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04民初3945号 原告：阎丽，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凡，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菲菲，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建胜，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俊宁，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奥然，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刁军，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林乐成，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孙才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娜，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 法定代表人：迟丽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富，该公司经理，住庄河市。 原告阎丽与被告韩建胜、刁军、林乐成、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凡、李菲菲、被告韩建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俊宁、被告刁军、被告林乐成、被告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娜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对原告合法居住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住房，各被告按现在市场价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32万元，并赔偿原告自2013年回国后至今租房费用18万元；2、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994年6月1日，阎丽在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46322.58元购买了沙河口区房屋一处，同时大连新型房屋管理公司向阎丽颁发《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一本，约定了租赁费等条款，尔后，阎丽花20余万元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和改造。同年10月，阎丽因故到国外，行前把此房屋的房租交纳委托给被告韩建胜，但房屋钥匙一直掌握在阎丽手里。在国外期间，阎丽与出租方及韩建胜始终保持联系，得知房屋一切良好。2013年阎丽回国后，即到出租方处了解到韩建胜未能按时缴纳全部房租，于是阎丽又补齐了所欠房租，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颁发《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一本，又约定了相应条款。嗣后，阎丽才发现自己购买的合法拥有的房屋，已被韩建胜、刁军、林乐成与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恶意串通，制造了所有假文书，冒充原告，将房屋参加房改后出售。该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令阎丽气急而泣，义愤填膺。为此阎丽依法提起此诉讼，请求司法机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利益不受侵犯。 被告韩建胜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自相矛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韩建胜与阎丽夫妇相识于1986年，多年没有往来，1993年或是1994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阎丽的弟弟阎军忽然找到大连三十一中校办厂长办公室（当时韩建胜任厂长），说阎丽离婚了，再婚且生了一女儿，将年幼女儿留在大连娘家，阎丽和新婚丈夫远赴新西兰，阎军和阎丽当场通了电话，说阎丽在国外，让韩建胜接电话，电话中阎丽称，在新西兰急需用钱，让韩建胜帮她将星海街一处81平的房子使用权以15万元卖出去。韩建胜问为什么不去房屋中介，他们说这个房子手续上存在问题，土地属于军队，房子是新型房地产盖的，中介无法办理，只能通过熟人私下降价转卖。韩建胜朋友中刘斌需要房子，韩建胜就介绍刘斌次日与阎军在办公室见面，说了一下卖房子的事。然后阎军就带韩建胜和刘斌一起去看了房子，刘斌说房子地势太陡，手续无法转办，不值15万。过了几天，阎军又来工厂找韩建胜，说阎丽同意降到12万，韩建胜又把刘斌找到办公室，又当阎军面和刘斌说了，刘斌说再考虑一下。当时阎军称阎丽急需用钱，让韩建胜帮忙先垫一下房款，韩建胜就当着刘斌的面，打开单位保险柜，取现金10万交给阎军，说好其余2万等刘斌付款补齐。几天后，刘斌告诉韩建胜说不买了，韩建胜也通知阎军了，后来阎军就带2个人来韩建胜办公室，说这个房子那就卖给韩建胜了，签订买卖协议拿走了余下2万元。从此至今再无任何联系，双方多年都没见过面。这期间，房屋一直由韩建胜控制使用，房证和钥匙也都已经交给韩建胜，房租也一直是由韩建胜缴纳。韩建胜安排单位职工去住过，韩建胜家人也去住过。2005年，韩建胜打算把房子处理掉，但案涉房屋使用权证上的名字是阎丽，韩建胜多方打听找不到他姐弟俩，就找到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天鹰中介，业务员说只要肯出高价，找一个人顶替阎丽，其他包在他们身上。韩建胜照办，找了刁军帮忙，办理了过户手续。关于向刘斌出售房屋时签订的买卖协议，韩建胜需要解释，买卖协议由韩建胜起草，韩建胜和阎军签字、摁手印，注明阎军是代替阎丽签署的。韩建胜一直保存该协议到2005年，因找不到阎军、阎丽，按房地产中介建议，找刁军冒充阎丽之后，房子都卖了，协议也就丢弃了。阎丽已将房子出售给韩建胜，阎丽对房屋不再享有权利，韩建胜再如何办理转办手续，与阎丽无关，即使过户手续有瑕疵，也不侵害阎丽的权益。阎丽在1994年就将房屋卖给了韩建胜，2005年韩建胜又转卖了房屋。阎丽提出多年在国外都不知情是不对的，现在起诉提出赔偿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予以驳回。 被告刁军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01年至2004年间，我和韩建胜相识，之后关系处的非常好。有一次韩建胜说想求我帮忙，他有套房屋从别人手里买的，现在想出售，但房主人在新西兰，来往费用较高，不能回国，拜托我帮忙办手续。当时他说，房子是他外甥女的，没有钱出国，他给拿的钱，房子就卖给他了。我就同意帮韩建胜。韩建胜把我和我对象林乐成拉到天鹰房地产，我顶阎丽名签的字，我对象自己签的字，房款都打给韩建胜。除此外，其他事我都不清楚。 被告林乐成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韩建胜当时找我帮忙，我觉得不好，但碍于情面还是提供了帮助。 被告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不符合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按照国家规定、房地产交易中心的要求及业主提交的材料，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房改，将使用权变更为所有权，但所有权仍然在阎丽名下，并未办理到他人名下。我公司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且主观无过错。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损失与我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房改存在因果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原告提供的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刑事复议决定书、大连市公安局刑事复核决定书、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富国街派出所对阎丽、韩建胜、刁军、刘斌、高传平、温金道、阎军的询问笔录，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档案材料，大连市沙河口区监察委员会调取的阎丽出入境记录以及被告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房屋档案，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了刁军享受公积金购房时工龄审核单位中国机电设备大连公司的工商档案，拟证明“该企业于2002年12月9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公章已被行政收回，按法律规定不允许对公对外使用，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审核公积金时，对一个已经没有权利使用公章的吊销执照的企业继续认可其提供的材料，明显是侵权行为，从工商档案的中国机电设备大连公司预留公章与刁军提供材料上公司公章，从肉眼看完全不一致，明显是虚假公章，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且必须给予合法审核，公积金管理中心显然存在违法行为”。经审查，该证据与案外人中国机电设备大连公司有关，系为案涉房屋房改时提交的相关材料，与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2、原告提供了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补发的公有住房租赁证原件，拟证明“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显存在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因为大连益家物业是后接收的物业公司，时隔这些年，原告拿着身份证可以查到房屋权属性质，并且补交这些年的房租后，重新领取权属证书，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原来的公有房管理单位，怎么可能查不到案涉房屋真实信息，却于2005年将案涉房屋再次卖给明显身份证不合法的刁军夫妇二人”。经审查，该证据系原告于2013年自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补办取得，与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属情况不符，但在该证件被认定无效前，该证据应予采信； 3、原告提供了房屋出租协议书2份，拟证明“原告于2013年回国之后没有房屋居住，只能租房，2013年至2019年起诉日止共计房租损失18万元”。经审查，该两份证据系孤证，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居住情况，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4、原告提供了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购房发票，拟证明“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早在1994年以246322元卖给本案原告案涉房屋，原告当时预留的姓名及身份证号是本人真实的，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见可查的，2005年时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案涉房屋第二次卖给了身份证号和姓名完全不符的假阎丽，显然是存在主观过错，存在侵权行为”。经审查，该证据系复印件，且被告均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 5、原告提供了1995年在案涉房屋内照片11张，拟证明“1995年阎丽住在该房内，韩建胜说1994年房子卖给他与事实不符，同时，屋里装修豪华，家具均为进口，加上房子的购买价，不可能以10万元出售给被告”。经审查，该证据能够证明1995年7月23日原告尚在房屋中居住，但仅依据该组照片不能证明房屋价值； 6、原告提供了1995年原告在香港及在新西兰拍摄的照片，拟证明原告出入境情况。经审查，原告不能以此证明照片拍摄的地点，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7、原告提供了大连市沙河口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说明，拟证明阎丽丈夫张大志于2008年被江苏太仓公安局从新西兰引渡回国，阎丽于2009年回国到北京。经审查，该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8、原告提供了蓬莱市第二实验中学出具的阎丽女儿阎梦2009年9月至2013年6月在该校就读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于2009年回国处理丈夫的事情，带女儿阎梦回国后，阎梦在山东蓬莱读中学，阎丽在山东陪读，直至2013年没有回大连生活。经审查，该证据不能证明阎丽2009年至2013年未回大连，但可以证明阎丽2009年至2013年间在国内定居，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 9、原告提供了韩建胜给阎丽发的信息，拟证明韩建胜干扰公安机关办案，致使刑事案件拖达4年半。经审查，该信息是韩建胜发给派出所民警的短信，后韩建胜又转发给阎丽，与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阎丽于1994年取得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公有住房使用权，1995年7月，阎丽尚在该房屋中居住。1995年9月15日，阎丽因事离境，抵达新西兰。阎丽离境后，韩建胜于2005年为案涉房屋办理房改、支付房改相关费用，案涉房屋于2005年5月24日由阎丽承租变更为阎丽所有。随后，韩建胜于2005年5月27日以16万元价格将案涉房屋变卖给案外人杨继光。期间为办理房改及房屋买卖手续，韩建胜找到刁军、林乐成夫妇帮忙，刁军冒充阎丽、使用“阎丽”姓名及刁军身份证号码，协助韩建胜办理了相关手续。2013年10月20日，阎丽到案涉房屋所在地的公有住房被委托管理单位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补缴租金，重新办理了案涉房屋的公有住房租赁证（该租赁证与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属情况不符）。2014年3月10日，阎丽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提出控告，认为本人被韩建胜诈骗，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因“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阎丽对该决定不服申请复议，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9年1月18日出具刑事复议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控告韩建胜涉嫌诈骗罪没有犯罪事实，原不予立案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阎丽对该复议决定书不服申请复核，大连市公安局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刑事复核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原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复议决定。阎丽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对于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23日出具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载明“经本院审查认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说明的不立案理由成立”。 另查，阎丽1995年至2017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1995年9月15日，抵达奥克兰；1999年2月13日抵达香港，1999年5月19日返回奥克兰；2001年6月7日抵达香港，2002年1月19日返回奥克兰；2002年9月3日抵达悉尼，2002年10月16日自香港返回奥克兰；2008年5月17日抵达仁川，2009年11月6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0年1月2日抵达北京，2010年3月1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0年6月3日抵达上海，2011年3月11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1年9月24日抵达广州，2012年2月3日自广州返回奥克兰；2012年4月25日抵达广州，2017年10月1日自广州返回奥克兰。 大连市沙河口区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说明：经查，张大志（身份证2301031953××××××××）2008年被江苏太仓公安局从新西兰引渡回中国。阎丽称，张大志是其丈夫。 蓬莱市第二实验中学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证明：闫梦，女，自2009年9月至2013年6月在我校就读，特此证明。阎丽称，闫梦是其女儿。 又查，阎丽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阎丽与韩建胜大约1987年认识，是男女朋友关系，当时各自有家庭，相处了大约一年左右，因感情不合分手，分手后一直当朋友相处。1995年9月，因阎丽的公司大连汇通物资经销处有官司，阎丽要到国外去，就与一个姓温的朋友、王永辉一起在大连市第三十一中学后门，将存放案涉房证的保险箱交给韩建胜保管，之所以交给韩建胜，是因为有官司，放在家里怕人查，阎丽比较信任韩建胜，所以选择放在韩建胜那里。将保险箱交给韩建胜时，阎丽把保险箱打开给韩建胜看过，并且每样东西都跟韩建胜讲过。1998年左右，阎丽妹妹阎梅做生意要用12万元，阎丽就给韩建胜打电话借款，韩建胜表示同意，阎丽就让弟弟阎军去找韩建胜。之后阎军打电话说，韩建胜给他拿了10万元，并让他在空白纸张上签了字。之后，阎丽就再没联系上韩建胜。2013年3月，阎丽回到大连，回大连后也没有去看过案涉房屋，到2013年9月份想把案涉房屋卖掉，2013年10月份就去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办理了公有住房租赁证，阎丽想办理房屋过户的时候，房地产交易中心称案涉房屋已经在2005年5月份卖给杨继光，2006年3月份又卖给陶静。阎丽此时得知房屋被卖，自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了房屋交易信息材料，陆续找到林乐成、刁军，并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富国街派出所报案。 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阎丽出境后回国时间、阎丽出国时案涉房屋钥匙是存放在保险箱中交由韩建胜保管还是在阎丽处、阎丽出国后与家人是否有联系、阎丽出国后及回国后与韩建胜是否有联系等问题上，存在前后陈述矛盾。 韩建胜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韩建胜与阎丽大约于1986年相识，是朋友关系，1986年至1988年间来往较密切，1988年后联系较少。大约1994年，阎丽的弟弟阎军拿着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到韩建胜办公室，让韩建胜帮阎丽把案涉房屋卖了。韩建胜不相信，让阎军给阎丽打电话，韩建胜与阎丽通话时，阎丽称在新西兰，现在回不来，让韩建胜帮忙把房子卖了，她急需用钱，韩建胜就答应帮忙。当时韩建胜就给一个女性朋友刘斌打电话，问她买不买这个房子，刘斌就来到韩建胜的办公室，想先去看看这个房子。阎军就把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给韩建胜和刘斌看过，然后收起来，并告诉刘斌房子卖15万。一起去看过房子后，刘斌说位置不好、价钱太贵，就不想买了。大约过了1个星期，阎军又找到韩建胜，说房子愿意降价，卖12万。韩建胜又给刘斌打电话，动员刘斌买这个房子。在刘斌没来之前，韩建胜又与阎丽通话，电话中，阎丽让韩建胜帮忙，说要是刘斌真想买，就让韩建胜先把钱给阎丽，刘斌给钱就给韩建胜，韩建胜表示同意。刘斌到了以后，同意买这个房子。过了大约一星期，韩建胜把钱准备好了，将阎军和刘斌都叫到韩建胜办公室，当着刘斌的面，把10万元给了阎军，并告诉阎军，是阎丽拜托韩建胜先垫付钱款，剩余2万要等刘斌付款后再给阎军。韩建胜起草了一个买房协议，当时写的买主是刘斌，写完后阎军代阎丽签字，阎军就把房子的使用权证和钥匙交给了韩建胜，等阎丽回来以后再过户。韩建胜想将房屋钥匙和使用权证交给刘斌，刘斌说等付款的时候再拿。过了大约一星期，刘斌给韩建胜打电话说房子不买了。韩建胜就通知阎军说刘斌不买了，让阎军把钱还给韩建胜，钥匙房本还给阎军。阎军不同意。韩建胜说要是这样，剩下2万元就不给了。过了半年左右，阎军带了两个人找到韩建胜，要剩余2万元，韩建胜就把钱给了阎军，阎军打了收条，房子韩建胜就自己留着了。2005年时，韩建胜想将房子卖掉，就找到五一广场附近的天鹰中介，天鹰中介的工作人员称，使用权证的房主不在卖不了，但如果肯花钱的话，他们和房产关系好，找个人替阎丽签字，中介就能帮忙卖房子。韩建胜找到刁军顶替阎丽，向刁军要了刁军的照片和户口本复印件交给中介。过了一个月左右，中介让韩建胜带刁军和林乐成去签字，签字之前，中介告诉韩建胜，去掉所有费用，就剩15万元了。韩建胜表示同意，拿到钱后韩建胜就离开大连了。这个过程中，韩建胜没有给刁军好处。 本案庭审过程中，韩建胜在10万元钱款交付细节上的陈述，与派出所笔录中有前后矛盾之处。 刁军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2005年3、4月份，韩建胜找刁军和林乐成，称有个亲戚在新西兰，想卖房子，但来回费用大，因为刁军和那个亲戚年龄相仿，所以找刁军帮忙。刁军问，亲戚的房子为何由韩建胜卖。韩建胜称，亲戚当年出国的时候没有钱，韩建胜给拿的钱，房子就给他了。刁军就同意帮忙，并把照片和户口本、身份证交给了韩建胜。过了一两个月，韩建胜带刁军和林乐成到五一广场附近的天鹰中介，天鹰中介拿了几份材料让刁军签字，刁军就按中介要求在材料上签了阎丽的名字。刁军不认识阎丽，也不清楚房子卖给了谁，在帮韩建胜的过程中，没有收取好处。 阎军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阎丽和韩建胜是朋友，关系很好，但具体什么关系不清楚。阎丽出国后，阎军和韩建胜见过两次，第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阎丽给阎军打电话，没有告诉阎军为什么，只说让阎军找韩建胜拿12万元。阎军就到大连市三十一中学校办工厂韩建胜的办公室。找到韩建胜后，韩建胜给了阎军10万元，阎军问不是12万吗，韩建胜称和阎丽说好了，让阎军先拿走10万。当时有一个女的在场。韩建胜拿出一张空白纸，让阎军签字，阎军就签了。此后，阎军也没有找韩建胜拿过剩余2万元。第二次见面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韩建胜给阎军打传呼让阎军去案涉房屋等他，阎军去了后，见到韩建胜和另一个女的。这名女性，阎军不认识，但与韩建胜给10万元时所见女性，是同一人。案涉房屋钥匙在韩建胜手中，韩建胜拿钥匙开门，阎军去看了一下，检查水管等房屋设施后就走了。整个过程中，阎军没有和那名女性讲话，记不清楚她是不是一起去了阎丽的房子，也不知道韩建胜为何领她一起去案涉房屋。 本案庭审中，阎丽申请阎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阎军庭上陈述内容与富国街派出所笔录内容基本一致。 刘斌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刘斌与韩建胜通过朋友认识。大约1993年，因听说韩建胜能买到便宜的房子，刘斌曾拜托韩建胜帮忙留意。1994年，韩建胜打电话告诉刘斌，有朋友要卖房子，让过去看看。刘斌到韩建胜办公室后，看见他办公室还有一个男的。韩建胜告诉刘斌，房子是这个人姐姐的，但他姐姐在国外回不来，想把房子处理掉，卖15万元。三人就一起去看了房子，路上韩建胜告诉刘斌，这个男的叫阎军，房子是他姐姐阎丽的。到房子那之后，刘斌觉得地点不好，在山坡上，价格有点贵，就没要。过了十多天，韩建胜又给刘斌打电话，说房子降到12万，让刘斌再去看看。刘斌就直接去了房子那，韩建胜和阎军都在。刘斌说现在没有这么多钱，韩建胜就说他先垫付，等过后刘斌再给他，刘斌表示同意。韩建胜就起草了一份买卖协议，告诉阎军，先给他10万，等刘斌付款后，剩下的2万再给阎军。之后韩建胜让刘斌在协议上签字，刘斌没签，说等付款时再签字。韩建胜就把10万元给阎军了，阎军就把使用权证给了韩建胜。过了大约半个月，刘斌给韩建胜打电话告诉他房子不买了。之后，双方再无联系。 高传平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2005年，高传平在五一广场天鹰中介做手续员，负责带买卖双方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案涉房屋是否是高传平办的手续，他本人记不住，但如果韩建胜和刁军这么说，应该就是自己办理的。但高传平称，从来没有不是本人来卖房子，自己给帮忙办理的，都是卖房子的人把手续准备好，房主本人到交易市场办理的，至于手续是否真实，由房屋交易市场审查。 温金道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温金道与阎丽是邻居，也认识韩建胜。1995年夏天，阎丽问温金道去不去她饭店拿鸽子钱，温金道说去，阎丽就和温金道、王永辉一起去了她的饭店，路上路过韩建胜家时，阎丽下车送给韩建胜一个长方形的深红色小保险箱。温金道和王永辉当时在车上呆着，没有听清他们讲什么。 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一、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财产损害，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自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虽将诉讼时效期间改为三年，但民法总则施行后并未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事主体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超过二年的，应认定为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 庭审中，原告自认，案涉房屋是其名下唯一住房。但自1995年9月原告出国至2014年3月10日到公安机关报案，1999年至2002年期间，原告曾多次到达香港，2008年原告丈夫被引渡回国后，原告与女儿即在山东蓬莱长期持续稳定共同生活，定居山东蓬莱期间，原告2009年11月至2011年9月曾多次自北京、上海、广州出入境，行动不受限制。但原告称，2013年前原告对案涉房屋被变卖的情况不知情，2013年原告要出售案涉房屋，遂到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处补缴租金、重新办理公有住房租赁证，此后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准备办理过户手续时，才发现案涉房屋已被刁军、林乐成顶名变卖。如若原告陈述属实，则其十几年间对案涉房屋不管不顾，未对其名下唯一住房进行任何管理，2009年回国定居后原告行动并未受限，但其本人仍未对案涉房屋进行维护，亦未委托亲友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2013年准备出售房屋之前，仍未独自或带买方到案涉房屋现场查看，原告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应推定，原告此前已知晓房屋被变卖，其2014年3月10日才到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时已超过诉讼时效。 二、依据当事人陈述及证据可知，韩建胜变卖了原告名下案涉房屋并取得卖房款是事实，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韩建胜变卖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是有权处分。 对此，原告主张系无权处分，对于韩建胜如何取得案涉房屋的钥匙，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对于韩建胜如何取得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原告称，双方是保管合同关系。但对此，韩建胜不认可，原告除温金道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的笔录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而温金道仅陈述，确曾见到阎丽将一个保险箱交给韩建胜保管，但并不清楚双方谈话内容，亦不清楚保险箱中存放的物品。 对于变卖行为，韩建胜主张系有权处分，其与阎丽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阎军代阎丽收取了12万元房款，并代阎丽向韩建胜交付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和钥匙。对此，刘斌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对韩建胜的陈述予以证实。同时，阎军亦称，其曾与韩建胜、刘斌一起到案涉房屋进行查看，且确曾代阎丽收到韩建胜交付的10万元。如原告所述属实，其确曾将房屋的使用权证交给韩建胜保管，韩建胜变卖房屋系私自处分，则韩建胜自行变卖案涉房屋时，理应回避原告及原告弟弟阎军，以免被原告发现，而无须冒风险带阎军与刘斌一起到案涉房屋进行查看，故可推断，之所以三人一起到案涉房屋中，是因为阎军手中持有案涉房屋的钥匙及使用权证，否则于理不通。另外，原告主张阎军在韩建胜处取得的10万元系借款，但无论取得款项的时间是韩建胜所述的1994、1995年前后还是阎丽所述的1998年前后，10万元均系数额较大的款项，但对该10万元，原告未进行偿还，韩建胜亦未进行催要，亦与常理不符。 综上，原告与韩建胜陈述相悖且提供的证据均不充分，但相对而言，韩建胜提供的证据优于原告提供的证据，韩建胜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盖然性程度上高于原告主张的保管合同关系。同时，考虑原告已实际收取了10万元，而原告向韩建胜交付房屋使用权证和钥匙是一个自发、积极、主动的法律行为，应由原告对所主张的事实继续举证，在原告对主张的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诉请不应予以支持。 三、至于2019年9月16日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大连市房地产发证中心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认为该两部门工作存在严重过错，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应与本案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纠纷，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大连市房地产发证中心在本案中并非适格被告，故对该请求不予准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倜然 人民陪审员  王维华 人民陪审员  许爱秋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凌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