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6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铁峻，男，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颍燕，女，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现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亚涛，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锡友，被上诉人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寰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江月路1188号5幢A109室。法定代表人：方翠茜，执行董事。上诉人邓铁峻为与被上诉人代颍燕、被上诉人上海寰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0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铁峻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代颍燕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对微信内容断章取义，没有完整认定微信内容。首先，一审判决忽视微信发送的时间，微信内容贯穿于《上海寰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以下简称《股东决议》）和《协议书》前后，如果包括转让价款在内的协议条款完整无异议，双方不应再有过多的微信内容。其次，一审判决未能完整的认定微信内容。从微信内容中可以看出，在5月23日《股东决议》签订后，虽然《股东决议》涉及寰泰公司股权的变更，但具体的处理方案、方式和结果仍未确定。而6月19日《协议书》相较于《股东决议》，也没有关于寰泰公司股权变更更明确的约定，也说明在6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仍有分歧。最后，邓铁峻在微信中的表达与事实有一定出入，本案的刑事部分已有刑事判决作出了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邓铁峻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并导致公司利益受损证据不足。从《股东决议》、《协议书》均无法得出寰泰公司利益受损的结论。二、邓铁峻与代颍燕对于股权转让价格条款没有约定，亦未约定价款的确定方式，之后也未能补充协商确定，故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一）一审判决引用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股权价值以及价格的确定较为复杂，其价值不可能按照交易习惯、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或政府指导价来确定。股权转让合同作为有偿合同，价款应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一审判决引用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从签订协议的目的角度认定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弥补代颍燕的损失，以此作为唯一结论邓铁峻无法认同。《股东决议》、《协议书》中均没有股权转让价格的条款，合同的解释应当针对已经存在的合同条款，且代颍燕有无损失及损失多少均无从确定，即使取得股权亦须承担缴纳出资、承担亏损等义务和风险，并非取得股权就等同于获得了利益。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签署，时效应从法院认定生效之日起算，且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合同民事部分对价是职务侵占的40万元和公司25%的股权，25%的股权价值远远超过职务侵占的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构成股权对价的刑事、民事部分已经不复存在，相应的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的基础，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申请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代颍燕答辩称，本案应维持原判。在对价上，经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的股权转让是内部转让，不涉及对外。双方在股权、财务、经营上的一系列调整都是以股权转让为标的的交换，符合合同法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在《股东决议》、《协议书》的成立和效力问题上，双方既已签字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邓铁峻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代颍燕有威胁胁迫的行为。从公司成立至今，都是邓铁峻在负责经营，前后两份文件的签署，是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之后的结果，并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双方签订的《股东决议》、《协议书》不存在任何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情形，更不存在情势变更。被上诉人寰泰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代颍燕一审诉讼请求如下：判令邓铁峻将其名下寰泰公司25%股权过户给代颍燕，并由邓铁峻、寰泰公司配合办理上述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8月，代颍燕与邓铁峻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寰泰公司，总投资额700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启动资金200万元，邓铁峻出资100万元，占公司股权55%，代颍燕出资100万元，占公司股权45%；任一方股东违反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造成公司损失，须向公司和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较详细的约定。2015年10月，代颍燕与邓铁峻设立寰泰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代颍燕及邓铁峻。目前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方翠茜。2017年5月23日，代颍燕及邓铁峻签订《上海寰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约定寰泰公司借给邓铁峻个人的14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清；代颍燕负责寰泰公司财务监管，不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代颍燕；寰泰公司股权变更为代颍燕持有70%，邓铁峻持有30%；寰泰公司本协议签订起以前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上海A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欠寰泰公司代付工资与下月底前全部还清；A公司欠寰泰公司的钱下月底前还清；寰泰公司出纳由代颍燕委派；寰泰公司应付款约26万元。落款除代颍燕、邓铁峻签字外，另有“公证人邓某”签字。同月31日，邓铁峻通过微信方式向代颍燕及代颍燕丈夫表达歉意并表示，以后其都不会做与道德良心和法律相悖的事情；希望再给其一次机会，以后一定规范管理企业，把这些企业经营好，如果再犯任凭处置；如不放心，由代颍燕及代颍燕丈夫做股东，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所有责任应由其一人承担。2017年6月19日，代颍燕与邓铁峻又签订《协议书》，约定自本协议签订起代颍燕在寰泰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70%，邓铁峻持股比例变更为30%；邓铁峻承诺对寰泰公司和A公司之前所有因邓铁峻负责期间因缺乏经验而出现的不规范转账、私人借款不完备、以及为投资款账面所做的不实合同等错误负责；代颍燕愿意配合完善和更正措施，出现的不足或瑕疵，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对外保密不得外泄、传播，如有违反，由泄漏者承担责任；如邓铁峻再犯类似错误，代颍燕可将前述邓铁峻所犯错误报告相关部门。此外，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落款有代颍燕与邓铁峻签字外，另有见证人“龙某”、“陈某”签字。同年7月3日，邓铁峻再次通过微信方式向代颍燕及代颍燕丈夫表示，其可以放弃股权。2017年11月24日，公安机关向代颍燕出具《立案告知书》，通知其举报邓铁峻涉嫌职务侵占已获立案。一审法院认为，代颍燕要求邓铁峻履行签订的协议，而履行协议的前提为协议成立并生效，且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邓铁峻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主要在于本案涉及的《上海寰泰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及《协议书》是否成立、生效；上述两份协议约定内容是否无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依涉案的两份协议内容可知，当事人可以确定为代颍燕、邓铁峻，就本案而言标的为寰泰公司股权份额，数量为寰泰公司25%的股权。故该两份协议均成立，且协议中也不存在限制成立的约定，因此不存在两份协议不成立的因素，故该两份协议成立。另需说明一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为股东间内部转让，不涉及对外转让。至于协议内容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从目前来看，由于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可能会存在两名股东间订立协议，即未经寰泰公司同意擅自处分公司利益，而损害寰泰公司利益。因邓铁峻负责寰泰公司经营，从涉案两份协议内容及邓铁峻的微信记录中可知，邓铁峻曾存在损害寰泰公司利益的行为。按正常逻辑，相关可能的赔偿应由邓铁峻直接返还于公司。但代颍燕及邓铁峻作为寰泰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两股东合意一致、签订协议处分寰泰公司的利益，属于全体股东意志转换为公司意志的过程，应视为寰泰公司同意两名股东间对于公司利益的处分。因此，不能认为代颍燕、邓铁峻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寰泰公司利益的情形。而就两份协议中所载“财务漏洞一笔勾销”及代颍燕不追究邓铁峻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因为此类表述涉及意图阻止邓铁峻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排除国家公权力的正当介入，故此部分表述不能认为具有效力。但两份协议中其他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对民事权益的约定与处分，均应有效。关于邓铁峻认为转让无对价，故协议不能成立的意见。如前所述，协议成立并生效，且就本案而言两名寰泰公司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应当认为存在对价。从签订协议的目的角度出发，因存在邓铁峻损害寰泰公司利益的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作为公司股东的代颍燕利益间接受到损害，故该两份协议的目的可以认定为是为弥补邓铁峻对代颍燕造成的损害而签订，邓铁峻将寰泰公司部分股权转移给代颍燕属于赔偿代颍燕损失。从此角度而言，涉案协议显然是存在对价的。就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邓铁峻未举证证实存在胁迫行为。何况，如发生胁迫而签订协议，受胁迫方应在胁迫情形终止起一年内提出撤销，邓铁峻在本案起诉前也未提出撤销，且公安机关曾对邓铁峻涉嫌职务侵占进行了立案并曾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可能的胁迫行为应已经终止，不存在邓铁峻不敢、不能、不知提出存在受胁迫的事由。综上，鉴于涉案两份协议为全体股东签订，可视为公司已经知晓相关股权变动情形。故代颍燕应已于2017年6月19日即取得邓铁峻持有的寰泰公司的25%股权。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寰泰公司之法定义务，故寰泰公司应至相关工商部门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登记于邓铁峻名下的寰泰公司25%股权变更至代颍燕名下。寰泰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寰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将登记于邓铁峻名下的寰泰公司25%股权变更至代颍燕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邓铁峻对上述变更事项予以协助。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11,400元，由邓铁峻负担11,360元，寰泰公司负担4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邓铁峻提供如下证据：1、方翠茜与邓铁峻的结婚证，用以证明方翠茜与邓铁峻系夫妻关系；2、2017年8月21日由寰泰公司出具的有关方翠茜通过银行转账向公司还款40万元的《收据》；3、方翠茜向寰泰公司银行转账40万元的银行流水（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证据2、3用以证明2017年8月21日，方翠茜通过银行转账向寰泰公司归还邓铁峻于2016年6月9日侵占寰泰公司的人民币40万元款项；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刑初745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2019）沪0112刑初745号刑事审判程序中，公诉机关陈述：2017年8月，邓铁峻因职务侵占行为被公司其他股东查账发现后，已经向公司归还了人民币40万元。且邓铁峻就该职务侵占行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5、中国XX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开具的1376450XXXX手机号的话费对账单，用以证明1376450XXXX是邓铁峻的手机号；6、邓铁峻的微信个人信息与“账号与安全”界面截屏，用以证明微信号“XX”绑定的手机号为1376450XXXX，因此该微信号的所有人是邓铁峻；7、代颍燕、汪锡友的结婚证，用以证明代颍燕、汪锡友为夫妻关系；8、汪锡友的微信个人信息界面截屏，用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对方为汪锡友；9、汪锡友与邓铁峻2017年7月3日微信通话记录，用以证明汪锡友在2017年7月3日微信中，以邓铁峻的犯罪证据相要挟，迫使邓铁峻接受转让寰泰公司股权的条件；10、2018年2月13日方翠茜与邓铁峻的XX证，用以证明方翠茜与邓铁峻于2018年2月13日办理XX手续；11、2018年3月15日方翠茜与邓铁峻的结婚证，用以证明方翠茜与邓铁峻于2018年3月15日复婚；12、2017年5月31日寰泰公司《资产负债表》，用以证明截至2017年5月31日，寰泰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8,422,178.56元，从而进一步证明，寰泰公司25%的股权价值远超邓铁峻职务侵占对寰泰公司造成的40万元损失数额；13、2017年6月30日上海A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用以证明截至2017年6月30日，A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余额为294,256.4元；14、2017年度、2018年度寰泰公司《资产负债表》，用以证明寰泰公司25%的股权价值远超邓铁峻职务侵占对寰泰公司造成的40万元损失数额；15、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寰泰公司财务账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邓铁峻仅于2016年6月9日支取过40万元职务侵占款，并无支取代颍燕声称的另外100万元款项；16、陈某、蓝某、钱某、杨某的证人证词（书面），用以证明本案中代颍燕、汪锡友夫妇存在以刑事犯罪凭证要挟邓铁峻转让股权的情况以及邓铁峻签署涉案协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代颍燕不追究刑事责任。经质证，被上诉人代颍燕认为证据1至3、5至9均不是新的证据，不应被二审法院采信；对证据10、1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2、13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同证据14的证明力，资产负债表无法说明公司资产的数量；证据15无法证明邓铁峻没有支取过100万元，邓铁峻是通过财务记账形式虚假出资的。证据16中证人陈某在代颍燕与邓铁峻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并不是全程在场。本院认证意见如下：上诉人邓铁峻举证证据中与方翠茜还款40万元、（2019）沪0112刑初745号刑事判决书相关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为本案证据，并据此认定如下事实：1.2017年8月21日方翠茜代邓铁峻通过银行转账向寰泰公司还款40万元，寰泰公司为此出具借款还款收据。2.2019年5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刑初74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邓铁峻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该院认为：邓铁峻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共计人民币40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邓铁峻到案之初曾辩解涉案40万元系其个人向寰泰公司的借款。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的证据中包含被害单位股东代颍燕的报案陈述，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诉人邓铁峻提供的其余证据，经本院审查，均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代颍燕提供如下证据：1、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2、税收完税证明；3、照片；4、案由为“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的（2018）沪0112民初36028号撤诉裁定书。证据1用以证明邓铁峻在管理公司期间欺骗代颍燕，侵占代颍燕投资款、侵占公司财产，以及使用公司账户及资金为自己使用，损害代颍燕利益的事实。证据2用以证明邓铁峻管理公司期间偷逃税款的事实，与其提交的微信相互印证。证据3用以证明邓铁峻为自己错误行为悔过道歉的事实。证据4用以证明2017年5月23日《股东决议》真实合法有效，且被法院予以认可。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给刑事法庭提供意见，只描述事实，并没有评价。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只是正常缴纳税款的凭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法院裁定并未确定《股东决议》的效力。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系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侦查阶段委托鉴定，该意见书已经在刑事判决中作为证据使用。鉴于代颍燕举证的证据1、2均针对邓铁峻存在违法经营事实，而该事实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不存在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为本案证据。证据3只有场景，没有内容；证据4民事裁定并不涉及确认《股东决议》效力的内容。据此，本院对证据3、4亦不予采纳为本案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代颍燕依据2017年5月23日《股东决议》、2017年6月19日《协议书》起诉邓铁峻、寰泰公司配合办理25%寰泰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是否具备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代颍燕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是否可能分析：代颍燕在发现邓铁峻存在职务侵占非法行为后，与邓铁峻协商办理25%寰泰公司股份无偿转让，并且以之前寰泰公司的所有财务漏洞一笔勾销为条件，但后来代颍燕在邓铁峻已经于2017年8月21日先行归还寰泰公司40万元，且经寰泰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借款”40万元后，代颍燕向公安部门报案邓铁峻存在职务侵占，邓铁峻也因刑事犯罪被追究了职务侵占罪刑事责任，此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逆，则该《股东决议》及《协议书》已不具备适用条件和基础，当事人双方客观上无法按照原约定内容继续履行。第二，民事行为应遵循等价有偿及公平原则。在无证据证明案涉股份转让系零对价转让的情形下，如继续依据《股东决议》和《协议书》履行，将导致代颍燕无对价地取得邓铁峻持有的寰泰公司25%股份此一不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后果发生。同时涉嫌对公权力调整的刑事责任范畴进行交易，此不属于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和处置的权利范围。据此，案涉《股东决议》、《协议书》因约定内容涉嫌违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而不应发生法律效力。第三，若抛开刑事责任部分，案涉协议民事责任部分的交易内容为邓铁峻应无偿赠予代颍燕25%股权，因股权转让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赠予行为尚未完成，邓铁峻有权以赠与人的身份撤销无偿赠予。据此，上诉人邓铁峻的上诉，具备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代颍燕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邓铁峻的上诉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并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03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代颍燕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76元，由被上诉人代颍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