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3民初493号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昆明路世贸城1号写字楼1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872628779（4-4）。法定代表人：卢光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凯，贵州四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月华，贵州四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程林，男，仡佬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建筑公司）与被告程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凯、被告程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承建的余庆县他山中学公租房项目出现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劳务费，便于2016年2月2日向原告借款300000元用于支付劳务费用，解决了被告的燃眉之急。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拒绝还款，故诉至法院。被告程林答辩称：该笔借款不是事实。当时余庆法院审理万子刚案时，恒顺建筑公司经理曹某作为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说有30万元对不起账，曹某出主意写的这张借条，当时程林基于对原告公司的信任写了这张借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恒顺建筑公司与被告程林是挂靠关系，恒顺建筑公司是被挂靠人，程林是挂靠人。2014年7月，程林以恒顺建筑公司名义中标了贵州省他山中学、中职学校教师公租房工程项目。2016年2月2日，被告程林向原告恒顺建筑公司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金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00元整），用于支付余庆县他山中学公租房劳务款。（此借款在工程款拨付后由公司直接扣除）。”2016年6月17日，万子刚、黄永强向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恒顺建筑公司，要求被告支付劳务工程款716,250.00元。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下达（2016）黔0329民初10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万子刚、黄永强的诉讼请求。原告万子刚、黄永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新审理过程中，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将程林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恒顺建筑公司在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中提供了前述2016年2月2日程林向恒顺建筑公司出具的借条，目的是证明程林在恒顺建筑公司借款30万元，程林有支付能力。后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下达（2018）黔0329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中叙述，恒顺建筑公司及程林对收取保证金《收条》原件的事实无异，但认为余庆教育局代支付的款项与原告退保证金10万及金额为345,040.00元的《收条》不是一笔款，恒顺建筑公司及程林已实际支付保证金10万元及劳务款345,040.00元的事实，提供了金额为345,040.00元《收条》加以反驳。对争议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通过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万子刚、黄永强主张的2016年2月4日余庆教育局代付款项与万子刚、黄永强退回保证金《收条》及345,040.00元收条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程林未实际支付万子刚、黄永强保证金10万及劳务款345,040.00元的事实成立，依法予以认定。理由是：1、先从当事人的陈述上进行分析，万子刚、黄永强和程林系该部分事实的亲历者、经办者，其陈述应作为认定事实真伪的依据。万子刚、黄永强陈述教育局因统计失误将刘忠理的劳务款49,000.00元统计为4,900.00元，导致合计为445,040.00元，其应程林要求将其中10万元作退回保证金，345,040.00元作劳务款，万子刚、黄永强将保证金收条原件交给程林并出具了345,040.00元的收条；程林在2018年1月29日陈述“另外我支付给万子刚、黄永强的345,040.00元是我支付的，是在2016年2月4日支付给万子刚的，这一笔款与教育局支付给万子刚、黄永强的489,140.00元不是同一笔款，我支付给万子刚的345,040.00元是在遵义市马家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的。”（第一次）在2018年4月17日陈述“2016年2月4日我与万子刚在遵义市马家湾谈的，有40,000.00元是我垫付的塔吊费用，有5,040.00元是我支付的小工费用，再加上100,000.00元的保证金，我实际支付的300,000.00元的现金给万子刚。次日，和恒顺公司的刘波波在城上城的工商银行外的车辆上支付的，这300,000.00元是从公司拿的现金，时间大约在中午至14:00之间。和万子刚谈的时候还有穆云旺在场。”（第二次）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中陈述“支付100,000.00元保证金的方式是拨工程款后在工程款中扣除，比如应支付300,000.00元工程款，万子刚黄永强出具200,000.00元的条子给我。保证金是在教育局拨款时扣除的。这345,040.00元是包含了我垫付了4万元塔吊费，有5,000.00余元的其他费用，万子刚、黄永强扣除100,000.00元的保证金，万子刚、黄永强出具了345,040.00元的收条，这笔钱我是通过现金支付的。出具345,040.00元收条与实际付款时间是同一天”（第三次）。从双方的陈述可认定保证金100,000.00元是支付的劳务款中抵扣，该款是在教育局拨付工程款项中抵扣的事实，教育局代支付万子刚、黄永强的劳务款仅有2016年2月4日这一次，万子刚、黄永强的陈述与教育局2014年2月4日代付劳务款统计更改前后的情况相一致，万子刚、黄永强陈述符合常理；程林前后三次对付款时间、付款地的陈述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2、从付款的时间上进行分析，程林第一次陈述在2016年2月4日在遵义马家湾以345,040.00元现金支付给万子刚的，第二次陈述是2016年2月4日遵义马家湾协商，次日在遵义城上城工商行外车上支付300,000.00元现金，扣除了支付的塔吊费用40,000.00元及其他费用5,000.00余元；第三次陈述付款时间与打收条的时间是同天。三次陈述前后矛盾，本院综合原告提供的余庆教育局2017年8月31日的《说明》、2016年2月4日的《会议记录》，能证明2016年2月4日的上、下午程林与民工14人（包括万子刚）在余庆教育局会议室协商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万子刚、黄永强及程林根本没有时间在遵义市马家湾协商和支付款项的可能，显然程林陈述在2016年2月4日与万子刚在遵义市马家湾协商劳务款，抵扣保证金100,000.00元并支付劳务款345,040.00元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不足以让人信服。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下达（2018）黔0329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后，程林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18）黔03民终41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程林的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被告程林提出2016年2月2日这张借条是为了应付余庆法院万子刚案，实际没有这笔借款。被告程林提出，当时恒顺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在贵州省××区南京路城上城写字楼，可以调取监控，证明借款当天（2016年2月2日）程林没有从城上城提走30万元现款。本院前往该写字楼调取监控，遵义上城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证明，证明该公司管理的城上城写字楼监控设备录像保存期只有七天，无法提供2016年至2018年的监控录像。证人曹某（余庆法院审理的万子刚、黄永强与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中恒顺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恒顺建筑公司员工）证明，经其辩认，在原告万子刚、黄永强与被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以后重新开庭的庭审笔录（2018年4月24日）中，第5页第2行开始的内容，恒顺建筑公司出示了2016年2月2日这张借条，证明2016年2月2日程林在恒顺建筑公司借款30万元，程林有支付能力的事实。余庆法院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笔录虽然将这张借条记录为欠条，而且没有装订这张借条入卷，曹某并不清楚原因，但从金额、日期上判断，应该就是我院向曹某出具的这张2016年2月2日的借条。这张借条产生的经过曹某并不清楚，应该是开庭前恒顺建筑公司向其转交证据时给自己的，应该是王某转交给曹某的。曹某个人的观点是，恒顺建筑公司拿钱给程林，程林付没有付给万子刚恒顺建筑公司不清楚，余庆法院否认的是程林没有付钱给万子刚，并没有否认恒顺建筑公司付钱给程林这一事实。证人王某（原恒顺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当时这个钱是王某支付给程林的，是在城上城王某办公室付的。程林项目上差钱，拿去支付劳务费还是什么的，付给谁不清楚。上述事实，有借条原件一张、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书、工商登记信息、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9民初1065号案件卷宗及民事判决书、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9民初296号案件卷宗及民事判决书、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终4183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回函、证人曹某的证言、证人王某的证言、证人杜某的证言、遵义上城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证明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告程林提出该笔借款是为应对余庆法院万子刚案而作的虚假证据。经核实，涉案借条被告程林书写于2016年2月2日。在2016年6月17日，万子刚、黄永强向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恒顺建筑公司承揽合同纠纷的案件审理中，恒顺建筑公司并没有提供该张借条作为证据出示。在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9民初1065号案件被发回重审以后，重新审理的过程中，恒顺建筑公司才提供了涉案借条，目的是用以抵扣其中345,040.00元的劳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在本案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原告恒顺建筑公司应提供其实际交付该笔借款给被告的证据，但原告并未就此举证，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该笔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00元，已经依法预收，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预交，由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可人民陪审员 赵 洋人民陪审员 刘元元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刘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