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李冬梅，女，1972年11月13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思，北京市圣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自贡市沿滩区板仓工业园区东环路19号。法定代表人：侯为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迎涛，北京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刚，北京科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冬梅与上诉人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5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冬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思，上诉人中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迎涛、许俊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冬梅上诉请求：1．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撤销，拖欠李冬梅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期间应得工资收入损失352246．15元。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的中兴公司应向李冬梅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12日的期间应得工资收入损失34660．4元；2．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克扣拖欠李冬梅的应得工资收入差额200860．32元；3．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未休年假应得工资报酬69865．51元；4．请求判令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的周六日加班费工资9315．40元。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损失赔偿问题。基本事实为中兴公司没有对李冬梅主张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损失进行合法赔偿。一审法院没有对该笔期间工资损失进行明确定性，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本项请求中的关键点是：1．中兴公司是否已经依法履行了赔偿支付义务。2．在中兴公司为应诉连续二次改变支付性质情形下，提请法院应首先对被中兴公司恶意支付的款项作明确定性。（一）就本项请求的损失赔偿，中兴公司至今仍有未作支付的款项，不能认定为已履行支付完毕，应予以改判足额支付。李冬梅首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损失总额347701．1494元。但一审法院随之作出的“关于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损失，中兴公司已于2017年4月补发”，是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中兴公司自认曾经单方面一次性扣除李冬梅179757．76元。其中，116962．40元作为工资税一次性缴纳（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16696．15元，差额266．25元）；而另外的62795．36元公司至今未作支付已达4年。截至本案一审完毕，中兴公司仍不能向一审法庭提供上述62795．36元的支付记录，李冬梅2015年至2016年社保及公积金支付记录仍处于断缴状态。故，中兴公司未支付事实明显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中兴公司履行支付完毕，为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查实改判，向李冬梅足额支付，具体详见本项请求第（二）点。（二）本案中，因中兴公司的恶意支付行为，使同一个支付事由，发生了三种不同的支付性质，进而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同时，中兴公司为应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反复改变其主张的支付性质，给法庭审理带来混乱。一审法院对此虽有“期间工资损失”的初步认定意见，但即定性为“损失”，依法就应该对应“赔偿”。而不是判决书中认定的“补发”。二者间，目前仍互为矛盾。支付定性直接导致后续处理新的争议发生。请二审法院，对中兴公司的支付性质给予明确定性。1．本案一审法院初步定性为期间工资收入损失。本案中，李冬梅要求中兴公司支付因实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而产生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7年2月12日期间应得工资收入损失赔偿38．6万余元（本案一审法院审定为381896．5494元）。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4251号终审生效判决认定“期间工资损失”所依据的《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二条之规定，“期间工资收入损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损害赔偿”是赔偿金性质。中兴公司应依法按赔偿金性质，向李冬梅足额支付上述违法损害赔偿。李冬梅对此笔支付亦没有工资税应纳税义务。本案中，李冬梅的请求始终是“期间工资收入损失赔偿”且从未在请求时注明过“代扣代缴”或“税后支付”。因此，本案中，中兴公司应依14251号案终审判决适用法律规定、和本案一审认定的期间工资损失金额足额赔偿给李冬梅。中兴公司自认的“代扣”行为，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14251号终审生效判决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损害赔偿金”支付规定明显相违。况且，中兴公司以代扣社保、公积金为由扣留的62795．36元至今并未作出支付，是显而易见的违法恶意支付。对此，中兴公司应承担失信违法违约的不利后果，应向李冬梅支付其不当扣除的损失赔偿差额180353．5794元（按本案一审法院审定的347701．1494元核减）。对于已缴工资税，因中兴公司是代扣代缴的实施行为人，且是恶意支付的主要责任方，又是具体掌握税务关键资源的主体强势一方。依相关规定，后续退税处理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也应是中兴公司。李冬梅承诺会协助单位申请退税，税款将直接退至中兴公司账户。至此，案结事了。请二审法院结合客观事实及证据予以公正改判。2．中兴公司一审改变主张：按补发期间工资核算。中兴公司虽然在仲裁时自认此笔支付性质为“支付期间工资损失”（见本案一审判决第7页），但是在本案一审时，为应诉又改为“补发期间工资”。并提交了“补发工资明细单”。在该份加盖有中兴公司公章的工资单证据中，单位已经将李冬梅一部分工资返还至工资所属月核算，确立了将工资返还至工资所属月计算的核算方式。恰恰事实反证了：中兴公司仅以部分工资返还、未按月减除法定每月3500元的工资免征额、未按月计税等核算方式，是错误的。必然导致其支付行为存在差额错误。在中兴公司自己主张的支付性质始终变化、且得不到仲裁和法庭明确定性的情况下，李冬梅书面提请一审法院就单位在一审提出的补发过往月工资的支付主张进行必要核算，修正其支付错误，即是出于对中兴公司的尊重，也是对请求“将支付明确定性”必要性的再次客观陈情。因为如按“补发期间工资”定性，则必然产生工资差额。一审法院对此事由认定为“……中兴公司已于2017年4月补发”，但又同时判定“李冬梅对中兴公司的扣税方式存在异议……可由双方与税务机关协调解决。因此，本院不支持李冬梅要求重新核算、补发上述期间工资的请求”存在事实歧义进而导致法律事实混乱。（1）李冬梅的请求不是补发期间工资，而是请求支付“期间工资收入损失”，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李冬梅在本案中提出的异议，不是扣税方式，而是中兴公司不能合法合约地履行违法赔偿金支付义务。而这一争议的澄清和顺利审结，与首先对本项支付给予明确定性直接相关。（2）如果一审法院采纳了中兴公司变更的主张，将支付定性为补发期间工资，则必然存在工资差额，进而必然属于人民法院的重新审核范围。反之，则不成立。（3）本案一审判决就支付性质既然已经给出了“期间工资收入损失”的初步定性，且有14251号案终审生效判决、中兴能源与李冬梅的单独书面约定、双方劳动合同等作为事实依据，就可以进一步对中兴公司二次变更的“补发期间工资”主张予以明确否定。因为同一笔支付事由，不能同时出现两个或三个支付性质。只能确立一个法律事实，继而依据相应适用法律进行处理。但目前在一审判决中，就同一个支付事由，模糊地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支付定性，只说“可由双方与税务机关协调解决”，这属于事实认定混乱不清。将本应由司法机关查明审定的法律事实，交由没有法律事实审理职能的行政单位协调解决，只会产生新的混乱和争议。是不妥当的。3．请求二审法院明确给单位实际支付5月份到账的三月份工资16．7万元进行定性。中兴公司在2017年5月3日，单方面以“2017年3月工资”为工资项，向李冬梅银行卡支付了16．7万余元。对此，中兴公司解释为“合并3月工资计税”。但依据本案中兴能源提供的“金税三期个人所得税扣缴系统”“个人收入统计”等证据的显示：被申请单位申报的李冬梅4月税前收入工资总额为324851．91元（含一审核算的3月税前工资7212．51元），仅减除当月个人免征额3500元1次（其它14个月当减未减），未减除当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仅减除了其它14个月），已代扣代缴完毕的3月工资税并未自申报额中减除，及其它问题。中兴公司恶意核算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实际支付金额与上述支付违法损失赔偿或补发期间工资的主张都无法正常核对上。加之在其恶意支付行为下，银行交易明细记录的支付项目“2017年3月工资”也与上述两项支付内容都毫无关系。且于2017年5月发生到账。自法律意义和税务审计意义上都具有与前两项支付完全无关的独立性，事实成为李冬梅2017年的5月工资收入，进而产生了第三种支付性质，对李冬梅2017年工资收入总额的认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本案中该笔款项的性质不能得到明确定性，单位违法代扣代缴行为不能得到纠正，直接影响本案中2017年1月1日至2月12日及并行审理的另一案中期间工资损失赔偿单位如何履行支付的问题。中兴公司可能会继续其恶意支付行为，导致李冬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李冬梅作为中兴公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不应再用生活和治病亟需的合法赔偿，替单位的持续违法违约过失而再次承担高额损失。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期间工资收入损失”依法给予明确定性。并客观考虑本案中因中兴能源的恶意支付行为给纠纷解决带来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后续风险，判令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其不当扣除的损失赔偿差额180353．5794元。二、关于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工资差额问题。（一）一审判决对李冬梅出勤天数的认定存在事实错误，故导致计算该期间工资收入差额存在差距。因为李冬梅不掌握中兴公司的考勤记录，本案中，关于考勤的核定主要依据中兴公司提供的考勤证据和中兴公司人力专员等人在本案的自认。现一审法院计算的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出勤天数和法定计薪日天数与实际情况不符。理由如下：（1）李冬梅实际出勤于一审认定存在差异的月份为：2017年2月份出勤8天，出差5天（含周六出差加班1天），周日加班1天，共计14天；（2）3月份出勤8天，出差5天，周六日加班2天，共计15天；（3）9月份出勤0．5天（依据中兴公司提供证据）；（4）11月份出勤13天（依据中兴公司提供证据）；（5）12月份出勤6天（因2017年12月1日是双方劳动合同届满后次日，单位对李冬梅的考勤进行了限制，不能正常记录考勤）。本案一审，中兴公司有人力资源人员参加开庭，自认李冬梅12月出勤为1日至8日出勤，出勤6天。李冬梅因身体原因不能到庭，时任代理律师因特殊原因就法庭需要向李冬梅核实的问题，包括12月考勤问题，李冬梅向法庭提交了书面庭辩意见。李冬梅在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已向一审法庭表示：按单位本案主张的6天出勤天数认可。因此一审法庭认定12月出勤为0天，没有事实依据。该出勤天数的认定，不但影响工资和补贴差额等问题审清，更重要的是对李冬梅2017年医疗期内病假情况认定、对单位应自2017年12月1日起与李冬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之重要事实的认定等，原则性问题的查明审清均有重要影响。法定计薪日误差1天：因为2017年5月法定节假日是2天（劳动节、端午节）。综合上述，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实际出勤计薪日一审法院共少计14．5天（病假计薪天数将对应递减）。提请二审法院予以核实改判。（二）“病假工资标准”是劳动者工资标准构成的法定组成部分。“病假工资支付”是法定的工资支付行为。而一审法院先是将中兴公司向李冬梅进行的“病假工资支付行为”定性为“福利”，而后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情形下，认定单位已取消病假工资福利，因此导致李冬梅无法享受本应享受的已经书面明确约定的工资权利，应得工资产生巨大差额损失，属于严重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首先，病假工资支付是法定的工资支付行为。“病假工资标准”是劳动者工资标准构成的法定组成部分。不能单方面随意变更。依据劳动部《工资支付暂时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以各种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第四条“工资支付主要包括：……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第十条“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包括：（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之规定，劳动者病假期间工资的法律定性是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病假工资支付”是法定的工资支付行为。“病假工资标准”属于劳动者工资标准构成的法定组成部分。一审判决中“中兴公司按照工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系给与职工的一项福利”的认定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劳动者工资支付”的法定属性不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因此，病假工资标准是李冬梅工资标准的法定构成。中兴能源向李冬梅支付病假工资的行为，是法定的工资支付行为。“按照工资标准的60%支付”是中兴能源以书面形式和李冬梅约定的，在李冬梅因病治疗特殊情形下向李冬梅支付法定工资的工资标准。未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不能单方面随意变更。2．中兴公司与李冬梅就病假工资标准有明确书面约定。有约定，应从约定。（1）“本人工资标准的60%”是中兴公司自认的法律事实。中兴公司提交的《中兴能源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2014年7月版）第6．6．1条证明中兴公司对李冬梅病假工资是有具体金额标准承诺的，至少是“本人工资标准的60%”。上述事实已经本案一审查明并记录在判决书中第10页。（2）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4251号判决书，判令中兴公司与李冬梅继续履行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履行，李冬梅应享受原劳动合同关系下的工资报酬权利。故，自本案涉及的2017年1月1日起，李冬梅的病假工资标准至少为单位自认的“本人工资标准的60%”。（3）在本案中，李冬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兴公司于2017年2月12日向上诉人送达《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及挂号信单据。根据该意见，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明确承诺并书面约定“……公司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发出继续履行通知书”“公司并未对原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公司并未对工资标准进行变更”。首先，中兴公司并不是特指某工资项向李冬梅作出承诺。其次，联系上下文可客观判断得出，该条款是指单位并未变更与李冬梅原劳动合同约定权利下所有工资项的标准。否则，单位将会承担违反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义务的责任。故，应认定中兴公司于2017年2月12日与李冬梅就其本人在原劳动合同约定权利下的工资体系标准问题，单独作出了原工资标准不变的书面承诺和约定。在原工资标准并未变更情形下，李冬梅病假工资标准至少应为中兴能源多次自认的“支付本人工资的60%”。有约定，应从约定。（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案仲裁阶段本人提出病假工资标准系本人工资100%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以前的工资支付记录可以证明，并非李冬梅凭空捏造。李冬梅同样依据三中院14251号终审判决、《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双方劳动合同书及劳动合同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订案》（现行法规）提出。同时有连续5年的银行工资流水作为辅助证明。但仲裁时，经过调解，李冬梅认可了“本人工资标准的60%”，明确记载于庭审笔录和另案仲裁裁决书中。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冬梅充分遵守调解后的承诺，对病假工资的请求始终是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60%。3．中兴公司一审主张没有客观事实依据，不能成为其单方面降薪的正当理由。对此，一审法院判决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事实如下：（1）中兴公司一审主张的制度中的病假工资标准已修订为“北京市最标准80%”低工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中兴公司在本案仲裁时原主张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向李冬梅支付病假工资”，在本案一审又改为主张在修订的考勤休假制度［第6．6．1条］内单位已将病假工资标准修改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80%，本就自相矛盾。且又均与其提供的证据《中兴能源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2017年2月修订版）［第6．6．1条］载明的“不低于北京市工资标准的80%”明显不符。该修订制度载明的只是一个工资支付范围。显然并不是中兴公司主张的“制度已修订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对于制度［第6．6．1条］原规定的“支付本人工资的60%”的病假工资标准，新修订的制度与其不冲突、可兼容，故从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上，按60%本人工资支付病假工资的规定并未取消、废止或发生实质性变更。换言之，中兴公司2017年2月6日将制度修订为“不低于北京市工资标准80%的支付范围”行为在先，而在2017年2月12日单独与李冬梅书面约定“并未变更工资标准”确定在后。二者并无冲突，没有变更事实。不能作为中兴公司单方面降薪的理由。而一审法院采信中兴公司主张，认定单位已将病假工资标准修改为北京市最低工资示准80%，显然与事实证据明显不符，是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中兴公司“2017年2月单位经民主程序修改上述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取消了关于病假工资的福利”的错误事实，进而判决“李冬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的病假工资应当按照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算”，同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因此不能成立。首先，病假工资和病假工资支付是国家和北京市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劳动者法定工资待遇，企业不能随意取消；其次，依据中兴公司提供的2017年2月修订版制度证据，病假工资待遇和标准仍载明于制度第6．6．1条。4．修订后的考勤休假制度对李冬梅自始至终不具有制度约束力。中兴公司单方面降薪是克扣工资的违法行为。（1）修订制度在前，单独约定在后。以单独约定的病假工资标准为准。单位作出修改上述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的行为是在2017年2月6日，单位向李冬梅送达《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的时间是2017年2月12日。制度修改和员工大会时间在前，答复意见发出和送达时间在后。在此期间，单位完全具备时间和条件向李冬梅提前告知制度修改和病假工资标准变更，通知李冬梅参加2月10日14：00召开的全体员工修订大会。但中兴公司即未向李冬梅提前告知，也未通知李冬梅参加员工修订大会，而是在2017年2月12日向李冬梅送达《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向李冬梅书面承诺约定“公司并未对工资标准进行变更”。且在此后超过一个月的长期时间内，没有向李冬梅作出过任何协商变更的书面通知。故，等同于中兴公司在制度修订后，仍向李冬梅作出了按本人工资60%支付病假工资的单独书面约定，并已实际生效进入合约履行。李冬梅的病假工资标准不受中兴能源制度修订的约束。上述事实证据均依据中兴公司本案提供的证据予以自证证实。（2）按中兴公司主张，在涉案制度修订近6个月以后，才向李冬梅送出制度文件。且未有效送达李冬梅本人。无效送达的制度文件对李冬梅没有制度约束力。一审法院采信了中兴公司主张的“2017年6月27日向李冬梅挂号信送达2017年2月修订的考勤休假制度文件”“李冬梅拒收”，从而认定制度文件已向李冬梅有效送达。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中兴公司向李冬梅发送制度文件的挂号信地址和邮箱地址，都不是双方劳动合同中“填写”和“约定”的有效送达地址（也不是李冬梅此后多次书面向中兴公司告知的广安门荣丰2008小区的指定邮寄地址）。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第31条“三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联系方式为甲方的有效送达地址，甲方按该地址发送视为有效送达”的明确约定，中兴公司在本案中的送达行为是无效的。2．一审认定李冬梅拒收文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兴公司在本案仲裁和一审先后分别提供的二份2017年6月27日“挂号信截屏”证据：第一份截屏证据的邮政局退批单写明“该地址无此人”、第二份截屏证据的邮政局退批单亦写明“并未在此”而退回原址。二份截屏证据均已事实证明，并非李冬梅本人原因拒收。事实上，李冬梅不能有效收到中兴公司制度文件的主要责任是单位的故意违约行为造成的。3．依据中兴公司本案仲裁提供的证据2017年6月份员工打卡记录，2017年6月27日，李冬梅在中兴公司正常出勤上班，也根本不需要采用挂号信形式向李冬梅送达，而可以采取正当方式向李冬梅当面送达。但中兴公司却故意采用无效的送达方式，通过恶意预设的拒收，而达到视同送达的目的，是不正当的。中兴公司应对本案中制度文件的无效送达负完全责任。未经送达李冬梅本人的制度没有制度约束力。不能作为中兴公司单方面降低与李冬梅书面约定的本人工资标准60%的病假工资标准的制度依据。3．民主程序缺失。中兴公司主张制度修订大会是单位全体部门员工大会。但即没通知李冬梅本人参加，也没有企业发展研究部人员参加。存在民主程序缺失。另一方面也得以证明，中兴公司在修订大会后向李冬梅送出的《答复意见》，是单位具有自主意识地与李冬梅作出了工资标准并未变更的单独约定。4．退而言之，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单位2017年6月27日向李冬梅送出了修订后制度，但送达之前的近6个月病假工资标准也应为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60%。况且中兴公司提供的证据还同时显示，其随挂号信送出的文件中写明的病假工资标准为1890元，一样不是其本案主张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单位也自认李冬梅曾多次向中兴公司书面表达了异议。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未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的单方面降薪行为是无效的。因此，本案一审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80%判决李冬梅病假工资标准，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必须予以审明更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冬梅已经在调解过程中作出了极大让步。但中兴公司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欺骗方式干扰法庭审明事实。李冬梅在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为完成中兴公司作出的高强度工作指令，在工作岗位上发生急诊伤病导致病假工资产生。中兴公司对此负有完全责任。而中兴公司也从未曾因身体原因而降低过李冬梅的工作量和工作标准，更未曾向李冬梅提供过任何企业帮助或企业义务。故，综合上述，李冬梅享受中兴公司书面向其承诺提供的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60%”的病假工资，是其当得、应得的。人民法院不应该让弱势劳动者的合法工资收入，因单位的持续违法行为而遭受过于严重巨大的经济损失。现提请二审法院，审明事实，予以公平公正的改判。三、请求判令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未休年假应得工资报酬69865．51元（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共30天）（一）关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问题。1．李冬梅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冬梅2015年带薪年假共15天未休的法律事实。2．李冬梅2015年9月7日至11月19日仍在中兴公司正常出勤。上述基本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审清认定。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9月8日起李冬梅实际未到岗上班”因与已经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相悖，且中兴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足以翻案的新的事实证据证明，故存在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认定错误。相关基本事实，已经人民法院查实认定，分别记载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425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9663号生效判决书中。在上述前案审理时，李冬梅向法庭提交了未加盖中兴公司签章的空白解除通知、从2015年9月8日起至2015年11月19日的工作审批单、财务报销单、物品出入库单、工作指导备忘录、打卡记录等证据作为证明。其中提交的2015年11月19日李冬梅为中兴公司媒体发布活动所做的工作审批单证据中，有中兴公司各级领导的签字。但本案中，一审法庭直接对已经两级人民法院查实认定的2015年9月8日至11月19日李冬梅事实出勤的法律事实予以推翻，未将上述期间累计计入李冬梅未休年假核算基数，仅判令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2015年1月1日至9月7日期间10天未休带薪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是错误的。提请二审法院依据已经认定的事实予以改判。（二）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未休年假问题。1．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带薪年休假是与工龄直接相关，与其他因素关联性较小。只要李冬梅与中兴公司的劳动关系事实存在，就应该每年享受与其工龄相对应的带薪年假。2．李冬梅因被单位强行限制进入办公场所，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不在《条例》、双方《劳动合同书》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的“可以免除公司安排带薪年假休假义务”的规定情形中。3．根据《中兴能源考勤休假管理办法》规定，带薪年假可以跨至次年3月31日休完。李冬梅2月13日恢复工作后在出差延边时在工作岗位上受伤急诊，首先申请的是用2015及2016年带薪年假冲抵治疗病假，而并非向中兴公司要工资补偿。但中兴公司不批准李冬梅以年假、病休等任何正常形式合法休假治疗。因此，李冬梅才根据单位制度向中兴公司申请支付未休年假工资补偿。这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提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并公正改判。四、关于请求判令中兴公司向李冬梅支付2017年2月25日、26日及3月25日、26日周六日加班工资9315．40元（共4天）的问题。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上述李冬梅周六日加班问题，认定为“李冬梅以周一至周五出差，下周一提交工作报告，因此需要加班撰写工作报告为由，要求中兴工资支付4天休息日加班”，“因其加班并非中兴公司安排，因此此项请求于法无据”，存在事实证据审查不清的问题，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1．首先，李冬梅周六日加班的事实客观存在。（1）一审法院引用的李冬梅的主张，是错误的。李冬梅不管在庭审时还是在书面答辩意见中主张的都是：李冬梅直接领导贾健，向其发送的工作指令邮件中，明确要求其周一至周五出差，周一“之前”提交一万五千字长篇调研报告。贾健已经具体要求李冬梅周一至周五必须出差下乡每天入近100户农户家中获取农民个人信息，那么，周一“之前”撰写及提交长篇工作报告，即是明确指令李冬梅必须在周六、周日撰写及提交长篇工作报告，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李冬梅向贾健说明了周六日必须加班的客观事实，并反复报备。贾健对此给出了知道、不完成工作就是严重违纪的明确回复。并与人力资源一起接收到了李冬梅在周日及周一凌晨等时间内向其提交的《调研报告》。对此，李冬梅向一审法庭提交了由中兴公司在本案仲裁时提交的：贾健发送至李冬梅的工作邮件截屏、李冬梅向贾健提交工作成果并被贾健接收的邮件截屏等证据进行证明。（2）同时，因李冬梅实际发生的5天出差中，还事实包括周六还在下乡入户，周日按贾健要求返京的客观事实，因此李冬梅还向法庭提供了其周六在出差途中发生的公务票据和差旅票据进行证明。故，综合上述，李冬梅周六日加班的事实客观存在。（3）本案涉及的周六日加班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25日（周六河南焦作下乡入户）、26日（周日中午按贾健要求返京途中）；3月25日（周六自延边返京）、26日（周日按贾健要求于凌晨提交调研报告）。2．中兴公司自2015年11月19日起，关停了李冬梅的全部IT办公系统和内部办公邮箱。至今未做恢复。中兴公司贾健即是李冬梅的主管领导，也是中兴公司人力资源业务的主管副总裁。贾健的工作指令，具备中兴公司要求李冬梅加班的全部客观条件。李冬梅向贾健报备加班，已经具备了符合公司加班申请流程的全部条件。3．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1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五、其它需提请二审法院予以查实、更正的，一审判决书中会对案件最终达成和谐调解、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终极司法目标产生直接且混乱影响的法律事实认定错误。其中，原则性问题如下：第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中兴能源认可李冬梅工作地点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称其工作地点消失，因此变更到通州区马驹桥”问题。首先，中兴公司对于李冬梅工作地点变更问题，在本案仲裁给出的理由是“企业发展研究部取消”，但其向仲裁委提交的全部证据，都自予反证了企业发展研究部不但没有取消，相反长期事实存在。第二，中兴公司对本案一审法庭，给出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理由。客观上就是不诚实的。一审法庭未经组织查实，本不应采信。第三，本案中，中兴公司对于李冬梅工作地点的变更，发生在2017年1月24日。其时，中兴公司的注册地、总部经营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不存在“工作地点消失”的客观事实。第四，中兴公司的注册地发生变更是在2019年9月。与本案根本没有直接关系。需要特别提请法院关注的客观事实是：虽然中兴公司的注册地点发生变更，但其日常主要经营地点（公司总部）仍在“北京市环球贸易中心D座”。中兴公司注册地点的变更是为了符合享受地方政策资金的申报条件。北京总部作为关键资金资源的重要聚集地，其长期经营职能不会被取消。一审法庭未经查实，采信了中兴公司本与本案无关、且反复变化的不诚实主张，将对本案及其关联案件的审理，带来直接混乱。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通讯补贴和交通补贴为实报实销”问题。首先，李冬梅认为，钱多钱少不是本案的原则性问题。使基本事实得到澄清，令中兴公司诚实履行约定义务，才是寻求法律帮助最根本的出发点。因此，李冬梅可以接受本项请求中一审最终判令中兴公司向其支付的通讯费补贴1388．68元，交通费补贴15163元。但对于一审法院对交通补贴定性存在的原则性错误，因容易引起更多混乱，因此特别提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更正。第二，本案中，一审法院虽然引用了2015年劳动仲裁的审理意见。但2015年仲裁书中当时存有笔误。即：其查明的事实为，李冬梅职级通讯费补贴是800元每月，允许二部电话，实报实销；职级交通补贴是在每月2000元标准额度内，凭票冲抵。中兴公司对上述事实亦已表示认可。但裁决书写的确是两个补贴都是实报实销。是明显的笔误。这一点，在本案于2017年和另一关联案件于2018年在朝阳仲裁委审理的经查部分已经给予了更正。并记载于两份裁决书和庭审笔录中。同时还有本案中李冬梅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中兴能源员工借款及费用报销管理制度》，作为单位制度依据所客观载明的支付事实。中兴公司本案中对该份制度文件真实性已经予以认可。因本案始终存在两案并行审理的问题，客观存在同一事由，不同认定的问题。本案一审法庭不客观掌握另一案件的审理情况，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为避免更多的混乱产生，特向二审法庭提出，请二审法庭对“职级交通补贴的性质”予以核实、定性。3．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冬梅主张另有每月1500元餐补”和判决书引用中兴公司主张的“财务报销欠款”问题。首先，对于餐补，李冬梅非常同意一审法院对餐补为每天15元标准的判决。因为李冬梅的主张始终是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餐补标准为每天15元。第二，对于单位首次提出的财务欠款，中兴公司需能提出符合客观事实和制度规定的事实依据另行解决。不能以此作为扰乱双方和谐解决劳动争议、抹黑李冬梅个人名誉、干扰法庭审明事实的恶意手段。客观事实是，中兴公司目前还有向李冬梅的内部借款本金15万，及许诺的年利息15%，至今仍未向李冬梅偿还支付。这个问题，李冬梅自2015年起，就已提请仲裁院和法院在调解双方劳动争议时予以综合协商解决。六、提请二审法院予以撤销的请求事项：（1）请求撤销本案中三项加收25%赔偿金的请求。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1］期间工资收入损失加收25%赔偿金96172．27元；［2］医疗待遇损失加收25%赔偿金2140．15元；［3］以及违法拖欠工资加收的25%赔偿金50215．08元，三项撤销的加收25%赔偿金共计：148527．50元。（2）请求撤销本案中对日常加时加班费共9005．91元（共41个小时）的请求。上述四项撤销项共计15753．41元。上述请求，李冬梅原分别依据终审判决依据的《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2017年2月12日《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答复意见》等法律事实证据和中兴公司提交的证据而提出。现因有新的法律规定对原规定中加收25%赔偿金的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李冬梅也在主动化解缩小和中兴公司间可以达成和谐解决劳动争议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差距。现特向二审法院正式提出上述撤销请求。作为中兴公司创建期的老员工、也是中兴公司多年的优秀员工和管理干部、中国共产党员，李冬梅是本案的直接受害受损一方，也是弱势一方。但与一般同类案件的惯性思维不同，李冬梅没有因为受到极不公正待遇而失去理智，始终恪守职业道德和合约诚信，始终与中兴公司保持着积极地沟通。即使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也想方设法，主动创造条件，持续为中兴公司积极努力地开发项目，创造经济价值。虽然因中兴公司持续违法错误的工作指令，多次导致李冬梅在工作岗位上因工反复致伤致病，得不到合法合约治疗，病情不断加重。中兴公司也从未因身体原因而降低过李冬梅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和工作标准，更未曾向李冬梅提供过任何企业帮助或履行企业义务。但李冬梅却从未因此耽误工作，更未因身体原因而降低工作成果的质量。因为李冬梅始终相信，本案之所以发生，是在相互猜忌的复杂人际关系和整体环境下，某些个别人作出的不明智的误判。是在不诚实的误导下，由误解而导致的错误激进行为。但是，不管从法、理、情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兴公司有约定，就应该诚信履行；有承诺，就应该诚实兑现。这是原则性问题。也是李冬梅在本案中的全部请求。原则性问题，法不容情，不容退让。除此以外，再无其它。中兴公司辩称，不同意李冬梅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中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判决，依法改判中兴公司不应支付李冬梅任何费用；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李冬梅承担。事实与理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民初65293号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关于第一项、第二项支付李冬梅工资差额、损失部分，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已经向李冬梅支付了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并经过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处理完毕，不存在工资损失差额，一审法院计算错误。2．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12日工资差额损失，在此期间李冬梅未到公司上班，没有提供有效劳动，公司没有支付工资的义务，李冬梅于2017年1月中旬收到法院终审判决，于2017年1月24日向李冬梅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通知李冬梅到公司企业发展研究办公室报到，但李冬梅以各种借口未按要求时间到公司报到，责任在李冬梅，一审当中没有证据显示李冬梅工作场所变动等问题提出异议并与中兴公司协商解决，事实证明，李冬梅实际接受了该工作，所以中兴公司不应该支付在此期间的工资。3．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10月、11月的工资已足额发放，不存在工资差额。李冬梅的工资标准是23800元，而不是25000元，法院依据25000元进行计算是错误的。原因在于：1200元是根据出勤情况而发放的交通和通讯补贴，是动态变化项，不是固定工资标准。其次，公司对李冬梅存在月度考核，考核对应的是浮动工资部分，占工资总额的20%。作为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考核是用工自主权，法律应予保障。中兴公司据实核算的李冬梅各月应发工资是正确的。法院基于错误工资标准额、不采信浮动工资，而采取“总应发-总已发”的方式进行计算没有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这是不当的。二、关于第三项支付李冬梅未休年假工资22988．51元，李冬梅2015年年休假已休12天，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在此期间，双方之间即诉讼缠身，李冬梅无法提供有效劳动，所以中兴公司不应支付李冬梅未休年假工资。三、关于第四项支付通讯费补贴、交通费报销款，公司不存在固定发放的通讯费、交通费补贴。李冬梅每月工资基数中包含交通补贴1200元，公司已经根据实际考勤支付了上下班交通补贴，不再另有交通补贴，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四、关于第五项支付李冬梅医疗费8560．61元，公司已经给李冬梅缴纳了社会保险，并且已经实时报销，不需另行支付其医疗费。五、关于第六项支付差旅费7751元。报销款依法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仲裁及一审法院均不应当受理。此外，李冬梅出差提交到公司的票据，合理部分已经报销，对于与出差无关的票据不属于报销范畴，公司无需支付。二审庭审中，中兴公司补充以下意见：一、关于李冬梅陈述中兴公司没有通过电子邮件向其送达规章制度一项。2017年6月27日的送达内容是规章制度，在中兴公司一审证据的第11项，清晰的提供了6月27日的邮件截屏。一审证据第17项视频证据中仍旧显示中兴公司工作人员到公司给个人安排的办公地点向其现场送达各项规章制度，日期是2017年7月11日。李冬梅陈述未向其送达规章制度，与事实不符。规章制度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后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必须经公司所有员工签字确认才能生效，2017年2月经员工参与表达对规章制度的意见之后完成了民主程序制定，在一审证据9中有体现。综上所述，中兴公司与李冬梅之间的劳动纠纷已经进行多年，本案案件事实也很繁杂。在这样情况下，恳求人民法院客观查明事实，维护法律的公正。李冬梅辩称，不同意中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李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中兴公司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李冬梅造成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7年2月12日期间应得工资收入损失384689．48元，支付工资收入损失的赔偿金96172．27元；2．支付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克扣拖欠李冬梅的应得工资收入差额200860．32元、赔偿金50215．08元；3．支付未休年假应得工资报酬69865．51元；4．支付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的周六日加班费工资9315．4元及日常加时加班费9005．91元；5．支付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18日固定职级交通费补贴7000元，通讯费补贴862．45元，2017年2月至2017年11月固定职级交通费补贴14000元，通讯费补贴1807．73元，共计23601．48元；6．支付医疗待遇损失（医疗费）8560．61元、医疗费损失的赔偿金2140．15元；7．支付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公务差旅费8678．9元，公证费5000元、EMS专递费等2360元；8．诉讼费由中兴公司承担。中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中兴公司不需要向李冬梅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月12日期间工资收入损失34195．4元；2．不支付2017年2月13日至7月31日及2017年11月1日至30日期间工资差额37778．38元；3．不支付2015年1月1日至9月7日未休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此部分证据显示：李冬梅于2008年11月20日入职中兴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1月20日至2011年11月30日及2011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两份劳动合同，其中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李冬梅从事企业发展研究部部长（三层）工作，月工资为税前18800元，其中80%为基本工资、20%为浮动工资，浮动工资具体发放数额根据李冬梅当月的工作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评定，最低不低于0，2012年1月1日月工资调整为税前23800元，甲方根据乙方当月考勤情况支付上下班交通补贴，在正常出勤的情况下，上下班补贴为1200元/月，甲方根据乙方考勤情况向乙方支付伙食补贴。2015年9月7日，中兴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向李冬梅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李冬梅于2015年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中兴公司做出的调动通知书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工资、交通补贴、电话补贴、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该仲裁委做出了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3839号裁决书。中兴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做出（2016）京0105民初96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兴公司于2015年9月7日对李冬梅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效，中兴公司与李冬梅继续履行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兴公司支付李冬梅2015年9月8日至2015年11月3日的工资收入损失46839．08元，驳回了中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书写明：“双方认可李冬梅的工资标准为税前每月25000元。”李冬梅及中兴公司均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6年12月作出（2016）京03民终142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16）京0105民初966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四项，中兴公司支付李冬梅2015年9月1日至7日工资5773元。后李冬梅再次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工资收入损失及25%经济赔偿金、工资差额及25%经济赔偿金、2015年至2016年未休年假工资、休息日及延时加班工资、公务差旅费、交通费补贴、电话费补贴、通讯费、医药费损失及25%的赔偿、公证费、EMS公函专递费等，该仲裁委做出了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3445号裁决书，裁决中兴公司支付李冬梅2017年1月1日至2月12日期间工资收入损失34195．4元、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31日及2017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的工资差额37778．38元、2015年1月1日至9月7日未休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医疗费损失1202．89元，驳回了李冬梅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载明：“鉴于中兴公司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未为李冬梅缴纳社会保险，故应承担此期间李冬梅的医药费损失。李冬梅提交的医药费单据数额合计1417．95元，经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有关部门核准，其个人承担的费用为215．06元。”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李冬梅的工资标准，中兴公司主张为23800元，其中80％为基本工资，20％为浮动工资，另有1200元为交通补贴。李冬梅主张25000全部为固定工资，另有每月1500元餐补。就此李冬梅提交了工资卡交易明细予以证明，显示其自2012年每月固定发放25000元。中兴公司提交了《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奖惩管理办法》、《中兴能源有限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月度浮动工资为员工月度工资总额的20％。2．关于2015年11月4日至2017年2月12日的工资损失，李冬梅主张为384689．06元，中兴公司未支付。中兴公司主张因李冬梅就此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该公司已按照每月25000元标准支付李冬梅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工资损失，合计346839．08元，于2017年5月2日汇付至李冬梅工资账户。就此中兴公司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调查询问书、补发工资明细单、“金税三期个人所得税扣缴系统??????????查询统计????个人收入统计”电脑截图、《个人收入统计》表、挂号信、邮件截图等，称已将补发工资明细快递给李冬梅，李冬梅拒收。补发工资明细单显示，李冬梅2015年11月工资21839．08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工资25000元／月，合计346839．08元，扣除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的社会保险（22612．8＋5695．2＋565．36元）及住房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33922元），并合并2017年3月工资（3月工资税前7212．51元，个税266．25元，实发6946．26元）后，总额为356222．91元，计税额为116696．15元［（324851．91－34924．36）×45％－13505］。李冬梅认可收到167347．57元，但不认可其为上述期间的工资损失，提交了工资卡交易明细，显示上述款项支付名目为“2017年3月工资”。（同时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4月20日李冬梅收到“2017年3月工资”5945．25元）。关于李冬梅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12日期间的工资，中兴公司主张无支付义务，因该公司于2017年1月下旬收到二审判决，于2017年1月24日向李冬梅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李冬梅未按时报到。就此中兴公司提交了2017年1月24日向李冬梅发出《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的通知》及2017年2月28日向李冬梅发出的《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予以证明，通知中中兴公司要求李冬梅于次日到公司企业发展研究办公室报到，地点位于通州区马驹桥，上班时间为9：00到岗，12：00－13：00午休，18：00离岗。答复意见中称在该公司向李冬梅发出上述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通知后，李冬梅以公司对劳动合同进行重大变更为由拒不到岗并申请病假，但该公司并未对原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变更。李冬梅主张中兴公司变更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用工主体、工作地点、时间、待遇等，双方应协商一致，因此协商期间中兴公司应按原工资标准赔偿其工资损失。中兴公司认可李冬梅工作地点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称其工作地点消失，因此变更到通州区马驹桥。3．关于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的工资，李冬梅主张中兴公司未足额支付，差额为应付277539．71元－已付54017．59－社保个人缴纳部分22661．8元=200880．32元。中兴公司称均已按照考勤情况足额支付，但李冬梅存在大量病假且因违纪被扣发绩效工资，病假期间工资按照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的80％支付。李冬梅认可出勤至2017年12月1日，之后病休，认可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的病休情况，不认可存在绩效考核奖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3445号裁决书载明，对于中兴公司提交的员工刷卡记录表李冬梅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就该证据存在虚假举证，因此该委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确认李冬梅2017年8月出勤0．5天、9月及10月出勤0天，11月出勤10天，根据中兴公司提交的工资条显示的出差情况及病假情况，确认李冬梅2017年2月计薪天数为12天、3月为13天，计入法定节假日后，2017年4月、5月、6月、7月及10月李冬梅的计薪日分别为6天、14天、7天、21天、4天。关于2017年2月至12月工资的支付情况，中兴公司及李冬梅均提交了工资条，显示李冬梅上述期间每月月薪总额23800元，其中基本工资19040元，浮动工资4760元，每月另有金额不等的上下班补贴，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工资条中每月社会保险合计项为2171．32元，2017年7月至11月每月社会保险合计项为2361．04元，工资及福利合计依次为：12306．83元、9383．83元、5252．80元、19175．5元、11744．79元、5337．01元、3873．04元（实发1512元）、3961．01（实发1600）元、3961．01元（当月实发工资1600元）、7557．86元、3961．01元（实发1600元）。关于病假工资标准，李冬梅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条例修正案》病假工资应当按照100％的工资支付，即使按照中兴公司的《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亦应支付其本人工资的60％，并提交了该办法予以证明，其中第6．6．1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发放工资的60％。中兴公司称该公司的《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已于2017年2月进行了修订，且于2017年6月27日已向李冬梅邮寄送达，提交了该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职工病假工资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及修订征询意见会的通知、会议签到表、征求意见反馈表、工会对该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意见函（时间均在2017年2月）、向李冬梅邮寄该制度的挂号信及电子邮件等证据予以证明。李冬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中兴公司给其开通的个人邮箱违法，不是有效的邮箱，没有收到邮件及挂号信。挂号信退批条显示“拒收”。4．李冬梅主张其中兴公司应支付其2015年及2016年共计30天未休年假工资报酬，中兴公司称李冬梅2015年年假已休12天，提交了2014年10月10日的申请表及2015年3月26日的申请表，列明休假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月6日及2015年3月27日至3月31日，事由分别为“休年休假存假”及“利用2014年年假存假，考察北京电视台公益基金扶贫项目”。双方均认可李冬梅每年可享受15天带薪年假。另中兴公司主张2015年9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李冬梅未上班且该公司已支付工资，不应再享受年休假，李冬梅主张其系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上班，因此仍应享受年假。5．李冬梅主张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期间，其因出差休息日加班4天，因为领导发短信要求周一至周五出差，周一提交报告，只能在周末写报告，所以存在加班，应支付加班工资9315．4元。另其主张工作日延时加班41小时，其中包括中兴公司每天中午安排其个人比其他职工少休息0．5小时，因此属于延时加班，另其为完成工作延时下班，属于加班，中兴公司的打卡记录可以证明。中兴公司不认可李冬梅存在加班。打卡记录显示上述期间李冬梅多日下班打卡时间在18：00－19：00之间。6．李冬梅要求中兴公司支付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18日固定职级交通费补贴7000元、通讯费补贴862．45元，支付2017年2月至11月固定职级交通费补贴14000元、通讯费补贴1807．73元，称其中交通费每月固定2000元，公司规定以票据冲抵，通讯费每月报销不超过800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票据。中兴公司称李冬梅每月工资基数25000元中包含交通补贴1200元，该公司已经根据实际考勤支付了上下班交通补贴，此外不再另有交通补贴，不存在通讯补贴。李冬梅对此提交了交易明细以证明中兴公司曾按月向其支付上述补贴。中兴公司称其中交通费及通讯费系因公司发生费用的报销，不存在固定发放的餐费、通讯费、交通费。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3839号裁决书载明，李冬梅要求支付2015年8、9、10月的交通补贴6000元、电话补贴790．2元，中兴公司主张交通费上限2000元、通讯费上限800元，实报实销，2015年8、9、10月李冬梅不存在可报销交通费及通讯费，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报销费用不属于该委受案范围为由对李冬梅的此项主张未予处理。7．关于医疗待遇损失，李冬梅主张因中兴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断缴2015年8月至2017年2期间的医疗保险，且在其继续上班后未再给其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导致其医药费不能报销造成损失，因此要求予以赔偿，金额总计为8560元。李冬梅表示认可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核定的自费部分金额，并补充提交了2017年1月至12月的医疗费票据要求被告赔偿。主张其中减去300元，补充医疗保险应当再报销90％，提交了中兴公司的《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员工总和医疗保险手册》予以证明。该手册第一条“医疗保险”部分规定：“公司为员工额外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用来报销符合北京市医疗保险报销要求，而北京市医疗保险报销后未能报销的部分，报销起付线为300元，报销比例为90％，一年内累计门诊可报销3万元，住院可报销20万元”。中兴公司称无法确认基本医疗保险可报销范畴，因此不同意支付李冬梅医疗待遇损失，对保险手册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于审理中提请北京市朝阳区医疗保障事务管理中心对李冬梅补充提交的2017年医药费单据进行审核，总计个人应承担费用为34．66元。8．关于公务差旅费，李冬梅要求中兴公司共计支付8678．9元，其中包括到河南焦作、延边、平谷等地出差的差旅费、招待费及每天80元的出差补助，称其中25张至焦作出差的报销票据原件（共计3642．3元）已通过快递寄交中兴公司，已报销1658．4元，提交了票据原件、复印件及快递单、《员工借款及费用报销管理制度》等证据予以证明。中兴公司认可李冬梅提交过一部分焦作的票据，合理部分已报销，称平谷、延边的票据不属于报销范畴，且主张报销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畴，未提交对报销单据的核实结果。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工资标准，因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自2012年1月李冬梅的工资调整为23800元，未约定其中包含20％的绩效工资，中兴公司亦未提交2012年1月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前对李冬梅进行绩效评定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中兴公司关于23800元中包含绩效工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本案中双方的陈述，李冬梅月工资标准应为23800元＋1200元交通补贴＋每天15元餐补。李冬梅称每月餐补为1500元，与其此前的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关于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损失，中兴公司已于2017年4月进行补发，其核算的2015年11月4日至30日工资税前金额有误，应为22701．15元，总计金额应为347701．1494元，扣除已缴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后，应为168209．64元，差额部分862元，应予以补发。李冬梅对中兴公司的扣税方式存在异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可由双方与税务机关协调解决，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李冬梅要求重新核算、补发上述期间工资的请求。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月12日期间的工资，中兴公司虽曾于2017年1月24日通知李冬梅到岗报到，但变更了工作场所及工作内容，李冬梅提出异议并要求协商，合理合法，一审法院支持李冬梅要求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损失的请求，金额应为25000÷21．75×8＋25000=34195．4元。李冬梅要求支付工资损失的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期间，8月李冬梅出勤0．5天，9月及12月李冬梅全部病假未出勤，中兴公司已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的80％支付了病假工资，无需补发。其他月份根据李冬梅考勤，中兴公司应支付李冬梅工资25000÷21．75×（12＋13＋6＋21＋14＋7＋10＋4）＋47（2017年2月至8月病假天数）×1890×80％÷21．75＋（12＋21．75－4）（2017年9月、10月病假天数）×2000×80％÷21．75＋80×15（伙食补助费）=106655．8元，扣除上述期间中兴公司实发李冬梅的工资（50905．53元）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17939．72元）后应补发李冬梅37810．5元。李冬梅要求按照原工资标准的100％支付病假工资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中兴公司按照工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系给与职工的一项福利。中兴公司提交的有关修订过程的通知、签到表、反馈表、工会的意见函等，证明其已于2017年2月经民主程序修订了上述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取消了关于病假期工资的福利，因此李冬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的病假工资应当按照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算。李冬梅要求额外支付25％的赔偿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对于李冬梅关于年假工资的主张，其中2015年1月1日至9月7日实际出勤期间应李冬梅享受年休假10天，中兴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冬梅已休2015年年假，应支付李冬梅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李冬梅实际未到岗上班，且中兴公司已支付其工资损失，其仍要求支付年假工资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李冬梅以中兴公司要求周一至周五出差、下周一提交工作报告，因此需要加班撰写报告为由，要求中兴公司支付4天休息日加班工资，因其加班并非中兴公司安排，因此其此项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李冬梅主张中兴公司安排其个人比其他公司员工中午少休息半小时，因此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因其最终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未超过8小时，李冬梅此项请求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延时加班，李冬梅仅提交打卡记录不足以证明中兴公司安排其加班，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请求不予支持。6．对于李冬梅关于每月存在2000元交通补贴及800元通讯费补贴的主张，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3839号裁决书载明中兴公司认可上述补贴存在且系实报实销，现又予以否认，缺乏相反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冬梅的主张予以认定，但其性质应为实报实销。2015年9月7日中兴公司违法与李冬梅解除劳动合同，至2017年2月13日李冬梅重新回中兴公司上班，期间无法认定李冬梅为中兴公司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其要求支付上述期间交通补贴及通讯费补贴的请求；2017年8月至10月、12月李冬梅基本未出勤，一审法院亦对其通讯补贴、交通补贴不予支持。对于李冬梅主张的其余时间的补贴，一审法院根据李冬梅提交的通讯费及交通费票据予以核定，其中通讯费补贴应支付1388．68元，交通费补贴应支付15163元。7．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期间，因中兴公司未给李冬梅缴纳医疗保险，导致其医疗费不能报销，应当赔偿其相应损失78＋135．64＋41＋3．5＋78＋881．81＋1202．89=2421元。关于补充医疗保险，中兴公司在《员工综合医疗保险手册》中规定为全体员工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应当予以执行。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期间，中兴公司未给李冬梅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应当按照上述保险手册中规定的报销比例赔偿李冬梅相应损失，其金额根据李冬梅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及保险基金管理部门核定的情况，其2016年自费部分215．06元未超过300元的起算金额，补充医疗保险应不予支付，2017年自费部分总计为7261．02元，补充医疗保险应支付6264．9元，中兴公司应按该金额予以赔偿。李冬梅要求中兴公司总计赔偿医疗费8560．61元，未超过依法应付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8．关于差旅费报销，李冬梅已提交报销票据总计金额为9409元，中兴公司已报销1658元，应再支付7751元。关于出差补贴的请求李冬梅未提起仲裁，本案不予审理。9．李冬梅要求赔偿公证费、专递费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冬梅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工资损失差额862元、支付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二日的工资损失34195．4元；二、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冬梅二〇一七年二月一十三日至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月的工资差额37810．5元；三、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冬梅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未休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四、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冬梅二〇一五年八月至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通讯费补贴报销款1388．68元、交通费补贴报销款15163元；五、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李冬梅医疗费损失8560．61元；六、中兴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为李冬梅报销差旅费7751元；七、驳回李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中兴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冬梅提交9组证据，因证据目录交叉，前后证据相互交织，多组证据在前案中已提交，证明目的与上诉事实和理由重合，故本院提炼列举证据名称：《中兴能源关于继续履行李冬梅劳动合同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挂号信单据》、2015年12月3日庭审笔录、2015年12月10日《核实问题答复书》、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3445号裁决书、2015-2016年度社保缴费记录、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朝阳劳动仲裁委2017年7月26日《立案通知书》、2017年8月2日《开庭通知书》、《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机休假管理办法》、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6184号案件2019年6月6日庭审笔录、《关于召开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修订征询意见会的通知》、《会议签到表》、《劳动合同书》、《挂号信截图》、2017年6月《员工打卡记录》、2017年12月28日开庭笔录、2017年2月-11月工资条、2017年11月19日李冬梅因病请假报告EMS、《李冬梅法定年休假请假单》、2014年8月28日姜玲向李冬梅工作邮箱发送的“企业发展研究部未休假核定”邮件、短信信息及邮件、2016年6月6日庭审笔录、2015年11月19日李冬梅经办的工作审批记录单、电子邮件、火车票、出租车票、公务费票据、机票、高速费票、贾健向李冬梅所做的工作安排邮件、李冬梅与贾健的短信、李冬梅加班撰写《延边5县市调研报告》文档时间截屏、李冬梅3月27日发送至贾健的《调研报告》成果输出邮件、2018年8月《中兴能源总部搬迁公告》、百度地图截屏、2017年7月6日李冬梅律师向朝阳劳动监察大队发送的《李冬梅对告知书的回复》EMS及快递单、《调查通知书》、《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清单》等，因李冬梅在证据目录中载明的证明事项和内容与其上诉意见基本一致，前述已经详细载明，故本院不再重复列明相关内容。中兴公司针对李冬梅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如下：质证意见（一）第一组证据证据一：在一审时提交过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二：庭审笔录没有仲裁委的印章，笔录不具有连贯性（不全），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二组证据证据一：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344号裁决书内容不全，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二：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三：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四：对出庭通知书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冬梅就补发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先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经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立案处理，公司已经支付其工资，不存在未支付行为，李冬梅反复多次提起仲裁和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三组证据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已于2017年2月份经过民主修订，符合程序，合法有效，该《办法》规定员工病假工资按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公司支付李冬梅病假工资并无不当，不存在错误。证据二：庭审笔录没有仲裁委的印章，笔录不具有连贯性（不全），其真实性和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及假管理办法》已于2017年2月份经过民主修订，符合程序，合法有效。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修订公司规章制度必须通知所有的员工参加，该《办法》经过民主程序修订，合法有效，对公司所有员工具有效力，包括李冬梅。证据四：在一审时提交过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在第一组证据一提过）证据五：劳动合同书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六：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兴公司采用邮寄和邮箱方式将修订后的《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及休假管理办法》向李冬梅告知并公示，履行了公示程序。证据七：证明目的不认可。第四组证据证据一：庭审笔录没有仲裁委的印章，笔录不具有连贯性（不全），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二：工资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兴公司按照李冬梅实际出勤及病假情况发放了其工资，不存在差额。证据三：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五组证据证据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冬梅年休假已经休完。证据三：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四：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五：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六组证据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兴公司没有安排李冬梅周末加班。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四：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五：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兴公司没有安排李冬梅证周末加班。证据六：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七：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兴公司没有安排李冬梅证周末加班。证据八：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兴公司没有安排李冬梅证周末加班。证据九：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七组证据证据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二：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质证意见（二）第一组证据证据一：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可以证明李冬梅就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已经由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申请解决过此事。证据二：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兴公司按照劳动监察大队的调查询问书提供材料，经朝阳劳动监察大队确认后于2017年4月份已经支付给李冬梅。证据三：工资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冬梅承认收到167347．57元，但拒不承认收到的是中兴公司支付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采用各种狡辩的说词予以否认是站不住脚的。证据五：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属于重复性提交不具有证明力。证据六：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属于重复性提交不具有证明力。证据七：对立案通知书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重复性提交不具有证明力。证据八：对出庭通知书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重复性提交不具有证明力。证据九：裁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组证据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重复提交没有证明力。证据二：裁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上述证据材料，经本院审查，部分为重复证据，且在相关案件中也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并且，部分证据形成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但未予以提交。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对本案事实认定均无重大影响，故李冬梅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李冬梅二审中申请本院调查取证，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李冬梅的申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要求，本院不予准许。中兴公司二审无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仍然是李冬梅主张的各项款项是否应当支持以及支持的数额。关于李冬梅工资标准一节，因该争议焦点是双方争议的核心之一，涉及到工资是否存在差额的认定问题，因此，应当对该争议事实进行明确。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李冬梅的工资标准为税前每月25000元，参考考勤情况支付伙食补贴，此外，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自2012年1月李冬梅的工资调整为23800元，上下班补贴1200元，与税前每月25000元可以形成印证；中兴公司主张存在浮动工资，但劳动合同中未作约定，且未提交对李冬梅进行绩效评定的证据，因此本院对中兴公司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根据生效判决审理查明情况以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一审法院采信李冬梅月工资标准应为23800元＋1200元交通补贴＋每天15元餐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认定工资差额是否有误一节。李冬梅主张存在误差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扣税计算方式问题，其二，是病休假期间工资发放问题。首先，李冬梅主张的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损失，中兴公司已于2017年4月进行补发，其核算的2015年11月4日至30日工资税前金额有误，应为22701．15元，总计金额应为347701．1494元，扣除已缴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后，应为168209．64元，差额部分862元，应予以补发。李冬梅对中兴公司的扣税方式存在异议，但该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可由双方与税务机关协调解决，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李冬梅要求重新核算、补发上述期间工资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李冬梅主张的2017年1月1日至2月12日期间的工资，中兴公司虽曾于2017年1月24日通知李冬梅到岗报到，但变更了工作场所及工作内容，李冬梅提出异议并要求协商，合理合法，一审法院支持李冬梅要求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损失的请求，金额应为25000÷21．75×8＋25000=34195．4元。李冬梅要求支付工资损失的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再次，李冬梅主张2017年2月13日至12月22日期间，8月李冬梅出勤0．5天，9月及12月李冬梅全部病假未出勤，中兴公司已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的80％支付了病假工资，李冬梅要求按照原工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对此本院认为，按照《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中兴公司按照工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系给与职工的一项福利。中兴公司提交的有关修订过程的通知、签到表、反馈表、工会的意见函等，证明其已于2017年2月经民主程序修订了上述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取消了关于病假期工资的福利，因此李冬梅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的病假工资应当按照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算。李冬梅要求按照原工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李冬梅主张的年假工资一节，根据李冬梅的工作时间，结合2015年1月1日至9月7日实际出勤情况，经计算，李冬梅享受年休假10天，中兴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冬梅已休2015年年假，应支付李冬梅年假工资报酬22988．51元。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李冬梅实际未到岗上班，且中兴公司已支付其工资损失，其仍要求支付年假工资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李冬梅主张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2日期间的周六日加班费工资9315．40元一节，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应当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李冬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加班的过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李冬梅主张的报销款，一审法院根据仲裁笔录以及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结合李冬梅提供劳动事实及票据，认定中兴公司支付李冬梅通讯费补贴报销款1388．68元、交通费补贴报销款15163元、报销差旅费7751元，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关于李冬梅主张的医疗保险一节。因交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因此，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期间，因中兴公司未给李冬梅缴纳医疗保险，导致其医疗费不能报销，应当赔偿其相应损失。此外，中兴公司在《员工综合医疗保险手册》中规定为全体员工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应当予以执行。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和中兴公司的内部规定，判决中兴公司支付李冬梅医疗费损失8560．61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李冬梅、中兴公司主张的其他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冬梅、中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冬梅负担5元（已交纳），由中兴能源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张雅霖书 记 员 李 蕊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