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泉辉石材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丰南路2288弄188号。法定代表人：吴加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晓蓉，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敏，男，1967年06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现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睿，上海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泉辉石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文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3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泉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吴加展虽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租金人民币（下同）3,494,100元，然被上诉人实际仅支付30万元，出具《收条》时上诉人以为吴加展与林某间的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但后来法院认定没有还清；签订《借款协议》目的为让林某再出借200万元，并以租金抵扣本息，然林某并未借款给上诉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被上诉人林文敏辩称，《借款协议》实际为结算协议，而非上诉人所述林某应再出借200万元；《迁出协议》载明双方不存在其他争议，因此支付补偿款时只扣除水电费而未扣除上诉人所述之欠款，故其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泉辉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林文敏立即支付泉辉公司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厂房及生活宿舍租金717,772元；2.林文敏立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8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诉讼费由林文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8日，泉辉公司（出租方、签约甲方）与林文敏（承租方、签约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座落在本市闵行区XX公路、XX路XX弄XX号，该厂房出租面积为3,138.90平方米；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厂房严格按照经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和该厂房的使用性质，用于加工和仓储；租赁日期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租赁期满，乙方应如期返还该厂房，乙方需继续承租的，则应于租赁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续租书面要求，经甲方同意后，双方应重新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甲、乙双方约定，该厂房每日每平方米租金为0.53元，年租金总计为605,808元；先付后用，一年一付、并且提前一个月付清年度租金，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则乙方须按日租金的100%支付违约金；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交付该厂房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厂房租赁保证金，保证金为三万元，甲方收取保证金后应向乙方开具收款凭证；租赁关系终止时，甲方收取的厂房租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的费用外，剩余部分无息归还乙方；租赁期间，使用该厂房所发生的水、电、燃气、通讯、设备、物业管理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根据付款通知按时缴纳等。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泉辉公司将系争房屋交付林文敏使用。2011年3月28日，双方达成《补充厂房租赁合同协议》，约定：在租赁合同期间，甲方确保乙方的水、电供应；在租赁合同期间，如发生国家征用本厂房及不可抗力的因素，甲方应赔偿乙方所建厂房以及设备搬迁费等全部费用；付款方式为前三年半年一付，后三年一年一付；在租赁合同期间前三年甲方按0.53元/平方米租给乙方，后三年甲方按0.583元/平房租给乙方；生活区宿舍位于西面一层共十间，每间租金400元/月，共计48,000元/年，租赁日期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乙方在合同租赁期间，如经营不善等因素，乙方有权转租，转让本厂房，但经甲方同意；合同期满，乙方如继续租赁，甲方必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租给乙方。补充协议签订后，泉辉公司将约定之宿舍交付林文敏使用。2011年4月1日，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加展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仅收到厂房租金，4、5、6号车间三十万元。原审另认定，2016年8月26日，上海XX有限公司、泉辉公司（签约甲方）与林文敏（签约乙方）签订《迁出协议》一份，约定：因本市场(XX路XX弄XX号)存在污染、违章、安全隐患等情况，故政府强令拆违。鉴于以上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达成如下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之间的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双方就终止该协议的相关事宜均以本协议约定为准。乙方至迟于2016年8月30日前搬离完毕(清场,以迁出单为准)；甲方对乙方的补偿合计1,098,615元，作为甲方对乙方一次性且终局性的补偿。该补偿已经包括但不限于本次甲、乙双方终止租赁关系并搬离甲方厂房、门面房、场地及政府强拆而造成的一切可能的损失；甲方同意对乙方租金进行最大程度减免，具体为乙方租金只需支付至2016年4月30日，水电费、押金、租金等另行按实结算；签订本协议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或任何政府部门要求任何形式的补偿。一切可能发生的索赔权均归甲方所有。如有次承租人向甲方主张赔偿的，应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如有发生甲方先行赔偿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或直接在上述补偿款及租金总额中内扣除；于乙方承租房屋(包括但不限于厂房、门面房或场地)被拆除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由上海XX有限公司代泉辉公司向乙方一次支付完毕；如乙方至迟未能于2016年8月30日前迁出完毕(清场，以迁出单为准)的，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天600元，甲方有权直接在上述补偿款及退还的租金总额中扣除,并政府拆违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概与甲方无关。如甲方逾期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完毕补偿款,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每天600元；双方就终止履行租赁协议再无其他任何争议等。该协议签订后，林文敏搬离并返还了系争商铺，并于2016年9月29日收悉了结算补偿款项943,778元。原审再认定，2017年4月，林某起诉吴加展、黄某2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吴加展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和违约金，黄某2对吴加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法庭审理中，林某陈述林文敏系其弟弟，双方曾协商以林文敏的租金冲抵利息。吴加展表示租金已经冲抵并计算到2016年4月30日，林某表示租金冲抵到2015年4月，冲抵的系利息。后吴加展表示与林文敏协商过用五年的租金来冲抵借款本息。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事实如下：林某与吴加展系朋友关系，吴加展、黄某2系夫妻关系，于1992年7月15日登记结婚。林某系上海市宝山区XX及上海XX加工厂的实际投资人及控制人，吴加展系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8月11日至2012年5月7日期间，吴加展分四次向林某借款共计2,122,400元。林某的付款情况如下：2011年8月11日，上海市宝山区XX加工厂通过其账户代林某转账给吴加展指定的泉辉公司账户100万元；2011年12月19日，上海市宝山区XX加工厂代林某交付给吴加展一张支票计373,000元；2011年12月20日，上海XX加工厂通过其账户代林某转账给吴加展指定的泉辉公司账户627,000元；2012年5月7日，林某交付给吴加展支票一张计122,400元。期间，吴加展分别向林某出具三份借条：2012年5月7日，吴加展向林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林某借款200万元，到2013年5月7日归还。”其在借款人一栏内签名；2013年5月7日，吴加展向林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林某借款210万元，到2014年5月7日归还。”其在借款人一栏内签名；2014年5月13日，吴加展向林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林某借款200万元，至2015年5月7日还清。”其在借款人一栏内签名。林文敏系林某弟弟,其向泉辉公司租赁XX公路、XX路XX弄XX号厂房，租赁期间为2011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20日止，年租金为605,808元。林某与吴加展均确认，林文敏应支付给泉辉公司的租金用于冲抵吴加展与林某之间的借款利息，经林某与吴加展结算并确认，租金冲抵至2015年4月30日止。2015年5月31日，林某与吴加展一方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一式二份，出借人为林某，借款人为吴加展、泉辉公司，林某在出借人一栏内签名，吴加展在出借人第一栏内签名及第二栏泉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林某持有的《借款协议》中将涉及到“借款人泉辉公司”的两处均手动更改为“担保人泉辉公司”；吴加展持有的《借款协议》中，借款人第一栏为吴加展，第二栏为泉辉公司（未将泉辉公司从“借款人”变更为“担保人”）。该协议内容载明：出借人与借款人就借款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自2011年5月7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借款人共向出借人借款200万元（本金贰佰万元已经交付，借款是以支票方式给付），约定利率月利率为2.50%，利息按月支付，先息后本；2.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分文未还，利息已经支付完毕，支付方式均以林文敏应付借款人年租金抵偿借款利息；3.借款人承诺自2015年6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准，按月利率2.50%计息，利息按月支付、先息后本的方式支付，支付到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借款人若未按约定支付的，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本息一次性支付，除承担约定利息外，同时借款人另行承担违约金，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准，按月利率2.50%的标准按月计算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5.协议自签字后生效（借款人泉辉公司盖章或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即可生效）。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8）沪0112民初33946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吴加展虽确认收到了林某的借款，但其认为借款人应为泉辉公司，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吴加展是否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第一，林某提供的三份《借条》显示，吴加展曾三次作为借款人向林某出具《借条》，载明其向林某借款200余万元的事实。上述《借条》上未加盖泉辉公司公章，亦未注明借款人系泉辉公司或借款用途为泉辉公司经营所需，虽林某交付的部分借款为直接支付至泉辉公司账户，但林某亦是根据吴加展的指示将借款交付至指定账户，并不能以此认定该债务即为公司债务。第二，2015年5月31日，林某与吴加展一方就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重新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借款协议》，该协议一式二份。其中，吴加展持有的《借款协议》显示，借款人为吴加展及泉辉公司（但并未加盖该公司公章），而林某持有的《借款协议》上手动将“借款人泉辉公司”更改为“担保人泉辉公司”，在吴加展否认的情况下，林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经过吴加展确认后对协议进行了更改，故该更改无效，应以吴加展提供的《借款协议》为准。结合前三份《借条》的内容，吴加展在借款人一栏内签名的行为，已经能够确认其系涉案借款当然的债务人。此外，吴加展虽以泉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借款协议》上“借款人泉辉公司”一栏内签名确认，但并未加盖公司公章，且林某在庭审中明确放弃对泉辉公司借款权利的主张，故即便涉案借款被认定为吴加展、泉辉公司的共同债务，林某作为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其中任一债务人清偿债务。综上，现林某主张吴加展系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二为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吴加展、黄某2称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其已用林文敏的房屋租金抵扣支付给林某2,758,402元，其已归还所有借款。但根据其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泉辉公司租赁给林文敏的房屋年租金为605,808元，租赁期限为2011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因吴加展、林某均在庭审中明确林文敏的房屋租金抵扣至2015年4月30日，故按照上述计算得出的抵扣金额为2,423,232元，与吴加展自述已支付2,758,402元并不相符。此外，《借款协议》系林某与吴加展就此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的重新结算，吴加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借款协议》的后果，其在《借款协议》上已确认双方原约定的月利率为2.50%，根据双方载明的借款期间，吴加展应支付的利息约为240万元左右，与应抵扣的租金金额大致相符，亦可以证实双方在《借款协议》中明确的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尚未归还，利息已经支付完毕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吴加展、黄某3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吴加展在《借款协议》上承诺于2015年6月1日起支付相应利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吴加展应按照该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林某总共交付给吴加展的借款为2,122,400元，经结算后确认吴加展尚欠200万元本金未还，现林某主张要求吴加展归还本金2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部分，《借款协议》约定的月利率2.50%过高，现林某自愿将利息调整为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林某撤回要求吴加展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黄某2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所涉债务发生于吴加展、黄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某2作为夫妻一方无证据能够证明债权人林某与债务人吴加展明确约定了为吴加展的个人债务，也无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况且在本案审理中，吴加展、黄某2均未举证证明该债务未取得夫妻合意，或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黄某2应对吴加展所负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之责。综上，一审法院判令：一、吴加展、黄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林某借款本金共计200万元；二、吴加展、黄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林某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上述判决作出后，吴加展、黄某2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7）沪01民终14645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又认定，2011年11月10日，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加展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林文敏下半年租金十七万元。经庭审质证，泉辉公司确认该收条由吴加展签字，但认为未收悉该款项。2014年7月10日，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加展自林文敏处领取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用途记载为房租；2014年7月30日，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加展自林文敏处领取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用途记载为房租。泉辉公司表示虽领取的支票，但两张支票均未予承兑。2015年8月28日，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加展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林文敏泉辉石材城4、5、6号车间租金，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金额3,494,100元，以上包括门面房。经庭审质证，泉辉公司确认该收条由吴加展签字，但认为系双方协商以租金抵扣借款时予以出具，但实际并未收悉该款项。在（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吴加展曾提出该抵扣方案，但林文敏一方拒不提交该份收条，导致吴加展在前案中认可至2015年4月30日前的租金予以抵扣，故才于本案中主张2015年5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的租金。原审还认定，泉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加展的妻弟黄某1于2013年1月14日与林文敏结算加工费40,365元，并签订《来料加工结算单》；黄某1于2013年12月9日与林文敏结算加工费41,700.96元，并签订《来料加工结算单》。经庭审质证，泉辉公司认为黄某1与林文敏间存在加工合作关系，但与泉辉公司无关。2012年2月13日，泉辉公司工作人员许某向林文敏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泉辉石材城吴展加工费扣除大板费用合计172,000元（2011年至2012年1月份结算单）。2014年1月3日，泉辉公司工作人员许某与林文敏结算加工费31,258元，并签订《来料加工结算单》。经庭审质证，泉辉公司对于《结算单》、《来料加工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虽与林文敏间存在加工合作关系，但加工费以泉辉公司存于林文敏处销售的大板费用予以抵扣，并未欠付林文敏加工款。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XX路XX弄XX号的厂房及宿舍达成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租赁期限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又依据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前三年泉辉公司按0.53元/平方米租给林文敏，后三年泉辉公司按0.583元/平房租给林文敏；生活区宿舍位于西面一层共十间，每间租金400元/月，共计48,000元/年。另上海XX有限公司、泉辉公司与林文敏于2016年8月26日达成《迁出协议》，约定林文敏之租金只需支付至2016年4月30日，水电费、押金、租金等另行按实结算。故林文敏实际应支付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共计五年的租金。现泉辉公司认为依据（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生效判决之认定，林文敏应支付的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的房租2,423,232元已抵扣了吴加展于《借款协议》中应付之利息，故租期内剩余租金717,772元林文敏应予以支付。而林文敏则认为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林文敏需先付后用，故应在2015年4月30日前支付2015-2016年度的租金，其于（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案件庭审中的意思实为以五年之租金予以抵扣。且双方履行过程中，用相应租金抵扣了泉辉公司欠付林文敏的加工费，及吴加展欠付林文敏哥哥的借款利息后，故林文敏已经支付了租期内的全部租金，吴加展也出具收条予以确认，故因租金已支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吴加展表述曾协商以五年的租金即至2016年4月30日止的租金冲抵借款本息，但林某之代理人（即林文敏之诉讼代理人）陈述租金抵扣至2015年4月，且抵扣的系借款利息。在（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也非常明确地表述林文敏的房屋租金抵扣至2015年4月30日，计算得出的抵扣金额为2,423,232元。而《借款协议》上已确认原约定的月利率为2.50%，根据载明的借款期间，吴加展应支付的利息约为240万元左右，与应抵扣的租金金额大致相符，故一审法院确认租金冲抵期间应至2015年4月30日止，对于林文敏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吴加展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林文敏泉辉石材城4、5、6号车间租金，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金额3,494,100元，以上包括门面房。按照该收条之记载，吴加展已明确收悉了租赁期间内的全部租金3,494,100元。就此，泉辉公司认为双方于2015年5月31日之前已达成以五年的租金予以抵扣借款，故出具该收条。所以在（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吴加展才提出系以五年的租金予以抵扣，但因林某、林文敏一方未能提供上述收条，才至前案中明确抵扣至2015年4月30日。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吴加展系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经商多年，其应明知出具结算凭证与出具收条的不同后果。若如泉辉公司陈述系以租金抵扣借款，吴加展完全可以在相应文字表述中予以记载明确。其次，泉辉公司于本案庭审中表述，以五年租金抵扣借款的合意于2015年5月31日之前已经达成，而五年的租金金额共计为3,494,100元。但林某与吴加展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1.自2011年5月7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借款人共向出借人借款200万元（本金贰佰万元已经交付，借款是以支票方式给付），约定利率月利率为2.50%，利息按月支付，先息后本；2.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借款本金200万元分文未还，利息已经支付完毕，支付方式均以林文敏应付借款人年租金抵偿借款利息等。根据载明的借款期间，吴加展应支付的利息约为240万元左右，租金金额与实际利息存在约100万元的差额，泉辉公司的该陈述显然与此后签订的协议完全不符。再次，《借款协议》于2015年5月31日已签订，早于收条形成之时间。在双方合意达成的《借款协议》中明确利息计算方式，同时确认利息已经支付完毕，吴加展应非常清楚已抵扣的需支付的利息金额为240万元左右。且该《借款协议》的签订，也可反映出双方在进行抵扣时，均是以明确的文字记载方式予以确认抵扣，而并非以出具收条的方式结算。在双方已经就租金予以抵扣结算，金额还予以固定的情况下，吴加展陈述于3个月后签订收条系用以抵扣借款，实与常理相悖且不符合双方之结算方式。复次，一审法院注意到，除却抵扣借款利息部分的租金外，林文敏还直接向吴加展支付过租金，2011年吴加展出具47万元的租金收条，2014年领取过支票20万元，且林文敏还为泉辉公司代加工产生了相应的加工费。虽泉辉公司否认了其中的17万元租金收条，也认为支票20万元未予承兑，但收条及支票均由吴加展本人签字确认，泉辉公司陈述的加工费以大板代销费用抵扣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双方间除抵扣的租金240万余元外，林文敏实际还另行向泉辉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费用。最后，依据《迁出协议》之约定，林文敏可获取的补偿合计1,098,615元，水电费、押金、租金等需另行按实结算，后林文敏收悉的补偿款共计943,778元，已经就相应欠费进行了结算。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吴加展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的收条，实为双方进行租金结算后予以出具，泉辉公司已收悉了租期内的全部租金，故泉辉公司要求林文敏支付租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判决：驳回泉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488.86元，由泉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判决作出后，吴加展、黄某2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7）沪01民终1464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106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吴加展、黄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林某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扣除吴加展已付的50万元）。原审引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泉辉公司主张其以为与林某间的借款本息已还清才出具《收条》，然林文敏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评述如下：首先，《收条》形成于《借款协议》之后，《借款协议》并未体现泉辉公司所述的本息还清或林某需再出借200万元的内容；而另案生效判决已明确林文敏的房屋租金抵扣至2015年5月31日，吴加展需归还借款本金及自2015年6月1日起的利息；其次，本案双方签订《迁出协议》时明确双方就终止履行租赁协议再无其他任何争议，而支付租金系租赁关系中承租人的主要义务，承租人若有欠租，双方在终止租赁关系时对于欠租未有提及和结算显与常理不合；再次，泉辉公司认可2015年8月28日的《收条》系其法定代表人吴加展出具，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形下，该收条应视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上诉人泉辉公司关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77.72元，由上诉人上海泉辉石材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蒋辉霞审判员 翟从海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金雯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