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泰中商终字第00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药控股枣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枣庄经济开发区谷山路1号。法定代表人：徐会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华，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诗娟，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扬子江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扬子江南路3号。法定代表人：徐镜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亚强，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药控股枣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枣庄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扬子江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4)泰高商初字第00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药枣庄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广华、赵诗娟，被上诉人扬子江医药公司委托代理人冯亚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药枣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对2008年度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的效力认定不清，认定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的约定内容实际上已经成为双方往来的交易习惯是认定错误。理由是：1、2008年购销协议约定的有效期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截止合同约定的终止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2008年购销协议已经于2009年1月1日失效，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2、2008年购销协议在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又签订有多份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进行；3、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来看，诸多方面均与2008年购销协议存在冲突，2008年的购销协议的约定在双方之间也未形成所谓的交易习惯。例如合同中关于供货奖励的规定，关于国药枣庄公司在合同上签字人员的变化，但扬子江医药公司在未见到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认可，明显是违背2008年购销协议的；付款方式也有变化，显然购销协议并不适用本案。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是对合同约定不明的补救，其中约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或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在双方均有合同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双方的买卖合同来履行。二、一审判决对双方签订的多份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上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一方面，本案在审查管辖权异议的时候和判定本案违约责任时是按照双方签订的多份买卖合同的约定认定的，说明一审判决是认可双方买卖合同的合法有效性，但对于合同上面的交货价格却不认可，明显是属于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对扬子江医药公司向国药枣庄公司供货的总数量及总金额未查清。对于扬子江医药公司向国药枣庄公司的药品总金额不应该仅仅根据开具的发票进行计算，扬子江医药公司作为开票的主体，有开票的主动权，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销售药品总金额的责任在扬子江医药公司，扬子江医药公司除发票外还应提供与发票相佐证的买卖合同、销售凭证进行证明。从一审扬子江医药举证的情况来看，明显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也要求扬子江医药公司提供买卖合同、销售凭证对应的发票进行印证。四、一审诉讼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1、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对扬子江医药公司销售台账的书面调查取证申请书，上诉人也有足够理由可以证明扬子江医药公司的销售台账在扬子江医药公司的控制之下，一审法院既不调取也未责令扬子江医药公司提交，对于上诉人的申请也未进行任何回复，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2、黄某是扬子江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是双方交易的直接经手人，一审中上诉人申请法院对黄某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需求，从而导致一审事实未查清。扬子江医药公司二审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理由是：1、双方之间究竟按照2008年购销协议还是2009年以后的合同，在一审时阐述得很清楚。2008年购销协议形成了双方之后交易的习惯和做法，而这些习惯和做法在2009年后的运作过程中的表现是事实，2009年之后的合同只要是真实的，就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尊重和执行。在一审判决当中，无论是一、二审的判决、裁定都没有否认双方2009年之后真实合同的效力，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矛盾，更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楚。2、关于扬子江医药公司究竟给上诉人供货多少没有查清，我公司并不否认由于双方交易时间比较长，从2006年-2014年长达8年时间业务量巨大，相关的合同、送货凭证等在2014年提起诉讼时已经不能完整提交，同样对这方面内容作为上诉人，无论在其一审抗辩时还是提出上诉事实和理由时也未能提交双方之间全部的合同，但是没有全部的合同，没有已经过去很久的送货凭证，是不是就不能认定双方买卖合同的事实及实际供货的数量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双方除了部分合同外，还有开具的发票，被上诉人开具发票后关键事实是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以此发票向税务部门做了认证，如发票与双方交易事实不符，上诉人就不应该接收发票，更不应当进行认证。对这一基本事实进行否认，就不是诚信交易的对象。再从上诉人自身的台账当中载明尚欠上诉人货款180多万元，也表明双方交易的数量和品种是得到双方认可的。一审庭审过程中争议重点是双方对交易价格的不一致。3、关于合同价、开票价和结算价是上诉人一厢情愿界定的概念。首先，存在不存在合同价、开票价和结算价。一审时上诉人提交13份合同，其中大多都有价格之外增加的内容，出现了在交货期栏目里面填写新的价格，这就是上诉人认为的结算价，如果是结算价不应当填在交货期限栏目内，也应当得到上诉人的认可。如2011年1月17日、2012年1月17日的合同，实际上是一份合同，只是返点、折扣价不一致，说明折扣点、返点等内容都是后加上去的，所以说，所谓的结算价、返点都是上诉人在事后添加的，为诉讼变造出来的证据，能让司法机关认可吗？显然不能，故我们强调只要是真实的合同，效力应当得到认可。4、对于上诉人提出先开具发票再签合同的问题，一审时已经查清楚，双方交易正常流程是先签合同再开发票，但上诉人为了证明先开具发票再签合同在二审时又提供了很多合同，不顾事实进行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如上诉人二审提交了2011年3月17日合同，附一张2011年3月16日的发票，发票号码是03066933，同时还提供了一份2011年6月29日的合同，附一张2011年3月16日的发票，发票号码是03066934，意图说明合同在后，发票在先，但是其实两张发票是联号，是同一天开出的，既然尾号933的发票是用在2011年3月17日合同，为什么尾号934的发票是用在2011年6月29日的合同，934发票的内容跟3月17日合同中的供应品种、数量、单价、总价完全一致，而且3月17日的合同中以枣庄正大的名义开具的，这两张发票也都是枣庄正大，而6月29日的合同却是国药枣庄公司的。在双方交易当中，双方有合同，有履行合同的事实，有发票，不存在结算价、返点、差价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后来加有返点或结算价的合同看，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矛盾，如果按照上诉人标明的结算价与合同价的差额，跟与返点计算出来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足以证明上诉人为了达到所谓存在结算价和返点而在拼凑，凡是在合同上加有结算价和返点的合同，都不是真实的合同，都应当认定上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诉讼上的变造证据、伪造证据添加的内容。关于上诉人请求调取被上诉人企业内部的台账问题。企业内部的台账除了按照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有约束的内容之外，与我公司提交的发票总量和收到上诉人货款帐目是一致的。关于黄某作证问题。我公司不否认上诉人所说的黄某是双方交易的直接经手人这一事实，原审诉讼程序并无不当。扬子江医药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判决国药枣庄公司给付货款2704321.05元，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货款10%的违约金270432.1元。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国药枣庄公司原名枣庄正大医药有限公司，2011年2月15日更名为国药枣庄公司。自2006年起双方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国药枣庄公司向扬子江医药公司购买药品。2007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扬子江药业集团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协议约定：执行起止时间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具体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另行签订销售合同，扬子江医药公司按商定的含税实价向国药枣庄公司供货，国药枣庄公司亦按含税实价付款；销售合同是本协议的的继续和组成部分，如有抵触，以本协议为准；扬子江医药公司给国药枣庄公司最长回款信用期限30天，国药枣庄公司应按时回款；发货日期即扬子江医药公司开票日期；国药枣庄公司须按发票金额足额付款；扬子江医药公司只接受国药枣庄公司以银行汇票和电汇等扬子江医药公司认可的付款方式，并直接汇至扬子江医药公司指定账户，具体账户以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为准；国药枣庄公司不得向扬子江医药公司任何人员（含被授权签订合同人员）支付现金或把货款汇入其他银行账户，否则视为违约，国药枣庄公司仍应按应付货款付至扬子江医药公司指定账户并承担延期付款的同期银行罚息，并承担因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国药枣庄公司须在收到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具的发票后立即对发票进行验收，对有异议的发票进行处理，如不提出异议视为发票合格；国药枣庄公司完成协议规定的相应月度回款额后，且无超期欠款现象，根据扬子江医药公司经销商考核细则，经考核合格的，国药枣庄公司可享受购货奖励，回款总额的6%奖励，其中氨咖黄敏胶囊为5%奖励；严禁国药枣庄公司在应向扬子江医药公司回笼的货款中直接扣除返点、奖励等资金。双方在药品业务往来中签订多份产品买卖合同，合同违约条款均约定：送货方式为出卖人送货到买受人指定地点；如发生违约，由违约方按合同标的的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至2014年8月25日，扬子江医药公司累计向国药枣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38570184.66元，扣除地佐辛专项买卖货款及红冲发票（退票），扬子江医药公司累计向国药枣庄公司销售药品35595145.86元，扬子江医药公司账面反映国药枣庄公司总计支付货款32890824.81元，国药枣庄公司尚欠货款2704321.05元。2011年6月至2014年10月国药枣庄公司单位财务记账凭证应付账款三栏明细账显示，截止2014年10月15日国药枣庄公司尚欠扬子江医药公司货款金额为1843664.4元。扬子江医药公司催要货款未果，于2014年12月提起诉讼。诉讼中，国药枣庄公司对其主张的2010年双方已经付清往来货款，主张所欠扬子江医药公司货款已全部交其经办人转付扬子江医药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诉讼中双方均未提供全部产品买卖合同。另查明，双方长期往来中买卖合同药品货款金额与开具发票的药品货款金额不一致，国药枣庄公司付款是累计流动付款，付款与合同、发票并非一一对应。对合同金额与发票金额不一致问题，扬子江医药公司认为是销售人员与国药枣庄公司私下定价，违反规定给予国药枣庄公司返利，应以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约定为准，因协议约定发货日期即开票日期，国药枣庄公司应按发票金额足额付款，合同不得与协议相抵触。国药枣庄公司陈述应以合同金额计算实际货款金额，但庭审中国药枣庄公司对其财务帐凭证以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具的发票作为所欠货款金额入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2008年度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性质。该协议是双方2006年开始发生药品买卖往来后根据双方交易实际自愿协商签订，并且双方在以后的长期往来中并没有重新签订类似协议，实际也是按协议的约定履行。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虽然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只是在2007年签订，但其约定内容实际已成为双方往来的习惯。（二）国药枣庄公司是否拖欠扬子江医药公司货款及所欠货款数额问题。扬子江医药公司认为其已累计开票金额38570184.66元，扣除地佐辛专项买卖货款及红冲发票（退票），累计销售药品35595145.86元（已扣除地佐辛专项买卖货款及红冲发票），国药枣庄公司尚欠货款2704321.05元。对此，因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明确约定扬子江医药公司按含税实价供货，发货日期即开票日期，且国药枣庄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亦是以扬子江医药公司增值税发票作为所欠货款的记账依据。对扬子江医药公司主张国药枣庄公司已付货款，国药枣庄公司主张2010年已结清往来货款，所欠货款凭证已交付扬子江医药公司业务经办人，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国药枣庄公司作为给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确认国药枣庄公司尚欠货款35595145.86元-32890824.81元=2704321.05元。国药枣庄公司辩称主张扬子江医药公司未按约供货，无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三）扬子江医药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应否支持。双方举证的产品买卖合同中违约责任条款均有明确约定，扬子江医药公司诉请按约以所欠货款2704321.05元的10%承担违约金270432.1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四）国药枣庄公司辩称主张的合同约定返点返利问题。因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约定国药枣庄公司在不欠货款的前提下经考核合格方可享受相应奖励，而本案国药枣庄公司拖欠扬子江医药公司大额货款未按约给付，并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返点返利条件，且国药枣庄公司对此未能明确具体返利数额，亦未提起反诉，依法不予采信。（五）国药枣庄公司辩称增值税发票金额与买卖合同货款金额不一致，应以何为计算依据。双方签订的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虽约定具体药品品种、价格、规格、数量另行签订销售合同，销售合同是协议的继续和组成部分，但协议同时明确约定销售合同如与协议有抵触，以协议为准。该协议同时约定国药枣庄公司须在收到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具的发票后立即对发票进行验收，对有异议的发票进行处理，如不提出异议视为发票合格。本案国药枣庄公司对扬子江医药公司所开具的发票均进行认证，并作为所欠货款凭证计入其财务账册，故国药枣庄公司辩称应以买卖合同货款金额为结算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国药枣庄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扬子江医药公司支付货款2704321.05元、违约金27043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00元由国药枣庄公司负担。二审中，国药枣庄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1、2011-2014年双方签订的部分合同与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该部分发票是先于合同开出，且发票价高于合同价，附清单），证明在合同未签订之前发票已经开出了，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具发票的随意性及不能简单的以发票金额作为双方结算的唯一方式；2、2011年2月15日后扬子江医药公司以枣庄正大名义开出的部分发票（附清单），证明2011年2月15日后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出的发票名称仍然是枣庄正大医药有限公司。该部分发票是先于合同开出的，上诉人是为了配合扬子江医药公司开票才仍然用的枣庄正大的名义签合同的，并不是扬子江医药公司原审所说的上诉人伪造合同文本的情形，况且每份合同都有扬子江医药公司的签字盖章。证据二，1、上诉人与黄某结算货款的凭证（部分）；2、黄某向扬子江医药公司结算货款的凭证（部分）；证明双方的结算模式，如图所示，虽然上诉人名义上是跟扬子江医药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是黄某就上诉人与扬子江医药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与扬子江医药公司先进行结算，然后上诉人再与黄某进行最终结算。导致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是扬子江医药公司规定业务员必须在90天内保证回款。证据三，关于2008年扬子江药业集团一级批发商购销协议的《说明》及2008年的购销协议并没有形成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证明2008年的购销协议对双方已经没有约束力。例如：关于购货奖励；关于国药枣庄公司在合同上签字人员是有变化的，但扬子江医药公司在未见到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认可了，明显是违背2008年购销协议；付款方式也有违购销协议，显然购销协议并不适用本案。一审判决以失效的购销协议作为证据支持扬子江医药公司的请求，简直可笑。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规定，成立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在扬子江医药公司。证据四，调查取证申请书（黄某）和调查取证申请书（扬子江医药公司台账），证明上诉人与扬子江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扬子江医药公司保存的业务员黄某的销售台账与黄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以上内容。证据五，扬子江医药公司举证情况表，证明原审中扬子江医药公司未充分进行举证，请求法院进一步要求扬子江医药公司进行举证。一审在扬子江医药公司未充分举证的基础上支持扬子江医药公司诉请缺乏证据证明。证据六，2010年双方结算的材料，证明2010年双方账目持平，上诉人已经将之前的账款全部结清。证据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第25条，证明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规定，增值税发票一旦开出就必须进行认证，虽然扬子江医药公司开票具有随意性，开票价与合同价存在出入，但作为上诉人也必须按照国家法规的规定将发票进行认证，但不能仅仅因为发票进行认证就代表双方结算就以认证后的发票进行结算。扬子江医药公司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先签合同，后开发票、供货是双方正常流程，但是在交易当中，由于要货急，也存在先发货，再签合同、开发票。但是要说明的是在证据一中有大量的伪造证据，如2011年1月25日、2011年3月24日的合同，凡是加有返点、结算价的合同都不是真实的。把毫无关联的合同和发票移花接木在一起来证明先开发票后签合同，如2011年7月23日合同附6月27日开具的发票，该合同对应的发票是7月25日开具的发票，8月13日合同附6月26日、7月25日的发票，但是扬子江医药公司附有连号发票。详细内容提交书面材料给法庭。对证据二，上诉人假想了三角关系，这个关系完全不符合事实，凡是通过银行结转的款项，我公司都收到了，上诉人所有货款手续上也注明的是扬子江医药公司，只不过是黄某作为经办人签了字，并不是黄某作为结算主体。对证据三，一审庭审时就2008年协议，上诉人原代理人没有异议。对第四、五、七组证据，不是证据，不予质证。第六组证据，应付账款明细表不能证明双方2010年有过结算。被上诉人提供2016年5月份上诉人发给我公司的函，对这份证据中手写的内容我公司不予认可，因为没有退货的约定，更没有退货给黄某的约定，但是从罗列的价格品种及价格中可以证明截止到2016年5月份，上诉人仍然确认双方供货价格，及即将过期的货品都是按照发票上的价格来计算的。上诉人质证意见是：该份证据是真实的，合法的，证据左列2015年12月24日，2014年8月扬子江医药公司提起诉讼，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内容是关于药品要过期了，与本案也没关系。本院认证意见是：对于国药枣庄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扬子江医药公司确认客观上存在先发货、再签合同、开票的情形，同时指出有返点的合同均认为是不真实的。证据一中合同与发票时间明显不吻合且扬子江医药公司有证据证明国药枣庄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故对于所谓先开票、后合同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结合2016年5月国药枣庄公司给扬子江医药公司的函（国药枣庄公司确认真实合法），国药枣庄公司所谓发票价、合同价、返点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扬子江医药公司未确认销售三角关系，结合黄某当庭关于销售身份、货款回笼等及相关协议、结算模式等陈述，对于国药枣庄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六，国药枣庄公司举证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2010年前双方账目持平，但是对扬子江医药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记账明细予以否认，是为自相矛盾，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对于证据三、四、五、七，不属于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扬子江医药公司所举证据，国药枣庄公司确认真实、合法，扬子江医药公司证明目的是该份证据反映的合同价格与发价格国药枣庄公司应该是确认的，也是一致的，对于该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该证据属于新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国药枣庄公司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实：我、扬子江医药公司、国药枣庄公司是三方交易模式，扬子江医药公司按照发票价把货卖给我，有三个月的货款回笼期，货无论是否卖出，由我本人负责货款给扬子江医药公司，货到枣庄我就想办法卖，可能卖给国药枣庄公司，也可能卖给其他单位。扬子江医药公司给我是按照发票价，我卖给国药枣庄公司是低于发票价。扬子江医药公司送货到国药枣庄公司有凭证，应该在扬子江医药公司。开发票品种与合同品种基本对应，部分合同上单价与“交货日期”栏目下标注价格不一致，是“交货日期”栏目下的价格为我与国药枣庄公司的结算价。对于2011年2月17日合同，2012年2月17日合同均是当时签订的。黄某确认其是个人将扬子江医药公司卖给他的药品再卖给国药枣庄公司，黄某个人没有药品经营资质，其作为扬子江医药公司的业务员与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但扬子江医药公司对业务员有强制考核规则。扬子江医药公司与国药枣庄公司之间的业务均是黄某经手，所有票据均是开给国药枣庄公司的。对于黄某证言，国药枣庄公司质证意见是：黄某证言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其参与药品销售的全过程；扬子江医药公司对于其业务员黄某是按照内部规则进行考核的，黄某负责销售、货款；存在先开票再签合同，开票价与合同价、结算价是不一致的。扬子江医药公司质证意见是：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2011年签订的合同内容与事实不符，部分合同中增加的扣点、结算价在签订合同时是不存在的；关于2008年协议是真实的；黄某确认其实扬子江医药公司的业务员，不是以其个人名义与上诉人发生关系，其与扬子江医药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不存在。本院认证意见是：黄某陈述部分案件事实及经历是真实的，予以确认。如黄某是扬子江医药公司的业务员，负责与国药枣庄公司的业务，扬子江医药公司对其按照公司内部规则考核，2008年经销协议的签订等；但是其作证过程中的一些主观判断及认知不能作为证人证言采信，如三方买卖及性质确认，国药枣庄公司与其按照结算价结算等。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国药枣庄公司申请调取扬子江医药公司业务员黄某截止2014年底的销售台账，证明国药枣庄公司与扬子江医药公司之间货款已经全部付清。本院依法通知不予准许并载明理由。本案二审开庭审理法庭辩论终结后的2016年9月1日，国药枣庄公司提交对2008年经销协议部分内容及印章形成时间及先后的鉴定申请，合议庭不予理涉。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2008年购销协议上的相关约定应否认定为2009年以后交易习惯和做法；2、当事人之间总供货量、总价格能否确定，价格是按照开票价格还是上诉人主张的结算价。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诚信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争议焦点1,2008年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能否认定为2009年后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和做法，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是：1、双方是基于自2006年起的交易基础，在2008年订立了约束双方的整体框架协议，虽说该协议约定了终止日期，但是，客观上协议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和做法实质上影响并成为2009年后双方交易的正常做法，对于这一点国药枣庄公司应当是明知的，其一、二审中否定双方交易按照框架协议而是按照单份合同违背诚信原则；2、2010年前双方交易没有产生纠纷；3、本案中，发生争议是在2010年以后，客观上是扬子江医药公司业务代表以及国药枣庄公司对于开票价、合同价、扣点、结算价之间因对买卖关系主体、结算主体、结算权限的认知发生偏差所致，这一点从证人证词以及国药枣庄公司的主张足以证实，而国药枣庄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4、从国药枣庄公司二审所举证据以及扬子江医药公司二审所举证据，证人证词内容分析，2008年经销协议是作为总体框架，后应当按照具体买卖合同约定处理，而业务代表超越职权，擅自许诺扣点，扬子江医药公司未追认，国药枣庄公司亦明知，故对于业务代表擅自许诺的扣点不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中关于扣点的约定没有约束力。理由是：总体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业务代表权限、具体合同签订没有授权扣点，业务代表明知内部考核规则，国药枣庄公司也同样知悉2006年以来的交易习惯，只是在2010年以后，国药枣庄公司错误认为与医药代表结算就算作与扬子江医药公司结算了，才发生扬子江医药公司提起诉讼的纠纷。故国药枣庄公司以部分交易（2011年后）是先开票后合同、发票价高于合同价主张返点，申请调取黄某已经与扬子江医药公司结算的证据主张其与扬子江医药公司已经结清，均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双方之间的总供货量、总价款问题。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分析，一审判决确认国药枣庄公司欠款金额是正确的。理由是：尽管扬子江医药公司未能举证全部的单笔合同、送货单，但是，因交易时间长，单笔交易量多，确实不能提供全部证据证实出卖人完成了全部交货的义务，但是，综合分析证据，不难得出扬子江医药公司主张全部款项的理由事成立的。因为，扬子江医药公司所举国药枣庄公司记账凭证、税款抵扣凭证基本对应扬子江医药公司记账凭证的货物、合同、金额，仅仅是国药枣庄公司内部记账凭证反映的自行扣点后的欠款金额与扬子江医药公司的金额不等，而对应的交易是确定的。故应当认定扬子江医药公司主张的总交易量。对于欠付价款以及按照开票价格还是国药枣庄公司主张的结算价格问题。除争议焦点1中阐述的理由外，2016年5月份国药枣庄公司给扬子江医药公司的退货函件中，对于退货对应的价款，也是主张按照合同价（不含扣点）结算的。国药枣庄公司同时采用双重标准没有事实依据，此其一；其二、国药枣庄公司内部记账凭证与扬子江医药公司开票价格（已经税务机关认证）所对应的货物、合同等基本一致，而国药枣庄公司内部记账载明的欠款金额是自行抵扣返点（扣点）后的价格，况且国药枣庄公司主张与黄某结算并按照扬子江医药公司不认可的返点（扣点）抵扣，没有事实依据，故国药枣庄公司主张按照结算价（合同价减扣点）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黄某与扬子江医药公司的内部结算关系，不能成为国药枣庄公司主张已经结算付清欠款的依据。因为，第一，国药枣庄公司主张应当与黄某结算没有合同等事实依据，客观上国药枣庄公司也应当明知其不能与黄某结算；第二，黄某与国药枣庄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第三，黄某与扬子江医药公司之间的内部结算与国药枣庄公司是否履行对扬子江医药公司的欠款没有关联性。故二审不准许国药枣庄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上诉人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0600元，由上诉人国药控股枣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乐文审 判 员  钱 晖代理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