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6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美琴，XX年XX月XX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臻，江苏普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万文志，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梅，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美琴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耀律所）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一（民）初第7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美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海耀律所签订《备忘录》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缺陷。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表明，《备忘录》中的估算值存在重大误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重大误解不成立是错误的。上诉人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同时也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事务处理能力，被上诉人正是利用了上诉人对他们的信任和对备忘录的法律作用不清楚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海耀律所辩称，不同意张美琴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美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将《备忘录》中约定支付给海耀律所律师代理费220万元变更为支付代理费112.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美琴与海耀律所于签订2011年3月4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张美琴聘请海耀律所代为处理其与顾乙之间的离婚及共同财产分割纠纷一案，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律师费的收取标准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张美琴向海耀律所支付了前期律师费85,000元及律师调查费15,000元。海耀律所开始诉前调查及代理工作。同6月20日，海耀律所与张美琴签订《补充协议》，对委托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同时将律师费的计付标准调整为：分割到位财产总金额50,000,000元以内的，按到位财产金额5%标准支付律师费；超过50,000,000元以上的部分，按到位财产金额4%的标准支付律师费；处置至张美琴女儿顾某甲名下的财产应纳入张美琴分割到位财产总额计算应付律师费。2014年1月21日，在海耀律所的代理下，经法院主持调解，张美琴与顾乙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并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及债务处理做出约定。后双方至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同年2月13日，海耀律所就《离婚协议书》拟定《补充协议（草案）》交付给张美琴。同年3月，分割至张美琴及顾某甲名下的江苏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及南通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各自名下。2014年5月8日，张美琴与海耀律所签订《备忘录》，载明《备忘录》的签订背景是：张美琴与顾乙之间的离婚及共同财产分割纠纷一案已达成庭外和解并开始履行财产分割方案，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就律师费等相关支付事宜达成《备忘录》。在该份《备忘录》中，双方确认分割至张美琴及顾某甲名下的财产总额为50,000,000元；律师费的计算方式为到位财产金额50,000,000元以内部分，按5%计付；据此，张美琴应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000元，经双方协商并确认，海耀律所向张美琴提供的律师服务有效工作时间为1,300个小时以上（按1,800元/小时计算）；海耀律所给予张美琴一次性优惠，双方确认应支付的律师费为2,200,000元；具体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可另行商定。在《备忘录》中，双方通过《夫妻共同资产明细表》列明张美琴与顾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并确认分割至张美琴及顾某甲名下的财产权益，包括：江苏省南通市XX路XX号附02室房屋（估值4,500,000元）、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3幢房屋（估值18,000,000元）、南通市崇川区XX园XX幢XX室房屋（估值500,000元，无产证）、A公司100%股权（估值15,000,000元）、B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资产32%股权（扣除顾某甲名下原有2%股权，估值11,850,000元），双方确认上述财产权益总额50,000,000元整。关于上述两公司的估值，《夫妻共同资产明细表》载明：“江苏A公司净资产约15,000,000元（依据财务报表）；南通B公司及下属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328,125,653.33元；所有者权益合计97,973,964.39元；净资产中的夫妻共同权益约为74,303,454.59元（约74,300,000元），实际确认为50,000,000元。”2014年12月16日，因张美琴未支付律师费，海耀律所诉至法院，要求张美琴支付律师费2,2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该案中，张美琴辩称海耀律所并未完成委托事项且未勤勉尽责地履行合同义务，故不同意海耀律所的诉讼请求。法院于2015年8月7日做出一审判决，判令张美琴向海耀律所支付律师费2,192,000元。张美琴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另查明，A公司设立于1996年8月7日，注册资本30,500,000元，原法定代表人顾乙，原股东包括顾乙及张美琴。该公司2011年度《年检报告书》显示资产总额39,398,500元，负债总额12,392,600元；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显示资产总额18,634,500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7,513,900元。2013年2月27日，A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北城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北城支行）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A公司以其名下土地、房产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顾乙作为保证人出具最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2014年2月27日，A公司与江苏银行北城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A公司借款13,000,000元，并于同日收到银行发放的该笔贷款。后因A公司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江苏银行北城支行于2015年3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A公司归还江苏银行借款本金1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律师费等；顾乙对A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苏银行北城支行有权以A公司提供抵押的房产优先受偿上述债权；顾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A公司追偿。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内容予以确认。此后，因A公司及顾乙均未履行付款义务，江苏银行北城支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再查明，B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6日，注册资本25,210,000元。2012年12月11日，德勤事务所在对B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包括2011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2011年度、2010年度的公司及合并利润表等），出具《审计报告》，载明该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97,973,964.39元。2015年2月2日，B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出具民事裁定书，查明：经审计截至2015年2月1日，B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02,431,210.08元,负债总额225,094,280.05元，所有者权益总额77,336,930.03元；截至2015年4月28日，管理人提请确认债权额154,042,071.80元，待确认债权额45,417,406.83元，另结欠工人工资4,544,962.70元。法院认为，B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破产条件，故裁定该公司破产。2015年8月10日，南通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根据法院委托，对B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B公司破产清算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及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为127,834,913.6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张美琴与海耀律所就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均无异议，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美琴对于双方签订的《备忘录》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张美琴主张在签订《备忘录》时，对于分割至其名下的A公司及B公司股权的价值存在重大误解，两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均为0元，故应将《备忘录》中两公司的股权估值从律师费的计算基数中扣除，原定2,200,000元的律师费相应地变更为1,125,000元。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张美琴主张对于A公司的实际价值存在误解，原因是A公司名下作为股权估值唯一依据的房产已经设定了抵押担保，现因贷款未能清偿，相应房产已进入拍卖程序。至于B公司，也已进入破产程序且早已资不抵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A公司及B公司的股权价值，双方在《备忘录》中列明系依据财务报表估算。根据在案证据，A公司在2011年、2012年《年检报告书》中载明的净资产总额均高于《备忘录》中对该公司的股权估值。B公司在对其2010年及2011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结果显示所有者权益总额亦远远高于《备忘录》中对该企业全部股权的估值。一审法院亦注意到，上述财务资料的形成时间与《备忘录》签署时间存在数年的间隔，而公司的股权价值与经营状况密不可分，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在没有更新日期的财务报表可供参考、双方也未就此专门进行审计或评估的情况下，张美琴与海耀律所对于两公司股权的作价仅能是一种估算。双方对前述财务资料中载明净资产总额进行大幅扣减的基础上确定股权的估价，已考虑到经营状况变动的因素。因此，上述估价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张美琴主张A公司的房产已被设定抵押担保，但根据在案事实张美琴在签订《备忘录》时对该抵押担保是明确知晓的，张美琴自述该抵押贷款系为顾乙融资所用，而顾乙在与张美琴的《离婚协议》中承诺由其负责偿还。因此，张美琴对于A公司的上述状况并不存在认识上的缺陷，A公司未能清偿银行贷款将有可能导致相应抵押物被拍卖或变卖，亦在张美琴的遇见范围内。张美琴取得A公司股权后对公司资产如何处理系自主经营范围内事项，其也可依据其与顾乙之间的约定另案主张权利，但据此主张其存在重大误解，依法不能成立。至于张美琴主张的B公司的财务状况，该公司虽在2015年4月30日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但距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备忘录》亦有将近一年时间。企业经营本身存在盈利或亏损的商业风险，对公司股权在某一时间点的评估价值并不等同于股权持有人可以实际获得的现金价值。张美琴也未能明确主张其在签订《备忘录》时对涉及B公司股权价值的重要事项存在显著的认识欠缺，故不能因此后的经营状况而否定此前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此外，一审法院亦注意到，在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中亦确认海耀律所的有效工作时间数及折算的律师费金额，故《备忘录》中载明的律师费金额具有相应的计算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张美琴主张的重大误解依法不能成立。张美琴与海耀律所签订的《备忘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张美琴要求变更《备忘录》中关于律师费的约定，缺乏依据，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美琴要求将2014年5月8日《备忘录》中律师代理费由人民币2,20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1,125,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25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7,462.50元，由张美琴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张美琴上诉认为，其与海耀律所签订《备忘录》时存在重大误解，请求变更律师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张美琴原系A公司股东，张美琴前夫系B公司股东，张美琴在签订《备忘录》时应当比海耀律所更了解公司财产状况以及其与前夫之间的各种财产。本院注意到，张美琴签订《备忘录》在先，B公司破产在后，张美琴在《备忘录》和明细表上均签字确认相关财产信息和财产价值。现张美琴既无证据证明其因为对行为的性质或对备忘录中的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存在错误认识，以致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亦无证据证明因认识错误造成了较大损失。因此，张美琴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张美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25元，由张美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强代理审判员 何 建审 判 员 胡 瑜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顾俊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