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3行初264号 原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粗石村第2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兰长富，组长。 委托代理人苏联生，桂林市名流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资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资源县城北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谭玉成,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进盈，资源县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民，资源县政法委主任科员。 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 委托代理人田绍萍，桂林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资源县瓜里乡水头村下福里水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曾祥友，组长。 第三人唐春兰，女，1963年3月14日生，汉族，住资源县。 原告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粗石村第2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粗石村24组）不服被告资源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资源县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桂林市政府）及第三人资源县瓜里乡水头村下福里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福里水组）、唐春兰林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粗石村24组的委托代理人苏联生，被告资源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进盈、邓民，被告桂林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田绍萍，第三人下福里水组的诉讼代表人曾祥友，第三人唐春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资源县政府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资政处字〔2018〕7号），认定原告粗石村24组与第三人下福里水组的争执山场位于瓜里乡水头村民委员会上福里水村民组与粗石村24组交界处，倒水到瓜里乡水头村民委员会上福里水村民组这边的一块山场，四至界线（以山座向）：“上凭山峰小槽下到大槽沿山脊到山峰；下凭槽；左凭土地坳（土地屋）山脊为界，右凭谢伦发山林交界山脊为界”，面积约240亩（包括两块无争执退耕还林田在内），，地面附着物主要是杂灌和少量厚朴资源县政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分别属于两个行政乡管辖，争执山场倒水倒向瓜里乡福里水这边。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填写了山林界线登记册，经查证县档案局有山林界线登记册。登记册的四至界线：“上凭平水头；下凭河；左凭邹定庚屋底下牛栏边上干田岭过干田圳上漕凹背田底到院子从凸头岭直上大岭；右凭苦里水（现福里水）上来牛角湾为界”。第三人提供的墓碑证据证明了谢姓坟墓周围地方叫牛角湾。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主张的地方是牛角湾。2003年资源县在勘定行政区域界线时，确定了两个行政乡行政管辖边界界线。瓜里乡人民政府代表蔡景佩和车田苗族乡人民政府代表杨怀刚在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签了字。鸭头水（Ｇ-49-66-41）这份勘界地形图没有盖两个行政乡人民政府的公章。虽然勘界地形图上没有盖章，但两个行政乡人民政府代表人在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划界线协议书上签了字。根据资源县政府的历史习惯，乡与乡之间的行政界线具有连贯性，以明显的山脊、山槽、路等地形地貌为界线。综上所述，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资源县政府的历史习惯，具有连贯性，其权属主张应予支持。原告提供的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的合同证明不了“牛角湾”;地名的具体范围其他证据难以支持其权属主张，故不予支持其权属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一、瓜里乡水头村委会下福里水村民组与车田苗族乡粗石村村委会鸭头水24村民组倒水倒向瓜里乡交界处山场二槽子湾（以山座向）：“上凭行政区划界线；下凭槽；左凭土地坳山脊；右凭谢姓山场山脊”，土地山林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地面附着物归种植者所有二、争执范围内的退耕还林地归原所有人所有。原告不服被告资源县政府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被告桂林市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复议决定（市政复决字〔2019〕53号）维持了被告资源县政府的处理决定。 原告粗石村24组诉称，请求依法撤销被告资源县政府资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桂林市政府复决字〔2019〕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事实和理由：原告和第三人所争执地“牛角湾”权属为原告所有。首先，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林地“牛角湾”从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期就划归为原告所在的车田苗族乡，有《1953年土地清册》书证为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1953年土地清册》就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档案清册；其次，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车田苗族乡粗石大队（现粗石村委会）为避免各生产队山林纠纷，明确了各生产队的山林界线，有《粗石大队落实山界林权实施方案》书证为证，其中原告记载的“大地凸”山场“右凭苦里水上来牛角湾为界”，双方争执的“牛角湾”小地名在原告的大界限范围内，属原告所有。二、被告将“牛角湾”林地确权归第三人所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从管业事实来看，“牛角湾”小地名完全属原告所有，原告的村民兰利银的退耕还林证中的退耕还林地就在争执的牛角湾范围内，假设争执地牛角湾属于瓜里乡的行政界线内的话，那么原告就无法取得不属于本行政乡的土地，被诉处理决定自相矛盾（见资源县政府资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二页：争执范围内的退耕还林地归原所有人所有），既然诉争山场归第三人所有，那么被告岂不是将瓜里乡的土地（即退耕还林地）已确权给原告。三、第三人不是涉争山场主人，即使谢姓坟墓周围的地方叫“牛角湾”也与第三人无关。纠纷发生后，因为第三人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集体所有的林地没有任何地块载有“牛角湾”或“二漕子”;地名而只有原告的大地凸山场写到“右凭苦里水牛角湾为界”，由此可见就算墓碑、族谱证据能够证明谢姓坟墓周围的地方叫“牛角湾”也与第三人无关。另第三人唐春兰补填的二漕子是夹在原告大地凸山场的大界线内，由于第三人无法提供其集体拥有该处山场权属的证据，故集体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又何来村民个人的使用权。况且唐春兰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是与瓜里乡司法所签订，司法所不是涉争山场的所有权人，其无权决定争议山场的承包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严重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二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粗石村24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资源县政府辩称，其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请求维持其处理决定。 被告资源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资源县政府集体讨论会议签到表，证明纠纷已召开会议集体讨论；2.资源县政府送达回证，证明处理决定书已送达；3.2016年12月6日现场勘验笔录，4.现场勘验图，证明争执山场进行了现场勘验；5.调取县乡行政区划图的报告和函，6.瓜里乡人民政府与车田苗族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7.唐春兰的调查笔录，8.曾祥友的调查笔录，9.蔡玉光的调查笔录，10.2017年7月5日调查笔录，证明被告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取证；11.2017年4月20日组织双方召开协调会签到表和调解记录，12.2017年3月23日组织双方召开调解会人员签到表和调解笔录，13.2017年5月15日组织双方召开调解会人员签到表和调解笔录，证明被告组织双方进行了协调和调解；14.山林确权申请书，证明要求政府确权；15.第三人法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组长是曾祥友；16.曾祥友的授权委托书，证明曾祥友授权给潘登；17.唐祥清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证明争执山场已承包给唐祥清管理；18.上、下福里水村民组组长和知情人的证明，证明争执山场一直由唐祥清一家祖辈经营管理；19.山林租赁合同，证明唐祥清将争执山场租给杨盛根；20.2011年5月14日下福里水村民组要求暂不发放林权证的申请，证明下福里水村组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暂不发放林权证；21.乡界地形图，证明双方乡界已经明确；22.坟山墓碑照片及说明，证明坟山地周围的地名叫牛角湾；23.车田乡龙塘村村民黄顺金、蒋秀青、邹伍连的证明，证明在争执山场承包荒山造林工资由瓜里乡林业站支付；24.瓜里乡林业站的证明，证明车田乡龙塘村村民黄顺金、蒋秀青等造林的工资在瓜里乡林业站领取；25.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证明当事人的林地进行了登记；26.答辩状，证明原告主张争执山场属其所有；2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的组长是兰长富；28.兰长富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证明兰长富的身份信息；29.24组村民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已推选代表参与处理该山林纠纷；30.兰利斌、兰利美两位代表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证明兰利斌、兰利美两位村民身份属实的事实；31.1953年山林界线登记部，证明原告主张争执山场在1953年就登记其名下；32.1982年山界林权实施方案，证明争执山场1982年山界林权实施方案中有登记；33.租地合同书，证明原告将山场出租给资源县金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34.罗富文的证明，证明2003年乡界地形图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字的事实。35.兰利银的退耕还林证，证明原告在争执山场内有其退耕还林的山场。 被告桂林市政府辩称，被告资源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其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桂林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立案呈批表，2.《案件受理通知书》（市复受字〔2018〕104号）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决定书》（市政复决字〔2019〕53号）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下福里水组、唐春兰口头述称，其意见与二被告答辩意见一致。 两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资源县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被告桂林市政府、两第三人均无异议，粗石村24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13、18-20、26-31无异议；对证据14-16、23-25、33、34未发表意见；对证据17认为被告没有核实就发证，发证要组织相邻关系人签字；对证据21认为行政区域线不包含土地权属，行政界线与权属界线不重合的均作为插花地处理，插花地权属的所有者不变，经营权和使用权均不作变更；对证据22认为被告以谢家祖坟写明“牛角湾”将土地给第三人不符合事实，葬坟是看风水的，并不是葬在自己土地范围内；对证据32认为争执山林“牛角湾”（小地名）是登记在原告的大地凸山场内，山场权属是原告所有；对证据35认为原告村民组的农户对争执山林进行了长期管理和使用。 对被告桂林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粗石村24组与第三人下福里水组的争执山场位于瓜里乡水头村民委员会上福里水村民组与粗石村24组交界处，四至界线（以山座向）为：“上凭山峰小槽下到大槽沿山脊到山峰；下凭槽；左凭土地坳（土地屋）山脊为界，右凭谢伦发山林交界山脊为界”，上、下、左三面界线相邻关系人不详，面积约240亩，，地面附着物主要是原生杂灌木和原告村民兰万国兰利斌种植的少量厚朴、杉木，争议地内还有原告村民兰利银的两块退耕还林林地。2010年林改时，第三人唐春兰申请该争议地林权登记，引发争议。2016年第三人下福里水组向被告资源县政府申请确权，2018年5月10日被告资源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4月10日被告桂林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资源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遂提起诉讼。 综合当事人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资源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桂林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一、程序不当。本案系确权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不仅与主张本案争议地承包经营权的第三人唐春兰有利害关系，而且也与原告的村民兰万国、兰利斌、兰利银等承包经营户或种植户有利害关系，二被告只是将唐春兰追加为本案第三人，而不将兰万国、兰利斌、兰利银等人追加为第三人，程序明显不当，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一，本案争议发生于2010年林改时期，而被告资源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9山林租赁合同、证据33租地合同书分别形成2015年、2012年即争议发生之后，无论有无关联性，上述二证据材料均不能作为证明第三人或原告管业事实的证据。其二，本案中，第三人下福里水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属主张的合法来源及变动情况，直接导致其村民唐祥清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被告资源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7）合法性存疑。其三，本案中，被告资源县政府提供的证据6瓜里乡人民政府与车田苗族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第四条规定：“…行政界线不一定与权属界线重合。凡与行政区域界线不重合的土地资源权属均作为对方的插花地处理，插花地权属所有者不变，经营权和使用权均不作变更。…”，显然该证据材料实为官方制作的行政区域界线材料，其并不是对土地权属纠纷的确权行为，不具有确权效力，因此只具有确权参考作用，并不能作为确权处理依据。在第三人下福里水组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权属主张的合法来源及变动情况下，该证据材料不宜采信。综上，被告资源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桂林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不当，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资源县人民政府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资政处字〔2018〕7号）和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复议决定（市政复决字〔2019〕53号）。 二、由被告资源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二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 军 审 判 员  邓少荣 审 判 员  吕 明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万 强 书 记 员  刘珂颖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