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2民初2675号原告：薛淑珍，女，194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系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6号。法定代表人：叶云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赟，系辽宁开元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淑珍与被告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淑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被告永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淑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价款533554元，并自1997年7月8日占用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逾期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日利息为47660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薛淑珍所在单位大连华龙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因与大商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被大商公司、永大公司于1996年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年4月1日，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在诉讼中向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华龙公司从施工现场撤出，另行组织施工。1997年6月6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华龙公司从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6号永大公司施工现场迁出，由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另行组织施工。华龙公司对96号裁定书提出异议。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8日，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将华龙公司从施工现场迁出，现场工地上堆放的钢筋等材料扣押于法院，工地上其他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均由永大公司占有并使用。2003年4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原告要求赔偿申请先予执行给华龙公司造成的损失398454.00元问题，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要求另行告诉。原告薛淑珍不服，以华龙公司名义先后在辽宁省高院进行申请再审，再审申请均被驳回。最后一次是（2006）辽立民监字第268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于2006年12月4日送达原告。从2007年11月5日开始，原告薛淑珍及其代理人连续不断地到北京有关部门上访，2012年7月14日原告薛淑珍再次来到最高院信访大厅，受到相关领导的接待，经研究本案应属另诉案件，责令被告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尽快解决。2012年10月18日，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第22号《转办函》。2014年8月20日，2016年4月14日薛淑珍到辽宁省高法和辽宁省高检上访要求赔偿先予执行损失。2016年，原告薛淑珍以先予执行申请错误为由，起诉大商公司与永大公司财产赔偿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终字第7518号民事裁定，终审裁定驳回起诉。在薛淑珍的请求主体被大连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3515号、（2016）辽02民终5390号及（2017）辽民申1865号民事判决确认后，于2017年提出国家赔偿。2018年12月2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向薛淑珍赔偿迁出物品损失的赔偿金111765元。至此，原告已经通过国家赔偿程序对于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过程中，扣押至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的物品损失获得赔偿。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将华龙公司强制清场后，该项目由永大公司续建，永大公司对当时留存在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实际占有并使用。在该工程竣工后，永大公司也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故，永大公司对于其占有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价款返还原告。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的价款及利息，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的物品，就是1997年6月6日大连中院先予执行的物品。大连中院在1997年先予执行过程中，已经将原告的所有物品全部从现场清理完毕，大连中院先予执行之后，现场并没有遗留原告的任何物品，也不存在被告占有原告的物品这一事实；2、按照原告起诉状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原告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时其提供的物品清单。这份原告单方拟定的物品清单，被告对此完全不知情。而辽宁高院国家赔偿案当中，也是依据大连中院先予执行案卷中的扣押清单，对原告因先予执行损失的物品予以赔偿。这也就是说原告提供的物品清单与大连中院先予执行案卷中的扣押清单不相符，原告提供的物品清单与事实也不相符；3、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取得，受益人与受害人之间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受益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即使按照原告起诉状的说法，原告从1996年诉讼开始，法院的卷宗资料其完全知晓，大连中院1997年先予执行卷宗中的物品清单，原告也完全知晓，在原告完全知晓1997年先予执行的扣押清单与其本案起诉的物品清单不相符合的情况下，原告就应当及时的向其认为占有其物品的人或者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从1997年开始计算。原告从1996年本案的第1次诉讼开始至今23年的时间内，从未向被告提出要求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因此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已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4、本案从（1999）辽民终286号判决书、（2016）辽民02终7518号裁定、以及（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可以清晰看出原告从一开始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赔偿先予执行给其造成的损失，以及错误申请先予执行的赔偿请求，原告从未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任何权利请求。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围绕诉讼请求,原告依法提交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华龙公司与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1996年7月18日，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向大连市中级法院起诉，1997年4月1日，提出先予执行申请。1997年6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华龙公司从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6号永大公司施工现场迁出，由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另行组织施工。”并于同年7月8日强制执行。2003年4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华龙公司请求大商公司、永大公司赔偿申请先予执行给华龙公司造成的损失398454元问题，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告诉。判决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第三项内容为：“由华龙公司给付永大公司排渣费40000元。”原告薛淑珍不服，以华龙公司名义先后四次在辽宁省高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2016年6月1日原告薛淑珍起诉大商公司与永大公司要求赔偿因先予执行造成的损失，大连市中山区法院作出（2016）辽0202民初41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终字第75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原告薛淑珍提出国家赔偿。2018年12月2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向薛淑珍赔偿迁出物品损失的赔偿金111765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施工现场留存的建筑物及建筑材料由被告实际占有并使用，并提交了其自制的《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被大连法院强制执行清场的物品清单》、《占用物品清单补充》及发票、照片作为佐证，但该两份清单系原告单方自行制作，且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记载内容不符，同时原告提供的发票及于先予执行半个月之前（1997年6月14日）拍摄的照片，亦不能证明其所列物品由被告占有使用。另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及（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华龙公司对遗留在工地的施工垃圾未进行清理，该判决系对现场施工垃圾的处理，并不能证明现场仍存有原告所诉的建筑材料。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92元，由原告薛淑珍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婧人民陪审员 方 杰人民陪审员 王 晶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袁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