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刘中强，该律师事务所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海帆。诉讼代表人：谢炳泉、李剑宏，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法泰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发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法泰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1402民初109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律师办案费146万元给上诉人；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据此，上诉人于2010年8月3日至2012年2月21日共10次与被上诉人分别签订了10份《委托合同》，涉及律师办案费合计146万元。在时效方面，在上述合同第七条中约定，“本合同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本案审结及付清律师办案费止”，该约定属于“附终止期限的合同”，即学理解释中所指的“以事实的发生设定期限者，以该事实发生的时间为期限的到来”的合同，以被上诉人“付清律师办案费”的事实发生的时间，作为双方订立的《委托合同》终止期限的时间。按照法条释义，期限是表意人选定将来确定发生的事实，以作为控制意思表示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法律行为附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更加证实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可是，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为由，认为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行为，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包括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法条，均属适用法律错误，是认定事实错误的必然结果。此外，还要说明的是，在签订上述合同时，被上诉人有经济困难，未能“在本合同签订当日付清”律师办案费，商定可以延后付款，上诉人同意，并在2017年5月11日发出《催告函》，催促被上诉人支付律师办案费。由此可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规定。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错误。嘉发公司辩称，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均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提供的10份《委托合同》中第二条均有相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办案费……，在本合同订立当日付清。”由此可以看出，在委托合同签订之日起，上诉人即取得了对被上诉人的律师办案费的债权，诉讼时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10份《委托合同》签订时间距今已有五、六年之久。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均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此外，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律师办案费商定分期付款或延后付款，也没有提供任何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泰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律师办案费146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并由法院退回给原告。一审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律师办案费146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并由法院退回给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是符合《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刘中强是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10年8月3日至2012年2月21日间原告（乙方）与被告等（甲方）签订了10份《委托合同》，其中：1.2010年8月3日律师办案费15万元，2.2010年9月7日律师办案费8万元；3.2010年12月22日律师办案费15万元；4.2011年5月25日律师办案费12万元；5.2011年5月28日律师办案费5.5万元；6.2011年6月3日律师办案费7.5万元；7.2011年7月3日律师办案费63万元；8.2011年11月21日律师办案费10万元；9.2011年11月26日律师办案费5万元；10.2012年2月21日律师办案费15万元，10宗案件律师办案费合计156万元。双方签订的10份《委托合同》约定主要内容有：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高级律师刘中强为甲方的涉案律师；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办案费……元整，在本合同订立当日付清。否则，耽误办理委托事项的责任由甲方负责；……、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办案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以及甲方具有撤回诉讼、庭外和解、更换律师自行诉讼或另聘律师代理等情形之一的，视为乙方完全履行了本合同，甲方已支付的办案费不予退回，还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尚未付清的全部办案费；本合同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本案审结及付清律师办案费止等内容。在上述合同中约定，原告为被告指派刘中强律师担任其与陈柏良等[（2010）梅中法民二初字第8号案、（2011）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号案]，深圳市瑞洲投资有限公司、梅州市瑞洲矿业有限公司、蕉岭县瑞洲矿业有限公司等[（2010）梅法民二初字第103号案、（2011）梅蕉法民二初字第72号案、（2011）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18号案]，五华周江雷公岽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田助强等[（2011）梅华法民二初字第106号案、（2012）梅中法民三终字第10号案]，广东绿园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等[（2011）梅县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案]，盈投控股有限公司、梅州市城北敦泰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梅州市城北环泰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等[（2011）梅中法民二初字第5号案]、苏毅等[（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55号案]的相关诉讼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原告诉称，原告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出庭参加诉讼，相关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具体的裁判或者调解文书，原告已经履行了委托合同约定的代理业务，由于被告经济困难，未在签订合同时付清律师办案费，商定延后付款，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时效是至付清律师办案费为止。被告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被一审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原告向被告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上述债权，被告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告知书》，认为原告申报的上述律师办案费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不确认原告申报的上述债权，告知原告在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确认相关债权。原告遂于2019年4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对于原告提交的2017年5月11日催告函，原告表示该函已邮寄给被告，因为是平信寄出，没有相关存根。被告表示原告提交的催告函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有进行催收，原告发出催告时间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作用。原告表示签订委托合同时，被告提出经济困难，没有按约支付涉案律师办案费，原告有向被告催收，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期间，通过电话向被告法人钟东环催收，其口头要求原告给予三至五年的宽展期；根据合同中约定，双方履行付费的时效至付清律师费止，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律师费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在一审法院指定时间内未再补充提交相关证据。被告表示双方合同中约定，签订合同的当日就是律师办案费的付款日，从付款当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至原告申报破产债权已有五六年之久，涉案律师办案费已超过诉讼时效；在2015年4月22日之后，钟东环、赵汝文已不是被告的股东或管理人员，与原告称在2016年至2017年间催收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委托合同》，及原、被告陈述的事实，原、被告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权，即依法丧失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受到侵犯的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原、被告《委托合同》中约定“本合同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本案审结及付清律师办案费止”，与上述法律诉讼时效规定相悖，该约定内容属无效约定。原告主张根据上述约定，双方履行付费的时效至付清律师费止，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律师费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委托合同中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办案费……元整，在本合同订立当日付清”，涉案律师办案费发生2010年至2012年间。因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涉案律师办案费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原告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后二年内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诉讼中，原告虽提交催告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催告函已送达给被告，被告亦提出异议，故该催告函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原告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抗辩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合法有据，予以采纳。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律师办案费146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40元，减半收取计89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律师办案费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涉案双方在2010年8月3日至2012年2月21日期间签订了10份《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第二条约定，嘉发公司应向法泰律所支付的律师办案费应在委托合同订立当日付清。该合同条款对律师办案费的履行期限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律师办案费的诉讼时效应从支付律师办案费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即委托合同订立的次日起算。法泰律所认为应按《委托合同》第七条，“本合同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起至本案审结及付清律师办案费止”的约定，认定支付律师办案费的履行期限。该条款是对整个合同期限的约定，而针对律师办案费的支付期限，在《委托合同》第二条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约定，故对法泰律所认为应按《委托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认定支付律师办案费的期限的主张不予支持。在涉案《委托合同》签订后次日起算的两年诉讼时效内，法泰律所无证据证实双方协议一致同意延后支付律师办案费或者法泰律所有向嘉发公司要求支付律师办案费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法泰律所在2019年4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嘉发公司支付律师办案费146万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嘉发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合法有据。法泰律所上诉认为至其提起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法泰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自辉审判员  黄伟玲审判员  张孟棋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叶 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