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202民初5814号原告：戴秋云，男，汉族，1957年3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特别授权），湖南启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灵。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良，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正伟，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秋云与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秋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被告怀化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秋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本金70万元及利息（利息开始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被告支付原告本金57.8137万元及利息（以57.4682万元为基数，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处开户,办理银行储蓄业务至今。2016年4月21日,被告以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携款潜逃为由,向鹤城区公安局报案,立案后鹤城区公安局将行长禹子英抓拿归案。鹤城区公安局要求原告与被告对账,被告认可原告的存款本金70万元,并同怀化泰信司法鉴定所怀泰信司鉴所【2017】会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数据一致,被告给原告垫付7万元,并支付给原告利息约10万元。2018年9月贵院对被告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等人刑事案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判决确定禹子英挪用被告资金二个多亿,该资金均是278名储户存入被告处的存款,原告是278名储户的其中一名,该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本金及利息,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被告怀化农商行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本金53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与原告之间的53万元存款部分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不应承担重复支付责任，更不存在需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在本案中，原告是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由起诉被告承担存款支付责任。首先应该查明原告在被告开立的存款账户上的存款资金是被谁支取的这一基本事实。原告在被告所属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开立了9201**3011账户，与被告构成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只限于该账户存入的存款资金金额，原告对存入该账户的存款及产生的存款利息依法享有所有权，被告依法应该对该账户中的存款承担存管义务和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在存入存款时，被告出具存款凭证回单，表示该存款现金已经交付给被告，表示原告的该存款物权的设立。原告支取存款时，凭据其个人身份证明、个人签名的取款凭证、支取存款密码等要件，表示该存款物权的支取或转让。在本案中，原告于2013年给禹子英个人借款10万元，后又分别于2014年4月12日、2015年1月6日、2015年3月12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10月23日、2016年4月12日持本人身份证到被告所属的舞水路支行支取现金共计65万元，将其中的60万元（其中2014年4月12日取款10万元，借给禹子英5万元）直接以现金方式借款给禹子英个人使用，并分别在取款的原始凭证处签字确认，输入了个人的支取存款密码。被告在原告每次取款时都给予原告存款回单、以及原告取款时由原告签字的取款凭证，这些证据证明原告原来存储在9201**3011账户包括原告诉请金额53万元在内的动产所有权已经通过上述6次支付行为发生了转移，被告已经履行了支付原告存款的义务，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不存在该53万元存款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取款后直接借给禹子英个人使用，依法应向禹子英主张权利，诉请被告支付没有依据，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不存在该53万元存款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不应承担重复支付责任，更不存在需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的问题。二、原告取款后交付禹子英或其指定的借款人，禹子英接收款项行为是禹子英个人的借款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亦不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从本案现有证据证明，原告与禹子英个人的借贷关系从2013年开始建立，陆续给禹子英个人借款7笔，金额共计70万元，并由禹子英个人分别于借款的当天出具了借款借条给原告，并约定了借款按照月息1%、1.2%计息，按季结息，期间禹子英从来没有偿还过一笔借款，累计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总额为10万余元。这些事实证明：1、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禹子英的借款行为不属于农商行的经营活动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承兑等，不包括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的经营业务，故禹子英的借款行为不属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被告不可能产生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人借款的意思表示。而且，原告在被告开立活期存款账户存款，被告仅需按0.35%的支付年利息，并可以在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内，利用组织的公众存款资金，合法发放贷款获取存贷款利差收入，根本无需要原告将存款支取出来，再向原告等人以年息12%—14.%的高息借款，也无需进行所谓的“调剂资金”借款。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这一普通、普遍的生活常识。2、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原告借款给禹子英，没有取得被告出具的任何具有法律要素的借款凭证。禹子英向原告借款，没有取得被告出具的任何具有法定要素的借款凭证，也没有与被告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形式上并不具备使原告陷入禹子英借款系其职务行为的直观信赖。3、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借款、还款的支付流程彰显了原告的出借款行为同被告无关。借款未交付给被告，而是直接交付给禹子英个人，被告也未因此获益。多达十几笔的借款都是由禹子英个人还本付息，而不是由被告支付借款本息。4、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案发前，原告除了一直收取利息之外，期间从未向被告反映、投诉、交涉过禹子英借款的事实。此举充分说明了原告非常清楚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禹子英的借款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只是后来因为禹子英案发后无力还款，原告为挽回损失，意图将禹子英偿还不能的风险转嫁给被告。5、原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原告不具有知晓禹子英表见代理的适用空间。法律规定，表见代理制度应当符合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无权代理；二是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本案中，首先，如前所述，禹子英的行为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系无权代理行为。其次，虽然禹子英当时具有农商行舞水路支行主任（行长）的身份，但是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从事个体经营职业，应当知道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不属于舞水路支行的经营范围，并且原告出借数百万巨款既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也未要求禹子英出具任何银行单据，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禹子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从禹子英与原告之间的借款行为，从借款过程、借款方式、支付流程、款项去向等方面考察，禹子英的借款行为均不属于职务行为，而系个人行为。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禹子英无权（超越权限）向原告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三、原告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自身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原告与禹子英之间自2013年以来就发生个人借贷关系，双方约定月利率1%—1.2%。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原告收取的利率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34倍，并高于一般银行贷款利率。原告为获取高额收益将资金借给禹子英个人使用应承担相应风险。更重要的是，禹子英等将资金转贷给他人行为违法，对此原告是明知的、甚至是要求禹子英将资金转贷给他人，为获高利仍将资金借给禹子英等，致使禹子英犯罪行为得逞，原告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应对其自身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原告诉讼称“鹤城区公安局要求原告与被告对账，被告认可尚欠原告本金70万元”与事实不符。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禹子英于2016年4月24日被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刑事拘留。禹子英于2016年9月20日填写《工作底稿》，对账中都是禹子英的个人签名，且注明：“截至到2016年4月21日借款70万元属实”，是原告与禹子英个人借贷金额的确认，原告与被告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对账。至今，鹤城区公安局从未要求被告与原告对账，被告亦从未认可欠原告本金53万元。五、对禹子英犯罪的《刑事判决书》，没有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进行认定，也没有对原告与禹子英之间的借贷行为进行认定，原告不能以禹子英刑事案件生效判决作为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审理的依据，也不能阻却、否定其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依据。1、《刑事判决书》没有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进行认定，不能作为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审理的依据。《刑事判决书》只对禹子英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违反发放贷款罪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认定，没有对被告与包括原告在内的278名存款人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进行认定。而且在被告与278名存款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的缔约、履行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千差万别的不同客观事实，有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本不成立，有的存款人有重大过错，有的双方有过错，有的是被告有过错，这些事实的认定必须在另案审理的民事案件中通过双方举证重新进行认定，并根据民事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公正判决。况且本案原告是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由提起诉讼的，更应该以原告与被告之间在储蓄存款合同的缔约、履行过程中历史形成的客观证据认定双方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八款对“（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另案认定证据作出了“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特别除外规定。在本案中，被告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不存在该53万元存款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与禹子英的借贷关系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书》的证明效力。因此，被告认为，《刑事判决书》不能以禹子英刑事案件生效判决作为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审理的依据。2、禹子英与原告借贷双方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借贷行为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没有哪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向他人借款。本案中，禹子英与原告之间的借款行为，系单个的借款行为，单个借款行为仅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并不必然构成挪用资金的刑事法律事实。挪用资金的刑事法律事实，是行为人禹子英挪用被告的资金，侵害的是被告的财产所有权。无论禹子英是否受到了刑法评价，均不影响其与相对人的借贷合同的效力。单个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借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货币，借款人自愿借入货币，双方自主决定交易对象和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求损害其他合法权益的故意和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禹子英与原告的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借款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借款法律关系有效。因而本案中原告与禹子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3、禹子英刑案生效判决不能成为阻却、否定原告与禹子英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依据。案涉53万元虽然被禹子英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纳入《被告人禹子英挪用资金案资金构成明细表》，但该判决并未审查、排除原告与禹子英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因而不能成为阻却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依据。4、原告自己将存在被告账户上的53万元支取后，借给禹子英个人使用，随着其与禹子英借贷合同的履行，再要求被告支付案涉53万元已经失去了事实依据。储户固然享有依照《合同法》、《储蓄管理条例》支取储蓄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权利，银行负有支付义务，但前提是储户的账户有款可取。在本案中，原告所诉称的53万元是原告自己将存在被告账户上的万元支取后，借给禹子英个人使用。之后，其要求被告再重复支付该笔53万元存款不再具有事实依据。双方当事人就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双方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前身为原县级市怀化市农村信用社，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舞水路分社成立于2001年4月28日。2015年12月16日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怀化市洪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改制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舞水路分社变更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水路支行。禹子英自2003年起历任舞水路分社副主任、主任、舞水路支行行长。自2003年起，舞水路分社（支）为了揽储，创办代办业务，即派专人上门揽储并收款代存、代取款、代转款等。2014年7月起，该社（行）根据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要求与愿意代办的部分储户签署《委托代办打款协议》或《授权委托书》，获取储户账户、密码。后该社（行）利用掌握客户存款信息及客户账户密码的便利，在代办业务基础上，增设储户间资金调剂拆借业务,即由工作人员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的名义，向该社（行）的储蓄客户借资出借他人，具体由禹子英负责。禹子英根据安排，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需储户帮忙为由向储户借款，承诺按1分至1.5分不等的月利率支付利息，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等方式，将舞水路分社（支行）客户资金调剂给用资方，同时向用资方收取略高出资方利率的利息，用于支付出资方的利息或者填补空缺。除个别客户的存款由禹子英在存折上手写存款记录外，大部分由禹子英个人向客户出具借条，需资方向禹子英出具借条，需资方出具借条中的债权人一般为禹子英或舞水路分社（支行），所有借条均由禹子英掌握，部分借条上加盖了舞水路分社（支行）的印章。为方便以上操作，舞水路分社（支行）专设3号柜台，从事上述代办及资金调剂拆借业务，柜员由该社（行）员工轮流担任。柜员根据指示将调出方储户的存款直接取出、直接转账到调入方储户账户，或者将客户提供的现金存入需资方账户(包括舞水路支行账户和其他商业银行账户)，利息一般也通过转款方式由禹子英支付至调出方账户。禹子英在进行资金调剂过程中渐由原来的一户对一户、一户对多户发展为多户对多户，并从储户间资金调剂发展到非储户间资金调剂。以上所有资金调剂业务，银行无专门的明细账记录，仅禹子英个人以手工记账的方式做明细账。2015年禹子英对明细账结算，汇总成四本总账。后期随着呆账、滞账、坏账的出现，资金调剂业务产生巨大亏空。特别是到2016年，禹子英未征求客户意见，擅自将部分客户资金办理取款手续转账给其他人，也不再向客户出具借条。2016年4月21日禹子英案发。2017年7月19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禹子英共计挪用资金221794795.11元未退还，以禹子英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8万元。该判决认定的上述挪用资金数额包含了原告的资金。上述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戴秋云在舞水路分社（支行）开通一个账号为9201**3011的存折。受禹子英银行内部资金调剂和高息揽储的诱导，原告于2014年4月19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从该存折取款70万元支付给禹子英。取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4月19日取款10万元、2015年1月6日取款10万元、2015年3月12日取款10万元、2015年4月16日取款15万元、2015年10月23日取款15万元、2016年4月12日取款10万元。禹子英向原告出具了借条。2016年4月21日，禹子英案发。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经怀化市泰信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7月4日鉴定：戴秋云于2014年4月19日至2016年4月12日共付出6笔,累计金额70万元。截至2016年4月21日债权金额70万元。2016年10月原告与禹子英对账，双方确认：截至2016年4月21日债权金额为70万元，该笔债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已收利息55320元。2017年4月10日，被告向原告垫付7万元。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起至今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本院认为，舞水路分社（支行）为片面追求工作业绩，将严重违法违规的所谓代办业务、资金拆借业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进行宣传并长期开展，该行负责人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已构成犯罪。舞水路分社（支行）在工作人员管理、营业场所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在存、取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本案中，舞水路支行的工作人员禹子英收取原告支付的70万元，虽该资金没有进入舞水路分社（支行）的财务账，但原告的存款实际被舞水路分社（支行）占有管理调配并纳入禹子英挪用资金范围，故原告就该笔资金与舞水路分社（支行）已形成事实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舞水路分社（支行）对该存款本金负有支付义务。舞水路分社改制为舞水路支行后，舞水路分社的权利义务由舞水路支行承受。该支行系被告怀化农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故该支行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怀化农商行承担。原告受高息诱惑，将资金取出后交给被告的工作人员，其对自身资金安全未尽到足够谨慎义务，对其资金70万元被挪用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1.2%支付利息，本院酌情采用年利率0.35%（日利率0.00096%）计算利息，故2014年4月19日至2016年4月12日的利息应为2295元（10万元×0.00096%×725天+10万元×0.00096%×463天+10万元×0.00096%×398天+15万元×0.00096%×363天+15万元×0.00096%×173天+10万元×0.00096%×1天）。禹子英已经支付利息55320元，故多支付的利息53025元（55320元-2295元）应从本金中扣除。被告垫付的7万元也应当从本金中减去。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本金576975元（70万元-7万元-53025元）。双方确认被告垫付本金的时间是2017年4月10日。2016年4月13日至2017年4月10日的利息为2439元（70万元×0.00096%×363天）。2017年4月11日起的利息，以未偿还的存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0.3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秋云支付存款本金576975元、利息2439元，并支付2017年4月11日起的利息（以未付的存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0.35%计算至存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戴秋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00元，减半收取4550元，由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坤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