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7352号原告：王琼，女，196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代理人：黎玉莹，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卫国，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红梅，女，197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梁倩满，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德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宁西中元村大窝社背夫山（土名）（厂房B4、B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569762595C。法定代表人：郑旭东。委托代理人：梁倩满，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德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琼诉被告郑红梅、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琼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卫国，被告郑红梅、鑫达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倩满、王德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琼起诉称：2016年4月12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合股经营协议》，约定被告郑红梅出让其个人独资的鑫达公司的37%股份给原告，原告以投入织布机70台（当时价值1300万元）作为入股鑫达公司与被告郑红梅合股经营。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到工商局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并约定“鑫达公司”由原告与被告郑红梅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包括生产销售计划利润分配提留比例等由双方协商确定，涉及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处置、经营方向重大政策，被告郑红梅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并经原告同意方可实施。在原告投入设备前，鑫达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每年按年进行结算分配盈亏。年分配的利润是指鑫达公司的经营收入、收益扣除项目成本、费用后的净额。与公司无关的其他收入、收益、成本、费用不列入项目结算。任何一方均不得私自侵占、挪用公司的资产、资金，不得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的，需向守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严重违约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7月28日将价值1300万元的70台织布机交付给鑫达公司进行经营。但是，被告并没有依合同约定撤销原个人独资公司，与原告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原告共同经营手续。到现在为止，被告的公司还是被告的自然人公司。在合股经营中，被告出现严重的违约行为：一是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以公司的资产担保向银行贷款2300多万元；二是将公司的织布机转买款项进入私人账户私吞；三是将其丈夫杨国伟合资另开立的“鑫腾瑞纺织厂”的工程款放在鑫达公司冲账款343988元；四是被告假报“每月所需流动资金”为由，做账以个人借款投入公司993144元虚构本金利息冲账；五是将个人应承担的房产税63701.31元加入支出凭证，侵占公司资金；六是未经公司股东同意，擅自将公司生产停业；七是被告没有依约定按年支付公司利润给原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违约，依照合同约定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合股经营协议》；2.被告郑红梅返还原告作为设备投资款（价值1300万元）；并赔偿占用原告70台织布机的损失（设备使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从2016年7月28日起至解除合同之日止的利息约人民币一百万元；3.被告鑫达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受理费。被告郑红梅、鑫达公司共同辩称：1.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告郑红梅与原告签订了《合股经营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拖延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投入机器设备，在2016年12月1日开始双方已经共同管理公司的经营；3.鑫达公司在2017年期间是有盈利的，但由于资金还未收回，所以无法计算盈利。在2018年，由于市场跟环保问题，鑫达公司无法经营下去，在2018年期间被告多次发律师函跟原告协商解除经营事宜，但原告采取了多项拖延行为，导致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不能解除，致使鑫达公司陷入亏损状态；4.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能看出被告的违约行为，反而是在鑫达公司经营困难时，只有被告郑红梅向鑫达公司注入了资金，原告并没有投入资金；5.两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我方不同意解除《合股经营协议》，原告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应对公司进行清算，而不是解除《合股经营协议》；6.原告主张的大金额利润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撑；7.原告以股东权利起诉鑫达公司，原告把郑红梅也列为被告是不合理的。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及被告对原告的举证进行质证的情况如下：1.《合股经营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经营法律关系；2.《专项审计报告》及附件，证明原告的投入及被告在经营中严重违约的行为；3.《律师函》，证明原告委托律师催促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行为的事实；4.贷款回单，证明被告郑红梅利用原告和被告郑红梅合股公司担保贷款的事实；5.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900万元，让被告用于购买原告投入的其中30台织布机。两被告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根据合同约定王琼应在签订协议后30天内将70台织布机投入鑫达公司经营场所，是要王琼先投入设备，被告再去工商局变更登记，由于原告在年底才投入设备，所以被告郑红梅还未去办理变更登记；且合同的签约双方为原告与郑红梅，原告要求被告鑫达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对证据2《专项审计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的，审计内容也不全面，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附件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2016年11月18日织布机销售合同由于没有原件，三性不予认可；对其他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律师函中列明要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可以证明原告是认可其股东身份的，也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对证据4贷款回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贷款的情况，且该贷款与鑫达公司无关，该贷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由于原告当庭提交，我方庭后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但被告庭后并没有向本庭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被告郑红梅、鑫达公司就本案提交的证据和原告提出的质证意见如下：1.与刘建华的微信记录（刘建华是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沟通合作事宜，并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2.鑫达预算表；3.刘建华签字的单价；上述证据1-3共同证明郑红梅投入的80台机器（其中有20台宽幅机），占鑫达公司的股权63%，王琼投入的70台机器，占鑫达公司的股权37%；厂房租金是160万元/年。4.《租赁合同》，证明2016年4月，鑫达公司与增城市华力兴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鑫达公司向增城市华力兴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广州市增城新塘宁西中元村面积共约为16666.66平方米的厂房、宿舍，每月租金为133333.33元（160万元/年）。5.《合股经营协议》；6.机台产量、效率、开台数汇总表；上述证据5-6共同证明《合股经营协议》约定王琼应在签订协议后30天内将70台织布机投入鑫达公司经营场所，双方投入供项目使用的机械设备均需确保投入时可以正常使用和运作，自所有机台正常运转之日起协议生效；2016年12月1日，王琼的全部织布机才投入运转。根据协议第十条，协议从2016年12月1日才开始生效，即从该日起开始计算双方合股经营时间；王琼于2016年7月28日才将70台织布机全部运至鑫达公司，比协议约定的时间将近晚了5个月，违反协议第一条第三项约定；王琼投入的70台织布机中有40台伽玛机已使用14年，相当陈旧，影响生产效率及利润，违反协议第一条第五项约定。7.律师函、快递底单；8.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上述证据7-8共同证明郑红梅收到王琼委托律师于2018年5月15日发出的律师函，已委托律师向王琼回函，要求协商解决合作经营事宜；2018年7月16日，郑红梅委托律师向王琼发律师函，告知她鑫达公司的财务状况面临恶化，要求王琼尽快投入资金解决困境，王琼置之不理；且就双方投入的设备处理及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鑫达公司进行审计、清算事宜征询王琼意见；2018年9月27日，郑红梅委托律师向王琼发出律师函，催促王琼进款协商解决织布机及双方合作经营事宜，王琼置之不理。综上，鑫达公司停产前，郑红梅多次委托律师多次向王琼发出律师函，且在2018年6月21日双方也各自带着律师共5人在长风国际酒店见面协商停产事宜，王琼当时口头同意停产。鑫达公司持有《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鑫达公司因订单不足、缺乏流动资金等问题，财务状况面临恶化、系被迫停产，并非郑红梅擅自停产。9.律师函及快递底单，证明2018年1月，王琼未经允许私自带走鑫达公司2016年1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会计凭证及账簿。10.与王琼微信记录，证明关于鑫达公司被迫停产事宜，郑红梅已通知王琼。11.资金统计表，证明2016年8月12月，郑红梅以个人借款形式向鑫达公司注入资金10110973元。12.利润表及对应单据一批，证明合股经营期间，鑫达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均由秦庆华、何林军及由王琼指派的刘建华、殷建光、李秀勤5人负责，鑫达公司的全部费用支出均由秦庆华、何林军、李秀勤3人签字确认，王琼已实际参与了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自2016年12月至2019年3月，鑫达公司的利润为-76917.74元。王琼入股后双方均指派了人员进行专门管理，所有收支均由双方指派的人员签名确认，也有独立的财务账本，鑫达公司的财产与郑红梅的个人财产相互独立。13.高层交流群聊天记录（出示打印件，该群组已经解散，该聊天记录是恢复后从电脑中打印出来的）；14.何林军和刘建华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13-14共同证明原告指派刘建华、李秀勤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中李秀勤负责管理财务；2016年12月份机器设备才开始投入使用。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刘建华是代表原告与被告洽谈合作事宜的，但在2016年4-5月签订《合股经营协议》时被告说不认可刘建华，刘建华不能代表原告；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与账本记录不一致；对证据6三性不予认可，签名的秦庆华、何林军原告均不认识；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律师函的内容有异议，是原告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被告再向原告发律师函的；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会计凭证及账簿不是王琼私自拿走的；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1、12三性不予认可，并没有经过三方审核，也没有签名确认；对证据13由于没有原件核对，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4由于原告不是刘建华本人，对其真实性不清楚，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即使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但原告从来没有授权刘建华、李秀勤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刘建华的意见不能代表原告的意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被告郑红梅（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合股经营协议》，主要约定，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入股被告鑫达公司。第一条约定合股经营的方式，甲方原投入织布机80台（详见清单），占鑫达公司股权的63%；乙方投入织布机70台（详见清单）入股鑫达公司，入股后，乙方占鑫达公司股权的37%；乙方需在签订本合同后30天内将上述设备投入鑫达公司经营场所；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甲乙双方到工商管理局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甲乙双方投入供项目使用的机械设备等均需确保投入时可以正常使用和运作。第三条约定经营管理，鑫达公司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公司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包括生产销售计划、利润分配提留比例等由双方协商确定；鑫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由甲方负责，乙方不参与介入具体的日常经营管理；定期向乙方汇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乙方有权查阅鑫达公司的财务账本；涉及鑫达公司的重大资产购买、处置，经营方向重大改变，甲方需与乙方协商一致，并经乙方同意方可实施。第四条约定盈亏分配、风险承担，在乙方投入设备前，鑫达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电梯、变压器等所有设备的维修、保养、年审等费用属于鑫达公司的经营成本；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年进行结算分配盈亏，特殊情况下由甲乙双方决议决定；本协议所指的利润是指鑫达公司的经营收入、收益扣除项目的成本、费用后的净额，与公司无关的其他收入、收益、成本、费用不列入项目核算。第五条约定各方权利义务：甲乙双方以各自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私自侵占、挪用公司资产、资金，不得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第3款）。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的修改、变更和终止：约定本协议一经签订，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不得中途撤资；合股期间途中经双方一致同意，可以终止合股经营。终止合股或合股期满的，双方对合作项目进行清算，清算后的盈亏、资产、债权、债务按股权比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第七条约定违约责任。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任何一方违约的，需向守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严重违约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自所有机台正常运转之日起生效。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签订《合股经营协议》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4月30日、2016年6月4日、2016年7月28日向鑫达公司交付了8台、32台、30台设备。被告称原告上述投入设备只是把设备搬到了鑫达公司，设备投入生产需要进行安装、调试，于2016年12月1日才正式投入生产使用。双方至今未能到工商部门办理鑫达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两被告述称原告与被告郑红梅均没有直接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原告方指派或以公司名义招聘了负责公司财务的人员李秀勤，被告郑红梅指派或以公司名义招聘了负责公司财务的人员何林军，原告与被告郑红梅共同招聘了秦庆华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在经营过程中，如需股东进行沟通决策的话，由刘建华代表原告与被告郑红梅进行沟通。原告则称刘建华是代表原告与被告郑红梅洽谈合作事宜的，签订《合股经营协议》时被告郑红梅不认可刘建华，其不能代表原告；原告方从来没有参与过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没有派人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合股经营协议》的约定，原告也不需要参与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第三条约定公司的重大决策如资产分配等需要原告的同意。原告投入设备至鑫达公司后，直到2017年6至7月间原告与被告郑红梅方因鑫达公司的经营产生纠纷。原告主张系其对被告作出的鑫达公司经营情况的盈亏利润表列明的盈亏状况存在异议。为此，原告与被告郑红梅经过协商对鑫达公司2016年12月至2017年10月份之间的账册资料进行审计。之后，被告郑红梅在2018年6月21日向原告提出停止鑫达公司的经营，原告同意停止经营，但前提是对鑫达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但之后因故未能审计。庭审中，鑫达公司认可案涉《合股经营协议》，且认为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关于《合股经营协议》的性质，原告认为属于增资协议，本质上是原告投入机器设备到鑫达公司，与被告郑红梅一同经营管理鑫达公司，之后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原告享有鑫达公司37%的股权，被告郑红梅享有63%的股权，鑫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进行变更。两被告对原告对案涉《合股经营协议》的本质的陈述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属于股权转让协议。原告明确依据案涉《合股经营协议》第五条第3款以及第七条的约定，要求解除案涉《合股经营协议》。诉前，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8财保349号民事裁定书。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保全证据，本院依原告申请作出（2018）粤0118民初73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被告鑫达公司自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财务会计账册；原告申请追加查封两被告所有价值12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者同等价值的资产，本院依法作出（2018）粤0118民初7352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为此，原告预缴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证据保全申请费5000元。但在本案庭审中，原告并未将证据保全的案涉财务会计账册作为本案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郑红梅之间签订的《合股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且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对原告要求解除案涉《合股经营协议》，并要求被告郑红梅向其返还设备投资款（价值1300万元）及赔偿占用原告70台织布机的损失（设备使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对原告以被告郑红梅未依照约定办理鑫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签订案涉《合股经营协议》后，原告虽然迟延交付部分织布机，但最终足额交付，被告也接收了案涉70台织布机，故原告已经履行完毕向鑫达公司投入70台织布机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原告需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将上述设备投入鑫达公司经营场所；同时，在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双方到工商管理局完成股权变更手续。鉴于原告迟延交付织布机的事实，可相应顺延双方办理鑫达公司股权变更手续的期限，但被告郑红梅至今一直未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即基于案涉《合股经营协议》，原告已经实际享有鑫达公司的37%的股权，未办理鑫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仅是不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法律效力。且原告亦确认其在投入设备后，直至2017年6月至7月期间方与被告郑红梅就鑫达公司的经营产生纠纷。为此，原告以被告郑红梅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合股经营协议》，理据并不充分。二、对原告主张被告郑红梅在鑫达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违规担保、公司款项转入私人账户私吞、虚列开支、虚报流动资产等违规经营，违反案涉《合股经营协议》要求解除的问题。首先，原告主张的上述行为均属于鑫达公司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行为，应受我国公司法的规范，存在该情形时，我国公司法给予了公司或股东相应的救济途径，并不以解除案涉《合股经营协议》为必须；其次，原告与被告郑红梅并未通过双方确认的或其他正当程序对鑫达公司组织清算或对鑫达公司相关账目进行审计等，根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郑红梅存在上述原告主张的行为。三、对原告主张被告郑红梅擅自停业、没有分配利润，要求解除合同问题。上述事由属于鑫达公司经营行为，且并无证据证明鑫达公司达到可分配利润的条件等，并不足以作为解除合同的事由。四、合同的解除存在有溯及力解除和无溯及力解除两种情形，有溯及力解除是指合同解除使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合同如同自始没有成立，财产的交付失去依据，要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无溯及力的解除是指使基于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向将来消灭，合同解除以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仍然有效，当事人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负恢复原状的义务。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原告系请求有溯及力的解除案涉合同。从原告与被告郑红梅订立案涉《合股经营协议》的目的看，双方系希望通过原告向鑫达公司投入设备的方式，共同作为鑫达公司的股东，并以各自享有的股份依法享有鑫达公司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股东权利。同时，作为股东，双方亦应承担公司因经营不善出现公司亏损导致股东不能取得预期回报等风险。如果以有溯及力的解除方式解除合同，则从结果上将受让方股东的上述风险归于转让方股东。但从《合股经营协议》第七条约定看，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严重违约的产生上述有溯及力的解除合同的后果。综上，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设备款及相应利息损失的理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鑫达公司并非案涉《合股经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原告要求其对案涉《合股经营协议》产生纠纷承担责任，并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琼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794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证据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王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金勇人民陪审员  吴转君人民陪审员  吴艺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吴嘉泺附本判决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