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内0724行初11号原告：道某，住内蒙古自治区。被告：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法定代表人：张某，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第三人：巴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原告道某因不服被告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为查明案件情况，依法追加巴某为第三人，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1日、9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道某、被告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第三人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新右公（阿镇）行罚决字【2019】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现查明2019年5月2日11时30分许，在新右旗阿镇思歌腾驾校东侧70米处外环路口，道某因琐事与巴某发生口角，道某将巴某殴打，造成巴某左脸部、胸部、左耳部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道某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公安治安行政处罚卷宗）：1、行政处罚内部审批材料，包括报案记录、接处警登记表、受案回执、道某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审批表、对道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回执等，证明公安机关是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的案件，并依法向道某告知了应享有的权利，保障了道某的合法权益，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程序合法；2、行政处罚的言词证据材料，包括巴某询问笔录、道某询问笔录，证明事情的起因、经过及道某对巴某实施殴打的行为；3、其他证据材料，包括巴某的诊断书、伤情照片、道某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复核的情况说明、罚款缴纳凭证、身份证明、办案说明等，证明巴某被打后的伤情、对道某提出申辩的答复、身份信息等。同时，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原告道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新右公（阿镇）行政决字【2019】137号处罚决定；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3日原告收到被告公安局作出的新右公（阿镇）行政决字【2019】137号行政拘留决定书，原告因殴打他人决定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对此不服，理由如下：1、该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具备事实认定效力。该处罚的主要伤害证据是非资质部门在事发后几天开具的诊断书，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殴打他人行为和行政相对人伤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在没有病例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被视为有效证据；2、该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存在超越职权解释并运用法律，滥用职权的情形。该处罚决定书中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进行相关处罚，办案机关当时的解释是“只要打人了就这样”，安全分裂了情节较轻与一般情形，并注明第一款，产生了严重误导，极易与该法律四十三条（一）概念混淆，原告认为被告公安局此种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解释法律，并滥用职权；3、公安局违反程序作出决定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十八条，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本案中因公安机关过失，5月2日-开具医院诊断书期间出现影响判断伤情因果及程度的空白期，导致公安机关武断采取“有罪推定”，出现诊断书与本案有关的错误判断；4、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明显不当，倾向性大，对原告造成严重迫害。处罚决定中“现查明……造成XX左脸部、胸部、左耳部受伤”等认定严重侵害了本人在民事诉讼及接受纪律处分时的相关权益，表达模糊不清，认定无根据，严重背离了事实求是、有法可依的执法原则；5、该决定中其他不当。一是隐瞒当时情况，没有体现矛盾纠纷原因，具有倾向性；二是执行期限表述不全，仅有7天时间，没有规定具体时限。2019年5月2日原告从哈尔滨看病回来得知巴某在旗外环非法牧羊时吓唬原告母亲，让其心脏病、血压疾病复发，瞬间气不过找到巴某，试图让其赔礼道歉，并在对质过程中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动手，但当场反应过来自己的错误，身上带的仅有300元塞给巴某，及时制止了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生产生活造成伤情方面的影响，因行政相对人在原告二次道歉时都在继续非法牧羊，故在殴打他人事件中，原告行为符合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根据相关规定，原告的违法行为应属于情节特别轻微或情节较轻，且有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情形，故公安局应减轻或不予处罚。故诉至法院。被告公安局辩称，1、2019年6月13日公安局未向原告送达新右公（阿镇）行政决字【2019】137号行政拘留决定书，送达的是新右公（阿镇）行罚决字【2019】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请求撤销的决定书与公安局无关，此决定书不是公安局作出的。2、对原告作出给予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话了殴打他人的行为，均可以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本案中医院诊断证明书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但可作为情节轻重的参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办理过程中，认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案件，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可以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完全符合相关规定。4、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及有关解释，殴打他人行为，情节较轻的前提必须是伤害后果较轻的，一般是指没有构成轻微伤或主观过错较小的情形。但是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恶劣的，即使没有构成轻微伤，也不宜适用“情节较轻”的处罚。而本案中，行为人的动机、手段也应考虑。综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巴某辩称，公安机关决定正确，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告道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公安卷宗中对原告、第三人的笔录、照片，以证实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笔录中写明打一巴掌、踢了一脚以后及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并把300元钱给了第三人。经质证，被告公安局、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公安卷宗中诊断书2份，5月8日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1份，以证实（1）伤情与本案无关，因诊断书是5月5日作出的；（2）诊断与病历不符，就是与CT片不符；（3）公安机关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8条未对证据进行审查；（4）仅以笔录认定伤害事实是不对的。经质证，被告公安局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是报案笔录、第三人5月2日的笔录、原告5月2日的陈述、伤情照片，而没有采用医院的诊断书。第三人巴某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3、公安卷宗中的说明、第三人6月11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证实公安局办案超期、未将诊断书送达原告、未依法公开、办案具有倾向性，处罚未写前因后果，采用无效证据。经质证，被告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已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对办案超期问题办案人员已进行了说明。第三人巴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4、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证实被告以医院诊断书、伤情照片作为致伤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经质证，被告公安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不只是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和照片，诊断证明书只是一个参考。第三人巴某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诊断书跟行政处罚无关。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均为公安治安卷宗内的材料，其并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在办案该案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被告公安局提交了治安处罚案件卷宗，以证实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质证，原告对卷宗中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诊断书没有依据，且没有病历佐证，不能作为第三人致伤的证据来采纳；伤情照片上看不出受伤情节，不能作为证据；对办案说明不认可，应是正式文件，且没有伤情委托书、鉴定委托书。第三人巴某对该卷宗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虽对公安局的证据提出了异议，但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且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与客观事实相符，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事的证据链，故对被告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第三人巴某提交了呼伦贝尔市人民耳鼻喉科检查的医疗费票据、挂号票据、检查的报告单，以证实检查的日期是2019年5月10日，报告单的日期与检查票据日期不一致，报告单的日期不对。经质证，原告道某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左耳鼓膜没有穿孔，是外耳道受伤，认为5月10日的报告单与其无关。且该证据证明旗右旗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是假的，因该证据说明鼓膜光滑，没有穿孔，按这个常理打一巴掌不可能致外耳道出血。被告公安局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原告、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耳鼻喉内镜手术报告单显示“左耳外耳道内可见大量血痂，耳道内未见新生物，鼓膜色泽正常，标志清晰”。镜检诊断：耳损伤（左），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巴某在2019年5月5日在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的CT诊断报告单及对新巴尔虎右旗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进行了调查笔录，经当庭出示，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第三人在肛肠科检查胸部、头部，开具的是耳鼻喉科和外科诊断书不符合逻辑，且两份诊断书与CT报告单的门诊号不一致，耳鼻喉科医生明确不具备诊断外伤性鼓膜穿孔的技术条件。被告公安局及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原告、被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巴某的CT报告单显示“头颅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询问笔录证实巴某检查是左耳流血，不具备进一步诊疗条件让其到海拉尔进一步检查，初步诊断为外伤性鼓膜穿孔，故本院予以确认。为进一步核实案件事实，本院调取呼伦贝尔市第三人巴某在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记录、耳鼻喉内镜手术报告单及证明一份。经当庭出示，原告、被告、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证实了第三人巴某于2019年5月10到到呼伦贝尔市人民法院就诊及诊断为耳损伤（左），因原告、被告、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2日，原告母亲因犯高血压、冠心病住院，原告得知：2019年4月30日，第三人巴某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北外环放羊，原告道某母亲在此处溜狗，狗散跑冲羊吠时，第三人骑电动车将狗撵到原告母亲处，原告母亲制止，原告母亲与第三人未发生争吵。原告认为其母亲犯病住院是因第三人撵狗吓到了其母亲，而于2019年5月2日11时20分许，在第三人放羊的北外环处，询问第三人是否吓唬过牵狗的老太太，第三人回答没有，又问是否撵过狗，第三人回答有过，原告便对骑在电动车上的第三人脸部打了一巴掌，致使第三人和电动车往后退，第三人从电动车上下来时原告踹了第三人左胸部一脚，从第三人后面拽第三人身上的背包，第三人倒在地。后原告看第三人年龄较大，给第三人300元并道歉。第三人于2019年5月2日11时53分报案，并将原告给付的300元返还原告。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5月2日向原告送达案件公开权利义务告知书，对第三人的伤情进行照片采集，并有原告道某签字。第三人于2019年5月8日向被告公安局提交了其5月5日在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的诊断证明书，诊断为：头部软组织挫伤、胸部软组织挫伤、外伤性鼓膜穿孔、出血。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6月13日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提出申辩，被告于2019年6月13日对原告道某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复核并答复原告。被告公安局于2019年6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新右公（阿镇）行罚决字【2019】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道某拘留七日，并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于2019年6月13日送达原告。本院认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道某于2019年5月2日以在2019年4月30日第三人撵狗吓到了其母亲以致使其母亲犯病住院为由，对第三人打一巴掌、踢一脚，致第三人身体受伤。被告公安局认定原告道某的行为属殴打他人，于2019年5月2日向原告送达案件公开权利义务告知书，于2019年6月13日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告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依法对该治安行政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和证据收集，同时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各个事项均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被告在充分履行行政案件程序事项后，并根据查明的事实，于2019年6月13日对原告依法作出了新右公（阿镇）行政决字【2019】137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原告道某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等。经查，原告的诉称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道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道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冰审 判 员 多 俊 杰人民陪审员 陈   广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俊伶-9-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