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05民初8013号原告：简莹珊，女，1959年7月5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代理人：沙文斌，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简健威，男，汉族，1964年9月3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被告：黄玉芝，女，汉族，1966年2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文晓波、黄平洋，均为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文芹，女，1974年8月1日出生，香港居民，第三人：简国新，男，汉族，1952年9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第三人：简凤彬，女，汉族，1959年3月23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原告简莹珊与被告简健威、黄玉芝及第三人杨文芹、简国新、简凤彬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简莹珊的委托代理人沙文斌，被告简健威、黄玉芝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平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文芹、简国新、简凤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简莹珊诉称：原告与简国良原住小洲，后移居香港并于1980年7月7日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女一儿，改革开放后回小洲投资建厂，1991年7月原告夫妻借款三十多万元建成473.55平方米宅基地房屋作为厂房和居住使用，限于国家宅基地政策，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上加挂了家公简艇钊的名字，后在1993年将厂搬迁至东莞经营，宅基地房屋租给员工即本案两被告使用，简国良告诉原告宅基地长租给两原告且一次性收取优惠收取九年租金，这么多年来一直由简国良收取宅基地房屋的租金。2001年6月8日香港法院缺席判决原告与简国良的婚姻予以解除，并释明三个小孩归原告抚养，而简国良象征性每年支付一元抚养费，只要原告没有再婚则判决前后形成的财产均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可随时向简国良追讨抚养费，直至2018年2月宅基地房屋被两被告拆除，原告在律师陪同下于2018年5月25日得知两被告出资三十万元向简国良购买了宅基地房屋，并于2002年9月2日到海珠区公证处办理（2002）穗海证民字第11038号公证书，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与两被告签收《赠与合同》将宅基地无偿赠给两被告所有且两被告接受赠与，但基于两被告是同村原住居民是且是原告父母居所的邻居，会经常遇见原告，两被告作为员工也熟知宅基地房屋的来龙去脉，可知两被告恶意侵犯原告权益的《赠与合同》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此外简艇钊在2003年死亡，遗有二儿一女简国新、简国良、简凤彬，简国良与2014年7月20日死亡。故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与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签署的《赠与合同》/买卖合同无效；2、两被告对前述《赠与合同》所赠与的广州市小洲乡西成右××巷×号房屋停止拆建；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简健威、黄玉芹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一、该赠与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另被告简健威与简艇钊、简国良是同村村民，有权接受赠与宅基地房屋的使用权。二、赠与合同宅基地在2009年由于房屋出现危险重建，重建后的房屋是包括赠与房屋在内的三块宅基地组成，在今年年初该房屋又出现危险故又拆倒重建，现已建成两层小楼，故原告要求停止拆迁已不可能。三、原告是不适格的，其不是赠与合同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用名为简燕霞，离婚判决也没有身份证号，其无法证明与涉案房屋有关联。四、被告通过接受的简艇钊赠与获得宅基地，不存在买卖，原告称是30万购买不符合事实。五、黄玉芝原在国良皮带厂工作过，工厂实际管理人是简艇钊，简国良从未在该厂工作，虽然简国良与简健威是同村的，但简国良没有宴席结婚，被告无法得知其结婚，直到公证才知道他的妻子叫杨文芹，从不知原告存在，不存在恶意串通。六、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法定20年。七、原告一直有机会主张却没有主张，视为知道并同意赠与。第三人杨文芹、简国新、简凤彬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材料显示，海珠区新滘镇小洲乡西成右××巷×号宅基地使用人为简国良、简艇钊，宅基地证号为穗海新NO：007580号，宅基地面积236.775平方米，结构：混合，层数：二，建筑面积473.55平方米，出证日期为1991年7月11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1年8月9日作出婚姻诉讼FCMC1999年第7512号判令，内容为“呈请人：简燕霞（KANYINHA）与答辩人：简国良（KANKWOKLEUNG）于暂委法官CASEWELL之前，区域法院法官命令：于2001年6月18日，在作出暂准判令时法官作出判令，无作出关于费用的判令。法官进一步作出判令，自作出绝对判决之日始，答辩人每年需向呈请人支付港元1.00作为象征性赡养费。法官进一步作出判令，家庭儿童，即简洁云（KANKITWAN）与简振鹏（KANCHUNPANG），继续由呈请人监护，直至有合理的理由与答辩人接触后法庭作出进一步的判令位置。且指示到，除非上述儿童年满18岁，否则，不能被带离香港。倘若父母一方向法院提交承责书以当被要求时将上述儿童带回香港，并得到父母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书，则父母一方可在该书面同意书列明的时期内将该儿童带离香港。法官进一步声明，该家庭中上述儿童适用婚姻诉讼和财产条例第192章18条，所作出的安排已最好地保障其福利，法院对此表示满意。2001年6月18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1年8月9日作出婚姻诉讼FCMC1999年第7512号《暂准判令转为绝对判令证明书》，内容包括“关于2001年6月18日在此宗诉讼中作出的判令，判定除非自判令作出之时起计六星期内，有人向法院提出上述判令不应转为绝对判令的充分因由，否则呈请人简燕霞与答辩人简国良于1980年7月7日在香港婚姻注册处（WD1093）举行婚礼的婚姻即须予解除，鉴于无人提出该等因由，现证明上述判令已于2001年8月7日转为最后及绝对的判令，而上述婚姻亦已据此解除。”2002年8月23日，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与被告简健威签订《赠与合同》，内容包括“现赠与人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决定将其名下的共有财产座落在小洲西成右十二巷5号房屋【详见编号为穗海字第007580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全部产权份额自愿无偿赠与给受赠人简健威所有，受赠人简健威愿意接受上述赠与。”2002年9月2日，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出具（2002）穗海证民字第11038号公证书对上述《赠与合同》办理公证。原告简莹珊提供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对其出具的《登记事项证明书—香港身份证第H065428(2)号》，内容包括1979年11月23日以新抵港人士的身分登记领取身份证（号码H065428），2001年9月20日变更姓名由“简燕霞更改为简莹珊”，1983年11月24日身份证（号码H065428）为新身份证（号码H065428(2)），两被告对原告简莹珊曾用名为“简燕霞”没有异议。原告简莹珊提供香港生死登记处资料显示，简国良于2014年7月20日死亡。2018年6月27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华洲派出所出具《户口注销证明》，内容为简艇钊因死亡，户口已注销，注销日期2003年9月23日。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简莹珊向本院撤回诉讼请求中第二项要求“两被告对前述《赠与合同》所赠与的广州市小洲乡西成右十二巷5号房屋停止拆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在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均表示涉案宅基地房屋原曾用作国良皮带厂作为经营地，原告简莹珊主张其曾在上述工厂工作过，但被告予以否认，并称未见过原告简莹珊回来过，也不知道其的存在。本院认为，首先，因简莹珊、简国良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纠纷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内地法律。从简莹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来看，本案系简莹珊认为其是案涉宅基地房屋的共有权人，并基于共有权人的身份而提起的涉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依照上述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由于涉案宅基地位于我国内地，该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一直登记在简国良、简艇钊名下并由两人共有，简莹珊并未被登记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因此，简莹珊不可能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成为案涉宅基地的权利人。从简莹珊在本案的主张来看，简莹珊是以简国良前妻的身份主张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宅基地房屋使用权份额是其与简国良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涉案房产是否系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本案的先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简国良与简莹珊均系香港居民，两人在香港结婚并离婚，关于简国良与简莹珊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简莹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简国良对夫妻财产关系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以及两人结婚后在内地共同居住生活或存在其他共同经常居所地，故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处理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夫妻财产关系。根据香港法例的相关规定，香港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而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亦明确界定了已婚女性的财产范围，该条“已婚女性的财产”（1）中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1936年3月20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本案中，涉案宅基地房屋使用权登记在简国良和简艇钊个人名下，简莹珊虽主张该宅基地使用权系其与简国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未举证证明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宅基地房屋使用权依照香港法例属其个人财产或其占有份额的共同财产，故简莹珊主张该宅基地为其与简国良的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上述香港法律规定，该主张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简莹珊基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共有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香港法例，其并非涉案宅基地共有权人，其与本案争议的《赠与合同》缺乏直接的利害关系，简莹珊在内地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是程序法上的问题。程序法事项自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简莹珊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予驳回。关于简国良等人与简健威、黄玉芝赠与的具体情况，本院无需进一步审查和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简莹珊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9360元退还给原告简莹珊。如不服本裁定，原告简莹珊、第三人杨文芹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其余当事人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蒙 刚人民陪审员  陈丽娥人民陪审员  李绮文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黄映萍钟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