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文元，男，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淑清，河南子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国家广告产业园区）2号楼2层20494。法定代表人：李易明，经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良，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文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60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孙承松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文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淑清，被上诉人科立特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殷召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文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科立特公司支付冯文元2018年第14个月工资3000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609元。事实与理由：1.关于十四薪，往年银行流水显示有发放十四薪的记录，双方就该笔工资存在口头约定。2.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根据冯文元与科立特公司张晓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科立特公司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无故对冯文元采取降薪措施、要求冯文元重新找工作并最终将冯文元辞退，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科立特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冯文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科立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支付冯文元2018年第14个月工资30000元；2.不支付冯文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609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一、入职时间：2015年5月25日。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间：科立特公司主张：不记得签过几份及合同起止时间。冯文元主张：没签过劳动合同。三、劳动者工作岗位：技术总监。四、工时制度及每月工资数：科立特公司主张：标准工时；入职时月工资为25000元，2018年月薪涨至30000元。冯文元主张：标准工时；月工资数为30000元和十四薪30000元，十四薪是冯文元与科立特公司董事长双方口头约定的十四薪，每年都发，不是年终奖，十四薪发放与公司经营好坏无关，银行交易明细中2016年2月5日发的40000元是2015年的十四薪，2017年2月8日发的50000元是2016年十四薪。冯文元就其主张提交银行交易明细。科立特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没有关于十四薪的书面约定，年底根据年终经营情况发奖金，以一两个月的工资基数为标准发放，2017年和2018年按照两个月工资发放年终奖，2018年因为公司经营不好只发了一个月奖金，2016年和2017年发了十四薪，不能证明2018年应该发十四薪，不存在十四薪，十四薪是年终奖，经营好发一个月两个月，经营不好就没有。五、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科立特公司主张：2019年11月12日冯文元不再到公司上班，因公司经营困难与冯文元只谈了降薪，没有辞退，冯文元主动辞职并要求补偿，其于2019年12月5日向冯文元发放了返岗通知书。科立特公司就其主张提交：证据1.返工通知书。证据2.科立特公司副总胡建勋、董事长张晓东、法人张欣苑与冯文元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冯文元陈述“胡总，昨天张总给我谈降薪，我没同意，我要走了，做下交接”，2019年11月1日冯文元回复“补偿的事，我的要求是三个月，不行的话我还呆在公司，降薪可以降，但要公司所有人降，我一人不行”，张总回复“你11月份开始找工作，我们这里工资照发”，2019年11月12日张欣苑询问“您是主动辞职吧”，冯文元回复“张总要我降一万的工资，我还能干么，当然的主动辞职”。证据3.2018年度审计报告。证据4.完税证明。冯文元认可上述证据1、2、4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主张科立特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口头将其辞退，返工通知书系科立特公司收到其仲裁申请后出具的，其在收到该通知书后已向科立特公司邮寄了告知书，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科立特公司辞退，双方一直在协商赔偿问题，且该记录不完整，冯文元明确表示降薪所有人都降，否则其不同意走，证明科立特公司单方辞退冯文元，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双方约定冯文元享有十四薪，2016年和2017年均发放十四薪，十四薪的发放与公司盈亏无关。冯文元就其主张提交：证据1.告知书及订单详情。证据2.与张晓东微信聊天记录，张晓东告知冯文元“现在公司资金紧张，适当地补偿吧，后面一个月你可以抓紧找工作，因为公司开发团队都在合肥，你又不愿意调整薪水，并不是我们要辞退你”。科立特公司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告知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6日，冯文元系于2020年1月申请仲裁，因冯文元不同意降薪，所以其主动离职。六、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11月13日。七、仲裁请求：冯文元主张：1.科立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609元；2.科立特公司支付2018年14薪30000元。八、仲裁结果：2020年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5176号裁决书，裁决：1.科立特公司支付冯文元2018年第14个月工资30000元；2.科立特公司支付冯文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609元。以上事项中，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二项、第四项至第五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科立特公司是否应支付冯文元十四薪及双方劳动关系如何解除。本案中，关于十四薪，冯文元虽主张其享有十四薪，但其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并未显示该笔款项明确为十四薪，就其主张其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科立特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冯文元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科立特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向冯文元发放返工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冯文元至2019年12月5日已连续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但冯文元已于2019年11月13日申请仲裁，结合双方证据及陈述，冯文元虽在微信中认可其主动辞职，但也明确其辞职理由为科立特公司降薪，而非个人原因，科立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显示降薪系因冯文元的工作表现不符合薪酬标准，现因科立特公司未就其降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举证，故科立特公司系违法降薪，且科立特公司已于2019年11月12日明知冯文元因其降薪而离职，故其向冯文元发放返工通知的行为与其陈述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对科立特公司主张不予采信，冯文元虽主张科立特公司口头将其辞退，但其亦认可微信聊天记录中为主动辞职，故冯文元要求科立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冯文元就劳动关系解除情况可另行要求科立特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冯文元2018年第14个月工资30000元；二、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冯文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609元；三、驳回北京市科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系科立特公司是否应支付冯文元2018年第14个月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就2018年第14个月工资一节，冯文元上诉主张其享有十四薪，系双方口头达成约定，但其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并未具体显示该笔款项性质系十四薪，且冯文元并未就双方存在关于十四薪的约定进行充分举证，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难以采信。就劳动关系解除一节，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科立特公司对冯文元采取降薪措施的原因系冯文元工作表现不符合薪酬标准，但科立特公司并未就此进行充分举证，一审法院认定科立特公司构成违法降薪，并无不当；在案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显示冯文元表述其系主动辞职，现冯文元向科立特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冯文元就劳动关系解除后产生的经济补偿金可另行向科立特公司主张。综上所述，冯文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冯文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天舒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