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6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友惠，男，195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珊、黄凯茹，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明，男，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章、朱芳，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丽钦，女，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方友惠因与被上诉人林明、原审被告陈丽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10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友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转账凭证不足于认定讼争250万元为借款，被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虽然备注“借款”，但仅是被上诉人单方填写的内容，未取得上诉人的同意，不能仅凭该字样就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同时，被上诉人在本案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之处。第一，诉争双方都是福建融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晟公司”）的股东，属于共同投资关系，融晟公司在2014年底进入清盘，还有800万现金和房产可分配，没有拆借资金的必要和前提；第二，如为借贷，按照民间借贷习惯，出借如此大额款项，被上诉人理应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被上诉人称汇款后曾多次电话要求上诉人补借条，但均被拒绝，按常理，被拒后也应当第一时间向上诉人发函主张还款或者提起诉讼，而不是近3年后才起诉；第三，被上诉人诉称双方约定月息2%，上诉人从未支付，被上诉人本应及时主张，但事实上是被上诉人从未提出过异议，自汇款之日至起诉之日近3年从未主张过。第四，从《股东会决议》可知，被上诉人自2014年11月开始就因工程款被多领取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融晟公司其他股东出现矛盾与分歧，被上诉人负有责任，不可能再出现在上诉人未出具借条以确认借款关系和利息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就直接借款给上诉人的情况。二、一审法院遗漏查明胡大涛、薛某陈述的相关事实，错误判断诉争款项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错误认定诉争款项性质。一审法院对胡大涛、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采信，但在事实认定时却又遗漏两位股东陈述的事实，即“林明作为永太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与亚通公司、实际施工人郑铭琳共同返还多领取工程款，并由林明已经实际先行返还薛某、方友惠两名股东部分款项”。虽然上诉人无法提供被上诉人个人负有返还永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太公司”）、郑铭琳多领取工程款责任的直接证据，但是融晟公司的另外两位股东均认可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提供的一整套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至少可以证明诉争款项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作为永太公司实际控制人先行返还工程款的真实意思。事实上，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还就多领取的工程款的返还与股东之间多次商量，并自行制作分配表给各位股东，只是被上诉人对此存在争议而至今未结算，但是被上诉人在起诉之前对先行返还的250万元工程款也是认可的，并同样先行返还薛某相应的工程款1889961元，这也是林明始终没有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就汇款，所谓“汇款后要求出具借条被拒绝后”又长期不主张还款或者利息的真实原因。三、一审法院不当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抗辩主张具有可能性从而导致被上诉人的主张事实处于真伪不明即可。本案本反证都属于间接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上诉人的举证至少可以证明诉争款项为被上诉人先行返还的工程款，更符合汇款的背景和原因，上诉人的陈述比被上诉人的陈述更符合常理。因此，本案相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交其它证据对借贷关系加以印证和补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林明辩称，一、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答辩人长期有备注款项用途（性质）的交易习惯，转账时已备注该款为“借款”。该备注并非针对上诉人刻意为之，而是款项支付性质的真实载明。2.借条未能出具系上诉人恶意为之。上诉人借款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正值年关，其当时在外地开发房地产称急需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支付工程款。答辩人与上诉人同系融晟公司股东，基于长期合作关系，故答辩人在上诉人未出具借条的情况下就将借款转账支付。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其他债务，也达不到使双方借贷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融晟公司与永太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经济纠纷，而非本案双方之间，上诉人故意混淆公司、股东主体的不同，错误认为股东应承担公司的债务。公司债务是以公司财产承担，而非股东承担，更何况转账时答辩人已不是永太公司股东。首先，2014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内容是认为永太公司“红郡项目”应返还融晟公司多付工程款，由答辩人负责联系工作，并未有由答辩人代偿的意思表示。其次，答辩人已于2011年5月9日前转让永太公司股权且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答辩人已无权代表公司，也没有义务代公司履行义务。再者，上诉人仅是融晟公司股东，如果融晟公司对永太公司享有债权，作为股东也无权直接享有公司债权，要求永太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个人。最后，上诉人提交《股东会决议》显示融晟公司与永太公司的债权额为19539827.03元，最迟还款时间为2014年11月30日，答辩人出借给上诉人时间是2015年2月16日、金额是250万元，在时间和金额上都不能相互对应，故上诉人主张工程款的解释缺乏合理性。综上，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融晟公司与永太公司之间的债务与答辩人及上诉人军无关，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其他债务纠纷，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陈丽钦未答辩。 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友惠立即偿还林明借款本金2500000元以及利息1588333.33元（按照月2%计算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2.陈丽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方友惠、陈丽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6日，林明通过其银行账户62×××11向方友惠账户43×××16转账人民币250万元，并备注“借款”。林明与方友惠均系融晟公司股东，方友惠占股25%。2014年11月19日，融晟公司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协商形成如下决议：“……（二）关于永太建总（郑铭琳）在承包建设施工“红郡项目”二、三期工程结算等的处理意见：（1）永太建总（郑铭琳）在融晟地产公司发出函告之日起十日内办结决算手续，否则，以我司结算金额为准。办公室尽快以公司名义向永太建总出具还款确认函。（2）根据融晟公司结算初审，永太建总（郑铭琳）共应返还我司工程款等合计金额人民币壹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仟捌佰贰拾柒元零叁分整（￥19539827.03元），其中：“①多收工程款：9307870元；②欠我方施工水电费；1000000元；③散装水泥垫付押金款：202978元；④三项费用累计逾期利息：9028979.03元（逾期按月利息2%计收），详见财务部明细清单。（3）该款项由林明股东负责向永太建总（郑铭琳）联系工作，还款期限：2014年11月30日以前付清该款项：若逾期必须按照2%利率支付利息给我司，最迟必须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还清本息，否则欠款方必须承担由此给我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另查明，2011年5月9日，永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林明变更为案外人华增东，股东林明变更为华增东。另查，方友惠、陈丽钦于1987年3月10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林明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其提交的该转款凭证证明了款项的实际交付，且在转账凭证中注明“借款”，故其已经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接下来，应由方友惠对本案讼争转账是否存在除借贷之外的其他情况进行举证。方友惠抗辩诉争款项系林明返还给融晟公司的超付工程款而非借款，并提交融晟公司与永太公司的内资企业资格基本情况登记表、融晟司股东决议、股东胡大涛及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加以佐证。首先，林明所举现有有效证据仅能永太公司应返还融晟公司多占用的工程款，由林明负责联系该项工作，决议中未体现由林明承担偿还多占用工程款的责任及由股东方友惠按股权比例直接收取该工程款；其次，融晟公司股东于2014年11月19日召开股东会议，此时林明并非永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林明为永太公司多占用的工程款承担代为偿还的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再者，决议中载明“永太建总（郑铭琳）共应返还工程款等合计金额人民币壹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仟捌佰贰拾柒元零叁分整（￥19539827.03元）……最迟须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还清本息……”，林明系于2015年2月16日转款250万元至方友惠账户。永太公司结欠融晟公司的工程款金额有零有整，而本案诉争款项为整数，且转实际转账时间与决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并不一致，方友惠主张工程款的解释缺乏合理性。综合上述分析，方友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林明与方友惠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现林明诉请方友惠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林明主张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利息2分，方友惠不予认可，而林明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诉请方友惠按照月利率2%标准自借款之日（2015年2月16日）起计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方友惠应按照年利率6%标准向林明支付起诉之日（2017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关于讼争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林明向方友惠出借案涉款项，事前未征得陈丽钦的同意，事后亦未得到陈丽钦个人的追认。诉争借款系方友惠以个人名字所负债务，其数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超出夫妻一方家事代理权限范围。林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方友惠、陈丽钦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此，陈丽钦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一、方友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明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至还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林明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9506元、保全费5000元（由林明预交），由方友惠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方友惠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薛某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应付款明细》、ＤＣＣ历史流水、薛某身份证复印件等作为二审证明资料，拟证明林明作为永太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其与永泰公司、实际施工人郑铭琳共同返还融晟公司多领取的工程款，除上诉人外，林明也已先行返还另一股东薛某部分款项。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情况说明》《应付款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说明是否为薛某书写也未知，且与本案无关；对ＤＣＣ历史流水、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明资料缺乏证人薛某出庭作证核实，且所涉款项往来系薛某与案外人赵亦喜之间发生的，无法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故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林明转账给方友惠的25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股东会决议》项下应返还的工程款性质问题。首先，方友惠提交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既已明确系融晟公司的内部股东会所形成的文件，其仅是融晟公司的股东之间就其公司与案外人永太公司之间工程项目结算问题而形成的内部合意文件，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诉讼中，方友惠亦向本院明确融晟公司与永太公司之间就该决议所涉工程项目尚未实际完成结算，该结算涉及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仍可表明永太公司是否存在返还多收取的工程款的事实尚未可知。其次，根据永太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林明已于2011年即将其持有的永太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明显早于该决议作出时间2014年，而方友惠也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林明系该永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股东会决议》中对林明仅苛以“该款项由林明股东负责向永太建总（郑铭琳）联系工作”的职责，而并未确认林明负有个人返还相应工程款的义务，可见所涉工程款的返还应由融晟公司和永太公司之间进行解决处理，与林明和方友惠个人并无直接关联。另外，林明支付给方友惠的款项数额、付款时间与案涉《股东会决议》中显示的内容并不一致，亦无法体现对应性。因此，方友惠关于案涉款项系林明代永太公司返还工程款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应采信。 本案中，林明实际向方友惠转账支付250万元并在汇款之时备注“借款”性质，其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而在方友惠的现有举证尚不能佐证该款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能的情况下，林明已无需再就其主张进一步举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可以推定双方就案涉款项支付的事实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基于方友惠的反驳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而作出的判决认定，并无明显不妥，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方友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506元，由方友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官永琪 审判员  张 俊 审判员  刘善治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陈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