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28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善平，男，汉族，1972年1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胡倚墨，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蒋国光，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冠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堑头新兴工业区第16栋厂房，注册号：441900001285931。法定代表人：杜方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为忠，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崔琼斯，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善平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冠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冠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东民二初字第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善平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胡善平与冠锦公司合作，由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业务。双方于2013年3月16日签订《合作合约》，约定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业务，冠锦公司须保证胡善平对开发的客户享有绝对的权利。在胡善平许可的情况下冠锦公司可以配备一名跟单业务，但与客人的全部联络信息均需以邮件抄送胡善平，如有隐瞒，冠锦公司应按客户订单总金额的1倍赔偿胡善平。基于对冠锦公司的信任，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带客户验厂、打样、做产品测试，将客户需求反馈给冠锦公司、改善冠锦公司产品以符合需求等，胡善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冠锦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经胡善平同意让其他业务员联系胡善平开发的客户，并对胡善平隐瞒。直至客户告知，胡善平才发现客户截至2014年12月已向冠锦公司采购货物4007997.2元。冠锦公司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合作合约》的约定，损害了胡善平的合法权益。于是胡善平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冠锦公司支付胡善平2000000元（暂计算至2014年12月）；二、冠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冠锦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胡善平、冠锦公司双方虽然签署了《合作合约》，但胡善平自始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双方也没有约定胡善平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松散的、类似兼职的合作关系。胡善平从未为冠锦公司提供过业务订单和有效的业务信息，冠锦公司也从未向胡善平支付过业务提成，案涉《合作合约》因双方自始不履约而终止。故胡善平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6日，胡善平与冠锦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合约》，约定冠锦公司聘请胡善平为兼职业务，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合作合约》第二条约定，冠锦公司必须保证胡善平对开发的客户绝对享有的权利，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该客户为己有，在胡善平许可的情况下，冠锦公司可以配备一名跟单业务，但该跟单业务和客人联络的所有信息（包括样品单、样品、规格书、报价单、客户承认书、客户订单、对账单、客户新产品开发单等），都必须以邮件的形式抄送给胡善平，如果冠锦公司有意隐瞒，则冠锦公司必须按照客户订单金额的一倍赔偿给胡善平。第三条约定，胡善平已经在冠锦公司报备好且已经打样至客户后，冠锦公司内部业务和其他外围业务不可再联络，如果因为冠锦公司其他业务私自联络造成客人遗失，冠锦公司要按照客户的年订单量金额赔偿给胡善平。第四条约定了两种提成标准，一是冠锦公司报出基础价，基数外所加价格之差全数归胡善平；二是无差价订单，根据双方实际协商支付提成。第六条约定提成时间为收到客人货款七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给胡善平。胡善平、冠锦公司对于履约情况的陈述存在矛盾。胡善平主张其与“科日公司”的老板是多年朋友关系，冠锦公司在公司成立不久后找到胡善平为其开发客户“科日公司”，冠锦公司为其配备了一名跟单员“黄晶晶”，胡善平向“科日公司”打样后，于2012年11月22日发邮件给冠锦公司进行报备，“科日公司”考察之后在2013年3、4月份时要求改进样品，胡善平将信息反馈给冠锦公司，但冠锦公司直接将改进的样品交给“科日公司”，并直接与“科日公司”订立合同，跟单员没有把后续事务抄送给胡善平，冠锦公司向胡善平隐瞒了交易事实且拒不支付提成。胡善平对其主张提供了名片、往来邮件、《冠锦电源报价》等。名片有两组，一组是“东莞市冠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冠宝德（香港）有限公司”的三份名片，登记的联系人分别有“王建军”、“杜致錕”、“何轩”，其中“杜致錕”的职务是“总经理”，邮箱是“ｄｆｈ×××＠163.ｃｏｍ”。往来邮件显示胡善平通过“ｈａｒ×××＠ｇｕｎｌｉｄａｎ.ｃｏｍ”邮箱发出几份邮件，分别是2012年11月22日向主送邮箱“327×××＠ｑｑ.ｃｏｍ”及抄送邮箱“ｄｆｈ×××＠163.ｃｏｍ”发送了一份主题为《胡先生已经在冠锦安排打样客户名单》的邮件，内容主要是向“黄小姐”发送已安排打样的客户名单，是包括“科日”在内的8家公司；胡善平又于2013年6月25日通过上述邮箱向主送邮箱“ｄｆｈ×××＠163.ｃｏｍ”及抄送邮箱“327×××＠ｑｑ.ｃｏｍ”发送了一份邮件，内容是新增一家已经打样的公司名单。胡善平提供的另一组名片是“KERI科日”的四份名片，登记的联系人分别有“张伟光”、“徐志强”、“郝永军”、“曾星文”，其中“郝永军”的职务是“物控经理”，“曾星文”的职务是采购主管，两人的邮箱均是“mfg@nhkeri.com”。胡善平提供的另一组往来邮件显示，胡善平于2012年12月5日通过“ｈａｒ×××＠ｇｕｎｌｉｄａｎ.ｃｏｍ”邮箱向“mfg@nhkeri.com”邮箱发送一份文档《关于冠锦为科日公司专案开发开关电源事宜》，胡善平以冠锦公司的公司名义与收件人沟通产品开发事宜；胡善平又于2013年2月19日向主送邮箱hjj@kptec.net及抄送邮箱“ｄｆｈ×××＠163.ｃｏｍ”发送了一份邮件，主要是转发“曾星文”通过“mfg@nhkeri.com”邮箱发出的一份邮件（内容主要是“曾星文”表示测试样品后发现某项目超标），胡善平向“黄小姐”转发该邮件要求工程师讨论样品改善问题；胡善平在当天还向“mfg@nhkeri.com”邮箱回复邮件称已安排工程师分析改善样品；胡善平还在2013年3月21日通过“ｈａｒ×××＠ｙｅａｈ.ｎｅｔ”邮箱向“mfg@nhkeri.com”邮箱发送一份文档《冠锦不良项目改善报告》，以冠锦公司的公司名义与收件人沟通样品改善事宜。冠锦公司确认“王建军”、“杜致錕”、“何轩”是其公司员工，但对于胡善平提供的证据均不予确认，理由是公司有关业务均通过公司邮箱发送，不清楚员工是否使用名片上记载的个人邮箱，也不确认胡善平的上述邮件是与冠锦公司的往来邮件。冠锦公司还抗辩称，胡善平应当按《合作合约》的约定促成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达成交易，并且跟单处理有关事务，才能获得提成，但胡善平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合同义务。胡善平主张冠锦公司在胡善平劳动成果的基础上擅自指派其他外围业务员“李建波”与客户接触，使得“李建波”取得“科日公司”的业务，导致胡善平无法提成。胡善平对此提供了一份汇总表及明细表，拟证明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之间达成交易，自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的交易额共计4007997.20元。冠锦公司不确认胡善平的陈述，认为胡善平最后一封邮件是2013年3月21日发出，而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之间的交易发生于2013年11月以后，若最后一封邮件是发给“科日公司”，那么胡善平在2013年3月至11月期间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并未促成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之间的交易，冠锦公司取得交易成果与胡善平无关。双方对于提成发生争议，胡善平主张其于2015年4月6日与冠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方义口头沟通，杜方义承认胡善平先联系客户以及冠锦公司隐瞒与客户达成交易的事实，胡善平对此提供了一份视听资料。冠锦公司不确认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理由是不清楚录音中谈话人的真实身份。双方协商不成，胡善平于2015年5月18日诉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以其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为由，裁定将该案移送至原审法院审理。以上事实，有胡善平提供的《合作合约》、《冠锦电源报价》（扫描件）、往来邮件、视听资料、《科日采购冠锦电源汇总表》、《采购冠锦电源货物明细》、名片、账户信息，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胡善平与冠锦公司于2013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确认。双方应当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善平是否已履行合同义务、冠锦公司是否存在未经胡善平同意私自开发客户的违约行为。首先，根据《合作合约》的约定，胡善平负有为冠锦公司开发业务并取得订单的义务。胡善平主张其已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科日公司”且最终“科日公司”已与冠锦公司发生交易，胡善平对此提供了名片、往来邮件、视听资料等证据。原审法院分析认为，胡善平提供的名片系印刷制品，容易被仿冒或伪造，而胡善平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名片所记载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箱）系冠锦公司及“科日公司”的员工合法有效的联系方式，故案涉往来邮件的收件人身份不明，难以证明胡善平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与客户沟通、打样或向冠锦公司报备。同理，胡善平提供的视听资料容易被剪接或篡改，谈话人身份不明，不足以证明胡善平的主张。再者，即使胡善平提供的往来邮件属实，胡善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3年4月至11月期间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直至促成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达成交易，胡善平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按常理说，业务员理应长期保持与客户联系，洽谈产品型号、规格、价格、交期等细节，长达半年失去联系显然不利于达成交易。最后，胡善平自称其与“科日公司”的老板是多年朋友关系，却未能利用优势与“科日公司”达成交易，甚至不能取得开展业务的有效证据，不符合常理。综上，胡善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依约履行义务。胡善平又主张冠锦公司未经其同意私自开发客户，对此提供了视听资料。根据前述分析意见，该视听资料不足以证明胡善平的主张。胡善平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若胡善平对于其与“科日公司”的关系陈述属实，“科日公司”按常理应将业务交予胡善平而非其他业务员完成，或者将冠锦公司私自开发客户的消息传递给胡善平，胡善平在两者达成交易之后才发现此事，亦不合常理。综上，胡善平的陈述存在疑点，且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胡善平主张其已履行合同义务开发客户、而冠锦公司未经胡善平同意私自开发客户致使胡善平的权益受损，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胡善平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善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胡善平已预交），由胡善平负担。上诉人胡善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胡善平提供的与冠锦公司、与“科日”客户的电子邮件属电子证据，该邮件能客观的反映当时的事实。原审时胡善平当庭打开的与“科日客户”的电子邮件，该邮件的后缀有胡善平作为冠锦公司业务员标注的冠锦公司的办公地址、电话、网页等信息。这些信息胡善平是无法在2年前就提前编造或篡改的，因此电子邮件作为事实的客观反映，该证据是非常客观、真实的，应当被采纳。2.胡善平提供的与冠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完整录音，从该录音的时间、地点、谈话氛围可见，该视听证据是在冠锦公司办公室双方平等的交谈的完整录音，谈话内容与电子邮件的内容能一一对应。且原审中胡善平当庭提供了该录音的原始载体。冠锦公司仅是口头提出异议，但未申请对视听证据进行鉴定，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视听证据应当采纳。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反证的情况下，主观的以视听证据容易被剪接或篡改就排除该视听证据的真实性是与事实不符的。3.胡善平通过书面《合作合约》、电子邮件、谈话录音、与胡善平接触的冠锦公司的人员及与客户人员的名片等已经形成了有效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胡善平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1）《合作合约》第二条的约定，经胡善平同意冠锦公司可以配备一名跟单员，可见胡善平不是冠锦公司的销售人员、跟单员，胡善平是为冠锦公司寻找对冠锦公司产品有需求的客户，撮合交易，至于后续跟单不是胡善平的义务；（2）根据《合作合约》第三条的约定“乙方已经在甲方报备好且已经打样之客户，甲方内部和其他外部业务不可联络”，由此可知胡善平在冠锦公司处报备且已经打样的客户即为胡善平的客户，其他人员非经胡善平同意不得联络。（3）该《合作合约》是2013年3月16日签订，但在该《合作合约》第七条非常清楚的写明“本协议从2012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的第一个客户之日起生效”。即在签订该《合作合约》之前，胡善平就已经实际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了，该《合作合约》就已经履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4）胡善平已经提供邮件证据证明其有向冠锦公司报备“科日客户”，且提供客户在冠锦公司处打样并因冠锦公司产品暂时不符合要求需要改进的报告等电子邮件，胡善平提供了该等电子邮件证据，原审中经当庭现场打开质证，并确认其真实性。冠锦公司一方面确认存在上述人员，确认邮件的真实性，一方面否认上述人员存在该邮箱，称冠锦公司提出其有关业务是通过公司邮箱发送。根据证据规则及民诉法司法解释，冠锦公司否认的，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其应当举证证明。但冠锦公司除了口头否认用该电子邮箱进行业务外，未能提供任何其与“科日”客户是通过所谓的公司邮箱进行往来的证据。（5）原审法院以胡善平提供的最后一次的电子邮件是2013年3月份，而实际订货是2013年11月份，就推测这期间胡善平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未能促成交易，该推理是不合理的。首先，胡善平与冠锦公司、客户谈业务、沟通不可能仅限于电子邮件，而采用见面拜访客户、电话沟通的方式这样沟通更为直接；其次，根据胡善平提供的电子邮箱显示，正因为冠锦公司的厂是新厂，之前没有开发过客户的产品，验厂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能半年之后才正式量产下单。该证据正好印证了胡善平前述电子邮件内容的客观存在及胡善平在该期间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该《合作合约》的约定，该合约长期有效，胡善平与冠锦公司并未书面或口头约定，胡善平寻找客户、撮合客户不能超过几个月。即便是有其他业务员跟该客户，因有本合作合约在先，其也应当通知胡善平解除该合约。但冠锦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再次，正因为胡善平与客户熟悉，在冠锦公司向胡善平隐瞒事实的时候，客户告知胡善平，并提供了全部向冠锦公司处采购的货物的明细即胡善平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六，该明细包括了采购时间、采购价格、采购数量、冠锦公司开具的发票编号等。从该证据的详细程度可见，若胡善平没有实际参与该业务，若胡善平与客户不熟悉，胡善平是不可能拿到如此详细的证据的。（6）为证明胡善平已经履行了合同，胡善平提供了其与冠锦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方义（杜致锟）的谈话记录，在谈话记录中，杜方义承认了胡善平开发“科日客户”的事实并表示愿意赔偿，该证据与上述胡善平提供的电子邮件证据能相互印证。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胡善平已经形成了有效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胡善平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4.冠锦公司违反《合作合约》的约定，应承担按照供货金额1倍的赔偿责任。（1）从《合作合约》双方合作的方式可见，胡善平是兼职业务，没有底薪、没有工资。只靠与冠锦公司介绍业务而获取报酬。（2）胡善平与冠锦公司通过2012年下半年的接触，冠锦公司认可了胡善平的业务能力，才在2013年3月补签该《合作合约》，该合作合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3）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了“科日客户”，根据《合作合约》第2条的约定，冠锦公司应保证胡善平对客户的绝对权利，冠锦公司的跟单员与客户的沟通必须全部抄送胡善平，不得隐瞒，否则按照客户订单金额的1倍赔偿。冠锦公司有意隐瞒客户订单，构成严重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胡善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冠锦公司支付胡善平20000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冠锦公司承担。胡善平二审期间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胡善平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合作合约》第二条、第三条，胡善平的合同义务是开发客户。胡善平认为有二层内容：1.找到潜在的客户，即需要采购冠锦公司产品的公司。2.以冠锦公司的名义，向客户推荐冠锦公司的产品。自此即履行义务。潜在客户是否与冠锦签订合同并不是胡善平的义务，只是区别在于签订合同的客户胡善平有权取得报酬，未签订合同的客户胡善平自担费用且没有任何报酬。首先，找到潜在的客户是基础，是胡善平核心价值，是冠锦公司签订合作合约的合同目的。这些客户不是平白出现的。正是由于胡善平多年的业务生涯，胡善平才知道这些潜在的客户。如果不是胡善平，冠锦公司不可能找到客户科日公司。其次，能够将冠锦公司的产品推荐给科日公司，是胡善平履行合同的体现。冠锦公司作为一家新设立的公司，科日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与其发展业务关系的。因为科日公司对冠锦公司的资信、产品能力等全部不知晓。正是由于胡善平与冠锦公司的熟悉，才能将冠锦公司推荐给科日公司。自此，胡善平的义务即宣告完成。后面签约、交货收款等，并不要求胡善平每一个环节参与。需要强调的是，胡善平是“无底薪无电话费补助”，相当于什么收入都没有。只有客户订单成功才能有报酬。胡善平找到客户，推荐产品，在最后签约时，冠锦公司将胡善平排除在外且拒不支付报酬，严重有失诚信，且极不公平。二、关于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冠锦公司老板（法定代表人）的录音，一审冠锦公司以不确认真实身份为由否认，一审判决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该视听资料，如果冠锦公司否认，法院应当责令其法定代表人到场，证实里面谈话人是否真实。或者告知冠锦公司是否鉴定，如果冠锦公司不申请鉴定则确认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既不庭审核实也不作鉴定，仅因冠锦公司单方面否认，就不认可视听资料，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电子邮件的客观性。本案中，胡善平提供了2013年的多封电子邮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邮件中都有冠锦公司的地址、电话等。这些邮件产生于2013年，不可能做假，该证据具有极强的客观性。一审判决对电子邮件不予认可，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关于胡善平与科日公司老板的“朋友关系”及所谓“优势”的论述，与道德及基本司法理念不符。1.否定胡善平谨慎行使权利，是不合理的。胡善平之前就认识科日公司的老板并与之有业务合作，双方存在互信基础。在与冠锦公司出现纠纷以后，科日公司将交易明细给胡善平，已经尽到朋友义务，胡善平也不能要求更多。从做人做事角度来说，都不能使科日公司太过难做。因为毕竟当时胡善平是以冠锦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科日公司谈业务，且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目前合作良好。不能为了证明所谓朋友关系，置科日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不顾，让其参与胡善平与冠锦公司的纠纷。一审判决的逻辑就是，为了证明胡善平的诉求，需要以破坏科日公司与冠锦公司之间已存在、对双方都有正常互利的业务关系为代价，此种判决逻辑是错误的。法律应当鼓励善意、谨慎的行使权利，而不能鼓励行为人无底线、无顾忌的使他人陷入被动甚至使他人利益严重受损。本案毕竟是胡善平与冠锦之间的纠纷，科日公司不是涉案当事人，冠锦公司理应保持相应的距离。从证明力来说，胡善平在与冠锦公司签订合作合约在先，又能通过客户科日公司取得科日公司与冠锦公司的交易明细，就已经能证明科日公司是胡善平开发的客户，科日公司将交易明细交给胡善平正是基于这种关系。科日公司与冠锦公司的交易明细就是有效凭证。被上诉人冠锦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胡善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根据合作合约的约定胡善平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促成冠锦公司与客户达成订单，以及进行订单交易的相关业务，沟通联系服务，胡善平在2013年3月签订了《合作合约》之后，并没有完成任何一单的签约义务，更没有在冠锦公司领取过任何业务提成，由于胡善平和冠锦公司是松散的兼职合作关系，胡善平在没有有效的促成业务订单后，从2013年3月之后基本上与冠锦公司没有联系。由此可见，《合作合约》一直是处于因胡善平自始不履约的原始状态。三、冠锦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胡善平要求冠锦公司按照合作合约第二条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在一审庭审中胡善平当庭称述胡善平是冠锦公司外围业务员（兼职业务员）。胡善平对外联系业务与客户沟通、签订合同等开发客户相关事务，均应由胡善平自己负责联系和督促完成。冠锦公司没有任何参与或者帮助胡善平联系其所谓的跟单、报价、洽谈订单等相关事务。既然冠锦公司没有参与胡善平所谓的业务开发和客户联络事务，就不存在有意隐瞒胡善平所谓的客户联络信息。2.胡善平自称为科日公司的老朋友，科日公司也是其十几年的老客户。一审法庭要求胡善平提供订单及采购明细，但胡善平却又表示无法获取，如果涉案的交易真的是胡善平所促成，胡善平应当有真实的订单和采购明细。况且，如果科日公司的老板与胡善平真的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关系，胡善平也完全有能力提供涉案交易的订单。显然胡善平的主张与事实相矛盾。3.根据《合作合约》第四条的约定，胡善平提成标准有两种，均与订单的价格挂钩，胡善平必须促成与客户签订并收款后才可以获得提成。由于胡善平一直未能成功的开发客户并签订订单，所以胡善平也一直未能获得约定的提成，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胡善平自始未履行《合作合约》。涉案的交易也并非由胡善平跟进与促成。4.胡善平自2013年3月后与冠锦公司不再联系，也没有与科日公司联系，以胡善平作为业务员这种特殊的职务身份，这种状况极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合作合约》的约定。因此，胡善平关于科日公司系其客户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胡善平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胡善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胡善平一方二审提交一份冠锦公司2015年4月15日出具的聘请胡善平为销售总监的证明，主张一直代表冠锦公司与科日公司联系。冠锦公司一方二审质证称：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胡善平上诉请求改判冠锦公司支付胡善平20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胡善平、冠锦公司2013年3月16日《合作合约》约定冠锦公司聘请胡善平为兼职业务，胡善平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冠锦公司必须保证胡善平对开发的客户绝对享有的权利，提成标准为基数外所加价格之差或根据双方实际协商支付提成，收到客人货款七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上述约定对胡善平、冠锦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胡善平、冠锦公司依法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胡善平属于履行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的合同义务一方，胡善平主张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科日公司，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胡善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科日公司的事实，导致该事实难以认定，原审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不予采信胡善平关于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科日公司的事实主张，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胡善平有义务开发客户，属于先履行的合同义务。冠锦公司有义务给付提成及保证胡善平对开发的客户绝对享有的权利，属于后履行的合同义务。胡善平未能举证证明为冠锦公司开发客户科日公司的情况下，起诉要求冠锦公司支付2000000元，原审判决驳回胡善平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胡善平上诉请求改判冠锦公司支付胡善平2000000元，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胡善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胡善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潮辉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代理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