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291号原告：锦茂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XXX号Ａ1319室。法定代表人：刘丽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燕婷，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欣，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335号。法定代表人：彭建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曹智，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谭娟，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宁波保税区港东大道5号5楼507室。法定代表人刘家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小生，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忠飞，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锦茂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被告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0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6年5月25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朱燕婷、徐欣，被告南方公司委托代理人曹智、谭娟，被告宁波公司委托代理人朱小生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3月，原告经由宁波公司与南方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约定由南方公司委托原告进行货运代理业务。宁波公司作为南方公司的代理人具体处理相关事项并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络。原告依约履行货代义务后，南方公司以不认可宁波公司确认的代理费金额为由，拒绝支付相关业务费用。原告认为两被告代理权限不明，请求判令被告南方公司支付拖欠的货代费用人民币135451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宁波公司就前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被告南方公司辩称：1、双方签订的框架性货运代理协议为合作意向书，不涉及本案具体业务，该协议签订的日期晚于涉案业务发生的日期，与本案无关。涉案业务为保税区转口业务，被告宁波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原告商谈业务，因宁波公司不能经营转口业务，故通过有转口业务经营资质的南方公司作为名义进口人，南方公司是宁波公司的代理人，在涉案贸易合同中约定了两被告之间的关系。涉案业务的操作是由原告与被告宁波公司进行的，南方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原告与被告宁波公司之间的预付款说明中指出了被告宁波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被告宁波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10万元，原告也向被告宁波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发出催款单、催款情况说明书等，明确了其与被告宁波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被告南方公司仅负责涉案文件的签发和盖章，所有的业务商谈均由被告宁波公司与原告进行，被告南方公司只是隐名代理人。2、本案原告主张的运费不合理，超出了双方协议约定的范围。原告主张的运费从香港到深圳的区段中，被告南方公司未签发任何出货指令；原告已经收到被告宁波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0万元运费，应当予以扣除。原告知晓被告南方公司是宁波公司的代理人，且已收到了运费，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宁波公司辩称：1、涉案货物提单显示货物的所有权人是南方公司，被告南方公司为货主及货代委托方，签署了货物买卖合同，并赚取了货物的利润差价。被告宁波公司没有涉案业务的相关记录和相应的货款进出，没有证据显示参与了涉案业务。2、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运代理费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3月16日原告发给jane.zhang@leigoo.cn(张劲)并抄送Ｍarco.kong@samic-sh.com(孔令博)的电子邮件及附件(附件为原告与南方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原告的业务费用报价单)，用以证明原告经由被告宁波公司与被告南方公司订立合同，南方公司及其指定代理(即被告宁波公司)委托原告作为货运代理人；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作出货运代理服务报价，两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被告南方公司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该邮件上未显示其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也不是原告转发给其公司的，附件中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是被告宁波公司转发给南方公司的，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因该协议与本案的货代业务无关。对附件中的业务费用报价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相关费用不应由南方公司承担。被告宁波公司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收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的员工或可代表被告宁波公司。附件中协议的主体是原告及被告南方公司，该协议未涉及被告宁波公司，并且明确代理费应由被告南方公司支付。附件中业务费用报价单未经被告宁波公司认可，也与最终结算的费用项目、单价不符。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南方公司虽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但对电子邮件附件中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业务费用报价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并确认上述附件中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是被告宁波公司转发，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电子邮件及附件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邮件及附件记载为准。至于邮件的收件人和抄送人是否系宁波公司员工或代表宁波公司，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说明，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另作综合认定。2、涉案业务往来电子邮件，具体包括：1)2015年3月8日孔令博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孔令博要求原告将涉案货物交深圳保宏公司收货，并告知原告保宏公司是物流仓储提供商，不是实际销售对象。2)2015年3月18日原告发给张劲、孔令博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接受被告方委托进行货物报关及后续操作。3)2015年3月19日张劲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被告宁波公司确认货物电放，要求原告提供清关文件清单，确认出货指令会由被告南方公司发出。4)2015年3月19日原告发给张劲、孔令博的电子邮件及附件报价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确认：a关于货物电放的信息船公司尚无答复，b货物要拆箱后才能进保税区，c原告将尽快向被告宁波公司寄出清关所需文件；报价中增加了一项人民币3500元的运费标准。5)2015年3月20日原告发给张劲、孔令博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认可双方签署的货运代理协议及要求回传。6)2015年3月20日张劲发给原告并抄送被告南方公司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货运代理协议的回传正在处理中。7)2015年3月20日原告发给张劲、孔令博并抄送被告南方公司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就货物进保税区的分单材料及船公司换单报关等问题告知两被告。8)2015年3月20日原告发给其深圳代理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已告知船公司可以放货。9)2015年3月20日原告深圳代理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已告知海关操作要求，并确认在船到之前必须对货物进行分单。10)2015年3月24日张劲发给被告南方公司并抄送原告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被告宁波公司按照原告指令要求被告南方公司提供清关文件。11)2015年3月31日张劲发给原告并抄送被告南方公司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被告宁波公司与原告就清关文件进行联络。被告南方公司对上述电子邮件中的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对2)-5)、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其中均无被告南方公司的收件地址，该公司未收到过；对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并确认收到过相关邮件，但该邮件仅能证明原告需要被告南方公司提供清关文件，被告南方公司没有其他义务；对10)、1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明。被告宁波公司对于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相关邮件并非是发给被告宁波公司的，被告宁波公司未参与，邮件中也未出现过宁波公司的名称。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称上述电子邮件中的收件人或抄送方czcxt是被告南方公司的曹智，被告南方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并确认收到过邮件6)、7)，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6)、7)及收件人或抄送方为czcxt曹智的10)、11)的证据效力及对被告南方公司的约束力予以认定。上述电子邮件1)-7)、10)-11)中均有张劲或孔令博作为收、发件人，其联系地址可与原告证据1中的电子邮件收件人地址相印证，而其中电子邮件6)、7)又系被告南方公司确认真实的邮件，足以证明在涉案业务进行过程中确有张劲和孔令博参与，故对于以张劲或孔令博为收、发人的电子邮件，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均予以认定。上述电子邮件8、9)系原告与其深圳代理之间的往来邮件，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被告南方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性证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也予以认定。3、2015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出具的预付款情况说明、2015年3月30日被告宁波公司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的银行水单，用以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宁波公司就被告南方公司委托的货运代理业务预付人民币10万元，同时证明原告负责涉案货物转口香港再进前海保税区的物流操作，双方对于货物从香港进深圳前海保税区的运输代理是有约定的。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其不清楚此情况。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情况说明表明被告宁波公司系代南方公司向原告付款。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为原告与被告宁波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凭证，且涉及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本案具有关联，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4、原告与被告南方公司、案外人深圳市外代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外代)、海盟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盟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的仓储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南方公司及案外人就涉案货物的保管签订了仓储协议，被告南方公司确认与原告之间具有货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宁波公司是南方公司的代理。被告宁波公司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主体是南方公司和原告，与南方公司所称其仅负责清关文件的情况不相符。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为原告与被告南方公司参与签订的协议，涉及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本案具有关联，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5、涉案货物提单，用以证明原告为涉案业务在深圳蛇口进行换单及后续操作。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南方公司是货物进口人及所有权人，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明事项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涉及本案货物，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两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6、被告南方公司签发给原告在深圳的代理海盟公司的委托提货证明，用以证明主提单项下的货物需要拆分为8票分提单，被告南方公司委托原告进行提货。被告南方公司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南方公司仅作为名义进口人进行签章，实际委托人为被告宁波公司。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涉及本案货物，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两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7、海关保税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陆路进/出境载货清单，用以证明2015年3月20日至2015年5月15日期间涉案8个集装箱的进、出境情况及原告完成了涉案货代业务。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称该公司是名义进口人，只负责转口文件的签发，对从香港到深圳的物流情况不清楚。被告宁波公司称未参与相关业务，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庭调查核实；备案清单右下角海关备案审核处无海关签章，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未涉及被告宁波公司，宁波公司无需支付代理费，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批货物从深圳到香港再返回深圳的必要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涉及本案货物，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性证据，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8、2015年8月3日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发送的催款单，用以证明原告依法催款，被告宁波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称其对相关情况不清楚。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出具，且宁波公司未收到过。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宁波公司在之后的庭审中确认收到过催款单，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9、原告方律师向被告南方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快递单及签收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先后发出催款通知，要求两被告及时支付货代费，两被告至今拒不支付。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称未收到过。被告宁波公司称其未参与过，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并且快递单号可公开查询，被告南方公司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性证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10、2015年8月18日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开具的代理费发票及费用明细单，用以证明原告已根据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并告知费用明细。被告南方公司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原告知晓被告宁波公司是合同相对人；对费用明细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出具，且从香港到深圳的物流部分应从总费用中予以扣除。被告宁波公司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及被告方的付款义务。关于费用明细单，系原告单方出具，没有提供实际付款凭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发票涉及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本案具有关联，两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两被告对费用明细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系原告单方出具，鉴于本案原告起诉系以该费用明细单所列项目和金额作为诉讼构成，该证据代表了原告的主张，并且与本案争议有关，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11、海盟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2份、业务明细发票及业务费用明细清单、海盟公司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涉案业务发生的费用明细及原告为涉案交易支出的成本。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只能证明海盟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与南方公司无关。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与涉案业务有关，增值税发票金额与原告诉请不一致，故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业务明细发票及业务费用明细清单、海盟公司出具的说明为原件，增值税发票虽为复印件，其金额与前述业务明细发票大致相符，原告解释称涉案业务费用滚动支付，该两张发票包含部分案外业务费用，其总金额大于涉案金额，该解释合理可信。两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予以认定。12、被告宁波公司总经理赵辉的名片，用以证明赵辉是被告宁波公司的总经理，其邮箱为个人邮箱，被告宁波公司的员工常以个人邮箱对外经营。被告南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宁波公司确认赵辉是其公司总经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无证据显示赵辉参与了相关业务操作，其邮箱也与本案无关，被告宁波公司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被告南方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3月31日被告宁波公司发给南方公司的电子邮件及附件(南方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证明该代理协议与本案无关，因该协议是2015年3月31日宁波公司转发给南方公司的，2015年3月20日原告已将涉案货物提取，涉案货物的运输、代理与上述代理协议无关。原告对电子邮件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并确认合同中记载2015年3月25日，实为事后补签的；被告宁波公司称对此不清楚，并称没有证据证明发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的员工，即使是被告宁波公司的员工也不能代表被告宁波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对电子邮件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上述电子邮件中张劲作为发件人，该联系地址可与原告证据1、2中的电子邮件地址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邮件及附件记载为准。至于邮件的收件人系代表何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另作综合认定。2、海关进境货物备案清单，证明涉案货物进境日期是2015年3月20日，早于上述代理协议的签订日期。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提出备案日期是2015年3月31日。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原告证据7内容一致，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性证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3、被告南方公司的营业执照、2015年3月9日原告发给孔令博并抄送张劲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被告南方公司有转口贸易资质，为本案货物的名义进口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与本案业务无关。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收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和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有关，且电子邮件中抄送人张劲及收件人孔令博可与本案其他电子邮件地址相互印证，本院对相关证据效力予以认定。4、2015年3月8日孔令博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宁波公司是本案的真实交易方；涉案货物提单，用以证明提单签发日早于原告与南方公司的代理协议签订时间，被告南方公司是宁波公司的名义进口代理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与南方公司签订协议，实际业务联系和操作是与被告宁波公司进行的，不清楚被告南方公司与宁波公司之间的关系。被告宁波公司认为电子邮件未经公证，对真实性不认可，服务器不是被告宁波公司注册的，不能证明发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即使发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员工，也不是被告宁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能代表被告宁波公司；货物提单明确记载收货人为南方公司，没有显示被告宁波公司，宁波公司没有向南方公司发过该提单，也没有留存过该提单。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被告宁波公司对电子邮件提出异议，其中记载的发件人孔令博可与本案其他电子邮件地址相互印证，本院对相关证据效力予以认定。5、2015年3月24日原告发给张劲、曹智的电子邮件及南方公司与日本日中贸易株式会社签署的贸易合同，用以证明原告明知南方公司是宁波公司的代理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被告宁波公司认为该邮件未经公证，对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发件人是被告宁波公司或代表被告宁波公司，上述邮箱地址不是其服务器地址，张劲不能代表其公司。贸易合同无原件，不能约束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被告宁波公司对电子邮件及贸易合同提出异议，电子邮件中记载的收件人和抄送人孔令博可与本案其他电子邮件地址相互印证，贸易合同可与本案货物提单、海关保税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相关证据效力予以认定。6、2015年8月3日原告发给宁波公司的催款单，证明原告与被告宁波公司是本案的真实交易方，原告明知南方公司是宁波公司的代理人。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应南方公司要求向被告宁波公司催款。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出具，且宁波公司未收到过。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原告证据8内容一致，被告宁波公司在之后的庭审中确认收到过催款单，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7、陆路进/出境载货清单，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货物从香港至深圳的运费与被告南方公司无关。原告和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原告证据7内容一致，原告和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有关，本院对相关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该证据的内容、其他证据及庭审情况进行认定。8、被告宁波公司支付给原告人民币10万元的银行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已收到本案预付款。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并确认已经收到人民币10万元。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称系代被告南方公司支付，因交易当时被告南方公司的总经理是被告宁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另有案外业务往来。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和被告宁波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本院查明：2015年3月8日，署名显示孔令博(marco.kong@samic-sh.com，下同)的电子邮箱发电子邮件给原告，就10个集装箱货物从日本大阪到蛇口的运输事宜进行咨询，并告知提单收货人为被告宁波公司，仓库收货人为深圳保宏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宏公司)，同时告知保宏公司是物流仓储提供商，不是实际销售对象，保宏公司收货即可。2015年3月13日，日本日中贸易株式会社作为卖方与南方公司签署货物进口合同，合同约定南方公司作为被告宁波公司的代理，买卖双方就数量为32824包、总金额为XXXXXXXX日元的纸尿裤达成一致协议。货物允许10%溢短装，装运港日本任意港口，目的港中国蛇口，付款方式为电汇。提单、发票、装箱单等文件需在货物装船6天内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发给买方和宁波公司，宁波公司的联系邮箱地址为jane.zhang@leigoo.cn。2015年3月16日及19日，原告先后发电子邮件及附件给张劲(jane.zhang@leigoo.cn，下同)及孔令博，要求查收确认。附件包括原告与南方公司签订的《海、空运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业务费用报价单。其中业务费用报价单记载的货物从日本大阪到中国深圳的报价为：换单费每套人民币500元，操作费每张提单人民币500元，每个40尺集装箱高柜的THC费人民币1230元，港口费人民币650元，港口安全费人民币30元，蛇口码头到前海保税区仓库的监管车运输费人民币1500元，拆箱费人民币800元，进出库费每立方米人民币30元，仓储超期费每天每立方米人民币1.8元(7天免费堆存)，报关费每次人民币250元(从港区到前海保税区)，进关费每单人民币100元，保税区仓库到香港公路运输费每个40尺集装箱人民币3500元，香港报关费每单人民币300元。上述操作费、THC费、港口费、港口安全费均备注为“实费”，即实收实付。2015年3月18日，原告发电子邮件给张劲及孔令博，要求提供提单，并提示货物入仓库后的拆箱、挑拣、堆存、出库方面的作业要求。2015年3月19日张劲发电子邮件给原告，确认电放货物，货物不拆箱，转运香港；出货指令由南方公司发出，并要求出具货物进保税区清关所需文件以便提交。同日，原告发电子邮件给张劲、孔令博称，经确认涉案货物属于跨境货物，无法进行异地还箱，必须拆箱后进保税区，随后原告可以通过自备流转箱操作到香港的运输；南方公司的出货指令无需原件，只需盖章并彩色扫描。2015年3月20日，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给张劲及孔令博，要求再次发送提单并要求尽快签署货代合同及回传。同日，张劲回复电子邮件给原告并抄送被告南方公司，称合同正在处理中。原告又发电子邮件给张劲及孔令博并抄送南方公司，要求确认附件中的申请拆单文件内容，并就船公司换单、进境入前海保税区码头清关、从前海湾港区至香港的中港报关所需文件作出说明。该电子邮件显示的附件包括分单材料及委托提货证明。2015年3月24日张劲发电子邮件给被告南方公司并抄送原告，将委托提货证明、电放提单、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清关文件在附件中予以提交，并称将原件邮寄至海盟公司。同日，原告发电子邮件给张劲并抄送孔令博，要求委托提货证明以附件为准。2015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出具预付款情况说明，称被告南方公司委托其在深圳操作的进前海保税区及转口香港再进前海保税区的物流正在进行。因双方第一次合作，尚未签署合同，请宁波公司代付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届时将根据帐单多退少补。2015年3月30日，被告宁波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同日，原告与南方公司、深圳外代、海盟公司签订仓储协议书，约定南方公司经由海盟公司及原告，委托深圳外代在深圳前海保税区内负责南方公司货物的储存、管理及发货事宜，有效期自2015年3月起，至2016年3月25日。2015年3月31日张劲发电子邮件给原告并抄送被告南方公司，问是否已按原告要求改好了箱单。同日，原告与南方公司签订《海、空运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双方约定南方公司委托原告作为货运代理于上海地区及国内其他口岸办理国际货物进出口运输业务。付款方式为两种：一是付款买单，在出口情况下，原告于货物截港后1-2个工作日开具发票，南方公司即刻安排付款。在进口情况下，原告在南方公司确认费用后15个工作日开具发票，并从南方公司提供的支票中扣取相应费用。二是月结，在出口情况下，原告于货物截港后15天内开具发票，南方公司收到发票后15天内付款。在进口情况下，原告在南方公司确认费用后15天内开具发票，南方公司收到发票后15天内付款。协议有效期自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期满双方可自动顺延。根据编号为0085A20374的涉案货物提单记载，托运人为日中贸易有限公司(JAPANCHINATRADINGCO,LTD.)，收货人和通知人均为南方公司；装货港为日本OSAKA，卸货港为蛇口；货物共装8个集装箱,毛重65720公斤，体积为556.8立方米，托运人装箱、记数和封箱,CY至CY，货物出港日为2015年3月14日。根据南方公司与海盟公司共同签署的委托提货证明，涉案货物主提单项下8个集装箱的货物共拆分为8份分提单。根据涉案货物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清单，2015年3月20日，涉案8个集装箱从日本大阪到中国蛇口海关进境，区内经营单位为深圳外代，区内收货单位为南方公司，境内目的地为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贸易方式为保税区仓储转口，申报单位为深圳外代，2015年3月31日前全部备案。根据涉案货物海关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涉案8个集装箱货物全部被换至６个集装箱内(其中有2个集装箱重复使用)并通过皇岗海关出境至香港，区内发货单位或委托出仓单位均为南方公司，货物具体出境日期无记载，海关备案日期分别为2015年4月9日3个集装箱，2015年4月12日4个集装箱，另有1个集装箱无备案日期记载。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５月15日期间，上述货物被拆箱后装卡车先后从香港公路运输至深圳。根据陆路进/出境载货清单记载，货物由海盟国际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委托运输，收货人为保宏公司。2015年8月3日，原告发催款单给宁波公司，称宁波公司委托其办理从日本到中国深圳的2票提单整箱业务，其中编号为0085A20374的涉案提单货物到港日为2015年3月20日，目的港口蛇口，8个40尺集装箱高柜，重65720公斤，费用计人民币135451.34元。2015年8月18日，原告向被告宁波公司开具人民币135451元的代理费发票要求付款。根据原告提供的费用明细单，涉案8个集装箱2015年3月20日到港，2015年4月2日进仓库，2015年4月9日3个集装箱出香港，2015年4月12日4个集装箱出香港，2015年5月14日1个集装箱出香港，共发生换单费每套人民币500元*8，每个集装箱的THC费人民币1230元*8，港口费人民币650元*8，港口安全费人民币30元*8，蛇口码头到前海保税区仓库的监管车运输费人民币1500元*8，拆箱费人民币800元*8，进出库费按照每立方米人民币30元计算，8个集装箱共计人民币17141.13元。仓储超期费每天每立方米人民币1.8元(7天免费堆存)，8个集装箱共计人民币7196.50元。报关费每次人民币250元*8(从港区到前海保税区)，进关费每单人民币100元*8，保税区仓库到香港公路运输费每个40尺集装箱人民币3500元*8，香港到前海保税区仓库公路运输费每个40尺集装箱人民币3500元*8，香港报关费每单人民币300元*8。另有拣货费人民币5713.71元、超期柜租费人民币1400元、超期仓租费人民币1520元、报关单续页费人民币300元、改舱单费用人民币1000元、改标签费用人民币2300元。上述费用总计人民币135451.34元。2015年9月25日，原告方律师向被告南方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支付货代费人民币135451.34元。2015年9月27日，快递函送达被告南方公司。庭审中，根据原告陈述，涉案8个集装箱货物从日本海运至深圳进口，原告负责从深圳蛇口码头到前海保税区的进口报关、公路运输、理货、拆单、仓储堆存，再从前海保税区公路运输至香港交付给收货人宏瀚(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瀚公司)，宏瀚公司通过跨境通将货物转至深圳前海保税区保宏公司仓库。原告受被告宁波公司的指令，将货物交至保宏公司仓库后，全部业务即告完成。被告南方公司称被告宁波公司是涉案货物买方，从日本购买货物，因无转口贸易资质，故委托南方公司进行代理。南方公司根据张劲和孔令博的指令，将涉案货物卖给香港宏瀚公司，并收到宏瀚公司支付的货款，其后南方公司将涉案货款支付给了日本的贸易卖方，买进卖出之间有部分差价。南方公司确认其参与了涉案货物从日本到深圳的进口贸易，以及深圳至香港的转口贸易，转口贸易至香港结束，从香港到深圳的流转南方公司不清楚。被告南方公司还称涉案货运代理协议只是框架协议，该份协议系应被告宁波公司要求，由原告起草，其通过电子邮件扫描签章确认并经被告宁波公司发给原告。原告确认与南方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的时间晚于实际业务操作的时间，并称双方为涉案业务操作需要才签订了该协议，除本案业务外原告没有与南方公司的其他业务合作。原告还确认其将涉案业务费用报价单发给了被告宁波公司，但不清楚宁波公司是否转发给了南方公司。南方公司则称其只核对货运代理协议，对于具体价格不清楚。被告宁波公司确认收到过原告的催款单，并称其另有2票案外业务委托原告进行操作，涉案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系其与原告先行结清上述2票案外业务的款项，余款再为被告南方公司进行垫付。原告确认收到的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未作处理，涉案诉请金额中未对此作扣减，也未收到被告宁波公司所称另2票案外业务的款项。2015年6月29日，海盟公司向原告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项目为代理国际运费，金额分别为人民币98755.98元及20589.84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19345.82元。2016年6月1日，海盟公司出具说明确认上述2份发票项下的金额已全部收到。根据海盟公司出具的业务明细发票，涉案业务费用为人民币113602.72元。根据海盟公司出具的业务费用明细清单，涉案货物体积为571.38立方米，业务费用包括分单费、THC费、拖车费、仓储超期费、报关费、超期柜租费、超期仓租费、报关单续页费、改舱单费、改标签费等各项费用。关于改标签费和改舱单费产生的原因，原告解释称系因货物运输去香港之前要拆箱换箱，根据海关相关操作要求，产生了改标签费和改舱单费，原告通过海盟公司将该两笔费用付给了前海保税区仓库。关于涉案提单记载的货物体积与海盟公司出具的业务费用明细清单记载不符的问题，原告解释称深圳外代仓储收费需以货物的实际测量体积为准。另查明，被告宁波公司原名为宁波保税区进口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2015年8月26日变更为现名。本院认为：原告与南方公司签订有《海、空运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约定南方公司委托原告作为货运代理于上海地区及国内其他口岸办理国际货物进出口运输业务，该协议约定已可成为认定原告与被告南方公司之间构成货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重要依据。南方公司虽以该协议仅为框架性的合作意向书、协议签订时间晚于涉案业务发生时间等为由，辩称该协议与本案业务无关，但涉案货物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和通知人以及海关保税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记载的区内收、发货单位、出仓单位均为南方公司，与原告、深圳外代、海盟公司签订仓储协议书，委托原告、海盟公司、深圳外代在深圳前海保税区内负责南方公司货物的储存、管理及发货事宜的也是南方公司，向海盟公司出具委托提货证明的还是南方公司，这些事实足以印证原告与南方公司之间存在实际的货运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南方公司辩称的仅有合作意向。涉案业务始于2015年3月初，之后各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并传递、签署协议，期间部分货代事项已开始操作，以致于《海、空运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上记载的签署时间较实际操作的开始时间略晚数日，此种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少见，不足以据此就否定该协议与涉案业务的关联性。况且，南方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除涉案业务外，其与原告没有其他货代业务，也排除了该协议系为其他业务所签署的可能性。南方公司还辩称，南方公司系宁波公司的代理人，张劲、孔令博均是宁波公司的人员，相关业务均由宁波公司实际操作。本院认为，虽然南方公司与日本卖方的货物进口合同中确实载明南方公司作为宁波公司的代理，但这只是南方公司与贸易合同对方当事人的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原告，且南方公司在贸易合同下作为宁波公司代理，并不能当然得出其在货运代理合同下也是宁波公司代理的结论。如前所述，涉案《海、空运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和一系列业务单证均是以南方公司名义出具，即便是因宁波公司无转口贸易资质而借用南方公司的名义，以南方公司名义签署的协议和出具的单证在法律上仍对南方公司产生约束力，南方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因协议系何人起草以及系何人与原告实际联络而有所改变。综上，本院认为南方公司与原告间就涉案货物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关于张劲及孔令博的身份以及宁波公司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合同义务的问题。原告和南方公司均指认张劲及孔令博系宁波公司人员、南方公司与日本卖方的贸易合同中也反映宁波公司的联系方式为张劲的邮箱地址，宁波公司对此虽予以否认，但结合查明的往来邮件逻辑关系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与南方公司关于张劲及孔令博身份的陈述更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尽管涉案业务中张劲及孔令博与原告联系频繁，却并没有宁波公司与原告建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在原告向宁波公司发送的预付款情况说明中也记载“关于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此次委托我司在深圳进前海保税区以及转口香港再进前海保税区的物流一事，……，请贵司代为预付……。”可见，原告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也是将南方公司作为交易对象，而将宁波公司视为南方公司的代理。此后，原告曾向宁波公司开具发票并催讨款项，原告解释系根据南方公司的指令，在宁波公司未予支付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转而继续向货代委托方南方公司主张。因此，南方公司以张劲及孔令博系宁波公司人员、原告向宁波公司开具发票等为由，认为宁波公司才是原告的合同对象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对于原告要求宁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与张劲及孔令博通过收、发电子邮件进行业务操作，往来的部分电子邮件内容已抄送南方公司。张劲在电子邮件中向原告确认货物转运香港，出货指令会由南方公司发出；南方公司在与日本卖方的货物进口合同中也载明了张劲的邮箱地址作为联系方式，由此足以认定南方公司对于张劲及孔令博具体参与操作涉案业务的情况是清楚的。南方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有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的情况下，明知张劲及孔令博与原告具体联系涉案业务，但从未对此向原告表示异议或指明张劲及孔令博的业务权限范围，应视为其对张劲及孔令博行为的认可。即使南方公司不认可张劲及孔令博的行为，在其明知而不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原告也有理由相信张劲及孔令博的行为能够代表南方公司。因此，张劲及孔令博所确认的涉案业务报价和发出的业务指令，对南方公司具有约束力。南方公司还辩称，涉案货运代理的委托事项限于到香港为止，不包括香港回到深圳。本院认为，孔令博2015年3月8日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中指明涉案集装箱货物最终应由深圳保宏公司收取，说明涉案货物从香港运回深圳符合孔令博的指令要求。与前同理，孔令博的指令对南方公司具有约束力。进而言之，原告在向宁波公司出具的预付款情况说明中也清楚写明，南方公司委托原告操作的业务包括“转口香港再进前海保税区”，依照常理宁波公司为南方公司委托操作的业务向原告提供预付款，应当会向南方公司进行核实其所提供预付款相对应的业务事项、范围及内容，加之宁波公司庭审中还确认，交易当时其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南方公司的总经理，更能说明南方公司对由宁波公司支付预付款一节是知晓的。然南方公司并未就预付款情况说明中所载明的“转口香港再进前海保税区”提出异议，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货物从香港回深圳包括在涉案货运代理委托事项范围之内。根据原告报价单及开具的费用明细单，其所主张收取的各项费用中，以下各项费用项目及标准在报价单中均有约定：换单费每套人民币500元*8，每个集装箱的THC费人民币1230元*8，港口费人民币650元*8，港口安全费人民币30元*8，蛇口码头到前海保税区仓库的监管车运输费人民币1500元*8，拆箱费人民币800元*8，报关费每次人民币250元*8(从港区到前海保税区)，进关费每单人民币100元*8，保税区仓库到香港公路运输费每个40尺集装箱人民币3500元*8，香港报关费每单人民币300元*8。原告报价中与被告方约定标准的上述各项费用总计人民币70880元，均属于双方货代业务中通常应发生的费用，原告在完成委托后有权向被告南方公司收取。进出库费按照约定应当以每立方米人民币30元计算。经查，涉案提单记载的货物体积为556.8立方米。根据海盟公司出具的业务费用明细清单，涉案货物体积为571.38立方米，两项计量结果略有差额，该项差额尚属合理误差范围。原告以货物的实际测量体积主张进出库费用，该请求合理。按照上述标准，进出库费应为人民币17141.40元，原告主张人民币17141.13元可予以支持，被告南方公司应当支付。另有香港到前海保税区仓库公路运输费每个40尺集装箱人民币3500元*8，共计人民币28000元。本院此前已述，货物从香港回深圳包括在涉案货运代理委托事项范围之内，故原告就该部分费用也有权向被告南方公司主张收取。原告费用明细单中的仓储超期费每天每立方米人民币1.8元(7天免费堆存)，8个集装箱共计人民币7196.50元，双方在报价中虽约定了该项费用的收费标准，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项费用的产生应当归责于被告南方公司，故就该部分项目的费用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向被告方开具的费用明细单中还有拣货费人民币5713.71元、超期柜租费人民币1400元、超期仓租费人民币1520元、报关单续页费人民币300元、改舱单费用人民币1000元、改标签费用人民币2300元。上述费用在其报价单中未涉及，应属实付实收的费用。其中拣货一项在2015年3月18日原告发给张劲及孔令博的电子邮件中有涉及，被告方未提供反证证明原告主张的该笔拣货费用共计人民币5713.71元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报关单续页费人民币300元、改舱单费用人民币1000元、改标签费用人民币2300元在海盟公司的费用清单中均有记载，该部分费用属于代收代付费用。原告解释称货物拆箱换箱过程中产生改舱单费、改标签费，该解释合理可信，本案亦无证据表明上述几项费用显属不合理，故本院也予以支持。另有超期柜租费人民币1400元、超期仓租费人民币1520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各项费用的产生应当归责于被告南方公司，故其就该部分项目的费用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有权收取的各项货代费用总计人民币125334.84元。由于原告已经从被告宁波公司处收取了要求宁波公司代南方公司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10万元，并称届时将根据帐单多退少补，故原告实际能够再主张的费用金额应为25334.84元。原告和宁波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双方另有2票案外业务，涉案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应先行结清2票案外业务欠款，余款再为被告南方公司进行垫付。本院认为，宁波公司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0万元预付款时，并未提出上述先冲抵案外业务的附加条件；原告在收到该人民币10万元后，也未因需要冲抵案外业务费用导致预付款不足人民币10万元而要求宁波公司或南方公司补足。可见，宁波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0万元的用途和指向是明确的，故本院对该人民币10万元应先用于冲抵案外业务费用的主张不予采信。若原告与宁波公司确有案外费用未予结清，双方可另行解决。在南方公司拖欠应付费用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要求南方公司支付拖欠款项的利息损失。根据本案证据，原告方律师于2015年9月25日向被告南方公司发函要求支付涉案货代费用，2015年9月27日，该快递函送达被告南方公司。此前原告发催款单及开具代理费发票给宁波公司，并未直接向南方公司主张费用，故其主张自2015年8月18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依据。原告与南方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了货物进、出口业务的付款方式，但未约定转口业务下的付款方式，原告也未直接向南方公司开具过发票。本院认为快递函送达被告南方公司后应给予一定的合理时间以便南方公司安排付款，故本案利息损失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酌情自2015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锦茂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5334.84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对原告锦茂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被告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9元，由原告锦茂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446.20元。被告株洲南方航空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62.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晓峰审 判 员  孙英伟人民陪审员  张 毅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施 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