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4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明波，男，1979年9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高密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涛，女，1981年6月1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亦斌，山东亦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密市康成大街（东）2088号。 法定代表人：韩泓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阳，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耀，男，该公司职工。 原审被告：迟宏立，男，1982年8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高密市。 原审被告：臧晓辉，女，1979年1月6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迟志滨，男，1986年11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高密市。 原审被告：刘念娟，女，1984年3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迟志杰，男，1986年5月9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高密市。 原审被告：李伟伟，女，1990年7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高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密农商行）以及原审被告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5民初4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亦斌，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阳、唐宗耀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明波、姜振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式合同，部分内容违反民法基本原则，应归于无效。该格式合同第1页手写部分、第5页签署日期手写部分等均是在出现风险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恶意添加，手写添加的内容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确认。另外该保证合同2、3、4页的内容均是打印，原来的保证合同每一页均由上诉人签字捺印确认，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2、3、4页却没有任何签字或捺印，高密农商行改变内容重新装订合同，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应当将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捺印确认的手写部分和没有签字捺印的打印部分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另外该保证合同第2页5.4条严重违背事实，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应当提交上诉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向上诉人提交主合同的证据，不可能写上这么一句话就是知悉了主合同。第二，一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部分有误。1.上诉人并未在2015年8月4日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签订任何保证合同，同日也并未去过高密农商行，更没有为迟宏立提供过任何担保。上诉人签订的高保字（2015）年第36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第5页的签署日期及签署地点系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事后伪造，并非是上诉人的签字。2.上诉人从没有为被上诉人在所谓的大牟家支行或大牟家农商行为迟宏立提供过担保，被上诉人职工“韦明”出具的“证明”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应当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5条的规定，银行都有完备的监控系统，高密农商行应当提供银行监控以证明上诉人是在2015年8月4日与其他六户共计八人同时签订主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如债权人不能提供其持有的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中查明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确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3.对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二行的认定，上诉人认为签署的时间与签署地点至关重要。若签署时间当时没有填写，则不能确定保证合同的有效起止时间。若签署地点不是在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一审中所陈述的大牟家支行，那么就说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在一审陈述的2015年8月4日与主合同一起签订保证合同就是弄虚作假，存在欺诈行为，按照《担保法》第30条第2项规定，这种欺诈当然包括签订时间、数额、担保方式等重要的内容。4.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四行相应内容担保的债权最高额（手写）、结算期限（手写）、担保期限（打印）、担保方式均没有上诉人签字捺印。上诉人确认的部分只有该合同的第1页、第5页签名部分和电话号码部分，凡是手写部分上诉人均捺印进行了确认。因此，对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捺印的手写部分和打印部分，均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另外，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没有将主合同内容告知上诉人，更没有将最高额保证合同给付上诉人，更不用说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尽到对格式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没有提交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任何证据。5.上诉人主观上并没有为迟宏立提供担保，而是为迟志滨提供担保，银行工作人员也告知上诉人与秦明波没有关系，当出现风险后，随意添加内容而让上诉人承担风险，违背了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符合保证合同无效情形。本案债权人高密农商行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在两年前已经有三户联保的情形下，在出现贷款风险后欺诈、诱骗上诉人签订空白保证合同，事后伪造添加相关内容嫁祸风险，该保证合同应当没有任何证据效力。6.手写添加的内容没有得到上诉人确认，上诉人手写部分均按捺了手印，对未按手印部分都是事后被上诉人添加的。一审判决书最后一页中第三行当迟宏立贷款出现风险后，被上诉人随意添加内容添加姓名“迟宏立”及添加“时间”，让上诉人承担风险违背诚信原则，同时也符合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情况提供保证，保证合同无效。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高密农商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应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全国各家银行使用的都是格式合同，被上诉人没有重新拼装合同，一切均应按合同约定为主，合同系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法协商订立，条款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均未予答辩。 高密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迟宏立、臧晓辉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299999.99元及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罚息、滞纳金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对迟宏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4日，高密农商行与迟宏立、迟志滨、迟志杰签订《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约定迟宏立、迟志滨、迟志杰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对联保小组各成员自2015年8月4日起至2018年8月3日止，在贷款人处发生的借款业务所形成的最高余额（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57万元整，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期间为联保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迟宏立授信额度为3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收花生。逾期利率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高密农商行与秦明波、王振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秦明波、王振涛同意对迟宏立自2015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3日在高密农商行处发生的借款业务所形成的债务在最高余额45万元内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 同日，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与高密农商行签订《共同清偿及连带责任担保书》，该六人均同意对借款人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同日，秦明波、王振涛与高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借款人迟宏立自2015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3日止与高密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形成的债务在最高余额4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并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在该合同第十三条提示条款约定：本合同系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订立，所有合同条款均是各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债权人已提请保证人对本合同各项条款的内容做了全面、准确的理解，各方对合同条款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理解上的歧义，债权人特别提请保证人注意合同条款中的黑体部分，并应保证人的要求进行了充分说明。该提示条款用黑体字进行了标注，秦明波、王振涛在该合同上予以签字、摁手印进行了确认。 2016年8月26日，高密农商行依约向迟宏立指定的银行账户发放贷款30万元，约定到期日2017年8月25日，月利率6.525‰。合同履行过程中，迟宏立于2017年9月21日偿还本金0.01元，结欠本金299999.99元；利息付至2017年6月20日，之后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高密农商行与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之间签订的《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清偿及连带责任担保书》等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应认定有效。高密农商行依约向迟宏立交付了借款本金30万元，迟宏立理应按照约定偿付本息，逾期应承担约定罚息，臧晓辉作为迟宏立的共同还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作为该笔借款的保证人，应按约对迟宏立、臧晓辉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高密农商行主张迟宏立、臧晓辉偿付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迟志滨、迟志杰辩称当时与高密农商行约定只承担10%的担保责任，但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迟志滨、迟志杰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和支持。秦明波辩称，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署时间及签署地点有异议，并辩称签订该保证合同时，高密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向其许诺仅是签字并不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秦明波对其辩称意见应该举证加以证明，但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相应的举证；其次，该保证合同即使确如秦明波所述签署的时间为2016年或2017年、签署地点在秦明波家中，只要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署时间及签署地点并不能影响该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能成为秦明波、王振涛免除责任的依据；第三，《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决算期限、担保期限、担保方式均做了明确约定，且根据该合同的提示条款，对于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高密农商行已经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秦明波、王振涛亦在该合同上签字、摁手印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对秦明波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迟宏立、臧晓辉、刘念娟、李伟伟、王振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己有关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迟宏立、臧晓辉共同偿还高密农商行借款本金299999.99元、利息及逾期罚息（利息以本金299999.99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8月25日止按月利率6.525‰计算；逾期罚息以本金299999.99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9.7875‰计算）；二、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对迟宏立、臧晓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承担后有权向迟宏立、臧晓辉追偿。上述第一、二项，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迟宏立、臧晓辉、迟志滨、刘念娟、迟志杰、李伟伟、秦明波、王振涛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是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应否承担保证责任。对此：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秦明波、王振涛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2.1条约定，合同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对该合同落款处本人的签字秦明波、王振涛并无异议，虽对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的签署日期与地点存有异议，但未在本院指定期间内申请司法鉴定，亦未举证证明高密农商行改变内容重新装订合同的上诉主张。由此，在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事项未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以其未确认合同中全部手写添加的内容、高密农商行随意添加内容等为由主张高密农商行构成欺诈依据不足，据此否认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根据在案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3条“提示”条款，高密农商行已就包括保证人责任条款在内的合同各项内容提请两上诉人作了全面、准确的理解，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秦明波、王振涛关于高密农商行没有对格式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在案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与被上诉人高密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秦明波、王振涛作为涉案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在保证期间内对本案迟宏立、臧晓辉所欠高密农商行相应借款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秦明波、王振涛本案中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秦明波、王振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