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5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金海，男，198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城市，现住诸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参，诸城春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立明，男，198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山东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金晖，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诸城市。 原审被告：王国政，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城市，现住诸城市。 上诉人孙金海因与被上诉人柳立明，原审被告王金晖、王国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2民初6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金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参，被上诉人柳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钢，原审被告王金晖、王国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金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金晖、王国政偿还车款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柳立明承担。事实与理由:1.柳立明无权要求孙金海承担偿还车款的责任，柳立明是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转抵押方式获得汽车时审查不严谨，导致权益受损，理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2.即使所有款项均是孙金海收取，也不能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在通常的交易过程中由第三人代为清点收取款项也是正常合法的行为。3.原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柳立明与王金晖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既然是抵押，则应当按照抵押的规则来处理，实质出质后，用抵押物合法获得受押人交付的金钱是抵押的正常交易现象，在不存有欺诈和不公平的情况，完全合法。关键是王金晖、王国政均认可联系、交易以及授权孙金海收款的事实，所以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 柳立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金晖、王国政共同陈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柳立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车辆转押协议无效，由孙金海、王金晖、王国政共同返还柳立明转押款23.9万元，并赔偿损失2万元，本案诉讼费由孙金海、王金晖、王国政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金晖通过微信发布售车信息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柳立明以此与王金晖取得联系，并于2017年9月22日与朋友一起来诸城市看车，在场人有柳立明、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及柳立明的朋友。当日，柳立明与王金晖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王金晖将牌照为渝Ｂ×××××车辆（车辆品牌宝马，型号WBAKBA410，车架号WBAKBH03CDX71135，发动机号1076813DN54B30A，车辆实际形式公里数9.2万，颜色黑）转押给乙方，并约定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并享有转押的权利，并且保证对上述车辆信息的真实性，保证该车辆非盗抢、诈骗、租赁车辆及其他非法所得的车辆，甲方保证该车辆是由车辆所有人亲自抵押，并且甲方保证与车辆所有人不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合同中转让价格处为空白，未填写车辆价格，王金晖在合同甲方处签字并按手印。合同签订当日，王金晖将车辆及与车辆协议中车辆信息记载一致的机动车行驶证交付柳立明。柳立明将车辆使用于河北省沧州市，后经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查证该车系套牌车辆，并于2018年致函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该车辆由沧州市公安局查获，柳立明无法使用车辆。庭审中，柳立明、王金晖对该车辆套用其他车辆信息的情况无异议，一审法院依职权将车辆线索提供至诸城市公安局。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涉案买卖合同的效力；二、合同的标的额；三、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之间的关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柳立明提交的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出具的套牌车线索一份，经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质证对该证据均无异议，对此予以采信。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出具的套牌车线索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系套牌车，该车辆套用其他车辆信息，原车辆信息无法查证，买卖双方均无法对车辆的合法来源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车辆买卖为法律所禁止，柳立明与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间的买卖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柳立明主张确认本案买卖合同无效，予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柳立明主张车款为23.9万元，并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17年9月22日柳立明向孙金海账户转入13.9万元，庭审中孙金海亦认可收到车款13.9万元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柳立明称另外10万元车款系现金支付，亦交付给孙金海，并提供案外人林芳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一份，拟证明该10万元现金系从林芳的银行卡中取出后交付孙金海，孙金海先质证称不认识林芳，也没有见到该10万元现金，后经柳立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到中国银行诸城支行营业部调取了林芳银行卡2017年9月22日的取款凭证，凭证显示，林芳银行卡于2017年9月22日取现10万元，取款人签名为“孙金海”，孙金海又质证称该单据是与柳立明方一起取款时形成，其只是进行了签字，并未获得该款项。孙金海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对其取款行为未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银行取款凭证足以证明孙金海从案外人林芳银行卡中取款10万元的事实，另结合孙金海已代收车款13.9万元，柳立明与孙金海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亦为涉案车辆的价款。综上，对合同的标的额一审法院确认为23.9万元。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柳立明主张其系联系王金晖、孙金海购买的车辆，并与王金晖签订合同，将车款交付给孙金海，王金晖、孙金海应承担返还车款的责任。王金晖辩称其只是代替王国政签订合同，并不是实际卖方，但王金晖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国政之间系代理关系，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微信上发布售车广告并与柳立明取得联系、又在买卖合同中作为卖方签字，均是王金晖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车辆出售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孙金海辩称其只是代收车款，其他买卖行为与其无关，并提供中信银行业务凭证一份、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称其于2017年9月22日向案外人高明转账13.9万元，后该款由高明转给王国政，但无法认定以上证据与涉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柳立明与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的陈述，涉案车辆出卖地、合同签订地均在孙金海所属的众鑫投资店面，车款也全部交付于孙金海，另外，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均称车款为13.9万元，但孙金海又收取柳立明方现金10万元，而王金晖、王国政对该10万元款项不认可，孙金海在买卖过程中提供车辆查验、交付场所，收取了全部价款，其实质上是买卖时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占有人，孙金海在整个买卖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柳立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其系出卖方，柳立明主张孙金海为车辆的出卖方，予以支持。对孙金海仅代收车款与涉案车辆买卖无关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王国政自认是车辆的实际出卖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故认定王国政亦为涉案车辆的共同出卖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为涉案车辆的共同出卖方。无效的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双方应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故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作为涉案车辆的共同出卖方，应共同承担车款的返还责任。但涉案车辆套用其他车辆的信息，无法查实车辆的原车信息，柳立明与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双方亦均无证据对此加以证明，柳立明于一审庭审中称，该车被沧州市公安局查获尚未结案，一审法院亦依职权将车辆线索提供至诸城市公安局现尚未有结论，故对于车辆应否返还不予处理，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可待该车辆信息查证清楚后另行主张权利。柳立明要求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赔偿损失2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柳立明与王金晖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无效；二、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共同偿还柳立明车款23.9万元；三、驳回柳立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85元，减半收取2593元，由柳立明负担200元，由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共同负担2393元。保全费1815元，由柳立明负担140元,由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共同负担16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调查中，上诉人孙金海称王金晖、王国政有证明提交法庭，但王金晖、王国政未提交证据质证；二审庭审调查后，王金晖、王国政向本院寄送了分别由其个人出具的“声明书”，声明书载明：“涉及的渝Ｂ×××××号宝马车分别由王金晖通过微信发布售车信息，联系到柳立明，后王金晖与王国政一起与柳立明达成意向，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由我们委托孙金海代为收取交易款项，孙金海收到款项后已经向我们支付，该交易行为与孙金海没有关联，不应当由孙金海承担共同偿还车款的责任。”上诉人孙金海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本次交易与孙金海没有关系，实际交易人为王金晖、王国政，孙金海没有参与其中。被上诉人柳立明质证后认为，二份声明不能采信，第一，该二份声明书均不具备证据的法定条件，是事后二人的言辞。一审时王金晖答辩称仅仅认可系代替他人签订合同，称车款是14万元，没有认可自己是车辆出卖人，更没有认可委托孙金海代收车款。王金晖、王国政也无证据证明孙金海已经将车款支付给二人。一审诉讼中孙金海也无证据证明系受王金晖、王国政委托其代收车款，不存在王金晖、王国政委托孙金海代为收款的事实。二审庭后中王金晖、王国政提交的声明明显是虚假陈述。第二，买车地点在孙金海的门头房，王金晖跟孙金海干活，柳立明到诸城与孙金海、王金晖接触，合同由王金晖签订，车款由孙金海收取，柳立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孙金海、王金晖就是车辆出卖人。对此，本院认为，王金晖、王国政在二审调查过程中到庭，其庭后提交的二份声明由王金晖、王国政本人出具，从证据形式看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故王金晖、王国政的个人声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被上诉人对声明书的证明事项有异议，在举证期限内孙金海未能提供王金晖、王国政委托其收取车款的相关证据，故二份声明书所载明的事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案涉《车辆转押协议》第九条载明：如甲方（王金晖）对上述条款有任何虚假、谎报等情况，日后发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均与乙方无关。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系孙金海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问题。本案中，虽然涉案《车辆转押协议》系由柳立明与王金晖签订，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上诉人孙金海不仅提供了车辆查验、交付场所，并全程参与整个交易过程中，且涉案车辆出卖地、合同签订地均在其所属的众鑫投资店面，孙金海实际出取了车辆转让款，被上诉人柳立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诉人孙金海系出卖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金海实质上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占有人，判决其与王金晖、王国政共同承担偿还车款并无不当。上诉人孙金海虽主张不承担还款责任，但其在既无代理合同又未与王金晖、王国政明确代理关系，更未向柳立明披露系受王金晖、王国政委托的情况下，出面收取被上诉人柳立明交付的全部车款，且孙金海在一审中对本人到银行签字支取10万元车款的行为前后陈述不一致，不能作出合理合情解释，之后又无证据证明其将全部车款确已交付王金晖、王国政，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孙金海关于仅代收车款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诉人孙金海对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车辆转押协议》无效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判决王金晖、孙金海、王国政因《车辆转押协议》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柳立明权益受损应由自己承担不利后果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金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5元，由上诉人孙金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