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723民初571号 原告：黄兴舟，男,194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原告：黄同昌，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贵州省贵定县。 原告：黄同明，男,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原告：黄同友，男,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原告：黄顺林，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文盲，无业，住贵州省贵定县。 原告：黄贵，男,1976年1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原告：黄同国，男,198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原告：黄同相，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原告：黄同前，男,197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文盲，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九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魁，贵州驰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健,男,199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告：胡启华,男,195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龙里县。 被告：胡启友,男,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贵定县。 原告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与被告宋健、胡启华、胡启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汪魁，被告宋健、胡启华、胡启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九原告财产损失23733元；2、判令被告赔偿九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祖辈王氏安葬在贵定县××土组杨大坡风水地名“西鹅抱蛋”，每年都去扫坟祭祀。2016年元月，被告胡启华、胡启友承包了新巴镇乐邦村香榧基地工程，2016年1月6日与被告宋健签订《开挖荒山协议书》，由被告宋健承包该片荒山挖平。2016年1月19日，被告宋健在使用挖掘机开挖过程中，将九原告的先人王氏的坟身挖坏，后在距离坟身约20米处刨出石碑，石碑明确记载：“黄母王氏之墓，于民国叁拾叁年三月十二日立”。至今，王氏尸骨无法找回。原告认为祖坟被毁，侵害了死者的人格权，对其后人造成了精神损害，坟墓的构筑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具有财产性质，故请求按照丧葬费标准赔偿财产损失，并赔偿精神损失150000元。 宋健辩称：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答辩人未对被答辩人造成任何财产损害，被答辩人的赔偿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2016年元月6日，答辩人与胡启华、胡启友签订《开挖荒山协议书》，由答辩人承包刘明灯的荒山挖平，2016年1月19日在开挖过程中，原告以破坏祖坟为由阻止，经答辩人找到刘明灯及当地知情人了解，被答辩人所称“黄母王氏之墓”已于20多年前迁到其他地方安葬，原坟墓安葬处杂草丛生，已看不出痕迹，石碑早已被埋藏于泥土中，费力方才刨出。故原告诉称被告挖机损害祖坟，没有事实依据，答辩人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精神抚慰金是基于人格权遭受非法侵害提出的，答辩人未对被答辩人造成任何侵权，被答辩人提出的150000元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 被告胡启华、胡启友同意被告宋健的答辩意见。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证实以下事实： 1、身份证、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证实九原告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 2、《开挖荒山协议书》，证明三被告将王氏坟头所在荒山开挖的事实，同时证实三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3、照片4张，证实原告先人王氏坟头被被告挖坏的事实； 4、黄氏族谱，证实原告先人王氏生前、故去安葬情况； 5、陈某书面证言，证实原告祖坟未迁动的事实； 6、媒体视频光盘一张，证实被告挖坟的事实、挖坟后村委会及媒体调解的情况； 7、2014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及2015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证实贵州省2015年丧葬费标准是23733元，是被告应该赔偿的损失数额。 被告宋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以下事实： 1、罗忠祥（男）证实，其与宋健是合同伙伴，轮流开挖机。2016年1月在乐邦杨大坡开挖机时，没有看到有坟和碑只是将所挖的泥土倒在那个坑里，且是胡老板叫他们挖哪点他们就挖哪点。原告说挖倒他家祖坟，就把坑那里刨开，看到了枯草，不存在挖到坟的情况，在离坑几米远的地方刨出了石碑。 2、沈成芝（女）证实，黄家的坟迁走几十年了，但不知迁到哪里，其并没有亲眼看到迁坟。 3、刘明灯（男，系沈成芝之子）证实，黄家坟在他很小时已经迁走，但不知迁到哪里。1981年这片山分给他家承包时，石碑是立起的，有毛石头砌的一点点拜台，有一个坑。此前，荒山没有被征用过，也没有听说过通知迁坟。 被告胡启友、胡启华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过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1、对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无异议；2、对《开挖荒山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目的；3、宋健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胡启华、胡启友认为不在现场，不知道真实性；4、对于族谱记录王氏安葬的地方无异议；5、对证人陈某证言有异议，宋健认为现场没有发现有坟，胡启华、胡启友认为需要鉴定；6、对媒体视频，宋健认可调解事实，但因刘明灯等村民说坟已迁走故未实际履行；胡启华陈述村委、电视台多次找宋健调解，在他们准备找人恢复时，得知坟已迁走；胡启友陈述不知调解；7、对丧葬费赔偿标准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宋健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1、对罗忠祥的证言，认为证人与宋健是合作关系，且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不真实；2、对沈成芝的证言，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并未亲眼看到迁坟，不能证明迁坟；3、对刘明灯的证言，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明内容不明确，不予认可。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1、2、3、4、6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予以确认；5号证据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予确认；7号证据系原告对其诉讼请求计算标准的依据说明，不具备证据的特征，不作为证据确认。被告提请出庭的三名证人证言，因证人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且证明的内容不具体，不能证明王氏坟墓何时迁出、迁到何处，亦无王氏另行安葬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认可在原告方所指的王氏安葬处附近刨出了王氏坟墓的石碑，并看见拜台，故被告所举证据与当地“碑随坟迁”风俗亦相矛盾，且不能合理说明，故对被告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黄兴舟之祖母、其他八原告之曾祖母王氏过世后安葬于贵定县××乐邦村大土组杨大坡“西鹅抱蛋”（小地名），1944年立碑示人。2015年贵定县新巴镇引进香榧种植，被告胡启华、胡启友与宁波茂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贵定香榧基地（乐邦）签订了《开山整地承包协议》。2016年1月6日，被告胡启华、胡启友（甲方）与被告宋健（乙方）签订《开挖荒山协议书》，将其承包的位于贵定县××乐邦村香榧基地的荒山坡改工程转包给宋健开挖，该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约定“荒山中有像坟的土堆，需征得甲方开挖意见后乙方可开挖，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全部责任”。2016年1月19日，宋健的驾驶员罗忠祥在使用挖掘机开挖乐邦村大土组杨大坡时，损坏了王氏坟墓，经乐邦村委及贵州电视台调解未果，原告遂向本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请。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原告应对其主张的祖坟王氏坟墓被被告损坏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对其反驳的王氏坟墓已迁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了王氏坟墓在被告所承包的荒山坡改范围内，且刨开掩盖的泥土后，在安葬处附近找到了已断裂的石碑并见到拜台；被告提供的三名证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且证言内容不具体，真伪不明。根据证据优势，原告的证据能确信王氏坟墓被损坏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且认定王氏坟墓未迁而被损坏，亦符合当地“碑在坟在”及坟主后代为维护祖坟的完好善意诉讼的公序良俗，故对原告主张王氏坟墓被损坏的事实予以认定。 关于赔偿的主体。本案中，被告宋健与被告胡启华、胡启友签订的《开挖荒山协议书》约定了宋健的主要义务是按照胡启华、胡启友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荒山坡改工程，胡启华、胡启友的义务是按协议约定支付报酬，故该协议书实际为承揽合同，胡启华、胡启友为定作人，宋健为承揽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双方合同中“荒山中有像坟的土堆，需征得甲方开挖意见后乙方可开挖，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全部责任”的约定，宋健作为承揽人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胡启华、胡启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赔偿的范围。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祖坟是后代祭祀祖先的特定场所，对后人存在精神寄托，维护祖坟的完好是后代对先人尊重及对后人教育的公序良俗，祖坟被损坏，侵害了死者的人格权，影响了死者近亲属的祭祀，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同时坟墓、石碑的修复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具有财产性质。故原告要求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于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宋健认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赔偿的标准。《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对于物质损失，原告请求按照交通事故的丧葬费标准赔偿23733元计算，符合当地的实际水平，予以认定。对于精神损失，因被告宋健与九原告从无恩怨，主观上没有损坏的故意，仅存在过失，其亦并未因该损坏行为而获利。原告请求的150000元过高，本院结合损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实际情况，支持1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宋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财产损失二万三千七百三十三元（￥23733），精神损失一万元（￥10000），共计三万三千七百三十三元（￥33733）； 二、驳回原告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要求被告胡启华、胡启友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74元，由原告黄兴舟、黄同昌、黄同明、黄同友、黄顺林、黄贵、黄同国、黄同相、黄同前负担1774元，被告宋健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权利方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陈康谊 审 判 员  罗 涛 人民陪审员  田中文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袁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