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13刑终269号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兵（绰号阿俊、兵哥），男，生于1989年12月12日，汉族，小学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6月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2年11月26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超，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兴海（绰号小何），男，生于1992年1月25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25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勇宏（绰号阿勇），男，生于1996年10月8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19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琳娟（绰号阿娟），女，生于1984年5月19日，汉族，小学文化，住江西省上饶地区波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洪乐（绰号小峰），男，生于1998年1月5日，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3月13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侯英辉（绰号阿飞），男，生于1994年2月12日，汉族，中专文化，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22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安红（绰号猴子），男，生于1995年2月28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勇（绰号阿军），男，生于1995年1月25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何其兵（绰号老Ｋ）,男，生于1994年10月16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邹晓珊（绰号珊珊），女，生于1999年5月11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紫金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19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何春英（绰号阿英），女，生于1976年8月10日，壮族，高中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4月2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唐辉（绰号阿龙），男，生于1984年6月17日，汉族，初中文化，籍贯全州县，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3月2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谢文君（绰号小贝），女，生于1991年12月7日，汉族，初中文化，住海南省海口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30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2月13日被逮捕，同年5月4日被监视居住。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犯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川1302刑初45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何春英、曾勇、唐辉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川13刑终95号刑事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且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中，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以南顺检刑检刑追诉[2019]4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对13名被告人进行了追加起诉。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川1302刑初27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兵、何兴海、江勇宏、吴琳娟、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并听取了原审被告人杨兵、何兴海、江勇宏、吴琳娟、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的上诉意见以及杨兵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7年7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在以外号罗卡（另案处理，在逃）为首的诈骗集团高额薪酬引诱下，先后赴印度尼西亚，在一别墅内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中国大陆境内公民实施电信诈骗。罗卡诈骗集团给各被告人承诺的工资标准为：参与三个月保底工资一线第一个月7000元、第二个月8000元、第三个月9000元，二线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并按诈骗数额一线4%、二线6%的标准提成。诈骗集团内部分为技术人员（电脑手）、一到三线人员等。主要诈骗方式为：由技术人员每天提供被害人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给一线人员，由一线人员冒充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服，谎称被害的一张卡号为62×××80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款，可能身份被冒用办卡，让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称可以直接转接至公安机关。被害人相信后，一线人员将通话转接到二线。二线人员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民警，谎称被害人的银行卡还涉及李某1诈骗洗钱案，需要对其所有银行卡内的资金进行查验，要求被害人将银行卡和密码告知，并且谎称只有检察官才能证明被害人的清白，如果被害人相信，就将通话转入第三线。三线人员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继续实施诈骗，并通过电脑手给被害人发送一个网址链接或是传真件，被害人通过链接或者在收到的传真件上能够看到印有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刑事拘捕令等文书，三线人员要求被害人将名下所有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以证明其清白，被害人相信后并将自己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9年7月，被告人杨兵邀约被告人何其兵、谢文君、吴琳娟，被告人何其兵邀约被告人秦安红、被告人谢文君邀约被告人何春英，6人于7月21日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被告人杨兵、何其兵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其余四被告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被告人何春英还被安排管理一线人员。同年7月30日，被告人秦安红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10日，被告人谢文君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23日，被告人何春英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30日，被告人秦安红邀约被告人曾勇一同到印度尼西亚，二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继续参与罗卡集团作案。同年9月24日，被告人秦安红再次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0月18日，被告人杨兵、吴琳娟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1月10日，被告人何其兵、曾勇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被告人杨兵、吴琳娟共领取工资、提成40000余元，被告人何其兵领取工资16000元。 2017年8月，被告人何兴海邀约被告人江勇宏，被告人江勇宏邀约被告人邹晓珊、洪乐，四人于2017年8月13日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被告人何兴海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其余三被告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2017年10月21日，被告人何兴海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1月10日，其余三被告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被告人何兴海领取工资及提成30000余元、江勇宏领取工资提成41000余元、邹晓珊领取工资及提成15000余元、洪乐领取工资及提成14000余元。 2017年8月15日，被告人侯英辉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次日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在之后的作案中，有时还参与一线作案。同年9月10日，被告人唐辉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次日被安排二线人员。同年11月10日被告人侯英辉、唐辉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侯英辉领取工资及提成12000余元，唐辉领取工资及提成4000余元。 在13被告人加入罗卡集团实施诈骗期间，该集团一线人员每人每天至少拨打诈骗电话70余人次，每天至少10人以上拨打诈骗电话，各被告人参与期间该集团拨打诈骗电话远超1万人次。在此期间，罗卡诈骗集团先后对被害人杜某、陈某1、程某、王某、李某2、陈某2实施了诈骗，其中2017年8月15日分别骗取被害人杜某、陈某1人民币81000元、13000元，同年8月27日骗取被害人程某人民币18000元，同年9月6日骗取被害人王某人民币25900元，同年9月7日骗取被害人李某2人民币36000元，同年9月17日骗取被害人陈某2人民币25800元。 被告人杨兵、何其兵、江勇宏、邹晓珊、洪乐、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参与罗卡集团实施诈骗行为的事实。被告人何兴海、吴琳娟、侯英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参与诈骗的事实，在其后公安机关的讯问中作了如实供述。开庭审理中，13被告人均表示认罪。审理中，被告人唐辉亲属代为退违法所得4000元，预缴罚金15000元，被告人谢文君预缴罚金10××0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何春英、侯英辉、秦安红、曾勇、唐辉、谢文君明知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拨打电话、发送网络链接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获取高额报酬而参与共同作案，参与期间共同拨打诈骗电话超10××0人次，共同骗取被害人财物199700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构成了诈骗罪。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在他人组织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依照刑法第二十五条及《意见》“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依照《意见》“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本案13名被告人加入罗卡犯罪集团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对其参与期间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 本案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方式，与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六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认定罗卡犯罪集团的诈骗行为与该六名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程某、王某、李某2、陈某2，其中被害人陈某1陈述被骗17700元，但其中4700元无转款凭证，也无其他证据印证，该4700元不予认定，该集团对六被害人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199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七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被告人侯英辉2017年8月15日出境，第二日参与学习二线拨打电话，2017年8月15日诈骗被害人杜某、陈某1的犯罪数额不计入其犯罪数额，其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程某、王某、李某2、陈某21057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秦安红、曾勇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王某、李某2、陈某287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被告人何春英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940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唐辉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被害人陈某2258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谢文君参与犯罪期间，无证据证明该犯罪集团诈骗既遂，应认定其无既遂犯罪数额。上述13名被告人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冒充司法人员实施电信诈骗，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兵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系累犯，应从重处罚。 在犯罪集团中，各被告人受招募参与到集团中，在他人组织指挥下根据分工实施相应的诈骗行为，可以认定各被告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兵、何其兵、江勇宏、邹晓珊、洪乐、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兴海、吴琳娟、侯英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在其后公安机关的讯问中如实供述，当庭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各被告人所获工资及提成属于犯罪所得，应退赔给被害人。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0元；二、被告人何兴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45000元；三、被告人何其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000元；四、被告人江勇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000元；五、被告人吴琳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六、被告人邹晓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七、被告人洪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八、被告人侯英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九、被告人秦安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十、被告人曾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000元；十一、被告人何春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十二、被告人唐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5000元（已缴纳）；十三、被告人谢文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元（已缴纳）；十四、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杨兵、吴琳娟共同犯罪所得400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被告人何兴海犯罪所得30000元、被告人何其兵犯罪所得16000元、被告人江勇宏犯罪所得41000元、被告人邹晓珊犯罪所得15000元、被告人洪乐犯罪所得14000元、被告人侯英辉犯罪所得12000元、被告人唐辉犯罪所得4000元退赔给各被害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兵的上诉请求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原判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系认定错误；2.原判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认定本案拨打电话的次数，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3.杨兵不具有邀约行为，原判认定杨兵具有邀约行为错误；4.原判量刑过重，杨兵到案后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5.杨兵只是一二线人员，具体诈骗金额其并不知情。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给予杨兵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兴海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虽参与了电话诈骗，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们对六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行为；2.原判关于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证据不足。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从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勇宏的上诉理由是：上诉人于2017年8月13日出境，到印尼后，至少培训了三天，因此参与诈骗的时间应从8月16日起算，原判认定8月15日被诈骗的两名被害人的诈骗金额不应计入上诉人的犯罪金额。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琳娟的上诉理由是：1.去印尼之前不知道接打电话是诈骗行为，没有邀约他人参与犯罪，也不是管理人员，所起作用轻微，没有涉及到金融转帐；2.参与时间很短，虽然出境时间有90天，但实际参与拨打电话的时间只有二十八九天；3.家庭情况特殊，希望二审法院改判缓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洪乐的上诉理由是：1.犯罪金额认定有误，上诉人是2017年8月15日到达印尼，着手实施诈骗行为是8月16日，因此8月15日被诈骗的94000元不应计入上诉人的犯罪金额；2.10月1日之后，其所在的犯罪集团就已经停止了所有的犯罪活动，那么在10月1日之后就不应计入犯罪时间。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侯英辉的上诉理由是：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们对六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行为；2.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安红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领到一分钱，虽然两次出境，但第一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去的，第二次是因欠下机票费用，受杨兵多次微信恐吓利诱才第二次前往印尼；2.上诉人有主动脱离犯罪的行为，在量刑中应当予以体现；3.上诉人是2017年11月10日被抓获归案，不是11月11日，刑期上误差一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勇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是胁从犯；2.上诉人系从犯、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综上，原判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原审法院认证的以下证据证实： 1.被害人报案材料、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等资料：证实被害人报案、公安机关受案、立案及各被告人到案情况。 2.各被告人的出入境登记资料：证实了13被告人的出、入境时间。 3.被害人身份信息、转款及存款凭证、金融监管凭证：证实了6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向诈骗行为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存款和诈骗行为人发送给被害人的金融监管凭证。ＡＴＭ机转、存款凭证证明，2017年8月15日，杜某10次向62×××78账户存款共计81000元，2017年8月27日，被害人程某两次向收款人＊俊锋存款共计18000元，2017年9月6日，王某5次向62×××71账户存款共计25900元，2017年9月7日，被害人李某2通过ＡＴＭ机7次共向**宾账户转款共计36000元，2017年9月17日，被害人陈某316:14时、16:17时通过ＡＴＭ机两次转款给沈明明账户分别为9900元、10××0元。金融监管收据证明：2017年8月15日、9月17日，陈某1、陈某2向对方转款后，对方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其出具了金融监管收据，清查资金数额分别为13000元、5900元。 4.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上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131××××5588，对方自称是上海徐汇区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她在徐汇区办理了一张信用卡透支了1万多元。对方核实了她的身份证、住址等个人信息，她说没办过信用卡，对方说帮她报案，将电话转到公安机关。一个自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的问了一些情况后说她的身份证涉嫌洗黑钱诈骗两百多万，好像叫李某1被诈骗案。对方叫她去开个房，不要给其他人说，叫她手机进入一个浏览器，进入后看到她的信息还有通缉令三个字，她感到害怕。对方将她电话转到检察院让她和检察院的说。对方又把他的电话转到中央巡视组，巡视组一个叫王振华的说要对她的资金核实对比，叫她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上。她通过银行转账2笔，对方让她到有传真的打字复印店接收了一份传真，上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金融监管收据，清查资金13000元，监管科长杨永祥。之后她又转了一笔，三笔共17700元，她记得通过邮政银行卡在ＡＴＭ机上转的，转款凭证弄丢了。 5.被害人杜某陈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上午9时许，她在家接到一个电话（130××××5588），对方自称是南充市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说她2017年5月8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工行开了一张号码62×××80的信用卡，三个月用了15860元。她表示没办过这信用卡，对方将电话转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一个自称徐汇区公安局民警张国强的人给她核实身份证、手机号码，说她身份证在上海市徐汇区还开了张储蓄卡，卡中216万元不知去向，涉嫌李某1诈骗洗钱案。她坚决否认，对方说为了证明她的清白，给她找了个王振华检察官。王振华检察官给了她一个网址让她登录，登录后看到检察院拘捕令上有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对方威胁不要告诉她的亲戚朋友，也不准报案，让她做资金公证以证明清白，将她账户的钱转入对方指定的账户，共转了81000元。 6.被害人程某陈述：证实2017年8月28日中午11点过，接到号码为153××××5588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说她的身份证遗失被别人办了一张信用卡，差了银行15860元，对方让报案，将电话转给一个自称是上海市的警察。自称是警察的人让她去附近开个房，在宾馆里，对方告诉她说她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216万元，要证明她的清白，要把钱取出来汇给对方给她做鉴定。他将钱18000元从工商银行取出存入了对方账户，对方还用微信给她传了一个她的通缉令。 7.被害人王某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6日上午8时许，接到一个陌生电话（131××××5588），称她2017年6月8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工商银行办理了一张透支卡透支了15860元，对方让她报警将电话转给了上海徐汇公安机关，对方说查了一下她是李某1非法洗钱案嫌疑人，给了她一个网址让她确定一下是不是她本人，她登录后结果显示的身份信息是她本人。徐汇公安机关让她找王检察官，将电话转给了王检察官。王检察官让她把资金来源比对一下，把电话转给李科长，她分5次给李科长转了25900元。 8.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7日上午10时53分，接到一个德阳本地的电话131××××5588，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业务员，说她有一张尾号1680的信用卡消费了15000元逾期三个月没还，她表示没有这张卡，对方说可能是别人在上海冒用他的身份证办理的，把电话转给了徐汇区公安局。对方自称是上海徐汇区公安局民警，说她还有一张卡涉嫌诈骗210多万元。对方说开卡的是经济特别困难的开的，让她打10万元到公安局安全账户证明她不困难，要求她在取款机上完成操作。她取款后通过ＡＴＭ机7次向对方指定的**宾账户转款36000元。 9.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17日接到136××××0886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张志刚，说她在上海市工商银行徐汇区支行的一张银行卡52×××80透支15860元，还说她涉嫌洗钱216万元，提供了名叫王振华的电话136××××5521，王振华一直联系让她转钱，她分三次给对方指定的沈明明账户转款25800元。 10.辨认笔录：证实各原审被告人之间相互进行了辨认。 11.原审被告人杨兵的供述：证实2017年他通过台湾人罗卡知道可以到印尼打电话骗钱。他邀约了何其兵、小贝，何其兵邀约了秦安红、小贝邀约了阿英，加他爱人一共六人于2017年7月21日乘飞机前往印尼泗水市。第二天晚上罗卡给他们讲了一些规定。第三天罗卡把他和何其兵分配到二线学习。小贝、阿英、秦安红、吴琳娟被分配到一线，按猴子打印在A4纸上的电话号码通过改号软件拨打电话,打过去的电话就会显示当地银行客服电话，给对方说有信用卡透支未还，让对方相信身份信息被盗用，需要报警，然后转到二线。接着他们冒充警察，了解对方的资金信息、银行卡信息、家庭情况等，以检察官才能给对方澄清为由，将电话转到三线。三线怎么骗的他不知道。每天一线要打三张纸，每张30多个电话号码，就是每天要打100多个电话。 罗卡给他说的是二线第一个月保底8000元人民币，第二个月9000元人民币，第三个月是10××0元人民币。机票罗卡等人出，但是必须干满三个月，工资都是月结。骗成功后，一线按照实际骗取金额提成4%，二线按照实际骗取金额提成6%。他一共收到4万多元的工资，他和吴琳娟保底工资3万多，1万多的提成。 12.原审被告人何兴海的供述：证实2017年7月，蒋晓辉发微信问他要不要去外面工作，工作就是打电话。蒋晓辉给了他老板罗卡的微信。他邀请了江勇宏一起去，他跟江勇宏说是打电话骗钱，江勇宏说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2017年8月，他与江勇宏、邹晓珊、洪乐四人坐飞机到了印尼的泗水市。第二天，老板叫他打二线，其他三人被安排做一线，二线有还有老Ｋ等人。他跟着二线的阿俊、阿龙、阿旺等人学习，把猴子发给他们的稿子背熟，学习了接近半个月。电话转到二线后，他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陈军警官，告诉对方有人盗办了对方的信用卡，还根据一线传来的信息告诉对方名下还有一张工商银行卡（尾号忘记了）涉及李某1诈骗洗钱案，要求对方配合调查，让对方到宾馆开一间房，告诉对方涉及保密案件，不能说出去。到宾馆后他会要求对方说出其他银行卡及卡上存款数额以证明清白。他将获得的信息给猴子，猴子会给他一个网址，他会在电话中教对方打开网址，对方会看到自己的刑事拘捕令，上有对方的照片。对方看到拘捕令后会相信被通缉，他告诉对方只有检察官能帮助对方，就把电话转到三线。三线冒充检察官王振华对对方实施诈骗，具体如何诈骗他不知道，最后还有一个杨科长，就是四线。他们的工资是8000元底薪，8%的提成。老板通过他的微信与农业银行卡给他和阿勇、珊珊、小峰四人发工资。他这三个月挣了有3万多元，通过他支付给江勇宏等人工资有4万多，江勇宏怎么给邹珊珊、洪乐转的工资他不知道。 13.原审被告人何其兵的供述：证实2017年7、8月份，杨兵邀约他到印度尼西亚打电话搞诈骗，他和杨兵、秦安红、吴琳娟、小贝、阿英乘飞机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到了窝点后，老板罗卡叫他们先学习如何打电话。他学习一周后，开始自己操作。每天打电话之前，猴子会给他们每人发一张纸，纸上有内地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以及住址，他们照着纸上的电话号码给对方拨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告诉对方他是信用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62×××80的信用卡欠费15000多元（具体数额忘记了），已经逾期三个多月。对方不信，就说出对方身份信息，告诉对方可能有人盗用对方身份信息，信用卡在上海徐汇区办理的，建议向徐汇区公安分局报案，并称可以直接将电话转到公安机关。对方相信的话，他们就将电话转接至二线，但是一般的人会将电话挂掉。每天基本上打两三张纸的电话，每张纸上有接近30个电话，如果接听率高的话就是两张纸，总共会打100个左右的电话。他领两次工资折合人民币16000元。他一线、二线都做过，时间都差不多。 14.原审被告人江勇宏供述：证实何兴海在印度尼西亚搞通讯网络诈骗，几次问他去不去，他因为缺钱，就答应了。他把想法告诉了邹晓珊、洪乐，二人也同意。2017年8月13日，何兴海带着他、邹晓珊、洪乐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尼西亚，当时诈骗窝点里有20多个人。当晚一线管理人员阿英组织他们开会，第二天老板罗卡给他们分配任务，他、珊珊、洪乐被分到一线，二线有何兴海、啊俊、老K等人。电脑手猴子给了他们一份打电话的台词，让他们把台词背熟，他们第一天背台词，第二天听其他人打电话，第三天他们就开始自己打诈骗电话，其供述称对方透支数额15860元外，其余诈骗方式与何其兵供述一致。他和邹晓珊、洪乐从8月15日到9月30日，10月12日到10月25日这期间都在拨打诈骗电话。 他、邹晓珊、洪乐等十多人是一线话务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何兴海是二线，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三线就冒充检察官，让受害人转账。他们的工资标准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诈骗成功按4%提成。他、邹晓珊、洪乐的工资提成都是通过何兴海发的，何兴海给他转了7万多，他给邹晓珊、洪乐各转了1万多。 15.原审被告人吴琳娟的供述：证实2017年很热的时候，她和杨兵、老Ｋ、小猴、小贝、阿英从深圳机场坐飞机到印尼泗水，第二天那个个子高的台湾人给她培训，杨兵、老Ｋ”被分在二线，她、小贝、阿英、小猴被分在一线，一线有十多人。差不多学了五天左右就开始正式打电话，根据电脑手提供的人员信息冒充工商银行工作人员给对方打电话，说对方一张尾号1680的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了1万多元，对方说没有，她就和对方核实身份证号、姓名，并让对方和上海公安局联系，将电话转到二线。她开始能打2张纸左右的电话，半个月后能打3张纸的电话，平均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刚去的时候老板说的一线第一月工资8000元，第二月9000元，第三月10××0元。她的钱是杨兵在掌管。 16.原审被告人邹晓珊供述：证实她在2017年8月小何跟江勇宏说一起去挣钱，江勇宏就跟她说她没反对。她和江勇宏、洪乐、小何8月份乘飞机到了印尼泗水市，英姐接的她。第二天，他被分到一线，一线有十多个人。二线有阿俊、老Ｋ、小何等人。英姐给了她一张有台词的纸，其供述台词内容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她平均每天打二张半纸的电话，大概70多接近80个电话。罗卡给他们开会时说第一个月工资8000元，第二月9000元，第三月10××0元，干得好还有提成。他们按4%提成。她领工资加提成15000元，老板将她、江勇宏、洪乐的工资发给小何，小何将钱转给江勇宏，江勇宏再将钱转给她。 17.原审被告人洪乐供述：证实2017年8月几号的样子，经江勇宏提议，他和江勇宏、邹晓珊、姓何的一起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天一个女的组织他和江勇宏、邹晓珊培训一线话务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其供述的一线诈骗方式与被告人何其兵供述一致。姓何的被带到二楼培训二线，二线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二线有阿俊，老Ｋ等人。当时培训一线的有十几个人，培训二线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工资标准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按4%提成。他工作了60天，领取了14000元人民币，最后一个月工资没有给他发。 18.原审被告人候英辉供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他和阿邦在深圳乘飞机到印尼。第二天，老板罗卡安排他到二线跟阿俊、阿豪学习打电话，猴子先给他几张纸，上面都是台词。大约半个月后，开始独立打电话。他拿了两个月工资，每个月工资8000元，如果业绩不好就会将工资减半，一线按5%提成，二线按4%至8%提成。他一共得了12000多元的工资。侯英辉供述的作案方式与被告人何兴海供述一致，所供述的谎称对方涉及洗钱案的工商银行卡尾号是1038。 19.原审被告人秦安红供述：证实2017年何其兵邀约他出国挣钱，每个月工资有8000多。2017年7月21日他们从深圳坐飞机到印尼，休息了两天，安排他们先看别人打电话，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台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台词上的卡号是62×××80。之后给他们一些资料，他们开始打电话。他看见房间打电话有十来个人。他知道骗人良心上过不去，2017年7月30日他回国。由于到处欠债的原因，兵哥叫他去找人，他找到同乡的曾勇，和曾勇一起在2017年8月30日乘飞机到印尼，路费是兵哥帮忙订好的。去之后，他做的工作仍然是打诈骗电话。第二次去印尼，他做了20来天，于2017年9月24日回国。他第一次主要是学习，打了5天电话，第二天打了十四、五天电话，打了1400至1500个电话的样子。一线人员每天要打100多个电话。 20.原审被告人曾勇供述：证实2017年上半年，秦安红邀约他到国外打电话赚钱，可能涉及违法的事。8月30日或31日早上，他和秦安红乘飞机到印尼泗水，老板罗卡接待的他们。9月1日，一个叫猴子的人给了他一张印有台词的Ａ4纸，其供述的台词内容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他们的工资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工资是9000元，第三个月是10××0元，按4%提成。他是一线员工，负责打电话骗人，基本每天能打100个电话以上，一线员工共有十五、六人。他工作了一个月，拨打了3000多个电话。他工资加提成应得11500元，老板说等他回国后打到他卡上，但不知道打没有。 21.原审被告人何春英供述：证实2015年初在印尼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从事电信诈骗时认识了小贝。2017年7月左右，小贝电话邀约她出国搞电信诈骗，给她微信转了500元路费。2017年7月21日晚，她、小贝、阿俊、阿娟、老K、猴子一起从深圳出发乘飞机到了印尼泗水市，22日到了诈骗窝点，当晚，罗卡拿着几张写有诈骗台词的稿子叫他们熟悉，其供述台词的内容除对方信用卡号只记得尾号1680，在上海一个区办理的，哪个区不记得之外，其余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第二天，她就在一东北男子旁边学习电信诈骗。就这样，他们天天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她上班20多天，打了1500多次诈骗电话。一线人员小贝、小峰等十多人。罗卡安排她管理一线人员一星期左右。他们工资每月8000元，按4%提成。其在侦查期间供述她应领工资及提成20000余元，当庭供述没有领到工资及提成。 22.原审被告人唐辉供述：证实2017年7、8月份经大头介绍他到印度尼西亚上班。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天看到很多人在打电话搞诈骗，他告诉大头不想做，大头威胁他说不做可以，但要把机票和买关的钱给大头，不然老板不会让他走，他没办法就答应了。电脑手猴子给他一套写有诈骗台词的A4纸让他熟悉。老板安排他和大头在二楼工作，冒充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进行诈骗，有时一线忙不过来，他也会到一线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一线的台词是对方有一张尾号1680的信用卡透支逾期未还，信用卡是在上海徐汇区办理的，可能是有人用对方的身份信息办理了信用卡，建议向徐汇公安分局报案。其供述的二线台词与被告人何兴海供述的诈骗方式基本一致，所供述的谎称对方涉及洗钱案的工商银行卡尾号是1038。2017年9月底，老板罗卡安排他们全部工作人员到巴厘岛玩了一个多星期后，老板罗卡又在巴厘岛安排了一个诈骗窝点。他在泗水上班20天，做一线工作人员一共拨打了1600多条诈骗电话（每天80条），做二线一共接到20多个诈骗电话。他得到4千多元的工资。 23.原审被告人谢文君供述：证实2017年夏天，阿俊问她出不出去工作，工资很高，让他们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向中国境内的居民拨打电话诈骗。阿俊给她订了从深圳出发到印度尼西亚的机票，和一个叫阿英的中年女人一起坐飞机到印度尼西亚。当晚罗卡给他们开会，给了他们一张打电话的台词。第四天开始拨打诈骗电话，其供述谎称对方银行卡尾号为1680，欠款1万多，其余的诈骗方式与被告人何其兵供述一致。当时诈骗公司里有个叫猴子的台湾人给她名单，上面有中国境内居民的各种信息，每张纸有三四十个名字。她每天要打三四张纸，也就是100多个电话。一线有她、珊珊、阿英等11人，二线有阿俊、老K等人。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兵、何兴海、江勇宏、吴琳娟、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原审被告人何其兵、邹晓珊、何春英、唐辉、谢文君明知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拨打电话、发送网络链接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获取高额报酬而参与共同作案，参与期间共同拨打诈骗电话超10××0人次，共同骗取被害人财物1997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在他人组织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并对其参与期间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程某、王某、李某2、陈某2，其中被害人陈某1陈述被骗17700元，但其中4700元无转款凭证，也无其他证据印证，该4700元不予认定，该集团对六被害人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199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七原审被告人的犯罪数额。侯英辉于2017年8月15日出境，第二日参与学习二线拨打电话，2017年8月15日诈骗被害人杜某、陈某1的犯罪数额不计入其犯罪数额，其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程某、王某、李某2、陈某21057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秦安红、曾勇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王某、李某2、陈某287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二原审被告人的犯罪数额。何春英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940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唐辉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被害人陈某2258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谢文君参与犯罪期间，无证据证明该犯罪集团诈骗既遂，应认定其无既遂犯罪数额。 13名原审被告人出境至脱离犯罪回国入境时止的时间分别为：杨兵90日、何兴海70日、何其兵113日、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各90日、侯英辉88日、秦安红36日、曾勇73日、何春英34日、唐辉62日、谢文君21日。按各原审被告人关于拨打电话人次最少的供述即每天70人次，每天1线至少10人拨打电话按10人计算，参与时间最短的谢文君，扣除出境、入境的在途时间，其参与时间为19日，期间集团拨打电话至少13××0人次，也超过了1万人次，故原公诉机关关于各原审被告人拨打电话人次远超10××0的指控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确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各原审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集团拨打电话均远超一万人次，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刑法定刑幅度均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根据《意见》的规定，按犯罪数额计算，犯罪数额最多的被告人的主刑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意见》“电信网络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拨打电话人次数量刑。按照拨打诈骗电话的人次数量刑，同时应当依照刑法第二十三条及《意见》的规定，认定上述原审被告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量刑时应同时考虑各原审被告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期间已骗取财物数额等情节。 上述13名原审被告人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冒充司法人员实施电信诈骗，应当从重处罚。杨兵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从重处罚。在犯罪集团中，各原审被告人受招募参与到集团中，在他人组织指挥下根据分工实施相应的诈骗行为，可以认定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各原审被告人虽均认定为从犯，但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具体为：一是各原审被告人在从犯中的地位不同。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秦安红、谢文君有引起他人犯意的邀约行为，其余原审被告人为被邀约参与犯罪。何其兵、谢文君虽未供述邀约他人的事实，但杨兵、秦安红、何春英的供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何其兵邀约秦安红、谢文君邀约何春英的事实。二是被邀约参与犯罪的原审被告人中，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亦有区别。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何春英在出境之前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且何春英还被安排管理一线人员，积极主动参与犯罪。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侯英辉、曾勇、唐辉出境前已经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出境后参与犯罪，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三原审被告人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后，仅仅因为不愿自己支付相关费用而决定参与犯罪，虽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未受到胁迫，不能认定为被胁迫参与犯罪。秦安红第一次出境前不知道参与诈骗犯罪，但其再次出境并邀约曾勇参与犯罪。三是各原审被告人参与犯罪时间长短不同，相应的应承担责任的拨打电话人次数量和量刑时考虑的诈骗财产数额亦不同。上述各原审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上的区别，将在量刑中充分考虑。杨兵、何其兵、江勇宏、邹晓珊、洪乐、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何兴海、吴琳娟、侯英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在其后公安机关的讯问中如实供述，当庭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各原审被告人所获工资及提成属于犯罪所得，应退赔给被害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兵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系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本案原审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方式，与原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六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罗卡犯罪集团的诈骗行为与该六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的规定，本案各原审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集团拨打电话均远超一万人次，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刑法定刑幅度均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而按照犯罪数额计算，犯罪数额最多的原审被告人的主刑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根据该《意见》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拨打电话人次数量刑。同时应当依照刑法第二十三条及该《意见》的规定，认定上述原审被告人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杨兵及其辩护人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关于“原判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认定本案拨打电话的次数，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相关主犯尚未到案，致使相关证据难以收集，可以依照《意见》的规定，根据现有证据对各原审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犯罪集团拨打电话人次综合予以认定。故杨兵及其辩护人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关于“杨兵不具有邀约行为，原判认定杨兵具有邀约行为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杨兵在侦查阶段供述其邀约了何其兵、谢文君到印尼实施诈骗行为，与何其兵、谢文君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证，故原判认定杨兵具有邀约行为是正确的，杨兵及其辩护人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关于“杨兵到案后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虽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但一审法院已作认定，并在量刑时已经予以考虑，二审不再重复评判，故原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杨兵及其辩护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解、辩护意见不影响本案的定罪与量刑，故不予支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兴海关于“上诉人虽参与了电话诈骗，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们对六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行为”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本案各原审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方式，与原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六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能够相互印证，时间段也可以相互吻合，因此，可以认定罗卡犯罪集团的诈骗行为与六名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何兴海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原判关于“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本案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相关主犯尚未到案，致使相关证据难以收集，依照《意见》的相关规定，可以根据现有证据对各原审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犯罪集团拨打电话人次综合予以认定。故何兴海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勇宏关于“其于2017年8月13日出境，到印尼后，至少培训了三天，因此参与诈骗的时间应从8月16日起算，原判认定8月15日被诈骗的两名被害人的诈骗金额不应计入上诉人的犯罪金额”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共同犯罪中，任一共同犯罪人基于共同故意着手实施犯罪，即为共同犯罪的着手。各原审被告人受招募参与犯罪，出境途中，尚未加入犯罪集团，属于犯罪预备，回国途中，已经脱离了犯罪集团，出入境途中可以不计入着手犯罪时间。但各原审被告人通过意思联络与犯罪集团成员形成具体的共同犯罪故意后，即使其本人还在学习诈骗方法，但因其他成员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应认定该原审被告人已经着手。原审被告人参与共同犯罪后，只要尚未脱离共同犯罪，对共同犯罪其他成员的犯罪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江勇宏参与培训的时间也应当认定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故原判将8月15日被诈骗的两名被害人的诈骗金额计入其犯罪金额是正确的。同时原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依法做出的处理，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琳娟关于“去印尼之前不知道接打电话是诈骗行为”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吴琳娟在侦查阶段供述称杨兵去印尼之前给其说过是去实施诈骗，并让她不要去，但她仍坚持与杨兵一起去印尼，故其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不影响其诈骗罪名的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没有邀约他人参与犯罪，也不是管理人员，所起作用轻微，没有涉及到金融转帐，参与时间很短”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原判虽然将本案13名原审被告人均认定为从犯，但在具体量刑时充分考虑了各原审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以及参与犯罪的时间长短，在量刑时做了区分，因此吴琳娟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原判在量刑时已经作了考虑，二审不再重复评判；吴琳娟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不影响本案的定罪与量刑，不予支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洪乐关于“犯罪金额认定有误，上诉人是2017年8月15日到达印尼，着手实施诈骗行为是8月16日，因此8月15日被诈骗的94000元不应计入上诉人的犯罪金额”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洪乐的出入境记录以及其在侦查队段的供述证实其是2017年8月13日出境，到达印尼的第二天便参与培训，因此原判将8月15日被诈骗的金额计入其犯罪金额是正确的；关于“10月1日之后，其所在的犯罪集团就已经停止了所有的犯罪活动，那么在10月1日之后就不应计入犯罪时间”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洪乐、江勇宏、邹晓珊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10月中下旬仍在拨打诈骗电话，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罗卡犯罪集团于10月1日之后便停止了所有犯罪活动，故洪乐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侯英辉关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们对六名被害人实施了诈骗行为”的辩解意见，经查，六名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与各原审被告人供述的诈骗方式能够相互印证，且时间上也能相互吻合，足以认定罗卡犯罪集团的诈骗行为与六名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侯英辉的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侯英辉到案后在侦查阶段的第一次供述中并没有如实交待自己参与电信诈骗的相关犯罪事实，而是在其后的供述中才如实作了供述，因此，原判将其认罪态度做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是正确的，故原判对其量刑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安红关于“上诉人是2017年11月10日被抓获归案，不是11月11日，刑期上误差一天”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秦安红是2017年11月11日在双流县一网吧内被抓获，并且秦安红在侦查阶段的第一次供述也是2017年11月11日，故其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有主动脱离犯罪的行为，在量刑中应当予以体现”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秦安红虽然有主动脱离犯罪集团的行为，但是其第二次到印尼参与电信诈骗时，邀约曾勇参与共同犯罪，故原判对其量刑时考虑其具有的相关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秦安红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不影响本案的定罪与量刑，不予支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勇关于“上诉人是胁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经查，曾勇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秦安红邀约其去印度尼西亚时，已明确告知其过去以后的工作就是拨打电话，并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的事情，在此情况下，曾勇仍愿意与秦安红一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并在罗卡集团共作了两个多月，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罗卡集团对其进行了胁迫，故其此项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上诉理由及辩解意见，虽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但原审法院已作认定，并在量刑时已经予以考虑，二审不再重复评判，故原判对其量刑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根据各原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所具有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原判对上述13名原审被告人均适用减轻处罚正确。同时，唐辉、谢文君认罪悔罪，主动预缴罚金，且依法应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可以宣告缓刑。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泽民 审 判 员 王 锐 审 判 员 陈 忱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司 莉 书 记 员 罗 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