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87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简智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黄少国，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启容，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梁兰芳，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付婧，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善容，住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上诉人简智杰因与被上诉人陈启容、原审第三人陈善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简智杰与陈启容签订《合约》，主要约定：双方从2010年1月1日起承接简智杰承包四社及五社的鱼塘，由简智杰出资及技术同销售等；陈启容负责巡查及安全。若征收土地时简智杰所得80%的收益。陈启容所得20%的收益。若不征收（即是合同届满时），双方都没有收益。2010年1月30日，陈启容及陈善容签订《合约》，约定：因我（陈启容）与简智杰承四社及五社鱼塘，由于我工作多，所以请弟陈善容帮助看管，若鱼塘被征收，就按征收款10%给他作为看管巡查工资，若到届满期还未征收，就作义务帮我看管，特此为据。2012年11月5日，简智杰在黄田村科学城北区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款结算表中确认领取补偿款812000元。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黄田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黄田村民委员会在该结算表中盖章确认。庭审中，陈启容称案涉鱼塘属于四社和五社，简智杰与四社、五社签订承包合同。但是，承包鱼塘要求必须是本地人，陈启容是本地人，而简智杰不是，故其与简智杰合作，约定其以劳务出资，负责鱼塘的管理和巡查，简智杰负责出资，鱼塘的鱼苗、设备、销售均由简智杰承担。庭审中，陈启容称关于收益和亏损如何承担的问题，其与简智杰的约定如《合约》记载，其不需要对案涉鱼塘经营中的收益和亏损承担责任。对此，简智杰表示，根据《合约》可知陈启容无需对案涉鱼塘的亏损承担责任，不符合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故其与陈启容属于劳务关系，并非合伙关系。简智杰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庭审中，简智杰确认《合约》的真实性，并称案涉鱼塘的承包协议于1997年签署，承包期限15年，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前没有相关协议，后来基于安全考虑才签署《合约》，签署《合约》的目的是为了让陈启容负责看管案涉鱼塘。庭审中，简智杰称《合约》是在有不明人士骚扰鱼塘的情况下非自愿签订的，并称合约中的分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因为当时鱼塘要被征收，太多人对鱼塘进行捣乱才聘请陈启容，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简智杰表示《合约》未实际履行，案涉鱼塘的巡查和管理工作都由其实际负责，陈启容未履行《合约》义务，且陈启容私自委托其弟弟履行《合约》义务，故其无需向某容支付相关款项。为此，简智杰提供了报警回执、鱼塘遗失物品及被破坏情况说明。经质证，陈启容对该报警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仅凭报警回执不能证明其未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陈启容同时表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如遇到有人对案涉鱼塘进行破坏，其即进行呵责并让人离开。庭审中，陈启容认为其与其弟弟陈善容签订2010年1月30日的《合约》可以证明其已履行《合约》约定的安全巡查义务。陈启容称，其因自身工作时间和地点不能固定，没有时间兼顾案涉鱼塘的工作，故在简智杰的同意下将巡查工作委托给其弟弟陈善容进行。陈善容在案涉鱼塘附近筑了小棚，每天都住在那里看管鱼塘。案涉鱼塘确实曾被不明人士骚扰捣乱，据简智杰说有部分鱼及器械被盗了，有损失，但其不清楚具体损失。陈启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陈述内容。对此，简智杰不予确认。庭审中，简智杰称其实际领取的补偿款金额少于812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陈启容原审诉讼请求：1．简智杰向某容支付征地补偿款1624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简智杰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简智杰辩称《合约》是非自愿签订，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案件是否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约》约定了由陈启容与简智杰共同承包案涉鱼塘，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简智杰辩称其与陈启容是劳务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在《合约》真实性可以确认，陈启容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简智杰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陈启容的主张予以采信，并确认案件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关于《合约》是否履行及陈启容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陈某乙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不能当然阻止案外人对案涉鱼塘的破坏行为，故简智杰提供的报警回执不能证明陈启容未履行安全巡查义务。简智杰称案涉鱼塘的安全巡查主要由其负责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启容亦称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安全巡查义务，故对于陈启容是否履行安全巡查义务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另一方面，陈启容虽然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但《合约》仅约定“若征收土地时简智杰所得80%的收益。陈启容所得20%的收益”，并未明确约定履行义务与取得补偿款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结合双方当事人关于签订《合约》目的的陈述，以及简智杰确认《合约》是在案涉鱼塘被不明人士骚扰的情况下所签订，陈启容为履行《合约》义务委托陈善容代为履行安全巡查职责，简智杰确认已取得征地补偿款等情况，原审法院认定陈启容取得征地补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时，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兼顾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对《合约》的履行情况和对《合约》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认定简智杰应向某容支付80000元征地补偿款收益。对于陈启容超过上述范围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陈善容经原审法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和传票，逾期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案件审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简智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容支付80000元；二、驳回陈启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50元，由陈启容负担1800元，由简智杰负担1750元。判后，上诉人简智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案件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认定错误，案件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内容可以得知案件体现的是劳务纠纷或承揽合同纠纷。陈启容提供的《合约》并没有明确该合约为合伙协议，依据合约内容应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即简智杰委托陈启容对鱼塘提供巡查安全服务。简智杰承包案涉鱼塘自199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承包期为15年。不存在陈启容所称的情况，简智杰签订合约是打算自2010年后委托陈启容对鱼塘提供巡查安全服务的。根据法律法规对于合伙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是否存在共担风险方面。而陈启容确认：“其不需要对案涉鱼塘经营中的收益和亏损承担责任”。说明案件不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是劳务纠纷或承揽合同纠纷。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陈启容取得征地补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简智杰认为陈启容无权主张相应的款项。陈启容没尽到《合约》约定的安全巡查义务，原审法院认定陈启容委托了陈善容代为履行安全巡查职责错误。陈启容无法提供其履行了安全巡查义务的证据，仅提供了其与陈善容于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合约》，以证明其委托其弟陈善容代为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在陈善容没到庭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对此进行了认定。简智杰是委托陈启容进行安全巡查义务，但没有同意由其他人代为履行。陈启容与陈善容签订的《合约》从未告知过简智杰，简智杰在原审法院送达诉讼材料时才知道。简智杰如知道是委托陈善容进行安全巡查，便不会委托。且2010年1月30日后陈启容以及陈善容都没有对案涉鱼塘提供过安全巡查义务。简智杰认为《合约》是双务合同，如果享有权利，必然有相应的义务。简智杰承包的鱼塘多次被破坏以及财物被盗的情况并报警的情况下，足以证明陈启容没有尽到安全巡查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陈启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简智杰获得相应征地补偿，是简智杰自己通过多方努力的结果(获得补偿时承包合同已经到期)，与陈启容无关。简智杰多次向征地主管部门投诉、向萝岗区以及九龙镇信访部门信访、向黄田村以及第五经济社追讨、独自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下才最终获得低于其他人的征地补偿款(其他人是每亩36900元，而简智杰是每亩28000元，共29亩，补偿相差了25多万元)，在这个过程中，陈启容并没有提供过任何协助的义务。（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陈启容对于其履行了安全巡查义务负有全部举证义务，简智杰无义务证明对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简智杰提供了《报警回执》、《财物损失清单》等足以证明由于陈启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而导致损失。（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属于错误，简智杰认为案件不存在适用公平原则判案的情况。依照我国法律实践，人民法院只有在法律无明确规定时，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依据公平的原则进行判案。陈启容对于其主张负有全部举证责任，其所称的实际代为履行人是陈善容，拒不到庭，应承担不利后果。2.案件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由于陈启容未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合约中约定的安全巡查义务，其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简智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陈启容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即简智杰无需向某容承担付款责任；3.陈启容承担案件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陈启容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凿充分，简智杰称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是为规避其应履行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查明陈启容与简智杰之间签订的《合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30条、民法通则意见第46条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案件案由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准确无误。1.从陈启容与简智杰之间签订《合约》的目的来看，由于简智杰并非本村人，其所承包的鱼塘曾受到不明人士的多次骚扰，而简智杰知道其承包的鱼塘可能会被征收，为了征收补偿事宜能顺利进行，对鱼塘进行管理和巡查。基于陈启容的村民身份以及其与简智杰的这种信任关系，由陈启容负责鱼塘的管理、巡查较为合适。故简智杰主动提出与陈启容合作共管鱼塘，双方最终协商一致决定以合伙的方式进行合作，由陈启容以劳务方式出资，负责鱼塘的管理、巡查工作，简智杰以资金及技术等方式出资，负责鱼塘的投资及销售。双方还约定以征收补偿款，即条件成就时，作为合伙盈余分配的条件，即双方均同意以征收补偿款作为双方合伙的最终收益。任何合伙生意都存在风险，再结合陈启容与简智杰签订合约的目的，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以及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认定陈启容已经履行安全巡查义务正确，陈启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确实已经对鱼塘履行巡查、管理义务，根据合伙合约之约定，陈启容原本应当得到162400元征地补偿款，但原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酌情判定简智杰向某容支付80000元征地补偿款公平、公正。客观事实上，案涉鱼塘已经被征收，即使征地补偿款是经简智杰多次努力才取得的，但不影响《合约》约定的“征收土地”的条件成就。（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陈启容对其履行安全巡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但简智杰否认陈启容已经履行该义务应由其举证，并辩称是由简智杰自行履行，故简智杰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简智杰仅以2012年8月30日这一次的报警回执，欲证明陈启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不客观。陈启容与简智杰于2010年1月1日签订了《合约》后，简智杰是于该合约签订二年多以后才报警，证明这两年中，即使陈启容委托陈善容代为履行，案涉鱼塘也得到较好的看管。且报警是发生在简智杰领取征收补偿款前的两个月，简智杰也无法证明报警回执的内容，不排除简智杰此举是为了捏造陈启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的事实，从而达到不将征收补偿款给付陈启容的目的。陈启容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不能当然阻止案外人对案涉鱼塘的破坏行为，简智杰对陈启容没有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应予以反证，但简智杰提供的证据却无法证明该事实。另一方面，简智杰对由其自行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应予以自证，但简智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简智杰无论是反证还是自证，都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对双方举证责任的认定及分配并无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合约》约定了陈启容与简智杰的出资形式、负责的事宜以及取得收益的条件，此内容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符合民法通则第30条、民法通则意见第46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依法驳回简智杰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陈善容未作陈述。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简智杰向本院提交证据：除了证据2和证据4之外，其他的均有原件。1.承包合同见证书，后附缴纳收据。证明简智杰才是土地的实际承包人，陈启容在一审向法院做了虚假陈述。2.信访件回复，只有复印件，是简智杰复印出来的。证明涉案补偿款是由简智杰一方通过多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申诉领取。3.三份函件及快递单，除了快递单是原件之外，证据3的其他均是打印件，落款签名也是打印的签名。证据3与证据2的证明内容一致。4.证据4不是原件，是内部文件的复印件，证明当地的补偿是按3.69万元每亩，而简智杰的补偿仅为2.8万元每亩。5.催收承包土地通知书，证明简智杰承受各方的压力独自看管鱼塘，第五经济社多次催收土地。6.业主代表，证明简智杰单方承受来自各个政府部门各种压力，去向政府要求支付补偿款，该通知书仅确认承包人为简智杰，没有陈启容。需要注意的是，承诺书是2012年2月4日落款，此时承包合同已到期，是简智杰仍在苦苦坚守鱼塘才导致最后有补偿款。被上诉人陈启容发表质证意见称：1.证据1，对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方面，正好可以印证本案简智杰与陈启容的合伙合约就是基于简智杰承包的鱼塘的事实，且该鱼塘所在的村第五经济社也是陈启容所在的村，以此印证陈启容在该村民身份的优势。2.证据2、证据3，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方面，两份证据可以证明陈启容与简智杰签订合约当中约定的征收土地事项条件已成就，陈启容依约应当按合约约定比例取得征地补偿款。3.证据4，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只能证明补偿的一个金额和单价，与本案的事实上的审查没有关联。4.证据5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显然证明作为村委来说，其认为的简智杰的承包合同已到期，双方的承包关系已自动解除，且村委在此也认为对于简智杰取得的经济补偿款是不符合征收条件，因为这里催收的第3行是说自动解除合作关系，而不是说符合条件，从而印证简智杰认为其领取补偿款所面临的风险，因而与陈启容合伙合作管理鱼塘促使领取征收补偿款的顺利进行。5.证据6，该人的身份无法核查，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6.证据2和证据3，可以证明简智杰承包的鱼塘在2011年7月份已被征收，且签订相关的征收协议，简智杰也承认在2011年9月份已在其所承包的附属物权属承诺书及附属测量明细表上签名确认，且很快得知很快得到补偿款，合理怀疑简智杰提交2012年8月30日的报警回执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本院认为：简智杰与陈启容签订的《合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启容诉请的简智杰支付征地补偿分成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简智杰上诉认为双方之间系劳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简智杰与陈启容签订《合约》约定“双方从2010年1月1日起承接简智杰承包四社及五社的鱼塘，由简智杰出资及技术同销售等；陈启容负责巡查及安全。若征收土地时简智杰所得80%的收益。陈启容所得20%的收益。若不征收（即是合同届满时），双方都没有收益”。即该合约约定了由陈启容与简智杰合作承包及管理案涉鱼塘，并约定若鱼塘发生征收的情况下，对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由此可见，双方成立的合同关系并非劳务关系，简智杰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在陈启容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简智杰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对于陈启容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陈启容诉请的简智杰支付征地补偿分成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合约》约定“若征收土地时简智杰所得80%的收益。陈启容所得20%的收益。若不征收（即是合同届满时），双方都没有收益”，可见，对案涉鱼塘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条件是在案涉鱼塘被征收的情况下即具备。虽然《合约》还约定陈启容的合同义务为负责鱼塘的管理和巡查，但《合约》并无明确陈启容的管理和巡查义务的履行系取得征收补偿分配款的前提。况且，自双方于2010年1月1日签订《合约》以来至简智杰于2012年11月5日确认领取征收补偿款812000元接近三年的时间里，简智杰均未就其认为陈启容未尽履行管理和巡查义务提出异议，亦未据此主张解除案涉《合约》，现陈启容已提供其与陈善容签订的《合约》主张其已履行管理和巡查义务，虽然简智杰提供了报警回执证明陈启容未尽履行安全巡查义务，但是陈启容履行安全巡查义务并不能当然阻止案外人对案涉鱼塘的破坏行为，故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陈启容已履行其与简智杰签订的《合约》约定的管理和巡查义务，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履行合约的情况和对合约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判令简智杰应向某容支付征收补偿分成款80000元，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简智杰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简智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莫碧航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