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8民终1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永安村**。法定代表人：吴辉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缪竑甫，浙江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仙飞，浙江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继承，男，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孟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红，焦作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乔继承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豫0883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豫08民终2370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3民初915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0）豫0883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3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包括“2018年1月16日设备改造协议”一份、“第二次加工的价格表”一份、“原告财务人员郭雪萍与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敏国短信聊天记录”一份。但是，这些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事实上，截止2018年5月21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对此前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设备改造协议”和“价格表”并非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协议和价格表均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打印，没有上诉人签字盖章，上诉人也不认可，既不具有合同效力，也不具有证据证明力。“短信聊天记录”只有郭雪萍个人陈述，无相对方，上诉人也不认可，无证据证明力。2、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原告财务人员郭雪萍与吴辉文的微信聊天记录10页”。所谓“原告财务人员郭雪萍与吴辉文的微信聊天记录10页”，并非事实。前述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看，内容都是郭雪萍自编自演的内容，并没有吴辉文“聊”的内容。吴辉文是上诉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此并没有与郭雪萍“聊天”。2018年4月3日上诉人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改造设备，被上诉人也没有发送改造设备清单及价格给上诉人，双方没有再次发生设备改造业务。另外，上述认定中“2018年4月3日双方应改造设备所需再次发生业务往来，原告通过微信将所改造设备清单及价格发送给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并非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被告方工作人员（原告称为被告车间主任）杨祥红书写的被告要求加工的清单及价格表一份”。但该“清单”和“价格表”，均为被上诉人自己书写打印，系其单方意思，并非上诉人要求。这些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无法证明上诉人要求其加工“清单”所列的产品，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清单”所列产品。首先，2018年5月22日，上诉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敏国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此前债权债务确认结清后，上诉人就没有再让被上诉人加什么产品的意思表示，双方也再无达成加工承揽的合意。其次，2018年5月22日后，直到2018年7月27日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吴辉文及上诉人实际控制人赵敏国再无联系。直到2018年7月27日上午11：05分，被上诉人发给赵敏国两张图片，一张自写的“清单”（“清单”上只有名称，没有价格、价款），一张自打的“价格表”，随后就遭到赵敏国的拒绝。再次，被上诉人拿自书的“清单”找杨祥红在上面写“情况属实”四字，后来对“清单”内容进行伪造，在“清单”上添加上价格、价款。杨祥红只是车间工人，并不代表上诉人，也无权代理上诉人。另外，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2018年7月27日，原告应被告要求，又给其加工珩磨头、连接杆、夹具等产品……。由此可见，2018年7月27日杨祥红写上“情况属实”四字的“清单”，并非交货单，也非收货单。4、首先，如前所述，2018年5月22日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再次加工承揽的合意。所谓2018年7月27日清单上的配件，上诉人既没有让被上诉人加工，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其次，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2018年1月16日设备改造协议”和“第二次加工的价格表”，均为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岂可作为“参照”依据。再次，从“7月27日清单”上看，珩磨头59，2个，“2.6万”被划掉，修改为1.4万；珩磨头71，2个，“2.6万”被划掉，修改为1.4万；珩磨头66，2个，“2.6万”被划掉，修改为1.4万；珩磨头79，2个，“2.6万”被划掉，修改为1.4万。后面合计是56000元。这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的“清单”。如果该“清单”可以采纳为据，“清单”上所指的珩磨头价款合计也只有5.6万元，而非14.4万元。除上述证据外，被上诉人在重审时还补交了包括在原二审时提交过的“收款明细表”一份、“原告和赵敏国微信聊天记录1分”、“2018年10月18日发货单”、“原告和杨祥红聊天记录一份”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均缺乏真实性、合法性或者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具有相对性和独立性。就承揽合同而言，先要有定作人具体的指示要求，承揽人才有可能按照定作人的指示要求完成相应的工作，然后才能交付工作成果。上诉人没有“第三次”定作的意思，也未接受被上诉人的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双方根本没有达成“第三次”加工承揽的合意，所谓的“第三次”加工承揽合同根本不成立。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即便第三次（2018年7月27日清单）设备改造被告没有授权被告方工作人员杨祥红与原告协商，但是从前边即（2018年5月22日之前）被告一直委托杨祥红与原告洽谈、合作设备改造事宜并结算了设备改造款的事实，原告有理由相信杨祥红的后续行为是得到了被告授权的，杨祥红于2018年7月27日在原告为其完成的第三次改造清单上签署‘情况属实’，结合他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杨祥红在原告所列的改造配件清单上签收的行为是代表被告对原告改造加工成果的验收行为。”一审法院此种说法，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代理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委托杨祥红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洽谈、订立加工承揽合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上诉人委托杨祥红与其洽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的证据。杨祥红只是一个车间工人，不能代表也不能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洽谈签订合同。杨祥红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在其提供的只有品名的“清单”上书写“情况属实”四字，该行为和内容不能代表上诉人，不是签收行为，也不代表验收行为。该签字行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履行合同、交付标的物。如果说这也算一种履行交付，只能说这是一种强买强卖行为，是一种无效的履行交付。乔继承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状空洞无物事实，只提出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并未提供证据说明被上诉人的证据，在一审中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观点，多组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案件观点。乔继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加工承揽配件款17155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6日，原被告双方达成设备改造协议，协议上列明乙方（原告）按照要求改造设备MB4251一台，协议内容：电器部分……，液压部分……，机械部分……，配件部分59珩磨头1.8万（加工59-61油缸）71珩磨头1.8万（加工71-75油缸）……，并约定交付时间及产品价格。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工作成果，被告给付了加工费，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未将尾款9500元付给原告，被告予以否认。2018年4月3日双方因改造设备所需再次发生业务往来，原告通过微信将所改造设备清单及价格发送给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其中列明：改造设备MB4215一台，……连接杆0.25万元……。升级设备MB4220一台……66珩磨头1.8万（加工66-69油缸），80珩磨头1.8万（加工80-83油缸），连接杆0.3万元……。2018年5月21日原告出具的清单上，有原告注明“5月21日全清”字样。原告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2日15：15中，显示有“止今天全部结清”，庭审时，原告对该字样的解释为该清单上所列的价款全清，被告解释为截止2018年5月22日前双方之间的业务款项账目全部结清。之后被告又让原告加工珩磨头、连接杆、夹具等产品，2018年7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杨祥红在加工清单上签字“情况属实”，杨祥红签字时该清单上没有价格，庭审时，原告承认清单上加工部件名称右侧所列价款内容，是在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后，原告按照之前加工产品的价格添加上的。后双方因价格问题发生争执，形成本案诉讼。7月27日清单上的配件，可参照的相同项目有：珩磨头59，单价（1.8万元），数量2个，计款3.6万元，珩磨头71，单价（1.8万元），数量2个，计款3.6万元，珩磨头66，单价（1.8万元），数量2个，计款3.6万元，珩磨头79，单价（1.8万元），数量2个，计款3.6万元，以上合计为14.4万元。其余配件没有之前双方合作时的同类产品价格可资参照，被告对原告所标注价格不予认可，原告诉讼中表示放弃该部分配件的实体权利。以上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定作人应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约定不明确，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达成改造升级设备协议，原告按照协议约定交付了工作成果，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从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内容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从2018年1月16日开始建立合作关系，截止2018年5月22日前双方进行过二次加工承揽合作，并亦进行了产品成果的交付，被告也支付了报酬，双方对“止今天全部结清”和“5月21日全清”，作出不同解释，原告所举证据尚不足予证明截止2018年5月22日，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9500元未付的事实存在，该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是否存在第三次加工承揽关系，经该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从原告所举证据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能够推断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5月22日前就改造升级设备的项目和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且双方在2018年5月22日之前的交往中按照协议内容已经履行了各自的义务，第三次加工改造时双方没有对项目和价格重新进行协商，原告按照清单上所列的项目进行了交付，2018年7月27日被告的工作人员杨祥红在清单上注明“情况属实”，被告认可杨祥红系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否认杨祥红的代理行为，否认收到该产品，庭审中解释说：这四个字是公司有可能需要的产品，杨祥红是应原告要求签上的，具体不清楚原告让写几个字的意思，结合本案中双方业务往来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被告所述不符合正常逻辑思维，被告辩称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便第三次（2018年7月27日清单）设备改造被告没有授权被告方工作人员杨祥红与原告协商，但是从前边即（2018年5月22日之前）被告一直委托杨祥红与原告洽谈、合作设备改造事宜并结算了设备改造款的事实，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杨祥红的后续行为是得到了被告的授权的，杨祥红于2018年7月27日在原告为其完成的第三批改造清单上签署“情况属实”，结合他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杨祥红在原告所列的改造配件清单上签收的行为是代表被告对原告改造加工成果的验收行为。本案中虽然在第三次改造设备时原被告双方没有对清单上所列的项目重新进行协商定价，但按照一般交易习惯，被告在原告交付产品之前未对价格问题明确提出异议亦未作出需要修改价格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在第三次改造清单上所列的与前两次相同的项目是参照原来价格标准执行，故第三次改造清单上的价格标准，应当参照之前改造设备项目中相同的类型计算，合计14.4万元，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对于清单上所列的之前没有的可参照的项目，诉讼中，原告主动申请撤回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不要求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法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限被告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乔继承144000元。二、驳回原告乔继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32元，由被告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承担3134元，原告乔继承承担59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原审确认双方在2018年5月22日前存在二次加工承揽关系且已经结清的事实。关于双方是否存在第三次加工承揽关系的问题，从交易习惯看，双方前二次发生加工承揽关系时均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就证据分析而言，乔继承提供的与杨祥红、赵敏国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杨祥红签字确认的清单等证据证实双方事实上已经形成第三次加工承揽关系；且2018年5月22日前，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杨祥红一直与乔继承进行洽谈、协商并结算，其在清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能够代表上诉人。关于合同价款的认定问题，原审根据第三次改造清单明细，依乔继承申请扣除没有可参照的项目，按照之前改造设备项目中相同类型的价格，进而计算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支付乔继承14.4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0元，由上诉人台州市开球钻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军审判员  苏杭审判员  毕蕾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刘成功书记员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