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632民初596号原告：刘双喜，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曹永安，安新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子须，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崔小兵，河北雁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双喜与被告刘子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白江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双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永安、被告刘子须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双喜诉称，原告于2015年底转包西马村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和被告刘子须及其他人耕地共计501亩，其中刘子须的亩数为52亩，每亩转包费500元，共计25,000元，原告已经付清，原告将转包土地种上水稻。2015年11月，被告刘子须以刘老肥、刘马子、刘来子强占其耕地为由，强行阻止原告对已成熟的501亩地的水稻进行收割。该稻田如果不及时收割，将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原告请求派出所解决无果，后通过中人调解，让原告暂付被告30,000元作抵押，被告不得再行阻止原告收割水稻，抵押金待被告与刘老肥、刘马子、刘来子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结案后，再行结账，多退少补，即如果刘老肥、刘马子、刘来子强占了被告耕地，按占用亩数，每亩500元结账，从抵押的30,000元押金中扣除。如刘老肥等三人没有强占，则被告如数返还原告30,000元抵押金，该约定有被告所写收到30,000元押金收据内容证实。现被告与刘老肥等三人的案件已判决生效，判决书驳回了被告的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刘老肥等三人未强占被告耕地。因此按原、被告约定，被告应当如数返还原告30,000元，经原告催要，被告拒付，因此诉至法院。另外，由于被告阻止原告收割水稻，使原本长在地里的水稻丢失、被冰雪覆盖、工人工资、雇佣车、水稻降价等原因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0余元。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抵押金人民币30,000元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0元，共计人民币6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请求的经济损失数额变更为人民币28,400元，后在本案中暂不主张该项诉讼权利。被告刘子须书面辩称，原告刘双喜起诉我返还30,000元抵押金与事实不符。2014年年底或是2015年年初，原告想承包我的地，开始我不同意包给他，原告就找到我们村的李某和刘某，把我叫到饭店请我吃饭，说要承包我100多亩地。期间，原告说每年每亩土地给我500元，我说价低，不往外包，原告说再给点利息，我才把地转包给原告。2015年原告通过转包的方式承包了我村500多亩地，其中地名为李家洼的土地中有我从村民中转包来的107亩，地名为南淀的土地中有我转包来的36.22亩。李家洼107亩地的承包费应为53,500元，南淀36.22亩地的承包费应为18,110元，合计71,610元。原告先后分两次共给了我25,000元，还欠我46,610元。2015年春，原告种水稻时我找他要承包费，原告未付承包费，等他收水稻时，我又找他催要承包费。后经中人调解，原告才给了我30,000元，收条是原告写的，写成了“待我刘子须与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土地承包纠纷判决后，确定刘老肥等占用刘子须承包土地是多少亩时，双方结账，多退少补”。实际上，我与刘老肥等三人打的官司是关于南淀的土地事情，与原告在李家洼占用我107亩土地没有关系。原告占用我李家洼的土地107亩，就应当支付承包费，原告起诉我与事实不符。原告起诉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我只是向原告催要承包费，并没有阻止收割。原告刘双喜提交了下列证据：1、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双喜、周某承包地押金￥30000元整（叁万元整），待我刘子须与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土地承包纠纷判决后，确定刘老肥等占用我刘子须承包土地是多少亩时（每亩500元），双方结账，多退少补。中人：杨红星、李某、刘某（分别按有手印）收款人：刘子须2015年12月12日”。用以证实被告收到原告30,000元抵押金，该款附条件返还或不返还。2、本院（2015）安民初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实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刘子须主张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对其承包的36.22亩土地实施侵权行为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了刘子须的诉讼请求，证据1中原、被告约定的返还30,000元抵押金的条件成就。3、证人周某出庭证实：2015年初我和刘双喜合伙在西马村承包地，我们承包了刘子须、刘老肥、刘来子等人的土地，共501亩。开始承包土地时，我参与了，也认识李某、刘某，协商土地时我们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刚开始协商时，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刘子须四个人208亩，每人52亩。这四个人我们都找了，他们都说已经分好了，但刘子须没说过每个人是52亩，我们给了刘子须25,000元。到了水稻收割的时候，被告说地没有弄清楚，和刘老肥等人在打官司，阻止我们收割。后来我们为了收稻子，给被告交付了30,000元，被告签了一张条子。这个条子是我写的，刘子须签的字，当时刘子须和刘老肥等人的官司还没有出判决，他们打官司涉及的是哪块地我不清楚。当时被告打条子时我们说好以被告和刘老肥等人的官司为准，款多退少补。2015年底稻子收完后，我和刘双喜结账散伙，这30,000元押金归了刘双喜。4、证人李某出庭证实：去年，原、被告都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被告家。到那以后，刘子须说他的地多，刘双喜给的承包费不够，要刘双喜给承包费。以前刘双喜也给了钱了，给了多少不清楚。刘双喜又给了刘子须30,000元，等算清了地以后，30,000元再多退少补。我去时，条子已经写好了。刘子须地的事情，有多少地，我不清楚。5、证人刘某出庭证实：被告刘子须是我远房的表兄。去年刘双喜收割稻子时，刘子须找刘双喜要承包费，说付清承包费再收稻子。刘双喜给我打电话，说刘子须不让收稻子，让我过去调解下。我去后，刘双喜说承包费已经给清了，刘子须说没给清。后来刘双喜给了刘子须30,000元，等到刘子须打完官司，李家洼（原告种水稻的地）那有刘子须的地，刘双喜就给钱，如果李家洼那没有刘子须的地，刘子须就退钱。当时写了一个条子，我在中人那签了字，条子是谁写的我不清楚。6、证人陈某出庭证实：2015年12月份，我给刘双喜和周某拉稻子，我负责运输，挣运输费。我自己开着一个车，还找了另外11个车。我们每个车一天跑两趟，一趟400元，每天每车是800元，如果多跑一趟，再增加400元。当时拉稻子时，刘子须一家子阻拦，不让我们走，我们就没有干活，把运输的车放那了。当时有3辆车装了稻子，其他车没有装。我们找刘双喜、周某他们，说不能白来，应该给我们工钱。下午五点多我们人离开了那，车没走。当天晚上刘双喜按照每车800元给了我们工钱。第二天五点多我们又去了，刘子须又阻拦，下午三点多我们人走的，12辆车也没有走，晚上我又找刘双喜他们要了当天的工钱。后来被告不阻拦后，我们接着拉水稻，将原告的水稻运输完。7、证人郭某出庭证实：我跟着收割机收割水稻。2015年12月份我领着两台收割机给刘双喜收割水稻去了，当时是两台收割机，每台收割机跟着两个人。如果我们正常收割，每天得七八十亩，刘双喜跟我们说的是按照每天的实际亩数结算钱。如果有人阻拦割不了，原告说的按每天50亩计算，每亩80元，跟车的人每人每天150元。去了以后，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带着他的家人捣乱，不让我们收水稻。捣乱的人我不认识。人家不让割，我们就不割了，机器没有开动，人也没有动。捣乱造成我们无法收割，不能正常收割得保证我们的收割费和人工费，有两天稻子没有割成，刘双喜也给了我们钱了。没有人阻拦后，我们给原告把水稻收割完，后来按照实际收割亩数结算了钱。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与本案无关联。证据1收条写的是南淀的36.22亩土地，不包括李家洼107亩，本案涉及的是李家洼107亩土地。另外，刘子须收取的30,000元是承包费，不是押金，收条是周某代写的。证据2判决书涉及的也是南淀的土地，本案针对的是李家洼107亩土地，该判决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刘子须的诉讼请求，但不能依据该判决确定南淀没有刘子须的36.22亩，刘子须有新的证据后可再次进行诉讼。对证据3周某的证言不认可，周某与原告是合伙关系，二人在收完稻子后散伙，是利害关系人，其只认可被告有打官司的这36.22亩地，别的地方没有被告的地了，这与原告说的被告有52亩地相矛盾，与被告主张的100多亩也矛盾。证人证实承包地时找了刘子须等四人，与原告说的找的是刘老肥三人相矛盾。对证据4、5两份证言无异议，该二人仅证实被告向原告催讨过承包费。对证据6、7两份证言不予认可。陈某只是一个运输人员，不可能说上刘子须的名字。收割机、运输机如果出现无法收割、运输的情况，原告最多赔偿损失，不可能按照实际收割、运输的情况结算工资。被告刘子须提交了其制作的转包村民107亩土地向原有承包户支付承包费的清单12张，清单载明了承包户所在队别、姓名、土地亩数、2014年及2015年承包费数额，被告支付2015年的承包费后，承包户在承包费数额上按手印。用以证实刘子须给原来的承包户交纳承包费情况。原告质证称，上述清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证人未出庭。经审理查明，2013年初，被告刘子须曾与案外人刘洛（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合伙承包安新县寨里乡南淀、李家洼的土地。为了便于耕种，被告等人以合伙承包的南淀55余亩土地与李占义、刘增年在李家洼承包经营的70余亩土地进行互换。互换后被告等人合伙承包的位于李家洼的土地共计200余亩。2013年6月，被告与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散伙，但与李占义、刘增年互换土地耕种的事实持续至今。2014年，被告及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承包的200余亩土地（包括互换地70余亩）整体转包给刘贺军种植水稻，2015年，该宗土地又整体转包给原告刘双喜与周某种植水稻。原告向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交纳承包费80,000元，向被告刘子须交纳承包费25,000元。被告刘子须称其与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合伙承包的南淀55余亩土地中包含其自家承包经营的土地5.9亩及其向其他农户转包而来的土地30.32亩共计36.22亩，因南淀55余亩土地互换而来的李家洼相同面积的土地由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对外转包经营为由，于2015年10月12日将刘洛肥三人诉至法院，要求三人返还其承包地36.22亩并赔偿损失。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5）安民初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书，以刘子须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2015年底，原告雇佣收割机及运输车辆收割水稻，被告以原告欠其土地承包费为由阻止原告收割，造成原告雇佣的收割机及运输车辆停工两天。2015年12月12日，经中人调解，原告暂付被告30,000元押金，并由原告的合伙人周某书写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双喜、周某承包地押金￥30000元整（叁万元整），待我刘子须与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土地承包纠纷判决后，确定刘老肥等占用我刘子须承包土地是多少亩时（每亩500元），双方结账，多退少补”。杨红星、李某、刘某在中人处签名按手印，被告刘子须在收款人处签名。后原告与周某对承包地的水稻进行了收割，结算账目后二人散伙，其二人向被告暂付的押金30,000元归原告享有。现原告诉至法院，以刘子须在其与刘洛肥等人的土地承包纠纷中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为由，请求被告返还暂付的押金3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被告签字的收条、本院（2015）安民初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书、周某、李某、刘某的证人证言等证实。原告称其承包了被告刘子须及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四人的土地共208亩，每人52亩，其已将承包费全部给付被告。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原告承包了其个人107亩土地，仅给付其承包费25,000元，尚欠承包费。本院认为，被告刘子须曾与案外人刘洛肥、刘来子、刘马子合伙承包安新县寨里乡南淀、李家洼的土地，并以合伙承包的南淀55余亩土地与李占义、刘增年在李家洼承包经营的70余亩土地进行互换，互换后被告等人合伙承包的位于李家洼的土地共计200余亩，后被告与刘洛肥等人散伙，该宗土地于2015年整体转包给原告与周某用于种植水稻，原告已给付被告承包费25,000元，对此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本院（2015）安民初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予以确认。被告与刘洛肥等人散伙后，就合伙承包土地问题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该案审理期间，被告以原告欠其承包费为由阻止原告收割水稻，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原告暂付被告30,000元承包地押金，约定“待被告与刘老肥、刘来子、刘马子的土地承包纠纷判决后，确定刘老肥等占用被告承包土地多少亩时，双方结账，多退少补”，有原告陈述及其提交的被告签字的收条、证人李某、刘某的证人证言证实，予以确认。原、被告对押金30,000元是否返还约定了条件，即被告与刘洛肥等人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结果。现条件已成就，法院驳回了被告刘子须的诉讼请求，未确认刘洛肥三人侵占被告的承包地，故被告应按照押金协议约定返还原告30,000元。被告辩称原告转包土地中有其个人承包的土地107亩，收条所载30,000元不是押金，而是原告交纳的承包费，并提交了其列举的向原有承包户支付107亩土地承包费的清单，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交清单所列内容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相关证据，故对该清单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转包土地中包含被告承包土地的具体亩数，原、被告主张不一，且均未提交有效证据，故本案对此不予认定。关于因被告阻拦原告收割水稻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在本案中暂不主张该项请求，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子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双喜押金人民币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75元，由被告刘子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江平二０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夏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