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2民终4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惠芳，女，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石嘴山监狱退休职工，住大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云霞，宁夏信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运生，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养殖，住大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淑云，女，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石嘴山市星瀚市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大武口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杰，宁夏宁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惠芳因与被上诉人张运生、何淑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2021）宁0202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惠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云霞、被上诉人张运生、何淑云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惠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1）宁0202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改判驳回张运生、何淑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运生、何淑云承担。诉讼过程中，宋惠芳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2021）宁0202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改判宋惠芳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房款37500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即作出让宋惠芳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房款157500元的判决，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宋惠芳购买涉案房屋是宋某2通过蒋某介绍购买的，张运生也认可收条系其本人签名，不存在欺诈的情况。从形式上看，双方于2011年4月3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具收条，于2011年7月9日交付房屋，符合交易习惯，从2011年至今长达10年时间，如果张运生没有收到房款，其与宋惠芳办理涉案房屋移交手续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与常理不符，且在交付房屋后既未要求宋惠芳搬离房屋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说法和做法相互矛盾。综上，双方之间房屋买卖交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宋惠芳已实际居住至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支持宋惠芳的上诉请求。张运生、何淑云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请求依法驳回宋惠芳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宋惠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运生、何淑云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协助宋惠芳办理房屋过户交易手续；2.案件受理费由张运生、何淑云承担。张运生、何淑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宋惠芳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下欠购房款157500元；2.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宋惠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运生、何淑云有一套位于××区拆迁安置房。因张运生、何淑云想卖掉拆迁安置房以购买较大面积的房屋，便将出售拆迁安置房的信息告知了案外人蒋某。蒋某声称自己有一套面积较大的高层抵账房可以出卖给张运生、何淑云，同时蒋某将案外人宋某2介绍给张运生、何淑云，宋某2告知张运生、何淑云其妹妹宋惠芳愿意购买大武口区香榭星海湾19栋1单元201室房屋。2011年4月3日下午，蒋某与宋某2一起约张运生、何淑云在红柱子街附近茶楼见面，宋某2拿出事先打印好的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协议中有甲方（卖方）将其所有的的位××区房屋以总价款207500元出售给乙方（买方），购房款在乙方签定协议时一次性付清，协议还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张运生、何淑云分别在协议中签上各自的姓名后，这时宋某2才叫来宋惠芳，由宋惠芳在协议上签写其姓名后离开。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张运生与蒋某、宋某2三人一起去饭馆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由宋某2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中有“今收到宋惠芳购张运生住××区）款207500元”等内容。随后，张运生在收条的收款人的落款处签上了其本人姓名。2011年7月7日，蒋某与何淑云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该份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蒋某将其所有的的位××区房屋以总价款36万元出售给何淑云，协议还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上还有“见证人：宋某2”的内容。在签订该房屋买卖协议后，张运生、何淑云向宋惠芳交付了香榭星海湾19栋1单元201室房屋。后经张运生、何淑云核实蒋某在香榭星海湾小区并无抵账房屋。再后来张运生、何淑云找到蒋某，由蒋某给张运生出具欠其购房款38万元的欠条一张，欠条中还有蒋某愿意将鑫鑫家园5号楼2单元302室房屋抵给张运生的内容。2012年年初，蒋某、宋某2一起开车在大武口火炬转盘处给张运生交付香榭星海湾19栋1单元201室购房款5万元。后期蒋某失去联系，蒋某用鑫鑫家园5号楼2单元302室房屋抵顶张运生、何淑云购房款之事也不了了之。再后来张运生、何淑云多次找宋惠芳索要下欠购房款均无果。现宋惠芳与张运生、何淑云就房屋买卖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虽张运生、何淑云与宋惠芳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存在一定欺诈、恶意串通的现象，如宋惠芳未能说明协议是在何时、何地签订的，其姓名又是在何时签上的；协议内容欠缺相对人一定真实意思表示等，但从宋惠芳与张运生、何淑云请求上来看，双方均愿意受房屋买卖协议约束。故，张运生、何淑云与宋惠芳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关于宋惠芳是否于2011年4月3日已向张运生交付购房款207500元。首先，宋惠芳不能讲明购房款207500元是在什么地方向张运生进行的交付、交付购房款时张运生是如何进行清点的，其后又陈述交付地点是其丈夫杜维平教其这样说的，而宋惠芳之前明确讲明在交付购房款的途中仅有其一人；第二，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购房款，而宋惠芳陈述系先交付购房款，再签订的协议，交付购房款与协议约定有出入，这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第三，宋惠芳一人携带二十多万元现金去给张运生交付购房款，在交付购房款的路途没人护送不可思议；第四，双方买卖标的物是房屋，相对双方的基本状况可谓大宗交易，宋惠芳完全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运生交付购房款，其将购房款全部以现金方式交付，显得非常蹊跷；最后，宋惠芳承认在其将案件诉讼至法院前，张运生有向其请求支付购房款的情况，既然宋惠芳已向张运生给付了全部购房款，且张运生也出具了相应收据，张运生何来的底气再向宋惠芳讨要购房款，这也很难解释通。还有就是庭审中可以发现宋惠芳的表达含糊不清、词不达意，仅凭一点已使主办人内心确信其在2011年4月3日这天未曾向张运生支付过购房款。又因张运生、何淑云认可宋某2于2012年代宋惠芳向其交付购房款5万元这一事实。故，本案中宋惠芳有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下欠购房款157500元的民事责任，而张运生、何淑云有向宋惠芳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的民事责任。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因宋惠芳已占有大武口区香榭星海湾19栋1单元201室房屋，在其未将下欠购房款向张运生、何淑云付清之前，张运生、何淑云可拒绝协助宋惠芳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综上所述，为维护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合法财产权等民事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张运生、何淑云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宋惠芳办理位于××区房屋所有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二、宋惠芳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购房款157500元。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张运生、何淑云负担。案件反诉受理费1725元，由宋惠芳负担。二审期间，宋惠芳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一、（2008）石惠民初字第122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杜维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杜维平与杜伟峰系同一人，宋惠芳与杜维平于2008年11月7日通过惠农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在一审诉讼中，杜维平不符合代理人的身份的事实。一审程序存在瑕疵。证据二、收条一份、中国农业银行流水一份，欲证明：2011年12月16日，宋某2代宋惠芳向张运生支付了120000元房款，其中99000元系宋某2从银行支取的现金的事实。证据三，宋某2当庭证言，欲证明:宋某2给其妹妹宋惠芳购买案涉房屋，宋某2给张运生支付了两笔款项，一笔50000元，一笔120000元，共计170000元。上述证据经张运生、何淑云质证，对证据一民事调解书及杜维平的身份证复印件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论杜维平与宋惠芳是否系夫妻关系，但其在一审中已经签署委托代理，而且，宋惠芳自己也参与了庭审，虽然杜伟峰与宋惠芳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其自我的陈述已经能够证明其二人仍共同生活在案涉房屋中，杜伟峰是否有代理权并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也并没有违反程序。对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1.在一审中，双方提交了一份有关张运生收款的收据，主张张运生已经收到案涉房屋的全部款项207500元，而且当庭陈述其是利用自有的现金通过报纸给付张运生，张运生才出具的该份收条。现在二审中出具的以上三份证据与一审中当庭陈述的以及相关的证据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2.该案出具的宋某2以及张运生有关房款的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是本案审理的涉案房屋的相关证据，而且，张运生在一审中主动承认只收取了宋某2代替其妹妹宋惠芳支付50000元的事实。宋某2与张运生之间有多次的经济往来，以及业务联系。张运生对证据二补充质证认为，该收条系张运生向宋某2出具，但该笔款项张运生并没有实际收到，120000元收条是宋某2答应再给70000元，并将70000元给其清点，其点完后将70000元放在车上打条子，宋某2将前期给的50000元的收条收回，要张运生打120000元的条子。打完120000元条子后，宋某2又将现金70000元拿走，该收条虽然系张运生出具，但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对证据三不予认可。根据证人陈述可以看出，原审中宋惠芳提供的收条以及其诉状中的陈述已经涉嫌虚假诉讼，二审的发问已经表明，该笔收条的207500元并没有支付给张运生。张运生对证据三补充质证认为，宋某2只支付了50000元，其直接交房款了。第二次交房款时，张运生打电话向宋某2要100000元钱交房款，但宋某2只拿来了70000元，当时蒋某也在现场，张运生没有收到70000元。张运生、何淑云向本院提交（2018）宁0202民初3958号民事调解书一份、（2019）宁0202民初1088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欲证明：2011年后，张运生与案外人宋某2之间有经济往来。宋惠芳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宋惠芳购买房屋发生在2011年，且支付房款是2012年年初，张运生与宋某2的两次诉讼均系双方在2016年发生的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为，宋惠芳提交的证据一民事调解书记载宋惠芳与杜伟峰于2008年11月7日经惠农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该调解书记载的杜伟峰的身份证号与杜维平一致，杜维平在一审以宋惠芳丈夫的身份代理宋惠芳参加诉讼存在瑕疵。但一审时宋惠芳本人也到庭参加了诉讼，且对杜维平作为代理人的陈述未提异议，故该瑕疵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宋惠芳提交的证据二、三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分析认证。张运生、何淑云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宋惠芳是否向张运生、何淑云付清案涉购房款207500元；宋惠芳主张其应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购房款的数额仅为3750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关于宋惠芳是否向张运生、何淑云付清案涉购房款207500元的问题。宋惠芳一审提交张运生给宋惠芳出具的收到207500元的收条，并陈述其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出具收条的当日以现金形式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了全额房款，张运生、何淑云只认可收到房款50000元。案涉房屋购房款的全额为207500元，系大额交易，现金交易并一次性付清不符合日常交易常理，且宋惠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关于现金的交付地点陈述不一致，前后矛盾。宋惠芳在二审陈述分两笔共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房款170000元，其中包括张运生、何淑云认可的那一笔50000元，宋惠芳关于案涉款项现金支付的具体数额亦前后矛盾。因此，一审判决只认定宋惠芳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房款50000元，宋惠芳有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下欠购房款157500元的认定及论述理由正确。关于宋惠芳二审主张其应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购房款的数额仅为3750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宋惠芳二审提交张运生给宋某2出具的120000元收条、中国农业银行流水以及宋某2的当庭证言，欲证明宋某2为给其妹妹宋惠芳买房给张运生支付两笔款项，一笔50000元，一笔120000元，共计170000元。中国农业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宋某2于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13日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支取99000元，不能证明宋某2向张运生支付了99000元。宋某2与宋惠芳系兄妹关系，其证言不予采信。120000元亦系大额交易，现金交易不符合日常交易常理，且宋惠芳二审主张共计支付张运生170000元房款与其在民事诉状陈述的已全额支付房款相矛盾。另，宋惠芳一、二审提交的两张收条的总额为327500元，与案涉全额房款为207500元不符。因此，宋惠芳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宋惠芳向张运生支付房款共计170000元，宋惠芳关于其应向张运生、何淑云支付购房款的数额仅为37500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惠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宋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学军审判员 薄晓霞审判员 马玉兰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周世胜书记员 马会如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