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再9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占阳，男，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文，辽宁华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硕，辽宁华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水吉县岔路河镇工业区青岛街东侧。法定代表人：张海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晟，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于飞，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铁西区（11门）。再审申请人董占阳因与被申请人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公司）、于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辽01民终15550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1年3月9日作出（2021）辽民申27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占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文、王硕，被申请人科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张晟到庭参加诉讼；于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占阳申请再审称，请求:l.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5550号民事判决；2.维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15850号民事判决；3.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等全部由科龙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购销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对科龙公司发生效力。董占阳与科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于飞签字并加盖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印章，科龙公司对此认可，该印章能够代表科龙公司，于飞是科龙公司的员工，系科龙公司辽宁省内恒大项目部负责人，其与董占阳签订《购销合同》为科龙公司辽宁省内恒大项目采购酚醛板的行为系执行科龙公司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2.董占阳在订立《购销合同》之时亦有理由相信于飞有充足的代理权，是善意相对人，于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董占阳在订立《购销合同》之时，于飞为科龙公司辽宁省内恒大项目部负责人，与科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持有一直对外使用的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印章，所提供的《购销合同》文本也是科龙公司的制式合同，其具备了足够的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董占阳完全有理由相信于飞具有为科龙公司购买保温材料的代理权，董占阳提供的保温材料也用于科龙公司承建的恒大项目工程中。董占阳在另案中的证言未被另案判决采信，没有任何证明力。3.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董占阳提供的《销售票》由好为尔公司出票，记载采购商为科龙公司及项目名称，没有体现出董占阳是因为董占阳指示好为尔公司出货后直接送至科龙公司承建的恒大项目工地，董占阳出于信任和便利的角度，未要求好为尔公司更改《销售票》上采购商的名字。并且科龙公司实际使用了董占阳供应的保温材料，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0日向施工单位科龙公司支付了工程款，科龙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亦应承担本案材料款的给付责任。4.即便认定于飞是无权代理，董占阳依旧是善意无过失相对人。5.于飞多次重复性地在各种与项目相关的文件上加盖项目部印章，为科龙公司实施代理行为，科龙公司也明知于飞实施代理行为而不作反对表示，应视为科龙公司对于飞的系列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6.本案应以董占阳提供的对账单作为定案依据。董占阳一审提供的对账单上有科龙恒大项目部印章，说明双方已完成对账，科龙公司认可董占阳供货行为及金额。科龙公司辩称，1．于飞自认实际施工人身份，承认案涉《购销合同》与科龙无关，并承诺自担风险。《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可证实于飞为实际施工人。于飞、王某1共同管理吉林科龙公司在辽宁恒大的项目，恒大公司知晓并认可于飞是实际施工人，于飞另案两份笔录中均自认实际施工人身份，昂托普公司会计梁某也称于飞为实际施工人，于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实际施工人身份，于飞出具的《承诺函》可以证明其吉林科龙公司项目部印章为私刻。2.另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于飞实际施工人身份。于飞作为实际施工人因欠付农民工工资被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强长立公司诉吉林科龙公司案，再审法院认定于飞为实际施工人，依法驳回强长立公司再审申请。3.于飞与董占阳是合伙关系，董占阳在明知于飞实际施工人身份及私刻项目部印章的情况下，恶意签订《购销合同》。董占阳自认与于飞系合伙关系，在案涉合同签署前，于飞与董占阳就已经是多年的合伙关系，董占阳曾为于飞的债务进行担保。4.涉案合同为虚假合同，董占阳未提供合同真实履行证据，其与吉林科龙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于飞未提交答辩意见。董占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科龙公司给付董占阳货款人民币1256797.13元及利息（利息以1256797.13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诉讼费用由科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案涉工程由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科龙公司系承建商，辽宁地区的恒大地产合作项目由于飞负责。施工工程款由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转账给科龙公司。2017年6月20日董占阳与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董占阳向科龙公司施工的辽宁境内的各恒大工程项目供应保温材料酚醛板，2018年10月20日前付清材料款。合同签订后，董占阳向科龙公司施工的各工地供应了酚醛板，后经董占阳与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进行对账确认：其中沈阳恒大绿洲项目（项目地址：沈阳市于洪区南阳湖街）供货1770.1368立方米，单价710元/立方米，价款为人民币1256797.13元。上述合同及对账单上均盖有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的章。该章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一直对外使用。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与科龙公司签订的沈阳恒大绿洲保温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具体材料商有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3月20日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盖有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上书：2017年7月开始，董占阳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给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用于购买保温板，我公司受董占阳指示将其购买的保温材料分别送至沈阳恒大绿洲工地、沈阳恒大雅苑工地、沈阳恒大翡翠华庭工地、营口恒大绿洲工地。在第二次庭审中科龙公司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之后董占阳又向法庭补交《情况说明》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上补盖了法定代表人的公章及经办人的签名和联系电话。另查，2018年12月3日，科龙公司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管辖异议书，被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驳回后，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2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3月18日科龙公司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购销合同》的字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于2019年7月12日撤回鉴定申请。再查，2018年3月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起诉科龙公司、于飞要求支付2016年年底前所欠的货款2065737.11元及利息。对于2017年6月20日之后的保温材料未向科龙公司主张过权利。该部分保温材料的货款没有他人向科龙公司主张过，科龙公司也未向包括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在内的他人支付。于飞也表示案涉货款尚未支付。又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到沈阳市皇姑看守所向于飞询问。于飞表示与科龙公司系雇佣关系，即科龙公司单位的员工（时间大约在2015初年至2017年底），企业与其约定以提成方式兑现劳动报酬。双方不是挂靠关系，只是曾想形成合作关系，因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成功。双方没有签订挂靠、合作等协议。后自己被开除了。与董占阳签订购销合同是以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的名义签订的，其本人当时是以科龙公司员工（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签订的。其本人也没有借款购买材料。在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提出如何解释，其在几次庭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的问题。于飞表示在永吉县法院庭上的表述，是依科龙公司的要求表述的，否则科龙公司在收到工程款后，不支付劳务费、材料款，对其个人有影响；在其按科龙公司要求作证后，科龙公司依然不付款。所以其本人才向法院如实陈述事情经过。董占阳在永吉县人民法院所作的证人证言，也是依科龙公司的要求陈述的，目的是让科龙公司支付其材料款。另，科龙公司是直接向材料商和劳务公司支付款项。科龙公司没有在收到开发商支付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等约定费用后，将剩余的工程款全额支付给于飞。其本人也无权参与内部资金计划、申请及拨付，但能向科龙公司提供欠款明细。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科龙公司提出董占阳提起的本次诉讼，真实法律关系应是董占阳与于飞之间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系虚假诉讼，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故不予采信。关于科龙公司提出董占阳非开发商与其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供应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董占阳是否是约定的供应商，是否具有供货资质，与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实际履行无必然联系，不能以货物不是董占阳直接生产为由来否定董占阳作为买卖合同合法供货方的存在，董占阳本人虽不在指定供应商名单内，但董占阳提供的货物系科龙公司指定供应商生产的货物，且实际使用在案涉工地上，故对科龙公司以董占阳非开发商与其签订合同中约定的供应商、不具有供货资质来否定购销合同成立、生效，不予支持。关于科龙公司主张其与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直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货物的单价低于与董占阳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货物的单价的问题，因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系生产商，其出卖产品利润包括生产部分及销售部分，而董占阳的利润只在于厂家出厂价与董占阳销售价之间的差价，故双方之间存在差价是合理的。关于《购销合同》、对账单中使用的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的章的问题，因项目部的章本非法定备案章，且于飞作为项目负责人，一直对外使用，科龙公司对此未予以否认，故对该项目部的章在案涉购销合同中予以认可。关于董占阳、科龙公司是否是合同相对方，首先得确定科龙公司与于飞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科龙公司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25日给于飞交纳社保。二、科龙公司也没有与于飞签订挂靠协议或者其他有挂靠性质的相关协议。三、科龙公司没有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收到的工程款在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全额支付给于飞，其直接向他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与其提出于飞是实际施工人的主张相矛盾，不符合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四、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02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定事实：于飞原系科龙公司员工，后与科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现为昂托普公司法定代表人。五、至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依我国现有法律，不限于按月支付的一种方式，科龙公司据此主张于飞与其是挂靠关系，理由不足。故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25日期间一审法院对科龙公司提出于飞与科龙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于飞是实际是施工人的抗辩，不予采信。于飞至少在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期间应为科龙公司的员工，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系本案董占阳、科龙公司。关于董占阳、于飞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表述，因该二人此次庭审的表述与之后庭审的表述均不一致，且该次表述的内容有与事实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一、董占阳曾自称系于飞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现于飞、董占阳均予以否认，经查看工商登记，没有证据显示董占阳系于飞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二、于飞曾称和董占阳系合作关系，从2012年开始董占阳给昂托普、于飞、王某1注入资金，现于飞、董占阳均予以否认，经查看工商登记，昂托普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10月28日，故董占阳不可能在2012年即向昂托普公司注资。故对科龙公司仅以董占阳、于飞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所做的表述为由，称于飞系实际施工人，董占阳、于飞之间系虚假诉讼及于飞是实际施工人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科龙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情况说明、承诺函、下一步工作方案，鉴于于飞否认情况说明和承诺函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证据材料上没有写明时间，故不足以证明董占阳在签订、履行购销合同时，董占阳已认定、知晓于飞与科龙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于飞是用伪造的项目部章与其签订合同、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不是科龙公司而是于飞个人；下一步工作方案系2018年12月19日形成，为明确此时间后的工作方案，故不能以此否定之前已签订、履行的购销合同的效力；所以对科龙公司据此提出于飞与科龙公司之间一直是挂靠关系的抗辩，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于飞以科龙公司恒大项目部的名义与董占阳签订购销合同，董占阳已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理应有权主张货款，科龙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承建商，于飞至少在董占阳签订、履行合同期间系科龙公司单位员工，科龙公司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0于飞在当时不是其员工，而是挂靠关系，故于飞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后果应由科龙公司承担。基于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未向科龙公司主张过2017年6月20日之后的保温材料款的事实，且该部分保温材料的货款未有他人向科龙公司主张，科龙公司也未向他人支付过，同时又有销售单、对账单予以佐证，故对案涉货款发生的真实性、数额予以认定；且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8日开发商至少给科龙公司转账30多笔工程款，金额约在千万左右，科龙公司理应承担付款义务，科龙公司未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故对董占阳诉请科龙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董占阳货款人民币1256797.13元；二、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一次性给付董占阳货款人民币1256797.13元的利息（时间从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双方无其他纠纷。案件受理费16111.20元，保全费5000元，由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科龙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占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用、保全费用由董占阳、于飞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1、根据科龙公司提供证据反映出2017年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与科龙公司签订有购买保温材料酚醛板的《产品购销合同》。2、在（2018）吉0221民初499号民事案件审理中，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中反映出2017年7月-10月间，锦州市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为科龙公司供货金额为2616153.90元，已收货款2553054.61元，欠款总额为2128836.40元（上年结转欠款为2065737.11元）。在该案庭审中，董占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董占阳陈述“我和于飞合作，买的好为尔的料，于飞让我把付款打到好为尔的账上，时间记不清了，都是零零碎碎的，打过很多次款，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每次都是于飞说给好为尔打钱，我就负责给打钱”。于飞向董占阳发问“2017年让董占阳直接转给好为尔老板李明树数笔款项，总额240-250万元左右，你是否代表昂托普购买的？你与科龙公司有关吗？开具发票是给科龙公司开的吗？具体处理昂托普恒大工地现场业务及购买其他材料业务你是否参与了？”董占阳回答“对，我与科龙公司无关，我打给李明树每笔款项就代表昂托普公司购买好为尔公司的材料款，发票是开给科龙公司的。具体处理昂托普恒大工地现场业务及购买其他材料业务我参与了。”另在该案审理中，于飞陈述“昂托普与好为尔公司签订的合同为结算依据，和科龙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我为方便完税及开具发票。”和“昂托普公司到目前为止还在与好为尔公司合作中，资金仍然以个人或者公司的形式付款给锦州好为尔近300万元（2017-2018年），也委托吉林科龙完成其他缴税证明，材料供应商及劳务等等具体结算均与科龙公司无关，所有项目都是与我及昂托普结算及付款的。”3、在科龙公司提供的强长立公司与科龙公司、于飞、董占阳债务纠纷另案中证据中，反映出于飞为债务人、董占阳为担保人于2018年5月11日为强长立公司出具欠据。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签订买卖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能否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成立且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针对董占阳诉讼主张科龙公司否认双方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否认于飞代理行为，董占阳未能提供科龙公司为于飞出具的授权书，对此需审查于飞为行为人与科龙公司签订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通常情况下，于飞作为挂靠科龙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对外以科龙公司名义订立合同且加盖项目部公章，具有有代理权的表象，可认定为有效代理。但纵观本案事实，需审查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无过失，是否存在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真实的买卖业务往来，判定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比对审查双方举证，首先，董占阳针对合同履行所提供《销售票》为好为尔公司出票，《销售票》上均记载采购商为科龙公司及项目名称，并未反映出为董占阳；相反，科龙公司针对反驳主张提供了2017年其与好为尔公司签订有《购销合同》，反映出好为尔公司与科龙公司间在2017年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董占阳提供的《销售票》记载买卖双方主体一致。另从好为尔公司诉科龙公司和于飞的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2018）吉0221民初499号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案件中（所涉为2016年前欠款），好为尔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反映出2017年仍是好为尔公司与科龙公司间发生买卖业务，对于2017年新发生货款科龙公司已大部分支付完毕，与本案中董占阳主张2017年是其和好为尔公司发生买卖业务相矛盾。且在本案中董占阳也未能提供其和好为尔公司间订有买卖合同，好为尔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只反映出2017年向好为尔公司购货是由董占阳付款，并不能据此认定存在董占阳从好为尔公司买货再卖出的前提。再从该案中于飞的陈述意见和董占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于飞该案陈述2017年是其个人和昂托普公司与好为尔公司发生买卖业务，董占阳是按照其指示向好为尔公司付款，董占阳的证言认可于飞陈述意见，并说明本人为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和出资人，系代表昂托普公司向好为尔公司打款购买材料，与科龙公司无关；于飞所陈述2017年向好为尔公司付款240-250万元，与好为尔公司提供的《2017年吉林科龙发货明细》相一致。而在本案审理中，董占阳和于飞均反言否认在另案中陈述，主张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基于于飞与科龙公司间的关系，昂托普公司和科龙公司分别与好为尔公司间存在书面买卖合同，本院认为，董占阳和于飞在另案中的陈述属于客观陈述，董占阳本案举证不足以推翻二人在另案中陈述，综合审查证据，结合另案不能认定董占阳为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亦不能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间成立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合同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一审认定董占阳与科龙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判决科龙公司承担民事责任错误。董占阳可选择其他法律关系和主体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科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158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董占阳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6111.20元，均由董占阳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于飞作为被告在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2018）吉0221民初499号庭审笔录中陈述“……我是恒大这些项目实际施工人，自己施工，自己出资，自己组织劳务。……”该案笔录中董占阳陈述“……2016年底前应该没有以我个人名义打过款，在此之前给昂托普打过款。”科龙公司问董占阳“你和昂托普是什么关系？昂托普和好为尔就辽宁省恒大项目所签订的合同你知道么？”董占阳回答“出资人，知道这个合同，是事实。”于飞于2019年12月3日在皇姑区看守所询问室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所有涉及恒大工程的所有项目、业务往来都是我自己出资”于飞于2019年12月4日在皇姑区看守所询问室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董占阳是我的一个朋友，董占阳给我送过工程材料，昂托普公司账户打给董占阳的钱都是支付材料款的钱。”梁某于2019年12月6日在永吉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陈述“于飞挂靠科龙公司同沈阳恒大公司签订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合同……”“董占阳借给于飞钱，并且董占阳给于飞联系过工程材料……”。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认为“……于飞系挂靠科龙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其自认自己施工，自己出资，自己组织劳务承包了恒大辽宁地产公司开发的部分外墙保温工程，且好为尔公司所供货均由于飞所安排的人员接收，于飞为实际购买人……”。本院（2019）辽01刑终690号民事裁定认为“……经查，证人魏某、王某1、王某2、梁某、张某、李某等人的证言，商业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施工合同、劳务分包协议、保温施工协议等证据，能够证实吉林科龙公司承揽了恒大雅苑楼外墙保温工程后，与大连常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上诉人于飞又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的辽宁昂托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魏某签订保温施工协议，吉林科龙公司将工程款给付大连常瑞，大连常瑞又给付上诉人于飞，合同履行过程中，于飞未按施工进度向农民工支付劳动报酬，且于飞在沈阳苏家屯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出具的收款收据、承诺书实际施工人处签字确认，证明上诉人于飞是实际施工人……”。本院再审认为，关于于飞身份的问题。另案中，于飞作为被告在吉林市永吉县人民法院（2018）吉0221民初499号庭审笔录中明确陈述“……我是恒大这些项目实际施工人，自己施工，自己出资，自己组织劳务。……”但在本案中于飞主张其在该案中陈述的内容系依科龙公司的要求作出的，其与科龙公司系雇佣关系。本院认为，首先，虽然科龙公司曾为于飞缴纳过保险，但于飞是否是实际施工人与其是否曾系科龙公司员工并不存在矛盾。其次，于飞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陈述系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且该陈述的内容与其于2019年12月3日在皇姑区看守所询问室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所有涉及恒大工程的所有项目、业务往来都是我自己出资”及梁某（于飞为法人的昂托普公司会计）于2019年12月6日在永吉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陈述“于飞挂靠科龙公司同沈阳恒大公司签订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合同……”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再次，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2019）辽01刑终690号民事裁定均已认定于飞系实际施工人。因此，可以认定于飞是恒大外墙保温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与科龙公司系挂靠关系。关于于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虽然案涉购销合同中加盖科龙公司项目部章，但如上所述，于飞系实际施工人，在没有科龙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以科龙公司的名义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在另案好为尔公司诉科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董占阳作为证人出庭，其陈述“是于飞昂托普公司的合伙人”“我和于飞合作，买的好为尔的料，于飞让我把付款打到好为尔的账上，时间记不清了，都是零零碎碎的，打过很多次款，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每次都是于飞说给好为尔打钱，我就负责给打钱。”“我与科龙公司无关，我打给李明树每笔款项就代表昂托普公司购买好为尔公司的材料款。……具体处理昂托普恒大工地现场业务及购买其他材料业务我参与了。”其在该案中还陈述“……2016年底前应该没有以我个人名义打过款，在此之前给昂托普打过款。”科龙公司问董占阳“你和昂托普是什么关系？昂托普和好为尔就辽宁省恒大项目所签订的合同你知道么？”董占阳回答“出资人，知道这个合同，是事实。”从上述董占阳的陈述内容可以看出，董占阳参与了该案案涉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并作为该案证人出庭作证，而该案案涉购销合同系2015年昂托普公司与好为尔公司签订的，而本案购销合同系2017年签订的，说明董占阳在签订本案购销合同前就已经知晓于飞是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董占阳主张其在另案中的证言系依科龙公司的要求作出的，其仅与科龙公司签订过购销合同，与昂托普公司没有经济往来。但董占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证言系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且梁某于2019年12月6日在永吉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陈述“董占阳借给于飞钱，并且董占阳给于飞联系过工程材料……”，于飞于2019年12月4日在皇姑区看守所询问室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董占阳是我的一个朋友，董占阳给我送过工程材料，昂托普公司账户打给董占阳的钱都是支付材料款的钱。”另根据昂托普公司用于往来交易的该公司员工王某1的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董占阳与昂托普公司有多笔交易记录，在2017年7月24日该账户曾向董占阳账户转款并标注为好为尔材料款，上述事实与董占阳在另案中的证言互相印证，故对董占阳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董占阳在与于飞签订案涉购销合同时，对于飞的身份系明知，于飞以科龙公司名义与董占阳订立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董占阳向科龙公司主张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辽01民终1555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亮审判员 石 兴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胡志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