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6民终18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开德，男，196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良，男，198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刘阳梅，云南王建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王开德因与被上诉人李正良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小地名为石渣窝、面积为3.36亩的林地（四至界限为：东：后海子王文有土地、南：高兴巧林地、西：本人农地、北：后海子陈永华地）的使用权人系李正良。2010年5月18日，昭通市昭阳区林业局向李正良颁发了昭区林证字（2010）第20011500019号《林权证》。因王开德在李正良承包经营的林地上开挖了面积为约76.44平米（长约18.2米、宽约4.2米）的林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为此，李正良、王开德双方发生矛盾纠纷。李正良、王开德双方的矛盾纠纷经当地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乡政府调解均未达成一致协议。因李正良、王开德双方无法就本案争议林地达成一致协议，2019年4月4日，李正良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起诉来院，请求：一、判决责令王开德立即停止对李正良林地的侵权行为，返还其已侵占的81平方的林地，并将该面积的林地恢复原状。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王开德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他人不得非法占有、使用。本案中，李正良提交了《林权证》，同时原审法院依职权向花鹿坪村民委员会主任**正制作的《询问笔录》、向昭阳区林业和草原局调取的李正良《林地位置图》，也充分证明了本案争议林地（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小地名为石渣窝、面积为3.36亩）的承包经营权人系李正良，李正良对该林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现该林地被王开德私自开挖了约76.44平米（长约18.2米、宽约4.2米），王开德的行为已经侵犯了李正良对该林地享有的、合法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此，对李正良要求王开德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返还其已侵占的林地，并将该面积的林地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王开德主张其才是本案争议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的辩论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王开德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材料证明其系本案争议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因此对于王开德的此辩论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李正良要求王开德负担本案诉讼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依法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予以收取并确定如何分担。所以对于当事人如何分担案件受理费，并不属于双方之间存在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因此，对于李正良的此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开德立即停止对李正良承包的林地（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小地名为石渣窝、面积为3.36亩的林地）的侵占行为。二、王开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其开挖的林地（位于昭通市昭阳区小地名为石渣窝、面积为3.36亩的林地，面积约76.44平米）恢复原状后返还李正良。三、驳回李正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王开德负担。宣判后，王开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判决，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2010年5月18日昭阳区农业局就该林地向被上诉人颁发的《林权证》确定被上诉人享有使用权的林地面积为3.36亩，且四至界限清楚，本无异议，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实地测量的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林权证》载明的面积及四至界线确定双方争议的土地是不是在被上诉人林地的范围内，被上诉人超出其使用范围且不在自己林权证范围之内的3.36亩，则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林地。2.被上诉人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停止侵占的行为，其主观目的是在利用合法手段，掩盖其非法目的及自身的侵权行为。根据法院依职权向昭阳区林业和草原局调取的被上诉人李正良《林地位置图》，该图清晰分辨出争议地确实不属于被上诉人李正良的林地，能够证明上诉人一直耕种的土地与被上诉人的林地没有界线的混淆，也不存在争议，而一审法院仅仅凭借主观判断，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采信了争议土地属于被上诉人的林地范围，且此争议林地在上诉人的自留山范围内，一审法院否定《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形。3.上诉人来自昭通市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民委员会十三组，该村的林地没有确权，是延续1983年使用情况，自1983年以来上诉人对该幅土地一直享有使用权，并延续至今，在未颁发林地证的情况下，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现状，延续以往的使用权；而被上诉人来自于昭通市昭阳区，根据历史现状两个村的林地是被一条路隔断的，争议的土地与被上诉人的土地是在路的两侧，确不在被上诉人的林地面积内，且在王盛良《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范围之内，属于合法使用。同时还有1983年的分地会计高正玉和队长李寿忠作证，其具有证明力，应当予以采信，而法院以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二、一审过程中遗漏当事人，属程序违法。根据1983年《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载明的，争议土地系王盛良所承包经营与管理使用，并且王盛良将该幅土地交由上诉人管理和使用，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本案的争议土地系王盛良，系土地的真正管理和使用人，处理结果与王盛良有直接利害关系，而被上诉人并非土地真正的使用权人，企图通过诉讼改变土地的权属，而一审法院未通知王盛良到庭参与诉讼，存在遗漏当事人的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发回重审。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尊重历史，延续1983年确定的林地使用权人对林地的合法管理和使用权，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正良作服判的二审书面答辩。在二审中，上诉人认为，花鹿坪村民委员会十五组、十三组两个组的林地是被一条路隔断的，上诉人耕种的土地（争议的土地）与被上诉人的林地是在路的两侧，不在被上诉人的林地面积内，上诉人耕种的是叔叔王盛良承包的《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范围之内，属于合法使用，并不在被上诉人《林权证》载明的面积及四至界线范围内，超出李正良林权证3.36亩范围，故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认为，李正良持有的2010年5月18日昭阳区农业局颁发的《林权证》载明，李正良林地位于昭阳区，小地名为石渣窝，面积为3.36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后海子王文友地、南至高兴巧地、西至原告本人农地、北至后海子陈永华地的林地。李正良认为，王开德开挖的面积81平米的地（长18米，宽4.5米）系在该林权证范围内。而王开德则认为其耕种的土地系其叔叔王盛良承包的位于昭阳区村民高德华、高德贵的林地，西至大路，南至本村村民王志有的林地，北至李世坤农地），四至界限清楚，并一直耕种、管理、使用至今，无任何单位及个人干涉，为此提交了1983年由昭通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王开德的叔叔王盛良的《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其中小地名为“王家大坟山”自留山为2.2亩，四至界限为东至高正玉熟地、西至15队的埂子、南至15队的交界、北至王盛明熟地，其中西面和南面与十五组的地相邻，证明争议该地位于昭阳区两个村民小组之间的交界处，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民委员会也证明该纠纷曾于2009年3月双方曾聚集数十人发生激烈争执。因此，本案实质是两个村民小组之间的边界问题引起的争议，虽然李正良持有《林权证》，但并无具体的边界划定，王盛良的《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虽然已经过两次土地承包政策，但根据昭通实际，基本上是延续了八三年的土地承包政策。因《林权证》《昭通县自留山使用证》都没有确定的现场边界，也没有实际的丈量，因此，本案系两个村民小组之间的边界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正良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退还李正良。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退还王开德。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戴红梅审判员  宋明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祖维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