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3民终18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钱裕小区。法定代表人：韩建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栋，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燕荣。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席余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丽丽。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法定代理人：尹燕荣，系江某之母。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勇，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海，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晨曦。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伟，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兵。原审被告：博山区域城镇小峪口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小峪口村。法定代表人：赵峰，主任。上诉人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邵晨曦、刘新兵，原审被告博山区域城镇小峪口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峪口村委”）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5）博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栋，被上诉人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勇，被上诉人邵晨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聂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新兵，原审被告小峪口村委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基于邵晨曦任肥城市打井队副队长的因素将工程转包给邵晨曦，邵晨曦接手工程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的转包行为并无过错，上诉人疏于对工程的管理，应承担管理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上诉人与尹燕荣等签订的赔偿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该赔偿协议无法律约束力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按照赔偿协议已履行的60000.00元构成部分清偿，免除其他责任人在该部分范围内的责任错误。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辩称，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正确的。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邵晨曦辩称，1.我方在涉案项目中是介绍人，没有证据证明我方从事了转包，仅依据上诉人与刘新兵的证言就认定我方承担责任于法无据；2.上诉人所说的我方是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两份赔偿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派出所的见证下签的，对事故的赔偿已经作出了全面的约定，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被上诉人刘新兵、原审被告小峪口××委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或陈述意见。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新兵赔偿死亡赔偿金58444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0388.25元、丧葬费26232.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共计20000.00元、交通费2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邵晨曦、泰通公司、小峪口××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2日早上8点左右，尹燕荣之夫，席余英之子，江丽丽、江某之父江吉泉在小峪口××委钻井工地进行钻井施工。10点30分左右，随着钻杆推进，江吉泉在对随之下落的钻机冲洗水水管进行紧固时，不慎将钻机冲洗水水管缠绕在旋转的钻杆上，江吉泉被带起的冲洗水水管打倒在钻井平台上，江吉泉头部磕在铁轨上受重伤。正在平台附近干活的梅秀廷、刘现金发现后，立即将伤者江吉泉扶起，并呼喊在钻井平台不远处的被告刘新兵等人。刘新兵赶过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10分钟左右“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并将江吉泉带到淄博万杰医院进行抢救。江吉泉经抢救无效于上午11点30分左右死亡。涉案钻井工程系小峪口村委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与泰通公司签订施工协议。泰通公司又转包给邵晨曦，邵晨曦又转包给刘新兵。刘新兵雇佣梅秀廷、江吉泉、刘现金等五人组成打井队伍，于2015年3月9日将钻井设备运至小峪口村并进行安装调试，3月12日开始钻井施工。泰通公司具有打井资质。刘新兵打井队未办理工商登记，无有关打井施工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2015年3月24日，尹燕荣(甲方)、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建设（乙方）和刘新兵（丙方）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一份，三方约定：一、乙方韩建设向甲方尹燕荣支付现金陆万元，甲方拿到钱后，不再追究乙方韩建设任何连带责任；二、自乙方韩建设付款给甲方尹燕荣后，丙方刘新兵同时不再有任何追究乙方韩建设的责任。协议签订后，韩建设向尹燕荣支付6万元。2015年3月25日，尹燕荣（甲方）与刘新兵（乙方）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一、甲方同意乙方支付壹拾伍万元整，本次死亡赔偿处理完毕（包括乙方应承担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抚慰金以及处理事故的误工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解除查封的设备；二、乙方必须配合甲方给肥城市水利局邵晨曦追要应承担赔偿金（包括指认邵晨曦并自愿跟随甲方共同参与甲方与邵晨曦事故赔偿谈判直至本事故完毕，寻找其住处），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得再次向乙方追偿；三、乙方在博山区的机器、井架、电盘、转杆等全套设备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侵占乙方的财产。协议签订后，刘新兵未支付赔偿款。2015年4月28日，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以博政字〔2015〕35号文批复同意博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呈递的《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3.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涉案事故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另查明，席余英育有四名子女，分别是江吉德、江吉河、江吉泉和江吉英。尹燕荣与江吉泉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子女二人即江丽丽和江某。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均在农村生活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江吉泉受雇于刘新兵并为其提供劳务，属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江吉泉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应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刘新兵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不具备打井资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也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对造成江吉泉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江吉泉在未停钻机的情况下，违章冒险作业，对自身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对造成自身死亡的后果亦具有一定过错。结合本案案情和双方过错大小，对江吉泉的死亡，确定刘新兵承担90%的赔偿责任。涉案事故是安全生产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泰通公司将钻井工程转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邵晨曦，邵晨曦又转包给同样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刘新兵，且均属明知，因此泰通公司、邵晨曦应当依法与刘新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泰通公司辩称邵晨曦接手工程系职务行为以及被告邵晨曦辩称其是涉案工程的介绍人，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转包事实，对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小峪口××委对事故发生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尹燕荣与韩建设、刘新兵签订的两份赔偿协议问题。首先，对尹燕荣与韩建设、刘新兵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双方主要争议在于韩建设的签约付款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该协议系针对受害人江吉泉的死亡赔偿而签订，而泰通公司系发生涉案事故的涉案工程的转包人，韩建设又是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报告的认定，韩建设作为泰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所负责任为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赔偿责任，因此韩建设所签赔偿协议及履行付款的行为均属职务行为，赔偿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主体应认定为泰通公司。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主张签订赔偿协议系韩建设个人出于人道主义，先行处理江吉泉后事，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两份赔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赔偿义务人应为泰通公司、邵晨曦和刘新兵三人并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但根据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与被告泰通公司、刘新兵签订的两份赔偿协议内容来看，一是泰通公司支付6万元后免除泰通公司的连带赔偿责任；二是刘新兵赔偿15万元后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协助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向邵晨曦主张权利，因此此情形不同于权利人选择部分赔偿义务人请求全部赔偿的情形，而是在多名赔偿义务人的前提下，将各赔偿义务人本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协商变更为按份赔偿责任，此实为减轻了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系各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考量选择的权利实现和争议解决方式，法律并不禁止。但是因涉及到赔偿权利人的权利保障和实现以及各赔偿义务人自身承担的具体份额这一利益，因此按份责任赔偿协议的有效应以赔偿权利人和全体赔偿义务人的自愿共同协商一致为要件；如赔偿权利人与各赔偿义务人分别签订按份赔偿协议的，则各协议的有效应以取得其他赔偿义务人的一致追认；如赔偿权利人与部分赔偿义务人先行签订按份赔偿协议而与其他赔偿义务人未签订赔偿协议或事后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已签订的按份赔偿协议效力还需以赔偿权利人明确放弃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份额为前提，如不具备上述条件，则从实质公平角度出发，应允许赔偿权利人向各连带责任人另行主张连带赔偿责任，既有利于权利人的权利保障和维护，也不加重赔偿义务人本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本案，虽然泰通公司、刘新兵、邵晨曦三方均认可两份赔偿协议有效，但邵晨曦系以自身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且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自始没有明确放弃请求邵晨曦承担赔偿责任的实体权利，其与邵晨曦也未就剩余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有权另行主张刘新兵、泰通公司、邵晨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两份赔偿协议对各方当事人以及邵晨曦均没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主张的经济损失。根据查明事实，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江吉泉系农民，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江吉泉生前长期居住在城镇并长期务工等相关事实，故应按2014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为237640.00元（11882.00元×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62.00元计算，席余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52.50元（7962.00元×5年÷4人），江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943.00元（7962.00元×3年÷2人）。共计21895.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计入死亡赔偿金；3.丧葬费，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为26230.00元(52460.00元÷12个月×6个月)；4.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主张的死者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共计20000.00元，因该项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的赔偿项目中，其另行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5.交通费酌定1000.00元。以上经济损失共计286765.50元。因江吉泉死亡，给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带来持续性的精神痛苦，酌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因泰通公司已支付60000.00元，构成部分清偿，故其他责任人在该部分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因双方未明确该款项的具体支付项目，故应从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应当获得的赔偿数额总额中予以扣除。刘新兵辩称已用打井设备折抵赔偿款的方式支付15万元赔偿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亦不认可，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刘新兵还应赔偿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经济损失、精神抚慰金共计208088.95元（286765.50元×90%﹢10000.00元－60000.00元），泰通公司、邵晨曦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新兵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质证等诉讼权利的放弃。判决：一、刘新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8088.95元；二、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邵晨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14.00元，尹燕荣、席余英、江丽丽、江某负担7613.00元，刘新兵、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邵晨曦负担3201.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方式的问题。本案中，泰通公司将涉案钻井工程转包给邵晨曦后，邵晨曦又转包给刘新兵，江吉泉受雇于刘新兵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死亡，故刘新兵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对江吉泉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泰通公司、邵晨曦先后将涉案钻井工程转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主体进行施工，泰通公司、邵晨曦应与刘新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泰通公司虽主张其转包行为无过错，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尹燕荣与泰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建设、刘新兵签订赔偿协议是否构成对刘新兵、泰通公司、邵晨曦之间责任方式变更的问题。从赔偿协议的内容看，系权利人尹燕荣等在存在多个赔偿义务人的前提下，通过签订赔偿协议的方式，将各赔偿义务人本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协商变更为按份赔偿责任，因该责任方式的变更涉及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份额，故应以各赔偿义务人自愿协商一致为前提，但尹燕荣签订的上述两份赔偿协议中均未涉及邵晨曦的责任方式及赔偿数额，原审判决据此认定由泰通公司、刘新兵、邵晨曦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不加重各赔偿义务主体应承担的赔偿，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泰通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泰通公司已支付的60000.00元，构成部分清偿，原审判决认定其他责任人在该部分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泰通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泰通公司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1.00元，由上诉人淄博泰通钻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绛帼审 判 员  沈 峰代理审判员  史华振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杨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