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民终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世恩，男，197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继（系董世恩妻弟），男，198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靖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且末县邦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   法定代表人：胡承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军，国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财，国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世恩因与被上诉人且末县邦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且末邦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8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世恩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继、刘骁，被上诉人且末邦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军、陈万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世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且末邦泰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董世恩在作业中回收的副产矿石数量、价值无法确定，拒绝实物交割后，驳回董世恩要求按照双方签署的《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约定进行现金分割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案涉回收的副产矿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矿山上、体积庞大。且末邦泰公司现已建成自己的选矿厂，案涉回收的副产矿石利益分配就无需再找第三方选矿厂进行销售，且末邦泰公司恶意不予回收，主张实物分割，增加了董世恩的成本，有失公允。其次，董世恩作为个人，不具备向第三人出售案涉副产矿石的资格，案涉回收的副产矿石实物分割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最后，一审法院以“未在法院鉴定机构名册中找到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为由对案涉副产矿石价值不予鉴定不当，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并重新鉴定。二、一审判决认定董世恩具有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是在4480m-4360m下部勘探到新矿体［金（锑）矿］，董世恩才享有优先合作权。该认定与协议约定、事实严重不符，系认定事实错误。虽然《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第（三）条对“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中的“下部”并未作出明确界定，但《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约定了董世恩勘查的具体范围，包括高程范围（即4480m-4360m）及拐点坐标范围。故董世恩勘探施工的范围不能超出以上高程范围及拐点坐标范围，即：“下部”仍然是在约定的4480m-4360m高程范围之内。一审法院将“下部”理解为约定高程之外不当，应予纠正。三、董世恩在约定的勘探范围内，勘探出了具有开采价值（储量已达到了4.1吨）的金（锑）矿体就是《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新矿体”，已满足了《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董世恩）具有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同时，双方约定的“发现新矿体后的优先合作权”，不属于无法履行的情形。2016年12月6日，在董世恩在双方约定的范围内勘探到新矿体的情况下，仍然以协议到期为由，下发《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6﹞第22号），阻碍董世恩优先合作权的行使、剥夺董世恩依约享有的新矿体的权益分成权。综上，董世恩有权按照《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权益比例分成。   且末邦泰公司辩称，不同意董世恩的上诉请求。一、且末邦泰公司在一审中已多次与董世恩协商，提出了多种可能解决方案，董世恩均拒绝接受。不管是《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约定，还是双方既往的交易习惯，均无法得出且末邦泰公司在建好选矿厂后就必须买下案涉副产矿石的结论。在目前涉案副产矿石客观上无法找到买家变现的情况下，且末邦泰公司不负有向董世恩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履行利益分配的义务，案涉副产矿石按现金价值进行分配的条件尚未成就。董世恩不能提供销售渠道或其他可行的处理方案，对副产矿石价值进行鉴定毫无意义，且董世恩提出的矿石价值的司法鉴定申请属于经济上不可行，客观上也超出了司法鉴定范围。故实物分割是在经济上、操作上现实可行的方案，一审法院在董世恩明确拒绝对案涉矿石进行实物交割的情况下，驳回其要求“支付副产矿石权益中的60%，即支付32,290,79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二、在双方对“新矿体”的内涵和外延有争议时，法规和行业惯例可以作为理解“新矿体”的依据和参考。“新矿体”是相对已经发现的矿体来说的，强调在以前未知而现在新发现的矿体。案涉区域［屈库勒克东金（锑）矿］主矿体［金（锑）矿］已在双方签署《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之前，经多年的地质勘查查明了屈库勒克东金（锑）矿主矿体的存在，见矿标高4422m-4806m，垂距384m，控制最大斜深305m。董世恩不具备探矿资质，也不具备相应地质勘查条件，其从事的仅是硐探验证工作，是勘探中的一项辅助性工作，回收的副产矿石［金（锑）矿石］即来源于屈库勒克东矿区金（锑）矿体，并不属于新发现的矿体（新矿体）。故满足双方约定的“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并不成就。三、案涉《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合同期限在2016年11月18日已经届满，董世恩并未书面提出继续合作的申请，双方未重新签订协议，《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已经于2016年11月18日终止。且末邦泰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发出的《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作的通知》是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已经终止且不存在双方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发出的，只是对合同终止后清理事项的一种督促，并不阻碍董世恩“优先合作权”的行使。四、董世恩上诉时提出“勘探到的新矿体分享60%的权益”的要求除了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董世恩主张“按照《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就其勘探到的新矿体分享60%的权益”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请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世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董世恩对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合计约32,290,790元；2．请求确认董世恩对勘探到的金矿享有优先合作权，判令董世恩对于勘探到的金矿享有60％的权益；3．且末邦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18日，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以下简称一区调）与兰州邦泰矿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勘探开发合作合同》，确定合作关系，并一致协商成立合作公司将相关探矿权转入该合作公司，一区调在合作公司恒定持有20%的股权，合作公司在办理采矿权证时，直接办理到合作公司名下。2009年3月30日，一区调与兰州邦泰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将包括案涉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预查（证号：T65120090502029815，面积：93.88平方公里，探矿权人：一区调，有效期：2009年5月22日-2010年5月22日）纳入合作公司进行风险地质勘查开发。协议约定：本合同生效及待双方合作公司成立后，启动合作区域探矿权转移至合作公司的变更工作。2010年9月13日，一区调与兰州邦泰公司再次签署《补充协议》，约定：自《风险勘探开发合作合同》和2009年3月30日《补充协议》签订后，于2009年9月上旬，双方按照原有约定，在当地注册成立且末邦泰公司。并规定：一、自合作公司成立后，由一区调负责尽快将原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探矿权变更过户到合作公司名下。二、若因诸多因素影响，致使原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探矿权未能变更过户到合作公司名下，其探矿权虽以一区调名义留（存）续，但其所有权益（包括维护权、勘探权、处置权、开发经营权及一切收益权等）均归属于合作公司所有。2010年10月23日，合作公司即且末邦泰公司在且末县注册成立。一区调对案涉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进行勘探详查，探矿证号：T65120090502029815，勘查面积：93.88平方公里，图幅号：J45E018005、J45E018007，有效期限：2013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8日。2017年8月10日，且末邦泰公司对涉案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拥有采矿许可证，证号：C6500002017084210145079，有效期限为2017年8月10月至2019年8月10日、2019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22日。   2015年4月7日，且末邦泰公司（甲方）与董世恩（乙方）签订《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了加快评价“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探矿权普、详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双方在平等自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下，经友好协商，就风险合作勘探签订本协议。（一）合作勘探时间：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1年18日。（注：③合同到期乙方无条件退出现场，所有协议自行解除）（三）勘查范围：硐探施工范围：1#异常矿体延长长度，高程在4480m-4360m之间，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四）合作勘探方式：乙方全额投资，利益按规定进行分配。（五）工作内容：按地质队提供的矿化异常进行硐探验证并回收硐探施工含矿矿石。（六）利益分配：1．施工回收的高品位矿石按4：6比例分成，甲方40％，乙方60％。所产生的低品位矿石扣除成本后按甲方40％，乙方60％进行分配，交割地点在山上集中地，未建选厂之前产生的矿石从集中地拉至山下基地，运输费用按同等比例承担。2．低品位的界定：不能直接出售的矿石为低品位。3．低品位矿石需深加工的进选厂，数量、品位由双方共同确认后，各施工单位单独堆放。成本按销售批次扣除，每吨扣除金额另行制定。（七）产品销售。1．销售原则：按相关规定和交易习惯予以确定。2．销售价格：由甲方牵头依据市场价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销售或按双方权益进行实物交割。（十一）3．本协议届满，乙方如需继续合作，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请，重新签订协议。（十二）在合同约定的探矿范围深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此协议有甲方且末邦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刚彦手签字、乙方董世恩手签字。2016年12月6日，且末邦泰公司下发《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不再与各施工队续签《风险勘探协议（合同）》，望各协作单位按公司统一安排抓紧副产矿石销售、清理各自机械设备，退出施工现场。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且末邦泰公司与董世恩对可以出售副产矿石的品位、销售、分成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向巴州志胜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销售11个批次、共计28411.603吨副产矿石，董世恩收到销售矿石价款11,000,000元。现董世恩认为其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勘探标段4480m-4360m之间发现了“新矿体”，将且末邦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且末邦泰公司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按60％的比例进行分配）及就其勘探到的新矿体享有优先合作权，并对新矿体享有60％的权益。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董世恩申请对其在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海拔高度4440ｍ标段开采出的矿石（洞内及洞外）的数量及价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在鉴定机构名册中未找到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让董世恩提供对涉案矿石数量及价值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也未找到。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董世恩是否同意就实物分割进行释明，董世恩明确表示不同意。董世恩认可其发现的“新矿体”，在高程4480m-4360m之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董世恩、且末邦泰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2．董世恩、且末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效力如何；3．董世恩主张且末邦泰公司向其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董世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勘探到符合合同中约定的新矿体，是否享有优先合作权及对勘探的金矿是否享有60％权益。   一、董世恩、且末邦泰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探矿权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就特定地域的某种或者某几种矿藏进行勘探的权利。原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本案中，从董世恩与且末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合作勘探时间、勘查范围、勘探方式、工作内容、利益分配、产品销售”等内容来看，双方之间并没有关于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约定，而是通过契约的方式约定双方在勘探过程中享有的权利义务。且末邦泰公司在与董世恩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之前已经拥有了涉案矿区的探矿权证，董世恩对此亦予以认可，双方并没有对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属发生争议。因此，双方之间不属于探矿权纠纷，应属合同纠纷。   二、董世恩、且末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效力如何。《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是董世恩、且末邦泰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且末邦泰公司作为矿业权人与董世恩合作进行涉案矿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的履行未涉及转让涉案矿业权，也无需办理矿业权审批和变更。故从该协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矿业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案涉《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属有效合同。   三、董世恩主张且末邦泰公司向其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涉案《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利益分配”中约定，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矿石按照品位的高低，按4：6比例进行分配，即甲方40％，乙方60％。现双方均认可涉案矿区仍有回收的副产矿石未出售，但对数量和价值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在庭审过程中，董世恩申请对回收副产矿石的数量及价值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多方查询及让董世恩提供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均未找到，故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的数量及价值无法确认。另，根据双方在涉案《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中产品销售价格的约定，双方也可按权益进行实物分割。一审法院经向董世恩释明并询问，董世恩不同意实物进行分配。在副产矿石的数量及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董世恩要求且末邦泰公司向其支付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依据不足，无法获得支持。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四、董世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勘探到符合合同中约定的新矿体，请求确认对勘探到的金矿具有优先合作权及对勘探的金矿是否享有60％权益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签订《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后，董世恩即按照约定在规定的勘探范围内进行勘探作业。在勘探过程中，董世恩陈述其在4480m-4360m标段发现了新矿体，且不说董世恩发现的是否属于新矿体，即便是所谓的“新矿体”，其认可是在4480m-4360m之间。根据《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勘查范围中约定，硐探施工范围：1#异常矿体延长长度，高程在4480m-4360m之间，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董世恩具有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是在4480m-4360m下部发现新矿体，现董世恩发现的新矿体在4480m-4360m之间而非在4480m-4360m下部。因此，董世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发现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新矿体，要求确认对勘探到的金矿具有优先合作权及享有对勘探的金矿60％权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世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判决：驳回董世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253.95元，由董世恩负担。   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且末邦泰公司提交如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2015年8月，一区调编制的《屈库勒克东金锑矿一号带KZK0402钻孔柱状图》《屈库勒克东金锑矿一号带KT04勘探线剖面图》；2.2015年10月，一区调编制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普查报告》（工作周期截止日期2015年12月）；3.2016年11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新国土资储评字〔2016〕106号《＜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矿区金（锑）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4.2016年1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的新国土资评字〔2016〕106号《关于＜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5.2016年10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厅出具的新国土采划字〔2016〕053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屈库勒克东金（锑）矿］；6.2017年3月，一区调编制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普查－勘探2016年度报告》（工作周期2016年1月至2016年１２月）；7.2017年4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厅出具的新国土资开审发〔2017〕012号《关于对＜且末邦泰公司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意见的认定》；8.2017年2月8日，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并报审的《且末邦泰公司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拟证实：1．董世恩在4440m标高段硐探验证作业，只是对一区调在案涉金（锑）矿区勘探成果基础数据的验证；2．董世恩硐探验证作业中回收的副产矿石［金（锑）矿］是一区调早在2014年就已勘探确定的屈库勒克东矿区１＃主矿体［金（锑）矿］的一部分，未发现其他新的矿体，即新矿体。   第二组证据：1.2021年4月24日，一区调出具的《关于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勘探情况说明》；2.2021年4月24日，由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相关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屈库勒克东矿区勘探范围内，除一区调在2014年前已经勘探发现的金（锑）主矿体外，尚未发现新的矿体，与第一组证据印证。   董世恩质证认为，1．且末邦泰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中第一组证据已在一审中提交过，不是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提交的内容不全，应以其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的证据所载明的内容为准。2．上述证据反映出董世恩在硐探验证作业过程中，找到的矿体［金（锑）矿］即新矿体，理应按照约定享有优先合作权，并对新矿体享有60%的权益。   因董世恩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董世恩在硐探验证作业中回收到的金（锑）矿石是否来源于新矿体，双方各执一词，主要集中在对“新矿体”理解上，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二审中，董世恩申请法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取且末邦泰公司办理C6500002017084210145079号采矿许可证时提交的资料及办理注销T65120090502209815号勘探权证时提交的有关资料。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以调查令的形式予以准许。针对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取的上述有关材料，董世恩质证认为，对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并认为通过其硐探工程作业施工，发现了以金为主的新矿体，达到4.1吨的黄金储量，且末邦泰公司在办理采矿权证时使用了其勘探的成果，符合双方签署的《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中约定的“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发现了新矿体）”，有权依约享有新矿体60%的权益。且末邦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董世恩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董世恩施工作业就是对已知矿体［金（锑）矿］相关数据的验证工作，是勘探中的一项辅助性工作。在整个硐探验证作业中，该区域该拐点坐标范围内，并未探到除已知的金（锑）主矿体之外的其他矿体或者主矿种，即新矿体（种）。有关储量，是硐探验证过程中应予验证的事项，与新矿体（种）没有必然的关系。本院对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取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本院二审查明，一、且末邦泰公司选矿厂于2017年12月建成，2018年完成选调试，2019年正式投产，属于整个矿区作业的配套设施。二、在董世恩与且末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之前，董世恩硐探验证作业区域已由一区调开展了多年的地质勘查工作，查明了金（锑）主矿体的存在。董世恩硐探验证回收的副产矿石，来源于该金（锑）主矿体。   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为：1．且末邦泰公司是否有义务对董世恩在硐探验证作业过程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以现金形式支付给董世恩；2．董世恩主张的优先合作权条件是否成就，以及董世恩主张享有案涉金（锑）矿体60%的权益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且末邦泰公司是否有义务对董世恩在硐探验证作业过程中回收的副产矿石60%的权益以现金形式支付给董世恩的问题   首先，依据双方《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案涉副产矿石的所有权属于董世恩及且末邦泰公司合作双方。从合同约定的权益分配方式来看，在案涉副产矿石能够找到买家并对外销售成功时，当然按照合同协议约定比例分配现金即可。但是在现有案涉副产矿石的出售中，双方均未能找到买家，董世恩申请案涉副产矿石品位鉴定及主张以变现方式分割案涉副产矿石的条件尚未成就。其次，虽然且末邦泰公司现已建成选矿厂，但双方在案涉合同中并未约定且末邦泰公司负有收购案涉副产矿石的义务，双方在收购的主要条款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故且末邦泰公司的选矿厂并不当然具有收购案涉副产矿石的义务。最后，双方在合同中有实物分割的约定。承前所述，在案涉矿石进行实物分割或以其他方式分割的条件成就时，且末邦泰公司有协助履行的义务，以实现董世恩依约享有的权利。综上，董世恩主张现金分割缺乏事实及法律基础，一审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二、关于董世恩主张的优先合作权是否成就以及董世恩主张享有案涉金（锑）矿体60%的权益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董世恩认为，只要在案涉作业区域找到或者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矿体就属于新矿体，其在硐探验证过程中回收的金（锑）副产矿石以及验证的数据已证实探明黄金储量达到4.1吨，就充分说明案涉作业区域找到了新矿体，优先合作权就已成就，董世恩就有权依约享有该矿体权益的60%。且末邦泰公司认为，新矿体是相对已知矿体而言，只有在发现或找到除已知矿体以外的有价值的矿体，才属于新矿体。本案中，董世恩施工作业中回收的金（锑）矿石，是双方签署《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之前早就发现的已知矿体，并不属于新发现或找到的未知矿体，不属于新矿体。其主张优先合作权成就并按约享有该矿体权益的60%的诉求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法院对“董世恩具有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是在4480m-4360m下部发现新矿体，现董世恩发现的新矿体在4480m-4360m之间而非4480-4360m下部。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发现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新矿体”一节认定事实，双方均认为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一审法院此节认定事实不予确认。   （一）董世恩在其作业的案涉区域未发现新矿体。新矿体是相对已经发现的矿体来说的，强调的是以前未知而现在新发现的矿体。发现已知矿体并不等于就已具备开采价值或者条件，仍需要进一步对已知矿体的赋存条件以及形状、产状和规模，是否具有开采价值等开展勘查工作。具体到本案，双方在签订《风险勘探合作协议书》之前，案涉作业区域内就已发现金（锑）这一已知矿体，但对于赋存条件以及是否具备开采价值等并不清楚，需要进一步采用硐探验证等勘探方式来验证。这就是双方签署案涉《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篇首表述的“为加快评价‘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探矿普、详工作”根本目的之所在。即：且末邦泰公司与董世恩合作目的的重点是对1#金（锑）矿体进行工程加密及深部验证工作，利用硐探验证获得的数据，进一步验证前期勘查的结果。因此，在硐探验证作业过程中，仍然存在回收的副产矿石可能存在多寡不均甚至没有的问题。但从双方约定施工作业中回收的副产矿石权益比例来看，说明了董世恩在签订合同时已对案涉作业矿区金（锑）矿体存在是明知的，且预判储量较为丰富。双方正是基于对合作风险的上述预判，才在协议中约定其全额投资，对回收的副产矿石按6：4分成。二审期间，双方提供的新证据，证实董世恩实施的硐探作业中，探明黄金储量达4.1吨，也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签订合作风险勘探协议书时，董世恩明知其作业区域内为已知矿体金（锑）矿，其在硐探作业中回收的金（锑）副产矿石，仍属于一区调早期发现的金（锑）主矿体一部分，并未发现新的其他矿体，即董世恩在其作业的案涉区域并未发现新矿体。故董世恩主张优先合作权成就并享有新矿体60%的权益缺乏实质性的条件。   （二）即使董世恩主张的金（锑）矿体就是新矿体，董世恩据此主张享有该矿体60%的权益亦不成立。《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履行期限中明确约定，“本协议届满，乙方（董世恩）如需继续合作，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且末邦泰公司）提出申请，重新签订协议。”“合同履行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董世恩在合同自然到期前，并没有基于案涉作业区域内发现新矿体的事实，在约定的期间提出继续合作，续签合同。故且末邦泰公司发出的《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是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已经终止且不存在案涉双方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发出的，只是对合同终止后清理事项的一种督促，并不构成对董世恩合作优先权的阻碍。董世恩直到诉讼时才主张优先合作权，明显超过约定期间，其优先合作权也已丧失。董世恩主张“按照《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就其勘探到的新矿体分享60%的权益”亦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除部分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外，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253.95元（董世恩已预交），由董世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斌   审  判  员   陈建红   审  判  员   王 恺   二 〇 二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书  记  员   丛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