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81民初2114号原告：彭桂妃，女，汉族，1942年10月29日出生，现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小炜，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住所：昆明市安石公路昆明至安宁段28公里处。法定代表人：董兴齐，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丹，云南恒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雯，女，汉族，系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医生，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彭桂妃与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文雁独任审判，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桂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夏小炜，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丹、秦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桂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因江惠死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80%即599064.8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032.5元，共计748831元×80%=599064.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彭桂妃系江惠之母，江惠未结婚亦无子女，其父亲江厚泽己于2018年11月18日因病去世。江惠因患有精神障碍于2017年4月25日从临沧市人民医院转到被告处医治，治疗期间江惠病情反复发作，后于2018年10月9日，云南省公共卫生诊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江惠患严重应激反应（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处于不稳定期，被鉴定人江惠民事行为能力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12月10日，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江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江惠精神分裂症反复发作，从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其一直在被告处进行治疗，治疗期间被告对江惠采取封闭式管理，不允许家属陪护，所以被告对江惠应负有高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治疗期间应密切监视，但因被告疏于管理导致江惠于2019年4月22日上午7时左右在被告医院内精神一科科室内护士办公室6楼窗户跳楼，坠落到该楼二楼平台后死亡。原告认为，江惠患精神分裂症多年，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自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认清自己的行为后果，所以不应认定其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被告作为具有精神疾病治疗资格的专业医院，熟知自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常见临床表现，并且也明知××人行为方式通常隐蔽、自杀成功率高，仍以所谓的内部开放式康复治疗规定为由，放任江某隔离病区外行动、助工，被告医院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并且其行为与江惠死亡的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院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辩称：第一，本案系患者在住院期间自杀而引起的纠纷，并不是患者因被告医院的诊疗活动而受到的损害，即本案应当为医患双方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引发的普通侵权责任纠纷，而非本案的案由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二，被告的诊疗和护理完全符合诊疗规范，患者的自杀行为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患者因为投资失败欠下巨额债务，终日担心无力偿还，从而引发了创伤后的应激性精神障碍，于2017年4月25日入院治疗住院期间被告对患者的诊疗方法、药物护理、康复手段等各方面均符合诊疗规范。患者在被告的有效治疗下病情治愈已经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第三，患者的自杀是有计划的，难以预测和防范，患者在离世前写了八页之多的遗书，通过患者书写的遗书我们也可以看出患者的自杀行为是有计划的，并且主观上也刻意隐瞒了医院和家属。遗书条理清楚，交代的事项细致，说明患者的自杀行为并不是由于精神疾病引起的，而是患者在自我意识清楚下的个人选择，在此种情况下被告是难以预测和防范的。第四，被告作为医院提供的是诊疗和医疗的护理，并不是生活的护理，生活护理是患者作为家属和监护人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刚入院时患者于2017年5月14日，2017年8月8日都曾两次想要自杀，得以被告医务人员的及时干预和制止，被告已经及时告知原告并要求原告于24小时看护，并不是原告在诉状说的封闭式管理，原告由于个人的原因拒绝了被告并且签订了特别告知书，承诺如果出现自杀情形，责任由原告家属自行承担。患者在经过被告的持续有效治疗以后病情好转，被告根据诊疗规范对患者加入了社交能力、文体娱乐活动、就业行为的康复治疗，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被告也多次通知原告家属来接患者出院，但是原告均予以拒绝，将患者治疗在被告医院处，被告作为医院主要职责是医治患者。医院并不是患者的监护人，对于患者的安全医院也不可能承担超出其应有能力的责任。综上，被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并且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的安全保障，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归纳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江惠住院治疗期间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对江惠死亡的损失承担80%的损害赔偿？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2018云0902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死者江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哥哥江菡为其监护人，本院对该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被告办公场所大门及网站图片，本院认为该图片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死者江惠遗书，因江惠系自杀身亡，本院对遗书的关联性予以认可。《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住院患者告知书》及《特别告知书》可以证明被告已告知受害人亲属治疗风险、治疗方法以及受害人治疗过程出现自杀行为等情况，并经受害人家属签字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治疗受害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受害人治疗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对于《住院综合楼竣工验收报告》仅能证明事故发生的建筑物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但本案并非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侵权事故，本院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江惠医疗费用清单》，因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受害人因治疗而欠付的医疗费并非本案需查证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7年4月，江惠至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进行治疗，其病情经被告诊断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在治疗过程中，江惠于2017年5月14日出现自杀行为，经被告医务人员发现后予以制止，并将该情况向江惠亲属进行告知，并要求亲属进行24小时陪护，但江惠亲属表示因家庭原因不能在院陪护。2017年8月8日，受害者再次出现自杀行为，被医护人员制止。2018年2月26日，经被告医疗人员诊断确认江惠精神症状稳定，可通知家属接其出院。2018年10月9日经云南省公共卫生诊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江惠患严重应激反应，目前病情处于不稳定期，民事行为能力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12月10日，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8）云0902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确认江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哥哥江菡作为其监护人。在被告的治疗过程中由医务人员所载病历记录反映江惠经过治疗情绪稳定，无自杀念头，无冲动言行，能主动与人交往，参加工娱活动等。后经被告医疗人员诊断江惠已达到康复治疗标准，并让其从事分餐的康复治疗工作。2019年4月22日，江惠从被告医院科室内护士办公室6楼窗户跳楼，坠落到该楼二楼平台后死亡。安宁市公安局接警后，经法医现场勘验，从江惠身上发现1份5张遗书，遗书载明江惠自杀的原因以及指导其亲属如何进行生产经营。后经安宁市公安局尸表检验，确定江惠的死亡原因符合高空坠落死亡的病理生理特征。2019年4月23日，安宁市公安局出具《死亡证明》，载明：江某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住院楼死亡，尸表检验意见为高空坠落死亡。另查明，死者江惠为临沧市临翔区人，系城镇户口。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死者江惠从住院楼护士办公室六楼窗户跳出后坠落到二楼平台后死亡，经尸表检验鉴定其死亡原因为高空坠落死亡，经现场勘验，法医从其身上发现一份遗书，遗书内容意思表达清楚、条理清晰，可以证实其跳楼自杀是其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实施的行为。故江惠死亡的损害后果系自杀，并非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其采取医疗救治行为造成，故本案并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系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在江惠住院治疗期间是否存在过错？本院认为，死者江某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双方之间形成医患关系。被告作为专业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其医治的患病者普遍具有一定精神障碍的特殊群体，被告应对医院内可能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设施具有高度的安全保障义务，避免患者发生自伤等意外事故。被告的医务人员办公室虽不是进行医疗救治的场所但也应当意识到窗户未进行安全保障处理可能存在患者跳楼自杀的风险。被告对死者江惠跳楼死亡的损害后果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对江惠的死亡结果仅存在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精神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补偿。”的规定，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在其未尽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对江惠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关于本案的赔偿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死者江惠为城镇户口，死亡时年满47岁。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来进行计算，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计算为：33488元×20年=669760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本院确定丧葬费用为52038.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死者江惠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需其哥哥进行监护，江惠已无承担扶养义务的能力，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手段、获利情况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被告方的过错表现为过失，过错程度不高，其收治××患者虽有一定利益，但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公益性社会义务，而××患者客观上又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等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的特点，××医院存在高度风险，被告在收治江惠时已将客观存在的高度风险告知江惠的家属，结合江惠自杀时身上携带的遗书内容，江某自杀前意识清晰，自知力存在，综合上述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死者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可免除被告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52038.5元，共计721798.5元。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在其责任范围内应赔偿的费用为721798.5元×10%=72179.8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死者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死者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江惠自杀死亡，其母亲作为其近亲属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彭桂妃72179.85元。二、驳回原告彭桂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91元，减半收取5145.5元，由原告彭桂妃承担4573.5元，被告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承担5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杨文雁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唐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