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137号原告：吴仕翠，女，生于1954年3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波，男，汉族，生于1982年11月29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系城管执法大队职工，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吴仕翠与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原告申请追加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仕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大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吴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仕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960元（1580元×12=18960元）；2.被告自2019年3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养老保险金1580元至原告死亡时止；3.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支付原告医疗保险待遇至原告死亡时止；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0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8日共135月）共213300元；5.被告支付原告节假日期间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1580元÷天×115天×21年=127190元；6.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自199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至今，担任清洁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未安排原告休息。2019年3月8日，被告通知原告不用上班了，已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再是他们的员工。原告走投无路之下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以原告年满55周岁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在被告处工作21年，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系被告的正式员工。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未安排原告休息休假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现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病无所靠，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盼！被告城管执法大队辩称，原告吴仕翠自2009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在原彝良县环卫站（现已并入城管执法大队）做非全日制保洁人员。并在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分别和原彝良县环卫站签订有《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城管执法大队的用工形式是非全日制用工。原告生于1954年3月8日，到城管执法大队处从事劳务时已是年满55周岁的老人，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吴仕翠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证人王某和李某出庭证实：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2001年签订的《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清洁工人聘用合同》、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原件、2018年劳务协议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4.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原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1580元至2019年3月。5.证人张某1出庭证实，主要内容：吴仕翠原来是打扫厕所的。开头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不知道，她扫一中后山的时间是从早上5时30分，上两个班，我是扫街上的。吴仕翠周末以及节假日是上班的。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的环卫站，我是进40岁以后才进去的。我与吴仕翠上班的时间以及地点不一样。我们在扫地期间，在打扫完一遍以及做保洁的时候可以休息1-2分钟，但是我们都是走动的，要求不停的保洁；6.证人张某2出庭证实，主要内容：我和吴仕翠没有亲戚关系。我在环卫站主要是扫地，每天早上6点到11时30分，规定每天早上7点之前打扫完。11点30分下班后我不清楚谁来接班，节假日以及周末上班的。吴仕翠是在95年还是96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我和吴仕翠不是同一个班口的，各人扫一处。吴仕翠是打扫从一中后山到，我负责人民广场。所有的清洁工是三班倒，早班5点30分出门，7点以前要扫完，中午11点30分接班到下午5点30分，晚上5点30分至11点，每个班都要求打扫一遍，之后的时间进行保洁。我们在上班期间没有人监督，都是开车来巡视的。我现在还在城管执法大队上班，我现在工资是1580.00元。工资没有给我们说过节假日的单独发，给我们说的是每个月就是那么多。上下班时间阶段，我们每一次都严格遵守的。我们上班的时候不用去单位打卡。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于证据3的聘用合同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从合同上来看，合同期限已经是届满，当时角奎镇环卫站是做了相应的补偿；对于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与我方待会要提交的一致的，所以无异议。劳务协议是复印件，如果和我方提供的劳务协议一致的话我方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所记载的内容看不出和本案具有关联性，待原告方有其他证据再综合认定。两位证人从某上看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实质也是有利害关系的，该案的处理可能会影响证人的以后工作等问题，都说到了每天都要5-6个小时，但是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上班时间是不一致的。故证据5、6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在具体上班时间和案件事实不吻合，需要法庭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城管执法大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7.角奎镇环卫站解除和终止一年一聘人员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款2页，证明原告已和环境卫生监察站终止劳动合同，并领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8.2015年、2016年（059）、2017年（059）《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劳动协议》9页，证明被告用工方式和双方就工作时间、工资、社保、合同解除、是否支付经济补偿的约定；9.彝良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页，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明；10.中共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彝纪转字［2019］73号及上访名单各一份，证明原告申请的证人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7、9无异议，证据7同时能证明原、被告是全日制用工合同，而非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对证据8本身的三性我方无异议，但是其内容是不公平，是违背信用原则的合同和协议。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无论是原告或者证人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事情的权利，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要求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提供下列证据：11.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12.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1、2、9三性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能证明本案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院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据9能证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身份信息及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现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证据3中2001年的合同虽是复印件，系原告与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的合同，双方对原告在环境卫生监察站工作事实无异议，对这一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中其余合同与证据8相互印证，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及2018年签订《劳务协议》的事实，证据8系原告与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签订的，原告与作为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的现主管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无异议，对此事实予以采信；被告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来源合法，予以采信，能证明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原告每月工资1200.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原告每月工资为1580.00元；证据5、6与原、被告陈述一致、相互印证的部份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的工种及上班情况；证据7能证明原告与其他工人在环境卫生监察站撤销后，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予以采信；证据10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4日向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证据11、12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及被告单位性质、名称变迁、职能等，对此事实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吴仕翠生于1954年3月8日，至2009年3月8日已年满55周岁。2001年原告与环境卫生监察站签订《清洁工人聘用合同》，期限为：2001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原告吴仕翠于2009年6月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2015年11月19日，原告在原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城市卫生管理中队领取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的临时工经济补偿金4500.00元。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5年4月25日、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2018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务协议》，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中加盖公章。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劳务协议》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务协议》履行期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上班至2019年3月8日，被告2019年3月4日支付原告2019年3月工资1580.00元。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城管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55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发出及时办理原告等人信访案件的函件。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吴仕翠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时间问题。原告起诉主张其自199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至今，除提供了一份《角奎镇环境卫生监察站清洁工人聘用合同》外没有其他证据，该聘用合同系2001年签订，也非1998年签订。同时原告不属于环境卫生监察站财政拨款编制人员，不属于机构改制后自然过渡上划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人员，故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1998年即与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建立劳动关系，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从被告提供的领取聘用临时工经济补偿金花名册看出原告领取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被告彝良县环卫站系2009年4月成立，同时庭审中原告对被告城管执法大队陈述其2009年6月进入彝良县环卫站工作无异议，故认定原告于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关于原告吴仕翠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主张被告自2019年3月起每月支付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至其死亡时止和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原告吴仕翠2009年3月8日已年满55周岁，在其2009年6月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2009年6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原告吴仕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超过退休年龄后不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资格，即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不存在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基础。故原告吴仕翠的上述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吴仕翠主张被告支付其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问题。原、被告签订《劳务协议》约定了劳务报酬，即每天40.00元，按月支付，原、被告对原告提供劳务期间实际发放报酬为每月1580.00元，原告对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全部支付原告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现原告主张提出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仕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吴仕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邓 瑛审判员 袁述盈审判员 钟 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