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8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家贵，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锋，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国勇，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章宾，广东理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创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8219T。法定代表人：张继成。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竹林，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梅，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曾忠，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王家贵、何国勇、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王家贵连带赔偿49521.85元；二、王家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何国勇赔偿42033.18元；三、驳回王家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何国勇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21552.65元（王家贵已预交），由王家贵负担20979.25元，由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负担573.4元；反诉受理费4407.28元（何国勇已预交），由王家贵负担2556.22元，由何国勇负担1851.06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王家贵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1971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何国勇、曾忠、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向王家贵连带赔偿115517.5元（12054×23×5÷12＝115517.5）；2、撤销（2018）粤1971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确认王家贵无需向何国勇赔偿42033.18元；3、撤销（2018）粤1971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判令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向王家贵赔偿车辆转让款5333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汽运公司对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车辆是由第一任“承包人”购买，汽运公司未实际出资；2.何国勇在反诉状确认为挂靠关系；3.何国勇在务川县人民法院2018年4月20日庭审时确认为挂靠关系（笔录第九页）；4.曾忠在庭审时多次陈述为挂靠关系；5.证人涂某在原审庭审时陈述为挂靠关系，后因汽运公司工作人员在证人旁提醒“车是公司的”，证人连某；6.在纠纷发生后，汽运公司未积极解决纠纷而是主动将案涉车辆报废，如果汽运公司为所有权人，其不可能不作为；7.据各方均确认的《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结算清单》记载，案涉车辆每月仅需向汽运公司缴纳“管理费5500元”，其他费用均为汽运公司代扣代缴费用。据东莞市物价局公布数据显示，当年出租车每月的承包金为7580元。可以侧证为挂靠关系。二、即使案涉车辆所有权确实由汽运公司享有，原审法院认为王家贵与何国勇之间的《购车协议》仅转让案涉车辆的经营权而不转让所有权，亦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1.何国勇在反诉状明确承认，其在《购车协议》中向王家贵出售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2.何国勇与汽运公司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系一年一签，按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汽运公司不负有强制续约义务，试想，王家贵又如何愿意支出533000元区购买5/12的经营权呢？3.无权处分并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即使汽运公司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也并不意味着何国勇将案涉车辆5/12的所有权份额转让给王家贵的约定无效。三、原审法院认为，道路运输证过期后，车辆就不具有物的价值，理应报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道路运输证是由道路运输部门负责，车辆权属登记是由机动车管理部门负责。王家贵仔细研究了两部门的回复，两部门并没有说道路运输证过期后就一定要把车辆报废掉。不管是新车还是旧车，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向道路运输部门申领道路运输证；直至2015年9月14日，案涉车辆都并没有达到报废条件，仍然可以依法向道路运输部门申领新的道路运输证。四、原审法院认为王家贵存在过错，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王家贵暂时拿走案涉车辆的证照和钥匙实属无奈之举。纠纷发生后，王家贵从2014年4月11日开始一直向汽运公司发函，要求汽运公司尽到管理义务尽快解决纠纷并要求汽运公司提供何国勇、曾忠分别与汽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以及《转告合同》复印件；汽运公司拒绝提供复印件，也仅仅在2014年6月16日把各方叫到807车队让各方自行协商处理，除此之外，无任何其他积极行为。同时，王家贵也无法从何国勇、曾忠处取得二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在此情况下，由于没有任何证据，王家贵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也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暂时拿走本就由王家贵合法管理的证照和钥匙实属无奈之举。2.王家贵部交出案涉车辆的证照和钥匙对车辆的运营影响有限，钥匙本就不止一套，曾忠在提起894号案件时也没有要求王家贵返还钥匙，由此可见，另一套钥匙应该在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控制之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证照丢失后，经登记车主申请后可在15日内补发，但很遗憾，汽运公司从未申请补发。3.王家贵未对案涉车辆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如加锁），2015年9月汽运公司可单方将案涉车辆拖车就能说明这一点。4.即使王家贵暂时拿走案涉车辆的证照和钥匙有过错，但由于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怠于履行义务，损失扩大的部分应由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承担。（1）车辆停运后，王家贵一直向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呼吁，希望能够协商解决纠纷，尽快减少损失，但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一直无任何建设性的举动。（2）曾忠伙同何国勇隐瞒王家贵占有5/12股权的事实，恶意提起894号案件，要求原告赔偿全部运营损失。（3）在案涉道路运输证到期之前，王家贵多次表态愿意将证照和钥匙交还汽运公司，但汽运公司置之不理，后续竟然私自将案涉车辆报废。何国勇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确认何国勇无需赔偿王家贵49521.85元；2.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王家贵向何国勇赔偿100079元；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王家贵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为曾忠负责结算车辆营收会对车辆正常营运产生影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测，违背了中立、客观的审判原则，同时对王家贵的扣车动机，认定事实错误。王家贵在诉讼中一再强调《转包合同》是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是为了侵吞其股份签订的。何国勇因个人身体状况想转让经营份额并询问王家贵愿不愿意买，王家贵不愿购买，何国勇才转让给曾忠，并将承包经营合同转包给曾忠使粤Ｓ×××××车辆继续从事运营。何国勇在将经营份额转让给曾忠时，明确告知曾忠，王家贵也拥有5份的经营份额并将该事实记载在转让协议里，曾忠自始至终认可王家贵的经营份额，根本不存在王家贵所述的侵吞其股份一说。曾忠参与经营粤Ｓ×××××车辆，与王家贵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粤Ｓ×××××车辆营运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两人的经营份额有差别。曾忠取得受让份额后，王家贵仍然驻守榴花车站负责招揽乘客、负责车辆发车、进站等事宜，驾驶粤Ｓ×××××车辆的司机中有一个仍然是王家贵安排的，王家贵在车辆营运中的角色、地位都没有发生变化，王家贵完全能够掌握车辆的营运情况。曾忠受让份额后，车辆还没有上路就被王家贵扣押了，王家贵没有证据证明曾忠参与经营后对案涉车辆的正常营运产生不利影响，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家贵遭受了实际损失。何国勇拥有粤Ｓ×××××车辆7份经营权份额，王家贵仅拥有5份，王家贵持有的经营权份额比何国勇少，即使王家贵对何国勇向曾忠转让经营份额有矛盾，也无权擅自扣押车辆。一旦扣车，车辆的停运损失就必不可免，承包经营费等经营成本仍在产生。根据当时的情势，王家贵、何国勇可以在不影响车辆营运的情况下通过委托经营、托管经营收益等合法方式缩小分歧、化解矛盾，而王家贵的做法是自己不购买何国勇的经营份额，在得知曾忠购买后宁可车辆停运也不让曾忠参与经营，这就是王家贵的扣车动机，正是这种不理智、不良的动机，促使王家贵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实施扣车行为，这才是引发本案争议的根本原因。二、判决书第22页正数第7行至第17行阐述因《转包合同》无效，何国勇对粤Ｓ×××××车辆的停运存在一定的过错，酌定何国勇对粤Ｓ×××××车辆的停运损失承担60%的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属侵权纠纷，侵权责任的承担，除了考虑过错因素，还需审査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因力影响。王家贵作为粤Ｓ×××××车辆经营者之一，在对粤Ｓ×××××车辆的经营权发生争议后，有义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不损害粤547122车辆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主张。期间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尝试通过协商、报警、诉讼、拖车等方式试图将车辆拖出、恢复营运，都未能制止王家贵的侵权行为，车辆被扣押一年半之久直至车辆报废，而王家贵对于停运损失、车辆报废的结果，是早有预见的。所以，是王家贵一手制造了损害后果。王家贵的不良动机及其不顾一切、不计代价的扣车行为是造成停运损失的最直接、最根本原因，所以，何国勇无需对停运损失承担责任。三、自2015年4月11日车辆停运起产生的营运损失，均应由王家贵承担。汽运公司亦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汽运公司无需向王家贵赔偿49521.85元；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王家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汽运公司需连带向王家贵赔49521.85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汽运公司并不清楚，也不知道何国勇于2013年5月8日与王家贵签订了《购车协议》。在《购车协议》签订前后，何国勇并未将此事告知汽运公司，也未按程序办理转包合同。2.2014年4月9日，汽运公司与何国勇、曾忠签订《转包合同》，符合规定，该《转包合同》并没有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虽然在(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书中己认定《转包合同》无效，但该无效并不是由汽运公司造成的。由于汽运公司完全不知道何国勇与王家贵之间存有《购车协议》的关系，汽运公司与何国勇、曾忠签订《转包合同》没有任何过错。3.根据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由于汽运公司与王家贵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没有侵权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及行为法律关系。汽运公司更没有收取王家贵任何款项，无需向王家贵返还或赔偿款项。4.汽运公司在知悉何国勇与王家贵之间的纠纷后，积极组织三方进行协调，但由于王家贵不听劝阻，持续采取阻止案涉车辆营运的行为，应由王家贵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汽运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登记所有权人，在知悉王家贵将车辆扣押在东城榴花车站时，多次协调王家贵、何国勇、曾忠处理案涉车辆运营事宜，但均无法协商一致。由于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年审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汽运公司为了要审验该证件，还特意到榴花车站拖车，但均遭到王家贵的阻拦。正因为王家贵阻止汽运公司拖车，才导致案涉《道路运输证》无法正常办理年检手续，才导致案涉车辆无法正常营运。5.即便二审法院认为汽运公司有过错，也无需与何国勇、曾忠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该过错在于王家贵阻止了案涉车辆运营，汽运公司根本无法控制或避免该损失的发生。另外，汽运公司也没有与何国勇、曾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侵犯王家贵的权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汽运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参照王家贵与何国勇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营运计算停运损失，没有事实依据。1.由于案涉车辆停运损失不是由汽运公司造成的，汽运公司根本无需承担责任。2.汽运公司并不清楚王家贵与何国勇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每月盈余，该每月盈余并没有汽运公司的确认，且也与汽运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停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何国勇针对王家贵、汽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王家贵取得的是案涉车辆有效行使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权，而不是车辆的所有权。二、王家贵的扣车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及合理性，案涉损失是王家贵的故意行为直接导致的，王家贵要求何国勇承担责任的请求没有依据。1.王家贵的扣车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具有说服力及正当性。2.扣车不是必需且紧迫的救济手段。3.扣车不仅不能解决矛盾，相反是在人为制造损害，结果就是彻底摧毁了各方利益。4.王家贵强行扣车，不听劝阻，何国勇等用尽合法救济都未能阻止损害发生，案涉损害是王家贵故意造成的，王家贵主观恶性极大，行为极为恶劣。5.扣车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严重违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对王家贵的扣车行为应持零容忍态度。三、王家贵的陈述与主张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1.王家贵称何国勇未事先告知王家贵私下将份额转让给曾忠，剥夺了其优先购买权。而其本人在（2018）黔0326民初143号案的庭审中承认，何国勇在将经营份额转让给曾忠的三个月前，就询问过王家贵愿不愿意买何国勇的股份，王家贵当时明确表示不愿意购买。2.王家贵先是主张其优先购买权被剥夺，后又在诉讼中称何国勇与曾忠、汽运公司侵吞了其经营份额，优先购买权被剥夺的主张暴露出王家贵认可其先前的经营份额还存在，而经营份额被侵吞，则是指已经拥有的经营份额被剥夺，王家贵的主张前后矛盾。3.王家贵在一审庭审中坚称其没有扣押车辆、没有拿走案涉车辆的钥匙及证件，而后在充足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其扣车事实，但其并没有认错悔过的诚意，反而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何国勇、汽运公司及曾忠身上，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对汽运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意见。王家贵针对何国勇、汽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纠纷发生的根源是何国勇、汽运公司、曾忠串通侵害其股份。事情发生后王家贵一直奔走呼告希望三方能够解决纠纷，但是直到务川公安机关对何国勇采取刑事预审措施，何国勇才将其与曾忠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提交给公安机关和法院。王家贵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二、案涉车辆与汽运公司只是挂靠关系。汽运公司针对王家贵、何国勇的上诉答辩称：与上诉意见一致。汽运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行为，也没有侵犯任何一方的权益，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汽运公司与王家贵并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曾忠对王家贵、何国勇、汽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当时卖股份的时候何国勇是先询问过王家贵，王家贵没有钱购买且同意卖给别人，何国勇才卖给曾忠的。曾忠与何国勇的购买协议上王家贵的股权是存在的，所以不存在恶意串通侵占王家贵的股份。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围绕上诉人远见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各方对案涉车辆停运的过错问题。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转包合同》，约定将案涉车辆转让给曾忠承包，案涉车辆的营收由曾忠负责结算，由此可见该《转包合同》对案涉车辆的营收结算产生直接影响，致使王家贵采取扣押车辆钥匙、线路牌、行驶证、营运证等阻止案涉车辆营运的行为，而已经生效的本院（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认定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的权益，确认该《转包合同》无效，因此，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对案涉车辆停运具有一定过错。虽然《转包合同》对案涉车辆营收结算产生影响，王家贵可以选择适当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但王家贵在明知会导致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持续采取阻止案涉车辆营运的行为，王家贵对此亦具有一定过错。综上，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王家贵对案涉车辆损失承担40%责任，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连带承担60%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对责任承担比例提出的异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王家贵、何国勇诉请的损失。根据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复函，案涉车辆至2015年8月28日就已经超过《道路运输证》的审验期限，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原审法院以案涉车辆停运前11个月的营运收益结算的平均值，作为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并根据上述责任比例，确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案涉车辆停运后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的营运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汽运公司与何国勇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明确约定，不论何国勇以何种方式承包，案涉车辆产权均属汽运公司所有，且案涉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汽运公司，故王家贵以533300元购买案涉车辆十二分之五股，应为购买该车辆十二分之五的承包经营权。王家贵出资后至车辆停运，已实际营运案涉车辆并分配收益，其诉请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赔偿车辆转让款5333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家贵、何国勇、汽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家贵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0213.29元，由王家贵负担（已预交）。何国勇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35元，由何国勇负担（已预交）。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05元，由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关 东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1）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