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6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一婷，女，1978年9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平，男，1977年11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欢成，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女，1968年11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颖达，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因与被上诉人李艳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5810号民事判决，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经审查认为本案不属其院管辖范围，故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沪74民终353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艳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基于相同的事实先后作出不同判决，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二、顾一婷无偿打理李艳的股票账户，与李艳之间并无收益分配与保底条款的口头约定，李艳对所主张的口头约定亦未举证证明；三、即便存在保底条款的约定，该条款无效也不导致双方委托合同整体无效；四、顾一婷受胁迫事实客观存在，案涉承诺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五、顾一婷并无恶意操作行为，股票账户的损失系正常市场风险与李艳提前终止委托自行处置股票所致。由此，顾一婷、刘红平主张一审判决的赔偿责任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李艳不接受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的上诉请求，辩称：一、顾一婷掌管其及案外人李某、丁某股票账户资金高达数百万元，以朋友关系无偿打理不符合常理；二、案涉承诺书真实有效，客观反映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顾一婷于签订后的几年内均未提出其签订时受到胁迫，也未就此报警与主张撤销；三、顾一婷作为受托人，未审慎管理资产，也曾在微信聊天中自认“股灾”中的不良表现；四、一审判决认定的责任比例公平合理。由此，李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顾一婷、刘红平支付180,000元及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中旬，李艳将自己的股票账户名和密码告知顾一婷。2016年9月中旬至2017年2月期间，李艳及顾一婷对于李艳的股票账户的账户名和密码均知晓。顾一婷对李艳的股票账户进行过股票买卖操作。李艳股票账户的《湘财证券上海金沙江路营业部对账单》显示，2016年8月18日，李艳向其股票账户内存入资金1,000,000元，账户内并无购入的股票。2016年11月4日，李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取20,000元。至2017年2月22日，李艳股票账户内的资金余额为547,709.90元，账户内有停牌的神思电子股票（代码300479）9700股，市值248,029元；2017年2月24日，李艳通过银证转账提取上述股票账户内的资金。李艳2016年11月22日的股票账户总资产与2017年2月22日账户的总资产差额为184,261.11元。2017年2月23日，顾一婷在位于其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对面的“XX”KTV包房内，且在其丈夫刘红平在场的情况下，向代表李艳、案外人丁某、案外人李某的案外人赵某（系丁某的配偶）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如下：1.李某账户亏损820,000元，李艳账户亏损180,000元，丁某账户亏损430,000元，总体亏损1,430,000元，目前账户内有300479及300392两个股票停牌，复牌后增加的市值将从本次支付的1,430,000元后，由丁某负责退回给顾一婷。2.以上亏损先由顾一婷全部承担，亏损总金额双方认定1,430,000元。支付后此事了结，无任何后续增加的亏损费用。3.以上三个账户亏损承担先由顾一婷支付。4.复牌后股票由丁某负责全权交易，一字涨停不操作卖出，保证市值盈利回升。回升市值的利润将作为弥补此次支付的亏损，以转账或现金方式退还给顾一婷，若后续复牌后再出现的亏损顾一婷不再承担，本次1,430,000元支付亏损后，已将损失由顾一婷全部承担完毕，不再增加任何支出，此事除增加利润退款顾一婷款项外，全部了结。5.2017年2月23日以上三个账户全部归李某、李艳、丁某全权管理，后续交还账后，顾一婷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及损失。李艳密码：XXXXXX（因密码涉及个人信息，在此隐去）李某密码：XXXXXX（因密码涉及个人信息，在此隐去）密码交出后，账户内股票明日由以上人员自行处理了结。6.以上损失款项最晚将在2017年2月27日将损失先付给丁某指定的账户，三个账户的亏损由丁某代收转交给以上两个亏损账户的本人。明日先支付最低200,000元。同日，李艳收回其股票账户。2017年2月24日、25日、26日以及2017年4月6日，顾一婷先后五次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泾派出所报警。其中，2017年2月24日的报警内容为：2017年2月24日17时20分许，顾一婷来所报案称，其于2017年2月24日凌晨1时30分许，其朋友赵某到其位于XX路XX弄XX号XX室家中，以顾一婷咨询股票，造成其亏本为由，要求顾一婷赔偿其损失总计1,430,000元。审理中，一审法院曾应李艳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申请前往中国电信部门查询本案涉案股票账户在顾一婷操作期间的IP地址所对应的物理位置，但因涉及电信信息机密，故对于在此期间李艳股票账户的具体操作人现无法查明。审理中，李艳当庭确认其在结识顾一婷前有过买卖股票的经历，知晓股市风险；顾一婷为李艳操作股票买卖期间，李艳未向顾一婷支付过任何报酬或费用；顾一婷在此期间亦无恶意操作的情形。双方均确认案外人赵某系受李艳委托于2017年2月23日要求顾一婷出具承诺书。顾一婷向公安机关报警之后支付了50,000元（现金20,000元，转账30,000元）给案外人丁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顾一婷出具的书面承诺的性质与效力问题。二是刘红平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顾一婷2017年2月23日出具的系争股票账户损失由其承担的书面承诺系对事前口头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事后确认。首先，虽然李艳与顾一婷之间未签署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李艳自认双方曾约定顾一婷保证本金及年化10%的收益，如有超额部分收益则李艳享有70%，顾一婷享有30%，如发生本金损失的，则由顾一婷自行承担。其次，从书面承诺的损失金额来看，该金额相当于李艳将股票账户交付给顾一婷时账户内总资产加上其存入的款项，扣除其取现的款项以及收回账户时账户总资产的差额，表明该书面承诺书是要求顾一婷在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终止时全额返还委托资产，意即要求顾一婷、刘红平承担委托理财期间的本金损失。再次，假如双方当初没有保底条款的口头约定，双方不可能在事后形成系争书面承诺。如此较大金额的委托理财，若纯属顾一婷所辩解的帮忙性质，而没有报酬与收益的分配以及风险分担的约定，不符合常理。最后，至于李艳所称系争书面承诺是对委托理财进行结算的主张，则缺乏事实依据。另从李艳的《湘财证券上海金沙江路营业部对账单》来看，李艳2016年11月22日的股票账户总资产与2017年2月22日账户的总资产差额为184,261.11元，该数字与顾一婷承诺承担的亏损金额存在差额，且顾一婷出具承诺书时，李艳并未到场，上述情形不符合正常结算的习惯。正因顾一婷2017年2月23日出具的系争股票账户损失由其承担的书面承诺具有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性质，而保底条款背离了民事交易的公平原则，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保底条款是委托理财合同的根本性条款，其无效导致整个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李艳系争股票账户的资产损失为184,261.11元，其在本案主张的损失本金为180,000元。鉴于保底条款系基于双方的口头约定，且李艳与顾一婷均掌握系争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无法查明顾一婷受托期间李艳股票账户内相关交易的具体操作人，也没有证据表明一方应比另一方承担更大的过错责任，故酌定双方承担同等过错责任，顾一婷应赔偿李艳损失本金90,000元。至于李艳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李艳主张的赔偿责任所依据的书面承诺的法律效力问题，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顾一婷在2017年2月24日、25日、26日以及2017年4月6日，先后五次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泾派出所报警，但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其在2017年2月23日出具书面承诺是存在胁迫的情形，因为如果其当时受到了胁迫，其完全有权拒绝出具这样的书面承诺，也完全可以在签署书面承诺后的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而不必等到次日17时20分许才报警，何况报警记录并未显示其有关受胁迫而出具承诺书的内容，更有甚者，顾一婷确认其在向公安机关报警之后还支付了50,000元（现金20,000元，转账30,000元）给案外人丁某。因此，顾一婷称其系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出具系争书面承诺的辩解意见，难以采信。关于焦点二。虽然顾一婷与刘红平系夫妻关系，但顾一婷接受李艳委托所从事的委托理财活动，金额较大，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李艳并未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顾一婷与刘红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顾一婷于2017年2月23日出具系争书面承诺时，刘红平虽在场，但并不能证明刘红平对系争债务追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刘红平既然在场且假如其对系争债务确认系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李艳所委托的案外人赵某就不可能不要求刘红平在承诺书上签字。事实上，刘红平审理中称其当时是出于对顾一婷安全的顾虑而陪同在场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顾一婷以建立QQ群的方式从事投资于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活动的委托理财活动，客观上难免影响家庭稳定与社会经济秩序，若将其相应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亦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并不值得倡导。因此，李艳要求刘红平对顾一婷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判决：一、顾一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艳经济损失90,000元；二、驳回李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李艳负担1,950元，顾一婷负担1,950元。二审中，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补充提供以下证据：照片打印件一张、视频光盘一张、“扫黑除恶”举报材料一份，欲以证明被上诉人李艳一方通过暴力讨债行为胁迫顾一婷签署案涉承诺书。李艳表示：一、照片上无时间、地点、人物信息，无法证明顾一婷主张的待证事实；二、视频形成时间（2017年4月6日）晚于承诺书签订时间（2017年2月23日），顾一婷在签订后的2017年2月27日曾自愿给付5万元，案外人赵某之后就顾一婷未继续履行的追讨行为不能证明顾一婷在承诺书时受到胁迫；三、举报材料仅是顾一婷的自述，不具有证明力。经查，一、照片上显示“骗子还钱”的张贴字样，未显示时间、地点、人物信息，故关联性难以认定；二、视频形成时间晚于承诺书签订时间一月有余，难以反推顾一婷在签署该承诺书时受到胁迫；三、举报材料记载内容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亦难证明上述待证事实。综上，本院对上述补充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顾一婷陈述：其职业为“私营企业财务”，通过案外人丁某认识被上诉人李艳。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承诺书，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虽主张顾一婷系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署，但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纳。且根据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可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故即便顾一婷、刘红平上述主张成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顾一婷曾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该承诺书。由此，本院认定顾一婷系按照其真实意思表示向被上诉人李艳等出具该承诺书。该承诺书中由受托人顾一婷承担损失的具有保底性质的条款，可以认定为是对双方建立委托理财关系之初口头约定内容的事后确认；顾一婷所作的保底承诺，亦应系与其并无特殊亲朋关系的李艳将大额资金委托其打理的重要原因。勿论顾一婷是否有偿受托，均应对受托财产的维护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众所周知，证券市场存有高风险、投资人不存在绝对只盈不亏情形。尽管该保底条款系双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对受托行为所设定的一种制约机制，但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部分投资风险，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失衡，违背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应属无效。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虽主张保底条款无效并不导致委托理财关系无效，但因保底条款属双方约定的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无效约定部分，故该条款无效将导致双方关于委托理财的整体约定均无效。就双方委托理财关系无效后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双方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承担合同无效后的相应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顾一婷、被上诉人李艳作为股票投资人，应当知晓股票交易存在较大风险，却约定保底条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委托理财关系，故对该委托理财关系无效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案情予以酌定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本案的其他争执，一审法院已详尽阐述并据以判决，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的上诉请求，难称得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顾一婷、刘红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佳审判员  宋贇审判员  徐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