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7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建设西路2甲号1号楼9层2单元。法定代表人：冯勇，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天平，辽宁润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辽宁润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思源，女，199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新、杜换涛，辽宁弘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加文化传媒）、王思源因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6民初13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加文化传媒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106民初13025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违约金200,000元；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两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经纪人合同，合同中的违约金有明确规定，被上诉人同意并且签字；双方自愿签订合同，应遵循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2.直播期间，被上诉人有直播收益6.9万元，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资源与实践。这与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约定标准明显过高，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结合合同性质、合同期限、宣传投入力度、直播期间的实际收益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约金3万元的判令不相符合；3.“综合因素”等并未明确具体说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中级法院查明全部事实，从本案的事实真相、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出发，特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王思源辩称，1.本案保证书内容显示：“由于个人原因，暂时不能从事直播。现本人郑重承诺，保证合约期内，不从事同种类工作，并且不在任何直播平台直播。如果违约，严格按照《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及《艺人经纪人合同》约定执行，以此为证。”据此保证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演艺合作关系已经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除。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之后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因此王思源不可能再履行本协议，也不可能给优加文化传媒造成经济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根本不存在；2.合同法上的违约金性质属于损害赔偿的预定，不具有惩罚性，被上诉人理解法律有误；3.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王思源构成违约，其换号直播行为并未获得经济收益，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王思源获取了经济利益，也没有证据表明优加文化传媒遭受了经济损失，优加文化传媒主张20万元的违约金显著过高，一审法院酌定3万元违约金也过高。现有证据表明王思源换号直播行为产生的经济收益为0，优加文化传媒损失为0，应在3万元的基础上减少违约金数额。王思源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106民初1302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合同约定，优加文化传媒为王思源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唯一经纪人，合同有效期为2年，自2019年4月27日至2021年4月26日。合同约定王思源违反合同第一条的，应向优加文化传媒支付违约金20万元。合同期内，王思源不得私自参加非优加文化传媒提供的视频直播平台的表演活动，如王思源参加其他非视频直播类线下演出活动需要先得到优加文化传媒的书面同意。合同签订后，王思源在优加文化传媒提供的平台上开始直播，直播期间，共收到直播收益6.9万元。王思源在合同期内违反合同约定未使用公司规定的账号进行直播，构成了违约。针对原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上诉人提出以下上诉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演艺合作关系已经协议解除。2020年1月，由于家人反对王思源从事直播，要求其更换工作，王思源找到优加文化传媒的总经理冯勇，提出不想再干直播，冯勇同意上诉人离职，并让王思源出具保证书。王思源写下保证书，内容为：“由于个人原因，暂时不能从事直播。现本人郑重承诺，保证合约期内，不从事同种类工作，并且不在任何直播平台直播。如果违约，严格按照《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及《艺人经纪人合同》约定执行，以此为证。”据此保证书，双方的演艺合作关系已经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除。原判决认定，王思源在合同期限内未使用公司指定平台进行直播，构成违约行为，实际上是认可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案涉竞业限制条款无效，王思源没有实施违约行为。《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第4条第5项规定，规定合同解除后24个月内，不得自营或者从事与本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在其他直播平台或类似网站就职）相关的工作。第6项规定，竞业限制补偿金由甲方决定一次性补偿或是按月补偿，按月补偿的标准为乙方离职前上一个月平均工资的20%至30%。该条款系优加文化传媒提供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首先，格式条款排除了王思源的主要权利。按照竞业限制条款，合同解除后，王思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不能从事直播行业。作为竞业限制对价的补偿金，是王思源最为关注的经济利益和核心权益。然而，补偿金数额、给付时间、给付方式等重大问题，全部由优加文化传媒单独决定和操控，王思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构成了排除王思源主要权利，因而无效。其次，竞业限制条款加重了王思源的责任。现代信息社会，直播平台数量众多，已深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案涉竞业限制条款不仅剥夺了王思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娱乐的机会，而且严重限制了王思源的人身自由，剥夺了王思源就业权这一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再次，优加文化传媒是一家经营多年的直播公司，旗下艺人众多，每年收入不菲。而王思源是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弱势女孩。在新冠××疫情期间，就业极其艰难。王思源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网络直播这一新型就业形式，自给自足，无可厚非。王思源直播期间，月平均个人收益5000元左右，按照竞业限制条款，优加文化传媒只需最多给付王思源补偿金1500元，且达两年之久。经查，铁西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620元，如此低微的补偿金，根本难以支撑王思源的日常生活，已经严重威胁到王思源的基本生存权，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无效。三、即使认定竞业限制条款有效，王思源亦有权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构成违约行为。自王思源离职后，优加文化传媒至今也未给付王思源任何补偿金。优加文化传媒给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与王思源不在其他平台直播构成对待给付关系，既然优加文化传媒不遵守合同约定，不向王思源支付任何补偿金，王思源即有权援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也无需受到竞业限制条款的约束。因此，王思源在其他平台直播，系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体现，并不构成原判决认定的违约行为。四、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双方的演艺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王思源在其他平台直播也不构成违约行为，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判决在王思源没有请求减少违约金的情况下，直接依据职权调整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王思源构成违约，其换号直播行为并未获得经济收益，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王思源获取了经济利益，也没有证据表明优加文化传媒遭受了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主张20万元的违约金显著过高，一审法院酌定3万元违约金也过高，应在3万元的基础上减少违约金数额。综上，原审判决既缺乏事实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优加文化传媒辩称，1.王思源提出由于家里反对要求更换工作不能作为终止与我公司合同的依据，且王思源在保证书写的是暂时而不是永久的停止直播，其个人承诺是本人书写，意思已经表达明确；2.在一审中王思源换号进行直播已经确定，且在二审庭审中王思源已经表述换号直播，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3.王思源没有明确向我公司表达过解除合约的意思，不能只通过保证书来证明王思源要解除合约，因此在之后王思源还应继续履行合约，但由于王思源的违约造成合约无法进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优加文化传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裁判被告支付原告器材设备23,824.91元；2.裁判被告支付原告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金200,000元；3.裁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优加文化传媒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原告作为经纪代理人安排旗下艺人在陌陌平台上进行直播表演。原、被告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合同约定原告作为被告在全网直播平台上的唯一经纪人，为其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直播表演提供相关资源。合同期限为2年，自2019年4月27日起至2021年4月26日。合同约定被告违反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合同期内，被告不得私自参加非原告提供视频直播平台（包括同类型网站）的表演活动，如被告参加其他非视频直播类的线下演出活动需事先得到原告的书面同意。合同签订后，被告在原告提供的平台上开始直播，直播期间被告共计收到直播收益6.9万元。被告在合同期内违反合同约定未用公司规定的账号进行直播，原告认为被告在合约期内违约，遂将被告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直播截图、视频、平安银行业务回单、照片、发票、违约视频在卷为凭，经开庭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艺人视频直播演艺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各自义务。被告在签订合同后违反合同约定进行盈利性直播，构成违约，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应当依约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合同约定被告违反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标准明显过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结合本案合同性质、合同期限、原告给被告提供的宣传投入力度、被告直播期间的实际收益，一审法院酌情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器材设备费23,824.91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为旗下艺人购买相应直播器材设备是必备要件，且该设备为公用设备，并非专人专用，不具备专属性质，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10,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的约定表述为：如因乙方（被告）原因导致第三方向甲方（原告）提起诉讼、索赔等纠纷，乙方（被告）应承担律师费。本案中，不存在第三方向原告提起诉讼的情形，且原告庭审中亦未提交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故原告向被告主张律师费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思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30,000元；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14元，减半收取2407元，由被告王思源承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思源是否构成违约，能否依据王思源书写的《保证书》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案涉协议；二、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数额应否予以调整。关于争议焦点之一：王思源是否构成违约，能否依据王思源书写的《保证书》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案涉协议的问题。优加文化传媒辩称王思源提出因家里反对要求更换工作不能作为终止协议的依据，且王思源在保证书中写的是暂时而不是永久的停止直播，不认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案涉协议。结合该保证书内容，本院目前仅能认定双方就王思源暂时不直播达成了一致，且王思源承诺“合约期内，不从事同种类工作，并且不在任何直播平台直播”，此处写明“合约期内”，无法认定双方有解除案涉协议的意思表示，王思源在本案审理中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自己该主张，故本院对王思源提出的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协议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王思源违反协议约定和保证书承诺，在其他平台直播，且自认存在收益，显然已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判令王思源支付违约金并无不当。因一审法院系依据案涉协议第一条认定王思源违约，而非竞业限制条款，故本院对王思源提出的关于竞业限制条款的抗辩主张亦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之二：一审酌定的违约金数额应否予以调整的问题。优加文化传媒上诉请求要求改判王思源承担违约金20万元，王思源在二审中抗辩称一审法院在王思源没有请求减少违约金的情况下，直接依据职权调整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案涉合同性质、合同期限、优加文化传媒为王思源提供的宣传投入力度、王思源直播期间的实际收益等因素，依照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酌情确定违约金数额为30,000元。因优加文化传媒二审中并未提供新的证据，王思源在二审中亦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减少违约金数额，故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并兼顾合同履行情况酌情调整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28元，由沈阳优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4814元，王思源负担48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张小姣审判员  陈 睿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郑 建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