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原告：吴曼，女，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鸽，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花旗集团大厦1702室。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曼与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朱和鸽，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2013年8月3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1月16日为220,4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被告作为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形成的信托项下全部资产。被告在接受信托业务前，已经知道信托资金来源于社会大众的募款而非委托人自有资金，被告亦参与相关方案的策划；被告在办理信托审批时，是以“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杭州保障房项目”)为依据进行审批的；被告亦明确知道“杭州保障房项目”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的名义向社会募集资金。原告本着对被告的信任，于2013年8月3日认购了该投资基金项目，认购金额为100万元。现“杭州保障房项目”涉嫌集资诈骗，经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该项目是虚假不存在的，原告的100万元亦未得到受偿。后原告于2017年6月向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银监局)举报，上海银监局在答复书中认为被告在审查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方面存在问题，已对其采取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并停止其相关业务。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误导了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者，导致原告的认购款无法追回，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起诉至本院。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系侵权之诉，被告并未参与陈某某等人的集资诈骗活动，对“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以下简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募集和设立毫不知情，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均没有参与陈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投资者资金的犯罪活动。因此，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均没有实施由犯罪而引发的侵权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二，被告已根据《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履行受托人的义务，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首先，被告作为事务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并无义务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穿透性审查，所有信托资金均来源于上海寅浔合法设立的银行账户，被告已经履行了核查信托资金的义务。被告收到的委托资金由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向被告银行账户划付，基于对银行的信任，被告有理由认为该等资金来源合法，委托资金由银行汇入已经阻断了被告作为侵权人的可能，且该等资金来源于经过反洗钱审查的合法银行账户，被告也无法继续穿透核查资金来源。其次，涉案信托贷款是流动资金贷款而非项目贷款，被告对保障房项目既不知情，也无义务对陈某某等人虚构的项目是否真实进行核查。再次，被告已充分履行信托管理的义务，对于贷款资金的最终流向，被告无义务核查，也无法核查。最后，即使被告存在原告所称的“未尽审慎义务”，也不构成侵权法上的侵权行为，该义务的履行对象是委托人而非不特定的投资者，且该义务仅是原告推测的行业惯例，并非为了保护特定对象的特定权益。第三，原告的损失目前仍无法确定，担保人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红美公司)名下仍有相关土地未处置，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最终损失的情况下，即使被告存在侵权，也不应予以赔偿。第四，原告的损失是因陈某某等人的集资诈骗行为所导致，与被告接受上海寅浔的授权进行的存款、划款、发放贷款等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产生损失系因其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且其资金打入上海寅浔，被告并不知情。被告是与上海寅浔签订的《信托合同》，之间还存在与银行的存款关系，故与原告无关。第五，原告轻信陈某某等人的非法宣传，被高额利率所诱惑而盲目投资，在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过程中疏于审查和核实上海寅浔提供的资料，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陈某某等人无法退赔，原告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第六，上海银监局内部监管规定属于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仅系维护金融秩序的行业内部合规管理规定，不属于保护原告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法规，故原告无权援引其作为认定被告侵权行为的依据。第七，被告作为合法金融机构对其正常业务范围内的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否则金融机构均将面临不可预见的赔付风险。合法金融机构只有违反了保护投资者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要求穿透性核查的金融监管规定旨在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并非保护投资者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即使违反该类金融监管规定也不构成侵权行为。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信托合同》《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银行转账凭证、《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证明原告因“杭州保障房项目”对接被告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而投资100万元的事实；证据2、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书》(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证明被告在审查涉案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事实；证据3、2015年10月20日《询问笔录》、邮件界面打印件、《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被告负责涉案投资基金项目的员工崔琳做的询问笔录，笔录第3页记载被告员工崔琳将被告关于该项目的风险评估报告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王某，《项目风险排查报告》中明确记载“本信托为支持浙江联众补充流动资金缺口，除建设中的辽阳红美时代广场的项目外，多个政府建设项目包括浙江省重点项目中国陶庄循环经济城项目、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项目和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项目均在建设开发中，建设进度顺利，无重大异常情况，上述项目施工合同预计总金额达38-40亿元”，实际上该工程项目并不存在，体现被告协助了整个集资诈骗的项目；证据4、2015年7月24日《询问笔录》、2016年2月24日《讯问笔录》，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王某做的两次笔录，其中《询问笔录》第11页和《讯问笔录》第3页记载被告知道项目资金是向社会大众募集的，因此存在过错；证据5、2015年10月20日《询问笔录》，证明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被告负责涉案投资基金项目的员工杜玉琳做的询问笔录，其中第3页记载“问：在履行上述单一通道中，是否有具体的客户，是否来你华澳公司来电话询问，是否有浙江联众信托这样一个产品？答：这个情况有的。我是把这个情况告诉王某的……”证明被告知道项目资金是向社会大众募集的，因此存在过错。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中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系杭州中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上海寅浔等提供和签署的，被告并不知情，也无法审查其是否真实发生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即使该等文件是真实的，也是案外人的单方行为，与被告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此外，被告发放的信托贷款是流动资金贷款，是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联众公司)因日常运营资金紧张而借贷的流动资金，与文件所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无关；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笔款项没有支付给被告，被告无法审查其是否真实发生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即使原告确实将该笔资金汇给了上海寅浔，也不能证明原告的汇款系被告信托贷款资金的一部分，更不能证明原告就损失了100万元；本民事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是否对涉案财产和资金进行清算，原告的投资款有无损失、损失多少，原告已收到多少利息，是否要在投资款中抵扣，原告都未举证说明，因此付款凭证不是证明原告损失金额的依据，原告的证明内容不能成立。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由法院核实。原告的保障房项目与被告发行的项目不是同一项目，两个项目没有关联性，被告存在的是合规问题，而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并不是对原告利益的损害。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该证据中上海银监局认为未发现原告反映的被告存在以虚构项目形式吸收社会大众资金的违规行为，原告投资“杭州保障房项目”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并非同一投资项目，该信托计划资金用途为借款人用于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周转，并非原告所述“杭州保障房项目”，恰恰说明监管机关认定被告与“杭州保障房项目”无关，不存在损害原告等投资人利益的侵权行为，涉案信托计划并非房地产项目信托贷款，被告不可能也无义务对“杭州保障房项目”进行审批，且上海银监局认定被告对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委托资金的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也无法在民事审判中被采纳。涉案信托成立阶段并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信托公司对信托资金的来源进行穿透性审查，更未给出穿透性审查的标准，而根据《信托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约定，涉案信托属于事务管理型信托，被告作为受托人不承担主动管理的义务，没有对资金来源进行穿透性审查的义务，且委托人亦承诺委托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上海银监局的前述认定仅系根据现行监管要求而作出，而根据“穿透”原则识别最终投资者的最早规定为出台于2016年3月18日的规范性文件《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银监办发〔2016〕58号),该规定仅为金融业行业内部合规管理规定，既不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规定，也不属于保护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因此不能适用于侵权赔偿案件，且该规定在涉案信托成立之后出台，也不具有溯及力。对证据3中《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有异议，如果该证据来源于刑事案件，原告未经刑事案件法庭许可，擅自复印和泄露刑事案件询问笔录，故其来源不合法；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质证，该证据系案外人所某，真实性无法核查，且该证据是否经过刑事审判质证，刑事判决对于该份证据如何认定均不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邮件界面打印件、《项目风险排查报告》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被告并未见过该等证据，亦非由被告出具，如果该等证据是由原告从刑事案件中取得，其真实性应由刑事审判确定，对原告的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该等证据的合法性亦有异议，原告并非该等证据的相关方，即使该等证据是真实的，因涉案信托在2013年12月确实没有出险，故报告结论也没有违反客观情况；该信托贷款是流动资金贷款，不是项目贷款，与原告所称的两项保障房项目无关，且被告按照事务管理型信托的要求实行管理，例行排查并无过失。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如果该证据来源于刑事案件，原告未经刑事案件法庭许可，擅自复印和泄露刑事案件询问笔录，故其来源不合法；对其真实性不予质证，该证据系案外人所某，真实性无法核查，且该证据是否经过刑事审判质证，刑事判决对于该份证据如何认定均不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此外，《询问笔录》第3页中王某提到被告并没有参与向公众筹款的行为，关于王某所述被告对陈某某等人的筹款行为知情，王某承认仅仅是“猜想”，该陈述不足为凭。对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如果该证据来源于刑事案件，原告未经刑事案件法庭许可，擅自复印和泄露刑事案件询问笔录，故其来源不合法；对其真实性不予质证，该证据系案外人所某，真实性无法核查，且该证据是否经过刑事审判质证，刑事判决对于该份证据如何认定均不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浙江联众公司向被告出具的《告知函》，证明被告在管理信托过程中变更支付账户是根据借款人的指示，已与借款人达成书面合意，并不违反《贷款合同》的约定；证据2、经公证的《提前终止通知函》；证据3、经公证的《提前终止通知函》《清算报告》；证据2、3共同证明被告已将《信托合同》和《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因未加盖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在涉案信托计划中尽到审慎经营的义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提前终止通知函》《清算报告》形成于借款人不能兑付资金之后，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被告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原告提供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原告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原告又在《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填写了“新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基本信息”，该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2013年8月1日，原告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00万元，后该100万元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8月3日，“杭州保障房项目”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原告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吴曼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8月2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壹佰万元正。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某某)。原告并未被登记为上海寅浔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被告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7年11月8日，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包括：“……2.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已对华澳信托违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的举报，并在当年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对该信托计划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被申请人已查实华澳信托在管理上述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某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某某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某某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某某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国华，被告人陈某某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某某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洪。2013年初，被告人陈某某因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某等人，在王某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某某自行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某某伪造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某成立并控制了寅浔中心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某某控制的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某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某某、林某某等人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寅浔中心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某使用寅浔中心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某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某某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某某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因怠于履行《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责任而应对原告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从损害后果来看，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因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的犯罪行为已经造成了原告等投资者231,875,200元的实际损失，其中原告投入的100万元尚未追回，因此，原告存在经济损失的事实应予认定。其次，从被告的过错来看，应当综合考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陈某某等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浙江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七家有限合伙企业，与被告签订了《信托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在信托项目进行过程中，根据被告自行出具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被告作为信托受托人，并没有发现、排除涉案信托项目的各种风险，反而出具报告认为“项目保障营收稳定……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由此可见被告对信托项目管理流于形式，存在信托失责的情况。第二，根据中国银监会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在管理涉案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具体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是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所不应当存在的行为，因此被告在进行涉案信托业务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第三，被告辩称，其作为事务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不对信托资金的来源和性质进行穿透性核查。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即使本案的信托履行属于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也应当审慎尽职地履行受托业务的法定责任，把控业务准入标准，完善项目尽职调查，同时认真做好事中事后管理，严格资金支付，严格贷(投)后管理，还应特别关注信托项目背景以及委托资金和项目用途合规性审查，不得向委托人转移信托计划合规风险管理责任，而被告在签订及履行涉案《信托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尽到上述责任，故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对被告该项辩称，本院难以采信。再次，从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来看，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应当遵守《信托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被告作为“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的受托人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自己的信托义务。从前述被告的过错行为来看，被告违反了《信托法》所要求的受托人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存在违法行为。最后，从被告违法行为和原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其一，根据原告等投资者陈述，原告等投资者在投资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时，因案外人宣某某与被告信托产品有关，所以原告等投资者有理由充分信赖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而作出的投资决策。原告等投资者还陈述其专门与被告客户服务人员进行了电话求证，可见若没有被告的信托产品作为信赖依撑，原告等众多投资者可能不会轻易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其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虽为单一资金信托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被告是信托受托人，原告等投资者是作为有限合伙投资人进行出资，但是在信托项目的实际运营中，若被告能够按照相关信托法律和规定，谨慎严格地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认真审查，对信托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对信托贷款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户进行发放，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就无法将信托委托人的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转移和占有，原告等投资者的资金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失。因此，虽然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本案中原告等投资者损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但是被告的过错行为无疑也为前述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具有“源头性作用”，故被告的侵权行为和原告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关于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需要综合考量涉案各方的行为对原告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力。第一，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来看，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其行为亦非执行被告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因此，被告并不是原告损失的直接侵权人。第二，本案所涉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被告作为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接受委托人的指定发放贷款，此类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信托业务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何况，原告只是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涉案合伙协议上签名，并且向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00万元，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成为有限合伙人，更遑论是本案信托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或信托等合同法律关系，被告相关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主要原因。第三，原告作为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对手和交易风险，并不能片面追求收益(无论是稳定或者激进)而漠视投资风险。本案中，根据原告等投资者陈述，其是经案外人介绍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但是由于涉案信托产品属于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原告并非本案所涉信托合同关系的直接委托人，也不是涉案信托产品的投资人，没有直接投资被告发行的涉案信托产品，原告在进行投资时并没有甄别清楚其投资标的，过于轻信他人的推荐，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不能将由此产生的损失均要求由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案外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本案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原告自身对其损害发生亦具有过错，故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但被告在管理涉案信托业务的过程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故综合前述意见，本院认定被告应对原告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原告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在原告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吴曼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吴曼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84元，由原告吴曼负担11,484元，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4,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顾 权审 判 员  黄 婧审 判 员  孔燕萍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丁 祎书 记 员  顾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