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576号原告：梁瑞峰，男，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安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肖霄，男，198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被告：刘唯，男，199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大道677号办公楼3024房。负责人：贺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源，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瑞峰诉被告肖霄、刘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瑞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堂，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肖霄、刘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瑞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车辆维修费10381元；2．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拖车费350元；3．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误工费12500元；以上三项合计23231元。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9日15时20分，被告肖霄驾驶被告刘唯名下的湘Ａ×××××号牌小型轿车，原告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车上载有乘客谭笑珍、陈椅冰），双方沿11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119省道下行8公里45米时，被告肖霄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轿车追尾碰撞原告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致使车上两名乘客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其后粤Ａ×××××号牌小型轿车被拖走，原告支付了拖车费350元。当天粤Ａ×××××号牌小型轿车被拖走维修，由于被告拒绝支付维修费，原告不得不先行垫付维修费，并于2019年5月27日取车。2019年4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聱察支队增城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肖霄对该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原告驾驶的小型轿车因本次事故产生维修费用10381元，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认为，被告肖霄对本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且原告是在广州汇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其工作长期需要配车，由于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维修费，造成原告误工将近一个月。同时，被告刘唯为其所有的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保险，被告刘唯应与被告肖霄连带承担本次事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被告刘唯为其所有的车辆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事发后，被告刘唯向我司报案并申请异地出险，并谎称其是事发时的驾驶员。但我司在事发后通过与伤者进行沟通，在事发时的真正驾驶员实为被告肖霄，故本案交通事故存在两份事故认定书，其中第一份事故认定书认定的驾驶员为被告刘唯。后来，由于伤者向交警部门投诉，交警部门于2019年4月24日重新出具一份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发时的驾驶员实为被告肖霄，同时撤销了前一份事故认定书，对此，我司仅认可第二份事故认定书。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约定，本案存在“顶包”的情形。且根据伤者向我司的来电，被告肖霄可能涉嫌酒驾，但由于被告刘唯谎称其为驾驶员，造成被告肖霄在事发时是否存在酒驾的事实已无法查清，我司认为被告刘唯存在故意毁坏事发现场的主观恶意，故我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予赔偿。此外，对于拖车费与维修费的票据，我司予以认可；但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我司不予认可。被告肖霄、刘唯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9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2019年4月19日15时20分，刘唯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轿车在119省道下行8公里45米，与梁瑞峰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并据此认定刘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梁瑞峰无责任。2019年4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又重新作出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发经过为：2019年4月19日15时20分，肖霄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轿车，梁瑞峰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双方沿119省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119省道下行8公里45米时，肖霄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轿车追尾碰撞梁瑞峰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造成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车上两名乘客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并据此认定肖霄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梁瑞峰无责任。同时，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时认定，撤销原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由刘唯驾驶湘Ａ×××××号牌小型轿车碰撞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事发后，原告委托广州市增城增光汽车援救服务部将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拖送至广州市铧粤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并产生了拖车费350元、车辆维修费10381元。对此，原告分别提交了拖车费以及维修费两张发票予以证实。另查明，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在事发时的登记所有人为案外人莫伟玲。莫伟玲在庭审后到庭接受询问，表示该车虽然登记在其名下，但实际所有人为原告梁瑞峰，并同意该车因损坏而产生的一切赔偿权利均由原告梁瑞峰享有与主张。再查明，湘Ａ×××××号牌小型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其中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其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对此，被告保险公司还提交一份投保单的电子打印件，拟证实其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的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保险公司表示，投保人的投保程序是通过电子网络平台进行操作。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因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于2019年4月24日第二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保险公司提出驾驶人存在“顶包”的情形，故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的意见。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明确认定被告肖霄、刘唯两人之间存在互相包庇、顶替等情形，而被告保险公司提出其两人存在“顶包”的情形，亦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其次，被告保险公司提出本案是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条款内容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免赔，但从本案当前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条款中所约定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情形；再次，被告保险公司仅提交一份投保单的电子打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并未按照上述规定的“网页、音频、视频”等举证形式向本院提供证据，其仅提供一份电子打印件作为单一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被告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与明确义务。综上，被告保险公司提出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免赔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车辆维修费损失10381元以及拖车费损失350元（合计10731元），提交了相应发票予以证实，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该项费用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中的法定赔偿项目，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此外，原告在本案中主张长达一个月的误工时间，但从常理来说，车辆维修仅应花费“交车维修”以及“完工取车”两个时间节点，原告主张持续一个月的误工时间与常理不符合，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车辆维修车以及拖车费损失合计10731元，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000元，对于赔偿不足部分，再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8731元。被告肖霄、刘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梁瑞峰财产损失2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梁瑞峰财产损失8731元；三、驳回原告梁瑞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元，由原告梁瑞峰负担102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负担88元。原告梁瑞峰已经预交的受理费，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安泰支公司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的同时，直接支付88元给原告梁瑞峰，本院不予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