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1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文彪，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代理人：简正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垠桔，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保珍，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委托代理人：吴文伟，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文彪因与被上诉人柯保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4日，柯保珍与廖文彪签订《协议书》，约定：柯保珍渔网97袋，由廖文彪出口到印度孟买价值106150美元，现打折百分之四十由印度代理ModyPravin负责出售，现价63690美元从2014年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出售，7月10日付款31845美元、7月25日付清余款31845美元，后其中欠廖文彪清关、机票、印度费用等合计46316人民币由此款扣除给廖文彪，廖文彪负责收款。如果97包渔网不能出售，在2014年7月30日之前开始返回中国广州廖文彪仓库，归还柯保珍货物，退回费用由我（柯保珍）承担，货到广州仓库，结清46316人民币和返回等一切费用再取货。协议书下方备注：7月10日没收到渔网款，柯保珍可以调渔网到任何地方（印度域）出售，印度代理不得干涉，有廖文彪负责沟通。2015年7月8日，柯保珍向廖文彪发出《律师函》，要求廖文彪处理付款或退货事宜。现案涉渔网仍在印度代理ModyPravin处，未实际销售。庭审中，柯保珍陈述本案为柯保珍委托廖文彪办理出口货物，双方为货物委托出口代理关系。廖文彪抗辩称柯保珍、廖文彪双方没有委托出口的协议，廖文彪也不具有进出口的相关资质，廖文彪提供有出口资质的人为柯保珍办理出口事宜，仅起帮助、协助作用，现渔网在印度的仓库中，应由印度销售ModyPravin进行返回，但只要柯保珍即时支付廖文彪办理货物退回的相关费用，廖文彪同意协助柯保珍退回货物。为此，廖文彪提交了1.印度代理ModyPravin在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确认信及其护照复印件（印度马某丝特拉邦公证、中国驻孟买总领馆认证，由广州公证处公证翻译），拟证实柯保珍拒绝支付仓储费及相关费用，也拒绝将渔网运回中国；2.提单及PLANETIMPEX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实案涉渔网分两次运至印度孟买，收货人为PLANETIMPEX，该公司由ModyPravin经营，提单中的托运人均非柯保珍、廖文彪；3.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拟证实柯保珍一直在跟进渔网的出口及印度销售事宜，渔网所有权并未转移。经庭审质证，柯保珍对确认信及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真实性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确认；其余证据没有原件，不予确认。另，柯保珍表示廖文彪将货物退回广州后，柯保珍再支付廖文彪货物返回的费用，不同意即时支付。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律师函、确认信、护照复印件、工商登记资料、提单、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柯保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廖文彪返还柯保珍97代渔网，如廖文彪无法返还，则赔偿柯保珍97袋渔网的经济损失63690美元（按1：6.1965汇率折合人民币394655元）；本案诉讼费由廖文彪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关于柯保珍与廖文彪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2.柯保珍出口至印度的97袋渔网，是否应由廖文彪返回。1.关于柯保珍与廖文彪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柯保珍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出口代理关系，廖文彪对此不予认可。柯保珍、廖文彪双方之间未签署书面的委托合同，但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由廖文彪为柯保珍提供出口商并进行报关及垫付清关费用等表明廖文彪事实上接受了柯保珍的委托，且双方在《协议书》中也注明“由廖文彪出口”，故柯保珍、廖文彪之间事实上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柯保珍、廖文彪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2.柯保珍出口至印度的97袋渔网，是否应由廖文彪返回的问题。案涉97袋渔网未能出售，仓储在印度ModyPravin处，按照协议书约定，上述货物应归还柯保珍，现双方对应由谁办理货物返回的理解产生分歧。柯保珍认为按协议书约定应由廖文彪将货物返回，廖文彪认为协议书未作明确说明，则应由货物的实际控制人印度销售ModyPravin进行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对争议条款的解释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协议书由柯保珍、廖文彪签订，双方明确约定“由廖文彪出口”、“廖文彪负责收款”，并约定如不能出售，“返回中国广州廖文彪仓库，归还柯保珍货物，退回费用由我（柯保珍）承担，货到广州仓库，结清46316人民币和返回等一切费用再取货”。上述约定虽没有明确写明由谁负责货物返回，但综合协议书的约定，结合文义理解，协议相对方为柯保珍、廖文彪，廖文彪负有返回案涉97袋渔网的义务。廖文彪主张应由印度销售ModyPravin进行返回，但印度销售ModyPravin并未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在其出具的确认信中也未作出此承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约定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自行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故原审法院对廖文彪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在此情况下，柯保珍向廖文彪主张返回货物，如廖文彪无法返还，则赔偿97袋渔网的经济损失63690美元（按1：6.1965汇率折合人民币394655元），符合协议约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柯保珍出口货物至印度欠廖文彪清关、机票、印度费用等46316元，廖文彪要求柯保珍支付，柯保珍对此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因货物返回广州的费用尚未发生，廖文彪也无证据证实可能发生费用的金额，故廖文彪可待费用实际发生后，与柯保珍协商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廖文彪不同意垫付返回费用，要求柯保珍即时支付的意见，因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结清款项的时间在货物返回广州后，故廖文彪的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廖文彪返还柯保珍出口至印度的97袋渔网，如返还不能，须赔偿柯保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94655元；二、在廖文彪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后三日内，柯保珍向廖文彪支付清关、机票、印度费用等人民币4631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220元，由廖文彪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由柯保珍预交，柯保珍同意由廖文彪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部分直接向其支付。判后，上诉人廖文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违法受理超期变更的诉讼请求，违法审理不同的两个诉讼标的，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违法受理超期变更的诉讼请求，程序严重违法。柯保珍在本案受理后八个半月变更了诉讼请求，该变更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本案的受理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当时，柯保珍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廖文彪赔偿因不履行合同义务给柯保珍造成的经济损失63690美元”。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之后，在2016年4月15日第三次开庭时，柯保珍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廖文彪返还柯保珍97袋渔网，如廖文彪无法返还，则赔偿柯保珍97袋渔网的经济损失63690美元”，原审法院违法受理了超过法定期限八个半月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并且在变更诉讼请求之后没有重新给廖文彪设立举证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2.原审违法审理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程序严重违法。柯保珍请求返还97袋渔网，如不能返还则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涉及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标的，依法不应当作为同一个案件审理。返还渔网是物权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是物权法律关系；赔偿损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是侵权法律关系；柯保珍的诉讼请求是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形成的不同的诉。根据一案一诉的原则，原审法官应当要求柯保珍明确其诉讼请求，而不是违法受理两个诉。（二）廖文彪与柯保珍之间不存在委托出口代理关系，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廖文彪没有为柯保珍进行报关，他们双方也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1.廖文彪与柯保珍之间不存在任何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没有书面材料证实廖文彪与柯保珍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报关的必要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办理报关手续的。2.廖文彪不具备报关资格，不可能为柯保珍进行报关。3.廖文彪不具备进出口贸易资格，不能代理柯保珍办理对外贸易业务。4.证据证明廖文彪不是案涉渔网出口贸易中的任何一方，没有代理案涉渔网出口事宜。廖文彪并没有在案涉渔网出口印度的过程中承担代理人的角色。5.委托出口事宜是由柯保珍亲自办理的，廖文彪并不承担代理人的角色。（三）廖文彪没有返还渔网的约定义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廖文彪没有返还渔网的确定的合同义务。在廖文彪与柯保珍签订的《协议书》中没有约定廖文彪将渔网运回广州的义务。《协议书》也没有由廖文彪将渔网进口回中国，或者任何要求廖文彪运回渔网的类似表述。因此，原审判决廖文彪渔网运回广州是没有合同依据的。2.根据权利义务相适应的原则，不能推定廖文彪有返还渔网的合同义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没有约定柯保珍应向廖文彪支付任何对价，也没有约定廖文彪劳务的报酬，事实上廖文彪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报酬，还垫付了机票、清关费等诸多费用。（四）廖文彪没有返还渔网的法定义务，原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本不可能履行。本案中将渔网返回广州涉及到以下几个步骤。由案涉渔网现在的占有人转移对渔网的占有，有资格的印度出口公司和中国进口公司办理进出口事宜，并由相关的运输公司运输回中国。但是,廖文彪没有占有涉案渔网，也没有资格办理进出口或相关事宜，原审判决违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本不可能履行。（五）渔网没有运回广州，即使廖文彪有违约行为，原审也不能判决廖文彪按渔网全价赔偿经济损失。1.渔网没有运回广州，柯保珍不因此产生实际损失。2.即使廖文彪有违约行为，原审也不能判决廖文彪按渔网全价赔偿经济损失。即使廖文彪有约定或法定的义务，具备相应的资格，并有能力将渔网运回广州，而廖文彪违约，拒绝将其运回。在这样的情况下，案涉渔网并没有因为廖文彪无法返还就全部灭失，柯保珍完全可以委托其他有资格的人将渔网运回广州。（六）渔网没有运回广州是柯保珍故意不作为所致，廖文彪不应就柯保珍的恶意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综上，廖文彪上诉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驳回柯保珍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柯保珍负担。被上诉人柯保珍答辩称：第一，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原审诉讼期间，我方并未变更诉讼请求，只是由于廖文彪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将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细化为返还渔网，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才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第二，廖文彪认为原审违反一案一诉的原则，理由不成立。法律并未禁止一个诉讼当中出现不同的请求事项，但不同的请求事项与不同的诉讼标的是两个概念，一个诉讼无论有几个诉讼请求，都属于一个诉讼标的。第三，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出口事实，我方已经进行举证，协议书由双方签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当中没有一份是能够反驳涉案渔网是由第三人出口的。廖文彪上诉提出我方是授权委托印度的客商，并且有客商合法占有渔网，但其对该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廖文彪当庭补充提出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帮忙的这一说法也与常理不符。我方认为，无论廖文彪以什么方式出口渔网都与本案无关，我方都有权依据协议书来追究对方的合同义务，同样廖文彪也可依照出口渔网的合同义务追究合同相对方的责任。第四，渔网的所有权已经转移。我方不确认授权印度客商来销售渔网的事实，我方已经无权处理涉案的渔网。第五，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廖文彪将渔网出口至印度，但并未约定出口费用。所有权发生转移之后，柯保珍与出口商之间已经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与印度客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廖文彪。综上，我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柯保珍与廖文彪签订的《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廖文彪主张该合同为无名合同，柯保珍主张为委托代理合同，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协议的内容，货物由廖文彪出口到印度，确定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正确。本案为货物出口引起的纠纷，双方签订《协议书》时货物已经运至印度，双方签订协议并非是为了出口销售，而是对于在印度的货物后续处理，是双方对于上一个行为的清洁协议，故不论双方之前是委托代理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解决本案纠纷的依据应为《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63690美元由廖文彪负责收款，同时约定，如果不能销售，货物在2014年7月30日之前开始返回中国广州廖文彪仓库，归还柯保珍。因此，廖文彪负有二个或然义务，一个是收款，一个是将货物收回返还给柯保珍，廖文彪应该完成二个中的一个义务，但至今廖文彪并无完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无论廖文彪是否具有办理进出口资格，廖文彪能够将货物出口至印度，就应该能够将货物运回至中国，至于如何将货物合法运回国内应由廖文彪自行解决。廖文彪上诉称返还货物既不是约定的义务也不是法定义务，则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廖文彪将印度销售ModyPravin牵入其中没有意义，协议书为廖文彪与柯保珍签订，仅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并不涉及约束印度销售ModyPravin，协议明确约定货物返回廖文彪仓库，结清费用后返还柯保珍，如果货物返回义务是柯保珍，则无需返还廖文彪仓库再交给柯保珍，结合前文的货物由廖文彪出口到印度，应认定返还货物回中国的义务在廖文彪，该义务是廖文彪的合同义务，故廖文彪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廖文彪上诉主张渔网没有运回广州是柯保珍故意不作为所致，但并无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廖文彪上诉称原审法院程序不当，经审查，廖文彪的上诉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程序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基于货物在国外，以及双方协议的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判令继续履行，无法履行时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廖文彪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20元，由上诉人廖文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妍审 判 员  宁建文代理审判员  谢江武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 佳王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