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川09行初10号原告刘善前，男，195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刘善清，男，194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委托代理人杨敏，四川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106号。法定代表人张韬，该单位县长。委托代理人杨文广，射洪县农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亚，四川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自科，男，195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第三人刘珍太，男，195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第三人刘善林，男，195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第三人刘珍儒（又名刘珍如），男，195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第三人刘善烈，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上列五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郭荣，射洪县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善前不服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办经营权证书》，要求确认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不履行答复其办理农村土地承办经营权证书申请的法定职责违法，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19日、2017年7月20日分别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善前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敏，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文广、李亚，第三人刘自科及其与第三人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郭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2月，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作出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自科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2J号、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珍太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8J号、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小辉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0J号、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珍儒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6J号、承包方代表姓名为刘善烈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9J号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分别颁发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小辉、刘珍儒、刘善烈。原告刘善前诉称，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向其申请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予答复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2016年10月10日向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小辉、刘珍儒、刘善烈颁发涉及原告所承包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3.判决被告在2个月内对原告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被告2004年6月30日作出的颁证行为，给了被告主动纠错的机会，其理应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办理或作出书面答复，但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理会己经违法。更为严重的是，经原告调查了解，在双方诉讼过程中，被告明知道原告与第三人存在纠纷，公然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前，继续违法对第三人以相同理由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的上述行政行为不但违法，也违背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告知书》中宣传的“对存在争议和纠纷的，先要依法解决再确权；对历史遗留问题，先要予以化解再确权；对矛盾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暂缓确权”。原告刘善前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射洪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印制的承包户主姓名为刘善前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包方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社与承包方刘善前于1999年10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拟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合法有效，被告无权调整变更。第三组证据：绵阳高新区城乡统筹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虽然迁入设区的市，但在迁入地区未承包土地，未享受农业补助及优惠政策。第四组证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对被告于2014年给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出处理。第五组证据：《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及其邮件清单，拟证明原告通过快递邮件向被告提出办理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第六组证据：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5）射洪民初字第2123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遂中民终字第41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的诉求经过民事诉讼后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第七组证据：原告与遂宁市12345政府热线、陈开清（射洪县明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郑万荣（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原党支部书记）、郑勇军（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主任）、刘善富（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组长）通话录音光盘，拟证明原告给遂宁市12345政府热线、陈开清打电话反映、询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问题情况，给郑万荣、郑勇军、刘善富打电话询问村、组在前后两次给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是否召开村民会议，郑万荣、郑勇军、刘善富回答未召开村民会议。第八组证据：射洪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10日印制的承包户方代表姓名为郑大清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包方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与承包方郑大清于2016年2月23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射洪县农经站出具的《土地确权登记新政编号》，拟证明被告给第三人颁发了新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时间与郑大清取得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时间一致。第九组证据：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6月14日制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告知书》，拟证明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的政策是，对确权登记中存在争议的，先要依法解决再确权；对历史遗留问题，先要予以化解再确权；对矛盾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暂缓确权。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辩称，一、1999年，原告以家庭成员代表身份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射洪县明星镇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4年，根据第三人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自2001年起，原告将其全家人口户籍迁出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五社，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镇户口，且自2001年起将承包的土地予以丢荒、弃耕。2002年，作为发包方的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五社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形成决议，将原告弃耕的土地重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第三人。二、被告根据第三人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和该村民小组的申请，向第三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发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发生在刘善前与被告之间的前一诉讼终审判决作出前。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申请颁证的行为并非未进行回复，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包含第三人在内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户信息登记表》、《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承包地块信息登记表》、《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自留地信息登记表》、《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退耕还林登记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户主声明书、《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调查信息公示表》、《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承包方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五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申请登记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拟证明2013年重新颁证工作开始后，当地干部对承包土地、林地的农户进行摸底调查，造表登记，确权的公示结果经过承包人签字确认，公示无异议后发包方和村委会进行了审核签章，村委会对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和颁证登记册进行签章确认，然后县政府进行登记造册并印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三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拟证明被告的颁证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第四组证据：原告2015年的行政诉讼资料，包括2015年11月10日的起诉状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原颁证行为的原因，以及告知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告未提起民事诉讼。第五组证据：12345政府热线的回复记录、原告《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射洪县农业局、射洪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刘善前的回复》及其快递清单，拟证明相关部门通过快递方式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回复，并告知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述称，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并未表述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所争议的土地归原告所有，只是因原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才判决撤销射洪县人民政府给本案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二、本案被告未在2016年10月10日向第三人颁发涉及原告所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错列诉讼请求。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6月14日制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告知书》，拟证明原告于2013年就得知了确权登记情况。第二组证据：《明星镇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明府发[2013]7号），拟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全村村民均知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流程。第三组证据：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的父母于2012年12月以前均已病逝。第四组证据：射洪县明星镇社会事务发展办公室制作的《2012年各村死亡人口统计表》，拟证明原告之母李啓秀于2012年6月2日死亡。第五组证据：射洪县公安局明星派出所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存根》，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8月5日将全家4口人的户籍从原籍迁移至绵阳。第六组证据：承包户主姓名为刘善前的《射洪县明星镇村5社土地承包合同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家庭在1999年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包地人口6人，以及承包地范围。第七组证据：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作为承包方于2015年7月23日与发包方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五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被告于2015年12月给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制作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第三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程序。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刘善前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土地承包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其中无经办人员的签字。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未确认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原告并非申请颁证的主体，且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被告给第三人所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后，并非一定要颁发给原告。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原告选择法律关系不当，其起诉被法院裁定驳回，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进行了起诉。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录音内容不完整；关联性有异议，因为陈开清谈到了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证据与原告无关。对第九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对原告刘善前提供的证据均同意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原告刘善前对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将之前承包的土地登记在信息表中，在无公示地点和公示时间的情况下就出具无异议的材料是不符合规定的，原告也是不知晓的，刘珍太在表中未签字，其他人的签名是否真实亦无法确认；户主声明书与本案无关；调查表不能证明是经过公示的；土地发包方不应该是村委会，与原告所举证据中发包方为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五组是矛盾的，不认可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农户登记表和确认表、承包方调查表不能代表原告的确认，其中的签字时间是2015年，原告在2013年就开始反映问题，土地存在争议，应该暂缓确权，是否能够登记不是发包方有权确认，调查表的版本也不一致，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刘珍儒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的，涉及原告之前土地的部分没有法律效力，不具有合法性；土地承包补充合同签订时，纠纷已经发生，且原告与合作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尚未解除，故不具有法律效力；颁证登记册涉及原告土地的部分不认可，因为1999年的承包合同并未分给第三人土地。对第三组依据无异议，但应进行全面考虑。对第四组证据，承包登记簿没有登记时间，被告的颁证行为发生在诉讼期间，是不合法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是可以进行民事诉讼，不是必须。对第五组证据，12345政府热线的通话不是县政府通过该热线对原告进行回复，而是原告主动联系；对原告的颁证申请，应由被告而不应由县农业局、县政府法制办进行回复。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对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刘善前对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与本案无关，但事实上原告之父刘志贵于2002年去世，原告之母李啓秀于2012年6月2日去世。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与本案无关，事实上原告全家人在绵阳市××新区未享受到任何待遇。对第六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在原告起诉的上一个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被告和第三人均未提到2015年被告给第三人重新颁证的事，这是对法庭的藐视。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刘善前提供的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中，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承包土地可以依法进行调整，故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被告无权调整变更涉案土地的承包关系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仅对该证据对原告在1999年10月20日开始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因无经办人员的签字，故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第四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于2014年给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因原告的民事诉求未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主张，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提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民事诉讼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已通过合法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因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在将涉案土地调整给第三人以前是否召开村民会议属于民事诉讼审查范围，与本案无关，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八组证据因不能证明被告给第三人核发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时间即是被告给郑大清核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时间，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中，第二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因被告给第三人核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经过调查、登记、公示等法定程序，在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民事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不是本案必须审查的问题，故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依据在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民事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被告以该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以颁发证书的形式确定归第三人所有，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原颁证行为的原因，以及告知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争议，原告未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拨打12345政府热线反映其诉求，通过快递形式向被告提出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射洪县农业局、射洪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对其申请进行回复的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提供的对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中，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因在原告的父母死亡、原告的家庭人口户籍从原籍迁移至设区的市情况下，其原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权对其原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属于解决民事争议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相关事实，但因在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民事争议未解决的情况下，第三人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该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第三人所称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程序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1999年10月20日，原告刘善前以及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与所在的农业合作社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和第三人分别颁发了《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各自承包土地的地块名称和面积进行了登记确认，并明确“承包期限自1999年10月至2029年11月止”。2004年8月5日，刘善前将其主要家庭成员的户籍迁出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将其承包的土地调整给包括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在内的其他村民耕种。2003年11月，射洪县人民政府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关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规定，启动了重新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工作。2004年6月30日，射洪县人民政府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颁发了《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号分别为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76号、（2004）第0178689号、（2004）第0178688号、（2004）第0178671号、（2004）第0178687号、（2004）第0178683号。刘善前原承包的土地被分别登记在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名下。2013年6月14，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告知书》，其中记载：“对确权登记中存在争议的，先要依法解决再确权；对历史遗留问题，先要予以化解再确权；对矛盾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暂缓确权”。2015年7月23日，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将涉案土地分别纳入其约定的承包土地范围内。同年12月，射洪县人民政府制作了刘自科、刘珍太、刘小辉（刘善林之子）、刘珍儒、刘善烈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分别为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2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8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0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6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9J号。2016年12月23日，射洪县人民政府向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分别颁发了《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6年12月，刘善前通过邮寄方式向射洪县人民政府递交《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提出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2017年1月10日，射洪县农业局、射洪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作出《关于刘善前的回复》，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给刘善前。刘善前因不服射洪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6月30日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5）遂中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刘善前的诉讼请求。刘善前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该院作出（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遂中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射洪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71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76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87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88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17868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判决认为，“本案中，射洪县政府陈述其于2004年6月30日为刘善林等5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重新核发行为，而不是对明星镇政府1999年10月20日为刘善林等5人颁发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进行的换证行为，但在明星镇政府没有提交老鹰村5组与刘善林等5人另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形下，即为刘善林等5人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将刘善前原承包土地登记确认给刘善林等5人，其颁证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也违反了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程序。刘善前与老鹰村5组就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在刘善前未提出一并处理民事争议的请求且老鹰村5组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本案不就该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刘善前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该案一、二审审理中，射洪县人民政府、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均未提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与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于2015年7月23日分别签订《农村土地承包补充合同》的事实。2015年，刘善前以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刘善志为被告，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村民委员会、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第5组为第三人，向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诉讼。2015年8月11日，该院作出（2015）射洪民初字第2123号民事裁定书，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裁定：“对刘善前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刘善前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105年10月22日作出（2015）遂中民终字第4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3日给第三人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原告刘善烈提出的确认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对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未予答复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在在2个月内对原告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以上两个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关联案件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认为，“刘善前与老鹰村5组就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在刘善前未提出一并处理民事争议的请求且老鹰村5组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本案不就该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刘善前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该处理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也与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告知书》中的“对确权登记中存在争议的，先要依法解决再确权”的精神一致。本案中，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撤销射洪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6月30日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的《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前提下，射洪县明星镇老鹰村5组将其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终归属，均属于民事争议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刘善前提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诉讼，经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刘善前仍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包括提起正确的民事诉讼解决其民事争议。在以上民事争议特别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终归属问题尚未实际解决以前，射洪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即缺乏事实根据，同时也违反了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程序。故射洪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23日给刘自科、刘珍太、刘善林、刘珍儒、刘善烈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在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终归属这一民事争议未通过合法程序解决以前，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终归属问题尚处于待定状态，在此情况下，刘善前不享有仅仅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621号行政判决即可向射洪县人民政府申请颁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权利。因此，刘善前于2016年12月向射洪县人民政府提出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缺乏事实根据，其提出的确认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对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未予答复的行政行为违法和判令被告射洪县人民政府在在2个月内对原告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射洪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2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8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30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6J号、射府农地承包权证[2015]第510922113223050029J号《射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二、驳回刘善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善前负担25元，射洪县人民政府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晓龙审判员  谭生斌审判员  蒋熠炜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姚 林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五）滥用职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