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24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叶树林，男，195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东，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淑珍，女，193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荣，北京安理（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树林因与被上诉人刘淑珍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东、王鑫，被上诉人刘淑珍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树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叶树林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淑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728号民事案件判决书（以下对该案简称728号案件，对该案判决书简称728号判决）已经认定王润章与叶树林之间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王润章欠叶树林的款项系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夫妻一方可以自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必然是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实施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益。既然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则夫妻一方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应当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夫妻一方从事的合法生产经营在无婚内财产约定情形下应当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一方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也应当是夫妻共同债务。728号判决可以证实王润章欠叶树林的款项属于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非王润章其他个人原因形成的债务。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情形下，该生产经营活动应认定为王润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且刘淑珍一审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叶树林已经举证证明王润章对叶树林所负债务属于生产经营之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应当认定该债务为王润章夫妻共同债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必须是基于夫妻共同决定、共同参与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认定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夫妻一方单独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在社会生活中，夫妻一方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非常普遍。不能认为没有经过夫妻另一方许可或者授权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就不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更不可能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每笔举债均系夫妻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共同意思表示所形成。债权人只需举证证明该笔债务是用于夫妻一方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中即可。故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夫妻一方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即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一审判决裁判理由显然与社会生活常识相悖。刘淑珍辩称：叶树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润章生前对叶树林的负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叶树林主张，2001年到2002年用夫妻共同财产已经给付叶树林369600元，还欠70525.06元，近二十年前，该笔金额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刘淑珍从未参与过王润章与叶树林之间的货运代理业务，对王润章与叶树林之间的债务既不知情也未得到任何利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叶树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叶树林所主张的债务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且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夫妻从事商业活动，视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据此，刘淑珍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从不清楚王润章生前与叶树林之间的事情，谈不上与王润章共同决定委托叶树林办理货运代理业务，或者对王润章进行了授权等情况。叶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一审法院728号判决所认定的王润章对叶树林负债是王润章与刘淑珍夫妻共同债务。2.判令刘淑珍按728号判决第一项给付叶树林代垫费用70525.06元。3.判令刘淑珍按728号判决第二项给付叶树林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02年2月2日起至728号判决确定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3月26日为68000元。4.判令刘淑珍因王润章未按728号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判令刘淑珍向叶树林给付728号案件的诉讼费2840元；减去已经收到的执行回款11927.03元，1、2、3、5项诉讼请求共计129438.03元。6.判令刘淑珍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2017年7月3日作出的728号判决载明：2001年，王润章委托叶树林办理自日本进口废塑料的报关、报检等货运代理业务。叶树林与王润章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叶树林为王润章完成了货运代理业务，并为王润章实际垫付了相关代理费用。因此，728号判决确定：一、王润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叶树林代垫费用70525.06元；二、王润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叶树林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02年2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4482元，由王润章负担2840元。判决书生效后，王润章并未向叶树林实际履行，叶树林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王润章承担上述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依法执行王润章个人财产11927.03元并发放给叶树林。因王润章无遗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日将执行案件予以终结。2018年8月27日，叶树林对一审法院终结执行的裁定不服，提出书面异议，请求对王润章生前与刘淑珍共同购买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继续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津72执异5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叶树林述称的小产权房，没有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不具有可执行性。叶树林亦没有证据证明王润章尚有其他可供执行的遗产，一审法院终结执行并无不当。驳回叶树林的异议请求。叶树林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津执复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叶树林复议申请，维持一审法院（2018）津72执异55号异议裁定。另查明，就王润章欠付叶树林的货运代理费用，叶树林曾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润章偿还30000元。双方于2014年11月14日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王润章于2014年11月17日前偿还13000元，剩余17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一次性付清。2014年7月24日，刘淑珍、王润章与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姚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文博园购房合同》，约定刘淑珍、王润章购买姚村村民委员会承建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房款为758000元。2017年7月23日，王润章死亡。王润章生前与刘淑珍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夫妻共同债务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一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二是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三是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但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本案中，叶树林主张王润章欠付的债务系王润章与刘淑珍共同生产经营所产生。一审法院728号判决已认定，涉案债务系由王润章委托叶树林办理货运代理业务所产生。叶树林称王润章为个体工商户，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叶树林所提交的证据亦未能证明王润章委托叶树林办理的货运代理业务系由王润章与刘淑珍共同决定或王润章得到了刘淑珍的授权。故，对于叶树林称涉案债务为王润章与刘淑珍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叶树林无权要求刘淑珍清偿涉案债务及相应费用。对于叶树林称刘淑珍应当在继承王润章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的主张，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评判。综上，叶树林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叶树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5元，由叶树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叶树林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王岩《证明》，内容为2000年左右王岩认识时任天津市边贸物资开发公司总经理的王润章，将叶树林介绍给王润章负责代理货物由天津港到王润章指定仓库的全程货运代理、通关业务，2002年叶树林请王岩帮助找王润章要回14万余元货运代理垫付费用，去王润章家，当时王润章与其爱人都在家中，叶树林提出王润章归还垫付费用，王润章表示过几天一定归还，后来再去人去楼空，拟证明刘淑珍对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知情。此外，叶树林申请调取2013年11月3日叶树林向王润章上门讨债时天津市南开华苑派出所吴震国警官出警记录，拟证明刘淑珍对王润章的欠款知情，并申请本院签发律师调查令，以调取刘淑珍、王润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名下银行账户开户情况及账户余额、2001年6月1日起至2003年5月30日银行账户流水、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久华里4号楼2门302号房屋买卖交易信息，拟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刘淑珍、王润章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刘淑珍对叶树林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王岩《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且就该《证明》内容而言，其所述仅系叶树林、王岩事后催要所谓王润章拖欠货运代理费用，不代表刘淑珍知道从事货运代理垫付费用之事，不能证明刘淑珍与王润章共同经营货运代理业务。刘淑珍对叶树林调证申请与签发律师调查令申请的意见为：不同意，没有调查必要。本院审查了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王岩《证明》，经核对原件，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王岩未出庭就该证据所涉待证事实作出说明，其实质真实性难以审核，且该《证明》内容仅涉及涉案货运代理债务产生后相关主体追讨债务情况，不能证明刘淑珍在涉案货运代理债务产生时对其知情，亦不能证明涉案货运代理债务用于刘淑珍与王润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对叶树林补充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叶树林申请调取2013年11月3日叶树林向王润章上门讨债时天津市南开华苑派出所吴震国警官出警记录，因叶树林调证申请拟证明刘淑珍对王润章的欠款知情，与涉案货运代理债务是否用于刘淑珍、王润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等待证事实无关，对叶树林调证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叶树林申请本院开具律师调查令，因律师调查令所涉证据并非新证据，按照相关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签发律师调查令所涉申请调查的证据限于新证据，对叶树林的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夫妻共同债务引发的海事海商纠纷，争议焦点为：刘淑珍是否应就728号判决所认定的王润章对叶树林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该债务是否应认定为刘淑珍、王润章夫妻共同债务。按照现有证据及全案材料，涉案货运代理债务并非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据此，叶树林对涉案货运代理债务用于刘淑珍、王润章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关于“共同生产经营”的理解是否包括夫或妻一方生产经营在内，本院认为，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应以文义解释为首要原则，该条中“生产经营”明确限定为“共同”，且同条中其他项“生活”“意思表示”亦均以“共同”为限定，据此，应认定“共同生产经营”系以共同性为其构成要件。固然，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不能要求夫妻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均由双方一起直接参与实施，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制定目的，“共同生产经营”至少应要求由夫妻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且应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予以综合认定。据此，第一，不能仅以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系王润章单独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即认定该业务产生债务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债务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第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润章从事货代业务得到了刘淑珍的授权。仅以刘淑珍于叶树林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诉王润章案件庭审笔录末页签字之事实，不足以证明刘淑珍对王润章从事货运代理业务予以授权。第三，从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刘淑珍、王润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来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淑珍职业与货运代理业务有关，亦不能证明刘淑珍实际参与了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此外，叶树林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货运代理债务用于刘淑珍、王润章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此，一审判决对于叶树林关于涉案债务为王润章与刘淑珍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认定叶树林无权要求刘淑珍清偿涉案债务及相应费用，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9元，由叶树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彤审判员  李超审判员  张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