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27民初2549号原告：严泽春。委托代理人：高强，北京道君律师事务所。被告：杭州市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斌。委托代理人：张承进，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严泽春诉被告杭州市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鲟龙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文佳于2016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泽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强，被告鲟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承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被告因公司上市需提供更加丰富、完美的企业信息，但限于自有水面远远不够正常生产养殖所需，且随着鲟鱼的鱼龄增加，更是需要更大的水面养殖，增大养殖规模。2013年初，被告向千岛湖原鮰鱼养殖户推广养殖俄罗斯鲟鱼，并向农户提供鱼苗及养殖技术培训，将原有鮰鱼养殖水面全部改为养殖鲟鱼。在被告推广之前，养殖户从没有接触过俄罗斯鲟鱼，对俄罗斯鲟鱼的生长情况、养殖成本、技术要求均不了解。根据被告提供的数据，3-5万条鲟鱼纯利润能达到300-500万元，按照平均每条鱼7.5千克计算，每斤鱼纯利润为7元，利润率可达到50%。同时，被告还向农户承诺保底利润1元/斤/年。根据被告介绍，2011年被告与部分生态养殖户签订的鲟鱼养殖收购协议中定的价格是21-22元/斤，所以，农户认为被告不会欺骗养殖户，乐观地认为给被告养鱼肯定能够赚钱，不会赔钱，收购价格不会低于生态养殖户21元/斤的价格。当时也是政府牵头、配合被告进行养殖推广，让所有鮰鱼养殖户转型养殖鲟鱼。因此，在这背景环境下，农户才和被告签订了鲟鱼养殖收购协议，被告按照最低保护价格16元/斤收鱼，但最终收购价格在收鱼时确定。2014年底，农户在养殖过程中发现鲟鱼的养殖成本和被告提供的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从2015年初开始便和被告进行沟通，要求明确收购价格，确定价格后再签2014年鲟鱼的养殖收购协议，期间渔政部门给予了多次协调，被告也向原告保证绝对不会低于1元/斤/年，但被告负责人夏永涛始终以向公司董事会汇报为由进行拖延。由于收购价格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导致2014年鲟鱼养殖收购协议至今没有签订。2016年收鱼时间，农户要求被告先确定收购价格再收鱼，经过多次沟通谈判及当地渔政部门协调，双方同意先收鱼再谈价格。但是被告收鱼后，仅仅是按照保护价格16元/斤支付鱼款，始终没有给农户回复最终确定的收购价格。目前农户向被告提供的鲟鱼，其养殖成本达到18-19元，远远高于被告宣传推广时提供的13元/斤的成本数据，鱼的成活率为70%多，这个数字也是远远低于被告宣传的95%以上。被告作为一家鲟鱼养殖、鲟鱼产品加工专业企业，对鲟鱼的养殖成本、养殖技术非常清楚明了。被告提供的俄罗斯鲟鱼具有被告垄断性、单一性，农户养出来的鱼是不允许自己到市场销售的，而且这种鱼也没有市场环境可以销售，这种鱼仅仅针对的是被告用于鱼子酱、鲟鱼成品加工生��用途。然而，被告缺乏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地位，故意采取欺诈、虚假宣传方式诱骗农户与其签订最低保护价鲟鱼养殖收购协议，而且在农户发现成本核算有问题时，又拖延、推诿、回避，严重侵害了农户的利益，给农户造成巨大损失。根据被告承诺的最低保护收购利润1元/斤/年收鱼价格，按照成本19元/斤确定，被告应当按照22元/斤收购2012年和2013年放养的鲟鱼。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全体千岛湖鲟鱼养殖农户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诚实守信的基本经济秩序，特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按照22元/斤标准收购原告2012年和2013年放养的鲟鱼（约208018.8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鲟鱼收购协议书、鲟鱼收购补充协议（2012年鱼苗）各1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拟证明鲟龙公司定向委托养殖鲟鱼，并按照不低于保护价格收购。2、鲟鱼收购协议书（2013年鱼苗）1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拟证明鲟龙公司定向委托养殖鲟鱼，并按照不低于保护价格收购。3、关于在千岛湖及其周边库区推广农民养殖鲟鱼1份（复印件），拟证明2013年鲟龙公司向养殖户宣传推广养殖鲟鱼，承诺每条鱼利润100元，利润率达到50%，保底利润不低于1元/斤/年。4、养殖户给淳安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函1份（复印件），拟证明养殖户对鲟龙公司提供的养鱼成本核算存在质疑，请求渔政管理部门协调解决。5、就鲟龙公司压价收购行为，养殖户向淳安县信访局信访及回复1份（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初，针对鲟龙公司欺诈养殖户的不诚信行为，养殖户向淳安县信访局进行了信访投诉。6、2011年2012年鱼苗养殖成本核算情况1份（复印件），拟证明养殖户方新明、刘金海实际养殖成本18-19元/斤，证实鲟龙公司在宣传推广中存在欺诈。7、鲟鱼收购协议书（方新明）1份（复印件），拟证明2011年鲟龙公司与养殖户签署的“鲟鱼收购协议书”确定的收购价格最低为21元/斤，说明鲟龙公司对鲟鱼的养殖成本非常清楚，证明鲟龙公司存在故意欺诈后期的养殖户。8、“秀湖鲟鱼合作社”2012年的鲟鱼成活率数据表1份（复印件），拟证明秀湖鲟鱼合作社统计的2012年鱼苗的成活率为70%多，远远低于鲟龙公司宣传的高于95%的成活率，证实鲟龙公司欺诈及虚假宣传。9、2016年3月鲟鱼收购总数1份（复印件），拟证明鲟龙公司2016年3月的实际收鱼数量。10、2012年严泽春鲟鱼养殖成本核算表1份（复印件），拟证明养殖成本21.6元/斤，远���高于被告提供的养殖成本。11、谈判记录表1份（原件），拟证明自2014年12月份农户知道自己的养殖成本远远高于被告提供的养殖成本时就开始与被告就最终收购价进行谈判，说明合同签订的价格非收购价格，仅仅是最低保护价。被告鲟龙公司答辩称：签订鲟鱼收购协议的背景如下：2013年初，由于浙江千岛湖方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60亩鮰鱼养殖网箱出现经营困难，难以持续发展，县渔政局、县水产技术管理服务站及方鼎公司主动找被告协商，希望公司能接手60亩面积帮助鮰鱼农户转型转产，改养鲟鱼。被告要求渔政局提帮助被告协调解决水面审批事项，并主动跟农户沟通，在县渔政部门的协调下，双方在2013年5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并签订了鲟鱼收购协议。鲟鱼收购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形成协议中，没有隐瞒事实真相或进行虚假宣传，该协议的主体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双方应全面履行该协议。协议签订以后至今从未发生过变更，与原告签订与本诉讼有关的有两份协议：2013年6月8日签订的鲟鱼收购协议书，该份协议书主要收购2012年放养的鲟鱼，养殖期限为2013年4月-2015年10月，收购期限为2015年11月-2016年4月。2013年6月18日签订了鲟鱼收购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如2015年饲料价格上涨20%，则收购保护价格按17元/斤计算，但2015年的饲料价格没有上涨，所以不存在着调整价格的事情。2013年12月21日签订的鮰鱼收购协议书，该协议书针对的是2013年放养的鲟鱼，养殖期限为2013年12月-2016年11月，收购期限为2016年11月-2017年4月。该两份合同的7.1条规定了收购价格为32元/公斤，在合同期限内，如果国内市场俄罗斯鲟商品鱼（0.75公斤/尾）平均价格超过以上收购价格的，则以商品鱼的平均价格（平均价格的确定以北京、上海和湖北三大鲟鱼交易市场价格为准）进行产品收购。合同的7.2、7.3条规定只有符合收购要求的产品被告才予以收购，不符合要求的，由乙方自行处理。该两份合同的第12.1条规定协议对该批放养的鱼种有效。所以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对原告承诺“按最低保护收购利润1元/斤/年收鱼价格”，未承诺鲟鱼的存活率95%以上，从双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书第3.1条明确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要求是存活率不低于60%，因为养殖过程中的成本是由养殖户控制的，饲料的价格、人工费、管理等都是由原告控制的，被告不可能对原告进行承诺给予一元一斤一年的利润，且双方收购价格是约定明确的。原告所说的被告欺诈、利用垄断性、单一性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原告没有证据来说明，属于原告主观臆断。在2016年收购鲟鱼时，原告提出加价，被告没有同意，被告仍坚持按照协议规定的收购价格收购，在收购时，被告向湖北、上海、北京的交易市场做了了解，也向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做了了解，确认了2015年10月-2016年4月份收购期商品鲟鱼收购价格一直在24-28元/公斤间波动，平均价在26元/公斤左右，当时在县渔政协调时，渔政局提出要养殖户派出代表与被告一起去核实价格。但养殖户没有派出代表，就没有去。被告按照协议价32元/公斤是按照协议价格进行收购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2年放养的鱼苗在2015年已经收购了，2013年放养的鱼苗还没有到收购的期限，我们已经收购的是按照协议价格收购付款的。被告鲟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水生、野生���物保护分会出具的2015年全国鲟鱼产业情况调查说明1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所驯养的俄罗斯鲟鱼占全国总驯养量的26.13%，说明被告不具备垄断性、单一性，北京、上海、湖北的三大交易市场商品鲟鱼（0.75公斤/尾）批发市场价格为24-28元/公斤间波动。2、北京、上海、湖北三大交易市场出具的市场价格交易证明3份、营业执照2份、公司基本信息1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2015年11月至今即收购期限交易价格为25元/公斤的事实，被告向原告的收购价格32元/公斤远远高于市场价。证据的分析与认定：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的7.1条规定否定了原告的证明对象；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3，三性都有异议；证据4，三性都有异议，不能作为证据；证据5，三性都有异议，被告从未压价收购，一直按照协��的价格收购的；证据6，三性有异议，不是有效的证据，不具备可比性；证据7，该证据不具备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证据8，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每人的养殖成本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人的成活率不一样，其中方新明的成活率只有55.3%，而马西国有93.4%，汪传军有91%，平均成活率有74.2%，可说明成活率的高低取决于养殖户，成活率的高低与养殖成本相关联，可否定原告陈述的被告承诺的利率1元/斤/年，养殖好的和养殖不好的不可能是一样的，养殖的水平、质量、责任心是有区别的，没有人能保证躺着的人有1元/斤/年的利润。证据9，三性没有意见，可证明被告的收购单价为32元/公斤，原告接受了这样的价格结算；证据10，不具备证据的三性，没有可比性，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对象。证据11，不具备证据的��性，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对象。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客观性、关联性有异议，0.75公斤/尾是鱼苗，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鱼苗价格为17元/斤，高于被告所提到的市场商品鲟鱼的价格，说明被告存在欺骗的行为。证据2，三性都有异议，一份证明文件仅仅有公司章不能证明来源的真实、合法性，在客观性方面，俄罗斯鲟鱼0.75公斤/尾和向原告收购的养殖三年的重量在5公斤以上的鱼在收购价格上没有可比性。经比照证据的法定要件，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9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3、4、5、6、7、8、10、11均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全国市场0.75公斤/尾的商品鲟鱼交易价格。综合本院采信的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双方举证责任、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本院查明的事实，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被告签订《鲟鱼收购协议书》及《鲟鱼收购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被告收购原告养殖的俄罗斯鲟鱼3380尾，收购价格为32元/公斤，在合同期限内，如果国内市场俄罗斯鲟商品鱼（0.75公斤/尾）平均价格超过以上收购价格的，则以商品鱼的平均价格（平均价格的确定以北京、上海和湖北三大鲟鱼交易市场价格为准）进行产品收购。双方同时在补充协议中约定：“收购价格原则上按鲟鱼收购协议执行，但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如果2015年饲料价格上涨了20%（原成本核算时饲料价格按9000元/吨计），收购保护价则按17元/斤。”2013年12月，双方再次签订《鲟鱼收购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收购原告养殖的俄罗斯鲟鱼2300尾，养殖期为2013年12月至2016年10月，2016年11月开始回收，收购价格与第一份协议一致。2016年3月，原告以32元/公斤的价格收购了原告养殖的部分鲟鱼。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两份《鲟鱼收购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在庭审中对该协议的效力亦予以认可。被告以32元/公斤的价格收购符合合同约定，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国内市场俄罗斯鲟商品鱼平均价格超过该收购价格，原告要求被告按照22元/斤标准收购其养殖的鲟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泽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2210元，由原告严泽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442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缴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代理审判员  王文佳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徐 苗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