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12301号原告：王某1，女，196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王某2，男，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王某3，女，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王某4，男，196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支胜男、马俊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某，女，194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嫣、郭纯，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与被告罗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2019年8月6日、10月18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委托代理人支胜男、马俊军，被告罗某及委托代理人丁嫣、郭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64户加层房屋（武房权证市字第××号）为四原告共同所有，其中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份额各为1/4；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王家利与梁望萍系夫妻关系，婚后两人生育有子女4人，分别为大女儿王某1、长子王某2、二女儿王某3、次子王某4，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64户加层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2004年9月4日梁望萍去世，2008年王家利经人介绍与继母罗某认识。2015年3月2日王家利因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自书一份遗嘱，自愿在百年之后将坐落于武昌区武南一村64户加层房屋中属于本人的部分由前妻的四个子女共同继承。2018年12月17日，王家利逝世。后原告与被告就案争房屋的继承产生纠纷，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解决纷争，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四原告户口簿信息。拟证明，原告系王家利与梁望萍婚生子女，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年××月××日王家利与梁望萍领取的结婚证，拟证明，王家利与梁望萍系夫妻关系。证据三、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所有权信息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信息。拟证明，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建筑面积：77.1平方米）系王家利及梁望萍共同所有。证据四、2000年6月19日王家利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建筑段签订的武汉铁路分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内容为出售住房单位：武汉建筑段购房人：王家利)根据住房制度改革有相关文件规定，甲方决定将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街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号楼1单元4层3号的住房壹套出售给乙方，现经双方协商，订立本合同）、武汉市公证处于2000年9月20日出具的公证书（2000）武证房字第××号（证明王家利购买了座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77.10平方米），并于2000年9月20日经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核发了武房权证市字第市2000218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王家利于再婚前购买了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建筑面积：77.1平方米），属王家利再婚前财产。证据五、王家利购买房屋的款项支付信息，拟证明，王家利分别于1993年12月19日、1994年7月23日、1999年12月30日、2000年7月20日陆续支付了购房款等相关费用，即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建筑面积：77.1平方米）为王家利再婚前财产。证据六、梁望萍、王家利死亡信息各一份，拟证明，1.梁望萍于2004年9月4日死亡;2.王家利于2018年12月17日死亡。证据七、王家利自书遗嘱一份，拟证明，1.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房屋（建筑面积：77.1平方米）由四原告继承，各占比25%。被告罗某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结婚证一本，拟证明，××××年××月××日王家利与罗某登记结婚，具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据二、武汉市第一医院出院记录（2016年4月、2018年12月、2019年7月）、湖北省医疗单位住院收费票据、重症证明。拟证明，被告年老多病，曾多次住院治疗，患有胃恶性肿瘤、高血压二级（极高危）、腔隙性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医疗费用昂贵，日常消费较大。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质疑、说明与辩驳。被告对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真实性无异议；对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七，被告认为不符合自书遗嘱形式要件，且遗嘱人王家利有80高龄，四原告没有提供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证明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对该份自书遗嘱真实性有异议，并提出对该份自书遗嘱进行笔迹鉴定申请，2019年10月18日被告放弃了对该份自书遗嘱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照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全面、客观地审核，独立进行判断。对当事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的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基本事实：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两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即本案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1993年12月，王家利从武汉铁路分局建筑段集资分配本案诉争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1单元4层3号房屋一套。此后，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一直在该房屋居住、生活。2000年4月10日，王家利与武汉铁路分局签订《武汉铁路分局成本价住房买卖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王家利以实际付款额计14270.1元，购得武汉铁路分局建筑段出售的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1单元4层3号房改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77.10平方米）。2000年9月20日，王家利从武汉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取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证号：武房权证市第200021893号，建筑面积77.1平方米）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权证号：省直铁国用2002改第001217005号)。2004年9月4日梁望萍因故死亡。××××年××月××日，被继承人王家利与被告罗某登记结婚。此后，王家利与被告罗某在上述房屋居住、生活。2010年9月27日，王家利承租了武汉铁路土地房产管理所武汉土地房产管理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大庆岑7村临房5号房屋。2018年12月17日，被继承人王家利因病死亡。王家利生前立有自书遗嘱一份，该自书遗嘱载明内容如下：“我的遗嘱，2015.3.2我王家利，现年事已高（80岁），身体多病，一年不如一年，我已感到很快要回到我的归宿地方，但还有一些重要事情，需请我的子女和我二婚老伴（前妻已死），帮助完成。（1）我和我的前妻梁望萍共有四个子女，共有房改房一套，（77.1）平方，按国家规定，我过世后，由我和前妻的四子女，平均分配，共同所有（地址在武昌武南一村92号4号楼7号）。（2）我的前妻梁望萍生前，组织上分配他在武昌大庆岺7村楼房5号，（22平方），今后如需拆迁（先全购后再给拆迁费）由大女儿王兰洁，小女儿王某3协助办理，如有拆迁费按五份分配（四子女加我）我的这分分二部，一部给我儿女，一部给我的继妻罗某，如有还建房，必需要一户，给罗某居住（注：公租房或购买均可）。（3）我是穷家小户出身，无其它遗产，是党和毛主席加上单位领导，给予了生活，住房和其它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使我家过上了好生活和欢乐，我们很满意和幸福。我们万分的感谢。我希望我的子女和老伴，团结一如既往，在习主席领导的号召下，指导下实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实现我们的幕想而努力奋斗！（4）在我生前，我的哥哥、弟弟及我最好，最自己的同事和我的朋友董宏弟，给了我全家的关心和帮助，还有我的亲友对我家的帮助，一齐感谢。（5）我死后不开追悼会，把我的骨灰埋到王平的前妻梁望萍的骨灰一起。在经济上我不差别人的钱。拜托了。”2019年6月3日，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本案中被继承人王家利生前立有自书遗嘱的法律效力问题。四原告认为，这个自书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1、遗嘱人王家利在订立遗嘱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2、遗嘱人王家利所书写的遗嘱是本人亲笔书写，也进行了签名；3、遗嘱人王家利所书写的遗嘱所处分的财产也是遗嘱人王家利的个人财产；4、本份遗嘱不违反社会公众利益，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家利的该自书遗嘱的内容全部有效。被告则认为，四原告提供的该份自书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要件，无落款，无签名，因此不应该按照遗嘱处理；遗嘱人王家利在2015年已年事已高，无法判断当时遗嘱人王家利实际精神状态，也无法判定是否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被告是一个已逾79岁的老人，身患癌症，也无劳动能力，也无生活来源，在遗嘱人王家利去世之前，被告对他精心呵护，夫妻感情一直很好，而且遗嘱人王家利在生前多次对被告说，一定将位于大庆岭公租房给她养老，让她放心，绝不负她10多年的照顾，而且对这份遗嘱，被告从来没有见到，原告也从未提起，被告不知在何种情况下取得上述遗嘱。本院认为，1、从本案中被继承人王家利生前立有“我的遗嘱”的遗嘱形式上看，遗嘱上有王家利签名。被告罗某对其辩称该王家利自书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要件和不认可该自书遗嘱系王家利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罗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的规定。故上述自书遗嘱应为立遗嘱人王家利的遗嘱。据此，本院认定，该份遗嘱人王家利自书《我的遗嘱》的内容及形式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该份王家利自书遗嘱合法有效。2、另从该自书遗嘱中，关于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处理的自书遗嘱内容上看。首先，立遗嘱人王家利在自书遗嘱中明确表明其与前妻梁望萍共有四个子女，共有房改房一套，（77.1）平方，按国家规定，我过世后，由我和前妻的四子女，平均分配，共同所有（地址在武昌武南一村92号4号楼7号）。确定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和四个子女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有房改房一套（77.1）平方。但王家利在自书遗嘱上只有王家利的签字，没有前妻梁望萍的签名，王家利无权处理上述房改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中属夫妻一方梁望萍名下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本案中，因被继承人王家利名下遗留房改房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系被继承人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财产。故上述王家利自书遗嘱中，关于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所有权权属性质，应属于被继承人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夫妻的夫妻共同财产。立遗嘱人王家利在自书遗嘱中确认其与前妻梁望萍各自对房屋的份额的意思表示，应属夫妻一方王家利个人意思表示。且王家利、梁望萍夫妻双方，亦无其他书面约定。因此，本院认定，遗嘱人王家利在上述自书遗嘱中，单方处置他人财产的部分内容无效。3、因立遗嘱人王家利在上述自书遗嘱中，对王家利名下房改房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的份额的处理方案是：王家利和四个子女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平均分得20%的份额。此房屋的份额的处理方案系遗嘱人王家利的意思表示。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的规定。依据本案中××××年××月××日被继承人王家利与被告罗某登记结婚的内容并结合本案被继承人王家利己于2000年9月20日从武汉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取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所有权的法律事实。本院确认，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属于王家利与前妻梁望萍的夫妻共同财产，梁望萍于2004年9月4日死亡后，该房屋的50%份额所有权应归梁望萍个人所有，另50%份额所有权应归王家利的个人所有，该房屋中属梁望萍个人所有的50%份额所有权，应作为被继承人梁望萍的遗产，对于该份遗产的处理，被继承人梁望萍并未留有合法有效遗嘱予以确定，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由被继承人梁望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王家利、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10%份额所有权。故梁望萍于2004年9月4日死亡后，本案上述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继承己开始,应由王家利享有并继承该房屋60%的份额，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该房屋10%的份额。因立遗嘱人王家利在上述自书遗嘱中，对王家利名下房改房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的份额的处理方案是：王家利和四个子女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平均分得20%的份额。此房屋的份额的处理方案系立遗嘱人王家利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规定。因此，本院认定，上述立遗嘱人王家利在自书遗嘱中，处置其享有和继承的本案诉争房屋即王家利名下房改房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60%份额部分，确定王家利、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每人分得60%份额中的（60%*20%=12%）的分割内容，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故对被告罗某认为，被继承人王家利所立“我的遗嘱”全部无效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被继承人王家利名下遗留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的继承份额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被继承人王家利于2018年12月17日死亡后，被继承人王家利享有并继承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12%的份经其自书额遗嘱分割处置后未处理，应作为被继承人王家利的遗产。对此，本案被继承人王家利并未留有合法有效遗嘱予以确定，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由被继承人王家利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罗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继承。故本案被继承人王家利名下遗留房屋即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所有权中12%份额应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被告罗某各继承约2.4%份额。因本案继承人即被告罗某与被继承人王家利结婚后，夫妻共同生活近十多年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故被继承人王家利个人名下遗留的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建筑面积77.1平方米，所有权证号武房权证市第2000218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权证号省直铁国用2002改第001217005号)所有权由被告罗某继承4%份额(12%的份额÷5＝2.4%,2.4%＋1.6%=4%);由原告王某1享有并继承24%份额(10%+12%+2%=24%);由原告王某2享有并继承24%份额10%+12%+2%=24%);原告王某3享有并继承24%份额(10%+12%+2%=24%);原告王某4享有并继承24%份额(10%+12%+2%=24%)。故对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要求继承本案遗留房屋1／4份额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罗某要求按法定继承继承案涉遗留房屋份额的抗辩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王家利名下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南一村水电64户加层4层3号房屋所有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享有并继承24%份额，由被告罗某继承4%份额;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120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承担3955元，被告罗某承担165元（此款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已垫付，由被告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上述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阳 春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熊建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