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初344号原告：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6号17层。法定代表人：吕卫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F座5层505B室。法定代表人：边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生，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莉，北京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68号。法定代表人：宋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秉，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2栋11B1单元。法定代表人：郭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超，广东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普天公司）与被告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富公司）、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普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被告北京新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生、万莉，被告昆山申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秉，被告神州数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俊超、李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普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北京新富公司在其抽逃出资36600000元本息（即本金366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36780000元，利息取万位整数，下同，扣减其已承担的15000000元赔偿责任后，剩余58380000元）范围内，对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港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以下简称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106777309.39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请求判令昆山申昌公司在其抽逃出资10000000元本息（即本金10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10050000元，全额扣减昆山申昌公司已承担的30000000元赔偿责任后，剩余0元）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106777309.39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备注：在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提供验资帮助资金赔偿责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对昆山申昌公司已承担的30000000元赔偿责任，中国普天公司同意昆山申昌公司的要求，先全额扣减昆山申昌公司10000000元抽逃出资本息赔偿责任，再扣减其验资帮助资金赔偿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其验资帮助资金赔偿责任限额，即中国普天公司第3项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昆山申昌公司在其提供的3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本息（即本金35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35200000元，扣减其已承担的9950000元赔偿责任后，剩余60250000元）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106777309.39元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判令神州数码公司在其提供的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本息(即本金25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25120000元，扣减其已承担的15000000元赔偿责任后，剩余35120000元)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106777309.39元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00元由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中国普天公司因与生物港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了112918272.95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后于2007年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国普天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委托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第539号，至今未执行完结。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642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最高法民申790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并确认的事实，在生物港公司发起设立的过程中，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3660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10000000元并提供35000000元的验资帮助资金，神州数码公司提供了25000000元的验资帮助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答复意见，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应当依法对生物港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在其各自抽逃出资本息及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范围内向中国普天公司承担责任。北京新富公司辩称：一、中国普天公司对涉案保证合同及对应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有过错，应自行承担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经济损失。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提供担保，目的是为其绝对控股的子公司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进行倒贷和增资扩股。而生物港公司本身没有面向市场的产品、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没有合法的还款来源，并不具备流动资金贷款申请条件。中国普天公司明知生物港公司无偿还能力仍为其提供担保，主观上有明显过错。且为取得该贷款，中国普天公司不仅以国有企业的身份为非国有的生物港公司提供担保，还动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给己方的300000000元授信额度中的100000000元，编造虚假的贷款理由，以生物港公司的名义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指定巨龙公司董事长王瑛全权负责贷款事宜。生物港公司取得该贷款后，按中国普天公司要求，违背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直接将款项汇入中国普天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而没有用作自身的日常生产经营周转。中国普天公司收到该贷款的当日即将该款项汇付给北京博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公司），用于博恒公司对北京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盛公司）增资。博恒公司利用该贷款对邦盛公司进行了两次虚假增资（一轮增资后抽逃，再进行二轮增资），在中国普天公司的监督和控制下，再用虚假增资后的邦盛公司对巨龙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倒贷。中国普天公司不仅主导了贷款申请并实际使用了涉案贷款，而且由于其对该贷款的监督、控制，使该贷款未按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且未能如期归还。中国普天公司对涉案借款合同及对应的担保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具有完全的过错，其应自行承担合同项下的全部经济损失。而就所谓的损失，由于贷款一直在中国普天公司的支配、使用下，中国普天公司的损失无从谈起。中国普天公司归还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款项，本就是其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应承担的返还及赔偿责任，其行为不仅违反了《贷款通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一条及《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本虚假的公司。中国普天公司是以贷款担保的合法形式掩盖其企业间资金拆借、虚假增资，继而进行股本权益性投资的非法目的，骗取银行贷款。涉案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中国普天公司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取得的贷款依法应予以归还，不能因此归结为其损失。二、中国普天公司借用生物港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并实际使用该贷款，其名为保证人，实为借款人，不应享有属于保证人的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作为实际用款人，中国普天公司对名义借款人生物港公司不享有追偿权，生物港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也就没有基于此的赔偿责任，故北京新富公司及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也就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案件均未就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应否享有追偿权进行审理，也未见中国普天公司向生物港公司提出关于追偿权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迳行作出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享有追偿权的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应当明确、具体和完整，并符合下列要求：（一）人民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判决。判决书应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基础，判决主文确定的权利义务应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对应，体现不告不理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关于中国普天公司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的判决，系在当事人请求之外另行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该判决书未就中国普天公司与生物港公司之间是否互负债务以及债的成因、过错有无及大小等进行审理，即作出中国普天公司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的判决，此节判决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中国普天公司诉请生物港公司的股东等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件中中国普天公司未获清偿的债务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首先是补充责任，相较于生物港公司的清偿责任，应当是第二位的责任。在此情形下，被诉之股东等即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享有债务人即生物港公司的抗辩权。即使生物港公司放弃对该债务的抗辩，北京新富公司仍有权抗辩。三、北京新富公司对生物港公司没有抽逃出资，故不存在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中国普天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01年7月5日，北京新富公司向昆山申昌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太光科技有限公司，后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统称为昆山申昌公司）支付了30000000元用于出资设立生物港公司。2001年7月19日，在生物港公司设立之时，北京新富公司的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到位。北京新富公司又于2001年11月2日向生物港公司设立之时汇集全部出资额的昆山申昌公司支付了8370000元。如果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不会在公司已设立完成后、时隔不到4个月的时间再次向昆山申昌公司支付款项。北京新富公司主观上不具有抽逃出资的故意。生物港公司设立完成后的资金流转，北京新富公司毫不知情，不能因为与神州数码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后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统称为神州数码公司）在股权上有关联关系，就推定北京新富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注册资金被转出。事实是，2001年8月，昆山申昌公司和生物港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与2003年分三次受让生物港公司共计90%股权的博恒公司（原名称为北京达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博恒公司）和北京兴邦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神州数码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经理，也与博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利害关系。博恒公司就是本案所涉及的贷款使用中的一环，是中国普天公司将贷款用于其对巨龙公司股份制改造的第一站，即2003年2月10日中国普天公司收到贷款后于第一时间将97500000元付至博恒公司，用于博恒公司对邦盛公司的增资。而上述人员，均与北京新富公司为利益冲突方。上述人员完全不能代表北京新富公司，相反，只会对北京新富公司予以隐瞒。对于2001年8月从生物港公司转出至神州数码公司的96600000元，北京新富公司无从知晓，更未获任何利益。抽逃出资的终极目的，应是为股东利益，而其要素应为：一是投资者所为，二是投资者侵占被投资企业的财产。生物港公司注册完成后的资金流转，并非北京新富公司所为，北京新富公司从始至终未获任何利益。既无资金转回北京新富公司，又无资金付至北京新富公司所指定的公司。神州数码公司虽与北京新富公司有股权上的关联关系，但人员安排上已不在北京新富公司控制下，不能据此断定是北京新富公司为己之利益将出资抽逃。北京新富公司既未直接或间接地实施抽逃的行为，更未侵占生物港公司的任何财产。总之，北京新富公司没有抽逃出资。另，生物港公司2002年度至2004年度年检报告显示，每年度实收注册资本均为100000000元人民币，三年间净资产值均在90000000元以上，2003年和2004年对外投资都在70000000元以上。如果生物港公司在2001年8月的资金往来系注册资本金流出，上述对外投资却表明，注册资本金已回流至生物港公司，实现了资金回填，包括北京新富公司在内的涉案各方即不构成抽逃出资。四、中国普天公司所称的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件中未能清偿的债务总额，事实依据不足，北京新富公司不予认可。1.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的债务利息与已生效的（2007）京仲裁字第0522号裁决书确定的债务相违背。该裁决书裁决本案的执行额和（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清偿和赔偿的执行总额，应在申请人已承担的112918272.95元的保证范围内。该生效裁决书已明确中国普天公司的执行总额不应超过112918272.95元。故假设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有追偿权，第539号执行案扣除已获赔偿的48949565.47元，即反担保人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未名公司）赔偿37949565.47元、博恒公司赔偿11000000元，未获清偿的债务也不应超过63968707.48元。2.因第539号执行案的执行始于2007年，至今已十年有余。其间是否仅获偿48949565.47元尚无法确认。总之，北京新富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诉请的第539号执行案中未能清偿的债务金额不予认可。五、北京新富公司作为生物港公司的原始股东，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及其执行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执455号案中，已在判决认定的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了15000000元的补充赔偿责任。该15000000元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予以扣除。并且，即便构成抽逃出资，也不应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均明确：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是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未含抽逃出资对应的利息。本案属执行程序中的衍生诉讼，上述规定应优先适用。故不应计算抽逃出资对应的利息。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与本案有本质不同（本案中国普天公司具有完全的过错），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本案审理不具有参考性。另，该案判决北京新富公司承担抽逃出资本金对应的利息部分，存在在当事人请求之外另行作出判决的程序性错误，不宜被援引。综上，请求驳回中国普天公司对北京新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昆山申昌公司辩称：一、中国普天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中国普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应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向生物港公司行使追偿权，而不得径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物港公司的责任范围未通过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要求生物港公司股东及相关方承担责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中国普天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和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人，贷款偿付后无权再向名义借款人生物港公司追偿。生物港公司本身并无资金需求，也无贷款能力和贷款资格，贷款的真实目的在于中国普天公司的资金需求，通过对贷款资金的拆借完成对中国普天公司控股的巨龙公司增资扩股，以缓解中国普天公司控股的巨龙公司的经营困难。中国普天公司不仅参与策划了整个贷款和资金使用过程，并且贷款资金中97500000元实际进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故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贷款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应属无效，中国普天公司应就其过错承担责任，其清偿贷款后无追偿权，应由其承担自身损失。三、即使不考虑中国普天公司的过错行为，追偿范围亦应不包含利息及已从其他反担保人受偿款项。中国普天公司代偿款112918272.95元中，本金为100000000元，其余12918272.95元为利息和财产保全费，从谁使用资金谁支付利息的角度出发，利息和财产保全费应由中国普天公司承担。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亦未判决中国普天公司可就代偿款收取利息，故本金100000000元部分亦不应计息。中国普天公司提交的起诉状所附本息计算表中的利息计算无依据。此外，本案贷款存在大量的反担保措施，仅就目前所知中国普天公司已获得相关反担保人的赔偿，至少包括博恒公司清偿11000000元和北大未名公司赔偿损失35700000元（实际获赔37949565.47元），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北京东方达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达博公司）承担80000000元连带赔偿责任。至于是否获得其他赔偿，因中国普天公司履行保证责任至今已逾十年而未向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主张过权利，昆山申昌公司有理由认为中国普天公司已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相关赔偿。四、昆山申昌公司已就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偿赔偿责任，不应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仅是个案认定昆山申昌公司及北京新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责任，并不能当然认定本案昆山申昌公司及北京新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责任。昆山申昌公司对与神州数码公司之间的45000000元往来款并不知情，均是王宪平个人操作实施，而且昆山申昌公司与神州数码公司之间45000000元往来款并不能当然认定为抽逃资金，不能排除其他法律关系存在。仅因为昆山申昌公司经过数次股权转让，目前公司人员对公司之前情况并不知情而无法举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既已生效，昆山申昌公司已实际履行45000000元，其中包括代北京新富公司先行垫付15000000元，已全额补足抽逃出资范围，不应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五、中国普天公司要求昆山申昌公司承担的代垫资金责任已过诉讼时效。首先，中国普天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要求昆山申昌公司承担35000000元代垫资金责任应受诉讼时效限制，其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两年内主张权利，时效已经过。其次，中国普天公司要求昆山申昌公司承担35000000元代垫资金责任，该责任性质上属于连带责任，而且是有终局责任人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并未主张主责任人而仅要求昆山申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也有损昆山申昌公司的追偿权。再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并未查明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恒公司）35000000元出资的抽逃主体，代垫资金责任本质上仍是协助抽逃出资责任，抽逃出资的主体未查明，抽逃出资责任亦无法认定，因此代垫资金责任无事实依据。最后，昆山申昌公司已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履行45000000元，其中包括代北京新富公司先行垫付15000000元，扣除履行补足抽逃出资部分，剩余款项已履行代垫资金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中国普天公司对昆山申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神州数码公司辩称：一、中国普天公司是其所担保贷款的实际用款人，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贷款担保损失，无权要求生物港公司及其股东、神州数码公司赔偿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损失。1.中国普天公司在起诉状中请求判令神州数码公司在提供的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件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112918272.95元承担连带责任，后又将其所主张的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金额予以调减。究其实质，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中国普天公司与生物港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中国普天公司所主张的主债务人是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要求神州数码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当然享有主债务人生物港公司的抗辩权，生物港公司放弃债务抗辩权的，神州数码公司仍有权抗辩。2.第539号执行案件执行的是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诉生物港公司和中国普天公司连带偿还100000000元借款本息纠纷一案所形成的民事判决。中国普天公司称其为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了112918272.95元的连带清偿责任，有权根据上述判决直接向生物港公司进行追偿。而事实是，上述判决只是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诉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的裁判，没有全面查明生物港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之间的相互欠款情况，第539号执行案充其量只能证明中国普天公司曾经为生物港公司代偿了112918272.95元的担保借款，却未反映中国普天公司是否同时拖欠了生物港公司债务，不能证明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确有债权。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起诉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偿还借款时，生物港公司和中国普天公司一致主张生物港公司只是该笔借款名义上的借款人，没有实际使用借款。生物港公司确认其将97500000元的款项全部汇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被挪用，且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借款被挪用有过错，故本案借款不应由生物港公司偿还，应由中国普天公司、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自行协商解决。中国普天公司也自认以生物港公司名义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所借的100000000元款项直接拆借给邦盛公司，用于其对巨龙公司的增资扩股，中国普天公司为借款提供担保，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故借款合同无效，作为借款合同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应确认无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据此确认生物港公司借款后将款项划入中国普天公司的资金监管账户及中国普天公司将款项划付给其他公司使用，仅认为“该行为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本院不予审查”。中国普天公司在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时仍自认97500000元借款进入其账户后，最终由其下属的巨龙公司安排使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对此亦未否定，仅认为“上述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了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系”。由此可见，上述生效判决基本认定生物港公司只是涉案借款的名义借款人，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另有其人，只因合同相对性原则才仍判决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连带偿还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本息。至于借款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上述判决对此并未进行区分和裁判。本案要查明生物港公司是否确实存在对中国普天公司所谓未能清偿的债务，必须对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情况、归还责任分配，以及生物港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之间的相互欠款关系重新全面审查和裁判。4.经调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案件卷宗，生物港公司收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100000000元借款并扣除有关费用后，确已于2003年2月10日将97500000元账户余款一笔汇入中国普天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西客站支行设立的账户，此后该款项再未回到生物港公司账户。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97500000元应付款及自2003年2月10日起算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未偿还。生物港公司当时的代理人即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的代理人姜涛在该案宣判笔录上明确提出“生物港公司认为其只是名义借款人，中国普天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生物港公司，生物港公司提供的证据清楚表明了其在收到97500000元贷款后全部划转给了中国普天公司，因此该款项的偿还人应为中国普天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在其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据以证明生物港公司财产的《受信企业主要资产一览表》中也称：暂计至2004年3月31日，生物港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尚拥有其他应收款98000000元。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名义上为生物港公司代偿了112918272.95元借款本息，实际上该借款中至少有97500000元本金是中国普天公司自己使用的，应由中国普天公司负责归还，且早在2003年中国普天公司就已对生物港公司负有98000000元的应付款，互相冲抵后，生物港公司根本没有拖欠中国普天公司债务。5.中国普天公司与生物港公司恶意串通，故意隐瞒证据，隐瞒其对生物港公司的巨额应付款本息，恶意申请执行生物港公司，并试图通过本案诉讼追加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及与生物港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神州数码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若此，中国普天公司一方面以生物港公司名义申请并实际收取了至少97500000元借款，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对生物港公司及其股东、反担保人的所谓追偿，不当获利超过150000000元，包括但不限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及中国普天公司自认已从北大未名公司和博恒公司收回的款项，涉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二、即便中国普天公司确有损失，也不是神州数码公司过错造成的，中国普天公司应自行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无权要求神州数码公司赔偿任何损失。1.神州数码公司不是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对生物港公司没有出资义务，也不是中国普天公司的债务人，对中国普天公司没有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通知》中已经明确：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必须是“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才应当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企业、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最终才“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且“此种民事责任不属于担保责任”，如果“企业登记时出资人未足额出资但后来补足的，或者债权人索赔所依据的合同无效的，免除验资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中国普天公司要求神州数码公司在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范围内为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仅应证明其确有损失，而且还应证明其损失是因其使用生物港公司已被抽逃的虚假注册资金证明与生物港公司进行经济往来而导致，二者具有因果关系。2.中国普天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深圳生物港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普天集团担保事项的报告》、《关于普天担保的民生银行一亿元人民币贷款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等内部文件显示，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使用的是民生银行内部给予中国普天公司的300000000元授信额度，目的是以生物港公司名义取得贷款后，中国普天公司能够控制资金的使用，将贷款用于巨龙公司在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70000000余元人民币到期贷款的倒贷等用途，期间只字未提生物港公司拥有100000000元注册资金或有其他足额资产，证明其并非因生物港公司拥有100000000元注册资金才提供担保。3.生物港公司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贷款的用途为中期流动资金贷款，而中国普天公司在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中称，其在贷款之初即知道“生物港公司不具备向银行借用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资质”，且其明知“该笔借款的真实目的是用于企业间的拆借和股本权益性投资。而该行为与我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是相违背的。为此借贷双方仍然以流动资金贷款为由签订借款合同，明显属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予认定无效。”这说明其对所担保借款的非法性质及担保可能遭致的巨大损失风险是明知的。4.中国普天公司在其提交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答辩状中还承认“该贷款被实际用于企业之间的借款以及对邦盛公司的增资。”经进一步调取邦盛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才发现，中国普天公司于2003年2月10日将97500000元借款资金汇入博恒公司的出资账户，帮助博恒公司于2003年2月12日对邦盛公司货币增资100000000元，邦盛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将该出资款退还给了博恒公司，博恒公司随后又再次投入邦盛公司，完成对邦盛公司的第二次100000000元增资，中国普天公司由此垫资帮助博恒公司虚假增资200000000元，将邦盛公司的注册资金由原来50000000元虚增为25000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不但知道而且直接策划、实施了帮助邦盛公司虚假增资的违法行为，这也是导致涉案贷款后来未能如期归还给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普天公司对此负有直接、全部的过错。5.中国普天公司提供的巨龙公司建议函还显示，巨龙公司早在2003年1月2日贷款发放当日就曾提示中国普天公司借款人生物港公司100000000元借款存在被债权人申请司法机关冻结的风险，促请中国普天公司尽快将借款划入自己账户。再次证明中国普天公司是在明知生物港公司不具有100000000元贷款的借款及还款能力、其担保具有极大风险的情况下，为了自己占用生物港公司涉案借款的不法目的，才坚持为生物港公司提供担保的。中国普天公司没有审查生物港公司有无100000000元的注册资金，其担保可能遭致的损失与生物港公司股东有无抽逃出资、神州数码公司有无帮助生物港公司股东出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6.《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中国普天公司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因生物港公司向其提供了不实的100000000元注册资金证明才为生物港公司提供担保而遭受损失。相反，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直接实施了以生物港公司名义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并帮助博恒公司将贷款用于对邦盛公司的巨额虚假增资，最终将97500000元贷款资金交由其下属的巨龙公司占有和使用。中国普天公司在贷款的申请、使用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获得最大利益，也负有全部的过错。正如中国普天公司承认的，其与生物港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关系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依法应被确认为无效。生物港公司的股东及神州数码公司既未参与申请贷款，也未使用过分文贷款，甚至在被诉之前从来不知道有该笔贷款，对此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即便生物港公司股东历史上曾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该行为与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提供担保而可能遭受的损失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中国普天公司如有损失也是其自己故意造成的，没有任何依据可将其推卸、转嫁给生物港公司股东和与生物港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神州数码公司承担。三、神州数码公司未实施“代垫资金协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的行为，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神州数码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提供了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的证据不足。（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书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1.（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存在诸多明显错误。该判决一方面承认生物港公司出资款96600000元，虽通过神州数码公司账户转出，但神州数码公司并非生物港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北大未名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神州数码公司通过出借账户帮助生物港公司抽逃出资并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无端认定神州数码公司作为“代垫出资并协助抽逃出资的第三人，应与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认定事实上已经明显自相矛盾。即便按照原《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关于“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该第三人，发起人依照前述约定抽回出资偿还第三人后又不能补足出资，相关权利人请求第三人连带承担发起人因抽回出资而产生的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代垫资金的第三人所应承担的也仅是“连带承担发起人因抽回出资而产生的相应责任”。该判决阐述的神州数码公司承担责任理由也是“代垫出资并协助抽逃出资，应与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却绕过发起人，判令神州数码公司直接对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既无说理过程，也无法律依据。2.现有证据证明本案与该案存在显著区别，中国普天公司对其诉请神州数码公司补充清偿的所谓损失的发生负有全部过错，无权要求神州数码公司赔偿损失。而且，我国实行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法院查明事实主要依靠当事人自己举证、质证，受制于诉讼时的客观条件限制和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该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最多只是诉讼当时各种限制条件综合反映的法律事实。在本案新的诉讼中应由当事人重新举证、质证并由法院依法公正裁判。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神州数码公司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与生物港公司的哪一个发起人“明确约定”为其垫付多少金额的出资并在验资后将该出资抽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国普天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之规定，只有被明确为“指导性案例”的，才应在审理类似案例时参照。该案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二）神州数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资金被时任股东非法占用的受侵害行为，不应被认定为上市公司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合谋侵权。1.神州数码公司是1993年11月2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会）批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其股东、董事的行为依法受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和约束。1999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神州数码公司自2001年4月26日起开始实施的公司章程也有同样的条款，章程第八十二条还明确规定：“未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中国普天公司仅因神州数码公司部分时任董事、高管与昆山申昌公司、生物港公司有重合，就认为神州数码公司与昆山申昌公司、生物港公司合谋代垫出资并予抽逃，不但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违反《公司法》和神州数码公司的章程。2.神州数码公司部分董事、高管是在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于2001年7月19日将25000000元汇入时任控股股东昆山申昌公司账户，并在2001年8月8日和8月13日两次收到生物港公司汇来的合计96600000元资金后将其即时全额转汇给了昆山申昌公司和北京金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公司）。该行为属于证监会严厉禁止的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严重违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违背上市公司意愿，是对上市公司的严重侵权。中国普天公司现把上市公司资金被违规占用的受侵权行为，说成是上市公司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合谋对其侵权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三）没有证据证明神州数码公司已经与生物港公司发起人合谋抽回其汇入昆山申昌公司的25000000元资金，且该发起人至今未补足出资。1.《公司法解释三》规定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代垫资金协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该第三人”。本案中，神州数码公司从未与生物港公司的任何一个发起人约定为其代垫资金设立公司并在公司成立后将该发起人的出资抽回以偿还给神州数码公司。除在2001年7月19日汇给昆山申昌公司25000000元外，神州数码公司也未向生物港公司其他任何一位发起人汇出资金并被用于对生物港公司的出资。生物港公司验资后，虽曾在2001年8月8日和8月13日两次汇入神州数码公司合计96600000元资金，但该96600000元资金已由神州数码公司在收到的同时立即全额转汇给了昆山申昌公司和金冠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只是单纯的代收代付，没有截留分文款项，更没有抽回25000000元所谓的代垫资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对此也认定“无证据证明神州数码公司通过出借账户帮助生物港公司抽逃出资并获取利益”，中国普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神州数码公司是与生物港公司哪个发起人约定垫付出资并在何时以何方式将出资抽回归还给神州数码公司，其主张神州数码公司代垫出资显无依据。2.《公司法解释三》规定第三人承担责任必须满足的另一条件是“发起人依照前述约定抽回出资偿还第三人后又不能补足出资”。据中国普天公司自己查明，生物港公司设立后曾先后出资数千万元人民币持有过香港华鼎药业有限公司、北京科兴生物公司、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君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足以证明生物港公司在2001年8月将96600000元款项转出即便构成抽逃出资，其股东也已经将所抽逃出资补足。除此之外，本案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神州数码公司曾于2001年12月30日通过其浦发银行深圳振华支行账户汇付20000000元人民币给生物港公司，生物港公司从来没有向神州数码公司归还该笔款项。如果说神州数码公司抽回过25000000元代垫出资，现有证据也足以证明其中至少20000000元早在2001年12月30日已被补足，中国普天公司现仍然要求神州数码公司在全部25000000元代垫资金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四、即便构成帮助出资，中国普天公司诉请神州数码公司在25000000元帮助资金及其利息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也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1.中国普天公司在其起诉状中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假的公司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的答复》，神州数码公司应在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的范围内为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该答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个案请示的答复，法律拘束力仅限于个案本身，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在其他案件中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而且即便按照该答复，也仅要求代垫资金方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包括注册资金的利息。2.涉案出资行为发生时，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其他司法解释同样只要求责任人在不实或抽逃资金本金范围内承担责任，包括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处理的复函》、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2002年《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通知》等。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中国普天公司现要求神州数码公司在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本金及利息范围内，为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仅无法律依据，而且从根本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裁判观点。五、神州数码公司最多也只应在25000000元范围内为北京新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为履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神州数码公司与北京新富公司已经各自承担15000000元、合计30000000元的补充清偿责任，中国普天公司现又提出相同请求，法院依法不应予以支持。1.《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是“第三人连带承担发起人因抽回出资而产生的相应责任”。首先应是发起人承担抽逃出资的补充清偿责任，再由代垫资金协助该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第三人，在代垫资金范围内为其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即便要神州数码公司承担责任，首先也要明确其究竟是为生物港公司的哪一个发起人代垫资金，以及该发起人需补足多少金额的出资。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载明，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昆山申昌公司和德恒公司两股东对生物港公司的出资是从昆山申昌公司而来，来源于昆山申昌公司在原深圳发展银行的贷款；而北京新富公司和金冠公司两股东对生物港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北京新富公司2001年7月6日汇入昆山申昌公司的30000000元出资款及神州数码公司2001年7月19日汇入昆山申昌公司的25000000元。验资后，生物港公司将51600000元于2001年8月13日通过神州数码公司账户转出进入金冠公司账户。该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神州数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生物港公司51600000元资金系因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故其中的25000000元应视为神州数码公司抽回其于2001年7月19日向昆山申昌公司转出的款项，另26600000元中至多有15000000元的款项是金冠公司的出资。该判决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样认为从款项的对应关系看，该51600000元应为北京新富公司与金冠公司的出资，因此扣除金冠公司15000000元出资，应认定神州数码公司为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36600000元。因此，即便按照该案一、二审法院的认定，神州数码公司抽回的25000000元出资也不是金冠公司的出资，而是北京新富公司的出资。而北京新富公司主张其对生物港公司的40000000元出资中，有38370000元由其自己提供，按此计算，即便神州数码公司存在代垫出资行为，最多也只为北京新富公司提供了1630000元的出资帮助资金，充其量只需在该1630000元范围内为北京新富公司补足出资承担连带责任。3.上述判决生效后，因北大未名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新富公司已经承担了15000000元的补足资金，神州数码公司也向北大未名公司支付了15000000元的判决款项。按此计算，加上神州数码公司为其垫付的15000000元，北京新富公司已经补足其被认定抽逃的其中30000000元出资，神州数码公司所承担的款项已超过其本应承担的1630000元最高限额。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中国普天公司现又重复主张神州数码公司向其赔偿，不应获得法院支持。六、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既不准确，也无依据。1.根据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代偿证明，中国普天公司在2006年8月3日代偿人民币112918272.95元。此后，仅按中国普天公司自己承认的金额，其已在2008年1月从北大未名公司执行收回35700000元（实际收回金额应为37949565.47元及执行费、评估费359696元）；在2012年7月前从反担保人博恒公司执行收回11000000元。扣除已经收回的款项，剩余代偿款项仅为63968707.48元。而且，生效判决未确定生物港公司应向中国普天公司给付代偿款项的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上述款项不得计算利息。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明显虚高、错误。2.除上述自认收回款项外，据了解，中国普天公司在其出具的发债担保文件中还自认北大未名公司为履行反担保义务已于2008年向中国普天公司支付货币资金37949565.47元，中国普天公司向其他三家反担保企业的追讨行动尚在进行，“已查封有效资产101400000元，总额为人民币139400000元，已超过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损失”。中国普天公司现在主张其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仍有100000000余元的未获清偿债务，明显不属实。3.神州数码公司从未参与生物港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对涉案贷款的申请和使用过程，不了解中国普天公司为控制贷款资金而采取的一系列反担保措施，也不掌握中国普天公司代偿贷款后对生物港公司、反担保人及其他主体进行追索的完整信息。但从以上初查情况可知，中国普天公司确实占有、使用了生物港公司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获得的绝大部分借款，并在生物港公司某些人的恶意配合下，隐瞒真相，制造虚假诉讼和仲裁，从所谓反担保人处获取了至少数千万元的款项。中国普天公司通过为生物港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还获利了，应依法驳回中国普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七、中国普天公司诉请神州数码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已超过了法定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本案中，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神州数码公司在2001年7月帮助生物港公司股东垫付注册资金并予抽回，应在垫付资金范围内为其2003年为生物港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责任。而事实上，神州数码公司从未与生物港公司任何一位股东约定为其垫付出资并在验资后予以抽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认为，鉴于北京新富公司与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应推定神州数码公司对于相关款项系用于验资且最终被抽回的事实是明知的。按照这一判决逻辑，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控股的巨龙公司曾于2002年7月收购取得神州数码公司24.24%股权，中国普天公司和巨龙公司委派的王瑛也于2002年10月成为神州数码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行使对神州数码公司的管理权，神州数码公司和中国普天公司在当时也具有关联关系，中国普天公司最迟在2002年10月就应该知道神州数码公司存在所谓为生物港公司股东垫付出资并予抽回的行为，中国普天公司此后如确实在2006年发生担保代偿损失，其最迟也应在2008年年底之前向神州数码公司提起诉讼，中国普天公司拖延至2018年才提出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综上，请求判决驳回中国普天公司对神州数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于中国普天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付款凭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642号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90号民事裁定书、生物港公司注册资金出资凭证、被抽逃凭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执455号结案通知书、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书、（2007）京仲裁字第0522号裁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卷宗材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执字第326号卷宗材料、（2007）一中执字第62号卷宗材料、（2009）一中执字第687号卷宗材料、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北大未名公司仲裁执行案还款明细等证据；北京新富公司提交的中信实业银行2001年7月5日电汇凭证、华夏银行2001年11月2日电汇凭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2至2004年度企业检验档案等证据；昆山申昌公司提交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11月14日光大银行进账单等证据；以及神州数码公司提交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民生银行电汇凭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中国普天公司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函及生物港公司受信企业主要资产一览表、中国普天公司内部审批文件、中国普天公司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及邦盛公司投资协议、巨龙公司与邦盛公司借款协议、转账凭证、邦盛公司验资报告及关于邦盛公司两次增资的情况说明、中国普天公司提供的巨龙公司建议函、生物港公司关于请求延期开庭的说明、神州数码公司2001年4月26日章程、中国普天公司关于提交财产线索和申请强制执行措施的函及所附生物港公司财产依据、2001年12月30日神州数码公司转款凭证、神州数码公司15000000元执行款支付凭证、2009年中国普天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巨龙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交易明细说明、王瑛成为神州数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中国普天公司提交的以下证据：1.生物港公司案件执行信息，用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代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还债务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委托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执行案号为（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债权本金112918272.95元执行未果。北京新富公司质证认为，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昆山申昌公司质证认为，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中国普天公司向生物港公司追偿范围及责任认定未经生效判决确定，无权直接对生物港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神州数码公司质证认为，确有该执行案件，但对该证据的证据形式不认可，企业信用网并非法定信息提供网站，且该执行案只能证明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代偿了部分贷款，不能证明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没有应付款项及生物港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确有未能清偿的债务。本院认为，该证据反映的信息与中国普天公司提交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卷宗材料内容相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2.中国普天公司与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北大未名公司签订的3份反担保合同，用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与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北大未名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于2003年6月25日变更为现名，以下统称为北大未名公司)签订有反担保合同，后经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北京新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均表示，不是上述3份合同的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昆山申昌公司认可真实性，但表示对其内容不清楚。本院认为，上述反担保合同与相关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3.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裁决书，用以证明仲裁裁决邦盛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已承担担保债权中的利息2000000元承担担保责任。北京新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经合法的仲裁机构作出，并无相反证据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4.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发票，用以证明中国普天公司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发生保险费100000元。北京新富公司认为，该费用不是必需发生的费用，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质证认为，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费用不是中国普天公司必须支出的费用。本院认为，中国普天公司提交了保险费发票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神州数码公司提交其2002年系列公告网页，用以证明巨龙公司于2002年7月30日收购取得其24.24%股权，根据该公告及巨龙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国普天公司是对巨龙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和控制权的母公司。中国普天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网页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是神州数码公司自己发布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所存在的网页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网页形式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债权2005年2月，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以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请求判令生物港公司偿付尚欠借款本金100000000元、相应利息及律师费等费用，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中，生物港公司辩称，生物港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没有实际使用借款，根据资金共管协议，生物港公司将97500000元款项全部汇入保证人中国普天公司账户被挪用，该案借款应由中国普天公司、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自行协商解决。中国普天公司辩称，根据邦盛公司与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生物港公司、邦盛公司、巨龙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的《关于民生银行一亿元贷款资金处置方案的协议书》等约定，以生物港公司名义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所借的100000000元款项直接拆借给邦盛公司，用于其对巨龙公司的增资扩股，中国普天公司为借款提供担保。该款项划付到生物港公司结算账户后，只有97500000元被汇至监管账户，该97500000元贷款又以各种方式被巨龙公司、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北京兴昌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昌达博公司）使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实际用款人使用贷款是明知的，应向生物港公司及其他实际用款人追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1月2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生物港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两年，从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算；借款利率为5.49％，利息的支付日为公历年每月的第20日，合同期内到期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息，逾期未还的借款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逾期利息，同时对逾期利息根据逾期天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复息，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借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作相应调整；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有权从生物港公司的账户上扣收借款本息及其他费用，因生物港公司违约致使民生银行深圳分行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生物港公司应承担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还与中国普天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上述100000000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其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的当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即委托属下的洪湖支行将100000000元贷款划付给生物港公司，生物港公司在借款借据上盖章确认。2005年1月2日，借款到期后，生物港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也没有履行保证责任。根据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提供的资金共同监管协议及中国普天公司、生物港公司、邦盛公司、巨龙公司、博恒公司、兴昌达博公司等相互之间的协议书、借款协议、投资协议及往来函件等显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均不是上述合同文件的签约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依法具有经营人民币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资格，其分别与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即将100000000元贷款划付给生物港公司，生物港公司亦在借款借据上盖章确认收到该款，因此，应认定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已实际发放该贷款给生物港公司。生物港公司答辩认为其只收到97500000元的款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至于生物港公司收到100000000元借款后，只将97500000元款项划付给中国普天公司，该行为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不予审查。生物港公司应将尚欠的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依约计付的利息、复息偿还给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并依约应承担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依照保证合同的约定，中国普天公司应对生物港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其利息、复息和代理费、诉讼费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责任。巨龙公司、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兴昌达博公司等均不是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上述四家公司是否使用贷款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中国普天公司申请追加上述四家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一、生物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偿付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余下的利息、复息[从借款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复息，生物港公司已经偿还的9584254.21元应冲抵偿还之日计付的借款利息]和律师代理费163000元给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迟延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执行。二、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上述债务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6058元、财产保全费516568元由生物港公司承担，中国普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国普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有关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效力问题，对于中国普天公司上诉所提出来的本案借款合同项下100000000元资金实际使用和流向，即借款的真实目的在于由生物港公司将其所借的款项拆借给邦盛公司，再由邦盛公司用之完成对巨龙公司的增资扩股义务，对此有关当事人并不存在争议。因为这种企业间的拆借以及利用银行贷款资金进行股本权益性投资是为现行法律所禁止的，所以中国普天公司上诉认为在此情况下，借贷双方仍然以流动资金贷款为由签订借款合同，明显属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予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贷款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与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分别签订本案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时，是否已经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笔贷款只是假借生物港公司名义进行借款，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他公司的出资义务。对此，中国普天公司上诉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在本案借款合同签订之前已经知晓该笔贷款的真实用途和实际用款人，其工作人员不仅直接参加了相关借款用途的讨论与确定，而且其负责人还在中国普天公司和生物港公司签订的《资金共管监督协议》上签字予以认可。中国普天公司上诉虽然称贷款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派人参加了该笔贷款真实使用目的方案的谈判过程，但中国普天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有关人员在中国普天公司与生物港公司签订的《资金共管监督协议》上签字认可一事，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并不能证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其向生物港公司本案所贷款项的真实用途是明知的或者能够推定其应当知道。因此，不能由此认定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是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仍然与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假借贷款合同的形式帮助他人实现企业之间进行资金拆借并完成对其他公司的出资义务。至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生物港公司的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主体资格是否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有关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问题，应该认为这些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于贷款人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任何影响。同样，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向生物港公司发放贷款的划账过程及环节，也不应影响本案有关合同效力和当事人的偿还责任。原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合法有效的认定，是正确的，对此予以维持。普天公司关于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且无效过错责任在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是否应追加邦盛公司、巨龙公司、博恒公司以及兴昌达博公司等实际用款人为本案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因上述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了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系，况且就本案贷款的使用问题已形成另外的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因此没有必要将所谓的实际用款人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7日作出（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一、驳回中国普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二、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上述判决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中国普天公司于2006年7月27日向民生银行付款112908272.95元，于2006年8月3日向民生银行付款10000元，以上共计112918272.95元。2006年8月4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出具代偿证明，内容为：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在该行贷款100000000元提供担保，至2006年8月3日中国普天公司已代偿112918272.95元，代偿款项为：本金100000000元，利息12401704.95元，财产保全费516568元。支付上述款项后，中国普天公司已履行了全部的担保义务。2007年2月1日，中国普天公司以生物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5日作出（2007）粤高法执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中国普天公司代债务人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还了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因债务人生物港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债权人中国普天公司在法定申请期限内申请执行，依法立案执行。为有利于案件执行，经征求申请执行人中国普天公司的意见，裁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指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07年3月2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执行案件立案为（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2009年3月1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在执行过程中经查证，生物港公司无有效产权登记记录、没有开设证券账户、没有车辆登记记录、没有对外持股登记记录。本案被执行人目前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提供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二、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债权受偿情况（一）博恒公司反担保责任的执行情况2006年8月，中国普天公司就其与博恒公司于2002年12月26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6年11月6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书，查明事实:2002年12月26日，中国普天公司作为质权人与博恒公司作为出质人签订《反担保合同》，合同的前言中写有：博恒公司作为兴昌达博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总股本80%的股权。博恒公司同意将该股权质押给中国普天公司，作为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的100000000元借款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合同第三条还约定：上述股权质押的担保责任范围为中国普天公司依担保合同(包括担保合同项下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仲裁机构的仲裁书等)承担的对债权人的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而实际产生的经济损失以及质权人实现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律师费)。第四条约定：质押期间为自质押股权的出质在质押股权所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登记之日至担保合同解除为止的期间。第五条约定：出质人应按《担保法》、《公司法》规定就股权质押在质押股权所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进行登记。上列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均为有效合同。2002年12月26日，博恒公司作为出质人在兴昌达博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将持有的该公司总股本80%的股权质押给中国普天公司作为生物港公司100000000元借款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依法进行了登记。2003年6月24日，博恒公司将出质的股权以80000000元的对价擅自转让给了东方达博公司和自然人黄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中国普天公司曾于2004年12月20日函告博恒公司要求其将非法转让的股权恢复原状，但未予答复。中国普天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2006年7月24日的付款通知书于2006年7月27日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实际承担了112918272.95元的保证责任。仲裁庭认为：根据《反担保合同》的约定中国普天公司实现质权的条件已成就，但双方当事人设立的担保物权的标的权利（股权)，因博恒公司擅自转让已达三年以上，并作了工商变更登记，已使中国普天公司的质权行使不能，博恒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的权利落空有绝对过错、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中国普天公司由此招致损失，博恒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裁决博恒公司赔偿中国普天公司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的部分经济损失8000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律师费1000000元、保全费460520元、仲裁费446382.41元等费用。2012年6月22日，博恒公司（后更名为北京大平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博恒公司）与新华书店总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新华出版物流通有限公司6.1333%股权以11000000元价格转让给新华书店总店。2012年7月31日，新华书店总店代博恒公司向中国普天公司支付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书项下的执行款11000000元。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确认：上述执行款11000000元，扣除律师费1000000元、保全费460520元和仲裁费446382.41元后，剩余的9093097.59元为偿还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另查，关于博恒公司依据上述仲裁裁决所承担的债务，中国普天公司曾起诉要求兴昌达博公司、北京兴昌高科技发展总公司、东方达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9日作出（2008）高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方达博公司在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认定的八千万元损失范围内与博恒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中国普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09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一中执字第68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高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二）北大未名公司反担保责任的执行情况2006年11月，中国普天公司依据其与北大未名公司2002年12月26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7年6月20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07）京仲裁字第0522号裁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02年12月26日，中国普天公司作为质权人与北大未名公司作为出质人签订了《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北大未名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公司)45%的股权质押给中国普天公司，担保中国普天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而实际产生的经济损失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签订合同的当天，股份质押事项即记载于科兴公司的股东名册。但股权质押事项既未报审批机关批复，也未报工商机关备案。2003年1月2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借款人生物港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二年，从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算，借款利率为5.49%。2003年1月2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与中国普天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100000000元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2004年6月2日,科兴公司增资扩股，北大未名公司出质的股权稀释为38.17%。2004年8月12日，北大未名公司将出质股权的9.73%(相当于13000000元)转让给了中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维科公司)，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北大未名公司所持科兴公司的股份由此变更为28.44%。中国普天公司曾于2004年12月20日函告北大未名公司要求其将非法转让给中维科公司的9.73%的股权恢复原状，但未予答复。2006年6月7日，因生物港公司未按期归还银行贷款，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国普天公司承担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付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和相应利息、复息及相应诉讼费用的连带清偿责任。中国普天公司于2006年7月28日向民生银行实际承担了112918272.95元的保证责任。北京仲裁委员会分别以(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书和(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裁决书裁决博恒公司、邦盛公司，向中国普天公司承担上列保证合同项下而发生的部分经济损失80000000元和2000000元的保证责任。2006年11月15日，北大未名公司与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延续2002年11月26日签订的《股权抵押合同》，北大未名公司以其持有的科兴公司28.44%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并于2006年11月29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的批复手续，2006年11月30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上述协议的签订、申报、批复、备案均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厦门公司系北大未名公司的关联公司。仲裁庭认为，北大未名公司在本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对本案合同的履行不能，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应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中国普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北大未名公司的承诺和保证、质押股权的登记与保管等条款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中国普天公司对此后果应承担30%的责任，北大未名公司应承担70%的责任是公平的。中国普天公司主张，因生物港公司未按期归还银行贷款，其已经执行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承担了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付借款本金、利息、复息以及相应诉讼费用的连带清偿责任共112918272.95元，如果本案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全部股权质权拍卖后，中国普天公司将得到优先受偿，其价值至少为51000000元，但因北大未名公司的过错，质押未生效，由此给中国普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000000元。仲裁庭认为，证据证明，中国普天公司已承担了还款的连带责任保证，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了112918272.95元。按照本案合同的约定，出现实现质押权条件，中国普天公司可以采取约定的方式实现质押权，但由于本案合同约定的质押权未生效，无法实现质押权，因而不能得到实现质押权后的优先受偿权。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的51000000元经济损失计算是有事实依据的，应予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普天公司在签订本案合同时没有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其对北大未名公司的承诺和保证也予认可，因此对本案质押权未能生效所产生的损失中国普天公司应自行承担经济损失30%即15300000元，北大未名公司应承担51000000元的70%即35700000元。北大未名公司与相关案件担保人担保的是同一债务，虽然并非同一担保合同的共同担保人，但各担保人之间对共同担保的债务是连带责任关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担保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全部保证责任。因此，中国普天公司的仲裁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北大未名公司的主张应在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加以解决[即本案和(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裁决书、(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裁决书所裁决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清偿和赔偿总额应在112918272.95元范围内执行]。北大未名公司还应承担财产保全费、仲裁费、律师费等费用。据此，作出裁决：(一)北大未名公司赔偿中国普天公司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的部分经济损失35700000元[本案的执行额和(2006)京仲裁字第1094号、(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清偿和赔偿的执行总额，应在中国普天公司已承担的112918272.95元的保证范围内]；(二)北大未名公司补偿中国普天公司支付的保全费190520元；(三)北大未名公司补偿中国普天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400000元；(四)驳回中国普天公司其他仲裁请求；(五)本案仲裁费293912.08元(已由中国普天公司全部预交)，北大未名公司承担70%即205738.46元，直接向中国普天公司支付。2008年1月4日，中国普天公司（甲方）与北大未名公司（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鉴于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2007）京仲裁字第0522号裁决书，乙方应于2007年7月17日向甲方支付36496258.46元。甲乙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如下还款协议：一、乙方应于2008年1月15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一笔款项18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按付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从2007年7月17日起算）。二、乙方应于2008年5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债权余额18496258.46元及相应利息（按付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从2007年7月17日起算）……。2008年1月16日，北大未名公司向中国普天公司付款18653760元；2008年2月27日，北大未名公司向中国普天公司付款19295805.47元，以上两笔共计37949565.47元。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执行款37949565.47元，扣除保全费190520元、律师费400000元、仲裁费293912.08元及相应利息，剩余的35700000元为偿还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部分。（三）邦盛公司的反担保责任未执行2006年8月，中国普天公司就其与邦盛公司于2002年12月26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6年12月20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裁决书，认定事实：邦盛公司系巨龙公司的合法股东,其出资额为100000000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5.27%。2002年12月26日，中国普天公司与邦盛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邦盛公司同意将上述15.27%的股权质押给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的100000000元借款的保证担保提供反担保,并已记入在巨龙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该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约定，当依第三条约定，质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已发生时，质权人有权依照本合同规定实现质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中国普天公司已向主债权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承担了112918272.95元的保证责任，已发生了经济损失。2004年7月26日，邦盛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关于诉讼请求的事项中，包括了“解除关于重组巨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未明确其是否继续持股的认定请求。仲裁庭认为，中国普天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已发生，按照《反担保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中国普天公司实现质权的条件已成就，质权人有权依照本合同约定实现质押权。因此，中国普天公司在申请仲裁时申请依法拍卖出质人的股权清偿其债权的请求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中国普天公司请求实现质权的数额仅是其承担保证责任中部分的利息损失和补偿的律师费计2200000元，仲裁庭只能在其请求数额的范围内支持此项请求。据此，作出裁决：(一)邦盛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00元(补偿)和已承担担保债权中的利息2000000元(清偿)承担担保责任;(二)中国普天公司对上列第(一)项裁决的内容在邦盛公司持有的巨龙公司质押股权依法拍卖后所得价款享有补偿权和清偿权;(三)本案仲裁费42950元，全部由邦盛公司承担，直接向中国普天公司支付。该裁决书生效后，中国普天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07年该院作出（2006）一中执字第32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执行中，该院依法轮候查封了被执行人邦盛公司在巨龙公司所持有的15.27%股权，邦盛公司的年利润为负值，且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因轮候查封的原因，对查封的资产目前暂时无法处理，中国普天公司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据此，裁定如下：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1315号裁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三、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对生物港公司的法律责任及执行情况2015年，北大未名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起诉请求：1.北京新富公司在其抽逃40000000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798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985号判决）项下不能清偿的41220424.85元赔偿义务及逾期给付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德恒公司在其抽逃35000000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昆山申昌公司在其抽逃1000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4.昆山申昌公司在其提供的4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在其提供的45000000元流动资金贷款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6.神州数码公司在其提供的2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贷款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7.神州数码公司在其帮助转移、抽逃的96600000元注册资本金本息范围内对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项下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中商初字第00145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新富公司在抽逃出资的116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昆山申昌公司在抽逃出资100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神州数码公司在90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北大未名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北大未名公司、北京新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其中，北京新富公司上诉提出：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一审判决认定北京新富公司利用关联关系抽逃出资错误。北京新富公司与金冠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且所谓“抽逃资金”无一分钱直接或间接流入北京新富公司。北京新富公司不是神州数码公司的股东，其涉案行为与北京新富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北京新富公司对51600000元的收付行为毫不知情。王宪平实施的其他行为，系其作为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公司受托人实施的行为，与北京新富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北京新富公司依法缴纳认缴出资之后并没有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而且在公司设立之后仍然有向昆山申昌公司支付资金的行为，由此也进一步否定了“抽逃资金”的可能性。神州数码公司上诉提出：一审判决未查明神州数码公司是否存在代垫资金的事实。神州数码公司没有代昆山申昌公司或其他任何发起人代垫资金成立公司。生物港公司成立前，神州数码公司与昆山申昌公司只有一笔25000000元的资金往来，与其他发起人没有资金往来。2001年时，昆山申昌公司是神州数码公司的大股东，双方之间有资金往来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即使存在代垫行为，神州数码公司也仅应对昆山申昌公司抽回出资不能补足的情况下，对昆山申昌公司抽回出资而产生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已判决昆山申昌公司承担抽逃出资责任，又判决神州数码公司独立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一审判决对抽逃资金事实认定错误，神州数码公司于2001年11月20日转回760000元，2001年12月30日转回20000000元。神州数码公司不存在帮助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神州数码公司自身对于转让的目的并不知晓，完全受关联企业中的母公司操纵。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事实：（一）生物港公司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2011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大未名公司与生物港公司、东方达博公司、王宪平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作出7985号判决，该判决认定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未偿还，中国普天公司在履行了担保责任后有权依据《反担保合同》要求北大未名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现北大未名公司履行了反担保责任，其有权根据《偿债协议书》要求生物港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并要求东方达博公司、王宪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北大未名公司已经支付中国普天公司的37949565.47元以及执行费、评估费359696元，生物港公司应当予以赔偿。遂判决：一、生物港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北大未名公司38309261.47元；二、生物港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北大未名公司支付上述第一项赔偿款的违约金（自2009年6月1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止，以38309261.4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三、东方达博公司、王宪平对上述第一、二项判项确定的生物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执行程序中，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3）一中执字第113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生物港公司、东方达博公司、王宪平应承担的给付北大未名公司38309261.47元及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的义务均未履行，裁定终结该次执行。（二）生物港公司设立及各股东出资事实2001年4月16日，北京新富公司与德恒公司、金冠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各方一致同意在深圳共同投资设立生物港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元，各方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1.北京新富公司出资人民币现金40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2.德恒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5%；3.金冠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4.昆山申昌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北京新富公司应立即在法定验资机构为公司开立用于验资的临时账户并通知全体股东；在收到通知的七个工作日内，股东各方应将其各自的出资汇入该临时账户。上述协议落款处由北京新富公司、德恒公司、金冠公司和昆山申昌公司盖章，北京新富公司授权代表为王宪平，德恒公司授权代表为韩家乐，昆山申昌公司授权代表为李金龙。2001年7月6日，北京新富公司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账号向昆山申昌公司出资账户中汇入30000000元，相关资金调拨申请单申请金额一栏标注“叁仟万元人民币（生物港新富验资）”。2001年7月19日，北京新富公司在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开立出资账户，德恒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开立出资账户。同日，神州数码公司通过其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的账户向昆山申昌公司出资账户转入25000000元。同日稍后，昆山申昌公司出资账户向北京新富公司出资账户转入4000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开出支票从出资账户向金冠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出资账户转入15000000元。同日稍后，原深发行向昆山申昌公司出资账户发放贷款45000000元。同日稍后，昆山申昌公司从出资账户向德恒公司出资账户转入3500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开出支票从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验资账户转入10000000元。2001年7月19日，北京新富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汇出40000000元；德恒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汇出35000000元；金冠公司出资账户向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汇入15000000元。至此，生物港公司四名设立股东完成向验资账户的注资。2001年7月23日，深圳巨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经该事务所向原深发行香蜜支行询证，该行回复称，截止2001年7月20日生物港公司在该行存款余额为100000000元。其中北京新富公司认缴出资40000000元，德恒公司认缴出资3500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认缴出资10000000元，金冠公司出资15000000元。2001年5月18日，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共同出具企业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昆山申昌公司员工龚军办理生物港公司设立登记注册事宜，两公司在委托书上盖章。相关设立登记申请书表明，生物港公司股东北京新富公司出资40000000元，占40%；德恒公司出资35000000元，占35%；金冠公司出资15000000元，占15%；昆山申昌公司出资10000000元，占10%。生物港公司营业期限自2001年7月31日至2050年7月31日。（三）生物港公司资金转出事实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向该公司在原深发行香蜜支行结算账户转入100000000元。同日，生物港公司验资账户销户，销户通知书中销户原因载明“验资成功销户”。2001年8月8日，生物港公司开出支票从结算账户向神州数码公司原深发行账户转入45000000元。2001年8月8日，神州数码公司原深发行账户收到生物港公司45000000元款项后向昆山申昌公司开出支票向其出资账户转入45000000元；同日，昆山申昌公司出资账户收到神州数码公司汇款45000000元后，向原深发行归还2001年7月19日的借款45000000元。2001年8月13日，生物港公司开出支票从结算账户向神州数码公司原深发行账户转入51600000元。相关电汇凭证显示，神州数码公司原深发行账户收到上述51600000元款项后，于当日向金冠公司在华夏银行建国门支行的账户汇入51600000元。（四）其它事实北大未名公司于2003年6月25日由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变更而来。昆山申昌公司于2010年2月8日由深圳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变更而来，深圳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25日由深圳市太光科技有限公司变更而来。神州数码公司于2014年6月6日由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平安银行与原深发行于2012年4月26日合并，原深发行业务由平安银行继受。生物港公司成立时北京新富公司持有昆山申昌公司51%的股份，昆山申昌公司持有神州数码公司24.32%的股份；北京新富公司持有案外人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80%的股份，北京德惠俱乐部有限公司持有神州数码公司15.95%的股份；案外人惠州市富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北京新富公司40%的股份。生物港公司成立时，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宪平，同时任北京新富公司副董事长及昆山申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生物港公司董事、经理贺炜，同时任神州数码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生物港公司监事陈怀志，同时任惠州市富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昆山申昌公司董事及神州数码公司董事、经理；生物港公司监事陈建明，同时任神州数码公司财务总监；北京新富公司董事孙伟光，同时任神州数码公司董事；昆山申昌公司董事、总经理李金龙，同时任神州数码公司董事、经理；昆山申昌公司董事陈彩斌、监事李金禄，同时任神州数码公司的董事和监事。2003年7月21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金冠公司将其占公司1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博恒公司，于2003年8月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3年9月23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北京新富公司将其占公司4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博恒公司，于2003年10月3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3年11月10日，生物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德恒公司将其占公司3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北京兴邦投资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对生物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宪平进行调查，王宪平称：本人现就职于博恒公司，任董事长。生物港公司成立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北京新富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昆山申昌公司的董事长。生物港公司设立的过程，当时本人与北京新富公司的董事长王福生商量在深圳设立生物港公司，找了几个股东，一个是本人的同学韩家乐主持的公司就是德恒公司，还有昆山申昌公司、北京新富公司、金冠公司。德恒公司只出名不出钱，昆山申昌公司、金冠公司都是北京新富公司控制的公司。金冠公司是北京新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由自然人代持股份。昆山申昌公司是北京新富公司控股，北京新富公司从李金龙手里收购，给他留了些股份。对于资金来源，当时北京新富公司把钱给了神州数码公司，打过去了一笔资金大概是45000000元或者55000000元。首先北京新富公司和神州数码公司把总计55000000元打到了昆山申昌公司的账户上，昆山申昌公司用自己账户里的55000000元质押向原深发行贷款45000000元。这个过程本人清楚，也同意这样做。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总计100000000元的资金来验资。后来昆山申昌公司把其他三个股东的出资款分别打到了他们的账户里，就完成了出资和验资。上述过程原深发行是知道的，当时是昆山申昌公司的龚军和陈建明去办理的。本人作为北京新富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授权人对出资过程是清楚的，金冠公司事实上是北京新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也是清楚的。德恒公司对于出资过程应该是清楚的，当时可能派了一个叫安晓峰的来处理德恒公司的出资事项，他在生物港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就回去了，本人不清楚德恒公司有无授权安晓峰处理出资事项。案涉的几个公司在原深发行开户的过程是陈建明办的，具体本人不清楚。对于德恒公司和北京新富公司在原深发行留下的印鉴卡上本人的人名章真实性予以认可，因为当时本人是北京新富公司的授权代表，为了资金安全，德恒公司和北京新富公司的出资账号就留了本人的人名章，由我们来控制。对于生物港公司完成验资后的8月8日转出的45000000元的资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是还贷款的这笔钱就是当初为了验资而借的那笔。神州数码公司、昆山申昌公司对于生物港公司转出资金过桥的情况是清楚的，因为这两个公司就是一拨人管理的两个公司，其中有李金龙、李金禄两兄弟，陈怀志在两家公司交叉任职，陈建明即是神州数码公司的财务总监，又控制着昆山申昌公司的财务，他和陈怀志也都在生物港公司任职，并且昆山申昌公司就是用这笔钱还款的。对于8月13日生物港公司打给神州数码公司的51600000元再转给金冠公司的这笔资金情况，本人是清楚的，因为北京新富公司本来想把这笔钱抽回去，它通过金冠公司把钱转出，目的是为了到二级市场做股票，北京新富公司当时通过关联公司持有神州数码公司的非流通股，又通过金冠公司去购买神州数码公司的流通股。神州数码公司和金冠公司对于抽回资金都是清楚的，北京新富公司也是明知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3660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10000000元并提供验资资金35000000元；神州数码公司代垫验资资金25000000元并抽回，上述主体应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商初字第00145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新富公司在抽逃出资的366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昆山申昌公司在抽逃出资的100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代垫资金350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神州数码公司在代垫资金2500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01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于生物港公司在7985号判决中对北大未名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驳回北大未名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神州数码公司、北京新富公司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17年12月20日、2018年6月7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642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18）最高法民申7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神州数码公司及北京新富公司的再审申请。2017年12月6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5执455号结案通知书，载明：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昆山申昌公司已经履行45000000元，其中15000000元系替北京新富公司垫付，神州数码公司已经履行15000000元，余款申请执行人北大未名公司自愿放弃。执行费127400元由北大未名公司自愿负担。至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已执行完毕，现予以结案。四、本案其他情况（一）邦盛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等合同纠纷案的情况2014年3月，邦盛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普天公司、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兆维电子公司）、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东方公司）、郑州中州电子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州电子研究所）、郑州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通信公司）、深圳市信诺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信诺公司），请求判令中国普天公司等6被告退还邦盛公司投资款197500000元及利息损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4）一中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事实：巨龙公司成立于1995年3月2日，原注册资金为554843500元，法定代表人欧阳忠谋，股东情况为：中国普天公司出资449401500元、出资比例81％，普天东方公司出资39066000元、出资比例7.04％，兆维电子公司出资21600000元、出资比例3.89％，中州电子研究所出资20925000元、出资比例3.77％，深圳信诺公司出资10351000元、出资比例1.87％，重庆普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普天公司）出资6750000元、出资比例1.22％，郑州通信公司出资6750000元、出资比例1.22％。2001年10月24日，中国普天公司等6被告以及重庆普天公司共7家公司作为巨龙公司的全体股东（甲方）与邦盛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以下简称“1024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于1995年3月2日在北京市依法设立巨龙公司；为进一步扩大巨龙公司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甲方决定对巨龙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争取未来获准上市；甲方同意对巨龙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吸收乙方作为发起人。1.巨龙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巨龙公司拟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由甲方和乙方共8个企业法人单位作为发起人，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各单位以持有的巨龙公司股权，按巨龙公司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值，以1：1的比例折算为巨龙股份公司的股份，乙方以300000000元现金出资，认缴巨龙股份公司的股份；根据双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对巨龙公司的初步判断，巨龙公司现有净资产值为27187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如该净资产值在巨龙公司改制中经评估核实并得到财政部门确认，甲方各单位折算的巨龙股份公司股份总额即271870000股，乙方认缴的巨龙股份公司股份为282970000股，乙方出资中其余部分作为溢价计入巨龙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评估结果经财政部门确认之日起7日内，甲、乙双方根据得到确认的巨龙公司净资产值，按照甲方以现巨龙公司评估后净资产共认缴巨龙股份公司49％股份，乙方以300000000元现金认缴巨龙股份公司51％股份的原则，最终设定巨龙股份公司发行股份总额和股份结构。2.乙方出资时间，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交付首期出资人民币100000000元，应汇入巨龙公司在中信实业银行国际大厦支行开立的专用账户。5.理顺与技术人员的关系，甲、乙双方同意：在巨龙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由巨龙公司与NDSC（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安全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就以往技术使用费和军队科技人员有偿劳动服务合同等事宜签订一系列协议，在利益分配和人事管理上作出符合企业规范的安排，使巨龙公司（巨龙股份公司）成为NDSC和信息技术研究所对外技术转让和生产许可的唯一出口。6.甲方保证，本协议签订时，巨龙公司不存在任何现实及可预见的可能导致其破产清算的重大负债、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乙方亦保证其不存在上述情形。9.本协议自乙方支付的首期出资到达巨龙公司专用账户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由欧阳忠谋代表甲方签字，王瑛代表邦盛公司签字并加盖了邦盛公司公章。2002年7月18日，中国普天公司等6被告以及重庆普天公司共7家公司作为巨龙公司的全体股东（甲方）与邦盛公司（乙方）签订第二份《投资协议》（以下简称“718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基于“1024协议”和2002年3月15日巨龙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暨董事会所形成的巨龙公司改制重组的基本商业条件和重大原则一直持续未曾间断地得到了甲乙双方的尊重和认可，本协议将继续秉持该些基本商业条件和重大原则。2.巨龙公司重组内容，在巨龙公司原资产、业务、人员的基础上，通过债务重组、增资扩股、“借壳上市”、资产重组等步骤完成巨龙公司的调整。重组完成后的巨龙公司体系由A、B、C、D四个不同功能和业务范围的板块或业务单元（组织形式上体现为公司）构成，具体体现为：以海外业务、系统集成为主要业务的A上市公司；以传统交换产品生产业务单元组成的B上市公司；以研发、项目孵化、资本运营为主导业务的C公司；以承债为主要功能的D公司。6.乙方出资时间及验资，本协议签署后的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巨龙公司出资100000000元（以下称“第一期出资”）；本协议签署后的3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巨龙公司出资150000000元（以下称“第二期出资”）；本协议签署后的5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巨龙公司出资50000000元（以下称“第三期出资”）；乙方完成第三期出资后，甲方占注册资本的49％，乙方占注册资本的51％。双方如另有补充协议，按补充协议执行。7.新巨龙公司的组织结构的重整，乙方第一期出资到位后，甲乙双方应尽可能快的召开新股东会会议，选举产生新巨龙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新巨龙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3人、乙方推荐4人，新巨龙公司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5人、乙方推荐1人、职工代表1人。11.违约责任：除不可抗力原因外，如乙方未能按期支付第二期出资或第三期出资，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应当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5000000元违约金并承担违约责任。该协议约定附件一为《巨龙公司重组方案》（简本）。2002年7月29日，中国普天公司等6被告及重庆普天公司（甲方）与邦盛公司（乙方）签署《补充协议》（即“729协议”），对“718协议”做了补充。同日，巨龙公司召开200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确认“718协议”有效；确认接纳邦盛公司为巨龙公司新股东，首期出资金额为100000000元，占股17％；确认“729协议”全部内容。同日，巨龙公司200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二）决议选举由王瑛、赵新平、沈余银、张小军、王宪平、韩家乐、王水廉7人组成董事会，其中邦盛公司推荐的人员是张小军、王宪平、韩家乐、王水廉4人，中国普天公司推荐人员为王瑛、赵新平、沈余银3人。同日，巨龙公司7家股东修改巨龙公司章程，确认邦盛公司为巨龙公司股东。2002年8月29日，邦盛公司出具给中国普天公司《关于提请确认﹤投资协议﹥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备忘》，提出其已履行了出资100000000元的义务；由于巨龙公司200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以及巨龙公司债务重组的复杂性等方面的原因，截止8月29日，设立D公司的工作计划还处于准备阶段，D公司还未正式设立；为便于巨龙公司工作顺利，邦盛公司拟将“718协议”第6条规定的“第二期出资150000000元和第三期出资50000000元共计200000000元”一并出资。邦盛公司提出建议：将“718协议”原定的“第二期出资”变更为“于2002年9月10日一次性出资200000000元”。邦盛公司出资后，暂不进行验资和巨龙公司的变更登记，待巨龙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就债务达成协议，设立D公司的条件具备等再进行验资等工作。2002年9月25日，巨龙公司董事会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确认邦盛公司于2002年8月1日以货币缴纳出资100000000元，占巨龙公司注册资本金15.27％。上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与巨龙公司2002年7月29日公司章程记载一致。上述增资变更后巨龙公司注册资金为654843500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瑛，股东情况为：中国普天公司出资449401500元、出资比例68.63％，普天东方公司出资39066000元、出资比例5.96％，兆维电子公司出资21600000元、出资比例3.3％，中州电子研究所出资20925000元、出资比例3.2％，深圳信诺公司出资10351000元、出资比例1.58％，重庆普天公司出资6750000元、出资比例1.03％，郑州通信公司出资6750000元、出资比例1.03％，邦盛公司出资100000000元、出资比例15.27％。2002年12月26日，邦盛公司、生物港公司、中国普天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生物港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向邦盛公司融资，由邦盛公司向巨龙公司增资扩股，以履行第二期投资100000000元的义务；中国普天公司作为巨龙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意为生物港公司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生物港公司及邦盛公司同意，上述借款自汇入中国普天公司指定的银行账号之日起，即被视为邦盛公司依约定向巨龙公司第二期100000000元的投资款，且不得撤资；巨龙公司对该100000000元投资暂不验资、暂不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具体变更时间由中国普天公司决定；该款项存放于中国普天公司指定账号期间将全部用于巨龙公司经营或重组所需，中国普天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有权依据巨龙公司章程及其他内控制度，通过巨龙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监督巨龙公司对该款的使用。2003年1月2日，生物港公司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签订100000000元《借款合同》；同日，中国普天公司与该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上述100000000元汇入生物港公司账户。2003年1月18日，邦盛公司、生物港公司、巨龙公司及博恒公司签订“四方协议”，内容为：鉴于“三方协议”、生物港公司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借款协议》、中国普天公司的《担保协议》及生物港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的《反担保协议》以及100000000元已存放于生物港公司账户，各方约定：生物港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生物港公司将该100000000元以支付货款名义借给博恒公司；同时博恒公司与邦盛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博恒公司将该100000000元对邦盛公司增资扩股，并由生物港公司将该100000000元汇入博恒公司指定账户（即中国普天公司账户）；邦盛公司确认该100000000元投资于巨龙公司，在巨龙公司完成增资扩股登记手续之前，双方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即巨龙公司从邦盛公司借100000000元资金，并存放于巨龙公司指定的账户（中国普天公司账户）；资金的具体走向为：生物港公司直接汇入博恒公司、邦盛公司和巨龙公司分别指定的同一账户（即中国普天公司账户）。巨龙公司承诺，上述工作实际完成后，巨龙公司将100000000元资金全部借给邦盛公司，并按邦盛公司的要求汇入由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和巨龙公司共同开设的账户，用于邦盛公司完成200000000元增资扩股验资登记手续，且不计息。邦盛公司200000000元增资扩股的验资手续完成后，将该100000000元资金还给巨龙公司，并存放于巨龙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即中国普天公司账户）。巨龙公司承诺，在邦盛公司偿还该100000000元资金的5个工作日内将其中的50000000元借给兴昌达博公司6个月，不计利息，双方系债权债务关系，借款期满，兴昌达博公司还给巨龙公司，并直接汇入巨龙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即中国普天公司的账户）。本协议中的“中国普天公司的账户”系同一账户。上述协议由王瑛代表邦盛公司、巨龙公司签字，王宪平代表生物港公司、博恒公司签字。为履行“四方协议”，2003年1月19日，生物港公司与博恒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约定生物港公司将100000000元借给博恒公司，借款期限自2003年1月2日至2004年12月31日。同日，生物港公司致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使用贷款的申请》，申请将其向该行贷款100000000元存放于博恒公司指定的中国普天公司账户内。同日，博恒公司、邦盛公司原股东（蒲圻特惠发展有限公司、王瑛、陶进）、邦盛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博恒公司对邦盛公司增资扩股100000000元，且各方同意在邦盛公司就该100000000元投资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之前，博恒公司与邦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邦盛公司从博恒公司借款100000000元，借款不计利息。同日，巨龙公司与邦盛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依据“729协议”，邦盛公司决定于2003年1月以现金方式向巨龙公司投资第2亿元，作为履行向巨龙公司分期分批投资的二期100000000元投资，该100000000元投资在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双方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即巨龙公司从邦盛公司借100000000元资金，办完手续后该债权自动终止。同日，巨龙公司与邦盛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巨龙公司借给邦盛公司100000000元用于邦盛公司完成自身增资扩股验资及相关事宜，不得挪作他用；该借款不计利息，邦盛公司完成验资及注册资本变更手续后5日内全部偿还巨龙公司。巨龙公司与兴昌达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巨龙公司同意借给兴昌达博公司5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不计利息。2003年1月27日，巨龙公司召开2003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并形成GDT董（2003）5号董事会决议（四），追认2003年1月18日的“四方协议”，追认巨龙公司和邦盛公司的《投资协议》、《借款协议》，追认巨龙公司和兴昌达博公司的《借款协议》。2003年1月19日，中国普天公司、邦盛公司、巨龙公司、博恒公司依据“三方协议”和“四方协议”共同签署《确认书》，确认：中国普天公司同意接受博恒公司、邦盛公司、巨龙公司三方委托，以中国普天公司名义开设专用账户，用于存放上述“三方协议”和“四方协议”项下100000000元资金，该100000000元资金最终由巨龙公司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和巨龙公司的内控程序使用。该《确认书》并确认了博恒公司将其在生物港公司和兴昌达博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中国普天公司的事实。2003年1月20日，中国普天公司在民生银行开立账户，该账号预留印鉴为欧阳忠谋、何汝钊、王瑛人名章以及中国普天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方均确认该账户即为“四方协议”约定的专用账户，其中，何汝钊为博恒公司代表、欧阳忠谋为中国普天公司代表。但对于王瑛，中国普天公司认为其为邦盛公司和巨龙公司代表，但邦盛公司认为其仅为巨龙公司代表。2003年2月10日，生物港公司汇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975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同日，巨龙公司根据其与邦盛公司2003年1月19日《借款协议》约定申请中国普天公司将该97500000元支付于邦盛公司，中国普天公司于当日将款项划至邦盛公司指定的博恒公司。2003年2月12日，博恒公司将上述97500000元及自有资金共计100000000元汇至邦盛公司，完成对邦盛公司的增资。邦盛公司京瑞联验字（2003）第A-033号《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2月21日，邦盛公司注册资本由150000000元变更为250000000元。2003年2月22日，邦盛公司与中国普天公司签订《关于1亿元资金担保事项的协议书》，载明：截止本协议签署日，邦盛公司对巨龙公司二期投资100000000元尚未进入中国普天公司监管账户，巨龙公司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因而尚未完成实际出资，该增资工作正在进行中。约定：（1）邦盛公司承诺继续履行“四方协议”，在邦盛公司增资扩股验资登记手续完成后，将该100000000元还给巨龙公司指定账户（中国普天公司账户）；（2）邦盛公司承诺将促使其股东即博恒公司在新股东收购邦盛公司或对邦盛公司增资入股时，将博恒公司处置其所持有的邦盛公司股份所得款项中的100000000元汇入邦盛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及巨龙公司三方共同监管的账户，用于归还生物港公司根据前述借款协议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借款，以解除中国普天公司的担保责任，同时也解除邦盛公司、博恒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的反担保责任。2003年2月23日，中国普天公司与邦盛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载明：生物港公司于2003年1月从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100000000元人民币，中国普天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生物港公司的股东之一博恒公司将该100000000元对邦盛公司增资，邦盛公司拟将100000000元对巨龙公司增资，以实现在“729协议”中承诺的300000000元增资中的第二期100000000元的出资。但上述中国普天公司提供担保的100000000元的投资尚未进入巨龙公司实际控制的账户，尚未办理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变更手续，因而尚未实际完成出资，该增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因此，邦盛公司尚未按《投资协议》约定完成全部出资义务。本协议书项下的项目启动和发展均由中国普天公司、巨龙公司和邦盛公司共同考察，共同商定项目建议书和商业计划书，在此基础上通过巨龙公司为平台完成投资，其中，在巨龙公司债转股实施完成前，邦盛公司对巨龙公司的投资额不低于300000000元（含本协议书签署之前邦盛公司对巨龙公司已完成的100000000元投资）。邦盛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为，新投资人在广州设立全国性的邦盛投资公司，收购邦盛公司或对邦盛公司增资扩股，承继邦盛公司的债权债务，继续执行重组巨龙公司的“729协议”等相关协议，完成邦盛公司对巨龙公司其他股东承诺300000000元人民币中尚未完成的200000000元人民币的投资。2003年3月12日，邦盛公司根据巨龙公司指示将40000000元支付给北京巨龙东方国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4月17日巨龙公司致函邦盛公司认为100000000元用于邦盛公司办理增资扩股后，已经归还40000000元、另50000000元（于2003年3月11日）邦盛公司代巨龙公司借给兴昌达博公司，剩余10000000元未归还，故要求邦盛公司归还该10000000元。2003年4月24日邦盛公司致函巨龙公司，要求巨龙公司尽快归还40000000元借款。另查，2004年7月26日邦盛公司以中国普天公司等7名原巨龙公司股东以及巨龙公司根本违约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718协议”，并要求中国普天公司等7名原巨龙公司股东以及巨龙公司返还投资款197500000元并支付利息2500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以及巨龙公司认为“718协议”合法有效，邦盛公司未依“718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构成违约，故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出资协议，邦盛公司完成后续200000000元出资义务，邦盛公司向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后邦盛公司于该案判决作出前，撤回了其本诉请求，该案仅针对反诉进行审理。该院经审理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兼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的特征，其中，股东的人身信用和相互依赖性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存续的基础之一。综合该案实际情况，邦盛公司与巨龙公司的其他股东之间已经丧失了人合的基础，信赖利益不复存在，上述情形使“718协议”的继续履行已变为不可能。因此，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要求继续履行“718协议”的诉讼请求不宜支持。故作出（2004）一中民初字第116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中国普天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高民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普天公司不服上述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申字第15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1年5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高民再终字第175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未根据各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情况，查明当事人有无违约行为以及导致“718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真实原因，故裁定撤销（2007）高民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及（2004）一中民初字第11639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院再审认为，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邦盛公司的相关抗辩主张不能成立；邦盛公司以兆维电子公司等违约在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718协议”、“729协议”约定的邦盛公司出资条件、期限和金额没有经由该协议的全体当事人认可的书面修改和变更，两份协议中并未约定承债公司D的设立是邦盛公司投入第二、三期资金的必要条件，“三方协议”、“四方协议”以及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并非“718协议”、“729协议”的签订主体，故其既不是对“718协议”、“729协议”的变更，也不是对“718协议”、“729协议”的补充；邦盛公司未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履行后续第二期、第三期出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邦盛公司以承债公司D未能设立为由，主张其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投资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因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不予支持。鉴于各方在诉讼中均明确表示同意不再继续履行“718协议”、“729协议”，法院不持异议。关于终止履行协议后的后续问题，由当事人另行解决。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1）一中民再初字第15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终止履行“718协议”、“729协议”；2.邦盛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支付5000000元违约金；3.驳回中国普天公司等6名原巨龙公司股东的其他诉讼请求。邦盛公司不服上述再审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3）高民再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2011）一中民再初字第15950号民事判决。再查，邦盛公司、中国普天公司、兆维电子公司以及普天东方公司均确认邦盛公司现已不再持有巨龙公司的股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无论从合同性质本身的角度，还是从合同目的实现的交易，抑或是从返还的可能性的角度，邦盛公司的100000000元投资款均不具有返还的条件，对邦盛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97500000元部分，根据邦盛公司与巨龙公司、生物港公司及博恒公司“四方协议”约定，邦盛公司确认该100000000元投资在巨龙公司完成增资扩股登记手续之前双方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即巨龙公司从邦盛公司借100000000元资金，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巨龙公司就该100000000元资金办理增资和登记手续，故根据“四方协议”的上述约定，该笔资金在性质上仅为邦盛公司与巨龙公司之间的借款，邦盛公司要求中国普天公司等6被告予以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2011）一中民再初字第1595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3）高民再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邦盛公司并未履行“718协议”和“729协议”约定的第二期出资义务，并由此认定邦盛公司违约，需向中国普天公司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在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邦盛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邦盛公司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亦认定邦盛公司并未履行97500000元的出资义务，亦不存在返还的前提，故对邦盛公司关于返还97500000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作出判决：驳回邦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二）本案中国普天公司的诉讼请求内容1.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普天公司明确表示其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其“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主张偿还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未能清偿的债务。2.关于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的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中国普天公司主张为106777309.39元。中国普天公司称该数额包括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剩余债权本金83210358.59元和剩余一般债务利息23566950.8元。中国普天公司并表示：其在本案中不主张加倍债务利息及2014年6月30日之后的一般债务利息。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中国普天公司就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提供了三份不同计算方法的明细表：第一种计算方法为博恒公司、北大未名公司已偿还部分先减利息、再减本金，据此计算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为106777309.39元。第二种计算方法为博恒公司、北大未名公司已偿还部分先减本金、再减利息，据此计算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为104574580.93元。第三种计算方法为博恒公司、北大未名公司已偿还部分只减本金，因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并未判决中国普天公司有权追偿承担连带责任后的一般债务利息，本案不应计算并扣减一般债务利息。据此计算，因中国普天公司代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还债务112918272.95元，生物港公司欠中国普天公司债务本金112918272.95元，扣减北大未名公司对该债务本金的还款35700000元及博恒公司对该债务本金的还款9093097.59元后，剩余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为68125175.36元。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表示：对上述三种计算方法明细表的计算公式及数据本身无异议。中国普天公司主张按照第一种计算方法确定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则表示不同意承担责任，但如果本案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应按照第三种计算方法确定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经询，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表示：无证据证明生物港公司或其他第三人向中国普天公司偿还了其他款项。3.关于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的本息数额中国普天公司提交计算明细表，北京新富公司抽逃出资本金366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36780000元，扣减北京新富公司由昆山申昌公司垫付、向北大未名公司承担的15000000元后，计算得出北京新富公司剩余抽逃出资本息数额为5838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主张北京新富公司在该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对上述明细表的计算公式及数据本身无异议。北京新富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但向本院表示本案提供的证据并无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及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件中未提供的新证据。4.关于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及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本息数额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中国普天公司与昆山申昌公司达成一致意见，表示：若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赔偿责任同时存在，昆山申昌公司向北大未名公司已履行的30000000元，先全额扣减昆山申昌公司10000000元抽逃出资本息赔偿责任，再扣减昆山申昌公司35000000元验资帮助资金本息赔偿责任。按照上述扣减顺序，中国普天公司提交计算明细表：昆山申昌公司抽逃出资本金10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10050000元，全额扣减昆山申昌公司向北大未名公司承担的30000000元赔偿责任，计算得出昆山申昌公司剩余抽逃出资本息数额为0元。昆山申昌公司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金35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35200000元，扣减昆山申昌公司向北大未名公司承担的30000000元赔偿责任剩余的9950000元后，计算得出昆山申昌公司剩余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数额为6025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主张昆山申昌公司在该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昆山申昌公司、北京新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对上述明细表的计算公式及数据本身无异议。昆山申昌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抽逃出资及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法律责任，但向本院表示本案提供的证据并无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中未提供的新证据。5.关于神州数码公司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本息数额中国普天公司提交计算明细表：神州数码公司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金2500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25120000元，扣减其已向北大未名公司履行的15000000元，计算得出神州数码公司剩余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数额为3512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主张神州数码公司在该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对上述明细表的计算公式及数据本身无异议。神州数码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法律责任，向本院提交转款凭证作为证据，用以证明2001年12月30日其向生物港公司转回200000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载明款项用途为往来款，不能反映出与上述验资帮助资金有关联性，且神州数码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中亦提出该主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生效判决及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件均未予以支持。6.关于诉讼财产保全保全费及保险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普天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担保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提供担保。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依法就财产保全作出（2018）京02民初344号民事裁定书。中国普天公司提交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为此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交纳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00元。中国普天公司另为此向本院预交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是生效判决，依法具有法律效力。该判决第二项确认中国普天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对生物港公司享有追偿权。现中国普天公司要求依照该判决第二项执行，于法有据。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关于中国普天公司不能依据该生效判决向生物港公司追偿的抗辩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采纳。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还提出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款中有97500000元进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以中国普天公司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由，据此主张生物港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不负有债务。首先，关于生物港公司汇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97500000元的事实，当事人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起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中已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中亦认为对于借款合同项下100000000元资金实际使用和流向，有关当事人并不存在争议，但仍判决中国普天公司有权对生物港公司进行追偿。据此可见，在该案中，该事实并不影响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进行追偿。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现以该事实对生效判决的判决内容提出抗辩，依据不足。第二，从生效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再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初字第3136号民事判决反映的事实看，生物港公司将97500000元汇入中国普天公司账户后，该款又汇入其他案外人账户，生效判决并未认定中国普天公司是上述借款资金的使用人。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主张应由中国普天公司自行还款、生物港公司不负债务，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第三，现有事实不能证明生物港公司曾向中国普天公司主张返还97500000元，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生物港公司对中国普天公司就上述汇款享有债权，其以中国普天公司对生物港公司负有债务为由要求行使生物港公司的抗辩权，缺乏事实基础。综上，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中国普天公司行使追偿权后，如有证据证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或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另行解决。关于中国普天公司得向生物港公司追偿的债务数额，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中国普天公司代生物港公司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还112918272.95元，包括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利息12401704.95元及财产保全费516568元。因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中国普天公司为生物港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生物港公司追偿，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财产保全费系该案判决确定的“本案债务”，属于中国普天公司的追偿范围。第二，中国普天公司在本案主张的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数额除上述其实际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偿还的部分外，还包括偿还之后发生的一般债务利息。但是，该一般债务利息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本案债务”，该判决并未确定中国普天公司有权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参照上述规定，中国普天公司向生物港公司追偿一般债务利息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中国普天公司已获清偿的数额，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据此计算，北大未名公司偿还的款项中有35700000元属于偿还中国普天公司代偿的112918272.95元范围之内，博恒公司偿还的款项中有9093097.59元属于上述112918272.95元范围之内，应予扣除。据此计算，生物港公司未清偿的债务余额为68125175.36元。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国普天公司还实际获得清偿了其他款项，故其关于中国普天公司还可能获得其他清偿款项的抗辩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中国普天公司应对生物港公司在第539号执行案项下之未能清偿的债务（以数额不超过68125175.36元为限）主张权利。关于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根据2009年3月1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3号民事裁定书，生物港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第539号执行案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上述事实证明生物港公司未能向中国普天公司清偿上述债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在判决主文中对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抽逃出资、代垫资金的行为性质、责任性质以及本息责任数额等予以确定。该判决系生效判决，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且最高人民法院亦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本案应据此确定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责任。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主张本案不应依据该生效判决确定其责任，既未提出充分的事实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本息责任数额，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北京新富公司已承担了15000000元赔偿责任，昆山申昌公司已承担了30000000元赔偿责任，神州数码公司已承担了15000000元赔偿责任。上述数额应从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息范围内扣除。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就具体扣除的计算方式及数据达成一致，确认扣除已承担责任部分之后，北京新富公司剩余抽逃出资本息数额为58380000元，昆山申昌公司剩余抽逃出资本息数额为0元，昆山申昌公司剩余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数额为60250000元，神州数码公司剩余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本息数额为35120000元。本院对上述数额不持异议。据此，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应当在上述本息数额范围之内，对生物港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昆山申昌公司经扣减后剩余抽逃出资本息数额为0元，昆山申昌公司不再承担抽逃出资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责任的性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主文确认为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中国普天公司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北京新富公司就抽逃出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要求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就提供验资帮助资金承担连带责任，但实质均系要求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在生物港公司不能清偿的情况下与生物港公司承担补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二者并无实质不同，故本院对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承担的责任性质统一确定为补充赔偿责任。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主文将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提供验资帮助资金表述为代垫资金，二者并无本质不同。为与生效判决保持一致，本院在本判决主文中对此统一表述为代垫资金。关于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提出的中国普天公司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判决确定了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的责任，中国普天公司于2018年11月向本院起诉，亦未超过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提出的时效期间。故对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国普天公司还提出其因诉讼财产保全而交纳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00元应由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据此，中国普天公司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因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在生物港公司设立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提供验资帮助资金的不当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引起本案诉讼，中国普天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属因诉讼支出的必要费用损失。综合考虑中国普天公司诉讼保全标的金额及本案判决认定的债务金额，本院酌定中国普天公司支出的保险费中有68125元属于合理的必要费用损失，由北京新富公司、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共同负担，剩余部分由中国普天公司自行承担。虽然中国普天公司未申请保全北京新富公司的财产，但北京新富公司与其他当事人在生物港公司设立过程中共同发生了上述不当行为，且北京新富公司亦对本案承担责任，故北京新富公司应与昆山申昌公司、神州数码公司共同给付中国普天公司上述68125元保险费损失。关于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应依法负担。综上，中国普天公司所提之诉讼请求中合理的部分应予支持，不合理的部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在抽逃出资本息共计58380000元范围内，对于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执行案项下对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以数额不超过68125175.36元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在代垫资金本息共计60250000元范围内，对于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执行案项下对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以数额不超过68125175.36元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代垫资金本息共计35120000元范围内，对于深圳市生物港投资有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深中法委执字第539号执行案项下对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以数额不超过68125175.36元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损失68125元；五、驳回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576187元，由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93420元（已交纳），由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8276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