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283民初8086号原告：王建翔，男，汉族，1969年6月28日生，住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山东天正平（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圣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747211025Y。法定代表人：廉相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艳，山东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建翔与被告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被告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建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自2004年3月至2019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确认被告将原告辞退违法，判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9600元、赔偿金139200元、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各项手续。事实和理由：原告2004年3月原告到被告处工作，任司机，双方签订的协议、合同、被告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期间，因被告公司车辆不足，使用原告车辆支付租金，但不影响双方的劳动关系。2019年3月被告无故将原告辞退。拒绝支付各项劳动待遇，拒绝为原告办理劳动手续，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证明及劳动合同来源不合法，且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理由如下：1、仲裁庭审中被告询问原告该三份证据的来源及形成时间，原告含糊其辞，拒绝说明证据的形成时间，仅说该三份证据系公司交付给他的，却又不能明确是公司哪位工作人员或领导给他的。该三份证据中除证明外，协议书与劳动合同均需双方签字和盖章，且证据上显示均有原告本人签字，怎么会不知道证据的形成时间？因此，原告称该三份证据系被告制作并交付给他的与事实不符。如果该三份证据上的印章是真实的，也是原告利用被告用车之际，为获取高额补偿擅自偷盖的，不具有合法性。被告作为韩国独资企业，所有加盖公章的资料均有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私章确认，该三份证据上均无负责人签字或盖章，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协议书上虽然加盖了公章，但该公章既没有加盖在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文字上，也没有加盖在落款时间上，很明显是先加盖的公章，后打印的内容，且无被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欠缺形式要件。而被告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上均有法定代表人签名，足以证明被告的公章使用管理规定和工作习惯。其中第一份租赁合同签订时间2008年11月5日，协议书落款时间是2008年11月10日，前后相差5天时间，协议书上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符合常理；从内容上来看，被告所有职工均按法律规定缴纳社保，如果原告属于单位职工，没有理由不给其投保，更不可能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未投保为由与其签订此类协议；另外，既然是协议，应该一式两份，该协议书却明确注明本协议仅此一份，与常理不符，更何况协议书的内容涉及被告的经济利益，如果确实签署过此协议书，肯定要留存备案。因此，被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2011年8月26的证明，也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出具证明的相关负责人签名，证明内容不符合常理。因劳动合同解除可以有多种原因，既可以是协商解除，也可以是单方解除，对于解除方式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不必然产生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结果。因此，对于不确定的事项，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职工出具此类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该证明上所称的月工资5800元无任何证据证明。因此，该份证明也是原告为本案诉讼采取非法手段虚假制作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劳动合同载明签订时间是2014年4月15日，该段时间被告处所有合同内容均是公司员工王芸芸负责填写，根据与公司备存的劳动合同比对,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内容非王芸芸所写,且使用的合同版本也与公司备存的合同版本不一致。并且劳动合同上有原告的本人签名，却拒绝说出形成时间，显然是在隐瞒事情真相。另外，合同中法定代表人一栏内手写的是廉相燮，而2015年4月16日之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崔汉值而非廉相燮。如果该份合同是真实的，不可能将法定代表人写错。因此，据此可以证明该份合同是虚假的。另根据被告在2014年4/5/6月份与其他新入职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上来看，法定代表人一栏内均加盖的是崔汉值的私章，非手写字体，也印证了该份劳动合同是虚假的。综上，该三份证据因存在上述诸多瑕疵和不合理之处，被告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合理质疑，因此，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使用。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首先，2008年11月10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明确约定了租赁车辆的相关事项，属于典型的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至于在仲裁庭审中原告提出的车辆租赁期间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不合理的质证意见不成立。因原告向被告支付的租赁费仅包含车辆本身的费用和驾驶人员的费用，不包含加油费、高速公路费、保养费等费用。由于每月及每天用车量不等，无法就上述费用给出固定的数额，只有根据实际发生额实报实销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的民事合同原则。至于合同中提到关于对原告的出车方面的要求，系原告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履行的基本的合同义务，与被告管理员工的性质不同，不能据此认定是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根据被告提交的支付凭证可以看出，租赁费的支付方式是现金或转账支票。先由原告根据当月用车数量提供租赁费发票，被告核对无误后将租赁费支付给原告，原告出具收据，并在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字。支付时间每月不固定。而被告处所有员工发放工资均是通过银行转账代发，工人收到工资无需向被告出具任何收据，更无需提供发票，并且工资每月在固定时间发放。原告主张工资有时单独发放，有时包含在租赁费中无证据支持。如果原告属于被告的员工，工资完全应当与其他职工一起由银行代发，可以作为费用列支，不可能单独给原告另一种支付方式。另外，被告提交的工资表、社会保险基数确认职工花名册及考勤表中均无原告的名字，该三份证据中，公司所有员工除韩国人不能在中国投保，不在社保花名册之内外，其余人员均投社会保险。且工资表、考勤表与社保基数确认职工花名册中人员名单完全吻合，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全部用工的事实，原告的名字未出现在上述任何一份证据中，进一步证明了其并非被告员工的事实。最为重要的是，原告于2013年注册成立了平度市乐瀚汽车租赁部，专门从事汽车租赁业务，在其为被告提供车辆服务的同时，也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车辆租赁服务。2019年4月份，因被告自行购买车辆，不再租赁原告的车辆使用，双方办理了相关终止租赁关系的手续。被告给予原告600元划车补偿，并注明系结束补偿，原告在支款单上签字确认并支取该款项；同时，原告的儿媳李静在另一租赁合同上签署了“双方协商同意合同于2019年4月30日终止，车辆及钥匙当面交接清楚”的字样，该李静与被告工资表中的李静非同一人。不存在原告质证中提到的属于自己职工书写的事实。通过该事实可以进一步确认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2019年4月30日双方终止的是租赁合同关系。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被告未曾也无需将原告辞退，更不存在违法辞退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因存在诸多瑕疵和不合理之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原告主张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所谓劳动关系，是指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的法律关系。从上述概念不难看出，劳动关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本案原告除了在被告用车时按照被诉人的要求到达指定地点外，其余时间不受被告的管理和约束，完全由自己支配和控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各项仲裁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提交《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没有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承诺在辞退告后自2004年3月开始计算经济补偿金；提交《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自2004年3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月工资5800元；提交《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15日至法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条件出现时止。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及《证明》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与原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该证据上没有被告处领导的签字，证据上所记载的2004年3月与双方租赁关系形成时间不一致，且该证据是先加盖的印章，后打印的文字，该两份证据出具时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如何解除均处在不确定状态，不必然产生被告给予告补偿的事宜，该两份证据是虚假的，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合同上约定的工资5800元与被告实际支付给告汽车租赁费的数额不一致，该合同上没有被告法定代表人或相关负责人的签名。被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租赁合同两份，证明被告自2008年11月5日开始租赁告的车辆，租赁费的结算由告开具发票，被告根据开发票的情况向原告支付汽车租赁费，双方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提交证据二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份被告所有职工的工资明细、银行汇单以及银行交易流水，2014年4月至2019年4月考勤记录一宗，证明原告未在被告员工发放工资的名单内，不参加被告的考勤管理，不属于被告处职工；提交证据三2016年、2017年、2019年参保职工名单及公示花名册一宗，证明原告不在该花名册之内，不属于被告处职工；提交证据四2009年至2019年发票收据清单一宗，证明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租赁费根据租赁车辆的不同调整价格；提交证据五微信截图一份，证明2017年12月份原告以贷款为由要求被告为其出具工资收入证明，公司会计李春芳以告并非被告职工为由予以拒绝。原告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中2008年11月5日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称因被告的车辆不够使用，要求原告自己提供车辆使用，被告另行支付车辆租赁费，该租赁合同约定，期间所需要的汽油费、过路费、保养费等与车相关的费用均有被告承担，并规定原告必须有爱厂如家的精神，遵守公司规定，积极响应公司领导派遣，工作期间告不仅驾驶合同上的车辆，还根据被告的要求驾驶被告的车辆，双方并不是单纯的车辆租赁关系，也不影响同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证据一中2018年11月1日的租赁合同不予认可，称该合同上涉及到本案之外的第三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称证据二付款明细并不是工资表，上面没有员工的签字，系被告单方制作的，并非被告的全部员工的名单，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称考勤记录属于打印件，无职工签字，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该材料上的所列的人员并非是被告的全部工员，且与工资发放明细上所列的数量不一致，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称证据三是被告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具该证据上所列的人员名单与考勤及工资明细不相符，该名单上并不是被告所有职工的人员，被告应当将不参保的人员同时提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称证据四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具有关联性，因被告除了租赁告的车辆外，同时也使用自己公司的车辆，原告在被告处从事司机工作，涉及的租车费不影响二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称证据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微信通话人并不涉及原告，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经审理查明，原告称其自2004年3月到被告处从事司机工作，工作到2019年3月，被告口头将告辞退，其提供的《协议书》及《证明》、《劳动合同》加盖被告公章，但原告不能证明上述材料从何处取得，即被告经办人员为谁交付上述材料给原告。庭审中，原告自认不参加被告公司考勤。原被告结算报酬的方式为原告为被告出具租车收据（有时一辆车、有时二辆车），从被告处领取支票或现金。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以申请人的身份以青岛富平电子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平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69600元、赔偿金139200元，要求被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平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原告的申诉请求进行了审查后，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平劳人仲案字[2019]第39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作出后，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没有提起诉讼。上述事实，由平劳人仲案字[2019]第393号卷宗材料及裁决书、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称其2004年3月到被告处从事司机工作，其提交的《协议书》及《证明》、《劳动合同》虽加盖被告公章，但原告不能证明上述材料从何处取得，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原告不能证明，本院不予以采信；原告不参加被告的考勤管理，原告取得的报酬系原告根据与被告的租赁协议获得，双方的关系更符合租赁合同关系的形式，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建翔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王建翔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玉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