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302行初448号原告：张红卫，男，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正懿，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中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峰，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鹏，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慧，湖南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辉莲，女，193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云，男，1956年4月1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农民，住湘潭市雨湖区，系胡辉莲之子。第三人：彭映辉，女，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雨湖区，系张红卫的妻子。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广云路55号培英综合楼。法定代表人陈广，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彪，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火车站北片区项目工作人员。原告张红卫因与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以下简称雨湖征收事务所）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于2018年4月1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湘03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湘03行终7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湖南省雨湖区人民法院（2018）湘03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南省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另行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正懿，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鹏、胡慧，第三人胡辉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云、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彪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彭映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红卫诉称：原告系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红星村村民，在红星村拥有一处房屋。该房屋所在的区域土地面临征收。2018年1月15日及1月21日，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办事处书记和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马某两次与原告约谈签订补偿安置事宜，但约谈均未果。2018年1月15日，约谈后原告因担心被逼签订协议不敢回家。但是拆迁人员天天守在原告家，逼迫原告的家人签约。2018年1月21日下午五点左右，拆迁人员强拉原告上车去村委会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家人拨打110报警，原告因拉扯过程中受伤才得以脱身。拆迁人员继续天天蹲在原告家里威胁原告的家人。家人整日在恐惧中度过，承受不了不间断的威胁和恐吓。因此，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的母亲胡辉莲及妻子彭映辉不得已与雨湖征收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不同意签订上述协议的有关内容，也未授权母亲胡辉莲和妻子彭映辉，因此，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涉案的协议应属于无效之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部门。由涉案协议可知，原告房屋位于火车站北××、××期建设项目征地范围内。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为实施此项目征收工作先后颁发了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一期）建设项目的［2014］19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和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二期）建设项目的［2013］17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该两份公告均载明征拆机构为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雨湖征收事务所系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不具备独立的法定的行政职能，其根据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的安排行使涉案征地拆迁工作，属于行政委托，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对外承担。因此，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为本案适格的被告。并且原告的该观点可由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3行终78号《行政判决书》予以证实。为维护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胡辉莲、彭映辉与湘潭市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在庭审中，原告增加了以下事实与理由：本案第三人彭映辉虽是原告的妻子，但无权处分家庭重大财产，原告的母亲胡辉莲与涉案房屋无关，不是本案涉案房屋的物权所有人，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原告自始至终不同意该份协议。协议违法了，该协议依据的补偿标准是湘政函［2013］84号文件，远远低于国土资源部所规定的两至三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之规定。原告张红卫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信息；2、原告之父张相才户口注销证明，拟证明原告之父张相才已经去世；3、原告、胡辉莲、彭映辉户口本，4、张相才、胡辉莲亲属关系证明，拟证明原告同胡辉莲、彭映辉的身份关系；5、张相才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原告；6、原告收到的《土地调查通知书》，拟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原告；7、原告收到的《土地权属指界通知书》，拟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原告；8、110报警通话记录，拟证明签订涉案协议当天，原告及家人遭受了非法逼迁的事实；9、《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涉案协议的内容；10、《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一期）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4]19号）》、《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二期）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3]17号》，拟证明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11、（2017）湘03行终7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12、原告及家人遭受逼迁的视频一段文字稿内容（视频刻录于光盘一张），拟证明涉案协议无效；13、房屋分家协议，拟证明涉案房屋与第三人胡辉莲无关；14、原告于2018年3月8日（寄出2份）、11日（寄出1份）向被告、雨湖征收事务所、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办事处邮寄的《告知函》及三份邮寄单（3页）、三份EMS官网妥投记录（3页）、邮寄过程录像光盘，拟证明涉案协议无效。15、胡辉莲、张红卫、张云华、张顺华、张少云、陈佳伟（张巧云之子）出具的《关于张红卫房屋产权的情况说明》；16、张红卫结婚证；17、张云华、张顺华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房屋属张红卫。15、16、17组证据拟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张红卫，故涉案拆迁补偿协议无效。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辩称：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与被告之间没有委托关系，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理由如下：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不能作为被告事实委托的依据。湘潭市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征收土地公告》明确了征地拆迁补偿的经办机构等内容。被告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七条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中将《征收土地公告》中已明确的事项进行引述并无不当。被告的上述引述并非委托或授权。即便存在委托、授权也应当视为湘潭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或授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的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部门。《中共湘潭市委、湘潭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通知》（潭市发[2011]9号）规定设立雨湖征收事务所，隶属于雨湖区人民政府管理，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土地和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的工作。据此，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的职能系依法设立。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湘潭市人民政府《潭土公字[2012]第16号、17号公告》，拟证明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规范性文件：《中共湘潭市委、湘潭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通知》（潭市发[2011]9号）。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述称：一、第三人具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定职权，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对诉争房屋亦有处分权，该协议的主体适格。理由如下：就协议甲方的资格问题，第三人职权包括负责辖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作为征收方符合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甲方主体适格。关于协议乙方，尽管协议注明为“张红卫”，但诉争房屋其原房产权人为其父亲张相才，在张相才于2002年过世后，其房产未经有效继承、确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被继承人配偶、子女均有继承权。其实际被征收人应为张相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被继承人配偶胡辉莲有权签订该协议。同时，因法定继承过程中未明确指定归属夫妻一方，故该笔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原告之妻彭映辉亦有权对该笔收益进行处分。此外，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本人亦通过电话授权第三人彭映辉代为签署，乙方主体适格。二、协议内容和签订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就协议内容，房屋面积、人口补贴情况均经过具备相应职权的第三方测绘（反馈），其征收补偿价格的计算标准也严格遵循了湘政函[84]号文的规定，经过了第三方审核和权利人签字确认认可，并最终以上述价格签订了《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其次，在本次征收过程中，签约各方均系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人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威胁、恐吓等违法行为。综上，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房屋征拆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维持，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潭郊集建（1989）字第B504-062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户口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诉争土地上房屋的原权利人系案外人张相才，现权利人为其继承人；2、《承诺书》，拟证明原告已经通过电话方式授权其妻子彭映辉代为签订房屋征收协议，因此产生的后果与被告和第三人无关；3、《被征拆房屋测绘报告》，拟证明房屋面积已经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测绘院进行测绘，认定事实客观准确；4、《住房安置货币补贴人口认定表》及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家庭成员情况已经公安户籍部门进行确认，认定事实客观准确；5、神州·征（2018）第0218号征地拆迁费用审核报告，工程审核计算表，拟证明经第三方审计，诉争房屋拆迁补偿价格最终认定为1410545.6元；6、湘潭市雨湖区房屋征收安置各项补偿费用汇总表，拟证明诉争的房屋拆迁补偿价格已通过权利人签字按印，合法有效；7、《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第三人根据自身职权和在先查明的事实，与房屋权利人依法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第三人胡辉莲述称：没有书面内容，涉案房屋系其本人和爱人建了有30年，丈夫在先的时候已经分家，房屋是两兄弟一个一半，现丈夫已经过世了，所以是由两个儿子共同负担，轮流提供吃住。第三人胡辉莲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第三人彭映辉没有到庭进行陈述，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在庭审质证中，就原告张红卫提交的证据，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9：具体的征拆实施工作是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实施的，对证据8、9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被告对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的委托，而是依据[2013]84号文件的规定以及湘潭市人民政府的城市管理体制实施方案的规定，不是被告授权给第三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3-14：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判断，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5：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说明没有签署具体的时间，且该内容是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内部产权分割的说明，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说明应该是由民事法律关系来处理；对证据16：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利人为张相才，原告张红卫是基于张相才的过世才享有对土地和房屋的继承权，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7张云华、张顺华出庭作证证言，对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人与本案的原告系亲属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与第三人征拆所提交的涉案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权利人不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根据张云华的证言，该房屋的使用者包括第三人胡辉莲和彭映辉，作为使用权人有权签署该协议。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7：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权证上记载的权利人是张相才，在其去世后如无有效确认的遗嘱和遗赠协议，其权属应当归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告只是继承人之一，主体不适格；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无法得知电话的内容阐述的事实，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该份协议不完整，完整版应当以第三人提交的为准，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第三人认为该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予以维持；对证据10-11：与第三人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视频中并没有体现所谓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能体现该对话与签订征收协议有关，根据文字体现的内容来看，视频内容不完整；对证据13：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纸张不完整，不知道裁剪的部分有无其他约定，合法性有异议，该份协议出具的时间是在原权利人张相才去世以后有可能的继承人之间的相互约定，在不知道被继承人是否存在有效遗嘱或者遗赠有效的前提下，该协议效力存疑，第三人在原告提交复印件时也已经告知原告应当提供公证文书或者相应的确权证明，否则无法认定；对证据14：妥投到第三人的邮寄记录无异议，其他的第三人不清楚；对证据15、16及证据17证人出庭作证证言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第三人胡辉莲对原告张红卫提交的所有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证言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张红卫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形式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没有证明效力，对于被告所说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且不算证据。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无异议。第三人胡辉莲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性质证均不予认可。就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提交的证据，原告张红卫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认可证明效力，如果说现权利人为张相才的继承人，那么张相才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其三子女及其妻胡辉莲；对证据2：内容真实性不认可，根据第三人胡辉莲的精神和对事物的认知状态，其不能理解承诺书所表达的内容，承诺书是如何做出来的，请法庭予以调查；其次，承诺书以胡辉莲第一人称来陈述，但签字处为胡辉莲、彭映辉、张彭；再次，承诺书见证人分别为征拆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红星村的村主任，该两人具有积极签订协议的动因，不能作为承诺书的见证人；最后，胡辉莲、彭映辉、张彭无权授权代替原告签订协议；对证据3：测绘报告不认可证明效力，测绘报告仅仅证明原告房屋的面积及状况，与协议的效力无关；对证据4：人口认定表及登记卡不认可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协议内容合法、协议有效；对证据5：审核表、工程计算表该份证据是在2018年2月6日作出，涉案协议书签订于2018年1月23日，在协议签订之后所出的审核报告，如何作为协议内容合法、协议有效的证据，且该份报告依据的是湘政函[2013]84号，违背了国土资源部所规定的每两至三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调整之规定，依据不合法，报告不合法；对证据6：汇总表没有单位盖章，没有经办人、复核、主管人签字，对真实性存疑，没有汇总的日期；对证据7：协议内容违法，该协议的签订基础是[2013]84号文，2018年1月23日签订协议，审核报告、工程计算表是在2018年2月6日编制完成，即该协议违背法律的规定，没有事实根据，更重要的是该协议原告不认可，一直在主张该份协议的无效，原告没有授权任何人签订该协议；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三人征拆事务所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具体征拆工作是征拆事务所承担，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事务所与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第三人胡辉莲发表质证意见：质证意见与原告的一致。第三人彭映辉未到庭提供证据和发表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做如下认定：原告张红卫提交的证据1-7、9-11、13、16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12、14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但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5及证据17证人出庭证言，相互印证，且与证据6、7能相印证，能够证实张红卫对涉案土地及房屋享有相关权利，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的证据1、3、4、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证实原产权人为张相才，在张相才去世后，根据证据3《被征拆房屋测绘报告》可看出该宗土地现在的使用人为张红卫。对证据2、6及证据7，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到庭否认签署相关文书及协议得到了张红卫的授权，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没有提交相应的授权委托书或现场影像资料证明或张红卫事后的追认，本院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2领款人处为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但事实上相关补偿款项至今未领取。对证据5，审核报告是建立在证据6、7的基础上进行的审核，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张红卫父亲张相才在湘潭市××区××潭乡（××街道）红星村红旗组建有房屋一栋，并办有“潭郊集建（1989）字第Ｂ504-06-21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建筑用地面积为266.62㎡）。2002年，张相才去世。2012年10月11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潭土公字［2012］16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一期）建设项目经批准拟征收湘潭市××区××潭乡（××街道）红星村部分集体土地，2012年11月2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潭土公字［2012］17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二期）建设项目经批准拟征收湘潭市××区××潭乡（××街道）红星村部分集体土地，上述房屋在征收红线范围内，故需征拆。2013年11月26日，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颁发了潭征补［2013］17号《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二期）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3年11月26日，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颁发了潭征补［2014］19号《统征地（火车站北片区一期）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两公告均载明由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下称征拆机构）负责支付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费。2014年5月31日，涉案房屋经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测绘院测绘，出具了《被征拆房屋测绘报告》，载明土地使用人为张红卫。2018年1月23日，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以及原告张红卫的儿子张彭共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是：“本人胡辉莲是火车站北片区1、2期项目征拆户，权证人：张相才（大约在2012年去世）是我丈夫，房屋土地使用权证：潭郊集建（1989）字第Ｂ504-06-212号，权证建筑用地面积为266.62㎡，分别由二儿子张云华和三儿子张红卫继承，各占一半权证建筑占地面积（分别为133.31㎡）。大儿子张少云在别处有一处房屋。我的生活起居由三个儿子轮流照顾，在这次征收项目中二儿子张云华已签订房屋征拆补偿协议，我的90㎡认定合法建筑面积和住房货币安置补贴98000元／人，家里商量好了放在三儿子张红卫户进行拆迁补偿，现三儿子张红卫户要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经三儿媳彭映辉和孙子张彭与张红卫电话联系，张红卫同意由我和彭映辉、张彭替他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我全家承认此协议合法有效并会按照协议和政府的要求按期腾房搬家，确保房屋的顺利拆除及项目的顺利实施。如因此产生的任何矛盾由我们家庭内部解决，与政府无关”。同日，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与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约定征收补偿款为1410545.60元。2018年2月6日，湖南神州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房屋征地补偿费用进行审核后，认定原告房屋拆迁补偿价格为1410545.60元，但该款项原告尚未领取。原告认为，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无权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系被逼迫签订，故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另查明：一、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隶属于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管理的副科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具备法定的行政职能，但具体承担辖区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实施工作。二、经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湘03行终76号行政裁定书中查明，涉案被征拆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为上诉人张红卫的父亲张某，张某于2002年去世。张某与原审第三人胡辉莲共同生育了三子两女，包括儿子张少云、张云华、张红卫、女儿张顺华，另有一女儿张巧云已经去世。2015年7月15日，署有胡辉莲、张红卫、张少云、张顺华签名的《房屋分房协议》上，上述四人的签名均系上诉人张红卫一人所签，且系征收开始以后进行的补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张少云、张云华、张红卫、女儿张顺华及张巧云的继承人陈佳伟均认可张相才去世后红星村红旗组龙家屋场房屋归张红卫与张云华两人各一半，龙家屋场11号归张云华、12号归张红卫。在本次征收过程中，张云华就龙家屋场11号房屋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部门。本案中，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系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不具备法定的行政职能，其根据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的安排行使涉案征地拆迁相关实施工作，并签订征拆协议，属于行政委托范畴，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对外承担责任。因此，本案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适格主体。二是第三人彭映辉、胡辉莲与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1、在本次征地过程中，从前期土地调查、房屋测绘的情况来看，均可看出涉案土地、房屋的使用权人均系张红卫本案中，征拆部门是知情的；从常住人口登记卡、制式的《住房安置货币补贴人口认定表》、《补偿费用汇总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亦可看出户主及被征收主体是张红卫，征拆部门亦是知情且认可的；从征拆部门要求第三人彭映辉、胡辉莲出具《承诺书》的情况来看，更可看出征拆部门是认可张红卫的被征拆主体资格但担心张红卫会提出不同意见而采取的“强化”措施。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对张红卫作为被征拆对象的户主及涉案房屋被征拆主体是完全知情的。2、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的原房产权人张相才，在张相才过世后，征拆机构在征拆涉案房屋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调查、落实该房屋的现有状况及相关继承人情况，以明确实际使用权人和安置补偿人员，防止虚假申报或漏报，减少和排除相关社会矛盾的产生。从本案相关继承人认可“涉案房屋归张红卫”的实际情况来看，本案征拆中并无相关调查材料，显然征拆部门是没有积极主动履行相关职责。且从征拆部门与同一栋房屋另一户主张云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实际情况亦可推定出征拆部门对该栋房屋的权属现状是完全知情的，征拆部门没有直接面对，而是采取了规避张红卫个人的方式与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3、从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共同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来看，该《承诺书》载明经第三人彭映辉和张彭与原告张红卫电话联系，原告张红卫同意由第三人胡辉莲、彭映辉以及张彭替原告张红卫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是否确实通话、确实授权并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且事后并未得到张红卫的追认。故原告张红卫认为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以“其没有授权胡辉莲、彭映辉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由，请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红星村红旗组龙家屋场潭郊集建（1989）字第B504-06-212号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系张红卫，第三人彭映辉、胡辉莲与第三人雨湖征收事务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经过张红卫的授权及事后追认，程序违法且明显违法，严重损害了张红卫的合法权益，且该协议签订后至今亦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与第三人彭映辉、胡辉莲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放明人民陪审员  黄志文人民陪审员  陈 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彭旭妍代理书记员  唐 璧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