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2民初2565号原告：李国芳，女，195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忠，系李国芳丈夫，公民身份码532502194703070632。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航天路科开1号大楼1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5941989146。负责人：杨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华，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琪峰，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199610635918。第三人：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林溪路256号春溪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291995289H。法定代表人：李自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华，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国芳与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第三人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电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忠，被告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华、孙琪峰，第三人云南水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国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1个月租赁费438600元（8600元/月）；3.判令被告偿还欠付原告租赁费利息63468元；4.判令被告承担车辆租赁期间的违章和肇事责任；5.判令被告归还原告租赁物丰田普拉多越野车一辆；6.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被告于2015年3月1日起租用原告丰田普拉多越野车一辆，约定租赁费每月8600元，至2019年6月已租用车辆51个月，原告多次向被告讨要租赁费，被告至今未付一分租赁费。被告的行为已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诉讼中，原告李国芳放弃了第4、5项诉讼请求。被告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辩称，杨海是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杨海和余永忠原来在部队里是上下级关系，比较亲密，情同父子，从2015年余永忠就准备移居贵阳，当时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没有公务用车，然后余永忠刚好有一辆丰田普拉多2700越野车（车牌号为云Ａ×××××，购买时间是2011年），这辆车闲置，因为余永忠长期从事土石方工程业务，所以就主动借给杨海，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使用，就算对公司的支持，以后公司有项目就分给他做，当时杨海提出签订租赁合同，余永忠坚持不同意租赁，说写一张借条就行了，以后再说，因此该案不存在租赁关系。2015年3月1日，基于相互信任，杨海向余永忠出具了借用车辆的借条，借条按余永忠要求注明了车辆使用期间一切费用及安全由使用方负责。2016年12月，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联系到贵州玉屏青山冲水库工程，在同等条件下，分包了部分工程给余永忠，因此，该案属于杨海和原告的借用关系。2018年2月6日，余永忠、李国芳在没有和杨海沟通商量的情况下，在乌当区法院就车辆对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和杨海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支付车款45万元及滞纳金5万元，且在诉状中明确说明是借用关系，后余永忠、李国芳申请撤诉。因此使用车辆是基于借用关系，至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是由于原告2018年2月6日对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和杨海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原告表明,若不签订租赁合同就不撤诉。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租赁合同，违反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合同无效。从2018年6月起，这辆车就一直停在原告的小区里面，期间杨海本人或派人三次向原告归还车辆，都被余永忠拒绝，该车目前也在原告小区里，即保利公园2010里面。由于一直是借用关系，所以就不存在租赁费用和租赁利息，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请毫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云南水电公司述称，1.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2.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因第三人云南水电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发生过车辆租赁合同关系，原告要求第三人云南水电公司承担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国芳丈夫余国忠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海在部队服役期间系上、下级关系。2015年初，余永忠得知云南水电公司下属贵州分公司没有公务用车，遂将其妻李国芳名下的云Ａ×××××号丰田普拉多越野车出借给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使用。2015年3月1日，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向李国芳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借用车辆为云Ａ×××××号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车辆使用期间的管理及行车安全由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负责及承担，借用时间从2015年3月1日起计算，借车人为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经办人为杨海，借条中加盖了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印章。之后，双方因用车问题产生纠纷，李国芳于2018年2月7日将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杨海诉至本院，要求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杨海支付车款450000元及滞纳金，其理由为“杨海表示车子可以卖给公司，杨海给车定价400000元，我说是花了50万元购买的新车，杨海答应增加50000元”。本院以（2018）黔0112民初754号案件立案受理，同年3月5日，本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杨海表示“公司借车是事实，之所以借车,是因为分公司开展业务，云南公司没有配车，所以有规定可以租车，当时说的是先用，以后找到业务以后可以关照他们，租车的费用和用车时间从来没有谈过。”，杨海还表示“我们没有正式的商量过，只是闲谈的谈过，我们是国有企业，要买车需要公司同意，我个人做不了主，他们拿车给我们用，现在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用车的费用和损失，我们按租赁费市场价给原告。”。2018年4月2日，李国芳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杨海的起诉，本院当日裁定准许李国芳撤诉。另查明，2018年1月5日，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向李国芳出具了加盖该公司玉屏县青山冲水库工程临时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的《工程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清单名称为云Ａ×××××汽车租赁，单价8600元，本期完成量为12，累计结算金额合价为103200元，本次结算不含税金，最终支付金额以发票含税金额为准。结算单中有施工负责人李新华、项目经理陈加杰、计量负责人唐程签名，李国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忠亦在该清单中以李国芳名义签名捺印。还查明，2018年5月25日，就案涉云Ａ×××××号车，杨海代表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余永忠代表李国芳，双方共同补签《租车合同》四份，补签的四份合同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1日、2016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租赁期限累计为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合同均载明租车费用按月租赁费8600元结算（不含税）。该四份合同中，除补签时间为2017年1月1日的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为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玉屏县青山冲水库工程临时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外，其余三份合同中加盖的均为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公章。同日，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向李国芳出具了《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结算清单》，结算清单载明出租人为李国芳，在完成项目一栏中载明项目名称为办公用车租赁、单位为月、单价为8600元、完成总数量为27，造价为232200元，还载明实际结算应支付金额为232200元，制表人唐程、复核人雷可、审核人王章新、单位负责人李新华签名，余永忠亦在该清单中以李国芳名义签名捺印，但该清单中未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出具了结算单，但并未支付给李国芳任何费用。2019年8月27日，本院组织李国芳、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对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在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结束后，双方办理了云Ａ×××××号车的移交手续，杨海代表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将云Ａ×××××号车返还给李国芳之子余浩田。本院认为，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向李国芳借用云Ａ×××××号车，并向李国芳出具了借条。2018年1月5日，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向李国芳出具了《工程结算单》，认可该公司租用了云Ａ×××××汽车，并认可租车单价为8600元，结算金额为103200元（不含税金）。虽然此后李国芳向本院提起诉讼，但其诉讼理由是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海口头同意购买案涉及车辆，其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合意，故提起该次诉讼。李国芳撤回该次诉讼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与李国芳补签了四份《租赁合同》，对租赁期限、租赁单价进行了约定，该四份《租赁合同》中有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海签名，并加盖了分公司或项目部的印章，庭审中，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对四份《租赁合同》中盖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系借用关系。本院认为，案涉四份《租赁合同》虽系补签，但仍然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2018年1月5日《工程结算单》载明的内容，双方之间的借用关系已经通过补签《租赁合同》的方式合意转化为租赁合同关系，且租赁期限从2015年3月1日起算，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李国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忠以李国芳名义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补签了四份《租赁合同》，在结算清单中亦以李国芳名义签字确认相关租赁费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李国芳对余永忠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故余永忠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补签《租赁合同》并在结算清单中以李国芳名义签名捺印的效力及于李国芳。因前述四份《租赁合同》是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李国芳诉请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按8600元／月向其支付云Ａ×××××号车51个月租赁费438600元的请求，该51个月的租赁费实际为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出具了租赁费结算清单，并与李国芳补签了租赁合同，但一直未将租赁费用支付给李国芳，虽然《租赁合同》中未约定租赁费的支付时间，但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租用车辆并补签《租赁合同》后，理应按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支付标准将将欠付的租赁费即时支付给李国芳。本案中，四份《租赁合同》载明的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为335400元（即8600元／月×39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赁费。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赁费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应当将该期间的租赁费支付给李国芳。至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租赁费，虽然该期间李国芳、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未签订租赁合同，但由于双方之前已通过补签《租赁合同》的方式确认了租赁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的规定，该期间双方已经形成了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至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结合《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该期间的租赁费应为103200元（即8600元／月×12个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李国芳诉请的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租赁费1032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李国芳诉请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支付51个月（即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租赁费438600元（即335400元＋103200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李国芳诉请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支付利息63468元的诉请。本院认为，虽然《租赁合同》及结算清单中均未明确约定在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未支付租赁费的情况下需要支付利息，但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占用应当支付给李国芳的租赁费期间，造成李国芳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李国芳诉请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支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支付标准，因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长期未向李国芳支付租赁费，故李国芳诉请的利息，本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至5年期（含5年）基准贷款年利率4.75%为计算标准，同时酌情按年度并以年度租赁费作为分段计算利息的基数，并结合李国芳诉请租赁费的期限（截止2019年5月31日）计算利息，其中：一、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租赁费103200元的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利息为15931.50元（即103200元×4.75%×3年+103200元×4.75%÷12个月×3个月）；二、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租赁费103200元的利息从2017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利息为11029.50元（即103200元×4.75%×2年+103200元×4.75%÷12个月×3个月）；三、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租赁费103200元的利息从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利息为6127.50元（即103200元×4.75%×1年+103200元×4.75%÷12个月×3个月）；四、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租赁费103200元的利息从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利息为1225.50元（即103200元×4.75%÷12个月×3个月）；五、2019年3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的租赁费，因未满一年，本院酌情不再计算利息。因此，租赁费产生的利息为34314元（即15931.50元+11029.50元+6127.50元+1225.50元），故李国芳该项请求，本院支持34314元。对于李国芳诉请解除其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因2019年8月27日李国芳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办理了云Ａ×××××号车的移交手续，车辆已经返还，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因此自然解除，无须通过诉讼再次解除合同，故李国芳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国芳诉请被告返还车辆并承担车辆租赁期间的违章和肇事责任的请求，因车辆已经返还，且其在诉讼中已放弃该两项请求，故本案中不再予以处理。关于云南水电公司的责任问题。庭审中，经本院释明，李国芳明确表示要求云南水电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是云南水电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的规定，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依法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是云南水电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作为其他组织，其虽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也无注册资本，但其依法设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并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而案涉车辆亦系用于该分公司的经营使用，故因租赁关系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其承担，但承担责任后的不足部分，由其所属法人即云南水电公司承担。关于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提出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院在2018年3月5日开庭审理（2018）黔0112民初754号案件时，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海已经明确表示用车的费用和损失按租赁费市场价支付给李国芳，同年4月2日，李国芳申请撤诉，本院裁定准许后，双方于同年5月25日补签四份《租赁合同》。从双方对用车事宜进行处理的整个流程来看，并不存在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提出的李国芳所述“不签订租赁合同即不撤诉”的情形。同时，云南水电贵州分公司未举证证实四份《租赁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故其主张四份《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国芳租赁费人民币438600元；二、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国芳利息人民币34314元；三、第三人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补充责任；四、驳回原告李国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人民币4410元，由原告李国芳负担256元，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4154元（第三人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对此款承担补充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国辉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