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3民终2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6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加飞，乐清市柳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倩，浙江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某1，男，194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林某，女，194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郑某2，女，198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郑某3，女，198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郑某4，女，198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郑某5，男，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被告：郑某6，男，199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赵某因与被上诉人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原审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买卖合同及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乐清市人民法院（2016）浙0382民初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国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易景寿、叶雅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华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郑庆龙（系赵某已故丈夫）与被上诉人华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郑庆龙与华通公司的关系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郑庆龙推销其产品，收取代理费。郑庆龙并不是作为经销商销售华通公司产品，也不存在对外销售收入归郑庆龙所有。赵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书》，能够证明郑庆龙是华通公司的代理人；证据《华通机电集团产品购销合同》能够证明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是购销合同的买卖双方，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亦在“法定代表人栏”中签字确认，郑庆龙只是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证据连云港中院（2007）连刑二初字第0001号《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经贸有限公司、广西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两公司）的购销合同中的货款（包括预付款）都是直接打入华通公司账户，证明华通公司与需方是直接结算货款，亦能证明一审判决书中“对外销售收入归郑庆龙所有”的认定是错误的。二、郑庆龙出具欠条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广西两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健因合同诈骗被捕后，华通公司意识到该笔货款难以追回，在每年的节假日前和农历新年前后，多次唆使社会上无业人员到赵某家中，以砸玻璃、泼红漆、冻锁、恐吓电话、强行住入赵某家中等手段，逼郑庆龙偿还该笔所谓的债务。赵某被逼无奈之下多次向象阳派出所报警。农历2009年12月29日（即2010年2月12日），以陈兵为首的社会无业人员来到赵某家中，以讨债为名，留下电话号码（159××××6666），限令赵某在当天晚上12点钟前，必须缴纳五千元。赵某公婆被逼无法，只得用老人和小孩的压岁钱，凑到两千元交给陈兵。在此种的情况下，郑庆龙不得不按照华通公司的意愿，出具了该欠条。为此，赵某亡夫郑庆龙在每日的恐惧和忧思之下，最终成症，于2013年1月16日撒手人寰。该欠条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并非真实的意愿，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郑庆龙欠华通公司货款的证据不足。本案中，华通公司要求赵某偿付货款的证据仅为一张欠条。在出具人郑庆龙已故，赵某对该欠条有极大争议，且该欠条载明的欠付货款金额高达300多万元的情况下，华通公司没有提供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发货清单、出库单等证据来证实欠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查清该欠条如何形成，也未查明该欠条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即作出支持华通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实在有违司法审判的公平与正义。四、一审法院认为“郑庆龙出具的欠条左下角写‘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由于债务发生时间、金额的差异，仅凭该说明及刑事判决书不足认定案涉债务与赵某主张的涉刑的货款系同一笔债务”，是错误的。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除代理广西两公司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业务之外无其他的经济关系，双方之间更无买卖关系；欠条载明的货款属于刑事案件的退赃款，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连刑二初字第l号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华通公司的货物是被刑事被告人潘健以广西两公司的名义骗去的。（一）关于时间问题。l、华通公司所提供的本案主要证据即欠条，但在欠条的左下角已注明是“2005年合同”。郑庆龙在2010年写该笔款是“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符合情理，真实可信。2、根据华通公司与广西两公司签订的电力变压器四份合同，均是2005年5月和7月份，除此之外，郑庆龙再没有接受华通公司与其他单位订立合同。如该款项不是在2005年货发广西两公司的话，华通公司不可能允许郑庆龙在欠条上说明该时间和单位。（二）关于金额问题。2005年5月31日、7月1日与广西两公司签订的四份合同合计总金额为412.384万元，因华通公司未履行九台变压器金额32.958万元，后另发五台变压器价值24.342万元，广西两公司共收华通公司货物价值404.116万元。华通公司已经收到广西两公司货款共计73.5688万元，结欠330.5472万元。刑事判决书所附的潘健退赔清单第10项，应退赔华通公司的金额317.5932万元，是结欠总额330.5472万元中扣除了后来追回的四台价值12.954万元的变压器得出的金额。郑庆龙作为华通公司委托代理人向广西两公司追回尚未被其变卖的变压器四台原价值12.954万元。而后，郑庆龙以8.21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华通公司要求郑庆龙归还该变卖款，2011年2月1日郑庆龙借拼5万元，叫其父郑某1交给华通公司。2010年2月13日，郑庆龙被迫出具所谓的欠条，欠条上金额就是广西两公司欠华通公司的货款330.5472万元，加上后追回四台变压器被变卖的8.218万元，合计338.7652万元。刑事被告人潘健于2005年9月4日被羁押，同伙袁鑫华、黄永成、王春宁等人也被羁押，广西两公司作为诈骗窝点同时被注销，不存在2010年将货发至广西公司的可能。上述事实完全能证明欠条上的货款正是涉刑被骗追赃的货款。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华通公司不知郑庆龙何时亡故，无事实依据。在郑庆龙亡故的半月后，即是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华通公司就再派陈兵等人来赵某家讨债。赵某见这些人又来，扑上去大声哭骂：“我的老公已经被你们逼死了，还来要冤枉债！来吧！要债一分也没有，要命倒还有一条，你们随时可以来拿吧！”当时该讨债情形，应认定为赵某已经明确拒绝偿付该笔所谓的冤枉“债”，而且是附近村民皆知的事实，此后华通公司一直无人再来讨债，直至三年后的今天华通公司才起诉。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综上，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郑庆龙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了欠条，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且该欠条所涉内容是属于刑事案件的赃款退赔范畴，不属于华通公司与郑庆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华通公司向赵某主张偿还欠款，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且认定郑庆龙与华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严重不足，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华通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华通公司在原审中已经提供郑庆龙向华通公司亲笔签名出具的欠条、收条，能相互印证证明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郑庆龙一直经营华通公司的电器产品，华通公司按照郑庆龙的要求发货，郑庆龙于2011年2月1日偿还货款5万元。郑庆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本案涉案债务不是郑庆龙的，郑庆龙怎么可能签字确认债务。赵某在一审中称欠条不是郑庆龙本人出具的，现又诉称欠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赵某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毫无事实依据，没有证据支持。郑庆龙在欠条左下脚写“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赵某企图将本案债务与广西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挂钩，在整个过程中刻意忽视一个问题，就是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虽然郑庆龙已经亡故，但是其向华通公司出具的欠条足以证明一下三个事实：1、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欠条已经明确注明是产品款；2、截止2010年2月13日，郑庆龙尚欠华通公司3387562元是货款结算款；3、其中2005年郑庆龙向华通公司购买的货是发往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也正是三点，足以说明其实本案债务并不是赵某所主张的涉刑的货款，因为货物不仅仅是向华通公司所说的发给了广西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也发货给其他厂家，如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另外，不论从债务发生时间、金额均存在差异。而且，郑庆龙立据后于2011年2月1日委托其父郑某1向华通公司还款5万元，若郑庆龙没有欠华通公司货款，为何还款呢？二、赵某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与赵某主张的涉刑的货款系同一笔债务。三、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郑庆龙在向华通公司出具欠条时并未约定还款日期，作为债权人，华通公司随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本案中华通公司无从知晓郑庆龙何时死亡。因此，本案尚在诉讼时效期内。综上，华通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赵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郑某1陈述：对上诉人赵某的上诉没有意见。另外，5万元是4台变压器就地处理的款项，本来是作为刑事案件的费用，但是因为华通公司催得紧，只能先退给华通公司。原审被告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均未陈述意见。2016年1月13日，华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赵某偿付华通公司货款338765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华通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赵某、郑某1、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在继承郑庆龙遗产范围内对郑庆龙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赵某、郑某1、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赵某和郑庆龙于××××年××月××日补办结婚登记，系夫妻关系。郑庆龙因病于2013年1月16日亡故。郑某1、林某系郑庆龙父母，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系郑庆龙子女，郑庆龙的法定继承人均向原审法院表示放弃对郑庆龙遗产的继承。郑庆龙生前在外经商期间多次向华通公司购买电气产品，2010年2月13日，华通公司和郑庆龙结算，郑庆龙欠华通公司货款3387652元，郑庆龙向华通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欠条未约定还款时间，郑庆龙在该欠条左下角写“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郑庆龙立据后于2011年2月1日委托其父郑某1偿付华通公司欠款50000元，尚欠货款3337652元。另查明，2005年间，郑庆龙曾代理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水电公司签订变压器购销合同，因广西建电水电公司实施诈骗，该诈骗案已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并责令退赔华通公司3305472元。而在该诈骗案中，还涉及郑庆龙于2005年5月31日代理上海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建电水电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被骗货款189532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在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赵某与郑庆龙的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共同债务成立，华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共同债务问题，该院认为案涉债务构成赵某与郑庆龙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首先，郑庆龙与华通公司结算后形成的债务发生在郑庆龙与赵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从华通公司与郑庆龙之间的交易习惯来看，郑庆龙作为经销商销售华通公司的产品，其对外签订购销合同涉及经销华通公司的产品时以华通公司的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而当经销的产品系其他企业时，以其他企业的代理人签订合同，这一事实从赵某提供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连刑二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反映的事实可以印证，郑庆龙在代理本案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水电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同时，也以上海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的名义与广西建电水电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对外销售收入归郑庆龙所有，郑庆龙和生产厂家独立核算，其与华通公司之间按照商定的出厂价结算，郑庆龙对外销售中发生的货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应由郑庆龙自行承担，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系买卖关系，故本案中案涉债务是否与2005年因郑庆龙对外签订合同被骗存在牵连，不影响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郑庆龙在欠条左下角写“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由于债务发生时间、金额的差异，仅凭该说明及刑事判决书不足认定案涉债务与赵某主张的涉刑的货款系同一笔债务。关于赵某主张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郑庆龙在向华通公司立据时并未约定还款日期，作为债务人随时可以偿付债务，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本案中郑庆龙何时亡故，华通公司不一定知晓，即使了解这一事实，在没有证据证明其配偶明确向债权人声明拒绝偿付债务的前提下，应认定本案华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华通公司要求赵某偿付案涉债务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予以支持，赵某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郑某1、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放弃对郑庆龙遗产的继承权，予以准许。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判决：一、赵某应偿付华通公司货款333765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6年1月13日计算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款限赵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该院民二庭转付；二、驳回华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赵某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901元，由华通公司负担501元，赵某负担33400元。二审中，上诉人赵某向本院提供补充证据即确认函1份，欲证明涉案款项属于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经贸有限公司的买卖货款，属于涉刑的退赃款。华通公司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某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就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争议问题，本院作如下评析。一、关于郑庆龙与被上诉人华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关系还是代理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华通公司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由其提供的证据欠条为证，该欠条是双方结算货款后由郑庆龙出具给华通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结合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赵某主张双方存在的是代理关系，虽然赵某也提供了证据委托代理书、产品购销合同等，但从双方之间的实际交易情况来看，郑庆龙作为经销商在代理销售华通公司产品的同时，也代理销售其他公司产品；郑庆龙对外签订购销合同虽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但从郑庆龙出具的欠条来看，郑庆龙与被代理人是按双方商定的出厂价独立结算，因此，也应当认定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关系。综上，本院认定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关系。二、关于郑庆龙出具的涉案欠条是否有效以及欠款金额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欠条由郑庆龙在双方结算货款后出具，赵某认为该欠条是在郑庆龙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虽然赵某提供了证据照片予以证明，但仅凭该组照片无法判断有关行为是华通公司所为，缺乏关联性；况且，在欠条出具后，郑庆龙于2011年2月1日委托其父郑某1偿付了华通公司欠款50000元。赵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欠条内容不真实，因此，在没有其他反证的情况下，涉案欠条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为有效证据。综上，本院认定郑庆龙结欠华通公司货款金额为3337652元（3387652元-50000元）。三、关于涉案欠条结欠的货款是否就是潘健刑事案件退赃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赵某提供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连刑二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该潘健刑事案与2005年郑庆龙代理华通公司与广西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4份购销合同存在关联，但郑庆龙出具的欠条注明“2005年合同变压器货发广西南宁，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等字样，显然欠条结欠货款不仅包括了“建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还包括了“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的货款；虽然“江河水利电力有限公司”具体名称无法确定，但显然与广西两公司是不同的买受人。现欠条结欠的货款金额与潘健刑事案件认定的赃款金额不一致，而赵某又不能举证证明欠条结欠的金额中有多少是属于潘健刑事案的赃款，故赵某的主张欠条结欠的货款就是潘健刑事案的赃款，依据仍然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郑庆龙于2010年2月13日向华通公司出具欠条时并未约定还款日期，作为债务人随时可以偿付债务，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华通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郑庆龙何时亡故，华通公司不一定知晓。赵某认为在郑庆龙亡故的半月后，即是农历2013年12月20日，华通公司派人到其家催讨债务，被其明确拒绝，诉讼时效应从该时间开始计算；但证据不足。即使华通公司了解郑庆龙已亡故的事实，但在没有证据证明赵某已明确向华通公司拒绝偿付债务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华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未过。综上，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华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的其与郑庆龙存在买卖关系，郑庆龙尚欠货款3337652元的事实，应予以认定。虽然现郑庆龙已亡故，但上述债务发生在郑庆龙与上诉人赵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郑庆龙与赵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赵某偿付该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赵某认为“郑庆龙与华通公司之间存在的是代理关系”、“涉案欠条不具有效力”、“原审认定郑庆龙结欠华通公司货款金额依据不足”、“案涉欠条结欠的货款就是潘健刑事案件的退赃款”、“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被上诉人华通公司在一审中主张郑庆龙的继承人赵某及原审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郑某3、郑某4、郑某5、郑某6在继承郑庆龙遗产范围内对郑庆龙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但原审法院认为郑庆龙的继承人已经放弃对郑庆龙遗产继承，并判决驳回了华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对此，华通公司没有提出上诉，应当认定除赵某之外的郑庆龙的其他继承人在放弃对郑庆龙遗产继承的情况下，对本案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01元，由上诉人赵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国栋审 判 员 易景寿审 判 员 叶雅丽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