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288号恒昌大厦1-1212室。法定代表人：王立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龙，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耀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6号A座四楼。法定代表人：于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毅，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宝园，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新城市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69号。法定代表人：周锦辉，总经理。上诉人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耀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集团）、青岛新城市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市广场）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国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一审、二审)由耀华集团、新城市广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耀华集团提供的37份收据存在重大矛盾,并非部分瑕疵。（一）37份收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二）37份收据与耀华集团、新城市广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财务记录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国凯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列举的上述重大矛盾及出示的证据足够推翻涉案收据、进账单及《审计报告》,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对该部分内容选择忽视也并没有予以评析说明。（三）37份收据所谓的客观真实被其“制作人”于天荣和包信群在刑事案件中的笔录内容予以否认。而该部分内容恰恰印证了国凯公司的所有质疑。二、《审计报告》乃37份收据的“毒树之果”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且耀华集团向该事务所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该事务所并没有对耀华集团进行全面的财务审计,对涉案款项的来龙去脉并未调查核实;审计人员向耀华集团财务人员进行了询问,但询问内容并没有体现在审计报告中,该审计报告内容不完整、不能体现专业性;作为审计基础的收据系耀华集团伪造产生。三、本案举证责任在于耀华集团,不能因为债权债务发生时间久远而改变,且一审庭审中合议庭己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耀华集团,结果是耀华集团举证不能,其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一）在本案一审中以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04)南民初字第30601号民事判决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青民一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的案件中,耀华集团均未对4139万元的借款和4009万元的债权举出借款合同、支付借款的凭证等原始、直接证据。（二）耀华集团庭后提交的【对《关于收据连号问题的情况说明》的说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对账人对对账情况进行说明,耀华集团更未对如何对账和对账所依据的材料特别是原始凭证进行任何举证。此外,即便是于天荣所供述的2800万元的债务,也存在法律关系明显错误和得不到任何证据印证的问题。四、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判标准有巨大差别,于天荣不构成妨害作证罪不代表耀华集团、新城市广场之间不存在虚构债权债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代替耀华集团的举证义务而不考虑于天荣及包信群的供述、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代替一审合议庭对判决内容阐述论证而不考虑本案现有证据的行为令国凯公司欲哭无泪。耀华集团辩称:一、国凯公司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之前未参加相关诉讼系因为其自身原因导致。通过一审国凯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知,国凯公司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初字第62号案件中请求确认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无效,青岛中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5)青民一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国凯公司的起诉。国凯公司又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初1617号案件中也提出确认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无效,但因案件涉及三个法律关系,经法院释明后国凯公司撤回了对耀华集团的起诉。在青岛中院(2012)青民再初字2号案件再审过生中,国凯公司完全有机会参与诉讼,但其并没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张过任何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国凯公司显然系因自身原因未参加诉讼,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由国凯公司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否则不能推翻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国凯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判决存在错误,故其诉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1.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该事实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在案涉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已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青民一初字第60号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情况下,耀华集团根本无法预知时隔多年之后的再审程序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发生,部分诉讼证据非因耀华集团的原因发生灭失或者无法核实,若再对原审当事人苛以严格的举证,实不公平。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规定,耀华集团无须再就债权债务的真实性进行举证,而应当由国凯公司提供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国凯公司称举证责任在耀华集团严重不符合民诉法规定,如要求耀华集团按照16年前进行的诉讼一样,完全举证债权债务形成的过程并完整提交原始证据,即将还原事实的责任归咎于耀华集团,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严重加重了耀华集团的举证责任。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国凯公司应当就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存在债权债务虚假的事实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国凯公司主张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等事实的,应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其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而国凯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推翻前有生效判决认定。综上,耀华集团不应就本案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国凯公司所述无理,其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并无错误。三、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原审庭审中耀华集团已经尽到举证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耀华集团提交的收据符合证据形式,且经过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国凯公司称37份收据存在重大矛盾与事实不符,显属于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本案中,国凯公司主张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进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但是时至今日也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关于耀华集团提交的37份收据的问题,已经在(2012)青民再初字2号判决书中进行过认定,耀华集团所受让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关于37份收据形成的事实过程,耀华集团在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情况下,一再被要求进行举证说明,耀华集团多次向法院说明该37份收据的形成过程,严重加重耀华集团举证责任。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债权转让及以房抵债行为至今已20年有余,该事件历经公安、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最终也未否定该事件的真实存在,更未推翻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的双方债权债务真实性的事实结论。耀华集团已经尽到充分的举证义务,国凯公司所述纯属主观臆测,滥用诉权,严重与事实不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国凯公司提及刑事案件审判标准,青岛中院(2014)青刑一抗字第9号刑事裁定恰推翻了国凯公司的所谓虚构债权债务的情形。首先,(2014)青刑一抗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已认定耀华集团原法定代表人于天荣不构成妨害作证罪,即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于天荣指使他人伪造诉讼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进行了否定。该刑事裁定书并没有否定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其次（刑事审判中对证人包信群所作的《笔迹鉴定报告》,已证实案涉37份收款收据的制作书写并非包信群本人,收款收据笔迹与包信群并非同一人书写,即已推翻了包信群所作“系于天荣指使其伪造收款收据”等证言,足以证明证人包信群所作系伪证,刑事一二审均依法予以排除该非法证据。最后,刑事询问笔录涉及于天荣所谓“承认虚增债务1200万”的指控,系刑讯逼供的结果(于天荣因泰安检察院刑讯逼供致住院抢救),也已被刑事一二审依法予以排除该非法证据。于天荣在神智恢复后,即其后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该部分表述不符合事实,应以进账单和收款收据反映的事实为准。因此,涉案37份收款收据系经过各方当事人对账确认后补开，真实合法,而国凯公司对其主张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且经过审计,双方在债务基础上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之间债务存在的问题,在公安,检察院及法院多方人员的努力下,查找到半数的银行对账单据,但部分单据因为建设银行市南支行在2000年前,银行的账目尚未使用现行电脑系统,是手工记录,所以部分单据存放于仓库无法查询。此后,北京中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门进行过相关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注册会计师承办下列审计业务:一、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效力”。作为正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其效力应当受到肯定。因此,在有《审计报告》、债务人、债权人认可,有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涉嫌伪造,并不能单凭国凯公司的单方猜测否认债务真实的存在。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在债权债务基础上达成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亦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⒋最高人民法院《新城市广场协调纪要》依法确认了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的合同效力,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债权的真实存在2004年11月3日,耀华集团与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市政府直属投资公司)签订《协议书》,由青岛开发投资公司完成涉案房产建设,并给耀华集团办理相应房产手续。2005年2月1日,最高院新城市广场协调会议在青岛中院召开,专门审查处理新城市广场的相关问题,上述《协议书》及《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在2005年2月1日的最高院关于新城市广场协调会中均予以确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之间《以房折价抵债合同》的真实性。国凯公司提起撤销之诉,实质上否定了最高院的认定结果,导致已确定十五年的权利状态均归于不确定,损害了包括耀华集团在内的其他13家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经多份生效判决认定,(2012)青民再初字2号民事判决及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凯公司既未举证证明(2012)青民再初字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也不能证明(2012)青民再初字2号民事判决的作出对其造成的损害,更不能证明该判决与其所谓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构成要件。国凯公司的上诉理由严重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其上诉请求。新城市广场未作陈述。国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撤销（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新城市广场与耀华集团存在4139万元债权的认定；3.撤销（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新城市广场与耀华集团以房抵债4009万元行为有效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11月6日，耀华集团、青岛耀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实业公司）与青岛耀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食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耀华食品公司将其对耀华实业公司的债权7603438.6元转让给耀华集团。耀华集团、耀华实业公司与青岛长城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移动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长城移动公司将其对耀华实业公司的债权15748988元转让给耀华集团。耀华集团与耀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国际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耀华国际公司将其对耀华实业公司的债权18042256.82元转让给耀华集团。1997年11月8日，耀华实业公司对该转让协议予以确认。1997年12月2日，耀华实业公司变更为新城市广场。1998年7月28日，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签订《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对双方的债权债务予以确认，并约定新城市广场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香港××路××号，建筑面积为9646.82平方米的房产折价转让给耀华集团，以抵顶其对耀华集团的债务40099558元。同日，双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新城市广场将其用于抵债的房屋（香港××路××号建筑物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地上八层，建筑面积9646.82平方米）转让给耀华集团，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为1997年8月2日前。该合同已作了房屋预售备案登记。1998年8月10日，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签订《房屋交付协议书》，约定新城市广场将其用以抵债的房屋交付耀华集团。其中地下一层1125.59平方米，地上三层8181.37平方米，地上八层办公楼339.86平方米。（2003）青民一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认为，耀华集团、耀华实业公司分别与长城移动公司、耀华食品公司、耀华国际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签订的《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是合同当事人依法处分其债权债务的行为，合同合法有效。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基于以上合同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亦合法有效，合同中约定的耀华集团应当支付的购房款，根据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的约定，应视为耀华集团已结清房款，耀华集团也已实际使用了所购房屋，新城市广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协助耀华集团办理产权登记。据此判决：新城市广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起二个月内协助耀华集团办理完毕青岛市香港路69号新城市广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地上八层（建筑面积共计9646.8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案件受理费223730元，财产保全费113720元，由新城市广场负担。后一审法院作出（2012）青民监字第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即（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案件。该判决查明，2004年10月11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南民初字第30601号民事判决：新城市广场公司协助耀华集团办理青岛市香港××路××号新城市广场地下一层、地上第三层、地上第八层（建筑面积总计9646.82平方米）的房屋使用权证书时，应一并协助办理前述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证书。200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召开协调会，会议形成《关于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新城市广场在建项目协调会纪要》（以下简称《协调会纪要》），因债务纠纷，新城市广场的全部房产分别被各地法院裁定执行给各债权人，青岛市政府将新城市广场改造工程列为2008年奥运项目，指定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整体收购，各债权人同意申请执行法院解除查封。其中，对耀华集团依据（2004）南民初字第30601号民事判决取得新城市广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事实予以核实。2004年11月3日，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耀华集团签订协议书，耀华集团同意由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进行继续建设，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竣工验收后为其办理房地产权证。2007年12月20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6）南民再字第10004号民事调解书，耀华集团、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城市广场达成调解协议，耀华集团放弃对新城市广场地下二层（设备间）主张独立所有权的权利，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补偿耀华集团60万元。同时，耀华集团放弃对新城市广场第八层原享有的权利。2007年12月29日，耀华集团取得新城市广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另查明，耀华集团成立于1997年10月28日，由长城移动公司出资1500万元、青岛耀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商业公司）出资150万元共同设立，后股东变更为安方高科信息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耀华商业公司，于天荣任法定代表人。耀华集团由长城移动公司、耀华商业公司、耀华食品公司和青岛富力高耀华食品有限公司等4家下属企业组成。2015年7月18日，耀华集团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泳。耀华实业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1日，最初股东为耀华国际公司。1997年7月，股东变更为伟晖置业有限公司和耀华国际公司，于天荣担任副董事长。2005年8月16日，新城市广场被吊销营业执照。长城移动公司成立于1996年1月19日，法定代表人于天荣，2004年3月9日，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耀华食品公司成立于1994年10月30日，股东为耀华集团和耀华国际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天荣。还查明，2009年11月26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因涉嫌行贿罪被取保候审的耀华集团法定代表人于天荣做了讯问笔录。于天荣在讯问笔录中供述，耀华实业公司欠耀华国际公司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因耀华国际公司借于天荣1800万元用于耀华实业公司交纳土地出让金和项目论证，所以用股权转让款抵顶借款，欠长城移动公司和耀华食品公司六、七百万元，加上几百万元的欠款利息，耀华实业公司共欠上述三家公司2800万元。从1997年起，先后有中铁十四局等十几家债权人起诉新城市广场，除耀华集团使用的地上三层8000平方米的房产外，大楼其余各层基本上被各地法院查封。为便于向新城市广场主张权利，于天荣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三家公司的债权集中到耀华集团名下，并与新城市广场的法定代表人周锦辉、股东刘德辉，共同制定了用新城市广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八层的房产抵顶耀华实业公司2800万余元债务的计划。因当时他人有购买新城市广场的意向，为了将房价抬上去，刘德辉提出可以将以房抵债的债务数额虚增一块，三人最终确定以房抵债中每平方米房产的价格是4000多元，这样，新城市广场以9646平方米的房产抵顶其欠耀华集团的4139万元的债务。后于天荣将4139万元债权分配给耀华食品公司1200万元、长城移动公司1574万元、耀华国际公司1804万元，并分别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又根据前述的债务数额，分别为耀华食品公司、长城移动公司、耀华国际公司新开了笔数不等的借据。于天荣供述，虚增债务是为了提高房价，但由于其后的系列官司，都被法院给执行走了，所以并没有达到当时虚增债务额提高房价获取较多利益的目的。再查明，2012年4月5日，于天荣因涉嫌妨害作证罪被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书指控，1997年于天荣指使耀华实业公司会计包信群制作了耀华实业公司收到耀华食品公司、长城移动公司、耀华国际公司三家公司共计4139万元的收款收据37张。2003年3月，于天荣将上述证据用于（2003）青民一初字第60号案件，并取得胜诉。2012年3月21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原耀华实业公司会计包信群做了调查笔录。包信群在该调查笔录中承认，其于1997年底的一天，按照于天荣的旨意开具了本案所涉及的37张收款收据，在其负责耀华实业公司财务期间（1993年10月至1997年底），耀华实业公司没有借过本案涉及的耀华国际公司、长城移动公司、耀华食品公司的三笔借款，耀华实业公司的账目上也没有三笔借款的记载。再审期间，耀华集团提交其自行委托的鉴定报告，结论为：收款收据中的字迹与提供样本包信群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014年6月23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城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耀华食品公司等三家公司与新城市广场之间的债权债务状况，也无法证实于天荣让证人包信群制作的收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情况，上述收据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公诉机关指控于天荣犯妨害作证罪的证据不充分，不予认定。后检察机关对于天荣妨害作证罪未予追究提出抗诉。二审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未达到刑事诉讼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于天荣犯妨害作证罪的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是正确的。裁定维持原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生效的（2016）鲁02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国凯公司对新城市广场享有本金3500万元债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国凯公司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是国凯公司起诉是否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三是（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是否损害了国凯公司的民事权益。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国凯公司对新城市广场享有本金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且在执行程序中，经过法院查询，未发现新城市广场有效的可供执行的财产，故终结了该次执行。（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案件涉及的房屋原系新城市广场的财产，在新城市广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该案件的处理结果，即同国凯公司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权益的，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提起撤销之诉。即，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以裁判文书生效为前提。裁判文书的生效之日，才是其对各方当事人及第三人权益产生实质法律影响之日。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国凯公司主张的“权益受到损害之日”，应该从（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该案对新城市广场公告送达，公告时间是2017年6月11日，公告发出之日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5日上诉。故该判决于2017年8月生效。2018年1月国凯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诉讼材料，系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故其未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耀华集团据以主张债权的37份收据虽有部分瑕疵，但在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耀华集团也提交了部分银行对账单予以佐证。该案中，法院亦到银行进行了查询，但进账单因银行保存期限等原因已被销毁，该过错并不在耀华集团。且北京中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亦对相关债权债务进行了核实确认，虽然国凯公司对《审计报告》不予认可，但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对《审计报告》的效力应当予以认定。考虑到本案距离双方债权债务发生时已20余年，在无充分证据推翻收据、进账单及《审计报告》等原始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虽然于天荣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虚增了1200万元的债权，包信群在调查笔录中称公司账上没有该4139万元的债务，但生效的刑事判决对涉案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并未否定，亦未认定于天荣构成妨害作证罪，而张育新的证言与涉案债务无关，故上述证据亦不能证实本案债权债务虚假。在此基础上，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达成《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亦符合法律规定，（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且侵害了国凯公司的民事权益，国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7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庭审调查后，国凯公司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调取37笔交易的银行进账单，每份进账单所对应的合同、发票等交易文件，每份外汇进账单所对应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的批准文件、收款单位向银行及外汇主管机关申请结汇文件。本院审查认为，一是在（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耀华集团提交了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予以佐证，经查证部分属实；二是在该案中，法院已到7家银行进行了查询，银行回复，原始凭证均已过保存期限被销毁。因此，国凯公司提交的申请已无调查取证的基础条件，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判决内容是否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2003）青民一初字第60号、（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以及本案中，耀华集团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以房产折价抵债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审计报告》、37张银行进账单复印件等证据用于证实耀华集团与新城市广场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该事实的存在。虽然存在37张进账单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无法查证以及于天荣曾因涉嫌犯妨害作证罪被公诉的情形，但是最终均未形成确定性的证据直接证明债务虚假。国凯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对于耀华集团、新城市广场以及长城移动、耀华国际等公司之间关联关系的质疑，证明力亦不能达到使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真伪不明的程度。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2）青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且侵害了国凯公司的民事权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750元，由济南国凯商贸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海娜审判员  陈东强审判员  马 丽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董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