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皖刑终85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建栋，男，汉族，1954年11月29日出生于上海市，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厂长，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住所地合肥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7月11日被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日由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任圩派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刘滔，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月然，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齐辰来，男，汉族，1952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献县，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副厂长，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7月26日被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由淮北市公安局烈山分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11日被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2月5日被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4日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方益伟，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周明洋，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一民，男，汉族，1954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合肥皖安标牌厂副厂长，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8月10日被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2月5日被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4日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曹皙，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陆攀峰，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敏灵，女，汉族，1970年12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萧县，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会计，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住所地合肥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7月11日被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日由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任圩派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8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淮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朱安英，安徽烁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许继光，安徽许继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犯贪污罪一案，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皖06刑初1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及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1988年6月，安徽省公安厅（以下简称省公安厅）经该厅劳服公司呈请后批复同意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以解决本省交通设施器材的生产供应及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以下简称交警总队）子女、家属的就业问题。同年9月2日，省公安厅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工商企业资金信用担保证明”，载明由交警总队自筹资金20万元为注册资金，由省公安厅担保。同月9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注册登记该企业名称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以下简称标牌厂），经济性质为集体，主管部门为安徽省公安厅。后经省公安厅劳服公司经理会议研究，省公安厅下发通知任命被告人朱建栋任标牌厂厂长，齐辰来、王一民任标牌厂副厂长。被告人朱敏灵于1988年10月任标牌厂会计，1995年任主办会计。四被告人在标牌厂成立过程中均未个人出资。 1997年4月24日，省公安厅批复同意标牌厂另行成立一个新办集体企业（皖安金属贸易公司），因工商部门未予注册登记。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等人未经安徽省公安厅同意决定改变设立企业的性质，由标牌厂出资50万元，于同年6月2日注册成立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建栋。2000年和2001年，未进行资产评估也未报请安徽省公安厅批准，朱建栋、齐辰来、朱敏灵等人决定把标牌厂持有的鑫达公司股权全部低价转让给标牌厂职工，使鑫达公司成为标牌厂全体职工个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6月6日，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等人以鑫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注册成立合肥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鑫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鑫达公司全额出资，但工商登记股东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五人，法定代表人仍为朱建栋。 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名义上为三个单位，实为一个运营整体，法定代表人均为朱建栋。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利用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从标牌厂原供应商处采购原材料，然后加价出售给标牌厂，通过“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虚假交易方式，将标牌厂的利润转移到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与标牌厂之外的其他公司亦无业务往来。从2000年至2016年，朱建栋等人经商议后决定按全体职工在鑫达公司的持股比例，对套取的标牌厂利润进行分红。经审计，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共计套取标牌厂利润11148.04万元、累计分红64次，合计9635.94万元，其中朱建栋累计分红2292.5075万元，齐辰来累计分红938.6221万元，王一民累计分红935.032万元，朱敏灵累计分红409.1765万元。 原判列述了请示报告、批复、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分红明细表等，专项审计报告，证人李某、姚某等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安徽皖安交通标牌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朱敏灵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套取国有资产后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朱建栋等人以分红的方式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合计9635.94万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构成贪污罪不当，不予支持。对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四被告人无罪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在共同犯罪中，朱建栋系犯意提起者，朱敏灵、齐辰来、王一民均积极参与实施犯罪行为，均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但朱敏灵、齐辰来、王一民罪责相对较轻。四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法应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朱建栋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被告人齐辰来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王一民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朱敏灵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原审被告人朱建栋上诉提出:标牌厂不是国家出资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系经过劳动部门认定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集体企业。标牌厂的资产不是国有资产，而属于标牌厂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省公安厅仅在企业开办之初提供信用担保证明，交警总队出借的12.68万元流动资金当年即全部偿还，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借款行为和担保行为不能视为投资。原判认定其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重新认定，依法公正判决。 朱建栋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标牌厂的组建单位公安厅机关劳动服务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标牌厂当然系集体企业，其资产性质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公安厅对标牌厂的企业资金信用担保和交警总队对标牌厂的借款不能改变标牌厂的集体企业资产性质，即使标牌厂的资产包含有国有资产，也应该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产权界定，未经法定程序不能认定朱建栋等人私分国有资产。2、鑫达公司的成立是经过省公安厅批复同意的，其成立符合法律规定，改制也是经过标牌厂全体职工大会决议决定，是集体企业依法对企业股权的有效处分，依法应予保护。3、标牌厂和鑫达公司、祥鑫公司之间的交易不违反法律规定，标牌厂有权对所属集体企业资产依法进行处分，朱建栋等人作为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分红的权利。原判错误适用“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界定原则，认定标牌厂内部积累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进而认定朱建栋犯私分国有资产罪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宣告其无罪。 朱建栋辩护人并提交《房屋转让协议书》，拟证实1991年10月，标牌厂和合肥市城东乡周谷堆村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由标牌厂出资58万元购买了淝河东侧厂房。原判认定标牌厂厂房用地由国家机关提供与客观事实不符。 原审被告人齐辰来上诉提出，原判查明事实错误，其行为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客观要件，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主要理由是：1、标牌厂为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没有证据证实系国有企业，证据显示只能认定为集体企业。鑫达公司、祥鑫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均不符合该罪主体要件。2、私分国有资产罪系直接故意犯罪，鑫达公司、祥鑫公司10余年间累计分红64次，每次均账面登记、依法纳税、省公安厅知晓情况并每年审计。标牌厂作为集体企业有自主经营和决策管理权，不能曲解为具有犯罪的故意。3、标牌厂从鑫达公司、祥鑫公司购买原材料是企业自主经营行为，不能认定为套取国有资产。4、标牌厂系集体企业，其资产应界定为集体资产而并非国有资产。5、省公安厅作为开办标牌厂的审批人，应依法正确处理标牌厂的产权界定问题，而不应非法剥夺企业合法权益。 齐辰来的辩护人提出与齐辰来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原审被告人王一民上诉提出，标牌厂系新办集体企业和劳动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省公安厅仅提供资金担保证明，并由交警总队提供借款，这是主办单位和扶持单位依据国家规定具有的义务和责任，且担保资金并没有实际投入企业，借款也已于当年偿还。其本人身份并非国家委派的工作人员，而是集体所有制工人身份，没有从事管理国有资产的工作，也没有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故意。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重新审理、依法改判。 王一民的辩护人辩护提出，王一民等人并不是交警总队派出的管理干部，而是劳动服务公司调配的普通从业人员，其身份与标牌厂的其他职工并无区别；标牌厂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戴红帽子企业”，其性质是新办集体企业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全部资产应属于全体职工，且对标牌厂的资产性质应由相关部门进行产权界定，而不能直接定性为刑事犯罪；上诉人没有私分国有资产的主观故意，并不明知标牌厂的资产系国有资产，即使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原判量刑也属于畸重，请求予以改判。 原审被告人朱敏灵上诉提出，1、其在标牌厂的职务安排与安徽省公安厅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标牌厂的会计，不属于国家出资企业的直接责任人员，原判对其身份认定错误；2、标牌厂设立初期，仅是由公安厅提供资金担保，交警总队也没有实际出资，而仅是提供流动资金借款，该借款当年即由标牌厂用经营利润归还，双方不是投资关系，而仅是正常的业务支持。3、标牌厂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交警总队没有也不能对标牌厂的经营活动行使管理权，也没有参与生产经营和管理，不存在承担风险问题。4、标牌厂全体职工有权按照章程规定决定对企业利润进行分配。原判认定标牌厂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证据不足，认定其私分国有资产错误，应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 朱敏灵的辩护人辩护提出，标牌厂的企业性质属于集体企业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并非国有企业，标牌厂的资产是集体资产，属标配厂全体职工所有，并无国有成分。省公安厅向合肥市工商局提供企业资金信用担保证明，交警总队向标牌厂出借流动资金，仅仅是帮助标牌厂运转，且标牌厂当年就将12.68万元借款全部偿还，双方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省公安厅的借款行为和担保行为不能认定为系对标牌厂的投资，不能改变企业资金的性质。原判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改判上诉人无罪。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1988年6月21日，为解决本省交通设施器材的生产供应及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以下简称交警总队）子女、家属的就业问题，安徽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省厅劳服公司）会同交警总队协商后向安徽省公安厅呈请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安徽省公安厅于次日批复同意。同年9月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工商企业资金信用担保证明”，载明由交警总队自筹资金20万元为注册资金，由省公安厅担保。标牌厂初始登记从业人员10人，其中上诉人朱建栋（原系合肥标牌厂副厂长）、齐辰来、王一民（均原系合肥标牌厂车间主任）通过组织调动参与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筹备工作。同月9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注册登记该企业，名称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经济性质为集体，主管部门为安徽省公安厅。1988年12月21日，经省公安厅劳服公司经理会议研究，省公安厅下发通知任命上诉人朱建栋任标牌厂厂长，齐辰来、王一民任标牌厂副厂长。上诉人朱敏灵于1988年10月任标牌厂会计，1995年任主办会计。标牌厂成立过程中无个人出资。1988年7月至1988年10月，标牌厂陆续以购买设备、付房租、购材料及流动资金向交警总队总计借款12.68万元，1988年12月16日一次性归还了借款。 1997年4月24日，安徽省公安厅批复同意标牌厂另行成立一个新办集体企业（皖安金属贸易公司），因工商部门未予注册登记。同年6月2日，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等人决定由标牌厂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了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建栋。2000年和2001年，在未经资产评估及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下，朱建栋、齐辰来、朱敏灵等人决定把标牌厂持有的鑫达公司股权分二次全部低价转让给标牌厂全体职工，使鑫达公司成为标牌厂全体职工个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董事会由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等五人组成，朱建栋担任董事长，齐辰来、王一民任董事、朱敏灵担任财务总监。 2006年5月12日，经鑫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鑫达公司于当年6月6日注册成立合肥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鑫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鑫达公司全额出资，但工商登记股东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五人，法定代表人仍为朱建栋。 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名义上为三个单位，实为一个运营整体，法定代表人均为朱建栋，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没有自己的厂房、设备、仓库等经营用固定资产。鑫达公司改制后以及祥鑫公司成立后与其他公司均无业务往来，而从标牌厂原供应商处采购原材料，直接加价出售给标牌厂，通过“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虚假交易方式，将标牌厂的利润转移到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经审计，从2000年至2016年，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利用此种方式共计转移标牌厂利润11148.04万元，后频繁对标牌厂职工分红共计9635.94万元，其中朱建栋累计分红2292.5075万元，齐辰来累计分红938.6221万元，王一民累计分红935.032万元，朱敏灵累计分红409.1765万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一）书证： 1、(1)安徽省公安厅人事处出具的《关于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历史沿革情况》、《历任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负责人情况说明》(2)安徽省公安厅公政干字（84）第76号《关于成立安徽省公安厅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和潘玉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3)安徽省公安厅公办[1999]68号《关于公安厅企业管理办公室公文代字号的通知》(4)中共安徽省公安厅委员会[2000]第8号、第12号会议纪要(5)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皖政办[2000]87号《关于印发安徽省公安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6)中共安徽省公安厅委员会[2007]第8号会议纪要(7)安徽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皖编办[2012]62号《关于同意省公安厅装备财务处更名的批复》证明:安徽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之初对内称生产科，隶属行财处领导，后期先后沿革出企业管理办公室、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事业单位）、行财处、装备财务处、警务保障部。 2、省公安厅劳服公司《关于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的请示报告》、朱建栋所写申请书、安徽省公安厅《关于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的批复》证明：1988年6月21日，为解决全省交通设施器材的生产供应以及交警总队的子女、家属安置就业问题，交警总队呈请省公安厅劳服公司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省公安厅劳服公司在与交警总队协商，并经过经理会议讨论通过后，向省公安厅请示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并说明“该厂为厅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个下属企业，在厅劳动服务公司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日常管理由交警总队负责，管理干部由交警总队派出，从业人员由厅劳动服务公司统一安排调配”。后省公安厅批复同意，批复载明“该企业作为新办集体企业统一生产、供应全省车辆号牌、交通标志及交管器材、资料、印件等，在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统一领导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管理干部由交警总队派出，从业人员由省公安厅劳服公司调配，日常管理由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 3、《工业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企业章程》、《生产经营场地证明》、《工商企业申请登记项目核定表》、《企业人员登记表》、《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合肥市工商企业资金信用担保证明》证明：标牌厂注册登记为新办集体企业，企业章程明确规定该企业系为解决公安厅机关干部子女安置就业和为全省公安交通受理服务而办；主办单位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该企业为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个下属企业，受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领导；注册资金20万元由交警总队借给，以后由该厂返还；法定代表人由交警总队派出，从业人员由省公安厅服务公司调配。《合肥市工商企业资金信用担保证明》表明省公安厅批准开办的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由交警总队自筹20万元，由安徽省公安厅出具资金信用担保证明。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原工作单位系合肥标牌厂，已办理组织调动手续，从业类型为在职干部。 4、安徽省公安厅公劳[1988]13号《关于朱建栋等三同志任职的通知》证明：1988年12月21日,经安徽省公安厅机关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会议研究决定，任命朱建栋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厂长，齐辰来、王一民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副厂长。 5、（1）申请借款报告、记账凭单证明：1988年8月29日，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标牌厂成立前）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借款20.65万元筹建资金（其中固定资产7.2万元,流动资金12万元，房屋租金1.45万元），报告右下方标明：1988年9月20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标牌厂实汇流动资金5万元，10月份再汇7万元。 （2）《标牌生产设备购置点、账号、价格表》、记账凭单、付款委托书证明：1988年6月25日，标牌生产设备购置点：一、省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账户41×××03，开户行：市工商行双岗办。项目：剪板机一台，7100元；冲床二台，4000元；气泵一台，1900元；风机二台，3000元；排气扇二台，490元；砂轮机一台，536元；电焊机一台，484元；冲床液压机固定架三付，3000元；二、合肥锻压机床厂：账户50×××02，开户行：市工商行望江路办。项目：单柱液压机一台26×××××元；三、省农业物资仪器公司：账户64×××06开户行：市农行。烘箱四台7600元；四、省工学院机械厂：账户010..0303，开户行：市工商行。钻铣床一台，3960元；合肥市曙光机具厂。项目模具9500元；合肥市华青楼百货商场账户84×××07开户行：市建行北办，项目配电柜一台1830元；吸尘柜二台1040元。以上六个购置点14样设备共计71770元。吴能竹批示：请暂付。1988年6月25日，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替尚未成立的标牌厂支付生产设备费共计62280元。 （3）记账凭单、付款委托书、报告证明：1988年12月5日，标牌厂因制作安庆、池州两地的车牌资金周转不过来，交警总队车管科向交警总队领导打报告申请预付16万元给标牌厂，交警总队同意后将该款汇给标牌厂。 (4)记账凭单、付款委托书证明：1988年12月16日，皖安标牌厂用货款中的12.678万元冲抵向交警总队的借款。 6、《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安徽省公安厅《关于皖安交通标牌厂营业地址变更的批复》、《企业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变更注册资本验资报告》证明：1997年5月，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注册资金由2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2009年9月，经营项目由“车辆号牌、交通标志加工”变更为“车辆号牌、交通标志加工、房屋租赁”；2011年6月，经营场所地址由“合肥市包河区淝河790号”变更为“肥东新城开发区和平路9号”。 7、合肥市人民政府合国地（1992）第017号《关于对安徽省公安交警总队标牌厂用地确权的批复》证明：位于淝河东侧的标牌厂用地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安徽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 8、安徽省公安厅关于开办《安徽皖安金属贸易公司》的批复证明：1997年4月24日，安徽省公安厅批复同意开办皖安金属贸易公司，其性质为新办集体企业，安置机关待业家属子女，隶属厅机关劳动服务公司。 9、（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录》、《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会成员情况》、《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合肥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企业法人开业通知书》证明：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4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皖安交通标牌厂出资45万元，俞信义2.5万元，万东菊2.5万元）；朱建栋为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兼经理，俞信义为副经理，万东菊为监事；经营场所为合肥市巢湖路8号（租赁）。 (2)《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1999年12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2000年1月1日、《企业法人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安徽省房屋租赁合同》、《企业法人变更通知书》证明：1999年12月，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出资45万元、俞信义出资2.5万元、万东菊出资2.5万元”变更为“合肥皖安标牌厂出资35万元，周芳等43人出资15万元”，股东由“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俞信义、万东菊”变更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周芳等43人”。2000年1月，鑫达公司住所由“合肥市巢湖路8号”变更为“合肥市淝河南路790号”。 (3)《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0年12月16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2001年1月6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00年12月16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全部股份由原来“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持有的80%股份，改为由朱建栋等38人同志持有100%股份（朱建栋持有40500股，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万东菊分别18000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由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万东菊五人组成，朱建栋担任董事长、齐辰来、王一民为董事、朱敏灵任财务总监。 (4)《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1年6月30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001年6月30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验资报告》、2001年7月6日《安徽新安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证明：2001年6月，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由5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股东持股数量按1比1增持，股东之间持股比例不变（朱建栋81000股，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万东菊分别36000股）。 (5)《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3年4月21日《会议决议》、2003年4月21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03年4月，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项目由“金属材料、反光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电器机械、汽车销售”变更为“金属材料、反光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电器机械、汽车销售（不含小汽车）”。 (6)《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3年6月3日《会议决议》、2003年6月3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验资报告》、2003年3月17日《审计报告》证明：2003年6月，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股东由38名变为41名；出资情况变为朱建栋245980元比例12.299%，齐辰来123520元比例6.176%、王一民117160元比例5.858%、朱敏灵88560元比例4.428%、万东菊61120元比例3.056%。 (7)《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4年3月19日《会议决议》、2004年12月31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2005年3月7日《验资报告》、2005年3月4日《审计报告》、2004年12月31日《四名股东更改名字的说明》证明：2004年12月，鑫达公司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股东由41名变为43名；出资情况变为朱建栋499761元比例16.659%，齐辰来223027元比例7.434%、王一民216666元比例7.222%、朱敏灵124993元比例4.166%、万东菊11750元比例2.429%。另朱建栋因身份证姓名更改，由工商注册时的名字朱建东改为朱建栋。 (8)《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5年4月12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议》、2005年4月12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2005年4月，鑫达公司经营项目增加“租赁”；法人代表“朱建东”改为“朱建栋”；授权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代表全体股东。 (9)《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起人)目录》、2006年4月17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06年4月17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2005年股份确认表》证明：2006年4月，鑫达公司注册资金由300万元变更为400万元；出资情况变为朱建栋800800元比例20.02%，齐辰来343442元比例8.586%、王一民337081元比例8.427%、朱敏灵147998元比例3.78%、万东菊83101元比例2.078%。 (10)《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07年6月15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12年6月6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07年6月20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2012年6月7日《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鑫达公司经营期限延长至2018年6月8日。 (11)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3月17日董事会公告证明：2016年3月14日，鑫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同意2015年股份在分红为每股3元，同意成立由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等人组成的清算组。 10、（1）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06年5月12日、《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名录》、《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章程》证明：2006年5月12日，鑫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出资100万元成立“合肥鑫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并委托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为公司股东代表。2006年6月6日，注册成立祥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建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登记为朱建栋40万元、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分别15万元。 (2)《合肥祥鑫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证明：2006年6月6日，祥鑫公司股东会议选举由朱建栋担任执行董事、经理，齐辰来担任监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朱建栋担任，公司股东为：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秀兰、朱敏灵。 11、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分红明细表证明：从2000年12月至2016年11月，鑫达公司共计分红5750.9379万元，其中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分别从鑫达公司分红1338.5711万元、511.1939万元、548.4817万元、243.9415万元；从2007年1月至2016年11月，祥鑫公司共计分红3885万元，其中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分别从祥鑫公司分红953.9363万元、387.4281万元、386.5503万元、165.2350万元。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共计分红9635.9379万元，其中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从两公司分红总额分别为2292.5075万元、938.6221万元、935.0320万元、409.1765万元，分红占比分别为23.7912%、9.7408%、9.7036%、4.25%。 12、安徽省公安厅皖公审计[2017]30号《关于对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及所属鑫达公司、祥鑫公司1996年1月至2016年12月资产管理和关联方交易等相关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安徽正一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专项审计报告个别事项更正的函》证明：2017年6月，安徽省公安厅委托合肥正一会计师事务所对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及相关单位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合肥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从199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资产管理情况和关联方交易的真实性、公允性进行专项审计。审计报告及更正函表明：标牌厂未按主管部门批复要求和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设立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标牌厂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以50万元价格转让账面价值303.52万元的股权给标牌厂职工个人；鑫达公司全额投资100万元成立祥鑫公司，而工商登记的5个自然人股东朱建栋（持股40%）、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四人分别持股15%）并未实际出资；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三个单位法人均为朱建栋，名义上为三个公司，实为一个运营整体，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通过加价的方式向标牌厂销售原材料，实际“走单、走票、不走货”，根据三个公司账面反映，以这种关联方贸易方式转移利润11148.04万元；鑫达公司变更为职工个人持股后频繁分红，祥鑫公司成立后直接对标牌厂职工频繁分红，2000年至2016年，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共计9635.94万元。 13、归案经过、传唤证证明：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于2017年7月9日以贪污罪对朱建栋、朱敏灵立案侦查，次日，侦查人员将二人传唤到案。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齐辰来、王一民涉嫌贪污共犯，后齐辰来于2017年7月26日经传唤到案、王一民于同年8月10日经传唤到案。 14、户籍信息及前科证明：朱建栋、朱敏灵、齐辰来、王一民的身份信息情况，四人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均无犯罪记录。 15、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文书证明了立案及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 （二）视听资料：侦查机关对朱建栋、朱敏灵、齐辰来、王一民讯问时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 （三）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系皖安交通标牌厂职工。1997年，朱建栋提议成立鑫达公司，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等管理层研究决定后告诉了职工。2000年，朱建栋和副厂长研究决定由标牌厂全体职工出资购买鑫达公司股份，并告知全体职工，职工看到投资能分红，都在职工大会决议上签字。后朱建栋提议按照进厂工龄购买股份，职工都认可。朱建栋、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几人先开会研究标牌厂的事，把结果告诉全体职工，职工一般不会反对。2006年，朱建栋提议，鑫达公司的其他董事会成员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王某商议后决定成立祥鑫公司，职工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后，每年分红的时间、次数和金额，都由朱建栋提出，鑫达公司董事会成员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等人讨论同意后再向职工公布。2016年分的最多，听说祥鑫和鑫达公司要注销，所以董事会决定在2016年，把鑫达和祥鑫公司账户上的钱按股份分给职工。 2、证人姚某的证言：其于1997年5月到标牌厂车间工作，2012年底被调到财务任出纳会计，同时其也是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出纳会计。2000年左右，标牌厂领导说，可以入股鑫达公司分红，职工听说能分红，都愿意入股。成立祥鑫公司是标牌厂领导层决定的。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没有什么业务，主要是往标牌厂开票，即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从市场上购买铝板和反光膜然后加价卖给标牌厂，主管会计胡晨晨负责计算由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向皖安交通标牌厂开票的金额，其担任出纳会计后都由其负责开发票。每次加价的幅度是朱敏灵到财务室告知其和胡晨晨加价幅度，由胡晨晨计算出金额，其开票。再把发票交给仓库，办理出入库手续，虽然是货不动，但是手续是要履行的，其前任会计也是这么干的。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员，同一经营地点和仓库。标牌厂的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后，每年分红的时间、次数和分红金额都是董事会决定后向职工公布。 3、证人刑某的证言证明：其1996年到标牌厂工作，没在标牌厂出资。1997年左右，标牌厂出资50万元成立鑫达公司，其未出资。鑫达公司成立后，前两三年没有多少利润。2000年左右，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几人商议决定由全体职工购买鑫达公司的股份，召开职工大会时告知职工，职工觉得分红是好事，都同意。标牌厂的所有职工就是鑫达公司的所有股东。后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几人又商议决定按照职工进厂的工龄计算持股比例购买股份，每人持股比例就不一样了，管理层比职工的持股比例要多。2006年左右，标牌厂在肥东买一块地，成立了祥鑫公司，注册资本是100万元，钱不是标牌厂出资的就是鑫达公司出资的，放在朱建栋等五个自然人名下的，实际上朱建栋等五人并未出资。鑫达公司、祥鑫公司不对外做生意，其不知道这两个公司的利润来源是什么。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是一套人员、三块牌子，三个单位的工商注册地点可能不一样，但实际经营地点都是一样的。标牌厂的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后，每年分红的时间、次数和每股分红金额，都不是股东大会决定的，而是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等董事会决定的，需要召开股东会的时候，朱建栋向职工公布一下，走个程序，职工觉得可以分钱是好事，没人反对，需要职工签字时，职工就签字。祥鑫公司分红也是按照这个程序。 4、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标牌厂职工、鑫达公司董事会成员、祥鑫董事会成员，于1988年10月到标牌厂工作。标牌厂成立时其未出资。2000年左右，朱建栋说由全体职工出资购买鑫达公司的股份，职工都同意。第一次购买股份时，所有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是一样的。第二次朱建栋决定按照职工进厂的工龄计算持股比例购买股份，大部分人没有意见，管理层持股比例比职工的多。标牌厂的所有职工就是鑫达公司所有股东。其不清楚为什么成立祥鑫公司，其也未出资。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员，经营地点都一样。标牌厂的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后，每年分红的时间、次数和每股分红金额，都由厂长朱建栋提出，需要召开股东会时，朱建栋向职工公布一下，职工觉得可以分钱，都表示同意，需要职工签字时，职工就签字。2007年左右，其担任鑫达公司董事会成员（后来又担任祥鑫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后，在开董事会时，朱建栋把每次分红的时间、每股分红金额告诉其几个董事会成员，其几人也都同意。董事会决定的事项，朱建栋还说必须开股东会走个程序，需要全体股东签字时，全体股东、职工就签字。朱建栋决定的事，职工都听他的。。2016年分的最多，因2016年祥鑫和鑫达公司要注销准备清算，朱建栋给董事会成员说把鑫达和祥鑫公司账户上的钱按股份分给职工，董事会成员同意，全体股东觉得可以分钱，也都同意。 5、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其于1996年到标牌厂工作，现任生产车间班长，在标牌厂未出资。鑫达公司成立时，其也未出资。2000年左右，标牌厂厂长朱建栋召开职工大会说由职工出资购买鑫达公司的股份，可以分红，职工都同意了。鑫达公司的股份是分两次购买的，管理层比职工的多。标牌厂所有职工就是鑫达公司的所有股东。其不清楚为什么成立祥鑫公司，其未出资。标牌厂、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员，经营地点在一起。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每年分红次数不一样，有的年份分红两三次。标牌厂的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的股份后，每次分红前，先经董事会决定后，再召开股东会，朱建栋提出每次分红的总金额、每股分红金额，并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 6、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其于1989年12月到标牌厂工作，现任维修班班长。鑫达公司成立时其未出资。2000年左右，朱建栋说可以由全体职工出资购买鑫达公司股份，职工觉得能分红都同意。第一次所有职工持股比例都一样，后朱建栋决定按照职工进厂的工龄计算持股比例购买股份，每人购买股份的比例就不一样了，朱建栋等管理层比职工多。标牌厂所有职工就是鑫达公司所有股东。鑫达公司、祥鑫公司都是标牌厂的人，办公地址都在标牌厂。标牌厂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股份后，每年分红的时间、次数和每股分红金额，都是厂长朱建栋提出，也可能是董事会一起决定，会召开股东会走个程序，职工觉得可以分钱都同意。2016年分的最多，2016年祥鑫和鑫达公司要注销清算，董事会通知全体股东，把鑫达和祥鑫公司账户上的钱按股份分掉，全体股东都同意。 （四）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原审被告人朱建栋供称：1988年，其是合肥灯头厂的副厂长，省公安厅为解决干警子女、亲属的就业，拟成立标牌厂，其负责筹备。一个。因当时国务院有文件，不允许国家机关出资办企业，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不能直接出资办企业，就由省公安厅机关劳服公司出面成立标牌厂，标牌厂是劳服公司下属企业，机关劳服公司向省公安厅报告成立标牌厂之事，省公安厅批复同意成立。省公安厅将其正式调至公安厅机关劳服公司，同时调来的还有合肥灯头厂的车间主任齐辰来、王一民，被任命为副厂长。 标牌厂注册时由交警总队自筹20万元,省公安厅用该20万元向省工商局提供信用担保，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厂隶属于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是集体企业，省公安厅机关劳服公司正式下文任命其为厂长，齐辰来、王一民为副厂长。该厂成立之初，经营所需启动资金都是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借的，租赁的场地租金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支付，标牌厂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写借条。标牌厂购买生产设备，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将款项汇给对方，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写借条。标牌厂先后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借款12万余元，后开始生产牌照，盈利后将借款全额归还给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其与王一民、齐辰来及标牌厂最初的职工都没有出资。标牌厂没有对外开拓市场，业务是根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下的生产任务，车牌货款是由交警总队下通知要求各地市将货款支付给标牌厂。省公安厅劳服公司是标牌厂的主管单位，标牌厂隶属于省公安厅劳服公司。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标牌厂是业务上指导和日常监管关系，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管处对标牌厂进行日常监管。省公安厅一直对标牌厂进行监管，从1988年至今，省公安厅对标牌厂都有财务审计，有时省公安厅审计室对标牌厂审计，有时委托第三方中介公司对标牌厂审计。 1997年，省公安厅劳服公司因需要分流人员到标牌厂，标牌厂向省公安厅报告要求再成立一个企业增加就业渠道，省公安厅当时同意再成立一个集体企业并下达批文。批文中批准成立的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但是在工商注册时，当时已经无法注册集体企业，所以注册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后定为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由标牌厂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根据当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要求，需要有两名以上股东，所以将一部分股份挂在自然人俞信义、万冬菊名下，工商登记的信息是标牌厂出资45万元，俞信义、万冬菊各出资2.5万元，实际这50万元全部都由标牌厂投资，。公司成立后，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后担任董事长。俞信义不是标牌厂的职工，是被聘请担任鑫达公司的经理。万东菊是标牌厂的出纳会计，兼任鑫达公司主管会计。朱秀兰是鑫达公司的出纳会计。1999年左右，朱敏灵担任鑫达公司财务总监。 鑫达公司产生利润后，其想把利润分给职工提高大家收入，但其在鑫达公司没有出资入股，不能分红。其与王一民、齐辰来商议如何提高大家的收入，给大家谋福利。其提议由标牌厂全体职工持有鑫达公司股份，就可以分鑫达公司的利润，王一民、齐辰来同意。2000年初，召开标牌厂职工大会，职工都同意。职工入股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鑫达公司董事会成员，有其和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万东菊，后来万东菊变更为朱秀兰。第一次改制，有职工提意见鑫达公司利润低，职工分的钱少，想让标牌厂的部分业务交给鑫达公司做。其召集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等董事会成员商议。其提议将标牌厂采购原材料的业务交给鑫达公司做，再由鑫达公司加价卖给标牌厂，能提高鑫达公司的利润，职工可以多分一点，他们几人都同意。其又安排朱敏灵等几名会计加价开发票给标牌厂，标牌厂支付给鑫达公司货款，这样鑫达公司的利润就多了。2001初，标牌厂将在鑫达公司剩余投资股份全部退出，由全体职工再次出资替换，这一次其提议根据工龄等条件打分折算职工的投资股份比例，全体股东都同意。其和齐辰来、王一民的股份比例最多，鑫达公司改制由全体职工持股后，将标牌厂在鑫达公司50万元的投资款全额归还。标牌厂属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日常监管，每年省公安厅对标牌厂还有财务审计。标牌厂的利润，其几人未出资，不能直接分红，为给标牌厂的职工谋福利，才把标牌厂在鑫达公司的股份改为全体职工持股，这样就可以在鑫达公司分红。2000年及2001年鑫达公司改由全体职工持股按规定要向主管部门报告并需主管部门批准，但没有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过这件事。 2006年，鑫达公司出资100万元注册成立祥鑫公司。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有二人以上股东出资，就将100万元注册资金虚构成自然人出资，工商登记其出资40万，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各出资15万元，实际上均未出资。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祥鑫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鑫达公司一样。祥鑫公司成立后，运作模式是以祥鑫公司名义对外采购铝板、反光膜等原材料，以祥鑫公司的名义加价开票销售给鑫达公司，再以鑫达公司的名义再次加价开票销售给标牌厂，标牌厂将货款支付给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向鑫达公司平均加价约40%-50%，鑫达公司再向标牌厂平均加价约40%-50%，总体向标牌厂加价约100%。鑫达公司、祥鑫公司除与皖安标牌厂发生业务外，和其他单位没有业务往来。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没有单独的仓库，都使用标牌厂的仓库。标牌厂与祥鑫公司、鑫达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只是走票、走单、不走货。通过这种虚假交易可以将标牌厂的利润转到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这样就可以以分红的名义给职工分钱。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领导班子是其、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朱秀兰五个人，重大事项先由其五个人商议达成一致，再由职工大会通过。 每次分红前，董事会成员先开会商议，根据朱敏灵报告的公司利润情况，提议每股分多少钱一共分多少钱，都同意后，再以董事会的名义召开职工大会，职工大会通过后按照分红方案发钱。2016年，安徽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下文要求标牌厂改制，其几人觉得标牌厂要改制了，当时鑫达公司、祥鑫公司还有四五千万元利润。经职工提议、其召集清算小组成员王一民、齐辰来、朱敏灵、朱秀兰等人讨论后都同意分红。从2000年到2016年，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将标牌厂的利润转移到鑫达公司、祥鑫公司的金额一亿余元，共分红九千余万元，其分红两千余万元，王一民、齐辰来各分红九百余万元，朱敏灵也分红几百万元。具体分红的次数、金额以财务账、审计报告为准。 2、原审被告人齐辰来供称：1988年，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发调令将朱建栋、王一民和其调过来集体组建标牌厂。注册成立时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进行20万元的出资信用担保。标牌厂成立后，朱建栋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厂系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下属企业，劳动服务公司任命朱建栋为厂长，王一民和其为副厂长，标牌厂经营所需的启动资金都是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借的，共12万余元，该款后由标牌厂全额归还。标牌厂没有任何个人实际出资。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是标牌厂上级主管单位，和标牌厂是上下级关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标牌厂是业务上的审核指导、生产上的日常监管及业务款项结算上的协助关系。省公安厅每年都会对标牌厂的财务进行审计。 1997年，经过朱建栋提议，标牌厂开会同意由标牌厂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鑫达公司。因工商部门说非国有公司没有集体性质，所以就注册成有限责任公司。鑫达公司成立后，销售的铝板、反光膜等直接从市场采购，面向社会销售，持续两年左右，效益不好。约2000年，朱建栋提议由标牌厂的全体职工出资购买鑫达公司股份，其三个厂长商议后向全体职工通报，职工们都同意后实行了。第一次改制，每个职工购买3500元的鑫达公司股份，后朱建栋提出按照进入标牌厂的工龄长短计算分数，再以分数多少来决定购买股份的数额。其两个副厂长的分数是普通工人的两倍，朱建栋作为厂长是普通工人的三倍，其表示赞同。这都是朱建栋决定后告诉其和王一民，其二人同意后，告知全体职工同意。鑫达公司改制由职工持股没有对鑫达公司净资产进行评估，按规定要向主管部门报告并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才能实施，但没有报告过。鑫达公司改制后业务主要是向标牌厂销售铝板、反光膜，将这些购进的原材料以鑫达公司的名义加价40%到50%，开票到标牌厂结算，变成由鑫达公司从市场采购后加价销售到标牌厂的模式。是朱建栋提议这样做的，他说这样可以把标牌厂的利润留在鑫达公司，就可以分红了。朱建栋与其和王一民商议，其二人都同意，后经过职工大会通过。 2006年，鑫达公司出资100万元在肥东县的新城开发区注册成立祥鑫公司，祥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建栋，经营模式由祥鑫公司采购铝板、反光膜原材料后，以祥鑫公司的名义加价开票到鑫达公司入账结算，再以鑫达公司的名义再次加价开票到标牌厂结算，没有和其他单位有业务往来，标牌厂的原材料也只从鑫达公司或祥鑫公司采购，实际购入的原材料就是入库放在标牌厂的仓库里，就地由祥鑫公司、鑫达公司分别加价开票，由标牌厂付款。加价幅度是40%到50%,加价幅度是朱建栋决定，一开始是其三个厂长和朱敏灵都会在一起商议，后来形成惯例，也没有次次都商议。通过这种模式可以使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利润大一点，便于分红。因为标牌厂不是股份制企业也没有改制，不能分红，其几人也没有出资，通过这种安排，从标牌厂以支付货款的名义将钱转到鑫达和祥鑫公司，所以将鑫达公司改为全体标牌厂职工持股，就可以将这些钱分红了。其等人没有将这件事向省公安厅汇报。鑫达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有朱建栋、其、王一民、朱敏灵等。鑫达公司开董事会，标牌厂开职工大会一般都是朱建栋发表意见，分红数额、次数都由朱建栋提出，其几个董事会成员讨论决定。因为2016年标牌厂准备改制，改制后标牌厂就不能从祥鑫和鑫达公司采购原材料，两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朱建栋提议终止这两个公司，成立清算小组，董事会也同意，所以2016年把这两个公司账户上的钱按股份分给职工。 3、原审被告人王一民供称：标牌厂是由安徽省公安厅进行20万元的出资信用担保作为注册资金成立的，机关劳服公司任命朱建栋担任法定代表人、厂长，齐辰来和其为副厂长。没有个人在标牌厂出资。标牌厂主要业务是根据交警总队车管处下达生产任务独家制作机动车号牌，省公安厅劳服公司是标牌厂上级主管单位，和标牌厂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标牌厂是业务领导关系，包括牌照的生产、牌照质量的审核指导、生产上的日常监管及业务款项结算上的协助关系。 1997年，朱建栋提议成立鑫达公司，由标牌厂全额出资50万元。让全体标牌厂职工入股鑫达公司是朱建栋的主意，并告诉其、齐辰来和朱敏灵，让全体标牌厂职工入股鑫达公司，由鑫达公司采购原材料，加价卖给标牌厂，鑫达公司稳赚，再通过分红的方式给职工发钱，其几人就同意了，后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职工都同意。鑫达公司改制时，其没听说过资产评估，也没有向省公安厅报告。在鑫达公司员工持股后，朱建栋提议由鑫达公司负责对标牌厂供应原材料，其几个董事会成员（朱建栋、朱敏灵、齐辰来、万东菊和其）同意。鑫达公司改制前，标牌厂直接从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后来鑫达公司采购原材料后平均加价40%至50%卖给标牌厂，供应商一致，采购价格也未变，朱建栋确定每次加价的幅度，安排朱敏灵开票，其不过问。因为标牌厂是集体企业，大家都没有出资及股份，直接分红不合理，通过鑫达公司持股，其几人认为这样就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了。 朱建栋跟其说祥鑫公司是由鑫达公司出资一百万成立的全资子公司，鑫达的五个股东也就是祥鑫公司的股东，祥鑫公司的董事也就是鑫达公司的董事。祥鑫公司设立没有经省公安厅相关部门审批，其几人在祥鑫公司并没有出资。祥鑫公司和鑫达公司的经营模式一模一样。。2016年省公安厅要对标牌厂进行改制，朱建栋提议将两个公司关闭，账上的钱按照持股比例分红，董事会成员都同意，所有股东觉得分红是好事，也都同意，后就分红了。 4、原审被告人朱敏灵供称：标牌厂成立时管理层和其他职工个人都未出资，在经营过程中也没出过钱。标牌厂的业务按照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订单来生产，前期由标牌厂先统计好号牌结算单，再由交警总队通过内网通知各地车管所将货款通过交警总队转给标牌厂。2013年后，交警总队只负责发通知，各地交警支队直接汇款给标牌厂。 1997年，标牌厂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鑫达公司，根据当时的规定，注册非国有企业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其等人将标牌厂出资的50万元注册资金虚构成标牌厂出资45万，自然人俞信义、万东菊各出资2.5万元，两人实际都没出资，实际出资的是标牌厂。标牌厂没有再次向公安厅报告备案，也没有省公安厅的相关批文。鑫达公司成立后效益一直不好，1999年标牌厂全体职工购买鑫达公司15万元的注册资本，后改制全部由职工持股，对鑫达公司的资产也没有评估，没有给省公安厅报告，也没有批文。鑫达公司改制是朱建栋提议并召集其和邢序及两名副厂长，提出由职工出资回购标牌厂在鑫达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由鑫达公司负责采购标牌厂的原材料后加价卖给标牌厂，这样就能给职工分红。其几人表示赞同，后通过职工大会，就实施了。 2006年，鑫达公司出资100万元在肥东的新城开发区注册成立祥鑫公司，法人朱建栋。虽由鑫达公司全额出资，但为使公司能够注册，就安排将鑫达公司出资的100万元注册资金虚构成自然人朱建栋出资40万元，齐辰来、王一民、朱敏灵、朱秀兰各出资15万元，后成立祥鑫公司。 在没有成立鑫达和祥鑫两公司前，标牌厂直接从厂家采购原材料。祥鑫公司成立后，由祥鑫公司购买原材料加价卖给鑫达公司，再由鑫达公司加价卖给皖安标牌厂。一般由祥鑫公司加价30%至40%卖给鑫达公司，鑫达公司再加价30%至40%卖给标牌厂，都是在市场价格上再加价。祥鑫公司成立前，鑫达公司只和标牌厂发生业务，与其他单位不进行业务往来。标牌厂基本是从鑫达公司购进铝板、反光膜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不从其他单位采购。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经营场所和标牌厂在同一个地点，和标牌厂共用一个仓库。这两家公司购买的原材料直接存放在标牌厂的仓库，不用流转，只是以两公司的名义开发票，走账，即走单、走账、不走货。标牌厂、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领导及职工都是一套人员。皖安标牌厂的领导班子及职工，同时也是鑫达公司、祥鑫公司的领导班子和职工。标牌厂职工和领导层都没出资，不能分红，通过祥鑫公司和鑫达公司就能分红。祥鑫公司的利润是按鑫达公司职工持股比例来分。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的利润都是通过加价的方式从标牌厂弄来的，利润实际都是标牌厂的利润。从2000年到2016年11月，共分红约64次，其分红400余万元。每次分红的金额都由朱建栋提议，董事会成员商议后，向全体职工宣布，分红都是按一股多少钱的标准来分。2016年标牌厂的上级主管部门公安厅警保部要求标牌厂改制，改制后就不会从鑫达和祥鑫两公司进原材料，鑫达公司和祥鑫公司失去利润来源，要停止经营，所以将鑫达和祥鑫两公司的利润分掉。朱建栋分红2000余万元，齐辰来、王一民都分红900余万元。 以上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本院予以确认。 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标牌厂的企业性质 对各上诉人、辩护人提出的标牌厂系集体企业、劳动服务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企业资产归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要件的意见。经查，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国家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用国有资产开办各种类型的企业或经营单位，在工商注册时登记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属于“真全民、假集体”的企业。对此类企业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关于用国有资产开办的集体企业或经营单位产权归属问题的通知》、《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暂行规定》、《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等政策性文件，故标牌厂虽经工商注册登记为集体企业，但仍需进行实质审查以确定其所有权真实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不清楚的，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界定。企业注册登记中的资金来源与实际出资不符的，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企业的性质。企业实际出资情况不清楚的，可以综合工商注册、分配形式、经营管理等因素确定企业的性质。根据以上法律法规，本院经审理认为： 1、标牌厂的初始投资及经营风险均由国家承担。经审理查明，标牌厂成立之初，注册资本20万元系省公安厅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资金担保方式完成出资，流动资金来源于交警总队以无偿借款形式为无任何资产、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标牌厂提供的款项，而各上诉人及该厂其他从业人员均未个人出资，故标牌厂成立之初的全部投资来源及风险系由国家机关实际承担。 2、标牌厂的管理人员系由国家机关任命、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厂长（经理）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招聘产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集体企业，其中国家投资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由上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安徽省公安厅《关于朱建栋等三同志任职的通知》、企业人员登记表及各上诉人供述等在案证据证实，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并非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招聘任职，而系通过组织调动，且由省公安厅正式通知任命担任标牌厂正、副厂长。 3、标牌厂的生产经营系在交警总队统一安排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关于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的请示报告》、《关于成立合肥皖安交通设施厂的批复》、各上诉人供述等在案证据证实，标牌厂并没有对外开拓市场，而是根据交警总队下达的生产任务制作全省机动车辆号牌、道路标志牌等，货款结算亦是通过交警总队下发通知等行政手段进行，省公安厅亦对标牌厂经营情况依据内部审计流程进行年度审计。 4、标牌厂的固定资产已经行政确认为国有资产。在卷书证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安徽省公安交警总队标牌厂用地确权的批复》证实，位于淝河东侧的标牌厂用地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安徽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朱建栋辩护人向本院提供《房屋转让协议书》，拟证实标牌厂位于淝河东侧的厂房用地系标牌厂出资购买，而非国家机关提供。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证实标牌厂出资购买了淝河东侧厂房，而不能证实该厂房及附属土地使用权系集体所有。标牌厂以自有资金购买经营用不动产，而该不动产经确权系国有资产，使用权属交警总队。故辩护人提供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不能证明其拟证目的，而合肥市人民政府的批复直接证实了标牌厂自有资金的国资属性。 基于以上事实，在标牌厂所有权界定中，不应简单以其登记的经济性质来界定资产性质，而应追溯该厂初始投资的资金来源，按“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确定，即创办企业的初始投资由谁承担，企业内部积累即归谁所有。标牌厂虽注册为集体企业，但注册资金系以国家机关担保形式解决、流动资金又系国家机关以无担保借款为名筹措，实质系由国家机关担保、并实际承担全部投资风险而创办，应视为全部初始投资系国家投入，属于国有企业。其由国家出资发展、积累的内部资产应属于国有资产，且以国有资产发展、积累的收益归还流动资金借款并不改变该企业的国家出资属性。各上诉人及辩护人关于标牌厂系劳动服务企业、集体企业，内部积累资产系集体所有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鑫达公司、祥鑫公司分红的合法性 在卷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注册登记资料、《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审计报告，各上诉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鑫达公司、祥鑫公司系标牌厂独资设立的子公司，各上诉人及标牌厂职工在设立之初并未投入资金。鑫达公司、祥鑫公司无经营用固定资产、与标牌厂之外其他企业均无业务往来，实与标牌厂系同一运营整体。鑫达公司、祥鑫公司的利润来源于虚设原材料采购等交易环节，以“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虚假交易方式提高标牌厂的经营成本，转移原属于标牌厂的利润。在标牌厂设立鑫达公司、鑫达公司设立祥鑫公司、鑫达公司进行全员持股改制及按职工持股比例进行分红时，均未获得主管单位批准。依据各上诉人供述等在案证据，应认定各上诉人对以鑫达、祥鑫公司名义分配的利润属国有资产均系明知，鑫达、祥鑫公司以虚设交易环节形式转移标牌厂利润及朱建栋等人决策以全员持股比例对鑫达、祥鑫公司经营利润的分配，系在公司改制、经营过程中对标牌厂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行为。 本院认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作为国有企业，违反国家规定，在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职工大会通过为名，擅自将独资设立的鑫达公司改制为全员持股、虚设投资人设立祥鑫公司，在虚设交易环节将标牌厂经营利润转移至鑫达、祥鑫公司后，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计9635.94万元，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数额巨大。朱建栋、齐辰来、王一民作为标牌厂正副厂长，鑫达公司、祥鑫公司股东、董事会成员，均系标牌厂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朱敏灵作为标牌厂会计、鑫达公司、祥鑫公司董事会成员、股东、财务总监，系标牌厂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四上诉人均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罪处刑。四上诉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对被私分的国有资产9635.94万元（详见分红明细表）应予依法追缴。各上诉人关于原判认定事实及定性、量刑等方面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的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华舒 审判员  杨玥玫 审判员  吴春涛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操婷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