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4722号原告：陈声海，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朱堂乡保安村黄湾组,公民身份号码4130281973********。原告：谭梅，女，197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大树镇梅子村4组46号,公民身份号码5112251976********。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波、易爽，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昌勇，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嘉禾县石羔乡成家湾村135号,公民身份号码4328261971********。被告：阳江市高安五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振兴路**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02MA4WCT7P7E。法定代表人：伍爱军。被告：高安灰埠五星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灰埠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568687132U。法定代表人：冷国华。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4116C。法定代表人：郭予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叶家祺，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路第一工业区**江韵大厦******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83352373W。法定代表人：邓俊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颖琳、黎清榜，该公司员工。被告：周志雄，男，198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陈声海、谭梅诉被告李昌勇、阳江市高安五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物流公司）、高安灰埠五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运输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周志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声海、谭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波，被告天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颖琳，被告周志雄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昌勇、高安物流公司、高安运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声海、谭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人民币120000元，且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二、请求判令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788078.6元；三、请求判令被告李昌勇、被告高安物流公司、被告高安运输公司、被告周志雄对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付不足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请求判令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财产损失2000元；五、请求判令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财产损失68600元，以上合计978678.6元（包括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2、丧葬费46784.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301980元；4、精神抚慰金100000元；5、交通费8000元；6、食宿费10000元；7、误工费8000元；8、车辆损失139200元）。六、请求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20日0时50分许，原告之子陈诚驾驶车牌号为鄂Ｅ×××**小型轿车搭载李志鹏、刘聪沿324国道由西向东行驶时，与被告李昌勇驾驶被告高安物流公司及被告高安运输公司名下的车牌号为粤Ｑ×××**重型半挂牵引车及车牌号为赣Ｃ×××**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沿324国道由东向西行驶时，在途径广州市增城区324国道下行911KM+332M处时发生碰撞，导致原告之子陈诚及车上搭载李志鹏、刘聪当场死亡、车辆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李昌勇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陈诚饮酒后超速驾驶，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陈诚的死亡给原告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而被告至今没有该事故的理赔事项做出明确的表态。因被告李昌勇驾驶的车辆由被告高安物流公司、被告高安运输公司所有，该肇事车辆在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故原告请求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鉴于原告陈声海所购的由陈诚驾驶的车辆在本次事故中已严重毁损，无任何修复价值，该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保险公司处投保，依法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保险法》之相关规定，要求各被告对原告的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辩称：一、请求法院驳回原告陈声海、谭梅提出的对答辩人天安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l、粤Ｑ×××**号车的承保主体是天安保险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而不是天安保险公司，这一事实有保险单为证。2、天安保险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应由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六项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天安保险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正是上述法律规定的诉讼主体。3、原告起诉天安保险公司，错列被告。二、公安机关认定李昌勇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认定错误，李昌勇应不负事故责任。l、公安机关认定李昌勇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即使粤Ｑ×××**号车经过改装，因发生事故，李昌勇驾驶该车正以缓慢的速度转弯通过路口，陈诚严重醉驾的情况下，超高速通过该路口，碰撞李昌勇驾驶粤Ｑ×××**号车，在当时的情况下，李昌勇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粤Ｑ×××**号车是否经过改装，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试行）》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判断当事人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其交通违法行为所属过错行为类型，并依据本条规定确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根据该规则的规定，李昌勇驾驶的车辆的改装行为，属于与事故无因果关系，或B类行为，而陈诚的醉驾和严重超速行为明显就是A类行为，且醉驾属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试行）》第七条明文规定的加重其一档责任的行为。2、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昌勇驾驶正在转弯的粤Ｑ×××**号车没有避让直行的陈诚驾驶车辆鄂Ｅ×××**，是过错之一，这一理由不成立。李昌勇驾驶粤Ｑ×××**号车满载碎石转弯准备进入对面路边的广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速度较慢，约5-10公里。按该车当时10公里的时速计算，每秒行驶2.7米，粤Ｑ×××**号车（含拖挂的挂车）的总长度为13米，按国家标准，事发现场的两车道公路宽度为3.75*2=7.5米。故该车的车头从公路中间位置开始进入鄂Ｅ×××**的通行方向公路，到车尾离开公路的行车车道距离为13+7.5=20.5米。粤Ｑ×××**号行驶该距离的时间为20.5米÷2.7米／秒=7.6秒。该公路的限速为时速60公里，合16.6米／秒。陈诚驾驶的鄂Ｅ×××**车的时速为133.86公里，合37.2米／秒。粤Ｑ×××**号的车头在公路中间位置开始进入鄂Ｅ×××**车的通行方向公路时，鄂Ｅ×××**车当时在37.2米／秒87.6秒=283米外。如按60公里的限速计算，鄂Ｅ×××**车应该在16.6米／秒*7.6秒=126米外。正常的司机是观察100米开外是否有车正在通行过来确定是否需要避让直行的车辆，而当时鄂Ｅ×××**车还有283米开外，李昌勇不可能预测到鄂Ｅ×××**车正超高速行驶过来，不可能作出停车避让的操作——如果在限制60公里的公路口，司机对300米左右的来车都要停车避让，则交通秩序无法正常维持。故交警认定李昌勇没有避让三者车，这一认定是错误的。3、检察院认定标的车司机李昌勇涉嫌交通肇事罪证据不足，而释放了李昌勇，证明李昌勇不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按照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死亡3人或以上，负同等责任的，须判决交通肇事罪。在刑拘11天后，检察院即认定李昌勇犯交通肇事罪的证据不足。证据不足，是指什么？如果是事实不清，可以通过刑事侦查手段查清，发生事故的真实性存疑？这个可能性不大，事故肯定是真实的。唯一可能是责任认定错误，李昌勇在该案中不应负同等责任，交警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没有作为刑事案件采信的证据，故检察院认定证据不足。4、除陈诚（死亡）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外，鄂Ｅ×××**车的乘客刘聪（死亡）、李志鹏（死亡）也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鄂Ｅ×××**车上乘客刘聪、李志鹏作为成年人，在陈诚严重醉酒和严重超速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知道陈诚的违法犯罪行为，两人不予制止，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对损害结果应负事故次要责任。本案合理的责任划分：天安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内承担11万的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由陈诚承担70%的责任，由刘聪、李志鹏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三、如果法院认定李昌勇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则天安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无需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应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该约定，天安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四、原告陈声海、谭梅主张的损失项目和金额超过法律规定标准，请法院依法核定。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计算（谭梅未达扶养条件），陈诚应承担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不应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没有依据。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辩称：一、鄂Ｅ×××**在我司购买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100万，含不计免赔）、车上人员责任险（每座保额为l万，含不计费免赔）。二、答辩人对交警所认定的事实以及责任划分没有异议，事发时陈诚、刘聪以及李志鹏属于鄂Ｅ×××**的车上人员，驾驶人陈诚达到醉酒驾驶状态（酒精含量为210.8mg/100ML），已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三、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不同意赔付，理由如下1、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二点之规定：“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在上述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本案中驾驶人陈诚饮酒后驾驶属于答辩人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情形，请求法院依法明确审核。2、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做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只要保险人在条款上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的字体进行加黑、加粗作出提示，已视为保险人已对被保险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3、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投保时已经将相关的保险条款提交给被保险人陈声海处，并且原告提交的商业险保险单中的重要提示第一点已明确写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以及第二第三点均提示了收到条款后仔细阅读，特别是免责事项，如有遗漏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另外，被保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为保监会的公示条款，保监会已在其网站和各个渠道公示，不存在无法告知的情形，且禁止性条款被保险人应当主动知晓，不能以不知道而免责。4、法院审理判决案件在于引导人们遵守和履行法律的规定，在于促进引导公民的行为规范促进社会良好风尚道德，并非鼓励人们违反法律规定。若酒驾这一法律禁止性行为仍然得到法律的支持判决，这无疑是与国家法律相对违背和矛盾，不符合当下国家提倡的法治社会建设，不利于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被告周志雄辩称：一、丧葬费答辩人己支付140400元，平均每人支付46800元。二、陈诚醉酒超速驾驶导致事故发生，且认定同等责任，不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交通费、住宿费要凭交通费发票、住宿费发票据实计算。但交通费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的标准，住宿费不得超过10天。四、误工费需提供当事人劳动合同、工资单、误工天数等进行质证，同时误工费天数计算一般不超过10天。五、陈诚等三人死亡赔偿金以城镇居民计算有异议，应按农村户口计算死亡赔偿金。六、陈诚被扶养人谭梅并非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不应赔偿扶养费。且谭梅属于农村户口，不应以城镇标准计算扶养费。七、财产损失应以保险公司定损为准，需重新评估。八、粤Ｑ×××**号牌、赣Ｃ×××**号牌车辆维修应计算（附维修清单一份）。另，本人同意天安保险公司的意见。被告高安物流公司、高安运输公司、天安保险公司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0日0时50分，被告李昌勇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且机件不符合枝术标准的粤Ｑ×××**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Ｃ×××**号牌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沿324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事发地路口时左转弯；陈诚饮酒后（经检验酒精含量为210.8㎎/100m1）驾驶鄂Ｅ×××**号牌轿车搭载乘客刘聪、李志鹏沿324国道由西往东超速行驶（限速60㎞/h，测得133.86㎞/h），双方车辆行驶至324国道下行911公里332米时发生碰撞，造成陈诚、刘聪、李志鹏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3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第44018312019000018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根据现场勘查、现场照片、证人证言、检验鉴定和视频监控资料等证据证实：李昌勇驾驶擅自改变结构、构造的机件不符合枝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转弯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同等原因；陈诚饮酒后（经检验酒精含量为210.8㎎/100m1）驾驶机动车上路超速行驶（现场道路限速60㎞/h，经检验为133.86㎞/h），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同等责任。认定被告李昌勇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陈诚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粤Ｑ×××**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是被告高安物流公司，赣Ｃ×××**号牌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登记车主是高安运输公司，牵引车和半挂车的实际车主均是被告周志雄。粤Ｑ×××**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以高安物流公司的名义向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交强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7日，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为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交强险责任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50万元（含不计免赔）。鄂Ｅ×××**号牌小轿车，登记车主陈声海，陈声海向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期限均为2019年2月8日至2020年2月7日。交强险责任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车上人员责任险每座保额一万元（含不计免赔）。上述两肇事车的商业保险单重要提示一栏均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4、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二十五条：“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四十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陈诚，男，1997年1月21日出生，农村户口，有父亲陈声海，1973年3月18日出生，有母亲谭梅，1976年3月10日出生。上述事实有户口簿、重庆市奉节县公安局大树派出所及河南省罗山县朱堂派出所证明为证。陈诚生前于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在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是该公司员工，该事实有陈诚与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11日签订的《深圳市简易劳动合同》和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被告周志雄承认粤Ｑ×××**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赣Ｃ×××**号牌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的实际车主，被挂靠人是高安物流公司和高安运输公司，发生事故时被告李昌勇是履行职务。2019年3月20日，被告周志雄支付原告丧葬费46800元。2019年5月15日，原告陈声海委托广东一方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鄂Ｅ×××**号牌小轿车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5月16日，广东一方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车作出（2019年）一方评字第0168号《交通事故车辆鄂Ｅ×××**号牌小轿车价值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该车（鄂Ｅ×××**交通事故车辆）在评估基准日，严重受损，无修复价值，建议报废处理。报废残值为1000元。原告陈声海支付评估费1000元。原告谭梅于2019年6月3日至6月11日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1、右侧甲状腺恶性肿瘤PTINOMO1期乳头状癌；2、左桥本甲状腺炎；3、右侧胸腔积液；4、肝襄肿；5、甲状舌管襄肿；6、双侧乳房肿块，双侧乳腺增生。原告陈声海主张其患脑隙性脑梗塞、高备压3级极高危组、颈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但提供的诊断证明没有医院盖章。另查明，本次事故造成刘聪、李志鹏、陈诚死亡，刘聪的法定继承人刘云彪、李春宇，李志鹏的法定继承人李连海、徐洪琴，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立案案号分别为本院（2019）粤0118民初4516号、4517号。本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经交警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李昌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陈诚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聪、李志鹏无责任。交警部门对事故的事实及责任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及肇事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由李昌勇承担事故责任的50%，陈诚承担事故责任的50%。被告李昌勇驾驶的肇事车在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内，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处理，即“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但鉴于被告李昌勇驾驶的肇事车是擅自改变结构、构造，且机件不符合枝术标准的车辆。因此，本案的焦点一、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免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商业保险保险单重要提示中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保险条款使用了加黑加粗的显著字体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用加黑加粗的字体等进行了提示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该条款已发生效力，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的抗辩，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焦点二、被告周志雄、高安物流公司、高安运输公司、李昌勇应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被告周志雄是粤Ｑ×××**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赣Ｃ×××**号牌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的实际车主，是挂靠高安物流公司和高安运输公司，被告李昌勇在发生事故时是履行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及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周志雄应对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的赔偿款按责任人的责任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高安物流公司、高安运输公司对被告周志雄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昌勇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焦点三、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是否应对鄂Ｅ×××**号小轿车财产损失进行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陈诚是被保险机动车鄂Ｅ×××**号小轿车本车人员，原告陈声海是被保险人，鄂Ｅ×××**号小轿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广州分公司购买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是对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现原告请求本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本车的财产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本院对原告的损失作出如下认定：一、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简易劳动合同》，证明陈诚与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11日签订劳动合同；（2）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陈诚于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在深圳市明达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是该公司员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规定：受害人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包括工作）、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请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经核算，死亡赔偿金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819500元，是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准许。二、丧葬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标准》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6579元/年，丧葬费为106579元/年÷2=53289.5元。原告请求丧葬费46784.4元，是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准许。三、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该项按3人每人7天计算。（1）交通费。根据原告居住地河南省和重庆市至事故发生地的路程较远，本院酌定交通费为4000元。原告请求交通费8000元偏高，不予采纳。（2）住宿费。参照《标准》450元/天，住宿费为450元/天×7天×3=9450元。原告请求住宿费10000元偏高，不予采纳。（3）误工费。参照《标准》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6579元/年，误工费为106579元/365天×7天×3=6131.94元。原告请求误工费8000元偏高，不予采纳。上述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合计19581.94元（4000元+9450元+6131.94元）。四、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又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陈诚因交通事故死亡，伤害后果极为严重，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五、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陈声海，1973年3月18日出生，截至陈诚死亡时年满45周岁；原告谭梅，1976年3月10日出生，截至陈诚死亡时年满42周岁。原告陈声海、谭梅未达到退休年龄，原告主张其为被扶养人，未能提交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意见，因此，原告请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上述损失合计985866.34元（死亡赔偿金819500元+丧葬费46784.4元+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9450元+误工费6131.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刘聪、李志鹏、陈诚死亡，现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由本案和另案（2019）粤0118民初4516号、（2019）粤0118民初4517号按各自的损失比例确定。三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分别为985866.34元、1011061.75元和1011061.75元，所占损失比例分别为32.77%、33.61%和33.61%，分别占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36047元（11万元×32.77%）、36971元（11万元×33.61%）和36971元（11万元×33.61%）。本案的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949819.34元（985866.34元－36047元），由被告周志雄按责任人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474909.67元（949819.34元×50%）。鉴于被告周志雄已付46800元，扣减后仍应赔偿428109.67元。被告李昌勇、高安物流公司、高安运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陈声海、谭梅36047元。二、被告周志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陈声海、谭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428109.67元。三、被告阳江市高安五星物流有限公司、高安灰埠五星运输有限公司对被告周志雄的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陈声海、谭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元3593.39元，由原告陈声海、谭梅负担1889.16元，被告周志雄、阳江市高安五星物流有限公司、高安灰埠五星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571.88元，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2.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涂玉田人民陪审员  汤素玲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庄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