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1民终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武勇，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焕国，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东货场铁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胡广明，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昌涛，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茂公司）与上诉人佛山东货场铁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货场）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三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焕国以及东货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昌涛到庭参加法庭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改判东货场赔偿经济损失（以649735.08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4月13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61553.37元）；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东货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6年4月5日、2017年4月13日三茂公司与东货场通过《企业询证函》确认双方的债权。但东货场在确定上述债权后迟迟未支付相应的费用，已构成违约。东货场逾期支付服务费属于变相地占用了三茂公司的资金，三茂公司存在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三茂公司有权要求东货场赔偿因逾期支付服务费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债权至今才确定，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迟延支付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诉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东货场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三茂公司对东货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茂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确定债权的时间为2016年4月5日，此时才是当事人知道和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从此时到原告起诉的2019年3月28日，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是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第一，从一审三茂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服务业务发生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双方发生服务业务后，三茂公司已开具服务费发票和业务入账通知书、银行收款凭证等，最后开具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至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确定，三茂公司从开具服务费发票之日知道和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所以诉讼时效应当从三茂公司开具发票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从2009年开具发票至2016年东货场发出《企业询证函》时，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超过时效期间的债权并不因东货场发出《企业询证函》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延长的法律效果。第二、2016年东货场发出《企业询证函》时，没有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东货场系因公司内部财务审计的需要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佛山分所以东货场的名义发函。该《企业询证函》明确显示“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因此，该《企业询证函》并不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三年。”因此，三茂公司主张东货场支付服务费的权利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东货场对三茂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答辩称：一、三茂公司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故不存在支付利息的事实基础。三茂公司对东货场的上诉请求二审答辩称：一、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第一，根据三茂公司提交的证据1、2、5，案涉合同并未约定东货场支付服务费的履行期限，直到2016年4月5日东货场才与三茂公司正式对账确认欠付649735.08元服务费。因此，直到2016年4月5日双方正式对账确认债权债务后，三茂公司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此时诉讼时效才开始计算，从2016年4月5日到2019年3月28日三茂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第二，《企业询证函》是东货场向三茂公司发出的，应视为是东货场对本案债权债务的确认。第三，根据三茂公司提供的证据3、4、6，三茂公司出具发票是为了履行合同的义务，且自2009年至2016年间，东货场不间断向三茂公司支付服务费，此时三茂公司并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故诉讼时效应当从双方确认债权债务之日即2016年4月5日开始起算。二、利息损失属于法定孳息，故在东货场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前提下，三茂公司有权要求东货场赔偿利息损失。三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货场支付三茂公司服务费649735.08元；2.东货场向三茂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4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61553.37元；3.东货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18日，三茂公司与东货场签订《取送作业车服务协议书》，约定三茂公司为东货场提供取送车等服务，东货场按每车25元的标准结算金额，与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肇庆车务段（以下简称肇庆车务段）进行费用结算。同日，三茂公司与东货场签订《场内运转人员服务协议书》，约定三茂公司组织作业人员向东货场提供车辆取送、货车检查等服务，东货场按照年度人均收入水平为基数确定服务费用总额，与肇庆车务段进行费用结算。2016年4月5日，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发出编号为F01-1-9的《企业询证函》，确认至2015年12月31日尚欠费用为649735.08元。肇庆车务段盖章确认此数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请为服务合同纠纷，三茂公司、东货场双方签订的《取送作业车服务协议书》《场内运转人员服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依约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对于东货场认为主体不适格，应该是肇庆车务段的主张，该院认为签订合同的双方是三茂公司和东货场，肇庆车务段是两合同约定的费用结算单位，东货场据此认为三茂公司主体不适格，应为肇庆车务段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对于东货场认为三茂公司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直到2016年4月5日双方确认欠费金额，从2009年到2016年，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该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期间为2009年，但双方确定债权的时间为2016年4月5日，此时才是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从此时到三茂公司起诉的2019年3月28日，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对东货场的该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对于东货场认为双方所签协议违反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的《铁路门到门运输一口价实施办法（暂行）》的主张，经查，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4日，其所印发的文件更是在此之后，而案涉的两份协议书都订立于2009年，不可能用后面的规章约束先签订的合同，故因东货场的该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东货场应及时向三茂公司支付其确认的欠付费用，故对三茂公司要求东货场支付649735.08元服务费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债务至今才确定，故对三茂公司要求东货场支付迟延支付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东货场应于判决生效后四十日内向三茂公司支付服务费649735.08元；二、驳回三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56.44元，由三茂公司负担1546.44元，东货场负担4000元。二审中，上诉人三茂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转账凭证、收款凭证，用以证明：东货场不间断向三茂公司支付服务费，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上诉人东货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二审中，上诉人东货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三茂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东货场于2009年1月4日向肇庆车务段银行转账80000元；2009年2月27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3875.74元；2009年3月18日《银行收款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142700元；2009年3月13日银行《入账通知书》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142700元；2009年6月18日《银行收款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199998元；2009年6月11日银行《入账通知书》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199998元；2009年6月30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82675元；2009年8月20日《银行收款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65877.74元；2009年8月7日银行《入账通知书》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65877.74元；2009年9月30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24925元；2009年12月31日《银行收款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600000元；2009年12月30日银行《入账通知书》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600000元；2009年12月31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806135.08元；2013年11月26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72800元；2013年11月26日银行《入账通知书》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72800元；2013年11月29日《银行收款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72800元；2015年6月11日《转账凭证》显示，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0000元。又查明，2016年4月，东货场向肇庆车务段发出《企业询证函》显示，“截止2015年12月31日欠肇庆车务段649735.08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缴结算”。之后肇庆车务段于2016年4月5日盖章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二审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三茂公司诉请东货场支付服务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如果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东货场是否要赔偿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损失。关于焦点一，三茂公司诉请东货场支付服务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第一，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如何确定。虽然三茂公司与东货场签订的《取送作业车服务协议书》《场内运转人员服务协议书》没有约定服务费的支付时间，但是从三茂公司提供的证据看，东货场于2015年6月11日向肇庆车务段转账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无论义务人是否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事实，只要其出于自愿履行债务，就应当认定履行行为有效，其不得以其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进行抗辩。故案涉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15年6月11日重新起算。第二，义务人东货场于2016年4月向权利人发出《企业询证函》，权利人在《企业询证函》上盖章的情形，能否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本院认为，东货场发出《企业询证函》，虽表明为其只是确认债务，但依据常理，其确认债务的行为表明其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且根据该函所载内容可知东货场未明示拒绝履行债务。据此，东货场向权利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可视为其同意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从2016年4月5日中断，重新计算。第三，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的问题。三茂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向法院起诉。在此之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诉讼时效起点为2016年4月5日，至2019年3月28日三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东货场上诉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东货场是否要赔偿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损失的问题。由于双方没有约定服务费的支付时间，故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损失，应当从起诉之日计算。本案中，三茂公司上诉主张从2017年4月13日计算，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三茂公司和东货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1.71元，由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38.83元，由佛山东货场铁路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912.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文冰审判员  张 珣审判员  王 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