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柱林，男，198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9。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崇志，男，198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7。上诉人（原审原告）：傅进伟，男，198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8。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振炜，男，198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58。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湛雄，男，199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78。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莹屏，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毅英，男，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北冲坊北77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3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敏霞，女，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22。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小宪，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希楠，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锦恒，男，198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滘滘口村东区****之一，公民身份号码440************336。上诉人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因与被上诉人莫毅英、关敏霞，原审第三人潘锦恒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6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莫毅英向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赔偿455000元，并支付以45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4日的利息为59680.83元，本息合计514680.83元)；2.判令关敏霞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莫毅英、关敏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佛山市亚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汇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26日，原股东为莫毅英、潘锦恒，其中莫毅英占股份60%，潘锦恒占股份40%。2014年1月16日，潘锦恒与莫毅英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莫毅英、潘锦恒以技术作为出资，各占亚汇公司股份30%，乙方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以现金加客户形式共计出资40万元，各占公司股份10%，并约定乙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5日内向甲方交付出资款项的50%即20万元，剩余50%的出资款于2014年12月30日前交付甲方，等等。2014年7月2日，潘锦恒与莫毅英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的乙方杨柱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拥有同福汇公司的代理权（甲方同福汇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除顺德下级代理外）甲方对外以亚汇公司从事经营。现时公司股份比例状况，甲方两人共占亚汇公司60%的股份，吴崇志占亚汇公司10%，刘湛雄占亚汇公司10%，谭振炜占亚汇公司10%，傅进伟占亚汇公司10%。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福汇公司代理权（亚汇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持有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将甲方持有福汇公司代理权的10%股权作价2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受让上述股权。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即可获得内部股东身份。亚汇公司原对外名义架构和人员组成不变，即莫毅英、潘锦恒两人共占本项目的50%股份，其中莫毅英占25%股份，潘锦恒占25%股份，吴崇志占公司10%股份，刘湛雄占10%股份，谭振炜占10%股份，傅进伟占10%股份，杨柱林占10%股份，乙方杨柱林以公司股东身份按照比例享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签署后5日内乙方将转让款一次性汇到甲方指定账户。等等。2014年7月7日，杨柱林向莫毅英转账支付25万元，用途为“入股”。2016年3月10日，莫毅英因非法经营被刑事扣留。2016年12月9日，莫毅英被释放。2017年1月10日，莫毅英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莫毅英同意将持有亚汇公司60%的股权共78万元出资额以78万元转让给关敏霞，关敏霞在合同签订之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日，潘锦恒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潘锦恒同意将持有亚汇公司40%的股权共52万元出资额以52万元转让给关敏霞，关敏霞在合同签订之日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1月17日，亚汇公司经工商核准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莫毅英、潘锦恒变更为关敏霞，法定代表人由莫毅英变更为关敏霞。潘锦恒、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在另案[案号：（2017）粤0605民初19655号，（以下简称19655号案）]中主张莫毅英侵占股东利益。在该案诉讼中，潘锦恒、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陈述，潘锦恒退股发生于莫毅英释放后，当时潘锦恒因为担心莫毅英涉嫌非法经营而受到牵连，就将亚汇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关敏霞，实际上关敏霞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仅仅只是履行了变更登记手续。亚汇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潘锦恒与莫毅英，实际股东还有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潘锦恒与莫毅英实际持有股权各25%，其余股东持10%，但没有明确其余股东的股权具体由谁代持。诉讼中，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陈述：在2014年1月份，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与莫毅英、潘锦恒协商入股亚汇公司，所以双方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各占公司10%股份。当时商量对外是莫毅英、潘锦恒作为对外股东，约定入股，其中现金20万元，签约后就已经支付给莫毅英，另外20万元是客户形式，当时现金20万元谭振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月16日支付的79000元，其中5万元是出资款，余下29000元是客户资金，其他三人现金支付给莫毅英，但莫毅英没有出具相应的收据，因为都是同学及朋友，基于信任，也没有要求出具收据，其中客户形式在2014年中基本完成。到2014年7月2日，莫毅英、潘锦恒、杨柱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明确亚汇公司现在的股权比例情况是，莫毅英、潘锦恒共占60%，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各占10%，莫毅英和潘锦恒将10%的股权作价25万元转让给杨柱林，约定对外的股权、人员架构不变，对内莫毅英占25%，潘锦恒占25%，余下五人各占10%，在2014年7月7日，杨柱林将25万元入股款支付给了莫毅英，备注为“入股”。另查，关敏霞与莫毅英于2007年1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东合作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莫毅英、关敏霞主张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并非实际出资人，但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已就其出资进行了说明，而莫毅英、潘锦恒与杨柱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了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享有公司股权，印证了已实际出资的事实，故法院确认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是亚汇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至于杨柱林，其已经依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且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潘锦恒均确认其实际投资人身份，故法院对此也予以确认。根据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莫毅英原持有亚汇公司60%的股权；而根据各方协议，其实际持股为25%，故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主张莫毅英代其持有35%的股权，法院予以确认。至于莫毅英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各实际投资人的利益的问题。首先，如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在（2019）粤0605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188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潘锦恒因莫毅英被刑事羁押，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无偿转让股权予关敏霞以离开公司，由此推定莫毅英也是基于同样理由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关敏霞名下。其次，虽然未有证据证明案涉的股权转让经由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的同意，但从本案的证据可知，各实际投资人知悉公司的情况，应知莫毅英被刑事羁押九个月及莫毅英、潘锦恒为安全考虑将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关敏霞名下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各实际投资人一直未以任何方式向莫毅英、潘锦恒提出异议，因此莫毅英、关敏霞主张各实际投资人为免受牵连而同意转让股权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分析，法院认定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知悉并同意莫毅英无偿转让股权予关敏霞，故其主张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杨柱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73.41元、财产保全费3093.4元，合共7566.81元，由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负担。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莫毅英向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赔偿455000元，并支付以45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4日的利息为59680.83元，本息合计514680.83元）；2.判令关敏霞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莫毅英、关敏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其在6188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潘锦恒因莫毅英被刑事羁押，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无偿转让股权予关敏霞以离开公司”，由此推定莫毅英也基于同样理由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关敏霞名下，这一推理有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一）本案与（2019）粤0605民初6188号案（以下简称6188号案）是两件不同的案件，且6188号民事判决也不是生效判决，一审法院的引用违反了民事审判规则，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法院“推定莫毅英也基于同样理由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关敏霞名下”，存在逻辑错误。莫毅英因经营亚汇公司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罪，不能推出莫毅英基于自身安全考虑作出无偿转让股权。（三）一审法院在6188号案件认定潘锦恒无偿转让股权予关敏霞，认定错误，潘锦恒不存在无偿转让股权给关敏霞的事实。潘锦恒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为52万元，关敏霞也无证据能证实股权转让是无偿转让。1.6188号案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原因分析存在错误。2.6188号案一审法院超越职权认定了双方没有举证的内容，双方都没有提交《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一审法官凭空将其列为证据，违反民事审判规则。3.唐某某的证人身份不适格，其证言与案件缺乏关联性，无证据效力；唐某某与关敏霞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一审法院却采信其证言从而认为潘锦恒、关敏霞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4.6188号案中关敏霞并非被动接受潘锦恒退出，在此之前其曾串通唐某某伪造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骗取亚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说明其并非被动接受。5.一审法院认为“关敏霞在莫毅英羁押大半年、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以高价受让潘锦恒的股权，可能性不大”，推断毫无依据。没有事实证明亚汇公司经营困难；其次，平价转让股权被判断为高价转让也没有事实依据。6.6188号案中一审法院对价格确定的分析存在错误。7.6188号案中一审法院对协议履行期限推理错误，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潘锦恒初步收集到莫毅英私自转移了亚汇公司账户中957500美元的证据，遂起诉莫毅英、关敏霞等追索被转移的款项，即19655号案，再向关敏霞主张个人股权转让款。但一审却据此认定“协议至今逾两年，双方一直没有催告、交收股权转让款，客观佐证双方对股权转让没有约定价款”，毫无逻辑；而且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莫毅英转让股权给关敏霞时杨柱林等五人皆不知道，未经杨柱林等五人同意，一审法院认定杨柱林等五人知悉并同意莫毅英无偿转让股权予关敏霞，属于认定错误。（一）从案件证据来看，莫毅英转让股权并无事先征得五人同意，也无告知。一审法院主观认定五人知情，认为莫毅英、关敏霞主张各实际投资人为免受牵连而同意转让股权具有高度盖然性，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各实际投资人知悉公司的情况，应知莫毅英被刑事羁押九个月，莫毅英、潘锦恒为安全考虑将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关敏霞名下的事实”，认定有误。首先，本案证据无法推出该结论，莫毅英在一审答辩状中亦承认杨柱林等五人从未参与亚汇公司的实际经营，亚汇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均由莫毅英处理。其次，杨柱林等五人在19655号案中才知道莫毅英、潘锦恒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关敏霞，但五人想等19655号案处理好后再向莫毅英追索擅自转让股权的损失。另外潘锦恒转让股权是他个人的原因，潘锦恒转让股权不代表杨柱林等五人知悉并同意莫毅英无偿股权转让。三、莫毅英擅自转让代持的股份损害了杨柱林等五人的利益，依法应赔偿损失。（一）杨柱林等五人入股亚汇公司，均实际支付投资款，支付了对价。（二）股权被莫毅英擅自转让，莫毅英与关敏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莫毅英转让60%亚汇公司股权作价78万元，无论关敏霞有无支付价款给莫毅英，对五人而言，其被代持的35%的股权已经被出让，五人丧失了股权，却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该损失是莫毅英擅自转让其代持股权造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莫毅英应赔偿该损失。（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亚汇公司60%股权的转让价格是78万元，即杨柱林等五人被代持的35%股权对应的价格为45.5万元，莫毅英应按该价格赔偿杨柱林等五人的损失并支付利息。四、关敏霞是莫毅英的妻子，债务发生在其婚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关敏霞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莫毅英、关敏霞辩称，一、杨柱林等五人为自身安全考虑担心受牵连而转让案涉股权离开公司，知悉并同意莫毅英向关敏霞无偿转让案涉股权。（一）2016年3月10日，莫毅英因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扣留，至2016年12月9日被释放，在此期间，杨柱林等五人及潘锦恒均不愿意继续经营亚汇公司，公司处于亏损及停止经营状态，并且上述六人已多次提出要求注销或退出亚汇公司。因莫毅英坚持要求保留亚汇公司的主体，六人唯有要求向关敏霞转让各自持有的亚汇公司的股权。五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潘锦恒作为公司监事，一直要求莫毅英提供收支情况予以查阅，但莫毅英一直以公司亏损为由拒绝提供，之后莫毅英又涉及刑事犯罪。2017年1月10日，潘锦恒正是由于对莫毅英、关敏霞夫妻失去信任，才在亚汇公司盈利的状态下将其持有的40%股权以52万元平价转让给关敏霞，结束与莫毅英的合作关系”。由以上陈述可以获知，五人正是因为担心莫毅英涉及刑事犯罪会受到牵连，才会急于要求转让股权，撇清与亚汇公司及莫毅英的关系，才会在已经怀疑莫毅英、关敏霞实施了所谓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金，损害其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未经公司清算下就同意将股权“平价”转让，莫毅英也是在五人的要求才将股权转让给关敏霞。（二）莫毅英向关敏霞转让股权时，亚汇公司亏损严重，难以为继，莫毅英与关敏霞是夫妻关系，关敏霞不需要向莫毅英支付任何股权转让的对价。在此情况下的转让，莫毅英不可能取得任何收益。如果亚汇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莫毅英想要通过转让股权侵害五人的股东权益，其完全可以低价转让股权，而无需约定转让对价为78万元。可见，莫毅英完全没有损害五人股东利益的主观故意，其本意是保留亚汇公司。且按照莫毅英的本意，莫毅英完全可以继续担任亚汇公司的股东，莫毅英完全是应五人的要求才要将持有的股权转让予关敏霞。（三）五人及潘锦恒均是19655号案的原告，共同向莫毅英及关敏霞追索所谓被损害的股东权益，在庭审中也明确陈述“退股在莫毅英被释放后，当时因为莫毅英涉嫌非法经营，担心受到牵连，就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关敏霞”，参与庭审的杨柱林及其他四人的诉讼代理人均未对股权转让的事实及原因提出异议，可见五人及潘锦恒对转让股权的原因是持一致意见的，且对股权转让也是清楚的。1965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五人及潘锦恒又委托相同的诉讼代理人提起本案及6188号案的诉讼。由此可知五人与潘锦恒之间互相信任紧密联系，且有充分的沟通。（四）潘锦恒是亚汇公司的原股东，也代持了五人15%的股权，但其仍与莫毅英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转让股权。五人却只向莫毅英、关敏霞主张侵权责任而不向潘锦恒提出相同的主张，亦可以证明五人对于潘锦恒、莫毅英向关敏霞无偿转让代持股权的事实及原因实际上均是清楚知悉且同意。二、杨柱林等五人无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出资，莫毅英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其利益的结果，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五人要求莫毅英赔偿因其实施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应该举证证明莫毅英的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给五人造成了实际损失。（一）无证据证明五人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即使认定《股东转让协议》确认了吴崇志等四人享有亚汇公司股权，也无法据此推断四人已经履行了足额缴纳了出资款的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柱林受让取得的是“甲方持有的福汇FXCM公司代理10%的股权”，而非亚汇公司的股权，且未明确约定其是亚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且由莫毅英代持其股份。故一审判决认定五人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五人持有的50%的股权具体由谁代持没有明确约定。即使认定五人共持有亚汇公司50%的股权并由莫毅英及潘锦恒代持，但并未明确约定莫毅英及潘锦恒各自代持的股权份额。19655号民事判决也认定“没有明确其余股东的股权具体由谁代持”，故不能基于《股东合作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登记情况径行推断并确认莫毅英代五人持有35%的股权份额，更不能据此单独要求莫毅英赔偿处分五人隐名股权的损失。（三）股权转让的对价并不等同于五人的实际损失，五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因所谓莫毅英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数额。股权价值应在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后确认，而非用莫毅英转让股权时约定的对价直接确认五人遭受的损失。五人主张以股权转让的对价认定其损失并要求返还，实际上是要求在亚汇公司未经合法清算的情况下，不经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法定程序，实现其股权转让的目的。在亚汇公司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五人仍要求以股权转让约定的对价确认损失，实际上是逃避承担亚汇公司的亏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五人的主张实际是认为莫毅英无权处分代持的股权，如果法院认定莫毅英的行为侵犯了五人的权益，应当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将由关敏霞持有案涉股权重新登记于莫毅英名下。三、如前所述，五人对于莫毅英转让股权的行为是知悉且同意的，莫毅英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莫毅英、关敏霞均未在案涉股权转让中有任何获利，也未将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五人主张案涉债务为莫毅英与关敏霞的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关敏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莫毅英、关敏霞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19655号案件开庭笔录四份，拟证明杨柱林等五人因担心受莫毅英涉嫌刑事案件的牵连而转让股权。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杨柱林等五人质证认为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鉴于双方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潘锦恒、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诉莫毅英、关敏霞、邓敏辉、亚汇公司损害股东权益纠纷案件即19655号案2018年8月30日的庭审中，莫毅英、关敏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2017年1月17日，莫毅英、潘锦恒分别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所有的亚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关敏霞，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亚汇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关敏霞。转让股权之前，六原告均已经对股权收益进行结算确认，没有异议后再进行股权转让。提起本案诉讼时，六原告已经不具有亚汇公司股东资格，且没有证据证明六原告是亚汇公司实际投资人而由股东关敏霞代其持股”；在同年11月15日的庭审中，潘锦恒、杨柱林、吴崇志、傅进伟、谭振炜、刘湛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退股在莫毅英释放后，当时原告因为莫毅英涉嫌非法经营，原告担心受到牵连，就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关敏霞，实际上关敏霞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仅仅只是履行了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杨柱林等五人上诉认为名义股东莫毅英在未征得实际出资人杨柱林等五人同意的情形下，将代五人持有的亚汇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关敏霞，且没有向杨柱林等五人支付转让对价45.5万元，造成五人的损失，为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请主张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杨柱林等五人的主张及所依据的法条，本案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为：1.莫毅英作为名义股东，代持杨柱林等五实际出资人多少股权；2.莫毅英是否未征得实际出资人杨柱林等五人的同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五实际出资人的亚汇公司股权转让给关敏霞；3.杨柱林等五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对于莫毅英作为名义股东，代持杨柱林等五实际出资人多少股权的问题，亚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股东有莫毅英、潘锦恒，分别持有60%股份和40%股份；莫毅英、潘锦恒与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签订《股东合同协议书》，约定莫毅英、潘锦恒各占亚汇公司40%股份，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各占亚汇公司10%股份；其后，莫毅英、潘锦恒与杨柱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原对外名义架构和人员组成不变，其中莫毅英占25%股份，潘锦恒占25%股份，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杨柱林各占亚汇公司10%股份。可见，登记在莫毅英名下60%的股权有35%属于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杨柱林等五名实际出资人。莫毅英、关敏霞辩称杨柱林等五人共计50%的股权由谁代持没有明确约定的主张与在卷证据反映的法律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莫毅英是否未征得实际出资人杨柱林等五人的同意，擅自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亚汇公司35%股权转让给关敏霞的问题，莫毅英、关敏霞认为杨柱林等五人转让是知情且同意的。在潘锦恒、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杨柱林作为原告的19655号案庭审中，杨柱林等五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退股在莫毅英释放后，当时原告因为莫毅英涉嫌非法经营，原告担心受到牵连，就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关敏霞”；莫毅英、关敏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陈述“2017年1月17日，莫毅英、潘锦恒分别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所有的亚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关敏霞，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亚汇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关敏霞。转让股权之前，六原告均已经对股权收益进行结算确认，没有异议后再进行股权转让。”由此可见，将包括杨柱林等五人的35%股权在内的亚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关敏霞是经过杨柱林等五人与莫毅英、关敏霞协商一致，才由莫毅英与关敏霞于2017年1月1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杨柱林等五人主张莫毅英未征得其五人同意而转让了登记在莫毅英名下的五人股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杨柱林等五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杨柱林等五人有向关敏霞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下，鉴于股权登记在莫毅英名下，莫毅英以自己名义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杨柱林等五人的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均属于莫毅英代理杨柱林等五人完成向关敏霞转让股权的行为，在莫毅英与杨柱林等五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为杨柱林等五人，受托人为莫毅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受托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杨柱林等五人、莫毅英和关敏霞均知道莫毅英转让的是杨柱林等五人的股权，且不存在该合同只约束莫毅英和关敏霞的情形，故《股权转让合同》直接约束杨柱林等五人与关敏霞，在杨柱林等五人和关敏霞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法条适用的前提是名义股东无权处分实际出资人的股权。杨柱林等五人认为莫毅英无权处分五人的股权，并造成五人的损失，据上述法律规定主张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文分析，莫毅英以自己名义代理杨柱林等五人与关敏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向关敏霞转让杨柱林等五人35%的股权，是征得杨柱林等五人同意，在该转让行为中，杨柱林等五人与莫毅英是委托合同关系，与关敏霞是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莫毅英无权处分杨柱林等五人股权的事实，不具备上述法条的适用条件，故杨柱林等五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请求判令莫毅英向其五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柱林等五人认为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或因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而产生了实际损失，可依据双方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杨柱林等五人请求关敏霞对莫毅英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现本案中杨柱林等五人主张莫毅英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杨柱林等五人在本案中诉请关敏霞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义务基础，故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分析，原审法院未针对当事人所提请求权基础进行审理而围绕股权转让对价作分析论证虽有不妥，但其驳回杨柱林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杨柱林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46.82元，由上诉人吴崇志、刘湛雄、谭振炜、傅进伟、杨柱林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炜烽审判员  禤 君审判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