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45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红波，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37号。法定代表人：曹栖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慧，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谭红波因与被上诉人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6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红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违约损失40000元，支付律师费1000元、保全费4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一）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相当于购车的同时取得网约车的经营手续”及“风险公司承担”、“100%分润”要约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未依约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从被上诉人作出要约的图册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其出售的车辆品牌系东风雪铁龙（爱丽舍）及型号系手动档时尚型1.6L及“相当于购车的同时取得了网约车的经营手续”、“风险公司承担，100%分润”均予以明确。该要约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达，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依约履行义务。2016年6月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120000元，购买被上诉人向其出售的爱丽舍1.6L双燃料手动档轿车一辆。但是，涉案车辆当时的市场销售价仅为70000元左右，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该车辆上完牌照后的价格为81392.92元,与上诉人支付的价格,相差38607.08元,其差价高达近40000元。被上诉人在协议履行期限内并未按约履行100%利润（即返还流水），亦未能保证上诉人所购车辆取得网约车的经营手续，已经构成违约。(二)上诉人之所以从被上诉人处购买高于当时市场价近40000元的涉案车辆,正是基于对合作协议中被上诉人作出的保证“保证原告在合同期内运营快/专车”及其上述要约的信任。2016年6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第一条合作方式第1项约定: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渠道购买车辆进行快/专车营运并向被上诉人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第二条合作期限约定为:合作期限自2016年6月4日至2019年3月26日;协议第四条双方权利义务第1项约定:被上诉人应保证上诉人在合同期内运营快/专车;该条第4项约定,双方有其他方面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违约方均应赔偿守约方损失.同时,协议第八条第3项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提起诉讼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交通费、查询费等。车辆在合作期限内进行快/专车的营运，已构成了违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关费用，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理应予以支持。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采用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条款。1.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系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本案及与本案同一批立案的（2018）鲁0602民初6599号案件等其他六案件的协议均系同一格式〕。该协议中的条款是被上诉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上诉人协商的条款。因此，协议中的条款系格式条款。2、该协议中对免除被上诉人责任条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并未提请上诉人注意也未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当属无效条款，且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已向上诉人履行了说明或提醒义务。一审法院不应以免责条款作为本案裁决依据。（二）协议解除后，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本案中，因被上诉人的违约导致上诉人花高价购车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均认可协议的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高价买车的损失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宣传图册的内容是基于当时的政策作出的,且没有成为合同的具体内容,不构成要约,应该是要约邀请。宣传图册是被上诉人向不特定社会大众发放的,意在吸引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而非与他人订立合同,故只是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非订约行为。该宣传图册上没有成立合同的具体确定内容,不符合要约构成要件,宣传图册是要约邀请,而非要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七款约定,被上诉人不参与上诉人在运营快/专车时的流水分成,分成比例以平台具体政策为准，并未就“100%利润”进行约定,在2017年政策未出台之前,双方的协议均良好履行,所以,被上诉人并未违约。二、《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被上诉人应保证上诉人在合同期内运营快/专车，因政策改变、公司解散、不可抗力等导致被上诉人不能履行前述义务的除外。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政府出台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属于协议中所称的“政策改变”。所以,被上诉人并未违约。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政府出台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烟台市区内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是车辆税后价格（含车辆购置税和税款）12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因上诉人所购车辆税后价格未达到12万元,按上述规定不能再从事合法的网约车服务,致使上诉人的购车目的无法实现,对该实施细则应认定为合同中的“政策改变”,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因此解除合同不属于违约,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三、双方签订的协议经双方确认，并非格式条款。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双方以及普通社会大众当时对网约车具体的政策落地都是不明确的，这是当时整个社会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双方经过协商后在协议中约定了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的事由，所以该条款并非由被上诉人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并且，就签订合同当时来说，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该条款内容也并不属于“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范畴。四、答辩人对合同的解除没有过错，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高价买车损失的请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如发生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台风、地震、海啸等〉、政策改变、快/专车公司或甲方解散等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无法履行的一方应当将不可抗力的情况书面告知对方，本协议解除。致使《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8月23日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上诉人已收到，双方同意解除合同。所以，被上诉人对合同的解除没有过错，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高价买车损失的请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五、是否存在差价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要求返还差额没有法律依据。购车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至于被上诉人从何处购买以及以何种价格购买与上诉人无关，况且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承认其对当时车辆市场价是清楚的，其知道存在差价，该差价不会导致合同无效，也不显失公平。存在差价是合理的，被上诉人从汽车销售公司购买车辆付出了人力和物力，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定的价格卖给上诉人不存在违法情形，被上诉人没有强迫上诉人交易。同时，因为被上诉人是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在烟台市的合作单位，上诉人想与被上诉人合作，合作的方式就包括其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车辆，所以上诉人为了双方合作也愿意在此价格上购买车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谭红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鲁Ｙ×××××车辆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名下,变更登记的费用由被告承担。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0元、支付律师费1000元、保全费400元。共计414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初，被告宣称“相当于购车的同时获得了网约车的经营手续”，并承诺在被告处购车，除可获得网约车经营资格外，每月由滴滴公司扣除的25%的流水全部返还。有鉴于此，2016年6月4日，原告通过被告购买用于快/专营运车辆，购车价为12万元。同日，原、被告双方在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乙方（指原告）通过甲方（指被告）渠道购买车辆进行快/专车营运并向甲方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合作期限自2016年6月4日至2019年3月26日。保证原告在协议期内从事快/专车营运。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免除原告三年的管理费和运营保证金。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未依约按月返还25%的流水，已构成违约，而该车上完牌照价格不足8万元。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正式实施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烟台市区内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符合以下条件：（一）车辆税后价格（含车辆购置税和税款）12以上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而原告所购车辆税后价格并未达到12万元，依规定不能再从事合法的快/专营网约车服务，致使购车目的再无法实现。另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以后被告以其公司司机的名义在滴滴平台上进行注册，现在登录滴滴平台输入本案车辆号或者原告的名字可以显示出我们隶属于被告，如果我们和被告之间解除再另行购车要挂在该平台的话，根据现在平台的规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求被告注销上述账号。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但被告一直拖延未解决。原告遂起诉。被告一审辩称，本案中双方确实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合作协议，因出现了协议中约定的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的事由，所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责任不在于被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同意赔偿。请求驳回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因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事实上被告也通知原告解除协议，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被告同意协助原告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6年6月4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在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因乙方需要经营专业业务欲寻求合作伙伴，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达成协议如下：一、合作方式：1、乙方通过甲方渠道购买车辆（以下简称“目标车辆”，车辆信息见附件）进行快/专车营运并向甲方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目标车辆在合作期间挂靠于甲方名下，乙方拥有目标车辆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二、合作期限：合作期限自2016年6月4日至2019年3月26日。三、费用及支付方式：双方确认管理费每年人民币6000元。四、双方权利义务：1、甲方应保证乙方在同期内运营快/专车，因政策改变、公司解散、不可抗力等导致甲方不能履行前述义务的除外。7、甲方不参与乙方运营快/专车时的流水分成，分成比例以平台具体政策为准。五、本协议的变更与解除：1、如乙方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2、如发生不可抗力、政策改变、快/专车公司或甲方解散等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无法履行的一方应当将不可抗力的情况书面告知对方，本协议解除。七、本协议的终止：1、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目标车辆的过户手续，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2、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甲方应在扣除乙方应缴纳的款项7个工作日内将剩余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八、其他：3、如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以到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提起诉讼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合同附件上载明车辆品牌为东风雪铁龙全新爱丽舍双燃料1.6L手动品尚型。发动机号码为4113396、车牌号为鲁Ｙ×××××。同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在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在2016年6月4日签署的合作协议，经双方协商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下：1、甲方免除乙方三年的平台管理费，合计18000元。2、甲方免除乙方运营保证金10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6月4日和9月14日分别向被告支付购车款10万元、2万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间就原告向被告购买东风雪铁龙全新爱丽舍双燃料1.6L汽车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购车价格12万元。被告购买车辆时因办理保险共支出5342.92元，购买车辆时支付购车款72300元、车辆购置税3750元。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是被告，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的纳税人为被告，保单上的被保险人为被告，现机动车所有人亦为被告。原告主张其购车的前提是被告承诺购买车辆能取得网约车经营资格，并且在协议中予以明确的保证，所以原告才以高于市场价近4万元的价格购买此车。现原告无法进行网约车经营双方解除协议被告理应返还差价损失4万元（12万元－8万元）。被告当庭辩解双方自愿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购车款为12万元。原告从被告处购买车辆，双方对车辆价款进行了明确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其提交的宣传图册上明确载明“相当于购车的同时获得了网约车的经营手续”，合作协议中第一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项均明确体现出被告承诺并保证原告所购置的该车可进行快/专车营运，所以原告才在当时高于市场价四万左右的情况下购买该车。被告认为首先，通过原告陈述明确知道购买该车时有差价款还同意以12万元从被告处购车，可见签订合同时原告是自愿的，其销售合同合法有效，不显失公平。不同意原告实际支付购车款项12万元与涉案车辆实际市场价格相差4万元系原告为取得网约车经营资格而向被告支付的观点。其次，对宣传图册的真实性被告存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并不构成要约，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在2017年政策未出台之前，双方的协议均良好履行，被告并没有违约。（二）原告还提交了宣传图册原件一份，主张是被告的宣传图册，用以证明被告作出明确的要约“相当于购车的同时获得网约车的经营手续”。图册上载明，本公司推出快车新模式，高分成比例，超低购车价格。相当于购车的同时取得了网约车的经营手续。被告对图册的真实性有异议，辩解宣传图册并非被告印发，上面也无被告印章或者签字。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加诉讼，为此支付律师费1000元。原告为本案保全委托保险公司出具保函，花费400元。被告认为，协议无法履行并非被告责任，所以其不应承担该费用。（三）原告原诉请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鲁Ｙ×××××车辆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0元、支付律师费1000元、保全费400元。后当庭变更诉请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鲁Ｙ×××××车辆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名下,变更登记的费用由被告承担。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0元、支付律师费1000元、保全费400元。4、判令被告注销就涉案车辆被告将原告以其公司司机的名义在滴滴平台注册的账号。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导致涉案车辆无法进行快/专车营业，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双方均认可被告已于2018年8月23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原告已收到，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被告曾口头告知原告，将涉案车辆登记至被告名下可以获得滴滴公司返还25%的流水，所以就将涉案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现在因涉案车辆已不具有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资质，且该车由原告全额付款购买，原告为所有权人，并且被告自合同签订后从未履行返还25%流水的约定，故被告应配合原告过户，被告对合同的解除有过错所以要求被告承担过户费用。被告表示其同意协助原告过户，但是费用应由原告承担，且其从未向原告做过返还25%流水的承诺，书面合同中亦无约定。原告主张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订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政府出台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系关于网约车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出台，而非协议中所称的“政策改变”，故被告抗辩的免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系采用被告所提供的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该协议中对免除被告责任条款的约定被告并未提请原告注意，也未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故该免除被告责任的条款当属无效。被告则辩解双方签订的协议经过双方的确认，并非格式条款。协议中的政策并非原告所说的意思，签订协议时，原、被告双方以及普通的社会大众当时对网约车具体的政策落地，都是不明确的。这也是当时整个社会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所以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的事由。被告当庭同意注销就涉案车辆被告将原告以其公司司机的名义在滴滴平台注册的账号。（四）诉讼中，根据原告财产保全的申请，法院裁定冻被告在银行其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条款清楚，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均依约履行。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正式实施的《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烟台市区内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符合以下条件：（一）车辆税后价格（含车辆购置税和税款）12万元以上的7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因原告所购车辆税后价格并未达到12万元，依上述规定不能再从事合法的快/专营网约车服务，致使原告的购车目的无法实现。对该实施细则应认定为合同中的“政策改变”。现原告解除和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请求，因双方均已确认被告已于2018年8月23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原告已收到，且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关于由被告协助原告将鲁Ｙ×××××号车辆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名下之请求，被告亦同意，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关于车辆变更登记费用由被告承担之请求，因《合作协议》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协议终止后，被告应配合原告办理目标车辆的过户手续，相关费用由原告承担。故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的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因被告对合同的解除没有过错，故原告的第三项诉请，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的第四项诉请，被告同意，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判决：一、确认原告谭红波和被告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8月23解除；二、判令被告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将鲁Ｙ×××××车辆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名下,变更登记的费用由原告谭红波承担；三、判令被告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注销就涉案车辆被告将原告谭红波以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司机的名义在滴滴平台注册的账号；四、驳回原告谭红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5元及财产保全费515元，由原告谭红波负担1269元，由被告烟台皮皮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81元。因原告已向法院全额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经法院支付给其81元。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合同也实际履行，应为合法有效。2017年10月1日，《烟台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实施后，上诉人依据合同所购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属政策改变致使双方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对此双方均无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变更车辆登记正确、合法。本案中解除合同的原因是政策改变，不能归咎于合同中的任何一方。从案件事实看，上诉人对合同内容、车辆价格等情况应是知悉的。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合同违约损失400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按宣传图册内容对其承担法律责任，因该宣传图册属要约邀请，双方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才是确定各自权利义务的依据。故上诉人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双方合作协议属格式合同，被上诉人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鉴于上诉人在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及实际履行协议的情况，应当认定上诉人对合同内容有清楚的认知。其主张合作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5元，由上诉人谭红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