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7676号原告：广东益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六二三路336号H幢三楼305室。法定代表人：蔡子悦。原告：何慧婵，女，195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原告：游华，男，198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述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中，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写字楼第19层01单元。法定代表人：杨少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淑菁、李贤欣，广东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军，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文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益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益建公司）、何慧婵、游华诉被告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河益建公司）、谢军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益建公司、何慧婵、游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中，被告天河益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淑菁，被告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和文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益建公司、何慧婵、游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天河益建公司向全体股东赔偿经济损失4154.288万元，以（2016）粤01民终776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天河益建公司承担债务金额作为计算依据，截至2018年12月1日止，天河益建公司承担债务金额为4154.288万元；2.谢军对天河益建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11日，天河益建公司依法设立成立，公司经营范围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其他经批准的业务，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全体股东已实际缴纳出资。2012年4月6日，天河益建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股东成员最终变更为三原告以及案外人杨少玲、刘炎城、刘鹰、宋伟洪、温龙清、陈雪，共9名股东，其中由案外人杨少玲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军担任公司总经理。2014年下旬，案外人谢立群以天河益建公司未能清偿其借款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河益建公司清偿债务，并要求谢军及案外人杨少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过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级审理，最终判令天河益建公司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谢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案外人杨少玲无需承担责任。目前，案外人谢立群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生效判决，执行案号为（2016）粤0106执11560号。截止至2018年12月1日止，天河益建公司承担债务金额已经高达4154.288万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天河益建公司与第三方发生大额借贷业务，属于公司重大事务，需要经过相关的议事规则，而原告并不知悉上述借款的发生，也未同意上述借款的发生。之后，据调查发现，乃是谢军利用其总经理身份以及股东身份的便利，擅自使用公章和法人章，向案外人谢立群出具了所谓的借款借据，而实际上，天河益建公司并未取得或使用上述借款，上述三笔借款均未汇入天河益建公司的公司账户，而是汇入谢军所掌控的私人账户，且上述借款汇入私人账户之后，即由谢军转移至其关联公司，亦因此，原告及其他股东并不知情上述借款的发生，天河益建公司也未曾通过公司账户向案外人谢立群支付过任何利息，故此，天河益建公司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并无事实依据。而在诉讼过程中，天河益建公司未经股东会同意，径自承认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天河益建公司需要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该结果严重损害了原告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天河益建公司没有履行应尽的审慎义务，未能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履行职责，致使谢军有机可乘，造成天河益建公司背负巨额债务严重后果，直接损害原告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天河益建公司对此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原告提起本诉，要求天河益建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目前，天河益建公司仅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无其他债务，也未继续开展放贷业务，天河益建公司的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原告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可直接要求天河益建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综上，原告认为，天河益建公司未能依照规章制度履行职责，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造成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而谢军作为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二被告应当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及违约责任。被告天河益建公司辩称：一、谢军利用职权之便，恶意串通案外人共同操纵巨额借款，导致天河益建公司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至今无法正常开展贷款业务。谢军作为天河益建公司执行总经理即总裁，同时掌控天河益建公司的财务和主导公司对外的经营，其利用掌控天河益建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的便利，擅自以天河益建公司名义两次向案外人谢立群出具借款借据，借款金额合共2000万元，但上述款项从未到达过天河益建公司公司账户，而是被汇入另一案外人杨少玲名下由谢军掌握使用的个人账户。天河益建公司原本对谢军暗中操纵上述借款的流向并不知情，也从未通过天河益建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谢立群偿还上述借款本息。直至2014年，谢立群以天河益建公司未能清偿上述2000万元债务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河益建公司方知谢军擅自以天河益建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以致最终天河益建公司被法院判令需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如今，谢立群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河益建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皆被冻结，以往由贷款交易产生的本息款项直接被执行法院划拨给谢立群，公司的贷款业务已被迫中止，由此对股东利益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害。二、天河益建公司并非本案损害股东权益纠纷的最终责任人，由于天河益建公司被谢军恶意操控才导致公司财产受到损失，直接损害到股东权益，应当由谢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天河益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当天河益建公司与第三方发生巨额借款交易时，将会对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产生重大影响，应属于公司的重大事务，谢军应当依职权告知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并通过股东会会议表决后才能开展对外借款，但谢军却利用掌握天河益建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的便利，恶意隐瞒公司股东，径直在《借款借据》上盖章向谢立群借取2000万元款项。天河益建公司认为，天河益建公司已力尽审慎义务，由于天河益建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一直由谢军控制以便用于处理公司事务，其一旦在借款合同上盖章即可产生合同的对外效力，由此造成股东权益的损害是天河益建公司所无法避免的，才最终导致三原告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应当由谢军向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谢军才是本案纠纷的实际责任人，应当由谢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谢军辩称：本案原告诉谢军，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提起的本案诉讼均没有法律依据及相应的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完全是原告与天河益建公司互相串通制造的一起假案，在天河益建公司与谢立群案件中谢军是受害者，归根到底本案天河益建公司与他案的原告谢立群之间的债权债务均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少玲一手策划陷害谢军的结果。因此在本案原告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明谢军对本案具有过错或者有侵害了原告权利的相关证据情况下，谢军对本案不应承担任何的责任。经审理查明：天河益建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1日，属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财务负责人杨少玲，股东广东益建公司持股20%，其余股东杨少玲、何慧婵、游华、刘炎城、刘鹰、宋伟洪、温龙清、陈雪均持股10%，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咨询服务、小额贷款业务。杨少玲也是广东益建公司的股东之一，持股比例81.5%，任该司监事。另，谢军与天河益建公司的股东陈雪是夫妻。2012年4月5日，天河益建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执行董事的报酬；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4.审议批准董事的报告；5.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6.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8.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9.对公司的分立、合并、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作出决议；10.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11.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股权）作出决议；12.修改公司章程。公司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1.执行股东会的决议；2.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5.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6.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7.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8.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9.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设经理，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行使下列职权：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5.拟订公司的具体规章；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任期叁年。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对公司的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任何个人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2014年12月15日，谢立群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天河益建公司、杨少玲偿还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谢军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本院以（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98号立案受理，于2016年2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查明2010年9月6日，杨少玲向谢立群出具一张《借款借据》，确认收到谢立群向杨少玲出借的金额1000万元，收款账户为杨少玲的银行账户，谢军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款借据》上签名确认。2011年4月13日，天河益建公司作为借款人向谢立群出具一张《借款借据》，确认收到谢立群向天河益建公司出借的金额1000万元，收款账户为杨少玲的银行账户，天河益建公司加盖公章、谢军作为借款人在该借据上签名确认，杨少玲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据上加盖个人私章予以确认。2013年8月31日，天河益建公司作为借款人向谢立群出具一张《借款借据》，确认收到谢立群向天河益建公司出借的金额2000万元，加盖了天河益建公司的公章及杨少玲的私章，谢军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据上签名确认。谢立群、天河益建公司、杨少玲、谢军在该案庭审中均确认2014年5月-7月期间天河益建公司的职员许媛从其个人帐号汇入30万元/月至谢立群帐号内。杨少玲提交了四份《使用帐户付款说明》，证明天河益建公司书面确认涉案杨少玲的收款账户被用作理财账户，进出资金均由该公司支配。该案一审判决后，谢军、杨少玲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粤01民终7762号立案受理，于2016年12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上述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2016年5月3日广州市公安局对谢军等人涉嫌挪用天河益建公司资金的犯罪事实立案侦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在2013年8月31日天河益建公司向谢立群出具《借款借据》之前，包括天河益建公司、杨少玲与谢军在内的三个人均与谢立群之间发生过借款及担保关系，均曾作为主债务人，在此情况下认定该《借款借据》是双方对于之前借款关系的结算，理由包括：天河益建公司确认愿意承担该借据记载的2000万元债务，应视为双方结算借贷款项后的债务承继；2014年5月至7月期间，天河益建公司每月已向谢立群固定还款30万元，表明双方已经开始履行该借款借据。杨少玲的个人账户存在经常性的大额对外支付，而之前由天河益建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借款借据》记载的借款收款账户同为杨少玲的该个人账户，可见天河益建公司通过杨少玲个人账户进行收支存可能性，天河益建公司对此亦出具《使用帐户付款说明》，因存在委托收款的可能，故涉案借款直接进入杨少玲的账户不足以证实杨少玲系借款人。谢军作为保证人在2013年8月31日的《借款借据》上签名确认，其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长期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职业经理人，清楚知晓其对此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天河益建公司向谢立群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其利息（截止至2014年7月31日止的利息为18万元，自2014年8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20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8%计算）；谢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天河益建公司、谢军共同负担154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谢军负担141800元。杨少玲在（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98号案中提交的天河益建公司向其出具的四份《使用帐户付款说明》均载明天河益建公司基于理财需要使用杨少玲的涉案银行账户进行理财操作，该账户内的出入资金概由天河益建公司支配。四份《使用帐户付款说明》均盖有天河益建公司公章，出具时间分别为2010年9月9日、2010年9月14日、2011年4月14日。杨少玲在该案上诉状中称：除2010年9月6日的《借款借据》系杨少玲本人所签，其他《借款借据》中的天河益建公司公章及“杨少玲”方章均被谢军冒用，杨少玲个人的涉案银行账户也被谢军冒用。天河益建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专用章、涉案账户均由出纳许媛保管，谢军通过控制许媛，擅自对2011年4月13日、2013年8月31日的《借款借据》加盖公章、专用章，天河益建公司的公章、杨少玲的法定代表人专用章一直由天河益建公司出纳许媛保管。因业务需要加盖天河益建公司的公章、杨少玲的法定代表人专用章，必须经过业务部、法务部、谢军三方签字确认，否则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专用章。谢军作为天河益建公司的总经理对此十分清楚。涉案的杨少玲的账户由许媛保管，被谢军用于理财。2010年8月，谢军劝说杨少玲将其名下涉案账户交给谢军打理，由谢军进行理财操作，谢军负责所有理财资金进出操作。杨少玲同意其要求，同时将自有巨额资金存入该账户用于理财操作。杨少玲向谢军说明涉案账户的每一笔资金操作必须征得杨少玲本人认可。杨少玲将涉案账户的网上银行“U盾”交给许媛，要求许媛随时通报、监控该账号资金进出往来。谢军欺骗许媛在《借款借据》上加盖天河益建公司公章、法人专用章，许媛未及时向杨少玲告知任何情况，导致杨少玲对于2011年4月13日及2013年8月31日的《借款借据》不知情。杨少玲在（2016）粤01民终7762号案件中提交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载明天河益建公司公章、财务印鉴、法人章、空白支票均由出纳许媛保管。杨少玲在该案2016年7月19日的庭询中称与谢立群是多年的朋友，谢立群予以承认，并称其收取的利息是杨少玲的侄女许媛给的。天河益建公司主张谢军任天河益建公司董事总裁，提交了广州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拟任人任职的批复》予以证明。2011年6月10日，天河益建公司总裁办公室发文执行《公司印章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单位公章由总裁指定专人负责保管使用。天河益建公司公章由公司统一集中保管。公章对外使用范围及审批：（1）使用公章须经部门第一负责人审签，经总裁审定方可用章；（2）合同类及业务类文件由部门第一负责人审签，法务专员审核后，经总裁审定方可用章；（3）原则上所有用章和协议须按照公司相关合同订立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会审手续齐全方可盖章。天河益建公司提交了《2014年度用章申请登记台账》，反映谢军在总裁审批栏签名。上述《关于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拟任人任职的批复》、《公司印章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度用章申请登记台账》为天河益建公司于2019年5月6日本案庭审时当庭提供，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上述证据中涉及谢军的个人信息及签名需庭后与谢军核实再发表意见，但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何慧婵申请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查谢军涉嫌侵占罪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该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此类纠纷的侵权行为人和民事赔偿责任主体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三原告作为天河益建公司的股东要求天河益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谢军作为天河益建公司的经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职务。三原告主张谢军利用职务便利未经公司议事程序擅自使用公章及法人章出具《借款借据》，并控制涉案账户内的资金，造成股东利益受损。经审查，2013年8月31日的《借款借据》出具时，天河益建公司有效章程为2012年4月5日公司股东签字订立的章程，没有关于公司对外举债需要经过何种议事程序的相关规定，谢军辩称其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谢军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使用公章、法人章及掌控涉案账户，从天河益建公司的《公司印章管理办法（试行）》和《2014年度用章申请登记台账》，结合杨少玲在（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98号案件上诉状及在（2016）粤01民终7762号中提交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可知，天河益建公司的出纳许媛保管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天河益建公司用章时由经办人、法务、总裁（谢军）登记、审批签字，没有证据反映谢军直接持有印章，天河益建公司认为用章需要谢军审批，即使有其他人的签名，责任也在于谢军，缺乏依据，故三原告主张谢军擅自在《借款借据》上加盖印章，证据不足。至于杨少玲名下的涉案账户是否为谢军所控制，从杨少玲在（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698号案中提交的四份《使用帐户付款说明》，及其在上诉状中关于其将涉案账户网上银行“U盾”交给许媛的陈述来看，亦不能证明谢军实际控制涉案账户。杨少玲于上诉状中还称谢军欺骗许媛，亦无证据可以反映。何慧婵称谢立群在公安机关承认杨少玲对天河益建公司及许媛操纵银行账户不知情，也无法证明谢军掌控涉案账户，故何慧婵申请的调查取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三原告主张谢军损害天河益建公司股东的利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益建集团有限公司、何慧婵、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51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东益建集团有限公司、何慧婵、游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翼人民陪审员  许红霞人民陪审员  李宝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朱琳书记员郑苗璇叶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