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初337号原告杨某某，男，198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原告林利芹，女，1987年5月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浏阳市号。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炜，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浏阳市环府路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吴新伟，市长。委托代理人袁持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律顾问。原告杨某某、林利芹因诉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安置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某、林利芹委托代理人刘炜，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袁持铎、周建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7月14日，浏阳市长兴片区保障性房源一期二标分配领导小组在《浏阳日报》发布“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两原告杨某某、林利芹未在该公式名单内。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安置法定职责。原告诉称：两原告系夫妻，是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占佳社区正安组的农户。2013年7月，原告一户因当地长兴片区开发建设而被征地拆迁，拆迁时原告家庭人口7人，分别为杨昌龙、乐端连、谭发新、杨晴、杨某某、林利芹、杨钰林，均系农业户口。2017年7月14日，浏阳市长兴片区保障性房源一期二标分配领导小组在浏阳日报公告“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两原告杨某某、林利芹未在该公示名单内，原告户分配人数变为6人，两原告认为被告的做法剥夺了原告的安置权利。一、2013年7月原告户签订拆迁协议时，被告工作人员明知两原告分别系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人民教师，但仍告诉原告户享受8人的安置房源。2013年11月28日，浏阳市长兴水库建设开发指挥部保障房源安置工作办公室在《浏阳日报》公示“拆迁安置对象基本情况”显示原告户的安置对象核定为7人且有独生子女证，如果原告户在2013年选定房源，早已经按照7+1的人数安置妥当。二、相关部门认为两原告系公职人员所以不能纳入安置，依据是《浏阳市征地拆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于2017年6月8日发布，不适用于原告，且该《通知》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难断定。三、两原告系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所在村民小组存在土地承包关系，分配了征地补偿款，根据长政发[2008]30号等相关政策规定，应该被安置。综上，被告对两原告具有安置职责，请求：1、责令被告对两原告履行安置的法定职责；2、赔偿两原告的损失六十万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户口本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户籍信息情况。证据2、农村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房屋被拆迁情况。证据3、安置对象基本情况公示表，拟证明协议签订后被告相关工作部门已经将两原告纳入安置对象。证据4、证明，拟证明两原告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了土地征收补偿款。证据5、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相关机构协调处理安置事宜。被告浏阳市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7年7月14日，浏阳市长兴片区保障性房源一期二标分配领导小组在浏阳日报公告“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原告及其亲属在公示期未对该名单提出异议，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是安置对象。根据浏政发[2014]8号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两原告分别系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人民教师，不具有集体经济组成成员资格，不是安置对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浏阳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长沙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职工信息，拟证明原告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2、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拟证明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浏阳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关联性不认可，是否是公职人员和本案无关；证据2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被告浏阳市政府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3应以最终公示的名单为准；证据4三性不认可，原告不能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浏阳市政府在庭后向本院提交了《浏阳市教育局2011新聘教师聘用合同书》、《浏阳市教育局2013新聘教师聘用合同书》、淮南矿业集团潘三矿文件《关于解除杨某某劳动合同的决定》，拟证明林利芹、杨某某为浏阳市教育局聘用教师，且杨某某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淮南矿业集团工作。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浏阳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两原告分别系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人民教师，没有被纳入安置对象范围。被告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3因行政机关已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而失效，且被告的解释说明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该份证据；证据5与本案无关；原告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户房屋居住和补偿安置情况，本院予以采信。浏阳市政府庭后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本案中必须查明的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亦认可其人民教师身份，故本院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9日，原告父亲杨昌龙作为户主与浏阳市长兴水库建设开发指挥部关口分指挥部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但该协议未明确该户具体安置人口。2013年11月28日，浏阳市长兴水库建设开发指挥部保障房源安置工作办公室在浏阳市日报上发布“开发拆迁安置对象基本情况公示”，载明杨昌龙户核定人数7人，具有独生子女证。2017年7月14日，浏阳市长兴片区保障性房源一期二标分配领导小组在浏阳日报发布“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载明杨昌龙户人口认定为6人，两原告未在该公示名单之内。两原告认为被告未将其纳入安置名单的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林利芹、杨某某分别于2011年、2013年成为浏阳市教育局聘用教师；杨某某自2010年至2013年在淮南矿业集团潘三矿工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浏阳市政府是否具有对两原告进行安置的法定职责。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综合考虑户籍登记、生产生活地、基本生活保障、与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等因素，也即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除了看其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户籍外，还应当以是否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是否依赖农村集体土地为生产生活保障为标准。本案中，两原告分别系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人民教师，均已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无需农村集体土地为其生产生活来源，故被告认定两原告不属于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公示名单中未将其作为安置对象具有依据，被告不具有对两原告进行安置的法定职责。原告提出其属于2013年《浏阳日报》公示的安置人员，被告在明知两原告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将两原告纳入了安置范围，不能又因两原告的工作性质而剥夺原告的安置权利。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系要求被告履行法定安置职责，也即是否具有安置职责，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不符合征地安置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作出的承诺或达成的协议必须在其裁量权的处置范围内，故被告无权对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进行征地安置，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同时，浏阳市长兴片区保障性房源一期二标分配领导小组于2017年7月14日在浏阳日报发布“长兴片区一期二标保障性房源（高层）分配待安置户基本情况公示”，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的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鉴于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发生在新旧解释相衔接之时，且原告起诉的系不履行安置职责的不作为行政行为，从最大程度保护原告诉权和实质化解行政纠纷的角度，本案中对起诉期限予以从宽理解。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浏阳市政府不具有对两原告安置的法定职责。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安置职责没有依据，本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某某、林利芹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某某、林利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朋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