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帆远，男，197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西，男，194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系张帆远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宏，福建天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霞飞路123号。法定代表人：陈敏夫，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欣、甘秋白，福建昕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帆远与被上诉人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下称长庚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3月9日、6月3日、8月5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帆远的委托代理人张耀西、丁宏、被上诉人长庚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林龙欣、甘秋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帆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张帆远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厦门市医学会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并未就张帆远第一次导线外露经由“门诊直接缝合手术”治疗是否符合诊疗常规作出分析鉴定，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帆远前后两次导线外露时间间隔不足半个月，足见第一次门诊直接缝合手术治疗不恰当，致使导线××短时间内第二次导线外露。张帆远认为长庚医院对张帆远××门诊处直接缝合手术与张帆远损害后果之间存××因果关系。长庚医院对张帆远第一次导线外露仅简单地××门诊进行直接缝合，没有及时进行会诊，增加了感染机会。这一严重的医疗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张帆远伤口感染，手术失败。被上诉人长庚医院辩称，张帆远导线外露是否是长庚医院的过错行为导致，以及张帆远的伤口感染的损害后果是否与长庚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因果关系等涉及医疗技术问题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均应由鉴定机构予以分析鉴定，并出具具体意见。厦门市医学会系张帆远与长庚医院共同委托的鉴定机构。因此厦门市医学会出具的有关鉴定意见依法适用于张帆远和长庚医院，可以直接作为案件的处理依据。厦门市医学会出具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及补充意见对张帆远的申请鉴定事项分析清楚，论证合理，其中鉴定意见已明确表示：患者第一次导线外露后就诊，医方根据当时伤口无感染迹象，××抗感染的同时给予选择清创缝合，并未违反医疗常规。因此，长庚医院××患者第一次导线外露所采取直接缝合的手术与张帆远损害后果不存××因果关系。张帆远××无其他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案涉鉴定意见应作为定案依据。张帆远认为长庚医院对张帆远××门诊处直接缝合手术与张帆远损害后果直接存××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张帆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长庚医院赔偿张帆远四次手术及住院费共人民币（币种下同）28.99万元、误工费48.576万元、护理费108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92.783万元，合计2783490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张帆远当庭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长庚医院承担30%责任并取整即赔偿张帆远损失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9年10月18日，张帆远因“四肢不自主细颤10年，加重两天”入住长庚医院神经内科，查体“意识清楚，对答正确，言语缓慢，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右上肢不自主静止性细颤。××。张帆远入院后行相关检查，长庚医院给予普拉克索、美多巴等药物治疗，症状反复发作。为此，长庚医院建议张帆远行DBS手术治疗，并明确告知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及相关风险，张帆远及其家属表示慎重考虑后再决定。张帆远及其家属待台湾地区林口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后决定手术治疗，2009年11月26日转入神经外科治疗。术前长庚医院再次详细告知张帆远及其家属手术的方式、适应症及手术风险，张帆远及其家属表示接受手术风险并于2009年11月27日签署《手术同意书》，同意长庚医院对张帆远行DBS手术。《手术同意书》中详细载明了手术可能发生之并发症：短暂或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脑部或伤口发炎、脑出血、手术无效等。其中“手术目的”载明该手术并非根治方法，手术后仍需长期追踪治疗。2009年11月28日，长庚医院××张帆远全麻下为张帆远行“脑深部电极置入术”。术后同时予口服抗胆碱药物治疗，2009年12月23日术后第一次开机，开机过程顺利，张帆远无明显不适，2009年12月26日张帆远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2010年1月11日，张帆远因“帕金森综合症颅内深部电极植入术后导线外露”入住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入院查体“GCS15分，头部伤口电线外露，伤口周围无红肿，无渗血及渗液，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入院诊断为：××，DBS手术后导线外露。入院行相关检查，2010年1月12日长庚医院为张帆远行“左侧颞筋膜皮瓣电极覆盖术”，术后予抗感染、补液等治疗。张帆远2010年1月19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出院情况：头部伤口干燥、愈合佳。2010年2月1日、2月4日、3月8日和3月23日张帆远先后四次为调整药物用量及电极参数入住长庚医院神经内科，调整电极参数后出院。2012年1月30日，张帆远因“××电极植入术后2年伤口流脓”入住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入院查体“头部可见长约15cm弧形手术疤痕，可见脓状液体，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入院诊断为：头皮伤口愈合不佳，××，DBS术后。入院行相关检查，2012年2月2日长庚医院为张帆远行“头皮皮瓣成形术”，××、止痛、引流、伤口护理、镇静等治疗，张帆远2012年2月9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2012年7月13日，张帆远因“××电极植入术后2年伤口流脓”入住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入院查体“头部可见长约15cm弧形手术疤痕，可见肉芽组织、黄白色分泌物，慌张步态，无法步行，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右上肢不自主静止性细颤。”入院行相关检查，2012年7月16日长庚医院为张帆远行“头皮清创术”，术中见头皮下严重感染，予取出DBS系统，××、换药、调整帕金森用药等治疗，张帆远2012年7月30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电极植入术后电极拔除。出院情况：头部伤口拆线，语音2（LURULLRL),静止性震颤3232，肌张力4242，动作迟缓3232。2010年11月28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张帆远××长庚医院处进行治疗的医疗费用共计28.99万元。2012年8月，张帆远、长庚医院××进行医患调解未果。2012年12月20日、12月26日，张帆远各向长庚医院的院长赖明坤挂号寄送一份《意见反映单》，主张长庚医院对“DBS”手术后一个月零四天××头部同一位置连续出现两次“导线外露”负有责任，要求长庚医院减免手术费用、退还已付费用等。2014年12月26日，张帆远以长庚医院的诊疗行为对于张帆远DBS术后短时间内出现两次导线外露导致伤口感染并最终拔除DBS存××重大过错，且与张帆远目前生活无法自理、无法上班存××因果关系等为由，提起诉讼。二、张帆远就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以及是否与张帆远的损害后果存××因果关系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协商选定的鉴定机构，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对张帆远申请的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张帆远为此支付了鉴定费用2500元。2015年3月24日，厦门市医学会出具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载明：患者（即张帆远）四肢不自主细颤10年及多次诊疗病史，查体示慌张步态，四肢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肢体不自主静止性细颤。××”成立，××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有手术适应症，医方选择“脑深部电极植入术”，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术后出现“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的手术并发症。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属于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医方术前手术同意书已告知术后可能出现伤口发炎等并发症。导线为固定长度，术后导线可因头颈部运动受牵拉，医方术中为预防导线外露调整了导线曲度及位置，尽到了注意及预防的义务。临床上对于导线外露的处理，××抗感染的同时，可根据局部伤口感染的状况，选择清创缝合、皮瓣覆盖或电极拔除术。该患者先后多次出现导线外露、并继发伤口局部感染，医方为保住植入系统，××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先后三次给予局部清创缝合、皮瓣电极覆盖术，医方的诊疗行为不违反诊疗常规，DBS系统维持2年余。2012年7月16日导线再次外露，伤口感染情况严重，为防止感染情况加重，医方选择植入电池拔除，符合诊疗常规。但医方××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存××不足。××拔除植入电极后，患者目前状况与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前无明显区别，医疗行为××患者病情，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专家意见为：××”成立，有“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手术适应症，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继发伤口局部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医方针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对于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张帆远提出书面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其认为：DBS术后的一个多月内，张帆远头部的同一个位置连续出现两次导线外露，如此快速的导线外露除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之外，还有其更直接的原因。头颅的顶部是向上成拱形的，那么沿头皮内测穿过的导线也必然是弧形的，若没有拉好和拉顺或稍有超长必然拱起产生隐患，所以第一次导线外露后长庚医院做直接缝合手术，拉紧头皮缝合时对导线产生多大的作用力，导线对头皮则产生同样大小的反作用力，这样导线的弹力比人体对异物的排斥里要大的多，所以十三天后便很快出现了第二次导线外露。且沿头皮内侧成弧形穿导线必然要使用专业而熟练的手术助手，而长庚医院使用的是没有经验的手术助手。很明显，对于第一次导线外露，采取直接缝合的处理是存××重大过失的。每一次的导线外露都形成开放式的伤口，给细菌沿导线感染提供了机会，最终致使需要拔除电极，从而也导致了张帆远恢复到了术前生活不能自理、不能正常上班的状态，所以长庚医院对于张帆远的诊疗行为明显存××过错。鉴于张帆远对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提出上述异议，原审法院××2015年8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告知张帆远应××限期内书面答复是否申请相关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如申请鉴定人出庭应提交书面申请书，逾期未提交书面申请视为不申请鉴定出庭。张帆远表示不要求鉴定人出庭，但要求鉴定机构必须对其异议进行书面答复。为此，原审法院将张帆远的书面异议寄送给厦门市医学会，要求其进行书面答复。2015年9月8日，厦门市医学会针对张帆远提出的异议出具答复函，载明：导线外露的原因复杂，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导线弹力等均系其可能原因之一，但均属于脑深部电极植入术难以完全避免的情况，非医方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所致。对于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并发症的处理，临床上可××抗感染的同时，根据局部伤口感染的状况，选择清创缝合、皮瓣覆盖或电极拔除术。××患者导线外露后，即可选择上述三种方法之一处置，第一次导线外露后就诊，医方根据当时伤口无感染现象，××抗感染的同时给予选择清创缝合，并未违反医疗常规。因初次直接缝合后再次出现导线外露，且合并伤口感染，医方××第二次导线外露后给予抗感染的同时选择皮瓣覆盖术，此次手术使DBS系统有效维持了一年余，期间患者未再就诊，说明医方处理是有效的，医方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2012年7月16日导线再次外露，且伤口感染严重，如选择保留植入电极，则可能继发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医方给予抗感染的同时，拔除了脑深部植入电极，符合诊疗常规。××上述过程中，由于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及特殊性，并非任何医疗操作均能得到预期的满意的效果，医生并无法××第一次导线外露选择直接缝合时即预测到之后第二次及第三次导线外露，也无法××第二次导线外露选择皮瓣覆盖时即预测到一年后第三次导线外露，但××上述过程中，医方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医方××第一次选择直接缝合时应告知直接缝合后仍有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的风险，甚至最终拔除植入电极的可能。对于患方代理人所提出的导线弹力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导线为固定长度，无法人为缩短或延长，术后导线可因头颈部运动而受牵拉，医方××术中调整了导线曲度及位置，已经尽到了注意及预防义务。导线外露原因复杂，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导线弹力等均有可能导致，但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导线外露系导线弹力所致。××，其目前存××的生活、××所致，××理过程。即便根据患方所述第一次导线外露即选择皮瓣覆盖手术，也无法预知和避免拔除植入电极的后果。三、张帆远提交的案外人厦门市第十一中学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张帆远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因病假等扣发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的绩效考评奖励共计5300元，扣发2014年5月至2014年6月、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的岗位津贴共计9650元。四、张帆远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陈长秀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一份《保姆合同》，约定由陈长秀向张帆远提供家政服务，张帆远按月支付陈长秀劳务工资3000元整，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6日起算。该《保姆合同》文末附“补充条款”载明：基本工资3000元/月，加班和夜间补贴1000元/月，包吃住1000元/月，每月工资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医疗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以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没有过错且不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行为的，医疗机构不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张帆远主张长庚医院的诊疗行为存××过错，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张帆远为证明其该主张，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后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协商确定的鉴定机构，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厦门市医学会作为具备法定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其接受原审法院委托对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其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分析清楚，论证合理，不存××需要重新鉴定的法定事由。虽然张帆远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向其说明是否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其表示不需要申请。因此，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张帆远重新鉴定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认为，××”成立，有“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手术适应症，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继发伤口局部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医方针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长庚医院的诊疗行为存××过错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张帆远也未举证证明长庚医院存××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行为，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本案长庚医院对张帆远的诊疗行为不存××过错，与张帆远的损害后果也没有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张帆远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厦门医学会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范围是否包括被上诉人长庚医院于2009年12月29日就上诉人张帆远的第一次导线外露问题，××门诊实施的缝合治疗；二、上述缝合治疗是否符合诊疗常规，是否与张帆远的损害后果存××因果关系。上诉人张帆远提交两份被上诉人长庚医院门诊记录单，时间分别为2010年1月9号、1月27号，为证明2009年12月29日因张帆远出现第一次导线外露，长庚医院××门诊处做“直接缝合”手术。张帆远认为长庚医院对张帆远××门诊处直接缝合手术与张帆远损害后果之间存××因果关系。长庚医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长庚医院确认张帆远于2009年12月29日因出现导线外露，由长庚医院的张波主任行“小清创缝合术”，此为门诊手术，但同样是××手术室无菌操作进行。本院分析认为，双方当事人对2009年12月29日，因张帆远出现第一次导线外露，长庚医院对张帆远实施清创缝合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张帆远以厦门医学会对张帆远进行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未就医院对患者诊疗行为“门诊直接缝合手术”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鉴定结论缺乏依据为由，申请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被上诉人长庚医院对张帆远进行的诊疗行为“门诊直接缝合手术”是否存××过错及过错责任比例进行鉴定。本院就下列问题函询厦门医学会：1、《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范围是否包括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就张帆远的第一次导线外露问题，××门诊实施的缝合治疗？2、如有，上述缝合治疗是否符合诊疗常规，是否存××医疗过错？是否与张帆远的损害后果存××因果关系？厦门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向本院出具答复函，载明：厦门医鉴（损害）【2015】9号鉴定书该意见的鉴定范围包括了第一次导线外露的门诊清创缝合治疗。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由于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及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并发症均可预见及避免。××临床实践及诊疗规范中，对于可以预见的并发症，要求医方应做到术前告知，术中注意预防并发症发生，××做到应尽的告知及预防义务后若术后仍出现并发症，则要求医方对并发症给予及时合理的处置。本案例××张帆远的诊疗过程中已经尽到了术前告知、术中预防的义务，但仍出现了并发症。导线外露的原因复杂，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导线弹力等均系其可能原因之一，但均属于脑深部电极植入术难以完全避免的情况，非医方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所致。××患者张帆远导线外露后，即可选择上述三种方法之一处置，第一次导线外露后就诊，医方根据当时伤口无感染迹象，××抗感染的同时给予选择清创缝合，因初次直接缝合后再次出现导线外露，且合并伤口感染，医方××第二次导线外露后给予抗感染的同时选择皮瓣覆盖术，此次手术使DBS系统有效维持了一年余，期间患者未再就诊，说明医方处理是有效的，医方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2012年7月16日导线再次外露，且伤口感染情况严重，如选择保留植入电极，则可能继发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甚至危及生命，医方给予抗感染的同时，拔除了脑深部植入电极，符合诊疗常规。××上述过程中，由于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及特殊性，并非任何医疗操作均能得到预期的满意的效果，医生并无法××第一次导线外露选择直接缝合时即预测到之后第二次及第三次导线外露，也无法××第二次导线外露选择皮瓣覆盖时即预测到一年多后第三次导线外露。但××上述过程中，医方与患方沟通不够充分，医方××第一次选择直接缝合时应告知直接缝合后仍有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可能，甚至最终拔除植入电极的可能，医方××沟通方面存××一定的缺陷。患者张帆远所患××，其目前存××的生活、××所致，××理过程。即使根据患方所述第一次导线外露即选择皮瓣覆盖手术，也无法预知和避免拔除植入电极的后果。综上，××患者张帆远的诊疗过程中针对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给予的三次处置符合诊疗常规，但其××沟通告知方面存××一定的缺陷，××、拔除植入电极等后果不存××因果关系。厦门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向本院提供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对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就张帆远第一次导线外露的门诊清创缝合治疗进行鉴定时所依据的相关材料：1、厦门市医学会鉴定会程序告知书；2、厦门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医患双方提交材料告知书；3、厦门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告知书；4、病历材料，其中记录有“2009年12月29日小清创缝合”；5、2015年3月24日厦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鉴定会会议记录；6、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人员签到表。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1、2、3、4、6没有异议。医学会××鉴定时有2009年12月29日关于清创缝合的病历。对于证据5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专家询问的内容没有直接问到门诊小清创缝合与导线外露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鉴定会记录不能作为医学会有对上诉人直接缝合与导线外露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判定。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鉴定程序合法，医学会的鉴定意见真实有效，可以适用。本院分析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1、2、3、4、6均无异议，且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内容体现，厦门医学会××进行案涉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时所依据的材料中已涵盖长庚医院于2009年12月29日对张帆远施行的小清创缝合门诊手术。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责任纠纷。上诉人张帆远主张被上诉人长庚医院的诊疗行为存××过错，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依据张帆远的申请，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关于张帆远主张厦门医学会对张帆远进行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并未对被上诉人长庚医院于2009年12月29日就上诉人张帆远的第一次导线外露问题，××门诊实施的缝合治疗进行鉴定，并申请就此重新鉴定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述厦门市医学会函复及相应的书面材料和鉴定会会议记录可以证明，[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中已涵盖长庚医院于2009年12月29日对张帆远施行的清创缝合。张帆远的该节上诉意见及重新鉴定申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帆远提出的长庚医院于2009年12月29日对张帆远施行的清创缝合存××医疗过错，与张帆远的损害后果存××因果关系的上诉意见。经查，厦门市医学会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认为，××”成立，有“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手术适应症，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继发伤口局部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医方针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厦门市医学会作为具备法定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其接受原审法院委托对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其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分析清楚，论证合理，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厦门医学会××二审中函复本院时提出，××上述过程中，医方与患方沟通不够充分，医方××第一次选择直接缝合时应告知直接缝合后仍有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可能，甚至最终拔除植入电极的可能，医方××沟通方面存××一定的缺陷。患者张帆远所患××，其目前存××的生活、××所致，××理过程。即使根据患方所述第一次导线外露即选择皮瓣覆盖手术，也无法预知和避免拔除植入电极的后果。××患者张帆远的诊疗过程中针对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给予的三次处置符合诊疗常规，但其××沟通告知方面存××一定的缺陷，××、拔除植入电极等后果不存××因果关系。本院综合分析张帆远的病情、张帆远××手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的时间、次数以及长庚医院实施的诊疗行为等本案具体情况后认为，长庚医院作为医方××上述沟通方面存××一定的缺陷，该缺陷虽与张帆远的××、拔除植入电极等后果不存××因果关系，但客观上会造成张帆远××第一次出现导线外露后，对可能的诊疗处理方式的选择的影响，亦存××增加张帆远诊疗费用和痛苦的可能性，造成张帆远一定的精神损害。鉴于上述具体情况，同时基于人道主义因素考量，本院酌定长庚医院支付张帆远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综上，鉴于二审中厦门医学会提出长庚医院××沟通告知方面存××一定缺陷的新情况，对上诉人张帆远的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张帆远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驳回上诉人张帆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误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068元，由上诉人张帆远负担28018元，由被上诉人长庚医院负担1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桦审判员 陈璐璐审判员 郑文雅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潘辉文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