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902行初33号原告丁芮（系死者丁某之女），女，199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孝感市开发区。委托代理人刘超，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孝感市黄香路和崇文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谢东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光云，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孝感市长征一路**。法定代表人匡国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永前，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调查取证、参与庭审、调解、代领法律文书等。原告丁芮不服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于2020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丁芮的委托代理人刘超，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出庭负责人汪书清、委托代理人王光云，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匡国锋、委托代理人刘永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5月6日作出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2019年12月26日受理丁芮的工伤认定申请，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因导致工伤认定无法进行，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于2020年2月1日起中止工伤认定，至2020年4月15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申请人丁芮简述丁某于2020年8月2日在处理完孝昌工地事情后当天下午四点半乘坐火车返回孝感公司途中碎死。认定丁某2010年10月至2019年8月2日期间与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监理工程师，2017年11月18日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受托监理孝昌城中广场一期建设项目，丁某作为监理工程师与同公司监理及监理员驻场并按照项目建设公司孝感市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息时间上班。2019年8月2日上午丁某在孝昌项目工地，下午未向公司及项目说明原因自行离开项目工地，16点30分左右在返回孝感的火车上突然晕倒，16点40分120接到呼车电话，16点52分到达火车站时丁某已经死亡，死亡原因：碎死。丁某同志突发疾病后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原告丁芮诉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局作出的编号为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的行政行为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原告父亲丁某在2010年10月进入第三人公司工作，职位为监理工程师。2019年8月2日丁某在从孝昌项目工地返回孝感公司提交监理月报表的火车上突发疾病死亡。原告于2019年12月26日就其父亲丁某死亡一事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在当天受理了工伤认定的申请。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被告分别于2020年3月27日和2020年4月7日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两次通知书的编号均为：中止2020025，被告在2020年5月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5月12日向原告送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中止工伤认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向申请人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中止情形消失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中止工伤认定的时间不计入工伤认定时限。首先原告认为被告就新冠疫情这一不可抗力事件，两次向原告送达编号相同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违反法定程序；其次从两份《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的内容上看，两份《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唯一区别为3月27日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中明确说明了“2020年3月27日工伤认定中止的因素消除”，而4月7日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中则没有中止因素消除的时间，而是增加了提交新证据这一情形作为恢复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这些内容不符合《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之所以4月7日又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因为被告己经知道自己的工伤认定时间已经严重超期，为了补救于是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一份内容模糊和违法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但法律是严肃的，法律规定应该得到严格落实，故应认定被告4月7日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无效，本案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应该以3月27日送达为准，才符合《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也更符合客观情况，因为实际上3月27日孝感市行政机关已经开始正常办公，因此被告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4月15日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被告在2019年12月26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到2020年5月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除去新冠疫情所耽误的时间，被告的工伤认定时间己经远远超期，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二、被告认定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根据第三人（合同中为乙方）与案外人（合同中为甲方）签订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相关约定，项目名称为孝昌城中广场一期建设项目，时间为2017年11月18日，乙方总监理工程师胡忠顺，乙方总监理工程师行使工程日常管理的权利及总监理工程师权利。双方还在合同后面的《附件条款》中约定，现场监理人员的配备必须满足监理工作的需要。除总监理工程师外，驻场专业监理师至少壹名，监理员至少壹名，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随时增加监理人员；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履行总监理职责，定期到场履职，工程关键节点及重大事项或者问题时必须在场。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除了总监理工程师外，其他监理应该到场监理。但是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向案外人于2017年11月18日出具的《监理机构组织图》可以看出，胡忠顺为总监，死者丁某为总监理代表，随后2017年12月13日第三人正式向案外人任命死者丁某为孝昌城中广场一期项目工程的总监代表，行驶部分总监的权利。因此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核实的“丁某作为监理工程师与同公司监理及监理员驻场并按照项目建设公司作息时间上下班”与事实不符，也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上丁某为了行驶总监部分权利，经常来往于孝昌项目工地与孝感公司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丁某作为孝昌城中广场项目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为了工作的需要，在授权范围内，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来往于公司和孝昌工地之间，并不需要向公司和项目说明原因，这符合客观情况，也合情合理。并且7月29日下午15点36分公司己经在群里发出公告，要求各项目把监理月报交给公司，死者丁某在当日下午16点02分“回复”收到。丁某在8月2日下午根据公司要求从孝昌送7月份的监理月报去公司，完全符合总监授权范围内的事，因此《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的“2019年8月2日下午未向公司及项目说明原因自行离开项目工地”也和客观事实不符，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三、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1.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所谓工作时间，是指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及单位合法要求的加班加点或者单位违法延长的时间。2019年8月2日上午丁某还在孝昌工地工作，下午16点30分在回公司的火车上晕倒16点40分120接到呼救电话，16点52分到达火车站时己经死亡。按照一般公司上班时间规定，丁某的死亡应该是在工作时间内；2.关于工作岗位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认定视同工伤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任务。死者丁某作为总监理代表，为了履行自己的职权，其工作岗位己经不单纯是孝昌项目工地，还有为了工作需要经常、短暂的往返于公司的路途及公司中。丁某死亡当天为了给公司送监理月报表，返回孝感公司应该认定其在工作岗位上；3.关于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问题，丁某在16点30分发病到死亡只有半个小时，完全符合上述的时间规定。故死者丁某完全符合工亡认定标准。退一步来说，就算不能把丁某为了给公司送监理月报表，返回孝感公司途中死亡，认定为工作岗位上死亡，他为公司的行为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236号）认为，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总之，被告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纠正被告的一系列错误，从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丁芮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3.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4.《劳动仲裁裁决书》复议件一份；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两份《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复议件；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复印件、《监理机构组织图》、《总监代表授权书》、《孝昌城中广场一期监理部》、《孝昌城中广场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通讯录》；7.死者丁某与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8.《孝感市急救中心呼车受理单》、《120院前急救患者院内交接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9.月报表；10.死者丁某手机中的2019年7月报表的原件照片，具体拍摄时间是7月29日16时02分。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告具有认定工伤的职能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孝办文〔2019〕54号）规定，被告系孝感市工伤认定机关。二、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合法2019年12月26日，原告丁芮（工伤认定申请人，系死者丁某之女）向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2020年1月2日，被告向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受理工伤认定调查核实告知书》（孝人社受字〔2019〕第012号），告知了用人单位举证权利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新冠××疫情影响，被告于2020年3月27日第一次中止了工伤认定，中止期限为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27日。第三人虽然被批准在3月26日复工复产，但受疫情影响，第三人监理的项目均未开工，员工未复岗，被告无法进行调查核实，故于2020年4月7日再次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2020年4月，被告依职权进行了调查，于2020年5月6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并分别向原告（2020年5月19日签收）和第三人（2020年5月14日签收）送达了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认为：2020年1月24日，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2020年5月2日，将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Ⅰ级调整为Ⅱ级。在此期间，被告于2020年3月27日恢复正常上班，而用人单位的项目并未复工，员工未能到岗，致使被告无法调查核实。直至2020年4月15日，第三人的员工正式返岗。此情形属于《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可以中止的情形，此期间不应计入工伤认定的时限之内。故被告工伤认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三、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认定准确根据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证据资料、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资料、被告调查取得的资料，被告认为：（一）死者丁某在火车上突发疾病死亡时，不在工作岗位上，也不是因工作原因造成。2010年10月至2019年8月期间，死者丁某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19年8月2日上午，丁某在孝昌城中广场项目工地（以下简称孝昌项目）上班。当日下午，丁某未受公司指派，也未向其直接领导请假，即乘坐火车从孝昌至孝感。2017年11月18日，丁某被第三人任命为孝昌项目的监理工程师，故其工作地点为孝昌项目现场，工作内容为与工程监理相关内容，在履行工程监理职责过程中又被授权为“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下称“总监代表”）。“总监代表”只是针对第三人履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的工程监理义务而言，也仅限于履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的与工程监理相关内容，并不包括作为监理项目部负责人的总监理工程师在用人单位中的行政管理职责。丁某的工作地点应为孝昌项目现场，在该项目中丁某仍然受总监理工程师胡忠顺的行政管理，胡忠顺为该监理项目的实际负责人。2019年8月2日，孝昌项目监理负责人胡忠顺并未指派丁某将纸质版的“监理月报”报送给第三人，丁某离开孝昌乘火车至孝感前，未向总监理工程师胡忠顺报备或请假。原告在起诉状中称“丁某作为孝昌项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为了工作的需要在授权范围内，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来往于公司和孝昌工地之间，并不需要向公司和项目说明原因。”实际上是混淆了第三人在履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工程监理义务和公司内部行政管理之间的区别。同时，被告自认丁某在乘车从孝昌至孝感之前，并未受公司指派，也未向其直接领导汇报和请假。（二）第三人孝感市天仙监理公司并未要求丁某所在项目报送纸质版“监理月报”。原告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一份“天仙监理公司微信群”截图，该截图显示，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刘鑫发出的通知中要求提交“监理月报”的项目是“孝南区和大市在建项目（大市为孝感市）”，报送形式为“电子版或纸质版均可”。可以看出，报送“监理月报”的范围不包含孝昌在内的各县市的在建项目。根据孝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市建委关于实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理报告制度的通知》（孝建设发〔2017〕33号）的要求，监理月报应当“于每月30号之前报送至当地质监站、安全站”。丁某担任监理工程师的孝昌项目位于孝昌，2019年7月份纸质版的“监理月报”应在7月30日前报送至孝昌当地的质量、安全主管部门，而不应在2019年8月2日送往孝感公司。被告关于丁某“根据公司要求”送纸质版的监理月报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三）被告诉称的“监理月报”不是“孝感市天仙监理公司考勤表及月报表”（下称“考勤表”）。工伤认定期间，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一份2019年7月份的“考勤表”，该“考勤表”为照片打印版，与原告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2019年7月份“考勤表”为同一照片模板。孝昌项目部已将2019年7月份的“考勤表”通过微信或其它线上方式完成了报送，不再需要报送纸质版“考勤表”。所以，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的“丁某在8月2日下午，根据公司要求从孝昌送7月份的监理月报去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原告未能提交事发当日丁某随身携带并准备交公司的7月份监理月报的原件供核对。被告认为：2019年8月2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丁某在孝昌至孝感的火车上突发疾病死亡时，其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不是因公（工）外出，也不在工作岗位上。四、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律、法规适用正确（一）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236号）的规定。2019年8月2日16时30分左右，在孝昌至孝感的火车上突然晕倒，当日16时40分，120接到呼车电话，当日16时52分，120救护车到达孝感火车站时，丁某已经死亡。关于丁某的死亡原因，根据被告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定为：猝死。丁某并非“死因不明”，且其乘火车自孝昌往孝感，不属于因公外出，故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该规定。（二）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工伤保险条列》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工伤保险条列》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案中，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不是“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丁某乘火车从孝昌至孝感也不是“因工外出期间”，其突发疾病并死亡更不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故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该规定。（三）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工伤保险条列》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工伤保险条列》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2019年8月2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在孝昌至孝感的火车上，丁某突发疾病死亡，当天用人单位并未指派丁某到孝感公司，其在乘车之前也并未向其直接领导汇报和请假，所以其不在工作岗位上。故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的情形不适用该规定。被告认为：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时，不在因公外出期间，不在工作岗位，也不是“由于工作原因造成”。所以，丁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规定，故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的规定，于2020年5月6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被告在法律法规适用正确。综上所述，被告具有认定工伤的职能，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事实认定准确、法律法规适用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行政行为应当予以维持。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证据2.孝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孝办文[2019]54）。证明被告具有认定工伤的职能；证据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0003）及送达《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4.（1）工伤认定申请资料（原告提交的申请表及证据资料）。（2）第三人在工商认定期间提交的证据资料。（3）被告调查取得的资料。(4)《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编号：中止2020025）及《送达回证》。证明1.丁某突发疾病并死亡不符合被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2.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准确。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2013〕34号）。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述称，首先同意被告答辩意见。另外，关于中止期限问题，受疫情影响开工受到了影响。第三人复工是与建筑工程的复工同时的，时间是2020年4月。关于丁某的职责，根据第三人与甲方签订的监理合同，丁某是现场监理工程师，并非诉状所称项目工程的总监代表。根据建设法和监理法的规定，监理工程师必须与项目同时驻扎在现场，其职能不包括往返公司与项目部之间报送材料。而应当在现场监理工程的施工质量进度，其当天返回孝感没有经过总监和公司的同意，属于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属于因公外。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孝感市天仙监理公司考勤表及月报表》。证明丁某当天回孝感是私自回家，未经公司领导及现场总监理工程师胡忠顺批准，其所谓的报送月报表只是用手机拍照，将胡报送给公司的材料予以翻拍，便谎称报送月报表，实质是提前回家度过周末；证据2.关于监理报告制度的通知。证明监理工程师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监理项目。如需离开必须经过现场总监理工程师和公司负责人的同意。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被告在工伤认定期间程序违法，期限违法，向原告送达两次中止通知书，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丁的突发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对被告提交的依据有异议，认为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死因不明因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20〕行他字第236号）进行认定。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根据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证明公司并没有2019年6月、7月考勤报表的原件，所以该原件系伪造或篡改。从2017年7月、8月的报表看出7月29日至8月1日丁某并没有回孝感。丁某是在7月29日下午收到公司微信群中要求报送月报表，随后回复收到，7月30日下午公司再次要求所有员工报送考勤表和月报表原价到办公室来，2019年7月29日下午四点丁某用手机拍下孝昌城中广场的月报表的照片，说明此时的原件在丁某手上，此证和胡忠顺的调查笔录相互映证。7月份的报表原件在丁某8月20日回孝感途中已经丢失。对于丁某用微信发到公司的证据原告并没提交，只是提交了报表的打印件，首次提交到劳动仲裁，其来源是否由丁某发给公司无法确定；对证据2原告不予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份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因为疫情一级响应未解除，且第三人工地未复工，员工未到岗，而无法进行调查；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总监代表仅限于其驻派的监理项目，而不及于其公司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核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刘新已经明确可交电子版，既然死者已经拍照，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到公司提交纸质版的月报表；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正好可以证明丁某死亡时不在工作岗位；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报表只能证明7月29日至8月1日丁某在工地，但并不证明其没有回孝感；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公司已经明确可以通过电子版，丁某已经拍摄照片就没有理由送纸质版。对纸质版在丁手上也有异议，因为第三人在庭审中已经提交了7和8月份的纸质版原件，且于工伤认定期间提交的7月和8月报表为同一模板。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仅凭证据5不能认定工伤认定的程序不合法、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6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对总监代表的授权书有异议，需要提交原件，监理合同复印件也没有，即使丁某是现场监理工程师，没有总监理工程师和公司负责人的批准，按照监理合同和关于监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理工程师不得擅自离开工地，其所谓经常往来于孝感与工地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为了防止监理工程师离开现场，公司规定月报表是可以用电子版代替纸质版报公司备案。工程结束后再统一交由公司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能证明报表不需要报送纸质版，只需要传送电子版即可。丁某离开现场没有经过批准，也没有因公离开现场的任何依据，其离开现场是擅自离开；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其不是因公出差；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丁某离开现场是为了报送纸质版报表，因为其已经将电子版报表报送给公司相关人员；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电子资料没有原件。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其离开现场是报送纸质报表，但恰恰已报送电子版报表，其离开现场是私自的，并非因公出差。补充意见为，根据天仙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承诺书，证明丁某是现场监理工程师，其总监代表的身份并未得到公司的认可，其职能只是现场监理，不得离开现场。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反映了相关事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人庭审中提交的证据1《孝感市天仙监理公司考勤表及月报表》系原件。经审理查明，丁某（已死亡）于2010年10月至2019年8月2日期间与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监理工程师。2017年11月18日，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受托孝感市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理湖北省孝昌城中广场一期建设项目，丁某为该项目监理工程师。2019年8月2日下午，丁某自行离开项目工地，16时30分许在返回孝感的火车上突然晕倒，16时40分33秒孝感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接到救护电话，16时52分58秒孝感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派车到达火车站出口前丁某已经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2019年12月26日，原告丁芮（死者丁某之女）向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于当日受理。2020年1月2日，被告向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受理工伤认定调查核实告知书》（孝人社受字〔2019〕第012号）。2020年3月27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编号中止2020025《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表明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因导致工伤认定无法进行，于2020年2月1日起中止工伤认定决定。2020年3月27日工伤认定中止的因素消除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中止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时限内。2020年4月7日，被告再次对原告作出编号中止2020025《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表明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因导致工伤认定无法进行，于2020年2月1日起中止工伤认定决定。以上工伤认定中止的因素消除或申请人提供新证据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中止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时限内。2020年5月6日，被告经调查作出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于2020年5月14日、5月19日向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丁芮不服该决定，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是本案适格被告。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观点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归纳如下焦点并进行阐述：1.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是否违法；2.丁某的死亡是否视同工伤。一、被告作出的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是否违法2019年12月26日，被告受理原告丁芮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后，分别于2020年3月27日、2020年4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于2020年5月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于2020年5月14日、5月19日向第三人和原告进行了送达。结合本地区“新冠”××防控期间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与孝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指挥部作出的关于复工复产时间通知的内容相符，但2020年3月27日各部门复工复产后，各工作岗位结合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在开展工作，多数部门有下沉干部仍在社区参与疫情防控。被告于2020年4月7日再次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的行为，结合其本意来看，系告知行政行为相对人因疫情原因，第三人监理的项目未开工，员工未复岗，导致工伤认定无法进行。但其在未作出恢复中止通知的前提下再次作出中止通知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二、丁某的死亡是否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对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具体情形主要包括：（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职工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二）职工在工作时间和职工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院或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等。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者自感不适，但未送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内死亡的，不应视同工伤。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丁某于2019年8月2日下午自行离开项目工地，16时30分许在返回孝感的火车上突然晕倒，16时52分58秒孝感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派车到达火车站出口前丁某已经死亡。原告诉称“丁某在2019年8月2日下午根据公司要求从孝昌送7月份的监理月报去公司”，从理论上讲，该监理月报表应该在丁某身上或包中，但是第三人湖北孝感市天仙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孝感市天仙监理公司考勤表及月报表》原件，从而证明丁某并非“根据公司要求从孝昌送7月份的监理月报去公司”途中发生事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丁某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立法本意，实质上是将工伤保险的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其他情形，最大限度地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然而，这并不代表着对工伤认定可以无限制、无边界地扩大其适用范围。丁某的死亡虽令人同情，但其死亡不应视同工伤。综上所述，被告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孝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00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程序上存在瑕疵，本院在此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芮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原告丁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润清人民陪审员  舒 柳人民陪审员  杨 丹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建群书记员戴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