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0136号原告：陈建新，男，196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昌，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华才，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兵，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岩，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蓝天路澳城花园C栋1—04—A室。法定代表人：范家杰。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澳城花园（南区）澳城花园G栋15—01至15—08（共8间）。法定代表人：张庆生。原告陈建新诉被告李华才、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辉公司）、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建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昌，被告李华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开兵、夏岩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建新诉称：原告与被告李华才合作成立了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2年，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第三人澳达公司位于澳城花园××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和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后因原被告意见分歧终止合作，原告退出公司经营。因工程尚未进行结算，双方于2016年1月29日达成《协议书》，约定2015年春节前，被告李华才向原告支付人民币30万元，待所有工程结算后被告再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以前双方签字的所有协议作废，被告付完款项后，所有结算款与原告无关。由于项目一直未能结算，2018年1月27日，双方对此达成协议，确定20l8年5月1日前结算完毕，被告李华才于2018年6月1日付清原告款项。现该工程己经结算完毕，但被告李华才却拒不向原告支付欠款。鉴于被告李华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示其是基于被告景辉公司的委托授权才向原告作出相关的付款承诺，故申请追加景辉公司为本案被告并就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认为是李华才出具还款承诺是其个人行为，应由李华才支付涉案款项，但李华才自述其同时也是景辉公司的代表，同时该段期间，李慧贤作为景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也是李华才的女儿，根据案件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李华才是被告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李华才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一，本案诉讼当中的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从原告的起诉来看，原告的诉求所涉及的是景辉公司的工程款，原告也是以分成的理由起诉，若原告认为他应该从景辉公司分成，那么起诉的适格被告不是本案的被告李华才。第二，原告所称与被告合作成立景辉公司，根本不属实，就更不存在原被告之间发生分歧，而导致原告退出合作的事实。第三，原被告之间的涉案协议，依法归于无效，原告无权依据涉案协议向被告主张任何债务，理由如下：1、涉案协议涉及的是被告景辉公司的工程款，原告陈建新也明确知道，而原被告是无权处分被告景辉公司的款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是属于景辉公司的资产、款项；2、实际上被告是受被告景辉公司的委托来处理景辉公司关于涉案工程款项的有关结算的问题，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实质上是原被告之间的转委托，也是被告李华才在接受被告景辉公司的委托之后，他自行进行的转委托，而从景辉公司、澳达公司的答辩状内容来看，转委托是没有经过景辉公司的确认的，依法应当归于无效，原告没有任何权利依据这个协议向被告主张相关权益；3、抛开涉案协议的法律效力，若协议有效，原告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并且本案第三人之间的涉案工程款款项的结算到现在没有结算完毕。因原告追加景辉公司为本案被告，故回应如下：被告李华才认为是代表景辉公司作为代理人签的协议，但原告又表示其认为是李华才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景辉公司的行为，原告本身的说法与其追加景辉公司的做法是矛盾的，原告因明确其起诉的适格被告，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确定适格的责任人，原告现在起诉的主体非常混乱。原告追加景辉公司并且要求景辉公司与李华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是认为李华才个人要承担责任，又认为李华才是职务行为，要景辉公司承担责任，这个只能是二选一，若是李华才个人行为，就只能李华才作为被告，若认为李华才是职务行为，就只能以景辉公司作为被告，不存在连带的基础。被告深圳市景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原告陈建新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一，我司从未委托授权原告就案涉工程与第三人澳达公司进行结算。案涉澳城花园××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和公共区域装修工程系我司根据与澳达公司之间的合同进行施工，就案涉装修工程的款项结算，我司也是专一授权指派被告李华才负责与第三人澳达公司进行结算，从未委派授权原告陈建新进行案涉工程款项的结算。原告陈建新仅为我司在案涉工程中聘用的项目经理，其无权、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与澳达公司进行案涉工程款项结算。我司对于原告陈建新、被告李华才之间的任何工程款结算协议均事先不知情事后不确认。第二，因核算金额错误，编制日期为2018年10月18日的工程结算书已为合同双方作废，并在重新核算后于2019年1月10日出具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书仅为合同双方对于案涉工程款项的审核确认，并非案涉工程款项的结算完毕依据。经合同双方核算确认，案涉工程款为48918181元，澳达公司已向我司结算金额为45111743.26元，至今尚有3806437.74元未结算完毕。第三，我司并非本案涉案协议的当事人，涉案协议意图损害我司重大合法权益，依法显属无效。案涉工程系我司依法承包并施工，案涉工程款依法归属我司。从涉案协议内容看，显系意图处分依法归属我司的资产，意图损害我司重大合法权益，依法显属无效。我司并非涉案协议的当事人，本案纠纷发生前，我司对于涉案协议毫不知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亦均不予确认。第四，原告陈建新并非我司实际股东。自我司成立之日起至今，原告陈建新并非我司实际股东。原告陈建新名下原曾挂有我司30%股份，该股份系由被告李华才实际出资而由原告陈建新挂名代持，该股份产生的一切权利均归属李华才，该股份产生的一切义务均由李华才履行，且李华才已于2014年8月依法将该股份转让予案外人。第三人澳达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述称：原告陈建新将我司列为本案第三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司与本案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不存在任何纠纷。我司从未与原告陈建新就案涉工程进行任何结算，澳城花园××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和公共区域装修工程系景辉公司依据其与我司之间有效合同施工所为，有关该合同工程款的结算亦仅限于我司与景辉公司之间进行，我司从未与本案原告陈建新或者其委托的任何第三人进行过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另外，因核算金额错误，合同双方己将编制日期为2018年10月18日的工程结算书作废，并于2019年1月10日重新核算后出具工程结算书，且双方之间的工程结算书仅为双方对于案涉工程款项的审核确认，并非案涉工程款项的结算完毕依据。经合同双方核算，案涉工程款为48918l81元，我司已向景辉公司结算金额为45l11743.26元，至今尚有3806437.74元未结算完毕。本案原告在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我司列为本案第三人，给我司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增加了不必要的应诉工作，我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经审理查明：景辉公司于2009年7月2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范家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室内外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不含特种设备）、金属门窗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清洁服务、绿化养护、弱电工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4年9月30日，景辉公司发生股权变更登记：原股东钟志荣、出资额35万、出资比例70%，原股东陈建新、出资额15万、出资比例30%，变更为股东钟志荣、出资额35万元、出资比例70%，股东陈钜、出资额15万、出资比例30%；2017年12月15日，景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慧贤变更为范家杰。2015年5月28日，李华才与陈建新签订《协议书》，载明：“李华才、陈建新二人合作为了工程结算顺利进行，双方责任协商如下：1、从2015年6月1号开始，澳城花园（北区）室内、外装修工程，石材幕墙工程相关结算的款项由陈建新负责进行同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对数结算跟踪；2、韶关荷花园酒店工程结算由陈建新进行对数跟踪；3、工程结算单据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确认签证后由李华才负责跟踪收款；4、李华才负责督促建设方澳达实业（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对工程款项尽快落实结算时间；5、结算方式，结算约人民币800万元，李华才先支付结算款项约人民币100万元给陈建新，待结算签证400万元以上金额双方结算方式为李华才占金额四分之三，陈建新占金额四分之一进行分成，结算期间的费用及工程维修、工程尾数、工程保修金等款项由李华才承担，其他按进度比例支付。”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2015年11月2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30万元。2016年1月29日，陈建新与李华才签订《协议书》，载明：“关于澳城花园××区电梯前厅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及石材幕墙工程结算一事，李华才、陈建新双方友好协商如下：订于2015年春节前，李华才支付现金人民币30万元给陈建新。陈建新负责将澳城花园××区所有经手的工程项目结算，结算完毕后李华才一次性支付陈建新100万元整。以前李华才、陈建新双方签字的所有协议取消作废，付完陈建新100万元后，李华才所有结算的工程款与陈建新无关。”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2016年2月1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3日，李慧贤向陈建新转账20万元。2018年1月27日，陈建新与李华才在上述《协议书》下方注明如下：“经双方，陈建新、李华才与甲方确定时间，2018年5月1日前结算完毕，结算后一个月内付清陈建新款项（最迟6月1日前）。”下方有陈建新、李华才签名。庭审中，陈建新表示其与李华才从2008年开始合作，合作成立景辉公司，陈建新持股30%、李华才持股70%，李华才的股权系钟志荣代持，双方合作期间以景辉公司名义与澳达公司签订合同，自2012年开始承接涉案澳城花园项目，陈建新负责工程施工及工程管理，李华才负责承接业务、垫资和收款，双方根据收到的工程款进行分配，分配款由李华才的女儿李慧贤转入；2014年9月，因双方发生分歧，李华才要求陈建新将股份无偿转让给陈钜，并承诺会按照30%的比例支付工程分红款，陈建新同意后将股权转让给李华才指定的陈钜，但因澳城花园工程还未结算完毕，陈建新仍未退出景辉公司相关项目的经营管理，2015年5月2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此时澳城花园工程已基本完工，双方本应按30%、70%进行结算，但李华才表示结算期间的相关费用及工程的其他费用都是他出，故只能分给陈建新25%，陈建新同意；在2015年11月，支付30万元后，李华才表示不要按照25%计算，直接给陈建新130万元，由李华才自负工程盈亏，陈建新同意后双方遂在2016年1月29日签订《协议书》并由双方的朋友作为见证人签名，其后李华才向陈建新支付了30万元，剩余100万元一直未支付；在陈建新多次催促下，2018年1月27日，双方再次补充约定，截止2018年6月1日，不管是否有结算到款项，李华才都要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付款期限届满，李华才仍未支付，陈建新遂诉至法院。李华才对陈建新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李华才表示其与陈建新系朋友关系，陈建新持有的景辉公司的股权系代李华才持有，李华才是景辉公司的隐名股东，但双方并未签订代持协议，因李华才在2014年要退出景辉公司，所以要求股份代持人陈建新将股权转让给陈钜；景辉公司曾聘请陈建新做项目经理，负责工程结算，李华才确认其女儿李慧贤曾是景辉公司的法定代表，李华才在2014年之前确有参与景辉公司承接的澳城花园项目，在2014年退出后不再参与景辉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仍代表景辉公司参与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陈建新仅负责部分工程施工，不负责经营管理，在2015年5月之前，景辉公司已经收到了澳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43901530.16元，双方约定若景辉公司能再收到800万元工程款，则向陈建新分配，但分配的前提是陈建新负责做好结算工作并最终使得工程结算达到该金额，就可以想办法说服景辉公司同意向陈建新支付该25%的款项，由于陈建新并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双方遂在2016年1月29日再次签订协议书，约定陈建新负责整个澳城花园××区所有经手工程项目的结算，结算完毕后才支付剩余100万元，所谓“结算完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竣工结算即制作竣工结算时，但实际由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进行结算，陈建新并未参与，也未进行核对，二是指工程结算，即出具工程结算书，签字确认无误后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三是指工程款项结算完毕，但原告从未履行该结算义务，故李华才认为双方之间的协议都已作废，直至2018年1月27日，陈建新约李华才吃饭，并与他人一起限制李华才人身自由，李华才的朋友报警，双方到达广园派出所，李华才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书写该协议；由于澳城花园工程款必须要澳达公司确认同意结算书后才能确认结算金额，而在澳达公司未确认该结算书之前，陈建新的义务仍然存在，必须根据陈建新的履行情况再支付款项，而不是直接给予其100万元；李华才本人从未从景辉公司、澳达公司项目中获取分成，因为李华才与景辉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结算的金额越高，李华才越有可能说服景辉公司支付款项，李华才认为先与陈建新签订该协议，再与景辉公司谈，但景辉公司不同意，而且协议签订至今利润根本达不到双方约定的800万元，也不可能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李华才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工程竣工结算书，其中澳城花园（北区）公共区域装饰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2018年5月8日，结算价为31871553.8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为2017年10月7日，结算价为29966797.32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北区）公共区域装饰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2019年1月10日，报送金额为31871553.8元，审核金额为22363019.4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澳城花园××区裙楼石材幕墙工程竣工结算书载明发包人为澳达公司，承包人为景辉公司，编制日期为2018年1月29日，报送金额为29966797.32元，审核金额为26555161.54元，景辉公司法定表人或授权人处有李华才签名。李华才表示陈建新并未参与上述工程的结算义务，该结算书的制作是由李华才垫资，最终由景辉公司报销。经质证，陈建新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陈建新表示其负责施工，施工的具体资料由陈建新保管，由李华才签名确认，之后陈建新将该资料交给了李华才，由结算专员负责制作结算书，李华才负责后续的对数跟踪并收取工程款，由于工程已结束，涉及的后续维修和结算会产生一些费用，当时约定李华才承担该费用，陈建新少拿一些分成；结算书中代表澳达公司签名的李华龙是李华才的堂弟，而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华栋是李华才的弟弟，李华才以结算为由一直拖着陈建新的100万元不予支付，但根据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无论澳达公司是否付清所有工程款，李华才都应在2018年6月1日支付该100万元。2、证人证言，证人罗某存到庭表示其负责涉案工程的结算，结算书制作完成后已发送至澳达公司和景辉公司，其早期见过陈建新，陈建新向其提供了电子资料，主要是竣工类图纸，后期就没有接触，该工程结算金额澳达公司和景辉公司有争议，第一次报送的时间是2013年底至2014年年初，由于金额差距过大重新送审，第二次报送时间是2018年，其确认作出2018年1月29日及10月18日两份工程结算书，但2019年1月10日的工程结算书没有见过，其后没有再参与结算工作，其结算工作已完成并已收到报酬。李华才表示该证人证言证明陈建新并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履行其负责结算的根本义务，其提供图纸、单据等并非结算行为，而是因其作为项目经理履行其职责。陈建新表示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其已履行相关结算义务。3、结算书邮件发送记录，显示证人罗某存在2017年10月7日、2018年5月8日发送相关审后意见。经质证，陈建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另，陈建新表示李华才是景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领取的款项均为利润分红款，陈建新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付款申请书及电子银行回单，显示陈建新在2013年2月2日申请5000元做家用，李华才予以同意，李慧贤遂在当日向陈建新转账50000元。经质证，李华才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2、录音音频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2018年1月18日的通话记录为陈建新与李华才的通话录音，2018年11月14日系陈建新、李华才与案外人张国栋的现场录音。陈建新表示在该录音中，李华才从未否认给钱，但表示没有钱给，且李华才也表示自己要与李华龙结算，从来没有要求陈建新负责。经质证，李华才对2018年11月14日录音证据不予确认，该录音与本案无关；对2018年1月18日的录音证据，因陈建新无法提供通话记录，故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但不提起音频鉴定，就该录音的文字整理材料可以看出，李华才是受景辉公司的委托负责结算工作，并非景辉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录音大部分内容围绕项目能够最终结算的总额确定，李华才在录音中也明确要达到总结算金额5000万以上才可能收回800万，即支付100万的条件。以上事实有协议书、工程结算书、工商登记内档、银行明细、录音音频、证人证言、邮件发送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就本案的具体问题分析如下：一、陈建新与李华才、景辉公司的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陈建新主张与李华才存在合作关系，共同以景辉公司的名义承接澳城花园工程，双方对获取的工程款按比例进行利润分成，本院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陈建新曾为景辉公司的记名股东，陈建新的股权是否为代持并非本案审查的范畴，但可以认定陈建新作为景辉公司股东确曾参与景辉公司的经营管理，结合本案证人陈述陈建新曾将项目竣工图等相关资料向其交付，可以认定陈建新对景辉公司对外承接的澳城花园项目知悉并参与了该工程的实施；其次，陈建新在2014年9月将其持有的景辉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但就李华才与陈建新在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到，该协议书抬头确认系“李华才、陈建新二人合作”，澳城花园工程的结算款项“由陈建新负责同澳达公司对数结算跟踪”，“李华才负责督促建设方澳达公司进行对工程款项尽快落实结算时间”，结算方式为按比例分成，尾款由李华才承担，可见在此时，双方对于合作关系无异议，李华才明确知悉陈建新在该项目工程中负责的具体内容，且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的分配方案；第三，2016年1月29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继续明确陈建新负责的内容，但此时双方已经取消按比例分配的方案，结算方式为“2015年春节前李华才支付现金30万元给陈建新”，“结算完毕后由李华才一次性支付陈建新100万元”，“李华才所有结算的工程款与陈建新无关”，该协议签订后，景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李华才女儿李慧贤即在2016年2月1日、2月3日向陈建新转账支付30万元，李华才及景辉公司均抗辩称景辉公司不知悉陈建新与李华才之间的协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李慧贤的转账行为可知，景辉公司知悉该协议且对该协议的履行无异议；第三，在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中，明确记载“陈建新、李华才与甲方确定时间”，即陈建新、李华才系作为共同的乙方与甲方（澳达公司）确定结算时间，此时，李华才对于陈建新的身份并无异议，并承诺结算后一个月内付清陈建新款项，本案中，李华才虽一直表示其系代表景辉公司签订该协议，对景辉公司的工程款并无处分权，其只是在签订该协议后去说服景辉公司向陈建新支付款项，纵观本案的三份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无论是约定工程款分成亦或约定结算后一次性付清款项，李华才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其本人在涉案协议中一直作为独立的主体作出支付款项的承诺，结合李华才、景辉公司提供的竣工结算书可以看到，李华才系作为景辉公司的代表一直参与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可见李华才明确知悉其对涉案澳城花园项目的结算工程款具有一定的处分权，其在此情况下做出支付款项的承诺亦符合常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上述分析，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均未达到使合议庭对双方陈述的待证事实在（陈建新、李华才的法律关系）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经达到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故本院认定，陈建新、李华才之间成立合作关系，双方曾就澳城花园工程进行合作，景辉公司对此知悉。二、陈建新与李华才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及其约束主体。就2015年5月28日、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三份协议约定的内容而言，均涉及澳城花园项目工程款的分配问题，景辉公司明确表示该协议分配的款项系景辉公司的财产，陈建新、李华才对此并无分配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陈建新与李华才的通话录音，李华才明确知悉其可具体结算的金额，2016年1月29日的付款承诺是由李华才付给陈建新30万元后再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系李华才个人作出的单方承诺，在陈建新获取该100万元后，李华才具体结算的工程款均与陈建新无关，即陈建新并不知悉具体结算的数额；第二，李华才系代表景辉公司与澳达公司进行结算并签订结算报告，李华才对于具体结算后的工程款金额清楚知悉，陈建新作为李华才的合作方，其理应就其在工程中履行的内容获得相应的分成或报酬，而李华才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订相关文书时应对该文书载明的内容进行了解，也应知悉其签名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在理性分析判断后再在相关文书上签名，李华才在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作出的付款承诺，应是其在综合分析双方的责任承担、利润分配、可得利益损失后作出的付款承诺，李华才所述其是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再在获取利润超过800万元的基础上努力说服景辉公司同意支付该款项”明显不符合协议约定且不符合常理；第三，李华才陈述其是在派出所在被陈建新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签订2018年1月27日的补充约定，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无证据证实李华才在签订该补充约定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形，亦无证据证实李华才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对该协议载明的内容提出异议，从2018年1月27日开始，李华才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直至陈建新提起本案诉讼李华才才提出上述抗辩意见，李华才的行为明显违反常理也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第四，李华才与陈建新签订涉案协议并作出该付款承诺，是基于其在综合分析本人工程结算后可获得的利润收入而作出的承诺，该承诺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并不对景辉公司产生约束力，该承诺并不损害景辉公司的利益，至于陈建新主张要求景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陈建新明确知悉其合作相对方为李华才，李华才的承诺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景辉公司亦无需对该付款承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本院认定2015年2月28日、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的协议系陈建新、李华才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三、李华才是否应向陈建新支付款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首先，李华才表示陈建新未履行其结算义务，结算义务包括跟进结算过程并负责结算完毕，且后期结算利润应超过800万元，但就本案的证据而言，该800万元仅在2015年5月28日的协议中出现，且约定是按结算金额进行分成，其后在2016年1月29日的协议书中已不再提及800万元，明确约定了由李华才支付130万元，所有结算款均与陈建新无关，即无论结算金额是否超过800万元，均与付款行为无关，结算金额超过800万元并非付款的条件；第二，就证人的证言而言，陈建新已向结算公司交付了结算所需的所有材料，此后陈建新已退出工程管理，在2016年1月29日的协议中确实约定陈建新负责项目结算，而相关结算报告在2017年、2018年已经作出，此后因澳达公司审核的原因直至2019年1月才最终作出结算报告，但就该协议可以看出，陈建新并非专业的结算公司，其所谓的结算义务一直是负责对数跟踪，而结算期间的费用亦在2015年5月28日约定由李华才承担，可见陈建新的结算义务并不包括制作结算报告等内容；第三，至于李华才陈述要收到全部工程款后才可能具备付款条件，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7日的协议书均约定系结算完毕后支付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该款项的支付条件“结算完毕”包括李华才陈述的收取全部工程款，但李华才在明知结算公司正在制作结算报告的情况下，仍承诺“最迟6月1日前”，结合文义，该承诺应理解为无论是否“结算完毕”，最迟都应在6月1日前付清10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现付款期限届满，李华才应向陈建新支付该款项，退一步讲，若确如李华才所言必须收取全部工程款才能结算，即该协议系附条件的合同，澳达公司向本院表示其确有3806437.74元尚未与景辉公司结算完毕，但在陈建新已经退出景辉公司且退出该项目之后，其显然不具有促成付款条件成就的可能性，其也不负有促成付款条件成就的义务，而李华才作为结算代表，其显然更清楚知悉澳达公司的付款时间及未付款的原因，涉案工程结算书已经制定完毕并审核确认，从2018年1月27日至今，澳达公司至今仍未足额付清工程款，该付款条件未成就的责任不应由陈建新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本院认定，案涉100万元款项付款条件已成就。综上，李华才应向陈建新支付100万元，李华才至今未向陈建新支付款项，其行为构成违约，陈建新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应从2018年6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景辉公司、第三人澳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李华才向原告陈建新支付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建新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李华才负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交，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李华才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直接向原告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周小雯人民陪审员  林望师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