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辽02行终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友谊街15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0482529X3。 法定代表人方国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宁，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崭，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9号管委会办公楼3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130016592299。 法定代表人林杉，局长。 出庭负责人候玉斌，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永振，男，198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大连市金州区。 原审第三人刘艳，女，199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辽宁省瓦房店市。 原审第三人王春雪，女，198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庄河市。 原审第三人孙嫱薇，女，199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辽宁省瓦房店市。 上诉人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兴制革公司”）、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金普人社局”）因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行初1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11月27日，周晶等16人向被告投诉原告存在拖欠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及欠缴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1月26日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同年12月2日，被告决定对原告涉嫌存在无故拖欠劳动者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及未按规定缴纳该期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进行立案。同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其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汇总表及13份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明细表，载明：原告共欠缴13名劳动者社会保险费总计594738.97元（单位承担432103.7元，个人承担162635.27元）；其中，欠缴陈永振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共计105680.94元（单位承担76832.25元，个人承担28848.7元）、欠缴刘艳2011年4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共计124648.16元（单位承担90847.37元，个人承担33800.79元）、欠缴王春雪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38858.79元（单位承担101063.24元，个人承担37795.55元）、欠缴孙嫱薇2012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16199.46元（单位承担84448.22元，个人承担31751.24元）。同日，被告对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该代理人表明：“我单位欠缴裘世凯等13名劳动者2011年4月至201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详见《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汇总表》”当日，原告在监督检查登记表中认可存在的问题是：无故拖欠裘世凯等24名劳动者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及未按规定为13名劳动者缴纳2011年4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同日，因原告存在未按规定为裘世凯等13名劳动者缴纳2011年4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整改指令是限原告自收到该指令书起十日内整改，为裘世凯等13名劳动者补缴该期间社会保险费594738.97元（单位承担432103.7元，个人承担162635.27元）；同时，该整改指令书载明“你单位应认真执行上述指令，按要求完成整改工作，并将整改情况和相关凭证于2019年12月16日之前以书面形式报我局。逾期不整改或不按期限报送相关材料，将按有关规定，对你单位予以处理。”2019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关于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向原告进行了告知。2020年1月3日，被告经负责人批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即大金普人社理字[2019]4078-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原告欠缴陈永振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05680.94元；欠缴刘艳2011年4月至2019 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4648.16元；欠缴王春雪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38858.79元；欠缴周晶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张举峰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汪涛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欠缴杨华东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裘世凯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原玉山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王世明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李瑞海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候承福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欠缴孙嫱薇2012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16199.46元，共计欠缴13名劳动者社会保险费总计594738.97元。决定认为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㈡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限原告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缴陈永振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05680.94元；刘艳2011年4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4648.16元；王春雪2009年8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38858.79元；周晶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张举峰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汪涛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杨华东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裘世凯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原玉山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王世明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 元；李瑞海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候承福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2150.18元；孙嫱薇2012年2月至2019年11月社会保险费总计116199.46元，共计13名劳动者社会保险费总计594738.97元的处理决定（此金额为本金，滞纳金和利息自欠缴之日开始计算，截止到在社保征收机构进行补缴时为准）。2020年1月7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上述处理决定，于法定期间内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第八十六条均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根据该规定，只有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有权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曾于2010年下发《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征收业务移交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0]66号），其中规定，“自2010年7月1日起，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含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险费（含采暖费补贴专项资金）由地税部门负责征收。”据此，大连市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是大连市地税部门。2019年7月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向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等单位下发《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政发[2019]23号），载明：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和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的情况，市政府决定调整行政职权107项。这107项中就包括社会保险费征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至大连市税务局实施。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金州）官网在公示机构职能中注明“相关社保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据此，能够确定社会保险费征缴尚未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至大连市税务局。故，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第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凿充分。⒈被告提供的第三人的身份证明及原告的企业信息、法定代表人证明等，能够证明职工及用人单位的身份信息，双方身份明确。⒉被告提供的询问（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原告欠缴第三人社会保险费的事实。⒊被告提供的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的汇总表及13份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的明细表，能够证明原告欠缴第三人等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的时间及金额。因此，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是确凿充分的。关于原告诉称的应第三人的要求而未缴社会保险费一节。《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实施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未依法代扣代缴的，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代缴。据此，我国实行社会保险强制参加制度，即不论劳动者是否要求缴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都应当依法代办代缴。原告的主张，与法相悖，不应采纳。关于原告诉称的已经为部分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一节。在行政程序中，原告没有提出此项观点。在诉讼程序中，原告虽然提出此观点但却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原告的此项观点，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第三，被诉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原告没有为第三人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查实后已通过《限期整改指令书》限期原告缴纳。但是，原告未按要求予以缴纳。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逾期仍不缴纳”这一法定情形。对此，被告没有依法处以罚款，而是以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再次对原告限期缴纳。该行政处理决定，明显构成适用法律错误。既然适用法律错误，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肯定错误，已无需再审查。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具备法定职权，证据确凿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撤销后，被告应对第三人的投诉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金普人社理字[2019]4078-1号行政处理决定中关于第三人陈永振、刘艳、王春雪和孙嫱薇的决定内容；二、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对原告涉嫌拖欠第三人陈永振、刘艳、王春雪和孙嫱薇社会保险费的行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 上诉人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大金普人社理字[2019]4078-1号行政处理决定。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中并未明确何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有关行政部门”。由于金普人社局己通过《限期整改指令书》限期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则应认定金普人社局在本案中系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相关职能，而非“有关行政部门”的职能。此外，根据公开信息查询，金普人社局系负责“组织实施城乡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标准，组织实施全区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组织实施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编制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承担就业专项资金、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工作，拟订应对预案，保持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和安全稳定运行”，其无权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原审法院认为金普人社局应对且有权对上诉人处以罚款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据此作出的裁判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的内容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变相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理由是金普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超越职权，且具体金额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导致客观上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故原审法院应围绕金普人社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定职权，其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充分、有无明显不当加以审查。但是，原审法院径行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认定金普人社局应对上诉人处以罚款，并据此认定金普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明显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从而撤销案涉行政处理决定，这不仅超出了本案上诉人与金普人社局的诉辩观点，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同时变相增加了上诉人的义务，导致上诉人因采取合法途径申诉遭受了不利后果、被加重处罚，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之立法本意。三、原审判决关于“金普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凿充分”一节错误，金普人社局没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欠付社保金额有误。根据相关政府文件，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已由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至大连市税务局实施，故金普人社局已无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原审判决认定“金普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错误。此外，由于原审第三人等均以签订承诺书、声明的形式向上诉人申请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且上诉人已通过“其他福利”的形式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了社会保险费用，故在此情况下，金普人社局作为行政机关有义务进一步向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核实相关信息，从而查明准确的欠付社会保险费用的金额。但金普人社局怠于履行该义务，导致行政处理决定记载的欠付社保金额错误，原审法院对此亦未审查和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2020)辽0211行初127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诉称，请求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行初127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福兴制革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及法律适用有误。 且在上诉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的情况下，直接以“适用法律错误则程序肯定错误”为由，一语带过而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此结论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显然错误。一、“罚款”属于行政处罚，应由有关职权部门依据明确法律规定并依据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本案一审法院错误的混淆了案涉“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概念，将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与行政处罚混为一谈，要求上诉人以“罚款”代替案涉行政处理决定属于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也超出了审理范畴，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并未失效，上诉人依法适用该条例有关规定并无任何问题，且上诉人与福兴制革公司、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均对法律法规条款的适用并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径自引用并适用了《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认为上诉人已通过《限期整改指令书》对福兴制革公司限期缴纳，福兴制革公司未予以缴纳的情况下，则应对福兴制革公司处以罚款，而不应以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再次对福兴制革公司限期缴纳。上诉人认为，案涉大金普人社理字【2019】4078-1号“行政处理决定”是一个明确具体的、有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且程序合法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基于案涉劳动者的投诉以及上诉人的调查，针对福兴制革公司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要求其为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而作出的行政处理，与“罚款”类的行政处罚根本不能划等号，当然也不应存在以“罚款”代替“行政处理”的情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第十八条也明确的将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区分开，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虽然也存在对当事方予以罚款处罚的情形，但该类“行政处罚决定”与案涉的行政处理决定并不相同，当然不能互相代替，尤其在行政处罚程序上还可能需要经过听证等程序。上诉人在此类情形中需要在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同时，向违法的当事人单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一审法院将此混为一谈，认为上诉人应当对福兴制革公司处以罚款而不是以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对福兴制革公司限期缴纳，显然是原则性的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本案的福兴制革公司要求撤销的是案涉的“行政处理决定”，一审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法律依据本身是否合法有效而作出审理和认定，而不应超出该范畴对上诉人是否应当对福兴制革公司予以罚款处罚作出审理。无论《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罚款规定能否由上诉人在案涉情形中予以适用，都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换言之，一审法院适用《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认定上诉人应当罚款，本身就已经超出其审理范畴，违反了法律规定。 二、上诉人基于案涉事实最终作出的大金普人社理字【2019】407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才是案涉的行政处理结论，并且具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请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1、上诉人作出的《限期整改指令书》系过程性行为，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未因《限期整改指令书》而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只能罚款而不能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将导致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半途被迫终结。涉案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仅属于上诉人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过程中，依法履行责令、告知用人单位有关存在违法事实及指令整改的过程性行为，该指令书包括多种，如责令用人单位报送材料的指令书、在有基础证据的情况下责令用人单位整改违法行为的指令书等。但指令书属于上诉人依法行政的中间性程序的法律文书，只是劳动保障监察行政行为中的过程性行为，用人单位还有机会依法报送自己的材料，提出陈述或申辩等，并不对用人单位产生最终性的法律效力。《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中规定：“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决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决定不适当的，应当予以纠正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其中并未将指令书包括在内，显然从立法本意上讲，指令书也并不是行政处理的最终结论，而只是过程性行为。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只能罚款，而不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意味着针对案涉欠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事实只能以该指令书为最终行政处理结论，不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也变相的剥夺了用人单位本身的陈述申辩权利。由此而导致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半途被迫终结，当然也无法产生“逾期仍不缴纳即处以罚款”的法律效果。故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及认定本身是错误的。2、《限期整改指令书》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性，以《限期整改指令书》为最终结论将可能导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通过行政机关得到保护，形同虚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劳动监察指令书是否属于可申请法院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中，明确指出该类指令书不属于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此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劳动行政部门才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故，案涉《限期整改指令书》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性，不能作为上诉人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处理最终结论，否则无法得到执行，将可能导致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法通过行政机关得到保护，形同虚设。3、上诉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根本不予置评，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并纠正。福兴制革公司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及《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内容基本一致，均规定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作出以下处理：(一)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三)对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撤销立案。上述规定不但明确的将处罚与处理区分开，并且为上诉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一审法院径自适用社会保险法中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的规定，而无视上述法律法规依据，甚至根本不予置评，反而认定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显然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上诉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完全合法，一审法院以“适用法律错误则程序肯定错误”为由，一语带过而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此结论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显然错误。上诉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完全依照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进行，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处，案涉的有关当事人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一审法院采纳了上诉人的证据，并且依法认定了案涉的事实清楚，但却以所谓的“适用法律错误则程序肯定错误”为由，一语带过而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对程序何处违法却只字不提，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上诉人也过于不公。四、另，一审法院本身对案涉有关事实已经予以确认，只是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要求上诉人撤销案涉行政处理决定，那么应当对案涉的行政处理决定中涉及的多人作出统一的认定。但在本案中，案涉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涉及到13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缴纳问题，但却只因为被上诉人对其中的4人即本案第三人的社会保险缴纳有异议，一审法院在最终的判决结论中就予以区别对待，明显与本身案件的事实认定等自相矛盾，也不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备充分的职权、事实、法律依据，程序亦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福兴制革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陈永振陈述意见称，同意金普人社局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刘艳、王春雪、孙嫱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大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3日印发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大政发[2019]23号）载明，社会保险费征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至大连市税务局实施。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金州）官网在公示机构职能中注明“相关社保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据此，能够确定我市社会保险费征缴尚未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至大连市税务局。故，金普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本案中，金普人社局提供的询问（调查）笔录、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汇总表、13份欠缴员工社会保险费明细表等证据可以证明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至于福兴制革公司所述原审第三人均以签订承诺书、声明的形式向公司申请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福兴制革公司已通过“其他福利”的形式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了社会保险费用一节。从前述规定可知，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系其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对此均无权拒绝并予以处分。故福兴制革公司的该主张不构成其不为原审第三人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理由。 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作出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关于对《关于请解决劳动监察决定强制执行问题的函》的答复中认为，“一、关于《劳动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的适用问题。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执法中，发现用人单位有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轻微并能及时改正的，应口头责令其改正，对立即改正确有困难的，应下达《劳动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单位的违法行为，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在责令其改正的同时，给予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劳动监察指令书是否属于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认为，“…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劳动监察指令书，不属于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当事人既不履行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劳动行政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作出以下处理：（一）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三）对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撤销立案。”本案中，金普人社局认定福兴制革公司未按规定为原审第三人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作出《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其限期改正、补缴社会保险费，在福兴制革公司逾期仍不补缴的情况下，金普人社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从现有证据看，案涉《限期整改指令书》作出的目的在于要求福兴制革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属于劳动监察指令书或者劳动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的范畴，而非金普人社局针对福兴制革公司应当改正而未改正违法行为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属于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关于金普人社局没有依法处以罚款，而是以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再次对福兴制革公司限期缴纳，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观点，是对案涉《限期整改指令书》性质的错误理解，本院在此予以指正。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特殊情况，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本案中，金普人社局于2019年12月2日决定对福兴制革公司涉嫌拖欠劳动者保险费的行为立案，于2020年1月3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未超过法定期限，程序合法。 综上，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行初127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审原告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大连福兴制革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应予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小红 审判员  胡俊杰 审判员  张国华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