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2民初14110号原告：范婷，女，198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佳庆、谢毅，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宇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09522202P。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海源寺龙院村。法定代表人：张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恩珍，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范婷与被告云南宇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佳庆、谢毅，被告宇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恩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的自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合计7个月的二倍工资，共计105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150000元（自2009年4月起至2019年5月止，共计10个月）；3、判决被告为原告补缴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5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生育保险；4、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其违法扣留的截至2019年2月应支付的工资4207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未依法查明本案原告应得工资的数额，仅凭原告银行卡流水计算原告依法应获得二倍工资，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依法与原告签署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倍工资，同时，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原告应当获得的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月平均工资。本案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薪资发放采取的是年薪方式发放，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年薪为18万元，原告应得工资的计算数额及发放情况，实际掌握于被告处，但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本案仲裁过程中未依法查明原告应得工资的数额，亦未依法要求被告提供原告应得工资的计算情况，即草率的以原告提供的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银行卡流水作为原告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囯劳动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云南省高院座谈会纪要的规定。2018年8月31日原告与云南驰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即于2019年9月1日起与被告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直至2019年5月，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被告一直未与原告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因此，原告应获得的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应为其应得的月平均工资15000元乘以7个月，经计算共计为105000元。二、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被告不承担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原告基于被告未依法与其签署书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向被告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因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被告主张经济补偿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已查明本案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但却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裁决本案被告无须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系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主观臆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被告与云南驰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原告自2009年4月1日开始与云南驰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至2018年8月31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终止后，非因原告本人的原因被安排与本案被告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本案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自2009年4月起至2019年5月止共计10年的经济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共计为150000元。三、被告依法应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缴纳社保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系曲解了有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依法应适用《中华人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但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却曲解了有关法律规定，凭主观臆断认为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保属于行政争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被告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依法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且本案被告依法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的诉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四、本案被告违法扣留了原告应得的部分工资，依法应当返还原告。本案被告与原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违法扣留了原告应得的部分工资，截至2019年2月违法扣留的工资共计为4207元，且被告违法扣留原告工资的行为属于其单方行为，该部分证据实际由被告掌握原告并无法掌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有关规定，该部分证据应当由被告进行举证，但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未依法要求被告举证证明，亦未查明该部分事实，即草率裁决被告毋须返还其违法扣留的原告工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云劳人仲案字〔2019〕第598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未与原告签署书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违法扣留原告工资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宇泰公司辩称：1、2018年9月1日原告才开始到被告公司提供劳动。按照被告的规章制度试用期为三个月，因此的话原告在试用期内。被告也多次在召开会议时通知原告及时与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便于公司为原告办理社保手续，但原告作为销售部门经理参加了会议，但却拒绝、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原告自己的原因所致。另外，计算基数应以实际发放工资流水为准；2、原告在提供劳动期间，多次陪同丈夫到上海看病，但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请假手续，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3、劳动合同的解除是由于原告自己提出的，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4、补缴社会保险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诉讼的管辖范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范婷于2018年9月1日入职被告宇泰公司，并于2019年5月15日离职。在此期间，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另外，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为43878.58元，2019年4月开始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且原告在2019年4月开始未向被告提供劳动，结合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的工资数额，本院确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3878.58元；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与经济补偿是基于不同的事实提出，二者属于不同的劳动争议，各自独立。原告请求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程序处理，其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第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因缴纳社会保险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审查本案所有在案证据，并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违法扣留原告工资的情形，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宇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范婷支付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3878.58元；二、驳回原告范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 刚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