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421民初1247号 原告:李洪东，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禄，仁寿县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余相奎，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任建君（曾用名任军），男，197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李建红（曾用名李建华），男，197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松，仁寿县文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洪东与被告余相奎、余孟芹、任建君、李建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洪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禄，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及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洪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诉请人民法院判令：一、四被告返还原告分红利润费1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自打款之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4.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2015年9月4日、9月21日，原告分别以打款和给付现金的方式给付被告人民币共计15万元，被告亦向原告出具《收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收到李洪东支付清水镇百花村6组山坪塘开挖工程余付分红利润费10万元，此款从前期费用里扣出”、“今收到李洪东二峨山土石方分红利润5万元，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后不知何种因素，原告并没有做完该工程，又哪来分红利润。由于被告严重违约，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原告李洪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于2015年9月4日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的《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原件1份； 2.被告余相奎于2015年9月4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件1分，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于2015年9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件1份； 3.原告于2015年9月4日向被告余孟芹账号转账1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原件1份，原告于2015年9月21日从其银行卡中支取现金的银行卡明细查询原件1份； 4.原告于2015年11月6日与刘某某就机械租赁进行的《结算清单》原件1份，拟证明在案涉工程中，因工程未能按约定做完，导致原告由此产生机械租赁费损失等； 5.《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仁寿项目部会议签到表》（2015年9月5日）、《仁寿县清水百花村山坪塘项目管理人员名单》复印件各1份，以及《收据》复印件4张，拟证明原告在案涉工程上班和原告破碎石料并装车的事实； 6.被告余相奎于2015年9月5日与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 被告余相奎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后，原告又雇请被告为其管理，而原告主张的15万元，实际系原告支付给被告作为工程管理人员的工资及材料费，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因缺乏事实和理由，且于法无据。另，被告余孟芹的银行卡确实一直由其保管、使用，原告给付的10万元实际持有人也是被告余相奎，本案与被告余孟芹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相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于2015年12月17日向被告余相奎出具的《收条》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已经收取工程款； 2.张某某出具的油料说明原件1份，拟证明案涉工程事实存在； 3.《清水镇百花村六组山坪塘开挖工程工资表》（2015年9月6日、2015年10月30日）原件各1份，拟证明被告余相奎受原告聘用，并为此支出的管理人员工资共计81600元等； 4.《现金日记账》（2015年9月3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原件1份，拟证明被告余相奎开支业务经费共计9830元； 5.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于2015年9月4日分别向被告余相奎出具的《收条》原件各1份（注：系被告余相奎于庭审后，即2016年9月26日向本院补交的证据），拟证明本案中被告余相奎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系合伙关系，被告余相奎收到原告给付的10万元“分红利润”费后，于当日各给付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分红利润款各2万元。 被告余孟芹辩称，原告仅是向以其身份开户的银行卡内转账10万元，但该卡一直由其父亲，即被告余相奎保管、使用，故其与本案原告无任何关系，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余孟芹未提供证据。 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破碎装车工程合同》系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的，与二被告无关，二人与原告亦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诉请的5万元“分红利润”系被告余相奎给付二人的信息费，与原告无关，对原告亦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因缺乏事实和理由，且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未提供证据。 原告提供的六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四被告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具有排他性，违背了被告余相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无关；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应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款性质、用途等；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收条》中载明“此款利润中扣出”，即表明包含了前期费用；而另一张《收条》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虽签了字，但实际系二人与被告余相奎产生的中介费；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原告从事了该工程，不能证明原告损失，与本案无关；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余相奎是原告聘请的管理人员；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为格式合同。 被告余相奎提供的五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款是公司给被告余相奎，被告余相奎再转给原告的部分工程款；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工资表中的李明祥、余相奎等系公司员工，与原告无关；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的现金流水账，不予认可；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三人确实系合伙关系。被告余孟芹、任建君、李建红对第1-4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即便是真实的，亦仅能证明二被告收到被告余相奎现金，不能证明三人系合伙关系。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六组证据经质证，四被告对第1-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四被告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但庭后作为合同原件持有人的被告余相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余相奎提供的五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工资表无原告本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工资表中载明的人员系原告所聘请，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的现金流水账，无原告本人签字确认，其证明力低下，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对第5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收条系原件，在二被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反证据予以驳斥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余相奎称，其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在本案中系合伙关系。2015年，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仁寿县清水镇百花村六组山坪塘开挖工程的开挖权。2015年9月3日，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余相奎达成将该开挖工程转包的意向，并草签了合同。 翌日，被告余相奎（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约定：被告余相奎将该工程再次转包给原告；开挖方量以实际方量为准，约400万方；工期：2015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3日止；其中破碎、装车按12元/m3计算，表土清理按实际开挖方量单独计价，4元/m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每月有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如达不到方量，按4万立方米计量；每月按实际方量结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2015年9月5日，被告余相奎（乙方）与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甲方）正式签订了《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约定：将该开挖工程转包给被告余相奎；开挖方量以实际方量为准；工期：2015年9月至2019年9月；其中破碎、装车按13元/m3计算，表土清理按实际开挖方量单独计价，4元/m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每月有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如达不到方量，按4万立方米计量，共计四年工期400万方；每月按实际方量结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另，原告称，2015年9月4日，即原告与被告余相奎签订合同的当日，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喊原告拿15万元来给其用到，并以转包合同中的1元价差予以抵扣、偿还。原告当即向被告余相奎之女余孟芹的银行账户（该银行卡的实际持有、使用人为被告余相奎）转款10万元。被告余相奎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洪东支付清水镇百花村6组山坪塘开挖工程余（预）付分红利润费10万元，此款从前期费用里扣出”。该《收条》由被告任建君书写，被告余相奎在“收款人”一栏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另，被告余相奎于当日给付被告任建君、李建红现金各2万元。被告任建君、李建红亦于当日分别向被告余相奎出具《收条》各1张，均载明：“仅收到余相奎现金2万元”。 2015年9月21日，原告再次给付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现金5万元。三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李洪东二峨山土石方分洪（红）利润5万元，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该《收条》由被告李建红书写，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均在“收款人”一栏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后该款5万元均由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拿走，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在庭审中称该款系余相奎给付二人的信息费，二人与原告无关。 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9月8日左右进场施工，于同年10月中旬停工，工程款共计十一、二万左右；该工程款已经结算并支付，支付具体方式为：由公司打给被告余相奎，余相奎再转给原告。原告称，因公司未能按约定提供每月至少4万立方米的爆破工程量，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为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庭审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一、明确主张案涉标的15万元系借款，而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本案中系合伙关系，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三人共同承担归还责任；二、放弃诉状中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再查明，被告余相奎在庭审后改变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答辩意见，称其与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属于合伙关系，并口头约定转包合同的1元价差利润三人分得，并认可案涉15万元系借款，其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拿走共计9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意见，本院对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所作的《电话笔录》和原、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之规定，本案中被告余相奎、原告李洪东均作为个人，不具有相关爆破资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认定《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均无效。 本案焦点为：一、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本案中是否成立合伙关系？二、原告主张的标的15万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 一、关于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本案中是否成立合伙关系的问题。 原告、被告余相奎均认为，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在本案中系合伙关系，案涉标的15万元系三被告分得，理应由三被告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其二人与被告余相奎在本案中并非合伙关系，案涉标的15万元中的收款5万元系被告余相奎给付二人的信息费，与原告无关；至于被告余相奎称的收款10万元中，二人各拿走2万元一事因时间久远忘记了，无法核实；且即便属实，亦不能证明三人系合伙关系，因为《收条》未明确载明收到何种款，不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纠纷导致给付行为。 本院认为，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在本案涉诉工程中成立合伙关系，理由如下：1.2015年9月4日，被告余相奎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现金10万元；当日，被告任建君、李建红分别向被告余相奎出具《收条》，载明其二人各收到现金2万元；结合2015年9月21日，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其收到被告余相奎给付其二人的“信息费”5万元；综上，案涉标的15万元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拿走共计9万元是事实；2.2015年9月21日，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今收到李洪东二峨山土石方分洪（红）利润5万元，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由此可知：该5万元系被告三人应得的“分红利润”，而非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的所谓“信息费”；《收条》中的“甲方利润”，是指被告余相奎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后所得的转包合同中的1元差额利润，而“此款在甲方利润中扣出”，即指原告所给的“分红利润”5万元由被告余相奎所得的转包合同中的1元差额利润予以抵扣、偿还。为何三被告所得的“分红利润”却要由被告余相奎所得的利润予以偿还？这从侧面也印证了三被告之间应存在合伙关系，否则有悖情理。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和被告余相奎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在案涉工程中系合伙关系，只是以被告余相奎的名义与公司、原告签订爆破合同而已。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标的15万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问题。 原告主张，案涉标的15万元系借款，应由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三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 被告余相奎在庭审中辩称，该15万元系原告支付其的管理人员工资及材料费等；但庭审后，被告余相奎变更答辩意见，称案涉15万元确系借款，并由作为合伙关系的三被告共同分割，故该15万元应由三被告共同偿还。 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辩称，该15万元与二被告无关，且二被告收到的5万元系被告余相奎支付其二人的“信息费”，均与原告无关。 本院认为，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被告余相奎变更后承认的事实属于“对己方不利”，故本院对其变更后的答辩意见予以确认。其次，本院认为案涉标的15万元定性为借款更合情合理，理由如下：1.原告主张案涉标的系借款，被告余相奎亦自认系借款；2.从两张《收条》载明的内容来看，收款人收的款属于“分红利润”，并由“前期费用”、“甲方利润”中扣出；其中“前期费用”、“甲方利润”即指被告余相奎签订《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后所得的转包合同中的1元差额利润。结合两份《土石方开挖、破碎、装车施工合同》、《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内容，案涉工程的工期为四年，每月的工程量不少于4万立方米，即整个工程的工程量在400万立方米及以上，那么，基于《破碎装车工程合同》后所得的转包合同中的1元差额利润至少在400万及以上（400万立方米×1元/m3），故《收条》中载明的“分红利润”15万元仅是预期利润中的一小部分；3.本案中，因四川鑫华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被告余相奎，余相奎再次转包给原告，故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价款均系公司直接支付被告余相奎，再由余相奎支付给原告，该部分事实有原告向被告余相奎出具的关于其收到余相奎支付其工程款的《收条》佐证。这一事实说明：三被告基于转包合同应分得的1元差额的“分红利润”正常情况下应由公司支付，而原告没有支付其“分红利润”的约定或法定义务。综上，两张《收条》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若工程在按照合同约定顺利完工的情况下，三被告应分得的“分红利润”，亦即1元的差额利润，应是每月至少4万元（合同约定每月进行结算），四年共计在400万元及以上；基于余相奎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故被告在原告处“拿走”人民币共计15万元，并承诺该15万元用“前期费用”、“甲方利润”，亦即1元的差额利润予以抵扣、偿还；而现实却是案涉工程因故停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导致预期中的“前期费用”、“甲方利润”，亦即1元的差额利润无法兑现，故原告支出的15万元无法顺利回收。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虽签订了《破碎装车工程合同》，但被告从原告处“拿走”15万元应属于“借”，只是承诺用合同中约定的1元差额利润予以抵扣、偿还而已，故本院认定案涉标的15万元的性质应为借款，而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在案涉工程中属于合伙关系，并实际分割该15万元，故应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中，被告任建君、李建红虽辩称，其二人收到的5万元系被告余相奎支付其二人的“信息费”，并非原告给付二人的钱款，以及二人于2015年9月4日收到被告余相奎现金共计4万元即便属实，也不能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纠纷等，但却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李洪东借款15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被告余相奎、任建君、李建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巍耀 审 判 员  杨利花 人民陪审员  白文贵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