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5民初7119号原告：陈基成，男，1951年4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朱月兰，女，1953年9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基成(系朱月兰丈夫)，年籍详上。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范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寻，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法定代表人：江超，总经理。原告陈基成、朱月兰诉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基成并作为原告朱月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寻到庭参加诉讼。后被告携程公司申请追加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鄂之旅旅行社”)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于同年6月12日通知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参加诉讼。同年7月13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陈基成并作为原告朱月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寻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武汉鄂之旅旅行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基成、朱月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退还旅游费人民币2,736元,并赔偿交通费2,256元、住宿费1,495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29日，两原告在“携程旅行网”预订了“北京承德6天5晚品质游”旅游产品，价款合计2,736元，网页载明该产品系携程金牌国旅和金牌导游提供服务。2015年9月7日，两原告从上海出发到达北京，开始旅游行程。然而，两原告随即发现旅行社由原定的携程金牌国旅变成了一家不知名的旅行社。原行程安排写明全程入住三星级酒店，但实际入住的却是经济型酒店，且酒店方表示并无两原告的预订记录，经多次交涉直到当晚深夜才为两原告办理入住手续。次日，原定行程为游览南锣鼓巷及天坛公园，但两原告在酒店等待至中午也无任何人联系原告。在原告的主动询问下，被告客服才答复改为自由活动。行程第三日，旅行社并未给两原告安排早餐，仅发放了冷点心；到达八达岭长城后两原告因年老体弱故提出自费乘坐缆车登长城，也遭到拒绝。后原告胃病发作，但导游拒绝将原告送医治疗，也拒不告知原告旅行社名称及导游姓名。原告坚持前去就医，导游却强行录音要求原告声明自愿退团，并辱骂原告，甚至直接丢弃原告离去。此后，原告未再参与任何旅游项目，只能自行安排住宿地。原告返回上海后，经多次投诉协调未果，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并非涉案旅游合同的当事人，也非旅游服务的提供方，原告通过“携程旅行网”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购买涉案旅游产品，被告系“携程旅行网”的运营商，仅提供网络平台服务。涉案旅游产品的服务提供方系武汉鄂之旅旅行社。该旅行社通过“携程旅行网”平台售卖旅游产品，系涉案旅游合同相对方。武汉鄂之旅旅行社的相应信息以及其合同主体已在“携程旅行网”涉案产品预订网页多次进行告知。该旅行社工作人员随后亦添加原告为“微信”好友并向原告发送了电子版本的旅游合同，载明双方当事人信息。再次，被告已提供了武汉鄂之旅公司真实有效的主体信息及送达信息，武汉鄂之旅公司也已提供书面答辩状认可其系涉案旅游合同的当事人。并且，武汉鄂之旅公司曾向携程公司缴纳保证金，故若判令承担其相应责任，则携程公司承诺配合履行判决。被告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到庭应诉，其庭前提供书面意见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其系涉案旅游合同的相对方及服务的提供方，通过在“携程旅行网”网页上进行操作确认两原告的订单，且曾向两原告发送电子版本的旅游合同，两原告则表示只需告知酒店及住宿地点。其次，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自身不配合旅行社统一管理，误解导游且擅自离团。因原告自身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无权要求返还旅游费。再次，关于原告主张的住宿费1,495元，原告提供的住宿券在日期与金额方面与本案旅游行程明显没有关联，不应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并非涉案旅游产品包含的项目。涉案产品行程开始地即为北京，不包括两原告自上海前往北京的交通费。且原告因自身错误的预订致使其在北京停留，系不必要的支持，不应由武汉鄂之旅旅行社赔偿。基于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29日，两原告在“携程旅行网”订购“北京%2B承德6日5晚跟团游”旅游产品，旅游费用合计2,736元。该编号为XXXXXXXXXX的订单载明信息显示：出发日期2015年9月7日，出发城市北京，返程日期同月12日。该产品预订网页首页载明：“零售商：由国旅—金牌专营店直售，并提供咨询/预订/售后服务”；页面右侧载明“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产品由以上零售商提供……”。在预订页面“预订须知”一栏列明“特别提示：携程旅行网代理预订平台展示的旅游产品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合作商家直接提供，携程旅行网仅作为网络预订平台……”。2015年8月31日，两原告搭乘飞机自上海前往北京，参加其他旅游行程。当日，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工作人员以用户名为“国际旅游秦燕XXXXXXXXXXX”的“微信”社交软件账号向原告陈基成发送名称为“北京%2B承德6日游”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该合同载明旅行社名称为武汉鄂之旅旅行社，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出团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该名工作人员还要求原告提供电子邮箱地址。原告则表示上述合同文件无法打开，身在外地无法使用邮箱，要求对方告知集合方式、入住酒店名称和结束地，得到的答复是入住的酒店将在行程当日或提前一日告知原告。同年9月7日，原告开始涉案旅游合同项下的行程，当日行程安排为入住“当地三星级酒店”，无游览项目。当日上午10：39分，原告收到手机短信，告知入住酒店为“北京恒旗宾馆”，该宾馆为经济型酒店。当晚，原告通过“微信”询问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工作人员“我明天什么时候去找哪位北京导游”？对方答复“导游不是给您打电话了吗？”，在得到原告否定回答并询问“明天几点来接我？”、“明天和后面安排请完整告知”后，该工作人员并未进行答复。同年9月8日，原定行程为游览“南锣鼓巷”及“天坛公园”，游览时间约6小时30分。两原告在入住的宾馆等候至中午，后经致电“携程旅行网”客服人员，得知当日上午行程取消，改为自由活动。原告方随即接到当地导游电话，要求其立即自行赶往“天坛公园”与其他旅游者会合，原告拒绝了该要求，未参加当日游览活动。当日下午13：08，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询问原告是否与导游集合，原告表示“只要告知我们行程安排，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即可”，对方则表示“行程安排就是跟着导游安排”。原告则再次要求告知行程、旅行社名称及导游，对方提供了导游姓名及手机号码。同年9月9日，行程安排为游览“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包含早餐及午餐。当日清晨，原告未用早餐即应导游要求随同其他旅行团游客出发前往八达岭长城。当日中午，原告提出身体不适需要就医，导游则表示原告离团需签署自动离团声明或录音声明。双方就此发生争吵，原告遂离团。同年9月15日，原告搭乘飞机返回上海。后原告就本案纠纷投诉无果，故涉讼。上述事实，有“携程旅行网”预订页面、编号为XXXXXXXXXX的订单信息、行程单、《团队国内旅游合同》、两原告机票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以及原、被告和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因被告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到庭应诉，致使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旅游合同的当事人是携程公司还是武汉鄂之旅旅行社？2、旅行社一方是否构成违约及责任范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两原告主张携程公司是旅游合同当事人，依据是该旅游产品系在“携程旅行网”发售，且订单等信息均载明“携程”字样而未涉及武汉鄂之旅旅行社。两被告则一致辩称武汉鄂之旅旅行社系合同相对方，并提供产品预订页面信息及《团队国内旅游合同》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原告在预订涉案旅游产品时，当时网页所载明信息双方均无法提供。但原告亦认可预订页面载有“国旅—金牌专营店”字样，从被告携程公司提供的目前在售相同产品的预订页面信息以及被告方工作人员发送给原告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来看，应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明显优势。原告疏于查看相关预订页面信息及旅游合同，不足以否认被告方曾就旅行社信息进行告知。并且，两被告就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在涉案合同项下的地位及作用持相同意见，携程公司亦承诺协助履行被告方可能负有的付款义务。原告亦表示将遵照本院认定的责任主体提出权利主张。基于此，本院确认武汉鄂之旅旅行社系涉案旅游合同的相对方。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武汉鄂之旅旅行社作为旅游合同关系中提供旅游服务的一方，负有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提供旅游服务之义务。但在实际旅行涉案合同过程中，武汉鄂之旅旅行社未按照先前约定的“当地三星级酒店”标准提供住宿服务；在原告网上下单后，未经原告明确同意而在其提供的合同中载明旅游者同意拼团，并采用拼团方式提供服务；涉案产品系跟团游，但武汉鄂之旅旅行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并未在合理时间内提前告知原告导游或领队联系方式、具体行程安排及集合时间、地点等信息，致使原告未能顺利参加行程。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旅行社一方也未采取合理的改进措施。基于此，本院认为武汉鄂之旅旅行社具有明显过错，已构成违约。原告据此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全部旅游费用，合法合理，亦符合武汉鄂之旅旅行社一方在合同中就违约责任所作出的承诺。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上海往返北京的交通费以及在北京期间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因涉案旅游产品出发及结束地点均为北京，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并非被告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超出了违约方的预见范围，且此种情况下旅行社一方退还全部旅游费通常已填平原告的合理损失，故本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因其并非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亦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条件，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陈基成、朱月兰旅游费人民币2,736元；二、驳回原告陈基成、朱月兰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被告武汉鄂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婷婷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季 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三条……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的，组团社经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可以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合同。组团社对旅游者承担责任，受委托的旅行社对组团社承担责任。旅游者不同意的，可以解除合同。……第六十九条旅行社应当按照包价旅游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第七十条旅行社不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一条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