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文甫，男，199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樊庄44号，公民身份号码411************17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国权，男，198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X。上诉人樊文甫因与被上诉人伍国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0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樊文甫归还投资本金100000元；2.案件诉讼费由樊文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16日，樊文甫（作为甲方）、伍国权（作为乙方）签订《资金购股协议书》，约定本协议为资金入股合作合同，以樊文甫现有实体为基础依托，伍国权、樊文甫双方各负其责，共同经营，樊文甫出资400000元，占启动资金85%，伍国权出资60000元，购买樊文甫15%股份，并享有樊文甫5%股份，合共20%，甲方落款处除樊文甫签名外，还加盖印文为“佛山市南海捷埔机械厂”的印章。2017年5月23日，佛山市捷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埔公司）登记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1月14日，该公司股东由叶晓升、伍国权、樊文甫变更登记为伍国权、樊文甫。2018年1月10日，伍国权、樊文甫签订《退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捷埔公司，由于伍国权个人原因，选择退股，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终止合作，目前樊文甫占股60%，伍国权占股40%；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公司的总资产评估为448000元，债务为194500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伍国权对于捷埔公司新产生的债权债务不承担法律责任，樊文甫确认伍国权退股转让所得101000元，樊文甫于2018年1月25日支付30000元，余款于2018年4月30日支付30000元，2018年9月30日支付41000元。2018年6月27日，捷埔公司股东由伍国权、樊文甫变更登记为樊文甫。樊文甫仅向伍国权支付了1000元，伍国权遂于2019年5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伍国权、樊文甫自愿签订《退股协议》，约定伍国权退股，但没有约定注销相应股份或减少相应注册资本，应视为伍国权将所持股权转让给樊文甫，案件属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约定樊文甫分期向伍国权支付股权转让款101000元，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8年9月30日，但樊文甫仅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1000元，尚欠伍国权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事实清楚，伍国权请求樊文甫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樊文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伍国权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樊文甫负担。樊文甫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伍国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伍国权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1月10日的《退股协议》应视为伍国权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樊文甫，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并以此判令樊文甫向伍国权支付款项1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对《退股协议》定性错误，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亦属错误。结合樊文甫与伍国权签订的《资金购股协议书》、双方通过该协议书所确立的法律关系、捷埔公司的设立时间、樊文甫和伍国权在该公司的登记情况、《退股协议》的内容以及通过该协议引发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分析，《退股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对该协议和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樊文甫、伍国权于2017年2月16日签订了《资金购股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并对新成立的公司共同经营管理，其中樊文甫出资400000元，伍国权出资60000元，同时对新公司的设立登记以及设立后的重大事项处理、资金财务管理等事宜进行了约定。2017年5月23日，捷埔公司设立登记，将樊文甫、伍国权登记为公司股东。由此说明，樊文甫与伍国权系作为捷埔公司的发起人参与了该公司的最初设立活动并被登记为原始股东，前述出资在捷埔公司设立时转化为公司资本，该二人作为公司股东均应依照公司章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且公司章程成为樊文甫、伍国权关于公司经营管理、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内容的基本准则，亦取代《资金购股协议书》成为双方新的合意性文件。2018年1月10日，捷埔公司作为甲方、伍国权作为乙方签订了《退股协议》，约定伍国权因个人原因退出捷埔公司，伍国权退股所得为101000元，并就伍国权对捷埔公司应负的保密义务、有关设备的交还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的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签字页“甲方”处盖有捷埔公司公章，“乙方”处由伍国权签名，樊文甫作为公司另一股东亦在该协议中签字以示知晓。综上，伍国权作为捷埔公司的发起人，在该公司设立时成为股东，并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与公司达成《退股协议》约定退出公司，该协议应认定为伍国权退出公司经营、抽回出资而与捷埔公司达成的合意性文件。据此，本案案由应认定为股东出资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认定案由错误，其允许伍国权将樊文甫列为本案被告亦存在错误，樊文甫不应作为股东出资纠纷即本案的当事人，亦不应作为被告。原审判决认为《退股协议》中约定伍国权退股，但没有约定注销相应股份或减少相应注册资本，应视为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依据。本案中，案涉所有材料均无法体现或证明樊文甫与伍国权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意，《退股协议》中并未约定双方欲进行股权转让，亦未约定股权转让对价、转让后的工商登记等与股权转让有关的任何事宜，仅表明伍国权欲退股这一客观事实。樊文甫在《退股协议》中仅仅是以股东身份签字表明知晓伍国权退股事宜，没有注销股份或减少相应注册资本也只能证明伍国权抽回出资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法得出其与樊文甫存在股权转让之结论，原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二、伍国权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出资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且损害了捷埔公司的权益，《退股协议》应属无效合同。依照公司法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转变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其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而构成公司法人人格的物质基础。若股东从公司抽回出资，则会减少公司资本，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又在公司注册资本具有公示效力的情况下，影响了捷埔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因而为法律所严禁。本案中，伍国权作为捷埔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出资后又在捷埔公司正常经营期间撤回出资，且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和法定程序，没有通过股东会形成减资决议，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退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三、依照《资金购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且伍国权的退股行为亦属无效。依照樊文甫与伍国权在设立公司前所签订的《资金购股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公司成立起3年内，股东不得转让股份，自第3年起，经一方股东同意，另一方股东可进行股权转让，该条款表明双方早已对股权转让设置了先决条件和时间限制，结合《退股协议》的签订时间，距离公司设立尚不足三年，故双方不能进行股权转让，也进一步印证《退股协议》不应为股权转让文件。此外，该协议中对退股也进行了约定：“一方退股，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个人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该股东向公司借款，该股东行为使公司遭受损失而向公司赔偿等)…，否则退股无效”。本案中，伍国权在退股时并未就个人对公司所负债务进行清算，退股行为应当无效。四、伍国权无权要求樊文甫支付款项。如前所述，《退股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伍国权无权基于该无效合同向捷埔公司提出权利主张；加之樊文甫并非该无效合同的相对方，依照公司法等规定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伍国权无权要求樊文甫支付款项。五、《退股协议》并未对捷埔公司的资产和债务彻底清算，伍国权无权依照该协议要求捷埔公司或樊文甫对其支付款项。《退股协议》记载该协议签订之时捷埔公司的总资产评估为448000元，债务为194500元，实际上当时公司尚有其他债务未计入其中，如：对于佛山市奇源精密钣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板金厂尚有25000元的债务未核算、对于南海旺发机械加工厂尚有15000元的债务未核算、对于南海唐立新锯片厂尚有36000元的债务未核算，对于南海炳翔刀具厂尚有27500元的债务未核算其中，对于天洋电机厂尚有5000元的债务未核算，对于公司一个员工尚有6个月工资（5000元/月）未核算。另外，伍国权称因业务需要支取了公司款项63250元，但伍国权却将部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信用卡和网贷，严重损害了捷埔公司和樊文甫的合法权益。综上，《退股协议》中记载的债务金额仅仅是对当前债务进行预估得出的数据，最终的权利义务应待公司、股东对资产、债务彻底盘点后予以确定，假设该协议有效，也应按照捷埔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处理其退股事宜。结合伍国权签订《资金购股协议书》时约定的股份份额、抽回出资时对捷埔公司所占的股份比例以及前文所列债务等计算，捷埔公司不应退还伍国权任何投资款，反倒是伍国权应按公司法等规定承担股东责任。《退股协议》虽经捷埔公司盖章，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兼具对内处理与股东之间的相应事宜及对外以工商登记体现法人人格的双重属性，若债务未清理完毕即同意某一股东退股既会损害公司内部其他股东的利益，对外亦导致债权人的合法债权无法实现，所以《退股协议》因侵犯股东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六、捷埔公司属于必须参与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捷埔公司系《退股协议》的合同主体，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必须参与本案诉讼；即便原审判决未将其认定为当事人，捷埔公司因在《退股协议》中盖章、《退股协议》中记载了该公司的权利义务、且与公司资产盘点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亦应进入本案才能查明案件事实，原审判决未依法追加，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原审判决对本案案由、《退股协议》定性错误，且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损害了樊文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针对樊文甫的上诉，伍国权辩称：樊文甫认为案涉《退股协议》不属于股权转让，但公司已在运营不存在出资纠纷，应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樊文甫上诉状所陈述的欠款金额问题，发生在2017年，签订《退股协议》是在2018年，是双方自愿且已经过工商登记变更。樊文甫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支付给伍国权。根据《资金购股协议》第七条的内容，协议修改变更补充，经双方协商修改一致，签署后生效，所以《退股协议》是成立的。本院二审期间，樊文甫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2017年2月15日《购股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签订时间差一天，内容无差别。证据2.佛山市南海炳翔刀具有限公司出具的应收明细表原件一份；证据3.佛山市奇源精密钣金制品有限公司欠款证明复印件一份、捷埔2017年4月-12月份对账单复印件一份、奇源钣金送货单六份；证据4.佛山市南海区旺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一份、送货单8份；证据5.樊文甫向天洋电机有限公司支付2700元的电机费用，是个人支付的；证据6.南海唐立星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明细表，拟证明捷埔公司欠南海唐立星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款项金额，合计47540元；上述证据2、3、4、5、6拟共同证明：捷埔公司债务金额与签订的《退股协议》不一致，都是在签订《退股协议》后浮现出来的。证据7.微信转账记录4页合共63250元，拟证明樊文甫转给伍国权的款项去向，款项是樊文甫支付给伍国权为公司购买物资，由伍国权支付给供应商。因当时樊文甫只负责业务，所购买的物资都是一些小的配件，没有从公账支出。证据8.捷埔公司固定资产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樊文甫与伍国权合作期间捷埔公司的资产情况，以及所有东西的数量及物品名称。签名的人是以收购公司资产形式作估价的同行，不能以成品价计算。因为不能靠口头确认金额，而应参考同行的评估金额，公司实际剩余资产金额与《退股协议》约定的不一致。伍国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017年2月15日和2017年2月16日的两份《购股协议书》都有签订，两份协议书内容一致，但以最新的一份为准。对于证据2、3、4、5、6，仅对其中佛山市奇源精密钣金制品有限公司送货单、佛山市南海区旺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送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债务金额与签订的《退股协议》不一致，因为机器卖出的钱不知去向，是有合同的但伍国权没有见过。《退股协议》约定的退股金额是19.45万，双方都是认同的，也经过工商登记进行变更。樊文甫卖锯片的钱不知去向，其陈述欠不同供应商款项，但卖锯片的钱也没有返回。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这些都是捷埔公司日常的开支，伍国权也保存了单据，但数量太多，单据之所以保存在伍国权处是因为樊文甫没问伍国权要。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固定资产表日期是2018年3月17日，而《退股协议》是在2018年1月10日签订，签订协议后才出这份资产表，很多零件和半成品也应该记入资产。伍国权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樊文甫2017年2月15日、16日签订的两份《购股协议书》内容无差别，伍国权则认为以后一份为准，双方意见并无矛盾，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2、3、4、5、6的认证意见详见下文。伍国权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的认证意见详见下文。证据8未经伍国权签名确认，伍国权诉讼中亦不予确认，不能达到樊文甫主张的证明作用，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作审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退股协议》的效力、定性，捷埔公司的诉讼地位以及樊文甫的义务如何确定。关于《退股协议》的效力和定性。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该协议明确列明合同主体为樊文甫、伍国权，主文中亦明确约定付款方为樊文甫，因此樊文甫主张协议侵害捷埔公司及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资金购股协议书》第四条第六项第1点虽约定“公司成立起3年内，股东不得转让股权。”但同时第七条又约定“协议之修改、变更、补充均由双方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进行，经双方正式签署后生效。”《退股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签署，应视为对《资金购股协议书》内容的变更，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资金购股协议书》第四条第六项第2（1）点还约定“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个人债务（包括……）且征得另一方股东的书面同意后，方可退股，……”该约定中的债务仅指退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而且合同双方已就捷埔公司资产、负债进行估算并达成一致意见，按通常理解，公司资产包括股东公司对股东的债权，即双方就伍国权对公司的债务也已一并估算并达成一致意见，樊文甫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其以此主张《退股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如上所述，《退股协议》约定的是捷埔公司股东樊文甫、伍国权之间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章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退股协议》为股权转让合同，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捷埔公司的诉讼地位。捷埔公司虽在《退股协议》上盖章，但并非合同当事人，《退股协议》亦未约定捷埔公司的义务，捷埔公司与本案纠纷的诉讼标的没有直接关联，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樊文甫认为应追加捷埔公司为诉讼主体，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樊文甫的责任。《退股协议》约定樊文甫分期向伍国权支付股权转让款101000元，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8年9月30日，但樊文甫仅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1000元，尚欠伍国权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事实清楚，伍国权请求樊文甫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退股协议》并未约定以清算作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且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当事人根据各自利益衡量作出的综合判断，并不一定与股权清算所得价值一致，樊文甫以捷埔公司未经清算为由主张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对其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2至7的关联性不予采纳。此外，樊文甫虽主张《退股协议》无效，但其理由中关于股权转让对价与实际价值不符等属于撤销合同的理由，由于其起诉时间距《退股协议》签订时间已超过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撤销权已消灭，故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樊文甫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樊文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