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29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修光，男，196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荣贵，男，197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宋，男，197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道明，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上列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叶飞，浙江嘉瑞成（乐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青，男，196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代理人：叶魏魏，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峰，女，196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原审第三人：凤阳县擎天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刘府镇光明村。法定代表人：叶修光，系董事长。上诉人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为与被上诉人叶青、王建峰，原审第三人凤阳县擎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乐清市人民法院（2018）浙0382民初1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称：“本院认为，上述票据记载的时间交款人名字、时间、金额发生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不同股东交款时间、金额均不同，擎天公司财务人员在账册遗失多年后仅凭回忆补开数量众多的票据，明显不符合逻辑和生活常识。单凭上述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以下简称叶修光等四人）的投资款（结算款是否已实际到账，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为《会议纪要》（即《凤阳擎天矿业2011年4月份会议记录》，以下简称涉案会议记录）关于补足投资款的内容约定不明，叶修光等四人在擎天公司停产多年后要求（被告）依据会议记录的内容补足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认定的事实，有违事实。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涉案实体事实经过原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审理，查明作出了：“关于叶青是否应补交40万元投资款的争议。叶修光、徐道明、林宋、叶荣贵、叶青五人通过协议约定按股份比例承担擎天矿业公司的债务，叶青未全面履行约定的义务，其余四人作为缔约方有权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擎天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己证明其他股东已根据约定承担了所需的债务。虽然叶青对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叶修光等人已按照会议记录的约定承担相关债务的事实予以确认”的事实认定。对于该事实认定，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股东之间是互相认同的，故本案作为共同原告起诉主张权利。而擎天公司也是认同的，由擎天公司财务总监出具的“收款收据”予以确认。上述股东、公司、财务总监之间的互为认同，充分证明了叶修光等四人己经足额履行涉案会议记录约定的缴款义务，仅叶青作为签字确认的股东，未能足额缴纳涉案会议记录约定的投资款（结算款）,应承担补齐缴款责任的事实；其次，擎天公司财务总监出具的“收款收据”,是擎天公司对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股东原己足额缴纳涉案会议记录约定缴款义务的“确认凭证”。因叶青原因造成的“补开收款收据”，均不影响擎天公司的追认、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股东之间均己认可的，除叶青外，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股东均己全部足额缴款的事实。况且，叶青对自身未足额缴款的事实，一直是自认的，而一审在审理本案时，未能理顺上述客观事实，盲目的作出了：“单凭上述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各原告的投资款（结算款是否已实际到账，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涉案会议记录关于补足投资款的内容约定不明，四原告在擎天公司停产多年后要求（被告）依据会议记录的内容补足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违背了涉案当事人之间的自认事实。故此，一审审理案件查明认定的事实，有违事实，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论错误。鉴于上述事实和证据依据，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原告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对被告叶青、王建峰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论错误。一是，涉案实体事实已经原一审、二审、再审法院的审理查实，作出一致认定，叶青未按涉案会议记录约定履行足额缴纳款项给擎天公司的义务，叶修光等四人均已足额缴纳款项，该事实不仅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股东之间互为认同，且擎天公司以及其财务总监也均是确认的。二是，涉案起诉是因原再审法院认定：“本院经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判决确定的事实一致……擎天矿业有限公司并不因此而享有诉权，更不因此具有适当原告资格……”，裁定：“驳回凤阳县擎天矿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故本案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作为适格原告主体，起诉主张权利；第三是，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等一审时作为适格原告主体，起诉诉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合同法》第8条、第107条、第113条的规定，叶修光等人作为守约方股东，起诉主张叶青履行足额缴纳出资并按约定承担利息损失，王建峰作为叶青妻子，涉案债务系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共同偿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论错误。被上诉人叶青辩称：叶修光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叶修光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系叶修光为了逃避个人债务，捏造了擎天公司23张虚假票据，虚构事实，进行了一系列的虚假陈述后提出的主张，明显属于利用法院审判权达到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恶意诉讼，应认定为虚假诉讼，驳回其上诉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二、叶修光在该部分中陈述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确定其提交的收款收据具有证明力，但是其该主张，明显是不成立的。赞同一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上述票据记载的时间交款人名字、时间、金额发生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不同股东交款时间、金额均不同，擎天公司财务人员在账册遗失多年后仅凭回忆补开数量众多的票据，明显不符合逻辑和生活常理”，同时提请二审法院围绕叶修光主张的这些票据，关注以下事实：1、收款收据应属于三联收款收据，如果擎天公司账册失窃，各股东手里的收据联应该不会失窃。2、在2017浙03民终4061号案件中，林宋称当时我应该只投资了25万元，会议记录后再出资，总投资额1100万元是预算。林宋在本案中作为叶修光等4人主张会议记录属于结算，属于反言行为。3、叶修光提交收据联显示的时间与内容与涉案会议纪要也是相互矛盾的，会议记录明确公司总股金为500万元，其他的资金均是公司借入的款项，公司要按2分息计算。所有股东股金比例没有金额到位的，按5分息处罚的表述明显说明会议召开时股东的股金是没有到位的。4、2017年7月10日徐顺钦笔录叶修光后来投的20万元还在我这里，至于怎么处理最后股东商量决定的表述和在2017年浙0382民初3681号案件叶修光提交的证据8编号为4980770的收款收据（在本案中该票据己经被抽掉），更进一步说明了叶文思（叶修光等人一审代理人）、叶修光、徐顺钦共同提交的情况说明二主张的“收款收据”的款项，是各股东在2008、2009、2010、2011年左右，分别通过汇款、现金方式己经投入的表述也是完全矛盾的，所有的收据均是为了2017年浙0382民初3681号案件而伪造的证据。5、关于收款收据其他明显的作假表现，在一审中叶青己经提交书面答辩状、表格、图例作出明确说明，故不再赘述。6、叶修光等人在上诉状中称“叶青对自身足额缴款的事实，一直是自认的”，该陈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叶青己完成公司原股金500万元的出资义务。基于叶修光等人为了诉讼，伪造收款收据23份，为了印证伪造的收款收据，其四人均做了虚假陈述，徐顺钦做了伪证，应依法追究其四人虚假诉讼、妨害作证、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依法追究徐顺钦妨害作证罪的刑事责任。三、一审驳回叶修光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法律适用基本正确，但没有同时适用本案己过诉讼时效，叶修光等人涉及刑事犯罪，存在遗漏，但一审驳回叶修光等人诉讼请求的该部分法律适用应予以维持，驳回叶修光等人关于法律适用的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与2017年浙0382民初3681号案件一审、二审、再审查明的事实己经有所不同，1、在本案中，己经查明23张收款收据均是叶修光、徐顺钦为了本案的诉讼于2017年制作的。2、叶修光抽回编号4980770的叶修光20万元的收款收据，否认原先主张的后期的20万元出资，主张叶修光己经在2011年4月14日己经出资完毕。3、2017年浙0382民初3681号案件二审案件中，擎天公司明确答辩：“叶青的妻子王建峰与擎天公司叶修光的纠纷己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该案的借款与擎天公司无关，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叶修光等人的事实主张发生了明确相反的变更“后王建峰（叶青妻子）于2017年3月向乐清市人民法院主张擎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叶修光偿还借款，否认了叶青要求抵扣40万元的事实，而得到了法院的判决支持，致使叶青未能足额缴纳出资款给擎天公司”。叶修光等人提交的证据在本案中已经被其他证据及自己的陈述推翻，叶修光等人在一审诉状中的陈述推翻了原案件中王建峰借款的性质认定，两个案件的主要事实己经完全不同，而叶修光等人在上诉状中仍然断章取义，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叶修光等人主张认为自己为适格原告主体，起诉主张权利，该主张明显不符合会议记录的内容。涉案会议记录根据2019年2月15日叶荣贵的表述为“但是叶修光名下有两个隐名股东钱未到位，这份会议记录也是给那几个人看的”徐道明、林宋均同意上述意见。叶荣贵、徐道明、林宋均明确该份所谓的会议记录仅仅是给叶修光名下的两个隐名股东看的，即对本案的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甚至可以理解为涉案会议记录仅仅是叶修光骗取其名下两个隐名股东钱财的工具。且根据会议纪要的表述，600万元系公司对外的2分息借款，借款合同属于双务合同，而叶修光等人与叶青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叶修光等人的诉讼主体，在本案中明显不适格。叶修光等人主张自己为守约方股东，明显不成立。叶修光等人目前根本不曾有后续600万元出资，叶修光等人从未提交600万元己经支付的银行转账，账簿等证据，会议纪要里涉及的600万元，根本不曾交付。叶修光提交的编号为4980770的收款收据，也明确证明叶修光在2017年才交付20万元，明显为违约方。林宋称会议记录前出资25万，会议后不曾出资，很明显也属于违约方。叶修光主张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更是无稽之谈。四、本案明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坚持一审意见的基础上，补充一个事实，徐顺钦作为叶修光等人确认的财务总监，在2017年5月16日的笔录里：审判员问：“公司决定增资后，叶青有无说过将其妻子王律峰借款给公司的款项抵扣投资款？”徐顺钦回答：“没有这样的事，王建峰借给公司的款项早就还清了”审判员问：“公司决定增资后，叶青一直没有出资，你们有无向叶青催讨？”徐顺钦回答：“有的，从决定增资后我就一直向叶青催讨，直到公司停了之后就没有催了。”很明显，假设叶修光等人的诉求成立，本案也己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王建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唯一遗漏，未将叶修光等人的刑事犯罪行为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因此，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应当驳回叶修光等四人的上诉请求并移送公安立案处理。一、叶修光等人称：原审案件的实体部分曾得到原一审二审的支持，但现审案件中实体部分发现了与原审实体不一致的事实。1、叶修光等人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存有二个不同的公司财务专用章印鉴，其辩称“原印章丢失重刻”，但没有提供有关工商备案系列证明（见一审被告证据1）图表说明。票据中使用原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内容反映是股东叶荣贵占公司股份10％投入股金50万元，其余票据显示是借款，票据中使用后刻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内容反映全部是股东投资款，款项发生额时间于涉案会议记录之前，会议记录明确公司的原股金500万元，后期借入款项按2分息计算。2、2019年4月3日叶修光说明（二）“使用后刻章的‘收款收据’是在王建峰起诉叶修光后2017年3月份，徐顺钦凭记忆出具的”，该证据没有任何相对应的帐册及原始记帐和有关流通凭证来佐证款项已进入公司帐户，而且与叶修光提供法庭《会议记录》对接不上，《会议记录》“所有股东股金比例没有全额到位的”“如不到位按5分利息处罚”，显然在会议召开时所有股东的股金还没有到位的，这些由徐顺钦凭记忆补开的股东投资款“收款收据”，除叶青之外其余股东出资每股130万元，明显不合法、不真实。3、从凤阳县工商局调取擎天公司年度报告书（一审被告证据16),2010年——2011年年底，资产负债表显示，擎天公司没有增加所有者权益合计。二、叶修光提供的涉案会议记录。1、该证据己被原审高院认定，并未形成公司增资决议，仅在五股东间合同协议；2、现一审法院对该会议记录不具备履行条件，己作出充分的说明；3、该会议记录已过诉讼时效。三、叶修光等人在起诉状中虚假陈述，虚构法律关系，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叶青在投入25万元后，口头要求其余40万元从以其妻子王建峰名义借给公司的借款中扣除”。叶修光没有提供王建峰借款40万元给公司的依据，那么，叶青承诺40万元抵扣公司投资款从何说起，如果叶修光表达的是叶修光个人向王建峰借款作为抵扣，应提供相关协议依据。叶修光于2009年分别向王建峰借款15万元、30万元，2010年叶修光结算打成借条50万元，期间叶修光归还13万元，如何解释该借款是公司借款。（一审被告证据9—10）该借贷纠纷二份生效判决书。叶修光将臆想当成事实，向法院起诉，荒谬之极。如果抵扣之说真实存在，叶修光提供法庭票据中，应该有叶青40万元的出资依据。四、本案系擎天公司董事长叶修光，为了逃避个人合法债务，利用职务便利，蓄意制造的民事诉讼案件。2017年3月30日，叶修光出资20万元（根据叶修光提供证据，叶修光于2011年之前己完成出资义务，在股东会决议起诉叶青之时，在原审立案之前，这20万元的出资属于什么性质？）钱没进入公司帐户，而是给了公司原财务总监徐顺钦（一审被告证据12-13-14）。（2017年期间徐顺钦己不再担任擎天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该款项票据显示是公司投资款（一审时该票据己被叶修光抽掉）董事长叶修光霸凌擎天公司小股东，为达到非法占有为目的，唆使徐顺钦制作虚假证据，叶修光及擎天公司利用该伪造的证据，将自己包装成守信方，以原告的资格起诉股东叶青及叶青妻子。从原审至今历时二年多，五次立案审理，他们欺骗法庭，陷害股东，严重妨碍司法秩序，极大浪费司法资源，导致法官作出错误判决，期间王建峰工资被扣押，执行款被扣押，个人住房公积金被扣除，房产被查封，严重侵害了王建峰的合法权益及精神名誉损害。原审第三人擎天公司没有发表诉讼意见。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起诉请求：叶青、王建峰共同向擎天公司缴纳投资款（出资款）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4月1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缴纳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擎天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10月28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叶修光出资40万元、徐道明出资40万元、叶荣贵出资10万元、叶青出资5万元、林宋5万元。2011年4月14日，叶修光、徐道明、叶荣贵、林宋、叶青开会形成《凤阳擎天矿业2011年4月份会议记录》，会议内容为：“结算建厂以来所有投资款项及股东应承担的股金比例。公司原总股金为500万元整，后期借入的款项按2分息计算。原来在厂里工作的股东应得的工资和借入款项的利息可以抵入现总股金的股份比例。公司现总投资额为1100万元整，股份比例为8.5股，每股需承担130万元整。所有股东股金比例没有全额到位的，在接到财务总监通知后，在一星期内必须到位。如不到位按5分利息处罚。对以上决定如无异议，全体股东签字此记录生效”。叶修光等四人及叶青五位股东在上述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2008年9月30日，擎天公司出具股权确认表，记载：公司共有8.5股，叶修光3股、徐道明3股、叶荣贵1股、林宋0.5股、叶青0.5股、董青0.5股。2017年3月26日，本案叶修光等四人签字决定以擎天公司名义就叶青未缴付投资款40万元一事提起诉讼。乐清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82民初368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叶青缴纳出资款40万元及利息损失。叶青、王建峰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民终406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叶青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省高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年浙民再21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会议记录》是五名股东所签，擎天公司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擎天公司无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不具有适当原告资格。故此作出裁定：撤销（2017）浙0382民初3681号、（2017）浙03民终4061号民事判决；驳回凤阳县擎天公司的起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会议记录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叶修光等四人起诉主要的依据是涉案会议记录，该记录记载每一股应出资130万元，但未明确各股东实际已到位及应当补足的金额是多少，也未明确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先后顺序，关于补足出资的内容描述含糊不清，难以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仅凭会议记录不足以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及付款金额。即便按叶修光等四人陈述各股东应按记录内容履行投资义务，但其四人作为合计持有擎天公司94.12%股权的股东，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主要的补足投资款义务，在该种情况下，其四人要求持有公司5.88%股份的小股东先行履行补足投资款义务显然有失公平合理原则。另外，2011年之后，擎天公司实际已停止生产经营，股东再将所谓投资款交入公司已无必要。对于公司可能存在的资产、投资、债权债务等问题，各股东可另行组织清算，根据公司具体财务情况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综上，涉案会议记录关于补足投资款的内容约定不明，叶修光等四人在擎天公司停产多年后要求叶青依据会议记录的内容补足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对被告叶青、王建峰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00元，由四原告承担。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涉案会议记录的具体内容，该会议记录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增资协议，而是股东对建厂以来所有投资款项、借入款项、工资等企业盈亏进行结算所形成的内部约定。鉴于涉案会议记录仅仅约定了每股应出资130万元，以及在厂工作股东工资和借入款项的利息可以抵入现总股金，但并未明确各股东出资实际已到位的具体情况，以及应当补足出资的具体数额，结合叶修光等4人提交给一审的《情况说明二》中自认股东在会议前存在出资情况，因此，会议记录项下的具体出资数额，应当结合会议前股东的出资数额，以将其他款项结算转化为出资的具体情况，予以确认。因此，仅凭涉案会议记录的内容无法认定各股东应当出资的数额，一审据此认定涉案会议记录关于补足出资的相关约定描述含糊不清，难以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仅凭《会议记录》不足以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及付款金额，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叶修光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称：“擎天公司的财务账册在2010年即已失窃，公司印章也曾遗失过。上述收款收据除了部分盖有擎天公司原来印章的票据是交款时出具的，其余的收款收据是擎天公司财务总监徐顺钦在王建峰起诉叶修光一案之后（即2017年3月）凭记忆补开的。上述收款收据记载的600余万元款项通过现金或汇款方式投入”。显然，本案叶修光等四人一审中提交的擎天公司2009年至2011年期间的收款收据中，由擎天公司财务总监徐顺钦于2017年3月后凭记忆开具的收款收据，实质上属于徐顺钦本人凭记忆所作的书面陈述，依据这些收款收据是在账册遗失多年后由财务人员凭回忆出具，并且数量众多等具体情况，结合叶修光等四人合计持有擎天公司94.12%股权的实际情况，一审认定缺乏公司账册等相关证据的印证，仅凭叶修光等四人一审中提交的擎天公司2009年至2011年期间的收款收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四人已经履行会议记录项下的出资义务，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浙民再217号民事裁定以涉案会议记录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增资协议，仅仅是擎天公司股东间的协议，擎天公司并非涉案会议记录的当事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就涉案会议记录的相关权利义务提起诉讼为由，裁定驳回了擎天公司的起诉。所以，叶修光等四人是否已经依据涉案会议记录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并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浙民再217号民事裁定驳回擎天公司起诉所依据的应当审查的要件事实，因此，叶修光等四人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浙民再217号民事裁定主张其四人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上诉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涉案会议记录形成于擎天公司停业之后，涉案会议记要对各股东出资到位情况与还需出资的数额约定不明，以及合计持有擎天公司94.12%股权的叶修光等四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按照涉案会议记录履行出资义务等事实，一审认定叶修光等四人依据涉案会议记录要求仅占公司5.88%股份小股东的叶青履行出资4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鉴于擎天公司于2011年后已处于停业状态，一审认为各股东再依据会议记录将所谓的投资款交入公司已无必要，对于公司可能存在的资产、投资、债权债务等问题，各股东可另行组织清算，根据公司具体财务情况确定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应当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叶修光、叶荣贵、林宋、徐道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国栋审 判 员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代书记员 周枫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