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晓波，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住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鼎，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红燕，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桂华，男，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萌、李海龙，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德兴，男，196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住东莞市，原审第三人：郭辉义，男，1970年6月1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住深圳市南山区，原审第三人：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惠东县稔山镇大埔屯富力湾会所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3555583721L。法定代表人：李思廉。原审第三人：黄维迪，男，198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住惠城区，原审第三人：吕继春，男，197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广州市海珠区人，住海珠区，原审第三人：吴克，男，198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人，住大亚湾区，上诉人蔡晓波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3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晓波请求：1.请求将（2018）粤1323民初150号案发回重审或撤销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蔡晓波与被上诉人林桂华之间的《居间合同》有效，判令上诉人蔡晓波向被上诉人林桂华支付居间服务报酬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一、黄维迪、吕继春、吴克与本案件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上述人员为原审第三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应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件是居间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为蔡晓波与林桂华。黄维迪、吕继春、吴克号称是富茂公司的高管，但事实上，三人的身份并没有经富茂公司确认，原审法院也没有核实三人身份。再者，按照林桂华与蔡晓波之前的认知，黄维迪、吕继春、吴克是富茂公司的工作人员。既然原审法院已经列富茂公司为第三人参与庭审，为何还要列富茂公司的工作人员黄维迪、吕继春、吴克作为第三人？如果任何参与过合作项目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列为第三人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让其他参与过合作项目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此外，黄维迪、吕继春、吴克应该作为证人参与本案庭审，而非作为第三人。按照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庭审询问。原审法院故意不传唤黄维迪、吕继春、吴克作为证人，而是列为第三人，以便三人隐瞒非法收取“好处费”的重要事实，导致蔡晓波及其代理律师丧失询问证人的权利，无法揭露重要的违法事实！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富茂公司”）、刘德新、郭义辉是本案的第三人。按照林桂华的主张，其之所以能获得居间服务费，是因为促成了蔡晓波与富茂公司关于惠东县吉隆镇汉塘村东江边坑洋地段西项目的合作（简称“合作项目”）。林桂华是否真的提供了居间服务、还是打着幌子帮富茂公司高管黄维迪、吕继春、吴克在合作项目中谋取“好处费”，应由富茂公司、刘德新、郭义辉当庭陈述。然而在原审中，富茂公司、刘德新、郭义辉缺席庭审，且没有就此事提交任何书面说明。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将本应作为证人传唤出庭的人员列为第三人，帮助郭义辉、黄维迪、吕继春、吴克隐瞒本案“居间服务费”就是非法收取“好处费”的重要事实！二、被上诉人林桂华没有为上诉人蔡晓波提供居间服务。上诉人蔡晓波与第三人富茂公司达成合作项目的接洽机会是由案外人蔡胜和陈大仁提供的，后面与第三人富茂公司的谈判、签约工作都是由上诉人蔡晓波直接参与和主导的。蔡晓波并未委托林桂华提供居间或者代理服务。首先，蔡晓波和第三人富茂公司接洽的机会是由蔡胜和陈大仁提供的。为此，蔡晓波向原审法院提交《居间人佣金承诺书》，证明2017年3月26日惠州市瑞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蔡胜签订《居间人佣金承诺书》，委托蔡胜介绍恒大地产、富力地产和珠江地产及旗下子公司洽谈吉隆地产项目合作事宜，并按照保底价1.2亿元转让，居间费分作两部分组成：1、按保底价1.2亿元的3%即360万元作为保底居间费；2、超出保底价部分30%作为溢价居间费。2019年1月31日，蔡晓波与蔡胜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合同》，确认蔡胜用基于《居间人佣金承诺书》享有的对惠州市瑞隆房地产有限公司50%佣金债权，抵偿蔡胜欠蔡晓波房款900万元的到期债务。由此可见合作项目真正的居间人是蔡胜。其次，蔡晓波和林桂华之间明显不是居间服务关系，合作项目相关的洽谈、签约工作都是由蔡晓波主导和推进的，林桂华并未提供服务。2017年4月27日，惠州市瑞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富茂公司最终签订《惠东县吉隆镇汉塘村东江边坑洋地段西项目合作协议》，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达成最终合作。根据林桂华提供的《公证书》第8、9、10、11、12、13、14、15、16、17张微信截图显示，在签约前两天及签约当日，蔡晓波一直主动联系林桂华，告知林桂华会见的时间和地点，向林桂华汇报进度。蔡晓波称呼林桂华用的是尊称“您”，语气殷勤，时刻在汇报自身情况。反而林桂华回应冷淡，每次都回复寥寥两字“收到”。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蔡晓波在主动推进合作，向林桂华报告合作进度。而林桂华作为所谓的“居间服务提供人”，一直在被动接收信息，没有主动促成合作的服务行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蔡晓波和林桂华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和正常居间服务关系完全不一样，林桂华完全不需要提供任何服务。但是蔡晓波却因为“某种原因”必须时刻向林桂华汇报情况。事实上，正是因为林桂华依仗和黄维迪、吕继春、吴克的关系，强势介入蔡晓波和富茂公司关于合作项目的谈判，要求蔡晓波向其支付“好处费”，否则其有权阻碍交易达成，所以蔡晓波被迫向林桂华时刻汇报合作进程。最后，林桂华提供的《居间服务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6月27日，远远晚于2017年4月27日《惠东县吉隆镇汉塘村东江边坑洋地段西项目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试问有任何居间人会先促成双方达成书面合作协议，再补签《居间服务协议》的吗？尤其是对于这么大额的交易项目，这种先促成书面合作达成，再补签《居间服务协议》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三、被上诉人林桂华提供的《居间服务协议》尾页签署栏无上诉人蔡晓波的签字，被上诉人林桂华与被上诉人蔡晓波并未就《居间服务协议》达成合意。林桂华提供了两份《居间服务协议》，一份是林桂华与郭义辉的《居间服务协议》，另一份是林桂华与蔡晓波的《居间服务协议》。两份《居间服务协议》形成的时间是同一天，即2017年6月27日，签订地也均显示为惠东区，且内容基本一致，说明两份《居间服务协议》是在同一个时间、各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在林桂华与郭义辉的《居间服务协议》中，尾页签字栏处有郭义辉的签字，骑缝页也有郭义辉的签字。但是在林桂华与蔡晓波的《居间服务协议》中，尾页签字栏中并无蔡晓波签字，仅是骑缝页显示有蔡晓波签字。《居间服务协议》尾页有很明显的甲方、乙方签字栏位置，不存在当事人不知道在什么位置签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郭义辉选择在尾页签字栏处以及骑缝页处签字，但是蔡晓波却未在尾页签字栏处签字，由此可见蔡晓波是明确不同意《居间服务协议》的内容，不愿意在尾页签字栏签字。“骑缝签”顾名思义，是为了对协议完整性进行封存，而非对协议内容的确认。蔡晓波经常做生意，在和别人协商未确定的事宜时，习惯先签骑缝页，以防止双方当场所述内容和下次所述内容不一致。蔡晓波在骑缝页的签字，也仅仅是对合同版本的封存，即该事宜并未达成一致，但是也不允许任何一方随意拆分内容，以影响后续商议。如果蔡晓波在场是明确同意《居间服务协议》内容的，蔡晓波应该毫不犹豫在尾页签字栏处签字，而林桂华也一定会明确要求蔡晓波在尾页签字栏处签字。蔡晓波未在尾页签字栏处签字的行为，恰恰说明蔡晓波明确表明对《居间服务协议》内容不确认。四、即使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蔡晓波应支付居间服务费，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蔡晓波支付的居间服务费过高，且明显与被上诉人林桂华付出的精力、时间不匹配。首先，居间人收取的居间服务费应考虑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社会公序良俗等。按照林桂华提供的《居间服务协议》，其要求的居间服务费高达合作项目总价款的8%。在合作项目达成的过程中，蔡晓波和第三人富茂公司接洽的机会是由蔡胜和陈大仁提供的。此外，黄维迪、吴克提供的书面答辩意见，也证明蔡晓波是全程亲自参与合作项目洽谈、签约工作。根据林桂华提供给的微信截图显示，合作项目相关的洽谈、签约工作都是由蔡晓波主导和推进的，林桂华是被动接收信息汇报的一方，贡献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即使林桂华确实曾经参与合作项目，合作项目从洽谈到最后签约，只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且林桂华的作用极其有限，林桂华的劳动价值已经从郭义辉支付的309万元可以充分体现，林桂华请求对合作项目收取合计近1400万元的居间服务费实在过高!其次，郭义辉并未实质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和签约工作。无论郭义辉是因为“好处费”还是因为其未实质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签约工作，因此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不能因此推论林桂华为蔡晓波提供了居间服务。合作项目从一开始接洽、洽谈到最后签约，都是蔡晓波亲历亲为，蔡晓波从未要求过林桂华提供代理、居间服务。最后，林桂华承认其已经收取郭义辉309万元，而郭义辉未直接参与合作项目洽谈工作，可以理解林桂华是为了收取郭义辉费用，因此才代郭义辉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签订工作等。但是蔡晓波一直是亲历亲为，亲自参与合作项目洽谈、签约、股权过户等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主导、推进的角色，并不需要依仗林桂华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应该认定对蔡晓波的居间服务收费标准应该远低于对郭义辉的收费标准。综上，第一，上诉人蔡晓波并未与被上诉人林桂华就《居间服务协议》达成合意，上诉人林桂华参与合作项目是为了向郭义辉收取费用。第二，蔡晓波一直是亲历亲为，主导和推进合作项目，从未要求林桂华提供帮助服务，但是林桂华一直想利用其与第三人黄维迪、吕继春、吴克的特殊关系，胁迫蔡晓波支付“好处费”，并通过干扰第三人富茂公司付款的方式，给蔡晓波施加压力。第三，林桂华谋取所谓“居间服务费”标准过高，远远超过其对合作项目的劳动价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二审庭审时上诉人补充如下上诉理由：一审遗漏必要参加的上诉人，蔡胜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发回重审。二、708万元被查封，没有支付给上诉人，本案主体交易的费用没有付清。三、若该案涉嫌索贿行为，由犯罪情况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四、居间合同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而不成立。被上诉人林桂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其他当事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出庭应诉。原审原告林桂华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原告林桂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蔡晓波立即向原告支付居间服务费708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08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5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该款项清偿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市瑞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隆公司）于2013年3月8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郭辉义，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蔡晓波和刘德兴。2013年5月30日，蔡晓波、刘德兴、郭辉义共同出具《股权及投资确认书》，确认瑞隆公司股权结构中，蔡晓波持有50%、刘德兴持有50%，其中刘德兴代持隐名股东郭辉义的25%。瑞隆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取得位于惠东县吉隆镇XX地段的土地【惠东国用XXXXX号】，面积为63652.13㎡，土地用途为商业、住宅。2017年4月27日，蔡晓波、郭辉义、刘德兴召开瑞隆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将瑞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公司名下地块）转让给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茂公司）。2017年4月27日，蔡晓波（甲A）、刘德兴(甲B)、郭辉义（甲C）作为甲方、富茂公司作为乙方、瑞隆公司作为丙方签订《惠东县吉隆镇汉塘村东江边坑洋地段西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和条件将甲方持有的丙方10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使乙方取得丙方及项目用地全部权益。乙方在受让丙方100%股权及项目用地相关权益的前提下支付综合价款。综合价款=项目用地计容建筑面积X包干单价￥1100元/㎡,暂按项目用地计容建筑面积161689.39㎡计算（以项目用地有效的规划批文载明的计容建筑面积为准，并且不包含中小学、幼儿园、车站、医院等非经营性公建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暂计约￥17786万元。该综合价款包括：1、股权转让款、及溢价（如有）;2、至乙方接管丙方之日，甲方（以及甲方关联方）对丙方已投入及应投入的全部费用（不含未实际缴纳的丙方注册资本）；3、至乙方接管丙方之日，丙方的全部债务；4、至乙方接管丙方之日，甲方、丙方对项目用地已投入及应投入的全部费用；5、甲方负责按协议约定向乙方移交丙方实际管理权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以及解除丙方现有员工的劳动关系所需的费用（如有）、按照本协议约定及乙方要求解除或变更丙方合同（如有）、解决丙方存在的权利瑕疵或权利限制设计的全部费用（如有）；6、甲方负责按本协议约定提供合法有效的丙方票据所需的费用、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收取综合价款中属于股权转让价款部分而依法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以及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的丙方债权（如有）皆已包含在综合价款中；7、在办理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费用（包括交易服务费、公证费、工商变更登记费、印花税），由本协议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政府部门规章规定各自承担，其中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已包含在综合价款中；8、按本协议约定其他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以及甲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及责任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公关费、差旅费、财务费、人员费等所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并包含在综合价款中。如综合价款不足以支付上述全部款项即费用的，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综合价款的支付方式：协议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甲A（蔡晓波）与乙方在乙方指定的银行以乙方名义共同设立共管账户，共管账户设立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定金2000万元；在本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工作（财务审计及尽职调查）全部履行完毕（且乙方未按约定解除本协议的）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一期综合价款14200万元，此时定金冲抵第一期综合价款，即乙方实际支付12200万元；第二期综合价款支付。乙方接管丙方后1个月内，甲方负责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复文件，批复文件须明确项目用地已取得的《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及其载明的规划设计条件仍合法有效且不予变更，乙方和丙方对上述工作予以协助。乙方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上述批复文件原件后1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约定结算综合价款，且乙方按本协议约定的财务处理方式支付第二期综合价款，即综合价款余款。2017年6月20日，蔡晓波、刘德兴召开瑞隆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一致同意蔡晓波将其持有的50%股权共1500万元以5966.2817905万元转让给富茂公司及刘德兴将其持有的50%股权共1500万元以5966.2817905万元转让给富茂公司。同时免去郭辉义的执行董事职务，聘任李思廉为执行董事。免去蔡晓波的总经理职务、免去刘德兴的监事职务，聘任李思廉为总经理，聘任林小溪为监事。变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2017年6月26日，蔡晓波、刘德兴分别作为甲方与富茂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瑞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各一份（两份合同除甲方及甲方签名不一致外，其余内容一致），均约定将甲方持有的瑞隆公司50%股权共1500万元出资额，以5966.2817905万元转让给富茂公司，富茂公司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并同意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2017年6月28日，瑞隆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和企业类型变更手续，股东变更为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富茂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3日、2017年12月22日向蔡晓波转账3550万元及2712万元，合计6262万元。原告主张其为瑞隆公司的上述3位股东均提供了居间服务，促成瑞隆公司与富茂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与蔡晓波和郭辉义签订居间服务协议。原告自称与刘德兴未签订书面的《居间服务协议》，将保留追究刘德兴责任的权利。原告林桂华（乙方）与郭辉义（甲方）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该协议载明：甲方是惠州市瑞隆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拥有上述涉案土地；乙方促成甲方与受让方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出售目标公司名下土地的使用权，居间费为3540000元（土地面积63652.13㎡，按计容面积59000平方米结算，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甲方25%，占相应的土地面积为14750平方米，居间费为14750㎡x240元/㎡=3540000元）。原告自认郭辉义已通过银行转账分2笔共支付了309万元（2017年1月22日转账159万元，2017年7月6日转账150万元）居间服务费给原告，并确认其与郭辉义的居间服务协议已履行完毕。关于原告提供的居间服务，原告提供经惠州公证处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为项目的审计、联络跟被告蔡晓波及相关人员联系、发函。在短信记录中，被告蔡晓波主张要求免收其股份的居间费，要求原告收到刘郭即可。第三人黄维迪、吴克作为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管，均确认原告是本次股权收购交易的引荐人，全程参与了双方前期的商业洽谈、协助签订合同、办理股权变更等各项居间活动。关于本案居间费，原告提供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甲方为蔡晓波、乙方为林桂华的《居间服务协议》予以佐证。该协议尾页签名处只有乙方林桂华的签名捺印，甲方处为空白，但协议骑缝页有蔡晓波的签名捺印。被告蔡晓波对骑缝页的签名捺印是否为本人不予确认，也不申请笔迹鉴定，主张骑缝页的签名捺印无意义，不会发生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上述协议主要内容：1、瑞隆公司名下拥有一块面积为62652.13㎡的土地【编号为惠东国用XXXXX号】，按计容面积59000平方米结算，瑞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甲方50%，占相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9500平方米。1.2、乙方促成甲方与受让方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出售瑞隆公司名下土地的使用权，居间费为29500㎡*240元/㎡=7080000元。2、居间服务期间空白（未填写）。3、居间服务费的支付期间：乙方应积极督促受让方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应于收到每笔股权转让成交价之日起3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比例的居间服务费。5、甲方权利义务。对于乙方基于居间服务而推荐给甲方的受让方信息，甲方确保不向任何第三人透露。如果甲方擅自、不恰当地向他人透露受让方的信息，由此对受让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居间服务费。6、乙方权利义务。乙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为甲方提供居间服务；有义务全程协助甲方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有权按约定向甲方收取居间服务费；敦促委托方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权。7、违约责任。甲方逾期支付居间服务费的，乙方可依据居间服务费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收取违约金。原告林桂华在起诉前，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民事裁定，冻结了案外人富茂公司应支付给被告蔡晓波的708万元。被告蔡晓波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了被告蔡晓波提出的管辖异议。被告蔡晓波不服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裁定，驳回被告蔡晓波的上诉，维持本院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案系居间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关于涉案《居间服务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被告蔡晓波未直接在《居间服务协议》尾页签名，在该《居间服务协议》骑缝页均有“蔡晓波”的签名及指模。被告蔡晓波对上述骑缝页签名及指模均不予确认，经本院作出法律释明后，其仍未对该签名及捺印的真伪申请司法鉴定或提供予以反驳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居间服务协议》骑缝页上的签名及捺印系被告蔡晓波本人所为。据被告在骑缝页签名及捺印这一行为可以看出，被告对《居间服务协议》的具体内容是知悉的；结合《居间服务协议》首页记载的甲方为蔡晓波、乙方为林桂华可知，被告对《居间服务协议》的主体也是明知的。即被告在《居间服务协议》骑缝页的签名及捺印的行为应视为对《居间服务协议》具体内容的认可及协议完整性的确认。因此，原、被告订立《居间服务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涉案《居间服务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居间服务报酬的支付问题。原告林桂华作为居间人，其居间活动一旦取得成果，委托人即被告蔡晓波就有支付报酬的义务。居间人要取得事实上的报酬，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所介绍的合同应当促成即成立，二是合同的成立与居间人的介绍有因果关系。本案第三人黄维迪、吴克作为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管人员，均确认原告是本次股权收购交易的引荐人，全程参与了双方前期的商业洽谈、协助签订合同、办理股权变更等各项居间活动。因此，原告已经促成《合作协议》及《瑞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且被告蔡晓波已收取大部分股权转让款，股权已变更登记。故原告林桂华已按约定完成居间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被告蔡晓波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报酬。至于被告辩称居间服务费过高的问题，本院认为，商事交易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关于居间费的标准，目前我国尚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双方在《居间服务协议》中关于居间费的约定并未违法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被告辩称居间费过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居间服务费708万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付问题。根据《合作协议》及《瑞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被告蔡晓波应当收取的8893万元中包含了5966.281790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其他费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至今，被告仍未对已收取的6262万元中包含哪些费用作出说明，结合上述2份合同，本院认定被告已足额收取股权转让款。根据居间协议约定，被告蔡晓波应在收到最后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即2017年12月22日起3日内支付居间费。被告蔡晓波拖欠原告林桂华居间服务费未付，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及《居间服务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2月26日起以708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至还清款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第三人刘德兴、郭辉义、惠州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维迪、吕继春、吴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晓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居间服务费708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金708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6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林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692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66692元，由被告蔡晓波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依据上诉人的上诉，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居间服务协议》是否成立。本案中，虽然《居间服务协议》尾页签名处没有上诉人蔡晓波的签字或者盖章，但是协议骑缝页由上诉人蔡晓波的签名捺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法律对于合同成立时当事人签字盖章并无明确的签字盖章的位置要求，因此，上诉人蔡晓波在协议骑缝页签名捺印依法应当认定《居间服务协议》成立。该《居间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上诉人蔡晓波具有法律拘束力。上诉人蔡晓波否认被上诉人林桂华提供了居间服务。本院认为，居间服务是行为，无法通过书面的证据予以固定；被上诉人林桂华提供了公证处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其为了上诉人蔡晓波的股权转让事宜提供了联络等居间服务的行为；上诉人蔡晓波无法否认《居间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却否认被上诉人提供了居间服务无理据，不予支持。上诉人蔡晓波提交了与案外人蔡胜签订的《居间人佣金承诺书》以及认为本案《居间服务协议》签订日期迟于上诉人蔡晓波与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期的日期，否认被上诉人林桂华提供了居间服务，但均不能否认《居间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蔡晓波否认被上诉人林桂华提供了居间服务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蔡晓波应当按照《居间服务协议》履行支付居间费的义务，双方约定的居间费没有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上诉人认为居间费标准过高没有理据，不予采纳。上诉人的其他上诉无理，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1692元，由上诉人蔡晓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卫书平审判员  曾 莹审判员  寇 倩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梁丽欣书记员严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