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行终2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再贤，男，苗族。委托代理人刘夙旭，贵州振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江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杜贤伟，县长。委托代理人杨光勇、刘县平。原审第三人杨家强，男，苗族。委托代理人邰洪峰，台江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台江县台盘乡南瓦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杨秀钊，主任。上诉人杨再贤因与被上诉人台江县人民政府及原审第三人杨家强、台江县台盘乡南瓦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瓦村委会”）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6行初19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台江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5日向第三人杨家强颁发台府林证字（2017）第5226300500170-1/1号《林权证》。该证登记有“公远、条告讲、阶条拉、报西够”等四幅林地。其中“条告讲”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台盘乡南瓦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权利人，均登记为杨家强。现杨再贤以“条告讲”林地在颁证之前存在争议，且登记给第三人杨家强的“条告讲”林地四至范围包含其承包的“养翁山”林地范围，台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杨家强户颁发林权证，将“条告讲”林地权属登记给第三人杨家强享有，侵犯其合法权利为由，请求判决撤销台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台府林证字（2017）第5226300500170-1／1号《林权证》中关于“条告讲”林地的权属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台江县人民政府在办理林权登记的过程中有第三人杨家强的申请、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户籍证明、登记林地的四至界线有踏查人员签名、有各相关部门签署的审批意见等相关材料，故台江县人民政府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所规定的确权发证相关流程，向第三人杨家强颁发林权证，颁证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杨再贤主张台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杨家强颁证之前，“条告讲”林地存在争议，第三人南瓦村委会及杨家强均否认该事实。杨再贤提供的台江县台盘乡人民政府的建议书，欲证明杨再贤曾经向台盘乡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同告讲”林权纠纷，但第三人杨家强否认“同告讲”就是“条告讲”，又无其他证据佐证“同告讲”与“条告讲”系同一块林地，故杨再贤主张颁证之前“条告讲”存在权属纠纷，属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由于各方当事人对杨再贤持有编号为020148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养翁”承包地的四抵范围，是否与第三人杨家强持有台府林证字（2017）第5226300500170-1／1号《林权证》中登记“条告讲”林地四至范围存在重叠，各说不一，且又无“养翁”承包地四抵范围的示意图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杨再贤持有编号为020148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关于“养翁”承包地的登记存在涂改，无法辨明真伪，且台江县人民政府和第三人杨家强均不予认可，该证关于“养翁”承包地的登记，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杨再贤主张其持有编号为020148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养翁”承包地的四抵范围与第三人杨家强持有《林权证》中登记“条告讲”林地四至范围存在重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再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再贤承担。上诉人杨再贤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26行初191号行政判决；2.改判撤销台江县人民政府台府林证字（2017）第5226300500170-1/1《林权证》中“条告讲”（地名）林地登记，并判令台江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颁证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事实错误。台江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在发证过程中未经公示，台江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林权申请表》中，未经四至接界人全部签字确认，程序错误。且无证据证明其登记“条告讲”与“同告讲”系不同地名事实；2.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再贤关于颁证之前“条告讲”存在权属纠纷的主张错误。应由台江县人民政府举证证明其颁发林权证所登记的“条告讲”与“同告讲”不是同一地名，而不是由上诉人举证证明；3.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再贤关于登记的土地四至范围存在重叠的主张错误。被上诉人台江县人民政府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杨家强二审述称，1.杨再贤没有分得“条告讲”这幅山林，在他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林权证上没有登记“条告讲”，杨再贤不是本案的行政相对人，不符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2.杨再贤主张杨家强户林权证上的“条告讲”包含其“养翁”林地的事实，无证据证实，其主张不能成立；3.杨再贤主张“条告讲”就是“同告讲”没有证据证明，也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4.“条告讲”这幅山林没有争议，杨家强没有与杨再贤对“条告讲”进行过协议，也没有和杨再贤达成过协议，杨再贤主张1998年经南瓦村委会调解达成土地各半的协议，无事实依据和证据证实。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南瓦村委会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杨再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的“养翁”及《台江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所载的“养翁山”地块四至为：“东至山梁、南至人行路、西至杨秀忠、北至山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养翁”下虽标注有“同告讲”，但四至范围均无涂改变更。2.杨家强、南瓦村委会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杨再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四至范围与第三人杨家强的“条告讲”林地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杨家强在二审调查中陈述：（1）本案诉争的“条告讲”林地，其父杨秀忠在2017年之前并未取得相应的林权登记。杨家强2017年向台江县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时所称的林地面积1.71亩是估算的土地面积；（2）地名“同告讲”在“条告讲”的下方。对杨再荣户、杨再贤户的“同告讲”、“养翁”地块具体在什么位置不清楚。3.二审经本院组织现场踏勘，杨再贤及杨再荣之母王鱼根均指认“养翁”、“同告讲”包含在争议地范围内的右侧。4.杨家强对案涉林地2017年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中载明主要权利依据为：“村林改方案，经2008年6月18日全体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诉争“条告讲”林地的登记是否应予撤销。第一，杨再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养翁”及《台江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中的“养翁山”四至中的西至均为“西至杨秀忠”，二审调查中杨再贤指认“同告讲”（包含“养翁”）地块包含在争议地范围内的右侧；台江县台盘乡人民政府2003年作出的《关于“同告讲”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的建议》亦表明杨再贤、杨秀华、杨秀忠（杨家强父亲）曾因“同告讲”山林发生过争议。综合前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对林地位置的指认和陈述来看，杨再贤已就其主张提供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初步证据。而本案被上诉人台江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杨家强并不能明确指出杨再贤登记的“养翁”山林的位置，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杨再贤确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而杨再贤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第二，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一）林权登记申请表；（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申请林权登记所需提供的权利依据应当具体明确，本案中，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载明的主要权利依据为“村林改方案，经2008年6月18日全体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确定”，但本案被上诉人台江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均未提交该林改方案，亦未举证证明杨家强基于该方案取得申请登记林地的权属，故该颁证行为的主要权利依据不足。第三，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第（十）项规定，发证前应当进行公示，公示内容为《林地使用权登记表公示（第三榜）》和《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和以村为单位的林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宗地图。公示地点为林地所在的村或组。公示时间为30天。本案中，台江县人民政府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已对涉案林权登记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公示，颁证程序违法。综上，台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诉争林权登记主要权利依据不足、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和第（三）项之规定，对诉争林权登记应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及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6行初19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台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台府林证字（2017）第5226300500170-1／1号《林权证》中关于“条告讲”林地的权属登记。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台江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敏审判员 冉依依审判员 孟 婷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刘畅书记员吴晓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