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8010号原告：郑州京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创业中心2号楼一楼B1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23HKXK（1-1）。法定代表人：徐贵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女，郑州京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被告：北京金凯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68号8层1-25号内8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4490962D。法定代表人：贾成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波，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永胜，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州京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与被告北京金凯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波、蒙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182940元及利息（以182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份，原、被告签订技术服务基本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IT技术方面的服务，具体为我公司向被告派遣人员到被告办公现场，配合被告完成软件开发，并约定具体的费用问题及相关权利义务。签订合同的情况为，我方将盖了章的合同快递给被告，但被告没有将合同快递回来，也没有拍照片给原告，但被告的商务经理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双方缔约情况。合同签订后，原、被告按协议履行。自2018年12月份后被告无故拖欠原告的服务费，并将合同收走，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被告的股东许某和工作人员王某均以微信聊天方式确认尚欠原告服务费共计182940元整。但至今不予支付，现原告迫于无奈，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认可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但不认可原告所称将合同快递给我公司并由我公司盖章寄回，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我公司因搬家找不到合同文本了，原告应对合同内容举证。双方合同内容为原告为我公司开发一款APP软件，软件开发完成之后我公司支付费用，但原告没有提供任何成果。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30日，被告三名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许某将徐贵安（作为郑州大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员）拉入“金凯晨-郑州大咖商务对接群”，介绍徐贵安与被告工作王某沟通合同细节。2018年11月1日，徐贵安将“技术服务协议-金凯晨”的文档发送给王某，并根据王某的要求修改后再次发送，王某称：“好的”、“没问题了”。2018年11月8日，徐贵安称：“王总，合同收到了，您给我一个地址，给您回寄过去”，王某提供邮政地址及电话。徐贵安称：“王总，有时间您帮我问下哈，大咖是由于开票太多了，再开就要强制成为一般纳税人了，我们另外一家公司名字【郑州京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是我的公司，您可以查下，拜托了”“希望可以换成这个公司合作，给您开票”。2018年12月11日，徐贵安询问：“合同可以换吗？”王某称：“可以，明天联系”。2018年12月12日，徐贵安称：“我把我们公司信息修改下给您快递过去”，随即发送“技术服务协议-金凯晨-京邦”的文档，称：“你看下有没有问题，就换了公司信息”，王某称：“我这两天都在外面，你先寄来吧，按照之前的我对一下，把签完的也寄来”，徐贵安：“好的”。2018年12月18日，徐贵安称：“王总，早啊，发票和合同今天中午前能到您手里”，王某称其一直没有去单位，人在日本，得月初才能回去。2019年1月8日，王某称：“徐总，上次签订的合同你没寄给我？合同你要一起出给我，我作废，这个才能处理给你寄回”，徐贵安称：“好的”、“我今天给你寄过去”……王某：“你把合同寄给我，我今天核对完，收到你的合同，我就能付款”。2018年12月12日，徐贵安发送“金凯晨请求书（201811）”的文档，称“王总，你再确认下有没有问题”，王某：“没问题了”。庭审中，原告提交署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的《技术服务基本协议》一份，称该合同系其盖章后快递给被告的文本。合同内容为：乙方采取人员派遣的形式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间内，乙方派遣符合甲方要求的技术服务人员，由甲方自行安排乙方技术服务人员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服务期限自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2月4日；支付方式为，按照个别协议的约定，由甲乙双方项目负责人签字，以确认该支付周期的服务费用金额及付款时间，乙方应在甲方付款日前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如因发票问题延误付款时间，由乙方承担责任；甲方未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甲方须按应支款项的0.1%/日进行赔偿。上述合同附件一为《技术服务个别协议》，载明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人员5人，每月技术服务费共计99500元，服务费用结算为按月计算，如6月费用，7月10日前确认，7月底前支付。经查，徐贵安于2018年12月12日发送的“金凯晨请求书（201811）”文档，系以郑州大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向被告发送，内容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技术服务费共计80977元的确认请求。2019年1月9日，被告向原告付款80977元，汇款附言为“设计服务费”。2019年1月23日，徐贵安在微信群中发送“金凯晨请求书（201812）”的文档，称：“你看看金额有问题吗，要是没问题我安排他们开票”，王某称：“没问题”。经查，徐贵安于2019年1月23日发送的“金凯晨请求书（201812）”文档，系以原告名义向被告发送，内容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技术服务费共计105851元的确认请求。2019年2月19日，徐贵安发送文档一份，内容为4名技术人员的出勤天数和加班时间，并称：“王总，我整理了下，你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这样”“闫莎莎的那半天去掉，加了3个小时加班时间”，王某回复“嗯嗯”，徐贵安：“好的，谢谢王总，我做个请求书给你”。原告根据上述4名技术人员的出勤天数和加班时间制作请求书一份，载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技术服务费共计77089元。庭审中，被告认可王某系其普通员工，并非商务经理，涉案合同的履行并非由王某负责，而是由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许某仅仅是介绍人，对具体合同不参与，被告亦未给许某授权。被告对签署微信聊天记录、《技术服务基本协议》、请求书的真实性均不认可。2019年5月13日和5月14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发送《催款函》各一份，催要截至2019年5月13日的尚欠应当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支付的服务费182940元。邮件回执显示2019年5月13日发送的《催款函》被签收，2019年5月14日发送的《催款函》被拒收退回。庭审中，原告提交其于2018年12月13日备好的金额为80977元的发票一张、于2019年1月24日备好的金额为105851元的发票一张，称其发票备好但被告未付款。被告于2019年8月5日庭审中称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我公司因搬家找不到合同文本了；又于2019年8月15日称双方没有签署过协议。经询，被告称对原告派来的人员均为口头告知其具体工作安排，对工作安排及工作进度均无相关记录，也没有人员管理的相关材料，工作沟通均为电话沟通，没有书面记录留存。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技术服务基本协议》、付款请求书等书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在案微信群聊天记录，被告法定代表人徐贵安进入该微信群系被告股东许某拉入，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微信群所载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该微信群系专为涉案服务合同业务建立，本院有理由相信王某系被告授权专门处理涉案合同业务的人员，根据徐贵安与王某的聊天内容，王某于2019年1月8日称：“你把合同寄给我，我今天核对完，收到你的合同，我就能付款”，后被告于2019年1月9日向原告付款80977元，可以推定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合同且未提出异议，此后徐贵安于2019年1月23日发送的“金凯晨请求书（201812）”文档系以原告名义向被告发送，王某亦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了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亦持有相关合同文本及电子合同，因被告未向法庭提供相关合同文本，本院根据原告提交的《技术服务基本协议》及其附件认定双方合同内容。原、被告之间《技术服务基本协议》及其附件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原告向被告提供了约定的服务，被告相关负责人员已对应付原告服务费用金额或提供的工作内容进行了确认，现原告主张服务费182940元，本院予以支持。上述服务费系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期间发生的费用，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应分别于2019年1月底和2019年2月底前给付，现原告主张自2019年3月1日起的逾期支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北京金凯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郑州京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费18294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82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79元，由被告北京金凯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马悦-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