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初505号原告：冯文萍，女，汉族，1973年12月22日出生，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郭立涛，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路23号。法定代表人：王鹤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莎，谢燕春，云南云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7甲1-8号。法定代表人：关锡友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何凌云，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法定代表人：侯巍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艳，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拉萨康达汽贸城院内2号楼2-07号。法定代表人：林进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邹德龙，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冯文萍与被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机公司”）、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郭立涛、被告昆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春、被告沈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何凌云、被告中德证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艳、被告西藏紫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邹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3428.44元；2、判令被告二、三、四与被告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根据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机公司”，股票代码：600806）的信息披露公告，认为昆机公司已经进行了真实、充分、完整、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并根据信息披露情况对昆机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因昆机公司、其大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未如实披露《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的“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原告在2015年11月11日以后、2016年2月5日以前买进*ST昆机股票，并于2016年2月5日以后仍持有或卖出，造成损失。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四被告应当承担对原告投资者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相关违规主体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昆机公司辩称，本案系股权转让过程中信息披露引起的诉讼，遗漏披露信息不具有重大性，昆机公司发布股权转让公告的行为，也不会导致股价必然的上涨或者下跌，昆机公司也提请过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昆机公司已经尽到信息披露的注意义务，购买股票是原告自行的决定，而且投资股票是有风险的，应由原告自行承担风险后果，原告主张损失与我方的发布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不构成虚假陈述，原告主张损失系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因素导致，从虚假陈述实施日到基准日上证指数下跌大概是19%，昆机股票只下跌了3%左右，故与我方无关。原告对于损失的计算方法错误。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沈机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1、原告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和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相应的起诉应被驳回，此前证据交换中我们多次表明原告没有提供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调取的证据，我方在庭后收到了电子光盘，但是没有书面的盖章，我们不确定是否该光盘是中登上海分公司调取出来的，本案在光盘中数据显示原告在涉案期间没有任何交易记录，原告提交的证券营业部交易数据与中登上海分公司交易数据不一致，从目前证据来看原告自身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我们依然保持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异议。2、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我方不是适格被告，根据证券市场案件审理相关司法解释第一条，该类案件适格被告必须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人，原告并未证明我方在本案项下进行信息披露行为。3、本案项下原告所称“3个月解除条款”和“云南政府支持条款”不属于对重大事件的重大遗漏，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根据虚假陈述案件审理司法解释17条，对重大事件的判断应当结合证券法59、60、61、62、72条，但是该规定没有指明本案项下3个月解除和云南省政府支持条款的事实是重大事件，因此我们认为本案项下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条款不属于应当构成虚假陈述情形的重大事件，在本案项下转股交易公告后，昆机公司股价上涨是因为其所在板块利好消息的影响，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为转股交易导致的股价上涨。4、原告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本案原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和我方不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原告无权主张其损失，从揭露日后到基准日之前昆机股票有3个交易日上涨，2月18日还出现了涨停，原告在本案项下不存在损失，就算有损失，也是正常的投资风险和本案信息披露无关。原告对损失的计算方式也有问题。5、原告诉请中主张被告二和被告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才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一、二没有共同实施过信息披露行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相关司法解释对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也做了规定，本案的情况不符合任何一种规定，被告一和二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中德证券公司辩称，1、关于原告主体问题，与沈机意见一致。原告在中登上海分公司没有交易信息。2、原告主张遗漏的信息不是重大信息，对原告投资行为不产生实质影响，二、三、四被告进行信息披露时已经提示该交易有不确定性，披露了协议尚未生效也公告了生效条件，是否生效也不确定，投资者不应据此产生投资信赖。从信息披露遗漏的内容来看，只是缺乏了四个生效要件中的一个和“三个月自动解除条款”，交易的主要条款和实质性条款都披露了，股权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和遗漏的条款没有关联，取决于实体交易条件是否可以达成和交易双方意愿，有意愿继续转让的话三个月的条款根本不构成实质性障碍；对遗漏信息的重大性应该看遗漏事项是否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原告投资昆机股票是因为股权转让的交易，不是因为遗漏的信息，遗漏的两条信息对原告投资决策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从具体交易数据来看，信息披露实施日后股价下跌到9元多，披露日后股价高于9元，还出现了涨停，原告所谓的信息遗漏行为没有影响股价上涨，更正行为也没有导致股价持续下跌，原告的投资损失和披露行为没有关联性，遗漏的信息不属于重大信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施日到基准日上市公司发布多条明显不利的信息，比如亏损公告等，对股价下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原告损失是由系统性风险导致，可以排除和被告信息披露行为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原告损失是由证券市场导致的情况下法院应该认定虚假陈述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证券市场存在多种系统风险，比如重启新股发行，减持禁令即将到期、注册制改革、试行熔断机制、国内经济数据下降、人民币连续贬值、美联储加息及可能进一步加息、全球股市走弱、原油暴跌等等原因，上述风险诱因是指导致证券市场整体大幅下跌，根据我们统计的数据，从实施日到基准日，大盘整体下跌19.73%，此类下跌行情不能被投资者通过更正投资避免，已经形成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4、部分投资人的投资行为表明，原告并不是依赖涉案信息披露信息交易股票，存在原告多次买入卖出股票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502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也阐述了，揭露日后继续进行交易行为的应该认定交易行为没有受到虚假陈述行为影响，不产生因果关系。5、原告主张由我方对被告一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我方是被告四的财务顾问，对被告一的赔偿责任不应承担任何连带赔偿，原告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西藏紫光公司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规定，法院审理证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关联性的确认,应当独立的行使司法审查权予以判断，并非存在受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就认为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构成司法解释意义上的虚假陈述行为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西藏紫光公司并未实施任何虚假陈述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西藏紫光公司依法聘请中德证券公司作为财务顾问，并依法委托中德证券公司完成本次收购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西藏紫光公司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完全履行了配合和披露的义务，向财务顾问中德证券公司及时提供了定稿版本，包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未予体现的“三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在内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即便西藏紫光公司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该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远未达到虚假陈述的“重大性”标准。司法解释第17条对重大性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释要求。参考1998证券法59、60、61、62、72条相关规定，在上述证券法条款规定中对构成股价的重大方式列举，虚增虚减资产，隐瞒重大交易，未提供诉讼担保的行为等，从法律规定的构成重大性的行为模式来看，这些行为都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影响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判断才能影响投资者，本案所谓“三个月解除条款”不属于任何一条符合证券法重大性的行为模式，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信息披露遗漏实质是对一项交易是否履行的确定性构成影响，投资者可能基于该条款对交易是否可以实施的确定性进行判断造成影响，在2015年11月7日和11月10日和2016年1月1日昆机公司先后三次发布公告都披露了，股权交易还涉及国资委审批是否生效有不确定性，因此原告诉称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实际影响投资者判断，投资人在之前也是充分的知情，对投资人损失来看“3个月解除条款”不构成对投资决策构成影响，证券价格走势也支持买进的特征，在实施日到基准日期间股价波动和大盘波动是基本吻合的，没有出现偏离股票价格走势暴跌的情况。3、投资人的损失系上市公司商业风险、合规风险、机床行业风险、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共同造成，与西藏紫光公司没有因果关系。（1）2016年2月2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提示投资人，如果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15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的特别处理。该公告一披露，昆明机床的股价立即发生了下跌。因此，投资人的损失系昆明机床经营不善所致，应当由其自行承担。（2）机床行业整体疲软，行业市场营业情况下降明显，因此类市场行情变化造成投资人损失，与西藏紫光公司无关。依据事实是昆明机床发布的《二〇一四年报》、《201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二零一五年年报》中表明在本案涉及的交易期间，机床行业整体疲软、行业市场营业情况下降明显。（3）案涉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最高院《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中提出，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系统风险的认定主要看证券市场指数是否出现大幅波动，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上证综指下跌幅度19.73%，昆明机床所在板块指数下跌幅度16.53%。从原告第一次买入昆明机床股票至基准日期间，上证指数均发生了较大跌幅的下跌。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系证券市场风险影响的结果。目前已经有生效判决将2016年初“熔断机制”认定为证券市场系统风险。2018年9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民终147号判决中认定“2016年1月初，因实施熔断机制，沪深股市再次出现千股跌停、提前休市等异常情况，也属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导致上证指数、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又大幅下跌，包括系争股票在内的几乎所有股票也都大幅下跌，据此，足以认定系争股票在此期间价格下跌，部分系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所导致，投资者的部分损失与上诉人的虚假陈述行为缺乏必要的关联性，该部分损失不应属于上诉人的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熔断机制属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导致了上证指数以及几乎所有股票的价格都发生了大幅度下跌，可以证成本案中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存在。4、原告的损失计算方式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西藏紫光公司不予认可。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一于2016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临2016-034），欲证明证监会对被告一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证明被告一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证据二、被告一于2016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大股东沈机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临2016-035），欲证明证监会对被告二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证明被告二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证据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李庆中、王鑫）》【2016】112号，欲证明证监会对被告三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证明被告三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证据四、银润投资于2016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紫光卓远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临2016-028）》，欲证明证监会对被告四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调查，证明被告四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证据五、被告一于2016年2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临2016-007），欲证明针对四被告虚假陈述的首次揭露，2016年2月5日是虚假陈述揭露日；证据六、原告的证券账户查询确认单、原告交易记录资料及损失计算，欲证明原告的股票买卖情况，并对损失如何计算进行说明；证据七、关于对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方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欲证明相关处分情况；证据八、中国证监会对西藏紫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7号），欲证明证监会对被告四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证明被告四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被告昆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观点，股票价格波动是股票自身特点和证券系统风险，与原告损失并无关联。对证据二，我方无法判断沈阳机床文件的真实性，与我方无关，不发表意见。对证据三、我方无法进行核实，提请法庭注意股票价格波动是受到股票自身交易原因和证券交易风险所导致，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四，我方无法判断真实性，不认可真实性，理由和前三份证据的质证理由一致。证据五，真实性认可，但是是否构成虚假陈述我方不予认可。对证据六，对原告交易记录真实性认可，但是计算的依据不成立，更正日之前卖出的股票和本案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计算依据和结果不正确。对证据七，纪律处分因为没有原件无法判断真实性。对证据八，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被告沈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据一和我方无关，证据内容也未涉及我方。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这份公告体现的是关于行政处罚事项的事先告知书，不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证据本身的内容和原告证明内容不匹配，原告证明内容是证监会对被告二进行行政处罚，这只是事先告知书，无法证明证监会进行了行政处罚，即便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而言，其中也仅仅涉及到被告二可能存在的信息披露不合规的行为，整个公告没有文字体现虚假陈述行为，所以无法证明被告二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我们认为这份证据跟本案无关。对证据三和证据四，从形式来看分别针对中德证券公司和西藏紫光公司做出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调查通知书，没有涉及到被告二，我方不发表质证意见，与我方无关。对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原告证明内容和与本案关联性。我方认为在本案下被告二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对证据六，第一，原件和复印件一致性可以确认，但是我们不认可原告的证明内容和关联性，证据六是原告从相关证券公司也就是证券交易中介机构调取的交易记录，根据司法实践，涉及证券交易最权威的证据应该是从证券登记机构也就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调取的记录为准，相关证券公司只是证券交易的中介，原告可以决定他所调取的交易记录的范围和内容，客观上来看无法确定调取过程中原告是否对相关信息进行截取和筛选，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证券买卖情况应该以中证登公司调取的记录为准。第二、原告在计算明细中未说明其所谓的损失具体的计算方式，特别是涉及到平均买入价的计算方式，所以我们认为原告提供的计算明细表本身就不清楚。第三，我方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也不存在需要承担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对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做的纪律处分决定，是行业自律组织内部处分决定，并非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文件，不构成相关法律法规对案涉披露行为的直接否定性评价。对证据八，该证据未涉及我方，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中德证券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他质证意见与昆机公司、沈机公司一致。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购买股票价格损失受市场因素和原告个人投资决策和上市公司业绩影响，和我方受到行政处罚无关。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公告中证监会仅对西藏紫光公司立案调查，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也未对任何事实进行认定，故不能证明西藏紫光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其他质证意见与西藏紫光公司一致。对证据五，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本案信息披露人在2015年11月11日明确提示交易风险，包括股权转让生效尚需履行国资审批程序，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风险提示已经足以让投资人注意到风险，不应该产生投资信赖。相关交易条款都已披露，最终是否成功交易要看双方实体交易是否达成。从信息披露后的交易数据来看，信息披露行为实施日后股价持续下跌，原告证据五所指出的揭露日之后的股票价格一直高于该低点价格还多次涨停，可见本案信息披露实施行为没有引起股价上涨或者下跌，所以原告的行为和信息披露没有因果性；对证据六，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和确认，损失计算表为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1）原告主体资格无法确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不予认可。计算错误详见原被告各方共同签署确认的《（2017）云01民初473-511、519号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关于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计算方法的说明（原告、被告昆机、沈机、中德、紫光共同核对）》。（2）本案中，信息披露人已在公告中充分提示投资者关注股权转让存在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3）原告在其主张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之前、至更正日及基准日的之间及之后，一直持续买入卖出涉案股票，即便在主张的虚假行为更正日后仍有大量多笔买入，可见，原告并非因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实施而购入、卖出股票，亦未因虚假陈述的更正而停止买入或卖出，证明其操作买卖股票完全系其个人投资决策，并非受涉案股票公告的交易事项的影响而交易。关于证据七，我们不发表质证意见，与我方无关。关于证据八，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和目的性不认可，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和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不同，不能混淆。被告西藏紫光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到证据三所述内容和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四，仅仅是我方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不能证明我方被证监会认定实施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更谈不上虚假陈述。我方并未实施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原告起诉状中所称的信息披露遗漏的条款即使构成信息披露违规，也不满足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虚假陈述构成要件中的重大性，因此不构成虚假陈述。对证据五，我方并未构成虚假陈述行为，谈不上虚假陈述的揭露日或者基准日。对证据六，真实性无法核实，我方同意第二第三被告对证据六的质证意见，目前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账单中反映出的交易记录是本案原告真实的完整的交易记录。同时，原告在损失计算表中没有明确计算损失的公式和采取了何种计算方法及采取的计算方法的法律依据。对证据七，对处分决定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行政处罚决定关注的是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本案争议的的是民事诉讼中对投资者投资损失的有无以及是否符合虚假陈述的重大性构成要件的判断，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请。被告昆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公告》（2015年11月10日发布，编号：临2015-092），欲证明：昆机公司已经尽到信息披露义务，原告能预见到股票交易本身存在的风险，该股票转让信息的发布，并不必然导致涉案股票价格上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主张所谓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二、ST昆机股票交易数据（2016年2月5日至2016年2月23日），揭露日（2016年2月5日收盘价12.45元）至基准日（2016年2月23日收盘价12.34元）ST昆机股价仅下跌了0.88%点，股价并未发生大幅下跌，该期间的7个交易日，2月15日、18日、22日三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上涨，2月18日甚至涨停。故此次股权转让交易未达成，并未对ST昆机股票交易价格造成实质性影响，该股份转让与股票价格的上涨或下跌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对被告昆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份公告未如实披露全部内容，刻意隐瞒了三个关键生效条款，使投资者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被告一股票在因股权转让这一重大事项在2015年11月19日复牌后五个交易日（2015年11月19日至2015年11月26日）累计大涨40.96%。可以看出，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市场投资者基于被告一发布的信息做出了投资判断。如果被告一进行了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投资决策。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而非11月10日。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一自认的本案揭露日与基准日与事实相符，也与原告认可的相一致。但被告一统计交易数据时，将揭露日2016年2月5日当天的下跌数据进行剔除，造成数据失真。自揭露日至基准日共7个交易日，累计下跌8.93%，揭露日当天股价接近跌停；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4.4%，对比可以看出，被告的虚假陈述对昆机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充分说明原告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应认定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定因果关系。本案应以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ST昆机与其所在上证综指的累计涨跌福对比情况作为依据。被告沈机公司对被告昆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中德证券公司对被告昆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西藏紫光公司对被告昆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沈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发布的《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公告》（编号：临2015-092），欲证明，各方没有达成法律项下产生效力的事宜，即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没有生效，但是昆机公司还是提示了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原告应当完全预见到该股份转让交易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投资风险，在本案项下相关披露行为不构成虚假陈述；证据二、2016年2月15日至2016年2月23日ST昆机股票的交易数据，欲证明揭露日后一个交易日至基准日前，昆机的股价并未发生大幅度下跌，并在2月15、18、22三个交易日中出现了上涨，2月18日甚至出现了涨停，涉案股权转让交易未成，从结果上并未对昆机公司的股票价格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原告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所谓的“损失”；证据三、ST昆机股票所属行业板块、概念板块信息；证据四、机器人股票所属行业板块、概念板块信息；证据五、华中数控股票所属行业板块、概念板块信息；证据三到证据五欲证明*ST昆机、机器人、华中数控股票均属于制造业行业板块，均属于机器人概念、3D打印、机械及工业4.0概念板块。证据六、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中证工业指数历史记录；证据七、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机器人股票历史交易记录；证据八、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华中数控股票历史交易记录；证据九、《中德工业对接差异大跨国追捧工业4.0要慎重》（2015年11月19日）；证据十、《24条措施促消费升级3D打印等四大细分领域受益》（2015年11月24日）；证据十一、《机器人产业集群将突破千亿概念股有望活跃》（2015年11月24日）；证据十二、《3D打印概念高热不退五大逻辑抢滩蓝海市场》（2015年11月26日）；证据十三、《机械设备行业：“十三五”规划元年政策指引确定》（2015年12月2日）；证据十四、《快讯：工业4.0概念大涨昆明机床等4股涨停》（2016年1月18日）；证据十五、《智能制造率先反弹上演涨停潮超跌股迎布局良机》（2016年1月19日）；证据十六、《快讯：工业4.0概念崛起昆明机床涨超7%》（2016年1月25日），证据六到证据十六，欲证明，本案原告主张的实施日至更正日期间，*ST昆机股票所处概念板块均受到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国务院消费升级促进措施、“十三五”规划、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在内的多项利好消息影响，因此*ST昆机股票在实施日以后的上涨，和原告主张的所谓虚假陈述信息不存在因果关系。一系列行业利好消息推动昆明机床往上走，没有说过是因为昆机转让股票形成的，所以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原告对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临2015-092号公告刻意隐瞒关键条款，对投资者做出交易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警示，使投资者无法预知完整、真实的投资风险。被告沈机公司作为昆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及解除的关键条款十分了解，但昆机公司在发布临时公告和沈机公司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均有意选取个别条款公布、关键条款不予公开，这是被告间相串连、有预谋的恶意行为，造成原告损失。临2015-092号公告的发布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并非昆机公司所称的11月10日。对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沈机公司统计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ST昆机股票交易数据时，将揭露日2016年2月5日当天下跌数据进行了剔除，实际上，自揭露日2016年2月5日至基准日2016年2月23日共7个交易日，累计下跌8.93%，揭露日当天受揭露信息影响，股价接近跌停，而同期ST昆机所在的上证综指上涨4.4%。对比可以看出，本案被告虚假陈述信息被揭露对ST昆机股价造成了重大影响，也充分说明原告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存在法定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定的因果关系。对证据三至五，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ST昆机不属于沈机公司所称的制造业行业板块、机器人概念、3D打印等概念板块，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相关板块数据与本案无关。机器人、华中数控是与本案涉及股票无关的两支股票，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两支股票所属板块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六至十六，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沈机公司所称工业4.0指数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九至十六，均为新闻报道，沈机公司未出示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无法证明其欲证明内容。被告昆机公司对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无异议。被告中德证券公司对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从信息披露的内容上看，该协议仅为一份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且交易的主要条款和实质性条款已披露。该股权转让交易能否最终完成与原告主张的遗漏条款并无关联，而是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实体交易条件能否达成。由于该协议生效与否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对证券市场并无利空或利好影响，属于中性信息。对证据二至证据十六，认可关联性、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被告西藏紫光公司对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这些证据能充分证明：1、昆机公司已充分、多次提示投资者西藏紫光公司收购其股份项目并不一定会成功、转股协议并不一定会生效。原告在诉状中指称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并不足以误导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2、昆明机床在原告诉称的“揭露日”和“基准日”之间的股价波动系证券市场风险导致。原告在诉状中指称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并未造成昆明机床股价和成交量发生震荡，也不符合“虚假陈述”的重大性的构成要件。3、原告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2838号《公证书》，欲证明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存在诸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诱因，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A股市场数次出现“千股跌停”，市值急剧蒸发。根据公开市场信息，造成大盘暴跌的原因包括：重启新股发行、减持禁令即将到期、注册制改革、经济数据疲弱、人民币连续贬值、外围股市走弱、原油暴跌等，而“熔断”制度更是引发磁吸效应、加剧羊群效应，最终导致A股市场“千股跌停”；第二组证据：2、实施日至基准日昆明机床价格历史数据；3、实施日至基准日昆明机床日K线图；4、实施日至基准日上证综合指数历史数据；5、实施日至基准日上证综合指数日K线图；6、实施日至基准日通用设备指数历史数据；7、实施日至基准日通用设备指数K线图，欲证明原告损失系系统风险造成，与本案虚假陈述无因果关系。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因证券市场存在普遍性的系统风险，造成大盘综合指数及通用设备板块指数大幅度下跌，其下跌幅度远远超过昆明机床股票价格的跌幅，可见，原告的损失系因多种系统风险造成，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无因果关系；第三组证据：8、《与相关供应商就债务豁免公告》（临2015-109）；9、《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临2015-110），10、《复审同构高新技术企业公告》（临2015-111）11、《2015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临2016-003），12、《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临2016-004），欲证明在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昆明机床存在其他引起股价波动的因素，原告的损失另有原因。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昆明机床亦发布了其他利好或利空消息，引起股票波动。因此，昆明机床股票涨跌系由诸多因素造成，而且，从更正日后昆明机床的市场走势也可以看出，虚假陈述的更正对案涉股票下跌影响极为有限，原告主张的损失系由其他正常市场交易风险导致，与本案虚假陈述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对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公证书中相关链接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我国证券市场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从实施日至揭露日、揭露日至基准日的统计来看，ST昆机在各区间的走势与其所在的上证指数完全背离，不能把两段时间相混淆进行统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应认定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定因果关系。对于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案的实施日、揭露日十分清楚，实施日至揭露日时间较短、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投资者受到本案四被告虚假陈述影响十分明显，导致损失与其他因素并无关联。被告昆机公司对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沈机公司对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结合该组证据与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6至证据8，可以看出，除上证综合指数与通用设备指数以外，中证工业4.0指数以及昆明机床同类股票机器人（股票代码300024）、华中数控（股票代码300161）的指数变化也进一步证明了原告主张的投资差额损失均是由于系统性风险因素造成；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西藏紫光公司对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这些证据充分证明：昆机公司在原告诉称的揭露日与基准日之间的股价波动系证券市场风险以及昆明机床自身发布的利好或利空消息所致。昆机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符合证券虚假陈述的重大性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虚假陈述。原告的投资损失系证券系统风险所致，应当自行承担。被告西藏紫光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西藏紫光公司向中德证券公司缴纳财务顾问费用的银行付款凭证，欲证明西藏紫光公司向中德证券公司支付了3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证据二、电子邮件，欲证明2015年11月9日8点28分，西藏紫光公司聘请的律师将增加了“三个月解除条款”、“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的最终《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发给了中德证券公司，并特意将相应条款标黄，以起到提示作用；证据三、电子邮件，欲证明2015年11月12日下午3点15分，中德证券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最终版发送给西藏紫光公司，报告内并未包含权益变动书遗漏事项。在此之前，中德证券就已经将其定稿后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发送给昆明机床向投资人披露该项公告。证据四、昆明机床发布的向投资人提示涉案股转项目是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公告，欲证明2015年11月7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进展公告》，2015年11月10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进展公告》，2016年1月1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投资者关注事项情况的公告》，充分、多次提示涉案股转项目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证据五、昆明机床股票价格及交易量汇总表，欲证明在揭露日2016年2月5日前后，昆明机床的股票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仅出现了小幅度上涨；证据六、昆明机床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欲证明2017年3月22日，昆明机床发布公告，称其因为信息披露违规而收到了证监会的《立案调查通知书》；证据七、中国证监会2018年第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2018年2月5日，证监会又一次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虚增利润减少亏损等）对昆明机床作了行政处罚，该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是2013年，揭露日是2017年3月22日，完整地包含了本案的实施日至基准日的全部期间，本案投资人的损失与昆明机床虚增利润等虚假陈述行为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即便本案被告构成虚假陈述，投资人的损失也是系多个虚假陈述行为共同导致，西藏紫光公司不应对昆机公司单方面实施的、中国证监会2018年第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涉及财务造假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所导致的投资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八、《2015年度业绩预亏公告》，证据九、昆机公司向投资人披露的2014年年报和2015年年报；证据十、原告首次买入涉案股票至基准日期间上证综指指数；证据八至十欲证明，昆明机床股票价格波动系受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影响的结果，投资人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对被告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证据三，未提供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被告四作为股份转让交易的相对方，是证券监管相关规定明确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论被告四是否委托、委托何人制作和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被告四都要承担因报告书虚假陈述引发的法律后果。《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意选取个别条款公布、关键条款不予公开，不是简单的遗漏，是与本案其他被告相串连、有预谋的恶意行为，置广大投资者利益于不顾，造成原告损失。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昆机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进展公告》时，股份转让协议尚未签订，与本案无关联。2016年1月1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投资者关注事项情况的公告》，未完整提示风险。被告一的《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公告》，到被告二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被告四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再到《关于投资者关注事项情况的公告》，本案各被告有系统、有计划、持续地进行虚假陈述，欺瞒投资者，具有故意、恶意的显著特征。对证据五，系被告四自行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对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ST昆机在揭露日后大幅下跌，当天更接近跌停，不存在被告四所说的小幅度上涨。本案四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经证监会《处罚决定书》进行了确认，违规行为重大，这一点没有异议。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案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市场因为受到警示，ST昆机股价背离大盘出现了显著跌幅，与原告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八至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案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是2015年11月的大股东股份转让，与2014、2015年年报没有关联。原告买入涉案股票时间至基准日期间上证综指走势与涉案股票进行对比，不能证明原告损失是受上市公司经营与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影响。数据说明，正是因为虚假陈述被揭露，导致涉案股票价格下跌，造成投资者损失；而同期上证指数趋势背离，说明本案并不存在系统风险，涉案股票的下跌完全是因为虚假陈述被揭露后市场风险释放所致。被告四统计原告第一次买入涉案股票至基准日期间上证指数的涨跌情况作对比，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昆机公司对被告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至第四份证据，与我方无关，不发表意见。第六、七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第五、八、九、十份证据予以认可。被告沈机公司对被告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因系西藏紫光公司与中德证券公司之间的业务文件，沈机公司无法核实，对关联性，与沈机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六、七的证明内容，与沈机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八、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中德证券公司对被告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据一、二、三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一不能证明西藏紫光公司所列示的证明目的。证据一仅显示西藏紫光公司向中德证券公司支付了财务顾问费，不能证明西藏紫光公司所列示的证明目的。证据二、三的相关电子邮件并无邮件正文，其中并没有与中德之间沟通、协商的过程，也没有任何中德对其进行指示的内容，更不能证明中德存在包办信息披露事项的情形。按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不允许转嫁给他人履行。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本案遗漏陈述的条款不具有重大性。对证据五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本案遗漏陈述的条款不具有重大性。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八、九、十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原告损失系由上市公司自身经营风险、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导致，与本案信息披露行为无关。本院审理过程中，应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调取了原告在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2月23日期间买卖*ST昆机证券（股票代码：600806）股票交易的历史明细，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质证认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四名被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被告昆机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至证据七，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四至证据六、证据十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三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沈机公司提交的证据四至证据十六、被告中德证券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八至证据十二、对西藏紫光公司提交的证据七、八、九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涉案证券虚假陈述实施日期的争议，诉讼中，原告、被告昆机公司、中德证券公司一致认为实施日期为2015年11月11日，而沈机公司、西藏紫光公司认为自己在2015年11月11日当天未实施虚假陈述的行为，该争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述。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的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6年2月5日，基准日为2016年2月23日。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8号、【2017】45号、【2016】112号、【2018】17号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昆明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名称为昆明机床，证券代码为600806.SH及0300.HK。二、2015年11月10日，沈机公司与西藏紫光公司正式签署《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2015年11月11日，昆机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签署协议公告》，公告沈机公司已与西藏紫光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沈机公司拟向西藏紫光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昆明机床25.08%股份。公告中未披露“3个月自动解除”“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2015年11月12日，沈机公司通过昆机公司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但该报告书未披露“3个月自动解除”“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2015年11月，沈机公司与西藏紫光公司还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截至2016年2月股权转让终止，沈机公司未披露该补充协议。2015年11月12日，西藏紫光公司通过昆明机床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报告书未披露《股份转让协议》中“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和包括“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在内的全部生效条件。同日，中德证券公司出具《财务顾问声明》随《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并公告，确认“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本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日，中德证券公司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下简《核查意见》），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范要求，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权益变动目的等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中德证券公司在出具上述核查意见和声明时，未取得沈机公司和西藏紫光公司正式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未通过核查发现该协议文本中的新增条款。2016年2月5日，昆机公司发布《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提示协议中存在“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股权转让协议将在2月8日自动解除，转让双方正在协商是否延期。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8号载明：“昆明机床在披露大股东持有股份情况的较大变化时，未披露《股份转让协议》中“3个月自动解除”“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行为。”并对昆机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5号载明：“沈机集团通过昆明机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未披露《股份转让协议》中“3个月自动解除”“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以及未披露补充协议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并对沈机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112号载明：“中德证券未取得并核查沈机集团和紫光卓远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发现紫光卓远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其出具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存在重大遗漏。中德证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并对中德证券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7号载明：“紫光卓远通过昆明机床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未披露“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和包括“获得云南各部门支持”条款在内的全部生效条件，以及未披露补充协议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并对西藏紫光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三、本案所涉证券昆明机床的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5年11月11日，揭露日为2016年2月5日，基准日为2016年2月23日，基准价为12.78元。四、原告冯文萍自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2月4日购入证券代码为600806的昆明机床股份共34400股，买入总金额542854元；2016年2月23日以后卖出可索赔的昆明机床股份34400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各被告方是否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二、本案中如果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该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本案投资人因被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如何确定？四、四被告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该如何承担？一、关于本案各被告方是否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四被告未如实披露《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的“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四被告答辩称，“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不属于重大信息，故对该条款的遗漏，不构成虚假陈述行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形，属于上市公司应当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的重大事件，故昆机公司第一大股东沈机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昆机公司25.08%的股权转让的事件属于应当公告的重大事件。其次，正如本案事实认定部分所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8号、【2017】45号、【2016】112号、【2018】17号已经明确认定昆机公司涉案行为构成我国《证券法》所述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行为，沈机公司、西藏紫光公司涉案行为构成我国《证券法》所述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和未按照规定披露行为，中德证券公司涉案行为构成我国《证券法》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综上，本案四被告存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四被告在被告昆机公司发布股权转让事宜之前，四被告应当明知依法应当公告的内容。被告昆机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对沈机公司已与西藏紫光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宜发布了公告，遗漏了协议中“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该公告足以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重大影响。被告沈机公司、西藏紫光公司、中德证券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发布了同样遗漏了相同条款的案涉股转事宜的相关报告、核查意见，虽然公布时间晚于昆机公司，但遗漏了协议中“3个月自动解除”条款、“获得云南有关部门支持”条款，也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对涉案昆机公司发布公告的确认，故本案的虚假陈述实施日应确认为2015年11月11日。二、关于本案四被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争议焦点。本案中，四被告均不认可本案投资人损失与相关虚假陈述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辩称：1、揭露日至基准日昆明机床的股价未发生大幅下跌，受到利好消息影响，期间有上涨甚至涨停的情况，可见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交易未达成与本案股票价格的波动没有因果关系。2、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证券市场存在普遍性的系统风险，原告的损失系因多种系统风险和其他正常市场交易风险导致，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无因果关系。3、除本案原告主张的信息披露违法外，昆明机床还存在巨额的虚增利润或减少亏损等业经证监会查实的财务造假行为，故即使本案构成虚假陈述，投资人的损失也系多个虚假陈述行为共同导致，西藏紫光公司不应为由昆明机床单方面实施的涉及财务造假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所导致的投资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遗漏披露的信息对原告投资决策不构成实质性影响，部分投资者并不依赖涉案信息披露交易股票，在揭露日后仍多次买入涉案股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之规定，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实行的是严格责任标准，即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即认定因果关系成立，除非被告能举证证明原告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针对四被告的答辩观点1，本院认为，揭露日后涉案股价的下跌幅度大小，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可以否定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形，不能直接推导出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交易未达成与本案股票价格的波动没有因果关系这一结论。针对四被告的答辩观点2，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虽然明确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是阻断投资者损失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法定因素之一，但对系统风险这一概念未作明确定义，故应依据通常理解确定系统风险的含义。系统风险，特征在于因共同因素所引发，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结果必然会体现为包含股市综合指数、行业板块指数、个股在内的股价的普遍性下跌。本案的虚假陈述实施日至基准日，刚好涵盖了我国证券业施行“指数熔断”机制的期间，且在本案的虚假陈述实施日至基准日，表征上证所有股票整体走势的上证指数、案涉股票所在的行业板块综合指数即通用设备制造指数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下跌。故该期间本案原告的投资损失部分系由系统风险所致，该部分损失不应由各被告承担，理应在计算投资差额损失赔偿数额时予以扣除。至于应当扣除的比例，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没有明确的计算标准，本院综合本案实际酌情认定原告损失的30%是由于系统性风险所致。针对四被告的答辩观点3，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失仅系昆机公司2015年11月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损失，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9号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揭露日是2017年3月22日，远在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基准日2016年2月23日以后，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9号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与本案原告的损失无关。针对四被告的答辩观点4，本院认为，首先，我们不能仅凭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后的投资行为，去判定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前的投资行为一定不是基于涉案披露信息而进行股票交易；其次，投资者在揭露日后买入涉案股票的股数并不属于法定保护的投资范围，亦不会计入投资人的损失请求依据。综上，本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被告提出的否定两者间因果关系存在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故四被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人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三、关于本案投资人因被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如何确定的争议焦点。首先，原告诉请的损失金额由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三部分组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关于投资人实际损失组成的规定。其次，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有原告投资昆明机床（股票代码：600806）的交易记录及本院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的原告交易记录为证。再次，实际发生的损失如何确定。1、投资差额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公式可以概括如下：投资差额损失=（买入平均价-卖出平均价）×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的可索赔股票的数量+（买入平均价-基准价）×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持有的可索赔股票的数量。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买入平均价的计算方法并未予以明确，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对其计算方法的不同认识。本案中，原告庭后书面表示愿意按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被告昆机公司、沈机公司均认为应按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被告中德证券公司、西藏紫光公司认为应按先进先出法计算买入平均价。本院认为，原告、被告昆机公司、沈机公司主张的按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即买入平均价=（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总金额）÷（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总股数），符合我国对投资者损失保护的相关立法规定，亦并不违背社会对买入平均价的一般认知，故本案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2、印花税、佣金。原告主张各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印花税、佣金是原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涉案股票交易必然产生的成本，且原告主张的该两项赔偿的计算标准不超出当前证券市场通常佣金和印花税标准，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3、关于原告的可索赔股数，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交易记录与中登上海分公司调取的原告交易记录不一致，不认可原告的可索赔数额。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原告的开户证明及其投资昆明机床股票交易记录，符合证据三性，足以证明原告的投资人身份。原告提交了其信用资金账号18×××67（对应的股东账号包括上海证券账号E01×××13和深圳证券账号06×××63）及资产账户18×××66投资昆明机床股票的交易记录，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结果仅包含原告号码为A227675776、A854479080、F903783981的证券子账户交易记录，由于两者对应的股票账户不同，数据不一致当属正常，被告仅认为原告提交的交易记录不应采纳，但未提出充分的反证，故原告提交的交易记录应当作为原告投资损失的计算依据。综上，本案中，原告冯文萍的投资差额损失金额为[（542854÷34400）-12.78]×34400=103200元。原告印花税、佣金损失各为103.2元（103200×1‰，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故原告因各被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103200+103.2+103.2元，即103406.4元。根据前述的理由，由于原告损失中30%系由系统性风险所致，故在原告主张的损失中对此部分进行相应扣减，则被告应当赔偿的原告损失为103406.4×（1-30%）=72384.48元。四、关于四名被告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该如何承担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修订)》第三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即本案的昆机公司、股权转让方即本案沈机公司、股权受让方即本案西藏紫光公司、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即本案中德证券公司均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案四被告均违反了披露信息必须完整不得有重大遗漏的义务，分别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这一事实已被前述的中国证监会相应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认。本案四被告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且每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四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要求四被告承担其损失赔偿责任的诉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冯文萍损失72384.4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9元，由原告冯文萍负担711元，由被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6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褚晓云审 判 员  白 皓人民陪审员  李 泽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董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