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3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秋，男，汉族，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州市白云区**********，公民身份号码430************01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龙志勇，局长。委托代理人：石淼，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王义平，局长。委托代理人：夏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海涛，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朱春秋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天河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广州市税务局）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44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31，朱春秋以挂号信的方式向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递交《申请书》，请求：1.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开具从2010年4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月全部扣款（消费）发票或清单；2.要求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2018年2月14日，朱春秋到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要求对其检举事项出具书面受理回执，并补充：1.要求依法对电信广州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并将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和相关证据材料邮寄给检举人；2.要求对涉嫌以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名义强迫检举人接受违法交易的电话进行调查并进行书面回复。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收到朱春秋的检举后，向朱春秋出具穗国税稽举回〔2018〕081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并将案件交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办理。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经调查，于2018年3月13日向朱春秋出具穗天国税检告〔2018〕003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告知查办结果：根据《关于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发票事项的公告（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2年9号）的规定，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是有效的发票种类。电信广州分公司已按涉案充值金额提供了相应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相关收入已于当期申报纳税，暂未发现该公司在本案存在税收违法行为。朱春秋对上述告知书不服，向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提出复议申请。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受理朱春秋的复议申请后，经复议审查，于2018年7月3日作出穗国税复决字〔2018〕第10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在告知查办结果时存在表述不准确问题，遂决定撤销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作出的穗天国税检告〔2018〕003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责令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自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8年7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挂牌成立，承继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和原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的税费征管等工作职责和权利义务。2018年7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挂牌成立，承继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和原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的税费征管等工作职责和权利义务。2018年8月21日，天河区税务局向广州市税务局提交延期申请，因案情较为复杂，申请延长办理期限30日。广州市税务局于2018年8月31日审批通过该延期申请。2018年8月29日，天河区税务局于向电信广州分公司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被检举人提供涉案手机号码2010年4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相关涉税资料。2018年8月31日，天河区税务局向朱春秋发出穗天税事告〔2018〕001号《税务事项告知书》，告知申请人该局将在2018年10月1日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处理。经调查，天河区税务局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穗天税检告〔2018〕008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向朱春秋告知其检举的电信广州分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办结果。朱春秋对上述告知书不服，向广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税务局于2018年10月9日收到朱春秋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同年10月15日向朱春秋出具《受理复议通知书》，并于同日向天河区税务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天河区税务局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其后，天河区税务局在期限内向广州市税务局提交了答复意见及证据材料。2018年12月4日，广州市税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复议审查期限，并依法通知朱春秋和天河区税务局。经复议审查，广州市税务局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穗税复决字〔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天河区税务局作出的穗天税检告〔2018〕008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驳回朱春秋的复议请求。朱春秋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税收检举行政答复及行政复议纠纷。《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举报中心受理检举事项的范围是：涉嫌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虚开、伪造、非法提供、非法取得发票，以及其他税收违法行为。”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举报中心受理实名检举，应当应检举人的要求向检举人出具书面回执。”第十四条规定：“举报中心将检举事项登记以后，应当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一）检举内容详细、税收违法行为线索清楚、案情重大、涉及范围广的，作为重大检举案件，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或者本级税务机关负责人批准，由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直接查处或者转下级税务机关稽查局查处并督办，必要时可以向上级税务机关稽查局申请督办。上级税务机关批示督办并指定查办单位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下转处理。（二）检举内容提供了一定线索，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作为一般案件，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由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直接查处或者转下级税务机关稽查局查处。（三）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四）不属于稽查局职责范围的检举事项，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移交有处理权的单位或者部门。”第十六条规定：“检举事项的处理，应当在接到检举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特殊情况除外；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办理。”第二十条规定：“对实名检举案件，举报中心收到承办部门回复的查办结果以后，可以应检举人的要求将与检举线索有关的查办结果简要告知检举人；检举案件查结以前，不得向检举人透露案件查处情况。向检举人告知查办结果时，不得告知其检举线索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不得提供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及有关案情资料。”本案中，天河区税务局在受理朱春秋的检举事项后，依法对电信广州分公司是否按规定开具发票并申报纳税进行调查，查实电信广州分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开具发票及申报纳税的行为，并向朱春秋进行了书面答复，告知其检举事项的处理结果。天河区税务局已履行了税收违法行为监管职责。朱春秋主张的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开具消费扣款清单的请求，属于与电信广州分公司之间的消费纠纷，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朱春秋请求撤销天河区税务局作出的穗天税检告〔2018〕008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广州市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经复议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穗税复决字〔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天河区税务局作出的穗天税检告〔2018〕008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处理适当，程序合法。朱春秋请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的规定，判决驳回朱春秋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朱春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朱春秋明确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提供涉案手机号码移动通信服务的消费普通发票，但天河区税务局却责令电信广州分公司自查涉案手机号码2010年4月至2017年7月的充值金额（存款性质）及是否按规定开具（存款）发票并完成申报纳税，明显与朱春秋的上述要求不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二）电信广州分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开具的涉案手机号码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的电子发票与天河区税务局责令其自查的内容无关，与朱春秋的要求也无关，而且天河区税务局未提交电信广州分公司已经依法完成申报纳税的相关证据材料。（三）天河区税务局要求朱春秋配合电信广州分公司核查其存款的充值数据，而不是责令电信广州分公司限期为朱春秋提供上述发票，从电信广州分公司2018年9月14日的情况说明可知，电信广州分公司以核查充值数据为由拒不向朱春秋开具上述发票，但天河区税务局未依法对电信广州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四）广州市税务局没有依法查明事实，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未参照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以朱春秋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开具消费扣款清单而非发票为由驳回朱春秋诉讼请求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支持朱春秋的原审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河区税务局、广州市税务局负担。被上诉人天河区税务局二审答辩称：一、天河区税务局已对朱春秋的检举事项依法履行了充分的调查处理职责。针对朱春秋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开具自2010年4月以来发票的检举投诉事宜，经天河区税务局责令自查，电信广州分公司根据朱春秋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的充值金额数据，于2018年9月12日向朱春秋开具对应金额发票。至于朱春秋投诉的2010年4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发票开具事宜，鉴于朱春秋一直未向天河区税务局提供其在上述时间段内的充值数据资料，而电信广州分公司告知朱春秋因时间跨度长，需要等待其从广东省电信数据库中恢复与采集朱春秋的充值数据，天河区税务局正在等待电信广州分公司的数据恢复结果。以上表明，朱春秋所投诉的事项尚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而天河区税务局也已将相关调查进展结果书面告知朱春秋，因此不存在朱春秋所称的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二、电信广州分公司为朱春秋提供的通用定额发票核发，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的开具发票义务。根据现行的发票管理政策规定，电信广州分公司在举报案件处理过程中拟提供给朱春秋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属于合法有效的发票种类，该种发票的提供并未侵犯朱春秋依法取得发票的权利，朱春秋拒绝接受上述发票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朱春秋坚持认为电信广州分公司为其提供的发票不合法，并要求为其另行开具所谓消费发票的主张，只是其个人对现行发票管理制度的主观错误理解。三、朱春秋认为天河区税务局应对电信广州分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朱春秋坚持认为，其在2010年4月10日与电信广州分公司签订通信服务合同后，每月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向其开具消费发票，但电信广州分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经天河区税务局事后调查核实，朱春秋提供的手机号码是预付费移动号码，鉴于电信广州分公司已对外设立公开的发票取得渠道，客户完全可以通过充值平台获取定额发票，而朱春秋也承认其可以从公开渠道取得上述发票，根据天河区税务局现已掌握的调查情况，尚未发现电信广州分公司存在拒不提供发票的行为。况且，朱春秋的投诉事项目前正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相关案件事实尚未最终查清，因此朱春秋认为天河区税务局应对电信广州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天河区税务局对朱春秋作出被诉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广州市税务局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检举内容提供了一定线索，有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作为一般案件，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由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直接查处或者转下级税务机关稽查局查处；第（三）项规定，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第二十条规定，对实名检举案件，举报中心收到承办部门回复的查办结果以后，可以应检举人的要求将与检举线索有关的查办结果简要告知检举人；检举案件查结以前，不得向检举人透露案件查处情况。向检举人告知查办结果时，不得告知其检举线索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不得提供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及有关案情资料。本案中，朱春秋向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检举电信广州分公司存在税收违法行为，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受理后，依法转原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查处。经调查取证，天河区税务局核实如下情况：朱春秋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开具涉案手机号码自2010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消费发票，电信广州分公司自查后，仅能查询到涉案手机号码最近一年即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的充值金额数据，至于涉案手机号码自2010年4月至2017年7月的充值金额数据，因时间跨度过长，需待广东省电信数据库恢复后方可采集，而朱春秋也未能提供有效书面证据证实其在该时间段内的充值金额，故电信广州分公司向朱春秋邮寄送达了涉案手机号码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充值金额的电子发票打印件，并将相关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进行了详细说明。据此，因朱春秋检举事项内容不清、线索不明，天河区税务局有权决定暂存待查，待朱春秋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天河区税务局作出被诉告知书，载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010年4月至2017年7月的数据仍在进一步核查中，若你有相关的新线索，及时向我局提供，以便展开进一步跟踪处置”，符合上述规定，应视为已经就朱春秋的检举事项履行了法定查处职责。朱春秋虽主张电信广州分公司存在税收违法行为，并要求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予以行政处罚，但天河区税务局经调查，发现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电信广州分公司存在违反规定开具发票及申报纳税的行为，故未对电信广州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仅将查办结果简要告知朱春秋，处理得当，朱春秋要求原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对电信广州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并提供处罚决定书和相关证据材料于法无据。广州市税务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天河区税务局作出的上述告知书，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因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朱春秋要求撤销穗天税检告〔2018〕008号《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查办结果简要告知书》及穗税复决字〔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朱春秋主张本案应参照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的问题。在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中，吉安市物价局仅在涉案答复中将有关文件内容进行了罗列，未载明对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而在本案中，天河区税务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明确载明了对检举事项的查办结果，两案案情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朱春秋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春秋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春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杨 芳审 判 员 石晓利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江妙龄书 记 员 颜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