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2民初7452号原告：冯某（曾用名余某3），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叶益文，浙江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某1，男，195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朱浙宁、陈减加，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某与被告余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益文，被告余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浙宁、陈减加及证人王某、余某2、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由冯某（余某3）、余某1共同依法继承被继承人余迪芳遗留的拆迁安置房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余迪芳、徐钱妹系夫妻，××××年××月××日生育一子余某3。夫妻共同生活几年，后来徐钱妹又与冯阿林共同生活，之后求学时，余某3改名为冯某。余迪芳与前妻生育一子余某1。2002年12月余迪芳去世，2013年徐钱妹去世，未留遗嘱。余迪芳生前所有坐落于鹿城区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被政府征收拆迁，2006年分得安置房一套位于鹿城区。综上，余迪芳的子女共2人，原告要求与被告共同依法继承其遗产。被告余某1辩称：原告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与户籍底册上的“余某3”不一致，是否适格由法庭确认。即使是适格主体，也应当不分或少分涉案房屋，理由如下：一、原告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却未对被继承人尽任何扶养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对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原告3岁时（即1969年）已随母离开被继承人生活，此后直至被继承人死亡时（2002年12月13日），原告均没有再出现过。后来当原告知晓被继承人留有一套房产时，才于2015年间托人过来寻亲，找到被告求给求给被继承人扫墓，此后又透露出要求分配遗产的真实目的。被告一直与被继承人一起居住、生活，为被继承人养老送终。而原告从未对被继承人尽过扶养义务，本案重点应考虑履行义务情况而不是身份本身。二、被告对涉案房屋从33.75平米变到现在的75.15平米贡献最大，分割遗产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让被告多分。涉案房屋原本二层，面积为33.75平米，1979年由被告出钱出力将涉案房屋抬建为三层，面积为51.9平米，增建了18.15平米。此后被告一家与被继承人一直居住到房屋被拆迁。拆迁后，被告租赁了一处房屋供自己一家及被继承人生活。2006年安置时，购房款全部由被告缴纳。故被告对涉案房贡献最大，还应当额外地由被告多分。经审理本院认定：被告余某1是余迪芳（1931年9月5日出生）与前妻所生的长子，原告余某3是余迪芳离婚后与原告的生母钱阿妹再婚（钱阿妹也是离婚再嫁）生育的次子。后钱阿妹与余迪芳离婚并于1969年11月10日将其与原告二人的户口迁出，并将余某3的出生日期变更为××××年××月××日。之后，钱阿妹带着余某3改嫁给冯阿林。钱阿妹与冯阿林再婚后所生的女儿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原告自述7岁时改姓继父的姓叫冯某。此后，原告与其生母、继父一家长期稳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也断绝了与其生父及其近亲属们的一切来往，甚至连余迪芳的丧事也一概不知。原告的继父冯阿林大约于1995年间去世，原告的生母钱阿妹于2013年12月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余迪芳与钱阿妹离婚后就一直与被告及其被告的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坐落麻行僧街41号一间二层房屋原系余迪芳之父余成华自1964年去世后遗留的房产，1975年9月，上述房屋由余迪芳、余某1共同出资加层扩建为三楼。因为违法，被当时的政府部门作折价归公处理。1979年10月15日，上述房屋的产权被政府发还，同时还于1979年10月26日向余迪芳补发了“私房修建许可证”。1992年8月17日，涉案房屋登记在余迪芳名下，产权证号为40750号，登记的建筑面积为51.9平方米。从档案资料的记载来看，房屋从二层扩建为三层之后的建筑面积增加了18.15平方米，据此大致可以推算出扩建前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约计33.75平米。2000年9月8日，余迪芳与改建安置办公室代表人签订了《民房拆迁协议书》，写明旧房被拆迁的折价款为9153.27元，装饰补偿1170元，合计10323.27元。2001年涉案房屋被拆迁后，余迪芳继续与被告一家共同租住生活在一起，直到其于2002年12月13日逝世。安置办于2005年12月23日出具的安置房认购定位单确定安置的新房位于天雷巷地块Ｂ2幢503室。安置办于2006年12月15日出具的新房结算单记载：总房款为72283元，其中的10323.27元系由旧房折价款折抵，已抵扣作购房款的25881.96元系用安置办应补发给余迪芳、余新蒋二人的临时安家费支付，余款36077.77元由被告支付。新房大约于2007年初交付使用，至今未领取产权证。另查明，户口本上登记在麻行僧街41号房屋内的人员只有余迪芳、余新蒋二人。余迪芳在世时已经签字领取了包括余新蒋在内二人2000年9月9日2002年9月8日止的临时安家费与搬家费、提前腾空奖励费等。2004年12月13日，拆迁办经结算后应补发二人2002年9月9日至2005年5月31日的安家费29202元，该款直接被安置办用于抵扣购房款。到最后结算时，安家费增加到了25881.96。被告申请到庭作证的三位证人王某、余某2、蔡某证言的部分内容与原、被告的陈述内容一致，即原告自认其直到2017年才开始与被告认亲有往来，并首次为被继承人扫墓。该部分证言内容予以认定。原告对证人王某所陈述79年抬楼建房资金系由被告单独出资的内容有异议，对该部分事实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的身份证及原始的家庭成员户籍档案登记表，被继承人余迪芳与余新蒋（系余某1之子）的户口簿，涉案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时所附的相关档案材料复印件，涉案房屋拆迁协议书、收款收据、认购定位单与结算单，证人王某、余某2、蔡某三人的证言与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明，上述证据经法庭举证、质证后，由本院综合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被继承人余迪芳生前未留遗嘱，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原则进行分配。一方面，原告自幼改姓继父姓氏随生母、继父长期稳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与继父之间已形成比一般继子女关系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而且，原告在继父去世多年之后都没有与生父相认，对于其生父的丧事办理、墓穴地址等事项也一无所知，直到被继承人过世十几年后，原告才于2017年间与被告方正式认亲并给余迪芳扫墓。因此，原告与其继父之间的关系也符合事实收养关系的特征。若比照婚姻法和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原告与生父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但是另一方面，继承法司法解释又明确规定，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因此，原告对其生父余迪芳的遗产同时又依法享有继承权。针对本案的具体事实，结合公序良俗原则与民间的风俗习惯，本院对被告辩称原告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却未尽扶养义务、应当少分遗产的意见予以采纳。因三位证人的证言均能证明被继承人余迪芳生前与原告从无往来，结合原、被告本人的陈述以及案件的其他事实，原告声称余迪芳生前到原告家中与其共住过一周的意见既缺乏证据证明，也违背逻辑与常理，应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的遗产范围问题。因证人王某的证言对建房时间的陈述都不准确，故其证言的证明效力弱，不足以印证。被告辩称扩建三楼房屋的资金系其单独出资的意见应不予认定。但是余迪芳自离婚之后就与被告余某1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1975年9月扩建房屋时余某1已经成年有了工资收入，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余某1对扩建房屋有共同出资出力的贡献，扩建部分可认定为余迪芳、余某1二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在具体出资额不明的情形下，可认定二人各享有一半的份额，即被告余某1享有9.075平米产权，占全部房产份额的17.5%（9.075／51.9＝17.5%）。其余82.5%的房屋拆迁安置份额为被继承人余迪芳的遗产。关于遗产的分配比例问题。针对本案的实际案情，结合涉案拆迁安置房的回购款全部由被告缴纳的情节，为贯彻继承法所提倡的互相扶助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本院酌情判令原、被告对遗产分别享有20%、80%的继承份额，即原告继承涉案房屋总额的16.5%，被告继承并享有涉案房屋总额的83.5%。为简便利诉讼，上述判项中已经综合考虑了原告按继承份额应负的安置房回购款问题，即原告已无须再另行向被告支付购房款。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项、第五条、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四款、最高人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坐落温州市鹿城区房屋由原告冯某继承16.5%份额，由被告余某1继承并享有83.5%份额。案件受理费24800元，减半收取12400元，由原告冯某负担2046元，被告余某1负担103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页无正文）审判员  胡剑姑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金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