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1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凤。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伟，江苏金伙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潇。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琪，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汪红波。上诉人陈玉凤因与被上诉人郑潇、原审被告汪红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5）钟民初字第2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玉凤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责任。1.一审法院对主体认定不正确。在一审审理和判决中，对上诉人的身份信息、住址都认定不正确，虽然在一审判决后作出补正裁定，但补正裁定只能针对文字性的笔误，不能对主体、事实部分作出补正。一审法院在被告主体没搞清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上诉人本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进行了数次开庭并判决，显然属于事实不清，程序有误，应发回重审。2.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保证书是上诉人和汪红波签字的，一审法院仅仅依照保证书就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正确。一审法院没有仔细审理该保证书的具体内容，根据该内容不能得出上诉人要承担20多万元债务连带责任的结论，因为保证书没有该内容的明确表示。3.保证书支付款项以及拉走货物的对象是冯玉秀，即根据保证书的内容，享有债权的是冯玉秀，与郑潇无关。根据一审法院的审理，在出具此保证书之前，汪红波出具过数份承诺函和保证，针对的都是郑潇，与冯玉秀无关。在一审中法院没有审理冯玉秀与郑潇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有授权委托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上诉人并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债权债务的受益人，当时是出于被迫，在男朋友汪红波被他人人身控制的情况下，在冯玉秀等人胁迫下，上诉人无奈按冯玉秀等人的意愿写的所谓保证书，该保证书内容不明确。郑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关于主体，一审法院已对此作出补正裁定。一审中上诉人虽未出庭，但提交了一份答辩状，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信息。2.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没有具体审理保证书的内容，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一审中汪红波是到庭的，对我方提交的证据均一一当庭质证。3.上诉人称保证书的支付款项对象是冯玉秀，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拖欠货款之后，都是郑潇及其父母三人开车到汪红波、上诉人处催要的。4.上诉人在保证书上签字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而且是在上诉人的单位，系公共场所。5.上诉人对于欠款金额是知晓的，其之前还的8万元是上诉人拿着其父母的银行卡取现8万元，然后直接交给郑潇的。汪红波述称，我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尚欠货款金额为234137元无异议，但这笔货款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不应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还给郑潇的8万元，是上诉人借给我，我再还给郑潇的，有郑潇出具给我的收条，收条上写的是我的名字。郑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汪红波、陈玉凤立即支付货款234137元并承担自2015年8月25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0%计算（暂计算至2015年11月10日，算2.5个月，计5853元），合计23999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汪红波、陈玉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潇持以下证据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1.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约定销方郑潇向购方出售韩国绒坯布50000米，单价为8.1元/米，合计金额40500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前完成，并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依法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合同购方签名处为空白。汪红波称该合同系于2015年8月20日补签。2.落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1月23日、24日的收条两张，内容分别为“今收郑潇韩国绒9000坯布26011.6米（580匹）”、“今收郑潇韩国绒9000坯布24005.4.6米（526匹）”。汪红波称上述收条为2015年8月20日形成。3.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保证书（欠条）一份，内容为“本人承诺欠郑潇人民币货款355173元（叁拾伍万伍仟壹佰柒拾叁元）于本月底（7月30日）之前归还20万元，剩下的余款于8月20日之前归还，若未在8月20日之前归还剩下余款，则把剩下的所有通洋纺织成品布归还作为补偿，其货值按市场市价八折抵压，其余未抵货款则用本人在做的任何一批货作为赔偿（常州通洋纺织有权自行拖走直到补清余款为止）。”汪红波称该保证书系其出具，但系由于郑潇强制所为。4.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保证书一份，内容为“今本人汪红波保证在金家工业园区仓库有89包货，合计21310码，特此证明，如不属实，需承担法律责任。89包为韩国绒9000坯布为郑潇所有。”汪红波称该保证书系其出具，但系由于郑潇强制所为。5.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汪红波保证在2015年8月25日前支付十万元货款给郑潇，否则从25日起支付35万元的10%的利息……”汪红波称该保证书系其出具，但系由于郑潇强制所为。6.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保证书一份，落款人为汪红波、陈玉凤，内容为“一、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5日（下午17：00）整之前打款伍万元整（人民币）给冯玉秀。二、如10月5日（下午17：00）没打款伍万元整，则拉之前仓库二万米布。三、2015年10月28日开始每个月打款陆万元整（人民币）给冯玉秀。四、如卖仓库二万米布，货款要提前结清。如未按以上要求实行，则把仓库二万米布按当时处理布市场价抵扣剩余货款。”汪红波称该保证书系其与陈玉凤出具，但系由于郑潇强制所为。一审审理中汪红波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买卖合同的标的、单价、总金额自认与郑潇出具的购销合同内容相同，并称其支付了171000元，其女友陈玉凤支付了80000元。郑潇认可购销合同的双方系其与汪红波，称陈玉凤因汪红波一直未能支付货款，在其多次催要并赴浙江当面向汪红波讨要货款时，自愿出面出具保证书与汪红波一起承担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现汪红波对其与郑潇之间的买卖合同、尚欠货款234137元予以自认，该款汪红波应当予以支付。关于陈玉凤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汪红波、陈玉凤均称2015年9月30日由两人出具的保证书系郑潇强制所为，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陈玉凤出具该保证书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书虽然抬头系“保证书”，但并非是一个保证合同，从其内容来看，应当系陈玉凤自愿债务加入的行为，因此无需在内容中列明担保方式与担保责任，故郑潇可依据该双方约定向其主张债权。关于郑潇主张的按照月息10%计算未付货款的利息，法院认为，汪红波出具的承诺书中对于该利息是月息或年息未作清楚说明，而郑潇主张的月息10%明显超出了法律保护范围，对此法院予以调整，汪红波与陈玉凤应当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未付货款部分的利息。判决：一、汪红波、陈玉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郑潇货款234137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2015年8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郑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汪红波、陈玉凤负担。二审中，郑潇向本院提交照片打印件一张，照片拍摄的内容系存单，郑潇称该照片是汪红波在2015年9月1日拍摄以后发给郑潇的，存单是上诉人父母名下的，证明上诉人是知道欠款情况的。经质证，汪红波认为，照片确实是汪红波发的，当时郑潇一直向汪红波催款，汪红波就拍了照片发给郑潇，但不代表上诉人对于欠款是知情的，这钱是汪红波向上诉人借的。8万元的收条上面写的是汪红波的名字；上诉人认为，这8万元上诉人是借给汪红波的，至于汪红波拿着钱做什么用途的，与上诉人无关。现在上诉人和汪红波已经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对于一审认定上诉人支付8万元有异议。上诉人并不知道汪红波和郑潇之间具体的债权债务，欠多少钱，交什么货。上诉人只知道汪红波当时是自己的男友，欠别人的钱，上诉人借给汪红波8万元。2、一审法院虽然查明有2015年9月30日保证书的存在，但没有查清保证书的事实。保证书没有写明保证金额，债权人的身份是冯玉秀，与郑潇的身份不吻合。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陈述，我收到了一审应诉材料，答辩状是我本人写的，不去参加开庭是因为我认为这与我无关，欠钱不是我欠的，是汪红波欠的；汪红波陈述，相应的欠款发生在我和郑潇之间。仓库里的货已经被我卖到其他地方去了，钱也用掉了；郑潇陈述，冯玉秀是我母亲，每次催款都是我和父母三人一起去催款；冯玉秀到庭陈述，同意郑潇来主张保证书上相应的权利。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主体问题。本案虽然郑潇起诉时提供的上诉人的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和住所有误，但其提供的上诉人的工作单位和送达地址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按照该地址邮寄给“陈玉凤”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也由上诉人本人签收，此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根据答辩状的内容，上诉人对自己系本案被告之一的身份是清楚的，也明知自己系本案争议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及的对象之一，但其却未向一审法院提出自己的身份信息有误，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而到庭的汪红波曾是上诉人的男友，亦未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诉人的身份信息有误。故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对“陈玉凤”实际指向的是上诉人均是认识一致的。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由于当事人的隐瞒或者疏忽，也不可能发现上诉人的身份信息有误。一审判决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民事裁定书，将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上诉人的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和住所予以补正，程序并无不当。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与汪红波共同向郑潇承担支付234137元货款和利息的连带责任。首先，虽然2015年9月30日的保证书中载明的是打款给冯玉秀，但汪红波认可相应的欠款系发生在其和郑潇之间，冯玉秀也同意由郑潇来主张保证书上相应的权利，故本案由郑潇提出诉请并无不当。其次，根据郑潇和汪红波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汪红波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出具的收条、保证书、承诺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2015年9月30日的保证书是针对汪红波尚欠郑潇款项的还款计划和承诺。上诉人虽然辩称对汪红波的欠款情况不知情，但当时上诉人是汪红波的女友，2015年9月4日支付给郑潇的8万元款项来源也系上诉人，再结合2015年9月30日保证书中载明的“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5日（下午17：00）整之前打款伍万元整（人民币）给冯玉秀”、“2015年10月28日开始每个月打款陆万元整（人民币）给冯玉秀”等内容，上诉人对欠款情况应是了解的，故可以认定上诉人在2015年9月30日的保证书上签字是对汪红波欠郑潇款项的债务加入行为。最后，上诉人称系受胁迫签字，但对此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故上诉人应对本案汪红波尚欠的款项向郑潇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陈玉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文忠代理审判员  袁海燕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房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