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某1，男，194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某2，女，197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颜某3，女，197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女，195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列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之祥，上海启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5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3，男，195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列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4，系黄某2之子、黄某3之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4，男，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原审原告：黄某5，女，195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竹月，上海严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闻达，上海严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某6，女，195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审被告：黄某7，女，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原审被告：黄某8，男，198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原审被告：黄某9，男，198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人：上海曹路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500号2楼-3楼。法定代表人：张新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沛浩，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以及原审原告黄某5，原审被告黄某6、黄某7、黄某8、黄某9，第三人上海曹路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简称曹路公司）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8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按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不多分的法定继承处理。事实和理由：1.被继承人陈某代书遗嘱上的指纹没人能证明是其本人所按，该代书遗嘱不仅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且刻意制造陈某不会签名，但陈某本人的档案证明，其具有书写能力，故该遗嘱应属无效。2.原判认为“签名可作一定范围内的扩大解释，签名确有困难可以捺印，但必须有二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真实意思表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3.户籍内档中记载陈某是初小文化，必定会签字，而一审法院认为“职工档案中有一份与其它三份笔迹明显不同，因而不能证明签名系陈某所签”。该项认定过于简单。同时，原审曾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陈某手印，但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按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处分的财产是“拆迁合同项下的房产”，并不包括继承所得，其时黄某10的遗产还未析产，黄某12还健在，陈某不能处分现在所得的遗产，但原判将陈某的继承所得也一并归入“遗嘱”继承范围，并判归被上诉人所有，显属错判。5.陈某与黄某10共同生活本身就有夫妻扶助的法定义务，不能构成多分遗产的理由；黄某10经济独立有自己的收入，黄某2送其看病是儿子应尽义务，黄某3也未照顾父亲，均构不成尽主要赡养义务，故被上诉人不应多分遗产。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辩称：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被继承人陈某所立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又有律师见证，可以证明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应属合法有效。陈某不会写字，不能强求其在遗嘱上签名，其以画押、按手印的方式表示对遗嘱的确认并不违悖相关法律规定。同时，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方对黄某10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四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黄某5述称：同意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黄某6未发表意见。原审被告黄某7、黄某8、黄某9书面述称，请法院依法处理。第三人曹路公司述称：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原审被告之间的继承纠纷，与其无关，请法院依法判决。黄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对系争房屋进行继承，判决其继承4/27的份额（具体是父亲黄某10占二分之一房产，九个继承人每人占1/18份额,母亲陈某的二分之一份额加上其对父亲黄某10的继承份额1/18就是5/9份额,六个继承人每人继承5/54份额,继承父亲的份额1/18加上继承母亲的份额5/54为4/27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10与陈某是夫妻关系，共有二子四女，分别为黄某2、黄某3、黄某12、黄某5、黄某6、黄某1。黄某10与洪某是夫妻关系，共有二个子女，分别为黄某13、黄某7。黄某12与颜某1是夫妻关系、生有长女颜某2、次女颜某3。黄某13于1990年农历12月8日死亡，其妻葛某，共生育两个儿子黄某8、黄某9。黄某7曾用名为黄某14。黄某10于2008年1月5日因疾病死亡而被注销其户籍。洪某于2010年农历10月20日死亡。黄某12于2016年9月2日因疾病死亡而被注销其户籍。陈某于2017年12月23日因疾病死亡而被注销其户籍。2007年11月29日，黄某10、陈某（乙方、被拆迁人）与案外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签订一份《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争房屋来源于此动迁安置所得。在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上，系争房屋的购买人是黄某10和陈某。2009年1月5日，系争房屋的权利人（大产证）登记为第三人曹路公司。2010年6月7日，被继承人陈某与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见证合同，在委托方一栏，盖章、手印以及十字。同日，被继承人陈某在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设立代书遗嘱一份，且进行了律师见证。首先，许中宝律师、陈磊律师与被继承人陈某进行了会见谈话，其中，律师说：“你能自己签名？”，陈某回答：“我不认字，我可以按手印。”律师接着说：“很好，以上笔录我们读给你听，听不清楚可以问，在你确认后，再请在场的时红娣和陈磊律师确认、签名，然后我将根据你讲的意思，为你代书遗嘱，并由我们律师事务所出具遗嘱见证书”。陈某回答：“好。我仔细听了，和我讲的一样，我按手印加以确认，也请见证人签名。”在律师会见当事人笔录每一页，加盖了陈某印章、手印以及划的“十字”。之后，许中宝代书遗嘱，主要内容为：我为了避免在我去世后发生各种难以预料的纠纷，我觉得有必要对我个人财产份额早作安排。故，特邀时红娣、陈磊律师为见证人，并委托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许中宝律师代书遗嘱如下：拆迁人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在2007年11月29日与被拆迁人黄某10和陈某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安置房屋是系争房屋（建筑面积84.78平方米）。现我决定，在我去世之日起，将依法属于我名下的拆迁合同项的系争房屋的房产立遗嘱处分，归我的儿子黄某3和孙子黄某4所有，他们各得到依法属于我拥有的该房产各50%份额。本遗嘱纯属我本人自愿而为，其他人不得干涉。本遗嘱一式二份，立遗嘱人一份，本所留存一份备查。在“立遗嘱人：陈某（按手印或签字）”后，加盖了陈某印章、手印以及划的“十字”。在“证明人：时红娣（签字）”处时红娣签字，在“证明人：陈磊（签字）”处陈磊签字，在“代书人：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许中宝律师（签字）”处许中宝签字。被继承人黄某10、陈某生前与被告黄某2、黄某3生活在一起，被告黄某2、黄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黄某3在庭审陈述，其在2010年就知道遗嘱，一直未向其他人说过。当其收到此案传票（送达日期为2018年9月11日）后才拿出来代书遗嘱。2018年10月17日，黄某2、黄某3、黄某4到庭陈述，陈某立有代书遗嘱，按其主张权利。黄某5申请追加遗嘱中的受益人黄某4为被告。在2019年1月11日，黄某5申请对遗嘱、见证书、合同、委托书、谈话笔录、收据等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是否为2010年6月左右形成。在代书人许中宝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相关材料原件后，黄某5撤回该鉴定申请。另查，在被继承人陈某的户籍内档中，陈某是初小文化。在被继承人陈某职工档案中，有资实职人员简历表、工作人员简历表、职工简历表、工作人员登记表，其中资实职人员简历表的笔迹明显与工作人员简历表、职工简历表、工作人员登记表不同，不能证明其上的陈某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其他内容也为陈某所填写。在工作人员登记表文化一栏中，现有“初小”、原有“文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代书遗嘱是否有效？第二，黄某4有无在2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在本案陈某的代书遗嘱上，虽然注明“证明人”，即时红娣、陈磊以及“代书人”许中宝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见证人”一致，但是整个见证、代书过程中，时红娣、陈磊、许中宝确实做了“见证人”的工作，起到了“见证人”的作用。在本案陈某的代书遗嘱上，虽然仅有陈某印章、手印、“十”字，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要求的签名一致，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要求的签名可作一定范围的扩大解释，即如果遗嘱人立代书遗嘱时，签名确有困难的，可盖章或捺指印，但必须有二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签名，证明确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5和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6、黄某1均以陈某具备初小文化以及职工档案中的陈某签名来否定“律师会见当事人笔录”中陈某的陈述“我不认字，我可以按手印”的真实性，进而认为因陈某具备签名能力却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名而代书遗嘱不应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首先，代书遗嘱时，时红娣、陈磊、许中宝三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证实印章、手印、“十”字为陈某所为。其次，黄某5和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6、黄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手印不是陈某捺的。最后，从简历上“陈某”字迹先后不一致来看，亦无法认定是否为陈某本人所写，再结合陈某初小文化来源于扫盲活动，其文化程度较低，故在其八十多岁时律师见证中陈述“我不识字，我可以按手印”是有可能性的。综上，虽然代书遗嘱形式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要求完全一致，但却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认定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黄某3在庭审陈述，代书遗嘱由其保管，其在收到此案传票（送达日期为2018年9月11日）后才拿出来，结合黄某4于2018年10月17日到庭主张权利，所以，黄某4已经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并未放弃接受遗赠。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没有协议的，可以根据等分原则处理。系争房屋的产权人为被继承人黄某10和陈某二人，系争房屋的产权份额应二人均分，各占二分之一份额。被继承人死亡时，其名下遗留的合法财产为遗产。被继承人黄某10没有遗嘱或遗赠，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处理，其对系争房屋上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黄某5、黄某2、黄某3、黄某12、黄某6、黄某1、黄某7、黄某13、陈某九人继承，结合黄某2、黄某3、陈某与被继承人黄某10共同生活且黄某2、黄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多分，故酌定黄某5、黄某12、黄某6、黄某1、黄某7、黄某13各占系争房屋的1／20份额，黄某2、黄某3、陈某各占系争房屋的1／15份额。被继承人陈某立有遗嘱，故应按遗嘱继承进行处理。陈某作为共有人对系争房屋上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再加上其继承被继承人黄某10在系争房屋中的1／15份额以及转继承黄某12在系争房屋中的1／80份额，共计系争房屋产权的139／240份额分别由黄某4接受遗赠以及黄某3继承其中的一半。黄某12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黄某10遗产的权利转移给颜某1、颜某2、颜某3以及陈某，即颜某1、颜某2、颜某3和陈某分别转继承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黄某13在被继承人黄某10去世前死亡，其继承陈某遗产的份额应由黄某9、黄某8代位继承，即黄某9、黄某8各代位继承1／40份额。综上，黄某5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2享有系争房屋的1／15的产权份额，黄某3享有系争房屋的171／480的产权份额，颜某1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颜某2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颜某3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黄某6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1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7享有系争房屋的1／20份额，黄某9享有系争房屋的1／40份额，黄某8享有系争房屋的1／40份额，黄某4享有系争房屋的139／480份额。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判决：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由黄某5、黄某2、黄某3、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6、黄某1、黄某7、黄某9、黄某8按份共有，其中黄某5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2享有系争房屋的1／15的产权份额，黄某3享有系争房屋的171／480的产权份额，颜某1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颜某2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颜某3享有系争房屋的1／80份额，黄某6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1享有系争房屋的1／20的产权份额，黄某7享有系争房屋的1／20份额，黄某9享有系争房屋的1／40份额，黄某8享有系争房屋的1／40份额，黄某4享有系争房屋的139／480份额。案件受理费31,200元，减半收取计15,600元，由黄某5承担780元，由黄某2承担1,040元，由黄某3承担5,557.50元，由颜某1承担195元，由颜某2承担195元，由颜某3承担195元，由黄某6承担780元，由黄某1承担780元，由黄某7承担780元，由黄某9承担390元，由黄某8承担390元，黄某4承担4,51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提出，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付款人为陈某的“律师服务费”发票上有“发票收到”的字迹，该字迹是谁所写对本案有重要意义，须查明。如上述字迹系陈某所写，说明她会签字；若不是立遗嘱人所签收，说明所涉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立的。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以及原审原告黄某6均表示，并不清楚上述“发票收到”字迹是谁所写。本院认为，各方均不清楚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上“发票收到”字迹是谁所写，结合当时陈某与该律师事务所所签《委托见证合同》，“委托方”陈某仅以画“＋”字代替签名，且该“＋”字划得并不规整，可知陈某难以做到流利书写“发票收到”四字，但因付款人为陈某，且发票未必由陈某本人收取，故不能由此得出代书遗嘱非陈某所立之结论。此外，参与诉讼的双方确认，黄某6、黄某5系由黄某10与洪某所生。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期间，各方就本案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公民选择遗嘱继承的，遗嘱应当合法有效，能够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志。本案审理范围是黄某5起诉要求的对系争房屋予以继承。根据诉讼各方的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继承人陈某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被继承人黄某10的遗产应如何处置。经查，系争房屋购买人为黄某10、陈某。黄某10死亡后未留遗嘱或遗赠，故其在系争房屋中遗产份额应予法定继承。原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系争房屋的一半产权为黄某10所留遗产，并结合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予以处置。对于陈某所立代书遗嘱合法有效性的问题，其本质要求是遗嘱应当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在代书遗嘱形式方面，依法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所谓签名或盖章、按手印等，其目的或功效在于对遗嘱内容的确认。本案原审时，参与陈某遗嘱制作或见证的代书人许中宝和见证人陈磊、时红娣均出庭证明，代书人先与陈某进行沟通交流并制作笔录，之后将笔录读给陈某听，经陈确认后，再由代书人根据笔录的记载制作代书遗嘱。对此，陈某表示：“我仔细听了，和我讲的一样，我按手印加以确认，也请见证人签名”，并在上述笔录每一页加盖其印章、手印以及划“十字”。需要指出的是，许中宝、陈磊、时红娣是陈某所立代书遗嘱制作、见证的亲历者，他们的证言对该事实的确立具有直接的证明力。四位上诉人仅凭质疑陈某无签字能力的事实来否定该遗嘱的有效性，系其主观推测，且所依据陈某档案签名的本身也需进一步予以证实，更未能有效证明陈某立遗嘱时具备签名能力。同时，四位上诉人尚无反证否定相关证人证言的效力，亦无证据证明代书人及两位见证人与继承人黄某3、黄某4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于上述代书遗嘱，可以确认系陈某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主表达的真实意思。原判据此确认陈某所立代书遗嘱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原判结合黄某2、黄某3、陈某与黄某10共同生活且黄某2、黄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继承中可以多分，该认定系法官根据本案实际在其合理裁量范围内所作的处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原判对于黄某10、陈某的遗产分别予以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处理正确，且遗产分割比例妥当，相关事宜处置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200元，由上诉人颜某1、颜某2、颜某3、黄某1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朱雁军审判员  单文林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