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初341号原告许某1，男，201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法定代理人许某2，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浏阳市组。原许某2强，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浏阳市组。原告罗婞，女，198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浏阳市组。委托代理人唐莎莎，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洪，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浏阳市环府路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吴新伟，市长。委托代理人袁持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律顾问。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浏阳市白沙路27号。法定代表人寻文，局长。委托代理人袁持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法律顾问。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住所地浏阳市白沙路。法定代表人蔡江水，所长。原许某1源许某2强、罗婞因诉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不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一案，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许某1源许某2强、罗婞委托代理人刘洪，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和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袁持铎、周建辉、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法定代表人蔡江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4月16日，三原告涉案房屋所在项目实施机构发布《城东片区棚改项目房屋拆迁补偿、青苗（花卉苗木）、生产设施及救助资金情况公示表》，原许某1源、罗婞未纳入涉案房屋补偿安置人口，原许某2强只享受二分之一独生子女奖励，三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对三原告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原告诉称：原许某2强及其家庭成员共有的位于石山组宅基地房屋属于城东片区棚改项目征收范围之内。2019年，原告舅舅胡宗生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将原许某2强的相关权益也列入其中并进行了公示。但原告和妻子罗婞、儿许某1源系单独一户，罗婞许某1源均系石山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前原告一家也参与了村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胡宗生家庭成员全部选择了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方式安置，但未许某1源、罗婞纳入安置对象，并将原许某2强的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仅计算一半。原告及其妻、子均是石山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有义务对其安置，向原告提供保障性房源或者发放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金。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三被告履行对三原告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2、请求判令被告将原告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常驻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具备获得拆迁补偿货币安置的资格；证据2、独生子女证二本，拟证许某2强系许子奇与***独生子女许某1源许某2强与罗婞独生子许某2强许某1源符合独生子女奖励政策。证据3、证明，拟证明徐达强许某1源均在城东社区购买了居民医保，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4、2017年石山组征地款分配表，拟证明三原告参与了本组的征地分配款，具备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5、公示表（第二榜）、胡宗生2019年8月2日出具证明、原告房屋已拆除的现场照片，拟证明被告未将原告纳入拆迁安置对象，且实际已经拆除原告房屋，已对原告造成实际损害。证据6、浏政发【2019】5号通知，拟证明原告有补偿安置的资格。被告浏阳市政府和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辩称：涉案项目还处于试点过程当中，并未进行征地审批，被告不具有对原告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浏阳市政府和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辩称：一、试点中的意向行为应为不可诉行为。浏阳市是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根据中办发[2014]71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小点的规定，在与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中绝大多数成员就补偿标准等内容达成书面协议、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和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后方可启动土地征收程序。涉案城东片区棚改项目是我市征地制度改革试点项目，本案中被告与被征收户签订协议是一种意向行为，不具有行政效力，并不代表该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征收程序，原告如果认为其权益被侵犯，应该在正式启动征收程序之后再起诉。二、三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涉案房屋属胡宗生夫妇所有，三原告并非胡宗生夫妇家庭成员，被告亦未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对原告进行房屋拆迁安置和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故三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胡宗生、张菊英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胡宗生居住地址，张菊英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2、胡宗生未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待遇证明、浏阳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未享受房改购房、住房货币补贴、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住房政策证明、在原单位未享受福利分房、未参加房改等相关政策证明，拟证明胡宗生无其他住房，未享受房改政策，可以享受征拆文件规定的相关待遇。证据3、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拟证明涉案房屋为胡宗生、张菊英夫妇所有，三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证据4、许某1、罗婞、许某2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三原告不属胡宗生、张菊英户口本内的家庭成员，不是胡宗生夫妇直系亲属，无诉讼主体资格。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胡宗生张菊英的身份信息不影响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原告家庭系单独的户，不影响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3关联性有异议，胡宗生有无住房不影响原告的权益，事实上胡宗生建筑面积150平米，被告实际拆除的两栋房屋中一栋是原告的房屋，只是房屋登记手续在胡宗生名下，原告就房屋实际面积进行了公正，该公正文书将明确胡宗生与原告具有的实际面积。证据4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胡宗生、张菊英子女与其不是同一户口，但是被告将其全部纳入同一户口进行安置，也包括许某2，却又认为原告妻儿不是直系亲属不纳入安置，证据本身存在矛盾。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和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罗婞于2017年12月12日迁入石山组，许某1是非农户口，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条件。证据2、3关联性不认可，购买居民医保不能代表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分配表不能证明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的规定责令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提供了以下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证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原告许某2舅母张菊英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2、许某2、许某1、罗婞《户籍信息》，拟证明三人在户籍制度改革前均系非农户口。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是否系非农户口与安置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城东棚改项目尚未启动征地程序；2、被告认为原告许某1、罗婞不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未对其补偿安置。原告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许某1、罗婞未予以补偿安置；原告许某2只享受了二分之一的独生子女奖励；三原告均享受了石山组的征地补偿款。本院对原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责令浏阳市征地拆迁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存在和三原告的户籍信息情况。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6日，三原告涉案房屋所在项目实施机构发布《城东片区棚改项目房屋拆迁补偿、青苗（花卉苗木）、生产设施及救助资金情况公示表》，原告许某1、罗婞未纳入涉案房屋补偿安置人口，原告许某2享受二分之一独生子女奖励。2019年5月10日，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甲方）与原告舅母张菊英（乙方）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认定乙方房屋补偿建筑面积495平方米，生产用房100平方米，违法建设面积1.15平方米；乙方家庭户在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1.5人。原告许某2系该《协议》认定的乙方家庭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二分之一的独生子女政策奖励；原告许某1、罗婞不属于该《协议》认定的乙方家庭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对三原告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另查明，1992年12月25日，浏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为土地使用人胡宗生颁发用地许可，用地面积150.8平方米。胡宗生系原告许某2之舅。另查明：原告许某1、罗婞在户籍制度变更前系非农业家庭户口，罗婞迁入石山组后户籍登记为居民户口。本院认为：一、浏阳市征地拆管理所系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设立的征地事务机构，不具有《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规定的补偿安置职责，其接受委托从事征地事务性、技术性工作，征地补偿安置职责依法由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承担。综上，浏阳市征地拆管理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三原告对其的起诉。二、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四条之规定，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在征收中具有补偿安置职责。本案中，涉案的城东棚改项目尚未进行征地审批，未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等实施征收的行为，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尚无上述《条例》、《办法》规定的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本案中，鉴于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原告许某2舅母张菊英签订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从《协议》记载的内容来看，涉案协议征收程序系参照现行征拆政策实施，并由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等相关政府部门具体履行协议义务，故涉案协议征收项目应视为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所实施。三原告认为补偿协议遗漏应补偿安置人口，要求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对其履行补偿安置义务，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基于协议的存在成为本案适格被告。三、关于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是否应向三原告许某2、许某1、罗婞履行补偿安置义务的问题。涉案《协议》中记载了乙方的家庭人口、合法面积，也记载了对符合安置条件乙方人口进行安置的安置方式，三原告要求两被告履行补偿安置义务，其需符合补偿安置的法定条件。对于补偿职责，本案中涉案房屋补偿建筑面积495平方米，违法建设面积仅1.15平方米，从该事实可以看出涉案协议对于房屋补偿已经到位，三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补偿职责没有事实依据。对于安置职责，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及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一并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原告许某1、罗婞系非农户口，不属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无对其安置的法定职责。对于原告许某2的独生子女奖励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胡宗生户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包含许某2，则浏阳市人民政府根据行政协议对许某2履行安置义务，是否享受独生子女奖励，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履行。本案中，许某2的父亲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即便许某2的户籍跟随其母亲登记在石山组，浏阳市拆迁事务所和张菊英、胡宗生户签订协议时约定给予许某2家庭二分之一个独生子女奖励并未违反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浏阳市人民政府在独生子女奖励方面亦不再对许某2具有安置职责。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应裁定驳回三原告对其的起诉；三原告要求两被告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没有依据，本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许某1、许某2、罗婞对被告浏阳市征地拆迁事务所的起诉；二、驳回原告许某1、许某2、罗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许某1、许某2、罗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朋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