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11行初30号 原告杭州富阳江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0183694587343M，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 负责人陈学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正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83002506734L，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蒋家村工农路146号。 法定代表人俞国林，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俞国林，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方君紫，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富阳江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江滨合作社）诉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鹿山街道办）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8日向被告鹿山街道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滨合作社负责人陈学琴及委托代理人孙正力，被告鹿山街道办法定代表人俞国林及委托代理人方君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滨合作社起诉称：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村民陆某承包了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42.5亩鱼塘，用于养殖业经营多年，承包期限至2020年2月28日止。约在2006年至2007年投了大量资金及人力用于鱼塘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整修道路、塘基打桩浇筑及生产经营配套用房建设、护栏、防盗监控设施建设等，房屋建筑面积约286平方米，累计投资300多万元。2009年10月19日注册成立江滨合作社。2013年5月29日，原告法人陈学琴从陆某处以股权转让方式流转承包了上述42.5亩鱼塘养殖及其附属房屋等设施。2019年2月19日，鹿山街道办在未有任何事先通知、未出示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对其所有的房屋以“违章建筑”为由进行强制拆除，摧毁了所有监控设施、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造成其直接损失200多万元。其事后才获悉，鹿山街道办将早已不存在的“娘子军农庄”误以为强拆对象的产权人。其后又因无看护房屋及监控设施被拆毁，其饲养鱼类均被盗殆尽，原告承包事业无法进行，损失巨大。江滨合作社基于土地承包经营鱼塘养殖业，相关房屋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经营用房及其配套设施，经营十多年，并非违章建筑，依法应受保护。鹿山街道办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认定建筑物违章，也没有依法通知江滨合作社即将房屋强行拆除，是行政执法重大错误，应承担赔偿责任。鹿山街道办依据的《富阳市“无违建”创建活动违法建筑认定办法》、《浙江省“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指导意见》均未公布，要求进行合法性审查。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对原告位于江滨村的房屋（大棚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2187100元；3.请求对《富阳市“无违建”创建活动违法建筑认定办法》和《浙江省“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指导意见》进行合法性审查；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审理中，江滨合作社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对原告位于江滨村的房屋（大棚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2187100元；3.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又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赔偿其损失2185100元。 原告江滨合作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承包合同》1份，拟证明江滨合作社合法承包权的来源、鱼塘面积42.5亩、承包期等。 2.《合作合同》、《转让委托书》各1份，拟证明江滨合作社法人陈学琴在2013年5月29日受让取得江滨合作社及其投入情况。 3.营业执照1份，拟证明江滨合作社是合法登记的经营机构，从事渔业养殖经营活动，被拆房屋是合法实体财产。 4.强拆前现场房屋设施照片1组，拟证明江滨合作社的大棚房是农业生产配套用房性质，房屋面积、附属设施现况等，为赔偿计算提供依据。 5.《限期拆除通知书》、《强拆告知书》各1份，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及强制行为违法。 6.强拆后的现场照片2张，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及其违法行为造成江滨合作社的损失。 7.损失赔偿清单及合作社管理房屋平面图、被强拆房屋设施统计清单各1份，拟证明原告房屋及设施受到损失情况。 8.转账支票存根、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各1份，拟证明陈学琴向陆某支付了股份转让费280000元。 9.室内装修照片1份，拟证明室内装修有木吊顶、墙纸、空调、吸顶灯等情况。 10.证人陆某的证言，拟证明案涉房屋建造时间为2007年、建筑面积及房屋结构等。 11.《承诺书》、《退场确认书》各1份，拟证明娘子军农庄的马永建已于2018年8月30日退场，相关现场物品归江滨合作社所有。 12.（补充提交）照片3张，拟证明房屋是建造在鱼塘水面上，没有占用耕地，房屋的结构是中间为走廊，两边为房间，阳台也是建立在水面上，门前道路是作为通行使用未超过八米，房屋周边环境均是鱼塘，未影响村容村貌。 13.（补充提交）《“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违规项目情况表》、《“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排查情况汇总表》各1份，拟证明涉案行政行为违法，鹿山街道办没有调查房屋产权所有人。 被告鹿山街道办答辩称：一、其依法有权对案涉房屋进行强制拆除。鹿山街道办作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受区政府的领导、行使区政府赋予的职权。根据《富阳市“无违建”创建活动违法建筑认定办法》第五条违法建筑的拆除第（二）项之规定，“强制拆除和代履行违法建筑当事人在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载明的期限内不拆除的，属于集体土地范围内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所在乡镇（街道）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属于国有土地范围内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城管局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授权其强制拆除属于集体土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的职权。案涉房屋系鹿山街道江滨村的集体土地，故其有实施强制拆除的职权和义务。 二、其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有法律依据。鹿山街道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六）项之规定，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业非农化的方案》的通知、浙江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相应规定，其实施强制拆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原告房屋属于违法建筑，其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合法合理。案涉房屋用地未经审批，房屋面积近300平方米，实际用于经营农庄，不属于农业看户房。属于浙江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指导意见》的通知中需要整治的情形。 四、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程序合法。在实施强制拆除前，鹿山街道办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并向江滨合作社进行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明确告知案涉房屋为违法建筑并要求江滨合作社于2019年1月28日前自行拆除，如不按期拆除整改，逾期将依法拆除；2019年2月13日其作出《强拆告知书》，并将实施强制拆除的通知依法进行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强拆告知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其合法性。因此，在江滨合作社到期未自行整改的情况下，其有权对案涉房屋依法强制拆除。 五、其拆除房屋的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造成损害。从鹿山街道办提交照片可以证实，其实施强制拆除时，为避免屋内财产受到损失，将案涉房屋内的物品按所有人要求进行了转移，不存在损失财物之说。江滨合作社陈述2013年5月29日法人陈学琴从陆某处以股权转让方式流转承包了上述42.5亩鱼塘养殖及其附属房屋等设施，该流转未经发包方同意，房屋是用于经营农庄，对外称娘子军农庄，审批名称为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新源地农庄，经营者夏周群，农庄内物品属于夏周群所有，因此拆除当天将物品搬至夏周群老家。综上所述，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鹿山街道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限期拆除通知书》1份； 2.《强拆告知书》1份； 证据1-2，证明鹿山街道办做出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3.《娘子军农庄“大棚房”问题点位整治情况》1份，拟证明案涉房屋的违法调查情况、拆除过程及拆除前后情况，鹿山街道办在拆除过程中将屋内物品进行搬离转移，不存在损害物品的情况。 4.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新源地农庄企业信用信息1份，证明案涉建筑物实际使用于农庄经营，并不是作为农业看护房使用，符合大棚房整治拆除的情况，注册名是新源地农庄，对外是叫娘子军农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六）项，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农地业非农化的方案》的通知、《浙江省“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指导意见》。 对江滨合作社提交的证据，鹿山街道办质证认为：证据1，承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实际承包人是陆某。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存在流转情况，也未经村委会认可。证据3，营业执照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四张照片可以显示“娘子军欢迎你”，建筑用于农庄经营，照片上建筑的规格装修都不符合农业看护房的标准，面积严重超标。第五张照片上的建筑未拆除，仍保留。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已经尽到调查义务并按照规定进行送达。证据6，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不能证明损失。证据7，三性有异议，内容也不予认可，原告自行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内容不真实。损失赔偿清单中除了第14-19项，其他属于违法建筑本身，同时第14、15、16项（床不存在）、17项均按照马永建的要求搬到胥口镇，第18、19项不存在。设施统计清单中房屋的基本情况中对建成时间不予认可，房屋平面图与真实情况不符，事实上房屋除了厨房就是包厢，没有饲料存放间等。清单上的道路附属物、鱼塘均未被拆除。在租给马永建办农庄之前是有监控设施，后来坏掉后马永建重新置办了，其拆下来后交给了马永建。证据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陆某和陈学琴之间的流转并未经村委会和集体合作社认可，对流转行为的法律效力有异议。证据9，照片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非拆除前的照片，是拆除以前的照片，与拆除时的真实情况不符合，拆除前空调已经没有了，照片上的凳子在胥口镇，从照片上可以显示建筑物用途为农庄。证据10，真实性认可，但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房屋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就超出农用房的需要，同时一直到2018年都是用于经营性用房而非农业用房，鹿山街道办未拆除的一间可以满足农用房要求。证据11，承诺书的内容可以证明陆某和陈学琴的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存疑，怀疑是事后制作，承诺书中陆某要把钱退还陈学琴，且退场确认书明确建筑物是由娘子军农庄经营，屋内物品也未说明是归江滨合作社所有。拆除当天江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学琴和马永建都在现场，陈学琴也未表明屋内物品是归其所有。拆除当天设施均在建筑物内，说明2018年的退场承诺没有实现。证据13-14，超过了举证期限，其中证据13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中可以看出房屋一大半已经进行硬化，对基本农田进行了破坏。证据14，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并非富阳区的材料，真实性也无法确定。 对鹿山街道办提交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其未收到通知，通知上未写明执法依据，事先也未调查核实情况，也没有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未告知救济途径，通知书载明的复议时间是三日，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其没有收到告知书，送达对象不是原告，告知书上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没有告知权利救济途径，事先未经公告，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证明程序合法。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是鹿山街道办事后为了诉讼需要单方制作，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调查要有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不能仅凭图片证明原告的房屋是违法建筑。鹿山街道办测算的案涉建筑的面积其是认可的，图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其没有占用耕地。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能在诉讼阶段收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该证据是复印件无法显示日期及官网网站，真实性无法确认。新源地农庄与江滨合作社没有关系。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对案外人马永建制作了调查笔录，马永建陈述《承诺书》及《退场确认书》均为其本人签字。江滨合作社的房屋建造在鱼塘上，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房屋中间为过道，两边各有五间房，其于2012年向陆某承包江滨合作社建造的十间房屋用于开设饭店经营，租金为10000元一年，其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装修，饭店名称叫做娘子军农庄，营业执照的字号为新源地农庄，经营者夏周群是其妻子，2014年左右，其向陈学峰等人继续承租江滨合作社的房屋和鱼塘，租金为60000元每年。2018年其退出经营后，江滨合作社不再对外开放，但其本人仍然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直至房屋被拆，《限期拆除通知书》、《强拆通知书》均送达给其，案涉房屋拆除当天，鹿山街道办将房屋内的桌椅、文件柜、酒水柜等物品搬至了其老家胥口镇，相关鱼塘上（包括配套房屋内外及周边）所有由其本人增加的设施设备、构筑物、装修物及一切物品其同意留给江滨合作社所有。对该份调查笔录，原告质证认为马永建陈述的关于江滨合作社的情况基本上符合实际，马永建退场后由江滨合作社经营鱼塘。鹿山街道办质证认为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份笔录可以证明案涉房屋是以农庄的名义建造，一直用于经营农庄，并非是农用生产经营用房，屋内物品其搬至了马永建的老家了。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该份证据可以与证人陆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系营业执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6，9，12，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照片反映的房屋状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证据5，可以证明被告做出了两份通知书的行为，本院对该两份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该份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本院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8，能证明陈学琴支付转让费的事实，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证据10，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证据11，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本院的调查情况予以综合评判。证据13，仅为汇总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对该份证据中的照片本院予以确认，对农庄的情况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4，系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新源地农庄的注册信息，结合案外人马永建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照片中反映的案涉房屋的状况，本院予以确认。 对案外人马永建的陈述，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经审理查明：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村民陆某于2008年3月2日与富阳市鹿山街道江滨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合同》，由陆某承包鹿山街道江滨村42.5亩土地，用于养殖业经营，承包期限至2020年2月28日止。陆某未经审批，于2007年左右对鱼塘塘基进行打桩浇筑，建造了案涉房屋，共有十个房间，并对路面进行了硬化、铺设了瓷砖。2009年10月19日，江滨合作社注册成立，其业务范围包括：淡水动物的养殖，组织采购成员所需的渔业生产资料，组织收购、销售成员养殖的淡水动物；引进渔业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渔业生产有关的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为成员提供安全管理服务。后陆某将房屋租赁给马永建用于餐饮经营，2013年5月29日，陆某将其在江滨合作社的三分之一的股权转让给陈学琴，马永建仍继续承租案涉房屋用于经营农庄。2015年6月23日，由马永建的前妻夏周群注册了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新源地农庄，注册地在鹿山街道江滨村，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其对外经营时称为娘子军农庄。 2019年1月25日，鹿山街道办向娘子军农庄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认定其位于江滨村（大棚房）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属违章建筑并严重影响村容村貌，限其于2019年1月28日前自行拆除整改，如不按期拆除整改，将依法采取强制拆除。该份通知书送达给了马永建。2019年2月13日，鹿山街道办向娘子军农庄作出《强拆告知书》，通知其于2019年2月15日前自行拆除，如逾期仍未拆除的，将采取强制拆除。该份通知送达给马永建。2019年2月19日，鹿山街道办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拆除。江滨合作社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江滨合作社成立后对外开放垂钓等活动。2018年7月3日，马永建、陆某出具了《承诺书》，承诺：鹿山街道江滨村陆某于2018年8月31号前，退还陈学琴鱼塘投资款人民币280000元，如不能兑现，娘子军农庄马永建必须在2018年8月31日前无条件退场，原马永建在鱼塘上增加的设备、固定建筑物一律不能搬走，而且马永建必须缴付清以前余欠的租赁款。2018年8月30日，马永建签署了《退场确认书》，确认其本人于2018年8月30日退出江滨合作社鱼塘养殖承包经营，娘子军农庄无条件退场，相关马永建在鱼塘上增加的设施设备、构筑物不予带走，留给江滨合作社所有。审理中，案外人马永建明确相关鱼塘上（包括配套房屋内外及周边）所有由其本人增加的设施设备、构筑物、装修物及一切物品同意留给江滨合作社所有。案涉房屋拆除后当日现场仍保留有一处建造于水面上的小房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鹿山街道办拆除江滨合作社位于鹿山街道江滨村的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鹿山街道办主张其在拆除前已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和《强拆告知书》，但该两份通知书发送的对象均为娘子军农庄，而案涉房屋为陆某建造后用于江滨合作社经营，案外人马永建开办的农庄仅为承租人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故鹿山街道办在拆除前未经调查核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也规定了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应当发布强制拆除公告，拆除时应在公证机构公证或无利害关系第三方见证下，实施强制拆除，并制作笔录，进行拍照、录音、录像。本案中，鹿山街道办在拆除前，既未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亦无证据证明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拆除，并对财物进行了清点移交。故江滨合作社要求确认鹿山街道办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鹿山街道办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江滨合作社的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是以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被告鹿山街道办认为案涉房屋属于未经审批建造的违法建筑，且实际用于经营农庄并非是农业生产经营配套用房，江滨合作社认为案涉房屋系农业生产经营用房及配套设施，应受保护。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现已失效）第一条规定，设施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包括在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水产养殖池塘、工厂化养殖、进排水渠道等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以及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辅助农产品生产的管理和生活用房用地、仓库用地、硬化晾晒场、生物质肥料生产场地、符合“农村道路”规定的道路等设施用地。第二条规定，在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项目以及各类农业园区，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中高档展销等的用地，不属于设施农用地范围，按非农建设用地管理。确需建设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此外，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还规定设施用地（包括设施建设方案）需由经营者申请、乡镇政府申报、县级政府审核同意；设施用地（包括设施建设方案）需由经营者与乡镇政府、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用地协议并报县级国土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因此，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是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用于餐饮的农家乐、休闲观光项目并非属于设施农用地范围的范畴。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来看，案涉房屋未经审批建造，在江滨合作社成立后又承租给案外人长期用于经营餐饮、农庄，且江滨合作社在经营时亦对外开放垂钓等休闲活动，可见案涉房屋的性质、用途并非属于农业大棚看护房等非农设施。即便如江滨合作社所言其在2018年9月后仅用于养殖使用，亦未提供相关的审批、备案材料，其以合法建筑为由要求赔偿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主张的房屋损失不予支持。因门楼、护栏、阳台、过道玻璃大门、房间卫生间过道地砖、强化地板、护墙竹板装饰、实木吊顶、墙纸等装修附属物与建筑为一体，无法分割，不具有回收价值，本院对上述损失不予支持。关于江滨合作社主张的铺砖道路8500元，因该铺砖道路并不属于辅助农产品生产的“农村道路”，对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关于江滨合作社要求对鱼塘房屋、配套构筑物、附属物设施及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的申请，鉴于案涉房屋并非合法建筑，本院对该评估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绿化苗木、屋内财物损失及可回收建筑材料等部分，本院认为，江滨合作社主张其存在绿化苗木、厨房用品、不锈钢厨具、办公桌等办公用品、桌椅床等家具、监控摄像头主机一套、空调、电压变电器、灯具等物品损失，但其提供的照片仅能显示房屋周边有树木绿化、室内有空调、灯具等，对其财物损失的举证存在欠缺。虽然鹿山街道办在拆除前将屋内物品进行了搬离，但并未依法对拆除过程进行录像、未对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考虑到江滨合作社曾将房屋出租他人用于经营餐饮，故其有关屋内存放有厨房用品并购置了相应的办公用品、安装监控摄像头主机用于经营养殖场等陈述符合客观实际，本院基于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合作社的规模、照片等因素，酌情确定江滨合作社的的财物损失为4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2月19日对原告杭州富阳江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江滨村的养殖场所的房屋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支付原告杭州富阳江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财物损失赔偿金共计人民币四万元； 三、驳回原告杭州富阳江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国其 审 判 员  刘珍玲 人民陪审员  何 伟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干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