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140号原告：唐平安，男，汉族，生于1953年11月13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波，男，汉族，生于1982年11月29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角奎镇车站路**，系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职工。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唐平安诉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原告申请追加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平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大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吴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平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960元（1580元×12=18960元）；2.判决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养老保险金1580元至原告死亡时止；3.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支付原告医疗保险待遇至原告死亡时止；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8日共108月）共170640元；5.被告支付原告节假日期间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1580元÷30天×115天×21年=115077元；6.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自2000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至今，担任清洁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未安排原告休息。2019年1月1日，被告通知原告不用上班了，已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再是他们的员工。原告走投无路之下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以原告年满60周岁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在被告处工作19年，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系被告的正式员工。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未安排原告休息休假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病无所靠，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盼！被告城管执法大队辩称,原告唐平安自2009年6月起至2018年12月31日在原彝良县环卫站（现已并入城管执法大队）做非全日制保洁人员。并在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分别和原彝良县环卫站签订有《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执法大队的用工形式是非全日制用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敬请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唐平安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证人彭某和李某出庭证实：1、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件2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2001年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1份、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原件2份、2018年劳务协议原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4.中国农业银行资金流水原件5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1580元至2018年12月；5.证人彭某当庭所作证言，主要内容是：我与唐平安、胡绍全是同事关系。唐平安的工作时间都是6点半至晚上11点，我是开车的，唐平安是跟车的。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周末、节假日是上班的。我不知道唐平安是什么时候去上班的，我是去年9月份才进去的，我进去了唐平安跟我开的车，负责车的上下，我开的车是压缩车，车牌号是云Ｃ×××**，我休息的时候他就休息，半个月休息一次。我们主要是负责街上、堰坝塘、徐家寨子、以及洛泽河大道的垃圾。运送垃圾来回一趟2个多小时，一天要跑七到八次。6.证人李某当庭所作证言，主要内容是：我与唐平安是同事关系，唐平安的工作是跟车，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出车，到晚上10点收车，中间休息一个小时，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不知道唐平安进来扫地的具体时间。唐平安他们是半个月轮休一次。我是驾驶员，唐平安跟过我的车，记不得唐平安跟我车的时间，我开的是压缩车，以前开的是云Ｃ×××**，现在是云Ｃ×××**。我和彭某是轮换开云Ｃ×××**这张车的。唐平安是去年的12月份没有在城管大队上班了。二被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于证据3的聘用合同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从合同上来看，合同期限已经届满，且当时角奎镇环卫站是做了相应的补偿。对于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2018年劳务协议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所记载的内容看不出和本案具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使用；对证据5、6，证人和原告都具有相同的性质，从表面上看，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实质上是有利害关系的，因为该案的处理可能会影响该证人以后的工作情况，所以应该出具书面的证据加以认证，比如说上班时间的问题，都说到了每天要工作5-6个小时，但是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上班时间是不一致的。综上，证人证言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在具体上班时间上和案件事实是不吻合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城管执法大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7.2015年、2016年（081）、2017年（081）《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及《劳务协议》原件共9页，证明被告用工方式和双方就工作时间、工资、社保、合同解除、是否支付经济补偿进行的约定。8.彝良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2页，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明。9.中共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彝纪转字〔2019〕73号的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证人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7、8无异议，证据7同时能证明原、被告是全日制用工合同，而非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无论是原告、证人、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都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事情的权利，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要求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提供下列证据：10.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11.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1、2、8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能证明本案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据8能证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身份信息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证据3中2001年的合同虽是复印件，系原告与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的合同，双方对原告在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工作事实无异议，对这一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中其余合同与证据7内容一致，且原告对证据7无异议，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及2018年签订《劳务协议》的事实，双方对此事实无异议，予以采信；被告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且能与证据3、7相互印证，证明2015年1月至2018年10月原告每月工资为12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原告每月工资为1580.0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来源合法，予以采信；证据5、6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每天上班的时间；证据9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李某等就请求为工人购买“五险”、支付加班工资及增加工资等，于2019年5月4日向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信访的事实。证据10、11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及被告单位性质、名称变迁、职能等，对此事实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唐平安出生于195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1月13日年满60周岁。2001年原告与原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清洁工人聘用合同》，期限为：2001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2009年6月原告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跟车员。2015年11月19日，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务协议》。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劳务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中加盖公章。原告在被告处上班至2018年12月31日。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60周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向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及时办理李某等人的信访案件。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在被告处具体工作的时间问题。原告主张自2000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但未提供自2000年1月起被告在原彝良县环卫站等处工作的相关证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自2009年6月起进入被告处工作，应确认原告自2009年6月至2018年12月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小时计酬且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为非全日制用工的主要特征。非全日制用工作为一类特殊的用工形式，其实质标准是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本案中，判断原告与被告的用工关系是否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应从上述两点进行评判。首先、原告岗位为垃圾清运车的跟车员，每天工作时间在环卫车辆运送垃圾到垃圾处置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中载明工资计算方式，原告每月工资为1200.00元及每小时工资为12.00元的内容，原告每月工作时间为100小时，按照每周单位时间来计算，原告每周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其次，关于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的方式，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为每月发放。因此，综合原告的实际用工时间和报酬发放方式，原告与被告虽然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原、被告之间的用工关系并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关系的特点。虽然原、被告双方仅提供了2015年至2018年期间双方签订的合同，但原告的工作内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自2009年6月起，原、被告之间属全日制用工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唐平安出生于195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1月13日已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于2013年11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被告处上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唐平安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此，2009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动关系，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属劳务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首先，关于原告主张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问题，因征缴社会保险费系社会保险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故对原告关于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的主张，本案中不予审理。其次，2009年6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工资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于2013年11月13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此时，原告应已知其未享受退休后的相关待遇，原告应在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提起申请仲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规定，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再次，因原、被告之间自2013年12月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对其提供劳务期间，被告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支付完唐平安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故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平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唐平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邓 瑛审判员 袁述盈审判员 钟 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余俊波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