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148号原告：刘孝荣，女，生于1959年8月23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老消防大队。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住所地：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129686196764D。法定代表人：刘佰银，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云南朱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波，男，汉族，生于1982年11月29日，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角奎镇车站路**，系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职工。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刘孝荣诉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原告申请追加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孝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大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镔、吴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孝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350元（1580元×7=11060元）；2、被告自2018年6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养老保险金1580元至原告死亡时止；3、被告自2018年6月1日起支付原告医疗保险待遇至原告死亡时止；4、被告支付原告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1580元÷30天×115天×7年=42396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自2011年10月2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至今，担任清洁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未安排原告休息。2018年5月30日，被告通知原告不用上班了，已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再是他们的员工。原告走投无路之下于2019年4月11日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以原告年满55周岁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多年，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系被告的正式员工。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未安排原告休息休假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现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病无所靠，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前列诉请为盼！被告城管执法大队辩称，原告分别在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和原彝良县环卫站（现已并入城管执法大队）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在原彝良县环卫站做非全日制保洁人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原告刘孝荣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证人陈某1和陈某2出庭证实：1、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件各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2016年、2017年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原件2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4、中国农业银行资金流水原件共10页，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1580元至2018年5月，因原告当时去上班的时候没有办理银行卡，因此以前用的卡号是儿媳妇张明的，2016年6月起才是自己办理的卡号。5、证人陈某1出庭证实，主要内容：我和刘孝荣是同事关系，上班时间早上5时30分至11时30分，中午11时30分至5时30分，晚上是5时30分至11时30分，天天上班，我和刘孝荣不是同一个班，是三班倒，天天轮换。一个组6个人，2个人上一个班，没有轮休息时间，节假日都是上班的。刘孝荣是打扫卫生的，刘孝荣离开城关大队的时间大概是2018年4月份，准确时间我不清楚。我和刘孝荣主要负责几条主街道，将军路和县城中心地点不调换，但是单位要调换他们会安排。上班期间一直都是扫地的，在上班期间，只能在我们负责的路段。我和城管大队以前没有签订用工合同，在2015年才签订了一个非全日制用工合同，2018年-2019年签订的是劳务协议。从2018年开始55岁以上的签订的是劳务协议，55岁以下的签订的是非全日制合同。6、证人陈某2出庭证实，主要内容：我和刘孝荣是同事关系。刘孝荣是清扫保洁，上班时间是三班倒，早上5时30分到11时30分，中午11时30分至5时30分，晚班5时30分至晚上11时。我不清楚刘孝荣是什么时候去上班的，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没有上班的。二被告对证据1、2、3没有异议；看不出证据4中账号户名是张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交易明细清单上面载明是刘孝荣的，如果章经过核实是真实的没有异议，同时从交易明细清单可以看出，刘孝荣的银行卡从2017年12月以后就没有工资入账的相关信息。对证据5、6，证人都和原告具有相同的性质，表面上看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实质也上是有利害关系的，该案的处理可能会影响证人以后的工作情况，所以应该出具书面的证据加以认证，比如说上班时间的问题，都说到了每天要工作5-6个小时，但是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上班时间是不一致的。综上，证人证言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在具体上班时间上和案件事实是不吻合的，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城管执法大队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7、2016年（128）、2017年（128）《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原件共4页，证明用工方式和双方就工作时间、工资、社保、合同解除，是否支付经济补偿进行的约定；8、彝良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各1页，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9、中共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彝纪转字〔2019〕73号的文件复印件1份，证明证人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7、8无异议，证据7同时能证明原、被告是全日制用工合同，而非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无论是原告或者证人再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都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事情的权利，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要求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提供下列证据：10.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11.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证据1、2、3、7、8“三性”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能证明本案经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据3与证据7内容一致，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2017年分别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双方对此事实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8能证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身份信息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证据4中关于载明刘孝荣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向其支付工资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但对户名为张明的银行流水清单上仅记载的是“工资”，看不出支付单位，且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对其所发放的工资，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6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的具体工作内容及每天上班的时间；证据9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证人陈某2等就请求为工人购买“五险”、支付加班工资及增加工资等，于2019年5月4日向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信访的事实；证据10、11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及被告单位性质、名称变迁、职能等，对此事实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刘孝荣出生于1959年8月23日，至2009年8月23日年满50周岁。2015年中期原告到被告彝良县环卫站上班，担任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员。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彝良县环卫站分别于2016年2月23日、2017年2月21日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均作为主管部门在上述合同中加盖公章。2018年5月14日被告城管执法大队最后一次支付原告月工资1000.00元。2009年4月8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09］5号“关于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的通知”，撤销彝良县城管监察大队编制和人员，成立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将编制和人员划入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下设综合办……城市卫生管理中队（将财政拨款的角奎镇环卫站人员和编制上划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2018年4月27日，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彝机编［2018］6号“关于组建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的通知”，将县城市监察、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撤销彝良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执法大队和彝良县环卫站，组建城管执法大队。确定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当日作出因原告已经超过55周岁，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彝良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向被告彝良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及时办理陈某2等人的信访案件。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已工作多年，2018年4月27日经彝良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属于被告城管执法大队的内设机构，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被告城管执法大队。关于原告刘孝荣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的时间问题。原告起诉主张自2011年10月28日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2018年5月30日离开，但被告认为原告是2015年中期进彝良县环卫站工作，之前是其儿媳张明在彝良县环卫站工作，后因张明不愿做了就叫原告来做。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工资是2016年5月27日开卡，同年6月2日第一笔工资上卡，2018年5月14日最后一次工资上卡。除此之外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系2011年10月即与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建立劳动关系，故应认定原告于2015年中期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工作。关于原告刘孝荣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主张被告自2018年6月起每月支付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待遇至其死亡时止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我国退休年龄是劳动者结束其劳动法律关系的终止年龄，返聘时签订劳动合同无效，只应签订劳务合同。原告刘孝荣2009年8月23日已年满50周岁，其在2015年中期进入被告彝良县环卫站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2015年中期至2018年5月30日期间，原告刘孝荣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纠纷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原告超过退休年龄后不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资格，即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不存在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基础。故原告刘孝荣的上述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孝荣主张被告支付其节假日及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工资问题。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劳务报酬，即每小时12.00元，按月支付，被告对原告提供劳务期间实际发放报酬为每月1200.00元，原告对发放给其劳务报酬均没有异议，应视为被告已全部支付原告提供劳务期间所得的全部报酬。现原告主张提出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孝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孝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邓 瑛审判员 袁述盈审判员 钟 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孝琼书记员代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