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5民初15757号原告：洪英，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瞿汝兵，总经理。第三人：瞿汝兵，男，汉族。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蔚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洪英与被告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诚公司”）、第三人瞿汝兵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洪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被告中凯诚公司及第三人瞿汝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林蔚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由原告享有第三人持有的中凯诚公司60%的股份权益（当时实际投资600万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对上述事项承担协助义务；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7月2日，程某（系原告丈夫）与瞿汝兵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由瞿汝兵代程某持有中凯诚公司60%的股份。同时，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乙方须无条件同意，并无条件承受”。协议还对其它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2010年7月15日，程某通过原告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第三人转款人民币600万元，完成了约定的出资义务。中凯诚公司于2010年7月29日注册成立，程某享有的该公司60%股份由第三人代持至今。因程某于2016年9月19日病故，且其生前未留有遗嘱，对于其享有的中凯诚公司60%的股份，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签署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致同意由原告继承该股权。原告据此向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时，遭到对方无理拒绝。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程某与第三人瞿汝兵确实签订过《委托持股协议》，但已于2012年12月10日解除，现第三人是被告唯一股东。第三人述称：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2日，程某（甲方）与第三人瞿汝兵（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委托瞿汝兵作为其对中凯诚公司600万元出资（该等出资占中凯诚公司注册资本的60%）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委托权限包括：由瞿汝兵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为出资设立中凯诚公司、在中凯诚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中凯诚公司股东身份参与中凯诚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以及行使公司法与中凯诚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另，《委托持股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程某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瞿汝兵须无条件同意，并无条件承受。2010年7月15日，程某通过原告洪英的银行账户向瞿汝兵转款600万元。2010年7月29日，中凯诚公司登记成立，认缴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本1000万元，登记股东为瞿汝兵，出资比例100%。2016年9月19日，程某在江苏省某县因病去世。2018年5月17日，原告前往中凯诚公司查阅公司账簿及凭证，期间发生争执，中凯诚公司员工解某报警称原告强行将公司所有资料打包带走。另查，深圳市某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诚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4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中凯诚公司曾持有其45%的股权，于2017年3月2日退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公证书》《户口簿》及江苏省某县公安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拟证明程某的直系亲属为配偶洪英、女儿程某、父亲程某、母亲石某，除此之外无其他亲属也无依靠程某抚养生活的人。经查，《亲属关系证明》载明，程某于2016年9月19日因病在某某市死亡，生前住江苏省某县某街11号的直系亲属如下：配偶洪英，女儿程某，父亲程某，母亲石某，此外，无依靠程某抚养生活的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拟证明程某病故后其法定继承人一致同意由原告即洪英继承程某在中凯诚公司的股东权利，其他法定继承人均放弃上述继承权。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法核实声明是否为本人签字。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程某的女儿程某、父亲程某、母亲石某及原告到庭接受询问，四人均明确表示声明书的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现金日报表》《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中凯诚公司现金账使用的是原告的个人银行账户，由原告记账和制作账册，瞿汝兵审批，账户的密码和U盾由瞿汝兵控制，原告实质性地参与了公司管理并行使了股东权利，程某于2014年1月28日、2016年3月7日分别收取了投资分红12万元、54万元，且在程某去世后的2017年2月10日，原告仍收取投资分红37.8万元，程某去世后相应的股东权利由原告继承，分红款为中凯诚公司投资深圳市某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所得。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对《现金日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质证意见如下：1、中凯诚公司的财务账簿以及其他资料均被原告抢走，无法核实真伪，且该组证据中“瞿汝兵”字样的签名并非瞿汝兵本人所签，并已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2、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原告从事了财务记账工作，并不代表其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3、该组证据里面有大量的“转出中凯诚工行”“从中凯诚工行转入”“转入中凯诚工行”等内容，足以证明该组证据不是中凯诚公司的《现金日报表》，因为财务账簿记录的是原告本人和他人之间的交易；4、原告所称的款项并不是分红款。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其所称的分红款均来源于瞿汝兵，而非中凯诚公司。同时，《现金日报表》记载的“分红”不仅包括程某、瞿汝兵，还包括非中凯诚公司股东的周某，分红比例亦与原告诉称的股权比例不符，由此可知该“分红”并非是中凯诚公司的分红；5、瞿汝兵与程某生前交情不错，经常合伙做生意，原告提交的《现金日报表》是瞿汝兵与程某之间合伙的财务账簿。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对《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账户是原告的，其向本人及程某支付款项是家庭成员内部以及本人账户之间的款项往来，并不能证明是中凯诚公司向程某、洪英支付的分红款，更不能证明程某去世后相应的股东权利由洪英继承。经查，原告提交的《现金日报表》抬头载明为“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现金日报表”，时间跨度从2010年起至2018年止，记账序号连续，详细记录了资金的使用情况，存在大量的资金转出或转入中凯诚公司银行账户的记载，如“从中凯诚工行转入”“转入中凯诚工行”等，表中“余额”处大量存在“瞿汝兵”字样的手写签名。其中，记载有“2016年3月7日：分红.大诚.周，18000；分红.程，540000；分红.瞿，18000”，“2017年2月10日：大诚股东分红，630000；周总，126000；洪英，378000；瞿总，126000”。另，根据原告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6年2月25日，瞿汝兵向原告账户转入900000元，2016年3月7日，原告向程某转账540000元、向瞿汝兵转账180000元，另向案外人周某转账180000元；2017年2月10日，瞿汝兵向原告账户转入630000元，同日，原告向本人工商银行账户转账378000元，向瞿汝兵转账126000元，另向案外人周某转账126000元。根据中凯诚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双方在《现金日报表》中抽样选取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6日、2018年5月9日的“瞿汝兵”字迹进行了笔迹鉴定，结论是签名为瞿汝兵所写。对于鉴定结论，原告、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均未提出异议。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借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付德禾费用单》《记账凭证》《银行客户回单》，拟证明中凯诚公司与常州某置业公司业务往来账目较多，中凯诚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向常州某置业公司转款1500万元系双方其他业务往来款项，而非股权转让款。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认为，《借据》发生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间，而中凯诚公司向程某支付的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款项是在2012年12月5日，两者之间没有关联，且该组证据系原告非法抢夺取得的财务资料，来源不合法。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记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单据》，拟证明中凯诚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支付给常州某置业公司的1500万元的性质为双方往来款。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中凯诚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将《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中提到的1500万元支付给程某，只是财务转账时未明确备注款项性质，依据一般的常理，仅备注为“往来”。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向本院提交了《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复印件，载明内容如下“甲方程某、乙方瞿汝兵于2010年7月2日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书，现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解除协议：一、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上述委托持股协议。二、甲方的600万元出资当作对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乙方同意将该笔借款连同双方约定的财务成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通过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付至甲方指定的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账上。三、鉴于乙方已于2012年12月5日通过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将壹仟伍佰万元付到了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账上，双方的原有委托持股协议予以解除。甲方确认：乙方为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拟证明瞿汝兵于2012年12月10日与程某签订《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双方解除了委托持股关系，瞿汝兵为中凯诚公司的唯一股东。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中凯诚公司、瞿汝兵不能提供原件，该复印件也是伪造的，其目的是侵占原告的合法股权。庭审过程中，中凯诚公司、瞿汝兵述称，《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原件原保存于中凯诚公司办公室的柜子里，与财务凭证及公司其他资料存放在一起，公司员工陈某、舒某持有钥匙。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向本院提交了《平安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及常州某佳易商贸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被告于2012年12月5日按照《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的约定向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了1500万元，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常州某佳易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年4月13日由程某变更为原告。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1500万元是被告与常州某置业公司正常的款项往来，而非被告所称的股权转让款。经查，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为常州某佳易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常州某佳易商贸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为程某及原告，持股比例分别为10%、90%。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向本院提交了办公楼监控视频、证人证言、通话记录详单、通话记录录音、录音、报警自述材料照片、《民事起诉状》以及《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率一行人至中凯诚公司，强行将所有财务资料、合同原件等材料包括《解除委持股协议书》原件打包抢走，公司员工解某报警后警方记录在案，且中凯诚公司已另案提起诉讼。原告对《民事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中凯诚公司就其主张的上述事实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证人解某、陈某、舒某到庭，并发表证人证言。其中，解某自称系中凯诚公司的工作人员，陈述了原告强行将公司所有资料打包带走以及报警的相关情况。陈某、舒某自称系中凯诚公司及深圳市某诚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陈述了原告在中凯诚公司查阅公司账本凭证以及次日发现公司柜门被撬、财务账本、凭证、合同、发票原件丢失的情况。经本院询问，三名证人均明确表示对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声称的《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不知情。根据中凯诚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某派出所调取了2018年5月17日的出警记录和原告控告瞿汝兵职务侵占罪的相关材料，某派出所在本院《送达回证》上备注“洪英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以上事实，由原告、中凯诚公司及瞿汝兵提交的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法律不禁止民事主体通过股权代持协议等方式委托其他民事主体作为名义股东代持股权，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协议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瞿汝兵持有的被告中凯诚公司100%的股份中是否有60%的股份权益归原告所有。对此，原告主张，程某与瞿汝兵于2010年7月2日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由瞿汝兵代程某持有中凯诚公司60%的股份，程某向中凯诚公司实际出资600万元。因中凯诚公司、瞿汝兵对上述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径行予以确认。关于中凯诚公司、瞿汝兵提出的委托持股关系已于2012年12月10日解除以及瞿汝兵系中凯诚公司唯一股东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理由评判如下：一、中凯诚公司、瞿汝兵虽然向本院提交了《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但系复印件，且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该协议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中凯诚公司、瞿汝兵辩称《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的原件同公司其他资料一并被原告抢走，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庭审过程中，三名证人均明确表示对《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不知情；三、《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系证明瞿汝兵股东权益的重要文件，其述称将原件同公司其他资料存放一处，而本人仅留存复印件，明显有悖常理；四、关于案涉1500万元汇款的性质，《公司记账凭证》《银行客户回单》上均明确备注为“往来”，且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凯诚公司与常州某置业有限公司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资金往来，无法证实上述1500万元即是《解除委托持股协议书》所约定的款项；五、原告提交的《现金日报表》足以证明中凯诚公司现金账从2010年公司成立时起即由原告记账、瞿汝兵审批，且程某2016年去世后，原告与瞿汝兵仍按该模式对账，直至2018年双方发生纠纷时方才终止。此外，《现金日报表》中载明的分红记录亦能与原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相印证，经查，程某于2016年3月7日获得分红款540000元，原告于2017年2月10日获得分红款378000元，均占当期分红款总额的60%，与原告诉称的股权比例相吻合。中凯诚公司、瞿汝兵辩称委托持股关系已于2012年12月10日解除，但其主张与上述事实明显矛盾，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提出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法认定瞿汝兵所持有的中凯诚公司股份中有60%的份额系代程某持有。因程某已经去世，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一致同意由原告继承上述股东权益，故程某在中凯诚公司处所占的投资份额全部由原告继承。原告诉请法院确认其享有瞿汝兵持有的中凯诚公司60%的股份权益，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是否有权要求显名登记的问题。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特征，在隐名投资的情况下，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知道隐名股东的存在，他所认同并愿意与之投资合作的是显名股东。为保障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化，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本案中，被告中凯诚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除第三人瞿汝兵外，并不存在其他登记股东，瞿汝兵自始知晓并认可隐名股东程某的存在，即从公司人合性角度来看，程某自始至终在公司内部作为公司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程某与瞿汝兵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亦明确约定：“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程某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瞿汝兵须无条件同意，并无条件承受”。据此，原告作为程某的法定继承人，其有权要求显名登记，故对原告提出的由被告中凯诚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并由第三人瞿汝兵对上述事项承担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第三人瞿汝兵持有的被告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60%的股份权益由原告洪英享有；二、被告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洪英签发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瞿汝兵对上述事项承担协助义务。本案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7200元，共计66000元，由被告深圳市中凯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兵人民陪审员  区显霞人民陪审员  王 欣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李绮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