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渝民申9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新大洋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法定代表人：顾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来，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浪，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欧阳勇，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熹，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光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陈光翰。一审第三人：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法定代表人：吴旭。一审第三人：海南广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贸区法定代表人：金文瀚，该公司董事长。一审第三人：重庆名扬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法定代表人：谭刚。一审第三人：北京嘉溢华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王承瑞。再审申请人重庆新大洋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洋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欧阳勇，一审第三人上海光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瀛公司）、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信公司）、海南广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生公司）、重庆名扬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扬公司）、北京嘉溢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溢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6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新大洋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即1999年4月20日新大洋公司章程系伪造。嘉溢华公司从未在该章程上加盖印章，真实印章尺寸明显更大。（二）提供的两份新证据，即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均否认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欧阳勇，足以推翻欧阳勇所持有的两份《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三）即使欧阳勇举示的《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系光瀛公司和协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证明载明依照1999年3月1日股东会决议办理有关工商变更手续。是否存在该股东会决议及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均未查明。欧阳勇也未向法院提供《股份转让协议》，无法得知是否对股权转让或股权变更设置附加条件。（四）欧阳勇与光瀛公司、协信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即使存在股权转让行为，该行为也因剥夺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五）即使欧阳勇与光瀛公司、协信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也只能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光瀛公司、协信公司，要求其履行协议，无权直接起诉新大洋公司确认其股权。（六）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涉案纠纷发生在1999年3、4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1993年版公司法。二审适用现行公司法审理本案明显错误。综上，新大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欧阳勇主张从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处受让取得新大洋公司股权，要求确认其为新大洋公司股东，为此举示了：1、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分别于1999年3月6日、1999年4月22日向新大洋公司董事会出具的两份《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其中，光瀛公司向新大洋公司董事会出具的《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载明：根据光瀛公司与欧阳勇1999年3月1日所签《股份转让协议》，该公司已于同月4日收到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转让金，该公司不再持有新大洋公司的股份，请求新大洋公司根据本函件及1999年3月1日新大洋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光瀛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协信公司向新大洋公司董事会出具的《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载明：根据协信公司与欧阳勇1999年4月19日所签《股份转让协议》，该公司已于同月22日收到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转让金，该公司不再持有新大洋公司的股份，请求新大洋公司根据本函件及1999年3月1日新大洋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协信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公章。2、1999年4月20日嘉溢华公司、广生公司、名扬公司和欧阳勇制订的新大洋公司章程。该章程载明：公司股东为嘉溢华公司、广生公司、名扬公司和欧阳勇，其中嘉溢华公司、广生公司、名扬公司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欧阳勇以其出资额660万元，持有新大洋公司41.25%的股份。该章程同时对股东的权利义务、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进行了规定，尾部由嘉溢华公司、广生公司和名扬公司加盖公章。3、2005年11月5日广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新大洋公司于1997年11月成立时，所有股东都未实际出资，验资资金由欧阳勇解决。登记于广生公司名下的25%股份系公司代欧阳勇持有，该股份实际由欧阳勇享有。1999年3月召开股东大会，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光瀛投资公司和协信公司将其所持股份转让给欧阳勇，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于同年4月形成了新的公司章程。欧阳勇举示的这些证据均为原件，且加盖有相关公司的公章，其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光瀛公司和协信公司认可与欧阳勇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原新大洋公司全体股东中，除转让股权的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外，其余股东嘉溢华公司、广生公司、名扬公司均通过在新的公司章程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放弃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认可欧阳勇的新大洋公司股东身份。在欧阳勇已举证证明其通过受让形式继受取得新大洋公司的股权，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欧阳勇享有新大洋公司41.25%的股权，判决由新大洋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无不当。新大洋公司称1999年4月20日新大洋公司章程系伪造，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新大洋公司提交的光瀛公司和协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光瀛公司和协信公司虽否认将持有的新大洋公司股权转让给欧阳勇，但均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否认其之前向新大洋公司董事会出具的两份《股份转让金收到证明》的真实性，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欧阳勇和新大洋公司举示的所有证据中均未显示《股份转让协议》和1999年3月1日新大洋股东会决议对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向欧阳勇转让股份设置了附加条件，新大洋公司仅因欧阳勇未提供《股份转让协议》和1999年3月1日新大洋公司股东会决议就作出对欧阳勇不利的猜测，缺乏依据。至于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以前的民事行为或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早施行时间为1994年7月1日，本案中光瀛公司、协信公司和欧阳勇之间转让股份的行为发生在1999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以后发生的民事行为，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新大洋公司对上述司法解释理解有误，其提出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新大洋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胡翔代理审判员  谢玥代理审判员  王洋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