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民再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青园南路150号。法定代表人：管学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耘，江苏辰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芳，江苏辰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号时代广场*号楼14F。负责人：吴波，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中，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江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商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1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顺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耘、沈芳，瑞江所负责人吴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中、蒋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顺通公司申请再审称，顺通公司因王治国、戴文君借贷纠纷案，委托瑞江所作为诉讼代理人，并向瑞江所支付了60万元代理费，银行汇款的来源和去向记录可以清楚地证明资金流向情况。该案处理过程中，瑞江所同时代理戴文君和顺通公司，在执行委托事务中实施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顺通公司已经解除与瑞江所的委托代理关系，瑞江所应当返还代理费。顺通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再审。瑞江所辩称，瑞江所收到的60万元是基于瑞江所与戴文君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之间的非诉案件代理关系所支付的费用，与顺通公司没有关系。瑞江所与顺通公司之间是诉讼代理关系，与戴文君及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之间是非诉案件代理关系，两者不存在利益上的冲突，瑞江所没有损害顺通公司的利益。顺通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顺通公司与瑞江所的委托代理关系解除；由瑞江所返还60万元给顺通公司；诉讼费由瑞江所承担。瑞江所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要求顺通公司支付瑞江所应收代理费314600元，并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文君于2012年5月24日以江苏君逸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君逸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文君）的名义向王治国借款3000万元，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24日，由戴文君、段勇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到期后，戴文君、君逸公司未能归还上述借款。同年9月11日，戴文君向王治国出具还款计划一份，并在还款计划上加盖了顺通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分公司）的印章。逾期后，戴文君未能还款。王治国于2012年11月2日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将戴文君、君逸公司、顺通公司及常州分公司等列为被告，要求各被告归还30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下简称王治国借贷案）。宜兴市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顺通公司于同年11月11日出具授权委托书给瑞江所，瑞江所指派陆建中、曹磊律师作为该案顺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瑞江所接受委托后代表顺通公司参加该案诉讼，向法院表示同意调解。2012年11月13日，陆建中律师代表顺通公司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顺通公司对3000万元借款、利息及律师费1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顺通公司得知情况后，认为陆建中在不作任何抗辩的情况下，擅自代表顺通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损害了公司利益，分别于11月21日、22日向瑞江所和宜兴市人民法院发出书面通知，解除陆建中、曹磊的代理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11月6日，瑞江所与戴文君、常州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瑞江所指派陆建中、曹磊律师作为戴文君、常州分公司民间借贷债务清理事项的代理人，处理与常州、宜兴民间借贷债务的对账、还息等的谈判、签约非诉法律事务，约定代理费100万元。同年11月13日戴文君委托顺通公司通过郑建全个人银行卡汇给瑞江所60万元代理费，该所向常州分公司开具了金额为60万元的发票。戴文君于2010年5月18日与顺通公司及顺通公司驻常州等监管机构签订了“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郑建全系顺通公司员工，由顺通公司委派到常州分公司负责监督管理账务账目。一审法院认为，顺通公司于2012年11月11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与瑞江所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应认定合法有效。陆建中律师根据授权范围代表顺通公司出面调解，与王治国达成了还款协议，顺通公司并未因该案受到任何经济损失。瑞江所在代理过程中不存在与戴文君恶意串通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60万元系根据戴文君授意下支付的，并非顺通公司支付给瑞江所的代理费，顺通公司要求退还6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顺通公司已发出了解除通知书并通知了法院，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解除。鉴于双方对代理费约定不明，对于瑞江所要求顺通公司支付代理费3146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瑞江所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顺通公司负担，反诉费3010元，由瑞江所负担。顺通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顺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案涉60万元应为戴文君及常州分公司支付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项下费用，顺通公司基于与瑞江所之间的代理关系要求返还60万元代理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顺通公司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案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王治国借贷案系因君逸公司向王治国借款3000万元未还而引发，戴文君是君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该借款的担保人。借款逾期后，戴文君利用与顺通公司存在“常州分公司经营承包考核协议”的便利，在顺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向王治国出具的还款计划上加盖了常州分公司印章。常州分公司系顺通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王治国持还款协议于2012年11月2日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要求君逸公司、戴文君、顺通公司等归还30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当日，宜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2012年11月11日，顺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给瑞江所，委托瑞江所作为王治国借贷案顺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并提出公司账户不要被查封，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顺通公司于11月13日汇款60万元给瑞江所，该款是通过顺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如东支行的账户（账号为32×××86）转帐到会计郑建全的银行卡，郑建全当即转汇60万元到瑞江所的账户。郑建全系顺通公司派驻到常州的会计。郑建全证实该款系顺通公司安排其汇给瑞江所。瑞江所接受顺通公司委托后指派陆建中、曹磊律师作为顺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陆建中律师于同年11月12日在宜兴市人民法院官林法庭签收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财产保全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并向法院表示同意调解。次日（11月13日）晚20时许，陆建中代表顺通公司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顺通公司对3000万元借款、利息及律师费1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调解协议需要加盖常州分公司的印章，顺通公司由此得知情况后，认为陆建中在不作任何抗辩的情况下，擅自代表顺通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损害了公司利益，分别于11月21日、22日向瑞江所和宜兴市人民法院发出书面通知，解除陆建中、曹磊的代理权。另查明，戴文君在王治国借贷案中向法院所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地址为瑞江所。瑞江所作为顺通公司诉讼代理人未向法院提出程序和实体方面的抗辩，即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瑞江所就该调解协议的内容征求过顺通公司意见。因顺通公司对协议及时提出异议，协议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此后，王治国借贷案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王治国撤回对顺通公司及常州分公司的起诉，法院已裁定准许。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60万元是不是顺通公司基于委托关系付给瑞江所的代理费;2.瑞江所在从事委托事务中是否存在损害顺通公司利益的行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60万元应为顺通公司基于委托关系支付给瑞江所的代理费。首先，银行汇款记录能够证明顺通公司通过银行汇款60万元到瑞江所帐户，瑞江所收到的60万元资金来源于顺通公司。经办人郑建全是顺通公司的会计，并非戴文君聘用的常州分公司会计，郑建全证实该款是顺通公司安排其汇给瑞江所。因此，郑建全的汇款行为系其作为顺通公司会计的职务行为，应由顺通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顺通公司于2012年11月11日与瑞江所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11月13日通过银行将代理费汇给瑞江所，付款时间与委托关系成立时间相吻合。第三，顺通公司在得知法院将要查封公司账户后，考虑到如果账户被查封会影响生产经营，因情况紧急，在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尚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情况下，为了让瑞江所尽快开展工作，向瑞江所支付代理费，符合常理。第四，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关于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相关规定，王治国借贷案诉讼标的达3000万元，委托事项中包括避免公司账户被查封等内容，顺通公司向瑞江所支付代理费60万元，符合相关计费规定。最后，瑞江所主张该60万元系基于其与戴文君及常州分公司之间签订的非诉案件代理合同所付款项，并非顺通公司支付的代理费。但瑞江所不能证明60万元系戴文君及常州分公司支付，也不能证明戴文君委托顺通公司付款的事实，瑞江所开具的发票虽然抬头是常州分公司，但该发票系其单方制作，不能推翻顺通公司付款的事实，故其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可以认定顺通公司向瑞江所支付了60万元代理费。瑞江所认为顺通公司未付代理费，要求顺通公司支付314600元代理费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瑞江所在执行顺通公司委托事务中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首先，在王治国借贷案中，顺通公司并非借款人或担保人，本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戴文君因不能归还借款，在顺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还款计划上加盖常州分公司印章，而常州分公司是顺通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瑞江所在该案中既未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也未就相关情形是否构成债务加入提出抗辩，而是在签收法院应诉通知的第二天即签订调解协议由顺通公司对君逸公司所欠3000万元的巨额债务承担还责任，明显损害了顺通公司利益。其次，瑞江所主张签订调解协议时顺通公司对协议内容是同意的，但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主张。相反，顺通公司得知情况后即向法院提出异议，并发出解除委托关系的通知书。可见，顺通公司不同意该调解协议的内容。最后，瑞江所抗辩称签订调解协议是为了防止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避免顺通公司账户被查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瑞江所并未向顺通公司建议以提供担保的方式避免财产保全，且签订调解协议并不当然产生避免顺通公司账户最终被法院查封的法律后果，故该抗辩不能成立。综上，尽管调解协议最终未生效，但瑞江所在执行委托事务中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顺通公司解除委托关系后要求返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成立。另外，瑞江所在本案再审期间向本院提出由法院调取陆建中与曹国祥的通话记录，并向戴文君及王治国借贷案承办法官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认为，瑞江所应当对其抗辩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主要争议是瑞江所是否应当向顺通公司返还代理费，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陆建中与曹国祥的通话记录不属于人民法院在普通民事诉讼案件中调查取证的范围。对于瑞江所要求法院向戴文君调查取证的申请，经查，公安机关和瑞江所已经分别向戴文君作了调查取证，取得了戴文君的证言。对于瑞江所要求法院向王治国借贷案承办法官调查取证的申请，经查，王治国借贷案的审判情况与本案当事人之间代理费如何支付，以及代理人是否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认定，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故本院对瑞江所的上述申请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顺通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商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和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3）新商初字第451号民事判决；二、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600000元（陆拾万圆）给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驳回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反诉费30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合计25620元，由江苏瑞江律师事务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杰代理审判员  张贞伟代理审判员  蒋 蕾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孙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