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68733号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贺劲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星尹，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杨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超虎，上海达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捷润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被告捷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超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捷润公司对借款人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人民币2,353,943.94元、利息67,336.70元，截至2019年5月20日的罚息345,467.90元、复利11,098.62元、律师费60,000元、仲裁费73,853元，以及自2019年5月21日至上述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及复利(按照《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捷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30日，原告下属的上海五牛城支行与被告捷润公司签订了《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开展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由原告下属的上海五牛城支行为在被告捷润公司店内购买车辆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信贷额度为600万元，且被告捷润公司提供阶段性保证自发放贷款起至被告捷润公司将放款所需抵押登记资料转交原告下属的上海五牛城支行止的阶段性保证。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原告下属的上海五牛城支行所在地法院(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5月20日，原告与被告捷润公司签订了《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之补充协议》，对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予以承接，同时将阶段性保证项下的信贷额度变更为3,500万元，且同意在收到加盖被告捷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首付款证明或正式购车发票、借款人购买的保险保单后，即可将相应购车款划转至被告捷润公司。被告捷润公司应在车辆上牌后5个工作日内将抵押登记所需资料移交给原告(最迟应在收到原告划转的车辆贷款金额起的90个日历日内将放款所需抵押登记所需资料移交给原告)。若被告捷润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履行各项义务，被告捷润公司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一切风险和损失，并按贷款实际天数向原告退还全部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在上述业务合作过程中，原告分别与借款人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签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各一份，并按照约定，在收到被告捷润公司提供的相关贷款的正式购车发票和借款人购买的保险保单后，分别向借款人所指定的被告捷润公司账户发放了相应金额的贷款。但借款人皆未按约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捷润公司也未按约在90个日历日内将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所需资料交付原告。截至目前，上述6笔贷款的履行情况如下：1、2017年10月11日，原告与借款人范为浩签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394,000元，贷款利率9.98%。借款人范为浩逾期或未按约定归还借款的，自违约之日起，原告按照本合同借款利率的150%对违约本金加收罚息；自利息发生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本合同借款利率的150%对逾期利息按日计收复利。原告于2017年10月26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3月1日出具(2018)穗仲案字第5856号《裁决书》。后原告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于2018年10月23日出具(2018)皖12执454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2、2017年9月27日，原告与借款人顾斌斌签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660,100元，贷款利率8.36%，其他约定同上。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8月7日出具(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4号《裁决书》。后原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于2019年2月26日出具(2018)沪02执902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3、2017年10月30日，原告与借款人李传伟签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394,000元，贷款利率8.6%，其他约定同上。原告于2017年10月31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5号《裁决书》。后原告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4、2017年10月26日，原告与借款人宋磊签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394,000元，贷款利率8.6%，其他约定同上。原告于2017年10月30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9号《裁决书》。后原告向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2018)鲁11执354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5、2017年9月28日，原告与借款人王胜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379,350元，贷款利率9.98%，其他约定同上。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30号《裁决书》。后原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于2019年2月26日出具(2018)沪02执903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6、2017年10月23日，原告与借款人朱浩勇订了《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260,400元，贷款利率8.36%，其他约定同上。原告于2017年10月27日发放了本笔贷款。后因借款人违约，原告依约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8年8月3日出具(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31号《裁决书》。后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出具(2018)沪01执1234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以上6笔贷款拖欠本金合计2,353,943.94元、利息合计67,336.70元，截至2019年5月20日的罚息合计345,467.90元、复利合计11,098.62元，律师费损失合计60,000元、仲裁费损失合计73,853元。原告认为被告捷润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根据《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协议》、《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被告捷润公司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一切风险和损失。综上所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民事诉讼。被告捷润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被告捷润公司与案外人是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已过，被告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债权人怠于要求借款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抵押权未设立，故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从交易目的及流程看，让担保人承担转交放款所需抵押车辆及登记材料的义务，明显有失公平。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协议》及《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之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捷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据2.《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个人借款凭证(借据)、购车发票、保单、放款凭证、《个人贷款逾期情况说明》、《聘请律师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进款回单、《律师函》及邮寄凭证各6套，证明原告与借款人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合同履行情况；证据3.《裁定书》、《执行裁定书》各6套，证明原告对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享有的债权已经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并已就债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可执行的财产线索，人民法院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告债权未获清偿。被告捷润公司就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系银行提供的格式条款，针对抵押登记所需材料移交给原告前一切风险均由被告承担，银行没有进行告知，属于明显加重被告的义务，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对合作协议没有主体资格；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在担保期间，原告仅仅是向借款人申请仲裁、催收，原告没有向被告进行有效催收，故担保期限已过；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因原告怠于要求借款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且在仲裁过程中，原告没有及时采取诉前和诉中财产保全，对原告债权未获清偿，原告方有过错。为证明其抗辩意见，被告捷润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利息计算表，证明王胜的所有利息、逾期利息、律师费、仲裁费之和高于借款本金的年利率24%，其他人的金额没有超过；证据2.案件情况说明，证明从借款人逾期及逾期时间，原告催收的时间，包括仲裁执行时间，说明原告在担保期间内未能及时向被告主张担保责任，被告的担保期限已过。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计算基数有误，律师费、仲裁费不应加入，本案是金融借款而非民间借贷，不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对证据2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与本案借款人签订的抵押及借款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并没有仲裁条款，原告与案涉借款人仲裁纠纷中不能一并将被告列为被申请人。根据原告提交的六份裁定书，各法院已明确各借款人名下均无财产，保全基于可供或确实存在的财产，原告客观上没有可向法院申请保全的财产线索。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30日，原告下属的上海五牛城支行(甲方)与被告捷润公司(乙方)签订了《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上海五牛城支行为在被告捷润公司店内购买车辆的客户提供消费信贷服务，信贷额度为600万元。《合作协议》第三条第4款“贷款发放方式”约定该协议适用“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的放款模式，阶段性保证额度为600万元，甲方同意在乙方的阶段性保证额度内在收到乙方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借款人首付款证明、指标确认书(如有)及借款人购买的保险保单的传真件后，即可将相应购车款划转至乙方；乙方承诺在甲方放款起5个工作日内，收集齐本条第4.1款所述资料后转交甲方；否则甲方有权在乙方于甲方开立的任何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及/或从向乙方支付的后续款项中扣减相应金额，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损失。同时该条款还约定：阶段性保证是指借款人在通过甲方的贷款审批后，乙方向甲方转交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前如需获得贷款资金，乙方承担自甲方发放贷款时起至甲方收到乙方转交的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时止的期间内发生的一切风险及损失，即乙方的阶段性保证责任从甲方发放贷款时生效，至乙方将甲方办理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转交至甲方时终止。2014年5月2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捷润公司(乙方)签订了《中信银行特约经销商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合作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乙方的阶段性保证额度变更为3,500万元；若双方在《合作协议》项下约定的放款模式为4.2款“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的，则甲方同意在乙方的阶段性保证额度内，在收到乙方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借款人首付款证明或正式购车发票、借款人购买的保险保单后，即可将相应购车款划转至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划转的车辆贷款金额起5日内将车辆释放给购车客户，并在车辆上牌后5个工作日内将抵押资料交至甲方(尽管有前述规定，但乙方最迟应在收到甲方划转的车辆贷款金额起90个日历日内将抵押登记所需材料交至甲方)，若乙方未按前述约定履行各项义务的，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风险和损失，并按贷款实际天数向甲方退还全部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补充协议》还约定：本协议是《合作协议》的重要补充，与《合作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协议与《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以本协议为准，其他事项仍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执行。在上述业务合作期间，原告于2017年10月11日与借款人范为浩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于2017年9月27日与借款人顾斌斌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于2017年10月30日与借款人李传伟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于2017年10月26日与借款人宋磊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于2017年9月28日与借款人王胜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于2017年10月23日与借款人朱浩勇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上述《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签订后，被告捷润公司向原告提供了相关贷款的正式购车发票和借款人购买的保险保单，原告向借款人所指定的被告捷润公司账户发放了相应金额的贷款。贷款发放后，上述借款人皆未按约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捷润公司也未按约在90个日历日内将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所需资料交付原告。原告就上述六笔金融借款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就借款人为范为浩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1日作出(2018)穗仲案字第585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394,000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7年12月26日的利息为7,415.80元、罚息为196.45元、复利为66.80元；自2017年12月27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12,494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就借款人为顾斌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4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610,836.06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8年5月27日的利息为187,83.44元、罚息为1,738.28元、复利为425.38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15,868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就借款人为李传伟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5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359,763.18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8年5月27日的利息为7,259.95元、罚息为339.89元、复利为79.07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11,769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就借款人为宋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2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374,666.57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8年5月27日的利息为12,558.88元、罚息为1，043.67元、复利为291.78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12,211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就借款人为王胜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3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361,110.32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8年5月27日的利息为16,719.93元、罚息为1,731.52元、复利为573.25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12,033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就借款人为朱浩勇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穗仲网案字第1383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253,567.81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8年5月27日的利息为4,598.70元、罚息为1,093.51元、复利为142.31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本案仲裁费9,478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原告就上述六份裁决书分别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均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了执行程序。另查明，2018年9月28日，原告诉被告捷润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15民初7858号判决，后经二审，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沪74民终9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两审案件查明：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月2日，原、被告双方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就“已放款客户未抵押客户催收”事宜进行沟通。原告在2017年11月23日邮件中称：“……店面金融贷款部从2017年8月12日到11月21日无任何客户抵押资料交接银行，前期店面金融贷款部一直有贷款客户抵押资料陆续交接我行……”。2017年11月24日，被告回复的电子邮件称：“……我司对于2017年7月以来交车的51位中信银行金融按揭的客户进行了排摸、梳理以及电话回访，除了客户周东涛、程香梅明确已上牌，并明确会配合我司提供抵押资料外，其中有21个客户没有联系上，另有18个客户明确目前还没上牌，剩余10个客户均以各种理由回避我们的回访……我司将积极协助贵行进行取证工作，同时对于抵押材料进行催收……。”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涉案《合作协议》“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第二，被告捷润公司就借款人未能偿还的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是否应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首先，关于被告捷润公司辩称涉案《合作协议》“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条款系银行提供的格式条款，对此原告没有进行告知，属于明显加重被告的义务，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涉案的《合作协议》“4、贷款发放方式”项下，有“4.1乙方未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及“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本协议使用第---条款的放款方式”下划线处为空白，但双方在下方“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处手写了“甲方给予乙方的阶段性保证额度为600万元……”。庭审中被告捷润公司从未对该条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认定，《合作协议》选择适用“乙方(被告捷润公司)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的放款模式。涉案《合作协议》系原被告经过各自商业判断后协商签订的，针对贷款发放方式被告有选择权，且该条款项下的保证额度为600万元系双方特别约定，故被告关于“4.2乙方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系格式条款，原告没有进行告知应为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原告与被告捷润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合作协议》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牛城支行与被告签署，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牛城支行系原告的下属分支机构，两者具有主体上的同一性。且《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补充协议》系《合作协议》的重要补充，与《合作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与《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以《补充协议》为准，其他事项仍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执行。故《合作协议》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原告主张被告捷润公司应当就借款人未能偿还的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被告认为涉案《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对保证期间未约定，连带责任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本案被告的保证期间已过，且原告在办妥抵押前先行发放贷款，应自担风险。本院认为，《合作协议》“4、贷款发放方式”项下约定：“阶段性保证是指借款人在通过甲方(原告下属上海五牛城支行)的贷款审批后，乙方向甲方转交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前如需获得贷款资金，乙方承担自甲方发放贷款时起至甲方收到乙方转交的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时止的期间内发生的一切风险及损失，即乙方的阶段性保证责任从甲方发放贷款时生效，至乙方将甲方办理放款所需车辆抵押登记资料转交至甲方时终止。”现涉案借款中被告捷润公司及涉案六笔借款的借款人均未提供用于办理抵押登记的资料，由于原告未收到抵押资料，故被告阶段性保证责任终止的条件没有成就。从内容上分析，《合作协议》约定的放款模式为“乙方(被告捷润公司)提供阶段性保证下的放款”，即被告捷润公司应当对涉案贷款提供阶段性保证责任，该保证条款中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推定为连带保证。保证范围为因被告捷润公司未向原告交付抵押资料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及损失。而《补充协议》对阶段性保证条款进一步约定，提高了被告捷润公司的阶段性保证额度、增加了提交抵押资料的最晚期限并进一步明确了保证范围的相关内容。以上补充条款进一步明确了本案中被告捷润公司负有的阶段性保证责任。现被告捷润公司对未提交涉案贷款抵押资料的事实没有异议，故依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相关约定，被告应当就涉案六笔贷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按实际天数计算的涉案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现原告对涉案借款人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的六笔债权已经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书予以确认，并经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执行终结。故原告以六份裁决书确认的债权金额要求被告捷润公司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认为“原告怠于要求借款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且在仲裁中原告怠于采取保全措施，应视为债权人放弃抵押车辆的行为，故被告在原告放弃的债权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系原、被告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约定了被告捷润公司对原告放款后至收到抵押材料期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负有阶段性保证责任。从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分析，原、被告间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保证相关汽车消费贷款的安全，由汽车经销商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系原告控制该类消费贷款风险的重要途径。虽然《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亦约定了借款人提交抵押材料的义务。但从合同目的的角度来讲，《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并不能视为对被告捷润公司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的免除。此外，从合同相对性角度分析，并无在案证据证明涉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失效，故被告捷润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依约应当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另，从原、被告双方的合作惯例来看，自原、被告双方的来往邮件可知，在涉案借款发生前双方的合作中，被告捷润公司均会将办理车辆抵押登记的资料交给原告。综上，无论是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合作协议还是双方间的合作惯例，被告捷润公司在收到原告的贷款后均应将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所需的资料交给原告。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放弃抵押物的意思表示，故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现涉案借款中被告捷润公司及涉案五笔借款的借款人均未提供用于办理抵押登记的资料，被告捷润公司需根据涉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关于被告认为“原告就对借款人王胜的主张的债权高于借款本金的年利率24%”的抗辩意见，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原告与借款人王胜签订《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贷款金额379,350元，贷款利率9.98%，借款人未按约定归还借款的，自违约之日起，原告按照合同借款利率的150%对违约本金加收罚息；自利息发生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本合同借款利率的150%对逾期利息按日计收复利。现原告对涉案借款人王胜的债权已经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书予以确认，并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执行终结。涉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保证范围为因被告捷润公司未向原告交付抵押资料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及损失。被告捷润公司认为律师费、仲裁费属于其他费用应与罚息、复利合并计算，从而总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主张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借款人范为浩、顾斌斌、李传伟、宋磊、王胜、朱浩勇欠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借款本金2,353,943.94元、利息67,336.70元、截至2019年5月20日的罚息345,467.90元、复利11,098.62元、律师费60,000元、仲裁费73,853元及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上述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及复利(按照涉案《中信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93.60元，减半收取计15,046.80元,由被告上海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员 姜 岚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辉筱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