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冀06行初162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住所地涿州市范阳中路147号。法定代表人曹全乐，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维杰，河北陈丽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115号。法定代表人王志乾，该市常务副市长。委托代理人代春波，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耿振军，河北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保定市竞秀区东风西路1号。法定代表人郭建英，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薛亚天，保定市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洁，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邓维富，男，汉族，1956年2月2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第三人朱良成，男，汉族，1949年11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第三人李永强，男，汉族，1959年6月16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第三人焦凤银，男，汉族，1956年4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物探支行）因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保定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28日向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保定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建行物探支行委托代理人张维杰，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代春波、耿振军，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薛亚天、杨洁，第三人邓维富、朱良成、李永强、焦凤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建行物探支行诉称，一、就本案争议土地建行物探支行于2001年9月9日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有河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缴款书予以证实。建行物探支行现在持有法定机关颁发的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权证》，载明本案争议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建行物探支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证就是相应使用权的证据，无须另行举证证实,在该证所载明的土地使用权被转让或在该证被依法撤销之前，不能否定该证的效力。二、保定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中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但并未按照该条的规定裁决。该条规定“房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而本案一个无争议的事实就是：在规划两栋楼的土地上只建设了一栋楼，并只对现有的建筑物进行了转让，另一栋楼已经规划并按照规划由建行物探支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第三人等基于该法律关系与建行物探支行共同享有本案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故非该建筑物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应同时转移。三、建行物探支行取得的规划许可证是否失效与土地权属无关。规划许可证中已经明确载明了为两栋建筑物，在缴纳土地出让金时是按照两栋楼的面积进行缴纳（另一栋楼为原告建行缴纳），只是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建设而导致规划许可证失效，不能依据该证再进行建设，但并不丧失物权权益。规划许可证因时间原因失效不能产生一栋建筑物即占有全部土地的法律后果。四、本案关键事实未查明，二被告做出决定及复议决定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二被告均未调取该地块收取土地出让金数额、收取标准、办理登记证书的档案，仅是对个别人陈述的错误采信。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涿政发（2019）4号《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2、依法撤销保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建行物探支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保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涿政发[2019]4号《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证明建行物探支行起诉的依据；证据二、涿州市计划委员文件（92）涿计投字第21号《关于下达第四批基本建设市属项目单项工程计划的通知》;证据三、建审字92年第45号《涿州市建设工程审批表》；证据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五、1992年10月20日《保定地区建设工程开工申请报告单》。证据二至证据五证明案涉土地上共计批准建设两栋住宅楼，土地为两栋楼的共有土地，现一栋楼住户无权独占；证据六、涿政房改字（1998）5号涿州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领导改革小组办公室文件，证明案涉土地上一栋楼已经参加房改；证据七、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建行物探支行持有政府颁发的、国家统一制式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在办理房改出让时政府确权给建行物探支行；证据八、案涉土地档案，证明建行物探支行调取的土地档案资料内容，与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档案不符，该档案中没有第三人持有的土地证书及相关资料，其中有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在2004年出具的无权属争议的认定；证据九、行政事业单位土地出让金的付款凭证。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发[2019]4号《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保定市人民政府做出的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建行物探支行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建行物探支行主张涉案土地出让金是其交纳没有事实依据。涉案土地出让金全部是由第三人交纳，不存在建行物探支行交纳的事实。根据土地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建行物探支行同时向土地部门申请了三个小区的土地变更，其中包括涉案的范阳东路××号建行小区、东城根建行家属楼和市场路建行家属楼，因东城根小区未办理房产证，土地部门未给其办理变更手续。建行物探支行提交的26088.3元的土地出让金票据是范阳东路××号小区和市场路小区两个小区全体业主补交出让金的总和，没有建行物探支行任何支出款项，其主张交纳了部分出让金不是事实。2、建行物探支行主张其持有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土地使用权应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行物探支行持有的土地证书是涿州市人民政府为给其小区业主分户而作出的，在涿州市人民政府依据建行物探支行申请为36户业主办理了土地证书后，建行物探支行应将其持有土地证交回土地部门，虽然其一直拒绝交回土地证，但该土地证书在涿州市人民政府为36户业主办理分户后早已作废。3、建行物探支行主张规划许可证失效后其仍对未建建筑物土地享有使用权没有土地依据。建行物探支行未按规划许可证建设，属于权利的放弃。建行物探支行向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土地变更，是对建行小区占用的7.28亩土地进行的申请，当时该土地上只有一栋住宅楼，该住宅楼与涉案的7.28亩土地是一个整体，不存在分割问题，该小区占地面积就是7.28亩，7.28亩土地使用权应全部归住宅楼36户业主所有。4、涿州市人民政府在做出决定前，责令土地部门对该案进行了充分调查，调取了涉案的土地档案，查明了土地出让金的来源，调取了政府文件，并走访了相关当事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出具了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本案诉争的土地使用权，是因建行物探支行职工集资住宅产生，不是普通的挂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国家和地方房改政策是针对集资楼业主的优惠政策，不是对用地单位的优惠政策，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标准远远低于土地市场出让金的标准，本案诉争土地使用权应当归36户业主，不应归建行物探支行所有，请求依法驳回建行物探支行诉讼请求，维持涿州市政府作出的决定。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范阳东路××号建行的土地档案材料。1、建行物探支行为建行家属楼业主办理土地变更的“申请书”；2、国有土地上建设住宅情况调查表；3、范阳东路××号住宅明细表；4、市场路家属楼住宅明细表；5、补交出让金收据；6、涿州市人民政府（2001）11号《关于印发〈清理在国有土地上建设住宅及补征土地出让金的优惠办法〉的通知》。证明建行物探支行依据该文件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将位于范阳东路××号的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职工住宅所占土地7.28亩，依据房改政策由划拨性性质变更为出让性质，根据文件精神向每户按每平米5元收取，范阳东路××号、市场路家属楼两个小区共计收取了26088.3元，所有补交的出让金均是建行两个小区的业主交纳，并非建行物探支行交纳。证据二、36户土地证书，证实涿州市人民政府依据建行物探支行申请和政府文件以及法律规定将建行物探支行名下的7.28亩土地变更为登记在36户建行小区业主名下，变更程序合法。证据三、调查笔录，证实涉案土地出让金是36户业主交到建行物探支行，该款项不是建行物探支行支出。证据四、建行小区部分业主向建行交纳出让金票据，证实涉案土地出让金是36户业主交到建行物探支行处，该款项不是建行物探支行支出。证据五、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报告，证实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程序合法。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辩称，保定市人民政府收到建行物探支行的复议申请书，经审查认为涿州市人民政府的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涉案房屋及土地是由建行物探支行的家属院房改后出售给36户第三人，涿州市人民政府依据法律规定及涿政（2001）11号文件为第三人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同时第三人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涿州市人民政府依据涿政（2001）11号文件直接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到36户（第三人）名下，也是基于当时的房改政策，依据政府规范性文件办理的相关手续，故涿州市人民政府将土地使用权直接确权给36户符合法律规定。建行物探支行提出的涉案土地原本规划两栋建筑物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涉案土地上最终建成一栋建筑物，共有权人应当是该建筑物的全体业主，不能假设还有一栋建筑物，部分土地视为给另一栋建筑物预留。综上，保定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原行政裁决行为。另外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建行物探支行的诉讼请求。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1、《行政复议申请书》；2、土地出让交纳收据；3、涿国用（2005更）第02—015号土地证。证实收到复议申请材料后依法受理，建行物探支行复议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36户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证据二、1、保政行复答（2019）第2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行政复议答复书》，1-2证实保定市人民政府答复程序合法；证据三、相关材料。1、《土地权属维权处理申请书》、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发[2019]4号《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证明涿州市人民政府有权作出处理决定；2、土地出让金缴款书、2002年5月建行物探支行申请、住宅明细表，证明建行物探支行认可土地出让金是35户缴纳的（后又补交一户），并有各户缴费明细；3、建行物探支行出具证明，证明住户缴纳11779.8元的土地出让金；4、36户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证明36住户依法取得房屋权属；5、涿州市建设委员会建审字92年第45号《建设工程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2年45号、开工报告表、涿州市人民政府涿政房改字（1998）5号《关于建行物探支行成本价售房请示的批复》，证明涉案房屋是依法建设，36户是通过买卖取得房屋及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6、第三人提交的建行物探支行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出让金收据，证明第三人通过建行物探支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购买了涉案房屋取得合法产权手续；7、涿政办（2001）39号文件;8、涿州市人民政府（2001）11号文件，7-8证明涿州市人民政府向36户发房产权证的政策依据；证据四、复议决定快递单，证明复议决定作出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答辩称，一、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涿政发[2019]4号《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二、涉案土地出让金全部是由我们交纳。2001年我们根据政府文件按每平米5元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涿州市土地局为我们办理土地证。建行物探支行未交纳出让金。三、原告主张其持有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土地证证明土地使用权应归其所有，缺乏依据。建行物探支行持有的土地证书在土地局办理分户后已作废。四、建行物探支行主张规划许可证失效后其仍对未建建筑物土地享有使用权缺乏法律依据。五、涿州市人民政府在做出决定前，令土地部门进行了充分调查，调取了涉案土地档案，查明了土地出让金的来源，调取了政府文件，走访了相关当事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出具了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建行物探支行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35户土地使用证副本；证据二、五份建行物探支行向各户收取土地出让金收据；证据三、情况说明；证据四、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据五、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移申请表；证据六、房屋转让收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对建行物探支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无意见；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实涉案住宅楼为个人集资性质；证据三、四，真实性认可，但该许可证已过期失效。证据五，真实性认可，但建行物探支行未按照规划建设，是建设了一栋楼；证据六，真实性认可，证实涉案住宅为单位集资楼，并非房地产开发性质；证据七，合法性不认可，补交出让金后将原划拨土地变更为出让土地，并非将土地出让给建行物探支行，该证已分户给业主，该证已失效；证据八，对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函的关联性不认可，不属于土地权属证明，不能证实案涉土地归建行物探支行；证据九，真实性认可，土地出让金是建行物探支行依据政府文件向住户收取的，该收取标准是政府针对业主的优惠政策，不是给建行物探支行的优惠政策。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对建行物探支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质证意见与涿州市人民政府一致。另外，建设工程审批表当时审批的是两栋楼，最终建成的是一栋，土地使用权的共有人就是一栋楼的业主，不能假设另一栋楼还存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的文件是办公楼的土地本。第三人对建行物探支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二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建行物探支行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该组证据并非是案涉土地的登记档案，与我方调取的档案不符。对于案涉土地的初始登记及历次变更并未组成完整卷宗。对证据1，该份证据内容为建行物探支行向土地局办理的相关手续，并非住户办理的手续，证实土地使用权人为建行物探支行；对证据2、3、4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5认可，是建行物探支行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对证据6无法核实是否为当时政府文件。证据二，未提交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涿州市人民政府作为县级政府无权制作土地权利证书，该证书的效力无法对抗建行物探支行持有的国家统一格式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据三，调查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四份笔录形成时间均为2018年11月9日10时至11时，询问人及记录人均是刘岩、付佳，明显存在时间重叠。且内容除了当事人基本信息外，完全一致；证据四，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建行物探支行多次查找未找到住户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原始凭证，而且该组证据与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相矛盾，具体户数不清，裁决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保证；据五，调查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仅是说明涿州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过程，不能作为本次审理的定案依据。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主张。第三人对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保定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原告建行物探支行对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缴纳土地出让金凭证记载缴款人是建行物探支行，交款主体明确；证据二，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证实复议过程，不认可答复意见的内容；证据三，对证据1。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土地出让金是建行物探支行缴纳、使用权登记在建行物探支行名下，建行物探支行与住户之间的收取款项行为性质无法确定；对证据2、3、4、6、8，与涿州市人民政府的证据重合，质证意见同对涿州市人民政府相应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该份证据并非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时的依据，不应作为复议决定的依据，且该文件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仅证明复议程序。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对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建行物探支行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该土地使用证附本并非国家法定机关制作；证据二，未提供全部35户收据且该收据上没有建行物探支行的签章，本案4位第三人能否有效合法代表其他30余户进行诉讼无法确认；其余证据无法核实。被告涿州市人民政府、被告保定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依据涿州市计划委员会（92）涿计投字第21号《关于下达第四批基本建设市属项目单项工程计划的通知》,涿州市建设委员会于1992年为建行物探支行颁发了（1992）涿建字第119号涿州市建设开工许可证，该证显示项目为住宅楼两栋，建筑面积为5180㎡，建设单位为市建设银行，开竣工日期92.10—93.10。同年，涿州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编号92第4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证显示建设项目为家属楼2栋。在建设中，建行物探支行实际建设家属楼一栋。1998年5月15日，涿州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涿政房改字[1998]5号《关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成本价售房请示的批复》，该批复记载“经研究，原则上同意你单位以成本价出售位于范阳东路××住宅楼××栋，共36套，建筑面积2754.96平方米。”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21日印发《清理在国有土地上建设住宅及补征土地出让金的优惠办法》（【2001】）11号），该《办法》第三项“清理补征工作的具体安排”中的第5项规定：“原集资建设未房改的住房，在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后，房管部门直接为集资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土地部门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书。”第四项“收费标准”中的第1项规定：“2001年3月1日前经房改取得产权的国有划拨土地上所建住宅，楼房由产权人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元的标准缴纳土地出让金。”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5月28日印发《涿州市土地管理局关于市区国有土地登记确权发证工作的实施方案》（涿政办【2001】）39号），该《方案》第四项“土地登记办法”第3项规定：个单位家属院，无论有无土地使用证，均案市政府（2001）11号文补交土地出让金，原有证需分户的可分户登记发证，原无证的按【95】国土籍26号文执行。”2001年9月29日，涿州市收费管理局给建行物探支行出具缴款收据，该收据记载收费项目为“土地出让金”，金额为26088.30元。范阳东路××号住宅楼的土地档案材料显示，2002年5月建行物探支行向涿州市土地局递交申请，申请显示“根据涿州市2001年11号文，我行坐落于范阳东路××号家属楼，李升等35个住户已补交土地出让金，因此特向贵局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档案中的《住宅明细表》显示范阳东路××号及东关的住户补缴了土地出让金，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5元，补缴金额合计26088.30元。其中一户（刘作良）为单独缴纳，缴纳金额为293.70元，涿州市收费管理局给该户单独出具缴款收据。2002年5月21日，建行物探支行取得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坐落范阳东路北清凉寺办事处槐林村，用途为住宅，适用面积7.28亩，同时在记事栏中记载“依据涿政[2001]11号文件精神，单位家属院补交出让金后，由原划拨的12.64亩土地中变更出7.28亩土地转为出让，使用期限为70年。2002年5月，范阳东路××号家属楼36个住户取得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2000年元月，建行物探支行取得涿国用（2000）字第更02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办公楼，面积为5.36亩，该证记事栏同样记载着“依据涿政（2001）11号文件精神，单位家属院补交出让金后，由原划拨的12.64亩土地中变更出7.28亩土地转为出让，使用期限为70年，剩余5.36亩为办公楼。”2018年11月5日，邓维富、朱良成、李永强、焦凤银等36户向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作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请求依法确认位于涿州市××办事处××土地（××），总面积485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归申请人共有。涿州市人民政府收到上述申请后，对焦凤银、李永强等人进行了询问及相关调查。2019年1月21日，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涿政发[2019]4号《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该决定，决定认定事实：“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用地由涿州市人民政府1991年印发的第30号、33号文件批准划拨使用，占地面积为12.64亩，用途为办公楼、家属楼，该土地上建有一栋办公室、一栋职工宿舍及其他配套用房。2001年依房改政策该家属楼进行了房改，并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将原有划拨土地12.64亩中7.28亩变更为住宅用地。现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持有两个土地使用证，分别为：涿国用2005更第02-015号土地使用证，使用类型为划拨，用途为办公楼，面积为5.36亩；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使用类型为出让，用途为住宅，面积为7.28亩，此宗出让7.28亩土地与36户申请使用变更为申请人共同共有的土地为同一宗土地。房改后36户业主按涿州市当时的政策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且每户业主也做了土地使用证。但当时未将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持有的7.28亩出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进行变更。”该处理决定“将7.2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变更给36户业主。”建行物探支行对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发[2019]4号处理决定不服，于2019年4月15日向保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保定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保政行复答[2019]第2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涿州市人民政府进行答复。2019年4月28日，保定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2019年6月10日，保定市人民政府作出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以上事实有（92）涿计投字第21号《关于下达市属项目单项工程计划的通知》、（1992）涿建字第119号涿州市建设开工许可证、编号92第4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8]5号《关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成本价售房请示的批复》、缴费收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向涿州市土地局递交申请、住宅明细表、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邓维富、朱良成、李永强、焦凤银等36户颁发共有土地使用权证、涿州市人民政府对邓维富及李永强的询问笔录、《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的调查报告》、涿政发[2019]4号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处理的决定、保政行复答[2019]第2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范阳东路××号家属楼所在的7.2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归谁所有。根据涿州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21日印发《清理在国有土地上建设住宅及补征土地出让金的优惠办法》（【2001】）11号），及2001年5月28日印发《涿州市土地管理局关于市区国有土地登记确权发证工作的实施方案》（涿政办【2001】）39号）文件精神之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主体为“产权人”，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房管部门直接为集资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土地部门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书。根据上述规定，补征土地出让金的优惠对象不是集资建房单位，而是产权人。根据涉案土地档案材料显示，范阳东路××号家属楼的全部住户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每平方米5元”的标准实际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住宅明细表显示的范阳东路××号家属楼和东关两个小区的住户缴纳金额共计为26088.30元；涿州市收费管理局给建行物探支行出具土地出让金缴款收据上记载的金额也为26088.30元，即土地出让金的实际缴纳人为产权人个人，建行物探支行代为缴纳，故对建行物探支行关于其为缴纳土地出让金主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建行物探支行取得的涿国用（2000）字第更02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公楼）及涿国用（2002）更字第025-06-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记事栏均载有“依据涿政[2001]11号文件精神，单位家属院补交出让金后，由原划拨的12.64亩土地中变更出7.28亩土地转为出让。”建行物探支行主张该7.28亩土地最初规划的为两栋住宅楼，实际只建成一栋，故其应与范阳东路××号家属楼住户共同享有7.28亩土地的使用权，但一方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失效，7.28亩土地上现存一栋住宅楼；另一方面该7.28亩土地是由于产权人按照涿州市人民政府涿政[2001]11号文件精神补缴土地出让金之后，才转为出让性质。故建行物探支行的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涿州市人民政府收到邓维富、朱良成、李永强、焦凤银等36户的申请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查阅卷宗，作出涿政发[2019]4号《关于邓维富等36户业主与中国建设银行涿州物探支行土地使用权归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该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保定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保政行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涿政发[2019]4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的起诉缺乏理据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物探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晏燕审判员  赵 明审判员  褚铁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雅婷书记员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