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81民初9423号原告：支友良，男，1947年9月14日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善珍、黄信兵，启东市南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江苏江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云龙区三环东路瑞龙东方商贸城D－108。法定代表人：尹照丽。被告：张耀斌，男，1962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如皋市。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玲，如皋市石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朱仲英，男，1945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斌，海安市洋蛮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支友良与被告江苏江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顺公司）、张耀斌、第三人朱仲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支友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信兵，被告江顺公司、张耀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玲参加了全程庭审。原告支友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善珍参加了第二、三次庭审，第三人朱仲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斌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支友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385776.40元，自起诉之日起给付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偿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宁启铁路启东段工程，将部分铁路路基分包给被告施工。2017年4月初，经朱仲英介绍，原告与被告项目部洽谈石材供需事宜并达成口头合同，（1、按被告现场施工要求的规格供货，质量标准以现场验收接收为准。2、数量以实际接收为准。3、价格每吨43元。4、运输费用由原告承担。5、被告付款垫一批结清上一批）之后，原告组织货源运输。期间，原告要求被告按约付款，被告说要供货到1万吨才可付款，原告无奈，只好继续供货。2018年1月10日原告持送货接收单去被告处要款，被告项目部管理负责人张耀斌把送货接收单收取核对后，出具给原告供货石材11994.8吨计款515776.4元的收条证明。2018年1月12日、2月15日原告分别收到被告货款共计13万元，剩余货款385776.40元，原告多次催要无果。被告江顺公司、张耀斌辩称，1、案涉A组石料的买卖合同的主体系被告江顺公司与第三人朱仲英，被告张耀斌出具的书面证明上也载明债权人为朱仲英，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张耀斌出具证明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要求张耀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朱仲英述称，1、朱仲英与原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并非介绍人，因朱仲英与江顺公司项目经理陶宏俊是多年的朋友，在该项目开始之前，陶红俊要求朱仲英供应石材，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后来原告主动要求加入石料供应，并承诺利润的40%给朱仲英，原告本人分取利润40%，还有其他两个合伙人各10%。因朱仲英洽谈业务以及对外联系采购石材等花去了近2万元的费用，原告承诺不需要朱仲英再出钱再投资，其他购买石材以及运费等投资都由原告和其他两个合伙人出资，这一情况朱仲英从没有向江顺公司以及张耀斌进行过披露，因此供应石材的合同相对方，江顺公司一直认为是朱仲英，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是江顺公司与朱仲英，货款也应当由朱仲英和江顺公司结算。2、当时约定的价格是36元每吨，如果将来石材上涨的话，可以考虑每吨上涨2元到3元，但因为账目一直没有结算，最后双方未完全能达成一致，后来确实每吨上涨了五块钱。3、原告提供的证明，是张耀斌出具给朱仲英的，原告到朱仲英家索要款项发生纠纷，原告殴打朱仲英，趁乱将该证明偷走。4、朱仲英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是配合法庭查明本案的有关事实，朱仲英在本案中所享有的权益将另案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法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江顺公司分包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宁启铁路启东段的部分工程，张耀斌为江顺公司的管理人员。2017年4月至7月间，原告自南京采购铁路路基用A组填料，向江顺公司分包的工地供应，货物运至启东市少直内河码头，由被告在码头收货。2018年1月10日，张耀斌出具证明，载“兹有朱仲英送A料到铁路合计11994.80吨”。2018年1月12日，朱仲英向原告账户汇款5万元。2018年2月15日，被告张耀斌向原告账户分两笔汇款8万元，用途备注为“A料货款”。原告、第三人、被告均认可该款为支付的案涉材料款，原告和第三人均称被告共支付了该13万元，被告在前两次庭审时也称共支付了13万元，最后一次庭审时称付了15万元多。2019年1月14日，朱仲英出具情况说明，载“江顺公司在分包宁启铁路启东基工程施工过程中，关于石材（A组料、山皮土）买卖事宜，是我与江顺公司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商定的价格每吨36元（到工地现场价，不合格的料在结算时扣除吨位），也是我与江顺公司进行结算与支友良无关。另张耀斌于2018年2月14日汇款8万元给支友良，也是应我的指定要求汇款的，江顺公司与支友良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于2019年5月6日、2019年7月3日分别委托江苏振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南通皋审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案涉货物的价格进行评估，两评估机构以影响水运价格的因素诸多，存在不确定性为由，未出具评估报告。后原告委托南通和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货物的价格进行了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4月至2017年7月，用于铁路路基的A组填料靠启东内河码头的价格范围为43元/T至49元/T。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5000元。经本院询问，第三人朱仲英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原告支友良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二是案涉货物的价格为多少；三是被告实际支付的货款应认定为多少。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支友良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首先，张耀斌出具的“兹有朱仲英送A料到铁路合计11994.80吨”的证明由原告支友良持有，朱仲英称为支友良趁乱窃取不符常理；其次，原告支友良支付了案涉材料的采购款及运费，将案涉材料供应给涉案工程，支友良为事实上买卖关系的出卖人。再次，在支友良向涉案工地供应材料过程中，被告曾支付13万元货款，其中5万元通过先支付朱仲英，再由朱仲英汇入原告账户，8万元分两笔直接汇入支友良账户，且将用途备注为“A料货款”，该被告将汇给原告的款项备注为“A料货款”的行为亦可说明其认可支友良为材料的实际供应者，相关货款应向其支付。最后，支友良所供材料全部使用到涉案工程中，该工程的分包方为江顺公司。现支友良作为买卖关系的实际出卖人向江顺公司主张欠付材料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认为支友良作为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其不应向支付支付货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需要说明的是，支友良和朱仲英均提及双方开始想要合伙，支友良称因朱仲英不投资所以未合伙，朱仲英只是介绍人，朱仲英称其与支友良系合伙。因朱仲英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本院不再对两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述，朱仲英和支友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双方另行处理。对于争议焦点二，案涉货物的价格为多少。原告称货物的价格为43元/吨，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申请了证人顾某,4、沈某,4、陈某,4出庭作证，三名证人均称当时谈到的价格为每吨43元；提供的**侠、张永清、南京市江宁区运隆汽车运输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称支友良在南京装A级石料，租借小漓江码头装船每吨4元，A级石料款每吨13元，支友良付的款项已全部收到；证人陈某,4出庭作证，称其负责帮原告运输，南京运到启东少直包括过闸费用运费22元一吨；南通和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货物的价格进行了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4月至2017年7月，用于铁路路基的A组填料靠启东内河码头的价格范围为43元/T至49元/T。被告称货物的价格为每吨36元，并称货物为山皮土，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了朱仲英出具的情况说明，称石材（A组料、山皮土）商定的价格每吨36元（到工地现场价，不合格的料在结算时扣除吨位），而朱仲英在庭审时称约定的价格是36元每吨，如果将来石材上涨的话，可以考虑每吨上涨2元到3元。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本院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双方提供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案涉货物石材的种类，被告张耀斌出具的证明里称“A料”，被告汇款给原告时备注为“A料货款”，**侠、张永清、南京市江宁区运隆汽车运输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里称“A级石料”，证人顾某,4、沈某,4、陈某,4出庭作证均称“A级料”，故本院认定本案供应的石材为用于铁路路基的A组填料。关于价格，综合全案情况，朱仲英和被告的相关人员交往频繁，比较熟悉，且与支友良存在矛盾，且朱仲英称遇价格上涨还会再调整，每吨36元并非最终价格。证人顾某,4、沈某,4、陈某,4等与支友良关系密切，其证明价格为每吨43元的证言难以单独作为证据采信，但结合陈某,4运输费用为每吨22元的证言、**侠、张永清、南京市江宁区运隆汽车运输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论，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本院确认案涉石材的价格为每吨43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铁路建设所用基料分类较为复杂，根据细料土的含量不同，基料分为A料、B料、C料、D料，A组料为优质填料，其下又可细分不同种类。关于原告供应的具体种类，因已用于铁路路基，无法检样，原告提供的石材照片，被告亦不予确认，但因原告主张的价格为每吨43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论A组填料到达启东内河码头的最低价为每吨43元，本院不再对原告所供应石材的具体种类予以评述。对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实际支付的货款应认定为多少。被告在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7日两次庭审中均认可已支付案涉材料款13万元，特别是在本院询问被告时，被告明确回答为13万元。在2019年8月29日第三次庭审时，被告称“今年春节前，江顺公司的陶红俊打了两万块给朱仲英”，在庭审结束后，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反映银行汇款的的手机截屏的打印件，打印件显示“1.2017年7月27日付朱仲英5000元；2.2017年10月14日付朱仲英5000元；3.2017年12月1日付朱仲英2000元；4.2018年1月11日付朱仲英50000元；5.2018年1月11日付朱仲英1000元；6.2018年1月22日付朱仲英5000元；7.2018年2月15日付朱仲英10000元；8.2018年2月15日付支友良40000元；9.2018年2月15日付支友良40000元；”朱仲英书面质证称上述款项中只有13万元是付本案货款，另外2.80万元是陶宏俊支付的其他款项。支友良质证称当时张耀斌出具证明时被告分文未付，否则证明里会予以扣减吨数或注明已付款项，朱仲英和被告另有业务往来，其他款项应为支付的被告与朱仲英之间的其他欠款。如上所述，结合全案，朱仲英与被告相关人员较为熟悉，原告系朱仲英介绍与被告认识，可推测朱仲英与被告之间另有往来。张耀斌出具证明的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该证明对已付款项无记载，也未扣减相应吨数。2018年2月15日被告汇出9万元，其中8万元汇给支友良，1万元汇给朱仲英。双方认可支付案涉货款的三笔汇款分别为5万元、4万元、4万元，单笔款项远远高于另外几笔汇款。本案于2018年12月17日立案，被告在接到诉讼材料后，专门于2019年1月14日至宜兴市朱仲英的家中让其出具情况说明，可反映被告对本案较为重视，理应对已支付货款进行核查。被告在前两次庭审中明确表示支付的案涉货款为13万元。考虑到上述因素、禁反言原则及朱仲英在本案的诉讼地位，本院对被告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被告可就已支付的2.80万元与朱仲英另行解决。综上，原告支友良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货款的价格应认定为每吨43元，应认定被告已支付案涉货款13万元，双方均认可被告张耀斌参与买卖及出具证明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张耀斌不承担责任，相关责任应由江顺公司承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纷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苏江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支友良货款385776.4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以385776.4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支友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086元，保全费2620元，评估费5000元，合计1470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支友良负担2500元，由被告江苏江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22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086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46×××65）。审 判 长  魏清见人民陪审员  朱伯平人民陪审员  徐沈蔚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范明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