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03民初1423号原告：燕育林，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子县人，自由职业，现住山西省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丽，山西振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涂安利，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无业，现住西安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利平、李龙，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燕育林与被告涂安利借款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以（2019）晋0402民初91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移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晋04民辖终3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9）晋0402民初9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燕育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丽、被告涂安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利平、李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8月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利息从2017年8月3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原告通过朋友王某1与被告偶然相识，聊天过程中被告提出想在长治各大银行寻找合作对象，合作内容是为银行提供系统开发。但因被告刚从西安来长治，对长治投资环境比较陌生，而原告长期生活在长治，人脉资源相对丰富，因此被告请原告帮忙联系长治地区各大银行。2017年5月5日，在原告的协调下，被告以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被告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长治漳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治漳泽农商银行）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约定由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为长治漳泽农商银行进行系统开发，并于2017年7月底交付。2017年7月底被告因系统开发未完成，无法向长治漳泽农商银行进行交付，于是找到原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系统开发费用。原告基于信任于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3日分别向被告转账10万元。被告承诺一周内向银行交付研发系统，但直至2017年8月底被告也没有交付。2017年9月因被告无法在约定时间交付系统，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长治漳泽农商银行终止了合作关系。被告借用原告的20万元也一直未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无借款事实，原告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4月27日，原、被告与刘谦、王某1四人共同出资设立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接地气公司），目的是与长治漳泽农商银行进行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被告在其中负责接洽、联系与长治漳泽农商银行合作事宜，2017年5月5日，接地气公司与长治漳泽农商银行签订《消费贷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接地气公司负责提供记账系统。原告等人共同委托被告联系第三方进行软件系统开发工作。原告向被告转账的20万元系对接地气公司的出资。被告在联系到第三方软件开发者后，向原告等人说明了所需费用，接地气公司的另一出资人刘谦要求原告出资20万元用于支付软件开发费用，并要求原告将上述款项转入被告账户，原告接到通知后向被告转账20万元。原告完成转账后，被告收到刘谦通知，此后被告再次向原告打电话，确认了该笔款项的用途及性质。原告在通话中明确表示该笔20万元用于对公司出资，支付软件开发费用。此后，原告在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一再表示，其受案外人要求将20万元转入被告账户，因此该款并非借款，双方也从未有过任何关于借款的合意。二、原告多次指示他人对被告及被告家人人身安全进行威胁、恐吓，并劫持被告，胁迫被告向其支付人民币2万元，原告的行为明显属于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行为。原告及原告指示的案外人王某2，多次对被告及被告家人进行威胁、恐吓，至被告工作单位对被告进行骚扰，并劫持被告，胁迫被告向其支付人民币2万元。该行为明显属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借款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将其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被告提供的收条、照片、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消费贷合作协议、平安银行个人账户电子回单四支，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证人王某1及王某2的证言，证明原、被告之间并非合伙关系，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系借款，经原告催要被告归还了2万元；被告质证认为，王某1的部分证言真实，并且证人也证实该款项用于软件开发，王某1系合作人之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人王某2未出庭作证，且其催要欠款的行为涉嫌犯罪，对其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经证人王某1介绍相识，王某1也参与了原、被告及案外人共同投资的项目，故其证言真实性可信，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证人王某2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案外人王某2的录音资料，证明原告委托王某2向被告要款，王某2多次威胁恐吓被告；2、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王某1、刘谦及被告共同投资设立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并与长治漳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消费贷款业务，原告是该公司实际出资人，本案并非借款纠纷，是合伙纠纷；3、被告与刘谦的聊天记录，证明刘谦要求原告向被告转账，并在转账后通知被告；4、原、被告通话录音，证明被告通过电话与原告确认，原告也明确表示其转给被告的20万元系对公司的出资，不是借款；5、原、被告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在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该款项是应刘谦要求转给被告的。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原、被告的通话录音，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原、被告系合作关系；证据3聊天记录不涉及原告，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证据4、5系被告企图非法占有原告20万元与原告进行通话，以诱导的方式录音将借款曲解为投资款，但原告并未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被告虽否认委托案外人王某2代为催账，但对被告通过王某2归还的2万元予以认可，由此可知王某2确以原告名义向被告催要过款项，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原、被告、刘谦及王某1等曾协商合作事宜；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转款的过程；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转款20万元用于合作开发软件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份，原告通过王某1介绍认识被告及案外人刘谦。后四人商议合作开发消费贷项目，原告与王某1负责与长治地区银行进行联系，被告负责联系开发与银行系统对接的软件。2017年4月27日，被告与案外人韩峰（刘谦姐夫）作为股东成立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认缴），被告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10%，但并未实际出资，韩峰持股90%，也未实际出资。2017年5月5日，经原告、王某1与长治漳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沟通协调，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与长治漳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消费贷合作协议，该协议由王某1代表襄汾县接地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签订后，被告遂联系案外人杜刚开发软件，并做出了软件雏形。因软件开发需要费用，被告遂向刘谦提出资金需求，刘谦联系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8月3日分两次向被告转款20万元，被告于2017年8月28日将该20万元转给杜刚。后因资金缺乏，软件迟迟未交付使用，长治漳泽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了协议，该项目搁浅。原告遂以借款为由向被告索要该20万元，被告于2017年12月22日返还原告2万元，余款再未支付，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原告仅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未提供借条、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而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合同、录音、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原告支付被告的20万元用于合作开发软件，故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而系合作关系，原告以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进而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燕育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燕育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显人民陪审员 成志丽人民陪审员 何慧娟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