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81民初1322号原告：张瑞勇，男，198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玺，北安市兆麟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申政义，男，198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黑龙江省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磊，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健，男，198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北安市。原告张瑞勇与被告申政义、曹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9）黑1181民初60号民事判决，原告张瑞勇不服，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20日，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民终402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1民初60号民事判决，发回北安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瑞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玺，被告申政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曹健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瑞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申政义、曹健给付玉米欠款100,320元；2、要求申政义、曹健给付玉米欠款利息从2015年11月至欠款实际结清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要求申政义、曹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张瑞勇在2015年11月给申政义、曹健合伙经营的烘干塔送玉米，总价值425,939元，申政义、曹健已给付玉米款325,619元。在2016年1月双方兑账后，给张瑞勇出具账单承认欠张瑞勇玉米款100,320元。张瑞勇经多次要款，申政义、曹健以无现金为由，要以汽车顶账，但双方多次商谈没能达成协议，故根据民诉法21条规定，诉至法院。申政义辩称，张瑞勇给申政义送过玉米的事实存在，但玉米款都已结算清，结算是通过网银结算的。现申政义不欠张瑞勇玉米款，张瑞勇也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不同意张瑞勇的诉讼请求。曹健未进行答辩。张瑞勇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账目明细单一份。旨在证明，申政义的会计出具的对账单，上边有一组数字“425.939．．．．．．”，给申政义、曹健经营的烘干塔送玉米价值为425,939.00元，减去申政义已给付的玉米款325,619元，尚欠张瑞勇玉米款100,320元。申政义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证据所谓原件仅为几组计算的数字，没有凭证文件的台头，没有书写人的签字确认，没有正式公章及表明身份的相应痕迹，无法确认该文件的来源；该证据中的数据没有写明送货人的任何信息，没有写明所送货物的名称、时间、品种、等级、单价以及最终所应支付的货款总额，不符合张瑞勇所主张的会计核对账目明细单的格式和内容要求，该证据依法不应采纳。张瑞勇对该份证据进行说明：该份证据系申政义给张瑞勇打电话让对账，对完账后给张瑞勇打钱，告诉张瑞勇把原始凭条给申政义，这份证据是申政义的会计一位女士写的明细单，原始凭证给这位会计了。该证据是在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份之间出具的。这份证据写完后给张瑞勇打了两笔钱，一笔是2016年4月19日汇的10万多，一笔是21万多，一共是325,319元，还差100,320元。欠款的总额是425,939元。但其不知道所说的会计的姓名，也找不到该会计。申政义补充质证意见：张瑞勇提供的该份所谓对账明显不符合商业交易往来中的交易习惯，不但缺失必要的元素，没有文件产生的日期，完全没有与张瑞勇所主张的欠款事宜产生任何关联，无法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很可能系张瑞勇单方制作的，不具有证明效力。该份证据仅为一组数字记载，无台头、无文字叙述、无相关人员签字，无法证明一个完整的事件，无法建立起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2018年6月8日和2018年6月26日的催要欠玉米钱通知书两份，快递回执单一份。证明张瑞勇一直向申政义、曹健主张欠款，并一直催要，并且二人收到了欠款通知书。申政义质证意见：第一份2018年6月8日所寄送的催要欠玉米款通知书的称呼部分对曹健、申政义的姓名均出现与本案当事人姓名不一致的情况，无法确认该通知书是发送给谁的，但一定不是本案的申政义。通知书第一段第二行删除了部分表述，第三行所称的欠款金额有明显的修改痕迹，第二段第一行所述的欠款金额有修改痕迹，落款日期也存在修改痕迹，且该份通知书的背面附有一份起诉状，该通知书从形式、称呼、内容、落款和所用纸张明显不符合常理，申政义确认并未收到该份催款通知书。第二份2018年6月26日的欠款通知书，在称呼部分同样与申政义、曹健姓名不一致，无法确认通知书是发给该二人的文件。第三份快递单回执上所列的收件人签名处，签字确认收件的人员姓名为李媛媛，并非申政义和曹健，可见上述文件并非寄送给申政义和曹健，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张瑞勇所主张的事实，且上述通知书均没有任何书面的回应与确认，建议法院不予采纳。该套证据中的两份欠款通知书系张瑞勇单方制作，且未得到对方的确认，未实现协商一致的效力。且未证明快递回执单的签收人李媛媛与申政义、曹健的关系，未能实现两份欠款通知书的送达效力。故上述三份证据未能实现对张瑞勇主张的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3、银行流水单据一张，证明申政义、曹健于2016年6月2日给张瑞勇汇款21万，于2016年4月10日给张瑞勇汇款10万元。进而证明申政义、曹健给付张瑞勇欠款31万元。申政义质证意见：如该份证据为中国农业银行北安中街支行所出具的原件，那么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予确认。如仅为复印件，则这三点均有异议，不予确认。且该证据即使是真实地，也仅证明张瑞勇与申政义经营的烘干塔既往的交易，申政义方已经向张瑞勇全额支付了对应的货款，不能证明张瑞勇主张的欠款行为，且该清单中所计算得出的支付给张瑞勇的货款金额与张瑞勇在本案中主张的明显存在差异，可知张瑞勇主张的欠款事宜与此无关。该份证据的原件存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卷宗中，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张瑞勇收到了31万元，无法证明申政义、曹健是否还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其主张的欠款数额。4、通话录音五份，（1、2017年11月5日王某1与申政义的电话通话录音、2018年4月25日张瑞勇与曹健的电话通话录音、2018年5月15日张瑞勇与曹健的电话通话录音、2018年5月23日张瑞勇与曹健的电话通话录音、2018年5月25日张瑞勇与曹健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明申政义、曹健汇给张瑞勇玉米款31万元后，还有尾款没有付清，张瑞勇一直在找申政义、曹健索要。申政义质证意见：王某1和申政义的通话录音没有核实到原件，需要看这两份证据在手机里的存储形式，在黑河开庭时张瑞勇承认该份证据没有原件，是被转存过的复印本。三性上均不能确认；且上述录音文件中并未直呼通话对象的姓名，无法确认通话对象的身份，更不能确认该通话对象就是申政义本人；上述录音文件的内容并未提及何时何地与谁之间发生的交易往来，未提及已经交付了多少货物，结清了多少账款，未明确欠款的具体数额，未提及欠款对应已经交付的货款的批次、产品名称、品种、数量和计价标准，没有对应的合同编号；上述录音内容没有就任何事宜达成可执行的一致意见，因此该录音文件不论从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还是内容与本案争议的纠纷的关联性均没有任何联系，不能证明张瑞勇的主张。对张瑞勇与曹健的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关联性不予确认。1、曹健与申政义所经营的烘干塔没有任何关系，曹健不是烘干塔的经营管理者，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更没有取得申政义或烘干塔给予的授权，与本案的纠纷没有任何法律关联和合同关联，其没有任何权利向张瑞勇做出任何许诺、确认。2、张瑞勇所保存的该录音未经公证处封存，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存在被修改的可能性，其录音的名称根据手机的操作规则是可以被篡改的。3、上述录音文件的通话对象中并未直呼对象的姓名，无法核实通话对象的身份到底是谁。4、上述录音文件并未提及与本案之间的纠纷相关联的信息，未提及十三连烘干塔，未提及申政义，未提及交了多少货物，未提及欠了多少欠款，与本案纠纷事实完全不相关。5、上述录音文件在沟通过程中从未提及沟通对象职务和受谁授权等相关事宜。6、上述录音文件内容并未就任何事项达成可执行的一致意见。因此该证据不具备三性，依法不应被采纳。张瑞勇对录音材料补充说明：向法庭出示的五份证据确实证实了申政义、曹健欠张瑞勇玉米款的尾数，在王某1电话中提及的第一句就是“申老弟”，明确提及对方是申政义，电话185××××3888，也提及了欠款数额，张瑞勇和其合伙种地的农民，几十次去申政义、曹健单位要账，他们承认欠款，就说没钱给，也表示了要给两台车顶账，明确表明申政义、曹健承认该项欠款。曹健的通话，申政义是知情的，申政义、曹健合伙经营烘干塔。申政义补充质证意见：王某1与申政义的通话录音，王某1并非本案的原告，张瑞勇没有提供王某1与本案相关的证据，结合录音内容与纠纷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可知该录音中所沟通事宜不是本案纠纷；王某1与申政义通话录音中没有任何痕迹显示沟通对象的电话号码；张瑞勇所主张曹健的谈判行为为表见代理或合伙经营均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不能证明其身份。张瑞勇对证据补充说明：申政义、曹健就是合伙关系，2017年11月5日通话录音可证明申政义承认欠款事实。张瑞勇和曹健录音可证明曹健承认欠款事实，说等贷款下来就给张瑞勇，说给张瑞勇两台车和四万元钱来偿还玉米欠款。曹健的电话号是153××××3333。张瑞勇就2017年11月5日王某1与申政义的电话通话录音未向法庭出示原始载体，申政义对真实性提出质疑，经法庭释明，张瑞勇对该录音不申请鉴定，故本院对该份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张瑞勇与曹健的四份录音，首先没有通话者的具体信息，通话内容未全面说明与本诉欠款相关的信息，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曹健与申政义或烘干塔间的关系，该四份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张瑞勇主张的待证事实。5、证人王某1出庭证实：王某1在2015年与张瑞勇合伙种地，玉米送到赵光十三连烘干塔，共计300多吨，42万元多的玉米款，给了32万，打到张瑞勇账户上了，剩下的10万元多次催要没有结果。后来申政义负责人给王某1另一个负责人曹健的电话号，让我们去找他，我和张瑞勇在赵光小区见到了曹健，曹健答应给我们钱，后来多次沟通还是没给。经申政义代理人询问，王某1陈述称，证人王某1与张瑞勇合伙经营种植玉米，利润各半。他在烘干塔没有见过曹健。2017年10月其与申政义的电话录音因手机坏了，原始录音载体已经不存在了。申政义质证意见：证人王某1与张瑞勇合伙经营种植玉米，共同向烘干塔运送玉米，与张瑞勇存在利害关系，与本案的结果存在明显利害关系，致使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缺乏，在其经营中根据王某1所说其不经手收款等事宜，因此是否被欠款其只能从张瑞勇处得知，其证言对本案不具有证明效力，而且通过王某1证言不能证明曹健与烘干塔及本案的关系。证人王某1与张瑞勇合伙经营种植玉米，共同向烘干塔运送玉米，利润各半，证人与张瑞勇存在利害关系，与本案的结果存在明显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内容不能充分证明欠款的数额、曹健与本案的关系，故该份证言不能充分证明张瑞勇主张的待证事实。6、证人王某2出庭证实：2015年张瑞勇要求证人帮助送玉米，送到十三连烘干塔，和张瑞勇聊天时候张瑞勇说申政义欠他玉米款，说还差10万多元。去年就说被告一直不给他钱。经申政义代理人质询证人陈述称：证人与张瑞勇系同村村民，帮助张瑞勇送玉米系义务帮工，没有报酬，具体送了多少粮食的细节不清楚，都是张瑞勇告诉他的。张瑞勇在本诉中主张的向申政义、曹健送的玉米有证人的一部分，收到粮款后张瑞勇已经将他的1-2万元付清了。申政义质证意见：证人王某2与张瑞勇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张瑞勇主张送往烘干塔的玉米中包含王某2的玉米，根据证言知钱款已经付清，因此王某2与张瑞勇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王某2的证言客观性、真实性缺乏且与纠纷相关的内容全部由张瑞勇处听到的，其本人不知晓，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证言陈述的申政义、曹健是否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数额其不清楚，均是听张瑞勇说的。该份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7、证人张某出庭证实：申政义和曹健在2015年的玉米款付了一部分，还有10万块钱没有给我们，证人和张瑞勇、王某1一起种地。经申政义代理人质询证人陈述称：证人与张瑞勇系同父同母的兄弟，其与张瑞勇、王某1一起种玉米，其与张瑞勇占50%的份额。关于欠款事宜是在证人家中，证人、张瑞勇、王某1以及证人的父母在场核对账目时知道烘干塔还欠十万多元。到烘干塔算账时证人不在场，是张瑞勇和王某1去算的，往烘干塔送玉米的票据已经没有了，被烘干塔收回了。申政义质证意见：证人张某对于合伙关系的证言与王某1所表述不一致，二人证言存在冲突；张某与张瑞勇系亲兄弟，且在所送玉米当中占有部分份额，与张瑞勇存在利害关系，致使证据客观性真实性显著缺乏；张某不参与账目的管理，与账目相关事宜都是从张某处听到，因此该份证言不具备三性，依法不应采信。证人未参与烘干塔的账目管理过程，对于申政义、曹健是否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数额其通过传来的途径获得。且其与张瑞勇系亲兄弟，在张瑞勇主张的欠款中占有份额，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份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申政义、曹健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11月，张瑞勇给申政义经营的烘干塔送玉米，烘干塔在北安市赵光农场十三连，共送玉米二十余车，双方当时未签订书面玉米买卖合同。玉米价格口头约定每斤0.65元和0.63元不等。张瑞勇每送一车玉米，申政义出具收货凭证，现收货凭证均已收回。张瑞勇主张申政义、曹健系合伙经营该烘干塔，并提供录音材料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张瑞勇主张申政义、曹健尚欠其玉米款100,320元，提供账目明细单以及录音材料、证人证言予以证实。现张瑞勇诉至本院，要求申政义、曹健给付玉米款100320元及利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申政义、曹健是否属于合伙关系的问题，张瑞勇提供的录音资料与证人证言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张瑞勇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二、关于申政义、曹健是否欠玉米款以及欠款的数额的问题，首先、张瑞勇提供的账目明细单仅为一组数字记载，无台头、无文字叙述、无相关人员签字，无法证明一个完整的事件，无法建立起与本案的关联性，且在庭审中张瑞勇陈述在出具该对账单时申政义在场，其要求申政义签字，申政义拒绝签字。故该对账单不能作为申政义、曹健欠张瑞勇玉米款的有效证据；第二、欠款通知书系张瑞勇单方制作，且未得到对方的确认，未实现协商一致的效力。快递回执单的签收人系李媛媛，不能证明申政义、曹健收到了欠款通知书，即使二人收到了欠款通知书，也不能实现对申政义、曹健是否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数额的确认目的；第三、银行流水单据仅能证明张瑞勇收到两笔汇款，不能证明申政义、曹健尚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的数额；第四、在五份通话录音中，张瑞勇就2017年11月5日王某1与申政义的电话通话录音未向法庭出示原始载体，申政义对真实性提出质疑，经法庭释明，张瑞勇对该录音不申请鉴定，该份录音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关于张瑞勇与曹健的四份录音，没有通话者的具体信息，通话内容未全面说明与本诉欠款相关的信息，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曹健与申政义或烘干塔间的关系，该四份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张瑞勇主张的申政义、曹健尚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的数额；第五、因证人王某1与张瑞勇系合伙经营关系，与本案的结果存在明显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内容不能充分证明欠款的数额、曹健与本案的关系，故该份证言不能作为张瑞勇向申政义、曹健主张欠款的有效证据；第六、证人王某2出庭关于申政义、曹健欠款的陈述均为其听张瑞勇说的，故该份证言不能作为张瑞勇向申政义、曹健主张欠款的有效证据；第七、证人张某系张瑞勇的亲弟弟及合伙人，在张瑞勇主张的欠款中占有份额，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张某未参与烘干塔的账目管理，对于申政义、曹健是否欠张瑞勇玉米款以及欠款数额其通过传来的途径获得。因此该证言亦不能作为张瑞勇想申政义、曹健主张欠款的有效证据。综上，张瑞勇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曹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瑞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6元，减半交纳计1,153元，由张瑞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东人民陪审员  杨海鹰人民陪审员  吕占芝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赵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