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6230号原告：苏某1，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向东，广东浩瀚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某2，男，195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被告：梁某（兼被告苏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被告苏某2的胞妹），女，1955年2月25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被告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女，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系被告梁某的女儿。原告苏某1与被告苏某2、梁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向东，被告苏某2、梁某以及被告梁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由原告一人继承。事实和理由：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是原、被告母亲梁某1的个人财产。梁某1于2001年8月10日在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立下遗嘱，指定上述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由原告一人继承。梁某1于2014年9月23日去世。此后原告到房管部门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但被告知仅凭公证书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还须梁某1的其余子女表达意见。因原告与两被告失去联系多年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故诉至贵院，请依法裁判。被告苏某2、梁某共同辩称，原、被告是苏某3和梁某1夫妻的儿女，苏某3和梁某1于1966年3月23日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是1996年6月13日由两被告出资购买登记在梁某1名下的，1997年梁某1在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立下遗嘱，指定上述房屋在其去世后由两被告继承，各占二分之一。1999年3月15日，梁某将生病的梁某1送进广州市××院接受治疗，经诊断梁某1是精神分裂症偏执型，需要长期住院，1999年12月24日，梁某1病情好转出院。2000年1月12日，梁某1病情恶化，再次住院治疗。2001年5月，原告瞒住两被告，突然凭梁某1单位的证明，到医院带梁某1“请假”外出，而且“请假”期满也没有带梁某1回医院治疗，两被告发现梁某1不在医院后一直寻找未果，为此梁某还登报寻人。2003年5月，原告将梁某1交由苏某2夫妻照顾，苏某2夫妻均是聋哑人。2003年5月22日，梁某1病情再度恶化第三次住院，同年，原告再次以请假为由从医院接走梁某1。此后苏某2夫妻被原告赶出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并且原告拒不透露梁某1的任何情况。对于原告持有的遗嘱，两被告认为梁某1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未治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梁某12001年8月10日所立遗嘱无效，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应按梁某11997年6月24日所立遗嘱，由两被告各继承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某1与第一任丈夫苏某3于××××年××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儿子苏某2、女儿梁某和儿子苏某1。1966年3月23日，梁某1和苏某3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年××月××日，梁某1与第二任丈夫胡某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胡某于1998年4月22日报死亡。梁某1于2014年9月23日死亡。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登记在梁某1名下，是1996年6月向荔湾区落实侨房办公室购买的房改房。1997年6月24日，梁某1和胡某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和《遗嘱》。其中，《夫妻财产约定书》的内容为：“我们，胡某与梁某1是夫妻关系，以梁某1名义登记的座落在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屋（广州市房地产证，穗房地证字第××号），是我们婚后所得的夫妻共有财产，现我们约定，上述房屋归梁某1一人所有，与胡某无涉”。1997年7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97）穗荔证内字第xxx号证明书，证明胡某、梁某1在前述《夫妻财产约定书》上签名。《遗嘱》的内容为：“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7）穗荔证内字第xxx号《夫妻财产约定书》，我，梁某1是座落在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屋的产权人。现我决定在我去世后，上述房屋留给子女苏某2、梁某继承，各占二分之一，其他人不得争议。”1997年7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97）穗荔证内字第xxx号证明书，证明梁某1在前述《遗嘱》上签名。办理公证期间，公证人员与两人进行了谈话，谈话期间，两人陈述：胡某的前妻是陈某，已于1990年死亡，继妻是梁某1，梁某1的前夫是苏某3，已于1963年离婚，后夫是胡某；胡某与陈某、梁某1均无子女，苏某2、苏某1、梁某是梁某1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因为上述房屋的购房款是由苏某2、梁某两人支付的，而苏某1已另有房屋居住，因此只留给苏某2、梁某继承。1999年3月15日至1999年12月24日期间，梁某1在广州市××医院住院，入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原因待查：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2、偏执性××。入院时情况：因疑被害12年余，疑女儿谋夺家产，情绪易激动半年，加重3月，首入院，查体无明显异常，精神检查存被害妄想，情感协调，计算力稍差，无自知力。现病史：12年多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怀疑附近的人害她，不敢出门，半年前出现明显精神异常，认为女儿害她，讲女儿要谋夺她的家产，借帮她领退休金之便贪她的钱，情绪易激动，常因小事与儿媳、女儿等家人吵架骂人，近3月来病情日渐加重，讲女婿指使女儿害她，把她的证件、钱财等统统拿去，不还给她，要霸占她的房屋，易发脾气，大声骂人，行为怪异，平日关紧门窗，不敢出门，顽固坚持要多装一道铁闸，女儿制止则认为她拿了自己装门的钱，乱语，讲有人偷她的东西，偷听她的电话，近5天来病情严重，失眠，整日大吵大闹，情绪暴躁骂家人，自言自语，讲有人害她，睡觉时有人用激光枪射她，扬言要检举揭发害她的人，要离家出走，2周前曾突然离家1次，称去探亲，故家人怕她再次走失，2天来把她锁在家中，患者大发脾气，打烂玻璃窗，杯碟，灯泡等，用斧头砍烂家门，欲外逃，影响邻里休息，今由我院医护人员强行关入院治疗。住院经过：住院初情绪焦虑，3个月后妄想基本消失，7月初又查得被害妄想，经治疗妄想消失，但自知力难进一步恢复。出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出院时情况：情感协调，无被害妄想，行为略孤僻，自知力不全。疗效：好转。出院医嘱：定期门诊治疗。2000年1月12日至2001年6月14日期间，梁某1再次在广州市××医院住院，入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原因待查：1、精神分裂症偏执型2、偏执性××。入院时情况：接触好，情感适切，存被害妄想，病理性意志增强，自知力缺。主诉：精神异常13年，加重伴疑女儿谋夺房产，行为古怪，失眠12周余。现病史：患者于13年前无明显诱因渐起怀疑附近的人害她，不敢出门，98年10月起认为女儿害她，要谋夺她的家产，情绪易激动，常因小事与儿媳、女儿吵架、骂人。99年初病情加重，讲女婿指使女儿害她，把她的证件、钱财夺去，还要霸占她的房屋，易发脾气，行为古怪，平日关紧门窗，不敢出门，坚持要再装一道铁闸，女儿制止她则认为女儿拿了装门的钱，乱语讲有人偷听她的电话，有人偷她的东西，连日失眠吵闹，骂人，离家出走，到远亲家躲避，后来家人把她锁于家中，遂大发脾气，砸烂家物，于1999年3月15日-12月24日首次住我院，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出院后患者拒服药，称自己没有病，12月26日起病情加重，平日在家呆坐不语，多次与女儿吵架，责骂女儿狠毒，逼她住××院，想霸占她的两套房屋，并说房契上业主的名字已被改成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洗澡时热水器熄了火，水不够热，立即大骂保姆害她，想冷死她，行为古怪，不敢一人独处，一定要有人陪伴，频繁打电话请朋友们来家中，并打电话请律师来查询房屋的产权归谁，日夜关紧门窗，不准人开窗，曾对保姆说有人会从窗户爬进来，以致影响防火安全，家人及派出所人员劝之不听，反而骂人，失眠，夜里常2点才睡，整夜开灯，有时不睡，踱来踱去，今由我院医护人员送入院治疗。精神检查：有原发性被害妄想，自知力缺失。住院经过：入院后于2000年3月2日确诊为偏执性××，住院期间妄想仍顽固存在，未消失，因家属要求请假十五天，无明显异常，经家属要求，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偏执性××。出院时情况：被害妄想仍存，情感适切，自知力部分，意志较前改善。疗效：好转。出院医嘱：坚持服药，定期门诊。住院期间，苏某1在2001年5月28日向广州市××医院为梁某1申请请假外出，申请请假外出的时间为2001年5月28日至2001年6月11日。2001年8月10日，梁某1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声明书》，内容为：“我（梁某1）曾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了编号为（97）穗荔证内字第xxx号遗嘱公证。现因情况变化，我决定撤销该公证遗嘱。自即日起上述公证遗嘱内容无效”。同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2001）穗荔证内字第xxx号《证明书》，证明梁某1在前述《声明书》上签名。另梁某1同日还在该公证处办理两份《遗嘱》，第一份内容为：“我（梁某1）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7）穗荔证内字第xxx号公证书，占有坐落在广州市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屋的产权人。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留给我的儿子苏某1一人继承。与苏某1的配偶无关。任何人不得争议。”第二份内容为：“我（梁某1）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5）穗荔证内字第xxx号公证书，占有坐落在广州市海珠中路某房屋二分之一产权。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留给我的儿子苏某2一人继承。与苏某2的配偶无关。任何人不得争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也于同日出具（2001）穗荔证内字第xxx号、xxx号《证明书》，证明梁某1在前述两份《遗嘱》上签名。办理公证期间，公证人员与梁某1进行了谈话，梁某1在谈话时陈述：周门西街某房屋购房款不是苏某2、梁某支付，是其本人支付的。本院认为：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购买于1996年，此时是梁某1与第二任丈夫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1997年6月24日，梁某1和胡某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约定该房屋归梁某1一人所有，与胡某无关。同日梁某1订立第一份《遗嘱》，指定该房屋由苏某2和梁某继承，各占二分之一。审查梁某1和胡某在办理上述《夫妻财产约定书》及《遗嘱》时的谈话笔录，两人对答切题，陈述清晰，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公证员据此为其办理公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虽然广州市××医院第一次住院病案记载梁某1“疑被害12年余”，但经检查，梁某1的智能并未见异常，虽然早期在日常生活中存有怀疑附近的人害她的思维内容，但直到1998年10月后才固定、系统地妄想女儿梁某加害她。梁某1因疑心女儿梁某谋夺家产情绪激动发生于第一次入院前半年，病情加重发生在第一次入院前三个月，均未溯及到1997年6月24日。而且梁某11997年6月24日是和丈夫胡某一同前往公证处的，胡某也没有对梁某1作出夫妻财产约定、订立遗嘱的能力提出异议。综上，在没有证据证明梁某1在1997年6月24日已经患上精神疾病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梁某1当天在公证处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书》以及订立的《遗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梁某1在广州市××医院第一次住院284天，出院时病情好转，无被害妄想。2000年1月，梁某1再次住院，2000年3月2日被确诊为偏执性××。偏执性××以较固定的持续性妄想为主要临床症状，患者在妄想等××性症状影响下，其民事行为能力可能受到影响。梁某1第二次住院时间长达519天，住院期间妄想仍顽固存在，且是经家属要求办理出院的，因此相比较前一次住院，梁某1第二次住院期间病情相对加重。梁某1在2001年6月14日出院时并未痊愈，结合出院时“被害妄想仍存”、出院医嘱“坚持服药、定期门诊”等情况进行分析，梁某1在出院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思维内容中仍应存在固定、系统的被害妄想。梁某1于2001年8月10日前往公证处撤销其前一份遗嘱并重新订立遗嘱，此时距离其出院尚不足两个月，由于偏执性××患者除妄想行为、态度和情感外，其他社会功能不一定受损，若妄想不暴露，其智能、意识、情感等也可能与常人无异，因此在梁某1没有主动向公证人员披露其曾患病住院的情况下，无疑会影响公证人员对梁某1遗嘱行为能力的判断。而从遗嘱内容来看，梁某1原本以“购房款是由苏某2、梁某两人支付的，而苏某1已另有房屋居住”为考虑，在第一份遗嘱中指定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由苏某2、梁某继承，这种考虑符合我国大多数老年人订立遗嘱时的思维逻辑。而在2001年8月10日公证人员与其谈话时，梁某1否定了之前的陈述，改称购房款是其本人支付，并且，梁某1重新指定苏某1为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的继承人，指定苏某2为广州市海珠中路某房二分之一产权的继承人，反而对于第一份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梁某，却不再分得任何遗产。综合梁某1自1998年10月开始长期、系统的妄想梁某对其进行加害，妄想梁某谋夺其财产，且第二次出院时尚未痊愈、被害妄想仍然存在等情况进行分析，梁某1在被害妄想等××性症状支配下重新订立遗嘱的可能性极大。相比较梁某11997年6月24日就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订立的《遗嘱》与2001年8月10日作出的《声明》以及重新订立的《遗嘱》，本院认为前者更具证明效力，因此，本院采信1997年6月24日订立的《遗嘱》，梁某1名下的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应由苏某2、梁某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对于2001年8月10日的《声明》以及重新订立的《遗嘱》，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主张房屋由其一人继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梁某1名下的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周门西街某房由被告苏某2、被告梁某共同继承，各占1/2产权份额。二、驳回原告苏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苏某2、被告梁某各负担4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俊薇人民陪审员  李景杰人民陪审员  宋小莹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许湘析段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