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433号 原告泸州市金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55号2幢1-2层。 法定代表人邓传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四川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理，四川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交通局。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交子北二路。 负责人王翼刚，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艳，成都市交通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琪，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原告泸州市金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金源公司”）诉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原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局”）交通行政强制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泸州金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何理，被告市交通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艳、李琪及被告市交通局负责人委托的工作人员张朝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23日，被告市交通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载明：“本机关于2019年4月23日15时在茶店子客运站依法实施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王飘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了《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扣押川Ｅ×××××车，扣押期限自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5月22日。” 原告泸州金源公司诉称，2019年4月23日，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对原告名下的川Ｅ×××××号车辆（以下简称“案涉车辆”）实施扣押，扣押理由为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而事实上，原告所有的案涉车辆已取得道路运输证，被拦下时车辆驾驶员也向被告稽查人员出示了车辆营运证，被告工作人员对此不予理睬，强行扣押原告的车辆。被告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认定程序违法，已给原告造成实际的经营性损失，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强制扣押川Ｅ×××××号车辆的行为违法。 被告市交通局辩称，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成都市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之规定，依法查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强制措施的职权。 2019年4月23日，被告执法人员在茶店子客运站巡查时，发现案涉车辆有载客行为，车内载客6人从贵州习水到成都茶店子客运站，驾驶员与乘客互不认识，驾驶员王飘无法出示任何营运手续，6名乘客已向驾驶员支付车费合计1200元。驾驶员王飘在执法现场笔录和强制措施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经核实案涉车辆虽具有《机动车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待理证）》，但行驶证上使用性质载明是“租赁”，同时《道路运输证》载明该车的经营范围为“客车租赁”。依照《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从事经营性运输，不得向承租人提供或者变相提供驾驶劳务。案涉车辆只能用于租赁，不能从事经营性运输，而王飘驾驶案涉车辆并未6名乘客签订过租赁合同，且王飘未能当场提供其从事本次运输依法应当具有的相应的运营许可证件及运营手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执法机构可对案涉车辆实施暂扣的情形。因此，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和避免危害发生，被告执法人员当场依法采取了扣押车辆强制措施，该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案情复杂，被告经负责人批准后于2019年5月17日决定延长扣押期限，扣押期限延长至6月21日，并将延长扣押决定告知原告。2019年6月21日，被告依法解除了车辆扣押强制措施，车辆由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领回。综上，被告作出的扣押案涉车辆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的合法性，被告市交通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六十二条，证明被告具有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进行查处、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的行政职权。 第二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对王飘的违法行为进行执法调查的现场视频资料，《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对驾驶员王飘的《询问笔录》及王飘身份证复印件、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对王红桃的《询问笔录》及王红桃身份证复印件、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对乘客赵均、赵福友的《询问笔录》，对原告公司委托代理人郭露的《询问笔录》及郭露身份证复印件、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原告营业执照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及快递单、快递查询单，《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该组证据证明，经被告依法调查取证，王飘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为查明案件事实，防止证据损毁，被告依法采取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在法定扣押期限届满前解除扣押措施，被告扣押车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泸州金源公司对被告市交通局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法律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法律适用提出异议，认为案涉车辆具有道路运输证，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对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现场执法仅有一名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被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具有执法资格；同时认为原告公司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案涉车辆也持有道路运输证，被告以非法运营扣押案涉车辆不当；认为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与本案行政强制措施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核后作如下认证：被告提交的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能够证明其主体身份，本院予以认定；其提交的法律依据，系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能够适用于本案，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现场检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延长扣押期限通知及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等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3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成都市茶店子客运站巡查时，发现王飘驾驶案涉车辆存在载客行为，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挡获并对案涉车辆进行现场检查，制作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载明案涉车辆“搭载六名乘客从贵州习水县到成都茶店子客运站，车内乘客均不认识该车驾驶员”，王飘在该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被告执法人员通过进一步对王飘及王飘陈述的其老板王红桃、乘客赵均、赵福友调查、询问，认定王飘驾驶案涉车辆载客6人，从贵州习水到成都，乘客与王飘互不相识、未签订租赁等运输合同，王飘收取6名乘客共计1200元的费用；案涉车辆具有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客车租赁，所属公司为原告泸州金源公司；案涉车辆由原告租赁给王红桃，王红桃安排王飘进行驾驶。 被告制作现场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告知王飘涉嫌存在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拟采取扣押案涉车辆的强制措施，同时告知对强制措施有异议，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王飘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该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被告当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4010408号），载明“本机关于2019年4月23日15时在茶店子客运站依法实施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王飘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扣押川Ｅ×××××车，扣押期限自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5月22日。”被告当场将该决定书送达王飘。2019年5月17日，因案件情况复杂，被告决定延长扣押期限，向王飘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成交执延〔2019〕10400158号），决定扣押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21日，并向王飘邮寄送达该通知书。2019年6月12日，被告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成交执行解〔2019〕10400158号），决定对案涉车辆解除扣押，并由原告工作人员领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原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更名为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被告市交通运输局承继了原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职权，其作为成都市交通主管部门，对于本行政区域内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具有依法查处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其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告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向案涉当事人王飘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制作执法现场检查笔录，向案涉当事人王飘、当事乘客进行询问、调查，制作询问笔录、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告知拟采取扣押案涉车辆的强制措施，并告知王飘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王飘放弃陈述和申辩后，当场作出强制措施决定书，并载明扣押物品清单，经当事人王飘签字确认后向其送达。并在实施强制措施后报经被告负责人审批同意。同时，被告在扣押期限内经负责人批准决定延长扣押期限，并将延长扣押决定的理由和延长期限书面告知当事人王飘，后在延长扣押期限内解除扣押措施，并将案涉车辆退回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实施扣押案涉车辆的强制措施，符合法定程序。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车辆具有道路运输证，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以涉嫌存在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为由对案涉车辆予以扣押，事实认定是否清楚，法律、法规适用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章对从事客运、货运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的许可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客车租赁等；第三十四条规定，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应当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通过上述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可知，进行任何道路运输经营，都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并在该许可项下从事相应运营活动；超出许可范围、超过有效期限，或者使用通过非法转让、租借、伪造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车辆营运证，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没有车辆营运证”。具体到本案中，案涉车辆虽具有道路运输证，但其经营范围限定为客车租赁。根据《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从事经营性运输，不得向承租人提供或者变相提供驾驶劳务；客车租赁经营者应当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由此可知，“客车租赁”应是乘客自行向客车租赁经营者租赁车辆，原告作为案涉车辆的客车租赁经营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案涉乘客之间签订有租赁合同。因此，王飘驾驶案涉车辆载客6人，从贵州省习水县到成都市区，并收取乘客车费的行为，属于“客车租赁”行为以外的其他客运经营行为，应当具备相应运营许可证件，案涉车辆所具有的客车租赁运输许可证并不能证明此次运营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被告在经调查确认王飘不能提供其具有客运从业资格证、涉案车辆具有客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情况下，认定王飘此次载客运营行为涉嫌非法运营，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对王飘驾驶的案涉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原告所有的川Ｅ×××××车辆虽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但应在限定于许可的“客车租赁”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王飘于2019年4月23日驾驶川Ｅ×××××车辆从事的案涉运营行为，非客车租赁活动，同时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运营许可证件，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对川Ｅ×××××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泸州市金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泸州市金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秋艳 人民陪审员  秦超英 人民陪审员  雷建国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严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