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2民初3149号原告：杭州欧托欧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7YT191G，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同协路28号7幢501室。法定代表人：袁忠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锋，原告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祥，浙江南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群，男，汉族，1970年11月23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靖江市江阴经济开发区，现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银，江苏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港市章顺羽毛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3075234557M，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江北路135号。法定代表人：陈雁章，总经理。原告杭州欧托欧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群、贵港市章顺羽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顺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锋、郑祥，被告张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章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损失171840元（6折处理1050件羽绒服）；2、判令被告承担退货责任（返还7包白鸭绒的货款54600元，退回其所供的7包白鸭绒计140公斤）；3、判令被告共同按客户供货价收购剩余217件18115款羽绒服（275元/件，计款59675元）、160件18022款羽绒服（500元/件，计款80000元）；4、两被告对本案共同承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原告与杭州以太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太公司）签订《服装定制合同》，以太公司向原告定制2300件羽绒服，总价882770元。因急需大量羽绒，原告通过加工厂老板的朋友介绍认识了张群。同年9月16日，张群邀请原告公司员工刘伟锋到位于永玄路时尚云村新彦羽绒公司进行考察并对样品进行取样确认，张群当时声称“该公司是他的，仓库里标准国标90白鸭绒，检测包过，可以直接送货上门。”同年9月21日，双方提取的样品检测为合格。9月27日，张群要求先打款再发货并提供了章顺公司的银行账户。当日，原告向章顺公司汇款195000元。9月28日，张群送交了原告白鸭绒500公斤，共计25包。2018年10月30日，原告将定制的成品羽绒服交付给以太公司，经该公司检测，羽绒含量为70%，不符合90%白鸭绒的约定。原告得知羽绒不合格后，第一时间与张群取得联系并告知检测结果，张群上门查看后确认交付的白鸭绒不符合90%的约定。11月22日，张群出具了《事实说明》，内容为“今有加工厂范德昭介绍刘伟锋于2018年9月向张群购买90国标白鸭绒500公斤一事，该批羽绒加工成品羽绒服后经检测结果为70绒，与原先约定采购含绒量不符。现经双方协商，张群确认事实情况，并承诺造成的羽绒含绒量等级差价（90绒与70绒）由张群承担，同时刘伟锋出售给客户的成品羽绒服如有退货由张群按客户供货价收购。”因白鸭绒不符合约定，造成以太公司退给原告1450件羽绒服。原告遂于11月22日通知张群来处理，但张群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予处理。原告报警后经海宁许巷派出所民警电话与张群联系，张群承诺2、3天后一定来处理，但一直没来。由于羽绒服是季节性产品，为减少损失，原告以供货价的6折出售了1050件羽绒服，给原告造成了171840元的损失，剩余400件18115款羽绒服价值11万元存放在仓库。原告起诉后，因销售方认为处理的18022款羽绒服难以出售，遂又退给原告该款羽绒服160件换取了一部分18115款羽绒服，现仓库尚有18115款羽绒服217件、18022款羽绒服160件。案涉业务往来过程中，章顺公司收取了原告的货款，与原告签订了买卖合同，开具了发票，应与张群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群辩称，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仅仅是章顺公司的临时保管人、介绍人，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被告章顺公司。章顺公司提供的羽绒是合格的，是符合双方约定的，原告在诉状中确认双方验货时羽绒是合格的，现在原告提出羽绒不符合标准，是原告自己提高质量标准、还是原告选样出现误差、加工单位保管不善，或者加工单位自己调换，无从知晓。原告本身就是品牌公司，现又去替别人接单，找下属单位加工，是原告耍赖，转嫁损失给章顺公司，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章顺公司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8年8月15日原告与以太公司签订的服装定制合同，证明原告因与以太公司有服装定制关系需要购买羽绒。2、2018年9月27日原告根据张群指示汇款195000元给章顺公司的付款凭证及同年10月9日张群交付原告的章顺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证明原告付款及章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3、2018年11月3日绍兴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原告将被告张群提供的羽绒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含绒量75，系不合格产品。4、2018年11月22日事实说明（原告经办人刘伟锋手机拍摄后打印），因为羽绒质量问题，张群、刘伟锋一起协商处理办法，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某、马某，大家一起商量后，让刘某帮忙打印，随后张群、刘伟锋在当事人栏签字，马某、刘某在见证人栏签字，马某是张群表哥，当时就签了一份事实说明，由于马某是中间人，所以原件交由马某保管，刘伟锋当场拍照留存，证明被告张群确认提供的羽绒不合格，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5、2019年1月15日以太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因被告张群提供的白鸭绒不合格，造成以太公司退货，以太公司代为销售850件、实际退货1450件（其中18115款400件、18022款300件、18D060款350件、18214款400件）。6、2019年2月13日送货单，证明原告为减少损失，将退货的羽绒服作价处理（其中18115款羽绒服150件、处理单价220元，18D060款羽绒服350件、处理单价260元，18022款羽绒服300件、处理单价300元，18214款羽绒服400件、处理单价200元）。7、2018年9月16日、10月13日刘伟锋与张群的微信录音记录、11月3日及11月22日、2019年1月4日刘伟锋与张群的谈话录音、2019年1月20日许巷派出所民警与张群的通话录音、刘伟锋与马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某出具的事实经过说明，证明事实说明的真实存在，原告工作人员刘伟锋一直与张群在沟通羽绒质量事宜。被告张群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是原告单方委托的，样品出自何处也不清楚；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群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事实说明；对证据5，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以太公司与原告之间就羽绒含量也未有约定；对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张群对原告提供的录音摘录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与许巷派出所民警的录音笔录，张群陈述系因当时正在开车，没有听清许巷派出所民警说什么，且张群仅仅是保管人、介绍人，录音是原告代理人偷录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录音中也有威胁的成分在。马某不是张群表哥，只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的侄儿，张群也不认识刘某、对刘某陈述的事实经过不予认可。被告张群提供了2018年8月11日原告与被告章顺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证明原告是与章顺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仅是介绍人、保管人。原告的质证意见：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合同实际是在2018年10月份，张群以开票为由，将拟好的合同拿到原告公司盖章的，是和发票一起拿到原告公司的，张群当时说盖个章备份一下，合同上载明白鸭绒625公斤，实际供货只是500公斤。原告是向被告张群购买白鸭绒，但章顺公司向原告开具发票并收取货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告张群对原告与章顺公司的合同是在2018年10月份由其拿到原告处盖章，合同和发票由其一同交付原告的事实没有异议。经现场勘查验，原告仓库现有18115款羽绒服217件、18022款羽绒服160件，7包半白鸭绒（黄色编织袋包装、包装袋上书写20.3）。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件，结合现场勘验的情况，库存羽绒服的款号与原告和以太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款号相一致，原告提供的证据1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张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张群对原告提供的录音摘录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张群与许巷派出所民警的通话内容，在许巷派出所民警询问“其是否与刘伟锋签订过一份协议、马某是见证人的一份协议”时，张群并未否认签订过，而是说这份协议是因为当时他说绒有问题，所以两人协议解决，并且对协议中的补90绒和70绒的差价的内容也予以认可，也认可签字、捺手印的情况，现张群否认事实说明的真实性，但又未能提供与许巷派出所民警通话中所认可的协议，且其在通话中所提及的协议的内容、见证人等与事实说明的内容相一致，结合刘某出具的事实经过、张群与刘伟锋的其他聊天内容、刘伟锋与马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应当认定张群与许巷派出所民警通话中所陈述的协议即是原告当庭提供的事实说明，该事实说明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3与4、7互相印证，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5系原件，结合原告与以太公司签订的合同、现场勘验的情况，能够证明以太公司退货的事实。证据6，因与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原告实际处理的情况。被告张群提供的原告与章顺公司的购销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5日，原告与以太公司签订服装定制合同1份，约定原告为以太公司加工多种款号的羽绒服共计2300件（18115款、单价275元，18022款、单价500元，18D060款、单价440元，18214款、单价328元），合同总价882770元，以太公司提供主唛、尺码唛、洗水唛、正负吊牌，原告提供绒线以及其他必须材料并负责加工、全包，成品送货，交货时间2018年11月5日。2018年9月16日，原告工作人员刘伟锋与张群联系，双方对样品进行了取样检测，认定样品为合格。2018年9月27日，原告向章顺公司汇款195000元。9月28日，张群交付了原告500公斤白鸭绒。10月13日，张群交付了原告2张章顺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分别为93600元、101400元，开具时间2018年10月9日）。同时，张群向原告提供了加盖章顺公司印章的签约日期载明为2018年8月11日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章顺公司购买白鸭绒625公斤，总价款195000元，质量标准为国标，原告于当日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10月26日，原告工作人员刘伟锋与张群微信联系，向张群提出绒有蓬松度的问题。2018年11月1日，原告委托绍兴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一包白羽绒进行检测，该司于同年11月3日出具了检测报告，载明含绒量为75，判定为不合格。同日，刘伟锋又与张群微信联系，双方再次对绒的质量问题进行磋商。11月22日，双方协商后出具了事实说明，载明：今有加工厂范德昭介绍刘伟锋于2018年9月向张群购买90国标白鸭绒500公斤一事。该批羽绒加工成品羽绒服后经检测结果为70绒，与原先约定采购含绒量不符，现经双方协商，张群确认事实情况，并承诺造成的羽绒含绒量等级差价（90绒与70绒），由张群承担，同时刘伟锋出售给客户的成品羽绒服如有退货由张群按客户供货价收购。刘伟锋、张群在当事人栏签名捺印，见证人栏处签有马某、刘某的名字并捺了手印。2019年1月15日，以太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含绒不符，为减少损失负责代为销售850件，剩余款号18115计400件、18022计300件、18D060计350件、18214计400件，合计1450件退还贵公司自行处理。经勘查，原告仓库现有18115款羽绒服217件、18022款羽绒服160件，黄色包装袋包装的白鸭绒7包（包装袋上书写20.3）及散落的一些白鸭绒。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购买白鸭绒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两被告是否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本案主要争议。我国法律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原告与章顺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合同，在签订合同前，原告将货款汇至了章顺公司，章顺公司也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告予以接受，章顺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成立。案涉业务是张群与原告联系的，货物是张群交付给原告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后，也是张群与原告协商，张群对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的承担也作出了承诺。张群主张其是案涉业务的介绍人、保管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假如张群是介绍人、保管人成立，其完全无需在原告与章顺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后，仍以个人名义作出承担违约责任的承诺，且张群出具的事实说明上也载明其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从合同履行的情况看，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要义务是由章顺公司和张群共同履行完成的，原告亦予以接受，故可以认定两被告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质量不符合约定，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根据事实说明、原告与章顺公司签订的合同，结合双方交往的实际情况，应当认定双方约定交付的白鸭绒质量标准是国标，即含绒量达到90%。虽然双方在供货前对样品进行检测为合格，但不能证明实际交付给原告的白鸭绒即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现张群与原告工作人员签订的事实说明认可所供白鸭绒含量不达标并且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故应当认定两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6折处理羽绒服的损失171840元，根据事实说明，张群在与原告协商处理质量问题时，认可退货的羽绒服由张群按客户供货价收购，现原告自行将羽绒服处理，仅根据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无法确认其自行处理的价格，无法确定原告因退货造成的实际损失，与双方约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也不相符，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处理羽绒服的损失17184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退还两被告7包羽绒（140公斤）、两被告返还已付羽绒价款54600元，因两被告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故原告的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收购退回的18115款、18022款羽绒服，因造成原告制作的羽绒服被客户退货的原因是羽绒质量问题，被告张群亦认可以客户供货价回收，故原告要求两被告以139675元的价格收购，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群、贵港市章顺羽毛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杭州欧托欧服饰有限公司羽绒款54600元并自行至原告处提取两被告所供的白鸭绒140公斤（70绒）。二、被告张群、贵港市章顺羽毛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欧托欧服饰有限公司羽绒服价款139675元；并自行至原告处提取18115款羽绒服217件、18022款羽绒服160件。三、驳回原告杭州欧托欧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68元，由两被告负担（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568元。审 判 长  徐亚华人民陪审员  钱建朝人民陪审员  徐宏军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朱盈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