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36245号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XXX号XXX-XXX幢。法定代表人赵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罗友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黎瑞文，男。委托代理人陈华保，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谢辉，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华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双方于2014年5月22日进行对账，被告确认截止至2014年4月30日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611,827.29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被告仅于2015年4月16日付款34,983.90元，余款1,576,843.39元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1,576,843.39元；2、被告偿付利息损失(以1,611,827.29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止，以1,576,843.39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货款对应的合同是《北京新国展之幕墙玻璃购销合同文件》，原告提交的《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不是货款结算凭证，其中未载明总供货量、总付款金额和欠款金额，该对账调节表实际是被告财务根据原告开出的发票金额统计出的。结算当时，原告没有提供订单和送货单，造成实际供货量无法确定。另外，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大大超出合同总金额，这是不正常的，工程玻璃的消耗量通常是1%到3%，本合同供货量超出30%。综合上述原因，原告实际供货量与其主张不相吻合。且合同中第4.4条明确约定原告应提供中国银行出具的金额为结算总额的5%的质量保函，但被告一直没有收到相关的质量保函，被告认为工程款的给付条件还没有成就。对账调节表签署后，被告依据原告提供的供货单和采购订单，又陆续支付了4笔款项，其中2014年5月28日付款16,015.20元，2014年6月19日付款803.21元，2014年7月17日付款28,866.46元，2015年4月4日付款34,983.90元，合计80,668.77元。经审理查明：原告原名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为被告供应各类玻璃制品。2014年5月22日，被告在《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上盖章，该对账调节表载明客户名称为被告，账户截止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明细表分为应收余额和应付余额两类，下面列明2006年到2012年期间增加款项和减少款项，其中项目涉及“无锡绿城蠡湖香樟园”、“11年湖北地震局”、“11年胶州喜来登酒店”、“12年远洋大厦”等。经结算，应收余额和应付余额均为1,611,827.29元。之后，被告于2014年6月12日付款28,866.46元，于2014年6月19日付款803.21元，于2015年4月14日付款34,983.90元。另查明：2007年8月2日，原、被告签订《北京新国展之幕墙玻璃购销合同文件》。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夹胶中空玻璃等计8,077,368元，被告在收到原告提供的详细汇总的质保书及中国银行出具的金额为结算总额的5%的质量保函后，于2007年12月20日付清合同全部余款，质量保函的起止日期为被告收到原告提供的详细汇总质保书3个月后开始计算24个月……2010年5月12日，原、被告签订《玻璃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10-A0021，工程名称为“南昌联发广场”。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中空玻璃、夹胶玻璃等计7,182,828元(总价暂定)……2010年7月7日，原、被告签订《玻璃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10-A0045，工程名称为“上海嘉瑞中心”。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中空玻璃、中空夹胶玻璃等计4,765,890元(总价暂定)……2011年3月29日，原、被告签订《“胶州喜来登酒店”工程用玻璃定作加工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钢化玻璃等计9,723,764元……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关系，签订过多份买卖合同，交易金额巨大；《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上应收余额一栏、客户应付余额一栏分别反映原告和被告财务的记账记录。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合同，被告提供的合同、付款凭证，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经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本案原告诉请依据的主要证据即《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被告对该份对账调节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账调节表不能反映业务实际发生情况，不应作为结账的依据，原告须提供具体订单及送货单以证明欠款金额。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能否作为原、被告之间结算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中分别列明了原告及被告的财务记账情况，最终对账结果显示，双方的财务数据一致，即被告应付原告货款金额为1,611,827.29元。该对账调节表经过被告财务部门核对，而财务部门系负责公司日常财务核算，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部门，掌握公司对外债权债务情况，被告的财务人员在与原告对账时，理应对双方往来账目全面审查、核对，如认为对账调节表金额与实际不符，应明确提出异议，并注明被告核算并认可的数据。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被告方财务数据与原告一致，被告未曾提出过异议，并最终在对账调节表上盖章，表明被告认可应付款金额。被告盖章后，该对账调节表即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应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关于被告提出要求原告提供订单、送货单的抗辩，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审理中均表示双方有多年的业务往来，交易金额巨大，故现要求原告提供所有的送货凭证，应属苛责，被告完全可以在签署《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之前对原告提出相关主张，而非在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之后，又提出此要求，否定其盖章的法律后果。同时，被告也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推翻对账调节表的内容，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内销客户对账调节表》的效力，并认定被告截止至2014年4月30日尚欠原告货款1,611,827.29元。至于被告在答辩中称，原告主张的货款对应的系其提交的《北京新国展之幕墙玻璃购销合同文件》。因该陈述与对账调节表记载的项目名称、时间跨度不符，对账调节表显示对账所涉及的并非单份合同项下的业务往来，故本院对被告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被告在对账后曾分3次付款，金额合计64,653.57元，其中两笔款项(2014年6月12日付款28,866.46元、2014年6月19日付款803.21元)，原告未计入被告已付款中。现被告已提供付款凭证，故该两笔款项应从原告诉请中予以扣除，由此被告应付原告的货款金额为1,547,173.72元(1,576,843.39元-28,866.46元-803.21元)。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亦应作相应调整。至于被告在答辩中提出其另曾于2014年5月28日付款16,015.02元，因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而被告未能提交相应付款凭证，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欠款1,547,173.72元；二、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11,827.29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4年6月12日止，以1,582,960.83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3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止，以1,582,157.62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0日起至2015年4月14日止，以1,547,173.72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54元，减半收取计9,5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527元，由原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7元，被告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4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婷婷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陈 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