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1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洪，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运松，男，194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贵州善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210402062。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彭洪因与被上诉人卢运松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洪，被上诉人卢运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本案所涉《转包土地合同书》有彭洪与卢运松的签名捺印，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已明确将合同名称订立为《转包土地合同书》，说明卢运松与彭洪之间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将合同项下土地转包给彭洪，因此，彭洪与卢运松之间形成的是土地转包合同关系，虽然《土地转包合同书》的内容中约定有按产值分成等字眼，但产值分成仅是土地转包费的其中一种支付方式，因我国目前尚无相关法律对土地转包费的支付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且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转包土地合同书》系合同关系。因此，并不能因为彭洪与卢运松之间约定用利益分成支付土地转包费便改变了双方所订立的《土地转包合同书》的性质。2、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彭洪与卢运松庭审中的陈述均能够证实的是卢运松并未参与经营、管理，卢运松所履行的义务仅是将合同项下土地提供给了彭洪种植果树，而彭洪定期向卢运松支付土地转包费用，因此，即便双方所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中对利益分成等内容的约定可能导致对本案合同性质引起争议，但因合同的实际履行符合土地转包合同的性质，因此，也应当将本案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而非合伙协议纠纷。3、庭审中，卢运松否认其代理人将本案认定为租赁合同，且明确表示本案合同系土地转包合同性质，其对合同性质进行的自认再次说明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土地转包合同关系。据上述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既已认定彭洪与卢运松之间订立的《转包土地合同书》属于合伙协议，那么，本案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进行调整而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进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结合本案，彭洪种植的果树附着于上述土地之中，双方并未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因此，本案尚不具备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彭洪与卢运松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卢运松要求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的理由是彭洪违约，而一审法院在卢运松未举证证实彭洪存在任何违约情形的情况下，以卢运松要求解除合同为理由解除了双方之间订立的《转包土地合同书》，可见，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理由与卢运松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一致，因此，原审判决违背了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综上，请求支持彭洪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卢运松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本案所争议土地是卢运松于1986年向盘州市新民镇三官营村二组合法承包。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期限为45年：第二条约定承包人卢运松按时支付承包费用后可以自主经营；第三条约定在维持原有作物的基础上，承包人可以开垦周边荒山及补种茶叶和其他林下作物以及约定四至界限等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卢运松一直按约定支付承包费，并一直由卢运松经营管理。2008年为进一步明确林地、林木四至界限和权属，于同年10月2日新民镇（原新民乡）三官营村通知卢运松到林地现场进行四至勘界，勘界后盘州市（原盘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8月25日向卢运松发放林权证（编号为：新民00052号）。卢运松用于与彭洪合伙投入的土地来源合法。2、卢运松与彭洪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是2004年3月1日签订，卢运松并非将土地转包给彭洪，而是用土地与其合伙，彭洪辩称，卢运松将本案争议的土地转包给他，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如果是转包，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并且应当继续支付土地承包费。而卢运松与彭洪之间签订的合同实质上是合伙。如果是转包，在2008年政府对林地、林木确权确权时，将林权确权给三官营村二组，当时彭洪应当提出异议。3、卢运松与彭洪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关系特征。从合同书约定出资方式、利益分配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可以看出，卢运松与彭洪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实质就是一份合伙协议，彭洪所说的土地转包其实只是卢运松用土地作为一种出资方式。并且该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土地权属归卢运松所有。4、从卢运松与彭洪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书》后，卢运松履行了合伙义务，将土地交付给彭洪栽培，但是彭洪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未培养约定的农产品，而去打工。卢运松一直未分配到任何利润，2018年2月18日，卢运松以书面的《公告示》通知彭洪要求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因彭洪违约，未按约定履行培养义务，致使原告的承包地十多年来没有任何收入，故卢运松请求解除《转包土地合同》，并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其诉请解除合同，理由正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将《转包土地合同》定性为合伙协议准确。二、原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以上事实，卢运松按照约定用其承包的土地作为投入，彭洪提供技术及人工劳动及管理等，但彭洪却不按协议履行，已经构成违约，卢运松也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协议，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没有履行的必要。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的规定，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转包土地协议》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其程序正当，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故彭洪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卢运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彭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3月1日，卢运松与彭洪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书》，在合同中约定有“甲方（转包方卢运松）自愿将承包的陆阴塘部分土地和种植的果树……转包给乙方（承包方彭洪）”；还约定有“乙方在甲方转包给乙方的土地上栽种果树，栽培时，甲方出果苗和部分肥料，乙方负责栽培和后期管理，果树挂果后，产值甲乙双方各占50%”、“果树未成林前种植的作物，如甲方供种子、农家肥、化肥，乙方投工管理，产值甲方六成，乙方四成。若乙方自己投资投劳，产值甲方三成，乙方七成”、“乙方承包土地上的茶叶，春茶由乙方采摘，甲乙双方各占50%，以后夏、秋、冬茶由乙方”，在合同中还另就其他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就合同履行等事宜，双方产生争议，卢运松曾于2018年2月18日以书面《公告示》向彭洪提出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现又就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卢运松主张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能否成立，应否支持。本案中，针对卢运松诉请，法院就应否确认解除涉案《转包土地合同书》，其前提是须准确认定基于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书》，双方之间是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该《转包土地合同书》是何种合同性质。诉讼中，卢运松虽对基于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书》，双方之间是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曾先后多次认识不一，但最终明确为认为是形成了合伙关系；彭洪认为是形成了土地转包合同关系。对此，法院认为，虽《转包土地合同书》名为土地转包，且记载了双方为转包方与承包方，并记载有“甲方（转包方卢运松）自愿将承包的陆阴塘部分土地和种植的果树……转包给乙方（承包方彭洪）”，但就合同约定的主要实质内容，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来看，双方是以卢运松一方提供土地等实物、彭洪一方提供栽培技术、人工劳动等进行共同的果树等作物的种植及收成，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有收益分配方式等。鉴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双方之间基于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转包土地合同书》性质应属合伙协议，据此，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在双方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在合同签订后，就合同履行等事宜，双方产生争议，卢运松曾以书面《公告示》向彭洪提出过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现又就解除《转包土地合同书》诉至法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现卢运松已明确表示己方不再履行《转包土地合同书》合同主要义务，由此，对卢运松诉请解除双方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对彭洪抗辩未经合伙清算，合伙协议不能解除，法院认为，合伙清算并非法定合伙协议解除的前置条件，故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卢运松、彭洪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案件受理费60元，由彭洪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彭洪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盘州市新民镇三官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彭洪的房屋属于因地质灾害政府统一搬迁、规划、建设。被上诉人卢运松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二组：《关于三官营村大寨受地质灾害的农户搬迁占用黄炎地卢运松承办茶场的荒山补偿费协议》，拟证明被上诉人卢运松在2003年已收到政府支付的土地征用补偿款。被上诉人卢运松质证意见：对三性均有异议，因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第三组：《土地转让协议》两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卢运松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非法转卖土地给他人。被上诉人卢运松质证意见：因无原件进行核对，对三性均有异议。第四组：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行初17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拟证明被上诉人卢运松办理的林权证已被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上诉人卢运松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行政诉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卢运松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彭洪二审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卢运松对真实性有异议，故对该两组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卢运松对上诉人彭洪二审提交的第一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两组证据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如何确定；2、被上诉人卢运松主张解除案涉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彭洪主张双方之间是土地转包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是《转包土地合同书》，但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实质是由被上诉人卢运松提供土地等实物，上诉人彭洪提供栽培技术、人工劳动等，双方共同栽种果树等作物并进行收益分配。如被上诉人卢运松不投资投劳，则其占作物产值的三成；如被上诉人卢运松提供种子、化肥等，则其占作物产值的六成；在栽种果树的过程中，如被上诉人卢运松提供果树苗和部分肥料，则其在果树挂果后占产值的一半。被上诉人卢运松既可选择不投资投劳，也可选择除提供土地外再提供果树苗和化肥等实物，只是分配收益的方式不一样。案涉合同约定内容更为符合个人合伙的构成要件，故上诉人彭洪所提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卢运松以上诉人彭洪未履行合同义务，未进行利润分配为由，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案涉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故应审查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和是否具有法定解除的情形。首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乙方（彭洪）违约（对果园不进行管理、看守等），甲方（卢运松）不负任何费用给乙方而甲方收回该果园”，对于上诉人彭洪是否存在有不管理不看守果园的行为，应由主张违约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卢运松向人民法院提交了《黄炎地茶场的承包合同》、林权证、《转包土地合同书》、现场照片两张、通知、《公告示》，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彭洪存在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故被上诉人卢运松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其次，被上诉人卢运松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其可行使法定解除权。应当注意到，该条款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当事人作为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卢运松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彭洪具有上述情形，其行使法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卢运松曾向上诉人彭洪提出过解除合同，现被上诉人卢运松又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履行合同，即可解除合同，系错误理解法律。综上，因被上诉人卢运松举证不能，其主张解除案涉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洪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卢运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合计120元，由被上诉人卢运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波审判员  杨梅审判员  张丽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法官助理杨龙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