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柳，女，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宏（与杨柳系夫妻关系），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琳，天津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上保，男，公司员工。上诉人杨柳因与上诉人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30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由审判员李淼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杨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宏，上诉人华泰创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琳、尹上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请求华泰创新公司1.支付拖欠工资95793.10元（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2.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28689.6元（2019年5月8日-2019年12月10日）；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000元；4.支付克扣工资1440元（2017年5月8日-2019年6月30日）；5.支付产假期间加班工资34137.93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杨柳于2019年7月1日起，不存在与华泰创新公司有劳动关系。对于杨柳提交的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在华泰创新公司工作的证据不予采信，也未提出让杨柳补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的工作事实不存在，不予支持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的工资以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一节，一审判决认为杨柳未提交有效证明，且主张已与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事实上是，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9日第一次开庭后，又于2020年12月17日再次开庭审理杨柳补交的材料，由于通知补交材料的约定时间很紧急，需要补交的材料非常多，杨柳只好将手机里为华泰创新公司实际控制人窦琳控制下其他公司的工作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提交，在庭审时，法庭对我提交的这部分资料只是一句话带过。三、关于产假期间加班工资一节。杨柳提供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在产假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多次工作以及出差，工作时间计算合情合理，杨柳愿意逐条审查工作时间。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产假加班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需支付加班费的三种情况，也未告知为何只判定20日工作时长，产假是一种法定休假，根据《劳动法》地四十四条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四、杨柳与上海语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语风）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在窦琳的要求下签订的，在为上海语风工作的同时，还要继续为窦琳控制下的其他公司工作，华泰创新公司未与杨柳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也未支付解除合同补偿。杨柳提交的与窦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窦琳与上海语风签订的劳动合同，均能证明窦琳是上海语风聘请的职业经理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为杨柳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杨柳的合法权益。华泰创新公司辩称：不同意杨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华泰创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未续签劳动合同的过错。2019年5月7日杨柳劳动合同到期，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杨柳主管人事行政工作，主要负责人事招聘及劳动合同续签等工作，杨柳并未就续签劳动合同向我方作出合理提醒，此系杨柳工作中的疏忽大意，从而造成我方在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与包括杨柳在内的所有员工续签劳动合同，杨柳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杨柳应对我方造成与其他员工未续签劳动合同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二、我方无需向杨柳支付差额工资1195.34元。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间，杨柳的税后月工资为17000元；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间，一审法院认定杨柳涨薪后的月工资为税后18000元，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杨柳的税后月工资中仍应扣除杨柳个人缴费部分的社会保险。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间，华泰创新公司为杨柳累计垫付个人缴费部分的社会保险为15421.20元，该垫付金额远超过了1195.34元，故华泰创新公司不存在应向杨柳补足工资的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杨柳辩称：不同意华泰创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泰创新公司支付拖欠工资95793.10元（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2.华泰创新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27034.48元（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3.华泰创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000元；4.华泰创新公司支付克扣工资1440元（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5.华泰创新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34137.93元（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共计330个小时）。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柳于2017年5月8日入职华泰创新公司，岗位为行政，双方签有期限为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月工资税后为17000元，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在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该公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上海语风中心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岗位行政部门总监，月工资为税前18000元，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上海语风中心依约向杨柳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2019年12月5日，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鉴于本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现定于2019年12月6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2019年12月6日，杨柳（乙方）与上海语风中心（甲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商如下：1、自2019年12月6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乙方工资结算至离职之日，工资税前为人民币4138元，乙方五险一金正常缴纳至2019年11月份，甲方自2019年12月份为乙方办理社保减员。3、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税前）共计人民币93000元。此外，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9年12月10日，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93000元。2020年1月6日，杨柳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华泰创新公司向其支付：1、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8月22日、2019年1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1485元；2、2019年7月1日至12月10日期间工资95793.10元；3、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70小时延时加班工资14482.76元；4、2019年5月8日至12月1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8689.60元；5、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9000.01元。仲裁委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20]第177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华泰创新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三日内，支付杨柳2018年1月7日至8月20日期间、2019年1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共计666.78元；二、华泰创新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三日内，支付杨柳2019年5月8日至6月3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896.55元；三、驳回杨柳的其他仲裁请求。杨柳不服裁决结果，诉至一审法院。杨柳主张2019月7月1日起其与上海语风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与华泰创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为两个没有关联关系的单位提供劳动。华泰创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该公司与杨柳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上海语风中心承接华泰创新公司原有业务，此后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的关联单位上海语风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未变，工作内容一致。华泰创新公司主张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的93000元中含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000元及生育津贴21000元，杨柳在上海语风中心工作不足一年，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按照月工资标准18000元支付了N+1的补偿（18000×4），另补发生育津贴21000元。杨柳认可21000元系补发的生育津贴，但称72000元是以上海语风中心的名义发放的其在窦琳控制的其他公司工作的补偿。2019年12月10日，杨柳给窦琳发送了一条微信，内容为：“既然你这么着急让我走，我也不想跟你掰扯，就按你那天发的补偿金给我，加上你答应的21000元生育津贴，下午我去签合同，你把钱打给我，我把工作交接完。”杨柳主张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9000元（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杨柳称其月工资标准18000元，另2019年下半年奖金20000元，该公司应按照3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经核算为59000元。华泰创新公司不认可，称关联单位上海语风中心支付的72000元经济补偿金中已将杨柳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了，且2019年7月1日之后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杨柳主张华泰创新公司未按照约定足额发放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每月克扣税款几十元不等，共计1440元。华泰创新公司不认可，称杨柳入职时月工资为税后17000元，后增至税前18000元。杨柳称2018年5月起每月涨薪1000元，涨薪后月工资标准为税后18000元而非税前工资。为此提交其与窦琳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2018年5月27日双方的微信内容，杨柳：“对了老板，咱多久涨一次工资啊”，窦琳：“一年”，杨柳：“那我到了”，窦琳：“涨一千吧基本工资吧”“嗯那，下个月涨吧”，杨柳：“嗯嗯”。窦琳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杨柳主张产假期间（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工作时长共计330个小时，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330个小时的加班工资。为此杨柳提交微信聊天截图为证。华泰创新公司对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及华泰创新公司的陈述可知，确实存杨柳在产假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的事实，关于杨柳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结合现有证据综合考虑一审法院确定工作时长20日为宜。在杨柳起诉华泰创新公司的另一劳动争议案件中【案号：（2020）京0113民初30432号】查明，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支付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产假工资85009.65元，杨柳通过生育保险报销及华泰创新公司补发共领取生育津贴71464.53元。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上海语风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上海语风中心于2019年7月1日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书》，其依约向杨柳足额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12月6日期间的工资；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向其支付N+1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72000元，同时，鉴于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工作期间由于社保缴费问题，造成少领取部分生育津贴，上海语风中心在杨柳离职时一次性补偿其生育津贴21000元，上海语风中心于2019年12月10日一次性向杨柳支付了上述款项9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一节，杨柳于2017年5月8日入职华泰创新公司，签有终止日期为2019年5月7日的《劳动合同书》，华泰创新公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杨柳在上海语风中心工作起始时间2019年7月1日，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自2019年7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华泰创新公司向杨柳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止，此后由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工资，自2019年7月1日起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已不存在用人单位按月有规律的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财产属性。杨柳主张自2019年7月1日起其与上海语风中心与华泰创新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为两个单位提供劳动，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故，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的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基于此，一审法院对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节，鉴于2019年7月1日之后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建立劳动关系，其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12月1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于2019年5月7日到期，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华泰创新公司应向杨柳支付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具体数额由一审法院依法核算。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节，2019年12月6日上海语风中心与杨柳解除劳动关系，上海语风中心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72000元，华泰创新公司表示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向其支付N+1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即72000元。上海语风中心对此予以确认。杨柳虽称72000元是以上海语风中心的名义发放的其在窦琳控制的其他公司工作的补偿，但杨柳对其主张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已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杨柳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已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且已足额支付，故对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一节，2018年5月27日窦琳明确表示同意给杨柳涨薪1000元，未明确为税前还是税后，用人单位对所属员工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杨柳之前的工资标准为税后17000元，故对杨柳主张涨薪后月工资标准为税后18000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工资差额的具体数额由一审法院依法核算。关于产假期间加班工资一节，杨柳称产假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故应向其支付加班费。一审法院认为，此种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需支付加班费的三种情形，故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工资支付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但杨柳作为女职工，其在产假其内的权益应给予特殊保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公司应根据杨柳在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向其支付正常工作的工资。虽然杨柳在本案中未准确提出，但考虑到其诉讼本意及产假工资与其主张的加班工资的关联性，本案应对此予以处理。对于杨柳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一审法院结合杨柳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所载内容的客观性、完整性及该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合理性等综合考虑，一审法院酌情考虑其工作时长以20日为宜。华泰创新公司应向杨柳支付产假工资16551.72元。鉴于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支付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产假工资85009.65元，即使扣除应补足的生育津贴，余款亦超出杨柳产假期间工作的工资，故华泰创新公司无需再向杨柳支付产假期间工作时长的工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华泰创新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杨柳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896.55元；二、华泰创新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杨柳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195.34元；三、驳回杨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向本院提交四份清单明细：1.杨柳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社保个人部分明细；2.2017年12月四险缴费月报人员明细过录表；3.2019年3月四险缴费月报人员明细过录表；4.2017年12月医疗保险明细，上述证据证明在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垫付了应由杨柳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此金额已经超过了杨柳所主张的工资差额，故华泰创新公司认为不应再支付杨柳的工资差额。杨柳当庭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亦不认可，杨柳认为其与华泰创新公司约定社保所有部分均由公司交纳。本院认为，鉴于上述证据均为华泰创新公司单方制作，杨柳对其真实性亦不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难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查，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华泰创新公司是否欠付杨柳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2.华泰创新公司应否向杨柳支付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华泰创新公司应否向杨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华泰创新公司应否向杨柳支付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440元；5.华泰创新公司应否向杨柳支付产假期间加班工资。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杨柳主张2019月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其既为上海语风中心提供劳动，亦为华泰创新公司提供劳动，故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给付上述期间工资。华泰创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与杨柳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柳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未能充分有效的证明其在2019年7月1日后仍与华泰创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杨柳的该项上诉主张难以采信，对其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基于争议焦点一的阐述，杨柳称其在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与华泰创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上述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柳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劳动关系一节，华泰创新公司认可杨柳于2019年6月30日从其公司离职，但主张杨柳主管人事行政工作，未签订该期间的劳动合同系因杨柳工作疏忽所致。对此本院认为，华泰创新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核算的杨柳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杨柳主张其于2019年12月10日与华泰创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本院认为，基于争议焦点一的阐述，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其后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建立劳动关系，且该劳动关系于2019年12月6日解除，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中已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工作的时间予以合并计算，故本院对杨柳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杨柳主张华泰创新公司于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克扣其工资1450元。关于2018年5月后杨柳的月工资标准问题，双方存在分歧，杨柳认为其工资为税后18000元，华泰创新公司认为税前18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华泰创新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就员工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现华泰创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杨柳的主张予以采信，并依法核算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泰创新公司称其为杨柳垫付应由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金额已远超其欠付的工资差额，故不应再向杨柳支付工资差额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五，杨柳主张其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产假期间为华泰创新公司工作累计330小时，故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产假期间的加班工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杨柳在产假期间确有为华泰创新公司工作之事实，但该情形不属于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延时加班的法定支付加班费的情形，故杨柳该项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杨柳作为女职工其产假期间的特殊权益应予以保护，酌定杨柳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为20日，且华泰创新公司应以此工作时长向杨柳支付正常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支付产假工资85009.65元，杨柳虽主张公司欠付其生育津贴，但上述金额扣除应予补足的生育津贴后仍超出杨柳产假期间的工资，故华泰创新公司无需再向杨柳支付产假期间工资。综上，杨柳、华泰创新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杨柳负担10元（已交纳），由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王亚楠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