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722民再2号监督机关：嘉荫县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佐春伟，男，汉族，1959年8月18日出生，嘉荫县村民，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黑龙江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关春龙，男，满族，1973年11月3日出生，嘉荫县村民，现住嘉荫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忠福，嘉荫农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关春龙与原审被告佐春伟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4）嘉民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佐春伟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嘉荫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17日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黑0722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佐春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被申诉人关春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忠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12月10日，原审原告关春龙诉称，原告与被告佐春伟是同村并且还有亲属关系，在2009年9月合伙购买了一台10**型联合收割机。当时到家价格是11万元，而后原被告共同经营两年，被告便去外地另搞经营，由原告经营合伙购买的收割机，所获的收益各半，所有费用各半。2011年以前的所有往来账目双方全部结算完。2012年10月12日原告将收割机大修完毕后放在县大地有限公司存放，19日原告去提车，发现合伙的收割机被被告撬开车门开走了，2013年10月原告发现收割机在嘉荫县谢锁柱家中。现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合伙的1042型联合收割机归原告所有，原告分割给被告收割机的一半价款45,000元。合伙的收割机被被告顶账给谢锁柱了，是顶了90,000元，作为谢锁柱明知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仍然对此收割机的所有权转移，且参与进去对原告是种侵权行为，为此原告要求谢锁柱将收割机返还给原告。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损失33,104元（改轴流人工费3,000元、改轴流伙食费600元，收割机车库三年费用10,000元，每天10元，自家地2012年收割费10,000元、去辽阳找被告2,504元、本地区两年找车费用7,000元）。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因被告将车开走的年收益经济损失20,000元的50%即10,000元。原审被告佐春伟在原审中，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相关证据。原审查明，原告与被告佐春伟在2009年9月合伙购买了一台10**型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当时该机车到家价格是11万元，而后原告、被告共同经营两年，被告便去外地另搞经营，由原告经营合伙购买的收割机，所获的收益、费用原被告双方各半。2011年以前的所有往来账目双方全部结算完毕。2012年10月12日原告将收割机大修后存放在嘉荫大地有限公司，2012年10月19日原告去提车，发现收割机被被告撬开车门开走了，人和车都不知去向。2013年10月原告发现这台联合收割机出现在嘉荫县谢锁柱家中，该收割机由被告以90,000元顶账给第三人谢锁柱了。原告于2012年、2013年发生（改轴流人工费3,000元、改轴流伙食费600元、收割机库三年费用10,000元，每天10元，自家地2012年收割费10,000元、去辽阳找被告2,504元、本地区两年找车费用7,000元，被告佐春伟将收割机开走二年的收益损失10,000元，），后又用70,000元在第三人谢锁柱处将关春龙与佐春伟合资购买的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抽回。在庭审后原告关春龙提出撤回对第三人谢锁柱的诉讼主张。原审认为：从原告的证据、证人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被告佐春伟在法院指定的答辩期限内和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以及相关证据，并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被告将合伙经营的收割机私自顶账，侵犯了合伙人（原告）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该合伙关系应予以解除。原告将收割机收回应付被告的50%，被告将收割机顶账90,000元，原告对此无异议，所以，原告返还被告45，000元。庭审后，原告与第三人协商原告再给付第三人25,000元将收割机抽回，对原告与第三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主张的改轴流人工费人民币3,000元、改轴流伙食费人民币600元，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收割机库三年费用人民币10,000元原被告应当各自承担一半即5,000元，应予支持。被告佐春伟将收割机开走二年的收入10,000元，原告关春龙2012年因收割机被佐春伟开走所产生雇佣收割机收割的费用10,480元应扣除油料和机械磨损的30%，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70%即7，336元，应予支持。被告佐春伟将收割机开走二年的收益损失20,000元的50%即10,000元，应予支持。去辽阳找被告2,504元是原告自行增加被告的诉讼成本，本院不予支持。本地区两年找车费7,000元，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关春龙与被告佐春伟的合伙关系。二、被告佐春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关春龙抽回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多支付款了人民币25,000元，收割机租库三年费用人民币5,000元，2012年原告关春龙自家地收割的费用70%即人民币7,336元，2012年、2013年二年的收益损失20,000元的50%即人民币10,000元。综上被告佐春伟应给付原告关春龙合计人民币47,336元。嘉荫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佐春伟提供了新的证据，建议你院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佐春伟在2015年7月24日向本院申请再审的理由为：1、本案不应适用公告程序审理，我自2012年底外出经营始终与村委会有通讯联系，这一点村委会可以证明，向阳乡派出所私下出具不知去向的证明，明显是不作为，法院也没有尽到审查责任。开庭时只是原告一面之词，我要求再审进行答辩，以便查清案件事实。2、2009年我与原告口头协议合伙购买一台收割机共同经营，收益与费用各百分之五十。经营两年后于2010年年末结算时不但没盈利反而亏损（账目由原告结算)。2009年购车时的11万元都是我出的，到2010年结算时，我向原告索要购车款5、5万元，原告不予给付，为此我与原告解除合伙关系，于2012年10月份将车开走，错不在我，是原告不讲诚实信用、违约在先。所以我解除合伙关系是合情合理合法的。3、原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合法，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重新审理该案。在2018年5月3日向本院申请再审的理由为：2009年3月9日，申请人通过国家购机补贴政策，个人购买了一台约翰迪尔1042型联合收割机。该车价款156,313元，国家补贴46,890元，申请人实际支付价款109,423元。被申请人一分钱也没有支付购车款，根本就不存在判决书中所谓的合伙问题，购买此车后，申请人购买收割机的发票、农机合格证及该车的相关手续存放在嘉荫农机局保管，当时的经办人是宋克俭，由于宋克俭于2017年因病死亡，上述手续无法找到，2018年4月20日，宋克俭的继任人纪元平出具了关于申请人购买收割机过程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足以证明购买收割机的价款是申请人个人支付，绝不是一审中被申请人所谓的合伙购买，该新证据足以推翻被申请人的谎言及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同时，从被申请人（原告）在其起诉状描述的事实可以看出，被申请人称“收割机到家的价格是11万元”，而农机局的证明价格是156,313元，国家补贴46,890元，申请人实际支付价款109,423元。作为共同购买收割机的合伙人，怎么连收割机的实际价格，国家补贴数额都不知道，甚至仅仅估计收割机的价格11万元，这种陈述有悖于客观常识，因为，现行市场农机价格不可能是一个整数。又假设申请人真的与被申请人存在合伙关系，为什么其又主张存车费用1万元，既然主张存车费用，就意味着被申请人不是合伙人，而是车辆的保管人，因此，原判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合伙关系错误，而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及提供的新证据，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条件，故请求裁定再审此案。被申诉人关春龙辩称，通过一审调阅卷宗查明，原被告于2009年共同出资以佐春伟的名义购买一台约翰迪尔1042型收割机，收割机购买回来之后就由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第一年由申诉人收取经营收割机的费用，第二年也是由双方共同经营收割机，费用是被申诉人收取的，在第一次庭审中有育红村村委会和证人刘某、杨某1证实。2011年申诉人到秦皇岛，收割机就由被申诉人雇人来经营，2012年秋收前经嘉荫执法局刘某将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召集到一起，将一起经营的收割机收支情况进行清算，2012年10月中旬申诉人私自将该收割机开走，后抵账9万元给原审第三人谢锁柱，后被申诉人找到收割机后才知道抵账的事实，并自己出资7万元将收割机赎回，因此说申诉人在申诉书中所说的没有合伙申诉理由不成立。恳请法院驳回其申诉请求。申诉人佐春伟为证明自己的申诉主张，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佐春伟与农机局签订的购买农用机械的协议》，证明购买农用机械的主体是佐春伟本人，并不涉及被申请人。证据二，《嘉荫农机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佐春伟购买的收割机总价款156，313元，国家补贴46，890元，佐春伟应当出资109，423元。2、车款由佐春伟亲自交到农机局指定账户。3、提车人为佐春伟。被申诉人关春龙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2014年3月19日《向阳乡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意在证明被告佐春明在原审诉讼时去向不明。证据二，2012年10月23日《向阳乡育红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合伙购买约翰迪尔1042收割机，双方各持一半股份的事实。证据三，2013年8月5日《育红村委员会证明》，意在证明原告家的收割机始终存放在自家机库内的事实。证据四，2009年8月19日《佳木斯约翰迪尔厂家出具的交车检查单》，意在证明该单据所有字迹都是由被申诉人填写，电话留存被申诉人的电话号码139××******。证据五，2009年8月19日《佳木斯约翰迪尔厂家出具的交车报告单》，意在证明该单据所有字迹都是由被申诉人填写，电话留存被申诉人的电话号码139××******。证据六，《约翰迪尔厂家出厂合格证》，意在证明提车是由原告从厂家提回，合格证始终在原告处存放。证据七，《向阳乡宏大配件商店证明》，意在证明2012年修理收割机购买配件9，800元，在宏大配件商店购买的，有该商店的公章和签字。证据八，《鹤岗宋余成证明2011年原告安装轴流花销24，000元，购买玉米割台五万元》，意在证明原告2011年换轴流花销24，000元，买玉米割台五万元的事实。证据九，2013年9月25日《由刘伟杰写的一份证明》，意在证明被告以九万元的价格私自将原被告双方合伙拥有的约翰迪尔1042型收割机顶帐九万元给谢锁柱还款的事实，有被告签字认可，背附申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十，2014年5月15日《谢锁柱出具的一份收到关景军人民币七万元收条》，意在证明原告又用七万元回购双方争议的约翰迪尔1042联合收割机的事实。证据十一，2015年7月24《被告出具的再审申请书》，意在证明被告自认原被告双方合伙购买一台10**型联合收割机共同经营，收益和费用各50%的事实。证据十二，证人方某出庭证明，购买收割机是他们合资一起买的。是听他俩收地时唠嗑时说的，佐春伟和关春龙都说过一起合伙购买的事情，收地时是我找的他俩，钱给关春龙了。证据十三，证人杨某2出庭证明，他俩在一起干活，给人收割，一起分钱，大约在刚买回收割机时就在一起干活了，我就知道他们是合伙买的，因为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分钱了，我看见过他们一起分钱了，他们分了几千块钱，钱交给谁我不记得了，但是他们都在场。我和关春龙是朋友，帮他找活干，就知道这件事了。他们俩说收割机是他们一起购买的，我们经常在一起。我帮他联系大约一年多的活。证据十四，证人关某1出庭证明，我知道他们合伙买的收割机，买车时听关春龙说的，也听亲戚说过，我还用过关春龙的车收过地，就割了一次给过一次钱，钱给关春龙了。证据十五，证人关某2出庭证明，收割机是关春龙和佐春伟合伙买的，我们是前后院，收割机就放在关春龙家，他们在一起干活，我只是听说是合伙买的，收割机的车库是在关春龙家盖的。关春龙来我家拿过配件，2011年和2012收割玉米一公顷大约600元。我家也是1042收割机，我养了十多年收割机了，一年收入大约2-3万，收自己家的地还不算在内。证据十六，证人刘某出庭证明，他们两家合伙买收割机，因为一起干活，有一年他们算账有关春龙、佐春伟、关景军，还有我，一年收入的核算，我参与其中，我负责记录，佐春伟欠了关春龙卖店一些钱，关春龙就把钱扣下了，佐春伟也没分到什么钱，就不太高兴就散了，收割机买回来之后他们一起干活，车停在我门前，他们干完活，我们在一起吃饭，干活分钱我就不记得了。算账时候，归佐春伟的那份被关春龙扣下来抵账了，因为佐春伟欠关春龙卖店的钱。算账时候佐春伟没有接受最终的结果。他们在嘉荫干了两个秋天的活，有一年是关春龙自己干的，但是后来是一起干的，算账是算的佐春伟不在家的那一年的账。证据十七，证人孟某出庭证明，收割机是关春龙和佐春伟买的，2014年或者是2015年其中一年我用关春龙的收割机收地了，但是没有收完车就坏了，我问关春龙收割机是谁的，他说是他和佐春伟一起买的。经质证，被申诉人对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一的内容无异议，但主张证据应当出具原件。被申诉人对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二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不了佐春伟到佳木斯取车的事实，也证实不了佐春伟亲自打钱到农机局账户的事实，是关春龙和佐春伟一起去交的钱。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认为该两份证据在该案中只能证明与农机局签订购买农业机械协议的是佐春伟，不能证明双方争议的其他事实。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一有异议，认为本案已进入了再审程序，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佐春伟到外地打工，没有关闭手机，不存在失联的状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申诉人提供的该证据能够证明其拟证明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二有异议，认为单位出具的证明应该有证明的制作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该证明签字人为4个人签字，村里不可能有4个村长，所以该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村委会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无听到和看到的能力，所以该证据不能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及盈余分配比例。该证明中关春阳等4人不是村长，但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上签名，所以该证明是由上述人员形成的决议，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对申诉人的异议意见予以采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被申诉人是否出资购买收割机，也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诉人拟证明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四、五、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按照被申诉人的陈述恰恰证实被申诉人提车是代表佐春伟提车，所以该证据不能够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及是否出资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认为该三份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诉人拟证明的事实，对该三份证据予以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七有异议，认为收割机发生了损坏，应该有相应的损害照片，以及购买配件的具体名称及增值税发票，该证据不能证实收割机是否损坏以及损坏的部位，不具备证明效力。本院对申诉人的异议意见予以采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八部分有异议，主张换轴流花销24，000元确实发生了，但是汇款方是我方汇款的，买玉米割台五万元的事我们不知道。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九、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双方是合伙关系。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诉人拟证明的事实，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十一有异议，认为无论是委托书和再审申请书均不是本人签名，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自认有两种，一种在答辩状中，一种法庭上自认，即使再审申请书是佐春伟签名，也不构成自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认为申诉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诉人拟证明的事实，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均有异议，概括异议理由为：都是听说、猜测双方是合资购买，但是各自出资多少，盈余分配说不清楚，证据不具备证明力。虽然车在被申请人家放着，但是不等于双方是合伙。申诉人对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十六虽然无异议，但认为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算账意见。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中的其他证据，认为该六份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诉人拟证明的事实，对该六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申诉人佐春伟与被申诉人关春龙原系同村村民，且是较近亲属关系。2009年3月9日依据国家的农业机械购机补贴政策，申诉人佐春伟与嘉荫农业机械管理局签订了农业机械补贴协议，约定：佐春伟购买一台10**型约翰迪尔联合收割机，价格是156,313元，其中由国家补贴46,890元。申诉人佐春伟与被申诉人关春龙口头协议合伙购买、共同经营该收割机，收益与费用各百分之五十。2009年8月由关春龙等人去佳木斯约翰迪尔厂家将收割机提回。2009、2010两年双方共同经营该收割机，期间双方没有明确的收入、支出账目,机械的日常管理等也没有明确的约定。2011年佐春伟去外地工作，该收割机由关春龙独自经营一年。2011年关春龙独自经营期间的账目经刘某、关春龙、佐春伟、关景军在一起共同进行了结算。2012年10月12日关春龙将收割机存放在嘉荫大地有限公司院内，2012年10月19日关春龙去提车，发现收割机不知去向。2013年10月关春龙发现该收割机出现在嘉荫县谢锁柱家中，经询问得知该收割机由佐春伟以90,000元的价格抵账给谢锁柱。关春龙于2014年5月15日以70,000元的价格在谢锁柱处将该收割机赎回，使用两年后，关春龙又将该收割机变卖给他人。在此期间，同村村民经营该型收割机的，每年的利润在2至3万元左右。上述事实，有申诉人、被申诉人的当庭陈述及双方提供的经本院采信的证据材料、本庭当庭询问的内容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双方是否是合伙关系；若原审原告关春龙主张的合伙关系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的范围及数额。通过再审庭审中双方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本庭在法庭调查阶段对双方的询问，本院认定，双方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合伙协议，再审申请人佐春伟亦否认双方是合伙关系，但原审原告关春龙主张的合伙关系成立。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主要依据以下几点：第一、双方原系同村村民且是较近亲属关系，具备合伙的人和基础；第二、关春龙从去厂家提取收割机，到收割机取回后在自家院内修建存放收割机的库房，以及对收割机日常的维修管护等事实证明，关春龙始终是以合伙人的身份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双方也始终对外宣称是合伙关系，具备合伙关系的表象；第三、在收割机购回的头两年，即2009、2010两年双方始终在一起共同经营该收割机，共同揽活、共同干活、双方均以所有人的身份收取收割费，在2011年佐春伟去外地工作时，将收割机交由关春龙独自经营一年，并在他人的参与下对当年获得的收割费进行结算，双方具备合伙关系的事实；第四、佐春伟虽否认双方是合伙关系，但对双方是什么关系作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在本庭当庭询问佐春伟双方是什么关系时，佐春伟回答是“雇佣关系”，当询问佐春伟几年来给过关春龙多少工资时，佐春伟回答是“没给过”。申诉人的这一表述也间接的支持了本院对双方是合伙关系的判断。关于双方对收割机享有的份额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结合该案的概况，应认定双方为等额享有。现双方合伙购买的收割机在2012年以由佐春伟以90,000元的价格抵账给谢锁柱，关春龙于2014年5月在谢锁柱处赎回使用两年后，又变卖给他人，双方的合作基础已不存在，因此，对双方的合伙关系应予解除。申诉人佐春伟在双方的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合伙人关春龙同意，私自将收割机开走，以90,000元的价格抵账给他人，侵害了被申诉人关春龙的权利，对此给关春龙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原审原告关春龙在起诉时及庭审中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为：第一、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第二、赔偿经济损失，包括改轴流人工费3,000元、改轴流伙食费600元、收割机车库三年存放费用10,000元、自家地2012年收割费10,000元、去辽阳找被告的费用2,504元、本地区两年找车费用7,000元、因被告将车开走的收益经济损失10,000元、用70,000元在谢锁柱处将收割机赎回而多支付的25,000元，共计68，104元。原审对关春龙因赎车多支付的25,000元、收割机三年的存放费用5,000元、2012年自家地收割的费用7,336元、2012年、2013年两年的收益损失10,000元，共计47,336元予以支持。本院经再审后认为，申诉人佐春伟关于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该收割机是其个人购买，原审判决确认双方是合伙关系错误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原审确认双方是合伙关系并予解除正确，原审该判项应予维持。原审对原审被告佐春伟应向原审原告关春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部分判项不当，应予变更。原审被告佐春伟将收割机以90,000元的价格抵账给谢锁柱，原审原告关春龙对此价格无异议，原审原告关春龙支付给谢锁柱70，000元将该收割机赎回，原审被告佐春伟对关春龙支付了此价款的事实予以承认。因双方对该收割机等额享有所有权，即：佐春伟将收割机以90,000元的价格抵账给谢锁柱中的45，000元应属于关春龙所有。因此，原审原告关春龙用70,000元在谢锁柱处将收割机赎回为此多支付了的25,000元，原审被告佐春伟应返还给原审原告关春龙；原审原告关春龙主张的2012年、2013年两年的收益损失10,000元有证据可以证实，属合理诉求。原审原告的上述两项赔偿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正确。原审对原审原告请求的收割机三年的存放费用5,000元予以支持不当，应予变更。理由为，判决中已经确认双方是合伙关系，除非有特别约定，根据合伙关系的性质，就不应该再由一方向另一方给付机械存放费用。原审对原审原告请求的2012年自家地收割的费用7,336元予以支持不当，理由为，原审原告的该项请求证据不足，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该项请求的准确数额，且原审判决及本院再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已对原审原告关春龙2012年、2013年两年的收益损失10,000元予以支持，依据双方纠纷的性质，再将合伙人一方自家耕地收割的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判决对方予以赔偿，在合理性方面存疑。原审原告的其他项下赔偿请求，或因没有证据证实、或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正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4）嘉民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原审原告关春龙与原审被告佐春伟的合伙关系；二、变更本院（2014）嘉民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原审被告佐春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审原告关春龙在谢锁柱处赎回收割机，根据双方对收割机享有的份额多支付的款项25,000元；给付原审原告关春龙2012年、2013年两年的收割机收益损失10,000元。共计35,000元。原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原审原告关春龙承担500元，由原审被告佐春伟承担750元；原审公告费800元由原审被告佐春伟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文书自规定履行最后一日起，申请执行有效期为二年。审判长  庄甲兵审判员  于俊芳审判员  付 清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吕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