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女，193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芳，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晨雯，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左某，女，1954年7月10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某，男，195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左某、黄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珠,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8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女，195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2，女，195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3，女，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4，女，196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青，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某、左某、黄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许某无需向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给付相应售房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X1号房屋、X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为左某与黄某，一审法院对X1号房屋、X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认定有误，由于《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以及附件吴某、王某的证明等系第三方行政部门及个人对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房改由来、买房背景的说明，对房屋权属认定起到关键作用。许某对案涉两套房屋仅仅系代持，并非所有。因该情况说明的原件存放于第三方行政部门，根据规定，该证据不管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法院依职权向第三方保管部门调取，如第三方拒绝提供或未作回应，一审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并将案件背景调查清楚。许某提供的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可以证明，X1号房屋、X2号房屋真正的购房人系左某和黄某，使用的是左某和黄某的工龄，没有使用许某和宋某5的工龄购买。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左某、黄某，并非许某与宋某5的共同财产，应不予分割。左某、黄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左某、黄某无需向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给付相应售房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X1号房屋、X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为左某与黄某，一审法院对X1号房屋、X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认定不清。由于《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以及附件吴某、王某的证明等系第三方行政部门及个人对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房改由来、买房背景的说明，对房屋权属的认定起到关键作用。因该情况说明的原件存放于第三方行政部门，根据规定，该证据不管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法院依职权向第三方保管部门调取，如第三方拒绝提供或未做回应，一审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并将案件背景调查清楚。许某提供的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可以证明，X1号房屋、X2号房屋真正的购房人系左某和黄某，使用的是左某和黄某的工龄，没有使用许某和宋某5的工龄购买。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左某、黄某，并非许某与宋某5的共同财产，应不予分割。即便认定X1号房屋、X2号房屋系许某与宋某5共同所有，那么获得的售房款也应由许某来支付，不应由左某、黄某支付。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对许某、左某、黄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共同辩称：不同意许某、左某、黄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X1号房屋和X2号房屋均是许某与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代持的问题。两套房屋是单位的福利分房，具有人身属性。房屋档案可以证明两套房屋均是许某单位分给许某个人的，两套房屋购买的合同都是许某与单位签订的。两套房屋都是婚后取得、婚后出资，50%都属于宋某5的遗产，X2号房屋使用了许某46年的工龄，X1号房屋使用了许某47年工龄，并没有使用左某与黄某的工龄，两人也没有支付购房款。一审法院给发改委发函，发改委回函没有确定证据的真实性。发改委对房屋的历史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应以房屋的原始档案记载为主。左某与黄某长期在美国，不符合房改政策，不可能分给其二人房屋。两套房屋均被许某出售，全部的售房款都用于给左某买了新房，故许某、左某、黄某应给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相关折价款。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宋某5名下位于X3号房屋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事实与理由：许某与被继承人宋某5于1983年9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宋某5与前妻共育有五个女儿：宋某1、宋某2、宋某6、宋某3、宋某4，其中宋某6先于宋某5去世，李某是宋某6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许某与前夫育有一女左某。许某与宋某5结婚时，双方的女儿均已成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折合双方工龄，许某和宋某5又支付了37124元购买了X3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一套。许某与宋某5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0年7月27日宋某5病逝，其生前未留有书面遗嘱。2016年2月前后，宋某4强行将许某赶出涉案房屋并更换了房屋门锁。为维护许某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涉案房屋属于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四人同意按法定继承处理，将自己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的份额赠与给李某，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许某名下还有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号房屋）及X2号房屋（以下简称X2号房屋）亦属于宋某5、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四人在诉讼期间才得知许某已将X2号房屋、X1号房屋出售，故要求按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售房款565万元。李某在一审法院辩称，涉案房屋属于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同意按法定继承处理，并接受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的赠与，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于X2号、X1号两套房屋的售房款565万元，李某要求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左某、黄某在一审法院辩称，X1号房屋和X2号房屋是用左某、黄某工龄购买的，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因当时左某、黄某去了美国，户籍注销，所以才将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许某名下。上述二套房屋不能认定为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现左某、黄某用售房款另行购买了其他房屋，不同意分割售房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5与前妻生有长女宋某1、次女宋某2、三女宋某6、四女宋某3、五女宋某4，许某与前夫生有女儿左某。1983年9月20日，许某与宋某5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宋某6于2016年4月27日去世，留有独生女李某。宋某5于2010年7月27日去世，其去世前未留有有效遗嘱或遗赠协议。1998年12月10日，许某与X研究院签订《购房权责协议书》，X研究院折算许某46年工龄后以24469.31元的价格将X2号房屋售予许某。2002年8月23日，该套房屋取得产权证，产权人登记为许某，房屋建筑面积66.7平方米。1999年12月22日，许某与X办公室签订《国务院体改办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X办公室同意许某按北京1997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价格及有关政策购房，将X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许某，房价款37281.8元。2000年12月8日，该套房屋取得产权证，产权人登记为许某，房屋建筑面积45.59平方米。2000年7月19日，宋某5与外交部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使用宋某548年、许某47年工龄后，将涉案房屋以37124元的价格出售给宋某5。2002年7月24日，涉案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在宋某5名下，房屋建筑面积123.83平方米。现涉案房屋由宋某4居住使用。庭审中，许某提出涉案房屋系其与宋某5的共同财产，要求按法定继承处理涉案房屋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不要求实体分割，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亦同意上述意见。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提出将其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赠与给李某，李某表示接受赠与，双方均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还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许某婚后购买的X1号房屋、X2号房屋售房款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就此主张，许某不予认可，称上述两套房屋系女儿左某、女婿黄某以其名义购买，不属于其与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许某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如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房产管理处《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内容为：“外交部房产处：由于国家体制改革，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原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2003年并入我委，该单位所属产权也一同并入我委，故该单位的产权关系证明由我委出具。许某同志原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1984年与外交部宋某5同志再婚，外交部房改时以宋某5和她两人的工龄共同购买X3号产权房一套。依据国家房改政策，许某同志不能再次参加国家体改委的房改。经原国家体改委领导彭某同志及房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吴某、王某同志证实，许某同志在体改委有两套住房，即海淀区X1号（建筑面积45.59平方米）和X2号（建筑面积66.7平方米），再婚前是她与其母、女儿女婿共同居住，再婚后，由其母和其女儿、女婿、外孙女继续居住。国家体改委经请示国务院房改办后，并根据国务院房改办的指示向其女儿左某工作单位（X医院）女婿黄某工作单位（X银行）了解到他们在本单位都未分配住房后，允许他们参加在国家体改委的房改，上述两套住房由左某和黄某购买，同时向他们表明，不能再次参加其工作单位的房改。由于购房期间左某同志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黄某又去探亲，户口暂时注销，故由许某同志办理了购房手续并以许某同志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现许某同志的女儿、女婿欲将X1号住房和X2号上市交易，我们认为此两套住房是国家体改委配售给许某女儿左某的住房，建议不与宋某5和许某同志共同购买的住房进行超标合并计算”，说明其后还附有①“吴某”“王某”的证明②北京X医院证明，证明左某于1990年4月自费去美国留学，其在职工龄19年③X银行人事司证明，证明黄某于1992年5月离开X银行，根据档案记载推算工龄17年，在职期间未分配过住房。许某称上述证据原件在外交部相关部门保管；二、国家发改委回函，其中关于个人住房问题的内容为“经与基建物业管理中心认真对照有关政策，在无法院来函的情况下，难以出具涉司法程序的房产证明材料。您指出1999年购买的两套住房是替子女持有，有关情况比较特殊，涉及住房政策性较强，需要进一步核查原始材料后，依程序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汇报”;三、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显示姓名左某，原房款37281.8元，现房款137835元，补100553元；四、收据，显示交款时间为2016年2月3日，交款人为许某，收取X1号补超标房款100553元。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对补超标房款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提供（2005）海民初字第14744号民事判决书作为反证，证明X1号房屋系许某、宋某5的共同财产。许某、左某、黄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经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申请，法院于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调取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二份，其中一份合同显示2016年2月19日许某以245万元的价格将X1号房屋卖给案外人赵某；另一份合同显示2015年9月8日许某以320万元的价格将X2号房屋卖给案外人刘某。经询问，左某、黄某表示上述两套房屋的售房款由其二人支配，现已用于购买其他房屋。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向国家发改委房产管理处发出《协助调查函》，就X1号房屋出售对象是许某还是其女儿、女婿，购房时是否使用许某工龄，国务院房改办对再婚老同志参加房改有无照顾其子女的相关指示等问题进行调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于2019年12月26日给法院复函，复函当中并未就相关问题予以回复，仅表示按《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及“吴某、王某”等人的证明由法院酌情采用。2020年3月23日，法院再次向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该单位对X1号房屋、X2号房屋出售时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截止2020年11月12日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时，国家发改委未进行回复。经许某申请，法院给许某出具调查令，向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调查上述两套房屋出售对象是许某还是左某、黄某，出售时是否存在因左某、黄某在美国，户口暂时注销，故由许某办理购房手续，并以许某名义办理产权证等情况。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亦未予以回复。一审法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X1号房屋、X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是左某、黄某还是许某、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房改房系原房屋产权单位通过优惠形式将公房出售给已经承租或使用该房屋的职工，具有强烈的福利性质和人身属性。根据庭审查明事实，X1号房屋、X2号房屋均系许某工作单位分配给许某使用的，在许某与宋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房改成本价购买，两套房屋的所有权人长期登记在许某名下。其次，现未有证据证明左某、黄某实际支付了两套房屋的购房款，X2号房屋购买时显示使用了许某46年工龄，远远高于左某、黄某的工龄年限之和，加之左某、黄某按成本价购买许某单位的公有住房，亦不符合房改的相关政策；最后，吴某、王某未能出庭作证，而许某提供的《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及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等证据，即使真实性能够确认，但《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系2015年许某为出售房屋，由国家发改委向外交部相关部门出具的，说明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亦与出售房屋相关，并不能客观真实的还原X1号房屋、X2号房屋参加房改时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发改委未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两套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综上，许某、左某、黄某提出的X1号房屋、X2号房屋虽登记在许某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左某、黄某的主张，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难以采信。登记在许某名下X1号房屋、X2号房屋及登记在宋某5名下的涉案房屋均为宋某5、许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为二人共有，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宋某5去世后，其在上述房屋中所占的二分之一份额作为遗产应予分割。宋某5生前未订立有效遗嘱或遗赠协议，故属于宋某5的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许某，子女宋某6、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六人共同继承。鉴于宋某6已于2016年4月27日去世，故宋某6所继承宋某5的遗产份额转由其独生女李某继承。诉讼中，双方坚持要求处理涉案房屋的份额，不进行实体分割，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宋某5去世后，许某未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即出售X1号房屋、X2号房屋，现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两套房屋的售房款565万元，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售房款已汇入许某名下账户，左某、黄某认可二人使用售房款购买了其他住房，故其余继承人应分得的部分由许某、左某、黄某予以给付。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表示将其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赠与给李某，李某亦表示接受赠与，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宋某5名下位于X3房屋一套，其中二分之一的份额归许某所有，剩余部分由许某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由李某继承十二分之五的份额；二、许某、左某（英文名：X）、黄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售房款各470833.33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许某申请法院通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办公厅主任以及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主任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该申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显示姓名左某，原房款37281.8元，现房款137835元，补100553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X1号房屋、X2号房屋均系许某工作单位分配给许某使用，在许某与宋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房改成本价购买，两套房屋的所有权长期登记在许某名下，故应认定X1号房屋、X2号房屋为许某与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现许某、左某、黄某主张，X1号房屋、X2号房屋虽登记在许某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左某、黄某，并提供《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及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等证据。因《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系2015年许某为出售房屋，由国家发改委向外交部相关部门出具，说明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亦与出售房屋相关，并不能客观真实的还原X1号房屋、X2号房屋参加房改时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发改委未进一步明确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出售对象是左某、黄某的情况下，结合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购买时间，以及X1号房屋、X2号房屋与X3号房屋的购买顺序，并考虑左某、黄某按成本价购买许某单位的公有住房，不符合相关房改政策的情形，许某、左某、黄某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X1号房屋、X2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对许某、左某、黄某所持，X1号房屋、X2号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左某、黄某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鉴于许某已出售X1号房屋、X2号房屋，售房款由左某、黄某支配使用，一审法院判令许某、左某、黄某给付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售房款各470833.33元并无不当，对许某、左某、黄某不同意给付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售房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许某、左某、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266元，由许某负担25633元（已交纳），由左某、黄某负担25633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