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民终24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浔阳路103号1503室或16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063498598C.法定代表人：张选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民，江西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业主委员会，住所地九江市浔阳路103号501室。负责人：董衡萍。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君，北京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010511777。原审被告：张选考，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住九江市浔阳路103号1503室或1603室。上诉人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主委员会”）、原审被告张选考业主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9）赣0403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浔阳区人民法院（2019）赣0403民初287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浔阳区人民法院在上诉人本人未签收传票、未出庭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司法程序不合法，恳请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20日签署服务合同解除协议，后双方已经交接，故不存在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请。最后，被上诉人在2019年7月2日强行破门进入上诉人的办公室，导致上诉人在物业管理期间的绝大部分存档资料丢失，事后上诉人已经报警，以董衡萍为首的违法分子对此次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综上，不管是从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出发，被上诉人一审请求均应当驳回，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答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送达通知程序合法，上诉人当时已经收到并当庭进行了核实，所以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不存在未通知，是上诉人主观刻意藐视法庭，其责任应该由上诉人承担；2、上诉人所述是因为材料丢失，显然是上诉人的狡辩行为，被上诉人负责人董衡萍多次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选考通过电话、短信要求上诉人将地下室两间业主委员会的房间交出来，但上诉人拒不交付；3、新的物业公司2019.7.1进驻，当时由业主委员会再次通知上诉人将地下室房屋交出，但上诉人不交付，之后新的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到现场进行监督，将地下室常年堆积杂物的房子进行换锁，随后上诉人报警，其实当时张选考就在本大厦。报警后，警方随后到现场，对双方进行询问，上诉人始终没有提到物品丢失的问题，只是对换锁产生争议，之后就贴了封条至今，因为我方认为上诉人经营大厦管理9年来至今不向业主委员会公示其经营期间的公用设备设施广告应属于业主的费用，包括对消防设施严重的损毁没有添置新的消防设施等，都没有向业主委员会提交任何说明和购置情况的说明，而用换锁后物品丢失来刻意推卸其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我方认为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是有意回避其法律责任，事实清楚，我方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张选考答辩称，我只是公司法人代表，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管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期间的公共收益账目情况（公共收益账目情况包含但不限于广告费、停车费、物业房屋租赁费，收取的物业费等情况），并提供账目费用清单、原始票证。2、公开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备设施（含消防设备、设施）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并提供上述账目费用清单、原始票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了《管理项目合同》，由物业公司为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全体业主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4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物业公司在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一层大厅、小区大门、电梯间、楼层间等公用区域和墙面投放了各类纸质题材广告和电子滚动屏幕等广告内容，投放广告的收益情况、停车费、物业房屋租赁费、收取的物业费等设计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未向业主公开，小区的建筑物及附属设备设施（含消防设备、设施）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亦未向业主公开。合同到期后，物业公司已撤离。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121名业主（共有168名业主）联名要求业委会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来维护自身利益，原告业委会遂诉至我院。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管理项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具有约束力。《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公共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物权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八）项规定，业主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故对原告业委会请求判令被告物业公司公开其经营管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期间的公共收益账目情况和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备设施（含消防设备、设施）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的诉请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业委会称自2014年10月起被告物业公司即开始管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物业，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仅支持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期间的相关账目的公开，即自2014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业委会也未提交2010年10月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物业系被告张选考管理的证据，故对原告要求张选考公开相关账目、情况的诉请也不予支持。被告物业公司、张选考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物权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九条、《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业主公开自2014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管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期间的公共收益（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广告费、停车费、物业房屋租赁费，收取的物业费等项目）的账目情况，并公开相对应的账目清单、原始票证。二、被告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的业主公开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备设施（含消防设备、设施）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并公开相应的账目费用清单、原始票证。三、驳回原告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14年9月20日，同盛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的《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协议书》，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了，不得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2、2014年4月30日的《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合同》，证明：物业服务合同与合同解除协议书中，业主委员会的公章都是一致的。上述两份材料中都有以聂和铭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人员的签字并加盖了业主委员会的公章。3、2011年10月9日《告示》、2011年9月21日《通告》，证明以聂和铭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得到了甘棠街道办事处、双峰社区、市房产局等相关部门的认可。上述解除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质证认为，解除协议书中签字的“聂和铭”虽是文化商业大厦的业主，但不是业主委员会成员。这些人员是上诉人2010年接手了大厦管理后，在未经政府部分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自行设立的业主委员会，其程序是违法的，原业主委员会不被法律认可的。由于上诉人知道现业主委员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匆忙与聂和铭签订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协议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脱承担经营管理9年来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以及要求公示物业管理的费用，应是无效协议。文化大厦业主委员会于2019年5月20日才正式成立，并刻印公章，之前一直是张选考和聂和铭控制文化大厦。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提供接警登记表一份。证明：当时张选考报警，只是对换锁有争议，上诉人没有说发生物品丢失。故上诉人说物品丢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质证认为，对接警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报警登记表只是简单记载纠纷，其实质是该两间房子控制权的纠纷，包括里面的物品。报警是七月份，对方接管一个多月之后，才由对方张贴了封条。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关物品是对方拿走了。所以现在要让我方公开相关资料属于事实上的履行不能。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成辉物业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公司于2019年7月1日与文化商业大厦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委员会的董主任说有两间地下室的房子可以给我们办公，于是在2019年7月1日将该两间房屋的锁打开了。当时里面没有什么凭证或资料。一间是空的，另一间堆放了麻将机等杂物。因有人报案，我公司也就没有在里面办公。后来董主任所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用封条封起来了。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另查明，2011年10月9日，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甘棠街道办事处双峰社区居委会作为组织部门，市房产局物管办作为指导部门出具《告示》，载明聂和铭、张焕松、张益凤、曹斌、陈雅丽等五人符合业主身份，文化大厦新一届业主委员会由上述五人组成。2011年9月21日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甘棠街道办事处双峰社区居委会作为指导鉴证部门出具《通告》，同样明确了上述五人的业主身份以及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等情况。2014年4月30日，由聂和铭、张焕松、张益凤所代表的业主委员会与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签订了《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为2014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2019年4月20日，同盛物业公司与聂和铭所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签订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协议书》，载明：2019年4月30日终止合同，双方再无任何关系，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另一方追究任何的有关法律责任。上述项目管理合同及合同解除协议书均加盖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公章。2019年5月30日，九江市浔阳区房产管理局出具《业主委员会备案回执》，载明：文化商业大厦在街道组织筹备下已经成立，对提交的业主委员会资料予以备案。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主任）为董衡萍，该业主委员会即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同时被上诉人的公章“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名称与2014年4月30日《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合同》、2019年4月20日的《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协议书》上的公章名称一致，但公章大小、形状不一致。2019年7月1日，本案被上诉人与成辉物业公司签订了新的物业服务合同。2019年7月初，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将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位于文化商业大厦地下室的两间办公房打开并换锁，上诉人法人代表张选考报案，《接处警登记表》载明：“双方因换锁发生纠纷”。现两间办公室无人使用，由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张贴了封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没有通知送达开庭传票，在上诉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作出裁判违反法定程序。经查，2019年7月8日，原审法院通过中国邮政将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邮寄给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邮件号码为100××××2893。邮寄地址为：九江市浔阳路103号1503室或1603室，收件人为张选考，电话为134××××＊＊＊＊。。该邮件没有被邮政快递公司以“地址错误、地址不详、查无此收件人”等理由退回。同时邮件上的邮寄地址为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的注册地址，亦是原审被告张选考（上诉人法人代表）在本院二审中所确认的送达地址，其二审确认的手机号码亦与上述邮件中载明的手机号码相同。故原审法院已将相关诉讼文书以合法的形式送达给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没有送达开庭传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公开相关资料。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履行相关公开资料的义务，理由如下：（一）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物业服务公司应当将相关资料予以公开公示；（二）本案中存在以聂和铭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以董衡萍为负责人的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均得到了相关行政部门、社区的备案或认可，但对于两个业主委员会的地位、合法性、资质等问题，不是本案民事案件所审理的范围，本院在此不予评判。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认为其已经与聂和铭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签订了《九江市文化商业大厦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协议书》，故其没有义务提交或公开相关资料。本院认为，该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并未明确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已将相关的材料、资料和业主委员会进行过交接，上诉人亦未提供办理交接手续的证据材料。故不能以此合同解除协议书为由免除同盛物业公司的相关法定义务。（三）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认为其办公场所被被上诉人强行开锁，造成相关资料遗失，其无法履行相关义务。本院认为，1、被上诉人业主委员会换锁的两间地下室办公室并不是同盛物业公司的法定办公地址，上诉人法定办公地址位于文化商业大厦1503室。2、证人（案外人）成辉物业公司法人代表胡某证实两间地下室办公室打开时，里面并未看到相关资料、账册等。3、接处警登记表中只记载了“双方因换锁发生纠纷”。4、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亦未提交其将相关资料、账册存放于地下室办公室的证据材料。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上诉人同盛物业公司并不能以不是其公司法定办公地址的两间办公室被换锁为由，推卸其应当公开、公示相关资料的法定义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程序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九江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游 勇审判员 单伶俐审判员 张洪清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