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06民初10669号原告：廖明财，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闯，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洪国勤，男，汉族，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工作人员，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梁晴尔。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春曙，广东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原告廖明财与被告洪国勤、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杏坛镇政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明财及其委托代理人武闯，被告洪国勤、杏坛镇政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春曙、陈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赔偿损失12823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2015年自养一塘生鱼，在2016年2月1日准备将鱼卖出。多年来原告和部分村民的鱼塘在百丈大涌的附近，由于鱼塘道路不能进大车，所以在收鱼的时候采用的抓鱼方法是干塘后用人工抬或用三脚鸡运到百丈大涌，在百丈大涌中扎网将鱼放在网中，再上大车。百丈大涌是有水闸控制的，水闸的开关可以调节河涌水位、水流量，而水闸日常由被告的内设机构——杏坛镇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进行管理。所以原告每次抓鱼都要到水闸处向管理人员申请，叫他在抓鱼期间不要放闸，因为如果放闸会导致水流大增，冲开渔网而导致鱼逃走。到了2月1日上午，即卖鱼当天，8时左右原告跟值班水闸管理人员洪国勤联系，当时洪国勤随即打电话给水利会领导联系，水利会领导同意协助，洪国勤问：“需要多长时间？”原告回答他：“约12点多。”但其未放下电话，原告再跟洪国勤再次交代，等原告将鱼全部装上车完毕后，会亲自过来通知其开闸，其才能开闸。洪国勤同意。原告就走了。但洪国勤并没有按照与原告的约定，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打开水闸，造成涌水突然高出一米多，当时还有4万-5万多斤鱼在渔网里，捉鱼人员发现河涌有水高出，原告马上开车上水闸叫水闸管理人员立刻把水闸关闭，跟他说：原告的鱼几分钟内跑了几万斤出渔网外。当时的情况有十几人把渔网挡都挡不住，鱼都往外跑，好在当时捉鱼的人齐心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把鱼挡住，但是还是挡不住鱼往外跑，可见水流有多急，事情发生后，原告马上报警，警察到现场取证。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当时原告从鱼塘中运到百丈大涌的鱼有约60626斤（计算方式：原塘鱼食的饲料数量1743包，每包重量40市斤=69720斤，按每斤鱼食的饲料1.15斤计算=60626斤；运鱼的三脚鸡每车1000-1100斤，共运57车，约6万斤），剩下的鱼上车斤数=34953斤，实际相差数量25673斤，按照当天上车卖出的单价计算每一市斤4.8元，经济损失123230.40元。还有当时鱼贩预算6万斤左右，派了4部车过来装鱼，后来跑了那么多鱼出网外，鱼贩提出要求补回车租每斤鱼减去0.3元，原告不愿意，后来鱼贩说剩下渔网里的鱼不要了，相谈时间约1小时有多，到最后鱼贩跟原告说要求补回5000元运车费，问原告同意与否，如果原告不同意，损失更加惨重，经过此相谈后原告同意补回5000元运输车费，随后，继续把剩下的鱼装上车。因此又导致原告5000元的损失。合计128230.40元。被告在原告明确告知，并且上鱼处仅仅相隔水闸几百米，上鱼时二十几人、几台车声音鼎沸的情况下，在原告鱼没有全部上车的情况下，打开水闸导致鱼走失的责任应该由被告全部承担。被告洪国勤、杏坛镇政府辩称，一、本案原告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请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就2016年2月1日水闸开关时间问题，本案原告与百丈水闸管理人员协商的关闸时间为上午5时至中午12时，原告在诉状中也有如下陈述“洪国勤问‘需要多长时间’，原告回答他‘约十二点多’”，同时，我方提交的证据《闸站工作日记》上也清楚的记录“调度用水通知：申请关闸到十二点开闸放出”。原告诉状的内容与我方提交的证据可相互印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关闸时间为当日中午12点为止，而有关工作人员实际开闸放水时间约为中午13点。可见，我方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充分的注意义务，现原告由于其自身原因未能在其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池鱼”工作，且没有及时将相关情况通知我方相关工作人员，因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2.原告在诉状中称“等鱼全部装上车完毕后，亲自过来通知开闸，其（洪国勤）才能开闸”。我方认为：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首先，原告并未向我方工作人员提出此类要求，原告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我方工作人员提出该要求且获得同意；其次，依据社会公众的认知，水闸设计、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当地的防洪和引排水功能，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不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需要，不可能根据个人需求来进行开关，故我方也不可能答应原告的请求“等原告亲自过来通知开闸才能开闸”。3.我方工作人员因百丈水闸水位上升到危险水位而开闸放水，依据水闸的设计及常理，以及原告“池鱼”的位置，此时百丈河涌内水位应该是降低的，不可能出现原告诉状中所说的“河涌水位突然上升1米多，导致鱼逃至渔网外。”同时，我方提交的证据2016年2月1日《闸站工作日记》显示，当日13时内水位为1.22米，13时10分关闸后内水位为1.12米，水位降低为0.1米，原告池鱼地点距离水闸距离约为570米，故水位的轻微下降，也不可能对原告的池鱼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上述事实，我方认为：本案当中我方工作人员对原告“池鱼”一事，在水闸管理工作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及配合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者过失，原告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服，我方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二、本案当中，仅就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情况来看，原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的真实存在，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本案当中，原告为证明其损失的存在，仅提交了其自行签名确认的《磅码单》、饲料统计清单、以及村民证言，但我方认为前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以及损失数额的多少；2.仅就原告对其“池鱼”时漏鱼的损失数量计算来看，该计算方式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勒流社区百丈股份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书》及鱼塘投包明细表显示，原告承包的鱼塘数量为两个，分别为1.8亩、2.4亩，且两个鱼塘分开两地。通常而言，养鱼过程中为保证鱼的存活率应充分考虑鱼的密度，4.2亩的鱼塘养鱼量根本达不到原告所主张的6万多斤。同时，我方工作人员打开水闸时已经是中午13点多，此时原告应已基本池鱼完毕，原告称仍有4-5万斤鱼在渔网里也明显与常理不符。三、本案当中，我方工作人员开闸属正常工作行为，具有其必要性、合法性，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我方认为，在2016年2月1日中午13时，我方工作人员为保护河涌两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开闸放水，理由如下：1.我方提交的证据《关于佛山市顺德区齐杏联围百丈水闸重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编号：顺水利字2008-194号）设计标准第2点显示：相应内河涌水位均为1米，答辩人提交的证据《闸站工作日记》显示，2016年2月1日中午13时水位为1.22米，即开闸当时水位已经严重超出了正常水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根据顺德区杏坛镇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制定的《调度用水制度》显示：应严格控制日常内水位0.95米以下，在收到区三防办、区气象局发布的洪水、台风、暴雨预警时，全力降低内河涌水位，提前做好防内涝工作。3.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2016年第二期、第三期《水情简报》、广东省防汛防旱放风总指挥部发布的“做好近期有关防灾工作的通知”、“做好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的通知”、顺德七天天气预报等显示，在2016年1月28日至2月1日，多地均出现了持续降雨并导致超警水位，各级主管部门均要求加强防范、及时落实防御措施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4.可见，事发当时顺德区域持续数日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顺德气象局多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广东省三防指挥部多次发布做好三防防御工作通知，在天气环境如此严重形势下，我方不可能违反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不顾该片群众生命财产安危，无时间限制的等原告通知才进行开关闸，且我方也从未接到或者答应过原告的此类请求“等原告亲自过来通知开闸才能开闸”。5.我方本着便民利民原则，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按照原告要求于2月1日上午5时至中午12时期间进行关闸，至13时才开闸放水。同时，对于双方开关闸的时间约定，水闸工作人员均有上报上级部门，且有当日的闸站工作日记及群控中心工作日志予以佐证。因此，在超过原告要求的时间且河涌水位已经超过正常安全水位的情况下，我方工作人员为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闸放水，其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也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过失，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公正裁判，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廖明财向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百丈股份合作经济社承包了鱼塘。洪国勤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工作人员，该局为杏坛镇政府的直属机构。2008年9月1日，佛山市顺德区水利局作出《关于佛山市顺德区齐杏联围百丈水闸重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同意前闸按一级防洪设计，同意工程防洪标准采用50年一遇洪水位5.21米设计，100年一遇洪水位5.44米校核，相应内河涌水位均为1.0米；内河水位的最低水位为0.6米，常水位为1.0米，最高水位（不涝水位）为1.4米。2016年1月27日至28日，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暴雨局部大暴雨；同年1月28日8时至29日8时，佛山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年1月29日8时至30日8时，佛山市局部小雨。2016年1月28日7时45分，顺德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10时40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解除；21时05分，再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次日9时15分，寒冷、大雾和暴雨预警信号解除。2016年1月28日凌晨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解除之时，杏坛降雨量为68.9毫米；2016年1月28日20时至次日9时，杏坛降雨量为59.7毫米。2016年1月28日，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向各地级以上市三防指挥部、顺德区三防指挥部等单位、部门发出“关于做好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视天气情况，及时落实防御措施，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同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向各镇（街道）三防指挥所等单位、部门发出“启动防御暴雨橙色预警应急响应的紧急通知”，要求根据预案紧急部署落实防御暴雨及其引致的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各项工作。诉讼中，双方对被告方允许关闸的时间段之事实存在争议。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为，首先，尤东生作为2016年1月31日百丈水闸的值班人员，其庭上的证言与其记录的当日的《闸（站）工作日记》、陈盛良记录的当日的《群控中心工作日志》，以及廖明财在起诉状或庭审中的有关陈述，有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其中，尤东生陈述廖明财向其报称池鱼时间为2016年2月1日5点至12点。虽然廖明财在庭审中否认其有向尤东生报称上述池鱼时间，但其事实上是在2016年2月1日8点左右开始池鱼的，而不是5点。故尤东生关于廖明财报称池鱼时间为该日5点至12点的陈述，及陈盛良在2016年1月31日《群控中心工作日志》记载：“闸站人员上报群控中心记录情况及记录人签名：百丈2月1日有人池鱼出涌，早上5点-12点有水放出先与东联系，良”之内容，难以认定为“无中生有”。本院确认廖明财于2016年1月31日向尤东生报称池鱼时间为2016年2月1日5点至12点。其次，苏志恒作为2016年2月1日群控中心工作人员，其庭上的证言与其记录的当日的《群控中心工作日志》、洪国勤记录的当日的《闸（站）工作日记》，以及廖明财在起诉状或庭审中的有关陈述，有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其中，廖明财确认其以“约12点多”来回复洪国勤“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至于廖明财关于“等其将鱼全部装上车完毕后，会亲自过来通知开闸，才能开闸”的补充申请，仅有廖明财单方陈述，没有相关书面材料予以佐证。起诉状中，对于该补充申请，廖明财主张“洪国勤同意”；庭审中，廖明财却称“说完我就走了，洪国勤也没有说什么”。故，即使该补充申请向洪国勤反映过，但现有证据未能反映洪国勤对此予以同意。故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1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廖明财前往百丈水闸，以当时内河水位低、需提升水位以便于其次日5时至12时池鱼为由，向值班人员尤东生口头申请放水入，尤东生以天气和外河水有影响为由予以拒绝。廖明财离开后，尤东生向群控中心工作人员陈盛良反映次日5时至12时有塘主池鱼落涌，陈盛良经请示后向尤东生回复该时间予以准许。因廖明财已离开，尤东生没有将群控中心的回复意见反馈廖明财。当日尤东生在《闸（站）工作日记》记载：“调度用水通知如下：放水出”。当日陈盛良在《群控中心工作日志》记载：“调度用水通知如下：只出不入。闸站人员上报群控中心记录情况及记录人签名：百丈2月1日有人池鱼出涌，早上5点-12点有水放出先与东联系，良”。2016年2月1日上午8时左右，廖明财前往百丈水闸，以其当日出鱼为由，向值班人员洪国勤口头申请关闸。洪国勤经请示后，要求廖明财明确关闸时间。廖明财回复“约12点多”，遂洪国勤关闸。当日洪国勤在《闸（站）工作日记》记载：“调度用水通知如下：放水出，不放水入；申请关闸到12点开闸放出”。当日苏志恒在《群控中心工作日志》记载：“调度用水通知如下：全围只出不入（恒）；百丈有人池鱼，12点前不放水出（恒）”。其后，廖明财开始在百丈大涌内河离百丈水闸约五百米处扎网池鱼、过磅、装车。13点，百丈水闸开闸。因内河水位高于外河水位，存在水位差，开闸导致内河水流增大，渔网被水流冲开，部分鱼儿突网而出。遂廖明财通知百丈水闸工作人员关闸。开闸10分钟，开闸前内水位1.22米、外水位0.60米；开闸后内水位1.12米、外水位0.60米。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是否有权利用百丈大涌及百丈水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本案中，百丈大涌是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百丈水闸是国家所有的水利设施。未经法定程序的准许，原告原则上无权利用百丈大涌及百丈水闸。现被告允许原告无偿利用百丈大涌及百丈水闸，并非是任意的，根据已查明事实，条件如下：1.目的的合理性。为原告在特殊情况下的个人生产、经营所需，即自然条件所限而导致池鱼、过磅、装车等需要。2.时间空间的有效性及可预见性，即距离水闸约五百米处，12点之前。3.安全性。对水利设施的法定功能不相违背，没有危害公共利益。4.当地群众及相关部门已形成约定俗成的便民利民之惯例，即群众向水闸工作人员申请，水闸工作人员向群控中心汇报、审批。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利用百丈大涌及百丈水闸期间，被告存在何种民法上的义务。1.双方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中，原告虽然利用了百丈大涌来扎网池鱼，但鱼儿仍在原告人员及其设备（渔网）的统一空间内，主观上受原告意志的控制，不存在交付给被告看管的意思表示，故不成立保管合同关系。2.双方是否存在借用合同关系。借用合同是指一方无偿将物品借给另一方使用，另一方取得物品的使用权。本案中两被告虽配合了原告关于百丈水闸开、关的申请，但其并不存在将百丈水闸的使用权交由原告的意思表示，故不成立保管合同关系。3.被告是否存在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通常指，行为人实施的，致使他人法益处于危险或危险升高的行为；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因为该行为引起了危险，违背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致人损害的，构成不作为侵权。本案中，被告方实施了两个行为，关闸与开闸。原告在开放的自然水域中池鱼，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关水闸，使得水域与外界隔开，可相应降低水流变化的风险，本身并不产生危险或危险升高，不属于上述可产生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虽然恢复水闸的开放，相对前一行为（即关水闸）增加了风险，但其实际上只是恢复原先的风险。原告将自身财产安置于公共空间，风险应自担。故，本案属于因无偿利用公共资源、水利设施而引发的一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即无责任。第三，被告洪国勤于2016年2月1日13点开百丈水闸是否存在过错。如上文所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等其将鱼全部装上车完毕后，会亲自过来通知开闸，才能开闸”的补充申请，及被告洪国勤对此补充申请予以答应。故，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被告方允许的时间段为12点前。况且，即使被告洪国勤对此补充申请予以答应，因其本人并非百丈水闸的所有权人，原告亦明知百丈水闸的公共属性，故对于该项不明确时间的承诺应属于无效的承诺，原告无权对此产生信赖期待。百丈水闸是水利设施，其功能是防洪排涝、浇灌供水等。由于连日暴雨，水利部门更应依法严格控制水情。2016年2月1日13点百丈水闸内水位为1.22米，已高出常水位1.0米，被告洪国勤适时开闸排水，履行法定职责，并无不当。因为被告方允许的时间段为12点前，原告作为涉案财产的所有人，其注意、管理义务应高于两被告，原告应在时限内完成其池鱼的事务。同时，没有证据反映被告洪国勤明知13点时原告仍未完成池鱼事务。即使被告洪国勤有可能知道13点时原告仍未完成池鱼事务，但在紧急情况下适时开闸排水，为的是公共利益。第四，被告洪国勤在开闸前没有告知原告是否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首先，原告利用公共资源是无偿、自愿的。其次，被告洪国勤在基于双方对关闸时间存在共识（即12点之前）的前提下，在13点才开闸，并不超出原告的信赖期待，没有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最后，鉴于上述关于群众无偿地、有条件地利用百丈大涌及百丈水闸的惯例，其初衷是为了便民利民，所以手续极其简易。原告的申请是口头提出，未有证据显示原告留下了联系方式与池鱼的实际位置，在此情形下要求被告洪国勤在开闸前告知原告，显然加重了被告洪国勤的注意义务，违背公平原则。可见，被告洪国勤在开闸前没有告知原告，不存在过错。综上，原告对两被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明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2.3元，由原告廖明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惠仪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钟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