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6民初4135号原告：北京艺天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10号323室。法定代表人：陈静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会芬，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研联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十里堡村南500米（隆源小区院内）。法定代表人：董继承，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稳，北京徐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艺天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天恒公司）与被告北京中研联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研联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艺天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会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研联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艺天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欠款926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9262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起原告一直按照被告要求向其供应砂浆等货物。2014年9月，被告要求原告供应可再分散乳胶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木质纤维等货品（货值92620元），并承诺于货物全部交付完毕之日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分三次交付了全部货物。2014年10月20日被告确认收到上述全部货物（总计92620元），但未按照约定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无钱为由拖延给付。被告中研联科公司辩称：1、从法律规定上看，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即原告的自认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为“先打款后发货”，在2014年之前双方的货物买卖关系均是遵循这一交易方式，但是原告诉称的三笔货物却违反了上述交易习惯，采取了“先送货后付款”的交易方式，我们认为原告诉称内容及理由与事实不符且违背常理，理由为：其一，原告诉称变更交易方式的理由是因为被告公司的会计休假，但是这个理由非常违背常理，因为三笔货物送货时间前后间隔近一个月，被告公司的会计不会出现休假一个月而无人顶替的情况。原告诉称的理由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法院不应采信；其二，庭审中，原告诉称之所以没有要求被告公司在原告出库单上签字确认是因为双方交易习惯是采取“先打款后发货”的交易方式，原告收款后按照短信确认的货物明细准确发货即可，故不必被告公司签收货物。但是，本案中涉及的三笔货物，即使如原告所说是采取“先发货后付款”的交易方式，按照一般日常经验和商业常识来说，采取这种交易方式，原告作为卖方在没有收到货款前，原告公司送货时应当让被告出具确认并收到货物的手续，以便之后作为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依据，但是原告并未出具有被告签字或盖章的任何收货手续，这与常理不符。2、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可以证实双方货物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为“先打款后发货再出具发票”，从未有过先发货再支付货款的交易方式，因此，双方就涉案的三笔货物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当庭陈述的涉案三笔货物的交易过程漏洞百出且无法证实；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实买卖合同成立及相应货款金额。首先，原告提交的录音中，董继承虽然是被告公司法人，但是不负责具体业务，不清楚具体货款的支付及拖欠情况，况且原告庭审中也认可一直与被告公司“何姐”联系具体业务，被告公司的其他人员并不清楚货物买卖的具体细节。录音内容具有明显诱导成分，大部分内容与本案无关，且与本案有关的货款内容只有金额并未说明是哪笔货款，鉴于双方之前就存在业务往来，不排除所指为之前已经偿还的货款，因此无法确定录音中所指货款为本案中所涉三笔货款。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该份录音证据系孤证，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其次，原告提供的微信、短信记录等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是间接证据。从证据形式上看，本案中的微信、短信记录作为证据不具有证据法上证明事实的唯一确定性，这就包括无法确认微信、短信收发两方人员的唯一确定性和所发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唯一确定性。因此，在不能提供书面买卖合同、被告确认的收货单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仅凭录音、聊天内容不能证明双方就涉案三笔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及货款金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艺天恒公司称其于2014年9月应中研联科公司要求，分别于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20日向中研联科公司供应可再分散乳胶粉2、羟丙基甲基纤维素3、木质纤维（灰色）等货物。艺天恒公司提供了3张出库单，金额共计92620元，证明艺天恒公司向中研联科公司发送的货物及相应的货款。经质证，中研联科公司认为3张出库单上没有加盖中研联科公司公章，也没有该公司工作人员签字，因此对3张出库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艺天恒公司提交其监事张贤慧与中研联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继承2015年11月27日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版、2016年7月1日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版，证明中研联科公司认可尚欠原告货款92620元。在2015年11月27日的电话录音中，当张贤慧提出：“董经理，我就想问问，你欠我们公司货款九万贰仟陆百贰拾块钱，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公司账上啊？”董继承回答：“我现在还在这边办这事呢，我给你真答复不了哪一天能打到你们公司账上。”当张贤慧问：“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无非不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款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办，一共就九万多块钱，哪怕你少给解决点也行啊。”董继承回答：“你听我说这钱我并不是不给你知道吧，九万多块钱在之前，这点钱还叫钱吗？关键现在都压着，你说我拿不着，我不头疼，现在我在这边十来个人，光吃住就弄了十来万了。”张贤慧问：“那你那边要回来钱了，我这就九万两千多，你一定要第一个给我拨款啊。”董继承回答：“行了”。在2016年7月1日的电话录音中，张贤慧问：“我们当初进货的时候，也没说欠款这一块啊，你不是说第一批给，和第二批一起给，然后第二批那时候送过去说给我一张支票，支票到现在也没有，第三批货进去的时候说一起给。”董继承回答：“你看现在说那有啥用啊，完了之后现在我一直在追这个，我追回来肯定给你。”经质证，对于2015年11月27日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版，中研联科公司认可该电话录音及其文字版的真实性，但其不认可证明目的。中研联科公司认为董继承虽然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主管业务，也不熟悉业务，董继承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明；张贤慧只说了九万多元的金额，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笔货款，无法证实张贤慧所说的金额与本案三笔货物的的关联性；该录音证据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买卖关系的成立。该录音证据大部分内容是在寒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2016年7月1日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版，中研联科公司认可该录音及其文字版内容的真实性，但董继承不确定是否是在2016年7月1日接到张贤慧的电话。中研联科公司不认可该录音及其文字版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其认为录音中所说的欠款数额与本案原告起诉的货款金额有出入，不具有证据的唯一性；该录音大部分内容与本案争议货款无关。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双方在2012年、2013年的所有货款均已结清，不存在纠纷。上述事实，有电话录音、出库单、银行转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虽然艺天恒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没有中研联科公司的盖章或者工作人员的签字，但是在艺天恒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中，中研联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继承对于艺天恒公司的监事张贤慧提出的欠款92620元、原告送货的批次以及被告承诺付款的方式未提出异议，且董继承表达了还款的意图。中研联科公司虽对董继承认可欠款92620元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反驳艺天恒公司所陈述内容的相反证据。艺天恒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录音证据能够形成完成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艺天恒公司与中研联科公司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在艺天恒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的情况下，中研联科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属违约，故对于艺天恒公司要求中研联科公司给付货款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日期，本院认为以起诉之日（2016年7月5日）作为利息起算日为宜。中研联科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中研联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艺天恒科技有限公司货款92620元及利息（以货款9262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2元，由被告北京中研联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李 康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姬小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