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84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礼宾路4号松科苑9号楼4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HFW764。法定代表人：孔庆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志，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永平，男，196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朝锋，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孔庆杰，男，198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一审第三人：杨璐，女，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述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志，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永平、一审第三人孔庆杰及杨璐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2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2018年7月5日的《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一审诉讼费由锐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受理费100元（刘永平已预交），由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212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锐视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刘永平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永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理解《股权代持协议》订立的目的，对双方真实意思认定错误。刘永平和孔庆杰均为锐视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股东。杨璐对刘永平不了解，投资锐视公司的前提是孔庆杰对公司享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能够控制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杨璐信任的是孔庆杰，不是刘永平。为了让孔庆杰实现对公司绝对控制和管理，需要孔庆杰在股东表决权比例上体现，从而要求刘永平让渡11.1%表决权给孔庆杰，由孔庆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使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这是签订该《股权代持协议》的本意。对于该情况，在刘永平的陈述“但新股东杨璐要求在登记上呈现孔庆杰是控股大股东地位有利于后续经营，故将这16%股权名义登记在孔庆杰名下，但实际上是代刘永平代持的”中得到了验证。如果《股权代持协议》实现不了该目的，则没有必要签订此协议。2.代持协议的条款约定了孔庆杰享有代持部分股份的表决权，法院对协议理解错误。根据代持协议第一、二条约定可知，刘永平让渡代持部分的股份由孔庆杰表决，协议条款的约定符合杨璐投资案涉公司的意图。至于协议中关于甲方有权依据本协议对乙方不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之表述在于乙方超出委托权限范围的情形，而本案中孔庆杰是根据协议约定的权利范围行使表决权，没有违反该约定。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孔庆杰就无法在股东会上进行表决，因为孔庆杰表决时所代表的股份不仅包含自己的部分还包含代持刘永平的那部分，表决只有赞同、反对、弃权，孔庆杰的表决只能是三者中的一种，代表的是所有的股权比例，无法拆开进行计算。3.一审法院认为孔庆杰支持注销公司的表决侵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的决议侵害了刘永平的利益，相反，因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股东之间不信任，如果继续经营则亏损进一步加大，只有及时解散清算公司才能防止损失的扩大，完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不能因刘永平个人情况而损害多数股东的利益，这也是杨璐投资锐视公司所顾虑的，因而通过《股权代持协议》约束刘永平。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客观事实的前提下，认定解散公司的表决侵害了刘永平的利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4.工商登记信息中，孔庆杰持股比例为60.3%，刘永平持股比例为29.7%，杨璐持股比例为10%。本次股权会议中，孔庆杰和杨璐赞同解散公司，持股合计为70.3%比例，符合公司法要求超过三分之二比例，决议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持股协议》与股东会决议是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理解出现了混淆。《股权代持协议》是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如刘永平认为孔庆杰违反了该协议，可以另案起诉，以确定孔庆杰是否违反该协议，如果违反则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但本案是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是另外法律关系，是要解决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需要分开处理。刘永平一审诉求没有要求确认孔庆杰行为违约，但一审法院对没有诉请的事项进行认定，违背了法院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孔庆杰和杨璐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应当认定股东会决议成立。至于孔庆杰是否违反《股权代持协议》及承担怎样的责任，是另案的问题。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损害杨璐利益。股权代持协议是约束孔庆杰和刘永平，一审法院认为孔庆杰违反《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继而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使得刘永平的诉求得到了支持，违背了杨璐的意志，侵害了杨璐的利益。被上诉人刘永平向本院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案件各方对股权代持事实并无异议，案涉股东会议没有达到章程规定的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参加的有效条件，案涉决议的表决结果也未达到法定的决议通过比例，决议理应不成立。在锐视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刘永平股权结构中，刘永平股权比例为44.1%（其中被孔庆杰代持部分股权14.4%，登记股权29.7%），孔庆杰股权比例为45.9%，杨璐股权比例为10%，各方对于股权代持的事实都予以确认。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参加的情况下视为会议有效。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作出解散公司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刘永平没有参加股东会议并明确反对解散公司决议，案涉股东会议没有达到章程规定的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参加的有效条件，案涉决议表决结果明显达不到法定的决议通过比例，决议应不成立。虽在形式登记中，孔庆杰和杨璐达到三分之二的股权比例。但股东会决议作为表达股东之间意志的文件，应体现真实股东的意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资格的确认，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于公司内部来说，在股东权利义务的分配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没有规避法律的目的的情况下，隐名股东享有实际的股权权利。因此，法院在审理股权的过程中，需厘清公司各股东所持股权的真实情况，才能确定公司决议的最后走向。反之，若公司决议只能基于工商登记的表象而作决断，可能对真实股东的权利造成实质上的侵害，如本案决议一样严重侵害刘永平的股东权益。（二）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双方协议约定，孔庆杰作为名义股东代持刘永平的股权部分，其表决行使都应遵循隐名股东刘永平的意志行使，没有刘永平授权的代为表决是无效的表决。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确认了刘永平与孔庆杰存在委托合同基础法律关系，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而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可见，受托人从事具体委托事务时，依法必须依委托人指示的授权委托书。本案孔庆杰基于代持股权部分的表决，不但没有授权，反而直接违背了委托人刘永平的真实意思，是无权或侵权性质的行为。《股权代持协议》更是有多处明确约定孔庆杰不能违背委托人真实意思的条文。该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刘永平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有权依据该协议对孔庆杰不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并有权基于该协议约定要求孔庆杰赔偿因受托不善而给自己造成的实际损失。第四条约定，孔庆杰承诺其为刘永平所代持的股权受到本协议内容的限制…….不得实施任何可能损害刘永平利益的行为。孔庆杰违背刘永平的意思强行表决，直接侵害了刘永平的表决权。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可知，孔庆杰不能违背刘永平的真实意思进行表决，否则直接侵害了刘永平作为股东的权益，其表决行为属无授权表决。故本案在刘永平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即使孔庆杰和杨璐同意，案涉决议的表决结果也达不到法定的决议通过比例，决议应不成立。（三）上诉状存在多处错误，曲解事实，不应得到支持。（1）上诉状从一审判决书第二页“但新股东杨璐要求在登记上呈现孔庆杰是控股大股东地位有利于后续经营，故将这16%股权名义登记到孔庆杰名下，但实际上是代刘永平代持的。”直接导出是要由孔庆杰有绝对的控制和管理权，是一种故意曲解。这一表述只是表明杨璐个人作为新股东也知道股权代持的事实，且其个人的希望也并未体现在事实上由孔庆杰有绝对的控制权目的。现代公司治理是所有股东依法、约定、章程治理，如上诉状所称让孔庆杰实现对公司绝对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的目的，则杨璐完全可以在投资时要求签订的投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相关内容，但事实并无。（2）锐视公司称按法院的理解，孔庆杰将无法表决，其实这是锐视公司的误解，也与本案无关。公司法上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不是按“一人一票”的人数来计算表决权，而是按出资所占股权比例来计算。本案中，孔庆杰和杨璐明知刘永平持有超过三分之一出资比例的股权，没有参加股东会，孔庆杰和杨璐的出资表决不足以达到解散公司决议的法定要求，因此事实上无法通过决议，从而不应再制作股东会决议，也不存在锐视公司所述的要孔庆杰既投赞成又投反对票的可能。所以，只要孔庆杰严格依据法律办事，不违背刘永平的意志代为表决，案涉股东会决议就不会出现。（3）上诉状称一审法院就案涉《股权代持协议》进行审理超过审理范围，是不正确的。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是本案的证据，法院依法应进行判断，且本案当事人也确认股权代持的事实。股东表决权的基础是股权，股权的实际状况是判断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及合法有效的基础，故该协议与本案有高度关联，一审法院进行审理合情合理。（4）杨璐知道并确认孔庆杰登记的部分股权是代持的，没有刘永平参加的案涉股东会决议不会有效力，仍配合做股东会决议，不是无辜的。杨璐与孔庆杰在案涉决议作出一年多前，共同另行成立同业竞争公司即精锐视觉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所以才想注销现有锐视公司，以彻底断绝对其违法行为可能的追责风险。事实上，孔庆杰、杨璐早已在另行设立的同业竞争公司中获益巨大，这在刘永平、杨璐的损害利益纠纷一案（2018）粤1971民初34239号中已充分查明。一审第三人孔庆杰、杨璐向本院答辩称：与锐视公司的意见一致。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且均确认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锐视公司提起的上诉以及刘永平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关键在于该股东会决议是否已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锐视公司的股权登记、代持股权及实际持股的比例，刘永平与孔庆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虽然约定孔庆杰作为名义持股人可以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包括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但该协议同时约定刘永平作为股份实际所有人，有权依据协议对孔庆杰不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纠正，但不能随意干预孔庆杰的正常经营活动。本案中，孔庆杰作为名义持有人，在明知道刘永平反对解散公司的情况下，违反刘永平的意愿对代持的股权部分也作出表决支持解散公司的决议，解散公司显然不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范围，刘永平可以根据约定对该不适当行为进行监督纠正。而且，在刘永平显然反对解散公司的情况下，孔庆杰的表决行为亦侵害了刘永平的利益，也违反了代持协议的约定，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孔庆杰代持刘永平的部分股权作出的解散公司决议应予以扣除并无不当，也就是说案涉公司决议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该决议依法不成立。锐视公司上诉主张孔庆杰在代持刘永平股权后即拥有包括违反刘永平意愿表决同意解散公司的权利与《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不相符，亦与代持股权的本质属性不相符，对锐视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锐视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广东锐视智能检测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熊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