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9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青，女，汉族，1981年5月11日出生，住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燚，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波，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邢连鲜，女，195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原审第三人：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赵敏，系该公司董事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斌，陕西致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陕西致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青因与上诉人邢连鲜、原审第三人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8民初3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青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8民初3926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六项，依法改判邢连鲜支付股权激励款190312.9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利息；2、判令邢连鲜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戴青有权获得宝德公司2016年3月15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增加股票相对应的股权激励款。1、戴青在2014年1月1日即获得邢连鲜授予的20000股股票，当然有权获得宝德公司2016年3月15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增加股票相对应的股权激励款项。2、《股权激励方案》为邢连鲜提供的格式合同，即使戴青和邢连鲜对《股权又激励方案》合同有不同解释，也应作出不利于邢连鲜的解释。3、邢连鲜可以控制宝德公司是否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转增股本的数量，如认定戴青无权获得宝德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增加股票相对应的折现股票数量款项，则邢连鲜将严重违反合同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二、邢连鲜向戴某某支付的股权激励款不应扣减0.8%的印花税。三、邢连鲜尚欠戴青2014年股权激励款9397.08元。综上所述，戴青有权获得宝德公司转增部分股票所对应的股权激励款，邢连鲜不应在股权激励款中扣除0.8%印花税，邢连鲜应向戴青支付2014年其尚未支付的股权激励款9397.08元。邢连鲜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激励方案》是邢连鲜与戴青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股权激励方案》是公司为激励员工而单方面制定并实施的，是公司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邢连鲜与戴青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签订。第三人宝德公司述称：其同意邢连鲜的上诉请求。戴青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邢连鲜给付戴青432873.97元及该款至2018年3月3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74284.59元；2、邢连鲜给付以432873.97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年利率6.525％从2018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邢连鲜向戴青交付《股权激励方案》中约定的邢连鲜代扣代缴“20％税费”的完税凭证；4、本案诉讼费由邢连鲜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5日戴青时任宝德公司设计部经理与邢连鲜（任宝德公司总经理）签订《股权激励方案》，约定：为建立与公司业绩和战略紧密关联的长期激励机制，倡导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理念，通过股权激励使公司股东和激励对象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激励对象利益与公司业绩表现相结合，形成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增强公司凝聚力，本公司特制订本激励计划；本股权激励方案涉及的激励对象为技术部戴青；涉及的激励股票来源是大股东邢连鲜，涉及的激励股票总数量为贰万股，按年份及解锁分配如下表：时间对应数量解锁时间兑现价格2014年33002015年1月20日均价（14.6.30） 33002015年1月20日均价（14.12.31）2015年33002015年7月20日均价（15.6.30） 33002016年1月20日均价（15.12.31）2016年33002016年7月20日均价（16.6.30） 35002017年1月20日均价（16.12.31）合计20000  授予日：2014年1月1日；锁定期为本股权激励股份授予后即行锁定一年，2015年1月1日为激励股票解锁日，解锁期满后激励对象有权按上表在解锁日后兑现对应全部或部分授予股票；兑现价格分别为6月30日对应20日均价和12月31日对应20日均价，在扣除20％税费及相关费用后向激励方支付相对应的折现股票数量的款项；激励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0元，在满足授予条件后，邢连鲜无偿受让给激励对象；激励对象需满足业绩目标考核要求，方可获得锁定部分激励股份（1）完成岗位业绩目标考核要求，（2）绩效考核系数＝公司绩效％＋部门绩效90％，（3）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分数决定了其在该年度股票可授予额度，具体见下表：绩效考核分数＜60分60－100分可授予额度比例0100％公司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计划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并及时办理相关激励股份的授予、解锁等手续；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计划规定锁定其获授的激励股票，非公司原因未工作满1年的，本激励方案无效（激励对象不可抗拒原因除外）；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该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透漏给第三方，如违约承担100000元罚款；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激励股票不得解锁，归邢连鲜所有（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失职或渎职、与公司同业竞争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或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2）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存在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经营和技术秘密等违法违纪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利益，（3）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5）因个人原因而致使公司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包括被公司辞退、除名等）；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订后生效。邢连鲜在“股东”处签名，戴青在“激励对象”处签名。之后，戴青在2014年、2015年、2016年绩效考核均超过了《股权激励方案》约定的60分。2015年8月31日戴青、邢连鲜按《股权激励方案》对戴青2014年业绩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为95301.67元，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19060.33元及0.8％的印花税手续费762.41元，戴青应得金额为75478.92元。之后，邢连鲜将该款给付戴青。2015年6月30日宝德公司对应20日股票均价为44.65元，2015年12月31日宝德公司对应20日股票均价为38.45元，2016年6月30日宝德公司对应20日股票均价为23.84元，2016年12月31日宝德公司对应20日股票均价为19.15元。2015年、2016年戴青、邢连鲜未进行结算，2017年11月8日邢连鲜以借款的方式给付戴青100000元。2018年3月20日戴青与宝德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4月6日戴青以诉称理由诉至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年5月16日邢连鲜提出管辖权异议，以其经常住所地在西安市鄠邑区为由，要求将该案移送至鄠邑区人民法院管辖。2018年6月12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113民初660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鄠邑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审法院认为，关于邢连鲜、戴青签订的《股权激励方案》，戴青认为该方案是邢连鲜作为宝德公司的股东对戴青实施股权激励的方式，邢连鲜及第三人认为该方案是邢连鲜代表第三人与戴青签订，是第三人对戴青的一种奖金发放方式。因该《股权激励方案》是戴青与邢连鲜个人签订，且该方案中载明：通过股权激励使公司股东和激励对象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激励戴青的股票来源于邢连鲜，且邢连鲜已实际给付戴青部分按该方案计算的款项，故应认定《股权激励方案》是戴青、邢连鲜个人签订，邢连鲜及第三人关于邢连鲜代表第三人与戴青签订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股权激励方案》约定邢连鲜激励给戴青的股票兑现方式为按对应日的股票均价，在扣除20％税费及相关费用后由邢连鲜向戴青支付相对应的折现股票数量的款项，且在之后的履行中邢连鲜实际给付戴青的亦是相应的款项，戴青从未取得过股票成为第三人股东，故应认定《股权激励方案》系邢连鲜向戴青发放奖金的方式。邢连鲜及第三人辩称本案属劳动报酬争议，戴青应先行劳动仲裁，法院应裁定驳回戴青的起诉，因本院认定本案属戴青、邢连鲜关于奖金发放的纠纷，两人没有劳动关系，属平等民事主体关系，故对邢连鲜及第三人该辩称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关于戴青主张邢连鲜应按《股权激励方案》给付戴青432873.97元，因2015年戴青、邢连鲜已对戴青2014年业绩进行了结算，戴青在扣除个人所得税及印花税手续费后，已领取了所计算的奖励款75478.92元，故邢连鲜并不欠戴青2014年的奖励款；关于2015年、2016年奖励款，戴青、邢连鲜未进行结算，戴青的绩效考核均超过了《股权激励方案》约定的60分，戴青应获得相应的奖励款。2015年7月1日解锁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奖励款为147345元；2016年1月1日解锁的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奖励款为126885元；2016年7月1日解锁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奖励款为78672元；2017年1月1日解锁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奖励款为67025元，在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及0.8％的印花手续费（参照2014年戴青、邢连鲜结算单），邢连鲜应给付戴青奖励款为332582.18元，再扣减邢连鲜已给付戴青的100000元后，邢连鲜尚欠戴青奖励款232582.18元。戴青主张其应获得第三人在2016年3月15日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股票相对应的款项，因该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股票仅及于股东，戴青不是第三人的股东，不能当然获得所增加的股票，故对戴青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戴青主张邢连鲜给付其应获奖励款项利息，因邢连鲜应从解锁之日给付戴青相应款项，邢连鲜迟延履行其义务，故邢连鲜应从解锁之日的次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戴青利息。戴青要求邢连鲜向戴青交付《股权激励方案》中约定的邢连鲜代扣代缴“20％税费”的完税凭证，因戴青、邢连鲜约定该个人所得税由邢连鲜代为缴纳，故邢连鲜应将代为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明交付给戴青，故戴青该诉讼请求依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邢连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戴青2015年7月1日解锁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奖励款116697.24元，并给付以116697.24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11月8日的利息，及以16697.24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的利息；二、被告邢连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戴青2016年1月1日解锁的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奖励款100492.92元及该款从2016年1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的利息；三、被告邢连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2016年7月1日解锁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奖励款62308.22元及该款从2016年7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的利息；四、被告邢连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2017年1月1日解锁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奖励款53083.80元及该款从2017年1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的利息；五、被告邢连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原告戴青交付《股权激励方案》中约定的代扣代缴“20％税费”的完税凭证。六、驳回原告戴青其余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戴青要求邢连鲜增加支付股权激励款190312.9元是否应当支持；二、邢连鲜与戴青签订“股权激励方案”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中涉及的《股权激励方案》，是戴青与邢连鲜个人签订，且该方案中载明：通过股权激励使公司股东和激励对象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激励戴青的股票来源于邢连鲜，且邢连鲜已实际给付戴青部分按该方案计算的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股权激励方案》是戴青、邢连鲜个人签订，应属正确。《股权激励方案》约定邢连鲜激励给戴青的股票兑现方式为按对应日的股票均价，在扣除20％税费及相关费用后由邢连鲜向戴青支付相对应的折现股票数量的款项，且在之后的履行中邢连鲜实际给付戴青的亦是相应的款项，戴青从未取得过股票成为第三人股东，故应认定《股权激励方案》系邢连鲜向戴青发放奖金的方式。邢连鲜上诉称其与戴青签订《股权激励方案》是代表宝德公司，并非个人行为，与《股权激励方案》记载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不符，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应属正确。经原审法院审核，2015年、2016年奖励款，在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及0.8％的印花手续费后，邢连鲜应给付戴青奖励款为332582.18元，再扣减邢连鲜已给付戴青的100000元后，原审法院认定邢连鲜尚欠戴青奖励款232582.18元，并无不当。戴青上诉称不应扣除0.8%印花税的问题,因双方在2014年业绩结算中，扣除了0.8%印花税,双方对此并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参照2014年业绩结算,亦无不当；至于戴青要求获得宝德公司在2016年3月15日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股票相对应的款项，因戴青非宝德公司的股东，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支持。综上，上诉人戴青、邢连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戴青预交4632元，邢连鲜预交5409元，由其各自承担。原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敏审 判 员  田 勤 耕审 判 员  岳 新 文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英 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