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2634号原告：吴流芳，男，汉族，1962年8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代理人：梁建军，广东凡立（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詹翠月，广东凡立（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市卫生学校，住所：珠海市拱北夏湾粤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400455927451P。法定代表人：邓婵，校长。委托代理人：杨斐，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流芳诉被告珠海市卫生学校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健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流芳及委托代理人梁建军和被告珠海市卫生学校的委托代理人杨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02年前一直是被告的后勤工作人员，2002年，珠海市启动市直卫生系统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原告被迫下岗另谋工作。2010年7月，原告接到被告的复岗通知，被告一直正常地向原告发放工资待遇，工资待遇与同岗位同事相同，但从2016年起被告开始逐渐向原告少发工资待遇。与同岗位同事相比，从2016年起，被告开始不向原告发放每年5000元奖金；从2018年起，被告开始不向原告发放绩效奖共196405.8元；从2019年1月直，被告开始向原告少发每月3148元的工资。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2019年8月9日，原告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8月20日劳动仲裁院以“申请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理由给原告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但原告并未达到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受理，并支付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6年起暂计至2019年7月止少发的工资待遇共233441.8元（2016年至2018年每年奖金5000元，合计15000元；2019年1月起每月少发3418元，至7月份为22036元；绩效奖196405.8元，以上合计233441.8元。）。庭审中补充如下：一、原告与被告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劳动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民事法律关系，因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包括对原告工资待遇的争议，也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二、工资待遇的问题原告在诉求中所提到的被告少发的工资待遇，其中每年有5000元奖金，该奖金自原告2011年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后一直发放到2015年，2019年1月份开始每月少发3418元，该两笔款项是被告克扣的原告的工资待遇。另外还有十几万的绩效奖是其他员工都有的，按照劳动合同是同样的单位，却未发放给原告。三、政府文件是否符合劳动法是有待研究的，我方认为这些政府文件本身是不能对抗法律规定的，故这些文件如果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也是无效的，本案是纯粹的劳动法律关系，应按照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审理。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吴流芳《劳动合同书》；2.吴流芳工资银行流水；3.罗振忠《劳动合同书》；4.珠海市学成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5.罗振忠工资银行流水；6.不予受理通知书；7.送达回证；⒏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吴流芳社保缴费记录。被告辩称：一、原告要求按照其他同事的标准向其发放工资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原告在2002年以前系被告的员工，工作岗位为司机。2002年，珠海市启动市直卫生系统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根据当时的政策，原告办理了离职并领取了一次性补偿金。2011年3月，原告回到学校工作，岗位与2002年时相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原告的工资标准，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定，原告的工资标准由珠海市政府确定。在2017年3月前，原告的工资通过珠海市学成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发放，2017年4月起工资通过被告发放。由于被告是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员工的工资必须依据政府的标准，经珠海市财政局审核确认后才能发放。2011年1月21日，珠海市政府作出了《关于解决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14号纪要”），该纪要第四点规定“2002年市直卫生系统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涉及的分流后勤工人从2011年1月起执行新的待遇标准”，即通过提高购买社会化服务价格标准的方式调整医疗卫生单位后勤人员收入。2016年6月26日，珠海市政府作出了《研究解决原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分流人员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一点明确新的待遇标准适用的人员范围为2002年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前在编，14号纪要出台时仍在原单位后勤服务公司工作，为原单位提供服务或服务至退休的人员。而原告在2011年1月14日纪要出台时在珠海市博物馆工作，不属于适用新的待遇标准的人员，故原告适用的工资标准与其他同事不同。对此，原告也多次信访甚至提出了行政诉讼，但结果均是维持原告目前的待遇。其中2016年4月25日珠海市人社局出具的《关于吴流芳反映问题的答复》也明确原告不属于提高购买服务价格的范围。综上，由于原告不属于适用新标准的人员，故原告主张参照其他同事的标准支付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二、被告已经足额将工资发放给原告，不存在拖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需向原告发放绩效和奖金，也未约定其工资待遇与其他同事相同，而且上述文件已经明确原告不属于适用新待遇的范围，故被告按照政府部门的标准，每月按时将工资足额发放至原告的银行账户是符合合同约定的，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补充如下：被告认为本案是因为行政改革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被告是事业单位，其聘用人员的工资待遇是按照政府文件标准执行的，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要求与其他同事享受同等待遇，不属于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的争议，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范围，故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解除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的会议纪要；2.研究解决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分流人员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纪要；3.关于吴流芳反映问题的答复。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1985年起就在被告处任职，一直工作到2002年。2002年珠海市推行市直卫生系统机构改革，原告也在人员分流之列。原告当时选择自谋职业，开了家电脑公司。2008年，原告到珠海市博物馆当顾问，从事文史研究和文物增值工作，曾于2010年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市文物保护先进个人。2010年7月，原告接到被告电话通知，要求原告回被告处上班。2011年3月2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为无固定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岗位为司机，工作任务或职责是司机及机关工作，工作地点为珠海市卫生学校，双方未约定工资标准。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4月1日起入职被告处。原告主张被告当时已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站调来了一个司机，司机职位已经满额，无法按照原来的岗位进行安排，被告当时的校长答应原告和以前其他人待遇一样。原告入职后主要在总务科从事管理工作，有时也兼任司机。被告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原告2002年改革分流后的情况，仅能确认原告2011年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至庭审时原告尚在被告处工作。原告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原告在2014、2015年12月除正常工资外还有一笔5000元收入；2018年全年每月均有一笔3148元，2019年开始未见上述两笔收入。原告主张同为司机的罗振忠收入明显比原告高。2009年3月19日，罗振忠与珠海市学成企业策划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期限从2009年3月19日开始，无固定期限。工作岗位为司机，工作任务是司机及相关工作，工作地点是珠海市卫生学校，试作期满工资4000元／月。原告还提交罗振忠名下的银行交易明细，载明：除正常工资收入外，罗振忠还分别于2018年3月收入101990元，2018年9月收入28968元，2019年5月收入54199元和11248.8元。原告据此主张其也应该享有上述收入。被告认为罗振忠属于珠海市××室××号工作纪要中的后期分流人员，而原告则不属于，原告不能享受相关待遇。另查明：珠海市人民政府2011年1月21日第14号《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参加珠海市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分流人员“不再重新纳入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不恢复个人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其收入和退休待遇水平通过提高购买医疗卫生单位后勤社会化服务价格标准的方式提高。购买服务的价格标准，2002年改革前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按当年事业单位同类同岗人员的月工资（包括社保、公积金、节日补贴等项目）或补充养老金的计发标准核定；……。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6月26日〔2016〕155号《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纳入市政府工作纪要〔2011〕第14号范围的后勤分流人员，为2002年市直卫生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前在编，上述纪要出台时仍在原单位后勤服务公司工作，为原单位提供服务或服务至退休的人员。”关于市卫生学校在职原工勤人员待遇问题，纪要认定“将在职原工勤人员一并纳入4%奖励性绩效工资增量实施范围，每年对在职原工勤人员考核后，按奖励性绩效工资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和发放。”2016年4月25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吴流芳反映问题的答复》{珠人社信函〔2016〕2号}，答复如下：2011年，根据市政府的决定，通过提高购买社会化服务价格标准方式解决医疗卫生单位后勤人员收入问题，是对政策出台时仍留在原单位后勤服务公司工作，为原单位提供服务或服务至退休的人员。经向市卫计局了解，你（吴流芳）当时已调离原单位到市博物馆工作。因此，不属于提高购买服务价格的范围。又查明：珠海市卫生学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中载明：经费来源为全额拨款。珠海市学成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为珠海市卫生学校的全资子公司。再查明：2019年8月9日，吴流芳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裁令珠海市卫生学校向吴流芳支付2019年7月止少发的工资233441.8元。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已超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吴流芳收到上述通知书后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虽原为被告单位事业编人员，但已于2002年下岗分流，直至2011年才重新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此时，原、被告之间为劳动关系，而非行政类事业单位与编制人员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案属劳动合同争议，在本院受理范围之内。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后，原告在被告处上班，接受被告的管理，被告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劳动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参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至判决之日止，原告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4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比同岗位的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偏少，未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同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成绩的劳动者，应支付给同等的劳动报酬。同工同酬并不是相同的岗位，相同的报酬。因为即使岗位相同，劳动者自身的条件不同，劳动产生的结果不同，待遇也会不尽相同。首先，原告与其举证的罗振忠在各自的劳动合同中虽然约定的岗位均为司机，但原告自述其工作岗位多在总务科从事管理工作，有时兼任司机，而罗振忠则为纯粹的司机岗位，二人的工作岗位不尽相同。其次，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155号《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罗振忠属于珠海市人民政府2011年第14号《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出台时“仍在原单位后勤服务公司工作”的人员，因此享受“当年事业单位同类同岗人员的月工资（包括社保、公积金、节日补贴等项目）”的待遇。而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在上述2011年会议纪要作出之后，因此不属于上述人员之列，故未能享受相当于事业编制的工资待遇。同时，因被告单位属于全额拨款的行政类事业单位，即被告的经费全部由国家预算拨款进行管理，被告的所有职工，包括事业编制和合同员工的工资均系由财政部门核算后划付。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也可以看出，随着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155号纪要的施行，财政部门对于事业单位各员工的工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原告从2016年就没有年终绩效待遇，从2019年开始停发住房维修补贴，相应的绩效奖也没有享受。原告上述收入的减少系因政策规定的改变，而非被告主动调整造成。对于原告收入减少的问题，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也作出相应回复，如原告对此仍有疑问，可继续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工资、奖金、绩效奖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流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吴流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健宇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李阳升任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