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9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中所沟村。法定代表人：王守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缑建奎，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民，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上坝乡上坝街13号。法定代表人：薛兴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平，公司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缑建奎，甘肃田福农业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由三村。法定代表人：王春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颂军，山东君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福农业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种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4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非法诉请。2、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本案诉讼费、反诉费、保全费、评估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观念模糊，适用法律不当。一、该案发生的实际事实。2015年，被上诉人找到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种子代繁委托书》，签订后被委托人意识到自己不具备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资质，主动要求放弃履行合同，委托人也表示了同意，这份合同从此终止。双方均没有履行，不牵扯责任、权利、义务。后又经上诉人田福农业公司介绍，被上诉人又找到了上诉人金宝种业公司签订了《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二、委托人主体资格违法。两个合同表明了被上诉人和两个上诉人的法律关系均是委托和被委托关系。该案案由应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不应该确定为“种植养殖合同纠纷”。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但前提是委托人委托于被委托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是自己拥有的合法权利。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农作物种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国家特别将农作物种子作为特殊商品进行管理，对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管理以法的形式进行了规范。农业部又以《种子法》的委托，颁布了70余套行政法律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全面规范的法律法规体系，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逾越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种子法》第十四条，转基因植物品种的选育、试验、审定和推广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第十五条，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申请者可以直接申请省级审定。第二十条，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第二十二条，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和有效期限等项目。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该案标的物“莱科818”虽然经过了河北省审定，也取得了品种权，但双方签订的是《委托种子繁育生产合同》，委托人必须按种子法20条规定在生产所在地（酒泉）办理“莱科818”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取得该品种种子生产资格，才具有委托权。这是委托人繁育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玉米种子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委托人并没有办理“莱科818”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属无证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玉米种子，委托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属违法行为，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就属于违法无效，无主张权。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三、双方责任划分。被上诉人是涉案标的物“莱科818”的所有权人，该品种经过了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又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被上诉人对该品种享有了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被上诉人和金宝种业公司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中，签订的农作物品种名称均为代号，这些代号究竟是什么？是否属未经过农业部审核批准的转基因作物，还是属于未经审定的作物违法品种，其合法性难考其究，委托方采用了一种隐瞒手段，剥夺了承约方（受委托方）的知情权。农作物的种植生长过程，实际就是人们尽可能的采取有效措施来满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对外界环境（温湿度、水肥条件等）的需要，满足它生长的条件过程。该品种的特征特性是什么？需要的生长环境条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有利作物生长？什么条件下与作物生长不利？根据气候气象特征变化，确定什么时间播种，如何安排隔离区，怎样播种；什么时间需要浇水、施肥、去雄、授粉、收获、晾晒等等等等，这些田间管理作务措施，受委托方均不掌握，全接受的是委托方派员的指导、管理，受委托方没有任何自主权，受委托方在整个作物生长过程中提供的只是土地和劳务，得到的产品属委托人所有，被委托人没有占有权、处分权和商业利润获益权，得到的7元/公斤只是劳务报酬。根据无权则无责的原则，要被委托人承担种植损失责任显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此，不论从事实逻辑情理还是从法律规定上要受托方承担法律责任，显属不当，与法相悖。又根据合同法142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该案的标的物并没有交给被委托人，始终掌握在委托人手里，一切都是委托人说了算，被委托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工族。受托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有听从指挥的义务，有获得劳动报酬佣金的权利，没有担负责任的义务，合同中约定打工族承担责任的条款应该均属无效！至于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状上陈述的“二被告履约过程中没有按照原告要求播种，致使播种期推迟；没有按照要求安排隔离区，影响了母本传粉质量；没有尽早晾晒种子，导致种子发霉。”这些不良法律后果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又根据《民法通则》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被上诉人派员4人在整个种子生产过程中，始终没离开酒泉，安排、管理、指导种子生产，如果发现错误行为，应该果断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漫延。播种期、隔离区这些都是在播种时发生的事实，晾晒种子也是当时很容易纠正的，因这些行为构成的损失均为扩大了的损失，原告无权提起赔偿主张。四、关于被上诉人预付款、原种款性质认定。合同签订后，委托人给被委托人预付的种子亲本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是免费提供，被上诉人无权索回。种子预付款75万元，应该认定是合同预付定金，根据合同定金原则，只能在支付劳务报酬时予以扣除，如果委托人违约或者违法，定金无须退还，被上诉人追回定金的主张不应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应该予以驳回。五、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损失赔偿。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对原告主张的损失经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其进行了评估，损失为4541722元，原告要求赔偿400万元。因为该次种子生产活动，原告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申请人申请的主张权利属违法，评估鉴定结论应属无效，人民法院应该予以驳回。六、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该案中，金宝种子公司生产收获了842620公斤（包括己经交付了的78吨）种子，原合同约定7元/公斤的价格不是商品价值，是劳务报酬，减去预付款75万元，下剩5823340元劳务报酬委托人应该按数给付被委托人，委托人的违约给被委托人构成的损失，依法必须予以赔偿。至于种子质量问题是委托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是灭活处理还是转商处理，均是委托人的权力。与被委托人无关，任何人无权强加被委托人承担此责任。至于下剩的764620公斤种子，依据合同法264条：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被委托人是暂时留置，待委托人依法付费后，随即就交于委托人。七、该次行为首先是委托人违法在先，被委托人是受害者，故此，所有案件受理费、反诉费、评估费、保全费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请人民法院明察秋毫，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公正判决。被上诉人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该案发生的实际事实”。上诉人称：2015年被上诉人找到田福农业公司，双方签订《种子代繁委托书》，签订后田福农业公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具备涉案种子生产资质，主动要求放弃履行合同，被上诉人也同意。这份合同从此终止，不再履行。后田福农业公司又介绍金宝种子公司，双方签订《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该所称与事实不符。1、答辩人与田福农业公司签订的是《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而非所谓的《种子代繁委托书》，答辩人的确出具过一份受托方为田福农业公司的《种子代繁委托书》，但该委托书是用于田福农业公司向甘肃省农业厅申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而不是用于约束双方的制种行为。答辩人与田福农业公司签订的合同除承约方及签约时间不同外，其余内容与金宝种子公司所签合同完全一致。2、并非田福农业公司介绍金宝种子公司签约，事实是：田福农业公司与答辩人签约后，其法定代表人王栋民提出田福农业公司的资质达不到制种要求，他还有一个具备资质的金宝种子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他，需要挂靠这个公司履约。答辩人于是同意了王栋民的建议，与金宝种子公司也进行了签约，所签合同上金宝种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处是由王栋民签字这一事实也充分证实了答辩人的所述事实。3、田福农业公司主张与答辩人合意废止了双方所签种子生产预约合同，答辩人不认可，田福农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4、田福农业公司实际参与并实施了种子生产预约合同中承约方主要义务的履行，比如：收取答辩人发送的亲本种子以及75万垫付款，将亲本种子发放给农户，并将剩余亲本种子发回给答辩人；种子种植过程中的核算清单、制种花费清单、种植隔离处理意见上亦有田福农业公司人员签字。且是田福农业公司委托检验部门进行种子质量检验，并与金宝种子公司共同向答辩人回函等。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委托人主体资格违法”的观点。1、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本案合同标的物为特定物---玉米种，农作物种子生产承约方必须为具备生产资质的企业，且在制种过程中需要利用自身的技术、设备和条件等因素完成种子生产事务，而非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只是按照委托人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两者之间从合同履行主体、履行内容、履行结果、履行责任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司法实践中，类似本案案情的纠纷也是以“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确定案由，而不是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合同纠纷。2、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依据《种子法》相关规定、答辩人应取得在酒泉地区的“莱科818”《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而本案属于无证生产，因此涉案合同无效的主张。(1)《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五）品种。生产经营的品种应当通过审定，并具有自育品种或作为第一选育人的审定品种1个以上，或者合作选育的审定品种2个以上，或者受让品种权的品种3个以上。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由此可见，《种子法》第二十条并没有规定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必须由种子生产预约方即品种权人办理。实践中，委托制种都是由承约方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手续。(2)涉案《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第五条第1款明确规定承约方须持有《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植物检疫登记证》。由此可见，本案制种也是约定由承约方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等手续。而事实上，上诉人金宝种子公司按照合同第五条第1款规定、以其名义于2014年7月29日办理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栏目中于2015年6月29日变更增加了“莱科818”玉米种的生产许可项目，许可证上还有金宝种子公司代理人韩志平亲笔签字注明的许可证有效期，金宝种子公司按照合同第五条第1款规定、以其名义于2015年9月30日办理了《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这样的证据足以推翻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观点。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双方责任划分”的观点。1、上诉人主张：涉案《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中标注的农作物种子品名均为代号，不知代号究竟什么？是否为转基因作物？还是属于未经审定的作物违法品种。现行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过程中，使用代号是普遍通用且不违法的做法，出于品种权人对于品种自身的保护之目的。金宝种子公司作为具备种子生产资质的企业，对此明知。二审开庭前，答辩人委托河南省依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莱科818”是否为转基因作为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即为非转基因作物。甘肃省农业厅为金宝种子公司核发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以及酒泉市植保植检站为金宝种子公司核发的《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就充分驳斥了上诉人所谓的是否为未经审定的作物违法品种的主张。2、上诉人引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第142条关于买卖合同等规定，主张答辩人应承担损失则的观点。(1)上诉人引用法律依据不当，涉案合同关系既非委托代理关系，也非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案由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涉案《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第十条明确规定田福农业公司以及金宝种子公司作为承约方应对生产种子质量负责。通过原审法庭调查、二审答辩人提供的涉案玉米晾晒时的照片以及田福农业公司在原二审庭审中的自认，能够确认涉案种子出现低于约定质量标准的主要原因是：上诉人基于以下人为操作失误原因造成的。收获方式：种子收获，应该先确定烘干线的装仓时间后，边收获边装仓烘干，不应该把种子一次性收获堆积场上，等待烘干；②烘干不及时：上诉人当时急于烘干的是“金庆707”转基因种子，上诉人为了掩盖其种植转基因种子的违法行为，将堆放在晒场的涉案种子不管不顾，而抢先烘干转基因种子；③晾晒方式：上诉人将答辩人未脱粒的玉米棒子堆放在晒场上，厚度达一米多，导致种子发霉变质。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预付款、原种款性质认定”。1、上诉人主张种子亲本款按照合同约定免费提供。合同没有约定亲本由答辩人免费提供，合同第八条明确规定：亲本款暂借给承约方，于2015年11月前还清或经预约方同意从当年收购种子款中扣除。2、上诉人主张：75万元属于合同预付定金，根据合同定金原则，只能在合同约定给付劳务报酬时予以扣除，如果委托人违约或者违法，定金无需退还。75万元预付种子款根本不是上诉人所谓的定金，根据合同约定是基于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种子所付的款项，而金宝种子公司以及田福农业公司生产的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该预付款理应返还。五、上诉人主张：因该次种子生产活动，原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其主张权利属违法，评估鉴定结论因属无效，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如上所述，涉案制种活动完全依照《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定办理了制种手续，制种活动合法有效，并非上诉人所称的违法。至于烟台宏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玉米损失鉴证评估报告》，上诉人曾主张评估鉴定机构是否具备鉴定资格无法认定、《报告书》内容过于简略、不规范，涉案“莱科818”属于特定物、报告出具有违评估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规程等观点，但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六、1、上诉人在重新调整的上诉状观点中对于本案合同性质先后主张了委托合同、买卖合同、承榄合同等多种观点，法律理论的想象力确是丰富，但缺乏法律常识。本案的合同性质只能是种植、养殖回收合同，而不是其他。2、关于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产生的原因已在前述，不再赘述。3、因涉案种子为植物新品种，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判令上诉人对存放的玉米种子灭活性处理并无不当。七、上诉人所谓的委托人违法在先的事实并不存在，所谓的被委托人是受害者与事实不符，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及客观事实判令承担涉案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主要责任的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反诉费、评估费、保全费于法有据。原审判决没有将答辩人已收取的78000公斤玉米种转商处理的价格中(1.5元/公斤）扣除已实际发生的甘肃到莱州的汽运运费（78000公斤*0.70元=54600元），是个缺憾。本次上诉人重新调整的上诉状中充斥着上诉人违背常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浓厚意识，所以答辩人在此提及这一事实。但因本案历时三年多的时间，答辩人无意再与上诉人缠诉下去，决定放弃该权益，所以没有提出上诉。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基于涉案制种行为无效这一论点，这一论点没有事实支撑、根本站不住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玉米种子亲本款100500元、种子预付款750000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00000元，共计4900000元；2、对委托二被告培育出的764620公斤玉米种子作灭活性处理；3、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金宝种业公司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西由种业公司返还“莱科818”玉米种78吨；2、反诉被告西由种业公司赔偿反诉原告损失6940000元（包括支付制种农户种款5117505.20元、支付各种费用650061.35元，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借款利息2595404.95元，减去现有库存“莱科818”玉米种710020公斤预计转商所得1420040元）；3、反诉费由反诉被告西由种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原名称为酒泉市田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8月19日变更为现名称。2015年3月28日，原告西由种业公司与田福农业公司签订了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委托田福农业公司生产品名代号为201501的玉米种子，预约播种面积为3000亩，预计亩产450公斤，单价为7元/公斤，质量要求为：纯度≧98%，芽率≧96%，净度≧99%，水份13%以内。合同还对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的环境及技术要求作了约定，并要求承约方必须将种子在2015年9月15日前收获并及时烘干果穗，避免霜冻（寒流）影响种子质量。种子脱粒后要求籽粒风筛后上比重选，以保证种子净度及芽率，水份控制在13%以内。比重出的大颗粒种子各项指标达到按合同价格收购。承约方须持有《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植物检疫登记证》，交售种子时还需提供该批种子的有效田间检验结果单、产地检疫和《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预约方收货后复验，发芽率、净度、水份三项指标在收货后三个发芽周期内复验完毕，纯度在收货后该作物第一个生产周期内复验完毕，发现问题应及时通知对方，逾期视种子合格。经复验不合格的种子需在预约方的监督下做转商处理。双方对每批种子必须同时取样分别封存，以备种子复验和仲裁使用，样品保存至该批种子用于生产收获以后……七、交（提）时间、地点、发运方式及运费负担：发货时间预定在2015年10月-2015年12月底，运输可采用铁路运输或汽运两种方式，以经济安全为前提由预约方决定何种运输方式。铁路运输的短途运费由承约方承担，铁路运费由预约方承担。八、……亲本款暂借给承约方，但还款不受制种过程中任何因素影响（如种子绝收或因种子质量不合格预约方予以报废等非预约方责任等原因），并于2015年11月前还清或经预约方同意从当年收购种子款中扣除。九、结算方式和期限：种子播种结束后，预约方确定实播面积，每亩垫付资金300元，垫付资金从结算种款中扣除；种子收购期间，承约方要严格按双方预约的种子质量标准进行收购，经预约方监督认可后（承约方将所收种子数量加盖公章后邮寄给预约方），根据合格种子数量（抽检种子经鉴定合格后）首期付款30%，余款按种子收购进度分期支付，种子收购结束后付种款的50%，余款在种子发货结束后，经预约方鉴定合格后付清（收到种子后20日内复检结束）。十、双方一般责任，预约方责任，按合同约定交付资金，保证全部收购承约方生产的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种子。承约方责任，按约定的种子品种、数量、质量安排生产，遵循合同规定的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并接受预约方的监督检查，保证种子质量达到合同约定条款规定，并按合同第八条约定足额交付预约方。十一、凡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减产或种子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时，承约方应及时通知预约方进行现场考察，同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资料，并按减产程度及种子质量变化情况变更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协商不成可按经济合同法及种子管理有关规定处理”。因涉案种子系植物新品种，双方还签订了补充条款，对涉案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约定。因被告田福农业公司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被告田福农业公司介绍，2015年4月20日，原告又与金宝种业公司签订了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金宝种业生产农作物种子品名代号为201501的玉米种子，合同约定除了约定由金宝种业代为繁育50亩2015-3玉米种子外，合同中约定种植的201501玉米种的面积、种子的质量、单价及繁育材料的提供，亩用种量、费用的负担，以及合同的其他约定，均与原告2015年3月28日与田福农业公司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的内容一致。合同落款处加盖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公章，被告田福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栋民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2015年3月15日，原告将制种所需的亲本种子发送给被告田福农业公司。2015年5月11日，原告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田福农业公司支付垫付款75万元。被告田福农业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5年5月19日给原告出具了收据。后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将其中的70万元转付给被告金宝种业公司。种植的亲本种子亦由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发放至农户，并将剩余的亲本种子发回给原告。2015年8月15日，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向原告出具了确认单，确认收到制种亲本：母本12150公斤，父本2500公斤，自交系150公斤，用量：母本用7637公斤，库房存3981公斤，精选出废料532公斤；父本用1550公斤，剩余950公斤发回原告处，自交系用145公斤，精选出废料5公斤。原告确认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实际退回制种亲本4750公斤，已使用的亲本种子10050公斤，合计价款100500元。庭审中，被告金宝种业公司认可实际种植玉米种的面积为2085.70亩，收获种子842620公斤。2015年10月22日-10月24日，原告共收到被告公司交付两车玉米种共78000公斤。经原告抽检，被告所交付的种子的纯度、芽率、净度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委托酒泉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精选后的种子进行了检测。经检测，被告所生产的种子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期间，原告就种子的质量问题向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发出信函，并要求被告尽快发货。被告未再向原告交付剩余种子。2016年1月9日，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发函，内容为：“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和酒泉市田福种业有限公司共同与贵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合作意向，委托我公司生产品种代号为201501玉米种子，并签订了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同意按核实面积下放亲本种子进行生产，同时约定：种子播种结束后，每亩给付前期投入预付300元给予承约方，但截止到种子收购结束后，贵公司给承约方付款75万元整，其余款一直未能到账。收货后再付给承约方制种款的50%，也一直未能兑现。种子收获后，第一次抽检种子质量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纯度98%，芽率96%质量标准，后与贵公司协商解决，双方重新确定了相应的质量标准为芽率92%、纯度96%。重新对种子进行了二次加工精选后，经权威部门的检测，确定该批种子的芽率为89%-91%之间，根据国标质量检验标准检验，纯度、芽率达标。目前，按双方约定的发货时间2015年10月-2015年12月底已过，但贵公司一直未能提货，现在各基地制种款已全面开始结算，新上基地的制种款必须在元月10日前结清。种子调配事宜该如何解决，还望贵公司尽快给予答复，协商解决为盼”。原告收到上述信函后，于2016年1月10日向二被告复函，认可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的事实，不认可二被告提出的与原告协商重新确定了种子质量标准的事实，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提交种子未达到合同要求，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因双方就种子的质量、交付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3月4日，原告起诉。庭审中，因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认可，经原告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种子的损失进行了评估。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依据西由种业公司2014-2015销售年度、2015-2016销售年度会计核算资料及转商玉米报告日市场价格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显示：2015至2016销售年度涉案种子的平均批发价格为19.34元/公斤（扣除返利），种子生产、加工、销售成本为12.45元/公斤，单位纯利为6.89元/公斤，预计纯利润5805652元，扣除转商玉米价值1263930元（842620×1.5元/公斤），净损失为4541722元。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35000元。审理中，被告金宝种业公司主张现在公司存有710.02吨“莱科818”玉米种，在田福农业公司存有54.6吨“莱科818”玉米种。被告田福农业公司主张田福农业公司没有从金宝种业公司拉过种子，田福农业公司只是受原告公司吴永强委托将隔离区以外的不合格的玉米棒子拉到田福农业公司晒场，不能作为种子用，只能转商。另查，酒泉市气象信息快报显示酒泉市9月30日至10月1日天气实况--受强冷空气入侵影响，我市从9月30日凌晨开始，自西向东出现了吹风、降温、降雪天气，1日清晨全市出现强霜冻。预计2日清晨全市仍有霜冻出现，请继续做好防冻工作。肃州区种子管理站出具证明，证明其所在地区每年度玉米制种适时播种时间为4月20日至5月10日，收获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15日之间，根据不同生育期品种和海拔高度略有时间差。收获时若遇霜冻、低温冻害，则会造成芽率受损情况发生。2015年度，在制种玉米收获中期，该地区遭遇了低温冻害，导致大部分制种玉米芽率普通下降。又证明上坝镇新上村、小沟村制种玉米就是在9月30日-10月1日遇到大风降温后出现强霜冻造成了一定的冻害。关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原告主张：二被告系涉案合同的当事人，种子生产的承约方，应对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共同承担责任；田福农业公司不仅签约还履约，包括收取亲本及预付款、委托鉴定、收取原告信函、与金宝种业公司共同回函。被告田福农业公司主张：田福农业公司与金宝种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自己没有生产资质，所以向原告介绍了金宝种业公司，将原告给付的预付款和亲本全部转交给金宝种业公司；整个种子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全部由金宝种业公司和原告派人进行共同管理，收购种子的收购发票、过磅单都是由金宝种业公司出具，生产的所有种子都在金宝种业公司仓库；2015年4月20日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中田福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栋民的签字是在签订第一份合同时一次性签了六份空白合同，当时原告工作人员吴永强承诺原告与金宝种业公司签订合同后，田福农业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自行废止，但田福农业公司必须作为中间人监督金宝种业公司全程的生产、配合原告完成与金宝种业公司的合作。被告金宝种业公司主张：金宝种业公司与田福农业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因田福农业公司没有生产资质，所以由金宝种业公司给原告提供生产资质，在原告与被告金宝种业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中也让田福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栋民签字。关于双方争议的种子质量问题及责任承担。原告主张涉案种子的质量问题是指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各项指标，而不是指种子合格不合格，涉案种子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这是金宝种业公司与田福农业公司的自认，也有田福农业公司提供的当地检测报告予以证实，且在烟台中院审理期间，被告田福农业公司主张涉案种子出现质量问题是因为金宝种业公司在种子收获后忙于处理为其他单位种植的种子，对涉案种子没有及时晾晒、脱粒、烘干而导致的。原告认为二被告没有按照要求于2015年4月中旬开始播种，而是在4月19日播种，但这并不影响该玉米品种的成熟期，也不直接影响种子的质量。被告田福农业公司主张在种子生产、收购过程中，田福农业公司从未参与过任何工作，即使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与田福农业公司无关。同时认为，涉案“莱科818玉米种”播种期应在4月中旬，而原告与金宝种业公司签订合同日期为4月20日，即合同签订时错过了播种期，原告明知错过了播种期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要继续履行合约，应对此负有责任。被告田福农业公司认可曾在烟台中院审理期间主张涉案种子出现质量问题是因为金宝种业公司在种子收获后忙于处理为其他单位种植的种子，对涉案种子没有及时晾晒、脱粒、烘干而导致的，但认为原告主张隔离和晾晒出现了问题而没有加以制止，任由错误进行，原告作为种子生产技术指导的提供方，种子质量出现问题与原告有关。综上，原告应对种子质量问题承担全部责任。被告金宝种业公司主张原告与金宝种业公司之间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签订于2015年4月20日，播种日期在4月20日之后，而根据合同约定2015年9月15日前收获，2015年9月15日收货玉米种未达到成熟期，即合同签订之时，已错过了播种日期，播种时间是影响产品质量原因之一。原告对此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原告无权对扩大损失要求赔偿。且2015年9月30日开始酒泉市出现降温、降雪、霜冻情形，对种子的发芽率亦造成严重影响。关于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原告主张涉案玉米品种属于植物新品种，原告为之付出多年大量的投入和支出，烟台宏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调取了原告该品种历年的成本凭证以及销售发票等财务资料出具评估结果，该结果不是被告所主张凭空想象。被告田福农业公司认为法律规定可得利益损失是可以而不是肯定。可得利益损失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不是金宝种业公司造成的，更不是田福农业公司造成的，金宝种业公司已经投入了几百万的资金和若干人力，现在没有任何收入，金宝种业公司已经有了直接利益损失，现对原告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赔偿，不合理。同时被告田福农业公司还认为，烟台宏正资产评估报告不能证实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首先“莱科818”玉米种是原告独有的，其他公司无法生产的，所以不存在市场调查，原告应提供同一年该品种玉米得到的利益进行证明，且原告应提供与其他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销售发票等证明可得到的利益收入，在原告没有提供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可得利益从何而来。关于涉案“莱科818”玉米种能否进行质量鉴定问题。原告认为二被告均认可种子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没有必要鉴定。被告田福农业公司认为种子在金宝种业公司库房存放达3年之久，生命力和活力已经完全下降，只能作出纯度不能做出芽率。被告金宝种业公司认为库存的种子已超过近三年的时间，种子的发芽率和活力明显下降，现在鉴定没有必要。2018年8月26日向本院递交退回预交鉴定费申请。关于反诉原告金宝种业公司要求西由种业公司返还“莱科818”玉米种78吨，西由种业公司主张该78吨玉米种以每斤0.4元的价格已做转商处理。反诉原告金宝种业公司对此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2015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田福农业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因被告田福农业公司没有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故原告又与被告金宝种业公司签订内容一致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将亲本种子发放给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并将垫付款75万元支付至田福农业公司账户，种植的亲本种子亦由田福农业公司发放至农户，并将剩余的亲本种子发回给原告，二被告提交的上坝基地玉米费用核算清单、制种花费清单、制种隔离处理意见等材料均有二被告人员签字确认，后期双方因玉米种子质量发生争议时，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又委托相关部门对种子进行检验，并与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共同向原告回函，这一系列行为表明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并非只是向原告介绍了金宝种业公司，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参与了涉案玉米种的种植、收获的全过程，故应依法认定涉案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系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和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共同履行，二被告应共同承担合同义务。2015年12月7日，被告田福农业公司委托酒泉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玉米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种子的纯度、芽率、净度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2016年1月9日二被告在给原告的函件中也予以认可。上述行为系二被告的自认，且亦有检测报告予以佐证，现二被告均主张现在进行质量鉴定没有必要，故应依法认定二被告所生产的玉米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二被告虽对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评估结论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评估结论存在错误或评估程序违法，对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出的评估结论予以采信，依法认定2015年-2016年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价值为5805652元，转商玉米单价1.5元/公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系一个整体，合同签订时间应从2015年3月28日开始，2015年3月15日原告已将制种所需的亲本种子发给田福农业公司，且合同约定“承约方必须将种子在2015年9月15日前收获并及时烘干果穗，避免霜冻（寒流）影响种子质量”。因此二被告以错过了播种期为由进行抗辩，不予采信。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属于法定赔偿范围,故原告有权要求二被告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审理中，被告田福农业公司自认涉案玉米种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主要原因是因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在种子收获后忙于处理其他单位种植的种子，对涉案种子没有及时晾晒、脱粒、烘干造成的，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金宝种业公司在种子收获后未及时晾晒、脱粒、烘干的违约行为是造成涉案玉米种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主要原因。根据肃州区制种玉米的种植、收获情况以及2015年9-10月的天气状况，9月30日凌晨出现吹风、降温、降雪、强霜冻天气对制种玉米的发芽率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综上，考虑二被告的违约行为及天气因素的影响，原审法院酌定二被告应赔偿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70%，即4063956.4元（5805652元×70%）。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4000000元在该可得利益损失范围内，予以支持。反诉原告金宝种业公司要求反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694万元，该损失系金宝种业公司因制种所花费的所有费用。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涉案玉米种每公斤收购价格为7元，金宝种业公司共生产842620公斤玉米种，金宝种业公司可得经济利益5898340元（842620公斤×7元/公斤），因842620公斤玉米种达不到合同约定标准，不能再作为繁殖材料使用只能作为转商处理，扣除转商玉米价值1263930元（842620公斤×1.5元/公斤），金宝种业公司实际损失为4634410元（5898340元-1263930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减产或种子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故依法酌定反诉原告补偿反诉被告30%经济损失即1390323元（4634410元×30%）。反诉原告金宝种业公司给付反诉被告西由种业公司78吨玉米种，该78吨玉米种反诉被告已做转商处理，反诉被告应按转商处理的价格返还给反诉原告金宝种业公司117000元（78000公斤×1.5元）。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亲本款为暂借给承约方，故原告要求被告依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返还玉米种亲本款、预付的种子款，予以支持，但亲本款应当按照被告实际使用的亲本的价款计算。原告委托被告生产的莱科“818”种子系国家授权的植物新品种，被告生产的涉案种子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该批种子不能再作为繁殖材料使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玉米种亲本款100500元、预付的种子款750000元，共计850500元；二、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损失4000000元；三、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剩余的764620公斤玉米种子作灭活性等使其不能再被用作繁殖材料的处理；四、反诉被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给付反诉原告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玉米种款117000元；五、反诉被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给付反诉原告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390323元。以上一、二、四、五项，均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0元，由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费35741元，由反诉被告莱州市西由种业有限公司负担18366元，反诉原告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负担17375元（已交纳），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诉讼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35000元，共计40000元，由被告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交纳，限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款40000元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实金宝种子公司于2014年7月29日取得甘肃省农业厅核发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该许可证栏目中于2015年6月29日变更增加了“莱科818”玉米种的生产许可项目，该复印件有金宝种子公司加盖的印章并由其代理人韩志平书写了有效期，该证据证实涉案的制种行为是合法有效的。2、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复印件一份，证实涉案种子收货后金宝种子公司经审批取得酒泉市植保质检站核发的产地检验合格证，证实金宝种子公司按照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其名义申报并取得了检验合格，该复印件加盖金宝种子公司的印章，两份证书的原件均在金宝种子公司处，复印件是由金宝种子公司加盖印章后提供给被上诉人的。3、被上诉人向金宝种子公司提供的办理莱科818种子生产许可证的相关手续以及变更“莱科818”授权截止日期的申请，顺丰快递邮寄单，证实根据合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份向金宝种子公司提供了办理“莱科818”生产许可证的相关手续，包括出具给田福农业公司的种子代繁委托书、出具给金宝种子公司的委托书、“莱科818”审定证书、“莱科818”主要特征特性文字描述等资料，种子收货后因两上诉人存在制种违约行为，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2日通过顺丰快递，向甘肃省种子管理站邮寄了关于变更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莱科818”授权生产截止日期的申请。在该申请中明确载明了是由金宝种子公司办理的生产许可证，但因为生产许可证中没有标注授权生产的截止日期，故提出申请。证据原件在甘肃省种子管理站。上诉人金宝种子公司、田福农业公司质证称：有异议。1、因为是2015年4月20日合同签订时，我们在播种前被上诉人只需要提供生产许可证，该证书发放日期是2014年的，我们签订合同是2015年4月20日，该证据不真实。我们是2015年与被上诉人打交道，不可能在2014年办理“莱科818”许可证。许可证上的印章不是上诉人所盖，文字也不是韩志平书写。2、对检验合格证是真实的，在我们当地就可以办理。3、金宝种子公司没有见过委托书。田福农业公司称：申办种子许可证的材料均是2015年的，而被上诉人提供的生产许可证是2014年的，在事实上不成立。另查明，上诉人田福农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预约合同后，被上诉人支付了75万元预付款，后田福农业公司转给金宝种子公司70万元。二审中，金宝种业公司认为，田福农业公司是利用我公司的加工设备、厂地与酒泉市上坝镇新上村联系给被上诉人和田福农业公司共同负责落实制种基地以及劳务联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田福农业公司是否是《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的当事人？田福农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已经解除。2、预约合同的效力。3、上诉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4、原种款、预付款应否赔偿给被上诉人。5、被上诉人应否赔偿上诉人育种款5823340元。1、关于田福农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预约合同是否已经解除。2015年3月28日，被上诉人与田福农业公司签订一份《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后因田福农业公司没有生产主要农作物种子资质，被上诉人又与金宝种业公司签订一份《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在育种过程中，被上诉人将亲本种子发放给田福农业公司，种植的亲本种子亦由田福农业公司发放至农户，并将剩余的亲本种子发给被上诉人；田福农业公司还参与了上坝基地玉米费用核算，参与起草了制种隔离处理意见等文件；田福农业公司收取被上诉人垫付款75万元后，转付给金宝种业公司70万元，并未全部转给金宝种业；双方因玉米种子质量发生争议时，田福农业公司委托相关部门对种子进行检验，并与金宝种业公司共同向被上诉人回函。从上述行为来看，田福农业公司虽然没有种子生产许可证，但实际参与了育种的全过程，应认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分别与田福农业公司和金宝种业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由田福农业公司和金宝种业公司共同履行合同义务，故二上诉人均是合同当事人，应共同承担合同义务。田福农业公司主张已经与被上诉人解除了预约合同，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预约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分别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预约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被上诉人违反《种子法》的禁止性规定，未在生产所在地（酒泉）办理“莱科818”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未取得该品种种子生产资格。依据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预约合同》第五条：“承约方需持有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植物检疫登记证，交种子时需要提供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可见，提供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植物检疫登记证是上诉人的责任，并非被上诉人的责任。上诉人以自己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主张合同无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次，上诉人所引用的《种子法》第二十条是管理性规定，并非禁止性规定，不能以此作为认定预约合同效力的依据。因此，上诉人主张本案预约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上诉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2015年12月7日，田福农业公司委托酒泉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玉米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种子的纯度、芽率、净度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2016年1月9日二上诉人在给被上诉人的函件中认可“种子收获后，第一次抽检种子质量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纯度98%，芽率96%质量标准”；田福农业公司在烟台中院第一次审理期间主张涉案种子出现质量问题是因为金宝种业公司在种子收获后忙于处理为其他单位种植的种子，对涉案种子没有及时晾晒、脱粒、烘干而导致的。由此可以认定二上诉人培育的种子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预约合同第十条约定：“承约方责任，按约定的种子品种、数量、质量安排生产，遵循合同规定的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并接受预约方的监督检查，保证种子质量达到合同约定条款规定，并按合同第八条约定足额交付预约方。”上诉人培育的种子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要求构成违约，应当赔偿因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派员参与整个种子生产过程，安排、管理、指导种子生产，被上诉人未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行为，因此造成扩大的损失被上诉人无权主张赔偿。上诉人做为有资质的育种企业，应当知晓育种的流程及常识。被上诉人认可在播种和收获季节曾派人到上诉人处指导，但被上诉人派人指导是帮助上诉人履行合同，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技术指导存在明显过错导致损失扩大，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扩大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烟台宏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上诉人的损失进行了评估。上诉人主张评估鉴定结论无效，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没有资质、鉴定程序违法等情形，故其主张鉴定结论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并无不当。4、原种款、预付款应否赔偿给被上诉人。预约合同第二条“预约方繁育材料”部分是一个表格，表格中列明了三批种子的品名代号、数量、亩用种量、单价，其中有2批种子的单价注明“免费”字样，第3批种子单价未注明“免费”字样。而合同第八条“亲本质量要求及付款方式”约定：“亲本款暂借给承约方，但还款不受制种过程中任何因素影响（如种子绝收或因种子质量不合格预约方予以报废等非预约方责任等原因），并于2015年11月前还清或经预约方同意从当年收购种子款中扣除。”上述第二条与第八条约定的内容矛盾，但第八条对亲本款的支付方式做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即“于2015年11月前还清，或者从种子款中扣除。”由此可见，双方对于亲本种子的本意是要支付费用的，如果免费提供，则没有必要在第八条对费用支付方式做出明确的约定。上诉人仅以预约合同第二条中注明的“免费”字样即主张不应支付原种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预付款75万元，属于预约方向承约方支付的育种费用，育种结束后，本应从育种费用中扣除。但因上诉人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育种费用单独进行了计算，计算过程中并未抵扣预付款，因此，该部分预付款应当返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主张不应返还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5、被上诉人应否赔偿上诉人育种款5823340元。上诉人所育种子达不到合同约定标准，不能再作为繁殖材料使用，只能作转商处理。被上诉人对此并无明显违约行为，但一审法院考虑到育种当年发生霜冻自然灾害，影响种子质量，判令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30%的损失符合合同约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全部育种款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剩余未交付的种子，因不符合预约合同的质量要求，被上诉人有权拒收；涉案莱科“818”种子系国家授权的植物新品种，被上诉人享有知识产权，该批种子因不符合质量要求不能再作为繁殖材料使用，原审法院已经确认转商处理，并未要求上诉人交付，故上诉人主张依据《合同法》第264条行使留置权并无意义。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741元，由上诉人甘肃田福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6000元，由上诉人酒泉市金宝种业有限公司负担817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波审判员  孙 威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战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