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2663号原告：薛刚，男，196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上海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雷，上海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袁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漆思瑶，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刚与被告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9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金雷，被告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漆思瑶、刘璐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曾一致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但最终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7,054.65元。事实和理由：2003年1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约定原告原工作年限连续计入被告公司工作年限，并担任计划执行管理职员一职。2009年5月13日，原告经浦东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2018年12月28日，被告先后下达了《关于物流集散中心以及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维修业务停工停产的通知》和《停工停产通知书》，告知原告若不按其提供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就对原告施行停工处置，并不再按照原薪资待遇发放劳动报酬。原告收到上述通知后，发现其岗位职责由公司其他同事接手，与停工停产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原告就此情况先后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给予合理解释，但未得到答复。此外，原告发现部门其他同事被安排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未给原告安排新的工作。原告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被告借停工停产之名，强迫原告离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不服仲裁裁决，现诉至法院。被告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被告转型战略的一部分，被告经董事会决议，被告工厂的制造物流维修等相关业务活动进行了外包。在完成业务转移之后，被告的物流集散中心、原型机生产、移动、固网、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维修以及支持生产维修等相关业务停止运营。经员工代表、公司人员、工会讨论等多方协商，被告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根据安置方案，没有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均停工停产，被告已告知了原告在2019年1月1日起停工停产的情况。实际自当月起，被告也未再安排原告工作，依据有关规定，2019年1月被告向原告全额支付了当月工资，自2019年2月起，工资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2,420元发放。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被告处员工。2003年1月9日，原告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该合同附件载明，原告自1985年12月30日与上海贝尔公司的连续聘用关系将计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2009年5月13日，被告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2017年5月26日，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被告现名称。2018年4月2日，被告处工会方代表、员工代表、HR工作小组、项目组代表、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党委代表等曾召开了“生产运营转型项目员工安置与补偿方案协商会议”，该会议中，项目组介绍了整体方案，并与员工代表等进行了协商交流。2018年5月16日，被告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被告工厂转型项目员工安置补偿方案。具体方案有三，方案一：员工按公司要求的时间完成项目转移任务，并同意和公司以协商方式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和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且不要求公司提供工作岗位；方案二：员工按公司要求的时间完成项目转移任务，并同意和公司以协商方式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和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但要求公司提供工作岗位(特指富士康或捷普的岗位)，且接受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如果员工要求公司提供岗位，但又不接受公司提供的岗位，则视同员工自动放弃由公司提供岗位安置的权利+补偿仍然按照方案二执行。方案三：员工不同意和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其中还规定，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原则为N+1，月平均工资收入包含了基本工资、综合津贴、奖金、加班费、补贴等工资性收入(选择方案一或二的员工，如果员工在劳动合同解除当月之前的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低于劳动合同解除时政府公布的所在地的上年度月社会平均工资，则以当地上年度月社会平工资为基数计算补偿金。)；额外补助费计算原则为2乘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收入；特殊激励金(1)：对选择方案一的员工，除按本安置与补偿方案支付经济补偿金，额外补助金等费用外，员工将根据工作年限不同另外享受3万元至6万9千元不等的特殊激励金；特殊激励金(2)：对选择方案二的员工，除按本安置与补偿方案支付经济补偿金，额外补助金等费用外，员工将另外享受10,000元特殊激励金,两者特殊激励金只可选择其一；项目平稳转移奖：本业务转移项目范围内的员工，如果完成约定的考核指标，公司将给予10,000元的项目平稳转移奖。选择方案三的员工，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处理。该方案中，被告还提供了业务接收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的公司、供应商等安置渠道及职介协助安排等。2018年5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并提供了相应方案，2018年5月30日，原告填写回执，称其只能暂时在方案一补偿金额前提下再行协商。2018年12月28日，被告下发《关于物流集散中心以及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维修业务停工停产的通知》，称被告董事会于2017年11月批准实施生产运营转型项目，外包上海工厂制造、物流、维修及其相关业务活动。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按计划已于2018年7月31日将物流集散中心业务外包给全球物流(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铁信可”)……于2018年12月28日前将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维修业务外包至伟创力电脑(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力”)……鉴于此，自2018年12月29日起，公司物流集散中心、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维修业务停止运营，与之相关的业务部门及人员实行停工停产……此次生产运营转型项目所涉及部门或岗位上的员工，未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自2019年1月起停工，2019年1月的工资按其本人正常月工资标准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同日，原告收到被告送达的《停工停产通知书》称，根据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发布的《关于物流集散中心以及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维修业务停工停产的通知》，物流集散中心、移动、固网和应用、光网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维修业务停止运营，与之相关的业务部门及人员实行停工停产……。鉴于原告与公司未能就劳动合同解除达成协议，现通知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停工，直至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出现或公司另行通知……2019年1月工资按原告本人正常月工资标准发放，自2019年2月起，在扣除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后，按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420元/月支付，若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按调整后标准支付。2019年2月，被告发放原告当月工资2,420元。2019年3月11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工资扣款7,054.65元。2019年5月13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对原告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法院。审理中，(一)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所在部门为“供应链-固网-软件”部门。(二)原告称其正常工作至2019年1月底，1月9日之后没有工作电子邮件了，原告仍前往上川路正常上班，但没有什么事情。原上川路地址系原告租借，后转移给德铁信可公司，再之后，原告即没有上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1.《运单审批状态报表》截屏1页，证明2019年1月1日之后原告及其他同事仍在履行日常工作职责；2.2019年1月1日至1月9日期间的电子邮件15封，证明2019年1月1日至9日，被告并没有停工停产，原告仍在被告公司处履行日常工作职责。此后没有相关工作邮件。被告对原告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此前工作就是把客户购买的商品进行配货，开单，然后进行物流发货。公司停工停产后原告工作职责已不存在，略有少量停工停产前相关后续，因被告处工作人员陆丽敏不清楚人事变动具体情况，按原流程将邮件抄送原告及其他人员，仅因原告没有签署协商协议，故其邮箱地址还可收到邮件，并非安排原告工作。被告则提供了：1.2017年12月6日董事会决议，证明被告董事会决定将上海工厂的制造、物流、维修等相关业务外包，制造业务外包给伟创立公司，物流业务外包给德铁信可公司；2.2018年5月10日董事会决议，证明董事会决定将原型机生产、移动、固网、应用及光网的生产和维修全部停止运营；3.2018年5月被告与德铁信可公司签订的协议英文件及翻译件、仲裁期间原告的质证意见，证明被告将物流业务外包给德铁信可公司；4.2018年7月被告与伟创立公司签订的协议英文件及翻译件，证明被告制造业务外包给伟创立公司；5.2018年8月2日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物流业务已经外包给了德铁信可公司；6.2018年8月3日德铁信可公司发送给被告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物流业务已经外包给了德铁信可公司；7.2018年10月31日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制造业务外包给伟创立公司8.2018年12月9日伟创立公司发送给被告的电子邮件及翻译件，证明被告制造业务外包给伟创立公司；9.公告栏照片，证明被告自2018年12月28日起就在食堂、底楼处公告栏张贴了停工告示；10.2017年度至2018年度原告项目管理岗位的工作职责描述及工作业绩指标，证明原告主要工作内容为确保客户合同中的主设备、辅材配货、齐套发货，业务外包后原告的工作职能已不复存在。11.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含关于特别激励的补偿协议、关于平稳转移奖金的补充协议)，证明原告所在部门的其他员工都选择了相应方案，与公司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原告对被告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董事会决议签字为分页签字，可能在不同地区签收；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决议主会场为伦敦进行，相应材料未经公证；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至9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确认照片拍摄地点为公司本部，但原告一直在分部上班，不清楚总部张贴的情况；对证据10、11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认相应员工是原告的同事，但认为原告的工作岗位仍一直存在，工作实际被其他员工接手。审理中，被告针对原告对其证据5至8的质证意见，当庭演示了被告处工作人员蒋志彬、蒋自华的outlook邮箱，该两名员工为前述邮件的抄送人及收件人，演示的前述电子邮件与被告出示的电子邮件复印件一致。原告认为相应邮件存在修改可能性，仍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一则，被告主张根据董事会决议及工会职工扩大会议决议，被告上海工厂的制造、物流、维修等项目业务活动进行了外包。在完成业务转移后，物流集散中心、原机型生产、移动、固网、应用和光网络产品的生产、维修以及支持生产、维修的相关业务均停止运营。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为此提供了董事会决议，被告与德铁信可公司、伟创立公司的合同及翻译件，2018年8月2日、8月3日、10月31日、12月9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其公司发生业务转型的客观情况。原告对被告与案外公司的合同及翻译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董事会决议、电子邮件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被告已当庭演示了前述电子邮件，当庭演示的电子邮件内容与被告提供的复印件内容一致，相应邮件、董事会决议亦可与被告提供的与案外公司的合同及翻译件、2018年4月2日工会与公司多方商谈会议纪要，2018年5月16日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说明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对被告前述证据予以采信。二则，原告亦认可其所在部门相同岗位原同事已经离职，其虽认为其正常工作到2019年1月9日，但此后确也没有其他工作任务，原工作地点也转移给德铁信可公司。该情况亦可与被告陈述的公司生产运营转型的具体情况相互印证。三则，在此背景下，被告已按照公司多方会谈、工会扩大会议讨论内容向涉及此次需转型的所有员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三种方案，相应方案内容已较为充分的考量了不特定员工的多种利益需求。被告在原告仍不接受的情况下，结合被告处工厂转型及原告原所在部门确已停工停产的现状，对其按照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被告2019年2月工资2,420元，其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按其正常工资标准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7,054.6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雯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邱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