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蓬莱市客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钟楼南路239号附3号。法定代表人：张程赫，任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杰，男，197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波，蓬莱北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蓬莱市客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客运）因与被上诉人周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84民初4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蓬莱客运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因此造成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蓬莱客运不支付周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本案蓬莱客运、周杰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蓬莱客运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对此，结合案件事实尤其是涉案协议签订经过和周杰在蓬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蓬莱劳动仲裁”)2020年9月16日开庭当中的陈述可知，上述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具体如下：首先，是周杰也不会否认的案件事实及经过——1999年10月15日原蓬莱市交通委员会以周杰“由部队转业”名义将其安置在蓬莱客运处工作，2018年5月份周杰“因我听说有关于退役军人新的安置政策，我提出买断工龄。”(详见周杰在蓬莱劳动仲裁开庭中的自述)并主动向蓬莱客运提出辞职。为此，蓬莱客运于次月7日召开股东大会研究，结果周杰“买断工龄”要求因“应到39人，实到33人；(二)针对公司人员工龄买断，办理下岗失业。全体股东表决：共有14人同意买断这一政策。”未获通过(在蓬莱劳动仲裁开庭当中，蓬莱客运将“2018年6月7日股东大会股东签到表及会议记录”作为“证据1”提交仲裁庭时，周杰明确表示“证据1，真实性认可，这次股东会我参加了，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在场。”)。事后，周杰由本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工作。但时隔两年多后，蓬莱客运突然接到蓬莱劳动仲裁送达的仲裁申请书等材料，就此得知涉案协议书的内容。其次，基于前述周杰在蓬莱劳动仲裁开庭中的自述，无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周杰)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因我听说有关于退役军人新的安置政策，我提出买断工龄)，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真实性认可，这次股东会我参加了，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在场)”规定，还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2条“一方当事人(即周杰)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规定“另一方当事人(即蓬莱客运)无需举证证明。”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无证据证明”是错误的!再次，根据以上案件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不容争议的结论(1)涉案协议书实质为“买断工龄”(“买断工龄”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在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安置富余人员的一种办法。)而“买断工龄”是我国(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已经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相关法规蓬莱客运的委托代理人在蓬莱劳动仲裁递交代理词时已指明)；(2)涉案协议书是在周杰与蓬莱客运原任法定代表人姜敬勇明知周杰“买断工龄”要求未获蓬莱客运股东大会通过情况下签订的，属于恶意串通。最后，鉴于涉案协议书(1)实质为“买断工龄”，而“买断工龄”是我国早已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是在周杰与蓬莱客运原任法定代表人姜敬勇明知周杰“买断工龄”要求未获蓬莱客运股东大会通过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的，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对于涉案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问题，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书同样属于无效合同，依法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对于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讲“本案蓬莱客运、周杰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蓬莱客运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蓬莱客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综上所述，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5条、第87条、第88条(证据的审核认定)等相关法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蓬莱客运的上诉请求。周杰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蓬莱客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蓬莱客运不支付周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蓬莱客运、周杰对以下事实无异议，周杰原系蓬莱客运的职工。2018年6月8日，蓬莱客运作为甲方、周杰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鉴于乙方已在甲方工作19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经济补偿金56,565元（计算方式：前十二个月的基本工资*工作年限）”，协议书尾部加盖蓬莱客运公章及原法定代表人姜敬勇的个人印章。因协议签订后，蓬莱客运未按约定向周杰支付经济补偿金，2020年8月7日，周杰向蓬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蓬劳人仲案字（2020）第880号裁决书，裁决蓬莱客运支付周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6,565元。蓬莱客运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经蓬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周杰于1999年10月15日被蓬莱客运录用，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单位原因，于2018年5月13日解除劳动合同，蓬莱客运支付56,565元经济补偿”。诉讼过程中，双方对蓬莱客运未向周杰支付经济补偿金56,565元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蓬莱客运、周杰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蓬莱客运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应按协议约定向周杰支付经济补偿金。周杰的起诉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19日判决：蓬莱市客运公司支付周杰经济补偿金56,56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蓬莱市客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的协议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蓬莱客运应否支付周杰经济补偿。蓬莱客运与周杰签订的协议书上加盖有蓬莱客运的公章，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书并没有蓬莱客运主张的关于买断工龄的相关内容，协议书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蓬莱客运主张该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蓬莱客运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蓬莱客运支付周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6,565元并无不当。蓬莱客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蓬莱客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蓬莱市客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齐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