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8行初80号原告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民委员会遇元自然村第一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熊锦辉，组长。原告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民委员会遇元自然村第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熊招勇，组长。上述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启旺、王小荣，江西赣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丰县恩江镇佐龙大道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娄致文，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龙生，永丰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公室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福建，永丰县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庐陵新区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钟雨霓，吉安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永丰县官山林场。住所地：永丰县七都乡丰树下。法定代表人汪成，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年生，该林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明，江西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民委员会遇元自然村第一、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遇元村一、二组）因不服永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丰县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7月26日向被告永丰县政府、吉安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永丰县官山林场（以下简称官山林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遇元村一、二组的诉讼代表人熊锦辉、熊招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启旺、王小荣，被告永丰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龙生、吴福建，被告吉安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第三人官山林场的法定代表人汪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年生、邓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2月26日，永丰县政府作出永府山处字[2019]2号关于“梭种坑”争议山场权属的处理决定，认为：1、遇元村一、二组提供了第1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四至界址现遇元村一、二组无人能指认清楚，故不予采信。2、遇元村一、二组提供的遇元和中元两村委会证明。遇元村委会与遇元村一、二组存在利害关系，不足以达到其证明效力，故不予采信；中元村委会证明董元村小组送山前的山南面与遇元村一、二组的“梭种坑”山场骑龙分水为界，与是否送山并无关系，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3、官山林场与遇元大队签订的《赠送山权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1975年4月7日，协议表山名“张坑周围”山场面积2280亩，四至：东，董元山岭为界。说明当时遇元大队和有关村小组1975年自愿将“张坑周围”山场送给了第三人所有，但南“坝下水库”地物标对于二千多亩山来说相当是一个点，向什么方向延伸，应结合其他证据或管业事实确定。4、永丰县政府1982年11月15日颁发给官山林场的（永）权证字0024595号山林所有权证小地名“张坑周围”山场证载面积2280亩，四至：东，董元山岭为界；南，坝下水库为界；西，坝下去七都路为界；北，七都公社山界。与《划山协议书》所载的送山四至基本一致。南界同样应结合其他证据或管业事实确定。5、官山林场提供了原始的作业施工图和历年的施工验收单及造林登记簿，说明官山林场按照《赠送山权协议书》约定从事了长期经营管理。为消除争议，促进当事人双方团结，2019年2月2日，县山调办同古县镇政府召集双方协商座谈，由于各抒己见，未能达成协议。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之规定，决定：争议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林地使用权利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官山林场所有。2019年6月12日，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遇元村一、二组虽有土改时期的土地证，但其对登载的四至在实地指认不清，且按《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因而遇元村一、二组对其权属主张依据不足。1975年当时的遇元大队将争议山场在内的山场已赠送给官山林场，官山林场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管理，并在林业三定时期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永丰县政府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故遇元村一、二组第一项、第二项复议请求不予支持，其第三项复议请求属于权属请求，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机关职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决定：维持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9]2号处理决定。原告遇元村一、二组诉称：一、争议山场历史以来均属于遇元村一、二组所有。1953年，永丰县政府向我村居民熊云龙颁发了第1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其中明确记载了“梭种坑”及其四至界址，另我村小组村民祖坟也葬在该山场，依农村传统习俗论，祖坟通常是葬在自己村内所有的山地或者林地，仅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争议山场历史以来均属于遇元村一、二组所有。二、1975年遇元大队与官山林场签订的《赠送山权协议书》不包含本案争议山场范围。首先，《山权协议表》中记载的“张坑周围”与本案争议山场“梭种坑”是两个概念，不存在概念混同或者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次，从“张坑周围”的四至界址可以明确“张坑周围”的范围明显不包括“梭种坑”，具体为“张坑周围”东以董元山岭为界、南以坝下水库为界、西以坝下去七都圩路为界，北以七都公社为界。无论从地形图上划界还是实际踏山勘界，均可以明显得出一个结论:“梭种坑”山场位于“张坑周围”山场以南，两个山场的北面界址为坝下水库及董元山岭山脊。再次，如果按照永丰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本府认为”部分的逻辑，“南至坝下水库地物标对于两千多亩山来说相当于一个点，向什么方向延伸，应结合其他证据或者管业事实确定”，换句话说，永丰县政府依据这一逻辑认为坝下水库这一界址往南延伸后就包含了争议山场，这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包含，那么坝下水库以南争议山场以西的另一片山场也必然属于官山林场所有，然而事实上这一片山场却不是官山林场的。这就可以看出来，永丰县政府关于南至坝下水库这一物标可以向南延伸的说法是错误的。南至坝下水库物标就是明确指明以水库为界，而不能再向其他方向延伸。最后，从实地勘查的情况可以看出，“梭种坑”山场内的马尾松等主要植被均呈现不规则生长态势，明显不符合官山林场所称人工造林的特点。而与争议山场相邻的董元山岭就存在大片人工造林，两者对比差异显著。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张坑周围”都不应当理解为包含了争议山场在内。三、官山林场以欺骗手段申请林权登记，应当予以撤销。按照《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根据村(组)林改实施方案，由驻村工作组和村组干部组织权利人及其相邻权利人、勾图技术员，到实地确定四至界线，对经勘查无异议的，勾图技术员当场在1:1万地形图上绘出宗地界线，指明地形图上的东、南、西、北四界，四至接界人、勾图技术员及其他踏查人员当场在《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签字或盖章。本案中，官山林场在2005年进行林权登记申请时所填《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其他踏查人员签名及填表人签名均系伪造，而并非他们本人亲笔签名。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操作规范的相关规定，属于以欺骗手段申请林权登记，应当予以撤销。上述观点遇元村一、二组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就已经提出，然而吉安市政府在行政复议时对于官山林场《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签名造假的事实却不予理会，也不进行调查，更不予认定。另，时任官山林场遇元分场场长张金香在2018年与我村小组村民进行协调时明确表明等林木变现后会按照一定比例向村民进行分红，如果官山林场坚定的认为争议山场属于自己所有，那么不会与我村小组村民达成这种口头协议。言外之意就是说争议山场本来就是遇元村一、二组的。综上，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吉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均违背事实并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官山林场所持的争议山场林权登记证也因申请程序违法应予以撒销。诉讼请求:1、撤销永丰县政府2019年2月26日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9]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2、撤销吉安市政府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吉府复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3、判令永丰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撤销官山林场的03624250204KDYMSYO0023号宗地的发证；4、本案诉讼费用由永丰县政府负担。原告遇元村一、二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负责人身份证，证明：原告负责人身份。2、送达回证，证明：原告针对争议山场权属一直在主张权益。3、被诉处理决定；4、被诉复议决定；5、第15号土地房屋所有证存根；6、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委会证明。证明：自1953年以来，争议山场就归原告所有，只是因过去村民没有林权意识，在林改时期漏登了这快山场的山林权证。7、赠送山权协议书；8、“梭种坑”争议山场地形图。证明：送山协议“张坑周围”四至界址：东，董元山岭，南，坝下水库，西，坝下去七都圩路，七都公路，而按照这一四至界址划线，是不可能包含争议山场在内的。永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将南界曲解成可以向其他方向延伸明显错误。9、坝下村民熊招付等11人证明，证明：争议山场历来属遇元村小组，不在1975年送第三人“张坑周围”范围，争议山场与“张坑周围”是两个概念。10、录音，证明：遇元分场场长在2018年与原告村民协调时自认争议山场村民有份。11、《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编号：03624250204KDXMSY00023）；12、熊锦玉、熊炳云、熊元根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人证言。证明：第三人在进行林权登记申请时违反《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伪造其他勘察人员及填表人签名，以欺骗手段获得林权登记，应当撤销。被告永丰县政府答辩称：一、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2018年12月20日遇元一、二组向永丰县政府申请权属主张时，没有提供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依据，只提供了第1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和2018年12月遇元、中元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四至界址，当时无人能指认清楚；村委会证明，因遇元村委会与遇元一、二组存在利害关系，不足以达到其证明效力，中元村委会只证明董元村小组送山前的山场南面与遇元一、二组的“梭种坑”山场骑龙分水为界，与是否送山并无关系。遇元一、二组在这次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过程中没有提供可作为权属依据的有效证据。2、官山林场提供的其与遇元大队签订的《赠送山权协议书》和（永）权证第0024595号山林所有权证中地名“张坑周围”山场面积较大（登载2280亩），整块山场与争议山场连成一片，没有断开，虽然从证载四址难以认定是否包含争议山场，但其提供的原始的作业施工图、造林登记簿和历年的施工验收单，说明其进行了长期经营管理。3、坝下村小组与遇元一、二组属同一村委会，两村小组同签一份协议书，“张坑周围”山场是否全部都是坝下村小组所送无从考究。二、永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适用的是《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的，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之规定，并没有采信2006年“林改”时所颁发的林权证。综上，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永丰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遇元一、二组的山场勘察笔录，证明：原告认可山上的杉木属第三人所造。2、双方踏山图，证明：争议山场范围和附近地名以及“张坑周围”山场与争议山场一脉相连。3、遇元一、二组提供的第1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和遇元、中元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提供权属凭证是复印件无法采信，该份证明也可以证明两村存在利害关系。4、第三人提供的《赠送山权协议书》及造林图，造林登记簿和历年的施工验收单。证明：送山事实和经营管业事实。5、协商会议记录，证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进行了协商，原告也认可第三人的管业事实。被告吉安市政府答辩称：遇元村一、二组不服永丰县政府2019年2月24日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9]2号处理决定，于2019年5月5日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当日即予受理，依法制作并送达了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永丰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吉安市政府于2019年5月28日到实地踏查，在审查永丰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吉安市政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6月12日依法作出了吉府复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吉安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请求驳回遇元村一、二组诉讼请求。被告吉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府复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受理通知书、决定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吉安市政府依法受理，及时发出相关法律文书，法定期限内结案，复议程序合法到位。第三人官山林场述称：一、争议山场基本情况。2018年12月20日，原告对第三人分场Ⅱ林班108、110、111、112、113、114、115、116小班，面积241亩，提出权属主张，要求第三人退回给原告。2019年1月8日，永丰县山调办、第三人、原告三方到实地踏查。经查阅第三人档案资料，营林档案和造林规划设计图记载，113号小班于1977年2月造林，115、116号小班70亩于1979年2月造油茶，其余五块小班均在1980年2月造林。除造油茶外，其余山场都是下部造杉树，上部造马尾松。二、第三人权属主张的证据和理由。自签订赠送山林协议以来，第三人对争议山场依法经营四十多年，根据经营事实和相关证据，应归第三人所有。1、争议山场包含在1979年4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张坑周围送山协议划定的范围内，面积2280亩，有《赠送山权协议书》和送山协议附图为证。赠山协议附图可以清楚判断争议山场包含在赠山范围内，而且附图是《赠送山权协议书》签订时制作，属于仍然有效的历史档案。2、1982年林业三定时，第三人已确权登证，证号：（永）权证字第0024595号。2005年林改时第三人再次登证，证号43833号，宗地号03624250204KDYMSY00023。3、在1975年原告赠送山权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业，有当时的造林设计图、营林档案、历年来的造林抚育验收票证为证。4、依据调处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争议山场应归第三人所有。三、对原告主张权属的异议。1、原告提供的1953年熊云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主张权属的法律依据。依据调处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第三人已经出示了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应以林业三定时期的确权为准。2、原告提出争议山场有原告先人的祖坟存在，根据调处办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该坟山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包括原告的1953年土地证，即使祖坟和土地证真实，只能反映七十年代依据当时国家政策赠送山场给全民所有制单位造林，支持国家建设。3、原告提出“张坑周围”的范围不包括“梭种坑”，此说法错误，首先赠送山林权属协议里写“张坑周围”，是用一个明显地标来代称赠送的2280亩山场，其中包括多个小坑，梭种坑当然也在其中；其次确定一块山场四址界址除了文字描述外还需地形图勾绘界址，文字描述不到位的用地形图补充确定，从送山协议图和造林设计图看，争议山场都包括在送山协议范围内。4、原告指出第三人以欺骗手段申请登证一说不成立，登证时第三人提供了登证所需要的送山协议和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权证等证明材料，符合当时登证条件，依法登证。而林改发证工作是由政府和林业技术人员及当地村委会一起完成，至于工作如何开展不是第三人职责所在，不存在欺骗。5、原告提出遇元分场场长张全香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纯属虚构。张全香2009年3月调离遇元分场任大山分场场长，2016年6月任大洲山分场场长至今，与原告的山林权属纠纷的调解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从原告提供的录音来看，张全香也没有向原告承诺什么，纯属聊天，而且原告有断章取义的行为。综上，第三人主张权属证据充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维持。第三人官山林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送山协议；2、送山协议附图；3、山林所有权证证；4、造林规划图。证明：原告当时的送山情况，并且1982年进行了确权登记，同时在此后进行了管业至今，争议山场应归第三人所有。5、营林档案；6、验收票证。证明：第三人经营管业情况。经庭审质证，一、对于原告遇元村一、二组提交的证据，被告永丰县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至4，无异议。证据5、6，证据三性有异议。证据7，无异议。证据8，无异议，只是指一个点，没有连成线。证据9，合法性有异议，调处过程中没有提供该份证据。证据10，没有明确说这个山场是原告的。证据11，林改登记的时候四至有签名，但是否是本人签字我方没有核实，没有将林权时期的林权证作为确权依据。被告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3、4，无异议。证据5，同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本案是县内的山林权属纠纷，应当提供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证据6，同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证据7，无异议。证据8，证据三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9，证据三性有异议，没有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这些人都同一个姓，和本案原告是否有利害关系不得而知。证据10，同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1，与本案无关，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并没有涉及林改时期林权证的撤销。第三人官山林场质证认为，同被告质证意见一致。证据7、8，送山时的历史条件有限，送山范围在文字表述上不能完全将其写成一个包围圈，只能用附图。关于原告遗漏登证的说法不认可，因为在林改过程中都进行了确权登记，遗漏说法不符合常理。二、对于被告永丰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遇元村一、二组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杉木为第三人所造，但在山脚下。证据2，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和“张坑周围”山场连成一片。证据3，没有指明是行政诉讼法中哪种利害关系。土地证更能证明从历史上看争议山场属原告。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完全反映第三人所造林木全部在争议山场范围内，验收单中还有一些不属于争议山场范围的造林验收单。对于协议的关联性不认可，这个协议不能证明管业事实。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争议山场不在送山范围内。协议附图内有“张坑周围”，但在图中的山不一定都送给了第三人。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单凭这个记录就证明管业事实。被告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土地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四向界址指界不能连成闭合圈。证据4、5，无异议。第三人官山林场质证认为，证据1、2，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据3，土地证需要原告提供原件，该土地证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土地证并不完整，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空白带有公章的证分发到了各个村。空白部分应该划掉，后面两块和前面的字迹不一致。我方有理由怀疑这份证据是不真实的，甚至有可能是事后所作的伪证。两份村委会证明，必须由所在村委会的负责人签字再盖章，且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证据三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已存档，按照档案立卷时间是在70、80年代，因此真实性毋庸置疑。证据5，无异议。三、对于被告吉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遇元村一、二组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这两份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被告永丰县政府质证认为，无异议。第三人官山林场质证认为，无异议。四、对于第三人官山林场提交的证据，永丰县政府质证认为，无异议。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无异议。原告遇元村一、二组质证认为，证据1、2、4、6，同对县政府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3，山林权证的三性有异议。林业档案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业，结合山场植被带看也不能证明这点。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于原告遇元村一、二组提交的证据，证据1至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遇元村一、二组向永丰县山调办申请山林权属争议调处，永丰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遇元村一、二组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5，土地证存根联原件，该土地证登载“梭种坑”山场字迹与前面其他山场的字迹不一致，遇元村一、二组无法指认“梭种坑”山场四向界址，本案系县内山林权属争议，不能作为本案确权依据。证据6，遇元村委会与遇元村一、二组存在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作证，不予采信。证据7、8，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遇元大队与官山林场签订了送山协议，不能证明争议山场不在送山范围内。证据9，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证据10，无法判定是否系遇元分场场长的录音，也不能证明遇元分场场长自认争议山场系遇元村一、二组所有，不予确认。二、对于被告永丰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官山林场与遇元村一、二组签订了送山协议；官山林场自送山以来一直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永丰县山调办工作人员组织双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解。三、对于吉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吉安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四、对于第三人官山林场提交的证据，证据1、3、4、5、6，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官山林场与遇元大队签订了《赠送山权协议书》；官山林场自送山以来一直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官山林场在林业三定时期依据《赠送山权协议书》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证据2，无法认定《送山协议附图》系送山当时所附。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梭种坑”，面积约240亩。四至范围：东，山脚农田及董元公路；南，山脚农田；西，梭种坑山脚农田；北，山脊（原董元村小组山岭）。山场植被约1/3为油茶成熟林，集中在争议山场东南部，为官山林场所造；其余山场山脚为几行人工杉木成林，为官山林场所造；山场上部至山脊为马尾松林，大部分为官山林场所造。2018年7月，官山林场对遇元分场II林班108号等小班已拍卖的林木进行采伐时，遭到遇元村一、二组的阻止，由此引发山林权属争议。2018年12月，遇元村一、二组向永丰县山调办提出调处申请。遇元村一、二组提供了第15号土地房产证存根联复印件，该证登载：种类荒山，座落及小地名梭种坑，坵数或间数三分之一，面积5亩，四至：东瑞宗，南裕恩，西田，北董元岭。官山林场提供了1975年4月7日官山林场与遇元大队签订的《赠送山权协议书》及附图、1982年11月15日永丰县政府向官山林场颁发的第0024595号山林所有权证、造林规划图、造林登记簿及施工验收单。赠山协议表载明：“张坑周围”，面积2280亩，四至：东董元山岭为界，南坝下水库为界，西坝下去七都圩路为界，北七都公社为界。山林所有权证登载：“张坑周围”，山地类别松山，面积2280亩，四至：东董元山岭为界，南坝下水库为界，西坝下去七都圩路为界，北七都公社为界。造林规划图、造林登记簿及施工验收单反映官山林场在送山协议后对争议山场进行了造林。2019年2月26日，永丰县政府作出永府山处字[2019]2号关于“梭种坑”争议山场权属的处理决定，争议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林地使用权利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官山林场所有。遇元村一、二组不服，向吉安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2日，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9]2号处理决定。遇元村一、二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属集体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永丰县政府具有作出本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本案系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官山林场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故本案山林权属争议应以山林所有权证作为确权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或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本案中，官山林场提供了其与遇元大队签订的《赠送山权协议书》和依据该协议申领的山林所有权证。由于该赠送山场范围大，所赠送山场四向界址较复杂，难以用文字表达清楚、完全、准确。该《赠送山权协议书》和山林所有权证记载的“张坑周围”山场南向界址为“坝下水库”，而争议山场位于“坝下水库”以南，虽然难以确定争议山场在该赠送山场范围内，但官山林场在送山后对争议山场进行了造林，遇元村一、二组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林业三定时期，官山林场依据该《赠送山权协议书》申领了包括争议山场在内的山林所有权证，而遇元村一、二组并未取得争议山场的山林所有权证。遇元村一、二组仅以其土地证登载的“梭种坑”山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但该土地证存在前后字迹不一致等问题，且遇元村一、二组亦无法指认该山场四向界址，本案系县内山林权属争议，故该土地证不能作为本案确权依据，即遇元村一、二组无合法有效的权属依据。因此，永丰县政府根据官山林场在赠送山场以来一直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和遇元村一、二组无合法有效权属凭证的事实，将争议山场的所有权确归国家所有，使用权确归官山林场所有，于法有据。综上所述，永丰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调处程序合法，吉安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正确。遇元村一、二组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民委员会遇元自然村第一、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永丰县古县镇遇元村民委员会遇元自然村第一、第二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受理费50元，款汇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将缴费凭证交至本院；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农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务必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吴 山审判员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胡传义书记员刘唤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