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02民初8597号 原告：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住所地：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运河村1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99589797E。 法定代表人：陈小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益萍，浙江海浩（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豫军吊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街道金穗社区太阳城小区A幢商贸楼11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0513376664。 法定代表人：陈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伟，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达俊，男，1975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被告：蔡礼军，男，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被告：孙耀玲，女，198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上述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新，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与被告嘉兴豫军吊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军公司）、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孙耀玲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环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强、何益萍，被告豫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伟，被告蔡礼军、蔡达俊本人及蔡礼军、蔡达俊、孙耀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环境公司起诉称，2017年4月19日原告与被告豫军公司签订了《汽车吊租赁合同》，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豫军公司，其中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责任及义务2乙方责任：乙方必须提供能吊装单根构件重量的合格吊索具、卸甲等，如因吊索具、卸甲等设施出现问题、发生事故由乙方承担”。2017年11月25日，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操作吊装车时，吊装车上的吊索具掉落砸中正在施工现场工作的刘波（系原告员工），后刘波经抢救无效死亡。为安慰死者家属及社会安定，原告在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前进工作站的协调下，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谅解协议书》，并由原告先行支付刘波家属各项损失1900000元。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豫军公司签订的《汽车吊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如因吊索具、卸甲等设施出现问题、发生事故由乙方承担”，因此，被告豫军公司承担本次事故责任，应向原告偿付原告已经支付刘波家属的各项损失。后嘉兴市南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原告送达了《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11.25”起重伤害死亡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的“事故责任认定”中认定被告方吊车司机蔡可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因被告豫军公司称蔡可为被告蔡达俊、蔡礼军的员工，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则声称与原告不打交道，其结算只与被告豫军公司发生。因此，原告认为，从目前查明的事实看，被告豫军公司与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存在转包行为，另事故吊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孙耀玲，系被告蔡礼军的配偶，运行该车辆系家庭经营行为，故应与被告蔡礼军共同承担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讼来院，请求判令：四被告偿付原告已经支付刘波家属的各项损失共计1900000元（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223480元，丧葬补助金30582元，供养亲属补助金140400元，其他505538元）。 被告豫军公司答辩称，追偿权主体错误，豫军公司不是责任主体，只是为原告介绍了车子，车子不是豫军公司的。原告提起追偿权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要求豫军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应该驳回。另外原告过错较大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赔偿金额过高，在金额的计算中应扣除工伤保险部分，不足部分再按照过错比例进行承担。对总金额有异议，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补助金均不属于追偿的范围，这些属于工伤保险条例里工伤保险基金赔付的部分，原告并没有为刘波交纳社保，应承担赔付责任。刘波的母亲已经72周岁，儿子女儿也已经成年，其他505538元没有依据。 被告蔡礼军、蔡达俊达、孙耀玲答辩称，1.本案系依合同产生的追偿法律关系，答辩人并非适格被告。原告起诉书主张赔偿的依据是豫军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汽车吊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第二款第三项约定的：“乙方必须提供能吊装单根构件重量的合格索具、卸甲等，如因吊索具、卸甲等设施出现问题、发生事故由乙方负责”，之所以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系其认为答辩人系该工程的转包人。对此答辩人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并非《汽车吊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答辩人不与原告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合同约定的内容向答辩人主张赔偿。而答辩人不管是作为分包人还是受雇于豫军公司，也是与豫军公司发生关系，不与原告发生法律关系，原告依据该答辩人的转包行为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属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原告诉请。2.答辩人系受雇于豫军公司，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与原告不发生任何法律关系，无需承担责任。3.即使答辩人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不存在过错，或者过错相对较小。从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的是豫军公司提供的吊索具、卸甲等出现问题由豫军公司承担，相反，如果该吊索具、卸甲等不是豫军公司提供，出现问题仍应由提供索具、卸甲的原告承担，故即使根据该合同，本案事故也仍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答辩人提供具备B2驾驶证及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工资质的驾驶员蔡可驾驶100吨的汽车吊参与施工，原告负责提供起重操作工、吊具等参与本次施工，但原告明知从事吊装工作需取得吊装操作证、应按规程从事吊装工作，但仍派无资质的职工死者刘波、刘杨等参与吊装作业，并在吊装前未对吊带进行检查，并且在发现吊带有问题的情况下仍强行使用、死者刘波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违规进入已被吊起的模块下方调整另一端的吊装带，因吊带断裂导致事故发生，系原告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故原告应对其职工死者刘波承担全部责任。相反，答辩人提供的驾驶员系根据原告的指挥进行的吊装，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在吊装作业时曾提供吊具、起重工等，案涉事故系无资质的刘杨违规指挥造成。另死者刘波系焊工，并非起重工，无资质。退步讲，即使根据调查记载的事故责任认定答辩人存在过错。那么根据该调查记载的责任认定，原告存在二个主要责任（原告及原告负责人陈小峰各一个主要责任）及两个重要责任（原告工人刘波、刘杨），嘉兴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电公司）重要责任，司机蔡可重要责任，按司法实践，主要责任至少应承担70%以上，剩余的30%以下责任应按四个重要责任分摊承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7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72320元（33616元×20），2016年浙江省平均工资为56385元，丧葬补助金6个月为28192.5元，供养亲属补助金：王怀香72周岁，计发5年，按平均工资的30%计发供养亲属抚恤金为7048.12元（4698.75元×30%×5年），以上合计707560.62元，再扣除原告领取的死亡职工保险金后（原告提供的赔偿谅解协议书第一条记载存在保险理赔款，原告先行垫付），余额部分根据以上过错比例责任来承担。4.答辩人孙耀玲并非案涉道具的合作人，其仅仅是案涉挖机的挂名人，并未参与合伙经营，故答辩人孙耀玲并非适格主体，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要求驳回原告诉请。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汽车吊租赁合同1份、兴业银行网上银行付款回单1页、豫军公司结算以及附件-嘉兴豫军吊装工程机械作业证明单1组，证明原告与被告豫军公司签订了汽车吊租赁合同，约定若吊车的设施出现问题、发生事故由被告承担，且由被告配备操作员负责操作吊装车。 2.赔偿谅解协议书、尸体处理通知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殡葬证、刘波及家属户口本、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及智慧柜员机业务回执各1份，证明原告与刘波亲属达成协议，原告已支付了1900000元。 3.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11.25”起重伤害死亡事故调查报告1份，证明本次事故是因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吊装带荷载，未提供合适的吊索具，致使吊装带断裂掉落砸中受害人刘波。 4.证明1份、常住人口登记卡1份，证明刘波的母亲需要赡养的事实。 5.嘉兴市南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周晨、蔡可、刘杨、蔡达俊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涉案的吊车是被告租赁给原告的，该吊车司机蔡可是被告员工。 被告豫军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本案吊机不在该合同中；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吊带是原告提供的，原告管理不到位，应承担主要责任；对证据4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刘波有一个兄弟刘杨，不属于无生活来源，对登记卡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豫军公司仅是介绍，未从中受益，本案事故与豫军公司无关。 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孙耀玲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未经授权且保险应扣除；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4证明的形式要件有异议，对登记卡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 针对自己的抗辩，被告豫军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 1.嘉兴市南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1份，证明事故责任方，被告豫军公司不是责任方。 2.11.25事故现场照片9页，刘杨询问笔录2份、张邦军、芦士强询问笔录1份，陈小峰、肖岩金、周晨的询问笔录1份，安全协议书1份，证明各方责任。 3.蔡可、蔡达俊询问笔录1份，蔡可驾驶证、身份证、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孙耀玲行驶证，证明蔡可是蔡达俊工人，浙Ｆ×××××事故吊车系孙耀玲、蔡达俊所有。 4.劳务协议书1份，证明刘波是原告雇佣的工人。 5.陈军询问笔录，证明事故车辆并非被告所有，被告法定代表人只是临时帮忙联系车辆，豫军公司不应成为事故责任方。 原告对被告豫军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 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孙耀玲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2、证据3、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待证事实有异议。 被告蔡达俊、蔡礼军、孙耀玲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法庭出示西湖区人民法院对被告蔡达俊的询问笔录，原告及被告对笔录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与刘波亲属达成协议，原告已支付了190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事发经过及各方责任情况，本院不予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提供的证据2、证据3、证据5与西湖区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原告打电话给被告豫军公司陈军联系车辆，陈军联系了蔡达俊，蔡达俊派了吊车，吊车系蔡达俊、蔡礼军所有，蔡可是蔡达俊、蔡礼军雇佣的驾驶员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三、被告豫军公司提供的证据4能够证明刘波系原告雇佣人员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5日上午，原告在嘉兴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进行3×130t/h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施工，工人刘杨、刘波、肖岩金等6名工人准备将重约3.6吨的阳极模块（长6000mm，宽3990mm，高4179mm）吊装至约45米高的吸收塔内，吊装作业由临时雇佣的2台吊车（1台100t的大吊车和1台16t的小吊车）协作进行。吊车司机蔡可操纵大吊车将阳极模块一端吊起（为使小吊车能平拉模块下部调整阳极模块至垂直状态吊装），工人刘波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违规进入已被斜吊起的模块下方调整另一端的吊装带，11时25分左右，大吊车吊钩下的吊装带突然断裂，造成斜吊起的阳极模块坠落压住正在作业的工人刘波，现场工人发现情况后迅速指挥小吊车将模块吊起，并将刘波抱出，闻讯赶来的项目副经理周晨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刘波被120救护车送往嘉兴武警医院抢救，又转至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南安监（2018）3号《关于做好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11.25”起重伤害死亡事故整改工作的通知》，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一）直接原因原告使用额定起吊重量为3吨的合成纤维吊装带吊装重约3.6吨的阳极模块，且该吊装带未按规定检测，表面磨损严重，在阳极模块被斜吊起后未采取相应的支撑固定措施，致使吊装带不堪负荷发生断裂直接掉落，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二）间接原因1.原告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制定吊装作业的专项施工方案，没有经发包方、承包方、吊装作业方共同审核签字的作业许可证和吊装作业票，未配备专职吊装作业指挥人员和监护人员，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临时雇佣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2.陈小峰作为原告主要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检查发现、消除作业现场的设备及人员操作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3.嘉兴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现场管理不到位，监督管理缺失，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不足，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4.工人刘波安全意识淡薄，在明知阳极模块未采取支撑固定措施，且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违规进入已被斜吊起的阳极模块下作业，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5.吊车司机蔡可属持证作业，但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吊装带载荷，未提供合适的吊索具、施工负责人刘杨、施工人员刘波使用荷载不足的合成纤维吊装带时，未予以制止，且配合施工方以经验主义方式违规进行操作，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6.原告员工刘杨作为该工地的施工负责人，对安全工作不重视，吊装前未对吊装带进行安全检查确认，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责任认定如下：1.原告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制定吊装施工方案，没有经发包方、承包方、吊装作业方共同审核签字的作业许可证和吊装作业票，未配备专职吊装作业指挥人员和监护人员，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临时雇佣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2.陈小峰作为原告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检查发现、消除作业现场的设备及人员操作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3.嘉兴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监督管理缺失，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不足，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4.工人刘波安全意识淡薄，在明知阳极模块未采取支撑固定措施，且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进入已被斜吊起的阳极模块下作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5.吊车司机蔡可属持证作业，但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吊装带载荷，未提供合适的吊索具，施工负责人刘杨、施工人员刘波使用荷载不足的合成纤维吊装带时，未予以制止，且配合施工方以经验主义方式违规进行操作，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6.原告员工刘杨作为该工地的施工负责人，对安全工作不重视，吊装前未对吊装带进行安全检查确认，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2017年11月28日在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前进工作站调解下原告与刘波家属签订赔偿谅解协议书，约定原告支付刘波家属赔偿款（含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抚慰金、原告代垫付的保险理赔款及其他全部费用）共计1900000元。赔付总金额大致组成如下：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223480元；2.丧葬补助金30582元；3.供养亲属补助金（死者母亲）140400元；4.其他505538元。2017年11月29日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上述1900000元。另，蔡可操作的100t大吊车为蔡达俊、蔡礼军所有，蔡可是蔡达俊、蔡礼军雇佣的驾驶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涉案死者刘波原系受雇于原告，原告作为雇主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进行追偿。《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亦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有权在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工伤职工应当配合追偿。故本案原告依法有权进行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蔡可作为吊车司机，属持证作业，但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吊装带载荷，原告施工负责人刘杨、原告施工人员刘波使用原告方提供的负载不足的合成纤维吊装带时，未予以制止，且配合原告方以经验主义方式违规进行操作，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蔡可系蔡达俊、蔡礼军的驾驶员，应由蔡达俊、蔡礼军承担侵权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对各方的过错及责任情况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本院综合各方的过错情况，以及刘波死亡导致的合理损失情况（包括应扣减的保险理赔款情况），酌定由被告蔡达俊、蔡礼军承担100000元的赔偿责任。原告超出上述金额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豫军公司、孙耀玲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达俊、蔡礼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赔偿款100000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被告蔡达俊、蔡礼军负担2300元，由原告负担196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邵云 人民陪审员  朱扣娣 人民陪审员  陶信宝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