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9765号原告：朱才华，男，1980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被告：黄镇勇，男，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被告：刘康南，男，198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陆河县。被告：张宇辉，男，1973年6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刘康南、张宇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刚伟，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康南、张宇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飞，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才华诉被告黄镇勇、刘康南、张宇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才华、被告黄镇勇、被告张宇辉以及被告刘康南、张宇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刚伟、赵晓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才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现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4月11日为：2017年4月25日至2018车10月29日以本金90万元，月息2％，计算利息为331200元；2018年10月30日至今以本金75万元，月息2％，计算利息共计81500元，两项暂共计412700元）。诉讼中，原告明确诉求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9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以7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4月11日；以58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三被告因生意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款90万元，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2017年4月25日分两次向三被告指定账户汇出借款共计90万元，后被告黄镇勇于2018年10月29日向原告还款15万元。2019年1月5日，三被告与原告就上述剩余借款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2019年1月20日前三被告向原告还款30万元；2、2019年4月1日前三被告向原告归还剩余款项45万元；3、若三被告未能按以上期限还款，原告有权从款项借出之日起，按照月息2％追加三被告借款利息。三被告于2019年1月22日、同年2月3日和同年2月12日分别还款10万元、5万元和2万元，三次共计还款17万元。2019年4月1日借款期届满后，原告多次向三被告讨要剩余借款本息，三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原告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三被告至今未偿还原告上述借款，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黄镇勇承认原告的诉求及事实理由。被告刘康南、张宇辉共同辩称：一、我方与朱才华之间未实际发生民间借贷行为，朱才华证据《对私活期账户明细》显示，朱才华与黄镇勇之间的资金往来发生在2017年4月17日、4月20日、4月21日和4月25日，六笔共计90万元。其中第一笔50万元由朱才华汇入案外人崔丽霞账户，其余五笔共40万元由朱才华汇入黄镇勇账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接收50万元款项的崔丽霞账户是我方指定的，也没有一笔款项是汇入我方账户或我方指定的账户。朱才华证据《借条》显示，该借条是朱才华与黄镇勇之间发生资金往来21个月后补签的，在此之前，我方不认识朱才华，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向朱才华借款。因此，我方与朱才华之间不可能发生90万元的借贷行为。二、补签《借条》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1、补签《借条》存在欺诈。因广东金达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城公司）承包广州市花都金湖酒店改公寓工程，黄镇勇在2017年4月至2017年7月间向刘康南支付款项共计110万元。后因上述承包广州市花都金湖酒店改公寓工程合同未能履行，黄镇勇遂主张刘康南向其返还款项110万元。在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间，刘康南向黄镇勇及其配偶林秀君返还款项共计50万元。2018年底，黄镇勇声称因投资金湖酒店项目尚欠他人75万元，债权人逼其还债，但本人现在无力偿还，请求我方同其一起前往朱才华处协商还款事宜。鉴于黄镇勇向刘康南主张返还余款60万元，而黄镇勇欠朱才华75万元，同时黄镇勇与朱才华承诺：如刘康南和张宇辉补签《借条》，并同意代黄镇勇向朱才华偿还60万元，则抵消刘康南对黄镇勇60万元的债务，并免除因《借条》对朱才华债务超过60万元的部分。黄镇勇率先在朱才华拟定《借条》上签名，张宇辉随后在《借条》上签名。但是，刘康南没有在场，也没有在《借条》上签名。基于同意代黄镇勇偿还60万元可抵消和免除债务的承诺，张宇辉补签了《借条》。在补签《借条》后，刘康南不仅向朱才华支付17万元，而且应黄镇勇要求返还2万元用于偿还案涉债务。但是，黄镇勇怠于履行其对朱才华的上述债务，未将刘康南返还52万元的全部用于偿还其对朱才华的债务。朱才华则以我方和黄镇勇“因生意周转困难”向其借款90万元未如期足额支付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我方和黄镇勇向朱才华共同连带承担58万元本金（扣除刘康南已付款17万元）和高额利息债务。因此，补签《借条》存在欺诈情形。2、补签《借条》存在重大误解。我方与朱才华之间原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基于同意代黄镇勇偿还60万元可抵消和免除债务的承诺，才补签了《借条》。但是，朱才华将各方达成共识的按份之债（仅限于60万元，歪曲为连带之债）（75万元本金+41万元高额利息），不仅向我方主张全部债务本金75万元（含刘康南已支付17万元），还向我方主张高额利息。因此，补签《借条》存在重大误解。3、补签《借条》显失公平。基于刘康南对黄镇勇110万元的债务，黄镇勇一方面向刘康南主张返还其投资款110万元（含已返还60万元），另一方面又要求我方为其对朱才华的75万元本金和高额利息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怠于履行其对朱才华的债务。换言之，基于110万元的债务，我方需要偿还本金185万元（含已付74万元）和高额利息。由此可见，补签《借条》是显示公平的。如果原告朱才华在本案中仍坚持向我方主张全部债务本金（75万元，含已付17万元）和高额利息（暂计约41万元），我方则认为，补签《借条》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我方将提起反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借条》。三、利息约定不明且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依法应予以调整。1、计算基数有误，应以欠款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是朱才华与黄镇勇之间的往来款，还是黄镇勇与刘康南之间的投资款，均没有约定利息。虽然补签的《借条》约定“3、如未按以上期限还款的，朱才华将借出之日起，按照月息2%追究借款利息，即每1万元利息200元。”但是，《借条》没有约定利息的计算基数，即利息计算基数约定不明。截至2019年4月1日，欠款本金为58万元。在利息计算基数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按借款总额9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不应支持。2、约定利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依法应予以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鉴于各方往来款发生时均没有约定利息，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损失的情形下，补签的《借条》约定利息明显过高，依法应予调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事实：朱才华与黄镇勇系朋友关系。黄镇勇从事建设工程行业，黄镇勇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于2017年4月期间向朱才华借款。朱才华根据黄镇勇指示于2017年4月17日向案外人崔丽霞银行转账50万元，朱才华还于2017年4月20日、同年4月21日、同年4月25日向黄镇勇银行转账10万元、20万元、10万元。朱才华共计向黄镇勇支付借款90万元。黄镇勇借款后，于2018年10月29目、2019年1月1日各向朱才华还款10万元、5万元。对剩余的75万元，由黄镇勇、“刘康南”、张宇辉于2019年1月5日共同向朱才华出具《借条》，约定：上述三人共同向朱才华借款90万元，其中出借人朱才华于2017年4月13日向借款人共同指定账户汇入50万元（户名:崔丽霞，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81），剩余40万元于2017年4月25日前后汇入借款人共同指定的黄镇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后黄镇勇于2018年10月29日以转账方式还款15万元，剩余75万元未归还；上述三人作为借款共同责任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借款发生地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还款约定为：1、2019年1月20日前还30万元，2、2019年4月1日前归还剩余的45万元，3、如未按以上期限还款的，出借人朱才华将从借出之日起，按照月息2%追究借款人的利息，即每1万元月息200元。借条还约定了管辖法院、出借人收款账户等内容，并附了借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落款处“借款人”一栏依次由黄镇勇、“刘康南”、张宇辉签名按捺手印。签订《借条》后，刘康南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同年2月3日、同年2月12日向朱才华银行转账10万元、5万元、2万元，共计17万元，上述三笔银行转账附言均注明了“中山黄镇勇”。2019年4月11日，朱才华以黄镇勇、刘康南、张宇辉拖欠借款本金58万元及相应利息，起诉至本院，主张其实体权利。另查，刘康南系广东晟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民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27日，晟民公司与金达城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晟民公司将“广州市花都金湖酒店改公寓工程”的室内公寓装饰安装工程（1-18层区域）发包给金达城公司，双方并对承包方式、合同总价、施工期间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书》落款处甲方由晟民公司盖章以及“刘康南”签名、乙方由金达城公司盖章。黄镇勇通过张宇辉参与到上述工程，并在2017年4月至7月期间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刘康南银行转账85万元、通过崔丽霞账户向刘康南银行转账25万元，共计支付115万元，该款约定用于交纳上述工程的保证金。2017年10月18日，“刘康南”向黄镇勇出具《借条》，内容为：“兹借到黄镇勇先生（4405241962××××××××）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整（￥1150000），此款用于花都金湖酒店前期运作，如项目不顺利，可作退款凭证。”后来该工程项目因故未能开展，而黄镇勇向刘康南支付的115万元，部分款项来源于朱才华出借款项，故黄镇勇要求刘康南、张宇辉共同承担其拖欠朱才华的上述债务。又查，2017年3月27日的《协议书》、2017年10月18日的《借条》，以及2019年1月5日的《借条》落款处“刘康南”的签名并非刘康南本人书写。对此，朱才华述称：其与黄镇勇是朋友关系，其此前不认识张宇辉、刘康南，由于黄镇勇称借款用于“广州市花都金湖酒店改公寓工程”，并出示了2017年3月27日的《协议书》，其由此知道该工程由黄镇勇、刘康南、张宇辉共同承包，因此同意向黄镇勇出借案涉款项，由于黄镇勇未能按约偿还借款，在其要求之下，黄镇勇于2019年1月5日带“刘康南”、张宇辉到其办公室，双方经协商并签订2019年1月5日的《借条》，期间，其要求上述三人出示身份证并进行复印，经核对，其发现刘康南的身份证照与在场的“刘康南”不相符，其当即提出疑问，“刘康南”称自己工作压力大所以长胖了，后来其核对了该《借条》上“刘康南”的签名与2017年3月27日的《协议书》上“刘康南”签名形式一致，故没有再怀疑。黄镇勇确认朱才华陈述的上述事实，并述称：其没有见过刘康南，是刘小强一直使用刘康南的身份与其交往，2017年3月27日的《协议书》、2017年10月18日的《借条》，以及2019年1月5日的《借条》落款处“刘康南”的签名均是由刘小强签署的，所以其怀疑刘小强冒充了刘康南。张宇辉述称：其与刘小强、刘康南都是“广州市花都金湖酒店改公寓工程”的经办人，刘康南因该工程项目拖欠了黄镇勇的钱款，后来黄镇勇说该款实际是朱才华的，故要求其与刘康南到朱才华办公室协商还款事宜，其在2019年1月5日才认识朱才华，当日到朱才华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刘小强、黄镇勇；其是大学本科学历，之所以在2019年1月5日的《借条》上签名是基于对黄镇勇的信任，觉得这笔钱该还。第二次庭审期间，崔丽霞出庭作证称：其认识黄镇勇、张宇辉、刘小强，张宇辉与刘小强存在合作关系，张宇辉等人于2017年收购了一个叫金湖酒店的地产项目，其介绍黄镇勇参与这个项目，并将黄镇勇介绍给张宇辉认识；刚开始其不认识刘康南，也没见过刘康南，其认为刘小强与刘康南是同一人，在本案纠纷之后，其才知道刘康南与刘小强不是同一人；黄镇勇曾将一笔钱转账至其银行账户，该款用于交纳金湖酒店工程保证金，其收款后根据刘小强的指示将款项转账至刘康南银行账户。朱才华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但坚持认为刘康南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应承担还款责任，朱才华还明确不在本案中向刘小强主张权利，但是，如果有人在《借条》上造假，则构成刑事犯罪，其将保留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权利。黄镇勇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并认为是刘小强冒用了刘康南的名义签订相关合同。刘康南、张宇辉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刘康南在第一次开庭期间没有到庭，在第二次开庭亦没有按本院通知要求到庭接受询问。第二次庭审之后，刘康南到庭述称：其是晟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刘小强是其堂兄弟也是晟民公司的员工，张宇辉是晟民公司的股东，其不认识黄镇勇；由于其不常在晟民公司，晟民公司的主要经办人是刘小强，公章也是由刘小强保管，因晟民公司业务需要其会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由刘小强使用，其银行账户则作为公司的收付款账号。对于2017年3月27日的《协议书》、2017年10月18日的《借条》，以及2019年1月5日的《借条》落款处“刘康南”的签名由谁书写的问题以及其银行账号是否为公司专用账号的问题，刘康南没有在本案指定期间进行核实并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再查，刘康南、张宇辉主张2019年1月5日的《借条》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刘康南、张宇辉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亦没有于本院指定期间提起撤销之诉。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围绕双方之间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如下争议焦点并作具体分析：一、关于借款主体问题。第一，黄镇勇于2017年4月向朱才华借款90万元，后偿还了15万元，对尚欠的75万元由黄镇勇在2019年1月5日的《借条》中予以确认，并约定了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该事实有黄镇勇的陈述以及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黄镇勇是案涉借款的主债务人。第二，张宇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理应理解2019年1月5日的《借条》的相关条款，也理应清楚在该《借条》上签名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张宇辉主张该《借条》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在本案指定期间申请撤销该《借条》，故本院对张宇辉不应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的抗辩，不予采纳。本院认定张宇辉在该《借条》的签名的行为构成债的加入，故朱才华主张黄镇勇、张宇辉为共同借款人，本院予以确认。第三，根据本院已查明事实，可确定2019年1月5日的《借条》上“刘康南”的签名非刘康南本人所签，在朱才华与刘康南素不相识、刘康南没有在该《借条》上签名也没有对该《借条》“刘康南”的签名进行追认的情况下，朱才华诉请刘康南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对于刘小强是否存在冒用刘康南名义在相关合同上签字、是否构成经济犯罪等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朱才华明确不在本案中向刘小强主张权利，视为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朱才华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追究相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二、关于欠款数额问题。根据前述第一点分析，黄镇勇、张宇辉应按《借条》的约定向朱才华还款。黄镇勇、张宇辉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院已认定刘康南无须承担本案法律责任，但基于黄镇勇是案涉借款的主债务人，而刘康南与黄镇勇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康南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同年2月3日、同年2月12日向朱才华银行转账10万元、5万元、2万元，并备注了“中山黄镇勇”，朱才华将该还款用于抵扣本案借款本金，黄镇勇、张宇辉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照准。因此，黄镇勇、张宇辉应向朱才华偿还借款本金58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利息，根据《借条》的约定以及借款人的还款情况，朱才华诉请以9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18年10月29日，本院予以准许；朱才华请求以7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2019年4月11日，并以58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与实际不符，本院依法调整为，以7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2月12日，以58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2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综上，原告朱才华诉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经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镇勇、张宇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才华偿还借款本金58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以9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2月12日；以58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才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1元（原告朱才华已预交），由被告黄镇勇、张宇辉负担（该款被告黄镇勇、张宇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朱才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佩坚人民陪审员  彭 红人民陪审员  李 舒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雷绮婷冼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