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7110号原告：张玲芳，女，1980年3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公民身份号码为513************064。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广东简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51ABJ530。法定代表人：邱富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贵芳，男，该公司监事。原告张玲芳与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贵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返点金额3527.63元，共计82225.84元；2.判令被告依照补充协议支付返点金额6587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主张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存在笔误，并当庭明确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账面余额3527.63元、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总计金额82225.8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8月16日与案外人东莞市伊丹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了“快乐丘比”品牌代理销售合同，其后东莞市伊丹曼服饰有限公司将“快乐丘比”商标转让给被告，原告在被告处提货销售，并于2019年1月11日达成《19春夏回款协议书》。由于原、被告双方合作不顺畅，被告于2019年5月8日书面终止了与原告的合作，确认被告共欠原告合同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返点金额3527.63元、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总计金额82225.84元。同时约定原告在被告处选取货品2000件，并从被告应付给原告的款项中冲抵。后原、被告双方签署了《终止合作协议书（补充）》，约定在协议后原告向客户发完货后按提货金额（折后价）进行返利。2019年5月9日，被告发给原告《19夏季货品总表5-9》，让原告在该表内选货，原告在被告提供的选货表中选取了2000余件，被告却以金额未达为由不同意按原告所选货品发货。2019年5月11日，原告打电话向被告要求发货，被告再次向原告发了一份《张玲芳订单内货品的选货表》，原告在该订单内选购了2084件，而被告整理出来的只有1250件，仍然达不到2000件。其后被告不再让原告选货，而是强行向原告配备了2000件，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当初让原告选货的承诺，原告并未同意被告的强制派货。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被告同意向原告返回保证金20000元以及定金36000元，但因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同意向原告返还账面余额3527.63元以及支付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另外，对于原告诉请的返点金额6587元，被告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曾存在合同关系，现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终止。原告主张因双方合同关系已终止，故被告应按约定向原告返还合同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账面余额3527.63元、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以及返点金额6587元。被告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终止，并同意向原告返回保证金20000元及定金36000元；另外，被告还确认原告的账面余额为3527.63元、未支付的代理返点金额为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为1952元，但称原告存在未按约定提走2000件衣服的违约行为，故被告无需向原告返回账面余额及支付相应的返点金额。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为据。被告确认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其客服人员与原告之间。其中与“南区一部客户张丽”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如下：2019年5月8日，被告客服人员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名称为“终止合作协议”的文件，该份《终止合作协议》显示的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主要内容为“乙方与东莞市伊丹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快乐丘比’商标转让给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乙方没有与甲方变更新代理合同而继续开展‘快乐丘比’品牌在四川的业务，后经一段时间的磨合、评估，乙方已经不符甲方的发展要求，遂决定从2019年5月8日起，甲、乙双方终止合作，乙方不再享有‘快乐丘比’品牌在四川省的经营及发展权利，一切合作关系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终止。乙方缴纳甲方原合同保证金2万元整，19春夏定金36000元整，账上余额3527.63元，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总计82225.84元。甲方将乙方缴纳金额充抵货款。乙方把双方协定的该提走的货品（2000件以2.3折价格买断）以款到发货的方式提走，此次货品不计返利（代理下线客户夏季返还照常交付）。双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结清所有货款款项，甲、乙双方互不拖欠，终止合作”。与“快乐丘比客服阿鑫”的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如下：2019年5月9日，被告客户人员称“张姐，还有560件未提完。总金额是25747.8元，返利金额3089.73元”，后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名为“终止合作协议补充”的文件给原告，这份《终止合作补充协议》显示的甲、乙双方均与《终止合作协议》一致，主要内容为“基于终止合作协议书特作补充：原四川代理张玲芳线下客户有2019夏季货品尚未提完，故返利金额将在所有客户发完货后以实际提货金额（折后价）进行返利”。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并未提走《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衣服2000件，但对于未提货的原因，双方持有异议。原告主张其未提货的原因是被告未根据原告选取的款式发货，而是强行配货，原告不同意被告的强行配货，故不同意收取货物。为证明该主张，原告提交了另一部分与“南区一部客户张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为据。这些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如下：2019年5月9日下午14:17，被告客服人员称“张姐，您再选点不够”，原告称“表发给我”，对方称“昨天那份表”，后双方就选货问题进行了多轮交涉，当天下午17:27，被告客服人员称“张姐，一共是1915件，金额68175.45元，这个款咩有看到是不是写错款号了”；2019年5月10日上午10:00，原告称“你给我的选货表，很多不是我订的，不在我的订单范围内，有货的我马上选，选了又没货……货到哪里去了”，被告随后称“张姐，您的这个金额没有达到，上面不同意”；2019年5月11日上午10:57，被告客服向原告发送了名为“张玲芳订单内货品现货表”的文件，并称“张姐，这个表示刚才把您订单内的货品匹配出来的图片，您查收一下，弄好了我就今天把货给您发出去”，同日中午12:17，原告称“是不是没把我的订单发完，好多款很多没有发出了”，对方称“我刚才把您未发货的单子匹配处理，男大童大多都是已经发完了的，就只有几个款没有而已”，原告称“我把我的单拿出来，货到哪了”，被告客服人员称“只有部分没有货，有货的这些从里面挑2000件就可以了，我也好让仓库尽快帮你弄好”，双方就选货问题又进行了多轮交涉后，被告客服人员称“张姐，现在公司已经决定按你订单内剩余货品配2000件发给你，今天帮你配好发出”，原告称“不是我选的我坚持不要，既然是选2000件，那就是选”，被告客服人员称“今天就是把货给你，完结这个事情，收不收货由你决定，你选不到2000件，公司就按照你订单内货品配货给你”。被告则称原告未提取这2000件衣服是是因为原告存在未依约定在订单内提货的违约情形。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销售日报表以及订单明细表等为据。其中销售日报表显示原告选取了不同型号、不同规格的衣服共计2084件，但被告主张原告选取的这2084件衣服并未在其订单明细表的范围内选取，故不同意向原告发出这2084件衣服。原告确认其选取了这2084件衣服，亦确认被告提交的订单明细表是原告在订购会上下单的衣服，但原告称其选取的衣服款号均在订单明细表范围内；至于数量，原告则主张虽然订单明细显示的数量与销售日报表的数量存在差异，但这是因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补货的情形，且数量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另外，原告还称，《终止合作协议书》虽然约定了原告需要选取2000件衣服，但是并未明确约定原告所选取的衣服必须在订单明细表范围内，且原告是否选取2000件衣服及提货，并非被告向原告返还账余额及支付各种返点金额的前提条件。另查明，原告主张《终止合作协议书》未将双方的返点金额结算完毕，从原告与“快乐丘比客服阿鑫”2019年5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方称“张姐，还有560件未提完。总金额是25747.8元，返利金额3089.73元”可见，截至2019年5月9日止，被告至少还有3089.73元返点金额尚未支付给原告，而这些返点金额并未包含在《终止合作协议书》中，原告称其诉请的返点金额6587元是其自行统计的，并没有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再查，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了以下事实：1.《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账面余额3527.63元是原告于双方合作期间在被告处充值并扣除提货金额后的金额；2.《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是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前所产生的返点金额，与双方争议的2000件衣服无关；3.《终止合作协议书（补充）》所约定的返利金额是指原告线下客户提货所产生的返利金额，与双方案涉纠纷无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终止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协议书（补充）》），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销售日报表）、订单明细表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原、被告一致确认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终止，被告同意向原告退还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请的账面余额以及各项返点金额是否合法有据。对于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账面余额。原、被告均确认账面余额3527.63元是原告在被告处充值提货后剩余的货款，该款项的性质属于原告支付的预付款，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终止，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账面余额3527.63元，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及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其一，《终止合作协议书》明确在双方终止合作关系时，被告尚余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及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未向原告返还，而被告对于上述金额亦予以了确认。其二，虽然《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原告需要在被告处提走货品2000件，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这2000件货品应如何选取，且《终止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原告提走2000件货品是被告向原告支付各项返点金额的前提条件，且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终止合作协议书》所涉的返点金额与原告需要提走的2000件货品不存在关联性。被告拒付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及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理由不成立，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及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符合双方的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三、关于返点金额6587元。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存在返点金额6587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返点金额6587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玲芳返还保证金20000元、定金36000元；二、限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玲芳支付账面余额3527.63元；三、限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玲芳支付代理返点金额20746.21元、个人返点金额1952元；三、驳回原告张玲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收取受理费726.44元，由原告张玲芳负担53.44元，由被告东莞市康瑞服饰有限公司负担6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映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黄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