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2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丰宁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山，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振，该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分公司（原名鹰手营子邮政局）。负责人：王胜，该分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李占山，男，蒙古族，1959年12月7日出生。原审被告：李凤青，男，汉族，1974年12月5日出生。再审申请人丰宁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鹰手营子分公司）、原审被告李占山、原审被告李凤青客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终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通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为同一地区的上下两级人民法院，却对事实相同的案件出了不同的事实认定，对赔偿主体、案由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于二十三名伤者作出二十三份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认定涉案冀Ｊ×××××客车为李占山个人所有，其为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主体。另外，从二十三名伤者诉状列置的当事人主体、诉请的事实与理由并结合法院认定的事实表明，二十三名伤者对其乘坐的车辆为李占山个人所有，并在受李占山个人雇佣的司机李凤青驾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是明知且是无争议的，与通达公司无任何关系，该事实得到了各方当事人认可。本案又认定为通达公司与鹰手营子分公司之间存在客运服务合同关系，排除了车辆为李占山私人所有的基本事实，将本案赔偿主体强加给通达公司及李占山个人，属非法认定。（二）本案案由定性错误，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而根据鹰手营子分公司的诉求应为追偿权之诉，并不涉及对当事人之间争议事实的重新认定。对于赔偿的主体的认定，丰宁县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对二十三名伤者与李占山个人之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判决：由李占山对上述二十三名伤者进行赔偿30%，由另两被告王华、王燕连带赔偿70%，三人的赔偿主体地位已经确定。本案通达公司不具有交通事故责任纠份的赔偿主体地位，对于鹰手营子分公司垫付的费用亦应向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赔偿主体李占山个人及另两名当事人王华和王燕主张。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鹰手营子分公司对于李占山派个人车辆接送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的行为是否为个人行为，有审慎的注意义务，鹰手营子分公司明知李占山以其个人车辆履行运送职工义务，始终未提出异议，按照实际履行的原则，依法也应认定为李占山个人行为，而非通达公司行为。鹰手营子分公司不具有认为承担运送二十三名乘员责任的人员系通达公司行为的事实基础。1、鹰手营子分公司二十三名员工起诉状表述：“2013年7月31日，原告乘坐被告李凤青驾驶的登记车主为被告李占山的冀Ｊ×××××号大型普通客车……”可以看出二十三名职工对所坐车辆为李占山个人车辆的事实表述一致，具有绝对真实性。2、李占山所有的冀Ｊ×××××号车辆并非承德市本地车辆，其车牌号码、特有的外部特征足以辨识涉案车辆非本地客运车辆。河北承德市的机动车车牌字头为冀H，而登记在李占山名下的冀Ｊ×××××号车为沧州市牌照车辆。从这一点上亦足以说明该车辆并非本地车辆或者说是具有本地客运车辆的外部特征。（二）通达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客运服务，且取得了道路运输许可证，该事实与李占山出租自己车辆无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不足以确定李占山的行为系通达公司的职务行为。1、客运服务不是客运经营，通达公司的经营范围仅为客运服务，非客运经营，客运经营应当有主管部门的特别行政许可，另行颁发营运执照，通达公司未取得客运经营的行政许可，不具有客运经营的职能和权限。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客运站经营，是指以站场设施为依托，为道路客运经营者和旅客提供有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据此，客运服务的概念由此而来，原审法院将客运服务的概念理解为客运经营，将李占山个人的行为说成是职务行为，混淆了法律的基本概念。2、道路运输许可证仅是行政机关对于道路运输（客运或者货运）的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是对外客运或者货运取得客运证和货运证的前置条件。不能因为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的资格就想当然地认为通达公司具有客运的能力。（三）原审法院判决通达公司与李占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李占山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承担责任主体应具有唯一性。既然认定李占山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就不应要求李占山个人再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法律关系为追偿权纠纷，原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偏离了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受害人具有适用法律的选择权，但该权利不能重叠适用，更不能滥用。一方面，本案涉案的二十三名受害人做为鹰手营子分公司的职工，鹰手营子分公司可基于与李占山个人的客运合同就二十三名职工的损害提起赔偿诉讼，该诉讼依据的是合同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受害人也可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直接提起侵权诉讼，该诉讼依据是侵权责任法。两者的选择权只能二选一，不能重叠适用。本案中，二十三名受害人已经选择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起侵权诉讼，因此就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应在一个法律关系中解决，而鹰手营子分公司在二十三名职工提起侵权诉讼后，基于二十三名职工的授权，就其垫付医疗费部分只能补充提起侵权诉讼，一、二审两级法院适用了合同法作出的判决，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但加重了合同当事人在整个事故中的责任比例和经济负担，剥夺了当事人的追偿权。综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鹰手营子分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通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再审审查涉及的问题是通达公司是否应当基于客运合同关系向鹰手营子分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通达公司是否与鹰手营子分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并应承担责任的问题。2013年7月30日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佟彦与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山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租赁李占山通达公司的大型普通客车。其后，李占山指派李凤青驾驶李占山所有的非营运车辆履行了约定的客运服务。通达公司主张进行客运服务的系李占山个人车辆，乘坐车辆的鹰手营子分公司23名职工亦明知其属于李占山个人所有，故上述行为属于李占山的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通达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通达公司与鹰手营子分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李占山作为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佟彦与其联系并由其指派司机和车辆提供服务，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鹰手营子分公司是与李占山个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李占山行为是代表通达公司的职务行为。通达公司再审申请时提交了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丰民初字第2104号民事判决作为新证据，拟证明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明知服务车辆归李占山个人所有。但该判决在本案一审期间已经存在并记录在一审查明的事实中，故其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类型，本院不予认定。此外，该另案系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以车辆所有人等主体为被告提出的侵权诉讼，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上述职工在另案起诉状中描述乘坐的是登记车主为李占山的车辆，并不影响对客运合同承运人的认定，而车辆牌照是否属于当地牌照亦不能证明合同签订主体的问题，故通达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通达公司还主张自身没有客运经营资格和权限，因此不具备客运能力，以及即便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也不能因此具备客运能力，故原审认定鹰手营子分公司对其存在客运能力的信赖基础错误。本院认为，通达公司经营范围中明确列明包括客运服务，并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足以让相对人鹰手营子分公司相信其具有缔结客运服务合同的资格与履约能力，至于其是否具备相应能力属于其自身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因此否定合同的有效性。原审认定与鹰手营子分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的是通达公司，而非李占山个人，并判定通达公司基于客运合同关系承担相应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故通达公司该项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原审判决通达公司基于客运合同关系承担责任，与另案判决认定李占山为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是否矛盾的问题。本案系鹰手营子分公司基于客运服务合同，向通达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诉讼，与另案鹰手营子分公司职工以车辆所有人李占山等主体为被告提出的侵权诉讼，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另案中，鹰手营子分公司23名职工主张赔偿的内容范围是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和鉴定费，与本案鹰手营子分公司请求主张的范围并不重复，故本案并不存在受害人滥用权利的问题。本案中，鹰手营子分公司虽然实际主张的是其垫付23名职工的相关费用，但该费用的支出亦属于其在接受通达公司客运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通达公司不当履行行为而导致的损失，原审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客运合同纠纷，并适用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并无明显不当。另即便案由错误，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再审事由。故本案原对通达公司的相关再审理由，不予认可。综上，通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丰宁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代理审判员  梅 芳代理审判员  郁 琳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