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72民初695号原告：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法定代表人：王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初，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平，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江苏聚鸿航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凤翔路**div>法定代表人：钱为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毅，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广明，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怀远县荆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怀远县荆山镇办公大楼**v>法定代表人：石昌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现军，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振银，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公司）与被告江苏聚鸿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鸿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外运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原告外运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申请追加怀远县荆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荆淮公司）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准许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外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初、李建平，被告聚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毅，被告荆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现军、蒋振银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调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外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外运公司赔偿损失1606828.3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中粮（江西）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委托原告外运公司运输一批大米，原告外运公司随后将其中1930.5吨大米自南昌北桥码头至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第四港务公司码头（以下简称南京港四码头）的水路运输委托给被告聚鸿公司完成，被告聚鸿公司安排被告荆淮公司所属的“荆淮566”轮实际承运。该轮于2018年4月3日将货物运抵南京港四码头，并于2018年4月24日晚约2130时开始卸货。卸货过程中发现部分货物有霉变现象，南京港四码头立刻停止卸货、封舱。经清点，已经卸至该码头的大米共216吨，分拣出198吨大米表面无明显霉变现象、18吨大米存在明显霉变现象。原告外运公司为此支出分拣费16200元。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外运公司委托南京飞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泷公司）将船上未卸的1714.5吨大米转运到南京龙潭港进行分拣，直至2018年4月29日卸货完成，共产生港口作业费256489.20元。经分拣，其中有1552.5吨大米表面无明显霉变现象、162吨大米存在明显霉变现象。原告外运公司随后委托飞泷公司将卸于南京港四码头的216吨大米运至龙潭港，产生运费25617.60元。“荆淮566”轮承运的1930.5吨大米中，存在严重霉变现象的180吨大米经拍卖获得残值款201780元，表面无明显霉变现象的1750.5吨大米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检江苏公司）检验存在霉变现象和发生霉变的隐患，原告外运公司为此支出检验费13万元，并委托飞泷公司将上述1750.5吨大米运至江苏北大荒米业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公司）进行回机加工，加工后得到成品大米1712吨、碎米9.5吨、黄米9.62吨、糠7.8吨，加工损耗约10.58吨，回机加工产生加工费326050元、往返运费112301.50元、包装袋费用89800元。原告外运公司还向中粮公司赔偿了货物损失650370元。以上损失和费用共计1606828.30元。原告外运公司认为，被告聚鸿公司作为承运人，被告荆淮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均应就大米霉变向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聚鸿公司辩称，1、原告外运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大米是在“荆淮566”轮运输途中受损。原告外运公司没有提交大米起运前的检验报告，无法证明大米在起运时的状态，也就无从判断大米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即便大米在起运时完好，其后发生霉变也是由原告外运公司未及时收货所导致，由此带来的损失应由该公司自行承担。原告外运公司与被告聚鸿公司在货物运输合同中约定运输期限4天、卸货期限4天。“荆淮566”轮于2018年4月3日抵达南京港四码头，直至同年4月24日才被安排卸货，当时天气较为炎热潮湿，卸货前及卸货过程中连续多日阴雨，迟延卸货、卸货中的不当操作均有可能导致大米湿损霉变，因此，不能直接认定货损发生于运输过程中。2、被告聚鸿公司已经按约尽到谨慎运输保管货物的义务。被告聚鸿公司按照货物运输合同要求，在船舱铺垫防水物料，并在货物外部遮盖防水物料，该防水措施得到了原告外运公司的检验与认可。3、中检江苏公司的检验结果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1）收货人对货物的检验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完成。中检江苏公司的鉴定证书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此时与“荆淮566”轮抵达目的港的时间相隔两个月，与卸货完成时间相隔一个半月，这一期间内，原告外运公司如未采取合理有效的减损措施，极易造成霉变损失扩大，因此，原告外运公司无法证明中检江苏公司的检验结果与被告聚鸿公司的运输行为之间有直接关联。（2）中检江苏公司并非自“荆淮566”轮船舱取样，而是从龙潭港仓库取样，仓库中的潮湿环境会加剧大米霉变，原告外运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由此带来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4、原告外运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缺乏法律依据。卸货完成后，存在明显霉变现象的大米仅有180吨，其余1750.5吨大米并未发生明显霉变，龙潭港的交接清单也是清洁的，即便被告聚鸿公司对货损负有赔偿责任，也仅负责赔偿明显霉变的180吨大米，其余1750.5吨大米的回机加工成本应由原告外运公司自行承担。5、原告外运公司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6、被告聚鸿公司在涉案运输业务中仅为货运代理人，即便运输过程中发生货损，赔偿责任也应由“荆淮566”轮船东承担。综上所述，被告聚鸿公司认为原告外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荆淮公司辩称，原告外运公司要求被告荆淮公司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外运公司与被告荆淮公司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2、原告外运公司未能证明大米是在“荆淮566”轮运输过程中变质，且被告荆淮公司对大米霉变负有过错。原告外运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大米在出库时达标，该公司迟延收货对大米霉变负有责任，大米卸到码头后还要经过起吊、转运、仓储等环节，以上任何环节都有可能造成大米变质。3、原告外运公司提交的费用单据均与被告荆淮公司无关，“荆淮566”轮实际所有人张现彬在完成涉案航次运输后已经收到全部运费，被告荆淮公司和张现彬直至收到本案传票才知悉大米霉变一事。4、张现彬与被告荆淮公司之间订有挂靠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张现彬经营“荆淮566”轮的盈利及风险均由其个人承担，与被告荆淮公司无关。5、被告聚鸿公司在委托“荆淮566”轮运输涉案大米时，双方口头约定船方只保证货物数量、不保证货物质量。综上所述，被告荆淮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外运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外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货运服务合同，2、货物运输合同，3、分拣费用清单、发票、付款凭证，4、结算协议、龙潭出入库费用明细、两张付款凭证，5、委托检验协议、鉴定证书、付款凭证，6、货物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付款凭证，7、大米代加工合同、三张付款凭证，8、公估检验报告。被告聚鸿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货物交接单，2、六张照片。被告荆淮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三张照片，2、六份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3、船舶挂靠经营合同、产权证明。原告外运公司提交的证据1、2，被告聚鸿公司提交的证据1，被告荆淮公司提交的证据2、3，系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外运公司提交的证据3、4、5、6、7、8中，除原告外运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向飞泷公司支付182106.80元运杂费的付款回单系复印件外，其他证据材料均与原件核对无异，上述未能与原件核对的付款回单，能够与证据4中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被告聚鸿公司提交的证据2、被告荆淮公司提交的证据1，能够与原告外运公司提交的证据8所载查勘情况及所附照片相互印证；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亦予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2日，中粮公司与原告外运公司签订货运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外运公司将存放于中粮公司成品仓库的约2万吨货物运至南京港码头，货物实际数量以装运的实际件数为准，原告外运公司负责安排提供运输工具，并承担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毁损、灭失等风险，如因原告外运公司提供运输工具不当致使货物质量变劣和/或数量减少，原告外运公司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双方在合同中还就运费标准、各自义务、费用支付、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23日，原告外运公司与被告聚鸿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原告外运公司委托被告聚鸿公司将2000吨袋装大米从南昌北桥码头运至南京港四码头，交接方式为件收件交；船到目的港报港后次日起4天卸完，如果有滞期费，双方协商解决；原告外运公司如需改目的港应与被告聚鸿公司协商一致，因此所产生的费用增加或减少由原告外运公司承担；承运船舶须按原告外运公司要求在船舱铺垫防水物料，货物外部遮盖防水物料，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不出现湿损问题，如发生货物湿损，则由被告聚鸿公司承担相关一切损失；被告聚鸿公司须在4天内将货物运至目的港，货物在航运过程中造成的灭失、短少、锈蚀变质、损坏等损失，被告聚鸿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货物到达南京港四码头后，必须依据港口电话通知方可卸货，如有违反，一切损失由被告聚鸿公司负责。双方在合同中还就运费结算、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31日，被告聚鸿公司安排“荆淮566”轮在南昌北桥码头受载袋装大米38610件，共计1930.5吨。2018年4月3日，该轮抵达南京港四码头。2018年4月24日，该轮靠泊卸货，卸货过程中发现部分货物受潮，于是停止卸货。上海颐盛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盛公司）接受原告外运公司委托后，指派公估师于2018年4月25日抵达南京港四码头进行现场查勘，公估师检查了“荆淮566”轮，当时船体未见损坏、舱口围未见损坏，货物上方遮盖物为塑料雨布，经远距离目视检查未见明显损坏部位，当时已卸货物144托（每托30袋，每袋50公斤），货物重量为216吨，已卸的货物中有18吨存在明显水湿霉变现象，另198吨表面无明显水湿霉变现象，船上未卸货物1714.5吨，表层货物有不同程度发霉发热情况。2018年4月27日，“荆淮566”轮转靠龙潭码头卸货，公估师在场监督了卸货过程，当时卸下的绝大多数货物包装袋处于较为干燥的状态，少许包装袋有轻微水湿痕迹，但通过随机抽查，袋内大米未见明显水湿霉变。2018年4月29日，船上1714.5吨大米卸货完毕。公估师于2018年5月10日在龙潭港仓库参加了货物分拣，并于2018年5月14日得出清点结果，涉案大米共计1930.5吨，其中外观目视完好的大米1750.5吨，外包装可见水湿、局部结块、霉变大米共计180吨。2018年5月22日，原告外运公司委托中检江苏公司在码头仓库中对外观目视完好的大米进行取样检验。中检江苏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出具鉴定证书，评定所取的80个样品黄曲霉素B1符合国家标准，其中1个样品水分超过国家标准，存在霉变现象和发生霉变的隐患。2018年7月4日，中粮公司与原告外运公司签订货物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因“荆淮566”轮承运的大米发生水湿霉变，180.5吨水湿霉变严重的大米不能返机，中粮公司委托原告外运公司另行销售处理，同时由原告外运公司按照每吨3900元的价格赔偿给中粮公司，双方同意对剩余的1750吨大米进行返机加工，返机中产生的损失及加工后不合格产品亦按每吨3900元赔偿给中粮公司。原告外运公司随后委托北大荒公司对1750吨大米进行了回机灌装，加工后产出大米1712吨，副产品及损耗38吨。在上述事故处理过程中，原告外运公司向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第四港务公司支付了库内挑拣、转栈作业费6480元，货物装运（驳-库-车）作业费9720元，共计16200元；向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支付了鉴定检测费13万元；将大米回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拆除的包装袋用于抵扣54800元加工费后，还向北大荒公司支付了加工费271250元；向飞泷公司支付了龙潭港库内挑拣、转栈作业费44577元，驳船起驳入库费85725元，南京港四码头至龙潭港运费6480元，汽车卸货入库费9720元，仓储费135604.80元（仓储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7月10日，14天免堆），码头仓库至加工厂的往返运费112301.50元，共计394408.30元；将水湿霉变的180吨大米拍卖所得款201780元转付给中粮公司后，还向中粮公司支付了赔款650370元、包装袋款89800元。颐盛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出具公估检验报告，认为本次事故的原因可能为“荆淮566”轮在由南昌北桥码头到南京港四码头的运输过程中或在到达南京港四码头后卸货前的停泊过程中，未妥善保管货物，雨水进入舱内造成部分大米水湿受损，该公司核定本次事故损失为1552003.30元。另查明，颐盛公司公估师在查勘过程中复制了“荆淮566”轮船舶国籍证书、船舶适航证书及航行日志关于本航次的记录，拍摄了船舶照片，并向船上人员了解了相关情况，但公估检验报告及附件中未见相关天气资料。根据公估师查勘情况及两被告分别提交的照片，“荆淮566”轮执行本航次任务时在船舱内铺垫了防水物料，并在货物上覆盖了防水物料。根据船舶证书的记载，“荆淮566”轮所有人为张传伟，经营人为被告荆淮公司。被告荆淮公司对上述船舶登记情况没有异议，但举证称该轮实际为张现彬所有，由张现彬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荆淮566”轮船东系接受被告聚鸿公司委托承运涉案货物，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该轮受载涉案货物后亦未签发运单，但被告聚鸿公司已就涉案航次向“荆淮566”轮船东支付了运输和滞期费。本院认为，本案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外运公司与被告聚鸿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合同。根据该合同的内容，原告外运公司是托运人，被告聚鸿公司是承运人，被告聚鸿公司既有收取运费和滞期费的权利，又有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不发生湿损的义务，并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损负有赔偿责任。因此，被告聚鸿公司关于自己仅为货运代理人的抗辩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荆淮公司虽然是承运船舶“荆淮566”轮登记的船舶经营人，但该公司未就涉案运输与原告外运公司签订合同，双方之间没有关于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约定，对于原告外运公司而言，两被告之间不是以同一运输方式进行联运，也不存在全程运输与区段运输的区别，不属于原告外运公司在庭审中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外运公司要求被告荆淮公司就大米水湿霉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大米在南京港四码头卸货过程中被发现有明显霉变现象，“荆淮566”轮当即停止卸货。由此可知，涉案大米在卸出船舱前已经开始霉变。原告外运公司没有提交大米出库时的检测报告，无法对大米装船前、卸载后的品质进行精确比对，但被告聚鸿公司未在装船时对大米表面状况作出不良记载，在货物运输合同明确约定被告聚鸿公司须对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的湿损承担赔偿责任时，该公司应当保证大米在卸货时保持与装船时一致的完好外观。原告外运公司在发现货物受损后组织了分拣，经分拣确认外包装可见水湿、局部结块、霉变大米共计180吨，被告聚鸿公司未能证明该批大米霉变是由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造成，但认为原告外运公司未在约定的卸货期限内安排卸货，导致涉案大米长期堆存于“荆淮566”轮并在卸货前及卸货时遇到连续阴雨天气，因此，大米霉变系原告外运公司过错所致。原被告均未提交相关天气资料，公估检验报告虽然分析认为可能是雨水进入舱内造成部分大米水湿受损，但该报告亦未附天气资料，“荆淮566”轮在运输及卸货过程中是否遇到下雨天气尚无法确认。由于大米易受外界湿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容易吸湿，引起发热变质，即便船方采取了铺垫和遮盖防水物料等措施，船舱也不是合适的长期储存场所。“荆淮566”轮于2018年4月3日抵达南京港四码头，直至2018年4月24日才被安排靠泊卸货，该轮在南京港等待卸货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的卸货期限，大米发生水湿霉变的风险也相应增加，该等风险增加超出了被告聚鸿公司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范围。根据原告外运公司、被告聚鸿公司的各自违约情形，原告外运公司违约行为与货损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告聚鸿公司对货损风险的预见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聚鸿公司作为承运人，未能妥善照管船载货物、及时发现货物发热霉变并采取适当应对措施，应对180吨大米霉变负70%责任，原告外运公司未能安排及时卸货亦属违约，应对180吨大米霉变负30%责任。原告外运公司为确定货物损失、防止损失扩大支出了南京港四码头库内挑拣、转栈作业费6480元，龙潭港库内挑拣、转栈作业费44577元，鉴定检测费13万元；并就上述180吨大米向中粮公司赔偿了500220元（3900元/吨×180吨－201780元＝500220元），以上损失和费用合计681277元，按照被告聚鸿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计算，该公司应向原告外运公司赔偿476893.90元。对于外观目视完好的1750.5吨大米，中检江苏公司在码头仓库进行了取样，所取的80个样品经检验黄曲霉素B1符合国家标准，仅有1个样品水分超标。由于原告外运公司没有提交大米出库时的水分检测报告以供比对，上述样品取自码头仓库而非船舱，取样时间距离卸货完毕时间23天，两被告未参加取样和后续货物处理，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大米水分超标发生于“荆淮566”轮运输过程中，也无从判断在仅有1个样品水分超标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将外观目视完好的大米全部进行回机加工，原告外运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要求被告聚鸿公司赔偿因大米回机加工所产生的加工费326050元、码头仓库至加工厂往返运费112301.50元、包装袋费用89800元以及加工损耗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外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南京港四码头货物装运（驳-库-车）作业费9720元、龙潭港驳船起驳入库费85725元，均系正常港口作业费用，不属于大米霉变造成的损失。由于南京港四码头系原告外运公司指定的卸货码头，因该码头不具备堆存条件而产生的216吨货物从南京港四码头转运至龙潭港的运费6480元、汽车卸货入库费9720元，按照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应由原告外运公司承担。龙潭港提供的免费堆存时间为14天，原告外运公司组织对货物进行分拣实际用时5天左右（2018年5月10日至14日），该公司未能及时安排分拣、检验及货物处理，导致货物堆存时间超过免费堆存期，由此产生的仓储费135604.8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本院对原告外运公司要求被告聚鸿公司赔偿上述港口作业费、转运费、仓储费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1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荆淮566”轮于2018年4月29日在龙潭港卸货完毕，自该日起算，原告外运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时尚未超过1年时效期间，因此，被告聚鸿公司关于原告外运公司起诉超过1年时效期间的抗辩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苏聚鸿航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赔偿476893.90元；二、驳回原告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6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9631元，由原告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负担6770元，被告江苏聚鸿航运有限公司负担28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万怡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马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