致确认：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4826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事实，有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周某书面情况说明、户口簿、村委证明、家庭关系证明、曹兴翠残疾证、双庙职业中学证明、和桥派出所询问笔录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损害的，应由雇主承担责任，个人存在过错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周建华、陈**兴、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二、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一方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周建华、陈**兴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周建华、陈**兴、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周某的陈述，陈**兴作为鱼塘养殖户，通过鱼贩周建华联系到张耀信的捕鱼队打网，捕鱼款从周建华的买鱼款中扣除，支付给张耀信，张耀信再支付给聂恒来、姜新军、周某。因此，陈**兴与张耀信之间是承揽关系，周建华与张耀信只是中介关系，聂恒来的雇主是张耀信，而不是周建华、陈**兴。周建华、陈**兴与聂恒来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2.张耀信组织捕鱼，在宜兴市农村的一般性池塘，只需用踏网拉捕即可，并不需要特定许可，法律法规也没有强制规定，要有许可资格或者安全资格，周建华与陈**兴并不承担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3.本案中，聂恒来下水游泳至池塘对面，周建华与陈**兴未在现场，也未作出任何错误指示，并没有任何过错。故周建华与陈**兴无任何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合伙组成捕鱼队，并雇用聂恒来、姜新军、周某三人，形成雇佣关系，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应当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2.张耀信在组织捕鱼时，客观上存在着危险，但是张耀信作为雇主没有提供救生衣等防护设备。3.聂恒来虽自称会游泳，在下水游至对岸时，张耀信未及时有效制止。4.张耀信、姜新军、陈光良是三人合伙，由张耀信具体负责捕鱼，故三个合伙人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聂恒来应当知晓从鱼塘游到对岸有风险，但其没有选择在鱼塘边步行至对面的方式，而是下河游至对岸，该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本次事故聂恒来自身存在过失。综上，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为合伙关系，作为聂恒来的雇主，对于聂恒来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酌定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各方已确认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8263.5元，法院予以确认。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不再作为单独赔偿项目，该费用已包含在死亡赔偿金内，故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一方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误工费，法院酌定办理丧葬事宜3人7天计算为5553.61元（96527元／年÷365天×21天）。交通费和住宿费部分，虽然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未提供交通费和住宿费的发票，但客观上聂恒来亲属需要到宜兴办理丧葬事宜，法院酌定交通费1500元、住宿费2000元。此三项合计9053.61元。综上，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4826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500元、误工费5553.61元、住宿费2000元，合计1156520.31元。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693912.19元，三人已支付15万元，故还应当赔偿543912.19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损失543912.19元。二、驳回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60元，由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负担1445元，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负担1915元。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应负担部分已由潘某2垫付，潘某2同意其垫付的案件受理费1445元，法院不再退还。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潘某2。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提供：1.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系周建华妻子与姜飞云发生的捕鱼款转账。记账单照片打印件，是2020年12月24日周建华妻子通过微信发给姜飞云，记录了周建华雇佣张耀信到各个鱼塘捕鱼的明细。2.事发鱼塘照片，证明该鱼塘四周没有警示标志，没有安全保障，陈**兴没有尽到安全生产保障义务。3.姜新军的证人证言。姜新军到庭陈述“事发当天，我们四人在干活，张耀新带头让我们干活，张耀信指挥聂恒来去帮忙，聂恒来说不用，聂恒来说我们四人可以用手拉网。聂恒来下水我没有看见，然后我听周某当时说‘我哥，你要是不行，你可以手搭着我们的船走’。出事的时候，聂恒来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当天中午，周建华本来说鱼塘里的鱼不卖了，让我们把网收起来，但我们的老板张耀信当时接到了周建华的电话，让我们把网再下下去。如果不是再下这一网，聂恒来也不会出事。”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聂恒来、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与周建华、陈**兴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质证认为：1.对于微信转账记录和记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周建华付给张耀信等三人的捕鱼劳务费，可以证明周建华和张耀信三人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2.对照片的证明目的和证据三性均无异议。3.对姜新军的证言不予认可，姜新军是姜飞云的亲侄子，证言效力低，且姜新军陈述听到周某说的内容并无任何依据佐证。周建华质证认为：1.对微信转账记录和记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记账单图片上记载了网数和价格以及聂恒元等捕鱼的塘主姓名，其只是受这些塘主的委托代为支付款项，其中包括陈**兴。记账单上明确记载打鱼捕捞的费用是每网1800元，结合微信转账记录，最终也是按1800元每网进行结算，证实其从中未收取任何差价。2.对鱼塘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从鱼塘照片恰恰可以看出聂恒来只需走过去即可拉网，无需下水拉网。3.对姜新军的证言不认可，姜新军是姜飞云的亲戚，证明效力低，根据姜新军陈述的内容恰好说明聂恒来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示，是自己下水拉网的，应由聂恒来自行承担风险。陈**兴质证认为，1.对于微信记录，因为其不是当事人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恰恰证明周建华和姜飞云、张耀信、陈光良三人之间存在着长期且稳定的雇佣或承揽关系，根据微信记录无法排除周建华是否从中抽头。2.无法确认照片拍摄于涉案鱼塘。鱼塘并非公共场所，而是其承包的私人鱼塘，无需设置警示标志，况且聂恒元等从事的工作本身就要在鱼塘周边。3.对姜新军的证言不予认可，因姜新军是姜飞云的侄子，且一审并未出庭作证，姜新军在庭前已对本案有详细的了解，不具备作证的资格。周建华提供：其本人书写、陈**兴签字确认的结账单。证明陈**兴委托其支付打鱼款，因陈**兴本身欠其饲料款。所以，打鱼款是从中抵扣的。结账单最下面“转在2020年饲料款”，可以说明陈**兴资金紧张，委托其直接支付打鱼款。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质证认为，对结账单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质证认为，对结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陈**兴质证认为，对结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周建华是否从中抽头，其和周建华之间还存在鱼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其鱼塘所用饲料均由周建华提供，故结账单最后注明“转在2020年饲料欠账”，周建华将捕鱼款从卖鱼款中扣除，仅是将该款转嫁到养殖户头上的一种方式而已。二审另查明，安徽省五河县双忠庙镇聂圩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9月5日出具家庭关系证明，曹兴翠与聂民昌（已去世）共育有四子一女，分别为聂恒中、聂恒来、聂恒良、聂恒巧、聂恒美。安徽省五河县双忠庙镇张滩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9月6日出具家庭关系证明，聂恒来与潘成娇共育有二子，分别为潘合劲（2002年4月10日出生）、潘某1（2006年10月1日出生）。以上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姜新军的证言、结账单、家庭关系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认定由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承担60%的赔偿责任是否合理；二、一审认定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聂恒来等人应张耀信要求至涉案鱼塘开展打网捕鱼工作，其中，捕鱼设备由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三人合伙购买并提供，劳动报酬亦由张耀信支付，剩余收入由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均分。据此，应认定聂恒来与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三人形成劳务关系，聂恒来因提供劳务而溺亡，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聂恒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打网捕鱼的环境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应当预见到下河游至对岸存在一定的风险，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在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后酌定由张耀信、陈光良、姜飞云对聂恒来家属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应属合理。关于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称陈**兴、周建华共同雇佣其三人以及聂慎来、姜新军、周某的意见。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佣人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给付约定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的标的在于劳务本身，在支付报酬上一般表现为按提供劳务的时间计算报酬。本案中，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三人合伙组成捕鱼队，自备劳动工具并召集工人至陈**兴承包的鱼塘打网捕鱼，其三人向陈**兴、周建华提供的是一次性劳动成果而非连续性劳务，报酬也是在捕鱼工作完成后进行统一结算而非根据劳务时间定期支付。所以，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与陈**兴、周建华之间不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本院对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主张周建华作为捕鱼业务发包人、陈**兴作为鱼塘承包方未尽安全生产条件审查义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发包人、分包人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条件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结合本案事实，法律法规针对农村承包鱼塘拉网捕鱼需具备何种特种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并未作出任何强制性规定，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周建华、陈**兴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单独赔偿项目，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但不影响赔偿总额。该规定明确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二者的关系，鉴于死亡赔偿金实际是对被侵权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支出实际来源于被侵权人的收入。上述实施方案中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中实际已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但考虑到保护被扶养人的生存权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在死亡赔偿金中列支。据此，一审认定的死亡赔偿金总额1049203.2元正确，该金额中已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3439.5元，其中，潘某166742.5元（26697×5年÷2人）、曹兴翠26697元（26697×5年÷5人）。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上诉主张应先算出被抚养人生活费数额，再与死亡赔偿金数额相累加的计算方法，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与上诉人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元，由上诉人曹兴翠、潘某2、潘合劲、潘某1负担1560元，上诉人张耀信、姜飞云、陈光良负担15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伟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杜凤君书记员庄茂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