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29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罗明，男，195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文佩，山东天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生，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秋雷，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罗明因与被上诉人王建生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791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罗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在上诉人和刘绍阳离婚时约定归刘绍阳所有，并认定产权证号0××4号房产为戴罗明和刘绍阳共同共有，上述认定不符合客观实际。理由如下：①戴罗明和刘绍阳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菏泽华平小区住房一套（632）号归刘绍阳所有，可涉案房产是“菏房权证市直字第0××4号。”显然，调解书上所说之房产，并非本案所涉及之房产。②涉案房产在2000年上诉人和刘绍阳离婚之时，尚属铁路局公房，当时该房屋之产权属于济南铁路局，房子尚属公产，上诉人没任何权利在和刘绍阳离婚时作为双方的私产分给刘绍阳。离婚调解书上这种约定纵然有，也是无效的。③涉案房屋原是铁路公产，后来进行房改，在2003年由上诉人个人出资房改到上诉人名下，房管局给上诉人颁发了“第23734号”房产证。上诉人和刘绍阳于2000年离婚。2003年给上诉人颁发了属于上诉人个人的房产证。该房产证上注明是“房改购房”。上诉人是铁路上的员工，刘绍阳与铁路不沾边，而且双方已于2000年离婚，该房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上诉人和刘绍阳的共同财产。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7年11月1日给上诉人出具证明，该房产产权人是上诉人。王建生在一审中向法庭出示的“产权证号：0××4号房产为戴罗明与刘绍阳共同共有”的证明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④原菏泽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0）菏法民初字第2199号民事调解书并未实际履行，刘绍阳已经自动放弃了对该调解书予以执行的权利。该调解书明确约定：“......限调解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且同时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一年（自生效调解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该调解书生效之日应该是2000年11月21日到2001年11月21日申请期限届满。菏泽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3年3月19日给上诉人颁发属于其个人产权的房产证，这充分表明刘绍阳在一年的申请执行期间没申请执行，已放弃了申请执行的权利。所以，该份调解书并未实际履行。2.刘绍阳和王建生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对涉案房产不应发生效力，不能对抗上诉人享有的物权。上诉人于2003年取得了0××4号房产证。我国物权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刘绍阳从未获得涉案房产的物权登记。上诉人所持有的0××4号房产证具有法律效力。刘绍阳和王建生之间的房屋买卖即物权转让没有依法登记，不发生效力，不能对抗上诉人所持有的0××4号房产证的法律效力。3.涉案房产是上诉人的房产确定无疑，王建生使用上诉人的房产长达12年之久，理应向上诉人支付房租费，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是不正确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2003年即取得了0××4号房产证书，刘绍阳和王建生于2007年才在不经上诉人认可的情况之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一审判决竟然说“被告王建生系通过与刘绍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这种判词显然违背了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王建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关于涉案房屋，一审时上诉人已经认可在华平小区仅有唯一一套住房，且涉案房产系被上诉人和刘绍阳婚后购买，应当属于婚后共同财产，在上诉人与刘绍阳协议离婚时也已经认可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也对该房屋进行处分，因此，刘绍阳在与本案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有完全处分的权利。上诉人明知涉案房产在离婚时已经分给刘绍阳，在离婚后仍然提交虚假或不完整资料骗取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书，因此，上诉人持有的房产证书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保留撤销该房产证书的权利并追究其责任。上诉人和刘绍阳的离婚调解书是否申请执行并不影响刘绍阳对涉案房屋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戴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非法侵占的房屋，房产证号：菏房权证市直字第0××4号，市场价4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房屋租赁费1468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王建生自2007年起，一直非法侵占原告位于牡丹区××路××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一套（房产证号：菏房权证市直字第0××4号），长期用于租赁，获取经济收入。经多次交涉，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返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戴罗明与前妻刘绍阳婚后在华平小区拥有6号楼632号住房一套。2000年11月21日，原告戴罗明与刘绍阳经原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共同财产菏泽华平小区住房一套（632号）归刘绍阳所有。2007年8月11日，刘绍阳与被告王建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华平小区6#东1单元3楼西户）转让给被告王建生。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3年3月19日，菏泽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菏房权证市直字第0××4号房权证载明，南平路北侧华平小区6号楼房屋所有权人为戴罗明；2019年1月18日，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房屋档案信息显示，产权证号：0××4号房产为戴罗明与刘绍阳共同共有。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戴罗明诉请被告王建生返还非法侵占的房屋，并赔偿租赁费，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涉案房屋并非原告个人私有，且在离婚诉讼生效调解书中约定归前妻刘绍阳所有，而被告王建生系通过与刘绍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罗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8元，减半收取计4634元，由原告戴罗明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年6月14日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其出具的查询证明，拟证明涉案房产仍然是上诉人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虽然涉案房屋目前登记在戴罗明名下，但是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书系上诉人提交虚假材料或没有完全房屋权属的证明材料取得，隐瞒了其在离婚时将涉案房屋分给刘绍阳的事实，因此，该查询信息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所有，并且被上诉人保留撤销该房产证书的权利，并追究其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定。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房屋的权属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应返还上诉人涉案房屋；二、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房屋租赁费。上诉人和刘绍阳在离婚调解书中约定位于华平小区的房产一套归刘绍阳所有，且上诉人称其在华平小区仅有一套房屋，现其主张调解书上所说的房产并非涉案房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房产在上诉人与刘绍阳离婚时已约定归刘绍阳所有，且已被生效调解书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故刘绍阳对该房屋取得所有权，其有权将该房产进行转让。上诉人称其没有在离婚调解协议上签字，也没有收到离婚调解书以及离婚调解书的约定无效等事实，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涉案房产虽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因上述事实，上诉人已不享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其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房屋并支付房租。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戴罗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68元，由上诉人戴罗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路凤娟 审 判 员 侯圣春 审 判 员 李 兴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赵永芝 书 记 员 沙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