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488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曾宗哲，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铭滔，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Ｈ（韩某），1941年8月9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占华，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舟，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林建兰，女，汉族，1980年6月15日出生，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大埔县。一审被告：魏剑霞，女，汉族，1972年3月27日出生，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一审第三人：大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韩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占华，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舟，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曾宗哲因与被上诉人韩某、一审被告林建兰、魏剑霞、一审第三人大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二初字第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宗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韩某的起诉；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韩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佛山市晁锐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晁某公司）股权的受让方是韩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应为大行公司，韩某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起诉应当被依法驳回。1.韩某是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大行公司签订《收购备忘录》及《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收购备忘录》中甲方为大行公司，且《股权转让协议》中丙方（受让方）也明确为大行公司，从文件的行文内容看，反复多次对受让方是大行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本案民事起诉状中，韩某也自认在2012年7月24日以甲方大行公司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此，韩某多次以大行公司名义对晁某公司的股权进行收购，相关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大行公司承担。2.韩某签订《收购备忘录》及《股权转让协议》及向曾宗哲支付收购款的行为是基于其作为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法定职责。曾宗哲与韩某于2012年7月24日签订《收购备忘录》，明确约定甲方（即大行公司）须向曾宗哲支付200万元的收购款，且韩某也按约定数额向曾宗哲支付200万元的收购款。在支付完毕收购款后，韩某又于2014年以大行公司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曾宗哲收取收购款的时间远早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后，韩某从未就收购主体提出过异议。曾宗哲有足够理由相信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是大行公司。虽然大行公司否认其是涉案股权的受让方，但韩某以大行公司名义对外作出经营活动，应当由大行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时，大行公司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股权转让有异议、曾宗哲明知道或应当知道韩某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事实，故此，韩某代表大行公司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均有效，且应当由大行公司承担全部民事责任。3.由于韩某以大行公司名义对晁某公司的股权进行收购，且大行公司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因股权转让引起的争议纠纷，应当由大行公司作为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韩某仅能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无权取代法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因大行公司作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组织，韩某仅作为其法定代表人，故此本案应由大行公司作为原告。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清楚韩某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及向曾宗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均是基于其作为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依法履行职责的事实，且上述事实有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晁某公司股权的受让方是韩某实属错误认定，请求依法予以纠正，驳回韩某的起诉。二、在韩某代表大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曾宗哲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交接工作，大行公司也已经全部接管晁某公司，双方按照约定实际履行协议，且《股权转让协议》可继续履行。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予以审查并确认，属于遗漏重要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曾宗哲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曾宗哲的工作证、工资转账记录、《终止劳动合同协议》和《劳动合同》，用以证明曾宗哲自2012年3月起至2014年6月期间在大行公司处工作，且该时间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相互衔接。曾宗哲同时向法院提交了会议记录、交接表、审批等文件，以上文件的发生时间均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及曾宗哲在大行公司处入职后，且上述文件所反映的事实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大行公司知道并同意韩某代表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与股权交易无关且对其不予确认，导致未能查清股权交易的全部事实，包括受让主体及协议实际履行情况，进而作出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是韩某的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基于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是韩某的错误认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1.由于大行公司属于外资企业，所以其相关的投资并购行为应当依据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执行。一审法院所参照《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因大行公司所并购涉案股权属于境内企业公司的股权，并不属于《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所规定的并购情形，故此一审法院参照该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是错误的。依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第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的，在取得企业名称预核准后，应由全体投资者（或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在营业执照签发前，或由外商投资企业指定的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0日内，通过综合管理系统，在线填报和提交《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申报表》及相关文件，办理设立备案手续。由于并购、吸收合并等方式，非外商投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的，按照本条第一款办理设立备案手续，填报《设立申报表》。又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晁某公司所经营的范围并非属于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因此大行公司通过并购方式使晁某公司由非外商投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仅需要办理备案手续。2.鉴于涉案股权交易无需经过审批机关批准，所以不存在股权交易履行存在障碍，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在一审起诉前及诉讼过程中，韩某及曾宗哲均有催促大行公司配合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但大行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本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没有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是什么情形。故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韩某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无法以自身名义提起本案的诉讼。韩某作为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大行公司名义签订的《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支付收购款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大行公司承担。由于涉案股权交易不存在任何履行障碍，且已经实际履行，林建兰、魏剑霞也同意继续配合大行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故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韩某的起诉。韩某辩称：一、韩某是收购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主体适格。1.本案中的《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交接会议记录》、交接表、签呈报告等等证据，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勒流法庭审理的晁锐供应商起诉晁某公司和大行公司的系列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各供应商都提交给了法庭。质证时，是曾宗哲进入法庭提交部分原件给大行公司质证。二审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韩某个人支付200万元给曾宗哲不符合公司之间的收购行为规范，在大行公司否认收购且股权登记未变更的情况下，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晁某公司被大行公司收购。各供应商的再审申请也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584-1588号民事裁定支持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2.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个人签字而不经公司盖章就代表公司签订协议。法定代表人可以不经公司盖章仅个人签字就代表公司签署日常采购、销售、人事等诸多方面的合同，但其无权不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不经公司盖章仅以个人签字就代表公司签署公司收购协议。因为公司收购行为属于投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投资计划的决定和执行是属于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3.曾宗哲不是其声称的善意相对人。大行公司董事会并没有做出相关收购决议，公司三名董事会成员除了韩某，另外两名董事谭再萍、杨永祥对《收购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一无所知。《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均只有韩某个人签字，案涉所有股权交易的文件均没有加盖大行公司印章。而且200万是韩某个人支付，没有证据表明这笔款是大行公司委托韩某支付。因此，如果曾宗哲认为大行公司是收购主体，曾宗哲应该产生怀疑，应该知道韩某超越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的规定，《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对大行公司均不发生效力。4.曾宗哲一审提交的证据三3（2）中的电子邮件，如果属实，则其中的2.1合作协议列明的收购方甲方就是韩某个人，其中的2.1.1合作协议附件1-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也是韩某个人。5.韩某和曾宗哲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所以在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时，文件表述的主体不规范，存在错误，不能因此否定韩某的主体地位，不能从文件形式上看真实的收购的主体，而应该从签字和付款等实际内容确定收购主体。例如，《收购备忘录》既然约定收购目标公司是晁某公司，晁某公司就不能成为当事人，晁某公司的股东才能成为当事人，可是《收购备忘录》把晁某公司列为乙方。既然乙方主体在表述上不规范、错误，甲方主体在表述上不规范、错误也是可以理解。6.曾宗哲主张的收购主体大行公司否认自己是收购主体，此种情况下硬要把大行公司说成是收购主体，而要把签字和付款的韩某说成不是收购主体，于理不合。7.曾宗哲抗辩称收购主体是大行公司，无非是想拖延时间。二、即使《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也早已不具备履行条件，从2014年7月下旬以来，尤其是目前晁某公司名存实亡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管是谁收购，收购交接事宜客观上已无法实际履行，韩某的合同目的也早已无法实现，应该解除。韩某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收购晁某公司股权，而股权的价值是建立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基础上的，是由企业的资产、员工、管理等多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更多能够体现企业盈利能力的价值。晁某公司作为被收购的目标公司，其部分资产在2014年6、7月份左右被非法转移，从2014年7月下旬起就停产、人员全部遣散，紧接着2014年8月份即遭被遣散的数十名员工申请劳动仲裁追索工资报酬，同时又被众多供应商起诉追索数百万元货款，其全部资产早已被查封。据顺德勒流法庭处理诉晁某公司众多执行案的洪业伟法官说，到了2016年年底，晁某公司所有资产以及大行牌成品车及零部件都被拍卖了，其中机器设备拍卖了三四十万元，大行成品车及零部件拍卖了120多万元，扣除仲裁裁决确定的49名员工工资17万元及执行费用后，剩余款项被610万元普通债权按比例分配，之后厂房被业主收回。相关执行情况可以向勒流法庭发函了解。经实地走访，晁某公司的地址现改由佛山市时某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晁某公司目前只在市场监督局有登记，而且顺德区市场监督局根据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精神，正在考虑将晁某公司营业执照吊销。三、即使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现在还可以履行，因为最终的股权转让款是40万元，曾宗哲和魏剑霞仍要连带返还160万元。综上，韩某认为应该维持一审判决。大行公司辩称：一、大行公司没有收购晁某公司，大行公司不是收购主体。1.本案中的《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交接会议记录》、交接表、签呈报告等等诸多证据，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勒流法庭审理的晁锐供应商起诉晁某公司和大行公司的系列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各供应商都提交给了法庭。质证时，曾宗哲进入法庭提交部分原件给大行公司质证。二审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韩某个人支付200万元给曾宗哲不符合公司之间的收购行为规范，在大行公司否认收购且股权登记未变更的情况下，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晁某公司被大行公司收购。各供应商的再审申请也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584-1588号民事裁定支持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2.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个人签字而不经公司盖章就代表公司签订协议。法定代表人可以不经公司盖章仅个人签字就代表公司签署日常采购、销售、人事等诸多方面的合同，但其无权不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不经公司盖章仅以个人签字就代表公司签署公司收购协议。因为公司收购行为属于投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投资计划的决定和执行是属于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3.曾宗哲不是其声称的善意相对人。大行公司董事会并没有做出相关收购决议，公司三名董事会成员除了韩某，另外两名董事谭某萍、杨某祥对《收购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一无所知。《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均只有韩某个人签字，案涉所有股权交易的文件均没有加盖大行公司印章。而且200万又是韩某个人支付的，没有证据表明这笔款是大行公司委托韩某支付。因此，如果曾宗哲认为大行公司是收购主体，曾宗哲应该产生怀疑，应该知道韩某超越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的规定，《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对大行公司均不发生效力。4.曾宗哲一审提交的证据三3（2）中的电子邮件，如果属实，则其中的2.1合作协议列明的收购方甲方就是韩某个人，其中的2.1.1合作协议附件1-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也是韩某个人。5.《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表述错误。收购备忘录的乙方竟然是收购的目标公司晁某公司，而非晁某公司的股东，显然收购备忘录的乙方主体表述错误。既然乙方主体是错误的，甲方主体同样可能存在错误。韩某及曾宗哲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都会出现错误。二、即使是大行公司在收购晁某公司，即使《交接会议记录》、交接表、签呈报告等均是真实的，收购的交接工作也没有完成，大行公司更没有全部接管晁某公司。公司收购中的交接工作涉及的面比较广，至少包括公司财务账册、凭证、档案、合同等各种经营资料的移交和各类资产的清点交接，绝不是签订一份《收购备忘录》并预付股款，开个交接会议等就代表收购的交接工作已经完成。收购中最重要的公司各类资产财产的清点移交没有进行，就谈不上交接工作完成。对公司的接管包括控制公司的人、财、物，包括对行政人事保安、采购、生产、销售、仓库、财务等各部门及其运作的控制和管理。大行公司根本就没有接管晁某公司。否则，在2014年7月18日左右就不可能出现晁某公司谎称大行成品车失窃而拒绝交货、晁某公司林建兰将大行公司派去催货的张正龙和颜海坪赶出晁锐工厂、晁某公司林建兰宣布停产放假、拒绝代工大行自行车等等事件。尤其是晁某公司为大行公司加工的、晁某公司谎称失窃而实际藏匿起来拒绝交货的价值200多万元的3729辆成品车，就不可能被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查封。曾宗哲是晁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又是大行公司高薪聘请的顾问，2014年6月底双方顾问关系结束。不料在顾问关系结束前后，晁某公司股东及曾宗哲等人就暗中将晁某公司部分资产掏走，并把大行公司委托晁某公司定牌加工的4600台自行车也转移、隐匿起来，拒绝交给大行公司，晁某公司谎称是失窃，但又不敢报警。上述被藏匿的大行成品车，其中的3729辆车，在2014年8月上旬，佛山顺德振霜盟公司起诉晁某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时，从顺德大良拉回到顺德勒流镇晁某公司仓库后被查封。当时拉回大行成品车过程有勒流法庭的法官参与，大行公司也向勒流法庭的法官了解、证实了这一情况。据振之盟公司的黄绍林称，他于2014年7月下旬听说晁某公司停产了，因为他离晁某公司很近，几乎天天去晁某公司，后来发现晁某公司车间里的大行公司成品车越来越少，还以为成品车是搬到仓库里去了。晁某公司给员工放假、停产后，大约7月25日，曾宗哲在晁某公司会议室召开供应商大会，向众多供应商通报了所谓大行收购晁某公司的事实，并鼓动晁某公司供应商向大行公司追讨货款。振某盟公司是最早起诉的公司，但仅起诉了晁某公司，并申请了财产保全，但当时在晁锐仓库里没有发现大行公司成品车。黄某林就通过多种手段打听到成品车从顺德勒流晁某公司转移到顺德大良一个地方去了，黄某林请求法院去查封，但法院工作人员说成品车要拉到晁锐仓库里才可以查封。黄某林就通过多种手段向晁某公司员工贾某施压，还多次找曾宗哲，最终贾某拿来了钥匙，黄某林雇了三台大货车从8月14日起拉了三天，才将大批被转移的大行公司成品车拉回到晁某公司仓库，予以查封。如果大行公司接管了晁某公司，大行公司早在2014年7月中下旬就会把这些成品车拉回，不可能到8月份让法院到晁某公司来查封。三、即使大行公司是收购主体，从2014年7月下旬以来，尤其是目前晁某公司名存实亡的实际情况来看，收购交接事宜客观上已无法实际履行。晁某公司2014年7月下旬停产、员工以放假方式被遣散，2014年8月份员工申请劳动仲裁，众多供应商起诉晁某公司，晁某公司所有资产被查封。据顺德勒流法庭处理诉晁某公司众多执行案的洪某伟法官说，到了2016年年底，晁锐所有资产以及大行牌成品车及零部件都被拍卖了，其中机器设备拍卖了三四十万元，大行成品车及零部件拍卖了120多万元，扣除仲裁裁决确定的49名员工工资17万多及执行费用后，剩余款项被610万元的普通债权按比例分配，之后厂房被业主收回。相关执行情况可以向勒流法庭发函了解。经实地走访，晁某公司的地址现改由佛山市时某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晁某公司目前只在市场监督局有登记，而且顺德区市场监督局根据目前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精神，正在考虑将晁某公司营业执照吊销。综上，大行公司认为应该维持一审判决。另补充，从晁某公司供应商起诉晁某公司的相关证据来看，至2014年7月17日林建兰仍然掌管晁某公司，相关的文件最终由林建兰核实，相关证据在一审卷宗有记录。林建兰是曾宗哲的朋友，代曾宗哲持有股份，因此至2017年晁某公司还在林建兰和曾宗哲的控制之下。林建兰、魏剑霞二审期间没有发表意见。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韩某与曾宗哲签订的《收购备忘录》无效；2.确认韩某与林建兰、魏剑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解除并终止履行；3.曾宗哲返还200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按照银行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21日起计算暂至判决之日止），林建兰、魏剑霞承担连带责任；4.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连带向韩某承担缔约损失10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晁某公司是成立于2011年7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资料记载股东为吕某玲、林某兰。2013年6月14日，晁某公司股东变更为林建兰、魏剑霞，曾宗哲、魏剑霞是夫妻关系，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一致确认林建兰、魏剑霞所持晁某公司股份为代曾宗哲所持。大行公司是成立于2001年11月2日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韩某国际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韩某为大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于2009年任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德区大良铖某特体育器材用品店是成立于2011年6月17日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林建兰，于2014年5月15日注销登记。2012年7月24日，韩某与曾宗哲签订《收购备忘录》，文件记载甲方为大行公司，乙方为晁某公司，约定为了推进大行公司收购晁某公司并最终完成收购事宜，双方达成本协议，甲方收购乙方的正式生效日期为2012年8月1日，甲方收购乙方的收购款2000000元分4期支付给曾宗哲，每期支付500000元，收购款在9个月内全部支付，收购款支付期间，未支付的收购款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乙方预付的新厂房租金作为收购后新公司的资金，甲方支付给曾宗哲的第一期收购款500000元，曾宗哲需以借款形式分批借给收购后的新公司作为流动资金，双方需办理正式的借款手续，乙方在厂房搬迁过程中需要资金，曾宗哲向甲方分批进行借款，并签订借款文件，待收购手续完成后转为新公司的资产或费用。韩某与曾宗哲、林建兰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记载甲方、乙方为转让方，分别是林建兰、魏剑霞，丙方为受让方，是大行公司，约定甲方持晁某公司70%股权，乙方持晁某公司30%股权，甲、乙双方同意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其各自持有的晁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成为晁某公司唯一股东；下列条件一旦全部得以满足，则本协议立即生效：1.甲、乙双方向丙方提交晁某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力机构同意转让晁某公司股权的决议之副本，2.向收购方交接以前之账务及债权目标公司账务账目真实、清楚，一切债权、债务均已合法有效剥离，收购方接收以后之账务及债权均由收购方认可，3.丙方委托的审计机构或者财会人员针对晁某公司的财务状况之审计结果或者财务评价与转让声明及附件一致，本协议签署后1个月内完成，请参考收购备忘录，上述先决条件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尚未得到满足，本协议将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除导致本协议不能生效的过错方承担缔约损失人民币1000000元之外，本协议各方均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本协议各方亦不得凭本协议向他方索赔；股权转让价格为400000元，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交接，甲、乙双方应配合丙方完成以下事项：甲、乙双方将晁某公司的管理区移交丙方，丙方委托曾宗哲根据丙方的授权管理晁某公司，丙方定期派遣财务会计人员协助监督晁某公司运营，三方按法律、法规、章程规定修订、签署股权转让所需文件，办理晁某公司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手续，将晁某公司股权登记到丙方或丙方指定人员名下，甲、乙双方将晁某公司所有文件、资料及公章、其他印鉴、账簿、凭证、档案、合同、发票、许可证书、产权证书、电子信息等一切资料交付给丙方，甲、乙双方把晁某公司所有资产根据资产移交清单交付给丙方（含属于晁某公司地址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铺的铖某特体育用品店）；收购金额按二次根据持股比例分别支付给甲、乙双方，支付日期分别为第一次2012年7月31日，金额200000元，第二次2012年11月15日，金额200000元，甲、乙双方负责股权转让过程中陈述的费用及因股权转让获得价款应缴纳的税费；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之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中国的法律法规，本协议任何内容如与法律、法规冲突，则应以法律、法规规定为准。2012年11月15日，12月21日，韩某从其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00000元至曾宗哲的银行账户，合共2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是各方当事人因晁某公司股权交易产生的纠纷，属股权转让纠纷，晁某公司登记地在中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应适用中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魏剑霞、曾宗哲是夫妻关系，魏剑霞户籍在大陆，曾宗哲是晁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并直接参与晁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推断曾宗哲、魏剑霞共同经常居所地在大陆，且案涉财产，即晁某公司股权所在地也在大陆，对曾宗哲、魏剑霞之间因晁某公司股权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的关系，应适用大陆法律处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主张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为大行公司，韩某及大行公司均认为股权受让方为韩某，各方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在诉讼中针对其主张提供了会议记录、交接表、审批文件等文件为证，韩某及大行公司均不予确认，曾宗哲收取的收购款2000000元是由韩某个人账户转账支付，案涉所有股权交易的文件均无加盖大行公司印章，《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上也仅有韩某个人签名，该情况并不符合公司之间的收购行为规范和交易常理，大行公司也否认韩某上述行为是代大行公司作出的收购行为，晁某公司股权登记也未进行变更，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上述主张。案涉收购股权的协议由韩某签订，支付收购款的资金也从韩某个人账户支出，故一审法院确认晁某公司股权受让方为韩某。曾宗哲是晁某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某、曾宗哲自愿签订晁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文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韩某以主体错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晁某公司是境内企业，韩某是美国人，《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登记”，截至一审庭审辩论终结时止，韩某、曾宗哲未能提供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证据，故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股权转让交易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商务部上述规定为行政管理性规定，案涉股权交易未经审判机关批准并不导致合同本身无效，韩某请求确认《收购备忘录》无效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韩某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生效条件，但韩某已实际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即已开始实际履行合同，与其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生效条件未成就明显存在矛盾，韩某该请求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案涉股权交易未经审批机关批准，股权交易履行存在障碍，无法继续履行以达成合同目的，韩某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曾宗哲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该案中没有证据证实案涉股权交易未获得审批机关批准的原因在于曾宗哲，韩某、曾宗哲对未获得批准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均存在责任，韩某、曾宗哲应各自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韩某请求曾宗哲支付利息、承担缔约损失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建兰仅是代曾宗哲持有晁某公司的股权，本案也无证据显示林建兰收取了韩某的股权转让款，韩某请求林建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魏剑霞代曾宗哲持有晁某公司股权，本案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债务属于曾宗哲、魏剑霞的夫妻共同债务，魏剑霞须与曾宗哲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韩某请求魏剑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其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方式理解有误，但不影响韩某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参照《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韩某与曾宗哲、林建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曾宗哲、魏剑霞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韩某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三、驳回韩某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韩某负担2218.18元，由曾宗哲、魏剑霞共同负担22181.82元。韩某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晁某公司企业信息报告》，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系统，证明晁某公司从2014年起就没有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年检，被列入经营异常公司。2.照片一组，于2018年6月4日拍摄，证明晁某公司的厂址现已变更为其他公司的经营场所，该地址与晁某公司以前的照片一致。3.顺德区人民法院《拍卖事项告知书》，是曾宗哲因另案提交给一审法院，拟证明2014年8月份以来晁某公司被众多供应商和员工起诉，相关资产被查封，而且在2014年7月下旬以员工放假的方式停产，导致2014年8月份产生群体性劳动纠纷。一审时韩某申请法院调查，但法院没有调查。同时请求二审法院可以针对《拍卖告知书》的内容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调解相关情况。另案在2017年年初已制作资产分配表，将资产分配给债权人。4.查封扣押财产清单及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4）句商初字第638-1号民事裁定书，时间为2014年8月19日，拟证明2014年8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对晁某公司的机器设备、成品、半成品进行了查封，这些被查封财产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些被查封的3729台单车就是晁某公司拒绝交货的大行品牌单车，这批单车的价值大概300万元，法院拍卖了120多万元。曾宗哲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报告第3页显示目前没有任何查封信息，因此涉案的股权可以正常交易。2014年双方已就晁某公司进行了交接，从被列入失信时间来看，是由于大行公司没有及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以及向工商部分进行年检才导致晁某公司备注经营异常，过错方是大行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根据照片上记录的时间来看，也是发生在大行公司全面接管晁某公司之后才发生的事实，因此过错方也是在大行公司，大行公司没有妥善处理股权变更手续才导致的结果。对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原件供核对，拍卖事项告知书真实性由法院确实，关联性与本案无关。从证明内容来看从2018年之后晁某公司被供应商起诉，但2014年晁某公司与大行公司已进行了交接，因此过错是大行公司造成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民事裁定书印证了大行公司与晁某公司的关系密切，根据查封清单看出被查封人是晁某公司。大行公司居然可以取得该查封清单，可证明大行公司实际上掌握了晁某公司，对晁某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等均清楚了解。经认证，曾宗哲对韩某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且有原件以供核对，待证事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2、3真实性则未予确认，以上证据因没有原件以供核对，因此本院不予采纳。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大行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新证据提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案涉《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的真正相对人是否韩某的问题。曾宗哲认为，韩某作为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大行公司在合同文件上签字，其履约行为均是代表大行公司所为，并由大行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股权交易的买方应是大行公司。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行使“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或“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权力。如曾宗哲认为其是代表晁某公司与大行公司进行股权交易，从商事交易习惯角度出发，其负有对大行公司是否存在该项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的审查义务。曾宗哲并未对此予以举证证明，也未证明韩某得到了大行公司授权或者具有对外投资的决定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代理人越权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代理人承担责任。在大行公司明确不予追认的情况下，韩某签订《收购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不对大行公司发生效力。最后，大行公司明确表示不承认签订上述合同，合同中也没有大行公司盖章。韩某认为其是合同的真实买方，纵观合同履行过程，股权交易的主要买方义务如支付转让款等均由韩某履行。综上所述，曾宗哲关于韩某代表大行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大行公司才是合同相对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第一，《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真正相对人为韩某，其与林建兰、魏剑霞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确认，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已依法成立。第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生效条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1.1条、第1.2条约定，林建兰、魏剑霞应在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交接晁某公司账务、剥离债权债务、办理财务审计等等，否则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截止本案起诉之日止，晁某公司并未就本案合同履行的内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且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未能证明其已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促成合同生效条件成就。因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合同虽成立但并未生效。另，曾宗哲主张应参照《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但该办法属于规章，不能成为评判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第三，《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法律后果。韩某作为股权转让收购方，已经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即支付款项。但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并未证明其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切实履约、促成合同生效。如曾宗哲认为大行公司未予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导致合同无法生效或履行，亦应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曾宗哲、林建兰、魏剑霞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到目前为止都未生效，合同效力始终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守约方期待利益受损，《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第四，《股权转让协议》是否部分履行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曾宗哲主张晁某公司已由大行公司接手经营，《股权转让协议》已得到部分实际履行，可由其提交的曾宗哲在大行公司工作记录、会议记录、交接表、审批文件等证明。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生效条件，该条件未得到满足的，合同则未生效，曾宗哲所主张的行为无法促成合同生效。综合以上各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曾宗哲关于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宗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曾宗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禤敏婷书记员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