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302行初128号 原告李振华，男，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代理人李鸿罡，福建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住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塘池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华，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吴周德、郑金水，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科员，特别代理。 原告李振华不服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行政管理一案，于2019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5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振华的委托代理人李鸿罡，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委托代理人吴周德、郑金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编号为3503033000525415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决定对原告处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原告李振华诉称，2018年12月7日凌晨，其在涵江区××县镇发生交通事故时，因当时除其本人有轻微受伤外，车上乘坐人员有严重受伤情况，故其于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抢救伤员，同时拨打朋友炉少福电话，告知其事故发生情况，让其代报警。之后便随120车去往医院救治，并保持车辆事故现场原状不变。可事后被告却错误作出了第35030312018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在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报案，且离开现场，构成弃车逃逸的行为。原告认为，其于2018年12月7日凌晨驾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后，并未存在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实施弃车逃逸行为，被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认定原告有逃逸行为，完全是认定事实错误，与法律相悖。同时，被告根据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为处罚依据对原告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属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故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作出的35030330005254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没有事实依据，对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3、《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一份，证明本案事故发生在2018.12.7日，而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载明的时间是2019.5.5，进一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违法的。 4、车辆发生事故后的《现场照片》若干，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并未逃离现场，车辆一直放置在事故现场，进一步佐证被告作出的道路交通认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辩称，被告对违法行为人李振华作出的编号为35030330005254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15）1号）一份，证明原告李振华不得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进行行政诉讼。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一份，证明我队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3、第3503033000525415号强制措施凭证，证明我队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一份，证明我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合法。 5、涵江交警大队第350303120180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我队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6、《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公安部令第139号第六十八条一份，证明我队对原告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合法。 7、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一份，证明被告执法主体合法。 8、涵江交警大队第350303120180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由于李振华自身原因导致逾期签收。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提供的证据1的法律本身内容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是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诉讼，并非对被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提起诉讼；对证据2法律本身内容无异议，但是原告认为被告并没有全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理本次交通事故及对本次事故进行全面的认定。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车辆如果移动的话应当标明位置，从该条文内容也可以证实，在对事故责任无异议的话，当事人可以撤离现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7日，而被告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作出的事故认定时间为2019年5月5日。且对被告认定原告事故逃逸行为有异议，因没有事实证据可以证实该逃逸事实成立，故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行为违法。对证据4的法律本身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不存在发生事故逃逸，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逃逸，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其1，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发生时间是2018年12月7日，而行政强制措施载明的时间是2019年5月5日。其2，从责任认定书内容可以证实，原告以及乘车人都有受到伤害的事实。其3，证实被告适用的法律法规是错误的；对证据6的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因为该适用的前提是原告的扣分达到扣分标准，本案原告不存在逃逸情形，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证据7在被告提供的证据目录上有该证据，但证据内容中未有该份证据，故原告不清楚，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应当提供第350303120180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全部卷宗材料和图片。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为由法庭审查认定为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上面载明的时间是被告开单出现的瑕疵。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在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上均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6日23时50分，原告李振华乘坐闽Ｂ×××××号出租车到达新县镇妈祖饭店后于次日1时02分驾驶车牌号为闽Ｂ×××××的小型轿车由新县镇方向行驶至县××处（××），进行左急转弯驾驶时车辆驶出道路右侧，车头撞击道路右侧路边一水泥电线杆上，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及李振华和三名乘客轻微受伤的交通事故。2019年2月2日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作出第350303120180000275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2019年3月6日，莆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莆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047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责令涵江大队在法定时效内对本起事故重新调查、认定。”之后，被告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第350303120180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夜间驾驶机动车未能确保车辆安全行驶，事故发生后在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报案，且离开现场，已构成弃车逃逸及原告李振华负本事故全部责任等结论。2019年5月5日，被告以“原告于2019年5月5日14时59分在涵江区××××村实施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代码1705）”，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1款第3项、第二款以及《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5条第一款第6项和规定，决定对原告实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故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其于本案执法主体适格。原告于2018年12月7日凌晨驾驶小轿车并载有三名乘客在新县镇方向行驶至县××处（××）发生车头撞击道路右侧路边一水泥电线杆的单方交通事故，同时造成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受伤及所驾车辆严重受损的后果。在此情况下，原告第一时间呼叫120电话请求救助，同时责成他人向110报警，说明事故发生具体地点及基本情况。110受警后，虽然报警人又于大约6分钟后去电撤案，但原告等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原告又于当天上午9时42分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并配合警方现场勘验调查等，故该被告调查认定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的事实。原告在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后，因未造成除司乘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或财产的伤害和损失，故其在能保持事故车辆不移动、事故现场不改变的前提下，作出第一时间拨打120求助电话并将伤员送至医院进行抢救治疗的选择，是合适的。同时，根据被告本案现有调查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在肇事后存在为逃避法律追究或承担其他责任而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主观故意。而且，莆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莆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00047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内容为：“本案事故成因仍需进一步调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责令涵江大队在法定时效内对本起事故重新调查、认定。”但被告并未进行重新调查即直接作出第3503031201800002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时认定原告构成“弃车逃逸”行为，明显不当，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5月5日被告作出编号为350303300052541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于当日14时59分在涵江区××××村实施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1款第3项、第2款以及《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5条第1款第6项的规定，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该行政强制措施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故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350303300052541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事实理由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50303300052541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少甫 人民陪审员  蔡碧贞 人民陪审员  郑梅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施明英 附引用法律的条文：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