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民终22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东港区。法定代表人：饶大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琰，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骏马，男，汉族，1984年8月2日出生，住海南省临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原名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骏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作出的（2016）琼72民初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凯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被上诉人王骏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鸿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琼72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王骏马依法返还凯鸿公司代为垫付的银行贷款利息87958.57元；2.本案全部费用由王骏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王骏马不是涉案贷款合同利息的偿还义务主体，存在多项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2月21日，王骏马与凯鸿公司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约定王骏马委托凯鸿公司建造一艘钢质捕捞船，王骏马负责提供捕捞船的设计图纸及相关经批准的审计图纸、审图意见书、图纸批准函及渔业船舶船名号审批文件。同日，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原名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王骏马及凯鸿公司三方签订《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约定王骏马与凯鸿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项下船舶建造完工后，所有权属于中航公司，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为王骏马；中航公司收购王骏马渔获并销售后，将扣除成本后的剩余所得按王骏马占60%、中航公司占40%的比例进行分配；在捕捞船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银行贷款本息由中航公司负责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同年5月6日，王骏马因上述两合同需要向工行洋浦分行贷款800万元，凯鸿公司作为保证人，中航公司为王骏马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以约定建造的船舶为抵押物），共同与工行洋浦分行签订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借款期限5年。然而，王骏马违反《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导致凯鸿公司无法建船，《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无法履行，同时导致《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尽管如此，凯鸿公司仍依照《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承担了保证责任，为王骏马垫资归还了银行贷款利息计87958.57元。一审判决认定《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和《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签订各方均有拘束力。那么，王骏马将银行贷款800万元转账到凯鸿公司账户内就是依约履行其《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项下义务，凯鸿公司占有、使用、支配该款项也是基于合同约定，而且凯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在另案中陈述该800万元贷款已还清也是其履行《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担保责任的表现。一审法院以凯鸿公司陈述已还清贷款及王骏马从未实际使用过该笔贷款为由，认定王骏马非涉案贷款合同利息的偿还义务主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况且，根据合作合同“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王骏马为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且中航公司与王骏马按照40%和60%的比例分配渔获剩余所得，一审法院认定王骏马不具有贷款合同利息的偿还义务没有依据，更可况王骏马是《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无法履行的过错方。二、凯鸿公司为王骏马贷款提供担保，与工行洋浦分行签订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由此产生的担保追偿权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一审法院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审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凯鸿公司作为保证人为王骏马向工行洋浦分行贷款提供担保，签订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支付造船款。因王骏马过错导致《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目的无法实现，贷款不能挪作他用，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共同代王骏马偿还了贷款本金和利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其他海商合同所涉担保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本案法律关系的实质涉及贷款担保的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担保人向银行承担担保责任之时，债务人对担保人的新债务即告成立，凯鸿公司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垫付了贷款利息后，有权向王骏马行使追偿权。故本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解决本案诉争。然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上述事实，《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未能履行过错在于王骏马，其应承担违约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就《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而言，凯鸿公司垫付贷款利息后有权向王骏马行使追偿权。三、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导致凯鸿公司无法取得造船审批等手续。经商量，双方同意不再造船，但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承担，包括向银行贷款800多万元及利息，购买钢材材料的支出，其金额已超过1亿元。合同终止履行后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依约代王骏马向银行还清了贷款利息，凯鸿公司认可如果王骏马没有在另案中提起预期收益的诉讼，本案涉及的银行贷款利息由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承担。但如果另案中法院将预期60万元的收益判给王骏马，根据合同约定，向银行的贷款利息应由王骏马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该错误判决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凯鸿公司的合法权益。王骏马辩称：一、基于政府鼓励“公司＋渔民”模式和“开发三沙、渔业先行”国家战略部署，利用中航公司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船更新改造指标，渔民、中航公司及凯鸿公司三方签订《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渔民与凯鸿公司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在此背景下渔民向银行贷款800万元，由中航公司以约定建造的钢质捕捞船作为抵押、凯鸿公司作为保证人；800万元贷款直接发放到凯鸿公司账户，随后立即被转移至包括中航公司在内的关联公司，挪作他用。二、中航公司、凯鸿公司、渔民与银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是借款人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担保人与银行的担保关系。至于担保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追偿关系已由《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覆盖，即在捕捞船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银行贷款本息由中航公司负责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三方对本案所涉贷款本息的偿还义务主体已有明确约定，中航公司联合凯鸿公司依约履行贷款本息偿还义务后，无权向渔民追偿。因此，渔民与凯鸿公司之间当然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换个角度来说，因凯鸿公司过错导致《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未能履行，其应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就包括返还造船款及赔偿利息。凯鸿公司联合中航公司共同向银行偿还了渔民的800万元贷款本息，也正基于此，渔民在另案起诉凯鸿公司时，未向凯鸿公司主张返还800万元造船款及赔偿利息。各方关于这80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债务就此消灭。四、中航公司与凯鸿公司是关联公司，受郑立钢控制，人员、财产混同，是利益共同体，在本案所涉钢质捕捞船建造、作业等系列经营活动中只有利益、没有风险。银行贷款在造船前就直接发放到凯鸿公司并立即被挪作他用，凯鸿公司不仅获得大量造船订单而且提前拿到数亿元造船款；如果船舶建造完工后，所有权归中航公司、由其统一组织运营并获得40%的收益。在此过程中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没有任何付出、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且所有经营活动全由自己掌控。至于为渔民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并未造成任何负担；即使最终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本息，也未造成任何损失，何来向渔民追偿之法律依据，难不成要渔民来承担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使用银行贷款的利息，更何况还是因凯鸿公司过错导致《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未能履行。五、国家给的优惠政策，渔民、远洋捕捞公司、造船厂各方受益。其中渔民是优惠政策落地的必备主体，也是国家扶持的首要对象。但渔民享有利益的同时要承担巨大风险。因为是以渔民名义向银行贷款，无论是否有担保，渔民都有还款义务；而贷款资金却从未经手，造船及捕捞船营运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掌控；并且在贷款之初担保人是否愿意或具备还款能力都是未知数。本案不能以当前担保人偿还了银行贷款本息为依据判断渔民贷款之时没有任何风险，正如不能以股市某一阶段上涨为依据判断股市无风险。退一步说，无论渔民是否有风险、是否有付出，都不影响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承担银行贷款利息的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凯鸿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1.王骏马依法返还凯鸿公司代为垫付的银行贷款利息计87958.5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骏马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期间，思远实业公司、中航公司、思远饲料公司、思远食品公司、凯鸿公司、中联生物公司等，均为原海南思远集团旗下公司。中航公司为实施其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推行“公司＋渔民”合作模式，以获得相关政策补贴和扶持。2014年2月21日，王骏马与凯鸿公司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约定王骏马委托凯鸿公司订造钢制捕捞船一艘，船舶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同日，中航公司、王骏马及凯鸿公司三方签订《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约定王骏马委托凯鸿公司建造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的捕捞船一艘，资金筹集方式分为王骏马自筹和银行贷款两种；如向银行贷款，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同意帮王骏马完成贷款所需的各项材料及手续；船舶建造完工后，其所有权属于中航公司，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为王骏马；中航公司收购王骏马渔获并销售后，将扣除成本后的剩余所得按中航公司占40%、王骏马占60%的比例进行分配；在捕捞船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银行贷款本息由王骏马负责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同年5月6日王骏马作为借款人，工行洋浦分行作为贷款人，中航公司作为抵押人（以约定建造的船舶为抵押物），凯鸿公司作为保证人，共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次日，该行将800万元造船款发放到凯鸿公司账户。自2014年6月7日至2015年6月7日，中航公司通过批量发放工资的方式向王骏马还款账户转入贷款利息，工行洋浦分行批量正常扣款用以归还贷款利息。2015年6月7日至2015年8月21日，中航公司及凯鸿公司通过保证金账户转账划款等方式逐步向银行清偿了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凯鸿公司共计偿还利息87958.57元，中航公司共计偿还利息613372.44元。因《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和《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后来并未履行，王骏马向本院提起（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案诉讼，请求解除其与凯鸿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并由凯鸿公司赔偿其损失；凯鸿公司也表示造船合同应当解除，同时表示王骏马的全部个人贷款本金及利息均由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实际偿还，王骏马无经济损失。另查明，经海南省临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变更企业名称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立钢变更为饶大程；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8日变更企业名称为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立钢变更为胡之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担保追偿权纠纷，争议焦点为王骏马是否应向凯鸿公司支付涉案贷款的利息。本案涉案贷款为中航公司为获得政策扶持，采取“公司＋渔民”合作模式，联合与其具有关联关系的凯鸿公司共同与王骏马签订《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的结果。《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造船、购船及作业合作等相关事项，是凯鸿公司、王骏马及中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签订各方均有拘束力。在该协议中，三方对本案所涉贷款利息的偿还义务主体已有明确的约定，即“在捕捞船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银行贷款本息由中航公司负责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中航公司实际也一直在依约履行。从2014年6月7日至2015年6月7日，中航公司每月均以向王骏马及相关渔民的还款账户批量转款的方式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在造船合同的一年履行期届满后，中航公司也主动与凯鸿公司一同向银行清偿了贷款本金及利息。且涉案贷款800万元从发放之日起就一直由凯鸿公司占有、使用、支配，王骏马从未实际使用过该笔贷款。此外，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立钢在另案诉讼中当庭自认本案王骏马的造船款项550万元及800万元（本案所涉贷款）均已还清，本案王骏马无任何损失。因此，王骏马并非涉案贷款合同利息的偿还义务主体。凯鸿公司在支付部分涉案贷款利息后向王骏马追偿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凯鸿公司的诉讼请求。王骏马在二审期间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是（2016）琼民终183-186号案庭审笔录，是在庭审后形成；证据二是凯鸿公司在（2016）琼民终183-186号案中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内容包含涉案损失由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承担，渔民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的内容。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王骏马无需向凯鸿公司返还其支付给银行的800万元贷款利息。凯鸿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这两份证据恰恰证明双方曾有过约定不再履行合同，损失由凯鸿公司承担，因此王骏马再向凯鸿公司主张逾期收益没有依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其中庭审笔录是本院（2016）琼民终183-186号案开庭时所作的庭审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在关联案件庭审中认可贷款本息由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偿还，对此，本院亦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琼民终183、184、185、186号民事判决中对《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合同效力进行了审查，认定上述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且合同无效的原因是中航公司取得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系关联公司，为共同过错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凯鸿公司向工行洋浦分行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后能否向王骏马追偿。本案王骏马为履行《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与工行洋浦分行签订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所产生的银行贷款利息亦是履行上述合同中所造成的损失。因《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均已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为过错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其应对王骏马履行合同过程中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凯鸿公司自愿还贷的行为不仅是代王骏马偿还贷款的行为，同时亦是承担其合同过错责任的行为。故对于贷款利息，凯鸿公司无权向王骏马主张追偿。且本案事实上，涉案贷款800万元从发放之日起就一直由凯鸿公司占有、使用、支配，王骏马从未实际使用过该笔贷款。因此，一审判决有关凯鸿公司无权主张担保追偿权的说理虽然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998.96元，由上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戈审判员 林 达审判员 陈 焱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潇潇rpxk9lzckbnbzlxnwf案件唯一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