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4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柏元，男，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东山寺10号2栋302号，公民身份号码430************51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96Y。法定代表人：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崇刚，广东昂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平平，女，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30*****6******046。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柏元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特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平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0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柏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广特公司、刘平平支付货款411045.32元；判令广特公司、刘平平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曾柏元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平平的收款行为系代表广特公司的行为错误。首先，曾柏元已经对刘平平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承担了举证责任。一审中，曾柏元将与刘平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其内容已经明确显示了支付给刘平平的指定账户（贺秋阳的账户）的款项为退还广特公司的借支款，也就是诉争款项，并且也将《结算协议》通过微信的形式发给刘平平以作进一步确认。刘平平并未对其收到的款项为曾柏元退还《结算协议》的借支款提出任何异议。其次，广特公司当庭确认刘平平为其下属部门成套事业部的负责人，曾柏元有理由相信其行为可以代表广特公司。再次，在刘平平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曾柏元向广特公司针对项目的借支款也都有刘平平作为审批人的签字，进一步印证了其有审批曾柏元借支款的权限，曾柏元有理由相信其有收取退还给广特公司借支款的权限。事实上，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然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表见代理实质上是无权代理，若无权代理行为均由被代理人追认决定其效力的话，会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害。二、一审判决认定“曾柏元与刘平平间亦未曾有过刘平平收取广特公司款项的惯例；相反，双方关于2012年8月至2014年12月31日整个合作期间的借支款与业务费，曾柏元与广特公司仅在《结算协议》中进行处理，而此前从未结算，广特公司亦未委托刘平平处理双方结算款项，因此曾柏元就其支付予刘平平的43万元即为支付广特公司《结算协议》的款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曾柏元向刘平平返还本案涉案费用的时候已经是2014年，项目几乎接近尾声，曾柏元对于应当返还给广特公司的借支款大概有一个估算。刘平平作为当时成套事业部的负责人，在项目接近尾声时要求曾柏元向广特公司返还一部分的借支款，且其声称指定的收款人贺秋阳为广特公司的员工，故曾柏元并未拒绝。其次，曾柏元在当时并不清楚广特公司与其核算退还借支款的时间与方式，只认为作为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总经理的刘平平应当有收取退还借支款的代理权限。曾柏元没有义务与能力预见到广特公司将要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核算与退款，也没有能力决定上述事项。因此，一审法院以广特公司的核算时间及刘平平没有收取广特公司款项的惯例，来加重曾柏元的举证责任与合理的预见能力，是有违民法公平原则的。再次，曾柏元已经在《结算协议》中明确以备注的形式标明了对该协议有异议的部分及处理方式，但一审法院仍然依据《结算协议》认定曾柏元承担还款义务，而未排除协议所存在的合理怀疑。事实上，曾柏元已经将诉争款项支付完毕，并且刘平平指定账户收取的43万元的性质有且只有一种，即为涉案款项。刘平平在一审中主张的收款理由均被广特公司否认，其又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观点。广特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刘平平向曾柏元收取的43万元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在曾柏元与广特公司业务合作期间，刘平平给曾柏元的外观表象仅仅是公司事业部门的经理、负责人，客观上刘平平并不具有让其产生足够信赖、有代公司收款的代理权的外观表象；同时，在广特公司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曾柏元轻率地听信刘平平的要求便付款，说明其未尽到合理的、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因此，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中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刘平平本案收款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二、关于曾柏元与刘平平之间所争议的43万元是否为后台技术服务费，以及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或者其他的资金往来等等，广特公司均不知晓。因此，广特公司认为以上这些事项与广特公司无关，曾柏元与刘平平应该另循其他途径处理。刘平平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但是对于一审法院及曾柏元、广特公司在部分事实上的阐述，刘平平是有一定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刘平平没有举证证明所收取的43万元为后台服务费用。这一点属于对事实的认定不准确。一审法院就曾柏元支付43万元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曾直接向曾柏元本人发问。曾柏元当时的回答是其在代理广特公司销售期间开展的都是招投标项目，客户需要到广特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那样必然会产生接待费用，所以存在烟酒、住宿和餐饮的安排。由于其代理律师的打断，该部分内容没有记入笔录，但是在一审庭审的视听资料中是可以查询到的。曾柏元本人在一审庭审当中两次提到之所以给刘平平43万元，是因为客户的接待会产生费用。这种解释是最合理也是最真实的。曾柏元与刘平平是老朋友。曾柏元与广特公司之间所谓的经销关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销售代理。曾柏元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代理商，并没有实力去组织客户接待项目考察之类的工作，但是任何一个招投标项目，这些工作都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曾柏元私下里跟刘平平协商其所引荐的客户由刘平平负责接待。这个接待费用，因为是实行销售包干的制度，不能在广特公司报销，所以刘平平本人垫付之后曾柏元再向刘平平进行补偿。广特公司向曾柏元追索退回80多万元的销售代理费是因为曾柏元当时有一个项目虽然中标，但是后来没有实际履行，也就是说广特公司并没有获得这个项目的收入，所以按道理是应当要退回的。这个是毫无争议的，曾柏元自己也承认。曾柏元是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跟广特公司进行结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曾柏元给刘平平43万元是在2014年1月，那恰恰是曾柏元与广特公司进行合作的期间，所以这43万元如果认定为退还销售代理费，是明显不合常理的。广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柏元退还所欠广特公司的剩余借支款项411045.32元；2.曾柏元支付逾期利息5910.49元（以欠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3.曾柏元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查明：曾柏元为广特公司的经销商，负责为广特公司开拓市场业务。2012年8月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采用广特公司先借支市场运作费给曾柏元，后期曾柏元冲抵业务费后，再计算双方盈余的合作模式。2017年5月3日，广特公司授权其公司职员谢志勇代表广特公司办理有关广特公司与曾柏元于2012年8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项目合作所涉及的借支款项和业务费的全面对账确认工作等相关事宜。2018年4月27日，广特公司、曾柏元签署了《结算协议》，就曾柏元退回广特公司借支费用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4月27日止，曾柏元应退还给广特公司的剩余借支款项为771045.32元；曾柏元承诺2018年5月始，每月20日前退回的金额不低于10万元，但最晚不得超过2018年10月31日前付清全款；曾柏元按上述约定完全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后，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否则，广特公司有权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追索曾柏元未付货款本金及逾期利息；双方以本协议为最终的结算协议，若其他协议、备忘录等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件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同时曾柏元在《结算协议》中备注：1.还款计划：2018年5、6、7每月10万元；2.余款待有异议部分双方协商一致，年底前付清。上述《结算协议》签订后，曾柏元分别于2018年5月31日付款4万元、2018年6月8日付款6万元、2018年6月30日付款6万元、2018年7月31日付款10万元、2018年10月29日付款3万元、2018年11月30日付款3万元、2018年12月18日付款4万元，累计付款合计36万元。曾柏元通过微信联系刘平平，称广特公司一直派人与其对账并形成《结算协议》，经曾柏元回忆及查询银行相关记录，其中43万是根据刘平平的要求于2014年1月24日返回给当时的成套事业部的费用，收款人为贺秋阳，请求刘平平就此事向广特公司书面说明。刘平平微信回复“此43万用于曾柏元在广特成套项目的技术支持及项目履约咨询费属实”。同时曾柏元通过微信联系广特公司授权代表谢志勇，称已向刘平平支付关于成套事业部43万元费用；谢志勇回复“这个刘总需要拿出依据啊”；曾柏元复“谢总好，我只能负责向广特提供这笔钱款的去处，款到了广特成套事业部之后的事，我无法干预，也干预不了啊”；谢志勇复“我知道，这事我已经知会刘总。反正月底没有见到有回款或者有其他说明文件，那吴律师就会去起诉。起诉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也知会过刘总了”。一审诉讼中，曾柏元提供2014年1月24日转账付款43万元予贺秋阳的银行交易明细。刘平平是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的经理，负责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的日常管理。曾柏元属于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经销商。一审诉讼中，刘平平称曾柏元属于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销售人员接受刘平平的日常管理；刘平平是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的总负责人，成套事业部在广特公司内部实行独立经营，费用包干的经营机制。事业部已经可以像一个企业一样独立运作，成套事业部是独立核算，与广特公司内部也有费用结算的约定，如果成套事业部利用了广特公司的资源，成套事业部应当在其费用与广特公司结算费用。如果广特公司其他部门的业务利用了成套事业部的资源，广特公司也应当向成套事业部结算和支付相关费用。所以，刘平平是广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刘平平与广特公司之间有业绩激励机制，刘平平根据成套事业部的独立核算、收益来享受激励性的薪酬待遇，即内部的利润分成。这解释了刘平平要向曾柏元收取后台服务费用的合法合理原因。一审诉讼中，广特公司称，第一，广特公司的合作关系是与曾柏元发生的，曾柏元系广特公司的经销商，曾柏元并非广特公司的销售员，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广特公司下属的成套事业部门本质上也属于公司的下属部门，并非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第三，刘平平属于广特公司下属的一个事业部门的经理负责人，其主要职责为电器成套业务的日常业务管理工作，但对属公司的财产、应收款项公司是没有授权让其代为收取的，刘平平于2014年8月从广特公司离职。一审诉讼中，曾柏元称，曾柏元是广特公司的经销商，项目形成之前和形成当中均需要与刘平平沟通，刘平平代表广特公司。除了与刘平平沟通外，有时候还需要与广特公司董事长沟通。曾柏元与广特公司没有签订合作协议，可能就个别项目曾柏元会与广特公司董事长签订确认协议。曾柏元在2018年4月27日与广特公司签订《结算协议》，核算2012年至2014年曾柏元在广特公司所作项目的具体情况，2014年1月24日广特公司总经理刘平平要求曾柏元向其支付43万元，这笔款项的性质是曾柏元与广特公司在《结算协议》中争议款项，并且在《结算协议》最下面，曾柏元已经明确提出争议款项待双方协商一致，其中争议款项就是指曾柏元向刘平平支付的43万元。刘平平一直是代表广特公司的行为，曾柏元不存在向其本人支付任何刘平平未提出书面依据的款项，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认为，《结算协议》为广特公司与曾柏元的真实表示，双方不持异议，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其法律效力予以确认。根据《结算协议》，曾柏元应归还广特公司借支款771045.32元，扣除曾柏元已付款，曾柏元尚需支付广特公司的款项为411045.32元。根据曾柏元的举证，曾柏元曾向第三人刘平平支付43万元，并称该43万元对应《结算协议》上所欠广特公司借支款。尽管广特公司确认刘平平为其事业部负责人，但不代表其授权刘平平与曾柏元结算并收取结算款。作为提出事实主张的一方，曾柏元应就该43万元属支付予广特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即曾柏元应举证刘平平收取43万元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收款行为对于曾柏元为代表广特公司。根据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曾柏元并未就此举证，本案也未有其他证据可证明刘平平有权代表广特公司收款，曾柏元与刘平平间亦未曾有过刘平平有权收取广特公司款项的惯例；相反，双方关于2012年8月至2014年12月31日整个合作期间的借支款与业务费，曾柏元与广特公司仅在《结算协议》中进行处理，而此前从未结算，广特公司亦未委托刘平平处理双方结算款项。因此，曾柏元就其支付予刘平平的43万元即为支付广特公司《结算协议》的款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曾柏元未对付款进行谨慎核实，依法承担相应的风险。刘平平称其应收取的43万元为后台服务费用，但未举证证明，曾柏元可另行向刘平平主张。广特公司不承认刘平平有权收取后台服务费，刘平平与广特公司因此而产生的纠纷，亦由刘平平、广特公司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曾柏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1045.32元及以该款为本金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曾柏元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77.17元、财产保全费2604.78元，合计6381.95元（广特公司已预交)，由曾柏元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广特公司已预交的6381.95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还。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曾柏元于2014年1月24日转账至贺秋阳账户的43万元应否认定为其向广特公司返还的借支款。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广特公司与曾柏元均确认，前者起诉后者返还的款项411045.32元为后者经销前者产品期间借支形成的债务。就借支款项、应还款项构成，以及还款方式等，曾柏元于2017年5月5日签署《曾柏元广东广特项目说明》，并于2018年4月与广特公司签订《结算协议》。该两份书面材料均对诉争债务的形成进行了确认。现曾柏元上诉主张的还款行为发生于2014年1月24日，其时双方合同关系尚未终结，且还款情况并未在两次结算中予以载明，曾柏元主张该次转账为向广特公司的还款于常理不合。其次，诉争43万元转账汇入账户之户名为“贺秋阳”，曾柏元主张刘平平告知其贺秋阳为广特公司员工，但刘平平对此予以否认，广特公司亦否认贺秋阳为其员工，曾柏元对此又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加以证明，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虽刘平平确认诉争43万元是依其指示汇入“贺秋阳”账户，但仅以刘平平此项确认，并不足以认定该款项与广特公司存在关联。再次，广特公司、刘平平均否认前者曾授权后者收取诉争43万元用于归还曾柏元的借支款；刘平平仅为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的负责人而非广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财务人员，不具有代表广特公司收取款项之职权。因此，在曾柏元并未作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刘平平无权以广特公司名义收取前述43万元。曾柏元主张刘平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一方面，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刘平平有以广特公司名义收取曾柏元款项之行为，仅以刘平平其时为广特公司成套事业部负责人之身份，难言其具有有权代理广特公司收款之表征。另一方面，曾柏元所转账之款项划入身份不明之案外人账户，其显然未尽合理、谨慎之注意义务，也就是说，其行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之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因此，曾柏元此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曾柏元于2014年1月24日转账至贺秋阳账户之43万元不属向广特公司返还的借支款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该次转账行为在曾柏元与刘平平之间产生何种法律关系，因不属本案审理之范围，本院不作审查认定，曾柏元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曾柏元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65.67元，由上诉人曾柏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罗 翌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