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481民初2304号原告：高同，男，199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宪平，邯郸市邯山区渚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申祥红，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河北均梓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勇，男，1980年9月5日出生，蒙古族，现住天津市武清区。高同与申祥红、李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时，高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宪平，申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李勇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解除高同与申祥红所约定的合同；2、依法判决申祥红返还高同支付的货款72860元；3、依法判决申祥红支付高同垫付的车辆费用2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申祥红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30日高同通过微信平台认识了申祥红并互加了微信，2019年5月22日申祥红说他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有两车废铁，高同到山东后申祥红派一个叫李勇的人到现场，并让高同叫来的车辆装车，装车后李勇叫高同把货款转给申祥红，高同向申祥红转款72860元，后山东方说此废铁不是申祥红的，不让拉货，车在山东停了八、九天，最后司机把废铁卸下车，申祥红的行为给高同造成损失，为了高同的权益不再受更大的损失，故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高同的合法权益。申祥红辩称，高同所述不属实，申祥红与高同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申祥红未向高同出售过废铁，不应向其返还货款。1、2019年5月22日当天，或者更往前一段时间，高同与申祥红之间没有通过电话、微信或其他方式联系过；2、按照高同所说，李勇是申祥红派到现场的人，申祥红应当提前或当天告诉高同相关情况及派出人员的情况。但事实上，高同与申祥红没有联系过，李勇是申祥红派到现场的人员是高同杜撰，与事实不符。3、高同在起诉中陈述，货装车后不让拉货，在山东停了八、九天时间，如果是申祥红卖废铁给高同，高同肯定要找申祥红，但是申祥红提交了通话记录和微信记录，高同没有与申祥红通过一次话，也没有发过一条微信，此事实完全证明高同不是购买申祥红的货物；4、高同于2019年4月22日通过微信加了申祥红为好友，双方当天聊了实心轮废铁的价格、规格，除此之外，没有聊到其他问题，没有达成合同意向。在申祥红收到诉状之前的几天，即2019年6月26日，高同与申祥红进行语音通话，当时高同说他从李勇那里买货，李勇让高同把钱打到了申祥红的银行卡里，申祥红说买谁的货找谁要钱，不应该找申祥红。从上述聊天记录可以看到，从购货，特别是货物在山东不让拉走的八、九天时间内，高同从未与申祥红进行过联系，充分说明高同不是从申祥红处购货，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高同要求申祥红退购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李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高同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农业银行转账流水单、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平台截图、过泵单、照片、押车协议、视频资料等证据。本院对申祥红无异议的身份证复印件予以认定。对申祥红提出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对于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流水单，该证据能够证明高同曾于2019年5月22日向申祥红账户转账72860元的事实，对该证据的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仅凭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高同与申祥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关于手机通话记录，申祥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但该通话记录中体现的通话时间，没有发生在高同诉称的双方买卖关系形成及因货物无法出门发生争议的过程中，该证据不能证明货物出厂遇到困难发生纠纷的过程中，高同曾与申祥红就此事进行过沟通和协商，故本院对高同的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关于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仅能证明高同与申祥红曾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对废旧钢铁品种、规格及价格进行过询问了解，但该聊天记录中不能体现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有效要约和承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关于电子平台截图，因该截图上没有直接体现申祥红的个人信息及货物发布信息的内容，双方是否通过该平台认识的事实无法确定，本院对截图的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但鉴于庭审中高同与申祥红一致认可双方没有见过的事实，故本院对截图的此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关于过泵单，能够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与高同支付的货款是一致的，故本院对过泵单的该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拉货现场照片，能够证明高同曾在该处拉货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关于押车协议，该证据从形式上讲，没有甲方公司负责人和乙方高同的签字，证据形式存在欠缺，从内容上讲，该协议不能体现具体押车的具体时间、地点、押车原因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仅凭该证据也不能证明高同已实际发生相关损失，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视频资料，因视频中的司机未能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其在视频中口述内容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申祥红围绕其辩解理由向本院提供了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高同对上述两份证据均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通话记录结合高同提交的通话记录及庭审中各方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高同与申祥红在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6月26日前，特别是高同货物出厂发生纠纷后的合理时间内，双方未电话联系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关于微信聊天记录，庭审中已核实查明该记录是申祥红与高同之间通过微信聊天的完整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对李勇进行询问调查，该调查笔录经当事人质证，申祥红对该调查笔录无异议，高同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调查笔录形式合法、内容客观，且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相吻合，能够证明案件中的相关事实，本院对该调查笔录予以认定。李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高同、申祥红与李勇均从事废钢买卖生意。2019年4月，申祥红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从黄兴飞处购入废钢一批，共计31.82吨。后申祥红将该批废钢以每吨2220元出售给李勇。后高同与李勇通过全国废钢交易电子平台相识，双方通过电话、微信聊天、现场议价等方式于2019年5月22日就该批废钢交易口头达成一致，高同以每吨2290元的价格购入了该批废钢。李勇因需通过申祥红账号走账，遂在当日指定高同将上述废钢货款共计72860元打入申祥红银行账户。后李勇与申祥红因之前其他废钢交易货款没有结清，导致高同购入的该批废钢装车后无法正常出场。高同遂在此后的八九天内多次找李勇协商此事，李勇同意或者协调货物出场或者退款，但该批废钢至今未出场，也未退款。另查明，高同于2019年4月30日通过主动添加申祥红微信的方式就申祥红处经营的废钢品种、规格、价款等事宜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咨询过申祥红，但未形成有效要约和承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同主张申祥红与其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申祥红退还货款，但高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一、从买卖关系的形成上来看，高同与申祥红之间并无书面买卖协议，高同仅于2019年4月30日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就申祥红处经营的废钢品种、规格、价款等事宜进行了一般性咨询，该聊天内容不能形成合同意义上的有效要约和承诺。此后高同在整个买卖关系形成过程中，始终未与申祥红进行过任何接触和协商，故亦没有证据证明高同与申祥红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口头买卖协议。关于高同主张的，与其协商废钢买卖事宜的李勇系受申祥红委托指派的人，对此申祥红不认可，高同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指派事实的存在。相反，庭审中高同承认申祥红从未通知过他李勇是其指派的人，高同也从未就此事主动向申祥红核实过，故高同主张的该指派事实不能成立。二、从发生货物出场纠纷后的协商处理情况看，高同于2019年5月22日购入该批废钢出场遇到困难后，高同始终是找李勇协商，要求李勇给予解决，并未联系其所称的合同相对方申祥红予以解决，且在李勇解决无果的情况下，在合理时间内，高同仍未联系申祥红解决该事，直至2019年6月22日，高同才主动与申祥红进行了1分多钟的短暂通话，该情况显然有悖常理。综上两点，高同提出的其与申祥红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同提出的，他的货款最终打到了申祥红的银行账号上，能够说明申祥红就是合同卖方的主张，考虑到废钢交易活动的行业特点和实际结算方式的复杂性，在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双方已形成买卖关系的前提下，仅凭该转款行为无法单独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本院对高同提出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李勇的责任问题，因庭审中高同并未主张李勇承担相关退款责任，故本院对此不再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同对申祥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0元，减半收取1570元，由高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靳凯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