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沪7101行初239号 原告王大铭，男，199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关姝，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柯勤飞。 出庭应诉负责人宋敏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沈伟。 委托代理人范仲兴，上海范仲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大铭不服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关姝，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宋敏娟及委托代理人沈伟、范仲兴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组织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关于给予王大铭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开除决定)，认定原告先后在2018年11月26日《大学物理C2》、11月28日《高等数学(工)2》、11月29日《大学英语2》三场考试中，均收到学校教务处下发的《作弊认定通知单》。为严肃校纪校规，教育其本人，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经2018年12月24日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 原告王大铭诉称，被诉开除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错误，应适用原告入学时被告下发的2015版《学生手册》中的规定，而不应适用2017版《学生手册》的规定；根据2015版《学生手册》中相关违纪认定的规定，认定考生有作弊行为应当由监考人员当场认定，而原告在考试结束后收到的三张《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场记录》均不是考试当场认定与制作，原告只是携带了手机，未实施使用通讯设备“发送与接收”与考试相关内容的行为，且监考老师未要求考生一定将手机存放于指定位置，原告行为不应认定为作弊；原告在收到作弊认定后进行了申诉，但申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符合规定，未包含心理、法律专家等人员，参与投票表决的人数与出席会议的人数也不对应，该程序不合法；原告的行为即便依据校规也仅系违规，情节轻微，对其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未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有悖过罚相当原则。被诉开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依据不准确，请求：1、撤销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关于给予王大铭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2、判令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恢复原告王大铭学籍。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学生处分决定书》的照片、《关于给予王大铭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证明原告曾就作弊认定向被告提出申诉，被告后作出开除其学籍的处分决定；2.《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场记录》三份，证明被告不是在三场考试当天认定的作弊，而是在《考场记录》落款的2018年12月3日进行的认定，且于当日下发给原告；3.《学生手册》相关规定的照片，证明原告系2015级学生，而根据2015年版《学生手册》中的规定，作弊应该当场认定，被告根据2017年版《学生手册》中的规定认定原告考试作弊，程序违法，认定错误。 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辩称，2017版《学生手册》中的违纪处分相关规定是针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订而制定，效力及于2015年入学的学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2016年12月26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2017年8月修订)适用于原告，且2015年的相关考试违纪处理规定中有关当场认定作弊的规定与其中有关考试结束后的作弊认定本身就存在矛盾；作弊可以当场认定，也可事后认定，视频录像可证明原告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关机或未主动存放到监考教师指定地方，明显系作弊行为；法律专家、心理专家出席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不是强制性规定，被告可根据案件的情况决定是否选择法律专家、心理专家出席会议；被诉开除决定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被诉开除决定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依据和证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作为其职权依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三条，作为其程序依据；前述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第1项及第四款第4项，作为其法律适用依据；《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场记录》三份，《申诉书》，《学生申诉受理申请表》，2018年12月19日《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表决票及汇总记录，《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预通知学生处分决定内容的《学生处分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认定原告在2018年11月26日、11月28日、11月29日三次考试中作弊，原告不服提起申诉，被告受理后组织了会议，听取原告意见，于同日经投票认定原告作弊事实成立，后将结果反馈于原告，并告知原告将对其作出开除学籍处分，被诉开除决定程序合法；录像三份及说明，考试诚信承诺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考试管理办法》及附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考生规则》，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明知学校考试纪律，仍三次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上交，构成三次作弊，违反了校规。 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为：三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原告作弊的认定确实是事后所作，2015年的相关规定已经修改，应适用2017年修改后的规定。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场记录》能够证明被告是考试后才作出的作弊认定，违反了2015年的规定，作弊认定程序不当；对于2018年12月19日《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表决票及汇总记录，会议无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参加，会议记录无出席人员签名，表决票共10票，少了1票；对于录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考场情况，监考老师和学校也未说明不能携带手机，学生也不知道，且视频中也看不清原告是否拿手机进行拍摄；考试诚信承诺书中的签名不是原告所签，落款日期是2011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原告未表示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三组证据均能与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相印证，本院均予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场记录》、2018年12月19日《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表决票及汇总记录、录像等证据发表了意见，但未否定其真实性，本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均予确认；关于考试诚信承诺书，原告认为不是原告所签，且签署时间为2011年，但无任何根据或证据，本院对原告质证意见不予支持，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对被告其他证据，原告未表示异议，本院亦均予采信。 综合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王大铭原系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2015级学生。2018年11月26日、28日、29日，原告王大铭分别参加了《大学物理C2》、《高等数学(工)2》、《大学英语2》三场考试。在28日考试过程中，原告王大铭与监考老师因考试纪律问题发生言语冲突。后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务处查看考试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原告王大铭在三场考试中均存在用手机拍摄试卷的行为，遂于2018年12月3日制作了三场考试的《考试记录》，同时制作了三份《作弊认定通知单》，认定原告王大铭在三场考试中均存在“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关机或主动存放到监考教师指定地方”的作弊行为。同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将前述《作弊认定通知单》及《考试记录》送达原告王大铭。原告王大铭对作弊认定有异议，于2018年12月7日向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申请。2018年12月19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学校领导、党办、监察、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信访办、团委、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11人出席。会议中，校方告知作弊事实，称要按照违纪处分条例进行处理，并听取了原告王大铭的陈述，其坚称其拿出手机只是确认是否关机。后除对原告王大铭作出作弊认定的教务处人员未投票外，其余10位出席人员投票，一致同意教务处所作作弊认定。同日，该委员会向原告王大铭下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告知教务处下发的《作弊认定通知单》并无不当，如仍有异议可在15日内向学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2018年12月20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向原告王大铭出示了《学生处分决定书》，其中载明了认定累计3次作弊的事实，告知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建议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原告王大铭在前述文件上签字并注明有异议。2018年12月24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给予原告王大铭开除学籍处分。2018年12月28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作出内容如前的《关于给予王大铭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决定给予原告王大铭开除学籍处分。2019年1月10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通知原告王大铭到校签收前述开除学籍处分，原告王大铭未前往领取，后该校向其寄送了前述处分决定。原告王大铭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5年《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本科学生手册》中所载《关于考场纪律、违纪认定的规定》中第三部分违纪的现场认定及流程第(三)项规定：“考生有以下情况之一，认定为作弊行为，由两位监考人员保留证据并当场认定，宣布作弊并中止作弊考生的考试。该门课程总成绩以‘0分’记载。1.闭卷考试中，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8.考试结束后，在试场内发现其有作弊痕迹，或由他人检举揭发的作弊行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考试考核违纪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学生有以下作弊情形之一，该门课程总成绩以‘0分’记载，同时取消其第二次考试资格，并给予记过处分。1.闭卷考试中，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8.考试结束后，在试场内发现其有作弊痕迹，或由他人检举揭发的作弊行为的”，第五条规定“学生有以下作弊情形之一，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3.累计两次作弊行为”。2016年12月26日，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定制定印发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载明：原有相关学生违纪违规处罚规定同时废止，学校其他有关管理制度、规定与该条例冲突的，以该条例为准。该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学生有以下作弊情形之一，该门课程总成绩以‘0分’记载，同时取消其第二次考试资格，并给予记过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1.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关机或未主动存放到监考教师指定地方的……8.考试结束后，在试场内发现其有作弊证据并经核实，或由他人检举揭发的作弊行为并经核实的……”；第四款规定，“学生有下列作弊情形之一，给予开除学籍处分：……4.累计两次作弊行为”。2016年12月16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修订，修订后第五十二条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学校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第五十五条规定，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决定前，学校应当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第五十九条规定，学校应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2017年3月，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依据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对前述学生违纪处分条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2017年8月，被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次对前述条例进行修订，修订后第二十三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前，应告知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第三十条规定，该条例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违反法律法规、前述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同时，学生对高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决定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提供的考试现场录像显示，原告在三场考试过程中，均明显存在用手机拍摄试卷的行为，本案事实较为清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适用2017年8月修订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认定原告作弊并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是否正确，二、被告作出被诉开除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校纪、校规，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在校期间，也具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义务。人民法院审理教育行政案件时，也应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相关规章，并可适用高等学校公布的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校纪校规。本案原、被告就被诉开除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应适用2015年学生手册中载明的有关考场纪律、违纪认定规定，被告认为应适用2017年8月修订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的规定。从查明的事实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于2016年12月26日印发，并同步废止了原有的违纪认定处理规定，后又经多次修改。2017年8月被告对条例再次进行修订，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因此，自2017年9月1日起，该条例就对被告及其在校学生发生效力。同时，查该条例有关作弊及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系对相关违纪行为及其处分的自主细化，亦不违反作为其上位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等有关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处分的规定。因此，被告对原告涉案三场考试中用手机拍摄试卷的行为，于考试后根据监控录像认定属“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关机或未主动存放到监考教师指定地方的”作弊情形，累计三次作弊，并依据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告认为应适用2015年学生手册有关规定、作弊应当场认定而不能事后认定等意见，缺乏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程序合法性相关问题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申诉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本案中，原告就被告下发的三场考试作弊认定通知提出书面申诉，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投票，后将结果反馈原告，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处理对象应是对学生的处理、处分决定，因此，前述程序不是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申诉处理程序，原告根据学生申诉有关法律规范规定对前述申诉处理程序所提异议自然已无事实前提。当然，被告通过该程序对作弊认定组织会议讨论、听取原告意见，可以保证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于法不悖。同时，本院也认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申诉处理程序是学校对学生作出处理、处分决定后的复查，本身也不是人民法院审查学校处分决定程序合法性的环节。 其次，关于是否保障原告陈述申辩权问题。不利处分前的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是确保行政处分合法性的重要程序性要求，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三条亦均规定，高校对学生作出处分或其他不利决定前，应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本案所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清晰明了，具有包括“累计两次作弊行为”在内所列作弊情形之一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违纪行为与处分结论对应明确。因此原告三场考试是否作弊是本案重要争点，被告是否围绕该事实的认定保障原告程序性权利方是本案程序合法性的核心考量因素。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三场考试均作弊后，经原告申请，被告围绕作弊认定组织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告知相关作弊事实，告知将按照相关条例进行处理，并听取原告的意见，后于2018年12月20日向原告王大铭出示了《学生处分决定书》，告知原告相关作弊的事实、法律规范依据以及建议给予的处分结果，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后作出被诉开除决定，已保障原告陈述权、申辩权，处分程序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原告在三场考试中明显存在用手机拍摄试卷的行为，被告有权依照不违背上位法规定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上应学〔2017〕121号)的规定进行处理，经过调查后认定原告作弊，并听取了原告相关陈述申辩，后作出被诉开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处分程序亦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开除决定于法无据，其要求恢复学籍自不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大铭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大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杰英 审 判 员  崔胜东 人民陪审员  范丽蓉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二十九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本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纪律处分：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五）开除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