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72民初146号 原告：连业国，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巍江，住山东省荣成市，系连业国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毅仁，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庆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冠龙，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庆华，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冠龙，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桂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锋，住江苏省姜堰市。 第三人：郑庆贵，住海南省儋州市。 第三人：高凤兵，住山东省荣成市。 原告连业国诉被告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郑庆华及第三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洋公司”）、郑庆贵、高凤兵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1日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8月14日，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鸿洋公司、郑庆贵、高凤兵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巍江、庄毅仁，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冠龙，第三人鸿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郑庆贵、高凤兵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连业国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将“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2015-2016年度的燃油补贴款140万元支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3、确认原告连业国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的所有权人。事实和理由：2011年原告出资建造了“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一对。为了经营方便，原告将这一对渔船挂靠在华宇公司名下，被告郑庆华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1年9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琼儋州19068、19069渔船所有权协议书》、《琼儋州19068、19069渔船挂靠管理协议》，协议书约定：原告系渔船建造人，原告对渔船享有100%所有权。多年来，该对渔船一直由原告经营生产，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年检、申报油补等手续。2019年年初，海南省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将2015-2016度燃油补贴款140万元汇入被告华宇公司的账户。该款项实际归原告所有。两被告将上述本属于原告的油补款项私自占有，没有支付给原告。原告多次索要，两被告拒不给付。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华宇公司、郑庆华辩称：1、涉案两渔船是2014年12月18日，华宇公司向“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所有人郑庆贵、高凤兵购买的，双方签订有《渔船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2015年该船的燃油补贴费及以后的燃油补贴由甲方即华宇公司领取，与乙方无关。合同签订后，华宇公司于同年12月18日向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递交了《购买渔船申请书》，根据《海南省渔船买卖申请审批表》[编号：（琼儋渔）买卖（2015）MY-055号]确认的审批意见，华宇公司与郑庆贵、高凤兵的渔船买卖合法有效。2、原告向法庭提交的2014年12月18日《确定琼儋渔19068、19069渔船所有权协议书》，2011年9月12日、2010年12月10日的《确定（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所有权协议书》、《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挂靠管理协议》、《设计建造合同书》均系原告伪造，原告涉嫌虚假诉讼。3、原告起诉索要所谓的2015-2016年度燃油款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鸿洋公司陈述：涉案渔船是由鸿洋公司建造的，也是挂靠在鸿洋公司名下，由于该两渔船两次违规，牵涉到信誉度和贷款问题，鸿洋公司就转到了郑庆贵名下，然后转到华宇公司的事实情况就不清楚了。 原告连业国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10年12月10日原告与鸿洋公司签订的《设计建造合同书》。证明涉案“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系由原告出资建造，鸿洋公司于2011年9月1日前建造完成。 证据2，2011年9月12日原告与鸿洋公司签订的《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挂靠管理协议》； 证据3，2011年9月12日原告与鸿洋公司签订的《确定（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所有权协议书》。 证据2-3，证明2011年9月12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间，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挂靠至鸿洋公司，鸿洋公司承认涉案渔船由原告出资建造，并拥有100%所有权。 证据4，2014年12月18日高凤兵与华宇公司签订的《确定（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所有权协议书》； 证据5，2014年12月18日高凤兵与华宇公司签订的《琼儋州19068、19069渔船挂靠管理协议书》。 证据4-5，证明2014年12月18日涉案渔船挂靠至华宇公司名下，华宇公司每年收取2万元管理服务费。挂靠期间，上述渔船的燃油补贴费、财政补贴都归高凤兵所有。 证据6，2014年12月18日原告与华宇公司签订的《确定琼儋渔19068、19069号渔船所有权协议书》。证明原告作为渔船实际所有人，为避免挂靠风险，与华宇公司签订了此合同，约定原告享有涉案渔船100%所有权，渔船的一切收益包括油补归原告所有。 证据7，2014年12月18日华宇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华宇公司自认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转让协议书是为了挂靠管理而签的协议，渔船产权归高凤兵所有。 证据8，2019年8月12日高凤兵出具的《证明》。证明琼儋州19068、19069号渔船名义上归第三人所有，实际上归原告所有，上述渔船登记仅作为手段，便于涉案渔船挂靠至华宇公司。 证据9，2016年12月14日连巍江在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期查询记录。证明第三人郑庆贵将“19069号渔船”2014年燃油补贴支付给连巍江（连巍江系原告儿子）。 证据10，原告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涉案渔船挂靠管理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活期查询单。证明原告按挂靠管理协议每年按期支付挂靠管理费。 证据11，2015年-2019年“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沿海内河渔船保险单、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证明原告在2015-2019年期间，一直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号渔船购买渔船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雇主责任保险。 证据12，原告支付“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船员2013-2018年度工资收据及记账凭证。证明原告在2013-2018年期间，每年定期支付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号渔船船员工资。 证据13，宁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14，原告依据（2017）浙72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书》赔付船员李明付的转账凭证。 证据13-14，证明2016年9月16日，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号渔船船员李明付工作期间受伤，在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作为渔船所有权人积极应诉，事后又依据生效判决积极赔付李明付。 证据15，连业国、连巍江户口登记本。证明连业国、连巍江系父子关系。 证据16，《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检验证》。证明船舶有合法手续，合法经营。 证据17，2015年3月19日华宇公司承诺书（系被告提交）。证明被告承诺书所盖公章为虚假公章，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相关协议书时备有多枚公章，故意在不同协议文本上盖不同公章，以否认其签订涉案渔船《船舶所有权协议书》和《船舶挂靠协议书》的效力。承诺书上的公章明显是不合法公章，缺一个字，落款为“儋州华宇渔业有公司”。 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14年12月18日被告与鸿洋公司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书》。证明被告与高凤兵、郑庆贵购买船舶的事实。 证据2，《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证明“19069、19068”号渔船所有权系郑庆贵的事实。 证据3，《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明“19069、19068”号渔船注册登记人系郑庆贵的事实。 证据4，2014年12月19日向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购买渔船申请书》。证明被告向有关部门申请购买“19069、19068”号渔船的事实。 证据5，儋州市人民政府服务中心受理通知、审批表、捕捞科受理事项呈批表、海南省渔船买卖申请审批表。证明被告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买船的合法手续的事实。 证据6，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儋海渔（2011）001号、002号]。证明高凤兵、郑庆贵获准建造19068、19069号船舶的事实。 证据7，承诺书。证明被告向儋州市渔业主管部门承诺不违法捕捞的事实。 证据8，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证明被告合法经营的事实。 证据9，琼儋州19068渔业船舶初次检验报告。证明该渔船各项技术指标合格的事实。 证据10，高凤兵、郑庆贵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买船时，船舶所有人高凤兵、郑庆贵向审批机关递交身份证信息的事实。 证据11，“琼儋州19068”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被告违规捕捞被处罚的事实。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10文本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11，因无原件，由法庭确认。对证据7、9，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合法性也不予确认，其所盖公章明显是假章，恰恰证实了被告特意伪造了多枚公章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内容和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一，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提供的证据其实只是证明涉案渔船是由高凤兵、郑庆贵两人建造，然后转让给被告的事实，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涉案渔船是名为转让，实为挂靠。第二，证据证明内容与证据本身也不相符。证据1-6仅是19069号渔船建造转让和登记注册的证书和材料，并未涉及19068号渔船，而被告所要证明两艘船，是缺乏证明力的。综上，被告的证据结合原告的证据，印证了涉案渔船名为转让实为挂靠的事实。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鸿洋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认可证据1、2，其他与鸿洋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原告于庭后又补充提交了2015年9月30日高凤兵、连业国、殷军章三人与慕宗伟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和2015年10月6日慕宗伟与连业国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前者证明高凤兵、连业国、殷军章等三人因资不抵债于2015年9月30日将涉案渔船卖给了慕宗伟的事实；后者证明慕宗伟又于2015年10月6日将涉案渔船卖给了连业国，连业国目前是涉案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 为核实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高凤兵和慕宗伟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分别制作了两份《询问笔录》;第三人鸿洋公司补充提交一份《证明》。 原告质证意见：对高凤兵《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充分证明涉案两渔船是因为挂靠需要而落户至华宇公司名下，被告与鸿洋公司签订的《渔船转让协议书》，其目的仅为办理渔船登记手续，并非真实的船舶买卖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高凤兵之所以否认之前出具的证明，拒绝在笔录上签名，是由于其与连业国存在长期私人积怨所致，但其对涉案渔船转让关系的描述能反映出客观事实。对慕宗伟《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予以认可，该证据印证高凤兵、连业国等三人因资不抵债将涉案渔船卖给慕宗伟，后慕宗伟又将涉案渔船卖给连业国。证明连业国目前是涉案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 被告质证意见：高凤兵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提供的高凤兵的《证明》上的签名并非高凤兵本人签名，故该《证明》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对慕宗伟询问笔录的陈述的真实性和两份渔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鸿洋公司提供的《证明》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 第三人鸿洋公司质证意见：因时间太久，当时纸质的付款凭证等无法找到，但确实是鸿洋公司为连业国建造了涉案两艘渔船；对于询问笔录和渔船买卖合同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原告补充提交的两份渔船买卖合同均系原件，且其内容与本院两份调查笔录的内容能相互印证，故对该两份渔船买卖合同及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鸿洋公司的《证明》，与其之前向法庭所做陈述一致，并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原、被告对于涉案“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渔船2015-2016年度燃油补贴款1400000元已转入被告账户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述双方当事人其他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的证据：证据1-3均属原件，且与鸿洋公司的陈述相印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定；证据4-5均属原件，且与高凤兵的陈述相印证，被告虽有异议，但不能提供反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定；证据6-7，均加盖有华宇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郑庆华的私章，且能与证据4-5的内容及高凤兵的陈述相互印证，虽然没有原件，在被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判断；证据8，因高凤兵否认是其本人签名，不予认定；证据9-16，因均属原始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与高凤兵和慕宗伟的陈述相印证，故对其效力及证明内容均予认定，至于证明力需结合本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证据17，可以证明被告存在乱刻公章的情况，故被告关于原告可能私刻其公章、伪造证据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的证据：被告证据与原告的证据及高凤兵的陈述相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定。其证明力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证如下：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设计建造合同、挂靠管理协议、所有权协议、所有权证明等证据材料，被告也提供了相应的渔船转让协议、渔船所有权证书和登记证书、政府审批手续等，原、被告证据能相互印证，并与第三人高凤兵的陈述相印证，可以证明涉案渔船系原告高凤兵等出资建造，挂靠在被告华宇公司名下经营管理等事实。被告仅提供了买卖协议，没有提供支付购船款的凭证，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经营船舶，恰恰证明了被告的主张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客观真实，也较为充分，可以证明涉案渔船所有权变更经过，以及两渔船实际由原告占有、使用、经营的事实。 综上，尽管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着不够完整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但在目前个体经营者普遍法律意识不强的现状下，要求其完整保留长达九年之久的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客观。因此，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依据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作为确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其可以证明案涉“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渔船系原告等出资委托建造，之后所有权发生变更，原告又出资买回且由原告实际占有、使用、经营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认证意见，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法庭调查等，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0年12月10日，连业国（甲方）与鸿洋公司（乙方）签订了《设计建造合同书》，约定：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建造两艘钢质渔船，采取包工、包料、包安装、包检验办牌（包括所有材料配件等），总价款8500000元，建造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11年9月1日。渔船建成后，2011年9月12日，连业国与鸿洋公司签订了《渔船挂靠管理协议》和《渔船所有权协议书》，约定“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艘渔船为方便经营，登记并挂靠在鸿洋公司名下，但两渔船的100%所有权归连业国所有。实际上，涉案渔船系连业国与高凤兵等人合伙出资建造，高凤兵对渔船也享有股份，因为其之间是合伙关系，故让连业国以个人名义与鸿洋公司签订合同。 涉案渔船在挂靠鸿洋公司经营期间，因发生违法捕捞，鸿洋公司要求解除挂靠关系。2014年12月18日，鸿洋公司与华宇公司签订了虚假的《渔船转让协议书》，又以高凤兵个人的名义与华宇公司签订了《渔船挂靠管理协议书》和《渔船所有权协议书》，约定涉案渔船挂靠并登记在华宇公司名下，两艘渔船所有权登记证书上登记的华宇公司所占股份是假的，两艘渔船的100%所有权归高凤兵所有，所有的燃油补助、财政补贴也都归高凤兵所有。挂靠期间，高凤兵需每年向华宇公司交纳20000元管理服务费。同日，连业国也与华宇公司签订了同样内容的《渔船所有权协议书》。 在挂靠华宇公司经营期间，原告自2014年至2016年，每年向华宇公司按时交纳了挂靠管理费。2016年12月14日，因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庆华被纳入失信，故委托其弟弟郑庆贵将涉案“琼儋州19069”渔船2014年的燃油补贴款转账支付给连业国的儿子连巍江。 原告等人在经营涉案渔船期间，因发生巨额亏损，故于2015年9月30日将涉案两渔船以偿还债务的名义抵给了慕宗伟并签订了渔船买卖合同书。自此，涉案渔船所有权实际归慕宗伟所有，连业国、高凤兵等人不再对该两渔船享有股份。同年10月6日，慕宗伟与连业国签订《渔船买卖合同》，慕宗伟又将涉案两艘渔船折价1000000元卖给连业国。自此，涉案渔船所有权归连业国所有。此后，涉案两艘渔船至今一直由连业国实际占有、使用、经营。 另查明，涉案两艘渔船2015-2016年度的燃油补贴款1400000元已发放至被告华宇公司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连业国是否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登记是船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不是生效要件。因此，不能以船舶登记信息作为判断船舶所有权人的绝对标准。在现行船舶管理体制下，一些船东为了获取船舶营运资质、办理银行贷款等需要，通过挂靠形式将自有船舶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登记在具有船舶营运资质的公司名下，船舶登记机关在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时仅进行形式审查，从而导致现实中相应出现了船舶登记所有权人和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的现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不符，其请求确认享有物权，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华宇公司虽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了用于登记备案的渔船买卖合同，但其并未提交支付购买渔船款项的证据；华宇公司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经营涉案渔船。本案已查明案涉“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为原告连业国等人出资委托他人建造，投入营运后由连业国实际占有经营，在以涉案渔船抵偿债务后，连业国个人又买回该渔船，且至今一直由连业国购买渔船保险、发放船员工资并持有渔船的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即涉案两渔船至今由连业国实际占有、使用、经营。该事实亦与双方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协议中对船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约定相印证。因此，原告连业国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颁发的“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被告华宇公司为船舶所有人与真实权利不符，原告连业国应为该两艘渔船真实权利人，其请求确认享有物权，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实际所有人，本院予以支持。据上，被告华宇公司通过与连业国、高凤兵的合同约定而成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渔船的登记所有人，其并非该两渔船实际所有人。原告连业国要求确认“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渔船属其所有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因华宇公司并非“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渔船的实际所有人，其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经营该渔船，故华宇公司对该两渔船的燃油补贴款不享有利益。华宇公司应依照双方签订的渔船挂靠经营管理协议的约定，将“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渔船2015-2016年度的燃油补贴款1400000元支付予连业国。原告关于被告郑庆华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被告华宇公司关于涉案两艘渔船所有权及燃油补贴款应属其所有，以及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连业国为“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艘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 二、被告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连业国支付“琼儋州19068”、“琼儋州19069”两艘渔船2015-2016年度的燃油补贴款1400000元； 三、驳回原告连业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被告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负担。 被告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如未能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明岗 审 判 员  雷 鸣 人民陪审员  陈合成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