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6行初114号原告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三角众城广场小区特1号A033-A034号商铺。个体经营者胡永萍，女，1975年5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977号1-4-502，公民身份号码420803197505076223。委托代理人张静雨，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畅华,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荆南街14号。法定代表人肖哲，局长。出庭负责人张军，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冶钢，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法定代表人李顺年，主任。出庭负责人王改民，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兴哲，该委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瑶，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德山，男，199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肃省景泰县。委托代理人张发达，湖北言达（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要求确认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行政强制执行违法并赔偿及不服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2月9日受理后，分别于2018年2月14日、2018年3月5日向被告市城管委、被告区城管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张德山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8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的经营者胡永萍及委托代理人张静雨、梁畅华，被告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张军及委托代理人张冶钢，被告市城管委的负责人王改民及委托代理人张兴哲、姜瑶，第三人张德山的委托代理人张发达，证人王某及行政执法人员孟某某、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鄂0106行初2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日作出（2018）鄂01行终797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前述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8月21日，被告区城管局认定位于本市武昌区友谊大道与武车路交汇处的川西坝子火锅店（即原告）在店外摆放雨阳棚，违法占用道路，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应为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遂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编号00015921，以下简称案涉限改通知），要求其限期清除占道雨阳棚并接受复查，逾期仍不改正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2017年9月24日，被告区城管局巡查至原告处，发现案涉雨阳棚仍占用公共场所，遂口头要求该店员工立即清除。在原告员工放倒雨阳棚的过程中，第三人被雨阳棚压倒受伤。原告对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9月24日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并要求赔偿第三人经济损失，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月9日，被告市城管委作出武城复决字〔2017〕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9月24日对原告占道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理行为，并认定被告区城管局不予行政赔偿。原告诉称，2017年9月24日上午10时30分，被告区城管局八名执法人员来到原告门店处，以雨阳棚占道为由要求原告员工放倒。在现场人员众多、雨阳棚体大沉重不宜放倒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未作预判分析和安排部署，也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有执法人员还动手参与推倒行为。10时55分，雨阳棚倒塌，原告员工即第三人被重重压倒，其他员工跑向事发地点救人，当即拔打120。与此同时，八名执法人员中只有两人凑近查看，发现情况严重后迅速离开，其他执法人员先是远远旁观，随后陆续离开现场。第三人被急救车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诊断为脊椎及脊椎神经断裂，面临终生瘫痪。原告垫付了全部医疗费用及后期康复费用。第三人脱离生命危险后，原告与被告区城管局交涉，被告区城管局推给徐家棚街城管中队，该中队队长带人来到现场，质问为什么要占道经营，把责任全部推给原告。2017年10月19日，原告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城管委于2018年1月9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为案涉事件并非被告区城管局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而是原告同意自行拆除雨阳棚，在自拆过程中疏于安全考量而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市城管委认为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9月24日对原告占道违法行为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予以维持。原告认为，被诉复议决定存在明显错误。一、查明事实错误。首先，川西坝子是原告的户外广告牌，并非经营主体，而案涉限改通知针对的是川西坝子，不是原告，该通知送达当天，被告区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并未联系原告负责人，而是直接将通知书往前台一放了事，原告一直不知情。其次，案涉雨阳棚并未占用道路，也不是摆放在店外人行道上，而是放在封闭的停车场内，该部分场地属于原告可利用空间，并向停车场经营方支付了费用。再次，原告员工并未表示自行清理，而是被告区城管局强行要求清除，八名执法人员一到现场，没有出示任何执法证件，便大声喊叫：“棚子放倒！放倒！”原告负责人不在现场，也未同意将雨阳棚放倒，员工出于害怕才从室内走到室外协助执法人员放倒雨阳棚。可见，是执法人员要求放倒雨阳棚，执法人员是现场指挥者和实施者，其中有人参与推倒，而被告市城管委却将被告区城管局的执法行为认定为原告的自拆行为，违背了客观事实。二、被告市城管委对本案定性错误，将行政执法行为导致的人员受伤定性为意外事故，并据此认为被告区城管局无法律责任，违背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造成此次雨阳棚倒塌伤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执法程序不合法、措施不合理。案涉雨阳棚体大沉重不宜放倒，应由专业的拆卸人员用专业工具拆除，原告员工对此并不知情。被告区城管局作为执法机关，应先与原告负责人接触，并对现场进行查看，作出预判，作好安全防范。然而，八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直接喊叫原告员工放倒雨阳棚，导致现场失控发生伤人事故。被告市城管委认为现场没有发生冲突所以执法人员无责任，系毫无依据的错误推断。衡量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并不以是否发生冲突为前提，而是根据行政行为的事实、适用法律依据与程序来判断。何况，现场有两名执法人员参与了推倒，与雨阳棚倒下伤人有直接因果关系。三、被告区城管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此次案涉事件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执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害，应向其赔偿损失。综上所述，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其随意错误执法，直接导致原告蒙受重大损失。被告市城管委对被告区城管局执法过程中违法的行为明显袒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一、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二、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合理且违法；三、被告区城管局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暂估）；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将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被告区城管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合理且违法。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案涉限改通知，证明：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8月21日将案涉限改通知放到原告前台，要求原告于次日12时前将占道物（雨阳棚）清除；该通知所指行政相对人为川西坝子，与原告主体身份不符，程序违法，适用法规错误。证据2.众诚广场停车收费券、武汉市国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证明：原告放置雨阳棚的位置为众诚广场停车场，并非人行道；原告作为众诚广场停车场使用商户，每月缴纳停车费、购买停车券，被告区城管局要求其清除占道物（雨阳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证据3.监控视频三段，证明原告诉称的2017年9月24日事发经过，被告区城管局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第三人受伤。证据4.被告市城管委官网截图三张，证明被告市城管委在其官网中将行政机关对违反《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处罚归于行政处罚类行政行为，将清除道路或者公共场所障碍物的行为归于行政强制类行政行为。证据5.医药费、交通费等支出凭证，证明第三人受伤后，被告区城管局不管不问，原告全程救治，截至目前，原告已垫付共计197423.99元。证据6.住院病案、出院记录，证明第三人受伤住院手术，出院诊断为脊髓完全性瘫痪。证据7.王某证人证言，证明2017年9月24日事发经过，被告区城管局到原告门店处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强制将雨阳棚放倒，存在实体和程序违法。被告区城管局辩称，一、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该项诉讼请求。二、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因被告区城管局并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更无违法行为，原告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区城管局的行为不合理，不属行政诉讼审理范畴，其提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案涉事件系原告同意自拆雨阳棚，在自拆过程中疏于自身安全考量而发生的意外事故，故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注册的名称为“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但店外悬挂标注的字号是“川西坝子”，其在诉状中也予以认可。原告在行政复议中将案涉限改通知作为证据提交，在复议程序中表示不持异议，而诉状诉称该通知不是针对原告而是针对川西坝子，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诉状中同时承认原告前台收到案涉限改通知，故该事实非常清晰，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8月21日当天将案涉限改通知送达原告，该行为系履行职责，所依据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对被告区城管局作出案涉限改通知的行为提起诉讼、主张诉请，而是就意外事故发生当天即2017年9月24日的事件提出诉讼。证据充分显示，事发当天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并未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原告员工看到执法人员再次前来，表示自行清除雨阳棚，其中一名员工即第三人在搬运中不慎被压倒。三、原告提出第三项诉讼请求主体不适格，也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且提出的赔偿数额没有确切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原告是用人单位，不是法定的直接受害人，其提出赔偿请求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案不应当给予赔偿。第三人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依法获得赔偿，以维护其合法正当权益。四、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因前述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故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另外，针对第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被告区城管局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各赔偿项目的具体意见如下：因鉴定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对后期医疗及康复费用不认可；护理费没有正式票据且没有进行护理等级鉴定；残疾赔偿金应按照事发当年的计算标准；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律规定；鉴定不合程序，鉴定费应由原告承担；第三人系工伤，原告不应扣除其停工留薪期待遇。被告区城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查处经过、证据2.情况说明、证据3.行政执法证照片、证据4.现场证物照片、证据5.现场勘验笔录、证据6.案涉限改通知，以上证据证明案件办理情况，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送达案涉限改通知，案涉限改通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证据7.视频资料，证明：案涉事件并非被告区城管局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而是原告同意自拆雨阳棚，在其八名员工自拆过程中，预估不足、指挥不当、用力不匀、疏于安全考量而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在原告员工自拆过程中参与帮助固定雨阳棚底部，此动作只有减轻作用力，事发后执法人员参与了救助。依据：《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被告市城管委辩称，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主体合法。二、被告市城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市城管委于2017年10月20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分别于同年10月27日、同年11月6日通知原告补正。收悉补正材料后，被告市城管委于同年11月10日予以受理，并要求被告区城管局进行行政复议答复。2018年1月9日，被告市城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三、被告市城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根据《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有权对其辖区内的市容环境卫生违法行为进行管理。2017年9月24日，被告区城管局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原告在店外人行道摆放雨阳棚，违法占用道路，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有权要求其改正，将占道雨阳棚清除。（二）被告区城管局要求原告将占道雨阳棚清除，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员工在搬运清理雨阳棚过程中，并未与被告区城管局发生冲突，被告区城管局的行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案涉事件非系被告区城管局违法行为造成，而是原告同意自拆雨阳棚，在其员工搬运清除过程中，疏于安全考量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区城管局对此意外事故并无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该意外事故并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三）原告在诉状中自认两个事实，一是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8月21日向其下达案涉限改通知，二是原告员工自行放倒雨阳棚，因此第三人受伤与被告区城管局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诉状中还可看出被告区城管局在2017年9月24日事发当天没有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进行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被告市城管委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市城管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诉复议决定内容真实，程序合法。证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证据3.《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二份、《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市城管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证据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材料清单及现场勘验笔录、行政执法证照片等证据资料，证明被告区城管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及时作出答复，并提供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人述称，被告区城管局的行政行为不合法，造成第三人身体受到伤害，构成二级伤残，要求被告区城管局赔偿1488762元及尚未确定金额的医疗费、鉴定费、住宿费。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因事故受伤，构成二级伤残；后期治疗及康复费用51800元；伤后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需终身护理；误工期及营养期至定残前一日。证据2.户口簿，证明第三人为非农业户口，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证据3.飞机票订单信息，证明第三人家属为处理事故共支付交通费11063元。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区城管局提交的证据1中记载多次上门督促，但未见相应证据，该查处经过系事后制作，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其中自认2017年9月24日去原告门店是代为清除雨阳棚，说明被告区城管局的行为是行政强制执行。证据2系事后出具，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其内容违反了客观事实。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有异议，未见原告方人员签字，证据4显示雨阳棚摆放在封闭的经营场所，被告区城管局执法错误。证据6送达程序违法，行文不严谨，抬头为川西坝子，主体错误，原告占用的不是公用道路，而是停车场，被告区城管局的处罚没有事实根据，且没有向当事人告知处罚的理由、依据，未听取陈述和申辩，也未对其当场处罚进行备案，程序违法。证据7显示雨阳棚摆放在停车场，不存在违法占道的事实；被告区城管局处于主导地位指挥强制执行，原告员工被动服从；雨阳棚体大沉重，不适合直接放倒，应由专业人员拆除，被告区城管局实施强制清除的方法不恰当，违反了行政适当性原则；现场系原告员工拨打120急救电话，执法人员在带车的情况下没有把伤者送往医院，而是离开了现场。原告对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复议程序合法，但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异议内容在诉状中已陈述。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区城管局对应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区城管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诉状中自认收到案涉限改通知，不存在主体身份不符问题；本案认定原告将雨阳棚摆放在道路上属于占道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送达程序合法，在被告区城管局的证据1中载明有回执。证据2不是合法收费证明，也不能证明雨阳棚摆放的位置是停车场而不是人行道，此处人行道确画有停车位标记，但该位置是否是停车位，应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实际上该处就是人行道，视频资料亦显示有行人在此处通过。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视频显示执法人员进店与原告员工交涉，要求清除，原告员工前后出来八人开始现场指挥、调度、搬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第三人站在侧边被雨阳棚侧翻压伤，被告区城管局不存在现场指挥，也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没有违反任何程序规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行政处罚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七类情形，而责令限期改正或限期改正通知不属于行政处罚，其系行政强制的预通知行为。对证据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支付费用应按照员工与单位之间有法律确认的仲裁为准，不以单位单方票据为主。对证据6的住院记录情况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的实际损害后果应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准。证据7部分不属实，只能证明证人自愿带人出来拆除。被告市城管委在被告区城管局的前述质证意见基础上补充如下：证据2仅是临时使用车位的目的，不代表长期占道经营系合法行为；对证据5、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第三人受伤属于工伤范畴，依法应由工伤保险基金偿付，原告不能因其未为该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而转移其义务；对证据7，证人目前仍是原告员工，其出庭作证的对原告有利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票据认为不齐全，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两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是第三人单方委托鉴定，被告区城管局未收到任何知会，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应提交对应的住院病历、出院记录。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三人在原告处仅上班一个多月，之前的居住地不得而知。证据3没有发票，交通费应符合就医住院相一致原则，而该证据系第三人家属赶赴武汉的费用。两被告对彼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仅能证明其向停车场管理方支付了停车费，不能证明其摆放雨阳棚经过管理方同意；证据4仅能证明违法行为人经行政机关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处以行政处罚，而清除道路或者公共场所障碍物须由行政机关实施才系行政强制执行，违法行为人自行清除的不在此范围内；证据5、6及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系损害赔偿项目的计算依据，以被告区城管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为前提；鉴于证人王某在庭审期间仍系原告员工，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中与监控视频一致的内容予以确认，对监控视频无法反映或者存在不一致的内容不予采信，同理，对被告区城管局提交的证据1、2也以监控视频的内容为准。本案其余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位于本市武昌区友谊大道与武车路交汇处三角众诚广场小区特1号A033-A034号商铺，门店悬挂招牌“川西坝子”，外接武车路停车场。2017年8月21日，被告区城管局认定川西坝子火锅店在店外摆放雨阳棚，违法占用道路，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遂作出案涉限改通知，要求其于次日12时前清除占道雨阳棚并接受复查，逾期仍不改正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当日送达至原告经营场所内由原告员工签收。2017年9月24日上午10时50分许，被告区城管局八名执法人员巡查至原告门店处，发现案涉雨阳棚仍违法占用公共场所，遂口头要求该店员工立即清除。在原告七、八名员工放倒雨阳棚的过程中，其中一名员工即第三人被雨阳棚压倒受伤，后经法医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原告对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9月24日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7年10月20日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一、裁决被告区城管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合理且违法；二、裁决被告区城管局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暂估）。经两次补正申请材料后，被告市城管委于2017年11月10日受理复议申请。经行政复议答复程序，被告市城管委于2018年1月9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为原告在店外人行道摆放雨阳棚的行为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有权对该占道违法行为行使管理、实施行政处罚，其要求原告的员工将占道雨阳棚清除并无不当，原告员工在搬运清理雨阳棚过程中，并未与被告区城管局发生冲突，被告区城管局的行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案涉事件并非被告区城管局违法行为造成，而是原告的员工同意自拆雨阳棚，在其员工搬运清除中疏于安全考量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区城管局对此意外事故并无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五条的规定，该意外事故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综上，被告区城管局于2017年9月24日对原告占道的违法行为处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门店外接的武车路停车场系露天公共停车场，为社会机动车辆提供计时收费停泊服务。第三人诉原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受理，该案因需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1〕137号）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对其辖区内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违法行为具有查处的行政职能。本案中，原告门店连接的武车路停车场位于城市主干道路边，与人行道仅有低矮的方形石墩相隔，系开放性露天经营性停车场，且行人前往原告门店及相邻商铺须从中穿过，属于公共场所。原告在该停车场上摆放雨阳棚，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区城管局下达案涉限改通知责令限期清除，原告员工签收通知书一个月后，被告区城管局在巡查中发现原告仍未清除雨阳棚，即口头责令其员工立即改正并无不当，但没有通知原告负责人到场和告知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存在瑕疵。原告主张其系停车场使用商户并交纳了有关费用，可以在停车场上摆放雨阳棚。本院认为，就现有证据而言，原告向停车场管理方交纳的仅是停车费用，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雨阳棚的放置达成一致，且即使停车场管理方同意摆放，原告也应当遵守相关市容管理规范，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起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请求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认为行政行为已对其造成损害，而本案中直接受到损害的系第三人而非原告。第三人所受伤害是否系《工伤保险条例》所认定之工伤，尚未经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确认。原告因第三人所受伤害依法应承担之责任不明，其已给付第三人的款项之属性及数额不明，所受损害不明，故原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另一方面，事故伤者第三人已参加本案诉讼并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为免诉累，本院在此就本次事故中被告区城管局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作出实体裁决。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一种作为命令，其本身并不是制裁，亦不是直接强制手段，只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停止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后果，恢复原状。因此，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是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相不同的一种行政行为，违法行为人在收到行政命令后若拒不改正，行政机关可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其次，被告区城管局发现原告在签收案涉限改通知一个月后仍未自行清除雨阳棚，遂口头责令其立即改正，原告多名员工在厨师长的指挥下陆续前往停车场，在此期间双方没有发生冲突，也未见原告方有其他人员出面拒绝，可见其听从行政命令并着手实施清理，因此原告员工的后续举动系员工代表原告自行改正违法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可见，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本案中被告区城管局依法履行市容管理职责，其责令原告立即改正的行政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不能成立。另外，本院在此建议被告区城管局注意：一、案涉限改通知存在相对人名称不准确、适用法律规范书写笔误的瑕疵，本院在此予以指正。二、通过监控视频可见，第三人受伤后，有部分执法人员上前查看及施救，其余多人仅作旁观，事发后不到三分钟，全部执法人员离开现场。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本院建议被告区城管局在遇到此类事故时应以人为本，在科学施救的同时，维护现场秩序，稳定伤者和群众的情绪，排查现场是否存在其他危险，待伤者平安送医后再行离开。综上所述，被告区城管局责令原告立即清除雨阳棚的行政命令并无不当，原告员工自行改正不属于行政强制范畴，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不能成立，被诉复议决定维持前述行政命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汉市武昌区汇蜀永萍火锅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 繁人民陪审员  徐绪秋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沈钰书记员邓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