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25民初1097号 原告：何富光，男，1963年7月8日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住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岸松，系广西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何连，男，1964年10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重庆市潼南县人，住重庆市潼南县柏梓镇。 被告：贵州科际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际公司”），住所地：贞丰县南环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勇，系该公司总经理。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系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何富光与被告何连、科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本院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对本案于2019年7月8日和8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富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岸松，被告何连、科际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690万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4月13日，此后利息按月2%顺延计算）；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何连向原告称其经营资金周转紧缺，遂口头向原告提出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利息按每月2%计算。原告与被告何连原来系好朋友，又有过共同经营的经历，所以在不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何连分三次给付了出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其中第一次于2013年6月13日支付人民币贰佰万元；第二次于2013年7月30日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第三次于2013年8月14日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被告何连就借款用途告知原告，其系被告科际公司股东，原任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向原告所借的人民币伍佰万元用于被告科际公司的生产经营，承诺在2018年底前清偿。但被告不守承诺，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请求。 二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合意。 根据原告诉状第一段所述，原告在转款之前已经与何连达成借贷的合意，若如此，原告应在汇款凭证明确注明为“借款”。但从2013年6月13日的《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的款项用途及附言明确注明为“货款”，7月30日、8月14日的《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的款项用途及附言明确注明为“往来款”，这些款项用途均未表达出上述款项为借款的意思表示。 二、涉案款项系用于原告的葛根基地和育苗基地 原告于2013年5月邀约答辩人何连到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昭君镇开办葛根种植实验基地，2013年6月13日转账给答辩人何连的200万元是原告通过答辩人何连支付给在重庆采购葛根苗运输到内蒙古基地的货款和运费。在内蒙古基地的试种成功后，原告与答辩人何连在重庆市潼南区柏梓镇双门村等地建立葛根苗育苗基地。原告于2013年7月30日、8月14日所支付的共300万元，系用于育苗基地的租地、种子、肥料、农药和民工工资等费用。但是，原告在2014年7月1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刑事拘留，之后被判刑3年，内蒙古的种植基地和重庆的育苗基地被迫终止。 三、原告主张所转账的500万元为借款资金，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欠缺借款合同应当具备的要素，且明显与一般交易习惯及日常经验不符，违背通常的逻辑推理。 1、《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内容应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但是，原告并不能提供与答辩人何连签订书面借款合同。 2、原告于2013年向答辩人何连转账后，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并未向答辩人主张过归还借款，也未主张过借款利息，也不过问借款的用途，明显不符常理。另外，在本案之前，原告与二答辩人的相关诉讼中，原告并未提及借款的事实，原告的诉讼主张，与通常的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明显矛盾。 四、原告未按法律规定充分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 五、根据原告诉状所述，答辩人科际公司与本案无借贷或担保等关系，不存在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和义务。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何富光与被告何连系朋友关系，二人也是被告科际公司的原股东。原告于2013年6月13日通过银行汇兑的方式向被告何连转款200万元，在《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用途及附言中，原告何富光书写的是“货款”。2013年7月30日，原告用同样的方式向被告何连转款100万元，在《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用途及附言中，原告书写的是“往来款”。2013年8月14日，原告用同样的方式向被告何连转款200万元，在《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用途及附言中，原告书写的是“往来款”。现原告以被告何连收到500万元，但是买卖没有做成为由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请求。 另查明：2013年5月23日，原告何富光和被告何连曾一起到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昭君镇租用张治军的承包地300亩作为葛根公司的葛根种植实验基地。2013年11月，原告何富光与被告何连因内蒙古基地需要葛根苗，又到重庆市潼南区柏梓镇双门村流转了四百余亩土地来育葛根苗，土地租期为10年。2014年7月1日，原告因涉嫌资金挪用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工人听说广西老板何富光出事了，育苗基地就停滞无人管理。 再查明：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决被告返还款项本金伍佰万元(￥500万元)；2、判决被告按银行贷款利息4.9%/年计算支付：本金为200万元自2013年6月3日至2019年4月13日的利息￥571666.00元；本金为100万元自2013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13日的利息￥283792.00元；本金为200万元自2013年8月14日至2019年4月13日的利息￥555333.00元，利息合计￥4.9%/年顺延计算；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在庭陈述，以及原、被告提交的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2018）黔2325民初937号答辩状、《土地转包合同》、重庆市潼南区柏梓镇双门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证据确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通过归纳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500万元款项的原因行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 首先，500万元款项，第一次庭审原告认为是借款，经庭审释明后，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变更为是原告购买货物的货款，由于原告现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单主张与被告何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的合意，且在庭审中也不能陈述原告向被告何连购买的标的物是什么、交付货物地点、时间等买卖合同的基本构件。而被告何连在庭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双方在转款期间，曾一起到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昭君镇建立葛根种植实验基地，并且在重庆市潼南区柏梓镇双门村流转了四百余亩土地来育葛根苗，上述款项用于上述费用。加之如果双方因货物买卖发生纠纷，双方在短短几个月发生数次转款，但长达六年之久原告都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与常理不符，结合原、被告之间在此期间还在一起投资有其他生意，故对原告主张双方之间这500万元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产生，未收到被告交付的货物，故要求返还货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富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6670.00元，由原告何富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洪斌 人民陪审员舒芳 人民陪审员王定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邱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