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0623民初1200号 原告:杨淑林，男，生于1951年7月20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城镇居民，住盐津县。 原告：张正秀，女，生于1960年9月24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城镇居民，住盐津县。 原告：杨某1，男，生于2008年1月29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城镇居民，住盐津县。 法定代理人：严某（系杨某1之母），女，汉族，生于1988年7月8日，住盐津县。 原告：杨某2，女，生于2012年8月22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城镇居民，住盐津县。 法定代理人：严某（系杨某2之母），女，汉族，生于1988年7月8日，住盐津县。 原告：严某，女，汉族，生于1988年7月8日，住盐津县。 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洪，云南原上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霖，云南原上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刘忆杰，男，生于1984年5月16日，汉族，四川省宜宾市人，城镇居民，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岸长江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王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任培兴，男，生于1985年11月6日，四川省宜宾县人，住四川省宜宾县。 原告杨淑林、张正秀、杨某1、杨某2、严某诉被告刘忆杰、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报本院院长审批后，延长审限60日，本院依职权追加第三人任培兴参加本案诉讼。原告杨淑林、张正秀、杨某1、杨某2、严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洪，被告刘忆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雄，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及第三人任培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淑林、张正秀、杨某1、杨某2、严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2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12日21时许，被告刘忆杰驾驶车牌为川Ｑ×××××的奥迪牌小型轿车，从盐津县柿子镇往盐津县盐井镇方向行驶，行驶至彝绥线Ｋ100＋200Ｍ处时。因被告刘忆杰超车不当，致使与对向行驶的杨国均驾驶的云Ｃ×××××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被害人杨国均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经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刘忆杰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后双方在交警队的主持下达成了由刘忆杰一次性赔偿80万元（其中赔偿项目为：1、丧葬费52039元；2、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448740元）给被害人家属的赔偿协议。被告刘忆杰给付了60万元后，以肇事车辆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为由拒不给付剩余20万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忆杰承认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但认为其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11万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含不计免赔），请求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减少当事人的负担，要求保险公司将剩余20万元给付原告，41万元给付刘忆杰。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辩称，对事故的发生无异议，但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保险合同责任而非侵权责任，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及保险合同约定条款进行赔偿，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驾驶员刘忆杰在发生事故后，弃车逃离现场，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由，因此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属商业险范畴，保险公司不承担。 第三人任培兴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无异议，认为车辆系出借给刘忆杰使用。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12日21时许，被告刘忆杰驾驶借用第三人任培兴车牌为川Ｑ×××××的奥迪牌小型轿车，从盐津县柿子镇往盐津县盐井镇方向行驶，行驶至彝绥线Ｋ100＋200Ｍ处时。因被告刘忆杰超车不当，致使与对向行驶的杨国均驾驶的云Ｃ×××××号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被害人杨国均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员刘忆杰未迅速报警，且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驾驶人员刘忆杰驾驶机动车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忆杰未迅速报警，且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款与《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被告刘忆杰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盐津县公安局交警队在事发当晚与被告刘忆杰取得联系，要求其立即到交警队接受处理，但被告刘忆杰在次日早晨才到交警队接受处理。2018年8月16日，双方在盐津县的主持下达成了由刘忆杰一次性赔偿80万元给死者杨国均家属的赔偿协议书。2019年3月4日，盐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623刑初3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忆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被告刘忆杰所驾驶的车辆所有人系第三人任培兴，该车辆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含不计免赔）。 结合本案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原、被告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明确即被告刘忆杰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或可否解释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车辆肇事逃逸，保险人能否据此免责，本院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保险免责条款中“肇事逃逸”的概念宽泛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刑事法律因刑罚的严厉性而将无罪推定、罪刑法定作为法律基本原则，刑法上交通肇事罪中对逃逸的认定较为严苛，必须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思表示，但由于主观方面的认定存在诸多困难，被告刘忆杰在讯问笔录中陈述系因内心害怕而离开事故现场，依照疑罪从无原则，就不能认定为逃逸。民事法律以诚实信用、公平合理为基本原则，以利益平衡为宗旨，以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归责原则，并允许过错推定，且适用证据优势规则。这两大领域在法律解释的基本要求和价值追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刑事领域关于“逃逸”的解释，尤其所强调的主观恶意性，不能简单适用于民事领域。民事角度对逃逸的认定没有必要分清行为人主观上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或是过失，而应以是否具有过错作为判断标准和归责原则；从保险条款将“肇事逃逸”设置为免责事由的目的来看，保险公司就将肇事逃逸列入免责条款，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逃逸行为将导致很多重大事项难以查明，如肇事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谁、该驾驶人是否具备相应资格、驾驶人是否有酒后驾车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同时导致事故确切责任无法查明，而这些均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以及责任大小有重大、直接的因果关系，客观上加重了保险公司的合同义务，使保险合同所要求的风险或然性变为必然性，不符合保险公司承保的初衷。2、逃逸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具有不道德性，如果支持这种行为获得保险赔偿，无疑与鼓励民众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相背离，亦为社会公德所不允许。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履行保护现场救治伤员的法定义务。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晚上9时许，事发地点离盐津县城不远处，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忆杰已知晓受害人死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或者是先行为引发的后义务，被告刘忆杰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遗憾的是被告将肇事车辆停放在离事故现场200米左右路边后逃离现场，且在事故发生后接到交通警察的电话后并未迅速到交警队接受处理而是次日才主动到交警队接受处理。即使被告刘忆杰因害怕而离开，但接到交通警察电话后应立即接受处理，而被告刘忆杰次日才接受处理，主观上明显逃避法律责任。导致交警部门对其本身是否存在酒后驾驶及是否存在代人顶责等特定情节无法认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事故责任的认定。虽然交警部门未认定被告刘忆杰弃车逃离现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但针对本案事故发生的特定时空条件，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认定其主观上是出于逃避法律责任。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合同之一，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的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投保单投保声明栏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该声明与保险合同条款中的肇事逃逸已做到字体加粗加黑进行提示，第三人任培兴在保险单投保声明栏签字，因此保险人已经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被告刘忆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未向投保人作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提出的被告刘忆杰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场，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保险车辆肇事逃逸，保险人不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认可在交强险限额（11万元）予以赔偿，系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刘忆杰认可20万元未给付，扣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应给付的11万元，剩余9万元由被告刘忆杰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向原告杨淑林、张正秀、杨某1、杨某2、严某给付11万元； 二、由被告刘忆杰向原告杨淑林、张正秀、杨某1、杨某2、严某给付9万元。 上述款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00.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刘忆杰负担10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负担1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 康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罗 玺 书 记 员  顾莎莎 附：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 （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 （二）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 （三）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 （四）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 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四、《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六十七条交通事故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仍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 （二）发生交通事故报案后，不履行现场听候处理义务或者无故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且不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本人所处真实地点和真实身份信息的； （三）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或者给伤者、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后离开医院的，或者将伤者送往医院报案后不履行听候处理义务的； （四）未经协商或者协商未达成一致，肇事方未留下本人真实信息强行离开现场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的其他情形。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