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61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明，男，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燕，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新达路1218号2幢一层L区138室。法定代表人：郑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秋，女，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朱晓明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熙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8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晓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和熙公司支付朱晓明业绩奖金544.9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海和熙2015年合伙人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系朱晓明与康某基于股东身份而签署，该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事实上，该会议纪要系朱晓明以员工（基金经理）的身份与有权代表和熙公司的康某（康某当时系和熙公司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是和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会议纪要在2015年10月15日签署，朱晓明在2015年11月6日才成为和熙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在会议纪要签署的时间点，朱晓明仅具有员工（基金经理）的身份，并不具有股东身份。相反，根据该会议纪要第一段的表述，“和熙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是康某75%，上海XX25%，根据最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康某与上海XX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上海XX25%的股权”，在会议纪要签署的时间点，和熙公司的两个股东康某和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已经就和熙公司的股权安排达成了合意，康某受让A公司持有的25%的股权，实际上成为和熙公司的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二、一审法院对会议纪要中关于“未来和熙发行的所有产品的业绩报酬和管理费都按照30%归管理公司，70%归相应合伙人分配的管理模式。和熙现有的存量产品中，由朱晓明或康某担任基金经理的产品，产品存续期内产生收益中归合伙人分配的部分由两人平均分配”的约定性质未认定，上述约定所指分配属于朱晓明与和熙公司关于劳动报酬的约定。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关于限制个人股东同时担任公司高管或员工的规定，因此即便朱晓明作为和熙公司的员工，同时具有股东的身份，该双重身份并不排斥其基于员工身份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三、一审法院还遗漏了朱晓明提交的多份证据，且未查明朱晓明依法申请法院调查的关于和熙混合型1号产品提取的业绩报酬和管理费金额的相关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晓明的上诉请求。和熙公司辩称：不同意朱晓明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本案基于朱晓明与和熙公司的股东康某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会议纪要，朱晓明与和熙公司之间并没有关于劳动报酬的约定，该会议纪要系股东之间对公司未来股权结构、公司现存及未来产品发行收益的安排。该会议纪要签署后，朱晓明于2015年11月受让了相关股权，至2016年4月达到了会议纪要中两个新进股东的股权结构要求。该会议纪要第二部分是对公司收益进行分配，属于股东之间的分配，但并未得到原股东A公司的同意，故而无效，而对于未来收益的分配也未得到另一新进股东黄某的同意，故亦属无效。朱晓明认为该会议纪要是其基于员工身份与和熙公司法定代表人康某之间的协议，并无依据，因为员工并没有对股权进行安排的权利，故该会议纪要应认定属股东之间的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朱晓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和熙公司支付朱晓明业绩奖金暂估544.9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晓明于2014年8月进和熙公司处担任董事兼任总经理、投资总监。2015年10月15日，朱晓明与康某签订会议纪要，内容：“上海和熙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会议通过以下事项：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是康某75%，上海XX25%，根据最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康某与上海XX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上海XX25%的股权，同时，康某还将分别转让上海和熙26.25%股份给朱晓明或其指定的人员，25%黄某或其指定的人员。完成变更后，上海和熙投资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为康某48.75%，朱晓明26.25%，黄某25%。自2015年10月1日起，上海和熙实行合伙人负责制，康某、朱晓明分别独立带领一个团队管理一二级市场的业务。未来和熙发行的所有产品的业绩报酬和管理费都按照30%归管理公司，70%归相应合伙人分配的管理模式。和熙现有的存量产品中，由朱晓明或康某担任基金经理的产品，产品续存期内产生收益中归合伙人分配的部分由两人平均分配。和熙公司未来的日常营运费用及所有人员的工资成本由公司承担，所有人员的奖金由各合伙人在其分配收益中支取。”朱晓明于2018年5月14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和熙公司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11月30日“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业绩奖金5,449,500元，该会对朱晓明的请求裁决不予支持。朱晓明不服裁决，乃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和熙公司为朱晓明缴纳社会保险。一审法院再查明，康某原系和熙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系和熙公司股东。2018年8月27日，和熙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康某变更为郑路。一审庭审中，朱晓明提供如下证据：1.和熙公司与案外人陈某1签订的“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合同，证明朱晓明担任和熙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本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1元，和熙公司作为该基金管理人按照“高水位法”计提20%的业绩报酬，年管理费率为1.8%；2.私募基金公示信息、第三方网站公布的“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的情况及历史净值表，证明“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于2014年7月28日成立，朱晓明担任该产品基金经理期间的累计净值远高于初始面值1元，和熙公司在朱晓明担任基金经理期间有权从该基金产品计提业绩报酬。经质证，和熙公司对朱晓明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朱晓明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和熙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和熙公司官网截屏，证明和熙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发布投资经理变更通知书，朱晓明自2016年12月19日起不再担任“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2.工商登记（备案）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证明朱晓明为和熙公司股东，陈某2为朱晓明股东代持人，2016年3月29日和熙公司股东变更，增加上海B有限公司为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持股平台），朱晓明与康某就公司运营未来收益的约定，侵犯了其他股东权益，应属无效；3.平安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和熙公司于2017年3月已退还朱晓明投资款2,625,000元；4.股权转让协议、朱晓明与和熙公司法务陈叶秋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凭证、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证明朱晓明于2017年10月以520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和熙公司股权转让给康某，以此从公司退出。经质证，朱晓明对和熙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朱晓明对和熙公司提供的证据2至4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查，2015年10月22日，和熙公司股东康某、A公司、陈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将所持有标的公司25%股权作价250万元转让给陈某2；康某将所持有标的公司10%股权作价100万元转让给陈某2。工商登记变更为康某、陈某2各占投资比例为65%、35%。2016年4月11日，和熙公司股东由康某、陈某2变更为康某、陈某2、上海B有限公司。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陈某2系朱晓明岳父，系朱晓明在和熙公司处的代持股东。朱晓明表示双方劳动关系自2014年8月起建立，其基于双方劳动关系主张业绩奖金；和熙公司表示朱晓明是2014年8月由A公司委派至和熙公司处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的高管，其作为A公司的股东参与分红，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直至2015年3月和熙公司支付朱晓明工资、为朱晓明缴纳社保，双方才建立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朱晓明曾担任和熙公司董事、总经理及投资总监，同时亦曾是和熙公司隐名股东。庭审中，朱晓明主张根据其与康某签订的会议纪要约定“和熙现有的存量产品中，由朱晓明或康某担任基金经理的产品，产品续存期内产生收益中归合伙人分配的部分由两人平均分配”，和熙公司应支付其2014年8月至2017年11月30日“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业绩奖金5,449,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康某既是和熙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和熙公司股东。2015年10月15日，朱晓明与康某签署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对和熙公司股权结构、经营模式及未来收益作了相应约定，该会议纪要是朱晓明与康某基于股东身份而签署。朱晓明依据会议纪要的约定主张“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的业绩奖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朱晓明要求和熙公司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11月30日“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业绩奖金5,449,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判决：驳回朱晓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朱晓明对一审法院认定“朱晓明于2014年8月进和熙公司担任董事兼任总经理”一节事实有异议，称：朱晓明的职务是董事总经理，是私募行业自创的称谓，朱晓明从未担任过和熙公司的董事或总经理。和熙公司认可朱晓明的异议，称朱晓明担任过和熙公司二级市场的负责人、总经理，但并未担任过公司董事，该董事总经理与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总经理是不一样的。鉴于和熙公司认可朱晓明的异议，本院对朱晓明的异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上述朱晓明有异议的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11月30日，朱晓明与和熙公司终结劳动关系。二审中，朱晓明向本院补充如下事实：1、朱晓明与和熙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建立事实劳动关系。2、一审时朱晓明申请法院调查和熙公司“和熙混合型1号”产品提取的业绩报酬、管理费，一审法院未予调查，据朱晓明了解，该产品的业绩报酬加管理费至少有1,500万元。和熙公司对朱晓明的补充事实1不予认可，称2014年8月朱晓明系作为A公司的合伙人被委派到和熙公司担任“和熙混合型1号”的基金经理，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双方并无劳动关系，2015年3月双方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对补充事实2，认为因双方之间并无报酬的约定，故该节事实与本案无关，且朱晓明于2016年12月19日已卸任“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一职，一审法院未作调查是正确的。关于补充事实1，鉴于朱晓明表示无法提供2015年3月之前和熙公司支付其工资的记录，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关于补充事实2，本院要求和熙公司提供“和熙混合型1号”截至2016年12月19日、2017年11月30日这两个时间节点的相关业绩报酬和管理费数据。和熙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该司制作的《和熙1号基金管理费、业绩报酬计提记录》表。朱晓明对该表上的数据无异议。根据该表记载，“和熙混合型1号”每季度均收取管理费，截至2016年12月19日，共收取管理费2,494,122.38元，截至2017年11月30日，共收取管理费3,592,457.23元；业绩报酬并非每季度收取，2016年12月19日之前并未收取过业绩报酬，仅是于2017年10月26日一次性收取了业绩报酬14,020,000元；上述管理费加业绩报酬合计为17,612,457.23元，因已超过1,500万元，故对朱晓明补充的该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二审中，朱晓明还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7年9、10月期间朱晓明与康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当时朱晓明仍在积极履行“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的工作职责，就“和熙混合型1号”所投资的世纪华通股份抛售相关事宜与康某进行多次沟通并作出决策，故和熙公司称朱晓明2016年12月之后不再担任“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与事实不符；2、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公告，证明“和熙混合型1号”投资的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直至2017年9月6日才解禁，之前在禁售期内，基金经理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和熙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康某当时作为“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对该基金进行操作，朱晓明是作为基金投资人提出相关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和熙公司亦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和熙6号基金投资经理变更通知书公告，证明在该基金经理介绍中，有康某于2016年12月19日担任“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的内容；2、“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合同，证明和熙公司变更“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符合该合同的约定；3、截至2015年10月15日朱晓明担任基金经理的基金清单及管理费、业绩报酬计提情况统计表，证明朱晓明担任基金经理的基金产品情况；4、和熙8号基金的基金合同、延期清算通知、业务回单，证明和熙公司对亏损基金产品有退还管理费、业绩报酬的先例，因“和熙混合型1号”至今尚未清算，故对于已拿到的报酬最终可能还需要返还一部分；5、行政处罚决定书、业务回单，证明和熙2号、3号、6号等基金涉及违规，和熙公司因此被证监会处罚，而该些基金都是朱晓明操作的。朱晓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朱晓明一直在履行“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的职责，在双方2017年11月解除劳动关系前，和熙公司并未告知朱晓明已变更基金经理；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和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变更基金经理有通知投资人的义务，不等同于用人单位变更员工岗位无需履行通知员工的义务；证据3，对统计表中管理费、业绩报酬的计提金额予以认可，但朱晓明从未享受过，对于实际收取金额现无法确认；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和熙公司并无法律上、合同上的义务退还投资人管理费、业绩报酬，系和熙公司自愿处分权利，和熙8号也与本案无关；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行政处罚的责任人是和熙公司与康某，证监会并未认定朱晓明负有责任，即便和熙公司认为朱晓明在履职期间存在过错，也应另案起诉，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鉴于和熙公司对朱晓明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仅是朱晓明与康某关于抛售“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的讨论，仅凭该证据并不能得出当时朱晓明或康某究竟谁才是“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的结论；证据2，和熙公司在之后的审理中陈述：“和熙混合型1号”产品有三个投资人：康某、朱晓明的妻子陈某1、王某，因和熙公司拿到了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认购项目，故朱晓明与康某合意设立了“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产品，购入了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又因该股份有三年的解禁期，故就该产品本身，在朱晓明层面是不需要操作的，最重要的操作就是和熙公司与世纪华通签订认购协议，以及最终进行大宗抛售，抛售指令及大宗交易都是康某作出决定并委派公司员工实施的。根据和熙公司的上述陈述，关于该基金在三年解禁期内基金经理不需要进行操作，双方的陈述一致，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和熙公司提供的证据1、2，鉴于和熙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将变更“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经理事宜告知朱晓明，且“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实际平时并不需要基金经理进行操作，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对朱晓明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和熙公司并未提供需退还投资人管理费、业绩报酬的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也未提供“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已发生亏损或将要发生亏损的证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朱晓明与康某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关于“和熙现有的存量产品中，由朱晓明或康某担任基金经理的产品，产品续存期内产生收益中归合伙人分配的部分由两人平均分配”的约定是与股东权益有关的约定还是与朱晓明劳动报酬有关的约定。首先，从双方签署《会议纪要》时的身份来看，康某当时是和熙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朱晓明当时仅具有劳动者（基金经理）的身份，尚未取得和熙公司股东（隐名股东）身份。即使之后朱晓明成为了和熙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与和熙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未终结，朱晓明仍具有劳动者的身份。其次，从上述约定的性质来看，根据该《会议纪要》的行文结构，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和熙公司未来股权结构及转让事宜的约定，第二部分是关于和熙公司未来发行及现有存量基金产品收取的业绩报酬和管理费该如何分配的约定，第三部分是关于公司营运费用、所有人员工资、奖金由谁承担的约定，第二部分中关于现有存量基金产品的业绩报酬和管理费的分配并未涉及公司股东分红、股权激励等公司法意义上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事项，故应认为属朱晓明担任基金经理期间劳动报酬的约定，而非股东权益的约定。一审仅基于朱晓明具有股东身份就认定《会议纪要》中的所有约定均属股东权益的约定，有所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朱晓明所主张的业绩奖金是否成立。根据双方二审时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材料，“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截至2017年11月30日双方终结劳动关系之日已收取的管理费加业绩报酬合计17,612,457.23元，已超过朱晓明主张的1,500万元。双方对朱晓明担任该产品基金经理的期间存在争议，和熙公司主张朱晓明2016年12月19日之后不再担任“和熙混合型1号”的基金经理，无权主张此后的管理费、业绩报酬，但和熙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公司曾就变更基金经理事宜告知朱晓明。且从“和熙混合型1号”基金的设立、运作模式来看，实际上该基金仅是购入了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因该世纪华通股份有三年的解禁期，故就该产品本身，除了最初与世纪华通签订认购协议以及最终进行大宗抛售外，在三年解禁期内基金经理是不需要对该基金进行任何操作的，而就抛售事宜，康某与朱晓明仍在沟通协商，故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本院认为和熙公司在世纪华通限售股份解禁后收取的一次性业绩报酬亦应计入朱晓明应得的业绩奖金计算基数内。经本院核算，朱晓明主张544.95万元业绩奖金并未超过其应得数额，故本院应予支持。至于和熙公司还主张公司对亏损基金产品有退还管理费、业绩报酬的先例，“和熙混合型1号”至今尚未清算，故对于已拿到的报酬最终可能还需要返还一部分，因和熙公司就退还管理费、业绩报酬并未提供相关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且也未提供“和熙混合型1号”已发生亏损或将要发生亏损的证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晓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885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朱晓明业绩奖金人民币5,449,5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免予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