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0108民初5956号   原告：黄某1，男，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吴某，女，199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黄某2，男，201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法定代理人：黄某1，男，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黄某2父亲。   法定代理人：吴某，女，199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黄某2母亲。   原告：黄某3，女，201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法定代理人：黄某1，男，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黄某3父亲。   法定代理人：吴某，女，199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黄某3母亲。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某，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博度二队村民小组，住所地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博度村二队。   法定代表人：黄某4，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黄某3诉被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博度二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博度二队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黄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各原告每人支付土地补偿款人民币54400元，共计2176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黄某1父辈、祖辈均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出生之日起就已随父母在被告处生产生活。因当时户口政策的原因，原告黄某1最初的户口随母亲在海口市××区罗牛山农场，但后来也迁回被告集体。原告黄某1与原告吴某于2014年11月19日结婚，于2015年5月15日生育儿子黄某2（即第三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生育女儿黄某3，也是一直居住生活在被告处。吴某、黄某2、黄某3母子三人也落户到被告集体，也办理了农村合作医疗。2018年11月，因退塘还林项目，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向原告家庭支付了鱼虾塘补偿款83600元。但在2018年12月，被告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土地补偿款68000元/人，却只给予原告四人20%，即13600元/人。由此原告四人少得54400元/人，四人则共少得217600元。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上述土地补偿款，被告却以种种借口予以推脱，搪塞，致使原告一直未能取得全额的补偿款。原告认为：原告在本村居住生产生活，户籍登记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接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故应认定原告具备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权利。被告拒绝向四原告全额分配土地补偿款，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已经严重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四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博度二队村民小组辩称，被告认为，原告在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并不具有博度二队村民小组成员资格，依法不能参与分配本次土地补偿款。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1、原告黄某1不符合原始取得被告成员资格的条件。原告黄某1自出生就随其母亲吴和英落户在美兰区三江镇罗牛山农场，并随其母亲在罗牛山农场建房居住生活，原告黄某1的母亲吴和英系国有罗牛山农场职工，户籍为非农业，原告黄某1出生即随其母亲取得了罗牛山农场的非农业户籍。因此，原告黄某1并不符合原始取得被告成员资格的条件。2、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亦不符合加入取得的条件。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等人至今仍和其母亲吴和英一起建房居住生活在罗牛山农场，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等人在被告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并无可供居住的房屋，实际上亦未在被告处生产、生活。原告黄某1和儿子黄某2于2017年8月15日才将户口迁移到被告处随其父亲黄昌锋，之后其妻子吴某随迁入，黄某3系出生入户，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等人的户口系落在被告处，但也仅仅系户口落在被告处，如果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等人在户口迁入被告处并在被告处生产、生活，则有可能符合加入取得的条件，但至今，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等人并未举家迁入被告处居住、生产和生活，而是仍然居住生活在罗牛山农场，因此，被告认为，加入取得并非仅是户口的迁入，而是实际的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显然，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并不符合条件取得被告的成员资格，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将户籍迁入集体组织所在地的人员才符合加入取得的条件。二、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在被告处并无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在1998年进行了第二轮的土地承包，此时原告黄某1正随其母亲在罗牛山农场居住生活，享受国有农场职工的保障，其和母亲均未分得被告的承包地。被告的父亲黄昌锋、奶奶陈雪华等人分得了承包地，在2014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时，黄某1的父亲黄昌锋、奶奶陈雪华和爷爷黄世和在一个家庭承包户内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黄昌锋为家庭承包户代表，其时，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户口还未迁入被告处，亦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合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此处需要对“农户内家庭成员”和“增人”进行合理的定义或解释。此处的“农户内家庭成员”并非是具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人员都包括在内，举例说明：农户李四生育五个小孩，其中三个小孩已经在城镇或他处工作生活几十年，并不在村里生产、生活，甚至户口也已经迁出，此时若把那三个不在村里生产、生活的小孩也包括到此处的“农户内家庭成员”中并认为他们也共同享有以李四为家庭承包户代表所承包的土地，这显然是荒谬的，不能仅因血缘或婚姻关系就当然的理解为此处的农户内家庭成员。此处的“农户内家庭成员”的认定除了考虑血缘或婚姻关系以外，更重要的认定标准为是否共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只有共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的人员（不同于原始取得成员资格并获得承包权后外嫁或外出务工的人员）才能成为《承包法》第十六条中所指的“农户内家庭成员”。此处的“增人”也并非仅是指家庭户口人员的增加，而是指家庭成员因新生、娶妻、父母子女相互投靠等原因把户口迁入并共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的人员，这样的人员才能成为《承包法》第十六条中所指的“农户内家庭成员”，才能共同享有承包地，才符合所谓的：“增人不增地”共享农户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以上的事实和分析，被告认为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仅是户口迁入，因并不随其父亲黄昌锋共同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不属于以黄昌锋为承包户代表的家庭承包户内成员，现黄昌锋已经过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亦不能被继承，由户内成员陈雪华等人享有，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在被告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以被告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依法不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所述，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空挂户’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仅户口登记在集体经济组织，但不在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定，应当认定原告黄某1及其妻子、小孩在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并不具有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已经给予原告按村民成员资格20%款项的照顾性发放，原告诉请要求享受村民成员同等待遇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给予驳回。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黄某1、吴某的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居民健康卡、海南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回单、缴费单、黄某2的社会保障卡、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土地款分配表；被告提交如下证据：黄某1的户籍证明、照片。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黄某1系黄昌锋的儿子，黄某1与吴某系夫妻关系，黄某2、黄某3系二人所生育的子女。黄某1出生于1990年5月21日，户籍原登记在海南省海口市××区在海南省海口市××区罗牛山农场第一分场，于2017年8月15日，因搬迁迁入被告村民小组。吴某出生于1994年6月6日，户籍原登记在海南省海口市××区，于2017年11月21日因结婚迁入被告村民小组。黄某2于2015年5月15日出生，于2015年12月16日因出生申报落户，于2017年8月15日因搬迁由海南省海口市××区罗牛山农场第一分场迁入被告村民小组。黄某3于2018年10月20日出生，于2018年10月30日出生落户在被告村民小组。2005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向案外人陈雪华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案外人陈雪华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被告村民小组土地进行农业种植，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黄昌锋系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之一。2014年，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换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黄昌锋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进行种植。2011年11月15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向黄昌彪、黄昌锋、黄裕鹏、黄某1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该四人在被告村民小组获得农村宅基地，黄某1为土地使用权人之一。四原告自2019年开始在被告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   2018年12月8日，被告村民小组向其村民发放退塘还林项目的土地款，其中农业户口村民每人发放了68000元，非农业户口村民每人发放了13600元。被告村民小组按照非农业户口的标准向四原告每人发放了13600元的土地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黄某3在涉案补偿款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被告博度二队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是认定四原告是否应分得涉案款项的关键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本案中，黄某1的户籍并非因出生便登记在被告村民小组，而是在2017年8月15日由海南省海口市××区罗牛山农场第一分场迁入被告村民小组，并非是原始取得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吴某、黄某2的户籍亦是由其他地方迁入被告村民小组，均非原始取得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是否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判断标准。黄某1在被告村民小组有宅基地，但是，其在该村并未承包土地进行经营。黄某1、吴某、黄某2亦未举证证明其在被告村民小组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并以被告村民小组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故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不应被认定为具有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黄某3一出生便将户籍落户在被告村民小组，但某未成年人，跟随父母共同生活，其父母不具有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黄某3本人亦不具有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2018年12月向其村民发放涉案土地补偿款，而四原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四原告在被告村民小组在发放涉案补偿款时该四人是以被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并在被告村民小组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故四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发放土地补偿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黄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64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黄某1、吴某、黄某2、黄某3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芹   人民陪审员 吴宗华   人民陪审员 林诗柏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周岁贤   书记员 占 倩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