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行终5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秀春，女，194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苏家屯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志勇，男，196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苏家屯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立军，女，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苏家屯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红军，女，196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桓，辽宁众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翠柏路**。法定代表人：李逸群，该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莹，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该区政府工作人员。高秀春、张志勇、张立军、张红军（以下简称高秀春等4人）因诉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苏家屯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初5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秀春等4人一审诉称：高秀春和丈夫张忠印（已故）系施官屯村村民。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承包本村耕地13亩，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实行延包，仍按原有土地承包，30年不变。高秀春夫妇有婚生子女3人，张忠印于2004年10月9日病故。2003年苏家屯区政府决定将施官屯村土地实行储备，将村民变为市民，高秀春等4人承包的土地也一并被征收。但苏家屯区政府制定的（2008）35号文件将张忠印排除在外不予补偿。苏家屯区政府制定的（2008）35号文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后经诉讼，已有多人通过民事诉讼得到补偿款并执行完毕。但后期再起诉民事案件却被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以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先补偿，后征收”，应当于2003年予以补偿，可苏家屯区政府从2003年至2010年分期分批的给予补偿。施官屯村按人均分配为180560元，苏家屯区政府给付了88610元，尚欠91950元未予补偿。请求：1、判令苏家屯区政府履责给付高秀春等4人征地补偿费人民币919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苏家屯区政府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5月31日，苏家屯区政府作出沈苏政发（2003）37号区长办公会议纪要，决定对苏家屯堡、七家屯、施官屯三村土地实行政府储备、整体迁移，对上述三村现有建设用地采取安置补偿方式予以储备，将上述三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转为城镇居民。2008年7月16日，苏家屯区政府下发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对苏家屯区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办法和分配对象作了规定。2010年11月8日，施官屯村委会制定《施官屯村征地补偿分配方案》，载明根据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规定，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现高秀春等4人认为苏家屯区政府制定的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将农转非、死亡和新生儿都排除在给予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之外，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苏家屯区政府给付高秀春等4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人民币91950元，由苏家屯区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事实根据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如果起诉一个事实行为，则要初步证明是被告实施了所指控的事实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用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本案中，高秀春等4人认为苏家屯区政府作出的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将其排除在给予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对象之外，没有将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给付施官屯村，导致高秀春等4人无法取得上述费用，故要求苏家屯区政府给付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因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数额是以被征收土地的数量和年产值等为计算依据，是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这种计算标准决定了补偿数额不会因为被征地的村集体成员新生、死亡、迁出导致的人口变动而变动。且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仅是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办法和分配对象作出的规定，并不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金额计算和下发的依据，故高秀春等4人对苏家屯区政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高秀春等4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高秀春等4人。高秀春等4人上诉称：法院类案不同判，违背了司法审判的准则。苏家屯区政府2003年办公会议纪要以“农转非”的形式侵占集体土地已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定性为严重的土地违法案件。而对村民的补偿没有按照辽宁省区片综合地价确定的标准予以补偿，仅给予每亩1450元的补偿。本案涉及150余位村民亦被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排除在外，无法取得补偿份额。上述村民遂以中兴街道办事处和“施官屯村村委会”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村集体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受理和审理，已审结80余件案件，支持了村民的诉求，截止到2017年年底已执结，获得了相应份额的补偿。但后期其他村民提起的相同民事诉讼，却被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在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中，均未认定村民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与本案相同情况的村民均已判决获得相应的补偿费，足以证明本案具有事实依据。苏家屯区政府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非法限制村民获得补偿分配的资格，违反《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和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办发（2008）95号文件，均规定了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有权取得相应份额的土地补偿费，不准非法限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相应补偿分配的资格。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原始取得，即祖籍为本村村民及其新生子女；二是法定取得，即因婚、收养、移民等方式取得，张忠印为本村村民，其去世后补偿款理由应上诉人继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实体审理。苏家屯区政府辩称：征地补偿费的给付对象为土地所有权人，在本案中即为沈阳市苏家屯区施官屯村村民委员会，上诉人不具有以自己名义提出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苏家屯区政府在征收沈阳市××区××村土地的过程中已经按相应征收方案全额向施官屯村委会给付了征地补偿费，不存在不履行补偿职责的行为，上诉人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施官屯村委会制定的《施官屯村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的不认可，其列苏家屯区政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诉人针对2008年7月16日作出的沈苏政发（2008）35号文件提起本次诉讼，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高秀春与张忠印夫妇原系施官屯村村民，育有子女张红军、张志勇、张立军3人，张忠印于2004年10月9日去世。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秀春等4人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本案中，高秀春等4人一审起诉苏家屯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二审询问过程中，其明确，要求苏家屯区政府给付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即为张忠印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得的份额，而不是苏家屯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给施官屯村的土地补偿费用。故可以认定，高秀春等4人实质上是对施官屯村委会发布的《施官屯村征地补偿分配方案》未将张忠印列为补偿对象不服，要求将张忠印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关于其该项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定，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及分配数额的确定，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明显不属于苏家屯区政府的权限范围，高秀春等4人的诉讼理由，均是针对张忠印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言，但如前所述，征地补偿款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并非其据此可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依据。故高秀春等4人起诉苏家屯区政府履行征地补偿职责没有事实依据，一审裁定以此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关于高秀春等4人主张类案不同判的上诉理由。经查，其所称案件均为民事案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对其此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高秀春等4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英伟审判员  武 江审判员  徐桂伶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李鑫书记员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