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9033号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石北工业大道安平路5号C栋二楼。法定代表人：李志成，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冬致，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蓝芳有，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斌，广东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新三思塑料厂”）与被告蓝芳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三思塑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冬致，被告蓝芳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三思塑料厂向本案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无须向被告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10日的工资34200元；2、判决被告蓝芳有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关于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新三思厂）和被告蓝芳有的劳动争议纠纷案，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做出穗番劳人仲案(2019)699号裁决书。但原告认为该裁决书认定的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不存在拖欠工资等问题。由于被告提出辞职，原被告双方已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双方均明确不再存在拖欠工资等其他问题。被告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与原告签订该协议书时，能理解协议书中的内容，也知道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所以被告是清楚知悉工资事宜早已了结完毕，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其后续又对原告提起劳动仲裁，明显违反协议，违背事实。二、原仲裁裁决对被告的工资标准认定有误。原告认为被告的工资为10000元／月，而非15000元／月。实际上，原告每月除工资外向被告额外支出的5000元，是被告作为厂长履行职责、采购物资所发生的备用金。备用金实质是原告的生产经营用支出，原告连同工资一并支付只是为了节省内部审批流程，并非被告所主张的口头约定工资。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蓝芳有的每月工资为10000元／月。其次，原告发给被告工资条均显示被告每月的工资最多不超过10000元，被告亦对此签字表示认可，其很清楚自己每月的工资就是10000元。再者，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工资是严格按照工资条显示的数额发放：而备用金一般是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支出，多出部分，原告会再另行支出给被告（如2016年11月的备用金为5100元、2017年2月的备用金为6254元等）。因此，原仲裁裁决对被告的工资标准认定有误，被告的工资为10000元／月，而非15000元／月。三、原仲裁裁决对被告的出勤天数认定有误。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多年，十分清楚上班就要打卡的制度，早已有上班则打卡的习惯，不可能出现上班却频繁漏打卡的情况，这完全不符常理。因此，原告提供的考勤表能清楚反映被告的出勤情况。原仲裁裁决认为原告在被告频繁缺勤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处理有违常理，但实际上被告在春节假期后频繁缺勤，原告发现该情况后多次与其进行电话沟通，被告总以私人事件等借口推脱。直到2018年4月，被告在原告的催促下无法再推脱才提交辞职书。因此，在原告已对被告的出勤情况作出举证的情况下，却认为原告未针对被告的缺勤作出任何处理，从而认定被告正常出勤，实属有误。其次，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如果你的欠款减去工资还差7501元哦”，当时原告与被告的讨论重点在于欠款，提及工资只是为了说明被告欠款数额大，催促其尽快归还，故并未做具体计算。当天的微信聊天并非关于被告的出勤，原仲裁裁决仅从这句话即认定被告这三个月期间的出勤和工资情况是片面的。综上，原告认为该裁决书认定的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被告蓝芳有辩称：我方认为劳动仲裁作出的穗番劳人仲案(2019)699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正确，我方认可该裁决的结果，希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新三思塑料厂系于2010年4月26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志成。蓝芳有于2014年6月3日入职新三思塑料厂，任职模具员，2016年7月1日起任职厂长。双方于2017年4月5日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7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日，蓝芳有向新三思塑料厂提交辞职申请书。2018年4月10日，新三思塑料厂作为甲方，蓝芳有作为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其上载明，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已经了结所有的劳动权利资金义务，以后双方互不追究，甲方除支付上述款项外，不再向乙方承担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其它任何经济责任，乙方自愿放弃其它任何经济赔偿要求，今后不得再就劳动争议事宜再向甲方进行任何经济追究。新三思塑料厂主张“甲方除支付上述款项外”是笔误，蓝芳有离职时无向其支付任何款项，双方当事人亦确认新三思塑料厂未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2019年1月18日，蓝芳有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新三思塑料厂向其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的工资34615元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赔偿金17307.5元。仲裁委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19]69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新三思塑料厂应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4月10日的工资34200元，驳回蓝芳有其余仲裁请求。新三思塑料厂因不服上述裁决，诉至本院请求解决。另查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蓝芳有曾向新三思塑料厂借款3万元，新三思塑料厂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蓝芳有偿还欠款，本院以（2018）粤0113民初4905号案受理，该案调解结案，蓝芳有已付清调解书确定的款项。双方当事人对于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1、关于蓝芳有的工资标准问题。蓝芳有主张，新三思塑料厂于每月10日前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上月工资，自2016年2月开始，其工资标准调整为15000元/月，并提供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予以证明，其中自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每月10日前后均有两笔款项入账，其中一笔均为5000元，2017年2月21日入账9808元，2017年3月11日入账15000元，2017年4月11日入账6135元、5000元，2017年4月14日入账1254元，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除2017年12月入账14346元、2018年2月5日入账7500元、2018年3月30日入账15000元外，其他月份10日前后均有15000元入账。新三思公司确认明细清单真实性，但主张额外支付的5000元是备用金，用于当月的物料采购，2017年4月的三笔入账，6135元为蓝芳有当月工资，5000元为备用金，1254元为备用金的超支部分，2017年1月也曾有相似处理，后来为了简便操作将工资和备用金合并发放。新三思塑料厂主张，根据合同约定，蓝芳有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每月发放工资时蓝芳有同时签收工资条，蓝芳有应清楚其工资为10000元/月；每月额外支付的5000元是备用金，实质是生产经营用支出，是蓝芳有作为厂长履行职责、采购物资所发生的备用金，蓝芳有外出采购取得相应的票据，由新三思塑料厂进行核销，款项在备用金中直接抵充，新三思塑料厂在仲裁阶段主张一般情况下备用金刚好用完，很少有用不完需退款的情况，偶有超支，超支会额外支付超支部分款项，在本案中主张备用金多不退少不补。为证明上述主张，新三思塑料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①其与蓝芳有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上记载双方协定蓝芳有工资10000元/月（包括基本工资1895元、加班加点工资、奖金、岗位津贴等），已包括周六、周日、法定节日及8小时以外的加班费及各项福利补贴等；证据②蓝芳有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工资条，工资条中核定工资均为10000元，满勤月份的应发工资均为10000元；证据③187张自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的报销单据，其上均有蓝芳有签名，新三思塑料厂自行统计，2017年3月报销款为1676元，2017年4月报销款为554元，2017年5月报销款为1881元，2017年6月报销款为6261元，2017年7月为3528元，2017年8月为3828元，2017年9月为4646.02元，2017年10月为930元，2017年11月为1204元，2017年12月为2472元，2018年1月为2032元，2018年2月为766元，2018年3月为4472元。蓝芳有对证据①无异议，10000元/月是合同约定的，额外支付的5000元/月是口头约定的；对证据②真实性无异议，额外支付的5000元是签到另一个工资条上的；对证据③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单据上签名为蓝芳有手写，但报销单据均为实报实销的，新三思塑料厂通过现金或者微信转账等方式支付报销金额，并非从5000元内抵扣，而且新三思塑料厂未能提供蓝芳有签收备用金的单据，其称备用金多不退少不补亦不符合财务制度。2、关于新三思公司是否需要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至4月工资的问题。新三思塑料厂主张，其通过指纹打卡对蓝芳有进行考勤，蓝芳有2018年2月至4月打卡天数仅12天，当时蓝芳有提出辞职，新三思塑料厂为挽留蓝芳有，无对其按旷工处理；后双方经过沟通，新三思塑料厂既不发放12天的工资，也不以严重违纪解雇蓝芳有，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蓝芳有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明知不会获得任何的工资，其签名应视为其放弃对工资的追诉和主张，新三思塑料厂无需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至4月的工资。新三思塑料厂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考勤卡式报表（2018年1月-2018年4月）证明蓝芳有的出勤情况，根据该报表，蓝芳有2018年1月除周日均有打卡记录，2018年2月1日、2日、3日有打卡记录，2018年3月5日、6日、7日、8日、9日、27日、31日有打卡记录，2018年4月2日有打卡记录。蓝芳有对考勤卡式报表真实性不确认，该报表是新三思塑料厂自行制作，没有得到其确认，其于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除春节假期、周日、清明节休假外，均有正常出勤。蓝芳有主张，其作为厂长，一直正常上班，不存在脱岗的问题；其于2018年4月2日主动向新三思塑料厂辞职，因此前其曾向新三思塑料厂借款，故双方口头约定该笔借款与蓝芳有2018年2月至4月工资相互抵消，所以才会在协议中约定互不追究责任。为证明其主张，蓝芳有提供了两份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一份是其与微信号为×××、微信名为广州斯亿陈S的聊天记录，对方于4月12日要求蓝芳有将借款还清后才能正式离职，蓝芳有要求借款在工资中抵扣，对方称工资不足以抵扣借款，4月14日对方称工资会按照正常程序发，要求蓝芳有“直接过来跟李总谈好把钱还上”；另一份是蓝芳有与微信名字为“霞”的聊天记录，蓝芳有向对方转账3500元，并称余款“下个月20号左右”归还，蓝芳有主张前述两个微信账号为新三思塑料厂办公室主任使用。新三思塑料厂对前述聊天记录不予确认，其确认有一员工为“陈雯霞”，因蓝芳有没有出示原件故不能确认前述两微信是否为陈雯霞使用的账号，其认为即使聊天记录为真，聊天记录发生在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从时间上推断《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仅解决工资问题，蓝芳有在聊天记录中为不还借款找抵扣的理由，新三思塑料厂其后起诉蓝芳有要求还款，说明协议书不涉及欠款抵扣的问题，新三思塑料厂无需再向蓝芳有结算工资；此外，新三思塑料厂确认其曾收到蓝芳有微信转账还款3500元，但其代理人表示不清楚是何时还款。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新三思塑料厂与蓝芳有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蓝芳有工资标准问题。新三思塑料厂主张每月固定向蓝芳有支付的15000元中，5000元是蓝芳有作为厂长用于生产经营的备用金。对此，本院认为，如该款项确是备用金，应当根据使用情况实报实销，新三思塑料厂称该款项每月固定，多不退少不补，与常理不符；且其在仲裁阶段称一般情况下备用金刚好用完，少有用不完需退款的情况，又于质证时确认了蓝芳有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并指出2017年1月、2017年4月向蓝芳有转账支付了备用金超支部分金额，其一方面主张备用金多不退少不补，另一方面说明备用金多需退少需补，说法前后矛盾。根据新三思塑料厂在本案中提交的报销单据，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仅有一个月的单据金额超过5000元，大部分月份金额都与5000元相去甚远，有些月份甚至不足1000元，新三思塑料厂依据上述单据主张其支付给蓝芳有的5000元是备用金，本院不予采信。新三思塑料厂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蓝芳有已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新三思塑料厂否认蓝芳有主张的工资标准，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蓝芳有的证据，更未能就每月支付5000元备用金的主张提供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蓝芳有工资标准为15000元/月予以合理采信。关于蓝芳有于2018年2月至4月的出勤问题。新三思塑料厂提交了《考勤卡式报表（2018年1月-2018年4月）》证明蓝芳有出勤情况，首先，该表格系新三思塑料厂自行制作，蓝芳有未予认可；其次，根据该表格，蓝芳有于2018年2月27日、28日，3月1日、2日、10日、14日、16日、17日、19日均无考勤记录，但新三思塑料厂同时提供了蓝芳有于前述日期采购生产经营物料的报销单据，前述报销单据均有蓝芳有签名，新三思塑料厂主张前述无考勤记录的日期蓝芳有旷工，显然与事实不符；最后，蓝芳有作为一名厂长，是新三思塑料厂的重要管理人员，新三思塑料厂称蓝芳有存在长期缺勤、旷工情况，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就此通知或催促蓝芳有上班，或对蓝芳有的缺勤、旷工行为作出处理，不符合常理。综上，新三思塑料厂提供的考勤记录没有真实反映蓝芳有的实际出勤情况，其主张蓝芳有存在缺勤、旷工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新三思塑料厂未能举证证明蓝芳有的实际出勤情况，蓝芳有主张其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除春节假期、周日、清明节休假外，均有正常出勤，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关于新三思塑料厂是否需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至4月工资的问题。新三思塑料厂确认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蓝芳有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尚未支付，但是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都对此笔工资如何处理未作约定，即已约定“双方已经了结所有的劳动权利资金义务”。新三思塑料厂对此作出的解释称是由于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期间蓝有芳构成旷工不应发放工资，但如前述，其主张蓝有芳旷工缺乏依据，故本院对于新三思塑料厂上述解释也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蓝芳有向新三思塑料厂提供了劳动，新三思塑料厂应支付工资。本院结合蓝芳有的工资标准及的出勤情况计算，蓝芳有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应发工资数额为34200元[15000元/月+15000元/月+15000元÷25天（4月应出勤天数）╳7天（实际出勤天数，含清明节）]，即新三思塑料厂应向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342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蓝芳有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10日的工资34200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新三思塑料制品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韵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