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49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旭日，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玉，女，196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系伍旭日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81号。法定代表人:廖从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哲皓，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雯，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旭日与上诉人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勘察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旭日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重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重审）法院仅支持上诉人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1、对于2002年至今上诉人被扣发的工资，一审（重审）判决中仅支持了本案起诉前两年至今扣发工资。即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的扣发工资67925元。而对于上诉人2002年至2014年期间扣发工资，一审（重审）以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者工资支付记录保存两年以上被查，现长沙勘察公司未能提供立案之日起两年前的工资发放记录为由，而没有支持。单位没有保存发放工资的记录，是单位的过错，不能成为单位少发的理由，并且伍旭日在一审（重审）法院已提交了（单位在二审提交的伍旭日2003年至2015年的发放工资记录）和银行流水。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上诉人要求支付2014年之前少发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于理有据。2、根据事实：伍旭日是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一审法院根据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金2767元的标准，长沙勘察公司向伍旭日补发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的工资67925元是不合理的，理应按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金的标准（社保工资+单位工资+单位补发金额）计发。或者按伍旭日是不符合“内退”条件的因工负伤七级残废职工，应当按“内退”协议附件（2001）053号文第三章第2项未达到内退条件的工伤职工，医疗期满后仍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无工作岗位的，依照内退办法办理相应手续，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如遇国家政策性调整，其待遇也作相应调整）其待遇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发放不同比例的本人标准工资。其中七级为本人工资的75%，由于单位对伍旭日的特殊照顾给他发放本人工资的80%，但单位给伍旭日2002年4月至2018年9月25日发放的工资是按审批表（病休）工资即最低基本生活费（单位保底工资）的80%，并不是伍旭日本人工资（野外钻工上岗金额工资的80%即伍旭日本人工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八章附则第六十四条，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平均工资300%，按统筹地区平均工资300%计算。而伍旭日1988年在广西平果工地受伤。受伤前（1987年）12个月在野外队（202）在广东（韶关）、福建（厦门）、广西（平果）等工地上岗，他本人劳动报酬每月所得全额工资（长沙勘察公司机关上班普通职工的全额工资另加野外奖金是工资的几倍，野外津贴、降温费等远远高于（1987）统筹地区（长沙市）职工平均工资300%，所以伍旭日本人工资应当高于统筹地区（长沙市）职工平均工资（例：2015年5605元每月），则伍旭日本人工资应当是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人均工资，那么他的“内退”工资应当是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人均工资的80%。即伍旭日2002年4月至2018年9月的补发差额是（2002年4月至2018年9月长勘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人均工资的80%一伍旭日2002年4月至2018年9月应发工资）另加逾期支付的利息（按月息0.67%）。二、一审（重申）法院认为，湖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核算确认长沙勘察公司应当伍向旭日补发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扣发的病事假工资17089.2元，对此予以认可。伍旭日不服，17089.2元并不是他上岗全额工资的补发差额。理由：1、劳动仲裁是按单位提供（下岗、短期待岗）职工20年前1997年—2002年发放工资记录计算的，并不是伍旭日在野外钻工上班全额工资（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在长沙勘察公司，另一部分在各野外分院）。在此请求法院（二审）要求单位调出1996年上半年伍旭日在海南分院上岗全额工资（1000多元每月）记录作此较。2、伍旭日是不符合下岗条件的工伤残废职工，根据长勘（1999）036号第四章待岗第十七条：职工待岗期（6个月）满后部门（单位）不符合下岗条件，但仍不安排职工上岗的，部门（单位）从奖励基金中发给职工全额工资。那么伍旭日待岗工资是野外钻工全额工资[包括工资（含工龄工资等）、野外奖金、野外津贴等所有收入]。3、《劳动仲裁裁决书》中载明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被申请人没有安排申请人工作，造成申请人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不在申请人。所以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的待岗工资是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再根据事实：现在物价、工资是20年前的十几倍（列：17089.2元在20年前可买半套房子，现在买2平方都不够。假如按以前64个月补是17089.2元只相当现在2个月工资，显然不合理）。所以应该按现在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计算或按20年前野外钻工山岗全额工资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按月息0.67%）。三、一审（重审）法院认为，伍旭日与长沙勘察公司签订《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则不再安排复工，该协议已经生效。故对伍旭日要求工作不予支持。伍旭日不服，因为协议是违法的，至始至终是无效的，一审是错判。理由：依据国务院《国有企业安置富于职工规定》（国发{1993}111号令）。（一）、企业对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应经本人提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方可办理退出工作岗休养。（二）、企业对在改革中精减下来但又不符合“内退”条件的人员，应该积极为他们创造或推荐新的岗位，也可以提供专业培训，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对部分人员可以引向社会或作为企业待岗人员，但不能办理“内退”。伍旭日“内退”时37岁，且没有本人提出申请，也没有领导的批字。根据第一条规定是不符合“内退”条件的职工。再根据第二条规定，不能办理“内退”。所以“内退”协议肯定是无效。伍旭日是七级工伤职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二条第三项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者，应由企业分配适当工作。在根据以上第二条法律规定，所以伍旭日应当依法属于企业待岗人员，决不允许办理“内退”。再根据协议上（1999）036号内退规定：男年满50岁，工龄满30年，（2001）002号内退规定男钻工工作限满25年。伍旭日“内退”时37岁，工龄16年（野外男钻工工作限16年）与协议上两个文件的“内退”规定明显不符。再伍旭日是工伤七级，原则由单位安排工作，并不属于健康原因（患病、非工伤）不能坚持工作。但一审（2016）湘0102民初1666号民判决书，判决“内退协议”有效（伍旭日因健康原因“内退”）一审是对健康原因适用法律的错误理解，造成错判。并且伍旭日不服也上诉到二审法院，后撤回的原因（单位正在与伍旭日协调和解）撤回申请书可证明，但到如今还没得到单位合理的协调解决，所以伍旭日继续要求单位依法安排工作，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大于单位内部规定，大于违法协议的约定不再复工。四、一审（重审）法院认为，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支付伤残补助金工资20万元，因在1988年以前因工负伤并没有伤残补助金等的法律规定，因该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数，故不予支持。一审适用法律理由：伍旭日是七级工伤（部分伤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险条例》（1953年1月2日政务院修正公布）第三章第十二条因工负伤，残废待遇的规定。第三项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者，应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分配适当工作。并由劳动保险基金项卡，按其残废后丧失劳动力的程度，付给因工残废补助费，其数额为残废前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十至三十，但与残废后复工时的工资合计不得超过残废前本人工资。再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乙款三项规定应领因工残废补助费按其残废后工资减少的数额付给，工资减少百分之十一至二十者，其因工残废补助费，为残废前本人工资百分十；工资减少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者，为残废前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工资减少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一律补助本人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上残废待遇的规定是从1953年以来就实行了。伍旭日是工伤七级，原则由单位安排工作，并且享受残废补助金。但是单位不但不安排他工作，还强制违法强迫他内退，造成他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全在单位，然后在造成伍旭日工资减少的部分（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一伍旭日“内退”工资（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80%），（根据工资减少百分之十一至二十者，残废补助费为百分之十），则伍旭日的残废补助费工资应当是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10%。很显然也是工资。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条件”总之，根据上诉，足以证明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待岗，单位要安排工作，但是单位并没有安排工作，给他造成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全在单位，则造成他工资的损失理应由单位负责，所以很显然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4月的待岗工资是他野外上岗全额工资。那么1997年至2002年4月的补发差额远远高于“劳动仲裁”裁决的17089.2元。伍旭日2002年4月至2018年9月25日“内退”工资，他是工伤七级理应按协议附件长勘（2001）053号第三章第2项规定发放他本人工资的75%，由于单位的照顾给他发放本人工资的80%，但是“内退”不是他自愿的（本人没有提出申请），是单位的强迫，那么给他造成工资减少的20%损失即残废补助费为10%，应当由单位负责。所以伍旭日“内退”工资是他野外上岗全额工资的90%。或者依据国务院《国有企业安置富余职业》（国发{1993}111号令）第二条规定伍旭日是属于企业内部待岗人员，但不能“内退”按长勘（1999）036号第四章待岗期（6个月）满后，单位仍不安排工作的给职工发放全额工资。即伍旭日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全在单位，所以伍旭日2004年至2018年依法应当是他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五、一审法院认为，伍旭日增加的要求补偿“劳动争议案”长达4年之久的差旅费等所有费用3万元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具有不可分性，不予处理，伍旭日不服，认为具有不可分性，应属因果关系。理由：因为单位强制不给伍旭日分配住房，又强制违法不安排工作，严重违法强迫他“内退”，强制不给他发放应领工资，才造成官司，才造成费用，费用的根源是长沙勘察公司，所以理应由长沙勘察公司承担。综上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重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述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长沙勘察公司辩称：一、经（2016）湘0102民初1666号生效判决认定，《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内退协议）合法有效。二、伍旭日要求长勘院重新给其安排工作的诉求违反《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内退协议）约定，且客观上不切实际，理应驳回。（一）伍旭日于1964年出生，其现已近55周岁，预计于2019年12月退休（特殊工种男性55岁退休），年岁较大。自2002年4月内退以来在家休养时间已经超过17年；另一方面，伍旭日属于伤残人员，身体状况难以胜任新的工作岗位。（二）伍旭日主张的野外钻探行业的工作岗位早在2001年撤销[详见长勘（2001）人发第002号文件附件1]。退一万步说，即使伍旭日身体情况允许其重新工作，也没有再回到原来岗位工作的可能性。（三）根据内退协议第1条约定，内退后原则上不再复工，待到退休年龄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该条已明确约定内退员工不予复工。自2002年内退以来，伍旭日也从未对内退协议提出任何异议。故，无论是从协议约定还是从现实情况上来说，伍旭日的该项请求都是毫无依据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故理应判决驳回。三、长勘院2002年前未拖欠伍旭日工资，2002年内退后更是按照内退协议支付生活费，并根据政策调整内退生活费。内退生活费不是“工资”、不是“退休养老金”，且伍旭日内退期间并未提供劳动，要求按“在岗职工标准”，或“按照长沙市2018人均养老金标准”补发所谓“工资”无法律依据；双方正常履行内退协议14年均未提出异议，生活费受诉讼时效的约束。（一）1997年-2002年，除伍旭日个人原因请假扣除工资外，长勘院均全额发放伍旭日工资。伍旭日于1988年受工伤导致左眼失明，按规定享受了病休医疗期并发放了全额工资。痊愈后于1993年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结果为7级伤残。1997年伍旭日回长沙工作，除伍旭日因病休假等情形外，长勘院每月均按时向伍旭日全额发放工资，不存在任何拖欠、克扣伍旭日工资的情形。仲裁认定的工资扣发经核实系伍旭日向长勘院请假而扣发，因年代久远部分资料无法获取。（二）《内部职工退养协议》（以下称内退协议）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长勘院根据该协议足额发放了生活费，发放生活费的标准远高于国家及省级标准。1、根据（2016）湘0102民初166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内退协议已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且本案起诉前长达14年的时间，伍旭日均未对内退协议提出异议，充分证明内退协议关于生活费标准系双方的意思表示。2、内退协议中确定的生活费标准合法合理，甚至远高于国家及省级标准。（1）内退协议明确生活费按长勘（1999）036号文、长勘（2001）人发第002号文标计发；内退审批表中明确按长勘人发[1999]036号、[2001]53号、[2001]002号文件规定准予退养，退养生活费参照湘人险[1995]92号文确定。根据《内退协议》指向的相关文件：*长勘（1999）036号文第25条：“职工内退期间，工龄连续计算，生活费按退休养老金办法计发……政策性工资调整比照退休职工的有关规定”。*长勘（2001）人发第002号文附件2第3.1条：“内退人员待遇按长勘（1999）036号文执行……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内退年龄每提前一天一年降低4%”。*长勘（2001）人发53号文第3.2条：“未达到内退条件的员工，医疗期后仍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无工作岗位的，比照内退办法办理相关手续……其待遇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发放不同比例的本人标准工资：7-8级伤残发放比例为75%”、“达到内退条件的工伤职工若按伤残比例确定的待遇高于内退待遇时，可按伤残比例确定内退待遇”。*湘人险（1995）92号文：工作年限满16年，计发比例为工资的71%。发放内退生活费并不等同于发放退休养老金费，（1999）036号文第25条中的“生活费按退休养老金办法”指的是，因国家对内退生活费无统一适用标准，故参照当时的退休养老金计发方式来确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5条、《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等有关事项等通知》（劳社部发（1999）3号）第5条，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5]250号）第1条第2款第2项的精神，养老金的计发标准是固定的，相关费用标准应根据内部退养人员退养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根据比例一次核定。故，伍旭日内退生活费系根据其内退时工资水平和工作年限，参照当时退休养老金计发方式一次性核定，除政策统一变动外，不作调整。内退生活费不是养老金，不能直接适用退休养老金金额。内退协议及审批表中以上述4个文件作为生活费计算方式，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应当综合参考以上4个文件作为伍旭日生活费计发标准。不可片面的、割裂的理解此处的“退休养老金办法”。且众所周知，每年养老金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以“2018年长沙市养老金平均值”一刀切地作为伍旭日十几年（2002年至今）生活费的计算标准，不仅无法无据更有失公允。（2）伍旭日内退时工龄为16年，按照长勘（2001）人发第002号文附件2第3.1、长勘（2001）人发53号文第3.2条以及湘人险（1995）92号文规定的标准，其生活费的发放标准最高不超过75%。长勘院考虑到伍旭日伤残的情形，为了照顾伍旭日，才将其生活费发放比例上调为80%。（3）根据1993年国务院第111号令《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11条、【1994】259号《劳动部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问题的通知》第3条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5]250号）第1条第2款第2项之规定，内退职工生活费由企业自主决定，但不得低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最高不超过正常退休养老金的办法核定的数额。本案中，长勘院每月给伍旭日发放的生活费不但达到了，更高于国家与省级部门的要求。（4）长勘院为伍旭日发放的生活费高于长沙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虽然内退生活费发放系企业自主决定的范畴，并没有文件要求内退生活费需高于最低生活水平，但从内退协议实际履行情况看，长勘院为伍旭日发放的生活费高于长沙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满足伍旭日的基本生活。以2017年为例，根据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2017年长沙城区最低工资标准为1580元/月；而长勘院2017年给伍旭日发放的平均生活费为1661元/月，2018年1月更是达到了2017.68元，远高于长沙市区最低工资标准，更高于最低生活费标准。4、长勘院严格按照内退协议的约定向伍旭日发放生活费，且在履行支付义务期间，长勘院多次按照相关规定给伍旭日增加生活费并发放各种福利、补助（详见本案一审长勘院证据第5组）。根据内退审批表，伍旭日的内退待遇为：岗位工资100元，技能（基础）工资239元，效益工资90元，三项工资合计429元，按照80%计算为343.2元；保留津补贴38.8元，补贴145元；退养费合计527元。内退协议履行期间，长勘院也一直是按照以上生活费构成给其发放生活费（因不同财务人员做账原因，部分时间段内将岗位工资、效益工资统归为基础工资类，但发放数额系三项合计总额）。不仅如此，长勘院在履行支付义务期间多次为伍旭日发放各种补贴，并根据政策性调整，10余次上调伍旭日生活费。5、工资系指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后所应得的劳动报酬，长勘院向伍旭日发放的内退生活费而并非工资，受诉讼时效的约束。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3条、《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3条，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最低工资规定》第3条规定，发放工资的前提系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本案中，伍旭日与长勘院的内退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明确约定了伍旭日内退后不提供劳动，由长勘院发放生活费，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自2002年签订协议以来，伍旭日并未提供劳动，其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领取生活费不是基于劳动贡献大小确定，而是基于其身份利益，故伍旭日主张的内退期间发放的生活费不属于劳动报酬，不具有工资性质。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处理时也多将内退协议确定的报酬认定为生活费，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其中，不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内退人员的生活费标准应当与在岗人员的劳动报酬区别开来，不能以在岗人员的劳动报酬标准来确定发放内退人员生活费的标准。伍旭日主张按在岗职工的工资补发费用无法律依据，也对在岗职工极为不公。四、伍旭日受伤时没有相关的工伤一次性补偿强制规定，伍旭日工伤后正常医疗期内发放了全额工资。长勘院正是考虑到对伍旭日工伤的照顾，才按长勘[2001]53号文件提高其生活费支付比例与其订立内退协议。（一）伍旭日受伤时没有相关的工伤补偿的强制规定。《工伤保险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并没有专门的工伤保险待遇。伍旭日于1988年受伤，经鉴定为7级伤残。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关于劳动者因工受伤的补偿并无强制性的规定。（二）伍旭日受伤后，医疗费由长勘院全部承担，且伍旭日受伤后享受了医疗期待遇并发放了全额工资。该事实伍旭日在一审庭审中予以承认。（三）长勘院53号文件系在国家无强制规定的情况下，长勘院关于工伤待遇的文件，该文件给予的优惠待遇即充分考虑到了工伤职工的福利。考虑伍旭日的伤残情况，长勘院将其内退待遇比例提高到80%。1.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长勘院在本可以直接与伍旭日解除劳动关系，却选择将内退待遇作为一种对工伤职工的特殊补偿方式；同时，考虑到伍旭日的特殊情况，在长勘（2001）人发53文件规定伍旭日的内退生活费发放比例为75%时，长勘院依然将其标准上调至80%，且额外为其保留津补贴38.8元，补贴145元。2.内退协议签后，长勘院已严格按照协议履行长达14年。现伍旭日却就其工伤问题再次向长勘院提起诉求，这不仅违背了协议约定，更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3.就20万元伤残赔偿金的主张，伍旭日根本无法合理解释其构成与计算方式，更不能列举出相应的法律依据有。伍旭日的无理请求理应判决驳回。五、伍旭日的诉求均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一）伍旭日重新安排工作以及支付工资补偿的请求，归根结底都基于2002年内退协议的签订。签订协议至其起诉之日已过14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1．2002年内退协议订立后，伍旭日停止为长勘院工作，每月在家领取长勘院发放的退养生活费至其起诉之日已长达14年，伍旭日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异议。事到如今再重新主张安排工作，明显不切实际，且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2．如前所述，生活费不等同于工资，伍旭日在履行内退协议14年之后才向长勘院主张补发生活费，该诉求理应区别于劳动者对工资的追索，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二）伍旭日工伤补偿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1．根据工伤鉴定的流程，伍旭日应当在受伤后1年内申请工伤认定，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可做劳动能力鉴定，才可主张工伤。2.伍旭日于1988年受工伤致残，1994年经工伤鉴定为七级伤残。期间经过6年之久，已超过工伤认定时效。鉴定后，伍旭日也一直未向长勘院就工伤主张权利，现距离伍旭日工伤鉴定也已经23年有余。退一万步说，即使伍旭日的上述主张成立，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六、伍旭日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且“差旅费、律师费”的请求超出了本案仲裁的请求范围。（一）伍旭日主张的补发差额“工资”30万元，伤残补助金20万元，律师费及差旅费3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伍旭日应当就其诉请金额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伍旭日要求“工资”差额，但其庭审过程中并未就差额组成部分进行说明，更没有有力证据对此支撑。仅凭“应当参照在岗职工”发放“工资”实无证据与法律支撑。同理，伍旭日应当就其要求的伤残补助承担举证责任，伍旭日根本无法合理解释所谓的20万元伤残补助金的构成与计算方式，更无提供法律依据，就律师费、差旅费更未提交任何证据。伍旭日对其诉求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其无理请求理应判决驳回。（二）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等程序。在仲裁及一审阶段，伍旭日就工资补偿的请求为30万，其重审一审的诉讼请求却变更为40万，且根本无法合理解释其计算方式、依据；此外，伍旭日在本案劳动仲裁程序中，也未就律师费、差旅费进行任何主张。综上所述，内退协议合法有效，且妥善履行，无论是根据内退协议的约定，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给伍旭日重新安排工作的请求不切实际。一方面，伍旭日在职期间，长勘院全额给其发放工资，内退协议订立后长勘院亦严格按照约定发放其生活费，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另一方面，伍旭日受工伤之时，关于工伤的处理也没有强制性规定予以规制，本着照顾伍旭日的态度与其订立内退协议，提高其生活费发放比例并发放各种津贴。此外，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伍旭日也没有完成举证，且提出的诉求超出仲裁范围。长勘院作为国有企业愿承担社会责任，理解法律倾向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也一直在积极履行义务。然而，本案涉及长勘院内部多名办理内退职工生活费待遇的问题，伍旭日的不当请求极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不能简单的过度倾向保护劳动者，更不宜机械的、片面的以近年养老金发平均值作为内退人员的生活费发放标准。恳请贵院客观审理本案，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合法利益。请恳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长勘院的全部上诉请求，判决改判，驳回伍旭日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长勘院的合法利益。长沙勘察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内容，依法判决驳回伍旭日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贵院依法判决伍旭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伍旭日订立《职工内退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足额给伍旭日发放生活费，并提供相关发放记录，不存在应当向伍旭日补发“工资”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应当“按照长沙市2018人均养老金标准向伍旭日补发工资”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且与已生效判决书矛盾，更违反了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内退协议）被生效判决确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却与此矛盾。根据一审判认定，《内退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详见（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1段）。该协议中约定上诉人向伍旭日发放的系生活费，且明确规定了生活费的发放基准，一审法院认可该约定的效力。但一审法院又认为，上诉人应当按照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标准向伍旭日发放“工资”。一审法院既然认可协议的效力，却判决不按照协议履行，与已生效裁判文书矛盾。（二）伍旭日与上诉人为内退关系，上诉人向其发放内退生活费，不属于工资范畴，伍旭日应受《内退协议》约束，且其诉求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伍旭日为内退职工，17年以来从未实际工作；且其未达到退休年龄，并不享受养老待遇，上诉人向其发放的仅为内退生活费，不是职工工资，更不是退休费，故生活费的发放不能适用退休人员工资发放标准，而应当按照《内退协议》发放生活费。伍旭日其于1985年开始在上诉人处工作，于2002年与上诉人订立《内退协议》办理内退，至2016年就内退生活费提起诉讼，已经正常履行14年之久，其主张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本案立案之日起两年前的工资发放记录，故应当向伍旭日补发自2014年3月1日起的工资”系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上诉人早在原审一审时就已提交伍旭日1997年-2015年的内退生活费发放记录。伍旭日因与上诉人劳动争议纠纷，于2016年3月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等程序，上诉人早在原审一审时就已经提交伍旭日1997年-2015年生活费发放记录。此外，在本案发回重审过程中，上诉人除重新提交上述材料外，更补充提交了伍旭日2016-2018年的内退生活费发放记录。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工资（实质为内退生活费）发放记录系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2014年起给伍旭日发放的内退生活费均为1532元，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2，以1月、7月为例，伍旭日2015年-2018年内退生活费发放记录见下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1月2032元2032元2107.68元2107.6元7月1752元1532元1551.6元2027.68元可以看出，伍旭日2014-2018年间几乎所有月份的生活费均远远高于1532元。一审法院以1532元认定伍旭日2014年及以后的“工资”，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按照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标准向伍旭日补发“工资差额”，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以（2018年的养老待遇-伍旭日2015年的内退生活费）*55个月的方式计算“工资差额”，系数学逻辑错误。伍旭日其于1985年开始在上诉人处工作，于2002年与上诉人订立《内退协议》办理内退，内退时工作年限为17年。因伍旭日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故不存在享受养老待遇。此外，上诉人一直为伍旭日在湖南省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购买社会保险，退一万步说，伍旭日即使达到退休年龄，成为正式退休职工，也应当以湖南省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的养老费标准领取养老费。一审法院按长沙市2018年平均养老待遇计算伍旭日的内退生活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长沙市每年退休养老标准也是变动的，伍旭日的内退生活费也是增加的，一审法院径直按2018年人均养老标准计算伍旭日2014年3月-2018年9月的应发费用，并以此标准扣除伍旭日2015年的内退生活费后计算出2014年至2018年的“工资差额”为85734.2元，该计算方式存在数学逻辑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照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标准向伍旭日补发“工资差额”与已生效判决书矛盾，且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根据。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一）由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并未查清，基于错误的事实而笼统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9条、第30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6条，属于法律适用不当。（二）内退制度本身是用人单位对职工的一种内部管理方式，是企业自主用工的范围，不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且内退后给员工发放的并非工资，而是员工生活费，伍旭日与上诉人于2002年订立内退协议，至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程序。原二审中，长沙中院以事实认定不清撤销了原一审判决。然而，在本次重审中，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竟然与原一审一致，并无实质变化。不仅如此，本次判决思路也与原一审判决大致雷同。本案历经多个程序，芙蓉区法院就原一审于2017年3月作出（2016）湘0102民初1539号判决书，以“用人单位需保留两年工资发放记录备查”为由，判决上诉人需按2015年30年工龄的人均退休养老费支付伍旭日2014年至2016年的“工资差额”40321.2元。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长沙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但重审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提供本案立案之日起两年的工资发放记录，故应向伍旭日补发自2014年起的工资”为由，判决上诉人需按2018年长沙市人均退休养老金标准支付伍旭日2014年至2018年的“工资差额”85734.2元。上诉人认为重审一审仍未能查明事实，判决思路也与二审裁定撤销的原一审判决一致，未能纠正原一审判决的错误，甚至增加了新的错误事实。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伍旭日受伤无法继续工作，又无相关于工伤政策的情况下，本着人道关怀精神与其订立《内退协议》，约定按照伍旭日当时工资标准的80%向其发放生活费，并为其保留各项津贴。此外，在2002-2012年间上诉人多次主动为伍旭日上调生活费。同样，因上诉人为国有企业，有大比例退休、内退职工需要负担，伍旭日的情况并非个例；若人人都像伍旭日一样要求按照现行标准履行17年以前订立的协议，这将直接影响上诉人的正常经营，是上诉人负担不起的。试想，若上诉人不能满足不当诉求负荷过重，不能正常经营，那上诉人职工的权利又将如何保障？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愿承担社会责任，理解法律倾向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也一直在积极履行义务。本案涉及上诉人内部多名办理内退职工生活费待遇的问题，伍旭日的不当请求极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不能简单的过度倾向保护劳动者，更不宜一刀切的以当今长沙市平均养老金作为内退人员的生活费发放标准。恳请贵院客观审理本案，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合法利益。综上，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望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内容，判决驳回伍旭日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伍旭日辩称：第一阶段，伍旭日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待岗，全额工资的补发差额应当是按现在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或按20年前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另加逾期支付工资利息（按银行借贷月息0.67%），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是单位一线职工，享受特殊待遇：不上班在家休息，基本工资是单位机关普通职工上岗全额工资；上班全额工资（基本工资+野外奖金是工资的几倍+野外津贴+降温费……等）。《仲裁裁决书》裁决长沙勘察公司给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4月的全额工资补发差额17089.2元是按20年前符合下岗条件职工补发差额，并不是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是错误的，一审（重审）认同，都是错。（一）依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1.2政务公布）第三章第十二条因工负伤，残废待遇规定：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者，应由企业分配工作，并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其残废后丧失劳动力的程度，付给因工残废补助费，其数额为残废前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十至三十，但与残废后复工时的工资合计不得超过残废前本人工资。依据《工伤事故处理与工伤保险政策汇编》第四章：工伤保险待遇第三十四条：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原则由单位安排工作，并可享受以下待遇：因伤残造成本人工资降低时，由所在单位发放伤残补助金，标准为工资降低部分90%，本人技能提高而晋升工资时在职伤残补助金予以保留。依据事实，伍旭日是单位野外钻工，因工负伤七级，并且伍旭日1988年工伤后至1996年上半年单位一直依法安排他在野外钻探工作，全额工资与其他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100%一样也是事实。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和事实，1997年至2002年单位必须安排伍旭日工作，并且安排任何岗位造成比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减少部分由残疾补助金补足。但是单位并没有依法安排他工作，是单位的过错，不能成为少发工资的理由，所以单位应当依法给伍旭日发放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以上法律规定，国家在1953年就实施了，为什么单位与一审（重审）法院都说伍旭日1988年工伤前没有工伤政策呢？（二）依据长勘（1999）036号文待岗第十六条注明：职工待岗期限最长（为半年），第十七条：职工待岗期满后，部门（单位）不符合职工下岗条件，但仍不安排职工上岗的，由部门（单位）从奖励基金中发给职工全额工资。伍旭日是野外钻工因工负伤七级依法不符合下岗条件，从1996年下半年至2002年4月一直待岗，从1997年1月起已超过待岗最长期限（为半年），但仍没安排他上岗，单位应当从奖励基金中发给伍旭日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三）根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中载明：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未工作，但是发放的工资跟之前是一样按照100%标准发放的，很显然，伍旭日1997年至2002年未工作但全额工资跟之前是一样按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100%标准发放。但伍旭日1996年上半年在海南野外分院工作，全额工资每月有1000多元，野外钻工在1997年至2002年上岗全额工资估算起码每月有2000元至3000元，但单位发放伍旭日全额工资只有100多元每月，甚至几十元每月（工资折证明），是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10%都不够，与被申请人认可的跟之前一样即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100%标准发放完全不符，是谁贪污了？（四）根据《仲裁裁决书》（湘劳仲案字[2015]250号）裁决：被申请人没有安排申请人工作，造成申请人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不在申请人，加之申请人是因工负伤，并不是因病请假在家休息。既然没有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不在伍旭日而在单位，那么他是野外钻工，因此单位应当要给伍旭日发放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但是《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1997年至2002年补发差额17089.2元是符合下岗职工补发差额，远远低于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1、劳动仲裁是按单位提供的20年前（1997年至2002年）符合下岗条件职工的工资表计发伍旭日补发差额17089.2元是错误的，例：工资表中，陈志坚30多年没上班、周杰20多年没上班，301队全队待岗，他们都是符合下岗条件职工，只发放最低基本生活费。但伍旭日是不符合下岗条件并且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残废待遇职工，没有依法安排工作是单位的过错又是超过待岗最长期限（为半年），仍不安排工作又是单位的错，所以单位应当从奖励基金中发给伍旭日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因此不应当按符合下岗条件职工工资计发伍旭日的补发差额，应当按[301队]队长刘爱国2000年至2002年在野外分院上班（全额工资—队长职务工资—比伍旭日多的工龄工资）计发伍旭日的补发差额才是正确的（因为同单位、同工种、同一个野外队），另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按月息0.67%）。2、依据事实，现在物价、房价、工资是20年前的十几倍，是因为现在补给伍旭日并不是20年前补给他。假设，按20年前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共64个月补发差额又假设是17089.2元只相当现在2个月工资。20年前可买半套房子，而现在只买2平米都不够，很显然，不合理。并且即使按20年前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也远远高于17089.2元。综上，足以证明伍旭日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全额工资补发差额依法是按现在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或按20年前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补发差额另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按银行借贷利息0.67%每月）远远高于17089.2元。所以劳动仲裁决17089.2元是错误的。第二阶段：伍旭日2002年至2019年期间“内退”全额工资补发差额应当按现在单位野外钻工上岗全效工资补发差额或按长沙勘察公司与伍旭日同工龄的野外钻工2002年至2019年上岗（全额工资—已发放伍旭日应发工资—补发差额住房公积金—补发差额养老保险金），另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0.67%每月。依据法律、事实和理由：一、《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依法应当无效，伍旭日“内退”全额工资，依法应当是单位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一）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湘0102民初1666号判决《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且没有生效。依据伍旭日二审撤诉原因（正在协调中），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调解决之前，《内退协议》并不具有生效效应。撤诉原因：二审法院正在给伍旭日与单位协调解决，等伍旭日赶到二审法院时，单位主管领导金义员书记（原副院长负责人事分配[人事处]，福利分房[房产科]）跑去海南休假了，为了协助黎法官工作，年终要结案，才写下撤诉原因。但如今还没得到单位的协调解决，因此一审1666号判决在伍旭日没得到解决之前并不算终结，更不算生效。因此，《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依法继续无效。（二）根据劳动部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休养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国有企业安置富余职工规定》（国发[1993]111号）：1、企业对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职工，应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企业领导批准，方可办理退出工作岗位休养。2、企业对在改革中精减下来但又不符合“内退”条件的人员，应该积极为他们创造或推荐新的岗位，也可以提供转业培训，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对部分人员可以引向社会或作为企业内部待岗人员，但不能办理“内退”。3、对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无论是办理了“内退”或其他富余职工，企业都要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发放基本生活费，标准不得低于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4、各地劳动部门对企业贯彻国发[1993]111号令要做好指导监督检查工作，坚决制止企业超出国务院规定办理“内退”的做法。今后，对企业的此类行为要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依据事实，长沙勘察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即伍旭日是《国有企业》正式职工（野外钻工），因工负伤七级，“内退”时37岁，且本人没有提出书面申请，也没有领导批字。依据以上事实和国发[1993]111号令第一项、第二项，伍旭日是不符合“内退”条件并且不能办理“内退”是100%肯定。再加上他是因工负伤是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残废待遇的职工。即使单位给他从野外钻工精减下来，但也要安排新的岗位（并且造成比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减少部分由残废补助金补足）或作为单位内部待岗人员。但单位一直没安排他新的岗位工作，所以伍旭日2002年至2019年依法只能属于单位内部待岗人员而不是“内退”人员，因此《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依法肯定无效，一审1666号判决是错误的。依据第三项对伍旭日不成立，单位对第三项适用法律错误理解，给伍旭日发放了不合法的最低标准生活费，第三项意思应当是指符合第一项“内退”条件并办理了“内退”的职工（并不包含伍旭日是不符合“内退”条件且被单位强制违法违规操作给办理“内退”）或者其他富余职工（符合第二项可以引向社会即符合下岗条件或生病、非工伤不能工作）企业都要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发放基本生活费，标准不得低于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但伍旭日不符合“内退”条件，又不符合下岗条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残废待遇的职工，依法不属于只发放最低标准基本生活费，应依法属于第二项，企业内部待岗人员。再依据《内退协议书》长勘（1999）036号文第四章待岗规定中载明：不符合下岗条件职工，超过待岗最长期限（为半年），仍不安排工作，单位从奖励基金中发给职工全额工资。依据该项规定，单位应当从奖励基金中发给伍旭日2002年4月至2019年6月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依据第四项，长沙勘察公司在2002年就严重违反国发[1993]111号令超出国务院规定胁迫伍旭日给办理了“内退”的做法行为，严重触犯了以上法律规定，湖南省劳动部门并没有监督检查出来，伍旭日又在2015年被生活所迫把单位上诉至湖南省劳动厅至人民法院至今将近5年，还没得到依法纠正和解决。（三）一审1666号判决伍旭日并不属于“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情形，而是属健康原因“内退”，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是错误的。1、一审对健康原因错误理解，伍旭日是因工负伤，完全能工作且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残废待遇，并不属于健康原因（是指身体患病、非工伤）不能工作，一审1666号判决是错误的，是把因工负伤、生病、非工伤混为不清。2、一审对国发[1993]111号令法律规定认识不够，协议上两文件的“内退”条件规定：男满50岁，工龄满30年，超过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野外男钻工工作年限满25年。与伍旭日“内退”时37岁，工龄（野外男钻工工作年限）16年，明显不符，不成立，并且协议上两个文件的“内退”条件规定也违反了国发[1993]111号令第一项、第二项。假设伍旭日属于健康原因但没有满55岁，也是不能办理“内退”是100%肯定。3、一审法院对签订《内退协议》程序不懂。依据协议上036号文第六单“内退”第二十四条：职工“内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院长批字，然后到人教处办理“内退”手续，并签订内退协议。依据该项规定，伍旭日无论是任何原因“内退”在签订内退协议之前，必须要他本人提交书面申请书（证明是本人自愿“内退”），并且还要院长在书面申请书上签字同意“内退”（证明是符合“内退”条件），否则院长也不会违法、违规批字，之后才可以到人教处办理“内退”手续并签订内退协议。但伍旭日从来没有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内退”，也没有院长的批字。人事处为什么不按规定程序给伍旭日办理“内退”，并且伍旭日完全不符合“内退”条件更没有申请“内退”的资格，很显然，“内退”并不是伍旭日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是人事处的胁迫（事实就是如此，人事处打电话要伍旭日从永州赶到人事处，直接胁迫他签订内退协议，工伤残废职工都必须“内退”，否则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一分钱工资没有），因此单位人事处违法、违规、违背伍旭日意愿，违反内退协议签订程序，强制超出国务院规定胁迫伍旭日办理“内退”的做法行为，严重触犯了法律是执法犯法。应当依法严肃处理，应当依法赔偿伍旭日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所以《职工退养协议书》依法无效，一审1666号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重审）法院判决，是根据协议上长勘（1999）036号文第六章“内退”第二十五条规定，按退休养老金办法计发伍旭日的“内退”工资是错误的，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并且按长沙市人均退休养老金计发更是错误加错（假设按退休养老金也应当按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退休养老金计发，因为各单位退养老金不同，长沙勘察公司野外钻工是一线职工与单位机关普通职工退休养老金区别更大。综上，足以证明伍旭日2002年至2019年依法是不符合“内退”条件，不能办理“内退”是100%肯定，所以依法不能按“内退”工资计发。加之伍旭日是野外钻工因工负伤七级，依法属于单位内部待岗人员。只能按内退协议书长勘（1999）036号文待岗中载明：超过待岗最长期限（为半年），仍不安排工作，单位从奖励基金中给伍旭日发放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所以一审（重审）判决是错误的。长沙勘察公司认为一审（重审）按伍旭日每月1532元计发差额是错误的，依据发放伍旭日工资表记录上有几个月工资高于1532元。伍旭日认为那几个月高出部分是单位的补发金额，是单位所有职工在原有工资都增加了，并不代表工资，工资是每月必须发放不可少的金额，并且还有好多月低于1532元，应当按最低月计算才是正确的。一审（重审）法院仅支付上诉人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的限制。所以长沙勘察公司应当依法补发伍旭日2002年至2019年的所有全额工资差额。三、伍旭日残废补助费即伍旭日全额工资比单位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减少部分。四、伍旭日与长沙勘察公司劳动争议案拖延将近五年还没有解决，造成伍旭日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叁万元，理应由单位负责（1997年至2002年，没有依法安排他工作；2002年至2019年单位又违法违规超出国务院[1993]111号令胁迫伍旭日给办理“内退”，责任全在单位）。附件审批表，1995号文件（2001）053号文件，在伍旭日这份协议书上明确没有，不认可。并且审批表工资也并不是按附件（2001）053号文伍旭日本人工资即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80%计发。只相当于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全资的10%还不到，不敢向伍旭日公示，所以人事处弄虚作假，把单位那份协议书胁迫伍旭日签名之后偷偷添加“附件1-4”。并且审批表工资是单位单方制定，强制履行。这样弄虚作假，强制履行的做法行为性质更加恶劣，执法犯法，更严重的触犯了以上国家两条硬性法律规定，强制剥夺了伍旭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残废待遇的权益，强制剥夺了伍旭日是《国有企业》正式职工，不符合“内退”条件不能办理“内退”的法律规定。侵害了伍旭日的利益。应当要受到法律制裁，理应赔偿伍旭日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所有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帮伍旭日讨回公道，依法撤销一审（重审）判决，一审1666号判决，支持上诉人伍旭日所有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注：可参照刘爱国（同野外队[301]，伍旭日是野外钻工，刘爱国是钻工队长，全队除伍旭日外，都是符合下岗条件，没有安排工作，只有刘爱国被安排了工作），2002年至2014年在野外分院工作（全额工资—队长职务工资—比伍旭日多的工龄工资—已发放伍旭日应发工资—补发差额住房公积金—补发差额养老保险金），另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0.67%每月。也可参照野外队（205）钻工刘刚（普通钻工，比伍旭日多5年工龄）是从1980年至2018年12月一直在珠海野外分院工作全额工资计发伍旭日的补发差额，另加逾期支付工资的利息0.67%每月。因为伍旭日没有办法调出他们劳动全额工资与伍旭日工资做比较。2015年长沙市职工平均工资5605.5元/月，长沙勘察公司机关普通职工工资5800多元/月，野外钻工是一线职工，单位规定特殊待遇：上岗全额工资比机关普通职工上岗全额工资多1000多元/月即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是7000多元/月。一审法院认定:1985年12月，伍旭日进入长沙勘察公司，从事钻探工工作。1988年4月17日，伍旭日在广西平果县受伤，导致左眼失明。1994年7月4日，经长沙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工残鉴定委员会鉴定，伍旭日因工负伤，致残程度为7级。2002年4月12日，伍旭日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沙勘察院）订立《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约定该院同意伍旭日从2002年4月12日开始内退；内退期间，工龄连续计算，生活费按长勘（1990）036号文及长勘（2001）人发第002号文所规定的计发，取消误餐费、交通费，内退后原则上不再复工，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等。办理退养手续后，伍旭日的待遇为岗位工资100元、技能工资239元、效益工资90元，三项工资合计429元，按80%计算为343.2元；保留津补贴38.80元，补贴145元；退养金合计为527元。1999年5月14日，长沙勘察院订立《人员分流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分流途径包括下岗、离岗、待岗、停薪留职、内退，其中载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职工可以申请内退；职工内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部门同意，报院长批准，然后到人教处办理内退手续并签订内退协议；职工内退期间工龄连续计算，生活费按退休养老金办法计发，但取消误餐费、交通费，家住外地的内退职工，可离院回家休养，院比照退休职工标准一次性付给单程旅费和安家补助费，内退期间遇政策性工资调整比照退休职工的有关规定执行；内退职工不再回院复工。2015年12月，伍旭日向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裁决长沙勘察公司为伍旭日安排工作；补偿伍旭日1997年至2015年的工资30万元；支付伍旭日伤残补助金20万元。2016年3月1日，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湘劳仲案子【2015】25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长沙勘察公司支付伍旭日扣发的工资17089.2元。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6年3月21日，伍旭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长沙勘察公司，要求确认伍旭日与长沙勘察公司签订的《职工内部退养协议》无效等，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湘0102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伍旭日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伍旭日因工负伤，致残等级为7级。长沙勘察公司没有再安排伍旭日工作，因伍旭日系因工负伤，长沙勘察公司扣发伍旭日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之间的病事假工资或按病休人员发放工资明显不当，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核算确认长沙勘察公司应当向伍旭日补发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扣发的病事假工资17809.2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2002年4月12日，长沙勘察院与伍旭日签订《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后，长沙勘察公司一直按照其公司内部文件向伍旭日发放工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者工资支付记录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现长沙勘察公司未能提供本案立案之日起两年前的工资发放记录，故应当向伍旭日补发自2014年3月1日起的工资。伍旭日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自2014年起的工资为1532元，根据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金2767元的标准，长沙勘察公司应当向伍旭日补发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的工资67925元【（2767元-1532元）*55】。伍旭日在本案审理期间增加要求长沙勘察公司补发伍旭日至2018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因与本案具有不可分性，一审法院决定合并审理，并进行了共同判决。对于伍旭日增加的要求长沙勘察公司补偿“劳动争议案件”长达4年之久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所有费用3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与本案不具有不可分性，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伍旭日在与长沙勘察院签订的《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则上不再安排复工，该《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已经一审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故对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安排工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支付伤残补助金20万元，因在1988年因公受伤并无伤残补助金等的法律规定，且该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长沙勘察公司向伍旭日补发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的工资85734.2元；二、驳回伍旭日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限长沙勘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未付，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伍旭日没有提交新证据，长沙勘察公司提交关于伍旭日退休时间的说明，拟证明伍旭日预计退休时间为2019年12月，对其予以复工没有意义。伍旭日质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究竟什么时候退休不清楚。给不给工资没关系，但是工资要与在职职工的工资同等计算。本院经审查认为：伍旭日的具体退休时间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长沙勘察公司是否应恢复伍旭日的工作；二、长沙勘察公司是否应补发伍旭日工资及补发金额；三、长沙勘察公司是否应支付伍旭日伤残补助金；四、长沙勘察公司是否应支付伍旭日差旅费、律师费等。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伍旭日与长沙勘察公司签订的《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则上不再安排复工，该《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安排工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经审查，伍旭日系因工负伤，长沙勘察公司扣发其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之间的病事假工资或按病休人员发放工资明显不当，仲裁确认长沙勘察公司应当补发伍旭日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扣发的病事假工资17809.2元。伍旭日对补发病事假工资数额不服，认为按照其当时的工资金额，上述期间的扣发工资不止17809.2元，但伍旭日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当时的工资数额，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长沙勘察公司对此未提起诉讼，视为对该事项的认可，本院予以确认。2002年4月以后，因双方签订《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长沙勘察公司主张一直按照其公司内部文件向伍旭日发放生活费。其虽然提交一系列通知文件以证明内退人员增调工资待遇，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伍旭日的应发工资待遇的具体数额。长沙勘察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伍旭日工资表，但上述工资表系长沙勘察公司单方制作，未经伍旭日签字认可。综上，长沙勘察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伍旭日的应发工资待遇标准和已发工资待遇数额，故一审法院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存工资支付记录两年以上备查，根据伍旭日提交的证据核算认定2014年起伍旭日的月工资为1532元，并参照长沙市2018年人均退休养老金2767元的标准，扣除已发金额后认定长沙勘察公司应补发伍旭日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待遇67925元并无不当。因伍旭日已多年未向长沙勘察公司提供劳动，其主张工资标准应为野外钻工上岗全额工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一审法院将长沙勘察公司应补发伍旭日的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扣发病事假工资17809.2元直接计入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的补发工资，判决长沙勘察公司向伍旭日补发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工资待遇85734.2元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三。经审查，《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本案中，伍旭日1988年受伤并在1994年经鉴定为因工负伤，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故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支付伤残补助金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伍旭日的该项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焦点四。经审查，伍旭日要求长沙勘察公司支付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的请求未经仲裁程序，且与本案不具有可分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伍旭日及上诉人长沙勘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失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96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伍旭日补发2014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25日工资待遇67925元；三、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伍旭日补发1997年1月至2002年4月工资待遇17809.2元；四、驳回伍旭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伍旭日与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书记员 张澍民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