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26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联涛，农村居民。委托代理人：李希军，莱州福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戚振义，农村居民。上诉人孙联涛因与被上诉人戚振义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5)莱州商初字第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审诉称，2012年6月2日，我与被上诉人签订《玉米制种协议》，协议约定，我负责提供土地80亩及浇水、施肥、人工费用，被上诉人负责提供种子亲本、技术指导种植、管理及去雄等，我为被上诉人种植玉米种。被上诉人保证我每亩毛收入1300元作为最低保护价，被上诉人对所生产的玉米种进行杂质和水分等项目检查合格后于当年秋后收购。生产出玉米种后，被上诉人未按约定于当年秋后检验收购。在我多次催促下，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委托其制种技术员王锡锋到我处，将生产的玉米种验收合格后以被上诉人名义全部拉走，当时约定款项与被上诉人结算。后我找被上诉人结算款项，被上诉人以“谁拉走你玉米种你找谁要钱”为由拒绝付款。我又找王锡锋，他说：戚振义交待玉米种按每斤4元与你结算，并要求你在种植协议上书写“协议作废”。在我坚持协议不能作废的前提下，暂收种子款55908元。此后，我多次与被上诉人交涉，要求其按协议向我赔偿损失48092元，并两次对其提起诉讼，因各种原因撤诉，至今无果。现我再次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赔偿我损失24092元（剩余24000元我已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李希军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一审辩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我不认可。上诉人承认其曾起诉我两次，我手中有一份（2013）莱州商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后上诉人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烟台中院作出（2014）烟民申字第11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我认为案件已经审结，上诉人又起诉属于恶意诉讼。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6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戚振义签订种植玉米种回收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戚振义种植玉米种80亩，由被上诉人戚振义提供玉米种亲本，每亩40元，计款3200元，该款秋后在收购玉米种时从玉米种款中扣除；被上诉人戚振义以每亩1300元的价格作为底价（保护价）收购玉米种（每亩350斤以内），如上诉人每亩350斤以上多产的部分，被上诉人戚振义按每斤3.2元的价格收购，回收种子时现金支付；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指导下种植。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戚振义向上诉人提供了80亩的玉米种亲本。上诉人种植的玉米种收获后，2013年1月4日，王锡锋到上诉人处将收获的玉米种拉走，并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戚振义签订的种植玉米种回收协议的左下方注明“玉米种已提走，账未结（替戚振义拉走）王锡锋，2013年1月4日”。2013年1月11日，王锡锋按每斤玉米种4元的价格给付上诉人玉米种款55908元，上诉人为其出具收款条一份。2013年1月16日，上诉人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戚振义、王锡锋给付尚欠玉米种款44892元，原审法院以（2013）莱州商初字第74号立案审理。该案审理中王锡锋称，在上诉人种植玉米种期间被上诉人戚振义曾雇佣自己联系人员给上诉人种植的玉米种去雄，期间与上诉人相识，在收获玉米种后，自己找到上诉人协商将玉米种以每斤4元卖给自己，在上诉人同意后自己分二次到上诉人处将玉米种拉走，并以每斤4元的价格于2013年1月11日给付上诉人玉米种款55908元，从上诉人处收购的玉米种现已对外出售，戚振义并未委托自己到上诉人处拉玉米种。该案审理过中上诉人当庭申请撤回��二被上诉人的起诉。2013年5月2日，上诉人以戚振义、王锡锋应按80亩玉米种每亩保护价1300元计算给付差价款49002元为由又诉至原审法院。诉讼中，上诉人撤回对戚振义的起诉，请求判令王锡锋承担民事责任。该案审理中，上诉人认可当时同意按每斤4元的单价出售种子，但后来认为王锡锋拉走的玉米种价款达不到合同约定的保护价，因而要求王锡锋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2013）莱州商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孙联涛不服上述判决，以戚振义、王锡锋为被申请人，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诉人与王锡锋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要求王锡锋依协议约定给付尚欠的玉米种款没有依据，上诉人要求戚振义承担雇主责任与其在原审中自愿撤回对戚振义的起诉相互矛盾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2015年8月13日，上诉人孙联涛以戚振义为被上诉人，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24092元。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玉米植种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双方的合同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协议无异议。庭审中，上诉人还提供了证人曲某出庭作证。证人证实：我从2010年开始给上诉人打工，曾听到上诉人多次给被上诉人打电话，让其来验收玉米。一次是2012年秋后收完玉米，另一次是2013年元旦前，下着小雨，我听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电话，让被上诉人赶快来验收玉米。元旦之后两三天，我见被上诉人和王锡锋来拉玉米种，听到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说，明后天来拉，如果他不来的话，让王锡锋来拉。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主张被上诉人不认识证人，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被上���人提供了（2013）莱州商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2014）烟民申字第117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实上诉人所诉属于重复诉讼，案件已审结。经质证，上诉人主张之前的诉讼中上诉人撤回了对被上诉人的起诉，因此上诉人有权再次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戚振义之间存在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予以确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戚振义与王锡锋系合伙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戚振义给付基于保护价计算的损失赔偿款，但对于王锡锋拉走种子的行为，王锡锋与被上诉人均主张系王锡锋个人行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系合伙行为或被上诉人的委托行为，其提供的证人，也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王锡锋在回收协议上签字并拉走种子的行���构成表见代理，但其认可王锡锋拉走种子时其同意按单价4元出售。若构成表见代理，则该同意应视为对原约定价格的协商变更，故上诉人以表见代理为由要求被上诉人给付赔偿款，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孙联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元，由上诉人孙联涛负担。宣判后，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2年6月2日，我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玉米种种植回收协议，约定，我负责提供土地80亩及浇水、施肥、人工费用，被上诉人负责提供种子亲本、技术指导种植、管理及去雄等为被上诉人种植玉米种，被上诉人保证我毛收入不低于每亩1300元作为最低保护价，约定由被上诉人对我所生产的玉米种进行杂质、水分等项目检查合格后，于当年秋后回收。双方按约定生产出玉米种后���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定于当年秋后对所生产的玉米种进行检验回收，在我督促下，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3日将检验合格后的玉米种委托其制种技术员王锡锋于2013年1月4日拉走，当时约定其替被上诉人拉走玉米种，账目由被上诉人结算。在被上诉人拒付种子款的情况下，王锡锋于同年1月11日按每斤4元向我支付种子款55908元。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同年1月16日开始，我多次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一、一审法院认定王锡锋拉种子的行为不是接受被上诉人委托，为何又认定其有代理权？既然认定王锡锋有代理权，为何不认定基人拉种子行为是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二、王锡锋拉种子的行为是与被上诉人的合伙行为或接受其委托行为。1、王锡锋在种植协议书上签字“玉米种已提走，账未结，替戚振义提走”，尽管王锡锋当庭否认，根据证据规则，书证的效力大于人证和其他证据，何况在种植玉米种期间王锡锋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技术指导上诉人种植管理，并自带工作人员去雄、去杂，那么多人的工钱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其有可能是被上诉人的合伙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与书证相比无证明效力。该书证证明王锡锋拉种子的行为就是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2、证人与上诉人系雇佣关系，买卖种子收益大小与证人无任何关系，其与上诉人无任何利害关系，且与书证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3、如果王锡锋买上诉人的玉米种，按交易习惯，其向上诉人出具的手续应标明数量、单价，或者出具欠条，但王锡锋在种植协议书亲笔签字“玉米种已提走，55908账未结，替戚振义提走”字样，连最起码的数量都没有，能够证明其拉走玉米种与上诉人不是买卖关系，是与被上诉人的代理关系。4、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3200元种���亲本费应该在回收种子时扣回，本案纠纷几次庭审，被上诉人从未提及，哪果王锡锋不是替他拉回玉米种，他会甘心损失3200元亲本费及大量去雄人工费吗。三、一审认定“拉走种子时我同意按单价4元出售”错误，该纠纷正在信访处理过程中。四、被上诉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已经委托王锡锋拉回种子已付款55908元，依照约定尚欠上诉人44892元，被上诉人应清偿。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检查回收玉米种，假设我愿意以每斤4元卖给王锡锋，也是为了减少雨雪浸湿造成霉烂、被盗、鼠害等所造成的损失，所产生的差价，也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造成的，被上诉人应依约赔偿。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4902元。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一、王锡锋在2013年莱州商初字第74号一案中，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其在上诉人处拉��两车种子，第一车拉了11900斤，当时价格不清楚。也就是说双方没有进行价格约定，充分证实双方既然是买卖关系，不可能对价格不进行约定，在庭审中他还表示，拉第二车的时候，当时按每斤4元钱付的款，案件事实是拉走种子7天以后才付的部分款项，证实王锡锋在本案中所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都是虚假的，对本案没有证据效力。二、拉走种子时上诉人同意按4元出售，纯属无稽之谈，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合同约定，按每亩1300元保护价，所以上诉人没有必要按4元出售。2、王锡锋拉种子的时候，双方没有约定价格，证明上诉人没有同意按4元出售。3、王锡锋在合同上签字证明，是替被上诉人拉走玉米种帐未结，证明上诉人没有按4元出售。被上诉人答辩称：玉米种拉走价格的商定，包括付款的方式，都是上诉人和王锡锋二人私自制定的。本人并未委托���锡锋去拉玉米种，二人如何商定我不知道。据王锡锋说付款也是在王锡锋家付的，上诉人亲自去结的帐，如何结帐本人并不知晓。二人有合伙欺诈的行为起诉被上诉人，其中第二页中第三、四条说，种子费3200元没有起诉他，原因是至今案件没结，并且在莱州庭审时我已递交让上诉人返还费用的反诉书，我起不起诉也跟他没有关系。拉走种子时，王锡锋在我回收协议上签字拉走种子的行为，未经本人同意，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二人私自签商的，事后我找过王锡锋问是怎么回事，王锡锋说当时拉种子时，是上午去的，大概8、9点钟，下午4点多才走的，其中原因是当装好种子以后，上诉人不让走，非让王锡锋在制种协议上签上被戚振义拉走的字样，才让走的。他们协商价格都没经过我，都是他们私自谈的，都没有我的授意或委托。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与王锡峰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2012年6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戚振义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王锡峰拉走种子是受被上诉人委托，一审中仅提供了种植回收合同及证人证言为证。种植回收合同上的注明内容是王锡峰个人注明的，王锡峰拉走玉米种时并未向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事后又未取得被上诉人的认可，故种植回收合同上的注明内容不能证明王锡峰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证人曲某系上诉人的雇工，其证明效力不足。综上，上诉人主张王锡峰系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元，由上诉人孙联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建庆审 判 员  张秀波代理审判员  纪晓静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董昭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