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304民初1867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住所地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依科铂宫商业裙楼**。 负责人：马红梅，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正求，男，196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雨湖区。 被告：黄献忠，女，196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湖南湘晋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纪，湖南湘晋律师事务律师。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诉被告董正求、黄献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湘0304民初2593号民事判决。被告黄献忠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1）湘03民终47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8）湘0304民初2593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游、被告黄献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郭新纪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董正求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董正求、黄献忠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2、判令被告董正求、黄献忠立即归还所借本金2299999.99元，利息74703.98元、罚息31196.88元（暂计算至2018年8月13日止，之后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照计）；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湘潭市岳塘区××路街道××路××号××街××期××栋××号房屋（潭房权证岳塘区字第2××3号）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6000元；5、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董正求、黄献忠因经营周转向原告申请借款，双方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及《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被告董正求、黄献忠向原告支用授信额度230万元整，授信期限为60个月即2014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1日，并且被告董正求、黄献忠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湘潭市岳塘区××路街道××路××号××街××期××栋××号房屋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7年6月20日，被告董正求、黄献忠向原告申请支用借款2299999.99元，借款期限1年，借款年利率为6.09%。原告依约向被告发放贷款，现该贷款已到期，被告董正求、黄献忠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被告董正求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 被告黄献忠辩称：民生银行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所涉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所涉款项属于金融性贷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人主体是董正求个人，且该贷款自始至终没有保证人，黄献忠是作为抵押人董正求的财产共有人在《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和《小微授信申请表》等材料上签名，签约时身份表示明确。二、民生银行起诉的该笔借款是发生在双方离婚后，并非发生在董正求与黄献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符合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必要时间条件（夫妻共同债务需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不可能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系董正求单方个人债务。三、黄献忠本身是银行工作人员，是湘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入职超过三十年的资深员工，如果是黄献忠本人要借款，在自己工作的银行借款，审批流程更简单，授信额度更大，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到民生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本案所涉借款不是在农商银行办理，而在民生银行办理，且黄献忠既不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又不是抵押担保合同的抵押人，更未收取款项”的众多案件事实，充分说明黄献忠与董正求并未达成夫妻共同借款的合意。四、根据黄献忠作为抵押财产即抵押物房屋的共有人身份签字的行为，黄献忠的法律责任仅限于，与董正求共同以抵押房屋的价值为限对外负有担保债务，承诺以抵押房屋的价值为限予以清偿。根据《借款支用申请单》等载明的合同内容来看，并无任何黄献忠与董正求共同借款的直接意思表示，仅凭黄献忠签字的行为，不能推定黄献忠与董正求共同借款。五、民生银行以案涉的2017年贷款未能收回为由起诉并执行黄献忠，证明民生银行存在严重程序瑕疵和工作失职，既没有在2017年发放贷款前认真核实董正求的婚姻状态，又在明知没有按照办理具体零售授信业务的流程找黄献忠进行面签的情况下，将黄献忠列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导致黄献忠连工资都被执行，生活无以为继，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高限消，个人征信遭受毁灭性打击，导致黄献忠因百万巨债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几欲崩溃，黄献忠保留就合法权利遭受严重损害所导致损失求偿的权利。六、在办理贷款业务、签订合同的过程中，虽然在形式上个人与银行是平等主体，但是银行作为资金出借方有天然优势，个人处于明显劣势，只能无条件接受银行提出的要求，并且银行使用的是对自身有利的格式条款，能够充分解释黄献忠是被银行要求签字，而不是作为合同当事人签字。本案中，黄献忠所做的全部行为仅仅是配合银行要求签字，在《综合授信合同》上签字是基于银行认为有必要签字的配偶关系，其实黄献忠并不是合同当事人，在《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签字是基于抵押房产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银行认为该抵押房产是夫妻共同所有，其实黄献忠既非担保人，又非抵押人。黄献忠的所有签名，都是银行为了最大程度规避自己今后可能的风险和责任，而故意要求黄献忠作为配偶、作为共有权人所签，黄献忠在本案中根本没有共同借款的主观意思，不应当为银行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买单。综上，本案所涉借款不是黄献忠与董正求共同所借，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民生银行针对黄献忠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证据综合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身份证及结婚证复印件、《综合授信合同》复印件、《最高额担保合同》复印件、房产产权证复印件、他项权证复印件、放款申请书复印件、借款凭证复印件、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复印件、还款计划表、查询明细复印件等证据，黄献忠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结合黄献忠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及审理查明事实，不能达到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目的。对黄献忠提交的2014年7月18日《综合授信合同》、2014年6月15日《借款申请书》、2014年6月20日的《小微授信申请表》、《借款支用申请书》及借款凭证三组（自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2014年7月18日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抵押房产的他项权证、土地使用权证、2××6年6月15日《合同／协议面签声明》、2××6年6月15日《零售贷款客户面签业务风险告知书》、离婚协议书等证据复印件，原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以及庭审过程中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6月20日，董正求、黄献忠共同填写了《小微授信申请表》一份，向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230万元，申请期限60个月，董正求、黄献忠在申请人、申请人配偶（个人）声明落款处共同签名。2014年7月18日，原告作为授信人／贷款人（乙方），被告董正求作为受信人／借款人（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适用单一受信模式；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提用人可向原告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230万元；授信期限共60个月，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1日；授信用途为经营周转；第15条约定，授信提用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一笔贷款发生逾期或者本合同约定违约情形的，应当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与违约罚息，逾期利息按照约定利率上浮50%收取，违约罚息按照约定利率上浮100%收取；授信提用人违反承诺、陈述或保证，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发生违约事件，乙方有权调整或取消全部或部分授信额度，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乙方为行使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因此而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第18条约定，本合同所述授信额度不构成乙方确保授信提用人使用授信额度的义务，仅是合作意向；第19条约定，乙方有权根据授信提用人申请使用额度时的乙方授信政策决定是否同意，经审查同意的，乙方与授信提用人在适用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具体业务申请书中确认使用额度的相应内容。董正求与原告在该合同甲、乙双方落款处分别签名或盖章，黄献忠亦在甲方签名处与董正求共同签名。同日，董正求作为抵押人，与原告另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董正求将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的坐落于湘潭市岳塘区××路街道××路××号××街××期××栋××号的房屋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他项权证。黄献忠在该《最高额担保合同》丙方及共有人签名处与董正求共同签名。 2015年6月30日，董正求向原告申请支用230万元，原告向董正求指定的账户转账230万元，执行年利率9.7%，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30日至2××6年6月18日。2××6年6月16日董正求向原告借新还旧，执行年利率7.83%，借款期限自2××6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28日董正求再次向原告借新还旧，执行年利率6.09%，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28日至2018年6月25日，本次借款原告未要求黄献忠面签。截至2018年8月13日，董正求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299999.99元，利息74703.98元、罚息31196.88元。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董正求、黄献忠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3月30日登记结婚，于2××6年8月23日登记离婚。 又查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委托了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代为提起诉讼，产生律师代理费6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属于董正求与黄献忠共同债务，黄献忠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案中，涉案借款发生于2017年6月28日，而董正求、黄献忠于2××6年8月23日已登记离婚，也即涉案借款并非发生于其二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董正求与黄献忠离婚后所负的个人债务。虽黄献忠在《小微授信申请表》、《综合授信合同》上签字，但《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单一受信模式，合同主文中均明确董正求作为受信人／借款人，黄献忠并非共同受信人／借款人。而且在《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本合同所述授信额度不构成乙方确保授信提用人使用授信额度的义务，仅是合作意向”、“乙方有权根据授信提用人申请使用额度时的乙方授信政策决定是否同意，经审查同意的，乙方与授信提用人在适用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具体业务申请书中确认使用额度的相应内容”，由此可知该合同仅系“合作意向”，最终的借款合同应以银行审查同意后的“具体业务合同或具体业务申请书”为准。具体本案而言，具体业务申请书应为董正求之后签订的《借款支用申请书》，而该申请书既未有黄献忠的签字，原告方亦未要求黄献忠面签。综上，原告方以黄献忠在《综合授信合同》签字为由认定黄献忠为共同借款人并主张涉案借款系董正求与黄献忠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黄献忠在《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作为抵押人董正求所提供担保物的共有人签名，且已实际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有权就本案债权对被告董正求名下提供抵押的房产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与被告董正求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借款支用申请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义务，现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但被告董正求在借款到期后至2018年8月13日止尚欠本金2299999.99元、利息74703.98元、罚息31196.88元拒不偿还，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履行期限现已届满，故对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就律师费的负担进行了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案律师费用6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董正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借款本金2299999.99元、利息74703.98元、罚息31196.88元（暂计至2018年8月13日，后续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继续计算至借款清偿日止）； 二、被告董正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律师费6000元； 三、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在上述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对被告董正求名下坐落于湘潭市岳塘区××路街道××路××号××街××期××栋××号的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100元，由被告董正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帅 审 判 员  张保红 审 判 员  贺雪军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刘美超 代理书记员  许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