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0116行初136号原告刘君，男，汉族，1981年4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代理人资云峰，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宾杜芷梦，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被告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迎宾大道兴荣大厦14-1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7700135。法定代表人袁家荣，局长出庭负责人刘骑康，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雷继锋，该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粟峥嵘，重庆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刘君诉被告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9年7月8日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提出交叉管辖申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渝05行辖34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8月14日我院受理该案。于2019年8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君及委托代理人资云峰、宾杜芷梦，被告的负责人刘骑康及委托代理人雷继锋、粟峥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开始，重庆市荣昌区××街道因修建广东唯美陶瓷项目建设，将××街道××五社、七社及邻近村组的大量土地予以征收。原告位于××街道××五社、七社的好田葡萄园亦被依法征收。但到现在为止，原告的好田葡萄园一直未获取到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的补偿安置。经查，重庆市荣昌区辖区内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中，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综合定额补偿标准为7000元/亩。依据为荣昌府发[2013]×号。另外，申请人的好田葡萄园种植葡萄面积共90余亩，实际向村民转包的面积为68.44亩。根据上述事实，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查阅大量的法律法规，原告认为:原告的好田葡萄园种植的葡萄至少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按照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的标准进行补偿且应该发给实际所有权人。本案中的葡萄属于原告刘君种植，应归其所有，因而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按照当时的政策，应当获取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综合定额补偿，即7000元/亩X68.44亩=4790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该笔费用应当发放给原告刘君。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然而，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书后，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且是按照信访事项进行的处理。原告认为:被告所作《不予受理告知书》即荣规资信访告字[2019]××号理由不能成立，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把法定职责事项说成是信访事项，因而其不予受理告知书明显违法，应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补偿安置是被告的法定职责，因而被告应当履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对原告的涉案土地上的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予以补偿安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判决撤销被告针对原告的补偿安置申请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责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补偿安置申请并依法补偿安置。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是对原告的补偿安置申请不予受理，其实质内容就是对原告依法应当获取的青苗补偿费而拒绝补偿安置，显然直接侵害了原告应当获取的补偿安置费用，直接影响到原告的实体权益。被告认为，由于刘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属于征地范围内，合法的青苗附着物的所有权人，被告按照征地公告告知了权利人获得补偿的权利，对征地范围内土地承包权人依法按规定进行了补偿。通过重庆市高院的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可以看出原告至今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告是本案争议青苗的所有权人，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青苗7000元/亩的理由不成立。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是针对已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对原告的告知情况。没有影响到原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日，原告刘君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协调申请书》，要求对其所办的好田葡萄园共计90余亩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10900元/亩给予补偿安置。2016年8月30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作出荣昌府（2016）153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申请人（刘君）与被申请人（原重庆市荣昌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双方未协商一致。此后，原告刘君向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裁决申请，2017年4月2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裁（2017）120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对申请人（刘君）提出对其所办的好田葡萄园共计90余亩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10900元/亩给予补偿安置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提起诉讼，2017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5行初299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刘君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第7-8页载明：“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由于刘君未按合同约定长期未支付土地承包费，会议决定农户与刘君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土地交还农户自行耕种，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归农户所有......”原告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3月23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行终2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第九页第5行至至第7行载明：“前述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正确，其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无异。”该判决书第九页第8行至至第21行载明：“本院认为，......关于刘君提出其种植的约90余亩好田葡萄园应予补偿但未获补偿的问题，因刘君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征地公告下达时其在租赁的土地上种有葡萄，故其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后，刘君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562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君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第五页第10行至第20行载明：“关于刘君提出其种植的90余亩好田葡萄园至少应获得10000元/亩补偿安置，但未获得补偿的问题，重庆市政府在受理刘君的裁决申请后，经审查认为荣昌区国土房管局组织实施征地时适用的征地补偿政策、标准以及青苗、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用的方式，符合《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刘君的主张不符合规定，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对刘君的请求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决决定。该裁决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至于刘君提出其与农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并未依法解除，系其与农户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征地补偿安置申请书，要求对原告所办的好田葡萄园共计68.44亩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7000元/亩给予补偿。2019年4月11日被告以原告申请的事项，已通过诉讼解决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不服，诉讼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针对原告的补偿安置申请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责令被告受理原告的补偿安置申请并依法补偿安置。另查明，原告本次向被告提出的68.44亩好田葡萄园，包含在2016年4月2日，原告刘君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协调申请书》中涉及的好田葡萄园90余亩中。本院认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5行初299号《行政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行终20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5628号《行政裁定书》均认定：1、刘君提出其种植的约90余亩好田葡萄园应予补偿但未获补偿的问题，系刘君未举示证据证明征地公告下达时其在租赁的土地上种有葡萄；2、荣昌区国土房管局组织实施征地时适用的征地补偿政策、标准以及青苗、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用的方式，符合《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等文件的要求；3、刘君提出其与农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并未依法解除，系其与农户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对刘君主张的，认为在租赁的土地上种植有葡萄园的事实，相应的生效法律文书已作出认定，由于原告向被告申请，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所办的好田葡萄园共计68.44亩（包含在上述法律文书的约90余亩好田葡萄园之中），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7000元/亩给予补偿，被告为此作出的荣规资信访告字（2019）××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实际是告知原告，原告申请的事项系已经通过诉讼解决的事项，该告知书未对原告设定权利义务，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君的起诉。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迎春审 判 员  柯润菲人民陪审员  张焕春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何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