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5613号原告：金月华，女，197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国网江苏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职员，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剑峰，江苏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骏，江苏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1号4楼。法定代表人：张智河，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昀锴，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月华与被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月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剑峰、被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昀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月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金月华损失5245069.07元；2.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被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负责人赵达琦向我推荐、暗示“亿鑫三期证券投资基金”，说该产品是固定收益产品，保底年收益为12%，且设置预警线和平仓线，风险较小。过几天之后，在2016年2月16日，我在南京庐山路证券营业部会议室签署了《基金合同》和《附加协议》。基金明确有预警线、平仓线、止损线。我签合同的时候，赵达琦告知我说交易密码会交给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和账户也是开在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可以进行平仓操作。在基金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赵达琦负责业务的具体对接，相关的投资收益也是他通知我。此外，也是赵达琦直接跟管理人进行赎回操作。在基金满一年的时候，赵达琦提出来基金可以续期。于是，我跟管理人签署附加协议，延期一年，固定收益仍是12%。2016年2月26日，我认购560万元。2017年3月17日，我追加申购250万元。根据补充协议约定，该基金应该于2018年3月17日清算，并且向我分配本金和收益。后延迟至2018年9月才进行所谓的清算和分配。根据《基金合同》和《附加协议》的约定，截止至基金清算之日，基金项下合计应向我分配10018000元,但实际上并没有分配。收益情况如下：2016年3月，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向我汇款33.6万元，属于半年6%的投资收益。2017年3月，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向我汇款33.6万元，是后半年6%的投资收益。2017年我追加本金至810万。2017年4月，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向我汇款48.6万余元，是2017年度上半年6%的收益。2018年3月，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向我汇款48.6万元，是2017年度下半年的6%的收益。在我的催促下，在2018年9月3日，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向我汇款2640256.59元，该笔费用为基金清算后的钱。2018年3月，因为我要急用钱，故需赎回20万元本金，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账户于2018年4月19日向我汇款20万元。综上，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合计汇款4484256.59元。2018年7、8月开始，我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谈赔偿的事情。2018年9月27日下午，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派代表跟我谈补偿方案，最终双方达成《谅解协议书》，约定协议书签署不影响我提起诉讼。我当时考虑可以减少损失所以签署了，但不代表已经赔偿完毕，且协议内容与事实也不一致。综上所述，我的损失共计5245069.07元，以上已经扣除管理人和托管人支付给我的钱。关于我的主张，我认为：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系基金产品的销售机构，未能尽到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诱导投资者购买与其能力不相当的投资产品。在本案基金销售过程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但未能揭示基金风险，反而欺诈投资人，将风险极高的权益类投资说成是固定收益类投资；将本身没有固定存续期间的产品说成是有固定期限的产品，且办理了延期；将本身基金合同约定没有分级的产品，说本金保障安全，但与实际不符。我在购买基金的时候，有一部分资金是其他同事的资金，属于汇集了其他投资人的资金，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穿透核查，但明知却没有核实。810万元的本金我仅有几十万元，其他的是同事的钱，我们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委托我办理此次投资，其他的投资会由其他人办理，他们把钱汇到我的账户，由我投资签合同。之前我们也投资过很多产品，都是这种模式。大家是委托我做此次投资，我是合同的相对人和签约主体，所以我认为应当由我作为原告起诉要求所有的损失，追偿后再进行分配。对于我们投资人的情况，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看投资人是否符合合规投资人标准，应当看参与投资的每一个投资人，是否具有投资资格。在赎回的时候，赎回操作是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赎回应当是赎回本金，但实际《谅解协议书》将此处理成净值赎回，不符合实际约定。当时签《谅解协议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但是如果我不签字，就拿不到钱。二、关于托管人的责任。托管人在基金合同中做了免责的约定，但是相关约定属于明确排除其法定义务的约定。法定义务不可以通过合同排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托管人负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和监督管理的义务。同时，金融产品是消费产品，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于上述条款应当明示，否则对消费者不构成约束。此外，证监会网站显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托管资格，属于非法经营。通过其履职情况看，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既是托管人，也是证券经纪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介产品的时候强调，交易密码由其管理、触及平仓线由其平仓。但实际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操作，导致基金损失进一步扩大。在清仓的时候，基金净值远低于平仓线。此外，我此次投资之前，多次在赵达琦处购买日信证券自己发行的产品。我此次购买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之前投资的钱，多次购买证券产品，也从其他机构购买过固定收益类的信托产品和资管产品。在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处购买的也是固定收益类的。被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的批准，获得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的运营资质，有权向相关私募基金提供综合托管服务。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虽然含“托管”二字，但其并非《证券投资基金法》所指的基金托管人。该项业务许可下，证券公司可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交易系统、估值核算、办理清算和交割等业务。根据证监会基金机构部《关于做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资格及客户资金支付消费服务监管工作的函》，证监会以行政委托方式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资格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委托给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保公司”）行使。2014年9月9日，投保公司向各类证券公司发出《关于做好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监管工作的函》，明确由其行使私募基金综合托管行政许可的受理、评估、核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投保公司的函件要求，向其递交了申请材料，并在2015年4月15日获得了投保公司的《无异议函》，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相关许可，可以对外开展相关私募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因此，本案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准，有权开展相关综合托管服务，不违反当前法律规定。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涉案基金仅作为综合托管服务商，并非该基金的委托销售机构，不负责涉案基金的销售事宜，亦从未获得了销售费用或提成，不负有对金月华进行适当性审查的义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或者委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基金，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具有对投资者适当性审查的相关义务，本案中涉案基金由亿鑫公司自行销售，相关适当性义务应当由亿鑫公司履行，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不具有过错。本案中，按照《基金合同》载明，金月华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亿鑫公司为基金管理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亿鑫公司并未委托销售机构，实际上由其自行负责与投资者宣传销售。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综合服务商，仅向亿鑫公司提供估值核实等服务，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负责选择投资者，本身也不获取任何销售收入或产生获益，金月华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金月华虽主张涉案基金合同为在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怂恿下签署的。但赵达琦本身并非综合托管服务的工作人员，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销售义务，其本身并非为了履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任务。且从其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赵达琦是以个人名义与金月华通过微信的联系，双方交往并非仅局限于投资方面，而涉及到家庭、教育等问题，彼此本身有私人信任关系。在签约履行之前，金月华实际上并非通过赵达琦，而是与亿鑫公司会面后对合同进行了详细谈判后才签署相关合同，相关合同条款、投资控制由亿鑫公司的人员对其进行了解释，并由金月华自主决定打款购买，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未参与该过程的任何程序。因此，金月华认为是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其选择相关产品没有任何依据，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涉案基金的销售，也不应对其签署行为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及责任。四、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行业监管政策，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综合托管服务商，不负有当然的投资监督义务，在涉案基金运营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基金托管人的法律义务仅限于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约定内容，综合服务商的义务亦应予以参照。同时，证监会从未要求托管服务商承担监管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义务和角色，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不因此具有法定义务。且从《基金合同》第九条权利义务条款约定内容来看，亿鑫公司作为管理人，直接管理和控制涉案私募基金财产。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亿鑫公司确认的综合服务机构，与投资人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法律对应关系，合同条款从未约定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承担交易监管义务。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无过错，故无需承担责任。五、涉案损失的发生主要因为基金管理人亿鑫公司未能履行合同相应义务所致。在履行基金合同的过程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对于基金份额净值低于本基金的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相应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预警平仓机制由管理人自行监控，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不负责监控。根据亿鑫公司的净值变化表明，案涉基金发生损失主要是在2017年6月21日之后。此时，亿鑫公司持有的股票出现多日连续下跌，导致该股票直接跌破止损线，无法及时卖出止损。在发现3期基金出现大幅净值变化时，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但亿鑫公司在收到提示意见后，并未及时卖出相关股票进行止损，反而买入其他股票，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亿鑫公司作为管理人未能履行约定的止损义务，与金月华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亿鑫公司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六、根据金月华陈述，其自己本金60万元。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即认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损害了其相应的财产权益。但在诉讼中，金月华主张按照合同的签约主体是其本人，但其本人仅持有资金60万元，故金月华仅能按照60万元的本金主张权益，不能代位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下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1.金月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2.金月华提交的《基金合同》和《附加协议》（2016年）；3.金月华提交的《附件协议》（2017年）；4.金月华提交的基金认购申请单；5.金月华提交的《谅解协议书》；6.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受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申报材料的通知》、《关于做好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监管工作的函》、《无异议函》、名称变更登记；7.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机构监管情况通报：机构部督促部分证券公司规范开展私募基金综合服务》、《券商私募服务曝三大问题证监会拟出台PB服务指引》；8.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同期《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9.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2018）京0116民初884号判决书。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审查后认定如下：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基金清算文件、亿鑫3期基金净值变化表和其他投资者的谅解协议书：上述证据材料与其他证据材料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金月华亦未提出证据对上诉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金月华提交的《集资购买理财产品协议书》，金月华为基金合同签订主体，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16日，金月华与亿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扬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鑫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合同编号：【rxyx20160201002】），约定基金管理人为亿鑫公司，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为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当日，金月华签署《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承诺书》及《投资者告知书》。《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第九条（基金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款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一节约定，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的义务包括：（1）审慎、尽责地履行综合托管服务；（2）设立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资产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财产托管事宜；（3）对所托管的不同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4）除依据法律法规、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5）按本合同规定开设和注销基金财产的托管账户，协助基金管理人开立和注销基金财产的证券账户、期货账户等投资所需账户；（6）根据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7）按照本合同规定制定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8）保存基金财产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文件资料；（9）公平对待所托管的不同财产，不得从事任何有损基金财产及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10）保守商业秘密。除法律法规、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要求外，不得向他人泄露；（11）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报告金融监管部门；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报告金融监管部门；（12）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金融监管部门及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第十二条（基金的投资）第七款预警止损风控机制一节约定预警线为基金份额净值（0.9元），止损线为基金份额净值（0.85元）。并约定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对于产品份额净值低于本基金的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管理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相应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对于基金份额低于本基金的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相应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预警平仓机制由管理人自行监控，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不负责监控。《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的附件1为《个人基金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金月华被评为稳健性投资者。同日，金月华与亿鑫公司签署《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附加协议》，约定合同到期保证基金委托人享有本金年化12%的固定收益，超过12%的部分为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报酬。诉讼中，金月华称其在2016年2月26日，认购涉案基金560万元。2017年3月17日，金月华与亿鑫公司签署《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附加协议》，约定合同到期保证基金委托人享有本金12%的固定收益，超过12%的部分为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报酬。此附加协议与亿鑫基金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编号【rxyx20160201002】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协议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至2018年3月17日止。同日，金月华提交《亿鑫3期基金认购（申购）申请单》，追加基金本金250万元。关于基金的收益情况，诉讼中，金月华称亿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分别于2016年3月、2017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3月向其转账，金额分别为33.6万元、33.6万元、48.6万余元、48.6万元。此外，在2018年3月，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汇款20万元。2018年9月27日，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金月华（乙方）签订《谅解协议书》，“鉴于”部分载有如下内容：1、2016年，甲方与亿鑫投资管理扬州有限公司（原名“亿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扬州有限公司”，下称亿鑫投资）签订了《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协议》，约定亿鑫投资委托甲方向其提供私募基金综合托管服务。2、从2016年起，乙方投资签订了《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约定乙方作为投资者持有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相应份额，亿鑫投资作为基金管理人义务。乙方认购、申购及购回的具体情况。3、在基金份额持有期间，因亿鑫投资过错出现未能及时止损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基金净值大幅降低，至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该基金净值为0.3499元。4、针对基金合同的相关损失，乙方已经多次向亿鑫投资主张权利，但是亿鑫投资并未进行回应，也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方式赔偿乙方产生的损失。后双方达成如下谅解协议：一、双方确认，鉴于基金净值受到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且亿鑫投资在基金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已经按照每年12%的标准向乙方支付了部分收益，本协议项下乙方产生的损失确定为人民币2886743.41元。二、作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提供方，现综合基金合同签订及履行中的客观因素，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其损失金额的10%作为谅解补偿金，共计人民币288674.34元。三、前述补偿金不代表甲方对其在基金合同项下任何责任、义务或过错的认可或承认，也不代表乙方对甲方责任的豁免、免除或放弃，本协议书另有约定的除外。诉讼中，金月华认可收到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偿金288674.34元，但主张不认可《谅解协议书》中阐明的内容。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称之所以签署《谅解协议书》系考虑到公司的信用评级，但不代表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庭审中，金月华主张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其理由为：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基金产品的销售机构，但其未能尽到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基金合同中作了免责约定，属于明确排除法定义务的约定，但未予以明示，故对消费者（投资者）不构成约束；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托管人资质，属于非法经营。针对金月华的主张，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的运营资质，有权向相关私募基金提供综合托管服务。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关于受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申报材料的通知》、《关于做好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监管工作的函》、《无异议函》及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上述证据显示根据证监会基金机构部《关于做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资格及客户资金支付消费服务监管工作的函》，证监会以行政委托方式将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资格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委托给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行使。2014年9月9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向各类证券公司发出《关于做好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客户资金消费支付服务监管工作的函》，明确由其行使私募基金综合托管行政许可的受理、评估、核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的函件要求，向其递交了申请材料，并在2015年4月15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的《无异议函》，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相关许可，可以对外开展相关私募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另查，2016年3月17日，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月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无法证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基金管理的托管资格。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综合托管服务商，按照证监会的意见，仅提供私募基金产品备案、交易系统、估值核算等服务，本身无监管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义务，也不负责进行基金销售。对此，金月华称即便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综合托管服务商，但在基金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也是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三、涉案基金的后续基金合同中，管理人亿鑫公司对相关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变更，并在2017年与投资者签订了新的基金合同，协议约定亿鑫公司为管理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同期的《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上述合同显示基金管理人均为亿鑫公司，基金综合服务商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分别是应丽君、曹全胜、司莉莉，基金托管一节均显示“本基金未聘请基金托管人对本基金进行托管。为保证本基金资金运作的安全，本基金聘请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综合服务商，为本基金提供综合服务，并订立《综合服务协议》。订立《综合服务协议》的目的是明确基金综合服务商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在基金财产的保管、投资运作、净值计算、收益分配、信息披露及相互监督等相关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及职责，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金月华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并没有另行签订合同，仅在2017年3月签订补充协议。四、涉案基金发生亏损的原因主要是购买股票发生连续下跌导致，并非综合托管服务商过错导致，且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进行清算，且将剩余份额返还投资者。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亿鑫3期基金净值变化表》及基金清算文件，从《亿鑫3期基金净值变化表》看出，涉案基金自2017年6月22日起净值一直低于1，自2018年3月起净值连续下跌。金月华称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进行净值赎回。对此，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称其曾口头提示管理人采取相关措施，但不负有法定义务。五、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月华之间已对涉案基金的过错作出一致意见，金月华再行起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并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其与其他投资者的《谅解协议书》。金月华称当时因考虑可以减少损失，才签署《谅解协议书》，但不代表实际内容。本院认为：准确认定国融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义务才能判断其是否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勤勉尽责履行其义务，从而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义务的前提是准确判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换言之，首先需要明确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涉案基金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代销机构？托管人？抑或是综合托管服务商？代销机构是连接投资者与资管产品的中介。诉讼中，金月华主张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基金的代销机构，因其未能履行适当性义务，故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但金月华以侵权的事实和理由主张权利，并无证据证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基金的代销机构。此外，金月华多次强调其系在赵达琦的“推荐”下购买涉案基金，但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此系赵达琦的职务行为或者外观上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再结合《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并未明确载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基金的代销机构，且金月华与亿鑫公司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亦未牵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故本院综合考虑认定金月华主张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代销机构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托管人与综合托管服务商的问题。《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1条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合同约定私募基金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据此可知，如基金合同中有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情况下，私募基金可以不设置托管人。换言之，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以托管人的身份参与到涉案基金中有法可依。具体到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经审批的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托管人。二、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职责对此，我们应当从法定和约定义务两个维度进行审查，以此判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否负有受托职责。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的性质属于证券经纪业务的延伸，不等同于基金托管人，故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职责并不等同于托管人的法定职责。通过对政策的解读，我们可知，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大致为产品备案、交易系统、估值核算等，但职责范围并不包括金月华所主张的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再来看约定义务。《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第九条明确规定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的义务范围，包括：（1）审慎、尽责地履行综合托管服务；（2）设立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资产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财产托管事宜；（3）对所托管的不同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4）除依据法律法规、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5）按本合同规定开设和注销基金财产的托管账户，协助基金管理人开立和注销基金财产的证券账户、期货账户等投资所需账户；（6）根据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7）按照本合同规定制定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8）保存基金财产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文件资料；（9）公平对待所托管的不同财产，不得从事任何有损基金财产及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10）保守商业秘密。除法律法规、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要求外，不得向他人泄露；（11）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报告金融监管部门；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报告金融监管部门；（12）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金融监管部门及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亿鑫3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对于产品份额净值低于本基金的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管理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相应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对于基金份额低于本基金的预警线和止损线时，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相应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预警平仓机制由管理人自行监控，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不负责监控。由此可见，涉案基金合同并未约定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投资人进行实质审查，亦未约定综合托管服务商负有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的职责，且合同明确约定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基金管理人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启动预警机制和止损机制进行变现等操作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不负责监控。综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综合托管服务商，其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均不包含金月华所主张的信息披露、适当性审查和监督管理等职责。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月华之间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基金净值表可以看出，涉案基金出现大幅下跌情况出现于2017年6月之后，基金管理人未能有效采取措施导致涉案基金连续跌破止损线。而在此过程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综合托管服务商并不就投资收益承担责任。此外，双方曾签署《谅解协议书》明确写明在基金份额持有期间，因亿鑫公司的过错出现未能及时止损的违约行为，导致基金净值大幅降低。针对基金合同的相关损失，金月华已经多次向亿鑫公司主张权利，但亿鑫公司并未进行回应。因此，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月华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未侵犯金月华的财产权利，金月华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资管市场瞬息万变，金月华作为稳健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投资理财知识储备和经营风险意识应当对此明知。对于财产损失，金月华可另行向其他主体主张权利，以及时止损。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月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57.5元，由原告金月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