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1921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王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春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艳，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裘新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夏君，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好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园和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程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夏君，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鑫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颉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29日、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7月24日依法追加上海好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牛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春龙、周晓艳，被告颉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夏君，第三人好牛公司法定代表人程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夏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同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购车款225,632元；2、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同鑫公司垫付的车辆购置税123,247.88元、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96,194.69元、车辆检测费10,000元、车辆上牌服务费10,000元、新车加油费400元、牌照费950元，共240,792.57元；3、要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至起诉之日共39,723元(466,424元×0.056×1.5倍÷360天×365天)；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牵引车8辆，每辆单价20.6万元，挂车6辆，每辆单价7.8万元，合计2,116,000元。牵引车于2017年3月15日交货，挂车于3月25日交货，被告付购车定金22万元后，合同生效。2017年3月13日，被告支付了定金22万元，其中牵引车每辆2万元、挂车每辆1万元。同时，根据被告要求将牵引车单价变更为233,000元，挂车单价变更为85,000元，合计2,374,000元，以原告的发票金额为准，并且将其中4辆牵引车的发票抬头写第三人好牛公司。被告通过仲俐租赁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支付原告购车款281,852元，4月24日、5月10日各支付243,238元，5月26日、6月1日各支付28,210元，2018年2月1日支付32,620元；被告于2017年5月23日支付原告100,000元；2017年7月20日，被告通过科誉高融资租赁公司支付原告119,000元。以上扣除4辆好牛公司牵引车定金8万元，被告共计支付原告购车款1,216,368元，根据合同原告所购4辆牵引车和6辆挂车的总金额为1,442,000元，被告尚欠原告购车款225,632元。另，鉴于原被告双方之前的合作信任，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车辆购置税、保险、检测费、上牌服务费等相关费用，并已将全部车辆交付被告。但被告一直拖欠支付购车尾款和垫付的费用，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因双方协商不成，遂提起诉讼。被告颉翔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牵引车8辆，每辆单价20.6万元，挂车6辆，每辆单价7.8万元。后经双方协商，合同中的4辆牵引车由第三人好牛公司购买，被告实际购买牵引车4辆、挂车6辆，总价为1,292,000元。原告代理人诸葛春龙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均系第三人好牛公司股东，双方均知晓该事实。被告于2017年3月13日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定金22万元，其余购车款本应由贷款公司支付，但原告声称其资金紧张，贷款未必能贷足等理由希望被告可以再支付部分购车款，并保证若被告多付，可用于支付车辆购置税和保险等费用，多退少补。鉴于双方合作关系尚可，被告于2017年4月5日支付了购车款4万元，5月23日支付了购车款10万元。之后，系争车辆的贷款陆续拨付，经核算，被告实际支付原告购车款1,336,368元，多付了44,368元。原告主张以发票的金额计算车价，与合同不符，发票金额仅作为贷款需要，真实价格应该以合同为准。另，车辆购置税和保险等费用均系被告自行支付，发票原件和保单均在被告处。原告无证据证明该些费用系其支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同意，并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返还多付的购车款44,368元。原告针对被告提出的反诉辩称，22万元购车定金中8万元是被告为第三人好牛公司支付的4辆牵引车的定金，另2017年4月5日支付的4万元，亦是为第三人支付的4辆挂车的定金，不属于购车款，应予扣除，故不存在被告多付原告购车款，要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第三人好牛公司述称，向原告所购的4辆牵引车和4辆挂车系第三人自行购买，并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购车款亦由第三人支付给原告，同意被告的意见。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牵引车8辆，每辆单价20.6万元，挂车6辆，每辆单价7.8万元，合计2,116,000元。牵引车拟定2017年3月15日交货，挂车拟定3月25日交货；被告付购车定金22万元，提车前一次性付清车款。2017年3月13日，被告支付原告定金22万元，其中牵引车每辆2万元、挂车每辆1万元。后经双方协商，将其中4辆牵引车直接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购车发票抬头亦开具为第三人。被告通过仲俐租赁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支付原告购车款281,852元，4月24日、5月10日各支付243,238元，5月26日、6月1日各支付28,210元，2018年2月1日支付32,620元；被告于2017年4月5日支付原告4万元、5月23日支付10万元；2017年7月20日，被告通过科誉高融资租赁公司支付原告购车款119,000元，以上共计1,336,368元。原告已将车辆全部交付被告，因双方就车款及垫付的费用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同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春龙与被告颉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第三人好牛公司的股东，诸葛春龙亦是同鑫公司的股东。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汽车买卖合同》，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融资租赁合同、国家企业公示系统信息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为被告垫付了车辆购置税123,247.88元，向本院提交了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是为本案所涉车辆缴纳的购置税，而购置税的发票均在被告处，是被告自行缴纳的，并向本院提交了发票、银行付款回单。原告质证认为，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而银行付款回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金额无法对应。根据上述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证如下：从银行卡消费交易的时间、金额以及商户名反映，均可与被告持有的购置税发票上的时间、金额相对应，然被告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显示用途为工资、差旅费，无法证明是用于缴纳购置税，故对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为证明其为被告垫付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96,194.69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7年3月13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裘新海转账9,963.50元，备注“2台新车交强险费用”；2017年3月30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裘新海转账43,695.06元，备注“2台新车商业险保费”；2017年4月7日向袁某某转账4,931.58元，备注“车辆交强险”；2017年4月20日向袁某某转账21,153.81元；2017年4月24日向袁某某转账16,450.74元，备注“商业险”；2、4辆牵引车的交强险保单，商业保险单信息，交强险、商业险付费通知单和发票，证明原告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生成保单并出具发票；3、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川宏路营销服务部的工商信息，证明公司负责人是袁某某，原告转账给袁某某的钱是用于购买新车的保险。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两笔转给裘新海的已支付给原告，对转给袁某某个人的不认可，如果是原告代付保险费应付给保险公司账户，而不是付给个人。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袁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被告在其保险公司投保了4辆牵引车，2辆是被告将保费打到保险公司账户，另外2辆保费是诸葛春龙打到其个人账户，由其代缴给保险公司，总共三笔：2017年4月7日交强险4,931.58元，2017年4月20日交强险和商业险21,153.81元，2017年4月24日商业险16,450.74元。被告质证认为，证人代表保险公司出庭应有公司授权，不应该以个人身份出庭。原告为证明其为被告垫付了车辆检测费1万元，向本院提交了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8年8月6日。被告质证认为无法证明系本案所涉车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所涉车辆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于法不悖，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根据合同约定牵引车单价为20.6万元/辆，挂车单价为7.8万元/辆，原告诉请主张以发票金额牵引车单价为23.3万元/辆，挂车单价为8.5万元/辆，被告则抗辩发票金额是为贷款需要，正常情况下购买方不会自行提高单价，故车辆的实际价格应以合同确定的价格为准。因原告未能就发票价格高于合同价格作出合理解释，而从被告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贷款付款的情况来看，被告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本院可予采信。被告实际购买数量为4辆牵引车、6辆挂车，购车款总金额应为1,292,000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共支付原告1,336,368元，原告认为其中8万元系被告为第三人好牛公司支付的4辆牵引车的定金，另2017年4月5日的4万元亦系被告为第三人好牛公司支付4辆挂车的定金，该两笔款项应予扣除。被告则认为该些车辆系第三人自行购买，原告也是知晓同意的，购车款亦由第三人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应与第三人直接结算，不能混在一起。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故被告支付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因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将4辆牵引车的购买方变更为第三人好牛公司，后第三人又向原告购买了4辆挂车，并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购车款，被告与第三人系独立法人，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应另行结算，不能将两者混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购车款中扣除12万元定金的意见，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为被告垫付了车辆购置税123,247.88元，其提供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而被告抗辩系其自行缴纳，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垫付的车辆购置税123,247.88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为被告垫付了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96,194.69元，从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及保险缴费记录，可以证明原告为被告所有的4辆车垫付了保险费的事实，而被告辩称已将保险费支付给原告，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垫付的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96,194.69元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要求支付车辆检测费、车辆上牌服务费、加油费、牌照费，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难以支持。综上，被告向原告购买车辆总价款为1,292,000元，已支付1,336,368元，尚余44,368元，可在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费用中予以抵扣。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对购车款及相应费用一直未能进行结算，具体金额尚不能确定，故对此诉请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亦难支持。被告反诉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44,36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车辆购置税78,879.88元；二、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96,194.69元；三、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8,86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761元，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100元；反诉受理费909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颉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蔚明审 判 员  姜玉芳人民陪审员  朱建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汪丹妮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