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4622号原告：刘荣华，男，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原告：刘婵，女，199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原告：陈更生，男，194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原告:刘某,男，200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住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中路11号1栋2楼。法定代表人:姚欣欣。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刚，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刘荣华、刘婵、陈更生、刘某诉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荣华，原告刘荣华、刘婵、陈更生、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刚，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姚欣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补助费24654元（8218元/月×3个月）、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9308元（8218元/月×6个月）、一次性抚恤金49308元（8218元/月×6个月）；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17日的双倍工资33000元（3000元/月×11个月）；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9月19日加班工资9643元【（3000元/月÷28天×5天）×18个月】；以上合计165913元。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她在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猝死，此时，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被告应向原告赔偿非因工死亡赔偿金。二、原告不确认涉案《辞职申请表》，是被告恶意伪造的。《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是被告在陈某死后，恶意填上去。1、《辞职申请表》一直在被告处并由被告把控着，被告可以随时随意填写“主管意见、经理意见、人力资源部门意见、财务部意见”空白处的内容，故真实性存疑的《辞职申请表》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单凭《辞职申请表》并不能证明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离职。2、《辞职申请表》上批准离职日期刚好就是陈某的死亡日期，并非巧合，而是被告在得知陈某当日死亡后，为了推卸赔偿责任，故意在其掌控的《辞职申请表》批准离职日期处填上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辞职申请表》显示被告处的主管、经理、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都是在2018年9月1日审批同意|她的辞职，但批准离职日期却是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而不是19日之前不是19日之后，刚好就是19日这天，这并非巧合，是被告知道她19号下班后猝死，恶意填上这天就是她的离职时间，目的是撇清她的猝死与被告无关。并且，被告也知道若批准离职日期是9月19日，她在这天下班后猝死仍属于19号这天的范畴，故被告为了完全撇清其与她的猝死毫无关联，特别强调并写上“下班后正式离职”的字眼，这明显就太假了，明显是事后填上去，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公司管理，公司批准员工的离职时间或者是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都是具体到某日即可，从未见过是具体到某日的下班后正式离职。由此可见，该批准离职日期并非巧合，也不符常理，明显太假了，是被告在陈某出事恶意填上的。另外，按照《劳动法》和公司普遍做法（员工在月初提出离职，公司都是批准月底离职），公司员工提出离职，需提前30日向公司提出，给公司一个月的准备期，如果按照《辞职申请表》上显示她提出离职的时间是8月30日，但她在9月19日还在上班，很明显可知，被告批准的离职日期就是9月30日，而不是9月19日下班后。并且，2018年9月19日是星期三，若陈某8月30日提出的离职，被告要么是9月30日批准离职，要么就是星期五批准离职，完全不可能是星期三批准离职，不符合常理。因此，《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时间是伪造的。3、被告在《辞职申请表》的批准离职日期处的“日”字后加上手写的“下班后正式离职”，是无效的。《辞职申请表》相当于格式合同，被告是不能随意在“日”字后面手写加上内容，完全歪曲了19日的定义。按照文义，19日是包括24小时内，未过凌晨12点，仍处于19日这天的范畴内。若被告坚持陈某19日已离职，那么她19日下班后猝死，也是属于未离职状态。4、若被告坚持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就已经离职了被告就应提供其向陈某发出了离职通知书或者己经告知了陈某19日批准离职的相关证据资料予以佐证，或者提交其与陈某办理离职手续的签字资料作为证据，否则单凭—张一直由被告把控着的《辞职申请表》，无法证明陈某在2019年9月19日己离职。且批准离职文书，应该送达或者告知了当事人后才能生效。5、况且，陈某己逝，无法确认该《辞职申请表》是否她签字及提交。原告刘荣华是有听陈某说过想辞职，至于她有没有向被告提交过辞职信，原告不清楚。但是，被告提交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签名处的陈某签名与《辞职申请表》姓名处的陈某签名，肉眼也很明显看出完全不是出于同一人的笔迹，且《新员工入职登记表》，里面的字体书写很工整，而《辞职申请表》的离职原因“不想干、太累”的字体书写很潦草，肉眼很明显看出完全不是出于同一人的笔迹，因此，原告认为《辞职申请书》是被告恶意伪造的证据。6、原告刘荣华是陈某的丈夫，之前就听陈某说过她的工厂有很重的甲醛气味，在她死之前，就己经有个年轻的小伙仔在这个厂打工几个月后，无端端死了，且被告未经陈某同意，就擅自调动她的工作，把她的工作调为用化学用品清洗音响上的污迹，因其经常接触这些有毒的化学用品，导致她身体经常不适，所以，她有些害怕，就打算提出辞职，但是听她说，被告批准她9月底，即是9月30日，做完这个月才能离职，可是，没等到被告的批准离职日，她就在2018年9月19日晚上下班后猝死。其实，她的死是与被告安排她经常接触有毒化学用品工作有关，但是原告不知原来可以申请职业病鉴定就处理了她的尸体，就没去申请工伤认定。现在原告只主张非因工死亡赔偿，被告却埋没良心，恶意在《辞职申请表》填上虚假的批准离职曰期。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时间是伪造的。1、原告刘荣华与姚欣欣（被告公司的法人，其在劳动仲裁庭审时，确认该录音对话人就是他）之间的通话录音，原告刘荣华在陈某出事后，打电话给姚欣欣，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直接反映了：被告并没有否认陈某的非因工死亡。?事实，只是表示因经济困难故没那么多钱补偿给原告，补偿11天工资就算了事，若陈某是19号下班后正式离职了且她的猝死与公司无关，为什么姚欣欣当时在录音没有说，为什么又愿意补偿11天工资，这证明了陈某并没有离职，是被告在说谎。2、原告刘荣华及被告员工王小兰的通话录音，王小兰说：“陈某在20号早上没有来上班，被告公司老板的女儿易某（也是被告公司的人事）下来车间问同事，陈某今日没请假，为什么没来上班，王小兰在录音也说了：“被告公司是批准陈某月底才正式离职”。再结合，王小兰在20日早上见陈某没来上班，就通过微信及电话的形式联系陈某，问她怎么还不来上班（详见原告的证据之微信截图及通讯录截图，微信号蓝飛及通讯录小王老乡都是王小兰本人）。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陈某在19号下班后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是被告在说谎。而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却提供虚假的王小兰的证人证言，以证明陈某在19号下班后正式离职，但被告并没有申请王小兰出庭作证。原告强烈要求被告带上王小兰参与一审庭审，此时听王小兰的声音，就知道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的对方及微信聊天的对方就是王小兰，就知道原告所陈述的全是事实，是被告提供虚假的证人证言。3、原告提供的证据之8-9月工资流水，上面记载着是“付她8-9月工资及补助”6000元，陈某的月工资是3000元，再结合刚才的录音对话，姚欣欣说多支付的11天工资算是给原告的补偿。证明了被告认为陈某的死与公司有关系，才给多11天的工资作为补贴，不然被告不可能多支付她11天工资作为补贴。4、若被告坚持陈某19号下班就正式离职，那么，公司普遍做法是离职员工需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及交还工作物品，但至今为止，被告仅凭一张《辞职申请表》就主张陈某在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并没有提供陈某与公司办理离职或交接的签名文件。并且，现在原告还持有陈某的工作证原件，工作证反面第5点规定“凡辞职或解除合同者，必须把本证交回人事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陈某并没有离职，《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日期，是被告事后恶意填上去。四、综上，《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是被告在陈某死后，恶意填上去。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退一万步来说，假设《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是真实的，也不能就此认定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就是被告与陈某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因为批准离职文书，是须在送达或者告知了当事人后才能生效，否则不生效。被告的《辞职申请表》须经“主管、经理、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层层审批并同意后才能离职，若被告不将审批离职的流程进度告知陈某，陈某根本不知道被告公司什么时候批准她离职，若陈某没有发生不幸，她在20号也肯定正常去上班，因为被告公司根本没有告知陈某19号下班后正式离职。因此，被告公司不告知陈某19号下班后正式离职，也不告知他办理离职手续，陈某怎么会知道被告的审批意见是19号下班后正式离职，怎么会知道自己20号就不用来上班呢？因此，批准离职文书是在送达或者告知当事人后才能生效，否则不生效，被告应举证证明其已经将批准离职文书送达或者告知陈某，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被告恶意在《辞职申请表》填上虚假的批准离职时间，这离职时间并非巧合，被告完全是为了推卸赔偿责任。况且，批准离职文书是在送达或者告知当事人后才能生效，否则不生效。死者已逝，请被告尊重死者，原告所陈述的全是事实。望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非因公死亡的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某从2017年3月16日开始入职答辩人公司，经过一个月的试用期，2017年4月16日正式成为答辩人公司员工，2018年8月30日，陈某便向答辩人公司提出申请离职，离职原因为“不想干、太累”，2018年9月1日，经答辩人公司管理人员与陈某协商沟通，双方一致同意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解除。答辩人公司管理人员于2018年9月1日在陈某辞职申请表签署了“同意”意见及“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答辩人公司每天上班时间为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为此，答辩人公司与陈某存在劳动关系的最后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下午17:30。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离职后便离开公司，去到其丈夫宿舍，在晚上11点左右生病猝死。为此，陈某死亡时间不是在与答辩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而支付非因公死亡的赔偿款的前提条件便是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发生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故本案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非因公死亡的赔偿款既没有事实依据亦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三、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加班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答辩人公司对陈某等生产工的工作时间及工资分配方式为固定工作时间+固定工资制度，工作时间按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如安排加班的，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2、陈某从入职到离职从未向答辩人公司就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等提出过异议，应当视为陈某认可答辩人公司的工作时间、工资制度及加班工资计算等的安排。3、陈某每月工资标准也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符合工资支付基准的规定，为此，原告要求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法定代表人在今年2月份就变更了，原告的起诉状中写的还是旧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的起诉状通篇使用各种假设和推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证据，陈某的死亡确实存在时间上的巧合，原告仅以巧合认定被告的证据是伪造的，既然原告认为我方证据是伪造的，为何不申请鉴定，巧合不是因为虚假证据才是巧合，巧合不是虚假的意思，而是真实的意思，我方及我方法定代表人愿意对我方提供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死者陈某生前是被告的员工，于2017年3月16日入职，从事生产工工作，陈某与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陈某在职期间被告没有为陈某购买社会保险。原告刘荣华是陈某的丈夫，原告陈更生是陈某的父亲，原告刘婵是陈某的女儿，原告刘某是陈某的儿子，均为陈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陈某去世后，原告4人作为申请人，以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16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要求：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丧葬补助费24654元、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9308元、一次性抚恤金49308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17日的双倍工资33000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9月19日加班工资9643元。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8〕2282-228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一次性向申请人刘荣华等4人从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3月17日期间未与陈某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000元。二、驳回申请人刘荣华等4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于2019年3月20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不服，在法定期限内通过网上立案系统向本院起诉。原告主张死者陈某于2018年9月19日正常下班后回到其丈夫宿舍，并于晚上20时左右猝死。陈某在职期间每月月均工资3300元左右，不清楚工资组成情况，不加班时工资3000元，加班时工资3000元多，但数额具体不清楚，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上班需要指纹考勤，每月休息2至4天，每天上班时间从上午8时至下午18时，有时需要加班，现要求被告支付其每月5天每天1.5小时的加班工资，均按工作日标准计算。为了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复印件、7月份工资发放的短信截图，证明陈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及工资发放情况。2、工作卡、8-9月工资流水、微信截图、通讯录截图、原告刘荣华与被告员工王小兰的通话录音、原告刘荣华与被告法人姚欣欣的通话录音。证明涉案辞职申请表上的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是被告在陈某死后，恶意填上去的，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被告是批准陈某在2018年9月30日离职。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陈某于2018年9月19日猝死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真实性确认，对厂牌真实性合法性确认，确实是被告公司的厂牌，但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的关联性不确认，对于7月份工资发放的短信截图确认。被告对于8-9月工资流水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工资及补助6000元，被告认为原告在公司干了一年多，这是对陈某家庭的帮助，并不是给了钱就要承担责任，或者承认事实。被告对于微信截图、通讯录截图三性不确认。关于刘荣华与姚欣欣的通话录音，被告确认这是刘荣华与姚欣欣的录音，但该录音不完整。对证据3三性确认。被告主张死者陈某于2018年8月30日向其单位提交了离职申请表并工作至2018年9月19日下午17时30分。下班后就离职了，被告于2018年9月1日同意了陈某的离职申请，并在离职表上注明了批准离职日期是2018年9月1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由于陈某是普工只需向组长告知并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即可，因此被告没有向陈某发出书面的离职通知书。被告还主张陈某工资每月固定3000元，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如果另外安排加班，就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其加班费。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领取工资不需要签名，上班需要指纹考勤，每天上班时间为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陈某2018年的工资情况如下：2018年1月工资3838元、2月工资1024元、4月工资2144元、5月工资3285元、6月工资3462元、7月至9月工资各3000元。为了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证人：1、入职登记表；2、辞职申请表（该表中明确记载“姓名：陈某，离职类型勾选了辞职，离职原因：不想干，太累。日期：2018年8月30日；主管意见：同意，18年9月1日；经理意见：同意，批准！2018年9月1日，批准离职日期:2018年9月l9日下班后正式离职”）；3、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被告主张为陈某2018年1月至2月，4月至9月的工资）；4、彭某、易某、梁某的证人证言（其中彭某为被告的车间主管，易某为被告的行政人事员，梁某为被告的车间主管）；5、陈某2018年7月至9月考勤打卡记录表（表中详细记录每天的具体打卡时间）。原告对证据1不清楚是否陈某入职时书写的，因为陈某已经死亡，无法核实。对证据2三性不确认，这是被告在陈某死后恶意伪造、填写的。因为考虑到部门批准时间是2018年9月1日，批准离职日期是2018年9月19日，两个日期相隔十来天，原告认为就算申请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也是鉴定不出来的，故原告没有申请鉴定，且原告经济也比较困难。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三性不确认，因为证人都是被告公司的在职员工，且证人易某还是公司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不应采纳，而且证人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王小兰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因为原告也提供了王小兰的语音聊天和通话记录，从王小兰说话的内容显示陈某在2018年9月19日是正常下班，王小兰也说了公司领导是批准她月底离职。王小兰在陈某出事第二天也发微信给陈某询问为何不来上班，可见王小兰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原告对证据5。三性不确认，该考勤表只是被告自己制造的，并非指纹导出的原始载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原告刘荣华与被告员工王小兰的通话录音进行身份鉴定，以证明通话人为王小兰本人。本院认为：陈某生前于2017年3月16日入职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陈某与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离职时间，原告主张陈某于2018年9月19日只是正常下班，并没有离职，向本院提供微信截图、通讯录截图、原告刘荣华与被告员工王小兰的通话录音、原告刘荣华与被告法人姚欣欣的通话录音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原告刘荣华与被告员工王小兰的通话录音进行身份鉴定，以证明通话人为王小兰本人。本院认为，即使通话人为王小兰，也不能充分证明原告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被告主张陈某上班至在2018年9月19日下午17时30分后正式离职，提供陈某填写的《辞职申请表》及证人彭某、易某、梁某出庭作证，原告对于《辞职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辞职申请表》予以采信。故本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已提交的其余证据，足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原告的鉴定申请并非查明事实之必要程序，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法确认死者陈某的离职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下午17时30分。死者陈某离职后，在2018年9月19日晚上20时左右在其丈夫刘荣华宿舍内猝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原告主张告支付死者陈某每月5天每天1.5小时的加班工资，所提交证据不足。被告主张死者陈某工资每月固定3000元，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已按照法律规定支付陈某的加班工资，被告向本院提交陈某2018年7月至9月考勤打卡记录表，原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对此无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本院对被告提交的陈某2018年7月至9月考勤打卡记录表予以采信，根据考勤打卡记录表及双方确认的陈某工资发放银行电子回单，与被告主张的陈某工资情况及上班情况一致。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采纳，本院确认死者陈某的月均工资为3000元。经本院核算，被告已支付陈某在职期间的加班公司，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加班工资缺少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死者陈某自2017年3月16日入职被告公司，至2018年9月19日陈某离职并提起劳动仲裁，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不产生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律后果。关于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从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即原告申请劳动仲裁之日起往前倒推一年，按月计算，对超过一年的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持。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陈某2017年10月17日前的二倍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因陈某在职期间已领取工资，故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3月17日期间未与陈某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鸣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荣华、刘婵、陈更生、刘某从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3月17日期间未与陈红梅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荣华、刘婵、陈更生、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草萍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人民陪审员  黄桂香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