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2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观平，男，197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郭×××××××，公民身份号码440×××××××********。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平，系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1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林霞，女，197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1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KD604Q。法定代表人：胡林霞。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麟，系广东言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观平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胡林霞、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7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观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付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民间借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个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1、本案债权凭证、收款人、借款人、借款金额和过程清晰明确。本案4个债权的债权凭证、收款人、借款人和借款金额均清晰明确，不存在争议。其中105000元的一笔，李某1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借条，款项支付时间在2015年4月分三次转账给李某1；154000元的一笔，是2019年8月26日转账给胡林霞，未出具借条；200000元的一笔，款项转账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李某1于2019年8月24日作为经办人出具借条，借款人为东臣公司；400000元的一笔，分两次转账给李某1，李某1于2019年10月8日出具借据予以确认。2、债权凭证真实、合法、有效。本案债权凭证包括：被上诉人签署的《欠条》、《借条》、《借据》及银行转账支付凭证，均为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九条之规定。3、债权凭证与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被上诉人签署的《欠条》、《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与银行转账记录均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证明事实清晰完整，足以排除本案借款与其他事项存在关联。4、三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借款859000元均流向被上诉人胡林霞和李某1的个人账户，胡林霞和李某1系夫妻关系，是被上诉人东臣公司的全资股东，胡林霞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证据（一审原告证据16-21）亦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东臣公司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有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作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的被上诉人胡林霞、李某1，以其个人名义收款和借款，用于被上诉人东臣公司经营，三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本案借款与《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无关。1、上述两份协议未实际履行，双方已确认终止。2019年8月22日，上诉人与东臣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同日，上诉人与胡林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9月24日，上诉人以微信方式通知胡林霞终止上述协议。2019年9月30日，李某1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回《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原件。由此足以证明，上述两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已确认终止。2、本案资金流向非东臣公司，而是被胡林霞和李某1的个人账户。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且合同相对方是东臣公司，本案资金系垫资款。然而从本案资金流向来看，本案4个债权所涉及的资金，并非流向东臣公司账户，而是胡林霞和李某1的个人账户，胡林霞和李某1亦通过《欠条》、《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确认流向其个人账户的资金是借款。由此足以证明，本案资金与《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无关，而是债权凭证所确认的借款。3、资金性质应根据资金流向和债权凭证认定。民事行为，依法应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民事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本案资金的性质，同理亦应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来认定。本案共4个债权，其中3个债权有被上诉人签署的债权凭证《欠条》、《借条》、《借据》，该债权凭证与银行转账支付凭证，均相互对应和印证，依法应作为认定本案资金性质的首要依据。另外1个154000元的债权，虽仅有转账凭证，但上诉人亦提供了充分的排他证据，足以证明借款事实成立且被上诉人未予偿还（详见一审原告证据2；证据9；证据16-32；）。一审无视《欠条》、《借条》、《借据》及转账凭证等债权凭证，刻意排除债务人意思自治证据，牵强附会地将本案资金与《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关联，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和意思自治原则；三、一审未厘清最基本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实际交付金额认定错误。如前所述，本案共涉及4个债权，合计859000元。每个债权的形成时间、方式、金额和过程等，均有转账记录和债权凭证等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一审却连上述最基本的事实都未理清，错误认定上诉人实际交付1259000元，遗漏554000元借款。具体表现如下：第一，105000元交付方式和金额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将2019年8月26日郭观平转账给胡林霞的154000元，认定为2019年3月18日105000元债权的交付方式，凭空多交付49000元（154000元-105000元）（详见一审判决P4页倒数第7-8行）。第二、400000元交付方式认定错误。2019年10月8日由李某1出具《借据》确认的400000元债权，是由郭观妹代上诉人分两次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李某1，第一次于2019年8月23日转账支付200000元，第二次于2019年9月20日转账支付200000元，两次转账合计支付400000元。一审判决却将该400000元借款的交付方式认定为郭观妹转账交付200000元，上诉人（“原告”）转账交付200000元（详见一审判决P4页倒数2行）。第三、105000元债权重复认定。该105000元的债权，事实上是2015年4月由郭观妹代上诉人通过电话银行分三次向李某1转账交付，共计105000元。一审判决却将该105000元债权作了重复认定（详见一审判决P5页顺数第1-3行）。第四、400000元转账不存在。一审判决言之凿凿，认定上诉人举证2015年4月10日向李某1转账支付400000元（详见一审判决第5页顺数第3-6行）。然而，上诉人仅提交过一份2015年4月10日的转账单（证据11），金额40007.5元，在《证据材料清单》中明确与证据10《转账电话（EPOS）交易流水》共同证明：“2015年4月郭观妹代上诉人通过电话银行分三次，向李某1账号（622××××××××********）转账交付共计105000元借款。”该转账单用于证明收款账号（622××××××××********）是李某1的，而非用于证明本案借款金额，且该转账单金额是40007.5元，并非一审认定的400000元。由此，一审凭空多认定了400000元的借款。第五、1259000元的转账认定错误。如上所述，由于一审错误增加400000元转账的认定，导致作出实际交付总金额1259000元的错误认定（实际借款859000元+错误增加认定400000元），并认为上诉人遗漏了554000元借款（详见一审判决第5页顺数第6行，第6页倒数第6行）。在本案证据如此充分确凿的情况下，最为严肃的判决文书里，还出现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数据和认定，究竟是工作态度问题？还是工作作风问题？上诉人不得而知。但如此粗糙和粗心的认定，必将损害司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2、一审认定事实的理由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第一、经营范围与协议是否履行无关。经营范围相近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成立和实际履行的依据，协议是否履行也应根据证据客观认定。由于上述两份协议事实上没有履行，也就无所谓150万元的垫资款的履行证据，双方当然无法举证。而一审判决却强行排除债权凭证，非要将与本案无关的859000元借款关联为协议垫资款，明显漏洞百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欠条》、《借条》、《借据》及转账记录等债权凭证相互矛盾，与被上诉人李某1收回协议原件的《收据》相互矛盾，与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胡林霞终止协议的微信记录相互矛盾，与被上诉人东臣公司的工商登记现状相互矛盾。第二、两份涉案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东臣公司股权至今未变更登记，结合上诉人终止协议的通知和被上诉人李某1收回上述两份协议原件的《收据》，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已确认终止。第三、胡林霞收款200000元已确认是借款。2020年8月22日郭观妹代上诉人转账给胡林霞的200000元，已由被上诉人东臣公司和李某1签署《借条》确认为借款，一审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违背意思自治原则。第四、1259000元的错误认定，不能作为判决推论的依据。如前所述，一审判决将2015年4月10日的转账单（证据11），金额40007.5元，错误认定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交付了400000元，由此错误认定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交付1259000元，遗漏了554000元的雷人数据，一审判决又以此错误认定数据为依据，认定本案主张与民间借贷特点不符，认定理由显然牵强附会（详见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9行）。第五、被上诉人主张的5笔还款无一与本案有关。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5笔还款，上诉人逐一提供了相反证据，充分证明与本案无关（详见一审原告证据22-32），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一审判决却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未予认定。综上，本案《欠条》、《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及相互印证的转账记录足以证明民间借贷事实成立。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推论理由漏洞百出。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司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共同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违反了借款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据民诉法基本的诉讼原理，一个诉解决一个法律关系，而上诉人把多个合同法律关系搅至一个诉讼中，明显不符合法律。本案中上诉人分别主张的是对李某1的借款合同和东臣公司的合同。关于胡林霞的不属于借款，没有明确的借条，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对于多个法律关系的审判，不适合在一个诉中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与胡林霞之间有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关系和上诉人以东臣公司存在项目合作关系的合同协议。故上诉人的诉讼事由是混乱的，应当把所有的法律关系进行分割后再进行个案诉讼。二、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应为民间借贷合同及多份合同交叉的合同纠纷，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有民间借贷的债权凭证有：2019年3月18日李某1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李某1欠郭观平十万零五千元整，两年内还清，以下空白，2019年3月18日”，该欠条没有胡林霞、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签章确认，则合同相对人是李某1、郭观平，与胡林霞、东臣公司无关；2、2019年8月24日东臣公司出具的《借条》，载明“今东臣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借郭观平现金二十万元整，三个月后归还，以下空白，经办人：李某1（加盖广东东臣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公章），2019年8月24日”合同相对人是郭观平、东臣公司，这份合同与上诉人郭观平、被上诉人胡林霞在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一、2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0万元，同时借款20万元无息借款给东臣公司三个月”之约定相印证；对于郭观平于2019年8月26日向胡林霞转账154000元,不构成民间借贷债务，理由是双方并未形成民间借贷的合意，胡林霞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抗辩有合理性，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或者退还154000元达成合意。3、2019年10月8日李某1向郭观平出具的借据，载明“今李某1向郭观平以银行转账方式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万元）明细如下：……，2020年春节前还一半，2020年5月份还一半付清（以下空白），借款人：李某1，2019年10月8日”，该债权债务构成民间借贷的合意，但合同相对人为李某1与上诉人郭观平，并未经被上诉人胡林霞或东臣公司的确认或者债务加入，故对胡林霞和东臣公司没有约束力。三、关于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错误，尤其是关于上诉人与胡林霞在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同日东臣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认定上，该两份协议，是由上诉人郭观平及东臣公司在意思自主的情形下达成的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时即行生效，双方均应依该两协议达成的约定履行双方义务，在双方并未达成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项目合作协议》之合意前提下或者经法定程序确认解除或者无效的前提下，双方仍就该两份协议形成了权利和义务，故胡林霞、东臣公司对抗郭观平主张其对胡林霞民间借贷债权（人民币154000元）、东臣公司民间借贷债权（人民币20万元）的抗辩应当得到支持。代理人认为：上诉人在三方法律关系比较混乱的情形下概而认定是三被上诉人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对其形成了到期民间借贷的债权，明显是错误的，不符合一个诉讼解决一法律关系的民事诉讼原则，对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是在每一个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已经明了的情形下进行主张，具体是：1、关于2019年3月18日李某1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李某1欠郭观平十万零五千元整，两年内还清，以下空白，2019年3月18日”，该欠条没有胡林霞、东臣公司的签章确认，上诉人郭观平应向李某1进行主张，在胡林霞、东臣公司没有进行确认连带责任时，与胡林霞、东臣公司无关。2、关于2019年8月24日东臣公司出具的《借条》，载明“今东臣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借郭观平现金二十万元整，三个月后归还，以下空白，经办人：李某1（加盖广东东臣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公章），2019年8月24日”合同相对人是郭观平、东臣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这份合同与上诉人郭观平、被上诉人胡林霞在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一、2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轩让价款人民币20万元，同时借款20万元无息借款给东臣公司三个月”之约定相印证，故合同相对人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郭观平，郭观平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该债务需要胡林霞、李某1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应当由郭观平向东臣公司主张。对于郭观平于2019年8月26日向胡林霞转账154000元,不构成民间借贷债务，理由是双方并未形成民间借贷的合意，胡林霞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抗辩有合理性，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或者退还154000元达成合意。如郭观平向胡林霞主张该退还154000元股权转让款，则应当先行认定双方已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合意，或者有相关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或通过法定程序申请撤销，而相关证据表明的事实是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进行了大部分履行。但在本案中直接对该《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认定无效和撤销是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应进行另案处理。3、2019年10月8日李某1向郭观平出具的借据，载明“今李某1向郭观平以银行转账方式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万元）明细如下：……，2020年春节前还一半，2020年5月份还一半付清（以下空白），借款人：李某1，2019年10月8日”，该债权债务构成民间借贷的合意，但合同相对人为李某1与上诉人郭观平，并未经被上诉人胡林霞或东臣公司的确认或者债务加入，故对胡林霞和东臣公司没有约束力，应当由郭观平向李某1进行主张。四、关于本案的处理。本案的借条的债权债务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进行相应拆分：1、李某1与郭观平的民间借贷纠纷（2019年3月18日《欠条》20万元，2019年10月8日李某1向郭观平出具的借据40万元）；2、郭观平向胡林霞主张的154000元的民间借贷纠纷与胡林霞主张的154000元为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3、郭观平向东臣公司主张的民间借贷纠纷（2019年8月24日东臣公司出具的《借条》20万元）与东臣公司与郭观平之间《项目合作协议》纠纷之抗辩。其中第2及第3不应当直接在本案中按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处理。故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有问题，在于不应当实体处理为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而应当是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在上诉人依法处理好其与胡林霞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及与东臣公司的《项目合作协议》纠纷之后，再依法向胡林霞和东臣公司主张其退还股权转让款和民间借贷债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一案由审理一个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上诉人将上诉人郭观平与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一概混淆为一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显是与本案事实不符的，也是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律原则不符的，故二审可以进行改判为驳回上诉人起诉，在其诉讼请求的条件成就后再行处理其实体权利。郭观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共同向其偿还借款本金859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859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观平举证情况为，1、《欠条》一份，记录2019年3月18日李某1向郭观平借款105000元的情况，交付方式为郭观平转账交付给胡林霞154000元，借款期间约定为两年。2、《借条》一份，记录2019年8月24日，东臣公司向郭观平借款200000元的情况，借款期间约定三个月，交付方式为郭观妹通过银行转账交付200000元。3、《借据》一份，记录2019年10月8日李某1向郭观平借款400000元的情况，交付方式为郭观妹通过银行转账交付200000元，郭观平转账交付200000元，借款期间约定为7个月。4、郭观平提交转账电话流水，记录2015年4月22日、2015年8月25日、2015年4月29日郭观妹通过银行转账交付35000元、20000元、50000元给李某1，金额为105000元，郭观妹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借款代为交付。5、郭观平举证2015年4月10日向被告李某1转账400000元的转账记录。以上五项书面达成借款意思表示的数额为705000元，以上五项实际交付金额为1259000元。在庭审中，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举证一共向郭观平还款五笔，分别是2019年10月30日还了37468元、2019年7月13日还了20000元、2019年12月31日清偿了100000元、2019年12月10日还了10519元、2019年11月24日还了50000元，全部合计217987元。关于当事人的关系，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提交《项目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证明郭观平购买胡林霞股权，并有与东臣公司发生合作的意思表示。中山市市×监督管理局记载，东臣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为李某1、胡林霞，从其营业范围显示，与郭观平作法定代表人的中山普臣电器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臣公司）经营范围重叠。郭观平主张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欠其借款没有归还，为维护自身利益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郭观平与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之间存在合同纠纷。关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分析如下：关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争议。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主张本案三个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郭观平则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关于该争议分析如下：1、东臣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为李某1、胡林霞，从其营业范围显示，与郭观平作法定代表人的普臣公司经营范围有重叠，双方发生合作或股权转让有了现实基础。郭观平提交的东臣公司与普臣公司往来款对账单、物料需求清单，反映普臣公司与东臣公司业务往来较多，双方多次发生款项往来，因此，东臣公司、李某1、胡林霞举证的《项目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从经营范围、资金流转及双方意思表示来分析，该《股权转让协议》是成立的。2、郭观平主张该转让合同没有办理公司营业执照变更，是合同生效要件，但不能否认合同成立的事实。3、从《股权转让协议》给付200000元的收款人胡林霞、相同的账户号码622××××××××********、相同的时间2019年8月22日来分析，双方已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郭观平没有履行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义务，因此双方纠纷的发生，实际是合同纠纷。4、经过上述分析，《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有效，这样，基于股权转让的同时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从成因分析、时间分析、合作内容分析，该《项目合作协议》的各项条件均可信，故一审法院采信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的意见，该《项目合作协议》是真实有效的。5、《项目合作协议》规定郭观平需缴纳垫付资金，但双方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有1500000元垫付资金缴纳，因此郭观平形成了对东臣公司的金钱给付之债。6、郭观平之前有实际交付金额为1259000元，按照债务互抵的一般做法，双方之间用债务抵扣垫付资金，符合习惯做法，也符合郭观平没有给付1500000元垫付资金的实际情况。7、郭观平提交的证据反映其给付款项1259000元，但是，签具借款的书面借款数额仅为705000元，按照大数额借贷的特点，出借人应当谨慎处理，遗漏554000元如此大笔的借款没有借据记载，显然与民间借贷的特点不符，因此，郭观平给付款项不是民间借贷的借款给付。8、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举证一共向郭观平还款五笔，分别是2019年7月13日还了20000元、2019年10月30日还了37468元、2019年11月24日还了50000元、2019年12月10日还了10519元、2019年12月31日还了100000元，合计217987元。但是该货款发生时间跨越《项目合作协议》的前后，依照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无法查明该款项实际用途。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郭观平主张借贷关系，与其提交证据自相矛盾，不予采信；李某1、胡林霞主张垫支运营费用，与证据吻合，款项抵扣方式符合一般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关于合同主体是否出现混乱的争议。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主张三个诉讼主体混乱，郭观平认为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是适格主体。关于该争议分析如下：按照前述分析，《项目合作协议》是本案核心合同关系，即郭观平与东臣公司系合同相对人，根据双方提交的转账记录，李某1、胡林霞使用民间借贷形式向郭观平借款，是2019年8月22日之前的关系，双方通过《项目合作协议》，将之前给付的款项，转换为垫支资金，因此，本案郭观平与东臣公司系合同相对人。关于合同款项是否应当归还的争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时至2020年6月3日，中山市市×监督管理局资料显示，股东没有发生变更，因此，出现合同违约，但违约责任，郭观平、东臣公司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而双方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还款期六个月后，没有进行清算，因此相互之间的债务不清，而且，《项目合作协议》有仲裁约定条款，因此，是否归还垫支资金的问题，当事人应当循仲裁程序解决，一审法院不作处置。综上所述，郭观平的诉求合法不合理，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观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减半收取6195元（郭观平预交），由郭观平承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1、一审庭审笔录显示：对金额为105000元欠条的款项支付情况，郭观平一审中陈述称“该105000元，是2015年4月出借给李某1，于2015年4月22日、25日、29日分三笔转账交付的，此款项用于胡林霞经营的广东顺德德吉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启动资金”；2、二审中，就法庭所提“2019年3月18日金额为105000元的欠条，款项何时支付？”的问题，李某1答复称“这张欠条上的钱是我与郭观平生意往来上的欠款，由于生意往来较为久远，记不清楚了”，对法庭所提“一审中郭观平提交证据显示于2015年4月通过郭观妹账户向你分三次转账105000元，该款项是否就是上述欠条的款项？”的问题，李某1答复称“不能确定，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对法庭所提“为何2015年借的钱到2019年才打欠条？”的问题，郭观平答复称“因为2015年时李某1缺钱，他当时要在天猫网做一个网上商店，向我借了15.5万元交押金，在2019年李某1又向我借20万元，我要求他将之前的15.5万元还给我，他说没钱，我就说先还5万，在2019年3月18日当天，李某1又写了一个25万元的借条，我实际借给他20万元，这就相当于抵扣了之前的借款5万元，所以才出现2015年的借款到了2019年3月18日才出具欠条的事情”，李某1答复称“确认2019年3月18日我打过两张借条，都是向郭观平打的，一张借条是25万元，另一种欠条是10.5万元，出具借条和欠条的情况与郭观平所说一致”。对于该10.5万元的用途，李某1陈述称“我是在天猫开过网店，开店的时间是2015年初，至于10.5万元的用途，是用于缴纳押金，但后来押金是怎么退的，我现在记不清了”，对于法庭所提“2014年至2015年间，即你从普臣公司离职后到东臣公司成立前，你主要做什么工作”，李某1陈述称“代运营了几个天猫网店，分别是眼保姆旗舰店，卖的是台灯；韩硕旗舰店，卖的是抽油烟机；普臣旗舰店，卖的是净水机；非主流旗舰店，卖的是抽油烟机”，对法庭所提“是否开网店期间你当时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代运营的这几家旗舰店”的问题，李某1答复称“是的，但我运作普臣旗舰店时间很短，而且还是亏本的”；3、二审中，李某1提交结婚照显示其与胡林霞于2002年结婚，目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中，郭观平对此无异议；4、二审中郭观平与李某1一致确认，对于2019年3月8日的105000元借款，李某1已偿还10000元；5、一审中郭观平提交的转账交易回单显示：2015年4月10日，郭观平账户向李某1账户转账支付40000元，手续费为7.5元；6、一审中郭观平提交的收条及微信记录、佛山市茂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情况说明、周裔滨身份证复印件、支票复印件、茂万公司送货单、银行承兑汇票、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上述证据一审均已质证，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对收条、微信记录、情况说明、周裔滨身份证复印件及茂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支票、银行承兑汇票认为是复印件不确认真实性。上述证据中，收条载明：今收到支票一张和股权转让协议、项目合作协议。李某1在收条上签名，时间为9月30日；微信记录显示：郭观平对胡林霞说“你们开的条件不符合我们所签订的合伙协议，我所借的款给你们一个月内还吧，9月1号到9月23号东臣公司亏损的该我承担多少我接受，合作我们终止了！希望我们能欢笑结束！”；茂万公司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为周裔滨；由周裔滨作为说明人并加盖茂万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载明：2019年4月，茂万公司向东臣公司供货快揭隔膜自吸泵，东臣公司收货后于2019年6月27日向茂万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154000元，出票日期为2019年7月29日的支票，茂万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裔滨签收上述支票原件。上述支票承兑期于2019年7月29日届满，但东臣公司却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账户余额不足，无法承兑支票款。因周裔滨与郭观平和李某1相互交往熟悉，郭观平建议周裔滨给李某1多一周时间，以便兑现上述支票货款，若李某1届时仍无法支付该笔货款，郭观平愿意考虑借款给李某1帮助解决。在茂万公司给多一周时间后，李某1仍无法支付该笔货款。郭观平手头现金也不足154000元。他就将其收到的一张2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深圳市湖城是由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闪恩贸易有限公司）交付茂万公司，茂万公司将此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分别于2019年8月24日和2019年8月26日向郭观平返还199080元和920元，共200000元。2019年8月26日，郭观平收到承兑汇票全款后向胡林霞转账出借了154000元，胡林霞也于2019年8月26日向茂万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裔滨支付了上述拖欠的154000元货款，茂万公司保证上述情况说明完全属实，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中国建设银行支票显示：金额为154000元，支票加盖胡林霞私章和东臣公司财务专用章，手写内容包括“已收原件，周裔滨，2019年6月27日。6月27日收东臣4月份货款支票”等；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显示：出票人深圳市湖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闪恩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2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1月18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9年8月24日17时周裔滨向郭观平转账199080元，2019年8月26日10时37分周裔滨向郭观平转账920元，2019年8月26日11时22分郭观平向胡林霞转账154000元，2019年8月26日11时55分胡林霞向周裔滨转账154000元；7、一审中，对154000元的出借情况，郭观平陈述称“该笔借款是东臣公司无力支付茂万公司货款的情况下，李某1、胡林霞向我借款154000元，用于支付东臣公司拖欠的货款”，胡林霞陈述称“该154000元不是借款，根据胡林霞与郭观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这154000元是股权转让款，不是民间借贷”；8、二审中，关于154000元支票由谁持有的问题，郭观平陈述称“因为东臣公司交付给茂万公司的支票兑现不了，就由郭观平借给东臣公司154000元支付茂万货款，2019年9月30日双方解除合作协议时，李某1专门写了一张收条，收条中有收到支票一张，就是指这张支票，因此这张支票在李某1手中”，李某1陈述称“我虽然写了收条，但当时对方没有给我支票，说第二天给，但第二天也没给”；9、一审中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提交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东臣公司与乙方郭观平就共同成立项目合作组“会销、惠民、礼品净水器生产与销售”事宜达成一致，以该项目为基础，确保大家都有利润的同时，为确保乙方长期利益，故此甲方出让部分股权给乙方，项目组由乙方管理。其中销售具体规则第六条约定，乙方承诺会销客户一个月的销量不低于5000台或者总销售额150万元，以上两点任何一点不足，乙方以现金的形式垫资运营费用，垫资额为150万元减当月实际销售回款后余额，所垫资金不计息，专款专用（该款只能用于东臣公司的产品材料和厂租、水电、工人工资）等；10、二审中李某1确认已于2019年9月30日收回《项目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对于法庭所提“为何收回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及收回协议后双方有无继续合作？”的问题，李某1陈述称“因为对方提出不合作了，把两份协议退回来给我，我就收取了，收回协议后，这个事还在往下继续进行，但我没有证据证明”。对于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郭观平陈述称“在签订协议前我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清算东臣的固定资产，把不良资产卖掉。第二，要求当时的股东于云鹏在购买股权协议上签字才生效。在没有签订协议前我与李某1商议，在于云鹏没有签字及东臣公司未清算及处理不良资产前，我可以个人借钱给李某1、胡林霞，与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没有关系。项目合作协议进行了尝试，我个人给东臣下了一个小订单，下订单大概二十几万，东臣公司只生产了小部分的订单产品，大概销售了几万元，后来我感觉合作不太靠谱，因为按照合作进行的话，东臣公司应在清算时把资产拿出来，但对方不愿意提交优质资产，拿出的是不良资产，导致合作无法进行。我下的订单生产的物料也是我提供的。对方的加工费我们已经付清了”。对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李某1陈述称“我们签了合同后对方确实下了个小订单，物料部分由对方提供。关于订单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因为双方对单价没有达成一致，发现单价有问题。然后这个小订单就终止了。双方就没有其他新的订单了”；11、一审中胡林霞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由胡林霞将持有的东臣公司10%的股权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郭观平，双方同意以转账形式将全部转让款支付到胡林霞农行账户，郭观平应于本协议之日向胡林霞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同时借款20万元无息借款给东臣公司三个月等。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胡林霞主张郭观平于2019年8月26日转账的154000元即为股权转让款，郭观平则主张154000元系借给东臣公司用于偿还该公司欠茂万公司的货款，在法庭询问胡林霞“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是20万元，为何后来只转了15.4万元？有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对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变更为15.4万元达成了协议或有证据证明金额虽没有变化，但胡林霞在收到款项后向郭观平主张还有4.6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手机短信或微信联系的证据”，胡林霞答复称“没有”；12、一审中郭观平提交的出具日期为2019年8月24日借条载明：今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借郭观平现金200000元整，三个月后归还，以下空白。经办人：李某1，并加盖东臣公司印章。13、一审中郭观平提交的东臣公司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东臣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7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林霞，投资者为胡林霞和李某1；14、对于2019年10月8日借据中400000元的用途，李某1一审中陈述称“2019年10月8日的借款，实际上是2019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垫资运营费用，垫资运营费用的对象是东臣公司，签订这个欠条实际是双方对法律关系的错误理解”，东臣公司一审中陈述称“2019年8月23日及2019年9月20日郭观平支付的400000元，是属于履行东臣公司与郭观平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垫资运营费用，不存在清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郭观平的上诉内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问题；二、郭观平主张的四笔借款的借款人的认定问题；三、关于郭观平主张的借款利息认定问题；四、关于共同诉讼问题。本院现分析如下：一、关于案由问题。首先，郭观平本案起诉主张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在起诉时提交了借条、欠条、银行转账凭证、情况说明、银行电子回单等作为证据。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辩称双方实际为合作关系，郭观平主张的四笔借款实际均为合作项目中应由郭观平支付的垫资款及股权转让款，为此提交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本院认为，根据郭观平与东臣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郭观平在会销客户月销量低于5000台或总销售额低于150万元时需要承担支付垫资款150万元的合同义务，但该合作协议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二审中李某1确认已于2019年9月30日收回合作协议文本，郭观平主张双方的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9月30日结束，虽然李某1主张双方之后还有合作，但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而且李某1收回合作协议文本的行为即可认定其同意郭观平所提合作协议结束的提议，因此，本院认定双方于2019年8月22日形成的项目合作关系已于2019年9月30日结束。因《项目合作协议书》中虽有郭观平需垫资150万元的约定内容，但协议中既没有可与协议签订前李某1、胡林霞或东臣公司欠郭观平的借款冲抵郭观平垫资款的约定内容，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协议签订后曾就以协议签订前李某1、胡林霞或东臣公司欠郭观平的借款冲抵垫资款与郭观平达成一致，故李某1签署于2019年3月18日的105000元借据显然与双方的合作协议无关。此外双方的合作关系已于2019年9月30日结束，故李某1签署于2019年10月8日的400000元借据亦显然与双方的合作协议无关。而根据郭观平与胡林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郭观平应无息借款20万元给东臣公司三个月，而李某1于2019年8月24日作为经办人出具并加盖东臣公司公章的借条200000元，该借条的出具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一致，因此，该笔200000元借款也与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的垫资无关。对于郭观平向胡林霞转账的154000元，胡林霞主张此款项系郭观平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胡林霞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后曾就变更股权转让款为154000元达成合意的事实，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股权转让款还差4.6万元与郭观平进行过任何沟通的事实，而郭观平主张该154000元系借给东臣公司支付茂万公司货款并为此提供了能够相互佐证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胡林霞所称154000元系股权转让款的辩解不予采信，而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154000元系在履行双方的合作协议，故本院认定该154000元与履行双方合作协议亦无关。通过以上分析，本院认定郭观平在本案中主张的上述四笔借款均与履行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无关，郭观平也主张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此外，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4月10日郭观平向李某1转账400000元，经本院查明，一审中郭观平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4月10日郭观平向李某1转账的金额实为40000元，一审法院此项事实认定有误，故一审法院基于此事实所做的相关分析亦有误，本院二审一并予以纠正。二、关于郭观平主张的四笔借款的借款人及偿还义务人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李某1于2019年3月8日出具金额为105000元《欠条》的借款人。根据郭观平提交的欠条及转账记录显示，该笔款项的借款人为李某1，双方确认款项支付时间是2015年4月期间，而东臣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故该笔借款与东臣公司无关。二审中李某1确认其2014年至2015年间主要工作是代运营天猫网店，该笔105000元借款用于其代运营的天猫网店的经营，此期间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代运营的天猫网店，其二审提交的结婚证显示其于2002年与胡林霞结婚且现处于婚姻存续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李某1借款105000元发生在其与胡林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款项用于代运营的天猫网店（普臣旗舰店），而当时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代运营的包括普臣旗舰店在内的几家天猫网店，虽然李某1辩称经营普臣旗舰店是亏损的，但无论其是否亏损，都可以认定该105000元款项是用于其家庭经营，故该笔借款当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李某1、胡林霞承担还款责任；其次，关于李某1于2019年10月8日出具的金额为400000元《借据》的借款人认定问题。借据上借款人处有李某1的签名，一审中李某1及东臣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用于东臣公司合作项目的运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定该笔借款应由东臣公司和李某1共同偿还；再次，关于2019年8月24日金额为200000元《借条》的借款人问题。借条明确写明借款人是东臣公司，李某1仅为经手人，且借条上加盖了东臣公司公章，故该张借条的借款人是东臣公司，应由东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最后，关于郭观平向胡林霞转账154000元的性质及借款人的问题。胡林霞主张该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但如前所述，胡林霞的辩解缺乏证据支持，而郭观平主张系借款，提交了收条、情况说明、支票及承兑汇票复印件、网上银行回单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佐证，证实该154000元系郭观平借给东臣公司用于偿还该公司欠茂万公司货款的事实，故本院认定该154000元虽未出具借款凭证，但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借款人为东臣公司，该笔借款应由东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三、关于郭观平主张的四笔借款的利息认定问题。首先，关于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双方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事后双方未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以上规定，对于本案的四笔借款，其中2019年8月24日的200000元（还款义务人为东臣公司），借条中约定三个月后归还，即还款期限为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0月8日的400000元（还款义务人为东臣公司、李某1），借据中约定2020年春节前还一半，2020年5月份还一半付清，故还款期限应为2020年1月25日还20万元，2020年5月30日还20万元；2019年8月26日的154000元（还款义务人为东臣公司），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郭观平可要求东臣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返还，郭观平于本案起诉时要求东臣公司还款不违反法律，故还款期限应从本案起诉时起算；上述三笔借款的还款期限均早于或等于本案起诉之时，而郭观平起诉时主张上述三笔借款的利息均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8日起算，系郭观平对于其利息主张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2019年3月8日的105000元（还款义务款人为李某1、胡林霞），欠条上约定还款期限为两年，即还款期限为2021年3月8日开始，虽然本案一审起诉时该笔借款尚未至还款期限，但本案二审时还款期限已至，本院一并予以处理，故该笔借款的利息应当自2021年3月8日起算，因郭观平与李某1二审中均确认李某1已还款10000元，则该笔借款的利息应当以95000元为本金，自2021年3月8日起计算利息。其次，关于利率问题。因上述四笔借款均未约定利率水平，郭观平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本案四笔借款是否可以合并审理问题。本案中，郭观平主张的三笔借款，即2019年10月8日的400000元、2019年8月24日的200000元、2019年的8月26日的154000元，借款人均为东臣公司或包括东臣公司在内，出借人均为郭观平，故上述三笔借款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并案审理。对于2019年3月8日105000元借款，借款人为李某1，出借人为郭观平，该笔款项的法律关系同属民间借贷关系，与上述三笔借款属于相同法律关系，为便利诉讼，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一并予以审理并作出判决。李某1、胡林霞、东臣公司所提一案由审理一个法律关系故本案应驳回郭观平起诉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观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7416号民事判决；二、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郭观平偿还借款35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54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6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李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郭观平偿还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6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李某1、胡林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郭观平偿还借款9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95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21年3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五、驳回郭观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减半收取6195元（郭观平已预交），由郭观平负担72元，李某1、胡林霞负担685元，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553元，李某1、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8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郭观平已预交），由郭观平负担144元，李某1、胡林霞负担1370元，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106元，李某1、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770元。（比对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交费及负担情况，在向郭观平支付上述款项时，李某1、胡林霞径付2055元给郭观平，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径付7659给郭观平，李某1、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径付8655元给郭观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文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徐学强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书记员 谭长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