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梅，女，1968年8月25日生，汉族，住葫芦岛市连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2011年7月6日生，汉族，住葫芦岛市连山区。法定代理人：王红梅，身份情况同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玲，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军，女，1966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辽宁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旭升，男，1970年1月13日生，满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王红梅、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吕军、秦旭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3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红梅及其与上诉人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玲，被上诉人吕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秦旭升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梅、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诉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刘渝成受领被上诉人吕军转账的12.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错误。1.刘渝成在案外人宁雷与金微所经营的产业中有投资，被上诉人秦旭升对此当庭认可，只是辩称自己向刘渝成借的40万元与刘渝成向宁雷、金微处投资的40万元是一笔款，企图混淆视听，否认自己向刘渝成借款的事实而已，但对刘渝成生前在宁雷与金微处有投资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否认刘渝成的投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有投资就有收益，被上诉人吕军认可其系宁雷与金微所经营的产业中任会计，故吕军与刘渝成之间有资金往来完全合情合理。二、一审法院将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并没有对不当得利规定除外的举证规则，故应当由被上诉人吕军对刘渝成受领案涉12.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第二，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有悖常理：1.在日常活动中，一方的给付、另一方的受领行为仅表明一个常规法律关系的终结，而不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开始。作为受领的一方，难以预测对方将来会向自己主张不当得利，因此一般不会、也无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而作为给付方，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更应有意识也更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证据。在日常交易中，一般也是由给付方保留证据，以便日后据此请求他人返还利益或支付对价，而不是由利益收受者保留证据，以防对方日后提出返还请求。因此，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请求人举证能力更充分。2.在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中，如何权衡请求人与被请求人权益的取舍，应当取决于民商事法律的实体宗旨。在整体上，民商事法律首先应注意保护的是交易安全。因此，本案首先应先确认刘渝成的受领为“无过错”，给付方吕军主张给付错误就应由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且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请求者是财产的最初控制者，是财产法定变动的主体，其有必要的谨慎义务以确保给付行为合乎自己的目的。若因自己的过失没有保留证据，导致给付行为的原因无法得到法律确认，本应自行承担风险。即本案假如吕军替秦旭升还款确有其事，那么其没在还款备注中注明为秦旭升还款等字样，从而造成其在其他民事诉讼的该主张没能得到法院支持，败诉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中也是亦然。3.最主要的是本案实际受领人刘渝成已经去世五年，现就因为被上诉人在其他诉讼中要求抵顶的辩解没被采纳，回头主张不当得利，就要求刘渝成的法定继承人对刘渝成占有该笔款项具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实在强人所难。刘渝成生前是生意人，资金流转非常频繁，如果每个人都基于转账记录要求刘渝成的继承人承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对于其继承人来讲有失公平。吕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被上诉人吕军与案外人刘渝成素不相识，更不存在任何其他经济往来或者法律关系。在生效判决书否认案涉款项为代秦旭升还款的情况下，刘渝成占有该笔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依法返还。鉴于其已死亡，应当由其继承人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向吕军返还案涉款项。二、上诉人提出案涉款项为刘渝成在宁雷公司处的投资收益，纯属主观臆测，并且与事实不符。第一，吕军仅为宁雷公司的一个会计，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案涉款项为刘渝成在宁雷公司处的投资收益，也应当是通过宁雷公司的对公账户进行给付，而不可能是通过吕军的个人账户进行给付。其次，无论是秦旭升在法院做的谈话笔录，或是一审庭审过程中秦旭升的陈述，秦旭升自始至终均没有认可过刘渝成在宁雷处存有投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秦旭升认可刘渝成在宁雷公司处有投资的主张，完全是断章取义。再次，秦旭升当庭多次重复刘渝成在宁雷处的款项与刘渝成借秦旭升的款项是同一笔，刘渝成对外仅存在40万元的债权，这一点被上诉人认为完全可信。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已审查认为宁雷在2014年11月17日向秦旭升借款40万元，而同日秦旭升向刘渝成借款40万元。第二，刘渝成在秦旭升出具借条以后没有向秦旭升转账，而是将款项直接给宁雷。第三，在秦旭升与上诉人的案件之中，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刘渝成转账给秦旭升的证据，由此可见刘渝成对外仅存在40万元的债权。结合上述证据，本案真实的情况应当为宁雷因公司周转等其他原因向秦旭升借款，秦旭升可能当时没钱，故在当日向刘渝成借款，并且让刘渝成直接转给宁雷，而宁雷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就让秦旭升书写了借条证明存在借款，而后刘渝成向秦旭升索要还款，秦旭升才让吕军转账，刘渝成然后进行其他还款。即使按上诉人所说存在投资收益，也应当是秦旭升得到投资收益，不可能是在秦旭升处放款的刘渝成存在投资收益。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案系不当得利返还纠纷，即认为刘渝成没有合法依据获得案涉款项。被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确实将案涉款项支付给了刘渝成，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应当证明刘渝成获得款项存在合法依据，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继承人无法举证过多，也应当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而且在本案之中上诉人可以举证另案的借条，说明其具有举证能力。四、上诉人已经在另案中依法继承了30万元的债权，完全有能力进行返还。秦旭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吕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王红梅、刘某共同返还原告12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秦旭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30日、1月3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刘渝成（2015年9月23日去世）转款三笔合计125000元。关于转款原因，原告称系受被告秦旭升指示代秦旭升向刘渝成还款。另查，被告秦旭升与案外人刘渝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刘渝成去世后，其实际继承人王红梅、刘某（即本案二被告）持秦旭升向刘渝成出具的借条向秦旭升诉讼主张还款（借条载明40万元，二人主张30万元及利息），秦旭升在该案中辩称，本案原告向刘渝成的125000元转款系代其向刘渝成的还款，应从借款总额中扣除。该意见未被人民法院采纳。经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1402民初3928号判决（一审）、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14民终1101号判决（二审）、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民申39号裁定（再审申请）处理后，上述法律文书均已生效。主要裁判理由为无证据证明原告向刘渝成的转款与秦旭升和刘渝成之间的借款存在于同一法律关系中。前述案件审理期间，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于2018年3月9日与被告秦旭升进行了询问谈话。谈话笔录记载，秦旭升否认其与刘渝成存在借款关系，表示钱是案外人宁雷借的，原告是宁雷公司的会计，秦旭升只是担保人。由其向刘渝成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因为刘渝成把钱放在我朋友宁雷的投资公司，我只是做个担保，他们俩之间不熟悉，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刘让我打的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受损，构成不当得利。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不当利益应予返还。本案中，在生效判决书已否定原告向刘渝成转款系代被告秦旭升还款的情况下，现无证据表明原告向刘渝成转款125000元的用途。被告王红梅、刘某认为刘渝成接受原告转款有合法根据，理由为谈话笔录中秦旭升的下述表述—“因为刘渝成把钱放在我朋友宁雷的投资公司，我只是做个担保，他们俩之间不熟悉，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刘让我打的欠条”，故推断刘渝成在原告处有投资，原告转款是支付投资回报。但结合谈话笔录全文看，被告秦旭升的上述表述无法推导出刘渝成在原告处有投资的意思，秦旭升欲说明的是其并非实际借款人及由其出具借条的理由。在一方当事人已证明实际付款给另一方的情况下，证明获利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确属受付款方的责任。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接收原告转款的刘渝成业已去世，要求其继承人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有苛责之嫌，但也不能因此免除其举证责任。被告王红梅、刘某能够举出另案借条，具备一定举证能力，若连刘渝成与原告方（含宁雷、金微及其公司工作人员等）是否相识尚不能明确，则称刘渝成接受原告转款有合法根据一说欠缺合理性。自应返还所得利益。被告王红梅、刘某在另案中已依继承关系获得30万元债权，有条件承担本案返还义务。综上，在现有证据条件下，结合当事人陈述的合理性之比较与证据证明力之比较，认定不当得利关系成立。原告主张被告王红梅、刘某返还12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返还不当得利包括原物及孳息，自最后一次转账日2015年1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不当得利因继承法律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王红梅、刘某之间，被告秦旭升并非该法律关系主体，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秦旭升与原告间如有其它纠纷另行解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红梅、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吕军款项125000元并支付原告吕军资金占用利息（自2015年1月31日至款项清偿日止，以实际未返还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原告吕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红梅、刘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受损，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被上诉人吕军向二上诉人亲属刘渝成账户转账12.5万元，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吕军和秦旭升主张的该笔款项系吕军替秦旭升偿还刘渝成4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不予认可，现被上诉人吕军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二上诉人作为刘渝成的法定继承人返还案涉12.5万元，二上诉人对此应承担证明刘渝成生前有合法根据获得该笔款项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12.5万元系被上诉人吕军支付给刘渝成的生前在案外人宁雷处的投资收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渝成生前占有该笔款项具有其他合法依据，仅凭秦旭升另案中关于秦旭升未向刘渝成借款、40万元借款系刘渝成给宁雷投资款的抗辩意见不能证明案涉12.5万元系刘渝成应收取的投资收益，且二上诉人起诉秦旭升的民间借贷案件亦未采纳秦旭升关于其并非40万元实际借款人的抗辩意见、未将本案12.5万元从双方40万元借款中予以扣除，并判决秦旭升向二上诉人偿还剩余借款。因此，案涉12.5万元属于刘渝成生前取得的不当得利，二上诉人作为被继承人在承继刘渝成对被上诉人秦旭升债权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亦应承担对被上诉人吕军的返还义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二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正确，二上诉人关于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举证责任配置错误等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红梅、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王红梅、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司玉峰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