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72行初6号 原告贝全兆，男，1956年6月2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陈进（系原告妹夫），男，1958年7月1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滨港路240号。 法定代表人林海达，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戴海军，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兴平，浙江京衡（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舟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食品厂路78号三楼318室。 法定代表人金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施继军（单位推荐），男，1970年1月24日生，汉族，舟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贝全兆诉被告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普陀区海渔局）渔业行政管理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补偿一案，本院受理后，因舟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贝全兆诉称，2017年2月8日凌晨，原告所有的“浙普渔41131号”船途径朱家尖西岙村寨峰山东-东南面航道水域时，与设置在该航道水域内的“深水网箱”设施发生了触碰。因触碰造成的损失问题，第三人海科公司与原告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普陀区海渔局渔业科出具的《证明》，以证实自身合法，后被法院采信。原告认为，第三人并未取得养殖证，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管理规定》，并非《证明》中所载明的“合法养殖”。《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用于养殖生产，承包方申请取得养殖证的，依照下列程序办理发证登记：（一）水域、滩涂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方填写养殖证申请表，并将水域、滩涂承包合同等材料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承包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并将养殖证载明事项载入登记簿；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申请人。”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因转让、互换以外的其他方式导致水域、滩涂养殖权分立、合并的，应当持原养殖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向原发证登记机关重新办理发证登记。”浙普陀区府（海）养证[2014]第00023号《水域滩涂养殖证》于2017年7月18日发证，核准水域滩涂养殖权期限为2015年1月至2024年12月31日，使用权人为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养殖公司（以下简称朱家尖养殖公司）。第三人与朱家尖养殖公司于2014年1月签订承包合同，当时朱家尖养殖公司尚未获得养殖权。因此，被告出具的《证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1.判决撤销该《证明》；2.补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38.8万元。 被告普陀区海渔局辩称：一、被告出具的《证明》只是一个告知材料，不具备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拘束力与执行力，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没有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1.舟山市××岙村寨××附近海域由朱家尖养殖公司于2009年6月5日获得普区府（海）养证2009第Q000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2014年获得养殖证编号为浙普陀区府（海）养证[2014]第00023号《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准水域滩涂养殖权期限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目前仍在许可养殖期间。2.《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以家庭承包方式用于养殖生产，在承包期内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水域滩涂养殖权的，不需要重新办理发证登记。”3.原告所引用的《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适用于“转让”“分立”“合并”等不符合租赁事实的情形，原告对法律理解有误。二、原告在民事纠纷中的侵权事实与被告出具的《证明》没有关联。民事判决中，法院认定，朱家尖养殖公司持有有权机关核发的在该区域从事养殖业的养殖证，海科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在该区域的养殖权利，应为合法有效。在贝全兆并没有对海科公司系涉案受损网箱所有权人的事实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区域海域使用权证的取得与否，不影响海科公司就其受损坏财产行使索赔的权利。涉案海域由朱家尖养殖公司获得合法的养殖许可，海科公司向该公司租赁使用该海域，不违反法律规定。由此可见，《证明》并没有违法，没有在民事案件中作为唯一的证据被采信，即《证明》在民事案件中并没有影响审理结果。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海科公司述称，其系合法养殖，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8日凌晨，原告所有的“浙普渔41131号”船途径朱家尖西岙村寨峰山东-东南面航道水域时，与第三人海科公司设置在该航道水域内的“深水网箱”设施发生了触碰。第三人海科公司报警后，与原告协商无果，后向本院提起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民事诉讼，案号（2017）浙72民初581号。该案审理中，海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普陀区海渔局渔业科于2017年5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舟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在位于舟山市××岙村寨××附近海域，建有深水网箱养殖基地，该海域由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养殖公司获得合法的养殖许可，养殖证编号：浙普陀区府（海）养证[2014]第00023号，舟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向朱家尖养殖公司租赁使用，属于合法养殖。该基地在2012年8月被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调办公室认定为深水网箱大黄鱼标准化养殖推广示范基地，在2013年7月被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认定为省级现代渔业园区-普陀区朱家尖深水网箱特色精品园”。原告认为该《证明》违法，诉至本院。 另查明，在上述原告与第三人海科公司的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海域由朱家尖养殖公司获得合法的养殖许可，海科公司向该公司租赁使用该海域，不违反法律规定……海科公司是否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并不影响其因财产权受到侵害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审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双方过错情况，对有关侵权责任作出了认定。 本院认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亦不以影响或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被诉行为，系被告下设渔业科在原告与第三人海科公司的民事诉讼中向第三人海科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原告认为该《证明》导致其在船舶碰撞责任纠纷中败诉，并因此合法利益受到损害；被告及第三人海科公司认为该《证明》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应裁定驳回起诉。对此问题，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从《证明》的形式来看。该《证明》系由被告普陀区海渔局的内设机构渔业科盖章出具，由第三人海科公司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供，而不是由被告在行政管理中依据法定职权针对某个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生效行政决定等，并不能在民事案件中作为直接的结论性意见而被法院采纳。 第二，从《证明》的内容来看。《证明》仅是对该海域养殖权的发证情况、租赁情况、养殖基地的评定情况等作出描述，作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中专司渔业管理的科室，对此类基本情况掌握较为全面和准确，有关科室应被管理对象的要求就其掌握的事实进行整合、描述，既不在其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未对已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处分，故并不会起到设立、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 第三，从《证明》的实际效果来看。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的生效民事判决，明确认定“涉案海域由朱家尖养殖公司获得合法的养殖许可，海科公司向该公司租赁使用该海域，不违反法律规定……海科公司是否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并不影响其因财产权受到侵害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审理”。《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以家庭承包方式用于养殖生产，在承包期内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水域滩涂养殖权的，不需要重新办理发证登记。”可见，法院系根据上述规定等认定海科公司租赁使用该海域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案涉《证明》中出现了“合法养殖”的用词，但是，法院在认定海科公司设置深水网箱是否违背法律规定时，系直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作出判断，而非依据行政部门或其内设机构的书面证明得出结论。从这一角度讲，《证明》在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中并不能达到影响原告权益的法律效果。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受到行政权侵犯的公民权利受司法保护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对此作出了规定。该条规定所确定的受案范围的核心在于行政机关侵犯合法权益。案涉《证明》仅是对已知情况的整合、描述，在民事案件中也起不到结论性意见的法律效果，故该《证明》并不侵犯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申言之，本案被诉行为本身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列，无论由谁提出诉讼，均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认为《证明》违法而提出补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38.8万的要求，因本院对该《证明》不作实体审查，故对该项诉请不予理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贝全兆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胜顺 审判员  肖 琳 审判员  刘啸晨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朱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