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26民初6057号原告何亮文，男，彝族，大专文化，1970年10月1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原告文春梅，女，彝族，初中文化，1975年3月24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树平（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510358196。被告蔡菊，女，彝族，高中文化，1981年10月20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被告周紫蓥，又名朱红娟，女，汉族，高中文化，1985年2月11日生，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双城县人，现住贵州省威宁县。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陈龙（特别授权代理），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510172482。被告王莹，女，侗族，大专文化，1987年7月16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代理人管梓七（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智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211445233。被告牛宇，男，汉族，初中文化，1986年6月16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代理人王臣静（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智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710723689。被告赵海峰，男，汉族，中专文化，1993年9月16日生，住贵州省威宁县。委托代理人陈俊朝（特别授权代理），威宁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6181155558。原告何亮文、文春梅诉被告蔡菊、周紫蓥、王莹、牛宇、赵海峰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亮文、文春梅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树平、被告王莹的委托代理人管梓七、被告蔡菊、周紫蓥的委托代理人陈龙、被告牛宇及委托代理人王臣静、被告赵海峰及委托代理人陈俊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亮文、文春梅诉称：2019年6月20日11时许至2019年6月21日凌晨4时左右，五被告与原告之女何某在会展中心西南偏南酒吧喝酒，之后又到会展中心豆花烤鱼店喝酒。6月21日上午7时左右，何某被小区清洁工发现躺在昌明学府Ａ3栋楼下，后被110巡警送至威宁县人民医院，经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小脑幕裂孔疝、继发性脑干损伤、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腰椎骨折、胸椎骨折、脊髓损伤、头皮血肿，何某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27日死亡。原告认为，五被告邀约何某到酒吧、烧烤店喝酒，在何某告知不能喝酒情况下，对何某进行劝酒、喊拳攀酒，五被告在何某醉酒情况下未安全护送何某回家，也未通知原告对何某进行照顾，致使何某酒精中毒并摔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五被告未尽到先行为义务，存在过错，威宁县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根据过错程度，由何某承担30%的责任，威宁县人民医院承担25%的责任（已赔偿），五被告承担45%的责任。何某的死亡赔偿金631840.00元、丧葬费35897.52元、精神抚慰金80000.00元、医疗费14744.87元，合计762482.38元，由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343525.87元。被告蔡菊、周紫蓥辩称：蔡菊及周紫蓥对原告之女死亡没有责任，理由是：原告的诉称遗漏了重要事实，死者何某是如何躺在事发地点，经派出所的笔录证实，二原告均告知派出所，何某是高处坠落导致颅脑损伤死亡，该情况二原告是明知的，导致何某死亡的原因并不是喝酒，而是颅内出血，结合其诉状，医院的诊断，除了颅内出血外还有其他伤情，这些情况喝酒是不能导致的；根据派出所笔录，邀约出去喝酒是死者何某提出来的，根据赵海峰在派出所笔录证实，死者何某平常喜欢喝酒，且每次都喝醉，可以看出，何某是有喝酒的习惯。结合本案事实，何某与几被告喝酒只喝到凌晨三点过，何某被人发现的时候是上午七点过，中间相差了四个小时，而事故发在这四个小时内，在这段时间内，我方当事人是没有和何某在一起。结合其他人的笔录，在场喝酒的均表示当时只是喝酒，但是没有人喝醉，何某的死亡与我方不存在任何关系。其中蔡菊是凌晨两点过就回家了，周紫蓥是凌晨三点过回家的。综上，我方对何某的死亡不承担任何责任，与其死因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王莹辩称：在事实部分同上述二被告答辩意见；王莹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在共同饮酒的时候并不存在有劝酒的行为，同时，导致何某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坠楼导致的颅内出血；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凌晨三点过吃了消夜后就各自回家了，而王莹回家后还打电话给何某确认是否安全到家，何某对自身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诉请中的精神抚慰金不应当得到支持。被告牛宇辩称：本案分两阶段，第一阶段，2019年6月20日23时许，由何某提议与几被告共同在酒吧和烤鱼店饮酒，在该过程中，几被告与何某之间不存在相互劝酒以及几被告与何某之间相互清楚各自的身体情况，均可适量饮酒。饮酒结束后，被告牛宇与王莹等搭车回家，死者何某由其男朋友赵海峰照顾并护送回到昌明学府的出租屋，至6月21凌晨4时30分至5时许，何某与赵海峰已经安全回到出租屋并睡下。第二阶段，此阶段的事实发生与本案的几被告均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其发生的原因，通过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是死者何某与其男朋友因琐事发生冲突而独自离开出租屋，期间，何某拨打赵海峰的电话未接通，通过从一楼窗户翻爬到其出租屋的过程而坠楼受伤，何某被送往威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抢救过程中因威宁县医院抢救措施错误，诊断错误，导致未能及时处理何某因坠楼摔伤及颅内损伤等伤情，延误治疗时机，而最终导致何某死亡。综上所述，从第一阶段几被告与何某共同饮酒过程，与何某坠楼以及死亡无因果关系。该案即演化为第二阶段的医疗事故纠纷，而医疗事故纠纷，威宁县人民医院已经与二原告达成赔偿协议，至此，本案的赔偿请求已经终结，与被告牛宇无任何关系，其不承担任何责任。被告赵海峰辩称：死者何某与赵海峰之间属于男女朋友关系，且双方已经共同居住一年半时间，对何某生活习性，被告赵海峰比较了解，且习以为常；事发当天，被告赵海峰并未提议出去喝酒，而是何某提议后与王莹等人一起出去喝酒，赵海峰仅仅只是陪同而已，在喝酒期间，已导致赵海峰醉酒，赵海峰醉酒后，系何某将赵海峰护送到昌明学府出租屋内并睡下，赵海峰睡觉后，何某如何出去，以至于如何坠楼，赵海峰完全不知情；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充分证实何某并非喝酒死亡，而是威宁县人民医院诊断失误导致何某死亡，本案作为责任人，威宁县人民医院已经对死者家属作出了相应的赔偿，原告的诉请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赵海峰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与何某之间作为男女朋友关系，在案发后，已经主动向原告赠送了5000.00元钱，该5000.00元钱属于表示赵海峰本人的个人心意，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赵海峰的诉求。经审理查明，两原告之女何某，生于1999年6月7日。2019年6月20日14时许，何某与被告王莹、蔡菊、牛宇、周紫蓥（又名朱红娟）、赵海峰共六人在何某租住的威宁县昌明学府Ａ栋2单元四楼家中打麻将、吃饭、聊天到晚上22时左右，大家提议出去玩一下，于是六人便到威宁县的“西南偏南”酒吧喝酒，点了36瓶小瓶啤酒六人共饮，期间采用翻牌数点的方式喝酒，在喝酒过程中，赵海峰与何某发生不愉快被人劝住，期间赵海峰对何某说“你身体不好，少喝点酒”，喝到24时左右的时候，又有人提议去吃烤鱼，于是六人又到威宁县会展中心豆花烤鱼店吃烤鱼，又点了5-6瓶啤酒继续喝，2019年6月21日凌晨2时许，被告蔡菊有事先行离开，凌晨3时许，被告牛宇、王莹、周紫蓥共同搭乘一车辆出租车离开烤鱼店，何某与赵海峰共同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到何某租住的昌明学府小区，4点21分进入电梯回到家中，被告王莹打电话问被告赵海峰是否安全到家，赵海峰回答已到家，被告周紫蓥于凌晨3点59分与何某微信聊天问何某是否到家，何某凌晨5点零2分回答“到了，都睡了，睡不着”。回到家睡下之后，何某认为赵海峰对自己没有对前女友好，要赵海峰跟自己说清楚，便与赵海峰发生不愉快，赵海峰便从主卧室出来到另外的卧室睡觉。凌晨5点33分，何某独自一人提着一只黑色行旅箱进入电梯下楼，5点35分又乘坐电梯上楼（此时未携带之前的黑色行旅箱），5点38分又再次乘坐电梯下楼。2019年6月21日凌晨7时许，有人发现何某躺在其居住的房屋下面墙角地上哼，于是报警后，警察于早上8点零5分赶到现场，与何某对话，何某还能说出自己脚疼，并可见何某头面部有出血。警察叫来120急救车将何某送到威宁县人民医院救治。主要诊断为：小脑幕裂孔疝；其他诊断为：脑挫伤（右小脑、右额颞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腰椎骨折（Ｌ1、2骨折伴椎管狭窄）、胸椎骨折（伴Ｌ11、12骨折并左侧横突骨折）、头皮血肿、急性酒精中毒。损伤原因系高处堕落。6月21日13时许，经威宁县人民医院ＩＣＵ重症医学科会诊，何某因“外伤致意识障碍6小时”入院，目前深昏迷状，无自主呼吸，呼吸机支持呼吸，查体：Ｔ36.2°ＣＨＲ133次／分，Ｒ14次／分（呼吸机支持），ＢＰ145／105ｍｍｈｇｓｐｏ2100%,深昏迷状，格拉斯哥评分3分，双侧瞳孔圆形不等大，左侧直径3.0ｍｍ，右侧直径约6.0ｍｍ，对光反射均消失，生理反射消失，病理征未引出，诊断为：1、特重型颅脑损伤；2、脑疝，余同贵科。因患者无自主呼吸，生命征不稳定，建议就地抢救治疗，我科随诊。何某经威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27日15：18时死亡，用去医疗费14744.87元。何某死亡后，原告文春梅、何亮文认为威宁县人民医院在对何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威宁县人民医院达成赔偿协议，由威宁县人民医院赔偿二原告188000.00元。原告文春梅、何亮文自愿申请公安机关不对何某进行尸体解剖，因不进行解剖造成的后果，由其本人自愿承担。公安机关至今未找到何某高处坠落的原因。上述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及原告提交的何某的住院病历、威宁县公安局六桥派出所对王莹、蔡菊、牛宇的询问笔录、何某的死亡证明、住院费发票、被告周紫蓥提交的与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牛宇提交的威宁县公安局六桥派出所对何某死亡的调查材料、本院调取的威宁县公安局六桥派出所录像光盘等证据在卷相互印证，经本院庭审举证、质证和审查，事实清楚，可以采信。本案焦点：五被告是否对何某进行劝酒，如果劝酒，是否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及安全护送义务；原告的女儿何某的死亡与五被告在一起喝酒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五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看出，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过错，或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以下四种情况下共同饮酒者需承担法律责任：1、强迫性劝酒，比如“不喝不够朋友”等语言刺激对方喝酒，或者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与仍劝其喝酒；2、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身体状况，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3、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己身体行为时，酒后没有将其送至医院或者安全送回家中。4、酒后驾车未劝阻发生车祸等损害的。本案中，原告之女何某与五被告共同饮酒，在饮酒期间被告赵海峰曾劝何某“你身体不好，少喝点酒”，故原告主张五被告劝何某喝酒并没有提供证据证，相反是赵海峰劝何某少喝点酒，何某喝酒后被告赵海峰已将何某带回到何某租住的昌明学府小区Ａ栋2单元四楼家中，况且有被告赵海峰陪伴，被告王莹也曾打电话问赵海峰是否安全到家，被告赵海峰也回答已到家，从何某租住小区监控录像可清晰地看到赵海峰与何某于4点21分进入电梯回到家中，被告周紫蓥于凌晨3点59分与何某微信聊天问何某是否到家，何某凌晨5点零2分回答“到了，都睡了，睡不着”。从何某租住小区监控录像可清晰地看到凌晨5点33分，何某独自一人提着一只黑色行旅箱进入电梯下楼，5点35分又乘坐电梯上楼（未携带之前的黑色行旅箱），5点38分又再次乘坐电梯下楼，2019年6月21日凌晨7时许，有人发现何某躺在其居住的房屋下面墙角地上哼，于是报警后，警察于早上8点零5分赶到现场，与何某对话，何某还能说出自己脚疼，并可见何某头面部有出血。从何某几次乘坐电梯过程中来看，何某行走正常，未见有醉酒状态，被告周紫蓥与何某微信聊天确认何某已安全到家，在公安机关对文春梅询问时其也认可何某系租住在昌明学府小区Ａ栋2单元四楼，故何某安全到达昌明学府小区Ａ栋2单元四楼出租屋应当视为到家，被告安全护送何某到家的责任已免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未安全护送何某到家造成何某因醉酒发生摔伤的不作为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威宁县人民医院对何某的诊断，何某系因高处坠落致脑挫伤（右小脑、右额颞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腰椎骨折（Ｌ1、2骨折伴椎管狭窄）、胸椎骨折（伴Ｌ11、12骨折并左侧横突骨折）、头皮血肿，也伴有急性酒精中毒，在公安机关对文春梅、何亮文询问时，二人均认可何某系高坠导致颅内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且二原告认为威宁县人民医院在对何某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最终导致何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威宁县人民医院也赔偿了原告188000.00元，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何某死亡系多因一果所致，因二原告不要求公安机关对何某进行尸体解剖，无法确定何某的最终死亡原因，且何某已安全到家，至于为何发生高处坠落与何某跟五被告在一起喝酒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原告主张系因五被告劝何某喝酒导致何某死亡，请求五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由五被告对何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春梅、何亮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20.00元由原告文春梅、何亮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6，440.00元，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芬团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马 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