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5民终1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连奎，男，195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宝玲，女，197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系上诉人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桂英（又名于桂真），女，195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学华，女，1974年5月6日出生，汉族，茌平农商银行职工，住茌平县，系被上诉人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树芹，聊城东昌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冯连奎因与被上诉人于桂英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2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连奎上诉请求：1、撤销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23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依据聊城市人民法院(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该诉争宅基地的使用权，作出支持被上诉人的判决，属判决不当。l、(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该调解书在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的原始档案卷宗不存在，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该调解书，也没有签字。2、(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卷宗存在多处矛盾；(1)、1986年5月17日（原卷宗19页）；1986年5月26日（原卷宗108页）询问笔录均显示办案人员在“堂邑法庭”对上诉人作笔录，均没有提及或告知上诉人调解事宜及调解书的内容；但是调解书在1986年5月15日就已出具了。也就是说“调解书”内容出具在先，询问上诉人在后，前后不一致，不符合法律程序。(2)、卷宗108页显示：1986年5月26日，办案人员在堂邑法庭询问上诉人是否同意调解，但卷宗第111页送达回证笔录却记载“1986年5月26日送达调解书”，地点是牛屯村，根本不是上诉人的签字和手印。(3)、调解书出具日期“1986年5月15日”，卷宗113页送达证上显示1986年5月21日给刘子云送达，5月23日给于桂真和芦秀英送达。而卷宗第108页显示：1986年5月26日却还在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调解。这足以证明是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具的调解书并送达当事人。（4）、原卷“牛万春的收据和笔录与调解书内容”相矛盾，牛万春收到条显示收到70元，调解书上记载是给刘子云70元，可却给了牛万春。卷宗中也没有我的交款手续和记录。更进一步说明调解书的虚假性。上述内容只是原始卷宗中的部分，字里行间处处存在多处不当之处。这足以证明调解书不能做为该宅基认定的证据使用。二、上诉人有证据能够证明：该宅基原属于刘子云，于桂真给付刘子云70元钱只能说明是买的树木，树和宅子相连花70元不符合实际情况；刘子云兄弟刘子震的孩子出具证明，证明在老家有宅基一处，宅基地使用权交给上诉人冯连奎使用。三、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的岳母在岳父去逝后改嫁，户籍迁出本村，离开了上诉人村庄，不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至今已去世多年，原房屋已不存在，遗产房屋已经随着拆除行为而灭失，不能再进行继承，其丧失了宅基地的使用权。该宅基应属于村集体，由村委会上报乡镇土地管理机构收回，统一安排使用，不属于个人私有宅基。双方诉争的宅基地，只能说是遗留下的农村所述的“片荒”，不属于宅基。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以登记为准，房屋和宅基地的权利人应以村委会批准的建房人以及在房屋管理及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的所有人为所有权人；被上诉人持法院调解书只是一种证明性质，如是真实的调解书，上诉人就应当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因没有办理登记，对诉争的宅基地不具有使用权。根据农村宅基地规定，每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宅基地属于集体，不能继承，现被上诉人已有宅基，该宅基地不应属于被上诉人。综上，上诉人认为，宅基应以登记为准，被上诉人对该诉争宅基没有登记，即没有使用权，无权要求人民法院排除妨碍，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于桂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冯连奎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桂英的养母芦秀英于1961年与刘子亭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前，刘子亭与前妻生有一女刘芬，芦秀英有一养女于桂真（即原告于桂英）。于桂英自14岁起随刘子亭和芦秀英生活，其与刘子亭形成继父女关系。1979年，刘子亭去世。1984年，芦秀英改嫁。1985年7月份，芦秀英以刘朋（刘子亭的侄子）和冯连奎（即本案被告冯连奎，当时已与刘芬结婚）干涉其改嫁带产为由诉至原聊城市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刘子云（刘子亭的哥哥）、于桂真、刘芬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后经调解，原被告及第三人于1986年5月15日达成协议，原聊城市人民法院制作了(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标题为聊城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加盖的院印为聊城市人民法院，该调解书已生效。调解书载明的调解协议第二条内容为：在芦秀英原住房后划宅基一处给于桂真使用（面积按大队以前规划面积），土木相连，于桂真拿出现金70元给刘子云作为树木作价。该协议第二条所称的宅基即本案诉争宅基。诉争宅基位于堂邑镇三合村下属的牛屯自然村，东西长22.3米、南北宽18.3米，北与村内东西大街相邻，南与被告冯连奎宅基相连，西邻牛万海住宅，东为胡同．协议达成后，于桂英、牛万春夫妇一直在该宅基上种植小麦、玉米、蔬菜及蘑菇大棚等农作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告准备在诉争地块上建房，因被告阻拦，没有建设。2016年春季，原告在该宅基上除草，打算种植农作物时，被告进行了阻拦。另查明，本案原被告均没有诉争宅基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原告于桂英因原聊城市人民法院(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取得诉争宅基地的使用权后，即依法享有占有和使用该地块的权利。故原告以被告冯连奎阻拦其使用诉争地块为由，请求排除妨害，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000元，但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诉求不予支持。被告冯连奎辩称原告所述不实，原告据以立案的(1986)法民字第36号聊城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是伪造的，原告对涉案宅基地不具有合法的使用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一、被告提出调解书系伪造，但所提证据不足；二、调解书标题与院印不符，是因为当时调解书是填充式，原审判人员用了以前的格式空白调解书，审理案件的法院应以院印为准，况且聊城市人民法院的前身就是聊城县人民法院；三、当事人对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提出异议，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四、被告也没有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诉争地块享有使用权。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提出的一九九几年阻拦原告建房，原告没有起诉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是否起诉与诉争宅基地归谁使用没有因果关系，被告不能因此认定原告对诉争地块没有使用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冯连奎不得妨害原告于桂英对聊城市人民法院(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宅基地的使用。二、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被告各负担一半。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原聊城市人民法院(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合法有效。根据当时的卷宗显示，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且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卷宗还显示1986年5月26日将调解书送达给了上诉人冯连奎，应当认定该调解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上诉人冯连奎称其没有参与调解，调解协议及送达回证上的签字按印均不是其本人所为。并且调解书的内容中，将刘子震的宅基地当成刘子亭的给处分了，调解不合法。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是否属于生效文书的程序性错误和内容错误问题，上诉人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在(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没有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的前提下，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双方焦点二是，被上诉人是否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根据生效的(1986)法民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取得了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虽然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在该宅基上建设房屋，村委会也没有做出收回的决定，因此，该宅基地使用权仍然合法有效。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冯连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进审判员 杜宏伟审判员 孔繁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