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民终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栾树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明炜。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兆东。上诉人（一审原告）：杜守元。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垠喆。上诉人（一审原告）：颜晓霞。上诉人（一审原告）：朱长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丹。上诉人（一审原告）：顾燕。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桂新。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军。上诉人（一审原告）：于继川。上诉人（一审原告）：付传家。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天龙。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天奉。上诉人（一审原告）：赫云超。上诉人（一审原告）：孙金堃。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福勇。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颖枝。上诉人（一审原告）：唐德龙。上诉人（一审原告）：梅玉河。上述21名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栾树海、刘明炜、颜晓霞、刘军、张天龙。上述21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秋。上述21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小刚。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注册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布洛德大街**号（80BroadStreet，Monrovia，Liberia）。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号现代汽车大厦*****层。代表人：马博威（MarkThomasWheeler），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映辉，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彦华，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号。法定代表人：杨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新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栾树海、刘明炜、周兆东、杜守元、王垠喆、颜晓霞、朱长海、王丹、顾燕、王桂新、刘军、于继川、付传家、张天龙、张天奉、赫云超、孙金堃、王福勇、杨颖枝、唐德龙、梅玉河（以下简称栾树海等21人）因与被上诉人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一审被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的（2012）津海法事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栾树海、刘明炜、张天龙、赫云超、王福勇、唐德龙及上诉人栾树海等21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秋，被上诉人康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封映辉、林彦华，一审被告中海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闫新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栾树海等21人上诉请求：1.对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判令康菲公司赔偿因污染环境对栾树海等21人造成的损失共计123477000元；2.判令康菲公司支付栾树海等21人预先垫付的鉴定费共计7037200元；3.本案上诉费用由康菲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栾树海等21人遭受损失程度和数额没有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系属错误。栾树海等21人在一审中提供了购买苗种收据、收购单位证明、河北XX科技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人民政府委托XX公司对海参产量进行鉴定等证据，证明其养殖损失程度和数额的证据已经充分、确定。即使不采纳XX公司的鉴定意见，也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受污染程度并不严重，与其他养殖权利人相同系属错误。根据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出具的《检验报告》，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海水石油类浓度较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北海监测中心）出具的《蓬莱19-3油田溢油岸滩及近岸海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近岸调查报告》）记载的监测数据高出8.13倍，养殖物体内石油烃平均含量较标准含量高出2.5倍，可以证明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比其他养殖权利人受污染程度严重，属于重灾区。且经北海监测中心对两份溢油样品进行检测，与蓬莱19-3油田油指纹一致。乐亭县赔偿补偿标准只能弥补其他养殖权利人损失，不能弥补栾树海等21人遭受的损失，一审判决参照乐亭县赔偿补偿标准酌定损失数额系属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立案可以证明栾树海等21人比乐亭县其他养殖权利人的受污染程度更为严重。（三）一审判决认定XX公司无鉴定资格有误。XX公司在2005年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级法院）、乐亭县人民政府多次委托XX公司进行鉴定评估，因此XX公司的鉴定合法有效。《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系《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管理办法》所要求，该办法属于行业规定，其效力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康菲公司辩称，请求驳回栾树海等21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未对栾树海等21人造成损害。从距离等因素来看，《近岸调查报告》不能证明溢油事故对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造成影响，即使影响存在，其程度也不可能导致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活动遭受严重损害。相关环境公报显示，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当年及次年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水质均符合养殖要求。（二）栾树海等21人未能就其主张的损失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栾树海等21人送检样品的取样、封存、送检程序不符合规范性要求，其提交的《检验报告》及《2011年9月唐山XX水产有限公司送溢油样油指纹鉴定报告》（以下简称《油指纹鉴定报告》）等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栾树海等21人所受损害的程度，更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害比其他养殖户严重。XX公司业务范围仅限于科技咨询，并不包括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其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违反《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的要求，一审判决对《技术咨询报告》证明力不予认定是正确的。栾树海等21人单方自行对养殖投入成本和海参产量进行统计，不具有客观性。栾树海等21人提交的其他证明养殖损失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并非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不适用于本案，且栾树海等21人也无法证明其前三年平均净收入。（三）一审判决适用乐亭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赔偿补偿标准是恰当的。乐亭县人民政府就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乐亭县养殖业造成的损害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证评估，在衡量了赔偿补偿总额、各类品种的养殖面积及损失程度等众多因素后，确定了适当的赔偿补偿标准，足以反映栾树海等21人所有可能遭受的损失。中海油公司述称，请求驳回栾树海等21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中海油公司并非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污染者、责任者，一审判决认定中海油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二）栾树海等21人诉称的养殖损失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栾树海等21人提交的《检验报告》中的鉴定结论因采样人员不专业、采样地点不明确、采集过程不规范、样品储存易污染、送检不及时等原因，不能证明其诉称养殖海域污染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有关。（三）栾树海等21人索赔的养殖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XX公司不具备对渔业污染事故进行调查鉴定的资格，鉴定人员也没有相关资格，其出具《技术咨询报告》的依据均来自河北乐亭水产养殖协会提供资料或当事人介绍，没有评估方法和计算过程，因此《技术咨询报告》不具有证明力。此外，由于栾树海等21人未接受行政调解，因此行政调解过程中的所有文件对其均不予适用。即使适用，也应按照行政调解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计算损失数额。至于鉴定费，栾树海等21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且未证明该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故其该项索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栾树海等21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连带赔偿其养殖损失141504717元和鉴定费70372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栾树海等21人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乡、×××镇、×××镇和××庄近岸海域从事海参养殖，实际养殖面积为池塘养殖2905.99亩，工厂化养殖5727立方米。上述养殖海域均是栾树海等21人从乐亭县原养殖权利人处有偿承包的，并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认可。原养殖权利人于2000年前后领取了乐亭县土地管理局等行政机关签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养殖用地，期限为30年。在此期间，乐亭县水产局并未核发养殖证。自2008年开始，栾树海等21人在承包海域内开始养殖海参。2011年6月4日，位于渤海海域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发生溢油事故，同年6月17日，蓬莱19-3油田C平台C**井发生井涌事故，造成渤海部分海域遭受污染。蓬莱19-3油田系中海油公司与康菲公司合作开发，在溢油事故发生时，油田的作业者为康菲公司。2011年8月18日，由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能源局组成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对溢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责任及污染损害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6月21日，联合调查组发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报告》），认定：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是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导致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2.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溢油；3.康菲公司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溢油事故发生后，国家海洋局组织相关单位对环渤海岸滩及近岸海域溢油进行监视监测。2011年9月，北海监测中心出具《近岸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的记载，2011年7月14日、16日、21日，北海监测中心在河北唐山浅水湾岸滩发现来自蓬莱19-3油田B平台、C平台的油污，油污呈带状分布，高潮线附近油污带长约500米、带宽约1-1.5米，低潮线附近油污带长约300米、带宽约1.5-2米。在此期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组织相关单位于2011年7月14日至7月21日对河北唐山浅水湾近岸海域海水中石油类浓度进行了六次监测，数据分别为48.0微克／升、49.1微克／升、46.5微克／升、41.4微克／升、55.3微克／升、32.5微克／升。其中，7月18日的监测结果为55.3微克／升，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他时间的监测结果虽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但已接近该标准的上限。溢油事故发生前，2011年5月，唐山浅水湾岸段近岸海域海水石油类浓度背景值为32.4微克／升。溢油事故发生后，该海域石油类浓度平均值为45.5微克／升，超背景值0.4倍。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与唐山浅水湾岸滩均位于乐亭县沿海，最近距离约14公里，两地到蓬莱19-3油田的实际距离相当，约140公里。经农业部与中海油公司、康菲公司协商确定，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从河北省乐亭县至辽宁省绥中县连续岸段“四县三区”（包括乐亭县、昌黎县、抚宁县、绥中县、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养殖生物的经济损失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农业部负责协调河北省、辽宁省有关政府部门将上述款项中的7.315亿元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补偿给养殖渔业索赔者。2012年1月，乐亭县开展了优化沿海环境、整治开发建设秩序的集中行动（以下简称集中行动），乐亭县委、乐亭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1月7日印发《乐亭县优化沿海环境整治开发建设秩序集中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海洋局、水产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指挥部，指导××乡、×××镇等沿海乡、镇人民政府实施具体工作。在集中行动中，各沿海乡、镇人民政府对包括海参在内的养殖海域进行了核实确认和规范治理。同年9月22日，乐亭县人民政府印发《乐亭县2011年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海水养殖业损失赔偿补偿款发放工作实施方案》，在组织水产专家进行评估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赔偿补偿标准为海参池塘养殖540元／亩，工厂化养殖30元／立方米。此后，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核实结果及赔偿补偿标准对养殖权利人进行行政调解，并向接受调解的权利人发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业赔偿补偿款。当地大多数养殖权利人均按上述标准接受行政调解并领取了赔偿补偿款。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海域均在赔偿补偿范围内，但不接受行政调解。其中，颜晓霞仅就其养殖海域中的106.63亩养殖损失接受行政调解（已指定案外人庞业允、李传喜领取赔偿补偿款），但对其余54.39亩的养殖损失不接受行政调解。另查明，1998年7月1日实施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载明，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该类水质中的石油类浓度不超过50微克／升；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该类水质中的石油类浓度不超过50微克／升。1990年3月1日实施的《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载明，渔业水质中的石油类标准值不超过50微克／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属于涉外侵权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侵权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本案中，侵权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因此，应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一）关于栾树海等21人是否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和索赔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乐亭县人民政府有权许可养殖者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2000年前后，乐亭县该海域原养殖权利人已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养殖用地，栾树海等21人自原养殖权利人处承包养殖海域，并支付相应费用，承包手续合法。污染事故发生前，栾树海等21人已经开始实际养殖海参，当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此未提出异议。污染事故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通过开展集中行动对养殖海域进行了核实、清理和规范，并以此为依据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发放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栾树海等21人全部养殖海域均在赔偿补偿范围内，作为渔业行政主管机关的乐亭县水产局也参与了集中行动。上述事实说明当地人民政府及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均实际许可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生产。因此，应视为栾树海等21人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对因污染事故而遭受的损失享有合法的索赔权利。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关于栾树海等21人没有合法的养殖权利，无权提起索赔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是否对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海域造成污染以及栾树海等21人主张的损失与溢油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受到此次溢油事故的污染并遭受损失。主要理由为：1.根据《近岸调查报告》的记载，2011年5月，唐山浅水湾岸段近岸海域海水石油类浓度背景值为32.4微克／升，说明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的水质在涉案溢油事故发生前符合养殖用水的要求。2.《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此次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污染，说明此次溢油事故的溢油因风、流的影响是向西北方向扩散的，而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海域位于油田的西北方向。3.《近岸调查报告》显示，河北唐山浅水湾岸滩发现来自蓬莱19-3油田的油污，致使浅水湾岸滩受到污染。4.《近岸调查报告》还显示，溢油事故发生后，河北唐山浅水湾近岸海域海水中的石油类浓度较背景值有所升高，监测期间，监测结果已接近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上限，超背景值0.4倍，且在2011年7月18日超过了50微克／升的标准。5.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位于蓬莱19-3油田西北方向的乐亭县沿海，其与浅水湾海域最近距离约14公里，两地到蓬莱19-3油田的距离相当（约140公里），结合事故溢油向西北方向扩散的实际情况，浅水湾海域的水质监测情况可以代表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的水质状况。涉案溢油事故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损害海水使用素质等有害影响，构成对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的污染损害。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否定涉案溢油事故对栾树海等21人造成损失，因此，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关于栾树海等21人诉称的损失与溢油事故没有因果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栾树海等21人遭受损失的程度和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栾树海等21人应当对损失程度和数额承担举证责任。经质证、认证，栾树海等21人对于养殖损失程度和数额的证据没有达到充分、确定的程度，因此不应依据其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定。鉴于审理过程中对栾树海等21人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因此应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对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进行综合认定。其一，根据《近岸调查报告》记载的相关数据，可以表明涉案溢油事故对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造成的污染程度并不严重。其二，乐亭县大多数养殖权利人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接受了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表明上述赔偿补偿标准基本能够弥补乐亭县养殖权利人在此次溢油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其三，栾树海等21人系在乐亭县近岸海域从事养殖，就地理位置而言，栾树海等21人并不能证明其养殖海域受污染程度较其他养殖权利人更为严重。据此，一审法院参照上述赔偿补偿标准酌定栾树海等21人的损失数额，扣除颜晓霞已接受行政调解的部分后，栾树海等21人的全部损失共计1683464.4元。对于栾树海等21人主张的XX公司鉴定费，由于该公司没有取得《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无鉴定资格，其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不能作为确定栾树海等21人损失的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费用的诉请不予支持。（四）关于中海油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中海油公司、康菲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事故发生时，康菲公司是蓬莱19-3油田的作业者，从事采油作业，控制污染源，并且《联合调查报告》认定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溢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污染者的责任应由康菲公司承担。事故发生时，中海油公司不是油田的作业者，也不控制污染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栾树海等21人关于中海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栾树海等21人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和索赔权利，涉案溢油事故对其养殖海域造成了污染，康菲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康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栾树海等21人1683464.4元；二、驳回栾树海等21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康菲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由康菲公司负担8891元，其余应由栾树海等21人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因其在一审审理期间向一审法院提出减免诉讼费用的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决定对栾树海等21人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予以免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栾树海等21人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XX公司在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XX公司合法从事环保、养殖、技术咨询鉴定。证据二至证据六、唐山中级法院2009年、2010年三份司法鉴定委托书，以及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两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XX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均被法院采纳，说明XX公司有鉴定资格。证据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拟证明XX公司有鉴定资格，鉴定结果合法有效。证据八、《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管理办法》，拟证明《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根据是行业规定，并非必须采纳实施的法律规定，行业规定的效力低于法律规定。证据九和证据十、新闻报道，拟证明法院对其他养殖户的起诉未予立案，故栾树海等21人受污染程度较其他养殖户严重。证据十一、照片，拟证明采样、封存、送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康菲公司对栾树海等21人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至证据六、证据十一未提供原件，证据九、证据十来源于未经证实的新闻报道，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一，XX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渔业污染事故损失鉴定；XX公司出具的报告虽名为《技术咨询报告》，但实质是对渔业污染事故进行鉴定，而XX公司并未取得《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证据二至证据六，其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是否采纳XX公司鉴定意见，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XX公司具备本案中所需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据七系法律规定，证据八系部门规章，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证据。证据九、证据十，法院是否对其他案件立案，与栾树海等21人受污染程度无任何关联。证据十一，栾树海等21人提交的照片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中海油公司同意康菲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鉴定机构应当依法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并应列入《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且应按照其登记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栾树海等21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技术咨询报告》具名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格。康菲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证据二、《海水水质标准》，拟共同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未对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海域造成不良影响，栾树海等21人主张的损失与溢油事故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证据三、《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第1部分：总则》及《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第2部分：海洋》，证据四、《海洋监测规范第6部分：生物体分析》，拟共同证明栾树海等21人送检海水及养殖生物样品的取样、封存、送检程序不符合国家规范，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损失。栾树海等21人对康菲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取样、封存、送检程序都是合理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中海油公司对康菲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中海油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XX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和2013年至2015年的年度报告，证据二、唐山××××鉴定中心的司法登记材料，拟共同证明XX公司与唐山××××鉴定中心存在混同情况。证据三、唐山市2013年至2015年《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拟证明XX公司不具备法定司法鉴定条件，其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栾树海等21人损失的依据。栾树海等21人对中海油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XX公司是在2011年接受委托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当时XX公司及其鉴定人员均有鉴定资格。康菲公司对中海油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关于栾树海等21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分析阐述；对证据九、证据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法院是否立案与对污染程度的实体判定没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达到栾树海等21人主张的采样、封存、送检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康菲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已对涉案溢油事故与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污染损害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作出了认定，康菲公司对此未提出上诉，且该两份证据不足以反驳一审判决的认定结论，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栾树海等21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七、证据八，康菲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均属于法律规定或行业规范，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但可以作为裁判理由的依据或参考。关于中海油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反映的是XX公司2013年至2015年的相关信息及唐山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中心的相关信息，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并无不当，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海域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遭受污染，康菲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栾树海等21人因溢油事故所遭受的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一）关于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证明力的认定栾树海等21人主张将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作为遭受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的依据。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XX公司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被列入人民法院鉴定人名册，但登记的专业类别为“科技咨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养殖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事项，且特别注明“以上涉及资质管理的项目除外”。本案系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栾树海等21人养殖海域造成污染损害产生的纠纷，对栾树海等21人养殖的水生生物死亡原因的鉴定及渔业损失程度的评估属于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事项。栾树海等21人主张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XX公司具有鉴定资格。对此，本院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为了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而作出的决定，其中并未明确涉及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问题。而农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就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问题作出了《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管理办法》的专门规定，明确要求承担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的单位必须取得《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本案中，出具《技术咨询报告》的XX公司并未取得《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故一审判决对XX公司不具备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的认定并无不当。栾树海等21人主张XX公司曾接受其他法院委托出具司法鉴定书并被采纳，故XX公司在本案中具有鉴定资格。本院认为，由于其他法院审理案件所涉致害原因并非油田溢油事故所造成的污染，XX公司在其他法院审理案件中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被法院采纳并不能证明其在本案中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栾树海等21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从《技术咨询报告》内容来看，XX公司接受委托的事项为“因水污染所造成的预期产量及产值给予技术分析”，且XX公司在其《技术咨询报告》中亦明确“我机构本次仅对养殖物的预期产量及产值进行技术分析，出具理论性咨询意见”。因此，本院认定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仅为理论性咨询意见，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其次，《技术咨询报告》依据的资料主要包括《检验报告》以及《油指纹鉴定报告》。涉及两份海水样品的《检验报告》中记载的“到样日期”为2011年9月22日和9月23日；涉及溢油样品的《油指纹鉴定报告》中记载的“送检日期”为2011年9月27日。而根据栾树海等21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上述样品均系2011年7月18日采集。《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和《海面溢油鉴别系统规范》对于海水样品、溢油样品的采集、贮存、运输等过程均有严格的规范性要求，而涉案海水样品及溢油样品在采集后未及时交由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本案中，取样和送检行为不具有连续性，不能证明送检样品即为采集样品。在此情况下，《检验报告》中记载的海水样品石油类浓度检测结果不能否定北海监测中心作出的《近岸调查报告》中所载同期唐山浅水湾近岸海域石油类浓度数据。本院对《技术咨询报告》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综上，栾树海等21人主张将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作为遭受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栾树海等21人因溢油事故所遭受污染程度及损失数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栾树海等21人主张其养殖海域遭受污染程度更为严重、损失数额较高，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关于污染程度。国家海洋局在涉案溢油事故发生后，组织相关单位对环渤海岸滩及近岸海域溢油进行监视监测，就蓬莱19-3油田溢油对岸滩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行评估，由北海监测中心出具《近岸调查报告》。该报告能够反映监测区域内的海洋环境情况，亦经当事人质证。栾树海等21人主张其养殖海域海水石油类浓度高于《近岸调查报告》记载的监测数据，遭受污染程度更为严重，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否定《近岸调查报告》的相关结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将《近岸调查报告》作为认定污染程度的依据，并无不当。关于损失数额。鉴于栾树海等21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一审判决根据《近岸调查报告》，并参照乐亭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对污染程度进行综合认定，并酌情确定栾树海等21人的损失数额，并无不当。栾树海等21人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其损失数额，因该司法解释仅适用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栾树海等21人主张由康菲公司向其支付XX公司鉴定费，因XX公司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故一审判决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栾树海等21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栾树海等21人负担。鉴于栾树海等21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出减免诉讼费用的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决定对栾树海等21人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小宁审 判 员  李 彤代理审判员  张 昕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 超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