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丽萍，女，19XX年X月X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彦灵，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章兵，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铭，女，19X年X月X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鞠一方，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曲雯，女，19XX年X月X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彦灵，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章兵，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丽萍因与被上诉人孙铭、原审第三人曲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9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丽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案外人孙福国是上诉人孙丽萍的弟弟，被上诉人孙铭的父亲。2001年孙福国与妻子离婚，女儿孙铭由妻子抚养，多年来一直未与父亲生活在一起。2016年孙福国罹患癌症及肾功能不全，每周需进行三次血液透析，无法正常工作，一直由三个姐姐共同照顾，生活及生病所需费用均由三个姐姐负担。为感谢三位姐姐的照顾，也为解决欠付姐姐的各项费用，2017年７月5日，孙福国自书一份《委托书》，载明“本人孙福国，现将自己名下位于甘井子区住房过户给二姐孙丽萍，以后委托二姐全权负责处理产权，房款作如下分配：1.支付由三位姐姐垫付的医药费、手术费、护理费等。2.支付房屋过户、交易的税金以及公证费等有关费用。3.为我在长青墓园购买一块墓地，价格在10万元左右。4.给我女儿孙铭10万元作为嫁妆。5.扣除以上费用所剩房款的二分之一给大姐孙丽华，另外二分之一由二姐、三姐取得二分之一”。出具委托书后，2017年7月28日，孙福国作为出卖人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2017年9月20日，孙福国离世。从委托书的内容以及后续孙福国委托第三人将房屋过户给上诉人等各种行为，综合委托书的出具时间、案涉房屋的过户时间和孙福国去世的时间可以看出，孙福国在生前就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了出售，并要求上诉人将房款用于其指定的途径。上诉人认为，该份委托书对本案至关重要，直接能够证明上诉人房款的支付方式，而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却未作出审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已经按照孙福国的真实意愿，将购房款用于孙福国指定的用途，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孙福国自2016年8月5日起至去世前，共住院治疗9次，每周至少需进行3次透析及输血治疗共137次。由于孙福国生病无法正常工作，每月工资仅为3000元左右，除用于正常的生活支出以及每月给被上诉人800元生活费外，所余款项根本不够支付治病费用。因此二姐即上诉人孙丽萍、三姐孙丽为弟弟孙福国共计垫付治病费用包含医药费、手术费、护理费等共156,256.49元，孙福国在委托书中明确表明承担案涉房屋过户、交易的税金以及公证费等有关费用，因此该部分共花费11,011.57元，为孙福国购买墓地及预留墓地管理费，该部分共花费125,810元，上述三部分共计花费293,078.06元。上诉人按照孙福国的意愿将购房款用于上述用途，但购房款28万元根本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超出部分也是由上诉人垫付的。因此房屋买卖合同中上诉人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另外，除了上述费用之外，孙福国生前购买案涉房屋时，首付款8万元是由三姐孙丽垫付。后期孙福国无力支付购房贷款，剩余房屋贷款72,005.63元是由上诉人垫付的。孙福国生病期间生活必须的水电费以及去世时的丧葬费、骨灰寄存费、殡葬费用等也均是由上诉人垫付的。综合上述所有费用，上诉人和三姐孙丽为孙福国花费542,425.14元，对于超出购房款28万元的部分，上诉人将向被上诉人孙铭追索，要求其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归还责任。三、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全部28万元的购房款。被上诉人是案外人孙福国的女儿，是其继承人。在孙福国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可以按照法定继承获得孙福国的遗产，但是这并不包括这28万元购房款。孙福国在生前就案涉房屋如何处分、处分后所得房款如何分配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其中明确表明只给被上诉人孙铭10万元，其余购房款与被上诉人孙铭无关。因此，即使被上诉人对购房款享有权利，但也无权主张全部的购房款。四、被上诉人对其父亲孙福国没有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孙福国生前，被上诉人并未与其生活，孙福国生病时被上诉人也未去看护照顾。孙福国去世后，被上诉人为了索要这28万元购房款，将其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扔到了案涉房屋的门口，置之不理，随后由上诉人带回。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中国上千年的传统习俗，也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孙铭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孙丽萍的诉讼请求。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并未遗漏证据。孙丽萍提交的《委托书》签订于2017年7月5日，其内容意为将案涉房屋委托给孙丽萍进行出售，出售房屋所得房款进行分配。但在这之后，2017年7月10日孙福国即与本案第三人签订了委托合同，委托第三人将房屋出售给孙丽萍，并于2017年7月21日由第三人代孙福国与孙丽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因此即便《委托书》真实，孙福国委托第三人出售房屋给孙丽萍的行为显然从事实和法律上均改变了《委托书》的意思和内容，并且孙丽萍也明确表示之所以有此改变是因为孙福国想法变更，将房屋出售给孙丽萍，以便其继续居住，孙丽萍亦认可房屋买卖合同真实。可见孙福国的行为已经实质上改变了《委托书》，导致委托书中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后分配房款的前提不复存在。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已经进行了认定，不存在遗漏。二、孙丽萍主张委托书是对款项的分配以及处置房屋的前置内容，但实际上孙福国已经通过实际行为将该房屋委托给曲雯出售给孙丽萍。在一审当中孙丽萍对于该节事实和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任何异议，所以案涉买卖合同及房屋过户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实际上已经变更了委托书的内容，这也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对于孙丽萍主张该委托书部分是遗嘱，部分是委托的说法，被上诉人认为是不合情理的，也不符合法律对于遗嘱的规定。一审中对孙丽萍主张支付孙福国的相关款项和证据作出了认定，在债务金额不明确以及债权人也不明确的前提下，该节事实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审理，因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仅就上诉人是否支付28万元购房款来进行审理。孙丽萍自认没有支付过购房款，但是其所谓扣除孙福国生前债务的主张不应当予以支持。曲雯述称，同意孙丽萍的上诉请求。孙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款2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0日，案外人孙福国向第三人曲雯出具《委托书》，记载：委托人孙福国于2001年12月10日离婚后未再婚，有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建筑面积73.5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大房权甘私字第××号的房屋，无共有人。现仅以本人的名义，在本人合法的权利范围内委托受托人在以下范围内行使权利：1、受托人有权代为出售上述房产；2、受托人有权与房屋购买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办理该房屋的报税、转移过户、交接、维修基金过户等事宜；3、受托人有权代理委托人办理该房屋的转移过户手续及相关事宜以及退税、维修基金等事宜；受托人代为接受登记机构的询问，代为提交登记申请和资料，代为在相关登记文书上签字、捺指印；并有权调取该房屋的相关档案，代开无房证明，代开唯一一套住房证明；4、指定上述房产的买受人为孙丽萍；5、如上述房屋地址与实际行政地址不符，受托人有权办理该房屋的地址变更及领证事宜；6、受托人有权代收房屋价款，并有权选择收款方式；7、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宜。受托人在上述权限内承办的一切事物及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半年。该《委托书》于当日经辽宁省大连市公证处予以公证。2017年7月28日，案外人孙福国作为出卖人(甲方)与被告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大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受让甲方自有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20××14，房地产坐落于甘井子区，建筑面积73.58平方米；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为28万元，乙方付款方式为贷款，付款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双方同意于2017年7月28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乙方不能按期向甲方付清购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地产，每逾期一日，有违约一方向对方给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价款千分之三的滞纳金；上述房地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该合同下“甲方孙福国”处由第三人代签。当日，第三人即代理孙福国申请将上述案涉房产过户给被告。2017年7月31日，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2017年12月14日，大连市公证处做出(2017)大证民字第68390号公证书，内容如下：申请人(原告)因继承被继承人(孙福国)的遗产，于2017年12月14日向本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本处查明事实如下：被继承人于2017年9月20日在大连死亡。申请人向本处申请继承的遗产为被继承人遗留在大连银行的存款。被继承人与吴燕于2001年12月经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配偶已离婚；女：孙铭；父亲母亲均先于其死亡。据当事人称：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上述遗产由其女孙铭继承。一审庭审中，被告认可案涉购房款28万元未予支付，系用孙福国生前的债务抵销了，并提供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医疗费票据、医疗保险结账收据、住院收费票据、取款凭证、网购清单、门诊收费票据、大连市联合收费账单、公积金还款通知书、商品房预收款发票、完税证明等作为证据。同时，被告提供孙福国丧葬费用单据、公墓费用发票等，亦主张债务抵销。此外，被告提供《委托书》一份，被告称该委托书系孙福国本人书写，内容为：本人孙福国，现将自己名下位于甘井子区住房过户给二姐孙丽萍，以后委托二姐全权负责处理产权，房款如下分配：1、支付由三位姐姐垫付的医药费，手术费，护理费等。2、支付房屋过户、交易的税金以及公证费等有关费用。3、为我在长青墓园购买一块墓地，价格在10万元左右。4、给我女儿孙铭10万元作为嫁妆。5、扣除以上费用所剩房款的二分之一给大姐孙丽华，另外二分之一由二姐、三姐取得二分之一。该《委托书》下委托人处有“孙福国”签名字样，见证人处某、“孙丽”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第三人受案外人委托，在其受托权限范围内代表孙福国与被告签订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可看作孙福国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己方义务。现案涉房屋已经过户登记到被告名下，然被告至今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因案外人孙福国于2017年9月20日死亡，故原告作为孙福国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要求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向原告支付购房款28万元。对于被告抗辩称案涉购房款已经由孙福国生前所欠债务抵销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该条法律规定中的“到期债务”是指金额或种类、品质明确的债务，未确定的债务不能构成法定抵销。2、被告提供银行流水凭证、相关收费票据等作为证据，原告对票据所涉款项均为被告或案外人孙丽实际支付的不予认可，并陈述“孙福国的工资卡一直是由被告保管，所有的药费、支出均由被告直接从孙福国的工资卡里支取”，且上述凭证、票据等亦不足以证明罗列的款项系案外人孙福国应当向被告清偿的款项。同理，对于案外人孙丽，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孙福国生前有债务需向孙丽清偿，被告提出孙丽已将相应债权转让给被告，由被告向孙福国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若按照被告的主张，孙福国需承担的部分债务发生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比如被告主张的“被告代为偿还的公积金贷款尾款72,005.63元”、“父母生前的医疗、丧葬、公墓费用等应当由孙福国承担部分75,000元”、“2016年8月29日手术费押金30,000元”等，在这种情况下，孙福国与被告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买卖合同并明确了购房款数额与支付时间，双方并未进一步约定或确认债务抵销的意思表示，故现被告主张购房款应当由上述款项抵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被告所主张的应由孙福国或者原告负担的债务，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可以说原、被告之间对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尚有争议，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其已经与孙福国或者原告对其他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确定了债务金额，因此，本案不符合法定抵销的要件，被告单方主张债务抵销，依据不足。被告可就其主张的债权债务另案诉讼。5、对于被告提供的2017年7月5日“孙福国”出具的《委托书》，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而言，即便该《委托书》确系孙福国所写，其形成于孙福国委托第三人办理房屋买卖事宜之前，2017年7月5日的《委托书》中提及的“过户给被告，委托被告全权负责处理产权，对房款进行分配”的内容与实际上“委托第三人，将房屋出卖给被告”的事实已经不符，即按照2017年7月5日的《委托书》的内容分配房款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故该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8万元，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孙丽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铭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8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孙丽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孙丽萍认可与孙福国之间就案涉房屋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亦认可未实际支付购房款28万元，而是已经用其本人及案外人孙丽对孙福国的债权予以抵顶。然而，从孙丽萍针对该事实主张所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本院无法作此认定。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孙丽萍在一审时提交了由孙福国出具的两份《委托书》，一份是在2017年7月5日出具的，一份是在2017年7月10日出具的，且后者业经辽宁省大连市公证处进行公证。在孙福国本人已经去世，前份《委托书》落款处见证人孙丽华、孙丽分别是本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以及该份《委托书》内容与业经公证的《委托书》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采信前份《委托书》的证明力，于法有据。况且，仅从2017年7月5日出具的《委托书》记载内容来看，是孙福国就案涉房屋过户给孙丽萍以及就所得房款如何分配予以说明，全文未就所得房款数额作出明确说明，相反，从孙福国分配房款范围来看，当时孙福国认为案涉房屋除抵偿所欠孙丽萍、孙丽等人垫付医药费、手术费、护理费以及购买墓地等外，还可分配10万元给孙铭作为嫁妆。故孙丽萍以该份《委托书》为据主张房款仅为28万元且不足以抵偿债务及购买墓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孙丽萍认可其与孙福国未就用28万元房款抵偿孙丽萍与孙丽对孙福国的债权一事签订书面合同，自认仅有口头约定。故在当事人孙福国本人已去世，孙丽萍、孙丽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未采信孙丽萍对此的单方陈述，并无不妥；再次，尽管孙丽萍在一审时提交了银行流水、医疗费用收款收据、日常透析治疗及护理费用的银行流水、购买生活用品网络清单、孙福国丧葬费用单据、公墓费用、2002年4月26日购房发票、2006年3月29日提前全部偿还个人住房政策性贷款通知书以及孙丽与孙丽萍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等，拟证明其本人及孙丽为孙福国垫付各种相关费用。但是即使前述票据系真实的，本院亦无法依此认定孙福国与孙丽萍、孙丽就前述款项达成了以案涉房屋抵顶相应债务的合意。此外，其中关于案涉房屋的2002年4月26日购房发票（交款人孙丽）、2006年3月29日提前全部偿还个人住房政策性贷款通知书等距今已近二十年，距孙福国于2017年9月20日去世前，亦有十余年，本院亦无法认定该两笔债务在孙福国去世前仍未清偿。故孙丽萍提交的前述证据无法证明其以本人及孙丽对孙福国享有的债权抵偿了案涉房款28万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令孙丽萍向孙福国的继承人孙铭给付该笔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孙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孙丽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审判员  任 娲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