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初90号原告：广东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蔡彩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嘉宏，男，汉族，1978年3月1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代表人：陈春林，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鸣欣，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楚楚，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文杰，男，1958年8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Ａ）。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妮，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莹，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黄小龙。原告广东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公司）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第三人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公司）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由罗凯原、梁亦民、谢达辉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恒华公司于庭审调查期间申请将本案的案由追偿权纠纷变更为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峰、区嘉宏、被告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鸣欣、梁楚楚以及潘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妮到庭参加庭审。第三人康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向恒华公司连带赔偿因抵押物无效造成的经济损失2500万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2年4月10日，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签订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潘文杰以其所有的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2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3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4号]为康正公司所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自2012年4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止，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康正公司约定业务形成的债务，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为234766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合同同时约定，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的，抵押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抵押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方式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方式来实现全部或部份债权。上述房地产的抵押已依法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他项权证号［佛国土资南他项（2012）第0xx1、0xx9、0xx0号］。二、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取得上述三宗抵押土地的他项权证后向康正公司发放五笔贷款合计4800万元。三、因康正公司贷款违约，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4年1月22日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借款合同关系，收回贷款本息及相关的担保责任。后该案移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号：（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5号（以下简称225号案）]。四、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4年7月29日把对康正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贷款本金4800万元及对应利息等）及相应担保从权利转让给了恒华公司（主债权对应合同为：1.编号为“44010120xx0003807”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编号为“44010120xx0003888”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编号为“44010120xx0003994”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4.编号为“44010120xx0004075”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述金融债权的保证人为黄小龙、潘某华、潘某标，抵押人为陈某明、陈某留、潘文杰、潘某标、潘某华、何某荣。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将上述金融债权转让予恒华公司后，为便于上述225号案诉讼继续进行，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恒华公司协商同意继续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作225号案的诉讼主体完成案件的审理。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2015年11月26日的开庭中，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委托的代理人没有到庭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五、2016年1月26日，恒华公司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要求康正公司以及保证人黄小龙、潘某华、潘某标，抵押人陈某明、陈某留、潘文杰、潘某标、潘某华、何某荣偿还4800万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案号：（2016）粤06民初37号，以下简称37号案]。同时，恒华公司获悉在225号案的审理过程中，潘文杰提起了反诉，主张抵押合同上的签名非本人签名，对三宗土地办理抵押一事不知情并申请了笔迹鉴定，并要求法院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虽然225号案本诉已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但反诉仍由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华公司为保障自己的权益于2016年2月23日以第三人身份参与225号案反诉案件的审理，并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印了反诉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根据225号案件证据材料显示，潘文杰在审理过程中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2014年7月18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4]文鉴字第4xx号），鉴定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抵押人处“潘文杰”签名字迹均不是潘文杰书写。2016年4月26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同时还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作为国家金融机构对外办理贷款业务时，对合同主体身份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审查不严，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本案的发生，其过错程度较大，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70%的责任，认定潘文杰存在过失而需承担30%的责任。2017年12日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案号：（2016）粤民终1090号］，维持原判。恒华公司认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对恒华公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国家金融机构对外办理贷款业务时，均要求对合同主体身份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未要求潘文杰前往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处面签《最高额抵押合同》等相关合同文件，也未与潘文杰共同前往国土管理部门办理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全部由潘某标去办理的。当潘某标把三份他项权证［佛国土资南他项（2012）第0xx1、0xx9、0xx0号］交给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即向康正公司发放4800万元贷款。即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但没有与潘文杰面签《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合同文件，还把《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登记申请资料加盖公章后交给潘某标，委托潘某标去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且他项权证也是潘某标向国土部门收取的。也就是说，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实际上已明知道潘文杰无法亲自去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还违规协助潘某标去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恒华公司认为，若公安部门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员工与潘某标等串通骗取贷款的，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和经办该笔贷款的员工也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潘文杰对于三宗土地使用权证失于管控，致使被潘某标在2012年将土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至225号案诉讼发生，期间长五年而未提出异议，也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康正公司已无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因《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导致恒华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应向恒华公司赔偿因抵押物无效造成的经济损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辩称：一、本案并非追偿权纠纷，不符合立案条件,应裁定驳回恒华公司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的规定，“追偿权”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担保责任追偿权，即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享有的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另一种是合伙债务追偿权，即清偿了合伙债务的合伙人对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部分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权利。本案实质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将存在一定瑕疵（即与潘文杰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债权转让给恒华公司，恒华公司声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存在过错导致其经济损失所引发的纠纷，不符合上述追偿权纠纷的情形，恒华公司以追偿权对桂城支行提起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案件受理应符合“具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该案不应立案受理，法院应裁定驳回恒华公司的起诉。二、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发生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当时的债权人及抵押权人均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而非恒华公司，即便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无效存在一定过错，损害的也是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身的权益，与恒华公司无关。即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并未实施侵害恒华公司权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及有关理论，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之时，该“权益”必须是他人已经合法享有的权益。如果行为人侵害的是自身权益，那么他人要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则无从谈起。本案中，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4月10日，抵押登记时间为2012年4月12日，抵押人为潘文杰，抵押权人（债权人）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即便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鉴于该行为发生之时的抵押权人（债权人）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损害的也是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身的权益，相关损失及后果也均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身承担，而与恒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在2014年7月29日与恒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前，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并未实施侵犯恒华公司权益的行为，恒华公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不具有前提条件。三、恒华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损失已经发生并确定存在，其主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5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2016年2月1日，恒华公司以自身名义直接起诉康正公司、黄小龙、潘某标等人，并将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列为第三人。2018年7月23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民初37号民事判决，判决康正公司向恒华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黄小龙、潘某标、潘某华等保证人在最高额6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华公司对潘某标、潘某华、陈某明、陈占留等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据了解：该案已经判决，但尚未生效，更未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事实上，即便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影响了案涉债权的实现，但仍有其他保证人以及其他抵押物予以保障，恒华公司仍有实现其全部债权的可能性。恒华公司诉康正公司、黄小龙等一案在经强制执行且法院作出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书之前，恒华公司实现债权的情况仍处于待定状态。即恒华公司声称因受让债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尚未实际发生，也未确定存在，恒华公司仍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要求潘文杰对康正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民事责任。恒华公司主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5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四、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经如实、充分向恒华公司披露了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瑕疵的全部情况，不存在故意隐瞒有关事实的欺诈行为或其他过错行为。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与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过错具有本质区别，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是否应向恒华公司承担责任与在债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有关，而与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没有关系。事实上，在《债权转让协议》洽谈及签订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均如实向恒华公司披露了与潘文杰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的瑕疵及可能无效的风险，具体如下：1.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2014年7月23日向恒华公司发出的《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转让要约邀请文件》第四篇“债权转让标的信息披露”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明确告知“标的债权存在如下瑕疵：农行桂城支行于2012年4月10日与潘文杰签订的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现潘文杰声称《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无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潘文杰已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且经过了解，抵押合同确实没有履行面签手续。从肉眼上看，合同上的签名与潘文杰向法院提供的签名样本明显不同”。2.在2014年7月29日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恒华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项第1点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再次向恒华公司披露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的上述瑕疵。恒华公司也声明“乙方（恒华公司）已清楚了解标的债权的状况（含权利瑕疵）及受让标的债权的风险，并知晓如果上述抵押合同因潘文杰签名虚假而被法院认定无效可能带来的后果”。3.恒华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佛山中院225号案的诉讼过程，已知晓潘文杰作为证据提交的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笔迹鉴定的五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并发表质证意见。五、《债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恒华公司承担标的债权的任何风险，并不得以标的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支付赔偿金等义务。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如实披露债权瑕疵的情况下，应当不承担因该债权瑕疵而向恒华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经如实、充分披露《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瑕疵，恒华公司也“清楚了解标的债权的状况（含权利瑕疵）及受让标的债权的风险，并知晓如果上述抵押合同因潘文杰签名虚假而被法院认定无效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情况下，恒华公司仍然自愿受让债权，应视为其经综合评估后，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在《债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项第1点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恒华公司再次明确“乙方（恒华公司）承诺不因潘文杰签名无效而对本次债权转让提出任何异议。在受让标的债权后，乙方承担标的债权的任何风险，并不得以标的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要求债权人或甲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及辖属分支机构承担回购标的债权、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任何责任和义务”。即，恒华公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存在故意虚假登记从而损害恒华公司利益的行为，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虚假登记是指不动产的申请人故意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与不动产机关人员恶意串通，导致不动产登记本关于不动产登记记载错误，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在本案中，第一，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并非案涉抵押物的权利人，案涉三处土地的使用权人是潘文杰；第二，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办理抵押登记时，相应的抵押合同、抵押清单由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没有办理面签手续，导致合同和抵押清单中潘文杰的签字与实际不符。但在此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并无将该抵押合同进行编造、伪造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将伪造不动产登记证书提交不动产登记机关，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存在伪造不动产登记材料的行为。第三，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也没有伪造、变造不动产登记材料的故意，如果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恶意提供相关虚假材料，损害的是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身作为债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利益。综上，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认为自身不存在故意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不动产登记虚假材料的情形。假如本案属于其他性质的侵权责任纠纷，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签订抵押合同和办理抵押登记都是发生于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前，即使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签订抵押合同存在一定过错，侵害的也是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身权利，并没有侵害恒华公司权益。恒华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损害已经发生或一定存在，37号案已由法院于2018年7月作出一审判决，恒华公司在37号案中的诉讼请求均得到法院的支持。该判决中所支持的恒华公司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的价值超过5000万。37号案并未生效及进入执行阶段，在执行终结前，损失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如实披露债权的存在的瑕疵。债权转让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恒华公司承担债权的任何风险，不得以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鉴于：1.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过程中，并未实施侵害恒华公司权益的行为；2.恒华公司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并确定存在，其主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5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3.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经如实、充分向恒华公司披露了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瑕疵的全部情况，不存在过错行为；4.《债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恒华公司承担标的债权的任何风险，并不得以标的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支付赔偿金等义务。故，恒华公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赔偿因抵押物无效造成的经济损失25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恒华公司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潘文杰辩称：一、潘文杰与本案毫无关联，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恒华公司基于其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而取代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成为该借款债务新的债权人，而其已就该债权对潘文杰提起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由的诉讼，即37号案，随后又主动撤回对潘文杰的起诉。现恒华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受让债权不能实现所致损失的索赔权，纯粹是其与债权转让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之间的事，只能向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主张，与潘文杰毫不相干。担保法中的追偿权是针对担保人设定的，担保人代债务人偿债后可对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张追偿，而本案恒华公司作为债权人，以追偿权纠纷的案由对担保人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毫无道理。二、恒华公司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明确告知，涉案抵押合同可能因潘文杰签名虚假而被认定无效，并声明对此免责；而恒华公司亦保证不以此为由主张赔偿，现却提起本案诉讼，可谓出尔反尔，毫无诚信。三、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经生效判决认定无效，原因是合同上潘文杰的签名与指印均为虚假。对此，潘文杰认为自己并无任何过错。他人假冒自己名义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签订合同，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不能将假冒行为人的过错强加到潘文杰身上。四、涉案借款的债务人是康正公司，因为该债务人借款不还，才导致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起诉，即导致225号案的发生，而不是如恒华公司在诉状中所称的，因潘文杰对土地权证失于管控而导致该案发生。在此事件中，潘文杰是无辜受害者，不仅土地使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还连续不断受到恶意诉讼侵扰，且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及律师费、诉讼费应付，损失巨大。潘文杰表示，必要时将对恒华公司等相关方提起诉讼主张赔偿，讨回公道。既然借款不还的是康正公司，且恒华公司明知冒签合同及假冒身份办理抵押登记的是潘某标，其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潘某标、康正公司负责人等人涉嫌骗贷的法律责任。恒华公司称潘文杰将土地证原件交给潘某标等人办理抵押登记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225号案的生效判决，潘文杰的过错在于土地证原件被他人偷拿办理的抵押物登记，而其也承担了相应的过错责任：负担30%鉴定费。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无效，潘文杰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他人假冒自己名义签订抵押合同与土地证失于管控无直接关系。因此造成抵押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康正公司，而不在潘文杰。五、对涉案债务，恒华公司早已提起37号案，该案除潘文杰外，还有另外七个被告，其中有多名被告提供了抵押担。保恒华公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赔偿损失，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37号案判决结果，恒华公司对多名担保人所提供价值共超过5000万元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恒华公司现起诉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赔偿损失2500万元不知是如何计算得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恒华公司对潘文杰的起诉无理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康正公司没有发表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原告恒华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以下证据：1.恒华公司营业执照、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工商登记信息、潘文杰身份信息、康正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各方诉讼主体资格；2.《债权转让协议》《保密协议》《成交通知书》《债权转让确认书》《债权转让通知函》，拟共同证明恒华公司受让了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转让的债权，同时合同约定了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能存在欺诈、伪造的情形，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3.（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5-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债权转让后恒华公司继续委托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继续代理诉讼，但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委托代理人未按时出庭，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及其代理人的上述过失行为造成恒华公司主张债权时间的延迟，给恒华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4.（2016）粤06民初37号民事起诉状、受理通知书，拟共同证明恒华公司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过失而导致重新起诉；5.225号案件参与诉讼申请书、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拟共同证明潘文杰在225号案中提起反诉，恒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因恒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所以无法向法庭申请调查取证；6.225号案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终1090号民事判决书，拟共同证明在办理抵押过程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均存在过错，法院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70%责任，潘文杰承担30%责任；7.粤南（2014）文鉴字第44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于2014年7月18日收到潘文杰签名的鉴定报告，但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披露该信息，而故意隐瞒该信息，因此恒华公司签订该合同造成了重大误解。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合同签订存在过错，应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8.恒华公司向公安部门报案的申请书，拟证明康正公司向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贷款的过程中存在虚假登记行为，该行为属于骗贷行为，恒华公司已向公安部门报案。该申请于2018年9月中旬提交，尚未得到公安部门回复；9.（2016）粤06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恒华公司对康正公司债权已提起诉讼并得到一审判决，但未生效；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经质证认为：对主体资格材料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如实并充分向恒华公司披露的债权所存在的瑕疵，在给协议第5条第3项约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明确告诉恒华公司潘文杰已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履行面签手续，从肉眼上看合同上的签名与向法院提交的样本明显不同。恒华公司已明确知道抵押合同存在瑕疵且有被法院认定无效的法律后果。恒华公司所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况并不存在。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由于代理律师记错开庭时间导致未到庭而撤诉，但对于撤诉后恒华公司的诉讼费损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收到法院退费后已全部退还给恒华公司。且代理律师也向恒华公司支付了剩余的诉讼费用。恒华公司既没有遭受诉讼费的损失，且在撤诉后恒华公司诉权并未消灭，恒华公司在37号案中已提起诉讼，没有影响其权益。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恒华公司在225号案本诉被撤诉后以自身名义向债务人和担保人提起诉讼并得到法院的受理，其诉权并未得到影响，权利也未受到损失。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恒华公司于225号案中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并对有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提出辩论意见，已实施了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部权利。至于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是由法院结合案情的必要性，最终作出不予调查的决定，这与其是否是恒华公司或第三人的身份无关。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虽然判决书中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无效存在一定过错，但该过错发生时权利人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相应的损失和后果均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与恒华公司无关。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也没有事实侵犯恒华公司民事权利的行为。对证据7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恒华公司混淆了该鉴定书标识时间与实际作出时间以及送达时间的区别，虽然该鉴定书标识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但根据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提交关于鉴定的相关证据，该鉴定书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后，而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实际收到该鉴定书的时间为2014年8月下旬。所以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存在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已知道该鉴定书而故意向恒华公司隐瞒的情形。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是对康正公司、潘某标等涉嫌贷款诈骗进行报案的材料，这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无关；且该证据仅为报案材料，并不等于公安部门已立案并侦查。如恒华公司所称，虽然其已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即使公安机关对该案已立案，也是追究相关当事人合同诈骗的刑事责任，与本案被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是否应向恒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关，不足以引起本案中止审理。恒华公司要求法院据此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没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恒华公司对债务人的债权及对相关债务人享有抵押权，但该判决并未生效且未进入执行程序，在该案经过强制执行并在法院作出终结执行程序之前，恒华公司声称造成的经济损失尚未发生也未确定。潘文杰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潘文杰对证据2不知情，该证据与潘文杰无关。对证据3个的实性无异议，但这是恒华公司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纠纷，与潘文杰无关。因恒华公司已撤回对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的起诉，因此证据4也与潘文杰无关。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但潘文杰认为恒华公司对鉴定结论中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潘文杰签名和指印不真实的情况早已知情，却仍在该案尚未结案的情况下再次对潘文杰提起诉讼随后又撤诉，现在又再次起诉，对潘文杰纠缠不休，诉讼恶意非常明显。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判决认定的内容是潘文杰仅仅是对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的事项中存在一定过错，承担过错的形式是承担30%的鉴定费用，并不是像恒华公司说的导致抵押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过错。恒华公司明显是混淆概念，强加过错于潘文杰。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鉴定结论的落款时间并不等于送达时间。关于证据8，如恒华公司所说该报案材料于2018年9月已递交，但现在恒华公司既无受理通知也无报案回执，令人怀疑到底有没有实际向公安机关递交申请。即使已实际递交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未生效，恒华公司损失根本不能确定，所以提起本案诉讼向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主张2500万赔偿无任何依据。该判决也表明涉案债务尚有约5000万元的抵押物作担保，恒华公司作为债权人是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因此，恒华公司起诉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要求赔偿2500万元是无事实依据的。被告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本案中提供以下证据：1.《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转让要约邀请文件》及签收单，拟证明：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4年7月23日向恒华公司发出的《要约邀请文件》第四篇“债权转让标的信息披露”中，农行桂城支行明确告知“标的债权存在如下瑕疵：农行桂城支行于2012年4月10日与潘文杰签订的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现潘文杰声称《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无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潘文杰已向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且经过了解，抵押合同确实没有履行面签手续。从肉眼上看，合同上的签名与潘文杰向法院提供的签名样本明显不同”。恒华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签收了该《要约邀请文件》；2.《债权转让报价登记表》《资产转让报价书》《成交通知书》,拟共同证明：（1）共有三家企业针对要约邀请进行了报价。（2）恒华公司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要约邀请文件》中的所有条款，并愿意以49888453.42元的报价受让债权。（3）经评审，农行桂城支行确认恒华公司成交；3.《南海法院鉴定笔录》及《笔迹鉴定取样表》《指模鉴定取样表》（2014年5月16日）,拟共同证明2014年5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根据潘文杰提出的鉴定申请，现场对潘文杰的签名和指模进行取样；4.《司法鉴定通知书》（2014年5月26日）及《送达回证》（两份），拟共同证明2014年5月20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司法鉴定通知书》，告知将于2014年6月16日选定司法鉴定机构。同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将该《司法鉴定通知书》送达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及潘文杰；5.《司法鉴定提供材料通知单》（第10xx7号）《南海区法院鉴定笔录》（2014年7月14日），拟共同证明：（1）南天鉴定所被选定为司法鉴定机构后，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发出《司法鉴定提供材料通知单》（第10xx7号），要求提供“潘文杰平时工作、生活中书写的本人签名字迹样本”。该通知单作出的具体日期不详。（2）2014年7月14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向农行桂城支行及潘文杰作出《鉴定笔录》，告知“鉴定机构要求被告潘文杰提供平时的书写材料供笔迹鉴定使用”，并要求“被告潘文杰于庭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材料”。据此推算潘文杰应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要求提供鉴定材料的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6.《司法鉴定意见书》（五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拟共同证明：（1）南天鉴定所共作出五份《司法鉴定通知书》，其中粤南（2014）文鉴字第44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标识的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其余四份《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标识的时间均为2014年8月22日；（2）2014年8月2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将五份《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潘文杰。案卷中未发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将《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的送达回证或邮寄凭证；7.《支付及通知函》,拟证明：（1）在佛山中院因有关律师未到庭从而裁定225号案本诉作撤诉处理后，恒华公司于2016年5月6日通知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将法院退回的诉讼费划付给该公司，有关责任律师将剩余诉讼费划付给该公司。该两笔费用已实际划付完毕；（2）本案后继事宜，由恒华公司另行委托律师处理；8.《关于继续以桂城支行为诉讼主体对潘文杰反诉案件提起上诉的函》，拟证明：（1）在佛山中院判决《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后，恒华公司书面确认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农行桂城支行已告知《最高额抵押合同》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等权利瑕疵；（2）恒华公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予以配合，并委托温育明律师提起上诉。9.《民事裁定书》（2016）粤06民初37号,拟证明2017年8月，在第37号案诉讼过程中，恒华公司撤回对潘文杰的起诉。10.（2016）粤06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8年7月23日，佛山中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康正公司向恒华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黄小龙、潘某标、潘某华等保证人在最高额6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华公司对潘某标、潘某华、陈某明、陈占留等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据估算该判决书中恒华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的价格超过5000万元，足以保障恒华公司债权的实现。恒华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农业银行桂城支行隐瞒已知道鉴定结果的事实，以及案涉土地办理他项权证并非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办理的事实，因此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和证据6有异议，在重新起诉之后恒华公司才知道总共作出5份鉴定意见，因为之前一直是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作为诉讼主体，所以恒华公司不知道鉴定意见。虽然法院于2014年8月29日将鉴定意见送达潘文杰，但恒华公司有理由相信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此之前已收到鉴定意见。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没有到庭以致案件需要重新起诉。两个案子起诉时间已超过一年，致使潘文杰部分财产已被其他法院拍卖处理，从时间及可执行财产上都对恒华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失。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在37号案诉讼过程中，潘文杰对225号案提起反诉，为了能使37号案尽快审理完毕，恒华公司撤回了对潘文杰的起诉。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因为37号案还未生效所以恒华未能申请强制执行，基于该原因恒华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潘文杰经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证据2的三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3、4、5、6的三性无异议。证据7、证据8与潘文杰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但对于恒华公司申请撤回对潘文杰起诉的原因不予认可，事实上是潘文杰在225号案的反诉已进入二审阶段后，恒华公司才提起37号案的起诉。潘文杰对证据10没有异议。经审查，除潘文杰认为对恒华公司提交的证据8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外，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及潘文杰均对恒华公司所提九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因证据8属于恒华公司单方的申请内容，该报案事项缺少相应的回执或立案材料，本院对恒华公司提交的证据8不予确认，因各方当事人对恒华公司提交的证据1-7及证据9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恒华公司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4及7-10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潘文杰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认为证据7、8中待证内容与其自身无关。关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提交的证据5《司法鉴定提供材料通知单》《南海区法院鉴定笔录》及证据6《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法院在另案审理中按法定程序形成，与本案部分事实查明有关，故本院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提交的证据均予采纳。本院查明：2014年7月23日，恒华公司签收《佛山市康正贸易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转让要约邀请文件》。其中，第四篇“债权转让的信息披露”中，“（三）资产瑕疵”载明：标的债权存在以下瑕疵：农行南海桂城支行于2012年4月10日与潘文杰签订的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潘文杰以其所有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国用（2000）字第特10xxx2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3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4号］为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在农行南海桂城支行办理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23476600元。现潘文杰声称《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无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潘文杰已经向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且经过了解，抵押合同确实没有履行面签手续。从肉眼上看，合同上的签名与潘文杰向法院提供的签名样本明显不同。”2014年7月28日，恒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提交资产转让报价书，其中载明恒华公司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和接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佛山市康正贸易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转让要约邀请文件》的所有条款。2014年7月29日，农业银行南海分行向恒华公司发送《成交通知书》，确认恒华公司买受对康正公司的债权资产的交易成交，并明确恒华公司与该分行辖属的农业银行桂城支行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书。2016年3月2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44100xxxx4416）、房地产抵押清单中“潘文杰”签名与指印非本人所写及捺印。恒华公司受让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上述案件中的主从债权。2017年12月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终1090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5号判决。恒华公司诉被告康正公司、黄小龙、潘某华、潘某标、陈某明、陈某留、潘文杰、何某荣及第三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6）粤06民初3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康正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恒华公司偿还流动资金借款本金48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一）利息：1.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2.以129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3.以90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4.以85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5.以76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二）罚息：1.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罚息；2.以129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罚息；3.以90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罚息；4.以85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罚息；5.以76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罚息；（三）复利：以上述第（一）项应付未付的利息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欠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计付复利］；二、康正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恒华公司支付律师费8万元及诉讼保全担保费用16万元；三、恒华公司对陈某明所有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3701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恒华公司对陈某留所有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房地权证佛字第**）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1246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恒华公司对潘某标所有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工业城的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1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5号、南府国用（2000）字第特10xxx6号］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205357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恒华公司对潘某华所有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房地产［房产证号：粤房地房地权证佛字第**，证号：佛府南国用（2009）第06xxx2号］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135395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七、恒华公司对何某荣所有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权房地权证穗字第**）、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15249839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八、黄小龙、潘某标、潘某华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在债务最高余额6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小龙、潘某标、潘某华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向康正公司追偿；九、驳回恒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于2019年2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是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潘文杰是香港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属物权纠纷，因案涉土地在内地，本案适用内地法律。恒华公司主张潘文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并请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及潘文杰对因抵押无效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针对恒华公司以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请，本院分析如下：一、恒华公司认为潘文杰、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44100xxxx4416）签订及抵押权［证号分别为：佛国土资南他项（2012）第0xx1、0xx9、0xx0号］登记的过程中存在过错，致使抵押无效。首先，从225号判决所认定的内容看，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当事人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并未涉及恒华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合同的形成过程与恒华公司并无直接关联。其次，虽存在因该合同中“潘文杰”签名无效，即抵押合同并非潘文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被认定无效，以致上述抵押登记须注销，但从合同主体、内容及签署过程看，抵押合同并非潘文杰所签署，其本人亦未到场办理抵押登记。再者，225号案仅认定潘文杰对其所持抵押物权属证书的管理存在一定过错，由潘文杰承担该案的部分鉴定费用。最后，无论是在225号案还是本案，均没有证据证明潘文杰对抵押合同的签署或抵押登记的办理存在主观故意，潘文杰对权属证书的管理不当与上述合同无效的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就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而言，不能因潘文杰在权属证书管理方面的过错而直接由其对合同的无效或因合同无效导致抵押登记注销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应否对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或因合同无效导致抵押登记注销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1.根据225号案所认定的事实，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合同主体身份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审查不严，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致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但同时，在案证据显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4年7月23日向恒华公司发出的《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转让要约邀请文件》“债权转让标的信息披露”中明确告知“标的债权存在如下瑕疵：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2年4月10日与潘文杰签订的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现潘文杰声称《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在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于2014年7月29日与恒华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已向恒华公司披露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的上述瑕疵。恒华公司也声明“乙方（恒华公司）已清楚了解标的债权的状况（含权利瑕疵）及受让标的债权的风险，并知晓如果上述抵押合同因潘文杰签名虚假而被法院认定无效可能带来的后果”。由此可见，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合同无效的风险并未刻意隐瞒或存在侵害恒华公司权利的故意，恒华公司对受让的权利所产生的风险已明确知晓。2.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办理抵押登记时有提交虚假登记材料的主观故意。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形成时，该合同显示的权利主体为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如其在合同签订及抵押登记办理过程中存在过错或由此导致的权利瑕疵，不利后果应由农业银行桂城支行自行承担。即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合同相对方“潘文杰”的权利以及该权利中所附的瑕疵或风险，在双方签订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已经形成。恒华公司受让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明确知晓风险并以合同形式继受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包括其中的瑕疵或风险，恒华公司亦未在合同中明确表明排除该权利瑕疵或风险。恒华公司作为商事活动主体，其在签订受让合同时应当清楚受让的权利所附瑕疵或风险，及由此导致损失的可能性。3.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不存在虚假登记的主观故意，且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将案涉抵押登记的相关权利出让时已作出明确的风险提示。恒华公司在清楚知悉案涉抵押登记可能存在无效的情况仍以合同形式受让上述抵押权，现其以该抵押权无法实现为由向合同相对方（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主张赔偿责任，恒华公司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恒华公司主张的损失问题，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将其享有对康正公司的债权及包括编号为44100xxxx44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设定的对潘文杰提供的抵押物［他项权证号分别为：佛国土资南他项（2012）第0xx1、0xx9、0xx0号］的优先受偿权一并转让给恒华公司。225号案件虽认定农业银行桂城支行与潘文杰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但恒华公司仍可继续向主债务人康正公司追偿或向保证人黄小龙、潘某华、潘某标主张保证责任以及对其他抵押人陈某明、陈某留、潘某标、潘某华、何某荣提供的抵押物主张优先受偿权。（2016）粤06民初37号判决显示，恒华公司在该案中主张了上述权利。可见，恒华公司对康正公司享有的债权实现处于待定状态，并未因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而导致完全不可清偿。恒华公司在本案中明确向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潘文杰主张因虚假登记造成的经济损失2500万元，但恒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500万元系因抵押登记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其对2500万元的构成以及该损失是否确已发生未提供证据证实，恒华公司所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华公司以上述37号案未发生法律效力及尚未进入执行阶段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经审理查明，37号案已于2019年2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并不以37号案的审理结果为前提，恒华公司上述申请并非本案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且37号案判决在本案审理期间已发生法律效力，恒华公司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在本案中，恒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潘文杰为案涉抵押登记提供虚假材料，恒华公司主张潘文杰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在提供材料进行抵押登记时确有过失，但其在转让债权时已告知恒华公司相关抵押权利的瑕疵，恒华公司也表示知悉，因此农业银行桂城支行对恒华公司无法实现案涉抵押权的后果不存在过错。而且，恒华公司对因此所产生的实际损失，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该司要求农业银行桂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恒华公司的诉请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6800元由原告广东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广东恒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桂城支行、第三人佛山市康正贸易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潘文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庞玮明书记员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