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2民终1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时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如东，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颖，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ＸＸＸ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9号。法定代表人：巫进，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江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江苏公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卫时杰为与被上诉人江ＸＸＸ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吉江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5)泰姜商初字第00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时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争议焦点、遗漏当事人。一、一审判决认定“振华公司对回购股权后仍将我所持有股权挂在吉江林名下”，对其所谓的“挂在”吉江林名下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关于上诉人原股权是由吉江林真实占有，还是“挂在”其名下，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严重矛盾，违反禁反言的诉讼原则。本案一审从证据交换开始，到前两次的庭审，被上诉人均主张上诉人的股权早在2005年6月22日就已经转让给了吉江林，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是吉江林真实地占有了上诉人原股权，而不是自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后“挂在”其名下。而一审最后一次开庭，被上诉人又陈述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后，上诉人原股权是挂在吉江林名下，但对被上诉人在最后一次庭审中突然作出与此前一次证据交换、两次庭审完全相矛盾的陈述，被上诉人没有作出任何合理说明，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禁反言”原则。2、所谓的股权回购后，上诉人的原股权“挂在”吉江林名下，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的。一审中，上诉人申请要求振华公司提供股权回购前后的股东分红材料，被上诉人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提交了2008年至2014年的有关股权分红材料，其中：（1）2008年和2009年的分红，被上诉人提供的是由股东签名的分红发放表，上诉人在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后才复印到这些证据，才发现其中的签名存在同一个人的笔迹签写数个人姓名的痕迹。（2）2010年至2014年的所谓分红材料，只是纳税凭证和被上诉人制作的分红表格。纳税凭证有税务机关的印章，是真实的，但分红表格却没有任何相关股东的签名，很明显，被上诉人是为了应对本案之前刚刚发生的12件民事诉讼案件和本案才制作的虚假证据。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如果2009年之后上诉人的原股权是“挂在”吉江林名下，在工商部门振华公司的总股本不变，但在公司内部，上诉人的原股权已经被公司回购，公司分红时所依据的总股本基数是要减去上诉人原股权数额后，再计算出分配率。而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09年之后公司分红的实际情况，就不能证明所谓的上诉人原股权空挂的吉江林名下。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争议焦点、遗漏当事人。1、一审法院应当将“股权是江林真实占有还是挂在其名下”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依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推翻之前事实陈述的情形，人民法院首先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若理由不成立，这种反悔行为应当被禁止，若当事人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列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上诉人是针对被上诉人此前固定事实陈述进行诉讼的，而面对这突然发生的推翻事实的陈述，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终止了法庭调查，将被上诉人的这一次突然袭击作为最后一次审理，明显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应通知凌秋澜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庭审突然改变此前固定的事实陈述，称振华公司将上诉人原股权在2009年之后“挂在”吉江林名下，并称此后该股权的红利由财务总监凌秋澜保管，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最终分配。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凌秋澜参加诉讼，查清事实，对上诉人原股权是被公司回购而空挂在吉江林名下由凌秋澜代公司保管红利，还是在其他股东不知道的情况下由凌秋澜或者其他人直接占有该红利；或者上诉人原股权真实被吉江林占有由吉江林取得红利（即上诉人的股权是被公司回购，还是被吉江林或者凌秋澜或者其他人侵占）的事实作出判断。可见，凌秋澜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重大关联，甚至有可能直接承担法律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突然改变事实陈述，且没有合理解释、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草草终结法庭调查，将突然发生的一次重大事实争议的庭审作为最后一次庭审，严重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协商股权回购时，是以上诉人达到退休年龄为由，并不存在两被上诉人故意陈述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诱使上诉人签订该份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亦在2015年9月16日向振华公司出具确认函中载明系本人自愿行为，以及振华公司对回购后股权的处置，不影响该协议效力，该处置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应由相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理。一审判决的这一观点，曲解了欺诈的法律概念，理由如下：1、订立合同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欺诈。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订立协议，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由公司回购股权，2015年9月16日上诉人出具确认函中载明系本人自愿行为，明显指的是对股权回购是自愿的，对回购股权本身，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主张是欺诈，不是主张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退休为名诱使上诉人签订股权回购协议，而是主张两被上诉人“以回购股权为名，行侵占股权之实”，也就是说，上诉人在与两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认为上诉人的股权被公司回购了，但后来才发现上诉人的股权实际没有被公司回购，而是被人侵占，两被上诉人通过与上诉人订立合同的行为侵占了上诉人股权。2、公司对回购后股权的处置，与“以回购为名行，侵占股权之实”完全是两回事。综上，上诉人的股权不是被公司回购了，而是被“回购”之后而实际取得上诉人原股权红利的人所侵占。振华公司、吉江林二审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支持一审判决。本案是撤销权的官司，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2009年8月19日的协议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9月16日由卫时杰签名确认的确认函已经说明了一切，其中第三条本人所主张的股权的受让方经公司安排，本人无异议，公司可以全权处置，就股权、购股资金最终进行了确认，并且在确认后又取得了公司的补偿价款30万元，我们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没有依据，请二审法院支持一审判决。卫时杰向一审起诉请求：撤销我与振华公司、吉江林于2009年8月19日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我的股权由吉江林代持；振华公司、吉江林支付我2009年至2015年的股权分红45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振华公司、吉江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01年振华公司改制时，卫时杰投股80000元，作为振华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工商登记。2005年，振华公司因管理需要，要求将所有股权集中到7名股东名下。2005年6月22日，卫时杰按照振华公司的要求与吉江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振华公司的80000元股份转让给吉江林。同年6月30日，卫时杰又与吉江林签订了协议一份，约定：将自有资金150000元交吉江林投股于振华公司，因此产生的股权由吉江林享有，由此而产生的股权收益归卫时杰享有并承担风险，吉江林需转让此股份，卫时杰无条件服从。振华公司作为见证方在该协议上盖章。后卫时杰也直接从振华公司领取了红利。2009年8月19日卫时杰与振华公司、吉江林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卫时杰因到退休年龄，经吉江林同意自愿将2005年6月22日所投给吉江林的购股资金转让给振华公司。2009年8月19日，振华公司支付卫时杰250000元。2015年9月16日，卫时杰向振华公司出具确认函一份，载明：本人卫时杰于2009年从公司退休，在退休时本人已将间接享有公司股权（享有的股权比例为1.98%）经由公司安排进行了转让,就股权转让事宜,本人确认如下:一、本人退休时转让所间接享有的公司股权系本人自愿行为；二、自本人2009年8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不再享有所转让股权的任何权利及权益，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三、本人所转让的股权的受让方由公司安排，本人对此无异议，公司可以全权处置；四、本人已经收到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股权转让已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等。2015年9月17日，卫时杰向振华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本案争议的焦点：1、卫时杰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是一年还是五年？2、2009年8月19日所签协议，振华公司、吉江林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当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如未在此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该条规定仅适用于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等情形。本案中卫时杰以振华公司、吉江林存在欺诈行为要求撤销2009年8月19日所签协议，撤销权的行使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即从卫时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振华公司、吉江林辩称，撤销权行使的期间应从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五年内消灭，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欺诈是一方故意陈述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诱使对方订立合同。本案中卫时杰为振华公司的隐名股东，2009年8月19日与振华公司、吉江林协商股权回购时，是以卫时杰已达到退休年龄为由，并不存在故意陈述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诱使卫时杰签订了该份协议的情形，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卫时杰亦在2015年9月16日向振华公司出具确认函中载明系本人自愿行为，且已收到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关于振华公司对回购股权后仍将卫时杰所持有股权挂在吉江林名下的问题，是振华公司对回购股权后的处置，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该处置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则应由相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理。故对卫时杰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卫时杰与振华公司、吉江林于2009年8月19日所签订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中，振华公司亦向卫时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卫时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卫时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卫时杰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是：1、卫时杰与振华公司、吉江林签订的2009年8月19日股权回购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2、原审诉讼应否追加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资格确认以及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依照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本案中，卫时杰自2005年6月22日起，因与吉江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振华公司80000元股份转让给吉江林；6月30日，卫时杰与吉江林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将自有资金150000元交吉江林投股于振华公司，吉江林依约定享有振华公司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及风险归卫时杰，吉江林需转让此股份，卫时杰无条件服从，对于该150000元投入对应的股权应归属于吉江林，卫时杰是实际出资人。至此，卫时杰不是振华公司的股东，不具有振华公司股东身份，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由吉江林代持的150000元对应的股权收益及风险依照与吉江林的协议处理，依照法律规定卫时杰不能行使股东权利。2009年8月19日当事人三方所签协议，名义上振华公司回购股权，实质是处理卫时杰与吉江林之间代持股份的协议，不能因振华公司的参与而直接认定卫时杰依法享有振华公司的股权，也不能因为卫时杰从振华公司直接取得吉江林代持股权的分红确认卫时杰是振华公司的股东，对此卫时杰以及三方当事人均是明知的。正如卫时杰出具的声明第一条：“本人退休时转让所间接享有的公司股权系本人自愿行为；”第二条：“自本人2009年8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不再享有转让股权的任何权利和利益，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严格意义上讲，在2005年6月以后，卫时杰根本谈不上享有振华公司的股权。又卫时杰与吉江林签订的代持协议也明确约定吉江林转让此股份，卫时杰无条件服从。三方以所谓股权回购的名义处理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吉江林之间的权益，至于实际出资人的权益由谁负担，吉江林转让该部分股权后是否依法变更登记在所不问，与卫时杰没有关系。据此，2009年8月19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卫时杰无权请求撤销所谓股权回购协议，振华公司、吉江林给付股权分红。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卫时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乐文审 判 员  钱 晖代理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