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81民初99号 原告：林学财，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兴，李志辉，永安市丰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法善，男，196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蓉，福建建州联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学财与被告李法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闽0481民初3438号民事判决，林学财不服判决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闽04民终6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闽0481民初343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学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兴、被告李法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学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林学财与李法善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潘龙乾杉木山场转让合同书》；2.李法善返还山场转让款245020元；3.李法善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15日，李法善以其坐落于永安市小班，宗地号0××，面积9亩；013林班5-1.7小班，宗地号00××01，面积36亩；9林班14大班2小班，宗地号0××，面积24亩，杉木蓄积量达600立方米的杉木山场，骗取林学财与其签订《潘龙乾杉木山场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山场转让合同”），转让价款420000元。林学财先后支付给李法善山场转让款等共计446000元。经营期间，林学财支出费用83720元，砍伐时，出材量仅264立方米，销售收入才284700元。林学财辛勤付出后未见收入，反而损失245020元。2016年11月，林学财在咨询林业部门后得知，山场杉木蓄积量达不到300立方米，发觉被欺骗。林学财认为山场转让合同系被欺诈所签，显失公平，故而诉诸法院要求依法判决。 李法善辩称：1.关于答辩人是否有将涉案山场的林木出材量或蓄积量向林学财作出过表述的问题。答辩人没有对林学财作过类似表述。答辩人系涉案山场的林木所有权人，与林学财签订的山场转让合同，系山场活立木所有权整体一次性转让，而非出售采伐后的材积木。直至目前，也没人能对山场活立木的整体转让预算出蓄积量或出材量。即便是由林业部门专门人员进行设计，按福建省《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程》规定，蓄积量、出材量允许至少各10%的误差，其他人员更是无法准确估算。林木转让市场的交易习惯为转让山场整体，即老百姓说的卖山场，蓄积量或出材量不是山场转让合同的标的物，根据交易习惯和常识，答辩人也不可能对林学财作出蓄积量或出材量有500或600立方米的承诺。本案《林权证》权属清晰、四至清楚，答辩人按照权证内容将山场如数交付给林学财，林学财也付清了转让款，采伐、销售完毕山场上的活立木，山场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2.关于双方签订山场转让合同的经过。2015年9月初，介绍人廖某电话联系答辩人称，林学财要买答辩人的山场。之后，林学财、廖某与答辩人三人一起到山场实地考察。林学财还自带了ＧＰＳ仪器对山场进行测量、计算。下山后，林学财又到答辩人家中查看了三本《林权证》的原件，并复印，称要带回去咨询懂行的人。事后，林学财多次到山场，还自认请了专门经营木头生意的王景枝、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陈国冲（收购林学财林木的买方）到山场查看（以上事实有2017年11月15日，本案原审第二次开庭笔录第5页记录为证）。3.关于答辩人是否确有积极要求林学财参与山场蓄积量、出材量的调查设计，是否确有将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申请书等材料及时交给林学财收执的问题。国家对林木采伐、调运、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施严格的监管，对违反监管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知，林学财必须持证、凭证方能通过监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答辩人确有将案涉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申请书等材料及时交给林学财收执的事实依法可以认定，无需举证证明。事实上，因林权证上的林木所有人为答辩人，故答辩人根据林学财的要求，协助林学财办理了采伐申请，通过贡川林业站上报主管部门安排伐区调查设计。2015年10月16日，林学财雇请邓顺华开车送设计人员到山场设计，有邓顺华出具的《收条》为证。同年10月19日，答辩人与林学财一同前往设计单位，林学财缴纳了设计费5050.8元后，设计单位才交付《伐区调查设计书》给林学财，该设计书写明了蓄积量、出材量不到500或600立方米。同年10月23日，答辩人与林学财一同到贡川林业站领取了三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三片山场的宗地号、面积、采伐蓄积量和出材量，其中，蓄积量共计420.9立方米、出材量共计295.4立方米，许可证还规定采伐期限从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31日止。林学财不仅收到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还必须要看清上面的各项内容和采伐期限，否则为无证采伐，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林学财否认拿到《伐区调查设计书》和《林木采伐许可证》，还说不知道内容，纯属虚假陈述。2015年10月25日，林学财向答辩人出具的《收条》写明：“收到李法善林权证永证林证字2004第01152号、永证林证字2004第00336号、永证林证字2004第03688号。潘龙乾山场2015年年底砍伐完毕后归还。”可以看出，林学财承诺返还《林权证》的时间与《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规定的采伐终止时间完全一致，因《林木采伐许可证》原件在采伐完毕后需由林业站收回，为了避免原件丢失，林业站都是交付复印件给采伐者，林学财说复印件就没必要写在收条里了。以上都证实了林学财在林木采伐前就已收到了《伐区调查设计书》和《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事实，对受让山场达不到500或600立方米蓄积量或出材量无异议。4.林学财于2015年10月9日支付给答辩人的60000元办理采伐手续相关税费的款项是否与山场林木采伐客观上需缴纳相关税费的数额相符的问题。2015年10月19日，答辩人出具的《收据》写明：“兹收到林学财付来办理砍伐金费计人民币60000元”。“金”系道路维修押金9000元、造林押金20500元，“费”即设计费5050.80元、育林费27803.10元、增值税4172.91元，以上合计66526.81元，当时，林学财承诺先付60000元，今后多还少补。与林学财诉称涉案山场林木采伐客观上需要缴纳的相关“税、费”数额不符，与林学财所称“按每立方米以100元收取60000元的相应税、费”说法亦不相符。5.涉案山场是否还有遗留已砍伐的杉木未出售的问题。涉案山场确有被林学财弃于山场未出售的木材约180立方米。林学财故意将伐倒的大量木材，抛弃在山场，还向当地村民声称：就是故意把木头丢在山上，再来打官司叫李法善赔钱。此外，林学财于2017年11月15日原一审第二次开庭笔录第3页自认：“36692确实有木头，我也砍了卖了，但是没有开具码单。”可以看出，林学财有偷卖木材的事实，可能还不止偷卖这一单。林学财违法、违约、不守信，应受惩罚。6.永安本地山场转让（包括活立木）完全由市场调控，买卖双方协商、面议，最终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和价格，用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山场转让没有人去计算蓄积量、出材量，因为生长在山上的活立木，未经专业设计谁也说不准，即便是专业设计也允许较大的误差，实践中，采伐量超出或者少于设计量的情况很多。所以，转让山场林木所有权均以《林权证》登记的宗地号、亩数、四至为准，让买方自己到实地考察，看值不值，不存在强迫。因此，山场转让具有射幸性的特点。证人廖某在《讯问笔录》第2页陈述：“林学财跟我说，他在第二天有上山去看，木头还可以”，证明林学财考察了山场活立木后很满意，认为值420000元才签订合同。伐倒的木材价格也是分类、分等级随行就市，根据生产成材的情况不同，价格不同。如果油锯手将好的木材未按照规格锯，就要降等级出售；把木材卖给什么人，买去做什么用，价格也会不同。因此，林学财能否赚钱与其经营管理水平、采伐技术、生产工人的熟练程度、生产者、管理者的责任心、市场行情、交易对象、天气气候、采伐、运输的时间长短、山场、道路运输情况、处理与路经村民的协调能力等综合因素密切相关，这与答辩人毫无关系。林学财诉称其投资损失245020元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能。2011年期间永安市贡川镇南坂村委会转让仅生长11年的活立木，转让费在6916.66元／亩——9146.33元／亩，需等14年后才能采伐，而本案转让的活立木是生长了29年品质上好的成熟林，并且立即可采伐，按389994.09元的转让款计算，等于5652.08元／亩，即便按420000元的价格计算，等于6086.95元／亩。与南坂村转让的山场相比，已是超低价转让。7.本案签订的山场转让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第一，签订合同前，林学财详细查看、核实过《林权证》，多次带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一同到山场实地考察，自带ＧＰＳ现代化仪器测量，可以排除“重大误解”之情形。第二，签合同当日，是林学财和介绍人廖某通知答辩人来商谈签订山场转让合同一事，转让款从450000元降到420000元以及分次付款都是林学财根据其需要提出的条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第三，合同条款商定后，双方共同到打字店打印山场转让合同，打印费系林学财支付，林学财对该笔生意很满意也很高兴，还请答辩人和廖某共进晚餐。也证实了合同系双方共同协商、自愿签订的结果，不存在“欺诈”情形。第四，林学财和介绍人廖某是一起的，二人还是老乡，答辩人只身一人，对林学财产生不了“胁迫”。第五，购买山场是林学财托人主动联系答辩人，也不存在“乘人之危”情形。综上，签订山场转让合同和交易的过程是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的，并无法定可撤销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作出规定”之规定，假设如林学财所述，山场必须达到出材量或蓄积量500或600立方米，该内容就是双方签订合同的决定性缔约条件和生效条件，既然双方选择了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就必定会将该内容写进合同中，供双方共同遵守。现合同中没有该内容，证明当事人无此约定。另外，以下情形也可以看出，山场转让合同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第一，林学财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山场转让无需具备专业资质；第二，林学财自家也有山场，多年从事采伐业务，深谙山场活立木转让具有射幸性的特点，以及出材量或蓄积量不是山场交易标的物的行业惯例；第三，从2015年9月向答辩人提出购买山场至2015年10月15日签订合同，林学财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充分调查了解、周全考虑的时间，事实上，该期间林学财不仅与答辩人，还与内行的陈国冲、王景枝等到山场实地查看，林学财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上山查看，这是其权利，若其放弃权利，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不能转嫁给答辩人；第四，签订合同当天，系林学财和介绍人廖某通知答辩人协商签订合同。林学财系召集者、主动方，而答辩人系被通知方、是被动接收林学财条件的一方。商谈的地点、时间、人员都是林学财指定。此情形下答辩人不可能欺诈林学财。现双方签订的山场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均已全部履行完毕，林学财已经将山场采伐完毕不可恢复，且大部分已经销售、尚有一部分腐烂于山中，再行请求撤销合同事实上已不可能，且无撤销的法定事由。此外，双方于2016年4月24日第二次补签《潘龙乾附加合同书》（以下简称“附加合同”）时，林学财已经完成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数量的采伐。该附加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从山场林价款中拿出30000元人民币，一次性解决乙方砍伐山场和至路段道路维修，运输后维修和姜XX一家人索要道路费等一切问题。”第二条约定：“乙方收到甲方的30000元后，甲方对山场道路至地段不负任何的经济责任，一切事情由乙方自行解决。”自此，林学财已经明知其受让的林木蓄积量或出材量达不到500或600立方米。假设双方之间确有蓄积量或出材量500或600立方的约定，此时林学财完全有理由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并写入附加合同，但林学财仍对所谓的500或600立方米承诺只字未提，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答辩人根本无许诺。再说，答辩人与林学财都是农民，没有比林学财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众所周知，山场活立木转让具有射幸性，谁都无法准确判断蓄积量或出材量，答辩人也不例外。买卖双方地位平等，法律不应当附加给答辩人比林学财更高的责任，否则，对答辩人不公平。林学财亏损就要返还转让款，假设其赚钱了有可能补偿给答辩人吗？8.本案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林学财的撤销权已消灭。从2015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山场转让合同至2017年8月21日起诉时，早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限，撤销权消灭。9.答辩人实际收取林学财的山场转让款为389994.09元，对林学财诉称销售收入仅284700元有异议。林学财还没有把偷卖木头的款项和抛弃的约180立方米木头计算在内。按市场行情1500元—1800元／立方米，被抛弃的木头300000元—360000元。10.林学财请求返还山场转让款24502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答辩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既无违约情形，亦无法定应承担赔偿的情形，因此，答辩人依法无需返还款项。综上，双方签订的山场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林学财主张答辩人口头承诺没有事实依据，且违背常理、违背林业山场的交易习惯；双方已经全面履行合同，撤销合同事实上已不可能；答辩人既无违法亦无违约，林学财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林学财虚构损失和答辩人许诺，意图博取同情，其行为属于虚假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驳回林学财的诉讼请求。 林学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如下证据：山场转让合同一份、林权证三份、收条八份、林木采伐许可证三份、林木采伐申请书三份、伐区调查设计书、电话录音、报案回执、民事裁定书、木材产品销售指导价（2015-03）、收条、劳务工资单证明、身份证、木材码单、码单汇总表、损失计算清单各一份。李法善提供山场转让合同、收条、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申请书、保证书、附加合同、非税收入发票、税收缴款书、增值税普通发票、收条、收款收据、DVD光盘、收款收据、照片、X镇X村委会林木转让合同、永证林证字（2XXX）第0XXX号林权证各一份。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永安市森林资源管理站和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调查。其中，永安市森林资源管理站向本院出具一份说明，载明：“根据《福建省林政业务管理系统》导出的采伐报表统计，2015年度贡川镇主伐皆伐杉木林面积511亩，平均亩蓄积量7.87立方米、平均亩出材量5.33立方米”。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木材产品销售指导价（含税）（2015-03）》一份。 此外，本院还对永安市X镇林业站站长史X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其主要说明了涉案山场的砍伐只需要缴纳育林费、调查设计费以及税款等三项费用，其中，育林费是根据调查设计的出材量，按照市场指导价的10%左右收取。 本院还对永安市森茂伐区调查设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罗XX、廖XX、冯XX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罗XX主要陈述，其参与了涉案山场的调查设计工作，调查设计的一般流程是由山场业主将林权证等材料交给林业站进行审核，由林业站开出可以采伐的告知书，然后由业主通知公司进行调查设计，之后，其与业主约好时间，一起查看山场现场，查看现场后，其回到公司办公室制作设计图等材料，并将最终的设计报告交给公司财务，由公司财务通知业主交钱拿报告。当时是业主带其去看现场的，至于林学财有没有去现场，其不知道，即使去了，其也不认识人。调查设计费是以蓄积量乘以物价部门规定的单价来确定的。 廖XX、冯XX主要陈述，一般情况下，业主到公司拿调查设计报告时，要先交钱，公司开具发票后，业主将报告拿走。先拿报告，再交钱的情况很少。本案的调查报告应该是在2015年10月19日开发票时拿走的，因为本案的设计费是现金缴纳，公司对于现金缴费的，就当场开发票，再拿报告。开具本案的调查设计费发票时，廖XX是公司的出纳、冯真农是公司的会计。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 1.林学财认为八份收条证明其已支付给李法善山场转让款及税金等共计446000元，实际支付450000元，另4000元是现金交付，没有票据；李法善对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除了2015年10月19日的60000元及2016年4月24日的6000元之外，其余款项均为山场转让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是2015年10月19日的60000元及2016年4月24日的6000元，该两笔款项的性质，对这一问题，本院认为，从该两笔款项的收条内容上看，“兹收到林学财付来的路费挖机台班费计陆仟元。经收人：李法善。2016年4月24日。”、“兹收到林学财付来办理砍伐金费计陆万元。经收人：李法善。2015年10月19日。”明确载明了两笔款项分别为挖机台班费和办理砍伐的费用，结合其他六份收条均注明为“林价款”或“定金”的情况，对李法善关于该两笔款项不是山场转让款的答辩理由，本院予以采信。 2.林学财认为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申请书、伐区调查设计书证明涉案山场的林木材积量为264立方米，并非李法善所称的600立方米；李法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没有向林学财承诺过山场的蓄积量达到600立方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申请书并无法证实李法善向林学财承诺过山场的蓄积量或材积量达到600立方米的事实，李法善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与林学财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3.林学财认为介绍人廖某的电话录音证实李法善虚构600立方米骗取其签订合同的事实；李法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在类型上属于证人证言，廖某在原一审出庭作证时，就争议事实陈述，“被告（李法善）说大田的工人给他估算过，可能有500到600立方米，这500到600立方米是木材的蓄积量还是出材量，我也不清楚，当时原告（林学财）也只是问了一个数字，并没有说明是蓄积量还是出材量。”结合录音的文字整理内容看，廖某并没有明确李法善当时有告知林学财山场的出材量有600立方米之事实，而廖金保在公安机关又陈述“李法善说山场有叫人估过大约可以砍伐500-600立方米”，证人对争议事实陈述前后不一，故，本院对证人关于争议事实部分的陈述不予采纳。 4.林学财认为木材产品销售指导价（2015-03）证实参照指导价格，涉案山场的杉木只能按指950元/立方米计算；李法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无出处，与本案亦无关。本院认为，经本院向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调取的木材产品销售指导价（含税）（2015-03）所载，二者内容完全一致，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该表显示，径级、长度等不同，杉木的价格都不一样，故，对该证据与林学财所主张事实的关联性不予采纳。 5.林学财认为收条、劳务工资单证明、身份证证实其支付生产经营费用的情况；李法善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还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在性质上属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且，林学财经营山场期间的所谓支出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在本案中不予评判。 6.林学财认为，木材码单证实涉案山场不足300立方米的事实；李法善认为无法确认这些是不是全部的码单，实践中，为了少缴纳税费，往往开具的码单会少于实际砍伐数量，其也有听到林学财要求开具码单的人尽量少开些。本院认为，本案原审第二次开庭时，承办法官问：“原告陈述采伐许可证有3本，分别为36690、36691、36692，为何你方提供的17张码单只有36690、36691的，没有36692的码单，你方是否尚有部分码单未向法庭提交。”林学财回答：“36692确实有木头，我也砍了卖了，但是没有开具码单。”本案庭审中，林学财也明确“36692没有开具码单”，因此，上述码单并不足以反映涉案山场本应开具的全部码单情况，对该证据与林学财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7.林学财认为木材码单汇总表证实涉案山场不足300立方米的事实、损失计算清单证实其受骗损失的情况；李法善不予认可，认为是林学财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系林学财单方自行制作，从证据类型上，应属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对此，林学财应补强证据予以证实。 8.李法善认为山场转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没有约定蓄积量达到600立方米的条款，其没有欺骗林学财的情形，签订合同前，林学财还自带GPS测量了山场的蓄积量；林学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李法善陈述的证明内容部分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仅从该份证据并无法证实林学财自带GPS测量山场等事实，对此待证事实与该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9.李法善认为收条证实林学财收到三本林权证原件，并与其对山场活立木蓄积量等进行查看、核实，且无异议的事实；林学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李法善陈述的证明内容部分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仅从该份证据并无法证实林学财与李法善对山场活立木蓄积量等进行查看、核实，且无异议的事实，对此待证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10.李法善认为保证书证明林学财不守信，出材后将采伐的木头偷偷运走，不按约定付款，其发现后予以拦截，林学财为此写下保证书；林学财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并非偷运木头，而是双方协议分期付款，才写下保证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保证书内容仅为：“下次处调之前余款付清”，此与李法善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11.李法善认为发票、税收缴款书、收条、收款收据证实依据山场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3款规定，其为林学财协调处理山场集材道维修和开通，林学财依约应承担相应的费用；林学财认为，其在转让款之外还支付了60000元给李法善，用于缴纳山场所需税费，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其没有叫李法善帮其垫付这些款项。本院认为，对发票、税收缴款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其余收条在本案中的性质应属证人证言，仅凭收条并无法证实李法善所主张之事实，本院对收条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不予采纳。 12.李法善认为DVD光盘、收款收据、照片证实林学财将采伐后的大量木材抛弃在山上，故意制造损失恶意诉讼，要求其赔偿的事实；林学财认为是因为运输受阻，暂时堆在山上，并不是丢弃。本院认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承办人与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3月21日到现场查看了涉案山场的现状，确实发现有规格、数量不等的木头至今仍遗留在山上，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客观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13.李法善认为永安市贡川镇南坂村委会的《林木转让合同》、永证林证字（2012）第00370号林权证，证实与本案同一个乡镇的永安市贡川南坂村委会转让仅生长11年的活立木转让费在6916.66元/亩—9146.33元/亩，需等14年后才能采伐，而本案在2015年转让的活立木是生长了29年品质上好的成熟林，并且是立即就可采伐，69亩收取原告389994.09元转让款，等于5652.08元/亩，即便按签订合同时价格420000元计算，等于6086.95元/亩，与南坂村转让的山场相比，本案已经是超低价转让。活立木山场转让的交易习惯，都是以宗地号为整体转让山场，从不约定蓄积量和出材量的事实。林学财认为，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而本案合同是2015年签订，没有可比性，同时，该转让合同和林权证是案外人提供的，证明不了本案的事实。本院认为，两份合同的标的物并不在同一个村，生长情况、周边环境、年份行情等都不一样，二者的价格实难进行比较，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1.李法善分别于2004年4月3日、2004年4月30日、2014年7月17日向永安市XX镇XX村委会承包了位于永安市亩（宗地编号：0××）、9-14林班4小班9亩（宗地编号：0××）、永安市XX镇XX村013林班5-1，7小班36亩（宗地编号：00××01），合计69亩的山林，主要用于种植杉木。同时，李法善就上述三片山林取得了永政林证字（2XX）第0XX2号（林地使用期：14年，终止日期：2017年12月31日）、永政林证字（XX4）第03XX8号（林地使用期：14年，终止日期：2017年12月31日）、永政林证字（20XX）第00XX号（林地使用期：3年，终止日期：2017年12月31日）《林权证》。 2.林学财自家曾于2004年左右从村集体分得山林，主要种植杉木，其头尾管护了近十年。2014年期间，林学财多次向案外人廖金保询问有无好的山场转卖。廖金保曾陆续介绍过位于小陶镇、曹远镇的山场给林学财，但最终均未交易成功。2015年8、9月左右，廖金保将李法善要转让永安市贡川镇潘龙乾山场的消息告知林学财。 2015年10月3日，林学财与廖某、李法善一同前往李法善欲转让的上述山场进行实地查看。随后，三人共同前往李法善家中商议山场买卖事宜，李法善将永政林证字（2XX）第01XX2号、0XX8号、00XX36号《林权证》交由林学财核实。此外，根据廖某于2017年5月16日在公安机关及2017年11月15日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所作的陈述，廖某确认三人在看山场时，林学财和李法善有查看过山场的界限，其当时还叫林学财要把山场看清楚，在看完山场，从李法善家离开的路上，其又提醒林学财，自己要到山上看清楚，后来，林学财告知其说，第二天林学财又有上山去看，木头还可以。 3.2015年10月15日，林学财、李法善、廖某约定在永安市大观园茶楼洽谈山场转让事宜，李法善要求以450000元的价格转让上述合计69亩的山林，后经双方协商，最终，林学财与李法善以420000元的价格达成转让协议，并签订《潘垅乾杉林木山场转让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载明：“甲方：XX镇XX村，李法善。乙方：洪XX镇XX村，林学财。经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将潘垅乾山场一次性转让给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以下几点：一、山场概况：甲方山场地处潘垅乾地块9林班14大班4小班，宗地号：0××，面积9亩。013林班，5-1.7小班，宗地号：00××01，面积36亩；9林班14大班2小班，宗地号：0××，面积：24亩。以上三片共计六十九亩。二、转让价款：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三、付款方式：1、双方协议签订后，乙方付给甲方定金人民币伍万元整。三天内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拾万元整。山场出材后，七天内付清全部余款人民币贰拾柒万元整。2、本山场集材道，运输路线全部由甲方负责，通车运输，山场砍伐期间如果发生纠纷，全部由甲方负责处理。3、山场集材道维修和开通由乙方出资。4、本山场造林押金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5、本山场砍伐，乙方需按设计规定砍伐证砍伐。四、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处理。五、本合同双方签订后生效，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李法善与林学财分别作为甲方和乙方在合同书上签名、捺印。 因上述三片山场林权证所载的经营期限所剩不多，林学财与李法善均同意不必办理山场过户手续，登记的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仍为李法善。合同签订当日，林学财支付给李法善定金50000元，后林学财又于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月20日、2016年1月23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4月24日分别支付山场转让款100000元、20000元、50000元、120000元、40000元。以上合计支付山场转让款380000元。另，林学财还于2015年10月19日支付给李法善办理砍伐相关税费60000元，于2016年4月24日支付给李法善路费和挖机台班费6000元。对于2015年10月19日交付的60000元，根据李法善于2017年6月5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其将款项用于缴纳山场育林费、税款、调查设计费共37026.81元，此外，还代为支付了井岗村一组、五组、英公坪小组的道路使用押金共9000元、代为支付了山场砍伐道路维修台班费6000元，以上合计52026.81元。庭审中，李法善陈述，余款7000多元当作林价款。对此，林学财陈述，该60000元均是办理砍伐手续所需的费用，并无其他费用。 4.2016年4月，林学财因经营山场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故而与李法善于2016年4月24日达成《潘垅乾附加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载明：“经甲乙双协商，达成以下几点：1、甲方从山场林价款中拿出叁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解决乙方砍伐山场和至路段及道路维修，运输后维修和姜XX一家人索要道路费等一切问题。2、乙方收到甲方的叁万元后，甲方对山场、道路至地段不负任何的经济责任，一切事情由乙方自行解决。3、甲方在乙方运输期间，帮助乙方。甲方：李法善。乙方：林学财。”对此，林学财和李法善均认可上述山场的转让款由《潘垅乾杉林木山场转让合同书》约定的420000元降为390000元。 5.李法善作为上述山场林权证所载的林木所有人，于2015年10月份要求林业部门审核并申请对三片山场的采伐进行调查设计。2015年10月13日，永安市森茂伐区调查设计有限公司对涉案山场进行了现场调查，李法善作为“业主”在“注意事项”栏处签名。2015年10月19日，在缴纳了调查设计费5050.8元后，当事人获取了涉案山场的调查设计报告。2015年10月20日，李法善作为申请人，向林业部门提出了采伐申请［集体明永林采申字（2015）第202968号、202969号共三份《福建省林木采伐申请书》］。2015年10月23日，李法善作为所有人取得了明永集采字（2015）1732号、1733号、1734号共三本《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述三份《福建省林木采伐申请书》及三本《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原件均由永安市林业部门收执备案。在上述三份《福建省林木采伐申请书》及三本《林木采伐许可证》上分别记载了永安市XX镇XX村013林班5-1.7小班36亩（宗地编号：00××01）的杉木采伐蓄积量为219.2立方米、出材量为153.7立方米；永安市亩（宗地编号：0××）的杉木采伐蓄积量178.9立方米、出材量为125.3立方米；永安市XX镇井XX村潘龙乾9-14林班4小班9亩（宗地编号：0××）的杉木采伐蓄积量为22.8立方米、出材量为16.4立方米。上述三片山场的杉木采伐蓄积量合计为420.9立方米（219.2＋178.9＋22.8＝420.9），出材量合计为295.4立方米（153.7＋125.3＋16.4＝295.4）。 6.为办理上述采伐手续，李法善作为交款人分别缴纳了调查设计费、育林费和税款。其中，2015年10月19日，李法善作为交款人向永安市森茂伐区调查设计有限公司交纳了调查设计费5050.8元。2015年10月23日，李法善作为缴款人向永安市贡川镇林业站缴纳了采伐证号为00036690、00036691、00036692的育林费27803.1元。当日，李法善作为纳税人向永安市国税局缴纳了增值税4172.91元。以上税费合计37026.81元。 7.2017年5月11日，林学财以其被李法善诈骗为由向永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永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先后对廖金保、李法善进行了询问，并进行相关调查后认为李法善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故而对林学财的报案不予立案处理。 8.2017年4月13日，林学财曾以李法善以欺诈手段骗取其与之签订合同为由向永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合同并判令李法善返还部分转让款，案件受理后，林学财又于2017年4月20日以其与李法善自行解决纠纷为由，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当日作出（2017）闽0481民初15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法善是否以欺诈的手段骗取林学财与之签订山场转让合同。 林学财认为，李法善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过程中，严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行为。第一，李法善在转让山场时，曾明确口头承诺山场的杉木出材量有600立方米，对此，李法善于2017年6月5日及廖某于2017年6月16日在永安市的笔录中均有提及。林学财正是基于李法善的相关承诺才签订山场转让合同。因此，李法善虚构山场出材量的事实已严重构成欺诈。第二，山场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而李法善委托第三方对山场进行伐区调查设计并出具《伐区调查设计书》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4日，即李法善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知道其所要转让的山场的出材量，根本达不到500-600立方米的事实。但李法善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时，未将《伐区调查设计书》提供给林学财或将出材量的调查设计结果告知林学财，据此，李法善在本案中的欺诈事实显而易见。 李法善认为，林学财主张受到李法善的欺诈没有事实依据。第一，李法善没有对林学财做出过出材量或者蓄积量的表述。山场转让合同是山场活立木的林木所有权整体一次性转让，而非出售采伐后的材积木，即便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设计尚会出现10%的误差，普通人员更是无法对活立木的蓄积量或出材量作出准确的估算。根据交易习惯和常识，蓄积量或出材量并不是山场转让合同的标的，只要林权证权属清晰、四至清楚，没有纠纷，已如数交付，李法善就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根本不可能对林学财作出相关承诺。第二，2015年9月初，林学财与介绍人廖某及李法善共同到山场进行实地查看，林学财还带了ＧＰＳ仪器进行测量，下山后，林学财复印了三本林权证，还说要带回去咨询懂行的人员。事后，林学财还带了懂行的陈国冲等人多次到山场查看。第三，因林权证上林木所有人未变更，李法善根据林学财的要求，协助林学财向林业站提出采伐申请。2015年10月16日，林学财雇请他人送设计人员到山场设计。同年10月19日，林学财在缴纳了设计费5050.80元后，设计单位将《伐区调查设计书》交给林学财。同年10月23日，林学财与李法善共同到林业站领取了三本《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述书证都准确记载了蓄积量420.9立方米、出材量295.4立方米的事实。林学财必须持有上述书证方能采伐林木，否则，就是无证采伐，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林学财实际收取了上述书证，并对受让山场的蓄积量或者出材量并无异议。第四，即便如林学财所述，山场必须达到500或600立方米的出材量或蓄积量，该内容就是双方签订合同的决定性缔约条件和生效条件，本案双方既然选择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就必定会将上述决定性内容写进合同，事实上，合同并无相关内容。综上，山场转让合同是双方共同协商、自愿签订的真是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情形。 本院认为，要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欺诈行为，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是首要的要件。首先，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存在欺诈行为。即欺诈行为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虚构事实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隐瞒真相行为。从虚构事实方面，本案林学财主张的依据是李法善和廖某在永安市的笔录。但是，李法善仅陈述“我有跟林学财说该片山场大约有木材500多立方米左右”，并未言明是蓄积量或出材量，若为蓄积量，则该表述仅比实际情况多18.8%多，而廖某的陈述，如上证据分析，其陈述前后不一，且，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未经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相关事实，并不产生诉讼上的自认的法律后果。故，对此，林学财仍应继续举证证实，但至本案判决前，林学财仍不能提供其它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从隐瞒真相方面，林学财主张的理据是李法善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2015年10月15日）之前就已于2015年10月14日取得了《伐区调查设计书》，已知晓其将转让的山场的出材量，根本达不到500-600立方米的事实，而李法善未将该事实告知林学财。但从本案调查情况看，调查设计公司的工作流程是先缴费、再拿设计报告，这也符合一般的商业交易习惯，本案调查设计费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是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之后，林学财并无证据证实李法善在取得调查设计报告之前就已经得知了调查设计结果。故，林学财亦无充分证据证实林学财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之时，存在隐瞒真相之行为。其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上看，林学财亦认可其在签订山场转让合同之前管护了近十年的杉木林，还与廖某、李法善一起上山查看了欲受让的山场，并核对了相关林权证，本案庭审中，林学财又称李法善当时只是远远指了下山场，其并没看清楚。对此，林学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作为具有一定杉木知识经验的人员，自身应对本次交易的标的物和经营风险负高度注意义务，此外，廖某在公安机关和原审开庭审理中，一致陈述其有多次提醒林学财要看清楚。但林学财怠于行使认真勘查的权利，对此产生的后果，不应归责于他人，此也符合市场经济中风险自担的交易原则。第三，人工林的出材量不仅与林木的自然生长情况息息相关，也与经营人员的经营经验、管护经验，甚至与当地村民的沟通协调能力等个人因素密不可分，自然因素可以通过现场查看、经验推断、技术测量，而人为因素就只有经营者自身才清楚。从案发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涉案山场上仍有数量、规格不等的木头遗留在现场，究其原因，正是与当地村民协调不力所致。因此，即便李法善为达抬高价格之目的，夸大了出材量等方面陈述，林学财也不应偏听偏信，而应结合自身能力，作出综合的判断。断然以事后的经营亏损，而轻易否定之前的民事行为，不仅有违风险自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交易的稳定性。第四，根据永安市森林资源管理站出具的平均亩蓄积量和出材量数据，本案相关数据与之相比分别少了22.50%和19.70%，应属正常的商业风险。最后，从山场转让合同关于“本山场砍伐，乙方（林学财）需按设计规定砍伐证砍伐”之约定，及法律对滥伐林木罪的规定，林学财关于其并未收到采伐许可证、采伐申请书等材料，于情理严重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并不存在盗伐或者滥伐的违法情形，因此，可以推知林学财至迟在2015年12月31日（采伐许可证记载的采伐期限终了之日）就应得知书证所载的山场蓄积量和出材量。而林学财最早于2017年4月方才向法院提出撤销合同之主张，也早已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从这个角度而言，其主张也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林学财与李法善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潘龙乾杉木山场转让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林学财以被欺诈为由要求撤销涉案合同并要求李法善返还部分转让款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林学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75元，由林学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源 审 判 员  朱荣增 人民陪审员  林敏水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邵 强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