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刑初38号 公诉机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友山，男，197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于2018年8月22日被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9月20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海勇、江敏，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亚招，男，198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人员，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曾因故意伤害行为，于2018年12月14日被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五百元。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王荣文，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才木，福建自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赐住，男，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文盲，无业，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7年3月15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2008年8月12日刑满释放；又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5月6日被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5年8月18日刑满释放；又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7年12月20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2018年2月2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9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谢朝燕，福建银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市集美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人黄艺强，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9月1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9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马标龙，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友东，男，198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曾因故意伤害行为，于2018年12月14日被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五百元。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于2018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耀琼，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林丽华，福建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市集美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人王远景，男，198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个体经商户，家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批准，于2019年4月4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同裕、苏永达，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集检公诉刑诉[2019]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友山犯贪污罪、行贿罪，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9年3月26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又以集检公诉刑追诉[2019]2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起诉被告人王友山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王亚招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告人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犯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远景犯诈骗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期间，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本院依法召开庭前会议一次。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金连、刘顺彬、黄陈炬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王远景及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罪。2012年7月份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友山利用其担任村委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景观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该村村民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及厦门市××××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拆迁公司”）负责人蔡某（均已判决）等人，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骗取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477478.49元。 二、行贿罪。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友山为骗取上述“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景观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款，请托负责该项目的时任党委委员、征地拆迁片区分管领导张某4以及时任征地拆迁工作组成员张某3提供帮助。2013年4月，被告人王友山在骗得补偿款之后，为了感谢张某4、张某3提供的帮助，到张某4位于集美区家中，送给张某4现金人民币200000元；到张某3位于集美区住处的门口，送给张某3现金人民币150000元。 三、2012年年底以来，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纠集被告人黄艺强、李赐住、王友东等人形成恶势力团伙，先后实施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及故意伤害违法行为，破坏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一）寻衅滋事罪。2012年底至2013年1月间，被告人王友山纠集被告人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多次到位于本市集美区工地上，恐吓工人停止施工、逼停工程机械，阻挠该工程项目的正常施工。其中，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五次，被告人王友东参与三次。 （二）敲诈勒索罪。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间，被告人王友山在承揽被害人张某1承建的“厦门火车新站1号地块安置房项目”工程地材的要求被拒绝后，采用破坏活动房、电线杆等方式阻挠工地施工。被害人张某1因工地工程进度受阻约见被告人王友山，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借机以协调村民架设电线杆为由，强行向被害人张某1索要人民币1000000元。被害人张某1为保证工程顺利施工，被迫同意支付。2014年6月20日，被告人王友山按照与被害人张某1的约定，指使被告人王亚招到集美区，向受被害人张某1委托交款的张某2、吴某1收取人民币500000元现金以及500000元的借条。 （三）诈骗罪。2015年年底，厦门市集美区政府实施“集美区后溪镇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委托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征地单位，对2006年12月已被政府预收储的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农用地进行摸底调查。被告人王亚招为骗取补偿费，在拆迁公司及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时，谎称其是该土地原所有人，该地已出租给厦门市××贸易有限公司，该地块上堆放的钢管、砖块、活动房等物系××公司所有。后，被告人王亚招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王远景合谋，签订虚假的土地租赁协议，由被告人王远景以××公司的名义与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骗取货物搬迁、非住宅房屋建筑及附属物补偿费共计人民币857402.45元。2018年8月9日，被告人王远景在被政府工作人员约谈后，将骗取的赃款全部退还镇政府。 另，2013年1月30日0时许，被告人王友东、王亚招在本市集美区酒店ＫＴＶ包间与被害人王某5发生口角后，共同殴打被害人王某5。案发后，被告人王友东、王亚招均被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人民币500元。 为支持指控，公诉机关在法庭审理时出示、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到案经过、户籍材料、提取笔录、情况说明、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认为指控的事实清楚，被告人王友山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人民币3477478.4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王友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数额达人民币35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王友山伙同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李赐住、黄艺强，多次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情节恶劣，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钱款共计人民币857402.45元，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恶势力团伙，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是该恶势力团伙的纠集者。本案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均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友山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王亚招在诈骗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亚招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远景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在实施敲诈勒索的过程中，未兑现勒索的人民币500000元借条，系犯罪未遂，对该部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赐住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友山能够如实供述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对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远景对诈骗罪能够当庭自愿认罪，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提请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王友山对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对其余贪污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均不认罪，当庭提出以下辩解意见：一、贪污罪部分。1、其在2011年并未与王某1、林某等五名村民共谋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进行补偿；2、其也并未请托张某4、张某3、蔡某帮忙；3、“林某甲鱼池”其仅仅收到王某1等人分给的50万元好处费；4、“王某6甲鱼池”其并未与王某1共谋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申请补偿款，补偿材料是王某1等人在其当选村长之前都已经准备好的，其仅是在材料上签名、盖章，其事后分到了129万元整的好处费。二、寻衅滋事罪部分。1、其没有纠集其他被告人去工地阻挠施工；2、其仅仅去过一次工地，是被一个村民叫过去的，说是去反映补偿差价的事情，其去的时候，派出所的人已经在现场了。三、敲诈勒索罪部分。1、是张某1让其帮忙协调电线杆影响线并给村民钱；是张某2提出来给其80万，其还价成100万；2、其让王亚招去收钱，但王亚招并不知道钱的性质；其没有阻挠施工，也没有威胁张某1；3、张某1作伪证，王某7也是颠倒事实。 被告人王友山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贪污罪部分。1、被告人王友山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2、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王友山、王某1参与本案时的主体身份、主观心态和地位作用，将王友山定性为主犯而王某1认定为从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行贿罪部分,被告人王友山不仅是坦白，也是自首。三、涉恶方面。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友山与其他被告人共同组成恶势力团伙没有事实基础，不符合恶势力团伙的认定条件。四、寻衅滋事罪部分。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利害关系人利用扫黑除恶之机实行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嫌疑，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五、敲诈勒索罪部分。本案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犯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定性错误。 被告人王亚招对指控的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均不认罪。当庭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寻衅滋事罪部分。其曾去过工地现场，但不是被王友山叫去的，也没有阻挠施工；其到现场的时候，没有看到本案其他被告人。2、敲诈勒索罪部分。王友山在集美吃饭结束时，给其打电话让其开车到现场，并叫其去协调一下村民立电线杆的事情，其没有参与谈判；其确实帮了王友山收钱，但其不知道钱的性质。3、诈骗罪部分。其只是配合政府的工作，不构成犯罪；地上的钢管、砖块及活动房等都是其本人的；所签订合同的格式是拆迁公司的人叫其抄写的。4、公安机关对发生于2013年1月30日的打架行为行政处罚不合法。 被告人王亚招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指控本案是恶势力团伙，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成立；2、指控被告人王亚招犯寻衅滋事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3、被告人王亚招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既没有主观犯罪故意，也缺乏客观事实依据；4、被告人王亚招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故指控其犯诈骗罪不能成立。 被告人李赐住对指控的寻衅滋事罪拒不认罪，表示其没有去过案发工地现场。 被告人李赐住的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意见认为：1、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被告人李赐住无罪；2、在案证据无法证实王友山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能定性为恶势力团伙。 被告人黄艺强当庭对指控的寻衅滋事罪提出无罪的辩解意见。辩称：1、其没有去过案发现场，其之前认罪是因为其想取保候审出来；2、其没有经常与王友山等人纠集在一起，所以其不是恶势力团伙的成员。 被告人黄艺强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不构成恶势力团伙；2、本案寻衅滋事系村民自发阻止施工的行为；3、被告人黄艺强寻衅滋事的立案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4、指控的被告人黄艺强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 被告人王友东对指控的寻衅滋事罪拒不认罪，辩称：其没有到过案发现场。对于故意伤害违法行为，其辩称没有实施2013年1月30日打架的违法行为。 被告人王友东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不能定性为恶势力团伙；2、指控被告人王友东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被告人王友东无罪。 被告人王远景对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并没有分到全部赃款，也没有分到15万元。 被告人王远景的辩护人对指控的诈骗罪的罪名无异议，但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王远景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被告人王远景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王远景全部退赃、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且妻子有孕在身，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远景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2年年底以来，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纠集被告人黄艺强、李赐住、王友东等人形成恶势力团伙，先后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多次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具体事实如下： 一、寻衅滋事事实 2012年底至2013年1月间，被告人王友山纠集被告人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多次到位于本市集美区的工地上，恐吓工人停止施工、逼停工程机械等“软暴力”的形式，阻挠该工程项目的正常施工。其中，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寻衅滋事五次，被告人王友东参与寻衅滋事三次。 上述寻衅滋事的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王某7的证言证实：2012年12月底至2013年1月份，环保大厦项目所在的工地被王友山等人多次阻挠施工。每次都是其弟弟王某8给其打电话说王友山那伙人来工地闹事；王友山等人阻挠施工前后来了工地最少都有五六次。 2.证人王某8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1）从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这段时间，在供应“环保大厦”工程的过程中，王友山一伙前后来阻挠施工十几次，有三次过来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人，三次都有参加的是王友山、王某9、王某10、李赐住、黄艺强、王亚招、王友东，人很多其印象比较深；（2）还有一天来回阻挠了三四次，那天王友山带着王亚招、王友东、王某10、王某9、李赐住、黄艺强等人来工地阻挠施工；他们通过向工地的工人喊话，威胁工人不许再施工，拿石头或者土块砸施工机械让司机害怕停下来不敢再施工；（3）每一次过来阻挠施工至少造成工地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半天的时候停工，误工费半天时间至少上万元，这还不算工程因阻挠施工造成的工期延误的巨大损失，环保大厦这个工程每延期一天至少造成项目部几万元的损失（工人误工费和机械台班费用等）；（4）王友山一伙十几次的阻挠施工导致项目工期延误很长时间，项目部多次向业主申请延长工期。（5）其辨认出其笔录中所说的王友山、王亚招、王友东、王某9、王某10、李赐住、黄艺强、陈某。 3.证人王某11的证言证实：其看到过有一次，王友山等人前往环保大厦工程工地阻挠施工，其认识的有友山、小坚、砍东、住阿、艺强、马屎、呆阿、招阿、狗屎，友山戴着一个帽子，其看到友山这边的屎、呆阿、招阿、砍东、住阿、艺强、狗屎叫工地停工，还有人往推土机的司机扔石头，我看到司机跳下推土机跑了；其辨认出王友山、陈某、李赐住、黄艺强、王亚招、王某12、王某9、王某10、王友东。 4.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12月底至2013年1月份，环保大厦项目所在的工地被多次阻挠施工。对方村民总共来了有五六次，其中其印像非常深刻的就三次，这三次对方来的人比较多；一次是2012年11月份左右的一天上午，一次是2013年1月份的中旬左右的时候，后来我们开始施工的一天，当天其有报警，对方的村民又来阻挠施工了，对方是开着几部小车和几辆摩托车来的，大概二十来人，一个个都指着工人很凶的说不能开工，地材的事情还没谈好，不准再施工。 5.被害单位代表肖某（施工承包方）的陈述证实：2012年12月底至2013年1月份，环保大厦项目所在的工地被王友山等人多次阻挠施工。当时经常被当地的村民阻挠施工，有五、六次，其中三、四次对方来的人数比较多，因为地材已经签给了的王某7，所以大部分情况都是打电话给王某7让他去处理，其只有一次到过现场，这次现场对方阻挠施工人就比较多，有二十来人。还有二、三次人来的比较多，其记得一次是进场施工没多久，还有记得一次老郑（电话159××××××）打电话告诉其对方来了很多人，那次老郑报警了。 6.被害单位的代表黄某2（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的陈述证实：2012年12月底至2013年1月份，环保大厦项目所在的工地被王友山等人多次阻挠施工，王友山因为没有拿到地材部分，为了争抢地材逼迫王某7退出，王友山多次组织人道工地阻挠施工，导致工地多次停工；被阻挠的次数就多了，其只有两次在现场，时间就是在2012年12月中下旬到2013年1、2月份期间，其记得很清楚是在春节前因为当时要赶工。这两次都是同一帮人，有十几二十个人，印象中都是上午的时间；其辨认出王友山。 7.被告人王友山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1）2012年底12月份左右至2013年初，其组织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到环保大厦项目所在的工地阻挠施工，总共去了五次，其中后三次是2013年1月的一天内去了三次；（2）第一次大概是2012年年底，其打电话叫了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还有光头”和外地人到工地上后就叫喊着工人停工，其当时叫停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勾机；第二次是隔了几天后，其看到“环保大厦”继续施工，其又叫上王亚招、李赐住、“光头”一起去阻挠施工，当时黄艺强的电话没打通，黄艺强就没去；王亚招和“光头”在地上捡了土块或者石头，朝转载机扔过去吓唬转载机司机，司机害怕就停下来了；第三次是2013年1月的一天，其带着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光头”以及“光头”叫来的人又到工地用叫停工人的方式阻挠施工；下午，其带着同样上午阻挠施工的这群人又去了两次，同样是到工地叫停施工，这样一天阻挠施工了三次；其和叫来的人到工地上叫停工人施工，工人看来这么多人就停下来了，如果没停下来其就会吓唬他们，威胁要打人；（3）其是想通过阻挠施工的方式，给施工方施压，让施工方妥协把工程地材部分交给其做；（4）其辨认出就是其笔录中所说的“环保大厦”工地的地点，其组织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多次到该处阻挠施工。 8.被告人黄艺强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有罪供述证实：2012年年底到2013年年初，王友山曾三次打电话让其到工地阻扰施工，具体如下：2012年底的一天上午，王友山给其打电话叫其去一个“环保大厦”的工地，要其去工地叫停工人施工，其到了工地现场看到王友山、王友东还有一些外地的人在场；第一次去过之后没几天的一天上午，王友山又打电话叫其去工地，其到工地后有看到王亚招、王友山、王友东和一些外地人在场，李赐住有没有在现场其没有留意，这次也是和第一次一样就口头叫停工人施工；第三次去工地是2013年年初的一天上午，也是王友山叫其过去工地，其看到王友山、王亚招在场，叫停施工的方式也和前两次一样，这次警察有过来，第三次去工地的时候王友东应该有在场，李赐住不敢确定有没有在场。 9.被告人王亚招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1）其于2012年底至2013年1月份，三次受王友山纠集前往工地阻挠施工，第一次是2012年年底左右的时候，其接到王友山的电话，让其和王友东、王某10一起过去工地现场找工地老板谈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工程拿过来给王友山做，其第二天到现场看见王友东和王某10已经到了，于是就一起进入工地，直接朝施工的工人喊，让他们停止施工，工人停了下来，这时李赐住也过来了，其四个人就在现场等着，待了一会就走了；（2）第二次时间是大概过了几天之后，其接到王友山的电话，让其明天再去施工现场，其第二天到的时候，看见现场有很多人，其认识的有王某10，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还有十多个其不认识的男子跟他们站在一起，其当时没有看见王友山，他可能去找工地老板谈判去了，王某10还在对现场的施工人员说现场不能施工，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也都在工地现场站着；（3）第三次时间是2013年1月左右的时候，也是前一天王友山打电话叫其第二天到环保大厦施工现场，我到现场的时候看见王友山、王友东、王某10、黄艺强、李赐住，另外还有十几个我不认识的男子跟他们站在一起，王某10和王友东进入工地现场，在朝施工的工人喊停，其当时还看见有人拿着土块朝着正在施工的装载机扔过去，这次王某7和王某8也有在现场，后来工地一个管理人员过来，王友山就跟这个管理员说这块地的土地款还差一万，现场不能施工，过了一会警察过来了，警察问王友山什么事情，王友山说工地的土地款有差一万多没有给，警察说这个问题要镇里面协商解决，不要在这边闹事。中午其和王友山，王某10三个人一起在饭店吃饭，王友山说下午还要再去一下，其说下午要接小孩放学去不了；第三次有民警到现场，其他两次有无报警，其就不清楚了；（4）其辨认出集美大道2001号就是“环保大厦”地块。 关于寻衅滋事的事实，尚有如下综合证据予以证实： 1.到案经过证实：2018年8月22日，王友山在厦门市集美区被民警抓获移交集美区监察委员会，王友东、黄某1被传唤至集美公安分局，王亚招被拘传至后溪派出所。2018年9月12日，李赐住、黄艺强被抓获， 2.人员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附相关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王友山、王友东、李赐住、黄艺强、王亚招、黄某1、王远景的自然情况，其中李赐住、黄艺强具有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前科，王友东、王亚招曾因打架被行政处罚。 3.关于“环境监测综合大楼”工程被阻挠施工的出警情况、接处警记录证实：2013年1月20日9时28分（报警电话159××××××，报警人郑某）许，接群众报警称“工地有10几个人阻挠施工”，民警到现场，施工方已被阻挠停工。经了解，阻挠施工方系后溪民，反映该土地地上物补偿未到位，以此要求停工。民警劝离人员。同日9时51分许（报警电话130××××××××××），14时30分许（报警电话130×××××××，报警人王某8）、16时18分（报警电话130×××××××，报警人王某8）许，后溪所先后接到多次报警并出警到现场，发现均为该工地被阻挠施工，为重复警情。 4.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9月19日出具的函证实：监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王友山为非法获取地材供应权，破坏施工，勒索100万元；此外还多次阻挠“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施工，造成施工方多次停工，将线索移交集美分局处理。 5.地材购销合同（附提取笔录、接受证据清单）证实：福建省××建筑工程公司项目部于2013年1月18日与王某7签订地材购销合同。 6.协议书、施工中标通知书（附提取笔录、接受证据清单）证实：厦门市××开发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和福建省××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书。2012年12月18日，福建省××建筑工程公司确认中标厦门市环境监测综合大楼工程。 7.集美区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证实：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8月22日对王友山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立案调查。 8.留置决定书证实：2018年8月22日，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依法对王友山采取留置措施。 9.情况说明证实：（1）集美公安分局对阻扰施工的过程及次数，系通过对被害人王某8等在场其他证人的了解、梳理案发时间段警情等方式进行确定，因案发时间已过去多年，被害人及相关证人记忆模糊，故无法对当时持续多次的阻挠施工的具体时间及每一次参加人员进行精确认定；关于王某10、王某9等人员是否涉案的问题，集美公安分局认为目前相关证据仍不足，将进一步查证。（2）2018年8日22日，集美公安分局抓获王友山并将王友山移交集美区监察委员会。根据扫黑除恶工作机制，集美公安分局密切联系集美区监察委员会的同时，立即对王友山可能涉及的线索进行摸排，通过摸排，发现王友山涉及环境监测大厦工程被寻衅滋事案、张某1被敲诈勒索案两个案件线索，经调查取证，2018年9月11日集美公安分局对王友山涉嫌张某1被敲诈勒索一案立案侦查，12日集美公安分局对环境监测大厦工程被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19日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也将被留置人员王友山的相关案件材料正式移送集美公安分局。（3）关于厦门市环境监测综合大楼的工程项目被寻衅滋事案，目前集美公安分局查找到的相关报警只有2013年1月20日的四起警情，在该日期之间涉及到的环保大厦的报警记录查无。 二、敲诈勒索事实 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间，被告人王友山在承揽被害人张某1承建的工程地材的要求被拒绝后，采用破坏活动房、电线杆等方式阻挠工地施工。被害人张某1因上述工地工程进度受阻约见被告人王友山，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借机以协调村民架设电线杆为由，强行向张某1索要人民币100万元。张某1为保证工程顺利施工，被迫同意支付。2014年6月20日，被告人王友山按照与张某1的约定，指使被告人王亚招到集美区，向受张某1委托交款的张某2、吴某1收取人民币五十万元现金以及五十万元的借条。 上述敲诈勒索的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有关敲诈勒索起因的证据共4组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8、9月，王友山想承包张某1负责的安置房项目的地材供应，让其帮忙介绍；张某1回复说地材供应已经交给王某3做；之后，张某1说工地活动房被人推倒，还说是王友山叫人干的。 2.证人王某7的证言证实：张某1将地材供应委托给其做；2013年6月下旬的一天凌晨，几个蒙面人拿着大砍刀把工人从活动房中赶走，活动房被人驾驶装载机推倒。 3.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实：2010年10月，张某1的公司中标“×××地块安置房项目”；2012年3月，张某1与村主任王某7签订项目地材供应合同，由王某7负责供应地材；王友山两次提出要承包项目地材供应，均被张某1拒绝；王友山威胁其说，如果地材不给他做，该项目就做不下去；此后，2013年6月下旬一天凌晨，王友山指使五六个蒙面人到工地破坏活动房,拿砍刀驱逐工人,驾驶铲车推倒活动房；后来工地施工中不断有人搞破坏,工地围墙被推倒十多次。 4.被告人王友山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证实：其两次找到张某1，要求承包工地的地材供应，张某1均以地材交给王某7供应为由拒绝；其威胁工地不给其做，工程就没法顺利施工；2013年5、6月份的一天下半夜，其找了几个人，蒙面、持刀将工人从工地活动房赶走，用装载机将活动房推倒。其辨认出集美区地块安置房工地就是所说的“1号地块”工地地点，即组织人员破坏活动房的地点。 （二）有关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敲诈勒索的证据共7组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张某1说工地施工的电线杆被推倒，让其帮忙约王友山谈一下；张某1与王友山约好在饭店谈判，王友山提出要承包工地地材工程，被张某1拒绝，之后双方谈好由张某1拿钱给王友山；谈判时王亚招、汪某、吴某1也在场。 2.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实：张某1与王友山在集美吃饭谈判，双方谈好王友山不插手张某1工地的事情,不组织人员到工地搞破坏；作为交换条件，由张某1交给王友山100万元；在场人员还有其本人、王亚招、汪某、张某2。 3.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张某2叫其约王友山到集美吃饭；当天参加人员有张某2及张某2的两个战友、王友山、王亚招；在吃饭期间，张某2的战友和王友山谈工地施工的问题，但是其没有注意听谈论的内容。 4.证人王某13的证言证实：×××安置房项目没有征用到他家里的田地，但该地块在施工的过程中立电线杆有经过其家的地；事后，王友山并没有因为这个电线杆的事情给过钱。 5.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实：2014年6月左右,工地施工的电线杆被推倒，只能租用发电机供电施工，导致工程施工停滞，工期受到影响；2014年6月，其约王友山在集美区吃饭商谈，要求王友山不要搞破坏，王友山提出要给100万元作为交换条件，其同意；商谈时吴某1、张某2、王亚招、汪某在场。 6.被告人王友山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证实：被告人王友山在侦查阶段认罪，供述其与王亚招唆使村民破坏被害人张某1电线杆，阻挠工地施工，以此要挟张某1拿100万元，作为不阻止施工的交换条件。具体如下：（1）2014年5、6月份，张某1的工地施工需要架设电线杆通电到工地，当时电线杆要经过碗头崎小组的农田，其知道村民的房屋拆迁奖励金没还没发，加上工地施工震裂了村民的房屋，其就借着这个事情和村民小组长王亚招去唆使村民不要让施工方立电线杆，其和王亚招跟村民说尽量不要让工地施工方电线杆立起，不然要拿到每平米1500元拆迁奖励金会更加困难，在村民的阻挠下工地施工方的电线杆一直立不起来，工地无法通电而停工；（2）此后有一天，通过汪某的联系，其和汪某去了张某2家，张某2和战友会的会长吴某1都在，张某2为张某1说情，让张某1工地架设电线杆，其以涉及村民的利益为由说不行，张某2又说无非是钱的问题，其当时提出要100万，去找村民协调，好让张某1工地电线杆立起来，张某2联系张某1后回话说可以；（3）过后几天，张某2约其和汪某吃饭，一起去了集美餐厅，其这边吃饭的有王亚招、汪某，张某1那边是张某1、张某2、和会长吴某1，这次吃饭就是谈让张某1立电线杆能让工地通电顺利施工，在饭桌上谈好张某1拿100万给其，其负责让工地的电线杆立起来让工地顺利施工，其还提了一下要做工地的地材，但张某1没答应，过了几天，张某2替张某1带话说先给50万，签50万借条，其同意了；（4）其在审查阶段翻供，辩解其没有指使他人破坏电线杆，100万元是张某1自愿交付的，作为其帮助协调处理电线杆的报酬。 7.被告人王亚招的有罪供述证实：当时其到达饭店包厢之后，听到王友山在跟这个老板提出说要做这个地块的土方，但是对方没有答应，对方说已经给王某3做了；期间其在与张某2聊天，后续王友山与这个老板是怎么谈的，其没有听清楚；后来过了一会，王友山跟其说回去之后，去协调一下村民，让工地的电线杆立起来；直到后来王友山叫其到张某2那边拿钱的时候．其才意识到王友山跟对方谈的条件就是张某2给王友山这100万（包含50万现金及50万借条），王友山不再要求做土方，也同意对方把电线杆立起来，王友山也是亲口交代其去协调村民处理这个事情。事后，其出面立了三根电线杆。 （三）有关王友山、王亚招取得财物的证据共9组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和吴某1到汪某家，替张某1向王友山交100万元，王友山没来，王亚招过来拿钱，说是王友山让他来的；吴某1把装在袋里的现金50万元交给王亚招，王亚招又拿出50万的借条要求张某2签字，说是王友山交代的。 2.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实：其和张某2在汪某家里，交给王亚招50万元现金以及一张50万元借条；王亚招说他是代表王友山出面的,钱交给他就行了。 3.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张某2和战友会的会长两个人，在其家里，交给王亚招一袋钱，还写了一张借条给王亚招。 4.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实：其按照王友山约定的数额，拿钱给王友山时，王友山为了避嫌，要求其不要出面，让其他人代交，王友山本人也不出面，由王亚招出面收钱；之后，吴某1、张某2代替张某1与王亚招交接，向王亚招交了50万元现金及一张50万元的欠条。 5.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其让王亚招出面，向张某1一方收取了50万元现金和50万元的欠条，事后，其让王亚招去协调村民不要阻挠工地立电线杆，工地的电线杆也立起来，并给了一个叫王某5的村民6000元，这样后来张某1工地的电线杆就立起来了；其辨认出汪某的家，即指使王亚招向张某1一方拿钱的地点。 6.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受王友山的指使，在汪某的家里，向张某2、吴某1收取了50万元现金，以及一张50万元欠条，之后将现金和欠条都交给了王友山；其辨认村内一排电线杆就是一号地块使用的电线杆；辨认电线杆旁一个标有“福建×××建设有限公司-厦门火车（新）站1＃地块安置房”字样的在地块；辨认汪某住处的所在单元。 7.书证内容为借条的照片（证人吴某1提供）证实：借条内容为：本人张某2在2014年7月1日向（空白）借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还款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借款人张某2，身份证号码3502111920××××××××，担保人吴某1，身份证号码3502031971××××××××。落款日期2014年7月1日。 8.辨认笔录证实：吴某1辨认出其提供的照片中的借条就是张某2与其本人在汪某家中所写交给王亚招；汪某辨认出照片中借条中的茶几和沙发脚是其家的。 9.图片截图（附提取笔录、接受证据清单）证实：被害人张某1在取款50万元后进行拍照，其中四捆百元面值人民币各10万元，二捆五十元面值人民币各5万元。 三、不归责于团伙犯罪的贪污事实 2012年7月份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友山利用其担任村委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该村村民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及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拆迁公司”）负责人蔡某（均已判决）等人，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骗取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477478.49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王友山与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蔡某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85754.65元。 厦门市集美区村民林某、王某3、王某2、王某4各自经营一个鱼塘，进行水产养殖。2006年左右，王某1为多获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与林某商议后，在林某的鱼塘上建设了部分设施。2006年下半年，镇政府对海田进行了预征，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获得了征地拆迁补偿款。2011年，“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进行开发建设，时任村民小组小组长的被告人王友山与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等人共谋，将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四个鱼塘统一挂在林某名下，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并以“林某甲鱼池”的名义申请征地拆迁补偿款。但申请材料因时任村委会主任的王某7拒绝签字而未能通过审核。2012年7月，被告人王友山当选村委会主任后，利用其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以村委会的名义向××拆迁公司提供了关于林某等人的鱼塘系甲鱼池的证明，并作为代表与镇政府、××拆迁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王某1制作了虚假的《二亩片海田转租合同》，并提供了虚假的甲鱼池照片。××拆迁公司负责人蔡某明知所谓的“林某甲鱼池”实际为普通鱼塘，不符合赔偿标准，仍然接受被告人王友山的请托以及时任后溪镇副镇长张某4（另案处理）的指示，按照甲鱼池的标准制作虚假补偿材料。补偿材料通过了镇政府的审核及集美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的终审。 2013年3月，政府将“林某甲鱼池”补偿款人民币1385754.65元转入村委会账户。2013年4月，林某收到上述补偿款后，与被告人王友山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分赃，其中，被告人王友山分得人民币544754.65元，王某1分得人民币180000元，林某分得人民币200000元，王某2分得人民币280000元，王某3分得人民币75000元，王某4分得人民币105000元。2015年9月18日，被告人王友山得知王某2接受调查后，退还王某2的鱼塘补偿款人民币260000元。 上述贪污的第一起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第一部分：认定被告人王友山主体身份的证据，有如下11组： 1.干部情况简明登记表证实:被告人王友山于2012年7月至2018年8月任村委会主任。 2.当选证明书证实：集美区民政局于2015年8月20日颁发证明书，王友山在2015年度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 3.监察建议书、辞职申请、《关于责令王友山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建议书的复函》证实：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8月23日向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发出监察建议书，鉴于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8月23日决定给予王友山责令辞职处理，请相关单位按照规定办理。王友山于2018年8月26日提出辞职申请，镇政府复函称2018年8月30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全体民代表表决，一致同意王友山辞去村委员会主任职务。2018年9月2日，村委员会举行换届选举，王某14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4.情况说明证实：王友山2012年7月份开始任村委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并领取镇政府发放的生活补贴每月2582元。 5.土房局提供的拆迁补偿材料证实：××公司制作的“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拆迁补偿材料，其中王友山在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补偿协议》上签字盖章。 6.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王友山作为的村主任，要协助镇政府做好两个项目涉及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王友山作为村主任，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甲鱼池”的假证明，到拆迁公司、镇政府找关系、跑手续，并作为村主任在合同上签字。 7.证人陈某1（××公司项目负责人，负责“景观工程”非住宅项目的拆迁工作）的证言证实：王友山是当时的村主任，要协助政府征地拆迁工作。 8.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与辩解证实：王友山是的村主任，村里的事务都是他负责的，包括协助政府做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在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的过程中，王友山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假证明，到拆迁公司、镇政府找关系、跑手续，将鱼塘认定为“甲鱼池”，并作为村主任在补偿协议、领款单上签字。 9.同案犯王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实：王友山是村委会主任。整套的补偿材料都是王友山在做，具体怎么做其不清楚。 10.同案犯林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王友山是的村主任，作为村主任，村里面的事情都是由他负责的，包括协助政府做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王友山做拆迁材料、手续，还有疏通关系、作为村主任签字等。 11.同案犯王某3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王友山当选村主任，王友山在有关补偿材料上签字、盖村委会的章。 第二部分：认定被告人王友山与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蔡某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85754.65元的证据，有如下16组： 1.补偿协议书、征地申请报告、关于杏林湾水利整治工程规划区有关征地问题专题备忘录证实：因杏林湾水利整治工程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水田、渔虾池等于2006年12月26日被包干征用。 2.镇政府出具的《工资表》证实：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等人的鱼塘在2007年已被预征，已经获取了补偿款。 3.环保监测大楼项目规划、用地等审批材料1组（侦查卷七P35-43），包括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市环境监测综合楼项目前期工作的函、厦门市建设工程项目报建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证实：环保监测大楼项目的选址用地情况。 4.关于××核心区征地补偿费用的审核意见、集体土地上非住宅及附属物补助补偿协议（附安置费用表、绘测图）、公示、承包合同书、转租合同证实：“林某甲鱼池”在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中共获拆迁补偿款1385754.65元。补偿协议由镇政府与委会于2012年8月29日签订。此外，测绘图中反映的是林某甲鱼池的测绘情况。 5.证人张某4（时任后溪镇副镇长）的证言及自述材料证实：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其在所负责的项目中，在后溪镇镇长陈某2的明示及暗示下，明知该项目地上物是普通鱼塘，仍授意张某3及拆迁公司以甲鱼池名义对该地上物进行补偿，并在最后审核拆迁补偿材料时，在甲鱼池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造成政府损失。 6.证人张某3（时任后溪镇拆迁工作组成员）的证言及自述材料证实：在2010年的时候，其听张某4讲说王友山要将这块地做成甲鱼池，王友山来其办公室找他，问他怎么样才能把鱼池做成甲鱼池，并就请他帮助协调处理好测绘公司，让测绘公司出具标注甲鱼池的测绘成果图，王友山说他自己会处理好其它的事项。其作为拆迁工作组成员，违反征迁工作规定及集美区有关文件，在明知地上物是普通鱼塘的情况下，指示测绘公司出具虚假测绘成果图，对拆迁补偿材料未依法依规进行初核，予以放行通过，并收受王友山贿赂。 7.证人王某14（王某2女儿）的证言证实：2015年9月18日，王友山托人交给其父亲26万元，王某2称钱是鱼塘的补偿款。 8.证人王某15的证言证实：张某3委托佳图公司对项目地上物进行测绘，其去现场绘测的草图中标注的是池塘，事后发现测绘成果图中池塘被改成了甲鱼池。 9.证人陈某2（后溪镇镇长）的证言证实：从未明示或暗示张某4将项目中的地上物按甲鱼池标准进行补偿。 10.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和辩解及自书材料证实：（1）林某名下鱼塘是普通鱼塘，已预征；为多获得补偿，其在对方鱼塘上建了部分设施；（2）其与王友山、林某合谋，将王某2、王某3、王某4名下鱼塘挂靠林某名下，以甲鱼池名义骗取补偿款，并且是王友山主动打电话给他的说林某的那块鱼塘要以甲鱼池的名义做补偿；（3）其帮助制作假的转租合同（王某2转租给林某），提供假的甲鱼池照片，带林某去信用社领补偿款，将补偿款交给王友山时在场，个人获得18万元；（4）在骗取这笔征地拆迁补偿款的过程中，王友山到拆迁公司、镇政府找关系、跑手续，将林某、王某2、王某3的鱼塘认定为“甲鱼池”，并作为村主任在补偿协议、领款单上签字。 11.同案犯蔡某的供述和辩解及自书材料证实：其知道林某名下的鱼塘已经被预征过，不能再进行补偿；其明知林某名下的鱼塘不是甲鱼池，在张某4的授意和王友山的请托下，帮王友山做甲鱼池补偿材料；补偿所需材料都是王友山提供给其的；其事后没有分得好处；在2011年王友山还没当上村长的时候就与林某、田头小组的小组长（林某的侄儿）三个人过来找他，要其按照甲鱼池的标准制作材料，之后，王友山拿林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王某2与承包合同、王某2与林某的转租合同到××公司的工作点给他，其就让吕某根据××公司提供的测绘图纸上的面积及王友山提供的证明做了“关于林某甲鱼池建造年份、面积的证明”等，交给王友山，让他拿去委会盖章；但是因为当时王友山还不是村长，盖不到章；到了2012年下半年王友山当上村长之后，才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其没有获得好处，纯粹就是帮王友山的忙；其帮王友山是因为一方面张某4有交代，另一方面王友山在后溪势力大、人脉广，且其公司征地拆迁工作的开展在有些事情上也需要担任村主任的王友山帮忙，所以就帮他了。 12.同案犯王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实：（1）其名下鱼塘是普通鱼塘，不是甲鱼池，已预征；（2）2012年上半年，王友山让其找时任村主任王某3签字，王某3不同意;（3）2012年下半年，王友山当村主任后，其明知是鱼塘，与王友山共谋，将名下鱼塘作为配套池挂靠在林某名下，以甲鱼池名义骗取补偿款；（4）其在鱼塘转租合同上签字，王友山给他28万并让他签《领款证明》；（5）2015年检察机关调查时，在王友山授意下做假证，王友山给其补款26万元。 13.同案犯林某的供述和辩解及自书材料证实：（1）其名下鱼塘是普通鱼塘，已预征；为多获得补偿，王某1在其鱼塘上建了部分设施；（2）2012年上半年，王友山让其带补偿材料找时任村主任王某7签字，王某7不同意;（3）2012年下半年，王友山当村主任后，其明知是鱼塘，与王友山、王某1共谋，将王某2、王某3、王某4名下鱼塘挂靠其名下，以甲鱼池名义骗取补偿款；（4）其在相关材料上签字，领取补偿款并交给王友山，经手给王某37.5万元，个人获得20万元；（5）2012年上半年王某1打电话让其到王某1家里的时候，王友山在场，王友山还让其拿材料去找王某7签字；王某2、王某3、王某4的鱼塘挂靠在其名下肯定是王某1、王友山他们商量好的，至于怎么弄的，都是王友山、王某1操作。 14.同案犯王某3的供述和辩解及自书材料证实：（1）鱼塘是向王某16、王某17置换而来，是普通鱼塘，不是甲鱼池，鱼塘已预征，补偿款是王某16、王某17领取的；（2）林某让他将鱼塘挂靠在其名下，以甲鱼池名义补偿；林某叫他找王某3签字对方不同意；王友山当村主任后补偿款下来，林某给他7.6万；（3）否认与王友山共谋，但供认后知道王友山有参与，王友山让他签《领款证明》。 15.同案犯王某4的供述和辩解及自书材料证实：（1）鱼塘是由自家的、王某18、王某19、王某20等人的海田合并后开挖的，已预征，补偿款由各自领取；是普通鱼塘，不是甲鱼池；（2）填土方时王友山告诉他会补偿其地上物，后王友山给他10.6万元，并签《领款证明》；（3）供认知道鱼塘不能再次获得补偿；辩解当时未过问，不知道王友山如何操作的，签《领款证明》时未细看，直到2015年才知道是以甲鱼池的名义申报的。 16.被告人王友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及自述材料证实：2012年至2013年间，其利用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贪污两笔征地拆迁补偿款。其中一笔其我伙同村民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以及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某，以“林某甲鱼池”的名义贪污征地拆迁补偿款138万余元。 （二）被告人王友山与王某1骗取“景观工程项目”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091723.84元。 2012年下半年，“景观工程项目”在王某1的父亲王某6承包的鱼塘所在的区域进行开发建设，该地块已被政府预征并且王某6已经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款。被告人王友山明知上述情况，仍与王某1共谋以普通鱼塘冒充甲鱼池，并以“甲鱼池”的名义申请征地拆迁补偿款。而后，被告人王友山利用其担任村委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向厦门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提供了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的关于王某6的鱼塘系“甲鱼池”的虚假证明，并作为代表与镇政府、××拆迁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材料通过了镇政府工作人员张某3（另案处理）的初核、张某4的审核及集美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的终审。 2013年3月，政府将“甲鱼池”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091723.84元转入村委会账户。2013年4月，王某1收到上述补偿款后与被告人王友山共同分赃，其中，被告人王友山分得人民币1291723.84元，王某1分得人民币800000元。 上述贪污的第二起事实，有下列10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关于景观工程非住宅及附属物补偿项目的审核意见、整治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登记明细表、关于统一全区范围内甲鱼池鳗鱼池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抄告单、景观工程非住宅及附属物补助补偿协议（附安置费用表、绘测图）、公示以及补偿协议书、补偿补充协议书、合同书证实：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集美区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于2006年12月26日、2009年1月16日先后被征用。王某6甲鱼池在景观工程项目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中共获拆迁补偿款2091723.84元。补偿协议由镇政府与委会签订。张某4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此外，测绘图中反映的是王某6甲鱼池的测绘情况。 2.王某1甲鱼池的赔偿材料证实：补偿款2091723.84元已转至委会账户，“王某6”已领取该款项。 3.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其作为拆迁工作组成员，在负责“景观工程”这个项目时，在张某4的指示和王友山的请托下，明知该项目的地上物不是甲鱼池的情况下，让佳图公司出具标注甲鱼池的虚假测绘成果图，并在初审拆迁补偿材料时，在甲鱼池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导致政府征地补偿款被骗。事后，收受了王友山给予的15万元感谢费。 4.证人张某4（“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和“景观工程”负责人）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其在所负责的“景观工程”项目中，在后溪镇镇长陈某2的明示及暗示下，明知该项目地上物是普通鱼塘，仍授意张某3及拆迁公司以甲鱼池名义对该地上物进行补偿，并在最后审核拆迁补偿材料时，在甲鱼池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造成政府损失。 5.证人陈某1（西部公司项目负责人，负责“景观工程”非住宅项目的拆迁工作）的证言证实：其公司在负责景观工程”非住宅项目的拆迁工作期间，张某3让王友山与其对接工作；王友山向其提供了王某6的身份证复印件、承包合同、建造时间证明、现场照片；其根据××测绘公司出具的标有甲鱼池的测绘成果图，制作拆迁补偿材料。 6.证人陈某2（党委书记）的证言证实：其从未明示或暗示张某4将项目中的地上物按甲鱼池标准进行补偿。 7.证人张某5（厦门市××测绘公司内业）的证言证实：张某3要求其在《×××景观工程项目的测绘图（王某6甲鱼池）》测绘图上标注甲鱼池。 8.证人左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张某3委托佳图公司对“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地上物进行测绘；标注甲鱼池和配套池是拆迁公司或张某3要求的，测绘成果图出具前需要张某3确认，最终测绘成果图是张某3领取的。 9.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在“景观工程项目”拆迁补偿过程中，其伙同王友山等人以甲鱼池名义冒充普通鱼塘骗取补偿款209万余元，其分得80万元；其曾参与制作虚假合同，提供虚假甲鱼池照片。 10.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和辩解及自述材料证实：其伙同王某1以王某6的鱼塘冒充甲鱼池，以“甲鱼池”的名义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的补偿协议及相关材料，补偿款数额共2091732.84元；其共分得129万余元。 四、不归责于团伙犯罪的行贿事实 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友山为骗取上述“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景观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款，请托负责该项目的时任党委委员、东部文教区征地拆迁片区分管领导张某4以及时任东部文教区征地拆迁工作组成员张某3提供帮助。2013年4月，被告人王友山在骗得补偿款之后，为了感谢张某4、张某3提供的帮助，到张某4位于集美区家中，送给张某4现金人民币200000元；到张某3位于集美区住处的门口，送给张某3现金人民币150000元。 2018年8月22日，被告人王友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被告人王友山如实供述了自己行贿的事实。另查明，被告人王友山的妻子黄某1在法院审理林某等人贪污案期间，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1577478.49元。 上述行贿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其负责“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和“景观工程”两个非住宅拆迁项目；2013年上半年一天的晚上，王友山到其家中，王友山说甲鱼池能得到补偿要感谢其，送给其20万元现金和2瓶洋酒，其就收下了；其认为王友山一方面是感谢其帮忙争取了甲鱼池补偿款，另外一方面其是镇领导，王友山是村长，也需要跟其搞好关系，以后得到其的关照。 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其作为拆迁工作组成员，在负责“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时，在张某4的指示和王友山的请托下，明知该两项目的地上物不是甲鱼池的情况下，让××公司出具标注甲鱼池的虚假测绘成果图，并在初审拆迁补偿材料时，在甲鱼池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导致政府征地补偿款被骗。事后，收受了王友山给予的15万元感谢费（两个项目的感谢费）。 3.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和辩解及自述材料证实：（1）2013年4月左右，张某3给其打电话，说急需用钱，让其拿15万元，其就拿了15万元的现金装在袋子里面，到了张某3家附近，把15万元拿给了他；当时甲鱼池的补偿款已经发下来一段时间，张某3说让其先拿15万元，其理解就是向其要好处。其认为张某3确实也帮忙了，本来也要感谢他的，就拿了15万元送给他；（2）2013年4月，其分到了“林某甲鱼池”、“王某6甲鱼池”的补偿款之后，从这些钱里面拿了20万元的现金，把钱放和两瓶洋酒在一个袋子里面，拿着装有20万元和洋酒的袋子到张某4的家里送给张某4；张某4是项目的分管领导，在甲鱼池的补偿上起了关键作用，其有请张某4帮忙争取给“村民”补偿，张某4也有给予帮忙，其给他钱是感谢他。 4.张某4、张某3的户籍材料，证实了张某4、张某3的自然情况。 5.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区委组织部、集美区人民政府以及镇政府出具的证明证人张某4、张某3任职情况的证据，包括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成人员的通知、情况说明中共集美区委关于给予张某4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共集美区委关于给予张某4开除公职的处分证实：（1）张某4于2005年起担任后溪镇东部文教区征地拆迁工作的分管领导，代表镇政府开展拆迁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协调解决征地拆迁、场地平整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安排拆迁工作组人员具体工作；代表镇政府委托拆迁公司、测绘公司实施具体拆迁、测绘工作；对拆迁公司报送的征地拆迁补偿材料、测绘公司出具的测绘材料进行全面审核，确保征迁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代表镇政府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同意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等；张某4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张某3于2004年5月至2015年10月被聘为后溪企业发展公司（镇政府全资投资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合同工，主要负责后溪镇相关征地拆迁工作。2008年之后，张某3系东部文教区拆迁工作组成员，具体工作由文教区分管领导张某4安排，具体职责包括：委托测绘公司对征迁现场进行修测、放样；代表镇政府与拆迁公司、测绘公司对接，收集并汇报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拆迁公司报送的拆迁补偿材料和测绘公司出具的测绘材料进行初核，确保拆迁补偿材料、测绘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合法性； 6、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后溪镇作为拆迁主体的工作职责，其中包括委托拆迁公司实施具体拆迁工作，委托测绘公司实施测绘放样，审核拆迁公司、测绘公司出具的拆迁、测绘成果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 7.张某3的一审、二审刑事判决书、张某4的二审刑事判决书证实：张某3因在“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景观工程项目”中滥用职权以及在其他项目中受贿已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张某4因收受蔡某、肖某给予的现金、购物卡共计人民币6.25万元，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8.张某4的立案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证实：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0日对张某4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进行立案调查，张某4于2018年10月16日向集美区监察委员会退缴赃款人民币20万元。 9.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证实：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6日向张某4扣押到赃款人民币20万元。 关于贪污、行贿的事实，尚有下列综合证据予以证实： 1.关于王友山到案经过的说明、王友山涉嫌贪污、行贿案件案发经过、案件移送函证实：（1）2018年8月22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民警在王友山家中将王友山抓获，并将王友山移送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同日，集美区监察委员会依法对王友山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9月20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被告人王友山执行刑事拘留；（2）2015年9月28日，王友山涉嫌贪污被集美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王友山在逃，被依法通缉；2018年8月22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民警在王友山家中将王友山抓获，并将王友山移送集美区监察委员会；在被调查期间，王友山能如实供述自己已经被掌握的贪污人民币3477478.49元、行贿人民帀35万元的犯罪事实。 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了被告人王友山的身份自然情况。 3.王某1等人的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犯王某1等人均已被判刑，被告人王友山涉案的有关犯罪事实已得到生效判决书的确认。 4.王友山涉嫌贪污、行贿案件涉案款物报告证实：王友山伙同王某1等人贪污补偿款3477478.49元，在王友山归案前，王友山妻子黄某1代王友山向集美区人民法院退缴了王友山个人所得的全部赃款。目前，司法机关已经将3477478.49元赃款全部追缴。王友山向张某4行贿20万元，张某4已于2018年9月10日向集美区监察委员会缴交赃款20万元，该款项已随同张某4款项已随同张某4受贿—案移送集美区人民检察院。王友山贪污、行贿案中，集美区监察委员会未另行扣押涉案款物。 5.关于张某3问题的函证实：张某3受贿的问题线索，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正在进一步核实。 五、不归责于团伙犯罪的诈骗事实 2015年年底，厦门市集美区政府实施“集美区后溪镇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委托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征地单位，对2006年12月已被政府预收储的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农用地进行摸底调查。该块土地在预收储之前，系由村民王亚民、王金水、王某3、王某2、王某21等人承包经营的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告人王亚招为骗取补偿费，在拆迁公司及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时，谎称其是该土地原所有人，该地已出租给厦门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该地块上堆放的钢管、砖块、活动房等物系××公司所有。后，被告人王亚招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王远景合谋，签订虚假的土地租赁协议，由被告人王远景以××公司的名义与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骗取货物搬迁、非住宅房屋建筑及附属物补偿费共计人民币857402.45元。2018年8月9日，被告人王远景在被政府工作人员约谈后，将骗取的赃款全部退还镇政府。 2018年8月22日，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王远景、王友东被公安机关抓获。2018年9月12日，被告人李赐住、黄艺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被告人王友山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庭审时对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及罪名翻供，拒不认罪，仅对行贿罪认罪；被告人王亚招在侦查阶段即如实供述了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但在庭审时对寻衅滋事罪翻供，在审查起诉阶段方如实供述了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在庭审时对诈骗罪又翻供，自侦查阶段一直拒不如实供述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事实；被告人黄艺强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但在庭审时翻供；被告人李赐住、王友东均拒不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王远景在庭审时方自愿认罪。 上述诈骗的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有关涉案地块归属等整体情况的证据共9组 1.证人李某（后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办经理）的证言证实：2006年12月26日，涉案地块“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角地”由集体土地性质变更为预收储地。2015年8月28日，该地块变更为收储地。 2.证人王某8（原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实：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地地块被政府预收储后，王亚招占了地块的几十亩作为堆场，放置钢管、水泥块、模具等物品，并建有几栋活动房。 3.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与辩解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不是涉案地块的承包人，利用地块已被政府预收储但未使用的情况，在地块上堆放构筑物。2015年底至2016年初，王亚招在政府工作人员对涉案地块摸底调查前，提前编造了地块是其本人所有，地块出租给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地上堆放物系该公司所有的谎言；其辨认出集美大道附近一条未标注路名的公路两侧土地就是原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政治项目中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子项目地块。 4.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集府综[2006]11号）证实：2006年11月9日，第九届区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二）关于文教区西连福厦漳高速公路50米范围内用地补偿问题。因公路建设使该范围内水利设施遭破坏无法耕作，会议同意按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由文教区管委会与相关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并负责该地块的管理。 5.征地申请报告证实：2006年12月2日，村民委员会向镇政府、集美区文教区管委会提交征地申请报告，申请政府征收包括文教区西连福厦漳高速边角地140.15亩在内的267.59亩村集体土地。 6.补偿协议书（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角地预征ＮＯ：01）、补偿补充协议书（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角地预征ＮＯ：01之补充1）证实：2006年12月26日，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征收位于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140.15亩农用地。协议明确征收土地范围、补偿标准。 7.土地移交协议书证实：2009年1月10日，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土地移交协议，由委会该日将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140.15亩农用地移交给镇政府。 8.收储补偿协议书（ＮＯ：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征01号）证实：根据集美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会议纪要［2015］13号、后溪片区征地拆迁开发建设指挥部公文办理抄告单（编号：［2016］02-3号、05-4号），厦门市后溪镇人民政府、后溪镇村民委员会、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征地单位、被征地单位、实施征地单位，三方签订协议，由镇政府向后溪镇村民委员会支付补差款共计人民币1918680元。签订日期无显示。（镇政府代表：陈某3、李某；代表：王某8）。该协议书显示：53231.964平方米（折合79.847亩）已于2006年因“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角地”预收储。 9.情况说明（由后溪镇村民委员会出具）证实：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地块总79.85亩农用地，在2007年预收储之前，系由后溪镇田头组村民王亚民、王金水、王某3、王某2、王吉信等人承包经营的村集体所有土地。 （二）有关被告人王亚招虚构土地系其本人所有、地上物系××贸易有限公司堆放的证据共9组 1.证人王某8（原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实：王亚招在拆迁公司及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土地摸底调查时，向工作人员表示地是他的，租给王远景的××贸易有限公司使用，地上物是该公司堆放的，并称能提供租赁合同等手续；其向工作人员默认王亚招的上述说法。 2.证人吴某2（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实：其与魏某、陈某3、杨明山等人向王亚招确认涉案地块归属时，王亚招说场地是他的，出租给××贸易有限公司使用，地上物是××贸易有限公司的，王亚招表示能提供租赁合同等手续，书记王某8当场确认王亚招的说法。 3.证人魏某（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的证言证实：××拆迁公司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地块摸底调查时，王亚招当场表示场地是他的，地是他的，地出租给别人，地上物是租地方的，并表示手续是齐全的；书记王某8当场确认王亚招的说法。 4.证人陈某3（原镇政府副镇长）的证言证实：王亚招向拆迁工作组表示涉案地块地是他的，地上物也是他们的。 5.证人杨某（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王亚招向拆迁工作组称地是他的，地上物是他租给××贸易有限公司堆放的，已经放很多年，没有赔钱没有办法马上搬走。 6.证人许某（集美新城建设开发指挥部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王亚招说地他用了很久，地上物都是他的，没有赔给他钱，他怎么搬走。 7.证人曹某（大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职员）的证言证实：其到涉案地块现场清点地上物时，向王亚招确认地块及地上物的归属，王亚招说土地是他的，地上物是××贸易有限公司的。 8.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左右，拆迁工作组人员摸底调查，问地和地上物是谁的，其表示地是其自己的，地上物是其租给××贸易公司堆放的；后来评估公司工作人员也向其确认土地及地上物的归属，其也回答说土地是其自己的，地上物是其租给××贸易公司堆放的；其看到村里其他人赔偿时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跟王远景关系又比较好，所以在摸底调查前就已经想好这么说。到需要王远景签名和盖公司章时，其把情况告诉王远景。 9.被告人王远景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从来没有去过涉案地块，也不知道地块的具体位置，地块上的构筑物、钢管等也不是其的。 （三）有关被告人王亚招出具虚假证明、伪造场地租赁合同的证据共10组 1.证人王某8（原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实：王亚招要求王某8以村委会的名义开证明，证明地上物是王远景的××贸易有限公司所有；证明是王亚招打印好拿来盖章的，其相信王亚招，给他盖章。 2.证人吴某2（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实：魏某通知王亚招征迁赔偿审核工作要提供土地租赁合同，王亚招提供了一份租赁合同，提供时间在政府与××贸易有限公司签署赔偿协议之前。 3.证人魏某（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的证言证实：其根据评估公司要求，要求王亚招提供土地租赁合同；王亚招提供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合同显示王亚招将涉案土地出租给厦门××贸易有限公司；评估公司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等材料，出具了评估报告。 4.证人陈某3（原镇政府副镇长）的证言证实：王亚招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证明王亚招将土地租给王远景的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日期是2015年1月1日，租赁时间在项目搬迁启动之前，按照该合同，地上物符合补偿标准。 5.证人曹某（大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职员）的证言证实：其根据拆迁公司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材料，于2016年3月5日制作评估报告，提供给拆迁公司。 6.证人陈某4（后溪镇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的证言证实：王亚招提供的租赁合同内容是王亚招以土地原承包人的身份，将土地出租给王远景的××贸易有限公司；缺少这份材料，后续的审核工作无法开展。 7.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魏某电话通知王亚招要补充租赁合同，其就向魏某要了一份空白合同，其找到王远景，告诉过王远景他在高速公路旁有块地，搬迁补偿需要补充租赁合同，让王远景帮助伪造租赁合同，合同内容是王远景以××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他租赁这块土地；后来把伪造的租赁合同提供给魏某。 8.被告人王远景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没有让村委会出具有关涉案地块的房屋、建筑材料堆场及配套附属设施均系其所有的证明，不清楚该份证明的来源；场地租赁合同是虚构的，王亚招说领取补偿款需要补充租赁协议，并说租赁合同只是走走形式，王远景帮忙签订虚假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向王亚招租赁涉案地块。 9.证明（后溪镇村委会出具）证实：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地征地项目上的房屋、建筑材料堆场及配套附属设施均归村民王远景所有。 10.场地租赁合同证实：王亚超、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出租方、承租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租赁地块系海埔场地，租赁期限五年，签订日期2015年1月1日。 （四）有关被告人王亚招骗取征迁补偿款及退赃情况的证据共16组 1.证人陈某5（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征收科科长）的证言证实：预收储后没有确认交地或者清表，预收储后再形成的地上构，如果形成地上构筑物的行为人系原土地承包人或通过租赁取得经营的人员,按照集美区征地补偿的做法，这种情况由镇街上报区指挥部研究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2.证人许某（集美新城建设开发指挥部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土地预收储时间比较长，地上物、附属物是历史遗留，或者有其他合理来源，政府按相关规定进行研究，如果符合规定就给予补偿。 3.证人吴某2（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实：土地预收储后，在未实质性交地的情况下，如果原土地承包者或者通过租赁关系取得合法经营权的人使用土地形成地上构筑物，该情况可以获得赔偿。 4.证人魏某（厦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的证言证实：预收储的土地在未实质性交地的情况下，原土地承包者或者通过租赁关系取得合法经营权的人继续使用原土地，这两种情况可参照轨道一号线相关标准做法对地上物补偿清理。 5.集美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会议纪要（专题[2015]13号）证实：集美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召开会议，形成关于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政治相关问题的纪要，明确对项目用地的预收储问题以及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问题。 6.“关于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问题的请示”（附提取笔录、接受证据清单）证实：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涉及6个项目，约304.69亩，其中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第共计79.85亩，该项目原文教区管委会委托后溪镇预收储，2006年签订预收储协议8万元/亩，2009年签订交地奖励金0.8万元/亩，有地上物尚未补偿清理；对于地上物清理方面，建议参照轨道一号线（后溪段）相关标准做法进行补偿清理。对地块内涉及的评估部分，由镇政府直接委托厦门大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评估，并以评估公司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上的金额给予支付。 7.公文办理抄告单（编号：[2016]02-3号）证实：2016年1月15日，后溪片区征地拆迁开发建设指挥部发文，要求后溪镇务必于1月20日完成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整治综合整治项目有关地块的交地工地，包括本案涉案地块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边角地等6个项目，会议规定由厦门市××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内涉及的土地征收（含补差）、地上物补偿等相关工作；对该地块内未征收部分按现行征收标准进行预收储。早期已完成预收储，但征收标准与现行标准有差距，且未实质交地部分，按现行征收标准进行补差；对未补偿清理的地上物，参照轨道一号线（后溪段）相关标准做法进行补偿清理。 8.公文办理抄告单（编号：［2016］05-4号）证实：2016年3月4日，后溪片区征地拆迁开发建设指挥部发文，为加快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问题，确保如期完成任务，会议明确：请区重点办对该地块涉及的征地协议进行把关；涉及地上物补偿资金测算问题，由区重点办陈某4牵头，后溪镇、区财审、拆迁公司配合，务必3月1日前完成资金测算工作。 9.公文办理抄告单（编号：[2016]08-7号）证实：2016年3月28日，后溪片区征地拆迁开发建设指挥部向镇政府发文，明确根据集美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专题[2015]13号纪要，项目涉及崎沟片区部分土地及地上物需补偿清理。会议对镇政府根据片区指挥部公文办理抄告单（[2016]02-3号）等文件精神，参照轨道一号线（后溪段）相关做法完成了其中16户被拆迁户地上物的商谈、协议签订等工作，总面积为7588.887平方米，总补偿金额为4895017.68元的协议予以确认，其中包括厦门××贸易有限公司，面积2123.2平方米，补偿金额为857402.45元。 10.情况说明(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证实：集美区征地补偿的习惯性做法。其中规定：1、对于发布征地公告（包含预收储）的土地，如果地上构筑物属公告前就已经存在的，按照惯例参照集征中心[2016]1号、厦府[1999]综062号文给予适当的补助。2、对于征地（包含预收储）后再形成的地上构筑物不予补偿或补助。3、对于预收储的土地，如果没有确认交地或进行清表工作，在预收储之后才再形成地上构筑物，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如果形成地上构筑物的行为人系原土地承包人或通过合法租赁取得经营权的人员，这种情况的补助问题均是由镇街上报片区指挥部研究确定。4、在实际征地操作中，已预收储的土地未能及时办理正式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如果土地已预收储之后再形成地上构筑物的行为人系原地承包人或通过租赁取得经营的人员，该类地上物的补助问题由镇街上报片区指挥部研究确定。5、其他特殊情况的，按相关规定由镇街上报片区指挥部研究确定。 11.证明（后溪镇村委会出具）证实：厦门市××贸易有限公司租赁涉案地块，且地块上堆放的构建物系该公司所有（结合前述证据，该材料为虚假材料）。 12.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表、附属项目统计表、现场照片，证实了涉案地块上堆放物数量、地块面积、补偿安置费用的统计情况。 13.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王远景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厦门××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远景，账号90×××65、代码57××××-2。 14.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地)”非住宅协议书（NO：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非住宅019”，1份（6P90）证实：厦门××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厦门市后溪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双方签订非住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乙方的非住宅房屋因项目建设需要，应搬迁拆除，乙方拥有多栋简、砖、棚结构房屋，面积为2123.2平方米，乙方如在2016年7月31日自行搬迁并交付拆除完毕，甲方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助货物搬迁、非住宅房屋建筑及附属物补偿费857402.45元。协议书加盖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王远景签字。 15.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实：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对公账户（90×××65）接收镇政府拆迁款的情况，汇款时间2016年4月7日，金额857402.45元。2016月4月7日、8日，王远景分20次现金支取的方式将857402.45元取现。 16.谈话笔录、证人黄某2（后溪镇党委副书记）、刘某（后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律顾问）、林某（后溪镇河长办工作人员）、陈某6（后溪镇党政办工作人员）、陈某7（后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会计）、证人王某9（王远景的妻子）的证言、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了诈骗赃款857402.45元的退赃情况。 六、关于被告人王友东、王亚招于2013年1月30日实施的不归责于团伙犯罪的故意伤害违法行为，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王某22证言证实：案发当晚，其有与王某23、王亚招等人一起在酒店包厢喝酒，但其先走不知道打架的事情。 2.证人王某24证言证实：2013年1月30日0时许，王友东过来包厢敬酒与王某23发生争吵，两人互相拳打脚踢；后其送走王友东，回包厢后看到王亚招与王某23在沙发上拉扯。 3.证人王远景证言证实：2013年1月30日0时许，王某23与王友东、王亚招两人在酒店包厢内互相拳打脚踢，后在酒店楼下，王某23被五名陌生男子围殴。 4.证人张某6证言证实：其是ＫＴＶ的服务员，有看到案发当晚包厢有人打架。 5.证人崔某证言证实：2013年1月30日0时许，其由龙哥开着一辆白色小车载到酒店楼下，后龙哥和几个男子围殴一名男子。 6.被害人王某23陈述证实：2013年1月29日23时许，王某23到酒店包厢喝酒，期间因琐事与王亚招发生争吵，后王友东拿酒杯砸王某23右侧眉骨，王亚招用拳头打王某23头部；之后的事情其记不清，只记得次日3时许其老婆杨某到酒店找其并将其送医。 7.王友东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1月30日0时许，其到酒店包厢喝酒，王某23和王亚招打了起来，其被王某23拿空杯子砸到嘴，就跟王某23用拳头互打，后被王某24拉开。 8.王亚招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1月30日0时许，其与王某23在酒店ＫＴＶ包厢因琐事发生争吵，后王友东也与王某23争吵，其与王某23用拳头互相殴打。 9.法医学临床检验鉴定书（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物证鉴定书出具，（厦）公（集刑）鉴（临床）字［2013］386号）证实：根据检验所见结合病历记载，王某23受伤，致肢体刑初5处创口疤痕，累计长度达到15.4ｃｍ，依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十一条规定，上述损伤构成轻伤。 10.综合材料，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证明书等（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调取、出具），证实了本起违法事实的处理情况。 关于全案，尚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三份情况说明予以证实： 情况说明（共三份）证实：1.第一份情况说明证实：2018年9月14日，集美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在对被告人王亚招讯问过程中，未使用厦门市第二看守所的刻录系统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系使用执法记录仪录音录像。该局将执法记录仪导入分局的机器设备，后该机器设备损坏，大量视频丢失，故对被告人王亚招的该次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无法恢复。2.第二份情况说明系由厦门嘉益安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证实：2018年12月13日该公司接集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映，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工作站硬盘损坏，随后该公司派员工去集美公安分局拆卸故障硬盘，并将损坏的硬盘交于集美分局；第三份是针对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在监委办案场所讯问王友山的情况说明，由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出具，办案民警赖熹和卢霖签名，证实：在讯问王友山的过程中，讯问程序合法，被告人王友山全程自主陈述，无逼供、诱供等情形，部分笔录内容以归纳总结的形式记录，忠于王友山的原意，且笔录均经过王友山仔细核对后，其签名确认无误。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证据之间能够互为印证，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并结合有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2019年6月19日，在本案庭审时，被告人王友山的辩护人申请对王友山于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20日所做的二份笔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被告人王友东的辩护人申请对王亚招于2018年9月14日所做的笔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本院认为，首先，在程序方面，该申请不符合相关规定。本院在开庭前依法召开了庭前会议，并在庭审时当庭宣读了庭前会议报告。在庭前会议中，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的辩护人均明确表示不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且各辩护人均明确表示，已经会见过各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也能够代表各被告人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没有正当理由，法庭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故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事项，法庭经审查认为没有正当理由的，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各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均明确表示不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但却在庭审中提出申请，合议庭在2019年6月19日下午的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经审查评议，该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不符合规定，故不同意该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依法予以驳回。 其次，在实体内容方面，被告人王友山有罪供述的内容不具备排除的条件。针对被告人王友山于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20日所做的二份笔录是否为非法证据的问题。1、该二份笔录分别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王友山所做的笔录，在该二份笔录中，王友山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且9月18日的第一份笔录有同步录音录像予以证实，同步录音录像显示，被告人王友山并没有受到非法讯问，其对自己所做的笔录内容也经过核对并签名确认。为了证实该份笔录的合法性，办案民警也对该份笔录的制作过程做出了情况说明，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同时，办案民警于9月20日在厦门市第二看守所对王友山所做的笔录内容跟9月18日基本一致，内容也经过王友山的签名确认，故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友山对该二份笔录是同意并认可的。2、被告人王友山在2019年6月19日的庭审中，向法庭明确表示，公安机关在对其做笔录时，并没有威胁或者引诱，虽然其辩解称其女儿、妻子、弟弟曾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其亲属是否被抓跟其亲属是否涉嫌犯罪有关，并不能成为王友山本人在本案中是否如实供述的理由，也不能据此判断被告人王友山在被公安机关讯问时受到其亲属被抓的威胁。3、经核对同步录音录像与书面讯问笔录所反映的内容，被告人王友山的当场陈述与笔录中记录的内容确实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也只是具体文字表述方式的不一致，这是本案人员在记录时对王友山供述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的结果，在主要内容与关键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不一致，故不影响对被告人王友山该二份笔录合法性的认定。故被告人王友山于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20日所做的二份笔录不应当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排除。 再次，在实体内容方面，被告人王亚招有罪供述的内容也不应当被认定为非法证据。1、被告人王亚招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及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寻衅滋事的行为均认罪，但当庭翻供称自己去过工地却没有阻挠施工，对寻衅滋事罪拒不认罪，其翻供理由是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拿王友山的笔录给其看，其顺着该供述讲，所以当时才认罪，本院认为，即使真的有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拿着王友山的笔录给其看，也并不能成为王亚招当时认罪的理由，王亚招是否认罪，主要取决于其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而非王友山的笔录如何讲。且王亚招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也作出了稳定一致的有罪供述，其当庭也确认公诉机关办案人员在讯问时未对其指供诱供，故足以证明被告人王亚招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系出自其本人意愿，真实有效，足以采信。2、关于提讯王亚招是否合法的问题，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由于当时的设备损坏原因，无法提取到对王亚招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同时，公诉机关在开庭时也出示了对王亚招的讯问笔录，证实王亚招在公诉机关的讯问中，对寻衅滋事行为也做了有罪供述，足以采信。故被告人王亚招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 二、关于指控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犯寻衅滋事罪是否成立的问题。上述五个被告人及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均对寻衅滋事罪做无罪辩护。本院认为: 首先，关于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针对寻衅滋事行为有罪供述的采信问题。1、关于被告人王友山的有罪供述是否采信的问题。如前第一部分所归纳，被告人王友山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与其被提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及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其当庭翻供称自己只去过一次现场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不符，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王亚招的当庭翻供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王亚招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及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寻衅滋事的行为均认罪，但当庭翻供称自己去过工地却没有阻挠施工，对寻衅滋事罪拒不认罪，其翻供理由是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拿王友山的笔录给其看，其顺着该供述讲，所以当时才认罪。本院认为，如前第一部分所归纳，被告人王亚招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其当庭翻供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被告人黄艺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否采信的问题。被告人黄艺强当庭供述称记不清有没有去工地阻挠施工，对寻衅滋事罪拒不认罪，翻供理由是其为了取保候审早日出来才作的有罪供述。本院认为，被告人黄艺强当庭确认公诉机关对其讯问时并未逼供诱供，故其关于自己以认罪换取早日出去的辩解不足以采信，其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有罪供述真实有效。 其次，关于阻挠施工的行为。证人王某7、王某8、郑某、王某9的证言、被害单位代表肖某、黄某的陈述与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的有罪供述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王友山为了向施工方施压，达到将涉案工程的地材交给其做的目的，多次组织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前往涉案工程的工地，带来大量的人造势、恐吓工人叫停工人施工、采取扔石头逼停工程机械（装载机）等形式阻挠施工，同时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在阻挠施工过程中均有叫停施工等积极行为。 再次，关于阻挠施工的次数。1、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的供述与证人王某9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友山、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参与2012年底一天上午的阻挠施工；2、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的供述与证人王某8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友山、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参与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次阻挠施工；3、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的供述与证人王某2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友山、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2013年1月20日上午的阻挠施工；4、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和证人王某8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2013年1月20日下午第一次的阻挠施工；5、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和证人王某8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2013年1月20日下午第二次的阻挠施工；6、关于被告人王亚招、黄艺强是否参与2013年1月20日下午的两次阻挠施工。经查，王亚招供称只去过三次工地，第三次下午要接小孩放学去不了，黄艺强供述称只去过三次工地，都是上午过去的；王友山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两份笔录供述称上午带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等人去阻挠施工，下午同样上午阻挠施工的这群人又去了两次，其供述和证人王某8的证言均证实黄艺强、王亚招这两次也有参与，综上，足以认定王亚招、黄艺强均参与2013年1月20日下午的两次阻挠施工；7、关于王友东是否参与2013年1月20日下午的两次阻挠施工。经查，被告人王友山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两份笔录称，2013年1月20日下午的两次阻挠施工，是和上午同样的那群人，但并未提及其组织的人员包含王友东。因此，虽有王某8称王友东在2013年1月20日下午的两次阻挠施工均有参与，但是无其他证据可以予以印证，故不予认定。综上，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黄艺强的有罪供述、证人王某8的证言、王某7的证言及报警、接处警记录单,再结合被害单位代表肖某、黄某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均参与阻挠施工五次，分别为：2012年底、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天、2013年1月20日（上午一次、下午两次）。被告人王友东参与阻挠施工三次,分别为：2012年底、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天、2013年1月20日上午一次。 最后，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组织者。被告人王亚招、黄艺强的供述均称多次到工地阻挠施工是接了被告人王友山的电话，受其指使；同时，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及证人王某8的证言也可以加以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王友山系该起寻衅滋事行为的组织者，是主犯；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李赐住、黄艺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综上，被告人王友山、王友东、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多次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及五被告人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三、关于敲诈勒索罪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及二被告人的辩护人均做无罪辩护。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的行为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王友山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1、在犯罪原因方面。根据被告人王友山本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被害人张某1陈述、证人吴某1、张某2、王某3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王友山为承揽张某1中标的地材供应，两次向张某1提出要求均被拒绝，王友山遂采用破坏施工工地活动房、围墙、电线杆等方式，阻挠工地施工，意图迫使张某1答应其要求。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2、在敲诈勒索的过程方面。根据被害人张某1陈述、被告人王友山的有罪供述以及在场人员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及证人张某2、吴某1、汪某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王友山煽动他人破坏工地用于通电的电线杆，致使被害人张某1的工地施工进度受到严重影响，张某1通过证人张某2约王友山谈判。谈判期间，王友山在要求承揽地材供应被拒绝后，提出让张某1拿给其100万元，作为不阻扰施工的条件，张某1被迫答应其要求。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 3、关于敲诈勒索的具体数额方面。根据被告人王亚招、王友山的供述、证人张某2、吴某1、汪某的证言以及书证借条、取款记录等，可以证实：被害人张某1与被告人王友山达成协议，要求张某1交付100万元，其中50万元给付现金，另外50万元签署借条。王友山指使王亚招出面收取勒索的财物，王亚招向被害人张某1的中间人张某2、吴某1收取现金50万元，以及以张某2作为借款人、吴某1作为担保人的50万元借条一张。上述证据之间也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犯罪数额为100万元，其中50万元系犯罪未遂。 4、关于钱款的性质方面。被告人王友山在庭审时翻供，辩解该100万元钱款是张某1为了让王友山帮忙出面处理电线杆的事情，自愿给的费用，不属于敲诈款。本院认为，该辩解意见与被害人张某1陈述、证人张某2、吴某1的证言相互矛盾，与王友山本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也相互矛盾，故不足以采信该辩解意见，结合王友山多次阻挠工地施工，造成工地施工进度缓慢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该笔款项系王友山以阻挠施工向要挟，强行向被害人张某1索取的敲诈勒索所得赃款。 （二）被告人王亚招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1、在犯罪的客观方面，被告人王亚招参与实施了敲诈勒索谈判的具体行为。首先，对于参加谈判的犯罪事实，王亚招供认不讳，其供述当天参与饭局除其本人外，还有王友山、汪某、张某1、张某2、吴某1。其次，王亚招亦供述饭局中王友山与张某1谈判的话题与工地有关（供述：“我有听到王友山在跟这个老板提出说要做这个地块的土方，但是对方没有答应”），饭局结束时，王友山要求其帮忙解决工地通电电线杆的问题。上述两部分事实除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外，还有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被害人张某1陈述、证人张某2、吴某1、汪某的证言，均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再次，被告人王亚招虽然否认知道王友山在饭局中向被害人张某1索要100万元，但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与被害人张某1陈述均证实二人系在饭桌上达成口头协议，由张某1向王友山支付100万元。再次，证人吴某1亦证实王亚招不仅知情，还参与谈判（陈述：“讲价的时候王友山不肯退让,王亚招还说这些钱他们村庄好有好多人是要分的,汪某反正也是在场面冷的时候帮忙打圆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亚招不仅参与谈判，亦对王友山索要的数额知情。 2、在主观方面，被告人王亚招明知钱款的性质。根据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同案犯王友山的供述及证人吴某1、张某2、汪某的证言，可以认定被告人王亚招是根据王友山的指示，向被害人张某1委托人吴某1、张某2收取现金50万元，并要求二人书写借款50万元的欠条。虽然对于50万元现金和50万元欠条的性质，被告人王亚招的供述存在反复，在前2份笔录中辩解不知道钱款的性质，在后几份笔录供述是钱款和借条是张某1向王友山换取不阻扰工地施工的条件（供述：“吃饭和拿钱前后也就相隔几天，王友山叫我替他去找张某2拿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钱就是王友山答应对方不再要求做土方，也同意对方把电线杆立起来的条件”）。结合被告人王友山安排并遥控指挥王亚招收钱的细节，足以认定王亚招明知该钱款系敲诈勒索所得。 3、在后续行为方面，被告人王友山的供述及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了被告人王亚招还按照王友山的指示，协调村民不再阻挠工地电线杆施工。王友山收到被害人张某1交付的100万好处费，停止实施了阻挠施工的行为，恰恰证实了王友山等人敲诈勒索的动机及危害后果。 综上，被告人王亚招主观明知王友山勒索被害人财物，仍然予以积极配合协助，主观上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客观上陪同王友山与被害人谈判，按照王友山的指示收取勒索钱款，积极参与并实施了犯罪行为，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与被告人王友山系敲诈勒索犯罪的共犯，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 四、关于指控被告人王友山犯贪污罪是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被告人王友山的主体身份问题。被告人王友山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友山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身份。经查，根据干部情况简明登记表、当选证明书、情况说明等书证以及证人证言、被告人王友山及同案犯的供述可以互相印证，证实王友山自2012年7月份开始任村委会主任，在“景观工程项目”、“厦门市环保监测大楼项目”中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并领取镇政府发放的生活补贴每月2582元，王友山有实际协助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系依法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身份。 其次，在事实方面。关于第一起贪污的事实，被告人王友山对其利用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王某1等人，以“林某甲鱼池”的名义贪污征地拆迁补偿款138万余元的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能与同案犯王某1、林某、王某2、王某3、王某4、蔡某以及相关的书证互相印证，并且该事实得到了本院生效判决书的确认，足以认定；关于第二起贪污的事实，被告人王友山对其伙同王某1以王某6的鱼塘冒充甲鱼池，以“甲鱼池”的名义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的补偿协议及相关材料，补偿款数额共2091732.84元，共分得129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能与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相关的书证材料互相印证，并且该犯罪事实也得到了本院生效判决书的确认，足以认定。 再次，关于被告人王友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王友山未与其他同案犯共谋的问题。经查：在第一起贪污事实中，根据王友山的有罪供述、同案犯王某1、蔡某、王某2、林某、王某4、王某3的供述及证人张某3、张某4的证言，证实王友山在2011年左右还没当上村主任之前就与王某1、林某等人共谋以甲鱼池的名义申请补偿款，并且向拆迁公司提交了相关材料，当时王某3担任村主任，由于王某3不肯签字所以第一次申请补偿的时候未能通过；在第二起贪污事实中，根据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及被告人王友山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能够证实在2011年，王友山还未担任村主任之前，王某1就曾找过其，要求按照甲鱼池的标准进行补偿，但当时最终没有如愿，在2012年7月以后，王友山担任村主任以后，王某1又找到其并让其去协调，于是王友山和王某1就商量好，由王某1提供基本材料，由王友山处理相关手续，争取按照“甲鱼池”进行补偿”。以上证据足以证实王友山与王某1共同商量以甲鱼池的名义进行补偿，并且共同分赃。 综上，被告人王友山及其辩护人关于王友山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五、关于被告人王友山的辩护人提出的王友山行贿罪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厦门市集美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王友山涉嫌贪污、行贿案的案发经过，被告人王友山是在被抓获后的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已经被掌握的行贿人民帀35万元的犯罪事实。据此，被告人王友山的行为既非“自动投案”，又非“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不符合自首的成立要件。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六、关于诈骗罪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王亚招及其辩护人对诈骗罪均作无罪辩护；被告人王远景及其辩护人对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辩护人提出王远景系自首的辩护意见。 本院认为，首先，在事实方面，被告人王亚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诈骗的行为。（1）根据补偿协议书、征地申请报告、补偿补充协议书、土地移交协议、情况说明、请示及证人王某8、李某、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吴某2、魏某，政府工作人员陈某3、杨某、许某，书记王某9，评估公司工作人员曹某的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地块集美区后溪镇文教区西连高速公路50米绿化夹角地地块于2006年12月被镇政府预收储，并已支付征地补偿款。该地块在预收储之前，系由村民王亚民、王金水、王某3、王某2、王某21等人承包经营的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告人王亚招虚构涉案土地系其本人所有，出租给厦门市××贸易有限公司，地上物系该公司堆放的事实。被告人王亚招本人对此亦供认不讳。（2）根据被告人王远景、王亚招的供述及证明、场地租赁合同、证人王某8、魏某、吴某2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王亚招要求王某8以村委会名义出具证明，证明涉案地块的构筑物系王远景所有，又与王远景共同伪造了涉案地块的场地租赁合同，意图证实王亚招作为土地原承包人转租给王远景的××贸易有限公司，从形式上对王亚招本人虚构的事实予以确认。（3）被告人王亚招在多份笔录中供述，其为应对拆迁工作人员的摸底调查，提前编造上述虚构事实的谎言，证人吴某2、魏某、王某8的证言证实王亚招在调查组第一次向其核实土地及地上物归属时，就虚构了上述事实，证实了被告人王亚招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进一步印证了被告人王亚招的有罪供述。（4）根据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的供述、集美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证人陈某5、吴某2、魏某、黄某2、陈某7、王某9的证言及镇政府“关于软件园三期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问题的请示”材料、非住宅项目补偿协议及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实：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通过签订虚假的场地租赁协议，且蓄意将协议签订时间前置到征地拆迁项目启动之前，通过上述方法取得对地上物征地补偿的资格，继而王远景以厦门××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与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并获得补偿款857402.45元。王远景经政府工作人员约谈后，将骗取的补偿款857402.45元全部退还。 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认定：在主观上，被告人王亚招对拆迁补偿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被告人王亚招采用了欺诈的方法，骗取国家的拆迁补偿款。王亚招明知涉案地块已被政府预收储，向拆迁工作组成员虚构了土地是本人所有，出租给××贸易有限公司，地上物系该公司堆放的事实，又通过签订虚假的场地租赁协议，要求村委会出具虚假的地上物是××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利用书面材料进一步补强虚构的事实，致使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陷入错误认识，做出了王远景的××贸易有限公司符合领取拆迁补偿资格，并由王亚招负责代领的错误判断，最终导致政府向王远景发放拆迁补偿款857402.45元，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王亚招取得857402.45元的拆迁补偿款后，王远景分得15万元，虽然对于另外70余万元如何分配，因王亚招的供述与证人黄某1的证言不能相互印证，但现在证据足以证实王亚招处置了该70万元，即王亚招明知拆迁款是非法所得，仍实际控制并分配了拆迁补偿款。虽然事后王亚招通过王远景向政府退赔了全部拆迁款，但该行为属于事后的退赃行为，不影响其非法占有目的及骗取国家补偿款事实的认定。 其次，关于被告人王远景的辩护人提出的王远景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公安机关发现王远景涉嫌骗取拆迁款后，于2018年8月22日，到王远景的公司将王远景拘传到案，王远景并非主动到案。根据询问笔录，2018年8月10日王远景曾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但当时公安机关并未对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王远景也不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叫过来配合调查。2、被告人王远景归案后并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1）王远景在到案后直至开庭前，其对于诈骗犯罪的主要事实，即关于其在主观上是否明知王亚招实施诈骗进行配合，其一直辩解称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主观上并不知道王亚招实施诈骗，因此，在犯罪的主观方面，被告人王远景一直存在辩解，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对于主观故意。（2）关于签订虚假租赁合同的时间，王远景一直辩解称是在款项发放一年后才补签的，该辩解意见经庭审查实并不成立，且王远景直至本案庭审时才承认是在款项发放前签订的。该事实对于认定本案诈骗罪是关键的事实，被告人王远景对其之前一直否认，故不能对其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但可以认定为当庭自愿认罪。故被告人王远景的辩护人提出的王远景是自首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七、关于故意伤害违法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王友东提出本案故意伤害行为不存在，被告人王亚招、王友山的辩护人提出对本案故意伤害行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经查，首先，根据王友东、王亚招的供述及证人王某22、张某6的证言、被害人王某23的陈述，证实2013年1月29日，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殴打了被害人王某23；其次，根据法医学临床检验鉴定书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证明书等证据，证实因故意伤害行为，王友东、王亚招均被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500元；再次，关于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的辩护人均提出的本案发生在2013年1月份，为何直到2018年12月才对王亚招、王友东作出行政处罚，及本案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的问题。经查，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等书证，本案被害人王某23离开案发现场之前是先与王友东、王亚招发生互殴，后离开现场在酒店楼下，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造成轻伤，公安机关先是以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进行侦查，经过侦查，不明身份的人员无法到案，导致刑事立案的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对此案件进行终结，做出行政处罚。因此，本案在立案程序上也并无违法之处。故被告人王友东及被告人王亚招、王友山的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故意伤害行为不存在及行政处罚违法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八、关于本案恶势力团伙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恶势力团伙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人王友山纠集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等人多次到建筑施工工地采用恐吓工人停止施工、逼停工程机械等“软暴力”方式阻挠施工，其中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均参与实施了五次寻衅滋事行为，对他人采取了“软暴力”；其次，被告人王友山利用自己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影响力，在承揽工程被拒后，采用破坏活动房等方式阻挠施工，并伙同被告人王亚招借机对被害人敲诈勒索人民币一百万元，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于两年内，以“软暴力”的方式，在工程建设领域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且包括纠集者在内，均至少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综上，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李赐住、黄艺强、王友东的行为符合恶势力团伙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系该恶势力团伙的纠集者。故辩护人的该辩解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友山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人民币3477478.4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王友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数额达人民币35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王友山伙同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李赐住、黄艺强，多次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情节恶劣，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钱款共计人民币857402.45元，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恶势力团伙，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是该恶势力团伙的纠集者。本案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均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友山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亚招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黄艺强、李赐住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对四被告人均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王亚招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其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王远景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其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在实施敲诈勒索的过程中，未兑现勒索的人民币500000元借条，系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对该部分犯罪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赐住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对其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友山能够如实供述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对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远景对诈骗罪能够当庭自愿认罪，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黄艺强具有前科、被告人王亚招、王友东具有劣迹，对三被告人均应当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友山的家属已经在关联案件的审理中将王友山贪污部分的赃款退缴完毕、被告人王亚招、王远景对诈骗犯罪的赃款已经退缴完毕，对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王远景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友东、王远景均曾因本案于2018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29日被刑事拘留39日，对二被告人均应依法折抵刑期39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三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友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35年8月2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清。） 被告人王亚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30年8月2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清。） 被告人李赐住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2日起至2020年3月11日止。） 被告人黄艺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11月11日止。） 被告人王友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止。） 被告人王远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4日起至2022年2月2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清。） 七、责令被告人王友山、王亚招共同退赔害人张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付福临 人民陪审员  陈妹芬 人民陪审员  蔡 铮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邱蔚菁   附：本案引用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八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九条  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   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九十三条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十九条 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0年4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第三条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