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远行运贸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XXX号。负责人：徐某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文星，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融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明州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张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关洪，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新泾中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沈学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仪芳，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姣，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远行运贸分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融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融钢公司)、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澳洋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崔文星，被上诉人浙江融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关洪，被上诉人江苏澳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仪芳、齐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和《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6号)无效。事实和理由：一、浙江融钢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恶意串通，假借贸易之名行融资之实。浙江融钢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协商融资事宜后，共同至济南以购销钢材为名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商谈，并将浙江融钢公司作为江苏澳洋公司的指定供应商，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署了系争购销合同，同时浙江融钢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通过签署《代理采购协议》完成资金的流转，进而达到其融资的真实目的，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对上述融资行为一无所知；二、一审法院未全面、整体判断《代理采购协议》、《年度购销合同》及其订货单等形成的闭合的循环贸易行为，回避了该行为的不可分割性，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的实质系买卖合同关系；三、一审法院对系争购销合同的性质判断有误，本案实质上系为规避企业借贷的法律风险而采取的购销合同的形式，根据《代理采购协议》江苏澳洋公司仅有获得利息的权利而没有风险，且浙江融钢公司自始至终均承认其签订相关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融资，故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应当认定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之间为企业借贷关系。江苏澳洋公司辩称：一、《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首先，江苏澳洋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履行《年度购销合同》均是按照正常的钢材购销业务进行的，权利义务条款的设置是平衡的，符合买卖合同的特点。其次，江苏澳洋公司完全没有出借资金的非法目的，更没有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浙江融钢公司达成过融资的一致意见。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和浙江融钢公司之间是否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影响《年度购销合同》的效力。再次，《年度购销合同》项下没有走货的行为系因为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违约行为所导致，并非是江苏澳洋公司的事先安排。在其出现违约情形后，江苏澳洋公司即发函要求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供货，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函复要求延期，从这个沟通过程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系真实交易；最后，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与两份《年度购销合同》并非是闭合交易，而是背靠背的连环买卖。浙江融钢公司虽自认有融资的意图，但并未将其真实意图告知江苏澳洋公司，江苏澳洋公司不了解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之间的协议安排，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也不了解浙江融钢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之间的协议安排，因此，三份协议虽然表面上形成了连环买卖，但该种形式并非是闭合的，不符合假借贸易形式达到非法借贷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在二审诉讼中的表现完全推翻了其在一审中所有的证据、陈述、观点，判断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从签订及履行合同的行为来判断，而不应根据其在二审中为了摆脱民事责任所作出的陈述，且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其主张亦不应得到支持。三、2012年12月19日的《函》在一审中已经经过鉴定并非江苏澳洋公司出具，故该函件对江苏澳洋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应也没有必要重新鉴定。综上所述，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在一审中的主张、上诉状中的主张和二审庭审时对本案关键事实的陈述自相矛盾，不应予以采信。江苏澳洋公司没有任何借贷的非法目的，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江融钢公司辩称：浙江融钢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委托代理协议的目的系融资，但其未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披露过其融资意图，江苏澳洋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其未参与其中，对合同效力不予答辩。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及《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6号)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0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卖方)与江苏澳洋公司(买方)签订《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双方约定所需产品名称、牌号、规格型号、数量，以每批次的订货订单为准；按生产厂家出厂的质量标准及计量方式向买方交货，订货订单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的付款及结算方式为：每月订货双方确认后3个工作日(不含订货确认日)买方支付全额货款给卖方，卖方在收到货款后的90天之内交货；合同结算金额以最终发货数量为准，交货数量允许偏差为订货数量的正负10%，多退少补；结算地点为张家港。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如卖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按订货订单供货，则卖方违约，按已付货款的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买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付款，则买方违约；合同签订、效力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日，浙江融钢公司(卖方)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买方)签订《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6号)，除卖方在收到货款后85天之内交货、结算地点为济南、卖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按订货订单供货则按已付货款的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外，该购销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内容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及江苏澳洋公司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均一致。2013年1月28日，江苏澳洋公司作为受托方(甲方)、浙江融钢公司作为委托方(乙方)、浙江融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宏作为担保方(丙方)，共同签订了《代理采购协议》一份。在协议中约定由浙江融钢公司委托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代理采购冷轧卷事宜，并载明了需要代理采购的货物品名、规格、产地数量、价格等，同时约定：具体交货时间及交货数量质量等，以甲方与供货方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为准，总金额为人民币2,640万元(以下币种同)。该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与供货方签订《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乙方需在甲方与供货方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年度购销合同中甲方的履约责任和风险由乙方承担。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应该在甲方与供货方签订年度购销合同后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履约保证金528万元整，甲方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和签署代理采购协议后三日内，向供货方支付2,640万元作为订货的全额预付款。甲方支付供货方相应货款后的三个月内，乙方将货物总金额的余额以现款方式支付给甲方。如发生供货方延期交货情况，乙方仍需在规定的四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如逾期付款，履约保证金抵作违约金支付给甲方，甲方并有权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理货物，发生的亏损及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收取实际垫资金额的1.67%/月(含税)作为代理费。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传真签署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三方当事人还在《代理采购协议》中对其他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约定。2013年2月4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与江苏澳洋公司签订《订货订单》一份，由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订购五种不同规格型号的冷轧卷共5,500吨，含税单价为每吨4,800元，总金额为2,640万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5月5日前，交货地点为上海友金仓储有限公司仓库，其他事宜按照《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的规定执行。同日，浙江融钢公司作为卖方，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作为买方，也签订《订货订单》一份，该订单约定的货物品名、规格型号、材质、数量、交货地点等内容，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和江苏澳洋公司签订的《订货订单》约定均一致，只是含税单价约定为每吨4,790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4月30日前。2013年2月4日，浙江融钢公司通过案外人中融矿业有限公司账号向江苏澳洋公司汇款528万元。江苏澳洋公司于2013年2月4日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汇款640万元，于2013年2月5日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汇款1,000万元，于2013年2月6日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汇款1,000万元，共计2,640万元。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于2013年2月5日向浙江融钢公司汇款634.5万元，于2013年2月7日向浙江融钢公司汇款1,994.5万元，共计2,629万元。2013年6月6日，江苏澳洋公司分别向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发出《联络函》，称江苏澳洋公司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但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至今未能交货，要求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收到函件后三日内履行交货义务，否则视为不能交货。2013年6月18日，江苏澳洋公司分别向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发出《通知》，通知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解除《年度购销合同》，并要求返还货款2,640万元、支付相应违约金。2013年6月20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江苏澳洋公司发出《订货订单延期执行申请函》，称该批货物的供应商浙江融钢公司未能发货，浙江融钢公司正在组织并申请延期一个月交货，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特申请延期一个月交货，并督促浙江融钢公司解决此事。2013年7月3日，江苏澳洋公司分别向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发出《律师函》，表示不同意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在《订货订单延期执行申请函》中提出的延期履行申请，《年度购销合同》已经解除。2013年7月8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江苏澳洋公司发出《函》一份，表示经与江苏澳洋公司指定的货物供应商浙江融钢公司催促协商，浙江融钢公司承诺30个工作日内退款，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在收到其退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向江苏澳洋公司的退款手续。2013年7月10日，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发出《律师函》，表示不同意延期返还货款，并声明：江苏澳洋公司未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书面或口头等任何方式向任何人或单位表示浙江融钢公司为江苏澳洋公司的指定供应商。一审审理中，经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申请，证人刘某、徐某某出庭作证。刘某述称，其是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工作人员，2012年12月5日浙江融钢公司的张宏与江苏澳洋公司的管某某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处洽谈钢材买卖合同。张宏及管某某称，由于江苏澳洋公司是上市企业，不允许直接向浙江融钢公司这一民营企业采购钢材，遂提议由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采购钢材，指定供应商是浙江融钢公司，借助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这个平台完成此次钢材交易，并提出可由江苏澳洋公司出具一个保证资金安全的承诺函给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以确认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资金安全。刘某表示需要向上级集团公司汇报，否则不能签订合同，故当天并未签订合同。2012年12月20日左右，上级集团公司审查同意了该合同方案，故江苏澳洋公司的员工张某拿着盖好章的6份合同来到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处，但并未携带江苏澳洋公司出具的承诺资金安全的承诺函。刘某遂与管某某电话联系，管某某表示过两天订货的时候把承诺函寄过来，因此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完成盖章，张某带回3份合同。2013年1月，管某某把承诺函寄过来了，同时发送了5,000多吨的订货订单。整个洽谈过程中，管某某及张宏从未提及此次业务涉及融资。徐某某述称，其系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总经理，管某某与张宏来到济南洽谈合同，当晚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方面请他们吃饭，徐某某表示必须保证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资金安全，必须给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出具一个承诺函，而且要指定浙江融钢公司为供货商，款项要打到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账上，管某某说没有问题。与江苏澳洋公司及浙江融钢公司此次业务的磋商和办理主要由刘某经办，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方面不知晓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的实际目的为融资，否则肯定不会签约。经江苏澳洋公司申请，证人管某某、张某出庭作证。管某某述称，其是江苏澳洋公司的工作人员，2012年10月份左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浙江融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宏，张宏自称其做钢材买卖生意，资金方面并不充足，故询问管某某是否可以做类似于钢材托盘的业务，即由江苏澳洋公司先从钢材生产厂商订货，再把货物卖给浙江融钢公司。浙江融钢公司买的较多的是本钢的冷轧钢材，而江苏澳洋公司主要做宝钢、首钢的钢材，向本钢订货并无优势，故张宏推荐了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作为中间商，由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订货。管某某考虑到资金安全，就询问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具体情况，故12月5日，张宏与管某某等人到了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处了解情况。后来管某某了解到具体操作模式就是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订货，然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将钢材交付江苏澳洋公司，再由江苏澳洋公司卖给浙江融钢公司，当日遂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对于合同细节进行了一些交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当时并未达成协议。2012年12月底，张宏电话告知管某某部分合同条文可以根据江苏澳洋公司的意见来修改，并表示如果如此操作，浙江融钢公司会与江苏澳洋公司签订一份代理采购协议。后来管某某看了张宏提供的代理采购协议范本，觉得对江苏澳洋公司的权益有所保障，就将这次交易提上公司内部议事日程。此后管某某将年度购销合同打印出来，由公司内部审批通过后，在三方都确认此合同版本的情况下，让江苏澳洋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携合同去面签。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签好代理采购协议之后，张宏就付了500多万元保证金给江苏澳洋公司。在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合同和订货订单后，江苏澳洋公司就将货款支付给了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快到合同约定的交货期时，江苏澳洋公司曾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催促交货，但未有具体回复，此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表示无法交货。整个交易过程中，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及浙江融钢公司从未向江苏澳洋公司提及融资的事情，也不知晓浙江融钢公司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还存在买卖合同及订货订单。张某述称，其是江苏澳洋公司的工作人员，江苏澳洋公司要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购买材料，管某某将合同条款谈完后，公司盖好章，由张某于2013年2月4日将合同送至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处盖章，在确认无误后，江苏澳洋公司付款给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应当在三个月内交货。此前双方的磋商过程张某并未参与。针对上述四位证人所陈述的证言，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刘某与徐某某的证言是真实的，予以认可；管某某与张某的证言与本案书证相矛盾，本案书证已经能够证明本案的买卖合同并不合常理，浙江融钢公司实际系向江苏澳洋公司融资借款。江苏澳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管某某与张某的证言是真实的，予以认可；刘某、徐某某的证言有多处不符常理，江苏澳洋公司从未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出具过保证资金安全的函，江苏澳洋公司作为出资金的一方，担心资金安全的是江苏澳洋公司，江苏澳洋公司也从未指定浙江融钢公司为指定供货商。浙江融钢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刘某与徐某某的的证言出现出入，存在部分虚假陈述；管某某及张某的证言基本属实，没有异议。针对江苏澳洋公司的抗辩意见，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江苏澳洋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出具的《函》的原件，以证明江苏澳洋公司确实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指定浙江融钢公司为供货商，现其自称不知晓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该函载明：“鉴于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和每批订货订单，针对该项业务我公司对货款进行全程监督，我公司将货款汇至贵公司之后，货款由贵公司监管并负全部责任；贵公司向浙江融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钢”)订货并将货款汇入融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后，货款由我公司监管并负全部责任。”江苏澳洋公司对此份函件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函上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及江苏澳洋公司确认，司法鉴定以江苏澳洋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出具的《函》为检材。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出具的《联络函》作为可比对样本。江苏澳洋公司提供了两份《通知》、两份《联络函》作为可比对样本。一审法院遂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检材上江苏澳洋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除前述当事人所提交的样本以外，一审法院另向鉴定单位提供了江苏澳洋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据目录作为可比对样本。2015年6月15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检材上的江苏澳洋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为：该函来源于江苏澳洋公司，且该函是运作本次业务的前提条件，现鉴定结论认为函件上的印章与双方认可的材料上的印章不一致，应该由江苏澳洋公司作出详细解释。考虑到本案当事人的住所地分别位于山东、江苏及上海，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曾在质证鉴定材料时提出应当选定北京地区的司法鉴定机构予以鉴定，而法院未予采纳，故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客观公正性持有异议。为便于查明事实，请求法院委托北京地区更高级别及权威的国家司法鉴定机构予以重新鉴定，并同时增加以下内容：1.“不是同一枚印章”之间的相似度鉴定；2.该函印章及文字形成的时间鉴定；3.该函纸张生产时间及区域鉴定。江苏澳洋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为：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内容完备，是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应当确认为定案的依据。浙江融钢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为：对鉴定结论并无任何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两份《年度购销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探求合同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当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于江苏澳洋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所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而言，首先，从合同文本及对应的订货订单的内容来看，合同双方系进行钢材买卖业务，无法体现出双方或者某一方通过此合同来完成企业间借贷的内容。其次，从本案诉讼中双方的起诉及答辩意见来看，合同双方均表示己方不知晓涉案合同系为了完成融资借贷的目的而订立，亦均表示己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钢材买卖，而非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再次，从买卖双方关于本案交易的经办人员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双方均自称不知晓合同可能涉及企业间借贷，其中管某某、张某所述证言与江苏澳洋公司的答辩的意见亦基本吻合，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无法推断出江苏澳洋公司存在与浙江融钢公司串通，欺骗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名为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江苏澳洋公司知晓浙江融钢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签订系争合同。刘某、徐某某的证言亦表明其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并不知晓浙江融钢公司的融资目的。最后，从合同的后续履行情况来看，虽然双方认为的实际供货方并不一致，但双方的往来函件中，主要还是针对交货与否、货款如何处理的交涉，对本案所涉的业务仍采用了买卖合同语境下的用词，并未提及合同涉及借贷的问题，直至双方涉诉。综上可知，江苏澳洋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均本着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签订了内容为钢材买卖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无论从合同内容，还是从双方在合同订立过程、履行过程乃至诉讼中表达出来的主观意愿来看，均体现出双方之间建立的关系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不能推导出双方之间为借贷合同关系的结论。纵观双方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及订货订单，其内容并不违背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至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所称江苏澳洋公司系与浙江融钢公司串通欺骗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一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浙江融钢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6号)，其内容与江苏澳洋公司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基本一致，形式上属于买卖合同范畴。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根据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所述，签订该合同的目的系因江苏澳洋公司指定，由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向浙江融钢公司购买所需钢材，以便转供江苏澳洋公司，故其自认签订合同的目的为买卖，并非借贷。虽然浙江融钢公司自认其签订此份购销合同的目的系融资，但其并未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披露其融资的合同目的。故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实际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宜仅凭浙江融钢公司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目的自认，就否定原有的买卖合同外观，转而认定该合同为借贷合同。故一审法院难以据此认定《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6号)存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情况。因此，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认为该合同因涉及企业之间借贷而致合同无效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所涉的《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5号)及《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6号)均为有效合同，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请求确认前述两份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远行运贸分公司关于确认《年度购销合同》(合同标号：YH-01-1285号)及《年度购销合同》(YH-01-1286号)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二审庭审中提交证人证言及附件一份，该证言系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一审时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所作的补充情况说明。刘某二审庭审中提交证言述称其一审时为了追求诉讼最好的结果，并规避自己的管理责任，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而案件真实情况应是其作为系争合同的经办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知道是虚假钢材买卖交易，没有实际货物往来，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为江苏澳洋公司和浙江融钢公司提供走账的渠道。情况说明附件系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与案外人五矿集团的购销合同、函件、授权函等材料，证明该种交易模式在本案之前已经采取过并顺利完成，以此印证本案系争交易与五矿集团的交易模式相同，均为虚假钢材买卖贸易。浙江融钢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刘某二审证词中提及的事实不了解情况，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附件中有关五矿集团的购销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其他合同履行的细节不了解。江苏澳洋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刘某二审发表的证人证言有异议，由于内容与其一审时所作陈述有较大矛盾，与证人徐某某所作陈述也存在不一致，故不应予以采信；对附件中有关五矿集团购销合同等材料由于系复印件，故真实性无法判断，即便真实存在，也只能证明五矿集团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有过贸易往来，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本院对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刘某的补充情况说明，本院认为证人在诉讼中就已知事项应当作出如实陈述，同一诉讼过程中不能作出前后矛盾的主张，证人刘某先于一审期间提交证言认为其不了解本次交易涉及融资，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系争购销合同，二审期间其又提交补充证言对其一审时提交证言予以否认，认为其一审时提交了虚假陈述，上述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原则，且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另一证人徐某某一审提供证言内容不一致，故刘某无正当理由改变一审证言内容的行为本院不予认可，对其变更后的证言内容不予采信；对五矿集团购销合同等附件材料，由于证据形式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系争《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5号)及《年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H-01-1286号)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虽然从两份《年度购销合同》文本内容来看，权利义务条款设置符合钢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一般要件，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来看，除浙江融钢公司确认借贷目的外，江苏澳洋公司及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均表示签订涉案购销合同的主观意思表示系进行钢材买卖。从合同的后续履行情况而言，形式上三方始终按照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进行货物、款项的交涉，未涉及借贷业务，但纵观江苏澳洋公司、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及浙江融钢公司之间完整的钢材交易过程，特别是结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来探究当事人签订购销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连环购销行为呈现的买卖合同外观不符合三方当事人签订涉案《年度购销合同》、《委托代理协议》要实现的真实目的，三方实质上形成的是企业间融资借贷法律关系，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从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协议过程中所负担的权利、义务角度，对本案合同性质及效力分析如下：首先，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分别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YH-01-1285号和YH-01-1286号《年度购销合同》后，由于两份《年度购销合同》中所涉及的货物品名、规格型号、产地、材质、数量、交货地点等内容完全相同，三方形式上形成了由浙江融钢公司作为出卖人将冷轧卷出售予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再将相同批量货物转供江苏澳洋公司的连环钢材购销关系。2013年1月28日，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签订了《代理采购协议》，约定由浙江融钢公司委托江苏澳洋公司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代理采购冷轧卷，并将YH-01-1285号《年度购销合同》内容作为《代理采购协议》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浙江融钢公司在整个钢材交易过程中实际上属自买自卖情形，其既作为最初的买受人，又是最终的出卖人，二者法律地位发生混同；此外，其一边委托江苏澳洋公司代其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以2,640万元价格高价购买冷轧卷，一边又以2,629万元的价格向济南铁路远行运贸分公司进行低价出售，还需就同一笔冷轧卷按实际垫资金额的1.67%/月(含税)额外向江苏澳洋公司再支付代理费，这一高买低卖的循环交易对浙江融钢公司而言不产生任何购销利润，不符合商人的营利性特征，与一般商业常理明显相悖，也印证了浙江融钢公司自始至终所确认的“签订购销合同、采购代理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融资”的观点。考虑到在三方当事人订立合同之时，企业间的相互拆借资金行为尚未被我国法律政策所认可，故涉案两份《年度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应当视为融资借贷法律关系中为资金流转而设立的必要环节，系为规避企业间借贷无效规定而作出的特殊安排，其法律性质不应被定性为单纯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次，江苏澳洋公司虽抗辩对融资借贷意图一无所知，且即便浙江融钢公司与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之间具备虚假交易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其作为买卖合同主体的地位，但在其与浙江融钢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中，明确将YH-01-1285号《年度购销合同》内容作为《代理采购协议》的组成部分，且在权利分配、义务负担的设置方面显属失衡。如江苏澳洋公司不仅在协议第二条直接约定“……江苏澳洋公司在《年度购销合同》中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承担的履约责任和风险由浙江融钢公司承担”，还约定了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收取履约保证金、代理费等内容，保证即便发生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延期交货的情形，浙江融钢公司仍需在规定的四个月内向江苏澳洋公司付清全部货款2,640万元，如逾期付款，履约保证金抵作违约金支付给江苏澳洋公司，江苏澳洋公司有权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理货物，发生的亏损及产生的费用由浙江融钢公司承担。该交易模式表明无论三方履约情况如何，江苏澳洋公司既可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向浙江融钢公司索赔垫付货款、代理费及主张违约责任，又可依据《年度购销合同》向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其所垫付的购买款项2,640万元均可获得保障，并可收取固定利润回报，而对于买卖合同项下通常的履约责任和经营风险诸如货物是否真实存在，货物的质量、数量问题，货物是否实际交付等均不承担责任，故江苏澳洋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放任买卖合同风险，扩张己方权利边界，加重相对方义务负担的行为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和交易习惯，其基于提供资金的法律地位主张对融资交易意图不知情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分析，涉案两份《年度购销合同》与《采购代理协议》系紧密连接、不可分割的整体，江苏澳洋公司、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浙江融钢公司以钢材连环购销为形式，实质形成了企业间的融资借贷法律关系。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主张江苏澳洋公司与浙江融钢公司系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要求法院确认涉案两份《年度购销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精神，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现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三方当事人订立涉案购销合同及委托代理协议的目的不应被视为非法，其法律效力应当认定有效，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认可。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但其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济南铁路运贸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5,250元，由上诉人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远行运贸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川审判员 范 倩审判员 夏 青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琪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