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远凤，男，197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志敏，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建彬，男，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柳清，女，199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蒋杰，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甘炎佩，女，198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吴远凤因与被上诉人甘建彬、何柳清以及原审被告甘炎佩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2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远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甘炎佩向甘建彬、何柳清支付赔偿款47084.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甘建彬、何柳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甘炎佩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依法无须再向甘建彬、何柳清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根据（2018）粤06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书》，甘炎佩已经被法院判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的规定，对于甘建彬、何柳清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而对于物质损失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等费用”的规定，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并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在甘炎佩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甘炎佩和吴远凤向甘建彬、何柳清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恤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在甘炎佩未经民事特别程序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甘建彬、何柳清拒绝对甘炎佩进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情况下，自行认定甘炎佩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进而认定吴远凤作为其监护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在（2018）粤06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采信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即甘炎佩犯罪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该鉴定意见只是就甘炎佩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并不是针对甘炎佩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鉴定。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属于两种不同性质和法律体系的鉴定，两者鉴定的标准、范围、适用法律规定以及对鉴定机构的要求等均不相同。因此，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结论并不同等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于认定当事人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有明确规定和操作程序，并单独列为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甘炎佩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应先需要经过以下程序：第一，甘建彬、何柳清作为利害关系人已经就认定甘炎佩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另行提出诉讼申请，且经过相应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可见，认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作为单独一个诉讼提出，并经过法院审理认定。其次，一审法院应当就甘炎佩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如上所述，刑事判决中对甘炎佩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并不等同于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在本案庭审中，甘建彬、何柳清已经明确放弃申请对甘炎佩进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甘建彬、何柳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甘炎佩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甘建彬、何柳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在甘建彬、何柳清没有先行申请认定甘炎佩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放弃对甘炎佩进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单方面主观断定甘炎佩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三、退一步讲，即使甘炎佩经鉴定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吴远凤也不应该对甘炎佩的损害后果承担清偿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该是指长期处于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失常是一种常态。但是关于甘炎佩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鉴定意见只是就甘炎佩当时的伤害行为状态作出鉴定，并不代表甘炎佩长期处于精神失常状态，比如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力，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并不同等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本案中，甘炎佩犯案前均正常生活和工作，只是性格比较内向，2011年甘炎佩患有抑郁症（但并不能以此推断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无论是吴远凤、甘炎佩的同事、邻居，还是甘建彬、何柳清及其母亲均对甘炎佩以正常人来对待，从未认为甘炎佩是精神病人，未在事前对其作出防范。否则，甘建彬、何柳清母亲也不能放心将被害人交由甘炎佩暂时看管。因此，正是由于甘炎佩本次损害行为具有突发性和临时性，此前甘炎佩也并没有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精神残疾人证是案发后吴远凤为甘炎佩申办），吴远凤作为甘炎佩丈夫如同甘建彬、何柳清一样，根本无法预见甘炎佩本次伤害行为，也无法作出任何防范措施，即甘炎佩在本次犯案前，一直是智力与精神正常的人，根本不存在监护人这一说法。一审法院以甘炎佩事后精神状态反推吴远凤承担监护人的职责明显没有任何依据，也对吴远凤极不公平。因此，正是由于甘炎佩本次损害行为的突发性与不可预知性，本案明显有别于其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事前已知道侵权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即甘炎佩对受害人的侵害行为根本不能归责于吴远凤。一审法院判决吴远凤与甘炎佩共同对甘建彬、何柳清承担赔偿责任明显对吴远凤极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甘建彬、何柳清辩称：一、本案的案由为生命权纠纷属于侵权纠纷范畴，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甘炎佩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与甘建彬、何柳清能否获得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必然联系。二、关于甘炎佩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取决于甘炎佩是否具备认知能力及是否存在发育不成熟或者精神层面是否存在一定的障碍，具体到甘炎佩涉及的刑事案件中，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曾先后三次对甘炎佩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鉴定结果为一次无刑事责任能力、两次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三次刑事鉴定均认定甘炎佩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其具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另一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相对于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更为严格，而且甘炎佩在案发前存在精神病病史，在案发之后也取得了精神残疾证书。综上，甘炎佩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及在故意杀人行为中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已经符合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的条件，也是属于一般常识事实，不需要启动特别程序再次进行认定。三、吴远凤是甘炎佩的配偶，是甘炎佩的法定监护人。具体到本案，吴远凤自认甘炎佩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服用精神病类的药物，且吴远凤仍以正常人对待甘炎佩，并没有告知周围人，也没有对甘炎佩作出防范，也没有对甘炎佩作出相应的陪护以及隔离，故吴远凤并未尽到监护责任。四、甘炎佩的刑事案件基于甘炎佩的责任能力作出了较轻的刑事判决，法院已经认定甘炎佩在故意杀人的范畴不具备辨认能力，而一审民事判决也基于甘炎佩认知辨认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吴远凤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刑事判决形成一个互补，在法律范围中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物质上的损失，也达到了司法裁决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请二审法院驳回吴远凤的上诉请求。甘建彬、何柳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甘炎佩、吴远凤赔偿甘建彬、何柳清各项损失895613元；2.本案诉讼费由甘炎佩、吴远凤承担。诉讼中（2019年4月10日），甘建彬、何柳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甘炎佩、吴远凤赔偿甘建彬、何柳清各项损失96678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7日，甘炎佩因家庭矛盾而产生将堂侄女即甘建彬、何柳清女儿甘某（2017年4月19日出生）抱走并加害的念头，便随身携带一把红色折叠刀跟随其奶奶来到被害人家中。当日10时许，甘炎佩趁甘某家人不备，将甘某抱出屋外想扔进水井内，因有群众出入而放弃。随后，甘炎佩将甘某用背带背上，驾驶电动车离开，当行至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伊立德电子厂对面堤围绿道时，因下雨停车休息。期间，甘某哭喊，甘炎佩害怕被周围群众发现，将甘某抱在胸前用力挤压至其当场死亡。后被群众发现报警抓获归案。2019年1月24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粤06刑初170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甘炎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该刑事判决于2019年2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甘建彬、何柳清于2011年结婚，2012年11月13日，甘炎佩前往顺德区伍仲珮医院就医，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状，此后陆续就诊过几次。2018年6月5日，伍仲珮医院出具病情介绍：甘炎佩经治疗病情逐渐好转，近1个月来神清，精神可，表现安静，能配合护理、治疗。2018年6月29日，甘炎佩取得精神残疾人证。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曾经有三个司法鉴定机构对甘炎佩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其中伍仲珮医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精鉴字第0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甘炎佩在作案当时处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期，受精神症状的影响，其对作案行业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完全丧失，据此认定甘炎佩无刑事责任能力。广东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5日作出粤精卫【2017】精鉴刑字第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甘炎佩受疾病因素的影响，在案发时辨认能力存在，控制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据此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中大（精）鉴字第J20184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甘炎佩在案发期间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力削弱，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一审法院认为，甘炎佩漠视他人生命，对甘建彬、何柳清的女儿甘某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甘某的死亡，甘炎佩实施的侵权行为与甘某的死亡存在因果联系，故甘炎佩应承担赔偿责任。现未有证据表明甘某对自身的死亡存在过错，故依法不能免除或减轻甘炎佩的赔偿责任。关于甘建彬、何柳清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利、造成死亡或受害人精神受到损害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这是民事实体法对侵权纠纷作出的规定，应根据上述法律进行认定。而甘炎佩、吴远凤用以抗辩的无须支付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的系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此为刑诉诉讼的程序法，非民事实体法，也未明确不支持上述两项费用，故对于甘炎佩、吴远凤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吴远凤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甘炎佩自2011年起便患有抑郁症（重度），曾数次前往精神病医院进行就医，且2018年6月29日取得了精神残疾人证。在刑事诉讼中，曾有三个司法鉴定机构对甘炎佩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其中伍仲珮医院认定甘炎佩无刑事责任能力，广东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虽然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采信了广东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但伍仲珮医院作为甘炎佩平时的就诊医院，其对甘炎佩的病情是较为清楚的，其作出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也可以反映出甘炎佩的精神病情相当严重。而实际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甘炎佩在案发期间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力削弱，即可以认定甘炎佩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其应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吴远凤作为甘炎佩的配偶，其为甘炎佩的法定监护人，应对甘炎佩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如甘炎佩拥有财产的，先从甘炎佩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吴远凤赔偿。经审核，甘建彬、何柳清的损失包括：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按上年度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20年；2.丧葬费46784.5元，按上年度广东省一般地区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93569元/年计算6个月；3.精神抚慰金80000元；4.处理丧事人员交通费300元，酌情支持。以上赔偿项目合计946584.5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吴远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建彬、何柳清支付赔偿款946584.5元（如甘炎佩拥有财产的，先从甘炎佩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二、驳回甘建彬、何柳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278.67元（甘建彬、何柳清已预交），由甘建彬、何柳清负担78.67元，甘炎佩、吴远凤负担3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甘建彬、何柳清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2.甘炎佩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3.吴远凤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甘建彬、何柳清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虽然法院已判令甘炎佩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甘炎佩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影响甘炎佩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因此，一审判决支持甘建彬、何柳清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甘炎佩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甘炎佩已取得精神残疾人证，顺德区伍仲珮医院、广东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甘炎佩案发时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意见分别为“甘炎佩在作案当时处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期，受精神症状的影响，其对作案行业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完全丧失，据此认定甘炎佩无刑事责任能力”“甘炎佩受疾病因素的影响，在案发时辨认能力存在，控制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据此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甘炎佩在案发期间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力削弱，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虽然上述意见均为对甘炎佩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内容，法院最终采信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但不难看出三家司法鉴定机构对甘炎佩患有精神疾病且案发期间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力削弱或丧失，已经在医学上进行了肯定的判断。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本案其他关于甘炎佩平时就诊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逻辑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吴远凤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因此，甘炎佩在本案造成的损害，应由吴远凤承担。故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远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32.92元，由上诉人吴远凤负担。因吴远凤已申请缓交，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邓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