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2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康宝华，男，195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权，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威，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田守良，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兰，女，196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系田守良妻子。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峰，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宝华因与被上诉人田守良、王桂兰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宝华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田守良、王桂兰返还康宝华赠与的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的派息分红7,700,000港元，及派息分红产生的利息365750港元（7,700,000元×4.75%）；3.改判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康宝华为维护权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万元人民币；4.上诉费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田守良用行动表示不履行《承诺契约》所附义务，除应返还股票外，还应返还派息分红及派息分红产生的利息。2013年2月6日，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承诺契约》，约定合同目的为激励受让人田守良长期努力工作，田守良自《承诺契约》签订之日起工作满十年后（即2023年2月5日），康宝华以零对价转让远大中国3500万股股票给田守良。提前将案涉股票转给田守良只是由其负责保管，即对案涉股票和分红只有保管的权利，如果2023年2月5日后田守良仍在远大集团工作，田守良才可以取得受赠股票及派息分红。但田守良于2017年5月15日擅自离职并委托律师向公司提交辞职信，6月27日，又被远大铝业集团经营同类业务的金螳螂幕墙公司聘任为董事长，田守良用行动表示不履行《承诺契约》所附义务，故田守良不应得到在远大集团工作十年后才应受赠的3500万股股票，除应返还股票外，还应返还在此期间产生的派息分红，派息分红产生的利息为法定孳息，依法应一并返还。股票派息分红应为田守良在远大集团工作满十年后取得的奖励性质待遇或福利，田守良不当然取得该派息分红。一审判决认为，派息分红为田守良工作期间勤勉工作的待遇或福利，可不予返还，但根据康宝华一审庭审中提交的《田守良任职期间经营管理情况核查报告》可知，田守良任职期间铝业集团经营严重失控、亏损严重，干部管理不作为、贪腐成风，田守良没有履行工作的忠实勤勉义务，依法、依约均不应获得奖励性质的待遇或福利，一审判决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未查明田守良、王桂兰是否将3500万股股票处分，将直接影响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审庭审过程中，田守良、王桂兰未提供其股票账户信息，一审法院对田守良、王桂兰是否处分案涉股票尚未查实。如果田守良、王桂兰在持股期间将股票处分，那么一审判决判令田守良、王桂兰返还案涉股票的判项将不能实现，将会严重影响康宝华的利益，康宝华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三、康宝华缴纳律师费系合理必要费用，依法应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康宝华在履行《承诺契约》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或违约行为，因田守良违约引起本案一审及上诉的发生，康宝华为此缴纳律师费系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康宝华的损失部分，依法应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有违公平原则。田守良、王桂兰辩称：一、首先对康宝华的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假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康宝华的上诉请求。1.康宝华的上诉请求第一项是田守良、王桂兰返还3500万股票所得的分红即孳息，即没有合同约定又没有法律规定。（1）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的《承诺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是受合同法保护的。《承诺契约》通篇内容没有约定田守良违约时返还股票的同时亦返还红利；同时，根据《承诺契约》第一条二款的约定：“受让人在本契约生效后并在远大工作期间享有授予股份的分红派息权益”，本案涉及700多万元港币分红是2011至2014年之间分配的，即使田守良违反了《承诺契约》在远大服务十年的约定，田守良也没有返还股息的义务。康宝华要求返还股票分红没有合同依据（田守良在远大工作至2017年五月份）。田守良在远大工作了25年，为远大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大半辈子，可以说付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康宝华为了达到要回股票迫使田守良自动违约，致使《承诺契约》条款提前成就，采取不给田守良安排具体工作，不降职务只降工资的方式迫使田守良自动辞职以达到其要回股票的目的。（2）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所有权分为四大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占有又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非法占有又分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本案涉及的3500万股票自康宝华过户到王桂兰名下之日起，股票的所有权就已经转移至田守良、王桂兰，田守良、王桂兰就合法的拥有了案涉3500万股票的所有权。田守良合法拥有了3500万股票的所有权同时对股票产生的孳息也就获得了法律上的占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无权干涉。这是民法通则、物权法赋予田守良、王桂兰的权利。2.康宝华上诉请求第二项是支付康宝华聘请律师所支出的费用。本案在康宝华起诉时要求田守良、王桂兰承担康宝华支出的律师费，田守良收到起诉书至一审开庭前，田守良对康宝华的该项请求进行了反诉。一审法院判决对主诉及反诉均未支持。田守良、王桂兰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本案涉及的《承诺契约》虽然没有约定律师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但康宝华的诉讼请求要求田守良、王桂兰支付律师费，田守良也提出了康宝华承担滥用诉权导致田守良支出的律师费，双方对该项请求相当重新达成了要约和承诺，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生成的要件。一审法院应根据双方过错的大小分配律师费用的承担，判决田守良、王桂兰返还3500万股票给康宝华，3500万股票合人民币240多万元（一审判决作出时的远大中国的市值），3500万股票分红700多万元港币，合人民币680多万元，如果比照诉讼费承担比例，康宝华应该承担支付部分田守良支出的律师费。二、就本案一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客观上田守良、王桂兰没有达到上诉的目的并不代表田守良、王桂兰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田守良、王桂兰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适用法律错误，曾向一审法院送交上诉状，但因康宝华在一审期间查封了田守良、王桂兰的全部动产及不动产，致使田守良、王桂兰未能筹措到上诉费用，上诉也就无疾而终。2.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虽然田守良客观原因没有达到上诉目的，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作出对上诉人更加不利的判决，对上诉人或抗诉案件是否必须传唤当事人等公开审理及受理下级法院未受理的刑事案件应作为第一审或第二审等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如果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即使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按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改判的可以直接改判。按照该批复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可以直接判决驳回康宝华的诉讼请求是有法律依据的。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承诺契约》第一条第六项约定，“受让人田守良自愿的、不可撤销的向康总承诺以下事项，如受让人在授予股份转让过户之前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经康总评判，可以收回、减少受让人的股份”。承诺事项共有九条，该条款约定的非常清楚、明白，受让人田守良在授予股份转让过户之前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才对九项承诺予以遵守，股份转让后可以遵守亦可以不遵守，这是转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契约》第五条即终止条款约定：“授予股份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后，本承诺契约自行终止”，该条款表示，授予股份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后，本承诺契约自行终止”，该条款表示，股份转让至个人名下后，承诺契约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消灭。根据合同法第一至第八条的规定：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只要该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就属于有效合意，上述条款立法本意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涉及一审法院认定的“康宝华在签订《承诺契约》俩个月后就将股票转让过户给田守良指定的代持人王桂兰，并不代表田守良不用再承担《承诺契约》约定的相关行为禁止性义务，也不意味承诺契约的义务条款效力自行终止”，双方签订的《承诺契约》是双方当事人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禁止性义务。法律、法规规定中才存在禁止性行为。合同的终止与合同的解除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合同终止仅使合同关系发生将来发生消灭的效力，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此不能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而合同解除合同关系发生既往消灭的效力，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而对履行的合同将产生恢复原状的后果”。也就是说，双方在《承诺契约》中约定了合同的终止条件，当该条件成就，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自行消灭，不再具有恢复原状的效力。一审法院以合同解除条款判决受让人田守良不遵守《承诺契约》约定的内容，以条件没有成就判决将股份返还康宝华是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条件判决本案是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承诺契约》第五条明确约定“授予股份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后，本承诺契约自行终止”，一审法院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双方在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条件下达成的合意，终止合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案件受理费分担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用承担错误。暂且不论一审判决内容是否公平、公正、合法，但就案件受理费分担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用承担，一审法院就没有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分担原则。1.根据一审判决第一项，本案涉及的3500万股股票不是简单合人民币3500万元，按一审判决下发之日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当日的收盘价为港币0.08元港元，3500万股乘以0.08元等于280万港元，再按当日的港元与人民币的比价，280万港元合人民币才仅仅240多万人民币，一审法院却让田守良、王桂兰承担受理费169,878元，相当承担3400多万元标的额的受理费用。康宝华滥用诉权提高级别管辖，致使多交纳诉讼费用，多交纳的部分就应该由其自行承担，田守良、王桂兰只应交纳相应240万元的诉讼费。2.根据一审判决第二项，本案涉及康宝华在诉讼过程中查封冻结了田守良、王桂兰的资产（包括资金和房产），保全金额为38,264,360元人民币，实际判决田守良、王桂兰返还康宝华相当人民币240万元的股票。康宝华多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应该由康宝华承担。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各自负担诉讼费的规定，一审法院应该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分配诉讼费用的分担。康宝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田守良、王桂兰返还康宝华赠与的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及分红，分红共计7,700,000港元，利息365,750港元（7,700,000元×4.75%）；2.判令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康宝华为维护权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万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用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田守良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康宝华承担田守良为应诉本诉聘请律师支出的律师费30万元；2.反诉诉讼费由康宝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3年，田守良入职远大公司与康宝华共同开创业务,2013年田守良被远大企业集团控股委员会任命为常务副董事长，后直至担任铝业集团总裁。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中国”）系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号码：02789.HK）。2013年2月6日，康宝华（简称康总）与田守良作为受让人签订《承诺契约》一份。双方约定：为激励受让人长期努力工作，康总决定授予受让人田守良远大中国3500万股股票。田守良自《承诺契约》签订之日起在远大工作至年满10年时，即2013年2月6日至2023年2月5日，康总以零对价将授予股份一次性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转让后股份由受让人自行支配。受让人在本《承诺契约》生效并在远大工作期间享有授予股份的分红派息权益；受让人获得授予股份、分红派息时，个人税费由受让人本人自行承担。该《承诺契约》第一条第6项约定：“受让人自愿的、不可撤销的向康总承诺以下事项，如受让人在授予股份转让过户之前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经康总评判，可以收回、减少授予受让人的股份：（5）受让人在工作期间未经康总同意擅自辞职；（6）受让人在工作期间不服从康总和常务董事会的工作调整和安排。”第7项约定：在工作期间由于受让人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工作或家庭出现特殊困难等情况，经康总同意可以提前将授予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受让人或受让人指定的收益人。本《承诺契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授予股份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后，本承诺契约自行终止。2013年3月15日，远大公司股东股权管理组向康宝华提交了《高管特殊股权转股方案》，列明四位高管特殊股权的三种操作方式，其中第3种为四位高管找人代持股票，从康总账户中将相应股份转入高管的股份代持人账户。康宝华在2013年3月18日批示：“同意给大家，请田总想办法怎么办”。王桂兰与田守良系夫妻关系。2013年6月24日，康宝华通过在德意志银行的新创公司账户转至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王桂兰开设的账户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田守良、王桂兰持股期间，远大中国于2013年5月27日向本公司股东宣派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0.04港元；于2014年5月28日向本公司股东宣派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0.08港元；于2015年6月2日向本公司股东宣派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0.10港元，田守良、王桂兰通过以上远大中国派发股息，共计收到股息分红7,700,000港元。2017年5月15日，田守良委托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白晓峰律师向远大集团提交《辞职函》，表明：田守良就其健康原因已不能胜任远大公司现职务请求本所制作了该辞职函件，正式向远大公司提出辞去公司的职务，解除与远大公司的《劳动合同》；2017年1月至4月远大公司尚欠田守良工资4万元，在接到本函件后五日内将所欠工资四万元汇入其个人工资卡内。2017年5月26日，远大集团公司委托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阚雪飞律师制作《律师回复函》，表明远大集团不存在函件所说的欠薪问题。按照远大集团管理制度，高管办理离职，需要办理工作交接，将待处理事务处理完毕，同时需要接受离职审计。工作没有交接、离职审计没有完成，田守良当前提出的辞职是违反远大集团管理制度规定的。远大集团会认真考虑田守良提出的辞职申请，如其确定离职意愿，需要按照远大集团管理制度，将待处理事务处理完毕，接受、配合离职审计后，公司才能给予答复。2017年6月7日，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向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再度发送《复函》，表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1条规定，职工辞职的权利是绝对的，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无须任何实质条件、只需要履行提前通知的义务即可，田守良于2017年5月15日已经正式向远大集团提出辞呈，该辞职无需远大集团的态度和答复。田守良于2015年7月不再担任远大集团的高管，职务仅为一名普通员工，离职审计也应该在2015年8月开始，希望在2017年6月15日集团给田守良出具离职证明和档案转移手续。2017年6月15日，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向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再度发送《律师回复函》，表明：田守良在远大集团任职高管多年，按照公司制度，申请离职必须接受公司离职审计：申请离职还需要接受公司的履职审计，员工离职需要到财务部门办理个人借款清帐以及由其个人代为保管使用的公司财物退还手续，上述手续办理完毕无误后，公司才能为其办理离职手续。2017年7月19日，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受远大集团委托向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发送《律师函》，表明：田守良在远大集团任职高管多年，申请离职必须接受公司的离职审计和履职审计，据了解田守良已经应聘到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请告知其本人于7日内到沈阳远大财务部门办理个人借款清帐以及由其个人代为保管使用的公司财务退还手续，此次为最后一次通知。后双方又分别于2017年7月23日、7月31日就田守良辞职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函件沟通。另查，2017年6月27日，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幕墙公司相关人员的聘任通知》，决定聘任田守良为该幕墙公司董事长，全面管理幕墙公司运营工作。远大集团2017年8月17日出具的《田守良出勤情况说明》，证明田守良自2015年8月份调入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后，考勤起止月份为2015年8月至2017年1月，根据《高管考勤签到表》其最后考勤月份为2017年1月，当月出勤天数为4天。再查：2018年3月23日，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康宝华作为甲方与乙方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因与田守良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案件，委托乙方代理一审、二审诉讼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指派杨兴权、杨大威等律师为承办律师，办理上述案件的法律事务。双方同意采取如下收费方式：（一）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15万元给乙方，作为基础代理费；甲方应于取得受诉法院作出的终结诉讼程序的生效文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另行支付15万元律师费。2018年3月27日，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向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具1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5月15日，就与田守良、王桂兰的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康宝华作为财产保全申请人即被保险人，以田守良、王桂兰作为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出具《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险金额为人民币34,849,338元，保险责任为如申请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保险人在赔偿限额内不可抗辩的进行赔偿，保费为人民币52,275元。2018年7月3日，田守良作为甲方与乙方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签订《律师代理合同》，约定聘请该律师事务所为康宝华诉其夫妇二人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及反诉案提供法律服务，指派白晓峰律师具体办理，包括一审、二审的审理及案件执行；收费标准：甲方委托乙方后，不论结案方式，甲方按30万元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代理费支付方法：因委托人的财产已被查封，该代理费待案件结案，解除查封后的三日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康宝华与田守良签订的《承诺契约》等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康宝华、田守良均有约束力。现案涉争议焦点为：根据《承诺契约》的相关约定，田守良是否存在履行契约义务的违约行为，案涉股票撤销赠予的条件是否成就，田守良已经取得的分红款及利息应否予以返还，王桂兰就本案相关义务是否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双方主张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如何承担。关于股票撤销赠与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康宝华主张从《承诺契约》签订的时间看，田守良于2023年达到退休年龄，承诺契约是在2013年签订的，即田守良退休前十年，按照《承诺契约》第一条第3项的约定：“受让人在本契约签订之日起，在远大工作年满10年时，康总将授予股份一次性转让至受让人个人名下，转让后股份由受让人自行支配”，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田守良在远大工作满十年才能取得股票，签订契约目的是激励田守良长期努力工作，故约定自签订之日起10年康宝华一次性将股票授予田守良，即康宝华可在10年期间对田守良工作进行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决定田守良授予的股份数额。虽然康宝华在2013年6月就将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转至为田守良代持的王桂兰账户名下，提前将股票转让过户给田守良仅是为了让田守良取得10年期间的分红并安心工作，并不是免除了康宝华可以对田守良工作评判的权利，也不代表过户之后承诺契约的权利义务的终止，田守良仍负有在远大公司勤勉工作至2023年的义务，并且双方口头约定田守良不得处分交易股票，只能享有持有股票期间的分红。对是否需要在远大公司工作满十年才能符合赠与合同的要件问题，田守良抗辩认为康宝华拿出11000万股票给了田守良等四位均与其工作20年以上的高管，是因田守良在远大公司工作期间每年的产值达到200亿，净利润近80多亿，为康宝华及远大公司创造了高额回报，才有的3500万股股票赠与的前提。《承诺契约》签订时间是2013年2月6日，股票转让过户时间是2013年6月24日，双方在《承诺契约》中虽有10年工作期间的约定，但康宝华2013年6月将股票过户后，股票转让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承诺契约》约定的权利义务至2013年6月就已经终止，即因为股票的转让而消灭了10年的约定，就是康宝华决定将股票彻底无条件给大家，所以工作满十年才能赠与股票的前提已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附义务的赠与，也称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第三人为一定给付为条件的赠与，也即使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康宝华向田守良赠与案涉股票的缔约目的，正如《承诺契约》第一条3项之约定，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田守良长久持续的工作关系，以达到让田守良安心10年勤勉尽责工作，故双方签订承诺契约的合同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所在。现《承诺契约》第一条第6项约定：“受让人自愿的、不可撤销的向康总承诺以下事项，如受让人在授予股份转让过户之前发生下列行为之一时，经康总评判，可以收回、减少授予受让人的股份：（5）受让人在工作期间未经康总同意擅自辞职；…等等”，同时《承诺契约》第一条第7项约定了“在工作期间由于出现特殊情况，经康总同意可以提前将授予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受让人或受让人的指定受益人”，因此，康宝华在签订《承诺契约》两个月后就将股票提前转让过户给田守良指定的代持人王桂兰，并不代表田守良不用再承担《承诺契约》约定的相关行为禁止性义务，也不意味承诺契约的义务条款效力自行终止。通过双方的律师函可以证明，田守良在2017年5月向远大公司提出辞职，在未经远大公司同意其辞职的情况下，自行离职并受聘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田守良的上述行为以行动表示不继续履行《承诺契约》第一条第6项约定的禁止性义务，应按照约定向康宝华承担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因王桂兰持有案涉股票系作为田守良的代持人，因此负有返还案涉股票的共同义务。对康宝华要求撤销赠与田守良及其代持人王桂兰案涉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股票受让后田守良取得的分红7,700,000港元及利息365,750港元应否返还问题。康宝华主张根据《承诺契约》可知双方的法律关系是附义务赠予关系，现康宝华因田守良不履行约定义务而撤销赠与，田守良除应当返还受赠的股票外，还应返还持有股票的分红及辞职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对此情节，田守良抗辩主张案涉股票分红是在工作期间得到的，不是辞职之后得到的不应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该《承诺契约》并未约定赠与行为撤销后，田守良、王桂兰已经取得的股票分红派息是否应予返还。《承诺契约》第一条约定：受让人在本承诺契约生效并在远大工作期间享有授予股份的分红派息权益；受让人获得授予股份、分红派息时，个人税费由受让人本人自行承担。因田守良在2013年6月受让股票后直至康宝华提起本案诉讼期间对案涉远大中国3500万股股票的占有是合法占有，且股票赠与的本意是激励田守良在公司努力勤勉工作，对此期间的股票派息分红应当视为对田守良的奖励性质的待遇或福利，该案涉股票在此期间的派息分红被告田守良、王桂兰可不予返还。对康宝华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且与《承诺契约》的缔约目的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及保全担保保险费的承担问题，现康宝华委托聘请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代理诉讼行为，并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一方当事人将其律师费作为诉讼请求之一，要求对方承担因诉讼产生的相关律师费用。对此，我国法律规定的较为明确的，应根据相关条文作出判决，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律师费的承担应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根据过错大小和责任程度，确定律师费的承担方式。对合同类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应首先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合同中对律师费有约定的，依照约定确定承担主体，没有约定的则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律师费。鉴于双方在《承诺契约》中并无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且康宝华要求田守良、王桂兰返还股票分红派息770万港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法院支持，故对康宝华要求给付律师费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康宝华请求田守良、王桂兰支付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2,275元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康宝华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或他人财产担保。因田守良违约引起本案诉讼，康宝华为此向平安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2,275元系康宝华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康宝华的损失部分，应由田守良、王桂兰承担该笔费用。关于田守良反诉请求康宝华支付律师费问题。如上所述，在《承诺契约》中并无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且本案因田守良违反承诺契约的义务性约定，应向康宝华承担违约责任并返还所赠与的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故对田守良反诉要求康宝华给付律师费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田守良、王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康宝华赠与的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3500万股股票（02789.HK）；二、田守良、王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康宝华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52,275元；三、驳回康宝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田守良的反诉请求。如田守良、王桂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16，047元，由田守良、王桂兰负担169,878元，由康宝华负担46,169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均由田守良、王桂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递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田守良、王桂兰提交三组新证据：第一组，辽宁诚信公证处做出的2019年110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是2019年5月21日做出的，是由远大公司总会计王立辉去公证处公正的。证明田守良在远大公司工作期间收入的构成及考核成绩。第二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目交易明细。客户名称为田守良，卡号为62×××48，该卡是远大公司给田守良开工资的工资卡。该证据证明2017年1月远大公司给田守良的2016年12月份的工资为470.44元（扣除保险），2017年1月后远大公司就再也没有给田守良开工资了。由于2017年1月远大公司无故将工资降低到3000元，所以田守良就没有去公司上班了。第三组，远大公司2018年12月的股价和港币数据。该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的时候，远大公司的股票价值为0.08港币，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比价为0.8835，一审判决适用诉讼费承担比例是错误的。康宝华质证意见：1.对田守良提供的公证书，对公证书外在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公证书的内容有异议。公证书中申请人为王立辉，王立辉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均为存放其个人电脑中的数据，公证书中所载明仅对电脑中显示的数据情况予以公正，并不对该数据的真实性予以公正。由于王立辉因工作原因离开远大公司，其个人电脑存放的全部数据是否是远大公司形成的工作材料康宝华不得而知。对于公证书中第21页显示的高级管理干部全年收入的构成中，股份分红应为田守良在远大公司上市的时候持有股份的分红，与本案所涉及的3500万元股票及承诺契约约定的内容无关，该3500万元的分红不在田守良全年收入内。而且，根据田守良提供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在2017年5月16日田守良与王立辉有资金往来，数额为13,946.94元，康宝华无法确认田守良与王立辉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该笔资金流动，王立辉所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不真实的。2.对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田守良从2015年7月不再担任远大铝业公司总裁，但公司按照总裁的待遇给田守良开工资至2016年底。关于2016年12月工资数额较少是因为田守良因其个人原因不按照公司的管理规定上班对其工资的扣缴。田守良因工资调整不再到远大公司上班，三个多月后，向公司提交辞职信，田守良在远大公司工作期间应该受到公司管理，其无故旷工与康宝华无关，不能以此说明受到任何逼迫。如果田守良认为其与远大公司有劳动纠纷应当通过正常程序进行救济。3.对远大公司2018年12月的股价和港币数据的网页，真实性有异议。股价和港币数据仅是手机截图，并不是专业机构对于股票价格的认定，康宝华将股票赠与田守良的时候，股票价值1港币每股，但由于田守良任远大公司副总裁期间公司经营情况恶劣，造成股价波动，康宝华按照赠与股票价值计算是合理的。康宝华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田守良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公证书、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公证书系王立辉申请作出，其内容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并不足以证明田守良工资减少的原因，不能证明康宝华故意造成田守良辞职的事实存在，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远大公司2018年12月的股价和港币数据（网络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涉及股票价值的认定，田守良并未上诉，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3年2月6日，康宝华和田守良签订了《承诺契约》，约定为激励田守良长期努力工作，康宝华将股份无偿转让给田守良，但需田守良在远大工作年满10年，即双方通过签订合同建立了附条件的赠与关系。2013年3月15日，远大公司股东股权管理组向康宝华提交了《高管特殊股权转股方案》，载明从康宝华账户中将相应股份转入高管的股份代持人账户。随后在2013年6月24日，康宝华将3500万股远大中国股票转至田守良妻子王桂兰开设的账户中。上述事实表明，《承诺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得到了远大公司股东的认可，应认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田守良承担违约责任，判令田守良及王桂兰返还康宝华赠与的股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关于田守良应否返还派息分红及产生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于2013年2月6日签订《承诺契约》中约定：《承诺契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即2013年2月6日生效。同时对田守良享有派息分红做出明确清晰的意思表达，即“受让人在本《承诺契约》生效并在远大工作期间享有授予股份的分红派息权益。”康宝华所主张的田守良已得到的股票分红及利息，均是田守良在承诺契约生效后并在远大公司工作期间所得，完全符合契约约定的享有条件，更加证明签订契约不久将股票转让至田守良名下让其享有股票分红的权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意在激励受让人长期在公司努力工作。同时，康宝华提供的《田守良任职期间经营管理情况核查报告》，欲证明田守良任职期间铝业集团经营严重失控、亏损严重，干部管理不作为、贪腐成风，田守良没有履行工作的忠实勤勉义务，依法、依约均不应获得奖励性质的待遇或福利。对此，田守良提出该核查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康宝华没有提供其他事实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并未采信该核查报告。故康宝华要求田守良返还派息分红及产生利息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应否承担的问题。康宝华提起诉讼的依据系双方签订的《承诺契约》，该契约中未约定对诉讼律师费如何承担，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没有约定的则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律师费，一审法院对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康宝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980元，由康宝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