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2民初7443号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51号。法定代表人：王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翼，江苏舜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梅，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毛克宁，男，195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与被告毛克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昌政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恒翼、被告毛克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钱桢、李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联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2016年5月24日形成于原、被告之间的南京××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告将16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登记回原告名下。事实与理由：原告现股东王鹏于2016年4月18日从原告原股东处购买了全部股权，并于2018年4月25日接管联运公司，新股东接手后发现，原告持有的货代公司全部股权已于2016年6月8日分别被转让给了毛克宁和林某。货代公司作为原告重大资产之一，所涉转让行为并未经过原告股东同意，且原告公司更未收到被告相应股权转让款。毛克宁作为原告原股东及货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在原告及原告股东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掌管公司经营的便利，与他人恶意串通非法侵占货代公司股权，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及企业高管职业道德，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协议。法律依据包括公司法第104条（公司转让重大资产应经股东会表决，本案的转让未得到股东会或新股东同意）、被告通过与原告工作人员刘军、案外人许某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被告获取股权的目的是侵占资产，以200万元对价的形式掩盖不支付任何对价的目的）、股权转让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毛克宁辩称：第一，股权转让真实有效，已经双方签字确认，符合成立生效要件。第二，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其一，原告诉称“被告利用掌管公司的便利，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被告受让货代公司的股权，经原告作出股东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盖章，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与他人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称盖章未经内部登记，是否登记系其内部管理规定，以此认定被告与他人串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原告诉称“货代公司作为原告重大资产之一”与事实不符，货代公司股权转让时账面亏损是115万元，并非是重大资产，重大资产需结合公司的主营业务及资产比例予以认定，对于有限公司，至少需占公司资产30%以上。其三，原告诉称“原告公司未收到被告相应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办理工商登记的格式版本，双方真实履行的是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零，原因如下：首先，被告放弃了对原告公司22个股东股权转让时的优先购买权，其次，原告对货代公司的全部债务全部由被告承担，被告并将有关员工全部带走，被告直接承担了债务和有关人员的工资养老和福利。其四，原告诉称“王鹏于2018年4月25日接管公司才发现，未经股东同意”与事实不符。王鹏于2016年4月成为原告的新股东，案涉转让协议是2016年5月24日，王鹏应当知情，其若不知情，是其内部管理问题。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公司法第104条也仅仅是公司内部管理的规定，对外并没合同无效的溯及力和对抗力，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联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12日，货代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10日，货代公司系联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毛克宁系货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运公司的董事。联运公司改制后注册资本为911.2万元，股东有23名自然人，其中毛克宁持有45万元出资，刘军持有50万元出资，唐万琴持有21万元出资，刘敬中持有23.9万元出资。2014年，联运公司（甲方）在王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即与蚌埠××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王某2，持股68%，许某担任董事兼总经理，持股32%）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公司拟收购联运公司持股人的股权。2015年刘军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联运公司与××公司先后签订三份股权转让意向（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逐渐细化。其中两份协议均约定由于本协议的主体原因，甲方系个人持股，乙方系个人收购，双方公司名义签订仅为牵头和推进本项工作。其中2015年9月11日的意向补充协议载明，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将300万元受让股权定金汇入甲方公司账户，且需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甲方股东股权100%转让的对价款全额汇入甲方专项账户中，则300万元定金连同2015年1月16日乙方支付的200万元定金及2015年4月28日乙方支付的500万元定金共计1000万元定金即可冲抵股权转让对价款。2015年1月16日，××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2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4月28日，××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5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5年9月11日，蚌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联运公司转账300万元（投资款），联运公司同日出具收据（定金）。2016年3月3日，王鹏向联运公司转账3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3月18日，王某2出具承诺书，同意联运公司在货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同意将联运公司经营的太平北路35号-2号一楼、二楼所属联运公司出租的房产及现货代公司所经营办公房产全部转让给货代公司作为抚养职工，转让后货代公司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货代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2016年4月6日，联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全体原股东一致同意出让本公司注册资金911.2万元，占注册资本100%，转让给新股东王鹏（与王某2系父子关系），撤销董事会，免去刘军总经理职务，选举王鹏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王某2为监事。王鹏担任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并未对联运公司接管，而是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直到2018年4月25日，王鹏接管联运公司财务资料及印章。2016年4月7日，周某向联运公司转账2000万元（投资款）。2016年4月18日，王鹏分别与联运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4月22日，周某向联运公司转账1200万元（投资款）。2016年5月17日，联运公司在公司登记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所附的有关毛克宁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为160万元，对价为160万元，协议生效15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货代公司共同盖章确认：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毛克宁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160万元股权，同意股东联运公司向林某转让其持有的货代公司40万元股权。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甲方）与毛克宁、林某（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愿意将其在货代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乙方，其中毛克宁持有80%，林某持有20%，乙方承担甲方对货代公司的债务，乙方无需另外支付转让费。2016年5月24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盖章确认补充协议，约定联运公司所持有的货代公司股权转让后，货代公司整体从联运公司剥离，所有职工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转让后，货代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以及职工的备付金由改制后的货代公司承担，原联运公司太平北路35-2号一楼和二楼的全部房产转让给货代公司，用以弥补联运公司欠货代公司的债务以及抚养职工。2016年5月31日，货代公司盖章确认的人员清单中包含毛克宁、林某、何某等27人，自2016年6月1日起，以上人员与联运公司脱离劳动关系，今后由货代公司自行负责。2016年6月28日，联运公司与货代公司签订房屋交接清单，约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原太平北路35-2号联运公司出租经营的房屋转让给货代公司经营，2016年6月28日双方在现场进行了交接。联运公司交接人刘敬中、刘某，货代公司交接人林某、何某。联运公司新旧章程均规定，股东会（股东）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庭审中，王鹏称转让款具体多少不记得，除了1000万元定金是其父亲支付的，其余是其本人支付的，股权受让何时开始也不记得，没有参与过意向协议的谈判，由于××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本人收购。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本院认为，联运公司与毛克宁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理由如下：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王鹏被登记为联运公司唯一股东、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以及总经理之后，其并未及时接管公司、参与公司经营，而是仍沿用之前的管理模式，继续由刘军主持公司工作，应视为其认可由刘军代表公司从事经营。其主张刘军拒不交出公司管理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联运公司股权收购完成之后，王某2担任公司监事能够表明收购系之前收购意向的延续，且意向协议中明确为个人收购，至于股权登记在何人名下系由意向收购方××公司决定，登记在王鹏名下并不必然表明股权系其个人实际所有。王鹏主张××公司收购失败改由其个人收购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3）综合毛克宁的身份、××公司独家收购等事实，毛克宁在××公司意欲收购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具有高度可能性，另结合联运公司系改制企业的事实，王某2出具承诺在收购后将货代公司剥离、将相应股权转让给毛克宁具有高度可能性。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联运公司主张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重大资产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上述规定系针对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联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股份有限公司，故不适用该条规定。即使案涉股权转让需经股东同意，由于收购方在收购前即承诺该项事实，王鹏否认该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系联运公司与毛克宁，联运公司并未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主张刘军与毛克宁恶意串通，由于刘军当时代表联运公司，且并非刘军个人与毛克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联运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合法，目的是实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的承诺，不存在非法目的，联运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第五，联运公司主张的毛克宁存在非善意的情形。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权处分，而联运公司在刘军主持工作时与毛克宁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有充分依据，并非无权处分，因此不存在善意与非善意的问题。综上所述，本院对联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京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刘昌政人民陪审员  王友平人民陪审员  周文琴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孙 媛书 记 员  赵五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