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再105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1，女，1947年2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志雄，北京市逸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茂华，北京市逸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男，1965年9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梅，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女，1969年4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悦，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刘×1因与被申诉人姚×及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6]11000000007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民抗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林敏、张蕾蕾出庭。申诉人刘×1的委托代理人游志雄、倪茂华，被申诉人姚×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春梅，被申诉人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东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4）一中民终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认定刘×1与王×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姚×的利益、刘×1与王×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王×与刘×1房屋交易不合理缺乏证据证明。1.关于房屋价款的问题，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560万元，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该560万元的房屋价款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格。2.二审法院认定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天刘×1在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即办理了权属转移，该认定与刘×1已支付首付款的事实不符。3.关于刘×1与王×签订《确认书》的时间与姚×、王×之间在进行离婚诉讼时间相近的问题。刘×1与王×达成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时，姚×与王×之间夫妻感情如何、是否正在进行离婚诉讼，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刘×1对此明确知晓并心存恶意。4.关于刘×1与王×就购房款的支付过程陈述有矛盾之处的问题。王×的陈述系其向二审法庭单独作出，该陈述未作为证据经当事人质证，且房款是否支付，如何支付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5.关于北京申同健身中心、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与刘×1的关系问题。依据委托代理制度，刘×1可委托他人代为支付房款，刘×1提供银行支票存根系为证明房款支付的事实，该事实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内容，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至于刘×1与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系何种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二、二审法院认定刘×1与王×之间的交易系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姚×的利益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却有错误。1.王×是否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姚×是否知情，均属于其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该关系仅反映王×的主观状态，但不能证明刘×1存在与王×的恶意串通。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姚×的利益受到实际损害，在房屋的价值转换为相应金钱形式的情况下，姚×对房款仍享有其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享有的份额，其经济利益并未受到减损。刘×1称：我认可抗诉书的意见。1、刘×1是善意第三人，房屋登记在王×名下，刘×1不知道姚×是共有人，不属于恶意。2、刘×1支付了560万元的房款，应认定为善意第三人。王×和姚×之前也有卖房的意图，他们登记的售房价格是600万元，一审法院曾两次释明姚×是否对房屋价值申请进行鉴定，都被姚×拒绝了，所以560万元的价格是合适的。3、有关付款的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时，就已经确认了560万元已经支付，而且我们实际的交易价格就是560万元。关于房屋价格与备案价格不一致的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过相关规定，应属合同价款无效，但是合同是有效的。姚×辩称：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意二审判决的意见。1、房价款明显低于市价，2010年11月8日签订买卖合同时，当时房价显示是96万元，刘×1在分文都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就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就办理了过户，而且过了五个月才签订确认书。对价值如此大的房屋，谁会如此买卖。法律就善意取得的规定，要求在取得时是善意的，而不是以事后的补救行为推定为善意。有关对价的问题，他们约定的价格远远低于房屋购置时的价格。该房屋买的时候，还银行贷款就还了130多万元，王×对北京的房屋价值是知悉的，她的处分行为是恶意的。2、2010年10月31日、11月1日、11月5日支付的三张支票是出具给其他案外人的，没有支付给王×，也证明不了这些款是房屋的价款。即使王×收到该款，也应属于向刘×2的借款。11月5日出借条，在11月8日房屋就已经过户，交易时没有证据证明130万元是房屋的首付款，而首付款是在2011年4月6日才签订确认书支付。刘×1与王×在历次开庭中都没有出庭，就是为了躲避法院对房屋买卖过程的询问。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需支付价款，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通过赠与等其他情形无权处分房屋。3、本案需要理清刘×1与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系，本案一直没有理清这几方的关系，而且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两个股东都姓刘，房款不知道是为哪个刘总支付的。4、刘×2是宣武区青联委员，原审中，法官问刘×1是否去实地看过房屋，刘×1说看过房屋，也看到女人和孩子的衣服，那么看到孩子的衣服，没有看到爸爸，为什么不询问孩子爸爸的相关情况，没有看到爸爸，不代表孩子没有爸爸。5、抗诉书中也引用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规定，本案中刘×1是否为善意第三人，纵观本案历次庭审，刘×1不属于善意，且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6、姚×现在居无定所。刘×1向王×支付的房款，基本上被王×花光了，损害了姚×的利益。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刘×1在明知的情况下还购买房屋，属于恶意串通。7、刘×2与刘×1不是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怎么会有权控制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资金。请求法院维持二审判决。王×辩称：我同意检察机关抗诉书的意见。1、有关房屋买卖的事情，我没有恶意，我把诉争房屋卖了以后，卖房款都用来还债和孩子身上了，而且诉争房屋也是姚×让我卖的。2、2010年11月5日的时候，我和刘×2签订过一个合同，约定的是580万元。3、因为刘×2不具备买房资格，所以诉争房屋就登记在刘×2母亲刘×1的名下，这个过程没有违背常理。4、在2010年9月、10月左右，姚×就不还银行贷款了。由于当时姚×不还银行贷款，我一个人带孩子还要还贷款，贷款一个月要还1.5万元。5、诉争房屋登记在王×的名下，按照物权法的规定，王×有权作出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王×与刘×1的房屋买卖属于正常交易，不属于无权处分。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与刘×1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诉讼费由王×与刘×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与王×系夫妻关系。位于北京市昌平区34-6号的房屋系姚×与王×于婚后购买，该房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建筑面积为240.7平方米。2010年11月8日，王×与刘×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W×××），约定王×以962800元的价格将上述房屋出售给刘×1。同日，双方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刘×1领取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现姚×以王×未经其同意，擅自以极低价格出售该房屋，且王×与刘×1恶意串通为由，要求确认上述《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案庭审中，刘×1向法庭提供标注日期为2011年4月6日的《确认书》一份，载明甲方为王×，乙方为刘×1，落款乙方一栏处由刘×1之子、代理人刘×2签名。该《确认书》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坐落于昌平区34号楼之房屋买卖及相关事宜签署本确认书。1、房屋成交总价为人民币560万元，此价格为甲方净得价，不含税，全部税款由乙方承担。2、房屋已于2010年11月8日过户至乙方名下。3、2010年11月5日，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31万元（该款系以支票形式一次性支付），该款直接转化为乙方购房首付款，甲方原出具的欠条作废；乙方另外给付甲方购房款人民币240万元，余款人民币190万元已于2011年4月6日付清，该款以支票支付，开票行为北京银行，支票号为×××。4、甲方有义务保障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5、甲方与乙方及刘×2之间自即日起互无债权债务。6、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确认书与《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CW×××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确认书与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本确认书为准。为证明其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刘×1向法庭提供了北京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六张，载明款项金额共计568万元。经查，上述转账支票出票人为北京申同健身中心，收款单位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或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庭审中，刘×1称其子刘×2以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上述支票代其向王×支付了购房款，王×为兑现将支票存入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或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姚×对上述《确认书》及刘×1已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姚×的诉讼请求。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王×与刘×1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姚×与王×系夫妻关系。位于北京市昌平区34-6号的房屋系姚×与王×于婚后购买，该房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建筑面积为240.7平方米。刘×1之子刘×2与王×相识。2010年11月8日，王×与刘×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W×××），约定王×以962800元的价格将上述房屋出售给刘×1。同日，双方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刘×1领取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2011年，姚×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王×提起离婚诉讼，姚×诉称：双方因性格不和导致夫妻产生矛盾，影响夫妻感情。2010年11月，王×未告知我将我们婚后购买的房屋卖了，这是我起诉离婚的起因。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判决驳回姚×的诉讼请求，姚×未上诉。2011年4月6日，王×作为甲方、刘×1作为乙方签订《确认书》，王×及刘×1之代理人刘×2在《确认书》上签名。该《确认书》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坐落于昌平区34号楼之房屋买卖及相关事宜签署本确认书。1、房屋成交总价为人民币560万元，此价格为甲方净得价，不含税，全部税款由乙方承担。2、房屋已于2010年11月8日过户至乙方名下。3、2010年11月5日，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31万元（该款系以支票形式一次性支付），该款直接转化为乙方购房首付款，甲方原出具的欠条作废；乙方另外给付甲方购房款人民币240万元，余款人民币190万元已于2011年4月6日付清，该款以支票支付，开票行为北京银行，支票号为×××。4、甲方有义务保障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5、甲方与乙方及刘×2之间自即日起互无债权债务。6、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确认书与《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CW×××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确认书与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本确认书为准。为证明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刘×1向法院提供了北京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六张，载明款项金额共计568万元。上述转账支票出票人均为北京申同健身中心，收款单位分别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或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其中2010年10月31日，金额51万元，收款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日，金额46万元，收款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11月5日，金额33万元，收款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2日，金额98万元，收款人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1月18日，金额150万元，收款人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4月6日，金额190万元，收款人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4月6日支票存根上用途栏填写为刘总房款，其余支票存根上用途栏均为空白。对于刘×1关于支付房款的证据中，付款人与买房人、收款人与卖房人均不对应的问题，刘×1的解释是：其子刘×2为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实际控制人，以北京申同健身中心的上述支票代其向王×支付了购房款，王×为兑现将支票存入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或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王×的解释是：我与刘×2通过西城区青联认识，将房屋卖给其母刘×1。关于购房款的支付情况，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我有关，支付给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支票认可；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与我无关，是刘×2通过付给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票的方式，转成现金支付给我。二审庭审后，王×向本院以邮寄的方式提交其与刘×2之间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自从2011年7月21日在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始，历经原审、上诉发回重审、再组合议庭重新审理、再次上诉多次诉讼过程，前后共计五次开庭，王×均存在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的情况，应视为放弃举证之权利。故王×于二审庭审后提交之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根据已经合法程序质证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的交易中存在以下问题，王×与刘×1对此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一，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上约定的房屋售价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格；第二，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当天，在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价格合理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刘×1也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房屋权属即转移登记至刘×1名下，在涉及房屋买卖这种金额较大的交易中，先过户再签约的交易过程显然有悖常理；第三，房屋过户五个月后的2011年4月6日，双方签订成交价格为560万元的《确认书》，而此前姚×与王×正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而且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驳回了姚×的离婚诉讼请求。第四、关于支付房款的过程，刘×1称出票人北京申同健身中心为其子刘×2实际控制的公司，将支票交给王×后，王×找到的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或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入账，上述两公司与刘×1无关。而王×称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我有关；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与我无关，是刘×2通过付给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票的方式，转成现金支付给我。刘×1与王×就大额购房款的支付过程陈述有明显的逻辑矛盾。第五、公司对其财产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北京申同健身中心、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名下的财产均是公司法人财产，现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北京申同健身中心与买房人刘×1存在必然联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北京万博方明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众达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王×及姚×存在直接的经济关联，故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诉争房屋购房款已经通过合法渠道支付。王×、刘×1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已经支付房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虽然是否支付购房款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但是在本案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签订过程存在严重疑点的前提下，真实的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可以对买卖合同行为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印证，而根据现有证据显然无法证明真实付款关系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王×在与姚×夫妻感情不和的情况下，未经姚×同意，擅自处分涉案房屋，故本院认定王×在房屋交易中有损害姚×利益的故意。对于刘×1在房屋交易中是否与王×存在故意损害姚×利益的串通，本院认为，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伪以及是否存在主观上的串通可通过民事主体的行为得知。基于上述诉争房屋交易中存在的有悖常理的问题，结合王×与刘×1之子刘×2通过工作相识的因素，本院认定刘×1主张其具有真实的房屋买卖的意思证据不充分，在房屋交易中其与王×存在损害姚×利益的串通。关于恶意串通行为是否侵害第三人姚×利益，本院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解释，并不能拘泥于仅判断是否使第三人金钱财产减损为限制。房屋作为影响个人生活稳定安康的重要因素，夫妻一方未经共有人许可擅自处分房屋，必定影响另一方对于房屋的使用和处分，无论交易价格的高低，都直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况且本案中，根据经合法质证的证据无法证明真实的付款关系的存在。故刘×1与王×之间故意串通的行为，无论从经济层面上还是从生活安宁层面上，都是对姚×利益的直接侵害。据此，本院确认刘×1与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确认书》应为无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姚×要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1677号民事判决。二、王×与刘×1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刘×1将以下五组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证据一，王×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证明王×确认房屋交易价款是560万元，且明确已经收到相关款项。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王×认可该证据。证据二，关于收支票、结现金的证明函，证明北京申同健身中心2010年11月17日开具的支票号为×××、金额为98万元的支票，2011年4月6日开具的支票号为×××、金额为190万元的支票，确实已经交由王×持有、变现，相关款项确实已经为王×领取、持有。姚×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也不是新证据。王×认可该证据。证据三，姚×与王×通话录音文字稿，证明王×、姚×事先已经达成卖掉涉案房屋的合意，姚×希望的成交价格是600万元，实际交易价是560万元，两者差异不大，王×已经告知姚×，部分房款用来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剩余300来万，给孩子上了保险，这进一步说明560万元房款，刘×1确实已经给付，王×确实已经收取。姚×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录音中姚×没有明确作出答应王×卖房的意思表示，且用2014年的录音来证明2010年的房屋买卖也不符合常理。王×认可该证据。证据四，借条、个人贷款还款凭证、《附件二王×》（标题为《附件二王×》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未加盖印章），证明刘×1支付的房款，最终被王×用于家庭生活；其中，票据显示：偿还债务金额将近200万元。其中70万元是姚×的个人债务。130万元是银行按揭贷款。姚×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王×有足够的还款能力。王×认可该证据。证据五，人身保险合同四份，证明刘×1支付的部分房款，最终被王×用于为孩子购买保险。姚×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王×认可该证据。被申诉人姚×将以下三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证据一，（2014）东民初字第138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已经确认王×在瞒着姚×将双方婚后共同购置的房屋擅自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她的朋友时，姚×才起诉王×离婚。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证明王×对此是认可的。刘×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王×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二，X京房权证昌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明诉争房屋已经恢复登记至王×名下。刘×1与王×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证据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382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姚×与王×已解除婚姻关系，刘×1与王×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申诉人王×将以下三组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证据一：2010年11月26日个人贷款还款凭证、2010年11月5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2010年11月5日个人贷款还款凭证、2010年11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2010年11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2009年12月22日借条。证明其在本案房屋买卖中没有恶意，也没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且确实收到了560万元的房款，并全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刘×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姚×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同时，王×将刘×1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作为新证据提交。刘×1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姚×对该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其对刘×1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当事人再审期间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关于刘×1与王×均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姚×与王×通话录音文字稿，因该录音中姚×并未明确作出要求或同意王×出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关于刘×1与王×均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保险合同，因保险合同本身无法直接证明购买保险所用款项系王×所获取之房屋出售款，且房款的具体用途与房屋买卖合同之效力缺乏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关于刘×1提交的证据一，王×虽在再审申请书中认可收到房屋价款560万元，但是否收取房屋价款涉及第三人姚×利益，仅凭王×单方认可无法直接证明560万元房款价款已经实际支付，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刘×1提交的证据二，因该证明的出具单位与王×具有一定利害关系，仅凭该公司出具的证明无法直接证明房屋价款已经实际支付，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刘×1提交的证据四与王×提交的证据一，均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亦不予采信。因姚×提交的新证据为裁判文书及产权登记证书，刘×1、王×均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姚×提交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过程中，王×及姚×均认可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仅共有诉争房屋一套住房。本院再审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另查明，本院原二审判决生效后，姚×以王×、刘×1为被告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刘×1协助将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恢复到王×名下。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11550号民事判决，判决刘×1、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登记于刘×1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34-6号房屋变更登记至王×名下。该判决作出后，王×、刘×1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45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诉争房屋登记在王×名下。再查，姚×与王×于2016年4月20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中约定就本案诉争房屋不予处理。以上事实有本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4500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3824号民事调解书、X京房权证昌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再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与刘×1就本案诉争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及是否损害了第三人姚×的利益。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主观上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造成损害，存在共同意思的沟通或联络，并相互配合或共同作为，实施了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系当事人间的主观心理意识，应当通过当事人外在的行为，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认定。本案中，根据历次审理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诉争房屋买卖行为存在以下不合常理之处，且王×与刘×1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一、王×与刘×1均主张诉争房屋成交价格为560万元，针对金额如此巨大之房屋买卖交易，王×与刘×1在房屋过户前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就560万元价款进行约定，而是在房屋过户五个月后的2011年4月6日签订的《确认书》中确认成交价格为560万元。第二、王×与刘×1均主张诉争房屋成交价格为560万元，而在2010年11月8日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之前，王×仅向刘×2出具了总额为131万元的借条，在未书面约定该款已转化为房屋首付款且131万元金额占560万元房屋价款不足四分之一情形下就将房屋权属移转登记至刘×1名下。第三、依据原审及再审过程中刘×1与王×的陈述，购买诉争房屋前刘×2曾实地看房，且看到女人和孩子的东西。依据常理，在此情形下，购房人应就王×是否已婚、房屋是否属于其个人财产产生怀疑并应进行适当的了解，即使王×称房屋为其个人财产，在王×配偶未出具意见印证的情况下，购房人就其陈述仍应持怀疑态度，而本案中刘×1及刘×2却在对王×的婚姻状况及诉争房屋的产权状况未做任何了解和询问的情况下，直接与王×个人进行房屋买卖交易。第四、王×于2010年11月22日出具收据中载明税金为8万元，而原审中刘×1提交的契税发票显示税款为28884元。第五、本案中，刘×1及王×均主张560万元房款系通过北京申同健身中心出具支票给两家案外公司的方式支付，针对几十万至上百万的金钱往来，刘×1及王×均未提供王×从两家案外公司收取钱款的财务手续凭证。综合上述房屋交易过程中违背生活及交易常理之处，并结合诉争房屋交易时姚×与王×夫妻关系已经恶化、王×与刘×1之子刘×2相识等因素，本院认为，原审认定王×与刘×1在房屋交易中存在损害姚×利益的串通并无不当。关于该恶意串通行为是否损害了第三人姚×的利益的问题。本院认为，所谓利益不应拘泥于金钱价值，而应当包含居住和使用的利益。本案中，王×与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仅有诉争房屋一套住房，王×与刘×1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侵害了姚×就房屋进行居住、使用并处分的利益。综上，原审确认刘×1与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刘×1、王×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刘×1、王×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庆斌审 判 员  王 京代理审判员  纪艳琼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雅靓书 记 员  张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