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02民初1030号原告：侯旭东，男，汉族，1969年7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源，广东凯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国英，广东凯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水东村委地号（06-02-0329）往广州方向第一卡至第四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020702620815。法定代表人：杨季伏。被告：杨季伏，男，197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兴，广东广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枚，广东广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石联梅庄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557320271H。法定代表人：刘忠杰。原告侯旭东诉被告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维斯顿公司）、杨季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福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于2019年5月29日、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旭东的委托代理人成国英，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杨季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金兴、刘小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旭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二位被告支付原告欠款本金271958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271958元本金，自2019年1月3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0%计算滞纳金，暂计至起诉之日为63457.6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位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经营家具装饰生意，2017年5月份开始，原告向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供应各种规格的微粉砖坯、渗花砖坯、花纹砖坯、超白微粉砖坯、超白砖坯，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有需求时打电话给原告，由原告将货物送货上门，被告负责签收，双方约定每月结清本月货款，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将货款汇到原告侯旭东名下的银行账户。因双方是长期经营伙伴，被告利维斯顿未严格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货款。自2018年7月份开始，被告便开始拖欠货款不再支付，原告多次催告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出具《欠条》，载明尚欠原告271958元，于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100000元，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171958元，如不能按期还款将支付月利10%滞纳金，被告杨季伏在欠款人处签名按指模。第一笔欠款到期后，二为被告均未能支付欠款给原告，原告数次催告被告均拒绝履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二位被告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杨季伏辩称，一、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首先，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或者业务关系，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不具备起诉主体的身份。根据原告提供的《0022利维斯顿欠款流水账》证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自2017年起与和福达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提供货物的一直都是和福达公司，并非原告。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只有和福达公司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享有买卖合同权利及义务，而原告无权主张该合同权利。其次，原告侯旭东与本案买卖合同的发生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以其个人名义对和福达公司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提起诉讼。2018年12月10日和福达公司的业务员和原告一起到达被告处要求支付货款，该业务员称侯旭东是和福达的老板。被告在对方的欺骗下，就其与和福达公司的货款，出具了一份与实际供货人不符的《欠条》，欠条中注明是“和福达候旭东”。经查，原告候旭东既非和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该公司股东和主要人员,更非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作为和福达公司的代表或业务员。且根据被告在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中查询可知，对于和福达公司的货款纠纷，无论被告所在地在何处，均是以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为原告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告候旭东以其个人名义在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存疑，不能排除原告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为非法占有和福达公司的货款。最后，和福达公司和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合作关系，双方间都是按照交易习惯送货和对账。原告没有通过和福达公司直接要求被告偿还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1月30日货款不符合逻辑和交易习惯。综上，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的金额也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0022利维斯顿欠款流水账》证明，截止2018年1月29日，双方确认的货款为322013元。在此之后，被告分别通过公司的账户和财务的账户共支付了22万元。原告主张被告仍欠271958元货款没有相应的送货凭证和收货凭证证实，因此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关于滞纳金按月利率10%计算的主张过高，该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本案货款纠纷的损失仅仅是迟延支付货款的利息，原告要求按月利率10%计算明显过高，恳请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支付滞纳金。四、即使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要求被告杨季伏对该货款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也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公司的行为能力及意思表示都是通过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所为的行为，是公司法人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被告杨季伏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欠条》上签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也应当由公司承担，且原告在起诉状中也确认《欠条》为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所出具，与被告杨季伏无关。因此，原告不能据此主张要求杨季伏个人对该买卖合同承担责任。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起诉的货款是和福达公司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发生在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生意往来。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利维斯顿公司自2013年6月8日至2018年11月4日期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姚树深、罗师量、蔡洪发等人。根据《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原告主张杨季伏个人对其非该公司股东期间及企业类型变更前的买卖合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即使原告认为被告杨季伏个人需对企业类型、股东变更前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其要求被告杨季伏对该货款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也依法不能成立。首先，自2018年11月5日起利维斯顿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至今约为7个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应当由被告杨季伏承担举证责任，但并没有规定，在货款纠纷发生期间属于“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需要举证证明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发生混同。而且在该货款纠纷发生期间，杨季伏的个人财产不可能也没有证据证明和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因此原告要求杨季伏个人对企业类型变更前的买卖合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其次，利维斯顿公司一直都是依法经营，规范管理，有独立的财务部门，独立的财务会计报表，生产经营收入均由以公司名义开户设立的公司账户进行管理。包括与和福达公司间的货款往来，都是通过公司账户或财务账户支付货款的，根本不存在自然人股东杨季伏的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公司法》第62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的期间为年度终了时，因此，被告未能提供变更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后的年度财会报告，如原告认为自然人股东杨季伏的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有混同的可能性的话，可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的财务进行审计。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主张的滞纳金过高，杨季伏作为法定代表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公司行为，其个人不应对公司类型变更前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和福达公司书面述称，原告侯旭东与和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忠杰是夫妻关系，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原告侯旭东立下《欠条》一份，确认拖欠原告侯旭东款项271958元是事实。因在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被告共向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供应瓷砖合共324313.74元，至2018年12月10日，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仍拖欠和福达公司款项271958元未付，故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才向原告侯旭东出具《欠条》确认拖欠原告侯旭东款项271958元。实际上，《欠条》中载明的“271958元”就是被告杨季伏、云浮市利维斯顿公司拖欠和福达公司在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供应瓷砖的部分货款，和福达公司确认并自愿由原告侯旭东个人向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主张并追讨该271958元货款，和福达公司自愿放弃向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追讨该271958元货款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只需向原告侯旭东支付前述款项271958元即可，和福达公司不再另行要求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支付的款项271958元即视为和福达公司收到该货款271958元，自此和福达公司与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不存在其他未结的货款。针对第三人和福达公司的陈述意见，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杨季伏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对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在陈述意见中确认利维斯顿公司除了尚欠第三人和福达公司271958元货款外，不存在其他未结的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二、《欠条》中载明的271958元应为双方截止至2018年12月10日的所欠货款。三、对于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前的公司债务应当由公司承担，被告杨季伏不应对该货款承担责任。杨季伏作为法定代表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公司行为，其个人不应对公司类型变更前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综合全案进行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和福达公司系经营加工、产销家居装饰材料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刘忠杰、黄越锋，法定代表人为刘忠杰。原告侯旭东系刘忠杰丈夫。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系经营加工、销售石材复合板、花岗岩、大理石荒料、板材及其工艺制品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姚树深，于2016年7月4日经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季伏；原股东为李雪峰、姚树深、罗师量等人，于2018年11月5日经工商核准登记变更为被告杨季伏，企业类型自此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多次向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供应各种规格的微粉砖坯、渗花砖坯、花纹砖坯、超白微粉砖坯、超白砖坯等产品。2018年1月12日，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制作打印《0022利维斯顿欠款流水账》，统计结算其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货款。该流水账的表格载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该期间尚欠货款324313.74元。该表格下面的手写附注字体表明，因利维斯顿公司赞助和福达公司年终晚会2300元，利维斯顿公司实欠和福达公司货款322013元。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在该流水账的落款“客户签字确认”处盖章确认。其后，第三人和福达公司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继续发生供货交易往来。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第三人和福达公司曾有要求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将货款支付到指定账户的交易习惯，其中包括支付到原告侯旭东的个人账户。2018年12月10日，因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尚欠第三人和福达公司货款未结清，原告侯旭东上门向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催收，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杨季伏出具《欠条》给原告侯旭东收执。该《欠条》载明：“今欠和福达侯旭东人民币：贰拾柒万壹仟玖佰伍拾捌元整（小写：271958元）。2019年1月30日前先付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人民币：壹拾柒万壹仟玖佰伍拾捌元整（小写：171958元）。如不能按期将支付月利10%滞纳金。”在《欠条》落款的“欠款人签名、盖章”处，被告杨季伏签名、盖指纹并书写身份证号码，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盖公司印章确认。签订该《欠条》后，两被告没有向原告侯旭东或第三人和福达公司支付过货款。诉讼中，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声明》，其确认自愿由原告侯旭东个人向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追讨涉案271958元货款，原告侯旭东收到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支付的271958元货款即视为其收到该货款。另外，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第三人和福达公司的全体股东（刘忠杰、黄越锋）于2019年9月12日一致表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并确认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将对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杨季伏享有的271958元债权（包括主张滞纳金的权利）转让给侯旭东。刘忠杰、黄越锋在该决议上签名确认，第三人和福达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司法审计申请书》，请求本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情况进行司法审计。本院经审查后，不予批准被告的申请。根据原告侯旭东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粤5302民初1030号民事裁定：对被申请人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厂内的机械设备（抛光机1台、磨边机2台、红外线切机2台、雕刻机1台、定厚机1台）和原板石材在总共30万元的范围予以查封（具体以查封清单为准，被查封物由被申请人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保管），查封期限为二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侯旭东是否具备本案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二、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应否偿还原告侯旭东货款271958元及相应滞纳金；三、被告杨季伏应否承担涉案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侯旭东是否具备本案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涉案债权系被告利维斯顿与第三人和福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货款，侯旭东并非合同的主体，亦非和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主要人员，其与本案买卖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中，侯旭东虽非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但根据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与第三人和福达公司的交易习惯，第三人和福达公司曾授权侯旭东收取过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货款，且第三人和福达公司亦出具《声明》确认自愿由原告侯旭东个人向被告杨季伏、利维斯顿公司追讨涉案271958元货款，又向本院提供《佛山市南海区和福达家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实和福达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的涉案271958元货款债权转让给侯旭东，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亦立下《欠条》给侯旭东个人确认尚欠侯旭东涉案货款，侯旭东已依法受让了第三人和福达公司转让的涉案债权，侯旭东有权作为新债权人向被告利维斯顿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中的合法权利，故侯旭东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应否偿还原告侯旭东货款271958元及相应滞纳金。诉讼中，三方当事人均确认，截至2018年12月10日，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尚欠第三人和福达公司货款271958元未付。原告侯旭东作为涉案债权让与后的债权人，请求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偿还该271958元货款，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侯旭东主张的滞纳金，现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未能清偿涉案货款，原告侯旭东依据《欠条》中的约定“2019年1月30日前先付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人民币：壹拾柒万壹仟玖佰伍拾捌元整（小写：171958元）。如不能按期将支付月利10%滞纳金。”，请求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按月利率10%支付滞纳金，被告抗辩认为该滞纳金约定过高，请求调整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原告侯旭东的损失主要为银行利息损失，其主张的按月利率10%计算的滞纳金确实过高，本院酌情调整涉案货款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30%的利率计算。至于利息起算日期问题，《欠条》中约定货款分两期支付，其中100000元货款应于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171958元货款应于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但至2019年1月31日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并未按约定支付第一期货款，此时其以行为表示将不履行第二期货款，原告可从该日起向被告主张全部货款，故对于原告主张全部货款的滞纳金从2019年1月31日计算至还清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杨季伏应否承担涉案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杨季伏主张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不应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共同承担涉案债务，则其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提供的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被告杨季伏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等材料，不足以证实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被告杨季伏的个人财产。对于被告提出请求本院委托司法审计机构对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情况进行审计，被告未能向本院提供该公司的各类财务账册和杨季伏的全部个人财产账户资料等材料，未达到审计要求，本院不予准许。被告杨季伏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杨季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的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本院不予采信。另外，被告抗辩涉案债务是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企业类型由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前发生的，被告杨季伏不应对企业类型、股东变更前的债务承担责任，但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企业类型和股东的变更是属于企业内部的行为，变更前未对企业的债务作出合理处置，对善意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债务理应由变更后的企业予以承担，而杨季伏未能证明企业类型和股东变更后的被告利维斯顿公司的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未发生混同，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不被损害，本院依法认定，被告杨季伏应对被告利维斯顿公司欠原告侯旭东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和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71958元及滞纳金（该滞纳金从2019年1月31日起以27195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浮30%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给原告侯旭东；二、被告杨季伏对上述第一项判项确定的被告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欠原告侯旭东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侯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6元、诉讼保全费2020元，合计5186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云浮市利维斯顿石业有限公司负担4258元，由原告侯旭东负担9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康石英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符月文附本判决相关适用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