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黄浦民二(商)初字第790号原告潘月霞，女，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委托代理人黄云飞，上海理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德龙，男，1964年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住上海市。被告汪行，男，1988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余玮，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月霞(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汪德龙、汪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6日受理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吕山聆独任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3日、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云飞、被告汪行委托代理人余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汪德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起，被告汪德龙以做生意缺少资金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累计向原告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00万元，后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2012年9月9日，原告与汪德龙就上述借款事宜进行了明确，汪德龙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条1份，该借条载明：“借款人汪德龙于2012年4月1日因工作需要向原告借款150万元，月息为1.5%计算”。后原告就此借款纠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浦法院”)，黄浦法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4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汪德龙还本付息。2014年9月1日，原告至浙江省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通过查询得知两被告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汪德龙将其所持温州市新安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公司”)50%的股权以低价54万元转让给被告汪行，该转让行为造成原告债权至今未能得到实现，黄浦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针对该案作出裁定终结执行。原告认为，汪德龙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将新安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汪行，已造成原告损失，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请求判令撤销两被告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登记在汪行名下的新安公司50%的股权恢复登记在汪德龙名下；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被告汪德龙没有发表答辩意见。被告汪行辩称：原告于2015年7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提出本案诉讼，而汪德龙与本人之间股权转让发生在2013年11月13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诉讼时效。本案不存在明显低价的情况，汪德龙股权转让给本人通过股东会进行决议。新安公司原股东有两位，即汪德龙和汪德鹤，原股东有优先权，原股东放弃优先权，新股东购买，有竞价机制。从工商资料可以看出，汪德龙于1995年取得27%股权，支付价格是27万元，与本次转让价格一致，是1：1的比例。新安公司由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制作的“资产负债表”记载该公司2012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是108万元左右，故整个股权转让价格在股东实际权益项下金额大致相等进行的，根据108万元得出54万元。由于该公司长期经营不善亏损，该情况下按照资产负债表进行转让符合市场价，不存在低价转让情况。新安公司厂房不在市区而在工业区，原告估价高于温州市区，且厂房已建造20多年，残值很低，不存在低价转让的情况。故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反辩称：被告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不真实，记载的固定资产价值仅为135万元，而以新安公司厂房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金额却是500万元。新安公司在温州市区拥有1000多平米房产，价值大约1,000万元以上，所以54万元转让价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关于诉讼时效，黄浦法院就上述借款纠纷作出的判决于2013年10月15日生效，执行终结是2014年，原告于2014年9月1日至温州市有关工商局调查才发现股权转让情况，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9月1开始，故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法律事实：自2010年起，被告汪德龙以做生意缺少资金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累计向原告借款300万元。之后，汪德龙归还原告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2012年1月1日之后，汪德龙未再向原告还本付息。2012年9月9日，原告与汪德龙就上述借款事宜进行了明确，汪德龙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条1份。该借条载明：“借款人汪德龙于2012年4月1日因工作需要向原告借款150万元，月息为1.5%计算”。之后，原告因多次催讨上述借款未果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4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汪德龙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借款150万元并自2012年1月1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息1.5%计息；如汪德龙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于2013年11月生效后，原告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经查认为被执行人汪德龙名下无银行存款、证券、车辆等财产可供执行，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黄浦执字第1540号民事裁定书，终结(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4513号民事判决的该次执行程序。2014年9月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浙江省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进行调查，得知汪德龙于2013年11月13日与汪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新安公司50%的股权以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其子汪行，并于2013年11月25日经核准变更股东登记。2015年6月15日，原告另委托律师向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档案馆进行调查，得知原产权人新安公司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沙城镇镇南工业区的房屋(产证号为019338号，建筑面积为1061.44平方米)曾向有关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其中，2012年抵押号为XXXXXXXXX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支行办理的抵押贷款金额为570万元，2015年抵押号为XXXXXXXXX向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城支行办理的抵押贷款金额为500万元。为此，原告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审理中，被告提交新安公司2011年和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以证明所有者权益和涉案股权转让价格的合理性。该两份表中记载，新安公司固定资产价值原价为130余万元，2011年固定资产净值期初和期末均为90余万元，2012年固定资产净值期初和期末分别为80余万和90余万元。原告申请本院就新安公司上述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支行和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城支行办理抵押贷款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该两家银行向本院提交了新安公司当时办理抵押贷款的《评估报告》，原告所述情况属实。2012年1月16日的《评估报告》中记载，新安公司房地产抵押价值为570万元(其中房产价值100万元，土地价值470万元)，该报告有效期为1年(自2012年1月16日至2013年1月15日)。2015年1月9日的《评估报告》中记载，新安公司房地产抵押价值为500万元(其中建筑物价值120万元，土地价值380万元)，该报告有效期为1年(自报告出具之日起1年内有效)。以上事实，有本院(2013)黄浦民一第4513号民事判决书、新安公司工商基本情况和变更登记情况的资料、股权转让协议、本院(2014)黄浦执字第1540号执行裁定书、新安公司最新工商资料、房屋权属登记及抵押贷款资料、身份信息、本院调查函、银行提交的《评估报告》以及笔录等在案佐证，足以证明。本院认为：被告汪德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案主要争议是诉讼时效和作为债务人的汪德龙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即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裁定终结(2013)黄浦民一第4513号民事判决的该次执行程序，原告于2014年9月1日才获知汪德龙将其持有的新安公司股权转让给其子汪行，于2015年7月16日至本院提出本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时效，且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2014年9月1日之前已经获知两被告之间转让股权，因此，被告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汪德龙作为债务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其持有的新安公司股权转让给其子汪行的争议，相关银行提供的新安公司向该两家银行先后办理房地产抵押的2份《评估报告》，因涉及对银行风险、实际抵押价值、企业承担债务能力的评估，该报告具有合法性和专业性，故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根据该2份《评估报告》，新安公司房地产抵押价值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为570万元、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为500万元，两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发生在2013年11月，但与第1份评估报告截止时间仅间隔10个月，没有证据显示新安公司房地产价值在该10个月内发生较大贬值，而且自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新安公司房地产价值波动不大，因此，本院仍以上述《评估报告》为依据；而被告提交的新安公司2011年和2012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试图通过该公司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未分配利润等数据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价在合理范围内，但因新安公司年度审计是该公司提供的书面材料对其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静态的帐面结算，与企业在清算、注销、拍卖等过程中所涉及的审计报告不同，对于处于动态过程的债务并未作出认定，例如对房地产价值的数据列入不全面和未将抵押贷款数据列入，因此，上述企业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不能真实反映新安公司股权价值，本院无法采信。2013年11月，汪德龙在新安公司房地产价值至少有500万元(50%股权也应涉及250万元价值)的情况下以54万元价格转让其所持新安公司股权，且受让人系汪德龙之子，对其父亲债务知晓的情形下，确实属于“以不合理价格转让财产”，构成对债权人原告造成损害，其转让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转让行为自始无效，原告提出本案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汪德龙与被告汪行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登记在被告汪行名下的新安公司50%的股权恢复登记在被告汪德龙名下。本判决于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00元、保全费人民币3,220元合计人民币12,42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山聆代理审判员  蒋 骏人民陪审员  顾远良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闵剑文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