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6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誉章洪，男，195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华，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艳，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规元，男，194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上诉人誉章洪因与被上诉人邵规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誉章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邵规元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规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事前没有通知誉章洪要当庭电话询问，开庭前也未要求誉章洪必须本人到庭。2.一审法官在电话询问誉章洪的过程中，断章取义、错误地归纳誉章洪的意见，并制止律师提出异议。3.通过电话询问制作的笔录未经誉章洪本人确认。誉章洪未表述过“66万元利息是经过协商的”“本金总数加起来为72万元”，“誉章洪听其他人说邵规元曾到三水”实际是誉章洪在本案起诉后才听说邵规元近期来过三水。4.一审当庭所作的电话询问，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便直接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且该通话的原始内容没有保留，法庭笔录归纳的通话内容与实际通话内容不符。5.一审法院将电话询问笔录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并据此认定邵规元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有误。根据法庭归纳的电话询问内容，无法得出“誉章洪听其他人说邵规元来佛山三水找过誉章洪”的结论，邵规元在广东有很多朋友，其来广东、三水并不能证明是找誉章洪讨债。邵规元也无证据证实其来三水找誉章洪的次数间隔时间，无法证实诉讼时效中断。二、邵规元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1.涉案《协议书》约定了还款时间为2010年3月底，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邵规元最晚应于2012年4月1日前提起诉讼。邵规元提供的火车票不能证实是邵规元使用的，且没有任何一张票与三水有关联，故火车票不能证实诉讼时效中断。2.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证人证言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梁某是在职警察，与邵规元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梁某与邵规元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梁某的陈述不能真实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且其陈述不符合常理。根据该证人陈述，相关部门已告知邵规元应去法院起诉，但邵规元仍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导致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该证人证言同时证明政府部门没有对邵规元的债权作出处理。3.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首先，维稳中心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主体，邵规元向维稳中心主张债权并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维稳中心告知邵规元应向法院起诉，表明维稳中心没有处理民事纠纷的权限。其次，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内容模糊，无法证实邵规元到佛山三水寻找誉章洪追讨借款的具体时间，也没有表述邵规元有提出要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第三，《证明》是邵规元为了中断诉讼时效而出具的虚假证据。誉章洪从未收到维稳中心关于邵规元向其本人追讨借款的通知，维稳中心也未组织过双方进行协商解决，亦无其他证据佐证邵规元向维稳中心提出过主张。如维稳中心受理了邵规元的申请，必有相关的书面材料存档，请二审法院调查取证。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09年9月14日对借款进行了对账并签订《协议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如果双方经过对账并重新出具《协议书》，邵规元应当将其手上的借条归还给誉章洪，但是邵规元在一审才提交借条原件。由此可见，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邵规元未将借条归还予誉章洪，证实了双方当时并未对账。《协议书》上“本金72万元、利息66万元”的内容是邵规元事先起草好的，誉章洪不认可协议书上的本金及利息，其之所以签名，是因为邵规元与警察梁某将誉章洪带到酒店，誉章洪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除了签名别无选择。邵规元辩称，一、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向誉章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相关案件事实时，誉章洪的代理人当庭拨通誉章洪的电话，交由一审法院向誉章洪核实相关案件事实，并由一审书记员将誉章洪的陈述记录在案。一审庭审结束后，由誉章洪的代理人核对庭审笔录后再签字确认。所以，一审的庭审过程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邵规元在一审提交了火车票、梁某的证人证言、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证实其从2010年3月底开始，一直向誉章洪主张权利。上述证据充分、确凿，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三、邵规元与誉章洪于2009年9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书》上誉章洪的名字是其本人所签；借款本金、利息也是双方确定的；誉章洪认为其签名确认《协议书》时存在巨大的精神压力，无事实依据。邵规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誉章洪归还邵规元借款138万元；2.誉章洪偿付邵规元借款利息（38万元从2009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100万元从2010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29084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誉章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5月28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邵规元人民币5万元。2001年7月13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邵规元人民币（两次合共）155000元。2003年1月27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汤元兴人民币4万元，3个月归还。2003年2月17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邵规元人民币6万元。2003年3月28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赵小彬人民币5万元，3个月归还。邵规元在该份《借条》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2003年5月2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邵规元人民币3万元，另，2001年7月借25000元，2003年3月2日借3万元，2003年3月6日借6万元。2003年9月9日，誉章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邵规元人民币10万元，另，2003年6月17日借到邵规元支票付水电费25000元。2003年9月9日，邵规元向周公社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周公社人民币12万元，另2003年3月8日借人民币3万元，合计15万元，息每月壹仟伍佰元，壹年结算。2003年10月17日，汤元兴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誉章洪装修酒楼缺资金，经邵规元战友介绍，于2003年1月27日，汤元兴去酒楼工地借给誉章洪人民币4万元现金。汤元兴多次打电话、见面催讨，阿关一直拖欠，后同邵规元商量，由邵规元于2003年10月17日代誉章洪归还本金4万元、利息3500元，共计43500元现金。2003年12月16日，赵小彬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誉章洪（关远）通过邵规元担保于2003年3月28日向赵小彬借人民币5万元（借期三个月）用于装修酒楼。逾期不还，后由担保人邵规元于2003年12月16日代为返还，共计本金和利息人民币54000元。2003年12月16日，王宁一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誉章洪（关远）租借武警上海总队房屋装修开酒楼资金短缺，通过邵规元的关系，于2003年1月28日向王宁一借人民币3万元，后由邵规元于2003年12月16日按月息一分归还本金和利息，实收现金33000元。2012年4月30日，汤元兴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邵规元归还借款本金6万元、利息62000元，计人民币122000元。同日，汤元兴出具《还借款说明》，内容为：邵规元于2003年3月1日向汤元兴借款6万元，月息一分。因故邵规元于2011年9月11日通过交通银行划账归还本金4万元，2011年12月31日归还本金2万元，2012年4月23日给付利息5000元，计人民币11万元。利息按月息1分计4万元102个月计40800元，2万元本金106个月计21200元，合计利息62000元。另12000元利息拟作为邵规元多次去广东向关远追讨借款路费补偿。在收到归还借款的收条上还是写收到本金6万元，利息62000元。特此说明。周公社在邵规元于2003年9月9日出具的《借条》上备注：收到还款本金15万元，息136000元，此条结清。2019年6月10日，周公社再次在前述《借条》上备注：此款是誉章洪通过邵规元向周公社借的，是周公社家属在上海汇联商厦国有企业改革买断工龄款。2019年6月2日，赵小彬出具《借还款情况说明》，内容为：邵规元于2003年2月17日因帮誉章洪借款装修饭店之用，向周公社借款6万元，该款是周公社和妻子从虹桥路工商银行提取后给邵规元。2010年5月7日，该款及利息共计145000元由邵规元归还，当时战友宋耀兴等在场。特此说明。2009年9月14日，邵规元与誉章洪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一、誉章洪自2001年以来陆续借邵规元人民币72万元，利息66万元，共计人民币138万元。二、2009年10月以前誉章洪付给邵规元人民币38万元。三、第二笔陆续归还于2010年3月底以前全部归还，逾期按月息贰分计算。四、借款包括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同志。借条由邵规元全部收回交誉章洪。此协议双方遵守，一式二份。2010年5月5日，邵规元向周公社账户存入8万元。2010年9月1日，邵规元向周公社账户存入45000元。2010年9月2日，邵规元向周公社账户存入2万元。2011年4月29日，汤滋旸向周公社转账汇款9万元。2011年9月1日，邵规元向汤元兴账户存入4万元。2011年12月31日，邵规元向汤元兴账户存入2万元。2012年4月23日，邵规元向汤元兴账户存入5万元。邵规元提交的火车票反映，2005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邵规元多次往返上海与广东两地。2019年1月9日，维稳中心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09年至2018年，我单位在调处佛山市三水绿色王国旅游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誉章洪）项目工程拖欠工人工资问题，期间，邵规元曾以誉章洪拖欠其借款为由前来了解该公司法人动向等相关情况，追讨借款。为此我单位已明确告知其尽快自行收集借款凭据等证据材料，依法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讼中，邵规元陈述：2001年、2003年誉章洪向邵规元、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借款用于经营酒店，大部分款项是誉章洪向邵规元借的，誉章洪向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借的款项由邵规元做担保，邵规元向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打招呼叫他们借款给誉章洪。誉章洪向邵规元借款三十多万元，包括了邵规元代誉章洪支付的水电费。誉章洪向其他四人借款三十多万，合共72万元。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通过电话询问誉章洪，誉章洪陈述:誉章洪在2004-2006年多次向邵规元借款。誉章洪没有直接向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借款，邵规元称其借给我的款项中有部分款项是邵规元的,有部分款项是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的。《协议书》内容是邵规元书写,誉章洪签名。2009年签订《协议书》之后，誉章洪没有还过款。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签订《协议书》时邵规元要求支付利息，66万元是邵规元与誉章洪协商的，誉章洪要求邵规元把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的借条拿回给誉章洪。借款大部分是现金收取，有一部分是邵规元垫付的费用，但具体誉章洪记不清楚，本金总数加起来为72万元。签订《协议书》后邵规元每次来找誉章洪都没有拿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的借条对账。近20年邵规元几乎每年来广东，誉章洪在广东没有见过邵规元。誉章洪已经有5、6年没有见过邵规元。邵规元知道誉章洪的公司在三水区有项目，誉章洪听其他人说邵规元曾到三水，但誉章洪没有见过邵规元。誉章洪在上海也没有见过邵规元。关远是誉章洪的别名，朋友之间的称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一、关于邵规元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合邵规元、誉章洪的陈述及邵规元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邵规元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第一，邵规元称签订《协议书》后不断地前往广东寻找誉章洪追款，并提交了往返上海与广东的火车票，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的陈述与邵规元陈述一致。誉章洪在一审庭审中也称听其他人说邵规元来佛山市三水区找过誉章洪。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证实，邵规元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到佛山市三水区寻找誉章洪追讨借款。以上双方的陈述、证人的证言及《证明》相互印证。第二，维稳中心是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在2009年至2018年调处誉章洪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佛山市三水绿色王国旅游区有限公司项目拖欠工人工资问题，邵规元在此期间向该中心了解誉章洪动向、追讨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邵规元对本案债权的主张，属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主张权利形式，故诉讼时效于2018年重新起算，而邵规元在2019年1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誉章洪的相关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邵规元是否有权主张誉章洪向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借款的问题。本案借款72万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誉章洪向邵规元的借款，另一部分是誉章洪向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的借款。对于誉章洪与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之间的借款，有誉章洪出具的《借条》和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为证，相关《情况说明》证实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已将债权转让予邵规元，邵规元也已向前述四人履行了还款义务，并与邵规元提交的银行回单等相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邵规元、誉章洪在2009年9月14日对前述两部分借款进行对账并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第四款明确约定72万元包括了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四人的借款，应视为债权转让已通知被告，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邵规元依法取得了汤元兴、王宁一、赵小彬、周公社对誉章洪的债权。誉章洪抗辩认为《协议书》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订，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协议书》，借款现已到期，邵规元据此要求誉章洪归还借款本金72万元，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前期利息和逾期利息的问题。对于前期利息，本案中誉章洪出具的最后一份《借条》时间为2003年9月9日，即使从2004年1月1日起以72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2019年9月14日为985440元，邵规元、誉章洪结算的前期利息66万元也没有超出前述金额，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对邵规元的前期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利息，根据《协议书》，第一期还款38万元未约定逾期利息，故对邵规元关于该笔款项的逾期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期还款100万元虽然约定了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但该期还款100万元包含了前期利息66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誉章洪在还款期限届满后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一审法院酌定逾期利息以72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对邵规元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誉章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息138万元，并支付以72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予邵规元，息随本清；二、驳回邵规元的其他诉讼请求。誉章洪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107.2元（邵规元已预交），由邵规元负担13386元，誉章洪负担27721.2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对邵规元已预交但不应负担的受理费27721.2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邵规元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给邵规元。二审期间，邵规元提交誉章洪、佛山市三水绿色王国旅游区有限公司、世界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信息共8页，拟证明誉章洪不在三水，其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誉章洪都没有到庭应诉，证据材料均来源于三水工商局。誉章洪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审查，邵规元提交的证据均为无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誉章洪不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争议问题作如下分析：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经审查，《协议书》经邵规元、誉章洪双方签名确认，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誉章洪未能举证证实其签名确认的《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亦未举证证实该《协议书》系其受胁迫而签订，并因此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故一审法院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根据《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可认定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09年9月14日，誉章洪共欠邵规元借款本金72万元，利息66万元，共计138万元。誉章洪上诉认为上述金额未经双方对账确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涉案《协议书》约定誉章洪应于2009年10月前归还邵规元38万元，2010年3月底以前归还全部借款。邵规元提交了2011年至2015年每年往返上海与广州的火车票，以及2012、2013年期间在三水乘坐大巴的车票，并申请了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证实邵规元每年都来广东寻找誉章洪追款，且梁某陈述其多次陪同邵规元去三水市政府。邵规元又提交了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证实其2009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到维稳中心了解誉章洪情况及追讨借款。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邵规元关于其自2009年起每年从上海到广东三水寻找誉章洪，并请求政府部门解决其与誉章洪之间的纠纷之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该主张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邵规元自2009年起至2018年，每年均向维稳中心请求解决其向誉章洪追讨欠款的行为已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邵规元于2019年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誉章洪主张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誉章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誉章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谢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