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4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8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珍，福建岱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丽，福建岱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8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6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女，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上诉人刘某1、刘某2、林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谋，北京君颜（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1、刘某2、林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真真，北京君颜（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因与刘某1、刘某2、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2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支持陈某1的一审诉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某1、刘某2、林某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一审未对陈某1在婚嫁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进行综合考虑，而仅单方考虑刘某1、刘某2、林某一方的婚嫁支出费用，并以此扣除刘某1、刘某2、林某应返还的彩礼数额，显失公平。一审认为，刘某1、刘某2、林某提供的“好再来”中餐馆出具的收款收据、菜单及德化县新大德名酒商行出具的商品销售清单，能够证实刘某1、刘某2、林某因操办出门宴花费34590元的事实，此认定错误，也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事实上，刘某1、刘某2、林某家住在上涌农村，按照当地农村习俗，出门宴是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陈某1是在场参加的。2017年9月30日，刘某1、刘某2、林某只是在家中摆了三桌宴请至亲，根本没有到“好再来”中餐馆进行宴请。刘某1、刘某2、林某提供的菜单及“收款收据”、商品销售清单等证据连客户的名字都没有填写，根本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一审对这些证据却给予认定，是不客观的。这些来源不明的证据体现的内容为办桌15＋5桌，每桌单价800元，日期为2017年9月30日。显然与当地农村的消费水准、婚嫁习俗相悖。德化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城镇，当地习俗出门宴简单举办即可，不可能会大摆20桌。刘某1、刘某2、林某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农村宴席上是不可能使用水井坊、中华烟等高档消费品的。而回门酒按习俗应是在婚礼举行后的第三天，而刘某1、刘某2、林某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体现的都是2017年9月30日，不可能是回门酒发生的费用。其中德化县新大德名酒商行出具的酒水销售清单，时间为2017年9月21日，距离出门宴十天，也与生活常理不相符。因此，刘某1、刘某2、林某提供的证据根本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而一审却给予认定，这明显是错误的。另外，2019年10月1日陈某1与刘某1在德化县县城内的阳光大酒店举办婚礼，共宴请了17桌，在消费水准和宴请人数上，并不比刘某1、刘某2、林某声称花费的金额少。因此，陈某1认为在婚嫁过程中，礼尚往来的红包、喜糖、烟酒等物品花费以及宴请亲人好友的行为符合习俗，婚约双方各自均有所支出，但陈某1花费比刘某1、刘某2、林某花费的更多。而彩礼是陈某1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向刘某1赠送的婚约礼物，是单方所支付出的高价值财物，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最终缔结婚姻目的不能实现，陈某1所支出的彩礼刘某1、刘某2、林某依法应当予以返还。综上，一审未对陈某1在婚嫁过程中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进行考虑，而单方认定刘某1、刘某2、林某的支出情况，并以此抵扣刘某1、刘某2、林某应返还的彩礼金额。此认定事实是错误的，对陈某1明显不公。 二、一审认为，陈某1与刘某1同居期间，刘某1付出劳动，陈某1父母应向其支付报酬，由此也相应扣除应返还彩礼的金额，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也与情理相悖。陈某1与刘某1以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刘某1曾经一小段时间跟随陈某1到陈某1父母承包的食堂帮忙。但在此期间，陈某1承担刘某1的一切生活开销和必需品消费，每月陈某1的父母也都有支付一定数额相当于工资给刘某1自用。刘某1是作为家人的身份帮忙，双方根本不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且刘某1与陈某1同居生活期间，刘某1与陈某1出现一点小矛盾，即跑回娘家生活。刘某1实际在食堂帮忙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个月。陈某1父母给的钱远不止正常的报酬。因此，刘某1、刘某2、林某在陈某1父母承包食堂工作根本不能作为刘某1、刘某2、林某减少返还礼金的考虑因素。一审却据此减少应返还的彩礼缺乏依据，不符合情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未进行婚姻登记，刘某1、刘某2、林某对陈某1所支出的彩礼及其他贵重物品，依法应当予以全部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陈某1与刘某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刘某1、刘某2、林某应当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包括聘金、金银首饰、衣服钱等。金银首饰及衣服钱均为附条件赠与，即以双方最终缔结婚姻为条件成就。一审认定陈某1给付的彩礼金额134260元，仅酌定刘某1、刘某2、林某返还彩礼50000元明显过低。综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但对部分事实认定存在偏差及错误。一审酌定刘某1、刘某2、林某返还彩礼50000元明显过低，恳请二审给予改判。 刘某1、刘某2、林某辩称，陈某1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支持，应驳回陈某1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与其上诉状一致。 刘某1、刘某2、林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某1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错误。 一、一审认定“陈某1主张其父母同意由其主张返还彩礼，且陈某1的父母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同意由陈某1主张返还彩礼，因此，认可陈某1的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经一审查明，给付彩礼钱的主体是陈某1的父母，而非陈某1，有权主张要求返还彩礼的只能是陈某1的父母，而非陈某1，即使陈某1的父母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同意由陈某1主张返还彩礼，显然彩礼钱是陈某1父母的，只能由陈某1父母作原告，陈某1是其父母的代理人，他们之间是委托和受托关系。因此，陈某1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二、一审认定“陈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刘某1、刘某2及林某彩礼134260元，其中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金器24260元”是错误的。1、一审认定刘某1、刘某2、林某收取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是错误的。事实上，陈某1的父母（而非陈某1）总共仅向刘某1、刘某2、林某支付了聘金50000元（其中2017年5月1日给付30000元、2017年9月30日给付20000元）；而且，刘某1、刘某2、林某并没有收到对方所谓的衣服钱。陈某1称刘某1、刘某2、林某收取其彩礼钱100000元、衣服钱2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陈某1申请了证人出庭欲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所谓事实。首先，陈某1申请的证人即其父陈某6、舅舅陈某2、宗亲陈某3、宗亲陈某5、宗亲陈某4等作证，但陈某1所申请证人均是与陈某1关系密切之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本身就决定了这些证人的证言的证明力极低。其中陈某1的父亲陈某6本身作为相应聘金的给付人，应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其并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退一步讲，即便假设证人的证词可信，那么，通过陈某5、陈某4在一审庭审所作证词看，可确定如下事实：1、2017年5月1日的聘金是装在非透明的袋子里；2、当天陈某5并没有亲眼看到陈某1及家人往袋子里装聘金的场景；3、陈某4则称是在前一天看到陈某1及家人往袋子里装钱。由此可见，上述证人根本就没有亲眼看到陈某1父母2017年5月1日向刘某1、刘某2、林某给付80000元聘金。证人的证词，根本就无法证明2017年5月1日在刘某1、刘某2、林某的家里陈某1及其家人拿了80000元聘金给刘某1、刘某2、林某。另，证人证言也无法证明刘某1、刘某2、林某收取了对方20000元衣服钱。2、一审认定刘某1收取了陈某1价值24260元的金银首饰是错误。一审中，陈某1仅提供了质量保证三份，欲证明刘某1收取了其价值24260元的金银首饰。事实上，刘某1仅收取陈某1赠送的戒指一枚（与陈某1提供的周六福珠宝售价为6647元的保证单相对应）和手腕饰品一件（与陈某1提供的周六福珠宝售价为653元的保证单相对应）。但一审法院却仅凭另外一张数额16960元的质量保证单就认定刘某1另外还收取了对方16960元的首饰，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陈某1并没有为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并加以证明。但一审却认定陈某1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刘某1、刘某2及林某彩礼134260元，其中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金器24260元。很显然，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三、刘某1、刘某2、林某无须返还所收取的陈某1家彩礼。刘某1、刘某2、林某虽确认收取了对方50000元聘金和7300元（6647元＋653元）的金银首饰，但一审却判令刘某1、刘某2、林某返还50000元，显然判决错误。法院对彩礼是否需要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进行判决时，应综合考虑谁有过错、是否有举办订婚结婚仪式、同居生活时间长短、所收取彩礼是否有用于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消费支出、有无赠与成分、刘某1、刘某2、林某有无付出劳动而未获得报酬、是否会造成对方经济困难等因素。刘某1、刘某2、林某认为无须向陈某1返还彩礼的理由有：1、陈某1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有过错。造成双方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过错在陈某1，完全是陈某1及其父母不信任刘某1造成的。是陈某1反悔了，不想与刘某1办理结婚登记，且推托没时间去办理。刘某1为生孩子而做了多次女性不育症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双方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双方要缔结婚姻关系，刘某1怎么可能为双方今后生子方面进行努力。2、虽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按照农村风俗订婚，且已经举行了正式又隆重的婚礼。在当今广大农村地区，一贯将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视为男女结婚的标志。双方一旦结婚，就成了一家人，婚约就自然地过渡到婚姻阶段，订立婚约的目的包括给付彩礼的目的都已经实现。接受彩礼的女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由一个大姑娘变为了媳妇，其道德评价就会降低。根据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彩礼一般就不再返还；3、双方已经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活了近两年。4、刘某1父母用收取的陈某1家彩礼已全部用于订婚且举行婚礼及双方同居期间共同生活支出。刘某1父母为陈某1与刘某1订婚且举行婚礼进行出门宴及回时，刘某2、林某给了陈某1等人3个500元红包计1500元；因双方拍摄婚摄照支出了3500元，款项不够还用自己存款。双方同居期间，刘某1在陈某1父母承包的服装公司食堂上班，在没拿到分文工资的情况下为双方共同生活消费支出了十多万元的个人存款。一方面接受的彩礼已经在订婚和举行婚礼中花费掉，其权利的客体已经不存在，另一方面彩礼用于共同生活，包括刘某1为生孩子而做了多次女性不育症的检查支出，事实上已经与“夫妻”共同财产相混同，也不应当返还。5、双方为缔结婚姻所的付出的财产，在客观上也存在赠与因素。如刘某1收取了陈某1赠送的戒指一枚（价为6647元）和手腕饰品一件（价为653元）。这些首饰，并不属于彩礼的范围，而是纯粹的赠与行为。6、刘某1还以儿媳妇的身份在陈某1父母所承包经营的位于莆田才子服装公司的食堂上班，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长达一年多时间，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其他收入。7、陈某1经济条件不错，不因为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 四、刘某1与陈某1同居期间还有共同财产未分割，一审未予审理和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 五、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未追加陈某1父母参加诉讼是错误的，属遗漏当事人。且错误适用法律规定来认定本案事实和认定证据也是错误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继而作出错误判决。为此，刘某1、刘某2、林某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支持相关上诉请求。 陈某1辩称，一、一审认定，陈某1父母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同意由陈某1主张返还彩礼，陈某1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陈某1与其父母为同一家庭成员，没有分家析产，家庭收入并没有具体区分归哪个人所有。主张彩礼返还是一种权利，并非义务。陈某1父母同意由陈某1一人主张，并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一审认定陈某1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完全正确。 二、一审经审理查明，陈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刘某1等三人彩礼合计134260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按照农村习俗，给付彩礼只有亲朋好友可能参与，陌生人不可能参与。陈某1申请出庭的五名证人系答辩人的宗亲及亲人属实，只要了解案件事实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第一次上门提亲与刘某1父母谈好彩礼多少、衣服钱多少等细节，有证人陈某2给予作证。之后两次拿彩礼给刘某1、刘某2、林某，分别有证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给予作证。证人证言能够互相印证，结合当下农村婚礼习俗，证人所述客观真实。刘某1、刘某2、林某只承认其中50000元聘金，明显违背常理。衣服钱是当下谈婚论嫁都需要支付的，金银首饰陈某1已提供了珠宝店的收据给予证实，刘某1、刘某2、林某仅承认收取陈某1一枚戒指和手腕饰品明显违背婚嫁的基本习俗。 三、刘某1、刘某2、林某应当返还收取陈某1的全部彩礼及衣服钱等。陈某1给付彩礼、金银首饰、衣服钱的目的是为了与刘某1缔结婚姻关系。但刘某1在与陈某1订婚后，向陈某1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比如：要求陈某1必须将父母购买的房产加上她的名字，以后陈某1赚的钱都要由她保管，有需要再拿出去用，先不领结婚证有孩子了再领证等。也就是找很多借口不想与陈某1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刘某1在与陈某1订婚后，经常闹矛盾回娘家居住生活，实际与陈某1同居生活的时间很短。陈某1为与刘某1缔结婚姻关系，除给付彩礼、请客等花费了将近二十万元，陈某1是一个打工者，收入不高，花费这么多钱肯定对家庭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综上，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已经查明陈某1给付刘某1、刘某2、林某彩礼100000元，刘某1、刘某2、林某应当予以全额返还。另衣服钱（一审认定10000元，实际支付了20000元）、金银首饰钱24260元，均非小额财物，陈某1之所以给衣服钱及金器，均是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赠与，现结婚不成，这些财物刘某1应给予返还。 陈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某1、刘某2、林某共同返还陈某1聘金100000元、金银首饰价款24260元、衣服钱20000元，合计144260元；2.由刘某1、刘某2、林某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1与刘某1相识，后确立恋爱关系，双方于2017年5月1日订婚，××××年××月××日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但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期间，陈某1向刘某2、林某支付聘金100000元（其中订婚当日支付80000元，举行婚礼前一日支付20000元），衣服钱10000元，并购买价值24260元的首饰赠与刘某1。双方订婚后至2018年5月份，刘某1与陈某1同居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一）陈某1主体是否适格。刘某1、刘某2及林某辩称因聘金的支付主体系陈某1父母，因此陈某1主体不适格。陈某1主张其父母同意由其主张返还彩礼，且陈某1的父母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同意由陈某1主张返还彩礼，因此，认可陈某1的诉讼主体资格。（二）陈某1是否有权要求刘某1、刘某2、林某返还彩礼。陈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刘某1、刘某2及林某彩礼，其中包括聘金、衣服钱及金器符合当地民间婚俗，陈某1虽与刘某1按民间习俗订婚并举行婚礼，且确已共同生活，但双方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当认定陈某1与刘某1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陈某1给付彩礼的行为是附条件赠与行为，其是以与刘某1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赠与，因此，在没有与刘某1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陈某1有权要求刘某1、刘某2及林某返还已经给付的聘金、衣服钱及金银首饰。刘某1、刘某2及林某主张因陈某1经济条件优越，未因支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因此无权要求返还的主张，不予采信。（三）陈某1支付的彩礼的具体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前述证据认定、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当地风俗，可认定陈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刘某1、刘某2及林某彩礼134260元，其中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金器24260元。（四）刘某1、刘某2及林某应返还多少彩礼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刘某1、刘某2及林某应对上述彩礼钱全额返还，但其辩称因操办出门宴、为陈某1购置鞋服、购买陪嫁物品、支出“鸡鼓钱”及“尊老钱”、红包等各项费用，陈某1仅对其中购买陪嫁物品1350元、红包1500元、拍摄婚纱费用3500元予以认可，陈某1称拍摄婚纱费用其后以现金方式给付刘某15000元，对此刘某1不予认可，且陈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刘某1支付了上述款项，故认定为拍摄婚纱费用系刘某1支出。另，刘某1、刘某2及林某提供的证据2，即2017年9月30日好再来中餐馆出具的收款收据、好再来菜单及2017年9月21日德化县新大德名酒商行出具的商品销售清单各1份，能够证实其因操办出门宴花费34590元的事实。则，以上费用合计40940元。刘某1与陈某1同居期间，其到陈某1父母承包的食堂上班，陈某1父母未支付相应报酬，综合考虑双方同居生活情况、当地风俗习惯、女方操办订婚及出门仪式、置办嫁妆也有一定实际支出，酌定刘某1、刘某2及林某应返还彩礼50000元。综上所述，陈某1的诉讼请求理由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刘某1、刘某2及林某应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彩礼50000元给陈某1；二、驳回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刘某1、刘某2、林某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1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光盘一张，证据2文字翻译，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陈某1的父母不信任刘某1，陈某1对刘某1漠不关心，且陈某1想与刘某1“离婚”并要求刘某1签署“离婚”协议书、陈某1欠刘某1一年工资的事实；证据4微信支出明细，以证明从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其采取微信付款方式共支出388笔计74959.89元，用于同居期间消费的事实；证据5支付宝、银行卡支出明细，以证明其从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采用支付宝、银行卡共支出87笔计45254.41元，用于同居期间消费的事实；证据6德化县存量房买卖合同，以证明在同居期间双方有共同财产未分割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虽可确认，但均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证明刘某1、刘某2、林某的主张，对其证明力均不予确认。陈某1称，其与刘某1订婚时，给予刘某1的衣服钱是20000元而非10000元，刘某1、刘某2、林某则称，其仅收到彩礼50000元、戒指一枚（白金戒指，镶嵌有小钻石，整个戒指价值6000多元）、手腕饰品一件（黄金材质，按件计价购买的，价值600多元），对于对方的前述主张，双方均互相否认，又均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双方的前述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此外，双方对一审查明认定的其余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属婚约财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陈某1在与刘某1订婚后，双方因故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刘某1一方收取陈某1一方多少彩礼，应返还多少。一审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和陈述以及当地习俗，认定陈某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刘某1、刘某2及林某彩礼134260元，其中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金器24260元，并综合考虑双方同居生活情况、当地风俗习惯、女方操办订婚及出门仪式、置办嫁妆等亦实际产生一定支出，酌定刘某1、刘某2及林某应返还彩礼陈某1一方50000元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陈某1上诉称，其与刘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刘某1、刘某2、林某应当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包括聘金、金银首饰、衣服钱等，一审酌定刘某1、刘某2、林某返还彩礼50000元明显过低等理由，刘某1、刘某2、林某上诉称，一审认定其收取陈某1一方聘金100000元、衣服钱10000元、价值24260元的金银首饰是错误的，事实上，陈某1的父母总共仅向刘某1、刘某2、林某支付了聘金50000元，且刘某1、刘某2、林某并没有收到对方所谓的衣服钱，其无须返还所收取的陈某1一方的彩礼等理由均不能成立，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某1与刘某1、刘某2、林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5.2元，由陈某1负担2000元（多预交的1185.2元予以退回），由刘某1、刘某2、林某负担1185.2元（多预交的2000元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玮珊审判员郭金旺 审判员 郑   程   辉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钟   昭   婷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