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1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泽恩，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4号。公民身份号码440************215。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徐南，男，196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3号。公民身份号码440************81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永舜，男，199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5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广辉，男，195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1。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涛，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泽恩因与被上诉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8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于2019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泽恩支付拖欠的承包费(自2018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100万元)；2.判令苏泽恩按约定支付欠款滞纳金(自各期费用实际拖欠之日起按每日0.1%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126125元)；3.判令苏泽恩按每月12.5万元的承包费标准继续履行《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承包费自2019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为175万元)；4.判令苏泽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建公司)核准登记成立于2013年8月19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在册股东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苏泽恩，其中余徐南持股比例12%、卢永舜持股比例19%、张广辉持股比例19%、苏泽恩持股比例50%。2018年5月21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作为转让方(甲方)、苏泽恩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一份《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主要约定：……经甲、乙双友好协商，就凯建公司的内部股东承包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持有本公司50%的股权共1035万元出资额，以150万元/年的承包价格承包给乙方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作投资回报。二、合同签定期为两年，从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承包金额给甲方两年共300万元。即：第一年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承包额150万，第二年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承包额150万。以上承包金额每年按月于10号前缴付承包款。承包金额不论乙方承包是否两年都必须缴给甲方两年承包金额300万。承包方如有意继续承包，可在到期前3个月向出让方提出申请。三、在承包期间，乙方所有经营管理、收益分配、资金运作及有关债权债务均与甲方无关。四、在承包经营期间。凯建公司只提供2018年5月31日止的现有生产设备。承包期满，乙方必须保证现有设备能正常生产运作交回凯建公司。在承包期间乙方必须做好现有设备的维护保养，有关费用由乙方负责。但因残旧或不能继续使用的设备需报废或变卖的，需经甲方同意并将变卖收入按原股东比例分配。承包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好原股东对承包前的应收帐款的回收。五、乙方承包期间不能用设备或凯建公司作抵押或未经甲方同意变卖。否则甲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连带责任，并就视情节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六、凯建公司2018年5月31日前所有的债权、债务及盈亏由原股东承担。如结算收支资金有余(扣除借款)则按原股东比例返还资金。七、凯建公司2018年5月31日库存的材料及配件承包期满，乙方需如数归还凯建公司(具体按盘点及双方确认为准)。八、解除合同。1、乙方不能按时交纳承包款，逾期按日加收0.1%滞纳金，超过1个月的视同违约解除本合同并追究经济责任。2、在承包经营期间，甲方不能无故干预或影响乙方的经营运作，否则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经济责任。3、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间不得转包或分包给他人。如违反协议，本合同自动终止。4、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如：自然灾害等)及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不属于承包者责任，否则属于承包者责任。本合同自动终止(注：但不含人为造成停工)。九、本合同正本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本公司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签订后，苏泽恩在2018年6月14日、2018年7月25日分别支付承包款125000元。2018年6月22日，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在2013年7月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你公司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搭建建(构)筑物、堆放沙和设置洗砂设备等，用地面积为28079.23平方米，搭建建(构)筑物和设置洗砂设备面积共834.58平方米，堆放沙共11757立方米。你公司的上列行为已违反《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现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18年7月6日，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查，在2013年7月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你公司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搭建建(构)筑物、堆放沙和设置洗砂设备等，用地面积为28079.23平方米，搭建建(构)筑物和设置洗砂设备面积共834.58平方米，堆放沙共11757立方米。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的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品，并给予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7月16日，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催告书》，主要内容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18年7月6日正式生效，因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限期自行拆除、清理的要求，我局现催告你单位：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的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品，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本单位将依法行政强制执行。2018年8月10日，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我局已于2018年7月16日向你送达了案号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催告书》，你于期限内没有履行相关义务，现决定对你实施如下行政强制执行：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年内依法强制拆除你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的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品[主要包含：建(构)筑物和设置洗砂设备面积共834.58平方米，沙共11757立方米]。2018年7月25日，苏泽恩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发出一份《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凯建公司各股东，结合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案号为“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书书》和《催告书》、以及《承包协议》的相关规定，本人认为造成此次停业停产原因属于政府行为，不可归责于本人，且《承包协议》约定的内容已无法实现，故本人特通知各股东如下：自即日起原《承包协议》自动终止，本人交完至2018年7月31日止的承包费用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另外，属于公司的设备设施将统一交接。(注：行政处罚事宜根据法律另行处理)。2014年5月14日，凯建公司(承租方)曾与佛山市顺德区盛熙建材有限公司(出租方)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书》，约定佛山市顺德区盛熙建材有限公司将坐落于百丈堤外河滩的一块土地，水利桩号42+242到42+942由冯辉恒厂至围角塘界出租给凯建公司，时间从2014年5月14日至2025年6月30日。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催告书》提及的“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属于上述《土地租用协议书》租用地块的一部分。另查，苏泽恩在收到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的《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后，在开展清拆工作的同时，仍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将部分经营场所对外出租给案外人使用。一审法院认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与苏泽恩所签订的《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记载的内容，从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两年期间，苏泽恩作为凯建公司持股50%的股东，对凯建公司实行内部承包经营；经营期间苏泽恩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不论苏泽恩承包是否满两年都必须缴给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两年承包金额共300万，且应按月在每月10号前支付当月承包款125000元，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或当事人一方的行为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条件时，通过行使解除权方式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要求解除合同时，应当符合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双方所签订的《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中，双方对解除合同有如下约定：“.....八、解除合同。1、乙方不能按时交纳承包款，逾期按日加收0.1%滞纳金，超过1个月的视同违约解除本合同并追究经济责任。2、在承包经营期间，甲方不能无故干预或影响乙方的经营运作，否则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经济责任。3、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间不得转包或分包给他人。如违反协议，本合同自动终止。4、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如：自然灾害等)及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不属于承包者责任，否则属于承包者责任。本合同自动终止(注：但不含人为造成停工)……”苏泽恩在庭审中主张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主要理由为：凯建公司原有设备、设施、搭建物、堆放物等在2018年7月份被政府部门认定属于违法，即不能再继续经营洗沙等项目，故案涉承包合同已没有继续履行的意义和可能，双方承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情况属于承包协议中约定的“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不属于承包者责任……”的情形。对此，法院认为，综合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向凯建公司发出的《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文件，对凯建公司予以行政处罚的主要理由认为凯建公司从2013年7月开始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外滩地(桩号K42+300-K42+600位置)搭建建(构)筑物、堆放沙和设置洗砂设备等，该情形并非属于《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中约定的“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的情形。因此，苏泽恩据此主张解除《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或认为《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已自动终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况且苏泽恩在收到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发出的整改、处罚文书后，在开展清拆工作的同时，仍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将部分经营场所对外出租，该行为应视为苏泽恩一直对凯建公司进行内部承包经营，与前述其主张的承包协议解除或自动终止自相矛盾。为此，苏泽恩依约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于2018年7月25日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发出的《告知书》不具有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的法律效力；苏泽恩应继续履行《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并对之前拖欠的承包费承担清偿义务。对双方约定的“不能按时交纳承包款，逾期按日加收0.1%滞纳金”，其性质应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双方为保障债务履行的意思自治，苏泽恩也没有主张该约定过高，为此，法院对上述标准予以采纳。据此，判决：从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间，苏泽恩应分别于每月10号前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支付承包款125000元；逾期不足额支付的，则分别以每月拖欠款项为基数，从当月11号起按每日0.1%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滞纳金)至还款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04.5元，由苏泽恩负担。苏泽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合同自2018年7月25日起依法解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粤顺管勒罚［2018］第D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凯建公司自2013年7月起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未经批准擅自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搭建建(构)筑物、堆放和设置洗砂设备等属于违法行为，且责令7日内需自行拆除案涉违法设施、设备、建(构)筑物等，并罚款20000元。苏泽恩收到上述处罚文件后即通知公司全部股东召开紧急股东会议，2018年7月23日股东会决定“自即日起由公司出资负责按照处罚书规定自行拆除案涉所有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堆放物”。凯建公司后委托专业施工队进行清拆，至2019年4月底基本按照处罚决定书清拆完毕。苏泽恩当初承包凯建公司，目的是通过利用公司原有生产设施、设备和场地等物资进行经营，但因政府部门随后认定凯建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且强制勒令凯建公司清拆所有设备设施等，故苏泽恩自此之后无法再利用案涉场地及相关洗沙设备等运营。2018年8月初，凯建公司所有股东曾就配合政府清拆后续问题再次进行协商，虽然没有达成书面意见，但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最后共同安排劳其亿、劳德远作为代表驻场监工。亦即，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实际上均同意苏泽恩终止、解除承包合同，且已按股东会决议履行部分清拆工作，故不存在所谓“未终止承包关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使得合同之基动摇或丧失，以至苏泽恩无法再实现合同目的，若强制要求苏泽恩继续履行合同，显然不公，依法应允许终止、解除合同。据此，苏泽恩于2018年7月25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终止合同，并阐明理由及提供相关政府处罚文件予以佐证，该处理是妥当、合法的，应得支持。案涉承包合同事实自上述告知书送达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之日起终止、解除，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无权再要求苏泽恩付款。此外，佛山市顺德区盛熙建材有限公司诉凯建公司租赁合同案［（2019)粤0606民初3436号］正在法院审理中，凯建公司已于2019年5月收到盛熙公司的解除租赁合同通知，故案涉场地使用权理论上自通知收到日起不再属于凯建公司。一审法院仍判令苏泽恩承担至2020年5月止的承包费，有违事实，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苏泽恩在开展清拆工作的同时，仍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将部分经营场所出租给案外人使用，部分不属实，且处理程序与法律不符。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存在。虽然苏泽恩在2019年3月未经全部股东同意将部分场地暂时出租予案外人使用，但因案涉承包合同已自2018年7月25日起终止、解除，故苏泽恩自此之后是否存在非法使用案涉场地或非经合法程序暂时转租部分场地等行为属于公司股东内部纠纷，与本案承包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认为苏泽恩的行为构成侵权，则应根据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另案起诉处理。二审诉讼期间，苏泽恩补充陈述其上诉理由如下：首先，双方于2018年7月27日解除案涉承包合同，既符合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情形，也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情形。且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代表凯建公司收取租金亦能反证双方已经解除合同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并未解除或终止案涉承包合同，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双方约定的是“洗沙行业停产”，即不能经营洗沙行业。苏泽恩发出解除通知《告知书》后，根本无法经营洗沙行业。开展清拆后，只是将空地租给他人经营砂石堆放，苏泽恩、凯建公司均未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一审认定“苏泽恩在收到环运局发出的整改、处罚文书后，在开展清拆工作的同时，仍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将部分经营场所对外出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洗沙是指将砂石洗去盐分、过滤氯离子。双方2015年12月2日签订确认书对凯建公司的资产进行确认之时加盖公章确认的图片，即洗沙设备(包括图中显示的地漏），现已被政府全部填平。案涉承包合同针对的是经营洗沙行业。现洗沙的机器设备已于2018年7月底被拆除主机、电缆，根本无法运作经营洗沙。2018年7月23日，凯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由公司出资负责拆除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次日，凯建公司也作出了决定书并送达各股东，以公司名义拆除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缴纳罚款，所有费用列为公司正常出资。苏泽恩在收到政府部门发出的整改、处罚文书后，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送达终止协议《告知书》，双方已经终止承包合同，所有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切事务变为以公司名义，而非苏泽恩内部承包经营。2019年3月1日，以凯建公司名义出租部分场地予许伟新经营，承租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租金每月30000元，于每月10日前交至凯建公司（账号为440********800000147）账户内，所经营业务产生的收益和债务均与凯建公司无关。一审中，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提交的出货单日期自2019年3月始，而许伟新正是从该月起租赁凯建公司的场地。上述出货单均为许伟新经营所用，所有收入归许伟新个人，其卖沙均以个人名义代开了发票，且均为卖沙，而非洗沙。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图片不能证明苏泽恩仍然内部承包经营洗沙业务。苏泽恩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2015年7月31日）、《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2018年5月31日）、《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各1份，拟证明双方签订第二份承包协议的前提背景，第一份承包协议实际并未到期，但2018年4月12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收到《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在2018年5月12日办理审批手续。三人预见到洗沙行业将有风险，想尽早将公司改为苏泽恩承包。而苏泽恩也抱着试试的心态，想着可以办理审批手续遂接受了承包，但为了降低风险，各方同意在合同第八条修改加入“如因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停产的，合同终止”的约定；2.《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的通知》1份，拟证明广东省水利厅于2018年7月22日发布通知，决定从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全省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而政府早已提前部署清理整治行动，其中包括2018年6月22日，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出具《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2018年7月6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7月16日出具《催告书》要求凯建公司限期清理建(构)筑物、洗砂设备，清理地上堆放物品；3.《施工承揽合同》（2018年7月23日）、《凯建沙场拆除总费用明细》《还款协议》各1份，拟证明2018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期间，凯建公司委托陈万奎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拆除了所有机器的主机、电缆设备，洗沙实际无法进行；4.《施工承揽合同》（2018年11月1日）、《凯建沙场拆除总费用明细》、考勤表、《还款协议》各1份，拟证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25日，凯建公司委托黄仲康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拆除了剩余的主体框架和设备；5.《物品登记清单》1份，拟证明凯建公司的全部设备已被清理运至顺德区杏坛镇水利物资场，案涉承包合同约定的洗沙行业根本无法运营；6.《砂石场租用协议》与廖国尧的身份证件各1份，收据4张，拟证明2018年3月15日，凯建公司与廖国尧签订协议约定，凯建公司将其租用的部分土地20亩转租给廖国尧经营砂石销售，在苏泽恩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送达解除合同《告知书》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代表凯建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4日、2019年7月1日以指定账户收取了廖国尧的租金及挂购费合计510000元，由此反证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已解除了案涉承包合同，同时证明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一审提交的沙场运营照片部分是廖国尧正常经营；7.《租赁协议书》《购销合同》各1份，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税收完税证明4份，拟证明2019年3月1日，凯建公司以企业名义出租部分场地予许伟新经营，与苏泽恩无关；8.黄仲康的书面证明、身份证件各1份，及其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25日，黄仲康聘请多名工人并租用吊机、挖机拆除了凯建公司的洗沙主体框架及配电房、棚舍等;9.许伟新的书面证明、身份证件各1份，及其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2019年3月1日开始，许伟新租用凯建公司的土地经营上落沙石、卖沙，并借用了凯建公司未用完的出货单，凯建公司并未经营洗沙业务；10.照片20张与视频资料9个，拟证明2018年7月，凯建公司开始拆除洗沙设备，2019年4月继续拆除洗沙设备主体框架及所有的棚舍、配电房、办公室等；11.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传票、《解除及交还土地的通知书》各1份，拟证明盛熙公司已经起诉凯建公司解除土地租用协议，通知凯建公司土地租用协议于2019年2月22日解除，案涉承包合同失去经营场所，无法继续经营；12.纳税证明1份，拟证明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凯建公司无纳税，无经营收入；13.张其连的身份证件及其出庭作证的证言。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质证认为，前述材料均非新证据，其大部分已于一审期间提交，其余属于逾期举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仅是通知，而非政策，通知中没有要求洗沙行业停产；证据3、4、5已于一审期间提交，坚持原质证意见；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协议的出租方并非凯建公司，而系第三方主体，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协议即便为真，其涉及的租金亦无包含在承包合同中，属于凯建公司另外的收入；证据7反映的系苏泽恩承包凯建公司后的经营行为,从协议内容看，苏泽恩通过出租方式经营凯建公司可有近100万元的差额收益，由此证明其完全能在承包场地正常经营，亦可反证案涉承包合同是公平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属于苏泽恩的经营行为，与本案无关；证据11已于一审期间提交及质证；证据12属于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应负的义务；证人张其连、黄仲康受苏泽恩聘请，属于苏泽恩的承包经营行为；证人许伟新的证言反映案涉场地可以继续经营，且通过向该证人收取的租金标准可以推算苏泽恩以出租方式经营可得年收益240万元，远超其应付的承包费。关于前述证据材料的综合认证意见，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分析所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答辩认为，案涉承包合同是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订约前行政机关已作出责令停产的处罚文书，苏泽恩在充分了解相应场地不能从事洗沙业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应自担风险。凯建公司的业务不仅系洗沙，还包括港口转运、建材存放等。承包合同约定因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停产，合同终止，其明确终止原因为政策变化。苏泽恩欲承包洗沙行业的配套业务，如利用港口转运资质从事砂石建材等业务，若政府要求整个洗沙行业停产，导致苏泽恩连配套业务均无法经营，才算合同终止。现洗沙行业并未被禁止，很多地方还能洗沙。行政处罚拆除有关设备的占地面积仅是凯建公司承租场地之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承租地可正常使用。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与苏泽恩于2018年5月31日签订的《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其缔约主体适格，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意思表示真实合致，依法有效成立，缔约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诉请苏泽恩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承包费，苏泽恩则抗辩认为前述合同已自2018年7月25日起解除，其无须再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主张合同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当事人苏泽恩，应当对该合同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即案涉合同因存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已得解除之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苏泽恩现援引的合同解除事由为案涉承包合同在履行期间发生了该合同第八条第4款约定的“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的情形。但苏泽恩既未举证证明国家或政府政策在案涉合同订立前后发生了何种变化，亦无举证证明洗沙行业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间被国家或政府政策要求停产，从苏泽恩二审举示的《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的通知》等文件内容可知，相关政府部门在苏泽恩签约承包凯建公司前，已指出凯建公司自2013年7月至2018年4月期间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某外滩地搭建建(构)筑物、堆放和设置洗砂设备等违法行为，其与政府部门嗣后在案涉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所采取的处罚措施立场是一贯的，且具有延续性，不存在国家或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之情形。苏泽恩所提的相关政府部门拆除了凯建公司的洗沙设备，致其无法再在原址承包经营洗沙业的前提事实，与合同约定的“因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的解除情形并不吻合，故苏泽恩主张解除合同的事实依据不足。其次，合同目的是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的行为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或结果，其有别于合同动机，后者指驱使行为人实施订立合同行为以达到合同目的的内心起因。合同动机仅是合同当事人的内心想法而不当然构成合同目的。如果当事人期望其主观动机转化为合同目的，合同一方即应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告知相对方，在对方当事人知悉并合意的情况下，其订立合同的动机才转化为合同的特殊目的。本案中，苏泽恩称其订立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利用凯建公司的设备从事洗沙业务，现相关设备被政府部门责令拆除，其无法再在原址经营洗沙行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苏泽恩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约时已将此告知相对方，案涉合同中亦没有明确将该动机条款化，故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目的，无法以此约束合同相对方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苏泽恩的前述所谓合同目的，与其提出的相关合同目的条款内容即案涉承包合同第八条第4款之文义并不相符，难以被采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公司章程显示，凯建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加工、销售环保建材等。双方当事人诉讼期间举示的《砂石厂租用协议》《租赁协议书》等证据反映，凯建公司除经营洗沙业务外，还可通过从事场地租赁等盈利。缔约双方在《佛山市顺德区凯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内部股东承包协议》中并未将承包标的限定于凯建公司的现有洗沙业务，故凯建公司不能在原址继续从事洗沙业务，不当然导致苏泽恩的企业承包目的无法实现。第三，如前所述，相关政府部门在苏泽恩签约承包凯建公司前，已指出凯建公司存在相应违法行为，并限期凯建公司补办审批手续。苏泽恩对此系明确知悉的，其在限期届满而凯建公司仍未补办有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自愿签订案涉承包合同，接手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对凯建公司的承包权，并在合同中订明“承包金额不论乙方承包是否两年都必须缴给甲方两年承包金额300万”，系基于自身对有关手续补办、企业运营等因素的商业判断而作出的承诺行为。凯建公司能否补办有关审批手续，其原因事实上存在多种可能性，包括当事人是否申请补办、条件是否合规、手续是否齐备、法律政策是否变化，等等。双方当事人在案涉承包合同中约定的避险情形仅为“国家/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苏泽恩由此须承担前述避险情形外之商业风险。当事人能够或者应当预见将会发生商业风险，但甘愿冒风险或抱有侥幸心理，希望不会发生这种客观情况的变化，或是愿以此作为谋利的代价去从事经营活动，正如苏泽恩在上诉意见中所言，其抱着试试的心态，想着可以办理审批手续，遂接受承包，即属于前述主观状态，按照风险自负的原则，因风险实际发生遭受不利益的当事人一方应当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苏泽恩并未举证证明存有因国家或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导致洗沙行业要停产此一约定的避险情形，故苏泽恩主张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不足。至于苏泽恩承包经营凯建公司期间，公司拆除相关设备、对外转租场地，及因未交租金被场地出租方起诉收回场地等，属于苏泽恩能够或者应当预见的承包经营风险，实施的承包经营行为以及应负的承包经营责任，不能以此作为解除案涉承包合同的事由。最后，苏泽恩认为案涉承包合同自其2018年7月25日通知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时起解除。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解除，指的是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即需审查通知解除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确定合同解除与否，而非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未起诉表示异议这一事实即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如一审判决分析所言，苏泽恩依约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其于2018年7月25日向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发出的《告知书》不具有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的法律效力。苏泽恩二审举示的《砂石场租用协议》与收据等材料，充其量仅能反映双方当事人在案涉承包合同履行期间对凯建公司经营收入的收取及归属存在纷争，而不能证实其所称的关于双方达成合意或事实上终止合同履行之事实。苏泽恩若认为其承包经营期间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收取了凯建公司的经营收益构成违约或侵权的，可另案主张权利。由此可见，苏泽恩所提关于案涉承包合同已自2018年7月25日起解除之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对抗余徐南、卢永舜、张广辉本案提出的继续履行及付款请求，须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00元，由上诉人苏泽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禤 君审 判 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 哲书 记 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