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326民初339号原告：罗某门，女，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现住望谟县。原告：伍某，女，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现住望谟县。原告：伍某朋，男，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现住望谟县。原告：伍某部，男，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现住望谟县。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春明，贵州伯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罗某辽，男，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现住望谟县。委托代理人：白莎，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袁琛，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罗某门、伍某、伍某朋、伍某部诉被告罗某辽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皮成磊、杨光勇、人民陪审员贺明智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某朋及委托代理人吴春明，被告罗某辽及其委托代理人白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某门、伍某、伍某朋、伍某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04375.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2日，被告通知死者伍启文解决因修建新房挖地基问题，死者伍启文外出与被告解决，双方在解决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发生争执，后伍启文倒地，被告径自离开，导致伍启文死亡。事后原告伍某朋赶到现场发现死者伍启文嘴巴有血迹，手背受伤。被告的侵权行为及不作为行为导致伍启文死亡，致使原告经济及精神上遭受巨大损失，因被告导致伍启文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29080×13=378040）378040元，丧葬费3313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交通费、误工费1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3196元（8299×16/4=33196），各项损失共计504375元；上述损失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和不作为行为导致，依法应由被告负责赔偿。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前所请。被告罗某辽辩称：一、被告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或不作为行为，死者伍启文的死亡与被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2018年11月2日，死者伍启文是承包被告土地的承包人，在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不能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被告在事发前发现伍启文在被告的土地上修建房屋，被告询问后得知，该房屋是伍启文的儿子修建，故被告在事发当日电话邀约伍某朋进行商谈，但是，伍某朋并没有到现场，而是死者伍启文到场，伍启文到现场后称其对修建房屋的事情不清楚，但是他个人认为土地是国家的，被告无权干涉，被告见伍启文对处理事情做不了决定，便告知伍启文等伍某朋来后再进行商谈，便自行开车离开；被告开车回到家后，接伍某朋电话，伍某朋在电话中称被告打死了伍启文，这时，被告才知道伍启文死亡。但是，在被告与伍启文谈话过程中双方没有发生任何肢体接触，被告也没有发现伍启文有任何的异常，被告对死者并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2、由于在事发当日被告电话邀约的是伍某朋，伍启文之所以到现场与被告交谈是受伍某朋之托，且商谈地点是被告与死者伍启文均熟悉的地方，被告与伍启文均是成年人，被告与死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作为义务，也没有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伍启文死亡前被告也没有任何的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因此，被告也不存在不作为的行为而导致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3、事发后，被告将伍启文死亡一事报警，经望谟县公安局调查，可以证实，被告与死者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其死亡是突发疾病。但是，由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不允许被告查阅，所以，被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材料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具体证明内容待人民法院调取后再发表具体意见。二、原告诉请赔偿金额计算标准与实际情况不符，即或是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有责任，原告的诉请也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1、从原告诉状中载明的内容以及伍启文的实际情况可知，原告及死者伍启文均是农民，若需要计算伍启文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若按城镇标准计算，必须满足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标准，否则，不得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2、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同时还要考虑前述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进行综合评价。3、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被告需要在原告提交相应证据后发表具体意见。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死者伍启文突发疾病死亡属于意外事件，被告对其死亡感到十分惋惜。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死者伍启文在事发当日是受伍某朋之托与被告见面，死亡前被告并未与死者发生任何肢体冲突，被告也没有实施过任何的侵权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其死亡原因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告诉请的金额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望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户口簿上均载明职业系粮农。（2）证明，用以证明伍某朋、伍某部、伍某均系伍启文子女及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无异议。（3）伍启文死亡证明，用以证明伍启文死亡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表示该组证明没有经办人，对死者的死亡原因描述与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不符。（4）证明，用以证明伍启文在王母街道办居住生活。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与原告陈述的实际居住情况不符。（5）望谟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复印件，用以证明罗某辽不构成刑事犯罪故提起民事诉讼。经质证，被告无异议。（6）罗某辽询问笔录、姚福权询问笔录、法医鉴定[（望）公（司）鉴（法尸）字[2018]29号]尸检报告复印件，用以证明罗某辽存在侵权及不作为行为。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罗某辽为支持自己的答辩理由，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原告无异议。（2）1991年3月10日望谟县平郎乡纳朝村里龙沟甘蔗基地种植合同、龙眼、荔枝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经济合同复印件，用以证明案发当时的土地真正的使用权人属于被告罗某辽，被告作为土地使用权人，有权阻止他人在该土地上的侵权行为。经质证，原告表示不知情。（3）被告罗某辽于2018年11月1日至11月3日通话记录，用以证明在11月2日上午11时16分，被告打电话给伍某朋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4）望谟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一宗（接处警登记表、报案回执、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鉴定结论告知书、调查结论、调查报告、询问笔录、鉴定文书、解剖通知书、鉴定聘请书、现场勘验笔录、住院病历等），用以证明：1、在罗某辽询问笔录、姚福权询问笔录均可证实案发当天被告罗某辽与死者伍启文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不存在侵权行为及不作为行为；2、姚福权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清楚载明死者当时是自己慢慢的坐在地上，身体慢慢的向前倾，死者伍启文坐到地上的过程在姚福权第二次询问笔录中也有体现；3、死者的死亡原因系突发原因，但在鉴定书中对于是突发什么样的疾病和诱发什么样的原因并没有直接载明，从其现场调查记录当中显示死者衣着都是完整无破损。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明内容应以我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明内容为主。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伍启文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8）望谟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4600号]复印件，经出示，原、被告双方无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日11时许，被告罗某辽骑二轮摩托车到达望谟县平洞街道办事处纳朝村里龙沟找伍启文（死者，1951年3月1日生）户处理其开挖地基事宜，因伍启文户未在该处，被告罗某辽便电话联系伍启文之子伍某朋，联系得知伍某朋亦不在里龙沟，于是伍某朋便通知其父伍启文前往里龙沟与被告罗某辽处理开挖地基事宜。大约几分钟后，伍启文与被告罗某辽见面，双方在谈论伍某朋在承包地上开挖地基事宜过程中发生争吵，争吵中罗某辽见伍启文身体状态不佳，便停止与伍启文争吵，罗某辽随即走到其停放二轮摩托车处准备骑车，伍启文仍跟随罗某辽继续争论，罗某辽未予理睬，伍启文便准备伸手拉住罗某辽，罗某辽便用手将伍启文手拉开后，准备骑车离开时，伍启文便慢慢的坐在地上，身体侧躺，被告罗某辽未予理睬便骑车离开。大约五分钟后，在场人姚福权看到伍启文仍扑在地上，便呼喊伍启文，但呼之不应，姚福权仔细一看发现异常，便前往伍启文家通知其妻罗某门前来现场查看，经查看发现伍启文没有脉搏和呼吸，于是伍启文的儿媳便报警和通知120急救中心，经医生现场查看后，宣布伍启文死亡。同时查明，争吵过程中被告罗某辽并未对伍启文进行殴打，亦无肢体冲突，仅争吵声大。当伍启文躺地下时，在场人姚福权还认为其行为好笑，未在意伍启文的身体状况，继续晒自家稻谷。同时，从2018年11月2日罗某门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称：“今天2018年11月2日中午11时左右，罗某辽来望谟县平洞街道办事处纳朝村里龙沟板栗树的地方找伍启文，当时伍启文刚从望谟县糖厂接孙子回家，当时我在里龙沟的大田位置晒谷子，伍启文从家中去找罗某辽…。”可见死者伍启文生前曾进行较远距离的步行运动。另查明，原告伍某朋开挖地基的土地系罗某辽户转包给姚福权的板栗地，虽开挖地基系经姚福权同意，但未经被告罗某辽同意。伍启文户在望谟县打易镇长田村有承包地。2018年11月12日，贵州省望谟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望）公（司）鉴（法尸）字［2018］2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伍启文的死亡原因不排除生前运动后与人争执及情绪激动诱发突发疾病死亡”。其中，鉴定文书第三项病历资料摘要记载：1、2012024257号病历记载死者伍启文于2012年12月26日出现头昏、眼花、恶心9小时入院，诊断为颈椎病、慢性浅表胃炎、原发性高血压Ｉ级高危组、陈旧性××。2、2013005645号病历记载死者伍启文于2013年3月9日因外伤致右踝骨折入院。诊断为外踝骨折。3、2013023538号病历记载伍启文于2013年10月20日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双上肢麻木，发作时有眩晕入院治疗。诊断为椎动脉型颈椎病及原发性高血压。2018年11月21日，望谟县公安局作出望公刑不立字［2018］31号通知书，通知载明：伍启文死亡事件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以上事实有起诉状、答辩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望谟县打易镇长田村民委员会证明两份、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甘莱村民委员会证明、望谟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复印件、询问笔录、调查报告、现场勘验笔录、住院病历、（望）公（司）鉴（法尸）字[2018]2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望谟县平洞乡纳朝村里龙沟甘蔗基地种植合同、生产基地建设经济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被告罗某辽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关键要分析罗某辽与伍启文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罗某辽是否存在过错。具体而言，首先，被告罗某辽不知伍启文患有高血压等疾病，事发时被告罗某辽正在与伍启文理论开挖地基事宜而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双方未发生肢体冲突，亦未存在不当言行，且在场人姚福权亦未发现伍启文慢慢坐地下侧躺时存在异常。其次，被告罗某辽与伍启文从理论至争吵开挖地基事宜本身不会造成伍启文死亡的结果。伍启文自身患有颈椎病、慢性浅表胃炎、原发性高血压Ｉ级高危组、陈旧性××病史，且事发前伍启文有较远距离的步行运动，在未能控制自身情绪的情况下，突发疾病不幸死亡。虽然从时间上看，罗某辽与伍启文争论开挖地基事宜与伍启文死亡的后果是先后发生的，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再次，罗某辽没有侵害伍启文的故意和过失。罗某辽作为案涉承包地的第一手承包经营权人，对原告伍某朋户未办理相关用地审批手续擅自开挖地基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进行监管，属履行承包经营权人的监管职责，不存在加害伍启文的故意，对于伍启文的死亡亦无法预见，也不存在疏忽和懈怠，没有过错。同时，该监管行为亦是制止改变承包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具有正当性。综上所述，被告罗某辽与伍启文从理论至争吵开挖地基事宜与伍启文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罗某辽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庭后，经本院征求被告罗某辽意见，被告罗某辽表示自愿补偿原告80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罗某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罗某门、伍某部、伍某朋、伍某损失8000.00元。二、驳回原告罗某门、伍某部、伍某朋、伍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1.87元，由原告罗某门、伍某部、伍某朋、伍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皮成磊审 判 员  杨光勇人民陪审员  贺明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发阳书记员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