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负责人：王毅，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闻杰，该分行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姚德平，该公司破产管理人主任。第三人：陕西省储备粮库华县直属库。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单位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收效，陕西一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金紫阳公司）及第三人陕西省储备粮库华县直属库（以下简称华县直属库）借款担保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21－4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上诉请求：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21-4号民事裁定，指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担保纠纷与被上诉人所涉嫌的刑事犯罪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均不完全相同，只是具有一定关联性。上诉人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8月，在持续五年的时间里，完全按照统一的动产质押融资的模式，持续开展授信业务合作。其中2012年、2013年度授信总额度高达3亿元人民币，2013年度授信余额达2.5亿元人民币，质押物一直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粮食，并且一直由第三方监管公司派人驻点监管。在2013年之前双方签订的系列《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均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涉及本案的2013、2014年度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均是此前授信业务的续授信，业务具有连续性，是典型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款担保合作业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其次，本案中所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是真实的，提供的质押物也是真实存在的，授信及借款法律关系是真实的，部分合同或协议也已经履行完毕，是一个完整的民事法律行为。再次，本案与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所涉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被上诉人所涉嫌的骗取贷款行为，主要是质押的粮食存在重复质押等问题。这仅仅涉及本案案件事实中有关质押物部分，即被上诉人涉嫌的刑事案件的事实与本案事实只有部分相同，只能说两案在个别事实部分存在一定关联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应当依据该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三、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与法律设定以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具有不同的立法目的，对行为人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评价并不能取代对该行为在民法上的处理。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不意味着其所在法人当然无须承担民事责任。至于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应根据民事法律规范以及相关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如果商事案件法律事实与刑事案件法律事实不同，原则上，商事案件应当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并同时存在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商事审判应当尊重已经启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未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商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及担保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华县直属库述称，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属于经济犯罪而非经济纠纷。首先，金紫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韩海所涉刑事犯罪事关两个事实，从犯罪构成上，任何一个事实被认定，都可以确认金紫阳公司及韩海构成贷款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其一，2015年12月7日，大荔县法院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00845号判决,判令金紫阳公司提供质押粮食的所有权是华县直属库，该事实证明金紫阳公司捏造事实骗取包括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在内的数家主体提供“质押”，进而骗取巨额贷款，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其二，金紫阳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提供证据显示，金紫阳公司就同一“质物”，属于华县直属库的粮食重复质押，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等单位和个人多次质押，而后金紫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海在明知无法清偿的情形下出逃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行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其三，金融机构所涉大宗粮食质押担保业务，本身存在制度性系统风险，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所谓整个贷款担保民事法律行为真实，完整与否，无法规避该风险。即使不存在系统风险，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作为诈骗犯罪的受害人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但金紫阳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贷款的行为不再是合同法律关系，而是侵权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与金紫阳公司犯罪行为所涉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完全一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维持原裁定。金紫阳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金紫阳公司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偿还债务本金人民币242721031.31元及利息1364826.19元（截止2014年10月20日），合计244085857.5元，以及2014年10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全部利息（含复息）；二、金紫阳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三、确认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质押权合法有效，如金紫阳公司不能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偿还全部债务，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有权依法处置质押小麦，并享有处置小麦款的优先受偿权；四、金紫阳公司承担因处置质押小麦所产生的搬运费、运输费等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紫阳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间，将储存于其粮仓的14仓粮食作为出质物，先后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工商银行渭南分行、中国银行渭南分行等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协议，取得了前述金融机构巨额贷款。金紫阳公司现已进入破产程序。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金紫阳公司存在将同一批次的粮食重复质押骗取有关金融机构的巨额贷款，且无法归还，给有关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前述金紫阳公司骗取中国银行渭南分行贷款案，经中国银行渭南分行向大荔县公安局报案，大荔县公安局于2014年11月8日以涉嫌骗取贷款罪将金紫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海刑事拘留。一审法院认为，金紫阳公司骗取工商银行渭南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案与大荔县公安局侦查的金紫阳公司骗取中国银行渭南分行贷款案系同一性质的案件，应并案处理。该院受理的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诉金紫阳公司及第三人华县直属库借款担保纠纷一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报该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裁定驳回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的起诉。中国民生西安分行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262229元、保全费5000元，华县直属库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631115元退还当事人。本院审理查明，一、一审法院审理中，华县直属库以金紫阳公司为被告，向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请求确认金紫阳公司18座粮仓内存放的全部小麦、玉米为其所有。2015年12月3日，该院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存放于金紫阳公司一库2号仓、7号仓、9号仓、14号仓、17号仓、22号仓、24号仓、4号棚仓的粮食，二库1－4号仓、6－11号仓的粮食所有权属华县直属库所有。二、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与金紫阳公司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8月，以动产质押融资的模式，持续发生授信业务往来，质押物一直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粮食。在2013年之前双方签订的系列《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已履行完毕。本案中，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起诉的基础合同事实是，双方于2013年5月10日签订的3亿元的授信额度的《综合授信合同》，2014年8月6日签订的2.5亿元的授信额度的《综合授信合同》，以及相关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从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提供的2013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8日期间的《动产质押清单》看，经历过多次倒仓。一库的1号仓、3号仓、10号仓、13号仓、二库的5号仓、12号仓曾是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的质押物，上述质押物不在大荔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确权范围内。本院认为：一、关于金紫阳公司所涉嫌经济犯罪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是否属于同一法律事实问题。（一）在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渭检诉刑诉[2015]84号）中，没有涉及金紫阳公司以合同诈骗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贷款的事实。金紫阳公司涉嫌犯罪的案件，其涉及的主体分别是金紫阳公司与中行大荔支行，金紫阳公司与平安保理公司。金紫阳公司涉嫌犯罪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其中合同诈骗罪包括两项事实，一是私刻蒲城直属库公章，伪造购销合同，从中国银行大荔支行骗取贷款8000万余。二是私刻西安中谷中实国家储备库的公章，伪造销售合同，假扮该单位负责人，从平安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骗取融资款2.498亿元。检察机关指控犯罪事实中，没有涉及金紫阳公司以合同诈骗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贷款的事实，也没有提及质押给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的质押物被“重复质押”的问题。以上事实表明：认定金紫阳公司涉嫌犯罪的主要证据，即渭检诉刑诉[2015]84号检察院起诉书，在涉及的主体和内容上，均与本案不同一。（二）涉及本案的2013、2014年度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均是此前金紫阳公司与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签订的授信业务的延续，双方形成了民事借款担保合同法律关系。从金紫阳公司提供给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的质押物范围看，由于存在2013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8日期间的质押物的多次倒仓，本案中的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的质押物与大荔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确权范围，也并非完全同一。以上事实表明：一审法院认定金紫阳公司存在涉嫌骗取贷款罪的犯罪事实，主要是指“金紫阳公司存在将同一批次的粮食重复质押骗取有关金融机构的巨额贷款”的事实，该事实与本案中金紫阳公司为获取贷款，而提供给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质押物的事实有关联，但并不同一。（三）本案中，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起诉的基础合同事实是，该行与金紫阳公司于2013年5月10日和2014年8月6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以及相关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一审法院关于“金紫阳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间，将储存于其粮仓的14仓粮食作为出质物，先后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工商银行渭南分行、中国银行渭南分行等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协议，取得了前述金融机构巨额贷款”的事实认定，与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起诉的基础合同事实，在时间上有交叉，但不完全同一。综上，本案与金紫阳公司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二、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及法律适用问题。（一）在民商事交易中，质押物权和以同一标的物进行重复抵押或者质押，属于民事行为中的常见问题，可以适用相应的民商事法律及司法解释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即使案涉质押粮食属于华县直属库，法院也可以对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案涉质押物权是否成立予以裁判，并不由此改变本案的民事纠纷性质。关于重复质押问题，我国担保法也有明确规定。为协调重复质押或者抵押造成的不同担保债权竞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规定清偿：（一）抵押合同以登记生效的，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二）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清偿；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属于恶意取得质押权。民生银行西安分行与金紫阳公司之间自2010年起，一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在2013年之前双方签订的系列《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等已履行完毕。至于重复质押带来的质押权效力问题，可以进行实体审理后作出民事裁判。（二）本案中，如果金紫阳公司为了让出借人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相信有担保，从而达到借款的目的，而存在私刻公章，提供重复质押物的行为，虽然该行为与借贷行为有关联，但是其本身不是借贷行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不是借贷行为。因此，即使金紫阳公司存在上述涉嫌诈骗贷款等经济犯罪，不当然影响人民法院对本借贷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的实体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中，如果发现与本案有牵连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当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是经济纠纷案件应当继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21-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 波代理审判员 宁 晟代理审判员 宋 冰二０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席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