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2民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瑞邦丽景18栋113号。 经营者：刘华，女，1975年4月28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杰，男，1981年1月1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原生，新疆德之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建新，男，1972年7月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光华，女，1972年8月5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阿合别斗乡也格孜库勒村。 法定代表人：吕建新，该合作社理事。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廷贵，新疆扬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董利明，女，1974年3月27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 上诉人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以下简称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因与被上诉人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润合作社）、原审第三人董利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人民法院（2019）新422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询问，认为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吕建新、伍光华、天润合作社支付货款1775383.5元、利息395315.92元，合计2170699.42元。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将2015年、2016年发生的业务打包计算错误，2015年收据、欠条汇总证实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额为2281651.5元，其中三张欠条金额为639600元，三十三张收条金额为1642051.5元，被上诉人2015年7月-2016年2月付款91万元，退货价值109202元，仅2015年被上诉人欠款数额为1262449.5元，一审认定为515574元错误；2.2016年的业务上诉人用收条或者收据交由被上诉人换取欠条，因此上诉人手中只有欠条，没有收条或者收据。2016年被上诉人2016年5月-2017年6月付款559800元，2015-2016年（含2017年）共计付款1469800元，而被上诉人提供的金额是1405800元（不含向孟建江支付的21660元），2015年双方就没有算账；3.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三张欠条均系一次性货款，收条上所列货物名称、数量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相吻合。该表系双方对2015-2016年发生业务的货物及数量进行核对，但终因分歧过大未能达成一致，双方未签字，但对于货物名称、数量上诉人认可。经计算仅2015年被上诉人尚欠1262449.5元，可以得出2015年的账双方未算过，被上诉人2016年出具的欠条系2016年发生的业务；4.对于董利明签收的货物，上诉人提供的票据金额为486163元，被上诉人提供的票据金额为555389元，被上诉人认可拉走39200元，一审董利明陈述大部分吕建新拉走，至少也得判决被上诉人承担80%；5.被上诉人2015年欠款1262449.5元，2016年欠款512934元，合计1775383.5元，利息应当按照资金占用期间6%年利率计算为395315.92元。 吕建新、伍光华、天润合作社辩称，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一次起诉时主张欠货款是本金2613435元，利息182940元，合计279万多，是重复计算了收条和欠条，减掉我们已付款140多万，除了数量和货物，销售单和明细表大部分一致，说明上诉人在恶意虚假诉讼。本次上诉人把2015年和2016年割裂计算，增加了送货量，应该以基本事实为基础，收条就是发货单，有发货单有欠条的，上诉人重复计算了两次。 吕建新、伍光华、天润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吕建新、伍光华仅支付货款6509元。事实与理由：1.关于退货，受刘俊杰指示拉退货的驾驶员出具的收条总金额333000元，一审只认定172672元，剩余160328元不予认定错误；2.对刘俊杰自认的2016年11月收到货款50000元应予认定；3.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第47、48项董利明代储的货物对应的货款184144元应予扣除；4.利息不应当支持，天润合作社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辩称，1.关于天润合作社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刘俊杰与吕建新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天润合作社的，所以吕建新才供货，约定秋收以后支付货款，应当是合作社支付；2.关于董利明收货的问题，一审董利明出庭，陈述库房在托里县，在吕建新的地方，货物都是吕建新发货；3.双方没有签书面合同，刘俊杰将货拉到吕建新处，再由吕建新销售。每一次销售单都交给了吕建新，但收款时吕建新说没有见过销售单，导致钱收不回来；4.驾驶员打的收条只能说明把货从库房拉走了，退货都是明确打了条子的，驾驶员的运费也是刘俊杰给的。 原审第三人董利明未提出陈述意见。 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2396653元，支付利息165858元（207万元×1%×8个月），共计2562511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1年在托里县工商局注册登记设立，股东为吕建新、伍光华、伍光泽，吕建新为理事长。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达成农资买卖协议，被告吕建新多次购买原告的农资产品，期间被告也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收到货物后，向原告出具收条或欠条。2016年5月15日，双方对2016年的货款核算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被告欠原告现金363565元。2016年9月18日，双方对2015年及2016年的货款进行核算，被告吕建新分别出具了欠条，一份欠条载明被告吕建新欠原告刘俊杰515574元。另一份欠条，扣除已打条的363565元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刘俊杰出具了193595元的欠条。期间被告将未使用的农资退还给原告刘俊杰，另有部分货物是原告从被告吕建新处调取发往别处的，原告刘俊杰及拉货的驾驶员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其中2015年4月12日，原告刘俊杰出具两份收条，载明收到被告吕建新退货，价值合计34140元（17140元+17000元）；2015年4月13日，原告刘俊杰收到退货4216元；2015年4月16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王四化收到货物价值6120元；2015年5月28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李元兴收到货物价值9750元；2015年5月20日，康瑞（原告的亲戚）收到退货29250元；2015年5月29日，原告刘俊杰收到退货29896元；2015年7月14日，康瑞收到退货11700元；2016年4月17日，原告派往被告吕建新处拉货的驾驶员王四化收到货物价值47600元，载明：今拉刘俊杰锌动力14吨（350袋）。经原告刘俊杰签字及驾驶员确认的上述退货价值合计172672元。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原告自认收到被告吕建新支付的货款1469800元。原告自行记录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与被告吕建新提供的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的付款一致，其中2015年销售明细中的6月1日的30000元及2016年销售明细中2016年2月26日的20000元不在原告自行记录的账目内。被告吕建新提供的转账记录金额为1405800元（不含向孟建江支付的21660元）与原告记录的金额及时间有明显出入，其中2015年的付款，只有7月9日的70万元，双方均有记录，剩余原告自认的2015年9月的40000元、90000元，2015年12月的50000元，被告均无转账记录，被告仅提供三笔转账记录为：2015年8月12日两笔5000元，合计10000元，2015年9月27日的50000元，2015年11月17日的1000元。针对2016年的付款，其中2月26日的20000元仅在被告提供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有记载，原告的记账明细及被告的转账记录中均无该笔款项。另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中，2016年4月20日的三笔合计100000元，2016年8月28日的5000元，原告均无记录。原告自行记录的2016年11月50000元，被告无转账记录。其余2016年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均能对应。2017年的付款时间，双方均无异议。另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在2015年时协议，在裕民县设立销售点，由原告提供货物，被告吕建新提供库房，和联系客户，销售农资。后二人雇佣第三人董利明作为库管，负责发货。2015年5月至7月期间，原告刘俊杰向该库房陆续发货，货款合计30余万元。期间经被告吕建新介绍的客户拿走的农资，由吕建新在收取客户玉米，付款时进行扣除。2015年7月14日，最后一批货物入库后，原告未再发货。后第三人董利明辞职时，与原告刘俊杰办理了交接手续，将发货单和入库单一并交给了原告刘俊杰。期间第三人董利明个人也使用了部分农资，第三人陈述，因吕建新的烘干厂拖欠其部分玉米款未支付，另外其从事库管期间的工资也未支付，使用农资折抵后，基本持平。因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未办理交接手续，致使无法确认已售出货物价值，双方为此产生争议。剩余货款，被告亦未给付原告，原告故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吕建新口头达成农资买卖协议并实际履行，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吕建新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未付货款如何认定？2.第三人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款项应当由谁支付？3.被告天润合作社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被告吕建新欠原告货款未付清是事实，有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被告吕建新亦认可货款未付清，但其抗辩没有欠条中载明的那么多，其出具欠条后，又向原告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应当重新核算和扣减。经查，原告自2015年2月起至2016年6月底，多次向被告吕建新供货，双方均认可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两份欠条是对所欠货款核算后，出具的欠条。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5年及2016年销售明细汇总表，原告虽不予认可，但该表中记载的货物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数量一致，原告提供的收条中的货物均在表中有记载，收款金额及时间也与原告自行记录的一致，且2016年销售明细中记载的“以上打过条363565”与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中的363565元金额相吻合，且剩余部分的款项金额193595元，与2016年9月18日，被告吕建新向原告出具的金额为193595元的欠条相吻合，未打条部分的销售单编号与原告主张的收款收据中的单据编号也一致，虽然2015年销售明细表上未计算出最终的欠款数额，但可以确定双方在2016年9月18日对2015年及2016年所欠货款进行了算账，并出具了欠条。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在主张欠条中的金额后，又将收条中的货物及收款收据中的货物重复计算。故该院确认2016年所欠货款应为557160元（363565元+193595元）。关于2015年所欠货款，原告主张的2015年2月15日欠条、2015年3月28日的欠条、2015年4月10日的欠条中的货物均在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5年销售货物清单明细中，据该明细表可以看出，双方对货款、已付款、减去退货以及原告拉走的部分农资进行了核算，后被告吕建新出具了515574元的欠条。故对2015年所欠货款，应当以该欠条载明的金额予以认定。原告陈述该515574元的欠条是用另外的收条更换的，不包括其此次主张提供的收条。经查，原告提供的收条时间均为2015年出具，均出具在515574元的欠条之前，无法证实该欠条中的款项与收条中的款项不是同一笔款。故原告的陈述，该院不予采信。另被告吕建新提供的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515574元欠条复印件下方冲减了三笔金额，分别为10000元、21660元、2000元和20621元除草剂，其中21660元系原告让被告吕建新支付给付孟建江的款项，冲减后金额为461293元。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供的原件中的内容、笔迹、落款位置均一致，该证据原件系被告吕建新出具给原告刘俊杰的，出具后，交由原告刘俊杰，被告吕建新无法再出具一份一模一样的，且原告提供的该欠条为半张纸，下半部分被撕掉，该证据存在瑕疵。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被告提供的证据，该院对被告吕建新提供的复印件予以确认，故对2015年所欠货款确认为461293元。综上，截至2016年9月16日，双方所欠货款为1018453元（461293元+557160元）。本案中，因原告自认的1469800元已付货款，系其自行记录，没有具体日期，只有年月，与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提供的转账记录不符，其中有许多大额账目有出入。双方均认可，货款全部为转账和刷poss机方式支付，但其中部分款项又无转账记录，该院无法核实双方实际已付款数额。但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两份欠条时，系依据销售货物清单核算账目后出具，被告吕建新认可不含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据被告提供的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复印件记载，有扣减已付款，其中2015年的货款，扣除双方有争议部分的董利明签收的货物516189元（555389元-39200元，被告认可2015年6月17日董利明签收的卸到吕建新库房的280袋史丹利滴灌肥39200元）以及当时确认的退货27600元及已付款910000元，后还余589952.8元，另外还有不确定的刘俊杰出具的欠条（被告也记不清当时扣减了多少），与当时被告吕建新出具的还欠515574元货款的欠条基本吻合。2016年销售明细汇总表中的货款与欠条吻合，该两份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中扣减的已付款时间截至到2016年6月20日。但据原告自行记录的2015年的付款与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明显不一致，被告伍光华辩称有部分转账记录系通过其弟弟的账户转账，但未提供转账记录。2016年的转账记录与原告自行记录的大部分一致。原告陈述收款账目不准确，系其根据收款大概记录的，未按照转账记录记载，可能存在误差。故2015年的付款账目该院无法确认。被告提供的2015年的转账记录明显少于原告自行记录的货款，故被告在2015年支付的货款与原告不一致的部分，该院也不再予以冲减。结合被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在2016年6月以后支付的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另2016年4月20日三笔付款转账记录合计100000元，2016年8月28日转账记录5000元，均未在2016年算账时冲减，故该部分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原告自行记录的2016年11月收款50000元，但被告无转账记录印证，故该笔金额不予冲减。被告如能提供转账记录，可与原告协商冲减货款。2016年6月20日之后，被告吕建新又向原告支付货款339800元（分别为2016年12月21日9800元+2017年3月16日100000元+2017年4月8日80000元+2017年6月7日150000元），应当予以冲减。综上，被告吕建新已付货款还应冲减444800元。关于被告吕建新提供的退货收条及原告从被告处调货的收条。经查，原审时原告刘俊杰对其本人和康瑞出具的收条无异议，被告提供的2015年销售明细汇总表中，因当时原告刘俊杰拉走的货物收条无法确定，对该部分退货也未记载，被告吕建新也无法陈述是如何计算得出的515574元。且当时算账时如冲减了退货收条，收条也应在原告处。由此可以确认，被告吕建新提供的收条在2016年算账时并未冲减，故该部分费用应当在所欠货款中冲减。其中原告刘俊杰及康瑞收到的货物为109202元（29896元+29250元+11700元+17140元+17000元+4216元），应当予以冲减。另被告伍光华提供的与驾驶员王四化及李元兴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四化于2015年4月16日出具的收条中的6120元货物及李元兴于2015年5月28日出具的欠条中的9750元货物均是从被告处拉往原告刘俊杰处，该两笔货款应当予以冲减。另被告在原一审时提供的王四化于2016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今拉刘俊杰（新动力）14吨（350代），拉货人王四化，车号×××”，该证明系同一驾驶员出具，且写明拉刘俊杰货物，故该证明中的货物也应予以冲减，按照双方约定，该证明中的货物价值47600元。其余驾驶员出具的收条，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亦无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不予采信。综上，退货部分款项，该院认定为172672元（109202元+6120元+9750元+47600元）。综上，被告吕建新还应给付原告货款400981元（1018453元-已付款444800元-退货款172672元）。原告将原一审判决的逾期利息323424元计入货款本金后主张货款本金2396653元，属重复计算，且无证据证实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另将利息作为货款主张，也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吕建新与被告伍光华系夫妻关系，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农资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且大部分货款均系被告伍光华支付，故所欠货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伍光华应与被告吕建新共同支付所欠货款，并互负连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增加逾期给付利息165858元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规定，双方自2015年起至2016年6月，多次买卖农资，并未约定农资的给付时间，被告也在陆续向原告付款，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自2016年6月终止后，双方通过核算，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欠条，被告认可与原告口头约定于2016年收割完玉米后付款，视为双方达成了还款期限。双方对欠款虽有争议，但被告至今未按照欠条约定付清货款，显然构成违约。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原告主张自2016年12月起的逾期付款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主张的数额及罚息利率有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7年-2018年度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年至五年）为年利率4.7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方法为在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30%-50%。综合全案确认罚息利率为年利率6.65%（4.75%+4.75%×40%）。该院按照未付款400981元，确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逾期付款损失为88857元[计算方法：400981元×月息5.54‰（年罚息6.65%）×40个月=88857元，自2016年12月-2020年4月]。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三人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款项应当由谁支付？经查，因被告吕建新经营农民合作社，有一定客源，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于2015年时口头协议，在裕民县设立销售点。由原告提供货物，被告吕建新提供库房和联系客户，销售农资。后二人雇佣第三人董利明作为库管，负责发货。据第三人董利明陈述，大部分货物系被告吕建新电话通知董利明，由农户到董利明所在的库房拿货，但不支付货款，因被告吕建新经营的合作社有烘干厂，农户将农产品交到合作社时，再折抵农资款。原告刘俊杰有时也从库房调货发往其他地方。2015年7月份，停用农资后，库房还剩余少量农资，第三人董利明与原告刘俊杰办理了交接手续。期间，董利明个人也使用了部分农资。原告陈述，该农资系全部出售给被告吕建新，被告吕建新不予认可。因双方有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只需将货物出售给被告即可，不需要与被告一起找第三人作为库管，并与第三人办理交接手续。由此可以确认，该部分农资系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合作经营。与本案的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按照合作协议，另行协商解决。其中经董利明签收的280袋史丹利9-30-15型号滴灌肥卸到了被告吕建新的库房，被告认可，该部分货款价值39200元已计算至2015年货款内。在双方对董利明签收的货物清算时，应扣除该部分货款。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天润合作社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经查，本案中，双方的买卖合同虽然是原告刘俊杰与被告吕建新口头协商，双方出具的收条、欠条也系个人出具，但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农资并非被告吕建新个人使用，其中经于涛、罗伟、赵学文、赵荣利等人签收的货物，被告均认可，这些人有些是被告天润合作社的工人，且有部分农户从被告吕建新经营的合作社内的烘干厂购买农资，农资款从交给烘干厂的农作物中进行扣除。被告吕建新购买的大量农资，有部分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向农户销售，后从农户交到烘干厂内的农作物中进行扣除。该合作社主要由被告吕建新、伍光华夫妇经营，被告天润合作社与原告之间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天润合作社应当与被告吕建新、伍光华共同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被告天润合作社辩称与原告之间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判决：一、被告吕建新、伍光华、托里县天润塑胶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货款人民币400981元、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人民币88857元，合计人民币489838元；二、驳回原告额敏县新华丰农资经销部、刘俊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欠款数额如何认定？利息是否应当支持？天润合作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中，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与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为有效合同。 关于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欠款数额问题，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上诉主张2015年的三张欠条都是一次性供货产生，金额为639600元，三十三张收条金额为1642051.5元，减去已付款910000元、退货109202元，2015年欠款为1262449.5元；2016年只有欠条没有收条和收据，三张欠条合计1072743元（363565元+515574元+193595元），付款559800元，欠款为512934元；合计欠款为1775383.5元。由于双方未进行结算，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看，除了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向法庭提交的欠条、收条外，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向法庭提交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虽然没有刘俊杰一方的签字确认，但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认可数量及货物品名，2015年三张欠条中显示的品名、数量、时间，与该汇总表上三笔货款显示的时间、数量、品名均相同，刘俊杰一方提交的收条、收据时间、货物品名及注明的付款时间、数额等在该汇总表上基本都能对应，2016年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注明“以上打过条，363565元”，数额与吕建新2016年5月15日出具的欠条数额一致，下方显示的数额“下欠193595元”，与吕建新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欠条数额一致，因此，对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一审综合以上证据以及庭审查明收货、付款的事实认定2015年欠款数额为461293元、2016年欠款数额为557160元（363565元+193595元），合计为1018453元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退货款，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上诉主张退货总金额为333000元，一审只认定172672元错误，剩余160328元也应当认定，但向法庭出具的一审未认定的驾驶员的收条上均未注明是退货，且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不认可，一审不予确认正确。对于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上诉主张的已付款5万元，由于双方往来账目较多，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未明确收到的是哪一笔5万元，该款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印证，不应当确认。 关于董利明的收货问题，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上诉主张董利明陈述吕建新拉走了大部分货，吕建新应当承担董利明收货款486163元的80%。双方无异议的退货部分为39200元，一审予以扣除正确，关于董利明其他收货，仅有董利明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无法认定应当由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承担。对于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上诉主张的单位销售明细汇总表第47-48项价款184144元应当扣除的问题，一审未认定双方有争议的董利明的收货，因此不存在扣除问题。 因此，一审认定的欠款数额正确。关于是否应当承担利息的问题。双方虽然未约定利息，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应当承担法定利息，一审该项判决正确。关于天润合作社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吕建新是天润合作社理事长，其签字行为没有证据表明是个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天润合作社是共同债务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上诉人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8元（刘俊杰缴纳）、8550元（吕建新缴纳），由上诉人新华丰经销部、刘俊杰负担19928元，上诉人天润合作社、吕建新、伍光华负担8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淑桂 审 判 员  张艳梅 审 判 员  马桂兰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杜慧杰 书 记 员  朱**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