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9民终624号上诉人（原审再审申请人）：王洪峰，男，1978年9月28日生，汉族，现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王洪生，系辽宁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再审被申请人）：刘元涛，男，1971年5月28日生，汉族，现住清河门区。被上诉人（原审再审被申请人）：佟林霖，女，1974年11月15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太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再审被申请人）：延鹏，男，1973年3月23日生，现住清河门区。委托代理人：徐红军，辽宁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洪峰因与被上诉人刘元涛、佟林霖、延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5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洪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依法改判立即停止对被上诉人刘元涛的动迁款含有上诉人部分的动迁款62.7万元的强制执行(即停止对辽09**执134号《执行裁定书》扣划的190万元中的62.7万元的执行)。三、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元涛的动迁款中即辽09**执134号《执行裁定书》扣划的动迁款中的62.7万元部分，归上诉人所有。由被上诉人刘元涛给付上诉人。四、由被上诉人刘元涛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应当给与认定事实却没有给与认定。1、通过一审的开庭审理，被上诉人对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没有否认，承认有合作这一事实；对动迁地上财产分配比例也没有异议；这充分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及动迁后的补偿款分配是有事实依据的。同时这一事实，在阜蒙县人民法院(2018)辽0921民初86号的判决书中得到了认定“原告与被告刘元涛就上述土地签订了2年期限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该事实一审应当依法给予认定；而一审却没有给与认定。这一事实是具有充分事实的证据，也是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2、被上诉人刘元涛提供的铁建办的会议纪要，是没有任何人签字的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无法认定该会议纪要的真伪，也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被上诉人提供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对刘元涛动迁，但是该动迁中，包含了上诉人的部分，该包括上诉人的部分，是上诉人与刘元涛的共同财产动迁所得的动迁款，不是刘元涛个人自己的财产动迁。一审却视而不见；不给予认定包含上诉人的部分动迁款，所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二、本案所涉及的款项是动迁补偿款，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元涛的共同财产动迁所得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元涛的共同财产，该财产在分割后，才能用有刘元涛的个人部分用于偿还刘元涛的个人债务，不能用上诉人的财产来偿还刘元涛的债务。要依法保护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损失。首先，本案是上诉人于2007年承包来的荒地，并于2012年在荒地上进行了必要设施的投资、建设，之后，于2015年8月与被上诉人刘元涛合作，合作后就只建设了蔬菜大棚。并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动迁补偿款分配比例。该《合作协议》被阜蒙县法院的阜蒙县(2018)辽0921民初86号，认定为合法有效。第二、本案的动迁物是上诉人与刘元涛经营的观赏园，该观赏园是上诉人与刘元涛的共同出资建设的合伙财产；而非刘元涛的个人财产。是共同的财产动迁，动迁时，有财产变成动迁款，是上诉人与被申诉人刘元涛投资的物，动迁款中，包含上诉人的财产，上诉人具有直接的财产权，本案不存在其他被上诉人的所谓优先权。其他上诉人不能占有、侵占上诉人的财产权。本案的争议动迁款，上诉人具有优先权。其他人没有优先权。第三、通过证据证明，该动迁款中包含有上诉人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将上诉人的财产分出后，再行执行呢。为什么一审法院竟这样判决呢?拿上诉人的财产去给刘元涛偿还外债呢?第四，如果将上诉人的财产连同刘元涛的财产，偿还刘元涛的外债，造成了上诉人的财产得不到分割，将造成上诉人的财产直接损失，刘元涛也将无任何财产执行。那么，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合法诉求由谁来保护呢?第五、如果将上诉人的在动迁款中的所得款项，依法判出来，并不损害刘元涛的任何利益。刘元涛也没有任何的财产损失。将上诉人的部分动迁款，依法判出来，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所以，一审判决是一个将上诉人的财产，用于偿还刘元涛的外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这样的判决是一个直接侵犯上诉人财产权利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是一个错误的、侵犯上诉人合法财产权利的判决，依法应当给与纠正。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刘元涛的动迁款中辽09**执134号《执行裁定书》扣划的动迁款中62.7万元部分，归原告所有，由被告刘元涛给付原告。”没有给与任何的说明，这样的判决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而一审法院不顾上诉人提供的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动迁款中分得33%的动迁款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对上诉人是否具有33%的动迁款这一事实，不予理财，也不予说明是否具有所有权，直接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违反该条第三款的规定的。是违法的判决。依法应当给与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一个应该给与认定的事实，而没有给予认定上诉人的诉讼事实的判决，视上诉人具有充分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充分证据而不顾，作出错误判决。为此，敬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的上诉人的充分的事实证据，给予依法依事实，给予判决，判决撤销一审的错误判决，依法确定上诉人拥有动迁款190万元中的33%的部分即62.7万元的财产权。对该62.7万元部分，不能给与执行。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更好的保护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再遭受损失。被上诉人延鹏答辩认为：1.刘元涛欠延鹏的钱已经执行完毕，所以就不存在上诉请求的第二项停止执行。2.王洪峰与刘元涛之间签署协议，对该协议效力延鹏也是认可的，但在该协议中写的是全部出资由刘元涛出资，刘元涛经营，拆迁款项给王洪峰33.3%，即双方只对拆迁款项的分配进行了约定，并没有对刘元涛投资的附属设施的权属进行约定，按照谁投资谁收入的原则以及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谁投资地面附属物产权就应该归谁，取得拆迁款是刘元涛的权利，拆迁补偿款的内容不包括王洪峰的部分，王洪峰只是基于与刘元涛的协议享有对争议补偿款33.3%的请求权，而不是上诉状所述对附属设施享有33.3%的权利，因此本案属于一般债权，不优先于延鹏的债权。3.上诉人请求的是金钱给付之债，金钱并不是特定物，以谁占有谁即是所有人，刘元涛共得到争议补偿款455万元多，无法确定上诉人所享有的债权就应该由延鹏得到的款项中予以补偿，因为剩余部分也完全够支付给王洪峰，所以王洪峰并不优先于延鹏，本案是债权的给付，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佟林霖答辩辩称：同延鹏代理人意见一致。王洪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停止对动迁款中原告部分62.7万元的执行，判令该款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2月23日再审申请人王洪峰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梁镇哈拉户稍村签订了荒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由王洪峰承包该村荒地二十亩，承包期从2007年1月-2056年12月末止。后王洪峰又从附近的村民中承包了土地30多亩，总面积五十亩左右。2015年8月10日王洪峰与刘元涛签订了《合作协议》，进行合作经营，乙方负责这块土地的基础建设的所有投资，建设投资费用与甲方无关。国家或商用征地土地面积补偿均归于甲方。地面以上附属物补偿甲方获得33%乙方获得67%。约定刘元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利润分成比例，及动迁补偿分配比例。其中如遇有动迁占地，地上物补偿比例为原告获得33%，刘元涛获得67%。2017年4月，王洪峰承包的地块，被修建铁路占地，阜蒙县、阜新市铁路建设办公室对该地进行拆迁补偿。2019年1月30日阜新市铁路建设办公室与刘元涛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给付刘元涛拆迁补偿费4，552，434.13元，有铁建办负责人签字盖章，有刘元涛的签字并按手印，有阜蒙县东梁镇人民政府及东梁镇哈拉户稍村村委会负责人在该协议签字盖章。因刘元涛与延鹏有债务关系，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本院以辽09**执134号《执行裁定书》，扣划了刘元涛名下的动迁款190万元。2019年10月15日本院作出（2019）辽0905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7月29日本院作出（2020）辽0905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由本院再审。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王洪峰再审被申请人刘元涛经协商，合作经营。王洪峰承包的约50亩土地，合作期间由刘元涛负责基础建设所有投资，建设投资费用与王洪峰无关，同时约定如在经营期间国家或商业征地，地面以上附属物补偿款甲方获得33%乙方获得67%。现刘元涛与征地拆迁部门就地上附属物补偿达成协议，获得补偿款，王洪峰有权依据该协议要求刘元涛给付补偿款的33%，但该权力属于普通债权，相较于刘元涛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不具有优先权属性，因此不具有阻却，我院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刘元涛补偿款依法执行的效力，故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二）款、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5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洪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70元，由再审申请人王洪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本院已生效的（2020）辽09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一份证明本涉及本案一共4起案件，其中清河门三件阜新县一件，阜新县的判决撤销了，已经给把钱给了。被上诉人延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意见，也是判决刘元涛给付王洪峰拆迁款多少钱，并没有说第三人有给付义务。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中王洪峰早在2007年即与哈拉户稍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又从附近村民手中转包土地，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进行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8月王洪峰与刘元涛就上述土地签订了两年期合作经营协议，协议对合作期间经营利润分成、国家或商业征地赔偿分配作了明确约定。且该合作协议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依据该合作协议，锦阜高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对双方合作项目地上附属物的补偿不是只补偿刘元涛一个人，理应由双方按约定份额共同享有。王洪峰依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其要求法院停止对动迁款中上诉人部分62.7万元的执行及判令该款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具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设置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强制执行中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案外人的一种实体权利的救济途径。如何判断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做出明确解释：“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实质就是与执行标的存在利害关系的王洪峰和刘元涛之间的拆迁补偿款权属之争。本着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原则，案外人王洪峰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应以王洪峰与刘元涛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法院对该合作协议的合法有效认定作为权属判断的重要依据。显然不应以刘元涛单方与相关部门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或相关部门出具的“会议纪要”作为权利归属的判断依据。综上，上诉人王洪峰诉讼请求具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一款（五）项、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5民再3号民事判决。二、阜新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停止对拆迁补偿费中属于上诉人王洪峰部分的62.7万元的执行；三、拆迁补偿费中属于上诉人王洪峰部分的62.7万元归上诉人王洪峰所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70元，均由刘元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晓东审判员  乔丹青审判员  于 丽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马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