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3132号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王佩芬，女，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苑芬，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炜，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下称被告）：朱俊，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广东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佩芬与被告朱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佩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苑芬、黄文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佩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朱俊向王佩芬支付款项2500000元；2.朱俊向王佩芬支付拖欠款项产生的逾期利息（以25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5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6月15日为9364.58元）；3.由朱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王佩芬与朱俊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协议书》，双方就股东分红款以及谅解等事宜约定如下:“如果检察机关对中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甲方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550000元，该笔款项将分24个月支付，在上述机关作出上述决定后的第二个月后开始计算，甲方在前23个月的每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100000元，甲方在第24个月的15日前向乙方支付250000元。若甲方无故超过30天未足额支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全部清偿剩余款项。”同时王佩芬承诺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向朱俊主张分红款及其他款项。后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3日对朱俊作出不起诉决定，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朱俊需定期足额向王佩芬支付款项共2550000元。但截止至起诉之日，朱俊仅向王佩芬支付款项50000元。王佩芬认为，《协议书》系合同主体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朱俊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朱俊拒不支付款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逾期天数已超过30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佩芬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朱俊辩称：双方之间的协议应该遵循公平公正、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本案中王佩芬仅仅出具一份谅解书，便要求朱俊支付2850000元，显然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虽然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了王佩芬放弃对公司主张分红的权力，但支付分红款的义务是公司而并非朱俊个人，王佩芬放弃对该权利的主张，对朱俊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且王佩芬仍然可以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履行利润分红的义务。即使是重大刑事案件，被告人一般情况只需向被害人家属支付几十万补偿便可以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朱俊涉嫌挪用资金罪，王佩芬也并非该案的受害人，却要求朱俊支付巨额补偿，显然不公平合理。朱俊认为，该协议显示公平，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被告朱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朱俊与王佩芬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2.王佩芬向朱俊返还已支付的350000元；3.王佩芬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王佩芬乘人之危迫使朱俊签订案涉《协议书》，且《协议书》显失公平。首先，2018年5月份，王佩芬向公安机关举报朱俊涉嫌挪用公司资金，同年5月31日朱俊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批准逮捕并被羁押。期间在与王佩芬多次协商过程中，王佩芬提出诸多不合理、不合法甚至苛刻条件。由于朱俊身陷囹圄，王佩芬利用地位上的优势对所列条件寸步不让，2019年2月20日，朱俊为取得王佩芬的谅解，早日解除羁押，不得不与王佩芬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其次，《协议书》内容从客观上来说，双方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朱俊需承担支付2850000元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在经济利益上遭受重大损失，而王佩芬则仅需向检察机关出具《谅解书》便可获得上述巨额款项。在主观上，王佩芬故意利用其优势迫使朱俊签订案涉协议。朱俊在签订协议时已经被刑事拘留九个月，身心备受煎熬，王佩芬明确表示如果达不到其条件就拒绝向检察机关出具《谅解书》。再次，王佩芬向检察机关出具《谅解书》后不到三天，便向检察机关表示不同意对朱俊谅解，王佩芬出尔反尔，其签署《协议书》目的不正当。最后，2019年3月3日，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东莞市公安局认定涉嫌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朱俊不起诉。王佩芬依据《协议书》取得了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取得的重大利益，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因此朱俊与王佩芬所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综上所述，王佩芬乘人之危迫使朱俊签订案涉《协议书》，且《协议书》显失公平，朱俊依据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案涉《协议书》，并判令王佩芬返还已收取的350000元。原告王佩芬针对被告朱俊的反诉辩称：案涉《协议书》系朱俊自愿提出并在协商一致情况下签订。朱俊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羁押措施期问，多次主动通过办案民警向王佩芬表达其希望与王佩芬协商处理双方纠纷的意愿。2019年2月期间，朱俊再次主动联系办案民警，让办案民警通知王佩芬于2019年2月20日前往虎门南栅派出所就双方之间的纠纷事宜进行协商处理。在当天协商过程中，双方从早上10时持续至晚上19时，该《协议书》系在朱俊经过充分的沟通交流与慎重考虑之后才予以签订的，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另外，整个过程中，朱俊多次主动希望王佩芬能作出让步，就双方多年纠纷一并作出处理，王佩芬考虑到朱俊的诚意以及双方子女的关系，在原本不同意的情况下，最终愿意以款项2550000元作为朱俊损害王佩芬股权分红款以及多年施欠抚养费的主要补偿，一次性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协议书》的草拟方为朱俊，王佩芬只是在其基础上做了部分的调整，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朱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独立判断以及表达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能力,《协议书》的主要条款系由朱俊所制定，且该协议书系由朱俊所委托的两名专业律师草拟，且从当时协议签署的在场人员来看，朱俊当时聘请了多名律师在场，多次反复敲定协议的合法性和内容的真实才予以最终签订，并没有处于弱势地位，朱俊也没有处于轻率、无经验的状况。王佩芬与朱俊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处于平等的条件下签署的，不属于一方以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情形。该协议书的提出方以及草拟方均系朱俊，且系在办案民警在虎门南棚派出所的主持调解下予以签订的。在调解过程中，办案民警多次劝导双方互谅互解，双方的协商氛围和谐，并不存在朱俊所述王佩芬利用其身陷图圆，利用地位上的优势对所列条件寸步不让的情形。在签订协议当日，双方都对协议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且朱俊聘请的多名律师在场为朱俊签订协议审核把关。另外，朱俊系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办案部门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并非民法意义上的被胁迫情形，因此不存在胁迫下的合同可撤销的情形，而且该羁押手段的决定者以及实施者均非王佩芬，王佩芬在朱俊涉嫌的刑事犯罪中亦系受害方，故不存在王佩芬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形。《协议书》不仅仅涉及到谅解的内容，而且涉及到王佩芬分红款的实质权利，不存在利益不平衡的情形。王佩芬系东莞市伟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知情权以及公司分红权，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朱俊作为公司的控制人把控公司经营大权以及财务大权，在公司经营获利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对王佩芬进行分红以及相关补偿，致使王佩芬的公司分红权受到严重损害。在当天协商过程中，王佩芬对分红款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以款项2550000元一次性结清分红款项，并对分红款事项作出约定，即王佩芬在收到朱俊全部款项后依法放弃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2491号股东知情权案件的执行，并不再向朱俊主张分红款项。可见，该协议书所涉及的款项并非仅仅针对谅解内容。而系涉及到分红款等实质权利，双方权利义务是平衡的，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朱俊刑事案件处理终结后，在未受到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在事后主动履行《协议书》，可以看出该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3日对朱俊作出不起诉决定处理，并解除对朱俊的强制措施。朱俊在2019年4月16日按照协议书约定向王佩芬转账50000元履行相关付款义务，同时在2019年5月31日通过律师函的方式函告王佩芬愿意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款项，但因其资金困难，暂无能力支付款项。可见该协议书系朱俊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其在签订时以及签订后均予以认可的。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0日，王佩芬作为乙方，朱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乙方于2017年12月15日向公安机关举报朱俊涉嫌挪用资金，鉴于乙方对甲方的行为予以谅解，经甲乙双方充分沟通，现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愿意对甲方涉嫌挪用资金的行为进行谅解，并愿意出具谅解书，同时双方在未进行账目核算的情况下，甲方愿意支付乙方下列款项，双方愿意在此基础上签订本协议。二、上述第一条款项支付方式。（一）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或甲方家属指定相关人员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天内（2019年2月22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首期款人民币30万元，待乙方指定账户收到支付的首期款项后，谅解书生效，若甲方未能在指定期限支付首期款项，则该谅解书不具有效力。（二）如果检察机关对甲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情况下，甲方愿意另行支付下列款项，同时双方就其他事宜亦约定如下：1.如果检察机关对甲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甲方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55万元，该笔款项将分24个月支付，在上述机关作出上述决定后的第二个月后开始计算，甲方在前23个月的每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10万元，甲方在第24个月的15日前向乙方支付25万元。若甲方无故超过30天未足额支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全部清偿剩余款项。2.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款项后依法放弃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民初2491号股东知情权案件的执行，并不再向甲方及公司主张分红款项及其他款项。如果甲方没有被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即被判实刑的，则甲方有权不再履行本条第（二）笔支付款项，双方也无需履行本条各项义务，即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55万元，乙方依然享有向甲方追偿股权分红的权利，但应扣减本协议由甲方已支付的款项。三、本协议除就甲方涉嫌挪用资金事宜达成约定外，双方就其他事项亦约定如下，同时以下约定事项不因甲方最终处理结果而无效或可撤销：1.根据（2018）粤1972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书，甲方享有登记在乙方名下的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镇××别墅××房屋××之五十的所有权，甲方现确认上述房屋份额赠与双方儿子朱灏宇所有，甲乙双方同意及时将该套房产100%的产权由乙方整体过户给朱灏宇。2.甲方承诺放弃申请强制执行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972民初1142号股权转让案件，双方同意按甲方的通知互相配合按照相关规定到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东莞市伟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注销手续。四、无论甲方对于司法机关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否认可，甲方均不得以此为由要求乙方退回本协议的款项及对其他约定事项反悔。五、本协议系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形下签订，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即产生法律效力。”2019年2月21日，朱俊向王佩芬支付了300000元。2019年3月3日，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东二区检刑不诉[2019]48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东莞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朱俊不起诉。2019年4月16日，朱俊向王佩芬支付了50000元，之后没有支付款项。2019年5月27日，王佩芬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朱俊发出了《律师函》，认为朱俊已逾期支付款项超过30天，要求朱俊在7日内向王佩芬支付2500000元。2019年5月31日，朱俊委托律师事务所向王佩芬发出《律师函》，表示在个人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筹了50000元支付给王佩芬，要求王佩芬履行《协议书》约定的过户房屋及办理公司注销手续的义务。朱俊主张，王佩芬仅仅出具一份谅解书，就要求朱俊支付300000元，权利义务极不对等，显失公平，故要求撤销该《协议书》，且王佩芬认为《协议书》约定的2550000元是分红款，而分红应当是公司支付，朱俊不是分红款的支付义务主体，所以王佩芬要求朱俊个人承担分红款没有依据，且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应该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对董事会作出的利润分配方案予以批准，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利润的多少，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属于股东会议决策范畴，而《协议书》中约定的2550000元分红款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认为《协议书》无效。王佩芬则主张，王佩芬和朱俊是东莞市伟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双方在离婚后的2009年1月签订了股权转让的协议，当时约定朱俊分六年把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王佩芬，然后再办理变更登记，在股权转让款付清之前，王佩芬仍然享有公司分红，朱俊在2017年才把转让款陆续付清，而在此期间的分红一直没有支付给王佩芬；2019年2月20日，朱俊通过民警打电话给王佩芬，约王佩芬到派出所协商，当时有朱俊、朱俊的弟弟、公司副总老蔡、朱俊委托的四个律师、王佩芬及律师、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在场，现场协商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条款都需要由朱俊、律师、朱俊的弟弟和配偶确认，总共向王佩芬支付2850000元也是朱俊提出来的，所以不存在被迫的情形；《协议书》有针对股权分红、抚养费、把房产赠与小孩等问题进行约定，也约定王佩芬需要放弃自身权利，从2009年1月20日转让股份到2017年的分红款，朱俊挪用公司资金没有返还给公司，以及这些年不给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都一并在《协议书》中解决，所以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根据王佩芬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1972民初13132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实施了相应的保全措施。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起诉决定书》、兴业银行客户收款回单、《律师函》、快递单及送达情况、《律师函》、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王佩芬与朱俊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了《协议书》。朱俊主张存在乘人之危，且王佩芬仅仅出具一份谅解书，就要求朱俊支付300000元，权利义务极不对等，显失公平。首先，《协议书》约定由王佩芬对朱俊涉嫌挪用资金的行为进行谅解，出具谅解书，朱俊向王佩芬支付款项，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约定由王佩芬出具谅解书，不是支付金钱，但亦属于义务，王佩芬出具谅解书有利于使朱俊免受刑事处罚，朱俊由此获得重大利益。其次，王佩芬出具谅解书亦是基于放弃了其作为东莞市伟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股东享有的部分权利，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再次，虽然朱俊被逮捕限制了人身自由，但王佩芬作为东莞市伟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朱俊涉嫌挪用资金罪的受害人，从双方的地位和协议书内容看，亦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况。因此，朱俊主张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本院不予采信，故其主张撤销双方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俊还主张《协议书》中约定的2550000元分红款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认为该约定无效。首先，《协议书》约定的是朱俊向王佩芬支付2550000元，没有对该款项定性，另一条约定王佩芬收到全部款项后需放弃对股东知情权案件的执行，并不再向朱俊及公司主张分红款和其他款项，因此，该2550000元并非定性为分红款，而是属于王佩芬放弃权利，且不再向朱俊及公司主张分红款和其他款项的对价。其次，即使该2550000元为分红款，但两个股东之间的约定不属于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情形，而是两个股东之间就已取得或预期取得的分红款进行分配的约定，该约定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朱俊主张《协议书》中关于其向王佩芬支付2550000元的约定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朱俊要求王佩芬返还其已支付的35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如上所述，王佩芬与朱俊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是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发生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书》约定“如果检察机关对甲方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甲方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55万元，该笔款项将分24个月支付，在上述机关作出上述决定后的第二个月后开始计算，甲方在前23个月的每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10万元，甲方在第24个月的15日前向乙方支付25万元。若甲方无故超过30天未足额支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全部清偿剩余款项”，2019年3月3日，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东二区检刑不诉[2019]48号不起诉决定书，即付款条件已成就，朱俊应当按照约定向王佩芬支付款项，朱俊仅向王佩芬支付了50000元，且逾期超过30天，现王佩芬要求朱俊支付剩余的250000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朱俊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向王佩芬支付款项，已构成违约，王佩芬要求朱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以150000元基数，从2019年5月16日起算，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6日起算，以225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7日起算，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王佩芬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佩芬支付25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分别以150000元基数，从2019年5月16日起算，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6日起算，以225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27日起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佩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朱俊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部分受理费1343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43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佩芬承担65元，被告朱俊承担18372元；反诉部分受理费3275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朱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邓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