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05行赔初51号原告赵先举，男，1949年2月7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大方县。原告王顺连，女，1954年10月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代理人李岩珈，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慈善街。法定代表人陈萍，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傅宗华，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汪书林，大方县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赵先举、王顺连诉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先举、王顺连其及委托代理人李岩珈，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傅宗华、汪书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夫妇依法承包了位于大方县，小地名为麻窝、小偏坡、马路岩、河沟边等处的土地，并于十余年前开始在前述土地上种植的樱桃树369棵、板栗树4棵，现已全部处于盛产期。2018年初，被告规划并扩建其辖区内的大方县九洞天风景区，需征收原告等村民承包管理的部分土地和地上经果林。被告于2018年2月28日起开始丈量原告承包地共八块，同时清点樱桃、板栗等经果林株数，经原、被告双方确认，樱桃共369棵、板栗8棵（其中4棵盛产、4棵产前），但丈量原告的约8亩土地，至今未告诉原告。根据被告就此次征收用地批复的《九洞天风景名胜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经果林为苗期、产前期、初产期、衰产期及盛产期等几类，按不同的标准进行补偿。原告的369棵樱桃系2012年底栽种，至今已达7年之久，正处于盛产期，但被告工作人员未经原告知晓便擅自对原告的369棵樱桃进行分类定产，将绝大部分定为初产期，极少部份定为盛产期，甚至还将一部分定为苗期。原告夫妇得知后便与其协商未果。被告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未依法作出征收决定等情况下，分别于2019年4月26日、5月20日指令挖掘机进场强行将原告的樱桃及板栗树全部铲除。被告先后共征收占用原告五块约8亩多耕地至今，未告知原告丈量的土地面积，未依法签订补偿协议，拒不支付补偿费用。根据方案规定，结合被告此次征收已经向原告兑现的耕地43200元／亩，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如下：1、土地征收补偿款345600元（43200元／亩×8亩）；2、樱桃树补偿款92250元（369棵×250元／棵）；3、板栗树补偿款5000元，因原告种植的板栗树有4棵已10余年，每棵年产板栗200斤左右，价值1000余元。原告认为，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甚至不与原告确认相关丈量计量的数据，未经公示和签订补偿协议及未支付补偿款的情况下强行征收和占用原告土地及林木的行政行为违法，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4258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第一组证据：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原告主体适格。被告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宣传手册、照片、示意图。用以证明：原告承包土地面积为20.43亩，现被被告征收占用的土地面积达总承包面积的三分之一，此次征收行为未按照方府复[2018]6号文件的规定进行征收，属于违法征收。照片证明被征收的板栗树和樱桃树处于盛产期。被告大部分按初产及苗期进行定产与客观事实不符。示意图证明被告未与原告达成征收补偿协议，也未作出征收决定便将原告的土地强行征用修建景区接待点。被告的质证意见：对承包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征用土地是实际勘测丈量的，原告也签字了的。另，承包证上还有赵茂江、赵祥义两个人，其是否有单独被征用的土地事实不清，该承包地是用坐标来标定的，可以将我们征收土地的坐标与原告承包地的坐标核对，以宣传手册中的文件来认定被告违法征收，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征收房屋是达成了协议的，在征收其他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是一个行政协议的履行过程，被告不存在违法征收。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照片不能证明系原告的树木，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示意图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九洞天风景名胜区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系由贵州九洞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洞天公司”）投资开发。项目的选址、规划、用地、立项及建设所涉及的行政许可或审批等事项，先后经县、市、省和住建部、国家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审批，涉案名称为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置点。因项目位于被告辖区内，受九洞天公司委托，被告指派下属“大方县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与该公司签署《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置点建设委托书》，由指挥部接受该公司委托，负责项目征地拆迁安置等事宜，并于2018年1月正式启动。为此，被告以方府复[2018]6号文件，批复了《九洞天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公布后，制作宣传手册发放到涉及农户，实施过程中，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征地拆迁户均未提出异议。自2018年1月30日起，指挥部派员与项目所在地镇政府、项目业主、村委会等单位代表及本案原告夫妇一道，对其房屋、土地、林木等财产进行了现场勘测、丈量、清点，经其确认后，于2018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订《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协议》。此外，对征收原告土地、林木等，经其确认面积、株数无误后，原告同意不用签署书面协议，自愿采用现场交付的方式。综上，被告征用原告土地、林木的行为，一是依据双方认可的方案进行的；二是土地面积、林木株数经原告确认无误；三是现场交付土地和准予铲除土地内的林木，是经原告同意，且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故被告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第一组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信息。被告主体适格。原告的质证意见：无异议。第二组证据：3、住建部建城函[2017]14号文件；4、毕府专议[2017]209号文件；5、纳归字[2018]13号文件；6、毕市规选字[2018]84号文件；7、林函保字[2018]170号文件；8、毕市规项字[2018]80号文件；9、方府复[2018]6号文件；10、黔国土资预审函[2018]19号文件；11、涉案项目建设委托书；12、黔自然资审批函[2019]943号文件。用以证明：1、项目建设选址、规划、用地、建设等经省、市、县及国家林业局、住建部等有权机关审批，项目建设合法；2、项目征收单位的行为系受政府指派，与委托单位签署合同，代政府履行合同义务；3、被告所批复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和上级机关规定，不存在标准低的问题；4、记载对原告被征收土地、林木的工作情况，并未采取强制征收措施，系双方自愿达成一致，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1、2、3号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4号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组证据：13、毕府发[2018]4号文件；14、现场工作录像光盘；15、零星树木检尺清点登记表；16、预征土地勘测丈量登记表；17、赵先举拆迁领款承诺；18、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协议；19、赵先举（已领取）征地拆迁补偿计算表；20、赵先举（已领取）的土地、林木补偿资金兑付清册；21、赵先举未领取的土地、樱桃、梨子、板栗补偿计算表。用以证明：1、被告征用原告耕地974.91平方米，建设用地140.94平方米，其中485.04平方米耕地补偿款31430.59元已支付给原告；2、征用原告樱桃415株（其中：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梨子2株（初产期）；板栗8株（其中：4株为苗期，4株为盛产期），原告已领取补偿款3672.00元的事实；3、还需补偿原告耕地489.87平方米、建设用地140.94平方米、林木（含樱桃、梨子、板栗）共计425株，还应支付原告土地、林木补偿款87504.96元的事实；4、将补偿款打到赵先举指定的银行账户，被告即完成征收补偿义务。原告质证意见：对13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14号证据光碟的真实性无异议，视频资料显示有樱桃树苗的地方并非原告被征收的樱桃树，而是其他农户的，视频资料显示原告被征收的樱桃树处于盛产期，应按盛产补偿标准支付相应的补偿款。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告便采取了强行挖除的手段，属于违法征收，该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15、16号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零星树木清点登记表没有户主的签名，其记载的初产盛产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对其中49株樱桃树的清点登记及记载的初产盛产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剩余的369棵樱桃树及板栗的登记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被征收的土地面积远远高于被告提供的堪丈登记表记载的面积。该份证明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17、18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19、20、2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证明其对涉案土地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但不能证明被实际征用的土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先举、王顺连系夫妻关系，均系大方县村民。九洞天风景名胜区系九洞天公司投资开发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原告的部分承包地及地上随着物在征收范围。受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的委托，指挥部与九洞天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九洞天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安置点建设委托书》，由指挥部负责涉案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等事宜。经指挥部派员与涉案项目所在地镇政府、项目业主、村委会、林业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就原告涉案土地、林木等财产进行了现场勘丈和清点，共计征用原告马路岩沙坝、麻窝（共四宗地）和小山林（原地名水井湾湾，部分征用）六宗耕地，共计3430.28平方米。对双方没有争议的麻窝两宗共计485.04平方米的耕地补偿款31430.59元，原告已领取；征用原告樱桃415株（其中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初产期梨子2株，苗期和盛产期板栗各4株。对双方无争议的49株樱桃树（其中苗期9株，产前期20株，初产期20株）的3672.00元补偿款，原告已领取。因双方对其他宗地面积和剩余樱桃树的分类定产存在分歧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拒绝交付涉案土地，被告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20日组织挖掘机强行征收原告的涉案土地及地上林木。原告认为，被告不与原告确认相关丈量计量的数据，在未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且未支付相应补偿款的情况下强行征收原告的土地及林木的行政行为违法，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应当给予原告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另查明，2018年1月22日，被告以方府复[2018]6号文件批复同意的《补偿安置征补方案》载明，樱桃的补偿标准按苗期、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分别为8元/株、30元/株、150元/株、250元/株，板栗、梨的补偿标准按苗期、产前期、初产期、盛产期分别为8元/株、20元/株、100元/株、200元/株。按照该征补方案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和2018年1月30日毕府发[2018]4号《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毕节市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更新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涉案项目所在地的耕地按每亩24倍的征地统一年产值1,800元补偿，共计43,200元/亩。本院认为，被告强制征收原告涉案土地及地上林木的行政行为已被本院（2019）黔05行初13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赔偿。原告对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在赔偿标准上，被告提交的《征补方案》对本次项目的征地补偿具有约束力，且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并予以撤销，故本案的相关赔偿标准应以该《补偿安置征补方案》载明的补偿标准确定。在赔偿范围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提供的《预征土地勘测丈量登记表》和《零星树木检尺清点登记表》所载土地面积和林木数量分类定产情况，系指挥部派员与涉案项目所在地镇政府、项目业主、村委会、林业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就原告涉案土地、林木等财产进行了现场勘丈和清点得出的数据，有相关人员的签名确认，对该登记表载明的相应数据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告主张的土地面积及林木的分类定产数量，没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本院确定原告在本案中应获得的赔偿金为：一、土地补偿款，被告征收原告的耕地面积为3430.28平方米，原告已领取了补偿款31430.59元，原告还应获得土地赔偿金为190,851.55元（3430.28平方米×64.80元/平方米-31430.5元）；二、经济林木赔偿金为48100元：（一）被告共计征用原告樱桃树415株（苗期53株，产前期70株，初产期246株，盛产期46株），原告已领取补偿款3672.00元，原告还应获得樱桃树的赔偿金为47252元｛（53株×8元/株+70株×30元/株+246株×150元/株+46株×250元/株）-3672.00元｝；（二）梨树16元（2株×8元/株）；（三）板栗832元（4株×8元/株+4株×200元/株）。以共计238,951.55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内赔偿原告赵先举、王顺连各项经济损失238,951.55元；二、驳回原告赵先举、王顺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静梅审 判 员 黄塑希审 判 员 吴 岚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贾伟茜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