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2837号原告（反诉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824-1。法定代表人：韩卫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改桃，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100号深纺大厦C座五楼。法定代表人：满炎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沙，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华瑞得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88号B-401室。法定代表人：张世明。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改桃，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运达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第三人广东华瑞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安科运达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科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郭改桃，康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沙、姚瑶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华瑞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安科运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康辉公司支付包销机位票款248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85000元为基数，自每次航班起飞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30日，华瑞得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康辉公司签订《香港=塞班=香港机位包销协议》（以下简称《包销协议》），约定：包销期限为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7月5日；包销航班为香港-塞班-香港，每个往返航班包销价格2980元；包销座位每班20个；康辉公司于出票前向华瑞得公司支付包销机位全部票款等。同日，安科运达公司、康辉公司和华瑞得公司协商一致，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包销协议》的甲方变更为华瑞得公司和安科运达公司，《包销协议》的权利义务由二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康辉公司应在出票前支付包销机位票款等。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按约履行了向康辉公司提供航线班机及座位的义务，但康辉公司拖欠票款未付。被告（反诉原告）康辉公司辩称，不同意安科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有四：第一，安科运达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及双方约定的“互利互惠”原则，恶意低价销售机票，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康辉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第二，康辉公司已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安科运达公司解除合同，合同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第三，即使康辉公司违约，康辉公司已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安科运达公司要求退回机位，安科运达公司已经收到康辉公司的通知，之后，安科运达公司可另行出售机票，安科运达公司理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适当措施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向康辉公司要求赔偿，据康辉公司所知，安科运达公司已另行销售机位，其要求康辉公司承担机位款无事实依据；第四，2017年2月15日至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前，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未提供机位，也未要求康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已经超过合理期限。康辉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安科运达公司与康辉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包销协议》和《补充协议》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2.判令安科运达公司返还押金1788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17880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3.判令安科运达公司支付律师费48000元。原告（反诉被告）安科运达公司针对反诉辩称，不同意康辉公司的反诉请求，理由有四：第一，康辉公司并未按约定向安科运达公司支付押金，无权要求安科运达公司返还；第二，即使康辉公司向华瑞得公司支付押金，由于康辉公司存在未按约足额支付机位款的违约行为，华瑞得公司也有权扣除押金不予退还；第三，安科运达公司从未在网上平台低价销售航线机票，康辉公司等下游旅行社有权决定机票销售价格，安科运达公司无权干涉网上机票价格，康辉公司不应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第四，康辉公司应当承担继续支付机位款的违约责任。第三人华瑞得公司未作陈述，但于庭后向我院提交书面材料称，《包销协议》由华瑞得公司和康辉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因安科运达公司加入该航班项目，当日，华瑞得公司、康辉公司和安科运达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2016年10月17日、11月1日，华瑞得公司代表其公司、安科运达公司与康辉公司签订《包座补充协议一》和《包座补充协议二》；安科运达公司是《包销协议》《补充协议》《包座补充协议一》《包座补充协议二》的权利主体，华瑞得公司认可安科运达公司对康辉公司的诉讼请求；康辉公司向华瑞得公司支付了178800元押金，该押金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均有权扣除，且该押金不足以弥补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的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本院审查，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6月17日，康辉公司向华瑞得公司转账支付178800元，备注“团款订金”。当日，华瑞得公司向康辉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康辉公司香港=塞班=香港机位押金178800元。2016年6月30日，华瑞得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康辉公司签订《包销协议》，约定：乙方包销甲方代理的航班，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则签订本协议；包销期限为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7月5日；执飞机型A330-300，航班号HX076和HX077，香港和塞班之间往返；每个往返机位2980元，价格包含燃油附加费、香港和塞班两地机场离境税及安检费，不包含香港机场的建设税；乙方包销座位数每班20个；乙方需在出票前向甲方支付包销机位全部票款，包销座位如未能全数售罄，则剩余机位乙方应于航班起飞前7天前与甲方确认并退还机位给甲方，乙方按照每个往返机位1500元（如往返座位不对等，则以香港-塞班出发段计算）缴纳空位损耗给甲方，乙方不须再承担任何责任和损失；乙方于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178800元作为押金，且甲方同时向乙方开具加盖其公章的收据；押金用于保证乙方不会有违约行为对甲方实际造成直接损害；甲方应于协议有效期届满后5日内一次性无息向乙方退还押金，每逾期一日退还，甲方向乙方支付应退押金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且甲方还应承担乙方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在乙方没有欠款的情况下，乙方交纳的押金可以于合同结束前冲抵乙方最后剩余未付的包销费；航班座位全部开放于系统销售，甲方负责控位，乙方按照包销座位数自行控位销售等。同日，华瑞得公司作为甲方、康辉公司作为乙方与丙方安科运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包销协议》中甲方华瑞得公司变更为甲方1华瑞得公司、甲方2安科运达公司；《包销协议》中甲方权利义务由甲方和丙方共同享有和承担。2016年8月29日，康辉公司员工王某某通过穷游商城购买“香港直飞塞班5-6天往返含税机票（全国联运）”，产品为5天往返，单价1899元，数量4份，总价7596元，出行日期2016年9月4日，供应商百程旅行网，订单号QYER2059487537，航班号HX076、HX077。对上述订单，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公证处于2019年9月27日公证查看了上述网页订单，并作出（2019）深福证字第48301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16年10月17日，华瑞得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康辉公司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包座补充协议一》），约定：原由乙方在执行日期（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7月5日）中每班包销20个座位，自2016年10月12日起由原包销座位20个变更为每班包销25个。2016年11月1日，华瑞得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康辉公司签订《航班包座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包座补充协议二》），约定：2016年10月19日起至2017年1月10日所有航班，包位费由原价2980元/人/往返架次降至2680元/人/往返架次；2017年1月11日起至2月7日所有航班，包位费为2980元/人/往返架次；2017年2月8日起至3月25日香港快运航空与香港航空并飞香港-塞班航线时，此期间所有航班包位费为2200元/人/往返架次；2017年3月26日起至本航季合同结束期间，如香港快运航空停飞，则包位费为2580元/人/往返架次，如在此期间香港快运航空仍与香港航空并飞香港-塞班航线，则包位费仍按2200元/人/往返架次结算，直到香港快运航空停飞。2017年2月15日，康辉公司员工王某某通过微信向安科运达公司员工贾某某发送函件，载明：康辉公司与安科运达公司包销香港直飞塞班的机位，每班25个座位，自2016年10月起，另一家包位旅行社天宁钜星公司将每班120个机位退回安科运达公司后，安科运达公司通过网上平台销售大量低价机票并低于康辉公司包位价2980元/张，使康辉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经再三交涉，安科运达公司销售低价机票的行为有所收敛，现网上又出现大量价格低至1499元/张的机票，康辉公司无法再销售安科运达公司的机位，自2017年2月15日起退回每班25个机位，请安科运达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退回押金223500元。贾某某通过微信回复称：安科运达公司已经准备起诉天宁钜星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了，康辉公司直接退机位，安科运达公司将保留起诉的权利，网上低价票并非安科运达公司放票等。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公证处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深福证字第47941、47942号《公证书》。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德公司认可上述微信记录真实性。2017年2月15日，康辉公司员工王某某通过微信向华瑞得公司的股东葛玉明发送函件，载明：康辉公司与华瑞得公司包销香港直飞塞班的机位，每班25个座位，自2016年10月起，另一家包位旅行社天宁钜星公司将每班120个机位退回安科运达公司后，安科运达公司通过网上平台销售大量低价机票并低于康辉公司包位价2980元/张，使康辉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经再三交涉，安科运达公司销售低价机票的行为有所收敛，现网上又出现大量价格低至1499元/张的机票，康辉公司无法再销售安科运达公司的机位，自2017年2月15日起退回每班25个机位，请安科运达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退回押金223500元。葛玉明通过微信表示其将通过诉讼追究康辉公司的责任等。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公证处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深福证字第47943、47944号《公证书》。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德公司认可上述微信记录真实性。诉讼中，康辉公司提交其与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成律师所）于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康辉公司因与安科运达公司合同纠纷一事，聘请大成律师所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委托范围为一审，大成律师所委托陈南沙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律师代理费为48000元。2018年9月28日，康辉公司向大成律师所转账支付48000元，备注摘要律师费。同日，大成律师所向康辉公司开具金额为48000元的律师费发票。诉讼中，安科运达公司称：其事后得知华瑞得公司与康辉公司签订的《包座补充协议一》和《包座补充协议二》，同意按照该二份协议履行；签订前述二份协议对价格进行调整的原因是香港快运航空也开始执飞涉案航线；自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7月5日，康辉公司共有40个往返航班，每个航班25个机位，未执行合同约定支付包位费，金额合计2485000元。康辉公司则称：因网络上有价格为1499元/张的同航班机票，导致康辉公司的机票销售不出去；康辉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购买四张机票系为了取证证明网络上存在低价票；《包座补充协议一》和《包座补充协议二》签订的原因是有其他分销商向华瑞得公司退回机位，康辉公司在网络上发现大量低价票，故协议调低机位价格，之后发现更低价格机票，故要求退回全部机票；2017年2月15日，康辉公司向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发函后，二公司未要求康辉公司继续履行；康辉公司虽可以将涉案机票打造成旅游产品自用，但因为价格没有竞争力，无法打造成旅游产品。双方均认可：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是涉案航班机位的总包商，康辉公司是分销商之一；2017年2月15日之前，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无争议，已履行完毕。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得公司和康辉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包销协议》《补充协议》《包座补充协议一》《包座补充协议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安科运达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从各方签署的协议来看，对涉案航班的机位约定了销售价格，但并未约定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作为包机商向其他分销商销售机票的最低价格，即使安科运达公司存在以低于合同约定价格销售机票的行为亦不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康辉公司按照固定价格包销机票，合同中未约定最惠条款，也无法从合同约定中解释出安科运达公司以更低价格销售其他剩余机票将给康辉公司带来损失。故即使安科运达公司以低于涉案合同约定的价格销售剩余机票亦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关于康辉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向安科运达公司和华瑞得公司发送的解约通知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的问题。《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康辉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通知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德公司解除合同，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德公司虽有异议，但未于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康辉公司的解除通知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涉案合同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关于合同解除后权利义务处理问题。《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安科运达公司主张的包销机位票款2485000元系合同解除后的未履行款项，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康辉公司在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主动终止履行，势必给安科运达公司、华瑞德公司造成损失，康辉主张退还押金的反诉请求与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合同约定的退还押金条件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其主张的给付律师费的反诉请求亦不予支持。华瑞德公司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广东华瑞得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香港=塞班=香港机位包销协议》及广东华瑞得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于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相关附属协议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7174元，由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55元，由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鑫人民陪审员  苑国达人民陪审员  张丽丽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