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3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涛，男，1986年8月28日出生，住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召祥，江苏苏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三泰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大兴居委会。法定代表人：郭同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前龙，江苏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涛因与被上诉人宿迁市三泰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泗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3民初9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9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李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召祥，被上诉人三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前龙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三泰公司返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涛主张与三泰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违背了本案的基本事实。1.作为本案的最直接证据，被上诉人自身提供的其于泗阳农村商业银行临河支行账户《活期明细档查询》显示，自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16日期间，上诉人曾与其发生过多笔资金来往。其中，收取上诉人的资金备注为“借款”或“转账”，而转给上诉人的资金均由其备注记载为“往来款”。相关交易明细，均未补充备注与阚某,4或其控制的关联企业存在任何关系。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于2018年3月16日通过杨建霞账户汇给被上诉人460万元、240万元两笔款项。能够与之对应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活期明细档查询》中显示其于2018年3月16日当日向上诉人账户转入200万元、40万元的两笔资金，用途记载为“往来款”。上述原始书面证据，兼具被上诉人自认效力，即可直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同属被上诉人自认证据，还有涉案10万元“三泰公司财务费”的解释，被上诉人于庭审调查中明确自述为“过桥费”用途。而民间金融领域中，基于商业惯例共识，所谓的“过桥费”概念，系指借款企业于银行贷款到期还旧贷新、银行承兑到期套开新承兑的过程中，付给提供资金方的包含补偿与回报在内的费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借款的时间节点，恰是被上诉人前期银行承兑到期之日，被上诉人需筹集资金向泗阳农村商业银行临河支行归还承兑敞口，才可申请银行套开出新承兑汇票以实现资金链衔接。涉案借款，正是基于上述特定行业惯例所形成。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此类借款交易习惯，亦可通过此前于2018年3月16日发生的过桥借款资金往来有着更充分的体现。然而，一审判决却刻意割裂了这一背景因素，从而回避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认定。3.同为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证据所显示的业务衔接过程，尽管交流的具体内容己无法复原。但是，各方之间的对接程序，却完全符合“银行过桥借款”业务中的用资方、出资方和过桥银行三方间的交涉惯例。其间，案外人阚某,4的地位，无非是基于对被上诉人负有债务而代其垫付了费用而己。对此，结合原审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如下：被上诉人银行承兑还款期限届满前一日，即2018年9月15日,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法人代表郭同虎当面协商；至2018年9月6日，即还款期最后截止日，经上诉人于16:51致电郭同虎交涉，随后于18:58收到了阚某,4汇入的10万元“三泰公司财务费”。上诉人即刻于19:07将200万元资金汇至被上诉人账户，并于19:09通知郭同虎；次日，上诉人与贷款行泗阳农村商业银行临河支行王召宇行长微信交流中，谈及被上诉人新承兑签发及过桥资金垫付事宜；至2018年9月19日至9月27日期间，因被上诉人新承兑未能签发出来，上诉人出于顾虑，于微信中向王召宇行长落实被上诉人业务情况，其中谈及曾主动找郭同虎交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于2018年9月17日与贷款行行长的微信聊天中，王召宇询问上诉人垫资金额时（语音），上诉人谈到“他给的费用有限，超过费用要不到”。因双方谈话内容不涉及第三方，此处的“他”显然意指作为用资方的被上诉人。上述证据，系各方业务过程中所形成，具有原始证据性质。另因当时尚未发生纠纷，其可信度远高于案件纠纷发生后的各方辩解或证人陈述。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阚某,4的抗辩主张相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而言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从而隐性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系阚某,4所借，违背了基本的生活常识和证据规则，从而不能成立。1.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主张，尽管上诉人缺少与被上诉人间的借款合同、借条等通常性的直接证据。但结合民间金融领域中“银行过桥借款”业务惯例、双方前期发生的过桥借款交易习惯，以及具体到上诉人、被上诉人、银行作为中间方的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证据来看，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从而得以支持上诉人的债权主张成立。2.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抗辩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系案外人阚某,4的陈述。但阚某,4的身份，不仅与被上诉人方法人代表郭同虎有亲戚关系，且因同时对双方当事人负有债务而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现实性的利害关系。因此，其于纠纷发生后形成的所谓证言，本不具有可信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支持其所谓的借款关系之说，被上诉人出示了与阚某,4之间的借条。而在上诉人当庭提出涉嫌伪造异议并要求鉴定的情况下，随后又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更正为事后补签。由此即可反映出，阚某,4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完全处于被上诉人的立场而与之配合串通。但一审判决认为即便借条系后补，也不影响各自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错误。3.郭同虎发送给上诉人短信形成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正逢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4日对其提起诉讼之后不久。正因如此，郭同虎于发送的短信内容中“你这小孩太不懂人情道德”的字义，充满了对上诉人的斥责之意。同时，在双方纠纷己经形成且己提交诉讼的背景下，相互之间的交涉，已与庭审中的抗辩主张无异，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支持上述结论，完全无视上诉人提交的正常业务过程中的原始性的证据，却将纠纷形成后被上诉人方所持抗辩意见，与同样是纠纷形成后且有明显立场串通之嫌的阚某,4的陈述，共同作为证据结合使用，明显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的嫌疑。4.一审判决隐含着的导向性结论，是涉案款项系上诉人与案外人阚某,4双方间的借款关系。假如该结论成立，作为借款人的阚某,4先向上诉人转账10万元，随即再由上诉人代阚某,4汇款200万元，而非一次性直接出借190万元，明显违背常理。如果阚某,4借款之说能够成立，阚某,4汇款单中特别备注“三泰公司财务费用”又明显相互矛盾。5.从情理上讲，诉争借款发生当时，阚某,4及其关联企业已经涉及多起债务诉讼纠纷，且其本人己被列为失信人员。特别是，阚某,4另欠上诉人三百余万元逾期无力偿还。而上诉人于原审中提供的2018年4月17日、2018年5月16日两次微信联系记录显示，上诉人己经开始对其私下讨债，阚某,4则采取了消极逃避态度，甚至连几万元的债务都借故不付。在此情况下，李涛不可能置之前的债务不顾而继续向阚某,4出借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三泰公司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纯属个人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借贷关系，但是上诉人至今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两百万的借款连最基本的借条、向被上诉人主张债务的短信、微信、录音记录都没有，显然不符合常理。四、一审诉讼中，证人阚某,4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该笔借款系阚某,4本人所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阚某,4在向上诉人借钱的时候出具了一张借条。并且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这张借条上面签字。三泰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要求上诉人提供该份借条。在法庭的再三要求下，上诉人主张没有该份借条。阚某,4作为泗阳凤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凤丝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果案涉借款并非其个人所借，不可能到庭陈述款项系他个人所借。上诉人的行为涉嫌了虚假诉讼罪，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5日已经向泗阳县公安局报案。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就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泰公司立即偿还李涛借款2000000元以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三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6日，李涛向三泰公司转账2000000元，并同时备注“借款180××××9088”。同日，案外人阚某,4向李涛转账100000元，并同时备注“三泰财务费”。2018年9月16日，案外人阚某,4与李涛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阚某,4：发送100000元转账截图”—“李涛：收到”—“阚某,4：钱打过去吗”—“李涛：我在找账号”—“阚某,4：要我发给你吗？千万别打保证金账户啊”—“李涛：发送2000000元转账截图”。2018年11月26日，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同虎与李涛短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李涛：郭总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问什么事”—“郭同虎：法院什么情况”—“李涛：我现在因为少客户钱已经在山东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房子也卖了”—“郭同虎：你尽快回来处理，不然这个钱你是拿不到了，你这小孩太不懂人情道德了”。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如下：涉案借款合同相对人应如何认定。李涛主张实际借款人系三泰公司，而三泰公司辩称实际借款人系案外人阚某,4。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涛系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就双方存在款项交付事实及借款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李涛虽然提交了其向三泰公司汇款的转账凭证，但在是否存在借款合意的问题上:其一，双方之间无借款协议、借据等书面借款凭证；其二，三泰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认为涉案款项系原告向案外人阚某,4出借，交付给三泰公司用于归还阚某,4欠三泰公司的借款，案外人阚某,4对此予以认可。李涛提供的2018年11月26日与三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同虎的短信记录中关于郭同虎称“：你尽快回来处理，不然这个钱你是拿不到了……”的陈述，因郭同虎并未明确认可欠款的事实，其陈述系因三泰公司不差李涛借款而被起诉，是要求李涛回来处理其与阚某,4之间借款事宜，故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其三，从借款经过来看，李涛仅提供部分手机拨打记录，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三泰公司之间存在前期洽谈借款事宜的经过，而从三泰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先是由案外人阚某,4向李涛转账100000元并备注“三泰公司财务费”，后阚某,4将该转账记录向李涛出示并征询是否需要告知三泰公司账户，李涛在向三泰公司转账2000000元后将转账截图又发送给阚某,4，若如李涛所述实际借款人系三泰公司，依据常理其没必要告知案外人阚某,4，且100000元的款项应直接由三泰公司支付，三泰公司以及案外人阚某,4的抗辩主张相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而言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而李涛对此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关于2018年3月16日阚某,4出具的借条，即使该借条系后补，也不能完全否认三泰公司与案外人阚某,4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能免除李涛进一步举证其与三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三泰公司针对其抗辩主张已经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初步证明，故李涛作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对于所述涉案款项系三泰公司向其借款的这一主张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在其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李涛主张涉案款项系三泰公司借款并要求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李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李涛提供如下证据：1.图片一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张，图片地点是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同虎的办公室，图片中左手方穿黑色上衣的是郭同虎。聊天记录的内容是李涛在郭同虎办公室偷拍上述照片的过程。证明在2018年3月16日，李涛在向三泰公司转账之前，到郭同虎办公室就借款归还承兑汇票的事情。2.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三张、银行转账记录三张，聊天记录是李涛和其朋友杨建霞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是2018年的3月16日李涛指示杨建霞转入三泰公司的保证金账户700万。证明三泰公司在一审诉讼中陈述跟李涛不熟从来没有和李涛发生过交易关系不属实；700万是李涛安排打的，也没有出具借条，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目的是为了让三泰公司能够开出承兑汇票；2018年3月16日的700万保证金，是为了能够开出1400万的承兑汇票，就是本案三泰公司陈述的20张10万元汇票。综上，李涛与三泰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易往来，以往李涛有过替三泰公司垫资缴纳承兑汇票保证金的事实。3.转账记录两张，2017年9月5日杨建霞向三泰公司转账300万元，2017年8月31日杨建霞向三泰公司转账200万元，证明李涛与三泰公司之间每半年有一次交易往来。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背书信息20份，证明三泰公司主张交付给阚某,4的20张承兑汇票之后的背书中分别为泗阳县祥和木业有限公司、江苏尤佳竹木科技有限公司、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名昕建材销售中心，均与阚某,4及阚某,4所有的两家公司无关，能够证明三泰公司并未向阚某,4交付借款。另外，其中尾号为548731、403382的两张承兑汇票，最终背书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名昕建材销售中心，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名昕建材销售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吴松又将款项打回到三泰公司，也能证明款项并未交付给阚某,4。还有，泗阳县祥和木业有限公司、江苏尤佳竹木科技有限公司与三泰公司之间均没有真实的交易，开具的购销合同均是虚假的，用于开具承兑汇票。5.一审法院（2018）苏1323民初9558判决书一份，证明李涛和阚某,4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并提起诉讼，李涛不可能再向阚某,4出借大额款项。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证据的时间上看，系发生在借款的前一天。而根据证人阚某,4所提供的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上诉人的200万元汇款均是与阚某,4沟通。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杨建霞个人汇款的四张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账户截图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账户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20张承兑汇票的背书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2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包含在李涛在三泰公司开出的11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中，其中700万元用于偿还李涛找来的700万元保证金，200万元是阚某,4借三泰公司用于偿还李涛，还有200万元是借给李峰的。至于承兑汇票开出之后的去向，三泰公司不清楚。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案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5日，不能证明其主张。为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三泰公司提供控告书一份及邮寄的回执，证明因李涛涉嫌虚假诉讼罪，三泰公司已经向泗阳县公安局扫黑办进行报案。关于三泰公司提供的证据，李涛发表质证意见：李涛不存在虚假诉讼行为。三泰公司与阚某,4之间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本院认证意见：关于李涛提供的图片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仅系其与案外人之间联系，即便真实，亦无法确认其与郭同虎之间就何事进行商谈。故就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涛提供的杨建霞的汇款单据以及账户截图，三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就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杨建霞向三泰公司打款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尚不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的性质。关于李涛提供的20张承兑汇票的背书明细，三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虽然背书人中无阚某,4或阚某,4相关的公司，但电子承兑汇票可以直接贴现，故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涛的主张。关于民事判决书，三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民事案件系李涛于2018年11月15日提起诉讼，而本案的款项交付发生于2018年9月16日，形成于提起诉讼之前，故李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三泰公司提供的报案材料，系其单方制作，亦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2018年9月16日，李涛向三泰公司转账交付的两百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系借款，李涛主张三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就2018年9月16日的200万元款项，李涛主张其与三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就借款达成合意的书面合同、借条等相关凭证，且三泰公司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故李涛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举证责任。其次，李涛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款合同，且李涛按约交付了200万元款项。三泰公司对收到案涉200万元款项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该款系李涛代阚某,4偿还欠款，并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了阚某,4向三泰公司出具的借条证明其主张，阚某,4亦在一审诉讼中出庭陈述佐证上述事实。李涛主张三泰公司与阚某,4之间的借款虚假，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再次，阚某,4向李涛打款10万元并备注“三泰财务费”，系其单方行为，李涛主张其系代表三泰公司基于案涉200万元款项向李涛给付费用，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李涛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否定三泰公司向阚某,4出借200万元款项，亦不足以证明其与三泰公司存在案涉200万元的借款事实，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李涛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2018年9月16日的200万元款项系其向三泰公司出借借款，对其主张三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李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李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万 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