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7101行初887号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后勤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住所地广州市小北路243号。法定代表人：向阳，职务：部长。委托代理人：范玮，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瑛，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组织机构代码35574319-6。法定代表人：彭高峰，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王理。委托代理人：王伟国，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直街30号之一华翰大厦3楼A。法定代表人：陈中兴。诉讼代表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柳茜，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首、二层。负责人：何小红。第三人：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26、27楼。法定代表人：吴峰，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瑾，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赖玉明，该公司职员。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后勤部不服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龙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淘金支行）房地产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表明因与农行淘金支行资产转让关系涉及本案房产故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后勤部的委托代理人范玮、李瑛，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王理、王伟国，第三人国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倪烨中、刘柳茜，第三人粤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瑾、赖玉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农行淘金支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后勤部诉称: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国龙大厦（以下简称“国龙大厦”）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与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龙公司”）合作开发建设而成，原告作为国龙大厦的用地单位及共同建设单位，在产权登记上理应登记为共有人。1、根据《物权法》、《国防法》、《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解放军营房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等法律、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规定，军队房地产是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国防资产（中央军委授权解放军总后勤部行使代表权）。原告是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军事机关大院的军队房屋、军用土地等国防资产的法定占有使用单位，是对本部新建的军队房屋（含军地合建中的军队分成房屋）进行权属登记的法定申请单位。2、1995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发出《军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1995］字第150号），同意将原告管理的“广州市小北路243号”宗地（坐落号）空广粤字第60594号地块，土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原告与地方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建房。1995年9月6日，原告授权“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根据军队编制体制整编命令，管理科已经被撤销，以下简称“管理科”）与国龙公司签署了《合作建房合同书》，合同约定：“军方提供在用土地约3000平方米，建一栋27层综合楼（含地下室两层），建筑面积不少于40000平方米（具体建筑面积按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审批为准）。建设资金全部由国龙公司负责，建成后按实际建筑面积分成各自使用，原告占42%，国龙公司占58%”。还约定了面积分配的具体方案：“原告分得大楼的西半边，国龙公司分得东半边，自地下室至顶层垂直分配，22层（含地下室）以下按1:1分配，国龙公司按比例缺少部分在22层以上补足”。此《合作建房合同》是经过合法审批程序且双方自愿签订的有效合同。3、为履行合作合同，双方共同完成了向广州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申报合作建房的各项报建手续：（1）1997年12月8日，共同申领了“穗规地证字（1997）第x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1998年6月8日，共同与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签订了（1998）xxx《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地块容积率规划调整、总建筑面积发生变化，双方于2002年12月16日又共同与被告签订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3）1998年8月14日，双方共同申领了“穗规建字（1997）第47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4）2001年12月11日，国龙大厦竣工后，双方作为合建单位又共同申领了“穗规验证字（2001）第758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可见，原告与国龙公司具有“军地合作建房”的合法合同关系，双方同为国龙大厦建设项目的用地单位和工程建设单位。由上，原告理应是国龙大厦项目的产权共有人。二、被告无视国家有关军队用地的强制性规定，未经原告同意，仅凭一份无效的《补充协议》，就于1998年5月核发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将6512平方米全部土地权属登记给国龙公司一方，是缺乏依据的违法行政行为。1、1998年3月28日，管理科与国龙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国龙公司出资6000万元，收购原合作合同中原告“应分得的42%的股权及产权（建筑面积16800平方米）”。该《补充协议》未获得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属擅自变更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现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2、根据《关于军队有偿转让空余土地有关问题的通知》（注：财综字［1993］159号文）第一条“转让空余军用土地，不论数量多少，均应报经总后勤部批准”的规定；以及根据《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转让军用土地使用权，不论数量多少，一律报总后勤部审批”、第十七条“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经批准后，其建设规模、转让土地数量发生改变的，必须重新报批”的规定，该《补充协议》未办理任何报批手续，显然属擅自变更转让土地面积的违法行为。被告作为本市房地产产权登记的政府主管机关，对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本应是十分清楚的。3、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该《补充协议》有效，原告与国龙公司《合作建房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用于合作建房的土地面积，总共只有3300平方米。而被告却在1998年5月核发了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将本属于原告的“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面积约6512平方米的地块”全部土地面积的产权人确认为国龙公司一方。这种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合同依据，也未经原告同意的行政登记行为，是违法行政行为，应当纠正。三、被告2002年将原告在合建项目中约定应当分得的50%建筑面积：“国龙大厦”地下室1-2层、地上1-6层中心线以西部分约13001.85平方米的军队房产，即涉案的首层建筑面积为1262.27平方米的产权初始登记错误地登记在第三人国龙公司名下，是违法行政行为。1、根据建设部部门规章《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广东省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建设部与总后勤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城镇驻军营房产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军地按份共有的国龙大厦房屋的所有权初始登记，必须由原告与国龙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被告应在审查申请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前提下，按照军地双方《合作建房合同书》约定的分成比例，将原告、国龙公司各应分得的房屋进行登记。如前所述，1998年3月28日原告与国龙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将原合同中原告“应分得的42%股权及产权（建筑面积16800平方米）”以6000万元价格转让给国龙公司。显然，该条款明确备注“1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就是根据原《合作建房合同》约定的“提供在用土地3000平米、总约为4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来计算的。被告明知《补充协议》违反强制性规章法规、手续不全，却仍以该《补充协议》为依据，将协议中约定的1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产权初始登记错误的登记到国龙公司一方名下，存在过错。现生效的法院判决已经确认该《补充协议》无效，被告理应对此违法行政登记予以更正。2、原告与国龙公司从未对超出《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建筑面积进行分配或处分，被告却擅自将差额部分建筑面积的产权全部登记到国龙公司名下，缺乏依据。在被告1998年5月已经发出了错误的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情况下，1998年6月8日，被告（甲方）与原告和国龙公司（乙方）三方共同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8］xx号），仍确定原告、国龙公司同为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方。该出让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出让给原告和国龙公司的地块面积为6512平方米，合同附件备注建筑容积率9.77，总建筑面积为63605平方米；2002年12月16日，广州市国土局又与原告和国龙公司签署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因规划调整后的总建筑面积为70443.7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为10.82）。无论是1995年9月6日签署的《合作建房合同书》还是1998年3月28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原告与国龙公司合作建房的土地面积都只有3000平方米（未含补充合同中的300平方米），原告与国龙公司约定按42%：58%比例分配的项目建筑面积也只是“不超过40000平方米（以规划部门实际批准的容积率为准）”。按照2002年调整规划后的容积率10.82计算，3000平方米х10.82容积率＝32460平方米，即原告与国龙公司实际能进行分配的建筑面积应当是32460平方米，与《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建筑面积70443.73平方米相差37983.73平方米，这部分差额面积并非原告与国龙公司合同约定的应分配面积，应当“房随地走”仍然属于原告所有。但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直接将该部分37983.73平方米建筑面积登记在国龙公司名下是错误的。3、原告从支持广州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已经尽可能缩小了要求更正登记的范围。国龙公司取得被告的违法初始产权登记后，立即开始向银行抵押贷款、并向社会非法出售，甚至一房二卖，诈骗购房人。原告自2006年开始为国龙大厦项目纠纷与国龙公司进行民事诉讼，主张返还应得分配房屋。原告虽有充分证据证明，国龙大厦所有权初始登记和抵押登记确有错误，完全可以坚持要求被告对国龙大厦停办所有产权交易登记，但考虑到如果要求将这些房屋全部返还，会导致已付购房款的小业主丧失房屋、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为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原告对小业主购买的军队分成房屋中的144套住宅，不再要求返还，而只向国龙公司主张损失赔偿；对于尚未转让出售的“国龙大厦地下室1-2层、地上1-6层中心线以西部分约13001.85平方米”的军队分配房产，更正初始产权登记不至于产生社会维稳问题，这已经是原告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所做出的最大让步，理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没有合同依据、也未获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有如下违法行政行为：1、被告在1998年5月发出的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将本属于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登记为国龙公司所有；2、被告在2002年将原告本应分得的3000平方米（未含补充合同中增加的300平方米）土地上的约32460平方米中的42%份额全部登记在国龙公司名下；3、被告在2002年还将《合作建房合同》中未处分的本属于原告所有的3512平方米的土地面积上对应的建筑面积全部错误登记在国龙公司名下。正因为被告一系列的错误登记的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造成了“广州市越秀区环市首层（房产登记号xxxx登记字xxxx号）”初始登记在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现原告要求将涉案的错误登记的50%建筑面积即1262.27平方米产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既是基于原告与国龙公司《合作建房合同书》的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淘金支行是涉案地块的抵押权人，依法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被告将“广州市越秀区环市首层（房产登记号2002登记字113059号）”初始登记在第三人国龙公司名下的行政行为是违法行政行为。2、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诉讼请求1中的错误登记予以更正，变更广州市越秀区环市首层产权中的50%面积即1262.27平方米产权登记到原告名下。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提起的行政诉讼。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淘金支行共同申请办理越秀区环市首层（以下称“涉案房屋”）的初始（新建）、抵押登记，被告以02登记xxxx号案受理。经被告审核准予登记。并向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向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淘金支行核发了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因此，在原告既不是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也不是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更不是涉案房屋合法的产权人的情况下，其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任何权利。其与被告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提起的行政诉讼。二、原告提起的诉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在起诉书中的第二项诉求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即原告无权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将涉案房屋50%的产权登记到原告名下。原告此项诉求也违反了一事一诉原则。基于上述法律的规定和本案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提起的此项诉求违反法律的规定。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在2006年3月2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2006］穗中法民五初字第22号案件时，已经知道涉案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事实，也知道涉案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的事实。如果原告对涉案房屋登记的事实有异议其应当在当时的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期间提起诉讼，即在2006年3月2日至2008年3月1日期间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于2016年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为此，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维护法律的尊严。四、被告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涉案房屋早在2000年11月20日已经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该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为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淘金支行，抵押人为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9月20日第三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淘金支行向被告提交申请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初始（新建）、更正抵押（他项权）登记。其向被告提交的资料有：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关于更正抵押物建筑面积的函、广州市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等资料一批。被告于2003年1月24日，以02登记113059号案受理，同时被告按照《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未发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指向的涉案房屋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办理转移登记的情形，也没有发现有其他权属纠纷或瑕疵。于是被告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03年5月28日核准登记，并于2003年7月3日向第三人国龙公司核发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于2003年7月2日向第三人农行淘金支行核发了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被告在核发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的申请、受理、审核等全过程中，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慎审查的义务，不存在超越、滥用职权和违法的情形，更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五、涉案房屋的土地已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根据房地一致的原则，被告做出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合法。由于第三人已经合法取得穗府国用［1998］字第特1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而上述文件又是办理初始登记的来源，根据房地一致原则，被告将第三人开发建设的涉案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六、原告要求撤销初始登记，其必须先行撤销穗府国用［1998］字第特1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认为：“发出了错误的穗府国用［1998］字第特1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穗国土建用字［1998］第xxxx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由于上述文件是办理初始登记的权属来源，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做出的涉案房屋的初始登记行为，那么其必须先行撤销上述初始登记行为所依赖的行政行为后，其才可以要求撤销被告做出的涉案房屋的初始登记行为。七、被告在整个发证过程中，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形被告在整个收件、受理、审查等环节中，始终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办理、依法行政，不存在超越、滥用职权等违法的情形。八、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被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羁束，其主张享有涉案房屋产权的诉求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其在行政诉讼中同样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是要求在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前提或基础之上形成的行政行为，其当事人必须先行解决其享有民事权利，且在该民事权利必须在判决书中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即当事人是涉案房屋或其他不动产的权利人或有利害关系之后，其才可以因与涉案房屋或其他不动产的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为由，向人民法院就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根据本案原告向法院提交的［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在该案件中曾要求第三人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原告，同时由原告自己将涉案房屋办理登记在自己名下。但原告的上述请求并没有得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由于原告要求返还的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已经在其他案件中被法院依法驳回，因此，其在本案中提起的行政诉讼同样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九、被告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的法律依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受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第八条：“下列房屋所有权与所占用土地的使用相统一的房地产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地产权属登记：（二）新建的商品房屋，开发经营企业应当自房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确认产权，领取房地产权权属证明书。”第九条：“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被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依法做出公正裁判，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国龙公司述称，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注意到：根据原告在（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案中所述，并结合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原告与国龙公司合作的脉络为：1、原告在1995年，根据军队建设需要，在与国龙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向解放军总后勤部上报了“合作建房”的审批手续。2、1995年4月4日，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根据总后勤部的批准文件，为该项目向广州市国土局发出了《军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该许可证上注明：“经（1995）后营字第149号文件批准，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座落在广州市小北路243号，宗地（座落）号空广粤字第××号，面积柒千整平方米土地用于合作建房。请准予补办出让手续，免交土地出让金。特发此证。”3、1995年9月6日，原告与国龙公司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书》，约定原告提供用地约3000平方米，建成综合楼，建筑面积不少于40000平方米（具体面积按广州市规划局审批为准）。建成后按实际建筑面积分成：空军后勤部占42%，国龙公司占58%。4、1997年12月8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向原告及国龙公司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本项目用地面积为6512平方米。5、1998年3月28日，原告与国龙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原告将其应分得楼房总面积的42%全部转让给国龙公司。6、1998年3月28日，原告出具证明给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称：空军后勤部与国龙公司在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经双方协商，该部同意将该方分成全部转让给国龙公司，并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和销售手续。7、1998年5月28日，广州市国土局发出《建设用地批准书》，载明用地单位为国龙公司，批准用地面积：6512平方米。8、1998年6月8日，广州市国土局与原告和国龙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土地6512平方米，详见《建设用地批准书》。9、1998年7月29日，国龙公司申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本项目中国龙公司使用的土地面积为6244平方米。10、1998年8月14日，原告与被告共同向广州市规划局申领了本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本项目建设规模：地上31层，56685平方米；地下2层：6920平方米。11、2001年12月21日，广州市规划局发出《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载明建设单位为：空军后勤部、国龙公司，建设规模：地上31层，56685平方米；地下2层：6920平方米。12、2002年12月16日，广州市国土局与原告和国龙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国龙公司面积：6512平方米。13、2003年1月20日，广州市房管局发出《房地产权证》，载明本项目房产的权属人为国龙公司。根据原告与国龙公司在本项目中的上述合作进程，我们认为：1、根据（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所述，解放军土地管理局向广州市国土局发出的《军用土地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是基于“在与国龙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广空后勤部经空军后勤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上报了合作建房的审批手续”，根据总后勤部的批准文件核发的。该许可证准予办理出让手续用于合作建房的面积为七千平方米，而本项目《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批准用地面积为6512平方米，国龙公司申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中载明的土地面积为6244平方米，均没有超出该许可证批准出让的面积。2、早在1997年12月8日，当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向原告及国龙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原告就已明确知悉本项目的用地面积为6512平方米。3、原告在1998年3月28日出具证明给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示原告与国龙公司在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经双方协商，原告同意将原告分成全部转让给国龙公司，并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和销售手续。该证明的出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将本项目在用地面积6512平方米上开发的商品住宅楼全部交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手续和销售手续，是原告早在1998年3月28日就已预见并通过自己向被告出具证明的行为主动协助和促成的结果。因此，应当认定原告对国龙公司在2003年1月20日单独取得本项目相关权属证明的结果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性质。在本案中，当被告将国龙大厦产权登记在国龙公司名下时，原告就“应当知道”被告的登记行为。另外，即使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之日即2014年5月12日作为原告明确知道被告将本案争议房产登记在国龙公司名下的时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至2016年3月10日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也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为生效文书所羁束。关于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变更国龙大厦地下室1-2层、地上1-6层产权中的50%到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广东省高院在（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对此作出判决：“在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实现之前，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对抵押财产不得发生物权变动。故广空后勤部上诉请求将国龙大厦地下1-2层、地上1-6层中心线以西的房产确权到广空后勤部名下，并将该房产返还给广空后勤部，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判决为生效判决。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原告对地下1-2层、地上1-6层产权变更登记的请求并未得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原告依据《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及其解释主张被告的产权登记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向国龙公司出具房屋产权证是在2003年1月20日，而原告提供的据以主张《补充合同》无效的文件——《关于第十七条条文解释》是解放军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在三年之后的2006年作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应当认定被告在2003年颁发房产证时并未违法，原告依据2006年方才出台的文件请求认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变更产权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就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制定的，并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级别为“军事规章”，不能作为行政诉讼过程中审查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第三人粤财公司述称，同意国龙公司意见，农行淘金支行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合理合法，其行为是善意取得且支付相应对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农行淘金支行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理查明，涉案争议土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地段。1998年6月8日，原广州市国土局作为甲方，与原告以及国龙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甲方出让涉案土地给乙方，面积6512平方米。1998年5月28日，国龙公司取得涉案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用地批准文号为穗规地证字[1997]第223号、房地字[1991]xx号，有效期自1998年5月至2000年5月。1998年7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填发穗府国用（1998）字第特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国龙公司，土地座落小北路xx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总面积6244.729平方米，土地用途综合。1998年8月14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核发涉案土地的穗规建字（1997）第xxx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原告和国龙公司，建设规模为地上三十一层（部分六层），56685平方米，地下二层，6920平方米。2001年12月11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核发穗规验证字[2001]第xxx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建设工程地址为环市中路国龙大厦，建设单位为原告和国龙公司。2002年12月16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为甲方，与原告及国龙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规划调整后的总建筑面积为70443.73平方米。2003年5月28日，因国龙公司申请，被告进行房产登记并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权属人为国龙公司，房地座落越秀区环市首层，建筑面积2524.54平方米；并核发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权利人为农行淘金支行，权利种类为抵押，权利范围为全部。原告主张2006年初，因国龙公司与购房业主发生纠纷，原告才知道涉案房产登记行为并提起民事诉讼，原告认为民事诉讼期间应当扣除在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之外，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5年9月6日，原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司令部生产管理科（以下简称管理科）作为甲方与国龙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书》，约定甲方提供在用土地约3000平方米建一栋27层综合楼（含地下室两层），建筑面积不少于40000平方米，（具体建筑面积按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审批为准）建设资金全部由乙方负责。建成后按实际建筑面积分成各自使用，甲方占42%，乙方占58%，乙方分得的房屋使用50年期满后，该片土地的使用权连同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全部无偿收归甲方。等等。2、1998年3月28日，管理科作为甲方与国龙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收购原合同中甲方应分得的42%的股权及产权（建筑面积16800平方米），等等。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的（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该案为原告于2006年3月2日起诉国龙公司，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白云支行）以及农行淘金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确认国龙公司与管理科签订的关于转让、收购“国龙大厦”中军队房产的《补偿合同》无效；2、国龙公司将占“国龙大厦”总建筑面积42%的军队房产交付给原告，并由原告按规定办理军产登记；3、判令国龙公司将“国龙大厦”地下室1-2层、地上1-6层中心线以西部分的约13001.85平方米的军队房产返还给原告登记；4、国龙公司因不能返还144套房屋而向原告补偿资金75312022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1998年3月28日，原告出具证明给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称：该部与国龙公司在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经双方协商，该部同意将该方分成部分全部转让给国龙公司，并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和销售手续。1998年8月6日，原告出具证明给国龙公司，称：兹有我后勤部管理科与国龙公司1998年3月20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第一条是指全部股权、产权、使用权已转让给国龙公司。……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即：一、管理科与国龙公司于1998年3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二、国龙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补偿金74813545.34元给原告；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等等。另查明，2015年12月30日，因肖燕萍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国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负责人为倪烨中。审理过程中，粤财公司表明因与农行淘金支行资产转让关系涉及本案房产，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以上事实，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房地产权证、《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合同》、（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所证实。本院认为，首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查明了以下事实：1998年3月28日，原告出具证明给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称：该部与国龙公司在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经双方协商，该部同意将该方分成部分全部转让给国龙公司，并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和销售手续。根据该证明，原告1998年书面告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同意由国龙公司一家办理用地结案和销售手续，因此原告应当知道国龙公司将对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进行相关登记并销售；涉案土地登记行为发生在1998年7月29日，房产登记行为发生在2003年5月28日，原告主张其于2006年初才知道涉案房产的登记行为，不符合常理。其次，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的规定，其民事诉讼的期间应当扣除在起诉期限之外，对此，虽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确认管理科与国龙公司于1998年3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但该《补充协议》并未以原告名义签订，而以原告名义于1998年3月28日出具给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证明并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因此该《补充协议》不能等同于涉案房产登记行为的基础关系，原告主张该民事诉讼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原告于2016年3月15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后勤部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钱秀娟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方 海王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