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28行终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双版纳佛顺缘珠宝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田锦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高，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旭，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景洪市税务局（2018年7月20日机构改革，原云南省景洪市国家税务局、景洪市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景洪市税务局）。法定代表人张劲松，局长。出庭负责人王星，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奇薇，云南法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景洪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王波，局长。出庭负责人李金海，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勋，系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原审被告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杨健，局长。出庭负责人姜永昆，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云南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双版纳佛顺缘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顺缘珠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景洪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景洪市税务局）、原审被告景洪市公安局、原审被告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景洪市市场监管局）其他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8)云28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佛顺缘珠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锦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高、赵晓旭，被上诉人景洪市税务局出庭负责人王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奇薇，原审被告景洪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李金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勋，景洪市监管局出庭负责人姜永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佛顺缘珠宝公司系2012年9月3日依法登记注册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9月11日景洪市税务局与景洪市公安局、景洪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执法，对本地区旅游行业进行专项整治，共同到佛顺缘珠宝公司检查。在具体检查过程中景洪市税务局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人员相关证件后向佛顺缘珠宝公司的在场人员和相关财务人员送达了《税务检查通知书》、《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调取了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佛顺缘珠宝公司的总分类帐一本、现金日记帐一本、明细分类帐一本、三栏分类帐一本、销售清单46箱，上述材料已于2017年12月7日退还佛顺缘珠宝公司；景洪市市场监管局对该公司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对销售单据和现金日记账等相关材料共计5箱予以查封并扣押，并当场开具查封（扣押）决定书（景市监查决［2017]27号）和查封（扣押）物品清单（景市监物清［2017]27号），后经过调查对该公司不予立案，2017年10月10日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景市监解封［2017]27号）。2017年11月22日景洪市公安局以景公（刑）立字（2017）349号立案决定书对该公司予以立案侦查。2017年12月7日，景洪市公安局为了防止证据被隐匿、销毁，与景洪市税务局、景洪市市场监管局对接，对其各自行政扣押后期限届满刚退还的该公司13箱账簿资料予以扣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云南省景洪市国家税务局被撤销后，景洪市税务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有权进行税务征收管理。三行政机关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17）19号）和景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景洪市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景政发（2017）19号），依职权对全市的旅游市场和全市范围内的涉旅企业、经营者及个体进行检查，未违反法律规定，属正常履行职责。佛顺缘珠宝公司要求依法确认三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联合执法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佛顺缘珠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该公司负担。佛顺缘珠宝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举证质证违法。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视频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据，视频资料显示执法人员未携带工作证，佩戴执法记录仪；执法过程也未按照规定进行音像记录。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违法安插人员的行为未予重视；被上诉人调查的是2015-2016年的资料，补缴的项目中却有2014年的费用。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18、19、20条，原审法院未依据规程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错误。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案源审批表、申请审批表等材料可以看出均出自实施违法检查的当天，从时间上看，均存在日期倒签的嫌疑。被上诉人提交的《税务稽查通知书》可以看出文书由案源部门制作，不是由法定部门制作，被上诉人也未按法律规定的税务检查程序进行检查。针对本案联合执法的问题，其一、专项整治安排是西双版纳州内部文件，非法律授权，执法主体违法；其二、执法行为违法，具体如下：1、立案程序违法，本案立案审批表等文件的审批程序可以看出案源部门的负责人决定了所有的程序；执法人员身份不统一，税务检查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多重身份参与执法，存在人员混同；查处税收违法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分工制约，本案严重违法。2、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时若发现有逃税等行为并且有转移和隐匿财产等行为时，可以按照本法的规定采取保全和强制措施，根据规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前提是经局长批准原告有逃避纳税义务并且有转移和隐蔽财产的行为。3、送达程序违法，送达人签字处均缺乏时和分的表述；送达人员是否具有执法资格，直到现在税务局都没有出示执法证书；两份文书的送达时间是2017年9月11日11时45分，均为先送达后调查。4、联合执法行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7年9月11日，三行政机关实施的联合执法行为根据景市监线索移[2017]6号文件，2017年9月1日景洪市公安局在没有违法线索和立案程序的前提下，提前进入上诉人店铺的行为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云2801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二、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执法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景洪市税务局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超越原审判决的范围，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只把本局列为被上诉人，且上诉请求是“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执法行政行为违法”，存在程序错误。2、上诉人的三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处罚适当。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反《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18、19、20条的规定，但上诉人所指控的这些行为都是被上诉人的过程性行为以及内部监督行为，不是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管理行为。4、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联合执法，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各行政机关之间存在联合执法行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被告景洪市公安局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原审请求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上诉理由一直针对税务局的行为，而非原审审理的联合执法行为，应当驳回其上诉。2、稽查规范不是法规，违反规范不代表违法法律，而且景洪市税务局依法举证了自己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3、三行政机关对上诉人的执法均严格遵守了各自的法定职责权限和程序，上诉人未举任何证据证实执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且原审提交的视频显示，三行政机关的执法程序规范，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4、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身份，具有法律授权的行政执法权，执法行为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景洪市市场监管局辩称，根据《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方案》和景洪市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安排，本局依职权对全市范围的旅游市场及涉旅企业、经营户开展检查。后经过调查决定对上诉人不予立案，并在期限内将扣押物返还上诉人。本局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上诉人在二审中对该局的行为也未提出任何意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查，原审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的三行政机关根据《云政发（2017）19号》、《景政发（2017）19号》等相关政府文件，依职权对景洪市的旅游市场和涉旅企业以及上诉人进行检查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正当行为。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视频资料中显示，三行政机关参与检查的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均身穿制服，并向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出示证件后才开始检查工作，检查过程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各司其职，对上诉人进行了询问、拍照、立案侦查、扣押账簿等履职行为，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西双版纳佛顺缘珠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建地审判员  喻 莉审判员  裴 锫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罗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