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1民初6004号原告：余志强，男，1981年7月14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宝洲，江苏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兴化东方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老圩乡钟南村。法定代表人：郑君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应，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志强与被告兴化东方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宝洲，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应，证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志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垫支的劳务费、租赁费等273800元，并承担利息和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6月起在被告任管理一职，其间为被告垫支劳务费、租赁费等合计273800元。后因被告人事变动、股东间产生矛盾，至今未能支付。东方公司辩称，原告没有垫支的事实，韩韬无权代表被告签字报销发票。我公司于2018年1月份即已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所有事务是由熊先明负责，原告作为公司员工，是知晓熊先明任职情况，所有签字必须要有熊先明签字方可报销。根据公司意思自治的原则，韩韬无权代表公司报销发票。原告之妻在（2018）苏1281民初7984号一案中认为系其代被告垫付了劳务费和租赁费，而本案中原告又主张劳务费和租赁费。原告应当明确劳务费和租赁费产生及垫付的理由、凭证。余志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2015年12月4日至2018年4月4日28个月租车费的复印件一份，经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韩韬于2018年5月14日签字确认，金额168000元。2.由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韩韬于2018年3月19日签字确认的劳务费报销单复印件一份，金额105800元。3.支付劳务杂费105800元证明复印件一份，2018年4月18日开具的16个月租车费96000元发票复印件一份。4.2018年4月18日开具的12个月租车费72000元发票复印件一份。5.已报销的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费用报销单及发票复印件一份。6.已报销的2015年3月4日至2016年8月4日财务报销单复印件一份。证据5、6佐证租赁费用的由来，当时公司约定由原告租赁车辆，公司按每月6000元的标准予以报支，后原告自行购车后，公司依然按原来的约定给予每月6000元的支出报销。7.韩韬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目的同证据6，同时证明劳务费、杂支、明细在报韩韬审批时已交给公司法定代表人韩韬。8.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韩韬于2018年7月4日前为兴化东方燃气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租赁费、租车费、劳务杂支费用原件在原先以王飘为原告起诉被告给付上述垫支费用的（2018）苏1281民初7984号案件卷宗中。9.2018年1月29日法人授权委托书、熊先明任职通知书各一份，证明熊先明仅仅是受韩韬的委托，熊先明所有的职务行为仅仅是韩韬授权。10.2018年7月9日被告出具的工作证明，证明由原告负责公司管理工作。东方公司提出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从没有租用过原告的车辆，原告也没有提供租赁合同，公司账户有存款，无需原告垫支，费用报销单是公司内部记账凭证，原告应当知晓韩韬自2018年1月即不再审批发票，王飘在（2018）苏1281民初7984号一案中认为系其支付。自2018年2月份开始，被告公司负责人为熊先明，原告租车也应得到熊先明同意。证据2质证意见同证据1，原告应当说明劳务费支出在什么地方，原告是怎么支付给他人的。证据3、4，支出证明上原告是证明人而不是实际经办人。租车发票是原告自己向税务机关开取的并没有征得被告的同意，更没有人在这张发票上签字，租车发票是原告个人行为。证据5、6系复印件，应当提交原件。证据7真实性不予认可，韩韬在2019年4月10日已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被告来确认曾经与原告签订过租车合同；原告应当明确劳务费用处，支付给谁，为何垫支。证据8真实性予以认可，韩韬从2018年2月份开始至2018年7月4日不担任公司职务，更无权签字报销发票。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份证据明确了熊先明的任职情况，并不是受韩韬的委托，而是公司正式任命熊先明为公司的全权负责人，由于被告的公司是外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股权的变更需要经过审批程序有一个过程。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双方在2018年7月份关系不和谐，原告从2018年8月份即不到被告处上班，该证明上也只不过证明曾经委托过原告担任管理工作，并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被告的总经理。东方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会议纪要，授权委托书，熊先明任职通知，证明自2018年1月29日起，由熊先明负责公司日常事务。2.银行账户及资料交接清单一份，证明熊先明将资料交给王飘，原告作为公司员工，知道熊先明任职情况。3.五月份会计凭证一本，证明所有报销单有熊先明签字才能报销。4.2018年1月、2月员工工资，证明从2018年2月份以后财务审批权是熊先明、原告是被告业务部负责人。5.被告账户余额，证明2018年3月19日被告的账号余额是72万，2018年5月14日被告余额是54万，被告无需原告垫支任何费用。6.王飘诉状，证明王飘向被告主张其垫支的费用就是本案原告主张的273800元。7.被告支出证明、借款审批单、费用报销单合计14张，都有余志强签名，证明原告是知道从2018年2月份开始所有的发票需要熊先明签字方可报销。8.证人张某（东方公司副经理）出庭陈述：2018年1月份，公司重新组建后召开了一次全体员工会议，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韩韬在会上讲，以后公司由熊先明全权负责。余志强提出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5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的租赁费用早于2015年12月就经公司批准，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韩韬签字确认，相应的明细也交给了被告法定代表人，而熊先明关于任职情况如果是真实的，也是形成于2018年1月29日，原告所主张的劳务杂支费用、租赁费实际也形成于韩稻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否定被告会议纪要之前的形成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该案中本案原告是经法庭释明应当以余志强（王飘之夫）本人名义提起诉讼，而不应由王飘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余志强遂提起本案起诉。证据7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韩韬出具的证明事项系其任职期间，并不是2019年4月10日发生的事情。证据8熊先明任职是2018年1月份以后，也是基于韩韬的授权。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举证、质证，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8年1月29日，东方公司管理人员韩韬、孙大勇、熊先明在广州国储能源有限公司召开“关于股权转让及兴化公司后续经营事宜”会议，形成了书面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第二条明确，自即日起，韩韬移交东方公司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及全部印鉴、证照及相关文件资料、财务资料、银行账户资料及密码，保证所移交资料真实可靠。第四条明确，为了保障公司运行平稳，继续保留韩韬在上述国内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保留现有经营管理人员，韩韬应签署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孙大勇指定的受托人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同日，即由熊先明签字批准报销了此前由王飘作为领款人、余志强作为部门主管签字的若干报销单费用。同年3月21日，由熊先明接受了移交的东方公司银行账号及财务资料等。2018年7月4日，经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东方公司负责人韩韬变更为郑君华。2018年3月19日，余志强开具费用报销单一份，要求报销劳务费105800元，并附其同日出具的支付证明一份，内容为支付2017年度劳务杂费105800元。由韩韬在费用报销单上“领导审批”一栏签名。2018年5月14日，余志强开具费用报销单一份，要求报销其2015年12月4日至2018年4月4日租车费168000元，并于2018年4月18日开具金额为96000元、720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两张。由韩韬在费用报销单上“领导审批”一栏签名。余志强要求东方公司报销上述两项费用共计273800元未果，双方发生纠纷。余志强于2018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东方公司给付其代为垫付的劳务费、租赁费计2738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未经劳动仲裁程序而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于2019年5月30日依法作出（2018）苏1281民初9931号民事裁定：驳回余志强的起诉。2019年7月9日，余志强向兴化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余志强遂诉至本院。余志强在本案审理中陈述，劳务杂支费中有根据韩韬要求，租赁商务车接待客人未出具发票、招待客人到广州、无锡考察没有发票的杂支以及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临时请吊车等一些杂费。公司从2014年开办以后都是用我的车作为办公用车，是韩韬直接交代我去做的，没有协议，几个月或者一年报销一次。另查，2019年1月22日，东方公司以余志强旷工、拒签劳动合同为由决定解除与余志强的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纠纷。后余志强为要求东方公司支付2014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申请劳动仲裁，后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已另案作出判决。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提供不出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余志强所称其担任被告东方公司管理人员期间，被告将原告个人车辆以每月租金6000元作为办公用车并无足够证据证实。韩韬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证明时，被告已经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且韩韬此时已非公司负责人；原告提供2015年3月4日至8月4日经时任公司负责人韩韬审批报销的两张租车费作报销单，亦不能证明被告承诺原告此后一直按此标准报销原告租车费。原告所称垫付2017年度劳务杂费105800元仅有其本人陈述和被告原负责人韩韬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被告同意其垫付并已实际垫付的事实。韩韬于2018年1月29日在被告会议纪要上签名，熊先明同日作为公司领导审批报销原告之妻王飘作为领款人、原告作为部门主管签名的费用报销单，均能够说明原告以及韩韬均应当知道自此公司费用报销需由熊先明审批、韩韬并无被告公司费用报销审批权利。故韩韬在本案原告于2018年3月19日、2018年5月14日开具的费用报销单上签名，不能视为被告同意予以报销。故原告要求被告报销2015年12月4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租车费168000元及垫付的2017年度劳务杂费105800元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余志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案件上诉费10元（户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泰州分行营业部，账号：47×××53，行号：104312800123）。审判员  束长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子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