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民辖终1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F157。法定代表人黄辉，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蒋秀海，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永登路277弄7号901室。负责人赵辉鹏，经理。委托代理人蒋秀海，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汉城路14号411室，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9号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7层。法定代表人刘长庆，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天凌，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晶瞳，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峰，男，1977年12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黄乔稳，北京百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华利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25号。负责人李建霞，行长。上诉人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贵金属公司）、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以下简称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交易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杨晓峰、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华利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华利支行）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初4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杨晓峰在一审中起诉称，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设立后，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定做期货交易系统软件，如“齐鲁商品交易中心交易软件”等，在网络上开展“现货银”、“现货铜”、“现货重油”等合约交易。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签订了数据接口和结算方面的协议，由建设银行为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提供数据签到和结算服务，协助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收取、划拨和分配客户交易保证金等。建行华利支行未进行任何风险提示和交易管理监督，没有和杨晓峰签订过任何协议。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通过欺诈和虚假宣传，骗取杨晓峰身份证信息和银行信息后，未经原告签署任何文件，即为原告开通交易帐号×××。交易号开通后，建行华利支行、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仍未与杨晓峰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书面文件等。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通过网址www.qiluce.com进行交易软件下载、全天不限时进行交易，并通过网络、电话等种种欺诈手段诱导杨晓峰频繁交易、不断追加保证金等。从2015年9月24日开户入金至停止交易，杨晓峰帐号交易“现货银”、“现货铜”、“现货重油”等合约多手，无任何实物交收。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所开设的电子盘交易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属于非法和无效交易，建行华利支行作为杨晓峰的开户银行，非但没有对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保障义务，反而为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的非法业务提供数据接口，与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分享客户投资“现货银”等产生的损失，依然违法，具有严重过错，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杨晓峰认为圆通贵金属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的“现货银”等本质上是非法期货，没有任何标的物的交付，也没有现货中才有的物流、运输和仓储行为，参与此类交易的目的仅是通过价格涨跌而套利，是以某种商品或权益为基础、在将来交割标的物的合约，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金融产品，风险率控制方式、平仓方式和期货基本相同，此类交易的本质是买空卖空的非法期货交易，违反国家关于期货交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杨晓峰在被告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判令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和齐鲁交易中心返还杨晓峰合同款397322.55元，并判令其以该款为基数自2016年1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判令建行华利支行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公证费（4600元）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依法向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建行华利支行送达起诉状副本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主张：第一，齐鲁交易中心并非期货交易所，本案所涉交易并非《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期货交易，即使本案由人民法院主管，也不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级别管辖，而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仅因杨晓峰主张而将案由定为期货交易纠纷会使得案件在未经实体审判前即先入为主地予以定性；第二，杨晓峰将建行华利支行作为本案被告，系人为设置地域管辖连接点，杨晓峰的核心诉讼请求为确认其在齐鲁商品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相关交易的协议书及交易无效，其与建行华利支行仅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无相关交易关系，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与杨晓峰之间亦无任何交易合同法律关系。综上，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杨晓峰开户交易的齐鲁交易中心所在地基层法院审理。齐鲁交易中心主张：第一，本案的实质争议是确认现货交易无效，杨晓峰为争抢案件管辖权，通过虚列被告的方式将与确认交易合同无效纠纷这一本案实质争议无关联与利害关系、仅提供收付款服务的建设银行列为被告；第二，杨晓峰未提供证据证明建行华利支行与与涉案实质纠纷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建行华利支行不是适格主体，不能以其住所地确定管辖；第三，杨晓峰基于“建行华利支行没有对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保障义务”起诉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系基于其与建行华利支行之间的借记卡合同关系，属另外独立的诉；第四，齐鲁交易中心的主要经营地及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9号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7层，请求将本案移送至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针对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杨晓峰答辩称，案由应根据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来确定，本案本质上属于期货交易，应确定为期货交易纠纷。本案所涉合同的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北京市怀柔区，根据期货交易纠纷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请求驳回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杨晓峰在“齐鲁商品交易中心交易软件”客户端上开展本案所涉案交易，并以期货交易纠纷为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杨晓峰在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并判令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返还杨晓峰合同款397322.55元，由建行华利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并非期货交易纠纷、建行华利支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应移送至齐鲁交易中心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其就此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杨晓峰起诉选定的期货纠纷案由确定本案的管辖。关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主张建行华利支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在答辩期内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同时提出建行华利支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此时应先就本案的管辖权异议进行裁定，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须在本案管辖权确定后，经进一步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被告之一建行华利支行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25号，属于一审法院管辖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提出本案应由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管辖，要求将本案移送至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异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杨晓峰起诉时所主张的系争交易系期货交易进而使中级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以上认定系错误认定。事实上，本案被告中并无期货交易所且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被上诉人杨晓峰以期货交易纠纷作为案由起诉并没有法律依据，且不适当，本案不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级别管辖。二、一审法院仅以本案被告四建行华利支行位于其管辖范围，即认定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以上认定毫无事实及法律根据。根据被上诉人杨晓峰的起诉，其核心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杨晓峰在齐鲁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与齐鲁交易中心之会员单位签署的相关协议书及相关交易无效。被上诉人杨晓峰与被告四建行华利支行仅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任何交易合同法律关系，其将与之无任何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的建行华利支行列为本案的被告，真实用意系人为制造“被告住所地”这一管辖连接点。同时，上诉人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杨晓峰之间均无任何交易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杨晓峰系在被告三齐鲁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上开户进行交易，因此本案应由被告三齐鲁交易中心的实际经营地即青岛市南市区人民法院审理，而不应由一审法院审理。三、即使根据被上诉人杨晓峰的起诉，其认为本案被告三齐鲁交易中心系本案所涉交易模式的“交易所”，本案案由确定为期货交易纠纷，亦应由被告三齐鲁交易中心实际经营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不应由本案一审法院管辖，否则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关于“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由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专属管辖规定。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无论从级别管辖还是地域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均不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显然错误。特提出上诉，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初46号裁定书，并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齐鲁交易中心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杨晓峰在立案过程中隐瞒实际情况，以要求返还合同款为诉讼请求，故意误导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期货纠纷，在案件受理后又追加要求确认现货交易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恶意规避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案由时未依法对案件进行严格审查，直接使用被上诉人杨晓峰确定的案由，且在被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后并未依法变更案由，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二、被上诉人杨晓峰为了争抢案件管辖权，故意制造管辖争议，误导法院，通过虚构事实，虚列被告的方式，将与本案实质争议（即确认交易合同无效纠纷）毫无关联及利害关系、仅提供收付款服务的建行华利支行列为第四被告，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建行华利支行与被上诉人杨晓峰请求确认交易合同无效之间存在任何关联。三、被上诉人杨晓峰作为原告，应当对一审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确将上述举证责任倒置给本案被告，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多项意见，一审法院也未作任何说理或说明，仅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为由予以否定，恳请二审法院能够采用听证、开庭的形式对本案进行审理，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发表意见的权利。四、由于被告四建行华利支行住所地是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因此被告适格与否属于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被上诉人杨晓峰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四建行华利支行与涉案实质纠纷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不能认定被告适格，一审裁定认为只有经过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被告四建行华利支行是否适格的观点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五、被上诉人杨晓峰以建行华利支行作为其开户银行，没有对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保障义务，要求建行华利支行承担责任，是基于双方借记卡合同关系向建行华利支行主张违约责任，与本案实质争议并非同一或类似法律关系，属于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诉，应当由被上诉人杨晓峰另行起诉，因此，建行华利支行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该以建行华利支行住所地确定本案管辖。六、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本案标的额没有达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标准，按照级别管辖规定，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齐鲁交易中心住所地的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请求二审法院通过听证或开庭的方式对本案进行审理，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改判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管辖。杨晓峰答辩称：本案是典型的期货交易，应根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定案由，案由为其他期货交易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是合同交易引起，并非交易所履行职责问题引起，和交易所所在地中级法院无关。建行华利支行并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表明案件已确定了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要求原告适格，即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不要求被告“适格”，被告明确即可，而非正确（适格）。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是返还货币，返还货币的履行地是诉讼请求要求返还货币的履行地，杨晓峰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应当由原告所在地管辖，因此，北京市怀柔区既是被告住所地，又是合同履行地，应当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三上诉人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杨晓峰在“齐鲁商品交易中心交易软件”客户端上开展本案所涉案交易，并提供公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其认为圆通贵金属公司、齐鲁交易中心所开展的涉案交易名义上为“现货交易”，实际为未经国家批准的“非法期货交易”，故以期货交易纠纷为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杨晓峰在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并判令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返还杨晓峰合同款397322.55元，由建行华利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杨晓峰主张本案实质诉争法律关系为期货交易纠纷，故一审法院依据杨晓峰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本案案由并无不当。此外，根据杨晓峰所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杨晓峰对建行华利支行主张的并非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在杨晓峰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的期货交易纠纷中，要求建行华利支行对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返还合同款承担连带责任。杨晓峰认为建行华利支行在本案所涉的非法期货交易中应该承担账户安全保障义务。至于其所主张的连带责任能否得到支持，属于实体审理内容，需要经过审理后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因此，一审法院关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在答辩期内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同时提出建行华利支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此时应先就本案的管辖权异议进行裁定，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须在本案管辖权确定后，经进一步实体审理后才能确定”的认定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由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被告之一建行华利支行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25号，属于一审法院管辖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提出“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由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交易合同纠纷案件，并非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纠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故对于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无不当。圆通贵金属公司、圆通贵金属上海分公司、齐鲁交易中心提出将本案移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一审裁定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上诉人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天津圆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一分公司、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亮审判员 张 华审判员 曹玉乾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