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20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勇,男,汉族,1968年10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辉，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滨江西路中段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624H7Q50。 法定代表人：韩玉贵。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平，四川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勇、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以下简称“凯鹏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6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辉、陈欣，上诉人凯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4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8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6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本金6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是否将61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于被上诉人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显示，上诉人先后取出61000元，于28日交给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陈芳，陈芳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一审法院否认2018年4月9日5000元借款和2018年5月2日5000元借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陈某2不仅是上诉人的妹妹，也是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之一的陈某1的妹妹，且2018年5月2日的5000元借款，当日上诉人即将5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给陈某2，该借款的真实性无疑。 凯鹏公司辩称，1.陈勇上诉称61000元交给了凯鹏公司的上诉理由，系2017年5月虚构借款，凯鹏公司的银行账户在2017年5月并没有61000元存入，且陈勇采用现金方式将款项通过财务交付给公司的方式与惯例及常理不符；2.陈勇在（2018）川0703民初7540号案件中承认凯鹏公司的公章由其持有，而在本案中不承认持有公章，不承认操纵出纳的说辞是企图篡改事实。在7540号案中陈勇承认经常使用私人微信收受公司营业款，表明陈勇在上诉状中陈述通过微信向陈某2微信转账的款项可能来源于公司营业款。 上诉人凯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通过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另案查明事实，可以看出陈勇的身份是凯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事情都由陈勇说了算。陈勇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8年5月31日收回1.5万元，在一审庭审中认可2018年5月30日《领款单》的真实性，两笔合计3万元，一审仅认定1.5万元错误。我方所举《借支单》系陈勇移交给凯鹏公司，陈勇对《借支单》中的签名予以否认，一审在没有询问当事人是否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对陈勇从凯鹏公司处取得款项的事实不予认可，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没有对陈勇诉称的所谓2018年4月9日、5月2日、5月14日《借支单》共计7.5万元作出证据认定，也未载明依据何理由，而是直接在判项中判决凯鹏公司向陈勇还款。陈勇掌握凯鹏公司的印章，具备制造“凭据”的条件。陈勇除持有其自己制作的3张共7.5万元《借支单》外，没有该款交到公司财务的证据。 陈勇辩称，1.陈勇自始至终从未控制公司，公司的实际股东是陈某1和韩玉贵。2017年10月21日前，韩玉贵指派陈芳担任公司财务，陈勇负责公司日常经营；2.陈勇出借8万元给公司是为了公司能够完成任务获得返点收益，之后将61000元交给陈芳，陈芳是出具了收条的。之后的三笔借款，有公司出纳陈某2签字，陈某2虽然是陈勇的妹妹，同时也是股东陈某1的妹妹，陈某2不会为了一个哥哥的利益去损害另一个哥哥的利益。 陈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80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7年6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本金60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26日，盖有被告凯鹏公司印章的《借条》，载有“今借到陈勇人民币现金80000万元整（捌万元整），用于公司作为流动资金，向成都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进货的专用的资金。借款期限为30日整（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止）”。其下书写有“收款人：陈芳”。同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入80000元；之后有78200元以“货款”名义转入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同日，四川路易风行轮胎有限公司出具的《销售开单》显示，向凯鹏公司销售了四个规格共计160条轮胎，共计价款78200元，在“摘要”中注明“请送至：武侯大道文昌路92号”。2018年10月26日，成都根泽商贸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2017年5月26日陈勇通过四川路易风行轮胎有限公司交付给成都根泽商贸有限公司（武侯大道文昌路92号）4个规格的米其林轮胎共计160条，成都根泽商贸有限公司收货后将商定的160条轮胎合计陆万壹仟元货款，通过张军的银行账户支付给陈勇提供的银行账户，当天钱货两清，特此说明。”该说明后附有张军2017年5月26日向陈勇账户转款61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 2018年4月9日，盖有被告凯鹏公司印章的《借支单》，载有“借陈勇现金”、“支付工资”、“伍仟元正”内容，出纳处签字为“陈某2”。 2018年5月2日，盖有被告凯鹏公司印章的《借支单》，载有“借陈勇现金”、“支付监控安装费”、“伍仟元正”内容，出纳处签字为“陈某2”。同日，原告向陈某2微信转账5000元。 2018年5月14日，盖有被告凯鹏公司印章的《借支单》，载有“借陈勇现金”、“支付房租费”、“陆万伍仟元正”内容，出纳处签字为“陈某2”。四川凯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5月14日开具的两份《凯信.水韵滨江收据》显示，收到陈勇所交的20000元及50000元租金预交费。 2018年5月30日，原告签字的《领款单》，载有“领款事由领到公司借款15000元”、“备注前期借支用于公司缴纳房屋租金”内容。 诉讼中，被告出示①绵阳市天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载有“陈勇于2016年11月24日将本公司代办的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备案章程原件、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国税通知单原件领走……”内容的《证明》、②2018年5月31日书写的“收到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韩玉贵私章，共叁枚”内容的《收条》、③载有陈某2陈述，自己与陈勇是亲兄妹，陈勇是凯鹏公司总经理，公司所有事情是陈勇说了算，公司的营业收入均由陈勇掌管等内容的（2018）川0703民初7540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2018年5月31日前，被告公司公章由原告所掌握，几份《借支单》中签字的陈某2是原告的妹妹，以佐证案涉借款不真实。原告认为，自己代领公章等转交给了公司，2018年5月31日的《收条》是投资人陈某1与韩玉贵的交接；2017年10月之前是韩玉贵在经营的，陈某1占干股，2017年10月之后公司就交给了陈某1经营，原告一直是总经理，2018年5月底因为投资人内部纠纷陈某1将公章等给了韩玉贵，并且韩玉贵将原告进行了辞退；公章、财务章、私章都是财务保管，2017年10月之前公司财务是陈芳，10月之后是陈艳收银员兼职财务。 针对2017年5月26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款80000元后，被告公司转款78200元购买一批轮胎，经转手，该批轮胎出售所得61000元转入原告账户一事，原告陈述，是为了完成当年1-6月任务返点，公司没钱原告就说借款8万元把这个点返过来，为了尽快把任务完成，然后就亏损1万余元，我后来是交给财务陈芳，是私人账户取现金，大概是26、27号取的。 同时，被告出示有“陈勇”签字的，2018年4月17日领款5000元“用于付房租”的《领款单》，2018年5月29日领款5000元“公司归还借支房屋租金”的《领款单》，2018年4月8日借支10000元“付房租费”的《借支单》，2018年5月10日借支65000元“支付房租、员工工资”的《借支单》，拟证明，原告2018年4月8日借走10000元，2018年5月2日及10日借走7万元，原告是利用掌握被告印章便利虚构债务；同时认为原告在2018年5月30日从被告处领取15000元，原告诉状中自认在5月31日还从被告处领取15000元。原告质证，对除2018年5月30日《领款单》外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陈勇”的签字非原告本人所签；对2018年5月30日的《领款单》真实性认可，但领款时间是5月31日，实际是一笔。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公司作总经理期间负责公司管理，且在另案中原告的证人陈某2所述，公司所有事情是陈勇说了算，公司的营业收入均由陈勇掌管。在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数笔借款关系中，原告的身份既是出借人，又是借款单位借入款项的代收人。同时，在几份《借支单》中签字的陈某2，在当时不仅是被告公司收银员兼职财务，还是原告的妹妹。无论是原告所述被告公章是由财务保管，还是被告所述公章是由原告掌握，在原告作被告公司总经理期间，原告具有使用被告公章的便利条件。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并提供了转款证明及款项使用凭据的借款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原告不能提供佐证的借款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原告2017年5月26日向被告账户转入80000元，但在当日内，由原告经办其中78200元用于购买轮胎，所购买的轮胎又进行了转卖，所获价款61000元进入原告账户。对此，原告提出两点陈述，1、为了履行对外合同约定任务，争取返点；2、之后61000元取现交予了公司。但公司经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同时不排除为了争取公司更大利益，在部分利益上作出牺牲，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或者证明已经过股东或投资人同意；对于原告将61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予被告的陈述，无财务人员将该款转入被告银行账户的记录相印证，而原告在负责被告公司的管理，因此，对原告的该部分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原告该部分借款金额为1800元（80000元-78200元）。 被告主张2018年4月17日、2018年5月29日的《领款单》及2018年4月8日、2018年5月10日的《借支单》系原告从被告处领取款项，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单据其中“陈勇”的签名与原告认可的案涉单据中的签名明显不一致，被告也未申请鉴定，对被告的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原告①于2017年5月26日向被告出借款项1800元，②于2018年5月14日向被告出借款项65000元用于支付房租，共计66800元。对原告关于2018年5月30日在15000元《领款单》签字，次日领取款项的说明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笔领款应以“先借先还”原则与本案确认的借款进行品迭，被告还应向原告偿还款项51800元。案涉《借支单》中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一审法院支持原告从起诉之日（2018年9月4日）起至偿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利息。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陈勇偿还借款51800元，并承担该款从2018年9月4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8元，由原告陈勇承担1050元，被告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承担548元。 二审中，上诉人陈勇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证据名称：1.2017年5月28日金额为61000元并加盖有凯鹏公司公章的《收条》一张、陈勇的农业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陈勇于2017年5月27日、28日共计取款61000元，并于2017年5月28日将款项交付给凯鹏公司的财务人员陈芳；2.《公司财务交接清单》共两页，拟证明陈勇移交给韩玉贵方的具体材料，其中包括2017年10月-2018年5月现金日记账贰本和会计凭证拾陆本；上诉人凯鹏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证据名称：2018年4、5月会计凭证。拟证明凯鹏公司所列举的案涉《借支单》的真实性。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凯鹏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收条》载明的款项并未进入凯鹏公司银行账户，而银行流水明细只能证明陈勇取款，并不能证明将款项交付给凯鹏公司。《公司财务交接清单》仅有一份，由陈勇方持有。清单第一页没有移交人接收人杜宜科、负责人罗英旗的签字，我方对清单第一页的真实性持异议。陈勇对会计凭证的质证意见是除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6日的《借支单》外，对凯鹏公司列举的其他案涉《借支单》中的签名予以认可。上诉人陈勇申请证人陈某1、都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勇借款给凯鹏公司是真实的。都某称陈勇持有的《借支单》在会计凭证中均有记载，但资料移交给凯鹏公司后，庭审中出示的会计凭证与最原始的会计凭证不符。凯鹏公司对此的质证意见是陈某1与陈勇、都某具有亲属关系，其作出的证词与客观事实不符，应当不予采信。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之规定询问陈芳，其承认2017年5月28日的《收条》系本人出具，称陈勇要求其先出具收条稍后陈勇再交付款项，陈芳出于对公司管理人陈勇的信任出具了收条，但陈勇实际上并未交付款项。陈勇对《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是对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陈勇不是凯鹏公司的股东，也不掌握公章。陈勇将61000元交给了陈芳，陈芳是韩玉贵派到公司的。凯鹏公司对《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凯鹏公司的银行账户在相应时期没有收到61000元款项。本院认为，对于《收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陈勇是否真实交付款项存疑。理由如下：1.61000元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是一笔较大的金额，陈勇作为成年人，在当代银行转账十分便捷的情况下却采用现金形式交付款项，与常理不符，且当时经手的财务人员陈述并未收到该款，凯鹏公司银行账户在相应时期也没有61000元的款项存入，故对陈勇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交付61000元的主张，需陈勇提供进一步的证据；2.鉴于前期陈勇借给凯鹏公司80000元用于购买货物，现在收回款项后，陈勇没有必要将款项交回凯鹏公司，再由凯鹏公司偿还给陈勇。按照一般生活经验，陈勇收到款项后，可直接与凯鹏公司进行对账清算，没必要多费周折；3.陈芳于2017年9月20日离开凯鹏公司时，作为管理者的陈勇未对应移交资料进行审核，与常理不符，对公司财务资料不健全，陈勇应承担管理人责任。综上所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本院认定《收条》所载明的款项并未实际交付。至于陈勇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人证言，因证人与陈勇系同胞兄弟关系，与都某系姻亲关系，双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证言，本院将在审理中综合其他证据予以采纳。对于《公司财务交接清单》，凯鹏公司陈述原件仅有一份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且凯鹏公司无法举证证明该清单第一页系伪造，故对《公司财务交接清单》，本院予以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查明一致。 另查明，原审判决第4页第20段的“2018年4月17日领款5000元‘用于付房租’的《领款单》”实际为2018年4月16日的《领款单》；一审庭审中，被告凯鹏公司还列举了2018年5月2日的‘支付安装监控设备款’金额为5000元的《借支单》。 又查明，凯鹏公司现持有的2018年4月、5月会计凭证簿中，均未找到陈勇于本案提交的时间为2018年4月9日、2018年5月2日、2018年5月14日的三张《借支单》，也没有反映上述三张《借支单》的《记账凭证》。对于凯鹏公司提交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2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29日和2018年5月30日的共计6张《借支单》及相应《记账凭证》，除2018年5月2日和2018年5月10日的《记账凭证》外，在会计凭证簿中均有记载。根据《公司财务交接清单》第一页载明都某向韩玉贵方移交了2017年10-2018年5月的现金日记账，但是凯鹏公司陈述该《公司财务交接清单》第一页系伪造，都某未向韩玉贵方移交2017年10-2018年5月的现金日记账。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陈勇是否作为出借人向凯鹏公司借款的问题；2.陈勇出借给凯鹏公司的款项金额是多少的问题；3.凯鹏公司尚欠陈勇金额是多少的问题。 关于陈勇是否作为出借人向凯鹏公司借款的问题。凯鹏公司认为陈勇提交的，时间为2018年4月9日、2018年5月2日、2018年5月14日，总金额为75000元的三张《借支单》系伪造，本院认为，虽然在上述《借支单》出具期间，陈勇系凯鹏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具备使用公章的便利条件，但是依据凯鹏公司提交的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的《领款单》，上面载明“公司归还借支（房屋租金）”、“前期借支用于公司缴纳房屋租金”内容，可以推断出凯鹏公司存在向陈勇借款的行为。且陈勇提交的上述三张《借支单》，有时任凯鹏公司出纳的陈某2签字，并加盖有凯鹏公司公章，具备欠条的形式要件。因此，本院认定陈勇作为出借人存在向凯鹏公司借款的事实。 关于陈勇出借给凯鹏公司的款项金额是多少的问题。第一，2017年5月26日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有当日凯鹏公司来源于陈勇的现金存入凭证为据，本院予以认可。第二，2018年4月9日金额为5000元的《借支单》，因无相应的款项支付凭证，且在会计账簿中未反映，本院对现金借款事实不予认可。第三，2018年5月2日金额为5000元的《借支单》，因有公司出纳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且陈勇于当日向公司出纳陈某2的微信转账5000元，对于该借款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四，2018年5月14日金额为65000元的《借支单》，借支事由注明“支付房租费”，该事由与凯鹏公司所举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的《领款单》中的内容相印证，且2018年5月14日开具的两份《凯信.水韵滨江收据》显示收到陈勇所交的20000元及50000元租金预交费。故对于该借款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陈勇出借给凯鹏公司的款项金额共计150000元。 关于凯鹏公司尚欠陈勇金额是多少的问题。首先要查明陈勇已收回的款项是多少的问题。第一，对于2017年5月26日的80000元借款，凯鹏公司于当日支付78200元用于购买轮胎，所购买的轮胎又进行了转卖。所获款61000元进入陈勇私人账户。虽然陈勇称以低价进行转卖系为了完成公司销售任务，获得返点的额外收益。但该收益尚不确定，陈勇也未举证证明凯鹏公司已经获得利益。故本院认为陈勇应承担转卖轮胎的差价损失，结合陈勇账户收取的61000元，陈勇收回的款项共计为78200元。第二，陈勇自认于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收到凯鹏公司的20000元。凯鹏公司认为，除此之外还包含有陈勇在起诉状中自认的2018年5月31日收款15000元。本院认为，陈勇陈述的当日签署《领款单》，次日领取款项的说明具备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对于凯鹏公司所举的2018年4月8日金额为10000元的《借支单》，凯鹏公司认为系陈勇向凯鹏公司借款。因《借支单》中无陈勇的签名，故凯鹏公司于此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第四，对于凯鹏公司所举的2018年4月16日金额为5000元的《领款单》。因陈勇不认可该《领款单》的真实性，而该《领款单》既无出纳的签名，其中陈勇的签名又与其认可的案涉单据中的签名明显不一致，故本院对该《领款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凯鹏公司虽主张陈勇的签名是真实的，但并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五，对于凯鹏公司所举的2018年5月2日金额为5000元的《借支单》、2018年5月10日金额为65000元的《借支单》，凯鹏公司认为系陈勇向凯鹏公司借款，而陈勇认为系凯鹏公司向其借款，《借支单》系用于制作公司内部财务账簿。本院认为，该《借支单》中的借支事由为“支付安装监控设备款”、“支付房租、员工工资”。安装监控设备、支付房租和工资系凯鹏公司的义务，并非陈勇的义务；且这两张《借支单》中记载的事由与金额，与陈勇所举2018年5月2日、2018年5月14日的两张《借支单》中记载的一致。支付监控安装费、和房租属于一次性的行为，要么款项来源于陈勇，要么款项来源于凯鹏公司，结合凯鹏公司自行提供的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领款单》上注明的“公司归还借支（房屋租金）”、“前期借支用于公司缴纳房屋租金”内容，对凯鹏公司主张陈勇向其借款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陈勇已收回的款项金额为81000元。经品迭，凯鹏公司尚欠陈勇金额69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6529号判决； 二、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勇偿还借款69000元，并承担该款从2018年9月4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利息； 三、驳回陈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98元，由陈勇负担750元，由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48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292元，由陈勇负担2700元，由绵阳市凯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5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兵 审 判 员  李华峰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伍艳玲 书 记 员  顾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