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赣民申4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建平，男，汉族，1971年3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小兵，江西小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号。负责人：杜中文，该分行行长。一审被告：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黎川县工业园区平高六路。法定代表人：杨建平，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付红梅，女，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住江西省黎川县。一审被告：张爱国，男，汉族，1963年10月24日出生，住江西省黎川县。再审申请人杨建平因与被申请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一审被告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新达公司）、付红梅、张爱国金融机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民二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建平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于2014年6月16日向江西新达公司发放贷款100万元，在杨建平2014年1月27日《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约定的数额和担保期限内，缺乏证据证明。1.杨建平在《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上签名，是为江西新达公司2014年1月27日借款合同中110万元提供担保，该笔贷款已经还清。对2014年6月16日借款100万元，杨建平未提供保证担保，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014年1月27日《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指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为xb201401272848，同日《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为xb201401272848，2014年1月27日杨建平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编号为xb20140127284804。而杨建东、付红梅、张爱国三人签字的2014年6月12日《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指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为xb201406165884，同日《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为xb201406165884。本案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提起诉讼的100万元借贷，根据杨建东、付红梅、张爱国三人签字的2014年6月12日《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指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为xb201406165884，杨建东、付红梅、张爱国分别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证实该笔借款的担保人是杨建东、付红梅、张爱国三人。就该笔借款，杨建平作为江西新达公司的股东，未在《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上签字，故决议对杨建平无法律约束力。因此，2014年1月27日借款的三名担保人分别是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2014年6月16日借款的三名担保人分别是杨建东、付红梅、张爱国，已排除杨建平。2.经公证的杨建平给予杨建东的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明确限定为“我系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履职委托，而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职责以外的任何授权委托。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以授权委托书为据，认为杨建东可以代表杨建平的股东身份，为杨建平设立包括担保债务在内的其他个人债务于法无据。（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审判决以表见代理为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判决杨建平对江西新达公司2014年6月16日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判决予以维持，适用法律错误。杨建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2014年1月27日，杨建平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了一份《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该函件载明：“为确保贵行与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担保人）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含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等，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本人自愿为被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被担保人按约履行主合同义务，兹作出如下承诺：一、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贵行实现债权的费用。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无论被担保人因何种原因未按约定归还主债务本息，本人将无条件替被担保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三、保证期间：（一）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六）在保证期间被担保人与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就主合同债务履行达成展期协议的，本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四、贵行与被担保人协议修改、补充主合同的，无须征得本人同意，本人在本担保函项下所承担的义务不变。……七、本担保函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不受主合同履行状况的影响，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本人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1月28日，江西新达公司在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办理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6月15日。2014年6月14日，江西新达公司按时归还了该笔借款。2014年6月16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江西新达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6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按约发放了贷款。在借款期限未届满前，江西新达公司出现了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重大不利事件，即有未结案的诉讼事件，江西新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告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九江银行抚州分行遂于2014年7月21日诉至法院，要求江西新达公司偿还借款，并由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又查明，杨建平、付红梅、张爱国系江西新达公司的全体股东。2013年11月26日，杨建平向杨建东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我系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照《江西新达实业有限公司章程》，我依法享有该公司赋予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可由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无法经常前往黎川县处理该公司的业务事宜，故特别授权委托杨建东全权代为处理，受托人杨建东在处理江西新达公司业务事宜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书，我均予以确认。”委托书并在黎川县公证处予以了公证。2014年6月12日，付红梅、张爱国、杨建东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了一份《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江西新达公司因购货需要，经股东会（董事会）协商同意向贵行申请办理贷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承诺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清偿贷款本息，如因违反该约定而给贵行造成损失的，除以公司财产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外，本公司全体股东（董事）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杨建东代表公司股东杨建平在决议上签名。二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2014年1月27日杨建平签名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借款合同、支付借款凭证、公证书、委托书、《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等在案佐证，并非缺乏证据证明。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杨建平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承诺的最高额担保范围是从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5年1月27日止的期间内，九江银行抚州分行与江西新达公司签订的包含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保函在内、最高额债权额度为110万元范围内的所有授信合同，2014年6月16日的100万元贷款显然在该《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约定的数额和担保期限内，且依据杨建平向杨建东出具《委托书》的授权事项，杨建东有权代表杨建平在2014年6月12日的《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上签名，杨建东的签名行为并未超越代理权限，故二审判决杨建平依约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并未不当。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但有确切之间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该条文为显名代理的法律规定，并非杨建平所称表见代理。本案中，江西新达公司在办理2014年6月16日贷款前已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提交杨建平出具的《委托书》及2014年6月12日的《股东会同意借款决议》，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知道杨建平与杨建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亦认可杨建东代表江西新达公司股东杨建平作出的愿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的承诺和签名行为，杨建东的行为符合杨建平出具的《委托书》的授权范围，系代表杨建平行使股东权利处理江西新达公司业务事宜的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杨建平承担，且2014年6月16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向江西新达公司发放的100万元贷款也在杨建平于2014年1月27日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担保范围和担保期限内，杨建平依据《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约定亦应承担本案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故二审判决杨建平对江西新达公司的1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杨建平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综上，杨建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建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熊 伟审 判 员 王 莉代理审判员 张 宁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代书 记员 毛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