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城南大道福华小区一楼门面。 法定代表人：吕精将，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屏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玉屏县城南大道紫林小区一楼18号。 法定代表人：邱庆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贵州远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屏侗族自治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平溪镇蒋家田。 法定代表人：洪加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清，男，196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笛，男，1981年10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个体工商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洋，贵州远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玉屏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公司）、玉屏侗族自治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玉屏房开公司）、肖笛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6民初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御榕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6民初50号民事判决；2.判令玉屏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ＹＰＣＲ-38、面积为9943平方米地块国有上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3.判令玉屏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停止对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015-ＹＰＣＲ-38地块的施工行为；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原判认定玉屏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城南公司）与玉屏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两公司与周一清（邱庆华，周一清之妻）、周恩、陈育之间不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系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中，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天弘公司以原告身份向一审法院提起的（2018)黔06民初59号民事诉讼案的诉讼证据，该部分证据有天弘公司的起诉状、证据清单以及相应的证据。同时，上诉人还提交了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7)闽0703民初1986号案部分诉讼材料和玉屏房开公司及周一清、周恩、陈育在诉讼中提交的相应证据。该两案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客观真实存在并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天弘公司向铜仁中院提交的““起诉状”，周一清、周恩、陈育与王国华2015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王国华与城南公司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周一清、城南公司向建阳法院提交的“答辩状”，可以清楚证明解放路项目仅是挂靠城南公司的项目，解放路项目是上述4合伙人开发，城南分公司并不承担项目开发中形成的任何债权债务，上述4人是解放路项目实际的权利人和义务的承担者，本案所涉的解放路房开项目从始至终均由上述4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甚至于项目的转让均由该4人决定，并收取相关款项。 从解放路项目的资金筹措、使用以及项目收益分配、项目管理、办公场所等各方面看，无论收到的是王国华的资金还是肖笛的资金以及御榕公司的资金，收款人以及收款账户根本就没有区别，城南公司、周一清（邱庆华之夫）、邱庆华及天弘公司均在收款和付款，根本无法分清城南公司资产或周一清、邱庆华及其他项目合伙人的个人资产，形成股东之间的财务、管理机构、业务的不分，财务混同表现为收支记录、账簿、财务会计等难以区分。而2014年成立的天弘公司，公司股东为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该公司成立后，同样是单纯开发解放路项目的项目公司。同样，天弘公司与城南公司的资金款项来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务、管理机构、业务、办公场所、办公人员均为一体，无法区分。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城南公司与天弘公司、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已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即公司与股东的人格完全混为一体，以致形成股东即公司或公司即股东以及城南公司即天弘公司的情形。 本案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有关铜仁中院（2018）黔06民初59号案和建阳法院（2017)闽0703民初1986号案的证据是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而非撤诉裁定书。上诉人的目的是通过提交城南公司、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天弘公司在另案提交的证据来证明上述当事人法人人格混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组织逐份证据质证认定，而是笼统地以案件处理结果是当事人撤回起诉，证据材料未经各方当事人确认和法院认定而拒绝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这方面证据系程序违法。 2.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为真实的城南公司2018年4月17日向御榕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也可以看出，天弘公司与城南公司在解放路开发项目上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按城南公司在本案答辩中所称，城南公司未与御榕公司签订任何协议，也不认可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城南公司只认可和执行《转让协议》。那么，城南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向御榕公司《催款通知》算什么性质？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城南公司与天弘公司、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二是证明城南公司虽然没有在《合作协议》上签字，但是城南公司事实上是认可并在执行《合作协议》。一审法院对此证据在认定上逻辑混乱、张冠李戴、牵强附会，居然答非所问的去认定城南公司只能向肖笛催款，不能向御榕公司催款。注意：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的目的是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城南公司催款的性质，而非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城南公司该向谁催款！正是基于城南公司与天弘公司、周一清（邱庆华）、周恩、陈育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城南公司才依据《合作协议》向御榕公司催款，进一步证明了天弘公司、城南公司时至2018年4月17日仍然在履行《合作协议》。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6年12月18日《合作协议》和《申明》签订后，当事人各方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合同签订的当天，御榕公司、天弘公司与肖笛协议（即申明）确定，两份合同同属一份合同，执行按2015年10月27日玉屏房开公司与肖笛签订的合同为准。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同，通过双方的约定已经终止。御榕公司现以其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要求御榕公司（此处应为天弘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1.2016年12月18日《合作协议》签订前，由于肖笛根本无力履行《转让合同》有关付款的约定，特别是肖笛无力按合同约定向天弘公司支付600万元第一期的购地款，其找到御榕公司（当时未成立）法定代表人吕精将以寻求合作，经协商肖笛同意其在玉屏县解放路38号地块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与御榕公司，由御榕公司承受《转让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天弘公司亦同意由御榕公司继续履行肖笛在《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御榕公司遂于2016年6月通过肖迪向天弘公司支付600万元用于取得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天弘公司取得项目土地后，因各种原因，天弘公司、肖笛一直未与御榕公司签订相关转让合同，虽然没有签订合同，御榕公司仍一直在履行《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并向天弘公司支付投资款上千万元。2016年12月18日，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在《转让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合作协议》。并由天弘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的同时出具《项目资金说明》明确了御榕公司从2016年6月至12月18日前向天弘公司投资的款项，同时将2016年6月前肖笛按《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天弘公司的200万元作为御榕公司的投资，肖笛在该函件上签字认可。 2.一审法院故意回避天弘公司、御榕公司、肖笛在2016年12月18日签订的《项目资金说明》，该说明是签订《合作协议》与《申明》同时签署。该份《项目资金说明》充分地证明，御榕公司对解放路项目的投入是投资款，肖笛投入的资金已作为御榕公司的投资款，投资主体已由肖笛变更为御榕公司。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御榕公司在本案房地产项目投入了资金，实际上是在履行肖笛与城南公司的合同”。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项目资金说明》中有200万元的投资是肖笛个人在《转让协议》签订后向天弘公司支付的款项。但是，在《项目资金说明》中肖笛也同意将这200万元载明作为是御榕公司的投资，肖笛自《出资证明》签署之日对解放路项目不再拥有投资。这充分说明肖笛放弃了其个人作为解放路项目的投资主体和《转让协议》的权利主体，其已将依据《转让协议》个人形成的对解放路的权利（包括其个人投资）全部转让给了御榕公司。《转让协议》已于2016年12月18日被《合作协议》所取代，御榕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应当享有解放路项目的全部权利。至于肖笛在《合作协议》签订以后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那是他和御榕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合作协议》无关。原审判决认定的“御榕公司在本案房地产项目投入了资金，实际上是在履行肖笛与城南公司的合同”系颠倒黑白。 3.御榕公司和天弘公司从未有终止《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这从城南公司2018年向御榕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天弘公司于2018年向御榕公司收取项目土地契税94万元，天弘公司在向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2018)黔06民初50号案件的起诉状中明确表示上诉人起诉本案前，双方仍在履行《合作协议》，天弘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继续向御榕公司收取上千万元的投资款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御榕公司、天弘公司从未认可《合作协议》被终止，御榕公司、天弘公司也从未做出过终止《合作协议》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天弘公司、御榕公司签订《申明》是终止《合作协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属于主观臆断。时至2018年2月初，天弘公司和御榕公司专门还就《合作协议》的履行签订《国有上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便利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天弘公司就此又收取御榕公司缴纳的契税94万元。通过该合同可以充分说明，天弘公司和御榕公司也从未有终止《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 4.关于《申明》的性质、含义及作用。《合作协议》《项目资金说明》及《申明》为2016年12月18日同时签署，肖笛自始至终在场。从申明的形式和内容看，《申明》是三方合同条款理解的解释。该《申明》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申明两份协议同属一份，二是强调按2015年10月27日（协议）执行。对于第一点的作用，签字各方通过《申明》强调两份协议同属一份，主要是解释两份协议的渊源，表明城南公司与肖笛的《转让协议》已为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的《合作协议》所取代；而第二点的作用，签字各方通过《申明》主要强调的是，针对《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在第一条上的约定有所不同，《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及土地转让，而《合作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合作，为防止条款理解上的分歧，所以《申明》专门强调按2015年10月27日（协议）执行以重申《合作协议》实属项目及土地转让。如果按照肖笛所言，《申明》是终止《合作协议》而《转让协议》履行，合同主体为城南分公司和肖笛，那么《项目资金说明》中肖笛将自己个人已投资的200万元作为御榕公司的投资款，对此肖笛如何自圆其说，其如何解释御榕公司的投资性质和目的？如何解释天弘公司和御榕公司在御榕公司对项目和土地投入上千万资金的情况下签订《合作协议》，并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又投入上千万元的性质和目的？所以《申明》是各方对解放路项目及土地是转让还是合作的说明解释，不存在否定《合作协议》合同主体的说法，更不是天弘公司、御榕公司、肖笛为终止《合作协议》而签订的协议。肖笛在签署《项目资金说明》时即表明其认可《合作协议》并退出解放路项目的转让开发。 综上，《合作协议》反映了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应诚实守信地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已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天弘公司应履行将涉案争议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的义务。现天弘公司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擅自对争议地块进行建设施工行为，已严重违反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一审法院以《合作协议》已终止履行为由，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处理错误。为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特向贵院提起上诉。 天弘公司辩称：请二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由被答辩人负担。 一、原审中，御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城南公司与天弘公司及两公司与周一清、周恩、陈育之间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首先，从天弘公司和玉屏房开公司的企业类型上看，天弘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民营企业，玉屏房地产公司为全民所有制，即俗称的国有企业。其次，从天弘公司和玉屏房地产公司的出资股东上看，天弘公司由周一清、陈育、周恩共同出资设立，玉屏房开公司由玉屏县建设局出资设立。两个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类型完全不一致，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两个公司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即便周一清、陈育、周恩挂靠城南公司承建项目，但周一清、陈育、周恩不是玉屏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周一清、陈育、周恩与城南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虽然周一清、陈育、周恩是天弘公司的股东，但御榕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一清、陈育、周恩与天弘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导致天弘公司丧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退一步讲，即便御榕公司有证据证明周一清、陈育、周恩与天弘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但也不能因周一清、陈育、周恩挂靠城南公司，而得出玉屏房开公司与天弘公司存在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的结论。因此，天弘公司与玉屏房开公司均有独立的公司法人人格，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公司与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公司丧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与之存在财产混同的股东或法人人格混同的公司共同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或公司与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混同，不影响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本案是否存在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或公司与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都是两份相对独立的合同。城南公司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不存在履行《合作协议》的事实。 二、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12月18日，御榕公司、天弘公司、肖笛共同通过《申明》的形式终止履行《合作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御榕公司上诉称，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御榕公司，与御榕公司在一审的起诉状主张“肖笛是御榕公司的股东”相互矛盾，说明御榕公司为达到诉讼目的，虚构事实。鉴于御榕公司在一审中具有虚构事实、不诚实的行为，请二审法院审慎采信御榕公司的上诉理由。 原审中，御榕公司主张肖笛是其公司股东，并依据《转让协议》《合作协议》主张权利。因肖笛向一审法院申请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本案诉讼活动。肖笛参与本案诉讼活动后，御榕公司主张肖笛是其公司股东已经不攻自破。在此情况下，御榕公司为了达到诉讼目的在上诉中又改口称“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入给御榕公司。”答辩人认为，《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完全不一致，是两份相互独立的合同。如果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入给御榕公司，御榕公司应该与玉屏房地产城南分公司签订协议，而不是与答辩人签订协议。并且，如果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御榕公司，肖笛前期投入的资金如何收回？肖笛与御榕公司对《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受让问题如何协商，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还是达成了书面协议？对此，御榕公司只字未提，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肖笛前期投入了将近1700多万元（1200万元支付给城南公司+300万元施工款+200万元销售房屋支付的中介费、广告费）的资金。难道这1700多万元就打水漂了？肖笛是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前期投入资金及开发项目将获得的利益就拱手让给御榕公司？因此，御榕公司主张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御榕公司，经不起推敲，不符合常理，依法不能成立。 （二）原审判决认定，御榕公司在本案的房地产项目投入的资金是在履行肖笛与城南公司的合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御榕公司辩称《合作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合作，《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和土地的转让，为了防止在内容上发生分歧，因此才通过《申明》强调按照《转让协议》执行，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两份协议的内容显示，两份协议除了名称及前文“合作”和“转让”不同外，合同的主文、条款，甚至标点符号都是一字不差，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御榕公司所称的“为了防止在内容上发生分歧”。即便为了防止发生分歧，也只能是御榕公司和答辩人通过达成补充协议的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和约定，与肖笛又有何干系？为何御榕公司和答辩人在肖笛书写的《申明》上盖章、签字确认？因此，御榕公司的上述辩称，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答辩人与御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侵害了肖笛作为涉案房产项目投资人享有的权益，肖笛通过《申明》的形式主张其权利，即《转让协议》与《合作协议》是同一个房产项目的合同，应当按照《转让协议》执行。御榕公司、答辩人认可肖笛的主张，同意按照《转让协议》执行，故在《申明》上盖章、签字确认。因此，《申明》是御榕公司、答辩人终止履行《合作协议》意思表示的体现。 至于2016年12月18日之后，御榕公司继续支付款项的问题。答辩人认为，在2016年12月18日答辩人与御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御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精将曾多次代肖笛支付《转让协议》的投资款，并且吕精将通过银行汇款给肖笛时，汇款单备注用途明确写明为“借款”。因此，答辩人认为2016年12月18日之后御榕公司继续支付款项是在履行《转让协议》。至于御榕公司为何代肖笛支付款项，肖笛与御榕公司（吕精将）是借贷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或是其他关系？只有肖笛和御榕公司清楚，但无论是何种关系，都改变不了《合作协议》被《申明》约定终止履行的事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已经终止履行，判决驳回御榕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请求，证据确实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玉屏房开公司辩称：我的意见与天弘公司意见基本一致，补充说明《申明》中城南公司盖章的目的是避免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对玉屏房开公司产生伤害，如果有伤害必须要回到转让协议来执行。避免土地未经过城南公司及肖笛同意转让，转让协议里面明确规定，土地只能落在天弘公司名下。 肖笛辩称：一、城南公司、天弘公司及两公司、周一清、周恩、陈育之间不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1.天弘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民营企业，玉屏房地产公司为全民所有制即国有企业。2.天弘公司由周一清、陈育、周恩三人共同出资成立，玉屏房开公司由玉屏县建设局出资成立，两个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类型完全不一致。3.御榕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城南公司、天弘公司及两公司、周一清、周恩、陈育之间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御榕公司提交的证据都是未经当事人之间质证的或人民法院认定的证据，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12月18日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同日被御榕公司、天弘公司、肖笛三方通过《申明》的形式确认终止，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中，御榕公司以肖笛是其公司股东为由，要求天弘公司和玉屏房开公司按照《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将土地使用权证过户至御榕公司，答辩人肖笛知道一审诉讼后，主动向一审法院申请参与诉讼，导致御榕公司的骗局失败。御榕公司谎言被揭穿后，现又以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让给御榕公司为由提起上诉，两者相互矛盾，且不符合常理，请二审法院慎重采信御榕公司的上诉理由。 御榕公司上诉谎言一，肖笛与吕精将在《项目资金说明》签订之前只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御榕公司上诉状称“特别是肖笛按合同约定向天弘公司支付600万元第一期购地款，其找到御榕公司吕精将寻求合作”这是虚假的陈述，2016年6月3日，肖笛和吕精将之间只谈了借款一事，从御榕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2016年6月3日吕精将和励幸汇款600万元给肖笛的“汇款申请书”“银行回单”内容记载注明为“借款”，证明肖笛与吕精将前期没有谈过项目转让，只谈了借贷。谎言二，肖笛不可能无条件地将项目让给御榕公司。先陈述《项目资金说明》这份材料的由来，《项目资金说明》是肖笛与吕精将初步沟通合作的第一份书面材料，是吕精将引导肖笛签的，口头上说签好《项目资金说明》后，接下来马上双方会签署合作协议、股份变更协议等相关文件，而这就是一个骗局，吕精将拿到《项目资金说明》就背着肖笛，立即去找天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肖笛得知后当天约了三方以申明的形式把《合作协议》给终止了，不存在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御榕公司的说法。肖笛前期投入约1700多万元（1200万元支付给城南分公司+300万元施工款+200万元销售房屋支付的中介费、广告费）的资金，肖笛是不可能无条件地让给御榕公司，还有2000多万的房屋销售款在城南公司账户，肖笛更不可能无条件让给御榕公司。因此，御榕公司主张肖笛将《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御榕公司并在《项目资金说明》签字认可，不是事实，完全不符合常理。《项目资金说明》《合作协议》《申明》都是同一天书写的，它们之间的书写顺序只有一种符合逻辑，就是吕精将拿到《项目资金说明》后，找到天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如果没有《项目资金说明》天弘公司不会和吕精将签合同，肖笛知道到后三方签订《申明》终止《合作协议》履行。谎言三，上诉状叙述“申明”的二点作用，第一点是《合作协议》取代了《转让协议》，第二点是“《合作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合作，《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项目和土地的转让，为了防止在内容上发生分歧”，两点均没有事实依据，是谎言。事实是吕精将刚拿到《项目资金说明》，在跑去找天弘公司签合作协议，不了解项目实际情况下，害怕合同风险就原文照抄肖笛的《转让协议》。当肖笛知道后，要约三方要求终止《合作协议》的时候，三方都签下了《申明》，吕精将当场主动盖公章和私章，因为他羞愧和不占理。 御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弘公司、玉屏房开公司履行2016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和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合同义务，将位于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YPCR-38、面积为9943平方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在御榕公司名下；2.判令天弘公司、玉屏房开公司停止对玉屏县解放路片区2015-YPCR-38地块的施工行为。 肖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于2016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御榕公司无权主张将土地使用权变更到其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5日，城南公司（周一清、陈育、周恩）与王国华签订《中华路片区开发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王国华注资1500万元到项目中，并占有项目相应的股份。2015年10月2日，城南公司与肖笛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城南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玉屏解放路地块面积14399平方米（案涉地块)、建筑满级112360平方米房地产项目整体转让给肖笛，城南公司前期投入的3000万元资金由肖笛分期支付。2.第一期在土地挂牌公告发布时三天内，肖笛支付600万元。第二期在土地揭牌给天弘公司后，十二个月内支付1000万元；肖笛可用4000平方米的4、5号楼的住房抵押给城南公司。第三期在土地揭牌过户之日起，三十个月内支付1400万元。肖笛也可以用6000平方米房屋抵押给城南公司。肖笛如融资对方必须全力配合。3.肖笛用该项目抵押融资及销售、按揭，其融资款40%用于归还城南公司的款项。现已有4、5号楼有预售许可证，可预售面积为22476平方米，其中商业楼3407平方米(二、三层)，住宅19069平方米(一层以安置为主）。安置户优惠购房超出面枳的金额约为300万元归肖笛。4.由肖笛负责项目整体运作、出资建设并承担盈亏及其它风险。在肖笛未付款项前，应由双方共同监管本项目资金运作。5.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拆迁、过渡、安置外偿，方案设计费用以及其它附属项目、拆迁工作组工资、土地摘牌契税均由肖笛负责，如政府要求打拆迁保证金，则由玉屏房开城南分公司负责，与肖笛无关。剩余拆迁部分玉屏房开城南分公司负责。6.双方设立共管账户，该账户在转让款项支付完毕时撤销。7.城南公司前期发生在4、5号楼项目工程尚未支付工程款项约为200万元由肖笛负责支付，协议签订后施工产生的工程费及建设手续，由肖笛支付。该项款不含在双方协议作价3000万元内。8.肖笛无条件接受城南公司项目合作前所签订的各项合同并履行其责任、义务。除200万元没有其他债务。合同签订之日起，之前如有上述情况发生债务纠纷由城南公司负责，与肖笛无关。9.双方协商作价为3000万元的前期投入款均不含各项税费，如发生税费由肖笛负责。10.肖笛必须按拆迁协议的交房时间按时交房，如因肖笛的原因未能按时交房，由肖笛负责。按拆迁合同赔偿给拆迁指挥部。11.肖笛分期支付给城南公司的款项应在协议规定时间内支付，如未能按时支付则延期支付部分的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城南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则按月利率2.5%赔偿肖笛所投资项目款。12.土地摘牌后，城南公司在一个月办理完成土地证移交给肖笛。13.合同签订七天内，肖笛先支付工程款200万，200万打入共管帐户，当城南公司4、5号楼手续办理转给肖笛后方可取走，肖笛开始接管售楼和施工相关事宜，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必须配合办理好银行按揭手续。2016年4月，邱庆华以城南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商品房。2016年1月止2016年12月，肖笛、吕精将先后八次向城南公司、邱庆华、周一清（邱庆华之夫）汇款，金额共计1202万元。2016年6月2日，天弘公司以2400万的价格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2016年7月15日，天弘公司与玉屏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纳了相应的税费。2016年12月18日，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内容第一条约定天弘公司将案涉项目整体与御榕公司合作，其他内容与《转让协议》内容一致。2016年12月18日，肖笛发表《申明》、玉屏房开公司、御榕公司盖章确认，申明肖笛与城南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与2016年12月18日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同属一份，执行按照2015年10月27日合同执行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于2016年12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天弘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玉屏解放路地块的房地产项目整体与乙方合作。合同签订当天，御榕公司、天弘公司与肖笛协议确定，两份合同同属一份合同，执行按2015年10月27日玉屏房开公司与肖笛签订的合同为准。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同，通过双方的约定，已经终止。御榕公司现以其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要求御榕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015年10月27日，肖笛与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合同的相对人是肖笛。即便案涉土地要转移登记，受让主体是肖笛而非御榕公司。御榕公司在本案房地产项目开发中投入了资金，实际上是在履行肖笛与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的合同。御榕公司以《合作协议》为据，要求天弘公司、玉屏房开公司将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YPCR-38、面积为99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到御榕公司名下，与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不符，不应支持。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内容与《转让合同》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一致，但只是合同履行问题，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且从三方签订的申明可知，肖笛是知道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之前签订有《合作协议》，故肖笛请求确认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御榕公司、肖笛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肖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900元，由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91800元，由肖笛负担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御榕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第一份：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7）闽1986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诉讼资料。拟证明：1.解放路开发项目由周一清、王国华、周恩、陈育开发，该项目挂靠在玉屏侗族自治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城南分公司中进行开发，周一清、王国华、周恩、陈育是解放路开发项目的实际责任人。2.周一清、王国华、周恩、陈育项目开发过程中天弘公司和城南分公司以及他们个人之间个人法人主体混同。 天弘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天弘公司与玉屏房开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也不能证明周一清、周恩、陈育与天弘公司和玉屏房开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从王国华2017年7月5日诉周一清、周恩、陈育、玉屏房开公司、肖笛一案，可以证明王国华诉周一清、周恩、陈育、玉屏房开公司只认可《转让协议》，因此王国华才将肖笛列为被告起诉，进而证明《合作协议》已终止履行的事实。玉屏房开公司、肖笛与天弘公司意见一致。 第二份：2016年12月19日-2018年3月1日付款凭证，拟证明御榕公司2016年12月18日与天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项目资金说明》和《申明》后，御榕公司又向天弘公司支付投资款848.84万元。天弘公司在《合作协议》《项目资金说明》和《申明》签订前及签订后至2018年3月1日合计向天弘公司支付转让款2050.84万元。 天弘公司质证认为，1.对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明细单显示的付款时间上看，在2016年12月18日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即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11日，御榕公司法定代表人吕精将就分别将50万元、20万元、60万元付给邱庆华；2016年9月18日，将20万元付给周一清。根据《项目资金说明》，可以证明御榕公司（吕精将）支付的以上款项是以肖笛的名义支付，是为了履行肖笛在《转让协议》承担的义务。对于御榕公司主张2016年12月18日之后御榕公司支付的款项是为了履行《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未终止履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在2016年12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御榕公司（吕精将）就有代肖笛支付款项、履行《转让协议》的行为，2016年12月18日支付负担款项，也应当视为履行《转让协议》。2.对转款凭证,吕精将转款给杨秀涛、袁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玉屏房开公司与天弘公司意见一致。肖笛与天弘公司意见一致，并补充质证认为，款项的组成，为了说明肖笛付给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的600万元款项是肖笛向吕精将所借，证明不是谈合作，也不是谈权利义务转让给御榕公司，而是借款。 第三份：2015年10月27日至2019年3月付款凭证，拟证明御榕公司在2016年12月18日后仍为解放路开发项目支付的人员工资、销售提成、广告费、修建样板房费等，御榕公司至2019年诉讼期间合计支付解放路项目费用合计623万元。御榕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及签订后一致在履行支付项目全部费用。 天弘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是御榕公司单方面制作，属于御榕公司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不认可证明内容。玉屏房开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里面的大部分费用是肖笛在支付履行。肖笛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第四份：《说明》，拟证明城南分公司负责人邱庆华（周一清之妻）为保障《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无偿持有御榕公司30%的股份，该股份待御榕公司付清的（《合作协议》）3000万元的转让款后归还御榕公司（应为吕精将）。 天弘公司质证认为，1.该说明形成的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而《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有义务足额出资，因此不存在邱庆华无偿持有御榕公司股份的事实；也正因为股东有法定的足额出资义务，邱庆华持有御榕公司的股份，不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效果，御榕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3.即便说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2016年12月18日的《申明》已经终止《合作协议》的履行。玉屏房开公司、肖笛与天弘公司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二、四份证据，因天弘公司、玉屏房开公司、肖笛均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本院结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对于第三份证据，因该证据系御榕公司单方制作，天弘公司及肖笛均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5年10月27日，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与肖笛签订《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2015年10月2日，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与肖笛签订《转让协议》。”系笔误，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御榕公司诉请将位于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YPCR-38、面积为9943平方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的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双方对于2016年12月18日的《申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御榕公司虽提交2016年12月19日-2018年3月1日付款凭证，拟证明御榕公司于2016年12月18日与天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项目资金说明》和《申明》后，御榕公司又向天弘公司支付投资款848.84万元。但支付款项以及对御榕公司支付款项的确认并不能否定《申明》的效力。 其次，肖笛与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转让协议》，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于2016年12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内容第一条约定天弘公司将案涉项目整体与御榕公司合作，其他内容与《转让协议》内容一致，约定天弘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玉屏解放路地块的房地产项目整体与乙方合作。合同签订当天，肖笛发表《申明》，玉屏房开公司、御榕公司在申明上盖章确认，即表明同意《申明》的内容。《申明》载明肖笛与玉屏房开城南分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与2016年12月18日天弘公司与御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同属一份，执行按照2015年10月27日合同执行为准。根据《申明》的约定，御榕公司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没有取代肖笛与玉屏房开公司城南分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并且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即根据《申明》的内容，肖笛是《转让协议》合同的相对人，肖笛才能获得《转让协议》约定的权利。 御榕公司通过肖笛投入天弘公司的款项，以及其直接向天弘公司支付的款项，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此外，其提出城南公司、天弘公司、周一清、邱庆华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城南公司、天弘公司、周一清、邱庆华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均不能达到御榕公司依据《合作协议》要求天弘公司将位于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YPCR-38、面积为9943平方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在御榕公司名下的目的，也不能达到否定《申明》效力的目的。 综上，御榕公司以其与天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要求天弘公司、玉屏房开公司将玉屏县解放路片区宗地号为2015-YPCR-38、面积为99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到御榕公司名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贵州御榕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锐 审判员  雷苑 审判员  陈荣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敖丽丹 书记员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