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13-平安家园2#-B楼-4#门市。法定代表人：杜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祥，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政，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国浩律师（大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樊迪，国浩律师（大连）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鑫卓信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勤俭街118号3单元5层1号。法定代表人：庞士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祥，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庞士丁，男，198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祥，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国政，原审第三人大连鑫卓信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卓信公司）、庞士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黄国政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贰佰零伍万元（￥2050000.00）以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人民币陆万壹仟伍佰元（￥61500.00）（计算标准以本金20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10月1日暂算至2020年4月1日，剩余资金占用费计算至全部返还为止）。被上诉人黄国政承担本案第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帐存在合法依据，其理由是基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鑫卓信公司存在帐目来往。但实际的情况是，被上诉人作为第三人鑫卓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两笔资金乃至其他存在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鑫卓信公司的往来资金，都是处于公司运营的需要由被上诉人对公司注资，维持第三人鑫卓信公司正常运营管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的财务人员转账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其行为导致上诉人存在255万元的损失，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一审法院因案件需要，让上诉人的财务人员到庭说明转账情况，其所陈述的事实应属于证据种类中的证人证言，但是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对作出的证言发表相关质证意见，但是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上诉人对证言质证，该行为已属于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存在混同为由驳回我方诉讼请求，严重违反了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将不同公司之间的债务混同认定，不仅非法剥夺了上诉人、第三人对黄国政的债权要求也造成了三者之间的所有往来债权债务无法通过诉讼途径救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涉及双方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纠纷。一审判决以双方公司之间存在混同为由，驳回了我方诉讼属于超诉讼请求判决。黄国政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一、被上诉人黄国政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第一，上诉人支付给黄国政的255万元款项不是不当得利而是偿还鑫卓信公司所欠黄国政的债务。黄国政此前是鑫茂公司、鑫卓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个公司人员、财务、经营方面都存在混同现象。2019年3月，黄国政借给鑫卓信公司300万元，鑫卓信公司偿还了80万元，尚欠220万元未偿还。基于该笔债权以及鑫茂公司和鑫卓信公司的混同关系，本案中鑫茂公司支付给黄国政的255万元实际是清偿此前220万元的本息债务。第二，庞士丁对案涉255万元的支付是明知且同意的。2019年9月16日鑫茂公司支付给黄国政的255万元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后庞士丁已实际控制公司期间的，庞士丁对该笔款项是完全知情并同意的，现其以鑫茂公司为主体主张不当得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被上诉人黄国政支付给上诉人鑫茂公司的50万元不是不当得利款项的返还。黄国政支付给鑫茂公司的50万元款项是双方约定的处理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债务的费用。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一审法院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询问了上诉人的财务人员，上诉人对此是明知且同意的。其次一审法院在安排询问财务人员之前已经向案涉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通知，要求各方当事人参加庭审活动。上诉人一方在接到通知后自行放弃参加诉讼活动，是其放弃诉讼权利的表现，不能说明一审程序违法。四、第三人鑫卓信公司未提出上诉，其不应在二审中进行举证，且其在二审中提出黄国政转入的300万元系缴纳注册资本金无任何事实依据。经查，鑫卓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至今仍未实缴。五、鑫茂公司虽主张不当得利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其上诉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大连鑫卓信粮油有限公司、庞士丁述称，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黄国政向原告鑫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贰佰零伍万元；二、判令被告黄国政向原告鑫茂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人民币陆万壹仟伍佰元(计算标准：以本金20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10月1日暂算至2020年4月1日，剩余资金占用费计算至返全部返还为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6日，原告鑫茂公司股东由黄兴岐（黄国政父亲）、谷晓东变更为第三人鑫卓信公司。2019年12月18日，原告鑫茂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兴岐变更为杜卫。2019年8月20日，第三人鑫卓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兴岐变更为广州易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和公司），股东变更为杜卫及庞维仁（庞士丁父亲）。现第三人鑫卓信公司股东为庞士丁、杜卫，法定代表人为庞士丁。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均认可：原告鑫茂公司、第三人鑫卓信公司、案外人大连博远中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公司）、案外人辽宁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拓公司）四家公司原来的实际控制人为被告黄国政，现上述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第三人庞士丁。2019年，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商谈上述四家公司转让事宜。被告黄国政、第三人庞士丁、案外人黄涛在三人微信聊天群里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至12月，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仍在协商上述四家公司转让问题。2019年12月19日，第三人庞士丁在微信群里发送名为“协议书2019.12.19”的协议书，约定：被告黄国政将鑫茂公司、鑫卓信公司、博远公司、中拓公司转让给第三人庞士丁，被告黄国政同意于2019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第三人庞士丁50万元，用于庞士丁支付上述四公司转让前发生的债务，但不包括鑫茂公司欠付营口港吉星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黄国政支付50万元后，上述四公司的债权债务（对吉星物流的债务的除外）全部由第三人庞士丁承担；本协议签订当日，黄国政将四公司的相关印章、财务账册、资产、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均移交第三人庞士丁，双方办理移交手续，黄国政及其实际控制的四公司之间的所有往来账款、债权债务全部核销清零，互相不再主张任何权利。2019年12月23日，被告黄国政向三人微信群里发送名称同样为“协议书2019.12.19”的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2019年12月27日，被告黄国政向原告鑫茂公司转款50万元。2019年3月7日，被告黄国政向第三人鑫卓信公司转账300万元。2019年3月26日，第三人鑫卓信公司向被告黄国政转款80万元。2019年9月16日，原告鑫茂公司向被告黄国政转款共计255万元。原告的财务人员栾艳证明：2019年9月16日，其受到被告黄国政的指示转款给黄国政255万元。栾艳说明，2019年其系原告鑫茂公司的财务，同时兼职第三人鑫卓信公司的财务，两公司均由被告黄国政实际控制，两公司的多次转款均系听从被告黄国政的指示进行。同时，原告鑫茂公司与第三人鑫卓信公司亦经常出现互相转款的情况。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第三人庞士丁。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黄国政于2019年9月16日获取原告向其转账的255万元是否有合法根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本案四方当事人及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均认可原告及第三人鑫卓信公司原由被告黄国政实际控制。原告及第三人鑫卓信公司共用财务人员并存在经常互相转账的情形。当时，由被告黄国政实际的鑫茂公司与鑫卓信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人格混同情况。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在2019年12月先后在微信聊天群中发送名为“协议书2019.12.19”的协议书，上述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应认定为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对案涉四家公司转让达成的合意，“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书”中约定：被告黄国政与第三人庞士丁于协议签订当日进行四公司交接，案涉四公司的资产及经营管理均移交给第三人庞士丁；同时约定：被告黄国政需向第三人庞士丁支付50万元。被告黄国政最后在微信群里发送上述“协议书”的日期为2019年12月23日，该日期应为包括原告及第三人鑫卓信公司在内的四公司实际转让及交接时间。在实际转让与交接之前，原告及第三人鑫卓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被告黄国政。案涉原告向被告黄国政转款的255万元发生于2019年9月，鉴于2019年3月被告曾向第三人鑫卓信公司转账300万元，后鑫卓信公司又向被告转账80万元的前提，原告向被告的转账并非没有合法依据。其次，被告黄国政于2019年12月26日向原告转款的50万元与“协议书”中约定的给付金额及给付时间均能对应，应认定为被告黄国政向第三人庞士丁支付的“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原告及第三人主张上述50万元系黄国政对于欠款的偿还，未提供其对黄国政的催要过欠款的证据，不予采信。再次，被告黄国政转让案涉四公司给第三人庞士丁未收取转让费且约定其向庞士丁支付50万元，该50万元应作为偿还四公司原有债务的款项。关于原告账户内的255万元，“协议书”中未有体现，原告及第三人庞士丁称上述255万元属于原告资产应包括在转让公司范畴之内的主张，无据佐证且不合逻辑，不予采纳。故，原告鑫茂公司要求被告黄国政返还255万元以及上述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9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原审第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鑫卓信公司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黄国政转入鑫卓信公司300万元是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鑫卓信公司转给黄国政的80万元未经法定程序，属于挪用公司资金。证据二：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拟证明鑫卓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变更公司章程，增加注册资本，股东黄兴歧负有缴纳增资的义务。证据三：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拟证明鑫卓信公司增资已做工商变更。被上诉人黄国政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证明事项。第三人没有提出上诉，认可一审判决，二审中其不具有提供证据的权利。鑫卓信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是单方出具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鑫卓信公司提供的证据二、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据，股东增加注册资本系认缴，于2046年10月26日缴齐，故证据二、三不能证明黄国政向鑫卓信公司转账300万元是增加注册资本。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并致他人受损的行为。本案争议的主要是2019年9月鑫茂公司向黄国政转款255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黄国政原系上诉人鑫茂公司、原审第三人鑫卓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家公司共用财务人员并经常互有转账。2019年3月，黄国政向鑫卓信公司转账300万元，后鑫卓信公司向黄国政转账80万元。黄国政主张转账给鑫卓信公司的300万元系借款，基于公司财产混同，鑫茂公司转账255万元系偿还此前借款本息；上诉人则主张黄国政向鑫卓信公司转账300万元系黄国政用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经查，鑫卓信公司2018年10月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由黄兴岐、黄涛于2046年10月26日前缴齐。目前，鑫卓信公司工商登记的实缴资本仍为100万元，并未实缴。因此，上诉人主张黄国政转账的300万元系增加注册资本的依据不足。2019年12月，黄国政将包括鑫茂公司、鑫卓信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转让给庞士丁，并约定由黄国政于2019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庞士丁50万元，用于四家公司转让前发生的债务（不包括鑫茂公司对吉星物流的债务）。双方已实际完成公司的交接及工商变更登记。黄国政于2019年12月27日将50万元转账给鑫茂公司，与转让协议中约定的金额和时间相吻合。因此，上诉人主张该50万元系返还不当得利的款项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通过以上事实的分析认定，上诉人鑫茂公司主张黄国政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90元，由营口鑫茂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钟梓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