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粤刑终124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耀光。辩护人何伟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祁海涛，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耀光犯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耀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阅案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1998年至2005年，被告人郭耀光先后担任广州市XXXX局长、副区长兼广州甲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郭耀光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房地产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承接甲公司地块出让的中介业务提供了帮助，使该公司从该笔中介业务中获利。2010年11月，郭耀光通过其妻子陈甲某收受乙公司董事长陈颂发（另案处理）以支票形式贿送的人民币40万元。2014年9月30日郭耀光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自首，2015年1月6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郭耀光涉嫌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同月7日对其取保候审，2015年3月4日，郭耀光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退交赃款人民币40万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郭耀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郭耀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郭耀光在被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决：（一）被告人郭耀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郭耀光退交的赃款人民币四十万元予以没收。上诉人郭耀光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郭耀光具有自首、积极退赃等情节，受贿数额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主观恶性较小，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好，年老且身体有多种疾病，依法应对其减轻、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05年，上诉人郭耀光先后担任广州市XXXX局长、副区长兼广州甲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郭耀光利用职务便利，为乙公司承接甲公司地块出让的中介业务提供了帮助。2010年11月，郭耀光通过其妻子陈甲某收受乙公司董事长陈颂发（另案处理）以支票形式贿送的人民币40万元。2014年9月30日郭耀光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自首，2015年3月4日，郭耀光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退交赃款人民币4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出示、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上诉人郭耀光的供述及签认的书证。供述主要内容为：在1999年前后，XXXX下属的集体企业甲公司向陈颂发的乙公司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用于购买位于XX区XXXX附近的广州水磨石厂地块，总购地款为3000万元。广州市水磨石厂是广州市建材集团的下属企业，当时广州市水磨石厂已申请破产清算。甲公司第一期向水磨石厂的上级单位广州建材集团交纳了1800万元购地款，后来因为甲公司无法支付第二期的购地款，所以上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买卖被搁置，该宗土地的所有权人仍然为广州市水磨石厂的法人代表。陈颂发为了追回欠款，也经常找我商量此事，后来因甲公司实在没钱支付欠款还闹到法院。到了2003年上半年左右，广州市政府出台了“8.31”文件，即当年8月31日之前未开发的闲置土地一律由政府收缴。当时时间很紧，资金也非常短缺，甲公司没有任何渠道在短期内筹集到一千多万元资金来缴交地价。这时，陈颂发和甲公司经理韩甲某（或者是区建设局副局长林甲某，记不清了）过来办公室跟我汇报，由陈颂发出面引进一家香港公司来接手这一项目，以免地块被政府收走而造成甲公司巨额经济损失。后来陈颂发介绍了香港丙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丙公司”）过来考察广州水磨石厂的地块，甲公司这边由我和总经理韩甲某（或者是区建设局副局长林甲某，记不清了）与香港丙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吴甲某谈妥了这个地块的买卖事宜。经过多次协商，甲公司、香港丙公司以及乙公司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香港丙公司以5200多万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买上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其中由香港丙公司代甲公司归还拖欠广州水磨石厂的购地款1300多万元、甲公司已向广州水磨石厂支付的约1800万元购地款由香港丙公司支付给甲公司、香港丙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700多万元及税费，剩余400多万元由香港丙公司支付给陈颂发的乙公司，作为陈颂发承接办理该地块用地手续等事项的业务费用。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陈颂发作为中介应该有三四百万元的利润空间。同时，甲公司也将拖欠的100万元还给了陈颂发。在广州水磨石厂地块的买卖过程中，我作为甲公司董事长，同意了陈颂发提出来的引进港商接盘的方案，并召集甲公司五家股东，包括XX区建设和市政局、财政局、XX建筑公司等开会研究了这个项目转让的有关事宜，促成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方案，并决定由陈颂发的乙公司作为中介方承接这项业务。当然也是为了避免甲公司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后来陈颂发在中介服务事项中也有请我帮过其他忙。一是陈颂发找我协调区规划、国土等部门帮助水磨石厂地块调高容积率；二是当时该地块上有XX村的几个拆迁户阻碍，我作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区长，帮助其协调村里领导出面做好拆迁户的工作。陈颂发一开始就向我表示，如果我能促成香港公司买下水磨石厂地块并让其承接这个中介业务，事后会给我好处费。上述地块的买卖事宜我口头向当时的区领导黄甲某报告了这件事，但没有按规定书面报给区国资委批复及备案。2010年11月左右，陈颂发打电话让我妻子陈甲某去他公司拿钱。我妻子陈甲某去了之后，他说有40万元是给我的，说是协调水磨石厂地块的好处费。就以支票形式送给我人民币40万元，收款人是我妻子陈甲某。后来，我妻子回家后就将此事告诉了我。陈颂发送40万元好处费给我，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关照他做成了甲公司所属水磨石厂地块的中介代理业务，他从中赚了不少钱。我家里的钱都是我妻子陈甲某负责的，这40万元收到以后也都是由她去处理的，估计是用于她的生意开支和家庭开支了。我至今为止没有退还给陈颂发，陈颂发也没有要求我偿还以上款项，我或者陈甲某与陈颂发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在陈颂发的公司里持有股份。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由于一时贪念被金钱迷住了眼睛，以致犯下了严重的经济错误，我愿意将这40万元主动上缴，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争取宽大的处理。郭耀光对广州XXXX项目土地转让合同、协议书、支付证明单、支票存根做了签认。2、证人陈甲某（郭耀光之妻）的证言及签认的书证。证言主要内容为：陈颂发是乙公司总经理，我是通过陈颂发的老婆李甲某认识他的。李甲某在去加拿大之前是XX区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与我丈夫郭耀光曾经是同事，后来慢慢接触多了两个家庭就熟悉了。陈颂发是做房产中介生意的，我认识了陈颂发之后，由于我们做的生意不同，所以我和陈颂发一直没什么联系。2010年11月的一天，陈颂发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公司拿40万元人民币。我感到很奇怪，当时就问陈颂发这笔钱是什么钱，是怎么回事。陈颂发说的含含糊糊的，说是广州水磨石厂地块的好处费，我的丈夫郭耀光帮了忙，这是感谢他的，让我不要多问，拿钱就可以了。第二天我就到了陈颂发在XXXX路的公司拿钱，陈颂发让财务人员原小姐开具了一张40万元的支票，我拿到支票就走了。关于广州水磨石厂地块的事情，我没有参与，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去拿钱了。拿了钱后，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有天晚上郭耀光喝了酒有点醉意，我就趁机说陈颂发给了40万元给我，说是感谢你帮助协调水磨石厂地块的事情。他表示知道此事，同意我将这笔钱用于生意周转。这笔钱我也一直没有退回给陈颂发。我不清楚郭耀光具体帮了陈颂发什么忙，陈颂发、郭耀光都没有跟我说过。陈颂发之所以让我去拿钱，不直接给郭耀光，是因为之前陈颂发因为旧厂房收购的事情与我相熟了，觉得这样方便一点吧，又比较隐蔽，送钱给我实质上就是送给郭耀光了，我们是一家人。我家的钱都是我在负责保管、使用，郭耀光的工资卡都是交给我的，有什么支出也是我来统筹安排。陈颂发送的40万元我或者郭耀光都没有还给陈颂发。陈甲某对支付证明单、支票存根、收据做了签认。3、证人陈颂发（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及签认的书证。证言主要内为：1999年前后，广州市XX区建设局下属的集体企业甲公司向我们乙公司借款1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三个月）用于购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并承诺该土地开发后交给我们公司做代理。广州市水磨石厂是广州市建材集团的下属企业，当时广州市水磨石厂已申请破产清算。甲公司第一期向水磨石厂的上级单位广州建材集团交纳了1800万购地款，甲公司总购地款为3150万元（具体数额以合同为准），后来因为甲公司无法支付第二期的购地款，所以上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买卖被搁置，该宗土地的所有权人仍然为广州市水磨石厂的法人代表。2001年前后郭耀光由XX区建设局局长晋升为XX区副区长，同时兼任甲公司的董事长。2001年，我们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归还上述100万元欠款。虽然我们公司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但是由于甲公司对外欠下很多的债务，根本没有资金用于清偿拖欠我们公司的欠款。2003年前后，广州市出台了“8·31”政策，按照该政策，如果该地块未能在当年的8月31日前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话，政府就会强制收回该宗土地，如果政府收回该宗土地，甲公司向广州建材集团支付的1800万元购地款也无法收回。当时我和林甲某到时任XX区副区长郭耀光的办公室汇报这一情况，我和林甲某（或者是韩甲某）提议由我出面去寻找买家将广州水磨石厂地块买下来，这样一来甲公司可以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如果甲集团与水磨石厂无法完成土地交易，甲集团第一期支付的1800万元购地款将无法返还），甲公司也可以归还拖欠我公司的100万元欠款及利息，当时并没有谈中介代理费用等问题，郭耀光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通过一名在私营拍卖行叫梁甲某的人联系到了香港丁集团公司来收购这宗土地。当时香港丁集团派了一名该公司派驻广州公司的老总吴甲某过来商谈这件事。之后吴甲某还联系到香港丁集团老板过来考察该地块。当时甲公司这边是由郭耀光负责与香港丁集团商谈该地块的买卖事宜。该宗土地涉及的与广州建材集团等相关部门的协商等问题由郭耀光所在的甲公司负责。为了促成香港丁集团成功购买该宗土地，我的花费也比较大，我也向郭耀光表示甲公司要按照行规给我100万元的中介费，同时甲公司收到钱之后要及时归还我公司的欠款及相应的利息等，郭耀光也表示同意。我也在一次饭局上向郭耀光等人表示，事成之后会感谢他们。经过多次协商，2004年8月，甲公司、香港丙公司（香港丁集团驻广州的子公司）以及乙公司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香港丙公司最后以6280万元（由于容积率问题，2004年11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同意上述项目总包干价格由6280万元降至5280万元）的价格购买该宗地块，其中由香港丙公司代甲公司归还拖欠广州水磨石厂的购地款1350多万元、甲公司已向广州水磨石厂支付的1800万购地款由香港丙公司支付给甲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1680多万元、税费60多万元也由香港丙公司支付，剩余440多万元由香港丙公司支付给我们公司（包括中介代理费用，甲公司欠我们公司的100万由甲公司从收回的1800万元购地款中支付给我们公司），作为我们公司承接办理该地块用地手续的业务费用。但是在实际履行中，由于用地手续比较复杂，我们公司也是在2010年11月才收取了由香港丙公司支付的280多万元。但由于该地块还没有完全交地，所以香港丙公司还拖欠甲公司100多万元，也欠我们公司100多万元。我们公司收到了上述的280多万元后，我通过郭耀光的妻子陈甲某给了郭耀光40万元人民币“感谢费”。我没有直接将钱送给郭耀光，是因为我觉得陈甲某是郭耀光的妻子，给钱陈甲某也就是等于给钱郭耀光，而且我当时也告诉陈甲某这是水磨石厂那块的钱，我想她也肯定会跟郭耀光说这一事情的。在我从事中介代理原广州水磨石厂地块出让业务过程中，我还找郭耀光帮忙了一些其他事。1、协调区规划、国土等部门帮助水磨石厂地块争取容积率调整等手续；2、在引进香港丙公司购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过程中，由于广州水磨石厂地块所属的规划开发红线范围内有几个拆迁户阻碍拆迁，我曾找过郭耀光希望其出面协调村领导做好拆迁户的工作。我送给郭耀光40万元人民币“感谢费”，是因为我在中介代理上述用地出让手续过程中，郭耀光负责与广州建材集团方面协商该宗土地的出让工作；协调XX国土、规划等部门；同时甲公司欠款的清理工作也是由郭耀光负责的，也就是说甲公司拖欠我们公司的100万元人民币加上相应的利息等都是由郭耀光负责处理。在办理上述地块用地手续的过程中，我也曾找到郭耀光，并请他在该地块的中介服务、用地手续、征地拆迁、沟通国土及规划部门、以及日后我们公司收回甲公司欠我们公司的100万元债款的过程中给我关照，同时我也向郭耀光表示过事成之后会答谢他的。2010年11月前后，我们公司收到了香港丁集团交付的上述28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我打电话给陈甲某，让她到我们公司收一张40万元的支票。陈甲某当时就问我这笔钱是什么钱。我之后告诉她说这是广州水磨石厂的地块给郭耀光副区长的“好处费”。后来，陈甲某就来我们公司，我让我公司财务原甲某给陈甲某开了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这笔钱是乙公司的资金。陈颂发对支付证明单、支票存根做了签认。4、证人原甲某（乙公司出纳）的证言及签认的书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我1995年进入乙公司工作至今，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出纳工作。经我辨认（2010年11月17日的《支付证明单》及《支票存根》）：往来款人民币40万元，经手人原甲某，受款人陈甲某），我确定该存根对应的支票是我开的，也是对应公司的对公账户。我现在也记不起来开该支票的具体用途，但我们财务人员开支票都是经过老板陈颂发批准才能开的，不存在私自开支票的情况。原甲某对支付证明单、支票存根做了签认。5、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广州乙公司商事登记信息、变更企业名称相关材料，广州甲公司商事登记信息，广州市纪委提供的郭耀光手写委托书复印件、广州市XX区人事局文件等资料，证实：广州乙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18日，法定代表人陈颂发，2012年11月19日申请变更名称为广州乙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甲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18日，法定代表人郭耀光。郭耀光于2000年9月13日申请辞去甲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委托孙甲某自2000年9月13日起全权依法处理甲公司一切经营事务和债权债务事宜。2004年6月15日甲公司董事会推举孙甲某担任新董事长，要求按程序报区人事局发文并到工商局办理法人变更手续。甲公司营业执照已于2008年12月24日被吊销。6、广州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提供的水磨石厂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广州XXXX项目土地转让合同、转让补充合同，协议书等，XXXX地块资料移交清单，土地移交、接受确认书。证实：1999年12月5日，甲公司与广州市水磨石厂、广州市建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广州市水磨石厂一地块，总购地款为3000万元。2004年，甲公司、香港丙公司以及乙公司达成广州XXXX项目土地转让合同、转让补充合同，由香港丙公司以5280万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买广州水磨石厂地块。7、广州市纪委出具的《关于郭耀光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的移送函》、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对郭耀光的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起诉意见书、破案报告，证实：2014年9月30日郭耀光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并主动交代了其涉嫌受贿的经济问题。2014年10月23日，广州市纪委将郭耀光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一案移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1月6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郭耀光涉嫌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同月8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8、广州市特种证件制作中心出具的郭耀光户籍资料，郭耀光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纪委提供的副局级以上干部退休审批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等郭耀光身份材料、广州甲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情况说明、甲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筹备工作的复函、公司创立大会会议纪要、公司章程、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租赁房屋协议、变更登记申请书、任职决定、会议纪要。关于申请辞去《广州甲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的报告、区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穗芳府会纪（2004）46号、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工商管处字（2008）第3200052号）。证实：郭耀光，1949年8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汉族，出生地广东省罗定市，文化程度中专，户籍地址广州市荔湾区。1998年3月至2001年3月担任广州市XXXX局长，2001年3月至2005年9月担任XXXX副区长，2005年9月至2010年1月担任XXXX副主任，2010年1月退休。9、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退赃凭证，证实：2015年3月4日郭耀光退赃40万元人民币,暂扣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本院认为：上诉人郭耀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郭耀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郭耀光在被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以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的意见，一审已经确认上诉人郭耀光具有自首情节及在被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并决定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对上诉人适用缓刑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三百八十六条、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莉审判员 王晓文审判员 刘伟宏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伟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