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783民初1206号 原告：郑毅，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勇，福建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珍，男，195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建瓯市。 被告：林高楼，男，196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闽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严，福建锐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毅（下称原告）与被告李国珍、林高楼确认合同无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勇、徐海舰，被告李国珍，被告林高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国珍与林高楼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的《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郑毅1.5%股权转让的相关合同约定无效。2.判令林高楼将受让李国珍名义持有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达公司）1.5%股权返还郑毅，并协助公司变更登记至郑毅名下。3.判令李国珍在无法将其名义持有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返还郑毅时，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65.69万元。4.判令诉前财产保全费427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5.对林高楼受让李国珍名义持有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产生的收益返还郑毅。事实与理由：郑毅为履行其与李国珍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号（2015）瓯民初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双方于2016年6月10日签订《《股权抵债协议》》，至此该案执行完毕，并由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0日出具结案证明。但嗣后李国珍违反上述《股权抵债协议》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擅自将名义登记在其名下、但实质权利属于郑毅所有的1.5%股权，于2017年9月5日与林高楼签订《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将属郑毅所有的1.5%股权转让林高楼，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股权真实权利人的利益，登记在林高楼名下的1.5%股权及该股权产生的收益（包括以分红、股东出资款返还、利息或房产折价等名义的现金或实物分配等权益）应返还郑毅，并由被告赔偿相关损失。以下详细论述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 一、隽达公司部分股东及股权变化情况。2011年1月21日，隽达公司成立。2011年12月20日，案外人黄勇波受让取得隽达公司70%股权，并担任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16年10月9日卸任，李国珍是黄勇波的隐名股东，享有其中6%股权。2012年3月19日江清仁受让取得隽达公司18%股权，林高楼是其隐名股东，享有其中4%股权。2013年1月21日郑毅受让取得隽达公司11%股权，成为显名股东。隐名股东李国珍、林高楼从参股之日起即与其他显名股东一道参与了隽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行使股东表决权，是全体股东之一。李国珍自2016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11日担任隽达公司监事，林高楼自2016年10月6日起至今担任隽达公司监事、董事，现为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2016年7月21日隽达公司办理了以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以张华珍名义持有郑毅9.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办理的还有江清仁将以上代持林高楼4%股权变更登记至林高楼自己名下。2016年10月9日黄勇波对外转让股权时，将以上代持李国珍6%股权变更登记到李国珍自己名下，加上以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至此李国珍名下股权为7.5%。 二、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的缘由及相关约定。 2016年6月10日，郑毅与李国珍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第一、二条约定，郑毅以隽达公司1.5%股权中包括了注册资本75万元及按股权比例一、二期出资118.88万元，合计资本金193.88万元等全部权益（含分红、股东出资款返还、利息收入等以现金或实物方式分配的全部财产），以股权变更登记到李国珍名下的方式，为结欠李国珍借款本息242万元设立了股权让与担保（该让与担保的股权真实权利人依然为郑毅）。双方约定：一旦李国珍债权得到完全实现，李国珍应将挂名的1.5%股权返还郑毅，并将从隽达公司获得的收益超出借款本息242.32万元之外的款项支付给郑毅，且在此期间李国珍对该股权无处分权，但公司股权以合理价格整体对外转让除外。同时还约定郑毅有权随时回赎上述股权，即在李国珍未能从隽达公司获得收益时，以抵债金额242.32万元（扣除已经抵偿的债权部分）确定回赎对价，若李国珍有从隽达公司取得收益则相应扣减。郑毅以1.5%股权的权益作为抵偿李国珍债务担保的事实，得到隽达公司股东会确认。因此，对于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期间不得转让他人的事实，全体股东均知晓，当然也包括林高楼在内。 三、涉案《股权抵债协议》的合同性质属让与担保。 原告认为，以上郑毅与李国珍签订《股权抵债协议》中股权的转让性质属于担保措施、并非真实转让，郑毅仍系该股权的真实权利人，不因此丧失所有权，而李国珍系让与担保下的名义股东。《股权抵债协议》约定完全符合让与担保构成要件，现分析如下：①郑毅与李国珍有真实债务存在。双方签订《股权抵债协议》后，（2015）瓯民初字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债务及附随在该债关系上的抗辩权一并消灭，同时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新债约定了两种偿债方式：以股权收益偿债、以回购方式偿债，构成了债的更新。即双方约定以新债代替旧债，旧债消灭，新债产生；②郑毅以股权“让与”对新债余额提供“担保”。协议第二条约定，郑毅将持有的隽达公司1.5%担保股权抵偿给李国珍，并按约定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符合让与担保中担保物“让与”即所有权转让的情形；③协议约定了回购条款。协议第二条第六点约定，郑毅享有回购权，并有能够确定的回购对价，符合让与担保中担保物取回的规定；④协议约定了清算条款。协议第二条第三点约定了“跟随转”的处分型清算措施，未构成流质、流押；⑤协议第二条第4、5、7点还对担保股权在质押和处分时的权益保护、郑毅享有增资认购权、知情权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综上，《股权抵债协议》的条款约定，具备“让与”与“担保”两个基本要素，约定了“回购”和“偿债”两个基本措施，完全符合让与担保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之规定，最高法院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纠纷案例的审判要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网2019年8月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让与担保】的意见，均强调股权让与担保系非典型担保的一种形式，可以参照股权质押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李国珍、林高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1.5%股权约定条款无效的事由。 2017年9月5日，李国珍与林高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郑毅与李国珍签订上述《股权抵债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将名义登记在李国珍名下、但实质权利属于郑毅所有的1.5%股权擅自转让林高楼，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转让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1.5%股权约定条款无效，理由分析如下：①李国珍对涉案1.5%股权无处分权。《《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3点约定，李国珍未征得郑毅同意，擅自将涉案1.5%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林高楼，构成违约，其违约事实已由生效的南平中院（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并判令李国珍承担违约金7万元。另一方面，从以上《股权抵债协议》合同性质属于股权让与担保，可以确定李国珍并非享有股权，其在行使股权时应根据当事人双方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限制在实现担保目的范围内，一旦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范围（如擅自处分股权行为），则应认定该行为无效；②林高楼主观上为非善意。涉案1.5%股权系一个有瑕疵的股权。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该1.5%股权系出让方李国珍从郑毅处抵债取得，且附随诸多受限条件。李国珍也自认在转让时，已经向林高楼释明该1.5%股权的所有受限条件，当然也包括限制转让的条件。故可以确定，林高楼是在明知李国珍对1.5%股权无处分权情况下而受让，双方应为恶意串通。同时，林高楼在受让1.5%股权时还是公司现有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非公司股东之外纯粹的第三人，故其亦负有甄别瑕疵股权的合理审查和充分注意之义务及便利条件。更何况林高楼是明知涉案1.5%股权转让人李国珍系无处分权而受让，构成重大过失。故其行为，主观上为非善意；③转让价格不合理。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没有进行评估确定转让股权实际价值，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根据“隽达公司股东出资（投资）情况表”显示，仅隽达公司项目资本金投资金额为13022.95万元，则1.5股为195万元。而根据李国珍与郑毅合同违约之诉“答辩状”中自认其1.5股权转让给林高楼的价格为60万元的情况，与195万元／1.5股价值对比，李国珍低价转让幅度超过了200%，存在明显低价转让。另一方面，回购价格与转让价格之间又存在巨大价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回购价格242.32万元／1.5股，与转让价格60万元／1.5股对比，两者之间差价183.32万元，回购价格高于转让价格的306%。且因未约定回购的间隔期限，林高楼则可随时获得该183.32万的巨额不当收益；④郑毅以1.5%股权权益用来作为抵偿债务担保的事实，全体股东都知道，当然也包括林高楼在内。2016年6月23日隽达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会议就郑毅对公司的债务金额进行了财务核对，并将该债务金额按照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比例进行了分摊、调账处理。对此，全体股东签字确认，也足以证明林高楼是知情的。综上，由于林高楼明知李国珍对涉案1.5%股权无处分权而受让，且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故林高楼对涉案1.5%股权的取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规定，其所受让的股权及该股权产生的收益（隽达公司以分红、股东出资款返还、利息或房产折价等名义的现金或实物分配等权益）依法应返还原股权所有权人郑毅。 五、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2019年8月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意见：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返还责任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总的原则是，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责任，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等规定，一旦法院判决李国珍与林高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郑毅1.5%股权的约定无效，则林高楼就负有将1.5%股权及该股权产生收益返还郑毅的义务，还应协助公司将此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郑毅名下，而不是返还给违约方的李国珍。否则就违反了“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立法原则。同时，李国珍名义持有股权期间，其违约擅自将让与担保的1.5%股权转让他人而获得60万元收益后，担保权人资格即告终结，其已无权要求恢复原股权担保关系。因此，由《股权抵债协议》约定以股权未来收益偿还债务的方式也不复存在，即担保物权消灭，伴随担保物权的消灭，李国珍原被担保的债权也因无还款来源而灭失。 六、诉请李国珍承担违约金65.69万元的理由。 原告认为，南平中院的判决之所以只判李国珍支付违约金7万元，是就当下而言，认为即使郑毅提出股权回购请求，李国珍是否无法履行尚不确定，故无法认定郑毅因李国珍擅自处置抵债股权的行为遭受了明确的经济损失，而折衷判决。为此，郑毅为了解决李国珍能否履行股权回购义务问题，已于2019年3月21日专程向李国珍寄送函件，表示不认可李国珍转让1.5%股权的行为，并明确提出股权回赎请求，要求李国珍积极采取违约后的补救措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股权回赎的准备工作，郑毅也备好资金，随时等候交易。但李国珍至今仍无动于衷，迫使郑毅不得已提起本案诉讼。同时，也证明李国珍无法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已成事实，其依约就应承担违约金726,960元，扣除上述诉讼案件中李国珍已付违约金7万元外，还应支付65.69万元。至于郑毅因此而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赔偿问题押后处理。 李国珍辩称，原告这次要求回购股权，但是因原告欠被告钱，把股权抵债给被告李国珍。到2019年8月1日止，郑毅、郑明欠李国珍314万元，要回购股权，首先要把这钱返还给被告，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的。签订的股权协议是3年，现已经超过3年了，回购时间已过。对于违约问题，法院已经判决违约金7万元，一个案件不可能多次判决。这个案件必须要钱给被告，然后原告才有权利谈回购。如果支付了回购款，李国珍没有办法把股权转给原告，原告可以去评估。 林高楼辩称，一、被告因善意取得案涉合同1.5%的股权。1、林高楼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2、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受让股权登记在李国珍名下，故林高楼在取得股权时系善意的。3、林高楼已支付了合理的股权转让对价，且股权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了股权转让的法定流程过户到林高楼名下，并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满足了《物权法》106条有关善意取得的条件。二、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股权抵债协议》实为被告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的以物抵债协议，而非原告所说的让与担保的性质，也非股权买卖性质，且讼争股权没有按《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转到原告名下持有，《股权抵债协议》也没有约定1.5%的股权以李国珍代持，其隐名股东的身份也没有向隽达公司及全体股东告知及公示。林高楼并不是《股权抵债协议》的签约人，也不知晓该抵债协议的内容。鉴于有限公司资合及人合的性质，原告要求返还1.5%股权的诉求，于法无据。三、本案案由如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超出了案件审理的范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证据：1、(2015)瓯民初字第371号、370号调解书及执行通知书和结案证明，证明申请人及郑毅与被申请人李国珍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调解结案。借款本金60万元，主债务人为郑毅，由郑明提供担保；郑毅与李国珍另一民间借贷案，亦系调解结案。借款本金100万元，债务人为郑毅，郑明与该债务无关。上述两个案件因双方执行和解而结案。2、郑毅与李国珍签订《股权抵债协议》，证明《股权抵债协议》让与担保的性质，李国珍系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在协议签订起三年内未经郑毅书面同意，不得处分该股权。3、李国珍与林高楼签订《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李国珍转让的1.5%股权系从郑毅抵债取得，该股权存在诸多受限条件；而林高楼系公司股东，其在明知该股权存在诸多受限条件的下仍受让，其受让的目标股权属非善意取得。4、南平中院（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国珍将案涉股权转让给林高楼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并在结合“以股抵债基础上，还对郑毅享有股权回购权、增资扩股认购权、经营和财务状况知情权及在收益超过原债务时，郑毅享有多余利益的取回权和股权归还权，及郑毅提出股权回购时，李国珍是否无法履行尚不确定”等情形，和以“目前无法认定郑毅因李国珍擅自处置抵债股权的行为遭受了明确的经济损失”为由，酌情判令李国珍支付原告违约金7万元。因此，李国珍的违约行为，不仅证明李国珍转让行为违法，也直接证明了林高楼的受让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取得。5、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林高楼和李国珍在隽达公司的变化情况：从2011年12月20日至2017年9月5日李国珍系公司股东，自2016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11日担任公司监事；从2012年3月19日起至今林高楼系公司股东，自2016年10月6日起至今担任公司监事、董事，现为公司大股东，为实际控制人。林高楼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系现有股东，并非现有股东之外的纯粹第三人。被告林高楼负有对受让1.5%股权的真实权利归属进行甄别的注意义务，其未尽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故其应当承担受让瑕疵股权而被追回的不利法律后果。6、向李国珍发函及回执，证明郑毅在诉讼前已致函李国珍，要求其将郑毅抵债担保的股权回赎变更至其名下，以便郑毅顺利完成股权返还事宜，李国珍已签收。但其收件后，既未将郑毅抵债担保的股权回赎至其名下，亦未与郑毅提出协商处理方案，证明李国珍已完全无法将目标股权返还郑毅，李国珍无法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已成事实。7、郑毅存款明细，证明郑毅在发函给李国珍时，已将股权返还可能产生的对价款准备就绪。郑毅未将对价款支付李国珍，完全是因为李国珍违约在先，不守信用，将不得转让的担保股权擅自转让给林高楼，故郑毅依法享有不安抗辩权。8、隽达公司股东会（调账单），证明隽达公司股东会对郑毅结欠公司的债务金额进行了财务核对、调账，并将该债务金额按照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比例进行了分摊及账务处理，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因此，包括林高楼在内的全体股东都知道李国珍名义持有郑毅1.5%股权期间不得转让他的情况。9、李国珍与郑毅合同违约之诉纠纷案件上诉答辩状，证明李国珍于2018年11月8日在合同违约之诉上诉答辩状中已自认其转让郑毅担保的1.5%股权所得60万元，还向林高楼释明转让的1.5%股权有受限条件。因此，足以证明林高楼是在明知李国珍无权处分1.5%股权的情况下仍受让，为非善意取得第三人。同时证明李国珍违约的事实。10、股东会议决议，证明李国珍、林高楼从参股之日起就参与隽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行使股东表决权。 李国珍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没有履行还债义务。要回购股权，必须把调解书中的债务还清。对证据2、股权回购时效已超过时间。对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中“林高楼”的签字是李国珍代签的，事后有告知林高楼。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中院判决违约金7万元，现在再起诉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五没有查证，李国珍已经不是股东了。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7与李国珍没有关系。证据8、李国珍不是股东，也不知道。对证据9、答辩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 林高楼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来说，只是原告与李国珍之间的债务关系，不知晓，不关林高楼的事。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是让与担保的所有特征，就是纯粹股权抵债的协议，《股权抵债协议》的第2条已经明确规定，股权依法变更到甲方名下，双方债权债务灭失。以物抵债没有完成时，原先的债权还是存在的，所以要求以物抵债的要求都不予以支持。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提交的是复印件，请法庭注意，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第2页和林高楼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第2页不一样。乙方签字的林高楼也不是正确的签字。存档的盖章是谁提交的也不知道，原告提交的复印件的签字也不是他签的。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首先，林高楼是隽达公司的股东，而受让股权是在李国珍的名义下，林高楼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没有对案涉股权转让的受限条件有个法定的知晓权。林高楼对于转让1.5%的股权其不知晓。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南平中院判决的结果，符合物权法第333条，对李国珍来请求违约责任，并没有要求林高楼返还任何的措施。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是1.5%股权的隐瞒股东，林高楼没有知晓的法定义务。对证据6、跟林高楼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跟林高楼没有关联性，无法确定。对证据8、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请法庭注意，调账单是2016年5月23日，而原告与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6月10日，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从内容上看，李国珍曾经是持有隽达11%的股份，按郑毅11%的分摊，所有的表达都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从文字上都不能完全体现，隽达公司已经知晓郑毅是李国珍7.5%其中1.5%的隐名股东。对证据9、是李国珍单一的答辩，林高楼与李国珍实际债权转让没有回购条款。上述答辩状所说的证明对象，是李国珍为了个人目的虚拟的，与林高楼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真实有效，可用于证明相应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对于股权转让的事实，可根据相关判决书已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故该证据非必要关键证据，原告亦未提交原件核对，对真实性不作认定。证据6，真实性可予采信，但用于证实李国珍无法将股权回购至原告，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证据7，存款与回购价格是否对等无法证实，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证据8，与证明对象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证据9，李国珍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予采信。证据10，被告无异议，真实性可予采信。 林高楼提交证据如下：1、隽达公司工商备案登记信息；2、隽达公司章程修正案2017年9月6日、3、2017年9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共同证明林高楼与李国珍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且股权已经变更在林高楼名下。4、存款明细账；5、收条，共同证明林高楼已经向李国珍支付了股权转让的相应对价款。 原告对林高楼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1、2、4、5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协议第2页内容完全不一致，请求法院对形成时间作鉴定。 李国珍对林高楼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与李国珍对林高楼提交的证据1、2、4、5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证明对象可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予以认定，因此该证据不是本案的关键必要证据，无必要另行鉴定，且无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作认定。 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因郑毅、郑明未履行（2015）瓯民初字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还款义务，李国珍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李国珍作为甲方与郑毅、郑明作为乙方于2016年6月10日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为履行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5）瓯民初字第370、371号民事调解书（下称调解书），经充分协调一致，就乙方以质押股权抵债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第一条根据调解书，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截止2016年6月10日，乙方郑毅拖欠甲方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60万元，利息82.32万元，本息合计242.32万元，乙方郑明对其中60万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二条乙方同意将持有的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的股权抵偿给甲方，乙方抵债的该1.5%的股权包括乙方缴交的注册资本金75万元及按股权比例一、二期出资118.88万元等全部权益。甲方同意在本抵债协议完成，股权依法变更到甲方名下后，放弃以上全部债权，双方的债权债务消灭。同时，乙方郑明的连带偿还责任也全部解除。甲方应在股权依法变更到其名下后5日内，向执行法院撤销执行申请，由此产生的执行费用由甲方承担。股权抵债完成后，乙方对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1.5%的股权范围内所有的债权债务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但因甲方又承诺上述股权抵债后，1.5%股权及收益用于归还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如不足以偿还，甲方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乙方追偿；如偿还后尚有剩余，甲方同意将剩余的收益给乙方。同时，给予乙方赎回已抵债的股权的权力。因此，双方约定如下：１、股权抵债完成后，在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实现收益并分配时，甲方从乙方抵债股权及股权红利的收益超出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的，对超出部分，甲方同意在收益分配后15日内给乙方。若股权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时，则甲方应将乙方上述抵债的1.5%股权退回乙方名下。２、如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房产方式分配收益，应以可实现销售价格或以第三方评估的公允价格八折为定价原则。３、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年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处分乙方上述抵债的1.5%股权。在本协议签订三年期满后如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不含乙方抵债的1.5%股权）以上股东同意以合理价格将所持股权转让给第三方（非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及其关系方），乙方对甲方以同等条件转让抵债的１.5%股权不持异议。４、甲方承诺上述抵债的股权如因质押、第三方查封和处置，导致股权受损，损害乙方对超出抵债部分的收益权利的，应承担赔偿责任。５、如湖北隽达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甲方同意该抵债的1.5%股权的股东优先认购权，让由乙方行使。６、股权抵债完成后，乙方可对上述抵债股权予以回购，回购价以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抵债借款本息确定，可部分回购（１%以上为回购单位），乙方支付完股权回购款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股权转给乙方，否则构成甲方违约。７、乙方有权了解隽达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甲方应予以配合。第四条为简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同意按原始价格以股权转让方式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工商部门提供的股权转让规范合同，该合同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若在办理过程中，需由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及出具证明，乙方应无条件协助。第五条违约责任１、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并向守约方支付欠款总额30%的违约金。２、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或其他义务，而使守约方遭受损失，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第六条生效条件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四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2017年2月14日，本院向郑毅出具（2015）瓯执字503号案件诉讼费结算（执行扣划）11980元结算票据及向郑明出具（2015）瓯执字504号案件诉讼费结算（执行扣划）8110元结算票据。2017年2月20日，本院出具内容分别为“申请执行人李国珍与被执行人郑毅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已经执行完毕[（2015）瓯民初字第370号民事调解书]”和“申请执行人李国珍与被执行人郑毅、郑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已经执行完毕[（2015）瓯民初字第371号民事调解书]”的证明各一份。 2017年9月5日，李国珍作为甲方（转让方）与林高楼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其在湖北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叁佰柒拾伍万元整人民币（即公司注册备案股权资金额）的出资7.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五、特别约定：１、本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7.5%股权中有1.5%股权系甲方从公司原股东郑毅抵债取得，乙方同意甲方对该1.5%的股权有回购权。回购价格为242.32万元。２、如果甲方未回购，该1.5%股权收益在242.32万元以内归乙方所有，收益超出242.32万元部分归甲方所有。３、甲方如需了解1.5%股权的经营状况，乙方应给予提供方便。协议尚约定其他事项。 郑毅得知李国珍转让股权后诉至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国珍向郑毅支付垫付执行费20090元、违约金726960元，共计747050元。2、判令被告李国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闽0783民初597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李国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代交的执行费13140元。2、驳回原告郑毅的其他诉讼请求。郑毅不服上述判决向南平中院提起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闽07民终1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第一项判决，撤销第二项，并判决李国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0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是，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本案属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原告未明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形，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林高楼非善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原告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故根据上述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原告确认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点，一是李国珍与林高楼恶意串通；二是《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原告利益。经庭审举证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实际损害原告的利益：1、原告与李国珍的《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约定了股权抵债完成后，隽达公司分配股权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时，则李国珍应将1.5%股权退回原告。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股权已分配且红利收益足以抵债，故原告依据该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其利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2、对于原告提出的第二条第三项“李国珍承诺未经原告同意，李国珍三年内不得处分股权”及其三年后股权的处置。该条是李国珍承诺对自身权利的限制，从该条内容来看并无设置原告的利益。实际上该条应当与抵债协议的其他条款，尤其是第二条第六项条款结合才使原告享有了相对完整的回购利益。《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六项约定了“原告可以进行股权回购，回购价以第一条借款本息确定，原告支付完股权回购款后15个工作日内，李国珍应将股权转给原告”。原告主张其向李国珍发出了回购通知，但李国珍未回应，即李国珍因股权转让与林高楼，导致原告无法回购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本院认为，原告虽然发出回购通知，但是对于回购价格并未按照原借款本息242.32万元确定，且其存款明细显示准备资金亦不足上述数额。而李国珍未予回应，双方未达成股权回购价格的合意，且李国珍亦抗辩至今并未收到原告支付的回购款，故无权要求李国珍将股权转回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据此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其利益，理由不成立。综上两点，李国珍与林高楼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对原告利益造成损害，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前提下法律不禁止当事人为谋利而订立合同，因而本院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恶意串通（非善意取得）无审查必要，对原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林高楼是否应当将涉案1.5%股权及收益返还原告。原告提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原告认为《股权抵债协议》系让与担保性质，原告系1.5%股权的所有人，故有权追回。对此，原告与李国珍之间的《股权抵债协议》性质问题，与该争议焦点有重要关联，故本院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让与担保性质的协议进行分析认定。我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让与担保作出明确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及通说认为，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为担保债权的实现，将担保标的物之整体权利移转给债权人，在债务履行完毕后，标的物的整体权利又回归于债务人;在债务届时未能得到清偿时，债权人有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可见让与担保应兼具“让与”及“担保”的属性。涉案《股权抵债协议》，具备让与性质双方均无异议。是否具有担保性质存在争议。原告主张《股权抵债协议》第一部分李国珍的债权通过抵债而消灭，《股权抵债协议》第二部分约定回购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股权为新的债权作担保，李国珍及林高楼不予认可。对此，可以明确的是李国珍的债权通过抵债而消灭。原、被告约定了股权回购属于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但是原告认为产生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或是产生新的债权、新的债务，逻辑关系不正确，理由不充分。综上，《股权抵债协议》消灭了债权债务，并无需要担保的基础，即《股权抵债协议》不具备“担保”属性，不符合让与担保协议的特征，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并非1.5%股权的所有人，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由林高楼返还1.5%股权并支付股权收益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第三项要求李国珍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对《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及无效后的处理问题进行审理，故原告的该诉请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此外，法院已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作出二审生效判决，原告如果认为有新的事实出现，应另行处理或起诉。原告诉请财产保全费用由被告负担，因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该项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毅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669元，由郑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陈瑞完 人民陪审员  吴伟荣 人民陪审员  杨滋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