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17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艳秋，女，1967年8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武君，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洲，男，1967年8月22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凤芹，女，1954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丽珍，女，1972年7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庆祝，男，1958年6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云斌，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竹，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丽，女，1975年9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国兵，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江苏省沭阳县人，居民，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斗，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璐，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司竹芝，男，1957年10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耿东生，男，1969年3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高桂茹，女，1958年1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戴玲，女，1962年1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胡方荣，女，1959年9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汤芹，女，1974年3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孙晓芳，女，1970年4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秦安婷，女，1961年4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郝康明，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云斌，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竹，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沭阳县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213972832X9，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沭城镇人民中路10号。法定代表人：马先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斗，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璐，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祁艳秋、曹武君、**洲、黄凤芹、戴丽珍、陆庆祝因与被上诉人苗丽、何国兵，原审原告司竹芝、耿东生、高桂茹、戴玲、胡方荣、汤芹、孙晓芳、秦安婷、郝康明，原审第三人沭阳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19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祁艳秋等人及原审原告司竹芝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云斌、文竹，被上诉人何国兵及原审第三人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斗、贾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艳秋、曹武君、**洲、黄凤芹、戴丽珍、陆庆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祁艳秋、曹武君、**洲、黄凤芹、戴丽珍、陆庆祝、司竹芝、耿东生、高桂茹、戴玲、胡方荣、汤芹、孙晓芳、秦安婷、郝康明（以下简称祁艳秋等15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纺织品公司2007年9月20日并未召开职代会，所谓选举苗丽等27人为持股小组长的事实并不存在，苗丽等人并非经合法选举产生的股权代持人。2.一审法院认定祁艳秋等15人是纺织品公司隐名股东，没有证据支持。祁艳秋等15人持有纺织品公司的持股证，其股东身份登记在工商资料中，系该公司显名股东。3.一审法院认定何国兵不知道祁艳秋等15人持有职工股，事实认定错误。祁艳秋等15人作为股东以及划分为27个持股小组的材料在工商登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何国兵应当知道。第三人纺织品公司董事会与万德福公司的并购协议对职工的“资产股”作了明确约定，也证明何国兵明知纺织品公司存在职工股，何国兵在一审中也认可知道祁艳秋等15人的职工股情况。4.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是以合理价格转让存在错误。首先，何国兵没有支付股权对价，也没有支付转让对价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中，受让方只能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价款支付给祁艳秋等15人，且不能超出支付时间。至一审庭审调查结束，何国兵均不承认祁艳秋等15人具有接受股权转让价款的资格，称其转让对价系为祁艳秋等15人支付社保以及偿还公司债务，理由不能成立。缴纳社保费是纺织品公司的法定义务，与何国兵无关，事实上纺织品公司至今未缴纳社保费；何国兵至今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其答辩意见亦是不支付。其次，股权转让以2001年改制时的股权价值作为对价不公平。股权转让发生于2009年，却以2001年的股权价值作为基准价格，显失公平。纺织品公司的全部资产是土地及15000平方米的营业大楼，该楼建于2000年，竣工验收于2002年，位于沭阳县城中心地段。改制时作为在建工程低价折算为职工的股权资产。2009年股权转让时上述资产价格已经上涨数倍。作为纺织品公司最核心且唯一的资产，在并购及股权转让时却未涉及。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调查，只对纺织品公司欠缴社保费等公司债务情况进行推测评估，未对公司全部财产及债权进行调查和评判，认定转让价格合理，明显不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祁艳秋等15人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录，持有股权证，在工商登记档案中有记载，系纺织品公司显名股东，而非隐名股东。至于突破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的限制，并不影响对股东隐名或显名的认定，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其为隐名股东。2.本案争议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协议与并购协议合并审理不当。两个协议性质不同，主体不同，权利义务关系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3.一审法院认定何国兵构成善意取得不当。何国兵明知祁艳秋等15人的股东身份（即便是隐名股东），却与苗丽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不支付转让对价，谋取巨额利益，显然不构成善意取得。何国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祁艳秋等15人并非纺织品公司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纺织品公司职工远超过50人，不可能全部登记成公司股东。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有效合同。1.苗丽作为纺织品公司的登记股东，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享有处分权。2.何国兵对案涉股权构成善意取得。首先，转让方的各登记股东作出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何国兵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合法有效。其次，祁艳秋等15人关于股权价值的主张不成立。2007年-2009年，世界遭遇金融危机。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出台了涉及数额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本案的股权转让发生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和纺织品公司危困之际，由主管部门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推动实施，并对纺织品公司职工作出了妥善安排。再次，股权转让具有相应的对价，并未损害祁艳秋等15人权益的情形。何国兵及其他四名受让人受让股权后，先后为公司清缴欠付职工养老保险，清偿外债达2000多万元。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全面履行，且不损害纺织品公司原职工利益。首先，苗丽、何国兵已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了法定转让程序。原职工中有44人按股权转让协议领取了纺织品公司退还的122.38万元现金股股金，现又作为原告起诉，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其次，2009年纺织品公司部分职工信访，信访材料能够证明纺织品公司职工在当年即明知股权转让，但仅就欠缴养老保险问题提出信访，实际上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认可的。而且万德福公司并购纺织品公司在当地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企业原职工，不可能不知道该事实。再次，无论是职工养老保险问题，还是现有职工利权益，纺织品公司现有财产均足以保障，并未损害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职工利益。司竹芝、耿东生、高桂茹、戴玲、胡方荣、汤芹、孙晓芳、秦安婷、郝康明二审同意祁艳秋等人的上诉意见。苗丽二审未作答辩。纺织品公司的意见与何国兵的意见相同。祁艳秋等15人一审诉讼请求：确认苗丽与何国兵签订的纺织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祁艳秋等15人原系沭阳县纺织品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1996年沭阳县纺织品公司与沭阳县服装鞋帽公司等企业破产重组，并于1997年7月17日成立第三人纺织品公司。纺织品公司原始股东有沭阳县商业集团公司、马先锋、李学富等35人，公司注册资本为800.10万元，其中沭阳县商业集团公司出资794.90万元。2001年12月4日，纺织品公司主管单位沭阳县商业局向沭阳县人民政府请示，拟对纺织品公司进行改制。该请示载明：“一、基本情况：1.人员结构该公司现有在册职工483人，离休13人，退休74人，遗补、定补14人，伤残职工1人；2.资产负债情况至目前，该公司账面资产0.84万元，负债229.33万元；3.经营状况该单位目前正在兴建一幢建筑面积为15000平方米的购物中心，目前企业处于歇业状态。二、资产评估情况：该公司现有资产0.64万元，该单位土地使用价值721.16万元。三、改制办法1.资产整体出售，现金安置职工、处理债务；2.净资产公开向职工出售，职工转换为股东，组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四、按第2种改制办法对相关问题的处理1.破产重组时该单位净资产72.35万元，从购物中心成本中剥离，用于安置职工；2.需剥离资产722.74万元（1）用于补缴职工养老保险金59.39万元；（2）剥离遗定补人员费用10.68万元；（3）职工安置费用507.15万元（以平均10年养老保险金标准计，每人10500元，作职工安置费用）；（4）剥离离休费用37.47万元；（5）重组时现金入股3.10万元；（6）欠退休工资17.37万元；（7）重组后欠职工工资27.72万元；（8）一般债务57.66万元……3.总资产794.15万元中扣除剥离数722.74万元后净值71.41万元，公开向职工出售。4.操作办法（1）股份募集，扩现金股72万元，按照经营者持大股，职工自愿入股的原则，经营层募股最低为60万元，其中，董事长持股不低于30万元，职工自愿入股，认购下限为壹股，每股2000元；（2）用于职工安置资产转为职工股份，成立持股会，由30个持股小组组成；（3）欠集团公司32.48万元和集团公司对工程投入120万元，共152.48万元转为集团公司股份，三年内分步退出，第一年30万元，第二年50万元，第三年72.48万元……”2001年12月27日，沭阳县人民政府作出沭政复〔2001〕121号批复，同意了上述请示。2002年3月10日，纺织品公司向祁艳秋等15人发放持股证，持股证载明了股东姓名、身份信息、出资额金额、股份、公司名称和住所地。2007年9月20日，沭阳县总工会向纺织品公司工会作出《关于同意沭阳县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会成立职工持股会的批复》，同意纺织品公司成立职工持股会，且明确经市总工会审查，确认纺织品公司工会已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主席李学富为工会社团法人法定代表人。2007年9月20日，纺织品公司召开职代会，会议议程为：1.选举职工代表；2.成立职工持股会；3.由职工代表选举职工持股代表。会议决议载明：“参加人员：纺织品有限公司职工，应到483人，实到68人，委托参会人数198人，参加会议人数超过职工总数半数以上”。会议作出决议，选举李学富等27人（包括本案被告苗丽）为持股小组组长。2007年9月20日，纺织品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会议议题为根据沭阳县人民政府沭政复〔2001〕121号文件精神，协商表决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变更股东事宜，股东会决议载明：参加会议人员：沭阳县纺织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本次会议应到新老代表股东50人，实到50人，全体股东均已到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在人数和资格方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纺织品公司执行董事马先锋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公司注册资本由800.1万元人民币减少到人民币581.26万元人民币；二、根据文件精神，原县商业集团股份794.9万元用于补缴职工养老金、偿还陈欠债务等合计216.34万元转作流动负债，由公司负责偿还；公司职工出资认购的净资产71.41万元转作购买者股份；安置职工507.15万元转由持股小组持股；同意股东颜庭凯等20人要求退还股金2.4万元；三、选举李学富等27人为持股小组组长……五、公司增加股东及增加注册资本后，最新股东结构为：马先锋出资28.3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4.88%；李学富为第一持股小组组长，第一小组共同出资20.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48%；张莉为第二持股小组组长……杨倩为第二十七持股小组组长……祁艳秋等15人等职工被分别列入上述27个持股小组。当日形成的纺织品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581.26万元人民币，持股会代表为马先锋、张莉等共28人，包括苗丽在内的持股会代表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2008年5月20日，沭阳县万得福集团公司五股东章耀媛、何国兵、陈明华、颜张明、刘晓燕（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并购纺织品公司股权协议书（以下简称并购协议），约定由于纺织品公司经营不善，濒临倒闭，难以运作，为保护公司职工的根本利益，寻求公司新的发展，经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会与万得福集团公司协商，同意达成如下意向：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权并购100%乙方股权，对乙方职工继续保持劳动关系；2.甲方并购乙方股权后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3.甲方应全部偿还乙方集资款的本息；4.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股东所持有的现金股股金；5.甲方应全额发给乙方拖欠的职工工资；6.甲方应偿还乙方退休人员垫付的养老金；7.甲方应负责乙方并购前累计拖欠的社保费用；8.甲方应按时发放乙方遗、定补人员的生活费……四、本协议作为本次股权并购的依据，甲方收购乙方股份超过70%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生效。纺织品公司在该协议书乙方处加盖印章，章耀媛、何国兵、陈明华、颜张明、刘晓燕在该协议书上甲方签字确认。2009年2月9日，纺织品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因魏美玉同志去世，一致同意由姬军民承继魏美玉公司3.56%的股权；2.一致同意马先锋拥有的本公司股权28.3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88%转让给章耀媛，一致同意张忠兵拥有的本公司股权2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61%转让给章耀媛……一致同意苗丽拥有的本公司股权19.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42%转让给何国兵……该股东会决议由马先锋、姬军民及其他26名持股小组组长作出。2009年2月9日，27位持股小组组长（出让方）分别与章耀媛、何国兵、陈明华、颜张明、刘晓燕（受让方）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各持股小组组长将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以货币方式于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给出让方；出资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受让方在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当日双方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纺织品公司股东变更为章耀媛、陈明华、何国兵、颜张明、刘晓燕，马先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2010年12月7日，宿迁市沭阳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将公司股东变更为章耀媛、陈明华、何国兵、颜张明、张松连。另查明，2009年2月，纺织品公司陆续退还了马先锋、张莉、李学富、苗丽、徐红霞等44人的现金股资金共计122.38万元。之后，纺织品公司也陆续与部分职工解除了劳动关系。2009年7月，部分纺织品公司职工到县政府信访，反映公司改制后已至少5年未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金也被公司挪作他用，且营业楼已被万得福兼并，请求领导查处。上述事实，由持股证、公司章程修正案、职代会决议、2007年9月20日股东会决议、持股小组明细表、沭商字【2001】60号请示、沭政复【2001】121号批复、2007年9月20日沭阳县总工会批复、纺织品公司章程、2009年2月9日股东会决议、（2016）苏1322民初15941号民事判决书、变更登记通知书、2008年5月20日并购股权协议书、沭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报给县政府的意见、【2009】162号信访处理单、收件时间为2009年7月9日的人民来信处理单、纺织品公司和沭阳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的还款协议、现金股退还明细表、收据、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统计表和协议书、宿迁日报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祁艳秋等15人在何国兵等五名股权受让人登记为纺织品公司股东前是否为公司股东；二、苗丽与何国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1年沭阳县商业局因纺织品公司当时处于歇业状态，拟对纺织品公司进行改制，改制采用净资产公开向职工出售，职工转换为股东，组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并且提出了“用于安置职工资产转为职工股份，成立持股会，由30个持股小组组成”的操作办法，后改制方案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在该份改制方案中，也同时提到职工安置费507.15万元是以平均10年养老保险金标准、每人10500元计算得出的，也就是说祁艳秋等15人的股份计算基础为养老保险金。2002年3月，纺织品公司向纺织品公司480余名职工出具持股证。2007年9月20日，沭阳县总工会批准纺织品公司成立职工持股会。同日召开的职代会也表决通过成立持股会，并且选出了苗丽等共27人为持股小组组长。因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而持有持股证的职工多达483人，如果将包括职工全部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确定为显名股东，将突破法律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据此，第三人虽向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职工出具持股证，但未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而是将持股小组组长登记作为股东。纺织品公司提交在工商部门的持股小组明细也仅是反映出有27个持股小组、组长名字和组员名字，未将组员列为显名股东，且2007年9月20日的纺织品公司章程第七条也明确载明27个持股小组长即持股会代表和马先锋为公司股东。综上，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职工，在何国兵等五名股权受让人登记为纺织品公司股东前，为纺织品公司隐名股东，祁艳秋等15人认为其为纺织品公司的显名股东无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理由如下：1.关于何国兵等五个股东和纺织品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祁艳秋等15人的股东利益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其直接目的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本案中，2007年9月20日，纺织品公司召开职代会决定成立职工持股会，选举出包括苗丽在内的27人为持股小组长。同日，纺织品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仍是选举出包括苗丽在内的共27人为持股小组长，同时对各小组所持股份进行了明确。由此可见，均是纺织品公司在对公司成立持股会、选举持股小组长等相关事宜作出决策，何国兵等股东并不知晓也未参与。直到2008年5月20日，由于纺织品公司经营不善、濒临倒闭、难以运作，为了保护职工的根本利益，纺织品公司董事会经与沭阳县万得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万得福公司）协商，才在沭阳县经贸局的见证下，纺织品公司（乙方）与万得福公司的何国兵等5个股东（甲方）签订了并购协议。并购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甲方全部偿还乙方集资款的本息、全额退还乙方股东所持有的现金股股金、全额发放拖欠的职工工资、偿还退休人员垫付的养老金、负责纺织品公司拖欠的社保费用、经甲方确认的乙方的债权债务等，并约定该协议作为该次股权并购的依据，甲方收购乙方股份超过70%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生效。为了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需要，2009年2月9日，5个股东才与27名持股小组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至此，2008年5月20日签订的并购协议生效。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2009年2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与并购协议割裂开来单独认定，而应结合并购协议对其效力进行认定。而并购协议不仅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并不能反映出纺织品公司与5个股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祁艳秋等15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相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并购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签订并购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养老金欠缴困境、保障和维护职工利益。另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为苗丽等共27个持股小组长和万得福公司5个股东，纺织品公司并非合同的当事人，祁艳秋等15人主张以纺织品公司与何国兵等五个股东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亦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祁艳秋等15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理由之二即苗丽等27个持股小组长系无权处分，何国兵等5个股东非善意取得涉案股权且非以合理对价转让问题。祁艳秋等15人系隐名股东，苗丽等27个持股小组长系显名股东，如显名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对外转让，隐名股东可以要求认定处分股权的行为无效。但处分股权的行为是否有效，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1）何国兵等5个股东受让股权是善意的。根据2007年9月20日纺织品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股东名册，股东为27位持股小组长和马先锋，祁艳秋等15人并未登记为股东。何国兵等5个股东凭借对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纺织品公司在与何国兵等股东签订并购协议、登记在册股东在与何国兵等5个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均未明示纺织品公司还存在其他股东，何国兵等股东在受让股权时对于还存在其他股东及登记股东与祁艳秋等15人等人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并不知情。祁艳秋等15人提交的持股小组明细系纺织品公司提交在工商部门备案，祁艳秋等15人据此认定何国兵等五个股东知情，何国兵等5个股东未予认可，祁艳秋等15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无法确认何国兵等5个股东在受让股权前已对原告系纺织品公司股东是知情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故本案中，即使按祁艳秋等15人陈述27个持股小组长系无权处分，也无法认定股权受让人非善意。综上，因祁艳秋等15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何国兵等5个股东受让股权时知道还有其他隐名股东，且何国兵等5个股东凭借对登记股东的事实的信赖签订协议无重大过失，应当认定受让股权时是善意的。（2）涉案股权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从并购协议的内容看，何国兵等五个受让股权股东（甲方）的权利是并购纺织品公司（乙方）100%的股权，对应的义务为全部偿还乙方集资款的本息、全额退还乙方股东所持有的现金股股金、全额发放拖欠的职工工资、偿还退休人员垫付的养老金、负责纺织品公司拖欠的社保费用、经甲方确认的乙方的债权债务等。综合第三人在当时经营不善，濒临倒闭，难以运作，公司为了保护公司职工根本利益，寻求新的发展等客观情况，可以认定受让股东以偿还乙方集资款、偿还养老金、退还现金股等义务作为支付并购第三人股权的对价。2001年12月4日沭阳县商业局上报县政府的请示报告显示“职工安置费507.15万元（以平均10年养老保险金标准计，每人10500元，作职工安置费用）”。2007年9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原商业集团股份794.9万元用于补缴职工养老金、偿还陈欠债务等合计216.34万元转作流动负债，由公司负责偿还……安置职工507.15万元转由持股小组持股……”后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职工多次反映公司欠缴养老保险费问题。2009年7月6日沭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过调查核实，向县政府提交《关于县纺织品有限公司欠缴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意见》，载明：“一、基本情况沭阳县纺织品公司现有参保职工414人，截止2009年5月底累计欠缴职工养老保险费83个月计444.28万元（今年以来仅缴纳15.71万元）。据县经贸局提供信息：纺织品有限公司已被万得福兼并，其债权债务全部由万得福负责。二、处理意见请县经贸局协助，由万得福与社保处签订还款协议，其还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签协议时还款不低于总欠费的50%；同时，万得福应承诺按时足额缴纳当期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并不得发生新的拖欠。社保处按有关规定出具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清单，由万得福转发给有关参保职工。”2009年9月16日，纺织品公司和沭阳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就欠缴职工养老保险费还款问题达成协议，在该份协议中载明纺织品公司于2009年9月底前累计欠缴养老保险费490.6万元，其中2009年1-9月份新欠83.33万元，陈欠407.27万元。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职工持股是基于10年养老金转化来的职工安置费507.15万元，2007年9月流动负债达216.34万元，2009年之前纺织品公司欠缴养老保险金就达407.27万元，而根据并购协议，债务的偿还和养老保险金的缴纳等均是何国兵等5个股东负担的，另外44名职工于2009年2月收到退还现金股资金共计122.38万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何国兵等5个股东是以合理的价格受让股权的，且并购协议已在履行过程中。祁艳秋等15人称何国兵等5个股东未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受让人未全面履行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合同相对人可以行使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等权利。另外，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职工多次就“公司至少5年没有为职工缴纳养老金”、“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金也被公司挪作他用”、“营业楼被万得福兼并”等事由进行信访，该事实说明纺织品公司职工对纺织品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与万得福股东的事实是知情的，苗丽等27个显名股东也不可能不将纺织品公司召开职代会、股东会及股权转让的事实告知职工，且职代会、股东会等会议均在纺织品公司召开，祁艳秋等15人陈述其不知情也不符合常理，故其在庭审中陈述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毫不知情与事实不符。（3）纺织品公司与何国兵等五个股东签订并购协议、苗丽与何国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纺织品公司的股东即在工商部门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原来的马先锋及27名小组长变更为章耀媛、陈明华、何国兵、颜张明、刘晓燕5个股东，对外即具有公示效力。综合以上意见，章耀媛、陈明华、何国兵、颜张明、刘晓燕受让股权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故对祁艳秋等15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祁艳秋等15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祁艳秋等15人负担。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何国兵、纺织品公司没有异议。祁艳秋等15人对下列事实提出异议：1.2007年9月20日纺织品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选举持股代表，故所谓27个持股小组长不能代替职工行使权利。2.2009年2月9日纺织品公司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该股东会决议是纺织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制作，然后要求27个小组长签字。3.一审法院认定纺织品公司在2009年2月退还了现金股股金122.38万元没有证据证明。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原纺织品公司职工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是苗丽等27名持股代表转让股权构成无权处分，对此，出卖人无权处分标的物订立合同，并非合同无效的充分事由，认定合同无效，仍需考虑股权转让合同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职工利益的情形。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何国兵与苗丽恶意串通损害祁艳秋等15人利益的情形，并应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系企业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故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角度评价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同时应妥善处理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关系。判断案涉股权转让的效力，关键在于何国兵等人受让股权是否存在与苗丽等27名持股代表恶意串通情形，该转让是否侵害了纺织品公司职工的根本利益。从本案情况来看，股权转让前纺织品公司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债务负担重，已处于停业状态，濒临倒闭。为了盘活企业，清欠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化解债务，纺织品公司管理层与何国兵等人协商，在沭阳县经济贸易局及相关领导的见证下，由何国兵等人从纺织品公司的苗丽等27名持股代表处受让纺织品公司股权，接手经营纺织品公司，目的具有正当性。关于27名持股代表是否具有转让职工股权的权限，因27名持股代表系经工商登记明确记载的股东，何国兵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该27人具有代表纺织品公司转让股权的权利，转让股权是经过职工同意，应认定何国兵等人受让股权具有善意。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在2009年，当时股东资格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何国兵等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在2009年受让股权时是否尽到了足够的审查义务、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合理，在工商登记已经记载苗丽等27人为纺织品公司的情况下，要求何国兵等人在当时受让股权过程中与纺织品公司职工逐一谈判、由400余名职工在转让合同上逐一签字，本身过于苛刻，对何国兵等人有失公平。从另一角度分析，27名持股代表本身亦持有职工股，其本人与所代表的职工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没有与何国兵等人恶意串通损害纺织品公司职工利益（亦损害自身利益）的动机。事实上，何国兵等人受让股权后即着手筹集款项化解纺织品公司债务，续缴职工社会保险费用，本案中也缺乏串通的相应事实。尽管纺织品公司职工未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但从此后的职工信访情况来看，信访内容主要是纺织品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用，而未提出过27名持股代表与何国兵等人恶意串通转让纺织品公司职工股权问题，亦能推论出纺织品公司对股权转让的事实系持认可态度。现包括祁艳秋等15人在内的原纺织品公司职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矛盾发生的背景在于近年来纺织品公司原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用未能足额缴纳和固定资产升值，以该问题倒推2009年股权转让时27名持股代表与何国兵等人恶意串通，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综上分析，祁艳秋等15人称苗丽等持股代表与何国兵等人恶意串通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损害纺织品公司职工利益，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张祖荣、颜士林、周继业、张玉军、孙兆明、乔建阳、汪冬梅、岳洪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张祖荣、颜士林、周继业、张玉军、孙兆明、乔建阳、汪冬梅、岳洪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朱 蕾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