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6316号原告：郭舒慧，女，197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广园西路景泰西八巷39号首层自编A12。法定代表人：许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慧丹，广东富临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舒慧与被告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舒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被告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慧丹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舒慧诉称，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劳动仲裁委）对我与被告间的劳动争议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裁决，但我不同意上述仲裁裁决驳回了我有关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裁决结果。我于2015年6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岗位为行政人事经理，工作内容为公司行政人事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合同期为6年4个月，但被告方直到2015年9月1日才与我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广州市白云区广园西路景泰西八巷39号，被告也是在我入职后第四个月才为我购买社会保险。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我罹患重大疾病（癌症），在癌症治疗期间，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向我支付病假工资。2018年1月，虽然我还在癌症治疗期间，因医生已诊断我的身体情况可以复工从事文职工作，我遂提出复工回原工作岗位上班的申请，但被告却拖延至2018年3月才安排我复工。2018年3月1日至同年6月20日期间，被告未经我同意就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将我从原来的行政人事文职工作变更为每天在户外寻找房源的工作，且工作责任单位也变更为脉睿投资公司而非被告。工作岗位变更后，我每天都要在户外为脉睿投资公司寻找房源，按被告要求每天均需要通过微信发送我在户外现场的照片、定位及调查情况，时常工作至深夜且经常需要加班，三个月内寻找到的房源超过六十多个。我在疾病治疗期是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户外工作的，由于变更工作后过度劳累，我的身体再次出现其他病情，为此我多次向被告提出书面或口头的抗议，要求被告按劳动合同之约定执行，但被告一直无视我的要求。由此可见，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因被告首先违约所致。综上，我现要求被告向我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病假工资9096元，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按我在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7090元标准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4815元。被告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我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只同意涉讼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仲裁裁决结果。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是其主动离职。原告在2018年3月刚开始工作时尚能主动投入工作、积极汇报工作，期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后，原告认为身体承受不了，不能胜任工作才提出异议，认为我司变更了其工作岗位；可见，这是原告为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寻找借口而已，并不是事实。2018年6月6日，原告请假时是声称自己身体原因不能胜任工作，但到6月28日到白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时，原告就突然改口要与我司解除合同并向我司索要赔偿；我司也是事后才知道其曾通过邮件提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而在此之前，原告丝毫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无论是请假还是离职，一贯是说走就走，丝毫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离职应当提前一个月向用人单位提出，而原告说走就走的做法，给我司的正常工作也造成严重影响，其所谓的交接工作也只是自己签了一个文件，把办公用品往单位一放就了事，让接收工作的人无从下手，这显然达不到我司交接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我司考虑到原告的身体因素，也不忍心对其苛责，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仍然将工资支付到原告从我司处离开为止。由于原告属于自己擅自离职，并不是我司要求其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原告请求支付赔偿金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我司不应当支付赔偿金。其次，原告在工作中屡次无故请长假，严重扰乱了我司的正常工作安排，给我司造成了管理混乱和经济损失，且其在上班期间明显无法胜任工作。我司与原告于2015年9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基本工资为5100元；原告的职务为行政人事部经理，自2015年9月1日入职以来至2016年6月份，原告基本属于正常上班状态，此后直到其主动提出离职期间，原告均无法正常上班，屡次无故请长假，扰乱我司的正常工作安排，且在上班期间原告也表现出明显不胜任工作的状态和心态；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多次无故旷工，扰乱我司的正常工作安排，给我司的管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对于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上班，原告除补办了部分请假手续之外，多数情况都属于私自旷工的；在2017年5月2日至2017年6月12日回来上班一个多月后，原告又私自旷工7个多月，但据他人了解其当时身体很好，是可以上班的）；2018年3月1日恢复上班后，原告在2018年3月1日至同年6月6日期间不能胜任工作，没有任何工作成效，且没有按照公司制度考勤，严重违反公司制度；2018年6月6日晚上，原告用微信向我司申请病假一个月，在请假手续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原告就擅自离开岗位，后原告更于6月21日突然通过邮件向我司提出辞职申请（因我司很久没用邮箱故没收到该邮件也不知道其意图），并于当日自行向我司交还了办公室、办公文件、电脑、办公室钥匙等，由任伟贤接收；因原告自己主动提出并同意于6月6日终止劳动合同，不再交纳社保医保，双方当事人也协商同意于6月25日结清了5月－6月的全部工资。第三，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的医疗期为六个月，而实际上原告除补交了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l2月31日共4个月的请假手续之外，所有的请假均没有正式审批手续；且原告在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工作期间的效率也很低，绩效考核达不到标准，其绩效奖金为零元；原告也曾主动向我司承认其之前无上班时间太长给公司造成了管理混乱和经营的损失，当时为了保留原告的工作岗位及绩效奖金约2000元满额发放，原告明确表示愿意放弃其在之前病假期间的最低工资，为此我司与原告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我司也已按约定结清当月工资及处理好了最低工资问题，双方对此是满意的，并不存在欠工资的问题。实际上，原告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2018年3月至6月期间均没有完成每月的工作绩效与工作事项，我司本不应向其支付上述五个月的绩效奖（每月1900元，合计9500元），但是基于双方前述对医疗期工资支付的协商意见，我司还是将医疗期工资以奖励绩效奖的形式支付给了原告；此外，我司还根据双方协议的意见，承担了原告自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共10个月的社保个人承担部分的款项共3174.3元，以上两项合计12674.3元已经超过了我司应向原告支付的医疗期工资。可见，我司并没有拖欠原告的病假工资，不存在刻意拖欠工资的事实。最后，由于我司与原告曾就病假工资的支付达成过协议，我司一直自认为没有拖欠原告的工资，而原告在离职之前也并未向我司主张过该部分工资，这表明原告是认可双方间有关协议的；因此，我司愿意依法支付应当支付给原告的病假工资，并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我司已经支付给原告的相关款项进行扣减。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6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行政人事经理职务；2015年9月28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原告的工作内容为“公司行政、人事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类），工作地点为“广州市白云区广园西路景泰西八巷39号”，原告执行标准工时制，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计时工资1895元/月，原告患病或非因工负伤，被告应按国家和地方的规定给予医疗期和享受医疗待遇，并在规定的医疗期内支付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方从2015年9月起为原告参加了社会保险。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5月5日期间，原告因罹患乳腺癌而休病假；2017年5月6日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原告返回被告处上班；2017年6月13日，原告继续休病假，直至2018年3月1日原告再次返回被告处上班。2018年6月21日中午时分，原告通过其QQ邮箱向被告发出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尊敬的公司领导：由于1、在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本人不幸罹患重大疾病治疗期间公司没有支付任何工资；2、在复职的三个月里面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岗位及工作性质，经本人多次申诉无果；现提出提前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即日起完成交接工作，并再次要求公司支付病假期间的工资等”；其后，原告向被告填写并递交了《员工离职申请表》（该表填写的入职日期为“2015年6月1日”、申请离职日期为“2018年6月21日”、离职类型为“提前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原因为“由于1、在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本人罹患重大疾病治疗期间公司没有支付任何工资；2、在复职的三个月里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岗位及工作性质，经本人多次申诉无果；现要求提前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即日起完成交接工作，并再次要求公司支付病假期间的工资等”），原告并向被告方移交了“笔记本电脑一台、华为电话一台、电话卡一张〔189××××2872〕、天河办公室大门钥匙一把”等物件；当天，被告同意了原告的上述辞职申请，双方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21日终结（原告最后一天在被告处上班时间为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28日，原告以其于2015年6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并在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因患重大疾病休病假，而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病假工资，更在原告复职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终导致双方间劳动合同提前解除等为由，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病假工资13644元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9630元等。2018年11月28日，白云劳动仲裁委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终局裁决，在认定原告的医疗期期限为六个月等基础上，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的病假工资9096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每月18日左右使用公司财务许某菊的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发放上个月的工资报酬；根据原告接收工资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原告在2015年7月18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5030元、在2015年8月24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5030元、在2015年9月19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74元、在2015年10月21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83元、在2015年11月17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33元、在2015年12月19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83元、在2016年1月21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93.64元、在2016年2月26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83.36元、在2016年3月17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401.64元、在2016年4月22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64.33元、在2016年5月24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789.33元、在2016年6月21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7169.33元、在2016年7月21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7169.33元、在2017年6月23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107.7元、在2017年7月25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2678元、在2018年4月28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4098.31元、在2018年5月26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6802.5元、在2018年6月26日收到许某菊转账款7071.02元；在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以及在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许某菊均没有向原告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款项的情况。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原告在工作期间每月的工资构成实际为岗位工资5100元＋绩效浮动奖金1900元＋工龄奖30元＋学历津贴30元，每月工资额约为7030元；而2018年6月26日的转账款7071.02元就是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所发放的工资款，该部分款项为原告在2018年5月份及2018年6月初的工资款。诉讼期间，被告表示，原告的入职时间应为2015年9月1日；由于原告从2016年7月1日起就长期存在旷工不上班、没有工作的情形（期间仅补办了部分补请假手续），原告与被告遂协商确定由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并以此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即原告主动放弃了病假工资），而被告方也已履行上述协议，为原告垫付了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共8个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用中的个人应缴费部分合计2539.44元，原告对此是无异议的，故被告已实际全额向原告支付了病假工资。为此，被告提供了两份《金脉公司2017年05月份工资表》（其中一份有“郭舒慧”字样的签名〔以下简称5月份工资表A〕，另一份则无人签名〔以下简称5月份工资表B〕）及一份《金脉公司2017年06月份工资表》（以下简称6月份工资表）。被告并表示，在上述5月份工资表A中，原告明确加注了“2016年9月起病假期间按劳动法公司应该支付病假补助金……如果公司不支付则希望公司负责交缴全部社保包括个人部分……”等意见，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已协商确定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这一方式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后，被告遂重新作出另一份5月份工资表（即5月份工资表B），明确了上述协商结果并注明2017年5月31日前的相关费用已结算完毕，而原告对此无异议后才在该工资表中签名确认的。查，上述三份工资表列明的基本项目为“出勤”、“岗位工资（含基本工资、岗位工作、技能工资、生活补贴、社保补贴、高温防寒、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绩效（绩效浮动奖金）”、“其他福利（含全勤奖、工龄奖、操行奖、学历津贴等）”、“提成、其它（含提成、餐费补贴、加班补贴）”、“应发工资”、“代缴、应缴（含缺勤扣款、操行扣款、扣其它费、扣社保）”、“实发工资”等；其中，5月份工资表A中显示原告在2017年5月份的“岗位工资（含基本工资、岗位工作、技能工资、生活补贴、社保补贴、高温防寒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项为5100元，“绩效（绩效浮动奖金）”项为空白，“应发工资”项为5160元，“代缴、应缴”项中扣社保317.43元，“实发工资”项为4842.57元，该工资表“备注：”处印制的内容为“2016年7月－2017年4月请假10个月，公司代付个人社保10个月*317.43元/月＝3174.3元。实发工资：工资4842.57－代付个人社保3174.3＝1668.27元”，工资表下方书写有“①关于绩效：不接为0……②2016年7月、8月社保自缴部分可以付√个人自付③2016年9月份起病假期间按劳动法公司应该支付病假补助金（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如果有上补助金我可以自己缴社保个人部分，如果公司不支付则希望公司负责交缴全部社保包括个人部分……”；5月份工资表B中显示原告在2017年5月份的“岗位工资（含基本工资、岗位工作、技能工资、生活补贴、社保补贴、高温防寒、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项为5100元，“绩效（绩效浮动奖金）”项为1900元，“应发工资”项为7060元，“代缴、应缴”项中扣社保317.43元及634.86元，“实发工资”项为6107.71元，该工资表“备注：”处印制的内容为“⒈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请病假8个月*317.43＝2539.44元由公司支付。⒉2017年5月31日前所有相关费用已经全部结清，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工资表员工签名处有“郭舒慧”字样的签名；6月份工资表中显示原告在2017年6月份的“岗位工资（含基本工资、岗位工作、技能工资、生活补贴、社保补贴、高温防寒、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项为5100元，“绩效（绩效浮动奖金）”项为1900元，“应发工资”项为7060元，“代缴、应缴”项中缺勤扣款4065元及扣社保317.43元，“实发工资”项为2678.07元，工资表员工签名处有“郭舒慧”字样的签名。对于上述三份工资表的真实性原告均无异议，原告并表示，虽然5月份工资表A中有关“①关于绩效：不接为0……”等内容均是原告所书写，5月份工资表B及6月份工资表中“郭舒慧”字样的签名也是原告的签名，但原告方并没有同意被告方所谓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这一意见，原告也从未明确表示过要放弃病假期间的病假工资，因病假工资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故被告是应当向原告支付病假期间病假工资的。举证期限内，被告方既未能就其与原告已就原告方的病假工资支付方式协商达成一致（即所谓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这一方式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原告曾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明确放弃其对涉讼病假工资的权利主张。再查，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于2006年10月17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评分表、员工离职申请表、电子邮件截图、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病历资料、微信记录截图、考评综合表、工资表、考勤申请表、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仲裁裁决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从成立之日起即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原告从2015年6月1日起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行政人事经理职务，自此原告与被告间已实际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并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有劳动合同以规范劳动用工双方的权利义务，故该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虽然被告坚持认为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9月1日，但由于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方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合理的、相应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其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具体时间以及原告的员工入职情况，且对于被告公司财务许某菊在2015年9月份以前就存在多次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而双方当事人也承认被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亦是通过公司财务许某菊的银行账户向原告发放工资报酬等一系列情况，被告方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被告方依法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被告以涉讼劳动合同起始时间是2015年9月1日为由主张原告的入职时间亦为2015年9月1日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则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企业职工在医疗期内，其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更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付工资，不得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工资的正常支付周期最长为一个月，而为了保障劳动者在患病期间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因病停止工作进行治疗时在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仍应向相应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本案中，原告因罹患乳腺癌从2016年9月1日起休病假（休病假至2017年5月5日），停止了为被告的工作；而根据原告的实际工作年限及其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原告的医疗期期限为六个月；由此，被告确实应在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期间向原告支付医疗期的病假工资，且支付工资的标准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计1516元（即1895元/月×80％）。实际上，被告在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期间却并没有向原告支付过工资款项或者病假工资。虽然被告认为其与原告已协商确定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这一方式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即原告主动放弃了病假工资），并以其已为原告垫付了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共8个月期间合计2539.44元的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款为由，主张被告方已实际全额向原告支付了病假工资及不存在拖欠原告方工资的情形；但由于原告否认其曾同意被告所谓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这一工资支付方案，并明确表明原告方从未表示过要放弃病假期间的病假工资；而被告方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就其与原告已就原告方的病假工资支付方式协商达成一致（即所谓以被告为原告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中个人应缴费部分这一方式代替被告本应向原告支付的病假工资）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原告曾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明确放弃其对涉讼病假工资的权利主张，故综合案件全部证据及当事人对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从公平、诚信原则出发并考虑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的举证能力，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确实存在拖欠原告在前述医疗期期间病假工资的情形，该行为亦属于侵犯作为劳动者的原告之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基于前述理由，由于在涉讼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确实存在拖欠原告在前述医疗期期间病假工资的情形，结合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向被告提出离职申请时所持的辞职理由（辞职理由包括被告方没有向其支付包括前述医疗期期间病假工资在内的工资），以及原告确实已在随后的2018年6月28日以相同理由提起涉讼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等一系列情形综合分析，原告主张其因被告存在拖欠工资（病假工资）等违法行为而被迫于2018年6月21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意见，合理可信，可以认定原告已于2018年6月21日依法行使特别解除权解除了与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于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即被告依法应按原告的实际工作年限（即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21日）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虽然原告坚持认为其在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7090元，但由于原告在离职前的一年之内实际仍长期、断续存在休病假之中，工作状态及工作周期均有别于正常的工作情况，案件现有证据并不能合理核算出原告在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的真实情况，故结合原告的实际工资构成情况并参照在上述期间较为完善工作状态下的工作月份（即2018年3、4月份）之工资情况进行计算，可按5450.41元/月这一月均收入标准作为计算原告可得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即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应为19076.44元（5450.41元/月×3.5个月）。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超过上述数额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之诉求，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鉴于就原告仲裁主张的医疗期病假工资问题，白云劳动仲裁委已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8〕1728号终局裁决，其中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病假工资9096元；而该裁决已送达双方当事人，本案的产生只是基于原告对上述仲裁裁决没有支持其有关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之仲裁请求不服，并坚持以被告拖欠其病假工资导致原告方辞职为由，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行为应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处分原则，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病假工资909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郭舒慧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病假工资9096元；二、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郭舒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076.44元；三、驳回郭舒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并由广州市金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翁 琴人民陪审员  莫结珍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