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116行初145号 原告雷勇敢，男，汉族，1988年9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大道6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14505593468。 法定代表人钟少奇，处长。 出庭负责人付伟，被告单位分管领导。 委托代理人龚鉴波，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雷勇敢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运政行政强制扣证一案，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我院于2019年8月26日受理该案。立案后，于8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雷勇敢，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的负责人付伟、委托代理人龚鉴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勇敢诉称，2019年8月6日10时，我正常驾驶车牌为渝C××的出租汽车，在江津区××街道××公交车站处，被告以原告未执行国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为由，将原告的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强行扣押。虽然我没有服务监督卡是事实，但我没有服务监督卡，被告方也只能依据《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给予原告20元-200元的罚款，而不应以“未执行国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的”理由采取强制扣押原告的出租车从业资格证，故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9月4日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2、《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证明被告作出的强制措施决定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3、驾驶证。证明原告能开出租车； 4、高中毕业证书。证明要初中文化程度以上才能开出租车； 5、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适合开出租车的年龄，没超过60岁。 6、协议。证明原告以前开过出租车，并且相关手续都是完善的。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辩称，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被告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8月6日上午9时15分，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重庆市江津区××街道××路××公交车站路段路检路查时，对渝C××号巡游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执法人员示意该车驾驶员靠边停车。该车停车后，执法人员向该车驾驶员出示了执法证件，依法告知驾驶员出示有关证件并接受检查，在检查过程中驾驶员雷勇敢无法出具服务监督卡，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项之规定“未执行国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的”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并制作了现场笔录。原告雷勇敢对无服务监督卡的违法事实予以确认，后被告依法对原告雷勇敢从业资格证采取了暂扣的强制措施，依法送达了《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现场)通知书》、《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相关法律文书，并告知其权利义务。二、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雷勇敢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项“未执行国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三)项、第二十五条一款，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一款之规定，被告对原告从业资格证采取了暂扣的强制措施。 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雷勇敢采取暂扣其从业资格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立案登记表；2、现场笔录；3、询问笔录；4、从业人员档案信息；5、证据粘贴单；6、违法行为调查报告；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及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九号》（2019第9号于2019年6月1日起施行，具体的法条为第二十五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规范）。 第二组：7、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现场）通知书、送达回证；8、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回证；9、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更正书、送达回证；10、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11、图片粘贴单；12、当事人身份证、从业资格证、驾驶证复印件；13、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的强制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在期限到后，对原告雷勇敢的强制措施进行解除。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从现场笔录可明确：事实是没有服务监督卡，即使没有服务监督卡，也只能依据《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违反了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中的法律责任，第三十二条第四项，应该是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不应该扣从业资格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办法是4月11日发布，并于2013年4月11日施行，是重庆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法规，而被告适用的法律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2013第21号《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该条例于2014年1月1日施行，无论从效力等级和生效时间，均优于《重庆市出租车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对3、4、5号证据没有异议，6号证据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原告提交的3-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被告提交的6号证据，系被告作出强制扣证行政强制措施后，对被告的处罚报告，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提交的8号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系法律依据，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证明被告作出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证据、及现已解除对原告从业资格证的扣押。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6日上午，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重庆市江津区××街道××路××公交车站路段进行路检路查时，对原告驾驶的渝C××号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执法人员示意原告靠边停车。该车停车后，执法人员向原告出示了执法证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原告不能出具服务监督卡，逐进行了现场拍照、制作了现场笔录。现场笔录载明：......现场人员基本情况：雷勇敢，与案件关系：当事人驾驶员，车号渝C××，车类型：出租车。主要内容：......存在出租车驾驶员未执行国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项之规定。原告雷勇敢未在该笔录上签字。同日，被告立案。此后，被告在重庆江津道畅出租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向原告送达了津交执通（2019）××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现场）通知书》，经被告单位领导审批，被告作出了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当事人雷勇敢。身份证号××，车号渝C××，理由：于2019年8月6日9时，在江津区××街道××站处实施的未执行国家出租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种类：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期限：30日，自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原告雷勇敢在该决定书当事人意见栏签字。2019年8月24日被告作出津交执正（2019）××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更正书》，该更正书载明：当事人雷勇敢。身份证号××，车号渝C××，......原文书涉及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期限30日，自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更正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期限30日，自2019年8月6日至2019年9月4日......原告雷勇敢未在该更正书上签字。此后，被告将该更正书邮寄原告。2019年9月4日被告作出津交解强（2019）××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原告。此后，原告因不服被告对其采取的扣押从业资格证的行为，于2019年8月27日诉讼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 因原告未按津交解强（2019）××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解除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要求，领回被扣押的从业资格证。庭审中，被告将扣押的原告从业人员资格证当庭交付原告，原告对2019年8月6日没有服务监督卡驾驶出租车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市、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被告系我区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故被告对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行为有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的职权。2019年8月6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在对原告驾驶的渝C××号出租车进行路检路查时，因原告雷勇敢无服务监督卡，逐进行了现场拍照、制作了现场笔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向原告送达了津交执通（2019）××号《江津区交通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现场）通知书》，且经被告单位领导审批后，被告于同日作出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其程序合法。而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对原告采取扣押原告的从业人员资格证的强制措施，是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首先，《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为其聘用的驾驶员申领服务监督卡。客运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上载明的服务单位应当与服务监督卡上的服务单位和车辆道路运输证上的单位一致......。”第五十七条规定：“营运驾驶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有效证件”，故原告在驾驶渝C××号出租车时，应按上述规定随车携带服务监督卡。但因原告未办理服务监督卡，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即当场处罚对公民的处罚金额不能超过50元，而《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给以未在车内面向乘客的显著位置明示服务监督卡的出租车客运驾驶员的处罚金额在20元-100元之间，同时《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还规定了：客运出租车存在服务监督卡不符合规定，对出租车客运经营者还可以进行处罚。故被告认为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不能现场处理的理由成立。最后，被告对原告采取的扣押其从业资格证30日的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9月4日作出的津交执强[2019]××号《行政执法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雷勇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雷勇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迎春 人民陪审员  李建伟 人民陪审员  张向琼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何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