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3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舜华，女，汉族，1968年9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勋焘，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发武，男，汉族，1947年2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华，重庆市南岸区大法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秀峰，男，汉族，2004年11月27日出生。法定代理人：陈怡，女，汉族，1982年5月29日出生，吕秀峰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怡，女，汉族，1982年5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胥洪英，女，汉族，1949年10月7日出生。上诉人吕舜华因与被上诉人吕发武、吕秀峰、陈怡、胥洪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8民初7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舜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以下简称武馆）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法律依据，武馆不仅成立程序合法，至今也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到主管部门办理年检手续。根据武馆成立的宗旨，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无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南岸区体育局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明原文并非像一审判决所称的将武馆认定为个体，武馆从成立至今，均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具有完全的法律主体资格。武馆的产权手续是南岸区体委根据武馆与南岸区体委的协议向南岸区房管分局请求办理的，并由当时南岸区主要负责人批示同意，故武馆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案涉229号房屋产权属于武馆；一审判决认定原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以下简称中华国医）名下的某街227号房屋为吕紫剑个人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国医成立、扩建、报建、重建的过程中多个部门颁发下达的相关文件可以证明中华国医为依法成立的组织，出资人为吕舜华，同时也是中华国医的负责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为夫妻三人共同财产，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吕紫剑选择与杨竹君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与康竹清的关系就应按离婚处理，即便案涉房产属于吕紫剑个人财产，根据其形成的时间是吕紫剑与杨竹君共同生活期间形成的财产，应属二人共同财产。一审审限超期，本案重新立案后于2018年3月1日开庭审理，却在2019年1月25日向上诉人的代理人寄出判决书，而判决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一审法院在判决的时间上造假。吕发武辩称,吕舜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吕秀峰未做答辩。陈怡未做答辩。胥洪英未做答辩。吕发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吕发武和吕舜华共同继承南岸区某处227号、229号房屋；2、吕紫剑的铜像由吕发武继承。吕秀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原、被告依法继承南岸区某处227号、229号房屋及吕紫剑的铜像；2、紫剑武馆的经营权由原、被告依法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吕紫剑于1893年10月15日出生，于2012年10月21日去世。吕紫剑在世时依民国旧俗娶有两位妻子，即康竹清和杨竹君，康竹清于2000年3月17日去世，杨竹君约于2005年去世。1942年7月23日，吕紫剑与妻子杨竹君生育了长子吕发文；1947年2月25日，吕紫剑与妻子康竹清生育了次子吕发武。吕发文已于2006年9月1日去世，在世时与其妻胥洪英共生育了女儿吕舜华、儿子吕振奇二个子女。吕振奇已于2008年1月16日因病去世，在世时与其妻陈怡共生育一子吕秀峰。1980年代初，紫剑武馆创立；1995年起，由吕舜华实际经营至今。庭审中，二原告均主张，紫剑武馆是吕紫剑所创立，且一直由吕紫剑经营至1995年，但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吕舜华主张，紫剑武馆系吕发文创立，1995年之前即已由吕舜华实际经营，但亦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紫剑武馆创立后至今，一直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而是在重庆市南岸区体育局进行登记。在重庆市南岸区体育局为其颁发的《体育经营许可证》上载有：单位名称：紫剑武术馆；法定代表人：吕舜华等内容。从2014年1月起，南岸区体育局不再对体育经营机关办理《体育经营许可证》。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重庆市南岸区体育局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认定紫剑武馆性质为个体。1996年，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创立。庭审中，二原告称，1996年之前吕紫剑就一直在行医；1996年为了扩建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因以个人名义无法成功办理扩建审批手续，吕紫剑就设立了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但并没有以该门诊部名义从事过任何事情。被告称，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创立是由吕舜华创立，吕舜华也是该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门诊部在卫生部门有备案，实际上吕舜华也在行医。庭审中，被告吕舜华向法庭举示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8年9月4日向“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分支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副本，均载明“代码：G7169955-6”及“本证自颁发之日起四年内有效”，而载明的单位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庭审中，被告吕舜华还向法庭举示了由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于1994年4月20日向“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颁发的《社会办医开业执照》（南社医字第036号），载明的期限为四年。开业执照上名称部分有明显涂改痕迹。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社会办医开业执照》向本院出具了《情况说明》，说明：该机构由于所批时间太远，无法查证原始审批件。一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重庆市工商局南岸区分局查询，该局出具了《查询说明》，说明：未查询到字号名称为“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工商登记存活主体。一审法院还向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查询，该委员会也出具了《查询说明》，说明：未查询到字号名称为“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医疗机构登记存活主体。1986年8月9日重庆市南岸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出具南体字（86）第24号关于同意成立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的批复。载明经区体委研究，同意吕紫剑同志在南坪开发区成立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该武术馆属群众自办的武术馆，可以招收学员，并适当收取学费。1988年3月15日，严华龙与吕紫剑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严华龙将其自有的位于重庆市某处229号平房四间出售给吕紫剑，价款13000元，吕紫剑在合同上签章，严华龙在合同上签章并签名。同月29日，双方又就此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并均在买卖契约上签章。1988年10月，南岸区规划管理办公室向紫剑武馆颁发了《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许可紫剑武馆将重庆市某处229号平房四间进行拆除后重建，规划重建面积（建筑面积）350㎡。许可证载明该项工程投资性质为“自筹资金”，被许可单位为“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工期为1988年10月至1988年12月。1989年5月14日，南岸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向南岸区政府提交书面请示，载明经区政府批准兴建的渝州紫剑武术馆原设计面积为360平方米，城乡委批准为347平方米，在现场勘查中，认为武馆前有一电杆，电线横在上空不甚安全，于是将347平方米削减为321平方米。为了发展南岸区武术事业，已通过电业局将电杆移走，目前武馆已竣工，面积为350平方米，超过29平方米。特请上级审批，以便办理竣工手续。1989年12月25日，南岸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与紫剑武馆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载明：“新建武馆的一切经费、人力、物力等均由武馆自行负责解决，新建武馆某处229号350㎡产权属于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在签名栏载明：紫剑武术馆代表吕紫剑（签章）。所建武馆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该房屋产权自1990年7月23日起一直登记在“渝州武当拳法研究会紫剑武术馆”名下。1994年5月20日，紫剑武馆与吴泽珍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由吴泽珍将其自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出售给紫剑武馆，价款12000元。1996年1月29日，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向重庆市南岸区卫生间打报告，要求将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扩建为三楼一底约330㎡的楼房一幢，资金自筹。同年3月7日，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批复同意扩建。应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申请，南岸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也于1996年7月8日向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复函【南计发[1996]092号】，同意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拆除南岸区某处227号危房80㎡，在原址改建医疗用房330㎡，建设资金自筹解决。1996年5月21日吕舜华与苟维全签订的227号施工合同，约定紫剑武馆委托渝中区九建苟维全承建私房一栋，共计四层，建筑面积324平方米，地址位于某处227号。1997年6月16日，紫剑武馆和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联合取得了在南岸区某处227号进行工程建设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载明批准修建工程项目：门诊部；建筑面积320㎡；自筹资金等。1997年改建完成后，重庆市规划局于1998年4月27日向紫剑武馆和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下达了《重庆市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单》，经验收，南岸区某处227号修建的门诊部基本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的要求，准予验收。1998年5月19日，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取得了所有权证书，登记产权人为“南岸中华国医骨科门诊部”，登记建筑面积331㎡，超过施工许可证建筑面积11㎡。2011年，吕舜华申请将该房变更登记在紫剑武馆名下。在吕紫剑100岁时，为表示对吕紫剑的崇敬之情，众弟子为其铸造了一尊铜像，现陈放在紫剑武馆内。庭审中，原、被告一致同意，如果法院认定铜像为吕紫剑的遗产，则铜像不予分割，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2013年1月，吕发武曾起诉来院，诉讼请求与本案相同；同年2月25日，吕秀峰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后二人均撤回起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吕舜华提交一份“遗嘱”，上载“我将南岸某处227号和229号两栋楼房（渝州紫剑武馆）及房内一切物品都传给孙女吕舜华1人继承，拥有。”落款为“吕紫剑”（打印体加手书），并按有指印。因原告对此份“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应原告吕发武申请，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15日委托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遗嘱”落款上的“吕紫剑”是否为吕紫剑本人所写进行鉴定。2013年9月4日，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作出渝公信[2013]（文）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不能认定检材与样本“吕紫剑”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书写。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应当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一、关于继承人范围问题原告吕发武系被继承人吕紫剑之子，故在法定继承情况下，应当作为吕紫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参与继承。吕发文系被继承人吕紫剑之子，且先于吕紫剑死亡，故在法定继承情况下，由其子女吕舜华和吕振奇作为吕紫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代位参与继承；而吕振奇也先于吕紫剑死亡，故由吕振奇之子吕秀峰作为吕紫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代位参与继承。由于杨竹君先于吕发文去世，对于杨竹君的遗产，吕发文享有继承权。吕发文继承杨竹君的遗产后去世，故吕发文继承的杨竹君的遗产应当转化为吕发文与胥洪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吕发文去世后，对于吕发文的遗产，吕发文的妻子胥洪英、儿子吕振奇、女儿吕舜华均享有继承权。吕振奇继承吕发文的遗产后去世，故吕振奇继承的吕发文的遗产应当转化为吕振奇与陈怡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吕振奇去世后，对于吕振奇的遗产，吕振奇的妻子陈怡、儿子吕秀峰均享有继承权。由于吕紫剑的二位妻子均已先于吕紫剑死亡，而除吕发文和吕发武外，吕紫剑无其他子女；吕发文除吕舜华和吕振奇外无其他子女，吕振奇只有一个子女即吕秀峰，故本案中吕紫剑的继承人为吕发武、吕舜华、吕秀峰、胥洪英、陈怡。二、关于继承方式问题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本案中，被告吕舜华举示了由被继承人吕紫剑所立的“遗嘱”，落款为“吕紫剑”（打印体加手书），并按有指印。但原告吕发武对此份“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应原告吕发武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遗嘱”落款上的“吕紫剑”（手术体）是否为吕紫剑本人所写进行鉴定，该所鉴定意见为：不能认定检材与样本“吕紫剑”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书写。因此，被告吕舜华对其举示的“遗嘱”的真实性未能证实，故对该份“遗嘱”不予采信。除此份“遗嘱”外，被继承人吕紫剑无其他遗嘱，故被继承人吕紫剑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三、关于被继承人吕紫剑的遗产范围问题（一）关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吕紫剑的遗产问题。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从重建完成至今，一直登记在紫剑武馆名下。经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实，紫剑武馆一直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因此，紫剑武馆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不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故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虽然登记在紫剑武馆名下，但紫剑武馆并不能因此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另为他人。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原为严华龙所有的四间平房，1988年3月，严华龙与吕紫剑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其出售给吕紫剑，所以该房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的使用权应为吕紫剑所有。而1989年南岸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与紫剑武馆所签订的《协议书》表明，吕紫剑系紫剑武馆的代表人，“新建武馆的一切经费、人力、物力等均由武馆自行负责解决”，在原、被告均未举证证明武馆的具体出资人的情况下，可认定吕紫剑系该房屋出资人。因此，该房屋产所有权人应为被继承人吕紫剑及其配偶。被告吕舜华并未举证证明吕紫剑及其配偶将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的产权转移或赠与给其所有，因此，该房屋应为吕紫剑及其配偶的个人合法财产，在吕紫剑去世后，其应得部分应作为吕紫剑的遗产进行处理。（二）关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吕紫剑的遗产问题。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原系吴泽珍所有，1994年5月20日，吴泽珍与紫剑武馆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其出售给紫剑武馆，紫剑武馆购得后将其重建。因此，该房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的使用权应为紫剑武馆所有，而如前所述，紫剑武馆不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该房屋所占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应另为他人。现原、被告均未举示证据证明紫剑武馆购买房屋时具体出资人为何人，但是吕紫剑曾作为紫剑武馆的代表人，故可认定实际出资人为吕紫剑。因此，被继承人吕紫剑应为该房屋所占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重建后，登记在“南岸中华国医骨科门诊部”名下。但该房在重建时，1997年6月16日，重庆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该房的建设单位是紫剑武馆和“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该房竣工验收时，1998年4月27日，重庆市规划局出具的《重庆市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单》显示，该房建设单位仍为紫剑武馆和“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到重庆市南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重庆市南岸区卫计委核实，无字号为“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的工商登记存活主体和医疗机构登记存活主体。庭审中，被告举示了一份由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于1994年4月20日颁发的《社会办医开业执照》（南社医字第036号），载明开业主体为“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但主体名称有明显涂改痕迹，且开业执照的有效期为4年，即于1998年4月19日到期。被告吕舜华并无证据证明，该开业执照到期后，其期限顺延或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取得了新的开业执照。所以，综合现有证据，在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重建竣工验收时，重庆市南岸区中华国医骨伤科门诊部不是合法的民事权利主体，不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也不能依法承担民事义务。在原、被告均为举证证明该房屋实际出资人为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可认定出资人为吕紫剑。2011年，吕舜华申请将该房变更登记在紫剑武馆名下。该房屋的所有人虽然进行了变更登记，但由于紫剑武馆不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所以，仍应由原权利人享有该房屋的产权。由于该房屋的出资人和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人均为吕紫剑，所以，该房屋也应认定为吕紫剑及其配偶的财产，吕紫剑去世后，其应得部分应作为其遗产处理。（三）关于吕紫剑的铜像是否属于被继承人吕紫剑的遗产范围问题。在被继承人吕紫剑百岁寿辰时，众弟子为表达对吕紫剑的崇敬之情，为其铸造了一尊铜像作为百岁贺礼，该铜像是吕紫剑的精神象征，具有一定人身属性，应视为吕紫剑的个人财产。在吕紫剑去世后，该铜像应作为吕紫剑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在庭审中，原、被告一致同意，如果法院认定铜像为吕紫剑的遗产，则铜像不予分割，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因此，对于吕紫剑的铜像应由原、被告共同继承、共同共有。（四）关于原、被告应分得的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229号房屋的产权份额问题。被继承人吕紫剑于1893年10月15日出生，于2012年10月21日去世。吕紫剑在世时依民国旧俗娶有两位妻子，即康竹清和杨竹君，康竹清于2000年3月17日去世，杨竹君约于2005年去世。1942年7月23日，吕紫剑与妻子杨竹君生育了长子吕发文；1947年2月25日，吕紫剑与妻子康竹清生育了次子吕发武。吕发文已于2006年9月1日去世，在世时与其妻胥洪英共生育了女儿吕舜华、儿子吕振奇二个子女。吕振奇已于2008年1月16日因病去世，在世时与其妻陈怡共生育一子吕秀峰。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229号房屋作为吕紫剑和康竹清、杨竹君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三人各占两套房屋产权份额的三分之一。康竹清去世后，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均应分割出三分之一作为其遗产，由吕发武和吕紫剑继承，二人均分，为16.67%；其中，吕紫剑从康竹清处继承而得的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应作为吕紫剑和杨竹君的夫妻共同财产，共计83.33%（吕紫剑所占份额33.33%+继承的16.67%+杨竹君所占份额33.33%）。杨竹君去世后，其与吕紫剑共有的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的二分之一应作为吕紫剑的个人财产41.66%（83.33%÷2），剩余二分之一即41.66%作为其遗产，由吕发文和吕紫剑继承，二人均分，即各分得20.83%（41.66%÷2）。吕发文从杨竹君处继承的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应作为其与胥洪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吕发文去世后，其中的一半分归胥洪英所有，即10.42%（20.83%÷2），另一半10.42%应由胥洪英、吕振奇、吕舜华、吕紫剑继承，四人均分，即各分得2.61%（10.42%÷4）。吕振奇从吕发文处继承的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应作为其与陈怡的夫妻共同财产，吕振奇去世后，其中的一半归陈怡所有，即1.31%（2.61%÷2），另一半1.31%由胥洪英、吕秀峰、陈怡继承，三人均分，即各分得0.44%（1.31%÷3）。吕紫剑去世后，其所占两套房屋的产权份额共计65.1%（41.66%+20.83%+2.61%），由吕发武与吕发文继承，二人均分，即各分得32.55%（65.1%÷2），由于吕发文先于吕紫剑去世，则由吕发文的儿子吕振奇、女儿吕舜华代位继承，二人均分，即各分得16.28%（32.55%÷2）.由于吕振奇先于吕发文去世，则由吕振奇的儿子吕秀峰代位继承16.28%。综上，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和229号房屋的产权由吕发武分得各房屋产权份额的49.22%（16.67%+32.55%），吕秀峰分得各房屋产权份额的16.72%（0.44%+16.28%），吕舜华分得各房屋产权份额的18.89%（2.61%+16.28%），胥洪英分得各房屋产权份额的13.47%（10.42%+2.61%+0.44%），陈怡分得各房屋产权份额的1.75%（1.31%+0.44%）。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的产权份额由吕发武分得49.22%，由吕舜华分得18.89%，由吕秀峰分得16.72%，由胥洪英分得13.47%，由陈怡分得1.75%。二、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9号房屋的产权份额由吕发武分得49.22%，由吕舜华分得18.89%，由吕秀峰分得16.72%，由胥洪英分得13.47%，由陈怡分得1.75%。三、吕紫剑的铜像由吕发武、吕秀峰、吕舜华、胥洪英、陈怡共同共有；四、驳回吕发武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吕秀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原告吕发武承担11100元（已缴纳）；由吕秀峰承担4000元、由吕舜华承担5000元（限吕秀峰、吕舜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将其应承担的诉讼费交至本院）。”本院认为，吕舜华主张武馆由吕发文创立，没有证据证实，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为由吕紫剑于1980年代创立；吕舜华主张其在1995年之前即实际经营武馆，没有证据证实，吕舜华最早出现在武馆相关资料上系始于1995年，故只能认定其从1995年开始负责武馆经营。虽然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1994年4月20日颁发的《社会办医开业执照》上“名称”部分手写字迹与其他项目手写字迹不一致，但该执照中地址栏处“南岸区某处229号”并未存在过其他社会办医机构，且与骨伤科门诊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致，故可认定该《社会办医开业执照》的真实性，并以此确定骨伤科门诊部的设立时间；与骨伤科门诊部相关的资料中一直系“吕舜华”，没有出现过“吕紫剑”，故应当认定骨伤科门诊部系由吕舜华创办。针对本案所涉登记在紫剑武馆名下的229号和227号房屋，虽然紫剑武馆的开办系经过当时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根据体育局在本案诉讼中出具的《证明》，武馆性质为个体，应当理解为类似经过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故“…武馆”系其字号，一审认定武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正确。对于登记在武馆名下的房产，229号房屋，从1988年3月15日吕紫剑出面向他人购得原房屋，到1990年7月23日重建完成后登记在武馆名下，其间武馆的经营者（负责人）为吕紫剑，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人出资的情况，故对于该229号房屋应当认定为吕紫剑出资，属于本案遗产范围。227号房屋则有所区别，从该处房屋的来源及形成过程看，1994年5月20日以紫剑武馆的名义向他人购买原房屋，1996年1月以骨伤科门诊部的名义向南岸区卫生局打报告申请扩建，南岸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于1996年7月向骨伤科门诊部复函同意将227号房屋原址改建，1996年5月由吕舜华代表武馆签订了《施工合同》，1997年6月由武馆和骨伤科门诊部联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改建完成后，重庆市规划局于1998年4月向武馆和骨伤科门诊部下达了《重庆市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单》，1998年5月，改建完成后的227号房屋登记在骨伤科门诊部名下，2011年，吕舜华申请又将该房变更登记到武馆名下。骨伤科门诊部由吕舜华1994年创办，紫剑武馆从1995年开始由吕舜华负责经营，即227号房屋是在吕舜华负责武馆和骨伤科门诊部经营期间改建完成，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出资人的情况下，对于227号房屋应当认定为由吕舜华出资改建，考虑1994年购买原房屋时吕舜华尚未成为武馆实际经营者，购买原房资金可认定为吕紫剑出资，本院酌情确定吕舜华享有227号房屋80%的份额，其余20%份额属于遗产范围。关于各继承人应得遗产份额，一审判决首先将本案所涉房屋遗产认定为吕紫剑、康竹清、杨竹君三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1953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对于解放前“一夫多妻”的情况，在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如女方没有提出离婚，“就仍应让他们保持原来共同生活的关系”的精神，再根据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规定确定的各继承人份额正确，且已进行详细论述，本院予以采纳并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对于227号房屋遗产份额的分配，应当相应变更为由吕发武分得9.84%，由吕舜华分得3.78%，由吕秀峰分得3.34%，由胥洪英分得2.69%，由陈怡分得0.35%。吕舜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8民初71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变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8民初71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处227号房屋的产权份额由吕发武分得9.84%，由吕舜华分得83.78%，由吕秀峰分得3.34%，由胥洪英分得2.69%，由陈怡分得0.35%。一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吕发武负担12600元，吕秀峰负担4500元，吕舜华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吕发武负担1500元，吕秀峰负担500元，吕舜华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舟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夏兴芸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院印）书记员 余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