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初132号原告: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668083969Y。法定代表人：胡以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晋，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党同皓，山东墨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6122374N。法定代表人：李希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传峰、张小亮，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矿公司）与被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淄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晋、党同皓，被告兖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传峰、张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淄矿公司与兖矿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二、判令兖矿公司返还淄矿公司预付购煤款25477689.5元;三、判令兖矿公司赔偿占用淄矿公司已付购买煤炭预付款期间给淄矿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以39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6年5月25日，共计2583750元；以25477689.5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至兖矿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4458595元)；四、判令兖矿公司赔偿淄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936000元及因主张该笔债款,给淄矿公司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500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兖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28日,淄矿公司派其工作人员去兖矿公司下属分支机构鲍店煤矿购买煤炭。经协商淄矿公司购买兖矿公司下属鲍店煤矿生产混煤10万吨,单价每吨390元。当日淄矿公司便向兖矿公司给付购买煤炭款3900万元(银行承担汇票给付)，兖矿公司收款后给淄矿公司出具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凭证》，双方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截止起诉之日，淄矿公司也没有收到兖矿公司合法有效的《地销煤买卖订单》和《煤炭发运通知单》。期间兖矿公司通过介绍人李永传向淄矿公司给付了两份加盖其合同专用章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地销煤买卖订单》(每份购煤总量5万吨)和十张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发运通知单》(每张1万吨)。两份《地销煤买卖订单》和十张《煤炭发运通知单》均没有标注提货时间。淄矿公司工作人员收取兖矿公司出具的《地销煤买卖订单》和《煤炭发运通知单》后，回淄博等候兖矿公司方通知发货后才知晓《地销煤买卖订单》和《煤炭发运通知单》是虚假的。2015年2月27日，兖矿公司下属鲍店煤矿财务人员电话询问淄矿公司开据销货发票的信息，淄矿公司才知购买的煤炭兖矿公司已向第三人李永传发运。随后淄矿公司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起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确认:2015年1月28日，淄矿公司经中间人介绍去兖矿公司下属单位鲍店煤矿买煤并付款，次日中间人给淄矿公司的两份《地销煤买卖订单》和十张《煤炭发运通知单》均系犯罪分子张民、李永传等人伪造。真正的《地销煤买卖订单》和《煤炭发运通知单》兖矿公司根本没有给淄矿公司。在淄矿公司委派购买煤炭人员离开鲍店煤矿后，2015年1月30日鲍店煤矿发运科科长高风波才在其真正的《煤炭发运通知单》上签字，后直接交给了犯罪分子李永传。致犯罪分子张民、李永传等人持兖矿公司出具真实的《煤炭发运通知单》到兖矿公司煤场提取煤炭61698.06吨(折算煤款24062243.4元)。案发后，兖矿公司下属鲍店煤矿未再发货，尚有38301.94吨(折算煤款14937756.6元)没有提走。此案最后经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于2016年10月13日以兖矿公司人张民犯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结案。淄矿公司报案后，2016年5月25日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经追赃，给付淄矿公司款13522310.5元，目前兖矿公司尚欠淄矿公司25477689.5元。此后，淄矿公司多次与兖矿公司商议预付款返还及损失赔偿问题，至今未果。综上，兖矿公司下属煤炭销售、财务、运销工作人员在与淄矿公司洽谈煤炭销售、收取淄矿公司购买煤炭预付款后不注意审核购买人资格，将其签发的真实的《煤炭发运通知单》，擅自随意交付给与淄矿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人犯罪分子李永传手中，造成犯罪分子李永传等人骗取了兖矿公司应给淄矿公司的煤炭，属兖矿公司将合同标的物给付对象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有关规定，兖矿公司对淄矿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淄矿公司要求与兖矿公司解除煤炭买卖合同(口头)、返还预付购煤货款、赔偿给淄矿公司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兖矿公司辩称，1.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淄矿公司所主张的损失已经刑事程序处理，且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3刑初第16号生效判决书已认定，淄矿公司主张的实际损失系因其工作人员未尽职责被张民等人所骗导致，且主要损失已通过刑事程序追回，未追回的部分，刑事判决书也判决继续向犯罪分子追缴，故淄矿公司主张的损失已经通过刑事程序处理完毕，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范围，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2.淄矿公司向兖矿公司主张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2016）鲁03刑初第16号生效判决书已确认其损失是被张民等人诈骗所致，认定了淄矿公司是受害人，其也接受了公安机关追回的赃物，故其向兖矿公司主张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3.淄矿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兖矿公司已按照约定供煤66353.05吨，价值2587.76895万元，剩余的部分也已经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于2016年3月24日退还，至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且淄矿公司从未向兖矿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其最晚应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3月24日，但其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5月，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淄矿公司为诈骗犯罪的受害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淄矿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淄矿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六组证据：证据一，淄矿公司企业变更情况(原件)。证明:2017年8月14日淄矿公司名称由淄博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证据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28日收据凭证(原件)。证明:兖矿公司收到淄矿公司的40张银行承兑计3900万元的煤炭购买款。证据三，往来款询证函(原件)。证明:2015年12月31日兖矿公司通过《往来款询证函》确认欠淄矿公司煤炭3900万元，兖矿公司给付淄矿公司的该询证函直到2015年12月31日在兖矿公司账目上仍显示欠淄矿公司3900万元，充分说明了连兖矿公司自己在案发多日后也认为是欠兖矿公司的款项，不是欠淄矿公司的款，该询证函可以确认，兖矿公司欠淄矿公司3900万元的事实。证据四，淄矿公司于2015年1月6日与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原件)。证明:购销总量100000吨,交货日期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3月31日,价格按淄矿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煤炭价格上浮2.4%,淄矿公司的可得利益为936000元。证据五、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2016年5月25日《发还清单》(复印件),证明:2016年5月25日淄矿公司收到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发还案款13322310.50元。关于诉讼时效,得到3900万元中部分款项的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之前淄矿公司向兖矿公司的财务科及有关责任科室多次电话沟通,退还3900万元,所以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自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即2016年5月25日起算，淄矿公司于2019年5月8日起诉，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证据六，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追缴和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可以向兖矿公司之外主体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兖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企业变更的事实，并认可收到购煤款3900万元。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不能证实淄矿公司的主张,也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其加盖的公章不能辨别是否为兖矿公司的公章,因此，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淄矿公司提供的询证函加盖的公章与淄矿公司提供的收款凭证明显不同,收款凭证财务专用章有公章使用号,而询证函加盖的公章没有公章使用号,两枚公章对比存有异同,且询证函加盖的公章不能辨认是兖矿公司的名称。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联性,但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刑初第16号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可以证实，确实存在该份合同,并且为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合同，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该份合同系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预先与淄矿公司签订并承诺加价回购,已支付保证金400万元的方式骗取淄矿公司财物，该合同同时约定淄矿公司通过交付煤炭提货单据的方式交由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至兖矿公司处自行提取煤炭,证实淄矿公司只是卖购煤票而不是自行购煤。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我方依照公安机关下达的扣押决定书于2016年3月24日向公安机关退还钱款13122310.50元,与淄矿公司所提交的发还清单的金额相差20万元。对证据六,根据该民事判决书，淄矿公司应当举证，经退回追缴仍不能弥补损失的相关证据,否则不应予以支持。兖矿公司提交了五组证据:证据一，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终5871号民事栽定书（复印件）。证明:淄矿公司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张民等人诈骗犯罪的受害人,本案所涉购煤款损失系由刑事犯罪所导致,且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诈骗款,根据《最高法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其中包括责令退赔、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并对该类案件的执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淄矿公司所述刑事判决不具有执行力,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淄矿公司在该刑事案件中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实际取得追缴和追回的诈骗财物,在本案中其又否认系刑事案件受害人的事实,其观点与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完全相反。(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中潘秀明、张磊证言证明：潘秀明、张磊参与了签订合同及提煤单的整个过程,张磊拿着带有李永传签字办理的提煤单。郭燕、宫菊、尹曜、许广芬证言、李永传供述，以及刑事判决书第十四页，兖矿公司与淄矿公司工作人员于当天所签订的地销煤买卖订单两份,煤炭发运通知单10份,均系存根联。共同证明淄矿公司工作人员在场亲历了合同签订和提煤单签发事宜,并委托李永传作为淄矿公司的代理人。证据二，淄矿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材料。证明:兖矿公司在合同订立和发煤单签发过程中审核了淄矿公司来人的身份和代理权限,有理由相信来人有代理权,在此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证据三，扣押决定书、银行转款凭证(复印件)。证明:兖矿公司依据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于2016年3月24日将剩余款项1312.23105万元转汇给柳泉分局,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淄矿公司于2015年4月份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自当时即应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我方于2016年3月24日通过公安机关返还预付款1000余万元,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实际已经解除,对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应自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公安机关的返还时间不应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依据,至于淄矿公司所说多次向兖矿公司财务科主张权利,其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证据四，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鉴于兖矿公司系上市公司，按照财务会计准则规定，无法进行预收账款减少收入增加的财务处理，故截止到2015年底预收账款科目仍为3900万元，这属于正常的财务会计记账的标准，不能认定兖矿公司欠付淄矿公司3900万元预付款。证据五，煤炭发运通知单及明细。证明:王龙依据淄矿公司的提煤单从兖矿公司处提煤，共计4654.99吨，总价款为181.5万元，该提煤数量从(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第10页王龙的证人证言中可以证实，但刑事判决书未将该提煤数量计入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导致刑事判决书认定的非法所得数量为61698.06吨，未将上述王龙提货的4654.99吨计算在内，两者相加即为兖矿公司依据淄矿公司的提煤单实际发货的真实数量。淄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中，兖矿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兖矿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潘秀明、张磊未认可委托了李永传为代理人，李永传帮助兖矿公司在提煤单上加盖了鲍店煤矿供销煤发票专用章，兖矿公司误认为李永传是淄矿公司的员工，在李永传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将煤炭提货通知单给付李永传属于给付对象错误。该刑事判决书,并没有对财产权认定,只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兖矿公司提交的案例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且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二，李永传在合同书上签字的行为与淄矿公司无关,兖矿公司给付对象错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根据兖矿公司提交的刑事判决书第十三页倒数第三行和第十行殷超的供述完全证明了潘秀明、张磊根本没有参与有关过程,兖矿公司所述不属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形式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出具证明材料的人签字和盖章。淄矿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往来款询证函》第三行载明“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目，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淄矿公司在信息证明处加盖了印章，确认了《往来款询证函》中的欠款数额。兖矿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兖矿公司的观点，即不能证明该询证函仅用于2015年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该《情况说明》只能证明《往来款询证函》的真实性，证明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兖矿公司欠淄矿公司3900万元货款的事实。对证据五，无法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的经办人为李永传，李永传非淄矿公司代理人，其签字行为与淄矿公司无关，兖矿公司将涉案煤炭交付给李永传、王龙，属于给付对象错误，属于兖矿公司公司人员的失误，该损失应由兖矿公司承担。关于王龙所提走的煤炭，是王龙公司购买的张民公司的煤炭，与淄矿公司无关。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淄矿公司提交的《往来款询证函》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该单位另行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该询证函仅用于兖矿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审计，因此，不能仅凭该证据认定兖矿公司欠付淄矿公司3900万元货款。淄矿公司与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已经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系张民冒充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伙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殷超与淄矿公司签订，已作为该刑事案件认定张民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使用，本院对该证据做相同认定。对淄矿公司提交的《发还清单》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向淄矿公司退还了煤款13322310.5元。对兖矿公司提交的《扣押决定书》、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拨（付）款签证通知单的效力予以认定，能够证明2016年3月24日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对涉案13322310.5元煤款进行了扣押，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同日出具了拨（付）款签证通知单。对兖矿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对兖矿公司提交的煤炭发运通知单及明细，有孔祥峰、王斌、王龙的签字，能够证明凭《煤炭发运通知单》提走的煤炭数量为66353.05吨。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5年1月26日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与淄矿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双方煤炭价格按淄矿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购煤合同的价格，每吨上浮1.2%结算，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双方按淄矿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购煤合同的价格，每吨上浮2.4%结算。同时约定，淄矿公司将其与兖矿公司鲍店煤矿合同项下的煤炭交付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次日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向淄矿公司交付400万元合同保证金。为履行该购销合同，淄矿公司以每吨价款390元的价格向兖矿公司购买涉案煤炭10万吨，共计3900万元，并于2015年1月28日以银行承兑的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2015年1月29日兖矿公司与淄矿公司签订了两份《地销煤买卖订单》，兖矿公司在出卖方处加盖了煤炭合同章，淄矿公司未在买受方处盖章，李永传在买受人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另查明，涉案煤炭买卖涉及刑事犯罪，已经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现已生效。涉案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为，2015年1月26日淄矿公司与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张民冒充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伙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殷超与淄矿公司签订的。涉案3900万元煤款由淄矿公司的潘秀明、张磊于同年1月28日交付给兖矿公司鲍店煤矿，并于1月29日代表公司与兖矿公司鲍店煤矿签订《地销煤买卖订单》。在兖矿公司鲍店煤矿办理煤炭发运通知单的过程中，张民将10份虚假《煤炭发运通知单》交予殷超，由殷超交付张磊。同年1月30日，李永传将办妥的应交付淄矿公司的10张真实的《煤炭发运通知单》交给张民、殷超后，张民用其中的8张单证陆续提走61698.06吨煤炭，分别销售给王振中、王龙、燕宪东、丁波、岳崇洲等人，变卖得款24062243元，兖矿公司鲍店煤矿发现淄矿公司被骗后不再发煤，淄矿公司实际被骗20062243元。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涉案煤炭5399.75吨，从岳崇洲处追缴煤款20万元并已发还淄矿公司。同时，李永传供述，签订《地销煤买卖订单》时，因淄矿公司未带合同章，按照兖矿公司鲍店煤矿的规定必须委托一个代理人，兖矿公司的工作人员宫菊便问淄矿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委托李永传，淄矿公司工作人员当场点头默认。李永传才在《地销煤买卖订单》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后兖矿公司将10张《煤炭发运通知单》交付李永传。王龙证言证实，2015年2月9日，其公司和张民代表的山东基泰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购买4654.99吨煤炭，总价值181.5万元。另查明，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于2016年3月24日作出柳公（刑）扣字〔2016〕01号扣押决定书，扣押兖矿公司煤款13122310.5元，2016年5月25日淄矿公司领取了13122310.5元煤款。同时查明，2017年8月14日淄矿公司名称由淄博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淄矿公司与兖矿公司口头达成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承担合同责任。双方达成买卖合意后，淄矿公司向兖矿公司支付了3900万元预付款，双方补签订了《地销煤买卖订单》，李永传在买受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根据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中李永传的供述可以认定，李永传以委托人的身份签订《地销煤买卖订单》时，淄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并对其代理行为表示许可，兖矿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永传享有代理权，在其签订《地销煤买卖订单》后，将10张《煤炭发运通知单》直接交付给了委托代理人李永传，兖矿公司的行为不存在明显过错。李永传在收到兖矿公司10张《煤炭发运通知单》后，未将《煤炭发运通知单》交付淄矿公司，而是直接交付给了张民和殷超，张民、殷超将虚假的《煤炭发运通知单》交付给淄矿公司的工作人员，导致淄矿公司被骗，该责任不能归责于兖矿公司。当兖矿公司得知淄矿公司被骗后，立即采取措施将涉案煤炭封存，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因此，兖矿公司不应承担因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给淄矿公司造成的损失。综上所述，本案即便李永传不享有代理权限，综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李永传的供述，能够认定李永传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李永传在《地销煤买卖订单》签字的行为以及领取《煤炭发运通知单》的行为效果均及于淄矿公司。故兖矿公司已向淄矿公司履行了交付《煤炭发运通知单》的义务，不承担犯罪分子凭《煤炭发运通知单》从兖矿公司鲍店煤矿提走涉案煤炭，导致淄矿公司损失的责任。关于涉案合同被提走煤炭的数量，根据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民用8张《煤炭发运通知单》提走煤炭61698.06吨，根据刑事判决书中王龙的证言、煤炭发运通知单及明细可以认定，王龙凭《煤炭发运通知单》提走的煤炭数量为4654.99吨，以上合计66353.05吨。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煤炭单价为390元/吨，煤款共计：25877689.5元。关于涉案合同的解除，涉案价值25877689.5元的煤炭已被案外人从兖矿公司处提走，未被提出的煤炭，淄矿公司已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淄博市公安局柳州分局领取到兖矿公司退还的13122310.5元预付煤款。本院认为，兖矿公司退回未履行合同的煤炭预付款，淄矿公司实际接收了该预付款，双方已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实际履行的方式解除了涉案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已被犯罪分子骗取的部分货物，淄矿公司无法退还给兖矿公司，兖矿公司亦无需向淄矿公司退还相应的预付款。涉案合同已履行的部分兖矿公司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本院认为，2016年5月25日淄博市公安局柳州分局将涉案13122310.5元煤款退还给淄矿公司，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淄矿公司起诉状，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与被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29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于2016年5月25日予以解除。二、驳回原告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580元，由原告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玉松审 判 员  张 鹏人民陪审员  边德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