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14行初123号原告李纯英，男，满族，1958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绥中县。委托代理人李刚，男，满族，1984年11月18日出生，住址绥中县。（系李纯英之子）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地址绥中县。法定代表人郭彩学，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王壮，绥中县司法局复议应诉科科长。被告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地址绥中县。法定代表人李涛，该乡乡长。委托代理人朱景辉，绥中县司法局城乡司法所所长。被告绥中县行政执法局，地址绥中县。法定代表人滕东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宏涛，该局法规科科长。原告李纯英诉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绥中县行政执法局确认强制清除违法并赔偿一案，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日、2019年9月24日公开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纯英及委托代理人李刚、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委托代理人王壮、被告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委托代理人朱景辉、被告绥中县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委托代理人王宏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绥中县政府代理人王壮代表政府向绥中县公安局报案称李纯英涉嫌合同诈骗，绥中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22日受案，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扣除审限，于2019年8月24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纯英诉称，2019年4月4日，经别人突然告知，有人拔掉原告苗圃的全部大樱桃果树3000棵。原告赶到苗圃看到一片狼藉，大樱桃苗全部被毁。经了解，这次毁掉原告果树苗的行为系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涛带人并与第二被告的工作人员一起所为。经追查第三被告自称是奉第一被告指示而为，是协助第二被告。第二被告称是政府行为，是奉第一被告指示由第三被告执法。原告认为，原告的3000棵果苗被毁是一次严重的行政违法事件，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办案，请求1、确认被告私自拔掉原告3000棵果树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因行政违法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0万元。原告李纯英向本院提交3组证据，证据1、视频资料，用以证明原告种植的樱桃树苗被三被告强制拔除；证据2、《勘测定界图》，用以证明绥中县国土局表示该图J1到J8坐标内范围未批复，原告土地在此范围内没有批准征收；证据3、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原告在案涉土地上种植大樱桃树苗数量、价值。2019年9月25日，原告李纯英向本院提交一份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种植大樱桃树苗的面积。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1、关于征收土地情况。我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整合县城区域内的中小学教育资源，调整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决定修建教育园区及其配套设施。原告系城郊乡肖家村**村民，包括原告承包地（家庭承包地1.72亩）在内的城郊乡肖家村部分土地划定在征收范围之内。2014年3月31日，我政府发布了《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该通告对征地范围、征地面积及有关禁止事项进行了告知。2014年5月20日，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以民主议定方式同意县政府征收该村的土地。此后，我政府向肖家村委会拨付涉及土地的相关补偿款，原告及李纯武（二人系兄弟关系）于2016年1月3日领取了地上物（果树）补偿款75000元，并清除了承包地上的树木。2、原告存在违法侵占土地及抢栽、抢种行为。2019年清明前夕，原告在征收的土地内肆意种植果树，其目的是为骗取国家补偿款。接到群众举报后，我政府立即责成执法局处理，同时城郊乡政府予以协助、配合，于4月4日清除了原告抢栽、抢种的树木。原告原向建昌县人民法院起诉时称是在自家门口粮田内种植的果树，本次起诉又称是在自家苗圃内种植的大樱桃，原告自述前后矛盾。二、我政府及县执法局、城郊乡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涉案的土地已完成征收行为，土地所有权划转为国有土地。作为本案的土地所有权人肖家村委会及肖家村一组对土地的征收无异议，并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同意了县政府对土地的征收，且除原告以外的村民均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等相应的款项。涉案的土地已征收为国有，县政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原告与村委会，村民组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自发布征收通告之日起终止，原告对该土地已不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我政府有权对原告的抢栽、抢种行为予以制止。在我政府所发布的通告第四条已明确规定，即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地范围内新建永久性和临时性地上（下）建筑物、附着物，不得新栽种果树及其他苗木，如出现以上行为，一律不予补偿，损失自负。而且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04]238号）亦规定了对抢栽、抢种行为在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原告违法擅自种植大量树木的行为，影响了我政府对土地的统一利用及教育园区规划的实施。当然，原告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补偿款。原告的行为如能得逞，必然造成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会引起其他群众的恶意效仿，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我政府对原告行为的制止，是行使民法及物权上的排除妨害行为，有权对违法标的物予以清除。三、本案应属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原告已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我政府以征收方式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原告违法侵占土地，我政府予以制止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四、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立案条件。原告曾于2019年4月12日以城郊乡政府为被告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原告提出撤诉申请，建昌县人民法院于同日裁定（2019）辽1422行初19号，准予原告撤诉，现原告又再次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在建昌法院的裁定中对于漏列原告主体还是被告主体前后表述不一致。如果原告认为应由我政府作为建昌法院一审时的共同被告，原告有权申请追加但原告未申请追加，鉴于原告在撤诉后又再次起诉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故不应予以立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9份证据、依据，证据1、《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用以证明原告的承包地在教育园区征收土地范围之内且自通告发布之日起禁止村民在拟征收的土地之内开展抢栽、抢种、抢建行为；证据2、《绥中县教育园区规划图》，用以证明教育园区整体规划情况；证据3、《绥中县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用以证明肖家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以民主议定方式同意县政府征收本村一组、四组的土地建设教育园区；证据4、绥中县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肖家村民委员会解除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证据5、收据，用以证明李纯英、李纯武兄弟二人领取涉征收土地的地上附着物（果树）补偿款75000元；证据6、原告李纯英土地补偿款存折（复印件），用以征收原告土地补偿款发放至其个人名下账户但原告李纯英拒领该款；证据7、现场照片用以证明清除原告所种植树木的情况；证据8、（2019）辽1422行初19号建昌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因本案曾于2019年4月12日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于5月29日申请撤诉；证据9、《关于印发》（国土资发[2004]238号），用以证明凡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2019年8月26日，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向本院申请调取绥中县公安局调查原告李纯英的卷宗。因该份证据涉及本案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调取。2019年9月24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2份证据，证据1、证实材料，用以证明原告种植樱桃树的亩数；证据2，大樱桃树栽植密度说明，用以证明被告地区种植樱桃树苗的种植密度。被告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所称的所谓“苗圃”系绥中县教育园区规划建设用地，绥中县人民政府已对原告完成征地补偿。2014年绥中县人民政府决定建设教育园区，同年3月31日，绥中县人民政府按照征地程序发布《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绥中县城郊乡肖家村部分农户承包地在征地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原告及其家庭的承包地共1.72亩。在征地过程中，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会议一致同意该土地被县政府依法征收。绥中县人民政府向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支付征地补偿款，2016年1月3日，原告及李纯武兄弟二人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75000.00元，并将地上的果树等附着物清除，又于2016年4月5日将土地补偿款166840元支付至李纯英账户，征地补偿工作已完成。因此，原告已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城郊乡人民政府未实施行政行为和执法活动，不存在行政违法，没有赔偿义务。今年清明前，原告为获取非法利益，又在原获得补偿的承包地上肆意非法种植树苗，绥中县人民政府指派行政执法局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同时要求我单位协助执法局工作。在绥中县行政执法局前去处理的过程中，我单位始终进行带路等辅助性工作，不存在实施行政行为和执法活动，更谈不上行政违法和赔偿。综上，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5份证据，证据1、《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用以证明原告诉称涉及的土地在县教育园区征地范围内；证据2、《绥中县教育园区规划图》，用以证明原告诉称涉及的土地在县教育园区征地范围内；证据3、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已经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证据4、《绥中县城郊乡肖家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用以证明村委会以民主议定方式同意县政府的土地征收与补偿行为；证据5、原告李纯英土地补偿款存折（复印件），用以证明土地补偿款支付至李纯英账户。被告绥中县行政执法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辩称，我们局作为绥中县政府的组成部门，受绥中县人民政府的指派到达现场，只是对现场做了一个秩序维护的工作，别的没有。被告绥中县行政执法局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提供的9份证据、依据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提供的第1份证据，该公告仅是政府的征地计划，原告承包的土地并未获得征收批复，也无法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不能作为禁止原告在有经营权的土地上合法种植的依据。证据2是园区规划图，与本案无关。证据3和4的合法性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24条、第28条的规定，肖家村有四个村民组，有四个集体组织，土地的所有权是处分权，是属于每个村民组的，土地所有权是村民组决定、不是村委会决定的。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认可。证据6存折不是我自己到银行办理的且原告对土地补偿款事宜并不知情。证据7能够证明被告拔我家果树了。证据8真实性认可，是建昌法院认为他没有管辖权。证据9没有关联性，原告不存在抢栽抢种，因为土地所有权在我手里。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提供的5份证据与绥中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3、5、6相同。原告对于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绥中县人民政府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3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未标注录制时间，但对于清除树木的实施主体我政府在答辩中已经说明，是县政府责成执法局处理，城郊乡政府予以赔偿。证据2是复印件，来源不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3购销合同，该证据落款处的笔迹是同一人所书写，原告未提供资金来源、转账凭证和购货发票且无法证明此协议所约定的樱桃树苗种植于案涉土地上。另，樱桃价格也与市场价格不符。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与绥中县行政执法局对于原告提供的3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绥中县人民政府。本院对各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李纯英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绥中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且绥中县政府在庭审中予以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是土地面积分类表，且本案涉案土地征收工作绥中县政府在庭审中陈述正在上报过程。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与本院依申请调取绥中县公安局对于原告李纯英及刘殿斌询问笔录进行分析，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绥中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3、4、5、6、7、8、9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城郊乡政府提供的5份证据与绥中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3、5、6相同，认证意见相同。对于绥中县人民政府申请本院调取的绥中县公安局卷宗中李纯英、刘殿斌的询问笔录经庭审质证，能够证明李纯英与刘殿斌签订的《购销合同》时间不是合同上落笔的时间，且刘殿斌并未实际卖给李纯英樱桃树苗，对于李纯英购买的樱桃树树苗的数量、树龄、价格及付款方式均不知情。调取的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2019年9月25日，原告李纯英提供的肖家村证明李纯英土地亩数的证据与被告绥中县于2019年9月24日提供的肖家村证明李纯英土地亩数的证据，结合本案案情，经双方质证，本院依法采信2019年9月25日，原告李纯英提供的肖家村证明，认定原告李纯英土地亩数为2.269亩。对于2019年9月25日，绥中县政府提供的关于樱桃树苗科学种植密度的证实材料，因不是在法定期限内提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作为参考依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31日，绥中县政府发布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园区和园区道路拟征地的通告。2014年5月20日，李纯英所在的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县政府征用肖家村一组、四组土地建设教育园区，并于当日村委会解除与涉及征地的村民的承包合同关系。2015年4月5日，肖家村民委员会将土地补偿款以李纯英的名字在绥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开户，并存入166,840.00元。2016年1月3日，李纯英与李纯武领取因建教育园区征占的土地的地上树木补偿款75000.00元。2019年3月29日，李纯英在自己承包地和机动地共计2.269亩上种植了樱桃树苗。2019年4月4日，绥中县政府指派城郊乡政府和执法局对李纯英栽种的樱桃树苗进行了拔除。2019年6月3日，李纯英以强制拔除樱桃树违法并赔偿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绥中县政府自2014年3月31日，发布拟征地的通告至今，所涉及的地块未得到省政府或其他有关机关的征地批件。在本院现场勘查期间，涉及征收的地块在未建设的土地上仍然由原承包土地的农户进行种植玉米等短期农作物。又查明，2019年4月12日，李纯英以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为被告，以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李纯英以漏列被告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同日，建昌县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李纯英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包括是否属于重复起诉、被诉的三个机关哪个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拔除原告种植樱桃树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对原告种植的樱桃树价值是否应当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规定，李纯英在2019年4月12日以绥中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为被告，以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李纯英以漏列被告为由向建昌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而李纯英在2019年6月3日向本院以绥中县政府、绥中县执法局、城郊乡政府为被告，以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为由提起的诉讼，虽然提出的事实理由是相同的，但被告行政级别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的规定，李纯英以绥中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不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故，李纯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在庭审中，绥中县政府明确表示城郊乡政府、执法局受绥中县政府指派实施拔除李纯英种植的樱桃树。并认可其为本案适格被告。故，本案绥中县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城郊乡政府、执法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对于城郊乡政府、执法局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本案中，虽然绥中县政府发布拟征地的通告，李纯英所在的肖家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县政府征用肖家村一组、四组土地（包括案涉土地）并解除了与李纯英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发放了地上物补偿款及土地补偿款（李纯英未领取）。但案涉土地至本院审理终结时，并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或有批准征收土地权限的机关的批复，其征收程序并未完成。在本院现场勘查时，在绥中县政府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未进行建设的土地上，除了案涉土地是空地外，其余土地种植了玉米等农作物。经现场询问，政府允许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未建设用地由原承包户耕种。结合李纯英在庭审中对案涉土地在2019年之前一直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的陈述。能够看出虽然绥中县人民政府对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到位、村民集体组织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李纯英解除，但并不影响李纯英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经庭审询问，在绥中县政府正在等待省政府对于涉案土地的批复的情况下，李纯英可以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短期收益的农作物，但其种植的樱桃树属于长期收益的果树，不符合实际情况。绥中县政府对于李纯英在案涉土地种植樱桃树进行制止的行为应当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向李纯英进行公告、限期移栽至其他地点，不应当直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拔除，并将樱桃树弃在案涉土地上。故，被告绥中县政府强制拔除案涉土地上樱桃树苗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绥中县政府将李纯英种植在案涉土地上的樱桃树拔除，樱桃树被损毁，且未留存樱桃树。但通过绥中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现场拔除樱桃树的照片看，案涉土地上确实种植了樱桃树。故，虽然李纯英在领取地上附着物款且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与其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其种植长期生长的经济作物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李纯英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樱桃树是其合法财产，绥中县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将李纯英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樱桃树拔除并导致樱桃树灭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本案中，李纯英购买樱桃树的合同，因为案外人刘殿斌并未实际卖给李纯英樱桃树苗，对于李纯英购买的樱桃树树苗的数量、树龄、价格及付款方式均不知情。且李纯英庭审中陈述其在兴城市有苗圃，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的樱桃树种植在案涉土地上。故，李纯英要求赔偿樱桃树苗的主要依据购销合同在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的情况下，本院向李纯英释明对樱桃树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李纯英表示不进行评估鉴定。在李纯英合法财产确有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经本院向绥中县当地樱桃树种植户、樱桃树经销商、果树研究所及评估鉴定机构，结合李纯英种植的面积、绥中县政府提交的现场拔除照片，本院酌定李纯英的樱桃树的价值为30，0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4日强制拔除原告李纯英种植在2.269亩土地上樱桃树行为程序违法；二、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樱桃树价值共计人民币30，00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绥中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彦博审判员  花 勇审判员  刘思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谭思朦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