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敬连，女，汉族，1966年6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凯，广东都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冠雄，男，汉族，1986年7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晶，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清，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妙玲，女，汉族，1990年7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尤辉，广东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敬连因与被上诉人何冠雄、邓妙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谭敬连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谭敬连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冠雄、邓妙玲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谭敬连起诉主张涉案款项是借款，何冠雄则辩称是赠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何冠雄应提交证据证明其所辩称的事实，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事实的证明标准。谭敬连已经证明其为何冠雄、邓妙玲购买佛山市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誉憬湾3座703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而支付款项，在其并未确认该款项是赠与的情况下，何冠雄需承担高于一般事实认定的标准并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赠与。如其履行了该举证责任后，谭敬连方应承担继续举证的义务。二、谭敬连并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并无赠与的合意，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属于赠与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房屋购置前，谭敬连与何冠雄的父母从未协商过购房事宜，更未形成双方共同出资购房赠与子女的合意，佛山地区也没有女方父母出资购房并赠与女婿的风俗。谭敬连在酒楼从事杂工，未购置过房产且长期租房居住，相应的居住条件困难，不存在将涉案款项赠与他人的理由。何冠雄父母花费的款项并未用于何冠雄夫妻的共同生活，而是用于其赌博、网络游戏等支出，并不能证明谭敬连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由于赠与的证明标准高于借贷的证明标准，无证据证明存在赠与合意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属于赠与明显不当。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是父母确有赠与意思表示但赠与对象不明情形的处理依据，以确定赠与对象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并不涉及父母出资款性质的认定。原审法院适用该条款处理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明显错误。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字据，但从社会公序良俗及法律效果出发，也不宜认定谭敬连的出资款是赠与。何冠雄、邓妙玲于2011年7月29日登记结婚，案涉房屋的购置时间是2013年9月，两者相隔两年有余，故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出资款是赠与款的可能性更大的推定明显不合常理。谭敬连除其女邓妙玲外再无直系亲属，考虑到年老后可与何冠雄、邓妙玲共同居住，才同意将所有积蓄出借并用于支付购房首付，符合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人伦情理和传统观念。五、何冠雄与邓妙玲婚后即生育小孩，经济状况不充裕且开支较大。谭敬连作为长辈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给与一定的支持属于正常情况，但从公序良俗考虑，不能理所当然的认定该款项属于赠与。该款项确实属于谭敬连对何冠雄、邓妙玲夫妇临时性资金的出借，目的是帮助其二人渡过经济难关，何冠雄、邓妙玲理应承担偿还义务，以免谭敬连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并陷入经济困境。何冠雄辩称：一、何冠雄与谭敬连及其丈夫之间从未有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何冠雄与邓妙玲于2011年7月29日结婚，2013年9月，双方父母一起商量为何冠雄、邓妙玲出资购买房屋用于居住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谭敬连刷卡支付的13万元款项是邓妙玲的父母邓汝同、谭敬连向何冠雄、邓妙玲的赠与。邓妙玲是谭敬连的独女，何冠雄不清楚其二人是否存在银行账户的混同。另外，由于借贷相较于赠与更容易证明及留存证据，再根据双方基于亲缘关系出资赠与子女购置房屋的可能性高于借贷，在谭敬连不能举证证明其出资是借款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款项属于赠与。二、即使涉案款项是借款，谭敬连的诉讼主体也不适格。邓妙玲的父母是邓汝同、谭敬连，邓汝同于2019年1月去世。如谭敬连认为涉案款项是借款，则相应的债权属于邓汝同、谭敬连的夫妻共同债权。邓汝同与其前妻生育有3个子女，邓汝同去世后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程序予以分配，故谭敬连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三、谭敬连上诉所称并非事实。谭敬连上诉称其在何冠雄、邓妙玲购房时考虑将来同住，但何冠雄的父母健在且仅有一个儿子，何冠雄的儿子也是由其父母携带照顾。按照传统习俗，谭敬连作为岳母不可能与女婿何冠雄一家共同生活。四、2013年9月19日支付给开发商的2万元定金，是何冠雄之父以现金形式交付给邓妙玲，并非由谭敬连出资。五、邓妙玲于婚后第三年才出外工作，何冠雄截至2018年5月前的工资仅为每月3000元，双方的生活依靠何冠雄刷信用卡支撑。何冠雄、邓妙玲的经济能力有限，邓妙玲喜欢逛商城、吃宵夜、买彩票，日常花销极大。双方购房时，何冠雄、邓妙玲的月收入分别均为3000元左右，需要抚养儿子并负有信用卡债务，故不具有装修房屋、购置家私的经济能力。为此，双方父母议定共同出资购置房屋，由邓妙玲的父母出资部分首付款，何冠雄的父母承担2万元定金及其他更多的费用并承担了房屋装修费。后因何冠雄、邓妙玲累计欠付信用卡资金10余万元，双方商议还款事宜并提出变卖房屋偿还债务，谭敬连提出返还其赠与的首付款导致双方发生争议并引起本案诉讼。如认定谭敬连支付的首付款为借款，则明显对何冠雄的父母不公平，其父母除为案涉房屋出资外，还承担了与何冠雄、邓妙玲及其儿子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的各项费用。邓妙玲辩称：一、谭敬连的涉案出资行为不应推定为赠与。谭敬连从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且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较差，不存在将辛苦多年积蓄赠与他人的理由，高明地区也无嫁女送房的民间风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以出资父母确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但赠与对象不明确为适用前提，不能以出资事实直接推定款项性质为赠与。二、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借款以外的其他性质。何冠雄不能证实其父母的出资是借款还是赠与，更不能证明其出资的来源及数额。即使认定何冠雄父母的出资为赠与，也不能证实谭敬连的出资为赠与，双方从未达成赠与的意思表示。三、谭敬连支付的涉案款项是借款，何冠雄、邓妙玲应负偿还责任。谭敬连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确实支付了款项，无证据证明该款项性质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款项应认定为借款。谭敬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何冠雄、邓妙玲返还购房款210910元及利息（利息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2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由何冠雄、邓妙玲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9月19日，谭敬连以邓妙玲名义向开发商佛山市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2万元现金作为购买案涉房屋的定金。2013年9月27日，谭敬连通过其名下高明农商行银行卡再因案涉房屋向前述开发商转账支付13万元。2015年4月29日、5月4日、9月5日和11月3日，谭敬连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5498）曾发生卡转卡或支取交易，金额分别为1万元、3万元、7000元和1500元。谭敬连为何冠雄、邓妙玲的案涉房屋入伙又于2015年11月2日出资购买了木餐台、衣柜、木沙发、床头柜等家具一批。另查：1.案涉房屋是由黎锦华负责装修，并由何锦光经手支付装修款。2.案涉房屋于2016年1月15日登记为何冠雄与邓妙玲共有。3.邓妙玲、何冠雄于2011年7月29日登记结婚，何文杰系邓妙玲、何冠雄的婚生子。谭敬连为邓妙玲母亲，何锦光系何冠雄的父亲。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谭敬连仅提交了款项支付凭证，但无双方当时合意借款的凭证包括借款合同、借条或口头协议，何冠雄认为是赠与而不是借贷关系。对于款项的性质存在的争议，现实中有可能基于借贷，也有可能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仅有交付款项的证据时，本案谭敬连须对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基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特殊的亲属关系和案涉房屋登记在何冠雄、邓妙玲名下的事实，结合本地群众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谭敬连以出资赠与何冠雄、邓妙玲的可能性更大，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因此，法院认定谭敬连出资购房的款项和购买家具的款项均属于赠与，何冠雄的辩解有理，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谭敬连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35498）曾发生的交易款项，并无证据证明其用于案涉房屋的装修上，且何冠雄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反驳，法院不支持谭敬连的该主张。综上，谭敬连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在对外关系上，谭敬连是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何冠雄认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谭敬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32元，由谭敬连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何冠雄与邓妙玲之间的离婚诉讼已由原审法院受理并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谭敬连主张其与何冠雄、邓妙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谭敬连主张其与何冠雄、邓妙玲之间存在210910元的借贷关系并主张何冠雄、邓妙玲承担清偿责任。为此，谭敬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向何冠雄、邓妙玲购置房屋的开发商转账支付13万元的交易凭证及其他支出明细以证明其主张。何冠雄辩称谭敬连支付的款项是谭敬连向其与邓妙玲的赠与。邓妙玲对谭敬连的主张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院认为，谭敬连主张其与何冠雄、邓妙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应依法承担证明双方确已达成借贷合意及所涉款项实际交付的举证责任。经审查谭敬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为何冠雄、邓妙玲购买房屋出资13万元，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结合谭敬连与邓妙玲、何冠雄之间的亲属关系，及无证据证明谭敬连在支付该款项后至提起本案诉讼前的5年多时间内曾向何冠雄、邓妙玲主张过债权，不能合理排除谭敬连为何冠雄、邓妙玲购置房屋的出资款是对其二人赠与的可能性。至于邓妙玲对谭敬连上诉主张的确认，因双方之间是母女关系且邓妙玲与何冠雄之间的离婚诉讼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邓妙玲与谭敬连的利益明显一致，故邓妙玲的该确认可信度极低，本院不予采信。谭敬连上诉主张其与何冠雄、邓妙玲之间存在涉案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谭敬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4464元，由谭敬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学彬审判员  蔡成中审判员  姜欣欣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