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闽05行终2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跃进，男，汉族，1958年8月15日出生，现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江北大道南安市人力资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活泼，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文斌。 委托代理人傅琛禧，福建正成功（石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项跃进因与被上诉人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安人社局）行政管理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2行初18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该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项跃进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南安人社局书面回复其投诉举报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投诉举报书》及《关于项跃进投诉件的回复》可知，原告项跃进是作为案外人黄桂玉等九人代理人的身份向被告南安人社局进行投诉，其不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也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故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案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提起条件，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项跃进的起诉。 宣判后，项跃进不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裁定书存在违反与其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2019年6月12日，南安人社局作出《关于项跃进投诉件的回复》“项跃进：你好，关于你代理黄桂玉等9人投诉南安新誉玻璃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及要求支付赔偿金一案已知悉，我局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调查了解，现向你作出如下回复：…该公司不符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原则，我局依法不再受理该投诉(举报)事项。”南安人社局所称的依法，实际依据的就是劳动合同法第六章监督检查，第七十九条(与本案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法的行为都有权举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由此可知，项跃进向南安人社局投诉举报南安新誉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誉公司）违法用工问题，其无论是否新誉公司职工或其他当事人，都属于任何个人有权举报的范围。况且，项跃进曾是新誉公司的职工，对新誉公司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实十分了解。所代理黄桂玉等9人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等维权活动，都有相关团体组织出具的《推荐函》，都已经过人民法院审核并被获准许成为黄桂玉等9人的诉讼代理人，其代理行为以及为此付出的一切劳动代理维权费用，都是合法的、正义的。但南安人社局从2016年10月24日项跃进开始举报起至今，都没有认认真真地核实、处理过项跃进的投诉举报，不履行法定职责移交刑事案件(黄桂玉等11人、33.5万元工资、欠4年时间)，不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也不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更没有为举报有功的项跃进奖励，反而在《劳动监察告知处罚决定书》中，披露举报人项跃进的姓名，违反相关为举报人保密的法规，放纵新誉公司致使其继续违法犯罪(拖欠300多人的工资300多万元)。所以，项跃进是处在南安人社局行政主体管理法律关系中的个人，其合法利益(代理劳动维权费用、政府奖励等)受南安人社局行政主体管理行为的影响，是行政相对人。因此，一审法院违反上述与其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认为上诉人不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并以此裁定驳回起诉，是枉法裁定，压制了项跃进的民主权利，侵犯了项跃进的合法经济利益(劳动代理维权费用和奖励)，也间接侵犯了黄桂玉等新誉公司所有职工(303人)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生存权利。二、一审裁定存在故意歪曲法律事实的情形。南安人社局《关于项跃进投诉件的回复》中“1、经查，南安新誉玻璃有限公司现处于经营中，法定代表人杨志明负责公司管理，该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均有支付部分拖欠的工资，该公司不符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证明新誉公司与本案行政管理纠纷案有关，即可能为其纠纷而受到权利义务产生利害关系的人，称为本案的第三人，南安人社局在本案《答辩状》中，也确认该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然而，在本案一审裁定书中却多处将本案第三人新誉公司歪曲为案外人。该裁定第3页“本案中，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书面回复其投诉举报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投诉举报书》及《关于项跃进投诉件的回复》可知，项跃进是作为案外人黄桂玉等九人代理人的身份向南安人社局进行投诉，…”可知，该裁定明显将第三人新誉公司歪曲为案外人，将投诉举报人歪曲为投诉人。侵害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的反映称为“投诉人”，侵害国家法律尊严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反映称为“举报人”。项跃进属这两种情况都有反映的投诉举报人，在《投诉举报书》中体现投诉举报人：项跃进，…系黄桂玉等九人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反映了九个劳动争议案件，产生大量(九件)的劳动维权成本，这九个劳动争议案件的代理维权费用，就是项跃进自身的合法权益。书中“投诉举报请求：责令被投诉举报人支付投诉举报人的当事人黄桂玉的工资49500元、赔偿金49500元；等9人的工资与赔偿金。并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和“事实与理由：九件(二审一件，一审八件)生效民事判决书案号，可证明被投诉举报人长期恶意拖欠职工黄桂玉等九人的工资合计267905.75元。涉嫌严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最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等法律法规，恳请南安人社局及时责令被投诉举报人支付黄桂玉等九人工资，并责令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一百加付赔偿金，支持投诉举报人的投诉举报请求。”充分印证项跃进反映的即有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内容，亦有侵害国家法律尊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签名处还特意写上(投诉举报：项跃进，2019.3.20)。所以，一审裁定认定的“案外人和投诉人”是故意歪曲法律事实的枉法裁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支持项跃进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南安人社局辩称，一、项跃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主体，一审裁定正确。项跃进不是劳动者一方当事人，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项跃进作为劳动者一方的代理人，其代理权限只是代理劳动者向南安人社局反映情况，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项跃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主体，南安人社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对项跃进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裁定驳回项跃进的起诉正确。二、南安人社局作出的书面回复合法。项跃进上诉称黄桂玉等人于2016年10月向南安人社局书面投诉，南安人社局没有依法履职。但南安人社局一审提供的证据可证明南安人社局针对2016年10月的投诉举报已依法处理完毕。新誉公司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移送公安机关的条件。是否将新誉公司列为第三人是法院依法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正确。三、其他答辩意见如同一审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黄桂玉等人曾于2016年10月向南安人社局书面投诉新誉公司拖欠其工资。南安人社局于2016年10月27日向新誉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新誉公司限期支付所拖欠的工资，由于新誉公司逾期未支付，南安人社局依法对新誉公司作出行政处罚。2019年3月20日，项跃进作为黄桂玉等人的代理人再次投诉新誉公司，请求南安人社局责令新誉公司支付黄桂玉等人工资及赔偿金，并以新誉公司涉嫌存在严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为由请求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南安人社局于2019年6月12日对项跃进的投诉件作出的《关于项跃进投诉件的回复》：1.新誉公司不符合涉嫌存在严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2.项跃进的请求事项已经泉州两级法院作出判决，且南安人社局针对黄桂玉等人的投诉已对新誉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南安人社局不再受理该投诉事项。项跃进不服，于2019年7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南安人社局作出书面回复的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项跃进是作为案外人黄桂玉等九人代理人的身份向南安人社局进行投诉，不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会对项跃进的合法权利产生影响。故项跃进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提起条件，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项跃进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庄希文 审判员  庄丽娜 审判员  谢火生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秋萍 附：本裁定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