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12755号原告：陆亚平，男，1988年3月2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原告：蒋冬梅，女，198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日辉，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先辉，男，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被告：邓惠波，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程，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亚平、蒋冬梅诉被告曹先辉、邓惠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亚平、蒋冬梅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日辉、被告曹先辉到庭参加庭审。后因原告于2019年6月19日申请追加邓惠波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后依法追加被告邓惠波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亚平、蒋冬梅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日辉、被告曹先辉、被告邓惠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程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亚平、蒋冬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202564.76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2018年开始，原告租赁被告位于东莞市石排镇××大道××号的出租房居住。2019年2月14日，原告的女儿陆鸿燕从被告的出租房窗户上坠楼送医院治疗后身亡。根据《住宅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原告认为被告出租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仅对部分出租房采取安装防盗网等安全防护措施，并没有对全部出租房采取防护措施，窗户高度和阳台高度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没有依法办理出租手续。被告明知原告有小孩居住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加强出租房安全防护措施和未安装防护设施，违反了国家上述有关住宅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未对房屋的安全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是导致发生陆鸿燕坠楼死亡事故的因素之一，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此次事故的处理事宜，希望被告能够依法进行赔偿，但是被告总是推卸责任甚至置之不理，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曹先辉答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因为原告与曹先辉从未就案涉房屋出租签订任何合同协议，原告入住案涉房屋系其亲戚蒋平宣让其入住。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告所诉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原告外出将幼童陆鸿燕独自所在房间，是导致此次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三、原告诉称所住的房屋没有防盗网防护设施，有安全隐患，没有任何依据。根据《住宅建筑规范》（国家标准）规定：外窗窗台距楼面的净高低于0.9米时，应有防护措施。而原告所诉窗台经实际测量距楼面高度为1.03米，窗户完好，符合住宅设计规范，不存在安全隐患，并且防盗窗的安装时不符合防火要求的；四、曹先辉家住安徽农村，自2017年来东莞从事房屋出租行业，案涉房屋所有人不是曹先辉本人。原告自该事故发生后，还有水电费用一直未交付，并且自这次事故发生后给案涉房屋造成很坏的影响，案涉房屋的出租业务骤减，很多租户退房。由于原告一时犯下的错误给被告造成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五、曹先辉只是二手房东，没有义务帮原告照看小孩，不应当承担责任。邓惠波答辩称，一、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第3.9.1条的规定，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净高不得低于0.9m，否则应设置防护措施，防护措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于0.9m。事发后，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涉案出租房屋窗台距楼地面高度为1.03米，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同时，涉案房屋依上述规范无须安装防盗网等防护措施，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安全隐患；二、原告未尽监护人责任导致陆鸿燕坠亡，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陆鸿燕坠楼时年仅四岁，处于尚需监护人贴身照看的年龄，原告对其附有保障其安全的生活环境，保护其人身不收侵害及发生意外的义务。案发当天，原告留陆鸿燕独自在家，这对于生性好动的幼儿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正是原告监护责任严重不到位，才导致了陆鸿燕坠亡；三、邓惠波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诉邓惠波承担责任没有合同依据。邓惠波虽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但在2017年8月13日已与曹先辉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曹先辉，租赁期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在此期间，曹先辉再将案涉房屋分组给原告使用，依照《房屋租赁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的约定，租赁期间，邓惠波不承担曹先辉在承租期间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故原告的女儿陆鸿燕坠亡的原因是原告未尽监护责任、属于安全防范，邓惠波并无过错。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14日7时许受害人陆鸿燕从其居住的位于东莞市石排镇××大道××号和谐出租屋E栋501号房坠下受伤。后陆鸿燕由石排医院被送到了东莞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日期2019年2月18日，出院诊断为高处坠落伤：1、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疝形成，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创伤型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额、颞、顶、枕叶大面积脑梗死；右侧额叶及双侧基底节区脑梗死。2、休克（创伤性、低血容量性）。3、DIC。4、双肺多发性肺挫伤：左侧血气胸，左侧多发肋骨骨折。治疗结果：未愈。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由于受害人陆鸿燕病情进一步恶化，后转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进行监护治疗，并于2019年2月20日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2019年3月6日在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火化。陆鸿燕在东莞市石排医院的个人缴医疗费为3405.7元，在东莞市儿童医院的个人缴医疗费为83133.62元。案涉东莞市石排镇××大道××号和谐出租屋E栋501号房系由被告曹先辉租赁给原告，原告从2018年6月开始通过微信等方式支付租金至2019年2月。案涉出租屋系由被告邓惠波出租给曹先辉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租赁期限为二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原告陆亚平与蒋冬梅为夫妻关系，受害人陆鸿燕是其女儿。原告蒋冬梅自2016年9月开始在东莞购买社保至2019年3月。本院依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向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福隆派出所调取了2019年2月14日曹先辉报警材料。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福隆派出所向本院出示了2019年2月14日陆鸿燕坠楼事件的全部案件资料，其中原告蒋冬梅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2月14日早上6时许其从案涉出租房到工厂上班，受害人陆鸿燕正在睡觉，其老公陆亚平因去大朗姐姐处玩并不在家，外出时将出租屋的门从外面用门闩拴起来，没上锁，到7时许其回家看女儿，但当其走到出租屋楼下时被房东拦住并让其过去看躺在地上的小孩是不是其的小孩，其发现是其小孩后叫同事帮忙，后公安局及救护车到现场，其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其认为是其女儿起来后因为没有看到妈妈而到处找从而从阳台处掉下来。原告陆亚平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称2019年2月14日7时许其在东莞市接到蒋冬梅的电话称陆鸿燕从出租屋五楼掉下来，后其到东莞市石龙第八人民医院，其不在案涉出租屋期间是蒋冬梅照顾陆鸿燕。东莞市公安局现场勘验笔录显示事发当天案涉东莞市石排镇××大道××号和谐出租屋E栋501号房内的情形是：房门外面门栅扣上，打开可直接进入房间，房间的东北角摆放着一张床，在床的西面放着一张桌子、一堆杂物和一个衣柜，房间的西墙有一个窗口，窗户有一块窗帘，窗口下面放有两张凳子，窗口窗门处于打开状态，从窗口往下俯视与受害人坠落为止相对，经测量，窗口窗台离房间地面高约102.5厘米，窗口窗台离一楼地面高约17米，在房间的西南角是一个阳台，阳台的南面是厨房，在厨房的南面是洗手间。原告提交案涉出租房安全隐患照片予以证明案涉出租房存在安全隐患，被告存在过错。被告确认照片中的房间是案涉出租房，但与现场不一致，案发时出租房的窗户下有两张凳子。被告曹先辉提供《出租房租赁合同》予以证明案涉出租房的承租人并非原告，原告主体不适格。该《出租房租赁合同》显示房号为501，乙方为蒋平宣。原告对此《出租房租赁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结合其缴纳租金的情况，可以认定其为案涉出租房的承租人。曹先辉提供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赁合同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人，该五份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显示出租人分别为王肖群、刘妙芳、万展强、叶建林、陈永鹏，有效期均是自2016年8月23日至2018年8月23日。租赁合同显示：出租人为邓惠波，承租人为曹先辉；第一条、租赁物是位于东莞市石排镇水贝工业区石崇大道南的一幢房屋的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及第一层的第78号铺、第80号铺；第二条、租赁期限为二年，即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第九条、2.租赁期间，承租方应守法经营，做好环保、消防、保卫工作，出租方不承担承租方在租赁期间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原告认为在案发时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已超过有效期。租赁合同因为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对租赁合同不清楚，且曹先辉提供的是复印件。曹先辉提供2017年、2018年、2019年东莞市石排镇水贝村消防巡查服务队日常巡查登记表，证明案涉出租房合法经营，符合安全标准。登记表显示在2017年2月16日、2018年11月14日、2019年5月9日巡查情况：出租屋的间隔墙、值班室和值班人员的设置、储存货物区域的设置、疏散楼梯的设置、设有防盗网的逃生救援出口设置、出租屋的内部装修、消防卷盘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灭火器设置符合标准，出租屋内没有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原告对于东莞市石排镇水贝村消防巡查服务队日常巡查登记表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出租屋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曹先辉提供了林小琳与郭建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以供参考。原告认为因为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每个个案是有区别的。在第一次庭审后，对邓惠波进行询问，邓惠波称：曹先辉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书（2017年8月13日）是真实的，其也有一份留底，案涉的出租屋确实是出租给曹先辉再出租的。案涉出租屋没有房产证，但有无建筑规划许可证其不清楚。案涉出租屋的防盗窗应该是原来业主装的。对于邓惠波的询问笔录原告称：可以证实案涉房屋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业主只安装了部分防盗窗没有全部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其认为两被告没有提供安全的出租环境，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邓惠波的询问笔录曹先辉称：邓惠波提供的合同是真实的，其与邓惠波的租赁合同其也有一份复印件留底。后邓惠波提交情况说明，位于东莞市石排镇水贝工业区石崇大道南的**房屋的第**、第**及第**的第**铺、第80号铺，是被告邓惠波于2017年8月2日向王肖群、刘妙芳、万展强、叶建林、陈永鹏购买。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至今尚未领取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8月13日，其与曹先辉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前述地址的房屋出租给曹先辉，租赁期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每月租金22000元，大部分由曹先辉通过微信（微信名称：“钱戏人生”）按月支付给其妻子朱丽芳。依照合同第9条等的约定，曹先辉独自承担租赁期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如造成第三人的损害由曹先辉独立承担。邓惠波不清楚曹先辉再出租及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庭审中原告称：1、租房合同上虽然承租人是蒋平宣，但原被告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原告在2018年6月初已经入住案涉出租房，被告从原告的租金中受益，应当提供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出租房给原告使用。原告一直居住到事故发生时，所以被告是知道案涉出租房存在小孩居住的情况的事实；2、案涉房间阳台的栏杆高度与案涉窗户的高度一致，但案涉房屋没有安装防护措施，违反了《住宅设计规范》第5.6.3条及5.8条。根据相关规定，六层及以下阳台的高度不低于1.05米，六层以以上的不低于1.1米，高层建筑不低于1.2米。以及《民用建筑设计通则》6.6.3条规定临空高度在24米以下时，栏杆高度不低于1.05米，24米及以上的不低于1.1米。被告在原告承租的同一栋出租房的同一面的二楼和三楼分别装有防盗网等防护措施，却在其楼上没有设置相应的防护措施，存在过错的；3、根据银行流水清单，社保参保记录，说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稳定收入，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待遇；4、被告在案涉的出租房屋备案登记于2018年8月23日到期后没有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在出租房屋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5、被告在出租房管理方面存在瑕疵和过错，明知受害人在案涉出租房居住，却没有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违反了一般注意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过错程度，应承担两成责任；6、被告在小孩坠楼后没有及时拨打120进行抢救，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被告在原告回到出租房并询问案涉小孩是否为原告小孩后才拨打电话，存在延误情况，在处理上也是存在过错的；7、事发后两被告均未支付过款项给原告。庭审中曹先辉称：1、案涉的位置并不是原告所说的阳台，而是窗户，窗户的高度是符合标准的。案涉房间的阳台的栏杆和窗户一样高，为1.03米；2、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费用，不清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由法院依法核定。邓惠波称：1、本案事发的位置是窗户而不是阳台，原告所引用的《住宅设计规范》第5.6.3条及5.8条、《民用建筑设计通则》6.6.3条与本案无关，因为上述条文涉及阳台及阳台的栏杆的，而本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小女孩通过踩上放在窗台下方的凳子再翻过窗台坠落的，此足以证明是因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而导致的。根据相关的规范及公安机关对事发现场的勘验资料可以证明窗台及楼房地面高度符合建筑规范的要求，依照规范要求，该房屋无须安装防护措施；2、房屋出租合同的当事人是蒋平宣，而不是原告，所以原告称被告明知被告有小孩同住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案涉房屋的状况是在原告入住时已经存在的，原告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应当自行选择其认为对小孩有更多保护的房屋居住，而且相关的法律规范没有要求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此提供更多的防护措施，所以原告以此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关于租赁合同的备案属于行政范畴，与本案无关；4、在案涉事件发生后，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无及时拨打120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且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5、对于医疗费用应当结合相应的单据来确定；对于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应当是住院七天；对于丧葬费的标准，93569元的标准不知是从哪得知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广东省农村的标准计算；对于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由法院确定；对于精神抚慰金没有意见。对于原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费的真实情况，本院依原告的申请进行了调查，医院复函显示：患者陆鸿燕因“高处坠落致全身多处出血疼痛4天”于2019年2月18日收入我院抢救治疗，积极救治无效于2月20日宣布临床死亡。该患者在我院医疗费用合计35848.68元，详见附件。附件医疗费票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费用分类明细表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一致。原被告对上述材料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原告称确实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花费医疗费35848.86元，被告邓惠波认为对于产生的费用不应由我方承担。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住院病历资料及收据、租房收据及付款截图、户口本、出生证、银行流水清单、社保参保记录、案涉出租屋安全隐患的照片、医学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死亡记录、广州住院医疗费票据，曹先辉提供的租赁合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事发出租房屋实地测量高度的照片、石排镇水贝村消防巡查服务队日常巡查登记表、林小琳与郭建华案件一审民事判决书，邓惠波提交的邓惠波与曹先辉的房屋租赁合同、情况说明及向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福隆派出所调取的案件材料、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函、本案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侵害生命健康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为生命、健康权纠纷。对于原、被告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两被告有违法行为、过错责任，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被告是否应对受害人陆鸿燕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原告诉请的损失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原告的诉请，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首先，曹先辉主张两原告主体不适格，提交了案涉出租房的租赁合同为证。虽该租赁合同的乙方并非原告，但从原告缴纳租金以及公安局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来看，事发前曹先辉出租了案涉出租房给原告居住，且受害人陆鸿燕系从案涉出租房坠下受伤的，故，曹先辉关于两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主张案涉出租房存在设计缺陷，认为被告仅对部分出租房采取安装防盗网等安全防护措施，并没有对全部出租房采取防护措施，窗户高度和阳台高度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没有依法办理出租手续。本院认为，1、国家规范《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第5.8.1条“窗外没有阳台或者平台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0.90m时，应设置防护设施”。而案涉出租房的窗户高度1.025米，已高于国家要求，系符合住宅设计规范。2、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要求住宅窗户必须安装防盗网。3、有无办理出租手续，与受害人陆鸿燕坠楼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案涉出租屋的低窗台及防护措施均满足设计要求，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两被告对本案的发生没有过错，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受害人陆鸿燕仅为四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监护人为原告陆亚平、蒋冬梅。原告陆亚平、蒋冬梅应当谨慎、全面的履行监护职责。但根据东莞市公安局石排分局福隆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材料显示，事发时只有受害人陆鸿燕独自一人在案涉出租房内，而作为其两名监护人，蒋冬梅在上班，陆亚平则在东莞市彻夜未归，使陆鸿燕处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同时事发时案涉出租屋的窗台下放有两张凳子，这更极大增加了危险因素。因此，受害人陆鸿燕坠楼身亡的直接原因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安全防范意识不强造成的。故，综上，原告主张两被告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受害人陆鸿燕的死亡损失，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亚平、蒋冬梅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338.48元，由原告陆亚平、蒋冬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庾少锋人民陪审员  邓永东人民陪审员  黄巧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饶子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