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03民初1301号 原告：熊某，女，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玉莹，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1，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叶，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熊某与被告张某1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被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陈果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房屋60%的份额或相应价值的财产（约12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熊永珍与丈夫张立三（2010年12月去世）系再婚家庭，原告系熊永珍的养女，被告系张立三的儿子。熊永珍与张立三婚后取得本案诉争的房屋，该房位于眉山市彭山区，产权登记在熊永珍名下（房产证号：彭房权证凤鸣镇字第××号），系单位房改房。2012年3月15日被继承人熊永珍在中心敬老院立下遗嘱，由两位中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作为遗嘱见证人并由二位律师出具了律师见证书。该遗嘱声明：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其遗产（主要为上文所述房屋中被继承人所有的部分）全部由原告继承。后被继承人于2016年1月18日去世。本案诉争房屋一直由被告张某1占有，被继承人去世后，原告多次想与被告协商该房屋的权属事项，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原告协商，并声称该房屋是其个人所有。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张某1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不是被继承人的养女，而是被继承人的侄女，原告所述的遗嘱在法律性质上应为遗赠，根据继承法规定，原告应当在知道遗赠之日起两个月内表示接受，现早已逾期，依法原告已放弃取得该遗产；2.被继承人于2016年1月18日去世，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所述的遗嘱在形式要件不合规范，其遗嘱应为无效；4.早在2004年被继承人及丈夫张立三（被告的父亲）已与被告达成了协议，由被告负责二老的生老死葬，本案诉争的房屋即归被告所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之后熊永珍、张立三与被告张某1（张立三之子）共同居住在位于眉山市彭山区的住房内。该住房原系彭山碱厂的单位福利房，后经房改购买后于1999年4月14日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彭房权证凤鸣镇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彭国用（1998）字第4850号。案外人张立三于2009年底去世，之后被继承人熊永珍与被告张某1、张某1妻子郭吉薇继续在该住房内居住生活，庭审中原告熊某亦认可张某1对熊永珍尽了赡养义务，在熊永珍入住彭山县凤鸣镇敬老院后，张某1及其妻子仍旧在该住房内居住直到2019年彭山蔡山东路（原二环北路）及渡江路以北棚户区改造。2014年11月5日，被继承人熊永珍作为住养人、原告熊某与被告张某1妻子郭吉薇作为托养人与彭山县社会福利院签订了《入院协议》，熊某作为代表在《入院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此后熊永珍在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居住至2016年1月18日去世，原、被告在庭审中均陈述其操办了被继承人熊永珍的丧葬事宜。2019年7月4日被告张某1与彭山区彭溪（凤鸣）街道办事处就本案诉争住房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后搬离该住房，本案诉争的住房现已被拆除，该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一直由被告张某1保管。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熊某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本案诉争住房中60%的份额归原告继承所有。 庭审另查明，被继承人熊永珍父母已故，其未生育有子女，熊永珍就血亲关系上系原告熊某的姨妈，熊某从小由熊永珍抚养长大，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街道城东社区于2019年9月2日出具证明，证实：“……熊某从小由熊永珍抱养长大……”。由被告张某1提交的证据：《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的附件1《彭山县社会福利院社会代养老人入住申请单》及附件3《社会老人入住信息登记表》上，载明原告熊某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入院联系人和担保人，两人的亲属关系为母女（子）关系，张某1申请的证人李某在庭审中亦陈述熊某系熊永珍妹妹的女儿，是熊永珍抱养的。 庭审中，原告熊某提交一份由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嘉富、江某为此遗嘱出具的《律师见证书》一份，载明：“……一、熊永珍在2012年3月日《遗嘱》上签名、捺印时身体健康、神志清醒。二、熊永珍当着见证律师的面，亲自在上述《遗嘱》上签名、捺印。《遗嘱》上熊永珍的签名、捺印是真实有效的。三、立遗嘱人熊永珍在彭山县凤鸣镇敬老院于2012年3月日所立《遗嘱》，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注：1.前述《遗嘱》即2012年15日的《熊永珍的遗嘱》；2.凤鸣镇敬老院即中心敬老院……”杨嘉富、江某在该《律师见证书》上签名并加盖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公章。该《律师见证书》附件包括：1.《熊永珍的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熊某（身份证号码5111281962××××××××）是我的女儿（养女），她一直对我前夫、对我均很孝敬、关心、照顾。为此，在身体健康、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当着在场人，我自愿、郑重立遗嘱如下：我过世后，我的遗产（主要是位于彭山县、38平方米的原碱厂房屋属于我的那部分）全部由女儿熊某继承……”被继承人熊永珍、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均在该遗嘱上签名捺印，杨嘉富律师作为代书人亦在该遗嘱上签名，该遗嘱载明立遗嘱地点：中心敬老院，时间：2012年3月15日；2.律师杨嘉富、江某与熊永珍的《谈话记录》，谈话地点为中心敬老院办公室，谈话时间为2012年3月15日上午9时30分，被继承人熊永珍、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在该《谈话记录》上签名捺印，律师杨嘉富（记录人）、江某亦在该《谈话记录》上签名；3.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在《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上签名捺印的视频以及律师杨某被继承人熊永珍确认此遗嘱系其真实意思的视频。被告张某1在庭审中陈述，其对此遗嘱毫不知情，直到2019年5月社区与其协商拆迁事宜时，才得知原告持有此遗嘱。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律师见证书》及附件（含《熊永珍的遗嘱》、《谈话记录》、视频录像）、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街道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死亡证明、《遗体火化证明》、《购墓合同》、《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结婚登记申请书》、《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及附件、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计算，直到案涉住房涉及拆迁后，被告擅自与拆迁部门签订协议，原告才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告主张继承的诉讼时效应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被继承人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案涉住房一直由被告占有、使用和管理，原告应在继承开始后2年内向法院主张权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不得再提起诉讼。”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熊永珍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其遗留下的财产为：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住房中属于其个人所有的部分，则熊永珍的遗产系不动产，而不动产的物权以登记为准，因此在该住房的物权登记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即使该不动产由继承人之一张某1占有使用，亦不视为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案涉住房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直到2019年该住房涉及拆迁，被告张某1单独与彭山区彭溪（凤鸣）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导致该住房被拆迁后，原告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应从此时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原告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主张原告自幼被熊永珍收养，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按照相关规定熊某和熊永珍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熊某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告主张熊某和熊永珍未办收养手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不能直接认定两人之间是收养关系，熊某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本院认为，熊某自幼由熊永珍抚养长大，两者的收养关系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未实施，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收养法实施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因此两者的收养关系应按1984年8月30日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即：“亲友、群众认可，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熊某与熊永珍虽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办理收养登记，但熊永珍在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中多次自认熊某系其养女，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街道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亦出具证明，证实熊某由熊永珍抱养长大，被告提交的证据《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附件上也确认两者系母女（子）关系，被告申请的证人也陈述熊某系熊永珍抱养的，熊某与熊永珍既有基层组织的证明，也得到了群众认可，故原告熊某与被继承人熊永珍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而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原告熊某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女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同时被告张某1作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继子，与熊永珍长期共同生活并对熊永珍尽了赡养义务，双方形成了扶养关系，被告张某1亦是熊永珍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而熊永珍的父母、配偶已先于熊永珍去世，则熊永珍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养女熊某、继子张某1。 三、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有多少遗产？原告主张本案诉争住房系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张立三于2009年去世，被熊永珍从张立三处继承该住房10%的份额，故熊永珍在该住房中应占有60%的份额。被告主张熊永珍与张立三在生前已与被告达成协议，由被告负责二老的生老死葬，则该住房即归被告所有，被告已履行了赡养义务并操办了丧葬事宜，二老也将该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被告保管，该房应归被告所有。本院认为，被告虽辩称其与被继承人熊永珍、张立三有协议约定，但并未举证证明，且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被告虽持有诉争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该住房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未进行过物权变更，被告主张该住房归其所有的辩称，本院不予认可。本案诉争住房系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平均分配，即熊永珍与张立三各享有该住房50%的份额，张立三已于2009年去世，原、被告均未举证证明案外人张立三在该住房中享有的50%份额已进行了继承分割，因此本院不能直接认定被继承人熊永珍已从张立三处继承了该住房10%的份额，现该住房中仅有50%属于被继承人熊永珍的遗产。同时本案诉争的住房虽然已被拆迁，标的物已灭失，但原告的诉求是对灭失之前的住房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原、被告之间仅存在物权争议，彼此间不负有赔偿或补偿的责任，且只有确定该住房的权属后，原、被告才能进一步向负有赔偿或补偿责任的责任人主张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权并未丧失。 四、原告提交的《熊永珍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主张该遗嘱系代书遗嘱，原告提交了有被继承人熊永珍亲笔签名的遗嘱一份，该遗嘱上有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签字、有代书人签字，并对该份遗嘱进行了律师见证并制作了视频录像，可以确定是熊永珍的真实意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该遗嘱合法有效。被告主张该遗嘱既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真实性也无法判断，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理由如下：1.《律师见证书》上证明内容没有写明证明遗嘱的时间，在日期上是空白的，存在重大瑕疵；2.该律师见证书由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受委托出具，原告并未举证律师事务所代理该事项的全部档案资料如委托合同、收费票据等一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不能确定委托内容及委托人，基于熊永珍的身体状况，律师见证的委托人极有可能是原告熊某，不能确定了律师见证的中立及公证；3.《熊永珍的遗嘱》上包含有《谈话记录》上没有的内容，且《熊永珍的遗嘱》系电脑打印，《谈话记录》系手写，而视频录像显示两份文书又系同时签字按手印，与常理不符合；4.律师见证人江某未在遗嘱上签名，视频录像上也没有江某律师的影像和声音，可以推论江某律师在立遗嘱时未到场见证,不符合《律师见证书》需两位律师到处见证的规定；5.代书人杨嘉富、见证人许某、张某2均未出庭作证，原告提交的视频也只能反映有人在《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上同时签字，不能确定为见证人的身份，在无法核实遗嘱的真实性；6.《谈话记录》载明谈话地点为中心敬老院办公室，视频录像显示在敬老院的寝室，不能证明《谈话记录》与视频录像内容的时空一致性，视频录像中既没有谈话记录的过程，也没有熊永珍签字按手印的过程，甚至没有熊永珍阅读《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或向熊永珍宣读遗嘱的内容的过程；7.熊永珍在社会福利院的既往病史上载明其为“轻度痴呆”，无法确定熊永珍在订立遗嘱时思维清晰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视频录像熊永珍中陈述熊某系犍为县政府、原彭山县政府和法院院长帮她抱养过来的等臆想的内容，可以看出熊永珍神志不清、表述失真。被告同时主张，即使该遗嘱有效，其本质上也系遗赠，原告未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视为放弃受遗赠。 本院认为，原告熊某作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1人或者数人继承，被继承人熊永珍作出的《熊永珍的遗嘱》不属于遗赠，原告不需要在知道该遗嘱的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的表示。同时继承开始后，本案诉争的住房拆迁以前，原告从未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作出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且该遗嘱作出后原告一直持有其中一份，原告此种行为已实际表明其接受继承，被告辩称原告已放弃继承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形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而对代书遗嘱要求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否则即使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也不宜认定有效。从原告提交的《律师见证书》及其附件《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其形成顺序首先应是手写的《谈话记录》，之后再根据《谈话记录》的内容形成打印的《熊永珍的遗嘱》，最终再形成加盖有事务所公章的《律师见证书》。但从视频录像上显示的见证人却同时在手写的《谈话记录》和打印的《熊永珍的遗嘱》上签字，且《熊永珍的遗嘱》上包含有《谈话记录》上未涉及的内容，甚至《律师见证书》出具的时间为打印的年、月和手填的日期等等极为不合常理之处。且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上虽有见证人签字但并未记录《谈话记录》及《熊永珍的遗嘱》的形成过程，也未核实见证人的身份及资格，同时见证人均未载明签字时间。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必须在现场见证遗嘱的形成，在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熊永珍的遗嘱》是在见证人的亲眼见证下形成的，反而可以推论出《熊永珍的遗嘱》及《律师见证书》是提前准备好，其形成时间在手写的《谈话记录》之前，严重不符合代书遗嘱见证人应在场见证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份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原告主张确认被继承人熊永珍的遗产由其继承所有的诉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熊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魏晓雪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