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寿宝，女，193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爱珍，女，汉族，1965年8月16日出生，住嘉兴市，系周寿宝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俊闻，男，汉族，1989年6月17日出生，住嘉兴市，系周寿宝外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费，男，197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芬，女，198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周芳，女，198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新根，女，195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男，200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法定代理人：周芬，系卢某母亲。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萌国，嘉兴市南湖区东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寿宝因与被上诉人周费、周芬、吴周芳、吴新根、卢某（以下简称周芬一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寿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周芬一方负担。事实和理由：吴文奎与周永兴一家为两个宅基地拆迁，两个宅基地大小相等，其上实际建筑物面积各一半。按照拆迁管理办法，吴文奎应得145平方米的建筑安置面积。2012年6月26日，在开发办工作人员李根泉的帮助下，周永兴一家得到了全部的拆迁房，分别为马厍花苑5幢201室、5幢202室、10幢102室三套住房，合计面积321.56平方米，拆迁款195008元，户内人员为周芬、吴周芳、吴新根、卢某、周永兴、周寿宝，吴文奎的拆迁房与补偿款被全部非法侵占。周永兴一家为转移财产，于2012年12月21日将3套住房以90万元的价格卖给周费。2013年4月15日，根据宅基地相关材料所载面积58.8平方米，依法补偿吴文奎拆迁房65.38平方米（按面积安置），与周寿宝完全没有关系，其实际应付房款为30＊550＋（58.8-30）＊770＋（65.38-58.8）＊1800＝50520元。开发办李根泉欺骗房屋需要13万购买，并让周芬假装将自己的30平方米＊550元／平方米以3000元／平方米（3000＊30＝90000元）放到吴文奎这抵195008元拆迁款的一半（录音证据清晰记录），吴文奎拆迁合同安置人口栏变为1＋1，周永兴一家拆迁合同安置人口栏由6＋2变为5＋2。但这其实只是550元／平方米与770元／平方米优惠政策的交换。这是本案的背景。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不当。一审认定周寿宝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周寿宝对《期房转让协议》中涉及的三套房屋享有份额，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周寿宝将涉及到周寿宝的周永兴一家全部拆迁资料移交基层法院，法院又依职权向油车港镇政府的拆迁部门进行了调查，有关份额存在的事实是清晰的。周寿宝提供了吴文奎户拆迁档案、吴文奎证人证言、现场录音文件。就单个证据而言，吴文奎证人证言、现场录音文件的效力较弱，但与政府3份拆迁协议的内容完全相关与相符（周寿宝已对拆迁合同中的数字变动进行了说明，与证人证言、现场录音文件完全一致），达到高度可信的标准。在2012年的拆迁中，周寿宝作为安置人员在3套房屋中进行安置是没有争议的。在2013年的拆迁协议中，政府因测量面积的错误与优惠政策的互换，作废了2012年合同，签订了2013年合同，从合同上看，其安置人员并未发生变化。1.周芬一方认为周寿宝与其丈夫吴文奎共同安置。从吴文奎安置合同看，只是单独安置了吴文奎，与周寿宝无关。2.周芬一方认为其建筑面积安置由310平方米变为290平方米，缺少的20平方米是周寿宝安置在吴文奎户的有效证明，不符合事实。建筑面积的变更只是测量的错误，这也是政府作废第一份合同的原因。3.周芬一方认为“安置人口”由6＋2变为5＋2是本案周寿宝产权变更的证据。从结果上来说，周芬一方的认知会导致周寿宝产权的凭空消失，明显错误。此“安置人口”只是享受550元／平方米的优惠政策，与产权所有人无关。从周永兴一家的拆迁合同明显可见，超出部分使用了770元／平方米的另一套优惠政策，之后就是市价购买。如果此“安置人口”为产权人口，作为不在户口本与地基证上的女婿（无拆迁产权），不可能出现在“安置人口”一栏的。周芬将自己30平方米＊550元／平方米的拆迁优惠与吴文奎770元／平方米的优惠政策进行互换，假装补偿吴文奎拆迁款，但吴文奎户只有28.8的770元／平方米，而按人的30平方米＊50元／平方米是不能拆的，不然会导致吴文奎安置人口1.96，优惠人口1.96人，故吴文奎户多了1.2平方米的优惠面积（550元／平方米），其并不牵扯安置产权的变动（所以周永兴一家的安置产权并没有少1.2平方米）。周芬将自己的优惠政策与吴文奎进行了互换，而所有产权是没有变化的。二、一审程序错误。一审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程序违法。该条规定的本质是保护买受人的权益，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查明事实真相。事实不清直接适用，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与节约司法的司法精神。故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周芬一方共同辩称,一、在2012年6月26日周永兴户确与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建筑面积310平方，安置人口6＋2人（独生子女按双份计算），安置房屋三套，其中周寿宝也在内。到2013年4月，周寿宝提出要单独安置在丈夫吴文奎户，因吴文奎有宅基地证，无房屋（已倒塌），经调解，在周永兴户的建筑面积310平方中划出20平方到吴文奎户，给吴文奎和周寿宝单独安置了65.96平方的一套房屋，并将2012年6月26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作废，2013年4月11日周永兴户与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建筑面积290平方，安置人口5＋2人（独生子女按双份计算），其中安置人员：周永兴（已死亡）、吴新根、吴周芳、周芬、卢国允、卢某（独生子女），安置房屋三套，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120.56平方，202室120.56平方，10幢102室80.44平方，上述三套安置房，周寿宝没有安置在内，即没有房屋安置和人口安置份额。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农民一户享有一处宅基地，每人只享有一次安置的规定。二、周寿宝提供的主要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诉请不能成立。周寿宝诉请的主要依据是2012年6月26日周永兴户与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和南湖区法院2014年7月14日作出的（2014）嘉南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二份证据。根据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该协议已经作废不存在。这二份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周永兴户2013年与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周寿宝并非诉争拆迁房屋的拆迁安置人员，诉争房屋的处分行为与周寿宝无关，周寿宝与本案《期房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无利害关系，故周寿宝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三、周寿宝主张的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与周费签订的《期房转让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周寿宝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期房转让协议》处分了周寿宝的份额。周寿宝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周寿宝对《期房转让协议》中的三套房屋享有份额，且据周芬一方的证据和一审依职权向油车港镇政府拆迁部门调取的证据，周寿宝对此没有份额。因此，请求二审驳回周寿宝的上诉请求。周寿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期房转让协议》无效；2.周芬一方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寿宝和吴文奎系夫妻关系，两人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吴新根、二女儿吴爱珍。吴新根后嫁与周永兴，先后育有周芬、吴周芳两女。周芬嫁人后生育一子卢某。2012年拆迁安置时，周永兴和吴文奎分作两户安置，当时周寿宝的户口在周永兴户中，周永兴为户主的户口簿里一共有6人，即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卢某和周寿宝。拆迁时因卢某是独生子，计算安置过渡人员时可按2人计算，卢某的父亲（也就是周永兴的女婿）户口不在里面，但经常居住在被拆迁的房屋内，系常住女婿，计算安置过渡人员时可按1人计算。2012年6月26日，拆迁人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周芬（代周永兴，为乙方）签订《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新市镇（新社区）建设农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坐落在盛丰村1组，累计建筑面积310平方米，产权人周永兴，核定安置人口6加2人，安置房为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面积共计321.56㎡；超安置面积10平方以内10平方米，按1800元/平方米，计18000元，超安置面积10平方以外1.56平方米，按3000元/平方米，计4680元；过渡费按7人计。后该协议被拆迁人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注明作废。2013年3月27日，周永兴因病死亡。2013年4月11日，拆迁人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周芬签订《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新市镇（新社区）建设农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坐落在盛丰村1组，累计建筑面积290平方米，产权人周永兴，核定安置人口5加2人，安置房为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面积共计321.56㎡，超安置面积10平方以内10平方米，按1800元／平方米，计18000元，超安置面积10平方以外21.56平方米，按3000元／平方米，计64680元；过渡费按6人计。一审调取的该2013年安置协议后附的《拆迁安置面积、人口核准表》显示核定家庭安置人口为“5＋2（独生子）（女婿常住）”，核定家庭过渡人口为6人。同时一审调取的该2013年安置协议后还附了安置人员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卢某的户籍信息情况。2013年4月15日，拆迁人嘉兴市麟湖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吴文奎（乙方）签订《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新市镇（新社区）建设农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坐落在盛丰村1组，累计建筑面积58.8平方米，产权人吴文奎，核定安置人口1加1人，安置房为马厍花苑一期17幢403室住房面积65.38㎡，超安置面积10平方以内5.38平方米，按1800元/平方米，计9684元；过渡费按2人计。另，2012年12月21日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与周费签订《期房转让协议》将拆迁安置的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以900000元价格转让给周费。2013年8月，嘉兴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向一审提起追偿权诉讼并申请了保全，周芬、吴周芳作为被告涉诉，一审查封了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周费随即向一审提出了执行异议，一审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嘉南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了上文提到的2012年安置协议内容，认定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的安置人口包括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卢某、周寿宝六人，认为该三套房屋属六人共有，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四人对该三套房屋的处分行为在卢某、周寿宝追认之前，处分行为效力待定，故驳回了周费的异议请求。周寿宝表示拒绝追认该《期房转让协议》，提起了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周寿宝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四人签订《期房转让协议》的行为处分了周寿宝的份额。目前周寿宝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周寿宝对《期房转让协议》中涉及的三套房屋享有份额。退一步讲，即便周寿宝确实享有份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权处分并非合同无效的事由，仅能阻却合同的履行。故周寿宝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寿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周寿宝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周寿宝认为其对诉争的马厍中心社区5幢201室、202室和10幢102室3套住房具有产权份额，其他产权人未经周寿宝的同意，将该房转让给周费，存在擅自处分周寿宝份额的情形，并据此主张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与周费签订的《期房转让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周寿宝主张其对诉争3套安置房屋享有产权份额，应当举证证明。周寿宝主要依据的是2012年6月拆迁人与周芬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虽然2012年的拆迁安置协议安置人口包括周寿宝，但该协议已经被拆迁人注明作废，而2013年3月27日重新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后附的安置人员为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卢某，并未包括周寿宝。周寿宝认为两份协议之间不存在安置人员变动、只是周芬与吴文奎享受的优惠政策的互换，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比对2012年和2013年的拆迁安置协议的内容，2012年的协议载明核定安置人口6＋2人、安置标准内面积240平方米，2013年的协议载明核定安置人口为5＋2人，安置标准内面积210平方米。由此可见，2013年的协议相较2012年的协议在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上均相应有所减少。退一步讲，即便周寿宝对诉争三套房屋享有产权，周永兴、吴新根、周芬、吴周芳在未经周寿宝同意的情形下处分了该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无权处分亦非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周寿宝仅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期房转让协议》无效，亦缺乏依据，一审驳回其诉请正确。综上所述，周寿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周寿宝负担。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