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59号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王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渊，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法定代表人：赖天送，总经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负责人：杨达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锴，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青，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东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建行城东支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59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沪02民辖终123号民事裁定，驳回其上诉。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律师、张思渊律师、建行城东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锴律师、陈小青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华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26,997,231元；2、判令华源公司支付原告上述货款自2015年10月29日起以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建行城东支行对华源公司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原告和华源公司签订编号为“号百0[2014]1644号”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华源公司提供商品，采用保函担保交易模式，即原告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原告向其发货，华源公司在收到货物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015年1月2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号”的《履约保函》，为华源公司履行系争合同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7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1月23日止。2015年6月29日，原告和华源公司依据框架协议签订三份商品购销订单,编号分别为“号百0[2015]1467号”、“号百0[2015]1468号”、“号百0[2015]1469号”(以下简称号百0[2015]1467/1468/1469号)，金额分别为3,211,566元、22,022,720元及2,665,200元，合计人民币27,899,486元。2015年7月30日，原告向其按约履行交付义务，华源公司向原告支付902,255元货款，剩余26,997,231元本应在2015年10月28日前向原告支付但未支付。2015年12月1日，原告依据《履约保函》约定，向建行城东支行出具了《索赔通知书》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函，告知原告华源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原告认为华源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违约，原告有权要求其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同时建行城东支行应当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为证明起诉意见。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购销框架协议》，证明原告与华源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购销框架协议对于保函交易模式、有效期限、违约责任等已明确约定；2、《履约保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为华源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项下义务提供担保，并明确担保最高限额以及担保有效期；3、商品购销订单、货物签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按约发货，华源公司验收合格，原告向其开具全额发票，华源公司理应支付全部货款；4、索赔通知书、公证书，证明华源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原告已要求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5、告知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告知华源公司经营不善，要求原告终止履行《购销框架协议》；6、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查询，证明华源公司已将原告为交付货物开具的发票至当地税务局予以认证。被告华源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建行城东支行辩称：原告所列举的证据不能证明买卖交易真实成立，也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的交货义务，不能证明原告与华源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同意原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建行城东支行未提交证据材料。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建行城东支行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应附收货授权委托书，原告未提供收货授权委托书，故对该组证据完整性有异议；2、对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其作为出具保函的担保人，如原告与华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不成立，或买卖关系未真实发生，则不应承担；3、对证据3中购销订单真实性不确认，是否履行合同、是否因履行合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均不确认；货物签收单客户签收栏上林成锋的身份也不予确认。本案货物买卖金额较大，货物上门自提的地址与原告住所明显不符，且没有授权委托的环节，故原告举证的交易是虚假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其不是交易参与方，故对交易的真实性无法确认；4、对证据4、5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基础买卖关系成立；5、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华源公司持发票至税务机关认证等，是企业的常见做法，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审理中，原告补充华源公司出具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作为框架协议附件二，记载，华源科技委托林成锋为其提/收货指定人，并附林成锋签字及身份证复印件，唯一指定收货专用章样本处加盖华源公司公章。同时还记载，出库单(或销售单、签收单)经上述指定提(收)货人的其中一人签字或盖有上述唯一的指定收货专用章或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后即视为华源公司收货。对上述证据，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其不否认公章的效力，但公章要有指定收货人签字匹配。授权委托书上的林成锋签字与货物签收单上的签字不符，因而更让其怀疑原告和华源公司的基础交易是虚假的。其要求对林成锋的笔迹进行鉴定。针对建行城东支行质证意见，原告反驳认为，该委托书是框架协议签订时就取得的，林成锋的签字笔迹前后是一致的，仅仅是字迹大小不同。每个人的签字在不同的时段、潦草度都可能不同。况且关键是授权委托书上有华源公司的公章，货物签收单上亦有华源公司的公章确认。本案无需进行笔迹鉴定。经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原告和华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号百0[2014]1644”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华源公司提供电子数码产品，具体产品采购明细以每次签订的订单为准。双方采取“保函交易模式”，即签订《购销框架协议》后，华源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向原告提供银行履约保函，原告在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方可按照此交易模式执行。此模式下，订单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原告应先按照订单要求，将订单所列产品交付华源公司，华源公司在收到商品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如华源公司逾期未付款，原告有权立即要求上述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有权终止本协议，要求华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还约定，华源公司应当指定专人签收原告交付的商品。华源公司指定人员签收商品时，应当向原告提供经其盖章确认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原件。华源公司收货时应当场验收，并由其授权提(收)货人员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如有异议应立即向原告提出，否则即视为商品型号、数量、质量等符合订单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31日。2014年7月22日，华源公司委托林成锋为提(收)货授权委托人。2015年1月2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号《履约保函》，为华源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2,7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1月23日止。《履约保函》第三条约定，“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如保函申请人违反上述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未按时向你方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我行将在收到你方书面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以本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你方支付保函申请人未付款项……”；第六条载明“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2015年6月29日，原告与华源公司签订商品购销订单，编号分别为号百0[2015]1467/1468/1469号，金额分别为3,211,566元、22,022,720元及2,665,200元，合计27,899,486元。各订单第二条第2项均约定，交货地点为“福州市大利嘉城E区三楼”，第3项均约定交货方式为“上门自提”；第三条第1项均约定“本订单作为主合同(合同编号：号百0[2014]1644)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有与主合同不一致，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三份购销订单均由华源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验收盖章确认收到货物。2015年8月17日，原告开具全部发票，华源公司持发票至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并支付部分货款902,255元，余款26,997,231元本应于2015年10月28日支付但未支付。原告催讨未果，遂于2015年12月1日要求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同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发函，具体内容为“我支行2015年1月23日开立了1笔期限为12个月，总金额2700万元的履约保函(保函编号：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号)，作为贵公司与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号百0[2014]1644的《购销框架协议》的担保。现因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不善，后续无法正常履行各项商务合同，我支行特告知贵公司：请终止履行编号为号百0[2014]1644的《购销框架协议》项下各项义务。若本告知函发出后，贵公司仍继续发货，我行将不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审理中，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履约保函所称的保证责任从具体表述的内容即华源公司不履约，原告向其“索赔”可以推定为一般保证责任，非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对一般保证责任予以认可。但对责任是否承担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原告与华源公司签订的《框架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框架购销协议》签订后，原告与华源公司又签订商品购销订单，并按照订单的数额进行交易，华源公司对每一笔订单货物都验收盖章确认，并对每笔货款发票进行了税务认证，即使林成锋在授权委托书上和货物签收单上签字前后不一致，但按照授权委托书上的约定，林成锋签字或华源公司加盖样本上公章即视为华源公司收货，换言之，即使没有林成锋签字，华源公司盖章确认收货即为有效，原告交付义务应由此完成。建行城东支行要求对林成锋签字进行鉴定，因华源公司已加盖公章对收货确认，客观上无实际意义，故本院不再启动鉴定程序。被告建行城东支行仅以原告与华源公司买卖金额较大、原告提供的商品购销订单上约定的交货地点和方式不符认为交易虚假，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本院难以采纳。华源公司应该按照约定支付相应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履约保函，承诺在保函有效期内，如华源公司不履约支付款项，其以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原告支付华源公司未支付款项，该款项应为货款，不应包含逾期利息等。现原告与建行城东支行对履约保函约定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意见一致，则华源公司不能履约，建行城东支行则应在保证的最高限额内对货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华源公司追偿。华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货款26,997,231元；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述货款自2015年10月2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若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7,762.50元，公告费56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道喆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人民陪审员  张素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夏 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