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105民初7392号 原告：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兴联路669号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1号交易中心3592。 法定代表人：范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丹，湖南雅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元伯，系公司法务。 被告：田中伟，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娜，湖南良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商贸城）诉被告田中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邝艳芳担任庭审记录。原告香江商贸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丹，被告田中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香江商贸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其2018年度绩效奖金34429.55元；2.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其经济补偿金245304.3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作为原告工程部水电主管，被告在工作存在失职行为，原告依据公司内部制度对其进行处罚并决定扣罚其2018年度的绩效奖金并无不当，合理合法；且被告系主动辞职，原告不存在过错，被告要求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448号裁决书第一项及第二项认定事实错误，裁决无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 被告田中伟辩称：施工方报价清单中不包含环网柜的报价，环网柜在现场确实存在，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工程量的虚报，亦未举证被告明知施工单位造假；被告签署的是内部沟通文件，并未签署意见通过审核；其行为亦未导致原告利益存在重大受损风险，故原告对被告的处罚没有事实依据。而原告并未向被告送达据以处罚的依据，未组织进行学习，也未进行有效的公示程序，原告的处罚没有相应制度依据；原告根据未证实的事件和未送达的规章制度而扣罚被告年终奖并对其降职降薪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被告是被迫离职，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被告的仲裁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自2001年6月9日入职香江控股集团工作，后任原告工程部水电主管一级，负责水电相关工程的管理。双方于2017年8月2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合同期限从2017年8月2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被告的劳动报酬按以下方式计：年度全薪=基本工资4720元+岗位工资+浮动薪酬+其他奖励；岗位工资是依照岗位聘用合同执行，未签订岗位聘用合同书、岗位聘用合同已解除则被告不享有岗位工资；浮动薪酬包括年底双薪及其他绩效奖金，除年底双薪外，其他绩奖金效部分实际发放数额与被告的绩效考核结果及公司整体效益直接挂钩，亦因此上下浮动；其他奖励根据公司奖励规定执行。合同中还特别约定：被告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不包含岗位工资、各类津贴、补贴、月度绩效奖金、浮动薪酬等，同时乙方不得以绩效奖金、浮动薪酬发放的多寡、有无为由主张原告违法违约；被告在合同期内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视为自愿放弃当年度未发的所有浮动薪酬和奖励。同时，合同还约定，被告应以在相关劳动纪律和规章管理制度文件公告于办公自动化系统、或登载于员工手册之日起24小时的方式，知晓、认可及遵守相关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 2017年10月，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2号交易中心永久用电配电工程（招标工程标的额为1000万元）完工后，施工方湖南科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公司）就增补工程编制了《结算补充》。该结算补充内含的《工程结算补充请示报告》载明，科立公司“为此增加工程量如下：1·增加户外环网柜2进2出一台及基础；2·增加外线3*300高压线缆1000米及土建路由；3·增加高压中置柜2台；4·增加信通光纤一套”；《外电增加工程量清单表》则载明，增加工程量含高压电力电缆、智能环网柜、开关设备等……被告等3人分别在该报告上签署了“按合同施工完毕，具体工程量以现场核实为准田中伟2018-8-31”、“请工程成本根据招标文件工程量再确定是否增补郭宏松2018.9.25”、“工程部现场核实报请总部意见吴华新”的意见。 2019年2月21日，香江集团监察部向郭宏松（另案被告）谈话，所作《谈话笔录》显示，被告等人根据科立公司提供的结算补充书，“向外电小组提交了该报告、与外电小组沟通”，作为技术部经理，郭宏松“在类似的情况报告中都要签署意见……对这一个块比较专业……把个关”；但又表示，其所签署的意见“只是表示要与外电小组沟通如何处理增加的工程量，并不表示我确认了上述工程量”、“个人认为这次工作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是否增加造价我决定不了”；该报告上所称三号环网柜“实际上并没有认可……该环网柜在前期已经存在了”，发现这个问题后告诉了成本部的，但“没有考虑到要明确写出这个问题”、“只是负责签署一个意见，具体最终是否向总部提交申请（请款），我决定不了”；笔录中，郭宏松认可，上文所载《工程结算补充请示报告》指向的即科立公司所称补充的181余万元工程，但又认为，这个补充工程，只是科立公司在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并非“从中化线17杆连接香江商贸城3号开关站的电缆线管工程（包括开关站的环网箱等工程量），一共长1000米”，报告后所附“10kv电源外接线平面示意图”（图上工程量特征符合181余万元工程量，也即上述电缆线管工程特征）可能是“附错了图”、“只代表路线的接入点，不代表工程内容”。 2019年2月22日，被告出具《情况说明》，其上载明：科立公司原承接的标的额为1000万的工程完工后，就增补工程量提交了工程结算补充请示报告，“因工作岗位要求，郭宏松经理让……把个关，签个字”；因为被告17年8月份来到项目的时候这个工程已完工，对里面的内容包括施工工程也不是很清楚，“在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就签了自己的意见“按合同施工完毕，具体工程量以现场核实为准”。报告中增加的工程，都是项目红线内的发生工程量，红线外的工程量（供电站连接到各环网柜的线路）是政府出资的，“我个人认为这181万余元的工程结算补充都是红线内增加的工程量”，“户外环网柜2进2出一台是谁做的我不知道”。 同日，吴华新（另案被告）亦出具《情况说明》表明，上述报告中提到的第一项（“增加户外环网柜2进2出一台及基础”），“很明显就不是科立公司做的，相应的工程量是不存在的……我是最后一个签署的，我的意见是‘工程部现场核实报请总部意见’”。 2019年3月18日，原告所属香江集团总部向原告下达《香江集团监察决定书》，载明“在长沙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2号交易中心永久用电系统工程结算过程中，施工方向我司申报的181.19万元的《工程结算补充》，涉及121.36万元的工程内容虚假”，因被告等三人“未经核实把关，即签署意见通过审核，并上报控股总部征求结算意见”，导致原告“利益存在受损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失职行为”，经研究决定，扣罚被告等三人2018年度全部年终绩效奖金，免去被告现有职务，改任普通职员，同时根据岗位调整薪资。同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等3人下发《降职降薪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司调查和相关证据证实，你未能履行现有工作岗位职责，玩忽职守，并给公司正常经营管理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你已不能胜任现有工作岗位”，决定自2019年3月18日起将被告的岗位调整为长沙项目工程部助理水电工程师，月薪标准调整为4700元，限定被告于2019年3月28日前办理完交接手续并到新岗位报道。 2019年3月29日，被告等3人向原告及公司总部申请复议（书面异议），发出《关于公司集团和长沙项目人力资源部两份处罚通知的回复》，表示对公司处罚决定的不认同，对公司认为的所谓的“重大失职”和存在重大经济损失风险不予认可。表明正是因为对施工单位提供的外电增补报告存疑，才在请示报告上写明“具体工程量以现场核实为准”、“该工程量需要工程和成本部门审核后再确定是否增补”，三人并未认同施工单位增补的工程量金额，而是为了公司利益，要求公司相关部门共同重新审核是否增补，不存在重大失职；且按公司流程规定，增加工程量是需要《现场变更签证》或《设计变更》才可以，而且流程需要由项目公司成本部及集团成本部审核，项目公司至集团各职能部门、各级领导审核审批方可最终确定。而涉案项目并未填写任何变更单据、未发起任何确认工程款和付款的流程、未将任何签字确认工程量的文件和资料交给施工单位，公司不会出现任何损失，不存在重大经济的风险。公司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道理，恳请恢复原来的工资岗位和待遇。 2019年4月9日，因原告未能对上述异议作出书面回复，仅通过人事转达“不用回复”、“按照公司意见执行”、“口头告知就行”，被告遂以原告无事实依据扣罚2018年度绩效奖金并免职、单方恶意降职降薪为由发出被迫离职通知书，提出于2019年4月15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度年终绩效奖金35400元、2019年3、4月份工资10400元、2019年1-4月绩效奖金11800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41065.6元、经济补偿265500元；该委仲裁认定，被告作为工程部水电主管，确实存在审核不严的失职行为，但原告的处罚失据，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金34429.55元、经济补偿金245304.36元，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来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亦诉至本院，要求原告支付2019年3、4月份工资8194.21元及其他仲裁请求。 另查明，离职前，被告每周工作六天，工资单显示，2019年3月前，应发工资标准为11800元/月，月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4720元+加班费1953元+月度日常绩效奖金5127元，2017年度年终奖为34429.35元。原告已向被告发放2019年3、4月份工资，其中应发工资分别为7867.46元、1638.33元。原告所扣罚2018年度绩效奖金金额参照2017年年终奖确定。 再查明，原告于内部办公系统内公布的《香江控股集团经营管理问责规定》第十一条问责方式条款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问责时，具体方式分为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行政处分包括降职、降级、调岗，经济处罚包括扣罚绩效奖金、年度奖金、销售提成等；第十二条问责情形条款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的，除追缴违规所得外，并扣除所有应发违法的款项，同时……6、工程管理过程中明知施工单位造假，为施工单位虚报工程量及制作、审批虚假签证、维修单和工程验收单据行为……员工有其他应该问责的情形，视情节严重给予直接责任人扣考核绩效分10分至100分处理，同时…… 2017年8月21日，原告组织被告等员工学习了《香江控股集团员工奖惩制度》等相关规定，其中奖惩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员工有下列行为者，给予记大过，视情节严重降职降薪20%以上：……对突发性事件及有损公司利益事件未能及时有效处理或瞒报、谎报、迟报的……第二十四条约定，员工对处罚不服，可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七日内提出书面申诉……上级部门应在接到员工书面申述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 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由工程部和成本部工程量现场核实。被告主张涉案结算报告并非正式报批文件，仅系内部沟通所用；被告不负责审核工程量，其在报告上签署的意见并未认定工程量；工程量的增加需待项目成本的核实，最终请款需经过多个部门；且原告未能证明确实存在虚报工程量，涉案报告的签署亦未给原告带来任何损失；被告并不存在重大失职行为。并主张原告据以处罚的依据并未经过合法公示，未向被告送达，亦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明知造假”等失职行为，原告的处罚没有依据。 原告则向本庭主张，原告公司依据被告等3人签署意见予以确认的上述报告，向香江集团总部请款时，被总部外电组审核出存在虚报工程量（报告所载第1、2项工程，即环网柜及基础与高压线缆及土建路由工程，后附图纸指向“从中化线17杆连接香江商贸城3号开关站的电缆线管工程”）。被告等3人作为工程部审核、确认结算单位结算资料真实性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直接责任人，明显构成严重失职。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工资明细、考勤表、被迫离职通知书、工程结算补充请示报告、结算补充及附件、谈话笔录、情况说明、问责规定、奖惩制度、OA系统截图、监察决定书、降职降薪通知书、回复、当事人陈述和庭审记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以下三点：被告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原告应否向被告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金；原告应否支付补偿金。对此，本院分而述之： 一、被告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1、据双方所述，被告系工程部的水电主管，而工程部的职责在于现场确定工程内容是否符合图纸设计的施工要求和目标，被告在涉案报告上的签字即意味着现场有相应的工程量。换言之，被告的职责，在于确定施工现场是否存在有与图纸相符的工程量。 涉案报告系施工单位为增补工程部分请款而编制，其上亦明确载明审核对象为“为此增加工程量”，在该报告所出具的任何审核意见，针对的应当是且仅应当是“增补”的工程量。被告在该报告上签署的“按合同施工完毕，具体工程量以现场核实为准”，并无否认增补工程量的存在，或者对是否增补存疑的意思表示，也即意味着被告已确认施工现场确有与合同、图纸相符的报告所载明的“增补”工程，而非被告所谓因存疑故要求“多部门共同重新审核”。 2、被告等人作为工程部审核、认定结算资料真实性的第一经手人，负有工程量现场核实之义务。其在施工现场核实的工程量，将直接影响后续结算过程中对工程量的认定，理应对施工现场的“增补”工程严格把关，作出明确具体的核定；对可能存在的虚报情况及其他风险，也应明确指出而非含糊其词；并对所签署通过的结算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现被告所审核的工程量，在后续结算过程中被发现存在虚报成分，原告据此认定被告把关不严、存在失职行为，并无不妥。 3、涉案报告针对的是增补工程，被告有关其仅负责审核工程量是否存在，但不负责认定是否属于“增补”范畴的辩称，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理也与工程结算惯例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即使其所言为真，被告等人在本应认定是否存在增补的报告上，仅针对工程量的存在签署意见，本身即是一种失职行为；遑论被告一直主张其并不具备审核工程量的职责，却超越职权擅自认定工程量。而现场审核之后的其他核定过程与环节，以及该资料是否实际上报请款，不属于对被告等第一手核定人的免责情节，不构成对被告失职认定的阻却事由。对被告有关涉案报告系内部沟通文件、不存在把关不严、未造成损失和风险不构成失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二、原告应否向被告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金。 1、因被告存在失职行为，原告依据《香江控股集团经营管理问责规定》、《香江控股集团员工奖惩制度》作出处罚。上述规章制度或是公示于公司内部办公软件之中，或是组织员工进行了学习，均已经过合法有效的公示程序；且其中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明显限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可以作为处罚依据。 被告作为水电主管，且已在原告处工作十八年之久，对公司内部办公软件的运用理应较为熟悉，其以软件内文件过多未一一查看、文件未直接送达为由否认知悉上述规章制度，缺乏相应依据，对其处罚没有制度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2、结合被告等人签字确认的谈话笔录、情况说明，可以确定被告等在涉案报告上签署意见时即已知晓涉案“环网柜……前期即已存在”、“是谁做的我不知道”，却坚持认定报告所涉工程量均是“红线内增加的工程量”，仍在报告上签署意见。其虽未直接通过涉案报告，但也没有就可能存在的问题、风险进行提示、预警，对上述报告中有可能损害公司权益的虚增内容，未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或存疑预警、通报上级，确实存在失职行为，原告依据问责规定第十二条、奖惩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对被告作出调岗降职之行政处罚、扣罚绩效奖金之经济处罚，系其合理行使对员工的管理职能。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扣罚的2018年度绩效奖金，也无需支付其因降职降薪所致工资差额。 三、关于应否支付补偿的问题。原告对被告调岗降职并大幅降薪，在被告提交书面申诉后，未依规及时作出处理，被告因此而辞职，应视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为宜。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758.91元[（11800*10+7867.46+1638.33/11*21.75）/12]，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193660.38元（10758.91*18）。对原告的相关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田中伟支付2018年度绩效奖金； 二、原告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田中伟支付经济补偿193660.38元； 三、驳回原告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田中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 宇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邝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