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1181民初2660号 原告：眭福林，男，1966年2月21日生，汉族，丹阳市益良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益良公司）的股东，住丹阳市。 原告：郑珍娣，女，1964年8月27日生，汉族，益良公司的股东，住丹阳市。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小军，江苏云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原名丹阳市华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丹阳市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丹阳市开发区新希望路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7754079146。 法定代表人：张涛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丹阳市益良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丹阳市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0月29日作出(2012)丹民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华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2013）镇民终字第2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嗣后，华泰公司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4）镇民再终字第00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镇民终字第260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2)丹民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7年8月28日本院作出（2014）丹民初字第2097号民事判决，益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苏11民终2825号民事裁定书，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眭福林、郑珍娣的委托代理人路小军，被告华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中，益良公司诉称，2009年10月16日，原、被告双方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由原告为被告进行厂房工程施工，约定造价为1660000元，同年11月9日，双方经过协商，将工程造价变更为2190500元，该份合同在丹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进行了备案。现该厂房已由被告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790500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该工程款。 原审中，华泰公司辩称，本工程不是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第一份签的合同即总价款为166万元的合同，按照该份合同，被告仅欠原告工程款4万余元。被告已另案诉讼要求原告承担迟延交付工程违约金和工程主体不合格返修的费用。本工程没有进行竣工决算，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查明，2009年10月6日，原告益良公司与被告华泰公司签订厂房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承建3#、4#厂房，工程造价定为1660000元，双方对工程质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年10月16日，丹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发放了直接发包通知书，同意被告华泰公司的3#、4#厂房直接发包给原告进行承建，发包估算价为2190500元。2009年11月11日，丹阳市建设局发放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合同价格为2190500元。2009年11月19日，原、被告双方重新签订合同，确认该工程造价为2190500元，并确定该合同采用可调价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见补充协议。该份合同由丹阳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加盖了工程合同见证章，丹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加盖了合同备案章。该工程于2010年8月竣工，相关监理部门也出具了工程质量合格的验收报告，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并加盖了公章。2011年元月21日进行了工程竣工验收，验收证明上亦载明工程造价为2190500元。2011年8月20日，原告向丹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了建筑工程项目清算表和建筑工程项目登记表，该两份表中均显示工程造价为2190500元。另查明，被告已陆续支付原告工程款1550000元。 原审另查明，在原审审理期间，本院向丹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对该工程进行了造价咨询，该处回复本院，认为同时期相类似项目，造价范围为550-750元/平方米(土建、安装)，安装工程造价为30-50元平方米。 原审还查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备案合同之后并未签订任何补充协议。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了两份价款不一致的合同，原告主张备案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辩称第一份签订的合同才是真实履行的合同。原审认为，按时间先后的顺序，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即备案合同，在形式上更符合法律规定，且相应的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项目清算表和建筑工程项目登记表均可以印证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根据丹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对该工程造价的回复意见，被告辩称的合同造价为1660000元，低于咨询意见的最低工程造价，故原审认为备案合同合法有效，确定双方约定的该工程造价为2190500元；被告辩称该项目没有经过竣工决算，原审认为，双方虽在合同上约定了可调价格，但之后并没有补充协议对该价格进行调整，被告亦无证据可以证明有项目增减事项，故原审认为双方理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不依法履行约定义务的，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华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益良公司工程款人民币6405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根据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顺序及相应的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项目清算表和建筑工程项目登记表，同时结合丹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对该工程造价的回复意见，认定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备案合同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华泰公司主张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是第一份合同即2009年10月16日签订的工程造价为1660000元的合同，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称，双方已经按照第一份合同进行过结算，结算凭据在益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工程结算系双方当事人共同进行，华泰公司称其不持有相关凭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嗣后，该案由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第一次重审。 第一次重审中，益良公司称，2009年10月16日，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双方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由原审原告为原审被告进行厂房工程施工，约定造价为1660000元，同年11月9日，双方经过协商，将工程造价变更为2190500元，该份合同在丹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进行了备案，现该厂房已由原审被告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现原审被告尚欠工程款790500元，要求原审被告立即支付该拖欠工程款。原一、二审判决正确。 第一次重审中，华泰公司称，原审原告、原审被告之间的实际履行合同是166万元的合同，双方也是按照该份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付款的，原审原告也是按166元的总额开具增殖税发票的。现原审被告只欠原审原告工程款数万元，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之间也曾经因为尾欠的数万元工程款在公安派出所处理过。本案所涉工程不是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以实际履行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而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166万元的合同。原一、二审判决错误。 第一次重审查明，2009年10月6日，原审原告益良公司与原审被告华泰公司签订厂房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原审原告为原审被告承建3#、4#厂房，工程造价定为1660000元，双方对工程质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付款进度为：合同订立后人员进场付工程款的30%；基础工程结束付工程款的20%；主体工程完工后付款20%；竣工验收后付款10%；交付使用后付款10%。2009年11月19日，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双方另签有合同一份，载明该工程造价为2190500元。该份合同由丹阳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加盖了工程合同见证章，丹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加盖了合同备案章。原审原告确认原审被告付款情况：2009年10月12日付50万元；2009年12月1日付款33万元；2010年6月9日付12万元；2010年7月26日付10万元；2010年9月1日付10万元；2010年10月30日付10万；2011年1月30日付27万；2012年1月21日付3万，总计155万元。2010年3月30日，丹阳市地方税务局开具增殖税发票金额100万元，2011年1月26日，丹阳市地方税务局开具增殖税发票金额66万元，共计166万元。 第一次重审另查明，华泰公司的1号厂房也是由益良公司施工，双方也签订过两份合同，一份合同总价为208万，另一份是备案合同总价为254.87万元。原审原告对1＃厂房开税票4张计208万，华泰公司支付了208万。 2012年6月20日，丹阳市公安局荆林派出所出具出警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反映内容如下：2012年1月21日上午，益良公司的项目经理带人用车堵住华泰公司的厂门，华泰公司副经理陈小平向110报警，丹阳市公安局荆林派出所派民警到现场处理。民警经调查发现，益良公司项目经理声称，华泰公司欠工程款，堵门的目的是为讨要工程款。民警责令益良公司项目经理移走车辆先恢复厂门通行，并通知双方到善巷村委会内协商。当时益良公司出具了张国平书写的结账清单等材料以证明华泰公司欠工程款。因为当时已是年前腊月二十九，为了让民工安心过年，经民警协调达成口头协议：由华泰公司当日支付工程款4万元。当日下午6时左右，华泰公司副总陈小平实际支付了3万元。后双方友好离开。 由于双方对哪一份合同是实际履行合同争议较大，本院委托江苏省宇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报告确认该工程总价款最高控制价为2279741.46元。因为最高控制价不能真实反映工程的实际价格，故本院先后两次要求江苏宇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工程实际价格进行补充鉴定。江苏宇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两次函复我院，只能计算最高限价，对工程实际价格、成本价、市场价、最低价均无法作出鉴定。 第二次重审查明的事实与第一次重审查明事实相同。 另查明：2012年5月7日原告眭福林、郑珍娣作为益良公司的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益良公司；2012年7月9日益良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 本院认为，原告眭福林、郑珍娣作为益良公司的股东，在益良公司被依法注销后，对其享有的财产权益，可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了两份价款不一致的合同，以哪一份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 本案原审被告的建筑工程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要进行招投标的建设工程，故应当以实际履行合同作为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 至于哪一份合同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首先，从原审被告前两次付款金额来看，原审被告第一次付款50万元，第二次付款33万元，高度符合总价为166万元的合同付款进度分别30%和20%的约定。其次，从原审原告为原审被告开具的增殖税发票看，原审原告分两次所开的发票金额是166万元，与166万元的合同相吻合。再次，华泰公司的1号厂房也由益良公司施工，双方除签有价格为208万的合同外，还签有价格为254.87万元的备案合同，而原审原告当时开税票4张计款208万，原审被告支付208万，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8万元的合同，并不是将备案合同254.87万元来作为双方的实际履行合同。故结合双方在1号楼的交易习惯，本案所涉3＃、4＃楼应当是166万元的合同为实际履行合同。此外，公安派出所因双方工程款发生纠纷而出警一事是真实存在的，公安派出所的出警情况说明可以作为参考。故综合以上情况，本院确认本案所涉3＃、4＃厂房的实际履行合同是166万元的合同。合同总价款为166万元，原审被告已付款155万元，本院确认原审被告尚欠11万元。 原审被告称，本案所涉工程有部分增减项目，在结算工程款时已经结算过，因原审被告没有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因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签订了两份价款不同的合同才导致本案纠纷和鉴定，对此，双方均有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眭福林、郑珍娣工程款11万元。 案件受理费10077元，由原告负担8675元，由被告负担1402元；鉴定费33018元，由原告负担16509元，由被告负担16509元（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已由原审原告垫付，由原审被告连同应付工程款一并给付原审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工商银行镇江市永安路分理处，帐号：11×××61）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钱东升 人民陪审员  施双富 人民陪审员  王梅芳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凌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