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11行初163号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魏再恒，该村村主任。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 代表人：李于和，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 代表人：王诗友，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 代表人：陈克峦，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 代表人：陈国华，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十村民小组。 代表人：魏世辉，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十一村民小组。 代表人：魏再坤，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十三村民小组。 代表人：魏再文，该组组长。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零陵区南津中路17号。 法定代表人：龙军，该区常务副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俊华（特别授权），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调纠办工作人员。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1号。 法定代表人：何录春，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楦（特别授权），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九村民小组。 代表人：魏再义，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亚军（特别授权），男，汉族，1963年10月2日出生，系本组村民。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贤村委会）和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第三村民小组、第四村民小组、第十村民小组、第十一村民小组、第十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贤村1-4、10、11、13组）不服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林木林地行政处理决定及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日依法立案受理，同日向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村民委员会第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贤村9组）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艾久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于朝晖、人民陪审员文建奇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寇伶俐担任庭审记录，于2019年9月30日上午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龙军、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何录春、第三人高贤村9组代表人魏再义，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到庭。原告高贤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魏再恒、原告高贤村1-4、10、11、13组的代表人李于和、王诗友、陈克峦、陈国华、魏世辉、魏再坤、魏再文，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俊华、永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楦、第三人高贤村9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亚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零政决字［2019］2号《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为：双方争执的桃李坪石头冲、桃李坪峦仔山、桃李坪大漕左边、桃李坪大漕右边、桃李坪毛竹漕力头嘴、桃李坪对面山、桃李坪珠子山七处山林，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等人，合作化时随魏金文等人带入到其所在的合作社，四固定时，没有证据证实固给任何一方，大集体时，争执山所有权没有过渡到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林业三定时县级人民政府没有确权，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没有取得争执山所有权，争执山所有权仍属原业主入社所在的组即高贤村9组所有。1984年，高贤村村委会将争执山下放到各组，只是经营管理权的下放，因高贤村村委会不是争执山的所有权主体，无权处置争执山的所有权，且自1999年以来，高贤村9组村民一直在主张权利。因此，申请人根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当时的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以土地改革时的事实和合作化时期的事实主张争执山的权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高贤村村委会以何仙观公社茶乙（叶）湾大队桃李坪生产队第81号至第85号零陵县山林权证（存根）中权属指定不明的佐证，以及没有得到高贤村9组认可且与四固定政策相违背的所谓四固定证据，主张争执山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高贤村1-4、10、11、13组以高贤村村委会填发的山林权证和看山事实主张上述争执山权属，没有合法的权属过度事实和证据，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一、桃李坪石头冲、桃李坪峦仔山、桃李坪大漕左边、桃李坪大漕右边、桃李坪毛竹漕力头嘴、桃李坪对面山、桃李坪珠子山七处山林属申请人所有；二、双方提供的证据与决定相抵触的以本决定为准。 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19］5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5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 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2、请求撤销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7年4月10日，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8月9日，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复决字59号复议决定，撤销了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要求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永政复决字59号复议决定已经撤销了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同样错误的决定，违背了各个时期的林改政策。2、2017年10月15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高贤村9组的诉讼请求；2018年5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充分说明了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里的错误。但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同样错误的决定，这不但违反了上级作出的决定，违背了《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关于“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将引起高贤村大乱，这一点可以去村里调查。3、第三人实际上是魏亚军一个人管祖业山，不是9组村民集体行为，属于个人行为。4、《55号复议决定》维持《2号处理决定》违背了一系列的林改政策和法律法规。不做调查，偏听偏信。争执山场实际面积不止千亩，复议机关听信第三人所讲的只有120亩。争执山场再加上荷叶塘争执的五处山场如不按林改政策，全部归老业主所有，高贤村98%以上的村民将没有山林，2%的村民拥有全村几千亩的山林，势必引起村里大乱。第三人称争执山场在采伐竹林时付了10%的山价款给原业主，没有相关证据。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当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湘行终1559号，拟证明省高院维持永州中院的判决，驳回高贤村9组的诉讼请求。 证据2、永州市人民政府永政复决字[2019]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现在又确权给高贤村9组。 证据3、2019年8月22日魏世柳关于在1960年付给青山款的说明，拟证明没有付给青山款给高贤村9组。 证据4、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零政决字[2019]2号处理决定，拟证明现在又确权给高贤村9组。 证据5、1994年看山合同，拟证明各组对争执山场的管业，争执山场属于原告所有。 证据6、高贤村插花山经营权属的决定，拟证明全体党员开会决定在外插花山山权属属村集体，1984年分给各组经营的林权可继续经营70年。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辩称：一、本案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查清的事实是：争执山在土地改革时属于魏金文等人所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被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村委会）遗失，原告高贤村村委会是认可的。合作化时，上诉争执山被魏金文等人带入到其所在的合作社，以青山款（山价款）抵山林入社报酬。四固定时，双方虽未提供证据证实四固定的事实，高贤村村委会认为争执山四固定时固给自己既违背四固定政策，且第三人高贤村9组也不认可固定给了高贤村村委会这一说法。大集体时，争执山由原告高贤村村委会经营管理，竹木采伐时按10%的山价款付给原业主。“林业三定”时，原告和第三人均未取得《山林权证》。1984年，高贤村村委会将争执山下放到高贤村各组经营管理，给各组填登了《山林权证》，但该批《山林权证》因无编号、无骑缝章、区档案局无存根，没有法律效力。二、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有确权事实，有法律依据，有同案司法判令例，并不存在错误。三、争执山先是村集体管理，1984年下放到各组管理这是事实，但不能以此否定第三人对争执山林的所有权。“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原则是在穷尽规则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而该案有明确的规则，是不能适用原则的，这已经有明确的同类案件司法判例可以证实。综上所述，《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2号处理决定》。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于2019年7月22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如下： 证据1、2009年8月25日，高贤村村委的证明，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 证据2、1953年2月16日，零陵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八区茶乙（叶）湾乡桃李坪村梁盛祥的《土地房地所有证》，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 证据3、1953年2月16日，零陵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八区茶乙（叶）湾乡桃李坪村梁盛祥的《土地房地所有证》，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 证据4、1953年2月16日，零陵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八区茶乙湾乡桃李坪村蒋大喜的《土地房地所有证》，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 证据5、2015年3月31日，高贤村5、6、7、14、15组在与9组争执座落在荷叶塘5组内早木漕5处山林时，原告在再审时提供的《高贤村及各组管理山林对照表》，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 证据6、2016年3月8日，富家桥镇司法所人民调解调查记录，拟证明原高贤村村支书魏世柳（7组人）认可争执山在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 证据7、2016年1月8日，富家桥镇司法所人民调解记录拟证明村主任魏再恒认可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和领取过10%的青山款，因此，四固定时争执山没有固给原告。 证据8、2016年3月28日，富家桥镇司法所人民调解记录拟证明4组陈圣荣认可争执山在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 证据9、2017年6月1日，高贤村村村委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 证据10、2017年6月5日，高贤村1、2、3、4、10、11、13组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拟拟证明争执山土地改革时改给魏金文。 证据11、1981年10月16日，梁中华、魏世秀荒山造林合同。拟证明争执山1984年分给各组管理之前，9组行使管理，说明争执山四固定并没有固给原告。 证据12、2009年10月18日，原支书魏世柳的证明、2009年10月20日原支书陈克孝的证明、2009年10月20日高贤村村委会的证明。拟证明魏世秀（魏金文之子）领取过10%的青山款，说明争执山四固定时没有固给原告。 证据13、1981年7月15日，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村委会）及各生产队填登的山林权证存根（NO：0000454-0000466）、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村委会）9月9日填登的山林权证存根，拟证明争执山在林业三定时县级人民政府没有确权，说明争执山的山林所有权仍归高贤村9组，没有发生权属变更。 证据14、2010年8月8日区调纠办（2010）3号文件、零陵区人民政府零政决字（2013）7号处理决定、永州市人民政府永政复决字（2013）第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零陵区人民法院（2014）零林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收、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永中法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1、2、3、4、10、11、13组持有的1984年7月14日填登的山林权证（无编号、无骑缝章、区档案局无存根），属无效证件，不能作为争执山确权证实。 证据15、2011年5月21日，茶叶（乙）湾村委会证明；2018年8月20日，茶叶湾村桃李坪村民蒋友军、梁新国证明。拟证明桃李坪石头冲、桃李坪峦仔山、桃李坪大漕左边、桃李坪大漕右边、桃李坪峦仔山、桃李坪毛竹漕力头嘴、桃李坪对面山、桃李坪珠子山四至清楚，在土改后属魏金文且与山林所在地桃李坪组无界线之争。 证据16、2017年8月9日，永州市人民政府永政复决宇[2017]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1行初69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行终1559号行政判决书。欲证实行政司法审查已认定(一)争执山林在土地改革后属申请人村民魏金文等人所有；(二)合作化时，争执山被魏金文等人带入到其所在的合作社，以山价款）青山款)抵山林入社报酬，大集体时由被申请人经营管理，竹、木采伐时按10％的山价款）青山款)付给原业主；（三)四固定时，双方未提供证据，四固定时期的事实不清；(四)林业三定时，争执双方未取得山林权证；(五)第三人各组所持有的1984争7月14日的山林权证属无效山林权证；(六)高贤村村委会亦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权属凭据；(七)对争议的七处山林的地名及四至界线争执双方均无异议；(八)永州市人民政府认定的事实与零陵区人民政府认定的事实一致。拟证明：（1）土地改革的事实得到行政和司法审查的订可；(2)领取青山款和造林的事实得到行政和司法审查的认可；（3）争执山与当地山场无界线之争得到行政和司法审查的认可。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辩称：1、《55号复议决定》案受理程序合法；2、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后，在法定期限内向答辩人提交了书面答复和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在收到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书面答复后，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对该案进行了书面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一致，认为《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3、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了各方当事人。综上所述，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其于2019年9月16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复议决定的证据如下： 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资料、受理行政复议通知书存根、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存根、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存根，拟证明答辩人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程序合法。 证据2、区政府处理决定、区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区政府提交的证据目录（内容与区政府提交的一致，故未提交）、第三人行政复议答辩书，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存根、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答辩人依法进行了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 证据3、送达回证、邮寄凭证，拟证明答辩人将复议文书依法送达了各方当事人。 第三人高贤村9组述称：1、人民政府所作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则、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2、人民政府、区市两级人民法院对高贤村各组的管理行为已给予认定，是依法证明的事实。全村在外插花山的原业主在大集体时是委托给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村委会）管理，没有交给原告各组管理，与原告各组不发生任何关系，虽然各组对争执山场进行过管业，但这种管业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代管行为，并未取得争执山场的所有权。3、对村民享有使用权的山林所有权，归村民所在的村民小组所有，本案符合类案同判。4、零陵区人民政府处理决定适用法律规则正确，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有判例，本案符合类案同判。5、原告村委会遗失高贤村9组村民1053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人民法院应推定高贤村9组以该证据主张的事实成立。6、根据法律规定推定，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场应刁山登记为高贤村9组所有。符合林业三定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的规定。7、原告起诉没有正当理由，无事实根据，无证据证明。8、原告高贤村4、11、13组放弃行政复议，已丧失起诉权。9、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已不具有对争执山所有权的主张。其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要求将争议山确权为原告1-4、10、11、13组所有，说明其明确表示放弃对争执山的所有的主张，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没有正当理由，无事实依据，无证据证明，《2号处理决定》和《5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高贤村9组当庭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永政复决字[2017]59号（第1、7、8页），拟证明市政府认定争议山土改时属高贤村9组所有。四固定时期事实不清。村委会按10%山价款付给原业主。林业三定时，双方无山林权证，以上是依法证明的事实。 证据2、2013年11月7日零陵区人民政府零政决字[2013]7号处理决定（零陵区人民法院（2014）第5号行政判决、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永中法林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拟证明全村各组对外插花山管理行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代管行为，并没去的所有权这一行政行为、司法认定已产生法律效力，是依法证明的事实。 证据3、《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刊登的案例》、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永中法林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拟证明案例的裁判要旨、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处理全村插花山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则，得到永州市中院的维持，本案已有判案，符合类案同判。 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第三人主张争议山登记在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中有法律依据，该主张事实成立。 证据5、1981年全村在外插花山刁山登记册，拟证明全村在外插花山依据林业三定政策登记在原业主所在组和原业主，依现有的登记册推定本案争执山登记为第三人和原业主。 证据6、2019年3月28日村委会、1、2、3、4、10、11、13组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4、10、13复议申请没有签名，违反法律规定，属放弃复议，丧失起诉权。原告村委会在复议时明确表示放弃对争执山的主张，现违反诚信原则。 经庭审质证，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5、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以前的权属，不能证明现在的界线。证据6、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没有付青山款。证据8-10事实不存在，没有证据证实这些山是分给魏金文的。证据11、争执山1984年以前是村集体管理，其他组包括9组也分了山管业。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3、山林权证只有手持联，可能没有上交，所以档案馆没有存根。证据14、无异议。证据15、内容不真实。证据16、不认可该证据。第三人高贤村9组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10、15，系证明争执山场土改时分给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的佐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12和证据13、14，能够证明高贤村村委会与1984年将争执山场下发分配到各组所有，并填登了《山林权证》，但该批《山林权证》无编号、无骑缝章、区档案局无存根，没有法律效力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6，系合法有效的行政复议决定和裁判文书，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和第三人高贤村9组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没有提出异议，且证据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对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无异议。证据3、与处理时所出具的证明相矛盾。证据2、4、是本案审查的对象，不是证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山场所有权。证据6、我们2010年3号调纠书（其实是函）并没有认定山权属于村集体，只是告知权证无效，权属具体归谁以司法判决为准。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与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提出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高贤村9组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质证认为：其他的证据同意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以下两点质证意见。证据3、该证人所证明的内容不是所争执的山场，是另外一块山。同时反证，村里付青山款的事实存在。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区政府的函只是对证的效力进行了说明，并没有涉及到权属的归属问题。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系合法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和证据4是本案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证据；证据3、因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查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能够证明第三人对争执山场管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能够证明高贤村全体党员代表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对第三人高贤村9组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付青山款的依据。证据2、3与本案无关。证据4、争执山场从土改到四固定一直都有我们管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5、不能证明权属问题。证据6、各组及村委会都参与了行政复议，并没有放弃权利。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对第三人高贤村9组提交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高贤村9组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5无异议。证据6、复议申请书个别确实有个别组长没有签名，但是诉讼推荐代表人都签了名，我们也认可复议申请人。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第三人高贤村9组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系合法有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7，因原告高贤村村委会和原告高贤村4、10、13组实际参与了行政复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和第三人双方争执的山场是高贤村位于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茶叶湾村桃李坪组境内的“插花山”，共有七处，山名分别为石头冲、峦仔山、大漕左边、大漕右边、毛竹漕力头嘴、对面山、珠子山，树种为竹山。 1953年土地改革时，上述争执山场属高贤村9组村民魏金文等人所有，但没有相关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有高贤村9组提供的1953年梁盛祥、蒋大喜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座落于“桃李坪”的几处山场填登的四至界线中有“魏金文竹山”或“魏金文团竹”等表述。“合作化”时期（约1956年），上述争执山被魏金文等人带到其所在的合作社。从“大集体”时期到“林业三定”时期，争执山一直由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委会）统一经营管理，但没有相关“四固定”时期的权属记录。1956年后，全村的山场均由高贤村统一管理，直至1984年，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委会）将全村绝大部分山林（包含本案争执山场）划分为基本相等的若干份，分配下放到包括高贤村9组在内的15个组经营管理，各组抓阄决定各自管理的山场，后各组一直依照该分山结果进行管业，高贤村9组一直没有提出异议。1984年，高贤村村委会对各组管理的山场填登了《山林权证》，但由于未及时上报，最终该批《山林权证》无编号、无骑缝章、区档案局无存根，没有发生法律效力，高贤村9组对争执山场也没有填登《山林权证》。2009年9月，因高贤村9组要求返回争执山场的权属，高贤村村委会召开全村党员、组长会议，讨论在外插花山（包括本案争执山场）是否归还原业主所在的组，遭到现经营管理插花山的各组反对，双方发生争执。高贤村9组于2015年5月向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申请对争执山场进行确权。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山场确权给高贤村9组所有。高贤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不服该决定，于2017年6月1日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9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17]59号复议决定，撤销了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高贤村9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湘11行初6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高贤村9组的诉讼请求。高贤村9组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0日作出（2017）湘行终155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3月15日，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零政决字《2号处理决定》，再次将争执山场确权给高贤村9组。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5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高贤村村委会和高贤村1-4、10、11、13组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对涉案的七处山场的地名和四至界线均没有异议，本案诉讼争执的焦点为二被告认定争执山场属第三人高贤村9组所有是否正确。现评析如下： 第一，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中，对争执山场双方均没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为其颁发的林权证。第三人高贤村9组虽提供的1953年梁盛祥、蒋大喜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不能证明9组村民魏金文1953年土地改革时所分得的土地的具体四至范围。《2号处理决定》和《55号复议决定》在争议双方均没有有效权属凭据的情况下，将争议山场确权给第三人高贤村9组所有，属于证据不足。 第二，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和《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必须依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尊重历史，注重现实，有利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有利于安定团结，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违法行为。”本案中，从“大集体”时期到“林业三定”，争执山场一直由高贤村村委会统一管理经营，直至1984年，高贤村村委会将争执山场下放给原告高贤村1-4、10、11、13组经营管理至今，高贤村9组对此也无异议。按照《湖南省山林定权发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山林定权发证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不准搞分山到户，归私人所有；也不准按土改时的土改证搞“管祖业”。1984年原高贤村大队（即高贤村村委会）对全村山林权属的分配较平衡，且一直以来各组都按此管业，已有三十余年之久，若划回“土改山”，必将导致高贤村各组山林权属分配不平衡，不利于高贤村的安定团结。故二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时未充分考虑本案中的现实管业事实，与林权争议处理原则不符，存在处理不当。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零政决字［2017］5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山场确权给第三人高贤村9组所有，但该处理决定被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9日作出的永政复决字[2017]59号复议决定撤销并责令重作。[2017]59号复议决定经本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支持，且已发生法律效力。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在没有新证据和查明新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属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应予撤销，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2号处理决定》的复议行政行为亦属不当，应予一并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零政决字[2019]2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书》； 二、撤销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永政复决字[2019]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本案由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受理费50元，由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艾久华 审 判 员  于朝晖 人民陪审员  文建奇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杜诗娟 书 记 员  寇伶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