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敬武，男，1974年2月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桃利，河南铭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保雨，男，1965年3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银霞，河南伊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红鲜，女，1973年1月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顾县。系上诉人孙敬武之妻。上诉人孙敬武与被上诉人王保雨及原审被告张红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9）豫0381民初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敬武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王保雨任何货款；二、本案的上诉费及一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不应再支付被上诉人任何的货款。1、2014年1月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应鞋料，这一事实在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予以自认。被上诉人送货后的结账习惯并不是每次送货都结清货款，每次付款方式和数额不定，钱够的时候当次交易当次付款，有时候钱不够下次送货一起付款，有的时候被上诉人没有发货上诉人也会给被上诉人转账，这都是不定期、不定额的交易习惯。对于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6张转账记录及2015-2018年微信转款记录、汇款记录、付款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任何货款。2、在一审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尽管孙敬武在2014年向上诉人王保雨6次还款29.6万元，而其中的两笔共计12万元在王保雨提供的欠条中都有记录，即也已扣除，剩余还款17.6万元是还的双方以前的欠款还是王保雨持有欠条中的款项，孙敬武不能说明”，这一部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在与曲景章的合伙中，仅是负责付款并不管账，所以对此解释不清不能成为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缘由；其次，王保雨作为原告应当举证上诉人欠款的证据，在孙敬武提供还款记录证明货款已全部付清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又重新转移到王保雨身上，应由王保雨证明上诉人仍欠其货款的其他证据或者由王保雨证明该多付的款项是其他业务往来的还款，如果王保雨举不出该证据，应当由王保雨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在一审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原告提交的欠条中2014年只有两笔计92800元，……同时，被告姐夫曲景章认可仍欠有原告款项，由此应认定，被告于2014年向原告还款17.6万元不是向原告持有的欠条的还款。”该部分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首先，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存在被上诉人未发货上诉人提前付款的情形；其次，不管是上诉人还是上诉人的姐夫从没有与被上诉人对过账，其姐夫在庭审中所说的“我们私下自己对的账是欠原告40000多”是在2015年时上诉人与其姐夫私下粗略计算的，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况且2015年之后上诉人又多次向被上诉人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早已经全部付清；再次，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也认可该转账所牵涉的款项其均已收到，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除了该起业务纠纷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所述转款记录是其和上诉人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另在一审庭审中法院认定的上诉人的还款明细仅是依据被上诉人方自己单方在磅码单或者欠条上的标注，该标注系王保雨单方标注，其内容存在大部分不真实的情形，存在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未记录的情形，所以认为王保雨提供的还款记录备注不具有客观真卖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货款。4、在一审本院认为部分认定：“被告即上诉人提交的还款清单，其证据效力不能对抗原告持有的欠条”的内容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也是被上诉人所认可的转账记录，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欠条及磅码单上的还款记录系其单方制作，大多未经上诉人的签字认可和对账，所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效力远远高于被上诉人在磅码单或者欠条上的标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该案判决有失公正。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上诉人一方早已履行完毕支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义务，不存在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的情形，并且存在多付被上诉人款项的情形，上诉人保留依法向被上诉人追回多付货款的权利，所以一审依据《合同法》一百零七条及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关于本案一审的诉讼费，因为上诉人已经付清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由于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所导致的一审受理费及二审诉讼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保雨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孙敬武从2013年10月开始发生业务往来，至2016年2月26日终止业务，业务往来时间长达三年。在双方业务往来期间，被上诉人也不只是仅仅向孙敬武供了本案所涉货物，在双方长达三年的业务往来期间，被告向孙敬武转款也很正常，如果孙敬武仅凭转款凭证来证明已经偿还被上诉人的欠款，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在如今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供货，孙敬武收到货通过手机银行等支付货款，会留存有转账凭证。本案中孙敬武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偿还的是被上诉人所诉欠款条上的债务。所以，孙敬武辩称货款已经结清，仅凭转款凭证无法采信。2、孙敬武从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共向被上诉人转款29.6万元，但被上诉人仍然持有孙敬武出具的2014年1月22日的欠款条7万元和2014年9月5日的欠款条22800元。孙敬武在长达1年时间内分6次转给原告29.6万元，且不收回欠条。在法庭向被告调查询问时，孙敬武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声称自己不清楚为什么多转款，孙敬武所说完全不符合常理。在询问曲景章时，曲景章声称欠被上诉人钱，只是双方帐没对住。孙敬武和曲景章二人说法也完全不一致。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持有孙敬武出具的欠条三张、磅码单三张，共计载明欠款数额为283545元，对于此事实双方并无争议，孙敬武也予以认可。原告持有欠款条，孙敬武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是否支付货款，是否多支付货款，其举证责任在被告。按照孙敬武自己所说2014年已经多付货款，在2015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时，孙敬武仍然向原告出具欠条。孙敬武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更无法证明已经支付全部货款。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保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货款74546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孙敬武于2014年1月2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料款柒万元整，￥70000元整”；被告孙敬武于2014年3月10日向原告出具磅码单一张，载明：“毛重32.030T；皮重13.820T；净重18.210T；金额计73570元”；被告孙敬武于2014年9月5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料款贰万贰仟捌佰元整”；被告孙敬武于2015年9月2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黑料15.625吨，合计34357”；被告孙敬武于2015年11月23日向原告出具磅码单一张，载明：“毛重25.185㎏；皮重14560㎏；净重10625㎏；黄料2吨×2800；黑料8.625吨×3200”；被告孙敬武于2015年12月7日向原告出具磅码单一张，载明：“毛重31.075T；皮重14.950T；净重16.125T；计49600”。以上欠款共计：283545元。另在孙敬武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和磅码单中还显示有还款情况，其中2014年1月22日欠条中显示：“14年农历12月26日付10万元整；15年6月初4日付5000（7月19号）”；2014年9月5日欠条中显示：“14年12月20日汇款2万”；2015年9月22日欠条中显示：“付运费1500元；16年10月22日付500元；2017年1月25日转款8000元；2017年1月26日转款3000元；2017年1月27日转款2000元”；2015年3月10日磅码单中显示：“15年6月5日付1万元整；15年10月29号（农历9月17日）付7000元；付2000元；付5000元，11月17号曲景章”。2015年11月23日磅码单中显示：“2月6日付5000元”；该磅码单上背面还载明：“12月19日付壹万伍仟元整，年前不在付款；17年10月20日（12月7号）汇款5000”；2015年12月7日磅码单中背面显示：“2016年7月31日微信转10000元；2018年2月12日转10000元；2018年2月13日微信转2000元”。以上共计付款211000元。尚欠72545元未付。以上欠款条及磅码单上的欠款都是被告孙敬武向原告支付的。另查明，庭审结束后，被告孙敬武向法庭提交了6张银行转账明细，其中，从2014年1月24日到12月20日被告分6次向原告转账29.6万元；从2015年6月5日到2018年2月又数次向原告转账。就2014年向原告转款29.6万元，孙敬武不能说清楚事项。但请求其姐夫曲景章来说明。曲景章到庭后，表示：“我们与原告的交易方式结账不是每次都结清了，每次付款方式和数额都不一样，钱够了的时候当次交易当次付款，有时候钱不够就攒着下一次一起付款。有的时候原告没有发货我们也会给原告转账，这都不定期”；“我们私下自己对的账是欠原告40000多”；至于29.6万元“那是孙敬武自己拿自己的卡转的，我不负责这个，我也不清楚”。对此，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转款记录都属实，但是这是我和被告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被告给我转款之后我把原始欠条都退给被告了。我起诉时向法庭提交的欠条都是被告未进行结算的欠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未结算的欠条中，如果有被告给我转款，我都在该欠条中予以标明。被告提交的该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是偿还我向法庭提交欠条中的款项”。同时查明，孙敬武提交的转款清单中记载的转款事项与原告提交的欠条中记载的收到款事项有14项相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孙敬武购买原告的鞋料，欠原告料款，由其向原告出具的欠条、磅码单为证。原告请求被告孙敬武给付货款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被告之间业务往来时间较长，交易次数较多，且结算方式为不定期不定额算账；尽管被告孙敬武在2014年向原告6次还款共计29.6万元，而其中的两笔共计12万元在原告提交的欠条中都有记录，即也已扣除。剩余还款17.6万元是还的双方以前的欠款还是原告持有欠条中的款项，被告孙敬武不能说明。同时，原告提交的欠条中2014年只有两笔计92800元。而在之后的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被告都在向原告还款。而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还款记录与原告记载的还款记录相符。同时，被告姐夫曲景章认可仍欠有原告款项。由此应认定，被告于2014年向原告还款17.6万元不是向原告持有的欠条的还款。被告提交的还款清单，其证据效力不能对抗原告持有的欠条。被告的已多还款的辩称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被告孙敬武妻子被告张红鲜参与了孙敬武的业务或者被告孙敬武该业务的收益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其请求被告张红鲜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孙敬武未提交其与曲景章合伙办企业的相关证据，其认为该款应由曲景章向原告还款，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敬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王保雨支付货款72545元。二、驳回原告王保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62元，由被告孙敬武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4年1月22日之后，孙敬武向王保雨出具多张欠条及磅码单，根据庭审调查及当事人陈述证实,双方当事人对于欠条及磅码单均无异议。孙敬武上诉称其已经偿还王保雨的货款，应对其还款的具体时间、方式、事由、还款数额等负有举证责任。孙敬武一审时虽然提交了相关证据，但其证据证明内容与其姐夫曲景章所作的说明及之后其仍多次向王保雨还款的事实并不相符。孙敬武、王保雨之间业务往来时间较长，交易次数较多，且结算方式为不定期不定额算账，现孙敬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欠款已经偿还完毕，且目前该债权凭证仍在王保雨处，孙敬武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诉称该欠款已经偿还完毕并超额付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敬武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614元，由上诉人孙敬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惠谦审判员  蔡美丽审判员  衡宏波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邱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