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31050号原告：庞德宝。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天津君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庞德贤。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庞德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庞德发。第三人：庞德敏。原告庞德宝与被告庞德贤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发、庞德敏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庞德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被告庞德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同时作为第三人庞德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庞德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庞德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庞德宝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登记在被告庞德贤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属于原告、被告及各第三人共同所有，房屋价值7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庞德贤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庞德宝与被告庞德贤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敏、庞德发系同胞兄弟姐妹。原告父亲于1995年10月8日去世，母亲于2000年7月22日去世。父亲在世时作为承租人于1979年承租了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房屋。1996年8月2日母亲曹玉珍与天津市塘沽区和平房地产管理站签订了《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以母亲曹玉珍名义购买了诉争房屋。2000年10月28日，原告、被告及各第三人在舅舅曹某的见证下签订了《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约定诉争房屋归庞德发、庞德起、庞德敏、庞德贤、庞德宝五人共有，暂由原告管理居住，不属于任何个人的财产，原告在诉争房屋内一直居住至今。至2017年6月原告发现诉争房屋已被登记在被告庞德贤名下，由被告庞德贤单独所有。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据实变更登记，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认为，母亲过世后五方签订的《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已经约定诉争房屋由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所有，现该房屋仅登记在被告一人名下严重侵害了原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庞德贤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对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父母亲病故时间、母亲曹玉珍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对于几人于2000年10月28日签订《关于父母房屋遗产协议书》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该协议自始未生效，在曹玉珍过世时诉争房屋已是被告的个人财产，故签订协议时已不存在遗产。（2018）津02民终6641号民事判决书对此明确说明，诉争房屋权利人在此时已登记在被告名下，该房屋是否属于遗产应通过确权程序解决，在未确认诉争房屋为遗产之前，该份协议书对协议各方当事人不发生效力。原告主张其在2017年6月发现诉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是不真实的，曹玉珍过世时原告即已知道房屋此前已过户至被告名下，并因此多次到被告家中滋事，被告为暂时平息事端，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2006年原告在诉争房屋中安装机顶盒及2009年在诉争房屋安装暖气时均向被告主张借用房产证，因此原告主张其继承权受到侵害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庞德起述称，第三人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庞德贤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遗产，其他意见同庞德贤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庞德发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述称，第三人对2000年10月28日五人签订的《关于父母房屋遗产协议书》完全认可并坚决执行，第三人在2016年前对于房屋已经过户给被告一事毫不知情，更不知道此事是用什么办法办理的过户手续，如若当初知情，就不会有五人协议书的事项，并声明关于父母离世后遗留的房屋遗产，其放弃继承权。第三人庞德敏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认可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不认可被告陈述案涉房屋系其个人财产，该房屋是被告父亲在世时父亲单位分配的公产房，1994年房改时第三人代父亲交纳房款10000元购买全部产权，当时没有下房本。1995年父亲去世后，1996年下了房本，房本写了母亲的名字。2000年母亲去世后，兄弟姐妹几个人共同签署协议书分割遗产，当时被告并没有提出房子已经赠与给她。后来第三人才了解1999年时母亲与被告签过一份赠与协议，该过程第三人未参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和各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原告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外，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各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对各方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情况说明》，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三人庞德起出具的说明实际属于第三人的答辩意见，其答辩意见是否应予采信应以实际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准，案外人曹某出具的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证，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敏、庞德发系同胞兄弟姐妹，原、被告及各第三人之父庞玉山于1995年10月8日去世，原、被告及各第三人之母曹玉珍于2000年7月22日去世。坐落于房屋原系公有住房，原由庞玉山作为承租人承租，庞玉山去世后，该房屋改由曹玉珍承租。1996年8月2日，曹玉珍与塘沽和平房管站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塘沽和平房管站将房屋出售给曹玉珍。1996年12月10日，曹玉珍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成为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1999年11月24日，曹玉珍经塘沽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书，载明曹玉珍自愿将案涉房屋赠与被告。2000年4月19日，庞德贤与曹玉珍签订买卖房产合同，以买卖的形式在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2000年7月2日起，被告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成为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庞德贤。自2000年7月起至今，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居住使用。2000年10月28日，庞德发、庞德起、庞德敏、庞德贤、庞德宝五人共同签订《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就父母亲房屋遗产，按以下意见处理并共同遵守：1、父母亲所留下的房屋遗产，建筑面积共67平方米，经协商该财产归庞德发、庞德起、庞德敏、庞德贤、庞德宝五人共有，不属于任何个人的财产；2、本房屋经协商暂由庞德宝管理居住，但不属于庞德宝本人财产，居住时间根据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能够达到生活自立的条件下，经以上五人同意，再将此房屋出售，所得的款项净值均由五人均分；3、该房屋若出现特殊情况，如拆迁等情况，经协商按房屋所得款重新购买同等价格的房屋并暂由庞德宝居住和管理，但仍不属于个人财产，以上商讨事宜任何人不得反悔，签字生效。五人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且有见证人曹某签字。原告庞德宝曾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将坐落于滨海新区房屋过户的行为无效，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津0116民初26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庞德贤将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过户的行为无效”。后被告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津02民终778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该判决认为“房屋的过户登记在先，五子女共同签订《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在后，该遗产协议书中并未注明此时房屋已转移登记至庞德贤名下，庞德敏、庞德宝亦表示对过户一事并不知情，而庞德贤在签订协议书之时也未提及房屋已经过户、权属已归其所有的事实，而是在协议书中签字认可涉诉房屋属于父母遗产的范围。同时结合已放弃继承权、在签订协议书之前也已知晓房屋过户的庞德起的一审陈述，可以看出其也认可房屋是父母财产，母亲病重时考虑到平衡各子女利益关系，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庞德宝的居住权利，曹玉珍方提议将房屋过户至某个子女名下，且首先提出的是过户至庞德起名下，后由庞德起提议过户至庞德贤名下，而庞德起在协议书中签字且并未提及房屋已过户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在庞德起内心曹秀珍与庞德贤之间的过户登记的行为，在诸子女内部并不足以发生否定涉诉房屋属父母遗产范围的效力。通过上述分析亦可以看出，庞德贤虽从曹秀珍处过户涉诉房屋，但其与曹秀珍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也不能据此认定过户行为无效”，并基于以上理由判决“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261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庞德宝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又于2018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为原告父母庞玉山、曹玉珍的遗产，该房屋归被告庞德贤所有，被告庞德贤给付原告应继承五分之一份额折价款600000元”，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218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虽诉争房屋于1996年12月10日登记在（曹玉珍）其名下，但并非其个人财产。曹玉珍通过买卖方式将诉争房屋过户到被告庞德贤名下时间在先，原、被告五人签订协议书时间在后，被告庞德贤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受胁迫情况下在协议书中签名，说明其也认为原、被告之母曹玉珍与被告庞德贤之间的房屋过户行为，在原、被告五人之间不足以发生否定诉争房屋为原、被告父母遗产的效力，且被告庞德贤自签订协议后从未主张撤销该协议，诉争房屋一直由原告居住，被告庞德贤从未向原告主张腾房，以上事实也足以说明原、被告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诉争房屋虽为原、被告父母遗产，但原告要求分割遗产，应符合协议书中约定的遗产分割的条件，现原告未举证证明协议书中约定的遗产分割条件已具备，原告要求分割遗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并基于以上理由判决“驳回原告庞德宝的全部诉讼请求”。后被告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津02民终664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该判决认为“本案诉争房屋权利人登记在庞德贤名下，并非在被继承人名下。该房屋是否属于遗产范围，应通过确权程序解决。而确权案件与继承案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中对诉争房屋权属的认定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主张继承的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判决予以驳回，被上诉人对于该判决没有上诉，因此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本院予以维持”，并基于以上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属五人共同共有并要求确认，被告和第三人庞德起认为案涉房屋系被告个人财产，第三人庞德发认为案涉房屋属于父母遗产，但表示其放弃继承权，第三人庞德敏认可原告的意见。各方经协商未果，故成诉。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通过本案以及双方之前数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反映案涉房屋原系庞玉山、曹玉珍夫妇承租，在庞玉山去世后虽由曹玉珍作为买受人购买，但实际上在该公有住房买卖过程中是在考虑折算庞玉山工龄及夫妻共同出资等情况后才由曹玉珍购买，再结合公有住房买卖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中对于案涉房屋性质的表述，显然曹玉珍取得产权时该房屋认定为曹玉珍与庞玉山的共同财产更为适宜。曹玉珍取得房屋产权后，先与被告签订赠与协议，后又将房屋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给被告，对于该次赠与及过户过程发生的具体原因现在缺乏直接证据证实。但曹玉珍去世后，原、被告及各第三人共同签署的《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中明确载明案涉房屋系其父母遗产，并约定该房屋由原告居住使用、房屋售房款由五人均分等内容。显然被告认为自己已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和其认可案涉房屋属于父母遗产一事是相互矛盾的。被告提出系因原告对其骚扰故同意签订协议书的表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予采信。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津02民终7788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庞德贤在签订协议书时未提及房屋已经过户、权属已归其所有的事实，而是在协议书中签字认可涉诉房屋属于父母遗产的范围。同时结合在签订协议书前已知晓房屋过户的庞德起的一审陈述，可以看出其也认可房屋是父母财产，母亲病重时考虑到平衡各子女利益关系、保障庞德宝的居住权利，曹玉珍提议将房屋过户至某个子女名下，且首先提出的是过户至庞德起名下，后由庞德起提议过户至庞德贤名下，也可以证明在庞德起内心曹秀珍与庞德贤之间的过户登记的行为在诸子女内部并不足以发生否定涉诉房屋属父母遗产范围的效力”，可见该判决认为过户至被告名下的行为在诸子女内部并不足以发生否定涉诉房屋属父母遗产范围的效力。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制度所产生的公示效力主要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并不排除各权利人内部之间对不动产的真实权属情况作出不同与登记情况的安排。权利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各方认可的不动产权属情况作出有别于不动产登记的约定，这种约定对于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五人于2000年10月28日共同签署的《关于父母亲房屋遗产协议书》应属于各方对该房屋真实物权关系的确认，在不动产登记情况和各方认可的真实物权情况不一致时，在协议各方内部之间应以各方认可的真实权属情况作为认定权利人内部关系的依据，故案涉房屋实应当按照协议载明的情况，认定为系庞德发、庞德起、庞德敏、庞德贤、庞德宝五人共有的财产。关于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但协议约定为五人共有，而非共同共有，故对于各自享有的继承份额问题各方可在遗产分割过程中通过协商或继承诉讼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分割。关于被告提出原告诉讼请求经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故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关于原告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确认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系原告庞德宝、被告庞德贤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发、庞德敏五人共有；二、驳回原告庞德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50元，由原告庞德宝、被告庞德贤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发、庞德敏各自分担1130元（原告已交纳，被告庞德贤及第三人庞德起、庞德发、庞德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向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高铭延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荔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三十条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