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26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喜林。委托代理人:周雪林，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传义，农民。委托代理人：高明荣，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喜林因与被上诉人贺传义海水养殖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2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喜林上诉请求：撤销（2016）鲁0612民初37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一起政府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纠纷，一审法院审理不按照证据认定事实。第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领取了被上诉人的补偿款。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付款通知书》、补偿费计算表均为复印件，而且也没有相关部门印章，这样的表格随便就能制作，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原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一审法院将民事诉讼法规定排除在外，并在上诉人明确不认可、不质证的前提下，将被上诉人自己制作的一张纸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判决被上诉人胜诉。第二、一审法院采用推理的事实判决案件，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被上诉人是一审原告，举证责任人是原告，如果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事实的存在将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自己制作的白纸，一审法院认为最后的数额与上诉人领取的数额能够印证，这种逻辑不合理。就算数额全部是正确的，里边的补偿项目也是可以自己编造，补偿内容可以是多项，自己随便也可以写成围海工程款。一审法院不能保证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这些证据都是真实的。第三、一审法院没有调取、调查核实补偿款发放的具体情况，造成判决与事实不符。本次土地收回是政府组织实施的补偿，并且对每项补偿内容都作了登记，对附属物的清点以及各项补偿款项的记录全部保存在政府。依据《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征收土地公告，组织勘测定界，并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及用地单位，与村民委员会、承包户对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面附着物的权属、种类、数量等进行现场调查、清点、核实，填写土地征收勘测调查清单。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领取的补偿款内容，一审法院没有调取政府保存的附属物调查清单的前提下，在没有现成勘察调查的前提下，推测附属物补偿的内容，否决掉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勘察记录。第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海参养殖池的补偿款己经分配完毕，被上诉人无权再次所要其他补偿款。上诉人租赁该养殖池的时候，除了一个虾池之外，什么也没有，租赁后上诉人前后花费几百万元进行虾池改造参池并添加养殖物质，政府的补偿款对被征收人的实际损失的补偿。在征收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对海参池的所有物品归属进行了清点登记，并依据清点登记发放了各项补偿款。为了减少租赁人是养殖池所有人的争议，必须双方去政府签订征收的分配协议后，方可各自领取属于自己的补偿款，成千上万户都是此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分配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包括了被上诉人的其他补偿款，被上诉人在当时也不可能在签订协议时不提出来。双方当着政府工作人员的面签订的分配协议，一审法院却将补偿的范围扩大。属于谁的补偿款，应该归谁所有，只有做过调查的行政机关才能确定，现在行政机关没有出具证据证明围海工程补偿款就是养殖池的补偿款，围海工程补偿款不能与养殖池划等号，围海工程补款包括许多的补偿内容。合同中第四条规定，承租期内，一旦征收征用，刘喜林投资和物资和养殖物补偿款全部归刘喜林，以清点数为准。第五、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与政府签订的领取100多万的补偿协议，即使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也得在法庭上让原被告质证，现在突然在判决书中表述，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贺传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贺传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补偿款177150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5日，原告贺传义与被告刘喜林就虾池租赁达成如下协议：一、贺传义将自己承租的位于姜格庄镇郝家疃村西的虾池水面35亩（包括东西南北四条大坝和坝上的三间平房）租赁给刘喜林用于海参养殖，租期十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二、租赁费用每年五万二千五百元，刘喜林于2012年3月25日付清2012年至2014年三年的租赁费十五万七千五百元。于2015年1月1日付清2015年至2019年5年租赁费二十六万二千五百元。余款十万五千元于2020年1月1日一次性付清。三、刘喜林将虾池改造用于养殖海参，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刘喜林承担。四、承租期内，一旦征收征用，刘喜林投资的物资和养殖物补偿款全部归刘喜林，以清点数为准。养殖池补偿款归贺传义。刘喜林预付给贺传义的租赁费未到期，贺传义必须无条件退给刘喜林。五、合同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刘喜林有优先承租权。六、合同签订后，双方必须自觉履行，如一方违约，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一百万元。原告与被告均在合同上签名。庭审中，原告提交租赁合同书予以证实，被告对合同书的内容无异议。租赁合同签订后，被告预付给原告2012年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157500元，被告即开始经营养殖池。2013年6月，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为实现烟台市委、市政府对于烟台东部海洋新区规划建设的目标，决定收回金山港区域滩涂使用权，并对被告经营的养殖池进行了测量，按照相关的标准确定了与养殖池有关的各项补偿费数额，原告为此提交了涉案养殖池补偿费计算表：养殖面积35.43亩，池塘附着基补偿费124005元，养殖网箱补偿费85032元，陆地可移动附着物补偿费159435元，围海工程补偿费354300元，池底养殖刺参损失补偿费372015元，网箱养殖刺参损失补偿费141720元，合计1236507元。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于2013年6月16日与被告签订了《金山港区域水域滩涂收回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1）。协议约定：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姜格庄街道办事处收回被告管理使用的涉案养殖池，计35.43亩，补偿给被告1059357元，协议签订以后，被告即到政府部门领取了1059357元。2013年7月14日，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姜格庄街道办事处（甲方）又与贺传义、刘喜林（乙方）签订了一份《金山港区域水域滩涂收回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协议约定：甲方收回乙方水域滩涂的位置为郝家疃J8面积35.43亩。乙方应得水域滩涂补偿费414678（围海补偿+附属物）。当日，原告贺传义与被告刘喜林对该补偿费414678元达成分配协议（以下简称协议3）。协议约定：刘喜林分得地上附属物补偿费150620元，原告分得围海补偿+附属物补偿费264058元。协议3签订之后，原告与被告分别到政府部门领取了补偿费。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上述三份协议书，证实上述事实。原告称，被告与政府签订的协议1原告当时并不知情，协议2、协议3的签订也不是原告与被告同时签订，而是被告先签名，后来原告才签的名。一审庭审中，被告称其承包池塘不到一年，共投资了400多万元，用于购买海参苗、购置网箱等物品，只领取了100多万元的补偿费。原告认为，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养殖池的补偿款应归原告贺传义所有，除了原告已经领到的部分围海工程补偿费外，被告已经领取的1059357元中的围海工程补偿款177150元，也应当归原告所有。被告称，关于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执行完毕，政府征收时谁的物品就登记在谁的名下，补偿款就应当发给谁，原告当时未提出异议，如果原告认为补偿没有到位可以向政府提起诉请，原告主张相应的补偿款归自己所有，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请求的补偿款是未知数。原告提交了《付款通知书》，证实被告领取的补偿款1059357元的具体项目，包括：金山港海域J区8号池塘附着基补偿费124005元，养殖网箱补偿费85032元，陆地可移动附着物补偿费159435元，围海工程补偿费177150元，池底养殖刺参损失补偿费372015元，网箱养殖刺参损失补偿费141720元，合计1059357元。原告称，按照原告与被告的租赁协议约定，围海工程补偿费应当全部归原告贺传义所有，但被告却领取了其中的177150元，被告应当将该款付给原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养殖池补偿费计算表及《付款通知书》均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从证据的内容看，都是养殖池的附属物，并没有载明归原告还是归被告。假设证据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所有的补偿都是应该给被告而与原告无关。在被告诉原告返还租金的（2013）牟大民初字第163号案件中，原告在庭审中曾要求被告刘喜林将其领取的养殖池的补偿款给原告贺传义，原审以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养殖池租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因租赁合同产生的补偿费纠纷的处理应当依据该协议的约定。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政府部门发放补偿款的实际情况，协议约定的养殖池补偿款应当包括养殖池围海工程补偿款和被告接受租赁时附属物补偿款，关于附属物的补偿款，原告与被告已经达成协议予以解决。尽管原告主张关于附属物的补偿款的分割协议没有与被告同时签名，这并不能影响分割协议的效力。政府与贺传义、刘喜林签订的补偿协议2中，围海工程补偿加上附属物的补偿费为414678元，由原告与被告对该款项进行了协议分割，被告主张围海工程补偿费已经与原告达成了协议，原告再主张围海工程补偿费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协议3分割的是协议2确定的围海工程补偿费及附属物补偿费，不是涉案全部的围海工程补偿费。政府部门并不是直接决定补偿费归原告所有或者被告所有，即使政府部门直接将补偿费付给了原告或被告，也不能影响双方依照租赁协议的约定，主张各自的权利。被告主张征收是由政府组织的，补偿款发给了被告，就是归被告所有，与原告无关，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原告提交的《付款通知书》及养殖池补偿费计算表虽为复印件，但其付款通知书中各项补偿费之和与被告认可且已经领取的补偿款数额相同，且被告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付款通知书》及补偿费计算表的内容是错误的，故一审法院对付款通知书及养殖池补偿费计算表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J区8号池塘补偿费1236507元的具体项目列表，该表为具体的计算补偿办法，该表中围海工程补偿费系《付款通知书》中的围海工程补偿费的两倍，其余项目与款项都与《付款通知书》一致。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将围海工程补偿费的一半发给了被告，继而产生后续政府部门与原告、被告签订围海工程补偿款及附属物的协议。综上，被告领取围海工程补偿款17715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养殖池租赁协议的约定，该围海工程补偿款177150元应归原告所有。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该款项，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判决：被告刘喜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日付给原告贺传义补偿款177150元；向原告贺传义支付自2016年2月17日起至该补偿款付清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43元减半收取1922元，由被告刘喜林交纳；保全费820元，由被告刘喜林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上诉人与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所签订的《金山港区域水域滩涂收回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第一条内容证明了上诉人所领取的补偿款为水面补偿，并不包括被上诉人所诉讼的所谓的围海工程款。上诉人没有领取被上诉人的款项。该证据是上诉人与办事处签订协议以后，办事处复印给上诉人的。经质证，被上诉人称，1、该协议系复印件，因为既然是协议，应该是上诉人和姜格庄办事处应该各执一份，上诉人手中应该有原件。在上诉人不提供原件的条件下，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所以对这份复印件被上诉人依法不予质证。2、这份证据推翻不了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虾池补偿有关数据，并且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数额是多少钱。并且从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可以看出数额是1059357元，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虾池的补偿由上诉人领取的虾池补偿数额是一致的。上诉人提交证据二，牟平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2行初31号行政裁定书一份，在本案一审中行政案件还没有作出裁定，该裁定书第2页姜格庄办事处答辩中对刚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质证，认为该协议是双方所签订的一份协议。并且该协议的补偿内容是针对上诉人作出的，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调查测量，恰恰证明了上诉人所领取的补偿款项并不包括被上诉人诉讼要求的内容。经质证，被上诉人称，1、该份行政诉讼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恶意诉讼，这个案是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之后进行的。2、从这份行政诉讼记载的是金山港区域水域滩涂收回安置补偿协议，而不是上诉人所述的水面补偿安置协议。滩涂也包括围海补偿，也就是养殖池的补偿。上诉人提交证据三，标准制定简要说明，在第2页第3条围海工程补偿明确规定了虾池补偿标准每亩5000元，参池每亩补偿10000元，被上诉人在本次补偿过程中只有索要虾池补偿费的权利，其他的都是上诉人所添置的。由该虾池的具体亩数35.43亩，有补偿标准，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领取了264058元，超额领取了应该补偿的款项，再去索要围海工程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可能再补偿两次。经质证，被上诉人称，对上诉人刚才一直不承认他领取了围海补偿款每亩5000元的事实，现在上诉人又提供了证据证明了这个事实，事实上上诉人领取了我们诉讼中的数额。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第4条的约定，养殖池的补偿款归被上诉人所有，所以被上诉人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索要上诉人领走的诉讼中的款项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标准制定简要说明”，该说明中的“围海工程补偿”明确规定了虾池围海工程费补偿每亩5000元，刺参池塘工程费补偿每亩10000元（包括虾池改造刺参池塘工程费每亩5000元）。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虾池租赁合同第四条中，约定“养殖池补偿款归贺传义”，该合同并未对“养殖池补偿款”的范围作出明确约定，即补偿款是指虾池补偿款还是参池补偿款，合同中没有做出约定。从合同解释角度来看，在无充足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养殖池补偿款”有所特指的情况下，应当采用文义解释方法，故“养殖池补偿款”应当认定为对于养殖池的补偿，即包括本案诉争的“围海工程补偿”。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在二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上诉人已领取围海工程补偿款177150元的事实，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17715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43元，由上诉人刘喜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勇审判员 罗春光审判员 刘 腾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