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321行初249号 原告袁正明，男，汉族，1963年4月3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胥湖，习水县土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地址：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一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MB1690576A。 法定代表人李昕，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龚相贵，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建琳，该办公室规划统计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袁强，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地址：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胡继礼，主任。 原告袁正明诉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及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撤销行政登记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4月11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7日受理后，于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袁正明及委托代理人胥湖，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龚相贵及委托代理人陈建琳、袁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正明诉称，2016年，原告应当评为贫困户低保二类，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及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却将原告评为五保户之类的贫困户。事后，原告找到被告理论未果。原告认为，原告被评为“五保户”是一种辱骂，给原告的精神和人格造成损害，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撤销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颁发的NO.52033001700300256号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分红利润等损失共计12.65万元。 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辩称，一、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发放事项不属我方行政行为，我方作为被告不适格，依法应裁定驳回袁正明起诉。 1、按照2015年12月30日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发放事项，是贵州省扶贫办为便于相关部门采用二维码扫描识别贫困人口身份，确保精准兑现政策，安排的一项脱贫攻坚工作措施。县扶贫办在贵州省扶贫登记卡签章，是按照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为防止贫困户登记卡被假冒、伪造，属部门内部管理要求，不属贫困身份确认程序，即本案中袁正明所诉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发放行为并非我方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包括：“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故此，依法应裁定驳回袁正明起诉。 2、根据《贵州省扶贫条例》第七条“县级以上扶贫开发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划、协调、管理、督促、检查和考核”；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大扶贫工作，实行省负总责、市（州）县落实、乡（镇）村实施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大扶贫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省人民政府负责扶贫工作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市（州）、县级人民政府抓落实，负责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做好贫困户识别、退出，扶贫措施的落实等相关工作”；第十七条“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脱贫认定实行严格责任制，按照谁调查谁复核、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分级签字确认制度，签字人对结果负直接责任”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是做好贫困户识别、退出，扶贫措施的落实等相关工作主体责任，村民委员会是协助责任。即本案中袁正明所诉贵州省贫困户登记行为并非我方实施的工作行为，我方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 二、《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发放不涉及信息公开，不具有可诉性。 贵州省扶贫建档立卡信息系统属扶贫部门内部管理系统，各级扶贫部门有专用账号，采用密码登录、专人管理，涉及贫困人口相关信息只供脱贫攻坚分析、决策运用，不涉及信息公开；《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只发放至对应贫困户，属贵州省为精准贫困户识别和帮扶管理、精准落实政策，探索实践的一项脱贫攻坚技术服务措施，不对外发布传播，不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也不会对袁正明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并不具有可诉性。 三、袁正明的贫困户登记卡已于2016年9月依法撤销，所诉请撤销贫困登记事实已不存在。 袁正明在2016年9月前已按照民政部门低保调整要求被取消了低保待遇，其相关登记也一并被撤销。按照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的通知》（黔扶通〔2015〕46号）文件中分类管理、有效衔接原则：“农村低保长期保障户、重点保障户人口发生变化的，扶贫部门应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平台及时更新”的要求。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在2016年6月开展贫困人口再“回头看”工作中，按照文件要求，于2016年6月已在扶贫系统中将袁正明予以剔除，相关登记也一并撤销。即袁正明的贫困户登记卡早已随着其贫困户资格的取消而被撤销登记。同时，自2016年12月以后，全省启用国家扶贫信息系统，原贵州省建档立卡管理系统已停止使用，已停止打印修改更新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因此，原告申请撤销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颁发N0:5203300170030256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这一事实已不存在。 四、在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中对五保户的定义并不无褒贬、辱骂性质，对袁正明无权利侵害。 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36号）文件中附件《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解释：“五保户数：是指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给予五保供养的农户数”。在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中对五保户的定义并不是原告所理解的无儿无女才是五保户。根据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的通知》（黔扶通〔2015〕46号）文件中明确：“贫困人口与低保对象分类。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贫困人口分为一般贫困户、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保户四类；按照《贵州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程》要求，农村低保对象分为长期保障户、重点保障户、一般保障户三类”。“五保户”一词，在扶贫建档立卡管理工作中，属贫困户属性分类管理的一个词，在扶贫对象管理中属无褒贬、辱骂性质词语，不具备辱骂特征。况且发放给袁正明贫困户登记卡这项服务措施，在实施精准扶贫管理过程中随袁正明贫困户资格的取消已撤销登记，村级组织已采取收回作废处理措施，因其本人不配合未收回，因此袁正明所称“被无辜骂成五保户，给其精神和人格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这一事实不成立。 五、针对本案袁正明起诉事项，镇村已履行信访答复责任。 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事项，在2018年7月向习水县信访部门进行信访，同民镇人民政府按时作出答复。原告不服同民镇人民政府答复意见，再次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诉求：“村镇两级在2016年发放的贫困户登记卡为1人将你识别为“五保户”，要求给予处理”。2018年7月31日，原告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对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答复意见进行复查，依据《信访条例》规定，同民镇人民政府重新办理，同民镇人民政府已再次调查审核并向原告作出重新答复意见并按时予以送达，镇村相关工作人员因业务理解偏差出现的信息录入错误，向原告作出当面解释道歉，理应息访息诉。 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补充两点：1、本案涉及的贵州省贫困户于2016年3月起在贵州省扶贫系统开始登记，且在2016年9月“回头看”工作中，经审核袁正明不符合相应政策，已依法按程序撤销其贫困户登记信息，距今已有三年多时间，故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2、袁正明诉请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关联性，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袁正明起诉我方不适格，起诉事项不具可诉性，且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未提出书面意见，也未到庭。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 原告袁正明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参加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 第二组： 由遵义市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给原告袁正明的《残疾证》。证明原告袁正明2010年3月22日被评为肢体伤残三级的事实。 第三组： 原告袁正明的户籍信息复印件。证明原告袁正明是有子嗣的事实，不是无儿无女的“五保户”。 第四组： 由被告颁发的No：5203300170030256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复印件。证明被告颁发时将原告袁正明列为“五保户”的侵权行为。 第五组： 原告袁正明在习水县人民医院的病历资料。证明原告袁正明生病住院未得到正常报销的事实。 经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因为是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由人民法院进行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被告为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 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身份信息。 第二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有关条款。证明袁正明所诉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发放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组︰ 《贵州省大扶贫条例》及建档立卡贫困户登记卡打印承诺书。证明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并非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实施行政行为，乡（镇）、村是实施主体，习水县开发办公室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 第四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统计报表制度》。证明困户数据采集由县扶贫办指导，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村委会进行现场调查、数据录入和数据审核，建档立卡调查数据不对外发布，作为内部资料，属脱贫攻坚工作服务措施，不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也不会对袁正明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具有可诉性。 第五组︰ 同民镇人民政府关于袁正明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送达回证复印件，红旗村会议记录、贫困户民主评议会议记录、公示照片、袁正明低保发放清单、《扶贫项目建设合同》及袁正明户低保政策落实相关资料。证明2015年同民镇红旗村根据当时农村低保政策进行贫困户评定审核，袁正明根据村民会议民主测评，评定为贫困户，村委及同民镇人民政府在民主测评后依法进行公示，当地村民及袁正明均对公示内容无异议。公示无异议后中，在办理打印登记卡给袁正明后（登记类别为五保户），袁正明对此未提出异议，并按相关政策享受贫困户政策待遇和扶持的事实。 第六组︰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的通知》（黔扶通〔2015〕46号）、习扶领办发〔2016〕5、17号文件、登记卡信息修改更正指南。证明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贫困人口分为一般贫困户、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保户四类；按照《贵州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程》要求，农村低保对象分为长期保障户、重点保障户、一般保障户三类”，后两个系统对接统一。“五保户”一词，在扶贫建档立卡管理系统工作中，属贫困户属性分类管理的用语，在扶贫对象管理中属无褒贬、辱骂性质，且在登记卡打印后，对发现问题要求乡镇及时修订、整改的事实。 第七组︰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36号）及附件《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证明原告诉称被无辜骂成五保户概念认识错误的事实。 第八组︰ 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关于袁正明被剔除建档立卡户资格的情况说明》、相关会议记录、红旗村系统比对不符合贫困户条件核查表、照片。证明同民镇、红旗村两级部门对原告精准扶贫对象管理有关工作，以及袁正明因不符合贫困户条件，已被剔除贫困户资格，相关贫困户登记卡一并撤销的事实。 经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因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由人民法院予以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真实性由人民法院予以核实，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符合精准扶贫对象。 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案件事实，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也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四组的“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三性”予以确认，也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11年，原告袁正明被习水县民政部门认定为“低保户”，现仍享有该“低保户”的惠民待遇。 2014年国家实行“脱贫帮扶”政策后，原告袁正明被纳入贫困人口家庭。被告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时，在《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上“农户属性”栏把原告袁正明登记为“五保户”。该卡作用一是方便贫困户到相关部门办理事务容易识别，二是方便政府干部帮扶时做好工作记录。 2015年12月，在“脱贫帮扶”工作期间，原告接到被告填发的《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时，以被告在“农户属性”栏把其登记为“五保户”错误为由找被告理论。被告以工作疏忽要求原告退还予以纠正，收回作废处理，但原告以退还后没有证据为由拒绝退还《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遂向政府要求处理。 2018年8月15日，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作出同府信复字〔2018〕26号“关于袁正明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答复意见如下︰1、依据2014、2015扶贫与民政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统一口径的相关规定，你户精准扶贫卡上“五保户”的问题属时任红旗村业务人员在2015年补录扶贫系统云数据时理解偏差，扶贫办数据审核不细造成，纯属业务有误，无人身攻击或故意行为。2、镇分管扶贫领导已组织红旗村、扶贫办业务负责人向你当面口头道歉，镇及县相关领导也多次口头向你解释道歉。你应谅解。3、如你仍认为侵犯了你的人身权、名誉权，你可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现原告袁正明仍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6年6月，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在“脱贫帮扶”开展贫困人口再“回头看”工作中，按照文件要求，于同年6月已在扶贫系统中将袁正明予以剔除，相关登记也一并撤销。即袁正明的贫困户登记卡随着其贫困户资格的取消而被撤销登记。 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由此产生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分红利润等损失共计12.65万元，本院当庭依法决定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将原告登记为“五保贫困户”，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该规定体现的是当事人诉的利益。“无诉则无判”，诉乃发动审判权的前提。诉最终能否获得审理判决还要取决于诉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 在“脱贫帮扶”工作中，《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只发放至对应贫困户，属贵州省为精准贫困户识别和帮扶管理、精准落实政策，探索实践的一项脱贫攻坚技术服务措施，不对外发布传播，不会对袁正明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被告在国家实施扶贫工作中进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因工作疏忽而出现登记错误，在“农户属性”栏把其登记为“五保户”，且发现错误后要求原告退还及时纠正更改并无不当，并未对原告造成实际影响。从一般普通人的理解，被告这一登记错误属于工作人员粗心大意所致，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 另本案原告诉称其有子有孙，被无辜骂成“五保户”，此给其精神和人格造成伤害，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由此产生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分红利润等损失共计12.6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关于“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审理中原告没有提出正当理由，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和第七十九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袁正明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原告袁正明。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钱朝友人民陪审员蔡国文人民陪审员敖泽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胡晓松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