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902行初38号 原告：胡维杰，男，196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代理人：陈波、王红女，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新桥路**。 法定代表人：胡震鸣，局长。 出庭副职：董颖，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金伟，男，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单贤定，浙江海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维杰诉被告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维杰的委托代理人陈波、王红女，被告应诉负责人董颖及委托代理人金伟、单贤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舟市监定企撤字（2019）1号《撤销登记决定书》，认定被可人原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公司”）以伪造签名等不正当手段向被告提供虚假的登记材料取得公司注销登记的行为，且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决定撤销被许可人华利公司于2013年5月6日的注销登记。 原告诉称：2019年1月17日，被告寄送给原告一份接收人为原华利公司发出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内容，华利公司的注销登记行为被撤销，即从撤销时华利公司法人人格恢复。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政行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错误：一、行政相对人认定错误。从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内容来看，该决定书的行政相对人为华利公司，非原告及另一股东林文炎。而2013年5月6日华利公司登记已经注销，即该公司的法人资格已经终止，在涉案决定书生效之前，与撤销该公司注销登记决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该公司原两个股东，该两个股东为行政相对人，决定书不应再列原公司为行政相对人。即使列原公司为行政相对人，也应列原告及林文炎为第三人；二、作出撤销决定的依据不充分。华利公司在向被告申请注销登记时，其提交的材料符合注销登记的法定形式，被告对上述材料的审核属于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故其注销登记时无需关注相关材料上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内容是否真实。现被告仅凭案外人林文炎提交的鉴定意见书，就认定原告办理注销登记时相关材料系伪造签名，认定系以伪造签名等不正当手段向被告提供虚假登记材料且情节严重，显然证据不足；三、被告启动注销登记的撤销程序缺乏程序规定。公司注销登记作为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其本身具有诉权，即案外人林文炎应该在作出注销登记的6个月内向被告提出异议，而林文炎在公司注销四年后才提出异议，此时被告是否有受理的理由和依据。退一步讲，林文炎作为举报人，被告获知信息后依职权启动撤销程序，该依职权启动撤销程序何在，依据《行政许可法》还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一般行政行为最长保护时效为五年。也就是说，一般行政行为超过五年，法院均不予受理。那么，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被告对于该类争议处理的受理时间又是多长呢；四、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该条款为罚则，仅适用于公司设立登记，不适用于公司注销登记。撤销公司登记与吊销营业执照作为该条款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应该理解为原已设立公司的撤销，与吊销营业执照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的处罚同质，不能随意理解为注销登记也可以撤销。因为公司注销登记后并没有消灭股东与股东之间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处置，也不影响债权人与公司注销后相关权利义务的主张。因此，法律显然不会去规制注销后的公司法人人格的恢复。相反，对于隐瞒事实骗取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主要考虑到法人人格责任承担上的有限性，不撤销将导致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损害，因此需要法律规定进行撤销或者吊销，防止非法登记行为产生不利后果。故，被告依照上述条款撤销注销登记行为属于对法律法规的错误理解。为此，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舟市监定企撤字（2019）1号撤销登记决定。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一、舟市监定企撤字（2019）1号撤销登记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涉案撤销决定书； 二、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网页截图，证明华利公司于2013年5月6日核准注销登记。原股东是胡维杰，林文炎。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涉案撤销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013年5月6日，被许可人华利公司委托张荣向被告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经被告形式审查，于同日核准了被许可人华利公司注销登记。2017年10月30日，原华利公司股东林文炎向被告举报另一股东即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维杰委托员工张荣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未征得其同意，张荣提交的申请注销登记相关材料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亲笔签名，据此要求撤销被许可人的注销登记。被告经初查，于2018年1月25日正式立案调查。后林文炎提交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明确：1、日期为2010年2月8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中自然人股东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2、日期为2010年2月8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中清算组成员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3、日期为2009年11月24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中自然人股东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同时调查核实了相关当事人及注销登记档案。2018年5月28日，被告分别向原告胡维杰和林文炎送达《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2018年7月25日，被告举行了听证。被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了涉案撤销注销登记决定。 二、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涉案撤销登记决定列申请人林文炎，被许可人原华利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第二，根据被告查明的事实，被许可人华利公司提交的林文炎在相关材料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签名，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被告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作出撤销登记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议纪要》第一条“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和该条第二款“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之规定；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虽未对启动撤销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但被告依照正当程序的要求，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在作出撤销决定前分别履行了告知、听证权利，并按照利害关系人要求举行了听证。涉案行政行为属于注销行政登记，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撤销公司登记”法律性质问题的答复意见，属于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属于行政处罚。因此，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时效的规定。综上，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案件来源登记表和申请材料；询问调查笔录和林文炎身份证复印件；胡维杰询问调查笔录；撤销公司登记立案审批表；林文炎第2次调查（询问）笔录和个人义务凭证；林文炎提供华利公司被胡维杰单方注销的情况说明；林文炎提供其与胡维杰之间的往来函件、短信详情内容说明和短信内容；要求对华利公司清算的函2份和快递凭证；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甬童司鉴[2018]文鉴字第4号；2018年3月18日胡维杰提交的材料和身份证复印件；2018年3月26日胡维杰提交的材料；胡维杰第2次调查（询问）笔录和提交的关于撤销华利公司的相关意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涉案撤销登记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2、关于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的回复；限期举证通知书和快递凭证；询问调查通知书和快递凭证；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提取的公司注销登记材料目录材料；胡维杰的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和送达回证；林文炎的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和送达回证；关于要求听证的申请报告；听证通知书（胡维杰）和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听证笔录；案件讨论记录；有关事项审批表；舟市监定企撤字（2019）1号撤销登记决定书和送达回证。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涉案撤销登记决定程序合法。 3、公司注销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摘录，即被告作出涉案撤销行政登记决定的法律法规依据，证明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对上述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理由主要是被告在办案过程存在大量的技术性瘕疵，且存在多处矛盾、增删情形，并对被告没有通知林文炎参加听证认为是违反了听证程序。对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因系林文炎单方委托，未经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认可，故对合法性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认为听证告知书未送给华利公司，程序上严重违法。案件讨论笔录所列人员与实际签名人员不一致，行政决策程序不当。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3组即公司注销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摘录，认为上述法律法规非涉案行政行为的程序性依据，实体依据反而有利于原告。 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质证意见承认存在因工作上的疏忽而致部分案卷材料瘕疵，但认为该瘕疵并不足以造成对认定事实的影响，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引起重视并加以改正。对案审会讨论笔录作如下说明：“该案因案情复杂，经过当事人数次调解、听证等程序，办理过程中我局共组织二次案件讨论会议，第一次于2018年5月14日召开，参加人员为胡震鸣、戴跃波、董文久、刘志军。第二次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参加人员为胡震鸣、邬曙海、戴跃波、黄增宽、董文久。在提交案卷中，因工作失误提交了第一次讨论笔录第一页与第二次讨论笔录的签名第二页，漏交了第一次记录的第二页签名与第二次记录的第一页”。 本院结合原告质证意见和被告对原告质证意见的回应、说明，虽被告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相关材料、案卷和程序中存在较多的瘕疵，但上述瘕疵并不足以造成被告对涉案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亦即尚属于一般瘕疵范围。在原告质证过程中予以指出后，被告当庭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正。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至于对被告是否通知林文炎参加听证，异议权属于案外人林文炎，并不损害原告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对由案外人林文炎单方委托的签名笔迹鉴定报告，被告在听证时询问过原告是否申请重新鉴定，但原告明确表示放弃鉴定。庭审时，原告代理人再次表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故本院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认定系作出涉案行政撤销登记决定的依据。对被告提交的案审会讨论笔录中案审会成员签名中存在的瘕疵，法庭当庭予以严肃指正。根据被告在庭后向法庭提交的书面说明，认定属于工作失误造成的瘕疵，且该瘕疵并不必然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程序严重违法的后果。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鉴于第一份系被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非证据。第二份系华利公司的原登记信息和股东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案确认如下事实：华利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26日，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二人即原告胡维杰和案外人林文炎，由原告胡维杰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未参加2009年年检，华利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9年11月24日，由原告胡维杰和另一股东林文炎以自然人股东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舟山市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关于公司解散、成立清算组的决议载明：“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1、解散公司；2、成立清算组，其成员由胡维杰、林文炎组成，其中由胡维杰任组长。清算组成立后应按《公司法》的要求开展工作，履行职责”。同日，华利公司在舟山日报上刊登注销公告，内容为：“经全体股东一致讨论通过，决定注销舟山市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2010年2月8日《股东会议决议》、《清算报告》均由公司盖章并由原告胡维杰和另一股东林文炎以自然人股东和清算组成员签名。其中《股东会议决议》载明，会议就确认“清算报告、公司解释事项，提交股东会议讨论。全体股东一致通过：1、同意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报告，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内容不含虚假，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清算报告》“三、资产及负债清理情况：1、截止2010年1月30日止，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共有资产总额300.68元，净资产300.68元；2、各项税款已缴清，税务登记证已注销；3、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2013年5月6日，原告胡维杰以清算组负责人签名并书面授权委托职工张荣向被告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同时向被告提交了委托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备案通知书、股东会议决议、公告和清算报告。同日，被告根据原告和委托人张荣签名提交的《公司备案申请书》， 在《备案审核表》上核准备案，并制作《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2017年10月30日，案外人林文炎向被告提交《关于要求撤销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销的请求》，内容主要为华利公司至今未经清算与分配，其在2011年、2013年、2015年用书面形式告知原告胡维杰要求清算和分配，均遭到原告拒绝，直到其准备以公司名义对外诉讼时才发现原告于2013年3、4月间单方私自伪造了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议决议、公司注销申请书、公司注销公告、公司清算报告和申请公司注销的股东会议决议等有关公司注销的材料，并伪造了其本人的签名，向被告办理了注销公司的手续；华利公司至2013年4月应收货款为1359781.62元，加上原有的银行存款100713.86元，共计1460495.48元，原告将该款转入个人银行卡中占为已有，并利用保管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便利注销公司银行账户，现公司尚欠其1158136.91元。鉴于上述理由要求被告撤销对华利公司的注销登记。被告于同日立案调查，编号为舟市监定稽字[2018]69号，并分别对林文炎和原告胡维杰制作询问调查笔录。原告胡维杰在调查笔录中承认：“2009年11月24日华利公司关于公司解散、成立清算组决议和2010年2月8日华利公司清算报告及华利公司关于同意清算报告和申请公司注销的决议中所提到的会议实际并未召开，以上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和林文炎在经营中有矛盾，所以以上资料我签名后就交给公司出纳张荣了。至于林文炎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所签，我不知道”。案外人林文炎于2018年1月22日向被告提交由其单方向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报告明确：1、日期为2010年2月8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中自然人股东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2、日期为2010年2月8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中清算组成员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3、日期为2009年11月24日的《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中自然人股东签字处“林文炎”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的“林文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2018年1月25日，被告制作《撤销公司登记立案审批表》，编号为舟市监定稽字[2018]69-号。2018年8月8日，被告在对林文炎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告知：“本局拟对华利公司作出处理决定告知中一并通知你有要求参加听证的权利，你没有听证要求，股东胡维杰提出了听证要求，本局考虑到该处理决定对你的实体权利不产生直接影响，加上你的病情，所以听证日没有叫你参加，对此你是否有异议，林文炎回答：“我没有异议”。2018年1月30日，林文炎向被告提交《舟山华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被胡维杰（股东）单方注销的情况说明》，就与原告矛盾发生经过和原告在公司解散、清算和注销相关决议上伪造其签名情况，以及公司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被原告占有的情况向原告作出说明，并要求撤销华利公司注销登记。同时提交了与原告往来要求清算的函件、短信、应收款凭证和笔迹鉴定样本材料等作为证据。2018年3月18日、3月26日，原告胡维杰向被告提交了二份书面陈述意见，陈述与林文炎发生矛盾经过和张荣向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前曾向林文炎汇报过的情况，并认为是林文炎阻挠张荣向被告作证。2018年8月17日，被告对原告胡维杰再次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承认张荣向被告提交的华利公司注销文件均是其亲笔签名，并承认林文炎邮寄给他的材料其均收到过。当被告询问其对林文炎提交的司法鉴定结论有异议是否重新鉴定时，原告胡维杰明确回答：“我只提出不认可，就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存异，我不会去鉴定”。被告在该份笔录中告知原告胡维杰重新鉴定的时间、鉴定机构的选择权利和鉴定费用的预交金额。2018年7月2日，原告胡维杰就被告组织的听证向被告提交“注销登记的相关意见”，认为华利公司提供虚假材料的事实仅以林文炎单方委托的司法鉴定报告尚不能认定、林文炎知道公司注销情况、亦未提出反对意见、该注销登记系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撤销登记无实际意义，并提出被告引用《公司法》第198条是针对公司设立登记，被告撤销注销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等。2018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胡维杰和林文炎发出《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同年5月29日，原告胡维杰向被告提交“关于撤销公司登记听证告知书的回复”，陈述华利公司注销情况林文炎是知情的，要求被告向张荣核实，林文炎在相关注销材料上的签名有委托他人代签的可能，要求核实。自2013年5月6日核准注销登记后至2017年10月30日所谓林文炎的举报是否向被告和原告提出异议，要求核实等。2018年3月21日，被告向华利公司出纳张荣发出“询问调查通知书”。2018年4月2日，又向张荣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2018年6月12日，张荣在回答被告调查人员提问时陈述其曾将华利公司注销情况和在舟山日报上公告的情况告诉过林文炎，先是回答是在路上碰到告诉的，后又说是在林文炎自己开的舟山中钢公司将舟山日报交给林文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被告调查人员询问相关公司注销材料是谁交给她的，其回答：“当时是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因为公司要我办的事情都是放在我办公桌上的”、“至于上述材料是否是胡维杰和林文炎的亲笔签名我没有注意，也不会去辨别”。当调查人员询问其公司注销的股东会议决议是2009年11月24日作出，清算报告和申请公司注销的决议是2010年2月8日作出，而公司注销是2013年5月6日，这又是怎么回事时，其回答“我不清楚”。2018年6月19日，原告胡维杰向被告提交关于要求听证的申请报告，被告于同日向原告胡维杰送达《听证通知书》。2018年7月2日，被告组织听证，原告胡维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夏立艇参加听证。在履行内部讨论程序后，被告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了涉案《撤销登记决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被告对涉案撤销登记决定所列申请人、被许可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是被告对涉案事实认定是否清楚；三是被告作出涉案登记决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行为最长保护时效。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作为股东的案外人林文炎显然与涉案公司注销登记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当股东认为行政机关的注销登记行为侵害了其权益时，其向行政机关申请撤销该登记行为无可厚非。鉴于涉案注销登记行为并非被告自行发现，而是通过股东林文炎向被告提出异议，多次向被告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后，被告才启动撤销程序，即只有在被告依职权自行纠错的情形下，才可不列申请人。因此，被告将林文炎列为申请人是正确的；其次，在华利公司被注销前，公司处于被吊销状态，法人资格尚未消灭，故被告在注销登记时将华利公司列被许可人正确。那么，在华利公司股东林文炎申请撤销注销登记时，被告经调查后发现前面注销登记错误，因而将华利公司仍列为被许可人，属于对注销登记错误的纠正。如果按原告所主张列原股东胡维杰、林文炎为被许可人或第三人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主体。故被告在涉案撤销登记决定书上所列主体是正确的，对原告该节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问题。被告根据林文炎的投诉举报以及提交的书面申请进行立案调查，通过对原告胡维杰和林文炎、张荣等相关人员进行制作调查笔录，对前面作出注销登记所依据的相关申请文件重新进行审查，包括对林文炎提交的在相关注销文件上的签名笔迹和由林文炎委托的司法鉴定报告，均经过原告胡维杰质证，并针对原告胡维杰对鉴定报告提出的异议，通过询问笔录形式征询其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在原告胡维杰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后才予以采信。庭审中本院亦征询过原告是否重新申请鉴定，原告均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证明该司法鉴定结论是正确的，可以作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有效依据。故被告据此认定“被许可人以伪造签名等不正当手段向本局提交虚假的股东会议决议及清算报告等登记材料”，因而取得被告核准对华利公司的注销登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华利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就公司注销、清算重大事项召开股东会议，并向登记机关提供伪造的股东林文炎签名等虚假申请资料取得被告注销登记，据此认定情节严重亦是正确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被告在作出涉案撤销注销登记决定前，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向原告和张荣发出了限期举证通知书、询问通知书、听证通知书，并按法定程序举行了听证，在作出涉案决定前经过了案审会的讨论。虽被告制作的部分登记表、审批表和询问笔录中存在多处笔误，案件讨论笔录中签名错页等瘕疵，但该瘕疵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尚属于一般瘕疵。对于原告胡维杰主张因被告未通知林文炎参加听证，听证通知书未送达给华利公司，听证程序严重违法一节。鉴于被告在事后就林文炎未参加听证在书面笔录中征询过其本人意见，林文炎明确表示无异议，且林文炎未参加听证不损害原告胡维杰的权利，亦不影响涉案事实的查明。至于听证通知书未送达给华利公司，因公司的所有活动均由以其法定代表人为代表，被告将听证通知书送给作为原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该节主张不予采纳。在法律适用上，被告认定被许可人华利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并认定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原告主张该法条仅适用于公司设立登记，不适用于公司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一、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问题，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纠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办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撤销公司登记”法律性质问题的答复意见，撤销被许可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属于行政处罚。因此，在公司法未列明撤销公司注销登记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被告参照适用公司法设立登记的相关法条对涉案错误的注销登记行为进行纠正是正确的。鉴于属于纠错行为，故亦不适用关于一般行政行为最长保护时效五年的限制。故对原告该节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作出的涉案撤销注销登记决定所列的申请人、被许可人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胡维杰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维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维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傅映平 人民陪审员  陈 缨 人民陪审员  马国标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瑜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