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行终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赛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涌工业区南路12号。法定代表人俞云良。委托代理人张金龙，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慧珊，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城区德民路行政办公大楼9楼。法定代表人麦玉团，局长。委托代理人梁志锋，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梁志敏，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3号。法定代表人彭聪恩，区长。委托代理人梁炎敏，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何银，该政府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陆文欢，男，199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平市。委托代理人朱天养，广东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茵瑜，广东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赛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普电器公司”）因诉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顺德民社局”）劳动行政确认及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顺德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陆某是赛普电器公司的员工。2017年3月31日上午7时50分左右，陆某搭乘同事孔某的车辆来到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8时许，其驾驶货车搭乘跟单员郭某和一名搬运工到达位于黄涌警务区对面的新车间进行装货作业，9时许，陆某感到头痛不适无法进行驾驶货车送货作业后，遂返回出租屋休息；陆某的家属于当日13时20分将陆某送至顺德区北滘医院进行抢救，14时30分医院宣告陆某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死。2017年4月11日，陆文欢向顺德民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在补齐了相关材料后，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17日受理了陆文欢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赛普电器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赛普电器公司否认2017年3月31日陆某有回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并向顺德民社局提交了一份《收据》，内容为：“我头晕胸闷多日不舒服，想明天上午到医院看病，要请假一天。现收到公司预支费用1000元”、收款人“陆某”、日期：“2017.3.30”，顺德民社局为此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收据》上的签名是否为陆某本人所签进行鉴定。2017年6月23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收据》上收款人处的“陆某”为陆某本人所书写。因需对赛普电器公司提交的《收据》的其他事项补充鉴定，2017年7月13日，顺德民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决定对该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2017年11月25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无法判断《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字迹与该《收据》上“陆某”的签名为同一人书写。2018年1月23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9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9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无法判断《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字迹与“陆某”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2018年3月9日，顺德民社局作出《恢复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恢复了工伤认定时限。2018年3月9日，顺德民社局作出佛顺民社不认工〔2018〕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上午没有上班。陆某所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2018年5月17日，顺德民社局作出《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经调查后，2018年7月30日，顺德民社局作出佛顺民社认工重〔2018〕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陆某所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视同工伤。赛普电器公司对此不服，于2018年9月21日向顺德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顺德区政府于同年9月26日予以受理，并于同日通知陆文欢参加行政复议。2018年11月20日，顺德区政府将案件延长审查期限30日。2018年12月19日，顺德区政府作出顺府行复〔2018〕4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顺德民社局在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在60日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不当，决定确认顺德民社局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顺德区政府将《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向顺德民社局送达，于2018年12月22日向陆文欢送达，于2018年12月24日向赛普电器公司送达。赛普电器公司对此不服，遂于2019年1月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顺德民社局作为区一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本辖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调查处理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顺德民社局受理了陆文欢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具有职权依据。陆某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患病，是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在诉讼期间，赛普电器公司认为从《收据》、顺德民社局向范某、任某、王某、唐某、陈某、路某制作的《调查笔录》及向郭某、吕某制作的第一次《调查笔录》可证实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并未回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从顺德民社局提交的证据分析，顺德民社局提交的证据8中的三份鉴定结论，对于内容为：“我头晕胸闷多日不舒服，想明天上午到医院看病，要请假一天。现收到公司预支费用1000元”、收款人“陆某”、日期：“2017.3.30”的《收据》，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只能证实《收据》上的“陆某”的签名为陆某本人所签；3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无法判出断《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字迹与该《收据》上“陆某”的签名为同一人书写；39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无法判断《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字迹与“陆某”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三份鉴定结论，并不能证实陆某在2017年3月30日确实向赛普电器公司的人事经理范某提出次日请假的事实，且即使陆某在2017年3月30日提出请假，也不排除在次日（即2017年3月31日）仍继续回赛普电器公司处的可能。从顺德民社局提交的《调查笔录》及顺德民社局向顺德区公安局北滘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显示，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26日向范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范某认为在2017年3月30日陆某向其请假，在次日即3月31日，陆某没有回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10月10日期间向任某、唐某（赛普电器公司的保安）、王某（赛普电器公司的保安）、陈某、路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上述人员均否认在2017年3月31日上午见到陆某回到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22日向吕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吕某认为其为赛普电器公司的销售部车队长，在2017年3月31日当天未安排陆某出车，当日早上8时30分出车在外，在出外前未见到陆某，不知陆某当天有否上班，下午2时左右回到公司时听人说陆某出事。赛普电器公司平时上班时间是8时至12时，13时30分至17时30分。在2017年3月30日不知道陆某要请假一事。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10月16日向吕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吕某又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当日听到郭某讲陆某早上上班一会儿因身体不适回家了。郭某是陆某的跟车人员（销售跟单员），在当日中午1点钟左右回到公司，郭某有向其反映。因是听说，所以在顺德民社局向其调查时，未告知顺德民社局。在所管理的司机中，有一个叫郭某的司机。吕某已于2017年9月28日从赛普电器公司处离职。而从顺德民社局向顺德区公安局北滘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上显示，2017年3月31日16时54分，吕某在接受顺德区公安局北滘派出所的询问时表示，在当日9时30分许，公司路主管打电话问是否有司机请假，吕某表示不知道，然后在车队的微信工作群中询问是谁请假，但未得到回复。中午12时许送完货回公司问办公室人员，办公室人员讲可能是陆某请假了。下午15时40分公司人事打电话告知陆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从吕某的《调查笔录》可知，吕某在当日有听到郭某讲陆某当日上午有上班，后因身体不适回家。顺德民社局在2017年5月26日郭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郭某认为不认识陆某，不知道在2017年3月31日陆某有否上班，赛普电器公司平时上班时间是8时至12时，13时30分至17时30分。在顺德民社局于2018年6月7日向郭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郭某认为在2017年6月至7月间从赛普电器公司处离职。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8点多拿到货单后，叫站在门卫室前的陆某开车去黄涌警务区对面的仓库拉货。装好货后，陆某认为头痛开不了车，后离去。郭某曾在微信群里叫何小青安排他人开车，在下午就得知陆某已去世。郭某认识赛普电器公司的员工温某和何小青。之所以在2017年5月26日未向顺德民社局陈述当天的事实，是因为当时仍在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郭某在2018年6月7日的陈述与吕某在2017年3月31日接受顺德区公安局北滘派出所的询问时的陈述、在2017年10月16日接受顺德民社局的询问时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即吕某在2017年3月31日被郭某告知陆某在当日上午上班一会后，因身体不适请假回出租屋。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16日、2017年9月8日向孔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孔某均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开车接陆某上班，当日早上7点50分到达赛普电器公司处并打卡，在2017年9月8日，孔某确认已于2017年底离开赛普电器公司处。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9月11日向郭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郭某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7时50分左右回到赛普电器公司处，当时亲眼见到陆某进行打卡考勤，郭某在2017年6月23日从赛普电器公司处离职。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18日向陆文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陆文欢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陆某搭乘孔某的车辆回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6月13日向陆文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陆文欢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上午陆某上班后开车去装货，有销售跟单员郭某在场，陆某感到不适，曾叫郭某帮手请假。在当日9时5分，陆某打电话给李某，让她回出租屋照顾。在顺德民社局于2017年5月18日向李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李某认为2017年3月31日早上陆某与孔某一起上班。在早上9时5分左右接陆某电话说他不舒服，叫李某回出租屋。回去后，见陆某躺在床上，讲心口位置不舒服。12点多打电话给陆文欢。陆文欢回来后找120，后陆文欢与李某自己开车送陆某到医院抢救。在14时20分左右，陆某去世。在顺德民社局于2018年6月5日向温某制作的《调查笔录》中，温某认为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8点左右见到陆某站在保安室门前，并与陆某讲过话。离职后的郭某、吕某、孔某、郭某在接受顺德民社局询问时的陈述与温某的陈述相互吻合，也与陆文欢、李某在接受顺德民社局询问时的陈述相互印证，范某、任某、唐某、王某、陈某、路某在接受顺德民社局询问时所作出的陈述，因范某、任某、唐某、王某、陈某、路某仍在赛普电器公司处任职，与赛普电器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作出的陈述的证明效力明显低于郭某、吕某、孔某、郭某、温某、陆文欢及李某作出的陈述，故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7时50分左右已到赛普电器公司处上班，在早上9时许，因患病不适后自行回出租屋的事实应予确认。陆某所受到的伤害，是否应视为工伤，是案件的另一争议焦点之一。从顺德民社局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3月31日9时许，陆某因在工作中患病而请假回出租屋，13时20分左右被家属送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4时30分死亡，陆某从患病至死亡未超过48小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该法条并未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进行抢救具体规定为需到医疗机构处进行抢救，陆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顺德民社局受理了陆文欢的工伤认定申请，在期限内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于2018年5月17日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但直至2018年7月30日才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均没有明确规定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后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期限，但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作出工伤认定期限规定，顺德民社局自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之日起至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期限，明显超过60日，程序不当。顺德民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虽程序不当，但未对赛普电器公司、陆文欢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故确认顺德民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此外，顺德区政府作为顺德民社局的本级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有权对赛普电器公司因不服顺德民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顺德区政府受理赛普电器公司的复议申请后，经调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亦予以支持。综上，赛普电器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赛普电器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赛普电器公司负担。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7时50分左右已到上诉人处上班，在早上9时许，因患病不适后自行回出租屋”，与事实不符。1.事实上，2017年3月30日，陆某因头晕胸闷多日不舒服，打算到医院看病，所以在当日下午向上诉人的人事经理范某提出请假一天去医院看病，同时向上诉人申请预支1000元，范某准许了陆某的申请，故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未到上诉人处上班。其次，被上诉人顺德民社局还对《收据》上的签名委托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为《收据》上的签名为陆某本人笔迹，这也足以证明该《收据》的真实性，从而证实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未到上诉人处上班的事实。另外，顺德民社局对范某、任某、唐某、王某、陈某、路某所制作的《调查笔录》及对郭某、吕某制作的第一次《调查笔录》亦印证以上事实。2.原审第三人陆文欢及李某是陆某的儿子和配偶，与陆某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是工伤认定结果的直接受益者，顺德民社局对其二人所制作的《调查笔录》无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郭某、吕某前后两次调查时所陈述的内容相互冲突，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另外，孔某、郭某、温某均是陆某及其儿子的好朋友，与其有利害关系。而且，陆某的儿子与该三人沟通好后，才带他们到顺德民社局制作调查笔录。顺德民社局对郭某制作调查笔录的时间是2017年9月11日，对温某制作调查笔录的时间是2018年6月5日，距离事发相隔半年或或一年多的时间，郭某及温某还记得陆某2017年3月31日是否上班的事实，不符合常理，应不予采信。3.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顺德民社局委托鉴定的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范冰、任某、王某、唐某、陈某、路某的《调查笔录》和郭某、吕某的第一次《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孔某、郭某、温某、李某、原审第三人所作出的陈述。顺德民社局曾于2018年3月9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其后又重新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这明显前后矛盾、相互冲突。事实上，陆某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应认定为工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主要针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导致当时死亡或需要到医院进行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的情况而设定。其中发病、抢救、死亡为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期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如果是回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即使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上午有到上诉人公司上班，但其于当日上午9时5分离开上诉人公司，返回出租屋休息，之后由其家属于13时20分将其从出租屋送至顺德北滘医院抢救。这说明陆某发病、抢救、死亡整个过程不连贯，也说明其发病时并未达到需要立即进行抢救的程度。故陆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应视同工伤。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致国务院法制办社会管理法制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复函》，国家有关部门也认为不应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进行扩大解释，该复函认为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自感不适，但未送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时内死亡的，不应视同工伤。上诉人认为在客观方面也无法确定陆某在返回出租屋休息期间是否受到其他刺激或吃错药物导致其死亡。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亦对类似情形不应视同工伤作了充分的论述。三、顺德民社局超过法定期限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顺德民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顺德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顺德民社局和顺德区政府负担。被上诉人顺德民社局辩称：一、顺德民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司法鉴定证明《收据》上的签名是陆某亲笔所签，但无法判断内容及签名是否同一人所写；内容与签名书写时间相近（3个月内），不能确定书写形成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收据》上只能确定签名是陆某的，至于其他内容是由何人书写、何时书写无法确定。因此并不能推断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就没有上班。恰恰相反，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的员工郭某、孔某、原审第三人陆文欢、温某和郭某的《调查笔录》已经证明陆某当日是有打卡上班，同事郭某当日与陆某一同工作，亲眼目睹陆某突发不适的经过。结合李某和陆文欢笔录中反映，陆某2017年3月31日9时许身体不适自行回出租屋休息并打电话叫回其妻子进行照顾，其儿子得知情况后随即回家将陆某送顺德区北滘医院抢救，当日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死。其次，上诉人认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致国务院法制办社会管理法制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复函》的意见，认为陆某的情况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顺德民社局认为其主张不成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48小时应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为准，陆某于2017年3月31日9时5分是在新车间装货作业时出现身体不适、头痛不能开车而自行返回出租屋休息的。该事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三个基本要素。陆某当天返回出租屋后打电话叫其妻子回家对其进行照料，13时20分家人见其情况严重将其送顺德区北滘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14时30分死亡。该情况符合“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应认定为视同工伤。此外，关于该工伤案件出现前后两种不同的认定结果的说明。因前期所作的笔录调查，对陆某病发当日是否上班存在疑点，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顺德民社局则采信《收据》这份唯一的书面证据，认定2017年3月31日陆某因病请假未上班，故认为其情况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来出现员工温某、郭某等人的证言线索。顺德民社局审议后决定撤销原决定进行补充调查取证。顺德民社局工作人员出差上门找郭某进行笔录调查，郭某如实反映当天与陆某一同在新车间装车，作业期间陆某头痛不适离开岗位的经过。顺德民社局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最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超过法定期限不能成为撤销该决定的理由。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后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期限。即使涉案工伤认定决定程序不当，但对上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亦不应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顺德区政府辩称，顺德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陆文欢述称，其与被上诉人顺德民社局及顺德区政府的意见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讼各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顺德民社局和顺德区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及顺德区政府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诉讼各方当事人对陆某是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的员工，其于2017年3月31日病发后被送院治疗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亦无异议，且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亦予以确认。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陆某突发疾病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经查，上诉人的销售部车队长吕某在2017年3月31日16时54分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7年3月31日9时30分许，我就接到我们的路主管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司机请假，我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在车队的工作群中问是谁请假了，但是没有人回复。12时许我送完货回来我就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谁请假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能是陆某请假了，因为只有他的车没有人驾驶，到了15时40分许我就接到公司人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陆某在北滘医院就医的过程中抢救无效死亡了。”虽然吕某在2017年5月22日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陈述不清楚陆某事发当日是否上班，而上诉人的员工郭某在2017年5月26日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亦陈述其不认识陆某，不知道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是否上班。但吕某及郭某二人从上诉人处离职后，其证言均发生了变化，且做出了合理解释。吕某在2017年10月16日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对其2017年5月22日所陈述的内容予以否认，并称：“当时是有个跟单（叫郭某）的这样和我说的，我就按照她说的直接回答公安了，因为我当时也没在场，郭某是专门跟陆某的司机……当时是我送货回来后（12点到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在等出车的时候看到郭某，我问她老陆去那了？（因为我看到陆某的车停在那里没动），当时郭某就跟我说老陆今早上班一会就说不舒服回去了，他的车就没有人开了”。郭某在2018年6月7日第二次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亦陈述其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8点多拿到货单后，叫站在门卫室前的陆某开车去黄涌警务区对面的仓库拉货，陆某认为头痛开不了车，后离去，之所以在2017年5月26日未向顺德民社局陈述当天的事实，是因为当时仍在上诉人处上班。吕某及郭某在上诉人处离职后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所作的陈述与吕某在事发当日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出的陈述相互吻合，且亦与孔某、郭某、李某、温某及原审第三人陆文欢在接受顺德民社局调查时的陈述相互印证。上述证人证言相较于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范某、任某、唐某、王某、陈某、路某等人的陈述更为之可信，故顺德民社局根据吕某、郭某及孔某等人的证人证言据此认定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早上7时50分左右已到上诉人处上班，并在早上9时许因身体不适后自行回出租屋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以上事实，顺德民社局认定陆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认定陆某死亡的情形视同工伤的决定正确。但需要指出的是，顺德民社局自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之日起至作出本案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间明显超过了60日的法定期限，因未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且工伤认定的结论正确，故本院依法确认顺德民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轻微违法，但不予撤销。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主张根据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收据》可证实陆某在2017年3月31日并未回上诉人处上班，故陆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经查，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据》的内容为：“我头晕胸闷多日不舒服，想明天上午到医院看病，要请假一天。现收到公司预支费用1000元。同意范某。2017.3.30。收款人：陆某。日期：2017.3.30。”虽然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收据》上的“陆某”的签名为陆某本人所签，但3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却认为无法判断出《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的字迹与《收据》上“陆某”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同时，39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认为无法判断《收据》上“我头晕胸闷多日……预支费用1000元”字迹与“陆某”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即17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收据》并不足以证实陆某在2017年3月30日确实向上诉人的人事经理范某提出次日请假的事实。且如一审所述，即使陆某在2017年3月30日提出请假，也不排除在次日（即2017年3月31日）其仍回上诉人处上班的可能性。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还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指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直接送医院救治的情形，陆某即使当日有上班，但其身体不适后未直接去医院就诊，而是回家休息后再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陆某作为一个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公民，无法就其自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未选择及时到医院治疗符合常理。虽然陆某突发疾病后没有立即前往医院就医而是直接回家休息，但并不影响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认定，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赛普电器公司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广东赛普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智扬审 判 员 何丽容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邓明锋书 记 员 暨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