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72民特170号申请人：应君波，男，197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新农村20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婷，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东莞市中达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坝头社区坝翔小区****。法定代表人：蒋奶明，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东晓，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李建波，男，198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新坦村水浦东风闸40号。被申请人：王苗勇，男，198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水浦村110号。申请人应君波与被申请人东莞市中达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李建波、王苗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应君波称，请求撤销广州仲裁委员会（2018）穗仲案字第24567号裁决书（以下简称24567号裁决书）。事实和理由：1.中达公司与应君波签订了“中达12”船的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代管合同，就同一艘船同时又声称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了内容完全重复的两份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将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处理。该案仲裁将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混同在一案中处理，基础法律关系识别错误，由此产生的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程序均属错误；2.中达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包括了船舶买卖合同项下的船款及船舶代管合同下的代管费用，仲裁的案由和争议的事项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但涉案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并未约定仲裁，故本案争议没有仲裁协议；3.中达公司就同一艘船“中达12”船分别与应君波和李建波、王苗勇签订内容相同的船舶买卖及代管合同，违背基本常识和逻辑，李建波出具证词称其与中达公司签订的两合同是在应君波提起的船舶代管合同仲裁纠纷的仲裁过程中补签的，属事后伪造的合同，仲裁庭对该部分虚假的法律关系进行的仲裁为虚假仲裁；4.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代管合同是事后伪造，为虚假证据；5.中达公司在仲裁中隐瞒了两船并一船这一主要交易事实和交易证据，导致仲裁庭未能根据这一交易确认涉案保险费和管理费业已结清。申请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仲裁申请书及所附证据，拟证明中达公司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2.仲裁通知书，拟证明广州仲裁委受理该案；3.异议申请书，拟证明申请人提出异议；4.告知书，拟证明广州仲裁委驳回异议，继续仲裁；5.答辩状、核实答复函、证据清单及证据，拟证明仲裁所依赖的部分法律关系虚假、主要证据为虚假证据、中达公司隐瞒主要证据、保险费和管理费已在两船并一船的结算中付清；6.开庭笔录，拟证明申请人保留对程序的异议；7.仲裁裁决书，拟证明仲裁裁决应予撤销；8.股份协议解除协议书、9.李建波出具的证明、10.（2018）穗仲案字第21191号（以下简称21191号仲裁案）仲裁开庭笔录，拟证明申请人为“中达12”船的唯一所有人，仲裁的主要证据，即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的买卖合同、挂靠合同系在21191号仲裁案仲裁过程中串通伪造的。被申请人中达公司称，申请人应君波与中达公司、李建波以及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就“中达12”船分别签订的船舶代管协议约定了广州仲裁委仲裁，广州仲裁委依法作出仲裁符合法律规定；中达公司在24567号仲裁案中撤销了关于支付剩余船款的仲裁请求，24567号裁决书未对该仲裁请求进行裁决，该裁决书不存在申请人所称混同不同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情形；没有证据证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的船舶代理协议是虚假的，该证据合法有效；没有证据显示24567号裁决书具有法律规定的依法应予撤销的情形，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全部申请事项，判令申请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申请人李建波、王苗勇经公告送达传票，没有到庭接受询问，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一、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及裁决结果。中达公司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广州仲裁委根据船舶代管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于2018年7月13日受理了仲裁申请。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广州仲裁委向三被申请人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寄送了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材料，因无法送达李建波，根据《仲裁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于2018年8月14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2018）穗仲公字第393号公告，告知李建波广州仲裁委已受理本案，并告知其开庭时间、裁决作出时间及领取裁决书的时间。因仲裁庭未能按期作出裁决，广州仲裁委又于2018年11月29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2018）穗仲公字第689号公告，告知被申请人本案裁决作出时间及领取裁决书的时间。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在广州仲裁委《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中达公司选定仲裁员肖桦，应君波选定仲裁员林才来，李建波、王苗勇未选定仲裁员，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二条及《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徐跃、仲裁员林才来，于2018年10月29日与仲裁员肖桦组成本案仲裁庭。广州仲裁委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仲裁庭组成及开庭通知书。2018年10月31日，仲裁员肖桦申请退出本案仲裁庭。中达公司重新选定仲裁员毕玲，与首席仲裁员徐跃、仲裁员林才来于2018年11月5日重新组成仲裁庭。广州仲裁委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重新组成仲裁庭通知书。仲裁庭于2018年11月15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中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小会、金林君，应君波的委托代理人陈玉生及王苗勇到庭参加仲裁。李建波经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李建波进行缺席审理。中达公司请求事项为：1.裁定应君波等三人支付剩余船款共计656,700元；2.裁定应君波等三人支付中达公司代管费用（包括通讯费、保险费、管理费）共计239,104.26元；3.裁定应君波等三人提供“中达12”船自2016年8月起至今的账册供中达公司审核；4.裁定仲裁费用全部由应君波等三人共同承担。中达公司当庭撤回第1项仲裁请求，仲裁庭予以同意。中达公司当庭明确第2项仲裁请求中通讯费为8112.60元，保险费为134,325元，管理费96,666.66元。仲裁庭意见认为：关于中达公司要求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共同承担代管费用的仲裁请求。关于合同主体。仲裁庭认为，本案针对同一标的物，中达公司与应君波、李建波及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了两份船舶代管协议，两份协议内容相同，签订时间一致，因此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均为合法有效的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三人是适格的主体，应按照约定共同承担代管费用。“中达12”船是否为应君波个人所有不影响仲裁庭对船舶代管协议主体的认定。应君波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的船舶代管协议是事后补签的，且中达公司已撤回对船舶价款的仲裁申请，本案与应君波提起的船舶过户仲裁申请涉及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对于应君波的抗辩，仲裁不予采纳。关于合同效力。两份船舶代管协议均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关于代管费用。中达公司认为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应支付代管费用，应君波认为其是船舶所有权人，应单独承担代管费用。王苗勇认为其是船舶所有权人之一，应由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共同承担代管费。仲裁庭认为，船舶所有权问题并非本案的处理范围，本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进行裁决，若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之间关于船舶份额另有约定，可另案进行追偿。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应按照中达公司实际代管产生的费用进行支付。1.保管费。应君波抗辩称保险费部分款项在中达12船还贷款本金利息支付结算的时候已经进行计算，应君波在船舶置换的时候已经支付，中达公司主张的款项属于重复计算。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垫付的保险费包括：2016年8月至12月船壳险13,125元；2016年8月至11月的雇主险4000元；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6月3日的货保险34,400元；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0日的船壳险23,200元；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1日的雇主险12,000元；2017年6月4日至2018年6月3日的货保险35,600元；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2月4日的雇主险12,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34,325元。而中达12船还贷本金利息支出清单中列明的费用，应君波并未提供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已经实际支付，应君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该部分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应当支付的保险费为134,325元。2.管理费。中达公司主张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应当支付2016年7月24日至2018年6月的管理费。应君波抗辩称，在中达12船还贷本金利息支出清单中已结算至2017年8月的管理费，因此管理费应当从2017年9月开始计算。仲裁庭认为，中达12船还贷本金利息支出清单中仅列明2017年管理费1月至8月为33,000元，且该费用是否已支付，应君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对该部分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管理费的计算时间为2016年7月24日至2018年6月，按照每年5万元的计算标准，共计96,666.66元。3.关于通讯费。应君波抗辩称已经支付通讯费至2017年8月，因为费用较小，没有保留凭证，应当对2017年8月之前的通讯费进行扣除。仲裁庭认为，应君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结算通讯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应当支付中达公司通讯费8112.60元。至于应君波抗辩所称金林君与中达公司及东莞市金龙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财产混同，以及中达23船、中达12船、金龙83船的置换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中达公司已经撤回对船舶价款的仲裁请求，因此对于该部分抗辩，仲裁庭不再论述。2018年12月28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4567号仲裁裁决，内容如下：一、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向中达公司支付代管费用239,104.26元；二、本案仲裁费23,408元，由中达公司承担9363元，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承担14,045元；三、对中达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广州仲裁委出具裁决书送达证明，写明上述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于2019年1月2日送达中达公司，同日送达应君波，1月29日送达李建波，1月1日送达王苗勇。二、本院听证调查的相关事实应君波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在24567号仲裁案件中均已提交。在24567号仲裁案件于2018年11月15日的开庭笔录中，仲裁庭询问：当事人参与庭审活动，表明当事人均同意将本案提交本会管辖，按现行的《仲裁规则》进行审理，应君波与中达公司均表示没有异议。应君波为与中达公司船舶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另行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案号为21191号。应君波请求事项为：1.确认原登记于中达公司名下的“中达12”船归应君波所有；2.裁决中达公司移交“中达12”船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检验证书簿及内附的全套检验证书。如上述证书已遗失，则予以补办；3.裁决中达公司办理将“中达12”船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转移到应君波名下的手续；4.裁决中达公司向应君波赔偿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其办妥移交第2项仲裁请求所列的全部证书时止的船舶停航营运损失，该损失按每月港币145,000元计算；5.由中达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在该案开庭时，李建波作为证人，于2018年6月27日参加了仲裁开庭，其作证称2015年11月2日，李建波、王苗勇与应君波决定购买船舶，约定李建波、王苗勇各占25%股权，应君波占50%股权，购买了“中达23”船。三人共同支付了部分船款，还欠300万元。因经营不善，三股东决定置换“中达12”船，结欠船款240万元。船舶交其管理。后应君波同意将其所有的“金龙83”船返还中达公司，以抵欠款，但确认股权比例不变。股权转让合同是其没有仔细查看的情况下签署的，是虚假的，根本没有交易，其也无权将王苗勇的股份进行转让。应君波申请撤销24567号仲裁裁决的理由如下：1.仲裁庭将应君波与中达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的虚假法律关系合并处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情形；2.仲裁案由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该仲裁下所涉挂靠及相应购买保险管理费是买卖合同关系附属争议，应适用船舶买卖合同相关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3.中达公司与李建波和王苗勇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代管协议是虚假、伪造的，该两份合同是本仲裁的基础关系之一，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4.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对应君波已经明确指出并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合同为虚假的前提下，既不采纳应君波意见，又不提示或组织对两证据形成时间进行对比鉴定，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5.关于保险费和管理费应君波已经提交了两船并一船的结算，清楚记载了中达公司仲裁请求项目已经在结算中计入。中达公司否认其已结算该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6.在证据已清晰反映仲裁请求费用已经在结算中列入前提下，仲裁庭仍强行裁决认定应君波另行支付费用。有理由怀疑本案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情形；7.在查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伪造证据、虚假仲裁事实前提下，本仲裁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事项。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申请人应君波认为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4567号裁决书存在上述法条规定的所有应撤销的情形，经审查，评析如下：关于是否存在仲裁协议及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问题。中达公司申请仲裁的事项包括支付剩余船款、支付船舶代管费用、要求应君波、李建波、王苗勇提供“中达12”船从2016年8月起至今账册供中达公司审核。广州仲裁委立案案由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支付船款的股份转让合同书、解除置换船舶协议书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涉及到船舶代管费用的船舶代管协议，则约定争议由广州仲裁委仲裁。中达公司在仲裁庭开庭，应君波以船舶买卖关系没有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时，撤回了关于剩余船款的仲裁请求。随后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将该案提交广州仲裁委管辖，按现行的《仲裁规则》进行审理。因此广州仲裁委虽未改变受案案由，但其具体的裁决事项已限定于约定了仲裁条款的船舶代管协议的范围，约定船舶买卖事项的股份转让合同书、解除置换船舶协议书和船舶代管协议系分别签订，约定的内容不相同，也无从属关系，船舶代管协议不须适用船舶买卖的相关约定，并不存在无仲裁协议而裁决的问题。中达公司与应君波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履行合同产生纠纷，广州仲裁委对双方签订的合同项下的费用进行仲裁并不存在无权仲裁的问题。关于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当事人在仲裁中均同意适用《仲裁规则》进行审理，应君波认为仲裁庭将应君波与中达公司、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之间的船舶代管合同合并处理，以及应君波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之间的船舶代管合同为虚假，仲裁庭既不采纳又不提示对两合同进行形成时间对比鉴定，违反程序。但未明确指出该事项违反了《仲裁规则》的哪项规定或仲裁法规定的哪项程序，应君波认为违反程序的事项，是仲裁庭对涉案证据的审核认定，属于仲裁庭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的范畴，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关于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否伪造的问题。判断证据是否为伪造的标准应当是考察证据是否系其载明的主体所出具的，合同双方的签字、盖章是否存在伪造，合同文本是否存在被更改、变造等情况。24567号仲裁书所依据的应君波、李建波与中达公司、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之间签订的两份船舶代管协议，从证据形式来看，两份合同均为书证，且与原件核对无异，该合同客观存在。应君波主张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之间的法律关系虚假，签订的合同也虚假的主要依据是李建波于2018年9月25日出具的证明，但李建波在24567号仲裁案中没有出庭，在本案的听证中也没有到庭，其在21191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所陈述的事实，确认了王苗勇股东的身份，与其出具的证明内容相矛盾，因此对于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的船舶代管协议是否为本案诉讼而串通签订的虚假证据，证据不充分。应君波所主张的虚假证据是指合同呈现的内容不真实，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及合同签订的背景存在串通造假的情形，而不是对两合同是否中达公司与李建波、王苗勇签订提出异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应君波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中达公司是否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应君波的理由是2017年8月20日金龙公司与应君波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和中达12船还贷本金利息支出清单已清楚记载了中达公司请求的代管费用已在结算时结清，中达公司否认该费用结算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情形。上述两份证据应君波在仲裁中均已提出，虽然中达公司不予认可，但该证据已提交仲裁庭，不存在仲裁庭在仲裁阶段不知晓该份证据或仲裁庭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该份证据而其拒不提供的情形，至于仲裁庭是否采信及如何认定，则属于仲裁庭的裁量权。应君波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是否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应君波没有提交判定仲裁员具有上述行为的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书等文件作为证据，仅以推测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是否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非某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案外某一特定主体的利益，本案并无此种情形，应君波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应君波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应君波负担。审 判 员  文 静审 判 员  宋瑞秋审 判 员  程 亮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权 晓书 记 员  李柏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