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10697号原告：母广锐，男，194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原告：董绍贵，女，194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原告：胡方荣，男，195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李冬子，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晓燕，女，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刘韵声，男，193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叶秀菊，女，193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卫、杨传君，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母广锐、董绍贵、胡方荣诉被告刘晓燕、刘韵声、叶秀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薏独任审判，于2016年7月14日组织双方证据交换，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刘晓燕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2016年8月22日，本院就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刘晓燕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赔偿以下损失：死亡赔偿金1,059,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5,468.66元、丧葬费36,946元、住宿费4,600元、交通费4,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律师代理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三原告系母蓉的父母及配偶，2015年12月21日，母蓉经被告刘晓燕雇佣，为被告刘韵声、叶秀菊提供住家保姆服务。2016年3月20日，母蓉自其工作地点的窗台上坠楼身亡。原告认为母蓉系因从事窗户的保洁工作而导致坠楼，三被告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且母蓉自悬挂窗台至坠楼死亡有一定时间，被告在现场并未尽力救助，其对母蓉死亡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综上，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三被告赔偿相应损失。三被告辩称，被告刘韵声、叶秀菊为夫妻关系，居住于本市常德路**静安枫景苑****。被告刘晓燕为被告刘韵声、叶秀菊之女。2015年12月21日，被告刘晓燕与母蓉签订《聘用家政服务员协议书》，雇佣母蓉为住家保姆，照顾被告刘韵声、叶秀菊的起居生活。2016年3月20日，母蓉与被告叶秀菊因家政工作发生口角，后自行攀爬至窗外而不慎坠楼身亡，其坠楼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与家政服务无关。同时，被告刘韵声、叶秀菊年龄较大，生活不能自理，在事发时被告叶秀菊立即下楼寻求保安的帮助，被告刘韵声则大声呼救，两被告均已经尽力施救，尽到救助义务。此外，被告刘晓燕在事前已经帮母蓉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也对此予以了理赔。综上，三被告不应承担母蓉死亡的赔偿责任。即使法院认为雇主需要对母蓉死亡承担相应责任，但被告刘晓燕是雇佣协议的签订人，并未实际接受家政服务，不应承担雇主责任。若最后法院判决三被告需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保险理赔款也应在赔偿款中予以抵扣。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三原告系母蓉的父母及配偶；被告刘韵声、叶秀菊系夫妻关系，被告刘晓燕为被告刘韵声、叶秀菊之女。2015年12月21日，被告刘晓燕经上海奉先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见证，与母蓉签订聘用家政服务员协议书。协议中约定母蓉为被告刘晓燕提供以照顾老人、烧饭保洁为内容的家政服务工作，服务时间从2015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14日，工作地点在本市常德路500弄静安枫景苑XXX号XXX室，该处由被告刘韵声、叶秀菊居住。2015年12月21日，被告刘晓燕投保“史带财险：晶中‘家政无忧’保障”，其中包括家政人员意外身故、残疾及烧伤保险10万元，该保险的被保险人为母蓉，受益人为“法定”。2016年3月20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母蓉自工作地点的窗台上坠楼身亡。经静安分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结论排除他杀。2016年4月11日，原告董绍贵收到保险理赔款10万元。原告母广锐、董绍贵育有包括母蓉在内的三个子女，其需要母蓉承担赡养义务的年限分别为4年及7年。本次事故发生后，丧葬费35,634元、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3,、住宿费3构成本案损失。2015年度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205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6,152元。对于以上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双方对以下事实有争议：1、母蓉的坠楼原因及被告刘韵声、叶秀菊在事发时是否尽到救助义务？就该争议，原告提供聘用家政服务员协议书作为证据。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称母蓉的死亡与提供劳务无关。被告提供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事故案卷摘抄、静安枫景苑物业管理处的情况说明、门诊就医记录册、保单作为证据，同时申请证人董某某与吉某某出庭作证。其中，事故案卷摘抄为公安机关对被告叶秀菊及案外人郑锦玉所作的询问笔录，叶秀菊对事发当日的情况陈述为：“今天(3月20日)早上大约7点左右，我起床后看到厨房的灶头上在烧水和给我爱人喝的营养汤，我看已经烧开了没人管，就把火关掉了，而且看到我昨天放在洗衣机附近的东西被搬动了，于是我吃完早饭后就找保姆阿姨说了一下，当时在客厅的桌子边上，我就把最近几天我对她不满意的地方和她交流一下，她向我解释了几句，也没怎么争吵。后来，我也拿着包准备出门散步去了。临出门前我因为心里有气，所以就讲了一句‘地球离开谁不转啊。’当时我站在客厅的沙发前，等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保姆已经爬到窗户外了，两只手趴在窗沿上，人半蹲在窗外。我当时已经走到门外了，想不要刺激她了，在门口探头往窗口看了一眼，发现保姆已经不见了，后来发现她已经掉下去了。”案外人郑锦玉对事发当日的情况陈述为：“……我就在常德路**我们小区的铁门口等人，当时我站在铁门外侧，听到上面有争吵的声音，好像有人讲‘你再说我就跳下去’，我就抬头看，就看到4楼的窗口有一女子从玻璃窗里爬出，脸朝房间里面，双手抓着窗沿，两脚踩在窗口下的突出的地方，我就用手机拍了一张照，在我拍照的时候，她两只脚分别从墙沿上放了下来，腾空悬着……”。情况说明反映该小区每年有2次外窗清洗，该工作均由物业公司委托专业外窗清洗单位进行。门诊就医记录册为被告刘韵声、叶秀菊所有，记录了刘韵声在事发前半年内，因上呼吸道疾病、骨关节炎等就医数次；叶秀菊因支气管炎、肛肠病等就医数次。证人董某某陈述，事发当日上午8点半左右，其在与静安枫景苑一路之隔的自营店铺前，见到一名女性悬挂在静安枫景苑小区内某幢房屋的五楼窗台外并在呼救，随后依稀可见一名男性老人慢慢自屋内走向窗台，在约5分钟后，该女性坠落。证人吉某某陈述，事发当日8点20分左右，其在常德路519弄弄口抽烟时，见到一名女性面向静安枫景苑某幢房屋的4楼或5楼的窗台，先将右脚跨出，在继续将左脚缓慢跨出时，因未踩到支撑点而滑落，只能双手拉住窗沿，之后一名男性老人从房内慢慢靠近窗户，在不到5分钟后，该女性脱力坠楼。被告提供以上证据证明母蓉自行攀爬出窗外，而两被告年老体弱，无救助能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以上证据无法证明母蓉的坠楼原因，且母蓉在悬挂窗外的约5分钟时间内无人救援，也证明被告未尽到救助义务。就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当事人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反映了争议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一并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母蓉攀爬出窗外的动作与进行外窗清洗工作无法对应，且事发小区的外窗清洗工作由物业公司统一安排，母蓉进行外窗清洗无合理性，原告也没有其余有效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进一步证明，故原告主张母蓉系因从事窗户保洁的家政服务工作而坠楼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根据被告叶秀菊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其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而母蓉自悬挂窗外至坠楼有一定时间，被告叶秀菊并未实施呼救等措施，其主张已向物业求助无证据印证，故被告抗辩在事发时叶秀菊、刘韵声均已尽到救助义务的事实，本院亦不予确认。2、母蓉于事发前一年居住及收入来源地为城镇还是农村？原告主张母蓉在城镇居住生活并工作，为此提供劳动合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作为证据。劳动合同显示母蓉于2008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11日在绵阳普思电子有限公司工作；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母蓉2003年至2015年均缴纳了养老保险，单位名称为“个体参保”、用工形式为“城镇合同制”、参工状态为“在职”。本院向出具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的绵阳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核实情况，该中心工作人员查询后表示，绵阳普思电子有限公司为母蓉缴纳失业保险至2014年5月，此后该公司没有再为母蓉缴纳任何保险，而母蓉的养老保险均由其自行缴纳。原、被告对本院调查的情况无异议。据此，母蓉在绵阳普思电子有限公司工作至2014年5月的事实可以确认，但此后养老保险均由母蓉以“个人参保”的形式缴纳，无法证明其在城镇就业的事实，原告对此亦无其余有效证据予以补正，故原告主张母蓉在事发前一年居住生活并工作在城镇地区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聘用家政服务员协议书由被告刘晓燕签署，而实际接受家政服务的主体为其父母，故可以视为由三被告共同雇佣了母蓉从事家政服务，因此被告关于刘晓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母蓉与被告建立了劳务关系，而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应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叶秀菊虽在事发当日与母蓉发生争执，但现无证据证明母蓉需要选择以攀爬出窗外的极端行为表达自身意见。母蓉作为成年人，应当清楚了解其行为具有导致危及生命安全的危险性，也无法化解双方争执，现其仍然选择实施该极端行为，由此导致了坠楼死亡的结果，其对该损害结果负主要责任。而被告作为雇主，有义务确保母蓉在从事住家保姆服务工作时的人身安全，现事发当日，被告叶秀菊与母蓉就家政服务质量的争执，对母蓉作出的行为具有一定影响，根据母蓉及被告各自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确认三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此外，原告主张被告刘韵声、叶秀菊在已见母蓉危险行为时，没有积极采取救助措施，本院认为，考虑被告刘韵声、叶秀菊的身体状况及事发至母蓉坠楼的时间，要求两被告采取足以阻止损害后果发生的救助行为过于严格，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就保险已经赔付原告的10万元钱款是否应在被告应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的问题，本院认为，三被告作为雇主的赔偿是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该赔偿款的数额根据受害人的损失大小及侵权人过错而定，并依法适用填平原则。而被告刘晓燕为母蓉投保的保险，性质为人身意外伤害险，受益人获得理赔款不考虑被保险人的损失大小，而是依据保险条款，在约定的条件成就时，获得的一定数额的理赔款。该理赔款并不是对被投保人具体损失的赔偿，故侵权赔偿在适用填平原则时，不应考虑抵扣该部分理赔款。同时，被告刘晓燕投保的并非雇主责任险，而本案中三被告承担的是因雇主责任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其要求该保险理赔款在雇主赔偿款中予以抵扣无法律依据。就具体损失范围，原、被告就丧葬费35,634元、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3,、住宿费3成损失确认一致，本院一并予以确认，就双方有争议的损失，本院分述如下：死亡赔偿金，母蓉为非城镇居民，根据查明的事实，其没有在城镇地区居住生活达一定年限，故死亡赔偿金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以本市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464,10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因被扶养人生活费来自于扶养人的收入，适用标准等同死亡赔偿金，在此不再赘述。现原告母广锐、董绍贵已年逾70岁，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根据当事人的一致意见，计算年限分别确认为4年、7年。因原告母广锐、董绍贵另有子女两人，母蓉依法承担1/3的赡养义务，以本市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核准为59,224元，计算为16,152*4/3%2B16,152*7/3。综上，该损失合计为523,3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本次事故死亡，势必对其家属精神上造成严重伤害，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予支持。具体金额，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本院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律师费，原告为解决本次纠纷，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并无不当，具体金额，考虑案件难易程度及代理律师的工作量，本院酌定由三被告分担5,000元。综上，本院核定原告损失为575,958元，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费外共计565,958元，由三被告按照10%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56,595.8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代理费，三被告共计承担66,59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晓燕、刘韵声、叶秀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母广锐、董绍贵、胡方荣各项损失共计66,595.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84元，减半收取8,842元，由三原告共同负担7,360.08元，三被告共同负担1,481.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薏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