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10186号原告：杨畅，男，197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宏志，湖南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寒，湖南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海涛，男，197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月，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苗族，系长沙泰鑫实业有限公司推荐，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被告：长沙泰鑫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478号（东塘大厦九楼）。法定代表人：巢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月，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苗族，系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告杨畅（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龙海涛、长沙泰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鑫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湘0111民初593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湘01民终171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湘0111民初593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6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寒，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04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龙海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被告泰鑫公司股东会于2004年9月16日作出的关于股东退出及股份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无效；3.判令被告龙海涛向原告返还被告泰鑫公司20%的股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8年10月29日，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泰鑫公司2012年3月22日及2016年8月17日的两增资扩股股东会决议无效，并由被告泰鑫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撤销根据两股东会决议进行的变更登记。2019年9月25日，原告撤回第2、3项及增加的诉讼请求，并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2004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龙海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事实与理由：被告泰鑫公司是由原告、熊丽娟、龙熙辑、龙文明及龙海涛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22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每位股东出资1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20%。2004年9月16日，被告龙海涛伪造原告签名作出被告泰鑫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经全体股股东讨论，同意熊丽娟、杨畅退出本公司，其中熊丽娟出资的10万元转让给龙熙辑，杨畅出资10万元转让给龙海涛”。同日，被告龙海涛伪造原告的签名制作一份《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将原告持有的被告泰鑫公司股权全数转让给被告龙海涛。至此，原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被告泰鑫公司20%股权。2017年12月初，原告听说龙文明与两被告打官司，涉及股权方面的纠纷，担心自己的股权受损，遂于2017年12月12日委托律师查询被告泰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发现自己股东的身份被取消，原告对此毫不知情，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两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可以确定本案属于股权受到他人侵害的侵权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原告的股权在2004年已经被变更到被告龙海涛名下，至原告起诉之日已经历时14年，在此期间，原告既没有主张过股东权利也没有履行过股东义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认定原告是知道也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也是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的。（二）原告诉称合同不成立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法律根据。原告股权早在14年前就已经过户到被告龙海涛名下，也就是说原告股权转让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被告龙海涛也已经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泰鑫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22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实缴资本为50万元，股东（发起人）为原告杨畅、被告龙海涛、熊丽娟，龙文明、龙熙辑五人，每人的出资额为10万元，占股20%，龙熙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原告杨畅为公司监事。2004年9月16日，被告泰鑫公司进行公司变更登记，股东（发起人）变更为龙海涛（出资额20万元，占比40%）、龙熙辑（出资额20万元，占比40%）、龙文明（出资额10万元，占比20%）。其变更依据为以原告（甲方、转让方）与被告龙海涛（乙方、受让方）名义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在被告泰鑫公司10万元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从股权转让之日起，甲方在被告泰鑫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乙方承继。同日，被告泰鑫公司形成了《股东会议纪要》，同意上述《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7月19日向本院申请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4年9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议纪要》上“杨畅”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9月21日，本院依法委托湖南省鉴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湘鉴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一、鉴定材料：1、检材：2004年9月16日的《股东会议纪要》上“全体股东签名”处“杨畅”签名字迹，2004年9月16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上“转让方签名（盖章）”处的“杨畅”签名字迹。2、样本：“2018.8.9”杨畅签名笔迹实验样本，《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招商银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申办有（无）刑事处分公证的证明》上“杨畅”签名字迹。二、在场人员：湛胜勇、高寒、方雷。三、鉴定意见：两份送检检材上“杨畅”的签名与送检样本上“杨畅”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两被告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为：1、该鉴定书采用的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样本、不能证实是其本人的签字的样本、没有证实真实性的样本与检材对比得出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没有证明力；2、鉴定取样违法，只有原告代理人参与鉴定过程，而未通知被告参与，且鉴定取样明显刻意回避两被告提交的公司章程作为样本的行为。根据原、被告的主张和质证意见，本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认证如下：第一，原告申请的司法鉴定是通过本院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并有本院工作人员在场参与，程序合法，两被告未参与不能否认司法鉴定意见的效力。第二，送检的样本包括原告本人在各方见证下亲笔签名的笔迹实验样本，真实性、关联性、排他性足以认定。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问题；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落款时间为2004年9月16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虽载明，转让方为原告，受让方为被告龙海涛。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涉案协议上原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两被告主张该协议成立，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已授权他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或者原告有事后追认涉案协议的效力的行为。故涉案协议未经协议一方当事人签名并认可，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确认2004年9月16日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该主张系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的范围，单纯的时间经过并不能改变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与否的事实状态，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两被告关于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落款时间为2004年9月16日，署名为原告杨畅（甲方、转让方）与被告龙海涛（乙方、受让方），主要内容为原告杨畅将其在被告长沙泰鑫实业有限公司10万元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龙海涛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本案受理费2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杨畅负担1110元，被告龙海涛负担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月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慧琴书记员向依林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