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6239号原告：李嘉敏，女，198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逖，男，198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邻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91号A213房之G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3046734901。法定代表人：黄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裕好，广东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嘉敏与被告黄逖、广州邻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邻接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萱，被告黄逖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被告邻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詹裕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欠款1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至被告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黄逖于2014年独资注册成立被告邻接公司，并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该司的实际控制人。后被告黄逖邀请原告入职被告邻接公司，承诺给予原告固定工资15000元/月，年终发放固定分成30000元，并以被告邻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署了《聘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原告受聘之后，兢兢业业工作，代表被告邻接公司先后参加各种比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和丰厚的奖金，但被告黄逖却一直以被告邻接公司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紧张等理由，未支付原告分文工资，也没有给原告购买社保。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黄逖仍借故拖延支付工资。2017年3月，鉴于两被告长期拒付工资、未给原告购买社保以及双方的工作理念不同，原告辞职并要求两被告结清工资、获奖奖金等有关款项。被告黄逖主动提出将原告参赛获奖的奖金210000元全部归原告所有，并确认结欠原告100000元工资，在2017年4月29日被告黄逖亲自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欠款事实，并承诺在2017年9月30日前一次性归还。但在付款期限到期之后，被告黄逖却久拖不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其还款期限届满之日（2017年10月1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被告黄逖、邻接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只是以股东的身份与被告黄逖合作，双方都没有工资。2016年因被告邻接公司缺乏运营费用，研发产品也未完成，被告黄逖因长期投入研发经济也遇到困难，加上原告看好被告黄逖占100%股权的邻接公司，同意以200000元的价格接受被告邻接公司18%的股权，同时承诺会再引入风险投资机构，但提出要先给被告邻接公司规范化财务管理，并说要搞股权变更需要拿公司的公章和财务资料。基于以上事实被告黄逖才同意转让邻接公司18%的股权给原告与其合作，并同意原告担任财务管理人。双方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黄逖将其持有的被告邻接公司18%的股权以2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7月1日起已成为被告邻接公司股东。双方都达成按所占股份比例享有红利权的共识，双方都没有工资。第二，被告邻接公司并没有与原告签订过《聘用合同书》，被告邻接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未达成要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原告及被告黄逖都是被告邻接公司的股东，都在公司任职，被告黄逖是法定代表人同时兼总经理，原告任财务管理人，双方都非常清楚公司的财务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邻接公司不可能与不会研发和销售的原告签订《聘用合同书》并承诺给予其每年不少于210000元的工资待遇。被告黄逖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前没有见过此合同书。原告在这份《聘用合同书》约定的期限内，虽然没有收到过分文工资，但从没有向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可以证实原告非常清楚其并没有与被告邻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该《聘用合同书》是原告控制公章期间，由其单方制造。第三，基于被告邻接公司的公章被原告控制,并被带离了广州市，被告黄逖为让公司能正常运营才被迫签下《欠条》，《欠条》的真实意思是在现有10000元奖金归原告的基础上再给原告100000元，并非是被告邻接公司今后的奖金全部归原告再给原告100000元。被告邻接公司从成立至今共获得两次比赛奖励，证据“聊天记录”形成前获得第一次奖励10000元，该笔奖励于2017年4月21日到账。之后又获得广东省科技厅的奖励，但当时被告邻接公司的公章已被原告控制，并被带离了广州市，证据“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唯有被告黄逖就范，同意向原告出具《欠条》，原告才同意将公章带回广州交还。公章取回后被告邻接公司就向广东省科技厅办理领取奖金的手续，于2017年5月19日被告邻接公司所获得的新创业大赛奖励金200000元才最终到账。被告黄逖所签订《欠条》的真实意思是，在现有10000元奖金归原告的基础上再给原告100000元，并非是被告邻接公司今后的奖金全部归原告再给原告100000元。但200000元奖金到账后，原告却借财务人员的身份将本属于被告邻接公司所有的200000元资产通过8次提现、4次转账的手段全部据为己有。经审理查明:被告邻接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成立，注册资本600000元，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为被告黄逖。2016年6月18日，原告（受让方、乙方）与被告黄逖（转让方、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在被告邻接公司拥有100%股权，甲方获得股东会批准转让18%股权给乙方，转让金额为108000元，转让金额可分期支付，并需于2018年7月30日前，金额200000元全部支付给转让方，从2016年7月1日起受让方成为被告邻接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等。2016年7月27日，被告邻接公司由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被告黄逖变更为原告及被告黄逖，财务负责人变更为原告。2017年4月29日，被告黄逖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本人黄逖今欠员工李嘉敏工资，合计人民币10万元定于2017年9月30日之前一次性归还。”为证实两被告需按上述《欠条》向原告支付款项，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聊天记录（其中有原告向被告黄逖发送“我大概可以拿翻几多工资度，比赛奖金不算的话”，被告黄逖回复“我比翻10万你好吗？”“我稳人借钱比我补你工资，比赛的奖金也都给你了”“宜家我想写报价盖章啊，可以比翻公章我吗？请款单什么的”“我帮你签欠条好吗？”“你觉得政府奖金遥遥无期吗？”等，原告之后回复“嗯嗯，公章比翻你吧，我周末回广州到时候找你”），原告称该微信聊天记录形成于2017年4月份，拟证实被告黄逖确认拖欠原告款项100000元，并承诺在2017年9月3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100000元，其逾期支付已给原告造成损失，依法应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及被告黄逖承诺将参赛获奖的奖金全部归原告所有；2.聘用合同书（显示由原告及被告邻接公司于2016年1月1日签订，其中被告邻接公司仅加盖公章，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拟证实原告自2016年1月1日起就职于被告邻接公司，并于2017年3月正式离职；3.原告名下尾号为0717的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实原告在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期间，多次转款给被告邻接公司垫付相关费用；4.开户许可证，拟证实被告邻接公司的基本存款账户和账号；5.邮箱信息截图；6.“科创杯”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工业4.0）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照片；7.关于做好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工业4.0）创新创业大赛有关工作的通知，参赛回执；8.原告制作的《参赛项目说明书》，证据5-8拟共同证实原告在2016年9月至10月期间，代表被告邻接公司参加“科创杯”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工业4.0）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三等奖以及奖金10000元；9.邮箱信息截图；10.原告参赛以及获奖照片；11.原告参赛视频，证据9-11拟共同证实原告在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参加天英汇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初创组第一名及奖金200000元；12.原告为被告邻接公司购买日常办公用品、出差的相关费用发票以及为被告黄逖购买《航空运电子客票行程单》。两被告对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从内容可以反映出当时被告邻接公司的公章已经被原告控制并带离广州市，该聊天记录仅是节选，被告黄逖当时仅是指将被告邻接公司获得的奖金10000元给原告并再给原告100000元，并非承诺将今后被告邻接公司所获得的全部奖金都给原告并再给其100000元；对证据2，该合同书是原告非法控制公章期间由原告单方签署，被告邻接公司并未与原告签署过类似的合同，也未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前都没有看到过该合同书，从原告在这份合同书约定的期限内虽然并未收到分文工资但没有向公司提出任何异议，也可以证实原告非常清楚其并未与被告邻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证据3至12的真实性确认，原告及被告黄逖是被告邻接公司的股东，双方有共同合作为公司参加比赛，但事实上双方都是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分配利润，双方都没有工资。被告邻接公司为证实其不应按上述《欠条》向原告支付款项，提供了（2017）粤0106民初2320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于2017年提起诉讼请求解散被告邻接公司，原告称其2016年6月18日与被告黄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原告介入被告邻接公司后发现其成立至今，没有对外开展过业务，没有任何经营性收入，无法对股东进行利润分红，长时间不能召开股东会，甚至连办公场所、员工都没有，股东之间无法联系，公司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陷入僵局，属于空壳公司），拟证实双方都非常清楚被告邻接公司的财务状况，被告领接公司没有经营收入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领接公司不可能与不会研发和销售的原告签订《聘用合同书》并承诺给予其每年不少于210000元的工资待遇。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内容，首先该判决书已经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次该案件是原告离职后于2017年提起的诉讼，当时是针对被告邻接公司后续没有实质经营活动且无法与被告黄逖获得联系的情况下提起的诉讼，并非针对原告在职期间的情况陈述。庭后，原告提交书面意见，确认其在职期间（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共15个月），被告邻接公司拖欠其工资：15000元×15个月+30000元（2016年分红）+30000元×1/4（2017年分红）=262500元。原告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共向被告邻接公司代垫款项56320元，故被告邻接公司共结欠原告318820元。2017年4月，被告黄逖主动提出，将原告参赛获得的奖金210000元支付给原告，作为部分劳动报酬，剩余工资奖金108820元，由原告和被告黄逖协商后，确定为100000元的工资欠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两被告应向其支付欠付的工资100000元，两被告不确认被告邻接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原告提供了《欠条》、《聘用合同书》及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体现的原告曾持有被告邻接公司公章及《聘用合同书》上并无被告邻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能仅仅依靠上述《欠条》、《聘用合同书》等证据，而应综合考虑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管理关系等。而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与被告邻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在其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未实际领取到任何工资，也未就此向两被告提出主张。另外，在2017年，原告曾以股东身份起诉要求解散被告邻接公司[案号为（2017）粤0106民初23205号]，其在此案中的陈述也与在本案中的陈述相矛盾，且如果双方是劳动关系，在工资尚未清付的情况下，原告首先主张解散被告邻接公司也不合常理。因此，综合上述证据及陈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与被告邻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要求两被告支付欠付的工资1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嘉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李嘉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崔 玉人民陪审员  黄权娣人民陪审员  刘权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