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撤初字第2号原告：黄信立，男，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告（原审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莲英，女，195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被告（原审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新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曲园南路36号。法定代表人：沈金龙，该公司董事长。被告（原审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ＸＸ平，女，198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被告（原审一审被告）：沈金龙，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上列三被告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ＸＸ平、沈金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池伟松、卓广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信立因陈莲英与新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福公司）、ＸＸ平、沈金龙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信立，被告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坤公司）、ＸＸ平、沈金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池伟松、卓广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莲英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信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和理由：原告对陈莲英享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138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合法到期债权，已进入执行程序。被告陈莲英与新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福公司）、ＸＸ平、沈金龙之间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成讼（以下简称原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作出了（2012）浙杭商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判令新福公司向陈莲英支付股权转让款78548457.18元及相应利息、ＸＸ平向陈莲英支付股权转让款57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新福公司、ＸＸ平不服提起上诉，双方在二审程序中达成互不支付款项的调解协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但上述调解协议相应内容虚假，系该案当事人为逃避债务恶意串通达成。经公安机关查证，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新福公司、ＸＸ平已私下通过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金龙的弟弟等向陈莲英家司机王国栋付款的方式，实际向陈莲英支付相应款项。原案二审合议庭明知调解协议内容违法仍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该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被告金恒坤公司、ＸＸ平、沈金龙共同辩称，原告提起的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其主张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本案诉讼在起诉主体、程序要件以及实体要件上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1．从起诉主体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黄信立作为陈莲英的债权人，对于原案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标的并不具有独立请求权，与原案处理结果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原案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原案审理过程中，其也从未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非本案适格原告。2．从程序要件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而且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原告早在2013年2月就明知原案正在审理中，但未请求参加原案诉讼，可见并非“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而且，原告及其他债权人自2014年5月得知原案调解书内容，多次向湖州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反映，初次反映时间应当早于2014年11月中旬，至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3．从实体要件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原案“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原案调解书存在错误，而且其对陈莲英仅享有非特定债权，与原案股权转让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原案调解书是各方当事人在审计报告的基础上，经法院审理、庭下谈判、多方对账后的理性协调方案。审计报告确认的款项中，有1.1亿元在原案审理时已基本被排除在陈莲英的投资款之外，应当扣减的60363842.80元款项，也已由当事人达成共识且有充分证据证明。陈莲英的所谓股权转让及投资款尾款已是负数，新福公司、ＸＸ平在调解协议中实际上放弃了部分权利，对陈莲英有利，该调解协议也得到二审合议庭的审核确认。原告起诉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原案中，陈莲英以其“于2010年12月9日将所持有的众望公司32%股权按1.43亿元价格转让给新福公司，同年12月28日又将其余10%的股权按5700万元价格转让给ＸＸ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后，新福公司除支付3800万元之外，余款未付；ＸＸ平则分文未付，沈金龙作为ＸＸ平的丈夫，应对ＸＸ平的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等为由，于2012年1月5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新福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11033.841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9月1日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2年7月1日为1103.3841万元）；2．ＸＸ平、沈金龙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57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9月1日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2年7月1日止的利息为570万元）；3．新福公司支付前期三年的利息补偿款1000万元。新福公司、ＸＸ平、沈金龙在原案诉讼中共同辩称，双方转让关系的标的包括股权与债权，对价由出资款与债权投资款两部分构成，众望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42%的股权计420万元无溢价转让；截止2010年11月30日，陈莲英为众望公司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前期工作，另行投入而享有债权暂定1.632亿元（以审计为准）。此前，新福公司代陈莲英承担了3800万元债务，抵作转让款；按照陈莲英或其丈夫杨步奉承诺，还涉及扣减款项3000余万元。2011年6月10日，新福公司、ＸＸ平与国港公司、戴育仁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涉案众望公司股权转让给后者，受让人国港公司、戴育仁与陈莲英、新福公司等各方均已确认由国港公司、戴育仁替换新福公司支付陈莲英剩余款项，国港公司已实际支付1700万元。现陈莲英仅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投资款金额为6791.23万元，扣除新福公司、国港公司已付款项以及前述各项扣减，陈莲英已不存在剩余款项可以主张；即便尚存部分款项，也应待审计后再行结算，并向国港公司及戴育仁主张。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经审理认定，2010年2月1日，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分别将其拥有众望公司7%、23%、21%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天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冠公司），转让后众望公司股权结构为天冠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陈莲英出资4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林元琳出资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同年12月9日，天冠公司、林元琳又分别将其拥有众望公司51%、7%的股权转让给新福公司。同日，陈莲英也与新福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众望公司42%股权中的32%以320万元（无溢价）转让给新福公司，该转让款已于2010年10月11日通过众望公司转付给陈莲英，转让协议中还载明：截止2010年11月30日，陈莲英为余政挂出（2008）09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又实际投入众望公司投资款1.632亿元（暂计，最终以新福公司委托的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该实际投资款中的1.072亿元同时转让给新福公司，陈莲英持有剩余10%股权及5600万元投资款，该投资款仍保留在众望公司，不得提早退款等。陈莲英同时向新福公司出具承诺书，列明10项债务及其处理方式，确认除所述10项债务外，众望公司不存在其他到期或未到期债务，如果将来发现存在该10项债务之外的债务均由陈莲英承担。2010年12月28日，新福公司、ＸＸ平与陈莲英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原所约定股权转让款之外的投资转让款支付时间作出相应变更：2011年1月15日前支付1300万元，2011年2月2日前支付200万元，2011年4月前支付2800万元。全部投资款在2011年8月31日前均不计利息、分红，从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剩余投资款按月1%标准支付利息，从2011年9月1日开始每月支付投资转让款200万元。到2012年7月1日止，不论有无完成拆迁，都应全部支付剩余投资转让款。投资款总额以及应付款项均按原约定进行审计后确定，陈莲英确实用于众望公司项目拆迁上的款项予以认可，可不提供税务发票。陈莲英应于2010年12月28日办理好12%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收到上列1300万元的同时办理好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补充协议还约定，陈莲英将其剩余10%股权转让给ＸＸ平，于2011年1月15日前办理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ＸＸ平应按上列期限和条件支付陈莲英转让款5700万元（其中10%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投资转让款5600万元）。同日，新福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众望公司完成其世贸布艺城改造开发项目拆迁改造工作并在众望公司的项目开盘销售后，补偿陈莲英1000万元作为前期三年的利息。2011年1月17日，双方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6月21日，甲方国港公司、乙方新福公司、ＸＸ平和丙方陈莲英、丁方重庆神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众望公司签订付款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四方协议书”），约定：丙方陈莲英实际投入是指其用于众望公司土地、拆迁以及众望公司正常开支的费用，扣除丙方持股期间众望公司发生的与众望公司土地、拆迁以及正常开支无关的费用（包括众望公司的债务、众望公司对外承担的担保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处罚责任），初步确定实际投资额为1.87亿元（包括杨步奉挂在外账所记载的4831万元），但需要共同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汇事务所）进行审计，最终数额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国港公司以审计结论为依据，替换乙方新福公司、ＸＸ平向丙方陈莲英支付尚欠的转让价款，其中2011年7月5日之前支付3000万元，2011年7月15日之前支付2000万元……该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签字盖章并由甲方实际履行上述5000万元付款义务之日起生效。“四方协议书”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国港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至8月9日陆续向陈莲英支付1700万元，余款未再支付。2011年8月5日，国港公司书面通知陈莲英，明确表示无法履行5000万元的付款义务，不能满足“四方协议书”生效要件，该协议未生效且已作废，要求陈莲英向新福公司和ＸＸ平主张相应权利。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2011年1月17日，陈莲英委托新福公司向周马克支付1300万元，同年1月30日又指示新福公司向林元琳支付2500万元，陈莲英认可该两笔款项在新福公司应付的转让款中扣减。此外，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2年5月21日作出的（2011）杭余民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众望公司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应赔偿杭州依群丝绸有限公司5240670.82元，支付鉴定费73600元、保全费50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4572元。原案审理期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陈莲英申请，就陈莲英及其丈夫杨步奉对众望公司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情况委托韦宁公司进行专项审计，该所经审计后出具浙韦会审（2013）第323号专项审计报告一份，审计结论载明：截止2010年12月31日，陈莲英（包括其丈夫杨步奉）对众望公司的投资情况：1．账外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万元；2．陈莲英在众望公司账内支付款项6034.52万元；3．陈莲英代众望公司支付，但众望公司尚未入账的款项756.71万元。审计报告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出说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莲英与新福公司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新福公司和ＸＸ平所签补充协议以及上述“四方协议书”均属有效。由于国港公司未按“四方协议书”约定期限和金额向陈莲英足额履行付款义务且在支付部分款项后明确告知陈莲英不再履行付款义务，故依约定该协议书不再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结算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新福公司、ＸＸ平与陈莲英间股权转让事宜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为履行依据。陈莲英已按约定将其名下众望公司股权过户至新福公司和ＸＸ平名下，履行了合同义务，新福公司和ＸＸ平亦应按约定向陈莲英支付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审计报告确认陈莲英（包括其丈夫）对众望公司投资款合计为177912300元，其中账外支付的11000万元虽未进入众望公司，但属于陈莲英获得其后向新福公司和ＸＸ平出让众望公司股权的对价，新福公司、ＸＸ平对该部分款项与本案关联性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新福公司代陈莲英向周马克、林元琳支付的3800万元应当从应付转让款中扣除，按照陈莲英2010年12月9日向新福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众望公司根据（2011）杭余民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向杭州依群丝绸有限公司承担的赔偿款5240670.82元和鉴定费73600元、保全费5000元及案件受理费44572元，亦应由陈莲英承担而予以扣除。据此，新福公司和ＸＸ平应当向陈莲英支付转让款合计134548457.18元，其中ＸＸ平应支付5700万元（其中投资款5600万元）及利息570万元，新福公司应支付78548457.18元及利息7854845.71元，此后的利息计付至款项付清日止。至于陈莲英要求新福公司支付前期三年利息补偿款1000万元的主张，因新福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故不予支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沈金龙并非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对陈莲英要求沈金龙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款57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2012）浙杭商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一、新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莲英股权转让投资款78548457.1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9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2年7月1日为7854845.71元。二、ＸＸ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莲英股权转让投资款570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9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2年7月1日为5700000元。三、驳回陈莲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216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017161元，由陈莲英负担235689元，由新福公司负担452852元，ＸＸ平负担328620元。宣判后，新福公司、ＸＸ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新福公司、ＸＸ平、沈金龙与陈莲英自行达成如下调解协议，请求本院予以确认：一、各方一致确认陈莲英为09号地块的前期拆迁工作，实际投入众望公司用于余政挂出（2008）09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的款项为79319894.47元。二、依照约定或陈莲英承诺，以下合计60363842.80元款项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1．（2012）浙杭商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的43363842.80元；2．国港公司代新福公司、ＸＸ平支付的1700万元。扣减后，新福公司、ＸＸ平还需支付给陈莲英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8956051.67元。三、新福公司、ＸＸ平已经支付陈莲英的相关款项16482413元，以及陈莲英确认欠付的利息4952000元，合计21434413元，全部抵销陈莲英股权转让款的余款18956051.67元及利息。四、新福公司、ＸＸ平及沈金龙一方，与陈莲英之间就本次股权转让及此前的相关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包括本调解协议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中的全部内容），再无其他争议。五、一审诉讼费按原判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161元，减半收取506080.5元，由新福公司、ＸＸ平负担。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于2014年4月4日出具（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本案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在诉讼中提供文成县公安局2015年1月15日致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件一份，用以证明，原案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新福公司、ＸＸ平私下通过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金龙的弟弟沈云龙等人，向陈莲英之子杨希鹏的驾驶员王国栋付款3800万元，该款实际支付对象是陈莲英，故原案调解协议关于双方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的内容虚假。金恒坤公司、ＸＸ平、沈金龙经质证，对其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公安机关回函内容不真实、不完整，对相关事实表述不清，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上述回函针对的是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协查陈莲英下落的函件，回函中虽然涉及沈云龙向王国栋支付3800万元、而王国栋又将该3800万元分别支付给俞美柳等人的事实，但是，上述款项收付行为并非直接发生在原案当事人之间，对于该款与原案纠纷的关联性，沈云龙向王国栋以及王国栋向俞美柳付款的具体原因等事实，公安机关在回函中明确回复无法查清。因此，即使沈云龙与沈金龙属于兄弟关系，而王国栋是陈莲英之子杨希鹏的驾驶员，也无法仅仅根据沈云龙向王国栋支付3800万元、王国栋又将该款分别支付给俞美柳等人的行为，推定陈莲英已从新福公司收取3800万元的事实。故公安机关该回函并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至于原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的行为，本院结合原案证据和事实作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信立与被告陈莲英、案外人杨希鹏之间因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纠纷成讼，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2013）浙温商外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判令陈莲英偿还黄信立借款本金人民币138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10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杨希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陈莲英、杨希鹏未如期履行债务，黄信立因此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陈莲英、杨希鹏缺乏可供执行的财产。另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新福公司企业名称于2014年6月变更为金恒坤公司。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精神，结合另案【（2015）浙撤初字第1号】诉讼情况，本院就此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本案原告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而言，原案处理结果可能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案外人，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但普通债权原则上不受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即原案当事人的普通债权人，一般不能作为原告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是，如果原案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普通债权人可以作为虚假诉讼受害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此外，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包括法律规定享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以及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也可以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保护。本案中，原告只是基于与陈莲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对其享有普通债权，对于原案纠纷的诉讼标的，原告不具有独立请求权；原案处理结果对于原告能否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实现其普通债权，具有一定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但这种事实利害关系也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就通常而言，本案原告并不属于原案中的第三人，其作为陈莲英的普通债权人，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还应当结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审查原案诉讼当事人是否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从而损害本案原告合法权益，或者审查原告的普通债权是否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范围。（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的问题原告在诉讼中主张，陈莲英与新福公司、ＸＸ平在原案二审诉讼中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损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债权人合法权益。该主张尽管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但综合原案诉讼的全部事实和证据，应当予以采信。从原案基础事实看，2009年7月，众望公司原股东吴良红曾将其28%、2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林元琳、徐定洲，2010年2月，徐定洲、林元琳又分别将23%、21%股权转让给天冠公司；同年12月，林元琳将剩余7%股权转让给新福公司。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反映，陈莲英曾在2009年7月6日与林元琳、徐定洲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林元琳、徐定洲只是上述股权“代持人”，属于名义股东，因此，其所持上述股权的真正权利人是陈莲英。在众望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中，1000万元注册资本并未发生变动，由于该公司于2008年3月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区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毛地”和挂牌方式受让相应地块（即原案所称09号地块）用于兴建“世贸布艺城市场”，在对“世贸布艺城市场”及外围产权人进行拆迁补偿等工作（即原案相关合同所称的09号地块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时，相关股东存在巨额资金投入，因而形成对众望公司的债权。陈莲英（林元琳、徐定洲）从吴良红处受让51%股权，同时也受让了吴良红对众望公司的债权；此后，陈莲英将其42%股权转让给新福公司、ＸＸ平，也同时包含了其对众望公司的债权。然而，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于2010年2月将51%股权转让给天冠公司时，并未向天冠公司转让相应债权；2010年12月，天冠公司将其51%股权又转让给新福公司时，虽然双方确认同时转让12830万元的债权，但根据中汇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结合相关当事人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内容分析，这些债权系天冠公司从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处受让51%股权后直接投资于众望公司而形成，其中并无陈莲英向其转让的债权。因此，陈莲英以“股权加债权”方式向新福公司、ＸＸ平转让权利时，其中的债权部分仍然是其受让于吴良红的债权（即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称“账外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其自身直接投入众望公司形成的债权（即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称“众望公司账内支付款项”与“陈莲英代众望公司支付，但众望公司尚未入账的款项”）之和，新福公司、ＸＸ平受让该股权与债权后，应当就此支付相应对价。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陈莲英对涉案项目投资总额（即其向新福公司、ＸＸ平转让的债权总额）为17791.23万元。但在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中，当事人确定陈莲英“实际投入众望公司用于09号地块开发建设及拆迁的款项”却只有79319894.47元，二者差额高达9800余万元。需要注意的是，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是原案一审法院在诉讼中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委托审计后出具，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具备相应资质，审计程序合法，审计结论只要不存在明显依据不足或经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就应当予以采信。但在原案诉讼中，新福公司、ＸＸ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审计结论；另案【（2015）浙撤初字第1号】诉讼中，本院责令金恒坤公司、ＸＸ平就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债权总额作出说明，金恒坤公司、ＸＸ平为此提供了两种计算方式，但该两种计算方式均缺乏依据，无法予以采信：其一，金恒坤公司、ＸＸ平主张，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截止2010年12月31日，“世贸布艺城”项目开发成本为296806494.70元，扣减应付账款余额21408600元后，实际总成本为275397894.70元，其中属于天冠公司投入的12830万元，而新福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于2010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投入67778000元，按照“世贸布艺城项目实际总成本－天冠公司投入款项－新福公司投入款项”的公式计算，陈莲英的实际投资款为79319894.70元，与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数额基本对应。然而，金恒坤公司、ＸＸ平主张的该种计算方式仅仅截取了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一部分内容，以“世贸布艺城”项目开发成本作为基数，割裂了该数据与其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身缺乏科学性。事实上，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载，截止2010年12月31日，众望公司账面总资产为356126208.60元，其中货币资金85907.19元，其他应收款56470806.69元，存货298181774.70元（其中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296806494.70元）……很显然，“世贸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只是众望公司总资产中“存货”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其他巨额资产，这些资产均系众望公司股东以往投资累积而成，同样都与“09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有关，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部分资产已由陈莲英等人另行收回，金恒坤公司、ＸＸ平在上述计算方式中，将这部分资产从众望公司总资产中剥离，显然缺乏依据；其将因“09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发生的款项简单等同于“世贸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其二，金恒坤公司、ＸＸ平还主张，如果以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中关于陈莲英总投资额为17791.23万元的审计结论为基数，则应扣减以下四部分款项：一是陈莲英向吴良红受让51%股权所支付的11000万元对价中，包含1904万元溢价款以及555万元的介绍费、利息、无形资产等，小计2459万元；二是天冠公司投入众望公司的款项中，至少有1345万元被陈莲英用于归还自身债务；三是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中所涉众望公司应付账款2141万元中，其中1865万元属于陈莲英未披露的债务，根据陈莲英2010年12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该款应由其承担；四是陈莲英曾向新福公司、ＸＸ平承诺，其儿子杨希鹏、儿媳胡爱敏以杭州鹏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威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借款3000万元保证用于鹏威公司，否则该款在其与新福公司、ＸＸ平之间的转让款中扣减。但该3000万元事实上并未用于鹏威公司，导致鹏威公司资产被法院依法拍卖，又产生资产损失1000万元，该4300万元应予扣减。上述四项扣减项目累计金额9900余万元，故截止2010年12月31日陈莲英的投资余额为7800余万元，与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数额也基本对应。但是，按照原案调解协议的逻辑，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陈莲英投资款总额问题，扣减项目属于协议第二条约定内容，金恒坤公司、ＸＸ平将上述四项扣减项目计入协议第一条，有违原案调解协议的逻辑和文义。而且，其所主张的以上四项扣减项目中，除了第三项所涉众望公司1820.86万元应付账款可能需要根据陈莲英2010年12月9日出具的承诺由其个人承担，在涉案转让款中扣减外，其余款项的扣减均缺乏依据，无法予以支持：首先，陈莲英向吴良红支付的转让款中虽然包含了溢价款及其他无形资产等费用，但这些款项属于陈莲英实际支付的对价；而且，此后其将股权（债权）转让给新福公司、ＸＸ平时，双方只是约定股权部分“无溢价”转让，对债权部分的转让并未约定“无溢价”。因此，将上述向吴良红实际支付的“溢价款”等费用列入转让范围，不违反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其次，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天冠公司投入众望公司的款项中，确有部分被陈莲英用于归还自身债务，但韦宁公司在审计时已将这些款项在“陈莲英账内支付款项”中予以扣减，金恒坤公司、ＸＸ平在第二种计算方式中又将此列入扣减项目，显然不能成立。最后，关于杨希鹏、胡爱敏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所负3000万元债务问题，属于“四方协议书”约定内容，由于“四方协议书”最终并未生效，对四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故金恒坤公司、ＸＸ平对该债务及所谓损失主张扣减，缺乏合同依据；即使“四方协议书”相关约定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杨希鹏、胡爱敏未将3000万元借款用于鹏威公司的事实，故陈莲英也不负有依约定承担该款的义务。据上，金恒坤公司、ＸＸ平上述二种计算方式均不能成立，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至于调解协议其余条款，涉及款项扣减与债务抵销等问题，均以该调解协议第一条作为基础，据上所述，在第一条内容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定的情况下，无论其余条款内容是否真实，该协议本身从整体上看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无论是陈莲英还是新福公司、ＸＸ平，在签订股权（债权）转让合同时，对于转让标的、价款等合同最基本的要素，都应当具有正确的认识，其所预估的转让价款数额与实际数额一般并不可能发生巨额偏差。从事实看，原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书载明的陈莲英投资款总额（即转让的债权额），远高于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却与韦宁公司审计结论相近。在原案诉讼中，陈莲英一审请求金额本息也高达1.7亿元，一审判决在扣减相关项目后支持了1.49亿余元；二审法院主持调解时，新福公司、ＸＸ平在主张扣减、抵销的基础上，也曾经同意支付4000万到4500万元的转让款。但在当事人所主张的基础事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双方最终却自行达成所谓“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的调解协议请求法院确认，其行为并不符合常理，令人有充分理由对调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据上，原案调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予以认定。陈莲英在对他人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却在调解协议中放弃了到期债权，具有明显恶意；就陈莲英对外负有巨额债务的事实，新福公司、ＸＸ平在主观上应当属于明知，陈莲英的相关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相关法院曾向新福公司、ＸＸ平等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但其仍与陈莲英达成上述调解协议，也难认定系善意所为。本案中即使不认定陈莲英与新福公司、ＸＸ平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也应当认为调解协议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制范围。由于该调解协议对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陈莲英的债权人正常实现债权产生消极影响，损害其民事权益，故本院（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对此予以确认错误，根据规定，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三）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条件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应当具备二项程序条件，一是原告必须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二是原告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诉讼。就第一个程序条件而言，原告未参加原案诉讼是指没有成为原案诉讼的第三人，而不是指未实际参与原案诉讼的过程。本案原告作为陈莲英的债权人，在原案一审期间不可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二审期间对于原案当事人达成虚假调解协议的事实也并不知晓，故其对于自身未成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观上没有过错；就第二个程序条件而言，原告于2015年10月13日向本院提交诉状提起本案诉讼，现并无证据证明其在6个月前已经知道原案二审调解书内容损害其权益的事实，故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6个月期间，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综上所述，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对原案二审调解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该调解书被撤销后，一审判决自然也不生效，原案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债权）转让纠纷，应当重新通过相应诉讼程序解决。陈莲英作为原案原告，如果在本案判决生效后怠于继续通过正常诉讼程序行使其权利，则本案原告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行使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本院（2013）浙商终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104600元，由被告陈莲英、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ＸＸ平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建勋代理审判员  谢静华代理审判员     沈伟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