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10民终1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玉环县玉城街道安置小区27幢。法定代表人：周道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孟苏，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华聪，男，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妙英，玉环县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刘建菊，女，195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玉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天，浙江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华聪及原审第三人刘建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环县人民法院（2015）台玉民初字第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孟苏、被上诉人金华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妙英、原审第三人刘建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玉环县人民法院（2015）台玉民初字第173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先判决确定的事实与结论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说理的依据，这个观点错误。（一）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3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据此规定，根本不存在生效的在先判决确定的结论可以作为本案说理依据的问题。（二）该条规定同时也规定，第五项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先判决确定的事实可否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关键看本案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先前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本案中，证据显示（2014）台玉民初字第135号、（2015）浙台民终字第41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故该两案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二、一审法院根据（2014）台玉民初字第135号、（2015）浙台民终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对本案的事实作出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出具的33000元领款凭证为真实，被上诉人已实际领取该款，且该款未正式入账。一审法院这一事实认定完全错误，本末倒置。（一）判断本案33000元款项，被上诉人是向上诉人领取还是向第三人刘建菊个人领取，不应该机械的引用在先的生效判决，而应根据证据规则，通过对本案相关证据（特别是财务凭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予以认定。（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财务凭证，可以非常清楚的反映，所谓的33000元款项，是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由此也正是刘建菊作为出纳将该笔款项计入帐中，故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该款项是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三）本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三人刘建菊利用本该作废的收款收据，通过对（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与（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所引发的系列虚假诉讼，按照工作习惯，被上诉人等人领款时，先出具收款收据，出纳先挂账，事后被上诉人拿发票给出纳，出纳将挂账冲销，实现平账，平账后，收款收据作废，本案的证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三、（2014）台玉民初字第135号、（2015）浙台民终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同之前的（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与（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相互矛盾，是错误的判决，而本案一审判决，更是错上加错。本案中，第三人刘建菊作为出纳，将本该作废的收款收据留下来，一直到2005年6月移交出纳职务时也未拿出来，直到诉讼中才拿出来，要求这些收款收据从现金余额中扣减，也因此（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与（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认为第三人刘建菊未将1999年和2000年的（本案是1999年凭证）凭证作入账目，不符情理，故在这两个案子中，对第三人刘建菊的抗辩不予支持。但是在（2014）台玉民初字第135号、（2015）浙台民终字第415号案件中，法院并没有对收款收据所反映的款项是否已经入账、第三人刘建菊支付该款项的具体经过等基本事实进行查明，就直接作出判决，本案一审更是没有经过任何证据分析和认定，就直接按照前述这个判决作出本案的判决；四、第三人刘建菊之所以起诉金华聪等人，是依据（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与（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说理部分所给予刘建菊在程序上可以向金华聪等人提出主张的一种程序上的说理，并非认定金华聪等人在帐外另行向刘建菊收取了收款收据所反映的款项，但是在（2014）台玉民初字第134号判决书中却将该程序性释明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从而做出相互矛盾的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金华聪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一、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均承认被上诉人金华聪领取的款项只有一笔，该笔款项包括两个案件（33000元和171000元），这是不争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领款的事实，就是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然后经过第三人进行支付，其经过就是被上诉人出具了领款凭证，然后由第三人出纳直接给付现金、或者通过银行、或者由被上诉人直接到施工单位，按照上诉人出具的公章去领款。因此，款项的领取只是凭着第三人出具的依据去领款，而不存在我们向上诉人以及第三人领取两笔款项；三、被上诉人领款的唯一凭证就是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在（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和（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中被认定为系第三人个人支付款项以后，法院亦判决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归还该款项，那么涉案款项就应当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四、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没有会计出纳签字的财务凭证来认定被上诉人已经领取款项，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予以否认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建菊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到的（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以及（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中，上诉人认为刘建菊支付给本案被告的款项不是职务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因被上诉人当时未到庭，在刘建菊向法庭出示的四份收款收据，上诉人在上述两个案件的法庭调查中均否认了两个事实，即涉案款项没有支付及刘建菊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根据这一事实，在另案刘建菊起诉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的案件中，判令被上诉人将款项返还给刘建菊。因此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应当获得其应有的工程款，一审法院根据之前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收到款项而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上诉人在之前的案件中认为款项没有支付，支付系个人行为，而在本案中又说该行为系职务行为，已经支付，前后说法自相矛盾。金华聪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华兴公司支付原告打桩工程款33000元，并承担第三人刘建菊诉原告不当得利案件原告承担的法院诉讼费1250元，合计人民币34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华兴公司原为玉环县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金华聪系挂靠被告华兴公司承接玉环县审计、烟草、土管综合大楼打桩工程施工，该工程总计工程款326618.34元，被告收取8%的管理费。1999年5月12日，第三人刘建菊开始担任被告华兴公司的出纳。1999年11月24日，原告出具领打桩工程款33000元的领款凭证交予第三人刘建菊，第三人将被告公司的33000元的收款票据交予原告持有至业主单位玉环县审计局领取该款，同日，玉环县审计局出具33000元的现金支票交付原告。2005年6月30日，第三人刘建菊离职并同被告华兴公司新出纳办理移交手续。经计算，第三人尚存464847.55元现金未能移交，后经审计，第三人应当移交的现金余额为480566.18元，但其一直未予移交。2010年5月28日，华兴公司向该院起诉要求第三人返还剩余的现金480566.18元[该院（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案]。该案诉讼过程中第三人刘建菊认为该部分现金缺口是其在1999年-2000年间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四人支付的464001元工程款（本案原告及姚宗寿、黄加银、陈琦四人签字的收款收据为凭，但该收款收据并没有华兴公司负责人签字）并未实际入账所致（1999年-2000年原告等人作为工程项目经理挂靠在华兴公司处，以华兴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工程，由原告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建设单位将工程款汇入华兴公司账户，华兴公司在抽取相应的管理费后，向本案原告等人支付工程款）。但该院并未支持原告的主张，理由为：第三人离职时尚有480566.18元现金未能交付给华兴公司，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即使第三人确实将款项交付给了相关的项目经理，但是由于其没有遵守相关的财务纪律擅自支付，仍然对华兴公司承担返还义务，但其可以在承担返还义务后，向相应的项目经理追偿，遂判决第三人向华兴公司支付480566.18元。判决后原告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向本案原告在内的4人支付464001元真实性无法确定。但第三人作为华兴公司出纳，领款凭据上只有领款人签字而没有华兴公司负责人签字，在华兴公司否认的情况下，第三人的支付行为无法认定为职务行为，遂维持该院判决。第三人向华兴公司支付了475965元后，要求原告等四人返还领取的共计464001元工程款。2015年4月9日，该院作出（2014）台玉民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出具的领款凭证真实性，本案原告已实际领取该款，且未入账。认为第三人向本案原告支付的款项属实，且的确未入账，在第三人已向华兴公司返还的前提下，第三人向本案原告支付33000元当属第三人个人行为，系第三人的错误给付，属不当得利，本案原告应予以返还。判令本案原告金华聪返还第三人刘建菊33000元。本案原告不服，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2015）浙台民终字第415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原告对领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从刘建菊处收取该款，而生效判决对涉案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及刘建菊代表华兴公司支付行为未予认定，在此情况下，该款项应认定为刘建菊个人的支付行为，属于错误给付，本案原告获得该款属于不当得利，遂维持该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在先判决确定的事实与结论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说理的依据。（2013）浙台民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认为，第三人向本案原告等人支付464001元真实性无法确定，且第三人作为华兴公司出纳，领款凭据上只有领款人签字而没有华兴公司负责人签字，在华兴公司否认的情况下，第三人的支付行为无法认定为职务行为，进而维持该院（2010）台玉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判令第三人刘建菊返还华兴公司480566.18元。第三人在履行返还义务后，诉请本案原告返还不当得利33000元，此案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出具的33000元的领款凭证为真实，并实际领取该款，且未正式入账。法院认为在生效判决对涉案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及第三人代表华兴公司支付的行为未予认定的情况下，第三人向本案原告支付的33000元当属第三人个人行为，系第三人的错误给付，遂判令由本案原告予以返还。据上，生效判决已认定原告向第三人刘建菊领取的33000元为不当得利，并判令返还，基于原告实际挂靠被告施工的事实，再结合庭审中被告承认原告挂靠被告的工程款的结算支付系通过被告的出纳即本案第三人办理，该院可认定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33000元。被告提供记账凭证，抗辩原告领取的该款项已由第三人通过正式票据入账。原告质证认为记账凭证所附的11张票据非原告提供，且记账方式亦不符规定。第三人质证认为记账凭证所附的11张票据没有第三人及原告的签名，是被告虚开的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记账凭证上相对应的“会计主管”、“复核”、“记账”、“出纳”、“制表”处均为空白，不符记账要求，而记账凭证所附的11张票据没有第三人及原告的签名，其真实性不能认定，另第三人举证的庭审笔录，可以证实被告自认“从出纳会计的账本看，有些款项还是挂着的”。故，被告据此抗辩原告经第三人领取的33000元已入账，该院不予采信。原告经第三人领取的工程款33000元，经审理认定为不当得利，并被判令予以返还，原告据此向被告主张该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告该主张有事实依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第三人诉其不当得利一案的诉讼费1250元，该院认为，此诉讼费承担系原告自行诉讼的结果，不可归责于被告，原告此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金华聪工程款33000元；二、驳回原告金华聪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6元（原告预交），由被告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该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已生效的在先判决确定的事实与结论在未被推翻前可以作为另一案件的定案依据。已生效的在先判决确定本案所争议的涉案款项已由刘建菊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属于不当得利，判令被上诉人向刘建菊归还该款项。该讼争的款项系被上诉人应得的工程款，而支付工程款的主体系本案的上诉人华兴公司，根据在先判决的结果，该讼争的工程款并未入账，而华兴公司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已经支付讼争的工程款，故华兴公司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相应的工程款。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金华聪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以第三人刘建菊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因第三人刘建菊在本案中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是否涉嫌犯罪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院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因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6元，由上诉人台州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邬卫国代理审判员  杨晓晓代理审判员  陶镜玄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严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