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9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柱，男，1979年11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亮，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亚辉，女，1957年10月19日出生。原审第三人：王跃进，男，1958年10月16日出生。上诉人王立柱因与被上诉人陈亚辉、原审第三人王跃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6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立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亮、被上诉人陈亚辉、原审第三人王跃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陈亚辉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亚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显失公平。一、一审法院混淆责任主体和受益主体的概念，陈亚辉履行500万元法定出资义务是法院基于法律规定作出的裁判，基础是陈亚辉存在逃避出资的客观事实，调整和规范的是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法院判决要求陈亚辉补缴出资仅是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王立柱因此获益的说法不能成立，即使受益，受益主体也是北京沃德亿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德公司）。其一，陈亚辉还未向沃德公司补缴出资；其二，即使补缴了出资，款项也属于沃德公司；其三，沃德公司受王立柱管理并不必然等于王立柱直接获得利益；其四，王立柱现在也非沃德公司的大股东。二、本案不存在情势变更而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基础。陈亚辉与王立柱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已经存在，不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之情形，法院判决陈亚辉补缴抽逃资金也不属于不可抗力，《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本身就存在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一审法院以情势变更为由选择适用公平原则缺乏法律和事实基础。三、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等基础上，要求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结果予以分担的一种归责原则。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陈亚辉存在过错，故适用公平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案涉及的诉讼较多，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判决直接或变相地将股权转让价款变更增加至1295万元，明显违反了重复诉讼的禁止性规范，判决王立柱增加支付500万元没有依据。四、本案亦不存在“发生新的事实”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价款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发生重大改变，是基于陈亚辉抽逃出资被诉后，经法院判决补缴500万元后出现的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是陈亚辉抽逃出资导致的不利结果。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且滥用自由裁量权，刻意回避现有的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适用法律原则要同时满足二个条件，其一是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其二是没有更好的理由，不得不适用法律原则，适用了法律原则将出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滥用自由裁量权。陈亚辉辩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双方约定以320万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时，双方对沃德公司的出资情况是知情的，王立柱以其实际控制的沃德公司为主体起诉要求陈亚辉履行出资义务，现已有生效法院判决予以支持，故股权转让的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庭审中王立柱表示以7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了70%的股权，因此王立柱因股权转让不但得到了沃德公司的股权，且得到700万元利益，双方的利益严重失衡，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调整是得当的。第二，关于利息，一审判决未支持陈亚辉提出的利息请求，虽然陈亚辉未上诉，但是损失是非常巨大的，王立柱实际可以通过巨额利息而减免股权转让款。王跃进述称，同意陈亚辉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陈亚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立柱向陈亚辉追加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判令王立柱向陈亚辉支付自2013年8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6年4月23日为89.37万元）；3.判令诉讼费由王立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2日，陈亚辉、王跃进与王立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亚辉、王跃进将其在沃德公司100%的股权依法转让给王立柱。王立柱同意接受该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20万元，王立柱分期向陈亚辉、王跃进支付转让价款。王立柱于协议签订之日支付50万元，于2014年12月6日支付50万元，于2015年1月起至2015年6月每月支付15万元，合计90万元，于2015年6月15日支付50万元，余款自2015年7月起每月支付20万元，直至2015年10月止。若王立柱经营公司经济效益良好应提前支付以上股权转让款项。双方在协议签订后，王立柱支付第二笔款项50万元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陈亚辉、王跃进退出公司的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与债务承担，另陈亚辉、王跃进应就公司的财务、人事等事宜与王立柱做好交接手续。从协议生效之日起，王立柱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协议及向违约方索赔守约方因此蒙受的经济损失。公司注册地址只是公司租用库房，拆迁补偿与王立柱无关。工商备案法人为王立柱。2015年2月9日，王立柱向陈亚辉、王跃进支付股权转让价款7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未支付。2015年2月，陈亚辉、王跃进所持沃德公司的100%股权变更至王立柱名下。2015年9月23日，陈亚辉、王跃进将王立柱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王立柱向陈亚辉、王跃进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民（商）初字第21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立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陈亚辉、王跃进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王立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47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2016年1月19日，沃德公司将陈亚辉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陈亚辉履行增资义务，向沃德公司缴付注册资本5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8月24日起算至实际缴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2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亚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沃德公司缴纳出资500万元并赔偿沃德公司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法院另查，2014年9月16日，沃德公司内部章程载明：公司工商备案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是办照公司代为垫付的，公司实际启动资金为300万元，是公司向王跃进个人借款注入的，同时股东约定此笔借款在不影响公司经营的前提下，逐步还清，每年还款20%，最迟不得超过5年，当还款额达到100万元时，法人改为王立柱，当还款额达到200万元时，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份额比例改为陈亚辉占51%，王立柱占49%。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中，陈亚辉与王跃进向王立柱转让其二人持有的沃德公司的股权时，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320万元，根据沃德公司的内部章程，各方均知晓陈亚辉与王跃进未向沃德公司实际缴纳出资的事实基础，且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系以王跃进向沃德公司的“借款”为依据。而沃德公司起诉陈亚辉补缴500万元出资且被（2016）京0112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支持后，股权转让价款所依据的事实基础自此发生重大改变，陈亚辉对沃德公司的投入净增加500万元，而此重大改变，势必使陈亚辉因股权转让而利益受损，使王立柱因股权受让而获得利益，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故依据公平原则，王立柱应补充向陈亚辉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故对于陈亚辉要求王立柱追加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陈亚辉要求王立柱支付自2013年8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陈亚辉因违反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而向沃德公司赔偿的利息损失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与王立柱无关，且是否追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系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项，故陈亚辉无权要求王立柱赔偿利息损失，对于陈亚辉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立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陈亚辉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二、驳回陈亚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王立柱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沃德公司《股东会决议》1份，证据2.《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二）（备案申请表）》1份，证据3.日期为2016年1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上述3份证据均用于证明王立柱仅持有沃德公司3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沃德公司获得增资后，王立柱将获得近1000万元的利益有失公正。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亚辉与王跃进均认为王立柱二审期间提交的3份证据一审期间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范畴，认可该3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本案立案时王立柱仍持有沃德公司的全部股权，但此后王立柱以700万元的对价转让70%的股权，已获利700万元，王立柱目前仍持有沃德公司30%的股权，获利巨大，显失公平。本院认为，陈亚辉与王跃进对上述3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3份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断。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王立柱提交的日期为2016年1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王立柱将其在沃德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出资700万占注册资本70%的股权给受让人文××所有，转让金额为700万元；沃德公司2016年1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会议决议如下：2.重新确认股权如下：股东王立柱货币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股东文××货币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陈亚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王立柱是否应再向陈亚辉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三、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审理本案是否适当。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亚辉于2015年9月23日起诉要求王立柱支付股权转让款系基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陈亚辉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虽仍为要求王立柱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却系基于（2016）京0112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陈亚辉应补缴500万元出资的“新的事实”，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所涉事实不同，产生的时间亦不同，因此两个案件审理的并非“一事”。故陈亚辉提起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王立柱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双方对沃德公司2014年9月16日的《内部章程》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据此可以认定沃德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系办照公司垫付，而王立柱对陈亚辉与王跃进未向沃德公司实际缴纳出资的事实明确知晓，而双方于2014年11月12日协商的股权转让价款320万元系根据王跃进向沃德公司的“借款”数额确定，股权转让价款320万元应为陈亚辉一方转让其股权所应获得的对价。第二，双方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陈亚辉一方退出公司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利润分配与债务承担，王立柱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故王立柱对受让股权后可能承担补缴出资的义务亦应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王立柱明知陈亚辉未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王立柱作为受让人应与陈亚辉承担连带责任。第三，王立柱为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的沃德公司选择向陈亚辉主张补缴出资500万元，系行使法律赋予其的选择权，于法有据，但陈亚辉补缴出资后，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基础已发生重大改变，法院生效判决判令陈亚辉履行补缴出资义务时，王立柱仍为沃德公司唯一股东，王立柱必然因此受益，其此后以700万元对价转让沃德公司70%股权于案外人文××的事实可予佐证，故本院对王立柱在二审中提交的3份新的证据不予采信，陈亚辉要求王立柱追加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陈亚辉一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无法预料对其实际出资情况知情的股权受让人王立柱将以沃德公司名义要求陈亚辉补缴出资，而陈亚辉补缴出资后再维持原股权转让价格将显失公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案件的裁判情况等因素，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适用公平原则判决王立柱应再向陈亚辉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立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王立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坤审 判 员  宋 晖代理审判员  龚勇超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汤和云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