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4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龙金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振辉，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吐昌，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希敏，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敏玲，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吐昌、林敏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3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吐昌立即向金成公司返还2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43.6万元，并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判令林敏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黄吐昌、林敏玲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为了证明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金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付款凭证》等证据，同时，一审法院也向公安机关调取了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黄吐昌、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所作的《询问笔录》，黄吐昌及一审法院均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见金成公司、黄吐昌之间委托合同关系已成立。黄吐昌在对涉案200万元的性质及用途进行陈述时，却以涉及隐私等理由回避事实，表明黄吐昌在刻意隐瞒事实。二、金成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黄吐昌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予质证，其原因在于该凭证清楚写明收款单位为“黄吐昌”，而涉案200万元的《付款凭证》（日期为2014年1月2日）的收款单位载明为“波业务”。从该两份《付款凭证》的内容来看，黄吐昌称涉案200万元是支付给其的报酬是虚假的。在一审庭审中，黄吐昌承认收到了涉案200万元，其应举证证明其有权利收取该200万元。事实上，涉案200万元款项是金成公司委托黄吐昌向一个名叫“波”的人支付的御苑项目的中介费。黄吐昌只是受托转交该款项，在其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应如数归还款项。因黄吐昌当时在金成公司所属公司任重要岗位，且代持着金成公司数处资产，金成公司害怕得罪黄吐昌，故只通过口头向黄吐昌催收款项。同时，虽然涉案《付款凭证》（日期为2014年1月2日）上有龙金成、谭绮雯、龙玉仪的签名，但只能说明该笔费用可以向公司预支，黄吐昌并不是收款人，按照公司惯例，黄吐昌应向公司进行财务核销，提供“支付证明”及相关收据凭证等。与另一《付款凭证》（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不同，因该50万元是支付给黄吐昌本人的，故不需要其向公司进行财务核销。一审法院将两种情况混为一谈，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显示涉案《付款凭证》项下200万元是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笔录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上述《询问笔录》在公安机关刑事办案过程中形成，区别于一般的证人证言，笔录内容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不同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询问笔录》的内容与金成公司的证据及主张相一致，纵观全案，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吐昌的主张。一审法院在调取《询问笔录》后，私下通知黄吐昌对笔录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查阅，而没有事先通知金成公司查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在一审证据交换环节，书记员称只通知了黄吐昌，法官又称没有通知双方，金成公司怀疑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并当场提出了异议。因黄吐昌事前已查阅了《询问笔录》，对证人谭绮雯实施了恐吓，导致谭绮雯及其他证人因害怕和不安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事后，谭绮雯立即进行报警。一审法院的做法使证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判决，难以服众。黄吐昌曾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金成公司上下均对黄吐昌非常害怕，金成公司相信黄吐昌的行为终会被法律所制裁。四、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何仲南律师曾到过庭审现场，其曾是一审法院的一名法官，也是金成公司的法律顾问，手上掌握了金成公司的很多证据，其也认识黄吐昌，其承诺保持中立不会帮助任何一方。但何仲南在庭审当日出现在法庭，且据金成公司了解其妻子是一审法院杏坛法庭的职员，金成公司有理由相信他的到庭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平审理，一审法院杏坛法庭应自行回避，不应继续审理本案。黄吐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将案件从简易程序转换成普通程序，前后组织过两次庭审和一次证据交换。最终一审法院在慎重审查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准确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从而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黄吐昌对本案的整体意见详见黄吐昌在一审阶段提交的《答辩状》，其中详细论证了金成公司未完成的举证义务及其主张与在案证据相冲突的事实，也论证了黄吐昌不承担证明义务的理由。正确查明事实的前提是准确分配举证义务，黄吐昌在一审阶段提交的《答辩状》中一再表明关于举证义务的意见，并得到了一审法院的采纳，希望二审法院予以审查并予以采纳。至于《询问笔录》的证据效力问题，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是正确的。该《询问笔录》的性质属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实质上是金成公司组织的“亲友团”作出的，黄吐昌在一审质证意见中已经详细论证了该笔录不应被采信的理由。金成公司在上诉状中故意贬低黄吐昌的形象。黄吐昌严正声明，有关谭绮雯、赵万春的事情与黄吐昌无关，金成公司闪烁其辞，又未明确说明与黄吐昌有关，如金成公司认为是黄吐昌所为，黄吐昌将追究其侵犯名誉权的责任。论及金成公司、龙金成诉讼品格，黄吐昌收到的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初69号案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冯家开的报案材料可以反映情况。二、一审程序不存在金成公司所捏造的程序瑕疵情形。金成公司不仅贬低黄吐昌的形象，而且试图通过贬低一审法院，制造所谓判决不公的假象。首次出示《询问笔录》是在一审证据交换环节，并经过了双方的质证。金成公司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如果其意见发表不完整，可以在证据交换后的第二次庭审时予以补充。金成公司称一审第二次庭审时何仲南律师出现在庭审现场是不真实的，黄吐昌不曾看见何仲南律师出现过。而且，如金成公司所述，何仲南是其法律顾问，而不是黄吐昌的律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金成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林敏玲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金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吐昌立即返还2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2%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43.6万元，并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林敏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黄吐昌、林敏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2日，金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黄吐昌将其收取的200万元返还金成公司，该200万元的款项支出记载于2014年1月2日的《付款凭证》，该凭证显示，黄吐昌作为“收款人”收取了200万元现金，该款项“用途”标注为“付中介费”、“收款单位”标注为“波业务”，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收款人“黄吐昌”依次签字确认。上述200万元分别是在2014年1月2日当天从龙金荣名下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36********528、016********024的两个账户中提现130万元、7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龙金荣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关于案涉200万元权属的说明》，称：于2014年1月2日从其本人账号取现的该200万元的权属人是金成公司，并表明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是其亲生哥哥。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设立于1997年7月23日，2017年6月14日，该公司核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龙金成变更为郭伟权。2018年1月30日，股东由深圳市招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龙金荣、金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招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独资企业。2018年1月4日，金成公司向案外人陈雅静支付了100万元，该《付款凭证》显示的款项“用途”为“付御苑项目中介费”，“收款单位”为“陈雅静”，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依次在该《付款凭证》签名。当日，案外人陈雅静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中书写了《收据》，该款项是通过案外人龙俊豪的顺德农商银行账户转至陈雅静平安银行账户，该笔《结算业务委托书》附加的用途标注为“御苑项目中介费”。2018年6月21日，案外人陈雅静再次收取金成公司支付的4478113元，《付款凭证》显示“用途”仍为“付御苑项目中介费（尾款）”，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仍依次在该《付款凭证》签名，陈雅静也在“收款人”处签名。该笔款项与第一笔100万元的汇款方式一致，案外人陈雅静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中书写了《收据》。2017年8月17日，金成公司向黄吐昌支付50万元，款项“用途”为“付广州加怡项目車马费（现金支付）”，收款单位为“黄吐昌”，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依次在该《付款凭证》上签名。诉讼中，金成公司明确该笔费用的性质为含少部分的工资、奖励及茶水费，该款项是出于照顾黄吐昌的心态，且基于其曾管理过该项目的事实，故向其支付了上述“車马费”。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就本案所涉200万元于2018年12月14日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报案，金成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向一审法院撤回（2018）粤0606民初21014号金成公司诉黄吐昌、林敏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并于2019年1月22日重新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4669号民事调解书显示，黄吐昌代龙金成持有46处房产，双方同意在2019年5月15日前由黄吐昌协助龙金成将该46套房产完成过户。后因过户税费问题，双方暂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黄吐昌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粤01执3439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显示，黄吐昌因作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的广州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被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消费行为。黄吐昌与林敏玲于2000年4月27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0月25日离婚。一审法院依法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调取了《询问笔录》，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黄吐昌、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分别就本案所涉200万元的款项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作出了陈述，《付款凭证》上的“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崔文卓分别向民警中队陈述案涉200万元款项是出售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的中介费用，而黄吐昌认为该200万元是龙金成支付给其的业务费用及酬劳。经法院询问，龙金成确认上述人员仍在金成公司任职，上述部分人员有代其持有股权的情况，但具体是谁代其持有股权，其不记得了。佛山市顺德区集胜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市安澳商贸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龙辉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股东均登记为佘云端及崔文卓两人。一审庭审中，龙金成仅确认其为佛山市顺德区集胜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区光晓阳商贸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沈钦龙、龙玉仪。诉讼中，金成公司明确其要求黄吐昌返还200万元的基础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金成公司主张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黄吐昌否认存在该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委托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为本案审查的重点。综合金成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亦不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理由如下：1.金成公司所提交的《付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为“波业务”、用途为“付中介费”，无法对应金成公司主张该款项是用于支付出售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中介费用，甚至《付款凭证》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均无法与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产生关联；2.案涉款项支付时间是2014年1月2日，至金成公司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粤0606民初21014号起诉之日，长达四年多，而本案所涉金额高达200万元，四年多的时间里，金成公司并无任何的书面催收记录，明显与常理不符；结合案涉款项经“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签名确认，款项支出经过多层审核，从常理推断，该款项的支出已经征得金成公司的同意；3.金成公司明确2017年8月17日《付款凭证》所涉款项系出于照顾黄吐昌的心态，基于其曾管理过广州加怡项目而向黄吐昌支付“广州加怡项目車马费（现金支付）”，该款项的支出亦未要求黄吐昌提供相应的入账凭据，且该款项的支出同样经“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签名确认，经过多层审核，这侧面说明，金成公司款项的支出存在不需入账凭据的情形，金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形成了款项的支出均需入账凭证及付款需凭证核销的交易习惯。4.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案涉《付款凭证》上所涉200万元款项是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上述人员仍任职于金成公司，且部分证人确有为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代持股权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仅通过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中介费用；综上，基于金成公司要求黄吐昌返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200万元的主张不成立，故其要求林敏玲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理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金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2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7288元，由金成公司负担。金成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支出证明2份、付款凭证2份、路桥费发票27份、动车票8张、油费发票5张、收据11张、住宿餐费发票3张、酒水发票1张、顺德农商银行转账凭证2张、通迅费发票4张、收据1张、餐饮凭证7张，拟证明按照金成公司惯例，黄吐昌对工作支出进行报销时，会向公司进行财务核销，并附上“支付证明”及相关支出单据凭证。涉案200万元的《付款凭证》没有相关“支出证明”和支出单据凭证，说明该笔费用只是可以向公司预支，报销时也应附上“支出证明”和相关单据进行核销。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黄吐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成公司所主张的证明内容。经审核，金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处理并无直接的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金成公司和黄吐昌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金成公司请求黄吐昌向其返还款项2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金成公司主张其与黄吐昌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由其委托黄吐昌将本案讼争款项200万元转交给一位名为“波”的中介人员，现金成公司认为黄吐昌未依约完成委托事项，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黄吐昌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金成公司举证证明其与黄吐昌之间成立其所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经审查，金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关键证据是2014年1月2日的《付款凭证》，虽然该凭证载明的收款人为“黄吐昌”、收款单位为“波业务”，但仅凭上述内容显然不足证明该凭证项下200万元属金成公司委托黄吐昌转付给名为“波”的中介人员的“御苑项目中介费”，即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金成公司、黄吐昌之间成立金成公司所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而且，虽然金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金成和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本案讼争200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述人员与金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上述人员的证言缺乏证明力，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何况上述人员在一审期间并未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另外，从交易常理的角度分析，本案讼争200万元的支付时间是2014年1月2日，若金成公司的诉讼主张属实，鉴于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迟迟未能转让，金成公司应当早已知道黄吐昌未依约向相关中介人员支付本案讼争款项200万元，但本案并无有效证据显示金成公司在此后四年多的时间内曾向黄吐昌追讨过上述200万元款项，相反，金成公司在2017年8月17日仍继续向黄吐昌支付“广州加怡项目車马费”50万元，金成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综上几点，金成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黄吐昌之间存在其所称的委托合同关系，其基于委托合同的角度请求黄吐昌返还本案讼争款项2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金成公司对林敏玲提出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