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4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利，男，1966年3月27日生，汉族，无业，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宗杰，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红艳，女，1981年6月7日生，汉族，公司职员，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红倩，女，1983年6月12日生，汉族，富士康会计，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彩霞，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董兴常，男，1950年7月26日生，汉族，无业，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方圆，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国利因与被上诉人董红艳、董红倩、原审第三人董兴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691民初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国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2003年1月20日烟台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表载明，涉案房产产权人为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涉案的三处房产虽然仍登记在吴言径、吴行禄名下，但根据2003年1月20日烟台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表载明，涉案房产的产权人为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故涉案房产的产权人系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的合法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系被上诉人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提交的2008年8月18日签订的分书，不具有阻却执行的法律效力。1、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2008年8月18日签订的分书，系被上诉人家庭成员之间签订内部文书，其真实形成时间应予严格审查。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曾口头申请对文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以无法鉴定为由未予采纳，亦未在判决书中说明。上诉人认为该分书并不是2008年8月18日签订的，而是在执行开始后签订的，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二审法院对该分书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2008年8月18日签订的分书，系其家庭成员之间签订的内部文书，其性质并不是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而是赠与，应按赠与法律规定来确认其效力。涉案的房屋系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购买本村吴言径、吴行禄的房产，系其个人财产，而不是家庭共有财产。虽然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签订了“分书”，但该分书的性质应系赠与，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以交付为生效条件，而房屋的交付以过户为标志。涉案房屋至今未办理过户手续，赠与行为并未生效。一审法院以根据开发区管委会文件，停止办理大季家、古现、八角三个办事处所有房产的房产证及过户手续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从而认定分书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因该分书的赠与性质，在未办理过户手续以前，赠与协议并未生效，一审法院不应根据分书确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客观上造成权利失衡，不利于保护上诉人利益。由于该分书的赠与性质，被上诉人并未支付对价，而上诉人的金钱给付之债系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领取的本属于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款1018282元。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作为一个69岁的老人，根据其生活习惯及消费能力，所占有的拆迁款不可能被完全消费，但经查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名下并没有存款，该拆迁款最大的可能是被隐匿。两被上诉人作为第三人（被执行人）董兴常的女儿系受益人的可能性极大。从法益上说，被上诉人的受赠权与上诉人的金钱给付之债相比较，更应保护上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请求权高于上诉人的金钱债权，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曲解，不利于保护被上诉人利益。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针对的是买卖合同中的特殊动产的交付规定，并不适用本案中执行异议之诉对被执行房产的认定。被上诉人董红艳、董红倩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上诉状提到的分书形成时间异议，是因为鉴定机构无法鉴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分书并非2008年8月18日形成的证据。2、关于赠与问题。涉案房产系董兴常早在2003年购买的，当时二被上诉人未出嫁，系家庭成员，所以分书中载明将房屋分给两人的内容实为家庭财产的分割，与分书记载的内容相一致，并非赠与行为。3、上诉人提出的关于利益转移问题，系推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董兴常述称，认可被上诉人答辩意见。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登记在吴言径名下的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37、建筑面积47.53平方米）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28696，面积77.2平方米）归原告董红艳所有。2.请求依法确认登记在吴行禄名下的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二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93、建筑面积65.5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39、建筑面积47.53平方米）及其相应的登记在吴言慎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28664，面积218.1平方米）归原告董红倩所有。3.不得执行二原告所有的上述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8月18日，第三人董兴常立下《分书》，将位于所有房产中的南屋（吴言径房产，证号13××37）分给大女儿即原告董红艳所有，北屋（吴行禄的两处房产，证号分别为13××39、13××93）分给小女儿即原告董红倩所有。该分书有三名见证人吴某1、董某、吴某2证明。董兴常分家后，分别将上述房屋交付二原告实际占有、使用、管理。2012年2月22日，二原告分别将自己的户口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76号（其父董兴常的户口）迁出，落户在自己分得的涉案房产中，办理落户的材料（包括房屋买卖证明、房屋转让证明、房产查档证明等）均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派出所备案保存。根据《山东省户口登记管理规范》关于立户的规定，只有拥有房产所有权才可以立案落户。因此，二原告以涉案房产开立家庭户足以证明分书的真实性以及涉案房产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已分别属于二原告。综上所述，二原告在2012年2月22日已通过正常程序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办理以涉案房屋开立家庭户的完整手续，并已在涉案房屋落户成为户主，该事实足以证明二原告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该权利足以排除被告对涉案财产的执行，因此被告无权申请执行二原告所有的涉案财产。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原告特具状贵院，望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高国利一审辩称，二原告与第三人所立分书系二原告与第三人为规避执行而伪造，居委会的证明亦不具有证明董兴常分家析产的证明功能。现三套涉案房屋（证号分别为13××37、13××39、13××93）在房管部门的备案均登记于董兴常名下，董兴常系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二原告无权排除涉案房产的查封、拍卖。第三人董兴常一审中，对二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系第三人董兴常之女。2008年8月18日，第三人董兴常在见证人吴某1、董某、吴某2的见证下将其名下位于所有房产分给二原告，南屋给原告董红艳，北屋给原告董红倩。对于赡养问题，二原告每人每年给二老即第三人董兴常及其妻子赡养费贰仟元整，二老身体有病和以后一切费用由二原告平均分配，空口无凭，特立此分书为证。该分书上有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及第三人董兴常，见证人吴某1、董某、吴某2的签字捺印。被告对该分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分书签订后，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的户口均落入涉案房屋。二原告主张第三人董兴常所有的位于烟台开发区吴行禄处购买。根据2003年1月20日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董兴常为产权人，产权来源为“买”，原有房屋证件处载明：买言慎土地证28664，行禄房产证13××39、13××93，言径房产证13××37、土地证28696。13××39、13××93号房屋登记在吴行禄名下，13××37号房屋登记在吴言径名下。房屋的结构北屋6间，建筑面积19.20×4.67=89.66；南屋3间，建筑面积9.62×4.86=46.75；西厢2间，建筑面积5.70×3.40=19.38。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我村居民董兴常名下购买吴言径房产（证号13××37）给大女儿董红艳，购买吴行禄的两处房产（证号分别为：13××39、13××93）给小女儿董红倩（本分书于2008年8月18日订立）。2012年董红艳、董红倩已用自己名下房产在政府职能部门办理了落户口及分户手续”。二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均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委会的农村房屋，按照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规定，东吴家居委会的所有农村房屋均无法办理过户。对于该事实，法院到烟台开发区不动产交易中心进行了落实，该中心答复称2002年大季家、古现、八角三街道划归烟台开发区管理之后，根据开发区管委文件，停止办理以上三个办事处所有房产的房产证及过户手续。2015年8月25日，一审法院对高国利与董兴常、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民委员会、吴承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开民三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董兴常领取的吴家鞋厂厂房（房产证编号1300009）拆迁补偿款1018282元归高国利所有。经高国利申请，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以（2016）鲁0691执6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董兴常名下及董兴常所有的登记在吴行禄、吴言径名下的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四处（权利证号分别为1300318、13××37、13××93、13××39）。2017年9月13日，法院作出（2017）鲁0691执恢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清偿债务。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第三人董兴常已将其所有的13××37、13××93、13××39涉案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二原告所有。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了（2017）鲁069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案外人董红艳、董红倩的异议。董红艳、董红倩不服，故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实体权利足以阻却强制执行措施。二原告提交了第三人董兴常在见证人吴某1、董某、吴某2的见证下签订的分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被告对上述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法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第三人董兴常签订的分书系其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对该分书的形成时间有异议，认为不是2008年8月18日所签，二原告申请该分书的见证人吴某1、董某、吴某2当庭出庭作证，上述见证人对该分书的形成时间、分书的主要内容的陈述基本一致，而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依法认定该分书合法有效。法院认为，二原告依据上述证据享有足以阻却涉案房屋执行的权利。主要理由是：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与第三人董兴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第三人董兴常就涉案房屋所签订的分书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第三人董兴常签订的分书的时间是2008年8月18日，被告高国利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法院裁判文书申请法院对涉案房产进行查封的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第三人董兴常签订分书的时间在先，法院对涉案房产进行查封在后，时间上前后相隔长达近八年，二原告与第三人董兴常不存在借签订分书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二、由于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二原告依据该分书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执行。在法律适用上，应当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做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在本案中，二原告与第三人董兴常之间于2008年8月签订的分书，约定涉案房产归二原告所有，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二原告享有的是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被告高国利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高国利因与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以此类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被告高国利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二原告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第二，从内容上看，二原告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债的标的是唯一且确定的--即涉案房产，属于特定之债。而被告高国利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第三人董兴常的责任财产成为被告高国利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属于种类之债。在二原告占有使用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被告高国利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性质上看，被告高国利与第三人董兴常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在第三人董兴常向涉案房屋处分给二原告之后发生的，在其与被告高国利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二原告与第三人董兴常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董兴常的责任财产。因此，在被告高国利与第三人董兴常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第三人董兴常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二原告的请求权即使排除被告高国利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被告高国利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被告高国利仍可以继续申请执行第三人董兴常的其他责任财产。第四，从过错责任上看，第三人董兴常就涉案房产签订分书后，二原告从第三人董兴常的户口迁出落户到涉案房产中。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看，二原告未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系因烟台开发区政策导致，并非其本人怠于行使权利而致，其没有过错。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基于原告董红艳、原告董红倩与被告高国利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过错责任等方面来看，二原告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涉案房产的执行，二原告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涉案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0日判决：一、登记在吴言径名下的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37、建筑面积47.53平方米）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28696，面积77.2平方米）归原告董红艳所有。二、登记在吴行禄名下的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二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93、建筑面积65.5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13××39、建筑面积47.53平方米）及其相应的登记在吴言慎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28664，面积218.1平方米）归原告董红倩所有。三、中止登记在吴行禄、吴言径名下的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屋三处（权利证号分别为13××37、13××93、13××39）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的执行。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被告高国利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董红艳、董红倩提交的董兴常在吴某1、董某、吴某2见证下签订的分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东吴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烟台开发区不动产交易中心的答复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董兴常将涉案房产分给二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系涉案房产所有人的事实成立。上诉人高国利虽对董兴常签订的分书形成时间持有异议，但从被上诉人占有涉案房产的证据及分书的内容、形式、见证人陈述等情况看，一审法院认定分书的真实性及效力正确、合法。上诉人高国利的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高国利主张董兴常是以分书的形式将涉案房产赠与二被上诉人，该赠与因标的物没有实际交付而无法律效力，但从董兴常购买涉案房产的时间、分书内容、烟台开发区不动产交易中心的答复等证据看，不能认定董兴常是将涉案房产赠与给二被上诉人，涉案房产没有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也并非被上诉人过错，故上诉人高国利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高国利对涉案房产请求权的区别问题，一审法院进行了全面、客观、透彻的分析、说理，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高国利对此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高国利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高国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