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行终2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鲁寅，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鹏，女，198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兵，福建法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杰锐，男，197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因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09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杨杰锐。2．注册号：11571758。3．申请日期：2012年10月8日。4．专用权期限至：2024年3月6日。5．标志：“SFSF”6．核定使用商品（第18类，1801-1802；1804-1806）：动物皮；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背包；家具用皮装饰；皮制带子；伞；手杖；宠物服装。二、被诉决定2020年6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商评字[2020]第158931号《关于第11571758号“SFSF”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简称被诉决定），认定：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诉争商标在2015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期间（简称指定期间）在背包商品上进行了实际有效的商业使用。背包商品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商品构成类似商品，故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杨杰锐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在“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背包”商品上在商业活动中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动物皮”等其余商品与杨杰锐实际使用的“背包”商品存在一定差异，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动物皮”等其余商品上进行了使用。决定：诉争商标在“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背包”商品上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予以撤销。三、诉争商标使用证据提交情况在行政阶段，杨杰锐提交以下主要证据：1．2016年5月10日杨杰锐授权温州市恒瑞服饰有限公司（恒瑞公司）使用诉争商标的授权书；2．厂房内景及背包实物照片，均未显示形成时间；3．温州恒瑞公司开具的销售“SF背包”的销售发票三张。恒瑞公司在行政阶段提交的商标使用证据均为复印件。四、其他事实王丽鹏于2018年9月25日以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诉争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商标撤三字[2019]第Y014311号撤销决定，决定诉争商标不予撤销。王丽鹏不服，于2019年8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审，并在2019年7月30日交邮的《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首页）》中，明确表示需要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在原审诉讼阶段，王丽鹏提交被诉决定、信封及挂号信送达查询检索页面截图、诉争商标和杨杰锐名下第40715689号“SFSF”商标的商标档案信息截图、中国商标网关于商标使用的文章截图作为主要证据。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王丽鹏明确表示被诉决定的合议组成员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予回避情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一、恒瑞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针对诉争商标提出撤销申请，审查的指定期间为2015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处于201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4年商标法）施行期间，故对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是否使用这一实体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14年商标法。而被诉决定作出之时处于201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9年商标法）施行期间，故程序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19年商标法。被诉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二、王丽鹏在撤销复审程序中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口头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案件实际需要采用书面方式审理并无不当。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已告知王丽鹏合议组成员，但王丽鹏明确表示合议组成员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予回避情形，其仅以国家知识产权局未告知其合议庭成员为由主张被诉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不予支持。王丽鹏于2019年7月30日交邮的《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首页）》中声明需要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应等待三个月以便王丽鹏补充证据材料，该期限不应计入审查期限。扣除该期限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被诉决定，并未超出九个月的法定期限。现无证据表明杨杰锐在行政程序中的签字系伪造，王丽鹏以此为由主张被诉决定程序违法，亦不予支持。三、杨杰锐提交了商标授权书，但商标许可使用行为本身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故诉争商标是否进行了使用仍需结合被许可人的使用行为予以判断。厂房内景及背包产品实物照片均未显示时间，且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的真实使用情况。销售发票为复印件，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因此，杨杰锐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背包”等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被诉决定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原审判决关于法律适用以及程序问题的认定无异议。二、杨杰锐提交的商标使用授权书复印件显示，杨杰锐授权恒瑞公司使用诉争商标，使用期限自2016年5月10日至2020年5月10日；销售发票显示在指定期间内，恒瑞公司多次向他人销售货物名称为“SF背包”的商品。结合产品图片上标有诉争商标的情况，以及在指定期间内，杨杰锐所申请注册的商标中，与英文“SF”相同或相近的商标仅有诉争商标的情况，在案证据可以证明销售发票所列“SF背包”系对标有诉争商标的背包商品进行的销售，故杨杰锐在指定期间内已将诉争商标使用在“背包”商品上，考虑到该商品的功能用途、消费对象等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商品相近，故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杨杰锐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在“钱包（钱夹）；手提包；手提旅行包（箱）；背包”商品上在商业活动中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地使用。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动物皮”等其余商品与杨杰锐实际使用的“背包”商品在功能用途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于“动物皮”等其余商品上进行了使用。杨杰锐对于其在宣传及销售过程使用诉争商标的商业行为已进行充分举证，故在“手提包”等商品上应不予撤销。王丽鹏及杨杰锐均服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阶段和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杨杰锐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中，授权书显示杨杰锐授权恒瑞公司无偿使用诉争商标，使用期限自2016年5月10日至2020年5月10日；厂房内景照片未显示诉争商标及商品；三张销售发票复印件部分内容模糊不清，且均未显示数量及单价。原审庭审中，王丽鹏表示在行政阶段未核对杨杰锐提交的证据原件。杨杰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原审庭审。经询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表示未在行政程序中核对杨杰锐提交的销售发票原件。二审诉讼中，王丽鹏补充提交了其在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发票查验系统中对杨杰锐提交的三张销售发票进行查询的结果截图打印件，结果均显示为无法检索到查验的发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行政阶段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商标的使用是指商标的商业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使用应在该商标核定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在其他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不能维持诉争商标的注册。判断所涉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使用，应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考量使用者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以及所涉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能使相关公众在商标与其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建立联系。仅以维持商标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真实、有效的使用行为。本案中，杨杰锐提交的商标授权书仅能证明其授权恒瑞公司使用诉争商标，不能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实际使用。厂房内景及背包实物照片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且未显示拍摄时间，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杨杰锐于指定期间内生产、销售了使用诉争商标的“背包”商品。三张销售发票均为复印件，且部分内容模糊不清、部分内容未填写，在王丽鹏针对发票真实性提出的异议并提供相关查询结果的情况下，杨杰锐在二审诉讼中仍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因此，杨杰锐提交的在案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于指定期间内在“背包”等核定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惠斌审判员  陈 曦审判员  王晓颖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李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