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民终5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严同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炜，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新利恒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黄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贤，上海富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新利恒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恒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富公司上诉请求：要求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新利恒公司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1、针对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二，案外人郁某某签署结算单的行为不属于代表智富公司的职务行为，应属于表见代理，而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要求相对方即新利恒公司善意无过失，但根据郁某某在公安局出具的检讨书显示，其与新利恒公司相互勾结损害智富公司利益，因此，新利恒公司不具备主观善意，所以郁某某签署的结算单、对账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针对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三，关于结算日期为2013年9月、11月的两张无智富公司签章的结算单，一审法院根据郁某某签署的对账函倒推认定上述结算单的效力，智富公司基于第1点的相同意见，认为对账函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无签章的两张结算单亦不应予以认定。新利恒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同意上诉人的请求。新利恒公司提供的结算单、对账函、发票签收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双方合同履行的真实情况；智富公司否认相关结算单的真实性，但未就其主张的结算账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郁某某获得了智富公司的授权对外确认债务，并非表见代理。新利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智富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543,606.90元；2、智富公司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19,471.35元(分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止，计算方式详见《租金本金及迟延付款利息计算明细》，其后的利息损失不在本案中主张)；3、诉讼费由智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期间，新利恒公司与智富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两份，约定新利恒公司同意租赁泵车给智富公司位于上海的混凝土搅拌站使用，合同第1条对泵车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设备性能等相关质量与技术指标作出详细约定；第5条针对结算方式，约定最终按现场实际泵送数量及合同约定价格按实结算；每月25日双方对账，每两个月结算一次，共同核对泵送数量，确定租赁费用，于下月5日前支付上两个月租赁费，以此类推，最后不足两月的，按实结算；第6条双方责任，新利恒公司委托杜学友同志为该合同的具体负责人，负责处理该项租赁合同相关事宜，智富公司委托周根文同志为该合同的具体负责人，负责处理该项租赁合同相关事宜。合同签订后，新利恒公司长期租赁泵车给智富公司使用。实际泵送数量可通过名称为“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加工厂”的小票(以下简称“小票”)体现，该小票先后由智富公司、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多环节确认，之后每一至两个月双方派专人统计结算并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结算后新利恒公司将全部小票统一交由智富公司保存，新利恒公司则留存结算单。在新利恒公司提供的19张结算单中，结算日期为2013年1月至8月、10月期间的9张结算单由新利恒公司员工杜学友、智富公司员工钱云云签字确认；结算日期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7张结算单由新利恒公司员工杜学友、案外人郁某某签字确认；另外结算日期为2013年9月、2013年11月、2014年8月的3张结算单上仅有新利恒公司员工杜学友签字确认，智富公司无人签收。2014年4月9日，新利恒公司制作对账函一份，载明“致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感谢贵单位历年来对我司的大力支持。为了继续保持两司间的友好交往，使双方账目清楚，现与贵司进行往来款项的核对：截止对账日期2014年3月31日；贵司尚欠我司款：人民币773,205.50元；贵司预付我司款，请在收到此函予以核对签章确认后，将原件交我司对账人员为感！”新利恒公司在其上加盖公章确认，案外人郁某某在智富公司落款处“数据已核实”下签名。2013年4月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智富公司委托案外人南通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共计向新利恒公司转账支付租赁费91.4万元。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新利恒公司向智富公司开具27张金额合计为2,171,440.50元的普通发票，由智富公司员工崔益富、金林、钱云云和案外人郁某某签收确认，智富公司承认已收到全部发票并入账。关于2014年7月租金340,042.40元和8月租金46,124元，新利恒公司尚未开具普通发票，该公司在一审审理中表示愿意在智富公司支付上述租金后开具普通机打发票并交付。2014年8月6日，上海智富集团贸易加工事业部负责人彭加山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桃浦派出所报案称“其公司内一工程师郁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上海浦东新利恒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虚报工程款项共计7万余元，以此为己牟取私利”，但之后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上述郁某某事件发生后，2014年8月起新利恒公司与智富公司双方未再派专人结算泵送数量，故新利恒公司保留了2014年8月可反映泵车租赁情况的全部小票，其上均有多方签字确认，一审审理中，小票经新利恒公司、智富公司双方确认一致：2014年8月智富公司应支付的租金数额为46,124元。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如下事实：1、系争合同中对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未予约定。2、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的钱云云、严珑，以及发票签收单上签字的金林、崔益富4人均是智富公司员工。一审另查明，2014年10月27日，新利恒公司曾就本案事实诉至普陀法院，案号为(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61号案件(以下简称“5161号案件”)，因智富公司提出其员工郁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故普陀法院将5161号案件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处理，后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于2015年6月8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在前述5161号案件中，智富公司在2015年4月1日谈话笔录中陈述为：认可结算日期在2013年1月、同年3月至7月、同年8月(两张)、同年10月的结算单金额，合计金额317,002.50元，其余无人签收或者郁某某签收的结算单金额不予认可。至2015年12月14日，在本案一审的谈话笔录中，智富公司对系争结算单效力陈述如下“原、被告之间的对账单，被告只认可原件，对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2013年1月、2013年3月、2013年5月、2013年8月两张)其上载明的金额都不予认可，我方上述结算单对应的泵车没有使用。2013年9月、2013年11月结算单尚无被告方签字，我方实际没有使用泵车，不同意支付。对于郁某某签字的结算单原件予以认可。我方对2013年4月、2013年6月、2013年7月、2013年10月、2013年12月以及2014年的结算单金额予以认可。”再查明，关于案外人郁某某的身份，智富公司在前述5161号案件及本案一审审理中曾多次认可其为智富公司员工，表述“郁某某是技术人员，于2014年8月被我方裁退了”，并提交了《上海智富腾兴贸易有限公司劳动绩效考核目标责任书》，该合同写明2011年7月14日至2014年7月13日期间，郁某某为案外人上海智富腾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富腾兴公司”)实验室总工，并认可由郁某某签收的发票智富公司已经全部入账。直至2015年12月31日一审庭审中，智富公司否认郁某某为公司员工，提出其系智富腾兴公司员工。依据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显示，智富腾兴公司是一家设立于2002年11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勤富，住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XXX弄XXX号XXX幢2曾A区263室，股东有丁冬梅和顾海峰两位自然人，监事为严广玲。一审法院认为，2013至2014年度两份《设备租赁合同》均得到双方当事人对其效力的认可，体现了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争议焦点主要为：1、2013年1月至8月期间5张结算单复印件的效力问题；2、由案外人郁某某签名的结算日期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7张结算单、2014年4月9日对账函的效力问题；3、结算日期为2013年9月、11月的2张无智富公司签章的结算单效力问题；4、逾期付款损失如何计算问题。关于争议一，智富公司辩称5张结算单为复印件，其上载明的租金不同意支付，应当由新利恒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新利恒公司则提出该5张结算单一式两份，智富公司也持有一份，智富公司在庭审中没有出示相反证据；结算单形成依据是泵送小票，新利恒公司已经在对账时全部交给智富公司，智富公司庭审中亦未出示泵送小票证明结算单金额有误；新利恒公司除将结算单作为证据外，另开具与结算单对应金额的普通发票，智富公司已经收取发票并做账使用；智富公司在前述5161号案件中已经认可所有由钱云云签字的结算单，却在本案中作出相反陈述。智富公司对于两案相反陈述，作出如下解释：“我方坚持该事实应当由原告举证，5161号案件被告发现郁某某涉嫌犯罪，且郁某某签署的结算单金额较大，所以被告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钱云云签字的结算单基本认可，但对复印件也提出过异议，本案已经是经侦退回之后重新立案，故提出新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5张钱云云签字的结算单复印件涉及金额103,780.50元，并非小额标的，因智富公司对其效力先后作出相反陈述，且未对变更陈述作出合理解释，考虑到既然智富公司已经认可钱云云是其公司员工，应当通知钱云云到庭陈述其所知事实，但其拒绝到庭作证导致该节事实真伪不明，故一审法院对于该节事实作出不利于智富公司的推定，一审法院对智富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一方面，新利恒公司提交的结算单、发票、发票签收单、对账函等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该5张结算单对应金额的发票智富公司全部收到并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字确认，且智富公司直至2014年6月30日仍在向新利恒公司支付租金，故上述事实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强结算单复印件的证明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新利恒公司主张2013年1月至8月期间5张结算单复印件对应租金的诉请予以支持，智富公司理应支付该期间的租赁费用合计103,780.50元。关于争议二，智富公司提出案外人郁某某被新利恒公司收买，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新利恒公司虚报泵送数量和租赁费用，且其并非智富公司员工，没有代表智富公司与新利恒公司对账和结算的权限，故对由案外人郁某某签署的结算单、对账函全部不予认可，且智富公司表示能真实反映该期间实际泵送土方数量的小票亦由郁某某撕毁，导致双方现在及今后均无法结算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之间的设备租赁费用。为证明己方观点，智富公司提供了智富腾兴公司与郁某某签署的《劳动绩效考核目标责任书》、《劳动合同》以及2014年8月6日报案单、悔过书为证。新利恒公司则提出郁某某自称是智富公司位于上海混凝土搅拌站的站长，且郁某某自2013年12月起至2014年7月间一直代表智富公司与新利恒公司对账，在此过程中智富公司仍陆续向新利恒公司支付多笔租赁费，故新利恒公司有理由相信郁某某是代表智富公司与其结算。为证明己方观点，新利恒公司提供了金额对应的全部发票和付款凭证、对账函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智富公司提出郁某某不是其员工的抗辩，因双方均表示无法通知郁某某本人到庭，智富公司对其身份又作出前后矛盾的陈述，且对变更陈述未给予合理解释，结合智富公司提交的《报案单》中又记载上海智富集团公司报案人称郁某某为该公司内工程师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智富公司该节抗辩不予支持，依据智富公司在多次谈话笔录和庭审笔录中认可郁某某是公司员工的表述，予以认定。在此基础上，针对智富公司提出的否认郁某某签字的2014年4月9日对账单的抗辩，所提异议主要体现为郁某某与新利恒公司通谋虚报金额，郁某某无相应权限、对郁某某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等抗辩意见，在法庭询问智富公司是否申请对对账函上郁某某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时，智富公司表示拒绝预付鉴定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据法院目测该对账函上郁某某的签名，与多份结算单中郁某某的签名相似，智富公司也曾经认可郁某某为其公司技术人员，故在郁某某签名是否真实的举证上具有便利性，现智富公司不同意针对对账函上郁某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应就其抗辩的郁某某签名不实的事实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对于智富公司提出的其提交的检讨书中郁某某签名，应与新利恒公司提交的对账函和结算单中郁某某签名效力一致的辩称，新利恒公司表示郁某某与智富公司有利害关系，故对于检讨书的效力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在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对郁某某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后，应由智富公司对郁某某与新利恒公司通谋、实际泵送数量不足结算数量承担举证责任。现智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未能提供证据的原因其自认系其公司技术人员郁某某的过错所致，小票已全部由郁某某私自撕毁，导致双方目前和今后均无法提供，故一审法院对智富公司该节抗辩，难以支持。但若智富公司认为其权利受损，可另行向相关责任人主张。综上，关于智富公司提出不认可7张由郁某某签字结算单效力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新利恒公司提供了智富公司已入账的全部发票及其签收单、结算单和对账函，该三份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且为新利恒公司仅有的证据，结合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郁某某与新利恒公司结算期间智富公司一直在滚动付款，且智富公司总付款金额远远超出钱云云签字结算的前期租赁费用金额等事实，让一审法院有理由采纳新利恒公司的意见，对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由智富公司员工郁某某签字确认的7张结算单和2014年4月9日对账函效力予以认可，智富公司理应支付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租赁费用合计1,723,309.90元。关于争议三，对于结算日期为2013年9月、11月的2张结算单上无智富公司签章，虽然新利恒公司无法提供与此对应的泵送小票，但其提供的2014年4月9日对账函、发票及发票签收单可以证明新利恒公司在上述期间向智富公司提供设备租赁的事实，故智富公司应当支付该两笔租赁费用合计371,170.50元，一审法院对新利恒公司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关于争议四，智富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合计1,543,606.90元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向新利恒公司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在计算标准上，新利恒公司提供了其向案外人借款证明，主张其融资成本高昂，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在计算时限上要求依照每两个月结算付款的约定，采取分段累计表格，但在《租金本金及迟延付款利息计算明细》中也认可智富公司已付款91.4万元在偿付顺序上优先用于冲抵应当支付的租金，具体利息数额请法院参照《计算明细》酌情认定；智富公司则认为新利恒公司举证的负债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利恒公司主张的损失计算标准过高，希望法院予以降低。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交易往来中，智富公司自2013年1月以来一直采取滚动付款的方式，该付款方式已为新利恒公司所接受并持续向智富公司供货至2014年8月，智富公司亦持续付款至2014年6月30日，智富公司已支付的款项达91.4万元，可谓双方合作基础良好。现智富公司亦提供了《报案单》证明2014年8月已将郁某某事件提交刑事侦查途径处理的事实，间接反映了该期之后智富公司终止付款的原因，故一审法院以新利恒公司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酌情判定智富公司应赔偿新利恒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12万元。一审判决：一、智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新利恒公司租金1,543,606.90元；二、智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新利恒公司利息损失120,000元；三、对新利恒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873元，由新利恒公司负担1,121元，由智富公司负担18,75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郁某某签名的结算日期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7张结算单、2014年4月9日对账函及无智富公司签章的结算日期为2013年9月、11月的2张结算单应否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关于郁某某签字结算单的效力，一审审理中，智富公司在2015年12月14日法院谈话中明确对郁某某签字结算单原件予以认可，对2013年4月、6月、7月、10月、12月及2014年的结算单金额予以认可，后智富公司辩称郁某某无权代表公司与新利恒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且因凭证被撕毁致无法核对争议期间的实际泵送土方数量，本院认为，智富公司就其所作相反陈述未进行合理解释，本院对其不认可郁某某签字结算单效力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关于2014年4月9日对账函的效力，智富公司主张郁某某与新利恒公司之间存在串通虚报金额的行为，但智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新利恒公司提供的智富公司已入账发票、签收单及结算单与对账函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故就对账函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关于2013年9月、11月无智富公司签章的2张结算单，本院认为，该争议期间为2014年4月9日的对账函所涵盖，结合智富公司已将发票入账及滚动付款的行为，新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述期间设备租赁属实，本院认定2013年9月、11月的2张结算单应当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73元，由上海智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汤征宇审 判 员  朱志红代理审判员  李 洋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黄宇宏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