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7行初29号 原告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子宪，组长。 委托代理人谢殿宝，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雅教塘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子运，组长。 委托代理人钟铭，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显科，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灵山县灵城镇广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21008116008W。 法定代表人刘钦，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锡君，灵山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业汉，灵山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永福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07852417279。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姚瑶，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菽伶，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黄子鉴，主任。 原告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村民小组、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雅教塘村民小组诉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林地行政裁决及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子宪及委托代理人谢殿宝，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子运及委托代理人钟铭、何显科，被告灵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锡君、梁业汉，被告钦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翁菽伶、姚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1日，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灵政处[2018]15号《关于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雅教塘村民小组与教坪村委会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15号处理决定），查明：双方争议的镇武岭西边岭、抹岭南边岭林地，四至：东以镇武岭岭顶分水为界；南以狮子头岭与镇武岭之间岭坳落水库边小路再出棉被岭分水为界；西以镇武岭与鸡肾岭之间岭坳小路为界；北以抹岭岭顶分水为界。面积9.4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速生桉武岭、抹岭在土改时没有分给个人，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成立专业队，镇武岭、抹岭划归专业队所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责任制时期，教坪大队专业队解散，镇武岭、抹岭继续由教坪村委会管理，权属一直没有调整过。1984年灵山县人民政府给教坪村委依法核发了镇武岭、抹岭的《山界林权证》。1982年至2002年间，教坪村委会将镇武岭多次发包给他人经营，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09年，申请人认为争议的林地是其土改山因而提出权属主张，在调查期间，第三人认为争议的林地权属属其所有而提出权属主张从而发生纠纷。灵山县政府根据上述查明事实认为：争议的镇武岭、抹岭在土改时没有分给个人，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成立专业队，镇武岭、抹岭划归专业队所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教坪大队专业队解散后，镇武岭、抹岭继续由被申请人管理，权属一直没有调整过。因此，被申请人主张镇武岭、抹岭的林地权属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依法应予以支持；而申请人和第三人以被申请人在七十年代是借用其林地而主张镇武岭、抹岭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决定：双方争议的镇武岭西边岭、抹岭南边岭林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陆屋镇教坪村委会所有。原告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复议。被告钦州市政府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钦政复决字[2019]14号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维持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诉称，一、《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书》无视部分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已登记在原告1984年《山权证》的事实，将争议地确权给教坪村委会，属认定事实及证据采信的双重错误。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已登记在原告1984年《山权证》的第八栏中，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属原告集体所有，确定无疑。原告1984年《山权证》的第八栏“牛走岭”记载：“地;地名走岭，东至抹岭岐分水，南至本队田坎，西至缸瓦窑分水，北至岭岐分水，”该栏登记的山岭四向界至已包含现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应属原告所有。二、争议地自土改以来一直由原告集体管理使用至今。1、争议地镇武岭西边岭和抹岭南边岭的林地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这一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关于山林争议调查处理意见》；2.陆屋镇司法办原司法员周某的证人证言；3.黄谭业、李华权、黄善修、黄善初、黄善受、黄善益、张明鉴、黄宝业、张丙佳、张增浩、黄文业、黄善远等人的证人证言；4.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旧州镇古修村委大垌一、二队与被原告、钦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绿湖塘村民小组等一案［2018］桂07行初74号］中，灵山县人民政府作为证据提供的黄善受、李秀珍、何其裕、张龙光的证人证言。2、本案争议地历来管理使用情况。1950年土改时，本案争议地镇武岭原由樟木塘村和百世湖村使用，东边是樟木塘村管理使用，西边是百世湖村管理使用。后因建水库需要，百世湖村于1961年搬迁到绿湖塘村，自此由原告继续对争议地管理使用。1962年“四固定”时，亦为原告绿湖塘村管理使用。1976年教坪大队（村委）虽“借用”争议地办专业队，但教坪大队（村委）对该土地并未享有所有权，所有权仍归原告所有。专业队解散后，原告多次要求归回，但教坪村委拒不收回，强占争议地发包给他人种过甘蔗，在2009年还把原告所有的镇武岭卖给他人做砖厂。原告为继续管理使用争议地，才迫不得已在争议地上种植了桉树，现已成材。3、第三人雅教塘村民小组从未管理过争议山岭，其主张争议地权属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书》认定教坪村委会一直对争议地管理使用，没有事实依据。1976年教坪生产大队（村委）“借用”原告的镇武岭、抹岭及其他生产队186亩的水田、母鸡村猪场、方屋学校、大瓦窑、鱼塘、岭尾祠堂办专业队，专业队解散后，教坪村委会理所应当归还各生产队（小组）的土地，包括原告的镇武岭、抹岭。而《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书》对第三人教坪村委1976年借用各生产队土地办专业队这一事实，只字不提，避重就轻，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教坪村委会一直对争议地管理使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无确凿证据证明争议岭是教坪村委会70年代借用，属认定事实错误，无视证人证言。黄善修、黄善初、黄善益、张明鉴、张丙佳、张增浩、黄文业、黄善远、黄谭业、李华权出具的《证明》均证实教坪村委会的借用行为，镇武岭原属原告集体所有。五、教坪村委会持有的1984年《山权证》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教坪村委会持有的1984年《山权证》的第一、二、三栏填写的内容与该三栏的背景有明显重叠，该三栏的背景明显已填写有内容，现第一、二、三栏填写的内容，有在原有内容上重叠填写的嫌疑，不具合法性。2.该证的抬头为“六屋公社教坪大队队证号”，而在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桂07行初74号案中，灵山县人民政府认可并作为证据提供的半边岭村民小组和绿湖塘村民小组的《山权证》的抬头均是“陆屋”，从未出现过“六屋”。原告有理由怀疑教坪村委会持有的1984年《山权证》有造假嫌疑。3.教坪村委持有的1984年《山权证》填证时没有经过相邻权利人指认界址，发证程序不合法，该山权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教坪村委没有对镇武岭进行过合法使用，没有合法的土地来源。六、《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直接导致处理结果错误。请求：一、撤销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的灵政处［2018］15号处理决定及钦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9］14号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原告集体所有；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诉称，一、灵政处[2018]15号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争议的镇武岭西边岭、抹岭南边岭林地，面积约150亩，该林地原属教坪大队百世湖生产队所有，在修建镇武岭水库时，百世湖生产队整村搬迁，经政府和教坪大队统一安排，百世湖生产队将人员、财产分成两部分后分别搬迁合并,一部分人员搬迁合并至雅教塘村(原告村)居住,另一部分人员搬迁至绿湖塘居住并至半边岭生产队,财产按跟人走由移民带入相应的村,其中上述的山岭由百世湖村带入雅教塘村(原告村)管理之后由原告的社员种木茹、芝麻等作物。到责任制时,雅教塘生产队将山岭、水田分到户,是按重新分配的,其中由百世湖村搬迁到雅教塘村居住的人员所分得的山岭并不是现争议的山岭,责任制后,搬迁到雅教塘村居住的百世湖群众要靠近其百世湖村的兄弟居住,便从雅教塘村搬迁到绿湖塘村居住,并将从雅教塘分得的山岭、水田带入绿湖塘村管理,一直来双方均无异议。然而于70年代时教坪大队要成立专业队,为搞活经济,专业队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占用了镇武岭,可是专业队已经解散多年,第三人没有理由接管镇武岭,理应归还雅教塘生产队所有。更甚的是,第三人在没有组织群众会议,没有进行走山定界,也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私自将权属原告的上述山岭向被告一填报了《山界林权证》,并取得了被告一盖章，该《山界林权证》属于违法取得,不符合《林权证》的核发程序。因此,被告一违背历史事实,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灵政处(2018)15号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二、被告二在接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没有到实地进行调查，只是进行书面审查，所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9]14号证据不足。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并责令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1984年《山权证》、证明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已登记在原告1984年《山权证》的第八栏“牛走岭”中，该栏中记载：“地;地名走岭，东至抹岭岭岐分水，南至本队田坎，西至缸瓦窑分水，北至岭岐分水”，该栏登记的四向界至已包含现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 2、《关于山林争议调查处理意见》，证明《关于山林争议调查处理意见》确认：园岭、牛走岭、抹岭、湴塘岭以岭顶分水为界，南面是教坪大队黄子平户管理，而黄子平是绿湖塘村人的祖宗（公太）； 3、陆屋镇司法办原司法院周某亲自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关于镇武岭下到抹岭、牛走岭、圆岭（元岭）之西南之山岭权属确属绿湖塘生产队； 4、黄善受、李秀珍、何其裕、黄子宪、张龙光的调查笔录、调解会笔录（以上证人证言被原告在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桂07行初74号案中，作为证据提供），证明74年处理意见只解决圆岭、牛走岭、抹岭、湴塘岭四个山岭的权属，圆岭（元岭）、牛走岭、抹岭、湴塘岭四个山岭以岭顶分水为界，南向由绿湖塘村管理。1974年主要是解决库区移民林地权属问题，而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就是由原百世湖村库区移民而来，第三人雅教塘村民小组从不是库区移民； 5、黄善修、黄善初、黄善受、黄善益、张明鉴、黄宝业、张丙佳、张增浩、黄文业、黄善远、黄潭业、李华权出具的《证明》，证明争议地镇武岭一直由绿湖塘生产队（原百世湖生产队）、樟木塘生产队管理使用，所有权应归属绿湖塘生产队、樟木塘生产队，绿湖塘生产队、樟木塘生产队一直要求教坪村委归还； 6、张增坪出具的《对土改进行分田地的时间问题》，证明争议地镇武岭西南边岭自解放前起就由百世湖村人管，权属山跟人走。 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提交了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证据范畴。 被告灵山县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1.收到被答辩人提出的林地确权申请后，依法进行立案并将有关文书送达双方方当事人，之后组织双方现场勘验确认争议林地范围，收集了有关书证及调查知情人，并组织双方调解，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最后做出[2018]15号处理决定。2.根据争议范围进行调查取证并查明：争议的林地名称叫镇武岭、抹岭，四至：东以镇武岭岭顶分水为界；南以狮子头岭与镇武岭之间岭坳落水库边小路再出棉被岭分水为界；西以镇武岭与鸡肾岭之间岭坳小路为界；北以抹岭岭顶分水为界，面积9.4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速生桉武岭、抹岭在土改时没有分到个人，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成立队，镇武岭、抹岭规划专业队所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责任制时期，教坪大队专业队解散，镇武岭、抹岭继续由教坪村委会管理，之后权属一直没有调整过。1984年灵山县人民政府给教坪村委依法核发了镇武岭、抹岭的《山界林权证》。1988年至2002年间，教坪村委会将镇武岭多次发包给他人经营，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09年，被答辩人绿湖塘村民小组认为争议的林地是其土改山因而提出权属主张，在调查期间，被答辩人雅教塘村民小组认为争议的林地权属属其所有而提出权属主张从而发生三方纠纷。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林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商量认可或经政府准许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二、被答辩人绿湖塘村民小组提出的几个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被答辩人的1984年的《山权证》问题。在本案调查过程中，被答辩人没有提供有该《山权证》，在教坪村委存根中也没有找到有被答辩人的《山权证》。被答辩人陈述的是该《山权证》内容中的“牛走岭”的记载,并不是镇武岭、抹岭的记载,相反,该证内容中没有记载有镇武岭,抹岭,而第三人的《山权证》却记载有镇武岭、抹岭的内容,从而证实了在填报《山权证》时镇武岭、抹岭不存在有重叠现象,故镇武岭、抹岭权属应属第三人所有。2.被答辩人提出镇武岭西边岭、抹岭南边岭的林地一直由其管理使用没有事实依据。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成立专业队时镇武岭、抹岭就由专业队所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1988年,第三人将镇武岭西部山麓发包给陆屋镇陆屋街委会居民黄远洪、林日栋种甘蔗;合同期满后,黄远洪续包,1997年将镇武岭东部发包给陆屋镇政府种水果,1998年,将镇武岭西部发包给陆屋糖厂职工檀芳裕、刘学志、宁胜修。2002年解除承包合同,之后又将原檀芳裕、刘学志、宁胜修承包的山地发包给陆屋镇居民陆发初经营。然而,被答辩人未能提供对镇武岭、抹岭相关的经营证据证明。3.被答辩人提及的《关于山林争抗调查处理意见》,该意见是复印件,存在瑕疵,一是被答辩人未能提供原件相核对,二是该意见加插项和删除项较多,且加插项与开头内容就相矛盾。4.被答辩人认为第三人持有的1984年《山界林权证》不合法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在1984年，教坪大队响应上级号召，组织并召开了相关会议和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对全大队的山林权属进行造册登记，当时各生产队、大队经走山定界后都自行填报了各自的《山界林权证》，将属于自己所有的山岭填册报县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并颁发证。三、被答辩人雅教塘村民小组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就成立专业队，镇武岭、抹岭就由专业队生产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专业队解散后，镇武岭、抹岭由第三人接管，之后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不存在70年代占用答辩人的镇武岭、抹岭事实。综上，请法院维持灵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被告灵山县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确权申请书、答辩书、各种通知书、送达回证、法人代表证明、调解记录及签到册、灵政处[2018]15号处理决定及附图，证明本案办理的程序合法； 2、现场勘验笔录及附图，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的林地的名称、四至、面积及地表情况已进行确认； 3、第三人教坪大队提供1984年的《山界林权证》及政府存根，证明争议的林地已登记在第三人的《林权证》内； 4、原告提供1984年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证明现争议的林地不在原告的《林权证》内； 5、第三人提供的各种林地、田的承包合同，证明争议的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 6、原告提供1974年沙坪法庭的《关于山林争执调查处理意见》和周某证言，证明该《意见》没有原件，复印不清，内容矛盾，且带加插、修改项，现争议的林地不在该意见的范围内，周某证言不属实，证言中提及争议的山岭为镇武岭、抹岭、牛走岭、元岭，而镇武岭不在该《意见》内容中； 7、原告提供的相关人证证明材料，证明不能证明权属归属； 8、黄潭业、黄达业证言，证明镇武岭、抹岭在“四固定”时是落实给教坪大队管理； 9、何志华证言，证明其在1958年-1962年任副业大队长期间镇武岭由教坪大队管理； 10、李华成证言，证明1956年时成立大队专业队，专业队管理的山岭只有镇武岭，镇武岭在“四固定”时没有落实到生产队，是落实给大队专业队管理，百世湖村是1959年搬迁的，一部分搬到雅教塘村，一部分搬迁到半边岭村，“四固定”时抹岭是落实给雅教塘生产队； 11、张增坪证言，证明镇武岭在土改时没有划分到个人； 12、黄善远证言，证明百世湖村因修建镇武岭水库分成两部分分别搬迁到雅教塘村和半边岭（绿湖塘村）。百世湖搬迁到雅教塘村的移民在雅教塘重新安置有水田、山岭给移民。百世湖搬迁到雅教塘的移民后又搬迁到绿湖塘居住，同时把刚搬迁到雅教塘村居住时雅教塘村重新安置给他们的水田、山岭代到绿湖塘村。镇武岭在“四固定”时没有落实到生产队，是落实给教坪大队。在“林业三定”时教坪大队及各生产队填报《山权证》时是开过会决定并走山定界后填报的。镇武岭一直由教坪大队管理从没人提出异议； 13、黄万央证言，证明镇武岭纠纷前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从没人提出异议。镇武岭在“四固定”时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一直由第三人管理。在“林业三定”时教坪大队及各生产队填报《山权证》时是开过会决定并走山定界后填报的； 14、黄锡业证言，证明百世湖村约于1961年时9户搬到雅教塘村居住，9户搬到绿湖塘村××并××半边××生产队，搬迁到雅教塘村的9户1984年又搬到绿禾塘居住。抹岭是搬迁到雅教塘村住的9户人带入雅教塘。雅教塘村重新安置有水田、山岭给百世湖搬迁来的9户人； 15、黄兴森证言，证明1956年时成立大队专业队，镇武岭从未分到生产队管理； 16、黄辰业证言，证明镇武岭一直由第三人管理； 17、黄善标证言，证明雅教塘生产队分为一、二、三和绿湖塘四个生产小组； 18、张增浩证言，证明抹岭在四固定时是落实给教坪大队所有。 被告钦州市政府辩称，一、复议决定符合权限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答辩人系被告灵山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原告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予以受理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权限规定。二、争议林地在“四固定”时期没有分配落实到生产队，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教坪大队专业队解散后，争议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期间多次发包给他人经营，一直无人提出异议，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灵政处[2018]15号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所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灵政处[2018]1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维持灵政处[2018]15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四、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钦州市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灵山县人民政府关于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雅教塘村民小组与教坪村委会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书》（灵政处[2018]15号），证明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对两原告与第三人的林地权属纠纷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 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两原告向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8]68-1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8]68-2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了两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4、《提出答复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8]68-3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受理两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要求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限期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5、《行政复议告知书》（钦政复告字[2018]68-4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受理两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6、《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已根据相关规定，按照程序征求两原告与第三人的调解、和解意愿； 7、《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9]5-1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9]5-2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9]5-3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9]5-4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延长了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8、《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19]14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9、EMS邮政快递实物返单，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各项法律文书均已送达两原告、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以及第三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10、《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正确。 第三人不到庭参加诉讼，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对被告灵山县政府举证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属程序性的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村委会的答辩书，对于其答辩所陈述的事实理由有异议，对2018年8月22日调解记录，对于政府曾经调解这一事实予以认可。该调解笔录反映：教坪大队1975年成立专业队，专业队成立时只管理镇武岭，不涉及抹岭；大队主张四固定时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一直是大队留用，不是事实。1952年土改、1958年大集中、1962年四固定、1982年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镇武岭都是跟原队走，东边由樟木塘管理、西边由绿湖塘管理；1983年核发《山权证》属大队未经走山定界，私自填写；对教坪村委强占镇武岭，绿湖塘曾多次提出异议；2011年1月14日和1月17日的调解笔录，予以认可；证实镇武岭由大队专业队抽调，黄万央、卢强娟、黄坚发等人说村委会从1958年管理使用至2008年尾，从没有发生争议，不是事实，黄达业的证人证言已证实从1961年开始绿湖塘村就一直提出异议；2017年5月16日的调解笔录，张立鉴证实1984年大队拿的《山权证》是已事先盖好章的空白山权证，结合2018年8月22日调解笔录，当时大队未组织走山定界，所以现大队持有的山权证系其私自填写。黄万央等人说2008年前没有争议，不是事实。专业队是1975年成立，不是1957年；对证据2，现场勘验笔录、勘验图，无异议；对证据3，教坪村委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山权证》，三性有异议。该证是村委私自填写，未经走山定界。且证中的“细岭”、“四月八庙”村委也已下放回生产队，唯独霸占镇武岭；对证据4，绿湖塘村持有的《山权证》，三性无异议。该《山权证》第八栏“牛走岭”中，该栏中记载：“地;地名走岭，东至抹岭岐分水，南至本队田坎，西至缸瓦窑分水，北至岭岐分水”，该栏登记的山岭四向界至已包含现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现场就是最好的证据。因圆岭、牛走岭、抹岭、湴塘岭是四个相邻的山岭，且牛走岭位于四个山岭中间，面积也最大，所以，申请人1984年《山权证》第八栏中才登记名为“牛走岭”，但无论登记地名为园岭、牛走岭、湴塘岭还是抹岭，都不可否认申请人1984年《山权证》第八栏“牛走岭”的四向界至已包含现争议地抹岭南边的林地；对证据5，村委提供的各种林地、田的承包合同，三性有异议。村委强行霸占镇武岭多年，绿湖塘村曾多次提起异议，要求归还；对证据6《关于山林争执调查处理意见》，各方需未实际按该处理意见履行，但该处理意见反映如下几个事实：湴塘岭，牛走岭，园岭、抹岭岭顶分水为界，南面是黄子平（原百世湖人）户管理；参加1974年处理的李秀珍在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桂07行初74号一案中，也证实1974年处理时，绿湖塘村人拿出地契是黄子平的名字；当时教坪大队干部黄谭业也参加处理，在处理意见签字，其对湴塘岭、牛走岭、园岭、抹岭岭顶分水为界，南面是黄子平（原百世湖人）户管理并无异议。而教坪大队1984年又将抹岭填入其《山权证》，明显属于私自填证；对证据7中周某、李华权、黄辰业、张增浩、黄善远、黄达业、黄谭业（2009年2月23日的证明），对以上证人证言无异议。以上证人周某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了1981年的调处，其余证人均是原教坪大队的干部（有支书、治保主任、副大队长等职），他们的证人证言具有极高可信度。他们的证人证言均证实：镇武岭权属樟木塘、绿湖塘；对证据8，黄谭业2009年4月24日调查笔录，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调查笔录与黄谭业2009年2月23日亲笔书写出具的《证明》内容相反，不排除黄谭业在该调查笔录中所述受到其他干扰，黄谭业2009年2月23日亲笔书写出具的《证明》可信度更高。湴塘岭、牛走岭、园岭、抹岭已登记在绿湖塘村的《山权证》中；黄达业2009年4月24日调查笔录，对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四固定时期，落实给大队经营管理，不是事实。黄谭业2009年2月23日亲笔书写出具的《证明》已证实1976年大队借用镇武岭种果。黄达业在笔录中也证实1961年绿湖塘村人就主张过争议林地权属；对证据9，何志华2009年5月11日调查笔录，对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对镇武岭权属归教坪村委有异议，对抹岭权属归绿湖塘村，没有异议；李华成2009年5月11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三性有异议。争议林地没有发生过争议不是事实，根据黄达业2009年4月24日调查笔录，早在1961年绿湖塘村人就主张过争议林地权属，1961年曾把山岭分给大队管理，不是事实，根据黄谭业2009年2月23日亲笔书写出具的《证明》已证实1976年大队借用镇武岭种果。对证据10李华成2018年9月3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三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上；对证据11张增评2009年6月30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镇武岭土改时没有划分给个人，不属实，当时绿湖塘村人黄子平有地契。合作化时镇武岭的东北方向由樟木塘管辖，西南方向由百世湖（绿湖塘）管辖，是事实；对证据12黄善远2009年5月11日调查笔录，无异议。证实表是已经盖有人民政府公章的，没有走山定界。镇武岭、抹岭权属归绿湖塘；黄善远2018年7月13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与其2009年5月11日调查笔录所述部分内容相反，明显是先定好处理结论而补充的证据。教坪大队填报镇武岭的《山权证》组织走山定界，不属实，根据之前证人的笔录，镇武岭早在1961年就发生争议，绿湖塘村人多次要求村委归还争议林地。教坪大队填报镇武岭的《山权证》组织走山定界，不属实，之前证人证言均证实没有走山定界；对证据13黄万央的证言有异议，所讲的不是事实；对证据14黄锡业2018年7月13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证言讲到百世湖是属于雅教塘生产队管辖，不是事实，百世湖和雅教塘是相互独立的自然村，不存在谁管辖谁。百世湖9户人带到雅教塘生产队的是：大圆岭北面、鸡肾岭坪、火路岭、与石到白蚁地上岭顶小路、塘头岭、小岭、草园岭，不含镇武岭、抹岭。镇武岭、抹岭一直由绿湖塘生产队管理；镇武岭系由大队从绿湖塘抽调；大队填报《山权证》没有开会讨论，没有走山定界；镇武岭在土改时分给百世湖人，四固定镇武岭落实给雅教塘生产队，不是事实，是落实给绿湖塘生产队；对证据15黄兴森2018年9月3日调查笔录，对该调查笔录部分有异议，大队是1975年成立专业队。 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对被告灵山政府举证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中的程序性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3，1984年发放的山界林权证及山权证的存根，当时的做法是由县政府打印空白的山权证或者山界林权证发放到村委，由村委自行填写，而且没有邀请山岭权利人走山定界对争议林地进行确认，当时对自己有利的就自行填写，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对证据4承包合同有异议；对证据5第三人的承包协议有异议；对证据6，当时参加的代表是雅教塘的代表而不是绿湖塘的代表，对于这个没有原件的不能确认真实性，周某的证词不属实，周某作为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对证据8，黄谭业的证人证言，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其作出的证言不予认可；黄达业的证人证言，黄达业属于第三人干部，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9何志华的调查笔录，其证实的内容在四固定时期如何落实四固定不清楚，镇武岭、抹岭落实给哪方也是不清楚的。其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10李华成的调查笔录，其要证明的内容是四固定时期镇武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是由大队专业队管理，其说法不属实，因为1962年的时候还没有成立专业队，根据在案的证据，1976年的时候才有大队专业队，其讲到1962年四固定是抹岭是属于雅教塘的，我方没有异议。对证据11张增评的调查笔录，政府的调查证实，讲到土改时是分给教坪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根据我方查验，根据当时的政策《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山岭和土地可以分给个人的，按照当时四固定的原则，山跟人走或者山跟队走，县政府没有围绕客观事实进行调查；对证据12黄善远的调查笔录，黄善远没有参加四固定时的土地落实，落实给哪个生产队他是不清楚的，这个调查笔录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13黄万央的证言有异议，所讲的不是事实；对证据14黄锡业的调查笔录，其主要证实教坪大队是专业队1976年成立的，成立的时候争议的镇武岭一分为二，抽调给专业队，抽调时没有经过开会，1978年专业队已经解散，填报山权证没有组织生产队进行走山定界，所讲的是事实，对这部分没有异议；对证据15黄兴森的调查笔录，黄兴森当时是第三人教坪村委的老干部，其所作的笔录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6黄辰业的调查笔录，讲到1974年将争议岭借来种果，种果失败，大队说把镇武岭还给我们生产队，对这部分说法没有异议；对证据17黄善标的调查笔录，说到专业队抽调镇武岭是事实，镇武岭的权属应该归绿湖塘；对证据18张增浩的调查笔录，所讲的不是事实； 被告钦州市政府对被告灵山县政府提出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对被告钦州市政府举证的质证意见： 对钦州市政府提出的程序性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对被告钦州市政府举证的质证意见： 对钦州市政府提出的程序性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灵山县政府对被告钦州市政府提出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灵山县政府对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2，是本案诉讼的标的，不是证据；对证据3邮政快递单没有异议；对证据4山权证，山权证没有送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牛走岭不包括在争议范围内；对证据5、6中关于证人证言，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要经出庭质证，所有证人证言都没有出庭质证，所以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被告钦州市政府对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山权证关联性的有异议，山权证记载内容不包含争议林地，对第二本证据清单的证据2，三性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交原件核对，刚才县政府也提到，该份证据未送达，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其他证据与灵山县政府意见一致。 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对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的质证意见：对绿湖塘提交的山权证，其提到的山岭与本案无关，80年代出示的山权证和山界林权证发生纠纷都要经过重新确权，不能作为权属证据，对于证据清单第2点，我方同意市政府的意见。对于周某出具的证明，其要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后面的证据都是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被告灵山县政府的证据1能证明灵山县政府受理、调查、调解、决定、送达等程序性问题，予以采信；但证据1中的15号处理决定是本案审理的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证据2有争议各方当事人村民小组长、村委主任或村民代表签字确认，能证明争议林地的位置、四至、面积及附着物情况，予以采信；证据3、4是被告灵山县政府发放给当事人的1984年《山界林权证》及政府存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能证明第三人对部分林地的管理、收益事实予以采信；证据6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7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形式要求，不予采信；证据8-18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对证人的调查笔录，认为争议的林地于1956年成立专业队，在土改、“四固定”没有落实给生产队，争议林地一直是第三人管理的证言不一致、不具体、不明确，且证人证言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不予采信；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能够证明钦州市政府在复议阶段已经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予以采信；原告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村民小组的证据1是县政府颁发的1984年《山权证》存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6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形式要求，不予采信；原告雅教塘村民小组的证据1、2是本案审理的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 经审理查明，争议的林地名称叫镇武岭、抹岭，四至：东以镇武岭岭顶分水为界；南以狮子头岭与镇武岭之间岭坳落水库边小路再出棉被岭分水为界；西以镇武岭与鸡肾岭之间岭坳小路为界；北以抹岭岭顶分水为界。面积9.4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速生桉984年灵山县政府核发《山界林权证》给本案第三人教坪村委会。记载：“地;地名武岭，四至：东至大路坎；南至狮子头岭脚；西至外顺岭路坎；北至抹岭顶分水。”1984年灵山县政府核发给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山权证》存根记载：“地;地名走岭，四至：东至抹岭岐分水；南至本队田坎；西至缸瓦窑分水；北至岭岐分水。”1982年至2002年间，第三人教坪村委会将争议的部分林地发包给他人经营。2009年，两原告认为争议林地属其所有向被告灵山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2018年11月1日，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2018]15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地确权给第三人教坪村委会。两原告向钦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钦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9]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灵山县政府的15号处理决定。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15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15号处理决定认定“1956年时教坪高级社成立专业队，镇武岭、抹岭规划专业队所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镇武岭，抹岭没有落实到生产队，依然由教坪大队专业队管理。”县政府所调查的原教坪大队12位大队干部调查笔录中，仅有黄兴森和李华成的证言证实1956年时成立专业队。黄锡业证实1976年才成立专业队，借用抽调生产队的山岭由专业队管理。黄善远证言证实1972年才成立专业队。而县政府2018年8月22日组织的调解记录中证实是1975年成立专业队。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具体、不明确、不一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县政府1984年颁发的教坪大队《山界林权证》是否经过走山定界，被告县政府没有调查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从县政府所调查的上述证人证言中，仅有原村委主任黄万央证实经过走山定界，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而黄善远2009年5月11日的调查笔录和黄锡业的证言证实没有经过走山定界。县政府2018年8月22日组织的调解记录中证实没有经过走山定界；三、被告灵山县政府核发给教坪村委会的《山界林权证》，记载：“地;地名武岭，四至：东至大路坎；南至狮子头岭脚；西至外顺岭路坎，北至抹岭顶分水。”和1984年灵山县政府核发给原告绿湖塘村民小组《山权证》存根记载：“地;地名走岭，四至：东至抹岭岐分水；南至本队田坎；西至缸瓦窑分水；北至岭岐分水。”对于抹岭部分是否存在重叠，被告县政府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查清。 综上所述，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15号处理决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14号复议决定也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均应予以撤销；两原告的诉讼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灵山县政府2018年11月1日作出的灵政处[2018]15号《关于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雅教塘村民小组与教坪村委会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钦州市政府2019年3月14日作出钦政复决字[2019]14号复议决定； 三、由被告灵山县政府对原告灵山县陆屋镇教坪村委会绿湖塘、雅教塘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陆屋镇教坪村委会林地权属纠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