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7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昌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巍，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乐都华都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善存，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乐都华都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铁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为华都公司提交《证明》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即完成举证义务，进而认定应付货款为《证明》中所载明的8433384.6元，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证明》不足以证明华都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不能以《证明》记载金额作为证明华都公司已履行对应交货义务依据。华都公司对其已经履行交货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据此，二审法院已经在庭审中将交付货物实际数量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华都公司，即代开发票《证明》不足以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但原判决却认为《证明》上载明双方交易数额，应视为对应付货款数额的最终确认。华都公司提交《证明》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即完成举证义务。2.原判决关于“代开发票《证明》是双方结算的依据”的认定与合同约定相悖。根据《砂石料劳务承包合同》第五条以及《砖劳务承包合同》第五条可知：（1）应根据华都公司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2）结算依据应为施工现场负责人和承包人（华都公司）共同签字确认的数量单（表），并要得到中铁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因此，代开发票《证明》不是合同约定的结算依据，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形式要求。3.二审法院仅以开具发票的证明作出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砂石料劳务承包合同》、《砖劳务承包合同》约定，施工现场负责人和华都公司共同签字确认的数量单（表）指的就是《收据》。《收据》以及《点验单》才是双方的结算依据，才是证明华都公司是否履行交货义务的证据。（2）华都公司称未见过《点验单》，且已将全部《收据》交给中铁公司，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首先，华都公司称未见过《点验单》的陈述自相矛盾：一方面，华都公司提交的2011年11月7日《经费报销审批单》复印件上明显可以看出2011年11月1日《点验单》的痕迹；另一方面，华都公司提供了中铁公司物资管理人员签字的《点验单》。其次，二审判决中认定《收据》虽系原始凭证，但其仅为双方结算的基础，在双方以《收据》为凭证形成最终的结算后，《收据》的功能即告结束。中铁公司关于华都公司手中仍有一联《收据》，其拒不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该认定与二审庭审时的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致，并且不符合双方关于结算方式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鉴于华都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所保管的一联《收据》已经交付给中铁公司，而其又拒绝向法院提交《收据》进行核对，故应认定中铁公司所持《收据》的证明力。4.华都公司仅以《证明》来主张货款金额，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1）通过对代开发票《证明》与《点验单》进行核对可知，八张《证明》中的前四张与后四张存在重复计算的事实，后四张《证明》体现的货款金额之和即为中铁公司应当向华都公司支付的全部货款。1）双方对于货款的结算是以《点验单》为准。前四份《证明》开具于2011年9月29日、10月25日，此时已有的《点验单》共三份，即日期为2011年7月2日、7月21日、10月25日的三份《点验单》，而第四份11月1日的《点验单》尚未产生。鉴于案涉货物当时尚未点验完毕，双方还未最终结算，故中铁公司根据当时已有的《收据》、《点验单》和台账予以初算，形成了前四份《证明》，货款金额合计4124920.8元。2）后四张《证明》与根据《收据》核算的四张《点验单》一一对应，华都公司的实际供货量应以后四张《证明》为准，货款总金额计4308463.8元。中铁公司在2011年11月1日对华都公司供货中未点验的部分进行点验并形成第四份《点验单》之后，华都公司声称前四份《证明》丢失，要求中铁公司重新出具《证明》。对此，中铁公司考虑到华都公司的供货已全部点验完毕，故在重新出具的后四份《证明》中，按照全部四份《点验单》对货款金额进行重新核算，所得金额较前四份《证明》多183542.2元，合计4308463.8元。另考虑到开具《证明》的目的仅为开发票之用，故后四份《证明》仅表明了货款的金额，而未明确各项货物的名称、数量和单价。3）通过对前四份《证明》与《点验单》进行对比可知，前四份《证明》中的货款金额均包含在后四份《证明》中。前四份《证明》与后四份《证明》在货款金额上存在差距的原因在于，2011年10月25日的《证明》出具之后，中铁公司另于2011年11月1日对华都公司所供货物进行第四次点验，在该次点验过程中发生三笔新的货物点验，另对相应货物的单价进行了调整。在全部四份《点验单》的基础上，中铁公司对华都公司的供货金额进行了重新核算，并据此出具后四份《证明》。因此，后四份《证明》体现了华都公司真实的供货金额，而前四份《证明》中的全部货款均已包含在后四份《证明》中，两批《证明》存在金额重复计算的事实。（2）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华都公司向中铁公司主张货款，其负有的举证责任明显高于中铁公司。1）中铁公司提供了反证，包括作为实际供货数量原始凭据的《收据》《点验单》以及结合《证明》《点验单》所作的对比表，对于《证明》中的货款数额来源进行了一一说明，证明华都公司实际供货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为4308463.8元。2）按照华都公司的主张，八张《证明》均对应实际供货行为。但在前四张《证明》开具之后，即2011年10月25日之后，并没有新的供货行为发生。华都公司挖砂作业是在青海玉树，冬季土地封冻难以开展作业，在2011年11月中铁公司出具后四张《证明》之前，华都公司已经停止生产。3）前四张《证明》与后四张《证明》形式和结构不一致，不具有延续性。前者详细记载了货物的名称、数量、金额，后者仅有货物名称和总金额，无货物数量和单价。4）2011年11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数额430694.8元，与2011年10月25日出具的两张《证明》中所载明的数额430694.8元完全一致，能够进一步印证《证明》是重复出具。因此，华都公司的主张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3）二审法院认定《证明》不存在重复出具所依据的理由并不充分。二审法院对于代开发票《证明》不存在重复出具所提出的理由有两项：第一，后四张《证明》与前四张《证明》的差额为183542.2元，应是前四张《证明》出具后，即2011年10月25日后产生的新的点验，而中铁公司提供的四张《点验单》中2011年10月25日以后产生的《点验单》仅有一张，形成于2011年11月1日，该张《点验单》上载明的数额为1688074.8元，与前后四张《证明》所载差额183542.2元不符，且未发现2011年10月25日以后形成的数额为183542.2元的《收据》；第二，如《证明》丢失需再次出具，中铁公司应在新出具的《证明》中对重复出具的行为予以说明，并注明已丢失的《证明》作废。上述理由并不充分：首先，通过对比前四份《证明》与后四份《证明》及四份《点验单》可以得出前后两次《证明》系重复出具的结论；其次，中铁公司在出具《证明》时仅仅认为该《证明》是为了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使用，未意料到华都公司会以《证明》为凭主张货款。何况双方对于如何结算货款有明确约定，应凭实际交货的《收据》和《点验单》作为结算依据。即便中铁公司未在《证明》上写明前次《证明》已作废，但由于中铁公司和华都公司各持有一联《收据》，也可以进行结算或验证。二审法院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认为，中铁公司有义务在重新出具《证明》时注明前次《证明》已作废；另一方面，华都公司称其将《收据》交给中铁公司时，二审法院却不认为华都公司应要求中铁公司出具收条或者自行保留《收据》中的一联。华都公司连所谓未提交《收据》的复印件都不能提供，不符合常理和交易惯例。（二）华都公司主张《证明》中体现的货款数额已经扣除材料款，但并未举证证明。案涉两份合同第五条约定表明，在最终结算货款时，华都公司应将材料款支付给中铁公司，或者在双方结算时进行抵扣。争议焦点在于该部分款项是否已经抵扣。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材料款是否已经抵扣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抵扣事实发生的华都公司承担。二审法院在已经明确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却仍推论，代开发票《证明》中的数额将材料款予以扣除更符常理，没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发票中所载明的金额应包含华都公司向中铁公司销售货物的全部价款。因此，《证明》中所载明的金额应对应全部货款，而非抵扣材料款之后的剩余金额。否则，对于华都公司而言，其将存在偷逃增值税款的问题，对于中铁公司而言，也意味着自身纳税时可抵扣的金额减少。另外，华都公司向中铁公司销售砖和砂石并收取货款，与中铁公司向华都公司提供柴油、水泥等材料并收取材料款相比，在财务会计处理上是不同科目。如果《证明》中的金额已抵扣材料款，那就意味着发票金额比实际供货金额低，中铁公司无法完成应付货款和应收材料款的合规作账。（三）中铁公司不存在库存粗砂的应付货款。华都公司提交的《点验单》和《领款单》系其被胁迫签署。1.库存粗砂并非合同约定货物。本案中，华都公司的义务是按照中铁公司的工程需求提供货物。对于库存粗砂，即使该部分货物由华都公司实际生产，对于超过工程需求生产的砂石应由华都公司自行承担责任，而不应由中铁公司负责。2.《点验单》系中铁公司的相关人员被华都公司胁迫而出具，在中铁公司就此提交调查取证申请后，二审法院未处理该申请，存在程序瑕疵。中铁公司曾就相关人员被胁迫签字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公安机关也与马善存进行了谈话并留存笔录，但该谈话笔录，中铁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为此，中铁公司在二审过程中曾向法院申请调取该笔录，但法院仅口头答复刑事未立案不方便调取，而没有任何书面决定。二审法院未处理调查取证申请存在明显程序瑕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3.仅凭《点验单》和《领款单》不足以证明华都公司已经履行交货义务。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结算方式，双方均是以《收据》和《点验单》作为结算依据。华都公司仅提交了一份《点验单》和《领款单》，并没有提供任何货物实际交接的《收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中铁公司。4.华都公司所主张交付的库存粗砂数量也存在较大出入。两份证据显示了库存粗砂数量：一份是2015年5月15日，华都公司的代理律师对青海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局干部妥永明进行调查时所制作的《调查笔录》记载“按我们掌握的市场价，每方按照50元左右的人工费计算，二万多方砂子，他们双方结算，107万左右的工资”；另一份则是华都公司提交的《点验单》，其中载明“中粗砂6000方”。可见，两份证据中显示的库存粗砂数量不一致，存在很大出入。综上，中铁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中铁公司申请再审所依据的再审事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一）原判决依据华都公司提交的八张案涉《证明》，认定应付货款为《证明》中记载的8433384.6元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原判决依据《证明》认定华都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与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并不冲突。买卖合同解释第八条第一款针对的是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交付标的物而买受人不认可时，能否认定已交付标的物这一事实的问题。适用该款的前提是“出卖人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来证明已经交付货物，但买受人不认可”。而本案不具备上述前提：首先，华都公司是用中铁公司出具的《证明》而不是发票或税款抵扣资料来主张货款；其次，买受人中铁公司已通过盖章形式对《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再次，《证明》已明确记载买受人名称、出卖人名称及其货物的价款。一般而言，发票的出具应根据出卖货物的种类及实际价款而定。除非有特别约定，作为买受人的中铁公司如未收到货物，通常不会通过出具《证明》形式，帮出卖人华都公司向税务部门申领发票，更不可能事先确定代开发票的具体金额。第二，原判决认定华都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并不违反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虽然在二审庭审中，法官曾向华都公司释明，应提交发票、《收据》等作为供货数量的证据，但《证明》本身即是中铁公司对货款金额的自认。对该自认，华都公司已无需再举其他证据证明。第三，原判决关于《证明》是双方结算依据的认定与双方合同约定并不矛盾。双方虽在案涉两份合同中约定了具体计算供货量的程序，但这并不排斥双方事后以其他方式确定货款金额。事实上，双方约定供货量的确认流程，也只是确认货款金额的手段之一，是为货款结算提供帮助，而不能直接等同于货款结算本身。换言之，双方完全可以在合同签订后，协商改变货款确认及结算方式。因此，中铁公司通过事后出具《证明》自认货款数额并取得华都公司认可的结算方式与合同约定的通过《收据》以及《点验单》结算方式并不相悖。第四，原判决关于华都公司将全部《收据》交付给中铁公司的认定，并无不妥。首先，一审判决载明“从中铁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原始收据可以看出，在原始收据中分别存在三联单中的收据联和记账联，亦存在少量的存根联，可以印证华都公司陈述的真实性”。这里的陈述是指华都公司关于收据已全部交给中铁公司的陈述。可见，中铁公司申请再审所称，华都公司至少保有一联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其次，《收据》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确定供货量的凭证，其目的是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但在本案中，中铁公司已经通过《证明》自认了货款的具体金额。这也间接印证了华都公司关于《收据》已被中铁公司收回的观点。相应地，也就不宜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来认定中铁公司所持《收据》的证明力。再次，华都公司是否见过《点验单》并不影响原判决对货款金额的认定。这是因为《点验单》为中铁公司单方制作，且在已有《证明》的情形下，原判决已不需要依据《点验单》认定货款金额。第五，华都公司提交的《证明》作为证明货款金额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中铁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根据《证明》出具日期的早晚、金额的对比、《收据》《点验单》、后四张《证明》未记载具体货物名称、个别《证明》记载金额与其他《证明》一致等可以证明八张《证明》中后出具的四张与前四张存在重复计算。至于之所以重复出具的原因是华都公司自称丢失前四份《证明》，让其出了后四份。中铁公司上述举证不足以否认原判决根据华都公司的举证和查明事实所作的认定。第一，后四张《证明》记载金额与前四张不一致。中铁公司在二审中的理由是前四张《证明》出具时，还有部分货物没有点验，故在11月17日和11月18日重新出具《证明》时，将后来点验的数量加了进去。但根据其提交的《点验单》可知，后来的点验单只有一张，形成于2011年11月1日，记载的金额与之前的差额并不一致。也与《收据》原件记载的情况不一致。对此，中铁公司在二审中并未给出合理解释。但在申请再审时，中铁公司对此又提出新的理由，即在2011年11月1日进行第四次点验时，发生三笔新的货物点验，且对相应货物单价进行了调整。显然，关于点验的货物笔数，以及货物单价调整问题，早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就已发生。但中铁公司在一、二审时均未提出该事实，且单价调整问题涉及华都公司利益，应与华都公司协商确定。但中铁公司申请再审并未举证证明点验新货的笔数和曾与华都公司协商确定了货物单价调整，且并未对其一、二审不主张上述事实提出正当理由，故不予采信。第二，《收据》《点验单》的证明力不足以否定《证明》。《收据》《点验单》由中铁公司单方制作，且只是作为计算供货量的依据，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事后另行约定结算方式。第三，中铁公司在重复出具《证明》时，不同步采取措施规避风险，不符合常理。正如原判决指出，中铁公司作为经常从事民商事活动的主体，应该预见到重复出具《证明》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可事先通过注明、备注、声明作废等简便易行方式规避风险。但从已查明事实来看，中铁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出具《证明》时，对重复出具行为采取过任何规避风险的措施，故应自行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判决关于《证明》记载的货款数额已经扣除材料款的认定，并无不妥。中铁公司申请再审称，华都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材料款已经扣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且，如果认定直接抵扣将违反国家税收财务相关规定。本院认为，其再审理由不足以否认原判决的上述认定。第一，《证明》目的是为结算，在双方已明确应扣除材料款的情形下，结算时，采用抵扣方式确定剩余款项，更合常理；第二，中铁公司反诉时提交的《乐都华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材料供应、款项支付一览表》中主张的应付款也是将材料款扣除后的数额，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这种交易模式；第三，这种抵扣模式是否违反相关税收政策导致偷税漏税问题，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处理的范围；第四，扣除材料款是否会导致相关财务做账的困难，与本案是否已抵扣材料款不具有必然联系。（三）原判决对中铁公司应付库存粗砂货款的认定，并无不当。第一，中铁公司相关货物验收人员已经验收确认库存粗砂货款的金额，这应看作中铁公司已确认收到案涉粗砂。对此，中铁公司虽主张原审中曾申请法院对公安机关的笔录调查取证，未得到法院允许。但对该主张，中铁公司申请再审时只提供了申请调查取证的申请书复印件，并未提交人民法院收到过该书面申请的相关证据。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二，中铁公司事后单方取证，不足以推翻其公司员工之前对粗砂数量及价款的确认。中铁公司申请再审提出，其曾向案外人妥永明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该笔录中记载的粗砂量与华都公司提交的《点验单》记载的不一致。但该笔录由中铁公司事后单方制作，并未得到华都公司的认可，更无法以此否认其员工之前代表公司的确认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颖新审 判 员  吴晓芳代理审判员  肖 峰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冬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