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志，男，1981年11月26日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峰，辽宁法之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岩，女，1957年5月2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力，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祁平，男，1967年3月1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学志因与被上诉人刘红岩、原审第三人祁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3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学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3710号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案外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签署。1、关于股权转让的程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有限公司需召开股东会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表决方法通过并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出让方和受让方签定股权转让合同或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中，涉案转让协议是由第三人恶意指使案外人刘玉鹏与被上诉人串通，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署。上诉人既未就股权转让的事宜与被告进行过任何沟通和协商，更未就股权转让的价款以及相关条件形成合意。公司也未就股权转让的问题召开会议，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2、上诉人是合法的股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为第三人代持案涉股份，不符合事实。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与第三人签署过任何代持协议。上诉人是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并注册合法股东，并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以及法定程序成为法定代表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授权有效，是对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仅授权刘玉鹏代为办理公司税务、发票事宜，所授的权是范围授权，不能用推断的方式推断上诉人自愿授权刘玉鹏有权利代为行使股份转让的权利。更何况，做出处分股权的重大事项，须当事人出具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以明确授权范围。不能仅仅依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聊天记录，就来证明刘玉鹏是经过全权上诉人来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变更登记等，等会提交相关证据证明。2、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诉人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在北京企业e窗app上对案外人刘玉鹏进行了全业务授权，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全业务授权具体范围(包含股权转让登记)。而且经过一审调查发现，进行全权委托的同时需要通过视频认证的方式加以认证，本案当中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就本案的事实并未进行过视频的认证，而且提交对于材料的审核部分需要上诉人亲笔签名的部分是有重大的瑕疵，结合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上诉人本意仅仅是授权刘玉鹏办理发票以及与税务关联事项。三、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约定的焦点问题评价错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因此，无论是实缴还是认缴制度下，股权的转让并非仅仅是权利的转让，而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一审法院认为返还《转让协议》的760万股权是认缴，上诉人并未实际出资，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股权的概括转让原则，除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均一体移转给受让人，因此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与认缴或者实缴不能等同。综上，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刘红岩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在上诉人杨学志知情并授权的情况下签署完成的。具体如下：根据原审法官亲往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证记录可知，上诉人杨学志亲自自行登录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并通过了人脸识别的方式验证了其本人的身份后，在该系统中选择授权他人代办事项，授权权限选择的是全业务授权，全业务授权包含股权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全部事项。故杨学志对股权转让这个事实是知情的，股权转让变更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对于该节事项，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京朝市监不撤字【2020】第24号不予撤销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中亦有同样的表述：经查明，有证据证明杨学志对该次登记知情，并在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予以授权。加之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予以佐证，可知，即使上诉人并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但其对于股权转让一事是知情的，并亲自授权代办人刘玉鹏予以全权代办，股权转让行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二、关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并未对第三人祁平的实际股东身份进行确认，并表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并不在本案件的受理范围，也未就上诉人是为第三人代持案涉股份作出认定。但不知为何上诉人却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了其代持人的身份。且，上诉人杨学志与被上诉人刘红岩都是第三人祁平的股份代持人，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是祁平，其持有100%的股权。三、关于上诉人的授权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原审法官亲往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证记录可知，上诉人杨学志亲自自行登录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并通过了人脸识别的方式验证了其本人的身份后，在该系统中选择授权他人代办事项，授权权限选择的是全业务授权，全业务授权包含股权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全部事项。上诉人在该系统上，明确授权刘玉鹏，并明确的选择了授权的范围，其行为等同于签署了明确的授权委托书。而且其授权范围是上诉人亲自选择并确认的，并不是用推断的方式推断出来的。以上上诉人的行为皆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授权行为事实清楚，并无不当之处。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其对他人进行全业务授权的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首先，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转让价款进行任何约定，而股权转让协议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被上诉人并不需要向上诉人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其次，上诉人是代持股东，其从未向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实际出资，其所持有的股份至今也一直处于认缴的状态，而且760万股权并不等同于76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认定没有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祁平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杨学志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杨学志称“股权转让协议是第三人恶意指使案外人刘玉鹏与被上诉人刘红岩串通一气，在其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这与在案证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不予撤销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认定的“上诉人杨学志对该次登记知情，并在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予以授权”事实相悖。并且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所陈述的“授权案外人刘玉鹏代为办理公司税务相关事宜；即使授权他人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也未授权他人代签股权转让协议”的自认行为相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违背事实和证据。二、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为第三人代持案涉股权”，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第三人祁平是否为实际股东，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第三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应当另诉解决”。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第三人是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也没有认定上诉人为第三人代持股权。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成立。三、上诉人上诉称“上诉人仅授权刘玉鹏代为办理公司税务、发票事宜；上诉人根本不知道全业务授权具体范围”与事实不符，与上诉人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所陈述的“即便是上诉人在北京企业e窗通APP上选择全业务授权，杨学志所授权的内容也仅仅是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业务，并未授权刘玉鹏代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自相矛盾。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说明授权刘玉鹏在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局代为办理工商登记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对刘玉鹏进行的是全业务授权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北京企业e窗通APP上进行授权刘玉鹏的操作也是其亲自所为。且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不予撤销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以及北京飞宇达公司工商档案中《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均证实了，上诉人对于飞宇达公司变更登记，以及变更事项为法定代表人、股东、公司类型，是知情的，并授权刘玉鹏全权代理。说明上诉人对于案涉公司股权变更、股东变更，以及股权转让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委托刘玉鹏作为变更登记的代理人予以实施。因此，上诉人不知情、没授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四、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问题。一审上诉人是以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为前提，同时主张返还案涉公司760万元股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权，而不是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关于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上诉请求属于上诉期间对一审诉讼请求的增加或变更，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五、一审判决完全还原了本案案件事实。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不予撤销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一审法官调证记录、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充分证实了，在庭前听的录音当中所提到的所谓的跟工商局人的通话已很明确全业务授权是什么，应该怎么操作，需要本人的实名认证，需要授权在网上确认之后就可以了，这与一审法官的调动记录是一致的，这些证据都可以充分地证实上诉人亲自自愿在北京企业e窗通APP操作北京飞宇达公司股权、股东变更登记，亲自授权刘玉鹏代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自行通过人脸识别。上诉人对于股权转让、公司股东变更是知情的，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授权他人全业务代为办理。根据《民法典》162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全权授权他人代为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代理人行为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上诉人承担。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理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学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20年2月1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2、刘红岩向杨学志返还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760万元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自2019年8月6日成立。2020年2月18日，杨学志与刘红岩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1、杨学志同意将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中的股权760万元转让给刘红岩；2、刘红岩同意接收杨学志在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中的股权760万元；3、于2020年2月18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2020年2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原刘红岩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2020年4月24日，杨学志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该局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经查明，有证据证明被冒用人对该次登记知情，并在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予以授权。该局据此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京朝市监不撤字[2020]第24号不予撤销北京飞宇达贸易有限公司登记决定书，决定不予撤销2020年2月21日变更登记。根据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取证，调取杨学志在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中授权他人代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授权凭证及相关文字、影像资料。该局答复一审法院称，杨学志自行登录北京企业e窗通电子营业执照，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并且选择授权他人代办事项，授权权限选择的是全业务授权，全业务授权包含股权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全部事项。故杨学志对股权转让知情，股权转让变更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杨学志、刘红岩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二、杨学志是否作出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三、关于转让协议未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约定的问题。下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所述，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第一，关于杨学志、刘红岩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刘红岩主张双方诉争的标的是北京飞宇达公司的股权，与公司的利益直接相关，故应以公司为刘红岩，刘红岩为第三人。且杨学志并非北京飞宇达公司的真实股东，其为第三人代持股权，并不具有真正的股东身份，杨学志主体亦不适格。一审法院不采纳刘红岩的观点，杨学志诉请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杨学志、刘红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杨学志基于对股权转让真实性的不认可，提起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杨学志、刘红岩作为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其主体资格身份均无不当。本案并非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刘红岩主张列北京飞宇达公司为刘红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认定。第二，关于杨学志是否作出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问题。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要件，判定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主要在于是否为双方当事人本人签写协议、或者是否经过当事人授权他人签写，亦或是否得到当事人的事后追认。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案涉转让协议是否为双方签署。杨学志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杨学志本人签写，刘红岩表示认可，称杨学志、刘红岩并未当面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故关于签字真实性方面双方均无争议。其次，杨学志是否授权他人代签股权转让协议。刘红岩提交聊天记录，辩称转让协议是杨学志授权他人代为签署并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办股权转让登记的行为，杨学志予以否认，杨学志主张其仅授权案外人刘玉鹏代为办理公司税务相关事宜，并未授权办理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显示，虽然杨学志未明确表示过授权的内容，但其的确知晓对刘玉鹏进行授权一事，是自愿作出的授权。另外，根据刘红岩提交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撤销登记书，一审法院进一步向该局调查杨学志股权转让的相关情况，根据该局的答复，杨学志通过北京企业e窗通app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并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对案外人刘玉鹏进行了全业务授权，全业务授权的范围包含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结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答复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杨学志应当属于自愿对刘玉鹏作出的全业务授权。最后，杨学志对于授权他人代办股权变更登记是否知情的问题。杨学志在第二次庭审中称从未授权他人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而在第三次庭审中又称即使授权他人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也从未授权他人代签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不真实，应为无效。杨学志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对他人进行全业务授权的法律后果。综上可见，虽然杨学志并未签署转让协议，但其对股权转让一事应当是知情的，杨学志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股权转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关于转让协议未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约定的问题。杨学志以股权转让协议未对转让价款进行约定，刘红岩亦从未向杨学志支付过股权转让价款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常理，应属无效。刘红岩据此辩称因北京飞宇达公司股权均为第三人所有，杨学志、刘红岩均为代持股权，故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关于第三人是否为北京飞宇达公司实际股东的问题，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第三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应当另诉解决。至于双方未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约定，并非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杨学志据此主张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转让协议的760万股权是认缴，杨学志并未实际出资，故不能等同于股权转让的价值应为760万元，杨学志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综合上述分析，杨学志虽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字，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不予撤销登记书及相关答复证明了杨学志对案外人刘玉鹏进行股权转让变更授权的事实，而杨学志并未对其在北京企业e窗通app对刘玉鹏进行股权转让变更授权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证明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情，故其主张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缺乏证据支持，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学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00元（杨学志已预交），由杨学志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北京会计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上诉人给案外人刘玉鹏的授权是精准授权，并非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说的全委托授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给刘玉鹏的授权是全委托授权是错误的。证据2、祁平与另案的当事人卢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祁平私自操作变更了上诉人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据3、录像，时间形成于2020年3月30日，拟证明上诉人要求把法定代表人变更给自己，再变回来，祁平在私自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权之后，杨学志是不同意的，要求把法定代表人身份再变更回来。证据4、录音，形成的时间是2020年4月6日，和北京市双桥工商所通话，拟证明通过该所的工作人员确认办理股权转让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变更的授权，需要全委托授权而且需要本人在认证的时候录制视频，本人必须出现在视频里，本案中上诉人和刘玉鹏的聊天记录里明确体现的是精准授权，而且该局在变更法定代表人身份和股权变更的时候，未入过任何全委托视频，显然一审法院所认定全委托授权给刘玉鹏办理股权转让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变更的事实就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杨学志对案涉股权变更事宜未授权且不知情，依法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2020年2月1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杨学志与刘红岩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确认合法有效。根据一审卷宗记载，杨学志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已对案外人刘玉鹏进行全业务授权，其中包括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且该协议已提交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并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虽杨学志主张股权变更登记并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上述法定无效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杨学志请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红岩应否向杨学志给付760万元股权价款一节，因杨学志作为北京飞宇达公司原股东系认缴出资，且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故一审判决杨学志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无权请求刘红岩给付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杨学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杨学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红审判员  吴义军审判员  张 劲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