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4民初8388号 原告：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所地：成都市十二桥路39号。 法定代表人：谢春光，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俊强，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菊梅，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18号川信红照壁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沧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刚，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原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场所：成都市藩库街9号。 负责人：罗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何春，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18号。 法定代表人：梁昌飞，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龙，四川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元，四川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成都中医附院）与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成都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被告于2019年8月22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中医附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俊强、冯菊梅，被告四川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刚，被告工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何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四川信托公司、工行成都分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向成都中医附院支付存款3000000元；2、请求判令四川信托公司、工行成都分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向成都中医附院支付利息1170854.24元（以第一笔2000000元为基数，自1997年8月18日计算至1999年1月12日，按照存单约定利率7.47%的年利率计算。存款剩余款项1000000元为基数从1999年1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仍然按照7.47%年利率计算。以第二笔2000000元为基数，自1998年2月16日起，按照存单约定利率7.47%的年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请求判令四川信托公司、工行成都分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成都中医附院分别于1997年8月18日和1998年2月16日在四川信托公司、工行成都分行存入大额现金4000000元整，期限为一年，双方约定年利率按国家标准利率执行，到期后凭工商银行定期存单和相关证明收取本息。存款到期后，被告仅于1999年1月12日支付成都中医附院存款1000000元。剩余存款和利息经成都中医附院多次催收均拒不支付。成都中医附院认为，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光华办事处（以下简称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到成都中医附院处联系的是存款业务，不是委存委贷业务。成都中医附院将款项存款转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联系的工商银行账户，且该账户名称是成都中医附院，工行成都分行在支取款项过程时应当尽到审查义务，确认是否有成都中医附院的同意。经刑事案件的判决确认是尹立蜀对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的诈骗，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应当对第三人的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在1998年8月13日申请工商部门注销，注销登记上载明其债权债务由四川建设信托公司承担，四川信托公司是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分立合并重组后产生，不是资产购买。故，四川信托公司应当对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原来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工行成都分行出具了两份存单，通过两份刑事判决书确认存单真实性，存单的户名和印鉴及存款的金额都是真实的，虽然存单经公安机关鉴定有涂改，但存单当时是手写的，是几页套开，有涂改并不等于存单系伪造和变造，工行成都分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立案，但公安机关最终未认定存单存在伪造和变造。工行成都分行质疑的进账单在前存单在后，这是符合金融惯例的，是先存钱再开具存单，按照当时的单位存款的规定，是不需要出具存单的，所以出具存单的来源是通过光华办事处向成都中医附院出具，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也出具了书面证明，成都中医附院认为该存单的真实性无问题。为此，为维护成都中医附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查明事实后判决准允前述请求为谢。 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成都中医附院对四川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为四川信托公司是现在其他股东通过受让相关权益获得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建设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建设信托公司）相关资产后重新设立的新公司，与原来两信托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四川信托公司成立是基于银监会要求信托公司重整，根据重整的相关文件由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建设信托公司部分股东，共同出资其资产为股东通过受让相关权益获得，并非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建设信托公司合并重组成立的。四川信托公司并非承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设立，而是股东通过受让权益获得资产新设。因此，成都中医附院的诉请与四川信托公司无关，应当驳回成都中医附院对四川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辩称：工行成都分行认为工行成都分行不是适格被告，因为两份存单是经过涂改过后的存单，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据查，总编号为2797769存单是1997年9月1日工行成都分行向自然人黄泰出具的，金额为500元；还有一份存单编号为3080334，该存单是1998年2月18日工行成都分行向自然人陈芳出具的，金额为500元，与他们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划款的时间不符合。工行成都分行并未与成都中医附院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都中医附院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存入存款的时间是存单出具的时间前，此外成都中医附院未向工行成都分行存入其他的存款，兑付存款也是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成都中医附院兑付的，而非工行成都分行。故工行成都分行认为工行成都分行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驳回成都中医附院对工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 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辩称，1、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从设立的时候是以独立法人资格进行运作，大概在1996年到1998年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依照国家的要求，将包括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在内的全省12个办事处编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工商二级机构，现有工商资料上所展示的是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认为工商登记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登记，并没有改变各办事处的实质性质仍属于独立法人资格。但是实质上各办事处依然行使独立法人进行独立核算，人、财、物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分离，也不接受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直接管理，都是由各地财政部门主管，如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是由成都市财政局直管。大约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对信托业进行整改，要求各地方和省市按照自己的条件和环境制定自己的注销和合并等政策，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提出“属地管理”“就地清偿””，由各拟撤销的办事处自行成立清算组，在当地财政部门直接管理之下办理撤销，依据法律是金融机构撤销条例，而该条例是针对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更加说明了类似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虽然挂名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但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也没有参与清算，而是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作为拥有独立法人的机构自行进行清算。2007年10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川信领（2007）8号文件，进一步说明挂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名义的12个办事处一直按照独立法人的方式运作，各办事处的资产负债从未纳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本部，同时依照四川省高院的（2003）191号文件第2条，明确涉及办事处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均由清算组进行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及由他们进行债权债务的承接，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无关。上述文件都是自上而下的承接，也用于各办事处的撤销事宜，同时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提交的包括最高院和湖北省高院对江油办事处和峨眉山办事处的认定，其实是对上述文件的肯定。请法院予以采纳。2、根据成都市中院（2010）成刑初字第299号判决书明确成都中医附院将钱存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事处实质上是委存委贷，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依照成都中医附院的指定向第三人发放贷款，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核实，成都中医附院相关人员的真实性。即使成都中医附院指定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放款第三人无法收回的责任应当由成都中医附院自行承担。3、根据银监会监管的公告，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已经于2001年12月29日公告撤销，2016年12月26日公告撤销完毕，成都中医附院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即使有相应的债权债务也无权再追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成都中医附院对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系1986年12月12日成立的经营人民币信托投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3年4月14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递交了《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申请增设光华办事处。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系1993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国泰贸易发展公司、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1997年7月2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工商主管部门递交了《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申请注销原独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该注册书的“企业的人员安置、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处理情况”一栏填写的内容为“1、企业人员全部安置到新单位；2、原单位设备、设施、物资、债务已移交新单位；3、原单位债权、债务由省公司全面负责”。主管部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于1998年8月13日同意申请注销登记注册。1997年8月6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出具《关于光华办事处清产核资证明》载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于1996年十一月上旬派出“清产核资验收小组”对该办事处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全面清理核实，并按当月会计报表所列各科目数据进行了验收。按照公司法规定，该处的债权债务，从其法人工商执照注销后即由我公司全面负责。1998年7月2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工商局申请注销原独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8年8月13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签署意见：我公司于1996年11月上旬已对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进行清产核资验收，从即日起，该处的债权债务由我司全面负责，同意申请注销登记注册。 2001年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银函﹝2001﹞239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四川省政府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复函》同意撤销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下设的光华等8个办事处，由四川省政府组织成立清算组，登记、核实前述机构的各项资产、负债、追索、处置资产，偿还债务，协调解决撤销中的有关问题。公告撤销前述信托机构的具体时间，由省政府尽快择机确定。撤销公告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各办事处清算组发布，并分别在省境内有关地市的一家报纸刊登，在被撤销机构的营业场所张贴。前述信托机构撤销后，对个人债务本金和合法利息予以偿还。 2002年10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川办函﹝2002﹞212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信托机构撤销改制工作的意见》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集中清算力量，加快工作进度，尽快清偿债务，尽早完成所在地各信托机构的撤销改制工作，确保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各地撤销信托机构的清算组应书面通知债权人在规定时限内申报债权，并按有关政策严格审查，予以确认。债权人未按时申报债权的，对已知债权人的债权应列入清算范围；对未知债权人的债权，在清算财产分配结束前应予清偿，清算财产已分配结束的不再予以清偿。 2007年10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川信领﹝2007﹞8号《四川省整顿信托投资公司领导小组关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办事处处置情况的说明》载明省政府对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下设的一直按独立法人方式运作的12个办事处进行了分类处置，各办事处的资产负债从未纳入省信托本部，也未带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 2010年1月6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作出银监复﹝2010﹞12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合并重组等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建设信托公司的合并重组方案；批准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豪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铁路局、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八局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入股合并后新信托公司的资格。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建设信托公司和有关股东应当按照债权债务以及股权处置协议的安排在新信托公司正式开业前完成相关债权股权收购等工作。2010年11月23日，银监会作出银监复﹝2010﹞549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开业的批复》，批准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建设信托公司重组后新公司四川信托公司重新登记开业，并对注册资本、各股东构成、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经营业务范围等进行了明确。 2016年4月19日，工商主管部门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发出《准许注销登记通知书》告知决定准予注销登记。2016年12月22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事处清算组在《成都商报》上刊登《公告》告知各债权人：原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兑付债权人的清算资产分配早已完成，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已于2016年经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予以注销。省信光华办清算组的工作随之结束，不再受理债务清偿事务。 另查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与四川建设信托公司剥离了优质的金融资产和经营性资产转入四川信托公司，主要包括和兴证券股权、华西证券股权及川信大厦三项资产。原股东与债权人以剥离到新公司的资产按比例作价为拟转入四川信托公司的权益，同时吸收新股东宏达集团、中海信托、宏达股份、四川豪吉等公司重组为四川信托公司进行重新登记。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与四川建设信托公司剩余的全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留置于资产经营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于2018年3月6日变更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1997年8月15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成都中医附院开具《介绍信》称欢迎成都中医附院来办事处办理有关各项存款等业务，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系经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准成立，有权经营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按人民银行规定的有关存款利率办理各项业务。1997年8月18日，成都中医附院的财务人员白蓉、范萍等人签署“经我科商定同意办理存款一事，金额为贰佰万元，存期为壹年，利息按规定计算”。同日，工行成都分行向成都中医附院开具了《转账进账单》一份，写明从成都中医附院工行青羊办的账号21×××60转入2000000元至成都中医附院市工行营业部账号23×××90—213。1997年8月22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成都中医附院出具《证明》一份，告知成都中医附院转入该办的存款2000000元，期限一年，即1997年8月22日到1998年8月21日，年利率按国家标准利率执行，到期后凭工商银行定期存单及此证明收取本息。 1998年2月11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向成都中医附院开具证明，载明成都中医附院转入该行贰佰万元存款，期限壹年，年利率按国家标准利率执行。到期后归还本息。成都中医附院的财务人员和分管领导签字表示同意办理贰佰万元存款，存期为壹年，利息按协商利率。1998年2月16日，工行成都分行再次向成都中医附院开具了《转账进账单》一份，写明从成都中医附院工行青羊办的账号21×××60转入2000000元至成都中医附院的工行营业部账号23×××90—213。23×××90是光华办在工行开立并使用的总账号，213分账号是光华办为成都中医附院设立的资金管理专用账号。1998年2月19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再次向成都中医附院出具《证明》一份，告知成都中医附院转入该办的存款2000000元，期限一年，即1998年2月19日到1999年2月18日，年利率按国家标准利率执行，到期后凭工商银行定期存单及此证明收取本息。 2010年7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成刑初字第21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被告人白蓉自1990年3月至2009年6月一直在成都中医附院财务科工作，1998年9月被任命为该院财务科科长。白蓉工作期间，尹立蜀以银行放贷需存入资金为由，请求白蓉将成都中医附院闲置资金存入其事先联系的两家金融机构，便于尹立蜀从该两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白蓉同意后于1997年8月28日和1998年2月19日先后通过银行转账共将成都中医附院公款4000000元存入尹立蜀联系的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委托的工行成都分行23×××90-230账户，又于1998年9月22日和12月28日先后通过银行转账共将成都中医附院公款4000000元存入尹立蜀联系的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玉双路支行。该院判决白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2010年12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成刑初字第29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成都市裕明胶布厂系1995年3月3日由成都市武侯区裕明纺织厂更名而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9月18日又更名为成都市助康卫生材料厂，尹立蜀一直担任前述企业法定代表人。1997年8月20日，尹立蜀以成都市裕明胶布厂的名义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申请贷款，经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协商，由尹立蜀引存成都中医附院存款到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再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将该存款转贷给尹立蜀。尹立蜀随即与成都中医附院财务科科长白蓉取得联系，白蓉同意成都中医附院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在工行成都分行的账户内存款4000000元，随后尹立蜀采用伪造成都中医附院的单位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方式假冒成都中医附院的名义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签订委托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协议等协议，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根据成都中医附院的委托贷款通知书的要求将成都中医附院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的存款贷给成都中医附院指定的第三方，贷款风险由成都中医附院承担。随后尹立蜀用伪刻的成都中医附院印章假冒成都中医附院的名义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出具了委托书、委托贷款通知书等材料，委托贷款通知书要求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将成都中医附院4000000元存款贷给尹立蜀所在的成都市裕明胶布厂，贷款期限为一年。1999年1月12日尹立蜀以成都市裕明胶布厂的名义归还贷款1000000元。其间，1998年8月19日、1999年2月15日尹立蜀又两次利用伪刻的成都中医附院印章制作了“借款展期申请”及“通知”并提交给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告知已征得成都中医附院同意贷款展期半年。2000年9月13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催促成都市裕明胶布厂归还逾期贷款，尹立蜀遂又伪造了成都中医附院收到成都市裕明胶布厂归还贷款3000000元的三张收据及成都市裕明胶布厂相关还款说明并交给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该院判决尹立蜀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00000元。 2011年11月4日，工行成都分行向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二大队（以下简称成都公安局经侦二大队）报警称：成都中医附院于2011年初向工行成都分行出示了两张各2000000元的特种大额中国工商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编号为：3080334,2797769），成都中医附院持有并提交了两份《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其中一份记载账号96×××28户名为成都中医附院存入2000000元，存期为1997年8月28日至1998年8月28日一年，按年利率7.47%计息，自1997年8月28日起计息。另一份记载，要求银行支付。但工行成都分行经过调查发现，实际签发的编号3080334,2797769存单金额分别为500元，存入户名为“陈芳”、“黄泰”，且黄泰于1998年9月3日向工行成都分行申请挂失账号为96×××49的特种大额存单。成都中医附院持有存单的存入户名为“成都中医院大学附属医院”，且存入法人金额、存入日期、到期日等与实际签发的存单严重不符，系伪造、变造。2012年1月19日成都市公安局作出成公经立字﹝2012﹞1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尹立蜀、白蓉涉嫌伪造、编造金融票证罪案立案侦查。成都公安局经侦二大队将两张涉案存单（编号为：3080334,2797769）送至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进行鉴定是否有涂改痕迹。2012年2月7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成公鉴（文检）字[2012]0734号《检验报告》，鉴定意见为两张涉案存单均有涂改痕迹。 认定以上事实有原告成都中医附院提交的原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营业执照、被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介绍信（2份）、转账进账单（1997年8月18日）、转账进账单（1998年2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2797769)、中国工商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3080334)、证明（1997年8月22日）、证明（1998年2月19日）、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关于光华办事处清产核资证明》、《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合并重组等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开业的批复》、刑事判决书两份，被告四川信托公司提交的《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筹备组、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关于省信托省建信合并重组方案及股权变更的申请》（川信筹[2009]5号）、宏达集团及汇源集团收购/支付权益明细表复印件、《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合并重组等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复[2012]12号）、《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部分）、《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章程》（部分）、《中国银监会关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开业的批复》（银监复[2010]549号）、《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省财政厅关于省信托投资公司拟转入新信托公司资产价值的批复》（川财金[2009]16号）、《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改制重组净资产变更登记的复函》（川办函[2010]214号）、报纸公告，被告工行成都分行提交的名称变更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登记通知书、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账单户名为黄泰及黄泰的挂失申请书、挂失登记簿、挂失取款凭证的原始档案，中国工商银行成都户名为陈芳的储蓄存款凭证、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监督卡、市分行储蓄存款开销户原始登记簿、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单、分户账（原始账页）、成公经立字（2012）13号立案决定书、成公鉴（文检）字（2012）0734号检验报告一套复印件、1997年8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及1997年8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传票、1997年8月18日进账单复印件、1998年2月16日转账进账单复印件、1999年1月12日进账单兑付凭证复印件、（2010）成刑初字第299号刑事判决书；（2010）成刑初字第214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被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提交的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9）12号复印件、2001年8月28日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四川省政府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复函》银函（2001）239号复印件、2001年9月26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四川省政府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复函的实施意见》川办函（2001）228号文复印件，2002年10月28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信托机构撤销改制工作的意见》川办函（2002）212号复印件、200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省政府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工作的审执案件的通知》川高法（2003）191号复印件、光华办事处撤销公告复印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川信领（2007）8号文复印件、（2016）川07民初55号判决书、（2017）川民终937号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申1297号民事裁定书，（2018）鄂执复103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为成都中医附院与工行成都分行之间、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以及成都中医附院将4000000元存入光华办的工商银行23×××90-213账户内其法律后果应由谁如何承担等，具体评析如下： 一、关于成都中医附院与工行成都分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我国现行《合同法》未对储蓄存款合同进行明确规定，属无名合同。根据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在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储蓄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的各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邮政企业依法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的机构。本案中，成都中医附院将4000000元公款分两次存入光华办在工行成都分行为成都中医附院设立的资金管理专用账户23×××90—213。根据庭审中工行成都分行的陈述，该行仅设立账户供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及其客户使用，专用账户的收支账目与工行成都分行自身的存贷等财务账目完全分列，工行成都分行对该专用账号户既没有监管的权限，也从未向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或其子账户客户支付存款利息或收取贷款利息等。可见，成都中医附院的资金系存入的是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账户下设的资金管理专用账户，未直接向工行成都分行交存，工行成都分行无需依照普通储蓄规定支付利息，工行成都分行未能从中享有权利，也无需承担任何义务。无论从存款的存入账户，还是从工行成都分行与成都中医附院之间的权利义务来看，二者没有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在此情形下，成都中医附院主张工行成都分行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成都中医附院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储蓄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的各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邮政企业依法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的机构。在当时的金融政策下，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具备直接开设账户接受存款或者进行放贷的职能。根据庭审各方陈述，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作为信托机构吸引资金，在贷款人申请后进行审查，再按照委托人的放款指令将所吸引的资金投放给委托人指定的客户账户，信托机构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该费用并非储蓄利息而是受托办理的手续费用，利息系由贷款方进行支付。本案中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陈述因成都市裕明胶布厂向成都中医附院还款时未按约通过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还款，故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未能收取任何费用。故，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不具备存款储蓄合同中储蓄机构的主体资格，其与成都中医附院之间也不符合存款储蓄合同的法律关系特征，成都中医附院与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之间不是存款储蓄合同法律关系。 三、关于成都中医附院将4000000元存入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的工商银行23×××90-213账户内，其法律责任应由谁如何承担。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尹立蜀通过伪刻印章、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名、制作虚假证明文件等犯罪行为骗取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的信任，从而使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认为成都中医附院要求其向指定贷款方发放贷款，即指令发放贷款的行为并非成都中医附院的主观意愿，而是他人的犯罪行为骗取了该笔贷款。本院认为，成都中医附院的损失是源于尹立蜀的犯罪行为所导致，而非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了违约行为所致。故成都中医附院主张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光华办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进而由四川信托公司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承接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司，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为20083元，由原告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康 阳 人民陪审员 林 敏 人民陪审员 杨素群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罗 龙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由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 第五条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二）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 4.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