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606号原告：姚立文（KANDARISA），日本国籍，女，1962年5月19日出生，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姚立华，女，1957年1月30日出生，回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立文（KANDARISA）（以下简称姚立文）与被告姚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立文、被告姚立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立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姚立华偿还16万元；2.判令姚立华支付以16万元为基数，自2001年4月13日开始按照约定的年3％的标准计算借款占用期间的利息（暂计算到起诉之日为86400元）；3.诉讼费由姚立华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4月5日，姚立华以集资购房为由，向姚立文借款16万元（姚立文通过将存折交给姚立华的方式出借款项）。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又将存折内剩余款项支取。因双方系姐妹关系，多年来姚立文尚不需要该部分资金，未向姚立华追要。2016年4月，姚立文因经营困难，要求姚立华清偿，姚立华一直未能清偿。现姚立文孩子上学急需资金，再次要求姚立华清偿，姚立华仍然拖延未还。姚立华辩称，姚立文、姚立华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姚立文没有提供任何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凭据，包括借据借条或者借款协议等。这笔钱并不是姚立文的钱，是姚立华的兄弟姐妹、母亲赠与的，还有从朋友、同事处借的，并不是姚立文的钱，只是借用姚立文的名义开立了一个存折，将上述款项存入姚立文的账户中。姚立文与姚立华并没有对这笔款项达成借款的合意，故不同意姚立文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姚立文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存折清账记录、日本的存折及明细、日本婚姻关系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及开庭笔录、家庭关系证明信，姚立华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明细、《致德外小市口地区危改居民的一封信》、《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危旧房改造交款单》等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姚立文提交的借款凭证中上面为存折（账号为×××）的复印件，下面为姚立华所写的内容：“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折已消，换新折，做为永久凭证，存存上已无存款。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姚立文未提交该份证据的原件，其称该份证据中手写的内容为姚立华书写后与存折一并复印交给姚立文做为借款的凭证。由于该份证据没有原件，姚立华对此不认可，其认为这份证据原本是两份材料，一份是存折复印件，另一份是姚立华书写的文字。姚立华认可该份证据中书写的内容为其所写，但是解释称这段文字原本是与集款明细写在一张纸上，集款明细在上，这段文字在下，书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由于买房时家中兄弟姐妹为其集款，以此作为纪念。这份记录并非直接书写给姚立文，而是放在自己的包中在母亲家被姚某1拿走交给姚立文。鉴于姚立文及姚立华对存折复印件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姚立华认可上述所写内容为其本人书写，故本院将综合证据的形式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内容在下文中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论证。姚立文提交的证人姚某1、姚某2的证言，欲证明其向姚立华借款16万元的事实，姚立华提交的证人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6、于某的证言，欲证明姚立华购房时的款项有一部分来源于母亲、兄弟姐妹的赠与及从朋友处所借，并非向姚立文借款，由于上述证人均与双方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将结合现有的其他书面证据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认定。姚立华提交的于某在2001年4月5日的台历上书写“今借给姚立华1万元”，姚立文虽对此不认可，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鉴于姚立华提交了台历的原件，台历中除了上述记录外还有于某家庭日常生活的其他记录，故该份证据的证明力应结合于某出庭所述的证言及其他事实情况予以认定。姚立华提交的集款明细单为其本人于2019年2月16日所制作，姚立文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将该集款明细单视为姚立华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同时，对于姚立华提交的证明夫妻关系良好的证明信，姚立文对此亦不予认可，由于该份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索家坟支行（以下简称索家坟支行）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德胜科技园支行）调取了姚立文的存折（账号为×××）中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4月6日共九笔存款的凭证。经过质证，姚立文及姚立华均认可2001年4月5日存入2万元的凭证为姚立华所写，其余八张凭证为姚立文所写。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4月5日，姚立文在德胜科技园支行开立账户（以下简称案涉账户），户名为姚立文，账号为×××。该账户在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4月6日期间存入九笔款项，共计16万元，具体为：4月5日开立账户时存入3万元，当天还发生三笔存款，分别为2万元、1万元及1万元，其中开立账户时存入的3万元及其后存入的2万元、1万元发生在德胜科技园支行，最后一笔存入的1万元发生在索家坟支行；4月6日共发生五笔存款，具体为：1万元、2万元、1万元、3万元、2万元，上述五笔存款均发生在索家坟支行。姚立文及姚立华均认可仅2001年4月5日存入2万元的凭证为姚立华所写，其余八张凭证为姚立文所写。2001年4月13日，姚立华用案涉账户中159026.79元交纳房款，购房款总额为169026.79元。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将案涉账户（换新存折后账号变更为02002197010********）中剩余的1037.8元取出。同日，姚立华在纸上书写如下文字：“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折已消，换新折，做为永久凭证，存存上已无存款。2007年10月20日姚立华”。关于款项来源，姚立文称案涉账户在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4月6日存入的16万元均来源于日本其丈夫的账户中取出的400万日元。同时，姚立文还称这400万日元是由其婆婆及家人来中国旅游时带入中国的，原本该款项用于自己购房及给孩子看病，由于姚立华拆迁急需资金交纳房款，遂借给姚立华。对此，姚立华称在2001年3月31日看到《致德外小市口地区危改居民的一封信》后，得知自家房屋拆迁，如果想回迁的话，需要交纳相应的购房款，但是自有资金不足，遂向亲戚朋友寻求支持。案涉账户中的16万元来源于母亲及兄弟姐妹的赠与、向朋友借款及自有资金，具体为：姚立文2万元、姚某1的1万元、姚某3的2万元、姚某4的1万元、薛某（姚立华母亲）1万元、贾某（于某之妻）1万元、自有资金8万元。关于开立账户及存款，姚立文称在德胜科技园支行开立账户后，存入的款项是将手中的日元通过私人兑换成人民币，将兑换后金额中的整数部分存入银行，零钱拿走，兑换一笔存入一笔。姚立华称在母亲家中姚立文将开立的存折交给姚立华，当时已经存入3万元，姚立文称其中有2万元是姚立文的，1万元是姚某1的。剩余的钱款是母亲、兄弟姐妹及朋友拿来后，分别存入银行的。姚立华的自有资金8万元是存在不同的银行，从银行支取出来之后再分别存入案涉账户中，由于时间久远取款凭证已经找不到了。姚立华还称之所以使用姚立文的存折是由于购房的款项中有家人、朋友的集款，当时其丈夫面临下岗，想给丈夫压力，让丈夫努力工作。另，姚立华称在购房后的1年多，考虑到姚立文及姚某1的孩子尚小，需要用钱，当时由于姚立文在日本定居，就分两三次将3万元全部交给姚某1。关于交纳房款，姚立文称其陪同姚立华在德外的工商银行交纳购房款，拆迁办在该银行设立了窗口，钱是从存折上直接划走的，不足的部分由姚立华用现金补足，交纳完房款后姚立文为了让姚立华还款时凑整偿还16万元，便将存折直接交给姚立华。姚立华称交纳房款是在工商银行设在拆迁办的交款点，由于其手中有1万元的现金，因此就按照需要交纳的房款总额从存折中取出剩余的数额。本院认为：姚立文系日本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因双方存取款行为的发生地及姚立文、姚立华的经常居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当就款项来源、支付方式、借贷的意思表示及借贷行为等民间借贷行为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原告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姚立文作为出借人，向法院提交了存折复印件、姚立华书写的凭证、日本的存折复印件及姚某1、姚某2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欲证明其与姚立华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而要求姚立华偿还借款及利息。姚立华对于案涉账户存折的户名、存取款数额、用途均无异议，认可案涉账户中的款项由其购房使用，但提出抗辩认为该款项并非来源于姚立文的借款而是亲属、朋友及自有资金为其购房而进行的集款，故姚立文应就案涉账户中16万元的来源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证明款项来源，姚立文提供了日本的存折复印件证明上述款项全部来源于日本的存款，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姚立文具有提供16万元的能力，并不能直接证明案涉账户中的16万元全部来源于此。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无论是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还是其他书面证据，均无法就案涉账户中款项来源得出明确的结论，故姚立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账户中的款项全部为其所有。退一步讲，考虑到案涉账户的户名为姚立文，即使其中的款项全部为姚立文的资金，姚立文仍应就其与姚立华之间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此，姚立文提供了姚立华书写的凭证及姚某1、姚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案涉账户中的款项为其借给姚立华使用的事实。首先，由于姚某1、姚某2与姚立文具有利害关系，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对事实进行认定；其次，从姚立华书写凭证的形式来看，虽姚立文未能提供姚立华书写的原件，但是庭审中姚立华认可该份凭证中的文字为其所写，故该份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再次，从文字的内容来看，其中姚立华所写的内容为“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其中并未出现借款的意思表示，姚立文作为出借人在收到上述书面的凭证之后，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曾向姚立华索要过该笔借款，有悖于常理；最后，姚立华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姚某3、姚某4、姚某5、姚某6及于某的证言，结合于某家台历所记述的内容及书面凭证中“2001年买房集款凭证”的表述，姚立华针对本案提出的案涉账户中的款项为集款而非借款的抗辩意见，可信程度更高。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姚立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姚立华之间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在姚立华认可使用以姚立文名义开立的账户中16万元款项的情况下，姚立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对其要求姚立华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姚立文（KANDARISA）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姚立文（KANDARISA）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邢富顺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李冬梅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晓蕊书 记 员 董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