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302民初8644号 原告：郑润华，女，195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训卿、袁亮，河北凯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庆海，男，195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川、周静，河北谦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润华诉被告于庆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润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训卿、袁亮，被告于庆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川、周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2997元/年*17年=560949元，丧葬费5438.8元*6个月=32633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645582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7日，被告于庆海在中房星苑18栋与13栋之间，无故将原告丈夫李成林打伤，导致李成林住院治疗。2019年4月9日，李成林报警，2019年4月15日经东环路派出所民警米开明调解，被告支付了原告3万元医疗费。同日，原告丈夫李成林与被告于庆海签订《于庆海打伤李成林后续解决条款》，约定因打伤产生的治疗费用，除报销费用外全部由于庆海承担。2019年4月16日，李成林在伤情未痊愈的情况下出院，去人民医院找专家诊断，专家看在公安医院做的CT片子，说片子显示头有缝，建议10日后复查。但未等到复查，2019年4月17日，李成林因伤猝死。原告认为，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殴打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应该赔偿原告相关费用，但被告无理拒绝，为保证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 被告于庆海辩称：一、原告方缺少必要共同诉讼人。2005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内容为“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据被告了解，死者李成林与原告生育了两个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并非仅为原告。因此原告方缺少必要共同诉讼人。二、李成林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解决完毕。李成林与被告互殴的行为发生在2019年4月7日，李成林的报警时间却是2019年4月9日，距离二者打架已经过去了两天，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李成林是否因为其他原因受伤，不得而知，打架后李成林受伤并不严重，如果受伤严重，其不会当时不报警，却选择在两天后再报警，报警时李成林的受伤情况与被告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因被告与李成林确实出现互殴的情况，二者之间又是邻居，被告本着和睦相处的原则，2019年4月15日在东环路派出所的调解下，签订了《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向李成林赔偿医药费及其他损失费共计3万元，该3万元包含此次李成林住院医疗及后期任何后遗症费用，李成林如果以后有任何后遗症，李成林及其家人保证与2019年4月7日被于庆海殴打无关。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李成林支付了3万元费用。因此，对于李成林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解决完毕，之后李成林发生任何情况均与被告无关，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三、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主张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殴打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原告负有证明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殴打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打架时间是2019年4月7日，李成林的死亡时间是2019年4月17日，时间间隔了10日，如果原告不能证明李成林的死亡系由被告造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本案，查明李成林的死因关键在于尸检，尸检的权利在于原告，证明李成林死亡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也在原告，而原告在李成林死亡后拒不尸检，而是将尸体火化，让李成林的死因永远成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原告在李成林死亡后拒绝尸检，符合法律规定的持有证据拒不提供的情形，因原告具有拒不提供证据的情形，被告主张李成林的死亡与其没有因果关系，对被告的主张应当予以支持。四、被告认可生命的无价和宝贵，如果李成林的死亡是由被告殴打导致的，那么原告方的起诉不但合理，被告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本案就不是普通的民事案件，而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也不应由民事法庭进行审理。但是如果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无关，原告方不应将其失去亲人的不幸与痛苦转嫁到被告身上，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因原告方缺少必要共同诉讼人，原告无权代表其他近亲属向被告主张权利，即使其他近亲属放弃了权利，李成林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解决完毕，且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9年4月7日，被告于庆海与李成林发生争执并受伤。2019年4月9日，李成林到秦皇岛市公安局公安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李成林伤情为：1、头皮血肿；2、双眼睑钝挫伤；3、双眼球结膜出血；4、右侧颅骨修补术后；5、右颞枕叶脑软化灶；6、高血压；7、脂肪肝；8、双肾囊肿（多发）。给予活血化瘀、止痛、营养脑细胞等对症治疗，并于2019年4月16日出院，住院7天，出院医嘱：1、建议局部理疗等对症治疗，休息2周后到眼科复诊。2、高血压建议到上级医院专科进一步诊治。 2019年4月9日，李成林报警称，其在2019年4月7日19时左右在中房星苑18栋与13栋之间的过道被于庆海打伤，现在在公安医院接受治疗。2019年4月12日，秦皇岛市派出所对李成林进行询问，李成林自述：“2019年4月7日下午，我当时在中房星苑东门门卫室聊天，说着说着就和于庆海吵起来了，在场的保安把我们劝开了。后和朋友王利民喝完酒后去买烟的路上（13栋与18栋的过道）又遇到于庆海，吵了几句后被于庆海打伤，打了我的脑袋、额头、眼睛，后来遇到一个邻居就把我送回家了。因为彼此熟悉，当时伤情不重就没有及时报警，但到2019年4月9日，伤情变重，于庆海也没有来看望过我，就报警了。”2019年4月12日，秦皇岛市派出所对于庆海进行询问，于庆海自述：“2019年4月7日19时左右，我吃完饭遛弯到13栋与18栋楼之间的过道，碰到李成林，发生了争执，我和李成林都喝了点酒，他上来揪住我的衣领子，打我一巴掌，后又打了我两巴掌，我用拳头往他的头上打了好几下，后来有个邻居出来劝架，我们就不打了，各自回家了”。2019年4月12日，秦皇岛市派出所对于邻居王某询问于庆海和李成林打架的情况，王某称，在2019年4月7日看见两个老头在那吵吵，没有看见动手。2019年4月15日，经过秦皇岛市派出所的调解，于庆海与李成林达成协议，签订海公（东环）调字［2019］第0068号治安调解协议书，载明：经调解，于庆海与李成林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由于庆海向李成林赔偿医药费及其他损失费共计人民币叁万元（该叁万元赔偿费用包含此次李成林住院医疗及后期任何后遗症费用）；2、李成林不再就2019年4月7日被于庆海殴打的伤情作法医鉴定；3、李成林如果以后有任何后遗症，李成林及其家人保证与2019年4月7日被于庆海殴打无关；4、就于庆海殴打李成林一案双方不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处理。当事人李成林、于庆海签字并按手印确认。李成林在调解书左下方签字，证明已收到于庆海支付的叁万元整。同日，李成林与于庆海签署了《于庆海打伤李成林后续解决条款》，双方约定警察局调解完成后，去人民医院做增强脑部ＣＴ、眼部检查。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李成林家自行调解血压，费用自理。如果检查脑部有问题，眼部有问题；双方经协商，李成林正常治疗，一切费用，于庆海负责除去报销以外的其他费用。李成林和于庆海在上面签字并按手印确认。该后续解决条款下方载明：“4月16日，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看片子，头有缝，建议10日后复查，最终结果以复查为准。” 2019年4月22日，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2019年4月17日，李成林死亡，死亡地点中房星苑7-3-602下房，死亡原因（未写明）”。2019年5月30日，秦皇岛市公安局出具李成林的死亡注销证明，死亡原因：其他正常死亡。 原告称，李成林在公安医院接受治疗时，公安医院没有看出头部有一个新缝，而是在李成林出院后，为进一步确诊双方共同去的人民医院，找专家予以诊断，人民医院的专家看到CT片子后表示，李成林头部有一个新形成的缝，该缝伤情严重，需要进一步治疗。被告担心李成林治疗该新缝会形成额外费用，所以被告特别要求在补充条款上手写注明头部有一个新形成的缝，其负责治疗该新形成的缝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补充条款上有手写的内容，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民医院关于CT片子的诊断报告，因为片子不是在人民医院拍的。 另查明，李成林于10年前因外伤致脑出血并于黑龙江省第三医院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及颅骨缺损修补术，CT检查报告单显示右侧颅骨部分缺失，见钢板影，为颅骨修补术。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克山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李成林2017年4月9日体检报告一张、2018年7月2日体检报告一张，证明李成林在被于庆海殴打前身体健康。 证据二、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4月15日秦皇岛市公安医院病例案原件21页，证明李成林被于庆海殴打住院治疗的客观事实。 证据三、2019年4月16日秦皇岛市公安医院诊断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同上。 证据四、2019年4月15日，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一页、证明被告于庆海认可殴打李成林，并同意赔偿的客观事实。 证据五、秦皇岛市公安医院CT片一张，2019年4月15日于庆海打伤李成林后续解决条款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成林出院时伤情并未痊愈，于庆海同意出院后继续为李成林治疗，同时证明李成林出院时，被于庆海殴打的头部有新缝，伤情严重的客观事实。 证据六、李成林被于庆海殴打伤情照片三张，证明李成林被于庆海殴打伤情严重的客观事实。 证据七、2019年4月17日，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页，证明李成林被殴打后死亡的客观事实。 证据八、2019年5月30日，秦皇岛市公安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一页，证明李成林因殴打死亡的客观事实。同时证明李成林是城镇户口的客观事实。 证据九、火化证复印件一份，2019年6月18日，克山县家畜繁育指导站《证明》原件一份，证明李成林是城镇退休职工的客观事实。 被告于庆海质证称：对证据一、克山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李成林2017年4月9日体检报告一张、2018年7月2日体检报告一张，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体检报告只是常规检查，能查出的仅仅是报告单所列事项，申请项目为肝功能检测，对于脑部心脏等疾病难以检测出来。因此，李成林2018年以前的体检报告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 对证据二、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4月15日秦皇岛市公安医院病例案原件21页，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二可以反映出李成林入院时具有高血压、脂肪肝、双肾囊肿多发，出院时一般状态良好，头颅无畸形，未见明显异常。仅血压控制仍不理想，并不存在外伤问题。同时，入院记录显示李成林十年前因外伤致脑出血，并于黑龙江第三医院行开颅手术，具有严重的过往病史。 对证据三、2019年4月16日秦皇岛市公安医院诊断证明一份，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仅能看出李成林头皮血肿，不足以致命，且李成林已经于2019年4月16日痊愈出院，据被告了解，李成林1998年就做过开颅手术，该诊断证明诊断四也显示右侧颅骨修补术后，可以印证李成林曾经患有重大疾病，做过开颅手术。 对证据四、2019年4月15日，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可以证明2019年4月7日李成林与被告发生互殴，但李成林却在4月9日报警，报警时李成林的受伤并非必然由被告造成，被告本着和睦相处与李成林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果李成林日后有任何后遗症，李成林与其家人保证与2019年4月7日被于庆海殴打无关，因此二者纠纷已经调解完毕，李成林之后出现的任何情况均与被告无关，该协议合法有效，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应当按照协议履行。 对证据五、秦皇岛市公安医院CT片一张，2019年4月15日于庆海打伤李成林后续解决条款复印件一份，后续解决条款真实性无异议，李成林与被告对纠纷已经解决完毕，即使李成林后续检查出问题被告也只是负责支付检查治疗的费用。CT片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因死者李成林十年前做过开颅手术，头部有缝是必然的。 对证据六、李成林被于庆海殴打伤情照片三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为事发后两日，不能看出李成林的伤情与于庆海的殴打存在联系，按照常理来说对伤情是在殴打后当日最重，伤情的严重程度会随着时间逐渐减轻，被殴打后李成林的伤情没有如此严重，不然其不会当日不报警却在两日后报警。 对证据七、2019年4月17日，秦皇岛市海港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页，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合法性有异议，死亡证明记载无派出所盖章无效，该死亡证明恰恰没有派出所盖章，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对证据八、2019年5月30日，秦皇岛市公安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一页，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显示李成林的死亡原因为其他正常死亡，并非因为外伤致死，可以看出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对证据九、火化证复印件一份，2019年6月18日，克山县家畜繁育指导站《证明》一份，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出具证明应当有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而该证明没有经办人负责人签字，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有合法性。李成林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还是农村应当以其户籍为准。对火化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可李成林火化的事实，但是火化证显示死亡原因是因病去世，无法反映出与被告有关。 被告于庆海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证人王某询问笔录三张，证明王某并没有看到李成林与被告动手，只是听见二人吵架，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两个人在劝架，李成林在受伤后不论是本人还是劝架的邻居，都没有报警呼叫救护车，可见李成林当时受伤并不严重。 证据二、李成林询问笔录四张，证明李成林是与王利民喝完酒后王利民把他放到小区，他去买烟的过程。“与被告相遇，李成林称当时可能也吵吵了几句，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怎么打的我都记不清了，我还没还手也记不清了。”可见李成林事发时是醉酒状态，对事情经过都记不清，其陈述的事发经过与事实不符，事发原因是李成林先动手殴打被告。从于庆海的询问笔录四张可以看出证明系李成林殴打被告在先，被告才还手殴打李成林，二者之间系互殴，并非被告一方殴打李成林。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证人王某询问笔录三张，证据二、李成林询问笔录四张，于庆海的询问笔录四张，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事项，这三份笔录恰恰证明了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于庆海的询问笔录，被告断章取义，没有完全宣读，其中于庆海在笔录中承认其全力殴打李成林头部的客观事实，而本案的伤情也全部体现在头部，因此，对李成林对于庆海殴打的事实，原、被告双方询问笔录完全一致，不存在原告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一说。 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与李成林之子李明智、之女李明慧均出具声明，统一由其母亲原告郑润华一人代为参加诉讼，并认可原告参加诉讼的法律后果。 又查明：李成林于1956年1月15日出生，系城镇居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体检报告、病例案、诊断证明、治安调解协议书、CT片、《于庆海打伤李成林后续解决条款》、殴打伤情照片、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克山县家畜繁育指导站《证明》、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关于李成林的死亡与被告于庆海的殴打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损害结果与造成损害的原因之间的关联性，它是各种法律责任中确定责任归属的基础，同时对责任范围的确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病历显示李成林因此次外伤造成头皮血肿、双眼睑钝挫伤、双眼球结膜出血，其住院治疗系受到被告殴打所致，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其次，李成林于10年前因外伤致脑出血，曾在黑龙江省第三医院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及颅骨缺损修补术，且诊断书显示其有高血压、脂肪肝、双肾囊肿等病症，李成林出院后在家中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死亡注销证明都不能说明死亡的原因，亦没有进行尸检，不能通过尸检等科学的方法得出被告于庆海的殴打行为是李成林死亡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还是无原因的鉴定意见，即从客观上直接证据已丧失，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第三，李成林与被告于庆海已在公安机关达成调解协议且已赔偿李成林3万元，李成林认可出现任何后遗症与于庆海的殴打无关。李成林出院的次日就死亡，这是李成林及其家人也预料不到的。 综上，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判定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时，对积极的加害行为可采取删除法相互检验，以确定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采取删除法判断因果关系时，将加害人的行为从损害发生的整个事件中完全排除后，而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在排除后，损害仍会发生，则加害人的行为就不是损害发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反之，如果将加害人的行为从损害发生的整个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以后，损害结果不可能发生，或以完全不相同的方式发生，则加害人的行为就是损害发生的原因。本案中若无被告于庆海对李成林头部、面部殴打致其受到伤害，李成林则不可能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改变了其生活习惯及生活方式，增加了其患病死亡的可能性。若没有殴打事实，即使其仍然可能因其他原因而死亡，但不可能在出院的次日就死于家中。由此考量，被告于庆海对其的殴打与李成林的死亡具有关联性，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在事实因果关系确立后，需进一步判断原因是否有可归责性，即确定因果关系的相当性。相当性的判断是法律上的价值判断，若加害人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会导致已经发生的某个损害结果或者至少它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某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一行为就是损害发生的相当原因。被告对李成林的殴打一般而言不可能直接导致其死亡，然而个案中判断因果关系时应考量被害人的具体情况，依社会一般观念，采取经验法则而进行。被告对李成林的殴打，致使其住院进行治疗，李成林曾于10年前因外伤致脑出血并于黑龙江省第三医院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及颅骨缺损修补术，医院诊断也查明其有脂肪肝、高血压等疾病，被告殴打其头部、面部，加之其以前也进行过头部开颅手术，且被告住院7天后出院的次日便死亡，依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此举将极大地增加其受伤致死的可能性，故殴打头部、面部等与李成林的死亡具有相当性。此种认定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亦符合侵权责任法的规范目的和立法精神。 李成林生前曾进行过开颅手术，也患有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虽遭被告殴打入院治疗，然其特异的体质虽不能导致加害人责任的免除，但同时其死亡原因也系其特异体质及受到被告殴打相互作用的结果。李成林去世后，其家属未进行尸检而将其火化，综合考量，其自身的特异体质为其死亡的重要原因，被告的殴打为次要原因。根据原因力大小，以被告于庆海承担15%的责任为宜。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主张17年，共计560949元，丧葬费主张6个月，共计32633元，对该两项诉请，本院予以认定；交通费酌定200元。上述费用共计593782元，按上述责任比例，被告应负担89067.3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共计96567.3元，扣除双方因调解已支付的赔偿款3万元，被告于庆海应赔偿原告郑润华各项经济损失66567.30元。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庆海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郑润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66567.3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28元，由原告自行负担4396元（已交纳），被告于庆海负担7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新洋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 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