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96民终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1953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崇文区，现住河北省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星，女，195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崇文区。系孙某1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恒宇，北京市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男，195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兰，女，195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系孙某2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娟娟，女，198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崇文区。系孙某2之女。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8民初1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8民初1217号民事判决；2.改判按法定继承办理；3.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购买房基地款和建房款91500元；4.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遗嘱错误。孙宝琦遗嘱中将门牌号书写成“86号院”及“200”年的遗嘱落款时间，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遗嘱虽有瑕疵，结合孙宝琦提供相关证据能够综合认定遗嘱是孙宝琦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遗嘱真实有效是错误的。理由1.立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自己的合法财产。根据2014年5月22日张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孙宝琦住房门牌号码6区082号，而非86号。”张庄村86号大院并非被继承人孙宝琦的合法财产，他无权处分。故依法应当认定该遗嘱无效。2.该自书遗嘱不符合继承法的法定形式要件。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该遗嘱依法应属于无效遗嘱。根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7条第1款、第2款规定，签署日期不全的自书遗嘱应为无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遗嘱落款时间书写成‘200’年，结合两位见证人的签名及孙某3的当庭陈述，能够认定遗嘱形成的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该认定无法对抗《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注明年、月、日”法定要求，且自书遗嘱也不需要遗嘱见证人，所谓的见证人张某、孙某3也没在立遗嘱现场，他们的证言不能证明孙宝琦立遗嘱的确切时间，他们的证言对抗不了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认定遗嘱有效的证据使用。3.遗嘱内容存在矛盾。立遗嘱人关于“我老伴病重瘫痪在床，我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当时是二儿子孙某2拿出钱来，为她看好病”的说法不真实。4.该遗嘱不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份遗嘱瑕疵很多且均是重大瑕疵。一是将自己居住房屋的门牌6区082号写成86号。二是将立遗嘱时间的年份写成200年。所以依法该遗嘱均无效。（二）对建房款的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建房款91500元的诉讼请求，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朱双利和于某的证言，足以证实该遗产房购买房基地的23000元及建房的16万元均是上诉人支付，也证明从购买房基地到建完房都是上诉人付出，被上诉人未提供过任何帮助。被上诉人主张其为建房出了8万元，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建房款是被上诉人支付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案为法定均等继承，并判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付建房款91500元。 孙某2答辩称，1.立遗嘱人处分的财产是个人的合法财产。遗嘱是自书人真实意愿的表示，除遗嘱外自书人还留有另外五份书写证据，以表达立遗嘱人同样的心志。2.遗嘱中两处书写有误但不影响遗嘱的法律效力。第一，遗嘱自书人书写日期有误，但证人所写日期正确，这应视为证人对日期有误的改正，这也使遗嘱整体完整，体现了书写年、月、日的准确无误。而且证人已出庭作证证明这一事实。第二，门牌号有误并不影响涉案房屋真实存在以及唯一性的事实。第三，被上诉人方证人已出庭作证立遗嘱人是清醒的。3.上诉人质疑遗嘱存在矛盾无依据。孙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某1与孙某2均等继承被继承人孙宝琦、白凤花坐落在河北省雄县遗产；大约价值18.3万元；2、孙某2给付孙某1盖涉案遗产房屋支付工程款9.1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孙某1与孙某2系同胞兄弟。二人父亲孙宝琦、母亲白凤花均已去世。孙某1与孙某2的户籍所在地均为北京市。孙某1与孙某2父亲孙宝琦的原籍为雄县张岗乡张庄村，其与白凤花于1976年1月1日在北京市进行了落户登记。2005年6月底7月初，孙某1与孙某2父母在雄县；同时，在五间北房的西侧建有二间小北房的院落一处，雄县张庄村委会登记此房产的门牌号为张庄村6区082号。2008年，孙某1与孙某2一家在二间小北房的基础上又接了二间房屋。2006年12月11日，白凤花去世。白凤花对上述房产未留有处分意见。2010年5月28日，孙某1与孙某2父亲孙宝琦自书一份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将诉争房屋交由孙某2一人继承。2012年9月30日，孙某1与孙某2父亲孙宝琦去世。孙某1与孙某2现均在诉争房产中居住，孙某1于2005年入住，孙某2于2015年入住。孙某1与孙某2父母去世后，留有坐落于河北省雄县的房产及院落一处。孙某1认为对上述房产应法定继承，孙某2认为应遗嘱继承，为此双方发生纠纷，故孙某1诉至一审法院。孙某1请求孙某2支付诉争房产建造用款91500元，其提交的相关证言，孙某2不认可，证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产系孙某1与孙某2父母的生前财产，孙某1与孙某2父母生前对该房产各自享有1／2份额。孙某1与孙某2系同胞兄弟，其父母去世后，有权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本案中，孙某1与孙某2母亲去世在先，对其依法享有的房产份额未留有遗嘱，故孙某1与孙某2母亲在诉争房产中所占1／2的份额，应由孙某1与孙某2及其父亲孙宝琦三人按法定继承平均分享，三人每人分得诉争房产1／6的份额。孙宝琦在诉争房产中所占份额共计为4／6。孙宝琦去世前对诉争房产留有遗嘱，其虽在遗嘱中将门牌号书写成“86号院”，但遗嘱中明确写明了房产的具体数量、形态，且与实际一致，应认定此处瑕疵为孙宝琦笔误；遗嘱落款时间书写成“200”年，结合两位遗嘱见证人的签名及证人孙某3的当庭陈述，能够认定遗嘱形成的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该遗嘱虽有瑕疵，但结合孙宝琦自书的“简述”、“遗言”、“意定书”、证人孙某3当庭陈述，能够综合认定遗嘱系孙宝琦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遗嘱有效。一审法院应尊重孙宝琦意愿，将孙宝琦享有的4／6的房产份额，交由孙某2继承。本案不适用法定继承。孙某1以遗嘱存在瑕疵，应为无效的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孙某1要求孙某2支付其建房款91500元的诉讼请求，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孙某1、被告孙某2共同继承其父母孙宝琦、白凤花坐落于雄县房产及院落一处，原告孙某1享有该房产1／6的份额，被告孙某2享有房产5／6的份额。驳回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孙某1分别申请证人朱某、杨某1、杨某2、于某出庭，拟证明涉案宅基地由孙某1出资23000元购买并花费约16万元建造。孙某2分别申请证人靳某、徐某出庭，拟证明孙宝琦立遗嘱时意识清醒，遗嘱有效，并且一直由孙某2负责孙宝琦和白凤花的赡养。本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孙宝琦自书遗嘱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结合孙宝琦自书的“关于与大儿子孙某1的简述”、“脱离关系意定书”、给孙某2的“遗言”、证人孙某3当庭陈述，综合认定遗嘱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建房款的认定问题。孙某1申请4名证人出庭，仅能说明其将23000元交付朱某及建房花费约16万元，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由其出资建设。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7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晓梅 审判员  曲 刚 审判员  郭 菡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