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民终18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一审阶段该公司的名称为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上诉期间名称发生变更。）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东港区。法定代表人：饶大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建余，男，196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临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建余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作出的（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被上诉人陈建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建余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为：一、涉案《钢制捕捞船建造合同》（以下简称《造船���同》）和《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履行至今，陈建余并未作出投入和承担风险。凯鸿公司和陈建余按照“公司＋渔民”模式进行合作，于2014年3月22日签订了一份《造船合同》，同日，陈建余与凯鸿公司及案外人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原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从上述两份合同的约定和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看，申请造船指标等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办理，造船首付款550万元由凯鸿公司的关联企业临高华威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华威合作社）提供，800万元银行贷款的担保人是凯鸿公司和其关联企业中航公司，且目前800万元贷款本息均已还清，说明涉案合同履行前期所有投入和风险均��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负责和承担，陈建余并未作出投入和承担风险。二、涉案两份合同终止履行非因凯鸿公司原因造成，因合同终止履行造成的损失均由凯鸿公司承担。合同终止履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2014年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一批领导涉嫌犯罪牵扯到凯鸿公司，导致凯鸿公司无法再取得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审批等手续。之后，凯鸿公司经和陈建余等所有人商量，双方都同意并决定不再造船，造成的包括80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凯鸿公司购买钢材等材料的支出全部等在内的超过一亿元损失由均由凯鸿公司承担。合同终止履行后，凯鸿公司已通过保证金账户及其他账户代陈建余提前归还清贷款本息，所有造船款及银行贷款、利息均不需要陈建余偿还。三、陈建余未履行向凯鸿公司提供建造船舶的设计图纸等合同义务，造成《造船合同》无法履行，构成违约。四、��使凯鸿公司违约，也不应赔偿60万元预期利益损失。其一，陈建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预期利益损失。其二，预期利益损失应为确定性的损失，而本案即使涉案捕捞船顺利投入经营，是否盈利也取决于多种因素。且即使有盈利，根据《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陈建余也应以其所得分成优先用于支付当期应向银行偿还贷款本息。其三，不同经营者的经营情况差异很大，一审法院利用对海洋行政管理机关以及极个别海洋渔业生产企业关于2015年与本案渔船同类型的捕捞船年利润的调查结果来证实海南省管辖海域范围内投入生产的每艘船一年的利润在4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不等，平均利润为100万元左右，并确定陈建余的可得利益损失为60万元，依据不足。其四，因一审法院判决凯鸿公司赔偿陈建余预期利益损失60万元，凯鸿公司也向法院起诉陈建余偿还银行贷款利息等，根据公平原则，如法院判决陈建余获得60万元赔偿，就应当相应判决其偿还银行贷款利息等。五、一审判决法律程序严重错误。其一，中航公司是《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合作协议》审查会对该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中航公司应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追加该公司参加诉讼，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二，陈建余未一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所有九份证据均系一审法院代为调取，严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涉嫌偏袒陈建余。其三，一审判决采用的最重要的一份证据对魏立凤所作的调查笔录，该份证据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应当却未通知魏立凤出庭作证就予以采信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以及法律程序方面严重错误，且明显违背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原则，请求依法改判驳���陈建余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陈建余辩称：一、关于提供设计图纸义务。根据涉案两份合同内容可知，捕捞船建造是利用中航公司的更新改造指标，国家统一船型、统一图纸、统一配置标准。同时，涉案两份合同还明确约定了有关涉案捕捞船建造指标、检测办牌、登记、捕捞许可证等手续均由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负责，因此，提供设计图纸和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手续也应由凯鸿公司负责。二、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首先，渔民是“开发三沙、渔业先行”国家战略部署和“公司＋渔民”优惠政策落地的必备主体，也是国家扶持的首要对象，其利益是可预见和有保障的，包括：船（含造船补贴、马力补贴）、造船补贴（国家按船舶造价的30%左右补贴）、柴油补贴和三沙作业专���补贴（给捕捞公司用于偿还贷款，实际就是补偿给船舶）、出海作业收益等。其次，从涉案两份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情况看，凯鸿公司、中航公司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其中凯鸿公司获得大量造船业务以及国家给予的每艘船二、三百万元的造船补贴。中航公司为800万元贷款提供的抵押物就是涉案捕捞船，800万元贷款一进入关联企业并立即被挪用获利，即使将来代为偿还贷款，也没有任何风险和损失。且船舶建成后挂靠在中航公司名下，由中航公司统一组织营运，还能享受40%捕捞收益以及柴油补贴、南沙作业专项补贴等多项政府补贴。而陈建余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800万元，是实际风险的承担者。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最后，涉案两份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陈建余履行了合同义务，就应获得合同权利。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立刚与海洋渔业厅原厅长之间违法犯罪行为被发现等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应当承当违约责任。三、关于损失数额。如前所述，渔民在“公司＋渔民”模式和“开发三沙、渔业先行”国家战略中有众多利益，在陈建余已经履行完《造船合同》的全部义务后，这些利益就是可以预见且应当获得的。其中，仅出海作业的收益这一项就是长期且稳定的，一审判决只计算了一年的收益就已足以支撑陈建余的诉讼请求。而陈建余也是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本着理性的态度仅提出了60万元的请求，但实际损失远远大于此，凯鸿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造船合同》因凯鸿公司根本违约而应当解除，凯鸿公司应当向陈建余赔偿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陈建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建余与凯鸿公司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2、凯鸿公司赔偿陈建余损失60万元；3、凯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2日，陈建余与凯鸿公司签订《造船合同》，约定陈建余委托凯鸿公司订造钢质捕捞船1艘。规格、船型依照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和陈建余提供的捕捞船设计图纸。因统一船型、统一图纸、统一配制标准，船舶造价以海南省海洋渔船更新改造基本船型设计方案来作为结算依据。船舶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船型为钢质灯光罩网捕捞船，每艘船基本造价1350万元，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自材料进船厂开工之日起有效工作日1年之内完成建造，不迟于2015年3月21日。合同还对捕捞船建造的材料供应、建造要求、验收办法、交付地点、交付方式、船舶保修期及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陈建余与凯鸿公司及案外人中航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陈建余委托凯鸿公司建造54米（总长）810千瓦（主机功率）的钢质灯光罩网（船型）捕捞渔船1艘，具体造价以陈建余与凯鸿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订立的最终价格为准。资金筹集方式分为陈建余自筹或银行贷款两种方式。如采取银行贷款方式，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同意配合陈建余完成银行贷款所需的各项材料及手续。陈建余应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将造船总价款的40%资金支付给凯鸿公司，银行贷款资金到位后委托银行支付至凯鸿公司指定账户作为船舶建造专项资金。船舶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权属于中航公司，但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均为陈建余，如造船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中航公司同意将船舶用于贷款抵押。如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中航公司同意将船舶所有权过户至陈建余。在船���所有权归于中航公司期间内，凡本协议项下船舶所享受的补贴（包括但不限于柴油补贴，南沙作业专项补贴）均归中航公司所有，陈建余无权干涉中航公司使用。陈建余应在船舶交付使用后，同意根据中航公司的组织安排统一出海作业，并同意中航公司负责陈建余在海上作业期间的补给工作。陈建余应与中航公司签订购销协议，按照购销协议约定将出海捕捞所得渔获同意以约定价格销售给中航公司。中航公司收购陈建余渔获并销售后，扣除成本，将剩余所得按中航公司占40%，陈建余占60%的比例进行分配。协议有效期十年，自2014年3月22日起，至2024年3月21日止。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4年3月25日，华威合作社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陈建余汇款550万元。同日，陈建余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将550万元转入凯鸿公司账户。���鸿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向陈建余出具收款收据，收据载明“收到陈建余交来船舶建造款”550万元。2014年5月6日，陈建余作为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洋浦分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工商银行洋浦分行同意向陈建余发放个人渔业远洋捕捞船贷款800万元。贷款用途为支付造船款。中航公司作为贷款的抵押人；抵押物为钢质灯光罩网捕捞船，购船价款为1350万元；凯鸿公司为贷款保证人。合同约定贷款一次性划入凯鸿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世贸支行的账户；还款账户为陈建余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世贸支行的账户。2014年5月7日工商银行洋浦分行将贷款800万元发放至凯鸿公司账户。涉案船舶建造合同中约定的钢质灯光罩网捕捞船实际未建造。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中航公司通过原告账户向工商银行洋浦分行支付贷款本金146982.55及利息572060.43元；被告通过保证金账户及其他账户提前归还贷款本金7853017.45元及利息151867.77元。凯鸿公司在庭审中陈述，550万元借款是其关联公司华威合作社作为过桥资金出借给陈建余的，因属关联公司，已内部消化，故凯鸿公司实际也没有向陈建余催账，也没有主张利息，算陈建余已经还清了。华威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当庭也表示陈建余已不欠其款项。另查明，与本案捕捞船船型和规格相近的船舶2015年才开始在海南省管辖海域范围内投入生产，每艘船一年的利润在4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不等，平均利润为100万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因国家政策调整，在政府鼓励“公司＋渔民”形��的背景下，陈建余为响应海南省“开发三沙，渔业先行”的战略部署，合理利用中航公司已获批的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陈建余与凯鸿公司之间签订了《造船合同》，陈建余、凯鸿公司与中航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同及协议均系陈建余、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造船合同》未能实际履行的违约方是谁；2.陈建余是否有损失及凯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谁违约的问题。上述合同签订后，陈建余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及贷款的方式向凯鸿公司支付了550万元及800万元，共计1350万元的船舶建造款，依约履行了支付造船款的义务，而凯鸿公司未依约建造及交付船舶，已构成违约。凯鸿公司主张陈建余未提供船舶设计图纸及相关手续是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但造船合同明确约定拟建造的船舶为“统一船型、统一图纸、统一配制标准”，且事实上陈建余在办理贷款时已提供了有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盖章认可的捕捞船设计图纸。因此，凯鸿公司关于陈建余违约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因陈建余与凯鸿公司双方均认可《造船合同》约定的船舶建造目的已落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均主张予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所涉《造船合同》依法应予以解除。关于陈建余是否存在损失及凯鸿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凯鸿公司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本案陈建余诉请的损失赔偿范围仅限于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凯鸿公司的赔偿范围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涉案的《合作协议》对陈建余取得捕捞船后的作业管理及收益分成进行了明确约定，包括陈建余海上作业统一管理、作业补给、渔获销售渠道等均有具体规定。凯鸿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签订方，如果其能依约建造船舶并交付陈建余进行捕捞生产，陈建余因此获得捕捞生产收益是凯鸿公司应当预见到的。因此，陈建余主张其因凯鸿公司违约而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可得利益也属于凯鸿公司的赔偿范围。凯鸿公司关于本案贷款和借款已由其全部归还，无需陈建余偿还一分钱，故���建余没有任何损失的主张，只是凯鸿公司在其违约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减少或避免了陈建余在法律上的风险，并不能弥补因违约而给陈建余造成的损失，故其主张不能成立。因本案所涉钢质捕捞船的船型和规格属于大型捕捞渔船，2015年才开始在海南省管辖的特定海域投入使用，无具体的利润统计数据，且无法对其进行司法鉴定。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在相关海洋行政主管机关及海洋渔业生产企业关于2015年与本案渔船同类型的捕捞船年利润额的调查结果，并考虑到南沙海域生产作业的实际情况，对本案捕捞船的年生产利润认定为100万元。根据《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二）项第2点的约定，陈建余的所得分成按60%的比例进行分配，故陈建余的可得利润损失为60万元。陈建余的诉请没有超过其实际可得利润损失60万元的范围，予以支持��综上，陈建余关于因凯鸿公司违约未建造船舶应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和请求，事实和理由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凯鸿公司关于陈建余违约且陈建余没有任何损失，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和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凯鸿公司支付陈建余经济损失60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凯鸿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凯鸿公司向本院申请林某、李某、符世集、符于华、谢小马无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凯鸿公司与陈建余之间《造船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的真实情况等重要事实。陈建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凯鸿公司逾期提交证据，依法应不予采信。因举证申请权与证据采信为不同之法律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当事人二审提交证据的权利，故对凯鸿公司的申请，本院予以准许。二审开庭时，凯鸿公司仅向本院申请林某和李某两人出庭作证，放弃其他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林某、李某并未准备书面的证人证言，而是以回答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询问的方式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未对证人的作证方式予以限定，故对本案证人的作证方式，本院予以认定。经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询问，林某的证人证言���归纳为：林某、陈建余等50人和凯鸿公司、中航公司存在与本案同样的合作关系。林某认为《造船合同》主要均是凯鸿公司在寻找资金和推进合作进展，林某主要是配合公司开展工作。船舶图纸由公司负责，林某既未向凯鸿公司提供造船图纸，也未实际出资，造船款项均由凯鸿公司筹集，相应贷款也以由凯鸿公司偿还。林某对本案造船合同未能履行没有异议。林某以自己原有20多米规格的渔船为例，认为一年的渔业利润为100至200万元，但没有类似本案规格船舶的捕捞经验，不能确定利润程度。李某的证人证言可归纳为：李某与原凯鸿公司董事长郑立钢是同学关系，与陈建余、林某等50人和凯鸿公司存在与本案相同的合作关系。李某陈述本案合作的风险由凯鸿公司承担，个人合作者不承担风险，凯鸿公司承诺会借钱给其设计造船图纸，但最后图纸没有设计，也未向凯鸿公司提交。李某关于其他问题的陈述基本与林某一致。陈建余对林某及李某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林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本案合同系凯鸿公司根本违约，陈建余没有提供图纸的义务；林某称20几米规格的渔船年利润有100-200万元，涉案船舶更大，陈建余的预期损失更高。李某是中航公司的员工，是凯鸿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郑立钢的同学，与凯鸿公司有利害关系，且其证人证言自相矛盾，应不予采信。凯鸿公司对李某自行承认其和郑立钢为同学关系的事实无异议，请求法院综合认证。本院对林某及李某的证人证言认证意见为：林某的证言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符，对其证言的内容予以采信。李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其证言。另外，凯鸿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不应仅凭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捕捞处工作人员孙国微及三亚福港水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立凤的调查笔录便确定涉案船舶的年利润为100万元，且凯鸿公司在二审阶段请求本院重新核实魏立凤的调查笔录，并要求魏立凤出庭作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两份笔录均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在场，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就涉案类型渔船的年利润问题，孙国微认为年利润约100万元，魏立凤认为年利润在4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二者表述并不矛盾，结合证人林某在二审庭审时对渔船收入的证词，可见一审法院酌定涉案船舶年利润为100万元并无明显不当。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程序合法，结果并无明显不当，故凯鸿公司对此事实的异议不能成立，其有关本院对此事实和魏立凤重新调查的请求，本院不予批准。陈建余二审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三份民事判决书，分别为：（2016）琼7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凯鸿公司向陈建余追偿银行贷款利息；（2016）琼72民初146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中航公司向陈建余追偿银行贷款利息；（2016）琼7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华威合作社向陈建余催讨66万元造船本息；上述裁判文书说明陈建余的合同风险变成了现实的诉讼风险。第二组证据为两篇海南日报的报导，分别为2012年12月17日的《莺歌海渔民圆梦500吨位大船》和2012年12月24日的《乘势造大船，扬帆闯深海》，这两篇报道是华威合作社诉陈建余案件中，海口海事法院依职权调取且在开庭时予以出示。第二组证据拟证明陈建余在涉案合同中有巨大利益，凯鸿公司在签约时已经预见。凯鸿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三个案件起诉的原因是陈建余起诉了凯鸿公司，且一审法院作了错误判决，凯鸿公司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才起诉。对于第二组证据的两份报道，因陈建余提交的是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凯鸿公司对第一组证据三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经核实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该证据证明凯鸿公司、中航公司及华威合作社均就本案相关贷款本息，以陈建余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组证据两篇报告，经核实，确系一审法院在（2016）琼72民初117号华威合作社起诉陈建余案件中，由一审法院在互联网上下载，且经庭审出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调取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是郑立钢当时以凯鸿公司的母公��中航公司董事长身份接受记者采访。这两篇报告主要内容是凯鸿公司与乐东渔民合作建船，及合作模式与本案类似，但并无相关内容说明凯鸿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所能预见的具体的违约损失。凯鸿公司二审庭审结束后又提交了六份证据。第一份证据为31个证人证言及相关证人名单、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借款凭证，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是证人和陈建余一样与凯鸿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一批领导涉嫌犯罪牵扯到凯鸿公司等原因，导致凯鸿公司无法再取得相关的审批等手续；之后，凯鸿公司与我们所有人商量，双方都同意并决定不再造船，但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凯鸿公司承担，包括800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利息、凯鸿公司购买钢材支出等，我们不承担风险。该证据拟证明凯鸿公司不存在违约。第二份���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领导涉嫌犯罪的报道。该证据结合第一份证据证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一批领导涉嫌犯罪牵扯到凯鸿公司，凯鸿公司无法再取得相关的审批等手续，职能放弃履行合同，同样说明凯鸿公司不存在违约。证据三产品销售合同、银行付款单、发票。该证据证明凯鸿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后，作出了近亿元的前期投入，凯鸿公司不存在欺骗，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带领渔民发家致富，且合同终止履行已经给凯鸿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凯鸿公司不应再支付陈建余等人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证据四凯鸿公司造船厂现场照片，说明凯鸿公司前期所购买的钢材等材料已基本报废，凯鸿公司具备年生产50艘船的条件和实力。证据五系土地使用权证、租赁协议和协议书等，证明内容与证据四一致。证据六为琼海渔函（2013）122号文件，拟证明涉案船舶建造的��标是经过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审批的，有关领导已被定罪。陈建余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不属于民事诉讼相关规定所确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一审凯鸿公司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凯鸿公司二审期间申请五位证人出庭作证，其自身放弃了其中三位证人的作证申请，不应该在庭审后再另行提交其他人的证人证言。这批证人证言内容、格式一摸一样，明显是凯鸿公司事先打印后找人签字，并非签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这批证人证言内容与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在造船指标已经获批的情况下，凯鸿公司作为造船厂履行造船合同无需任何审批手续，所述犯罪事宜不影响凯鸿公司造船，即便有影响也是凯鸿公司自身行为所致，同样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且证人述��凯鸿公司承担一切经济损失，亦包括本案陈建余的预期利益损失。证据二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不认可报道的真实性，应以刑事判决书内容为准；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凯鸿公司没有违约。证据三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凯鸿公司系造船厂，本身需要钢材，其无法证明涉案钢材与本案有关。证据四、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该文件明确了本案渔船享受国家下达的更新改造补助资金和补助功率，这是预期利益的一部分。本院对此部分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证人证言，凯鸿公司在二审阶段已经申请过证人出庭作证，在开庭过程中已经明确放弃申请其他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权利，其庭后又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陈建余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说明了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部分领导涉嫌犯罪的事实，但我国行政审批的主体是行政主管机关审批，而非行政主管机关的领导，且无相关证据证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已经取缔了证据六的文件效力，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据；证据三、证据四和证据五说明凯鸿公司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且有钢材储备，但与本案合同履行缺少直接的关联，本院将其作为了解本案合同履行的参考材料。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一、2014年期间，中航公司、凯鸿公司即原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均为海南思远集团旗下公司，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郑立刚。二、（2015）琼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2013年1月和3月，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领导利用职务之便，接受郑立钢请托，为思远公司申请作为承建海洋渔船更新改造项目的融资平台，建造1艘大型南沙捕捞铺助船和更新建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领导于2012年春节前至2013年3月，在海口市金龙二横路双拥小区、海口市满福隆酒店，先后4次共计接受郑立钢送给的230万元和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5.378万元）。三、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2013年3月8日文件（琼海渔函（2013）122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更新改造渔船有关事项的复函》载明：。依据相关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该公司通过报废“双控”指标内渔船取得“双控”功率指标更新改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新建钢质渔船总功率不得超过报废渔船总功率，我厅将根据该公司提交申请材料的具体情况逐艘予以审核审批。四、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前言约定：因国家政策调整，在政府鼓励“公司＋渔民”形式的背景下，乙方作为捕捞船实际购买及使用者，为响应海南省“开发三沙，渔业先行”的战略部署，合理利用甲方（中航公司）已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经甲、乙、丙友好协商，就捕捞船购买及作业合作事宜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五、本案凯鸿公司并未提供其用于取得“双控”功率指标更新改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所需要报废的“双控”指标内渔船数量及具体船舶编号。六、凯鸿公司提供的证据说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一批领导涉嫌犯罪牵扯到凯鸿公司，凯鸿公司无法再取得相关的审批等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造船合同》是否有效及应否解除；2.陈建余是否存在预期利益损失及应否获得赔偿。一、有关《造船合同》的合同效力及解除问题。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应首先对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进而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我国对渔船管理实行“双控”政策，涉案渔船的建造只能通过报废“双控”指标内渔船取得“双控”功率指标更新改造。因此，钢质捕捞渔船的更新改造指���是渔船建造的基础。《合作协议》的前言也明确约定，陈建余、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合作的基础是中航公司已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根据（2015）琼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领导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原中航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立钢的贿赂，接受请托，为中航公司更新建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事项提供帮助。中航公司在本案合作前所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不具有合法性。中航公司非法获取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妨碍了其他渔业公司及个人取得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的合法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凯鸿公司以其关联公司即中航公司非法获批的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为基础，与陈建余签订《造船合同》，以及随后凯鸿公司、中航公司、陈建余三方签订《合作��议》均是违法行为的延续，同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造船合同》、《合作协议》缺乏合法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涉案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因《造船合同》属无效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没有法律约束力，故陈建余请求解除《造船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有关陈建余预期利益损失的问题。本案合同无效的原因是中航公司取得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的方式违法，中航公司和凯鸿公司为关联公司，为共同过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凯鸿公司应当赔偿陈建余所受到的损失。经查明，陈建余向工行洋浦分行所贷款项已由凯鸿公司和中航公司还清，陈建余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陈建余在本案主张合同履行的预期利益损失，本院认为，涉案《造船合同》为无效合同，任何一方均不能通过期待履行无效合同而获取利益，故陈建余有关预期利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另，本案合同无效的原因系凯鸿公司及中航公司行为所造成，本案诉讼费用由凯鸿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法院查明部分事实不清，认定合同效力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海口海事法院（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建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均由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菁审判员  林达审判员  陈焱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伟二维码扫描二维码案件唯一码kfed6ymn07xeu7bhxp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