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7102行初280号 原告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法定代表人覃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唐丹露，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肖冬梅，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高速公路管理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铁山路22号。 法定代表人蒋小钦，该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钱俊，该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曾笑严，广西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民路67号。 法定代表人陈鸿起，该厅厅长。 负责人陆晓明，该厅副厅长。 委托代理人何玮，该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安华，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公司）不服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高速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桂林高管处）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下简称区交通厅）作出的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2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补正材料，于同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外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冬梅，被告桂林高管处的委托代理人钱俊、曾笑严，被告区交通厅的负责人陆晓明、委托代理人何玮、李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外运公司诉称，原告外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收到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的桂桂高路政续罚〔2018〕[1671]号—[1691]号共2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均系对挂靠于原告外运公司之名下的货车桂Ｂ×××××分别从2017年7月4日起至2017年9月21日止期间，从G72泉南高速波寨至柳州段鹿寨收费站至G72泉南高速池头立交至波寨永福收费站之间，二十一次擅自超限运输行驶公路，被处以罚款总合计1945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外运公司为此向被告区交通厅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区交通厅作出桂交复〔2018〕4号—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维持了被告桂林高管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原告认为，被告桂林高管处对原告外运公司所作出的处罚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桂Ｂ×××××货车是由车辆实际车主谭壮汉于2009年8月购买后挂靠于原告外运公司名下，双方签订有《车辆挂靠协议书》，挂靠时间从2009年8月起至2011年8月3日止。原告外运公司虽然是法律上的名义车主，但因为挂靠期限已届满，原告外运公司已无法实际控制车辆。之后，谭壮汉又于2016年2月在未知会原告外运公司的情况下将该车辆私自转让给谭瑞吉，该车辆实际控制人早已经未按车辆挂靠服务协议接受原告外运公司的管理，而按现行的法律规定，原告外运公司又无法将车辆从原告外运公司名下注销，导致实际控制人屡屡违反法律法规上路行驶。原告外运公司认为，原告外运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单位，不可能具备驾驶车辆上路的自然人才具备的生理条件，并非驾驶超限车辆上路的违法行为人，不应当作为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被告桂林高管处应当将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车辆驾驶员作为处罚的对象。被告桂林高管处有收费站的计重检测数据、照片及监控记录资料作为证据，应该是可以找到具体实施违法行为人加以处罚。2.被告桂林高管处处罚原告外运公司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以下简称《公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其车辆营运证；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驾驶人，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道路运输企业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由此可知，对于超限行为，可以在三个方面实施不同的处罚，即车辆的营运资格针对的是车辆的、违法超限的驾驶资格是针对驾驶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资格是针对道路运输企业的，原告外运公司作为道路运输企业即便是存在对车辆管理不严的责任，被告桂林高管处也不应当将处罚违法超限驾驶人的罚款用于处罚原告外运公司。3.即使桂Ｂ×××××货车存在超限运输行驶，而在波寨永福收费站被告桂林高管处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对违法驾驶员进行现场阻拦并处罚，或者是在第一次超限行驶后立即通知车主或者行为人并进行处罚，而是任由其二十一次违法超限运输行驶后才暴发式的告知和处罚名义车主，应属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职责。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收费高速公路入口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检测设备，对货运车辆进行检测，不得放行违法超限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其他收费公路实行计重收费的，利用检测设备发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时，有权拒绝其通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将违法超限运输车辆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公路管理机构有权查阅和调取公路收费站车辆称重数据、照片、视频监控等有关资料，经确认后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而桂Ｂ×××××货车二十一次违法超限进入高速公路，均畅通无阻，计重收费站利用称重检测设备发现通行车辆涉嫌超限运输时，有权拒绝其通行，为何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时未对桂Ｂ×××××货车进行阻拦，并进行强制卸货，而是让其违法通行后再进行处罚，这明显有违《公路法》对公路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也无法说明桂Ｂ×××××有超限运输行驶行为，被告桂林高管处的行为有用执法陷阱实施巨额罚款之嫌。4.处罚决定书上查明的超限路段为“G72泉南高速波寨至柳州段鹿寨收费站至G72泉南高速池头立交至波寨永福收费站”，从该陈述上根本无法让人了解违法行为的实施路段到底是从波寨—柳州，还是从波寨—永福，或者是从柳州—永福，此基本事实涉及到被告桂林高管处作为桂林高速公路管理处能否管辖柳州高速公路范围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告外运公司认为被告桂林高管处的处罚是错误的，被告区交通厅复议错误维持。故原告外运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的桂桂高路政续罚〔2018〕[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区交通厅作出的桂交复〔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桂林高管处辩称，一、根据桂高管路〔2016〕183号《关于调整各高速公路管理处管辖路段的通知》的规定，明确僚田互通—波寨（桂林至柳州高速公路）为被告桂林高管处管辖路段。被告桂林高管处对本案涉及高速公路路段具有管辖权。 二、根据广西交通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通报的计重检测数据、监控记录资料单显示，原告外运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桂Ｂ×××××货运车辆从G72泉南高速波寨至柳州段黄冕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于2017年8月10日03时38分从G72泉南高速池头立交至波寨永福收费站通行驶离。根据收费站检测采集的数据显示，该车辆有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超限运输在公路行驶的事实，被告桂林高管处实施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三、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本案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被告桂林高管处依照《公路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五项、《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八）项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规定，并按照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原告外运公司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至于原告所称货运车辆登记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问题，即原告外运公司述称的挂靠情形，属于民事法律管理范畴。该挂靠协议只对双方内部产生效力，不能对外产生效力，不影响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处罚行为。 四、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一）程序合法。被告桂林高管处收到涉案车辆超限信息通报后，依法调取了证据，并根据法律规定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最终根据调查的事实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给原告外运公司。（二）内容适当。因本案原告外运公司货运车辆超过规定值，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内容适当。综上所述，被告桂林高管处作出本案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使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外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区交通厅辩称，一、原告外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被告区交通厅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后，按原告外运公司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载的地址、联系电话(亦是原告外运公司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给被告区交通厅的EMS邮寄单上所填写的地址和电话)依法向原告外运公司进行了邮寄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月19日被原告外运公司签收。《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明确告知了原告外运公司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及起诉期限，即原告外运公司应于收到该法律文书后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原告外运公司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直到2019年2月11日(仅按原告外运公司起诉状的签署时间，实际时间以法院收到其起诉材料为准)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为23天，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的以及被告区交通厅明确告知原告外运公司的法定起诉时间。因此，被告区交通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外运公司的起诉。二、被告区交通厅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认真核查了案件相关事实，认定事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三、被告区交通厅在本案的行政复议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整个处理程序合法。原告外运公司在起诉状中也没有就被告区交通厅的行政复议处理程序提出有不合法或有错误的意见。综上，被告区交通厅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外运公司请求撤销本案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外运公司住所地为柳州市潭××路××号外运大楼内，该公司目前仍在该地址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9月7日，被告桂林高管处对原告外运公司作出桂桂高路政续罚〔2018〕[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将该决定书寄送给原告外运公司，快递单载明“收件人：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收件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19号外运大楼内。”原告外运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签收。 2018年11月6日，原告外运公司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区交通厅邮寄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行政复议。快递单载明：“寄件人：卢华君，单位名称：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寄件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19号外运大楼内，电话：0772-2625266。”被告区交通厅收到原告外运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桂交复〔2018〕1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8年11月13日，被告区交通厅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邮寄给原告外运公司。快递单载明：“收件人：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收件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19号外运大楼内。电话：0772-2625266。”原告外运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签收。 2019年1月17日，被告区交通厅作出桂交复〔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维持被申请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高速公路管理处作出的桂桂高路政续罚〔2018〕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月18日，被告区交通厅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给原告外运公司。快递单载明：“收件人：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收件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19号外运大楼内。电话：0772-2625266。”邮件查询结果显示“2019年1月19日10时54分44秒，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外运公司门卫”。2019年2月11日，原告外运公司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邮寄送达是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原告向区交通厅提起行政复议时未提交特定委托人的委托手续，“柳州市城中区潭中东路19号外运大楼内”作为原告外运公司的住所地及经营地，且被告区交通厅在邮寄《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时，向该地址以同样方式邮寄，原告已收到该通知书，因此被告区交通厅直接向该地址邮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被告区交通厅提供的证据显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已于2019年1月19日被“门卫”签收，“门卫”这个岗位除作为该栋大楼具体负责看守大门的职责外，从本院向邮递员询问的情况看，也负有代收邮件及包裹的职责；另查明2019年1月19日为星期六，原告自称其是2019年1月21日（即星期一）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邮件，期间被告区交通厅并没有另行以其他方式向原告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由此可知原告是从“门卫”处取到了该邮件，也由此可以推断原告公司日常是默认该“门卫”处可代收邮件的，综上，《行政复议决定书》邮件的送达时间应以“门卫”签收的时间为准，即《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时间为2019年1月19日。《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外运公司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外运公司于2019年2月1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十五日的起诉期限，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原告广西柳州外运有限责任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杨 波 审 判 员  罗宏萍 审 判 员  蓝丹丹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赵文赎 书 记 员  吴彦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