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21民初3568号 原告：牟某1，女，195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告：李某（曾用名牟某3），女，1959年8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孙金学，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定华，男，195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系原告李某之丈夫。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牟某2，女，194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告：张某，男，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系牟某2之子。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宏宇，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牟某1、李某与被告牟某2、张某遗产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某1、李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金学、李定华、被告张某及其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宏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牟某1、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原告和被告牟某2对父母遗留的房子拆迁补偿款享有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2、判令两被告返还两原告房屋补偿款45079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遵义县南白镇南白村五里村民组（现为南白镇遵南社区十二组）村民牟应举和王某生前育有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牟某2、二女儿牟某1、三女儿李某。牟应举和王某生前曾建有三间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即堂屋半间、偏房一间和厢房一间。牟应举1960年病故后，三个女儿均由王某抚养成人。被告牟某2××××年结婚后，1969年携儿子张某返回娘家居住。1973年、1978年原告牟某1、李某结婚后均住在丈夫家。1986年王某病故。1993年被告牟某2在上述老房子旁边另建了一栋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此后该老房子一直无人居住，由被告牟某2和原告李某堆放杂物。两被告后来又陆续在老房子旁修建了许多砖混结构的房屋。2016年因修建遵义县第六小学的需要，政府除征用了两被告自建的房屋外，还征用了原告父母牟应举和王某遗留的老房子，但该老房子在拆迁时，被告张某为了达到恶意侵吞两原告拆迁补偿款的目的，遂巧立名目将该老房子的面积平均置于包括被告牟某2、张某在内的李继芬、张萍、张汶汶5人名下，最终达到了将该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全部由被告张某一人领取的目的。两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属于自己部分的房屋补偿款，但被告张某拒不归还。综上，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牟某2、张某辩称,被告在政府领取的房屋补偿款与原告牟某1、李某无关，不存在返还问题，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在于：1．牟某1、李某在诉状中的以下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1）“牟应举和王某生前曾建有三间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即堂屋半间、偏房一间和厢房一间”中的“砖木结构房屋”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情况为老房子系“土墙结构房屋”；（2）“牟应举1960年病故后，三个女儿均由王某抚养成人”的陈述不属实。实际情况是，牟应举病故后，答辩人牟某2当年17岁，牟某18岁，李某才1岁，由于牟某1和李某年幼，牟某2就放弃学业与母亲王某一起挣集体公分，共同将牟某1和李某抚养成人。（3）“1986年王某病故。1993年被告牟某2在上述老房子旁边另建了一栋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此后该老房子一直无人居住，由被告牟某2和原告李某堆放杂物”中的“此后该老房子一直无人居住，由被告牟某2和原告李某堆放杂物”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李某已于1978年嫁往他乡另行居住，如何谈得上回来堆放杂物；对王某的家庭，由于牟某2的户口一直从出生之日起就未迁出过，就依原告在诉状上所作的“自1969年牟某2携带儿子张某返回娘家居住”的陈述，那么，也可以看出自1969年起，牟某2系王某家庭的一员是不争的事实。原告牟某1、李某于1973年、1978年出嫁后，就将户口迁往夫家所在地，王某的主要家庭成员就为王某、牟某2、张某，牟某1、李某不再是该家庭的成员。1980年起，被告所在的南白镇原南白村实施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当时的承包人口就只有牟某2、王某、张某三人，户主是牟某2。1986年王某病故。由于王某的生养死葬均由牟某2负责，按当地的民风民俗，其遗留的房屋自然归牟某2所有。由于老房子是1949年前修建的土墙结构的房屋，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墙房子逐年风化成危房，不宜继续居住，被告于1993年自筹资金，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将原有房屋拆除后，在原有宅基地上新建砖瓦结构的房屋一栋用于居住。由于原有房屋已于1993年拆除，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此房一直无人居住，由被告牟某2和原告李某堆放杂物”。此外，被告为了更好的改善人居环境，在该房周围另建了一些房屋用于居住。（4）“2016年因修建遵义县第六小学的需要，政府除征用了两被告自建的房屋外，还征用了原告父母牟应举和王某遗留的老房子”中的陈述除“政府征收了两被告自建的房屋”是事实外，其他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2015年7月份左右，政府到被告所在社区对居民房屋的征收就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原告陈述“2016年”有误。此外牟应举和王某遗留的房屋因存在使用危险，于1993年左右就经牟某2及其子女拆除，在原有的宅基地重新修建了房屋，其老房子早已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政府还征用了原告父母牟应举和王某的遗留的老房子”问题。 2．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自1986年王某病故之日起，答辩人牟某2对父母牟应举、王某遗留的房屋就开始进行实际的控制和使用，1993年因老房子已成危房，不适宜居住，又将老房子拆掉了另建了新的房屋。2015年出于修建遵义县第六小学的需要，政府对答辩人的前述房屋（包含原有宅基地旁另建的房屋）进行征收，并对答辩人为此遭受的损失进行了相应的补偿。 3．原告主张分补偿款，应首先证明其对征收物拥有所有权或管理使用权。根据前述阐明的客观事实，对牟应举、王某遗留的房屋以及该房屋拆除后在原有宅基地上新建的房屋，只有答辩人才拥有相应的所有权或管理使用权。 4．如果原告不认可牟某2当然继承牟应举、王某遗留的老房子，认为其继承该房屋的权利被牟某2侵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就应于最后一个被继承人去世后及时主张继承权利。由于王某的病故时间是1986年，原告要主张权利，至少应于1988年前提出。然而就算原告申辩不知道其权利已被牟某2侵犯，按该条但书的规定，从1986年至原告提起诉讼之日，已经远远超过20年，原告也无权就继承该房屋提起任何诉讼。 5.二原告分别在1973年、1978年就婚出，嫁往他乡居住，属被告所在地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实施前离开的居民，其户籍已不在被告所在的社区，不再属被告所在社区的居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之规定，因此原告对牟应举、王某所建老房子的宅基地也无权支配和使用，自然对宅基地被征收所得相应补偿的费用也无权分配。 综上，对原有老房子的宅基地，原告不是被告所在社区的居民，不享有任何使用权，对宅基地被政府征收依法给予被告的补偿费无权请求分配。对被告在原有宅基地上新建房屋征收产生的补偿费，由于其更不具有任何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然也无权主张支分配。因此，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遵义县南白镇南白村五里村民组（现为南白镇遵南社区十二组）村民牟应举和王某生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女牟某2、次女牟某1、三女李某（原名牟某3）。牟应举1960年去世。牟某2××××年结婚。1969年，牟某2和儿子张某返回娘家与王某、牟某1、李某共同生活。牟某1、李某分别于1973年、1978年外嫁。牟某1结婚到遵义县，并在该地承包了土地。李某的夫家系属居民。1980年，南白镇南白村五里村民组实施土地承包到户政策，牟某2为户主，承包人口有牟某2、王某、张某。王某于1986年去世，由牟某2负责安葬。牟某1和李某未曾提出分割父母遗产。1993年7月22日，牟某2申请危房改造，经遵义县南白镇土地管理所镇土批（1993）122号《农村村民宅基用地批复》，准许牟某2户拆房还房140平方米。2015年7月，因建设遵义县第六小学，播州区南白镇人民政府对牟某2、张某户的房屋进行了征收。南白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绘制的《房屋现场查勘图表》载明：张某户的房屋有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其中，砖木结构房屋有13幅地块共计292.17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有9幅地块共计636.45平方米。南白镇人民政府分别与牟某2、张某、李继芬（系张某之岳母）、张萍、张汶汶（系张某之女）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每份协议上被征收的房屋总面积均为185.724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为127.29平方米，砖木结构为58.434平方米。张某名下的补偿费为735063.34元（包括还房面积不足被征收房屋部分补偿费465343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房屋装饰装修费237821.8元，搬迁补偿费1857.24元，其它（个案）补偿30041.3元），牟某2名下货币补偿款为470150.24元（包括还房面积不足被征收房屋部分补偿费465343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房屋装饰装修费2950元，搬迁补偿费1857.24元）。李继芬名下货币补偿款为470150.24元（包括还房面积不足被征收房屋部分补偿费465343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房屋装饰装修费2950元，搬迁补偿费1857.24元）。张萍名下货币补偿款为470150.24元（包括还房面积不足被征收房屋部分补偿费465343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房屋装饰装修费2950元，搬迁补偿费1857.24元）。张汶汶名下货币补偿款为470150.24元（包括还房面积不足被征收房屋部分补偿费465343元，附属设施、构筑物及房屋装饰装修费2950元，搬迁补偿费1857.24元）。以上五人的补偿款已经由张某通过现金支票形式全部领取。遵义县人民政府批复的遵义县第六小学迁建工程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为：砖木结构2300元／平方米，土木结构2000元／平方米。 原被告双方对于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房屋结构有争议：原告起诉主张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房屋是砖木结构，提供了一份原告自行打印的《证明》，内容为“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有三间砖木结构的老房子（292.17平方米），即堂屋半间，偏房一间，厢房一间”。该证明上有播州区居民委员会盖章和副主任苟恩能2016年6月23日注明“原遵义县第六小学征用张某、牟某2的房屋中有上述老房子”，还有牟某4、牟某5等十多人的签名。本案庭审中，原告申请的证人牟某4、牟某5在本院询问时陈述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厢房3间，是土墙结构房屋，正房3间半是牟应举父母的财产，也是土墙房子。被告申请的证人余某证实王某去世后，牟某2家对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土墙房屋用砖来赔修。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政府为了解决拆迁钉子户的上访问题和加快拆迁进度，用提高经济补偿的办法来弥补过失，将达不到砖木结构的房屋统一按砖木结构补偿，所以五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砖木结构房屋面积的总和就是牟应举和王某的遗产。牟某2、张某对此持异议，认为，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土墙房屋在1993年被被告改造成砖木结构房屋，政府征收时原有土墙房屋已不存在。被告提交2016年7月25日播州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内容为“我社区十二组居民牟某2成婚后户籍未迁出，一直居住在我社区跟随其母王某共同生活，王某年老后生前赡养和死亡后的安葬事宜均由牟某2独自负责完成。王某病故后，其遗留的土墙房屋属牟某2所有，一直由牟某2及其子女管理和使用。1993年7月22日，牟某2申请危房改造”。本院到播州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遵南社区居民委员会回复如下：“一、牟某2、牟某1、李某的父母牟应举和王某生前建有土墙房屋，该房屋时间较长，后来由居住的人进行了修缮，变成砖木结构房屋，政府征收时，原有土墙房屋已不存在，系砖木结构房屋。二、我社区签注的“老房子”并没有证实是牟某1、李某《证明》中所写的房子面积为292.17平方米，也没有证实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是牟应举和王某修建”。本院到遵义市播州区镇建设服务中心进行调查，未调取到张某户房屋拆迁的影像资料，当时制作房屋现场查勘图表的工作人员证实，《房屋现场查勘图表》上记载的砖木房屋结构是根据看到的实际情况制作，并没有将土墙结构填写为砖木结构的情况。根据以上证据分析，本院认定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房屋结构是土墙结构，并非砖木结构。 上述事实，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播州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及《回复》、《房屋现场查勘图表》及制作图表的工作人员证言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原告牟某1、李某主张南白镇人民政府征收牟某2、张某户房屋中含有原告父母牟应举和王某的房屋遗产，原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对遗产状况仅提供了原告自行打印的一份《证明》，虽然有播州区居民委员会盖章和副主任苟恩能2016年6月23日注明“原遵义县第六小学征用张某、牟某2的房屋中有上述老房子”，但遵南社区居民委员会已经向本院回复说明，该社区并没有证实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是牟应举和王某修建，而原被告的证人均证实牟应举和王某生前修建的房屋是土墙结构，并非砖木结构。原告代理人陈述“政府将达不到砖木结构的房屋统一按砖木结构补偿，所以五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砖木结构房屋总面积就是牟应举和王某的遗产”的事实，经本院核实，遵义县第六小学迁建工程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中有砖木结构和土木结构补偿标准，张某户房屋征收查勘图表载明的砖木房屋结构是政府工作人员根据看到的实际情况制作，并没有将土墙结构填写为砖木结构的情况，因此，原告代理人陈述的事实并不属实。由于张某户《房屋现场查勘图表》中并没有土木结构的房屋，原告主张的遗产房屋间数和《房屋现场查勘图表》中的砖木结构房屋地块也不一致。因此，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所主张的遗产就是张某户砖木结构房屋的总面积，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诉称的事实不予认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虽然原告对其父母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但由于原告主张的遗产现已不存在，原告并未在遗产遭受侵害之日（即被告改造土墙房屋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规定，原告起诉的继承权纠纷也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请求确认遗产份额和分割遗产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牟某1、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30元，由原告牟某1、李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