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金明，男，汉族，1986年1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紫媚，广东左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刘东辉。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艺伟，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灿英，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辉，男，汉族，1980年7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紫琪，女，汉族，1989年7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上诉人文金明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5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金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紫媚，被上诉人天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艺伟，被上诉人刘东辉、宁紫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金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连带向文金明支付货款55869.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欠付的货款总额55869.9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5倍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造成错误的判决，应予改判。一、文金明与天发公司从2018年1月开始就有交易往来，由于文金明刚成立个体户，很多包括行政、财务等方面还未完善，因此与天发公司在2018年1月的交易并未使用送货单，但双方一直有对账，文金明通过书面的方式直接将对账单交给天发公司。文金明一直有进行催款，也曾与宁紫琪进行沟通，要求天发公司支付2018年1月的货款。文金明也将双方交易的欠款明细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刘东辉，刘东辉并未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其财务与文金明对账。二、若如天发公司所述双方在2018年1月不存在交易，则：1.截止至2018年4月29日，双方产生交易10323.7元，截止至2018年5月29日，双方产生交易12672.2元，而截止至2018年5月3日，天发公司向文金明支付了13000元;2.截止至2018年7月29日，双方产生交易16669.2元，而截止至2018年7月18日，天发公司就向文金明支付了33000元。金额相差过大，不符合常理。三、关于天发公司不承认的几份送货单，文金明有证据证明是天发公司的主管向文金明下订单，由文金明生产，之后交到天发公司处，而由于赶时间、匆忙收货等原因，产生天发公司并未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由“刘某”签名的情况。四、由于刘东辉、宁紫琪为夫妻关系，同时为天发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并且天发公司常有通过刘东辉、宁紫琪的个人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文金明支付货款的行为，由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刘东辉、宁紫琪的财产与天发公司的财产产生混同，刘东辉、宁紫琪应当对天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天发公司辩称：天发公司是独立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刘东辉、宁紫琪不用承担公司债务，宁紫琪也未参与过公司经营。天发公司只认可一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据，不认可文金明二审提交的微信上的订单单据。刘东辉、宁紫琪的答辩意见与天发公司一致。文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向文金明支付货款55869.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167.05元（违约金以55869.9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金明系个体工商户（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甲鞋材加工店），其与天发公司自2018年3月开始发生交易往来，至2018年12月，交易额共计89672.1元，天发公司已付款64650元，尚欠25022.1元未付致文金明起诉。另查明，天发公司登记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刘东辉、宁紫琪。天发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及“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2019年7月9日被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里水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诉讼期间，刘东辉承认天发公司搬迁了经营地址，但未办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文金明与天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关于天发公司欠文金明的货款金额如何认定。文金明称其于2019年1月26日向天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东辉发送微信追款，并附了对账单（欠款明细），但刘东辉并未明确确认，故不能以该对账单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文金明提交的送货单据中，日期为2018年3月30日、编号为0000335的单据总金额应为10204.1元；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编号为0000340的单据签收人为“刘某”，文金明无法证明该人员为天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得到天发公司授权签收货物，故法院不予认定；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编号为0000342的单据及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编号为0000349的单据均无人签收，法院不予认定。其他单据，均有天发公司认可的人员签收，法院予以确认，计得总交易金额为89672.10元。文金明主张双方在2018年1月份有交易，但无证据证实，天发公司不予确认，故法院亦不予采信。文金明主张双方约定月结，但并无证据证实，故文金明请求计付违约金法院不予支持；考虑到文金明曾于2019年1月26日向天发公司追讨欠款，故可从该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天发公司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刘东辉、宁紫琪，文金明并未举证证明该两人系夫妻关系；天发公司虽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但其营业执照并未被吊销或注销，文金明亦无证据否定其独立法人人格，故文金明请求天发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宁紫琪经法院传票传唤无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天发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文金明支付货款25022.1元及该款为本金从2019年1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天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5.46元，由文金明负担354.64元，天发公司负担270.82元。文金明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文金明与天发公司刘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文金明与天发公司主管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2份、湖南省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1份。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对于上述证据，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均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湖南省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分析。天发公司、刘东辉、宁紫琪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的欠款金额是多少？二、刘东辉、宁紫琪应否就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案涉交易的欠款金额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文金明一审期间提供了2018年1月份月结对账单以及在此之后的送货单，主张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为对账单的金额与送货单的金额之和。天发公司、刘东辉则否认双方在2018年1月份存在交易，同时对于其中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1月份月结对账单是否真实可信的问题。经审查，该对账单的客户签名处为空白，没有天发公司或其授权的人员签章确认，仅凭对账单无法直接证明双方在1月份存在交易的事实。虽然文金明二审期间提供了其与刘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其仅提及了“年前的烫钻货款”，但具体的货物数量、欠付金额等均无法直接反映，而刘东辉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出现的背景、原因亦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在此情况下，文金明主张其与天发公司2018年1月份存在交易往来理据不足。基于此，本院对文金明二审期间提供的文金明与天发公司刘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未将该对账单计入双方交易总额并无不当。二、关于文金明提交的送货单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案涉货款凭据的问题。根据刘东辉及文金明的陈述，双方对送货单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编号分别为0000340、0000342、0000349三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上，为此文金明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其与天发公司生产主管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系依据生产主管通过微信发送的订单供应货物。经审查，编号为0000340号的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与2018年5月30日天发公司生产主管在微信中发送给文金明的订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完全一致。且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有“刘某”签名确认，天发公司虽否认该送货单的真实性，但未就此提供社保记录、员工名册等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该编号为0000340号的送货单项下的货款723元应计入货款交易总额。与此同时，经审查，编号为0000342号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与相对应的2018年5月24日天发公司生产主管通过微信所下的订单载明的数量并不一致，且结合下订单在前发货在后的交易惯例，该送货单所涉交易是否发生及具体交易数量应以该送货单载明的相关内容为准。但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并无相关人员签收确认，无法证明天发公司已收取该部分货物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未将该送货单项下的货款计入交易总额并无不妥。另外，编号为0000349号的送货单未有生产订单予以佐证，且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亦为空白，一审法院未将该送货单项下的货款计入交易总额亦较为合理。基于此，本院对于文金明二审提供的其与天发公司生产主管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纳。由此可见，根据文金明在二审期间提供及出示的证据可以证实，除一审判决已确认的加工费金额89672.1元之外，文金明在2018年5月31日为天发公司供应货物还产生了货款723元，因此，本院确认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文金明与天发公司发生的交易总额为90395.1元（89672.1元+723元）。换言之，天发公司尚欠文金明货款金额应为25745.1元（89672.1元+723元-64650元）。基于此，一审判决金额应作出相应变更。对于该欠款金额的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点。由于双方在送货单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中对于货款的支付时间并未作出约定，亦无相应的交易习惯予以反映，一审法院以文金明曾于2019年1月26日通过微信向天发公司主张货款的时间作为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点并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合理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于刘东辉、宁紫琪应否就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根据一审期间文金明提供的天发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再结合二审期间文金明提供的证明刘东辉、宁紫琪系夫妻关系的证据来看，刘东辉、宁紫琪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均作为股东共同成立天发公司，刘东辉担任天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宁紫琪担任监事，两人共同持有天发公司的全部股权，天发公司在组织形态上属典型的“夫妻制”公司，符合该类型公司的普遍要素。而“夫妻制”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数量上并不唯一，但夫妻二人拥有该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双方作为不可分离的权利主体，确实存在公司出资即为夫妻共同财产、客观利益高度集中、主观意思表示高度一致等特别形态。加上公司无其他股东或董事，无法形成有效监督，此类“夫妻制”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有别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不可简单适用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对其人格是否独立进行判断。现行公司法并未对此种“夫妻制”公司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条件、要素或认定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但该类公司在意志和决策上实质极似一人公司，本院认为对天发公司之人格判断，应参照适用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相关规定，对此类“夫妻制”公司予以特别规制，以符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刘东辉、宁紫琪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发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在此情况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刘东辉、宁紫琪应就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文金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对无理部分，予以驳回；根据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改判，但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555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文金明支付货款25745.1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9年1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上诉人刘东辉、宁紫琪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文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5.46元，由上诉人文金明负担348.46元，被上诉人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刘东辉、宁紫琪共同负担2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1.2元，由上诉人文金明负担318.2元，被上诉人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刘东辉、宁紫琪共同负担2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史 伟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