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8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岛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况宗昕，山东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戈升涛，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青岛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房集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一终字第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陆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青房集团与范军健签订协议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1.范军健存在主观恶意。首先，范军健、谢良山与李建峰签订的《合同书》为股权转让协议，范军健、谢良山将持有的陆港���司的股权转让给李建峰。但是在第三条的约定中,范军健、谢良山保留了除第一层中约60平方米之外的在建工程即本案涉及施工费的建筑物所有权并注明该合建标的的费用由范军健、谢良山二人承担。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日对范军健的调查笔录中，范军健认可在建标的物所有权属于范军健和青房集团。在该建筑物后期无法办理权属证明时，陆港公司明确拒绝在该项目协议上签字、盖章，而范军健在未经授权且承诺不损害陆港公司利益的前提下仍冒用公司名义签订2013年12月16日的《协议书》。庭审中，青房集团的代理人也承认该份协议系其法定代表人与范军健在饭桌上临时签订，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次，根据青房集团的庭审陈述，陆港公司查账发现2011年7月15日确有一笔529.2万元的款项进入陆港公司账户，但入账凭证记载为借款且2011年10月份该笔款项显示已经全部归还青房集团，陆港公司并不知情。庭审后经仔细查问财务人员才知，实际上该款项已经于2011年11月14日转入范军健控制的公司，其转走款项的行为证明系个人行为。《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即两年后，范军健明知其款项已经转划，但其仍以陆港公司名义签订损害陆港公司权益的协议书，该行为证明其主观存在恶意。再次，范军健本人承诺不签订其他相关协议。陆港公司对外签署相关的协议由公司授权给个别人员，范军健在针对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的事项处理中作出承诺：“除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及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外，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之间再无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协议、承诺、意思表示等”。其也在《承诺函》第三条中明确表示未经尤学军先生同意或出面授权不对外签订或出具任何涉及公司事宜的文件，也不作出任何涉及公司的口头承诺、意思表示等。该承诺有范军健的签字捺印。该份承诺也从侧面说明了2013年《协议书》中无陆港公司盖章的原因。2.青房集团存在过错。①戈升涛作为《协议书》签订的乙方，作为青房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由于其自身职务的特殊性不可能不知道与单位签订合同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才能生效。②范军健在协议签订时并非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设立、变更需在工商局登记并备案，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青房集团不可能不知情。青房集团明知范军健非陆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青房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仍与范军健在涉及陆港公司重要利益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存在主观恶意。3.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双方均存在恶意。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在2011年7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设合同》与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都表明双方是合作开发关系，双方对合作开发的建筑所有权进行了约定。既然已知该建筑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双方应当就过户及相关手续的部分进行协商，但是范军健与青房集团未针对该问题进行协商，而是与青房集团于2013年签订损害陆港公司利益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实质上是将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之间的合作开发关系变更为建设施工关系，约定了一系列损害陆港公司利益的条款。（二）原审法院对房屋建筑的价格并未查明。1.原审法院未对房屋建筑的最终价格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均以青岛凯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咨询核定表进行认定，而此份核定表系咨询而非定价表。原审法院以陆港公司在咨询核定表上盖章为由，未对真实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而陆港公司在咨询核定表上对咨询价款的认可并不代表对房屋最终定价��认可。2.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明显过高。根据咨询核定表的内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该工程中标价格为825.8128万元，而2014年6月份的造价为2097.04068万元，该工程未有任何工程量变更或追加，价格在短短两个月内不可能出现如此悬殊的结算数额，而陆港公司据此要求法院进行价格鉴定时，法院并未批准且仍按咨询核定表上的数额进行了判决，侵害了陆港公司的利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陆港公司再审申请书载明的申请理由及提供的证据，陆港公司主张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第一，原判决所依据的证据足以认定范军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具体到本案中，陆港公司申请再审主张，2011年11月29日之后，范军健已不再担任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其无权代表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签订2013年12月16日的《协议书》。而原判决关于青房集团有理由相信范军健有权代表陆港公司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对陆港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青房公司当时有理由相信范军健有权代表陆港公司签订《协议书》：1.2011年7月8日，范军健以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签订的《合作合同》上代表陆港公司盖印确认；2.2011年7月11日，范军健以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签订的《补充协议》上代表陆港公司盖印确认；3.2011年10月31日，范军健以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代表陆港公司盖印确认；4.陆港公司再审提交的2011年11月6日范军健出具的《承诺函》上有范军健的签名，但无其本人印鉴，且所承诺的对象为陆港公司而非青房集团；5.案涉项目自动工至完工时止，范军健都是陆港公司股东及董事长，且一直都是由其与青房集团协商处理相关事宜。对此，陆港公司当时并未提出异议；6.2011年11月29日之后，虽然范军健不再担任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陆港公司并未将该事实告知青房集团。上述事实足以使青房集团有理由相信，范军健有权代表陆港公司与青房集团签订2013年12月16日的《协议书》。至于范军健签订《协议书》时是否恶意则一般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构成，除非有证据证明青房集团当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范军健无权代表陆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陆港公司再审主张青房集团存在恶意且��范军健恶意串通的主要理由是：1.青房集团应当知道签订合同时应加盖单位公章；2.既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要在工商部门登记且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那么青房集团应当知道范军健签订《协议书》时已不是陆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与范军健签订《协议书》的行为足以证明其有恶意。关于第一点理由，陆港公司关于单位签订合同必须加盖单位公章的主张缺乏依据证明。关于第二点理由，陆港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为公司时，合同另一方不主动查询工商登记或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则构成恶意串通。第二，原判决所依据的证据足以认定案涉房屋价格。陆港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价格的依据咨询核定表不是定价表，案涉房屋价格应进行鉴定。而且，案涉房屋的工程造价明显过高。对陆港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首先，咨询核定表已经陆港公司盖章确认。这说明陆港公司已经确认其上载明的审定工程造价。现陆港公司否定其确认行为，认为应当通过鉴定确定造价。但陆港公司既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确认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又未提交向法院申请鉴定的证据，现仅以中标价与工程造价不一致为由主张原判决认定的案涉房屋价格缺乏证据证明，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青岛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颖新审 判 员  吴晓芳代理审判员  肖 峰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冬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