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23民初1838号 原告：杨学兰，女，196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铂志，男，195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系杨学兰之夫。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民委员会，住所邻水县鼎屏镇宏帆凤凰小区5栋底楼。 负责人：秦华英，系该村民委员会文书，负责村委会全面工作。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城，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伟，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学兰与被告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民委员会（下称城南文星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学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铂志、被告城南文星村的负责人秦华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城、余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学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杨学兰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应分得人均承包地征用补偿款0.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学兰所执1984年6月邻水县政府、城南乡（现为镇）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有效证件。1998年二轮延包，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一轮承包15年加延长30年等于45年，从1984年到1998年第二轮延包刚好14年，从1984年开始算至2018年止才34年。杨学兰及其子女3人的《土地使用证》的责任承包地、自留地、林木、荒山、荒地在承包期内，应该有效。 2018年2月邻水县征地拆房后，原告依据邻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1982年1月2日颁发的《邻水县人民政府林权证》《居民户口薄》等“两证一薄”找城南镇政府，被告知不能证实原户口在文星村2组（原13组）。2019年4月22日，邻水县城南镇社事站复印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称“1999年至2006年3月28日全县第二轮土地确权时，文星村委会和该村民小组鉴于您全家户口农转非已经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且您和妻子杨学兰都未回到文星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弃耕导致田土撂荒，未缴纳过农业税和提留款等国家税费款项，则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和土地确权相关规定，将您家土地调整确权给了其他村民予以耕种经营。因此，在第二轮土地确权后，您家在文星村不再有土地。”原告认为，城南镇政府和发包方文星村委会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四川省实施办法》的规定，发包方工作马虎，不通知承包方，无视“第二轮土地延包政策文件”，违背法律政策规定搞“一刀切”，剥夺了原告及其子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导致承包方即原告及子女三人土地被征用补偿款分配份额资格丧失，造成原告及子女经济损失近5万元。 杨学兰及其子女3人的户口是怎么一回事呢？1984年下半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告以当时在政府某部门工作的家属子女（农村户口）以“自理口粮户”（未经公安部门同意批准的户口不能算着居民户口）登记在政府集体居民户口薄上，但不享受国家居民平价商品粮油供应待遇。当时也没有开或拿户口迁移，杨学兰及其子女3人户口均在，所以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县、乡、村、社发给户主杨学兰及其子女3人的《土地使用证》、《邻水县人民政府林权证》，承包期15年。1984年8月4日、8月30日，当时《四川日报》“来信”和“回音壁”栏目中先后两次提到“农村妇女和农民杨学兰”，杨学兰的农村户口从1984年下半年到1994下半年再至2003年10月9日从邻水县1号（即县政府编号）迁来邻水县鼎屏镇万兴大道19号3单元604号止，才由公安部门分配“农转非”名额指标到单位，杨学兰的农村户口（自理口粮户）才正式“农转非”后成为小城镇落户居民。杨学兰的户口从女儿《邻水县小学生学籍卡片》《四川省邻水县中学生学籍卡片》记载的相关内容可以印证。从1985年至2003年10月9日杨学兰的户口在由“自理口粮户”到“农转非”成为“非农户”止的18年来本在城南文星村13社（现2组）的户口断档期，原告认为完全是镇、村、社工作不扎实、马虎造成。事实是：2003年10月9日“农转非”前即杨学兰1985年进城务工经商带小孩读书以来，其承包地自留地等全权委托其哥吴某3自种自收，杨学兰只栽种稻谷，其农业税、提留款都由杨学兰给予吴某3代缴，直到国家税费改革并倒补青苗费用时，其青苗款均由吴某3领取。1999年-2006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如果原告当时获讯，怎不带证件去确权呢？如果不是2018年拆迁占地，原告及其子女还不知在城南文星13社的承包地、住宅房屋啥都没有了，更不知多年前原告及其子女成了“无户口的黑人口”。2018年城南文星村2组（原13社）占地拆迁补偿款（地坝款）县上拨下来后，组上以承包后的实际人数分配，2018年10月7日组上分给原告及子女3人1112元（按370.66元／人计）地坝款可证实原告及子女3人在土地承包、延包后其村组群众还是以当时承包时实际情况分发的。到目前为止，文星村2组村民人均分得部分土地征收补偿款0.5万元左右，原告及子女3人分文没得。综上所述，根据原告及子女3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林权证》及“农转非”后成为小城镇居民的《居民户口薄》，结合当时客观实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四川省实施办法》及第二轮土地延包政策文件规定，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城南文星村辩称，一、原告应当对其诉求一进行明确。二、原告为支撑其诉求所阐述的事实和理由不予认可。客观事实是：杨学兰在1985年已将户口迁出文星二组，并成为非农业人口，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被收回，土地也另行发包。三、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中援引的《土地承包法》施行时间是2003年3月1日，《四川省实施办法》施行时间是2008年3月1日，在文星村二组收回杨学兰土地时均未施行，即便根据该二部法律法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依然是应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四、原告诉状中一直诉称其不知晓土地确权等事宜，恰好说明杨学兰并未实际耕种土地，早已搬离文星二组的事实。五、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学兰原系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现邻水县城南镇文星村二组）社员。1982年1月6日，邻水县人民政府向杨学兰颁发了《1982》第№0039297号林权证，原告取得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松林坡0.08亩林权。根据中共中央（1984）1号和3号文件精神，邻水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6月向杨学兰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原告承包了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部分耕地，该《土地使用证》载明：户主姓名杨学兰，家庭实有人口3人，划自留地人口2人，承包耕地人口3人，承包耕地、责任山登记坐落地名为13邦承包田1块0.60亩、石坝脚秧田2块0.3亩、石厂塆承包田0.050亩、刘家邦承包田0.027亩，承包田合计0.977亩，以及红苕种土等6块承包地合计0.465亩，大坟坝等3块自留地合计0.16亩，以及松林坡竹林地1块面积0.05亩。同时，该《土地使用证》载明：一、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准买卖、出租，不准转着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二、自留地长期不变，经营成果归自己。三、自留山的山权属集体，所种的树、竹、草、花、果归自己，处理自主；经营成果可以继承，允许折价转让。四、承包耕地的使用年限从1984年起，二十年不变。五、承包责任山面积不限，承包期50年不变，经营成果允许继承，允许转让。 1985年12月，杨学兰及儿女吴成会（又名吴承会、吴承慧）、吴成恒（又名吴承恒）3人户口从原住址四川省邻水县（迁移证载明迁移原因：自理口粮准迁）落户，其家原有承包田土交由吴某3耕种后，也未再缴纳农业税、提留款等相关税费。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时任文星村13队队长吴某3召集社员大会，将杨学兰家的承包田土收回并通过当场举手表决方式按轮子（顺序）发包给同队农户荆某、廖某1、吴某2、吴文成耕种至今。 近年来，因邻水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南镇文星村部分土地进行征地拆迁。2018年10月24日，邻水县城南镇人民政府根据邻水县群众工作局交办的吴铂志（杨学兰之夫）于2018年9月5日反映“其家属杨学兰及子女三人位于的自留地拆迁时，未给予赔偿。其出示了土地使用证，且户口本写明为2003年才迁出，要求赔偿自留地的拆迁款”问题的信访事项及诉求，安排镇党委副书记蒲鹏程组成专班调查核实，并作出南府处理［2018］60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将情况答复吴铂志如下：经查，你和家属杨学兰及子女三人户口不在，1998年你已经将户口迁至邻水县府1号大户中，2003年10月你们将户口再次迁出至华蓥机械厂。1998年之前你及妻子杨学兰就没有耕种经营土地，是由其哥吴某3代为耕种，你及妻子只是回去收粮食；1998年至2003年期间，其哥吴某3也不愿意帮你们继续耕种经营土地，致使你家土地撂荒，并且也未缴纳过农业税和提留款等国家税费款项。1999年至2006年3月28日全县第二轮土地确权时文星村委会和该村民小组鉴于你全家户口农转非已经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且你和妻子都未回到文星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弃耕导致田土撂荒，未缴纳过农业税和提留款等国家税费款项，则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和土地确权相关政策规定，将你家土地调整确权给了其他村民予以耕种经营。因此，在第二轮土地确权后，你家在文星村不再有土地。目前，因邻水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南镇文星村部分土地进行征地拆迁，根据《邻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邻水县征地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邻府发［2013］34号）文件和该村民小组《征地分配实施方案》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享受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吴铂志不服邻水县城南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南府处理［2018］60号）,向邻水县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查，邻水县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邻府信复［2019］16号）后，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诉讼中，原告认可2003年“农转非”至今未再耕种其承包土地。另原告举示的相关证据显示：1984年5月9日，杨学兰在邻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84）字第2017号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载明：姓名杨学兰，资金数额伍佰元，生产经营方式零售，生产经营范围主营食品、兼营百货，营业地点城区。原告杨学兰之女吴承恒（又名吴成恒）的邻水县小学生学籍卡片记载：户籍自理口粮，家庭住址县政府。四川省邻水县中学生学籍卡片记载：吴成恒家庭住址四川省邻水县，父亲吴伯志工作单位为县监察局，母亲杨学兰工作单位华蓥机械厂。吴成恒是否农业人口栏填写“是或否”有涂改痕迹。原告举示的户口薄记载：杨学兰户籍类别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出生日期1961年12月31日，服务处所华蓥机械厂，职业车工，2003年10月9日从四川省邻水县1号迁至四川省邻水县。被告提供的邻水县城南财政所出具的城南镇文星村二组的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农业税征收花名册及城南镇文星村二组2004年、2005年、2006年粮食直补兑现花名册，以及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花名册中，均无原告杨学兰的记载。 另查，2018年10月17日，城南文星村二组组长吴仰林召集该组户主30人开会，会议根据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花名册，就文星二组征地（共三批次）的土地费、非耕地费、青苗费、果园费等的分配形成一致方案：一、土地补偿费、非耕地补偿费按照派出所拿出户口210人进行平均分配，今后征地上了户口的要拿出来分配。二、青苗费以丈量土地为标准，谁的土地谁归，多的土地的青苗费由全队户口人员平均分配，少的土地的青苗费由所占土地平均分配。三、果园费由有土地果园的进行分配。四、鱼塘补偿费由全队户口人员平均分配。五、今后征地都照此分配方案分配。原告从吴承志处领到杨学兰及子女3人因征地拆迁占用地坝款共计1112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1982》第№0039297号林权证，《土地使用证》，杨学兰的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南府处理［2018］60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邻府信复［2019］16号），学籍卡片，吴承志、荆某出具的情况证实说明；被告提交的迁移证，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居民花名册，文星村2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会议记录，被告代理人调查证人廖某1、廖某2、黎某、廖某3、吴某1、荆某、吴某2、吴某3笔录，吴仰林等人出具的证明，城南镇文星村二组部分年限农业税征收花名册及粮食直补兑现花名册，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在卷印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原告杨学兰并非基于其作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是其作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发生的争议，而是原告杨学兰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证》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张享有该《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请求分配相应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生的纠纷，即系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或经济组织在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上依照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农业经营活动的权利。原告杨学兰及二子女吴成会、吴成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系原邻水县城南公社文星大队13队村民，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系通过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即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且系双务合同、有偿合同。原告对第一轮承包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需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性质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实际上是村民身份的反映，对村民身份的认可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前提条件。对大部分村民而言，其村民身份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是取得村民身份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基本条件，同时户口也是影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或村民身份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是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1985年12月，原告及二子女吴成会、吴成恒户口由原住址四川省邻水县文星13组迁至邻水城南镇（自理口粮准迁）落户，后转为“城镇非农户”，原告及其二子女现已不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此有邻水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征地拆迁期间出具的居民花名册予以印证。其次，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将所承包的土地交由吴某3代为耕种，进城经商，放弃耕种，后经发包方召开社员大会决定将其承包的土地重新发包给同一经济组织的荆某、廖某1、吴某2、吴文成等人耕种。自此，原告对其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未再实际耕种，也未承担因承包土地产生的相关税费（如农业税、提留款等），根据当时的土地承包政策及通行做法，原告与发包方的原有土地承包关系自该承包土地重新发包时事实上已自行终止。诉讼中，原告主张“2003年10月9日“农转非”前即杨学兰1985年进城务工经商带小孩读书以来，其承包地…农业税、提留款都由杨学兰给予吴某3代缴，直到国家税费改革并倒补青苗费用时，其青苗款均由吴某3领取。”对此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其主张与吴某3的证言不吻合，也不能与邻水县城南镇财政所出具的相关花名册相印证，故对原告的此主张本院不予确认。第三，诉讼中，原告虽举示了分得征地拆迁地坝补偿款的相关证明，但地坝补偿款的取得并非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原告及二子女1985年12月从原城南文星13组迁移至城镇落户，后转为城镇非农户，其原有承包土地未再实际耕种，且已经发包方收回重新发包他人耕种多年，现原告并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原告依据1984年4月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主张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除外。”根据上述《解释》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财产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也是成员自益权的体现。本案如前所述，原告及其二子女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因发包方另行发包归于终止，且现已不具备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请求分配征地补偿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杨学兰请求对第一轮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并主张分配征地补偿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学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学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兵 人民陪审员  龚小会 人民陪审员  张泽鑫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包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