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民终6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同丹。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露、王艳艳，河南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汉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强，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振兴，河南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洋。上诉人林同丹、魏汉杰因与被上诉人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丹医院）、刘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2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同丹上诉请求：一、撤销老城区法院(2016)豫0302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津错误，应予以改判。一、一审已查明的部分事实如下：1、时间顺序：(1)2015年魏汉杰、刘洋、林同丹三人协商成立医院并进行筹备；（2)2015年11月26日向工商局递交成立医院申请，12月2日被核准成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3）2016年5月18日获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始医疗经营活动；（4）2016年7月20日刘洋、林同丹将股份一元转让给魏汉杰，同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三股东的公司变更为魏汉杰的一人公司；（5）2016年7月29日医院对财务帐目进行了交接，确定魏汉杰投入291万，林同丹投入178万；（6）2016年8月林同丹离开医院。（7）2016年12月28日魏汉杰将公司抵债500万元后，医院股东变更为张敏、张暄，分别认缴800万、200万，实缴400万、100万。2、股份及业务分工情况（出资期限至2045年11月26日止）：(1)工商登记及章程中魏汉杰、刘洋、林同丹分别认缴510万、390万、100万，各占股份51%、39%、10%；(2）三个股东内部约定魏汉杰全额出资，刘洋以技术出资，林同丹以管理出资，也就是说刘、林二人不需要现金出资；(3)在公司经营中，魏汉杰不参与经营，刘洋以技术为病人治疗，林同丹负责公司的筹建、经营、人事管理、资质申报等全面工作。3、医院支出472万元（含魏汉杰291万和林同丹178万）的去向：装修、外联、固定资产、购车、办理一级资质等。二、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内容如下：1、一审法院对林同丹出资义务部分的法律适用：“各股东在工商登记的认缴属于认权效能，对外部债权人在出资不到位时承担连带责任。各股东之间的约定属于设权功能，调整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对于认权效能我们没有异议，但对于设权效能的理解，明显错误：(1)该“设权”设的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而不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是共同投资的合同关系，在一方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时，另一方可以以公司或者股东的名义提起诉讼；而不是把自己投入公司的钱作为出资不实股东的替代。（2）如果一审法院的观点成立，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资金短缺时，无人敢在施以援手，因为该援助不是援助公司而是援助出资不实股东，其能否收回垫资款不是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的好转，而是出资不实股东的信誉，从今往后银行决不能为有限公司放贷，因为只要全部认缴未到位，贷款就是替股东垫资，…，因此一审的认定不仅违背公司法，而且会破坏社会的诚信制度，使道德滑坡。(3)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股东之间“林同丹不负出资义务，魏汉杰应负全部出资义务”的约定合法有效，那么对医院不负出资义务的林同丹投入医院的178万，医院凭什么不还？2、一审法院对谁取得了林同丹超出内部约定出资的利益的法律适用：“林同丹将股权一元转让给魏汉杰，医院帐面股东投资尚未达到1000万，因此医院未取得林同丹超出股东内部约定同资的利益，魏汉杰承诺自己对医院全部出资，且魏汉杰接受一元转让后，又将公司抵债并转让股权，因此魏汉杰取得了利益”显然逻辑混乱。(1)因林同丹一元转让了股份，其投入的178万忽略不计，这是什么强盗逻辑？难道把178万加入医院总帐后帐面仍不足认缴资本1000万，法院就有权支持医院昧帐？难道在魏汉杰承诺自己全部出资又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所有进入医院的钱就都是替魏汉杰出资？如此推断下去，装修、医疗设备都可以不付款，因为股东出资不到位，这些钱全替股东出资了。（2）借贷、垫资双方要达成合意，本案答辩时魏汉杰明确“从未向林同丹借过款”，质证时魏汉杰再次重审“转让的是认缴权而不是真实出资，这就明白无误地证明，林同丹和魏汉杰之间既无借贷的合意，也无垫资的想法，一审法院无中生有拉郎配。（3）公司转让，首先要清理债权债务，至今除了工商登记股东变更外，其他无任何变化，法律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不影响公司对外债务的承担，一审法院凭什么给同丹医院如此大的特权。3、一审法院对林同丹支出的合理性进行了审查：首先轿车款：通过庭审原被告均认可该车是为同丹医院经营使用，至于车现在何处，不影响当初购车为医院所用的事实，一审法院因林同丹未将车交付给医院或魏汉杰从而否定为医院购车的事实，进而否定该笔费用，显然是把车的使用情况与购车的目的混为一谈。其次89350元的办理资质处联费：医院在交接表中已认可了此笔费用，本案开庭答辩中被告未提任何异议，法院如果要审查，也是审查该费用是否必要而不是票据是否合格。三、本案历时两年，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希望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审理此案。综上，一审通过交接单已查明，林同丹共投入同丹医院178万元。林同丹现要求被上诉人将其中的78万余元予以全额退还，对另外的100万元将另案另诉予以追讨。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魏汉杰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一项，称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存在错误。1.根据股东会决议、股东内部决定、公司章程约定，上诉人林同丹负有货币出资100万元的义务。2016年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首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都载明了，林同丹负有货币出资100万元的义务，结合2016年7月20日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将自己所持的股份共计100万元以1元价格转让，可以相互印证，上诉人林同丹负有出资100万元的义务。尤其是，在一审起诉状中，上诉人林同丹认可自己负有出资100万元的义务。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林同丹不用出资，认定事实错误。2.2016年7月29日，医院对财务账目没有进行交接，更没有确定林同丹投入178万元的事实，事实上，在一审中，上诉人林同丹未能提交证据支持其投入178万元的事实，对于林同丹是否投入178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时，未能查清，以减法形式，裁判时直接避开了林同丹是否投入178万元的事实，直接谈论78万元的问题。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魏汉杰取得超出内部约定出资利益事实，存在错误。在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因为经营不善等问题，医院一直处于负债状态，这也才导致上诉人林同丹、被上诉人刘洋着急在2016年7月20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各自拥有的股权分别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答辩人魏汉杰，这足以说明当时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的经营困难及负债较多的情况，否则两位股东不会同时以一元的价格转让100万元和390万元的股权。三、上诉人以借款的法律关系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应该查明事实后支持或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确以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判决，处分了上诉人的诉权，裁判结果超出了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写明其认为其对公司的出资构成借款关系，以借贷关系要求返还，法院应该审查本案是否构成借款关系，是否支持其主张，不能通过审判将该案转换成不当得利之诉。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没有重新起诉，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错误。四、通过一审法院对红旗车费用、外联费用的查明，可以说明，上诉人林同丹对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的出资存在问题较多，是否出资到位的基本问题需要查清。上诉人林同丹认为购买红旗车支出的199840.13元属于对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的出资或投入，但实际查明，该红旗车未登记在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名下，也未交付洛阳同丹中医院有限公司使用。不能视为对医院的投入，但是一审法院在查明红旗车费用的情况下，未能查明上诉人所提交的财务数据上，其他财务支出的实际情况也都需要核实。只有上诉人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才存在讨论是否超出出资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同丹中医院辩称：林同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且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与真实情况不符，其要求同丹医院退还78余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林同丹具有出资100万元的法定义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林同丹在一审中的自认以及一审庭审的多次明确，林同丹具有作为股东出资100万元的义务，并非魏汉杰独自出资；2.林同丹未完成其对投入178万余元的举证责任，一审中林同丹提交的交接表、收支明细表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并且单凭交接表、收支明细表难道就能直接证明林同丹进行了出资吗？难道就能够证明178万余元的来源与出处吗？很明显林同丹并未完成举证责任，林同丹是采用倒推的方式来确定其出资金额是错误的，并且其倒退方式所依据的交接表、收支明细表不具备客观真实性；3.林同丹未能举证证明其完成了出资100万，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同丹医院有权要求其有出资义务，其次同丹医院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在股东全面出资100万元之前，各股东之间存在出资义务的连带责任，假设林同丹实际出资178万元，扣除100万元后，剩余的78万余元林同丹以不当得利要求同丹医院返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刘洋辩称，本人没有参与医院的任何经营，不了解其中真相，只参与公司登记和转让股份，其他的不清楚。魏汉杰上诉请求：撤销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2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本案证据和被上诉人林同丹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同丹医院系上诉人、被上诉人林同丹和刘洋共同出资成立，《一审判决书》关于上诉人“独资出资”成立同丹中医院，被上诉人林同丹“对同丹医院进行管理，拥有10%管理股”；刘洋以刘建富治疗肛肠的技术入股，拥有39%的技术股”的认定事实不清，并为本案最终的错误判决“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首先，被上诉人林同丹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再三表明他是实际出资股东并全额缴纳了100万元出资额。其次，被上诉人林同丹在同丹医院筹建前后按月领取高额的管理人员工资，并不存在“管理入股”的事实。其三，刘洋没有技术入股，而是应当现金出资而未缴纳出资。最关键的是，《一审判决书》对上述基本案情的混淆和颠倒，减轻了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100万元股东出资款来源、去向和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按照被上诉人林同丹的主张，他是出资股东，除了出资100万元还在“出资之外”垫付了782660.53元，换言之，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必须是建立在其主张的1782660.53元为真的前提之下，最低条件是100万元出资义务已经完成。如果林同丹出资不足其所说的100万元或者拿不出证据证明已缴清出资的话，即便他有一定资金投入，也仅产生“继续补缴出资”的股东瑕疵出资法定义务，“超出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审之错在于对被上诉人林同丹自认的、上诉人甚至无需另行举证的事实避而不谈，不审前提审后果，断章取义“直接拿782660.53元来说事儿”，这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偏袒了被上诉人一方。二、被上诉人林同丹果真如其所说“总计投入医院1782660.53元”了吗？1、对于向同丹医院投入1782660.53元资金，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被上诉人林同丹说不清楚，《一审判决书》也没有让人看个明白。2、(1)《一审判决书》用“该《支出明细》上显示的同丹医院在2016年6月27日前的支出总额4724228.86元，减去林同丹认可的上诉人出资2907474.5元和财务交接时的现金1131.53元，得出了1782660.53元的资金差额”做为林同丹的出资数额，上诉人首先要说前三个数字相减得出的数字是1815622.83元，1782660.53元这个数字不知从何而来？（2）证明股东出资不应当使用这种逆运算的方法倒推，即使在假定《支出明细》上的支付项目不需要客观证据来印证、“都真实发生无争议”的情况下，将同丹医院“支出的款项”等同于被上诉人林同丹个人支出的款项也是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3）上诉人是同丹医院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是上诉人的哥哥魏文立，上诉人只是代持魏文立的股份，上诉人名下的出资全部由魏文立筹措，并直接或者间接转给被上诉人林同丹，也有当面给的现金或直接支付的同丹医院开支等情况。据魏文立说，他已经交付出资大约在390万元左右，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只承认了291万元，《一审判决书》对上诉人方的出资额少认定了约100万元。按照《支出明细》第1页“款项来源”一栏中的数据，截止2016年6月27日，股东实缴出资总额应为4690135.03元，但是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接表》第4项中又显示，截止2016年7月26日，同丹医院的实收资本为3387366.11元，两者间的相互矛盾即是这一争议问题的反映。因此，在对上诉人实际出资数额认定不清的情况下，这种逆运算方法更值得商榷。三、在被上诉人林同丹滥用同丹医院管理权，职务侵占和转移、隐瞒医院资产导致医院付不起到期房屋租金，拖欠人员工资，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林同丹抽身离开医院，并未向上诉人交接过同丹医院的管理事务以及任何资料、物品。上诉人也没有不当得利，一元股价接过的不是利益，而是瀕临倒闭的一个烂摊子和高额债务。四、另对《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15、16行的事实认定，即“2016年12月28日，魏汉杰将同丹医院抵债权500万元后，将同丹医院股东变更为张敏、张瑄”，这一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和张瑄、张敏之间不存在5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更没有股权折抵债权500万元的约定。上诉人当时也是在同丹医院负债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以1元价格将股权转让给张敏、张瑄。一审法院作此认定没有根据，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林同丹辩称，1.林同丹对同丹中医院出资178万元的事实，不是林同丹的自认，而是有林同丹，同丹中医院的前会计刘艳红，同丹中医院的继任会计黄夏岚、财务总监张勤，一起查账后办理的交接，现在所有的账册都在同丹中医院保管，一审时，林同丹曾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同丹中医院调取相关凭证，但同丹中医院拒不提供，如此重要的凭证，同丹中医院说没有就没有，其实还是不敢拿出来，说明这些证据对同丹中医院不利，他们拒不提供；2.一审已经查明魏汉杰（魏平立等）是以约500万元的价格将同丹中医院转让给了现任法人张瑄、张敏，一审庭审时张瑄到庭，也对债务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张瑄、张敏所接手的同丹中医院是一个已经成型可以正常运营的中等规模的医院，而并非魏汉杰所说的烂摊子，一审时，法院曾组织当事人到同丹中医院现场查看，同丹中医院指出装修有部分瑕疵以外，对于所有的装修部分、办公用具、医疗设备、人员工资等都是林同丹在管理医院期间购置并出资的这一事实并没有否认。综上，请求驳回魏汉杰的上诉。同丹中医院辩称，魏汉杰上诉状所说的事实与理由反映了真实情况，同时我方认为二审法院应当对林同丹是否完成了出资，以及林同丹所称的投入了178万余元的真实性予以查明。刘洋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其他的。魏汉杰上诉理由不成立，要求维持原判。林同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同丹医院偿还原告垫付的公司经营款项782660.53元及利息（从2016年7月29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2、被告魏汉杰和刘洋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底，魏汉杰、林同丹、刘洋三方协商，由魏汉杰独资出资拥有51%股份、林同丹对医院进行管理，拥有10%的管理股，刘洋以刘建富治疗肛肠的技术入股，拥有39%的技术股，成立同丹医院。相关的筹备工作和业务经营等由林同丹负责。2015年11月26日，魏汉杰申请设立同丹医院，并提交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载明：同丹医院的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自然人股东有魏汉杰、刘洋、林同丹，魏汉杰为法定代表人，各股东之间的股权比例显示魏汉杰出资额51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的51%，刘洋出资额39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为39%，林同丹出资额10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为10%，三股东出资时间2045年11月26日前。并约定了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公司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等内容。2015年12月2日，同丹医院经核准成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后同丹医院开始租赁装修房屋、购买设备等进行筹备工作。2016年5月18日，公司获取了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开始了医疗经营活动。2016年7月20日，同丹医院申请变更公司登记，并提交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显示林同丹、刘洋将持有的股份均同意以一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魏汉杰，同丹医院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2016年7月23日，同丹医院经核准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魏汉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2016年7月29日，林同丹与同丹医院对公司账目进行了交接，从双方会计、出纳签字的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中显示，医院支出明细为4724228.86元，减去魏汉杰的支出2907474.5元，加上财务交接时的1131.53元，林同丹总计投入医院1782660.53元。在该支出明细中其中装修费用已付明细2229284元，外联费用已付明细111350元，固定资产已付明细788209.33元是大额支出。其中在2016年4月25日林同丹分5笔支出外联费用89350元（无票）用于请吃饭、买茶叶等来办理一级资质。同日，林同丹又用公司资产购买红旗车支出199840.13元费用，红旗轿车登记在魏平立名下。2016年12月28日，魏汉杰将同丹医院抵债权500万元后，将同丹医院股东变更为张敏、张瑄，工商登记上显示，张敏认缴出资800万元，实缴出资400万元、张瑄认缴出资200万元，实缴出资1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45年11月26日。本案审理中，原告林同丹明确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的民事权利。原告林同丹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首先在于如何认定原告林同丹对被告同丹医院的出资义务。工商登记中记载的各股东认缴出资数额，是对公司章程中各股东认缴出资的确认，所具有的是认权效能，调整的是各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和各股东出资不到位时对公司外部债权人在认缴出资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公司章程之外各股东对公司出资数额的约定，是各股东实际对公司出资义务和所享有股权的约定，所具有的是设权功能，调整的是各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发生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股东出资数额与股东之间实际约定的各股东出资数额不一致时，就应当区分纠纷是发生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与外部债权人之间或者股东与股东之间，对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就应当以股东之间的实际出资约定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中，在被告同丹医院筹建时，原告林同丹、被告魏汉杰和刘洋即已口头约定由被告魏汉杰全部出资，占公司股权的51%，被告刘洋以技术入股，占公司股权的39%，原告林同丹是管理股，占公司股权的10%。因此，就原告林同丹、被告魏汉杰和刘洋的内部约定，原告林同丹对被告同丹医院不负出资义务，被告魏汉杰对被告同丹医院负全部出资义务；其次在于认定何人取得了原告林同丹超出内部约定出资的利益。截止到原告林同丹、被告刘洋将各自股份分别以一元转让给被告魏汉杰，被告同丹医院账面显示的股东投资尚未达到1000万元，因此被告同丹医院并未取得原告林同丹超出股东内部约定出资的利益。被告魏汉杰承诺自己对被告同丹医院全部出资，且在原告林同丹、被告刘洋将各自股份分别以一元转让给其后，又将被告同丹医院折价500万元抵债并转让股权，因此被告魏汉杰取得了原告林同丹超出内部约定出资的利益；第三在于如何认定原告林同丹为管理被告同丹医院支出费用的合理性。原告林同丹主张的为被告同丹医院经营需要垫付的782660.53元中，购买红旗轿车支出的199840.13元，因该红旗轿车并未登记在被告同丹医院或者被告魏汉杰的名下，且原告林同丹也不能举证证明将该车交付给被告同丹医院或者被告魏汉杰，故该购车款不能认定为原告林同丹为管理被告同丹医院支出的费用。原告林同丹以办理被告同丹医院资质证为名支出的外联费用89350元，不具有合理性，故该费用不能认定为原告林同丹为管理被告同丹医院支出的费用。综上，原告林同丹主张为管理被告同丹医院事务支出费用1782660.53元，仅对其中782660.53元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属行使自身的诉讼权利，对其中493470.4元（782660.53元-89350元-199840.13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林同丹要求按年利率6%支付该款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该款的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原告林同丹为管理被告同丹医院事务支出的费用系在一段时间内陆续支付，故计息起始的时间应为原告林同丹与被告同丹医院进行财务交接的次日，即2016年7月30日为宜。对上述款项及利息原告林同丹要求被告同丹医院予以返还，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魏汉杰实际取得了该部分利益，应当由被告魏汉杰予以返还。其以被告刘洋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为由，要求被告刘洋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原告林同丹、被告魏汉杰和刘洋之间对被告同丹医院出资的实际约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魏汉杰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林同丹垫付款493470.4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该款自2016年7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林同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26元，林同丹负担4296元，魏汉杰负担733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1.2016年7月29日，林同丹与同丹医院对公司账目进行交接，同丹医院交接表载明：交接内容“…（4）货币资金1131.5元。（7）截止2016年6月27日之前所发生的支出明细表一套（附件：明细支出写明凭证编号），电子表格。（8）截止2016年6月27日之前所发生支出原始单据（原始单据所列数据与第7条支出明细表所列金额一致）……”。该收支明细表显示：“同丹医院已付明细为4724228.86元，截止2016.6.27林院长投入1782660.53元，2016年5月收入4664.64元、2016年6月27日止收入29060.72元、开业收礼金1500元。同时备注有（2016.4.10-2016.6.27原始单据已收到）”。同丹医院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上均有前任会计刘艳红、出纳黄夏岚及监交人张勤的签名。2.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到同丹医院查询林同丹、魏汉杰和刘洋出资的原始会计凭证，同丹医院称“医院现存的只有2016年7.8月份以后的会计凭证，7.8月份接手后又聘请了一批会计人员，以前的会计人员都不在了，医院也没有以前的会计凭证。”本院认为，林同丹主张对同丹医院除支付100万元出资款外，另垫资782660.53元，要求同丹医院偿还其垫付的公司经营款项782660.53元。关于本案林同丹实际出资数额的认定问题。因2016年7月29日同丹医院的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上均有会计、出纳及监交人员的签名，且同丹医院认可收到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故本院对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交接表及收支明细表的记载，同丹医院付出明细为4724228.86元，则计算林同丹的出资应减去魏汉杰的支出2907474.5元及医院2016年5、6月收入、礼金35225.36元，加上财务交接时的现金1131.53元，林同丹总计投入医院资金数额为1782660.53元，与收支明细表显示截止2016年6月27日林同丹投入医院的资金数字1782660.53元一致，本院依法认定林同丹对同丹医院的出资数额为1782660.53元。鉴于同丹医院筹建时，林同丹、魏汉杰和刘洋已协商由魏汉杰全部出资，占公司股权的51%，刘洋以技术入股，占公司股权的39%，林同丹是管理股，占公司股权的10%。一审认定魏汉杰对同丹医院负全部出资义务并无不当。现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魏汉杰实际出资额为2907474.5元，魏汉杰承诺自己对同丹医院全部出资，且在林同丹、刘洋将各自股份转让给其后，魏汉杰又将同丹医院折价500万元抵债并转让股权，因此魏汉杰取得了股东超出内部约定出资的利益。根据法律规定，魏汉杰作为未能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魏汉杰应对林同丹的垫付资金承担还款责任。林同丹上诉主张购买红旗轿车支出的199840.13元及外联费用89350元应视为其出资款，因该红旗轿车并未登记在同丹医院或者魏汉杰的名下，且林同丹未能举证证明将该车交付给同丹医院，本案林同丹亦未能证明为同丹医院花费外联费用的合理及必要性，故一审未将购车款及外联费用认定为林同丹对医院的支出费用，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林同丹、魏汉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上诉人林同丹负担5638元，上诉人魏汉杰负担870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于 磊审判员  邢 蕾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