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26民初1245号原告：苏永红，女，197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卫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勇，河南咸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玉亮，男，198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被告：王超，男，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原阳县。被告：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17291222N，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新长线与新东大道交叉口西南角运输公司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杨兴英,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家家，河南传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永红与被告肖玉亮、王超、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勇、被告肖玉亮、被告王超、被告新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家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永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豫Ｇ×××××购车、上牌等费用2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五个月（3月19日-8月14日）停运损失1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日，被告肖玉亮、王超以新运公司（甲方）的名义与原告苏永红（乙方)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后原告苏永红向被告肖玉亮、王超等人缴纳GPS定位监控费、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购车款、上牌费、安全保证金、信誉保证金等费用共计250000元整，但被告肖玉亮等人收费后迟迟不予履行协议，为原告盖章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018年7月，原告亲自询问被告新运公司，新运公司明确告知原告，“新运公司与肖玉亮为挂靠关系，双方协议约定肖玉亮无权出卖、转包、租赁挂靠车辆，并称出卖、转包车辆一事与新运公司无关”。2018年11月8日原告发函被告新运公司是否追认《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新运公司法定期限内也拒绝追认该协议。被告肖玉亮等人利用优势地位，故意隐瞒自己不具有代理权的事实，且该车辆不能转卖、不能转包、过户的事实，欺骗原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原告对与《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中拥有产权、购车款等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被告肖玉亮等人通过欺骗、隐瞒事实等手段，每月赚取原告1500元管理费的差价也显失公平，而且被告肖玉亮等人派活亲疏有别，毫无公平可言。新运公司明知法律禁止客运车辆挂靠、转包，仍然允许肖玉亮挂靠经营、转包、转卖车辆，其主观过错明显，违法事实清楚，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肖玉亮、王超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及理由不成立，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即便败诉，原告已经经营车辆2年多，期间原告也收到车辆产生的利润。新运公司辩称，第一，对被告以新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的行为予以认可。第二，原告诉请撤销《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不属于我国《合同法》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本案的客观情况是：2017年3月23日，肖玉亮与新运公司协商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由肖玉亮自愿对新运公司7座客车20辆车进行融资，期间由肖玉亮对融资车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方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后肖玉亮与原告就上述20辆车辆之一也就是案涉车辆达成承包协议，并于2017年4月1日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载明：经平等协商，原告自愿出资购买，并自愿挂靠在新运公司处，期间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协议还对案涉车辆的管理权、经营权、所有权、费用的支付情况，以及办理车辆过户的条件等相关权利义务也进行了明确约定。截止目前该协议已履行两年多，且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关于案涉车辆的所有手续均已经由原告保管。因此，原告对于案涉车辆的车主登记为新运公司这一事实从签订合同时就是明知的，更是认可的，因此，原告诉称在签订协议时，其本人存在重大误解或者被告存在欺骗、隐瞒行为的这一说辞显然不能成立，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其次，本案中，被告行使的是对合同的撤销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之规定，结合本案客观情况，原告在2017年4月1日签订协议以及保管案涉车辆的所有手续时就已经明知三方之间的关系，明知协议内容，时至今日撤销权早已消灭，原告无权再行使撤销权撤销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的合同。第三，原告要求新运公司承担停运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双方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六条第三项明确约定：乙方（原告）应保证交清各项费用，取得《车辆准运通知单》参加下月正常营运。而本案中，案涉车辆是因为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保险等费用导致车辆营运，其损失及后果当然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第四，原告要求新运公司返回250000元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是新运公司从未从原告处接受过该笔费用。二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已经履行了2年多，原告也依据该协议获取大额利润，因此原告仅要求返回费用25万元费用却对自己已经获取的利润只字不提显然显失公平。第五，截止目前，新运公司从未收到过原告要求办理案涉车辆过户手续的请求，且按照协议约定，期满才可以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如果原告执意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那么在确定了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的前提下，对案涉车辆的相关费用均结算清楚的情况下，新运公司愿意配合实际车主办理过户手续，但需要说明的是，案涉车辆所有人变更为个人之后，原告个人依法不能再继续从事本案线路的运营。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苏永红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7年3月23日肖玉亮与新运公司第二分公司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照片1份，证明：被告肖玉亮对案涉车辆豫Ｇ×××××全顺新世纪7座客车享有的是承包关系；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新运公司对车辆享有所有权和管理权；被告肖玉亮不得将承包车辆出售、转包、转让出租、抵押；被告肖玉亮等人每月缴纳承包费1500元。2.2017年4月1日被告肖玉亮、王超代表新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1份和收据3份，证明：肖玉亮、王超冒名新运公司和原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原告缴纳GPS定位监控费、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购车款、上牌费、安全保证金、信誉保证金等共计250000元整的事实；肖玉亮、王超收到车款240000元、押金10000元，共计250000元；每月管理费3000元；肖玉亮等人隐瞒其没有代理权的事实；肖玉亮、王超隐瞒案涉车辆为挂靠车辆的事实；隐瞒车辆不能出售、转包、转让、出租的事实。3.2018年11月8日新乡市邮政部门邮单1份、邮单回执证明1份、原告向新运公司邮寄追认协议的通知及协议照片各1份，证明：新运公司对被告肖玉亮、王超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代理行为拒绝追认，肖玉亮、王超构成合同欺诈。4.2017年3月23日肖玉亮与新运公司签订《客运班线融资合作协议书》及附表、授权委托书照片1份、延津县法院（2019）豫0726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肖玉亮与新运公司是挂靠资质关系，被告肖玉亮等人每月缴纳承包费1500元，新运公司与肖玉亮等人恶意串通追认肖玉亮的出售、转包、转让出租行为，构成合同欺诈。5.暴福永、肖玉亮、王超书写的证明1份、苏永红与暴福永的通话录音光碟1张及通话录音文字材料1份，新运公司的证明1份，证明：暴福永为肖玉亮的合伙人之一，肖玉亮等人拖欠2月、3月营运款及被告无故克扣营运款导致原告无力缴纳保险费导致案涉车辆停运的事实。被告肖玉亮、王超及新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肖玉亮、王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所涉协议未履行，应该以肖玉亮与新运公司签订的融资协议为准，不存在欺诈行为。肖玉亮、王超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新运公司也予以认可，协议只约定不允许转委托，但没有说不允许对外承包，另外对外承包属于肖玉亮个人自主经营，对外承包也是自主经营的一种方式，所以不存在欺诈。合同规定的是先交管理费后运营，因为原告没有缴纳汽车保险费用，造成停运是她自己的原因。被告新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运公司与肖玉亮签订并实际履行的是客运班线车辆融资合作协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办理过户手续，双方不存在欺诈行为，原告自愿签订本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两年多，在签订合同时原告就保存车辆的所有相关手续，所以对三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可能不知情，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说明照片与邮寄材料的一致性，更不能说明新运公司对肖玉亮代理行为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1、2；对证据5称，如果暴福永是合伙人之一，那么原告在本案中就遗漏了必要诉讼当事人，拖欠营运款的说法不属实，按照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原告应该先缴纳管理费再进行营运行为，从该组证据第三份中也恰恰说明因原告自身未缴纳保险费用导致停运，其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5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肖玉亮、王超系合伙关系，共同融资经营新运公司新乡至郑州客运班线小型化7座20辆客车的运营业务。2017年3月23日，被告新运公司为被告肖玉亮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肖玉亮代理该公司新乡-郑州7座福特商务营运车共计20辆（含案涉豫Ｇ×××××车辆），代理人对该20辆车有经营管理权，无转委托权。同日，被告新运公司（甲方）与被告肖玉亮（乙方）签订《客运班线车辆融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为：针对新乡至郑州客运班线小型化（7座）经营事项，乙方自愿对甲方7座客车20辆进行融资，自2017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乙方所融资上述车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乙方每车每月向甲方上缴班线费用1500元整，每月为一期，按照先缴后行的原则，每月25日至30日为缴费日期。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2017年4月1日，被告肖玉亮、王超代表新运公司（甲方）与原告苏永红（乙方)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为：乙方自愿挂靠甲方新运公司，乙方全额出资购买全顺新世代型7座客车1辆，牌照号为G82C30，自2017年4月1日-2023年3月30日止，6年后由公司向交通局办理副卡延期2年；乙方同意签订本协议时，甲方对所有车辆（享有）管理权，乙方对所有车辆拥有经营权和产权；乙方还应向甲方交纳车载GPS定位监控费、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购车款费、上牌费、安全保证金、信誉保证金，上述费用共计25万元整；乙方每车每月向甲方上缴班线承包费及管理费暂定3000元，按照先缴后行的原则，每年每月25日至30日为缴费日期；甲方对乙方经营的车辆享有管理权，为乙方提供车辆运营时所需的证、照、牌，并在经营权终止时全部收回；本协议期满或甲方批准车辆转让，乙方应在交清各种应交费用后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车辆归乙方所有；乙方在交清本协议约定的费用后，对上述车辆拥有经营权、维护权、收益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苏永红按照协议向被告肖玉亮、王超交纳车款240000元、押金10000元，共计250000元。后原告开始经营案涉车辆，2019年3月14日，因案涉车辆和另一车辆的保险到期未续保，新运公司二分公司暂时将该两部车和手续收回，停放在二公司院内。现原告以被告肖玉亮等收费后不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无权处分该车辆及新运公司拒绝追认该协议和被告肖玉亮等构成欺诈、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应撤销协议为由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肖玉亮根据新运公司为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与新运公司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融资合作协议书》，其有权代表新运公司与本案原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协议书也明确载明甲方为新运公司，说明原告明知签约对象所指为新运公司，故该协议系新运公司与原告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直接约束原告及被告新运公司。再者，原告对该协议内容明知，不存在重大误解，被告也没有对原告进行欺诈，故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退言之，即便该协议存在可撤销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之规定，结合本案客观实际，原告的撤销权也已消灭。综上，原告要求撤销其与被告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证据不足，且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该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王超虽没有新运公司的代理权，但由于被告肖玉亮享有代理权，王超作为合伙人在协议上签字，并不对协议的效力产生阻却影响。原、被告均应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协议书》仍在履行中，履行期间被告不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其案涉车辆豫Ｇ×××××购车、上牌等费用250000元及赔偿其停运损失15000元，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永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25元，由原告苏永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廷宝审 判 员  李 艳人民陪审员  李素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朱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