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11民初2158号 原告：高某1，男，195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系高某1之子），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原告：张某1，女，193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北区。 原告：张某2，男，196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北区。 原告：张某3，男，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张某4，男，195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彦，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张某5，男，195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张某6，女，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被告：张某7，女，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高某2，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高某3，女，196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张某8，女，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伦，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芳，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与被告张某4、张某5、杨依雅、张某6、张某7、高某2、高某3、张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经查，被告杨依雅已于2003年8月8日因死亡而注销户口。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2、张某3、原告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及原告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被告张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彦，被告张某8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伦、钟丽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5、张某6、张某7、高某2、高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其四人为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因征收取得征收安置权益的共有权人，高某1占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张某1、张某2、张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份额；2.判令张某4、张某5、张某6、张某7、高某2、高某3、张某8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张燕年、薛玉枝生前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张明光、次子张荫浦、女儿张浦玉。薛玉枝于1968年去世，张燕年于1972年去世后遗留有祖宅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张明光、张荫浦、张浦玉系该房屋合法继承人。长子张明光与配偶张某1共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女儿张某8。张明光于2012年4月30日去世。女儿张浦玉与配偶高依香共生育二子一女即长子高某1、次子高某2、女儿高某3。高依香于1979年8月8日去世，张浦玉于2014年12月18日去世。张浦玉与高依香的继承人均同意由高某1一人继承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张明光的各继承人均同意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各继承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十二分之一份额。另，过溪17号房屋与16号房屋属于同一标的。2017年讼争房屋遇政府征收，张荫浦的继承人张某5、张某4在隐瞒欺骗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单独领取讼争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权益，且其四人对张某5、张某4单独与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并不知情，在得知祖屋被政府征收情况后才返回祖屋查看，现房屋已被征收部门拆除。其四人向张某4、张某5等人主张权利，均被拒绝。为此，其四人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张某4辩称，1.其依法享有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房屋（以下简称过溪1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及所有权，进而享有讼争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权利，与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无关。过溪1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由其、张某5及张荫浦享有，并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予以确认。其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榕郊集建（1992）字第XXX号，依法确认其享有的用地面积为135.8平方米；张某5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榕郊集建（1992）字第XXX号，依法确认张某5享有的用地面积为163.5平方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公定力及执行力，且根据“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原则，相应土地上的房屋由该土地的使用权人所有，即过溪16号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张某4与张某5所有，而由此产生的征收安置补偿权利亦由张某4与张某5所有，故张某4与张某5有权对相应权利进行处分，即将部分征收补偿权益由张某7以杨依雅的名义签订，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无权干涉。2.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主张对过溪16号房屋享有继承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地籍档案中土地权属来源于祖传产业，是指张某4、张某5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源于父亲张荫浦，也是张荫浦一家协商一致后的分配，与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无关。3.在其提供的证据《公示》中，可以看出其的房屋面积中122.53平方米是在2006年至2012年间建设的，显然与祖屋毫无关系，该部分的征收补偿权利更是与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无关。4.高某1此前也居住在，应知悉村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征收的事宜，高某1所有的坐落在该村的房屋也列入同期征收范围，但高某1在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和征收公示时均未提出异议，由此可以看出高某1是知道自身对过溪16号房屋不享有权利，本案系高某1等人合谋的恶意诉讼。5.高某1之母张浦玉并非张燕年的继承人，高某1无权继承张燕年的财产。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提供的关于高某1之母张浦玉的相关证明是村委会开具的，村委会并非户籍管理机关，无权出具户籍与身份信息的证明，且村委会现任工作人员不可能了解1933年的村里人口的抱养情况，亦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档案信息作为依据，该证明的真实性存在严重的瑕疵，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提供的族谱及职工登记表中，也没有体现张燕年家庭成员中有张浦玉这个人。鉴此，本案中没有证据能证明张浦玉是张燕年的养女及继承人，因此高某1作为张浦玉的儿子，同理也无权继承张燕年的财产。6.张某4所签订的征收补偿权益主要是来自于过溪16号房屋，且张某5地址也是在，而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所主张的祖屋是泉头村过溪17号房屋，属于不同地址，与张某4的房屋并不是同一处，故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亦无权主张张某4对过溪16号房屋而签订的征收补偿权益。综上所述，张某4依法享有过溪16号房屋征收补偿权益，与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无关，请求驳回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 张某8辩称，1.其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张燕年、薛玉枝生前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张明光、次子张荫浦、女儿张浦玉。薛玉枝于1968年去世，张燕年于1972年去世后遗留有祖宅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以下简称过溪17号房屋）。张明光、张荫浦、张浦玉系该房屋合法继承人。长子张明光与配偶张某1共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女儿张某8。张明光于2012年4月30日去世。张某8作为张明光的法定继承人，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2.过溪16号房屋和17号房屋是同一户。张某4未就老宅办过任何房屋权属证明，故上述房屋的征收补偿权利是根据房屋的总面积以及建设的时间来确定的，并非根据土地使用权的面积来确定。1992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张某4、张某5在张某8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瞒张某8去申请的。因此，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是源于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财产，并非张某4、张某5的自有财产。3.张明光依法继承张燕年与薛玉枝三分之一祖遗财产份额。张明光去世后，其继承人为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女儿张某8、配偶张某1，因此其享有其父亲张明光财产四分之一的继承份额，故其依法享有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十二分之一份额。 张某5、张某6、张某7、高某2、高某3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张燕年与薛玉枝系福州市晋安区村民。张燕年于1982年因死亡注销户口，薛玉枝于1968年先于张燕年死亡。张燕年的原户籍地址为过溪17号。张燕年与配偶薛玉枝生前共生育两子，即长子张明光、次子张荫浦，并收养一女张浦玉；张明光（曾用名张荫魁、张英魁）于2012年4月30日死亡，其生前与配偶张某1共生育一女两子，即女儿张某8、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张荫浦于1998年4月21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杨依雅于2003年8月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张荫浦与配偶杨依雅生前共育有两子两女，即长女张某6、长子张某4、次子张某5、次女张某7；张浦玉于2014年12月1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配偶高依香（又名高家响）于1979年8月死亡。张浦玉与高依香生前共育有两子一女，即长子高某1、长女高某3、次子高某2。 2017年5月5日，张某4作为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432.45ｍ2，其中1984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为309.92ｍ2，2006年至2012年间的建成的建筑面积为122.53ｍ2，上述三方均在该协议书下方盖章签字确认；同日，张某4与案外人张杰、陈裔杰签订一份《分割书》，内容载明兹有晋安区过溪17号老宅，其中共有总建筑面积53.66平方米，张某4分得其中13.42平方米，福州市晋安区泉头农场泉头村在分割书下方盖章确认。2017年5月21日，杨依雅作为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92.39ｍ2，其中于1984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为83.57ｍ2，于1984年至2004年间建成的建筑面积为12.6ｍ2，张某7作为杨依雅代理人在上述协议书下方签字捺印，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亦在该协议下方盖章确认。 另查，张某4于1992年12月15日取得榕郊集建（1992）字第X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135.8ｍ2，共有使用权面积为200.5ｍ2；张某5于1992年12月15日取得榕郊集建（1992）字第X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163.5ｍ2，共有使用权面积为200.5ｍ2，上述两本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应的地籍档案中的“土地权属来源”一栏均记载为祖传产业，且在“地上物权属”一栏中均记载为本户。其对应的地籍档案中的土地权属来源记载为祖传。 再查，2019年4月10日，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开具一份证明，载明“本村村民张燕年、薛玉枝夫妇生前共（养）二子一女。长子张明光（身份证号码：3606211925××××××××）；次子张荫浦。女儿张浦玉（身份证号码：3501111932××××××××）（系张燕年、薛玉梅于1933年抱养做养女”；2019年8月6日，高某1向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书写一份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需向新店派出所查询张燕年、薛玉枝、张浦玉的家庭关系情况。同日，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在该申请书右下方书写载有因张燕年、薛玉枝与张浦玉之间关系的户籍信息，年代久远无法查询，通过走访泉头村老人郑珠英、陈翼翔等四人，该四位村民称张浦玉系张燕年与薛玉枝之养女，具体情况以作该证明单位进一步核实。该申请书左下方由上述四位村民签字确认，同时，该村民委员会亦在该申请书左下方签字确认。 2018年6月12日，高某3、林昌旺及高某2、陈淑珍均书面出具一份《放弃继承权申明书》，载明其四人均放弃继承过溪17号房产，并同意由高某1继承。 庭后，经询问，张某4、张某5、张某6、张某7确认以张某4名义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所征收拆除的房屋系过溪16号，亦即过溪17号的房屋，同时确认针对上述地址的房屋只签订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即以张某4及杨依雅的名义签订；同时张某6、张某7亦在庭后确认张浦玉系其两人姑姑。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对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张浦玉是否系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即高某1、高某3、高某2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是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是否有权主张以张某4及杨依雅作为被征收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项下征收补偿权益。首先，对于张浦玉的身份情况，张某4辩称张浦玉不是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反驳，且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在调查后亦在高某1书写的申请书上盖章说明，同时，福州市晋安区民委员会作为证明单位亦在申请书上盖章确认，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本院采用高某1提供的证据，认定张浦玉是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故对张某4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张某4虽在庭后承认以张某4、杨依雅名义所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书》系过溪16号（亦即17号）的房屋，但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张某4、张某5所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效力，且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等人申请调取的《地籍档案》中张某4、张某5等人所申请土地证材料中地籍调查表一页中“地上物权属”一栏均记载本户即归张某4与张某5所有。故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张某8辩称其取得十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权益，亦因证据不足而不予采信。张某5、张某6、张某7、高某2、高某3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金 人民陪审员 张 辉 人民陪审员 邱必敏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林晶 书记员陈诗绮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