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炳莹，男，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车托帮（北京）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正东集团院内C8号三层301室。法定代表人：吕春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女，车托帮（北京）移动科技有限公司法务。上诉人姜炳莹因与被上诉人车托帮（北京）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托帮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9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炳莹、被上诉人车托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炳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车托帮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401元及违约金25401元（依据离职协议第五条主张）；2.2017年10月19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绩效工资60000元；3.精神抚慰金50000元；4.公证书费用1050元；5.2017年10月19日至2018年3月27日提成11812.5元。事实和理由：车托帮公司未按《离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姜炳莹工资。《离职协议书》中约定提成比例为10％，且客户已回款，车托帮公司应支付姜炳莹提成。姜炳莹的工作是销售，客户是否回款与其无关。车托帮公司不能以客户不回款为由侵害姜炳莹获得薪资报酬的基本权利。《离职协议书》第二条属于格式化条款，且车托帮公司没有履行该协议中的约定，该协议不生效。车托帮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姜炳莹的上诉请求。姜炳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车托帮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401元及违约金25401元（依据离职协议第五条主张）；2.2017年10月19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绩效工资60000元；3.精神抚慰金50000元；4.公证书费用1050元；5.2017年10月19日至2018年3月27日提成1181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9日姜炳莹入职车托帮公司，担任销售总监。2018年3月31日离职。姜炳莹在职期间曾代表车托帮公司与天津迪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收到车托帮公司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90个自然日内结清款项。双方均认可姜炳莹在职期间业务回款后可以享受业务提成，亦认可姜炳莹在职期间所做的三笔业务，且回款均晚于2018年4月，但对于是否应支付姜炳莹上述业务提成存在分歧，姜炳莹主张车托帮公司应支付其提成，车托帮公司主张离职人员不应该支付提成。就其主张，车托帮公司提交了《车托帮销售提成制度》（载有“离职当月的回款额可正常计算提成，随次月工资发放，离职次月所有回款不再计算及发放提成”）予以佐证。姜炳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其未收到上述制度，但认可其在职期间负责回款，离职后其不负责回款。2018年3月27日姜炳莹与车托帮公司签署《离职协议书》，双方约定：“一、从2018年3月31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即时终止。二、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甲方（车托帮公司）根据乙方（姜炳莹）4月销售回款后支付薪酬30％部分人民币12000元（大写壹万两仟元整）及销售提成（提成比例10％）部分。该笔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乙方放弃该笔款项以外的其他权利要求。三、上述款项在本协议签订且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后由甲方根据乙方4月销售回款到账时间，在到账后3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四、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乙方不再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且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经济纠纷等纠纷……”。双方均认可在签署上述协议时双方约定2018年3月的工资在2018年4月正常支付，2018年3月的工资不在上述协议约定范围内，约定2018年4月份销售回款后，车托帮公司支付姜炳莹12000元及销售提成。双方对于如果不能在2018年4月回款的情况没有约定，车托帮公司主张2018年4月不能回款的话，其公司无需支付姜炳莹提成款。姜炳莹亦认可其在签署上述协议时想到了如果4月份回不了款，其拿不到提成，但是至少可以拿到12000元。姜炳莹主张车托帮公司应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违约金、绩效工资、精神抚慰金、公证费，车托帮公司对姜炳莹上述主张均不同意支付。姜炳莹以要求车托帮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提成、竞业限制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绩效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裁决：驳回姜炳莹的仲裁请求。姜炳莹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姜炳莹所主张的违约金、精神抚慰金、公证费的诉讼请求均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故法院亦不予处理。本案中，姜炳莹与车托帮公司签署了《离职协议书》，双方就姜炳莹薪酬、销售提成支付等达成一致，并确认姜炳莹“放弃该笔款项以外的其他权利要求”“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经济纠纷等纠纷”。《离职协议书》中双方互负权利义务，且未见有显失公平或存在欺诈、胁迫之情形，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权利义务。法院认为除《离职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款项即12000元及提成外，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故姜炳莹要求车托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绩效工资均无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若车托帮公司未按《离职协议书》履行约定的协议款项，姜炳莹可以针对上述费用另行向车托帮公司主张。关于姜炳莹主张的在职期间业务提成一节，双方签署的《离职协议书》未明确约定如果不能在2018年4月回款的相关情况，本案中姜炳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离职后回款的项目如何提成，但是庭审中车托帮公司主张如果2018年4月不能回款，无需支付姜炳莹提成，姜炳莹在庭审中认可签署协议时亦想到了如果2018年4月不能回款，其拿不到提成。鉴于双方签署《离职协议书》时均知晓若2018年4月不能回款，姜炳莹无法获得提成，故法院对于姜炳莹要求车托帮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的销售提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姜炳莹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针对双方在《离职协议书》中约定的销售提成的支付条件，车托帮公司称双方已协商一致该款项的支付条件为姜炳莹的销售业务在2018年4月回款，如果4月后回款则超过双方约定的回款日期，车托帮公司可不予支付。姜炳莹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其认为协议中的“4月销售回款”是指车托帮公司在4月收到任何员工的销售回款后，就有资金支付其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第二次庭审中，姜炳莹称“三笔销售提成有一笔是在5月回款，当时结合公司口头说的只要有一笔回款就有这个钱”。经询问，姜炳莹确认其主张的绩效工资60000元的依据系其一审提交的《录用通知函》，姜炳莹主张该函系2017年10月15日车托帮公司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附件文件。该函载明固定工资每月28000元，绩效工资每月12000元。车托帮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姜炳莹的工资标准为劳动合同中约定的28000元。经查，双方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载明姜炳莹月薪28000元，其中并未对绩效工资及其数额进行约定。本院认为，姜炳莹主张的违约金、精神抚慰金、公证费的诉讼请求均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故本院不予处理。本案中，姜炳莹与车托帮公司签署的《离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离职协议书》中就姜炳莹薪酬、销售提成支付达成一致，并确认姜炳莹“放弃该笔款项以外的其他权利要求”“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经济纠纷等纠纷”。据此可知，双方之间除《离职协议书》中约定的“薪酬12000元及销售提成（提成比例10％）”之款项外，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故姜炳莹在本案中要求车托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姜炳莹在本案中主张绩效工资60000元，并提交了《录用通知函》予以佐证。车托帮公司对该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函送达时间早于双方劳动合同签订时间，故姜炳莹的工资标准应以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为准，本院对《录用通知函》不予采纳。劳动合同中载明姜炳莹月薪28000元，其中并未对绩效工资及其数额进行约定，且双方已签订《离职协议书》约定除“薪酬12000元及销售提成（提成比例10％）”之款项外，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因此，姜炳莹主张的绩效工资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车托帮公司未按《离职协议书》履行约定的协议款项，姜炳莹可以针对上述费用另行向车托帮公司主张。关于姜炳莹主张的销售提成，双方在《离职协议书》中约定车托帮公司根据姜炳莹4月销售回款后支付该款项，该协议并未就如果不能在2018年4月回款的情形进行明确约定。车托帮公司主张如果2018年4月不能回款，无需支付姜炳莹提成，姜炳莹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签署协议时亦想到了如果2018年4月不能回款，其拿不到提成；其在二审中的相关陈述又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双方签署《离职协议书》时均知晓若2018年4月不能回款，姜炳莹无法获得提成。鉴于此，一审法院驳回姜炳莹要求车托帮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的销售提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姜炳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姜炳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芳审 判 员  赵 斌审 判 员  姚 红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高天琪书 记 员  梁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