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0108民初7492号     原告：陈某，住海口市，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丈夫。   原告：李某2，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某，海南颍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坡头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吴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海南海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某、李某2诉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坡头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坡头三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李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某，被告坡头三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向俩原告各支付土地补偿款人民币90000元，共计人民币180000元；二、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陈某与李某2系革命烈士叶名泰的遗孀符桂英之儿媳和孙子。1953年土改时，政府将没收被告村中地主的房屋分给符桂英，并分给其土地及生产工具等，让其在××镇定居生活。后来，符桂英再婚后，于1963年2月16日生下儿子李某1。符桂英自1953年开始，因人民政府在政策上的照顾，迁户落户在被告村居住、生产、生活，直到过世。原告陈某与李某1结婚后，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原告需要进行家庭迁户落户，将户口迁出海南省儋州市，迁入被告村生活。因原告陈某和李某2原户籍系“农业户口”，而李某1系“非农业户口”，所以原告便将户口迁入落户在符桂英所在的××镇，成为被告村的“农业家庭户口”的村民。原告陈某于1995年9月11日将自己及儿子李某2的户口迁入被告村，与被告村形成了管理、生产、生活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并依赖被告村的土地作为其俩人生存的基本保障。俩原告基于迁户落户加入取得被告坡头三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俩原告自通过加入取得的方式，获得被告演丰镇坡头三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从未将户口迁出过被告村，户籍一直属于被告管辖。俩原告作为农民以被告村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并在被告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与被告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被告村自1953年开始，就将面积两亩多的土地交给符桂英耕作使用，符桂英过世后，由迁户入被告村的俩原告家庭继续耕作使用，至今已60余年。原告在耕作使用该土地期间，原告陈某的丈夫李某1，将该家庭农地于2009年5月5日开始出租给他人种植，并收取租金作为生活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出租年限从2009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1日止。   2018年，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为了建设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公路项目，征收被告村的集体土地。被告收到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后，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坡头三村民小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公告及分配表，并向本村村民每人分配了土地补偿款90000元。但被告以俩原告非本村人员为由，拒绝给俩原告分配土地补偿款。   原告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原始取得是指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祖辈辈生活在特定农村集体组织所在地，而自然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主要形式就是出生。加入取得是指原非本集体组织成员的自然人，基于一定事由取得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主要包括婚姻、收养以及国防建设或其他政策性迁入。基于婚姻或者收养，将户籍迁入本集体组织所在地的人，应当具有该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俩原告自加入取得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作为农民便依赖被告村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未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未因其他原因丧失过已具有的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未再取得过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以应与被告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请判如所求。   被告坡头三村民小组辩称，本案原告存在双重户口的情况，而且在被告处属于典型的“空挂户”人员，应当认定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根本没有权利领取征地款。   一、原告存在双重户口的情况，请求法庭依法予以查明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在1995年9月11日将户口从海南省儋县迁到被告处，但在1996年4月21日，其又将户口从被告处迁到原琼山市美男管理区美男圩，之后，原告的户籍登记就没有迁移的情况了，这足以说明，原告的户籍登记应当在美男管理区美男圩，而不是登记在被告处。现在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是登记在被告处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如果此户籍登记是真实的，那么原告就是在美男管理区和被告处同时拥有户籍登记，原告具有双重户口，但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其在美男管理区美男圩的户籍登记，故意隐瞒了双重户口的事实，被告请求法庭在庭审时依法予以查明。按照法律规定，一个人具有双重户口时，应依法予以撤销其中一个。本案中，原告在1995年将户口迁到被告处，1996年又迁出到美男管理区，按照时间先后的原则，应撤销时间在前的户籍登记，即1995年迁到被告处的户籍登记，所以，原告的户籍登记应以美男管理区为准，其户籍登记根本不应当在被告处。   二、即使法院认定原告的户籍登记在被告处，但其也属于典型的“空挂户”人员，不符合加入取得成员资格的条件，也应当认定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１、原告户籍登记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和符桂英、李某1之间的关系，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与李某1结婚、李某1系“非农业户口”等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所以，原告进行家庭迁户落户的情况是虚假陈述，根本不是事实。第二，如按原告所说，为了生活方便，需要进行家庭迁户落户，那么其和李某1系夫妻关系，其应将户口迁移到李某1的户口所在地，一家人户籍登记在一起，这才是生活方便，而不是将户口迁入到符桂英户口所在的被告处。第三，如按原告所说，其将户口迁入到符桂英户口所在的被告处，那么在户籍登记中，两位原告就应该落户到符桂英的户口本上，即以符桂英为户主，两位原告注明与户主关系即可。但原告提供的户籍登记中，原告陈某为户主，单独立为一户，这与符桂英没有任何关系。综合上述几点，可以得出结论，原告陈述的为了生活方便而进行家庭迁户落户，根本不是事实。两位原告纯粹属于“空挂户”人员，其不具有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２、原告在被告处没有分配有承包土地，更不可能以被告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根据被告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不能证明其和李某1的关系，李某1也没有任何权利将被告名下的土地发包给别人，原告提供的合同书中涉及的土地为被告集体所有，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也没有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相应证据，这足以说明，原告在被告处根本没有分配有任何的土地，更不可能以被告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   ３、原告在被告处没有房屋，不在被告的村内居住，也不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被告的绝大部分村民根本没有见过原告，更不认识原告，直到本次起诉，被告才知道原告户口登记的情况。另外，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在被告处生产、生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具有双重户口，其仅是户口登记在被告处，但根本不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也不以被告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明显属于典型的“空挂户”人员，应当依法认定原告不具有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领取征地款，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某与李某2系革命烈士叶名泰的遗孀符桂英之儿媳和孙子。1953年土改时，政府将没收被告村中地主的房屋分给符桂英，并分给其土地及生产工具等，让其在××镇定居生活。后来，符桂英再婚后，于1963年2月16日生下儿子李某1。符桂英自1953年开始，因人民政府在政策上的照顾，迁户落户在被告村居住、生产、生活，直到过世。原告陈某与李某1结婚后，于1995年9月11日将自己及儿子李某2的户口迁入被告村，系“农业家庭户口”。在被告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被告村自1953年开始，就将面积两亩多的土地交给符桂英耕作使用，符桂英过世后，由俩原告家庭继续耕作使用，期间，原告陈某的丈夫李某1，将该地出租给他人种植，出租年限从200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止。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为了建设海口绕城公路美兰机场至演丰段公路项目，征收被告村的集体土地。被告于2018年12月2日收到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后，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坡头三村民小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并公告，制作了分配表，向本村村民每人分配了土地补偿款90000元。被告以二原告非本村人员为由，拒绝给二原告分配土地补偿款。   本院依据原告的保全申请，于2019年6月14日裁定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19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原告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的户籍从1995年9月11日就迁入落户被告村，之后一直都属于被告村管辖。原告系通过婚姻迁户加入取得的方式，获得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证明书》，证明原告因婚姻原因，已将户籍迁出儋州市雅星镇雅星居委会墟队村民小组，在该村没有承包地，未曾获得该村的土地补偿款，自1995年户籍迁出后，就没有在该村居住、生产、生活，已不再具有该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符桂英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符桂英（已故）生前被人民政府根据政策安排在被告村居住、生产、生活，系被告村的村民。本证据与俩原告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互相印证，共同证明原告陈某与符桂英的儿子李某1结婚后，将俩原告的户口迁入被告村落户，通过加入取得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实；四、《合同书》，证明原告陈某、李某2通过李某1（丈夫、父亲），将原告家庭在被告村耕作使用的土地（流转）出租给其他人，收取出租土地的租金作为生活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原告以被告村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五、农村合作医疗证（居民健康卡）、海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俩原告以被告村民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与被告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其中海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当庭提交；六、原告在被告村所耕作使用的土地的图片，证明原告和符桂英（已故），近60余年来，一直都在使用被告村分配的两亩多的土地，并收取土地租金作为生活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原告以被告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原告将该土地出租给他人十年满期后，还保留着承租人的青苗（待一至两个月内由承租人清理）；七、被告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公告、分配表，证明被告分配涉案土地补偿款90000元的事实，被告分配给本村村民每人90000元，未分配给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提供的证据:《美府林证字（2010）第008927号林地登记证》，证明原告陈某提供的合同书中所涉土地的使用权人根本不是李某1，李某1根本无权将土地对外承包，该土地为被告全体成员共有，而且该份证据也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根本没有分配有承包土地、更不可能以被告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   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判断村民是否享有分配权利，关键看其是否具备该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原始取得主要表现形式是出生。本案中，原告陈某、李某2系革命烈士叶名泰的遗孀符桂英之儿媳和孙子，于1995年9月11日将户口迁入符桂英户口所在的被告村，在被告村享有土地经营，在被告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应认定原告具有坡头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坡头三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虽经村民集体讨论形成，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土地补偿款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在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的时候，其分配主体应为征收补偿方案确定时所有具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应当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被告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依法应向原告陈某、李某2支付该款，而被告拒绝向原告发放，侵犯了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原告陈某、李某2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坡头三村民小组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某、李某2各支付土地补偿款人民币90000元，共计人民币18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00元、保全费人民币147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苏民村委会坡头三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 强   人民陪审员 林诗柏   人民陪审员 吴宗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赖秀君   书记员 苏建诚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