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26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海鹏，男，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泊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刚，河北震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富，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箴，北京恒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兵，男，197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平，四川省仪陇县扬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秦海鹏、杨大富因与被上诉人杨大兵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20）冀0981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海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不予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大富签订的租赁合同；改判被上诉人杨大富给付上诉人租金1557170.36元（截止2020年12月21日止），杨大富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杨大富承担。不服数额为798421.41元。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大富签订的租赁合同是错误的。2017年4月20日杨大富委托杨大兵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今租赁物尚在使用，上诉人提交的杨大富施工现场（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工程）的视频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且在原一审诉讼阶段，上诉人并没有诉请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也未提出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而原审判决断然解除租赁合同，超出了当事人的诉求范围，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所以原审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大富签订的租赁合同是错误的。二、2018年7月1日以后的租金应按补充协议书更改的价格计算，原审判决均按照租赁合同上约定的价格计算租金是错误的。2018年6月25日杨大兵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租金涨价的补充协议书是经杨大富同意授权的，杨大富在一审开庭时称其不知情，杨大兵称是在秦海鹏承诺给付其好处费的情况下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显然杨大兵、杨大富在互相串通作虚假陈述。杨大富与杨大兵系亲兄弟关系，杨大兵在杨大富工地上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杨大富在此前连签订租赁合同如此重要的事情都委托杨大兵办理，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杨大兵与秦海鹏并不认识，杨大兵不可能为了秦海鹏的一个承诺就签订对杨大富不利的涨价补充协议，而且补充协议书更改的租赁单价与当时的市场行情完全相符，显然二被上诉人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所有上述事实联系起来，足以说明杨大兵是受杨大富委托签订的补充协议，杨大富称其不知情的说法不能成立。退一步来讲，假设杨大兵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经过杨大富授权，此补充协议仍对杨大富具有约束力，理由如下：杨大富与杨大兵系亲兄弟关系，杨大兵在杨大富工地上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杨大富在此前连签订租赁合同如此重要的事情都委托杨大兵办理，基于上述事实，即使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杨大兵没有经杨大富委托授权，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杨大兵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能够代表杨大富，杨大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补充协议书上无总包方秦和顺签字，但该补充协议是上诉人和杨大兵共同签署的，完全能够约束杨大富与上诉人，是合法有效的，2018年7月1日以后的租金应按补充协议书更改的价格计算，原审判决均按照租赁合同上约定的价格计算租金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与杨大富在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春节报停期间，租赁合同第八条春节报停时间是空白的。而且租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租赁期间为首次送货至货物退清”。所以原审判决扣除春节报停期间45天和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的租金是缺乏依据的。四、秦和顺给付的秦海鹏的67396元不是秦和顺代杨大富给付的租金，该67396元与本案无关，杨大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67396元就是租金，原审判决认定秦和顺给付秦海鹏的67396元是租金并在租金总额中予以扣减是错误的。五、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杨大富同意按合同规定的日租金履行，并在下月15日前交纳上月租金，杨大富不得拖欠，逾期未交，每拖欠一天按全月租金合计金额加收千分之五的租金，结算时按拖欠天数累计计算收取”。杨大富至今只支付了30000元租金，按上述标准计算杨大富须承担的违约金数额巨大，上诉人从考虑双方业务关系出发，暂且要求杨大富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应当得到支持。按照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原审判决认定的杨大富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原审判决第二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诉求。 杨大富答辩称，1、租赁合同应至2017年9月2日解除；2、补充协议未生效；3、春节期间报停和疫情期间应当停止计算租赁费；4、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按照付款协议书代付租赁费事实清楚；5、因项目至2017年9月2日停工之日起租赁物未再使用，应依据不可抗力原则或适用合同约定特殊困难条款，承租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否则设立该条款就毫无意义，对承租方也显失公平。 杨大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秦海鹏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对涉案项目停工是明知的，故停工期间不应计算租赁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春节报停期间不计算租金，之所以做此约定，是因为停工期间承租人没有收益，因此停工期间不计算租金已经成为惯例，不单指春节期间停工。涉案项目自2017年9月2日停工至今，被上诉人父亲秦兴刚系总包方之一，被申请人对项目停工是明知的，但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却否认停工事实；一审法院应当对停工事实进行调查，上诉人在庭审中也申请法院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但法官对此置之不理。停工期间，租赁物无法使用，上诉人损失巨大，如果还按照正常使用租赁物来计算租赁费，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也违背了签订租赁合同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停工期间不应计算租赁费。2、租赁费应待项目完工结清。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如遇特殊困难，可按开发商拨款进度及工程进度拨款，工程完工结算”，该部分文字为被上诉人秦海鹏亲笔手写，其不能说明特殊困难具体指向，就应按照上诉人解释做广义理解：项目停工，对上诉人而言系不可抗力，因此开发商及总包方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即是特殊困难，而且也与第六条内容相吻合，更符合客观事实及公平性与合理性，法庭应当对工程款未支付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作出公正判决。3、应当追加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73条规定：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案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依据付款协议书约定（由总包方秦和顺支付租赁费退还租赁物）履行了付款义务，而且秦和顺还提供了其按照协议履行的证据，因此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应当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4、租赁费应当由总包方支付，租赁物应当由总包方返还。一审法院认定秦和顺代付租金67396元，但又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若秦和顺未支付，乙方（杨大富）仍承担支付责任”，认定租金的给付和租赁物的退还义务仍由上诉人负担，这明显是错误的。既然一审法院认定秦和顺已经支付了67396元租赁费，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判决上诉人不再承担支付责任；如果判决上诉人仍承担支付责任，那么就应当认定秦和顺没有支付，然而一审法院却作出了与认定事实相矛盾的判决。而且一审法院刻意忽略被上诉人秦海鹏作为出租方与总包方之一秦兴刚的父子关系，被上诉人之所以要总包方代为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就是基于其父子关系，可以控制总包方支付工程款，同时也可以向开发商索要停工期间的租赁费。如果不是被上诉人承诺由总包方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上诉人不再承担支付责任，上诉人在停工期间早就会将租赁物返还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停工期间的租赁费。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停工期间产生租赁费及停工前产生的租赁费仍由上诉人承担，完全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涉嫌枉法裁判。1、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书面反诉状，法庭未予受理且未以裁定形式作出处理；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两次以书面形式请求追加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为被告参加诉讼，因为秦和顺、秦兴刚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系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73条规定：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官既未根据客观事实及查明案情需要通知总包方秦和顺、秦兴刚参加诉讼，也未依上诉人的申请予以追加，且未给予驳回裁定，一审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多次阻止上诉人发表意见；被上诉人代理人对上诉人发问时，法官准予；而上诉人代理人对被上诉人发问时，法官各种理由阻挠，完全没有站在中立的角度公正审理，明显存在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枉法裁判的嫌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的嫌疑。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秦海鹏答辩称，1、涉案租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租赁期间为首次送货至货物退清，所以杨大富是否停工、何时停工与租赁费计算并无关系，而且秦海鹏一方并不知道其停工的情况；2、租赁合同中第六条并未对特殊困难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杨大富也没有提供主张停工的合理原因，杨大富称租赁费应在项目完工结清没有依据；3、本案合同相对人是秦海鹏和杨大富，与秦和顺、秦兴刚等案外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杨大富主张追加该二人到庭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4、2017年12月15日付款协议书上第二条第三项明确约定若秦和顺未支付，杨大富仍应承担支付租金退还租赁物的义务；5、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2条之规定，申请追加当事人理由成立的，法院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本案中杨大富一方主张追加秦和顺、秦兴刚到庭参加诉讼其理由并不成立，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陈述与案件无关的事实法官有权制止，所以一审法院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大富的上诉请求，支持秦海鹏的上诉请求。 杨大兵针对秦海鹏、杨大富的上诉答辩称，一、同意杨大富的上诉意见，二审法院应予支持；不同意秦海鹏的上诉意见，二审法院应该驳回其上诉请求；二、2017年9月2日的停工事实应该得到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旅发大会和即将召开的十九大”非被告称项目停工至今的合理原因是错误的，停工原因的确认是监理单位认定的，而非杨大富诉称，有003号《监理通知单》和建设单位的通知佐证；同时，首届石家庄旅发大会时间是9月2日-4日和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召开党的十九大均可在网上查到，其事实无容置疑；二、2017年4月20日《租赁合同》是杨大兵签订的，第八条约定“春节报停，此期间不计算租赁费”，其本意就是只要工程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包括春节期间均不计算租赁费。因此，从2017年9月2日停工后，工程至今没有复工，这期间停工不应计算租赁费；三、《付款协议》第二条第2款“乙方同意将甲方租赁物资由总包方秦和顺代为退还及赔偿”的约定，充分证明了三个事实，一是项目既然停工了，甲方就不需要再使用乙方的租赁物；二是甲方既然不租了，租赁物就应该由“总包方秦和顺代为退还”，甲方从此不承担退还责任；三是不退还租赁物而产生的租赁费损失也应由“总包方秦和顺代为赔偿”；四、由于秦兴刚是上诉人秦海鹏的父亲，秦和顺和秦兴刚又是总承包方。这个特殊情况决定了停工事实、退还租赁物、以及相关赔偿责任，上诉人秦海鹏都是明知的，之所以要求杨大富支付停工后的租赁费、退还租赁物、赔偿损失等，都是秦兴刚、秦海鹏父子二人的恶意串通，以达到故意损害杨大富的利益目的；秦海鹏的主张应该驳回，杨大富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其上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五、杨大兵与秦海鹏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无效的，杨大兵没有得到杨大富的授权，当时工程停了，项目也不再使用租赁物，签订该协议是在秦海鹏私下许诺给好处费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杨大兵的真实意思表达。况且，该协议没有总承包方签字认可，没有达到协议生效的条件；事实上总承包方之所以没有签字，也是因为停工了，不需要签订《补充协议书》。 秦海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截至2020年7月15日的租金1340915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2、因诉讼实际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自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12月21日的租金216255.36元和原告为诉讼保全支出的诉讼服务担保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租赁合同一份、付款协议书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一张、补充协议书一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杨大富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杨大富已经支付租金30000元的事实；2、录像光盘一张，用以证明被告杨大富仍在使用原告的租赁物；3、提货单11张、退货单3张、租金结算清单10张，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杨大富拖欠原告的租金数额；4、诉讼保全担保费票据一张，用以证明原告为诉讼支出保全担保费3000元。 被告杨大富质证称，1、对租赁合同、付款协议书和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租赁合同和付款协议书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租赁合同第六条原告手写内容和第八条关于春节报停期的约定，案涉项目自2017年9月2日停工后不应再继续计算和给付租金，而付款协议书能够证明原告明知开发商和总包方未支付工程款导致我方无法给付租金，因而要求让总包方代为支付租金，并承诺免除我方的支付义务。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我方并未授权被告杨大兵签署补充协议书，原告对此是明知的，原告已经与被告约定由总包方代付租金，不可能授权杨大兵与原告协议涨价，且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三方代表签字生效，总包方未签字，该补充协议书未生效；2、对录像光盘的视频不能证明租赁物在使用；3、对提货单和租金结算清单中有严运会签名的认可，没有严运会签字的不认可。对退货单认可；4、对诉讼保全担保费票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应由我方承担。 被告杨大兵质证称，1、对租赁合同、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都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杨大富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对补充协议书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此协议书与被告杨大富没有关系；2、对录像光盘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能证明视频中所显示的是涉案项目；3、对提货单、退货单真实性认可，对租金结算清单中有严运会签字的真实性认可；4、对诉讼保全担保费票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系原告的单方行为，不应由我方承担。 被告杨大富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监理通知单一张，用以证明涉案项目于2017年9月2日停工，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应于2017年9月2日终止履行；2、其与秦和顺的微信截屏、李秀君出具的说明、秦和顺的银行付款短信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总包方秦和顺按照付款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了租金67396元。 原告质证称，1、对监理通知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通知单中仅加盖第9监理部印章，而未加盖监理公司公章，即使其中载明的内容属实，也只是因为召开十九大暂时停工，而不可能像被告杨大富所称的自2017年9月2日起停工至今。且租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租赁期间为首次送货至货物退清，项目停工与否与租金的计算没有关系；2、对杨大富与秦和顺的微信截屏和李秀君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李秀君身份不明也未出庭接受质询。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5月13日收到的20000元款系秦和顺偿还原告的借款，另两笔是秦和顺用原告名义贷款、秦和顺用原告的账户向银行偿还的利息。以上三笔款共67396元均不是秦和顺替杨大富给付的租金。 被告杨大兵对杨大富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 被告杨大兵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租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自2017年9月2日起案涉项目停工系遇到特殊困难，应当按照开发商的拨款进度支付租金，此后不应再计算租金，也不应产生违约金；2、补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系其在原告承诺给好处费的情况下签的字，没有经过被告杨大富的同意和委托，同时也证明案涉项目自2017年9月2日起停工，2018年6月25日又签订补充协议书违背了当时的实际情况；3、付款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其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系受被告杨大富委托，所欠的租金应由承包方秦和顺、秦兴刚代为支付，租赁物的退还和赔偿也应由秦和顺、秦兴刚负责；4、监理通知单一份，用以证明总承包方和开发商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停工，也已告知原告。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与原告和被告杨大富提交的原件内容一致。 原告质证称，1、对租赁合同真实性认可，租赁合同第六条虽有约定，但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也与被告杨大富进行了结算，至于开发商何时给被告杨大富拨款原告无从知晓，即使开发商未向被告杨大富支付款项，也系不能归结于原告的原因，被告以此进行抗辩，使原告租金的支付处于不确定状态，有违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2、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杨大兵系杨大富的亲兄弟，在杨大富的施工现场负责项目施工，签订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书都是受被告杨大富指示的职务行为，且该补充协议书是以租赁合同为基础签订的，仅是对租赁物的价格进行了调整，是合法有效的；3、对付款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付款协议书第二条第三项明确约定若秦和顺未支付，杨大富仍承担支付责任，因此不能免除被告杨大富的付款责任；4、对监理通知单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杨大富提交时的质证意见。 被告杨大富质证称，对被告杨大兵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杨大富于2017年4月20日委托杨大兵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杨大富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租赁合同中约定了租赁物的种类和日租金价格、付款方式等，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原告提交的提货单中均有合同指定收货人严运会签字确认，能够证实原告按约履行了出租义务，被告杨大富未按约给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双方之间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应予解除。根据提货单中记载的提货数量和退货单中记载的退货数量计算，在被告处尚有下列租赁物未退：6米钢管1200根、4米钢管500根、3米钢管549根、2.5米钢管1788根、2米钢管2083根、1.5米钢管5181根、十字扣件16530个、接卡扣件600个、转卡扣件600个、1.2米横杆10527根、0.9米横杆8694根、2.4米立杆2474根、1.8米立杆1356根、1.5米立杆2118根、1.2米立杆2822根、2.1米立杆388根、顶托5262根。对于被告杨大富拖欠原告的租金数额，有合同指定收货人严运会在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租金结算清单中签字确认，被告杨大富予以认可，能够证实此期间共计产生租金119440.97元。原告虽与被告杨大兵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重新约定了租赁物的日租金价格，但被告杨大富对此协议书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大兵的行为系受被告杨大富委托，且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此协议生效为三方代表均签字认可”，但总包方未签字，因此，对该补充协议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自2017年9月1日以后的租金均应以2017年4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日租金价格计算。根据未退租赁物的数量和租赁合同约定的日租金价格计算，未退租赁物的日租金为791.36元。按此标准计算，自2017年9月1日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8月12日），适当扣除春节报停期间45天和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未退租赁物共计产生租金725913.58元。综上，自2017年4月27日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8月12日），租赁物共计产生租金845354.55元。被告杨大富已给付原告租金3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杨大富提交的秦和顺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杨大富与秦和顺的微信截屏、李秀君出具的说明，能够证实秦和顺代付租金67396元，原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就该款不属租金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扣除已付的租金97396元，被告杨大富还应给付原告租金747958.55元。对于租金的给付和租赁物的退还，租赁合同第六条虽约定“...如遇特殊困难，可按开发商拨款进度及工程进度拨款，工程完工结清”，但未明确其中“特殊困难”的具体情形，二被告提交的监理通知单中载明的项目停工原因为“旅发大会和即将召开的十九大”非被告称项目停工至今的合理原因，因此，对被告因项目停工导致租金无法给付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春节报停期间不再计算租金，系建筑设备租赁行业因季节原因形成的行业惯例，不能理解为停工期间不计算租金，因此，对被告关于项目停工后适用第八条的约定不再继续计算租金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付款协议书中虽约定由总包方秦和顺代为支付租金并退还及赔偿租赁物，但秦和顺未在付款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同时，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若秦和顺未支付，乙方（即杨大富）仍承担支付责任”，因此，租金的给付和租赁物的退还义务仍应由被告杨大富负担。被告杨大富未按约付款，应自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8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杨大兵系受杨大富委托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相关合同义务应由被告杨大富负担，原告向被告杨大兵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遂判决：一、解除原告秦海鹏与被告杨大富之间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二、被告杨大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秦海鹏截至起诉之日（2020年8月12日）的租金747958.55元并以747958.5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自2020年8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三、被告杨大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秦海鹏租赁物：6米钢管1200根、4米钢管500根、3米钢管549根、2.5米钢管1788根、2米钢管2083根、1.5米钢管5181根、十字扣件16530个、接卡扣件600个、转卡扣件600个、1.2米横杆10527根、0.9米横杆8694根、2.4米立杆2474根、1.8米立杆1356根、1.5米立杆2118根、1.2米立杆2822根、2.1米立杆388根、顶托5262根，并给付自2020年8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租金，按照每日791.36元计算；四、驳回原告秦海鹏对被告杨大兵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杨大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大富提交2017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宣传网页一张，欲证明2017年9月2日-9月4日因为2017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正定举行，所以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商品交易展示中心项目被停工至今。秦海鹏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杨大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杨大富一方停工的事实，而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租期的时间是从首次送货至货物退清，杨大富是否停工与租金没有任何关系，我方对证据不认可。杨大兵质证意见：同意该证据的证明内容。 其余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秦海鹏与上诉人杨大富委托被上诉人杨大兵于2017年4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秦海鹏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出租义务，上诉人杨大富未按约定给付租金，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杨大富请求解除《租赁合同》，涉案《租赁合同》已无履行必要，故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应予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上诉人秦海鹏主张2018年7月1日以后的租金应按《补充协议书》更改的价格计算，对该主张杨大富、杨大兵均不予认可，上诉人秦海鹏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杨大兵签订《补充协议书》的行为系受杨大富委托，且该《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此协议生效为三方代表签字认可”，但总包方秦和顺、秦勇刚并未签字，故对上诉人秦海鹏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根据《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春节报停，此期间不计算租赁费，该报停期间不计算租赁费系建筑设备租赁行业因季节原因形成的行业惯例，故一审法院酌定扣除春节报停期间45天和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的租赁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四、上诉人杨大富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秦和顺代付租金67396元，上诉人秦海鹏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诉人秦海鹏主张该67396元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租金总额中予以扣减错误，本院不予支持。五、鉴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六条对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计算方式约定过高，一审法院认定应自上诉人秦海鹏起诉之日（2020年8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六、上诉人杨大富主张上诉人秦海鹏作为出租方对涉案项目停工是明知的，故停工期间不应计算租赁费。对该主张上诉人秦海鹏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杨大富提交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旅发大会和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系杨大富主张的项目停工至今的合理原因，故一审法院认定对杨大富抗辩因项目停工导致租金无法给付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七、上诉人杨大富主张租赁费应待项目完工结清，对该主张秦海鹏不予认可，且双方对《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如遇特殊困难”的具体情形未予以明确，故上诉人杨大富以此主张租赁费应待项目完工结清，本院不予支持。八、上诉人杨大富主张应追加总包方秦各顺、秦兴刚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持。九、秦海鹏与杨大富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书》第二项第3条约定：若秦和顺未支付，杨大富仍承担支付责任，故上诉人杨大富主张租赁费应由总包方支付，租赁应由总包方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十、上诉人杨大富主张一审法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对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秦海鹏、杨大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52元，由上诉人秦海鹏负担11784元，由上诉人杨大富负担177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娜 审判员 位海珍 审判员 葛淑红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肖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