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5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春红，女，汉族，1974年6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广东证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惠亮，男，1965年6月4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林，广东龙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仁，广东龙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一凡，男，台湾地区居民，1958年1月6日出生，原审被告：深圳市凡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红荔西路香蜜湖娱乐城北区香蜜湖A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HA171X。法定代表人：林明华，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林明华，男，汉族，1973年5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张承浩，男，汉族，1978年10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成，广东灜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春红因与被上诉人吴惠亮、原审被告深圳市凡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凡语公司）、原审被告林明华、原审被告张承浩、原审被告张一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春红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391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吴惠亮要求韩春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吴惠亮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韩春红及林明华等发起人先后签署的两份协议、章程、申请书等设立材料的发起人构成及内容的实质关联性可以判断，公司设立形式等变更，均是为了达到设立会所运营主体的目的。2015年8月10日，何一凡、韩春红、林明华作为发起人签署《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约定注册个人独资企业运营香蜜湖会所，法人代表何一凡。由于何一凡的台湾地区居民身份，导致个人独资企业无法顺利设立。2016年1月1日，何一凡、韩春红（由其弟弟韩红军代持并签署章程）、林明华商议决定，变更公司的组织形式，发起设立中外合资企业运营香蜜湖会所，签署了《中外合资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见证据一）并向有关部门递交设立申请（见证据二）。2016年1月30日，会所开业，正式名称改为凡语会所。2016年5月11日，实际发起人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及新增股东张承浩共同签署了《股东合作协议书》，明确设立公司经营凡语会所的相关事宜。最终仍因何一凡的台湾地区居民身份问题，中外合资企业未能顺利审批设立。各发起人再次商议后决定，何一凡不作为显名股东，直接由其他发起人设立一个有限公司来运营会所。2016年7月28日，韩春红（股权由其弟弟韩红军代持）、张承浩、林明华正式成立凡语公司。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明确认，《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方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为凡语公司的实际股东，凡语公司是根据《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成立的。二、设立公司的协议等材料由始至终均体现同一目的及连贯性，即运营对象均是凡语会所，拟设立公司及已成立的凡语公司住所地、经营场所均是香蜜湖A6号。三、涉案的债务属于凡语公司设立期间产生，且得到凡语公司的确认，而非债务加入行为，应由凡语公司对外承担。一审法院简单粗暴地从“凡语会所”名称判断，认为未成立“凡语会所公司”，违背客观事实，违背各发起人的意思表示。公司名称是否完全一致，不能作为公司是否设立的唯一认定标准，而应综合多个因素进行判断。从前述内容可见，凡语公司的成立，与各发起人签署的各设立协议文件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是各发起人为解决设立障碍，最终确定实施并认可的公司组织架构形式，各发起人在《股东合作协议书》也认可公司设立期间的债务，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债务加入行为。因此凡语公司成立后，涉案的债务自然应由公司承担。综上，韩春红及何一凡、林明华、张承浩先后签署两份协议书，均是为了成立公司，运营凡语会所。由于审批的障碍，公司的设立形式才从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最终变更至有限责任公司，但各设立协议文件存在实质关联，各发起人也认可凡语公司即是协议发起设立的公司，凡语公司便是各方实现设立公司的标志。凡语公司成立后，应由其承担公司设立期间的相关债务。一审法院片面以两份协议签署时间间隔近一年为由，否定两份协议的实质联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吴惠亮答辩称：一、韩春红等四名发起人没有依据《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或《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注册成立相应会所或公司，凡语公司并非是两份协议书约定设立的公司，韩春红以凡语公司成立主张协议书约定的公司已经成立，并主张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约定设立的公司实际并没有注册成立。韩春红与何一凡、林明华于2015年8月10日作为发起人签署《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约定注册成立香蜜湖会所。协议约定会所以个人独资形式注册，出资总额20万元，韩春红、林明华、何一凡为会所股东，各股东所占比例为33.33%。但是至2016年1月30日，香蜜湖会所正式开业，并实际以凡语会所字号对外经营时，协议书约定注册的会所仍未成立。韩春红在其上诉状中也承认是由于审批没有通过而无法顺利设立。而凡语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8日，自该协议签订已近一年，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分别为林明华、韩红军、张承浩，与《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约定设立的会所在名称、组织形式、股东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由此可见，凡语公司并非依《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约定设立，韩春红、何一凡、林明华第一次签署《香蜜湖会所股东协议书》拟发起设立会所失败。2、《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设立的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也没有注册成立。2016年5月11日，韩春红、何一凡、林明华、以及新增发起人张承浩再一次签署《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拟设立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450万元，韩春红、林明华、何一凡、张承浩为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各股东持股比例26.6%。同时明确约定各股东对凡语会所会员的储值卡金额共同承担责任。但最终仍因未通过有权机关审批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此次发起设立公司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失败。虽然在2016年7月28目，凡语公司成立，并开始经营管理凡语会所业务。但是从该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经营范围来看，与《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设立的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注册资本为450万元，而凡语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30万元。凡语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林明华、韩红军、张承浩，作为《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发起人韩春红、何一凡并非凡语公司的股东，且凡语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33.33%，而非协议书约定的26.6%。凡语公司经营范围也不是协议书约定的餐饮业务。虽然一审中韩春红等四名发起人主张凡语公司仍是各方合作成立的公司，且何一凡系凡语公司的实际股东，并享有26.66%的出资比例。但是韩陈红等四名发起人并未就成立凡语公司签署新的协议，承继《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未对《股东合作协议书》作出相应修改或签署补充协议，用以设立凡语公司。对于凡语公司是通过何种方式注册成立的，吴惠亮对此根本不知情，不应当因为凡语公司注册成立而就此免除韩春红等四名发起人对吴惠亮应当承担的责任。二、凡语公司并不是韩春红等发起人协议约定成立的凡语会所公司，凡语公司成立后承接凡语会所的业务和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继续经营会所业务，是对凡语会所权利义务的承接，对于因此承接凡语会所对吴惠亮所负的债务，应当属于对凡语会所债务的加入，而非债务转移或吸收。凡语公司成立前，韩春红等四名发起人一直是凡语会所名义开展业务，向包括吴惠亮在内的多人收取会员费，并对吴惠亮等人提供会员服务。但是凡语会所一直没有取得营业执照，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其对吴惠亮所形成的债务应当由四名发起人承担。凡语会所营业半年之后，凡语公司成立，开始承接凡语会所的业务和财产，并以凡语公司名义经营管理会所业务。从韩春红等发起人以凡语会所经营并对吴惠亮等所负债务，到凡语公司成立并承受凡语会所全部业务和财产而对吴惠亮负担债务，这一变化中，前债务主体即韩春红等发起人依然存在，不存在公司法所规定的企业分立或合并，债务由新设公司承担的情况，也不存在合同第84条规定的经债权人同意的债务转移情况，仅仅是增加了对吴惠亮所负债务的债务人即凡语公司，而非韩春红等人所负债务已经被凡语公司所吸收，或者已经转移给凡语公司。综上所述，韩春红所谓凡语公司是由韩春红等四名发起人依据《股东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注册成立的，并以此主张无需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张承浩称：一、张承浩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二、同意韩春红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三、一审法院否认凡语会所与凡语公司的同一性是错误的，从吴惠亮的起诉状及各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各方当事人均认同香蜜湖会所、凡语会所、凡语公司是同一的，只是不同阶段的称谓不同，最终成立为凡语公司，而一审法院割裂了其中的联系，认定凡语公司与第一个协议所约定成立的公司在名称、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等方面均不相同，与第一个股东合作协议无关，否认了香蜜湖会所、凡语会所与凡语公司的同一性，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片面强调了名称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的不同，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上述逻辑，何一凡以凡语会所的名义向吴惠亮收取会费，也与第一份股东合作协议所约定成立的公司名称不同，那么应当认定所有会员费用系何一凡个人收取，与其它当事人没有关系，应当由其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实际上在现实商业行为中拟成立的公司名称、股东、持股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一审法院以名称、股东、持股比例的不同认为凡语会所与凡语公司是不同的，认为凡语会所未成立是错误的。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张承浩、林明华与吴惠亮没有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吴惠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凡语公司、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张一凡连带返还吴惠亮预付的会员费人民币93576元（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月23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凡语公司、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张一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8月10日，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签订协议，拟合伙在深圳市××区香蜜娱乐城北区项目原儿童乐园内开设香蜜湖会所。协议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包含了以下内容：公司名称为香蜜湖会所，法人代表为何一凡，注册资金60万元。股份结构为三人各出资20万元，所占比例均为33.33%。但本企业以个人独资形式注册，实际经营由三方共享利润，共担债务和风险。二、上述协议后，会所根据充值金额的不同，向消费者发放“黑卡”、“金卡”及“银卡”。消费者充值后，持卡到会所进行刷卡消费。2015年12月18日，吴惠亮支付了10万元给何一凡，在何一凡出具的收据中显示为“凡语会所黑卡会员”。2016年1月30日会所正式开业，名称变更为凡语会所。三、2016年5月11日，何一凡（甲）、林明华（乙）、韩春红（丙）、张承浩（丁）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包括了以下内容：决定成立“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一凡，公司住所为深圳市××区香蜜湖A6号，注册资本为450万元，甲、乙、丙方各出资12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26.6%，丁方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甲、乙、丙均已全额出资，丁方应将相应出资款汇入各方指定的何一凡在招商银行皇岗支行的尾号为0208的账号。该协议中还约定，如果协议约定涉及四方权利义务的，如果与公司章程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在该协议的第九条规定：现在会员所有储值卡金额甲乙丙丁从协议后共同承担（明细附注），在协议附注的表格中，四方对于凡语会所的黑卡、金卡以及银行的出资消费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吴惠亮为黑卡会员，充值金额为10万元，消费金额为6424元，尚余93576元。四、2016年7月28日，凡语公司成立，根据公司登记信息显示，林明华、韩红军、张承浩三人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30万元，三人各占33.33%的出资比例，由林明华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均认可各方是合作成立公司，只是由于何一凡系台湾地区居民，因此在办理工商登记时未登记何一凡，但何一凡系公司的实际股东，享有26.6%的出资比例。五、此后，何一凡与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发生争议，该会所于2017年1月23日停止营业，此后未再继续经营，包括吴惠亮在内的多名消费者遂提起诉讼，要求退款。六、根据一审当庭调查时各方的陈述，本案所涉的黑卡的消费方式如下：持卡者在会所的收银系统上刷卡消费，把当期消费金额以及余额打印在会员卡上。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询问该独立的收银系统现在何处，何一凡称在发生争议后，该收银系统还保留在原经营场所，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称已不在原经营场所。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适用法律何一凡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为涉台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因双方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本案的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除何一凡之外的其余当事人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二、吴惠亮是否有权收回款项吴惠亮交纳会员费成为凡语会所的会员，双方形成消费合同关系，凡语会所的股东之间发生争议，导致会所关门停业，无法继续向吴惠亮提供服务，属于根本违约，相应的义务主体应退还吴惠亮未消费的余款及利息。三、谁是应当向吴惠亮还款的义务主体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究竟谁应该向吴惠亮承担退款的义务，是凡语公司，还是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个人？本案吴惠亮交纳会员费的时间在2015年8月10日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签订协议之后，凡语公司正式成立之前。对于在此期间形成的债务，究竟是公司筹备期间的产生的债务还是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合伙期间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如果对外的合同是以成立中的公司的名义签订的，且公司此后也已经成立，那么相应的责任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在本案中，吴惠亮的会员费虽然是何一凡实际收取，但出具的收条上显示的内容为“凡语会所黑卡会员”，应视为何一凡以“凡语会所”的名义与吴惠亮签订合同。但“凡语会所”在当时并非注册登记的商事主体，此后也未成立“凡语会所公司”。本案所涉的凡语公司是根据林明华、何一凡、韩春红、张承浩在2016年5月11日签订第二份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成立的。公司成立的时间距离第一份协议已经将近一年，凡语公司与第一份协议所约定成立的公司在名称、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等多个方面均不相同，与第一份股东合作协议无关。第一份股东合作协议所约定成立的公司在实际上并未成立。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部分发起人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请求其他发起人分担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他发起人按照约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出资比例的，按照均等份额分担责任。”吴惠亮要求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所涉债务虽然不是在筹备凡语公司期间以凡语公司的名义产生的，但是凡语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对凡语会所的业务进行经营管理。根据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之间的协议，在公司成立之后，会所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凡语公司成立之后也事实上对于凡语会所的所有业务和财产进行承接，应视为是对此前“凡语会所”债务的加入。故吴惠亮要求凡语公司承担连带退款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所涉的债务不是在筹备凡语公司期间产生的，吴惠亮要求张承浩以公司发起人的身份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凡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张承浩作为股东亦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虽然在第二份股东合作协议中，张承浩与何一凡等人约定对于凡语会所向包括吴惠亮在内的消费者所发的卡中的金额承担责任，但该协议是张承浩与何一凡、韩春红、林明华之间签订的，不是张承浩与吴惠亮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协议关于承担“凡语会所”发卡款项的约定只有协议各方之间具有内部约束力，亦即何一凡、韩春红、林明华如果承担了相应的债务之后，可以根据此协议要求张承浩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吴惠亮不是该协议的相对方，不能根据此协议直接要求张承浩承担责任。综上，凡语公司、何一凡、韩春红、林明华应连带承担向吴惠亮还款的义务。四、吴惠亮应收回款项的具体数额吴惠亮提供的消费卡记录和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于2016年5月11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所附的统计表中均显示吴惠亮的储值余额为93576元，而且该统计表是凡语会所（或者凡语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或股东）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共同确认的结果，凡语公司、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不能提供在2017年1月16日后吴惠亮还有继续消费的记录，故一审法院对上述金额予以认可。凡语公司自2017年1月23日停止营业，不能继续提供报务，吴惠亮主张利息从此时开始计算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凡语公司、林明华、韩春红、何一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退还吴惠亮人民币93576元及利息，利息以未退款项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月23日起计至全部款项清偿时止；二、驳回吴惠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72元由深圳市凡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林明华、韩春红、何一凡连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谁应承担返还会员储值卡余额的法律责任。吴惠亮通过办理会员卡与会所之间形成了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因会所已无法提供服务，吴惠亮有权要求会所返还储值卡余额。吴惠亮办卡当时，会所以“凡语会所”名义出具收据，但“凡语会所”并非依法注册成立的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四条规定“公司因故未成立，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凡语会所的债务应由谁来负责清偿取决于凡语会所是否最终成立了公司。对此，本院认定如下：1.会所开业之前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协议，约定通过成立个人独资公司“香蜜湖会所”来进行经营，“香蜜湖会所”并未注册成立，会所开业之后实际以“凡语会所”名义对外接受会员并收取会员的充值金额，此时会所发起人为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2.2016年5月11日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成立“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协议附注中对凡语会所的会员以及银行的出资消费情况进行了统计，四方确认“现在会员所有储值卡金额甲乙丙丁从协议后共同承担”，这表明四方同意承接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所开办的凡语会所的债权债务。这是发起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可以认定会所的发起人已变更为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四人。3.2016年7月28日凡语公司成立并实际经营凡语会所，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四人均确认这是四方合作成立的公司，而凡语会所向会员提供的服务以及会员的权利义务也与凡语公司成立之前没有变化。虽然凡语公司与《股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成立的“深圳市凡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不同，但从发起人及设立公司的目的来看，凡语公司就是凡语会所发起人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为经营会所而依法设立的公司。据此可以认定，“凡语会所”应是凡语公司设立过程中对外使用的名称，其对外的债权债务应由凡语公司承接，凡语公司应对返还会员储值卡余额承担责任。关于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张承浩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虽然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与张承浩确认四人合作成立凡语公司，但公司在依法成立之后，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有发起人不应再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合作协议书》虽反映了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与张承浩对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经营凡语会所时债权债务的承接，但这仅是发起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对会员并无直接约束力，凡语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拒绝对会员履行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会员也无权依据该内部约定否定凡语公司的法人独立人格而直接追偿凡语公司发起人的责任。一审认为涉案债务不是在筹备凡语公司期间产生，进而认定涉案债务应由未成立公司的凡语会所发起人何一凡、林明华、韩春红承担，系对凡语会所与凡语公司的错误认定，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基于上述错误认定又依据“债务加入”得出凡语公司、何一凡、林明华和韩春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样系错误认定，本院亦予以纠正。本案虽仅有韩春红上诉，林明华、何一凡均未上诉，但鉴于林明华、何一凡在一审判决中承担的法律责任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本院一并予以改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897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深圳市凡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上诉人吴惠亮人民币93,576元及利息(以93,57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1月2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被上诉人吴惠亮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72元，由被上诉人吴惠亮承担人民币1586元，由原审被告深圳市凡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72元，由被上诉人吴惠亮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相对人为善意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