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川10行终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田，女，195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隆昌县人，住四川省隆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隆昌县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隆昌县金鹅镇中心街169号。法定代表人钟诚，局长。委托代理人冷琳燕，该局法制监督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赖坤良，该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上诉人张国田因与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附带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2016年7月1日作出的（2016）川1028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未对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本院于2016年9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国田、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冷琳燕和赖坤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根据原审被告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后认定，原告张国田因不服法院判决、补偿和人民医院医疗赔偿问题，于2014年期间多次到北京地区上访。2014年7月1日，原告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劝返，后被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2014年10月2日，原告又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5年7月1日，原告再次携带上访材料到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被带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交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交隆昌县信访局将原告接回四川省隆昌县。2015年7月4日，隆昌县信访局向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报案请求查处原告，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于同一天立案受理，受理案件当天，接受了隆昌县信访局移交的材料，传唤了原告到隆昌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接受询问，并于次日向其调取了其上访携带的上访材料证据。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根据调查情况上报隆昌县公安局拟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审核并同意作出行政处罚。2015年7月5日，隆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作出了行政处罚告知，原告对告知事项不发表意见且拒绝签字。同日，隆昌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隆公（治）行罚决字〔2015〕197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张国田处以拘留十日，期限自2015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15日。原告张国田拒绝签字，被告将其送往隆昌县拘留所执行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同时由原告所在辖区派出所民警通知了原告丈夫杨正富，该处罚决定于2015年7月15日执行完毕。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张国田居住四川省隆昌县辖区，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具有对张国田进行治安管理的管辖权，其主体资格合法。原告诉称被告无行政处罚管辖权的理由不成立。本案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隆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多次去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的事实。原告主张训诫书不具有真实性，但被告所举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证实原告于2015年7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事实。因此，被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原告非正常上访违反《信访条例》规定，且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对原告进行传唤、询问、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处罚决定、通知家属、送交执行等法定程序，告知了原告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告虽拒绝在传唤证、询问笔录、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人身安全检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签字，但上述证据均由两名执法人员（警察）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被告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原告在诉状中和庭审中均主张在被告询问原告之后存在让其“坐老虎凳”、不让其上厕所、不给饭吃的程序违法行为，但经庭审质证的同步录音录像证实被告没有上述行为，补充的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不存在上述行为，原告也没有提出反驳证据。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原告在案件中并没有提供因被告的行政处罚造成损害事实的证据，且没有提出行政赔偿的金额，原告请求行政赔偿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张国田请求撤销隆昌县公安局作出的隆公（治）行罚决字〔2015〕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张国田请求被告隆昌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50元，由原告张国田负担。原审被告隆昌县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3.呈请行政处罚审批报告；4.受案登记表；5.受案回执；6.受理报警登记表；7.传唤证；8.呈请传唤审批报告；9.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10.接受证据清单；11.调取证据通知书；12.调取证据清单；13.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1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5.执行回执；16.关于张国田的到案经过；17.人身安全检查笔录；18.关于张国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综合报告；19.同步录音录像；20.隆昌县公安局石碾镇派出所的情况说明；21.隆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2.对张国田的询问笔录；23.胡元术提供的材料；24.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5.行政处罚决定书；26.张国田上访材料；27.张国田户籍信息。被告用上述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行政程序合法。28．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29.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关于蔡本琴训诫材料移交等情况的说明》。被告用第28和29项证据证明其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隆昌县信访局移交材料来源的真实性。30.证人谢千英、刘棋的证言，证明被告处罚程序的合法性。原审原告张国田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2.登记回执；3.2014年10月2日训诫书；4.息诉罢访承诺书；5.协议书；6.起诉状；7.公安局回函复印件。原告用以上证据证明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向隆昌县公安局移交训诫书和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张国田上诉称：1.上诉人没有违法上访的行为。2015年7月1日，上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咨询上诉人的训诫书一事，并非上访行为。行政处罚决定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均不符合事实。2.被上诉人没有管辖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北京的所谓上访行为给予的行政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上诉人所管辖行政区域是隆昌县而不是北京。《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的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被上诉人根据居住地管辖本案缺乏该规定“更为适宜”的条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仅能通过移送取得管辖权。北京警方并未开展调查取证，也并未移送隆昌县公安局处理。被上诉人强行管辖本案属于超越职权，对上诉人进行打击报复。3.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询问时有上诉人所在的镇政府的副镇长和工作人在场，违反了分别进行询问的规定，处罚告知不记录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未完成一个合法有效的告知程序，是对上诉人陈述和申辩权利的剥夺。4.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给上诉人戴手铐，让其“坐老虎凳”，不给其吃饭，不让其上卫生间等行为违法，应赔偿其20万元损失。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判决被上诉人依法给予上诉人赔偿20万元。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在庭审中答辩称，其对张国田作出的本案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主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执法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在询问上诉人时确有上诉人所在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场，但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告知了上诉人张国田的陈述申辩权，并请张国田自己记录陈述和申辩内容，但张国田拒绝书写，即实际上维护了张国田的陈述申辩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本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查本院认定，原审原告提交的第1项和第2项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审判决对原审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对其他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日，上诉人张国田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咨询其被训诫的事宜，同时到中南海附近邮局给中央领导寄送医疗事故材料。2015年7月4日，被上诉人的民警询问张国田时，有张国田所在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场。2015年7月5日，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在向上诉人张国田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同时，征询了上诉人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上诉人作了陈述和申辩，主要内容为其行为未违法，且已经受到北京警方的训诫处罚，隆昌县公安局作出本案行政处罚违法，如果作出处罚应记载违法的时间、地点等。被上诉人未将上述内容记载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2015年7月5日，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隆公（治）行罚决字﹝2015﹞197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拒绝签字。同日，由隆昌县公安局石碾镇派出所民警告知上诉人丈夫对上诉人张国田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上诉人在原审中未明确请求赔偿的具体项目和金额，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要求被上诉人赔偿20万元，但未详细说明具体项目及金额。本院认定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被上诉人具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本案不属于“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故作为违法嫌疑人张国田居住地公安机关的被上诉人隆昌县公安局具有作出本案治安行政处罚决定的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该规定是针对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将已经受理的治安案件移交给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情形下，对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送案件前需要做好的相关工作作出的具体规定，但并未规定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只能通过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移送才能管辖案件。故上诉人认为行为地北京市的公安机关没有向被上诉人办理本案件移交手续，被上诉人无更适宜管辖该治安案件的条件，无权处理本案的主张，系对上述规定的误解。上诉人对本案被上诉人的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张国田于2014年期间多次到北京地区上访，分别被被上诉人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进行警告和训诫各一次，故上诉人明知到北京越级上访违反《信访条例》规定。但上诉人张国田2015年7月1日在中南海附近邮局给中央领导邮寄医疗事故信访信件，并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其行为违反《信访条例》规定，且情节较为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上诉人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扰乱公共秩序对其作出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上诉人认为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具体事实、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应当受到治安处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个别进行。”本案被上诉人在询问张国田时，在场人员不属于本案的违法嫌疑人、被害人或证人，故被上诉人询问张国田的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时有石碾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场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证实，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上诉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听取了上诉人的申辩，被上诉人该执法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至于被上诉人未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及其答复记入笔录，不影响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听取上诉人陈述和申辩意见法定职责事实的成立。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未记录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是对上诉人陈述和申辩权的剥夺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给上诉人戴手铐，让其“坐老虎凳”，不给其吃饭，不让其上卫生间等行为违法，因上诉人主张的该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且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20万，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但原审判决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但不影响原审判决结果的正确性。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采纳。被上诉人认为其行政行为合法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国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春审判员 蒋卫东审判员 王 晶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廖丛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