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奉民一(民)初字第6844号解除查封诉争的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南中路XXX号店铺一间。原告张洪，男，1943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古华新村南区687号201室。委托代理人顾君，上海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晔，上海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奉叶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1018弄21号1621室，实际经营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环城东路323号5楼。法定代表人庄春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群群，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洪诉被告上海奉叶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叶税务师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于2015年12月8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洪的委托代理人顾君，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春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群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03年11月税务局退休后由被告聘请到被告处工作，担任顾问职位。对于待遇问题，双方约定除了享受一般工资、奖金外，还比照董事出资额分红的80%享受补贴待遇。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被告的业绩提升作出了很大贡献，后原告于2013年10月底从被告处退休。2015年5月，原告从被告其他股东处获知：自2013年至今，在原告工作期间（2003年11月至2013年10月），被告对公司利润进行了多次分红，而被告从未按原先的约定给原告发放比照分红的待遇补贴。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维护其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待遇补贴共计2,846,805.05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具体的计算方式为：参照一般股东顾正福的标准计算，其中2013年9月顾正福分红金额为556,292.85元，乘以1.8，计1,001,327.13元；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顾正福五次分红共计1,064,154.40元，乘以1.8，减去当时原告已经享受的70,000元，计1,845,477.92元。以上两笔金额相加，即为诉请的2,846,805.05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对其诉称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被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各1份，旨在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原件1份，该份材料系被告招聘原告入职前给予原告待遇的书面承诺,形成于2003年11月前，该书面承诺明确原告对股东的分红不能享受，但可以按照董事会成员的80%给予补贴报酬，旨在证明双方约定的待遇计算方式；3、《上海奉叶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章程》（2003年11月之前书写）复印件1份，旨在证明：（1）当时聘请张洪到被告处只需董事长即所长决定即可（第7页第二十八条及第8页第三十二条，副所长之外的人员只需董事长即所长决定即可）；（2）第2-3页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当时被告各股东的股权出资额比例，正好印证了第2组证据中被告承诺给原告的报酬比例，即恰好是一般股东的1.8倍；4、《股东承担解聘金及补税补社保金额一览表》1份，该证据是本案被告起诉原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号为（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1696号，以下简称1696号一案）中被告提供给法庭要求与原告协商退赔解聘金及补缴金，旨在证明原告报酬待遇的计算标准，被告当时认可按一般股东的1.8倍计算原告的报酬补贴，与第2组证据相印证；5、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以下简称第二税务所）2016年5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申报分红纳税明细（2013年9月申报入库）1组，旨在证明被告2013年9月通过第二税务所申报分红纳税，分红总额为13,046,038.80元，各股东的分红情况都有说明，从而证明各股东在2013年9月的分红明细，其中顾正福的分红是556,292.85元；6、被告2003年至2013年期间发出的聘任通知1组，旨在证明原告至被告处担任顾问是有红头文件的事实；7、被告的工商档案材料1组，旨在证明宋富章200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所长和董事长（执行董事）；8、1696号一案的庭审笔录1份，旨在证明在本案被告起诉原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为查明张洪受聘于被告的前因后果及约定的待遇问题，故申请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宋富章（董事长、所长、法定代表人）、陈伯龙（董事）、王宏根（财务负责人）、陶正林（副所长）出庭作证。证人宋富章（男，1946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贝港新村北区137号401室。）证称：1、我2000年至2013年在奉叶税务师公司工作，那时税务局的局领导、科长退休后都有习惯到奉叶税务师公司发挥余热，当时的税务局局长顾卫也说过退休后要到我们所里来，张洪退休了就到我们所里来。2000年之前，奉叶税务师公司属于税务局的一个下属咨询部门，是局里的三产部门，2000年6月后国家有规定就转为私有性质。2、《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是我书写的，是2003年10月经董事会成员（我、陶正林、陈伯龙）讨论后决定的，2003年11月以后张洪关系正式转入所里，每年年终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讲过张洪等相关人员（指张洪和康勤芳）比照发多少钱。张洪拿钱的凭证由财务制作，所里讨论后由我签字发放。张洪拿的报酬是比照股东的分红确定。证人陈伯龙（男，1941年3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贝港新村317号501室。）证称：张洪来我们所里的待遇是参照副所长拿董事会成员待遇的80%。所里平时的事务是董事会决定的，张洪当时是书记，具体对外勤工作中发生事情时进行沟通，但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证人王宏根（男，1944年9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桂林东街28弄3号1801室。）证称：我2003年起担任主办会计兼办公室负责人，也是奉叶税务师公司的股东。对张洪的待遇发放问题要听宋富章的，宋富章对我讲是经董事会讨论同意的，所以才叫我这样发的。财务报告要在公司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宣读后通过的（张洪不参加股东大会），公司的监事也看过。财务报告中相关人员（指张洪和康勤芳）比照发放。证人陶正林（男，1940年9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新村315号302室。）证称：1、张洪自2003年10月起到奉叶税务师公司当顾问，财务由老宋（宋富章）管的，每年年底开一次股东大会，关于张洪比照副所长享受80%的待遇问题是在会上讨论过的。2、奉叶税务师公司的股东以前都是税务局干部，股东名册里的股东都正常上下班，张洪跟其他股东一样，天天正常上下班，出勤基本是满勤的。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驳回。1、原告入职到被告公司违反了党纪，违反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办发[2004]13号《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要求；2、原告入职到被告公司违反了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离职后的从业限制规定，原告从被告处获取的利益是非法利益，应依法予以没收，现原告继续向被告主张支付待遇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此外，原告作为处级干部，受党教育多年，应当更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利用职务优势获得一己之利，况且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最严厉打击的就是腐败，原告的行为就是腐败，应当从重打击。被告对其辩称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2003年至2013年期间的聘任通知1组，旨在证明2003年10月1日起原告被聘为被告的顾问，且担任过被告的代理副所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原告系被告高管;2、2003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公司会议记录复印件1组，旨在证明原告系被告高管、班子成员；3、被告公司章程2份（2003年和2010年），旨在证明原告不具备被告的股东身份；4、张洪工资发放一览表及2004年6月22日至2013年6月红利发放明细表1组，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获取含税的红利2,535,127.21元；5、发放记录表1组，旨在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已享受其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原告不是股东，不应当再享受红利；6、证人（宋富章、刘国兴、潘文荣、施协成）出庭申请书及中办发[2004]13号《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各1份，旨在证明原告张洪利用其在职时形成的影响，获取业务，属于不正当竞争，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给予其利益的条款是无效的。证人宋富章（男，1946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贝港新村北区137号401室。）证称：1、张洪原来是奉贤税务局副局长，大概2003年退休之后到奉叶税务师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张洪业务比较熟悉、活动能力比较广，对奉叶税务师公司是有贡献的；2、对于原告提供的《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中的“经董事会商量决定”，董事会成员包括我、陶正林和陈伯龙，我是所长，他们是副所长，三个人商量决定之后由我起草这份书面承诺，当时张洪刚刚来所里，是暂时性约定的，临时出具给张洪这份书面承诺的；3、张洪到奉叶税务师公司后，确实给所里带来了很大利益。当时董事会三个人在研究时认为张洪的待遇稍微高了点，我认为应当按照一般股东近些年待遇分配比较合理，但有些人认为张洪贡献较大，应当提高待遇，后来就遵从了这个意思。证人刘国兴（男，1938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航泰新村32梯301室。）证称：我原来是被告的一般股东，2000年原来的监事出车祸去世了，所里推荐我做公司监事直至2008年，所以我对所里情况比较了解。张洪的工资定了跟人家差不多的，奖金与所长宋富章一样。当时我提出来，股东是投资人，年底有分红，股东都是自己拿钱出来了，张洪没有出资也拿分红，拿的和所长一样多不合理。后来宋富章跟我解释“张洪原来是领导，有无形资产。”，我想总归要听领导的，张洪在工作期间，对所里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虽然对外讲他不清楚，其实什么都知道。张局（张洪）待遇高是因为他有无形资产，能拉到业务，比如以前一些免税福利企业都由他分管，与企业关系比较熟悉，业务就能拉过来。我作为公司监事，知晓张洪不是公司股东，拿到的奖金同所长差不多（工资大家都一样的）。公司每年开一次股东大会，中间开几次小会，开会时大家都不说，会后大家心里不舒服，就会跟领导去讲讲，认为其中不公平。证人潘文荣（男，1943年9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北宋村1238号，现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正环路888弄76号601室。）证称：张洪2003年到奉叶税务师公司工作，他是税务局退休前提前过来担任公司顾问的，没有什么职务。后来随着发展，聘用张洪做副所长（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张洪过来之后确实对公司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开拓业务、联系单位等事务，凭借张洪的人脉进行业务上的联系，期间公司的业务也比较好，在此基础上给张洪优厚待遇，包括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该给的都给他了（在其位谋其政，他在这个职务上应当做这些事情，所以待遇较高。）。张洪在没有出资、没有干股的前提下，一直参与股东利益分配。2010年4月公司改选时撤销了董事会，只设一个执行董事、一个监事，当时我担任监事，宋富章担任执行董事。张洪还是和以往一样，比照董事待遇获得利益，我在审查财务报告时，发现有一项“相关人员分配”，我就问了分管财务的副所长王宏根及财务朱国谊，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讲是张洪的分配，我就知道了这笔数字就是张洪和其他人员的分配，占有了我们股东的合法权益。2010年4月开股东大会时已经取消了董事会，根本没有比照了，却仍比照董事的待遇享受，在这点上我们股东都有想法，以前张洪比照董事享受待遇股东都不知道的，张洪享受待遇直至2013年10月退休。证人施协成（男，1940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三村2号新村28号。）证称：张洪调到奉叶税务师公司后，不是股东却要拿我们股东分红，也不出股金。他一直对老宋（宋富章）讲要有个说法，我听说老宋给他写了张纸，上面没有公章，也没有会议记录，我认为是违法的。他拿到那么多的利益应该退还。此外，本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职权调取了1696号一案中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包括任职证明、沪注税（2000）60号批复），并依职权到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股东2013年至2015年的完税证明1组及本院根据上述材料整理的《2013-2015奉叶股东分红情况（按股东排序）》1组（4页）。经当庭质证，（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承诺由当时的董事长宋富章书写，但没有签署具体日期，且被告是有限公司，聘任原告并非宋富章个人聘请，原告原是宋富章的上级领导，宋富章鉴于原告的特殊身份出具这样的书面承诺应当无效，况且表述的内容“经董事会商量决定”并非事实，这份手写的书面承诺既无签名、盖章，也没落款日期，没有股东会决议，股东从没看到过，原告直至诉讼才拿出来，说明原告是利用职权影响力牟利，是见不得光的，书面承诺必然无效且自始无效。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聘请张洪进入公司只需董事长即所长决定即可，从章程上讲是允许的，但张洪具有特殊身份，离职后不能到被告处就职，聘请的基础系违法，聘用也是违法的。对于出资比例不予认可，董事长无权决定股东的分红，这点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七）项有规定，分红及亏损由股东会审议，董事长无权决定，宋富章所写的书面承诺是无效的，故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法律规定和审判实践，双方为了调解作出的表述不能作为要求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理由。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所得的项目是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也就是说获得分配的人员都是公司股东，原告无权获得。宋富章2013年4月因年龄大了不适宜继续担任执行董事，之后股东才陆续知道张洪的待遇问题了，所以公司在2013年4月后开了十几次的股东会对遗留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不再向张洪发放任何待遇，以前发放的就算了，今后开股东会也不让张洪参加了。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能说明原告退休前已到被告处工作。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实际也是被告公司的人，宋富章平时听从原告的意见，故宋富章出具的书面承诺是无效的。对证据8，原、被告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宋富章、陈伯龙、王宏根及陶正林的证言，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其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张洪“比照董事出资额80%享受补贴”的待遇是经过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且这十年来一直是按该标准执行的，期间没有股东提出过任何异议。被告认为，宋富章的证言中税务局领导退休之后到所里，就是利用他们之前的关系到公司发挥余热，证明原告利用其之前职务形成的优势，留待退休以后回报，明显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行为规范，由此原告获取的系非法利益，不应支持；对其余证人证言，说明关于张洪的待遇问题没有告知股东，只是到了年终开股东会时，对相关人员比照发放，也没写明是谁。由此证明股东对于张洪享受分红一事当时毫不知情，认为公司分红由股东会讨论决定，张洪提供的书面承诺无法律效力。（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不予确认，认为张洪确实担任过公司顾问和党支部书记，但从未担任过副所长，2009年的聘任通知上写有代理部副所长，但实际上代理部没有副所长。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说明原告具有高管身份。对证据3予以认可，但原告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对证据4、5认为，被告统计的金额数字有误，被告将公司一般股东的社保补贴等都计算在内了；原告从来没拿到作为股东分到的红利，其所拿到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报酬；另外，证据上面都写了“比照发放”，说明这不是一般性红利，很多都是当时的董事长宋富章签字发放的。对证据6，即证人宋富章、刘国兴、潘文荣及施协成的证言，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①证人身份均为公司股东、员工，可能具有偏向性；②对证人多次提到的分红问题，原告享受的并非股金分红，而是参照股东分红80%的补贴，是劳务报酬，而非分红；③对证人所说的心里不舒服，属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当时均由董事会决定，股东会上没人提出过异议，比照这个标准执行是有效的；④被告讲原告通过人脉拉到了很多业务，难道这是非法手段拉来的非法业务吗？被告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系客观、真实，可以证明张洪在入职之前是税务局副局长，主管减税、免税业务，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熟悉，入职后利用了这些关系这一无形资产。公务员法规定了到企业中去有入职限制，领导岗位为退休后三年，如果职务影响没有消除，三年期限可以延长下去，证言可以说明张洪利用人脉关系拉到了业务，造成了市场不公平的竞争，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无效的，故宋富章出具给原告的书面承诺属无效条款，证言也可以说明宋富章写书面承诺是按张洪的要求初步写了一下，自己内心认为过高，以后根据情况要作出相应调整，至于后来没有调整的原因是张洪以前是领导，大家都不敢说。以前已经发放给原告的待遇系非法所得，应予以没收，现在原告继续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此外宋富章出具的书面承诺中写到，根据公司发展，待遇计算的基础都变更了、不存在了，却还按这个待遇继续发放，现在再要追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1696号一案卷宗材料以及到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调取的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股东2013年至2015年的完税证明及相关的整理资料（2013-2015奉叶股东分红情况），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依法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及6、7以及证据8中的庭审笔录，被告提供的证据1-5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奉叶税务师公司股东2013年至至2015年的完税证明及相关整理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系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其中宋富章的两次证言及原告提供的证人陈伯龙、王宏根、陶正林的证言，均系客观真实，各证言内容能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人刘国兴、潘文荣、施协成的证言，三位证人均系被告股东身份，显然与本案的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难以采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辩解意见的证据。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的举证、质证过程，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张洪原系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的副局长。2003年10月1日起，原告退休后正式受聘于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工作，担任公司顾问直至2013年10月31日止。对于待遇问题，由被告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并由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宋富章出具一份《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的书面承诺，主要内容为：经董事会商量决定，张洪同志退休后，事务所长聘任其担承事务所顾问，其待遇原则上享受副所长待遇，具体如下：一、工资单上发放待遇：1.基本工资，劳务费、节日补助发待遇，除注册税务师补助每月200元不能享受外，其余照退休、待退人员待遇，按2003年初计划及分配办法表上（副所长）发放；2.享受副所长每月补助200元职贴；3.超收奖金按平均奖金的1:1.35发放，所长1:1.4，副所长1:1.3，高于副所长0.5个百分点；4.股金分红不能享受，但经研究适当变通，即按董事会成员（陶正林、陈伯龙）增资后5万出资额的80%给予补贴解决（比照董事待遇），如不当顾问，按一般出资人50%发放；5.以上待遇均从2003年11月份正式退休后计算发放。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在原告张洪与被告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合法途径发展公司业务，公司业绩大幅上升。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了工资、补助及奖金。2013年4月起，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宋富章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嗣后被告认为，原告并非被告股东，依法不应享有股东分红，原告在被告处担任顾问、副所长、党支部书记职务期间，利用高管身份，违反忠实义务，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依法应当予以退还。遂于2015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原告张洪退还给被告公司资产2,535,127.21元，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被告于2015年8月11日因故撤回起诉。2015年9月1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待遇补贴2,846,805.05元。另查明，1、被告奉叶税务师公司原名上海市奉贤县税务咨询事务所。2000年8月1日，经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发文批准，将原事务所改制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组织形式：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的十项代理业务；注册税务师：宋富章、陈伯龙、陶正林等23人；出资人：宋富章等23人；专职从业人员：24人；首席发起人：所长和法定代表人宋富章；注册资金：三十万元。2000年9月4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奉叶税务师公司。2、2000年9月4日至2013年7月18日期间，宋富章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所长、董事长）。2013年7月1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汤卫青，庄春明现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3、根据被告2003年9月27日章程第四章第八、第九条规定，董事长、董事会人员与一般股东的出资比例应根据承担的责任、风险与出资额相结合的原则，由董事会提出方案，全体股东协商确定。董事长、董事、股东的名称（姓名）、出资额、出资比例和方式如下：董事长、所长、法定代表人6万（10.38%），董事5万（8.65%），一般股东19*2.2万=41.8万（72.32%），股东名册包括宋富章、陈伯龙、陶正林、刘国兴、周品章、王洪楼、施协成、王宏根、徐大中、潘文荣、顾正福、刘德根、汪美玉、王士新、沈石明、沈文秀、顾丽华、徐炎新、何汉忠、吴宪萍、侯淑英、庄春明，共计23人，其中宋富章、陈伯龙、陶正林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分别为6万元（10.38%）、5万元（8.65%）、5万元（8.65%），其余一般股东的出资额均为2.2万元，出资比例均为3.81%。该章程经全体股东共同订立签名确认，对股东具有约束力。4、2013年7月26日，经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奉贤分局批准备案，被告原执行董事为宋富章，原监事为潘文荣；备案之日起监事为庄春明，执行董事为汤卫青。5、本案被告在1696号一案的庭审中当庭确认：其提供的发放记录表是由公司财务王宏根制作后由宋富章签字后才能发放。发放工资待遇不需要股东会决定，发放红利由股东会决定；2003年至2013年期间，公司每年开一次股东会。2004年6月工资报销表上除了张洪，其余都是公司股东；2004年10月27日起，原告和案外人康勤芳（系税务局退休人员，2000年到被告处工作）的工资报销表单独做表；康勤芳在2000年至2003年是不参与股东分红的，自2003年张洪到被告处工作后，与张洪一起参照股东发放红利。又查明，1、在1696号一案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股东承担解聘金及补税补社保金额一览表》一份，确认张洪参照标准为“顾正福”，张洪为一般股东的1.8倍。顾正福的股东起始日期为2000年6月至2013年10月。2、2013年9月，被告向顾正福发放分红556,292.85元；2013年1月、5月、12月，被告分别向顾正福发放2013年1月1日至31日、2013年5月1日至31日、2013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的一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252,058.20元、28,805元、455,389.26元；2014年1月，被告向顾正福发放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一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132,601.64元；2015年10月，被告向顾正福发放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一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195,300.3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原、被告双方差距太大，致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宋富章出具《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的书面承诺是否合法有效？二、原告主张的待遇补贴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宋富章出具给原告的《关于张洪同志正式退休后到事务所工作的待遇问题》实质系双方对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待遇报酬的书面约定，经审查，该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作为提供劳务者，已按约定全面履行了相应义务，而被告未按涉案的书面承诺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报酬补贴，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报酬补贴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提出的该书面承诺违反了党纪，违反了中办发[2004]13号《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要求，违反了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离职后的从业限制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腐败行为，据此应当驳回原告诉请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对于原告行为是否构成腐败行为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被告可提供证据向相关部门举报处理。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的待遇补贴的具体数额，被告在1696号一案中自认参照与原告同时在2013年10月底退休的顾正福进行计算，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顾正福在2013年10月前系被告的一般股东，顾正福于2013年9月取得被告发放的分红556,292.85元；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顾正福共取得被告发放的一般利息、股息、红利合计1,064,154.40元。上述两笔款项均根据涉案的书面承诺按1.8倍计算，分别为1,001,327.13元（556,292.85元*1.8）、1,915,477.92元（1,064,154.40元*1.8），减去原告已分得的7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报酬补贴2,846,805.0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奉叶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洪报酬补贴人民币2,846,805.05元。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7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34,574元，由被告上海奉叶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军芳审 判 员  费正权人民陪审员  李凤英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崔 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