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树林，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宏，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涛，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工业园区**顾八路****。法定代表人：陆成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海，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梅，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树林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北通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树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中北通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2017年7月14日出具的借条不是借款，是结算的结果。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违反基本法律事实。首先，本案的全部借款人均是中北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成国，吴树林与中北通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吴树林支付给本案其他公司的钱款，均是因陆成国、中北通达公司当时因涉诉导致账号被查封，为规避执行，陆成国要求吴树林向其他第三方代收账户支付。中北通达公司只在2016年7月14日的欠款对账时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加盖公章，故本案的共同借款人是陆成国和中北通达公司。其次，2016年7月14日形成的《4650万元综合借条》是一张包含借款本金3150万元及项目赔偿1500万元的综合结算欠条。在该综合结算借条中并没有对项目赔偿款1500万元及3150万元本息借款特意明确还款的先后顺序，而是混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欠款一并归还。一审法院将该1500万元项目赔偿款隔离开来单独审查民间借贷，并把所谓的多付款项全部界定为多付“利息”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把综合结算单中的债权债务进行隔离且选择性处理的方式有违基本的法律事实，这种处理结果形成的判决当然不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二）一审法院拒绝追加陆成国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本案所有借条、借款都是陆成国出具和参与形成的，陆成国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之一。在中北通达公司否认现金1650万元借款存在时，吴树林在一审中曾三次书面申请追加陆成国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但一审法院均未同意。事实上中北通达公司与吴树林没有任何借款关系，现中北通达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吴树林要求退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的行为属严重的违法裁判。在本案中，800万元借条是陆成国出具的，2237万元结算借条是陆成国出具的，450万元借条是陆成国出具的，4650万元综合结算借条也是陆成国出具的，陆成国作为所有借条的出具人，应作为原告或与中北通达公司一起起诉吴树林。现之所以只有中北通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只是为了规避陆成国现金借款1650万元的还款义务。陆成国向吴树林借款，其不仅是中北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其他参与借款、还款活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成国从吴树林处借款，当时约定借款用于其经营地产项目公司被查封期间的项目运营、人工费、材料费。至于该款实际出借给陆成国后用到何处，吴树林无法知晓。2016年7月14日，中北通达公司盖章确认结算借款时，吴树林才知道部分钱款系中北通达公司所用。若不存在1650万元现金借款的事实，陆成国为何向吴树林偿还所有借款，故本案陆成国把钱已还给吴树林，吴树林也证明其现金借款能力及双方完整的现金借款流程，如每笔款项具体支付的地点、时间，陆成国也承认因其与其公司均是失信人，资金不能转到其名下账户。陆成国与吴树林于2013年因房地产开发认识，双方之前也有过项目上的合作，以及临时借款往来。因多年合作伙伴，陆成国说当时项目困难，作为失信人无法转账，让吴树林临时给予现金帮忙，吴树林就按陆成国的要求现金支付或转账至第三方。陆成国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也是现金借款的收取人，与本案诉讼请求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吴树林在一审期间对此申请追加陆成国未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均未予同意，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又确认陆成国是共同借款人，并私下找陆成国谈话，现在陆成国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如何，其在法院的陈述是否涉及本案的争议的实质内容，一审法院不能只听案外人陆成国一言之词就定了全案1650万元现金借款不存在的事实，严重违法法定程序，一审法院的审判行为难以服众，枉法裁判。（三）一审法院拒传关键证人，程序违法。关于本案现金借款的事实，案外人刘某均有参与，其是案涉借款的见证人和知情人。一审法院拒绝传唤刘某到庭作证，属于严重程序违法。首先，刘某代陆成国向吴树林还过300万元借款，在2016年7月14日欠款《4650万元综合借条》结算出具时，其亦在现场，更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中共同签字确认。据此，针对本案中的以下四个事实，必须向该关键证人、担保人刘某进行核实，否则影响本案公正判决：1.300万元还款。陆成国让刘某代其向吴树林还款300万元，若是800万元现金借款中的300万元，则可以证明该300万元现金借款是真实存在的。2.4650万元结算借条的出具。刘某当时是否在现场，陆成国与吴树林当时是怎么计算的本金利息，如何对账确认800万元现金、450万元现金等现金借款，以及前述现金借款哪些还了、哪些没还以及1500万元项目损失陆成国为什么承诺支付以及4650万元综合欠款，陆成国事后如何支付等关键事实。3.3300万元陆成国一次性支付的事实。2017年8月21日，陆成国一次性向吴树林支付3300万元，事实上是因为吴树林向陆成国要钱无果找担保人刘某要钱后，刘某找到陆成国并要求其支付。故应当通知刘某到庭说明3300万元的还款中是否包含500万元项目赔偿款，以及还款后陆成国还款、欠款情况。4.吴树林与陆成国之间是否存在项目合作事宜。刘某是陆成国的员工，吴树林与陆成国之间的项目合作其完全知晓和部分参与。综上，刘某是本案借款的部分还款人、担保人，其也是吴树林与陆成国借款结算时的现场参与人，更是相应合作项目的参与人，其知晓本案所有借款的前后背景。一审法院拒绝其到庭作证，程序违法，必须纠正。二审中，吴树林再次申请刘某到庭作证，以查明事实，请二审法院通知其到庭作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132.5万元差旅费、财务报销费认定为还款，事实不清。首先，吴树林与北京泓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源公司）确实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该公司只是陆成国指令吴树林向其支付代收部分借款，或指令向吴树林进行部分还款的代收、代付公司。其次，在转账支付中，其已明确备注“财务报销----代为陆成国付款”，这已充分证明，其是代陆成国向吴树林支付相关差旅费、财务报销款，而非其与吴树林之间存在什么业务往来，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再次，从证据上来讲，吴树林在一审中已提交《房地产项目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保证金收据》《挂牌出让公告》《关于中北通达公司支付三笔报销款的事实核对回复》，该等证据已确认该132.5万元是双方开展北京良乡、房山老城关项目、北京南三环项目、淮南项目、界首项目、张家口张北项目、怀来项目的前期公关、差旅和招待等费用的合作开支而产生的。对此从证据和理由上，吴树林做出了合理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如是还款，双方至少在2017年12月27日对账时，要把该2015年5月20日支付的10万元差旅费作为还款扣抵。在2237万元的结算借条中，根本就没有记入这笔10万元，故也进一步证明，该10万元差旅费并非本案借款的部分还款，而是实际代陆成国支付的合作活动中产生的相关差旅费。最后，刘某作为担保人参与了上述相关项目的共同招商、开发、公关工作。因此，刘某应到庭作证陈述，陆成国与吴树林之间是否存在项目合作的事宜，是否存在项目合作的开支分摊问题。（二）2016年9月13日100万元借款，认定事实不清。该笔100万元现金借款，因数额较少，当时未签订借条。但中北通达公司在确认借款清单、庭审中曾多次确认已收到该现金借款。但一审法院以中北通达公司没有提交证据不予支持，这让吴树林十分的愤慨。中北通达公司已经自认收到该现金借款，一审法院还要让吴树林举证证明，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强行判决该借款不存在，严重与事实不符。（三）165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查明不清。首先，中北通达公司虽认可1650万元现金借款借条的真实性，但其对其他现金借条中现金借款的真实发生性不认可。同时，陆成国在与一审法院单独谈话中也认可借条是其书写，但抗辩称“借条中的金额包含了很多利息，数额都是吴树林计算的，未经过中北通达公司财务核算”，但陆成国未对此进行举证吴树林是如何计算的，故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证据上讲，该四张借条中，除450万元现金借条之外，其他借条都是累计现金结算借条，诸如800万元现金借条是由500万元和300万元两部分构成；2237万元借条是由现金与转账累计在一直构成；4650万元借条是由3150万元及1500万元项目损失赔偿组成。这充分说明，这些现金借款是双方经过多次对账确认，反复确认存在的，不是单一的孤证。再次，从偿还上讲，该现金借款其已偿还完毕时，且还是在多次对账结算后，支付偿还完毕的。如不存在该现金借款，中北通达公司不可能进行如此巨额的还款，本案的事实是中北通达公司已还完借款后，再反悔说利息收高了而要求退还，其本意是认为利息高了，而不是对借款本金有异议。第四，从利息上讲，吴树林与陆成国在2237万元综合结算借条中，确定月息3分，该利息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属合法约定。关于该利息计算标准，中北通达公司与陆成国均是不持异议的。对此，双方四次结算借条都是按3分月息在计算和结算，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利息高收的情形。中北通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逻辑是吴树林未给中北通达公司相应的本金，即中北通达公司只认可转账的2267.75万元本金，而对吴树林现金支付的1650万元借款本金不予承认。若按2267.75万元本金计算利息，吴树林则多收取中北通达公司的利息2200多万元。但，中北通达公司的这个诉讼请求违反了基本常理，即若中北通达公司只向吴树林借款2267.75万元，那绝对不会向吴树林多偿还2200对万元的利息。因此，对比分析可知，中北通达公司在本案中说谎。第五，从支付能力上讲，吴树林是银行的股东，且在北京、河北以及安徽多地设有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地产开发，个人拥有上亿资产。从本案出借给陆成国的转账资金就已达2267.75万元，其中其每次转款，最低的也是100万元，最高的是327.75万元，故对吴树林来讲，不存在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吴树林在一审中针对每笔现金借款，吴树林分别提交了2015、2016年的相应取款流水进行佐证，一审法院认定吴树林提供的银行流水是2018年的流水，完全是查明事实不清。最后，从一审驳回的依据上来，一审关于1650万元现金借款的五大不予支持的事实认定完全不成立，具体反驳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所载明的款项是2015年4月30日500万元、2015年5月16日300万元，而吴树林在2015年5月18日还向泓源公司转账310万元，在2015年5月23日仅要求陆成国出具800万元借条，与常理不符”。该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前述5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是现金借款，而310万元是转账借款，其在5月23日要求对没有转账记录的800万元进行借条确认，这完全符合常理。该800万元借条不是三笔借款的综合结算借条，因此时陆成国没有向吴树林还过款项，还没到综合双方对账的时间。2.一审法院认为“同理，按照吴树林主张的出借情况，其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12月27日期间向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出借的款项总额为2290万元，但其在2015年12月27日要求陆成国出具的借条金额为2237万元，且已经载明还款300万元是按照利息扣除，因此借条金额仍小于吴树林主张的实际出借本金数额，与常理不符，且该借款与还款情况中未体现吴树林在2015年5月18日向泓源公司转账的310万元，未体现中北通达公司在2015年8月11日通过刘某偿还的300万元，也可说明该借条金额与双方实际借款还款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1）310万元转账出借金，与陆成国指派刘某还款的300万元，在金额基本相等。因此当时，在结算时就讲，这两边互抵不再计算，不在统计中纳入。（2）截止到2015年12月27日未还本金为1980万元，至于257万元（2237万元-1980万元）的对账差额，该差额是截止到2015年12月27日的应付的部分利息。针对该利息，如何计算得来，当时双方的计算如下：截止到2015年12月27日的本金为2290万元（1980万元+310万元），从4月30日至12月27日，累计为8个月，月息3分，估计利息为549.6万元（2290万元×3%×8），减去300万元利息充抵，陆成国指派的公司在12月22日还款300万元后，还剩下249.6万元（549.6万元-300万元）。这个剩余利息数249.6万元与257万元相差不到7.4万元，这对两个从事地产项目的老板来讲，多算10万元利息与少算10万元利息是符合常理的。3.一审法院认为“吴树林主张于2016年5月4日出借现金450万元，但其同时还向泓源公司转账100万元，吴树林在本案中主张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因账户被冻结无法使用故要求其以现金形式提供借款，但双方数次通过其他公司账户以转账方式进行借款、还款亦是出于此目的考虑，如果与此同时还以现金形式交付大量款项，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亦无明显之必要性”的认定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1）该一审法院说理，忽视了前期存在现金借款的多次性，即该450万元现金借款之前，双方已存在800万元、300万元的现金借款的前例，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要求支付现金并无不妥。（2）陆成国、中北通达公司的账号冻结、解封情况都是陆成国告知的。吴树林根据陆成国的要求和指派，进行现金借款支付，或第三方银行转账支付。（3）5月4日陆成国只存在借款100万元转账的事实，而不是当天存在现金借款450万元的事实，该450万元是在2016年2月春节期间，陆成国项目要开工，需要借600万元，吴树林不同意说只能借他450万元，该450万元是分批在2016年2月和4月期间支付的，是分7次，每次在50-100万元不等，在房山老城关镇洪家寺家园期项目办公室、大城路9号、北京大公馆洗浴中心、陆成国办公室楼下以及吴树林办公室楼下等地由吴树林交付或其来领取累计构成。2016年5月4日上午，陆成国又来借款，吴树林没有同意，并让其对该前累计现金借款450万元补了一个汇总借条，陆成国当时给吴树林出具了。后，下午陆成国又来找吴树林，问能不能帮忙给100万元救急，此时吴树林才按其指令转了100万元。对此，该450万元是汇总借条，而100万元是当天转账新的出借，这种情形存在先后的形成关系。4.一审认为吴树林主张于2016年9月13日出借现金100万元，但未提供任证证据予以证明，虽然中北通达公司提供的泓源公司《证明》上载明“2016年9月13日转入100万元，但后附银行回单的转账日是2016年9月30日，亦不能据此认定吴树林于2016年9月13日交付了100万元现金”，该认定不合实际，理由如下：其一，现双方交易流水显示，吴树林经常出借100万元的借款给陆成国，即支付区区100万元现金给陆成国不存在什么有没有出借能力的实力问题；其二，中北通达公司方自己都自认收到该100万元，而该自认是在其立案时就自认收到的。中北通达公司方都自认收到，吴树林还要提供什么证据进行自我证明。同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树林也陈述了该100万元借款的背景是2016年9月15日是中秋节，因过节，工人要钱，其为给项目工人发钱，故其在8月20日找到吴树林，要求其给他现金150万元，好给工人发过节劳务费。吴树林当时同意了，8月29日从安徽省昊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提现190.1万元现金，准备从中拿150万元给陆成国。2016年8月30日，吴树林通知陆成国来取钱，陆成国告知已解决50万元，只要100万元。后9月13日，吴树林因开车办事路过陆成国公司，顺便给他带去，陆成国是在楼下路边取走的。因当时吴树林有事赶时间，又都是熟人、项目合作伙伴，且之前也存在累计多笔出借条的情形，故就没有让他当场写这100万元借条。这100万元就是这么形成的；其三，如该100万元不存在，陆成国即不会对该100万元进行还款。5.一审认为3300万元还款中，吴树林主张其中500万元是项目赔偿的主张不成的理由是“吴树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3300万元中的500万元是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同意支付的赔偿金，故该3300万元应认定均是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但鉴于吴树林主张的项目赔偿问题与本案并不于同一法律关系，对于陆成国是否应向吴树林承担其他赔偿责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的认定存在严重的审判逻辑问题，且不能自圆其说。理由如下：第一，2016年7月14日达成《4650万元综合结算借条》中明确确定，其承诺支付该1500万元项目赔偿金，该结算借条是其亲自全部手写，并有刘某作为担保人进行担保签字，无法对其进行胁迫其签订，随后其签名与公司盖章确定，这说明其是自愿承诺支付的，中北通达公司已承诺给吴树林，一审法院还要吴树林再证明对方同意给错误。第二，就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如中北通达公司与陆成国事后反悔，不愿意赔偿了，其应当依法以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或乘人之危之法定理由，在出具一年内申请法院予以撤销，即应当在2018年7月14日之前申请撤销。本案的实际情况，其不但没有申请撤销，反而还在2018年8月21日一次性向吴树林综合还款3300万元，其在该还款中从没有表明还款不包括项目赔偿金的500万元，故其以实际履行的方式确认该《4650万元综合结算借条》的效力并在实际按约履行。因该项目赔偿金其自愿承诺因违约支付，且该承诺不违反任何国家禁止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不存在任何无效性。在《4650万元综合结算借条》中没有注明借款本息以及赔偿金的先后偿还顺序时，一审法院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该3300万元还的仅仅是之前的本息欠款，而不包括该1500万元项目赔偿金中的部分赔偿。退一万元步讲，就按一审的逻辑，如对方多付了2228万元款项不符合常理，因吴树林从来没有说中北通达公司支付3300万元后，全部欠款就仅剩1500万元赔偿金。因在结算时，该1500万元项目赔偿金与借款本息是合在一起结算的，支付时也是一并综合支付的。这两个法律关系出现在一份结算借条中，现在一审法院却机械地把两法律关系分隔开来处理，根本不符合正常的办案程序。三、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一审法院在相关事实认定时，存在以下举证责任与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故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具体分析和说明如下：（一）“共同案件主体”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案借款一直是陆成国与吴树林进行办理的，至于该款项是否用于中北通达公司，吴树林不清楚。同时，中北通达公司与陆成国在《4650万元综合结算借条》中的共同签字、盖章确认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其双方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而吴树林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申请追加陆成国为共同借款人或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于法有据。而且，一审法院亦认定陆成国是共同借款人，但却以陆成国同意由中北通达公司单独主张为由驳回吴树林的追加请求，一审法院这种做法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或典型的有法不依。（二）“其他债务”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可知，在本案中吴树林已提交《4650万元结算借条》并主张中北通达公司还款的3300万元中的500万元系支付1500万元中项目赔偿款，即按该条规定，吴树林已举证还款属于其他债务还款时，中北通达公司仍主张该还款项全部是民间借贷还款时，该举证责任已转移到中北通达公司。但，一审法院仍要求吴树林举证说明，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北通达公司把欠吴树林的全部欠款综合写在一张纸上，其已经变成了综合欠款关系。双方既已达成综合结算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简化支付流程，和还款方式，即不再具体区分每笔的具体支付内容，而仅就支付总额进行核算。一审法院仍要要求吴树林举证证明，违反了举证规则，是不公平的。关于吴树林主张3300万元还款中的550万元还款是部分项目赔偿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可以看出，吴树林对3300万元中的500万元还款已依据前述法律规定，提出异议与抗辩时，一审法院未对该1500万元项目赔偿金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即认定有效或无效，或是否已履行。故从该司法解释的条款来讲，一审法院对该交叉的项目赔偿这一法律关系不予处理的做法，属适用法律错误，必须予以纠正。（三）交易行为举证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中北通达公司系本案原审原告，其诉讼地位不是“被告”，其不属于上述法条中的“被告”。现一审法院在明知中北通达公司已按现金借条偿还现金借款后，仍按法条交付、金额、交易方式等方式来认定借款事实是否已发生的做法，属适用法律不当。即使如此，吴树林也对1650万元现金借款的金额、交付、经济能力、交易方式等情况进行了举证和作出了相应的合理解释。另外，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时，依据与陆成国的谈话进行认定，忽视了其与中北通达公司一直是人民法院双限人和失信人的事实，即一审法院依据和采信长期失信的两主体的陈述而作出本案事实认定，明显违反公平公正。综上，因本案4650万元结算借条中包括项目赔偿的两种法律关系，现一审法院枉顾事实，在吴树林多次要求追加共同借款人陆成国加入诉讼时，一审法院拒不追加，并将存在交叉法律关系的情况，作为单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并据此裁判，分明不妥。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以及程序操作严重违法的行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中北通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树林的上诉请求。一、关于程序问题。1.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是中北通达公司与吴树林之间因履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对此，双方在一审中并无争议。吴树林上诉称项目赔偿问题，实为吴树林向中北通达公司索要高息的借口，借条中也明确了利息性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是正确的。2.关于陆成国应否列为第三人的问题。本案中北通达公司系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要求吴树林退还多收取的借款利息。庭审期间，中北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成国明确表示借款主体为中北通达公司，即使法院认定陆成国本人为借款人，也同意由中北通达公司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基于此，因陆成国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审判结果也与其个人无关，故此，吴树林主张将陆成国列为第三人的要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参与诉讼的规定。3.关于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及向法庭提前申请证人出庭的义务，本案不涉及国家、社会利益，不适用法庭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一审期间，中北通达公司没有看见吴树林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书面申请，即使有书面申请，一审法院根据有无必要决定是否准许证人出庭作证。二、事实问题1.关于132.5万元是否属于差旅费的问题。中北通达公司认为吴树林主张132.5万元属于差旅费，不是事实。首先，吴树林不是中北通达公司的职工，又没有为中北通达公司代办过任何事务，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报销的事由。其次，吴树林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有132.5万元的费用支出，更无证据证明与中北通达公司有关联。再次，132.5万元钱款的转款单位即鸿源公司明确说明132.5万元是按中北通达公司要求偿还给吴树林的借款，不是给其的报销费用。本案中不能仅凭银行回单备注判断钱款性质，应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如吴树林于2015年7月28日转出的180万元，该银行电子回单用途显示为投资，一审法院并没有否定其借款性质。2.关于本案是否存在1650万元现金交付的问题。中北通达公司账户虽然在一段时间被法院查封，但可以借用其他公司银行账户收支钱款，这一事实已在本案中得到证实。中北通达公司与吴树林之间的借款、还款均通过银行转款进行的交付，不存在现金交付的事实。（1）吴树林在陈述交付800万元现金的过程中，前后说法不一也与其提交的书面证据相矛盾。2019年8月28日的庭审中，吴树林称2015年4月30日，陆成国自己开车从其公司处一次性取走了500万元现金，当时没有书写借条。300万元的现金是陆成国自2015年4月30日至同年5月16日期间，分4-5次拿走的，每次约100万元。此后，吴树林又称2015年2月15日至2015年5月16日期间，分若干次，每次在50-100万元之间交付给陆成国的，当累计金额到了500万元和300万元时，陆成国分别为其出具了借条。因没有约定借款期限，陆成国于2015年5月23日为其出具了800万元的借条。一审时，吴树林提交了2015年12月27日的借条，该借条载明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7月28日共计借款1980万元，但缺少两笔银行转账交付的借款即2015年5月18日的310万元和2015年7月24日的100万元。吴树林在上诉状中称2015年5月18日的310万元借款与中北通达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的300万元还款进行了折抵，故此，没有在借条中进行统计，此种说辞并不属实。若两笔钱款互抵，意味着吴树林310万元中的本金亏损10万元，利息损失为27万元余元，完全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2）吴树林认可450万元的借条是陆成国事后为其补写，这一点与中北通达公司陈述一致。本案争议的是，中北通达公司称该借条中的450万元包括2016年2月4日发生的350万元借款（实际转款327.75万元）及2016年5月4日发生的100万元转账借款。吴树林称这是2016年2月至同年4月期间数次交付现金汇总后，由陆成国出具。对此争议事实，吴树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交给了陆成国450万元的现金。（3）吴树林认为中北通达公司自认2016年9月13日收到了100万元借款，其无需再举证。吴树林无视诚信原则，不顾客观事实，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因转款凭证日期模糊，泓源公司误将2016年9月30日100万元转款收入写成了2016年9月13日。对此失误，中北通达公司结合转款凭证已经在一审时进行了更正。二审期间，吴树林未提交客观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9月13日交付了100万元现金的事实。（4）吴树林在上诉状中未提及其于2015年7月2日实际出借了所谓的300万元现金借款。三、法律适用问题1.若吴树林认为借款人尚未还清本息，因以原告身份起诉中北通达公司，其有权依据司法解释将中北通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陆成国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共同承担责任。但本案原告系中北通达公司，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陆成国为共同借款人，只因审判结果与其无关，未将其列为第三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2.中北通达公司与吴树林之间虽然签订过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实际履行的只有民间借贷协议。故此，双方的钱款往来只涉及借款、还款。2016年7月14日，中北通达公司及陆成国为吴树林出具的借条中，也非常明确说的是多支付1500万元利息，如能提前偿还，每日减少20万元利息，反之，每日增加20万元利息。吴树林认为其收到的钱款中有500万元属于赔偿款，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权利及义务审理吴树林赔偿事宜。3.吴树林在一审时，坚持其另有1650万元现金借款的抗辩理由，不同意中北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此，一审判决在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后作出分析认定，并无不当。是吴树林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理解有误，该条中的“原告”指的是出借人，“被告”指的是借款人。本案中，中北通达公司虽是原告身份但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依然是借款人，吴树林也没有因被告身份改变其出借人的性质。中北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树林退还中北通达公司多支付的利息2435.0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8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吴树林通过其本人账户、余婷婷账户以及昊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南投资公司）账户陆续向泓源公司光大银行尾号为5495的账户转账1717.75万元，具体日期和金额如下：2015年5月18日310万元、2015年7月13日200万元、2015年7月14日200万元、2015年7月23日200万元、2015年7月24日100万元、2015年7月28日180万元、2016年2月4日327.75万元、2016年5月4日100万元、2016年9月30日100万元。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泓源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尾号为5495的账户陆续向吴树林账户转账655.25万元，具体日期和金额如下：2015年5月20日1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差旅费”）、2015年12月22日分三笔转账100万元合计3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均为“还款”）、2016年1月13日分两笔转账100万元合计2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分别为“财务报销”和“货款退还-备注：代开发公司付款”）、2016年1月19日1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货款退还-备注：代开发公司付款”）、2016年3月4日22.75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还款-备注：代开发公司付款”）、2016年4月13日22.5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财务报销-备注：代陆成国付款”）。2015年8月11日，泓源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尾号为5495的账户向刘某账户转账300万元；同日，刘某分别向王亮、吴树林账户转账100万元、200万元。本案中，中北通达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其通过泓源公司代收的吴树林借款以及通过泓源公司和刘某向吴树林进行的还款，并提交泓源公司和刘某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其中泓源公司的《证明》中载明：“一、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我公司应中北通达公司请求，代收了吴树林借给该公司的如下借款……二、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间，我公司转账给吴树林款项实为中北通达公司通过我公司账户还给吴树林借款……三、2015年8月11日，我公司按中北通达公司的要求转账给刘某300万元，用于该公司偿还吴树林借款”；刘某的《证明》中载明：“2015年8月11日，中北通达公司通过泓源公司转账给我300万元，用于偿还吴树林的借款，同日，我按吴树林的要求转账给其本人200万元，转王亮100万元”。吴树林对上述《证明》以及上述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2015年5月20日银行回单备注为“差旅费”的10万元、2016年1月13日银行回单备注为“财务报销”的100万元和2016年4月13日银行回单备注为“财务报销-备注：代陆成国付款”的22.5万元是报销款，并非偿还借款。另查：2016年11月8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吴树林通过其本人账户和河北海棠花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棠花溪公司）账户陆续向中北物业公司尾号为0795的交通银行账户转账550万元，具体日期和金额如下：2016年11月8日150万元、2016年12月29日分两笔转账200万元合计400万元。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中北物业公司通过尾号为0795的交通银行账户陆续向吴树林账户和金寨华安御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华安公司）账户转账950万元，具体日期和金额如下：2016年12月7日2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摘要为“其他”）、2016年12月29日分两笔转账15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35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摘要均为“其他”）、2017年1月25日4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摘要为“拨款”）。本案中，中北通达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其通过中北物业公司代收的吴树林借款以及通过中北物业公司向吴树林进行的还款，并提交中北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中载明：“一、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我公司应中北通达公司请求，代收了吴树林借给该公司的如下借款……二、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我公司转账给吴树林如下款项实为中北通达公司通过我公司账户转给吴树林的……”。吴树林对上述《证明》以及上述款项的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查：2017年8月21日，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泓置地公司）通过其尾号为8222的兴业银行账户向金寨华安公司账户转账3300万元，银行回单载明的用途为“借款”。本案中，中北通达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其通过和泓置地公司向吴树林进行的还款，并提交和泓置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中载明：“2017年8月21日，我公司应中北通达公司请求，通过兴业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账户转给金寨华安公司3300万元，该笔款项系我公司借给中北通达公司的款项”。吴树林对上述《证明》以及上述款项的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该3300万元中的2800万元是还款，其余500万元是项目赔偿金，并非还款。另查：本案中，吴树林主张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是共同借款人，并主张除通过转账方式向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出借的2267.75万元外，还通过现金方式向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出借了1650万元，具体包括：2015年4月30日500万元、2015年5月16日300万元、2015年7月2日300万元、2016年5月4日450万元、2016年9月13日100万元。针对上述主张，吴树林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条》四份，内容分别为：（1）“今借到吴树林现金8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中北通达公司（500万元是2015.4.30，300万元是2015.5.16）陆成国2015.5.23”；（2）“今借吴树林现金人民币2237万元借款人：陆成国2015年12月27日【2015年4月30日借款500万元、2015年5月16日借款300万元、2015年7月2日借款300万元、2015年7月13日借款200万元、2015年7月14日借款200万元、2015年7月23日借款200万元、2015年7月25日借款100万元、2015年7月28日借款180万元，计1980万元，2015年12月22日还回300万元，按月息3分计算，扣除300万元，计2237万元】”；（3）“今借到吴树林现金4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归还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前，借款人：陆成国2016年5月4日”；（4）“今借到吴树林现金截止到2016年7月14日本息3150万元，由于陆成国给吴树林造成损失，自2016年7月14日承担本息4650万元，归还期到2016年9月30日止，经和吴树林协商同意在2016年9月30日前归还，若提前一天少付20万元的利息，若在2016年9月30日后，延后一天多付利息20万元，借款人：陆成国2016年7月14日担保人：刘某”。上述四份借条中，前三份借条上仅有陆成国签字，未加盖中北通达公司印章，第四份借条上有陆成国、刘某签字，并盖有中北通达公司公章。中北通达公司对2015年5月23日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5年12月27日、2016年5月4日、2016年7月14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金额不予认可，主张所有款项均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并未收到过现金借款。针对2015年12月27日2237万元借条，中北通达公司主张其中包含的本案所涉款项为2015年5月18日310万元、2015年7月13日200万元、2015年7月14日200万元、2015年7月23日200万元、2015年7月24日100万元、2015年7月28日180万元；针对2016年5月4日450万元借条，中北通达公司主张其中包含的本案所涉款项为2016年2月4日327.75万元、2016年5月4日100万元；针对2016年7月14日借条，中北通达公司主张其中包含的本案所涉款项为2015年5月18日310万元、2015年7月13日200万元、2015年7月14日200万元、2015年7月23日200万元、2015年7月24日100万元、2015年7月28日180万元、2016年2月4日327.75万元、2016年5月4日100万元。同时，中北通达公司主张陆成国个人与吴树林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陆成国出具借条均是代表中北通达公司，是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与陆成国本人进行了谈话，陆成国表示其个人与吴树林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并表示上述借条中的金额包含了很多利息，数额都是吴树林计算的，未经过中北通达公司财务核算。此外，经一审法院询问，陆成国明确表示即使法院认为其与中北通达公司在本案中构成共同借款，也同意由中北通达公司单独主张权利，其个人不向吴树林主张权利。此外，吴树林主张因中北通达公司及陆成国在2015年上半年涉及多起诉讼，账户被查封，因此才要求以现金形式提供借款。针对该主张，吴树林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中北通达公司（甲方）与昊南投资公司（乙方）、刘某（丙方）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书》，协议中约定“……合作项目锁定现状为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四区21号楼（1至6层）的二次开发，净地合作，现该项目因债务问题处于司法查封状态……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承诺借给甲方足够资金用于司法机关解除对合作项目的查封，届时双方就借款的金额、利息等问题再签订借款协议”等内容。中北通达公司对该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所有借款都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并未收到过现金借款。陆成国在与一审法院谈话过程中亦表示所有借款都是通过转账方式，并未收到过现金借款，中北通达公司从吴树林处借款主要是用于房山区洪寺村经济适用房项目，因公司账户及其个人账户当时被法院冻结无法使用，因此只能通过其他公司的账户进行借款和还款。此外，吴树林还主张其作为银行股东以及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监事，现金流充足，具有出借大额现金的能力，并提交安徽省昊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银行客户回单、安徽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中北通达公司对吴树林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5月18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吴树林通过其个人账户及余婷婷、昊南投资公司、海棠花溪公司账户陆续向中北通达公司指定的泓源公司、中北物业公司账户转账2267.75万元，中北通达公司和吴树林在本案中亦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关于陆成国是否属于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吴树林在本案中提交了出具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23日、2015年12月27日、2016年5月4日、2016年7月14日的四份借条，中北通达公司对2015年12月27日、2016年5月4日、2016年7月14日的三份借条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且认可上述借条金额中包含本案所涉的转账款项，而该三份借条上均明确写明“借款人陆成国”，且借条文字中亦未体现中北通达公司名称，2015年12月27日、2016年5月4日的两份借条亦未加盖中北通达公司印章，虽然陆成国系中北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陆成国属于共同借款人，因陆成国在本案中明确表示即使法院认为其与中北通达公司在本案中构成共同借款，也同意由中北通达公司单独主张权利，故吴树林关于应追加陆成国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金额，吴树林主张除本案所涉的转账支付的2267.75万元外，还通过现金方式向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出借了1650万元，具体包括：2015年4月30日500万元、2015年5月16日300万元、2015年7月2日300万元、2016年5月4日450万元、2016年9月13日100万元，但中北通达公司及陆成国对此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北通达公司对吴树林提供的陆成国于2015年5月23日出具的800万元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借条属实，借条所载明的款项是2015年4月30日500万元、2015年5月16日300万元，而吴树林在2015年5月18日还向泓源公司转账310万元，在2015年5月23日仅要求陆成国出具800万元借条，与常理不符；同理，按照吴树林主张的出借情况，其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12月27日期间向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出借的款项总额为2290万元，但其在2015年12月27日要求陆成国出具的借条金额为2237万元，且已经载明还款300万元是按照利息扣除，因此借条金额仍小于吴树林主张的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数额，与常理不符，同时该借条中载明的借款和还款情况中未体现吴树林在2015年5月18日向泓源公司转账的310万元、未体现中北通达公司在2015年8月11日通过刘某偿还的300万元，也可说明该借条金额与双方实际借款还款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其次，吴树林主张于2016年5月4日出借现金450万元，但其于同日还向泓源公司转账100万元，吴树林在本案中主张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因账户被冻结无法使用故要求其以现金形式提供借款，但双方数次通过其他公司账户以转账方式进行借款、还款亦是出于此目的考虑，如果与此同时还以现金形式交付大量款项，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亦无明显之必要性。第三，吴树林主张于2016年9月13日出借现金100万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虽然中北通达公司提供的泓源公司《证明》上载明“2016年9月13日转入100万元”，但后附银行回单的转账日期是2016年9月30日，亦不能据此认定吴树林于2016年9月13日交付了100万元现金。第四，吴树林在本案中主张的以现金形式交付的款项高达一千余万元，但对其在本案中描述的每笔现金的交付时间、交付地点、交付经过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虽然吴树林主张其具有出借大额现金的能力并提交了安徽省昊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银行客户回单、安徽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明细等材料，但银行客户回单显示的取款时间在2018年，银行账户明细亦不能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关于上述借条金额中包含高额利息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借款总金额应认定为2267.75万元。关于还款金额，中北通达公司主张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通过泓源公司、刘某、中北物业公司向吴树林还款5205.25万元，吴树林对2015年5月20日银行回单备注为“差旅费”的10万元、2016年1月13日银行回单备注为“财务报销”的100万元和2016年4月13日银行回单备注为“财务报销-备注：代陆成国付款”的22.5万元不予认可，主张是报销款，并非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本案中均认可因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银行账户被冻结无法使用故通过其他公司账户进行借款和还款，泓源公司亦出具证明认可上述三笔款项均系中北通达公司通过其账户给吴树林还款，吴树林主张上述三笔款项并非还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泓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关于2017年8月21日的3300万元，吴树林主张其中的500万元是支付的项目赔偿金而非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于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今借到吴树林现金截止到2016年7月14日本息3150万元，由于陆成国给吴树林造成损失，自2016年7月14日承担本息4650万元，归还期到2016年9月30日止”，可以看出超额支付的款项性质仍为借款利息，仍应受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利息的规定的约束，除此之外吴树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3300万元中的500万元是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同意支付的赔偿金，故该3300万元应认定为均是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但鉴于吴树林主张的项目赔偿问题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于陆成国是否应向吴树林承担其他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中北通达公司是否超额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照每笔借款均为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截至2017年8月21日，中北通达公司尚欠借款本金8886943.54元、借款利息1823162.55元，中北通达公司于该日支付3300万元，超额还款金额为22289893.91元（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表），故中北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吴树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2289893.91元；二、驳回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吴树林上诉认为一审法院依据案件相关事实认定陆成国与吴树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陆成国属于借款人，但未追加陆成国参加本案诉讼，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系陆成国和中北通达公司共同向吴树林偿还借款后，中北通达公司认为偿还利息数额超出了法律许可范围，就多付利息要求吴树林予以返还。诉讼中，陆成国到庭明确表示，同意由中北通达公司单独主张权利，就多支付利息陆成国本人放弃主张；第二，吴树林虽然提出陆成国与中北通达公司尚未还清借款本金，但本案中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主张，虽然借款事实和还款事实与陆成国直接相关，但涉案事实的审查主要围绕是否存在法律禁止的高利贷行为进行。因此，一审法院以陆成国已经放弃主张权利为由，对吴树林主张追加陆成国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意见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吴树林所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吴树林主张借款人已偿还金额中包含陆成国支付的500万元赔偿款，此部分赔偿款不应计算在偿还利息范围内。对此，第一，在借款方出具的借条中，虽然在确认借款本息数额之外，出现1500万元的损失赔偿款一项，但损失赔偿款的纠纷与本案的借贷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关于损失赔偿款的基础法律事实和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借贷关系处理范围；第二，就损失赔偿款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有效的法律文书确认，除本案《借条》外，吴树林也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在中北通达公司否认还款中包含有500万元赔偿款的情况下，吴树林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主张，银行转账凭证中也并未就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单独予以标注；第四，即使如吴树林所述，确实存在损失赔偿事实，但该赔偿行为并实际未完成，本案中不对500万元作为赔偿款予以认定，并不影响吴树林另案主张权益。因此，吴树林主张在中北通达公司还款数额中含有500万元赔偿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中北通达公司还款中的500万元属于损失赔偿款，并无不当。关于吴树林主张以现金方式向借款人出借1650万元款项。第一，有争议的借贷资金数额巨大，从一般交易的便利性及安全性上考虑，吴树林说法有悖常理，且吴树林一方面表述因中北通达公司和陆成国账户被冻结，故双方约定通过第三方公司账户进行借贷资金往来，另一方面又解释陆成国因账户冻结无法使用而要求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说法矛盾，缺乏合理性；第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支付数额巨大的出借款项，除《借条》外，还应有相应转账支付凭证或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吴树林仅凭《借条》主张确认1650万元为现金支付，证据上尚欠充分；第三，双方借贷过程中，吴树林要求陆成国出具多份借条，陆成国在《借条中》写明的金额与吴树林主张实际出借的金额在某些时间节点上并不吻合，可以说明《借条》金额与双方实际借、还款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对于吴树林所述以1650万元现金方式支付借款一节，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出借金额包含高额利息，并依据双方银行转账数额确定借款总金额为2267.75万元，事实认定清楚。一审法院依据认定事实，以中北通达公司所还利息超过法定许可范围为由，判决吴树林向中北通达公司返还超额收取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吴树林主张的泓源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2016年1月13日、4月13日三笔转账款不属于还款。首先，吴树林未提供其向中北通达公司申请主张过报销费用的相关证据；其次，泓源公司出具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中北通达公司通过其账户向吴树林还款。故本院不认可吴树林就上述款项性质所提主张。吴树林所述一审法院拒传证人、事实认定不清等情节，经查不能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吴树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250元，由吴树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卫东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