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4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萝岗区，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负责人：杨泽钟，社长。委托代理人：陈活森，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锐光，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代理人：刘子朋，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佛塱村中升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中升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杨锐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萝法九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锐光为广州市萝岗区区九龙镇佛塱村东风经济合作社的社员。2008年8月25日，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政府批复佛塱村党总支部、村委会，因中升合作社时任社长杨某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且未曾缴纳社会抚养费，其当选社长职务无效。2009年3月15日，杨锐光委托他人代为投标后，与中升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中升合作社在承包合同上盖章并由时任副社长杨某乙签字。中升合作社将土名为洞口田和狮地蚴田大约22.73亩土地发包给杨锐光耕种，每年每亩承包费为610元，承包期限自2009年农历惊蛰至2018年农历惊蛰。承包期内如遇开发商或者国家征收，青苗补偿款归杨锐光，其他权益归中升合作社。合同签订后，中升合作社向杨锐光交付22.73亩土地，杨锐光缴纳承包费至2014年并种植香茅等经济作物至今。2013年11月8日，中升合作社与管理中心、佛塱联合社、谷城公司根据《广州科学城北区征地补偿办法》（以下简称补偿办法）签订征地协议（合同编号：穗知社管征[2013]096号/20132126804700006/）。征地协议约定，管理中心征收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中升合作社集体土地，征地综合补偿款为5725.54299万元，其中40%即2290.217196万元优先用于支付青苗补偿费；青苗权属人自收到书面通知到现场核实补偿事宜之日起15天内，配合完成青苗补偿确认的，权属人可按3000元/亩标准获得奖励款，奖励款剩余部分作集体经济组织征地款收益。征地协议签订后，管理中心依约向被告发放了40%的综合补偿款以及全部征地奖励款。补偿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2项规定“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费一般不超过征地综合补偿费的30%—40%。具体补偿额度由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参照本办法附件一、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附件一规定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水田最高补偿单价为3.69万元/亩。2014年1月6日，中升合作社制定《佛塱村中升经济社征地青苗补偿方案》（以下简称青苗补偿方案），确定有承包合同的水田、山岭地的一律按3.69万元/亩进行补偿。以上事实有承包合同、收据、征地协议、补偿办法、青苗补偿方案、《关于佛塱村中升经济社杨某甲社长职务问题的批复》、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作证，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承包合同的效力以及杨锐光请求的青苗补偿费与奖励款是否存在事实基础以及法律基础。一、承包合同依法成立。中升合作社主张签字人员并非时任社长，无权签字盖章，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社长杨某甲在签订承包合同前已被政府确认当选无效，时任副社长杨某乙代表中升合作社与杨锐光签订合同并签字盖章，与其职责相符。杨锐光委托他人投标涉案土地后，以自己名义与中升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承包合同签订后，中升合作社依约交付土地，杨锐光依约缴纳租金至今，实际履行多年，双方存在真实的承包合同关系。中升合作社主张合同并非其意思表示，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项主张予以驳回。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升合作社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履行管理本社范围内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能时，应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升合作社在与杨锐光签订承包合同时，应保证对内就承包合同的签订已经经过民主议定以及向政府申报审批，这是被告作为发包方应担职责。此为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担的缔约义务，不因合同未有约定而免除。现中升合作社作为缔约主体以承包合同未经民主议定以及政府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是将自己没有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强加对方承担，有违诚信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承包合同并不存在违反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情形，中升合作社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三、关于征地补偿款的计算标准。征地协议约定被告收取40%（相当于12.3万元/亩×40%=4.92万元/亩）的征地综合补偿款后，支付征地范围内的青苗补偿费。中升合作社作出的青苗补偿方案亦确定如杨锐光一类的有承包合同的水田、山岭地的补偿标准为3.69万元/亩。杨锐光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间实际耕种，因征地而无法继续承包，杨锐光依法可以获得补偿，且承包合同中约定补偿款归杨锐光，故杨锐光主张中升合作社在已经收取的补偿款中支付青苗补偿款838737元（3.69万元/亩×22.73亩），予以支持。四、杨锐光要求中升合作社支付奖励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满足领取奖励款的条件，故对杨锐光要求中升合作社支付奖励款的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佛塱村中升经济合作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锐光青苗补偿款838737元；二、驳回杨锐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佛塱村中升经济合作社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69元，杨锐光承担968元，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佛塱村中升经济合作社承担11901元。上诉人中升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当时有权代表本社对外缔约的人是副社长杨某乙，而不是杨某甲，属认定错误。本案所涉土地承包的投标时间为2009年2月，该投标仍然是由杨某甲主持，说明当时杨某甲在事实上仍在履行社长职务，故杨某乙无权代表。2、证人杨某丙在庭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其接受杨锐光委托时已明确告知对方青苗补偿款归集体的承包条件，而一审判决却对此不予认定。二、一审判决回避了《承包合同》不正当形成的事实。本案所涉《承包合同》虽盖有本社印章，但并非由当时主持投标的社长杨某甲签订，杨锐光也无法说明《承包合同》的形成过程。因此一审法院审理时应该查明合同的形成过程。三、一审判决支持杨锐光还未发生任何实际损失的青苗补偿，没有事实依据。四、一审判决错误地把法律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当做是普通的合同缔约义务，适用法律错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该规定的性质应是法律关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涉案土地已由杨锐光实际使用，其也向中升合作社支付土地租金，形成了所谓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但按上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也应经本社社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涉案《承包合同》并没有报本社社员审核并以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五、一审判决回避了本社关于“《承包合同》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的情形”的主张。《承包合同》上的盖章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生效要件。合同上虽盖有印章，但庭审时签署合同并加盖印章的杨某乙并不承认印章是由其加盖，杨锐光在法庭接受询问时也无法说明《承包合同》的形成过程。杨锐光明知道主持投标的是杨某甲，却在《承包合同》中所签的不是刚刚主持了涉案土地发包投标的社长杨某甲的名字，这显示出其签订《承包合同》不正当形成的意图。他并非善意的相对人。另外就合同订立时应遵循的公平原则分析，原告种植的香茅是短季节作物，承包方每亩每年610元，而青苗补偿款每亩约4万元，相当于65年的承包费，权利义务非常不对等。该条款严重损害了本社的利益。六、一审判决认定青苗补偿标准为每亩3.69万元的依据错误，且有违审判中立的立场。一审法院援引的是本社的内部文件《中升经济社征地青苗补偿方案》，作出3.69万元每亩的补偿标准。而该方案针对的是本社社员内部的承包责任田，而并非针对责任田以外的机动田，本案所涉土地并不存在其范围内。综上，杨锐光提交的《承包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内容，其形成程序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杨锐光并没有发生实际作物损失，不应取得青苗补偿，青苗补偿标准应由本社与青苗所有权人共同协商确定。上诉人中升合作社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2015）穗萝法九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均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杨锐光服从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青苗款的归属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涉案双方于2009年3月15日签订了承包合同，上诉人也依约交付土地给被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也按合同规定缴纳了承包款，双方承包关系事实存在。被上诉人也在涉案土地上进行种植，因此涉案青苗款依法应当归实际投入人被上诉人所有。虽然上诉人提出涉案土地承包时已告知青苗补偿费无条件归生产社，但是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该约定，本案承包合同亦明确规定赔偿青苗款归乙方即被上诉人所有。并且被上诉人要求的按上诉人确定的每亩3.69万元的青苗补偿方案并未超过征地综合补偿费40%的最高幅度，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青苗补偿款838737元（3.69万元/亩×22.73亩）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合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无论涉案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涉案承包地上的青苗由被上诉人种植的事实，如因涉案合同无效造成上诉人损失，上诉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佛塱村中升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智雄审 判 员  曲卫东代理审判员  丘 杰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许洁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