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6行初193号原告龙朝明，男，1956年9月15日生，苗族，住凯里市。委托代理人龙玉华，凯里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张明，凯里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夏景卓，县长。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凯，副县长。委托代理人黄洪勇，麻江县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蔡发波，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石霖浩，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第三人李兴权，男，1960年6月24日生，汉族，住麻江县。委托代理人李兴智（与李兴权系同村村民），住麻江县。原告龙朝明不服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一案，于2019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朝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龙玉华、张明，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负责人杨凯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洪勇，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委托代理人石霖浩，第三人李兴权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兴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27日向第三人李兴权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4-1／2号《林权证》，该证登记有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四至为东抵李兴海山界，南抵本组土坎，西抵李均山界，北抵李龙福、李龙江山界，面积为1.6亩，坐落于麻江县。该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人为共和村，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均为李兴权。原告龙朝明诉称：位于地名为“贤表冲（青杠山）”的林地，四至为上抵青杠林交界，下抵龙国彬交界，左抵路坎，右抵花冲交界，该林地权属自土改、四固定、林业三定以来都归原告，于1981年8月26日、9月15日分别进行了登记，并于1998年12月29日取得了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0039607号含有“贤表冲（青杠林）林地权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8年林改时，因该块林地存在权属争议，故该地不予颁发林权证。2017年中旬，因建设凯都大道征用“贤表冲”部分林地，在征地补偿费领取过程中，原告才得知被告已将此中1.6亩林地以小地名“贤表大坡”确权给了第三人，并颁发了《林权证》。被告在原告未知晓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的林地确权颁证给第三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4-1／2号《林权证》中对“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原告龙朝明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和材料：⒈从档案局调取的载有地名为“青杠山”林地的1981年8月26日龙朝明《林地清册》和同年9月15日贤表大寨生产队《林地清册》，以此证明“贤表冲”的林地权属为原告所有；⒉1998年12月29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此证明1998年登记的“贤表冲”与1981年清册中登记的四至一致（仅方向不一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继续拥有“贤表冲（青杠山）”林地的权属；⒊照片，以此证明“贤表冲”的现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四至范围一致；⒋文朝礼证言，以此证明当时填证时是以冲为上下，“青杠林”在上，左抵路坎；⒌被诉林权证复印件，以此证明被告错误地将原告在“贤表冲”的林地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李兴权，并以地名“贤表大坡”颁证给了第三人李兴权。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辩称：第三人李兴权等16户持有的登记有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权证，是麻江县人民政府在2008年林改时期依法颁发的，有龙山镇共和村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工作中实施方案、林权的张榜公示、林权登记申请表、审批表、林权发放登记表等材料佐证。从龙山镇林权资料查实，没有龙山镇共和村八组与下司镇贤表大寨组关于涉案林地纠纷的记录，16户持证宗地四至界线并没有超越共和村的区划界线。综上所述，本府向第三人李兴权等16户颁发的《林权证》程序合法，符合林改确权颁证政策，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和材料：⒈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龙山乡龙山村等7个行政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附方案、表决通过情况），以此证明颁证程序合法；⒉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以此证明颁证权源依据合法；⒊林权登记公示表，以此证明颁证程序合法；⒋林权登记申请表，以此证明颁证程序合法；⒌林权发放登记表，以此证明颁证程序合法；⒍山林权属争议明细表，以此证明颁证程序合法。第三人李兴权述称：地名为“贤表冲”（又名贤表大坡、岩脚）的林地，从土改到2008年林改，几十年来，一直由青杠林组经营管理，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任何纠纷。2016年，原告方因通组道路须经过我组“贤表大坡”地段，与我方村组协商后才得以实施。我组16户持有的登记有“贤表大坡”的林权证，是县政府在确保无争议后依法颁发的。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兴权未提交相关证据。第三人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龙朝明向本院提交的第1号、2号证据即从档案局调取的载有地名为“青杠山”林地的1981年8月26日龙朝明《林地清册》和9月15日贤表大寨生产队《林地清册》，属于政府档案部门保存的材料及依职权颁发的证书，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仅是一个存在权属依据可能性的证明，不是林地确权的有效证据，需其他证据来佐证；第3号证据即照片，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争议地权属；第4号证据即文朝礼的证人证言，证人系争议当事人一方村民，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不能完全保证所言真实性，对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有异议，不予采信；第5号证据即被诉林权证复印件，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号、3号、4号、5号、6号证据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龙山乡龙山村等7个行政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附方案、表决通过情况）林权登记公示表、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发放登记表、山林权属争议明细表，均属于政府部门在颁证过程中制作和收集的材料，予以采信；第2号证据即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与1号、3号、4号、5号、6号证据印证，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日，第三人李兴权与麻江县龙山乡共和村村民委员会签订麻林地家包字［2008］080708046··号《贵州省麻江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承包的林地包括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面积1.6亩），同年4月10日，李兴权向麻江县林业部门申请对“贤表大坡”等承包的林地进行林权登记。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27日向李兴权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4-1／2号《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小地名为“贤表大坡”的林地，面积为1.6亩，坐落于麻江县。该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共和村，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均为李兴权。麻江县档案局保存的1981年8月26日《林地清册》中登记有地名为“青杠山”的林地，面积为8亩，管理者为龙朝明。1998年12月29日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0396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有小地名为“贤表冲”的林地，四至为上抵青杠林交界，下抵龙国彬交界，左抵路坎，右抵花冲交界。现原告以上述《林地清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权属依据，主张被告麻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李兴权颁发的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4-1/2号《林权证》中“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错误，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该《林权证》中对“贤表大坡”林地的权属登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享有涉案林地权属的主要依据为麻江县档案局保存的1981年8月26日《林地清册》中登记的地名为“青杠山”的林地和NO.003960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地名为“贤表冲”的林地。但《林地清册》中登记的“青杠山”林地的四至、面积、地名等信息不能充分反映与涉案林地具有关联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贤表冲”的林地，各方对当事人对其四至中的“上抵青杠林交界”各执一词，原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全面客观反映与涉案林地的关联性并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二条第㈡项第2目已进一步明确规定，自留山、责任山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证给自留山、责任山所属农户。麻江县龙山镇共和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李兴权于2008年1月1日签订《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1.6亩的“贤表大坡”林地承包给第三人李兴权，第三人李兴权已取得了“贤表大坡”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第三人李兴权是该责任山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的所属农户。麻江县人民政府依据该承包合同，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所规定的确权发证相关流程向第三人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803224-1/2号《林权证》，将“贤表大坡”林地的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登记为第三人李兴权享有，符合法律、法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龙朝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郭荣华审判员  陈生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潘本发书记员蒋诚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