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2945号原告：刘尚达，男，196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宽，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兴，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刘立文，女，196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远，系广州明校择贤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职员。第三人：佛山市顺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江湾一路19号协和大厦1204室。法定代表人：陈荣坚。第三人：广东九纵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高新区大旺大道东面广东李冠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楼1首层办公室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黄洪贤。第三人：广州市鸿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原道路3号。法定代表人：刘尚达。原告刘尚达与被告刘立文及第三人佛山市顺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业公司”）、广东九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纵公司”）、广州市鸿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尚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宽及被告刘立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顺业公司、九纵公司、鸿霖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尚达向本院提出诉请：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被告逾期未还款。被告刘立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1、原告的陈述不属实，原告从广州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上是履行第三人与鸿霖公司的买卖合同，应属于鸿霖公司的购货款，涉案100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之后，又经一手接一手的委托付款，从第三人支付给被告的东莞市长安大进钢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大进经营部”），再委托大进经营部汇至九纵公司，在委托付款过程中被告没有截留一份钱，没有分享利益。2、被告已举证还款协议、听证笔录、四会法院的判决书，充分证明涉案1000万元已全部转付给九纵公司之后，原告实际上收回了涉案1000万元。其中原告自认并自用了500万元，另外500万元是属于原告与案外人张慧杰、杨晓萧夫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由原告处分完毕。这些事实不但有原告自认、确认，后来追认的证据，也有上述证据予以证明。自始至终涉案的1000万元都是由原告控制、委托收回和处分。涉案的1000万元被告没有收取，不应承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被告之间既没有借款的合意，也没有出借的事实，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且原告唯独主张还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缺乏理据。原告所称的均不是事实，也违反常理，其提起虚假诉讼，目的通过法院裁判获得非法利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顺业公司、九纵公司、鸿霖公司未发表意见，亦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1日，原告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签订《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广州银行向原告提供授信额度1000万，抵押房产为刘尚达、刘婉文的房产等。2014年7月30日、7月31日，广州银行向原告依次发放贷款500万元、500万元。2014年7月29日，刘尚达出具《广州银行个人贷款支付申请书》，载明：依据刘尚达与广州银行签署的2014广银总营个贷字第024号《个人借款合同》，申请和授权广州银行于2014年7月31日将贷款资金500万元支付至第三人顺业公司账户。2014年8月1日，原告向第三人顺业公司转账500万元，转账附言“刘尚达经营款”。同日，顺业公司通过广发银行依次向大进经营部转账70万元、50万元、97万元、93万元、98万元、92万元；前述转账共计500万元。同日，大进经营部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九纵公司依次转账60万元、85万元、65万元、100万元、90万元、100万元，前述转账共计500万元。上述转账有《广州银行借方传票》、《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广发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予以证明。第三人顺业公司出具《声明》，载明：本公司受刘尚达委托，分别于2014年7月31日和2014年8月1日将刘尚达在2014年7月30日和2014年8月1日转账到我司的1000万元转账给大进经营部（注：2014年7月31日分六笔转账，分别汇出73万元、75万元、82万元、85万元、90万元、95万元；2014年8月1日六笔转账，分别汇出70万元、50万元、97万元、93万元、98万元、92万元；以上十二笔汇款合计1000万元整）；声明日期为2016年4月。被告称对该《声明》真实性不清楚。2014年11月13日，刘婉文（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原告所经营的鸿霖公司及原告个人向刘婉文借入一定数额借款，双方协商如下：…刘尚达在广州银行贷款1000万元（刘婉文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双方各自使用500万元；该笔贷款到期后，双方应各自将资金划入广州银行指定还款账户以结清该笔贷款等。原告称被告开具空头支票向原告偿还案涉借款及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并提供两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予以证明：第一张支票（支票号码252××××0897）载明：收款人刘尚达，金额伍佰万元（大写及数字小写），用途还借款，出票人签章处为大进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及刘立文印章；第二张支票（支票号码252××××0877）载明：金额100万元（仅数字小写），用途利息14.8-12月，出票人签章处为大进经营部财务专用章及刘立文印章。被告对前述两张支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称未出具前述两张支票，且两张支票均已经在公安机关报失。原告称其已向银行还清合计1000万元的借款本息，其提供的《广州银行借款凭证》、《广州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及《广州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载明：其已于2015年7月30日、31日分别还清合同号尾号依次为0084、0085的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其中《广州银行借款凭证》载明的合同编号尾号依次为0084、0085。2016年6月6日，刘尚达就其与刘立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粤0104民初7911号，刘尚达诉请刘立文偿还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后刘尚达申请撤回了其中500万元的主张，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该诉讼请求。该案查明如下事实：刘尚达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252××××0877）系复印件，没有原件，中国农业银行《支票》（252××××0897）系原件，两张支票均无兑付，刘尚达称第一张支票于2014年9月获得，第二张支票于2016年4月获得；刘立文不确认向刘尚达出具过上述两张支票；该案认定如下：刘尚达无法证明两张支票与该案存在关联性，对刘尚达提供该二张支票的证明主张不予采信；刘尚达主张的款项先后流经顺业公司、大进公司、九纵公司，刘尚达唯独主张大进经营部这一环节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16年12月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驳回刘尚达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尚达不服前述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5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24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粤0104民初791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刘尚达就其与刘立文、第三人鸿霖公司、顺业公司、九纵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刘尚达经依法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迟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9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141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刘尚达撤诉处理。2016年7月14日，刘尚达就其与刘婉文，第三人刘立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粤0104民初9984号，刘尚达诉请被告刘婉文偿还代偿债务500万元及利息、房屋作价500万元及利息。该案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7月21日，刘尚达与广州银行签订《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广州银行向刘尚达提供授信额度1000万元；2014年7月29日，刘尚达作为借款人分别与广州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广银总营个贷字第023、024号《个人借款合同》，由刘尚达向该银行借款共计1000万元，借款用途仅限于经营周转，支付对象为顺业公司；刘尚达提供其名下广州银行10×××37账户作为还本付息账户等；该案认定如下：因《还款协议》第三条的语义有歧义，无法直接证明该500万元贷款已经实际交付给刘婉文，刘尚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给刘婉文，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向广州银行偿还该500万元贷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另，刘尚达在（2016）粤0104民初7911号案件中陈述涉案1000万元均为刘立文向其所借，又在本案中陈述其中500万元是刘婉文向其所借，前后陈述不一致且相互矛盾，应为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等；该案判决驳回刘尚达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尚达不服该案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4月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审查明事实属实；该案认定如下：刘尚达提供的《还款协议》中第三条仅能证明双方对于“刘尚达贷款的1000万元由刘尚达、刘婉文各自使用500万元并各自向广州银行指定账户结清贷款”存在合意，但未能证明刘尚达向刘婉文实际支付了500万元；刘尚达虽然主张向刘婉文实际转账支付500万元，但目前证据仅能证明涉案500万元转账至大进经营部，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受刘婉文指示所转，故涉案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刘尚达主张刘婉文向其归还500万元借款本息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该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尚达不服（2018）粤01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书》，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案号为（2018）粤01民申550号；2018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刘尚达、刘婉文、刘立文听证；2018年12月10日，刘尚达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再审申请；2018年12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申5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刘尚达撤回再审申请。2018年7月19日，刘尚达就其与九纵公司、黄洪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诉至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粤1284民初2137号，刘尚达诉请九纵公司偿还占用的款项500万元、黄洪贤对九纵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8年12月7日，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出具（2018）粤1284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经审理查明如下：对已生效（2018）粤01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刘尚达贷款1000万元，委托支付至顺业公司及前述款项依次流经大进经营部、九纵公司等事实予以确认；九纵公司、黄洪贤确认九纵公司接收500万元款项后，有496万元已经划出至刘婉文、杨晓萧等人（另4万元为手续费）；刘尚达亦承认转入九纵公司的500万元，只要转出至刘婉文或刘婉文指定的张慧杰夫妇，那么九纵公司就完成了500万元的转账义务；该案认定如下：九纵公司已收款500万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这500万元是刘尚达向广州银行贷款1000万元其中的一部分）后，将款转出给了刘婉文、张慧杰夫妇，故原告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该案判决如下：驳回刘尚达的全部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称：一、贷款1000万元中有500万元给刘婉文使用，原告只向被告刘立文追偿500万元；整个贷款事项由刘尚达出具授权，再由被告操作，案涉款项由银行转至顺业公司，再转给被告的委托收款人大进经营部；大进经营部后续如何使用前述款项与原告无关；二、原告已经向银行归还了贷款1000万元，但被告未向原告还款。被告称：一、原告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履行《钢材购销合同》；案涉1000万元款项中，刘尚达自认自己使用了500万元，另外500万元原告之后确认由其指令支付至九纵公司或张慧杰、杨晓萧夫妇；即案涉1000万元款项均由原告控制、收回；二、被告未占有使用或截留案涉款项，其仅系委托关系，与原告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还提供如下证据：一、《借款合同》、《杨晓萧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杨晓萧身份证复印件，载明：借款人为张慧杰，贷款人为刘尚达，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28日起，借款人授权贷款人直接将借款划入杨晓萧账户；2014年1月28日，刘尚达向杨晓萧转账200万元；二、鸿霖公司于2014年9月1日出具的《转账说明》，载明：鸿霖公司委托顺业公司代收1000万元，顺业公司收款后按鸿霖公司要求当天将所受资金转账至大进经营部，大进经营部收到顺业公司转账的1000万元资金后，按鸿霖公司要求当天将所收资金转账至九纵公司账户；鸿霖公司保证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纠纷由本公司承担等。三、《报警回执》，载明：报警人刘立文于2014年10月2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报案，手书：遗失财务印鉴支票、东莞市长安大进钢材经营部公章；四、《大进经营部支票作废清单》，载明：中国农业银行《支票》（252××××08252××××0897）的凭证状态均为“收回作废”；五、2014年7月8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书》，载明：销方为顺业公司，购方为鸿霖公司，购销产品为钢板，金额为6511000元，收货地点及方式：分两期支付，2014年7月15日前支付定金1511000元，剩余尾款500万元通过银行于2014年8月2日支付等。原告刘尚达称：对前述证据一、五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鸿霖公司由被告所控制，鸿霖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尚达，该《说明》没有刘尚达签字，不具有相应法律效力，且案涉1000万元款项与鸿霖公司没有关联，鸿霖公司无权作出说明；证据五未显示支票收回作废的具体时间及正常使用日期等，该证据证实被告在开具支票就存在虚构支票、逃避责任的意图等；原告刘尚达亦提供鸿霖公司的三张《农业银行印鉴卡》予以证明，载明：账户性质为一般户、基本户，联系人为刘立文，印鉴卡处为鸿霖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刘尚达签章；其中账号尾号为0792的两张印鉴卡并未载明启用日期，账号尾号为198的印鉴卡中载明启用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另查明，大进经营部经营者为刘立文，大进经营部成立日期为2011年10月19日，后因经营不善、经营困难于2014年11月6日被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本院审理过程中，已通知大进经营部及其实际经营者刘立文到庭参加诉讼，大进经营部亦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交加盖大进经营部公章的《答辩意见》，载明：与被告刘立文答辩意见一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从广州银行贷款1000万元并委托广州银行支付至顺业公司，随后案涉贷款1000万元依次流经大进经营部、九纵公司，其中的500万元由原告向刘婉文主张，并在（2018）粤1284民初2137号中查明九纵公司收取前述500万元后划出至刘婉文、杨晓萧等人；另外的500万元则由原告在本案中向刘立文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原告、被告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借条》《欠条》《收条》《收据》等借款凭证，对于涉及500万元的巨额款项所争议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相应借款凭证显然违反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逻辑；二、原告称其已将案涉款项实际交付至被告，但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声明》等证据仅能显示出案涉500万元在同一日流经顺业公司、大进经营部及九纵公司，并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由被告刘立文收取或受被告刘立文指示所转；三、原告称被告向其开具支票确认借款事实，但其提供的两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中，均缺乏出票日期等绝对记载事项，被告否认前述两张《支票》真实性，并提供《报警回执》、《大进经营部支票作废清单》予以反驳，结合大进经营部的注销时间及财务实务操作规范，原告提供的前述两张《支票》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四、案涉500万元款项转出后刘尚达与刘婉文于2014年11月13日签订《还款协议》载明“刘尚达所经营的鸿霖公司及刘尚达个人向刘婉文借入一定数额款项，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还款协议…刘尚达在广州银行贷款1000万元（刘婉文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双方各自使用500万元；该笔贷款到期后，双方应各自将资金划入广州银行指定还款账户以结清该笔贷款”，本院认为前述协议显示出鸿霖公司系由刘尚达所经营控制；原告刘尚达称鸿霖公司公章由被告控制，并提供三张载明联系人为刘立文的《中国农业银行印鉴卡》予以证明，但其中账号尾号为0792的两张印鉴卡并未载明启用日期，账号尾号为198的印鉴卡中载明启用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且鸿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尚达、主要人员为刘立文与刘尚达，一方面前述印鉴卡仅用于鸿霖公司财务事项，另一方面并无法证明案涉款项500万元转出至《还款协议》签订时鸿霖公司及其公章的实际控制人系刘立文；因此对于被告提供的鸿霖公司的《说明》，其加盖鸿霖公司公章，本院认为该《说明》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综上，原告就案涉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合意且其已将案涉款项500万元实际交付至被告，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现原告主张被告清偿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顺业公司、九纵公司、鸿霖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尚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刘尚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旭珊人民陪审员  张少贞人民陪审员  赵玉兰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叶玉环陈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