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72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江，男，196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沂水县，现住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杰，山东沂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明，山东沂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福，男，196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东，山东旭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县支行。负责人：刘刚，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男，196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系该行员工，住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兴春，山东天达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永涛，男，1972年3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沂水县，现住沂水县。上诉人刘洪江因与被上诉人高明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县支行（以下简称沂水农行）、原审被告张永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7）鲁1323民初4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洪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杰、孔祥明，被上诉人高明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东、沂水农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林兴春，原审被告张永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洪江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涉案的洗沙设备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较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张永涛提供的证据更充分，根据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的证据优势规则，应当认定上诉人拥有涉案洗沙设备的所有权。1、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其与张永涛签订买卖合同时，张永涛已拥有了涉案洗沙设备的所有权。且被上诉人的四份证据相互矛盾。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孔凡庆、孔凡云证明材料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作证的应当出庭接受法庭及原被告的质询，孔凡庆、孔凡云未能出庭，该份证据法庭应不予认定其效力。且通过法庭2015年12月15日对孔凡云的调查笔录可以看出，孔凡云根本不清楚刘洪江与张永涛是否为合伙关系，关于刘洪江将股权转让给魏红的问题孔凡云在笔录中明确说明是“听说”，其证人证言根本不任何效力。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张永涛与孔凡庆的协议书，并无涉及涉案洗沙设备的权属问题，仅为一份加工承揽协议，并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张永涛与魏红协议书，上诉人从未将沙场进行任何转让，不论是沙场股权还是机器设备所有权，因此该协议书不具备任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魏红从上诉人手中获得洗沙设备的所有权，不能形成证据链证实该协议签订时洗沙设备已经归魏红所有。且根据法院对魏红的调查，张永涛也并未全面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协议约定张永涛应一次性支付魏红现金8万元，而张永涛仅了魏红4万元。以上事实原因为何，应当在本案中一并查明。最后，被上诉人与张永涛签订的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在未查清洗沙设备权属的前提下及与未取得所有权的张永涛签订该转让合同，该合同又未经过实际所有人刘洪江的追认，应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当由张永涛赔偿，且被上诉人未提供履行合同而支付张永涛转让款的任何证据，亦不能推定被上诉人对涉案的洗沙设备支付了合理对价而善意取得了该设备的所有权。2、上诉人提供了购买设备时的发票，发票的客户名称为刘洪江和沂水刘，即便发票不是权利证书，该证据关于所有权的证明效力也远大于了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理后果。从而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与张永涛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定：“高明福与张永涛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洗沙设备流水线的《转让合同》为有效合同。”但其依据的法律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之规定，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刘洪江与张永涛就涉案沙场而言系合伙证据不足。《民通意见》第50条对合伙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刘洪江与张永涛两人是合伙关系仅是依据孔凡云及魏红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以及被涂改的记账凭证作出的，证人所做的陈述也是道听途书，而且刘洪江与张永涛所谓的合伙也不具备其他合伙条件，原审法院认定两人是合伙关系明显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刘洪江将涉案沙场设备转给魏红证据不足。张永涛并非本案设备的所有权人，其处分设备的行为是无效行为。被上诉人沂水农行辩称：对上诉人刘洪江的上诉我方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刘洪江的上诉请求，我方也可以执行刘洪江的其他财产。被上诉人高明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了张永涛在转让设备时有所有权，认定了张永涛与高明福的转让合同有效，也认定了对采沙设备采取执行措施不当，所以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述事实，判决不得执行涉案设备。被上诉人张永涛辩称：双方投资证明合法有效，证明是我和刘洪江买的设备，后来上诉人转给魏红也是合法有效的，其中沂水县人民法院对魏红做的笔录，可以证实股份转让是真实的。高明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在执行被告沂水农行与被告刘洪江、张永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以（2015）沂执字第1745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告刘洪江在安丘市××镇××村的洗沙设备一宗，但该设备属于原告所有，法院明显查封错误。首先，原告高明福于2014年9月25日与本案被告张永涛签订转让合同一份，根据协议约定，原告在支付约定价款后已取得该设备的所有权，在签订协议之前，原告经充分了解，张永涛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虽然一开始是刘洪江与张永涛共同投资购买设备经营沙场，但后来因两人存有矛盾，经协商，刘洪江将股份转让给魏红后退出，后由张永涛出面与孔凡庆签订承揽加工协议，继续进行经营，后又于2014年9月19日魏红也与张永涛签订协议退出沙场经营，沙场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归张永涛所有，在此情况下我才与张永涛签订了转让协议，因此，该沙场的洗沙设备全部归我所有。该转让协议早已生效并实际履行。其次，执行法院在未查明财产所有人的情况下就进行查封，但在查封的同时，同样在未查明财产所有人的情况下又将该设备异地执行至沂水，而该设备的价值明显高于执行金额的价值很多，这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此特向贵院提出执行异议，但贵院以本案涉及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属于实体方面的问题，执行程序无权作出认定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现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张永涛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撤销（2015）沂执字第1745号民事裁定书，停止对本案所涉标的安丘市××镇××村的洗沙设备的异地执行。责令被告赔偿因违法异地执行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0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刘洪江为借款人、张永涛为担保人与沂水农行签订《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向沂水农行借款5万元。该合同到期后，刘洪江、张永涛未能按期偿还，沂水农行向沂水县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处于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14）沂水证经字第3427号《执行证书》，沂水农行可持该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沂水农行依据上述《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予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2015）沂执字第1745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刘洪江在安丘市××镇××村的洗沙设备一宗，2015年7月2日将该设备异地扣押于一审法院。洗沙设备被异地执行后，高明福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高明福与张永涛所签转让合同一份，证实该案所涉设备已归高明福所有，该合同已交付使用并全额支付，2.张永涛与魏红所签协议书一份证实魏红退出该沙场，该沙场的设备全部归张永涛所有，3.2014年4月28日张永涛与孔凡庆所签协议书一份证实该设备系张永涛所有，4.孔凡庆、孔凡云证明材料一份证实张永涛与刘洪江在合伙经营期间因产生矛盾刘洪江将设备的一半股份转让给魏红，并退出沙场经营。）一审法院于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作出（2015）沂执异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综合上述证据，本案涉及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属于实体方面的问题，执行程序无权作出认定，当事人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裁定驳回了原告所提出的异议。原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受理该执行异议之诉后，对涉案沙场设备的所有权及对该设备的买卖进行了调查、审理。查明：刘洪江、张永涛在莒县合伙经营沙场，在其经营期间，先由刘洪江联系安丘市××镇××村的沙场，联系好后，于2013年11月刘洪江和张永涛在该村开办沙场业务，购买了沙场用的设备，在购买设备的发票上，购买人为刘洪江。在经营期间，刘洪江与孔家庄的某人产生矛盾，刘洪江遂将自己的股份以五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魏红，于2014年4月26日离开该沙场。沙场的经营由魏红、孔凡庆和张永涛负责，而该三人也在合伙经营中产生矛盾。2014年9月19日，魏红与张永涛签订协议，魏红将其股份以四万元（协议书中为八万元，魏红称实收四万元）、一辆工程车转让给张永涛，魏红退出了合伙，沙场的设备全部归张永涛所有。2014年9月25日，张永涛与高明福签订《转让合同》，以20万元的价格将该沙场的洗沙设备流水线转让给原告。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25万元，原一审庭审中原告申请撤回，待本案的结果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已口头裁定准许其撤回该诉讼请求。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书面证据、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书面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为证，均已收录在卷。洗沙设备被异地执行后，高明福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高明福与张永涛所签转让合同一份，证实该案所涉设备已归高明福所有，该合同已交付使用并全额支付，2.张永涛与魏红所签协议书一份证实魏红退出该沙场，该沙场的设备全部归张永涛所有，3.2014年4月28日张永涛与孔凡庆所签协议书一份证实该设备系张永涛所有，4.孔凡庆、孔凡云证明材料一份证实张永涛与刘洪江在合伙经营期间因产生矛盾刘洪江将设备的一半股份转让给魏红，并退出沙场经营。）一审法院于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作出（2015）沂执异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综合上述证据，本案涉及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属于实体方面的问题，执行程序无权作出认定，当事人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裁定驳回了原告所提出的异议。原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涉案的洗沙设备的所有权归属；焦点之二是，高明福与张永涛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关于焦点一：刘洪江主张设备归其所有，其证据就是购买设备的发票，在发票的客户名称处为“刘洪江”和“沂水刘”。发票不是权利证书，不能作为确定该设备所有权归属的依据。刘洪江以此来主张该设备归其所有，证据不够充分。而刘洪江与张永涛是在合伙经营莒县沙场期间来孔家庄经营沙场，张永涛主张的二人在此经营沙场是合伙经营比较符合情理。由此，该设备由刘洪江与张永涛共同出资购买是符合情理的。而根据一审法院所作的调查，沙场的设备在张永涛与高明福订立买卖合同时，张永涛已拥有该设备的所有权。关于焦点二：既然张永涛对设备拥有所有权，就有权对属于自己的设备进行买卖。原告与张永涛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已履行完毕，该合同应当有效。综上，张永涛在与原告订立洗沙设备流水线的买卖合同时已对设备拥有了所有权，其与原告所订立的合同应为有效合同，高明福支付了合同价款，张永涛交付了设备，表明该合同已履行完毕，设备的所有权已转移到高明福。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将属于原告所有的洗沙设备采取了执行措施，显属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高明福与被告张永涛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洗沙设备流水线的《转让合同》为有效合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三被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永涛在庭审中提交投资明细一宗，主要内容是“埠子孔家庄、安丘沙场两人投资明细”，拟证明其与刘洪江为合伙关系，刘洪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张永涛是负责看沙场的，是其雇佣的工作人员，投资明细所列的款项是刘洪江向张永涛的借款。刘洪江对该投资明细的质证意见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永涛提交（2015）安刑初字第478号刑事判决书及法院对魏红所作讯问笔录，拟证明刘洪江将股权转让给魏红，刘洪江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要求刘洪江提交魏红相反的证人证言并出庭接受质询，庭审后刘洪江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涉案的洗沙设备的所有权归属；焦点之二是，被上诉人高明福与被上诉人张永涛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上诉人刘洪江主张设备归其所有，虽提供了购买设备的发票，但发票不能作为确定该设备所有权归属的唯一依据。张永涛主张与刘洪江合伙，提交了投资明细表，刘洪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系借款，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根据张永涛提交的（2015）安刑初字第478号刑事判决书及卷宗材料，可以认定魏红从刘洪江手中购买沙场股份并实际经营，后魏红退股将沙场股份转给张永涛，因而可以推定张永涛与刘洪江原系合伙关系，故该设备为刘洪江与张永涛共同出资购买，刘洪江将其股份转让给魏红，魏红退股后该沙场转为张永涛一人所有，因此沙场的设备在张永涛与高明福签订买卖协议时，张永涛已拥有该设备的所有权。高明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张永涛交付了设备，表明该合同已履行完毕，设备的所有权已转移到高明福，原审对设备采取的执行措施不当。另，沂水农行虽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有误但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且在二审中辩称可以申请执行刘洪江与张永涛的其他财产，所以对洗沙设备的执行措施可以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洪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洪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华雁审判员  陈 芳审判员  范宗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