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02民初7178号原告：蔡培江，男，195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崔仁贵，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地址在贵阳市南明区沙冲路130号。法定代表人：邓正梅，该公司负责人。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地址在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130号。法定代表人：马贵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珍、于小龙，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培江诉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培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崔仁贵，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培江诉称：原告于1985年4月进入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印刷部门工作，因该厂90年代中期开始经营状况不景气，要求原告于1997年10月书写长期请假手续待岗。2000年8月，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实施了兼并，但二被告均未通知原告，兼并后原告要求在第二被告处提取原告的职工人事档案，以便补办社会保险手续，但其答复在兼并以后未收到原告档案。虽第一被告主体资格尚存，但在第二被告实施对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兼并后，应承担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法律责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现原告向法院提起以下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从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原印刷厂被兼并时）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二、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待岗期间工资待遇4800元（从1997年11月1日计算至2000年8月30日）；三、判决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买断工龄费用）18600元；四、判决第一被告向原告赔偿其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原告未能领取的失业保险金3120元；五、判令第一被告提供原告的职工档案并移交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并办理视同缴费年限确认手续及特殊工种认定手续；六、判令第一被告为原告补交具有劳动关系期间的社会保险，如不能提供职工档案办理视同缴费年限手续，则补交1995年3月至2000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对1985年4月至1995年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参照2017年贵阳市社会保险各项最低缴费基数计赔损失，为85973.62元；七、如第一被告未能提供原告的职工档案导致特殊工种认定手续不能办理，则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不能享受特殊工种提前五年退休的损失37826.40元；八、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因未能及时移交职工档案办理视同缴费认定手续导致原告未能如期退休造成的养老金损失27108.92元（从2014年5月1日起每月标准为630.44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为27108.92元，持续计算至原告退休之日）；九、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因诉讼及维权发生的损失50000元；十、判令第二被告对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诉请项下债务与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未到庭参加应诉，也未提出任何答辩意见。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在我公司兼并第一被告时已长期不在该厂工作，现至被告兼并第一被告至今已长达十六年之久，原告至今才提起诉讼，已超过劳动争议的时效；第一被告在与我公司兼并时只将正式职工的档案交给我公司，我公司并未从第一被告处收到原告档案。原告的请求均与第一被告有关，我公司虽兼并了第一被告，但第一被告主体资格存在，第一被告应独立承担其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8日，原告蔡培江等十七人作为申请人，以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24日，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作出南劳人仲字［2016］第0291-030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2016年8月25日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持该通知书诉至我院，本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6）黔0102民初5749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均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1民终440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原告诉讼时变更诉讼请求，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应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黔0102民初1128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2018年4月2日原告作为申请人，以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4月4日，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作出南劳人仲字［2018］第0156-017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2018年4月8日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持该通知书诉至我院，2018年5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作出（2018）黔0102民初459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诉。2018年5月15日，以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南劳人仲字［2018］第0224-024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收到该通知书后，持该通知书，遂诉至我院，提出如前诉请。审理中，原告提交下列证据：1、集资收款收据一份，在该证据上有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盖章；有毒有害作业职工劳动卫生培训合格证一份，载明单位为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贵州省包装公司出具的“关于蔡培江同志工作安置的报告”，安置其在省包装印刷厂工作；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集资卷、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出具的证明、安置回复函；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登记为第一被告在册职工名录；第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其兼并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时系在册在岗的正式职工。2、2015年5月29日第二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对原贵州科技印刷厂自动离职人员声索“档案”的答复》、2015年9月18日第二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关于对原科印厂职工到信邦公司寻找曾经在科印厂工作时个人资料问题的答复》各一份，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2000年被第二被告兼并的事实；第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中已说明原告并不在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向其移交的在册职工名单中。3、2018年1月3日原告代理人向魏某、陈某1、廖某某所做的《调查笔录》，在该调查笔录中三人陈述其于80年代进入原贵州科技厂工作，其与蔡培江、陈忠于、钱新梅、张传美、冷元霞、申义、廖贵琴、刘敏、陈雯、伍通金、吴勇、杨成伟、陈黔等人系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同事，信邦公司兼并科技印刷厂后，陈某1、廖某某买断工龄、魏某退休离开，当时买断工龄的还有几十人。2016年8月16日冯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叫冯某，身份证号5201021946××××××××。贵州省科技印刷厂成立于1981年，我是当时印刷厂成立的创始人之一，任职为副厂长，对印刷厂在职职工情况非常了解清楚，现特证明：陈忠于、钱新梅、张传美、冷元霞、申义、廖贵琴、刘敏、陈雯、伍通军、吴勇、杨成伟、陈黔等十二人均先后进入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为印刷厂在册的正式职工，均建立了人事档案。”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原告系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职职工；第二被告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在第二被告兼并第一被告时系在册职工，对《调查笔录》《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证据也不能证明第二被告兼并时原告系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职工。4、贵阳地区集体企业申请登记人员名册一份、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人员名单一份，原告称上述两份证据中均记载原告系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职工；第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均系其兼并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之前，并不能证明被告兼并时原告仍系在册职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5、第二被告在2001年7月18日作出的《通知》一份，内容为：“陈某2同志：根据兼并协议及相关社保政策，我厂决定对原科印厂老职工的养老保险金进行补缴，补缴时间从1988年1月—1998年6月，金额为个人补缴769.80元，单位补缴6847.30元，共计补缴7617.10元。另，因你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6月期间请假，现需对请假期间养老保险金进行补缴，金额为741.60元，以上共计补缴金额8358.70元，个人承担1511.40元。请接通知后5天内将个人补缴金额交公司财务处，逾期不交，视为放弃，今后本公司不再给予办理，后果自负”。第二被告在2001年11月20日作出的《关于对陈某2作解除劳动关系处理的通知》一份，内容为：“陈某2：我公司自2000年9月对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实施兼并后，截止2001年8月1日，公司多次以书面或电话等形式向全体职工发出通知，要求在岗职工和长期请假在外的职工，必须于2001年8月10日前与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并按公司规定报到上班。但是，你未能按《通知》要求与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书。但鉴于你是一位老职工，公司又于2001年8月14日专门给你下发通知，限你必须在2001年8月17日前回公司完善用工手续或办清离厂手续，但你至今仍未回公司办理手续。现公司根据《劳动法》、《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特对你作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特此通知。”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陈某2是从第二被告处提取人事档案，由第二被告通知其补缴社保；第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陈某2的个人缴费情况，不能证明原告的情况，兼并时原告不是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职工。6、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一份，该证据中载明原告开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起始时间，第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经原告申请，证人冯某到庭陈述其系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创始人之一，在该厂担任副厂长职务，分管生产；其在1991年离开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2000年又再次回厂工作一段时间；其对被告兼并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过程并不清楚，对兼并后的职工人事档案交接情况也不清楚，职工人事档案系由第一被告的厂长和办公室主任分管，其从未分管过，其在第二被告处买断工龄。证人同时称十七位原告系被告贵州科技厂职工，为原告建立有正式的人事档案；并陈述参加了2000年7月17日召开的兼并会，该会17位原告没有参加。证人魏某到庭陈述其于1982年到印刷厂工作，并在印刷厂办理退休，对第二被告兼并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情况并不清楚。证人陈某1到庭陈述第二被告兼并第一被告后买断工龄离开。证人陈某2到庭陈述其系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证人称第二被告兼并第一被告时出席了兼并会议，后买断工龄。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2000年8月29日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与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签订的《兼并协议》一份、《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人员名单》一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兼并时已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兼并协议约定第一被告正式在册职工以及退休人员均由我方接收，原告并没有在我接收的正式在册职工名单中，我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对《在册人员名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兼并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科印厂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应由第二被告继受，故第二被告应承担第一被告的债权债务。2、2000年7月17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一份、2000年9月16日二被告联合下达的通知、2018年5月12日邓正梅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2015年8月24日沙冲社区服务中心书记张某某与邓正梅的谈话记录，证明第二被告在兼并第一被告时该厂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并在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大门处张贴了兼并公示，会议名单中没有原告17人的名字，兼并后长达15年，原告17人并未参加会议，亦未在移交名单里面，说明原告17人不是被告科技厂的员工；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系被告科技厂没有通知原告17人参加会议，不代表原告不享有相应权益。3、田锦萍与毕劲松2002年1月至6月在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缴纳社会保险的《贵阳市社会保险费缴纳（月）申报表》一份、2017年5月9日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二份，内容分别为：“经南明区社保中心通过财务缴费凭据确认，田锦萍（身份证号：5201026××××××××）、毕劲松（身份证号：5201036××××××××）2002年1月至2002年6月养老保险费，是由其个人填单以贵州省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名义进行个人缴纳，非贵州省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统一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现南明区社保中心使用系统为2008年11月上线的贵阳市社会保险管理系统（金保二期系统），对于被兼并的企业，原系统数据转入现使用系统时，贵阳市信息中心处理方式是以兼并单位名称覆盖被兼并单位名称的方式处理，因此现使用社会保险管理系统内参保单位的名称不能完全作为公司人员具体变动的依据。特此说明。”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毕劲松、田锦萍是知道自己已不再是科印厂在册员工，该二人的社会保险费系自己缴纳，与被告信邦公司无关，现在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认可该社会保险费系自己缴纳；对贵阳市南明区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出具的二份《情况说明》，认为内容不客观，对此不予认可；在档案移交中原告一直在申诉，故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4、被告科技印刷厂法定代表人邓正梅2018年5月确认的移交在册人员名单一份、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补缴养老保险金清单一份、2001年7月11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要求补缴养老保险费申请》一份、2001年7月19日贵阳市南明区社保局对科技印刷厂的回复一份、信邦公司出具给在册员工陈某2的《通知》一份，证明第二被告接收被告科技印刷厂29名，并为所有在册员工补缴社会保险，但原告17人不在被告科技印刷厂移交的在册人员名单中，故第二被告无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对《保险申请》、社保局回复、《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认可被告科技印刷厂移交及申请时均遗漏了原告17人及更多人的社保。5、被告科技厂离厂人员进厂时间表统计、2000年11月6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花名册一份、2001年8月8日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职工花名册一份，证明第二被告对科技厂兼并时，当时被告贵州科技印刷厂在册人员中没有原告等17名，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中均没有科技厂签章，也没有制表人签字，该组证据系科技厂单方面制作，内容不客观真实，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6、法定退休职工工资参照表、关于实行保证金制度的通知及保证金缴费清册一份，原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7、老兵之家聚众闹事情况汇报，原告对该汇报内容不予认可。另查明：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与贵州省科技印刷厂于2000年8月29日签订兼并协议，由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兼并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兼并协议约定：一、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权、债务的形式兼并被兼并方；二、被兼并方资产全部由兼并方接收；五、被兼并方全体正式在册职工（含退休人员）全部由兼并方接收，工资、福利待遇按兼并方的制度，享受同工同酬；六、被兼并在册职工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由兼并方办理；七、在册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由兼并方进行发放。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兼并协议签订后移交给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的在册员工名单为67人。原告蔡培江等十七位原告均不在移交名单中。2018年5月7日，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查询单显示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成立日期1997年3月13日，营业期限起1997年3月13日，经营范围：内部书刊印刷、包装彩盒印刷，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状态为吊销，吊销日期2001年9月26日，吊销原因其他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不予受理通知书、科技印刷厂职工集资卷、集资收款收据、有毒有害作业职工劳动卫生培训合格证、工作安置报告、证明、安置回复函、《对原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自动离职人员声索“档案”的答复》、《关于原科印厂职工到信邦公司寻找曾经在科印厂工作时个人资料问题的答复》、《调查笔录》、《情况说明》、《贵阳地区集体企业申请登记人员名册》、《通知》、《关于对陈某2作解除劳动关系处理的通知》、《兼并协议》、《贵州省科技印刷厂在册人员名单》、《关于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兼并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律师法律服务的工作报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贵阳市社会保险费缴纳（月）申报表》、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核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审理中经询问原告诉请确认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与被告科技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以及解除劳动关系主张时间的依据。原告陈述称：本意是劳动关系至今未终止，因为双方没有办理过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但是因为科技厂与信邦公司在2000年8月29日签订了兼并协议，故统一将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定为2000年8月30日。因大部分职工在2000年前就因科技厂经营下滑，要求职工请长假待岗，故离开了科技厂，但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时间。再另，庭后自称为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交答辩人为邓正梅的答辩状一份，该答辩状未加盖任何公章。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原告于2018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1985年4月至2000年8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诉请时距2000年8月已相距17年10个月，原告对该主张期间与科技厂连续存在劳动关系负有举证人义务。在庭审中，原告分别提交有一个时期的科技印刷厂职工集资卷、集资收款收据、有毒有害作业职工劳动卫生培训合格证、工作安置报告等主张劳动关系，但未能提供其在1985年4月至2000年8年30日期间连续接受科技厂的管理、从事科技厂安排的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支持上述主张，因此，因原告无有效证据支持所诉期间劳动关系持续存在，故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同时主张：因双方没有办理过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科技厂与信邦公司在2000年8月29日签订了兼并协议，故将原告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定为2000年8月30日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因原告没有证据支持劳动关系存续的时间以及终止劳动关系时间，本院对原告诉请的其余第二至八项诉讼请求一并驳回；九、原告诉请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因诉讼及维权发生的损失50000元（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等），该项主张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本院予以驳回；十、原告诉请第二被告对其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项诉请项下债务与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被告辩称：诉讼时间应该按照兼并时间来计算，我司兼并第一被告的时间为2000年8月，故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诉称其知道权益受到侵害后，一直向第二被告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原告就此提交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2015年9月18日的答复：“对原告贵州科技印刷厂自动离职人员声索档案的答复”、“关于对原科技厂职工到信邦公司寻找曾经在科技厂工作时个人资料问题的答复”，用于支持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的诉称理由。本案中，2000年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兼并时，原告虽称未接到第二被告通知，但原告在2000年至2015年长达15年的时间内在多次反映未果的情况下，未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其权利。原告虽陈述称2015年5月，第二被告出具书面答复的行为应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但法定的中断事由应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2015年第二被告出具答复时，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不能再中断时效重新起算。故原告对被告贵州信邦包装装璜有限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被告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形式的答辩意见，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自动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庭后虽然以贵州省科技印刷厂邓正梅的名义提交有未加盖公章的书面答辩状一份，但该答辩状的提交时间距开庭时间已63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答辩期，故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两次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培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波静审 判 员  涂竹君人民陪审员  饶治邦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