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61号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王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渊，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法定代表人：江生旺，总经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负责人：杨达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锴，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青，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通公司)、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东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建行城东支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761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沪02民辖终166号民事裁定，驳回其上诉。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律师、张思渊律师、建行城东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锴律师、陈小青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计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计通公司支付原告货款29,997,875元；2、判令计通公司支付原告上述货款自2016年1月27日起以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建行城东支行对计通公司的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原告和计通公司签订编号为“号百0[2014]1643号”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计通公司提供商品，采用保函担保交易模式，即原告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原告向其发货，计通公司在收到货物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015年10月2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8号”的《履约保函》，为计通公司履行系争合同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10月23日止。2015年10月27日，原告和计通公司在涉案框架协议下签订四份商品购销订单,分别为号百0[2015]2450号、号百0[2015]2451号、号百0[2015]2452号、号百0[2015]2453号(以下简称号百0[2015]2450245124522453号)，金额分别为9,607,307元、6,576,894元、6,541,351元及7,934,540元，合计30,660,092元。2015年10月29日，原告按约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计通公司向原告支付662,217元货款，剩余2,9997,875元本应在2016年1月27日前向原告支付但未支付。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函，告知原告计通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原告认为计通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违约，原告有权要求其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同时建行城东支行应当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为证明起诉意见。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购销框架协议》，证明原告与计通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购销框架协议对于保函交易模式、有效期限、违约责任等已明确约定；2、《履约保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为计通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项下义务提供担保，并明确担保最高限额以及担保有效期；3、商品购销订单、货物签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按约发货，计通公司均验收合格，原告向其开具全额发票，计通公司理应支付全部货款；4、告知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主动向原告告知计通公司经营不善，要求原告终止履行《购销框架协议》；5、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查询，证明计通公司已持原告为交付货物开具的发票至当地税务局予以认证。被告计通公司未作答辩。被告建行城东支行辩称：原告所列举的证据不能证明买卖交易真实成立，也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的交货义务，不能证明原告与计通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不同意原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建行城东支行为支持辩称意见，提供下列证据材料：计通公司仓储租赁合同，证明原告交货地点是计通公司场地，非原告提供的订单上显示的上门自提。说明原告与计通公司有其他业务，原告将其他业务强加到本案，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建行城东支行质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应附收货授权委托书，原告未提供收货授权委托书，故对该组证据完整性有异议；2、对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其作为出具保函的担保人，如原告与计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不成立，或买卖关系未真实发生，则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3、对证据3中商品购销订单真实性不确认，是否履行合同、是否因履行合同产生债权债务均不确认。货物签收单上右上角对合同号有涂改，履约保函对应尾号1643的框架协议，货物签收单上的合同号被原告及计通公司手动涂改，未经其同意,与其担保的1643的框架协议无关。原告涂改合同编号，将无关联的交易套用到涉案框架协议下，不予认可；订单约定交货地点即为被告所在地，与约定上门自提矛盾，故订单真实性不能确认；其无法核实签收人江成德的身份及计通公司的公章，计通公司的提货授权委托书上没有对应的合同号，故无法证明江成德是否享有提货人的权利；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且就其所知，计通公司另外支付了507,533元货款，原告未予扣除。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基础买卖关系及债权债务是真实的。5、对增值税发票认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证不等于发票项下的基础交易真实并产生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建行城东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不能证明建行城东支行所要证明的内容。其与计通公司确有其他交易，507,533元系2015年4月的货款，与本案无关。针对建行城东支行的答辩意见及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认为涂改是由计通公司工作人员刘晓燕所为，并不是其任意修改。另补充1、计通公司出具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作为框架协议附件二，记载，计通公司委托江成德为其提/收货指定人，并附江成德签字，唯一指定收货专用章样本处加盖计通公司公章。同时还记载，出库单(或销售单、签收单)经上述指定提(收)货人的其中一人签字或盖有上述唯一的指定收货专用章或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后即视为计通公司收货；2、记载有合同编号“号百0[2014]1643”的编号为18948、金额为29,997,533元的商品购销订单，及该订单下计通公司货物签收单，计通公司开出的总金额为2,949,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其507,533元汇款凭证、银企系统的查询明细，以证明507,533元系18948订单下的付款，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补充证据1，建行城东支行认为，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与货物签收单上江成德的签字不一致，字迹笔锋习惯不同。“德”字的书写顺序不同，2014年和201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签字即有差异不合常理，故申请笔迹鉴定；补充证据2，对商品购销订单真实性有异议，左上角既有手写编号，又有机打编号，说明原告可以任意手写涂改订单编号，其质疑系原告故意而为。货物签收单上的供货日期也是手写的，说明购销订单和货物签收单是凑起来的。对增值税发票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发票项下针对的交易是否存在不予认可。对银企系统的查询明细中转账和金额无异议，但两笔款项应当是计通公司支付给原告的本案项下货款，而非其他交易货款。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若该交易在2015年4月应当付款，而计通公司在2015年10月29日才付款，间隔达180天，不符合交易习惯。双方约定了交易模式是保函交易模式，就不存在通过银行汇票方式支付，且汇票到期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与交易订单的时间也间隔长达一年，亦不合理。保函交易模式与银行汇票交易模式是并列的，选择保函交易就不能选择银行汇票交易模式。对建行城东支行上述质证意见，原告反驳如下：对于补充证据1、原告认为该委托书是框架协议签订时就取得的，江成德的签字在提货单上比较流畅，不可能是旁人代写的。每个人的每次签字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计通公司指定公司公章为收货专用章，委托书、收货单都加盖公司公章，货物签收单上亦有计通公司的公章确认。本案无需进行笔迹鉴定；对于补充证据2，原告认为购销订单和机打编号都是真实的，是原告内部系统生成的两个编号，供货日期是否手写也与交易的真实性无关，合同没有约定日期不能手写。保函交易模式意思是由建行城东支行提供银行担保，只要有了保函原告就可以放心发货。原告与计通公司之间的具体付款方式均没有约定是现金、转账还是汇票。计通公司可以有一个账期。银行承兑汇票的意义与现金是一致的，仅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建行城东支行认为本案两笔货款系涉案订单下货款已经支付的抗辩意见，与其认为原告与计通公司的虚假交易是矛盾的。审理中，本院针对涉案商品购销单号百0[2015]2450/2451的货物签收单上合同号中年份的修改向刘晓燕作出调查。刘晓燕陈述其曾系案外人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管业务和财务的副总经理，计通公司与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故业务和财务亦由其分管。上述货物签收单经公司盖章确认收货后扫描发给原告，原告发现年份错误，坚持要求其作为公司主管业务和财务的副总身份纠正并签字确认。就本院对刘晓燕所作的调查，原告不持异议。建行城东支行对上述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晓燕在2015年11月已经离职了，对本案所涉系列案件的订单号的涂改不能以其个人的陈述为准。经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原告和计通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号百0[2014]1643”的《购销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计通公司提供电子数码产品，具体产品采购明细以每次签订的订单为准。双方采取“保函交易模式”，即签订《购销框架协议》后，计通公司应于协议生效后向原告提供银行履约保函，原告在审核同意并接受银行提供的履约保函后方可按照此交易模式执行。此模式下，订单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原告应先按照订单要求，将订单所列产品交付计通公司，计通公司在收到商品后90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如逾期未付款，原告有权立即要求上述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有权终止本协议，要求计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还约定，计通公司应当指定专人签收原告交付的商品。计通公司指定人员签收商品时，应当向原告提供经原告盖章确认的《提(收)货授权委托书》原件。计通公司收货时应当场验收，并由其授权提(收)货人员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如有异议应立即向原告提出，否则即视为商品型号、数量、质量等符合订单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31日。2014年7月22日，计通公司委托江成德为提(收)货授权委托人。2015年10月2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8号《履约保函》，为计通公司履行《购销框架协议》提供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至2016年10月23日止。《履约保函》第三条约定，“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如保函申请人违反上述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未按时向你方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我行将在收到你方书面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以本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你方支付保函申请人未付款项……”；第六条载明“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2015年9月14日，原告与计通公司签订编号分别为号百0[2015]2450245124522453号商品购销订单，金额分别为9,607,307元、6,576,894元、6,541,351元及7,934,540元，合计30,660,092元。各订单第二条第2项均约定，交货地点为“福州市仓山区盖山投资区高南路XXX号XXX号楼三层”，第3项均约定交货方式为“上门自提”；第三条约定“本订单作为主合同(合同编号：号百0[2014]1643)的补充……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有与主合同不一致，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上述四份购销订单货物，均由计通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验收盖章确认反馈原告。原告发现货物签收单中合同年份写错，要求计通公司作出更正，计通公司主管刘晓燕以涂改纠正后签名确认。2015年10月29日，原告开具上述货物全部发票，计通公司持发票至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但计通公司仅向原告支付662,217元货款，剩余29,997,875元应于2016年1月27日前支付但未支付。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发函，具体内容为“我支行2015年10月23日开立了1笔期限为12个月，总金额3000万元的履约保函(保函编号：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A字18号)，作为贵公司与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号百0[2014]1643的《购销框架协议》的担保。现因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不善，后续无法正常履行各项商务合同，我支行特告知贵公司：若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上述购销框架协议下已无未履行义务，请贵公司将保函正本退回我行结清。”另查明，在系争框架协议下，原告与计通公司还签订过编号为18948的商品购销订单，货值金额为29,997,533元，计通公司于2015年4月签收货物，原告于2015年4月23日、24日开出发票。针对该订单，计通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开出银行承兑汇票6张，到期日为2016年4月28日，合计金额为29,490,000元。同日，计通公司还向原告汇款507,533元，上述金额共计29,997,533元,与18948订单货值吻合。审理中，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履约保函所称的保证责任从具体表述的内容即计通公司不履约，原告向其“索赔”可以推定出系一般保证责任，非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对一般保证责任予以认可。但对责任是否承担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原告与计通公司签订的《框架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框架购销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计通公司又签订商品购销订单，并按照订单的数额进行交易，计通公司对每一笔订单货物都盖章进行了验收确认，并对每笔货款发票进行了税务认证，即使授权委托书和货物签收单上江成德签字前后不一致，但按照授权委托书的约定，江成德签字或计通公司加盖样本上公章即视为计通公司收货，换言之，即使没有江成德签字，计通公司盖章确认收货即为有效，原告交付义务应由此完成。建行城东支行要求对江成德签字进行鉴定，因计通公司已加盖公章对收货确认，客观上无实际意义，故本院不再启动鉴定程序。被告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就本案计通公司除662,217元货款外，还支付货款507,533元，因原告已举证证明该笔货款为2015年4月订单的款项，建行城东支行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号百0[2015]2450/2451/2452/2453”四份货物签收单上“合同号”中年份的修改，经办人刘晓燕已澄清系其修改，故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原告任意涂改订单将无关联的交易套用到涉案框架协议下，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建行城东支行仅从货物交货地点与计通公司租借的场地在同一门牌号非订单上约定的上门自提的方式抗辩原告将其他业务强加到涉案框架协议下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能采信。综上，建行城东支行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四份商品购销订单下交易不成立，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计通公司应该按照约定支付相应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建行城东支行向原告出具履约保函，承诺在保函有效期内，如计通公司不履约支付款项，其以保函最高限额为限，向原告支付计通公司未支付款项，该款项应认定为货款，不应包含逾期利息等。现原告与建行城东支行对履约保函约定的担保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意见一致，则计通公司不能履约，建行城东支行即应在保证的最高限额内对货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计通公司追偿。计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货款29,997,875元；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述货款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若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有限公司不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其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追偿。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1,789.38元，公告费56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道喆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人民陪审员  张素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夏 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