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302民初2917号原告杨长龙，公民身份号码×××，住辽宁省盘山县。委托代理人于超，黑龙江于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内蒙古锦达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达公司）住所地乌海市海勃湾区黄河街以北乌兰路以西19号海世盛名酒店8层法定代表人李廷槐,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闫佳卉，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宏宇，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长龙诉被告锦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长龙委托代理人于超、被告锦达公司委托代理人闫佳卉、陆宏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长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531911.53元货款及利息608000元。利息按年6%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531911.53元×4年×6%=608000元，暂按此计算，按被告实际给付日再重新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原、被告双方签订《购煤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京海电厂所需电煤，以低于京海电厂当月煤炭采购价6元/吨出售给被告,数量以京海电厂入厂磅票作为依据,以京海出具的结算单的吨位为准，付款方式为京海结算吨数及化验指标出来后次日付款(承兑)加部分现金。之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于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期间共计送煤55845.12吨,价值2931911.53元。被告先后支付货款40万元，其余2531911.53元货款至今未付。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锦达公司辩称：一、夏立全以锦达公司的名义向京海电厂运送煤炭，并从中赚取利润的行为符合隐名代理关系的构成要件。根据于洪梅、夏立全、张全祥在海勃湾区公安分局的陈述，及杨长龙、王群在乌海仲裁委审理及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得知京海电厂是夏立全的客户，并非锦达公司的客户，京海电厂只接受企业方运送来的煤炭，不接受自然人运送来的煤炭，故夏立全与锦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故锦达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京海电厂签订《电煤采购订货合同》的目的系能够让夏立全顺利的向京海电厂运送煤炭。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锦达公司不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从案涉《购煤协议》缔约至履行的情况可以看出，杨长龙、夏立全及锦达公司之间行为同样符合显明代理的法律构成。三、杨长龙提供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确向京海电厂供煤。四、锦达公司已完成和夏立全之间的结算，对于夏立全是否完成了对张全祥的结算或杨长龙的结算与锦达公司无关。五、于洪梅对锦达公司欠付杨长龙购煤款数额表述相距甚远，且与本案杨长龙向锦达公司主张的数额相互矛盾，原告相关诉请不应当被支持。归纳上述诉辩主张，原、被告无争议事实是：2016年3月6日原告杨长龙向乌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请求裁决被告锦达公司支付货款2531911.53元，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付清该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每月0.5%支付利息。2018年8月31日乌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乌仲裁字第59号裁决，裁决锦达公司向杨长龙支付煤款2530227.66元；锦达公司向杨长龙支付自2016年2月26日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期间的利息。锦达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撤销仲裁申请书，请求撤销乌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乌仲裁字第59号裁决。2018年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3民特11号民事裁定，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中止及终结撤销程序。2019年2月28日乌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乌仲裁字第1号裁决，认定杨长龙与张全祥确为委托或者合伙关系，张全祥已经实际从夏立全（锦达公司）处取得了部分购煤款，杨长龙的仲裁请求与张全祥之间实际领款数额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驳回杨长龙的仲裁申请。对上述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购煤合同关系；被告是否欠原告购煤款2531911.53元。原告杨长龙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购煤协议》，证明目的原、被告之间具有电煤购销的合同关系。2、京海电厂出具的煤炭结算单，证明目的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并按合同送入煤炭55845.12吨，结算总价款2931911.53元。3、京海煤矸石电厂过磅单，证明目的与证据2相同。4、乌海仲裁委员会（2018）乌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证明目的本案纠纷在仲裁的过程，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仲裁认定的事实及仲裁意见。5、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3民特1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被告不服乌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中院中止及终结撤销仲裁裁决程序的过程和意见。6、乌海仲裁委员会（2019）乌仲裁字第1号裁定书，证明目的认定原、被告的争议，应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锦达公司认为证据1《购煤协议》系锦达公司受夏立全的委托而与杨长龙签订的。证据2根据京海电厂员工沈诚洁在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的陈述，杨长龙所掌握的该结算单复印件是其以需要和合伙人对账为由从沈诚洁处调取的。证据3根据杨昌卫在仲裁及法院审理阶段所提供的相应的情况说明，张全祥每次都是通过夏立全从京海电厂获得的上煤计划，把送往京海电厂的煤炭准备出来，并委托杨昌卫负责运输，杨昌卫每次都是将黄色运输单按照张全祥的指示交给杨长龙保管，不能证明杨长龙确向京海电厂供煤的事实。证据4该裁决书已被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3民特11号民事裁定重新仲裁，因此该裁决书不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据5、6认可。被告锦达公司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一、1、于洪梅在2016年1月20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3月4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2、夏立全于2016年2月15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3、张全祥于2016年2月2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明目的：1、《购煤协议》系锦达公司受夏立全之委托而与杨长龙签订《购煤协议》，该份协议直接约束夏立全与杨长龙，锦达公司不是购煤协议的当事人。2、京海电厂只接受企业运送来的煤炭并不接受个人送煤，锦达公司系受夏立全的委托与京海电厂签订《煤炭采购订货合同》，杨长龙是想通过夏立全以锦达公司的名义向京海电厂送煤。3、张全祥与杨长龙系合作关系，杨长龙无煤炭来源，其本身不可能单独向京海电厂运送煤炭。4、于洪梅多次陈述其认为锦达公司欠付杨长龙的购煤款数额均不一致，且与杨长龙所述也不一致。二、京海电厂员工沈诚洁在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的陈述。证明目的：1、锦达公司每月25号与京海电厂进行结算，京海电厂将一式两联的结算单给锦达公司一份自己留一份，并于次月初将发票送至京海电厂，在此过程中只有锦达公司的张磊和沈诚洁进行对接，此过程均无杨长龙参与，故杨长龙无法拿到结算单的原件。2、杨长龙所掌握的盖有京海电厂燃料部印章的结算单复印件是杨长龙以其需要和合伙人对账为借口从沈诚洁处取走，且该结算单只作为对账使用并不作为结算的依据，无法证明杨长龙确向京海电厂供煤的事实。三、关于杨昌卫给张全祥派车拉煤并送往京海电厂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京海电厂燃料部说明、与杨昌卫录音。证明目的：1、张全祥每次都是通过夏立全从京海电厂获得的上煤计划，把送往京海电厂的煤炭准备发出，并让杨昌卫负责运输，杨昌卫接到张全祥指令后组织司机以锦达公司名义将煤炭从张全祥处运送至京海电厂。煤炭送到后，京海电厂将记载煤炭具体数量的黄色榜单交给运输司机，运输司机再交给杨昌卫，用以结算运费。2、根据杨昌卫的陈述，其每次都是按照张全祥的指示将每批货物的运输单交至杨长龙处保管，杨长龙要通过运输单上记载的煤炭运输量作为其和张全祥结算的依据，不能证明杨长龙向京海电厂供煤的事实。四、被告向本院申请调取于洪梅举报张全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报案材料等相关证据。本院从乌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于洪梅举报张全祥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案卷材料，除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一，原告当庭提供的《购煤协议》、京海电厂出具的煤炭结算单外，案卷中有于洪梅报案材料两份、原告杨长龙与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煤销售合作协议书》、盘锦智辉石化有限公司（杨长龙）与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全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张全祥与夏立全、杨长龙的经济往来账等。上述证据材料经与原告质证，原告认为证据一，该笔录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并经法庭询问及双方当事人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二，京海电厂与锦达结算是合同约定的内容之一，其与杨长龙向京海电厂送煤之间并不是矛盾。证据三，可以说明煤炭是杨长龙运输的，运费也是杨长龙支付的。对京海电厂燃料部出具的说明认可。对证据四，于洪梅报案材料、《电煤销售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盘锦智辉石化有限公司出具的张总经手未解决事宜、张全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京海电厂结算单、银行对账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生产费用、银行业务凭证，不能证明被告已经给付煤款的事实。赵强签字的对账单系赵强个人的对账记录，与原、被告的纠纷无关。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系原告委托张全祥购煤给付的部分款项。综合原告举证、被告质证及双方当庭陈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于洪梅、夏立全、张全祥在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分局的询问笔录及本院调取的该案案卷材料，经质证，原、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案卷材料是公安机关合法取得，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8月31日，原告杨长龙与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电煤销售合作协议书》。2015年10月10日甲方：盘锦智辉石化有限公司（杨长龙）与乙方：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全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伙做煤炭生意。甲方负责出资，乙方负责签订京海电厂电煤合约。后通过夏立全联系以锦达公司名义给京海电厂（全称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煤炭。2015年9月，锦达公司接受夏立全与原告杨长龙签订了《购煤协议》，约定一、供货品种：混煤、原煤、中煤。二、数量：根据电厂合同量双方协商。三、质量：混煤、中煤根据电厂入厂化验指标为准。四、价格：以京海当月煤炭采购价格为准,按京海所给价格乙方低于京海当月采购价6元/吨出售给甲方。如有指标扣款,甲方扣除乙方相应金额,如出现拒付等情况由乙方承担全责。数量以电厂入厂磅票作为依据,以京海出具的结算单的吨位为准。五、付款方式:京海结算吨数及化验指标出来后次日付款(承兑)加部分现金。六、解决合同争议方式:如出现经济纠纷,由乌海市仲裁委仲裁,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七、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又查明：于洪梅系盘锦智辉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长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全祥系乌海市柏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20日于红梅向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分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报案，要求追究张全祥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供的《购煤协议》虽然加盖了被告锦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根据于洪梅、夏立全、张全祥在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陈述，杨长龙与张全祥之间系合作关系。杨长龙与锦达公司未进行过任何磋商，锦达公司受夏立全的委托在《购煤协议》加盖公章。原告提供的京海电厂出具的煤炭结算单复印件、京海电厂员工沈诚洁证实结算单复印件是杨长龙以其需要和合伙人对账从沈诚洁处复印结算单，且该结算单只作为对账使用并不作为结算的依据。京海电厂出具说明证实黄色磅码单是给予承运车辆司机的；杨昌卫证实黄色磅码单是按照张全祥的指令交给杨长龙的。原告杨长龙利用其与张全祥为合伙人的地位所取得的运输公司的黄色运输单以及从京海电厂调取的结算单复印件向锦达公司主张支付煤款，而京海电厂已经根据粉色磅码单和锦达公司做了结算，进而形成了结算单，京海电厂也已经将相应数额煤款支付给了锦达公司，锦达公司将部分煤款支付了夏立全。原告杨长龙诉称，被告锦达公司已经给付煤款40万元，未提供锦达公司付款凭证。在于洪梅举报张全祥涉嫌合同诈骗罪案卷材料中，杨长龙与张全祥、夏立全存在经济往来账，原、被告之间没有经济往来账。应认定被告锦达公司接受夏立全的委托在《购煤协议》加盖了公章，杨长龙对该情况是明知的。该协议直接约束夏立全与杨长龙，锦达公司不是该份协议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531911.53元货款及利息608000元，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长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59.6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原告已交），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洢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