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广日厨艺实业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张玉良，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程志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彭高峰，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马彪，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伍妙莉，现住美国。委托代理人：李添生，住广州市。上诉人广州市广日厨艺实业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7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3日，原审法院向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协助执行以下事项：一、注销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2号921房及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0号首层自编2号商铺的原房地产权证。二、协助申请执行人伍妙莉（本案第三人）单方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将上述两房产登记在申请执行人名下。2011年8月3日，被告向第三人核发了权证号码为1576号的房地产权证，注明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0号首层自编2号铺的产权人为第三人，建筑面积为53.0073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44.8508平方米等。另查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为：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总公司于1998年12月30日前，在广州市大新路294号地段兴建大楼首层南向方位划出建筑面积44平方米（面向大新路，门面宽不含墙体不少于3m，不含公用面积分摊）的铺面房……供伍妙莉回迁使用，并作为拆除伍妙莉原大新路294号房屋的产权补偿。再查明，原告于1995年与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总公司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注明财贸公司将自有的新拟建大楼座落在越秀区大新路原地段号（框架结构）首层南向167.013m2……用作拆除原告原址房屋（大新路314号）后的产权调换（补偿）等。2014年10月26日，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出具的平面图内注明126号铺与自编23铺有重叠部分，已做图面标示，面积为13.9416平方米。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被告是根据原审法院（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第三人核发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0号首层自编2号铺的房地产权证，该登记与法院的相关文书一致。另原告认为大新路280号126号商铺属于其回迁安置房，讼争自编2号铺部分面积与126号商铺重叠，但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出具的平面图并未经房屋登记机构予以审查确认，原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126号铺曾进行过房屋登记确认房屋四至及权属，而讼争自编2号铺已由被告审核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对讼争自编2号铺的权属并没有主张权，故原告与涉案房地产权证没有利害关系，对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广州市广日厨艺实业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广州市广日厨艺实业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地适用法律，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上诉人对作为房屋登记机构的被上诉人的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的规定，被上诉人是根据一审法院(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下称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伍妙莉核发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0号首层自编2号商铺的房地产权证，该登记与法院的相关文书一致，所以该登记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然而，上诉人是因为自编2号商铺登记的面积与位置与实际的产权情况不符才提起一审诉讼，而协助执行通知书却没有涉及自编2号商铺登记的具体面积和位置的问题。所以，上诉人是因为自编2号商铺的登记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不一致才提起诉讼的，这恰恰符合“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的例外情形。被上诉人的辩称恰恰证明了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地适用法律，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是错误的。(二)自编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出现重叠部分的真正原因并非权属争议，而是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错误，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上诉人与商住楼的投资建设方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财贸公司)签订的《大新路幼儿园地段拆迁(回迁)安置协议》，结合伍妙莉与财贸公司签订的《大新路地段拆迁回迁补偿协议(自有房屋)》以及广州市大新金属材料购销部(下称大新购销部)与财贸公司签订的《大新路幼儿园地段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承租房屋)》，126号商铺左侧相邻的商铺是128号商铺，126号商铺与自编2号商铺不可能有重叠部分。而且相关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126号商铺、128号商铺以及自编2号商铺的补偿面积及位置均与该三间商铺在商住楼中的实际状况一致。实际上，上诉人、伍妙莉以及大新购销部从未因商铺的位置或面积有过任何争议，三方均认可各自实际拥有的商铺位置及面积与当初拆迁补偿的位置和面积一致。因此，无论是财贸公司与自编2号商铺、126号商铺和128号商铺的业主之间，还是三商铺的业主内部之间，均认可三商铺的现状与拆迁补偿所确定的权属情况一致，不存在权属争议。自编2号商铺作为大新路280号地段新建商住楼(下称商住楼)的其中一部分，其产权情况与商住楼中的其他商铺特别是其周边的商铺的产权情况紧密关联。被上诉人作为房屋产权登记管理部门，有义务结合商住楼中相关单元的位置和面积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以保证各单元权属的确定唯一、互不冲突，能够准确反映自编2号商铺与其周边商铺位置和面积情况的文件主要是测绘机构出具的测绘图表和规划部门出具的楼房平面图。该等图表亦是自编2号商铺产权登记的主要证据。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登记行为相关事实依据中，通过比较伍妙莉提交的自编2号商铺的房地产分户图(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于2011年出具的测绘结果)和商住楼首层平面图(规划局的回复)可以明显看出，房地产分户图中的自编2号商铺位置比商住楼首层平面图中的自编2号商铺位置右移了一段较大的距离，与规划中商铺的位置以及商铺的实际位置均不相符。房地产分户图中对自编2号商铺的错误标示是明显的，被上诉人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审查自编2号商铺权属登记申请材料时就发现并纠正。而事实上，正是因为被上诉人疏忽大意地把错误的标示作为自编2号商铺产权登记的主要证据，才造成了2014年的测绘报告中自编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出现重叠的结果，最终致使上诉人无法按126号商铺的实际权属位置和面积对其进行产权登记。因此，自编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出现重叠部分的真正原因并非权属争议，而是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错误，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自编2号房地产权证与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对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没有主张权是错误的。自编2号铺的房地产权证书错误地登记了自编2号铺的实际位置和面积，使得自编2号铺与126号商铺存在重叠部分，致使上诉人拥有所有权的面积减少达13．9416平方米，其合法权益也因此严重受损。所以，上诉人与自编2号房地产权证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出具的平面图并未经房屋登记机构予以审查确认，上诉人也没有经房屋登记机构确认房屋四至及权属，上诉人对自编2号商铺并没有主张权。一审法院的上述观点与事实不符。事实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认定，上诉人未进行过房屋登记确认四至及权属，而是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申请按实际权属面积为126号商铺进行产权登记，但被上诉人以测绘结果得出商铺面积有重叠为由拒绝。因为自编2号商铺的错误登记已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上诉人对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拥有主张权，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对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没有主张权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自编2号房地产权证与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对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没有主张权是错误的。因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78号行政裁定，指令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登记2号商铺至伍妙莉名下为司法协助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上诉人登记2号商铺为司法协助行为，登记的涉案商铺面积及四至与第三人提供的申请登记材料及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内容一致。1．被上诉人根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伍妙莉将涉案2号商铺登记在其名下属于司法协助行为。2．被上诉人经审查伍妙莉提交的申请书、《房地产测绘分户图》、《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身份证明及委托书、房地产权属证明书、《广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大新路大新大厦地段拆迁回迁补偿协议》、(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408号《民事调解书》、完税证明等申请材料，核准对涉案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核准登记面积为建筑面积53.0073㎡，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44.8508㎡，与伍妙莉提供的申请登记材料记载面积一致，登记面积四至与伍妙莉提供的2011年4月15日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成果中的《房地产分户图》记载的房屋面积四至相同。3．被上诉人对涉案2号商铺的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登记程序，对涉案房屋面积及位置等的登记亦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与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要求协助申请人进行2号商铺产权登记的内容相一致。综上，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本质上属于司法协助行为，协助登记内容与协助执行通知要求的内容一致。(二)一审法院将本案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适用法律依据是正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二条“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规定，一审法院裁定被上诉人根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协助伍妙莉办理相关涉案房产的登记发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规定，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时应当综合考虑其规定，既要考虑第一条的一般性规定，更要考虑第二条的特殊性规定，不能用一般性条款规定否定特殊性除外规定。总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二条的规定，依法裁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而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法律适用没有问题。(三)涉案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出现重叠是由于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于2011年出具的测绘结果和2014年出具的测绘成果报告不一致导致，与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无关。1．比较2011年和2014年的测绘成果，可以发现，涉案2号商铺所在的首层平面布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分割出了138号、136号、126号、124号、120号、118号、116号等多个在2011年的测绘成果中不存在的商铺，且2号商铺的边长也发生了变化，并不排除在2011年登记之后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根据登记方面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自然状况发生变动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而不能认定2011年的登记错误。2．上诉人提供的126号商铺测绘结果是其单方对自身财产面积的测绘，这与被上诉人登记的2号商铺的测绘结果没有关系。虽然两者都是相关机构根据测绘时的房屋现状作出的测绘结果，但被上诉人是根据伍妙莉申请登记时提供的2011年的房屋当时的测绘结果和面积及其他申请文件依法进行的登记行为，这与126号商铺的测绘毫无关联性，何况126号商铺的测绘及权属等并不在被上诉人最初对2号商铺登记审查范围。总之，被上诉人为涉案房屋进行面积、位置等的登记是依据伍妙莉堤供的申请材料及2011年的房屋测绘成果报告，事实充足，程序合法。至于2014年的房屋测绘成果报告与伍妙莉提供的2011年房屋测绘成果报告不同，出现涉案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面积重叠问题，不是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所致，与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无关。同时依据《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房产测绘成果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国家认定的房产测绘成果鉴定机构鉴定”的规定，若上诉人对两次测绘结果的面积重叠部分有异议，其应当与财贸公司协商面积异议或者委托相关房产测绘成果鉴定机构鉴定，但不能仅仅依据其提供的2014年的测绘成果报告就认为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有误。二、上诉人不是涉案2号商铺的产权人，对涉案的2号商铺没有主张权。上诉人提供的相关协议书只是证明其对126号商铺享有权利，但这部分协议约定仅仅只是上诉人与财贸公司关于拆迁补偿等的约定，同时在上诉人提交的《大新路幼儿园地段拆迁回迁安置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各层房产面积是根据双方原签订有关协议划定乙方应回迁的商场建筑面积，日后双方以广州市房管局核发的房地产证记载的产权面积为准，若上述回迁面积与房管局核准的产权面积有差额，双方同意按广州市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及原有关协议约定协商进行处理。”故上诉人若认为面积有不符合实际情况问题或有其他疑问，应当由上诉人和财贸公司协商解决，这与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无任何关联性。况且，目前126号商铺并未确权，其关于面积的约定也只是共与财贸公司的内部约定，这种约定本身属于无权约定。至于具体面积应当以房管部门核准确定的面积为准。而且，涉案2号商铺已经经过合法程序登记在伍妙莉名下，但是126号商铺并未进行产权登记，上诉人不能仅仅依据未经确认的2014年广州市房产测绘部门的测绘成果报告书对抗已经进行合法登记的2号物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涉案2号商铺的权属没有主张权是正确的。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78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据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伍妙莉答辩同意一审裁定，请求予以维持。经审查，原审裁定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2011）越法执字第1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材料，申请涉案自编2号商铺的产权登记。被上诉人经审查，根据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向原审第三人核发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280号首层自编2号铺的房地产权证。被上诉人的上述登记系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且登记的内容与与协助执行通知书一致，依照上述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与涉案房地产证存在利害关系的意见。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经合法程序取得涉案自编2号商铺的房地产权证。上诉人以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于2014年出具的平面图上自编2号商铺与126号商铺存在重叠部分、其合法权益受损害为由认为其与涉案房地产证有利害关系，但该平面图未经房屋登记机构予以审查确认，且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126号商铺经过房屋产权登记确认房屋四至及权属，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肖晓丽代理审判员  姚 伟代理审判员  孔繁华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殷松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