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971号原告(反诉被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运河镇通城世纪广场(世纪大道北侧)。法定代表人：许坤，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胡传文，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开发区第十四小区。法定代表人：王中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程长虎，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洪奎，江苏中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男，汉族，1986年8月14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特瑞贸易)为与被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集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海通集运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11月23日，本院依法作出(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971号民事裁定，驳回海通集运提出的异议。海通集运不服一审裁定并提出上诉，2016年2月2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沪民辖终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并维持原裁定。本院于同年5月11日首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威特瑞贸易法定代表人许坤、委托代理人胡传文律师，海通集运委托代理人程长虎、朱洪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海通集运当庭提出反诉，同时案外人徐某亦当庭申请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各方均放弃相应答辩期、举证期限并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况下，本院准许徐某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对本、反诉合并进行审理。基于首次庭审中海通集运、徐某所作相应抗辩，需对涉案集装箱进行鉴定，本院于同年5月24日依法作出(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971号之一民事裁定，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同年6月3日，海通集运申请追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为共同被告。本院于同年6月14日依法作出(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971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其申请。同年7月27日，威特瑞贸易基于已查明的部分事实，申请追加徐某为共同被告。经审查，本院依法准许其申请，并书面通知徐某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威特瑞贸易法定代表人许坤、委托代理人胡传文律师，海通集运委托代理人朱洪奎律师，以及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特瑞贸易诉称：2015年5月，其委托案外人连云港海默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货代)办理出口货物海运订舱及报关事宜。后威特瑞贸易又委托海通集运办理涉案编号为TEMUXXXXXXX的集装箱的陆路拖车事宜。同年5月28日，海通集运所有的牌号为“苏G7XX**”的集卡承载空箱赴邳州市装货，行驶至东海县时发生事故，致使该集装箱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案外人上海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海丰集运)通过海默货代向威特瑞贸易索赔28000美元，后威特瑞贸易向海默货代支付了集装箱全损赔偿款人民币173600元。为此，威特瑞贸易请求判令海通集运、徐某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173600元及检验费人民币5000元。海通集运辩称：“苏G7XX**”集卡、“苏G8X**”挂车是其租赁给实际车主徐某使用的，其与威特瑞贸易间并无合同关系；威特瑞贸易所诉损失并无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损失亦与海通集运无关；涉案集装箱已由海通集运修好并归还，且该箱已投入营运，至今无人反映该集装箱存在问题。为此，海通集运请求驳回威特瑞贸易的诉请。徐某辩称：涉案集装箱经修复已归还，故不应支持威特瑞贸易的本诉诉请。海通集运反诉称：在威特瑞贸易要求下，海通集运曾向案外人杨汝茂支付人民币10000元，但威特瑞贸易至今未说明理由。为此，海通集运请求判令威特瑞贸易返还人民币10000元。威特瑞贸易辩称：涉案箱损事故发生后，因海通集运想自行修理该箱，故在海默货代要求下，其与实际车主徐某联系后，由徐某向海默货代经理杨汝茂支付了人民币10000元保证金。但因涉案集装箱并未修好，故该保证金目前尚未退还。威特瑞贸易确认，其在与海默货代结算涉案集装箱全损赔偿款人民币173600元时，将该项保证金计算在内。在威特瑞贸易得到涉案赔偿后，其同意将人民币10000元退还。徐某称：其支持海通集运的反诉诉请。威特瑞贸易为支持其本、反诉诉辩主张，向本院合并提供了如下证据：1-2.货运代理委托书、入货通知及集装箱进出场记录，用以证明威特瑞贸易委托海默货代办理一批保鲜大蒜出口货代业务，而“苏苏G7XX**集卡则受威特瑞贸易委托，于2015年5月27日持入货通知提取了编号为TEMUXXXXXXX的空集装箱。海通集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从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其与实际车主徐某明确约定由后者自行组织货源、结算运费并自负盈亏，故其与威特瑞贸易间并无合同关系。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货运代理委托书及集装箱进出场记录与在案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入货通知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7日，且船名/航次信息亦与在案其他证据无法印证，缺乏与涉案纠纷的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关于涉案各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3．机动车登记查询结果(网页截屏)，用以证明“苏苏G7XX**集卡登记所有人为海通集运。海通集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仅系名义车主，该集卡系由实际车主徐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各方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海通集运与徐某间法律关系及相应的涉案箱损责任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4．事故现场照片(三张)，用以证明“苏苏G7XX**集卡拖载涉案空集装箱行驶至东海县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集装箱严重受损。海通集运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形，当时集装箱受损后尚未修复，故与本案并无关联。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海通集运、徐某关于涉案箱损事故现场照片与本案无关的抗辩意见显属无理，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效力因各方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5及14-15．海默货代索赔函、收据、转账回单及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箱损索赔额为人民币173600元，威特瑞贸易已实际支付。海通集运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有异议，认为无对应付款凭证加以印证，不能证明赔偿款已付。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索赔函及收据可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其他支付凭证确实无法一一准确对应，但在海默货代已全额出具收据确认收悉赔款的情况下，威特瑞贸易赔付并产生损失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对威特瑞贸易自认关于徐某支付的押金人民币10000元亦包括在上述赔款中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6．新海丰集运出具的证明及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集)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新海丰集运向海默货代索赔经折旧后的集装箱全损赔偿28000美元。海通集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并无任何定损依据。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新海丰集运出具的证明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青岛中集的证明并无盖章确认，亦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涉案箱损数额，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7．相关方发给新海丰集运的电邮(网页截屏)，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箱体被私自更换，制冷机组框体变形严重。海通集运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因威特瑞贸易此后提交了经重新整理的该组电邮证据，本院亦已作认定，故对因威特瑞贸易准备不足而提供的该证据不再作认定。8．连云港鑫三利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三利集服)拍摄的涉案集装箱照片(五十张)，用以证明经修复的涉案集装箱箱体已被私自更换为编号为FSCUXXXXXXX的箱体，该集装箱目前放置在案外人连云港远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港物流)的堆场内。海通集运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照片所涉箱体并非涉案经其修复的集装箱。徐某对该证据真实性亦有异议，且无法确认照片中的箱体即为涉案经修复返还的集装箱。为查明此节事实，本院专赴远港物流堆场实地核实，发现放置在该堆场的集装箱确与照片上显示的箱体细节一致。对上述现场查勘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9．鑫三利集服与新海丰集运间的往来电邮，用以证明经修复返还的集装箱不合格，为此向海默货代索赔。海通集运、徐某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修复后的集装箱系在2015年6月25日下午返还，而电邮时间则在同日上午，且如不合格堆场即应拒收。本院认为，上述电邮可与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核对一致，且与在案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海通集运业已提供的集装箱进出场记录及其所列证明目的均载明集装箱返还时间为同年6月24日下午，徐某对此亦应明知，对此前后矛盾陈述本院当然无法采信；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10-11．远港物流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鑫三利集服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因鑫三利集服堆场场地紧张，该箱体于2016年3月8日转场至远港物流堆场放置。海通集运、徐某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有异议，认为从未收到箱体不合格的反馈信息，亦无法证实该箱体即为修复后返还的箱体。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与海通集运提供的2016年3月集装箱进出场记录相印证，证实该箱体于2016年3月8日转场至远港物流堆场的事实，故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12．本院依威特瑞贸易申请，赴连云区人民法院调取的海通集运就涉案事故起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人保)一案的案卷材料，用以证明海通集运实际从事了涉案陆路拖车业务。海通集运、徐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另案正在审理中的保险合同纠纷所涉证据材料，本院将在审理本案时加以参考。其中庭审笔录中关于海通集运将涉案集装箱铭牌卸下并作为该案证据提供的事实，可与在案集装箱检验报告内容相印证，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13．新海丰集运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制造商为青岛中集，出厂日期为2013年4月28日。海通集运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未提供证明出具方的主体资格材料。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16．检验费发票及支付凭证，用以证明威特瑞贸易支付了集装箱检验费人民币5000元。海通集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检验箱体系为科学判断涉案争议焦点问题所需，当然与本案纠纷有关，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17-18．新海丰集运的格式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案外人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运)网站集装箱全损赔偿标准(网页截屏)及上海口岸国际集装箱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证明同类集装箱全损赔偿价格及行业赔偿惯例。海通集运认为上述材料不属于威特瑞贸易方所提供的证据，仅是通用格式。徐某质证意见与海通集运一致。本院认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是集装箱提取、返还的重要单证，故新海丰集运作为涉案箱损索赔方，其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及其背面条款理应作为在案证据，并应予认定其效力；其他的行业标准，本院将在审理本案时加以参考。19.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船级社)出具的集装箱检验报告，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箱体曾遭更换。海通集运、徐某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有异议，均认为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主体不适格，同时检验程序不合法，因此该检验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船级社系有相应集装箱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份检验报告的证据效力应予认定。海通集运为支持其本、反诉诉辩主张，向本院合并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行回单，用以证明海通集运曾应威特瑞贸易要求向海默货代经理杨汝茂支付人民币10000元作为集装箱押金，待还箱后即应返还。威特瑞贸易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该款项系徐某直接支付，同时表明海通集运理应明知该款项系用作押金。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各方认可而应予认定。2-3．案外人连云港创德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德集服)出具的修箱估价单、案外人连云港市价格认证中心(以下简称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冷藏集装箱事故损失价格鉴证结论书、评估鉴定清单及案外人连云港万通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万通汽修)开具的修理发票，用以证明事故受损集装箱经核准的维修价格为人民币151570元，海通集运实际支付了该费用，且集装箱已修复。威特瑞贸易对修箱估价单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作出时间为2015年7月6日，而海通集运返还修复的集装箱时间为同年6月24日，表明是还箱之后作出的估价；对鉴证结论书、评估鉴定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亦是在修复还箱后作出的；对修理发票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徐某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均应认定。需要指出的是：因威特瑞贸易提起本案诉讼的重要理由系涉案集装箱箱体曾被私自更换，由此导致其对外作全损赔付，故上述修箱事实显非涉案争议焦点所在。4及9．集装箱进出场记录，用以证明经修复后的集装箱已于2015年6月24日进场返还，后该箱又出场投入正常使用。威特瑞贸易对载明时间为2015年6月的进出场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载明时间为2016年3月的进出场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徐某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2015年6月的进出场记录与威特瑞贸易提供的证据相同，其证据效力已作认定；2016年3月的进出场记录可与威特瑞贸易提供的远港物流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鑫三利集服出具的证明相印证，证明该箱体于2016年3月8日转场至远港物流堆场的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亦予认定，但显然无法实现海通集运关于该箱已投入正常使用的证明目的。5．鑫三利集服开具的返空费收据，用以证明海通集运向鑫三利集服支付了返空费人民币510元，而返还的集装箱已经箱管部检测合格。威特瑞贸易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返还的集装箱已经检测合格。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海默货代而非海通集运，且与修复后的集装箱是否合格并无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6-7．修箱费、滞期费查询结果(网页截屏)，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已无修箱费、滞期费。威特瑞贸易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费用是否存在及支付完毕均与涉案纠纷无关，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8．已修复的涉案集装箱照片，用以证明修复后的集装箱放置在鑫三利集服的堆场。威特瑞贸易确认修复后的集装箱系返还至鑫三利集服的堆场。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照片本无证明其所在地的证明力，但对各方均确认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10-11．“苏苏G7XX**集卡、“苏苏G8X**挂车的登记信息及事故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车辆本身合格，而涉案集装箱因箱体超高致使车辆超高，故不适于道路运输。威特瑞贸易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海通集运应知车辆与集装箱高度，相反原告对此并不清楚，故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本身与涉案纠纷并无直接关联，仅凭车辆信息及现场照片无法实现海通集运的证明目的，事实上承担提取集装箱空箱及陆路拖车业务的主体，本应比从事货物贸易的主体更了解整车高度与特殊路段通行限制之间的关系，故对上述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同时对海通集运相关抗辩亦不予采信。12．万通汽修开具的修理发票(调自连云区人民法院另案档案)，用以证明海通集运实际支付了人民币151570元集装箱修理费，且集装箱已修复。威特瑞贸易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仍无法证明经修理的集装箱合格。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并确认该笔修理费系其实际支付。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海通集运重复提供，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已作认定，不再赘述。13．海通集运与徐某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用以证明苏G苏G7XX**卡、“苏G苏G8X**车实际所有人为徐某，其与徐某间仅为租赁关系。威特瑞贸易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性质实为挂靠，海通集运与徐某的内部约定对威特瑞贸易不产生效力。徐某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并确认其每年均向海通集运交纳相应的管理费。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各方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海通集运与徐某间法律关系及相应的涉案箱损责任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徐某为支持其本诉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集装箱进出场记录，用以证明修复返还后的集装箱曾出场投入正常使用。威特瑞贸易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海通集运则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徐某重复提供的在案已有集装箱进出场记录，本院已作认定；另一份进出场记录无法与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核对一致，且与威特瑞贸易提供的远港物流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左；即使可认定真实性，亦无助于其证明目的之实现，对此本院将另行述之；在无其他证据可加以印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本院查明：2015年5月，威特瑞贸易向海默货代发出货运代理委托书，委托后者办理一批保鲜大蒜自中国连云港出口至日本博多的货代业务。货运代理委托书载明，委托海默货代办理国内运输、海运订舱及报关业务，而实际操作中，货物在国内的陆路拖车事宜系由威特瑞贸易自行安排完成。庭审中，威特瑞贸易称，其系通过中介联系到涉案“苏G7苏G7XX**，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中介将其联系方式告知驾驶员后，驾驶员直接联系威特瑞贸易，期间并未与海通集运有过联系。后因拖车阶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箱损，故未行支付拖车费用。另威特瑞贸易确认，涉案事故发生后至起诉前，就索赔事宜其仅找过徐某，并未与海通集运联系赔偿事宜。“苏G7苏G7XX**、“苏G8苏G8X**登记所有人为海通集运，实际所有人为徐某。庭审中，徐某称其与海通集运间系挂靠关系，由其负责车辆日常经营，并向海通集运交付管理费。涉案陆路拖车驾驶员其并不认识，系通过网上某QQ群找来的。海通集运与徐某曾于2015年3月27日签订车辆租赁协议，约定由海通集运将“苏G**苏G7XX**“苏G**苏G8X**赁给徐某使用，租期三年；租金包括海通集运因购买租赁车辆所发生的贷款/货款本息，以及人民币4400元/年的固定租金；租赁期间，徐某负责所有运营费用、维修保养费用及保险费用，保险收益权归海通集运；海通集运则负责交付车辆供徐某使用，监督其依法运营并协助办理各项营运手续。“苏G7**苏G7XX**载“苏G8**苏G8X**威特瑞贸易委托，于2015年5月27日提取编号为TEMUXXXXXXX的四十英尺冷藏集装箱空箱出场。途中，集卡在经过东海县西开发区湖东路铁路立交桥北侧由北向南大型车道铁路涵洞时发生事故，将铁路防撞架刮断后又与铁路涵洞相撞，致使集装箱、铁路防撞架及铁路涵洞均遭受不同程度损坏。事故现场照片显示，“苏G7X**苏G7XX**案集装箱停在铁路涵洞前，靠近集卡车头的集装箱顶部有明显受撞击变形痕迹，侧箱壁亦受挤压而卷起、外翻并开裂。庭审中，徐某称，上述事故发生后经其多方咨询，发现涉案集装箱制冷机组仍完好，在咨询鑫三利集服维修价格后，其嫌报价太高，遂提出自行修理该集装箱。为此，徐某于2015年6月12日直接向海默货代经理杨汝茂支付了修箱押金人民币10000元。创德集服就涉案箱损维修出具的修箱估价单载明，维修费共计人民币151569.60元。受处理交通事故的警方委托，认证中心亦出具了关于冷藏集装箱事故损失价格鉴证结论书，结论亦为人民币151569.60元。万通汽修开具的修理发票亦载明了相同金额。2015年6月24日下午，该集装箱经徐某修复后空箱返还进入鑫三利集服的堆场。次日，鑫三利集服经验箱发现问题，遂向新海丰集运总公司发送电邮称，该空箱箱体被倒换，箱体地板槽全部脱层，侧板变形，顶板顶洞，制冷机组蒸发器弯曲变形严重。新海丰集运总公司即向新海丰集运发送电邮，要求在未解决此事前暂停客户相关业务，并表示该集装箱系2013年起租的新箱，此类“克隆箱”将来租期届满必定无法退租，并要求拒收该箱，并按全损35000美元收取赔偿。同日，威特瑞贸易亦接到了海默货代自新海丰集运传来的反馈信息，称已修复的集装箱经检验并不合格。2015年7月30日，海默货代向威特瑞贸易发出索赔函，载明经新海丰集运确认箱损金额为280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2计，折合人民币173600元；威特瑞贸易已支付人民币90000元，应再支付人民币83600元。海默货代于同年7月及10月开具了金额分别为人民币90000元及人民币83600元的两张收据，确认收到全部赔款。同年9月8日，新海丰集运亦向海默出具证明，确认经与青岛中集确认，涉案集装箱全损金额为28000美元。庭审中，威特瑞贸易自认实际支付赔款人民币163600元，另有人民币10000元系海默货代用徐某此前已向其支付的修箱押金予以冲抵。因鑫三利集服堆场场地紧张，其遂于2016年3月8日通知新海丰集运将该箱转出其堆场。同日，新海丰集运委托远港物流将该箱提出并转运至远港物流堆场，并要求单独放置并锁箱禁用。2016年5月4日，本院赴远港物流堆场，对放置在该堆场的箱体标识为“TEMUXXXXXXX”的冷藏集装箱进行了现场查勘。根据现场查勘，可见近箱门处的箱体内侧所贴箱号标识已被撕去，但仍可见残存的“XXXXXXX”痕迹；另靠近制冷机组一端的集装箱框架支柱上纵向贴有箱号“TEMUXXXXXXX”，但与堆场中其他正常集装箱号不同，其中的字母“M”明显宽于其他字母或数字，该细节与海通集运提交的已修复涉案集装箱照片所反映的箱体细节一致。2016年6月23日，威特瑞贸易向本院提出对涉案集装箱箱体是否被更换进行鉴定。本院将上述情况通知海通集运及徐某，希望各方能就鉴定机构选择达成一致，但海通集运表示就鉴定放弃发表意见，而徐某则既不参与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又不承认箱体被更换的事实。为此，本院于同年7月25日依职权委托船级社遂行验箱事宜。船级社派员验箱后于同年8月16日出具集装箱检验报告。因参与现场勘验的验箱师仅有一人，本院依职权要求船级社重新检验。船级社遂于同年9月27日派出两名验箱师再次进行复验，并于次日重新出具集装箱检验报告。检验报告载明：1.该集装箱铭牌已灭失；2.箱体内侧壁箱号标贴已掉落，但残留痕迹显示顺序号为“XXXXXXX”，而角件上钢印亦为“XXXXXXX”，无涂改打磨痕迹，显示该箱体出场时顺序号为“XXXXXXX”，而非集装箱外部标识的“XXXXXXX”；3.该箱制冷机组未见关封，说明曾经过拆装，且未完全恢复原状；根据ISO6346第5.1.4要求，高度超过2.60米的集装箱应在箱体每端和每侧角件间的顶梁和上侧梁上标打黄黑斑马标，以便清晰识别，但该箱斑马标贴在箱门和侧壁上，与ISO6346要求不一致；箱顶箱主号标记全部灭失，不符合ISO6346关于标记位置的要求。检验报告结论为：该集装箱箱体已非原制造出厂时的箱体。威特瑞贸易为此支付了检验费人民币5000元。另就涉案箱损事故保险赔偿纠纷，海通集运在连云区人民法院向连云港人保另案提起诉讼。在该案庭审中，海通集运曾当庭提交集装箱铭牌一块作为证据，原物亦由其当庭收回。2016年8月12日新海丰集运出具证明，载明涉案四十英尺冷藏集装箱制造商为青岛中集，出厂日期为2013年4月28日。另新海丰集运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背面格式载明了集装箱全损金收取标准，其中四十英尺冷藏集装箱全损金额为35000美元。本院认为：依威特瑞贸易诉请及案情，本案系发生于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中陆路拖车环节的纠纷，属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关于本诉部分，首先，需明确负责涉案陆路拖车环节事务的货运代理人的认定问题。海通集运虽系涉案集卡登记的名义所有人，但并不因此当然得认定其已接受威特瑞贸易关于安排陆路拖车的货代事务委托并成为货运代理人。在无证据显示货运代理合同双方存在书面合意的情况下，需从拖车业务联系、履行及期间各方的实际行为来加以综合判断。就威特瑞贸易方面而言，其已自认系通过中介直接联系集卡驾驶员安排陆路拖车事宜，并确认在前期联系及后期索赔过程中均未曾联系过海通集运，只是在事故发生后以徐某为联络协商对象，显示其本未将海通集运视作缔约相对方。就海通集运与徐某方面而言，依照其内部约定，车辆日常营运均由徐某具体实施负责。无论从双方主观认识，对外使用名义还是客观行为实施角度而言，均应认定徐某系涉案货运代理人。由此，依威特瑞贸易与徐某双方之行为，事实上已建立起以陆路拖车为内容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因涉案合同以陆路拖车为主要内容，故依法应适用关于陆路运输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徐某并未有效举证证明涉案因道路交通事故所致箱损系法定免责事由或威特瑞贸易过错所致，则即应依法对陆路拖车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关于海通集运与徐某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亦需厘清。海通集运与徐某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从文义看具有融资租赁的表征，但因海通集运并无从事融资租赁的相应资质，显然无法予以定性。从双方内部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徐某负责车辆日常营运并负担所有相应费用成本支出，还需缴纳名为“租金”的管理费；而海通集运则负责交付车辆供徐某使用，监督其依法运营并协助办理各项营运手续，实为不参与营运的情况下提供营运资质。从涉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来看，负责联系业务与事故发生后积极善后的亦均为徐某，与约定状况基本相同。由此，理应认定海通集运与徐某间存在挂靠关系。本案中，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涉案集卡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箱损，则作为挂靠人的徐某和作为被挂靠人的海通集运理应依法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对于涉案事实争议的焦点问题，即经徐某自行修复并返还的集装箱箱体是否已经更换，稍具业界常识即应可判断，事实上集装箱检验报告亦已给出更为专业的肯定意见。同时，该结论与庭审中徐某自认“发现制冷机组完好”、“嫌鑫三利集服维修报价过高”及“由此提出自行修理集装箱”的内心正常逻辑亦相符合。海通集运及徐某曾反复强调，涉案集装箱修复返还后，曾出场投入正常使用，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退而言之，即使确实存在此类使用，因涉案事实争议集中于集装箱箱体是否曾被私自更换而非其他类型的箱体损害，很难想象在正常载货使用过程中的箱体会存在更换箱体的主观动机及客观条件，在无其他证据可加以证实的情况下，比较“箱体因涉案道路交通事故受损后修理时遭更换”与“正常使用中遭更换”，前者显然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而应予确认。最后，关于威特瑞贸易的损失认定。在修箱经检验不合格的情况下，义务方若拒绝继续履行，而原箱又无法返还的情况下，新海丰得按照推定全损来主张赔偿。在案证据表明，新海丰集运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背面格式事先公布的四十英尺冷藏集装箱全损赔偿金额为35000美元，按照涉案集装箱箱龄两年计算折旧，其主张28000美元的赔偿金额符合业界通常做法，并无不妥。2015年下半年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曾从1：6.1+上浮至1：6.3+，故威特瑞贸易具体赔付时，按照1：6.2标准折算人民币173600元亦符合实情。惟威特瑞贸易自认实际支付赔款人民币163600元，另有人民币10000元系海默货代用徐某此前已向其支付的修箱押金予以冲抵，故威特瑞得主张的箱损赔款亦应限于人民币163600元。关于检验费人民币5000元，系在徐某坚决否认更换箱体事实的情况下，为查明系争事实焦点所支出的费用，理应认定为系威特瑞之损失而应由海通集运、徐某予以赔偿。关于反诉部分，庭审中，海通集运称徐某并非其公司职员，其言行亦非职务行为，则在徐某实际支付该人民币10000元款项的情况下，由海通集运主张返还已失去基本的法律依据。事实上，该款项的负担亦已在本诉事实查明及法律处理中得以认定与解决。故对海通集运反诉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另因新海丰集运本就拒收已经被更换箱体的集装箱，故海通集运及徐某得依法自行取回放置于远港物流的该集装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686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就第一项判决主文指定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对原告(反诉被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四、对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被告徐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7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被告徐某共同负担人民币36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邳州威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海通金陵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被告徐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洋.人民陪审员  李玉春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啸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