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冠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C36587(),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冠荣，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C52234(),住址同上。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易忠平，广东广悦鸿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李伟波，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余绮彤，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爱欣，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被告：梁球记鱼栏。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梁冠辉、梁冠荣因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3）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横沥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1993年1月13日，梁某记鱼栏与横沥公司签订《生产承包合同》，约定横沥公司位于横沥镇十四至十五涌东提地段围垦面积2850亩由梁某记鱼栏承包作为水产养殖用地，承包期限20年；其中2005年至2012年每年每亩承包款为606.33元，由梁某记按年度分两期交纳承包款，每年3月30日前交纳当年承包款的50%，当年余下的50%承包款于当年的12月30日前交清，逾期支付承包款的按所欠款的每日千分之一计算滞纳金；超过一个月仍未交清欠款的，按欠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加罚违约金。承包后，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以及下半年承包款各864020元分别应于2009年12月30日前、2010年3月30日前、12月30日前交清。但梁某记鱼栏至今尚未支付，共拖欠横沥公司承包款2592060元，横沥公司屡次催收无果。计至2013年1月31日，梁某记鱼栏应向横沥公司支付滞纳金2524665元，应付违约金518412元。经查，梁某记鱼栏于1994年6月10日设立，性质属于“商号或其他非属法团的团体”，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人为梁冠辉、梁冠荣，于2005年5月10日结束营业。横沥公司认为,《生产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梁某记鱼栏应依约支付承包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梁冠辉、梁冠荣应当对梁某记鱼栏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横沥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梁某记鱼栏支付2009年下半年及2010年全年的承包费2592060元给横沥公司；2.梁某记鱼栏支付滞纳金（自逾期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欠付款项为本金按日千分之一利率计算）；3.判令梁冠辉、梁冠荣对梁某记鱼栏以上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梁冠辉、梁冠荣、梁某记鱼栏承担。一审被告梁冠辉、梁冠荣在一审辩称：不同意横沥公司诉讼请求。1.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过，从2005年8月29日开始计算，到起诉时候已经远远超过2年；2.梁冠辉、梁冠荣不是本案诉讼适格主体。本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在2006年1月1日由梁冠辉、梁冠荣转给了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3.横沥公司计算承包金和滞纳金方式有误。事实是在2010年横沥公司、梁冠辉、梁冠荣和案外人广东鼎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龙公司）签订转承包合同后，鼎龙公司将应该交付给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转承包费6705000元中的4000000元已经代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交给了本案的横沥公司。当时是2011年3月中旬，本案合同2009年下半年及2010年的承包款已经付了4000000元，超过了本案所诉称的承包费。一审被告梁某记鱼栏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1月13日，梁某记鱼栏与横沥公司（原名：番禺市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签订《生产承包合同》，约定横沥公司将位于横沥镇十四至十五涌东提地段围垦面积2850亩由梁某记鱼栏承包作为水产养殖用地，承包期限20年，自1993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其中2005年至2012年每年每亩承包款为606.33元。梁某记按年度分两期交纳承包款，每年3月30日前交纳当年承包款的50%，当年余下的50%承包款于当年的12月30日前交清。梁某记鱼栏迟交承包款的按所欠款的千分之一每天计罚滞纳金；梁某记鱼栏超过一个月仍未交清欠款的，按欠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加罚违约金。合同盖有梁某记鱼栏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梁冠辉签名。2009年2月25日，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人民政府书面同意核减十四涌东水闸南边河堤施工占用土地面积1.7亩相应租金（从2008年1月起），李伟波等人在现场见证人处签名。2012年4月27日，横沥公司向梁冠辉、梁冠光邮寄《律师函》。邮寄地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元朗马田村丽昌花园289号二楼。律师函内容为催收2009年下半年以及2010年全年承包款2592060元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该邮件于2012年5月2日妥投。根据当事人申请，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财政所调查取证。该所提供的“梁某记缴地租明细帐”显示：梁某记上缴款2005年4笔共2760125元（其中2月23日741790元、8月3日884315元、9月6日270000元、12月31日864020元），2006年3笔共1728040元，2007年1笔864020元，2008年3笔共1728040元，2009年2笔共1364020元，2010年1月7日1笔364020元。诉讼中，梁冠辉、梁冠荣提供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称番禺梁某记公司）与周某甲兴等19人签订的《承包耕作鱼塘合同》，以证明涉案土地承包人已由梁某记鱼栏变更为番禺梁某记公司。另查明：2010年12月22日，横沥公司（甲方）、梁某记鱼栏（乙方）、鼎龙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鉴于上述《生产承包合同》将于2012年12月31日到期，乙方将合同期满前为期2年的鱼塘承包权整体转让给丙方，甲方予以同意；鱼塘承包权转让费6705000元，由丙方支付给乙方，其中第一期4000000元于2010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款2705000元于2011年2月28日前付清；乙方保证转让该鱼塘的承包权清晰，并保证不会出现任何第三人主张在该鱼塘上享有承包权及其它权利；原《生产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2010年12月31日前的由乙方负责交纳，之后的由丙方负责交纳。2005年8月29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广州市番禺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诉梁冠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庭审笔录及民事调解书中确认，梁冠辉于2005年8月初已将计至2005年6月30日止尚欠横沥公司的承包款支付完毕；双方对滞纳金、诉讼费及律师费达成付款协议：滞纳金20万元于2005年9月30日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共75156元于2005年9月30日前支付。横沥公司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经营范围主营为种苗、农产品、中小农具。根据“梁某记鱼栏”的《无限公司资料（状况）证明》显示，被告梁某记鱼栏于1994年6月10日在香港开业；合伙人为梁冠辉、梁冠荣；根据香港商业登记署记录，梁某记鱼栏已于2005年3月31日结束营业（修订日期2005年5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涉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土地所在地及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应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横沥公司与梁某记鱼栏签订的《生产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横沥公司依约将土地交付梁某记鱼栏使用后，梁某记鱼栏应依约交付承包款。梁冠辉、梁冠荣称承包主体已变更为番禺梁某记公司，虽然其提供了番禺梁某记公司与周某甲兴等人签订的《承包耕作鱼塘合同》，但该分包事实没有经横沥公司同意或确认，且该分包合同亦不能影响横沥公司、梁某记鱼栏之间承包合同关系的存续和效力。且从2010年12月22日，横沥公司、梁某记鱼栏以及鼎龙公司签订涉案土地的转包《协议书》来看，承包人为梁某记鱼栏。关于欠付承包款金额。根据双方确认，梁冠辉于2005年8月初已将2005年6月30日前承包款支付完毕。2005年下半年开始至2010年下半年总承包款（其中从2008年1月起按减除1.7亩后面积计算）减去2005年12月31日以后缴纳承包款总额计算得2588970.47元[梁某记鱼栏2005年9月6日支付270000元作为（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调解书案款]。而按2009年下半年及2010年全年期间承包款计算为(2850－1.7)*606.33*1.5=2590514.61元。因此，梁某记鱼栏实欠横沥公司2009年下半年及2010年全年承包款为2588970.47元。其中2009年下半年尚欠承包款861960.73元应于2009年12月30日前支付;2010年上半年、下半年各欠款863504.87元分别应于2010年3月30日前、12月30日前支付。但梁某记鱼栏至今尚未支付，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横沥公司要求梁某记鱼栏支付承包款在2588970.47元范围内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合同约定逾期付款的按所欠款的千分之一每天计罚滞纳金，超过一个月仍未交清欠款的，按欠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加罚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明显过高，梁某记鱼栏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关于诉讼时效，2010年12月22日横沥公司与梁某记鱼栏以及鼎龙公司签订《协议书》中，确认2010年12月31日之前的承包费由梁某记鱼栏负责交纳，之后横沥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向梁冠辉邮寄催收债权的律师函，上述当事人提出债权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横沥公司起诉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梁冠辉、梁冠荣、梁某记鱼栏该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香港法律，梁某记鱼栏属非法团的合伙团体或商号，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梁冠辉、梁冠荣作为合伙人，应对梁某记鱼栏债务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梁冠辉、梁冠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支付承包款2588970.4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以861960.73元为本金自2009年12月31日起，以863504.87元为本金自2010年3月31日起，以863504.87元为本金自2010年12月31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51246元，由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农业发展公司负担12978元，由梁冠辉、梁冠荣负担38268元。判后，上诉人梁冠辉、梁冠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关键诉讼主体，对关键证据未作陈述和认定，导致责任主体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虽然被告提供了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周某甲兴等人签订的《承包耕作鱼塘合同》，但该分包事实没有经横沥公司同意或确认，且该分包合同亦不能影响原、被告之间承包关系的存续和效力”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中2005年8月29日番禺区人民法院的《普通程序开庭笔录》记载，原告是横沥公司，第一被告是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第二被告是梁冠辉。案由是与本案相同标的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指向争议地点与本案相同。此项记载清楚表明横沥公司清楚地知道香港梁某记鱼栏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事实。而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在承接香港梁某记鱼栏所转让的权利义务后，(通过整理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出资人、法定代表人梁某先生遗物所发现并在原审第一次开庭前提交的)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财政所通过《广东省其他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向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收取多年多次的上缴费，也就是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费用。但此项关键证据原审法院未作任何陈述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等规定，结合前述事实，足以认定，横沥公司清楚地知道香港梁某记鱼栏于2005年年底将承包权转让给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事实，并通过从2006年1月起直接对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收取上缴款(土地承包费)对这一转承包事实形成事实确认。2.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本案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应当参与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香港梁某记鱼栏签订的《生产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同时又认定“被告香港梁某记鱼栏属非法团的合伙团体或商号，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如果香港梁某记鱼栏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自然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香港梁某记鱼栏于1993年1月13日签订的《生产承包合同》就应当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就应当适用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审理和判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应当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此项认定已经一审法院及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确认。经共同确认后，应当排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可以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亦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内容。”据此，本案审理己排除适用香港法律。而一审判决有选择性地不完整的适用了香港法例第三十八章《合伙条例》。如果按照香港法例(SYll944-E1/V《证明书》原文)“梁某记鱼栏”商号在他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一切债项及义务，须与其他合伙人共同负上法律责任。这里特别指明的是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而不是一审判决选择性地不完整适用的“梁冠辉、梁冠荣作为合伙人，应对被告香港梁某记鱼栏债务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一审判决结果超越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代当事人行使了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横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所列诉讼请求共四项：1.判令被告梁某记鱼栏支付承包费；2.判令被告梁某记鱼栏支付滞纳金和违约金；3.判令被告梁冠辉、梁冠荣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在庭审中横沥公司从未提出过任何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而一审判决直接代横沥公司增加、变更了诉讼请求并直接判决由梁冠辉、梁冠荣支付承包费和利息及诉讼费用。五、一审判决适用无效证据并用作定案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于2012年4月27日向梁冠辉邮寄催收债权的律师函，上述当事人提起债权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在一审庭审中，横沥公司所出示的律师函没有经办律师签名，违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服务操作指引》第五章第二节规定“律师声明和律师函件应当由承办律师签名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的规定。一审庭审中横沥公司出示的邮寄单上的收件人是梁冠辉和案外人梁冠光，地址是案外人梁冠光的地址，联系电话136××××2657是案外人梁冠光的。在(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及横沥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中已清楚地列明了本案当事人梁冠辉和案外人梁冠光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横沥公司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地将没有经办律师签名并错误填写收件人和联系电话的邮寄单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顾梁冠辉、梁冠荣再三声明从未收到律师函的事实，及对该文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仍强行将此函件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导致判决不公。六、一审判决偷换慨念。在一审判决书里被告辩称中所列第三项与庭审被告答辩不符，事实是在2005年经番禺区人民法院调解后，香港梁某记鱼栏及梁冠辉在支付完2005年6月前所有欠费后，已将承包权转让给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于2006年1月开始陆续将承包土地分包给周某甲兴等19人。在将承包权转让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后，横沥镇财政所持续多年多次直接向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收取承包土地上缴款。2010年，因受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出资人、法定代表人梁某(系梁冠辉、梁冠荣之父)的指派，代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在转承包合同上签名盖章。案外人鼎龙公司所应当支付的6705000元梁冠辉并未收到。而不是一审判决所描述的“被告梁冠辉、梁冠荣称鼎龙公司已代其支付承包款400万元”。综上所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无需梁冠辉、梁冠荣负担。被上诉人横沥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责任主体正确，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的情况，梁冠辉、梁冠荣所称的“遗漏主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承包耕作鱼塘合同》的分包事实，未经横沥公司同意或确认，该分包合同不能影响原、被告之间承包关系的存在和效力”符合事实，依法有据，并无不当。1.梁冠辉、梁冠荣并无证据证明其所提交的《承包耕作鱼塘合同》分包合同(即：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承包方周某甲兴等19人签订的27份合同)经过横沥公司的同意。2.(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虽然横沥公司最初起诉将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但最终因主体不适格撤回对其起诉。3、由横沥镇财政所开具抬头为“梁某记水产养殖公司”的“广东省其他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是按照梁冠辉、梁冠荣的要求并结合梁冠辉、梁冠荣委托“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划付鱼塘承包款的事实而开具。事实上，横沥财政所在2005年年底之前所开具的票据抬头已经是“梁某记水产养殖公司”。梁冠辉、梁冠荣依据票据抬头名称以证明“横沥公司知道香港梁某记于2005年底将承包权转让给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并对这一转承包事实进行确认”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4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在梁冠辉、梁冠荣不能证明转承包经横沥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二、案涉《生产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梁冠辉、梁冠荣所主张的“一审判决认定前后矛盾”不能成立。中国委托公证人杨某出具的《证明书》“法律意见”4之c)：但虽然“梁某记鱼栏”不是根据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条例》中所注册成立及定义之无限责任公司，但其任何一个合伙人仍然须对“梁某记鱼栏”商号在他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一切债项及义务，与其他合伙人共同负上法律责任；简单来说，“梁某记鱼栏”的合伙人须就“梁某记鱼栏”承担无限之法律责任。法律意见”6之a)／c)：合伙人可以，对商号在他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一切债项及义务，以商号的名义进行法律诉讼，包括起诉或被起诉。以商号的名义进行的法律诉讼其实质上之诉讼主体仍是该商号之合伙人。可见，“梁某记鱼栏”虽然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但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权利义务由合伙人承担。因此，案涉的《生产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三、一审法院根据香港法律认定梁某记鱼栏的法律属性，与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的准据法并不矛盾，梁冠辉、梁冠荣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建立在双方共同确认的前提下的作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三部分(三)诉讼主体和诉讼代理问题，非法人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最终是由个体业主或合伙人享有和承担，其诉讼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应由他们享有和承担。(五)法律适用问题，第三，对于外国或者港澳地区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的问题，应当根据该公司、企业或者其它经济组织成立地的法律确定。它们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还应当根据中国的法律予以确定。梁某记鱼栏在香港商业登记署成立，对于“梁某记鱼栏”的法律主体和属性的认定，一审法院适用其成立地的香港法律，是符合规定的，而梁某记鱼栏最终的权利义务由合伙人承担，也是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因此，一审法院并没有“有选择性地不完整的使用香港法律”，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严格根据我国法律法规作出的，应当维持。四、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超越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维持原判。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香港梁某记鱼栏已于2005年3月31日结业，而上诉人梁冠辉、梁冠荣作为梁某记鱼栏的合伙人，应当对梁某记鱼栏存续期间所产生的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横沥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中也提出了要求梁冠辉、梁冠荣对承包费、违约金、利息及诉讼费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并没有超越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五、横沥公司向梁冠辉邮寄催收债权的律师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梁冠辉、梁冠荣对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1.梁冠辉、梁冠荣主张其没有收到律师函，但横沥公司提交了①《专递邮件详情单》(“内件品名及详细说明”注明：催收承包款律师函)、②特快邮寄费发票、③《律师函》底稿(加盖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章)、④邮局开具的《妥投证明》(注明：2012年5月2日妥投)，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梁冠辉已经收到催收债权的律师函。2.梁冠辉、梁冠荣主张横沥公司邮寄律师函的地址错误，但《专递邮件详情单》显示的地址与本案一审判决所列的“梁冠辉”地址一致，与(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民事判决书》所列的“梁冠辉”地址亦一致，足以证明横沥公司邮寄律师函给梁冠辉的地址无误。3.梁冠辉、梁冠荣主张横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律师函》底稿”属于无效证据，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并不存在《律师函》格式要求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本案中邮寄律师函的目的是债权催告，只要具备了债权人、债务人(催告的对象)和债权催告的内容，该《律师函》即符合律师函的要求并达到催告债权的目的；其次，律师函原件正本已邮寄给梁冠辉，横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律师函》底稿”属于留底的备份文件，不需要经办律师本人签名，且已加盖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以证明所发出的律师函的文本具有催收债权的内容，该证据是为有效证据。4.退一步讲，即使横沥公司不提交“《律师函》底稿”作为本案证据，横沥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亦足以证明时效中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债权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四)债权人提供邮政部门出具的邮寄、电报收据以主张其通过邮寄、电报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的，但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横沥公司所提供的证据[①《专递邮件详情单》(“内件品名及详细说明“注明：催收承包款律师函)、②特快邮寄费发票、④邮局开具的《妥投证明》(注明：2012年5月2日妥投)]，符合上述指导意见及司法解释的要求，且梁冠辉、梁冠荣并无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因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5.在横沥公司已证明律师函已妥投的前提下，上诉人梁冠辉拒不提供其收到的律师函，依法应当认定横沥公司所提供的“《律师函》底稿”系有效证据，并足以证明横沥公司所提出的主张(即：横沥公司邮寄给梁冠辉的《律师函》具有催收债权的内容)成立。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入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六、梁冠辉、梁冠荣主张的“梁冠辉2010年受梁某指派代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在转承包合同上签名盖章”缺乏事实依据。梁冠辉、梁冠荣称，梁冠辉在2010年受梁某指派代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在转承包合同上签名盖章。但梁冠辉、梁冠荣未提供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委托梁冠辉于《协议书》上签名的证明文件。该《协议书》“乙方”列明是“梁某记鱼栏”，落款处“乙方”加盖了“梁某记鱼栏”的印鉴，并由梁冠辉本人签名，足以证明梁冠辉、梁冠荣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梁冠辉、梁冠荣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梁某记鱼栏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在（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中，横沥公司与梁冠辉因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产生纠纷，横沥公司诉至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横沥公司撤回了对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公司的起诉。2005年8月29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一、梁冠辉计至2005年8月29日止欠横沥公司土地承包款滞纳金定额为20万元，于2005年9月30日前支付。二、梁冠辉在2005年9月30日前支付该案诉讼费24756元、律师费50400元（合共75156元）给横沥公司。同日，双方于该案庭审中确认上述调解协议内容。另查明，横沥公司为证明梁某记鱼栏的责任问题,于一审期间提交了由香港律师周某乙出具并经公证转递的《有关“梁某记鱼栏”的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为：1.“梁某记鱼栏”是以非属法团的团体的合伙形式成立，合伙人为梁冠辉、梁冠荣。在法律上，其只是一个商号，不是一个法律个体。但合伙人可以对商号在他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一切债项及义务，以商号（“梁某记鱼栏”）名义进行法律诉讼，包括起诉或被起诉。以商号的名义进行的法律诉讼，在法律上其实质之诉讼主体仍是该商号之合伙人；2.“梁某记鱼栏”其任何一个合伙人仍然须对该商号在他作为合伙人期间所招致的一切债项及义务，与其他合伙人共同负上无限法律责任，合伙人之间的责任属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因梁冠辉、梁冠荣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审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诉讼系因梁某记鱼栏同横沥公司签订《生产承包合同》，双方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所致。讼争双方在（2005）番法民初字第4015号案诉讼过程中并未确认《生产承包合同》中的香港梁某记鱼栏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移转至案外人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承担，且至2010年，梁某记鱼栏与横沥公司、案外人鼎龙公司签订涉案鱼塘的转承包合同。由此可见，《生产承包合同》的履行主体仍是梁某记鱼栏。梁冠辉、梁冠荣主张横沥公司明知涉案鱼塘已于2005年转承包至案外人番禺梁某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没有事实依据。梁冠辉、梁冠荣关于一审判决遗漏诉讼主体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生产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生产承包合同》由横沥公司、“梁某记鱼栏”、梁冠辉予以签章确认，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主体适格，依法应属有效。梁冠辉、梁冠荣上诉主张涉案《生产承包合同》为“梁某记鱼栏”签署属无效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梁某记鱼栏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十二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梁某记鱼栏”设立于香港，其合伙人为梁冠辉、梁冠荣。梁冠辉、梁冠荣是否需要对“梁某记鱼栏”的债务承担责任，“梁某记鱼栏”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均应当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认定。涉案《有关梁某记鱼栏的法律意见书》证明，“梁某记鱼栏”不是法人团体，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在香港法律上“梁某记鱼栏”只是一个商号，不是一个法律团体，其合伙人需对“梁某记鱼栏”在其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以“梁某记鱼栏”名义进行的法律诉讼，在法律上其实质之诉讼主体仍是其合伙人。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意见书认定梁冠辉、梁冠荣、“梁某记鱼栏”为本案诉讼主体，由梁冠辉、梁冠荣对“梁某记鱼栏”的债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四、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横沥公司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梁某记鱼栏支付2009年下半年及2010年全年的承包费2592060元；2.判令梁某记鱼栏支付逾期支付承包费的滞纳金和违约金；3.判令梁冠辉、梁冠荣对以上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梁某记鱼栏”、梁冠辉、梁冠荣共同承担。一审判决结果为梁冠辉、梁冠荣向横沥公司支付承包款2588970.4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判决并未超过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梁冠辉、梁冠荣主张一审判决超出横沥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五、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梁某记鱼栏于2010年与横沥公司、鼎龙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涉案鱼塘转承包给鼎龙公司，原《生产承包合同》约定的2010年12月31日之前的承包费由梁某记鱼栏承担，且未约定该部分承包费的付款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横沥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向梁冠辉、梁某记鱼栏邮寄催收债权的律师函，邮政部门已出具妥投证明，证明上述当事人已经签收该函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债权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梁冠辉、梁冠荣上诉主张横沥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梁冠辉、梁冠荣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312元，由梁冠辉、梁冠荣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玉宝代理审判员  罗 毅代理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心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