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15758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吴云帆，女，198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华，广东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娜红，广东星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炽雄，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何宇聪，男，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耀迪，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云帆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股权转让纠纷（原立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何宇聪以被告吴云帆未实际履行投资义务为由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19年7月26日、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云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华，被告何宇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耀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炽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云帆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原告吴云帆在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森公司）持有的股权，并向原告吴云帆支付900,000元及利息148,300元（利息计算方法为：利息按照月利率1%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7日起开始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6日，则利息为101,600元；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7日开始，暂计至2018年8月6日，则利息为31,800元;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7日起开始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6日，则利息为14,900元;以上利息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请求判令被告张炽雄、何宇聪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金等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吴云帆于2017年3月17日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签订《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签订协议前，维森公司于2016年2月1日由被告张炽雄投资注册成立并管理，被告何宇聪担任公司监事，原告吴云帆于2017年3月17日入股维森公司，双方约定原告吴云帆分别于2017年3月17日前向维森公司出资600,000元，于2017年4月17日出资200,000元，于2017年5月17日出资100,000元。该协议约定自收到原告吴云帆第一笔资金起，被告张炽雄和被告何宇聪分别占维森公司股权的30%，原告吴云帆占维森公司股权的40%。同时该协议第八章第二十条第三款约定，在原告吴云帆入股公司起三年内（即2017年5月17日起至2020年5月16日内），因经营不善，原告吴云帆提出转让其全部公司股权的，被告张炽雄和被告何宇聪承诺在90天内以不少于900,000元的价格回购原告吴云帆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若90天内仍未完成回购，原告吴云帆按本金900,000元月利率1%的标准收取利息。2018年5月2日，原告吴云帆以书面的形式要求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股份。至原告吴云帆起诉前，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均未回复。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吴云帆特诉至法院。原告吴云帆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2.《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3.微信聊天截图、顺丰速运物流快递单、运单详情；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5.担保费发票；6.《关于启动回购条款的通知》；7.2018粤1971民初22889号民事判决书；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银行流水明细、转账凭证；9.微信聊天截图。被告何宇聪针对本诉辩称：一、案涉《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第二十条关于“被告何宇聪与被告张炽雄回购原告吴云帆股权”的条款约定不明，不能成立具体的“股权回购协议”，不产生法律效力。1.从回购股权的主体看，该条款约定案涉回购股权的主体有两个，一是被告何宇聪与被告张炽雄，二是第四方投资人。该条款约定的回购主体不具体唯一，并且案涉《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没有约定原告吴云帆具有回购主体的单方选择权。现原告吴云帆主张让被告何宇聪、张炽雄共同回购，是自己单方确定回购主体以及回购模式的表现，不属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能约束被告何宇聪。2.从字面词汇看，该条款约定回购金额“不少于900,000元”，该数额不具体明确，不能具体等同于原告吴云帆所主张的900,000元，现原告吴云帆的主张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对被告何宇聪产生约束力。3.从条款完整性看，该回购条款缺少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合同必备条款，不具有实际履行的可能性，属于履行不能条款。4.从回购主体的回购份额划分上看，虽然原告吴云帆主张被告何宇聪与被告张炽雄共同回购股权，但被告何宇聪认为在没有明文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推定被告何宇聪就回购事宜承担回购的连带责任。本案中，案涉“股权回购条款”在回购主体、回购价格、合同条款的完整性上均存在不确定、不唯一的情况，属于约定不明条款或原则性条款，不成立具体的合同关系，不能约束被告何宇聪，也无法实际履行。二、根据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商业精神以及公司法关于股东的定义，出资股东依法应对公司“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案涉回购条款实质性上规避了公司法关于股东的定义以及风险利益相一致的商业精神，属于无效条款。三、被告何宇聪与原告吴云帆、被告张炽雄共三人，没有达成可以实际履行的“股权回购协议”。在没有具体明确的“股权回购协议”前提下，仅单凭一个条款，原告吴云帆诉请股权回购无事实依据。四、案涉股东协议第二十条所涉股权回购是属于附“经营不善”及“催告回购条件”的条款，现原告吴云帆没有证据证实案涉公司陷入“经营不善”的状态，也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原告吴云帆已经如实履行“催告回购”的行为。五、根据案涉《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第二十条的约定，利息应当自原告吴云帆催告90天后，若仍不见履行回购的，才开始计取。原告吴云帆关于以分段方式，分别从每笔出资的出资时间开始计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六、案涉保全程序的担保金属于原告吴云帆的自益费用，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自行约定承担的情况下，依法不应当由原告吴云帆承担。七、案涉股东协议约定公司的资金使用及管理均由原告吴云帆处理，原告吴云帆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享有了股东的权利，依法应当承担出资人的投资风险。八、原告吴云帆所谓的回购股权实际上属于退股，根据《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关于退股的约定，原告吴云帆需要先清偿公司的债务后且征得另外二股东同意后才能退股，未满足上述前提条件下直接判令回购股权会侵害公司运营的稳定性以及股东之间的人合性以及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原告吴云帆诉请被告何宇聪回购其股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吴云帆的诉请。被告何宇聪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案涉《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原告吴云帆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7日，被告何宇聪与原告吴云帆及被告张炽雄签订《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经营维森公司。上述协议第七条约定：原告吴云帆应当于2017年3月17日之前出资600,000元，于2017年4月17日前出资200,000元，于2017年5月17日前出资100,000元。另外，协议还约定以原告吴云帆名义设立公司专用账户、各方股权份额、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条款。公司经营期间，原告吴云帆并未真实履行投资义务。2019年7月25日，经被告何宇聪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得知：被告张炽雄与案外人袁鹤智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由此确定，原告吴云帆在本案中提供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所涉及案外人袁鹤智的款项900,000元属于借款性质或被告张炽雄与案外人袁鹤智的其他往来款性质，而不是原告吴云帆入股的投资款。鉴于原告吴云帆存在长期未履行投资义务的违约行为，导致协议引进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解除案涉《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被告何宇聪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执行公示信息、限制消费令；2.企业工商公示信息；3.仲裁裁决书。原告吴云帆针对被告何宇聪的反诉辩称：一、原告吴云帆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案涉900,000元股权出资款并不属于案外人袁鹤智与被告张炽雄的借款。被告张炽雄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7年6月7日向案外人袁鹤智借款300,000元，而原告吴云帆转给被告张炽雄的900,000元属于入股维森公司的出资款。二、被告何宇聪提出解除《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原告吴云帆符合股权回购条件。原告吴云帆与被告何宇聪、张炽雄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案涉协议，原告吴云帆根据该协议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但被告何宇聪、张炽雄在收到投资款后并未将投资款用于经营公司。原告吴云帆于2018年4月28日通过微信联系被告张炽雄询问公司的创办及经营情况，但截至起诉前被告张炽雄一直未回复原告吴云帆，后原告吴云帆联系上被告何宇聪，被告何宇聪回复己不知被告张炽雄去向。原告吴云帆认为，原告吴云帆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有股东知情权，但作为法定代表人且占股30%的被告张炽雄，在收到股款后未按照协议经营公司，且下落不明，被告何宇聪也表示需要等被告张炽雄出现公司才能运行。原告吴云帆于2017年6月5日已经履行完出资义务，但之后却一直联系不上被告张炽雄，且被告张炽雄、何宇聪未实际经营公司，被告何宇聪在反诉状中提出解除案涉股东协议，证明系被告何宇聪以及被告张炽雄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吴云帆有理由认为该公司经营困难，要求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股权依法有据。三、原告吴云帆同意解除《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四、原告吴云帆的丈夫即案外人袁鹤智与被告张炽雄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五、原告吴云帆在招商银行的账户只用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除此之外该账户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以及维森公司无任何往来款项。被告张炽雄没有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庭审调查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维森公司系于2016年2月1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10,000元，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为被告张炽雄，监事为被告何宇聪，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街道东××社区××大道××大厦××楼××号，经营范围为“摄影服务；礼仪庆典策划；广告设计；出租、销售：婚纱、礼服、摄影设备、工艺品；个人形象设计”。2017年3月17日，原告吴云帆和被告张炽雄、何宇聪签订了一份《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该协议书约定：维森公司于2016年2月1日登记成立，被告何宇聪于2016年2月1日参股经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元；签订该协议前，该公司已由被告张炽雄和被告何宇聪投资注册成立并管理；原告吴云帆入股该公司，各方一致商定原告吴云帆分别于2017年3月17日前出资600,000元，于2017年4月17日前出资200,000元，于2017年5月17日前出资100,000元；自收到原告吴云帆第一笔资金起，被告张炽雄占公司股权的30%，被告何宇聪占公司股权的30%，原告吴云帆占公司股权的40%；各方同意设立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常平支行、账号为62×××51、开户名为吴云帆的专用账户用于公司资金的管理、存放；在原告吴云帆汇入第一笔资金前，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应将公司原账户及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怡丰支行、账号为62×××95、开户名为张炽雄的银行账户内剩余资金转账至上述开户名为吴云帆的账户；在原告吴云帆入股公司起三年内（即2017年5月17日起至2020年5月16日内）；因经营不善，原告吴云帆提出转让其全部公司股权的，被告张炽雄和被告何宇聪承诺在90天内（或寻找合适的第四方投资人）以不少于900,000元的价格回购原告吴云帆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若90天内仍未完成回购，原告吴云帆则按本金900,000元、月利率1%的标准收取利息；发生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经营，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者三方一致同意解除该协议等情形，该协议即终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吴云帆通过银行账户（开户行为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常平支行，账号为62×××51、户名为吴云帆）分别于2017年3月19日、4月28日、5月10日、6月5日向被告张炽雄账号为62×××19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200,000元、150,000元、50,000元。原告吴云帆确认上述转款属于其履行《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而支付的款项。被告何宇聪则认为上述转款是被告张炽雄与案外人袁鹤智直接的借款或者其他往来款。2018年5月1日，原告吴云帆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张炽雄、何云聪，要求被告张炽雄、何云聪根据《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在90天内即2018年7月30日以不少于900,000元回购原告吴云帆手上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若90天内仍未完成回购，原告吴云帆将按月利息1%开始收取利息，直到回购完成。被告张炽雄没有回应原告吴云帆。被告何宇聪于2018年6月8日回应称“得找到他吧”“他不在根本无法操作”。原告吴云帆后又向被告张炽雄、何云聪邮寄了书面的回购通知。原告吴云帆于2018年8月21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何宇聪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吴云帆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交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但原告吴云帆提供的担保费发票系东莞市诚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为8,320元。另查，案外人袁鹤智于2017年6月7日转给被告张炽雄300,000元，用途注明为借款。案外人袁鹤智已经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广东省第一人民法院，广东省第一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228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炽雄向案外人袁鹤智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案外人袁鹤智已经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第一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张炽雄。原告吴云帆确认案外人袁鹤智系其丈夫，但该借款与本案无关。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中的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被告张炽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及相关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及答辩等相关诉讼权利，被告张炽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应否解除；二、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应否履行回购回购义务并向原告吴云帆支付900,000元以及利息；三、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应否支付担保费给原告吴云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吴云帆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中关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原告吴云帆股权的条款，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何宇聪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原告吴云帆未实际履行投资义务。从原告吴云帆提供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看，原告吴云帆已经向被告张炽雄支付了900,000元，虽然该款未注明用途，但是金额、支付时间与《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大致相符，收款账户是《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公司原账户”，被告何云聪、张炽雄也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吴云帆与被告张炽雄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本院采信原告吴云帆的主张，认定原告吴云帆向被告张炽雄支付900,000元是履行《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的行为。至于案外人袁鹤智与被告张炽雄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经过广东省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该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也不足以推翻原告吴云帆出资900,000元的事实。据此，被告何宇聪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但是，根据《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发生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经营，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者三方一致同意解除该协议等情形，该协议即终止，现被告张炽雄无法联系，维森公司客观上已经无法继续经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吴云帆也同意解除合同，故本院对被告何宇聪主张解除《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原告吴云帆起诉要求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股权，支付900,000元及利息，属于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以及赔偿损失的方式，符合《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吴云帆已经于2018年5月1日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张炽雄、何云聪，要求被告张炽雄、何云聪根据《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在90天内回购股权，也已经履行了通知的义务，被告张炽雄、何云聪未回购股权，已经违反了《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吴云帆要求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回购股权，支付90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应当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从2018年7月31日起支付利息至款项900,000元付清之日止。原告吴云帆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在上述范围内的部分，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超出上述范围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吴云帆申请财产保全时，提供的是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但原告吴云帆提供的担保费发票却是东莞市诚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而非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不足以认定东莞市诚誉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中的金额8,320元系因本案财产保全而支付的，故原告吴云帆关于担保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吴云帆与被告张炽雄、何宇聪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二、被告张炽雄、何宇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吴云帆回购在维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权，支付款项90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以900,000元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从2018年7月31日起支付利息至款项900,000元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吴云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4,2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34元，由被告张炽雄、何宇聪负担17,513元，由原告吴云帆负担1,721元；反诉受理费6,400元,由被告张炽雄、何宇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潮源人民陪审员  朱树辉人民陪审员  何文静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文娟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