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4民初1554号原告：刘桂芝，女，193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汉平，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肖家墩180号。负责人：郑仁秀，该院法定代表人。被告：郑仁秀，女，195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刘桂芝与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郑仁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严俊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明艳琴、郑丹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桂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汉平，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的负责人郑仁秀、被告郑仁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桂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告知原告之子王安文所葬地点；2、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61806.8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桂芝之子王安文生前系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托养人，2013年8月7日病逝于该托老院。托老院负责人郑仁秀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将王安文火花并办理了死亡证，同时在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武汉钢铁集团汉阳厂有限公司的帮助下，在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汉阳社会保险管理处申领了丧葬费、抚恤金，自行取走王安文死亡抚恤金和退休养老金共计61806.84元，其中死亡抚慰金53976.99元，补发工资2896.8元，部分退休金4933.05元。原告2018年得知其子在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病亡后悲痛欲绝，遂找到该院院长郑仁秀，要求告知其子王安文所葬之地，并归还死者相关遗物，但被强硬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被告诉至本院。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辩称：1、2011年案件涉及当事人王安文已经病倒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汉中街派出所，经公安机关多方联系，没有亲人，后来经由民政部门履行社会救助义务，送至武汉市硚口区仁秀养老院。从2011年王安文进住到2018年，七年时间家属一直没有出现过；2、对于原告的诉请，社会除了遵循法律，每个公民应该遵循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王安文所谓的家属在王安文生病病重独自生活直到2018年7年的时间都没有主动的去找寻王安文，也没有及时合理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失踪，也没有及时通过可以采取的渠道例如向王安文退休的汉阳钢厂联系寻找王安文的下落，王安文身患重病，生活一定程度上无法自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原告在死者最困难的时候不履行抚养、照顾义务，被告认为原告没有资格获取死者的社会保险补贴；3、关于本案中被告郑仁秀向法院出具的从2011年王安文进住到其过世前相关的支出，在王安文生前，在托老院期间没有家属出现，其本人也向托老院陈述是没有家属的，民政部门、社区、公安机关向托老院反映的也是没有家属，这种情况下，被告也没有刻意的留存相关的发票及收据等可以证明支出的证据。原告代理人多次就费用是否真实合理提出异议，但我方认为，结合客观事实及街道等相关部门关于本案相关事实的说明及被告郑仁秀对于王安文生前花费费用支出的说明及其本人单方面的长时间的记载，王安文所花费费用是真实的，我方认为是有充分理由能够被法院采纳。被告郑仁秀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相符，王安文2011年年初到我的养老院到，直至2013年他去世有两年七个月的时间。社区及民政局都说没有人管他，他也说没有亲人；他去世后到家属来找已经间隔了7年，王安文的兄弟出现让我很惊讶，没有把王桂芝带到养老院看望王安文。托老人员进养老院都要签入住协议书，一直没找到王安文的监护人，社区也不肯签字。现在王安文的哥哥要求要回王安文的相关社会补助，相当于在要求监护人的权利，入住协议上对监护人有各种看望看护的要求，而其没有尽到义务，无从要求权利；王安文的病退也是我跑到其单位用尽方法得到的，原告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王安文的看护是相当困难的，他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人也不好相处，看护难度很大。王安文的一些花费是必然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系在本市硚口区民政局备案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告郑仁秀系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的负责人，原告刘桂芝系王安文（已去世）之母。2011年1月，王安文病倒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汉中派出所门前，经多方联系其亲人无果。2011年1月9日，经武汉市硚口区民政局协调，由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王安文、硚口区汉中街马家社区三方签订《武汉市社会福利机构代养人员入住协议书》，约定王安文的生活由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负责照顾。2013年8月7日，王安文因患晚期肝腹水去世。2013年8月15日下午，经武钢汉阳钢厂与被告郑仁秀达成协议，约定“1……王安文身后的丧葬费及安葬费用全部由养老院院长垫付，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王安文生后的丧葬费由养老院院长郑仁秀处置。2、鉴于王安文逝世前其家属从未露面，故身后其家属主张其个人财产的相关事宜由养老院院长郑仁秀独立接待与其家人磋商解决”。经查，王安文三个银行存折（建行、邮政、汉口银行）自2011年1月份开始，其低保、退休金、丧葬费、抚恤金等进账收入总计为91901.71元，其中，王安文去世后，发放死亡丧葬费、抚恤金、退休养老金共计61806.84元（死亡抚恤金53976.99元、补发工资2896.80元、剩余退休金4933.05元）。在审理过程中，鉴于被告已告知死者的安葬地点和返还死者身份证、残疾人证、工作证、就业证、墓位证、建设银行存折、武汉汉口银行存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共八本凭证，原告撤回要求被告告知安葬地点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查，符合本院规定，予以准许。原告认为，被告作为王安文的托养人，在王安文去世后领取了王安文的丧葬费、抚恤金、退休养老金且拒不归还，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原告。被告认为，被告领取了死者上述费用，但全部用于死者生前安排和死后开销，不存在不当得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户口本、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出具的《证明》、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书以及两被告提交的《武汉市社会福利机构代养人员入住协议书》、《情况说明》、郑仁秀与汉阳钢厂签的《协议》、银行存折三张等证据在卷为凭，本院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61806.84元；二、返还责任主体的问题。对于上述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原告刘桂芝已证明自己系王安文的唯一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在王安文去世后，原告刘桂芝有权继承王安文银行账户中的丧葬费、抚恤金、工资，同时在其所继承财产范围内也应当承担王安文生前所欠的债务。本案中，王安文生前因病倒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汉中街派出所门前，经多方联系其亲人无果后，经武汉市硚口区民政局协调，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王安文、硚口区汉中街马家社区三方签订《武汉市社会福利机构代养人员入住协议书》，后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照顾王安文直至其去世后并对其进行了安葬，但两被告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费用的票据。由于本案中关于王安文的《武汉市社会福利机构代养人员入住协议书》系民政局协调并由本市硚口区汉中街马家社区参与签订，故在没有票据凭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王安文的生活起居、安葬等费用是否由哪一方支付，亦无法确认其上述费用的具体金额。故本院对于两被告要求将61806.84元抵扣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处所支出的费用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民政局、社区及两被告对王安文进行人道主义救助，此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王安文在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处生活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以及王安文去世后安葬的费用，均为王安文生前所负债务，原告应当在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予以清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已明确告知了两被告相关的权利，由于本案中两被告未能提交票据凭证，本案无法一并处理，上述费用的支付人可持支付凭证另案向原告主张权利。二、返还责任主体的问题。王安文去世后，武钢汉阳钢厂与被告郑仁秀达成协议明确约定由被告郑仁秀领取并处置王安文的丧葬费，如家属主张其个人财产的相关事宜由被告郑仁秀独立接待磋商解决。且被告郑仁秀在庭审中称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已未经营，原告也表示认可，其本人愿意负责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仁秀托老院的善后事宜，原告也表示认可。故本院确认由被告郑仁秀向原告返还丧葬费、抚恤金、退休养等费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郑仁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刘桂芝返还人民币61806.84元；案件受理费1346元，由被告郑仁秀承担（该款原告已垫付673元，被告在返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严 俊人民陪审员  明艳琴人民陪审员  郑 丹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林伟书记员方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