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强，男，197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唐河县***************，公民身份号码412************911。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红星，广东安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桂添，男，195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香逊荣，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符继刚，男，198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公民身份号码362************010。上诉人王振强因与被上诉人黄桂添及原审第三人符继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振强上诉请求：1.撤销或改判一审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黄桂添承担。事实与理由：涉案合同虽未明确记载王振强为承租人，但在附页中记载王振强的使用场地范围，王振强按时向黄桂添交纳租金、黄桂添对王振强信用押金的背书等证据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租赁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2016年10月23日，符继刚(乙方、承租方)与黄桂添(甲方、出租方)签订《厂房物业租赁合同》(下面简称涉案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南海区丹灶镇东升村东升路以东的厂房部分租赁乙方使用，每平方米月租9元，租赁(三个车间)总面积为3924.8平方，租金35323元；水泥停车场639平方，每平方月租3元，金额1917元；两者租金合计为每月37240元；涉案合同的信用金(即押金)8万元整。事实上，涉案合同是王振强和符继刚作为共同的承租人向黄桂添租赁上述场地。考虑到三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王振强挂靠在符继刚名下承租而已，黄桂添也知情。王振强因有其它事务需要打理，较少过问具体租赁事项，也较少到租赁场地。涉案合同附件记载其中的一个车间为王振强租赁使用，租赁面积为1448平方米，以合同中约定的每平方米月租9元计算，月租金为13032元。（二）综合水泥停车场的分担及三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王振强每月向黄桂添缴纳15000元月租，余下的租金22240元由符继刚向黄桂添缴纳。王振强承担40000元涉案合同的押金，该款项中的20000元由王振强以现金交符继刚，再由符继刚以现金形式向黄桂添缴纳，另外20000元由王振强以转账形式向黄桂添缴纳。涉案合同签署成立后，王振强先将15000元月租按时交符继刚，再由其转交给黄桂添。后期黄桂添反映符继刚的租金未能及时交付于他，叫王振强将租金迳付于他，之后王振强将15000元月租金直接转账交付黄桂添。（三）2018年12月20日，在王振强不知情的情况下，黄桂添、符继刚解除涉案合同，双方签署《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对其各自自有权利义务进行处分，同时明确记载“后期的肆仟多元的水电费和村的垃圾费由黄桂添支付，如收了符继刚捌万信用金就退回符继刚肆万元整”。（四）王振强提交的收据上有黄桂添手写的收取王振强费用的证明。综上，王振强、黄桂添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黄桂添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王振强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振强的上诉请求。（一）涉案合同、补充协议由黄桂添、符继刚共同签订，后符继刚无法继续经营而与黄桂添协商解除合同。从租赁关系成立到解除，王振强并未参与。（二）符继刚承租涉案场地后，将该场地作为与王振强合作经营的广东xxx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的经营地址，不能因此认为王振强与符继刚共同承租涉案场地。（三）王振强向符继刚支付部分押金、租金不能证明其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首先，日常生活存在很多受他人委托付款的情况。王振强与符继刚合作经营xxx公司，涉案场地亦是xxx公司的经营地址，王振强代符继刚支付租金、押金正常。黄桂添只要收到合同项下的租金、押金即可，王振强、符继刚之间的内部约定与其无关。其次，黄桂添出具收据时，抬头均标明为符继刚。最后，黄桂添、符继刚解除涉案合同时约定“如收了符继刚捌万信用金，就退回符继刚肆万元正”，足以证明符继刚才是合同相对方。故王振强关于其代符继刚支付部分押金、租金可证明其为涉案合同相对方的主张不成立。（四）王振强于一审庭审中确认从未缴纳涉案场地的水电费用也证明王振强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五）王振强主张是挂名承租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常理。王振强、黄桂添并无利益冲突，若王振强承租涉案场地堆放物品，无需以符继刚名义签订合同承租。若王振强也是承租人，必定会符继刚一起与黄桂添共同签订涉案合同。原审第三人符继刚未陈述意见。王振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桂添返还王振强涉案合同押金40000元及支付以此为本金从2018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黄桂添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10月23日，黄桂添(出租方、甲方)与符继刚(承租方、乙方)签订《厂房物业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南海区丹灶镇东升村东升路以东的厂房部分租给乙方使用。合同签订时，乙方必须在二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捌万元正作为合同信用金，合同届满时，乙方在付清租金及其他费用并按期迁出货物及注销或转出牌照，甲方应即时将信用金无息退还给乙方，及约定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次日，王振强银行转账20000元予黄桂添账户。黄桂添签名出具收据两份，确认收到：符继刚交来2016年10月23日签订合同信用金现金20000元、符继刚交来2016年10月23日签订租赁厂房合同信用金20000元，该费由王振强转入。2018年8月-10月、12月，王振强每月各转账15000元予黄桂添。2018年12月20日，黄桂添与第三方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约定解除合同及其他事项。该协议书中间空白处由黄桂添手写如下内容“后期的肆仟多元的水电费和村的垃圾费由黄桂添支付，如收了符继刚捌万信用金就退回符继刚肆万元正特立此据黄桂添2019年1月20日”。诉讼中，王振强、黄桂添确认涉案合同已经不再履行，王振强及符继刚已搬离涉案租赁场地。诉讼中，王振强明确不在本案中向符继刚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关系的订立、解除、押金收取、押金退还的相对方均显示为黄桂添及符继刚，王振强非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无权主张合同关系项下押金的退还。王振强主张其实际缴纳租金、支付押金，为实际承租人，但其租金缴纳是基于黄桂添与符继刚签订的涉案合同，王振强在诉状中称“合同订立初期，将每月15000元租金按时交给符继刚，再由其转交给黄桂添，后期因符继刚未能及时向黄桂添交付租金而由王振强迳付于黄桂添”，亦自述从未缴纳过涉案物业的水电费用，可知王振强非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王振强押金的支付在黄桂添出具的收据中表述为“今收到符继刚交来……合同信用金……即押金的收取方为黄桂添、押金的支付方为符继刚，而黄桂添在其中一张押金收据中的表述为“该费由王振强汇入”，可知“王振强汇入”是押金的支付方式，而非押金支付相对方。综上，对王振强要求黄桂添返还押金4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王振强不在本案中向符继刚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不再审查王振强与符继刚的权益关系。符继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审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振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以简易程序结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4.73元(王振强已预交)，由王振强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振强是否是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对非合同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拘束力。本案中，首先，无论是涉案合同还是《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均约定承租人即合同相对人为符继刚，王振强并非合同相对人。涉案合同附页《租赁厂房图》仅是记载王振强是部分租赁场地的实际使用人，但实际使用人并非一定是涉案合同相对人。其次，对于王振强直接支付给黄桂添的合同信用金，黄桂添出具收据载明“符继刚交来”“由王振强转入”，即黄桂添确认该信用金系王振强代符继刚支付，支付人是符继刚而非王振强。同理，在黄桂添不确认王振强是合同相对人的情况下，王振强直接向黄桂添支付的租金亦只能视为王振强代符继刚支付租金，不能视为王振强得到黄桂添的承认成为涉案合同相对人。王振强称其和符继刚是共同租赁，其是挂名承租，黄桂添对此知情，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黄桂添亦不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因此，王振强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其请求黄桂添返还涉案合同项下40000元押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振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9.46元，由王振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健南审 判 员 耿 翔审 判 员 吴媛媛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 黄清怡书 记 员 钟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