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1310号原告：深圳卡鲁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陈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素芳，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蔚风，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方曼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更生，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鸿物流有限公司（ManHungLogistics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屯门385地段336路大榄涌村110号(110TANLAMCHUNGTSUENLOT336INDD385TUENMUNNT,HONGKONG)。原告深圳卡鲁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公司）、文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鸿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素芳，华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包更生到庭参加诉讼，文鸿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208,000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4月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华运公司为原告提供一票货物的香港仓储、拼箱装柜、海运订舱等服务事宜，始发地为深圳，装船港为香港，目的港为多哥洛美港（LOME，TOGO）。12月29日，华运公司将涉案货物存放于文鸿公司经营管理的仓库，准备与其他货物一起拼箱后出运，并向原告出具了文鸿公司确认的入仓号为S19010069-LM-B2的仓库入库签收单。1月19日，文鸿仓库发生火灾，两被告对涉案货物保管不善，导致货物被全部烧毁。涉案货物价值人民币208,000元，两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赔付。原告与华运公司建立仓储合同关系，华运公司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文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华运公司辩称：1.华运公司与原告建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不含有仓储法律关系，华运公司为原告提供了装卸、拖车服务，不含仓储内容；2.根据香港消防署的事故报告，华运公司对于原告的损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3.原告工作人员在火灾后告知了华运公司有关涉案货物的采购成本，明显低于原告的诉请金额，原告主张的货损不实；4.涉案货物存放在文鸿公司的仓库，文鸿公司也在入库单上进行了签收，本案仓储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文鸿公司，而非华运公司。文鸿公司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原告和华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文鸿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和质证，视为其放弃上述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日，原告作为买方与作为卖方的深圳市宝盛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源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1202001的订单合同，约定，原告向宝盛源公司采购5P充电器65,000个，单价人民币3.2元，总价人民币208,000元，备注500一件；交货地址与文鸿公司在香港的注册地址一致；货物由宝盛源公司交付至原告香港仓库，货物交付前的风险和费用由宝盛源公司承担，交付后的风险和费用由原告承担，货物所有权自货物交付买方香港仓库起由宝盛源公司转移给原告；合同还约定了宝盛源公司以苏喜生为收款人的账户信息。原告出具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所记载的商品型号、数量、单价、总价与前述订单合同中的商品信息一致。在商业发票中还备注了入仓号S19010069-LM-B2下的商品共130件，12月29日装柜54件，1月18日在文鸿仓剩76件。庭审中，原告确认涉案货物运输至香港未向海关申报。另外，原告提供一份有关涉案货物价款的个人客户交易回单记载，付款方为陈东，于2019年1月19日向收款方苏喜生汇款人民币270,000元为了将采购的货物出运，原告委托华运公司办理出运事宜,华运公司则向原告指示文鸿公司所在香港的仓库供货物出运前的存放。就涉案货物的运输事宜沟通，原告与华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名为“海运小群”的5人微信群。该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月14日，原告在要求华运公司提供一周的入仓号，华运公司回复“S19010734-LM-A，B，C”；1月17日，原告要求华运公司提供已经在仓库的（货物）清单，在华运公司回复的清单表格中包括了“入仓号S19010069-LM-B2，76件”这票货物。原告提交的以华运公司为抬头的订舱单（ShippingOrder）记载，入仓号S19010069-LM-B2，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和通知方均为凭指示，装货港香港，目的港洛美（Lome），货物为通讯设备电池，数量130件，在该订舱单上还以加粗字体标明了香港仓库的名称为文鸿仓，地址与文鸿公司的注册地址一致，另有仓库的联系人、联系电话信息，文鸿公司在该订舱单上加盖该公司的收货章，并有手写注明“收130件，2018年12月29日”内容。庭审中，原告与华运公司亦确认涉案货物于2018年12月29日进入文鸿公司的仓库。2019年1月19日，文鸿公司的仓库发生火灾。香港消防处事后出具的事件报告记载，2019年1月19日0139:21接到起火报警，消防部门抵达时间0143:30，火势停止时间当天的0414:13，使用的灭火方法为通过3个消防水车和消防栓供水，火灾所在的位置描述为约100米×50米的围栏露天场地用作仓库用地，火灾起因为无法确定。火灾当天，华运公司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原告存放在文鸿仓库的货物已被全部烧毁，并要求被告提供涉案货物的装箱单、发票、报关单等资料，以便向文鸿公司的保险公司索赔。原告根据华运公司的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向华运公司发送了受损货物的相关单证。庭审中，原告与华运公司均确认，此次火灾事故造成涉案货物全损。2019年1月28日，华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向原告发送1月5日和1月12日香港已装柜的装卸费和拖车费账单以及归还受损货柜的拖车费账单。其中，1月5日的账单记载的装卸费为人民币2723.40元，拖车费为人民币1500元，共计人民币4223.40元；1月12日的账单记载的装卸费为人民币2781.90元，拖车费人民币1500元，共计人民币4281.90元；归还受损货柜的拖车费账单记载的拖车费为人民币1500元。1月28日当天，原告即向华运公司转账支付前述三张账单的总金额人民币10,005.30元，附言为文鸿仓仓储装卸费。庭审中，华运公司陈述称，该三张账单中只有第三张归还受损货柜的拖车费账单与本案相关，因涉案货物受损，已无装柜的可能，但归还空柜仍会产生拖车费。华运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文鸿公司是其在香港的合作方，货物运至文鸿公司的仓库后，若没有发生火灾，华运公司会在该仓库中对货物进行装柜，然后办理拖车、订舱等出运事务。华运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4日文鸿公司向其发送的报价单，详细列明了文鸿公司向进出口货物提供的服务内容、收费名目以及收费标准，其中关于仓储服务，进口货的免费仓期为10天，出口货的免费仓期为14天，逾期仓租为每立方米每周35元港币。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文鸿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原告以两被告对仓库货物保管不善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本案是一宗具有涉港因素的仓储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法律，文鸿公司未应诉就法律适用作出选择，但原告及华运公司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的情况下，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本案已查明，华运公司向原告提供该公司的空白订舱单，在该订舱单上华运公司已事先注明了其香港合作方文鸿公司的仓库信息，以此指示原告将货物送至该仓库；原告将该订舱单交给其卖家宝盛源公司，由宝盛源公司安排的拖车携带该订舱单，将涉案货物运送至香港文鸿公司仓库，文鸿公司收货后，则在该订舱单上盖章签收了涉案货物。由此可见，涉案货物运往香港前，原告已知道在香港提供仓储服务的相对方为文鸿公司，并同意将货物存放在文鸿公司的仓库；而文鸿公司在明确记载托运人为原告的订舱单上盖章签收涉案货物，表明文鸿公司在接收涉案货物时亦知道进入其仓库的仓储物的存货人为原告，并同意为原告的货物提供仓储服务。故，原告与文鸿公司通过华运公司就涉案货物的仓储达成了合意，双方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原告为存货人，文鸿公司为保管人，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华运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代理原告办理涉案货物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双方未有书面的货运代理合同对彼此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因涉案货物从香港出运前，客观上是需要在香港进行存放，而华运公司向原告指示了文鸿公司的仓库。因此，在华运公司的受托事务中实际包括了联系仓储的事宜。但是，这并不代表华运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由华运公司提供仓储服务的约定，况且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中，未能体现有约定华运公司向原告提供涉案货物的仓储服务内容，原告亦未能提供华运公司有收取涉案货物相关仓储费用的依据。故综合现有证据，华运公司与原告之间应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华运公司仅作为原告有关涉案货物办理出运事宜的代理人，代理原告联系文鸿公司订立仓储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关于其与华运公司成立仓储法律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货物的损失责任承担。文鸿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管人，依法应当妥善保管仓储物。现涉案货物在文鸿公司的仓库储存期间因火灾事故发生全损，文鸿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在文鸿公司未应诉就其免责事由举证并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文鸿公司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华运公司作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下原告的受托人，未向原告作出过对涉案货物在香港仓库期间的毁损承担责任的表示或承诺；其向原告联系文鸿公司的仓库供原告存放货物，而文鸿公司作为依照香港法律设立的物流公司，原告并未对其仓储条件提出过异议；在发生火灾事故之后，华运公司亦及时向原告报告了相关事故、货物受损以及需善后的情况。故，华运公司已履行了其作为代理人的义务，对于涉案货物的损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华运公司承担仓储合同项下保管人的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货物损失的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涉案货物的损失为人民币208,000元，该金额为原告与宝盛源公司在订单合同中约定的货物总价款。由于出口货物应当向出口当地的海关申报货物价值，海关依此征收相应的税款或办理退税，因此，涉案货物出口报关价格是作为认定涉案货物价值的重要依据，但是原告在庭审中确认涉案货物未向海关申报。而且，原告与华运公司在火灾前两天微信聊天记录的已入仓库清单中记载入仓号S19010069-LM-B2项下的涉案货物数量为76件，原告单方出具的商业发票亦载明1月18日在文鸿仓剩余76件，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损失数量以及其提供的订舱单所显示文鸿公司的收货数量并不一致，而且原告提供其有关涉案货物从宝盛源公司买来的支付价款为人民币270,000元，亦与其主张的总价款无法对应。在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货物价值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的货物损失金额，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卡鲁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20元，由原告深圳卡鲁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深圳卡鲁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文鸿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立 菲审 判 员 平阳丹柯审 判 员 钟 宇 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孙 校 栓书 记 员 陈 玉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