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25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长庚，男，196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中山市鸣达灯饰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云，女，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庚，男，196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中山市鸣达灯饰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中山市，系孙红云住所地建湖县近湖街道花园居委会推荐的公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光明，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云霞（系郑光明之妻），女，197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建湖县双湖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郭长庚、孙红云因与被上诉人郑光明、孙云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建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0日作出的（2020）苏0925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长庚、孙红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郭长庚出具10万元的借条后并未收到郑光明出借的10万元。2.涉案196317元的借款实际是孙云霞陆续向中山市鸣达灯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达公司）投入的资金，孙云霞曾要求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本人，后因手续繁杂而搁置，孙云霞遂要求郭长庚以出具借条的方式确认其投入资金。因鸣达公司靠孙云霞出资维持运营，上诉人迫于无奈出具了196317元的借条。此时鸣达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货款收取均由孙云霞全面控制，孙云霞掌控公司账户及公章，其系鸣达公司的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并收取公司客户几十万元货款，还将公司账户的资金提现至其个人账户。3.鸣达公司是郭长庚在广东中山市开办的企业，孙红云在建湖工作和生活，其并未参与经营管理，孙红云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且事后未追认。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将涉案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明显错误。孙云霞、郑光明共同辩称，1.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郭长庚在庭审中陈述不记得向被上诉人借了多少钱，该陈述与其上诉请求相矛盾。2.从郭长庚陈述的内容看，其为了鸣达公司正常运转四处借钱，被上诉人基于亲戚关系自2013年起借钱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实际出借款项高于涉案借条载明的金额。上诉人亦陈述被上诉人实际投资金额较大，才放心地出具了涉案借条。孙云霞在鸣达公司上班，曾与郭长庚约定工资为4500元/月，但其从未支付。3.上诉人若认为孙云霞收取了鸣达公司客户的货款，应提交证据证明。郭长庚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郭长庚在一审中认可借钱的事实，仅认为涉案借款与孙红云无关，而孙红云参与了借钱的过程，若无孙红云出面，被上诉人不会向郭长庚出借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云霞、郑光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长庚、孙红云共同向郑光明、孙云霞偿还借款296317元，并承担约定利息36000元及利随本清，其中196317元的利息从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2.诉讼费由郭长庚、孙红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云霞与郑光明系夫妻关系，孙红云与郭长庚系夫妻关系，孙云霞与孙红云系堂姐妹关系。郭长庚、孙红云因经营需要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分三次向孙云霞、郑光明借款计13万元（2013年6月3日，郑光明向孙红云转账5万元；2014年5月9日，郑光明向孙红云转账3万元；2014年5月30日，郑光明向郭长庚转账5万元），后孙红云、郭长庚偿还部分借款。2017年9月1日，郭长庚就尚欠借款向孙云霞、郑光明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到郑光明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利息按1%计月息。”自2017年11月21日起，郭长庚为维持其经营的鸣达公司正常运转，多次向孙云霞、郑光明借款及让孙云霞、郑光明直接为其代付供货商货款，合计借款211317元，期间郭长庚偿还15000元，余款郭长庚于2018年11月23日向孙云霞、郑光明出具一份借款条载明:“郭长庚（身份证号）于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2月14日间作为鸣达公司法人为维持工厂正常运转和原合伙人钟某分档，处理相关供应商货款等事共向债权人郑光明、孙云霞夫妻借款人民币壹拾玖万陆仟叁佰壹拾柒元整小写￥196317元。借款人：郭长庚2018年11月23日具”。借条出具后，孙云霞、郑光明多次向郭长庚、孙红云追要无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鸣达公司原股东为郭长庚、孙红云，2020年5月21日变更为郭长庚、郭某，郭某为郭长庚、孙红云之子。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长庚向孙云霞、郑光明借款并约定利息，有其出具的借条及其本人陈述为证，予以认定。两张借条虽系郭长庚个人出具，但所借款项是用于其与孙红云家庭共同经营的公司，且有部分款项直接转账至孙红云个人银行账户，故孙红云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孙云霞、郑光明主张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郭长庚、孙红云的辩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郭长庚、孙红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孙云霞、郑光明借款296317元并承担利息36000元（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合计332317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及以196317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285元，减半收取3142.5元，由郭长庚、孙红云负担。本案二审期间，郭长庚提交了以下证据：1.鸣达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将对私账户变更孙云霞个人账户的通知；2.付款方为李峰，收款方为孙云霞的银行电子回单5份（时间跨度为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其中一份转账附言为“流苏管（鸣达）”；3.书面证人证言一份；4.2019年11月12日，王金建与孙云霞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5.2019年他人与孙云霞的微信聊天记录；6.以Excel记录的中山市鸣达灯饰配件有限公司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的账目。上述证据拟证明郭长庚与孙云霞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涉案196317元的借条实为孙云霞的投资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实际意义，账户变更通知、银行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等发生时间基本在2019年、2020年，与本案无关。孙云霞提供了下列证据：1.郭长庚出具给孙云霞的账单，在该账单中明确记载借孙云霞196300元；2.郭长庚自行书写的工资表，拟证明孙云霞在鸣达公司担任会计。郭长庚质证认为，孙云霞提供的证据1由郭长庚出具，但当时是估算，尚有很多账目未列入；证据2并非工资表，而是郭长庚自书的备条，实际工资发放表中并无孙云霞的工资发放记录。本院经审核认为，郭长庚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鸣达公司通知客户将货款打入孙云霞账户及孙云霞为鸣达公司催收货款，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郭长庚对孙云霞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郭长庚在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的庭审中陈述，涉案10万元系其在东莞出具，当时孙红云不在东莞，曾经向被上诉人借款13万元是事实，但还了多少已记不清。该10万元借款里包含利息及孙云霞的工资，加在一起不够10万元，凑了几笔凑成10万元。目前鸣达公司由郭长庚经营，2020年5月份孙红云因身体不好就回建湖了，后将其股权转给郭某。（二）郭长庚向孙云霞出具的账单中明确记载“借孙云霞19.63万元”。（三）郭长庚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陈述，自2017年11月始其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鸣达公司，涉案196317元的借条系被迫出具，因双方系亲戚关系，当时未报警。该款项实际是鸣达公司向被上诉人所借，原本郭长庚想以鸣达公司名义出具涉案借条，但考虑到被上诉人陆续投资了几十万就出具了上述借条。这些钱转到郭长庚的支付宝、微信、前合伙人、客户，共20多万。期间，郭长庚转给孙云霞1万余元，相抵后由郭长庚出具了196317元的借条。该借条是结算条，由双方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结算后形成。（四）郭长庚与孙红云于2020年11月6日离婚。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成。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1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二、诉争的196317元系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三、涉案债务能否认定为两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分述如下：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1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基于借条及汇款凭证等证据材料向借款人郭长庚、孙红云主张债权，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要求。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郭长庚于2017年9月1日向郑光明出具的10万元借条系双方对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后形成的结算条。郭长庚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法律意义，并受其约束。现上诉人一方面主张10万元借条出具后借款未实际交付，另一方面又认可该借条是对既往债务结算后所形成。故对上诉人主张涉案10万元未实际交付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二、关于诉争的196317元系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的问题双方对196317元的结算过程并无争议，仅对款项的性质产生分歧，根据现有证据诉争的196317元应认定为借款。理由如下：其一，郭长庚就该诉争款项向孙云霞、郑光明出具一份借款条，该借款条载明了借款原因、用途，表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即便按郭长庚所述该款项系双方对合伙期间账目进行结算后形成，亦可表明双方合意将之前的法律关系转化为借贷法律关系。其二，郭长庚主张该款项系孙云霞、郑光明投入鸣达公司的合伙投资款，但郭长庚既无相关合伙协议予以印证，又无充分证据证实孙云霞在鸣达公司具有股东、投资人身份或管理者身份。郭长庚在本案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孙云霞之间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负盈亏的合伙法律关系。其三，郭长庚对诉争的196317元除出具的借条外，还向孙云霞出具一份打印的账单，该账单中明确记载“借孙云霞19.63万元”。三、关于涉案债务能否认定为两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郭长庚向孙云霞、郑光明出具的涉案两份借条均发生在郭长庚与孙红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争的10万元借条所对应的款项大部分汇至孙红云的银行账户，孙红云对该借款应当知情。诉争的196317元借条载明借款用于鸣达公司经营，而鸣达公司当时仅有郭长庚、孙红云两名股东，该借款应当认定为用于郭长庚、孙红云共同生产经营。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郭长庚、孙红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85元，由郭长庚、孙红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虞忠和审判员  刘传龙审判员  张海静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王圆圆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