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21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402号。负责人：邵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农安县合隆镇合兴大路南侧。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文秀，女，1976年4月15日生，汉族，住农安县龙王乡沙岗村边岗屯。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乐公司）、梁文秀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122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春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长春分公司不再次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23日在长春分公司与同乐公司公众责任保险合同履行期间，梁文秀在同乐公司水上乐园发生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事故，梁文秀治愈后，于2018年9月8日与同乐公司达成赔偿其各种损失36363元的和解书，同日梁文秀向同乐公司出具收到上述款项的收条，后同乐公司将上述材料报给长春分公司后，长春分公司同意赔偿同乐公司28264.44元，同乐公司表示认可并签署了赔付协议书，2018年10月29日长春分公司向同乐公司支付了28264.44元。一审中梁文秀主张没有收到同乐公司、长春分公司履行的上述任何款项,但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其签署收条时，存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又因为协议签署相对方、侵权的直接责任方同乐公司并未出庭，一审法院也并没有采取拘传等有效措施，强制其出庭，从而查清梁文秀主张事实是否成立，就对梁文秀主张没有收到赔偿款予以认可，属于是对案件事实审查不清。一审法院依据长春分公司与同乐公司签订的赔付协议书、《公众责任保险（1999版）合同书》第二十一条：“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认定长春分公司应直接向梁文秀履行赔偿责任,判决长春分公司再向梁文秀赔付28264.44元，属于违反双方协议、保险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长春分公司承担替代责任而非最终责任法律地位及该二十一条约定理解错误适用，属于对裁判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三方法律关系、责任分担法律规定及第二十一条的明确约定，此案赔付顺序是:由同乐公司先赔付梁文秀损失后，长春分公司再对同乐公司进行赔偿。由于同乐公司已经先行赔偿了梁文秀，有梁文秀签署的和解书、收条证实，后长春分公司根据与同乐公司签订的赔付协议书向其支付赔偿款，正是依法、依约履行了赔偿责任，在此过程中长春分公司并不存在过错。从整个保险行业审查保险理赔材料及保险公司企业性质来看,长春分公司只能对同乐公司先行赔付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因为长春分公司并没有侦查权且如果让长春分公司承担理赔材料实质审查的义务,该责任过分严苛也不符合实际、公平正义法理;如一审判决生效，梁文秀和同乐公司就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长春分公司利益，涉嫌骗保，那么司法权将沦为类似案件保护伞，将造成保险行业发展混乱，社会发展倒退。综上，长春分公司已经依法、依约履行了理赔责任且并不存在过错，如梁文秀主张事实属实，梁文秀应向同乐公司主张最终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很明显对案件审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贵院依法改判，维护长春分公司合法权益。梁文秀辩称，1.梁文秀除了跟同乐公司签署了和解书之外，没有出具过任何收条，而和解书也是因为长春分公司理赔的前提条件是梁文秀与同乐公司对赔偿达成和解协议；2.和解书仅写明同乐公司愿意一次性向梁文秀支付赔偿款的金额，但没有写明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如果同乐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梁文秀收到赔偿款后，应该向同乐公司出具收条；如果同乐公司以转账方式支付，应该出具银行转账凭证。长春分公司不能仅凭写明了赔偿金额的和解书就断定梁文秀收到了赔偿款并将理赔款直接打给同乐公司；3.长春分公司认为对收条没有实质审查的义务和能力，而本案中并不是实质审查或形式审查的问题，是长春分公司根本没有对收条进行审查，因为长春分公司即使仅对收条进行形式审查也应该索要同乐公司给梁文秀赔偿的银行转账记录或者直接与梁文秀沟通核实是否收到赔偿款。4.《公众责任保险合同书》条款第二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上述条款约定了长春分公司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为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不予赔偿的情况下，长春分公司应该直接向受害的第三者(梁文秀)赔偿保险金，否则长春分公司就是在逃避保险责任。综上，梁文秀认为(2019)吉0122民初23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无答辩意见。梁文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同乐公司赔偿给梁文秀意外伤害款36363元；2．要求长春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3日梁文秀到同乐公司的水上乐园游玩，在水上乐园的入口处，因底部有水，脚底湿滑，导致梁文秀摔伤。梁文秀伤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〇八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梁文秀与同乐公司于2018年9月8日达成和解协议，同乐公司同意赔偿梁文秀误工费等项损失36363元。另同乐公司在长春分公司为水上乐园游客投保了公众责任险，其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人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同乐公司将梁文秀的资料报给了长春分公司，长春分公司同意赔偿梁文秀损失28264.44元并于2018年10月29日将赔偿款28264.44元转给同乐公司。同乐公司未能将该款及按和解书的赔偿款赔付给梁文秀。一审法院认为，梁文秀与同乐公司存在着服务合同关系。梁文秀在同乐公司的水上乐园游玩时受伤，同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长春分公司也应当在承保的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鉴于梁文秀与同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一审法院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双方应当按照和解协议履行自身的义务，及时给付赔偿款。长春分公司同意给付给此次事故责任险保险金28264.44元，该保险金款依据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约定，应当直接赔付给损失人梁文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梁文秀赔偿款8098.56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梁文秀赔偿款28，264.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9.08元减半收取计354.54元，由同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一审审理过程中，同乐公司（甲方）与梁文秀（乙方）于2018年9月8日签订和解书一份，上记载“乙方在甲方场地游玩时意外受伤，截止目前乙方医药费共计花费13500元、护理费8100元、伙食费2400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合计36363元。乙方收到补偿后，承诺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双方就此事达成和解。”梁文秀并于同日出具收到36363元的收条一张。本院认为，依据同乐公司在长春分公司投保公众责任险所附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长春分公司在同乐公司向梁文秀进行赔偿后，有对同乐公司给付赔偿金之义务。本案中，同乐公司与梁文秀签订和解书，梁文秀并出具收条。对于该收条，梁文秀在一审审理中予以认可，二审中虽称其未出具收条、该收条并非本人签字，但不申请对收条上签字进行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梁文秀对于已经自认的事实并未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可以认定该收条系梁文秀出具。故长春分公司对同乐公司向梁文秀进行赔付一节已尽到审核义务，其按照保险条款向同乐公司赔付保险金并无不当。至于同乐公司是否实际向梁文秀支付赔偿金一节，同乐公司系赔偿主体，且为有限责任公司，如其已经实际支付梁文秀赔偿金，可以提供其公司转账凭证及财务账簿予以证明，但同乐公司经法院合法送达后，拒不到庭说明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同乐公司未将赔偿款给付梁文秀并无不当，同乐公司应按照其与梁文秀签订和解书中所约定的数额对梁文秀进行赔偿。梁文秀在未收到赔偿款的情形下，即与同乐公司签订和解书并出具收条，因其自身过错导致长春分公司认为同乐公司已经向梁文秀给付赔偿款，故梁文秀主张长春分公司直接向其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损失应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综上，长春分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19）吉0122民初237号民事判决；二、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梁文秀赔偿款36363元；三、驳回梁文秀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9.08元减半收取为354.54元，由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7元，由吉林省同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瑶审判员  刘畅审判员  宫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