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02民初2980号 原告：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泰安路13号天宁D座5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092192651T。 负责人：许加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加富，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日照烟草有限公司东港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五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7254236093。 负责人：魏述彬，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伟，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梅，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日能律所”）与被告山东日照烟草有限公司东港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烟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日能律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加富、被告烟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伟、李桂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日能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0元及滞纳金；2.涉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为被告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的被告代理人。本案案情复杂，正式开庭7次，参与多次委托鉴定、评估、证据质证等事项，自2013年7月8日仲裁庭立案至2016年11月21日结案审理时间达3年之久，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为本案付出巨大劳动成果。仲裁案结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支付代理费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烟草公司答辩称，被告与原告、许加富律师代理的全部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用已经全部结清，被告不拖欠任何代理费。2011年，经熟人介绍，被告与许加富律师相识，自2011年开始，被告处的部分诉讼案子交由许加富律师代理，其中涉案的案件就是基于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系列案件中的一案。因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了被告的宿舍楼工程，竣工后双方因工程款、工期等纠纷一直没有结算。2011年9月14日，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日照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1900万余元，案号为（2011）日仲字第199号，许加富作为烟草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此案。当时许加富并不在原告处执业，是在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日照仲裁委于2013年8月29日出具了仲裁裁决书，（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审结。在（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许加富律师建议，被告于2013年7月8日向日照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误期赔偿金200万和房屋维修费750万元（仲裁标的额共950万元），仲裁案号为（2013）日仲字第141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5月5日又反请求被告赔偿损失1297868元和支付工程优良奖50万元，2015年10月21日，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加反请求数额至415.1960万元，2015年11月20日被告也增加了请求数额1487542元。（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并没有像原告代理时分析的那种结果，日照仲裁委仅裁决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被告工程维修费62007.4元，而被告却支付仲裁案件受理费54710元、鉴定费25000元。同时由于被告在仲裁过程中保全冻结了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款8447984.66元的款项，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又诉至法院，被告为此赔偿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利息损失976821.7元。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被告不但投入仲裁费、鉴定等费用，还承担了近百万的赔偿责任。因为被告在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案件中的职工楼是职工集资盖房，费用的支出有单独的基建账户，与被告公户相分离，所以鲁艺案件的费用花费均从该基建账户支出，并实际由职工集资分担，所以被告在委托原告代理案件时，就告知许加富律师，现账户没钱且都是职工出钱支付律师费，故律师费的支付需要根据案件进程和案件结果协商，不能按照仲裁标的额高额收费，同时被告也明确提出因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纠纷是基于相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事实产生的，是属同一个法律事实的诉讼案件，应该属于一个法律服务事项，被告打包交由许加富律师代理，不能单案、单独计算律师费，当时许加富律师对此都予以认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许加富律师提出要求结算代理费用，双方就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的案件的律师费进行了协商，最终确定被告支付给许加富律师律师费16万元，被告于2014年9月25日和2014年10月13日将上述费用支付给原告。综上，被告已经足额按时支付给原告、许加富律师服务代理费，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日能律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代理合同一份，证实原被告之间签订仲裁代理合同且约定代理费用按照案件的标的额依据律师收费办法最高最低标准中间值收取，且总额不超过40万元。代理费缴纳时间为案结日期，逾期是按每日千分之三收取滞纳金； 证据二、（2013）日仲字第141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证实该案件自2013年7月立案至2016年11月21日结案，正式开庭7次，四次更换首席仲裁员，裁决书长达25页，证明该案件案情比较复杂，属重大疑难案件，本诉加反诉标的额合计16937280元； 证据三、律师业务档案卷宗封面两份及授权委托书一份，证实案件涉案卷宗页数达到360页，卷宗内记载了原告的重大案件讨论记录，咨询有关专家，向有关司法部门的质证意见及有关笔录等内容； 证据四、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一份，证实原告的起诉数额未超过应当收费数额； 证据五、法律服务合同书一份，证实被告支付的16万元系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法律服务费； 证据六、被告于2014年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6万元系（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代理费。 证据七、日照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3）日仲字第141-2裁决书，该裁决书证实系（2013）日仲字第141补充决定，涉案的该标的额为50万元。 被告烟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该份委托合同并不能作为原告要求支付律师费的合法有效证据使用。1.从该份合同收案号表示的内容来看，该份合同对应的案件是（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但是（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产生的时间是在2013年的7月份，该委托合同的落款时间却是在2015年1月20日，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是单案单收费的案子，应该在案件发生的当时，合同双方就应该签订内容明晰的委托合同，并且应该一式两份交由当事人持有一份，而从该份合同的落款时间来看是后补的。2.（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刚发生时被告的负责人是杜永利，在2014年的11月份，被告的负责人由杜永利变更为庄某，开庭前，庄某表示，在任期间（任期为2014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3日）从来没有同原告签订过委托代理合同，那么说明该份合同不是在庄某在任期间签订，没有经过被告正式的组织程序签署，所以该份合同对被告没有约束力。3.根据（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经办人回忆，许加富律师曾经找被告补签过一份空白的委托合同用于整理案卷，基于对许加富律师的信任，在补签的空白合同上盖过章，但不是双方为了结算律师费而签订的，所以原告以该补签合同主张权利，则存在欺骗被告的行为，该行为致使被告背离本意，该合同为无效合同。4.因为该合同是空白合同，盖章之后由许加富律师拿走，所以该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内容均是由原告或者是许加富律师单方填写的，其填写内容并没有经过对方的认可，同时主要条款之间相互矛盾，不能作为依据。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原告的仲裁请求额950万元，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仲裁反请求的数额是195万余元，两项相加是1129万元，而合同中却填写了1500万元，作为合同主要条款，标的额的表述出现重大错误，显然证明是原告单方填写后补合同用于整卷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给被告的系格式性文本，合同内容及主要条款与当时的案件事实不一致，且时间不清，合同签订的本意是为了配合原告整卷，并非为了约束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所以该合同并不能作为证据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与（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都是基于一个事实产生的案件，根据原被告的约定是一个法律服务项目，所以这两个案件的法律服务费已经付清。从该份裁决书体现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诉讼案件时间长是因为被告一直在无故无依据的增加诉讼请求，进而导致判决结果并没有达到被告的预期，并造成几百万的损失。 对证据三，卷宗副卷中有个授权委托书，该份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3月7日，正常的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时间应该是案件发生的当时，即2013年的7月8日，从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合同所体现的内容来看，都是后补，为了订卷用的，证明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符。证据三中法人身份证明，落款时间是2014年11月25日，该份法人身份证明中杜永利是经理，但实际上当时的经理是庄某，证明当时被告出于对原告的信任，配合原告整卷盖章。 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按照律师行业的惯例，律师服务收费不能仅仅参照标的额收取，还应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酌情增减律师服务费，比如基于同一事实引发的多起诉讼或者同一案件多个阶段的诉讼或者标的额较大但案件不是很复杂的案件都可以减半甚至更低的标准收取，多个案件的可以打包收费。 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签订本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支付16万元的代理费下账使用。因被告是国企单位，费用支付需要法律服务合同书，在此之前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过（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与（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的服务合同，且合同中记录了原告为被告服务的项目包括被告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当时被告有常年法律顾问，被告委托原告主要是代理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系列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且（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与（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都是发生在2014年之前，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费就包括了被告委托给原告代理的全部诉讼案件。因为被告委托许加富律师代理一系列案件时，基于信任双方未签订合同，从2011年的（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到（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一直是由许加富律师代理，所以到了2013年底，许律师提出想要服务费，因为两个案件都未签订单独的委托代理合同，所以为了支付16万的服务费用，就同许律师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这也证明了（2013）日仲字第141号的委托代理合同是为了订卷用的。另外原告提供该份证据证明目的是2014年其签了一年的法律服务合同，服务费是16万，这与事实不相符。因烟草公司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并不需要再与其他律所签订法律服务书。如果原告主张这是法律顾问类的合同，那么签订合同只是双方对权利义务的一个初步约定，原告还需继续提供证据证明在这一年内除了这个系列案件外，还为被告提供了哪些案件服务。同时（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是发生在2013年底，整个诉讼是2014年，所以根据这个来看，16万元也是为支付之前一系列案件的案件费。 对于证据六，（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已结清，也是通过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方式支付的。现任管理人表示没有见过该证明，也并不清楚。 对于证据七，对裁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未见过该裁决书。裁决书中的涉及到的仲裁请求工程优良款50万元是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已经审理了，而且该决定书也明确表述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再重复审理，所以这50万元既然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体现了，不应该重复计算标的额。 被告烟草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1）日仲字第199号裁决书和（2013）日仲字第141号裁决书，证明1.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列案件的基本情况同答辩意见。2.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列案件基本事实一致。3.在（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时，许加富律师是在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许加富律师就职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4.证明（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因被告不断增加仲裁请求并且保全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最终交纳较大数额的仲裁费和鉴定费，而仲裁委仅支持被告仲裁数额6万余元，同时证明该两个案件是一个委托的法律服务事项。 证据二、（2017）鲁1102民初584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基于被告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因保全错误导致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利息损失976821.7元。 证据三、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两份，证明2014年9月2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9万元，2014年10月13日支付律师费7万，共计16万元，即是上列案件的律师费。被告的律师费已支付完毕。 证据四、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所开具的16万元的发票一张。 通过上述四份证据综合证实，原告起诉的索要（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的律师费不符合情理。原告为被告代理的（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被告听从原告的建议增加仲裁请求，为此支出了7万余元仲裁费和鉴定费，但仲裁委仅支持了被告6万余元的索赔款，而被告在此案中保全了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款，最终因保全错误被告又为此支出了97万余元的赔偿款，也就是说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中，被告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还为此付出了近百万的损失，若本案支持原告的诉求则会出现律师唆使当事人恶意诉讼的情况。 证据五、日烟党2014第48号和2018第95号文，证明日照市东港区烟草专卖局书记杜永利是2014年11月15日免去职务，庄某同志接任至2018年11月13日，同日庄某同志免去职务由魏述彬同志接任。这说明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提交的卷宗材料中于2014年11月25日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是杜永利同志是不正确的，说明该身份证明落款时间虽为2014年11月25日，但是盖章时间应该是在杜永利同志任职期间。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的代理合同盖章时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样，原告仅是为了订卷使用。 证据六、证人庄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庄某陈述，其在烟草公司任职党委书记、局长经理的时候，原告代理了一个烟草公司和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仲裁案件，在其任职期间和原告见过两次面，从来没有谈过该合同，且在任职时原告已代理了上述仲裁案件，在其与上一任交接中，并没有提及过该委托代理事宜及费用问题。证明原告陈述其与烟草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虚假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一次见原告是在其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副主任一直都在，简单交谈几句就结束了，内容针对的是案子本身，第二次见原告是因为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反诉数额增加，然后烟草公司又增加了100多万元的诉讼请求，就案子本身的问题进行了商讨，两见面次均未涉及费用问题。其是从市烟草局办公室主任到烟草公司任职，因为个人的职业习惯，对公章的管理一直非常严格，不可能授意让办公室盖空白公章，盖到空白处都是不行的。烟草公司属于国企，对于合同管理有严格的程序，任何合同不通过单位法规科部门审核，都是不允许的，且法规科审核后需要出具审核意见并复印留存。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虽然裁决了6万余元的赔偿款，但在其他关联案件当中，有关司法部门未支持案外人的3000余万元的诉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涉案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告的负责人焦经理、邢经理等多人形成对涉案工程的负责小组，又找了莒县评估机构，评估出维修费3000多万元。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申请鉴定，鉴定结果为以实际维修涉案工程为准，但至今被告并没有对涉案工程进行维修，裁决书支持的6万余元只是部分的维修费。当时被告仲裁的数额为3000万元，原告作为代理人先仅起诉部分，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另行主张，因此（2013）日仲字第141号裁决书也驳回了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600万元的仲裁请求。原告在代理该案件过程中并没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被告交的16万代理费与本案没有关系，系支付的2014年度的法律服务费。但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主要的庭审过程均发生在2015年和2016年。在2015年和2016年，原告为被告代理过山东高院的申诉案件、发回重审案件、日照中院的重审案件，还参与了被告与某市场的买卖合同等一系列案件，但被告至今未支付2015和2016年度法律服务费，原告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 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负责人变更应当以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为准，被告应当提交登记机关变更法人的证明，并且所有的诉讼所需材料均是被告提供或者盖章，与原告无关。 对于证据六、1.证人在职务交接的时候，涉案债务没有发生，所以前任负责人不可能向本案证人交接债务。2.本案的证人的陈述与代理人的陈述相矛盾，被告代理人称证人从未与原告代理人见过，而本次证人陈述见过两次面，事实上原告和证人或通过其他人见过十几次，交流烟草公司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仲裁案件的案情，被告的代理人向法庭作出了虚假的陈述。3.证人的陈述了单位用章的管理严格性，烟草公司不可能在空白合同中盖章，那么原告提交合同上的章从何而来。4.本案的证人与被告有较大的利害关系，对原告的发问作出拒绝回答的举动，其证言的可信度请求法庭裁量。 本院经审查，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关联证据予以综合分析确认，上述证据均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9月14日，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日照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日照仲裁委员会受理了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烟草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号为（2011）日仲字第199号，烟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杜永利，原告的负责人许加富系该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时许加富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烟草公司欠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18779868.36元，赔偿利息损失及扩大的利息损失；2.烟草公司给付工程优良奖750000元；3.烟草公司赔偿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租赁费损失；4.依法追偿因烟草公司强行加在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失火、被盗损失。该案于2013年8月29日审结，裁决结果为烟草公司于收到裁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欠款7061929.08元及利息1355855.58元。 2013年7月8日，被告烟草公司向日照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日照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被告烟草公司与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号为（2013）日仲字第141号，烟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杜永利，原告日能律所的负责人许加富系该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烟草公司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裁决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赔偿烟草公司误期赔偿金200万元；2.赔偿烟草公司房屋维修费750万元；3.涉案费用均由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5月5日，提出仲裁反请求：1.烟草公司赔偿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损失1297868元；2.烟草公司支付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优良奖500000元。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向仲裁庭提出要求增加请求数额至4151960元。烟草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向仲裁庭提交增加仲裁请求申请，增加请求数额1487452元。该案于2016年11月21日审结，裁决结果为：1.驳回烟草公司的仲裁请求；2.驳回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仲裁反请求；3.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烟草公司工程维修费62007.4元。 2014年1月1日，原告日能律所（乙方）与被告烟草公司（甲方）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一、1.乙方派出人员许加富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2.若甲方对乙方派出的人员不满意，乙方另行指派人员代替……四、乙方代办法律业务2.担任甲方涉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或仲裁案的代理人……七、费用及支付1.甲方支付乙方法律服务费160000.00元（大写：壹拾陆万元整人民币），2.费用支付：2014年年内全部付清。八、本合同有效期1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烟草公司在甲方处盖章，杜永利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日能律所在乙方处盖章，许加富在法人代表处签字。被告烟草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日能律所转账9万元，于2014年10月13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日能律所转账7万元。 诉讼中，原告日能律所提交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2014年1月1日烟草公司与日能律所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中，其中合同项下第七条约定支付的法律服务费160000元，系（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律师代理费用。特此证明。”该证明盖有烟草公司的公章，日期仅写2014年，未写明具体日期。 诉讼中，原告日能律所提交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仲裁代理合同，并表示签订合同时，标的额并未确定，因此写了第一条款：“按标准收取中间值（最高最低收费）”，同时又写了第二条款：“不超过40万元（本反诉标的额1500万元）”。代理费缴纳时间为案结以前，逾期按每日3‰交纳滞纳金。并对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描述称，2015年1月份庄某经理找到许加富律师要求继续代理，许加富律师从律师事务所里带了空白的委托合同到了庄某经理办公室。当时办公室有许多人进行商谈律师费的问题。原告态度很明确，如果不签订合同，原告不再进行代理。庄某问许加富律师费用问题，因当时标的额不确定，原告提出按标的额的律师收费标准最高值收取，其他人提出不要高也不要低，按中间值收取。同时约定了第二项，如果按照商定的3000万元起诉，律师费总额不要超过40万元。当时庄某经理并没有同意，要求请示，被告要求许加富律师在合同上写明数额，并复印了三份，原告于2015年1月份在合同上盖章后将四份合同（原件一份加复印件三份）均放在庄某经理办公室，庄某经理说待请示后再回复。这中间他们找过很多律师，但都受到恐吓，没有人接。直到仲裁委开庭前，邢主任通知许加富律师到庄某经理办公室去，被告的章就盖好了即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原告拿走原件，剩余三份复印件在被告处。之后有关人员怕承担责任，就不敢承认有关事实。 诉讼中，庄某出庭作证称，在其任职期间和许加富律师见过两次面，但未与许加富律师谈过该合同，且在其任职时原告已代理了上述仲裁案件，在其与上一任交接中，也并没有提及过该委托代理事宜及费用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0元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获支持。结合当事人陈述、举证、自认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1.原告提交的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内容系手写，且被告对该合同予以否认，在合同尾部甲方处仅有烟草公司的章，无代表人签字，不符合合同签订的一般程序；而在原被告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处却有杜永利的签字。 2.原告陈述时任烟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庄某找到许加富律师要求其代理（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并与其商讨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但证人庄某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并没有同许加富律师对合同进行协商。 3.委托代理合同一般在案件立案之前或立案时签订。（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立案日期为2013年7月8日，结案日期为2016年11月21日，而原告提交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系2015年1月20日签订，据立案日期已超一年半的时间。 4.原告提交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按标准收取中间值（最高最低收费）”，而在代理费交纳的协商收取部分写“不超过40万元（本反诉标的额1500万元）”，合同对于代理费交纳约定并不明确。虽然原告陈述签订合同时，并未确定标的额，因此写了第一条款，按照标的额的律师收费标准（最高最低取中间值），同时又写了第二条款，最高不超过40万元，但被告对此并不认可，表明该份合同对于代理费交纳标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约定不明。 5.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中，被告提出仲裁申请时，诉讼标的额为950万元，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5月5日提出仲裁反请求的金额为1797868元，至此，本诉加反诉的数额为11297868元。日照市鲁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又于2015年10月21日向仲裁庭提出要求增加请求数额至4151960元，烟草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增加仲裁请求数额为1487452元。至此，本诉加反诉的数额为15139412元。故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5年1月20日，（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的本诉加反诉数额为11297868元，与合同载明的标的额1500万元不符，而在2015年11月20日时本诉加反诉数额才到15139412元。从合同签订之日至2015年11月20日，时隔10个月之久，对本反诉的标的额预测如此准确，与常理不符。 6.原告提交的《法律服务合同书》中的约定与原告提交的《证明》内容相矛盾。原告日能律所（乙方）与被告烟草公司（甲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书》约定，乙方担任甲方涉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或仲裁案的代理人，甲方支付乙方法律服务费16万元，于2014年年内全部付清，该合同有效期为1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即被告于2014年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16万元系（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代理费。该证明中的日期仅写了2014年，未写明具体日期。首先，（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于2011年9月14日立案，于2013年8月29日已经审结，而《法律服务合同书》却于2014年1月1日签订，距案件审结日期已过4个月。烟草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日能律所转账9万元，于2014年10月13日向原告日能律所转账7万元，与（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审结日期相差一年之久，原告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次，（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于2013年立案，原被告于2014年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书》中约定了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原告担任被告涉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或仲裁案的代理人。原告欲将该16万元代理费用排除在（2013）日仲字第141号案件之外，与《法律服务合同书》中的约定不符。最后，如原告所述属实，即其与被告烟草公司签订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和《法律服务合同》均为真实，那么双方只需按照合同履行即可，无需再刻意出具证明，证明烟草公司向原告支付的16万元系（2011）日仲字第199号案件代理费。 根据上述分析，原告提交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与事实吻合程度上以及常理认知等方面，均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而对原告提交的《民、行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及《证明》产生合理怀疑，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诉求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日能律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要求被告山东日照烟草有限公司东港分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0元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山东日能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郗小慧 人民陪审员  张守富 人民陪审员  郭建亮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赵兰倩 书记员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