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1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甄某明（曾用名钟X明），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傅杰，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楠，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蔡书信，广东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富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刘思成，广东真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甄某明因与被上诉人莫某楠、原审第三人司广州富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未出现新证据、新事实或理由，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某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合同明确约定了办理过户的时间，但合同签订之后，双方对于变更合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应遵循原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关于合同中“因本物业房产证出证日期未满五周年，故买卖双方同意待房产证过五年后方办理过户手续”，原审法院认为是附条件的合同，同时依据在2015年3月“新政”的出台，推导出甄某明应及时为莫某楠办理过户手续。甄某明认为是错误的。首先，双方的合同明确约定了办理过户手续的时间为“待房产证过五年后”，对此条款并没有做出任何的限制或者补充说明。不是“待房产证过五年后”，双方的交易也是可以随时正常履行和办理过户手续，根本无需等待。这也说明涉案合同并没有设置条件，仅仅是明确了约定双方办理过户的期限。（因此合同对于办理过户时间做了明确规定，不应修改。）其次，一审法院以甄某明帮助莫某楠规避营业税的陈述而将责任推向甄某明，明显违反了公平原则。此约定由莫某楠与甄某明共同决定，并未附带其他的条件，而且当时因莫某楠告知甄某明资金暂时紧张，双方才会约定该条款进行避税。而且在目前房价大涨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无视甄某明遵循合同约定以原有的价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而对莫某楠违约而无法买入物业、履行合同的事宜不予追究，有违公平。第三，合同双方若需对合同的内容变更、调整，需在双方达成共识方可实行，本案中双方一直没有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双方理应履行原合同的约定。为此，原审法院既明确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却又强行要求甄某明违背合同约定方式履行，是违反了意思自治的原则。二、莫某楠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依据涉案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及结合补充条款关于待房产证过五年后方办理过户手续的约定，如果莫某楠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最快也应在2016年1月7日之后(在不考虑未明确履行时间而给予甄某明准备期间的前提下)。但莫某楠却在甄某明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5年12月29日寄送的快递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约定。通过甄某明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当时甄某明一直在湖南处理事务，根本就不在广州，莫某楠邮寄的快递不可能由甄某明签收。因此甄某明无法知晓快递是由谁寄出，快递的内容是什么。甄某明知晓邮件内容后，马上联系莫某楠和广州市富安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短信、电话、律师函的方式告知莫某楠和广州市富安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以未知的情节来对抗甄某明的真实意思表示，极其显失公平。因此甄某明认为，一审判决中“上诉入在外地不配合过户，进一步表明不愿意履行合同义务”的表述是错误的。三、合同可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仍能实现。本案的合同目的仍能实现，假定上诉人存在迟延履行情节，但时间因素对合同实现的影响程度完成可以忽略(房价在涨，但交易价格仍为合同价)，莫某楠期待通过合同而达到的交易目的仍能实现。恳请二审法院考虑实际情况，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莫某楠发出的两份函件相隔时间非常短（第一封函件在2015年12月21日书写，他人代签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第二封函件于2015年12月29日发送，代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这说明莫某楠因反悔不愿履行合同而编造理由。若甄某明不愿意履行合同完全可以设置障碍或无需做这么多的工作，进行上诉要求莫某楠继续履行合同，这均不符合莫某楠的陈述，但却能体现甄某明的诚意，因此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原审法院在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且莫某楠不具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判决解除合同时没有法律依据的。四、原审法院未能正确区分违约情节，以及违约责任适用不当。首先，本合同是因莫某楠自身的财力状况导致无法继续购买，理应由莫某楠承担无法购买的根本违约责任。其次，当甄某明知晓相关的信息后，立即要求莫某楠、广州市富安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6日办理过户手续，并没有违反合同逾期30天的约定。即便甄某明存在逾期的情况，不构成根本违约，相应的违约责任也应遵循合同约定的每日以成交价的千分之一进行赔偿，而并非合同交易价格的10％。为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待房产证过五年后再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法院认定是附条件的合同，认定事实错误，应该是附期限的合同。一审认定混淆事实，2015年新政出来，莫某楠要求提前过户，双方产生分歧，并不是甄某明不履行合同。在房屋买卖中，银行按揭是审查莫某楠的资信，而不是甄某明的责任，不需要甄某明提供任何协助。房产证到期日期是2015年12月8日满五年可以过户。甄某明在2016年1月2日晚上回到广州，当晚发短信要求莫某楠过户，莫某楠发出的第一份律师函后，不到三天立即发出第二份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随即立即提出诉讼，明显蓄谋已久。双方约定5万定金，在过户时支付首期100万，其他90万办理按揭。莫某楠并不具有购买能力，莫某楠并未向银行申请贷款，办理手续。本案莫某楠是恶意诉讼。莫某楠二审答辩意见如下：1、甄某明上诉状中称本合同明确约定了过户时间，但双方未达成一致变更的意见，应该按照原合同履行。而原审法院认定是附条件的合同，且结合2015年出台的新政，认为甄某明应该及时过户。对此，莫某楠认为一审判决正确。甄某明在一审中陈述因为要帮莫某楠规避营业税而约定满5年再过户。而现在新政出台后，目的已可以达到，甄某明理应及时为莫某楠办理过户，一审的判决无论从常理还是逻辑上都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并未以新政出台推导出甄某明应为莫某楠办理过户，而是结合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一是甄某明办理过户的条件已经成就而甄某明存在无意履行合同的情况；二是莫某楠要求甄某明尽快履行办理过户手续，从2015年4月-12月8日莫某楠一直要求甄某明履行按揭手续的事实，可以认定甄某明并不积极准备为莫某楠办理相关手续。甄某明在一审陈述其于2016年1月3日回到广州，但现在又说是1月2日，而且说1月2日即发出信息，但实际是1月4日。2016年1月4日与2015年12月8日相隔时间较长，甄某明明知莫某楠急着办理手续，现在合同约定已经到期，甄某明才开始要求履行相关手续，进一步表明甄某明不愿履行合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莫某楠认为一审判决正确。甄某明认为莫某楠不具备购买能力是错误的。莫某楠办理银行按揭，是需要甄某明协助的，必须要甄某明提供账号和签名。合同之所以约定甄某明要为莫某楠全力办理按揭，是有原因的。一审判决认定甄某明应承担违约责任是正确的。2、甄某明认为莫某楠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引用的是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莫某楠承认确实有该条款，但是双方约定的是甄某明迟延交付房屋后才是按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故不应适用该条款。莫某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莫某楠与甄某明于2014年10月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解除；2、甄某明向莫某楠退回定金50000元；3、由甄某明支付中介费28000元；4、甄某明向莫某楠支付违约金195000元；5、甄某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4日，莫某楠（买方）与甄某明（卖方）、富某公司（经纪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买卖之房屋地址为：海珠区东晓南路锦绣星城X栋X房；该物业按套销售，买卖双方同意该物业成交价为195万元；如买方或卖方违约，导致交易不能进行或交易取消的，则违约方须赔偿另一方已支付的咨询及中介服务费；卖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将该物业售予买方，或者因违约而无法将该物业售予买方的，应向买方支付该物业成交价的10%作为违约金，卖方并须退回买方已付的所有费用；（第十九条、三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因本物业房产证出证日期未满五周年，故买卖双方同意待房产证过五年后方办理过户手续；签订本合同时，买方向卖方支付2万元作为部分定金，2014年10月8日买方再向卖方支付3万元，此时卖方合共收到定金5万元；等。该合同附件约定：签订本合同时支付2万元作为定金；首期楼款（含定金）100万元应在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当天内付清；银行同意贷款申请后5个工作天内，买卖双方应共同到房管部门办理交易过户递件手续；90万元由买方申请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买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5个工作天内办妥按揭贷款申请手续，而卖方应全力协助买方办理相关手续……；等。同日，莫某楠签署《服务收费确认书》，确认：经富某公司促成涉案房屋之购买，现同意向经纪支付28000元作为富某公司之中介代理费及咨询费等；该费用之缴交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前；等。2014年10月8日，甄某明出具《收款收据》：甄某明是涉案房屋之业主，现收到莫某楠交来承购上述单位之购房定金5万元。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5年12月17日出具的涉案房屋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房屋的登记时间为2010年12月8日。莫某楠于2016年1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甄某明表示：涉案房屋由甄某明一个人使用，但甄某明经常在外地；2015年12月23日、12月25日、12月30日这几天甄某明没有在涉案房屋里居住，当时甄某明在岳阳（11月份去的，2016年1月份回来的）；甄某明在岳阳有房屋，经常在岳阳居住；是朋友开车去的岳阳；12月20多号快递公司两次打电话和甄某明说有快递；甄某明就让快递公司把快递放到门口的地上；甄某明当时也没有问是谁邮寄过来的。对于“新政”问题，富某公司表示：2015年3月份限购的新政出来后，莫某楠打电话和富某公司说，莫某楠找甄某明沟通，要求办按揭手续；富某公司（2015年8月23日）发短信要求甄某明配合，但甄某明一直没有配合；这个短信富某公司发出后，甄某明没有回复。甄某明表示：收到短信后，当天晚上甄某明就打电话给莫某楠，想和莫某楠协商一下，但莫某楠没有接听电话；2014年10月4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甄某明也是因为善意，为了帮莫某楠规避营业税，才约定了满5年办理过户手续；在2015年3月份出了新政策后，莫某楠要求变更履行时间，但是没有得到甄某明的同意，甄某明一直在外地工作，无法随时去配合去办理这些按揭的手续的。莫某楠表示：在新政出来后，合同处于可以随时履行的状态。对于莫某楠除了以律师函的方式通知甄某明外有无以其他方式限定甄某明协助办理按揭、过户手续。莫某楠表示：莫某楠从4月份开始就要求甄某明履行合同，莫某楠8月23日打电话给甄某明，12月1日打电话给甄某明，甄某明从8月23日开始说要求莫某楠一次性付款，不肯和莫某楠去办任何的手续；甄某明试图阻碍合同的履行。甄某明表示：4月份的时候中介通知甄某明去办，甄某明说房产证不在甄某明手上，被甄某明的老婆拿走了，后来甄某明在电话里和中介说甄某明的老婆要求一次性付款，中介说莫某楠同意一次性付款；后来中介打电话说莫某楠要求减10万元房款，甄某明不同意。富某公司表示：（2015年4月）当时甄某明确实说房产证被他老婆拿走了，他老婆不同意卖了。一审法院向莫某楠释明后，莫某楠表示：坚持要求解除合同。莫某楠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莫某楠委托律师于2015年12月21日向甄某明作出的（2015）大篆律函字第0016号《律师函》、快递单及妥投证明。其中：律师函主要内容为：莫某楠要求甄某明在律师函送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莫某楠联系，协助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等。妥投证明中记载：邮件于2015年12月23日已妥投；签收人为“甄某”。2、莫某楠委托律师于2015年12月29日向甄某明作出的《律师函》、快递单及妥投证明。其中：律师函主要内容为：律师函到达甄某明之日，《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甄某明应向莫某楠退回定金，支付中介费用、违约金。妥投证明中签收人为“他人”。3、富某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向甄某明作出的《履约催促函》及快递单。4、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的电话录音，时长为6分51秒，其中部分对话内容为（“莫”代表莫某楠，“甄”代表甄某明）：“莫：嗯……，我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去解决呢？甄：那你怎样解决呢？我都说了你一次性转钱给我，我就帮你搞定它。莫：但是问题是……甄：如果你说要去办那些那么麻烦的东西，我是没有时间和你去办理！”。5、通话清单，其中记载2015年12月1日主叫136××××4401的两次通话时长分别为16秒、6分54秒。6、代码为1029075215118、内件品名为律师函（2015）大篆律函字第0016号的快递单及妥投证明，其中妥投证明记载：上述邮件于2015年12月25日已妥投；签收人：本人；等。7、银行流水帐。甄某明表示：证据1、2快递并不是甄某明本人签收的，2015年12月23日、12月29日甄某明均不在广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这个快递也不是甄某明本人签收的，但甄某明知道这个催促函后就和莫某楠、富某公司联系了，富某公司回复说是工作上一般程序的提醒。证据4断章取义，只截取了对莫某楠自身有利的录音部分；第1页倒数第5行，事实上合同到期是2015年12月8日，至今并没有一年多，和事实不符；第3页说明甄某明是遵守合约的，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这个录音后面还有一段话，莫某楠刻意删除了。证据5并没有通话记录的内容，无法证明莫某楠与甄某明之间的通话内容是什么。证据6都不是甄某明本人签收的。证据7，据甄某明了解，办理按揭并非只提供银行的流水帐就可以了，还要提供其他的条件，莫某楠并没有把按揭需要的材料都附齐，甄某明有理由怀疑，莫某楠实际上并没有去办理按揭这个事情。富某公司表示：证据1、2，听莫某楠说过向甄某明发出律师函。证据3、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由法庭核实。证据7，莫某楠向某公司反映过，莫某楠去办理过按揭的相关手续，莫某楠一直很积极的去履行合同。甄某明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与富某公司员工曾先生的短信记录。2、与莫某楠的短信记录。3、甄某明委托律师于2016年1月7日向莫某楠发出的《律师函》、快递单信息，其中律师函主要内容为：原莫某楠收到律师函后3日内与甄某明联系，按合同继续履行过户义务和付款义务；若莫某楠接函后30日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甄某明将行使解除权；等。4、视频、视频内容简要说明。莫某楠表示：证据1，看手机中的短信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认定，但甄某明复印的短信内容不详细。从短信中可以看出，莫某楠从8月2日已经开始约甄某明见面，8月23日莫某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10月8、9日中介也有联系甄某明要求履行合同；在莫某楠发了解除函后，甄某明才说想继续履约。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莫某楠方没有收到过。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里面的内容很明确，甄某明两次要求莫某楠一次性付款；甄某明和中介说要求莫某楠一次性付款，并且甄某明同意一次性赔偿10万元给莫某楠；根据买卖合同第19条，莫某楠认为是无效的，2015年3月31日广州市政府出了新的政策，房产证满两年就可以免营业税了，所以莫某楠在4月份开始就要求履行合同，并且一直在准备，但甄某明一直称其在外地，不配合莫某楠，直到甄某明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其不愿意再履行合同。富某公司表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富某公司应莫某楠的要求确实向甄某明发过短信。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与本案有关，确实是存在短信中说的这个事实。证据3甄某明是在莫某楠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后，才发出的律师函。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认定，相关内容与莫某楠向某公司反映的一致。经原审法院释明后，甄某明提交了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5份）、2015年12月25日（1份）、2015年12月26日（1份）、2015年12月30日（1份）的票据作为证据。莫某楠表示：对前5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第6份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对第7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8份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富某公司表示：质证意见与莫某楠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莫某楠与甄某明、富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包含了买卖管理和居间关系，本案处理的是莫某楠、甄某明之间买卖关系的纠纷。上述合同中关于房屋买卖的约定是莫某楠、甄某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合同约定“因本物业房产证出证日期未满五周年，故买卖双方同意待房产证过五年后方办理过户手续”。从合同字面理解，涉案房屋的登记时间为2010年12月8日，则甄某明应在2015年12月8日或之后为莫某楠办理过户手续。但从甄某明关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甄某明也是因为善意，为了帮莫某楠规避营业税，才约定了满5年办理过户手续”的陈述，上述约定实为办理过户的“条件”，即能为莫某楠免除营业税即可办理过户。就此而言，2015年3月“新政”出台后，甄某明即应及时为莫某楠办理过户手续。本案应将上述两种情况相结合予以分析。首先，上述“新政”出台后，莫某楠与甄某明约定的过户的实质条件已经成就，但根据甄某明关于“4月份的时候中介通知甄某明去办，甄某明说房产证不在甄某明手上，被甄某明的老婆拿走了”的陈述、富某公司关于“（2015年4月）当时甄某明确实说房产证甄某明他老婆拿走了，他老婆不同意卖了”的陈述以及莫某楠提供的2015年12月1日的电话录音中甄某明的“我（甄某明）都说了你（莫某楠）一次性转钱给我，我就帮你搞定它”、“如果你说要去办那些那么麻烦的东西，我是没有时间和你去办理！”的表述，可见甄某明并无意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即使如前所述从合同字面理解至2015年12月8日甄某明未办理过户手续并不构成违约，但前述事实说明甄某明明确知晓莫某楠一直在要求甄某明尽快履行合同中的办理过户等手续，故可以认定甄某明应当积极准备在2015年12月8日当日为莫某楠办理相关手续。甄某明因其自身原因在外地，不配合莫某楠办理过户，也进一步表明其不愿履行合同义务。甄某明的上述行为已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应担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莫某楠有权解除合同。虽然甄某明对莫某楠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律师函的送达不予确认，但其在庭上表示知晓有快递，而其也是在收到部分律师函后才通知莫某楠办理过户手续，故可以认定甄某明已收到莫某楠解除合同的通知，因此，莫某楠要求确认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甄某明退还定金50000元、支付违约金195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甄某明提交律师函作为证据证明其愿意履行过户义务，但该律师函是在莫某楠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之后，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莫某楠主张的因涉案房屋的交易产生的28000元的中介费，因该费用尚未实际支付给富某公司，而实际支付的金额现尚不确定，故莫某楠要求甄某明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莫某楠可在条件成就后再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原告莫某楠与被告甄某明于2014年10月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买卖关系已经解除；二、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定金50000元；三、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195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350元，由被告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原告同意被告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部分直接支付给原告。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甄某明自述：“莫某楠没有那么多钱要办理按揭贷款，至2015年3月、4月中介表示可以办理，其表示房产证不在自己手上，需要与家人商量，后家人要求莫某楠一次性付款，其与莫某楠联系，莫某楠要求减少10万元，甄某明表示不同意……。”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甄某明的上诉请求及莫某楠的答辩意见，分析如下：2014年10月4日，莫某楠（买方）与甄某明（卖方）、富某公司（经纪方）在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附件中约定：签订合同时，买方向卖方支付人民币2万元作为部分定金，2014年10月8日，买方再向卖方支付3万元，此时卖方合共收到定金人民币5万元；首期楼款100万元应在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当天内付清；其余90万元，由买方申请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买方应在签订本合同后5个工作天内办妥按揭贷款申请手续，而卖方应全力协助买方办理相关手续，包括提供资料、签署有关文件/合同等，该笔款项于买卖完成并办妥他项权利登记后由贷款银行直接划入卖方银行账号，贷款额以银行审批为准，银行实际贷款额与买方申请贷款额之间差额由买方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据时支付给卖方。由此可见，莫某楠办理银行按揭是需要甄某明协助的，而且甄某明应提供资料、签署有关文件/合同等。另，从按揭款直接划入卖方账号的约定来看，在办理按揭过程中，甄某明还需提供自己的账号，故，甄某明上诉认为办理按揭仅为莫某楠一方的责任，银行仅审查莫某楠一方的资信，不需甄某明协助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从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对于购房款中的90万元按揭贷款，双方并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在签署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办妥按揭贷款申请手续。虽然如此，莫某楠在已支付5万元定金的情况下，不办理该按揭手续显然对其不利，故其理应积极办理按揭申请手续。根据一审诉讼中，甄某明关于“4月份的时候中介通知甄某明去办，甄某明说房产证不在甄某明手上，被甄某明的老婆拿走了”的陈述、富某公司关于“（2015年4月）当时甄某明确实说房产证甄某明他老婆拿走了，他老婆不同意卖了”的陈述以及莫某楠提供的2015年12月1日的电话录音中甄某明的“我（甄某明）都说了你（莫某楠）一次性转钱给我，我就帮你搞定它”、“如果你说要去办那些那么麻烦的东西，我是没有时间和你去办理”的表述及二审期间，甄某明自述“莫某楠要求办理按揭贷款，至2015年3月、4月中介表示可以办理，其表示房产证不在自己手上，需要与家人商量，后家人要求莫某楠一次性付款，其与莫某楠联系，莫某楠要求减少10万元，甄某明表示不同意……”等可见，签署合同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甄某明一方要求莫某楠变更付款方式，即改为一次性付款，且在莫某楠不同意变更一次性付款方式的情况下，其存在拒绝协助莫某楠办理按揭手续的意思表示。涉案房屋至2015年12月8日已满五年期限，而于该日中介方富某公司向买卖双方发出《履约催促函》催促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再至2015年12月21日，莫某楠委托广东大篆律师所律师向甄某明发出催促协助办理按揭手续《律师函》，该函件甄某明已收到，但其并没有作出回复，故甄某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不配合协助莫某楠办理按揭手续的故意，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莫某楠诉求解除合同，要求甄某明返还定金及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甄某明上诉认为其不构成违约及违约金应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等抗辩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甄某明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甄某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燕宁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杨仁义王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