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2726行赔初22号原告黄毓品，男，1975年3月31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住福泉市。委托代理人马骏，贵州煜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涂焱峰，贵州煜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010098066141，地址：贵州省都匀市斗篷山路46号。法定代表人王鲁，大队长。出庭负责人周建军，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胡楠，贵州贵达（都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昌海，贵州贵达（都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毓品诉被告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9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涂焱峰，被告出庭负责人周建军、委托代理人郭昌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6月12日，原告与黔南州恒英格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车辆买卖《代购协议》，并于2018年7月取得了贵Ｊ×××××号奥迪牌Ａ6Ｌ小轿车。2018年8月30日在该车行驶过程中被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为拼装车后对该车辆予以扣押，并向原告出具了第52270200083289Ｘ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不服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于2019年1月10日向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黔2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法定期限内未及时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违法。至此，从被告2018年8月30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至被告于2019年1月将该车移交给刑事侦查大队进行刑事侦查时，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经超期扣押该车150余天。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6月20日向被告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在收到该申请书后，于2019年7月5日向原告送达了匀公行赔决字（2019）19002号不予赔偿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被告的行为经独山县人民法院的（2019）黔2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已经确定了其行为违法的事实，原告作为受害人，即使匀公行赔决字（2019）1900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中认为该车系“非法财产”不仅与原告无关，也不是其拒绝赔偿的理由。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损失12320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主体资格。2、独山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3、匀公行赔决字〔2019〕1900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原告按照国家赔偿程序申请赔偿，被告不予赔偿的事实。4、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正本）。拟证明因被告原因造成原告直接损失12238.87元。被告辩称，一、从实体上看，涉案车辆系擅自改变车辆识别号的违法车辆，不是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依法对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关于涉案车辆的性质，被告提交的都匀市恒信澳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贵Ｊ×××××系统诊断报告》显示，底盘号经检测为：ＬＦ3Ａ24ＧＪ3028939，而该车辆的车身底盘号为：ＬＦＶ5Ａ24Ｇ6Ｊ3054952，两者数据显示不一致。又依据黔南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黔南）公（司）鉴（痕）字［2018］219号《检测报告》，显示该车辆车别号被改动过。据此，可以确认，涉案车辆系擅自修改车架号的违法车辆，不能进行相关车辆登记，也不能上路行驶。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害时，方能获得赔偿，本案中，涉案车辆系经非法修改车辆识别号的违法车辆，不是其合法财产，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的赔偿范围，这与原告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或亲自实施修改无关，被告依法对其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二、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请依法应予驳回。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由此看出，国家赔偿应遵循以下原则：1、国家赔偿适用法定赔偿原则，即法律对赔偿范围、赔偿项目、赔偿方式、赔偿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不予赔偿；2、国家只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予以赔偿，对非法权益不予赔偿；3、国家对合法的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第一、涉案车辆既未损坏，也未灭失，不存在国家赔偿的前提；第二、因其擅自修改了车辆识别号，不能上路行驶，即便未移交刑侦部门，也应当依法进行报废处理，不能返还原告，不存在国家赔偿的事实基础；第三、原告关于每天赔偿800元的请求既无任何事实依据，又不属于直接损失，无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三、原告关于超期扣押的期间计算错误。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本案中，涉案车辆被采取扣押措施的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同年8月31日移至都匀市恒信澳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检测，扣押起算时间为2018年9月1日，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25日涉案车辆被移至黔南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检测，2019年1月5日将检测报告送达原告，2019年1月21日移送刑侦部门。故超期期间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25日，以及2019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21日，总共40日，原告对超期扣押的计算存在错误。综上，原告诉请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52270200083289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贵Ｊ×××××系统诊断报告；3、委托鉴定书；4、检验报告；5、检验、鉴定结论通知书；6、（2019）黔2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拟证明：1、涉案车辆系违法修改发动机识别号的违法车辆，该车辆非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请求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2、涉案车辆被采取扣押措施的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同年8月31日移至都匀市恒信澳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检测，2018年11月25日涉案车辆被移至黔南州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检测，2019年1月5日将检测报告送达原告，2019年1月21日移送刑侦部门，因此原告的计算期间存在错误；3、判决书也证明被告仅存在程序违法，而非实体违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原告是善意被欺骗的第三人，改装与原告无关，被告对原告的车辆已经上牌认可，才造成原告方缴纳保险的情况发生，原告缴纳的保险就是因为被告审批上牌后又认定为修改识别号的车辆造成的，被告行为经法院判决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原告方有权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该判决书第10页仅说明被告超期扣押的情况，而超期扣押不是实体违法，原告混淆两者概念；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被告依照本案情况对其决定不予赔偿合法合理；证据4因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考证，合法性也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是原告正常履行强制保险业务，不是原告的损失，该证据系当庭提交，已过举证期限，依法应不予采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了原告基本信息，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4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6证明被告超期未出处理行为违法、原告申请赔偿以及车辆缴纳保险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5证明贵Ｊ×××××存在车身底盘号不一致、车辆识别号篡改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2日，原告黄毓品与黔南州恒英格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代购协议》，购买2018款奥迪Ａ6Ｌ轿车一辆，随后进行上牌和缴纳保险，车牌号为贵Ｊ×××××。同年8月30日，原告驾驶该车在都匀市内行驶时，因涉嫌驾驶拼装机动车上路被被告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扣留，被告出具了第52270200083289Ｘ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8月31日，被告致函都匀市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协助调取关于贵Ｊ×××××号车辆系统软件资料，都匀市恒信澳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贵Ｊ×××××系统诊断报告》，经使用奥迪专用诊断电脑对车辆调取数据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底盘号与车身底盘号数据不一致。随后，被告对原告黄毓品及其妻子宋娇、汽车销售人员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同年11月25日，被告委托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贵Ｊ×××××号轿车进行了检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黔南）公（司）鉴（痕）字［2018］219号《检验报告》，认为该车车辆识别代号被改动过。2019年1月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黔南）公（司）鉴（痕）字［2018］219号《检验报告》和《检验、鉴定结论通知书》，告知原告对结论有异议，可申请重新鉴定。2019年1月21日，因涉嫌诈骗罪，被告将贵Ｊ×××××号轿车移交都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2019年1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第52270200083289Ｘ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黔2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都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超期扣留原告贵Ｊ×××××号轿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9年7月5日，都匀市公安局作出匀公行赔决字〔2019〕1900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超期扣留仅系程序违法，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应予赔偿的情况，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缴纳保险损失、购买车辆按揭款损失、扣押车辆造成原告每天打车租车损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从上述规定看，行政赔偿前提是行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违法并造成当事人损失，并且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贵Ｊ×××××号轿车经检测存在车身底盘号不一致、车辆识别号篡改等问题，被告依法予以扣留并无不当，本院之所以确认违法，是因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及时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因此确认违法。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贵Ｊ×××××号轿车销售商因涉嫌刑事案件，该车作为涉案物品移送刑侦部门，如确实属于拼装车，也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因此，虽然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及时处理，被依法确认违法，但是该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所称缴纳保险损失、购买车辆按揭款损失、扣押车辆造成原告每天打车租车损失等并非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及时处理造成的，与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原告应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原告称被告审批上牌后又认定为修改识别号的车辆造成原告缴纳保险损失，车辆上牌时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毓品的行政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明人民陪审员  孟正仙人民陪审员  欧朝林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陆盛姗书记员孟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