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6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香江北路2号-1。法定代表人李忠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郑立军，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黄东风，北京元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锋，男，1989年12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伟，河北询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凯，男，1992年9月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负责人苏少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顾向婷，女，1986年11月11日出生。上诉人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信庆铃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7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2月，高锋诉至原审法院称：2015年10月17日21时30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团忠路建新庄一队南侧，郭凯驾驶×××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我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案外人康学民乘坐该车。×××小客车将我及康学民撞出，造成我及康学民受伤。郭凯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在履行职务。经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以下简称右安门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解放军医院）治疗，我现已出院。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大兴交通支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凯负全部责任，我及康学民无责任。我花费了大量费用，但郭凯、忠信庆铃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对于我的花费总以各种理由不予理睬。据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郭凯、忠信庆铃公司、太平洋公司给付我医疗费243344.13元，诉讼费用由上述三方承担。郭凯辩称：我系事故发生时×××小客车的驾驶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当时撞了2辆电动车，骑车人连乘车人一共是4个人，其中3个人伤情较重，但杨新星没什么伤，就是擦破了点皮，在医院上了点红药水后就去单位上班了；在事故后未对伤者进行垫付，×××小客车是忠信庆铃公司的车辆，这辆车一般没有固定的驾驶员，在2014年主要是供领导使用，在2015年主要是由我驾驶；虽然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但那天仍然上班，忠信庆铃公司主要经营车辆销售及维修，我系忠信庆铃公司的职员，工作任务也是车辆销售及维修；事发当日，我约好了客户，去向客户了解情况，大概是在下午17时30分出发的，就是从单位所在地黄亦路58号出发去客户所在地金星庄，到达目的地后与客户夏如华经理洽谈了业务，在返回单位过程中接到客户电话，说再谈谈验车的事情，在折返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我与单位领导联系，当时单位让我将事故当做自己的事情处理，让我对外说是自己借的车，但我认为是在履行职务。据此，对于高锋的合理损失，因车辆已投保，故应由太平洋公司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忠信庆铃公司赔偿，不应由我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高锋所主张医疗费，应据票核算。忠信庆铃公司辩称：×××小客车登记在案外人赵谊明名下，我公司系该车辆的管理人，在事故发生时郭凯系我公司的员工，但事故发生时郭凯并非履行职务；郭凯的工作时间是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每天上午8时20分至下午17时30分，工作时间是固定的，郭凯从事销售业务，当时并未安排郭凯去执行工作任务，事先也没有收到郭凯要求用车的报告，事发后郭凯才向我公司汇报，对于郭凯在事发时是去干什么不清楚；我公司有3辆车，车钥匙都放在办公室，在正常情况下用车人应将钥匙交回，虽然郭凯在上班时间有权使用车辆，但按照规章制度只允许员工在上班时间用车；我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未向伤者垫付费用，并未参与事故处理；我公司为×××小客车在太平洋公司投保交强险及赔偿限额为2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有不计免赔险；对于超出保险限额部分应由郭凯个人负责赔偿，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医疗费数额，应依据票据金额确定。太平洋公司辩称：×××小客车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赔偿限额为2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有不计免赔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需要核实驾驶人资格及机动车行驶证；不同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医疗费凭票据核算，且仅认可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的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7日21时30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团忠路建新庄一队南侧，郭凯驾驶×××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适有高锋驾驶电动自行车（后乘案外人康学民）、杨新星驾驶电动自行车（后乘王丙）由西向东行驶，×××小客车前部将2辆电动自行车撞出，事故造成×××小客车翻入沟内，全车损坏及进水，两辆电动自行车损坏，高锋、杨新星、康学民、王丙均受伤；大兴交通支队针对本次事故作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凯负全部责任，高锋、杨新星无责任；×××小客车登记在赵谊明名下，忠信庆铃公司系该车辆的日常管理人，在事故发生时郭凯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工作人员；×××小客车在太平洋公司投保交强险（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及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200000元，并订立不计免赔率附加险），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郭凯、忠信庆铃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郭凯担任销售业务岗位，合同附件的“销售经理岗位职责”载明郭凯需要：“……二、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实时把握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主动热情周到的服务……六、业务车辆每天做好出车前登记，保持车辆卫生，遵守交通法规禁止酒后驾车”，合同附件的“考勤制度”载明：“每天工作时间为早8:20至晚17:30，中午12:00至13:00午餐时间串班吃饭”，郭凯、忠信庆铃公司均认可郭凯在星期一至星期六上班，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星期六。高锋、郭凯均主张事故发生时郭凯在为忠信庆铃公司执行工作任务，忠信庆铃公司不予认可；为证明其主张，高锋提交由夏如华出具证明的拍照件，该证明载明：“2015年10月17日晚上7:30左右忠信庆铃郭凯到我公司千客楼谈货车保养的事情，一直谈到9:00点才走。以上事情属实，特此证明”；为证明其主张，高锋还提交由郭凯于2015年10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我郭凯……服务于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7号晚上大约17:30约公司客户吃饭，出门之前跟上级领导梁缘梁总监打电话并同意开公司捷达牌车号（×××）。返回公司的路途中出现一起交通事故”；为证明忠信庆铃公司所管理车辆在夜间也有用车记录，高锋提交忠信庆铃公司的“车辆出行记录表”的拍照件，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忠信庆铃公司不予认可；为证明“北京千客楼”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客户，高锋提交5张结算单拍照件，结算单载明户口名称为“北京千客楼”，联系人为“夏先生”，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忠信庆铃公司不予认可。经忠信庆铃公司申请，证人梁缘（系忠信庆铃公司工作人员，郭凯的上级主管）出庭作证，证人梁缘主张在事发当晚郭凯没有工作任务，不知道郭凯将×××从单位开走的事情，但认可高锋所提交“车辆出行记录表”及结算单均系忠信庆铃公司的文件材料，“北京千客楼”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客户，对联系人“夏先生”没有印象。交通事故发生当日，高锋即前往右安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2015年10月18日至2015年10月20日在该院住院治疗2日，其伤情经该院诊断为：“左股骨远端骨折、左肱骨踝间粉碎性骨折，左眶周四壁粉碎性骨折，左上眼睑、下唇粘膜挫裂伤，左肘、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前胸壁软组织损伤伴皮擦伤，头外伤后神经症反应，左眼外伤失明，慢性乙型肝炎“，出院医嘱建议高锋进一步手术治疗；之后，高锋转院至解放军医院，并接受”左肱骨踝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手舟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锁骨骨折切开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其伤情经该院诊断为：”一、1.创伤性轻型颅脑损伤：左侧额骨骨折、右侧颞骨骨折；2.左眼眶四壁骨折；3.左侧视神经管内下壁骨折；4.左侧颌面部多发骨折；5.双侧上颌窦后壁骨折；6.左侧颧弓骨折；7.双肺挫伤；8.肋骨骨折；9.左上肢骨折；10.左下肢骨折；11.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二、乙肝病毒携带者“。高锋支出各类医疗费共计243344.13元。其余伤者康学民、王丙已另案起诉，法院已进行审理。原审法院认为：经审查，大兴交通支队针对本次事故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法院予以采信，郭凯负事故全部责任。在交通事故发生时，郭凯系作为用人单位忠信庆铃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在于确定郭凯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在为忠信庆铃公司执行工作任务。关于“执行工作任务”应理解为但不仅限于直接与用人单位目的有关的行为，此外还包括间接与目的实现有关的行为，以及在一般客观上得视为用人单位目的范围内的行为；虽然本案事故并非发生在郭凯的固定上班时间内，但郭凯所驾驶车辆系忠信庆铃公司所管理车辆，忠信庆铃公司的部门主管亦认可与郭凯进行接洽的“北京千客楼”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客户，亦认可高锋所提交的“车辆出行记录表”（表明固定上班结束后仍有用车记录），综合考虑以上事实及证据，同时考虑到忠信庆铃公司就郭凯私用车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可以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郭凯为忠信庆铃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在郭凯与忠信庆铃公司之间，应由忠信庆铃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据此，对于高锋的合理损失，由太平洋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太平洋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忠信庆铃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本次事故中4人受伤，其中1人受伤较轻，3人起诉，故应按照3名伤者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限额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额。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通过审核高锋提交的各类医疗费票据等可以认定，高锋支出医疗费243344.13元。经审理，康学民的损失为医疗费148992.59元，王丙的损失为医疗费57457元。经核算，按照损失比例，太平洋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高锋医疗费5410.13元，对不足的237934元，由太平洋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08202元，对剩余的129731.45元，由忠信庆铃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高锋医疗费用类赔偿金（即医疗费）五千四百一十元一角三分；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高锋医疗费十万零八千二百零二元五角五分；三、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高锋医疗费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一元四角五分；四、驳回高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忠信庆铃公司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称此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郭凯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故应由郭凯本人承担赔偿责任，要求依法改判。高锋同意原判并答辩称：我认为郭凯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太平洋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原判。郭凯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另，本院审理中，忠信庆铃公司提供其自称系夏如华写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5年10月17日晚19:30左右，郭凯到我公司找我谈工程的事情，顺便谈了货车保养的事情，一直谈到晚上21:00左右，后来知道他出了交通事故，他找我写证明，只让我写了货车保养的事，没让我写工程的事。”但夏如华未在二审就上述证明内容出庭作证。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人信息查询单、车辆信息查询单、保险信息查询单、急诊病历、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市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病人费用清单、劳动合同书、证明、车辆出行记录表、结算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此案事故发生时郭凯是否系在为忠信庆铃公司执行工作任务。依据查明的事实，郭凯所驾驶车辆系忠信庆铃公司所管理车辆，忠信庆铃公司的部门主管认可与郭凯进行接洽的“北京千客楼”系忠信庆铃公司的客户，亦认可王丙所提交的“车辆出行记录表”（表明固定上班结束后仍有用车记录）；故虽然本案事故并非发生在郭凯的固定上班时间内，但忠信庆铃公司无法举证证明该公司对于车辆管理存在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其就郭凯私用车辆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综合考虑前述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郭凯为忠信庆铃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在郭凯与忠信庆铃公司之间，应由忠信庆铃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忠信庆铃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忠信庆铃公司虽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其自称为夏如华的证明，但因夏如华并未到庭接受质证，且其证明中亦有货车保养的内容，故本院无法仅凭该份“证明”就否认郭凯的职务行为。郭凯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475元，由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895元，由北京忠信庆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1456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保河审判员  王云安审判员  李 倩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