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5690号原告：董瑞泉，男，195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被告：广州纺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8号13层。法定代表人：段月潮，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桂花，女，该司员工，通讯地址。原告董瑞泉诉被告广州纺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瑞泉、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桂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74年高中毕业，在1975年7月服从国家分配至被告单位工程队当学徒。1982年原告由单位推荐获得免费补习初中文化知识的机会，经广州市政府有关教育部门考核成绩合格，1983年2月发证后在广州市越秀区业余学院就读中专。因每周上课需要请两个半天假，故向单位请求，单位是先批准后不批，因此在1983年6月中旬单位以原告请假未经领导批准为由，停发原告当月工资并作口头除名处理。之后原告回单位追讨工资并要求安排工作，屡遭拒绝，追至1983年尾单位告知原告的个人档案已返还街道办事处，原告回街道办事处查询并无此事，街道要求单位出具回执对证，单位却拿不出。根据1982年国务院实行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记入本人档案。”所以，单位应做出除名书面通知且书面送达原告本人，而非告知原告的个人档案已返还街道。据此，单位停发原告当月工资并作口头除名处理，显而易见其行为不合法。现存于广州市荔湾区社保局关于原告的“除名通知”，证实单位在1983年并无返还原告的个人档案回街道，送去的是“除名通知”，以此欺骗了原告，该“除名通知”是原告今年另案在社保局提取有关资料时意外看到，此前原告并不知情。该“除名通知”所写内容：“你自今年七月一日以来一直旷工在外，经我社多次派员及发函通知你回来谈清问题，却未见你任何行动，鉴于你的表现，并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奖惩条例》有关规定，经社委会决定对你作除名处理，并呈报市纺织工业局批准，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起生效，今后你在社会上一切的政治与经济责任均和我社无关，特此通知。”其所述内容与当年的事实不符。此期间原告正在读业余中专并无旷工在外，而且原告住所就在单位附近（骑单车不用二分钟），原告上班时间回单位追讨工资和要求安排工作，不存在单位找不到原告。除名是企业对职工最严厉的处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第十九条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所以，单位对原告作除名处理必须有旷工和批评教育的事实证据，征求工会意见并允许原告申辩是法定程序。而该“除名通知”并无征求工会意见及原告本人申辩的内容，亦无所述内容的事实证据。因此，被告单位借此“通知”对原告作除名处理，显然有违相关法律法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原告至今未收到过单位发出的任何《除名通知书》。因此，原告的劳动仲裁和诉讼均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和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企业对职工旷工有权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职工作除名处理，但是按《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第19条、第20条规定的精神：企业对旷工行为的职工作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遵循对职工负责的原则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记入本人档案，这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是任何企业都不能违反的，而被告单位从开始停发原告当月工资且作口头除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到最后以职工不能查阅个人档案为由，把该“除名通知”代替个人档案送至街道办事处，以此隐瞒事实真相几十年，其行为是对原告知情权、申诉等合法权利的漠视和侵犯。被告单位对原告所做出的“除名通知”无论在行为上还是程序上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效的，故原告依然是被告单位在册职工。为此，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仲裁院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撤销被告单位对原告的除名决定（1983年11月19日作出）；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权利起计算，原告在1983年6月就知道自己被作口头除名，故原告在30多年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因此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的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原告在2018年已经提起过诉讼，案号（2018）粤0104民初25995号，该案的事实与理由与本案基本一致，诉请也是相同，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也是因为同一事实不再受理。经审理查明：已生效的（2017）粤0104民初2399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有以下事实：“广州市纺织工业局于1983年改为广州市纺织工业总公司，1995年广州市纺织工业总公司改组为广州纺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告董瑞泉于1975年7月经广州市荔湾区社会劳动力管理局调配介绍至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工作，入职后在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建筑工程队任职木工。因原告自1983年7月1日起未到建筑工程队上班，广州市纺织工业局批准决定对原告作除名处理，该决定自1983年11月8日起生效。1984年4月11日广州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作出《关于撤销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建筑工程队的决定》，决定于1984年10月5日正式撤销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建筑工程队。1987年8月24日，广州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为原告开具证明，内容为“兹有董瑞泉原是纺织工程队职工，因83年旷工（该单位已向本人发出除名通知书）已作除名处理，特此证明”。另查，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出具的档案材料显示，原告在该管理中心所存的档案材料包括：一、广州市纺织修建合作处于1983年11月19日出具的内容为告知原告对其作除名处理的通知；二、广州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于1987年8月24日出具的对原告已作除名处理的证明；三、日期为1975年7月的广州市荔湾区劳动科毕业生调配介绍信及招工调配名册；四、被告制作的职工名册。”其中，广州市纺织修建合作处于1983年11月19日出具的内容为告知原告对其作除名处理的通知，上载：“你自今年七月一日以来一直旷工在外，经我社多次派员及发函通知你回来谈清问题，却未见你任何行动，鉴于你的表现，并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奖惩条例》有关规定，经社委会决定对你作除名处理，并呈报市纺织工业局批准，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起生效，今后你在社会上一切的政治与经济责任均和我社无关，特此通知。”原告表示该除名通知一直没交到其手上，在另案审判时出具公函提取档案才知情。另查，原告作为申请人将被告列为被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于同日作出穗劳人仲不[2018]4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同一事实请求不再受理”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以被告1983年作出的除名决定在行为和程序上不合法为由主张予以撤销，但原告诉称1983年被告亦曾对原告作口头除名处理，即原告早在1983年已知晓其被除名处理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故原告在本案主张撤销被告对原告的除名决定，已超出上述法定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瑞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董瑞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昇毅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人民陪审员  何碧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曹祖麟法庭记录伍耀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