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22民终5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天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天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内蒙古圣泉（科右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内蒙古圣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丰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2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26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867824.6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采信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显失公平。首先，《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合同约定荷丰公司提供种子、化肥、进行技术指导，荷丰公司提供的种子包装盒没有中文标识，印有H7IM15字样证明其品名，包装盒上的文字是荷兰文。根据《种子法》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规定荷丰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应当具备种子生产许可证及种子质量达到国家或行业标准。但是荷丰公司在庭审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向法庭出具任何书证来证明其种子的来源及符合国家及行业的标准；其二，荷丰公司的H7IM15种子于2016年在开鲁县小街基镇、科左中旗的白音花等地由部分农民种植，都出现了假种子问题信访到通辽市种子管理站后，荷丰公司委托通辽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进行检验，当时双方提供确认的H7IM15甜菜种子中文标签所标注的发芽率95%的质量标签标注值。实际检验结果低于该数值。根据《种子法》规定判定为劣种子。对小街基十多户种植甜菜的农民在2018年通过科右前旗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已经达成调解赔偿完毕。荷丰公司也是在2016年春为孙某1提供种子包装也没有中文标识，盒面印有H7IM15字样。孙某1种植后苗不全后找到荷丰公司，也按照他们意见进行二次播种，也就是孙某1种甜菜的过程和小街基农户种甜菜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由此完全可以确认孙某1种植的种子就是同一批次劣种子。以上事实孙某1分别向法庭出具了证据证明其所使用的种子化肥均是荷丰公司提供且检验报告能够证明该种子是劣质种子。其三，2020年10月26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假种子认定的问题》中已明确规定：进口种子在中国境内使用品种名称应当与进（出）口申请表批准的名称一致，未经批准擅自使用其他品种名称的行为，属于《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合情形，应当认定为假种子。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第四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未经加工制作产品不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本案中荷丰公司为孙某1提供的种子系荷兰进口成品，非荷丰公司生产加工制作销售的产品，所以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产品质量法》后判决孙某1诉讼时效已过，属于判决错误。荷丰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售出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从该案的一审直至二审的庭审中并未提交被上诉人售出的种子本身，提交的检验报告亦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出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该检验报告的鉴定主体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上述案件调解协商的过程带有让步妥协性质，不能发生自认的法律效果，无法确定上诉人种植的种子与检验报告中的种子属同一批次种子的事实，因甜菜种植会受管理方式、气候、土壤、虫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种植甜菜的产量及最低亩产量不做任何承保。上诉人的诉求金额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期间确已经过，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荷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孙某1向荷丰公司支付农资欠款本金183540元；二、依法判令孙某1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荷丰公司支付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还清农资欠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截止到2020年1月7日孙某1尚欠荷丰公司利息132993.59元，本息合计316533.59元；三、诉讼费用由孙某1承担。孙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荷丰公司赔偿孙某1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32850元，其中土地承包费300000元，水带管15000元，喷枪12000元，房租12000元，翻地费18000元，耙地费9000元，运地费9000元，人工费30600元，第二遍种地费5100元，二次耙地费2550元，接送人工费3700元，起甜菜费3500元，运送甜菜费3600元，装甜菜费500元，电费8300元；二、判令荷丰公司给付甜菜款12000元；三、诉讼费由荷丰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孙某1申请将第一项、第二项诉请变更为：判令荷丰公司赔偿孙某1甜菜产量损失867824.64元（600亩×3013.28公斤／亩×480元／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2016年3月12日，荷丰公司与孙某1签订了一份《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合同约定由荷丰公司提供甜菜种子、农药等，孙某1在通辽市××县的600亩承包地上耕种，另约定甜菜收割后荷丰公司以每吨480元的价格进行回收。后孙某1从荷丰公司处购买了80040元的甜菜种子，103500元的农药，双方约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给付该农资款。二、有争议的事实，荷丰公司认为孙某1未按约定时间给付农资款，要求给付农资款本金及利息；孙某1认为，欠荷丰公司农资款的事实属实，但其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且因为荷丰公司提供的甜菜种子系劣质种子，其耕种后未出苗，导致其遭受了损失，荷丰公司应赔偿减产损失。诉讼过程中，孙某1提出反诉请求认为，因荷丰公司提供的甜菜种子系劣种子，其耕种后未出苗，导致其遭受了损失，荷丰公司应赔偿减产损失867824.64元；荷丰公司认为，孙某1的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且无证据证明其是否有损失，也无证据证明其损失与荷丰公司有关。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7）内2221民初1676号案件中，案件当事人刘艳军出示了通辽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出具的TWJ2016-018号H7IM15甜菜种子样品《检验报告》一份，报告中该种子的发芽率为72%；另出示2016年9月2日通辽市种子管理站出具情况证明一份，内容为：“通辽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对双方提供的0.5公斤甜菜种子送检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芽率为72%（检验报告TWJ2016-018）。结合双方提供确认的H7IM15甜菜种子中文标签所标注的发芽率≧95%的质量标签标注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种子为劣种子之规定，判定双方提供送检的0.5公斤甜菜种子样品为劣种子”。再查明，反诉原告孙某1从通辽市统计局调取的证据“甜菜单产”中显示，通辽地区2015年甜菜亩产量为3027.75公斤，2016年甜菜亩产量为3013.28公斤，2017年甜菜亩产量为3022.26公斤，2016年产量与前后两年产量无明显差距。一审法院认为，荷丰公司与孙某1签订《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签订合同后荷丰公司已向孙某1交付了共183540元的甜菜种子、农药等农资，双方约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该农资欠款，因此孙某1应履行给付农资欠款的义务。但在诉讼过程中，孙某1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本案系合同纠纷，适用一般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荷丰公司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即自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荷丰公司出示中国邮政交寄单等，证明其于2019年12月31日向孙某1邮寄催款函、律师函，因此诉讼时效应中断，但物流信息显示该催款函于2020年1月3日签收，签收人不明确，且孙某1不认可收到该催款函的事实，因此荷丰公司提出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不能成立，因荷丰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向科右前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本诉部分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对荷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保护。反诉部分，孙某1出示一审法院审理的（2017）内2221民初1676号案件中的通辽市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检验报告”，通辽市种子管理站“情况证明”等证据材料，证明荷丰公司给该案当事人刘艳军提供的甜菜种子系劣种子，且因荷丰公司给通辽地区所有甜菜种植户提供的甜菜种子均系同一批次的，因此推断荷丰公司给其提供的甜菜种子也属劣种子，其种植后遭受减产损失为由要求荷丰公司赔偿其减产损失共计867824.64元。但其出示的通辽市种子管理站“情况证明”内容为：“对双方提供的0.5公斤甜菜种子送检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芽率为72%。结合双方提供确认的H7IM15甜菜种子中文标签所标注的发芽率≧95%的质量标签标注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质量低于标签标注指标的种子为劣种子之规定，判定双方提供送检的0.5公斤甜菜种子样品为劣种子。”该内容显示种子管理站判定送检甜菜种子为劣种子的原因系因该种子的实际发芽率低于其中文标签质量标注值，证明送检甜菜种子有中文标签，而孙某1陈述荷丰公司为其提供的甜菜种子无中文标签，因此无法确定孙某1种植的种子与检验报告中的种子属同一批次种子的事实。也无法证实荷丰公司给孙某1提供的甜菜种子属劣种子的事实。孙某1也未出示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种植荷丰公司提供的甜菜种子后有减产损失的事实。故孙某1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且在诉讼过程中，荷丰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因孙某1的诉请系因产品质量问题请求赔偿的侵权之诉，应适用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根据孙某1的陈述，2016年10月秋收后，发现甜菜产量明显低于正常产量，此时其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应自2016年10月开始计算其诉讼时效，至2018年11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孙某1陈述因原内蒙古荷马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其诉讼时效应中断，但企业更名非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故本案反诉部分的诉讼时效已过。综上，孙某1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孙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048元，由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239元，由孙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供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张刚代表荷马糖业和郭文学签订的协议，他们都是同属开鲁县的，进一步佐证徐立峰是荷马糖业的技术员，张刚也是荷马糖业的技术员，地不出苗的时候，张刚、徐立峰、王志文都到现场了。经质证，该合同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联系人张刚与上诉人主张的徐立峰非同一人，无法证实张刚和徐立峰同属于被上诉人处的工作人员。经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某1的反诉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孙某1主张因荷丰公司提供的甜菜种子系劣种子，其耕种后未出苗，导致其遭受了损失，故请求荷丰公司赔偿其减产损失867824.64元。经审查，2016年3月12日，荷丰公司与孙某1签订《甜菜种植及收购合同》后，种植了荷丰公司提供的种子，据孙某1陈述，在2016年10月秋收后，发现甜菜产量明显低于正常产量，此时已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由于孙某1主张本案系因产品质量问题请求赔偿的侵权之诉，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之规定，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10月开始计算，至2018年11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至2019年11月诉讼时效亦已届满。孙某1主张在损失发生后即一直与介绍其与荷丰公司签订合同的徐立峰联系沟通证明其一直在主张权利，亦称徐立峰可证明该主张，但徐立峰在一审二审庭审中均未能到庭接受质询，孙某1亦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有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直至2020年10月在荷丰公司向其追索农资款的诉讼中提出反诉，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某1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39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程永炜书记员 姜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