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84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淑英，女，196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承明，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沈阳市皇姑区郭承明法律咨询事务所推荐诉讼代理人，住沈阳市于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和平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法定代表人：张明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隋晓庆，沈阳市于洪区洪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高淑英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和平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联合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法院退还我方，判令由被上诉人交纳。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就认定事实而言。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协议》第四条约定上诉人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20万元，这一约定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该笔租金客观上的理由。被上诉人辩称该笔款项是马国玉个人用现金换支票，并未给出合理解释说明，上诉人主张系马国玉代上诉人支付的租金有理有据。付款时间2001年8月8日是在2000年8月8日签订《租赁协议》之后，当时因主客观原因租金实际交付时间略为延迟，不过此前在2001年3月30日确已先期交付8万元承包土地农业税款。因此，该笔款项的交付完全合乎租赁关系项下事态发展的客观逻辑进程。上诉人持有专用收款收据第三联，付款单位（交款人）填写“马国玉”后有“（代）”字，意在标注系马国玉作为上诉人经办人代为办理交款事宜。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租赁协议》，鉴于协议约定所付租金数额为20万元，十八年来上诉人始终持有专用收款收据原件，马国玉本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仅凭被上诉人空口无凭所谓用现金换支票的说法，不能否定此笔款项是上诉人交付的租金。对于专用收款收据收款事由载明“往来”字样，没有进一步明确具体内容，上诉人认为，一则收款当时被上诉人财务人员如何开具票证上诉人无权干涉，且这种写法无关大碍，上诉人不应该干涉；二则从字面含义看，并结合社会生活的习惯性做法，“往来”包含有收到租金的意思。被上诉人提交的记账凭证的会计科目载明款项分别是“银行存款”和“应收账款”，但摘要载明是“市场往来”，因此收款收据载明“往来”属同样的做法，凭收款收据载明“往来”，不能否认该笔款项系上诉人交付的租金。被上诉人认可专用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却辩称系马国玉以现金换支票的款项，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向马国玉支付支票的证据证明其说法，被上诉人提交的署名马国玉的收据，与上诉人提交的收据格式不同，如果在同一时间发生交款收票行为，专用收款收据格式不应当不同。另外，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从内容看，更像是说明马国玉收到现金。特别是款系应载明用途，如被上诉人所称的现金换支票，却反而留下空白，此处不填写现金换支票这一所谓收取支票的缘由，却在最下面标注现金换支票有悖常理。被上诉人提交支票存根没有按照规定填写收款人，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证明支票确已兑现。因此，即使被上诉人辩称现金换支票属实，如果支票未能兑现，被上诉人也应向上诉人返还该笔款项。支票存根粘连在记账凭证中，所记载资金流动数额分别是2001年9月25日借方银行存款15万元和贷方应收账款15万元，那么这一情况不足以佐证出票数额为20万元的支票确已兑现。被上诉人所谓现金换支票的说法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持有专用收款收据原件，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于2001年8月8日通过经办人马国玉向被上诉人支付20万元现金。对此，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向马国玉交付20万元支票，至于被上诉人提价的收据，马国玉未到庭确认本人签字属实的情况下，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足采信。从收据载明内容看，只能证明马国玉收到20万元现金，而非20万元支票。上诉人持有专用收款收据原件，结合《租赁协议》关于交付20万元租金的约定，即使专用收款收据的收款事由未明确载明系租金，也不排除租金的含义。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据，虽附有支票存根，但没有相应的银行兑现的凭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条，证明力远远大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上诉人主张该笔20万元租金已然发生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履行《租赁协议》约定支付20万元租金的事实，无疑与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不符。二、就适用法律而言。诉争《租赁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属无效，故此一审判决援引合同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农工商联合公司辩称，维持原判。高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工商联合公司返还租赁费20万元及由农工商联合公司所代收的承包土地农业税款8万元；2.判令农工商联合公司偿付前述款项中的20万元自2001年9月7日起，前述款项中的8万元自2001年3月21日起、至农工商联合公司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该两笔资金被农工商联合公司占用期间各依年利率6%所计付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1月9日，该两笔利息分别为211100元和86706元，），本息合计577,806元；3.诉讼费由农工商联合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1年8月8日，高淑英与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由高淑英承租农工商联合公司位于皇姑区亩，租赁期限为50年，即2000年8月8日至2049年8月7日止，租赁费总价为70万元，该协议还约定：“甲乙双方协议签字后，高淑英（乙方）首期支付给农工商联合公司（甲方）租赁费20万元。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土地手续，持乙方办理土地证后，余款一次性付清。”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高淑英提供两张收款收据证明支付租金的情况，其中一张向农工商联合公司交款20万元的交款人写明交款人为马国玉，用途为往来，另外一张8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交款人为空白，收款用途为承包土地农业税款，农工商联合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两份票据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款项性质有异议，其中，2001年9月6日马国玉交款的20万元我们原始票据中没有“代”字，其中该款系往来款，而不是案涉土地的租赁费用，关于2001年3月20日的8万元，系马国玉交纳另案合同的相关土地租赁费用，也非本案案涉土地的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高淑英提供的20万元的收据，交款人为马国玉，并且农工商联合公司提供了马国玉用现金换支票的证据，因此，高淑英不能证明是其向农工商联合公司交付租金20万元，高淑英提供8万收款收据，用途为承包土地农业税款，交款人为空白，因此，高淑英也不能证明向农工商联合公司交纳8万元的事实，综上，高淑英不能证明已向农工商联合公司支付租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高淑英是否向农工商联合公司支付租金28万元，根据一审法院认定，高淑英提供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高淑英向农工商联合公司支付租金的事实，因此，高淑英主张农工商联合公司返还租赁费20万元及由农工商联合公司所代收的承包土地农业税款8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淑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78元，由高淑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上诉人委托律师于2019年6月12日去监狱会见马国玉，马国玉表示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现金换支票，马国玉代表上诉人将20万元现金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给马国玉支票。另外，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据签字马国玉予以否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马国玉二审到庭，陈述2000年其给被上诉人20万元现金是给付案涉土地的租赁费，被上诉人开具收据。马国玉否认以现金换支票，称将收据给付上诉人。二、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签订合同不存在胁迫情况，且案涉土地为洼地，郝万春将地填平，并未用于挖沙。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且马国玉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所述不属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判决书上提到的十亩土地，从表述位置和使用看不能证明就是案涉土地。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另案卷宗材料，用以证明上诉人曾以本案诉请的20万元，主张2003年7月3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缴纳的相关费用。证据二、银行明细，用以证明2001年9月7日存入20万元金，9月10日转出20万元，证明是马国玉拿现金换支票。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另案是围绕马国玉名义承租的另一处土地补偿款应否补偿给上诉人的问题而进行的诉讼。该案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主张与本案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主张权利的问题。另案举证被上诉人提供了《租赁协议》和《收款收据》，上诉人主张土地置换，但未主张租金折抵，该案驳回诉请。对证据二来源不清，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如果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2001年9月7日有一笔20万元现金收入，9月10日被上诉人转账支出20万元，不能直接证明支出款项为给马国玉兑现支票。二审中，马国玉到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撤回部分上诉请求，不再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承包土地农业税款8万元及利息。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协议》签订于2000年8月8日，该协议签订后土地是否交付等相关事实不清。如果上诉人主张曾委托马国玉于2001年9月6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该协议约定的租赁费20万元，那么在土地没有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其应当在交款后积极主张权利要求退还，上诉人直至2019年才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租赁费并不符合常理。虽然上诉人提交2001年9月6日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其委托马国玉向被上诉人支付20万元款项，但被上诉人提供财务凭证中该收款收据底联处交款人为马国玉，并没有后面的“（代）”，故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存在后填写内容的情况。被上诉人提供了财务凭证，证明20万元款项并不是马国玉代上诉人交纳，而是马国玉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款。虽然马国玉二审出庭认可上诉人主张，但是并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被上诉人财务凭证。而且，被上诉人二审提交了前案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给付承租土地地上物补偿款的案件中，也将收款收据作为付款证据。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淑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78元，由上诉人高淑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濛审判员  单立审判员  王虹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勾雪峰书记员许璐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