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3241号原告：刘某1（曾用名：刘*、刘**），男，194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代理人：朱斌雄，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某4（原告儿子），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告：刘某2，男，195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刘某3，男，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刘某1诉被告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委托代理人朱斌雄、刘某4，被告刘某3、刘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诉称：原告母亲刘李氏与原告父亲刘玉田于××××年在家乡××牡丹区王浩屯镇××村结婚，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即原告与妹妹刘素琴(注：已于幼年病故，无子嗣）。其后，父亲刘玉田随共产党参加革命战争，而刘李氏则留在家乡照顾原告、妹妹刘素琴、爷爷刘西有（已去世）以及奶奶（已去世）。因父亲刘玉田随部队南下至广州，与母亲刘李氏分居两地，后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广州结识两被告的母亲李燕，且两人开始以夫妻名义生活，生育了两子，即被告刘某2、被告刘某3。父亲战后带李燕返回家乡，将此事告知爷爷和奶奶，以及原告母亲刘李氏，家人虽初有反对，最终还是谅解了父亲，但是父亲刘玉田与母亲刘李氏从来没有办理过离婚。父亲刘玉田于2006年3月8日去世，原告母亲刘李氏先于父亲刘玉田去世，李燕也于多年前去世。父亲刘玉田在与刘李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留有单位房改房广州市越秀区寺贝底侧50号房（以下简称：寺贝房）。按照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母亲刘李氏与父亲刘玉田存在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关系；而刘玉田与李燕因构成重婚行为，其“婚姻关系”应属无效。因此，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依法有权继承601房1/2的产权份额。但经多次协商，两被告始终拒绝配合办理继承和过户手续，且被告刘某3始终占有寺贝房居住使用，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侵害。据此，现请求法院判决：1、原告继承寺贝房1/2的产权份额；2、两被告按法定相应比例继承寺贝房剩余的1/2产权份额，即两被告各继承1/4份额；3、两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协助原告办理寺贝房的继承及过户手续；4、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刘某2、刘某3共同辩称：1、原告不具有本案适格的主体资格。1、从原告提交的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来看，认定的是刘玉田的配偶是李燕，儿子是刘爱中、刘某2、刘某3、女儿是刘素琴，没有刘某1。2、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及常住户口登记表也只是证实“刘某1”曾用名“刘汉忠”，未能证明“刘某1”、“刘汉忠”是刘爱中。3、身份证明只能是本人的身份证及常住人口户口登记表，如果公民的身份证和常住入口登记表对公民的身份信息有出入的，也必须由县级以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才合法有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律证明效力，且原告所在的村民委会出具的系列证明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作伪证之嫌。如该村委会在《婚姻登记证明》中证明“父亲刘玉田与母亲刘李氏于××××年结婚”，当时尚未解放，刘玉田与刘李氏又是在哪里登记结婚的，村委会又是如何向他们出具结婚登记介绍信的？又如在“亲属关系证明”中证明“刘李氏与丈夫刘玉田（身份证号码:)于××××年结婚”，刘玉田的身份证号码该村民委员会怎么能证明？仅凭刘某1所言就出具这样的证明，显然带有随意性，也是不负责任的。4、刘某1虽然出具了家庭生活照、刘氏宗祠及族谱用来佐证，这也不能证明其身份关系。一是这些照片在现在的科学技术下可复制粘贴，二是这些照片只能证明他们曾经相识并留影过，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我们在外旅游时还有可能与不相识的人留个影或将不相识的人拍摄进来。5、假设刘某1就是刘爱中，为何他在父亲生前从来未看过？在父亲病重期间也从未来护理过？在父亲丧葬期间也从未出现过？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1、刘玉田与李燕是合法夫妻。⑴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已经证实“刘玉田同志的配偶是李燕”；虽然刘玉田与刘李氏有过段“媒约之媒，父母包办”的短暂包办婚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烽烟四起，人们居无定所，父亲刘玉田为了保家卫国和全国的解放南征北战，最后随军南下到广州，己经离家十余年，路途遥远，音信全无，组织审查批准与李燕结为夫妻，这种现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性。2、寺贝房系刘玉田与李燕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产原系刘玉田单位的分配房，1992年房改时由刘玉田、李燕夫妻共同购置名下，这是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添置的，按照《姻婚法》和当时的民事法律政策，该房产应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3、该房产现在的产权享有和继承权问题。由于该房产是刘玉田与李燕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们各享有一半的产权。2006年3月，刘玉田亡故后，对刘玉田的这一半房权应由李燕、刘爱中、刘某2、刘某3共同继承各占1/4。因刘李氏与刘玉田己无夫妻关系，不享有继承权，刘素琴己死亡，丧失了继承权。2016年10月李燕亡故后，其名下享有的产权应由刘某2、刘某3继承。那么对该处房产现在继承和享有权应是：刘爱中占1/8，刘某2和刘某3共占7/8。但由于刘爱中在刘玉田生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刘爱中享有的这1/8房产按继承权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当少分或不分。综上，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主张诉争的房产权益，请法院依法裁判。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刘玉田于2006年3月8日去世。原告主张其与生母刘李氏于××××年在家乡××牡丹区王浩屯镇××村结婚，育有原告与刘素琴(1954年9月8日去世，未婚未育)，无收养子女，后与李燕以夫妻名义生活并生育两被告二子。原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刘某1的户籍证明及常驻户口登记表，其中显示原告另有曾用名“刘汉忠”。2、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5月14日加盖公章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反映该村村民刘某1出生于1945年2月16日于乳名刘爱中为同一人。该文书另加盖有菏泽市公安局王浩屯派出所公章，证明上述内容属实。3、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的刘某1的《亲属关系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刘李氏的《亲属关系证明》、刘李氏的《死亡证明》、刘玉田父母死亡情况的《证明》及刘素琴的《死亡证明》各一份，上述文书内容反映原告（曾用名：刘爱中、刘汉忠）父亲为刘玉田（1925年10月12日出生、2006年3月8日去世）、母亲刘李氏（1925年5月22日出生、1998年4月17日去世），刘玉田与刘李氏于××××年结婚，刘李氏与刘玉田婚后育有刘某1及刘素琴（1954年9月8日去世），刘玉田父亲刘西有于1956年2月去世、母亲刘晋氏已于1945年以前去世。上述证明均加盖有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民政办公室、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人民政府的公章。4、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4月2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证实原告与刘爱中为同一人。另加盖有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派出所公章。5、刘氏族人祭拜先人、刘氏宗祠及族谱图片。6、家庭照片，包括李燕与原告子女的合照。两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不确认其证明内容，刘玉田的档案中显示刘爱中为刘玉田的儿子，而非原告本人；证据2及证据3中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东后刘村出具的刘某1的《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应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的证明；另对刘李氏的死亡时间有异议，死亡时间应为1990年初，当时1990年原告来广州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急着叫他回去，其余的情况及证据无异议。被告提出李燕与刘玉田于××××年由单位主持双方登记结婚，至于刘玉田与刘李氏是否存在婚姻情况不清楚。两被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李燕的死亡证及户口资料，显示李燕于2016年10月18日去世。2、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反映经查该单位刘玉田人事档案，于1953年12月15日填制的《履历登记册》中记载其配偶为李燕。3、户主为刘玉田的户籍档案及常驻户口登记表，显示刘玉田有妻子李燕、儿子刘某2、刘某3。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站前派出所加盖公章确认。4、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1年3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显示根据刘玉田的档案反映，刘玉田有妻子李燕、儿子刘某2、刘某3，父亲刘西有、母亲信息没有记载。5、被告刘某2于2019年4月26日书写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反映其一直与父亲刘玉田、母亲李燕同住，两位老人家身体长期有病，一直由其照顾、弟弟刘某3也时常过来照顾。广州市越秀区梅花区街西元岗社区居委会于2019年4月29日在该文书上加盖公章确认。另有证据人毛健鸣、谭国平及周建强的签名字样。6、刘玉田的转业军人证明。7、刘玉田的社会服务和老年人优待证。8、李燕的社保卡。9、刘玉田、李燕的身份证复印件。10、刘玉田的医疗保障诊疗手册。11、李燕的诊疗手册及家属医疗保险卡。12、刘玉田的铁路老战士协会会员证。13、刘玉田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14、刘玉田的液化石油气供应证、粮油供应证。15、录影光盘一张，拟证明1997年刘玉田带着两被告回去山东省菏泽市家乡，当时原告也在但已经没有见到刘李氏。16、刘玉田与李燕的生前照片。17、刘门堂上历代祖先的神位。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两份证据均无法证明刘玉田与李燕的婚姻合法有效，而且这份证明也只是单位的人力资源开具的，不是婚姻登记部门；证据5三性有异议，证人身份无法核实，也无法核实证人所言属实；证据6至14的三性无异议，其中证据9中对李燕身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其与刘玉田为合法婚姻；证据15的三性有异议，不管内容如何，不能因为没有出现了刘李氏而认为其已经去世了；证据16-17的真实性无异议，照片中所指的李燕、刘玉田、原、被告与原告提交的照片显示的人相貌一致，故原告陈述属实。原、被告确认刘玉田、李燕、刘李氏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除原、被告外无其他合法继承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两被告不同意与原告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再查，寺贝房为刘玉田于1992年12月3日向广州铁路局房地产公司购买的房改房并登记在刘玉田名下，现房屋由被告刘某2使用。根据时间为1992年11月25日的《广州市有住房售价评估表》反映，购房时仅使用了刘玉田一人工龄。两被告解释称因李燕没有参加工作故没有计算其工龄，但当时的政策要考虑夫妻名义分配房屋，故应为两人的共同财产。原告认可李燕与刘玉田婚后没有工作，但认为因刘玉田与刘李氏结婚在前，刘李氏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故应认定房产属于刘玉田与刘李氏的共同财产。原告另主张涉案房屋由刘李氏与刘玉田共同出资购买，同时确认刘李氏生前在老家务农，不清楚有无将积蓄交由刘玉田出资购房，原告未能就刘李氏参与出资提交相应的证据。两被告则提出被告刘某3借款3万余元用于父母购房，且父母并无归还房款。庭审中，关于刘玉田、李燕生前的生活情况，原告表示其于刘玉田生前在老家务农，经常派在广州生活的子女照顾刘玉田并安排他的住院、丧葬事宜，不应剥夺其继承的权利，因李燕与刘玉田是无效婚姻，故李燕无权继承，据此计算原告应占房屋的2/4份额，两被告各继承1/4份额。两被告则认为刘玉田生前与刘某3生活的时间较多，刘玉田去世后李燕由刘某2照顾，涉案房屋以夫妻名义分配，故刘玉田的份额应该由李燕、两被告及刘爱中继承，在李燕去世之后李燕的份额就由两被告继承，两被告对可继承取得的份额各占1/2。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被继承人刘玉田的合法继承人范围应如何确定。首先，原告已就刘玉田与刘李氏存在婚姻关系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从证明所述两人结婚的时间为××××年，此时我国未建立相应的婚姻制度及登记机构，现原告无法提交相应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的婚姻证明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刘李氏、刘玉田当时所居住的村委会及政府部门就两人的婚姻情况加盖公章出具《证明》，在未有相反证据足以否定其证明事实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其次，从刘玉田个人于1953年填写的档案资料反映，其确认其与李燕为夫妻关系，此后与李燕共同生活多年至两人终老并共同育有两被告两名子女，与原、被告陈述的情况相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因此，对于刘玉田先后与刘李氏、李燕建立的两段婚姻，均应属于事实婚姻。再次，原告为证实其亦为刘玉田的儿子、曾用名为刘爱中，已提交了有公安部门加盖公章确认的《证明》及其他证明为证，审查相应的证据内容相互吻合，可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定。两被告虽然对刘李氏的死亡时间提出异议，但与原告主张的死亡时间均早于刘玉田去世时，故刘李氏不能作为刘玉田的继承人参与继承分配。至此，在刘玉田未留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其合法继承人应为原告、李燕及两被告四人。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涉案房产应如何继承分割。在刘玉田同时存在两段婚姻的情况下，判断涉案房产的权属情况除强调特定的身份关系外，还应兼顾共同财产登记状况、为获取财产所付出的投资、劳动以及管理使用的事实等综合分析。寺贝房为被继承人刘玉田生前于1992年参加单位房改分配所得的房屋，从其自行填写的人事档案可见其认可的配偶仅为李燕一人，故可排除其以刘李氏作为配偶申请参加房改的可能。虽然鉴于当时李燕无参加工作而无法计算其工龄，但该财产取得时其与刘玉田已共同生活数十年，购买后也与刘玉田共同居住使用、管理房屋。反观此时刘李氏已长期未与刘玉田共同生活，现无证据证实刘李氏对房屋进行出资或管理。因此，本院认定该房屋应属于刘玉田与李燕共同共有。在两人未对所有权份额进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按两人各占1/2份额所有权的原则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被继承人刘玉田是离休干部，有固定的退休收入和医疗保障，去世后亦有丧葬补助费，现无证据证明刘玉田生前需要原告或被告供养，而两位被告对其生前与谁共同生活的举证及表述不一，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原告由于特殊的家庭关系长期未能与刘玉田共同生活，并不是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不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的情形。综上，对两被告要求取得大部分遗产、不分或少分遗产给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两被告自愿表示两人可继承的份额由两人均分，可按当事人的意见处理。故涉案房产中刘玉田所占1/2份额所有权应由原告、李燕及两被告各继承取得1/4份额，李燕所占及继承取得房屋合计5/8份额所有权由两被告继承取得，即原告继承房屋2/16份额所有权，两被告各继承取得7/16（7/8×1/2）份额所有权利。本案诉讼费按各人继承的比例分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寺贝底侧50号房由原告刘某1继承2/16份额所有权，被告刘某2、刘某3各继承取得7/16份额所有权。本案受理费22134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刘某1负担2766元，被告刘某2、刘某3各负担9684元。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琳人民陪审员  吴炎卿人民陪审员  资光荣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骆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