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终15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云，男，1991年5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本文，男，1947年1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农业，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正珍，女，194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99年7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学生，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200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杨某1、杨某2之法定代理人曾凡香，住贵州省黔西县，系杨某1、杨某2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宇录，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陈云因与被上诉人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王宇录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诉称：被告王宇录自2014年9月以来承包了几处民房修建，都雇佣四原告近亲属杨某3做木工（支合子），每天工资230.00元。2014年11月3日，被告王宇录承包被告陈云位于黔西杜鹃街道办事处育才社区的房屋修建，被告王宇录遂雇佣杨某3为其承包的上述工程做工。被告陈云修建的房屋属在原二层楼房的基础上违法增层，为赶工期，在所砌砖墙尚未凝固的前提下，陈云催促并要求王宇录在三天内做完木工。当日下午17时许，杨某3在为陈云所修建的房屋支三楼木工过梁的合子板时，踩踏到尚未凝固的砖墙上，墙体松垮塌落，导致杨某3从三楼坠落一楼受伤并当场死亡。原告等人报警后，杜鹃派出所曾出警调查，但无处理结果。事故发生后，两被告各向死者家属支付了30000.00元的安葬费，未给付其他费用。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10751.60元。 原审被告王宇录辩称：原告所诉情况不实，答辩人一家仅靠被告一人做工下苦力维持生存，并非原告方所诉的建房包工头，答辩人与死者杨某3处于同等地位，两人均是为被告陈云做工（支合子板），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杨某3不慎坠楼身亡后，答辩人基于工友关系和人道主义，已给予其亲属一定的经济补偿，故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云修建的房屋属在原有住房二层的基础上违法增层，因害怕有关部门的处罚，在三楼所砌砖墙尚未凝固时即催促被告和杨某3为其支合子板，而杨某3对砖墙是否凝固不清楚，为赶工期并得到工钱，不慎踩踏墙上并导致墙体松垮塌落，自身存在一定过失。故即便答辩人应承担责任，也只是与杨某3一起承担次要责任，而应由被告陈云与砌墙的泥水工承担主要责任。此外，原告主张的项目、数额在计算标准上存在错误，部分项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查明事实予以明判。 原审被告陈云辩称：答辩人与死者杨某3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而是与被告王宇录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被告王宇录作为承揽人应自担风险，答辩人作为定作人依法不承担定作过程中的风险责任，且答辩人在本案中也不存在定作、指示或选任上的过失，故原告主张由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死者杨某3受雇于被告王宇录做木工并因做工造成自身损害，依法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下旬，被告王宇录（无相关建房施工资质）承包被告陈云位于黔西县杜鹃街道办事处××社区××层住房上增层修建的木工（支合子），双方口头约定工程的单价及结算方式，材料和工人由被告王宇录自己负责，完工后由被告陈云与王宇录进行工程结算。陈云同时要求王宇录尽快在三天内完工。2014年11月3日，四原告亲属杨某3及其工友马太忠、杨汝国应被告王宇录之邀到其承包的上述工程做工，当日下午17时许，杨某3在为上述房屋支三楼木工过梁的合子板时，不慎踩踏到尚未凝固的砖墙上，墙体松垮塌落，导致杨某3从三楼坠落一楼并当场死亡。杨某3亲属等人到场并报警后，黔西县公安局杜鹃派出所当即出警调查，但未有处理结果。事故发生后，杜鹃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及社区人员组织两被告与死者家属进行协调，未达成一致协议，遂建议两被告各向死者家属支付了30000.00元作为安葬费，未给付其他费用。两被告于同日就原告等人的赔偿事宜曾达成协议，同意对原告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涉及赔偿的金额问题，由两被告与死者家属另行协商确定。后因赔偿金额及责任等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分别属于死者杨某3的父母和子女，原告杨本文、张正珍共育有包括杨某3在内的成年子女四人。杨某3与曾凡香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家四口属黔西原城关镇城西村村民，现属杜鹃街道办事处向阳社区（城市社区），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杨某3做工的工钱是由被告王宇录先与陈云结算后，再由王宇录按照其做工的方量并结合单价结算给杨某3。杨某3做工并发生事故时被告王宇录和陈云均未在场，施工现场无必要的安全防护条件。 原审认为：公民的身体权、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杨某3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并死亡，四原告作为其近亲属依法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有关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王宇录虽无相关建房资质，但其承包农村建房等仍需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条件，根据王宇录与被告陈云达成的口头建房协议，王宇录系自己提供技术、劳力和材料按陈云的要求完成修建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陈云根据其完成的工程情况给付报酬，双方的约定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死者杨某3系王宇录承揽工程后，再应王宇录之邀到其承揽工地做工，王宇录根据其做工的情况向其结算报酬，杨某3提供劳务和领取报酬受到王宇录必要的控制和监督，双方符合劳务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为雇佣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被告王宇录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杨某3等劳务提供者施工时不在现场，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提醒义务，且其施工现场无必要的安全防护条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程度的过错，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陈云作为房主，其将住房增层的木工（支合子）发包给无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被告王宇录修建，为了追求工程进度催促赶工，当被告王宇录告知其墙体尚未凝固，施工存在安全风险时，其仍催促继续施工。其违法发包行为和催促赶工行为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死者杨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在墙体尚未凝固的情况下施工会有安全风险，仍然听从承包人王宇录的安排继续赶工，其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20%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受害人杨某3支合子时不慎踩踏到尚未凝固的砖墙导致墙体松垮塌落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房主陈云和雇主王宇录在墙体尚未完全凝固的情况下分别实施了催促赶工和安排施工的行为，二被告的行为对造成杨某3死亡负有重大过错，杨某3作为雇员，对其从事工作的时间、进度等事项不享有决定权，其只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雇佣。因此被告陈云与王宇录应就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被告陈云增层修建的住房属在建工程，墙体松垮塌落的原因主要是尚未凝固的砖墙受外力影响所致，与建筑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因设置或保管上的欠缺而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上均不同，故被告王宇录以此作为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采信。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参照2015年度贵州省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关于各项损失的具体计算办法，对原告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主张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1、丧葬费22018.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计算。2015年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统计局《关于公布2014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的通知》（黔人社厅发〔2015〕17号）规定，2015年毕节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669.75∕月，故丧葬费为22018.50元（3669.75∕月×6）；2、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一家四口属黔西原城关镇城西村村民，现属杜鹃街道办事处向阳社区。根据黔西县人民政府黔政函〔2012〕204号文件《关于对部分乡镇社区整合审查报告的批复》规定：隶属于杜鹃街道办事处的向阳社区为城市社区，故对原告要求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548.21元／年标准，以二十年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450964.20元（22548.21元／年×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179242.02元。本案死者杨某3生前共有4个被扶养人，分别为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在事故发生时分别为67岁、66岁、15岁和8岁，其扶养年限分别为13年、14年、3年和10年，由于被扶养人为数人，其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254.64元。本案被扶养人杨本文每年应获得赔偿的生活费为3813.66元（15254.64元÷4人）、被扶养人张正珍每年应获得赔偿的生活费为3813.66元（15254.64元÷4人）、被扶养人杨某1每年应获得赔偿的生活费为7627.32元（15254.64元÷2人）、被扶养人杨某2每年应获得赔偿的生活费为7627.32元（15254.64元÷2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年赔偿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254.64元。故被扶养人前三年的生活费按15254.64元／年×3=45763.92元计算，杨某3第四年至第十年扶养三人，其应支付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15254.64元／年×7=106782.48元，杨某3第十一年至第十三年扶养两人，其应支付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7627.32元／年×3=22881.96元，杨某3第十四年扶养一人，其应支付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3813.66元／年×1=3813.66元。最后，杨某3十四年应支付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179242.02元（45763.92元+106782.48元+22881.96元+3813.66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原告因此次事故痛失家庭支柱，心灵遭受巨大创伤，必然对其心理状况及精神状况产生巨大打击，故对原告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结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10000.00元较为适宜；上述赔偿项目总额为662224.72元，被告王宇录承担40%的赔偿部分为264889.88元，扣除其预支的30000.00元，王宇录还应赔偿234889.88元；被告陈云承担40%的赔偿部分为264889.88元，扣除其预支的30000.00元，陈云还应赔偿234889.88元，剩余部分由四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王宇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因杨某3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34889.88元；二、被告陈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因杨某3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34889.88元；三、被告王宇录与被告陈云互负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908.00元，由被告王宇录和被告陈云各负担4454.00元。 宣判后，陈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宇录就房屋承建事宜成立承揽关系，上诉人将建房工作交予被上诉人王宇录，由其自行提供技术、劳力和材料，按上诉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上诉人与死者杨某3之间并无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承担其因提供劳务所致的相关损失；上诉人在涉案事故中不具有侵权行为，主观上对事故的发生亦无故意或过失，即便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错，该过错程度不及被上诉人王宇录，原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宇录承担同等责任有失公平。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宇录答辩称：上诉人为赶工期，催促答辩人及死者杨某3限时三天内完工是导致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对于杨某3死亡的损害后果，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答辩人与杨某3共同承担次要责任。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认定的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对涉案事故赔偿责任主体和责任比例的确定。被上诉人王宇录根据其与上诉人陈云的协议约定，承包修建陈云原二层住房上的增层建筑，被上诉人王宇录并雇请死者杨某3进行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国务院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二）项：“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建设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市政基础设施、生产性建筑、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和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活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依据本意见“五”明确的对限额以下工程的指导原则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第（三）项：“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及贵州省建设厅《关于贯彻建设部的通知》第三条第3项：“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和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活动，建设方宜选择有资质和资格的单位或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之规定，上诉人陈云对被上诉人王宇录是否具备相应建筑施工资质负有审查义务，其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王宇录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将其自建房发包给王宇录承建，故对于引发雇员杨某3死亡这一损害后果，上诉人陈云负有选任、指示之过失，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上诉人陈云对杨某3之死亡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就被上诉人王宇录应承担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上诉人陈云以其与被上诉人王宇录之间成立承揽关系为由主张对案涉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地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3.00元，由上诉人陈云负担2000.00元，由被上诉人王宇录负担2000.00元，由被上诉人杨本文、张正珍、杨某1、杨某2负担8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孝春 审判员  喻 智 审判员  罗 珣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任云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