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10民终3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秀兰，女，193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波，北京市东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河北燕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德海，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李晓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德祥，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李晓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所在地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上诉人闫秀兰因与被上诉人马德海、马德祥、原审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5）三民初字第00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秀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波、李远、被上诉人马德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李刚、被上诉人马德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秀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承包经营权，返还土地补偿款60万元。事实和理由：1.无论是从证据角度还是从当事人的自认角度，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诉争土地地块与四至范围没有异议。2.从涉案土地流转的时间先后上看，上诉人取得涉案土地权益在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被上诉人口头拒绝承认是接受被上诉人的流转取得，但是却没有跟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第三人有任何取得承包权的证据。3.上诉人与第三人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大量而且充分的证据表明上诉人系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且该承包权已经得到第三人的书面证据认可。4.重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与第三人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及权利义务等情况无法证实，有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政策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期限和权利实行的是法定原则。5.重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基于何种方式流转给二被上诉人及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证实，这种观点牵强附会。马德海、马德祥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闫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分别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人民币300000元，共计人民币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决议，将本村位于村北河沟底的18亩白地（四至为：西至孙文学、东至李向龙、南至道，北至道）承包给原告，以该土地的承包费折抵该村民委员会拖欠1997年至2002年8月间原告任村干部的工资。后原告将该承包地10亩交由马晓光（原告之子）耕种，4亩（四至为：西至马晓光、东至马德祥、南和北均至道）交由被告马德海耕种，4亩（四至为：西至马德海、东至李向龙、南和北均至道）交由被告马德祥耕种。2013年11月，李福成承包高庙村包括原告承包地在内的1328.17亩土地，并支付每亩75000元土地补偿款。二被告领取了上述原告应得的8亩承包地的土地补偿款共计60万元。为证其主张，原告提交证据13组。证据1：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干部分2003年白地明细表。该明细表记载了孙某、冯宝民、赵红艳、闫秀兰等9人树地、白地亩数及金额等情况，并注明，“每亩每年70元，5年共350元”。关于原告闫秀兰部分记载，闫秀兰树地8（划）白地18（划）16合计18（划）16款5900.00（划）5600.00章闫秀兰收5600.00。以此拟证，原告于2003年承包高庙村白地18亩，承包费每亩每年70元，原告所承包的18亩土地5年承包费为6300元，村民委员会拖欠工资折抵承包费，原告就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2：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付出单据、专用收据、转账凭证。其中（1）河北省村合作经济组织付出单据记载，付给孙某、冯宝民等9人用途欠工资款人民币叁万贰仟叁佰肆拾3240（印章）；（2）村合作经济组织非经营性专用收据记载，收到孙宝江、冯宝民等交来承包地人民币叁万贰仟叁佰肆拾元（印章）；（3）河北省村合作经济组织转账凭证记载，承包地发包及上交款32340元欠工资款内部往来9人32340元。以此拟证，干部分2003年白地明细表中包括原告在内的9人用村民委员会拖欠的工资交纳承包费，土地承包已实承履行，承包关系成立，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3：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3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经村委会主任马某、党支部书赵宋和大队会计孙红江在高楼镇农经站查账证明，原大队妇联主任闫秀兰用工资折地16亩（被改动过）实有承包地18亩，分别在马晓光耕种10亩，马德海4亩，马德祥4亩”。以此拟证，高庙村村民委员会经查账，证实原告就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证据4：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原书记马善增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在我任职期间经村委会会计查账，闫秀兰有承包地18亩”。以此拟证，原告承包土地亩数为18亩。证据5：本院2014年4、5月间对证人马某、赵某和、孙某的询问笔录及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1）证人马某证实，2003年其村里将涉案土地承包给闫秀兰，以折抵欠闫秀兰的工资，当时折抵五年的工资，五年后并未收回。该承包没有合同。闫秀兰实际折抵18亩承包地，但帐上记载为16亩。闫秀兰未实际种植，而将土地分别承包给马小光（应为马晓光）10亩，马德海、马德祥各4亩。（2）证人赵某和证实，据向镇政府了解，农经站的表上记载闫秀兰有16亩土地，此表为村会计统计。土地包给闫秀兰，顶工资，但闫秀兰将土地转包给马德海、马德祥、马小光（应为马晓光）。（3）证人孙某证实，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给闫秀兰的土地用于折抵闫秀兰任妇联主任的工资。承包亩数为18亩，具体数字应以票据为准。涉案土地为2003年调整的，与1999年合同无关。后闫秀兰与他都补发过工资。（4）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记载：“兹有我高庙村委会在二00三年调整土地时，我村民闫秀兰分土地一十八亩以村委会托（应为拖）欠其工资中扣承包费但在查原票据是一十六亩（票据有变动详情不知）收承包费五年以后在（应为再）没有调整土地和收承包费”。以此拟证，2003年承包给原告18亩土地，口粮田1999年订立的合同，2000年最后一次调整土地，未按合同履行，2001年至2013年一直未调整过土地，涉案土地是2003年调整，与1999年的合同无关。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6：《解读农村土地承包法》（李显冬编著）、《农村土地承包法新解读》。以此拟证，原告与高庙村村民委员会虽未签订承包合同，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交付承包地、支付承包费的主要义务，承包合同关系成立，原告就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7：老二队侵土坑地表、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5年5月30日出具的证明。（1）老二队侵土坑地表中显示，马晓光承包地10，备注有地没票；马德海承包地4，备注有地没票；马德海承包地4，备注有地没票。上述各项均已划线，后备注闫秀兰16亩票。（2）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5年5月30日出具的证明记载：“在我高庙村二0一三年流转土地时因土地发包是上届村委会所为现届村委会当时按发包票和实际有地相结合的方法去登记土地流转在制表过程中所登记马晓光、马德海，马德祥的名字所圈一事因闫秀兰提出有纠纷表中所圈村委会所为”。以此拟证，被告就涉案土地没有承包票，原告就涉案土地及其补偿提出异议，村委会在查账后将原登记的马晓光、马德海、马德祥承包地情况进行圈划。证据8：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5年3月11日出具的两份证明。该两份证明分别记载：“马德祥取得土地偿款的四亩白地与其一九九九年三月所签订的三河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中马德祥承包地块（地块名称：西北、西北北、西北南）并非同一地块”；“马德海取得土地偿款的四亩白地与其一九九九年三月所签订的三河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中马德海承包地块（地块名称：西北、西北北）并非同一地块”。以此拟证，被告取得土地补偿款的四亩白地与其1999年3月所签订的《三河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地并非同一地块，根据三河法院向村民委会员干部所作询问笔录，1999年承包合同并未履行，被告就涉案土地与村委会不存在承包关系。证据9：原告自绘的涉案土地四至图。该图所绘情况与原告主张四至一致。以此拟证，涉案土地位置与被告所签1999年承包合同并非同一地块，被告就涉案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10：高庙村会议纪要、村民委员会与李福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1）高庙村会议纪要记载了该村村民代表通过该村土地对外发包流转条件、补偿数额、补偿方式等情况。（2）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与李福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记载了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将该村1328.17亩土地承包给李福成的情况。以此拟证，李福成承包高庙村土地的事实及75000元／亩的土地补偿标准。证据11：原告代理制作的赵红艳（原高庙村妇联主任）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高庙村以8.4亩种植树木的土地及6.7亩白地承包给赵红艳，以抵顶拖欠赵红艳的工资。2003年分配土地，赵红艳交纳共5年的承包费5285元（70元／亩），此后一直未交，土地也未变更过。2013年李福成征用土地时，赵红艳以75000元／亩领取的补偿款。赵红艳分地同时闫秀兰也分得18亩土地。当时没有分给马德海、马德祥土地。2003年后高庙村未再分过土地。以此拟证，原告与赵红艳一同分得土地，其中原告分得18亩，二被告未分得土地，且之后土地也未进行过调整。原告18亩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证据12：原告代理人制作的冯宝辉（原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高庙村分给冯宝辉8.4亩种植树木的土地，抵顶拖欠冯宝辉的工资。2003年分地时，冯宝辉以70元／亩的标准一次性交纳了5年的承包费，此后未再交纳，高庙村也未再调整过土地。分得了土地一直未收回。2003年闫秀兰分得18亩土地。2013年李福成征用高庙村土地时，冯宝辉按2003年分得土地8.4亩领取的补偿款。以此拟证，原告2003年分得白地18亩，拖欠工资抵扣地钱，2003年分地时曾抵扣地钱，此后村内未调整过土地，二被告未分得土地，原告分给二被告种植的土地的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证据13：高庙村已征白地表。该表记载了二被告各自领取4亩白地补偿30万元。以此拟证，二被告领取了涉案土地的补偿款。据此，原告主张，原告以折抵拖欠工资形式取得涉案的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给三河福成投资有限公司时，原告向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异议，在核实期间，二被告各自领取涉案土地补偿款30万元，共计60万元。原告要求二被告予以返还。二被告认为，1、原告无有效证据证实取得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原告无证据证明将土地转给被告耕种。庭审中，二被告认可原告主张的涉案地块的四至，认可二被告领取涉案地块的补偿款。但二被告主张，二被告2003年承包土地调整后，分别承包了涉案土地，并就承包涉案土地领取了补偿款，且高庙村民委员会以其行为对二被告的承包经营权予以认可，故二被告领取的补偿款与原告无关。就此，被告马德祥提供13组证据、被告马德海提供8组证据。其中被告马德祥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记载了马德海家共计10.5土地承包情况（非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在承包涉案土地前，与高庙村村民委员会确立了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承包期间自1999年3月至2029年3月。证据2：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该证据佐证了被告马德祥提供的证据1所证事实。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与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证据3：三河市农民负担监督卡。该证据的举证目的同上。证据4：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信通卡惠家一卡通、高庙村2011年粮补资金发放表。上述直补表记载了马德海领取土地补贴的情况，同时记载其补贴土地亩数为11.7亩。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领取的土地流转补偿款与原告无关。证据5：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0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信。该证明信记载，马德祥家共有田11.7亩。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自村民委员会承包的土地与原告无关，不存在原告转交被告耕种一事。证据6：马某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证实：“我村村民马德祥有折地4亩，没有承包票，从2003年至2013年一直自己耕种”。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领取的补偿款与原告无关。证据7：高庙村会议纪要。证据8：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与李福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述证据即原告所举证据10。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被征用的土地的流转经高庙村统一决定，统一流转。证据9：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公告、高庙村已征白地表。其中，公告记载了补贴方案的会议通过情况；已征白地表记载了马德祥被征用白地为4亩。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依流转方案领取补偿款30万元，与原告无关。证据10：马德祥与三河福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该合同记载了马德祥将承包的土地7.7亩经营权（非涉案土地）转给三河市福成投资有限公司。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家7.7亩田粮地依据流转方案一并流转给三河福成投资有限公司，并取得补偿款，该证据与4、5、6、8、9证据综合印证涉案补偿款为被告所有。证据11：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4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有关马德祥马得祥是同一个人”。其举证目的与记载内容一致。证据12：老二队侵土坑地表。该证据即原告所举证据7。以此拟证，被告马德祥名下有4亩白地。证据13：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付出单据、高庙村村委会干部分2003年白地明细表。该证据即原告所举证据1、2。以此拟证，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欠原告工资仅为5600元，并已结清，原告未承包土地，村民委员会也未以地折抵工资。被告马德海所举证据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即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该证据证实了被告马德海承包高庙村5.5亩土地（非涉案土地）的情况。其举证目的与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1、2的目的基本相同。证据2：三河市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工作统计表（2007、2009年）、高庙村年粮补资金发放表（2010-2013年）。上述直补表记载了马德海领取土地补贴的情况，同时记载其补贴土地亩数为8.4亩。其举证目的与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4的目的基本相同。证据3：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0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信。该证明信记载，马德祥家共有田8.4亩。其举证目的与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5的目的基本相同。证据6：高庙村已征口粮地表、土地流转合同。（1）已征口粮地表记载，马德海被征口粮地4.4亩；（2）土地流转合同记载了马德海将4.4亩承包地（非涉案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三河福成投资有限公司。其举证目的与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10的目的基本相同。证据7：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2014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有关马德海马得海是同一个人”。其举证目的与记载内容一致。证据4：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公告、高庙村已征白地表，即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9；证据5：高庙村会议纪要、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与李福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即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7、8；证据：8老二队侵土坑地表，即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12、原告所举证据7；证据9高庙村村民委员会付出单据、高庙村村委会干部分2003年白地明细表，即被告马德祥所举证据13、证据即原告所举证据1和2。上述被告举证目的与被告马德祥以上举证目的基本相同。据此被告主张，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拖欠原告5600元工资于2003年已结算完毕，不存在以工资款折抵承包地的情况。二被告各自取得涉案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在补偿款前对二被告承包的土地予以确认，补偿款发放后又未追回，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对二被告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原告认为二被告所举证据与其证明目的无关联性，不能证实二被告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所举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故坚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马德祥、马德海在土地流转前各自耕种4亩涉案土地，依据高庙村村民委员会议讨论通过的土地流转方案、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公告土地流转数量及与三河市福成公司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二被告取得了土地补偿款。原告主张因工资折抵原告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原告所举证据7证实，在涉案土地公告期间，原告向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异议，但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就该异议未作出答复。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对原告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及权利、义务等情况无法证实；对涉案土地基于何种方式流转给二被告及双方权利和义务、耕种期限等情况无法证实；对涉案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及该补偿款发放存在错误等情况无法证实。综上，依据原告本次诉讼中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二被告领取了原告的土地补偿款。故，本院无法维护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可在第三人三河市高庙村村民委员会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异议答复后，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闫秀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闫秀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承包实际经营权人问题，闫秀兰主张因河北省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村民委员会拖欠其工资，于2003年工资折抵承包费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涉案土地征收公告期间，闫秀兰曾向原审第三人提出异议，但原审第三人未就该异议作出答复。闫秀兰一审期间曾提供相关证据，但上述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实际曾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权利、义务等情况；而且对其主张的涉案土地基于何种方式流转给马德海、马德祥及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等情况无法证实；闫秀兰对涉案土地补偿款是否应归其所有及该补偿款发放过程中是否存在发放错误等情况亦无法提供充足证据。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及补偿问题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在闫秀兰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且作为发包方的原审第三人未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直接、明确答复意见之前，一审未作出改变土地承包经营现状的判决并无不当，闫秀兰可待原审第三人作出答复意见后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闫秀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闫秀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欣代理审判员 杨 莉代理审判员 李成佳二０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于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