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53451号原告：陈某某，女，197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翔，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负责人：周浩，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某与被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长安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翔、被告长安律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事实和理由：原告因离婚诉讼需聘请律师，通过网络广告联系到被告的杨律师，被告在其网络广告中宣称其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律师团队成员均具有十年以上的离婚诉讼经验，原告作为普通人理解为执业十年以上。基于此，原、被告于2015年4月24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被告律师费30万元。后原告发现杨律师并不具有十年以上律师执业经验，被告夸大宣传，原告对被告及杨律师失去信任。原告的离婚案件从浦东法院移送至奉贤法院后，原告即电话通知被告解除委托代理，并告知其开庭无需到场，但开庭时被告仍然到场，原告再次当面告知解除委托。原告离婚案件的立案由被告完成，但立案时提交的证据只有结婚证、户口簿，缴纳的诉讼费为200元，可见当时未涉及任何财产。被告2015年4月24日接受委托，4月28日即立案起诉，可见起诉十分仓促，被告应当没有做什么工作。被告所谓的诉讼提纲内容都是公开的，针对的是离婚诉讼，并非仅针对原告，只要更改相关人名等即可。被告所谓的会议记录，原告并未参加，无法确认，且内容存在大量重复。被告所谓的案例与原告的离婚诉讼案件无关，且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案例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被告提供的许多房产信息打印日期为2014年10月，在委托之前，这些均系原告提供，且被告若工作严谨，相隔近一年后接受委托应重新查询。公司信息及打印日期为2015年7月的房产信息系被告所查，但也是在立案后。对被告就车辆、房产、店铺等制作的表格无异议，但离婚案件未涉及财产，故所查询的财产也无关联。若整个诉讼全部由被告代理，并基本使原告获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认可按约支付律师费并按比例增加律师费。但事实上，被告立案时未涉及财产，仅以离婚起诉，案件又因特殊情况被移送至奉贤法院，原告不再相信被告的工作能力，故解除委托，之后的庭审、判决处理也是由其他律所的律师完成，原告亦向其他律师支付了律师费。原、被告在缔约过程中，被告蓄意夸大宣传，且被告的收费与其工作的价值存在极大差距，显失公平。后原告与被告协商退费事宜，遭拒。原告坚持主张被告返还律师费30万元，但基于公平原则，被告确实做了一定的工作，若退还25万元，原告也能接受，离婚案件收费1、2万元是合理的，5万元已属高额收费。长安律所辩称，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律师费30万元，该费用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案都不予退还，任何一方无权单方终止或更改合同，原告签订的委托人须知也明确原告无权主张退费。原告的离婚案件涉讼标的8亿元，根据政府指导价的标准，超过1亿元以上的部分按0.5-1%收费，30万元的收费远低于该标准。聘请律师合同另约定原告应根据判决、调解的金额支付被告0.5%的律师费，按照8亿元标的，被告享有预期收益400万元。然2015年8月31日开庭时，被告到庭才知晓原告已另行聘请其他律师，解除了对被告的委托，之前原告并未电话通知被告解除委托，原告解除合同造成被告预期收益损失。此外，2014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载明，律师服务除劳动报酬、工伤、赡养、抚养、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行政诉讼以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群体案件的诉讼代理外，其他案件按市场价格商定律师费。被告为原告的离婚诉讼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制作离婚诉讼提纲、寻找类似案例、召开12次讨论会议、安排4位律师及2位助理处理案件、多次调取公司、房产、车辆信息、立案、出庭。被告并无原告所称的网络宣传广告。原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聘请合同中自认标的8亿元具有可信性。因原告要求尽快立案，故被告才会于4月28日立案，立案后再调取相关材料也是合理的，被告也做了大量工作。原告夫妇系知名品牌内衣的企业主，离婚案件比较特殊，标的8亿元，被告的收费合理合法。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24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陈某某与郑某某因离婚纠纷一案，涉及财产预估8个亿，聘请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庭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与郑某某因离婚纠纷一案离婚诉讼阶段(或调解阶段)代理人(代理期限：本合同签订之日至婚姻关系解除)，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万元，此费用应于本合同生效时支付，此费用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都不退还给甲方，甲方还应该按照由于本案件获得的判决或调解的金额(包括获得本金、赔偿、补偿、违约金、利息等)的0.5%再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双方如果要求变更合同条款，应该在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的原则下通过协商再行确定，任何一方无权单方终止或更改合同，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一审审理终结等内容。同时，原告签署《委托人须知》，载明：……委托人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律师所退费：①委托人同时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②律师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委托人以结果不理想或律师所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③律师已经作好准备工作，委托人撤诉或对方撤诉的；④其他非因本所或者本所律师的原因，委托人无故终止合同的。同日，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30万元。2015年4月28日，被告律师代理原告向本院递交离婚诉状。2015年5月15日，本院予以立案受理。后该案移送至奉贤法院。2015年8月31日，奉贤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该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为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谭芳、桂芳芳。被告于该日指派律师到庭，原告告知被告解除聘请律师合同。2016年4月，奉贤法院判决依法对原告的离婚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为原告的离婚诉讼制作诉讼提纲、查询多处房产、公司、车辆信息等，并制作大量表格。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属委托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任何一方无权单方终止或更改合同”明显违法律规定，限制了原告作为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同时，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人解除合同的，应支付受托人相应的报酬。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系被告夸大宣传、显失公平所致，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虽然原告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被告接受委托后，为原告的离婚诉讼确实做了一定工作，包括制作诉讼提纲、查询多处房产、公司、车辆信息等，支出了一定的人力、财力，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返还律师费，本院难以支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被告返还原告律师费2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陈某某律师代理费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原告陈某某负担967元，被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1,9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储刘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丁 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裁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