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62号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王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渊，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法定代表人：吴建荣，总经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负责人：杨达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锴，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青，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丁公司)、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东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建行城东支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62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沪02民辖终120号民事裁定，驳回其上诉。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军律师、张思渊律师、建行城东支行委托代理人陈锴律师、陈小青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一丁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丁公司支付货款29,958,791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利息自2015年12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2、判令被告建行城东支行对一丁公司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26日，原告和一丁公司签订编号为“号百0[2015]173号”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一丁公司提供商品，采用保函担保交易模式，即原告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原告向其发货，一丁公司在收到货物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015年4月22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B字6号”的《履约保函》，为一丁公司履行系争合同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4月22日止。2015年9月25日，原告和一丁公司依据框架协议签订商品购销订单,编号为“号百0[2015]2711号”、金额为30,908,791元。2015年9月28日，原告按约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一丁公司向原告支付了95万元货款，剩余29,958,791元本应在2015年12月27日前向原告支付但未支付。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函，告知原告一丁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原告认为一丁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违约，原告有权要求其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同时建行城东支行应当承担相应担保证责任，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为证明起诉意见。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购销框架协议》，证明原告与一丁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购销框架协议对于保函交易模式、有效期限、违约责任等已明确约定；2、《履约保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为一丁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项下义务提供担保，并明确了担保最高限额以及担保有效期；3、商品购销订单、货物签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按约发货，一丁公司验收合格，原告向其开具全额发票，一丁公司理应支付全部货款；4、告知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告知一丁公司经营不善，要求原告终止履行《购销框架协议》；5、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查询，证明一丁公司将原告为交付的货物开具的发票至当地税务局予以认证；双方交易完成。被告一丁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建行城东支行辩称：原告所列举的证据不能证明买卖交易真实成立，也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的交货义务，原告与一丁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同意原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建行城东支行为支持辩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租赁合同，证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投资区高南路XXX号XXX号楼二层是一丁承租的仓储用地；2、“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证明一丁公司在2015年向原告付款11笔计62,772,024元；3、“一丁银承在光大银行的明细”，证明一丁公司向原告付款5笔，金额共计2,211万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建行城东支行质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应附商品购销订单、收货授权委托书、保函，原告未提供收货授权委托书，故对该组证据完整性有异议；2、对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其作为出具保函的担保人，如原告与一丁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不成立，或买卖关系没有真实发生，则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3、对证据3中商品购销订单真实性不确认，是否履行合同、是否因履行合同产生债权债务均不确认。商品购销订单对应的主合同是809号、被涂改为本案框架协议的173号。原告涂改合同编号，将无关联的交易套用到涉案框架协议下，与其担保内容无关联；订单约定提货地点是福州市，不是原告的门店或仓库，故真实性不确认；其无法核实签收人毛行国的身份及一丁公司的公章，一丁公司的提货授权委托书上没有对应的合同号，故无法证明毛行国是否享有提货人的权利；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且就其所知，一丁公司另外支付了原告高达84,882,024元货款，已不存在本案债务关系；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本案基础买卖关系及债权债务是真实的；5、对证据5发票认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企业持发票认证是常规做法，认证不能证明发票项下的基础交易真实及产生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建行城东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不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所要证明的内容；2、对证据2认为，其与一丁公司存在很多笔交易，在2015年11笔汇款中，除95万元外，其他均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3的证据形式和来源均不予认可，即所谓的“一丁银承在光大银行的明细”，即无出处，又为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建行城东支行的答辩意见及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认为涂改是由一丁公司工作人员刘晓燕所为，并不是其任意修改。另补充1、一丁公司出具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作为框架协议附件二，记载，一丁公司委托毛行国为其提/收货指定人，并附毛行国签字，唯一指定收货专用章样本处加盖一丁公司公章。同时还记载，出库单(或销售单、签收单)经上述指定提(收)货人的其中一人签字或盖章有上述唯一的指定收货专用章或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后即视为一丁公司收货；2、原告与一丁公司付款核对清单，涵盖4套交易资料，包括商品购销单、签收单、增值税发票、银企系统的查询历史明细，证明建行城东支行提出的一丁公司支付的的11笔款项中，除了一笔95万元的货款是本案所涉货款，其余10笔都是其他交易中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建行城东支行对上述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授权委托书与货物签收单上毛行国的签字不一致，“行”字书写笔迹不同，故申请笔迹鉴定；对补充证据2认为，付款核对清单，是原告自行制作的。其提交的4套交易材料，反映的交易事实与本案无关。第一套交易材料没有货物签收单、物流提货的证据，无法确认该笔订单下的交易是否真实发生，也不能证明增值税发票上体现的金额是否真实发生；银企系统查询明细上，5月21日、7月29日的两笔货款应属于本案所涉款项支付的款项，而非本次提交的交易材料中的付款；第二套交易材料，购销订单的编号、供货日期也是手写，购销订单时间与签收单时间不对应，即使交易真实发生，先收到货款在前、签订购销订单在后，与正常交易不符，变成先付款、收货再签订单；第三套交易材料，主合同编号就是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交的号百0[2015]2711订单上的主合同编号，机打的编号被刘晓燕修改为本案的合同编号，故对真实性质疑。其认为2015年6月30日的100万、9月28日1,700万元等4笔货款都是本案所涉的货款，不是其他交易；第四套交易材料，也存在供货、付款在前，商品订单签订在后的反常交易模式，故认为交易不真实；2015年8月24日的两笔款项应是本案所涉的付款。对建行城东支行上述质证意见，原告反驳如下：对于补充证据1、原告认为该委托书是框架协议签订时就取得的，毛行国的签字在提货单上比较流畅，不可能是旁人代写的。每个人的每次签字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一丁公司指定公司公章为收货专用章，委托书、收货单都加盖公司公章，货物签收单上亦有一丁公司的公章确认。本案无需进行笔迹鉴定。对于补充证据2，第一套交易材料除了签收单外，订单、发票、付款明细均向法院提供，足以证明订单已经完全履行。关于签收货物在先，签订单在后的问题，是因为原告公司流程审批耽误了时间，正因为交易是真实的，所以发生一丁公司急需货物的情况下先发货、再补签订单的情况。原告提交的订单金额都精确到个位数，事后再拼凑是不可能的。且原告作为国企，不可能制作虚假证据。审理中，建行城东支行补充“苹果保密资料”复印件，证明一丁公司本身可以享受到一级经销商的代理价，可以拿到15%的返点，不需要跟原告发生交易。对上述补充证据，原告认为建行城东支行既然能有一丁公司和苹果公司交易清单，那么在出具保函时也应当能获得。当时其未审查一丁公司向谁购买货物，现在也不应当提出不应向原告购买的意见。且其提交的清单是复印件，证据来源不清，不具有真实性。审理中，本院针对涉案商品购销订单第三条第一款主合同编号“809”涂改成“173”的问题向刘晓燕作出调查。刘晓燕陈述其曾系一丁公司分管业务和财务的副总经理，上述订单一丁公司经收货盖章确认后发给原告，原告发现编号错误，与订单指向的购销框架协议不匹配，特地要求一丁公司停止向外发货，重新盖章后才能发货。但一丁公司急于发货，且货物已到一丁公司仓库，所以其与原告商量沟通由其签字确认，先行发货。就本院对刘晓燕所作的调查，原告不持异议。建行城东支行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晓燕在2015年11月已经离职了，对本案所涉系列案件的订单号的涂改不能以其个人的陈述为准。经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26日，原告和一丁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号百0[2015]173”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一丁公司提供电子数码产品，具体产品采购明细以每次签订的订单为准。双方采取“保函交易模式”，即签订《购销框架协议》后，一丁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向原告提供银行履约保函，原告在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方可按照此交易模式执行。此模式下，订单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原告应先按照订单要求，将订单所列产品交付一丁公司，一丁公司在收到商品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如逾期未付款，原告有权立即要求上述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有权终止本协议，要求一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还约定，一丁公司应当指定专人签收原告交付的商品。一丁公司指定人员签收商品时，应当向原告提供经原告盖章确认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丁公司收货时应当场验收，并由其授权提(收)货人员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如有异议应立即向原告提出，否则即视为其对原告所供商品型号、数量、质量等符合订单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2月15日至2017年8月15日。2015年2月15日，一丁公司委托毛行国为提(收)货授权委托人。2015年4月22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B字6号《履约保函》，为一丁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4月22日止。《履约保函》第三条约定，“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如保函申请人违反上述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未按时向你方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我行将在收到你方书面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以本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你方支付保函申请人未付款项……”；第六条载明“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2015年9月25日，原告与一丁公司签订编号为号百0[2015]2711的商品购销订单，金额为30,908,791元。订单第二条第2项约定，交货地点为“福州市仓山区盖山投资区高南路XXX号XXX号楼二层”，第3项约定交货方式“上门自提”；第三条约定“本订单作为主合同(合同编号：号百0[2015]173)的补充”。该“173”数字原为机打“809”，后刘晓燕发现错误涂改纠正后签名确认。该订单第三条第1款还约定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有与主合同不一致，以主合同约定为准。2015年9月28日，原告按约履行了交付义务，并于2015年10月12日开出全部发票，一丁公司持发票至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但仅向原告支付95万元货款，剩余29,958,791元未支付。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发函，具体内容为“我支行2015年4月22日开立了1笔期限为12个月，总金额3000万元的履约保函(保函编号：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B字6号)，作为贵公司与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号百0[2015]173”的《购销框架协议》的担保。现因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不善，后续无法正常履行各项商务合同，我支行特告知贵公司：若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购销框架协议下已无未履行义务，请贵公司将保函正本退回我行结清。”另查明，在系争框架协议“号百0[2015]173”下，原告与一丁公司另签订过编号为“号百0[2015]1095”的商品购销订单，订单货值金额为7,507,969元，一丁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签收，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开出发票，一丁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付清货款。此外，原告与一丁公司还签订1、指向购销框架协议“号百0[2013]375”的“18634”的商品购销订单，货值为29,974,481元，交货时间约定为2015年3月27日，原告于2015年4月27日开具全额发票，一丁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支付7,507,969元、7月29日支付22,466,512元；2、指向购销框架协议“号百0[2015]809”的号百“0[2015]1396”的商品购销订单，货值为30,999,175元，一丁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签收，原告于2015年7月13日开具发票，一丁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支付100万元，余款于9月28日付清；3、指向购销框架协议“号百0[2014]3083”的“号百0[2015]1339”的商品购销订单，货值为840,399元，一丁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签收并付款，原告于同月29日开出发票；上述付款总额与被告建行城东支行主张的一丁公司向原告支付的10笔款项数额吻合，但非本案系争货款。2015年9月28日，一丁公司支付原告95万元，原告自认系涉案框架协议项下货款。审理中，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履约保函所称的保证责任从具体表述的内容即一丁公司不履约，原告向其“索赔”可以推定出系一般保证责任，非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对一般保证责任予以认可。但对责任是否承担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原告与一丁公司签订的《框架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据此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框架购销协议》签订后，原告与一丁公司又签订商品购销订单，并按照订单的数额进行交易，一丁公司对每一笔订单货物均盖章进行了验收确认，并对每笔货款发票进行了税务认证，即使授权委托书和货物签收单上毛行国签字前后不一致，但按照授权委托书的约定，毛行国签字或一丁公司加盖样本上公章即视为一丁公司收货，换言之，即使没有毛行国签字，一丁公司盖章确认收货即为有效，原告交付义务应由此完成。建行城东支行要求对毛行国签字进行鉴定，因一丁公司已加盖公章对收货确认，客观上无实际意义，故本院不再启动鉴定程序。被告建行城东支行认为一丁公司在本案项下已付清所有款项，在其未提交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原告自行核查并已补充证据证明除95万元外其余均与本案无关，建行城东支行对此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建行城东支行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号百0[2015]2711”的商品购销订单指向的主合同号“号百0[2015]809”修改为“号百0[2015]173”，经办人刘晓燕已澄清系其所为，故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原告任意涂改订单将无关联的交易套用到涉案框架协议下，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建行城东支行仅从货物交货地点与一丁公司租借的场地在同一门牌号非订单上约定的上门自提抗辩原告将其他业务强加到涉案框架协议下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能采信。建行城东支行提交的“苹果保密资料”，亦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建行城东支行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商品购销订单下交易不成立，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丁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履约保函，承诺在保函有效期内，如一丁公司不履约支付款项，其以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原告支付一丁公司未支付款项，该款项应认定为货款，不应包含逾期利息等。现原告与建行城东支行对履约保函约定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意见一致，则一丁公司不能履约，建行城东支行即应在保证的最高限额内对货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一丁公司追偿。一丁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货款29,958,791元；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述货款自2015年12月27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若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对于第一项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15,93.95元、公告费56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道喆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人民陪审员  张素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夏 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最高人民法院%26lt;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6gt;》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