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2民初1363号原告：韩经理，男，196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古云镇文明寨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伟，莘县古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凯凯，男，1995年2月2日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锋，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经理与被告刘凯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经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塑料颗粒款62135元，并支付欠款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其本村经营覆膜厂期间，原告向其销售供应生产所需的塑料颗粒。2014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销售一批塑料颗粒价值62135元，被告因资金不足未支付原告货款，并为此向原告出具了62135元的欠款条一份。此后至今，该欠款经过原告无数次索要，被告一直以无钱为由拒不支付。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刘凯凯辩称：一、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我的姓名为刘凯凯，原告提交的欠条上经手人是“刘恩凯”且无身份证号，其真实身份无法确定。我从未用过“刘恩凯”这个称号，且其身份是经手人，在法律上并非真实的买卖双方的买主，无法确定原告当时联系何人确定的涉案交易。二、原告诉状所述不属实，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称被告在本村经营覆膜厂期间，其向被告销售供应生产所用塑料颗粒。首先，我从未经营过覆膜厂，并没有与原告有过任何经济往来，今天开庭才是第一次见面。其次，原告提交的欠条时间为2014年1月4日，当时我才18周岁，原告49周岁，我并不认识原告。原告自2014年1月4日至今一直未与我联系索要货款，五年后直接提起诉讼，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所述“该欠款经过原告无数次索要，被告一直以无钱为由拒不支付”显然不属实。原告应提供欠款期间催要的证据，如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否则其所述事实不能成立。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欠条无债权人姓名，其本人是否为真实债权人无法确定。原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欠条的债权人，否则涉嫌虚假诉讼。我的父亲刘章杰一直经营覆膜厂生意，他购买原料都是经过同村一位名叫“刘圣江”的人购买，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也不认识原告。2014年1月，我的父亲向刘圣江购买过一次原料，这也是双方最后一次交易，货款大约6万元多元。2014年1月底（2013年底），我的父亲向刘圣江先行支付部分货款1万元多元，后又于2014年2月21日向刘圣江支付剩余货款5万元元整。以上事实，我均有证据向法庭提交。根据刘圣江陈述，其与原告、徐运清曾经合伙一起倒卖塑料颗粒，原告所述如果属实，也是我的父亲与刘圣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我无关，与我没有事实上的法律关系。如原告诉求依法不成立，仅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即涉嫌虚假诉讼罪。四、涉案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4日，至原告提起诉讼，期间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其请求权已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欠条记载时间为2014年1月4日，事由为因欠料款，自2014年1月4日至起诉前，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该项权利，法定诉讼时效为两年，原告的请求权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原告曾与案外人刘圣江、徐运清在莘县古云镇徐庄村合伙生产销售塑料颗粒，被告的父亲刘章杰在莘县古云镇西池村经营覆膜厂，期间曾联系刘圣江购买过塑料颗粒。2019年2月27日，原告持一份内容为：“2014年1月4日，今欠到料：7641公斤×8100/吨，陆万贰仟壹佰叁拾伍元，￥62135元，经手人：刘恩凯”的欠条诉至本院，称被告刘凯凯于2014年1月4日从自己处购买颗粒，拖欠货款62135元。庭审中，被告刘凯凯否认欠条中载明的“刘恩凯”为其本人，称不认识原告，未出具过涉案欠条，与原告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原告坚称涉案欠条为被告刘凯凯本人所书写，“刘恩凯”系刘凯凯在家族中的别名，并申请对涉案欠条中的内容是否为刘凯凯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2019年7月10日，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出具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2019]文鉴字第78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2014年1月4日”的《今（欠）到》中内容字迹是刘凯凯所写。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6000元。经本院组织双方质证，刘凯凯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称：“即使欠条真实，也不是向原告出具的，而是向刘圣江出具的。我父亲与刘圣江有业务往来，刘圣江给我父亲送货，当时父亲不在家，我给刘圣江打的条”。原告称被告父亲与刘圣江的交易与本案欠条无关，本案欠条的交易过程为：“2014年时，我和刘圣江、徐运清合伙生产加工塑料颗粒。合伙期间，刘圣江与被告家人联系，从原告处拉了一批货，时间为本案欠条出具时间之前十多天，金额为五六万元。该批货物就是被告刘凯凯到原告处拉走的，地点是徐庄村云祥宾馆向西，当时我本人在场，徐运清可能也在场，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本人从西安倒来一批颗粒，2014年1月4日上午，我拿着样品骑摩托车到被告位于古云西池的厂子里，让被告父亲刘章杰查看。他看后同意购买，我告诉他有几吨颗粒，价格为每吨8100元，他说下午去拉，说先不给钱，拉来看看好不好用。下午1点多，被告刘凯凯本人开着拖拉机来的。颗粒是按标准袋装的，称了几袋算了一下平均重量，每袋大概三十五公斤，然后按照袋数计算了总重量。一共装了200多带，用了三个多小时，算完总重量后，我拿了一张我们厂子里的单据，让被告书写了欠条。当时我只知道他叫凯凯，他书写成“刘恩凯”我也没有在意”。被告称原告所述交易过程不属实，当时自己刚18周岁不会开拖拉机，也没有和原告一起装料，自己家的厂子没有用过35公斤一袋的料，自己并不认识原告。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事实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父亲刘章杰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没有与其父亲刘章杰商谈过涉案交易。刘章杰当庭作证称：“刘凯凯是我的儿子，我不认识韩经理，他也没有去过我的厂子。我们用料都是别人送，自己拉也是租车去。厂子都是由我自己管理，孩子小，从没让他拉过料、打过条。我的厂子曾在徐庄云祥宾馆西边拉过一次料，是刘圣江联系的，6万多元的货，货款已经结清了。平时厂子购货都是货到时给一部分钱，如果货不好就让拉走，货好就随着结清货款。原告曾在2018年农历年前找我要过账，我说不欠他的帐。”原告质证称，刘章杰与被告系父子关系，证据效力较低，其陈述的与刘圣江有过买卖行为以及原告曾去找其要过帐的事实，能够印证原告的陈述。证据二：被告父亲刘章杰与刘圣江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被告的父亲刘章杰仅与刘圣江存在买卖关系，刘圣江也承认被告及被告父亲与原告不认识，不存在本案原告所述事实，且被告及被告父亲已将所有的货款包括本案货款全部支付给实际卖主刘圣江。录音中，刘圣江认可刘章杰从自己处购买颗粒并且款项已经结清，但否认曾让其儿子刘凯凯打条。刘章杰让刘圣江回忆是否给其打了条忘在什么地方让原告拾取了，刘圣江称即便打条也不会让刘凯凯写，当时他还小。××，拉料还是日照的跟着刘凯凯去的呢，是不是刘凯凯打了条，掉在哪儿了。刘圣江亦未表示认可。原告质证称，刘圣江在被告父亲提到打欠条之事时，明确表示没有打过条。证据三：刘圣江与原告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刘圣江多次质疑原、被告存在买卖关系，并且合伙期间，被告与原告并不认识。录音中，刘圣江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交易提出质疑，并询问原告是否系拾取了双方合伙时被告向刘圣江出具的欠条来起诉，原告予以否认，称其所主张的交易与合伙无关，系自己在散伙后单独倒料出售给被告。原告质证称，刘圣江提出的质疑系对被告父亲所发表言论的重复，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且如果刘圣江能够确定本案交易与合伙有关，应出庭作证，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四：被告父亲刘章杰的记账本一份，证明2014年2月21日曾向刘圣江支付5万元货款，且录音中刘圣江也予以承认。记账本显示：“二江，50000元，2014.2.21号，还清”且内容已划掉。原告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另查明：开庭前，被告代理人将事先准备好的五人照片交由原告本人辨认，原告未能准确辨认出被告刘凯凯本人。被告据此主张原告所述事实有捏造嫌疑。原告解释称因不常见被告本人，认错或认不清被告本人亦属正常，不能由此否认鉴定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韩经理和刘凯凯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和被告；二、韩经理和刘凯凯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塑料颗粒买卖交易，刘凯凯应否偿还货款；三、韩经理的起诉是否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原、被告主体资格问题。首先，涉案欠条虽未载明债权人姓名，但韩经理持有欠条原件，可以推定为债权人，因此韩经理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次，虽然涉案欠条载明的“刘恩凯”与刘凯凯名称不一致，但经司法鉴定，欠条内容均系刘凯凯本人所书写，刘凯凯书写了涉案欠条，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二，涉案塑料颗粒买卖交易的真实性及还款责任主体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从自己处购买了塑料颗粒，被告予以否认，因该事实系积极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此提交了欠条并详细陈述了交易的过程。欠条作为书证，对于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原告提交的欠条明确载明了欠款性质为料款、重量为7671公斤、价格为每吨8100元、总价款为62135元、经办人为刘恩凯。经司法鉴定，上述欠条内容均由被告刘凯凯书写，因此该欠条对于原、被告存在塑料颗粒买卖交易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原告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欠条载明的买卖关系，应承担反证的举证责任。首先，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交易过程虽提出了质疑，但未提供相关证据相佐证。被告虽称没有外出替父亲拉过料，但其父亲刘章杰在与刘圣江的通话中，××，拉料还是日照的跟着刘凯凯去的呢”。其次，被告虽然主张涉案欠条系因其父亲刘章杰与原告的合伙人刘圣江之间的交易而出具，但原告否认涉案欠条与合伙生意有关。被告父亲刘章杰在录音中询问刘圣江是否刘凯凯向其出具了欠条而让原告拾取，刘圣江始终否认曾让刘凯凯出具过欠条，而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交易却有刘凯凯本人出具的欠条。刘圣江在与原告的录音中对本案交易事实提出质疑，并询问其是否拾取了被告向自己出具的欠条，原告予以否认，始终称不是同一笔交易。刘章杰的记账本载明的债权人为“二江”，金额为50000元，仅能佐证其向刘圣江偿还货款的事实，无法确定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交易有关联。刘章杰系刘凯凯之父，存在利害关系，其当庭所陈述的“不认识原告，原告未去过我的厂子，没让孩子去拉过料”等证言，证据效力较低。韩经理虽在开庭前未能辨认出刘凯凯本人，但该事实不足以否定涉案交易的真实性。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交的欠条，对原告主张的本案交易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在出具欠条时已年满十八周岁，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本人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亦未抗辩系对其父亲的代理行为，因此应按照欠条约定向原告清偿塑料颗粒款62135元。被告经原告催要拒不偿还欠款，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有权要求其赔偿利息损失。因双方在欠条中未约定款项的支付时间，利息应自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9年3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焦点三，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出诉讼时效。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欠条中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期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原告要求被告付款的宽限期满时开始计算，因被告辩称原告在欠条出具后至起诉前一直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凯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韩经理塑料颗粒款62135元及利息（以62135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7元，鉴定费6000元，由被告刘凯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郭敬林书记员杜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