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2民初10619号原告：赵绿深，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肇源县，住天津市津**。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宇腾，天津瀚洋（津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丽凤，女，199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黑龙江省肇源县，现住天津市津**。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宇腾，天津瀚洋（津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艳军，男，1976年2月8日出生，蒙古族，农民，户籍地：河北省××自治县银窝沟乡××号，现住天津市津**。原告赵绿深、赵丽凤与被告赵艳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绿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宇腾、原告赵丽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宇腾、被告赵艳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902.55元、交通费6700元、死亡赔偿金308100元、丧葬费255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393262.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赵绿深系孙艳文的丈夫，原告赵丽凤系孙艳文的女儿。2019年9月14日。孙艳文经王某介绍到被告位于天津市津南区××镇××村的花圃工作。2019年9月15日孙艳文在花圃工作时突发疾病倒地，被告随后拨打120，孙艳文经120抢救无效死亡。后经医院诊断为猝死。二原告认为，被告雇佣孙艳文从事花圃整理工作，依法应对孙艳文从事雇佣工作中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二原告呈讼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二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医疗费为2745.99元，各项费用总计393105.99元。被告赵艳军辩称，死者孙艳文经王春艳介绍，于2019年9月15日到被告亲戚王浩承包的位于天津市津南区××镇××村的花卉大棚找工作。当天早晨7：30分到达，大约八点多哮喘发作，随后由被告拨打120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不治身亡。死者孙艳文从来到大棚到送走就医约经历一个多小时，期间被告给其介绍意向工作内容，共三项。第一项是观看他人插铁线，其间孙艳文未动手；第二项是观看他人整理花木，其间孙艳文动手试了试：第三项是整理绳子，孙艳文曾动手试了试。上述三项工作，每项约15分钟。之后被告发现孙艳文来到5号温室门口处向口腔内喷治疗哮喘的药物，被告方得知其有哮喘后表示不能雇佣，让其回去。之后大约20分钟，听介绍人王春艳说孙艳文哮喘症状严重了，被告得知后马上探视并拨打120送孙艳文就医。被告认为二原告诉讼对象不明，诉求依据不明，诉求内容没有法律依据。首先，被告仅系代王浩打理其承包的花木大棚，二原告即使是欲基于雇佣关系提出诉求，亦不应列赵艳军为被告。由于王浩承包大棚并非公司行为，亦不是个体工商户行为，二原告因主体不适格而无权基于工伤保险法律规范的规定主张赔偿；其次，即使主张个人雇佣关系，亦不成立。孙艳文到大棚来找工作，双方尚处于各自发出邀约的阶段。当发现孙艳文有哮喘病史并表现不适后，被告已经做出了不适合继续工作的结论，被告代王浩与孙艳文商量的雇佣关系未成立；再次，二原告若是基于侵权而主张的赔偿主张亦不成立。被告及王浩及当时在场的人员，均未对孙艳文施加任何侵权行为。孙艳文的哮喘病发作与被告及其业主方人员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未发生违法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基于以上事实，被告认为二原告提出的赔偿诉求既不符合工伤保险法律规范，亦不符合合同法律规范，更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孙艳文身故系由于其既有的哮喘病发作而引发的偶然事件造成。被告方面对突发、偶然事件，已经采取了及时施救措施，被告及业主王浩都不应再对孙艳文的身故承担法律责任，故被告请求法庭判决驳回被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孙艳文死亡时间2019年9月15日10：06分，死亡原因为猝死；证据2．居民户口簿一册，证明二原告与死者孙艳文的亲属关系；证据3．肇源县三站镇宏大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肇源县公安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一份，证明死者孙艳文的父母均已经去世；证据4．担架车费收据一张，证明二原告将死者孙艳文拉回老家花费的车费；证据5．天津市医疗门诊收费费票据4张、处方笺1张，证明抢救死者孙艳文是产生的费用；证据6．原告赵丽凤及其丈夫与被告的对话录音，证明死者是经王春艳介绍到被告的花圃工作，工作了半个小时，且被告明确表示花圃归其管理，证明被告是孙艳文的雇主。经质证，被告对二原告提交的证1、2、3、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4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死者孙艳文让王春华带其去被告的花圃干活，本院依法准许：王某称：其叫王某，但家里人都叫其王春艳。其称当时被告管理的花圃缺人，被告让其找人来干活。其就找到其姐姐的亲家孙艳文，问她干活吗，她说干。2019年9月15日早晨七点半就去其二人找被告，被告让我们在9号棚用酒精擦花梗，擦了大约半小时，然后孙艳文就和被告出去了，去三号棚干活，具体干什么不清楚。等孙艳文犯病的时候，孙艳文的女儿给其打电话，说孙艳文犯病了，其就去找孙艳文了。当时发现孙艳文在5号棚外面，说喘不上气，其就给被告打电话，但是他手机关机，其问孙艳文能不能走，她说不能走，就给她背出去了，然后其找到被告，被告称让其送孙艳文回家，不用她了。后被告欲开车送孙艳文看病，但是孙艳文不能上车其就让被告打120，被告用王某的手机打的120，然后被告就去接120了。其就跟死者在那等，在120来之前孙艳文还可以说话，但是120来了就不能说话了。王某称，其只知道被告在花圃行使管理权，其劳动报酬为每天105元，均是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或现金方式支付了，其并不认识王浩。其之前只是听说过孙艳文有哮喘病，但是具体有没有不清楚。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王某证言均没有异议。本院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确认以下事实：孙艳文系原告赵绿深的丈夫，系原告赵凤丽的母亲。被告赵艳军管理的坐落了天津市津**××镇××村的花圃因缺人，故被告让案外人王春艳（系王某）找人来干活，王某找到其亲家的姐姐孙艳文，经孙艳文同意后，二人于2019年9月15日早晨七点半到吕坨子村花圃找到被告。工作了半个小时后孙艳文哮喘病发作，被告拨打120，孙艳文的家属也赶到，并将孙艳文抬上120，送往天津市津南医院，后孙艳文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10时6分，诊断死亡原因为猝死。后原被告双方协商赔偿事宜无果，故二原告呈讼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本院争议焦点为：一、孙艳文与被告是否为雇佣关系。根据原、被告当庭陈述，孙艳文已与被告就工作内容、报酬及时间达成协议，并实际为被告从事雇佣工作，因此，双方已构成雇佣关系。二、孙艳文死亡是否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原告当庭认可孙艳文死亡原因系哮喘引起，而哮喘系孙艳文长期慢性疾病，原告亦无证据证实该疾病系因与所从事工作引起，因此，孙艳文对其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以90%为宜。孙艳文死亡与虽与被告提供的工作无关，但被告在发现孙艳文发病后，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孙艳文死亡，亦应承担一定责任，以10%为宜。被告赵艳军抗辩称其系代案外人王浩管理大棚，并受雇于王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作为孙艳文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作为赔偿权利人主张权利。关于二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标准及赔偿数额，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予以确定：1.医疗费，根据门诊收费票据，原告共产生医疗费2,535.99元，本院予以支持；2.交通费6,700元，凭票，本院予以支持；3.死亡赔偿金，孙艳文系农民，本院以2018年天津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65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二原告主张308,1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丧葬费25,560元，二原告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精神损失费50,000元，二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342,895.99元，故被告赵艳军应赔偿二原告10%的损失为34,289.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艳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赵绿深、赵凤丽各项损失34,289.6元；二、驳回原告赵绿深、赵凤丽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6元，减半收取计1,133元，由二原告负担1,034元，被告负担99元，此款二原告已向本院预缴，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此款给付二原告。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长祥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卿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