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1民初1580号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行政中心政务大厅2楼办公室。法定代表人：吴开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鹏，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495763，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1180821432，一般代理。被告：廖伟民，男，196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二七路2001-13号鸿通城A区8楼。法定代表人：叶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1210579，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510999640，特别代理。被告：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42号保利广场（6）1单元21层3号（油榨社区）。法定代表人：夏丽，该公司总经理。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星莹贸易公司”）与被告廖伟民、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工五公司”）、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于2019年3月25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星莹贸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鹏，被告廖伟民，被告贵州建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因追加当事人，依法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廖伟民、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15日之前的租赁材料租金163383.67元，并按每日3‰的利率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租金付清之日止（从2017年9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计人民币121696元，租金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285079.67元）；3、依法判令被告廖伟民十日内归还原告钢管30.7688吨、顶托1431套、套管5544套，届时如不能归还，则应按照钢管3120元／吨、顶托12元／套、管套5元／套计算赔偿款（合计人民币140890元）；4、依法判令被告廖伟民支付原告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实际归还租赁材料的期限或者给付赔偿款的期限为止的租金（租金按照钢管2元／吨／天、顶托0.015元／套／天、套管0.015元／个／天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8年8月30日计人民币2491元）；5、依法判令被告廖伟民承担原告为实现前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人民币30000元；前述第二、三、四、五项诉请款项合计人民币458460.67元。6、依法判令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三、四、五项诉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廖伟民承建“多彩贵州温泉小镇”工程，因施工需要，租用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莹公司）的周转材料，双方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有：1、第一条约定被告廖伟民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顶托、套管等物资，其中按照钢管2元／吨／天、扣件0.006元／套／天、顶托0.015元／套／天、套管0.015元／个／天的标准计算租金，被告廖伟民将计划用量，具体以实际通知交货用量为准；如廖伟民因承租材料丢失等原因导致不能归还原告，则按钢管12元／米、扣件4.5元／套、顶托12元／套、管套5元／个的标准向原告赔偿，而该批材料租金计算至付清所有赔偿费为止。2、第四条第五款约定，租赁物若有缺失，廖伟民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支付赔偿。3、第五条约定，租金按日计算，前面按三个月一次支付租金，后面按月支付租金，每月20日前支付。4、第七条约定，被告廖伟民延迟支付租金超过一个月以上，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被告廖伟民应向原告支付所欠租金总额每日3‰的违约金，并承担原告因主张该合同项下权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5、第八条约定，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多彩××××小镇11号地Ａ组团工程项目部为被告廖伟民在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陆续发料给被告（有周转材料发货凭证及租金费用结算表为证），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至今尚欠原告租金163383.67元。后由于被告廖伟民与其他第三方发生经济纠纷，贵阳市南明区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向二被告下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案涉租赁物移交给他人管理，以致被告廖伟民至今不能归还租赁物。截至目前，租赁物钢管发货量为96221.2米，已退还88221.3米，尚欠7999.9米（计30.7688吨）；顶托发货量5100支，已退还3669支，尚欠1431支；套管发货量6135套，已退还591套，尚欠5544套。原告曾多次找到二被告索要租金及租赁材料，但二被告相互推诿，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综上，根据合同约定，原告认为二被告已根本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同权益，现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起诉讼，诉请如前。被告廖伟民辩称，多彩贵州项目，实际劳务分包合同是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与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也只是明确我代表贵州华夏鑫达公司。钢管实际系贵州建工五公司的项目部在用，但是具体的工程款也系贵州建工五公司支付给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我没有能力和资质承揽大型工程，我只是贵州华夏鑫达公司员我。具体来讲，2016年11月1日华夏鑫达公司承接了多彩××××小镇主体结构外架搭拆施工项目，承接方式为包工包料，即搭建主体的外架钢管、扣件、安全网等材料均由华夏鑫达公司自行负责，2017年6月1日，华夏鑫达公司与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补签《外架劳务分包合同》；2016年11月1日，华夏鑫达进场施工，廖伟民担任多彩××××小镇主体结构外架搭拆施工班长，每月工资为1万元，为明确双方劳动关系，其与华夏鑫达公司在2017年8月5日补签了劳动协议；2017年6月22日，廖伟民代表华夏鑫达公司与原告及五公司签订《建筑架料租赁合同》，承租原告所有的钢管、扣件等材料供多彩××××小镇使用，五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施工主体对租赁材料及租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廖伟民是华夏鑫达公司的一名员工，担任多彩××××小镇项目的施工班长，现场管理根据项目部的要求把租赁材料点数运到工地，负责在多彩××××小镇施工，对此，原告是知晓的。在整个案件中，被告廖伟民只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即华夏鑫达公司委托被告廖伟民代表其签订的《建筑架料租赁合同》。在该合同第一条就已经明确租赁材料是用在多彩××××小镇，换言之，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是知道要出租的钢材料使用的项目地点，而被告廖伟民也向原告披露了实际承接该项目的公司是华夏鑫达公司，并且租金也是由华夏鑫达公司直接汇款到原告账户，显然在整个过程中，华夏鑫达才是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而被告廖伟民只是华夏鑫达的员工，是代理华夏鑫达处理多彩××××小镇项目的相关事宜。另外，建筑行业需要有关施工资质才能承接相关的施工项目，被告廖伟民作为一个自然人，没有资质去承接该项目，这就更加印证其代理人的身份。华夏鑫达是《建筑架料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享受合同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基于上述事实，华夏鑫达才是租赁合同的主体，而被告廖伟民只是华夏鑫达的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合同由廖伟民本人签订，但廖伟民代理人，所产生法律后果由华夏鑫达承担。被告廖伟民以其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合同落款处无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公司公章，该公司在《租赁合同》载明“连带担保责任”处加盖的章并非该公司合同专用章，而是项目部的章，且无该项目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原告要求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针对原告针对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的诉请。我公司与案外人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签订《外架劳务分包合同》，将多彩贵州温泉小镇项目中的外架部分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给贵州华夏鑫达公司，被告廖伟民系贵州华夏鑫达公司委派的施工班长，被告廖伟民以其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工程所使用的外架材料，该租赁合同清楚表明甲方即原告，乙方为被告廖伟民，包括合同最后落款处无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签名或公司公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廖伟民在该合同约定中由被告建工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依据，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法律依据。我公司项目部的章已标注有非合同专用章，也无我项目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字落款予以确认。我公司与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签订合同后，包工包料给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被告廖伟民是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的班长，在合同签订及履行期间，我公司没有在案涉合同加盖过公章，也没有任何书面形式追认过合同，且我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也没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与廖伟民签订合同中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的约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辩称，廖伟民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我是不知晓的，我公司不承担相应责任，我手上没有任何合同。原告提供的证据基本与该公司无关，合同也是被告廖伟民自愿去签订的，公司并未委托，合同是6月6日签订的，当时被告廖伟民还不是该公司员工，所以，租赁合同与该公司无关。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日，贵州华夏鑫达公司进入案涉工地多彩××××小镇项目承接相关主体外架搭拆业务，廖伟民受公司指派担任多彩××××小镇主体结构外架搭拆施工班长。2017年6月1日，华夏鑫达公司与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补签《外架劳务分包合同》。2017年6月22日，廖伟民作为乙方与原告作为甲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编号：ＸＹ20170622），承租原告所有的钢管、扣件等材料供多彩××××小镇使用。合同内容如下：第一条约定被告廖伟民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顶托、套管等物资，其中按照钢管2元／吨／天、扣件0.006元／套／天、顶托0.015元／套／天、套管0.015元／个／天的标准计算租金，被告廖伟民将计划用量，具体以实际通知交货用量为准；如廖伟民因承租材料丢失等原因导致不能归还原告，则按钢管12元／米、扣件4.5元／套、顶托12元／套、管套5元／个的标准向原告赔偿，而该批材料租金计算至付清所有赔偿费为止。2、第四条第五款约定，租赁物若有缺失，廖伟民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支付赔偿。3、第五条约定，租金按日计算，前面按三个月一次支付租金，后面按月支付租金，每月20日前支付。4、第七条约定，被告廖伟民延迟支付租金超过一个月以上，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被告廖伟民应向原告支付所欠租金总额每日3‰的违约金，并承担原告因主张该合同项下权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5、第八条约定，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多彩××××小镇11号地Ａ组团工程项目部为被告廖伟民在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贵州建工五建公司多彩××××小镇11号地Ａ组团工程项目项目部（非合同专用章）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并签注有“本项目部为担保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陆续发料给被告廖伟民，但被告廖伟民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至今尚欠原告租金163383.67元。2017年8月5日廖伟民与华夏鑫达公司补签了《劳动协议》。2018年6月13日由于被告华夏鑫达公司法人夏丽的父亲夏祥国与其他第三方发生经济纠纷，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廖伟和贵州建工五公司下发（2018）黔0102民初168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将夏祥国在贵州建工五公司多彩贵州温泉小镇项目部的脚手架材料移交给宋菊梅、谢文权共同管理。2018年6月20日，贵州建工五建公司向原告送达告知书，载明：因廖伟民与第三方发生经济纠纷，南明区法院下发协助执行通知书，拟将工地所有建筑架料移交给他人管理。因涉及未归还贵司建筑材料，请安排专人向南明区人民法院提交相关证明及情况说有，配合我项目部妥善处理该事。由于前述执行行为以致案涉租赁物无法归还。截止目前，从2017年9月20日计算至2018年8月15日，共产生租赁费用163383.67元。另，原告星莹贸易有限公司提交了2018年8月1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14249674）、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户名：吴开均），拟证实委托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业务，产生律师代理费用30000元。原告星莹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撤回申请人的第一、第三、第四项诉讼请求。同日，提交《申请书》，要求追加华夏鑫达公司为本案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在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贵州华夏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丽案涉合同所涉及的公章是否系该公司公章，夏丽未作明确回复。被告廖伟民提供劳务合同、工资收入明细和协议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协助执行书等，其中：《协议》载明：经与廖伟民协商，由廖伟民在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工地多彩××××小镇项目协调管理工资，工资待遇如下：一、工资每月10000元；每月交通补贴500元。华夏鑫达公司加盖有公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5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工资／收入明细载明：2017年1月13日、2017年4月1日劳务费各5000元，对方户名：贵州建工五建公司；2017年10月13日付廖伟民工资20000元，对方户名：贵州华夏鑫达公司；2018年2月14日是，廖伟民工资11000元，对方户名：夏丽。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131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廖伟民系被告华夏鑫达公司员工。前述证据拟证实：廖伟民为贵州华夏鑫达公司员工，其他法院判决均认定案步的钢管运输等民事责任由华夏鑫达公司承担，具体的事务由夏丽的父亲安排，廖伟民系受委托处理事情。原告质证认为只认租赁合同，合同相对方为廖伟民，其他不清楚，我们将租赁物交付给被告廖伟民；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无异议；被告华夏鑫达公司质证认为前述协助执行书、判决书系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且案涉运输责任不应由公司承担。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提交的《外架劳务分包合同》，载明：贵州建工五公司作为甲方与贵州华夏鑫达公司作为乙方就案涉多彩××××小镇项目11＃地块分包业务约定为：施工图纸所示主体结构外架搭拆施工，木工支模钢管架料供应施工，承包价格：按42元／平方米，总价约480万元；其中9.2条约定劳务分包人委派的担任工地履行本合同班长为廖伟民。合同加盖有“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时加盖有“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夏丽签字。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该合同尾部没有贵州建工五公司的任何标注或公章印记。前述证据拟证实：1.该公司与华夏鑫达公司签订外架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鑫达公司包工包料且委派工地的班长为廖伟民；2.证明在该合同上，加盖的是我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与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专用章，该合同专用章与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所盖公章完全不一致。原告出示的租赁合同原件结尾处标注我公司为担保单位并非我公司工作人员所写。原告质证认为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证据形成相对方不是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我公司作为出租方，需要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担保才出租，所以建工五公司才会在我们合同上盖章。我们不清楚会出现两份合同原因。上述事实，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协议》、《租赁合同》、《外架劳务分包合同》、周转材料发货凭证及租金费用结算表、租金费用计算单、当事人陈述、（2018）黔0102民初168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告知书、《委托代理合同》、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14249674）、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户名：吴开均）等证据在卷佐证。前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廖伟民提交的劳务合同、工资收入明细和协议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相互印证，构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廖伟民从2016年11月1日起就系贵州华夏鑫达公司的员工，并接受公司安排在案涉工地从事相关工作。廖伟民2017年6月22日被告廖伟民与华夏鑫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被告廖伟民仍是华夏鑫达公司的员工，合同内容及用途等可以认定其行为仍为履行职务行为。故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华夏鑫达公司承担。被告廖伟民不应承担责任。案涉合同落款处无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公司公章，该公司在《租赁合同》载明“连带担保责任”处加盖的章并非该公司合同专用章，而是项目部的章，无该项目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且项目部对外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其对外所加盖的标注有“担保”字样的意思表示系无权处分行为，原告亦未能举证明被告贵州建工五公司对项目部的无权处分行为予以了追认，贵州建工五公司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在审理中撤回对第一、第三和第四项诉请内容，系对自己诉权的自由处分，予以准许，故不再予以处分。对于原告诉请的截止2018年8月15日之前的租赁费用，因被告对租赁本金163383.67元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合同违约责任部分约定有日息3‰，年利率109.5%，超过法定利率，不予支持。本院酌定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欠付租赁款付清之日止。关于律师费，合同有约定，实际产生，且按件收取，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8月15日之前的租金人民币163383.6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63383.6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9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被告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为实现其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人民币30000元；三、驳回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89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贵州星莹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65元，被告贵州华夏鑫达脚手架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志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