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4民初6748号原告：范瑞仙，女，195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汉辰（系原告之夫)，男，195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俭，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兴街道张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兴街道办事处张营村中营街8号。法定代表人：范振民，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兴街道张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合书，河北农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瑞仙与被告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兴街道张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张营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范瑞仙、张俭、梁汉辰、侯合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瑞仙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分配2016年至2018年的石家庄市桥西区股民股份收益共计4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范瑞仙是石家庄市桥西区村民。2016年9月份，鉴于的全部承包土地于2006年已被征收、征用完毕，委会启动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将村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明晰到应配股村民名下。2016年11月26日，村民委员会颁布《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基于该方案第二条“股权配置方法”之规定，范瑞仙应享有股权120股，即基本服50股、土地承包权股20股、村龄股50股；但是委会认为范瑞仙不应配置土地承包权股，理由是她属于1993年或1998年本村调整补充分包土地时未在册人员。2016年至2018年的股民股份收益为每股12.5元，范瑞仙每年应分配1500元（即120股*12.5元/股=1500元）,三年的股份收益共计4500元。因范瑞仙与被告在股权配置上发生争议，被告未向原告分配2016年至2018年的股份收益4500元。原告认为被告对其适用《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即承包耕地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承包，是以一个农户家庭的全体成员作为承包方进行承包，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承包；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成的农户，个人只是作为分配土地时的人口数量。1982年，梁汉辰（户主、范瑞仙的丈夫）农村家庭户以梁汉辰的名义承包了0.4亩土地，范瑞仙是梁汉辰家庭农户成员，其享有土地承包权。1993年、1998年调整补充分包土地时，梁汉辰一家没有多余的精力、体力承包更多的土地，就没有以范瑞仙的名义向村里要求分包更多的土地，因此1993年、1998年调整补充分包土地时，范瑞仙未在册。综上所述，原告范瑞仙符合《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第一条“享有配股人员：配股截止日前，户口现在本村、人在世。”规定的配股资格条件，作为梁汉辰家庭农户成员，实际享有土地承包权。委会以原告1993年或1998年调整补充分包土地时未在册，认为原告不应配置土地承包权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原告诉求。委会辩称，1、原告在不享有土地经营权。被告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从1993年对土地进行了家庭承包，每个家庭户口分0.4亩，只有梁汉辰是农业户口，原告为非农业户口，故其作为家庭户口分得0.4亩地。原告虽然和梁汉辰的户口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土地承包，梁汉辰的0.4亩土地属于梁汉辰的土地。1993和1998年，被告进行了两次补充分包土地，原告同样是因为当时是非农业户口，不符合补充分包土地的条件，所以未在册，而非原告所称的梁汉辰一家没有多余的精力、体力便没有要求更多的土地，即原告在村里自始至终都没有土地经营权；2、原告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范瑞仙1977年到被告村落户时就是非农业户口，虽然原告户口登记在梁汉辰的名下，但是其属于居住在农村的非农户，当时是靠国家分配口粮，不是靠农村户口作为生活保障的人。原告户口虽然在农村，但是其是非农业户口，不是以集体土地为生活保障的条件，所以其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原告不享有集体资产配置权。2016年被告为贯彻国家省市推行有关政策精神推行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将具有村组织成员的人作为股民，为其配置股权，将符合条件的人作为股民。这项改革中被告在没有全国同意界定标准的情况下，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村民认可的同时，考虑到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借鉴了其他地方的成熟办法，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经村两委、村民代表会多次征求意见，修订、完善，于2016年11月26日村民代表会议，经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同意后开始实施。该配置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户口在村，人在世”股东认定范围的规定，只是享受股权的前提条件，但原告属于1993年和1998年本村调整补充分包土地时未在册人员，根据该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配股权；4、被告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决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分配股权，应依法驳回原告诉求。根据上述，原告不属于成员，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情况。关于原告请求事项与其作为村民，也就是村民在村享有的村民自治的权益，比如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公共事务管理是与其不相关的，被告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任何情况。根据公民界定与配置方案的规定，股份收益，只向取得股权的股东分配，原告不享有配股权，其不是的股东，不能要求分配股东收益，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求。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是否能够依据股权配置方案，取得股民收益。原告提供证据如下：1、范瑞仙居民身份证，证明范瑞仙的户口在，符合《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第一条“享有配股人员：配股截止日前，户口现在本村、人在世。”的配股资格条件；2、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1977年8月18日范瑞仙的户籍迁入丈夫梁汉辰的石家庄市桥西区家庭户内；3、村民接收函，证明证实1987年11月30日，委会接收范瑞仙为该村村民；4、第11届村民代表选举参选证，证实原告是村民，符合股民配股资格；5、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证实被告颁布了该方案，该方案第二条规定了“股权配置方案”；6、原村委会主任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是村民，享有土地承包权，委会向原告发放过村民福利。基于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属于村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据三右下角加盖的公章看不清楚，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即便内容真实，其表达的意思也应为接收范瑞仙户口，不能证明将范瑞仙接收为或者是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四参选证，对真实性认可。该参选证仅能证明原告范瑞仙作为户口在本村，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参与的民主管理，是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的一个体现，而证明不了其属于集体组织成员；证据六，该证明属于人证，依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三证人未出庭，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其真实合法性。即使该证明内容属实，是三证人的意思表示，那么三证人虽然作为曾经的村主任，其并没有权利超越法律规定来证明原告享有土地承包权这个事实。所发放的村民福利待遇，当时还未进行股民界定，是按照户口所实行的，并不代表其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委会提交证据：1、留营派出所辖区就地农转非报告，证明2002年全体农转非前，范瑞仙一直系城市人口；2、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证明范瑞仙系城市人口，在本村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享有配股权；3、村民代表大会记录及签字表，证明《股民界定与股权配置方案》经民主议定程序通过。范瑞仙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留营辖区农转非报告，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的内容，涉及2517人，报告所附花名册被告只提供了一页，无法认定原告是否在花名册内；证据二股权配置方案，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在该方案中没有涉及城市户口问题。2002年农业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2016年被告发布股权配置方案时，村民已经全部都是城市户口。被告所称，原告因是城市户口最终不享有配股权，违背了该股权配置方案的意思表示；证据三村民代表大会记录及签字表，该书证由被告出具，原告未参与该村民代表大会，无法确认该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范瑞仙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其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中享受相关权利的前提。本案中，范瑞仙主张自己属于桥西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委会并不认可，双方对此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范瑞仙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张其应当分配桥西区股民股份收益，必然首先涉及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问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原、被告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的范围，故本案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范瑞仙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国珑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周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