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吉01民申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王士文，男，195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影，吉林名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陈国栋，男，197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阳，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士文因与被申请人陈国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2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士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具体事由：一、陈国栋与王士文并不相识，也未发生过借贷的事实，本案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王士文与陈国栋并不相识，也从未向其借款。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案外人吕国伟与陈国栋承包案外人郭明然负责的长春铭仁汽车技工学校的地下管网工程，该校系郭明然母亲开办，郭明然在该校担任副校长，而案外人吕国伟与陈国栋承诺取得地下管网工程给予案外人郭明然二十万元好处费。2013年7月案外人郭明然来到长春市南广场的嘉丰宾馆，称其名下银行卡挂失，借用王士文名下银行卡收地下管网工程好处费，款到了转回给他（郭明然）就行。由于当时王士文正在做该校装修工程，也是郭明然负责，便同意了。2013年7月20日王士文名下尾号为8960中国银行卡内收到一笔20万元的银行汇款，2013年7月21日王士文便用尾号为8960中国银行卡将20万元汇给了郭明然。而2014年5月14日吕国伟忽然找到王士文称，由于20万元款项系借用我名下银行卡收到的款，让王士文向其出具一份借条，但款项与王士文没关系，当时王士文被胁迫便出具了一份借条，并标注了“地下管网老板”，而王士文根本不认识地下管网老板是谁，是吕国伟让写的。后来听学院人员说，合同是陈树长签的，王士文也仅是承包郭明然负责的学校的装修工程。据此充分说明王士文与陈国栋之间根本没有借贷的事实。二、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应当予以再审。本案在2020年10月10日庭审过程中，王士文将案件事实陈述清楚后，一审法官要求王士文在10月28日前向该院提交向郭明然转款20万元的转帐凭证（2020年10月10日庭审笔录第7页），2020年10月22上午王士文便将尾号为8960中国银行卡20万元汇款单交给一审法官，申请人在收到一审判决时发现，本案早在2020年10月20日就已判决，且在案卷中并末将王士文提供的汇款凭证入卷。申请人王士文认为，一审法官未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时入卷，违反了《法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即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五款（五）：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根据《法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法官有本法第三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本案庭审中法官已明示要求王士文提供证据，王士文亦按要求及时提供了证据，但一审法官却在收到证据材料前先行判决，明显存在程序违法，也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陈国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驳回申请人王士文的再审申请。具体理由如下：一、陈国栋与王士文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王士文应偿还欠款。2013年7月20日陈国栋指示案外人张淑华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士文转款20万元，一审庭审中王士文承认收到此款。2014年5月14日王士文亲自书写《借条》，写明借用陈国栋现金20万元。一审庭审中王士文未主张书写该《借条》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情形，因此该《借条》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二、王士文的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未采信转账记录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一审庭审中王士文主张收到20万元后通过其名下4张银行卡以每张卡提取5万元现金方式将款交给案外人郭明然，现又主张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将20万元汇给郭明然，前后矛盾。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是在陈国栋的授意下替陈国栋转的款。相反，恰恰证明王士文与郭明然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转款行为属于自身行使处分权利，与陈国栋无关。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账记录不能证实王士文自述的“分4次提取20万元并交给郭明然的经过”，未采信该证据，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程序合法。综上，王士文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期间，王士文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7月21日中国银行《国内汇款付款通知单》（客户留存联）及《收费凭证》（客户留存联）各一张，用于证明王士文收到20万元钱款后将该款转给了案外人郭明然，王士文与陈国栋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该笔款项并非借款。陈国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该份证据申请人王士文自述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因此不属于新证据；2.该款用途中注明为货款，可见该款项系王士文与郭明然之间其他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原审中王士文自述当时给付郭明然是用自己名下4张银行卡，以每张提取5万元现金的方式给付，该组证据不能证实这一经过，而恰恰能证实其与郭明然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应予以采信。证据二、2020年8月22日王士文与吕国伟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案涉20万款项是吕国伟给郭明然的好处费，转账的人是吕国伟的爱人张淑华，这笔钱是吕国伟与郭明然谈完后向王士文借用银行卡，郭明然与吕国伟当时称郭明然的卡挂失了，款项先转到王士文账户，钱到以后王士文转给郭明然。陈国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录音证据中通话的对方并没有表明身份是吕国伟，因此无法证实是王士文与吕国伟之间的真实对话，而从对话内容上可以体现对方一直确认款项当时是打给王士文，因此借款方应当是王士文，同时对方否认该款项是打给郭明然的好处费，因此该录音无法证实与陈国栋提供的借款存在任何关联性。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一可以证明王士文在2013年7月21日向郭明然转账20万元的事实；但从王士文与吕国伟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吕国伟并没有对20万元的性质作出明确表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20万元系案外人吕国伟给付给郭明然的好处费。本院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3年7月21日，王士文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郭明然转账20万元。关于借条的出具过程，一审向王士文询问：1.“借条上所有字是何人书写”，王士文回答“都是我写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记不清了”；2.询问“地下管网老板是什么意思”，回答“我记不清为什么这么写了，应该是别人让我这么写的”；3.询问“借条是否是你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和胁迫”，王士文回答“记不清了”。再审审查中王士文陈述“2014年5月14日吕国伟请我喝酒，把我喝的神志不清的情况提到这20万，一开始态度挺好，后来就急了让我写借条，威胁我不写这个借条就找我女儿要，所以我迫于无奈按照吕国伟的意见写了借条，借条上的字都是吕国伟措词，我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士文主张案涉20万元的款项性质为好处费，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前所述，其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于2013年7月21日转给案外人郭明然20万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该20万元为案外人吕国伟通过其支付给郭明然的好处费。王士文主张借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出具，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依据陈国栋提供的转账凭证及借条等认定王士文与陈国栋之间系借款关系并判决王士文偿还借款并无不当。综上，王士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士文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华子琳审判员  吕玉玉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