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民终4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进城，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台湾地区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角一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有，男，彝族，1988年4月11日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晓艳，女，彝族，1989年11月27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角一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进城因与被上诉人李云有、原审被告苏晓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进城、原审被告苏晓艳共同委托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角一江，被上诉人李云有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进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中对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的认定与事实相违背，被上诉人存在实质性过错。被上诉人代持上诉人的房屋时间早于其申请贫困户的时间，其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或者将代持房屋交还给上诉人，即使在贫困户被取消后，被上诉人仍然可以做工作争取重新列入，但被上诉人均未做这些事，这是被上诉人的过错。二、政府扶贫资金109000元系申请资格，并不是发放的金额，被上诉人以此要求上诉人赔偿于法无据。李云有答辩认为：一、被上诉人不知道代持房屋会被剔除建档立卡贫困户。二、被上诉人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但无法对房屋代持作出认定。三、因为被剔除建档立卡贫困户，故政府的扶贫政策和相关补助无法享受。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9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被告苏晓艳、陈进城系夫妻，两人于2011年4月与原审原告达成协议，约定二原审被告以原审原告的名义购买房屋，并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其后，二原审被告出资，以原审原告名义购买了昆明市庆云街九城里1号3层303室住房一套，并到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产权登记为原审原告。2011年4月12日，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陈进城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原审原告委托陈进城出租、出售上述房屋，清偿贷款、领取权证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并对此进行了公证。该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原审原告名下，银行按揭贷款由二原审被告向银行偿还。2014年，原审原告被纳入政府识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6月，政府对扶贫户精准识别，筛查出上述房屋登记在原审原告名下，原审原告全家四人遂被剔除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格，不能享受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享受的易地扶贫搬迁建房补助、易地搬迁旧房拆除复垦奖励等扶持资金10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审被告陈进城系台湾居民，属于涉外合同纠纷，庭审中双方同意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二原审被告为了获得按揭贷款购买房屋的便利，与原审原告协商约定由二原审被告出资，以原审原告名义购买房屋，房屋登记在原审原告名下，房屋归二原审被告所有，双方建立了委托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审原告因受二原审被告委托购买房屋，名下登记了涉案房产，致全家四人被剔除出属地政府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格，从而不能获得易地扶贫搬迁建房补助、易地搬迁旧房拆除复垦奖励等扶持资金109000元，属于处理委托事务所导致的损失，原审原告对此并无过错，现诉请二原审被告予以赔偿，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原审被告主张原审原告的扶持资金损失与其家庭成员的扶持资金损失系两个法律关系，应分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与其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全户不能享受的扶持资金共计109000元，均系因本案委托购房导致，其家庭成员亦书面认可原审原告的起诉，其有权就全部损失提起本案诉讼，二原审被告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审被告主张原审原告自身存在过错，损失不能确定，与事实不符，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苏晓艳、陈进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云有损失109000元。案件受理费2480元，由被告苏晓艳、陈进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进城和原审被告苏晓艳提交了二盘录音和视频碟片。1.第一盘第1段及第2段视频，欲证明李学贵及吕昌荣家的房子均是在2018年才建盖的，而其被剔除建档立卡户均是在2017年。上诉人以此说明：上诉人诉请的款项专属建房补助款，只有房屋建盖完毕后，经政府部门审核符合要求，才能计算具体补助的金额，对于没有建盖房屋的，按规定均没有资格获得该款项。故李学贵、吕昌荣被剔除不能获得相应款项与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也并非代持房屋所导致，而是因为二人本身条件就不符合获得相应款项，故被政府剔除。2.第一盘第3段视频资料，欲证明，不是所有的建档立卡户均有2.6万元扶贫资金，也不是所有的建档立卡户均有资格建房，建档立卡户可进可退，建档后发现没建房的不符合的随时可撤出。3.第一盘第4段音频资料，欲证明，建档后因发现李云有家有拖拉机，且一直未建房，故被剔除建档立卡户。4.第一盘第5段音频资料，欲证明，双柏县相关负责人均承认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的错误导致把被上诉人列入建档立卡户，被上诉人本身条件及资格均不符合。5.第二盘第1段音频资料，欲证明，李学贵被政府评为五保户并补助了3万元盖房子，按政策规定李学贵不符合五保户评判标准，且不能获得双重补助，故被剔除，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针对与本案有关的录音及视频质证认为，所谓吕昌荣的房子是在2018年才建盖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在酒后录制，且是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其所作的表述是不真实的。对于其他录音证据，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视频和录音资料属于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被上诉人经质证后对该视听资料不予认可，认为是偷录的，并未征得被上诉人的同意，且是在酒后所说的话，不具有真实性。本案中除上诉人提供的该段视听资料外，对其欲证明的事实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不能确定该视听资料的证明效力，因此，本院不予认可。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代持房屋而导致的扶贫资金损失引发的诉讼，属于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陈进城为我国台湾地区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审理。上诉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和判决没有异议，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进城和原审被告苏晓艳是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款。一、对被上诉人李云有代上诉人陈进城代持房屋、被上诉人被剔除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一、二审均已查明，被上诉人被剔除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因为被上诉人在昆明登记有一套房屋产权，不属于贫困户的范围。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被上诉人因自己拥有拖拉机而被剔除，但其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是否拥有拖拉机并不是其被剔除的原因。2017年9月28日，双柏县鄂嘉镇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表明被上诉人因在昆明有商品房，不符合贫困户的要求，故予以剔除。因为能否进入贫困户是由当地政府审查决定的，现当地政府因其在昆明有商品房而剔除贫困户名单，可以确定被上诉人确实是因为昆明有商品房的原因而剔除贫困户的。故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因受上诉人委托购买代持房屋，名下登记了涉案房产，致全家四人被剔除出当地政府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格，从而不能获得易地扶贫搬迁建房补助、易地搬迁旧房拆除复垦奖励等扶持资金109000元，属于处理委托事务所导致的损失。上诉人认为，该笔资金只是一种资格，并非实际获得的金额。双柏县鄂嘉镇政府出具的材料中显示，李云有一家四口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政策可以获得的资金为：“1.易地扶贫搬迁建房补助=4人x2万元=8万元，2.易地搬迁旧房拆除复垦奖励=4人x0.6万元=2.4万元，3.产业扶持补助资金户均0.5万元。”共10.9万元人民币。同时，该村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已经按照这项政策获得了相应的补助款。因此，被上诉人李云有请求的赔偿款是确定的。一审法院判决是合理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80元由上诉人陈进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志祥审判员  沈 灵审判员  陈 姣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