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5422号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汉区江达路28号2-3-102房。法定代表人：晏春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国喜，系公司员工。被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龙湖村石角路18号A栋一至四层。法定代表人：崔国兴，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苏俊源，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容绍云，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国喜、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崔国兴及其委托代理人苏俊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自2015年至2017年一直进行月饼买卖交易，在原告与被告的买卖合同交易过程中被告从未依法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经原告多次催促开票后被告仍然以各种理由拖延敷衍至今，现因被告未依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原告无法扣减相应税款以致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525971.62元。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不仅仅是履行买卖合同从给付义务，更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因未开增值税发票导致的经济损失525971.62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被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答辩称：第一，不同意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第二，原被告在交易过程中所约定的交易价格均为不含税的价格，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三，在合同签订时，合同除了原、被告的签名以外，还有刘国喜的签名，所以被告认为合同的相对方除了原告还应有刘国喜，所以在本案中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且在后期付款也是由刘国喜向被告支付，这种付款情况表明原告以及刘国喜清楚明白双方交易是不含税的价格。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9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年货销售协议及合同》，约定：“一、供方授权需方为2016年江南食品年货及台湾宝岛系列在湖北省武汉市的经销商；二、产品价格，具体品种价格见供方价格表；四、付款方式，全部执行现款现货（即款到发货）；十、与本协议有关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妥善解决，可根据合同法条例相关法律程序向供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上述合同加盖原、被告的公章，并有原、被告法人代表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上述合同附件为《订货单》，该订货单载明了食品名称、单位、规格、条形码、单价、订货数、金额等内容，《订货单》上有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并加盖原告公章。原、被告均确认该份《订货单》列明的食品及单价及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品种和价格，但被告不确定真实的交易数量是否为《订货单》上所列。2016年6月22日，原告（需方）与被告（供方）签订《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约定：“一、供方授权需方为2016年江南月饼在武汉市的经销商，本年度最低销售额为壹佰万元；二、产品价格，具体品种价格见供方价格表；四、付款方式，全部执行现款现货（即款到发货）；十、与本协议有关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妥善解决，可根据合同法条例相关法律程序向供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上述合同加盖原、被告的公章，并有原、被告法人代表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原、被告确认双方之间不只签订以上两份合同。截至目前，原告称其已向原告支付货款2319479.5元，尚欠被告货款金额为1300442.8元，被告庭后核实称原告已向其支付货款2192613.2元，原告尚欠被告货款1290555.6元。原、被告均确认原告已付清2014年和2015年的货款。被告已就原告未支付货款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围绕自身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原、被告双方之间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对账单及被告2017年向原告的送货单。其中，2017年送货单上均备注“不含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确认的对账单显示，2014年双方的交易金额为584594.4元，2015年双方的交易金额为1003845元。被告庭后陈述称2014年双方之间的交易额为583978.4元、2015年为1013584.2元。庭审中，被告抗辩称，原、被告之间约定的交易价格均为“非税价”，被告无需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相关月饼、饼干、礼盒等单价表，其中，2014年、2015年、2017年单价表上列明为“不含税单价”，2016年单价表上列明含税单价、不含税单价两种价格，且2016年单价表上均有刘国喜、崔国兴的签名，并有手写内容“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执行”的内容。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单价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单价表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称手写内容“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执行”是崔国兴所写，刘国喜签名时并无上述手写内容。其中一份《2016年中秋月饼产品价格表》打印备注内容“以上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原告提供的2016年《对账单》上列明的单价均不高于被告提供的单价表列明的非税价格。再查，2016年11月1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公司开户信息，并发送微信“刘总早晨，您如需开税票请汇分开479000到洛阳以上单位”。2016年11月2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微信“已收到10万，余下请尽快为盼”。2016年12月1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开票信息，并发送微信“刘总，前期洛阳的三个开票信息作废，现以以上洛阳晋乐园开票资料回款，请尽快为盼！急”。2016年12月5日，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微信“刘总早晨，关于货款，供应商每天催我日夜难眠，坐立不安，你今天办，明天办，就是办不妥，今又周一，可否办妥？再则洛阳税票已浪费40几万未开，造成浪费！现晋乐园又天天催我，千万别再浪费了，40几万的税费也要2万几千的，大家合作重在一个信字，望重考虑为盼”。原告表示，上述微信聊天显示，原告一直就被告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进行催告，且被告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属于法定义务。被告表示，原、被告一直约定按照非税单价进行交易，被告无需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之所以提到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因原告拖欠被告货款，被告向原告催讨货款，原告则要求被告就未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为拿到货款，便同意由原告将货款汇至相熟的第三方公司账户，由第三方公司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且相关的费用和税点由原告承担，但原告一直未支付货款，故被告及第三方公司便未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以上事实，有《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年货销售协议及合同》、邮件对账记录、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货物单价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因被告提供的2016年货物单价表上有原告方法人代表刘国喜的签名，且原告提供的原、被告之间的对账单、应收账款等单据上列明的货物单价均不高于被告提供的货物非税单价，故本院认定2016年原、被告之间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另，因原告提供的2017年原、被告之间的送货单上备注为“不含税”，故本院亦认定2017年原、被告之间亦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原、被告2014年、2015年的交易是否约定按照非税价格交易。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2014年、2015年交易价格亦是按照非税价格执行。首先，自2014年以来，原、被告之间即存在买卖关系，原告方一直未就已付货款向被告主张开具增值税发票。其次，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视为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被告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意。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开票事宜针对的是原告尚拖欠被告的款项，同时，根据崔国兴向刘国喜发送的“如您需开税票”等内容，可推测原、被告双方之间并事先约定被告需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是原告临时向被告提出的要求。综上，被告关于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答应给原告开具税票是被告为尽快收取原告一直拖欠被告的货款的陈述更为可信。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2014年、2015年的交易亦约定按照非税价格执行。如上所述，由于原、被告之间就是否开具税票有过约定，且根据双方约定，原告按照较低的非税价格买入货物，原告已在交易中获取一定利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被告无需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约定是否有效没有论述的必要，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关于被告无需开具发票的约定无效，双方之间的约定亦并未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告并未因被告没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遭受损失，故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赔偿因被告未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遭受的损失。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30元，由原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娄丹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