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1民初3398号原告：孙永东，男，1955年4与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龙口龙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培勇，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巧，女，197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静，龙口北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孙永东与被告刘培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永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被告刘培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巧、孙林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结。原告孙永东向本院提出并明确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给付的1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被告为原告打平台，包工包料。双方约定工程款24000元，开工付15000元，抹墙8000元，完工1000元，有合同及款项收条为证。2018年阳历8月29日晚上6时许，被告将第一笔款15000元拿走，第二次在2018年阳历9月15日晚7点多拿走8000元（当时没打收款条后于2019年4月28日补得收条），第三次在2018年11月15日晚9点多拿走10000元，合计拿走33000元。后打模板钱不够又借原告500元。9月5日上午，后墙高了，扒墙费又拿走200元，所有拿走的钱都有收款条，合计拿走33700元，但是工程至今未完成，原告也多次向被告索要多给的钱，但被告拒不给付，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刘培勇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其向本人支付的劳务费总额为25700元，并未多给10000元，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8年10月8日，原、被告签订协议，被告为原告在其房屋南面打平台、抹墙、铺地面等，双方约定劳务费合计24000元，分别于开工付15000元，抹墙付8000元，余款1000元在完工后付清。因为签订合同时，房屋外有东西厢房遮挡，导致需要搭建平台的实际尺寸无法丈量，合同中的数据是按照原告提供的数据填写，东西长为11米，南北长为6米。被告在施工中将两个厢房扒掉后，经丈量，所建平台的实际尺寸为东西长12米，南北长7米，与签订合同时的数据相差较大，经双方协商因为米数相差，劳务费增加500元。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平台南墙理至2.8米高后，原告的南邻居不同意，为此还将被告打伤，此事已经龙口市北马派出所出警，在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与其南邻居协商，将南墙扒至大约2.2米左右高，因扒墙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劳务范畴，经协商，原告额外支付扒超高部分的墙体劳务费为200元。在施工的过程中，原告要求将其正房的南墙加高，工程量增加，又增加1000元，综上原告应付给被告的劳务费总额计算为24000+500+200+1000=25700元（除2019年4月28日补8000元的条，其余四张条相加正好25700元），工程于2018年11月10日正式完工。原告分别于2018年10月8日付15000元；于2018年10月13日付扒墙款200元及米数差价款500元；2018年11月5日付8000元；完工后于2018年11月15日付2000元。其中2018年11月5日付的8000元，因为当时没找到笔，被告说等过后补条，2018年11月15日，原告支付尾款2000元时，要求被告连同之前没打条的8000元，一起打条，所以出现了2018年11月15日的收条金额为10000元。除了2018年11月5日付的8000元以外，其余的收条均在收款当日出具。2019年4月28日，原告以多付500元及8000元没有条让被告补条为由，协同其儿子、妻子到被告家中理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原告及其家人都未提及其多付10000元，而是讲多付了500元，后在被告的质问下，才承认并没多给原告钱，只是其中有8000元没有条，要求被告给其补上。因为距离完工已有半年之久，被告记不清当时是否打条，从被告提交的录音中可以证实，被告夫妻对之前是否打条确实记不清楚了，最后在原告一家三口软磨硬泡下，为原告出具收条。为了防止出现重复打条的现象，被告在收条中备注：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作废。从该内容可见，被告确实对8000元是否打条及如何打条没有印象了。2019年5月7日，被告妻子在家，原告一家三口拿着所有的收条的复印件到被告家中，讲你两口子看看多给你们多少钱，并把收条复印件留给了被告妻子，等被告回家看了所有收条以后，这才回忆起来，那8000元早在结尾款2000元的时候，已经打过收条了，2019年4月28日补的8000元收条与2018年11月15日10000元收条中8000元的是重复的。2、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付10000元，试问原告，如果你确实多付了10000元，2019年4月28日晚，你一家三口到被告家中时，为何不直接向被告索要多付的10000元，却只是称多付了500元并要求补8000元的条，对10000元只字未提？三个各方面均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尤其原告的儿子还在公安工作，如此反应是不是有悖常理，不合逻辑？并且关于原告所称的多付500元一事，在被告的质问下，原告最终承认没多付500元（以上有录音资料佐证），那么既然连500元都没多付，又从何来的多付的10000元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合同约定的劳务费是24000元，施工中又增加了1700元的项目，假设原告多付10000元，原告手中的条应当是35700元，而原告手里所有的条加起来只有33700元，原告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吗？很明显，原告的主张与其所提交的证据都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33700元的由来就是被告之前打的全款25700元的收条与后期重复补的8000元的条得来的。原告根本未曾向被告多支付10000元。3、原告既然称其向被告支付了33700元，其应当向法庭提交银行交易记录，证实该33700元的资金来源情况。4、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工程至今未完工不是事实，工程于2018年11月10日正式完工，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完工后付余款，如果被告未完工，原告怎么可能给被告结清所有的款项。综上，原告此次诉讼明显存在主观恶意，其事先已经设好圈套，在其明知被告已经将所有款项打了收条的情况下，还谎称其中有8000元没有条要求被告补条，骗取被告的收条后，随即到法院起诉，被告一步一步掉入原告所设置的陷阱当中。并且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严重与事实不符，其他陈述也是漏洞百出，原告未多付给被告一分钱，被告也从未向原告借钱，原告捏造事实、歪曲事实的行为纯属恶意诉讼，浪费审判资源。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协议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向本院提交了1、收条5张。证明多给的被告钱。2、2019年4月28日，原告孙永东及其儿子孙汝胜和被告刘培勇老婆的谈话录音。被告质证认为：在合同的履行当中，因为米数相差，订立合同时，房屋外有东西厢房阻挡，无法丈量实际尺寸，签订合同时暂时按照原告提供的数据东西11米，南北6米计算的劳务费。后在施工过程中，将厢房扒掉，丈量的实际尺寸东西12米，南北为7米，因为米数相差，增加500元，也就是对应的古历9月5日的500元米数相差款。再是因为当时合同中约定的墙的高度是2.8米，将墙立好后原告南邻居不同意，认为墙体过高，要求扒掉过高的部分，被告又将墙扒至2.2米至2.3米的高度，这属于合同外的增项，对应的是古历9月5日扒墙款200元。第三个增项是原告要求将其正房的南墙加高，工程量增加1000元，原告应给付被告的总劳务费为24000元+500元+200元+1000元=25700元，这25700元对应的就是原告提交的500元、200元、10000元、15000元的四张条。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三口，以其中8000元没有条为理由到被告家要求被告为其补该8000元的收条，当时被告因忘记该8000元已经在2018年11月15日的10000元的收条（该10000元的收条是2018年11月15日，被告找原告结清最后的2000元，因为之前8000元没找到笔，没打条，于是与这2000元打在了一张收条上）当中已经给打了。该收条在结尾部分载明，如出现类似两张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可以证实被告确实已经记不清该8000元是否已经出具收条，该条中已经明确该8000元在收钱时确实没有打条，具体对于这张条的形成被告有录音资料予以反驳。原告说的扒砖扒墙的没打条的500元是因为当时米数相差款当时谈的是1000元，砖扒下来给了被告，顶了500元，米数相差就成了500元了，这500元其实实质上被告并没有收到，由原告直接交给了木匠也就是原告说的打瓷胶板的500元。原告两次提供的录音都不是原始载体，原告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到被告家中是2019年4月30日。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书面证人证言三份并申请了证人赵某、姜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据2、原告一家三口孙永东、孙永东妻子及儿子与刘培勇及其妻子的谈话录音。原告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三位所谓的证人曾和被告一起干活，三位证人到庭证实和被告一起承包原告的平台工程，既然是一起承包，必定有利害关系。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就连一起干活儿的都有谁，说的都不一样。证人出庭无非是想证实8000元的条包含在10000元之内，但被告的条上写的很清楚，8000元是2019年4月28日补的，条的最后两行字“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说明被告很清楚8000元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因为本案根本没有出现过2000元，如果被告收到2000元，为何出具10000元的收条，明显不符合常理，现在只有一个可能，被告自原告处取了10000元，告诉伙计们原告给了2000元，8000元和10000元的条的时间先后顺序也能解释这一点。被告和证人都某三人来拿钱，为何只有被告一人在收款条上签字，没有其他人在收款条上签字。综上，被告的证人不能证实其主张。录音是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只能听出是原告让被告补8000元的条，别的内容体现不出，也证明不了什么。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三个证人能够证实在原告家所承揽的工程开始定价为24000元，后因为加项增加至25700元，而原告也仅向被告支付的是25700元，不存在多付劳务费的事实，并且证人能够证实被告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并未向原告借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为原告盖平台等工程施工，工程付款方式为：开工付款15000元，抹墙8000元，完工1000元。审理中，原告主张给了被告有收条的款项为33700元，即15000元+8000元+500元+200元+10000元，对应收条分别为：1、“今收到孙永东盖平台预付款15000元。阳历8月29日刘培勇”；2、“今收到孙永东抹平台款8000元整（捌仟元整）当时收钱没打条，于2019.4.28日晚上补上收条。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刘培勇2019.4.28日”；3、“今收到孙永东米数相差款500元。古历9月5日刘培勇”；4、“今收到孙永东扒墙款200.00元。9月5日刘培勇””；5、“今收到工款10000元整刘培勇2018.11.15日”。被告主张原告给付被告的总劳务费为24000元+500元+200元+1000元（原告要求将其正房的南墙加高，工程量增加1000元）=25700元，这25700元对应的就是原告提交的500元、200元、10000元、15000元的四张条。其中，10000元的收条是2018年11月15日，被告找原告结清最后的2000元（尾款1000元+南墙加高增加的1000元），因为之前8000元没找到笔，没打条，于是与这2000元打在了一张收条上。8000元的条是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三口，以其中8000元没有条为理由到被告家要求被告为其补该8000元的收条，当时被告因记不清该8000元已经在2018年11月15日的10000元的收条当中已经给打了，在原告的要求下才打了8000元的条，并且在条中注明如出现类似两张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双方一致认可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原告是否给过被告一笔10000元款项。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被告承包原告工程施工，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依据10000元的收款条主张多给付被告10000元工程款，但其提交的8000元收款条上同时载明“当时收钱没打条，于2019.4.28日晚上补上收条。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且被告不认可收到过原告一笔10000元款项，并对10000元收款条及8000元收款条的由来及载明内容作出了合理解释。原告在被告提交的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在被告家中索要8000元收条的谈话录音当中亦认可没有多给被告钱，谈话录音也能够反映出8000元收款条的由来。此外，双方协议当中亦未约定有单笔10000元款项的给付。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永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元，由原告孙永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长顺人民陪审员  田春来人民陪审员  张玉丰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成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