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2401民初2847号 原告：孙延斌，男，1956年11月8日出生，住延吉市。 被告：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洪塘镇。 法定代表人：陈文铝，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志强，吉林权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进喜，男，1971年3月8日出生，住龙井市。 原告孙延斌与被告厦门市同安特泉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第三人赵进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5）延民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被告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不服，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7）吉24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本院（2015）延民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吉240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原告孙延斌不服，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吉24民终25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本院（2018）吉240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延斌，被告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志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赵进喜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延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赔偿利润损失508002.63元（500890元×利率101.42%）、预期利润损失152130元（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预期利润损失25000元/月×6个月×101.42%）、房屋租金损失13800元、广告费损失152205元（304410元÷2），共计826137.63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2月8日，孙延斌、王庆英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签订《“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地区总经销合同》，约定赋予孙延斌延边地区总经销资格，代理区域为延边八个县市。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也对孙延斌进行了延边地区总经销资格的授权。孙延斌获取了总经销资格后，做了大量广告宣传，在延边地区打开台湾高粱酒的市场。同时，精心布置店面，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后孙延斌与赵进喜签订《“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书》，约定赵进喜不得窜货。在合同和授权均有效期间，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背着孙延斌给赵进喜等其他商家供货、提供委托书，导致孙延斌的市场份额被抢占，侵犯了孙延斌在延边地区的总经销权。2014年10月开始，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停止给孙延斌供货，导致孙延斌不能经营，造成各项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要求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合同及相关材料中未约定具体的损失计算方式和标准，故主张按照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项目和金额。 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辩称：1.二审法院已经就该案作出两次裁定，裁定理由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依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二审法院裁定错误，故重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应由二审法院撤销（2017）吉24民终1343号民事裁定，并由二审法院作出判决或裁定。2.合同相对人是案外人王庆英，酒类销售也是以延吉市宝岛酒业经销部的名义销售，故孙延斌主体不适格。3.孙延斌已经就同一事实向赵进喜主张过权利，现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孙延斌再诉属于一事二诉。4.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同安特泉酒业公司销售的金门大顺工艺品牌酒与孙延斌销售的中华老字号酒分出两个不同的系列。5.孙延斌混淆总代理及总经销的概念，并且延吉宝岛酒类经销部已经降为一般代理商。6.孙延斌主张的赔偿金额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违约金高于法定的具体数额。综上，请求驳回孙延斌的诉讼请求。 赵进喜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8日，孙延斌的妻子王庆英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签订《“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销售合同》，约定：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授权王庆英为台湾高粱酒在吉林省延吉市的代理商。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王庆英需将货款汇入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指定的账户，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收到货款后，在五个工作日内发货，价格为出厂价。王庆英取得台湾高粱酒总经销资格后，半年内不做市场，不建网格，一年内销售网点建设及周边市场开发不达标的，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有权取消总经销资格。王庆英承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本年度内完成台湾高粱酒销售额不低于30万元，完成年度销售任务，给予2%的返利。连续三个月完不成销售任务量，本合同自动失效。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指定账户为张金香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的两个账号。该合同下方手写补充约定：王庆英代理区域为延吉市、敦化市、龙井市、图们市、珲春市、汪清县、安图县、和龙市。月销售额应为2.5万元，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给予3%的返利；达到80万元，给予4%的返利。孙延斌自述2012年2月中旬，经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天津办事处同意后，其自行在《“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销售合同》中添加“延边地区”和乙方处的“孙延斌”。 2012年2月19日，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向孙延斌出具授权委托书，其内容为：委托孙延斌为延边地区的本公司系列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经销代理事宜，并授权该单位以“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经销”命名。有效期自2012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19日。2012年3月6日，孙延斌在延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并租赁门市房屋经销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期间，亦投资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 2013年3月7日，孙延斌代表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与代表龙井市台岛大高粱酒坊的赵进喜签订《“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书》，期限自2013年3月7日起至2023年3月7日止。主要约定：一、赵进喜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延边地区域范围内经销孙延斌产品，孙延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约定好的归属赵进喜销售区域内销售产品；二、孙延斌在延吉市必须负责协调质量监督局、工商局、税务、卫生防疫站、酒类专卖、消协等部门的相关事宜。赵进喜合法经营，若有违法经营行为，后果由赵进喜承担；……六、赵进喜全年订货不得低于200万元；七、赵进喜应按月份梯次增加销售额，每月销售额不得低于20%的增长；八、孙延斌对赵进喜的经营有监督管理权，赵进喜应维护孙延斌的信誉和利益，严守商业秘密不得造假，不得窜货。不经孙延斌供货，直接向厂家购货定为违约。如违背，孙延斌有权终止合同并按违约条款惩处；十一、关于违约条款，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有一方反悔，由反悔方付对方违约金50万元，次年后反悔，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数额按实际市场评估计算，最低不低于50万元；经双方约定另有供货价格表。在（2018）吉2401民初1027号案件卷宗所附2018年9月26日庭审笔录第八页，赵进喜表示认可收货价格确实是价格表中的批发价。 合同签订后，赵进喜从孙延斌开办的延吉市宝岛酒类经销部进货后销售。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4月28日，赵进喜未经孙延斌许可，擅自在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进货销售，总货款为500890元。2015年，孙延斌因赵进喜直接向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购货构成违约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赵进喜不服，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延中民二终字第29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5）延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月6日受理后，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6月19日，赵进喜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处购货并向其支付86600元货款。判决赵进喜向孙延斌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付拖欠货款6516元及利息。该案判决生效后已执行完毕。 审理中，孙延斌自述从2012年2月至2014年9月29日，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向其供应“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此后停止供货，停货原因不清。同安特酒业公司自述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4月28日期间，系赵进喜与金门大顺酒厂往来，但销售的酒类与供给孙延斌的酒类不同，因2013年5月至7月，孙延斌未完成月销售额2.5万元，故双方的合同已经自动失效。 另查，孙延斌在（2015）延民初字第314号案件卷宗2016年6月22日第六次庭审笔录中陈述其从厂家进货价格为65元，出售给赵进喜的价格为101元，未扣除租金、人工、广告费用的利润为55%，扣除一些费用后利润为50%，平均利润55%。在（2018）吉2401民初1027号案件卷宗2018年9月26日庭审笔录中，孙延斌陈述批发利润为55%。本案中，孙延斌变更利润率为101.42%【（批发价101元－进价59元）/进价59元×100%】。 认定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销售合同》、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2014）延民初字第4702号庭审笔录、2015年12月15日听证笔录、《“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延边总代理经销权承包合同书》、价格表、（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2015）延民初字第21号庭审笔录、照片、房屋租赁合同、收条、广告业务发布合同、证明、收据、吉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收据、建州60周年赞助企业申报审批表、（2015）延民初字第314号案件卷宗、（2018）吉2401民初1027号案件卷宗及当事人的陈述。对孙延斌提供的五份授权委托书，因孙延斌未提供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孙延斌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及庭审笔录，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发货清单、凭证等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赵进喜款项往来的具体原因，且该汇款凭证上的收款账号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指定王庆英的付款银行账号相同，故能够证明赵进喜于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4月28日期间向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指定的张金香的账户内汇款合计为500890元。对孙延斌提供的QQ聊天记录、托运单、销售单、汇款凭证，因该组证据仅为部分明细和凭证，无法客观证实双方之间的全部购货价格，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孙延斌提供的台湾高粱酒产品明细、零售利润测算表及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的官方网站截图，因该组证据未有同安特泉酒业公司的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孙延斌提供的淘宝网上截图，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10日声明，因其未举证证明王庆英及孙延斌收到该声明，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虽然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抗辩出售给赵进喜的“金门大顺工艺”台湾高粱酒与孙延斌销售的“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分属两个不同系列的白酒，但这两种台湾高粱酒的商标、产品标准号及生产许可证号均一致，且生效并已执行完毕的（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认定2013年6月19日，赵进喜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处购货86600元构成违约并判决赵进喜支付孙延斌违约金25万元，故应认定两种白酒系同一种酒。 根据2012年2月8日《“中华老字号”台湾高粱酒销售合同》的约定，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授权王庆英为台湾高粱酒在吉林省延吉市的代理商，代理区域包括龙井市在内的八个县市，月销售额要达到2.5万元。王庆英取得台湾高粱酒总经销资格后，半年内不做市场，不建网格，一年内销售网点建设及周边市场开发不达标的，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有权取消总经销资格。虽然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主张于2013年6月10日发表声明取消王庆英的总经销资格，但并未举证证明王庆英及孙延斌收到该声明，亦未举证证明孙延斌没有完成销售任务，故不发生解除效力。同安特泉酒业公司在未解除对孙延斌授权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4月28日期间直接向赵进喜提供其系列白酒之“金门大顺工艺”台湾高粱酒，必然会影响孙延斌向赵进喜转售货物的利润收入。因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与赵进喜均各自与孙延斌有合同约定，故针对二人的违约行为，孙延斌有权向二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给其造成的经营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因孙延斌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既未约定违约损失的计算方式，亦未约定违约金条款，故违约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孙延斌在（2015）延民初字第314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未扣除租金、人工、广告费用的平均利润率为55%，本案变更利润率为101.24%，因其并未提供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之间的全部购货明细凭证等证据加以佐证，故无法客观反映双方之间的货物价格和合法利润收入减损的情况。另外，孙延斌主张的本案损失系基于赵进喜直接向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购货而减少的销售纯利润损失，该损失已经由赵进喜在（2016）吉240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给付完25万元违约金,现孙延斌再向同安特泉酒业公司主张损失，但又未能举证证明25万元不足以填补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故本院对其主张的利润损失508002.63元（利率101.42%×500890元）不予支持。 关于广告费损失、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预期利润损失以及房屋租金损失，因孙延斌自述2014年9月29日最后一次购货后停止供货的原因不清，故无法确认系同安特泉酒业公司违约造成停止供货，且孙延斌未举证证明同安特泉酒业公司承担一半广告费责任的客观依据，故本院对该部分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延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061元（原告孙延斌已全部预交），由原告孙延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艳 人民陪审员李爱梅 人民陪审员 于    翠    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