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元海，男，汉族，1976年6月25日生，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霄，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志贵，男，满族，1970年1月15日生，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兰，系王志贵妻，195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华，辽宁弘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吴汉东，男，汉族，1989年6月30日生，住福建省晋江市。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吴丽英，女，汉族，1981年12月1日生，住福建省晋江市。吴元海诉王志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曾作出(2016)辽0291民初6129号民事判决，王志贵不服，提出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7)辽02民终7104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辽0291民初612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追加吴汉东、吴丽英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作出(2017)辽0291民初7045号民事判决。吴元海与王志贵均不服，提起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辽02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吴元海与王志贵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20）辽02民申990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吴元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霄，再审申请人王志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兰、刘长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汉东、吴丽英经合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元海再审请求为：一、请求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判7038号民事判决。二、判令王元贵给付本人煤款644925元。事实和理由：1、本案除68张计量单外，还有5张欠条及双方之间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在起诉前王元贵尚欠本人60余万元的款项。2、经调取银行流水核对，有6笔款项合计64910元对方根本没有汇给本人。王志贵再审请求为：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判70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的交易总额和付款金额严重错误。2、本人于2014年12月16日转账的首笔款10万元应计算为涉案煤款。3、吴元海亦向本人购煤127吨，应折抵本人的买煤款。4、本人向吴元海银行支付695968.5元，而不是674921.5元。2016年9月，吴元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志贵给付吴元海煤款64492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加算50%)。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辽0291民初704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自2014年12月16日以前开始，至2016年1月4日期间，王志贵多次向吴元海购买煤炭。双方交易时按照交货后不定期付款的方式结算，结算主要以按计量单单笔现金结付或银行卡、网银不定额转账支付的方式进行。对于已经结算给付的购煤款，以在计量单上写明“已付”、从“欠条”记录中勾销的方式予以标注。据计量单及“欠条”内容显示，双方结算并非按照实际交易的时间顺序逐笔结付，明显存在结算付款与新生交易在时间上随机发生、无序交叉的情况。吴元海在诉讼中提交了始自2014年12月18日的计量单若干份、载有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27日逐笔交易数额的“欠条”一组及2016年1月4日欠条一份；王志贵提交了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2月4日间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及网银向第三人吴汉东、吴丽英陆续付款的支付凭证。除此之外，吴元海、王志贵双方均未提供能够体现交易货物总量、货款总额的明细账目或其他交易资料。吴元海提交的有王志贵签名的计量单及“欠条”显示，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27日未结货款总计720258元；另据吴元海提交的2016年1月4日署名王志贵的单张欠条显示，王志贵欠吴元海煤款24660元，王志贵对此予以认可。以上两项合计744918元。王志贵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及网银支付凭证显示，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12月4日王志贵共向第三人吴汉东、吴丽英陆续支付674920.70元，吴元海对其中2014年12月16日、2015年4月10日各100000元认可系对方支付的购煤欠款并已在诉请数额中予以排除，对其余474920.70元则主张系王志贵支付的其他交易款、与本案诉请无关。经比对双方分别提交的计量单、“欠条”及银行卡交易明细、网银支付凭证，在上述王志贵所支付的474920.70元中，有三笔付款在“欠条”中显示已划掉，分别为：2015年3月1日7214.90元(“欠条”显示对应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对应金额为7215元)、2015年3月3日8115.80元(“欠条”显示对应日期为2015年3月1日，对应金额为8115元)、2015年3月11日20424元(“欠条”显示对应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三笔合计35754.70元与吴元海上述主张相印证，其余439166元已付款则无从查对。吴元海还提交了其指称时间为2015年8月15日、11月15日、12月14日的吴元海与王志贵的电话通话录音，及指称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的吴元海与王志贵妻子王志兰的电话通话录音，上述录音内容显示，吴元海在通话过程中多次表示王志贵欠其煤款六十余万元，王志贵及其妻子均未予以反驳，且均表示暂时无力偿还欠款。但对于以上通话录音，吴元海均未提供电信部门关于通话发生时间的记录明细予以佐证。除前述2016年1月4日的单张欠条显示王志贵欠吴元海煤款24660元之外，双方均认可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1月期间再无其他交易，吴元海亦未主张在此期间王志贵欠付其他货款。王志贵另于2015年12月29日通过网银转账方式曾向第三人吴汉东支付6963元。另查，在本案原审过程中，王志贵申请对吴元海提交的其中四份欠条的“欠条”和“本人于2014年12月18日(另三份欠条此处书写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1月22日)起欠吴元海煤款如下”等字样的书写时间与该欠条明细的最后一项以及该欠条下方落款处“王志贵”及其身份证号码的书写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对吴元海提交的其中九张计量单落款处“王志贵”是否为王志贵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经两次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最终由于王志贵逾期未交纳鉴定费及检材超出检验时效、不具备检验条件，鉴定机构对申请鉴定事项分别未予鉴定或予以退鉴。在本案重审过程中，王志贵又申请对上述2015年8月15日、11月15日、12月14日三次通话录音证据的真正形成时间及录音内容是否经过剪辑进行鉴定。经依法选定并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日出具LNXY-2018-SHJ-008号《终止鉴定告知书》，表明：对录音内容是否剪辑，因检材不符合录音真实性鉴定对检材的质量要求，不具备检验条件，不能结论；录音形成时间超出鉴定机构鉴定能力范围，故而决定退鉴。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吴元海否认案外人吴汉东、吴丽英二人陆续接收王志贵付款的行为与本案争议所涉煤炭购销交易存在关联。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应吴元海申请决定追加吴汉东、吴丽英为第三人。吴汉东、吴丽英参加诉讼后，均当庭确认其二人系受吴元海指定接受王志贵给付购煤交易款，其二人与王志贵并无其他业务及资金往来，吴元海对吴汉东、吴丽英陈述均予认可。该判决认为，吴元海、王志贵因煤炭买卖而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属实、合法。王志贵向吴元海购买煤炭，即应向吴元海支付相应的煤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由于双方未对煤款的支付时间予以约定，亦无据证明双方的交易惯例，故王志贵应在收到煤炭的同时支付相应的货款。现吴元海诉请判令王志贵支付2014年12月18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陆续购煤货款644925元，王志贵辩称其于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28日期间向对方共计支付574920.70元，其对吴元海主张的欠款已经大部分履行给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吴元海应就其主张的欠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志贵应就其主张的已经清结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鉴于无法对双方实际交易及结算情况逐笔加以厘清和认定，亦无据核对双方全部交易的货物总量、货款总额，故仅能就现有证据加以分析，并综合证据及各方陈述情况认定案情事实、作出相应裁判。现对双方没有争议的2016年1月4日欠条及王志贵银行卡交易明细、网银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采信认定；对双方争议较大的证据，作如下分析：1、关于吴元海提供的通话录音证据。吴元海认为，2015年12月14日以及之前的一系列录音，王志贵均确认欠吴元海60几万尾款没还，所以王志贵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经查，在吴元海提供的其指称时间分别为2015年12月14日、2015年8月15日的其与王志贵电话通话录音中，有吴元海表示“你欠我60多万怎么办？”及“你别说60万两分利息，利息都得多少钱了？”等内容，在吴元海提供的其指称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的其与王志兰电话通话录音中，有吴元海表示“那60几万什么时候给我？”等内容。在上述通话中，王志贵及王志兰均未对吴元海所说的欠款一事及其数额提出明确反驳或质疑。现王志贵对该组录音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谈话内容及通话具体时间存在编辑、篡改的可能性，但对双方通话人的身份未表示异议。以上通话录音可以反映出王志贵存在曾经欠付吴元海60余万元购煤货款的事实，但缺少关于通话具体发生时间的确凿证据，故对该组通话录音证据的内容，予以部分采信，并结合其他证据对案情加以综合分析认定。关于吴元海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邢姐”的通话录音，因吴元海未举证证明通话人“邢姐”身份的真实性，况且“邢姐”并非王志贵本人，其谈话内容不能用以直接证明王志贵欠款情况。故对该份通话录音证据，不予采信。2、关于吴元海所举的“欠条”证据。其显示内容为王志贵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间收取吴元海所供煤炭并拖欠吴元海煤款720258元。经查，该四份欠条采取“本人于2014年12月18日（另三份欠条此处书写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1月22日）起欠吴元海煤款如下”的表述方式，据吴元海陈述，如果王志贵给付了某笔，吴元海会将欠条中所记载的对应交易记录划掉，并提交了部分已结算的计量单对此加以佐证。经与各单笔计量单比对，可以印证吴元海陈述；另经审查比对双方证据，亦可表明王志贵付给二第三人的诸笔款项中，确有能与欠条、计量单所载交易相互对应且已被划掉者。该组“欠条”所载的内容能够与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可以基本反映双方交易的大体情况，其所载金额亦与吴元海主张基本吻合，故对该组“欠条”所载的内容予以采信。但该组证据在形式上明显有别于常规，其虽名为欠条，实质系在交易记录清单上直接勾销已结算的单笔交易记录，其记录形式具有开放性，记录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无法直接证明对每一笔已付货款均已及时、准确勾销，因此不足以独立证明整体案情及吴元海主张，尤其不能直接证明吴元海、第三人关于王志贵已付的60余万元均系其他交易款、与吴元海主张的尚欠数额无关的陈述意见，需结合其他证据对案情加以综合分析认定。3、关于吴元海所举的计量单证据。经查，该组证据中有一部分可与“欠条”所载内容相吻合，但亦有大量计量单上并未写明交易货物量及货款金额。且据双方陈述，实际交易量远大于吴元海提交的计量单所载明的交易量。故仅凭该组计量单，无法全面准确证实双方交易情况及本案争议事实，其中部分计量单仅可用于印证一部分交易款已经结算并在“欠条”中勾销的情况。因此，对于该组证据予以部分采信，用以综合分析、判断案件相关情况，对于其中所载内容与“欠条”及王志贵提交的银行卡、网银交易明细不相关联的计量单，不予采信作为证据使用。综上，吴元海主张王志贵自2014年12月18日起欠付货款60余万元具有真实可信性，故对其向王志贵主张欠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因缺乏通话记录单等确凿证据对通话时间予以佐证，故对其关于王志贵方在2015年12月时仍对欠款60余万元予以承认的主张意见不予支持。现王志贵对仍欠吴元海煤款的事实不予否认，但辩称仅余6万余元欠款未付，因此结合证据及双方陈述就欠款数额问题分析、认定如下：经审理查明，吴元海主张王志贵支付2014年12月18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的购煤欠款应为644918元；王志贵于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1月28日期间，已通过第三人吴汉东、吴丽英向吴元海共计支付474920.70元。经比对双方分别提交的计量单、“欠条”及银行卡、网银交易明细，在上述王志贵所付474920.70元中，有三笔付款合计35754.70元，吴元海认可已经结算且未在诉请中予以主张。据此，双方争议的焦点可于实质上归结为对于王志贵已付款中439166（474920.70－35754.70）元的属性关联问题的分歧：王志贵坚称该部分付款应包含在吴元海所主张的欠款数额之内，而吴元海坚称该部分款项系双方其他交易结算款、不应认定在其主张数额之内。对此，因该439166元的付款时间发生在吴元海所主张的欠款发生时间范围之内，即欠款发生时间与实际付款时间处于同一期间，则该439166元已付款与吴元海诉请主张的欠款是否存在关联，需要双方进一步提供证据分别加以证明或者予以排除。吴元海作为主张欠款一方，在确认收到对方同期付款后，又称所收款项均系其他交易产生，则其应就其所称的“其他交易”举出证据，藉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款项、金额与其所收款项确无关联；王志贵在负有及时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一方面，其在与吴元海通话中既未针对对方“六十几万元”的索要内容予以明确否认或反驳，另一方面，又于诉讼中提出了绝大部分欠款已经支付完毕的抗辩意见，则王志贵亦应举证证明其所付款项即系吴元海本次诉讼所主张的欠款。否则，双方即应各自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各自主张，应酌定双方分别承担50%的举证不能责任较为公平。因此，结合案情，对双方存在根本分歧的439166元中的50%即219583元，推定系王志贵针对吴元海主张的已付款项，将其从吴元海主张数额中予以扣除，对另外的50%即219583元推定为王志贵尚欠款项。另经查明，王志贵于2015年12月29日向吴元海支付6963元，亦应从尚欠数额中扣除。综上，吴元海主张王志贵欠付购煤货款应为644918元，王志贵已经支付226546（219583+6963）元，尚欠418372（644918－226546）元未付。故对于吴元海向王志贵所主张的该金额的欠款，予以支持，对超出该额部分，不予支持。因王志贵系陆续向吴元海付款，其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此后另有2016年1月4日一笔24660元欠款，则欠款中393712（418372－24660）元应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6年1月3日止计算利息，对全部欠款418372元应自2016年1月4日起计算利息；鉴于两个计息起始时间仅隔5日，且应计息数额仅差24660元，时间间隔和数额差距均较小，故结合具体案情酌定欠款计息起始时间以基数较大者为准，统一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较为合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吴元海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的150%计算利息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遂判决：一、被告王志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元海煤款418372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计息，计息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的150%）；二、驳回原告吴元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84元，保全费4070元，合计14954元，由原告吴元海负担5234元，被告王志贵负担9720元。本院（2019）辽02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另，根据吴元海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68张计量单、欠条5张，以及王志贵向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计量单55张，并结合一审法院庭审笔录，本院补充认定事实如下：吴元海、王志贵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买卖交易往来系自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68张计量单和2016年1月4日的欠条，合计交易往来总金额为954033.70元。王志贵所主张的合计付款金额是674921.50元，其中574921.50元系在此交易期间支付，另一笔10万元是在2014年12月16日支付。对比付款与交易记录的时间、金额，在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王志贵的付款金额远远少于同期交易金额，一直处于赊货欠款状态。该判决认为，二上诉人均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二审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王志贵主张其款项已付清的理由应否支持，上诉人吴元海主张王志贵付款金额不应抵扣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关于王志贵主张双方款项已付清一节。虽然王志贵主张其与吴元海之间仅发生了55张计量单的业务，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看，吴元海向法院共提交68张计量单。由此可知，双方实际发生的往来业务不只限于王志贵向法院所提交的55张计量单，双方还存在已结清的业务往来。尤其在2018年5月11日庭审中，王志贵自述其计量单上大部分煤款已支付，也就意味着尚未结清还有未支付完毕的款项。据此，王志贵在无其他新证据佐证其存在新的款项支付的情况下，其在二审上诉期间主张款项已付清，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王志贵付款金额抵扣的问题。吴元海所提交的68张计量单及欠条，总交易金额为954033.70元；其中部分计量单标注已付或在欠条中以划掉方式表示已付款，吴元海自认王志贵已付309108.70元，所以在本案中主张王志贵欠付其货款644925元。现王志贵在本案中主张其中55张计量单款项已结清并支付了674921.5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对比双方向法院提交的计量单、欠条以及付款凭证等，可知双方无先付款订货的交易习惯，而是存在赊货的交易习惯。鉴于此，2014年12月16日首笔10万元不足以认定为王志贵支付的预付款，不应在案涉交易往来期间进行抵扣。在案涉交易期间，交易往来总金额954033.70元，抵扣王志贵此期间付款金额574921.50元，尚欠款金额为379112.20元。吴元海主张前述674921.50元付款均为双方之前交易往来，因无有效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据此，王志贵就案涉期间仍应向吴元海支付379112.20元。关于吴元海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一节，双方系滚动性付款，未明确约定已支付款项所清偿的是何笔煤款，据此属于双方对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形，案涉逾期付款利息应自吴元海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6年11月1日起算至付清之止。吴元海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加算50%，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遂判决：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辽0291民初704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王志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吴元海支付欠付煤款379112.20元；三、上诉人王志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吴元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煤款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上诉人吴元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84元（吴元海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志贵负担7622，由上诉人吴元海3262元；保全费4070元，由上诉人王志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82元（吴元海已预交4698元，王志贵已预交10884元），由上诉人吴元海负担7960元，上诉人王志贵负担7622元。本院经再审：原、一、二审认定事实基本正确。2021年5月26日，即在本案再审期间，当事人之间经核帐，签字确认如下：一、王志贵应支付给吴元海的款项为990710元（对其中2015年2月1日、2日的两笔款项，王志贵有异议，认为是重复计算，该两笔款项合计金额为17186元+17095元=34281元）。二、王志贵已经支付给吴元海的款项为608758.5元。三、吴元海曾从王志贵处进煤127.91吨，价款63955元。上述款项仅从账面上确认，王志贵尚欠吴元海的款项为990710元-608758.5元-63955元=317996.5元（该款项没有将上述争议的34281元扣除）。吴元海主张双方还有其它交易，根据录音证据，王志贵尚欠本人煤款596614.2元。王志贵主张双方再无其他交易，上述计算的欠款额，还应再扣除34281元，本人实际欠款额为990710元-608758.5元-63955元-34281元=283715.5元。本院认为：本案为煤炭买卖纠纷，双方交易繁多，账目凌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核账，双方当事人达成确认书明确了有争议的、无争议的事项，此确认书汇总了双方的钱货交易细目，可以作为判决依据。无争议的事项包括王志贵的已付款608758.5元及吴元海应付给王志贵的购煤款63955元。有争议的事项：1、吴元海将王志贵的提货情况按日期顺序记录，从2014年12月18日开始至2015年4月27日，共60余笔，每笔都有相对应的计量单。其中2015年2月1日有两笔记录，其中一条加划横线。2月2日亦有两笔记录，其中一条亦加划横线。此两笔加划横线款17186元+17095元=34281元，即本案争议的款项。王志贵认为此两笔款项系当时写错了，划掉后重写，应从应付款中扣除；吴元海认为此两笔款系王志贵的已付款，应计算在应付款中。查计量单，2015年2月1日、2月2日各有一张计量单，与无加划横线的两笔记录相对应，据此，本院确认王志贵的主张，即应付款为990710元-34281元=956429元，欠付款为956429-608758.5-63955元=283715.5元。2、吴元海认为双方只确认了帐面事项，还有账外交易，王志贵欠款额为596314.2元，有王志贵、王志兰的录音为证。诉讼中，王志贵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录音内容是否剪辑“不能（作出）结论”，“录音形成时间超出本鉴定机构鉴定能力范围”。据此，本院对该录音证据的证明性不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退一步讲，即便该录音为真实，王志贵对吴元海本有欠款，数额一直没有核对，对吴元海的问话没有明确回答符合情理，不能推论为同意，本院确认吴元海的主张不成立。综上，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当予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9）辽02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变更本院（2019）辽02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再审申请人王志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再审申请人吴元海欠付的煤款283715.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84元（吴元海已预交），保全费4070元，合计14954元，王志贵、吴元海各负担74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82元（吴元海已预交4698元，王志贵已预交10884元），由王志贵、吴元海各负担779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真洪审判员  夏红军审判员  祝 贺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