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6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志明，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明，广东泽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伟豪，男，198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阮志明因与被上诉人潘伟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潘伟豪支付尚欠阮志明货款566946.36元；2.潘伟豪自2018年7月1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其每期的实欠款和年利率36%为计算基数（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止），支付利息169406.10元给阮志明；3.本案诉讼费用由潘伟豪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潘伟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阮志明支付货款379858.82元、违约金15100.77元、利息47958.28元及以尚欠货款为本金从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阮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81.76元，财产保全费4201.76元，合共9783.52元，由阮志明负担3913.41元，潘伟豪负担5870.11元。阮志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阮志明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3.判令潘伟豪依法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以实际欠款的事由来审查判处，不应以买卖合同的纠纷来判决。本案的货款自2016年12月6日起就已结算成为现金欠款，并从此时起，该欠款便已转化成为潘伟豪与阮志明之间于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不再是货款争议纠纷。因此，本案的利息计算就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标准来衡量裁判，而不应由一审法院以自行酌定的标准来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潘伟豪违约支付欠款结算确认书》结算所依据的3%违约金、4倍的利息和36%的年利率都是经由潘伟豪的自愿承诺和保证，并且已履行而得出的结算，并非是未经实施、单纯的合同字约。第一，双方于2018年7月16日在《欠款结算书》上确认潘伟豪自2017年1月起至6月止对阮志明支付违约金83314.58元、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对阮志明支付四倍利息103772.95元，这些款项均是依据于潘伟豪在2017年8月23日和2016年12月6日对阮志明承诺保证而作出的确认结算。潘伟豪自立约之日起至本案审判时都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以判决形式擅自将其改变是错误的，是对合同自治的无理干涉。第二，潘伟豪给阮志明履行支付3%违约金及履行支付4倍利息以及承诺按年利率支付36%的利息等，这些事实都纯属于潘伟豪自愿承诺和保证，以及诉讼双方自行协商处分而确定的结果，其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所禁止的范畴或者具有强制性规定的情况。更何况，潘伟豪所欠款项是阮志明生产经营周转的资金，其所欠的462858.82元，每月也只是支付违约损失13885.76元。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的原则，其远远未达到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30%。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潘伟豪每月支付阮志明3%违约金的标准过高的认定是错误的。与上述同理，潘伟豪给阮志明支付的4倍利息及承诺支付36%的年利率，其不仅是潘伟豪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全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因此，根据上述《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之规定的利息及其标准，以及其本金加利息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式的原则而言，一审判决对双方的约定作出全部撤销是缺乏法律事实依据的。就算一审判决认为诉讼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及其利息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也不应该以全盘否认及以全部解除的方式来判决，最基本也应该按上述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来处理，不应以擅自酌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作出判决。三、一审判决不仅擅自改变双方已履行实施的3%违约金及已支付的4倍利息和已作出确认支付的36%年利率，而且还无理地撤销诉讼双方所约定的支付时间和计算方式，导致潘伟豪逃避违约责任的追究。真实情况具体如下：潘伟豪于2016年12月6日便已对阮志明签订《欠条》承诺“如未在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所欠款462858.82元，则向阮志明赔偿违约金每月3%，另按银行同期利息4倍向阮志明支付利息”。对此、潘伟豪至2017年7月31日止合共才支付15000元，未依约支付。故此，潘伟豪在2017年8月23日便继续向阮志明作出承诺保证“如在2017年9月30日起未按每月支付不少于2万元，并且在2018年7月30日前清偿全部欠款，潘伟豪则同意阮志明按以上《欠条》的约定：先从之前已支付的151000元款项中扣除6个月的违约金83314.58元。而对此，潘伟豪除了在2017年8月31日支付过15000元，于2017年9月30日、10月16日、11月12日各支付过10000元外，其余的时间潘伟豪都均未依约支付。”针对上述的违约情况，潘伟豪于2018年7月16日又再次向阮志明作出《潘伟豪违约支付欠款结算确认书》，专门对上述《欠条》和《欠款对数清单》中所承诺保证的事项更进一步地作出具体确认、落实和履行。潘伟豪确认从其之前支付的151000元款项中减除其应承担的3%违约金83314.58元；履行其按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给阮志明支付利息103772.95元；承诺其自2018年7月1日起至欠款清还日止按实欠款为基数及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支付给阮志明。因此，根据潘伟豪以上承诺保证的，以及其已作出履行实施的事实情况便表明，潘伟豪虽然未依其承诺的时间、金额全面地作出履行，但对其向阮志明作出的承诺保证，以及其所诺定履行的时间、方式从未有过异议，并且一直延续至本案审结时都未有过改变。然而一审判决竟在缺乏法律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便认为“3%违约金约定标准过高”，并撤销诉讼双方均已确认、已实际履行的全部违约金。更有甚者，就按一审判决认为上述3%违约金约定标准过高的判决理由成立而言，其也只能是就该违约金的事项上来依法作出调整，并且仍应按照潘伟豪所承诺的从其之前支付的151000元款项中来减除给付。但一审判决却不然，其不仅擅自改变了违约金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方式，而且还撤销已经双方确认，并且已经作出实际履行支付的4倍利息和36%的利息，甚至还严重地脱离上述规定的“年利率约定未超过24%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法定原则，将本案欠款约定的合法利率强行调整为“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来计算判决，从而放纵违约责任的逃避和追究，严重损害阮志明的利益。潘伟豪在本院二审期间未作答辩。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皆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潘伟豪所负债务虽属金钱债务，但该债务系因潘伟豪作为买受人未依约履行货款支付义务而产生，故一审法院以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基础审理本案，处理正确。双方对账之后，潘伟豪向阮志明支付部分货款，已使该部分债因清偿而归于消灭，故阮志明主张依据双方的嗣后约定将该部分款项作为违约金扣除，于法无据。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对涉案违约金及利息的调整是否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从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潘伟豪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付清货款，虽其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但直至本案二审判决作出时仍未支付完毕，潘伟豪确实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情形。与此同时，阮志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一审判决据此认为阮志明的损失主要是潘伟豪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并酌情调整为以拖欠的货款数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分段计付违约金及利息，并无不当。阮志明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阮志明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5.37元，由上诉人阮志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