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鄂71行初134号原告范胤贤（曾用名范天顺），男，汉族，1995年10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伟，男，汉族，1966年10月20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系范胤贤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泉，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法定代表人余松，区长。出庭负责人陈鹏南，副区级领导。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靓琪，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甄乾坤，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法律服务所主任。原告范胤贤诉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昌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6月26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后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范胤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良伟、李源泉，被告武昌区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陈鹏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靓琪、甄乾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胤贤诉称：原告的房屋位于武昌区公太里74号（老53号），有合法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2010年，原告接到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通知，声称原告房屋位于三××村综合改造工程范围内并需要拆迁。2016年11月6日，被告及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拆迁工作人员未经原告同意，也未给予原告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原告房屋拆除。2017年4月27日，原告就被告强拆房屋一案，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该院作出（2017）鄂71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2016年11月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3月2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终18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1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2018年6月18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16042789.7元（详见赔偿清单）。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所支出的律师费。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范胤贤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身份证；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拟证明当事人身份资格。第二组证据：3、《房屋所有权证》；4、《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告为被拆迁房屋及土地的合法权利人。第三组证据：5、（2017）鄂71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6、（2018）鄂行终183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征收及强拆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第四组证据：7、国家申请赔偿书及邮寄回执，8、EMS官方网站邮件查询结果；9、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邮寄回执，拟证明被告已经收到了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并于2018年6月18日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第五组证据：10、诉讼费发票4万元，拟证明原告因提起行政诉讼花费律师费用4万元。第六组证据：11、商品房销售管理系统查询的相关房屋价格情况，证明现阶段以及2019年9月10日市场对被拆迁房屋所确定的市场价格为32000元／平方米；第七组证据：12、赔偿清单，拟证明房屋价格补偿、其他设备设施、其他补偿以及奖励等相关费用共计1600多万元。第八组证据：13、原告搭建的棚屋照片、武汉市房屋土地测丈表，拟证明原告搭建的棚屋面积有68.03平方米。被告武昌区政府辩称：一、武昌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三角路村综合改造土地征收及房屋安置补偿报审、决定、公告征收、安置补偿、拆迁等，均不是以武昌区政府为行政主体作出的，也不是以武昌区政府为主体实施的。武昌区政府只是在征收过程中对拆迁单位进行引导、监督并维护社会稳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要求武昌区政府履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依法驳回。1、武昌区政府没有实施侵犯原告财产的行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2、原告未就其损失提交相应证据，未尽法定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武昌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武昌区政府对原告范胤贤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二组证据证明内容没有异议，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与本案赔偿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律师费不应得到支持。第六组证据商品房销售价格查询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七组证据赔偿清单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棚屋的赔偿不应得到法律认可。鉴于涉案房屋已灭失，且原告范胤贤拒绝对被拆房屋价值进行评估，为确定赔偿标准，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邻近地段武昌征决字〔2018〕11号《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决定》）、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含江南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管廊）工程（二桥至二七桥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经庭审出示，原告范胤贤的质证意见为：1.该征收决定确定的范围是在二桥及二七桥段，根据武汉市城市规划属于二环外，故该征收决定只适宜作参考依据；2.评估价格与现阶段一环与二环价格相比价格相差较大，相差1万多元；3.评估价格显示的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与本案审理时间2019年9月份相差1年时间，对该评估报告的适用，应当要慎用。被告武昌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法院调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调取的《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的认证意见是：原告房屋于2016年11月被违法强制拆除至今未予补偿或赔偿，为充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合理合法确定赔偿标准，法院可以参照就近地段国有土地上类似房屋的征收估价作为赔偿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对第五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八组证据因被告强拆的原因导致原告举证不够完整充分，但被告无法提供反证予以驳斥，因此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范胤贤房屋修建完成于2002年5、6月左右，位于武昌区公太里**（老**），于同年8月分别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权证昌字第**）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武昌国用私2002字第00422号）。证载信息为：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公太里74号（老53号），登记建筑面积为315.74平方米，私有房产，结构为混合结构，房屋层数为3层，设计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附记“此房只承认建面305.91平方米，其他不予承认”。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1.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原告修建房屋时另行在顶楼搭建了棚层房屋68.03平方米。2009年4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2009）第15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征收洪山区和平乡三角路村、团结村的土地类型为建设用地，用地单位分别为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上述征收土地的部分面积发布[2009]第59号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同年，因武汉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三角路村调整至被告武昌区政府管理。武昌区政府在三角路城中村征收拆迁改造过程中，组织开展了拆迁范胤贤位于武昌区公太里74号房屋的工作。2010年6月，三××村综合改造领导小组制作宣传手册，武汉旭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三××村改造项目代办单位，向被征收对象送达了《拆迁通知》。2016年11月6日，原告范胤贤的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但一直未获得拆迁补偿。该强拆行为被生效的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鄂71行初29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后，范胤贤向武昌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8年6月18日，武昌区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在三角路村综合改造的土地征收及房屋安置补偿过程中，武昌区政府只是在征收过程中对拆迁单位进行引导，武昌区政府并非该案的赔偿义务主体，房屋拆迁补偿是由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武汉三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完成，而非由武昌区政府实施。因此武昌区政府对范胤贤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范胤贤不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武昌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武昌区政府对拆除行为给范胤贤造成的财产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房屋已被拆除，房屋项下土地已出让用于建设，客观上无法在原址恢复原状，被告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原告房屋损失。鉴于武昌区政府未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且违法强制拆除至赔偿时，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已有较大幅度上涨，如按照侵权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数额，不足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为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性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违法强拆案件中的赔偿标准不应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土地性质、房屋结构及所处区域，参照范胤贤2018年申请国家赔偿时邻近地段国有土地上类似房屋征收评估价格及补偿方案计算赔偿数额。根据本院调取的《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及《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中“货币补偿方式”的相关规定，范胤贤应获得房屋价值补偿、临时安置补偿、房屋搬迁补偿、装修补偿、货币补偿补助、其他设施补偿。具体赔偿标准和金额如下：1、房屋价值补偿的赔偿。涉案房屋系2002年所建私房，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房产证登记建筑面积为315.74平方米,包括房产证承认面积305.91平方米，加上超建面积9.8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拨。对于房产证承认面积的单价，参照《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类似房屋2018年9月20日评估单价18104元/平方米；对于超建面积的单价，参照补偿方案中“2001年11月2日至2004年9月20日期间建成的未经登记建筑，按照房屋实际用途（商业门面除外）价值的85%给予补偿”，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5689462.61元。原告棚层搭建的房屋68.03平方米，参照补偿方案中“住房搭建的暗楼200元/平方米”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3606元。总计应得到赔偿5703068.61元。2、临时安置补偿的赔偿。涉案房屋被强拆后，因未得到安置和补偿，必然导致原告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支付相关费用，该项费用损失系武昌区政府违法拆除行为直接导致的，故应赔偿从涉案房屋被违法强拆之时起至本判决作出之时（起止期限为2016年11月至2019年10月）租房的损失，按住宅临时安置补偿价格每月每平方米38元计算，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419934.2元。3、房屋搬迁补偿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征收住宅房屋，给予被征收人房屋搬迁费3000元”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3000元。4、装修补偿的赔偿。范胤贤虽主张应赔偿房屋装修损失252592元，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且房屋已灭失，无法具体确认，参照补偿方案中“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的补偿，补偿费在500元/平方米以下（含500元/平方米）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或补偿标准超过500元/平方米的，委托本项目依法选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的规定，本院按照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酌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57870元。5、货币补偿补助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征收个人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20%的标准给予补助”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140613.72元。6、其他设施补偿的赔偿。参照补偿方案中“电表迁移费：民用独表每块500元，……水表迁移费：民用独表每块500元”的规定，该项损失应得到赔偿1000元。7、关于被拆除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于行政赔偿案件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出相应规定，但不能因此免除原告的举证义务，范胤贤对其赔偿主张中的物品及价值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义务。范胤贤仅提供了一份财产损失清单，未提供物品购买凭证，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损失物品的存在及具体数额。根据范胤贤被拆迁房屋的使用情况，本着公平合理原则，对其主张的其他物品损失酌定赔偿50000元。8、关于范胤贤主张房屋租金收入损失的赔偿问题。范胤贤主张其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的损失应予赔偿。由于房屋的租金收入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原告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9、关于范胤贤主张律师费的赔偿问题，原告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范胤贤被拆房屋各项损失7475486.53元；二、驳回原告范胤贤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明审判员 黄志刚审判员 汪 炜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郭春枝书记员陈豪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