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9866号 原告：周瑞纲，男，1958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飞，浙江浙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绿畅共享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16963681444）。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贤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恩超，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广建，男，1975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江，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恩超，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瑞纲为与被告北京绿畅共享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志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2月2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8年11月12日、2019年8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周瑞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飞、被告北京绿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被告赵广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江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周瑞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飞，被告北京绿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被告赵广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江，被告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恩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当事人要求庭外和解45天，本院予以准许，但和解未果。在简易审法定三个月审理期限届满前，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为此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三个月。另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瑞纲起诉称：其与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周瑞纲将其对宁波方舟绿畅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绿畅公司）持有的55%股权作价1000万元（税后）转让给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应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向周瑞纲支付股权转让款154万元，在收到2015年工程款40%后支付股权转让款346万元，在与宁波各区签订2016年合同后7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在收到2016年工程款40%后支付余款300万元；逾期支付的，应按年利率18%支付违约金，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等等。协议签订后，周瑞纲按约将股权转让给了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且宁波绿畅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的工程款均已收到，但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通过公账及他人账户仅向周瑞纲支付股权转让款464万元，其余未付。周瑞纲于2018年4月8日委托律师发函给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但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仍未履行。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支付周瑞纲股权转让款53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527600元（自2017年1月1日起以股权转让款53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之后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支付周瑞纲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万元。 被告北京绿畅公司答辩称：一、周瑞纲称北京绿畅公司仅支付股权转让款464万元，并非事实。北京绿畅公司实际已支付股权转让款934万元。二、剩余小部分股权转让款未付清，并非是北京绿畅公司恶意拖欠的违约行为，而是归咎于周瑞纲违约在先而作出的被迫之举。（一）周瑞纲恶意侵占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等资料，构成违约。涉案《协议书》签订后，周瑞纲一直控制着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及合同等资料，北京绿畅公司无法查阅。当下财务资料等宁波绿畅公司所有的公司资料甚至已脱离公司完全被周瑞纲故意侵占，对此北京绿畅公司已另案提起诉讼。根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涉及到2013年、2014年利润和2016年、2017年以后利润的核算确定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但北京绿畅公司一直无法真实掌握宁波绿畅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和公司资料，无法确认相关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虽周瑞纲补充提供了第三方出具的一些证明，但北京绿畅公司在缺乏宁波绿畅公司资料的情况下无法予以核实。（二）周瑞纲违反在涉案《协议书》中作出的承诺，构成违约。首先，周瑞纲在涉案《协议书》中承诺宁波绿畅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但周瑞纲在履行宁波绿畅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有意不予支付部分应付款项，直到最近宁波绿畅公司被部分供应商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欠款，北京绿畅公司才得知此情况。这不仅导致宁波绿畅公司需要支付额外的违约金及诉讼费用，且给宁波绿畅公司的商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周瑞纲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其在涉案《协议书》中作出的上述承诺。其次，周瑞纲在涉案《协议书》中承诺“维持项目的正常运营”，但周瑞纲在履行宁波绿畅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有意延迟发放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在延迟发放工资不到半个月时间内该批员工即直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宁波绿畅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据悉该批员工离职后全部跳槽至周瑞纲实际控制的公司工作，与宁波绿畅公司直接构成同业竞争，使宁波绿畅公司的运营陷入困境。再次，周瑞纲侵占宁波绿畅公司资金，经催告后仍拒不归还。周瑞纲在履行宁波绿畅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利用总经理职务的便利，随意从公司提取资金供自己使用，虽已归还一部分，但至今仍有140余万元未归还。对此，宁波绿畅公司已多次催告，但周瑞纲至今仍未归还。周瑞纲尽管存在上述诸多违约甚至违法行为，北京绿畅公司仍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向其支付了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剩余小部分股权转让款未付清，实际上并非是恶意拖欠的违约行为，而理当归咎于周瑞纲违约及违法行为而作出的被迫之举。此外，即便北京绿畅公司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年利率18%的约定亦过高，最多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息。综上，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被告赵广建庭前书面答辩称：其系北京绿畅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贤未的妻弟。当时是作为见证人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的，赵广建并非涉案股权的受让方，故不应承担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周瑞纲对赵广建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广建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北京绿畅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贤未系赵广建的姐夫，当时赵广建是作为公司代表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的。赵广建未受让涉案股权，亦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不应成为股权受让主体。二、周瑞纲有很多违约之处，如注册资金未到位，财务账册未很好保管、移交等。周瑞纲对宁波绿畅公司的管理也有非常大的漏洞，造成北京绿畅公司巨大损失，包括引发劳动仲裁、供应商诉讼等。另外，周瑞纲对工程款的回收也不积极。周瑞纲还将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新公司”的部分股权擅自转到其直系亲属名下。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10月22日，周瑞纲（作为乙方）与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作为甲方，北京绿畅公司当时名称为北京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后于2016年1月18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之前还使用过北京方舟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方舟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名称）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载明：鉴于乙方与北京绿畅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将其对宁波绿畅公司持有的55%股权转让给北京绿畅公司，经双方一致同意，作出如下约定：1.关于宁波绿畅公司债权债务问题：（1）甲方承诺全权处理宁波绿畅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乙方承诺在经营宁波绿畅公司期间未签订与宁波绿畅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合同；（2）甲方承诺处理“浙江省通服公司”和“宁波西尖公司”的历史遗留债务问题，乙方承诺对外签订的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2.关于注册资金问题：宁波绿畅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80万元，关于注册资金未到位部分所引发的其他事项均由甲方全权负责。3.关于转让55%股权作价1000万元（税后）的相关付款事宜：(1)甲方承诺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154万元；（2）甲方承诺在收到2015年工程款的40%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346万元；（3）甲方承诺在北京绿畅公司与宁波各区签订2016年合同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4）甲方承诺在收到2016年工程款的40%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300万元。4.关于利益分配问题：（1）甲、乙双方共同商定对2013年度、2014年度的利润按照各50%分配，甲方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前给予乙方50万元；（2）考虑到甲方在2016年是上市年，甲方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给予乙方管理费50万元（税后），乙方承诺维持项目的正常运营；（3）对于宁波绿畅公司新增业务及2017年以后正常业务，甲、乙双方共同商定按各50%进行利润分配，新公司成立后，甲方应全部授权乙方在宁波开展相关业务。5.关于项目管理问题：（1）宁波绿畅公司的对外账务和税务处理全权由甲方负责处理，乙方需无条件配合；（2）双方共同商定由乙方来管理宁波绿畅公司的日常事务，但对外签订合同需双方共同商议决定，双方一致同意，逐步建立预算制度，今后将严格按照预算执行；（3）乙方承诺负责项目的招投标、合同签订、资金回收，确保双方的收益最大化。6.其他约定事项：（1）甲、乙双方承诺各自同学事情各自妥善处理，所有责任由各自承担；（2）甲、乙双方应按照上述约定执行，如需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应在宁波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解决，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违约方承担；（3）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未及时支付款项的，甲方应按年利率18%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赵广建、北京绿畅公司分别在《协议书》落款并列打印的“赵广建”、“北京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处签字、盖章，周瑞纲在落款打印的“周瑞纲”处签字。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北京绿畅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向周瑞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4万元。同日，宁波绿畅公司将周瑞纲持有的55%股权变更登记至北京绿畅公司名下，自此宁波绿畅公司成为北京绿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5年10月28日，北京绿畅公司又向周瑞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即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在约定期限内全部支付到位，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54万元系按照实收资本280万元乘以周瑞纲的原持股比例55%计算而来的）。北京绿畅公司后通过案外人王喜琵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3日向案外人陈盛花的银行账户汇付了人民币100万元；通过陈在慰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24日、12月2日、12月22日、12月22日及2016年1月29日向周瑞纲的银行账户分别汇付了人民币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110万元、100万元（合计410万元）；通过案外人孙瑜的银行账户于2016年12月23日向周瑞纲的银行账户汇付了人民币70万元；通过案外人葛宇斌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1月1日、12日向陈盛花的银行账户分别汇付了人民币100万元、10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6年2月26日，以案外人葛宁仙、施海华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宁波绿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即上述《协议书》中约定拟成立的“新公司”）。 北京绿畅公司于2015年7月8日与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宁波市海曙区城市管理局、宁波市鄞州区道路运输管理所等七家单位签订了宁波市公共自行车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前端部分工程合同各一份，于2015年9月8日与北仑区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了宁波市公共自行车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前端部分工程合同一份，合同总金额为30078375元，经审计确定的实际施工总金额为29172855元。截至2015年12月15日，北京绿畅公司已收到2015年合同项下的工程款12603897.40元（已达到2015年工程款的40%以上）。截至2017年12月11日，上述经审计后确定的2015年实际施工工程款已全部收入到账。北京绿畅公司于2016年9月6日与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宁波滨江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原宁波市江北区交通运输局（后并入宁波市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七家单位签订了宁波市公共自行车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前端部分工程合同各一份，合同总金额为16448714元，实际施工总金额不能准确确定（周瑞纲称因宁波滨江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2016年、2017年实际施工的工程量系合并审计的，故2016年的实际施工工程量不能准确确定，但该年实际施工工程量已全部审计完毕）。截至2017年1月22日，北京绿畅公司已收到2016年合同项下的工程款7065952元（已达到2016年工程款的40%以上）。截至2018年8月21日，除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应付尾款448987元及原宁波市江北区交通运输局的应付尾款1965280.40元尚未收入到账外，其余经审计确定的2016年实际施工工程款已全部收入到账。 另查明，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北京绿畅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2018年3月21日，依北京绿畅公司的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2018年3月21日起终止北京绿畅公司股票挂牌。2018年4月，周瑞纲委托浙江浙甬律师事务所向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发出《律师函》催讨所欠股权转让款（未载明金额）。2018年5、6月份，宁波绿畅公司开始拖欠供应商货款、工人工资、房租、车贷等。2018年7月，因宁波绿畅公司未按期发放工人工资，引发部分工人提起劳动仲裁。2018年8月，因宁波绿畅公司未按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引发部分供应商提起诉讼。2018年7月25日，周瑞纲因被解聘从宁波绿畅公司离职，此前宁波绿畅公司一直由周瑞纲负责经营管理，但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税务等由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负责处理。宁波绿畅公司对外承揽业务均要以北京绿畅公司的名义去承揽，业务应收款遂全部进入北京绿畅公司的银行账户，宁波绿畅公司需发放工人工资、支付供应商货款等均须向股东北京绿畅公司申请拨付。2018年9月，北京绿畅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周瑞纲侵占了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等资料，诉请要求周瑞纲返还。 还查明，周瑞纲为提起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费20万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周瑞纲提交的《协议书》、宁波绿畅公司及北京绿畅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信息网上查询资料、银行对账单、《证明》、《律师函》及邮寄凭证、《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2018）浙甬业证民字第6343号公证书,被告北京绿畅公司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起诉状及立案通知书、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劳动仲裁应诉通知书及仲裁裁决书、宁波绿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基本信息网上查询资料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涉案《协议书》对赵广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周瑞纲诉请要求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支付股权转让款536万元并承担相应违约金及承担律师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一，赵广建庭前答辩称其只是作为见证人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庭审中又答辩称其系作为北京绿畅公司的公司代表签字的，意即系职务代理行为。本院认为，赵广建的上述两种答辩意见明显相冲突。从涉案《协议书》的抬头、落款及协议内容来看，赵广建明显与北京绿畅公司系作为合同的共同一方当事人的，没有作为见证人或公司代表的任何表象或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赵广建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涉案《协议书》开宗明义即表明系基于周瑞纲与北京绿畅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周瑞纲将其对宁波绿畅公司持有的55%股权转让给了北京绿畅公司的前提下达成该《协议书》的，赵广建确实并非股权受让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从该《协议书》第3、4条约定的债务负担内容来看，赵广建更多是作为一种债务主体而成为该《协议书》一方当事人的，签约即表明其愿意与股权受让人北京绿畅公司一起共担债务，就如债的加入一样，未为不可。总之，涉案《协议书》已成立并合法有效，对周瑞纲、北京绿畅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对赵广建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赵广建应严格遵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其相应义务。 关于焦点二，北京绿畅公司答辩称其已向周瑞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合计934万元，剩余66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是因为周瑞纲存在违约甚至违法行为所致，如周瑞纲在担任宁波绿畅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有意不支付供应商的部分款项，有意延迟发放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引发供应商提起诉讼及员工提起劳动仲裁，使宁波绿畅公司运营陷入困境；周瑞纲还存在侵占宁波绿畅公司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及侵占宁波绿畅公司资金等违法行为。周瑞纲则称其不存在北京绿畅公司所指称的违约或违法行为，其仅收到股权转让款464万元，其余收到的470万元款项系北京绿畅公司支付的2013年度、2014年度周瑞纲可得的利润款300万元（即通过王喜琵、葛宇斌的个人银行账户汇付到陈盛花银行账户的300万元）和周瑞纲可得的管理费或业务招待费170万元（在第一次庭审中周瑞纲称通过陈在慰、孙瑜的个人银行账户汇付的480万元款项中170万元系支付给周瑞纲2015年至2018年7月三年半担任宁波绿畅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可得的管理费的，只有310万元系支付给周瑞纲的股权转让款，并称业务招待费未支付过；在第二次庭审中周瑞纲又称通过陈在慰、孙瑜的个人银行账户汇付的480万元款项中170万元系支付给周瑞纲2015年度、2016年度可得的管理费100万元和2015年度可得的业务招待费70万元的，即周瑞纲前后陈述确有矛盾）。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宁波绿畅公司的对外账务处理均由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负责处理，周瑞纲只负责宁波绿畅公司的日常事务管理，从周瑞纲提交的证据经（2018）浙甬业证民字第6343号公证书公证的宁波绿畅公司财务人员王蓝与赵广建的手机短信记录可清楚地看出宁波绿畅公司在2018年拖欠供应商货款、工人工资、房租、车贷等完全是因北京绿畅公司未及时拨付所需资金所致，同时也可看出周瑞纲对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并无管控权。北京绿畅公司指称周瑞纲有意不支付供应商货款，有意拖欠工人工资，完全有悖基本的诚信和基本的事实；北京绿畅公司又指称周瑞纲随意支取宁波绿畅公司的资金供自己使用，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之，本院无从采信，况且在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不由周瑞纲管控的情况下，周瑞纲如何做到随意支取公司资金且长期如此，北京绿畅公司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北京绿畅公司还指称周瑞纲恶意侵占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等资料，致使北京绿畅公司无法确认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剩余股权转让款遂暂未支付。对此，本院认为，因宁波绿畅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全部以北京绿畅公司的名义进行，业务应收款遂全部要先进入北京绿畅公司的银行账户，故北京绿畅公司对2015年、2016年工程款的收取情况完全可知情也应知情，不存在任何障碍。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约定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应为2015年12月22日之前（因2015年工程款在2015年12月15日已收入到账40%以上），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应为2016年9月13日之前（因在2016年9月6日已签订“2016年合同”），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应为2017年1月29日之前（因2016年工程款在2017年1月22日已收入到账40%以上），而北京绿畅公司指称周瑞纲侵占宁波绿畅公司的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等资料的时间应为2018年7月周瑞纲离职之后，可见在2015年至2017年北京绿畅公司如有任何疑问完全可予核查，北京绿畅公司不能以合同相对方的在后行为来阻却自己在先行为的履行，故即使周瑞纲2018年存在侵占宁波绿畅公司财务资料、业务合同资料等资料的情形，也不能成为北京绿畅公司停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正当合法理由。那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到底尚欠周瑞纲多少股权转让款呢？根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义务方除了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外，还有诸如利润款、管理费等款项的支付义务，故在双方无特别约定或收付款无特别指向的情况下，具体支付的是何款项应根据法定规则来作出相应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即在对债务清偿顺序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先清偿先到期债务，后清偿后到期债务。本案中，北京绿畅公司支付的款项中除2015年10月26日、28日汇付的154万元款项明确载明用途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对此亦无争议）外，其余通过个人汇付的款项均未载明汇款用途，双方对部分汇款用途发生争议。根据涉案《协议书》第3、4条的约定内容来看，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除分四期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在2015年12月31日前还应给予周瑞纲人民币50万元（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称此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周瑞纲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此款项为“职务津贴”即管理费，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称为利润款。本院认为，从涉案《协议书》合同条款上下文文义理解，此款项绝对不会是股权转让款性质，而应为利润款性质），另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应给予周瑞纲管理费50万元。周瑞纲庭审中称根据北京绿畅公司在涉案《协议书》签订之后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根据本公司与周瑞纲于2015年10月22日签署的协议书中‘4、关于利益分配问题’，现对管理费相关细节进行补充说明：本公司承诺从2015年度起每年管理费50万元（税后）给周瑞纲；业务招待费按当年度与宁波各区签订的合同金额3%提取给周瑞纲”），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还应给予周瑞纲2015年度起的业务招待费（在第二次庭审中周瑞纲称北京绿畅公司已向其支付了业务招待费70万元，但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分文未支付过），但北京绿畅公司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落款盖具的“北京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是虚假的，并申请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该《承诺书》涉及的业务招待费或管理费承担问题，与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同，且义务主体也不一样（《承诺书》上赵广建未签字），故本院对该《承诺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北京绿畅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遂未予准许。如周瑞纲认为该《承诺书》确实是真实的（该《承诺书》落款盖具的“北京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确实与涉案《协议书》上盖具的“北京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一样，但周瑞纲称北京绿畅公司在其他地方亦盖具过同样的印章印文），对其可得的业务招待费或管理费可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周瑞纲庭审中称其可得2013年度、2014年度的税后利润款300万元并称北京绿畅公司已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3日、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12日分三笔向周瑞纲支付了该300万元利润款，但周瑞纲并无证据证明其收到的该300万元款项为利润款，且涉案《协议书》对2013年度、2014年度的利润款金额并未约定清楚（庭审中周瑞纲提交一份利润统计表称2013年度、2014年度总利润达到10848935.95元，但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不认可），除确定应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利润款50万元外，对其余利润款的支付时间并未进行约定，故即使其余利润款金额确定后亦应作为劣后债权受偿，除非有特别约定或收付款有特别指向。根据涉案《协议书》的明确约定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应于2015年10月29日之前向周瑞纲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54万元，于2015年12月22日之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346万元，于2016年9月13日之前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于2017年1月29日之前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另外还应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向周瑞纲支付利润款5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管理费50万元。而北京绿畅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向周瑞纲先后支付了款项934万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北京绿畅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应当用于清偿（包括提前清偿）履行时间在先的债务，据此充抵后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尚应欠周瑞纲股权转让款166万元。因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未按期履行，已构成违约，依约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北京绿畅公司称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年利率18%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涉案《协议书》已明确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等费用，故周瑞纲支出的合理律师费，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应予承担。本院根据本案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部分及相关收费标准等情况，酌情确定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应承担周瑞纲律师费6万元。综上，本院对周瑞纲提出的诉讼请求中要求北京绿畅公司、赵广建支付股权转让款166万元并按年利率18%自2017年1月30日起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及承担律师费6万元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2013年度、2014年度及其他年度利润款分配的问题，周瑞纲同样可以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北京绿畅共享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广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周瑞纲股权转让款166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54840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继续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限被告北京绿畅共享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广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周瑞纲律师费6万元； 三、驳回原告周瑞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614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6413元，由原告周瑞纲负担37214元，由被告北京绿畅共享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广建负担291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刚 人民陪审员  周雪良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邓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