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市场大厦416C。法定代表人：李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必义，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纯，北京市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禾嘉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虎林市虎林镇革命街道铁南委工农街西一亭五号(第四小学东南侧）。法定代表人：李玉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宏伟、崔宇，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香兰农场化工厂居民生活区。法定代表人：余飞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原县丰源汇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香兰农场一大队监舍。法定代表人：高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卿，男，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杰，女，197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国，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方正”）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禾嘉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嘉公司”）、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氏公司”）、汤原县丰源汇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大方正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大方正的委托代理人张必义、于海纯，被上诉人禾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宏伟、崔宇，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的委托代理人朱伟国、阮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大方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2013年11月1日、2013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禾嘉公司之间签订的玉米采购合同；禾嘉公司向北大方正双倍返还货款4000万元；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及理由:2013年，高氏公司，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阮卿，欲将玉米出售给北大方正，但因其资质问题不符合北大方正的合作资质，因此提议高氏公司借用禾嘉公司的资质与北大方正签订合同，但实质由高氏公司供货，北大方正同意，达成合意后，2013年11月1日、2013年12月10日，北大方正与禾嘉公司分别签订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地均在大连市沙河ロ区。《玉米采购合同》及《货权确认单》明确北大方正从禾嘉公司购买玉米15000吨，北大方正应支付货款3000万元。2013年11月5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汇款1000万元；2013年11月12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汇款400万元；2013年12月4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汇款600万元；2013年12月11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汇款1000万元，至此，北大方正已依照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汇入禾嘉公司的四笔玉米采购款均在阮卿的指令下由禾嘉公司于收到款项的次日一次性全额汇给阮卿、高杰控制的高氏公司。北大方正按照合同约定已完全履行义务，但禾嘉公司、高氏公司一直推诿不交付货物，北大方正多次催促其履行义务，迫于无奈高氏公司及阮卿以玉米回购形式返还北大方正1000万元，至此，禾嘉公司、高氏公司尚欠北大方正2000万元货物。根据《玉米采购合同》第九条第二款:“乙方(禾嘉公司)未能及时向甲方(原告)交付玉米或者交付的玉米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乙方(禾嘉公司)应双倍返还甲方(原告)已支付的货款，因此导致甲方(原告)可能发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乙方(禾嘉公司)同时要承担赔偿责任。”故禾嘉公司、高氏公司应双倍返还货款4000万元给北大方正。且，案涉2013年11月1日的玉米采购合同所涉玉米与另案判决中的玉米实际是同一批玉米，就该批玉米北大方正支付了两次款项，一次是本案北大方正针对2013年11月1日的玉米采购合同支付的2000万元，另一次是执行生效的另案(2015)大民三初字第340号等民事判决支付的款项，另案中确认该批玉米属于丰源汇公司，所以本案禾嘉公司并未交付该批玉米给原告，构成违约。阮卿与高杰系夫妻关系，高氏公司与丰源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阮卿、高杰。阮卿与高杰在高氏公司与丰源汇公司均为虚假出资，高氏公司与丰源汇公司存在财务、人员重叠等混同现象。被告禾嘉公司、被告高氏公司至今未履行交付玉米义务，按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均应承担连带责任。禾嘉公司辩称，不同意北大方正的诉讼请求。一、案涉玉米采购合同对禾嘉公司没有约束力。依据起诉状及相关证据，北大方正自认以下事实:案涉玉米采购合同是由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商谈并达成合意。由于高氏公司不符合直接与北大方正进行合作的资质，因此北大方正和高氏公司又达成合议，双方同意借用禾嘉公司资质签订案涉玉米合同，高氏公司委托禾嘉公司代其与北大方正签订案涉玉米合同。案涉玉米合同由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实际履行。通过禾嘉公司转付给高氏公司的3000万元玉米款，高氏公司及阮卿以玉米回购方式返还1000万元玉米款。虽然案涉玉米合同中出现禾嘉公司的字样，但是北大方正在与禾嘉公司签订案涉玉米合同时就知道禾嘉公司的身份，是高氏公司受托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案涉玉米合同直接约束高氏公司和北大方正，对禾嘉公司没有约東力，禾嘉公司不承担案涉玉米合同责任。禾嘉公司也没有义务向北大方正交付案涉玉米。依据起诉状、一方面北大方正承认禾嘉公司代高氏公司跟其签订玉米合同，实际由高氏公司供货，另一方面北大方正诉称多次催促禾嘉公司交付玉米，禾嘉公司一直推诿不交付货物，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事实是北大方正从未要求禾嘉公司向其交付案涉玉米起诉状引述案涉玉米合同第九条第二款内容，引述内容试图支持北大方正要求禾嘉公司双倍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经比对发现北大方正提供2013年12月10日这份玉米采购合同第九条第二款并无该内容，北大方正引述的这一条款不能作为其索要双倍货款的事实依据。二、假定案涉玉米合同对禾嘉公司有约束力但是案涉玉米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禾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依据北大方正的起诉状，北大方正与禾嘉公司签订货权确认单，以及北大方正自认高氏公司及阮卿以玉米回购方式返还原告1000万元玉米款，可以证实北大方正已将其案涉玉米入库交付给高氏公司保管，故案涉玉米已由高氏公司收购完毕，并确权北大方正，案涉玉米已经交付，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北大方正，案涉玉米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禾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高氏公司、被告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均答辩称，不同意北大方正的诉讼请求。北大方正跟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没有法偉关系。本案中发生法律关系的是北大方正和禾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本案货权确认单可以证明北大方正和禾嘉公司之间就案涉玉米已经履行完毕，这也可证明本案与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无关。此外，根据另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的文书也可证明，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日，北大方正(甲方)与被告禾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DL-fzwcym201307的玉米采购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玉米；本合同项下甲方预计采购总量不超过10000吨，甲方有权对预计采购数量做出调整，最终成交数量以甲乙双方确认的《货权确认单》(见附件)所确认累计数额为准；本合同项下甲方所采购玉米的价格确认方法是:根据乙方收购和加工(烘干或者收购标准水分玉米免烘干直接入库)进度，双方具体商治确认每批次符合本合同质量标准的玉米价格和数量，双方签字盖章的《货权确认单》作为本合同的有效部分；支付结算约定，(一)甲方在委托乙方采购本合同项下玉米时，《货权确认单》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成交当日甲方按照《货权确认单》上所确认的数量、金额付给乙方货款。(二)甲方在货物出库前，检验乙方所供应玉米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并办理手续(三)甲方有权对经《货权确认单》确认的甲方所有玉米自行安排出库时间、出库数量。(四)如由于玉米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并导致甲方认为签定本合同的商业目的不能实现时或本合同执行结束时，双方应进行对账并形成记录，清算完毕，甲方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货权的确认及出库:(一)乙方对甲方所有玉米的存储双方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并依据本合同所述及《仓储合同》承担仓储保管责任，确保10000吨玉米全部房式仓储存。(二)在乙方完成本合同前，乙方免费负责保管甲方玉米，甲方不承担因采购玉米所发生的收购入库、保管、出库等一切环节形成的费用。(三)乙方保证甲方玉米专仓专储并负责存粮安全，承担因通风过筛、去杂等因素造成的数量损失，包括霉变、被盗、火灾等一切因素造成的货物变质、短少和损失；甲方所有玉米的保管:乙方依据本合同销售给甲方的玉米免费存放于香兰粮库，乙方须如实提供该粮库的资质、仓储经营行政许可等文件给甲方，乙方在将甲方所有玉米存于乙方合作粮库之前须获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并应保证乙方合作粮库能按照甲方的要求办理出库手续；其他义务:(一)甲方派专人对乙方玉米库存进行监管，乙方有提供监管条件的义务；（二）乙方的义务包括：负责按本合同的约定组织货源并向甲方供应玉米；九、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二)甲方有权在对玉米货权确认后随时提取相应玉米，乙方未能及时向甲方交付玉米或者交付的玉米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乙方应双倍返还甲方已经支付的货款，因此导致甲方可能发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乙方同时要承担赔偿责任；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争议方应将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3年11月5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付款1000万元同日，北大方正(甲方)与禾嘉公司(乙方)共同签署一份货权确认单，其上主要載明“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DL-fzwcym201307的玉米采购合同，乙方确认本单所述货物，在甲方核对确认并加盖甲方合同专用章/公章后，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负责保管。货物名称:玉米；当日确认数量5000吨；单价2000元/吨，金额1000万元，累计确认数量5000吨，均价2000元/吨，累计金额1000万元。”2013年11月6日，禾嘉公司向高氏公司付款1000万元。2013年11月12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付款400万元，同日，北大方正(甲方)与禾嘉公司(乙方)共同盖章签署份货权确认单，其上主要載明“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DL-fzwcym201307的玉米采购合同，乙方确认本单所述货物，在甲方核对确认并加盖甲方合同专用章/公章后，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负责保管。货物名称:玉米；当日确认数量2000吨；单价2000元/吨，金额400万元，累计确认数量7000吨，均价2000元/吨，累计金额1400万元2013年11月13日，禾嘉公司向高氏公司付款400万元。2013年12月4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付款600万元。同日，北大方正(甲方)与禾嘉公司(乙方)共同盖章签署一份货权确认单，其上主要载明“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DL-fzwcym201307的玉米采购合同，乙方确认本单所述货物，在甲方核对确认并加盖甲方合同专用章/公章后，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负责保管。货物名称:玉米；当日确认数量3000吨；单价2000元/吨，金额600万元，累计确认数量10000吨，均价2000元/吨，累计金额2000万元。”2013年12月5日，禾嘉公司向高氏公司付款600万元。2013年12月10日，原告北大方正(甲方)与被告禾嘉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DL-fzwcym201314的玉米采购合同，主要内容除违约责任部分内容不相同外，其他内容与编号为DL-fzwcym201307的玉米采购合同基本相同，违约部分的内容为:“违约责任:(一)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二)甲方有权在对玉米货权确认后随时提取相应玉米，乙方未能及时向甲方交付玉米或者交付的玉米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限定的时间内返还甲方货款或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玉米，乙方同时还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部分金额的20%违约金，因此导致甲方可能发生的其他损失，乙方要承担赔偿责任。(三)乙方在签署《货权确认单》时必须确保相应的货物已经移转到指定仓库，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并且乙方退延交货的，每迟延一日，按日千分之五交付迟延违约金。(四)如乙方未及时履行将本合同项下的货物转为交收国家临时储备粮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未转交为临时储备粮部分玉米总金额20%的违约金，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应继续赔偿甲方损失”。2013年12月11日，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付款1000万元。同日，北大方正(甲方)与禾嘉公司(乙方)共同盖章签署一份货权确认单，其上主要载明“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DL-fzwcym201314的玉米采购合同，乙方确认本单所述货物，在甲方核对确认并加盖甲方合同专用章/公章后，货物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负责保管。货物名称:玉米；当日确认数量5000吨；单价2000元/吨，金额1000万元，累计确认数量5000吨，均价2000元/吨，累计金额1000万元。”2013年12月12日，禾嘉公司向高氏公司付款1000万元。另査明，丰源汇公司曾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将北大方正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340号民事判决，判令北大方正向丰源汇公司返还货款26735687元及相应利息。丰源汇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6)辽民终7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北大方正不服(2016)辽民终74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750号民事裁定，驳回北大方正的再审申请。上述案件均认定，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丰源汇公司(原名称为汤原县寅富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作为托运人，从哈尔滨铁路局香兰站通过中储粮营口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专用线向北大方正累计发送11300吨玉米，到站(局)均为鲅鱼圈北(沈)；北大方正认可收到上述玉米，且认可已将其收到的上述玉米以现货的方式出售给了案外第三人，并已实际收取货款2000余万元。(2017)最高法民申3750号民事裁定中明确认定，案涉玉米由丰源汇公司从农民处收购取得且已交付给北大方正，北大方正擅自出售案涉玉米侵害了丰源汇公司的财产权。还查明，丰源汇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2日，原名称为汤原县寅富粮食经销有限公司(2015年5月18日更名为丰源汇公司)。高氏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8日，2016年7月14日，法定代表人由阮卿变更为余飞强。一审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一、禾嘉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是否应解除，禾嘉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各方当事人对北大方正与禾嘉公司签订的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北大方正主张解除案涉两份合同及禾嘉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其认为禾嘉公司未履行该两份合同中交付玉米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禾嘉公司则主张该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实际是因高氏公司没有与北大方正签订合同的资格，禾嘉公司受高氏公司委托与北大方正签订，实际均由北大方正及高氏公司履行各自义务，该两份合同应直接约束北大方正及高氏公司，且货权确认单也可以证明案涉玉米已经交付，不存在未交货的事实，故禾嘉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均认为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与其无关，且认为案涉玉米已经交付，各被告均不应承担责任。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判断禾嘉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第一，禾嘉公司是否应受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的约束；第二，两份玉米采购合同所涉玉米是否已经交付。对于第一个问题，北大方正在起诉状中认可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系因高氏公司缺乏资质，经北大方正、高氏公司及禾嘉公司协商后由禾嘉公司与北大方正签订，实质由高氏公司供货。禾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又根据査明事实，在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北大方正将该两份合同的玉米款支付给了禾嘉公司，禾嘉公司在收到相应款项后的第二日将款项又支付给了高氏公司，高氏公司也认可收到该款项。庭审中高氏公司认为该两份合同与其无关，其之所以收到禾嘉公司的款项是因高氏公司与禾嘉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禾嘉公司收购其玉米，其交付玉米后禾嘉公司向其付款，同时主张本案货权确认单所涉玉米就是其向禾嘉公司供货的玉米。禾嘉公司对高氏公司主张的此节事实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高氏公司对其与禾嘉公司之间存在口头协议，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禾嘉公司也不予认可，本案无据证明高氏公司与禾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玉米合同关系，高氏公司对其为何收取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款项所作解释缺乏依据；其次，案涉货权确认单系对应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高氏公司认可该货权确认单确认的玉米系其提供给禾嘉公司的玉米，也就是说高氏公司认可其提供了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对应的玉米，再结合原告北大方正向禾嘉公司支付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的款项后禾嘉公司就全额将款项立即支付给高氏公司的事实，以及原告北大方正及被告禾嘉公司均认可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系高氏公司通过禾嘉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事实，可以说明案涉两份玉米合同实质是高氏公司委托禾嘉公司与原告北大方正签订，由高氏公司实际供货，原告北大方正高氏公司对此均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应直接约束北大方正和高氏公司，对禾嘉公司并无约束力。对于第二个问题，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均约定合同最终的成交数量以货权确认单所确认的累计数额为准，同时约定成交当日北大方正按货权确认单上所确认的数量、金额支付货款。根据查明事实，北大方正分别在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对应的货权确认单上盖章确认，同时也按约定支付了对应的玉米款，这说明北大方正对两份玉米采购合同所涉玉米交付的事实已经予以确认，北大方正虽认为货权确认单不能证明玉米交付的事实，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主张案涉玉米未交付不能成立此外，北大方正在庭审中主张对于2013年12月10日玉米采购合同所涉5000吨玉米，又由阮卿及高氏公司向北大方正回购。北大方正所作的这些陈述与相应货权确认单可相互印证，这也从另个方面证明北大方正认可收到该合同所涉玉米。据此，北大方正主张禾嘉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故请求解除合同并由禾嘉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北大方正主张案涉2013年11月1日的玉米采购合同所涉玉米与另案判决中的玉米实际是同一批玉米，就该批玉米北大方正支付了两次款项，一次是本案北大方正针对2013年11月1日的玉米采购合同支付的2000万元，另一次是执行生效的另案(2015)大民三初字第340号等民事判决支付的2000余万元款项一节，根据生效的(2015)大民三初字第340号民事判决、(2016)辽民终748号民事判决，均认定该案中的11300吨玉米所有权归丰源汇公司所有，(2017)最高法民申3750号民事裁定中亦明确认定该案玉米系丰源汇公司从农民处收购取得。丰源汇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8月22日，另案中丰源汇公司收购玉米的时间只能是其成立之后即2014年8月22日之后，而本案所涉2013年11月1日玉米采购合同则发生在2013年11月，该合同对应的货权确认单也系于2013年11月及12月份予以确认，故北大方正主张另案的玉米与本案玉米系同批玉米，从时间上看就存在矛盾。原告据此主张其就同一批玉米支付了两次货款，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首先，如前所述，禾嘉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北大方正请求高氏公司、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基础；其次连带责任须根据当事人约定或法律规定，而北大方正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各被告存在约定的或法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北大方正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千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负担。北大方正二审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关于“上诉人和禾嘉公司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项下10000吨玉米是否交付”，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货权确认单”就认定已经交付2013年11月1日项下玉米，存在错误。1、《货权确认单》完全无法确认高氏公司是否交付合同约定的玉米（1）从《货权确认单》内容和形式上看，货权确认单中的项目有玉米数量、金额、品质、存储仓位，在数量和金额上有记载，但是在“品质”“存储仓位”栏却是空白。上诉人认为，品质和存储仓位是将合同项下玉米明确化的关键指标。如果没有标明品质，没有标明存储仓位，就无法确定是不是合同约定标准的玉米，无法确定购买的玉米在哪儿，无法确定是否和别的玉米区分开来。（2）从2013年11月1日合同约定我们也可以看出，合同对于玉米的品质标准和仓储仓位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第2条，对合同项下的玉米品质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出库标准为国标（GB1353-2009和GB/T20570-2006）二等以上（含二等）玉米……容重：大于等于685克、水分小于等于14.5%、杂质小于等于1%、不完善粒总量小于等于6%（其中生霉粒小于等于2%），色泽气味正常，无虫”。合同第5条、第6条对合同项下玉米仓储进行了明确约定“确保10000吨玉米全部房式仓储存”“乙方保证甲方专仓专储并负责存粮安全”“乙方依照本合同销售给甲方的玉米免费存放于香兰粮库”。（3）可以看出，2013年11月1日合同约定的品质和存储关键指标在《货权确认单》上无任何反映。试想一下，我们拿着这样一份《货权确认单》，能知道我们付了钱款购买的玉米在哪儿么，能知道是不是合同约定品质的玉米么，答案是不能。这样一份连“玉米在哪儿、是不是合同约定标准玉米都无法证明”的《货权确认单》，更不可能证明高氏公司向上诉人交付了合同项下的玉米。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显然，“交付”是物权变动移的法定要件。本案中，从《货权确认单》性质上看，《货权确认单》既不属于交货文件，亦非货权转移手续；既非出库单，亦非提货单，不能得出《货权确认单》是货物实际交付的结论。二、2019年5月15日，上诉人至高氏公司住所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为：高氏公司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向上诉人交付玉米。根据工商登记记载，高氏公司企业地址为汤原县香兰农场化工厂居民生活区，丰源汇公司企业地址为汤原县香兰农场一大队监舍。上诉人于2019年5月15日前往该两公司住所地进行调查。1、在高氏公司的住所地--香兰农场化工厂居民生活区上的，竟然是寅富公司，而寅富公司实际上是丰源汇公司（丰源汇公司更名前叫寅富公司）。当地居民也证实化工厂居民生活区的寅富公司和一大队监舍的丰源汇公司，实际上都是丰源汇公司，是丰源汇公司的两个厂子，一个用于收粮和晒，另一个用于烘干。2、在香兰农场其他地区并未找到任何高氏公司信息，高氏公司并无实际经营地，高氏公司实际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向上诉人交付玉米。3、根据阮卿庭审所述，玉米存在高氏公司周围的空地上。另外，根据合同约定，必须房式仓储。但是实际调查的结果为，香兰农场化工厂居民生活区寅富公司现场少量玉米是他人的，且公司周围均是垃圾、树木、建筑，根本无法满足合同约定的存放的要求。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高氏公司的地址。三、应当由高氏公司承担“上诉人和禾嘉公司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项下的10000吨玉米是否交付”的进一步举证责任。1、上诉人在支付了2000万元后并没有收到10000吨玉米。上诉人不可能证明出一个没有发生的事实。这完全违反证据法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的存在、变更、消灭等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是没有交付，是“不存在”，而高氏公司主张的是交付，是“存在”。因此，关于是否交付10000吨玉米，举证责任由高氏公司承担。2、高氏公司仅仅提供货权转移单，不能够证明其已经交付涉案玉米，且上诉人也提供调查结果证实了高氏公司并不存在，亦不可能向上诉人交付玉米。高氏公司应当进行进一步实质举证。3、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举证能力，应当由高氏公司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证明其交付了玉米。上诉人并没有收到2013年11月1日合同项下10000吨玉米，不可能举证出没有收到玉米。上诉人已经至高氏公司工商住所地调查，高氏公司根本不存在，高氏公司所谓的住所地也并无任何10000吨玉米。上诉人也至香兰站调查“2013年11月至今，在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车务段香兰站，以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为发货人或者收货人的货物运送记录”，但是工作人员告知应当由法院进行调查。故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举证责任，如果再要求上诉人进行举证，实属举证苛刻。高氏公司明明可以提供相关的交付手续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其是否已经向上诉人交付涉案玉米。但是高氏公司却没有提供。一审法院也从未要求高氏公司提供。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根据2013年11月1日合同第7条约定：“……（二）乙方（高氏公司）的义务包括：……2、专人与甲方核对购销数量、价格，做到账款、账实、账账相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高氏公司应当做到账款、账实、账账相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可见，高氏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保存玉米交付的关键证据，如出库手续、检验报告、交货单据、仓单、财务账簿等。而且10000吨玉米不是小数目。高氏公司应当向法院进行该些证据举证。四、即使法院认定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项下的10000吨玉米已经交付，高氏公司也应当基于合同和货权确认单的约定承担仓储保管责任。2013年11月1日合同第5条约定：“（一）乙方（禾嘉公司）对甲方（上诉人）所有玉米的存储双方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并依据本合同所述及《仓储合同》承担仓储保管责任，确保10000吨玉米全部房式仓储存……乙方免费负责保管甲方玉米……（三）乙方保证甲方玉米专仓专储并负责存粮安全，承担因通风过筛、去杂等因素造成的数量损失，包括霉变、被盗、火灾等一切因素造成的货物变质、短少和损失。”2013年11月5日、11月12日、12月4日的货权确认单也均约定了“乙方负责保管”。根据庭审笔录记载，高氏公司陈述“高氏公司自己没有专门的仓库，是存放在高氏公司边上的露天空地……”可见，高氏公司所述的存放地点、存放形式与合同约定均完全不一致。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如果货物灭失，由高氏公司承担责任。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该条是关于委托法律关系的规定。法律关系应当以根据法律事实来确定。本案中，无论主债务人是禾嘉公司，还是高氏公司，上诉人诉讼的法律事实都是有关于玉米交易的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法律关系只可能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或者仓储合同法律关系。根据2013年11月1日合同内容，其中既有上诉人给付钱款、高氏公司交付玉米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也存在高氏公司为该些玉米提供仓储并承担货物灭失风险的仓储合同法律关系。且一审法院也认为2013年11月1日玉米采购合同约束上诉人和高氏公司，上诉人通过禾嘉公司向高氏公司进行了付款。因此，一审以委托法律关系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六、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第12、13、14页详细论述了禾嘉公司是否应受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的约束，并最终认定“案涉两份玉米采购合同应直接约束上诉人和高氏公司，对禾嘉公司并无约束力”。可见，一审法院已经查清了上诉人和高氏公司之间是采购合同的主体，禾嘉公司是高氏公司的受托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进行释明（注：是“应当”，而不是“可以”），告知上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高氏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承担连带责任”，并告知上诉人“本案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还是仓储合同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直接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这样极其草率的方式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诸多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因素，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慎重适用法律，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禾嘉公司二审答辩，一、案涉玉米采购合同对禾嘉公司没有约束力，禾嘉公司无合同责任。依起诉状，北大方正自认以下事实：案涉玉米采购合同是由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商谈并达成合意的。由于高氏公司不符合直接与北大方正进行合作的资质，北大方正提议高氏公司借用禾嘉公司资质与北大方正签订案涉玉米采购合同，但实质由高氏公司供货。在此情形下，高氏公司委托禾嘉公司代其与北大方正签订了案涉玉米采购合同。案涉玉米采购合同签订后，北大方正通过禾嘉公司转付给高氏公司3000万元玉米款。高氏公司以玉米回购形式返还给北大方正1000万元玉米款。对于以上自认事实，北大方正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理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釆信。依庭审笔录，以下事实足资认定：北大方正派于宝涛到高氏公司监管玉米收购、确认收购玉米数量【庭审笔录（一）P15、P19、P20；庭审笔录（二）P15】；北大方正将其获得货权的案涉玉米交付给高氏公司保管【庭审笔录（一）P18、P19、P21；庭审笔录（二）P8、P13、P15】。另，北大方正从未要求禾嘉公司向其交付案涉玉米。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原告自认的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案涉玉米采购合同中出现了禾嘉公司，但北大方正在与禾嘉公司签订案涉玉米采购合同时就知道禾嘉公司是高氏公司的受托人，且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之间直接履行的案涉玉米合同。因此，案涉玉米采购合同直接约束高氏公司和北大方正，对禾嘉公司没有约束力，禾嘉公司不承担案涉玉米采购合同责任。二、案涉玉米已经交付，禾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退一步讲，假定案涉玉米采购合同对禾嘉公司有约束力，但案涉玉米已经实际交付，禾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案涉货权确认单证实：案涉玉米已由高氏公司收购完毕并确权给了北大方正。高氏公司以玉米回购形式返还给北大方正1000万元玉米款。此节事实证实：案涉玉米已经交付，否则，不会发生回购事实。因为只有在北大方正与高氏公司双方实际履行了案涉玉米交付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高氏公司再从北大方正回购案涉玉米的事实。庭审中，北大方正自认：高氏公司通过丰源汇公司将案涉玉米1万吨交付给了北大方正【庭审笔录（二）P16】。三、原审程序合法。庭审中，原审法院已经就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事宜向北大方正释明并征询意见，北大方正明确答复：不变更诉讼请求。综上，北大方正对禾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北大方正对禾嘉公司的上诉请求。高氏公司二审答辩，一审判决结果认可，但是合同法402条的相关认定事实不认可，本案买卖法律关系的建立是上诉人和禾嘉之间，与高氏公司没有关系；合同法402条是基于委托关系，本案是买卖法律关系，所以我方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本案上诉人和禾嘉的买卖关系已经履行完毕，有货权确认单及庭审相关调查为证，如果上诉人至今未收到玉米，应在五年前就应起诉，因涉案买卖关系是2003年事情。高氏和禾嘉是口头合作关系，但是不受本案约束。丰源汇公司、阮卿、高杰一并发表答辩意见，上诉人一审中主张我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没有事实及法律适用的相关证据，尤其丰源汇在本案发生时还没有成立，上诉人对此的诉讼是恶意诉讼，所以我们三方保留对上诉人的恶意诉讼请求赔偿的权利。关于另案丰源汇案件，该案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另案是涉案玉米发生一年以后上诉人与丰源汇之间的业务关系，另案系丰源汇发货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卖掉，另案是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部分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合同是否解除问题。书面合同相对方禾嘉公司与北大方正签署了货权确认单，但不能认为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玉米销售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下方明确注明“按《提货通知单》（附件）日期”，而被上诉人均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提货通知单》以证明货物已实际交付，也未提供北大方正出具的收货凭条，被上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各被上诉人均不能提供交货证明，故本院认为，货物未实际交付，北大方正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案涉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地位。书面买卖合同的签订虽然为禾嘉公司，但北大方正的货款汇入禾嘉公司账户后，直接全部转入高氏公司，实际提供玉米为高氏公司。北大公司、禾嘉公司均认为禾嘉公司为“通道”公司，高氏公司借用禾嘉公司的资质进行交易。但高氏公司予以否认，认为禾嘉公司与高氏公司系买卖关系，但高氏公司庭审中承认其直接向北大方正交付玉米。高氏公司的当时的法人代表阮卿直接向北大方正汇款1000万，并未通过禾嘉公司，且高氏公司与禾嘉公司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举证口头合同的内容及具体价款的约定，禾嘉公司将北大方正的汇款全部转给高氏公司。综上，高氏公司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供货方，为买卖合同实际相对人。一审法院认定禾嘉公司与高氏公司系委托关系，高氏公司对此也并未提出上诉。故高氏公司在收到足额货款却未履行2000万元玉米供货义务的情况下，在合同解除后负有向北大方正返还2000万货款责任。关于汤原县丰源汇粮食经销有限公司、阮卿、高杰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出阮卿在汤原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因案件尚未结案，相关证据暂时无法调取。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无法认定汤原县丰源汇粮食经销有限公司、阮卿、高杰需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可待相关证据调取后，另案处理。综上所述，北大方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二、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货款2000万元；三、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货款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11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日止；四、驳回北大方正物产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汤原县高氏粮食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学峰审判员  黄海洋审判员  倪立新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