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民初87号原告：李静，男，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静，湖南悦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青，湖南悦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刚，男，197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理，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尚，湖南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粟胜利，男，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四明，湖南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湖南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理，男，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芙蓉，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华，男，系李理舅舅，由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月湖街道办事处舟桥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原告李静与被告曹刚、粟胜利以及第三人李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静、李红青，被告曹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尚，被告粟胜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四明，第三人李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芙蓉、张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曹刚、粟胜利及第三人李理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2.确认2011年4月18日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无效；3.判令曹刚、粟胜利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515万元（以逾期未付股权转让款10100万元为基础，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自2011年6月1日计算至2011年7月1日）；4.由曹刚、粟胜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29日，原告、李理与曹刚、粟胜利签订了《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与李理将其持有的湖南华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资公司）100%的资产和股权以1.298亿元转让给曹刚、粟胜利，并约定了付款期限、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曹刚、粟胜利向原告支付了保证金500万元及首付款1500万元。因无力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曹刚、粟胜利提议通过华资公司向银行贷款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及股权转让款，原告于2011年4月18日与曹刚、粟胜利签订《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由原告借款4200万元给曹刚、粟胜利用于虚假增资，待验资完毕后将借款归还至李静账户。为了配合虚假增资以获得银行贷款，原告及李理与曹刚、粟胜利相继签订了《3号文件：增资说明》、《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以及《5号文件：贷款摆帐增流董事会决议》，对增资款的来源及去向、新开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转让款的继续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借用华资公司土地取得的融资款只能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后，曹刚、粟胜利利用华资公司土地获得贷款3000万元，且销售了价值一亿余元的“芙蓉国里”项目住宅220套，但其二人仅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即再无付款的诚意。事实上，曹刚、粟胜利与原告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支付极少数的股权转让款获得原告的信任、登记为华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虚假增资扩股登记为华资公司股东，从而逐步掌控华资公司以获得巨额利益。为了达到其实际掌控华资公司获取巨大利益的非法目的，曹刚、粟胜利故意利用虚假增资诬告李静侵占公司资产、多次非法挂失华资公司各项证照和印章、伪造材料申请补办华资公司证照以骗取贷款、甚至蓄意迫害原告及其家属。综上，曹刚、粟胜利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且曹刚、粟胜利一开始就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侵占华资公司资产，并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实力和诚意，《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有权解除《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曹刚、粟胜利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此外，为了避免曹刚、粟胜利继续以虚假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抢占华资公司，应认定该决议无效，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曹刚、粟胜利辩称：一、当事人在原两次一审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确认的事实及证据均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和《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均为华资公司新旧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公司增资扩股等事项，《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是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补充，且已大部分履行，不存在无效的事由。1．《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公司股东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及股东间权利义务的安排，其本质为股东间的增资扩股协议，与《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具有同等效力。2.李静在起诉状中明确认可《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是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内容的变更，在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事项时事实上也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了变更，故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应以变更后的约定为准。3.《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时，华资公司资产价值已超5000万元，各方不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形，故该决议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三、《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自动终止，双方在出现解除合同事由的情形下，依然继续履行合同，李静已实际放弃了合同解除权。1.各方在《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条件发生后仍有款项往来，答辩人也一直在经营管理华资公司，并对项目进行了巨额的投入，表明各方并无终止合同的意愿，合同事实上未自动终止。2.李静起诉解除合同的行为表明《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并未自动终止。更何况李静在2012年12月还提出了继续履行合同、由答辩人向其支付1.01亿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3.《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并实际履行后，各方履行合同的基础发生变化，相关违约责任、后果也应作相应调整。李静不能再直接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作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据。四、答辩人取得华资公司84%的股权后，已实际行使华资公司的股东权及经营管理权，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对该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公司的资产及公司股权价值与转让协议签署时的估值1.298亿元相比已产生近4亿元的增值，故本案股权转让及相关协议在客观上已不能解除。1.根据《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及各方其他约定，答辩人已于2011年3月31日进场主持华资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事宜，并于2011年5月3日取得了华资公司84%的股权。在答辩人的组织、主持下，华资公司房地产项目一期于2013年2月已初步完工并具备预售条件，已建成房产及尚未开发土地的总价值超5亿元。在华资公司股权价值发生巨大增值的情况下，原《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已不存在解除的基础。即使《企业股权转让合同》能够解除，股权价值也因答辩人的巨额投入发生巨幅增值，李静应按项目现有价值向答辩人支付相应的价款。2.华资公司资产增值的资金来源与答辩人对外所负债务及承担的相关责任密不可分，如以解除《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方式强行进行切割，必将损害公司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严重后果。五、《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违约责任过高，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违约责任只能按实际损失确定。李静在主张解除合同时，又要求答辩人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自相矛盾。李静要求答辩人支付155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应予驳回。1.《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千分之五的罚息明显过分高于实际损失，依法应以银行同期利率的130%为上限确定违约金数额。有关“逾期一月视乙方自动终止本合同，甲方所收款项不予退还和乙方所投资建设的工程量不予结算，无条件归甲方所有”的约定也同样属于违约责任过高，剥夺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前述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依法均不受保护。2.前述违约条款中，支付千分之五罚息的前提条件是各方继续履行合同。并且罚息的计算基数应为到期应付而未付的款项，且只能适用于受让方首次发生逾期付款、逾期期限在一个月内时。李静既然请求解除合同，就不能同时要求答辩人承担合同因继续履行而产生的违约责任。3.李静要求答辩人以10100万元为基数支付违约金没有依据。六、李静多次采取恶意诉讼及其他侵权行为侵害华资公司及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对李静有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请求享有抗辩权，并有权要求李静就恶意诉讼及侵权行为造成华资公司及自身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李静于2011年8月采用伪造答辩人签名等方式，骗取工商登记机关将华资公司全部股权变更至李静父子名下，并大肆干扰答辩人对华资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及项目开发，以非法手段公然夺取华资公司的控制权。2.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涉及的是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与华资公司并无关联。李静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查封华资公司名下的三宗土地使用权具有明显恶意，导致华资公司相关开发证照无法办理，严重影响了项目的开发。3.经李静恶意投诉，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李静与答辩人共同授权崔文波及代办机构在2011年3月31日、5月3日代华资公司办理的两次股权登记系“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工商登记”为由于2013年12月10日撤销了该两次工商登记；随后，通过李静运作，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分别向规划、国土、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说明文件，致使华资公司依法办理的土地、规划、预售等开发证照被撤销或收缴，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开发建设和销售，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因此，答辩人在李静就其违约（侵权）行为造成华资公司及自身相应损失予以赔偿之前，有权不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更无需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第三人李理述称：1.曹刚、粟胜利是以购买股权的名义，恶意骗取李静、李理的股权，然后利用华资公司对外借款，最后将全部债务交由华资公司承担；2.《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目的是通过虚假出资的形式来获取银行贷款，且后期的2、3、4号文件中亦明确约定是为了履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双方在后期也是按《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故《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并非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的目的并非为了增资扩股，而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无效。4.曹刚、粟胜利没有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其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四分之一，已构成根本违约，《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达到了解除的条件。5.曹刚、粟胜利在非法控制华资公司期间并未对项目实际进行投资，而是大额借贷融资，且对外发包也是以第三方垫资为主，导致华资公司对外承担巨额债务，给华资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违约金并未超过实际损失。6.曹刚、粟胜利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侵占华资公司资产，属于诈骗行为。原告李静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1年3月29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1号文件）；2-4.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个人业务取款凭证、存款凭证；5.银行进账单；6.2011年4月29日《3号文件：增资说明》；7.电汇凭证；8.2011年5月30日曹刚出具的说明。上述证据拟证明：李静、李理以1.298亿元的价格将华资公司100%股权和资产转让给曹刚、粟胜利，曹刚和粟胜利至今仅支付了288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根据《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李静有权解除合同，并不予退还曹刚、粟胜利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曹刚、粟胜利所投资建设的工程量不予结算以及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罚息。第二组证据：9.2011年4月18日《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2号文件）以及曹刚、粟胜利分别向李静出具的金额为3250万元、950万元的借条；10.2010年9月7日华资公司章程；11-14.长沙银行客户回单、银行进账单；15.验资报告；16-24.长沙银行转账支票、湖南望城农村合作银行业务系统专用凭证以及结算业务申请书；25.2011年4月29日《3号文件：增资说明》；26.【湖大司鉴中心[2012]文鉴字第1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证据拟证明：1.李静与曹刚、粟胜利签署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并不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让曹刚、粟胜利尽快获得银行贷款，以便及时向李静、李理支付股权转让款，更顺利履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2.李静为曹刚、粟胜利垫付的增资款4200万元在付款的同一天验资，第二天即返还到李静账户，并非真实的增资；3.华资公司未设立董事会，曹刚、粟胜利并非华资公司股东及董事，《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并不是董事会决议，而是虚假的增资协议，应属无效。第三组证据：27.2011年5月6日《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28.【湖大司鉴中心[2012]文鉴字第1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9.曹刚于2011年5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拟证明：《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不属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并非想要增资扩股，而是继续履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且明确股权转让款来源于融资贷款，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以前，曹、粟二人不是公司实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对此，曹刚亦以书面的形式予以认可。第四组证据：30.2011年6月12日《5号文件：贷款摆账增流董事会决议》；31.电汇凭证；32.银行进账单；33.转账凭证；34.电汇凭证及转账凭条；35.2011年8月1日《6号文件：董事会决议》；36.2011年4月29日《3号文件：增资说明》。上述证据拟证明：《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签订的虚假的协议。为了获取银行贷款，李静接受委托向曹刚支付了1770万元摆账款，为此曹刚、粟胜利向李静支付了100万元的摆账报酬以及偿还了1570万元的摆账款还款，尚有200万摆账款未返还。上述款项的支付不能抵扣股权转让款。第五组证据：35.《6号文件：董事会决议》；36.《3号文件：增资说明》。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未按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曹刚、粟胜利退出华资公司股份，并免除粟胜利的法定代表人资格。第六组证据：37.2010年12月8日李静与王戈浩签订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38-39.长沙银行客户回单；40.2013年8月12日肖晓富一案民事起诉状；41.2014年4月8日（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0413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与李静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并非为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取得华资公司的股权，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布局侵占华资公司的资产：1.在李静与曹刚、粟胜利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前，曹刚、粟胜利已经提前精心布局，利用王泽喜以王戈浩的名义与李静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支付极低的价格，以获取李静的信任，为下一步骗取李静的资产做准备；2.2011年3月23日，曹刚、粟胜利在既不是华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华资公司股东的情形下，私刻华资公司印章，冒充华资公司负责人，以华资公司名义与肖晓富签订2亿元的融资协议，通过“芙蓉国里”项目及华资公司骗取银行贷款，获得非法利益。第七组证据：42.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43.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4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兴支行与华资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民事裁定书；45.《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46-50.2011年8月17日、2011年12月14日、2011年8月25日、2011年8月26日登载于《长沙晚报》的《遗失声明》、《公告》以及2011年9月24日登载于《潇湘晨报》的《遗失声明》；51.2013年1月11日《潇湘晨报》刊登的《你给我一火枪，我给你一板砖》报道。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实受让华资公司股权的意图，而是意图实施一系列行为有预谋有计划地侵占华资公司资产：1.诬陷李静使得李静丧失人身自由，从而丧失对华资公司的控制，以便通过挂失的方式伪造华资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资料，从而利用华资公司骗取银行贷款以及余子成等人的借款等；2.为了达到非法占有华资公司的目的，雇凶侵害李静人身安全。第八组证据：52.2013年12月4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通知》；53.2014年4月21日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知》；54.2014年4月30日长沙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通知书》；55.2014年9月25日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关于缴销封存粟胜利申刻的湖南华资置业有限公司行政公章、合同专用章的告知书》；56.华资公司三本土地使用权证；57.华资公司公章等；5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59.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审批单；60.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利用虚假资料获取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已经被相关部门撤销、暂扣，华资公司真实的证照一直由李静掌控。第九组证据：61.长沙县住房保障局《关于撤回“长县房售许字（2013）第0023、0024”号预售许可的通知》；62.“芙蓉国里”项目现场照片；63.2013年6月26日长沙县房地产交易管理局《证明》。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违约并侵占华资公司资产，导致华资公司目前处于停工状态，给李静造成了巨额损失。第十组证据：64-65.余子成与华资公司、粟胜利等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书；66.谭小风、胡建文与华资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书；67.黄检明与曹刚、华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68.黄福泉与华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69.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与曾金娥、华资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70.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与樊某、刘某、华资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71.郭应球与粟胜利、华资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72.徐延荣与华资公司、曹刚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73.起诉状；74.抵押权证。上述证据拟证明：曹刚、粟胜利侵占华资公司，利用华资公司借款、担保，导致华资公司和李静巨额损失。第十一组证据：75.本院（2018）湘行再28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为了非法占有华资公司，曹刚、粟胜利利用虚假资料获取工商变更登记。曹刚、粟胜利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关于合法性：1.证据1《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中“逾期一日，按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合同终止后，李静、李理所收款项不予退还、曹刚、粟胜利所投资建设的工程量不予结算”等违约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过高，不受法律保护。“已收定金不退不抵”的约定违反了法定的定金规则，李静收取的保证金200万元依法已转为股权转让款。2.证据6《3号文件：增资说明》中关于“如曹粟二人不按1、2、3号文件中的各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曹粟二人同意董事长随时变更清退本二人在工商局注册备案的法定股份，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以及证据27《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关于“股权转让款未付清之前，曹粟二人还不是公司实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表述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3.证据35《6号文件：董事会决议》是对公司股东股权作出决议，不属于董事会决议的范畴。曹刚、粟胜利与李静、李理是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应由双方达成一致，一方不能单独处理。李静、李理、崔文波签订6号文件非法处置未参加决议的曹刚、粟胜利的股权，该决议无效。关于关联性，该五组证据不能证明李静所主张的事实，反而证明：1.《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本质上是新、旧股东间的增资扩股的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效力；2.《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改变了股权转让合同的部分内容，变更部分应以《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约定为准。本案各当事人依《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安排取得股权，《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大部分内容已履行到位。3.曹刚依照李静的安排，向李静支付增资扩股验资及工商变更包干费30万元，李静收到款项后委托验资机构验资、委托代办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华资公司增资扩股是经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并由李静自行安排人员办理，曹刚、粟胜利不存在使用虚假资料获取工商登记的行为。4.曹刚、粟胜利总共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40万元。对第六组证据中证据38、3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曹刚支付的保证金200万元依法应转化为股权转让款。对证据3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0、证据4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曹刚、粟胜利对李静与案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份合同与本案争诉的事实无关。2.曹刚、粟胜利在已与李静、李理商定好受让华资公司100%股权,且支付了700万元定金的前提下，委托其他人为华资公司建设“芙蓉国里”项目融资，符合常规。曹刚、粟胜利为华资公司融资目的是使华资公司资产增值。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曹刚、粟胜利试图侵占公司资产。对第七组至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对真实性无异议仅指对该证据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异议，并非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认可。2.对行政机关将华资公司营业证照暂扣或撤回通知的合法性有异议。各行政机关撤回华资公司证照的决定依据的是长沙县原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2013）第238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原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第238号处罚决定对各行政机关作出的通知，曹刚、粟胜利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华资公司增资扩股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李静在变更资料上加盖了华资公司的公章，并自行安排人员办理变更登记，华资公司提交增资扩股变更登记资料不是虚假资料，（2013）第238号行政处罚错误。3.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三组证据不能证明曹刚、粟胜利试图侵占华资公司、李静的资产。曹刚、粟胜利是华资公司控股股东，有权决定公司经营事项。李静在曹刚、粟胜利依约定及法定行使股东权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和项目开发时采取恶意侵权手段导致华资公司从2012年底停止经营，严重损害了华资公司、公司其他股东、购房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李静应承担赔偿责任。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曹刚、粟胜利及其配偶为华资公司因建设“芙蓉国里”项目产生的债务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华资公司资产增值的资金投入来源与曹刚、粟胜利对外所负债务及承担的相关责任密不可分。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必将导致权利义务的失衡，股权转让合同已不具备解除的条件。2.曹刚、粟胜利在外借款投入华资公司用于项目建设，是将自身的债务转换成华资公司的固定资产。该行为让华资公司名下增加了几万平方商品房的资产，显然没有损害华资公司利益，其二人更加不存在侵占华资公司、李静资产的故意。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行政裁定书未对行政案件作出结论，不能证明2011年5月华资公司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是以虚假资料取得。李理对李静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8和证据29表明《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没有变更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证据40表明曹刚、粟胜利私刻华资公司的印章，冒充华资公司的负责人与案外人签订2亿元的合同。而此时曹刚、粟胜利还未与李静、李理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故曹刚、粟胜利是有预谋的为侵占华资公司资产而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本院经审查认为，曹刚、粟胜利对证据1-36、38-39、42-50、52-63、7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予以采信。至于是否达到李静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证据37、40、41、51、64-74与本案争议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李静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曹刚、粟胜利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企业股权转让合同》（1号文件）2.《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2号文件）3.民事起诉书。上述证据拟证明：1.《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时，曹刚、粟胜利并不是华资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而是已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受让双方。从签署时各方身份及其内容可确定《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实际应为“增资扩股协议书”性质。2.《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中关于股权比例、公司注册资金增加等内容属于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补充。李静在起诉状中亦对该“决议”的性质及其后依两份文件安排办理工商变更事实进行了确认。3.《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曹刚已付200万定金不退不抵、摆账报酬100万元等违反法律规定不受保护。4.《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明确李静、李理父子前期在项目上的投入的情况，其后形成的公司资产是曹刚、粟胜利接手后增加投入形成的。第二组证据：银行付款凭证十张。拟证明：曹刚、粟胜利共向李静支付5040万元款项。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故以上款项均应为股权转让款。第三组证据：1.《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5.“芙蓉国里”项目地基与基础、主体工程《工程质量验收记录》;6.“芙蓉国里”项目一期工程现状照片；7.《长沙县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曹刚、粟胜利作为华资公司的大股东，经营管理和投资建设“芙蓉国里”项目，项目已基本建成并具备销售条件。第四组证据：1.（2015）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2、预售许可证;3、项目现状照片。拟证明：1.曹刚、粟胜利在接手华资公司的项目后，对华资公司项目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华资公司资产、债务与曹刚、粟胜利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2.华资一期开发建设已基本完成，公司资产大幅增加，按目前市场行情估值仅房产价值就超5亿元，股权价值较转让时已发生巨大增值。第五组证据：1.华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鉴定文书、公安机关对李静、崔文波以及工商代办人员的询问笔录；2.将华资公司追加为被告的申请书、调解笔录、（2014）湘高法民二初字第1号判决书中对李静恶意申请查封华资公司三宗土地使用权等相关事实的表述；3.2013年11月19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长沙市经开区规划局、长沙县国土局以及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示的工商登记相关情况说明、2013年11月29日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暂扣施工许可证的通知、2013年12月4日长沙市城乡规划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通知、2013年12月12日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暂收回三本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函及说明、2013年12月6日长沙县住房保障局通知、2013年12月17日长沙县住房保障局关于撤回“长县房售许字（2013）第0023号、0024”号预售许可的通知及2013年12月18日的星沙时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3年12月10日作出的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238号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2014年1月3日的潇湘晨报、2014年3月12日的长沙晚报、长沙县人民政府2014年3月6日作出的长县复决字（2014）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芙蓉国里”项目房屋买受人起诉华资公司的案件清单及部分裁判文书。上述证据拟证明：1.股权转让协议尚未解除时，曹刚、粟胜利既是双方约定的、也是经工商登记公示确认的大股东，对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2.李静在曹刚、粟胜利主持华资公司经营及项目开发过程中，采用恶意诉讼冻结公司土地资产、伪造签名变更公司股权，导致项目不能正常开发销售、不能履行已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引发100余户房屋买受人起诉华资公司，给公司及大股东造成重大损失，曹刚、粟胜利对其所负向李静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的义务享有抗辩、抵销权。李静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李静与曹刚、粟胜利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涉案《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是虚假的增资协议，并非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补充，应认定为无效；2.李静对虚假增资的目的是明知的；3.2011年5月3日将华资股东以及注册资本进行变更系曹刚、粟胜利利用虚假资料办理，并非李静安排；4.《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曹刚已支付的200万元不退不抵是基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是李静在股权转让款让步的基础上的约定，合法有效。同理，摆账款100万元实际是李静向其出借资金的利息。虽然双方约定的利息略高于24%，但因已实际履行故应受到法律保护；5.曹刚、粟胜利在华资公司的投资是在其诬告李静使李静失去人身自由、非法掌控华资公司而形成，实际上华资公司亦产生了巨额贷款以及货款债权，不能简单地根据《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曹刚粟胜利投资前后认定公司资产的归属。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曹刚于2010年10月29日以及2010年11月1日向李静支付的200万元系定金，根据《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该款不抵不退；曹刚于2011年4月26日支付给华资公司的1030万元中的30万元属于虚假增资注册验资包干费用，不是股权转让款；曹刚于2011年6月4日支付给李静的100万元、于2011年6月15日支付给华资公司的730万元以及于2011年7月25日支付给李静的900万元属于5号文件中明确的摆账酬劳以及摆账款，不是股权转让款。此外，有数笔股权转让款系在虚假的增资协议签订之后支付，进一步证明各方真正要履行的协议是《企业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对第三组证据中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建设用地规划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系曹刚、粟胜利利用虚假资料获得，来源不合法且已经被相关部门依法撤销。对证据4-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曹刚、粟胜利并非华资公司的大股东，且其在华资公司的投资是在其诬告李静使李静失去人身自由后非法掌控华资公司而形成。曹刚、粟胜利将华资公司房产非法处置之后，收到的房款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进一步证明其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欲侵吞李静的资产。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曹刚、粟胜利获取贷款时，并未按照《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其尚未获得华资公司的股权；2.华资公司的资产现状不能改变各方系股权转让关系的事实，也不能改变曹刚、粟胜利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曹刚、粟胜利在李静起诉解除《企业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投资，因不具备股东身份不构成投资关系，也进一步扩大了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第五组证据中证据1华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鉴定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系曹刚、粟胜利为了使李静失去人身自由而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发生真的股权转让，李静因此被诬告逮捕，已经获得国家赔偿。对李静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崔文波以及工商代办人员询问笔录本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1.李静被拘留是因曹刚、粟胜利诬告陷害，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对李静给予国家赔偿。2.工商变更是曹刚、粟胜利利用虚假资料获取，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并不影响李静与曹刚、粟胜利之间股权转让关系，恰恰证明曹刚、粟胜利是利用虚假资料获取股东身份。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李静提起本案诉讼恰恰是因为曹刚、粟胜利违反合同约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采取的法定救济程序，其采取的措施均合法合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因曹刚、粟胜利诬陷李静，使李静失去人身自由，曹刚、粟胜利控制了华资公司，并利用虚假资料获取建设用地规划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上述证件均被相关部门注销或者撤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各方系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但因曹刚、粟胜利违约，导致“芙蓉国里”项目处于停工状态。购房合同系曹刚、粟胜利非法掌控华资公司期间与买受人签订，其使得房屋买受人无法履行合同，给李静及华资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李理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李静相同。本院经审查认为，李静、李理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予以采信。至于是否达到曹刚、粟胜利的证明目的，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第五组证据2、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华资公司于2006年7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为李静、李理父子，李静持股75%，李理持股25%。华资公司名下登记有三宗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与面积分别为长国用（2011）第0840号5321.73平方米、长国用（2011）第0841号2740.7平方米、长国用（2011）第0842号4266.24平方米。2010年，华资公司在长沙县就前述土地开发“芙蓉国里”房地产项目。2010年9月，曹刚、粟胜利与李静相识，之后双方达成了李静将华资公司及“芙蓉国里”项目整体转让的口头协议。2010年10月29日、11月1日、2011年3月19日曹刚分别向李静支付了50万元、150万元、500万元保证金。2011年3月29日，李静、李理作为甲方与乙方曹刚、粟胜利签订了一份《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一、曹刚、粟胜利以总价1.298亿元的价格受让李静、李理在华资公司100%的股权及公司资产。二、该公司的资产概况为：公司资产位于长沙县，小塘路以西，漓湘路以南。地块编号为18-1、18-2、28-2，总面积为20.71亩。该项目初步方案已定，项目名称为“芙蓉国里”。现已经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按照6.8的容积率缴纳了715.28万元的配套费。前期购买的工程设备有：拖泵、地泵、塔吊、搅拌机及其他工程设备，原甲方准备预留的房产、车位及物管权和前期报建预付、工程已经投入的费用均包含在股权受让范围的总价之内，但甲方购买工程设备的按揭和安装费用由甲方负责。三、具体付款方式为：1.2011年3月19日定金付足500万元，甲方停止本项目工程；2.2011年3月31日前首付足1500万元整（共计2000万元），双方签订转让合同，乙方可以进场施工；3.2011年5月31日前再付足3000万元整（共计5000万元），已建工程权属仍归甲方所有；4.2011年7月31日前再付足7980万元，双方办理转股手续，100%的所有权归乙方；5.按照甲方的要求，乙方按照协议支付给甲方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均由乙方以现金及转私户方式支付给李静；6.因股权转让发生的各种税金由乙方负责。四、如乙方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款项，逾期一日，罚息为千分之五。逾期一月，视其自动终止本合同，甲方所收款项不予退还，乙方所投资建设的工程量不予结算，无条件归甲方所有。如甲方的原因，使乙方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额的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日违约金。如因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乙方可以解除合同，甲方应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五、甲方收到乙方首付全额汇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公司法人代表李理变更为粟胜利，并提供资料，全力配合乙方办理报建及相关部门的手续，办理所有的资料、行政公章、财务印鉴章交由华资公司员工崔文波保管。六、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及首付款到位后即生效。合同生效日前发生的一切经济、施工纠纷由甲方负责，合同生效日后发生的一切经济、施工纠纷由乙方负责。七、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全部股权是甲方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甲方拥有完全处分权，甲方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或担保，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乙方可以解除本协议，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转让股份后，其在该公司享有的权利义务随股权的转让由乙方承担。八、曹刚于2010年10月29日所付的50万元、2010年11月1日支付的150万元，共计200万元给李静的合同定金，不抵不退。九、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2011年3月29日、3月30日，曹刚分两次向李静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2011年3月31日，华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理变更为粟胜利，李静撤掉项目部，曹刚重新设立项目部，施工队伍进场施工。2011年4月，因项目开发后续资金需要银行贷款，华资公司800万元的注册资金不具备房地产企业取得开发贷款的资格，曹刚、粟胜利、李静、李理商定即将华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2011年4月18日，曹刚、粟胜利与李静、李理、崔文波签订了《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载明：一、公司原有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李理持股200万元，占股25%，李静持股600万元，占股75%。二、新增股东曹刚增资3250万元后持股65%，任命为一董事，不行使任何权利。三、新增股东粟胜利增资950万元后持股19%，任命为二董事和法人代表，由董事长按照书面文件和签字执行操作后即可行使任何权利。四、老股东李静原注资600万元不退，现持股12%，任命为董事长，行使所有权利，由监事监督。五、老股东李理原注资200万元不退，现持股4%，任命为副董事长和一监事，不行使权利。六、公司员工崔文波任命为二监事，不行使权利。七、为方便工作尽快展开，新增股东曹刚、粟胜利新增的4200万元资本金暂不能到位，李静同意为其垫付新增注册资本4200万元整。曹刚、粟胜利在2011年8月份一次性全额还清后，由李静出具4200万元垫付资本金的收条，然后修改公司章程，重新行使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至2011年8月31日前，如曹刚、粟胜利未偿李静垫注的4200万元和不按照公司其他签订或约定的协议执行，李静有权随时变更新的股权，曹刚、粟胜利不享有和分配公司的前后权益）。以上七条由各股东、监事签字和公司盖章，并附立借据，汇款到账即生效。本文只有一份，公司留存。李静、李理、曹刚、粟胜利、崔文波在该决议上签名。该决议同时附有两份借款借条，其中曹刚的借款借条载明：今借到李静先生注册资本金3250万元整，用于注册，本人约定于2011年8月31日还清。其中粟胜利的借款借条载明：今借到李静先生注册资本金950万元整，用于注册，本人约定于2011年8月31日还清。借款借条上均有曹刚、粟胜利的签名。2011年4月26日，李静分两次向曹刚账户转账支付2220万元，向粟胜利账户转账支付950万元，曹刚、粟胜利将上述款项转入华资公司账户，款项来源载明为曹刚、粟胜利增资款。此外，曹刚应李静的要求向华资公司账户支付1030万元。同日，湖南湘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湘亚验字（2011）第345号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4月26日止，华资公司已收到新增股东曹刚、粟胜利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4200万元整，均以货币出资。华资公司的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2011年4月29日，曹刚、粟胜利、李静、李理、崔文波签订了《3号文件：增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1年3月29日所签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命名为1号文件，2011年4月18日所签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为2号文件。继1、2号文件之后，另增3号文件补充说明如下：1.今后所有文件由曹刚、粟胜利、李静、李理、崔文波中的三人签字则生效；2.2011年4月26日公司增资4200万元来源如下：曹刚汇款103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1号文件中约定的5月31日前应付李静款项提前到账款。30万元为代付注册验资包干费用，该1030万元属李静为曹刚垫付入股金。李静汇款3170万元的2220万元为李静为曹刚垫付的入股金，950万元为李静为粟胜利垫付的入股金；3.2011年4月27日华资公司对湖南航天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分公司汇款1400万元后分三笔返还李静，2011年4月28日华资公司对湖南航天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分公司汇款1800万元后返还李静，2011年4月29日华资公司对长沙市芙蓉区中进电器经营部汇款1000万元后返还李静；4.为配合曹刚、粟胜利尽快融资顺利履行完1号文件，李静全力配合垫资为曹刚、粟胜利注资，让曹刚、粟胜利在工商备案中占股84%，如曹刚、粟胜利不按照1、2、3号文件履行自己的义务，曹刚、粟胜利同意李静随时变更清退二人在工商局注册备案的股份，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以上增资返还汇款均属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此造成后果，由曹刚、粟胜利全部负责。曹刚、粟胜利、李静、李理、崔文波在该《3号文件：增资说明》上签名。至2011年4月29日，李静垫付的4200万元增资款已全部通过过桥的形式返回到李静账户。2011年5月3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华资公司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及股东的变更登记，华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由李静、李理变更为李静、李理、粟胜利、曹刚。其中，李静持股12%，李理持股4%，曹刚持股65%，粟胜利持股19%。2011年5月6日，曹刚、粟胜利、李静、李理签订了《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载明：为方便曹刚、粟胜利尽快融资和支付政府费用，曹、粟二人要求在自己指定的银行新开公司的基本账户，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开户后银行预留印鉴卡和财务公司签章由李静保管，保管期间出了任何经济上的差错由李静负责。曹、粟二人借用公司土地融资只能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见1号文件），付完所有转让款后，剩余款项由曹刚、粟胜利自由支配。政府部门应交款项由曹、粟二人自筹后与李静商量委托李静提供财务印鉴章和财务公私章签发支票代为转付。在股权转让款未付完之前，曹刚、粟胜利还不是实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刚、粟胜利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挂失公司任何文本和印章。一经出现或出现这方面的苗头，李静可以采取紧急刹车手段。如未经发现，造成的后果由曹、粟负责，或退出工商局注册的法定股份。因前面文件注明的实际注册资本金是曹、粟二人全额借支李静的款项，所以后者含有随时退出的条件。任何一方不按照公司文件执行，视同自己要求退股出局，并且没有必要违约，可以随时座谈退出事宜。2011年5月30日，曹刚向李静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按约定，2011年5月31日前曹刚应支付李静现金贰千万元整，因资金周转原因，该款项推迟到2011年6月25日左右支付，支付不误”。2011年5月31日，曹刚向李静支付80万元。2011年6月上旬，因项目开发须获得贷款，银行要求华资公司股东向华资公司基本账户注入2500万元增流资金作为信用资金摆账一个月。曹刚、粟胜利与李静商量，请求其出资2000万元到公司基本账户摆账一个月。2011年6月12日，曹刚、粟胜利与李静、李理签订了《5号文件：贷款摆账增流董事会决议》，约定：为了让华资公司尽快办理好项目贷款一事，公司董事会商议由李静向公司基本账户增流2000万元，2011年6月16日到账，摆账30天退回原账户，曹刚、粟胜利负责给李静100万元酬劳。2011年6月14日，曹刚向李静支付了100万元摆账报酬。2011年6月15日，粟胜利超出预期筹集730万元付至华资公司基本账户。李静在曹刚支付100万元摆账酬劳和粟胜利组织的730万元到账后，通过曹刚的基本账户向华资公司基本账户转入1770万元。该1770万元资金，曹刚于2011年7月25日归还了900万元。2011年8月29日，李静通过曹刚账户以返还投资款的名义从华资公司基本账户分两笔将500万元和170万元共计670万元转至李静妻子张丽苹的个人账户。2011年8月1日，李静、李理、崔文波通过了华资公司《董事会决议（6号文件）》，内容为：一、根据公司1-5号文件的董事会决议，曹刚、粟胜利二人均未按期履行股份资金到位。因此曹刚、粟胜利同意退出公司，并免除粟胜利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二、按照董事会决议的第3号文件第三条规定，三人签字后该文件生效；三、退股变更事项由崔文波负责办理；四、变更办理的费用由曹、粟承担。李静、李理、崔文波在该文件上签名。2011年8月18日，李静指使崔文波伪造曹刚、粟胜利的签名，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华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粟胜利变更为李理，并将曹刚、粟胜利在华资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到李静、李理名下，其中李静占3750万元，李理占1250万元。2011年11月12日，李静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经侦大队刑事拘留，并于12月19日被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1年12月31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长工商案字（2011）第3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了华资公司于2011年8月18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2012年3月5日，李静提起本案诉讼。2012年3月30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李静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长沙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3年6月13日，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作出长县检刑不诉（2013）26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李静不起诉。另查明，2013年1月17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华资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5月3日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增加股东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资料中李静和李理的签名系伪造为由作出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华资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改正其违法行为，并对华资公司罚款200000元。华资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13年1月17日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撤回起诉，并于2013年2月5日缴纳了罚款10万元。2013年12月10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华资公司未履行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004号行政处罚决定，其未改正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为由作出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23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华资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和2011年5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曹刚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4年1月6日向长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长沙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5日作出长县复决字（2014）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撤销华资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和2011年5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曹刚仍不服，于2014年3月10日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3月12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长沙晚报》上刊登公告，要求华资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前将注册号为430100000012409，核准日期为2011年5月3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缴至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逾期未缴的，该营业执照作废。2015年12月1日，长沙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县行初字第00005号行政判决，撤销了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撤销华资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和2011年5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238号行政处罚决定。宣判后，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含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华资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4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1行终2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静、李理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以（2016）湘行申935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湘行再28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李静提起解除《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和《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民事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和《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及是否继续履行，尚未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曹刚提起的请求撤销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长县工商案字（2013）第23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以中止审理为宜；《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和《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及是否继续履行被确认前，长沙县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中止本案审理，继而分别作出（2014）长县行初字第00005号行政判决、（2016）湘01行终27号行政判决处理不当，裁定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行终27号行政判决以及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4）长县行初字第00005号行政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该案现在长沙县人民法院审理中。再查明，曹刚、粟胜利现已投资基本完成了华资公司“芙蓉国里”项目一期的建设。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涉案《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应否予以解除；2.李静要求曹刚、粟胜利支付1515万元违约金的主张是否成立;3.涉案《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关于焦点1。李静、李理与曹刚、粟胜利签订的涉案《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曹刚、粟胜利提出，双方签订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对《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了变更和补充，《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已被《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所替代，且《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已大部分履行，故本案应以《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对此，虽然在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之后，双方又签订了《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约定曹刚、粟胜利向华资公司增资4200万元占华资公司84%的股份。但一方面，从双方增资的目的、款项来源以及增资过程看，双方均认可将华资公司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向银行贷款的资质，且曹刚、粟胜利用以增资的4200万元款项均来源于李静，验资完毕后又悉数返还给李静。另一方面，从双方的约定看，双方在《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及此后签订的《3号文件：增资说明》、《4号文件：公司新开账户决议》中明确约定了“如曹刚、粟胜利不履行公司其他协议，董事长李静有权随时将股权收回”、“1、2、3号文件系同时成立。李静垫资使曹刚、粟胜利占股84%是为了配合曹刚、粟胜利尽快融资，顺利履行完1号文件。如曹刚、粟胜利不按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履行义务，李静有权随时变更清退二人的股份”、“曹刚、粟胜利用公司土地融资只能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剩余款项由曹刚、粟胜利自由支配。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前，曹刚、粟胜利还不是华资公司的实际股东”等内容，表明双方在签订《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同时，仍须继续履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且曹刚、粟胜利在《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签订后亦向李静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双方签订《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意图并非是通过增资扩股行为实际改变华资公司股权结构，从而取代之前的股权转让行为，仅是为了顺利履行《企业股权转让合同》而对履行过程所做的调整，即取得银行贷款资质，进而以贷款偿还李静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仍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案应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曹刚、粟胜利提出的该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对曹刚、粟胜利已向李静及华资公司支付5040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该5040万元既包括股权转让款，还包括曹刚、粟胜利向李静及华资公司支付除股权转让款之外的其他款项。其中，曹刚于2010年10月29日支付的50万元、2010年11月1日支付的150万元依照《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之内。曹刚于2011年4月26日支付1030万元中的30万元，双方在《3号文件：增资说明》中约定为李静办理相关入股手续的费用，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曹刚于2011年6月14日支付的100万元，双方约定为李静为华资公司摆账的酬劳，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粟胜利于2011年6月15日向华资公司支付的730万元系支付给华资公司的摆账款项，不能认定股权转让款。曹刚于2011年7月25日向李静支付的900万元以及李静2011年8月29日转入其妻子账户的670万元为摆账款的退款，亦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综上，曹刚、粟胜利实际支付给李静的股权转让款为3080万元。曹刚、粟胜利称已向李静支付了50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根据《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曹刚、粟胜利应于2011年7月31日之前向李静、李理付清1.298亿元的股权转让款，但经多次催告后其仅支付了3080万元，尚有99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曹刚、粟胜利长期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导致李静、李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已构成根本违约，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李静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规定主张解除涉案《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李静提出涉案《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应予解除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因曹刚、粟胜利未及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系造成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过错在于曹刚、粟胜利。而李静违规办理华资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向有关部门投诉等行为均是针对曹刚、粟胜利的违约行为而采取的对抗措施，不应认定为违约行为。故曹刚、粟胜利提出李静亦有违约行为，其有权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其已对“芙蓉国里”项目的开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华资公司的资产已大幅升值，《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在客观上已经不能解除的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曹刚、粟胜利提出本案不应再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作为李静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据以及李静已实际放弃了合同解除权的抗辩理由，亦无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双方对曹刚、粟胜利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及投入项目的资金等是否应当返还尚存争议，且曹刚、粟胜利未就其投入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曹刚、粟胜利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焦点2.双方在《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如曹刚、粟胜利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款项，逾期一日，罚息千分之五；逾期一月视为曹刚、粟胜利自动终止本合同。因曹刚、粟胜利就第三期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仅支付了1080万元（2011年4月26日1000万元+2011年5月31日80万元），尚有1920万元逾期未付。而根据双方约定，逾期一个月后李静、李理即有权解除涉案《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故曹刚、粟胜利应以逾期金额192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李静支付逾期期间的违约金。曹刚、粟胜利应向李静支付违约金1920万元×5‰×30天=2880000元。提出应由曹刚、粟胜利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过高的部分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又因曹刚、粟胜利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客观存在，且双方约定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故曹刚、粟胜利提出不应支付违约金以及违约金标准过高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其提出李静主张的违约金计算基数过高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3。增资扩股法律行为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双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认定增资扩股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之一。本案中，虽然双方通过签订《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达成了所谓增资扩股的表面意思表示，但就内部关系而言，双方并无通过增资扩股行为实际改变华资公司股权结构的真意。双方的真实意图是通过虚假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银行贷款资质，进而以贷款偿还李静的股权转让款。也即双方均没有受该增资扩股意思表示约束的效果意思，并不追求在内部实际产生增资扩股的法律效果，但却希望在外部产生另一种法律效果。因此，本案增资扩股法律行为系双方以通谋虚伪的虚假意思表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涉案《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由于该增资扩股行为的法律后果并非只及于双方当事人，而系增加华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且该增资行为已经工商登记公示，基于商事交易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商事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双方对外仍须依照该增资扩股决议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李静提出《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曹刚、粟胜利提出《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不应认定为无效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静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李静、李理与曹刚、粟胜利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二、由曹刚、粟胜利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静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880000元（1920万元×5‰×30天）；三、确认2011年4月18日的《增资扩股董事会决议》无效；四、驳回李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05800元，由曹刚、粟胜利共同负担700000元，李静负担105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贾小弟审判员 覃开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吴奕桓书记员吴奕桓（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