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贵，男，1952年5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兴福，女，1954年4月1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思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乙，女，1981年11月2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思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甲，女，2010年3月2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法定代理人：罗某乙，女，1981年11月2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思南县。以上四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叶发展，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甲镇始兴中路**号。负责人：曾中杰。委托代理人：曾仕记，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钱惠英，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水欢，男，198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端晓，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谢飞，男，1964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上诉人杨光贵、罗兴福、罗某乙、杨某甲（以下简称杨光贵等四人）和上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以下简称阳东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陈水欢、许端晓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的（2015）阳东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9日，陈水欢为装修位于阳江市阳东区甲镇乙路乙小区m号的民房而雇佣杨昌余从事劳务搬运。2015年9月9日下午2时左右，杨昌余在案涉房屋三楼使用吊机进行升降作业时，因在墙外作业的钢丝吊绳搭在两报线主线#03杆至#04杆之间的10千伏高压线，被电击伤后坠地。杨昌余被送往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被诊断为：1、电击伤；2、重度颅脑损伤；3、胸股联合伤；4、失血性休克；5、右锁骨骨折；6、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经抢救无效，于2015年9月9日下午3点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1、电击伤；2、重度颅脑损伤；3、胸腹联合伤。用去医疗费3218.15元。杨光贵等四人认为阳东供电局、陈水欢和许端晓应对杨昌余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于2015年10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阳东供电、陈水欢和许端晓连带赔偿其损失1041247.2元。死者杨昌余系农村户籍。杨光贵等四人为证明杨昌余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提交了以下证据：（1）思南县丙镇丁村村民委员会2015年9月2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村村民杨光贵与罗兴福生育杨昌友和杨昌余两名子女，两名子女在外务工，杨光贵和罗兴福两人平时也在本地城镇务工及居住。（2）房屋租赁合同和租住证明，证明陈子发于2014年1月21日承租殷基益座落于阳江市阳东区甲镇戊路a号房屋，租期5年，每月租金4000元；陈子发将上述房屋转租给杨昌余和罗某乙居住。（3）阳东县为民搬运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9月1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杨昌余在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曾在我公司从事建筑搬运劳务工作。（4）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阳东分公司2016年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及营业执照，证明的内容为：我司是阳东中惠沁林山庄的物业管理公司，现有杨昌余（身份证：52……11）在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前在小区从事建筑装修搬运工作；杨昌余是阳东县为民搬运服务有限公司委派过来从事该项工作的。（5）中山市翠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及营业执照，证明的内容为：兹有杨昌余（身份证：52……11）在2015年6月2日起至2015年9月1日止在官山御景小区内从事建筑搬运工作，我司是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6）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内容为杨昌余于2013年10月15日取得了广东省阳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实习期至2014年10月14日。（7）精神科门诊病历等资料，内容为杨昌余的妻子罗某乙患有精神障碍，自2013年3月4日起不定期到阳江市公共医院精神科例行门诊治疗。阳东供电局认为上述证据虽能表明死者杨昌余曾在城镇居住和工作的事实，但不足以认定其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杨光贵等四人应继续提供相应的租赁合同、缴纳水电费票据、工资单或社保资料等加以佐证。陈水欢、许端晓均认为杨光贵等四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其系城镇居民，不同意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项目。杨昌余和罗某乙生育的女儿杨某甲于2010年3月22日出生，尚需扶养年限为12年6个月。杨昌余的父亲杨光贵，于1952年5月24日出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尚需扶养年限为17年。杨昌余的母亲罗兴福，于1954年4月14日出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尚需扶养年限为19年。杨光贵与罗兴福共生育杨昌余、杨昌友等3名儿子。杨光贵等四人为证明罗某乙不具有抚养能力，提交了精神科门诊病历、检查报告、报告单，拟证明罗某乙患有精神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其生活主要由杨昌余供养。阳东供电局、陈水欢和许端晓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案涉高压线路的所有人及经营者均为阳东供电局。1988年6月，阳东供电局架设了10千伏高压电线路并投入使用，该高压线路沿经甲镇乙路乙小区m号房屋。该房屋的天台外墙距甲电站#4电线杆导线的水平距离为2.65米，距#4电线杆的水平距离为3.47米。案涉房屋的内墙至最外沿的阳台距离为1.76米。案涉房屋的内墙距甲电站#4电线杆导线的水平距离为4.41米，距#4电线杆的水平距离为5.23米。甲电站#4电线杆上的警示标语与阳东供电局提交的照片相一致，杨光贵等四人和陈水欢、许端晓均认为，事故发生时，电线杆底部被广告纸覆盖住，没有警示标语，电线杆中部以上的警示标志非常模糊，根本看不清内容。阳东供电局则认为，电线杆上的警示标志原先是有的，电线杆下面的警示标志是喷漆的，与其提交的照片一致。案涉房屋位于阳江市阳东区甲镇乙路乙小区m号，该房屋所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许端晓。许端晓于2014年5月22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4年8月25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后，许端晓在阳江市阳东区甲镇乙小区m号地建造了四层半的房屋。2015年8月13日，陈水欢与许端晓签订《楼房转让协议》，约定许端晓将位于阳江市阳东区甲镇乙路乙小区m号房屋转让给陈水欢并交付给陈水欢使用，总价格为1200000元。阳东供电局认为，许端晓所建案涉房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载明的是二层以上正面阳台伸1.2米，而勘验测量的结果为1.76米，阳台的延伸不符合规划建设要求。事故发生后，陈水欢支付了医疗费3218.13元、预借生活费2000元、预借丧葬费50000元，合共55218.13元。此外，陈水欢还主张支付了搬运尸体费770元、尸体防腐押金1000元、住宿费1050元、预借伙食费1600元和其他费用200元。但杨光贵等四人对此不予认可，陈水欢亦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受害人因触电遭受人身损害的，电力设施的产权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还是适用该法第七十六条的问题。阳东供电局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之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九章对不同类型的高度危险活动根据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在不同的条文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于高压输电造成的损害规定于该法第七十三条，而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和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的损害责任。这些区域的特征一般是与公众活动的区域有严格的隔离方式，如有栅栏、围墙等防护措施，同时还要有明显的禁入标志，这表明这一区域的危险程度很高，普通人很容易能够认知其危险程度，如果擅自进入，其过错程度几近故意，故该条对已尽义务的管理人的责任减轻程度可达免责。而高压输电的危险程度不及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其防护措施也不及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和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严格。《侵权责任法》把两种危险责任规定于不同的条文，是有其不同的适用条件。杨昌余被高压电击死亡时所处的位置属于人口密集、人员活动频繁的居民区，因此，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依此规定，高压触电的损害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即无论高压电线的管理者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侵权责任。高压线的管理者的免责事项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两种情形。本案由于不存在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的情形，因此供电局不能免责。另外，阳东供电局对其管理的高压线未尽到维护、巡查的义务，特别是案涉房屋在建期间，未按照相关电力法律法规的要求报建，阳东供电局也未依照职权对该建房行为进行查处等，对此负有一定的过错。以提供自身的劳务为特点，接受雇主的指示和监督，是雇佣合同区别于其他以“劳务”为标的的合同的特征。本案中，杨昌余与陈水欢之间并不存在根据工作成果完成情况和进度支付报酬，仅是单纯提供劳务，在完成工作中要听从陈水欢的安排、指挥，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故杨昌余与陈水欢之间成立雇佣关系。杨昌余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在高压线下从事“拉泥”作业劳动存在安全隐患，也应当知道在高压输电线路下从事吊机升降作业有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其没有对事发地点能否进行升降作业进行观察预判，违反了谨慎注意义务，故杨昌余也有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陈水欢明知杨昌余利用搭桥搭吊进行作业的行为存在安全隐患仍放任不管，而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阻止该行为，且明知案涉房屋门前架设高压线未向电力部门报请审批，未采取安全有效的施工方案，故陈水欢对杨昌余的死亡亦存在过错。综上所述，杨昌余触电致死的结果系阳东供电局、陈水欢以及死者杨昌余的行为间接结合造成的，故应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杨光贵等四人要求阳东供电局、许端晓和陈水欢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案件实际及各方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确定由阳东供电局、陈水欢、杨昌余按70%、20%、10%比例承担责任。杨昌余因本次触电事故导致死亡，杨光贵等四人诉请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予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原审法院确定的为准。一、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死者杨昌余为农业家庭人口，杨光贵等四人主张杨昌余在发生事故前一年已在城镇务工及居住，仅提供思南县丙镇丁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殷基益与陈子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租住证明和阳东县为民搬运服务有限公司的证明、中山市翠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和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阳东分公司的证明等证据为证。从其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无法反映出死者杨昌余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且杨光贵等四人未能提供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证明、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的工资签收单、有数额稳定的存款交易记录、在城镇居住生活中支出的水电费、租金等能够认定死者在发生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证据，对其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原审法院认定死者杨昌余的死亡赔偿金按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二、关于罗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能否支持的问题。杨光贵等四人主张杨昌余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提供了阳江市公共医院的精神科门诊病历、检查报告、报告单为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故原审法院对杨光贵等四人主张罗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因死者杨昌余系农村户籍，故原审法院支持杨光贵等四人参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经核算，自第1年起至第19年止，三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未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死者杨昌余的女儿杨某甲的生活费为62770元（10043.2元／年÷12个月÷2人×150个月）。死者杨昌余的父亲杨光贵的生活费为56911元（10043.2元／年÷3人×17年）。死者杨昌余的母亲罗兴福的生活费为63607元（10043.2元／年×19年÷3人）。因此，以上三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183288元。四、关于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的问题。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费用，一般可考虑人数不超过3人，期限不超过7天。由于该费用杨光贵等四人未能提供相关的票据予以佐证，结合案情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为900元，交通费为3000元，住宿费为2000元，共计59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结合杨光贵等四人的诉请，本案中杨光贵等四人的合理损失有：1、医疗费3218.13元；2、死亡赔偿金428200元（12245.6元／年×20年＋183288元）；3、丧葬费32395元（64790元／年÷2）；4、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5900元；5、杨光贵等四人要求精神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酌定为50000元。综上，杨光贵等四人的合理损失合计为519713.13元。杨光贵等四人诉请的上述各项损失数额超过原审法院计算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比例，应当由阳东供电局赔偿杨光贵等四人合理损失363799.20元（519713.13元×70%），陈水欢赔偿103942.63元（519713.13元×20%）。扣除陈水欢在事故发生后已支付给杨光贵等四人的55218.13元，陈水欢尚需赔偿杨光贵等四人损失48724.50元（103942.63元-55218.1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363799.20元。二、陈水欢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48724.50元。三、驳回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71元，由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负担8557元，陈水欢负担663元，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负担4951元。杨光贵等四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从事实层面，杨光贵等四人提供的村委会《证明》证明了杨昌余与其妻子罗某乙、女儿杨某甲在外务工，根本没有在老家务农；《房屋租赁合同》和《租住证明》证明了杨昌余、罗某乙两人一直在城区租住的事实，出租房主陈子发接受法庭调查时也证实了该情况；多个用工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了杨昌余从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9月1日在城镇域内的居民小区从事建筑沙石搬运工作；杨昌余的驾驶证及其使用的阳江地区移动电话号码、罗某乙的病历资料证明杨昌余与罗某乙、杨某甲在城镇务工生活。从情理层面，罗某乙身体存在缺陷，没有自理能力，长年需要精神药物支持，同时身边还有年近6岁的女儿需要抚养。杨昌余一家人由于工作能力有限，一直只能在阳江城区从事建筑搬运的体力工作，作为外省人也不可能离开老家乡下千里迢迢来到阳江又从事农活，生活在农村。从法律层面，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即证据只要能够基本倾向于证明案件事实即可。杨光贵等四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相互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具备“在城镇生活、消费”的高度盖然性，且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及阳江中院的审判会议纪要，受害人只要长期生活、居住于城镇，且在城镇有主要的生活来源的，都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杨光贵、罗兴福只生育了杨昌友、杨昌余两名子女，但原审判决却按三名子女计算杨光贵、罗兴福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是错误的。另外，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也应当按每年的22171.9元计算。三、一审法院判决杨昌余承担10%责任错误。杨昌余在本案中属于提供劳务一方，其完全受陈水欢的支配和管理，杨昌余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过错。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阳东供电局依法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本案不存在“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杨昌余承担10%责任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杨光贵等四人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决支持杨光贵等四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阳东供电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正确。杨光贵等四人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杨昌余的户籍为农业户口。虽然其提供了多项资料拟证明杨光贵等四人及死者均是在城镇居住，但却无法提供相应的缴纳租赁房屋水电费用及房租的票据等居住凭证，也无法提供相应的工资单或社保资料，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死者杨昌余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所以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者杨昌余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赔偿项目正确。二、本案的民事责任应由许端晓、陈水欢以及死者杨昌余依法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死者杨昌余承担10%责任过低。第一，陈水欢及死者杨昌余在施工前，既没有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第二，陈水欢作为雇主，安排没有资质的杨昌余从事工作，既没有对其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及提示，又没有搭建棚架进行防护，又放纵死者杨昌余采取高危险度的方式进行作业，应对杨昌余因工作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第三，死者杨昌余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在高压输电线路附近施工具有高度危险性，但其仍执意使用吊机从事高危工作，完全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明显的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涉案房屋是由许端晓建造的，虽然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建设的房屋阳台违规伸出了0.56米，大大地增加了死者杨昌余在随意抛掷钢丝吊绳时触碰高压线路的风险，该事实是导致此次事故的另一次要原因。综上所述，本案的民事责任应由许端晓、陈水欢以及死者杨昌余依法分担，阳东供电局无需承担本案任何的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光贵等四人对阳东供电局的诉讼请求。陈水欢、许端晓答辩称：一、在施工前及施工过程中，陈水欢、许端晓已多次明确告知杨昌余高压输电线的危险性，并提示其注意安全施工，已尽安全告知义务。杨昌余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有能力判断施工行为是否存在危险，但在施工过程中，其因自身疏忽大意而造成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对其过错，杨昌余应自负30%责任。阳东供电局根据其过错程度，亦应负担70%责任。陈水欢、许端晓没有过错，不需承担责任。二、杨光贵等四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对此一审处理正确。阳东供电局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阳东供电局已谨慎、全面地履行了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及警示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阳东供电局未尽维护、巡查义务是错误的。案涉10千伏高压线路是阳东供电局于1988年6月架设的，其规划、安装均按照国家相应的规定和行业的标准来进行，通过验收后才投入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如遇新的国家规定和行业标准，能及时更换或添加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警示措施。二、《电力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第六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机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任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国务院法制办的《关于对﹤关于查处窃电行为有问题的请示﹥答复意见的函》中也提到，自《电力法》施行之日起，供电局依法不再享有行政管理职权，供电局成为单独的电力企业。根据上述规定，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法施工的行为应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监督和查处，阳东供电局作为独立的企业，对于陈水欢、死者杨昌余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法施工的行为，没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和职责，不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电力法》，而非《侵权责任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用民法通则还是电力法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5号）“《电力法》是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对民事责任规范所作的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用《电力法》”的规定，本案应适用《电力法》。根据《电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用户自身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电力部门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陈水欢未经批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法施工且无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加上死者杨昌余疏忽大意，将吊绳在高空随意向下抛掷所造成的，因此，本案的损失应由陈水欢和杨昌余按过错比例分担，阳东供电局依法不用承担责任。若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也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而非第七十三条。四、一审判决陈水欢承担20%的责任、死者杨昌余承担10%的责任、许端晓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错误。具体的分责意见与前述答辩意见中的一致。综上，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许端晓、陈水欢以及死者杨昌余依法分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光贵等四人对阳东供电局的诉讼请求。杨光贵等四人答辩称：一、阳东供电局没有尽采取“安全措施”与“警示义务”，存在过错。阳东供电局作为触电事故供电设施的经营者，客观上应当承担无过错民事责任，主观上对其所有的高压线负有管理之责，但其疏于管理，明知该路段高压线路此前已发生过多次触电事故，仍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阻止，对高压线可能造成的危险未采取安全防护及警示、提示措施，继而再次造成触电死亡事故，存在过错。二、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而非适用《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1、《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是对“从事高压作业”的经营者相关侵权责任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从事高压作业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用户自身的过错引起电力运行事故造成自己损害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责任。该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即对因用户自身的过失引起电力运行事故造成自己损害的，《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电力企业不承担责任，而《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是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相对而言，《电力法》该规定对保护受害人十分不公平，也不利于促进经营者加强管理，改进措施以减少损害。2、《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相对《民法通则》而言属于特别法，而《电力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综上所述，阳东供电局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陈水欢、许端晓答辩称：与前述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除被扶养人的情况外，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杨昌余的被扶养人有杨某甲、杨光贵和罗兴福，根据被扶养人的出生时间和杨昌余的死亡时间，杨某甲、杨光贵和罗兴福的扶养年限应分别确定为12年6个月、16年8个月和18年7个月。关于杨光贵与罗兴福的子女问题，杨光贵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思南县丙镇丁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一份证明和居民户口簿。该证明主要载明，杨光贵与罗兴福是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了杨昌友和杨昌余两名子女；两名子女在外务工，杨光贵与罗兴福夫妻两人平时也在本地城镇务工及居住。户籍地为贵州省思南县丙镇丁村大坡组，户主为杨光贵的居民户口簿显示，杨光贵有杨昌友和杨昌余两个儿子。原审调查与杨昌余一同在发生事故现场工作的工友任光华时，任光华陈述，其与杨昌余是同村但不同组的，其了解杨昌余是三兄弟，有个哥哥，杨昌余排第二，还有个弟弟，但对其兄弟现在的情况不怎么清楚。杨光贵等四人陈述，其仅生育了杨昌友和杨昌余两个儿子。关于杨昌余如何触电死亡问题。陈水欢主张，吊机工作过程中出了故障，钢丝绳被抛到高压线时导致机器着火，杨昌余心痛机器去拔插头，以致事故发生。杨光贵等四人主张，杨昌余站在三楼，而高压线约在四楼高，由于作业时有风，在风和高压线形成的磁场吸力的共同作用下，钢丝绳搭上了高压线，当时杨昌余的手里拿着开关而不是插座，而开关也是一条电线，杨昌余手握开关触电以致从三楼跌到一楼。杨昌余的工友任光华陈述，作业时由杨昌余在三楼把淤泥用胶桶装好，再用钩勾住吊下来给其倒掉；他们约在早上10点开工，把顶楼下一层的淤泥清理完就回去吃饭，下午约1点半开始清理三楼的淤泥；三楼的淤泥清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杨昌余让其上二楼，在其走到底楼大厅时杨昌余发生意外；其看到杨昌余控制开关的手已经被烧糊了，其不清楚钢丝绳怎么搞到高压线上。阳东供电局主张，陈水欢的讲法比较符合事实。从照片可见，吊机架设在五楼天台，高压线约位于事发楼房四楼高的位置，钢丝绳横跨高压导线至离房屋最远的导线（约4.29米）一边垂下，钢丝绳的末端系着吊勾。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杨昌余在为陈水欢提供劳务时触电身亡而引发的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阳东供电局主张本案的免责事由应适用《电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电力法》虽然是特别法，但规定的免责事由与《侵权责任法》的不一致，而《侵权责任法》属于新法，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本案的免责事由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该规定是直接针对高压活动等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定，本案属高压电致人损害，因此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而非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各方对杨昌余的死亡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二、杨光贵等四人的合理损失应如何确认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高压电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免责事由仅包括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杨昌余在工作过程中致死，阳东供电局无证据证明杨昌余的死亡系其主动追求损害后果等故意行为或不可抗力所致，因此阳东供电局应当对杨昌余触电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应分别衡量各方的行为和过失程度以确定各方的责任。杨昌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施工楼房外面架设了高压输电线，仍不顾危险在高压输电线路下采用升降钢丝吊绳搬运物品，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各方对杨昌余如何触电死亡意见不一，但从照片及各方的陈述可知，事发时杨昌余已使用吊机作业一段时间，且钢丝绳下端系着吊钩，能被风及高压线的磁场共同作用吸走的可能性较小；当时杨昌余作业的地点在三楼，按作业需要，钢丝绳只需升至三楼阳台位置，而高压线在距作业地点约一层高的地方，且钢丝绳连带吊钩被抛到最外导线（距阳台约4.29米）远的地方，不符合由高压线磁场吸附所形成的状态，根据钢丝绳搭附高压线的位置，较为符合陈水欢提出的因机器故障以致钢丝绳被抛到高压线上的主张。综合上述分析，杨昌余触电主要是因其操作机器失误（或机器故障）及其自身主观过错而造成的，存在的过错较大，依法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陈水欢的房屋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且其作为杨昌余的雇主，明知杨昌余在高压输电线路下从事吊机升降作业存在安全隐患，但并未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杨昌余的行为，亦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设施，以防事故的发生，主观上亦有过错，但鉴于陈水欢雇请杨昌余所从事的是简单的清理淤泥等工作，不需要对雇佣的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陈水欢在本案的过错较小，其依法应承担较小的责任。事发时许端晓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水欢，其对本案不应承担责任。鉴于阳东供电局在高压线杆也设置了一定的警示标志，综合考虑杨昌余、陈水欢的过错，本院依法酌定阳东供电局、杨昌余、陈水欢应分别承担30%、50%、20%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杨光贵等四人的合理损失，各方对原审核定的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的支出没有异议，该部分费用为91513.13元（519713.13元－428200元），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他损失，应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为前提。（一）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问题。杨光贵等四人主张杨昌余生前从事搬运工作，事故发生前一年已在城镇务工及生活。本案中，杨昌余是在从事搬运工作中意外致死，印证了杨昌余生前从事搬运工作。虽然杨昌余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和用人单位的工资签收单等用工资料，但由于杨昌余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松散性、流动性强等特征，且杨光贵等四人提供的村委会证明、相关用人单位的工作证明、租住证明、杨昌余的妻子罗某乙的病历资料能相互印证，结合本地区该类用工情况的现状，可以确认杨昌余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因此杨昌余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杨光贵等四人主张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杨昌余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广东省201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192.9元，则杨昌余的死亡赔偿金为603858元（30192.9元／年×20年）。（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1、本案杨光贵与罗兴福为证明其生育了两名子女，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思南县丙镇丁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一份证明和相应的户籍簿。户籍簿登记的情况与该村委会的证明能相互印证，具有可信性。虽然杨昌余的工友陈述其了解的杨昌余有三兄弟，但并没有提供准确的信息，可信性较弱。因此，本案应采信杨光贵等四人的主张，予以认定杨光贵与罗兴福生育的子女为两名。原审采信杨昌余工友的陈述，予以认定杨光贵与罗兴福生育的子女为三名，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数额问题。根据上述论述，杨昌余的相关损失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参照广东省201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2171.9元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由于本案被扶养人杨某甲、杨光贵和罗兴福的扶养年限分别为12年6个月、16年8个月和18年7个月，且上述被扶养人的扶养人均为2人，则计算扶养年限的前16年8个月只能计算两人的生活费，此后的1年11个月再计算杨昌余母亲一人的生活费。按上述扶养年限和标准计算，杨某甲、杨光贵、罗兴福三人总的生活费为390779.74元（22171.9元／年×16年8个月＋22171.9元／年×1年11个月÷2人）。因此，原审核定的其他费用加上本院核定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合共1086150.87元（91513.13元＋603858元＋390779.74元），属于杨光贵等四人的合理损失。由于阳东供电局、陈水欢应对杨昌余的损失分别承担30%、20%的责任，则其相应赔偿的金额为325845.26元、217230.17元。扣减陈水欢在事故发生后已支付杨光贵等四人的55218.13元，陈水欢还需赔偿162012.04元。综上所述，杨光贵等四人、阳东供电局的部分上诉理据充分，本院相应予以支持。原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及核定损失数额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5）阳东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二、限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325845.26元。三、限陈水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162012.04元。四、驳回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71元，由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负担7573元，陈水欢负担2205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负担43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843元，由杨光贵、罗某乙、罗兴福、杨某甲负担8877元，陈水欢负担1916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江阳东供电局负担6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关衡勋审 判 员  何桂霞代理审判员  姜玉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林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