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保税区上海路前盛1号仓储办公楼52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664528801X。诉讼代表人：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济南路兴业财富广场A座15楼。负责人：张德军，管理人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龙，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传峰，管理人成员，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银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00号22层2-9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579764746R。法定代表人：王玉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昌，山东众成清泰（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广杰，山东众成清泰（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税区支行，住所地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54号（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78039445XX。负责人：张惠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全，男，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岛支行员工。上诉人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尔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银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达公司）、原审第三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税区支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2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赛尔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银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银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质押权的权利基础，也即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将来求偿权，应暂缓认定。将来求偿权，属于破产债权中暂缓认定的部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未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时，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但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的，管理人应当受理并暂缓认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管理人应结合债务人财务账册、审计报告等，对债权的性质、数额、担保财产、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超过强制执行期间等情况进行审查，将债权区分为应予确认、暂缓确认及不予确认三种类型并分别编制债权表。”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管理人依照前款规定提存的分配额，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应当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二、银达公司不享有案涉股权的质押权。1.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私下达成的《补充协议》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银达公司的将来求偿权不存在，其相应的质押权也不应被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4年第3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3〕34号）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在章程中规定以下事项：（一）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股票为质押权标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以下银行股权作为质物。（一）本行的股权”。《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第五部分“利益输送”第12条规定：“违规为股东的融资行为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上述规定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的是避免股东变相抽逃出资，保障银行稳健运行。2015年7月17日，银达公司与青岛农商行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约定：“在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不应先采取诉讼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在乙方接到通知并变卖或拍卖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乙方质押的股权后，从变卖或拍卖所得中清偿乙方担保的债务。”（1）《补充协议》约定以质押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款，清偿银达公司的保证债务，也即银达公司并不实际承担保证责任，而是由青岛农商行以本行股权受偿，违反了上述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行为的法律后果是：银行对自身股份的回购导致其注册资本减少，减弱了银行对外承担风险的能力，既损害银行自身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是法律禁止的行为。（2）只有先承担保证责任，才有权卖股权，但《补充协议》约定先卖股权，再承担保证责任，这就导致银达公司的保证责任永远不可能被触发，取得求偿权的条件永远不能成就，故银达公司的将来求偿权是不存在的，该将来求偿权不应被确认，其相应的质押权也不应被确认。（3）上述《补充协议》形成于2015年7月17日，银达公司以及青岛农商行掌握该证据但却刻意不提供，目的就是为了掩饰质押权设立不合法的事实。2.涉案质押权的权利基础，也即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将来求偿权）的权利基础《保证合同》无效。（1）银达公司申报债权的权利基础是《保证合同》，而该《保证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前文已经说明。（2）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将来求偿权）的权利基础《保证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而无效。（3）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将来求偿权）的权利基础《保证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虚假而无效。《补充协议》签订于2015年7月17日，约定“变卖或拍卖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乙方质押的股权后，从变卖或拍卖所得中清偿乙方担保的债务”、“上述《保证合同》中的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也就是说，形成于《补充协议》之后的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两份《保证合同》，其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是虚假的，真正的保证责任要以《补充协议》约定的承担责任方式为准，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保证责任永远不能成就。因此《保证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而无效。三、《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所对应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银达公司申报债权中主张的2015年7月29日和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都是对应单一的交易行为的合同，而不是像“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对应一段时间内的多笔交易行为的合同，《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是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金额是9000万，期限2015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0日，一审完全突破字面解释的范围，强行改变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2.2015年7月17日的《补充协议》“鉴于”部分载明：“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山东银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签订了《保证合同》”。也就是说《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保证合同》签订于2015年7月17日，而不是银达公司主张的签订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3.从证明标准来看，《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信息均不对应，导致银达公司的主张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银达公司主张《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对应的就是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银达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赛尔高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银达公司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依法享有质押权。根据本案一审证据资料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5年6月28日，赛尔高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质押给银达公司。2015年7月14日，青岛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关于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2015年7月15日，银达公司与赛尔高公司共同向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5年7月16日，银达公司与赛尔高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2015年7月17日，取得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完成股权出质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赛尔高公司以其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向银达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质押依法办理登记，合法有效，银达公司依法对质押股权享有质权。二、《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9000万元贷款与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9000万元贷款具有指向的唯一性，不能以《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载明的借款合同编号存在与实际借款合同编号不一致的细小形式瑕疵否认银达公司对股权质押权的优先受偿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诉讼各方均认可并未签署《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载明的贷款金额为9000万元的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实际系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署的借款合同系编号为流借（2015）年第0171号、（2016）年第010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金额分别为4000万元、5000万元，合计9000万元。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金额为9000万元,与涉案两笔借款的合计金额相等,符合实践中金融机构在确定贷款额度后再分笔签订借款合同的通常做法。结合赛尔高公司、银达公司企业征信报告及青岛农商行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认定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贷款有且仅有在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处的涉案两笔贷款本金合计9000万元的贷款。本案中《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签订于2015年7月16日，该合同所约定3800万股股权于2015年7月17日办理出质登记；案涉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即赛尔高公司为银达公司提供反担保在前，银达公司有了反担保保障后再为赛尔高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这是理性谨慎保证人的应有作为，也符合交易习惯。因此，在先签订的《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自然无法实际预测在后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只能明确约定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所指向债务的本金总数额为9000万元。至于事后赛尔高公司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对9000万元贷款本金通过两份合同分两次实现，自然也不在银达公司控制范围，即使分两笔借款发放，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银行贷款过程中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具体业务情况进行办理具体业务的实际情况和通常做法。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案涉借款到期时间等，从实质判断角度,现有的证据足以认定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的9000元借款与案涉两笔合计9000万元借款指向的同一性,因此银达公司对赛尔高公司出质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在主从合同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约定担保的主合同编号与实际签署的主合同编号不一致的现象，人民法院审理此类合同案件时都较为统一采纳实质审查的原则，查清真实担保的意思表示、所担保的明确具体主债权，合同编号不一致的抗辩理由均未获法院认可。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述称，其意见同一审意见。银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达公司对其申报的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在10074.263382万元范围内享有质押权；二、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赛尔高公司负担。一审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6月28日，赛尔高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将赛尔高公司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质押给银达公司，期限三年。2015年7月14日，青岛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关于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2015年7月15日，银达公司（质权人）与赛尔高公司（出质人）共同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出质股权为赛尔高公司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被担保债权数额为9000万元。2015年7月16日，赛尔高公司（甲方、出质人）与银达公司（乙方、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贷款方）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约定贷款金额9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0日。乙方与贷款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乙方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保证《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即乙方的合法权益，甲方自愿以其合法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的股权向乙方提供质押反担保，故签订本合同，合同还约定了质物、质押反担保的范围、质押登记及凭证交付、双方权利义务、质权实现等内容。2015年7月17日，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银达公司和赛尔高公司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我局于2015年7月17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质权登记编号：370200201507170004，出质股权所在公司：青岛农商行，出质股权数额3800万股，出质人：赛尔高公司；质权人：银达公司”。2015年7月29日，赛尔高公司（借款人）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订编号（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流借（2015）年第017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木薯干，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29日始，至2018年7月16日止。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合同对利率、还款以及违约方式等作出约定。同日，银达公司（保证人）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债权人）签订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字（2015）年第0171-2号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赛尔高公司（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15-017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合同）的切实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中期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还约定了保证期间等内容。2015年7月30日，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分两次向赛尔高公司发放贷款，分别为2500万元和150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8年7月16日。2016年1月11日，赛尔高公司（借款人）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订编号（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流借（2016）年第01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11日始，至2018年7月16日止。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合同对利率、还款以及违约方式等作出约定。同日，银达公司（保证人）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债权人）签订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字（2016）年第010-2号保证合同，为确保赛尔高公司（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16-010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合同）的切实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依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中期借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其余合同条款内容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字（2015）年第0171-2号保证合同。2016年1月11日、1月12日，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分别向赛尔高公司发放贷款1500万元；2016年1月13日，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向赛尔高公司发放两笔贷款，分别为1200万元、800万元。四笔贷款共计500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8年7月16日。该5000万元，根据赛尔高公司的申请，采用受托支付的方式，将发放至赛尔高账号内的款项支付至日照中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一审另查明，中泰公司（出借方、甲方）和赛尔高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借款用途：归还贷款。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3月9日。2019年7月24日，一审法院以(2018)鲁1102破4、5、6、7号、(2019)鲁1102破1号民事裁定，受理山东嘉宏伟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日照华东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中泰公司管理人、日照宏伟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日照领先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起的山东嘉宏伟业集团有限公司、赛尔高公司等二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在收到管理人的债权申报通知书后，未就（2015）年第017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2016）年第01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向管理人自行申报债权而向银达公司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内容为：“……现正式通知你单位，于2019年9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债权致使你单位无法向赛尔高公司行使的求偿权责任由你单位自行承担。……”银达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10074.263382万元（截止2019年7月24日，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在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提供担保的债权本金9000万元，利息1074.263382万元）并主张对赛尔高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3800万股青岛农商行股权享有质押权。赛尔高公司管理人核查后，将银达公司申报的上述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确认债权金额10074.263382万元。后银达公司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申请，管理人向银达公司回函，告知银达公司如对管理人的认定有异议，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该笔债权，银达公司遂向一审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青岛农商行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称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青岛农商行的贷款仅有涉案两笔贷款，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共计90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责任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故在赛尔高公司进入重整后，在第三人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作为债权人明确不予申报债权的情况下，银达公司作为担保人有权就涉案债权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由银达公司提供担保的9000万元借款与案涉两笔合计9000万元借款指向是否具有同一性，该股权质押所担保的债权是否是银达公司申报的债权，银达公司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是否享有质权，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应结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全案证据采实质审查判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银达公司与赛尔高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予以确认。对于争议问题，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一、关于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本案事实，2015年6月28日，赛尔高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质押给银达公司。2015年7月14日，青岛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关于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2015年7月15日，银达公司与赛尔高公司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5年7月16日，银达公司与赛尔高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反映了赛尔高公司为申请9000万元贷款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及与青岛农商行、银达公司进行磋商的过程：赛尔高公司为向青岛农商行申请贷款9000万元欲让银达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银达公司要求提供反担保措施、赛尔高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股权质押经青岛农商行同意，银达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后青岛农商行再行发放贷款。从后续来看，涉案两份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签订、贷款发放时间均在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签订之后，也即银达公司在取得了赛尔高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的保障措施后再为赛尔高公司提供担保，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和担保人规避风险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合同编号问题。虽然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实际发放贷款的借款合同编号不一致，但赛尔高公司及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均认可未签署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且赛尔高公司亦未举证证实其曾与青岛农商行签订了上述合同，也未举证证实其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之间除涉案两笔借款外还存在银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其他借款，反而现有证据恰恰证实银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贷款有且仅有涉案两笔贷款。三、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金额为9000万元，与涉案两笔借款的合计金额相等，也符合实践中金融机构在确定贷款额度后再分笔签订借款合同的通常做法。四、对于实际发放借款的金融机构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的金融机构名称不一致的问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作为青岛农商行的分支机构，其在青岛农商行的授权范围内开展信贷业务符合金融机构的通常做法。五、关于借款期限，虽然案涉两笔借款的期限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不一致，但两笔借款的到期时间均为2018年7月16日，也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到期时间2018年7月10日相差不大，况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签订时借款尚未实际发放，即使赛尔高公司与银达公司约定了借款期限，也不能约定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六、关于涉案贷款采用“收回再贷”的形式及借款用途是否影响本案中银达公司质权的实现问题。从本案查明事实看，赛尔高公司向中泰公司借款偿还了在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处的贷款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又向赛尔高公司发放了同等金额的资金，赛尔高公司用来偿还了其借中泰公司的款项，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该种贷款发放方式可能存在更大风险，但不影响银达公司行使质权，也不能据此认定为恶意串通。综合以上几点，从实质判断角度，现有的证据足以认定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的9000万元借款与案涉两笔合计9000万元借款指向的同一性，因此银达公司对赛尔高公司出质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银达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债权人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明确表示不申报债权的情况下，有权以其对赛尔高公司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赛尔高公司与银达公司就涉案出质股权办理股权质押登记，质权已设立，银达公司有权行使优先受偿权。至于优先受偿的范围，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质押反担保的范围为银达公司代赛尔高公司偿还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及为实现其质权支付的全部费用……赛尔高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金、代偿资金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截至赛尔高公司等二十一家公司合并重整受理之日2019年7月24日，赛尔高公司尚欠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借款本息合计数额为10074.263382万元。故银达公司主张的其作为担保人申报的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在10074.263382万元范围内享有质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赛尔高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价款超过债权数额部分归出质人即赛尔高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赛尔高公司清偿。综上，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银达公司申报的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在10074.263382万元范围内享有质权。一审案件受理费545513元，由赛尔高公司负担。本院审理过程中，赛尔高公司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赛尔高公司提交2015年7月17日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赛尔高公司主张：关于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系银达公司债权申报时由银达公司提供，加盖有银达公司公章，根据禁止反言的规则，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该《补充协议》“鉴于”部分第一条明确记载了赛尔高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于2015年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达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于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签订了保证合同，该《补充协议》也证实了是签有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保证合同，通过该《补充协议》可看出上述合同存放于银达公司及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处。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如果银达公司不提交上述合同，就可直接认定赛尔高公司主张的事实存在。关于该证据的关联性，首先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银达公司在其提交的证据清单的第四页主张赛尔高公司担保的有且仅有该案两笔贷款，2020年4月7日由青岛农商行作出的情况说明也载明银达公司担保的也仅有案涉的两笔，该《补充协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根据该《补充协议》，赛尔高公司主张：1.该《补充协议》载明：“鉴于：1.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山东银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甲方是该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乙方是该《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2.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银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了《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赛尔高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证实《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保证合同》签订于2015年7月17日，而不是银达公司主张的签订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也在《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签订前（2015年7月17日前）形成，而不是银达公司主张的签订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该《补充协议》载明：“第一条上述《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数额以上述《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质押标的的实际价值为限……第三条甲方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不超过双方认可或人民法院确认的上述质押股权的评估价值……把变卖或拍卖所得用于偿还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甲方的债务后，无论是否足以清偿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甲方的债务，乙方在上述《保证合同》中的担保义务即免除。”赛尔高公司主张，银达公司与青岛农商行的真实意思是银达公司代青岛农商行持有股票质押权，在赛尔高公司逾期偿还款项时，以质押股票清偿债务。银达公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保证人，目的是掩盖农商行接受本行股票质押的非法目的。3.该《补充协议》载明：“第三条……在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不应先采取诉讼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在乙方接到通知并变卖或拍卖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乙方质押的股权后，从变卖或拍卖所得中清偿乙方担保的债务。”赛尔高公司主张：（1）协议约定银达公司先卖股权，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是永远不能成就的约定。（2）绕过银达公司承担责任，直接拍卖、变卖股权的约定，证明质押权的设立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不能接受本公司股票质押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4.该《补充协议》载明：“第五条上述《保证合同》中的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签订日期为“2015年7月17日”。赛尔高公司主张：银达公司主张案涉债权对应的保证合同签订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均形成于《补充协议》之后，且《补充协议》约定《保证合同》与《补充协议》冲突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也即是说《补充协议》并非事后的补充，而是事前的约定，因此《保证合同》是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银达公司质证称：1.该《补充协议》系复印件，虽然上面加盖了有银达公司名称的印章，但该《补充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2.根据该《补充协议》载明内容，该协议系2015年7月17日银达公司与青岛农商行就某份《保证合同》签署的《补充协议》，由于缺少明确的合同编号，具体系哪份《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无从知晓。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贷款有且仅有涉案两笔贷款，即分别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署的编号为流借（2015）年第0171号、（2016）年第010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达公司与第三人签署的《保证合同》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也就是一审判决认定的两份真实的保证合同，均在上述《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之后，如认定赛尔高公司的主张，会出现《补充协议》签署时间早于主协议签署时间的情况，明显有悖于常理。3.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赛尔高公司的举证超过了举证期限，法院依法不应予以采纳。4.即使该《补充协议》为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赛尔高公司的证明目的。（1）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商业惯例，本案系银达公司为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保证责任风险，在办妥赛尔高公司提供的股权质押登记后，才为赛尔高公司在第三人处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根据赛尔高公司的用款需要和金融机构的授信政策分别签署《保证合同》。银达公司已为赛尔高公司本金共计900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履行《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项下为赛尔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合同义务，赛尔高公司管理人以《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载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实际发生的借款合同编号不一致的细小瑕疵否认银达公司就质押股权的优先受偿权，明显违反“误载不害真意”规则，极大侵害了银达公司合法权益。（2）该《补充协议》显示的是银达公司为了最大化的缩小自己保证责任的风险，最大化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债权人、第三人进行协商，界定其担保责任的范围以案涉质权项下的股权的实际市场价值为限，不违反相关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最高额担保合同，法律也并不禁止该种约定，反担保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保证人承担担保提供保障，反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就是保证合同，保证人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在反担保合同可以提供保障限额内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补充协议》第一条“上述《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数额以上述《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质押标的的实际价值为限，即乙方承担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上述《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项下质物（质权）的实际市场价值。”和第三条“甲方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不超过双方认可或人民法院确认上述质押股权的评估价值。”的约定，就是双方对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上限做了限制，和最高额担保合同一样只是针对限额的一种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保证人对于反担保人或担保物的追偿权也仅限于自己实际承担保证责任的限额，无权向反担保人或担保物追索超过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保证人不因上述补充协议中约定担保责任的限额而谋取高于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同时该约定亦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保证人银达公司申报了债权，最后申领的可以受偿的数额存在两个限制，一是不会高于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二是不会高于股权变现价值。无论该《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最后实质上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和追偿的数额都是一致的，银达公司在本破产案件中不可能获取高于其承担担保责任数额或股权变现数额的利益。因此上述约定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合法有效。同时，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上述《保证合同》中与法律或司法解释相冲突的内容无效。”该《补充协议》作为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如果内容违反法律或司法解释自然无效，因此并不影响银达公司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不影响银达公司承担保证人后依据《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的追偿权。（3）关于《补充协议》第三条“在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不应先采取诉讼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在乙方接到通知并变卖或拍卖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乙方质押的股权后，从变卖或拍卖所得中清偿乙方担保的债务。”的约定，同样是保证人为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损失发生的一种约定，并非不承担担保责任，而是赋予保证人一种预先追偿权。同样在破产案件中也允许保证人在未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预先行使追偿权，但是需要其先承担保证责任才能实现追偿的目的，并没有豁免其保证责任的意思。这与《补充协议》中约定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同股权价值一致的约定相符合，也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签署的目的和价值一致。《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就是为了保障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免受损失，如果可以优先处理质押物清偿债权，也是与借款合同签署保证合同为借款安全提供保障、为保证合同签署反担保合同为保证责任提供保障的商业逻辑、商业模式一致，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约定。该项约定并不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银达公司也不会因此获取非法利益，本身《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就是约定以股权为银达公司的保证责任提供担保，更不属于“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的情形。因此该项约定为合法有效的约定，依法应得到支持。（4）该《补充协议》第三条并非限定必须先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赛尔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拍卖变卖股权后才向银达公司主张权利，该条约定的是如贷款逾期时青岛农商行先不以诉讼的方式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由赛尔高公司也就是债务人以自己的股权变现或其他资产偿还其拖欠银行的本息，系对银行追偿顺位的约定，并非所附条件无法实现。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约定优先向债务人追偿、在无法追偿的情况下才向保证人主张责任的条款，系保证人对自己担保责任风险的防控和限制。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质证称，同银达公司意见。赛尔高公司另依据银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主张：1.《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甲方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青农商流借字第2015年第159号，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9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玖仟万元整），贷款期限自2015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0日。乙方与贷款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乙方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赛尔高公司主张，上述内容可以证实在《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这与银达公司主张的案涉债权完全不一致，银达公司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其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2.《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第九条其他1、甲方应向乙方支付15万元的担保费，该担保费在本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支付……”赛尔高公司主张，上述内容可以证实乙方不是赛尔高公司的互相担保公司，而是专为青岛农商行代持股权质押权的公司，其以此为业务项目并收费。银达公司质证称，对《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于赛尔高公司主张的证明事项法院应不予采纳，并且银达公司不认可赛尔高公司的证明内容。银达公司已经提交合法有效、完整的证据证实其保证担保的债权与一审查明的本金为5000万和4000万的债权具有唯一性、对应性，赛尔高公司的证明事项不成立。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质证称，同银达公司意见。赛尔高公司提交来自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青岛农商行的企业公示信息网络打印件一份，主张该公示信息显示青岛农商行共有35条股权出质登记信息，其中银达公司就有11条质权人信息，占比31.4%，其中有效出质信息共有4条，银达公司作为质权人的为3条，占比75%。赛尔高公司主张，该公示信息证实银达公司经常性的为青岛农商行代持质押权。银达公司质证称，因该证据是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该企业公示信息是真实的，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赛尔高公司的主张。该股权出质公示信息均系基于合法有效的合同，系依法办理，赛尔高公司的主张无事实依据。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质证称，同银达公司意见。赛尔高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主张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法院调取以下内容：1.由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存的2016年1月11日赛尔高公司偿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1500万元、2016年1月13日赛尔高公司偿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1500万元、800万元、1220.6267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凭证。2016年1月11日农商行发放借款1500万元，在当天收回贷款本金1500万元，收回的1500万元是2015年的出借款，在一审中银达公司提交的交易流水中记录的交易说明是收回贷款本金。2016年1月12日农商行发放贷款1500万元，在2016年1月13日农商行又发放两笔贷款1200万元和800万元。2016年1月13日农行收回贷款本金1500万元、800万元和1220.6267万元，收回的也是2015年出借的贷款。在一审中银达公司提交的交易流水中记录的交易说明是收回贷款本金和收回贷款本息，而给中泰公司的“交易对手”都标注了“日照中泰”。赛尔高公司对银行发放贷款支付给中泰公司无异议，但赛尔高公司怀疑上述四笔的还款所对应的合同号就是反担保合同当中所载明的青农商流借字（2015）第159号。还款凭证不但载明了还款数额，还载明相应的合同号，因此，赛尔高公司申请法院调取该书证，该书证仅存于青岛农商行，赛尔高公司并不持有。2.由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存的2015年7月15日赛尔高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银达公司不同意该申请，并主张：第一，从形式上看，该申请没有说明因什么原因、要查什么事项，调取没有任何意义，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二，对于申请调取的第一项。1.赛尔高公司也系合同的相对方和履行方，所要调取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凭证，应该其自己都持有，申请调取属于浪费司法资源。2.赛尔高公司所称的还款凭证应该是一式五联，其手中持有债务人方持有一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证据不应由法院协助调取。3.一审也查过该事实，赛尔高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所称的归还借款并非偿还的银行的债权，而是偿还的赛尔高公司拖欠其关联企业中泰公司的借款，所以赛尔高公司的借款用途写的是归还借款。银行贷款所支付的收款账户也是存入中泰公司名下的账户，上述事实与提款申请书、转账流水及中泰公司和赛尔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赛尔高公司与银行签属的借款合同约定和履行一致，所以赛尔高公司所称归还银行的借款要求调取的申请事项一根本不存在。4.在一审中银达公司提交了青岛农商行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显示，经查询农商行总行及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处的信贷业务系统，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债权有且仅有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2016-010号、2015-0171号，借款金额分别为5000万和4000万。5.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提交的企业信用报告可以显示银达公司为他人借款作为保证人的贷款有且仅有情况说明中提到的两笔，最早的日期系2015年7月30日。另外在该征信中明确显示在2016年1月12日发放贷款1500万元，1月11日发放贷款1500万元，1月13日发放贷款1200万元和800万元，合计5000万元，也就是赛尔高公司申请的2016年的贷款，即使存在也与银达公司的保证责任无任何关联，调取无任何意义。即使之前赛尔高公司与银行有还贷款的事实也与银达公司的担保无任何关联性，如果之前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提供担保，征信系统会有明确的显示。第三，对于申请调取的第二项，该担保合同不存在。第四，上述请求调取的证据均不是本案新证据，也并非依法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范围。综上，该申请应依法予以驳回。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的意见同银达公司。赛尔高公司还主张，在一审当中其从来没有认可未签收青农商流借字第2015年第1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在一审判决书第25页倒数第六行当中记载了“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未签署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处应为笔误。银达公司质认为以一审笔录为准。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的意见同银达公司。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其上加盖有银达公司公章。赛尔高公司主张该证据系来自银达公司在破产案件中提交的资料，故虽然银达公司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但银达公司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并未在法庭规定时间内提交证据证实该《补充协议》上所加盖的银达公司公章虚假。银达公司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主张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赛尔高公司的举证超过了举证期限，虽赛尔高公司未举证证实该证据系一审审理结束后才发现的新证据、赛尔高公司的举证超过举证期限，但为查明案件事实，不应从举证期限角度否认该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赛尔高公司提交的青岛农商行的企业公示信息网络打印件，因赛尔高公司并未出示该网络打印件的原始载体，银达公司和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对该打印件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亦不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赛尔高公司提出的调取由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存的赛尔高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偿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1500万元、2016年1月13日偿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1500万元、800万元、1220.6267万元借款所对应的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凭证和由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保存的2015年7月15日赛尔高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的申请，赛尔高公司主张其怀疑该部分还款归还的系四笔的还款所对应的合同号就是反担保合同当中所载明的青农商流借字（2015）第159号所涉及的借款，如赛尔高公司的怀疑成立，即意味着赛尔高公司确实与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签订了其主张的青农商流借字（2015）第159号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并收到了贷款，则赛尔高公司自己即应持有青农商流借字（2015）第159号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收款记录，无需单独申请法院调取银行所保管的相关资料。在赛尔高公司未能提交初步证据证实确实存在青农商流借字（2015）第159号借款合同及相关配套资料的情况下，仅凭怀疑不足以支撑赛尔高公司的调取申请，对于赛尔高公司的调取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7月17日，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如下：鉴于：1.赛尔高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于2015年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达公司与青岛农商行于本补充协议签订值日签订了《保证合同》，青岛农商行是该《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银达公司是该《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2.赛尔高公司与银达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了《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现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双方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补充协议，作为上述《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对上述《保证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或补充，双方共同信守：第一条上述《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数额以上述《股权质押担保合同》中质押标的的实际价值为限，即银达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上述《股权质押担保合同》项下质物（股权）的实际市场价值。该实际市场价值定义为：以青岛农商行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时当月的某一日为评估基准日，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上述作为质物的股权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以评估价作为参考价，对质押的股权进行变卖或拍卖的实际成交价格。……第三条青岛农商行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不超过双方认可或人民法院确认的上述质押股权的评估价值。若评估价值与最终变卖或拍卖的成交价格不一致，以成交价为准。在赛尔高公司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时，青岛农商行不应先采取诉讼的方式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在银达公司接到通知并变卖或拍卖赛尔高公司向银达公司质押的股权后，从变卖或拍卖所得中清偿银达公司担保的债务。把变卖或拍卖所得用于偿还赛尔高公司欠青岛农商行的债务后，无论是否足以清偿赛尔高公司欠青岛农商行的债务，银达公司在上述《保证合同》中的担保义务即免除。第四条上述《保证合同》中与法律或司法解释相冲突的内容无效。第五条上述《保证合同》中的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本院查明的其他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所对应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是银达公司申报债权中主张的2015年7月29日和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达公司对赛尔高公司的质权是否合法有效，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是否应暂缓认定。一、关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所对应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是银达公司申报债权中主张的2015年7月29日和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赛尔高公司主张，《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是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金额是9000万，期限是2015年7月15至2018年7月10日，对应的不是银达公司申报债权中主张的2015年7月29日和2016年1月11日的《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但从一审查明的赛尔高公司的临时股东会决议、青岛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银达公司（质权人）与赛尔高公司（出质人）共同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情况看，赛尔高公司、银达公司和青岛农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各方均同意将赛尔高公司所持有的青岛农商行3800万股股权质押给银达公司，用于为银达公司为赛尔高公司在银行贷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以保障银达公司不会因为为赛尔高公司担保而遭受损失。虽然存在《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和借款期限等细节与最终赛尔高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借款合同编号和期限不一致的情况，但是赛尔高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确实存在其主张的青农商流借字2015年第159号借款合同，而实际发放贷款的两借款合同的到期日均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载明的到期日相差不大，结合实际发放的借款数额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一致的情况，应当认定《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中的9000万元借款即为案涉两笔合计9000万元借款，如果否认二者的同一性，将导致银达公司失去对自己利益的保障，亦与赛尔高公司的临时股东会决议、青岛农商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和银达公司（质权人）与赛尔高公司（出质人）共同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目的相违背。因此，一审认定银达公司对赛尔高公司出质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正确，赛尔高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银达公司对赛尔高公司的质权是否合法有效。赛尔高公司主张，《补充协议》约定以质押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款清偿银达公司的保证债务，也即银达公司并不实际承担保证责任，而是由青岛农商行以本行股权受偿，违反了以避免股东变相抽逃出资、保障银行稳健运行为目的，以公司、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公司股权、本行股票为质押权标的违规为股东的融资行为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为内容的多项法律、规章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银达公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保证人，该《补充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农商行接受本行股票质押的非法目的，青岛农商行与银达公司的行为将导致银行对自身股份的回购，导致银行的注册资本减少，减弱银行对外承担风险的能力，既损害银行自身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是法律的禁止行为。但首先，各方当事人约定的担保人和质押权人为银达公司而非青岛农商行本身，该事实并不符合赛尔高公司主张的法律规定中关于银行为质权人的要求。其次，虽然《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第五部分“利益输送”第12条规定不得违规为股东的融资行为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但该规定并非法律或者部门规章，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违反了该规定，亦不能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再次，股权拍卖不代表该股权一定要由本银行拍得，也就是说不存在赛尔高公司主张的导致银行对自身股份的回购、注册资本减少，对外风险承担能力减弱的情形。因此，该《补充协议》是对担保人银达公司担保责任上限和担保责任实现方式的约定，并不存在赛尔高公司主张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事实。赛尔高公司还主张，《补充协议》约定先卖股权再承担保证责任，这导致银达公司的保证责任永远不可能被触发，则银达公司取得求偿权的条件永远不能成就，故银达公司的将来求偿权是不存在的，其相应的质押权也不应被确认。但根据已查明事实，银达公司明确需对赛尔高公司的银行贷款承担担保责任，只不过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担保责任的承担上限和承担方式进行了约定。当赛尔高公司不能适当履行还款责任时，银达公司的担保责任即被触发，只不过其履行担保责任的方式并非常见的以自身所有财产代替赛尔高公司还款，而是以其所享有的质物变卖所得款履行其担保责任。在银达公司取得了质物的全部变卖所得且诚实守信履行《补充协议》的前提下，银达公司需将其优先取得的全部质物变卖所得款项交付给银行，以完成其担保责任，因此银达公司必然享有对质物的将来求偿权。如果银达公司本身即因其他原因导致未能取得质物的全部变卖款项、或者仅取得部分变卖款项，亦或者银达公司在取得质物变卖款项后不诚实履行《补充协议》、将款项挪作他用，导致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不能在质物变卖所得款范围内全额受偿，则此时亦并不意味着免除银达公司的担保责任，银达公司仍然需要在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未获得受偿的、未交付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的质物变卖所得款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赛尔高公司关于银达公司实质上不承担担保责任、银达公司的将来求偿权不存在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赛尔高公司又主张，银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取得质押权的基础是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两份《保证合同》，而该两份《保证合同》形成于《补充协议》形成之后，明显不是《补充协议》约定的《保证合同》，因此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两份《保证合同》因意思表示虚假而无效，银达公司的质权也无效。但首先，上文已经从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各项合同的过程和目的分析，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两份《保证合同》即应认定为与《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其次，在银达公司已经签订担保协议、赛尔高公司也已经从银行取得约定的900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赛尔高公司又主张《保证合同》因意思表示虚假而无效，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亦违背合同当事人应签章后认可其行为表示、不得随意反悔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赛尔高公司关于2015年7月29日、2016年1月11日的两份《保证合同》因意思表示虚假而无效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是否应暂缓认定。赛尔高公司主张，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银达公司所申报的债权应暂缓认定。但首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并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其次，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在收到管理人的债权申报通知书后，未自行申报债权而向银达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要求银达公司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也即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已放弃了申报破产债权，因此不存在无法确认青岛农商行保税区支行是否申报债权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再次，银达公司因为赛尔高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而产生的债权、因赛尔高公司的反担保而享有的质权已经清晰、明确，不存在债权的性质、数额、生效、诉讼时效、执行期间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无需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暂缓认定。综上所述，赛尔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5513元，由上诉人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玉斌审判员  滕聿江审判员  田仕杰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吴俊霞书记员武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