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3民初3832号原告：邹立娟，女，1965年2月1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代理人：邱艳华，辽宁领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小舟，辽宁领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蕴美，女，1978年3月1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代理人：孔宪毅，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邹立娟与被告陶蕴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邱艳华、周小舟，被告陶蕴美及其委托代理人孔宪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1121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自2007年10月8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事实与理由：原告邹立娟原系辽宁事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达律所”）主任，被告系事达律所前台接待人员并兼职财务出纳工作。事达律所为邹立娟、王鸿、詹阳三人合伙组建。2007年6月，原告受到人身限制。在2007年6月6日到2007年10月8日期间，被告私自将事达律所账户内的钱款分6次以差旅费等名义提现合计22.1万元；以转账的方式转入被告账户合计90万元。事达律所自2009年起停止了年检。2015年4月30日原告被解除限制人身自由后，事达律所的原始合伙人王鸿、詹阳与原告就事达律所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于2016年6月17日就事达律所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形成合伙人决议，决议事项为“原辽宁事达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由邹立娟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邹立娟承担”。合伙人形成决议之后，原告核查了不在律所工作期间的全部账目，发现被告私自从律所取走或转走112.1万元款项为被告自己所占有，对该节事实，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上述款项，但被告均拒绝。2016年11月，原告向大连市公安机关控告被告的上述犯罪事实，2019年4月15日，大连市甘井子公安分局做出了甘公(经)不立字[2019]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同意，私自取走原事达律所账户内的款项，造成律所损失，被告应返还不当利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适格的主体是事达律所。案涉财产系事达律所的财产而非邹立娟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应依法设立并取得执业许可证，其性质应为普通合伙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律师事务所终止的，由颁发执业证书的部门注销该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律师事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物。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注销申请书、清算报告、本所执业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材料，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连同全部注销申请材料报原审核机关审核，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可直接报原审核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合伙人承担。结合本案原告用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辽宁事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决议》及大连市甘井子区司法局的2份证明。其中合伙人决议仅证明律所合伙人就律所解散所达成的意见；大连市甘井子区司法局的2份证明仅能证明事达所自2009年始因不符合法定年检条件而停止年检，而非律师事务所注销证明。这些证据仅能证明事达律所存在终止事由，而不能证明该律所已经办理完注销登记而终止。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事达律所并未注销，其民事权利能力并未消灭。二、原告提供的事达律所的合伙人决议未成立。在2008年1月22日，事达律所的合伙人已经变更，变更前的合伙人为邹立娟、詹阳、王鸿，变更后的合伙人为邹立娟、王鸿、蓝永山、张成林，此节事实可由甘井子区地税局的税务登记事项变更表予以佐证，原告提供的合伙人决议作出的日期为2016年6月17日，因此，原告提供的合伙人决议因缺少合伙人签字以及有非合伙人签字，因此该合伙决议未成立。且解散决议只是律所注销的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即使签署律所也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注销状态，原告仍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所述，原告邹立娟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缺少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系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三、案涉款项支取与发放系得到了事达所当时负责人王鸿的许可，陶蕴美未占有律所款项。1、陶蕴美不是律所雇佣的专业出纳，只是暂时帮忙，因此不掌管律所财务大小印鉴，不存在私自转款的条件。陶蕴美只负责律所日常现金收取，且钱款存入王鸿名下银行卡；负责律所律师提取提成款、律师事务所费用、律师工资的现金提取及发放。提款流程陶蕴美只负责提取和按照王鸿指示交付。对公账户提取现金均以差旅费名义提取，由王鸿在现金支票盖章，被告负责提现。2、原告诉请的款项陶蕴美均能说明使用去处，被告没有占用事达所的任何款项。原告所提出的8万元、5万元、70万元，系王鸿担心律所账户被封，将律所款项转入陶蕴美个人单独卡上，且指示该款款项由严肃和邹立萍负责用于邹立娟办案支出。其中严肃提款35.4万元，邹立萍28万元，用于偿还邹立娟贷款2万元，新大生律师费10万元，名典咖啡工商管理费3000元，邹立娟案件退费7.1万元，账户余额1540元王鸿提走，以上合计82.954万元。原告所提出的20万元，系其缴纳名典咖啡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1月31日的半年房租。原告提出的差旅费11500元和33000元系张婕和王鸿的提成款，张婕收入2万提成比例65%，王鸿收入4.2万，提成比例75%，两人合计提成款为44500元。原告所提出的31500元，系王鸿收入4.2万元，提成比例75%，王鸿提取款项31500元。原告所提出的差旅费15000元，因原告提交的对账单缺少6月6日至7月1日的对账单，被告无法核对。综合以上四笔差旅费支出9.1万元，系律所给律师开资，王鸿开具现金支票，陶蕴美负责提现并将款项支付给具体办案律师。该四笔账目在律所律师工资提成本及账簿上均有记载，该证据已经交付给邹立娟，因会计账簿在原告手中，原告应提供该证据以查证相关事实。原告不提供该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以上意见，法院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事达律所于2010年12月20日被辽宁省司法厅批准注销，律所合伙人为邹立娟、王鸿、詹阳。2016年6月17日，邹立娟、王鸿、詹阳达成合伙人决议：原事达律所的债权债务由邹立娟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邹立娟承担。被告持盖有事达律所印章和邹立娟印的六张现金支票分别于2007年6月6日、6月29日、7月3日、8月1日、8月1日、8月31日取现8万元、5万元、1.5万元、3.3万元、1.15万元、3.15万元。被告持盖有事达律所印章和邹立娟印的两张转账支票于2007年10月8日向自己名下账户转账20万元、70万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大连市甘井子区司法局的证明、合伙人决议、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辽宁省司法厅的批复、支票、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持有律所印章及支票，被告不予认可，该部分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律所印章及支票均由被告控制，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案涉支票系律所签发，均盖有事达律所的印章，应视为事达律所知晓并同意由被告取现和转账。至于案涉支票的签发需要经过哪些人的签字同意，经过哪些程序，属于律所内部规章制度的范畴。原告主张被告未经事达律所的同意私自取现和转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签发支票系事达律所主动作出的给付行为，原告作为事达律所债权债务的承担者，现其主张事达律所的该给付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原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对原告要求返还财产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邹立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4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邹立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维权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周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