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10民终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江西省乐安县公溪镇新居。经营者：陈兴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宏、李三梅，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军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燕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法定代理人：陈军平（系陈某父亲）。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全龙，江西黄洲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民，崇仁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尧少孙。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筱云，江西黄洲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乐安驾校）因与被上诉人陈军平、陈燕平、陈某、任勇、尧少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2015）崇民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安驾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乐安驾校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乐安驾校不是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首先，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赔偿主体的确定，除直接侵权行为人外，肇事机动车应遵循我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运行利益和运行控制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标准。本案直接侵权行为人任勇，而任勇并非乐安驾校员工，其仅是挂靠乐安驾校进行驾驶员培训的委培人，与乐安驾校不存在人身隶属的雇佣或劳动关系；其次，肇事车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虽登记在乐安驾校名下，但实际车主为尧少孙，双方是“挂靠”关系。尧少孙作为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实际车主，其将车辆转让给任勇时乐安驾校并不知情，也未征得乐安驾校同意，乐安驾校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挂靠车辆的日常管理、营运、车辆风险控制均在实际车主的控制之下，车辆由实际车主（尧少孙、任勇）占有、控制和取得运行利益及承担责任。而事故发生时，肇事车并未从事与乐安驾校经营有关的业务活动，不属于履行驾培教学经营活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无过错的乐安驾校承担本案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认定乐安驾校系被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适用法律。该条适用的挂靠情形只是针对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而非指任何挂靠行为。必须发生在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中，与运输经营活动有关才能适用本条。从本案发生的时间、地点上看，肇事车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虽系教练车，但事故发生时并未从事驾培教学活动。故一审法院适用该条错误。其次，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第二款“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货物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据此认定乐安驾校所有培训用车均属于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是错误的曲解法律。根据该条规定，道路运输经营是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仅指两种经营行为，而不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该法条中“道路运输经营”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是并列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所指向的内容不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属于“道路运输相关业务”而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机动车挂靠驾校自主培训、独立经营与一般的旅客、货物运输经营的挂靠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一概予以否定评价。机动车挂靠驾校自主招生培训是一个社会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禁止。挂靠驾校的车辆完成培训，从培训内容的完成方式来分析，驾培车辆一般在固定场所内完成培训内容，道路培训也是交警指定的地点，培训时车辆行驶速度有限，风险可控，这一培训经营活动与旅客、货物经营的车辆在不特定区域、地点、时间，高速运行产生的社会风险不同，旅客、货物运输因具有高度运行风险才是国家法律、法规强制规范的对象，禁止挂靠的对象。故，本案肇事车的挂靠行为不应予以否定评价，在现行法律、法规无禁止规范的情况下，存在就具有合理性，这是民法所确定的一个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乐安驾校的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3.上诉人对肇事车赣F×××××学车不负管理义务，不负有为该车购买交强险的法定义务。购买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人为车辆的所有权人或管理者，如上所述，该车由任勇或尧少孙控制管理，车辆保养、维护及保险均由实际所有人去进行，因此，购买交强险的义务人是任勇。4.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疏于管理20%的过错责任，是事实认定不清。任勇作为侵权行为人，其与乐安驾校不具有人身隶属性，事故的发生与乐安驾校不具有经营或职务关联，任勇仅是代理乐安驾校在崇仁县城进行招收学员的一个报名点，并未从事乐安驾校学员的培训工作。事故发生时，其本人也并不是在从事代理招收学员工作，所以，任勇肇事行为后果与乐安驾校无任何因果关系，不存在转承的责任承担。乐安驾校也无权对任勇的人身自由或日常行为进行管理，肇事车虽登记挂靠在乐安驾校，但该车日常控制、管理均由实际车主掌控，事实上肇事车也未用于乐安驾校的培训工作，所以，一审认定乐安驾校20%的赔偿责任，无过错来源。本案的责任主体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根据过错及因果关系来确定赔偿义务人，而连带责任作为一法定责任，在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随便适用，所以，本案上诉人乐安驾校作为登记车主对本起事故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不应成为责任主体，更不应对被上诉人陈军平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陈军平、陈燕平、陈某辩称，赣F×××××学肇事车辆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对该车辆负有管理义务，上诉对该车辆收取的不是一般的挂靠管理费，而是按每个培训学员收取费用，取得运行利益，该车辆应属于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高法司法解释第三条虽没有明确道路运输的相关业务，当《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作出了具体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正确。1.从受害人角度看，被挂靠人（上诉人）是法定的责任主体。乐安驾校是赣F×××××学车辆的名义所有人，也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主体，挂靠是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对此无从知晓，也不需要知晓，要求被挂靠人承担责任符合民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2.被挂靠人可对挂靠车辆进行控制，获取运行利益。机动车运输经营活动属于一种高度危险活动。依据侵权责任法及其理论，开启某种危险，从某种危险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获取的利益不限于管理费，也不限于经济方面的利益，还包括接受挂靠而提高市场占有比例、影响力增大等。3.被挂靠人就其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共同侵权的理论。我国对道路运输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道路运输条例》明确禁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租借行为。被挂靠人明知或应知道其违法而仍然为之，是对挂靠人进行运输经营可能对第三人带来的危险的放任，两者过错的结合构成共同侵权，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4.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减少违法行为。如果被挂靠人不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较小的责任，会纵容挂靠这种违反运输管理秩序，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5.赣F×××××学车辆未投保交强险，上诉人应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赣F×××××学车辆系上诉人的法定车辆所有人，实际车辆所有人为任勇。该车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对该挂靠的车辆负有管理、审核该车辆是否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义务。赣F×××××学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出现交通事故，上诉人应承担事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任勇辩称，1.任勇是以60，000元从尧少孙手上买下的二手车，肇事车辆实际控制人是任勇，投保义务人也是任勇。2.驾校在车辆管理中是有过错的，车辆管理不严，将教练车卖给了无教练资格的人员任勇驾驶，驾校不是车辆运输管理企业，不能作为车辆挂靠单位，唯一主营业务是培训学员开车；3、驾校通过挂靠达到招揽学员的作用，放任更多的车辆以驾校名义登记，所以驾校应该负连带责任。尧少孙辩称，1.肇事车辆赣F×××××学车系被上诉人任勇在2014年期间从被上诉人尧少孙处购买的，事故的发生与尧少孙没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尧少孙既非赣F×××××学车车主，也非案涉车辆肇事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尧少孙对事故的发生也没有任何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乐安驾校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协作完成驾培项目协议书》是虚假的，应当无效。首先，协议书的落款时间在月份上存在明显涂改痕迹，该协议书是在任勇发生交通事故后的9月份签订的，并非在2015年1月签订的；且该协议书上手写的肇事车辆赣F×××××学车笔迹与手写的赣F×××××学车明显不同，赣F×××××学车是在任勇发生交通事故后上诉人私自添加在协议书上的；其次，退一步来说，假设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真实的，但在该时，涉案车辆所有权早就不是尧少孙，而是任勇。故该协议涉及赣F×××××学车部分的事实既不客观也不真实，理应无效。3.作为挂靠人的任勇与作为被挂靠人的乐安驾校对本案的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从受害人角度看，被挂靠人是法定的责任主体。被挂靠人是车辆的名义所有人，也是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挂靠只是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对此无从知晓也不需要知晓。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要求被挂靠人承担责任符合民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其次，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看，已有被挂靠人与挂靠人在挂靠经营外部纠纷中对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立法例，如《建筑法》第66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尧少孙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和本案交通肇事的共同侵权人，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尧少孙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过错赔偿责任，上诉人提出的尧少孙将车辆转让给任勇时其并不知情，也未征得其同意及其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军平、陈燕平、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赔偿黄有金因交通事故受伤抢救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及参加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29，014.08元；2、赔偿陈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计人民币7，183.14元；3、诉讼费由任勇、乐安驾校承担。一审庭审中，因乐安驾校否认支付赔偿款人民币300，000元，故要求增加赔偿款3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7日凌晨1时16分许，任勇酒后驾驶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由崇仁县中山路经县府西路往老交警大队方向行驶，途经事故地点，遇陈某骑行三轮自行车（车后另坐其奶奶黄有金）在前方同向行驶，因任勇驾车转头与副驾驶位的乘坐人员聊天时未注意前方路面情况，致使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追尾撞上正常骑行的三轮自行车，造成黄有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陈某受伤住院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崇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任勇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并且酒后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和黄有金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黄有金在崇仁县中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2，657.76元，于2015年7月27日送往江西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后因抢救无效于2015年7月28日13时20分死亡，花费医疗费32，385.32元。黄有金的直系亲属有儿子陈军平与女儿陈燕平。陈某在崇仁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头部外伤，脑震荡；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擦伤。陈某于2015年8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1、头部外伤，脑震荡；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出院医嘱：患者诉无明显不适，一般情况可，无发热，于今日治愈出院。出院后注意：1、定期复查；2、有情况随诊。此次治疗花费医疗费5，189.15元。陈某住院期间由其父亲护理，其父亲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赣F×××××学轻型普通货车登记在乐安驾校名下，实际所有人为任勇，系任勇2004年9月份从尧少孙处购买，该车挂靠于乐安驾校处。事故发生后，任勇共计付款人民币58，000元，但其自称共支付人民币62，000元，原告方认可收到任勇赔付款共计人民币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任勇驾车造成黄有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陈某受伤住院及两车受损一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任勇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和黄有金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双方对该事故责任划分均无异议。该车辆发生事故时未投保任何险种。本案中，乐安驾校提出其不属于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据此，乐安驾校作为本案被告属于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第二款“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据此，乐安驾校所有培训用车都属于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任勇与乐安驾校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方式为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次事故中，任勇与乐安驾校在内部责任划分上，任勇喝酒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应负主要责任；乐安驾校疏于管理，应承担次要责任，酌定比例为任勇承担80%、乐安驾校承担20%。尧少孙于事故发生前将赣F×××××学车所有权转让给任勇，事故发生时既非事故车辆所有人，也非事故车辆管理人，故在本案中不需承担责任。对死者黄有金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35，043.08元，有医疗费票据为证，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486180，因黄有金是城镇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即（24，309元／年×20年=486，180元）；3、精神抚慰金40，000元，因黄有金在本次事故中死亡，该精神抚慰金的标准符合当地生活水平，予以认定；4、丧葬费21，791元（43，582元／年÷12个月×6个月=21791），其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5、交通费2，000元，因黄有金在事故中送去抚州抢救死亡，故交通费酌定500元；6、参加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4，000元，因黄有金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参加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实际发生，故酌定2，000元。黄有金死亡的损失共计为587，514.08元。对陈某的损失认定如下：1、陈某主张医疗费5，189.15元，有医疗费票据为证，予以认定；2、陈某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70元，以30元／天按住院9天计算，其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3、陈某主张营养费270元，以30元／天按9天计算，其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4、陈某主张护理费1，053.99元，以117.11元／天计算9天，其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5、陈某主张交通费400元，其主张过高，酌定为200元。陈某的损失共计为6，983.14元。综上，黄有金死亡与陈某受伤损失共计人民币594，497.22元。任勇主张已经支付赔偿款62，000元，而有票据显示只赔付58，000元，但原告方认可已经收到赔偿款60，000元，所以认定任勇已经支付赔偿款60，000元。该60，000元中，根据原告陈述，其中54，800元用于死者黄有金开销，剩余5，200元用于伤者陈某开销。故死者黄有金的损失为532，714.08元（587，514.08元-54，800元=532，714.08元），伤者陈某的损失为1，783.14元（6，983.14元-5，200元=1，783.14元）。任勇与乐安驾校具体承担赔偿数额为：任勇向陈军平、陈燕平承担因黄有金死亡导致损失的赔偿数额为人民币415，211.26元（587，514.08元×80%-54，800元=415，211.26元），任勇承担陈某所受损失为人民币386.51元（6，983.14元×80%-5200=386.51元）；乐安驾校向陈军平、陈燕平承担因黄有金死亡导致损失的赔偿数额为人民币117，502.82元（587，514.08元×20%=117，502.82元），乐安驾校承担陈某所受损失为人民币（6，983.14元×20%=1，396.63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任勇向陈军平、陈燕平支付赔偿款计人民币415，211.26元，任勇向陈某支付赔偿款计人民币386.51元；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向陈军平、陈燕平支付赔偿款计人民币117，502.82元，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向陈某支付赔偿款计人民币1，396.63元；二、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任勇互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三、尧少孙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9，162元，由任勇负担7，329.6元，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1，832.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乐安驾校对一审查明的“实际所有人为任勇，系任勇2004年9月份从尧少孙处购买”有异议，认为驾校并不知道这个车子已经卖给了任勇，按照挂靠协议，车子转给第三人需告知驾校，对一审其他审理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任勇和尧少孙在一审中均陈述，本案肇事车辆系任勇于2014年9月份从尧少孙处购买，对该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根据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挂靠在乐安驾校名下的涉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被挂靠单位乐安驾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应承担责任比例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第三十九条：“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健全的培训机构和管理制度；（二）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三）有必要的教学车辆和其他教学设施、设备、场地。”第四十条：“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分别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持许可证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应当得到有权部门的审查许可，其中有必要的教学车辆是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应当具备条件之一。乐安驾校允许赣F×××××学车辆作为教练车挂靠在乐安驾校名下投入运行，其行为规避了国家有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的准入制度，应视为其自愿承担了挂靠人在该机动车运行中可能给被挂靠人带来的风险。且乐安驾校对挂靠在其名下的赣F×××××学车辆也未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其行为在客观上增加了挂靠车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是对挂靠人以其名义进行道路运输相关行为可能给第三人带来危险的放任，具有明显过错。本案事故的发生系任勇和乐安驾校过错相结合导致的，乐安驾校与任勇具有共同过失，构成共同侵权。因此，乐安驾校在本案中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乐安驾校和任勇内部责任比例问题。因本次事故主要是由于任勇喝酒驾驶导致，同时也与乐安驾校对挂靠车辆疏于管理有关，一审法院酌定任勇承担80%，乐安驾校承担20%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判决乐安驾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该条适用的对象是“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的规定，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则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故本案的肇事车辆挂靠在乐安驾校属于“道路运输相关业务”而非“道路运输经营”，一审法院径行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乐安驾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乐安驾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77元，由上诉人乐安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长峰审判员  邹志伟审判员  谢志国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