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6行终00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幼珍，女，196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范慧慧，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西路***号。法定代表人王旭波，局长。委托代理人马宗宇，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孔天喜，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新龙，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徐幼珍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行初字第2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幼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范慧慧，被上诉人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代理人马宗宇、孔天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新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第三人作为申请人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部门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登记，并提供了绍兴市越城区鉴湖后街110号的户口簿3本，合计人口为10人，包括原告一家3人口。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申条件，在2005年10月经公示后，依程序进行公开抽号、择房后，于2007年2月9日由绍兴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第三人签订了《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合同确认买受人为第三人，房屋座落鹅境小区6幢401室，建筑面积82.85平方米。2008年7月26日，第三人取得了该房屋的销售发票，销售方将该经济适用房的不动产项目编号为鹅亭境园西区，楼牌号确定6幢401室。2008年7月31日第三人交纳了房屋契税。2015年3月19日，第三人向被告所属的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并提交了绍兴市房产转移登记申请表、身份证、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契证存根、承诺书。房地产登记部门经审查后作出同意登记的审批意见，同日，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所有权证号为F0000292611，所有权人为本案第三人。2015年，因原告丈夫张如龙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请求，被告知其在2005年第三人申请经济适用住房时，已作为共同申请人进行了申请，依政策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原告遂以第三人的涉案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被告登记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故被告具有对辖区内的房屋进行依法登记的行政职权。本案第三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时，提交了登记申请表、身份证、买卖合同、销售发票等材料，其提交的证明材料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据此为第三人的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证据确凿，程序也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故应当视为登记机关已履行了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原告提出登记申请表中没有出让方的信息记载及签名属于违法的主张，该院认为，涉案房屋属于商品房交易，受让人单方申请不会对登记结果产生实质影响，也符合商品房申请登记的习惯，不视为违法。至于原告诉称涉案房屋系原告与第三人等的共有房产一节，经查涉案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系案第三人，房款支付人也是本案第三人。虽然第三人申请经济适用住房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部门认可原告“也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第三人也向该管理部门提交了原告等的户籍资料，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涉案房屋最后的买受人是第三人，原告无法提供共同购买的依据，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为共有房屋的事实。而原告提出的第三人持有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合法及有效一节，因已涉及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对于被告提出的其主体不适格的主张，该院认为，虽然绍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已于2015年10月30日明确，因不动产登记产生的行政诉讼由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但由于不动产登记的业务流程梳理、资料移交等具体工作尚需时日，被告又未提供双方已办理交接的相关证据，而原告已于2015年11月提起行政诉讼，故以原登记机关为被告更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幼珍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幼珍负担。上诉人徐幼珍上诉称：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系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该合同是否有效涉及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则一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现直接判决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事实为：上诉人徐幼珍与第三人张新龙户籍所在地均为绍兴市越城区鉴湖后街110号，但各自户口本独立。2005年，张新龙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0人作为共同申请人，向相关部门申请到位于越城区鹅亭境园西区6幢401室的经济适用房，后被上诉人将上述房屋登记在张新龙名下。（1）根据相关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系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并非个人财产，第三人亦是以包含上诉人在内的家庭人员作为共同申请人申请到经济适用住房，一审未对涉案房屋为家庭共有产进行认定错误。（2）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系不同种类和性质的房屋，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应当适用不同的流程和要求，应当结合准购证、申请书等综合认定房屋权属。3.因认定事实不清，致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庭答辩称：1.一审程序正当。上诉人所称应当裁定中止审理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误读。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根据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规定，张新龙系产权人，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为共有财产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所称应当提交准购证的规定并不存在，且准购证系经济适用房申请人向开发商提交、据以购买的材料，并不是房屋登记审查的必需材料。（3）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在登记审查流程上是一致的，且根据《浙江省国有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可以单方申请。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双方围绕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办理涉案经济适用住房产权登记时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等争议焦点展开了质证、辩论。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与一般商品房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其供应实行严格的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由市、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故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的审核及买卖合同的签订等行为与申请人购买后的房屋权属登记系不同行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张新龙在向被上诉人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房屋转移登记时，提交了身份证、其作为申请人的绍兴市房产转移登记申请表，作为买受人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作为付款方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作为承受方的契证及承诺书等相关资料，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同时，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及《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准购证系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凭证之一，而非申请房屋转移登记时的审查材料，上诉人相关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19日受理转移登记申请，经审查，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并注明房屋种类属于经济适用住房等内容，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幼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 瑛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代理审判员  范卓娅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