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元艺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银平路184号（厂房）一楼、二楼、三楼305、306、308、四楼403-409。法定代表人：胡静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秀娴，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惠嘉，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训涛，男，197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元艺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训涛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元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元艺公司无需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9858.37元；3.判令周训涛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元艺公司与周训涛经协商一致调岗后，元艺公司按照《员工手册》规定以新岗位工资标准向周训涛计发工资，元艺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工资并无不当。周训涛以少发工资为由提出补发工资，元艺公司第一时间回复同意补发，可见主观上元艺公司并无拖欠工资的主观恶意，周训涛以元艺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一审法院认定元艺公司拖欠工资并据此判决元艺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1.元艺公司是基于2018年9月11日周训涛调岗一事，根据《员工手册》（第五版）第三章第一条第3款规定“职务津贴仅为管理人员或特殊工种（包括组长、班长、科长主任等）设定，当职务发生调整时，则相应调整职务津贴”而计发的工资。元艺公司根据周训涛新岗位计发其9月份的工资并无不当，并无克扣拖欠周训涛工资的主观恶意。2.元艺公司在周训涛就2018年9月工资提出异议后，为妥善解决此事，书面回复周训涛同意补发450元，将于发放2018年10月份工资时补发，周训涛对于补发工资的时间并未提出异议。根据《员工手册》第三章第二条第4款规定“经核实属公司错计、漏计工资将在下月工资中补回”，由此可见，元艺公司计算2018年9月工资的标准、补发的时间均有《员工手册》为据，并非主观故意拖欠或克扣工资。3.元艺公司在《员工手册》及与周训涛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每月发放工资的时间为15-20日期间。周训涛已同意于发放2018年10月的工资时补发9月份的450元。周训涛于2018年11月14日即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为由向元艺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此时尚未形成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事实。2018年11月20日在发放周训涛10月份工资时，元艺公司补发了9月份的450元。因此，周训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不成立，因此元艺公司不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周训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依据，同时也不具有紧迫性和严重性，元艺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周训涛在尚未到约定发放工资时间时，即以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元艺公司在周训涛提出补发450元要求后即回复同意补发，并且告知周训涛补发的450元将在发放10月份工资时一并发放，周训涛对补发时间是同意的。周训涛在尚未到补发时间的2018年11月14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显然未达到被迫解除的“紧迫性”。而且仅少发一次金额为450元，也不足以达到影响周训涛生活水平和劳动生存权益的程度，故也未达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性”。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11月20日元艺公司已经按照约定补发了9月的450元，而周训涛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仲裁，可见周训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明显不是补发工资，而是获得经济补偿金，故周训涛提出被迫解除的理由不成立，元艺公司无需因此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二、元艺公司为了妥善解决纠纷，对于周训涛的要求都在第一时间一一同意了，即便元艺公司并未过错，但是元艺公司表现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行动。反观周训涛，其在一审庭审中自述2018年9月、10月元艺公司有正常安排其加班，但其在11月2日回复中就以元艺公司不允许加班为由主张协商失败；并且在元艺公司明确回复在发放10月份工资时补发工资的情况下，赶在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发放时间前一天11月14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补偿，其行为已经违背了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其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诉求不应当被支持。三、元艺公司与广州方盈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第八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方盈第八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周训涛提交的与方盈第八机构的劳动合同中，甲方落款没有经办人签名，盖的是人事专用章，该章没有经过备案，且该劳动合同没有经过方盈第八机构确认，因此，周训涛未能证明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且周训涛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方盈第八机构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与在元艺公司工作时是一致的。因此，周训涛在方盈第八机构的工作年限不应当与其在元艺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一审法院仅凭该劳动合同就认定方盈第八机构与元艺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以合同的起始时间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工作年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据此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错误。据此，元艺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周训涛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元艺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元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艺公司无须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9858.37元；2.由周训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23日，方盈第八机构与周训涛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4日，元艺公司与周训涛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1年1月1日开始至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每月15至20日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周训涛在2015年4月任镶石科班长。2018年9月12日，元艺公司要求周训涛到新岗位帮忙，2018年9月28日，周训涛领取新厂牌时得知是调整岗位至后修理科。周训涛在2018年9月20日收到元艺公司8月份转账工资5801.7元，调岗后在2018年10月22日收到9月份转账工资3762.4元。2018年10月24日，周训涛到沙头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信访，元艺公司同意周训涛在2018年11月5日恢复至原部门工作，从2018年10月起按原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在2018年9月少发的450元在2018年10月的工资中补回，周训涛又要求恢复原镶石科班长，双方协商未果，周训涛于2018年11月14日向元艺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8年11月20日，元艺公司向周训涛发放10月份的工资5059.6元，其中补回双方争议的450元。周训涛于2018年11月26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02857.45元。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日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8〕第5241号仲裁裁决书，内容为元艺公司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9858.37元。周训涛在2017年11月实得工资4985.3元、实发4033.83元，12月实得工资5395.5元、实发4453.5元，2018年1月实得工资6050.2元、实发5056.4元，2月实得工资4183.7元、实发3285.2元，3月实得工资5967.4元、实发4980.7元，4月实得工资4605.3元、全勤奖100元、实发3741.1元，5月实得工资4640.2元、全勤奖100元、实发3754.5元，6月实得工资5488.5元、全勤奖100元、实发4893.3元，7月实得工资5142.8元、实发4164.6元，8月实得工资6877.1元、全勤奖100元、实发5801.7元，9月实得工资4747.1元、实发3762.4元（2018年10月22日发放），10月实得工资5577.2元、补差450元、实发5059.6元（该月工资在2018年11月20日发放），另有年终奖800元。周训涛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平均工资为5442.53元。仲裁委员会认定周训涛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平均工资为5441.67元，周训涛对此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元艺公司在没有与周训涛协商的情况下对周训涛进行调岗降薪，调岗前10个月平均工资约5453.6元，调岗后一个月工资4747.1元，双方协商未果，周训涛于2018年11月14日向元艺公司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元艺公司的行为已侵害了周训涛的合法权益，应依法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仲裁委员会认定周训涛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平均工资为5441.67元，周训涛对此没有异议，本案按5441.67元计算。方盈第八机构和元艺公司的住所和联系电话相同，有一定的关联性，周训涛的工作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其应得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为5441.67元×11个月=59858.37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判决：一、元艺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9858.37元。二、驳回元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元艺公司负担。二审中，元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奖惩建议申请表》，拟证明周训涛因工作表现不好被记过；2.《补发ID卡签收表》，拟证明2018年9月11日周训涛领取了新的工牌；3.《员工月考勤时间统计表》（2018年9月），拟证明周训涛在2018年9月11日领取新的工牌后到新岗位上班。周训涛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奖惩建议申请表》没有他本人的签字，对该申请表的内容不予确认，元艺公司也并非据此对周训涛进行岗位调整的，该申请表与本案无关。《补发ID卡签收表》填写与签收并非周训涛本人，无法证明周训涛领取了ID卡的事实。《员工月考勤时间统计表》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但不确认关联性，该统计表不能证明元艺公司正式调整周训涛到后修理科工作。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元艺公司与周训涛对工作岗位的调整是否达成一致的问题。周训涛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他对元艺公司提出的调岗降职降薪方案表示再考虑，即并未认可元艺公司的调岗方案。元艺公司二审提交的《补发ID卡签收表》仅反映了ID卡的签收情况，并不能证明周训涛同意元艺公司的调岗，且该表显示的ID卡签收人也并非周训涛本人，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元艺公司上诉主张双方对调岗进行了充分协商，并且达成一致意见，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元艺公司对周训涛工作岗位的调整未经过周训涛的同意。关于元艺公司与周训涛在协商过程中是否已恢复周训涛的工作岗位的问题。2018年10月31日，周训涛通过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向元艺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恢复镶石科班长职务，继续做原来的班组管理工作，工资待遇恢复8月份薪资标准，部门加班的情况下需正常安排加班。”2018年11月2日，元艺公司书面回复“恢复至原部门工作。2018年10月起按原薪资标准发放工资，2018年9月少发的450元在2018年10月的工资中补回。”周训涛于2018年11月6日至9日回到元艺公司镶石科上班，期间，周训涛不再担任班长履行管理职责。周训涛在向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签收元艺公司发出的《关于周训涛申请恢复原部门、原薪资回复》复印件时，在该回复函中书面注明“由于镶石科班组岗位班长职位没有恢复，且原申请与部门加班一致不允许。现已通知不允许加班，由此协商失败，只能走劳动仲裁。”元艺公司二审中述称，由于公司架构调整，周训涛原担任的班组被撤销，人员分流，周训涛的班长职务不再保留。根据以上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确认在劳动部门的介入调解下，周训涛重新回到元艺公司后其原班长职务岗位未恢复。关于周训涛在元艺公司的工作年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周训涛的社保历史缴费明细表记载元艺公司从2009年6月开始为其缴交社保。元艺公司在仲裁期间也承认周训涛于2009年6月入职。该时间早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元艺公司除了劳动合同以外，未提供入职登记表、员工花名册等材料证明周训涛的工作年限，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周训涛提交（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890号民事判决、周训涛与方盈第八机构签订的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周训涛与元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社保历史缴费明细表证明其在元艺公司的工作年限。上述证据显示，周训涛在2018年1月1日与方盈第八机构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方盈第八机构与元艺公司存在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的，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元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方盈第八机构已向周训涛支付了经济补偿，根据以上规定，一审将周训涛在方盈第八机构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元艺公司的工作年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即周训涛的工作年限从2008年1月1日起算。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元艺公司应否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从元艺公司与周训涛协商经过可知，元艺公司以框架调整为由对周训涛进行了调岗、降职、降薪，周训涛对此提出异议，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在元艺公司向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作出书面答复以及周训涛重新回到元艺公司上班的期间，元艺公司没有恢复周训涛原来的班长职务，周训涛从生产管理员工变为生产员工。截止至周训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止，其工作岗位及薪酬均未恢复。周训涛提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根本原因为元艺公司调岗、降职、降薪不符合法律规定，周训涛因此收入减少，导致双方纠纷产生，无法对调岗达成一致。综合考量本案的情况，元艺公司以调岗、降职的事由欠发周训涛工资确有不当，周训涛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有理。元艺公司上诉主张其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故意，不构成拖欠、克扣工资，迫使周训涛解除劳动合同，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令元艺公司向周训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采纳周训涛的主张，从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其2018年11月14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止为其工作年限，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元艺公司对周训涛的工作年限提出异议，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元艺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元艺珠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郭桂芳郭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