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审核主送黎某、庆城县人民政府、盖某抄送秦某、张某、樊某拟稿单位行政庭拟稿人岳学敏份数15行 政 裁 定 书（2019）甘08行初38号原告黎某，女，汉族，生于1953年7月4日，农民，住庆城县庆城镇田家城村花洼自然村71号。委托代理人秦某，甘肃隆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庆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城镇庆阳大街1号。法定代表人梁某，该县县长。出庭应诉负责人秦亚军，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张某，庆城县林业推广站站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樊某，庆城县森林公安派出所所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第三人盖某，男，汉族，生于1963年2月15日，农民，住庆城县庆城镇田家城村花洼自然村49号。原告黎某因诉被告庆城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盖某林业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被告及第三人答辩、询问当事人，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某诉称，原告系庆城镇田家城村花洼自然村人，自出生以来便居住在此。2018年9月5日，同村居民盖某将原告诉至法院，称原告居住院落侵占其林地，但根据林权证信息，四至范围为东至学校围墙、南至齐北斌庄、西至路边、北至黎某院畔，因此原告并未侵占其林地，庆城县人民法院(2018)甘1021民初900号判决书，判决盖某败诉。后盖某向被告提交申请，变更其林权证四至范围，变更后的范围为东至黎某门前椿树向外两米为界、南至地棱为界、西至路边、北至张建建窑洞。此四至将原告院落囊括其中。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之规定，原告与盖某就此事发生权属纠纷己久，且原告就住在林地所在地，并未看到任何公告，也无相关人员实地勘验测量，原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变更盖某林权证四至，扩大其四至范围，将原告院落囊括到他人林地之内。请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的庆林证字(2010)第011708号林权变更登记。被告庆城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系20世纪80年代私下与他人达成协议，购置了位于庆城县庆城镇田家城村花洼自然村71号城墙边上的两只窑洞，随后不久私自侵占窑洞周边土地兴建三间平房居住。自2003年开始原告多次私自在窑洞四周不断平地扩建。为此，被告曾多次指示城建等相关部门对此违法行为进行阻止，但原告仍违法建房。截止现在，原告在原有窑洞的前方已扩建三间平房和二层楼房一栋，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违法扩建行为已将盖某的部分林地圈在其内，严重侵害了盖某的合法权益。2010年，被告向盖某颁发《林权证》载明四至，但因当时原告已将居住房屋扩建，勘验的工作人员对于原告多年来扩建事实不知，将四至范围定为东至学校围墙、南至齐北斌庄、西至路边、北至原告院畔，但原告的院畔一直向前方移动，导致原《林权证》四至记载与实际不符。盖某发现后，随即向被告申请变更登记，被告经调查核定四至，重新依法定程序向盖某颁发了证书，将之前原告扩建占用林权地登记在盖某名下。在变更登记前，被告曾向自然资源、城建等相关部门调取原告扩建房屋的审批手续，但无任何合法审批手续和宅基地权属证书，故原告违法占用他人林地、违法建房，其权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二、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的庆林证字(2010)第011708号林权证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合法。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和第六条规定，盖某申请变更登记的主体适格。2、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权纠纷处理促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对于同一块林地在不同时期颁发两份以上林权证，如果按照法定程序，已撤销了前一次确权行为的，应当认定后一次确权行为有效”的规定，对于贺桂萍持有的与盖天兴持有的《林权证》四至界限重合问题，经被告调查核实后按照法定程序对重复发证行为予以撤销，并应盖某申请、多方查证、重新勘验、组织由村民代表、社区、庆城镇、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参与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盖某的林权四至为东至原告门前椿树两米为界，南至地棱为界，西至路边为界，北至张建建窑洞为界，向社区村民进行了告知，后于2019年2月27日才向盖某颁发了庆林证字(2010)第011708号《林权证》。变更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三、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既不是本案的行政相对人，也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本案中原告的建房未办理土地批转登记手续，未取得相关建房批准的合法手续，其不享有涉案地权，不享有合法财产权属，故被告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任何合法利益，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能作为原告提起本诉。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盖某述称，一、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十二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财产权提起诉讼，则应提交财产权相关证书证明其物权的合法性,原告称变更登记行为侵犯了其基于合法物权享有的财产权利，但其主张的院落系不动产，则应向法庭出示其院落的权利证书或者宅基地使用证书，证明财产的合法性。双方纠纷已持续三年之久，开庭已达八次之多，原告从未向法庭及第三人出示相关权利证书，故原告无法证明其财产的合法性，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请驳回原告起诉。二、诉争林地之前实际由第三人承包经营。2010年9月6日，林地改革时将该林地登记在第三人哥哥盖天兴名下。2017年5月8日，经第三人和盖天兴向村委会、林业局申请，被告将林地变更至第三人名下，四至为:东至学校围墙、南至齐北斌庄、西至路边、北至黎某院畔。但因原告2016年扩建院畔，致使第三人林地四至界线不清，被告经调查和召开会议明确了第三人的林地四至，程序合法。三、从2008年开始，原告私自向第三人的林地倾倒垃圾，毁损林地。2017年左右，原告在第三人林地之上改路建庄、搭建多间房屋，用建筑垃圾将第三人林地填平，为其扩建院畔，致使林地四至不清。在第三人的申请下，林业局前往黎某家实地勘察、询问黎某、贺桂萍丈夫，查明贺桂萍的林地早已被征用，现已无林地，于是撤销了原告持有的贺桂萍林权证，并与镇长、分地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一起开会明确了第三人林地的四至界限。综上，被告庆城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的林权证号(2010)第011708号林权变更登记，未更改权属、未更改面积，只是对四至进行明确，程序及行为合法，并没有侵犯原告的财产权，被告庆城县人民政府明确第三人林地四至，程序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同时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通常认为，所谓“事实根据”，是指一种“原因事实”，也就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通俗地说，是指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既应当有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根据，也应当有“合法权益”存在的事实根据。这就需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提起诉讼还应当提交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的规定，通过提交相应材料加以证明。本案中，经询问原告黎某，所能证明其享有“合法权益”的证明材料仅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9年4月1日）、《土地承包合同书》（1989年1月16日）、庆城镇人民政府《修庄基批复》（1991年12月23日）、庆城镇田家城社区村民委员会《便函》（2011年6月24日、2017年2月14日），并无起诉主张的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更无从判断其“合法权益”的范围，进而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可能侵害其权益作出评判。因此，原告黎某提起本案诉讼，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黎某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学敏审 判 员 穆 雯审 判 员 王晓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惠小娟书 记 员 刘鸿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