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1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田守良，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康宝华，男，195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权，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威，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守良与被上诉人康宝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守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被上诉人康宝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权、杨大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守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是：1、请求贵院判决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民初70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康宝华承担。事实与理由：1、田守良取得的本案争议股份是通过转让方式取得，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附条件赠与，股息是远大中国依法分配田守良的红利。根据一审田守良和康宝华均提交的香港上市的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原告证据材料”第61-63页）和2011年6月1日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分析资料（原告证据材料第59-60页）的内容：（1）康宝华在2004年1月就将沈阳远大当时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42337981元按原值转让给包括田守良在内的13人。2004年1月康宝华口头同意酌情转让沈阳远大当时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42337981元（相当于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给包括田守良在内的13人（以下简称：“该等承让人”），该等承让人应支付人民币42337981元。当时为了减低登记等转让事项及修订沈阳远大的组织章程细则的行政负担，该等承让人已同意由康宝华代为持有。由于该事实之前没有文件记载，故康宝华在2010年10月5日出具一份确认函（该确认函保留在香港盛德律师事务所），以记录并确认本次转让事项。（2）该等承让人用沈阳远大宣派股息人民币200357000元其中42337981元支付远大中国股权转让款。在2010年沈阳远大分配给该等承让人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四年股息共为人民币200357000元，该股息由康宝华代为持有。该等承让人用沈阳远大权益在2010年11月11日换取远大中国的股份，佳境（康宝华成立的持远大中国股份的公司）于当日向长盛（由该等承让人成立以持远大中国股份的公司）转让共2068股股份，相当于远大中国当时已发行股本约20.68%的权益，康宝华应收价款为人民币42337981元，在2010年11月11日佳境完成向长盛转让远大中国股份后，该等承让人用200357000元股息其中42337981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剩余股息借给康宝华，康宝华表示之后用从远大中国收取的股息清偿。（3）康宝华与该等承让人股权转让行为经过远大中国的中国法律顾问确认为合法有效。在“原告证据材料”第61-63页中明确记载“康宝华自2004年1月起代表该等承让人持有相当于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8%的实益权益，根据中国法律顾问的意见，该等承让人与康宝华之间的该等安排，在适用中国法律的范围内为合法有效。”的内容，可以认定田守良与康宝华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可以认定田守良是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本案争议股权，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附条件的赠与。2、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赠与关系，也不应支持康宝华的诉讼请求。（1）案涉赠与合同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①康宝华与田守良并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合同，而是在2004年康宝华口头转让该等承让人沈阳远大的股份。该赠与合同于2004年成立生效，并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并不存在附条件的赠与。②无论《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是否有效，案涉赠与合同均不构成附条件的赠与。在康宝华2004年赠与股份之时并没有附任何条件，该《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的形成时间均在2011年11月之后，所以本案案涉赠与合同并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因此，案涉赠与合同不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且该赠与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康宝华无权撤销。（2）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但康宝华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案涉赠与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康宝华赠与田守良的是沈阳远大的股份，而不是远大中国的股份。田守良取得的远大中国的股份是用康宝华在2004年赠与的沈阳远大的股份所分配的股息（即在2010年沈阳远大股份公司分配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四年分配股息红利）转让取得的。长盛公司是由田守良等13人成立的，长盛公司是远大中国的股东，长盛公司依法注销后，田守良等13人依法成为远大中国的股东，故案涉远大中国的股份并不是康宝华赠与的，与康宝华没有任何关系。3、关于《承诺契约》问题。（1）《承诺契约》没有依法成立。①《承诺契约》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初703号民事裁定书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辖终158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为：因仅有田守良一方签字，不能认定依法成立且没有法律效力，故对田守良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予以驳回。而康宝华针对一审管辖所作出的裁定内容没有上诉，对一、二审法院对于管辖裁定的认定内容也没有提出相反意见，从而可以认定康宝华已经认可《承诺契约》是一方签字，并未达成合意，该承诺契约不成立，这一事实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且康宝华是认可的。②《承诺契约》第三条的3.1明确约定：“本契约经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后即告成立。”，可是《承诺契约》康宝华并没有签署，因此，可以认定《承诺契约》根本没有经过双方或授权代表签署。按照日常习惯，且本案双方都是远大公司（巨无霸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远大公司还有自己的律师团队、法律顾问、法务部等专业的法律人士，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应当经过法律专业人士研究和审阅后才可以签署，可是从该《承诺契约》名称（契约指“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有关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及《承诺契约》第三条的3.1和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的内容来看，该份《承诺契约》应当属于一份合同，并不是田守良的单方承诺。因此，《承诺契约》应由双方共同签署。如认定《承诺契约》为单方承诺也应当由田守良签署，可是该份《承诺契约》并没有经过田守良签署。虽然《承诺契约》2-8页上都有田守良签字，从签字的位置可以看出该签字只是为了防止篡改而进行的防伪签字，并不能认定是田守良对《承诺契约》的签署。因此，可以认定《承诺契约》并没有签署。从此角度亦可认定《承诺契约》并没有依法成立。（2）《承诺契约》不完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从《承诺契约》形式上看，翻开封面直接就是第2页，理应是第一页；从该内容来看，理应有双方签字画押的第9页，可是偏偏没有。可见《承诺契约》应当缺少第1页和第9页（尾页），至少也缺少第1页，即《承诺契约》是不完整的，这样的《承诺契约》不能全面、客观的反应出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因此，《承诺契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总之，《承诺契约》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该《承诺契约》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4、关于《终止契据》的问题。（1）《终止契据》属于复印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结合本案，康宝华向法院提交的《终止契据》田守良签署处的“田守良”的签字是复印的，并不是签字原件，即便“康宝华”三个字签字是原件，也不能认定该《终止契据》为原件，因此，康宝华向法院提交的《终止契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康宝华提交的《终止契据》还存在如下问题。①从《终止契据》的形式上看，没有防止篡改的骑缝印或者双方在每页上进行防篡改签字，如之前签订的《承诺契约》每页都有田守良的亲笔签字，可见《终止契据》签署是不符合田守良签订文书习惯的。②《终止契据》的第5页和第6页纸上打印的页码不是在一个位置上，而且经过测量第5页打印页码距本页第一行签字的距离与第6页打印页码距本页第一行签字的距离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第6页和其他页应当不是一次性形成的。③《终止契据》第6页的右上角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盖过印章（应当是骑缝章的前面）痕迹，可是其他页上并没有加盖过印章的痕迹，因此，该份《终止契据》的第6页与其他页是通过拼凑而形成的。所以，该份《终止契据》是不真实的。④《终止契据》第6页明确注明“以下由康宝华在下面见证人面前签署、盖印及交付作实”和“以下由田守良在下面见证人面前签署、盖印及交付作实”字样，可见本《终止契据》双方应当在见证人面前签署、盖印并交付才生效，可是该《终止契据》即没有见证人签字，也没有加盖双方的印章，应当认定缺少生效要件，即该份《终止契据》应当属于未生效。综上所述，《终止契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严重问题，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依据《终止契据》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5、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合法有效，田守良也不应当返还剩余57，215，074股股票及相应分红。（1）本案不存在康宝华附条件赠与田守良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及红利的行为。本案争议远大中国股票是2010年11月11日田守良通过转让取得的，田守良是通过支付对价取得远大中国股权并按照远大中国股息分配方案获得红利，不存在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因此，康宝华请求返还其赠与给的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及红利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根据《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的内容来看，在2010年通过转让取得远大中国的股权，即本案争议股权的所有权人是田守良，田守良在《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中只是单方承诺将自己拥有股权的部分权利附条件的让渡（放弃）给康宝华行使而已，但并没有将收取远大中国分配的红利权利让渡给康宝华行使的承诺，《承诺契约》中所附的9种情形都是田守良放弃自己股权的条件，并不是康宝华附条件赠与田守良的条件。（2）田守良离职是依法维权行为，并不是违反《承诺契约》1.2条第5项承诺放弃权利的情形。康宝华在一审提供的2011年签订的《劳动合同》可以证明田守良的岗位为“总裁”，田守良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及根据康宝华提交的第15组证据可以证明田守良的工资是由董事会制定，工资为每月14000元。康宝华并没有提交田守良在任总裁期间有过违法、违纪和不胜任的证据，也没有董事会降低田守良工资的决定，反而田守良有证据（公证书）可以证明在田守良任职期间的评价都是100分。可是2016年12月份突然通知田守良的工资变更为每月3000元（田守良开工资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证明2016年12月份实发工资只有470.44元），明显看出，田守良的工资明显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14000*80%=11760元）。2016年12月份薪酬突然从月14000元降为3000元，而且没有董事会决议，完全可以认定田守良供职单位已经违法、违约。同时康宝华在（2018）辽0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书》（p7）中自认对田守良进行岗位调整。田守良提出辞职是用人单位违法、违约在先导致，并不是田守良的个人原因擅自离职。用人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是康宝华，田守良被无故被降低工资和调整岗位都是康宝华私自决定的。根据康宝华提交的第16组的16.1“原、被告往来律师函七份”证据可以看出，田守良辞职是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合法行为，并不违法、违约。综上可以认定，第一，田守良辞职是康宝华的恶意打击和用人单位的违法、违约行为导致，其目的是逼迫田守良离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据《合同法》第45条的规定，康宝华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正当地促成田守良离职，应当视为条件不成就，即不应当认定田守良违反《承诺契约》。第二，田守良离职行为是依法维权，并不是无故离职，一审法院将合法维权行为认定为违约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因此，一审法院以田守良违反《承诺契约》1.2条第5项放弃权利的情形，来认定田守良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3）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田守良违反承诺擅自离职，田守良已经获得“释放”的30%股份和已经依法获得的全部分红也不应当给康宝华。①根据《终止契据》3.1条规定田守良已经获得了自己拥有股份10%的自由权（该部分一审判决中已经支持）。②田守良按照《终止契据》3.2条规定已经再次获得了20%的自由权。根据《终止契据》3.2规定的“高管将根据各自未来从事的工作性质决定其将根据考核计划所获得的股份数目并按照年度进行考核及分配，考核计划所涉及的股份为持股公司的剩余股份，具体内容将以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为准，如果在上述考核计划生效后，对于登记在高管名下的释放股份以外的持股进行相应调整；高管在此确认，如其所持有的剩余股份与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的安排不一致，其不可撤销的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剩余股份无条件且无偿地转让予他人，以促使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得以全面及时地生效并实施。”及田守良提供的辽宁诚信公证处（2019）辽诚证民字第1104号《公证书》中2013年《关于铝业集团公司高管股权管理流程的报告》（p16—p20）和该公证书中关于田守良考核结果（p67-77）的内容可以认定，田守良每年考核都是100%，按照《终止契据》和《关于铝业集团公司高管股权管理流程的报告》的规定田守良每年还应获得自己拥有股份5%的自由权，田守良从2013年到2017年6月份一共4年，因此，田守良依约定再次获得了自己股份20%的自由权。③根据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签发的铝集办字（2013）3号《2013年区域集团和分公司高级管理干部绩效考核激励办法》的规定，股份分红也是田守良的全年收入的一项，因此，田守良已经取得的分红也不应当返还的。田守良提供的辽宁诚信公证处（2019）辽诚证民字第1104号《公证书》（p32）中“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签发的铝集办字（2013）3号《2013年区域集团和分公司高级管理干部绩效考核激励办法》”规定，田守良的全年收入包括：全年工资、年度奖金、股份分红、本年转让过户股份。因此，可以认定田守良已经得到的股份分红属于收入的一部分，田守良不应当将已经取得的收入给康宝华。④根据《承诺契约》、《终止契据》内容可以认定田守良承诺接受处罚，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附条件的赠与合同纠纷。从康宝华提供的《承诺契约》、《终止契据》内容来看，可以认定田守良已经通过转让方式实际取得本案争议的股票，田守良承诺当《承诺契约》中的1.2规定的九种情形发生时，田守良将自己名下的股票让康宝华处理，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康宝华附条件赠与田守良。田守良以对价取得本案争议股份，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附条件赠与”的约定，田守良承诺出现9个条件之一时，自愿接受康宝华处理而已，严格来说是“田守良附条件的放弃对远大中国股份的处分权更贴切”。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康宝华撤销对田守良股票赠与的条件已经成就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总之，通过论述，可认定即使《承诺契约》、《终止契据》合法有效，田守良也不应返还剩余57，215，074股股票及相应分红。6、一审法院判决受理费和保险费用的承担错误。暂且不论上述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就案件受理费分担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用承担，一审法院就没有依法判决。（1）一审判决诉讼费承担金额依法应当是97，634.98元。本案判决第1项：田守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返还康宝华赠与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57，215，074股股票（02789.Hk）。本案涉及的57，215，074股股票不是简单合人民币57，215，074元，应按判决下发之日远大中国在香港交易所当日的收盘价为0.11元港元计算，57，215，074股乘以0.11元等于6，293，658.14港元，再按当日的港元与人民币的比价0.8485，折算人民币仅仅是5，340，168.9元；判决第2项返还康宝华股票分红12587316.2港元，折合人民币为10680337.7元；判决第3项支付保险费57396.54元，三项合计：16077903.14元人民币。可是通过康宝华一审支付的案件受理费可以推算其一审诉讼标的额大约在38300000元，而本案一审判决康宝华胜诉金额只是16077903.14元，因此，康宝华胜诉金额与诉讼金额比例（16077903.14÷38300000）应当是41.98%，一审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233409元，即田守良应当承担金额为97985.09元（233409×41.98%），而不是一审判决的203673元。（2）康宝华恶意扩大的保全费应由康宝华自己承担。本案一审判决第3项：“田守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给付康宝华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7396.54元”。本案涉及了康宝华在诉讼过程中查封冻结了田守良的资产（包括资金和房产），保全金额为8000多万元人民币，实际判决田守良返还康宝华相当人民币1600万元。康宝华多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应该由其自己承担，田守良无义务承担。7、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依据的《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是适用法律错误。《承诺契约》只有田守良一方签字，《终止契据》提供的是没有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一审法院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等“系双方真实意识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有约束力”的结论。（2）以上已经阐述了田守良与康宝华之间不存在附条件赠与合同关系，因此，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85条、187条、190条、194条等作出本案判决同样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给田守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判决。康宝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田守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田守良称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案涉股票不成立。首先，田守良取得案涉股票的过程是，田守良等13人按照康宝华的指示成立了长盛公司，长盛公司将属于康宝华个人所有的沈阳远大的股权转换为远大中国等值的股权，田守良通过长盛公司持有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其次，股权转换的目的是维系田守良等承让人持续的工作关系以激励田守良等承让人工作的积极性。第三，虽然载明康宝华与田守良等13人就沈阳远大股权系转让关系，但是该转让并未实际发生，康宝华未将相应沈阳远大股权变更登记至田守良名下。第四，田守良在远大中国上市的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股票未支付任何对价。股票已经转移至田守良个人账户，田守良无偿取得了案涉股票，双方成立赠与的法律关系。由此可知，田守良并未取得沈阳远大的股权，而是康宝华直接授予田守良相对应数额的远大中国股票，整个过程田守良均未支付任何对价，故康宝华与田守良系赠与关系，赠与的目的为维系田守良持续工作关系以激励田守良工作的积极性。田守良主张其取得股票系买卖方式转让取得是不成立的。2、双方成立附条件赠与法律关系。《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契约》和《终止契据》已载明田守良获赠案涉股票的过程及田守良应遵守的义务。通过《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内容可知，2010年远大集团重组时，经康宝华指示由时任副总裁的田守良等13人成立了长盛公司，并将当时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20.6%股权通过转换方式注入远大中国。田守良等13人通过该特殊目的公司持有远大中国2068股股权，田守良持有该股票未支付任何对价，该股权系由康宝华赠与田守良等13人，该赠与目的是保持、维系田守良等13人在远大集团工作的持续关系，激励其勤勉努力工作。经过2010年远大中国在香港上市，赠与股权转换为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由田守良通过长盛公司持有。2011年11月21日，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承诺契约》，根据该协议内容可知，案涉股票虽然由田守良通过长盛公司持有，但整个取得过程中未支付任何对价，二人变更股票所有权的行为系赠与。同时，《承诺契约》中明确约定双方赠与关系附随的义务，即田守良承诺遵守公司的踏实勤勉义务（1.2条，共九项）受康宝华评判，双方法律关系是附条件赠与关系。2012年12月，康宝华与田守良就双方签署的《承诺契约》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及解除，就相关事项签署《终止契据》，同时在《终止契据》中对竞业禁止内容作出明确说明。结合与田守良情况相同的其他高管离职后将其获赠股票交回康宝华的事实材料，也可以反映出田守良获赠股票并附有义务的情况。综上所述，案涉股权系由康宝华赠与田守良，赠与目的是保持、维系田守良在远大集团工作的持续关系，激励其勤勉努力工作，田守良在接受赠与的同时还应遵守附随义务，双方法律关系是附条件赠与关系。3、因田守良用行动表示不履行受赠所附义务，故康宝华撤销赠与，田守良应返还赠予股票及分红。自2017年年初起，田守良便一直无故矿工，1月份的出勤天数仅为四天；同年5月15日，田守良在未经康宝华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并委托律师向公司提交辞职信；同年6月27日，田守良被与远大铝业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金螳螂幕墙公司聘任为董事长，全面管理幕墙公司运营工作；通过对其任职期间的经营管理情况核查发现，田守良任职期间铝业集团严重失控、亏损严重，干部管理不作为、贪腐成风。上述事实有田守良与远大铝业集团来往的七份律师函、《田守良任职期间经营管理情况核查报告》、田守良出勤情况说明、金螳螂公司聘任书相互印证，由此可知，田守良以行动表示不履行《承诺契约》、《终止契据》所附义务。田守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事实客观存在，同时《承诺契约》1.2条、《终止契据》3.3条也已明确约定撤销赠与的条件，因此，康宝华撤销赠与的法定、约定条件均已成就，康宝华撤销赠与后，田守良应返还赠与的股票及分红。4、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契约》效力正确。赠与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法律没有要求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能成立合同。康宝华和田守良都知道赠与股票目的和过程，该份契约客观真实的反应了田守良获赠股票的真实性情况。田守良已经在承诺契约上签字表示其愿意受该契约的约束，康宝华是否签字并不影响田守良所负义务的内容及大小。而关于争议解决条款，《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协议管辖形式只能采用书面形式。《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由于康宝华并未签字或盖章，该争议解决条款并未成立，双方也未就管辖法院另行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如上所述，田守良在《承诺契约》中每一页都签字确认，表明其对受赠股票和所负义务的认可从而出具的承诺，自愿受该契约的约束。故一审法院判决及裁定内容一致，没有抵触。5、一审法院判令田守良承担诉讼保全保费无误。根据法律规定，康宝华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因田守良的违约行为引起本案诉讼，康宝华为维护自身利益向保险公司缴纳了诉讼保全担保保费，所以该费用系康宝华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康宝华的损失部分，应由田守良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田守良的上诉请求。康宝华向一审法院诉称：1.判令田守良返还康宝华赠与的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及分红，分红共计13,985,906.88港元，利息664,330.5768港元（13,985,906.88*4.75%）；2.判令由田守良承担康宝华为维护权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600,000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由田守良承担；4.判令田守良支付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7396.54元。事实与理由：康宝华系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系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02789.HK）。田守良原任远大企业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铝业集团总裁。2010年远大集团重组时，康宝华将当时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20.6%股权以零对价转换的方式赠与田守良等13人。转换方式为沈阳远大将全部股权注入远大中国时，田守良等13人通过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持有远大中国相等价值股权。该赠与目的是保持、维系田守良在远大集团工作的持续关系，激励田守良勤勉努力工作。经过2010年远大中国在香港上市，赠与股权转换为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由田守良持有。田守良就其受赠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向康宝华作出承诺：田守良不享受所持股份的任何实质性权利；康宝华对田守良持有的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田守良服从康宝华管理，勤勉工作。根据上述事实可知：田守良无偿获赠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的条件时在远大集团勤勉努力工作，并接受远大中国及关联公司的工作安排、考核和评定，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附条件赠与合同。2017年5月15日，田守良在未经远大集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并受聘于其他公司，并委托律师向远大集团提交辞职信，以行动表示不继续履行其向康宝华承诺的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康宝华聘请里律师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田守良辩称：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我方认为本案不属于附条件赠予合同纠纷，属案由错误，导致康宝华诉讼请求不成立。赠予是指赠予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赠予受赠人，受赠人接受的行为。赠予合同是指赠予人与受赠人关于受赠财产中涉及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法律约定。其中，赠予合同分附条件赠予和附期限赠予，也即赠予合同是可逆转的合同，当条件及期限未成就时，赠予人可以撤销。本案涉及的3600多万远大中国的股票的构成及所有权归属。本案涉及的3600多万远大中国的股票的性质是2004年至2009年田守良应该获得的奖励，是田守良的薪酬的一部分。田守良作为康宝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兢兢业业服务了25年，每年产值达200多亿元，企业利润达80多亿元，当时康宝华承诺每年按实际利润来奖励田守良，但康宝华迟迟没有兑现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奖励款项，在2011远大中国上市前同意将没有兑现的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奖励兑现给田守良（体现在远大中国的招股说明书中），在香港上市的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明确写明：2011年4月份，远大中国通过《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公告，告知广大股民远大中国的股权构成。《招股说明书》的内容符合香港法律规定，香港证监会同意向海内外发布。该《招股说明书》是远大中国上市必须的法律文件，记载的内容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与他相悖的内容是无效的。该《招股说明书》中对田守良先生股权的取得做了详尽的描述：“于2004年1月，作为本集团管理层的奖励方案及为肯定该等承让人对我们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康宝华口头同意酌情转让沈阳远大当时的注册资本合计42,337,981元（相当于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于该等承让人…故2010年10月5日，康宝华与该等承让人签署了一份确认函，以记录彼等就该等转让事项的理解与安排，该等转让事项由康宝华作出，作为确认及肯定该等承让人在公司上市之前对本集团发展已经作出的贡献…2004年以前，沈阳远大未有宣派股息，沈阳远大于2005年、2006年、2008年及2009年宣派股息，以（其中包括）抵消及清偿康宝华的往来账款，该等股息已由沈阳远大悉数清偿。故沈阳远大于该等年度并无宣派股息，根据康宝华与该等承让人之间的安排，康宝华会代表该等承让人持有该等承让人有权从沈阳远大收取的该等股息，合计人民币200,357,000元，即该等承让人于沈阳远大的股权应占的股息，直至重组…”等等。合计康宝华实际兑现的奖金数额不仅仅是13人当中的4000多万元，而是2亿多元，其中1.6亿元，康宝华以各种理由据为己有。为了配合远大中国上市要求，康宝华要求田守良及其他12人注册一个新的公司，该新公司成为远大中国的股东公司，将本应该发放给田守良的奖励变成了新公司的股本金，进而田守良合法的成为了远大中国的股东。远大中国的股票就是田守良应该得到的奖励即田守良的薪酬。而薪酬实际给付到田守良后，田守良可以随意支配，不受发放人或企业的约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企业或发放人不兑现奖励，员工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形式追讨，这是《劳动法》赋予员工的权益。康宝华在远大中国上市之前兑现了应该每年给付田守良的奖金，而不像康宝华描述的康宝华无偿赠予田守良的股份。田守良获取股权的方式，股权份额在香港盛徳律师事务所及香港证交所都有备份。田守良理应享有6300多万股票的所有权。田守良有支配权。康宝华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1.劳动合同三份；2.任命令四份。证明事项：田守良原任远大企业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铝业集团总裁。第二组证据：佳境有限公司注册证书。证明事项：佳境有限公司是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的BVI离岸公司。第三组证据：佳境有限公司个人持股证明。证明事项：佳境有限公司共发行1股股份，每股价值1美元，康宝华为佳境公司唯一股东。第四组证据：新创有限公司注册证书。证明事项：新创有限公司是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的BVI离岸公司。第五组证据：新创有限公司个人持股证明。证明事项：新创有限公司共发行1股股份，每股价值1美元，康宝华为新创有限公司唯一股东。第六组证据：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个人持股证明。证明事项：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将成立时的总计1股股份转让给康宝华。康宝华成为远大中国唯一股东。第七组证据：1.长盛公司股权确认书；2.长盛公司股东名册；3.长盛公司注册代理协议及通用条款；4.长盛有限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5.长盛公司董事任命书；6.长盛公司董事会议纪要；7.长盛公司董事名册。证明事项：田守良等13人均为远大集团员工。经康宝华指示，为配合沈阳远大重组上市成立长盛有限公司。康宝华为长盛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守良为长盛公司首任董事，持有长盛公司1500股。第八组证据：1.长盛公司持有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证书；2.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分析表。证明事项：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后，长盛公司持有远大中国股票共计870940571股。田守良间接持有远大中国股票63572304股。第九组证据：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证明事项：2010年远大集团重组时，经康宝华指示由时任副总裁的田守良等13人成立了长盛公司。并将当时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20.6%股权通过转换方式注入远大中国。田守良等13人通过该特殊目的公司持有远大中国2068股股权。该股权系由康宝华赠与田守良等13人，该赠与目的是保持、维系田守良等13人在远大集团工作的持续关系，激励其勤勉努力工作。经过2010年远大中国在香港上市，赠与股权转换为远大中国63572304股股票，由田守良持有。第十组证据：承诺契约。证明事项：1.2011年11月21日，康宝华和田守良就田守良持有的远大中国约1.02%股权，共计63572304股股票的实际权利进行了约定；2.康宝华对田守良持有的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田守良将股份证书交予康宝华保管；田守良交予康宝华一份已签署的空白股权转让文件，并授权康总在田守良违反本契约的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转让田守良持有的股权；田守良不得出售、转让其持有的股份，或促使长盛公司出售或转让长盛公司持有的远大中国股权，及就长盛公司持有的远大中国股权签订任何处分相关权利的协议；田守良放弃在沈阳远大2004年至2009年所分配的股息，且强调若本契约与之前任何就该事宜所签订或草拟之文本有歧义，以本契约为准；3.田守良承诺，康宝华可以对其工作情况（共9项）进行评判，对其持有的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可随时责令长盛公司取消或减少田守良所拥有的任何持有股份的实益权，或将该等权益转让给第三人。田守良若对康宝华评判有异议，可提交铝业集团董事会表决否决康宝华评判。根据该协议内容可知，案涉股票虽然由田守良持有，但康宝华有绝对控制的权利。股票取得的过程田守良未支付任何对价，系赠与。并约定双方赠与关系附随的义务，即田守良应遵守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共九项）受康宝华评判。双方法律关系是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附条件赠与关系。第十一组证据：终止契据。证明事项：1.2012年12月，康宝华与田守良就双方签署的承诺契约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及解除，就相关事项签署终止契据；2.第三条对田守良持有公司股份安排及竞业禁止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说明。根据该协议内容可知，案涉股权系由康宝华赠与田守良。该赠与目的是保持、维系田守良在远大集团工作的持续关系，激励其勤勉努力工作。田守良应遵守获赠股票的附随义务。进一步证明双方法律关系是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附条件赠与关系。第十二组证据：长盛公司股东变动证明书。证明事项：截止至2014年9月26日，长盛公司股东人数已由原13人变更为7人，康凤仙、吴庆国、李褀、熊宇镝、思作宝退出长盛公司并交回其受赠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第十三组证据：李褀与康宝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事项：李褀退出长盛公司并交回康宝华赠与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以此证明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的承诺期约与终止契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附条件的赠与。第十四组证据：1.李褀股权转让独立董事建议；2.长盛公司收回李褀持有远大中国股票的董事会决议；3.李褀股权转让证明书；4.思作宝出具的承诺书；5.提报事项审批单；6.长盛公司收回思作宝、熊宇镝、吴庆国持有远大中国股票的董事会决议；7.思作宝股权转让证明书；8.熊宇镝股权转让证明书；9.吴庆国股权转让证明书；10.长盛公司与新创公司关于转让思作宝、熊宇镝、吴庆国持有远大中国股票证明书；11.新创公司受让长盛公司转让思作宝、熊宇镝、吴庆国持有远大中国股票的董事会决议。证明事项：关于收回李褀、思作宝、熊宇镝、吴庆国持有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的原因及事实，及长盛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是由康宝华赠与的事实。田守良对上述事实是完全知晓的。康宝华为长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长盛公司的全部事项均由康宝华决定。每名长盛公司的股东都分别与康宝华签订了持有股票的相应协议。第十五组证据：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及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三份。证明事项：1.2013年5月29日，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派截至2012年12月31日年度股息，每股0.04港元；2.2014年5月28日，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派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年度股息，每股0.08港元；3.2015年6月2日，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宣派截至2014年12月31日年度股息，每股0.10港元。第十六组证据：1.康宝华、田守良往来律师函七份；2.田守良任职期间经营管理情况核查报告；3.田守良出勤情况说明；4.金螳螂公司聘任书。证明事项：1.2017年5月15日，田守良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并受聘于其他公司。委托律师向公司提交辞职信，以行动表示不继续履行其向康宝华承诺的义务；2.田守良任职期间铝业集团经营严重失控、亏损严重，干部管理不作为、贪腐成风。田守良没有履行工作的忠实勤勉义务；3.田守良2017年1月当月出勤天数仅为4天；4.2017年6月27日，田守良被金螳螂幕墙公司聘任为董事长，全面管理幕墙公司运营工作。田守良违反其承诺的竞业禁止义务。第十七组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书；2.辽宁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证明事项：康宝华为维护合法权益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第十八组证据：1.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险单；2.（2017）最高法民终4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康宝华为维护合法权益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并支付保费。系康宝华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康宝华的损失部分，应由田守良承担。第十九组证据：1.翻译证明书；2.营业执照副本。证明事项：翻译稿件由沈阳博涵米尔商务翻译咨询有限公司翻译，英文原本与中文译文相一致。田守良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至六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第七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康宝华不是长盛公司实际控制人，长盛公司是英属维京群岛设立的离岸公司。公司性质与公司股权情况得到英属公司英国法律的认可，中国法律没有域外法权。本案对长盛公司没有域外法权。英属公司应当受英国法律调整。股权和股东情况得到英国法律认可，不能证明长盛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康宝华。对第八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田守良不是间接持有而是实际持有。长盛公司的股东由13人组成，其中我方就是股东之一。长盛公司作为远大中国的股东实际上田守良也就成为远大中国的直接股东，而不是间接。对第九组无异议。对第十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承诺契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田守良曾向本庭提出过管辖问题，法院也作出了管辖裁定书，确认了该承诺契约的无效性。该承诺契约也经省高院裁定进行确认无效。其次即使该承诺契约有效，也与远大中国在香港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相悖。相悖的双方约定的协议是不能对抗香港法律和上市规定。故也是无效的。对第十一组终止契据三性均有异议。终止契据是第十组证据承诺契约的补充，根据合同法规定承诺契约无效那么终止契据自然无效。故终止契据约定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关于终止契据康宝华证明的第二个问题根据劳动法规定所有劳动条件时间报酬等约定都应当约定在双方的劳动合同中，合同应该经过劳动部门备案才得以确认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禁止竞业条款，终止契据约定的竞业条款没有得到劳动部门的认可和备案，故无效。对第十二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康凤仙等五人退出长盛公司是由于该五人违反了康宝华公司规定的规章制度及涉及刑事犯罪问题。且该五人的股票是康宝华通过赎回的方式而不是直接转回康宝华手中。对第十三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琦退出长盛公司不是根据承诺契约与终止契据双方的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是李琦触犯了有关刑事法律问题，康宝华逼迫李琦将股票通过康宝华相应的购买方式赎回。不存在附条件赠与，也不能证明该终止契据承诺契约是附条件赠与。对第十四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同时可证明康宝华不是长盛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证明公司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经过股东同意，股东才是该公司的实际所有人。从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中也能体现出长盛公司股份构成是由田守良及其他13人在沈阳远大自2004至2009年应得的奖金所构成。对第十五组无异议。对第十六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往来律师函七份不是田守良自动擅离公司，是因为康宝华给田守良施加压力导致田守良无法在公司继续工作。其次，田守良虽然是企业的执行董事也不过是康宝华的高级打工者，康宝华通过司法介入方式证明了田守良在康宝华企业工作25年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及不作为行为。对第十七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康宝华聘请律师是其权利也是义务，双方之间没有存在因为守约方或违约方承担对方所负担的律师费，故要求法庭驳回该请求。对第十八组真实性无异议，田守良只是说如果康宝华、田守良任何一方败诉就应当由另一方承担，且按照起诉时股票的价值进行计算而不是康宝华所要求的多少钱。本案康宝华是越级诉讼，本案起诉时标的额按照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额是不够的，所以其违反了级别管辖，故诉讼费及保全费应该按照判决当日股票的市值来进行分配，多余超出部门应由康宝华负担。对第十九组无异议。为反驳康宝华的诉讼请求。田守良举证如下：1.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证明田守良股权的组成。田守良已经实际控制了该股权。详见招股说明书96-98页。康宝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田守良取得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的整个过程田守良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所取得。田守良等13人按照康宝华指示成立了长盛公司将属于康宝华个人所有的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的相应股权转换为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等值股权。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招股书中载明该股权转换的目的是维系田守良等承让人持续的工作关系以及激励田守良等承让人工作的积极性。虽然载明的是转让关系，但转让并未实际发生。康宝华也未将相应的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田守良名下。田守良在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市的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股票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由此可知田守良没有取得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是康宝华直接授予田守良相应数额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整个过程中田守良未支付任何对价，康宝华与田守良系赠与关系。赠与的目的是为维系田守良持续工作关系以及激励田守良工作积极性。经一审庭审质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对康宝华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对本案以下事实加以确认：1993年，田守良入职远大公司与康宝华共同开创业务，2013年田守良被远大企业集团控股委员会任命为常务副董事长，后直至担任铝业集团总裁。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中国”）系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号码：02789.HK）。2011年康宝华（简称康总）与田守良作为受让人签订《承诺契约》一份。双方约定：长盛有限公司，是一间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契约签订日期，共发行20,550股股本（“长盛公司”）；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390.61万美元……已将其100%股权注入境外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并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上市项目”)；上市及超额配发权行使后总发行股份6,208,734,000股。于本契约签订日期，承诺人持有长盛公司1500股（“持有长盛股份”）；长盛公司在上市公司上市及超额配发权行使后持有上市公司14.03%的股权（“上市股权”）；承诺人在上市公司上市及超额配发权行使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约1.02%的股权，间接持有约63,572,304股股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就持有长盛股份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统称为“持有股份”）相关事宜，承诺人现郑重向康总作出有关持有、出售、转让及/或质押等限制与承诺。第一条持股声明及承诺：1.1承诺人现不可撤销地向康总声明及承诺以下事项，康总对承诺人的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1）承诺人声明持有股份之股份证书由承诺人交予康总保管……1.2承诺人现自愿地、不可撤销地、郑重地向康总承诺以下事项，如承诺人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康总对承诺人的持有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经康总对下列行为评判后，可随时责令长盛公司取消或者减少承诺人所拥有的任何持有股份的实益权，或将该等权益转让给第三方。承诺人尊重康总关于如承诺人对康总的评判如有异议，可提交铝业集团常务董事会（“常务董事会”）表决，超过半数表决可否决康总评判的决定。行为情形如下：（1）承诺人在任职期间对康总倡导的经营管理思想不作为；（2）承诺人蓄意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和内部统一思想；（3）承诺人在任职期间对康总及常务董事会决议贯彻执行不利；（4）承诺人在任职期间不服从上级领导指令；（5）承诺人在任职期间未经康总同意擅自辞职；（6）承诺人在任职期间不服从康总和常务董事会的工作调整和安排；（7）承诺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工作之便，损害公司利益，谋取私利；（8）承诺人在任职期间违背公司内部原则，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和损失；（9）承诺人在任职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则，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和损失。第三条生效与终止3.1本契约经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后即告成立，当第3.2条所列的情况出现时自动终止。3.2本契约将于以下情况自动终止：（i）上市公司股份不再于联交所上市或买卖（就任何原因被联交所暂缓停止买卖除外）；（ii）承诺人所持有之持有股份按本契约第1.2条之约定被收回或（iii）签约双方另行签署协议同意终止本契约。2012年12月，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了《终止契据》一份，双方约定：本终止契据是由双方于2012年12月（“生效日”）订立：（1）康宝华,其中国身份证号码为2101051953××××××××，地址为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20号（“康总”）及（2）田守良，其中国身份证号码为2101041963××××××××，地址为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21-6号2-30-1（“高管”）。鉴于（A）LongThriveLimited长盛有限公司（“持股公司”）为一家包括高管在内的若干人士所持有的应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截至生效日，持股公司持有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561,555,356股股份，即高管透过持股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B）康总与高管（以下合称“双方”，任何一方称为“一方”）于2011年11月21日签署了《承诺契约》（下称“承诺契约”）。承诺契约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i）高管将其所持有的持股公司的股票证书交由康总保管，并承诺给予康总该些股份的若干实益权利，包括决定、处置及分配权等；及（ii）当高管满足特定情况时，会得到若干持股公司股份的所有实益权利，以奖励其对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贡献；及（C）根据承诺契约第3.2（iii）条之规定，承诺契约的签约双方可通过另行签署协议的方式终止承诺契约。本契据兹证明，并由双方在此协定如下各项：1.承诺契约的部分终止。根据承诺契约第3.2（iii）条之规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承诺契约中除第一条、第三条至第六条外的部分条款（“解除部分”），自生效日起终止；承诺契约中的第一条。第三条至第六条继续有效。2.权利义务终止。2.1双方一致同意，解除部分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或向另一方所承担的任何性质的法律责任自生效日起终止。双方将不再根据解除部分要求向对方履行解除部分项下的义务和责任，也不再主张解除部分项下各自的权利，无论该些权利、义务及责任于生效日前是否已经产生……3.持股公司股份安排及竞业禁止。3.1康总将于生效日后起60日内，释放相等于150股持股公司股份（“释放股份”），相等于6,357,230股远大中国股份的股票证书予高管。尽管本终止契据的第1、2条的规定，对于释放股份，康总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所有在承诺契约第1.1（1）条至（4）条及1.2条所得的所有权利。为防歧义，除释放股份外，康总对于高管所持有的持股公司股份仍然拥有所有承诺协议第1.1（1）条至（4）条及1.2条的权利。3.2若高管在生效日时或之前决定留任，则高管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会参加上市公司及/或其关联公司的考核计划。高管将根据各自未来从事的工作岗位的性质决定其将根据考核计划所获得的股份数目并按照年度进行考核及分配，考核计划所涉及的股份为持股公司的剩余股份，具体内容将以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为准。如果在上述考核计划生效后，对于登记在高管名下的释放股份以外的持股公司股份（“剩余股份”），将根据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的安排进行相应调整；高管在此确认，如其所持有的剩余股份与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的安排不一致，其不可撤销地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剩余股份无条件且无偿地转让予他人，以促使实际的考核计划细则得以全面及时地生效并实施。3.3若高管在生效日时或之前决定不继续留任于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则：（1）离任后终生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设立、经营、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及任何关联公司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实体或个人，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该等实体或个人工作、提供财务支持、担保或任何建议，亦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或其任何关联公司业务相类似的活动；及（2）高管在此确认，其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其所持有的剩余股份的所有权利，并在康总指定的任何时候，无条件且无偿地转让予康总或任何康总指定的人士。第4.2条规定，假如解除部分以外的承诺契约条款与本终止契据的条款有冲突，以本终止契据为准。2017年5月15日，田守良委托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白晓峰律师向远大集团提交《辞职函》，表明：田守良就其健康原因已不能胜任远大公司现职务请求本所制作了该辞职函件，正式向远大公司提出辞去公司的职务，解除与远大公司的《劳动合同》；2017年1月至4月远大公司尚欠田守良工资4万元，在接到本函件后五日内将所欠工资四万元汇入其个人工资卡内。2017年5月26日，远大集团公司委托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阚雪飞律师制作《律师回复函》，表明：远大集团不存在函件所说的欠薪问题。按照远大集团管理制度，高管办理离职，需要办理工作交接，将待处理事务处理完毕，同时需要接受离职审计。工作没有交接、离职审计没有完成，田守良当前提出的辞职是违反远大集团管理制度规定的。远大集团会认真考虑田守良提出的辞职申请，如其确定离职意愿，需要按照，远大集团管理制度，将待处理事务处理完毕，接受、配合离职审计后，公司才能给予答复。2017年6月7日，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向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再度发送《复函》，表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1条规定，职工辞职的权利是绝对的，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无须任何实质条件，只需要履行提前通知的义务即可。田守良于2017年5月15日已经正式向远大集团提出辞呈，该辞职无需远大集团的态度和答复。田守良于2015年7月不再担任远大集团的高管，职务仅为一名普通员工，离职审计也应该在2015年8月开始，希望在2017年6月15日集团给田守良出具离职证明和档案转移手续。2017年6月15日，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向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再度发送《律师回复函》，表明：田守良在远大集团任职高管多年，按照公司制度，申请离职必须接受公司离职审计；申请离职还需要接受公司的履职审计，员工离职需要到财务部门办理个人借款清帐以及由其个人代为保管使用的公司财物退还手续，上述手续办理完毕无误后，公司才能为其办理离职手续。2017年7月19日，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受远大集团委托向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发送《律师函》，表明：田守良在远大集团任职高管多年，申请离职必须接受公司的离职审计和履职审计，据了解田守良已经应聘到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请告知其本人于7日内到沈阳远大财务部门办理个人借款清帐以及由其个人代为保管使用的公司财务退还手续，此次为最后一次通知。后双方又分别于2017年7月23日、7月31日就田守良辞职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函件沟通。另查，2017年6月27日，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幕墙公司相关人员的聘任通知》，决定聘任田守良为该幕墙公司董事长，全面管理幕墙公司运营工作。远大集团2017年8月17日出具的《田守良出勤情况说明》，证明田守良自2015年8月份调入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后，考勤起止月份为2015年8月至2017年1月，根据《高管考勤签到表》其最后考勤月份为2017年1月，当月出勤天数为4天。再查：2018年5月7日，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康宝华作为甲方与乙方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因与田守良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案件，委托乙方代理一审、二审诉讼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指派杨兴权、杨大威等律师为承办律师，办理上述案件的法律事务。双方同意采取如下收费方式：（一）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10万元给乙方，作为基础代理费；（二）甲方于本案立案之日（以法院开具诉讼费收据之日为准）起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0万元。2018年5月，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向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具3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7月4日，就与田守良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康宝华作为财产保全申请人即被保险人，以田守良作为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险单》，保险金额为人民币38,264,360元，保险责任为如申请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双方特别约定：保险人自被保险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之日起至保全损害之债诉讼时效届满时终止。保费为人民币57,396.54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股票在香港上市，本案属于涉外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本案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的《承诺契约》、《终止契据》等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康宝华、田守良均有约束力。现案涉争议焦点为：根据《承诺契约》、《终止契据》的相关约定，田守良是否存在违反契约义务的违约行为，案涉股票撤销赠予的条件是否成就，田守良已经取得的分红款及利息应否予以返还；康宝华主张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如何承担。关于股票撤销赠与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康宝华主张从《承诺契约》签订的时间看，田守良于2023年达到退休年龄，承诺契约是在2011年签订的，按照《承诺契约》约定：“承诺人（田守良）在上市公司（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及超额配发权行使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约1.02%的股权，间接持有约63,572,304股股份”，《终止契据》约定：承诺契约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i）高管将其所持有的持股公司的股票证书交由康总保管，并承诺给予康总该些股份的若干实益权利，包括决定、处置及分配权等；及（ii）当高管满足特定情况时，会得到若干持股公司股份的所有实益权利，以奖励其对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贡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田守良在远大工作满足特定情况才能取得股票，签订契约目的是激励田守良长期努力工作，即康宝华可对田守良工作进行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决定田守良授予的股份数额。虽然康宝华在2010年就将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转至为田守良账户名下，但并不是免除了康宝华可以对田守良工作评判的权利，也不代表过户之后承诺契约的权利义务的终止，田守良仍负有在远大公司勤勉工作的义务，而且双方约定田守良不得处分交易股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附义务的赠与，也称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第三人为一定给付为条件的赠与，也即使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本案康宝华向田守良赠与案涉股票的缔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田守良长久持续的工作关系，以达到让田守良安心勤勉尽责工作，故双方签订承诺契约的合同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所在。现《承诺契约》第一条第1.2约定：“承诺人现自愿地、不可撤销地、郑重地向康总承诺以下事项，如承诺人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康总对承诺人的持有股份实益权具有决定、处置、分配和一票否决权，经康总对下列行为评判后，可随时责令长盛公司取消或者减少承诺人所拥有的任何持有股份的实益权，或将该等权益转让给第三方……（5）受让人在工作期间未经康总同意擅自辞职；…等等”。通过双方的律师函可以证明，田守良在2017年5月向远大公司提出辞职，在未经远大公司同意其辞职的情况下，自行离职并受聘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田守良的上述行为以行动表示不继续履行《承诺契约》第一条第1.2约定的禁止性义务，应按照约定向康宝华方承担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田守良负有返还案涉股票及股票分红的义务。因双方在《终止契据》第3.1约定：“康总将于生效日后起60日内，释放相等于150股持股公司股份（“释放股份”），相等于6,357,230股远大中国股份的股票证书予高管。尽管本终止契据的第1、2条的规定，对于释放股份，康总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所有在承诺契约第1.1（1）条至（4）条及1.2条所得的所有权利。”即康宝华放弃对6,357,230股附条件赠与所附条件，对于剩余股份57,215,074股股票（02789.HK）及相应分红12,587,316.2港元，田守良应予返还。关于股票受让后田守良取得的康宝华赠与的分红利息664,330.5768港元（13,985,906.88*4.75%）应否返还问题。双方对此并无约定，康宝华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及保全担保保险费的承担问题，现康宝华委托聘请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代理诉讼行为，并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一方当事人将其律师费作为诉讼请求之一，要求对方承担因诉讼产生的相关律师费用。对此，我国法律规定的较为明确的，应根据相关条文作出判决，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律师费的承担应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过错大小和责任程度，确定律师费的承担方式。对合同类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应首先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合同中对律师费有约定的，依照约定确定承担主体，没有约定的则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律师费。鉴于双方在《承诺契约》中并无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且本案康宝华要求田守良返还股票分红派息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法院支持，故对康宝华要求给付律师费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康宝华请求田守良支付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7396.54元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康宝华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或他人财产担保。因田守良违约引起本案诉讼，康宝华为此向平安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7396.54元系康宝华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康宝华的损失部分，应由田守良承担该笔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田守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康宝华赠与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57,215,074股股票（02789.HK）；二、田守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康宝华赠与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票分红共计12,587,316.2港元；三、田守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康宝华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人民币57,396.54元；四、驳回康宝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田守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409元，由田守良负担203,673元，由康宝华负担29,736元；保全费5,000元，由田守良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另查明，2011年4月份，远大中国通过《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公告，告知广大股民远大中国的股权构成。《招股说明书》的内容符合香港法律规定，香港证监会同意向海内外发布。该《招股说明书》是远大中国上市必须的法律文件，记载的内容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与他相悖的内容是无效的。该《招股说明书》中对田守良股权的取得做了详尽的描述：“于2004年1月，作为本集团管理层的奖励方案及为肯定该等承让人对我们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康宝华口头同意酌情转让沈阳远大当时的注册资本合计42,337,981元（相当于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于该等承让人…故2010年10月5日，康宝华与该等承让人签署了一份确认函，以记录彼等就该等转让事项的理解与安排，该等转让事项由康宝华作出，作为确认及肯定该等承让人在公司上市之前对本集团发展已经作出的贡献…2004年以前，沈阳远大未有宣派股息，沈阳远大于2005年、2006年、2008年及2009年宣派股息，以（其中包括）抵消及清偿康宝华的往来账款，该等股息已由沈阳远大悉数清偿。故沈阳远大于该等年度并无宣派股息，根据康宝华与该等承让人之间的安排，康宝华会代表该等承让人持有该等承让人有权从沈阳远大收取的该等股息，合计人民币200,357,000元，即该等承让人于沈阳远大的股权应占的股息，直至重组…”等等。本院二审期间，田守良、康宝华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庭审和质证。本院认为，关于《承诺契约》的问题。根据康宝华在一审《管辖异议答辩状》中的自认，康宝华也认为其未在《承若契约》上签字盖章，该《承诺契约》未成立。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初703号民事裁定书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辖终158号民事裁定书中也均确认：因仅有田守良一方签字，《承诺契约》不能认定依法成立且没有法律效力，据此驳回了田守良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自认的事实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在康宝华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其自认内容和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订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于康宝华没在《承诺契约》上签字或盖章，康宝华与田守良就《承诺契约》内容未达成合意，故应认定该《承诺契约》未成立。故本院对于田守良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关于《终止契据》的问题。在一审庭审笔录第16页记载，康宝华称其在终止契据的原件上没有签字，其是在终止契据的复印件上签字的。但其至今未向法庭提供由田守良签字的《终止契据》的原件，其仅提供了其在终止契据复印件上签字的版本。故《终止契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另外，《终止契据》最后一页即第6页的右上角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加盖过印章的印迹，且是印章的前部分，且其他页上没有任何加盖过类似印章的痕迹，而且第6页是《终止契据》的最后一页，这与正常加盖印章的习惯不符。该《终止契据》的第5页下面有大量的留白，第5页与第6页的衔接与正常的公文写作及排版习惯不符。除第6页外其他页也没有田守良的签字。综上，该份《终止契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康宝华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终止契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本院对田守良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是否为附条件赠与的问题。根据《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公示的内容可以看出，是康宝华于2004年1月口头同意转让沈阳远大当时的注册资本共人民币42337981元（相等于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给田守良等13人，且于2010年沈阳远大股份公司分配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四年股息共为200357000元，其中42337981元用于支付沈阳远大注册资本约20.6%股权转让款（田守良占1.5%），剩余158019019元借给康宝华使用，于2010年11月11日佳境完成向长盛公司转让本公司股份后，以康宝华所持有的部分股息抵销及悉数清偿。为协助康宝华完成重组，该等承让人进一步同意向康宝华贷出该等股息的结余并由康宝华代表彼等持有，直至上市后为止。康宝华将会透过日后自本公司收取的股息清偿余额。转让价乃根据沈阳远大的注册资本计算得出。根据《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任何的附条件赠与。另根据康宝华向一审法院诉称：判令田守良返还康宝华赠与的63,572,304股远大中国股票及分红。康宝华在其起诉状中也称其将当时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20.6%股权以零对价转换的方式赠与田守良等13人，而不是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远大中国股票及分红。结合《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的内容来看，田守良持有的远大中国的股票及分红与康宝华无关。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附义务的赠与，也称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第三人为一定给付为条件的赠与，也即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可见，附义务的赠与，附加的义务应在赠与的同时一并提出，根据现有证据并未有证据证明康宝华所称的当时赠与田守良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20.6%股权时附加了相应的义务。而且根据康宝华二审答辩状中自认其与田守良于2011年11月21日签订《承诺契约》。《终止契据》显示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12月，没有具体的日期。根据《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记载，2010年11月11日佳境完成向长盛公司转让本公司股份后，以康宝华所持有的部分股息抵销及悉数清偿。为协助康宝华完成重组，该等承让人进一步同意向康宝华贷出该等股息的结余并由康宝华代表彼等持有，直至上市后为止。康宝华将会透过日后自本公司收取的股息清偿余额。转让价乃根据沈阳远大的注册资本计算得出。可见，于2010年11月11日双方已经清算抵销及悉数清偿完毕。因此，无论这两份文件即《承诺契约》与《终止契据》是否成立有效，均不可能构成附条件的赠与。从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的表述来看，康宝华转让给田守良等高管的股份，是对田守良等人在公司上市之前，对公司作出的贡献的确认及肯定，不是为了激励以后的工作而赠予。因此，在公司上市之后，已经转让的股份不能再预设其他应收回的条件。故本院对于田守良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田守良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7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3,4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25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康宝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