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5行初82号原告李长红，男，196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建伟，该县司法局副局长。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李长法，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第三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魏家洲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魏家洲村**法定代表人向丰华，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献懿，湖北仁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才平，湖北仁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长红诉被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阳县政府）土地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和证据材料，本院依法将被告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送达给原告。2019年8月27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长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被告长阳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建伟，第三人李长法，第三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魏家洲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魏家洲村委会）主任向丰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献懿、杨才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长红诉称，原告共有兄弟姐妹七人，1987年分家，家庭共同承包土地平均分配成七份，由于第三人李长法系残疾人，分给原告负担，原告系户主，第三人李长法为家庭成员。当时，第三人李长法读书均是原告供养，村集体的费用都是原告缴纳的。1997年，原告带第三人李长法去福建打工，2001年，第三人李长法回老家居住。2005年，在颁发土地经营权证时，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没有通知原告，将户主填写成第三人李长法。原告知晓后，找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要求解决未果。2009年，第三人李长法与原告分户后单独立户。2019年6月，原告委托律师经查询得知，被告于2017年7月11日给第三人李长法颁发了鄂（2017）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7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将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共同享有的两块土地（小地名为“门口”、“强盗窝”，共2.24亩）经营权确权给第三人李长法独享。原告认为被告的登记行为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错误，实际情况是两个第三人故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将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共同经营的两块土地填入第三人李长法单独的经营权证中，侵犯了原告的土地经营权。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给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由被告与两个第三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3000元（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间的土地收益损失）；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李长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被告、第三人李长法、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身份信息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被告、第三人李长法、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原告退伍军人证明书复印件、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90年代的户口簿和2006年的户口簿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李长法系原告家庭成员的事实。证据三：存于高家堰财政所的魏家洲村（原××村）1999年的土地承包档案复印件。拟证明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作为户主承包土地的事实，其中没有第三人李长法的名字，也能印证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在一起生活。证据四：1987年的一份村委会往来账单复印件、2002年的一份魏家洲村家庭户劳动力和承包地面积明细表复印件、2004年的一份魏家洲村往来账目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李长法系原告家庭成员的事实。证据五：魏家洲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6月1日出具的存在土地纠纷的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之间存在土地纠纷，要求解决的事实。证据六：高家堰派出所于2009年9月28日出具的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分户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分户的时间。证据七：被告给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资料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李长法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以1999年的承包为基础，被告于2017年7月11日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剥夺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长阳县政府辩称，一、被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体适格，行政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对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第三人李长法分别与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按程序报送至被告，被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多次以无生产资料为由上访，要求补偿生活费和解决今后的养老问题。考虑到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原登记为一户，且第三人李长法现经营的土地并不多，若与原告分割，则不能满足双方的生产生活资料。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与原告分别于2015年8月、2018年2月达成《协议书》和《息诉罢访书》，帮助原告在魏家洲××××了3块承包土地（小地名分别为“横坡”、“桃树坡”、“茶叶墩”），面积为9.56亩，且已依法颁证。原告在息诉罢访协议中承诺不再要求魏家洲村委会、高家堰村委会解决山林、土地等生产资料，现原告又要求分田显属无理取闹。三、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已于2009年分户，2017年，魏家洲村委会分别为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发包了9.56亩、4.03亩土地，并按程序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新颁证实际是一个重新确权行为，两人在登记时签字无异议，既是对新颁证确权的认可，也是原告认可与高家堰镇人民政府签订的两份协议的具体体现。原告承包的土地比第三人李长法承包的土地多出近一倍，原告要求分割第三人李长法的土地于理不通、于情不公、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长阳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高家堰派出所出具的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的户口登记清单及《农村户口登记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于2009年已分户。证据二：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办理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调查指界通知书》、《公示结果归户表》、《承包合同》、《经营权证申请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高家堰镇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批复》）。拟证明第三人李长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经过了调查、公示程序、当事人认可等程序，被告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证据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实施方案》（长办文[2005]19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长政办发[2016]108号）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程序合法。证据四：原告与高家堰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15年8月26日、2018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息诉罢访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三人李长法述称，原告的诉状不属实，原告对第三人李长法，不是供养而是监管。2005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根据1998年的证颁发的。第三人李长法于1989年就独立生活了，原告要求取消第三人李长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于无理取闹。第三人李长法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述称，一、在1983年完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正在部队服役，户籍不在魏家洲村，故原××村一组没有将原告列为独立的农户发包耕地。为解决原告的历史遗留问题，经原告申请，在2015年时，由高家堰镇人民政府出面采取货币化补偿的办法予以解决。原告现要求将第三人李长法承包经营的土地分割后承包经营，应自行协商处理，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依法不能干预，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家庭分家时与第三人李长法分在一家，并共同承包经营分家立户后第三人李长法名下的土地。这是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兄弟之间的家事，需要当事人双方予以认可或用证据予以印证。即使事实成立，也不是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在已知事实后故意不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所致。2017年5月19日，原告与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原告已签署无异议的意见。若原告对第三人李长法承包的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2015年因解决原告所反映的未承包土地而采取的货币化补偿应予以撤销。综上，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魏家洲村委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2017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复印件。拟证明在2017年对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颁证时，诉争土地登记在第三人李长法名下，当事人均无异议。证据三：户主分别为李远辉、严玉芹、李长红的《户口登记表》复印件。拟证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原告的户口没有登记在魏家洲村，直至九十年代才登记在魏家洲村。证据四：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解聘李长红同志招聘合同的批复》复印件。拟证明在1988年以前，原告在财政局工作的事实，其户口没有在魏家洲村。证据五：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息诉罢访协议书》以及付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无生产资料问题已通过货币补偿的方式解决。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2.对证据二、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3.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与高家堰镇人民政府已签订两份协议解决了原告所反映的承包土地问题；5.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说明是在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分户并经确权后颁证。第三人李长法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证据五、证据七无异议；2.对证据二中的原告退伍军人证明无异议，对两份户口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其中2006年的户口簿是非法取得的，第三人李长法的学历是初中学历，不是户口簿记载的高中学历；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当时原告没有与村委会签订任何合同；4.对证据四中往来账单真实性不清楚，该往来账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四中家庭户劳动力和承包地面积明细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李长法自1999年就单独生活了，对该明细表不清楚。对证据四中魏家洲村往来账目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清楚，该明细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5.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只能证明2009年在户口簿上分户，实际分家时间是1987年。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证据六无异议；2.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3.对证据三来源有异议，原告没有作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领取经营权证；4.证据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第三人李长法与原告不是共同承包关系的事实；6.证据七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李长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全面，回避了原告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合法，在给第三人李长法颁证过程中，原告没有签任何字，也不知情，是后来通过查阅档案才知晓。1999年，第三人李长法没有单独立户，原告是户主，2005年，镇经管站的备案登记表上登记的是原告，没有第三人李长法的登记档案记载，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原告现承包的土地与本案诉争的土地没有关系；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协议没有按照约定履行。第三人李长法与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均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无异议；2.证据二中对第三人李长法颁证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李长法没有权源，对原告颁证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原告的户口除1980年至1984年当兵期间迁走外，其余时间都在魏家洲村，上述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证明目的，户主严玉芹的户口登记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的户口登记簿证明其户口一直在原××村，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是兄弟关系登记在一起；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证明目的；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对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达到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李长法对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他方向法庭提交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的证据，以及没有相反的证据否定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他方证据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告系魏家洲村**人，家庭共有兄弟姐妹七人，第三人李长法系原告之弟。1981年1月至1984年1月期间，原告在部队服役，其户口随之迁出原籍，退伍后，原告户口随之迁回居住地，原告在高家堰镇财政所工作至1988年6月。1983年，魏家洲村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由于原告本人及其户籍不在魏家洲村，魏家洲村只为原告的其他家庭成员发包了土地，没有将原告列为独立的农户发包土地。1987年，原告兄弟姐妹分家，家庭共同经营的土地进行了相应的分割，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为一个家庭户，原告为户主，第三人李长法为家庭成员。2009年9月28日，第三人李长法与原告分户，单独立户。2005年5月，在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中，第三人魏家洲村委会与第三人李长法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包含小地名为“门口”（1.04亩）、“强盗窝”（1.2亩）的两块土地发包给了李长法，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认为“门口”、“强盗窝”两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由其与第三人李长法共同享有，并以其退伍后未分山林、土地、缺乏生产资料为由，长期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2015年8月26日，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镇政府争取筹集资金60000元，用于补偿解决李长红购买魏家洲村一组村民李远朋房屋及山林等生产资料等，由镇政府在2016年春节前一次性付清；2.由镇政府协助李远朋与李长红按程序办理山林流转手续；3.由镇政府按照县委办座谈会备忘录要求为李长红支付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至2015年12月止，从2016年开始不再支付；4.李长红本人承诺自签订协议并按时取得相关补偿后，从此息诉罢访，不再以任何理由赴镇及以上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场所上访。2018年2月8日，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与李长红再次签订《息诉罢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李长红承诺自签订本协议并领取20000元资金（注：已发放给李长红40000元资金，连同本次发放的20000元，总计60000元）后，从此息诉罢访，不得再以此为由要求补偿或提出其他相关要求，不得要求魏家洲村委会、高家堰村委会解决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2.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从2018年开始不再向李长红支付每月300元生活补助；3.若李长红违背协议内容，高家堰镇人民政府有权向李长红追偿已支付的资金；4.本协议为李长红与高家堰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李长红分别于2016年2月4日、2017年1月16日、2018年2月9日出具收款凭证，共收到高家堰政府的协议款60000元。2017年6月19日，魏家洲村一组与第三人李长法签订了420528102201010044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由魏家洲村一组将“春树条子”、“门口”、“强盗窝”三块土地（确权实测面积4.03亩）发包给第三人李长法家庭承包经营。同日，魏家洲村一组与原告签订了420528102201010029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魏家洲村一组将“横坡”、“桃树坡”、“茶叶墩”三块土地（确权实测面积9.56亩）发包给原告家庭承包经营。两份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均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分别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上签字确认。2017年7月，高家堰镇人民政府向被告提出给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被告对上报的登记材料审核后，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给第三人李长法颁发了鄂（2017）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7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原告颁发了鄂（2017）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749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9年6月20日，原告以被告将原告与第三人李长法共同经营的“门口”、“强盗窝”两地块错误登记在第三人李长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侵犯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颁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责。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鄂（2017）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7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根据上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合同生效时已经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对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公示。土地承包合同等登记材料构成了行政机关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基础。若行政机关对土地承包合同等申请登记材料的形式真实有效性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申请登记材料未经法定途径予以否定前，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登记在实体合法性上应当予以认可。本案中，第三人李长法与魏家洲村一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第三人李长法承包经营“春树条子”、“门口”、“强盗窝”三块土地，该承包经营合同在形式上并无明显瑕疵，且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中记载一致。被告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合同的真实有效性已尽到了审查义务，在颁证之前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测绘和公示程序。同时，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鄂（2017）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7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内容与420528102201010044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记载的内容一致，故被告的登记颁证行为并无不当。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产生的纠纷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的范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魏家洲村一组与第三人李长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侵犯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与此同时，原告以退伍后未分山林、土地，缺乏生产资料为由，多次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申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经协商，高家堰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和《息诉罢访协议书》，解决了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并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协议内容已履行且原告承诺不再要求村集体解决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的情形下，原告再次以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为由，主张其与第三人李长法对“门口”、“强盗窝”两块土地共同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主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于情于理于法不符，应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为第三人李长法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关于撤销该证并由被告和两个第三人予以赔偿的诉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长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李长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钟 波审判员 胡振元审判员 曹 斌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杜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