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津0104民初3404号 原告：吴恩义，男，196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彪，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峰，1962年7月5日出生，男，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红医里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新城市花园1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朱晓晨，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爽，天津峰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恩义与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津0104民初843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吴恩义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津01民终95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民初8432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恩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彪、吴俊峰，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务费差额51417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务协议》，约定期限为半年，自2008年1月20日起至2008年7月31日止。工作内容：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保安工作岗位。劳动报酬：甲方以现金形式支付乙方劳务费，根据岗位不同，报酬不同，工资待遇以双方约定的工资待遇为准。周六、日及节假日加班费均含在内，以月平均方式记入月劳务费内发放。薪金约定：与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待遇。自协议期满后至今双方每年续订一次协议，除了日期和原告家庭地址有变化外，其他约定均无变化。原告自2008年2月主持被告公司督察部工作至今，职务一直为督察部正职主任。2014年之前，被告支付劳务报酬2500元/月，2004年8月至10月，被告支付劳务报酬4000元/月，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被告支付劳务报酬5000元/月。在2017年4月原告发现被告一直以来给原告发放的是被告公司部室副主任的待遇标准，没有按照原告所任职的公司部室正职主任的待遇标准支付薪酬待遇，被告一直未按原告理应享有的劳务报酬待遇标准足额支付。就此问题原告于2017年4月11日被告公司支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质疑，经会议核实，原告反映情况全部属实。会议决定自2017年4月1日起原告的劳务报酬待遇按正确标准7000元/月执行。但被告对之前少发的劳务报酬待遇未予解决。同时，原告自2015年6月22日起担任被告公司工会主席，被告未按照工会主席的劳务报酬待遇向原告支付薪酬。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原告与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待遇，但被告拒不支付。故成讼。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1.原告是军队转业自主择业人员，每月领取国家以及民政部门发放的保障金，原告来到被告公司任职也是签订的劳务协议，与被告形成的是劳务法律关系，其工资以及其他待遇都应当按照劳务协议的约定进行履行，在劳务协议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以双方认可的实发金额为准，且原告是在2008年1月入职被告处直到2018年7月31日双方最后一期劳务协议终止，中间长达近10年时间，原告也并未对其工资待遇及福利问题提出异议；2.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所以原告不应当适用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原告所主张的带薪年休假以及其他福利待遇不属于劳动合同的范围，不应当支付；3.关于原告提出的担任部长的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依据，差额的金额是由原告推算出来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金额，因此被告对于上述金额的标准不予认可。另，双方在劳务协议中签订的与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待遇，这项约定中与其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应当是他的工作内容，而并不是与其岗位所对应的职级，在本案中原告的组织关系以及人事档案关系没有转到被告公司，并不是被告公司的正式员工，因此他所任职的岗位不能够按照被告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的职级所应享受的待遇来对待；4.关于工会主席方面，被告公司认为原告在工会主席选任的程序和审批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以及违法违规的情况，因此原告任工会主席这一职务是属于无效的，因工会主席的选举应当经过上级单位党委的审查批准，原告仅仅是通过上级单位工会的批复，就担任了该职务，后来经上级单位的调查以后，对于当时进行批复的工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检查和相应的行政处理，并且认定原告工会主席选任的结果是无效的，因此原告作为工会主席的职务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原告的人事关系也不在被告处，本身也不具备作为工会主席的硬件条件，因此被告不应给予原告作为工会主席的待遇；5.原告的诉请从整体来讲，在2015年10月2日之前的诉讼请求都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关于原告的薪酬差额部分，被告认为原告并不是在2017年4月份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应当是在2008年就已经能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原告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故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自2008年1月20日开始签订《劳务协议》，约定：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薪金约定为与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待遇。用工期限为半年，自2008年1月20日至2008年7月31日止，工作内容为：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保安工作岗位，劳务报酬为：甲方以现金形式支付乙方劳务费，根据岗位不同、报酬不同、工资待遇以双方约定的工资待遇为准，后原被告又连续签订十份为期为一年的劳务协议，协议约定内容与第一份协议约定内容一致。最后一份劳务协议约定的用工期限到2018年7月31日为止。上述协议到期后，双方未再签订新的劳务协议。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7月31日，之后未再到岗上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告自2008年起担任被告处督察部部长直至离职。且自2015年6月起原告担任被告处工会主席，至原告离职时工会主席职务未被解除。 庭审中，原告自述其劳务费差额的计算方式为：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每月工资1500元，其同级别主管工资为每人每月2000元；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期间，原告每月工资1500月，其同级别主管工资为每人每月3000元；2013年2月至12月期间，原告每月工资1500元，其同级别主管工资为每人每月3500元；2014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每月工资1500元，其同级别主管工资为4000元；2014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原告每月工资1500元，同级别主管工资为4000元；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原告每月工资5000元，其同级别主管工资为7000元，以上差额共计78500元。另，2015年度同级别主管奖金为60000元，原告实发奖金30000元，主张奖金差额30000元。原告于2015年6月22日担任被告公司工会主席后，原告认为被告公司应当按照工会主席所对应的岗位职级向自己发放薪酬，享受公司副职待遇，参照2015年公司副职年薪为183321.3元，原告自2015年6月至12月应发副职年薪数额为106937.4元，扣除原告2015年6月至12月已发部长工资35000元及年终奖17500元，薪酬差额为54437.4元。2016年副职年薪总额为219985.6元，原告实发工资60000元及年终奖50000元，薪酬差额109985.6元。2017年副职年薪总额为306880.4元，原告实发工资及年终奖共计142000元，薪酬差额为164880.4元。另原告主张2011年至2015年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共计38616元、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车补共计36520元，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通讯费差额共计1240元。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请提交了其银行流水、劳务协议、被告公司2017年4月11日会议纪要、被告公司《关于吴恩义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被告公司《关于刘文杰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被告公司中层领导干部统计表、被告公司2014年6月18日会议纪要、被告公司2015年6月18日《关于安保公司工会增选委员选举主席结果的报告》、《泰平公司工会落实市委市政府2018年20项民心工程任务责任书》（2018年4月16日）、《天津住宅集团泰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会文件》、《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报销凭证、奖金发放表、2017年1月16日会议纪要、用款申请单、慰问金发放表、《安保公司年终奖励考核办法》、《安保公司各分公司2017年年终奖金考核完成情况表》、被告公司2018年2月14日会议纪要、《关于印发天津住宅集团泰平公司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义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电话费发放表和部分录音材料。 被告认为原告在原审中提到其自2011年1月至2014年4月每月实发工资为2500元，与本次庭审所述不一致，对原告所述的原告其他阶段工资标准未提异议。另，被告不认可原告所述的公司同级别主管工资标准及公司副职工资标准，就本院关于被告公司主管工资标准及公司副职工资标准的事实询问不予答复，认为与本案无关，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公司主管和副总的薪酬标准。被告认可原告所述的原告与公司副职之间的车补、通讯费差额。 另查，被告公司2017年4月11日的《中共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载明：原告自2008年2月主持公司督察部工作至今，其职务一直为督查部正职主任，2014年4月之前，公司为其支付工资2500元每月，2014年8月至10月，公司向其支付工资4000元每月，随着公司中层管理干部薪酬的普遍上调。自2014年11月至今，公司向其发放工资5000元每月，最近该同志发现公司自2014年11月向其发放的工资5000元每月实际享受的是公司部室副主任待遇标准，而其他部室政治主任享有的工资标准是7000元每月。在履职期间该同志无任何失误、过错，且工作任务繁重，管理经验丰富，工作业绩突出，并无扣发工资事由和依据，公司一直未按该同志理应享有的工资待遇标准足额支付，就此问题，吴恩义同志于今日会议上提出质疑，经会议核实，该同志反映问题情况全部属实。公司之前对该同志工资待遇标准上的错误应立即纠正，会议决定，自2017年4月1日起，吴恩义同志的工资标准按正确标准7000元每月执行。原被告均提供了该份会议纪要作为自己的证据，但被告认为该部分内容系原告自述记录在会议纪要中。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诉请主张的劳务费差额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原告担任督察部主任阶段与其他部室正职之间的待遇差额，第二部分为原告自2015年6月兼任被告公司工会主席后与企业副职之间的待遇差额。故本案争议焦点应为一、原告主张的在2015年6月以前的与被告其他部室正职之间的工资差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工会主席的身份及待遇标准。 关于原告2015年6月份前担任督察部主任阶段的待遇标准，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劳务关系，应根据劳务合同的约定确定权利义务。双方劳务协议中关于薪金一节的约定为“与所任职务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待遇”，而协议中对原告的职务岗位及薪酬标准均未明确，故在双方劳务协议中对原告的具体薪酬待遇实系约定不明。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报酬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虽未就报酬标准达成补充协议，但双方均认可原告自入职后一直担任被告处督察部部长直至离职，原告按照督察部部长同级别的其他部门正职工资标准主张其薪酬待遇并非没有依据。且被告公司2017年4月11日的《中共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载明：被告公司一直未按该同志理应享有的工资待遇标准足额支付，公司之前对原告工资待遇标准上的错误应立即纠正。本院认为，该会议纪要系被告对事实的自认，本院不持异议。因被告公司已认可未按原告理应享有的工资待遇标准足额支付，且予以纠正后是按照其他部室正职主任享有的工资标准支付，故原告主张其之前的与部室正职之间的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诉讼时效问题，因会议纪要中载明原告是近期才发现其与其他公司部室主任之间的待遇差别，被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早已明知原告与其他部室主任之间的工资差额，故被告主张的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2015年6月前具体的劳务费差额，虽然原告提交的工资表、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每月工资构成及应发工资金额，但考虑到被告公司2017年4月11日会议纪要中载明了“原告2014年4月之前，公司为其支付工资2500元每月，2014年8月至10月，公司向其支付工资为4000元每月，自2014年11月至今，公司向原告每月发放工资5000元每月，自2017年4月起，原告工资标准为7000元每月”。原告亦在会议纪要中签字确认，故本院认定原告的每月已发工资情况以该会议纪要为依据。而关于被告公司其他部室正职此阶段的工资标准，本应由被告公司掌握并提供，但被告公司拒不向本院提供，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所陈述的其他部室正职的工资标准予以采信。被告应当补发原告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期间工资差额6000元（500元每月*12个月）、2013年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工资差额11000元（1000元每月*11个月）、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期间工资差额6000元（1500每月*4个月）、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工资差额14000元（2000元每月*7个月），以上共计37000元。以上差额37000元，被告应向原告补发。 关于原告主张的2015年年终奖差额，本院认为因被告已在会议纪要中认可被告公司一直未按该同志理应享有的工资待遇标准足额支付，公司之前对原告工资待遇标准上的错误应立即纠正。故原告主张年终奖与其他部室主任相同并无不妥，被告未提交其他部室主任的年终奖标准，从原告方提交的《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年终奖金发放表》显示另两名部室主管的2015年年终奖标准为60000元，原告为30000元，因原告在2015年上半年担任部室主管，被告应向原告补发相应差额15000元。 关于原告主张其在2015年6月22日被认定为企业工会主席之后应享有的企业副职待遇。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开始担任被告处工会主席的时间是2015年6月。根据原告提交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工会主席证书及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显示，原告确于2015年被任命为被告公司的工会主席。现被告虽提出原告的工会主席选任程序存在违规，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的工会主席身份已被撤销，故对原告的工会主席身份本院予以采信。 而依据《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由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在充分听取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提名。工会主席按企业党政同级副职级条件配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由会员民主推荐，报上一级工会同意提名；也可以由上级工会推荐产生。已建党组织的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须经党组织审核。工会主席享受企业行政副职待遇……说明按照工会相关规定，由企业副职担任工会主席属于惯例。被告自述为国有控股企业，更应严格执行工会相关规定。原告任职被告工会主席期间，虽然并未被任命为被告公司副职，但是原告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一直正常履行工会主席的职责，按照企业副职待遇主张薪酬标准并无不妥，被告未严格依照工会相关规章制度实施管理，应当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应自2015年7月起补发原告担任工会主席期间与企业副职之间的待遇差额。 □□原告主张被告企业副总实施年薪制，并为此提交了曾任被告企业副总的案外人黄瑞珍（2016年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任职）的证人证言和银行流水，黄瑞珍所述的被告公司年薪计算方式与其本人实发工资情况基本相符，且其工资流水显示被告副总工资标准确实高于原告实发工资。因被告公司拒不向本院提供其企业副职薪酬标准，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只能依据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估算被告企业副职年薪情况。依据原告所提供的证人黄瑞珍工资流水和证人证言，本院综合估算原告2015年7月至12月期间年薪差额为46000元、2016年年薪差额为100000元、2017年年薪差额为138000元，以上共计284000元，被告应予补发原告。 关于原告主张的与企业副职之间的通讯费与车补差额，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共天津住宅集团泰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委员会文件》（住平党办【2017】1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显示的车补、通讯费标准，被告应补发原告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车补19920元（1660元乘以12个月）、通讯费差额480元（40元乘以12个月），之前的差额因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2017年12月之后的差额部分原告本案中未主张，本案不予涉及。 关于原告主张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本院认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根据劳动法和公务员法制定本条例。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劳动关系，不具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中的相应身份，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协议中也没有对带薪年休假的约定，故原告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吴恩义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劳务费差额共计356400元； 二、驳回原告吴恩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484元，由原告吴恩义负担2584元，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锦辉 审 判 员  李 颖 人民陪审员  李 英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珣 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报酬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宣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一、上诉权的行使。当事人不服我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权在判决、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逾期不上诉，我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上诉期内，将上诉状正、副本递交本院，并按照相关规定预交上诉费用。未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经对方当事人申请，该案件即有可能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 二、申请再审权的行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我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三、主动履行。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可与主审法官联系主动履行事宜。 四、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人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