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5民初18630号原告：郎保利，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原告：周华，女，195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被告：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锦大道1号理想大厦A幢1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1121Y。法定代表人：沈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男，公司员工。被告：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142号23幢5081-1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7390065156。法定代表人：范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柄官，男，公司员工。原告郎保利、周华与被告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外公司）、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携程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郎保利、周华，被告海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被告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柄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郎保利、周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旅游费63776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高铁票款279元、住宿费921元、机票款2460元。（1、2项合计67436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9年5月查询到携程公司自营的团号21775145的北欧5国出境团，并于2019年5月6日向携程公司员工刘超支付团费64296元（含代购保险费520元），并于5月7日签订了旅游合同，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同意出境社委托携程公司履行合同。原告根据携程公司客服人员李军的要求提供了签证材料，并于5月16日到上海做了指纹采集。6月13日，原告接到丹麦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原告于2017年3月在申根国家超期滞留10天，签证须经丹麦移民局审核，并提供了移民局的电话。由于原告语言不通，遂通知李军代为联系，但遭到了拒绝。6月15日，原告根据李军的要求重新提供了签证照片。截至6月20日，原告多次与李军及带队导游董幸联系，他们均表示一切正常。6月20日，原告已经入住上海浦东机场宾馆，当晚22：46，董幸通过微信告知原告的护照被丹麦领事馆暂扣，此次出行取消。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审查资料等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影响出行结果的发生，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应予赔偿。被告海外公司答辩称，本案所涉旅游产品是携程公司委托我公司销售，旅游合同中明确约定我公司将合同义务转移给携程公司履行。我公司并无违约行为，未能出行的根本原因是原告超期滞留国外导致未获得当地政府的签证，原告在上海的住宿费、高铁费等不应由我公司承担，原告因参加本案诉讼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亦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被告携程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签订合同后，我公司已提前为原告预订机票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无法办理签证是原告存在不良记录的自身原因所致，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其余答辩意见与海外公司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6日，携程公司出具《授权证明》，主要载明：“掌旅通微店”移动旅行顾问项目由携程公司打造，并由携程国旅负责技术开发、产品、客服工作，海外公司为携程国旅旗下企业，特授权海外公司代表携程国旅负责“掌旅通微店”移动旅行顾问项目市场推广及相关合作协议的签署。2019年5月7日，郎保利代表其个人及周华与海外公司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主要约定：郎保利、周华参加出境旅行，出发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出发地点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行程结束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旅游费合计64296元；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携程公司出境社成团；旅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境社可以解除合同：（1）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2）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3）从事违法或违反社会公德活动的；（4）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权益的活动，且不能听劝阻、不能制止的；（5）法律规定的影响合同履行的其他情形；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提出解除合同的，或者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按约定解除合同的，按下列标准扣除必要的费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按旅游费总额的60%；……；本产品由海外公司代携程公司供应商销售。同日，郎保利转账支付旅行费64296元，海外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郎保利开具了63776元的增值税发票。2019年6月3日，携程公司将郎保利、周华等人的信息以及旅行行程报送冰岛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并请求尽早签发签证。2019年6月5日，携程公司客服人员李军要求郎保利、周华重新提供签证照片。2019年6月13日，郎保利通过微信告知李军，因其与周华在2017年去欧洲时滞留了10余天，要求李军代其与丹麦移民局进行沟通处理。李军回复称经询问签证部，需要郎保利自行处理此事。后郎保利告知李军其担心无法办理签证，李军回复称目前未收到领事馆通知签证存在问题，团队的签证出签时间较晚，通常是在出发前一个工作日才能办理完成。2019年6月17日，郎保利告知李军需在次日中午12：00前回复是否能出签，如不能出签，其就退团，不必前往上海，以免产生交通费、住宿费等开支。2019年6月19日，携程公司旅行团领队董幸向郎保利发送微信，告知需仔细阅读出团通知书的内容，并通知于2019年6月21日早晨6：20在上海浦东机场集合。2019年6月20日上午10：50，李军告知郎保利签证还未办好，但是签证部告知明天正常出行，领队会把护照带到机场。郎保利、周华乘坐当天16：18的高铁由南京前往上海，产生交通费279元。当晚10：46，董幸通知郎保利：因郎保利与周华的护照被领馆暂留，无法出行，无须前往机场集合。郎保利、周华当晚在上海大众空港宾馆有限公司住宿，产生住宿费548元。因本案诉讼，郎保利、周华产生机票款1280元，以及在重庆的住宿费373元。另查明，2018年1月1日，海外公司（甲方）与携程公司（乙方）签订《旅游产品代理销售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同意作为乙方以及分子公司、办事处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的销售代理；甲方以其名义与客人签订旅游合同，开具正式的收费收据或发票；双方合作过程中，如因一方的失误引起与用户的争议，由引起纠纷一方负责解决并承担所有责任。2019年6月6日，携程公司向芬兰航空上海办事处支付机票款80860元。怡泰假期海外品牌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5日、2019年8月16日要求携程公司支付团体服务费10179.80欧元、12364.60欧元。2019年8月21日，远海国际有限公司要求携程公司支付酒店及旅游客车消费共计3200欧元。2019年8月22日，冰岛酒店集团出具《损失证明》，载明因取消政策，需赔偿郎保利、周华的房间损失每人800欧元。庭审中，郎保利、周华陈述，2017年我们出境旅游时签证是29天，因为没有翻译，我们误以为有40多天，所以多待了10余天，但并没有任何部门告诉我们超期滞留的事。2017年之后，我们多次出国，并未因为签证存在问题而被拒签，后来是因为丹麦领事馆没有办理签证我们才知情，并未故意隐瞒该事实。我们知道携程公司委托海外公司销售本案旅游产品的事，并在2019年5月11日将签证资料交给了携程公司。6月13日，我们已将签证材料出现问题的情况告知携程公司，但其并未采取补救措施。携程公司在6月20日上午已经领回了全部签证，但是到了当天晚上才通知我们无法出行，造成了我们的损失。海外公司陈述，携程公司委托我公司销售案涉旅游产品。原告的签证资料在2019年5月30日前已经提交领事馆，领事馆在6月20日晚上9时左右通知携程公司签证中心原告被拒签，后签证中心将该情况告知了出团领队。由于原告曾非法滞留国外导致签证无法办理，并非我公司的原因所致，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携程公司陈述，我公司委托海外公司销售案涉旅游产品。原告应当知道其在国外的签证期，因为超期滞留，所以被丹麦拒签。不同的国家对于出入境的审查标准并不一致，我公司无法查知原告的签证是否存在问题，该事项由领事馆通知，并非我公司的能力范围之内，未得到领事馆的通知前，我公司无法答复原告。签证在6月20日才办下来，当时已经没有办法采取减少损失的措施，已经预付的酒店费、机票费等都不能退还。上述事实，有团队出境旅游合同、授权证明、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出团通知书、发票、车票、机票、旅游产品代理销售合作协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二原告与海外公司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由于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旅游产品系携程公司委托海外公司代销，并由携程公司提供出境服务，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对此已经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二原告与携程公司。合同签订后，由于未能办理签证，原告未能出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对于原告未能出行的后果是否存在过错。原告被拒签的原因为二人曾存在超期滞留国外的情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次旅行拒签之前，原被告双方均不清楚原告曾存在超期滞留国外的事实。原告主张被告未尽到对签证的审查义务，但《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并未约定被告负有此项义务，其主张缺乏合同上的依据。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出行前的相关行为，郎保利在2019年6月13日告知李军其存在超期滞留国外的情况，并要求李军代为处理，李军告知郎保利相关事宜应自行处理，其目前并未收到拒签的通知，需待签证办理之日才能明确。此后，郎保利于6月17日与李军联系，要求李军于6月18日前答复签证能否办理。6月19日，董幸通知郎保利于6月21日上午6：20在上海浦东机场集合。6月20日上午10：50，李军告知郎保利可正常出行。同日下午16：18，二原告从南京乘车至上海，当晚10：46，董幸告知郎保利因其与周华的护照被领馆暂留，无法出行。通过上述事实，郎保利在知晓存在超期滞留国外的情况后，要求携程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是否能办理签证，携程公司工作人员并未明确予以答复，并在出行前一天告知可正常出行。原告主张被告对此负有责任，但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具有提前获知签证能否办理的权限、可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在已知晓不能办理签证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隐瞒的事实，不能认定被告存在过错。综上，原告由于存在超期滞留国外未能取得签证，导致无法出行，被告对于签证并无审查资质，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其他的违约行为，不能认定对于原告被拒签的后果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全部的旅游费缺乏依据。携程公司工作人员董幸于2019年6月20日晚告知原告因签证问题不能成行，无须前往机场集合，即为解除合同的意思，根据《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的约定，旅游合同于出行前一天解除的，应退还旅游费的40%。被告抗辩相关费用已经实际支付完毕，但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携程公司应退还二原告旅游费25510.40元（63776元×40%）。关于交通费、住宿费等的承担。原告根据携程公司工作人员的通知由南京前往上海准备出行，并在上海留宿一日，产生交通费、住宿费共计827元，但最终未能出行。由于此前原被告双方均不知晓拒签事宜，对此均不存在过错，故对原告从南京到上海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本院酌情确定由携程公司承担50%，即413.50元。关于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本案系合同纠纷，原被告并未对相关费用的负担进行约定，且被告对于原告未能出行并不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前述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郎保利、周华退还旅游费25510.40元；二、被告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郎保利、周华支付交通费、住宿费413.50元；三、驳回原告郎保利、周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15.08元，减半收取707.54元，由原告郎保利、周华负担483.50元，被告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224.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麟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