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9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惠玉，女，198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永海，山东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沙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丹，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法定代表人：吴国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敬武，山东翔宇绍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江，山东翔宇绍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惠玉因与被上诉人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原审被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霖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惠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建一局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建一局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证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华霖公司与案外人李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以房抵顶工程款的事实予以否认，背离基本事实。（一）案外人李强与烟台福强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强门窗公司）系资质挂靠关系。首先，在另案（2019）鲁06民初4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李强向法庭提交了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原件、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原件、华霖公司出具的工程款证明、完工证明及加盖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明细账及营业执照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与福强门窗公司系资质挂靠关系及与华霖公司系实际施工关系。其次，华霖公司也向法庭提供了其与福强门窗公司签署的《铝合金门窗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百叶窗施工补充协议，对李强借用福强门窗公司资质对其公司铝合金门窗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事实予以进一步地证明。最后，倘若一审法院采纳了福强门窗公司出具的单方证明，即福强门窗公司与华霖公司没有建筑工程承包关系，也未委托他人做华霖公司的铝合金门窗工程，那么一审法院应当对唐惠玉及华霖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加盖福强门窗公司财务章及李强个人签字的抬头为华霖公司的工商业收款收据予以合理的解释说明。在一审法院未做合理的解释说明时，福强门窗公司出具的单方证明不足以对抗唐惠玉及华霖公司提供的书面合同及收据等原始证据，一审法院应以唐惠玉提供的原始证据为主，福强门窗公司的调查笔录仅仅是证言，而唐惠玉提交的是书面证据，书面证据的效力大于证言。另外，为了查清事实，唐惠玉请求对福强门窗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只要鉴定了印章，就可以否定福强门窗公司的证言，一审法院不对福强门窗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而是对福强门窗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便据此作出判断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并未综合考量全案的事实及证据，其单方面采纳福强门窗公司的证明，所做出的认定偏离了事实真相。（二）李强与华霖公司因铝合金门窗工程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房抵工程款亦真实合法。唐惠玉在一审中已提供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收据和更名单及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公司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承包合同等证据，用以证明华霖公司因16#、23#、24#楼铝合金门窗工程欠李强工程款，在欠付的3369483元工程款范围内选择以房抵债，抵债房源八套，其中李强对抵债房源24号楼2单元1901室享有财产权益，并在涉案房屋进行网签及预告登记前通过更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合法转移，受让人为唐惠玉。一方面，根据一般法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为要式合同，但法律并未规定不采用书面形式合同即无效。况且就合同法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司法解释体现的立法精神而言，即使施工合同无效，只要工程质量合格，实际施工人亦可以主张工程款，故李强作为自然人，在承包及结算程序上存在细微瑕疵无可厚非，法院认定是否存在建设工程关系应从客观事实出发，不能一味的以有无书面合同去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关系的存在与否。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在唐惠玉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关系、以房抵工程款关系及唐惠玉从李强处受让涉案房屋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后，一审法院仍然否认李强与华霖公司存在真实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关系及工程欠款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否认唐惠玉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二、一审法院否认唐惠玉在法院查封前已支付购房款，偏离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以唐惠玉在一审答辩状中称房款为435845元，而在庭审中又称以26万元价格从李强手中受让房屋，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不予认可唐惠玉付款的事实，此举混淆了三方主体之间存在的两类法律关系，即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的以物抵债关系、唐惠玉与李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屋的正常商品房出售价格为435845元，李强与华霖公司以房抵顶工程款是按照正常的商品房出售价格进行的，且抵顶事实发生在法院查封前，并未侵害第三方的权益。至于唐惠玉从李强处受让的价格为26万元，这是李强为了迅速回笼资金所做出的个人权利让渡，亦未侵犯第三方的权益。此外，假设唐惠玉未完成对李强的付款，李强是不会配合唐惠玉在华霖公司处办理相关的更名手续及向华霖公司出具相关工程款收据完成双方会计做账上的冲抵工作。针对一审法院因王树利（另案被告）个人业务结算书备注140万元的用途为“货款”认为王树利委托陈波（另案被告）向李强转账140万元并非房款的问题，在另案（2019）鲁06民初4号、5号、6号案件审理中，同批团购人王树利已提供其及陈波方从事何种工作的证明，用以证明双方无业务往来，140万元实为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唐惠玉在庭审过程中也提供了唐惠玉与王树利丈夫吕瑞周的银行流水，用以证明唐惠玉归还了王树利前期垫付的26万元房款，亦可以印证以房抵债的真实性。此外，对于55万元现金支付的问题，李强在法庭作证的时候也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说明，而且对本身就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该批团购人而言，此等额度的现金支付并非难事，一审法院并未考量团购人自身的资金实力，便推定唐惠玉的付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不予采信，属查证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唐惠玉在法院查封前未有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此外《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列举的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属于指导性条款，法律并未规定缺少其中一项或几项条款合同便无效的法律后果。反观本案，唐惠玉与华霖公司已就涉案房屋的面积、价款、付款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而且华霖公司已通过与李强之间的工程欠款进行抵顶的方式收受购房款，已具备法律关系成立的基本要素，故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应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李强此次打包出售的8套抵账房中，与唐惠玉处于同一批团购的购房者叶素艳，其付款流程也是通过王树利（另案被告）委托陈波（另案被告）向李强付款，李强收款后协助其在华霖公司处办理更名手续。在法院查封前叶素艳购买的16-1－2603室已顺利办理了网签，这从侧面反映了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唐惠玉从李强处受让抵账房的真实性，如果法院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唐惠玉所购的涉案房屋也可以顺利办理网签手续。综上，唐惠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规定的买受人，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唐惠玉的合法权益。中建一局辩称，首先，唐惠玉在庭审中陈述案外人李强通过挂靠福强门窗公司名义为华霖公司施工，后华霖公司将涉案房产作价抵顶欠付李强的工程款，之后李强又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唐惠玉。而在案件一审诉讼中唐惠玉并未提供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的书面证据，仅提供华霖公司内部的《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且其中项目承包方载明为福强门窗公司，由于该审批表中没有承包方福强门窗公司公章，审批表在形式不能证明以房抵工程款法律关系的成立，在实质上更无法证明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公司或李强存在施工合同关系的事实，至于福强门窗公司与李强是何种法律关系，工程具体结算数额、涉案工程款福强门窗公司是否同意直接由华霖公司名下房产抵顶给李强，唐惠玉与李强是否存在书面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华霖公司是否已经收到案外人李强的债权转让通知等问题唐惠玉在一审庭审中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06民初4号案件庭审事实调查中，福强门窗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证明中载明：1、福强门窗公司与华霖公司之间没有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关系；2、龙口市九里城一期工程23#24#25#楼的铝合金门窗工程，福强门窗公司没干，也没有委托他人干该工程。同时，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李强本人进行调查时，李强无法说明《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的形成及签字过程，也不能说明工程材料供货商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不能向法庭提供该公司或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对其向法院提供的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由谁从何处取得也无法进行说明，对宏利公司出具的证据名称及内容均无法说明，以上种种情况可以说明唐惠玉庭审中陈述的李强为华霖公司施工、华霖公司以房抵顶欠付李强工程款的事实不成立，进而说明唐惠玉主张购买涉案房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唐惠玉在一审中仅提交了关于涉案房屋的商品房认购协议，未提交其与华霖公司签订的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唐惠玉提交的认购协议从内容上可以判断性质为就商品房买卖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并非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认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应当继续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的内容，可以证明该商品房认购协议不能代替商品房销售合同。再次，涉案房屋在唐惠玉主张的认购协议签订之时，具备预售许可，符合办理合同网签备案条件。但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华霖公司名下房产查封之时，涉案房屋并未完成合同网签备案手续，这也是导致涉案房屋被查封的主要原因。我方认为，认购协议中约定了需要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且从认购协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未按时签订合同的违约责任主要由唐惠玉承担，因此关于涉案房屋因未签订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未完成网签备案，导致涉案房屋被查封的责任应当在唐惠玉。最后，一审中唐惠玉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也未提供客观证据证实涉案房屋交付时间在涉案房屋查封之前。综上所述，唐惠玉主张的理由，不能排除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唐惠玉的执行异议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涉案房屋应当根据中建一局申请依法执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华霖公司述称，同意唐惠玉意见。另外，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通过房屋抵顶方式结算工程款，并由李强将涉案房屋转售给唐惠玉这一事实，在一审调查举证过程中已基本可以证实，不能因为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存在些许瑕疵而否定房屋交易的真实性。唐惠玉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且已支付房屋价款，其上诉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中建一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准许对龙口市九里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的执行；2．唐惠玉和华霖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中建一局与华霖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进行诉讼保全，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鲁06民初80-1号民事裁定，冻结华霖公司银行存款300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详见协助执行通知书或查封清单）。2016年6月17日，一审法院依据该裁定，向龙口市房管部门发出（2016）鲁06民初字第80-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该部门协助查封华霖公司名下的包括位于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在内的系列房产。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7月11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本案所涉及总工程款项暂定为320773585.35元，其中土建工程的总造价为292811873元，安装弱电总造价暂定为27961712.35元（最终金额以中建一局与武汉利兴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生效判决确认的工程总造价金额为准进行调整），已付工程款为265104212.3元，（其中有315万元待双方财务对账确定后再从上述已付款中进行调整），总计欠付工程款暂定为55669373.05元，扣除另案即（2016）鲁06民初413号案已确认处理的20091222元，华霖公司在本案中实际欠付的工程款暂定为35578151.05元；二、华霖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两个月即60日内清偿欠付中建一局欠款35578151.06元及另案即（2016）鲁06民初413号案已确认处理的20091222元（两案合计欠款为55669373.05元）。若逾期华霖公司未履行给付欠款和利息的义务，则中建一局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中建一局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华霖公司提交相关的技术资料及工程竣工备案的相关资料。四、其他双方互不追究。五、案件受理费316182元，减半收取为158091元，由原告负担78091元，被告负担80000元，保全费5000元被告负担。该调解书生效后，华霖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中建一局申请，一审法院立案执行。案外人唐惠玉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对位于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事实与理由：案外人唐惠玉与被执行人华霖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案外人购买了被执行人开发的九里现代城小区24号楼2-1901号房屋，支付购房款431985元，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办理了房屋交付手续并实际占有了该房屋。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鲁06民初80-1号民事裁定书，已经保全查封包括上述住宅楼在内的部分房产。案外人唐惠玉与被执行人华霖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案外人唐惠玉已经取得被查封的上述住宅楼财产权益，案外人唐惠玉依约已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了上述住宅楼，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异议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为此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裁定中止对本案请求事项中所列住宅楼的执行，并解除对该住宅楼的查封。案外人唐惠玉提交以下证据，以证明其异议主张：1、案外人唐惠玉与被执行人华霖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及《收据》复印件一张，该协议约定案外人购买被执行人龙口市九里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面积92.9平方米，总价431985元；《收据》的金额为431985元，交款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客户姓名为唐惠玉，楼号为24号楼2单元1901。该收据加盖被执行人财务专用章；2、时间为2016年4月24日，交款单位为24-2-1901唐惠玉，收款事由为2015年10.1-2016.3.31物业费数额为586元的《收据》。3、2015年12月2日，案外人与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九里城业主入住合约》、与被执行人签订《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住宅房屋质量保证书》、与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被执行人签订临时管理规约《承诺书》等复印件各一份，上述资料内容载明业主姓名为唐惠玉，专有房号为24幢2单元1901号。以上复印件均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案外人用以证明其于2016年5月底之前已实际购买本案诉争房产并交付全部款项，并于2016年5月底前已实际占有该房产。一审法院（执行裁定）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其要求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并中止执行应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案外人唐惠玉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条链，证明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前其已实际交付涉案房屋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案外人对于未能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也不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裁定中止对龙口市九里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的执行。中建一局不服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中建一局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九里现代城17-1-804号房屋售水售电票据1宗。证据二、华霖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原件保存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用于证明原告在另案起诉田昭体的案件中，华霖公司曾出具证明说明本案涉案房屋所在小区于2014年6月至11月更名为府南新映象，因此，相关的售水售电票据中载明的用户地址应当为府南新映象小区。而本案中，唐惠玉提交的相关售水售电票据与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存在冲突，足以说明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涉嫌伪造。证据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来源：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并在原告处保存，原件已提交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证明：因华霖公司拖欠原告工程款，原告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原告与华霖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华霖公司同意按照调解协议向原告支付工程款。证据四、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民初80-1号民事裁定书及查封扣押物品清单复印件一份，来源：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并在原告处留存，原件保存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证明：原告在起诉华霖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过程中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查封华霖公司名下相应房产，在查封清单中包括本案涉案房产。证据五、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执异85号执行裁定书原件一份，来源：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并在我方留存。证明：在我方申请执行华霖公司名下已经查封房产时，因为唐惠玉提出执行异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该房产的执行，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我方享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证据一二的原件在我方申请执行时已经交给执行局。经质证，唐惠玉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华霖公司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这两个名字到现在还混用；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唐惠玉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复印件一份；2、青岛门窗顶账房明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华霖公司因16#、23#、24#楼铝合金门窗工程欠案外人李强工程款，在欠付的3369483元工程款范围内选择以房抵债，抵债房源八套，其中案外人李强对抵债房源24号楼2-1901号享有财产权益。第二组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原件一份；2、收据原件一份及李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3、更名单复印件一份--李强更名为唐惠玉（2015.6.18）。证明：案外人李强有权对24号楼2单元1901号房屋转让，并在涉案房屋进行网签及预告登记前通过更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合法转移，受让人为唐惠玉，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履行完毕。第三组证据：1、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原件一份；2、华霖公司房款收据原件一份。证明：唐惠玉于2015年6月18日即在法院查封前已与华霖公司就华霖·九里现代城24号楼2单元1901号房屋签订认购协议书，约定住房面积为92.9㎡，房款为431985元，其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华霖公司已通过与案外人李强抵顶工程款的方式收受购房款，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唐惠玉在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支付全部价款，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第四组证据：1、《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住宅房屋质量保证书》原件一份（2015.12）；2、物业服务协议原件一份（2015.12.2）；3、临时管理规约原件一份（2015.12.2）；4、业主手册原件一份（2015.12.2）。证明：涉案房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约定交付使用的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签订业主入住合约时间为2015年12月2日，实际交付时间为2015年12月2日，即在法院查封前华霖公司已向唐惠玉交付了涉案房屋，唐惠玉亦在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第五组证据：1、五张物业费收据原件各一份；2、垃圾清运费收据原件一份；3、物业售水票据原件一份；4、物业售电票据原件一份；5、龙口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民用报表单原件一份。证明：唐惠玉所购的华霖·九里现代城24号楼2单元1901号房屋已实际入住。经质证，中建一局对第一组证据提出异议：1、证据一-1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审批表仅是华霖公司内部的文件，并非就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达成了书面协议，唐惠玉应提交案外人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工程合同关系的书面证据，以及工程结算的相关证据。2、证据一-2真实性无法确认，该顶账房明细表为复印件，原告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第二组证据提出异议：1对证据二-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该借记卡交易明细载明了户名为陈波，与唐惠玉无关。2、证据二-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无法确认该收据是否为案外人李强出具，以及出具时间是否为2015年5月25日。在李强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唐惠玉支付的涉案房屋的款项金额为26万元，与实际的房屋认购价格存在较大差距，实际房屋认购价格为431985元，可以证明唐惠玉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相关款项，也无法确认该收据是否为李强本人出具。3、对证据二-3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更名单为复印件，原告无法确认更名单中相关内容的真伪。对第三组证据提出异议：1、证据三-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无法确认该认购协议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5年6月18日，且通过该认购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仅仅是二被告之间关于就房屋买卖意向达成的协议，并非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协议书中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二被告应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否则陈波所缴纳的购房金不予退还，华霖公司有权另行处置其所约定的商品房。该认购协议中甲乙双方落款签字中的内容模糊不清，甲方印章是否出自华霖公司无法确认，乙方签字手印是否为唐惠玉无法确认，对此不申请鉴定。对协议书中载明的房款总价不认可，该认购协议中并未载明陈波向华霖公司支付的购房定金金额，也无法证明唐惠玉支付了购房款。2、证据三-2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不认可。从该组证据中的证明内容看，唐惠玉应补充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李强因何原因产生债权转让关系及债权转让是否实际通知华霖公司。对第四组证据提出异议：1、证据四-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材料中房产业主签字处不是唐惠玉本人签署，对于落款时间是否为2015年12月2日原告无法确认。2、证据四-2、3、4质证意见同证据四-1。对第五组证据提出异议：1、证据五-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根据物业服务协议的约定，物业费应当按月缴纳，唐惠玉提交的收据均与物业服务协议的约定不符，无法证明系涉案房屋的物业费。2、证据五-2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收据所载明的费用周期为2016年7月，为涉案房屋查封之后的相关费用支出，要求提供在2016年6月17日之前涉案房屋垃圾清运费缴费收据。3、证据五-3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票据中载明的用户小区为九里城商品区，无法证明与涉案房屋为同一房产。其次，该购水日期为2016年8月1日，为涉案房屋查封之后的相关数据，要求提供之前涉案房屋用水记录及缴费票据。4、证据五-4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票据中载明的用户小区为九里城商品区，无法证明与涉案房屋为同一房产。其次，该购电日期为2016年8月1日，为涉案房屋查封之后的相关数据，要求唐惠玉提供之前涉案房屋用电记录及缴费票据。5、证据五-5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华霖公司对唐惠玉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华霖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证据二、青岛门窗顶账房明细表。证据三、收据号为1060的收据。以上证据均为原件，用于与唐惠玉提交证据复印件进行核对，证明唐惠玉提交的证据是真实的。证据四、华霖公司将工程款3369483元用于包括唐惠玉在内的福强门窗公司购买房屋收款收据1张。证据五、华霖公司工程主管人员殷馨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公司在九里现代城施工的门窗工程的工程款总额、已付工程款和未付工程款的数额。上面分别有华霖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签字认可。经质证中建一局提出异议：一、对该收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唐惠玉提交的收据复印件中加盖有华霖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而该收据中没有。二、对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中载明的承包方为福强门窗公司，即使华霖公司确实欠付相关工程款，该工程款应当由华霖公司支付给项目承包方福强门窗公司，而不应当支付给案外人李强。此外，福强门窗公司与华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工程合同关系以及工程结算金额等，都需要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工程审批表中也未加盖福强门窗公司印章，因此华霖公司为何将相关工程款以相关房产的形式抵顶给李强，原告不清楚。三、对于青岛门窗顶账房明细表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明细表中无法看出涉案房屋将抵顶给何人。四、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认可。通过该收据的具体内容，也无法确认华霖公司向福强门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形式为用其开发的商品房抵顶，而仅仅描述为16号、23号、24号楼铝合金门窗款，因此，该证据从内容及形式上都无法达到证明华霖公司所述事实的目的。五、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内容也不认可。该证明内容没有加盖华霖公司公章，相关款项的结算金额也没有福强门窗公司盖章确认，该证明不具备相关法律效力；其次，该证明中存在“抵房按合同执行”的字样，说明华霖公司若确实以其开发的商品房抵顶工程款，华霖公司与相关施工单位应当签订有工程款抵顶协议。关于涉案华霖公司主张的施工项目，具体的施工承包单位是否为福强门窗公司，原告无法确认。唐惠玉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主张华霖公司提交的证据四中加盖福强门窗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是李强，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强是该公司认可的项目结算人。另，李强系借用福强门窗公司的资质，在华霖公司处进行门窗施工，因为提交的李强的身份证信息可以看出李强是青岛人，所以在顶账房明细表上会有“青岛门窗”字样。华霖公司提交的证据五上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恰恰说明这是真实的原始证据，因为如果华霖公司要伪造该份证据，其本身持有该公章，随时可以加盖，因为涉案的房屋数量众多，原始凭证较多，在当初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难免有些瑕疵，这都是真实交易的体现。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并拍摄了照片，唐惠玉已经装修入住。2019年4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06民初4号民事判决，对于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认定如下：华霖公司虽向法庭提交其与福强门窗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商品房铝合金百叶窗施工补充协议，但合同及协议中没有福强门窗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福强门窗出具证据证实其没有与华霖公司签订过涉案合同，也没有委托他人施工过涉案工程。华霖公司与李强均主张李强系铝合金门窗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与工程有关的施工合同（李强方）、进货明细、收货单、工程验收资料、工程量明细、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等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李强对相关证据的取得及形成过程不能明确说明，含糊其词。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及存在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对于房屋买卖及王树利、陈波支付房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王树利与陈波及陈波与李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王树利于2015年1月28日向陈波转账140万元时，转账用途写为货款并非房款，且数额亦非房款数额，当日陈波将款转账给李强。李强于2015年5月25日在打印的收据上签字，收据中载明，收到陈波账户打入140万元房款，剩余房款55万元均通过现金结清，但对于王树利向陈波及陈波向李强支付现金的事实，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另外，李强与陈波丈夫、王树利丈夫均熟悉，其出售的八套房屋中有七套是王树利购买且付款，而王树利却没有直接向李强付款而是通过陈波向其付款，李强称之前不认识王树利，不知道王树利买房，是2019年1月才认识王树利与其在2015年5月25日收据中载明收到王树利房款相矛盾，李强对以上事实所做解释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是唐惠玉是否取得涉案房屋的民事权益，能否对抗中建一局的执行申请。唐惠玉提出执行异议，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它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唐惠玉所购房屋并非直接从华霖公司取得，而是购买的李强基于所谓的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存在因施工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华霖公司以房抵工程款抵顶给李强的房屋。经审查，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及存在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次，唐惠玉主张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在本案中，唐惠玉未与华霖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当协议具备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且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可以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唐惠玉与华霖公司签订的《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只约定了房屋面积及价格，对于房屋交付、产权登记、面积差异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没有约定，唐惠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房款。因此，唐惠玉与华霖公司签订的《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不能认定唐惠玉与华霖公司在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综上所述，唐惠玉对涉案房产所提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其权利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中建一局请求准许对龙口市九里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准许执行龙口市九里城24号楼2-1901号房屋。案件受理费7780元，由唐惠玉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唐惠玉提交其于2015年6月19日转账给王树利丈夫吕瑞周26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进一步证实其一审期间的付款主张。中建一局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该六笔款项系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尤其是该六笔款项共计金额为26万元，与唐惠玉一审中提交的认购协议中所载明的房屋认购价格不一致。华霖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此事其并不清楚，不发表其他意见。华霖公司提交一组中建一局与华霖公司以房抵款的资料，主张其曾向中建一局抵顶房屋15套，抵顶的方式与本案抵顶给福强门窗公司李强的方式是一样的。中建一局质证称，对华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唐惠玉对华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唐惠玉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能证明系用于购买涉案房产，不予采信。对华霖公司提交的以房抵款资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唐惠玉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唐惠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以房抵债的事实，其与华霖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实系用于购买涉案房产，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认定唐惠玉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正确的。唐惠玉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惠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由唐惠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生审判员  丁国红审判员  邱建坡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任楷书记员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