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249号原告：王分良，女，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委托代理人：洪顺锤，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宏，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经营者：李远福，男，197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系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个体工商户业主。委托代理人：芦惠妹，女，该服务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翠仪，女，该服务部工作人员。第三人：衡南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衡南县云集镇。法定代表人：肖春梅。第三人：广州泰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李海军。委托代理人：李柯，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王分良与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第三人衡南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南公司）、第三人广州泰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第三人泰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衡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09年3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1.原告由被告进行工作安排及日常管理，由被告直接发放工资，被告为原告的实际用人单位。原告自2009年3月1日起由被告招聘在广州从事清洁工作，工作安排及用工管理均由被告安排，工资也是由被告通过现金的方式予以发放。原告的社保记录显示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社保缴费单位为被告，2011年4月22日发生工伤所作的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填报的单位亦是被告。2.被告为规避用人风险，故意以衡南公司名义掩盖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提交的社保挂靠协议、委托书及衡南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均没有在仲裁庭审时出示原件供原告质证，真实性无法核实，按照证据规则不应当采纳。衡南公司注册地址在衡南，在广州没有办公场地及人员配置，不可能对原告进行任何工作安排及日常管理，更不可能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员工薪酬。衡南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明显违背常理，没有任何可信度。虽然工资表上显示的单位为衡南公司，原告予以签字只能证明收到了相应工资。工资表上除工资数额以外的其他内容，均是被告为规避用人风险而故意制作形成的。事实上，原告领取工资的地点就在被告的办公场所，发放工资的人员也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此外，原告的工牌上虽然显示有衡南公司的名字，但同时也加盖了“桥福公司”的印章。在本案仲裁阶段，因原告文化程度较低，且没有聘请律师，加上庭审仲裁员的倾向性引导和不清晰解释，导致原告对某些问题的表达脱离其真实意思。请求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被告辩称：原告与衡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工作牌均盖有衡南公司的公章，工资也一直由衡南公司发放，平时接受衡南公司的管理，从事衡南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因此，原告与衡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无可争议。原、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原告无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与衡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衡南公司曾经挂靠被告购买社保，但原告并非被告员工。因衡南公司并非本地注册的公司，其在本地上班的员工需要购买社保，就与被告签订一份“社保挂靠协议”，挂靠被告给其广州上班的员工购买社保，而实际是衡南公司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衡南公司在2012年12月18日发出委托书给被告从2012年12月30日起停止为原告购买社保。第三人泰康公司述称：原告与衡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泰康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均盖有衡南公司的公章，原告的工资一直由衡南公司发放，平时接受衡南公司的管理，从事衡南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因此，原告与衡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无可争议。原告与泰康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原告无证据证明与泰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与衡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泰康公司是广州市番禺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发包方，将该工程发包给衡南公司承包施工，因衡南公司没有在广州注册，原告作为衡南公司的员工，挂靠泰康公司购买工伤保险，泰康公司与衡南公司之间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衡南公司委托泰康公司为其员工包括原告等人购买社保，而购买社保期间的所有工资均由衡南公司发放。原告辞工书和工资表均能够证明原告是衡南公司的员工，与泰康公司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第三人衡南公司未陈述意见，也无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被告系于2000年11月20日登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远福；第三人泰康公司系于2012年10月26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包括李海军与李远福；第三人衡南公司系于2011年4月25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包括王诚连与肖春梅；另经查，“广州市桥福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无企业注册信息。原告称其于2009年3月1日受被告聘请在广州从事清洁工作，于2019年4月30日离职，期间一直在被告处工作，从未离职。原告的工作由被告安排和管理，受被告指派外出进行清洁工作，被告每月以现金方式发放原告工资。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称原告系第三人衡南公司的员工，该公司与被告签订“社保挂靠协议”，挂靠被告为其在广州上班的员工（包括原告）购买社会保险，原告实际与衡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泰康公司称其作为广州市番禺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衡南公司承包施工，并与衡南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衡南公司委托其为原告购买社保，实际原告与泰康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则表示其入职时并不清楚衡南公司，也没听过泰康公司，明确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与泰康公司及衡南公司均不存在劳动关系。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厂牌、缴费历史明细表、值班安排表、联系电话表、2018年7月工资表与福利表、广州市伤病劳动能力鉴定表、工伤认定决定书等。其中：1.厂牌抬头为“衡南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载明原告姓名，部门为“劳动局”，并加盖衡南公司公章与“广州市桥福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印章。2.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由被告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由第三人泰康公司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3.“万丰大楼清洁工值班安排表”日期为2018年8月，名单人员包括“王芬良”；“区就业培训中心联系电话”(2016年3月)，列明清洁工值班人员包括“王芬良”及对应联系电话。原告称其工作地点主要包括广州市番禺区就业培训中心与万丰大楼，上述有关清洁工作均由被告承包。4.2018年7月工资表与福利表，抬头为“衡南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列明原告当月工资、福利数额，并由原告签名。原告称领取工资时只知道要签名，不清楚工资表上的其他信息。5.广州市伤病劳动能力鉴定表载明填报单位为被告，注明原告的身份信息、伤病时间为2011年4月22日、伤病部位为急性腰扭伤、工伤认定时间为2011年6月22日，其中伤病情况一栏（由单位或服务机构填写）注明“王分良于2011年4月22日16:00时在番禺区培训中心搬运书本等杂物时不慎扭伤腰部，送番禺区中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急性腰扭伤”，公章处加盖被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4日；基层单位劳鉴会意见栏填写“同意医院的诊断意见，同意申请劳动力鉴定”并加盖被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4日。2011年8月22日，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番人社工认〔2011〕03-05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单位职工王分良上述2011年4月22日的受伤认定为工伤。被告对缴费历史明细、劳动能力鉴定表及工伤认定决定书均无异议，确认被告为原告缴纳了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也确认原告被认定为工伤的事实；对厂牌、值班安排表、联系电话表、工资表与福利表等不予确认，称其中部分资料不属于被告，被告对此也不清楚。被告提交了“社保挂靠协议书”、“委托书”及“证明”等。其中“社保挂靠协议”由被告与衡南公司签订并加盖各自公章，无落款日期，约定被告同意为衡南公司所在广州地区工作的员工办理相关社保挂靠手续，实际人数约定以双方人事部每月对数为准；衡南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费用，每月以广州市番禺区社保局缴数为准，另手续费为50元/人/月，以上费用由衡南公司每月按实际费用支付给被告；衡南公司员工不受被告管理，只为衡南公司员工购买社保，被告无须支付衡南公司员工工资、奖金等物质待遇，衡南公司除因本协议目的而使用被告名义外，不得对外代表被告履行任何职务行为；衡南公司员工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和办理退休手续，被告必须配合衡南公司盖章办理一切手续，所发生费用由衡南公司负责。“委托书”由衡南公司出具并盖章，日期为2012年12月18日，内容称“兹委托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从2012年12月23日起停止为我公司员工王分良购买社保”。2018年10月25日，衡南公司出具“证明”，称经公司人事部核查，原告属于衡南公司员工，2018年7月份工资由其发放现金，原告日常工作安排由其负责。原告对上述“社保挂靠协议书”、“委托书”、“证明”均不予确认。泰康公司对原告的缴费历史明细无异议，确认从2013年1月起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但对原、被告上述提交的其他证据，泰康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另泰康公司提交了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工作联系函、工程验收文档、工程款发放情况表、证明、劳动合同、员工辞职表、辞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职员工工资表等。其中《番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工程承包合同》由发包方泰康公司与承包方衡南公司签订，日期为2012年9月30日，约定工程名称为“番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工程承包范围及内容包括数字可视对讲系统、网络监控系统、出入口停车场系统、人行通道门禁系统、电梯无妨通过布线、电子巡更、天面防盗、预埋管道工程、机房建设工程、桥架铁管安装、施工过程中破坏的事宜由衡南公司修复、各系统调试以及有经验的衡南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推断出的为完成此项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工作。《番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衡南公司自愿以挂靠泰康公司的形式为衡南公司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从2012年12月1日开始到承包合同结束；泰康公司为衡南公司员工参加社会工伤保险期间，衡南公司员工与泰康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劳动关系、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衡南公司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所需的费用全部由衡南公司支付（每月费用在工程款中扣除）；衡南公司员工不得以泰康公司为其购买工伤保险作为依据，并以劳资纠纷、工伤或非工伤等任何理由向泰康公司索取任何费用，且因衡南公司为其员工参加购买工伤保险事宜存在的法律问题或产生的法律纠纷由衡南公司和衡南公司员工双方负担，与泰康公司无关。上述补充协议加盖泰康公司与衡南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18日。2012年12月10日衡南公司出具《工作联系函》致泰康公司，称“按照双方工程承包合同和社会保险挂靠协议书约定，我司员工王分良同志从2013年元月份开始购买社会保险，直到承包合同结束，费用在每月我方承包费用（工资表）中扣除，恳请贵公司办理社保购买”。《番禺东湖洲二期智能化系统工程验收文档（二期）》载明上述有关工程的开工日期为“2012-12”、竣工日期为“2018-7”，施工单位为衡南公司，项目经理为“王益良”，并于2018年7月28日经验收合格且已投入使用。2013年2月与2018年9月的外包单位工程款发放情况表载明发包单位为泰康公司、承包单位为衡南公司，并列明原告当月的承包款、扣除社保费用及对应的实发金额，收款人签名处均注明“王益良已收现金”。《证明》由衡南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出具，内容称“经我司人事部核查后，王分良属于我司员工从2013年元月份开始直至2019年4月份离职，期间所有工资由我司现金发放，日常工作安排均为由我司负责”，并附上原告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各一份。两份劳动合同均加盖衡南公司公章及经原告签名，约定原告按工作需要安排在广州市范围内上班，担任生产工人一职。《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辞职表》载明申请辞职人为原告，日期“2019.4.30”，小区名称“劳动局”，辞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并由经理、主管签名同意及加盖衡南公司公章。同日，原告出具《辞职书》，称因个人原因要求解除与衡南公司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经协商，双方同意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衡南公司也于当日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衡南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4月辞职员工工资表”，且均由原告签名签收。针对泰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对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工作联系函、工程验收文档、工程款发放情况表、证明等不予确认；对劳动合同中的签名确认为本人签名，但表示其签名时该劳动合同并无手填内容及公司印章；对辞职表、辞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职员工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泰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2018年8月31日，原告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被告于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8]第3780-378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审理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与衡南公司及泰康公司均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被告依法经核准成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可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与衡南公司签订的社保挂靠协议书、委托书等，泰康公司也提交了经原告签名的劳动合同等。从形式上看，衡南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原告与被告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综合被告与衡南公司、泰康公司之间的关系及原告是否为被告提供过劳动等方面着手。综合双方的主张及举证，本院对原告主张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关于原告的用工管理问题。原告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地点安排在广州市范围。原告称其受被告安排在广州从事清洁工作。被告予以否认，称原告的日常工作由衡南公司安排及管理，但衡南公司注册的住所地在湖南省，且诉讼中，衡南公司也无举证证明其在广州市区有相应的分支机构或因公司业务需要安排员工在广州地区上班等情况，衡南公司出具的证明也不足以证实被告主张的由衡南公司安排原告日常工作的事实，原告对此也不予确认。相反，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在广州番禺工作，原告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也明确载明原告作为被告职工于2011年4月22日在番禺区培训中心工作不慎扭伤腰部，并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被告也对原告受工伤的事实无异议，并加盖公章同意原告的上述受伤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因此原告的举证能够相互印证其上述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原告的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由被告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由泰康公司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被告与泰康公司均表示受衡南公司委托，代为该公司员工（包括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但被告提供的与衡南公司签订的社保挂靠协议书并无落款日期，无法确定有关委托事项的起始时间。衡南公司于2011年4月登记成立，被告自2009年3月起即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由此可见，被告在衡南公司成立前已为原告缴纳较长时间的工伤保险，与其陈述因受衡南公司委托而代为缴纳原告社会保险的主张相矛盾。诉讼中，被告与泰康公司亦未提交与衡南公司就社保挂靠委托事宜产生费用进行结算的证据。再次，原告提供的厂牌加盖“桥福”字样的印章，伤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也由被告填报申报原告的工伤，可以进一步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动并受被告管理的事实。因此，原告的举证不仅有被告的盖章确认，还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确认，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与举证并无有关劳动行政部门的盖章确认，客观性存疑，从证据的证明力上看，原告的举证明显优于被告与第三人的举证。故综合全案证据与事实，本院对原告所称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纳。关于劳动关系期间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此负举证责任。原告主张的入职时间与其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相吻合。同时，庭审中被告对原告于2019年4月申请辞职的事实也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主张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王分良与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于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桥福清洁服务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晓庚人民陪审员  马智英人民陪审员  刘 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