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中路29号顺兴花苑2层2号写字楼之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H。法定代表人：林玉颜。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权，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盈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德胜居民委员会江南路61号恒龙苑21号铺首层之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4W745E9J。法定代表人：黄带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康，男，196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带好，女，195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池欣，广东科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裕强，广东科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办事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盈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办事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盈德公司向办事易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4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杨文康、黄带好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盈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340万的性质属于借款具有事实依据。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主张其在深圳市行行通商务会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行通公司）的控制份额为10%不符合事实。2017年3月14日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约定，行行通公司在合作期间由双方共同经营，办事易公司在合作期间实际上取得行行通公司51%的控股权、盈德公司取得行行通公司49%的控股权，因此已投资到行行通公司的7000000元款项由办事易公司承担3600000元，盈德公司承担3400000元。因此盈德公司主张其在行行通公司的控制份额为10%不符合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并未完成提供反证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认为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已经对其主张案涉3400000元属于办事易公司投资到行行通公司的投资款提供了相应证据错误。1.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主张该3400000元用于走账自相矛盾。《股份转让合同》与《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均列明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属于独立投资主体，且没有约定双方必须分别从各自账户转账到行行通公司来履行共同的投资义务。倘若按照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主张盈德公司只需承担10%的投资款（700000元），则盈德公司或杨文康作为盈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完全可以直接将款项支付到行行通公司账户，无需转到办事易公司账户。2.《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鉴于”内容中的第3点中约定的数额仅仅只是列明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或杨文康）在行行通项目中所支出的费用。《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鉴于”内容中的第3点“除了以上费用外，乙方在运营、管理目标公司过程中承担了目标公司员工工资、业务押金等其他运营开销7000000元（其中乙方一占6300000元，乙方二占700000元）。”此处确定的只是运营行行通公司的运营开销，括号处所约定的是明确该7000000元实际上是办事易公司在运营行行通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办事易公司投资到行行通公司的3600000元和借给盈德公司投资到行行通公司的3400000元。3.一审法院曲解了“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根据司法实践来看，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则需要提供其他证据，证据的证明内容必须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本案中，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之间并没有其他业务往来，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3400000元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办事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盈德公司向办事易公司偿还借款34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杨文康、黄带好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盈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5日，案外人段某1与杨文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文康自案外人段某1处受让办事易公司10%的股权份额。2017年3月14日，办事易公司、盈德公司与案外人深圳市世行投资有限公司、贺某2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由深圳市世行投资有限公司、贺某2将其持有的行行公司股份中的49%转让给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其中办事易公司受让25%、盈德公司受让24%。2017年4月24日，杨文康分两次向办事易公司支付款项700000元。同日，办事易公司向盈德公司转账支付3400000元，转账时备注为往来款。盈德公司收到上述3400000元后随即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行行通公司，转账时备注为投资款。2018年9月17日，办事易公司、盈德公司、杨文康与案外人深圳市保理财务有限公司、贺某1、林玉颜、段某1、深圳市世行投资有限公司、贺某2共同签订《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各方共同决定终止履行办事易公司、盈德公司与案外人深圳市世行投资有限公司、贺某2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该《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中明确载明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在运营、管理行行通公司中承担了员工工资、业务押金等其他运营开销共计7000000元，其中办事易公司占6300000元、盈德公司占7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适格的主体、通过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借款合意、交付借款的行为三个要件。本案中，办事易公司主张其与盈德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是，办事易公司在本案中仅提供了一份转账凭证，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抗辩称转账支付的3400000元款项系用于投资行行通公司的投资款，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办事易公司在本案中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办事易公司并未提供。同时，结合办事易公司在向盈德公司转账时将款项性质备注为往来款、盈德公司在向案外人行行通公司转账时将款项性质备注为投资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法院认为办事易公司主张其与盈德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办事易公司要求盈德公司向其偿还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办事易公司要求杨文康、黄带好在本案中承担还款义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办事易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2000元（办事易公司已预交），由办事易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办事易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空白的股东借款协议，拟证明办事易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要求杨文康审核后，让盈德公司与办事易公司签订3400000元的借款协议，由于杨文康认为双方是友好合作关系不需要签字，所以借款协议最终没有签订。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委托建账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办事易公司委托杨文康的妻子简某1的侄子开设的佛山市顺德区行睿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建账；3.支付证明单四张、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凭证一份、2016年4月汽车保养商家拓展业绩明细一份、电子交易回单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张，拟证明杨文康的妻子简某1担任办事易公司的会计。4.光盘一份，拟证明杨文康的妻子简某1负责办事易公司的财务工作，并要求办事易公司的员工吕佩宜以“往来款”的形式将案涉款项转给盈德公司。经审查，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本院将结合本案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证据2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因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对证据3中的支付证明单、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凭证、2016年4月汽车保养商家拓展业绩明细、电子交易回单真实性无异议，且自认杨文康及简某1曾入职办事易公司开展业务，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并非本案双方当事人，故本院不予采信。因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对证据4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内容均予以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4月18日，办事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玉颜在“办事易领导微信”群中发了一份“股东借款协议（行行通出资垫付事宜）”，并发文称“各位领导，这是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的合作合同，关于办事易公司借款给盈德公司用于行行通公司出资款的约定，请审阅并提意见”。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对微信群中的上述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且杨文康述称其查看过该协议的电子版内容。再查，杨文康在一审庭审时自认其妻子为简某1，在二审诉讼中自认其与简某1曾入职办事易公司开展业务。简某1曾在办事易公司的支付证明单中的“会计”栏处签名。2017年4月24日简某1要求办事易公司的员工将案涉3400000元转账给盈德公司，并备注为“往来款”。又查，办事易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述称其于2017年4月24日转账3600000元给行行通公司，并提供了银行流水予以佐证。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办事易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还称，其与盈德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在《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受让案外人深圳市世行投资有限公司、贺某2持有的行行通公司49%的股份，其中办事易公司受让25%、盈德公司受让24%，并约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应转入行行通公司7000000元。因办事易公司占收购行行通公司49%股份中的25%，故办事易公司应出资7000000元÷49%×25%=3571428元，约为3600000元，盈德公司占收购行行通公司49%股份中的24%，故盈德公司应出资7000000元÷49%×24%=3428571元，约为3400000元。由于盈德公司缺乏资金，故向办事易公司借款。办事易公司应出资的3600000元于2017年4月24日转账给行行通公司，而盈德公司应出资的3400000元则由办事易公司先转账出借给盈德公司，再由盈德公司出资给行行通公司。由于当时杨文康的妻子简某1在办事易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故办事易公司的出纳人员按照简某1的指示在转账时备注为“往来款”。2017年4月24日杨文康先转账700000元给办事易公司是由于杨文康持有办事易公司10%的股权，故在办事易公司向外投资7000000元时，身为股东的杨文康亦应筹集700000元给办事易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办事易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以及盈德公司、杨文康、黄带好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要件有二：一是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二是借款已实际交付。因案涉的3400000元已由办事易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转账给盈德公司，并有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故办事易公司仍应就该款项举证证明与盈德公司存在借贷合意。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办事易公司的在转账案涉3400000元给盈德公司前的2017年4月18日，办事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玉颜在“办事易领导微信”群中发布“股东借款协议（行行通出资垫付事宜）”，并称“这是关于办事易公司借款给盈德公司用于行行通公司出资款的约定”。因杨文康当时受让了办事易公司10%的股权，同时亦为盈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述称在微信群查看过股东借款协议（行行通出资垫付事宜）的内容。由此可见，办事易公司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并非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从《股份转让合同》的内容可知，办事易公司占收购行行通公司49%股份中的25%，故办事易公司对于第一期出资7000000元应出资7000000元÷49%×25%=3571428元，约为3600000元；盈德公司占收购行行通公司49%股份中的24%，故盈德公司应出资7000000元÷49%×24%=3428571元，约为3400000元。盈德公司主张其所收取办事易公司的3400000元转账款中有700000元是杨文康的投资款，2700000元是办事易公司的投资款，这与其享有行行通公司24%的股份应支付的对价3400000元远不相符。盈德公司解释称其受让的24%股份中，有5%为盈德公司所需出资并实际持有的股份，19%作为引进项目团队和运营团队所预留的分红干股。盈德公司的该陈述办事易公司并不认可，且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关于终止合作的合同书》中也只是记载了在行行通公司项目开销中办事易公司承担了6300000元，盈德公司承担了700000元，杨文康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并未记载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按9:1的比例出资，故对盈德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从《股份转让合同》的内容可知，对于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应投入的7000000元，其中3600000元办事易公司已于2017年4月24日当天直接转账给行行通公司。至于剩余的3400000元，是当天办事易公司先转账给盈德公司，再由盈德公司转账给行行通公司，并备注为“投资款”。盈德公司辩称办事易公司转账给其的3400000元中，700000元属杨文康按照占办事易公司10%股份对外的投资款，2700000元属于办事易公司的投资款。本院认为，若3400000元中有700000元属杨文康的投资款，但杨文康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且该700000元当天亦是直接转账给办事易公司，并非转账给盈德公司。若案涉3400000元中有2700000元属于办事易公司的投资款，但办事易公司当天却不直接转账6300000元给行行通公司，不合情理。因此，办事易公司述称该3400000元是因盈德公司资金困难，出借给盈德公司用于投资行行通公司，该陈述更为合理，应予以采信。最后，关于案涉3400000元转账给盈德公司时备注为“往来款”。因杨文康自认与其妻子简某1曾经手办事易公司的财务工作，且承认办事易公司的员工是按简某1的指示将案涉款项转账给盈德公司时备注为“往来款”，故不能仅凭案涉款项的备注来判定该款项的性质。综上，结合本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应认定办事易公司与盈德公司存在借贷合意，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盈德公司应向办事易公司偿还案涉借款本金3400000元。至于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间以及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办事易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盈德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杨文康、黄带好应否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从黄带好、杨文康提交的2019年4月16日佛山市逵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可知，杨文康与黄带好已于2018年8月22日根据持股比例实际出资10000000元，故办事易公司上诉主张杨文康与黄带好在未实缴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盈德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办事易公司的上诉主张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办事易公司本在一审期间可提交的证据，但其并未提交，其在二审期间提交，导致本案改判，故本院决定二审诉讼费用由其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141号民事判决；二、广东盈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4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34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2000元（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东盈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广东办事易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