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9476号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林建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燕，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法定代表人：刘恩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清茹，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应原告申请，本院于同年5月7日作出裁定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同年5月17日，被告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5月21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同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同年7月10日，本院收到二审法院退卷，本案得以继续审理。同年8月16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同年8月16日，被告提出反诉，经审核本院对反诉不予受理。2019年10月8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燕、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清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请：1.被告退回原告出口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人民币915,656.76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人民币27,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保全担保费人民币4,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6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BMT03-17000A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以下简称《17000A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以原告名义定向采购及出口采购电子产品于原告指定的海外客户，从定向采购到出口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所有国内外费用以及损失赔偿、汇兑损益等均由原告负责或承担，被告完成交易后可收取代理费等。被告完成采购及出口货物后，根据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应当退回原告税款人民币1,147,816.76元，但被告仅退回原告人民币200,000元，在扣除被告可以抵扣的代理费人民币32,160元(536,000美元*2*0.03)后，尚余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未退回给原告。被告违反合同约定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另行承担原告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保全费等费用。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的业务模式为原告向被告推荐客户进行进出口代理业务，原告促成被告与客户之间的交易后向被告收取服务费，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退税款。本案中被告应出口退税的对象是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被告亦不拖欠长虹公司退税款，原告的诉请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编号为BMT03-17000A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编号为BFTJ08-CHDQ、BFTJ09-CHDQ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平安银行业务回单七份，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合同号为BC18054-0001的《售货合同》、装箱单、商业发票、海关出口报关单一套，合同号为BC18054-0002的《售货合同》、装箱单、商业发票、海关出口报关单一套，CTBC银行水单四份，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汇款单及发票一套、诉讼财产保全担保服务合同一份、担保费汇款单一份。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下列依据：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回单两份，编号为BMTSL201607的《出口合作协议》，保函、个人担保书一套，付款申请单、客户回单、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套，编号为BCXXXXXXXX、BCXXXXXXXX、BCXXXXXXXX、BCXXXXXXXX的《退税融资服务协议》、收货合同、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申请单、贷记通知四套，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出具的失控发票明细、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税收收入退还书一套。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支付凭证及发票以及担保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已经将退税款全额退还长虹公司，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依据庭审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1月6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17000A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定向从长虹公司采购相关电子产品，经由甲方代理出口事宜签订本协议；乙方委托甲方以甲方名义与乙方海外客户以乙方与乙方客户确认的价格及条款签订《售货合同》等相关文件；鉴于甲、乙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故以甲方名义与海外客户签订的《售货合同》将直接约束乙方；乙方负责出口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所有国内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成本等；甲方在收到乙方海外客户支付的每个《售货合同》项下总金额20%-30%预付款后的三日内书面告知乙方，乙方即安排甲方与长虹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甲方收到每个《售货合同》交易项下的全额货款并完成外汇结汇，并收到乙方代位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后的当日，将收到的货款及乙方代位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全部汇入长虹公司指定账号；甲方完成货物出口报关出口后，应积极办理出口退税事宜，在取得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以及长虹公司开具的单个合同项下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三日内，将乙方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退回乙方，若发生汇率损失由乙方承担；通过前述交易模式完成的交易，乙方需按照甲方提供并双方确认的代理费清单支付代理费。代理费依据报关金额以1美金收取0.03元人民币的价格计算，甲方在双方确认代理费后有权直接从应退回乙方的垫付预计可退税款中直接扣划该笔代理费；任何消极或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行为均视为违约行为，本协议违约金设定为一万元；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导致涉讼的，违约方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方因本诉讼发生的全部费用。2018年1月30日，被告(作为供方)与长虹公司(作为需方)分别签订编号为BFTJ08-CHDQ及编号为BFTJ09-CHDQ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载明物资名称均为型号为DLI-AL10的手机4000台，单价(含税17%)均为人民币987.46元，含税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1月31日，原告向被告汇款两次，汇款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备注分别为垫付货款08合同、垫付货款09合同。2018年2月1日，被告向长虹公司汇款两次，汇款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4月28日，长虹公司向被告开具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应税项目均为手机，规格均为DLI-AL10，数量均为4,000台，单价均为人民币843.982905元，金额均为人民币3,375,931.62元，税率均为17%，税额均为人民币573,908.38元，价税合计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5月21日，被告(作为卖方)与案外人海高集团贸易有限公司(HIGHGOLDGROUPTRADINGLIMITED，以下简称海高公司，作为买方)分别签订合同号为BC18054-0001、BC18054-0002的《售货合同》，合同均约定货物品名为型号为DLI-AL10的手机4,000台，单价均为134美元，总价均为536,000美元。随后，两份《售货合同》项下货物完成货物的出口报关手续，相关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均注明商品编号为XXXXXXXXXX手机。2018年10月11日、12月5日，海高公司分别向被告汇款367,000美元、334,000美元、369,939.09美元及1,060.91美元，共计1,072,000美元。2018年10月11日、12月7日、12月10日，被告分四笔向原告转账人民币2,539,096.57元、人民币7,043.55元、人民币2,538,902.68元及人民币2,294,620.46元，备注均为货款。2019年4月23日，原告聘请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争议。案件审理中，被告明确其向原告转账的人民币200,000元并非本案项下保证金，原告表示就人民币200,000元的退税款不在本案中主张，将另行处理。本院另查明，2016年7月19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BMTSL201607的《出口合作协议》(以下简称《201607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推荐客户进行代理出口业务及出口退税融资业务等，在原告促成业务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17000A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被告辩称《201607协议》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17000A协议》仅是框架协议项下分支合同，应结合《201607协议》判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的抗辩意见，因两份合同约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合同目的均不相同，本院认为《201607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事实依据。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17000A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应将原告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在符合条件后向原告退回，被告辩称退税对象应为长虹公司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又辩称已经向长虹公司退回全部涉讼业务款项，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仅在2018年2月1日向长虹公司支付了两笔款项，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该付款金额与编号为BFTJ08-CHDQ、BFTJ09-CHDQ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金额吻合，本院认为被告向长虹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其作为买方向长虹公司支付的货款，与本案争议的退税款无关。被告的相关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出口退税规定，税则号列为8517.1210.19，货品名称为其他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的增值税率为17，出口退税率为17，则涉讼货物的出口退税率应为17%，被告可以在出口后取得退税款人民币1,147,816.76元(3,375,931.62*2*17%=1,147,816.76)。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口退(免)税办理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免退税申报，被告最晚应在2018年出口货物后于2019年4月30日进行出口退税申报。被告作为专业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营及代理公司，依据常理推断其应在2019年4月30日前取得了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何况，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亦仅抗辩已经向长虹公司退税，从未提出未实际退税，而取得退税的前提即是取得了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结合本院已经查明长虹公司的发票于2018年4月28日开具，故本院认为被告履行《17000A协议》项下退税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扣除原告将另行处理的退税款人民币200,000元及代理费人民币32,160元后，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退回退税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自2019年1月3日起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但并未举证证明被告退还退税款的条件自该日成就，该时间起算节点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酌情调整为自2019年4月30日三日后的次日即2019年5月4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本院注意到《17000A协议》约定了合同违约金为人民币1万元，但即便从2019年5月4日起算至10月8日，原告的资金占用损失也已经大于人民币1万元(915,656.76元*4.35%*157天/360=17,370.77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但从《17000协议》相关约定的文义来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费用为被告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鉴于原告并未就该节事实予以举证，该诉请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二、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自2019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人民币915,656.7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6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883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1,883元，由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58.65元，由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1,124.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寅星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潘正欣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