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K。法定代表人：李健，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健，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公民身份号码。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广东福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荣，广东福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高明弘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罗雪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航，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昌公司）、李健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弘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8民初3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维昌公司支付弘宇公司货款777654.7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31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李健对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维昌公司、李健负担。一审法院判决：一、维昌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弘宇公司货款777654.76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31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李健对维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照判决指定之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77元，减半收取5788.50元，由维昌公司、李健负担。维昌公司、李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李健无需对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维昌公司自2014年6月24日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9月13日前一直都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多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直至2017年9月13日才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在仅半年时间后于2018年4月25日又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此前一直与弘宇公司联系和对接业务以及签订合同的人员是在2017年9月13日之前担任维昌公司股东的朱某，李健从未直接参与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之中，李健也从来都不是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上情况弘宇公司也是清楚的。本案中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从2017年4月起一直持续到2018年7月，在此期间维昌公司也有陆续向弘宇公司支付货款，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贯穿于维昌公司两次变更公司性质期间，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应视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不能随意将某段期间独立拆分出来作为定案依据。而且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双方于2018年7月31日对账确认未支付的货款为777654.76元，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交易是于2018年7月31日终止，并最终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而2018年7月31日维昌公司的性质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多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自然人独资的一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维昌公司在2018年7月31日的性质即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多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据，一审法院将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25日这段期间独立拆分出来作为的定案依据属于断章取义，以此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李健必然是错误的。二、李健并没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维昌公司于2019年6月委托广州市某会计师事务所对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李健个人往来账进行专项审计，广州市某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而委托审计时维昌公司的性质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多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维昌公司对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李健代为支付的费用一直都予以确认，从报告中的收支情况可见，维昌公司转入李健个人账户的数额合计为18001468.22元，李健个人账户转入维昌公司或代为支付费用的数额合计为22531944元，李健个人账户转入维昌公司或代为支付费用的总数额比维昌公司转入李健个人账户的总数额还要多出4530475.78元，足以证明李健并没有占有维昌公司财产。报告中指出维昌公司用李健个人账户列支公司相关成本费用（除工资外）未取得合法凭证作为入账依据，但事实上，公司运作实践中很多支出是无法获得发票作为财务凭证的，无法以公户一一转账支出，而且公户直接提取现金的难度也大。维昌公司作为专门经营货物进出口的公司，其对外所收款项必须经过公司账户进行收取，李健的个人账户从来没有对外收取过公司款项，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一直都是公对公转账，从来未使用过李健个人账户转账或收款。维昌公司实际运作中每当出现无法用公户支出的款项或需要现金的时候，就需要转到到李健的个人账户进行操作，因而有部分支出没有发票作为财务凭证实属正常。即使没有发票作为财务凭证，但是李健的个人账户相关的支出都有相关收据、银行回单、审批单等作为财务凭证，以证实支出的合法合理性。发票是作为符合《税法》规定的财务凭证，但也不能以此否定收据、银行回单、审批单等在民法上作为财务凭证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股东如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则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构成要件：第一，公司股东必须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第二，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第三，公司股东的该滥用行为，在客观上已造成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结果。本案中，审计报告指出维昌公司的财务制度不健全，也仅是针对维昌公司转入李健个人账户代为支出的部分没有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而言，但请二审法院不要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李健个人账户的支出均是有相应的其他财务凭证作证，如收据、银行回单、审批单等，而且相关凭证也不是为应付诉讼而后期制作的，是经过这几年维昌公司实际运营中不断实际发生的，李健个人账户为维昌公司代支费用的账目明细清楚，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财务混同的情形，李健主观上并没有为逃避债务的意思，也没有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由于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避免当事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对此应当从严认定，不应当仅以部分支出没有发票作为凭证为由认定李健与维昌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并已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因而不应当判决李健对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丰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而不是李健。李健只是作为挂名投资人，是受李某的委派才担任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维昌公司的日常经营实际也是李某操控，李某也有多次转账给李健用于维昌公司日常经营。李健由始至终从未直接参与维昌公司与弘宇公司的交易之中，李健不应对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弘宇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维昌公司、李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维昌公司工商登记文件记载李健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因此在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该工商登记信息错误，也无生效裁判文书认定李健并非股东的情况下，李健的股东身份为合法登记股东，对外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第二，李健对外作为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协议，使用私人账户用于维昌公司开展经营行为。并且，根据其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李健已向维昌公司实际履行出资，其实际参与维昌公司的经营管理，表明李健对其股东身份系明知。因李健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二审期间，维昌公司、李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维昌公司与品联有限公司合同2份、罚款通知书2份、维昌公司与广州润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盈公司）购销合同4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4份、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4份，以证明品联有限公司为丰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注资的公司，维昌公司设立开始一直只承接李某安排的品联有限公司的订单，订单货物委托润盈公司进行出口，李某为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账目明细表1份、李健交通银行交易清单1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份，以证明李某为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维昌公司多次转账给李健用于维昌公司的日常经营。3.维昌公司与丰品公司订购合同3份（2018年6月1日、6月2日、7月29日）、购销合同1份（2018年7月9日）、发票2份（2018年10月27日、12月3日）、维昌公司冯义坤签名的费用报销单（2018年5月至11月）、2018年6月16日、7月维昌公司与广州森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2018年8月对账单、2018年6月2日、6月9日维昌公司与开平市佳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的订购合同、开平佳业公司出货单、2018年6月对账单、2018年7月18日维昌公司与江门市创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出仓单、对账单、2018年6月15日、6月11日、6月30日维昌公司与江门市新会区双水恒彩印厂签订的订购合同、送货单、对账单、2018年6月26日维昌公司与江门市鹏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维昌公司与丰品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2018年11月2日、11月5日、12月3日）、2018年11月份维昌公司送到丰品公司的配件清单明细、2018年10月到12月维昌公司出仓单、出货单，以证明冯义坤受李某委派到维昌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在丰品公司成立运营后，冯义坤同时也担任丰品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同时代表维昌公司和丰品公司签订合同。4.维昌公司于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费用报销单（卢日敏、金秀玲签名），维昌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的发票（卢日敏为收款人）、金秀玲与李健的结婚证、工资单，以证明维昌公司的财务人员卢日敏为李某委派的，卢日敏的社保没有在维昌公司购买，而是由李某安排在广州一家人事代理公司购买；金秀玲为维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健的妻子，金秀玲在维昌公司任职期间有受李某委派到丰品公司任职，金秀玲同时担任两家公司的仓管人员。5.维昌公司7月工资表、2018年6月至12月李健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工资表上的员工在丰品公司工作，而工资在维昌公司发放。6.核准迁入登记通知书，以证明维昌公司和丰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某、李健曾受李某的委派担任丰品公司的监事。7.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146号案传票、通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8.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785号案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7、8共同以证明李某是维昌公司和丰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投资人这一事实，与维昌公司交易往来的其他公司和单位均知晓，李健也只是受到李某的委派才担任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9.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14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以证明在另案中，因发现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李健，故该案原告对李健撤回起诉。弘宇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6与弘宇公司无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一，证据显示李健对外代表维昌公司，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购销合同以及协议。第二，李健对内在维昌公司的费用报销审批单的领导审批一栏处签字，且使用其个人账户用于维昌公司开展经营行为，故李健已实际参与该公司的经营决策活动，非挂名股东。第三，挂名股东是指具有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基于与他人的约定，其名下的出资全部或部分由他人投入并由他人享受股东权利的人。因此李健主张其是维昌公司的挂名股东，应当有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认可，或提交其与隐名股东签订的挂名协议予以证实，但李健的证据中并不存在该协议。对证据7、8、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弘宇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维昌公司、李健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1至6有原件核对，在无相反证据推翻情形下，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维昌公司与丰品公司之间存在经营管理事项及人员的交叉，没有明确指向李某为维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健仅为挂名股东的事实，故本院对维昌公司、李健主张的证据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7、8、9为另案的立案受理及当事人撤回对部分被告起诉的裁定书，并非生效裁判文书对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中，维昌公司、李健陈述：李健与李某为兄弟，因李某为香港公民不能作为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让李健担任维昌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李健在维昌公司没有任何权利，只是担任法定代表人，两人没有书面的代持股协议。维昌公司、李健二审提交的多份维昌公司《费用报销单》中，李健在领导审批处签名。维昌公司、李健一、二审期间提交了李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银行账户流水，其中账号为622*************777的农业银行账户内既包含了大量维昌公司的经营开支，亦包含大量李健与维昌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以及摘要为“消费”、“借款”等款项。本院认为：维昌公司对于一审判定其向弘宇公司支付货款777654.76元及利息并无提出上诉请求，李健亦未对尚欠货款数额提异议，故本院对欠款数额径行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维昌公司、李健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李健需否对维昌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维昌公司、李健上诉主张，维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某，李健仅为代持股股东，故李健不应对维昌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维昌公司、李健并无举示如代持股协议或其他足以证明李健代李某持有维昌公司股权的证据，亦无证据证实李某确认李健代其持股的事实。其次，李健已被记录于维昌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部门登记为维昌公司股东，符合作为股东的形式要件，基于该工商部门登记的公信力，交易相对人弘宇公司有理由相信李健为维昌公司股东。此外，维昌公司、李健提供的证据亦反映李健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维昌公司签订合同，对内作为维昌公司的领导审核批准公司单据，并以个人账户列支公司相关成本费用，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李健的维昌公司股东身份。再次，维昌公司、李健在一审期间并未作李健代持股的答辩意见，其在二审提出明显有别于一审答辩的新的事实主张，但对此未作令人信服的解释，其行为有悖诉讼诚信。最后，即使李健确为代李某持有维昌公司股权，但并无证据显示维昌公司在与弘宇公司交易过程中对李健代李某持股的事实予以披露，弘宇公司基于工商登记及交易情况相信李健为维昌公司股东具有合理性。因此，弘宇公司主张李健为维昌公司股东，无论从形式要件亦或实质要件均有一定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李健应否对维昌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维昌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2017年9月13日维昌公司由二名股东变更为一名股东的一人公司，2018年4月25日维昌公司又由一名股东变更为二名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李健作为维昌公司的一人股东，应对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予以举证证明。一审中维昌公司、李健虽提交了《专项审计报告》，但该报告仅为对维昌公司与李健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往来收支情况的审计，而且该审计报告亦提出维昌公司内部管理不完善，没有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现金与李健个人账户合并使用，用李健个人账户列支公司相关成本费用（除工资外）未取得合法凭证作为入账依据，审批手续不完善的问题。加之，该审计报告第四点明确指出由于维昌公司财务管理不完善，维昌公司2017年期初余额及该第四点1、2项要求代理记账机构补登记支出金额不能确定是否恰当。从上述内容可知，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审计材料并不完善，不能有效证明维昌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李健。故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李健应对弘宇公司本案主张的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25日前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2018年4月25日后弘宇公司主张的涉案货款。此时，维昌公司已非一人公司，但李健的农业银行流水明细反映李健个人账户与维昌公司账户间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同时，该账户中亦存在消费、支付宝付款及借款等内容，该事实可与涉案《专项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贵公司内部管理不完善，没有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现金与李健个人账户合并使用”相吻合。李健上诉主张其财产与维昌公司不存在混同，应当由李健举证予以证明。但从前述李健的账户来看，李健的个人账户包含了用于公司经营使用亦含有其个人款项，足以证明李健的个人财产与维昌公司财产无法区分的，存在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李健应对2018年4月25日后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认定李健应对维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健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77元，由上诉人江门市维昌五金电子有限公司、李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