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299号 原告：伍宸生，男，198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翔，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桂花堰社区成白路北段大件路口。 法定代表人：刘寿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榜国，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欢，男，199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春，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梅，重庆壹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宸生与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红英公司）、郭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宸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翔、被告兴红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榜国、郭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宸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和被告兴红英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成都市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125000元及利息，并赔偿车辆物流费3000元、车辆提档过户费1500元及往返差旅费等损失；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车款3倍赔偿金37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4日，原告在网络微信中与被告联系，向被告诚心求购2017款福田萨瓦纳2.8T柴油四驱手动越野车，原告并如实告知被告其尚未取得驾照，尚在考取驾照过程中，被告回复称该柴油车手动档车型厂家已停产，如原告需要，可将其同型号柴油手动档工作车出售给原告，并向原告承诺该车为2017款、2016年出，2017年开始使用，才使用了一年多，尚有两年质保期，里程数一万公里，九成新，没出过事故。基于被告的上述承诺，原告同意购买该车，双方商定车价为125000元。2018年9月29日，双方签订了《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原告随即向被告支付定金10000元，被告随后向原告确认该车型是萨瓦纳2017款2.8T四驱柴油尊享版7座，期间原告提出查验该车，但被告以该车销售前需返厂做全国检测为由推托，致原告未能实地查验该车。签约后原告返回河南省南阳市，被告却对原告提出的实地双方面对面交付该车的要求均搪塞，并一再向原告保证车没有问题，以此诱使原告同意将该车通过第三方物流货运方式运抵河南省南阳市，在车辆运到后，也不安排工作人员履行车辆交接手续。2018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了余下购车款115000元和3000元车辆物流费。2018年10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500元提档费后。之后被告将该车通过物流托运至河南省南阳市，并将该车《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密封的《机动车转移档案袋》快递给原告。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该车的维修记录和保险理赔记录，但因被告搪塞未果。原告收到上述车辆登记资料和接车后，才发现该车是2015款，已实际使用了3年整，超过了质保期，里程数为24657公里，并且《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载明该车已经换过发动机，（申报备案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更换原因不明，不排除发生过重大事故），与被告之前的承诺完全不符。之后原告去南阳市交警部门办理该车入户手续时被拒绝办理并发出退办通知，理由是该车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更换了车架大梁但未依法申报。之后原告了解到该车在2015年9月30日即投保使用，并于2015年10月14日在四川九寨沟方向发生过重大事故，除更换车架大梁外，还更换了64件部件，定损金额48681.52元，而该车当时新车的保险金额仅122000元，此次事故损失金额达到车辆价值的39.9%，被告出售车辆时不仅向原告隐瞒了此次重大事故，还向车辆登记部门隐瞒了此次事故导致车辆不能入户，不能合法上路使用，为此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异议，但均未得到实质性回应，被告还拒绝履行向原告开具发票及其他收费票据等义务。被告故意隐瞒案涉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等真实情况，属于典型的销售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车款，赔偿损失，并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被告给予3倍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判决。 被告兴红英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被告方申请了对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上的公章进行鉴定，印章不一致，该合同是虚假的，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提交的与被告郭欢的聊天记录都可以佐证原告和兴红英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没有返还购车款的义务。兴红英公司将车出卖给郭欢，郭欢转卖给原告的，兴红英公司未收取原告款项，郭欢是实习生，无权代表兴红英公司收款、签订合同等行为。本案诉争车辆是兴红英公司自用车辆，并不是用于销售的，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没有三倍赔偿的义务。兴红英公司也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承诺，不存在欺诈行为，原告陈述的事实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原告购买的二手车，根据相关案例，二手车买卖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原告在购买时就知道车子存在瑕疵的情况，但是原告在购买时没有查验清楚，即使车辆发生事故和更换部件，但不是影响原告的使用和过户，被告去车管所查询车辆情况明确该车已经过户到原告名下。综上，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郭欢辩称，其是兴红英公司的员工，原告是其客户，案涉车辆出事是在其进公司之前，其并不知情，在出售车辆前其问过老板，老板告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原告在起诉中没有让其承担责任，兴红英公司陈述其将车卖给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原告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原告支付的费用中的差价是兴红英公司给被告的报酬，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9日，伍宸生和兴红英公司签订了《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伍宸生为购车方、合同乙方，兴红英公司为售车方、合同甲方，合同约定兴红英公司向伍宸生出售福田牌萨瓦纳4驱自动柴油7座尊享版白色车辆一辆，车辆成交价125000元，付款方式为全款……甲方通知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付款交车事宜。该合同上加盖有兴红英公司印章，郭欢作为甲方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名，同日，伍宸生向兴红英公司转账支付了10000元。2018年10月15日，伍宸生向郭欢转账118000元。2018年10月15日，郭欢向兴红英公司转账110000元。2018年10月19日，伍宸生向郭欢转账1500元。 案涉车辆车牌号为川Ａ×××××，车辆型号为BJ6483MD6DA-AD，发动机号为89680513，车架号为LVCP2GBAXFJ049781，登记在兴红英公司名下，登记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上述车辆于2015年9月30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1日0时起至2016年9月30日24时止，保险单载明车牌号为“暂A80513”。2015年10月14日，暂A80513发生交通事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车辆损失为48881.52元。2018年11月5日，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车管所出具《退办通知单》，部分内容为：“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车管所：贵所转入我所的小型普通客车川Ａ×××××，车辆型号为（BJ6483MD6DA-AD），经我所民警查验认定，该车不符合GB7258-2012之4.1.6条规定，乘用车还应在后备箱（或行李区）从车外无法观察但打开后能直接观察的合适位置标示车辆识别代号，并至少在5个主要部件上标示车辆识别代号，且车拓号印膜与注册登记时留存的车拓号拓印膜不符。故我所不能办理”。 2018年6月25日，兴红英公司、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商务系、郭欢三方签订了《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约定由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商务系安排郭欢到兴红英公司进行顶岗实习，顶岗实习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岗位为销售顾问。 2019年6月17日，四川蓉城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2018年9月29日伍宸生和兴红英公司签订的《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编号1870226）上加盖的“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文峰和兴红英公司签订的《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编号1870226）及为何增弟、董学义开具的《收据》上加盖的“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此次鉴定产生鉴定费3400元。 2019年8月5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2018年9月29日伍宸生和兴红英公司签订的《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编号1870226）上加盖的“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是以备案印模为底版制作的印章盖印形成。此次鉴定产生鉴定费22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退办通知单》《机动车交强险保险单》《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车辆登记资料》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伍宸生与兴红英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虽然鉴定结论表明，加盖在双方合同上的印章不是兴红英公司备案的印章，但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公司是否是合同当事人，关键是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而不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与否或公章真实与否来认定，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在于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合同上盖的公章印文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符，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从本案认定的事实来看，郭欢系到兴红英公司实习的学生，其工作岗位是销售，虽然其不是兴红英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其仍有权代理兴红英公司进行车辆销售行为，从其与兴红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兴红英公司对于出售案涉车辆是知情的，并且加盖在伍宸生和兴红英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的印章虽然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该公章也出现在兴红英公司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上或出具给他人的收据上，说明该印章曾经被兴红英公司使用过，再结合伍宸生在合同签订当日即向兴红英公司支付了10000元定金的事实，应当认定兴红英公司与伍宸生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兴红英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案涉车辆系兴红英公司的自用车辆，该车辆在出售给伍宸生之前发生过交通事故，从保险公司的定损情况来看，该交通事故对车辆的价值有很大影响，对购买者而言，是否知晓该信息，会影响其决定是否购买该车，兴红英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人，对上述情况不可能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６８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兴红英公司未告知伍宸生该车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行为构成欺诈，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撤销后，被告应当退还原告支付的购车款125000元，对于物流费3000元、提档过户费1500元，原告已经支付给郭欢，该费用系因购车案涉车辆产生，与本案有关联性，应属于原告的损失，应由兴红英公司赔偿原告。对于鉴定费用，在本案中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三倍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前所述，兴红英公司已构成欺诈，其作为经营者，应当按上述规定向伍宸生支付购车款3倍的赔偿金，即375000元。 关于郭欢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郭欢系兴红英公司的实习生，其向伍宸生销售车辆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应由其向伍宸生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伍宸生签订的《成都兴红英商品车买卖合同》。 二、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伍宸生返还购车款125000元，并赔偿伍宸生因此而支付的物流费3000元、物流费1500元。 三、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伍宸生支付赔偿金375000元。 四、驳回原告伍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23元，由被告成都兴红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易 炜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马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