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陕0523行初9号     原告：大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址，大荔县。   法定代表人：穆卫国，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系该局后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贤，系陕西同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址，大荔县。   法定代表人：李民，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虎，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锋，系陕西高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郭勇，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荔县，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张某甲（已殁）的丈夫。   第三人：张郭琛珂，男，199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荔县XX镇XX巷，系张某甲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锋，系陕西高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诉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第三人郭勇、张郭琛珂不服工伤认定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2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峰、周新贤、被告委托代理人秦虎、李文锋、第三人郭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民因公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编号18070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单位员工张某甲为工伤。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180700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一、程序违法。被告在认定过程中未给原告送达申请书，未组织听证，未进行调查取证，不让原告参与。二、被告认定事实错误。被告认定是张某甲取面时因突然窜出一只猫导致惊扰后摔倒成伤，未考虑张某甲自身的病情，其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180700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被告辩称，一、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180700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年9月25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8年11月15日向大荔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5月14日向大荔法院提起诉讼。二、被告作出的180700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被告认定张某甲于2017年12月13日9时左右，驾驶电动车去面店取面食时，行驶至大荔县XX街道XX社区XX巷时，突然窜出一只猫，导致张某甲受惊摔倒在地，后送往大荔县医院诊治，2018年2月1日诊断为：脑出血、胸腔积液、肺部感染。第三人也提交了一系列证明，且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核实调查。被告给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要求在十日内举证，但原告一直未履行举证义务。所以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作出认定，认定张某甲为工伤。   第三人与被告答辩意见基本一致。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作为依据：一、荔发复答字（2018）7号提出答复通知书，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二、被告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人郭勇申请工伤时所提交的材料），证明被告认定工伤有依据，属于正确认定。其证据包括（1，张某甲2017年5、7、9、10、11、12月份工资表；2，大荔县医院诊断证明书及病例；3，证人证言（曹淑会、张同洲、王亮、张某乙、齐刚虎）；4，云棋社区证明。）三、程序证据，证明被告认定工伤程序合法。其证据包括（1，2018年7月23日收到第三人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据材料。2，2018年7月23日和2018年8月6日分别向张某甲丈夫郭勇（第三人）和原告送达受理决定书。3，2018年8月6日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告知举证要求和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4，2018年9月7日对张某甲丈夫郭勇提供的证据进行核查并对事故进行调查。5，对张某甲丈夫郭勇（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核实。6，2018年9月20日作出编号180700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7，2018年9月25日将该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第三人及原告（李冰签收）。8，渭南市政府下发的渭政发（2018）21号关于《渭南市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第24条规定。）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并当庭提交了劳动部办公厅发的劳办发（1994）177号《关于在工作时间发病不作工伤处理的复函》。   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荔县医院的门诊病例；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3，张某甲的户口注销证明。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第三人郭勇（张某甲的丈夫）的申请，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编号为1807003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该工伤决定书载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张某甲系大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告）机关灶大师傅。2017年12月13日9时左右，张某甲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由大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大荔县东新街大荔县XX店取面食，行驶至大荔县XX街道XX社区XX巷时，突然窜出一只猫跑到张某甲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前，张某甲受到惊扰摔倒在地上，致其受伤情况属实。 张某甲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应为第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又查明，各方对2017年12月13日原告单位所在区域停电没有争议，且对同一天张某甲因故住院治疗的事实没有争议，只是对张某甲是否系因公外出受伤、原告起诉是否超期限有争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系被告2018年9月20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1807003）。因此，被告作出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是本院审查的核心。   一个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首先应当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等基本要求。这里所说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指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清楚、明确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案原告主要以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起诉讼。那么，被告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张某甲作为原告机关食堂的大师傅，有时为做饭外出取面食也是其工作的合理组成部分，如其确因做饭需要外出取面应当属于“因公外出”的情形。但是，根据本院当庭查明的事实，事发当天即2017年12月13日，原告单位所在区域停电，对于是否需要做午饭，是否需要取面，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的说法不一。原告说：“停电后就不做饭了，就让她（张某甲）回去了。”“我单位是送面，不用取面”。被告说：“（从当事人各方意见），都能看出，事故（发生）时间恰好是早饭和午饭之间，与原告所说的停电让张某甲回家并不矛盾。”第三人问原告“当天中午是蒸兹卷，原告是否同意”（对此，原告未回答）。根据上述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说法，结合本案被告认定的张某甲发生事故的地点大荔县XX街道XX社区XX巷（张某甲家附近），可以认定，2017年12月13日原告单位所在区域停电，张某甲回家了，并不是直接到大荔县东新街大荔县XX店去取面食。因此，被告认定的“张某甲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由大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大荔县东新街大荔县XX店取面食”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   其次，停电后，张某甲离开单位回家，XX街XX店取面，但不排除张某甲为做午饭需要从家里到东新街XX店去取面的可能性。当然，该事实同样需要被告调查核实清楚，同样需要相关证据的充分证明。但被告对此情节并未完全核实清楚，其主要证据不足。理由是：   第一、没有证据证明张某甲曾向哪个人表达过她要到爱心面店取面食的意思。从被告核实的有关证人证言也证明不了这一重要事实。因为出事前因单位停电张某甲已经回到家中，事发当时其丈夫也并不在家（在广场），家中也无其他人，张某甲倒地后神志尚清楚，曾与救助她的人也说过话，但这些人均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即张某甲曾向在场人表达过当时为单位取面的意思）。当然，这同样不能排除事前张某甲给单位有关同志或者其丈夫（或其他家人）说过她要去XX店取面的话。但是，从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看，被告对此并未查证核实，仅是其丈夫郭勇在事发后五个月后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被告在其《工伤认定申请表》的“受伤经过简述”栏里记载了这一表述，即“张某甲骑摩托车是到东新街XX店去取面”说法，是其丈夫郭勇向被告表达的。被告的卷宗材料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在其受理工伤申请时或之后，被告就此问题询问过申请人郭勇或其他人。也就是说，仅有申请人郭勇一人的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得出张某甲骑摩托车是到东新街XX店去取面的事实结论。   第二、虽没有证据证明当事者张某甲本人向他人流露过其要外出取面的意思表示，那么，能否根据张某甲骑摩托车从家外出的事实就推定出张某甲就是为单位取面的事实呢？为此，被告根据第三人（申请人郭勇）提供的线索向大荔县东新街大荔县XX店的齐某某、张某乙夫妇进行了核实。但从被告对齐某某、张某乙夫妇所作的调查核实笔录中仍得不出，张某甲在出事当天要去齐某某、张某乙夫妇的XX店取面的事实。齐某某和张某乙虽证明了张某甲作为原告单位的做饭的，也经常（每周三到周四）会在他们店里拿面（各种面条），且最后一次拿面的时间是2017年12月8日等事实。但没有证明张某甲在出事当天外出曾来过自己鲜面店取过面，也没有证明在此前一两天张某甲或者原告单位其他人，当面或者打电话告知张某甲当天即2017年12月13日要来取面的事实。尽管齐某某说，（在最后一次拿面后即12月8日以后），有人曾给他妻子打电话要定十斤面，但具体是哪一日，谁打的电话，是否是张某甲或者原告单位的人，齐某某夫妇并没有说明，被告也没有进一步核查。更何况，齐某某说“光说定十斤面，也没有说自己取还是我们去送。”因此，齐某某夫妇的证言无法印证也推定不出，张某甲骑摩托车从家外出就是为单位取面的事实。   本院之所以强调上述问题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认定张某甲的外出是否属于因工作需要的主要事实。也是被告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时所适用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应为第五项）应当具备的基本事实，以及进一步认定工伤职工因公外出受到事故伤害的前提条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均有明确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也规定：《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工外出期间”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外出是否属于用人单位指派的因工作外出，遭受的事故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   因此，查明申请工伤职工外出，是否属于受单位派遣或者因工作需要，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工伤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告未将此关键事实调查核实清楚，便作出“张某甲因公外出”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既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认定张某甲外出是因工作需要，那么，其在外受伤或发病住院，就失去评判之前提和基础。本院对此不予评判。   另外，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原告认为属于复议机关涉及机构改革迟迟不予答复造成的。本院认为，原告向复议机构（县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审查期间，正是县级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的期间。复议机关和原告单位均属于此次县级机关机构改革的重点单位，涉及单位隶属变更、单位重要领导岗位调整和人事变动等事务，该客观事实原告无法左右。故导致本案原告起诉期限被耽误并非原告自身原因造成，依法不应认定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9月20日作出的，编号为1807003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由被告大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照法律规定对张某甲是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全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岳志强                       审判员    王亚维                       人民陪审员    岳    嵘                             二O一九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杨  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