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6行初77号原告刘忠贵。委托代理人胡光辉，贵州驰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桂军华，贵州驰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少荣，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林海，铜仁市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晏红芬，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忠贵诉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一案，于2019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忠贵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光辉、桂军华，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林海、晏红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忠贵诉称，被告于2012年因实施川硐教育园区项目建设，需要征收原告刘忠贵的土地房屋。原告为支持被告的建设及当地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意将自己位于川硐镇唐家寨的房屋交由被告征收拆除，并于2012年7月29日与川硐教育园区项目部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安置方式：1、乙方选择安置区地块自建房安置。2、安置地块用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规定给予安排。3、安置区“三通一平”及宅基地基础由甲方统一建设，乙方只承担宅基地用地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基础建设费。4、过渡期为18个月，超期未安排宅基地，过渡费按《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执行。5、乙方自建房竣工后，甲方将有关该项目资料报送国土、住建部门，并配合乙方办理产权证、土地证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巳按照约定配合被告的拆迁工作，搬出了被征收的房屋，将房屋交给被告拆除。现原告的房屋已被拆除用于修建铜仁学院的校区。原告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被告却未按照协议约定在安置区划拨宅基地交由原告修建自建房，并办理产权证、土地证手续，导致原告现在居无定所。原告为解决宅基地安置问题，曾于2018年9月7日书面要求川硐街道办事处处理，川硐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处理意见书，不予原告安置宅基地。并于2018年6月12日、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20日发布公告，要求原告交纳50万元购买宅基地，被告的行为不仅构成严重的违约，而且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按照《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在安置区划拨宅基地交由原告修建自建房，并办理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建房及权证手续；2、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过渡费160272元（暂算至2014年1月29日自2019年4月15日），期满后继续按每月2544元支付过渡费（2019年4月16日起至安置地块实际交付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刘忠贵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具有主体资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铜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充实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证明川硐教育园区指挥部是铜仁市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的临时机构，铜仁市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证明2份。证明（1）原告于2009年3月份与杨福英分居，另修84.8平方米砖木结构居住，两者属于事实分家；（2）原告与杨福英被拆迁的房屋不属于同一宅基地。4、《关于研究川硐教育园区拆迁安置遗留问题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铜仁市碧江区川硐街道办事处信访处理意见书》、2018年《公告》3份。证明（1）会议决定第一项内容“原则同意对2009年10月31日前存在事实分家，在项目区内有单独合法住房但没有单独立户的被征收拆迁户，缴纳宅基地建设费后无偿给予宅基地安置”表明，原告符合宅基地补偿条件；（2）被告明确表示不予履行相关义务。5、《房屋拆迁协议书》3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7月29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的事实；（2）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被告在安置区划拨宅基地交由原告修建自建房，并办理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建房及权证手续，但被告至今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3）该协议明确约定过渡期为18个月，超期未安排宅基地，过渡费按《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执行，被告应按该条约定支付原告过渡费。（按每月每平方米补助标准为住宅5元计算：5元×84.8平方米×63个月=26712；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逾期三年以上的，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即26712+26712×500%=160272元。期后安置费为5×84.8×（1+500%）=2544元。)；（4）案外人田立、罗老香《房屋拆迁协议》安置方式内容与原告一致，但案外人已得到补偿。6、铜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川硐教育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1）临时过渡费用每月每平方米补助标准为住宅5元；（2）被征地农户可以选择三种安置方式之一的方式进行安置。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己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诉称“原告曾于2018年9月7日书面要求川硐街道办事处处理，川硐办事处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处理意见书，不予原告安置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之规定，原告应当在知道不予安置宅基地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诉讼，但是原告知道不予安置宅基地6个月之后才提起诉讼，显然超过了起诉期限。二、原告将铜仁市人民政府列位被告是错误的。《房屋拆迁协议书》是原告与铜仁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铜仁市建新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签订的，铜仁市人民政府不是《房屋拆迁协议》的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将铜仁市人民政府列为被告是错误的。三、《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的是对原告的房屋拆迁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不存在选择安置区自建房安置以及过渡费问题；《房屋拆迁协议》约定刘忠贵被拆除的房屋为砖木结构（无楼阁）、面积84.8平方米，补偿价为480元/平方米，合计金额40704元，该协议中过渡费金额与安置地块处均用表示没有“/”符号，而对于选择安置区地块自建房和有过渡费的安置户，协议中过渡费处填写有具体金额，安置地块也是具体明确的，因此刘忠贵的被拆迁房屋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不存在过渡费以及选择安置区地块自建房安置的事实。四、刘忠贵一户只符合安置一块宅基地的条件，且该宅基地己经安置完毕;2010年3月8日铜仁市人民政府颁发铜府发〔2010〕4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川硐教育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在教育园区征地范围内被拆迁农民的安置，以2009年10月31日前有独立公安户籍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为单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为基数进行安置；同时在规划居住区内自主建房安置，家庭人口1—4人的每户100平方米宅基地。在安置方案确定的2009年10月31日之前，刘忠贵一户一共4个人，2010年4月8日刘忠贵与妻子杨福英登记离婚，2011年4月25日川硐教育园区项目部委托铜仁市建新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与杨福英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约定:拆除杨福英房屋总面积145.63平方米，砖混结构128.13平方米、砖木结构17.5平方米，拆迀补偿费合计91628元、过渡费4369元、安置方式为杨福英选择A区安置区地块自建房安置。2013年4月8日，杨福英已经通过抓阄方式在川硐教育园区A安置区抓得A-55地块作为宅基地。因此，刘忠贵的宅基地份额包含在其前妻取得的宅基地范围内。不符合再进行安置的条件。综上，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由原告承担。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2、铜署办发[2009]140号文件。证明2009年9月2日铜仁行署成立川硐教育园区指挥部。3、铜府发[2010]4号文件《关于印发川硐教育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1）征收主体合法；（2）安置条件为以2009年10月31日前有独立公安户籍且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单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出生的人口为基数进行安置；（3）被拆迁农户建房安置有在规划居住区内自主建房安置，安置宅基地按家庭人口1-4人每户100平方米。4、刘忠贵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刘忠贵一户2010年4月14日前户口登记表、刘忠贵离婚证、2018年4月14日之后刘忠贵户口以及其妻子杨福英户口。证明（1）2010年4月8日刘忠贵与妻子杨福英离婚前只有一个公安户籍和一个二轮土地承包户；（2）刘忠贵离婚后和前妻杨福英分户，现刘忠贵单户为一户，杨福英与两个儿子一户；（3）刘忠贵离婚分户实在铜府发[2010]4号文件《关于印发川硐教育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公布之后，其一家人只符合安置一块宅基地的条件。5、杨福英《房屋拆迁协议》、收款收据、领条、川硐教育园区A安置区宅基地抓阄结果确认登记卡存根。证明被告已经对原告一户进行宅基地安置，杨福英已经抓阄选了A-55块宅基地。6、刘忠贵《房屋拆迁协议书》。证明刘忠贵被拆迁的房屋实行的是货币补偿，没有关于给予宅基地安置的约定。7、李刚祥、谭益超《房屋拆迁协议书》及谭益超的抓阄结果登记卡存根。证明《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有宅基地安置的，在协议第六条安置区地块有填写具体的名称，比如（A区或者B区），在该处打斜杠的，则是没有宅基地安置。8、铜府专议[2017]96号文件、碧府专议[2018]24号文件。证明（1）铜仁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明确由碧江区政府牵头解决为川硐教育园区拆迁安置遗留问题；（2）碧江区政府为解决问题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对于单独拆迁协议书、缴纳宅基地建设费用等被拆迁户，以50万元购买一块宅基地。9、房屋动迁委托合同。证明签订补偿协议和支付补偿费用的主体为铜仁市建新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10、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刘忠贵于2018年10月29日知道不予安置宅基地的事实，超过起诉期限。经庭审质证，被告的1号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2号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这也说明市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3号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号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前与案外人杨福英已经分户了。5号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杨福英的房屋协议书上被征收的土地与原告不是同一块，被安置的对象不是原告而是杨福英，签订协议时原告与案外人杨福英已经分户。6号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和杨福英的协议书可以印证，被征收的土地不是同一块。7号证，原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仅仅以两份案外人的协议书来证明其证明目的是不合理的。8号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9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认为这个是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10号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1号证，被告无异议。2号证，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拆迁公司才是适格被告。3号证，被告对证据三性都有意见，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4号证，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不符合另外安置的条件，并且未缴纳建设费用。5号证，被告对三份协议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证明目的（1）没有意见，对第（2）、（3）、（4）证明目的有意见。6号证，被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过渡费的金额和标准应该以协议为准，按照规定一户只能选择一个宅基地。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的1—6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7—10号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的1—2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3号号证，因无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4—6号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因川硐教育园区建设，被告需征收拆迁原告刘忠贵座落在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2010年3月8日铜仁市人民政府颁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川硐教育园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铜府发〔2010〕4号），该实施方案明确：在建设教育园区征地范围内被征地、被拆迁农民的安置，以2009年10月31日前有独立公安户籍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为单位，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或虽违法生育但之后已依法接受处理过出生的人口为基数进行安置；在规划居住区内自主建房安置，安置房宅基地按“家庭人口1—4人的每户100平方米”标准控制。在安置方案确定的2009年10月31日之前，刘忠贵一户一共4个人，2010年4月8日刘忠贵与妻子杨福英登记离婚。2011年4月25日，铜仁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与杨福英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拆迁杨福英房屋总建筑面积145.63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费91628元、过渡费4369元，安置方式为杨福英选择A区安置区地块自建房安置。2012年7月29日，铜仁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与刘忠贵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拆迁刘忠贵房屋总建筑面积84.8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费40704元。本院认为，铜仁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系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其不具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铜仁市人民政府系本案适格的被告，铜仁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指挥部与刘忠贵于2012年7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本案中，经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没有对过渡费和安置区划拨宅基地的约定，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在安置区划拨宅基地交由原告修建自建房和支付原告过渡费等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忠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4元，由原告刘忠贵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晋审判员 刘开奎审判员 刘贵波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舒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