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0582行初226号原告常熟市得圣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支塘镇东江南路58号。法定代表人李静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赵凤梅，北京市盛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春龙，北京市盛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熟市支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常熟市支塘镇淦昌路3号。法定代表人潘健，该镇镇长。出庭负责人付春秀，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时雪峰，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欢，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常熟市得圣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圣制衣公司）不服被告常熟市支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支塘镇政府）作出的支综罚安字（2019）第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向被告支塘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得圣制衣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凤梅、刘春龙，被告支塘镇政府负责人付春秀、委托代理人时雪峰、吴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支塘镇政府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支综罚安字（2019）第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得圣制衣公司存在着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三十二条、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分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第一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分别作出罚款50000元、15000元、50000元，合计115000元。原告得胜制衣公司诉称，原告系2001年2月成立的公司，生产销售服装。因与被告在搬迁方面双方分岐较大，原告不同意搬迁。被告因此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处罚显属违法。一、被告没有法定职权；二、被告认定原告未提供劳动防护用品不符合事实，被告在其处罚决定书中明确查明原告平时为员工提供口罩等劳动防护用品；三、被告认定原告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明显不符事实。原告公司的设施设备是服装行业的加工工具-蒸汽发生器，明显不属于《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细则（试行）》第九条规定的“未在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及储存场所或其安全设施、设备上以及冶金煤气作业场所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四、被告认定原告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而罚款50000元显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此行为是“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0元以下罚款”。原告的违法行为轻微，且已改正，对原告实施顶格罚款，显失公平。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原告得圣制衣公司提供证据：支塘镇人民政府支综罚安字（2019）第42号行政处罚书。被告支塘镇政府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常熟市开展镇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以及常熟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镇域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公布第一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和《关于公布第二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通知》等规定，并结合《第一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政行政处罚权目录》和《第二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政行政处罚权目录》，本案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由被告行使。二、被告经过调查，查明了原告存在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被告作出的处罚程序合法。被告支塘镇政府提供证据：第一组证据，1、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2、《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常熟市开展镇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3、常熟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在全市镇域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公布第一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通知》以及《第一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目录》（节选）；4、《关于公布第二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通知》《第二批镇域综合执法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目录》（节选），常熟市支塘镇人民政府市机关法人，常熟市支塘镇人民政府经过依法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对本案所涉违法行为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证明被告是适格的执法主体；第二组证据，1、支综安移字（2019）第36号案件办理移送单；2、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3、《常熟市企业安全生产现场检查意见书》，常熟市支塘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原告的违法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将案件移送给被告处理，证明原告存在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违法事实；三：相关调查材料，包括：1、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对原告总经理郑碧浪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3、原告信息和郑碧浪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复印件；4、对原告车间主任温银行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5、对原告二车间负责人刘学纯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6、现场调查音视频；7、原告职工花名册复印件；8、调查照片证据复印件；9、对张建青的调查询问笔录；10、整改复查意见书、会议记录、照片、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登记表。系被告受理案件后，对于原告的违法事实以及整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证明原告存在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违法事实，同时证明原告已经整改的事实和情节；四：作出行政处罚及处罚程序合法的证据，包括:1、案件受理登记表、案件立案审批表；2、2019年6月3日综合执法案件讨论记录（第一次）及签到表；3、2019年6月3日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4、案件处理审批表；5、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6、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7、2019年8月6日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记录；8、行政处罚决定书；9、被告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系被告对原告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已经履行了各项法定程序，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五：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2、《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节选），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具体法律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第一组证据的三性认可，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不认可合法性；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6和证据8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这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其合法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其合法性；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告、被告证据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查明，2019年5月14日，支塘镇政府安监办对得圣制衣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发现该企业存在未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督促员工按规定佩带好劳动防护服务器、未在有较为危险因素的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违法行为，遂发出《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于2019年5月24日前整改完毕，责令书上告知“整改期间，你单位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随后将该线索移交支塘镇综合执法局调查处理。同日支塘镇政府批准立案调查处理。2019年5月21日，被告执法人员向原告总经理郑碧浪进行调查，调查前出示执法证，告知回避权利。郑碧浪陈述：我单位的经营范围是针织、服装加工销售；员工有30人，其中一线车间的生产工作有27人；有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培训内容是岗位操作规程及安全规范、用电安全和防火安全等，但是口头进行的，无书面记录；公司厂房并没有出租，而是请刘学纯的一组帮工帮我公司加工服装；我公司为员工发放了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主要是口罩，员工消耗后随时领取，但无发放记录；公司平时有提醒员工要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但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现在因为天气热了，有职工觉得佩戴口罩不舒服，所以不戴口罩在车间工作，5月14日检查时有十四个人未戴口罩工作；检查时我公司未在蒸汽发生器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共2处。2019年5月23日，被告对原告车间主任温银行作调查，调查前出示执法证。温银行陈述：5月14日检查那天我请假了，事后才知道；我单位有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以口头形式进行的，但没有书面记录，教育培训负责人是我和总经理、班组长，主要是在平时例会上进行，培训内容为岗位操作规程及安全规范、用电安全和防火安全，没有建立安全教育和培训档案；公司为路由器工提供了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主要是口罩，但无发放记录；平时有提醒员工佩戴口罩，但由于天气热了，员工存在着不愿意戴的情况；5月14日检查时蒸汽发生器上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共有2处。2019年5月24日，被告对刘学纯进行调查，刘学纯陈述与原告并非是租赁厂房关系。2019年5月24日，被告出具整改复查意见，确认原告已整改完毕。2019年6月3日，被告对该案进行集体讨论，讨论结果认为原告存在着“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三十二条、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第一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拟分别作出罚款50000元、15000元、50000元，合计115000元。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拟作出的处罚，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权，并告知如申请听证，在三日内提出。2019年8月6日，被告再次进行集体讨论，认为原告存在着“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三十二条、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第一项、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分别作出罚款50000元、15000元、50000元，合计115000元”。2019年8月14日，被告作出支综罚安字（2019）第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三个违法行为，罚款115000元。原告不服，提起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之一是被告是否有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管的职能部门是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但江苏省政府作出的苏府法函【2014】185号明确常熟市各建制镇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集中行使“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目录由常熟市人民政府公布。随后常熟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目录明确了被告对本区域安全生产有监管权。本案的争议之二是被告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否属实。本案中被告认定了原告有三个违法事实。第一个违法事实是原告存在着“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第九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本案中被告所作处罚决定中查明了原告是向员工提供了劳动防护用品。被告在查明了原告已向员工提供了劳动防护用品却仍“以原告未提供劳动防护用品”而作出处罚而且是顶格罚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二个违法事实是认定原告“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第九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有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对此，服装厂的蒸汽发生器是否属于较大危险的设施设备，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据此作出的处罚显属依据不足、事实不清。第三个违法事实“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原告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属实，但在原告有对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只是未作记录的情况下作出顶格罚款明显不当。本案争议之三是被告行政程序是否合法。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2019年8月14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计90天，期间被告于6月3日作出申请听证告知，告知原告如申请听证在3日内提出，扣除该3日，实际审理期限为87天。《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90日。本案中并未有延长审限的审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了规定的期限，程序违法。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存在着认定事实错误、适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常熟市支塘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支综罚安字（2019）第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负担，该费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10555301040017676。审 判 长  孙国忠人民陪审员  王季芳人民陪审员  李 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夏怡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