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5民初1889号 原告：付家胜，男，197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郑州市，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翔、杨秋琴，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振伟，男，198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坤、姜楠楠，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跃峰，男，197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原告付家胜与被告石振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后本院依石振伟申请，依法追加郑跃峰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9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付家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翔、杨秋琴，被告石振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坤、姜楠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郑跃峰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家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石振伟立即向付家胜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80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年利率7.125%的标准，以8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0日为1700500元）；2.判令石振伟立即向付家胜支付因办理保全保险而支出的保费23000元；3.判令石振伟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5000元等全部诉讼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付家胜当庭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公告费的主张。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24日，付家胜注册成立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付家胜持有该公司全部出资份额。2016年3月，石振伟决定向付家胜购买该公司的全部出资份额，双方协商一致后于2016年4月1日签订了一份《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石振伟以8000000元的价格向付家胜购买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00%的出资额。合同签订后，付家胜与石振伟于当日共同办理了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石振伟。变更后，石振伟接手公司经营管理。但在付家胜将公司出售给石振伟并配合办理完各项工商变更登记后，石振伟却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经多次催讨仍拒不支付。石振伟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付家胜有权要求石振伟立即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石振伟辩称，付家胜诉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付家胜、石振伟都是涉案公司的名义股东和名义法定代表人，案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第三人郑跃峰，本案之所以有股权转让协议是受郑跃峰指示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手续所用，实际股权转让金额为0元。早在公司成立之初，付家胜与实际控制人郑跃峰达成了私下协议，双方自愿共同出资成立本公司，但由于涉案公司位于农村，付家胜考虑客流量不大，效益不好，故不愿意按照约定进行投资，涉案公司后由郑跃峰一人出资。考虑到付家胜具有管理经验，郑跃峰同意付家胜作为公司的名义法定代表人，并代持相应股份。之后由于付家胜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将公司财物占为己有的情况，故郑跃峰决定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石振伟，但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跃峰，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的股权转让款仅仅是配合工商局变更登记用，实际金额为0元，因此应当驳回石振伟的全部诉求。 第三人郑跃峰未到庭，但提交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载明：其是涉案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该酒店所处的位置在其村庄的一个老旧厂房厂区，水电不通，面积25亩左右，为了振兴村集体经济，其于2015年与村委会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承租该土地及厂房，租金每年缴纳一次，后其对该块地进行了改造、建设、装修用于餐饮、住宿行业。饭店、酒店投资初期的审批手续、基础建设、后期装修等均是郑跃峰自己办理和出资，总投资额合计4800万元左右。由于郑跃峰不善于经营、管理，而付家胜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人脉，故郑跃峰聘请付家胜来替其经营管理前后两个公司包括河南百福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并且在和福园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使用了付家胜的身份证和名字，在百福园公司工商登记时，使用了郑松峰（系郑跃峰表弟）的身份证和名字，他们二人均只是一个名义股东，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在酒店筹备期，需要采购大量物资，付家胜利用此机会中饱私囊，在开业初期其又私自办理会员卡进行消费或出售，将所得钱款占为己有，丧失了一个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故郑跃峰决定更换付家胜，不让其再经营管理两个公司，付家胜因此萌生了对公司的非分之想，由此才有了本案诉讼。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工商局做变更登记时要求的固定程序和文本格式，实际中付家胜并没有什么股权可转让，仅是替身，更没有转让款800万元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福园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24日，注册资本800万元，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成立之初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付家胜，案外人周梦冉任公司监事。2016年4月1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为石振伟。同日，公司交付工商局存档的一份《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付家胜（甲方、转让方）与石振传（乙方、受让方）就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于2016年3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订立。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同意将持有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共800万元出资额以8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出资转让于2016年3月31日完成。第二条保证：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成的处分权。……本协议由各方签字后生效。”付家胜、石振伟分别在协议的“甲方”、“乙方”处签名，协议落款时间显示为2016年4月1日。该份协议上的个人及公司名字、订立及出资转让完成时间、出资额、股权转让价格等信息均为手写，其余内容为打印形成。同日交付工商局存档的还有一份付家胜签名出具的《股东决定》和一份石振伟签名的《章程修正案》，主要内容分别为“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付家胜于2016年3月31日在公司办公室决定以下事项：1.决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免去付家胜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石振伟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决定变更股东，付家胜将其所持本公司100%的股权共800万元转让给石振伟……本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股东名称石振伟，出资额800万元，出资比例100%，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16年3月31日”、“根据2016年3月31日第1次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如下：章程第一条修正为由石振伟出资设立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修正为股东名称石振伟，出资额800万元，出资比例100%，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16年3月31日；章程第十四条修正为决定任命石振伟为公司执行董事”。 二、石振伟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和福园公司成立之初、之后所有的出资、投资都是郑跃峰，与付家胜没有关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周某办理的。证人周某在庭审中述称：其于2016年2月23日经人介绍及郑跃峰面试入职和福园公司，担任不记账会计一职，当时付家胜任和福园公司总经理，证人听介绍人称郑跃峰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而郑跃峰在该公司确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经常在公司出现，大家称其为郑总，证人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知晓自己与郑跃峰还存在远亲关系。证人入职约一个月后，付家胜交给其一项工作，让其到工商局办理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石振伟的登记手续，证人将此任务向郑跃峰作了请示，郑跃峰表示同意并将石振伟的联系方式给予证人，当时证人尚不认识石振伟；后证人于2016年3月31日到工商局领取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模板回来填写，由此形成了案涉《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上除尾部“付家胜”和“石振伟”签名外的其余手写部分都是证人所写，填写的内容是证人按工商局要求所填，付家胜没有对填写内容提出过要求，其中股权转让价格填写800万元是因为工商局称股权转让款不能低于公司法定注册资本，而和福园公司的法定注册资本金是800万元，因此证人就直接填了注册资本金这个数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该价格并非付家胜与石振伟协商一致后告知证人的；而协议上订立时间和出资转让完成时间则是证人按填表当天的日期填写。次日证人便约付家胜和石振伟到工商局签字，他们两人在协议上签完名即各自离开，未作交流，也未曾说过800万元如何支付，证人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否有另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份，作为交付工商局备案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付家胜在公司又工作了一两个月后离开，而石振伟仅是公司名义股东，没有担任过经理，不参与经营，大概一周去一次公司开会或协调处理一些事宜。 付家胜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所述不真实，明显是与石振伟和郑跃峰庭前排练过的。证人与郑跃峰是亲戚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低。 三、付家胜在庭审中确认案涉《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除下方处的“付家胜”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外，其余手写内容均非其所写；主张《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时有一式三份，除一份交付工商局备案外，其与石振伟各持有一份，但其所持有的那份已经丢失，故向法庭提交作为证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从工商局调取的。石振伟亦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右下方的“石振伟”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其余手写内容为证人周某所写，但主张该协议仅有一份，即目前在工商局备案的那份，其与付家胜皆未持有该协议，且协议中也未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由此也印证该份协议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作为工商局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用的备案材料，实际转让金额为0元。 四、石振伟提交一组证据，包括荥阳市王村镇前新庄村民委员会证明及租赁合同、中央空调设备销售及安装工程合同书、充卡申请单、售卡收据、消防安装施工协议、销售合同、材料设备采购合同、装修合同、交通银行汇款单、工程施工合同、说明、证明、购销合同各一份，付款申请单、pos机刷卡单、送货清单各两张，收据14张，银行承兑汇票15张，拟证明案涉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跃峰，公司的住所地租赁和租金支付、楼房建设、装修工程、中央空调购买安装、消防设备购买安装、洁具灯具锅炉设备购买等均是由郑跃峰承担。荥阳市王村镇前新庄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载明，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用地的租赁合同及租赁费用均由郑跃峰与村委会签订和支付；《租赁合同》载明合同甲乙双方分别为荥阳市王村镇前新庄村民委员会、和福园公司，右下方的“乙方”签章处除加盖有和福园公司公章外亦有郑跃峰的签字；《中央空调设备销售及安装工程合同书》甲乙双方分别为和福园商务酒店、河南昕泉机电有限公司，合同尾部“甲方”处有郑跃峰签字，未加盖公章；《销售合同》甲乙双方为和福园商务酒店、河南润祺贸易公司，买卖标的为TOTO卫浴产品，尾部的“甲方”处有郑跃峰签字，未加盖公章；《购销合同》需方和供方分别为和福园公司、郑州凯诺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合同标的物为锅炉设备，尾部的“甲方”处有付家胜签字，未加盖公章。上述合同签订时间基本为2015年8月-10月左右。银行承兑汇票显示的出票人为“郑州兆春空调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郑州建材凤凰城耀鸿不锈钢商行”。石振伟称郑州建材凤凰城耀鸿不锈钢商行的实际控制人是郑跃峰，以上所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都是郑跃峰向材料及设备供应方、工程施工方支付的设备款、材料款或工程款。 付家胜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郑跃峰是和福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银行承兑汇票也无法看出与本案存在关联。 五、付家胜提交一份落款人为“周梦冉”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周梦冉作为和福园公司的监事，并未听说付家胜与郑跃峰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证人证言》载明“我作为和福园公司的监事，从未听说过付家胜和郑跃峰之间存在股权代持或是其他类似的关系”。 石振伟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周梦冉与付家胜是亲戚关系，因此其证言不应采信。周梦冉虽然目前在工商查询中显示为涉案公司的监事，但是其在付家胜离开公司的同时，也离开了，目前具体在哪里不清楚，也没有尽到相应监事的责任和义务。 另查明： 付家胜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冻结石振伟价值800万元的财产，并提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本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闽0205财保88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付家胜的财产保全申请。付家胜为此支出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保险费23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郑跃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诉讼权利。股权转让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河南和福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涉8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换言之，若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则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归于有效，无法产生相应的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付家胜主张股权转让款,应当首先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石振伟之间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从付家胜提交的证据来看,尚不能认定其已完成举证责任。理由如下:其一，付家胜主张与石振伟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主要证据是从工商管理部门调取的备案《股权转让协议》,非其持有的原件。付家胜虽主张其曾持有一份该协议原件因故丢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付家胜与石振伟均无保存该协议书原件,这种股权转让不符合股权市场的交易习惯,不能排除双方当事人均无意各执1份协议文本作为合同关系成立的凭证,以便督促相对方及时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仅依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材料尚不足以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毕竟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材料一般仅系作为履行设立、变更涉公司事项等手续的程序性需求,认定交易是否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仍应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判定。其二，和福园公司股权变动至今已三年有余,从石振伟未支付过付家胜任何款项、石振伟陈述付家胜未向其主张过权利以及付家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石振伟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来看,付家胜始终漠视自己股权转让价款债权的实现,三年多的时间里未向石振伟催讨过800万元，这是极为不符合常理的。其三，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内容来看，正常的股权转让协议应是由双方审慎协商签订，而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除尾部的“付家胜”、“石振伟”是其二人本人书写外，其余内容均交由他人自行填入，且对于股权何时变更登记此等股权转让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未作约定，明显与常理相悖。而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问题，《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资转让于2016年3月31日完成，与此协议同时交付工商局备案的由付家胜签名出具的《股东决定》亦载明石振伟对受让的股权以现金出资8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然事实上付家胜与石振伟在庭审中一致确认石振伟不曾支付过款项给付家胜，也即《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定》记载的出资完成时间与事实并不相符，而付家胜仍对此予以了签字确认，此也可印证石振伟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系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之用、股权转让价款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退一步讲，若付家胜坚持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则按照其上的记载石振伟已于2016年3月31日履行了出资义务，股权亦于次日变更登记至石振伟名下，《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付家胜再依此协议要求石振伟支付800万元也与其主张相互矛盾。其四，股权转让价款一般以股权的真实价值为依据,正常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付家胜作为和福园公司成立时所登记的唯一股东，若其所持的公司股权确属其所有，则其应为公司的创立人、出资人。然相较于石振伟为证明郑跃峰系福园公司系实际控制人所提交的证据而言，付家胜并未能举出相关的其对公司进行投资、注资的证据，唯一的反证为周梦冉出具的《证人证言》，而周梦冉未出庭接受质询，该份《证人证言》依法也不具有证明力，故石振伟主张付家胜仅为名义股东、本案股权转让款实际为0元具有证据优势。最后，证人周某到庭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仅是为了配合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所制作，所有内容包括股权转让价格及出资完成时间等均由其根据工商局要求自行决定填入，非付家胜与石振伟协商一致的结果，付家胜与石振伟在协议上签名当天也未就股权转让价格等事宜进行过协商，且协议仅有一份，非一式三份，此证人证言与付家胜仅持有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付家胜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上仅有下方的“付家胜”签字系其书写等事实相互印证，加上本案未有证据表明证人与付家胜、石振伟除了同事关系外另与石振伟之间存在其他的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在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可以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付家胜与石振伟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仅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股权转让价款800万元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因缺乏意思表示真实要件而不能归于有效，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付家胜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石振伟之间达成了800万元股权转让的真实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以《股权转让协议》主张股权转让价款8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亦应予以全部驳回。郑跃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家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865元，减半收取计39932.5元，由原告付家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碧娥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林烨 书记员林斌煌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