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02民初12579号原告：陈广彬，男，户籍住址四川省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灿，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市卡都海俊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法定代表人：郑雪融。被告：珠海维佳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法定代表人：梁燕媚。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星州，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磊，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广彬与被告珠海市卡都海俊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都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立案。卡都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被驳回后，应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珠海维佳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佳斯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广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灿，被告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广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卡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2.判令撤销原告与维佳斯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⒊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房款870584元及利息（以870584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5日起按年利率4.35%计至购房款还清之日止）；⒋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8041.22元；⒌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870584元；⒍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拟购买卡都公司开发的位于珠海××区xx项目的商铺，前往卡都公司售楼处了解，经过与卡都公司销售人员的交流，了解到该项目的其中一个商铺─xx街xxx商铺，建筑面积为9.41㎡，总价870584元。经过考虑，原告决定购买标的商铺，于是2017年7月25日再次来到售楼处，支付了全额购房款870584元，当原告准备与卡都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时，发现合同中载明的房屋价款为435291元，仅为此前约定的一半，另外一半的购房款，变成了所谓的投资款，写入到了返租协议之中，返租协议由原告与维佳斯公司签订，返租协议变为《合作经营合同》：载有原告需要支付投资款435291元，原告收房后将商铺交付给维佳斯公司，收取固定的租金，由维佳斯公司进行转租，自负盈亏。原告看到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及《合作经营合同》后，向卡都公司表示合同的内容与此前约定的不符，要求卡都公司进行修改，却遭到卡都公司的拒绝，表示他们都是这样的固定格式，不允许修改，如果不同意签字，已支付款项中的10万元将不予退还，于是原告只能无奈签字。当日原告还向被告支付了物业维修资金等共2509.82元。根据约定，卡都公司应当在2017年9月30日前向原告交付标的商铺，但卡都公司却迟迟没有交付，截至2018年11月27日，卡都公司都没有交付。后经原告调查得知，在签订上述合同之前，卡都公司就已经将标的商铺抵押给华商银行深圳分行用于借款担保，卡都公司却在出售标的商铺给原告的过程中隐瞒这一重要事实，且现标的商铺还被司法查封。于是原告多次试图与卡都公司联系，希望协商妥善解决相关事宜，可是卡都公司都置之不理。根据原、被告约定，购房款实为870584元，之所以出现《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记载的购房款仅为435291元，另外435291元变成了所谓的投资款，是被告为了逃避税收及出售已被抵押的房屋的法律责任，才将购房款拆分成两部分，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条款，依法应当无效。《合作经营合同》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其实质是一份租赁协议，由原告将标的商铺出租给维佳斯公司，收取固定的租金，由维佳斯公司将标的商铺再行出租给他人，赚取其中的差价，自负盈亏，因此，作为出租方的原告，并不享受其中的利润，当然也不需要支付所谓的投资款，从此也可以看出，该认购款是被告为了达到上述非法目的而将购房款另列名目进行收取的。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要求被告退还已付购房款870584元及赔偿利息损失55366.72元（以870584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5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27日，要求计至购房款还清之日止），此外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509.82元，并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即870584元的赔偿责任，以上四项合计1799044.54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原告陈广彬提交了以下证据：⒈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及其附件；⒉合作经营合同；⒊收据；⒋回购协议书；⒌抵押登记查询结果汇总表；⒍购票订单详情；⒎维佳斯公司营业执照。被告卡都公司辩称，一、原告无权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一）卡都公司不具有欺诈原告的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该规定，构成欺诈需要当事人具备欺诈的故意。本案，卡都公司在与原告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之前，虽然已经将案涉商铺抵押给华商银行深圳分行及至卓飞高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韶关）有限公司，但这只是卡都公司为了完成融资以实现按时交房目的的不得已行为，同时也是卡都公司当时在自身资金链周转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障原告合法权益的唯一途径。并且根据卡都公司与抵押权人签署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的约定，待卡都公司将案涉商铺成功出售并将售房款支付给抵押权人后，抵押权人应立即对案涉商铺予以解押，不会影响原告任何权利的实现，这与原告的正常期待是一致的，因此，卡都公司虽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中将案涉商铺的抵押情况表述为“未抵押”，但该表述不具有使原告陷于错误认识的故意，即卡都公司不具有欺诈原告的故意，卡都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二）卡都公司的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害。《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该规定，一方实施的欺诈行为需达成一定后果，给对方造成一定损害的情况下，对方才能行使合同撤销或变更权。本案，即便法院认定卡都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但是案涉商铺在2017年9月11日已经解除对至卓飞高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韶关）有限公司的抵押；在2017年8月25日已经解除对华商银行深圳分行的抵押，即案涉商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届满之前，已经解除全部抵押，处于无抵押无查封的状态，完全不影响交房目的的实现，即卡都公司的行为无论是否构成欺诈，均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无权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三）案涉商铺满足交付条件且实际上已完成交付。首先，案涉商铺已经于2015年11月17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于2016年4月1日取得《房地产登记测绘成果报告》，且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之前，其供水排水、供电及燃气设施设备等也均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即案涉商铺及其相关设施设备已经满足《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条、第十一条约定的交付条件。其次，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第十二条第（三）款第3项的约定，由于买受人原因导致商品房未能按期交付的，出卖人交付商品房公告或交付商品房通知书发出之日（以时间较早者为准），视为已经将该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并视为买受人对该商品房及一切所属设施均无异议。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第十二条第（二）款的约定，买受人未收到交付通知书的，以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届满之日为办理交付手续的时间，以该商品房所在地为办理交付手续的地点。因此，无论卡都公司是否向原告送达书面交房通知书，案涉商铺的交房时间和交房地点都是确定的，原告都有义务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办理收房手续，否则，可视为案涉商铺已经在约定交房日期，即2017年9月30日完成交付。最后，原告实际上也已经前往卡都公司处进行案涉商铺的验收，卡都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其出示《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地产登记测绘成果报告》等材料，原告验收无误后，在《房产分户图》中签名、摁指印，另外，原告同时签署《珠海市不动产权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所需资料，这些资料的签署充分证明原告已验收案涉商铺的事实。二、即便原告有权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该权利也已消灭。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_争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原告主张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的理由为案涉商铺在出售时存在抵押且答辩人对其故意欺诈。但，原告在购买案涉商铺之前，案涉商铺就已经存在抵押权登记，而抵押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即卡都公司已经将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状态通过登记的方式向不特定主体公示，原告有条件也有义务在确定购买案涉商铺之时，对商铺的权利状况进行核查。另，经卡都公司向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得知，《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签署以后，原告即可持《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前往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案涉商铺的抵押登记情况。基于上述分析，卡都公司认为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签署之日，即2017年7月26日起，原告就应当知道案涉商铺已被抵押的事实，但卡都公司直到2018年1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的撤销权已明显超过法定行使期限。退一步讲，原告作为案涉商铺的购买人，其至少应当在案涉商铺约定交房日期届满之前，即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就案涉商铺是否设定权利负担进行核查，以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但即便如此，原告的撤销权也已超过法定行使期间。三、原告关于《合作经营合同》中投资款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正当依据。本案，原告主张《合作经营合同》中有关投资款的约定无效，其理由是卡都公司欲通过此种方式实现逃税的目的，故相关约定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卡都公司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完全属于其主观臆断：首先，《合作经营合同》签署的主体是原告与维佳斯公司，卡都公司根本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更重要的是原告也是按照《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将款项支付给了维佳斯公司。鉴于此，卡都公司如何能通过原告与他人签署，且与他人履行的合同实现自己偷逃税款的目的呢？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卡都公司与维佳斯公司之间人格混同或者存在串通偷逃税款的行为，但原告对此又没有进行任何论述，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因此，原告关于卡都公司通过在《合作经营合同》中约定投资款以收取购房款，最终实现偷逃税款目的的主张在形式上都是行不通的。其次，原告的上述主张如若获得法院支持，其必须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合作经营合同》中有关投资款约定的目的是非法的，是卡都公司为了偷逃税款而为之。但，原告并没有提交税务机关或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关于卡都公司偷逃税款的书面认定或其他凭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承担其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再次，维佳斯公司与原告在《合作经营合同》中关于投资款的约定完全是合法的，并且维佳斯公司已做了大量工作努力实现该合同目的。根据《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原告支付的投资款主要用于运营管理物业所需的装修、配套设施设备的建设以及招商和运营所需的设计、策划、广告、推广等。截至目前，维佳斯公司已经委托施工单位对商铺及其所在步行街进行装修、改造且已经完成部分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的建设；已经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签订合同，开展对案涉商铺及其所在步行街的设计、策划、招商、推广工作且已有部分商铺成功对外出租。因此，《合作经营合同》中关于投资款约定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通过维佳斯公司的不断努力，该目的定能尽快实现。四、原告关于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的诉求不应获得支持。首先，根据上文论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与《合作经营合同》均合法有效，不存在被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原告关于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的诉求自然不应得到支持。其次，《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规定，即便《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被撤销且《合作经营合同》关于投资款的约定无效，那么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卡都公司与维佳斯公司应各自向原告返还其已经收取的款项，因此，无论法院是否对维佳斯收取的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或者做出何种认定，由于卡都公司收取的原告购房款只有435291元，因此，原告最多只能要求卡都公司返还购房款435291元。再次，即便本案能够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原告可请求卡都公司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但是，一方面，原告向卡都公司已付的购房款只有435291元，另外向维佳斯公司支付的435291元，无论其性质如何，由于并没有向作为出卖人的卡都公司支付，因此，不能作为计算赔偿金的基数；另一方面，考虑到原告未及时核查案涉商铺的抵押查封情况，对其损失存在一定过错以及民法上的公平原则等因素，也不应支持全部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补充，1、两被告认为构成欺诈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欺诈的故意；二是要有欺诈的行为；三是受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三者需同时具备才可。本案，虽然案涉商铺在出售时已被抵押，但抵押情况已在2017年9月11日被解除，即卡都公司关于案涉商铺抵押情况的表述丝毫不影响交房、过户等原告缔约目的的事先，是与原告缔约时的正常期待是一致的，并没有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在此情况下，卡都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的诉求没有正当依据。2、合作经营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原告与维佳斯公司及卡都公司分别签订的，且合同的内容和签署目的均截然不同。而卡都和维佳斯公司又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各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在没有生效判决认定二者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无论从签署主体还是合同内容和签署目的方面认定，《合作经营合同》都不可能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部分，另外，原告主张《合作经营合同》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部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完全属于其主观臆断，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卡都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⒈房地产借款合同；⒉抵押合同；⒊还款申请、网上银行电子回单；⒋不动产抵押（按揭）登记表；⒌竣工验收备案表；⒍房地产登记测绘成果报告；⒎（2017）最高法民申3596号民事裁定书。被告维佳斯公司表示同意卡都公司答辩意见。被告维佳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⒈合作协议；⒉收铺记录表；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⒋合作框架协议；⒌委托经营管理协议；⒍网络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合同、珠海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发布合同；⒎心海州商业物业租赁合同。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6日，卡都公司作为出卖人与陈广彬作为买受人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及附件，就卡都公司开发心海州项目中的xx区xx街xxx商铺买卖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约定交易房产实测建筑面积9.4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6.42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每平方米46258元，总价款为435291元。合同第四条抵押情况条款约定，“与该商品房有关的抵押情况为未抵押”。合同第十二条交付时间和手续条款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7年9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合同第十七条房屋登记条款约定，“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730日内取得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同意…本合同继续履行，自应当完成该商品房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完成房屋所有权登记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陈广彬又作为乙方与维佳斯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合同》，约定乙方提供案涉xxx商铺由甲方负责经营管理，根据该《合作经营合同》记载，双方合作经营管理物业的期限为8年，自开发商将物业交予乙方次日起计算，乙方应于开发商交付物业当日将物业交付于甲方，自乙方向甲方交付物业之日起，由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对物业进行装修、运营，乙方负责投入投资款435291元，分两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付清，合同经营管理期间乙方享有固定收益426585元，按月分8年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其余收益归甲方所有，甲方自负盈亏，若乙方与开发商签订的认购书或买卖合同解除的，本合同同时解除。该合同签订日期记载为2017年7月25日。陈广彬还作为乙方与卡都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回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可申请甲方回购案涉xxx商铺，乙方需甲方回购该商铺的，乙方应于该商铺竣工交付给乙方次日起8年期限届满前30天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乙方申请回购的，甲方按协议约定进行回购。协议第3.1条约定，乙方达到本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的，甲方应以总价870582元的价格回购该商铺，该价格为固定价格，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调整。协议第4.1条约定，该商铺由甲方回购后，乙方就该商铺与维佳斯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项下的乙方全部权利，同时转由甲方享有。该协议签订日期亦记载为2017年7月25日。根据相关收据显示，陈广彬于2017年7月25日通过POS机方式分两笔向卡都公司支付了案涉商铺的定金和认购款共计435292元，向维佳斯公司支付了案涉商铺的定金和投资款共计435292元，陈广彬还于上述款项支付当日向卡都公司支付了案涉商铺投资物业维修资金及工本费1509.82元。陈广彬并就案涉商铺支付了律师费1000元。维佳斯公司提供了与二十二冶集团天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凤祥路步行街装修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优托邦有限公司签订的心海州商业街《合作框架协议》、与广州市冠宸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心海州商业步行街《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与珠海多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分别签订的《网络广告发布合同》等以及与商户签订的《心海州商业物业租赁合同》，欲证明其已委托施工单位对案涉商铺所在的步行街进行装修施工，并对案涉商铺所在步行街进行招商管理、宣传并已出租部分商铺。庭审时，两被告确认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分别出具的收据经手人是同一人，对此两被告称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仅仅是针对心海州商业街项目所开展的单纯的商业合作关系，卡都公司负责对项目的开发建设，维佳斯公司根据业主委托对商铺及其所在步行街进行经营管理，双方没有股权或其他人员交叉关系，卡都公司在出售商铺时，为了业主购买商铺及办理委托经营方便，曾经与维佳斯公司在一处共同办公，所以可能出现两被告收据由同一人开具的情况，但是款项的性质应当以收据中的明确记载以及相关款项主体的盖章为准。关于案涉xxx商铺的使用现状，原告陈述卡都公司未向原告进行交付，具体由谁使用不清楚；两被告陈述案涉商铺已交由原告占有使用，但不能就此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庭审时，原告确认其有就《合作经营合同》收取过部分款项，具体金额各方当事人未有按本院要求核实提交。另查明，案涉xxx商铺上原设立有两次抵押，一次于2016年2月1日设立，抵押权人为华商银行深圳分行，该抵押已于2017年9月20日审批注销，另一次于2017年5月26日设立，抵押权人为至卓飞高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韶关）有限公司，该抵押已于2017年9月12日审批注销，案涉商铺上并有多轮查封。本院就此向原告进行释明，询问是否需要调整诉讼请求及事由，原告于二次庭审时明确其诉讼请求及事由，坚持主张撤销案涉合同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其他权利。本院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和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进行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合作经营合同》的性质。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能仅看合同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原告主张《合作经营合同》实质是一份租赁协议，两被告对此予以否认，针对原告与两被告的不同主张，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合作经营合同》不符合投资合同的基本收益特点，明显有悖于常理，该合同约定原告投资435291元，8年总计投资回款为426585元，尚低于原投资款，投资8年连投资款本金都无法全额收回，投资收益率为-2%，显然不符合投资应有最基本的收益回报特点，明显有悖于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所约定的交易总价并不符合案涉商铺同地段的市场价格，合同约定的单价与同地段、同类型、同业态的物业价格存在偏差，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格，不符合市场规律，相反，按原告主张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和《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原告应支付的款项总额作为案涉商铺交易总价则更为接近市场合理价格；再次，从本院审理的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作为共同被告的其他同类型案件所查明的事实来看，由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与买受人分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合作经营合同》是案涉商铺所在商业街商铺销售的普遍形式，在上述同类型案件中，各买受人及相关中介人员均有指认两被告通过分开签订两个合同的方式降低购房价款试图避税、商品房买卖合同记载价款仅为实际购房对价一半的情形；第四，原告与卡都公司所签《回购协议书》记载商铺回购价格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和《合作经营合同》约定金额的总和，亦能一定程度上佐证案涉商铺的实际交易价格；最后，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与《合作经营合同》均系同一时间段签署、原告交付所有款项均系在卡都公司售楼部、两被告出具收款收据财务人员均系一人等种种情形，可以认定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通过捆绑委托经营权到销售协议的方式，促使原告在购买案涉商铺的同时也作出委托经营的授权，进而达到卡都公司、维佳斯公司《合作协议》的目的，原告与维佳斯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表面上系基于原告获得案涉商铺所有权为基础所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实质上系购买案涉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的一部分，该合同约定的投资合作款实属案涉商铺的购房对价。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予撤销。卡都公司在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时案涉商铺上即已设立两次抵押，但合同中仍将案涉商铺记载为无抵押状态，亦无证据显示销售过程中卡都公司有告知原告案涉商铺已设立抵押的事实或征求过原告对案涉商铺设立抵押的意见，卡都公司作为出卖方确实存在隐瞒案涉商铺已设立抵押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况，但，原告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和价格取得案涉商铺并使用经营收益，而上述抵押均已于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期限内注销，未对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造成实质影响，不能认定为系阻碍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的原因，卡都公司对案涉商铺上曾经存在抵押情形的事实虽有隐瞒，但该行为并不妨碍原告的合同目的实现，不能认定该行为有致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形，原告经本院释明仍然坚持依照撤销权的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主张，对原告关于撤销其分别与两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和《合作经营合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事实上，案涉商铺现在系由于被查封原因导致无法依约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原告如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可就该合同的解除向两被告提出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广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92元，由原告陈广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龙飞人民陪审员  张建芳人民陪审员  吴舒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梁慧欣曾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