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404行初207号原告：冼国英，女，198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泉，男，197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系原告配偶。被告：珠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法定代表人：陈德，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乐，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浩，该单位工作人员。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2号。法定代表人：姚奕生，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珠海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冼国英诉被告珠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以下简称“城南派出所”）、珠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公安行政管理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冼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泉，被告城南派出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乐、胡文浩，被告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8月10日，被告城南派出所在《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上盖章确认，其确认原告冼国英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原告不服，于2019年3月1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5月5日，被告市政府作出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城南派出所登记认定原告冼国英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冼国英诉称，被告城南派出所称其无权增加或删除《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以下简称“《人员名单》”），只能由原告向经济联社提出申请。但被告城南派出所在《人员名单》盖有公章,并确认该名单中人员的入户时间，侵犯原告与经济联社界定入户时间资格的权利。依据《申领居民身份证登记表》，载明1999年3月29日15时15分原告申办居民身份证,在“何时何地何因迁来本县本址”一栏，载明“19810716出生”，该登记表并未填写1989年1月29日迁来，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城南派出所重新登记认定原告的入户时间为1981年7月16日。原告于2018年12月29日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被告城南派出所根据《常住人员登记表》,将《人员名单》中原告的入户时间由1989年1月29日改为确认入户时间1981年7月16日,并出具有效证明。根据2018年11月26日好景社区公示栏中好景、群兴、团结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确定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民股额公示,显示其中的股民叶惠清及原告配偶苏建泉采用出生入户确认资格。参照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章程，应审核界定原告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类似出生入户的权利。在《常住人员登记表》中清楚载明，“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由“1981年7月16日出生在斗门县白藤湖入户”,依据《常住人员登记表》使用规定，“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一栏填写本人迁入落户的时间和迁出地的详细地址。世居本址的,填写“久居”。《常住人员登记表》由户口登记机关保存(永久)。《常住人员登记表》中登记的事项,由申报人如实申报,经户口登记机关审核登记,承办人签章并加盖户口专用章后,具有证明公民身份和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的法律效力。被告城南派出所称《常住人员登记表》于1996年7月1日启用,更新为有效的法律依据,《常住人员登记表》历史档案记载出生入户时间错与对也是被告城南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责任。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城南派出所将《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中原告冼国英的名字删除；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常住人员登记表》（冼国英）；2.《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3.《申领居民身份证登记表》；4.《好景、群兴、团结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分别占有907.75亩留用地土地份额及股权量化股额公示》；5.《城南派出所关于冼国英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2019年3月19日）；6.《城南派出所关于冼国英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2019年1月5日）；7.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8.EMS邮寄单；9.《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三社确定符合股民资格名单（最终榜）公示》的照片截图两张。被告城南派出所辩称，1.原告冼国英提出的要求被告城南派出所将《人员名单》中的原告冼国英人员名单删除。该名单上的人员属于一部分入户时间存疑且提出异议的人员,被告城南派出所无权增加或删减表中内容。经济联社将上述名单交由被告城南派出所核对户口底册所填写的入户时间,经确认无误后再交回联社。原告认为被告城南派出所参与其中,但被告城南派出所根本不是股权量化工作的主体,只是根据经济联社给定的标准为其提供的《人员名单》(表中人员名单是经济联社先填好,再要求被告城南派出所查核底册时间)查核相关户口底册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加盖公章提交回经济联社,如《人员名单》信息不符合户口底册信息,被告城南派出所也无权更改名单,仅可向联社反馈信息。被告城南派出所对《人员名单》确认的依据也是根据联社所定的“以原始资料为准”的原则。对原告冼国英的《人员信息》进行确认也是依据上述原则进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经济联社的股权量化工作,只是一种协助服务。被告城南派出所在人员名单上盖章仅代表被告城南派出所根据户口登记卡的相关内容对名单人员信息确认无误,并不代表被告城南派出所参与、主导《人员名单》内容的制作。针对原告的这一请求,被告城南派出所也跟经济联社沟通转达过能否应要求取回删除名单,但联社不同意。因此要删除表中的名单只能由原告向经济联社提出申请。在这问题上,2019年1月2日,经济联社提供给被告城南派出所的《好景、群兴、团结三个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民(股东)入户时间确定的依据补充说明》中的内容足以体现出被告城南派出所不是股权量化工作的主体,而是提供协助的服务工作关系。2.原告所述其提供的证据3,即在1999年3月29日15时15分,《申领居民身份证登记表》中所记录内容为申领居民身份证原因为“第一次申领”,另“何时何地何原因迁来本县本址”内容为“19810716出生”。这些内容都是跟《常住人员登记表》(公安内部俗称常口表)中记录原告“1981年7月16日出生在斗门县白藤湖入户”是同一项记录,与电脑中的记录一致,说明原告出生于1981年7月16日，且其后在斗门县白藤湖入户,并不是指1981年7月16日出生当天××斗门县白藤湖入户。在这里必须说明:《常住人口登记卡》(公安内部称老底册)是公安内部最原始的户籍档案资料之一,是由入户申请人提供相关入户资料向相关单位或部门申报入户,经审核批准后确定入户时间后再将入户时间登记入老底册。而《常住人员登记表》是90年代以后，为了便于人口普查和录入电脑进行电脑化办公及方便查阅信息才制定的新表格,常口表中的入户时间内容应从老底册中核对抄写出来,常口表的入户时间不能与老底册相抵触。原告提出在其提供的《常住人员登记表》中记录“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这一项内容显示为“1981年7月16日出生在斗门县白藤湖入户”，这一句因填写不规范的问题造成歧义,但不是在填写《常住人口登记卡》中的问题,而是在填写《常住人员登记表》中的问题。所以该项工作人员的问题并不影响《常住人口登记卡》的效力。虽然老底册与常口表都同属户籍档案需永久保存,但按形成的时间先后,与在户籍档案中的历史地位,老底册是最主要的记录证明，是原始记录,而常口表只是依据老底册而产生的后期记录。而电脑系统和常口表反映的入户时间是由于当时工作人员在填写常口表时没有把入户时间地点的意思表述得很清楚,导致后来录入人员误读信息，把原告冼国英的1981年7月16日出生时间录成了入户时间,这是一个错误,事实上原告也不可能在出生当天就入户,正确的入户时间应为老底册中所记录的1989年1月29日为原告冼国英出生入户的时间(公安内部称的出生入户是出生后初次办理的入户手续,并不是原告所理解的出生当天入户,出生后法定期限内并不当然入户,因各种政策原因,存在出生后很长时间不入户的情况)。3.原告提出:根据2018年11月26日好景社区公示栏中好景、群兴、团结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确定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民股额公示,显示其中的股民叶惠清与苏建泉二人的出生入户是采用《常住人员登记表》的时间确认资格的。这说明某些情况下,最终入户时间还是由经济联社最终确定,经济联社不一定会完全按照其提供给派出所的“以原始资料为准”的原则进行核定,具有自主认定的权利,相关认定属于经济联社内部事务。综上所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城南派出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冼国英）；2.《常住人员登记表》（冼国英）；3.《好景、群兴、团结三个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民（股东）入户时间确定的依据补充说明》；4.《常住人员登记表》（叶惠清）；5.《常住人口登记卡》（叶惠清）；6.《常住人员登记表》（苏建泉）；7.《常住人口登记卡》(一）（苏建泉）；8.《常住人口登记卡》(二）（苏建泉）；9.珠府行复〔2018〕114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10.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市政府就其复议程序辩称，原告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3月1日收到其邮寄的行政复议资料。2019年3月22日,被告市政府向原告送达了被告城南派出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市政府经审查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城南派出所登记认定原告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19年5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5月15日送达原告。被告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EMS邮寄单（一）；3.《送达回证》（2019年3月22日）、EMS邮寄单（二、三）；4.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送达回证》（2019年5月15日）、EMS邮寄单（四、五）。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城南派出所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5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城南派出所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原告对被告市政府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城南派出所对被告市政府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被告城南派出所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被告市政府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此外，本院根据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准许证人梁某出庭作证，并听取了证人证言。经审理查明，原告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何时何地迁来”一栏，载明“出生入户89.1.29”，而在《常住人员登记表》“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一栏，载明“1981年7月16日出生在斗门县白藤湖入户”。2018年8月10日，被告城南派出所在《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上盖章确认，其确认原告冼国英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2019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22日,原告收到被告市政府邮寄的被告城南派出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5月5日，被告市政府作出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城南派出所登记认定原告冼国英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5月15日送达原告。另查明，证人梁某系原告冼国英的母亲，其确定原告并非出生当日办理入户。全国统一的《常住人员登记表》从1996年7月1日起启用，由各市、县公安局按公安部制定的标准式样印刷。以上事实，由原告、被告城南派出所、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开庭笔录》和证人证言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城南派出所认定原告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是否正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常住人口登记卡》和《常住人员登记表》对原告的入户时间记录不一致，被告城南派出所认定原告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的主要依据是《常住人口登记卡》的记载。因《常住人口登记卡》启用时间早于《常住人员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相较于《常住人员登记表》系原始记录，可信度高于《常住人员登记表》。被告城南派出所根据《常住人口登记卡》上记载的时间确认原告的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并无不当。同时，根据证人梁某的证言，其确定原告入户时间并非其出生当日，证人作为原告的母亲，其证言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因此，原告认为其入户时间应当是出生当日，即《常住人员登记表》上记载的1981年7月16日的主张依据不足。此外，《人员名单》系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申请被告城南派出所确认其股民入户时间并据此进行股权量化而形成的股民名单，该名单并非被告城南派出所制作，其仅是应好景股份经济合作联社的要求对包括原告冼国英在内的股民的入户时间加盖公章进行确认，被告城南派出所并无删除的法定职权，原告请求撤销亦依据不足。另，原告对被告城南派出所作出被诉入户时间确认的职权依据、法定程序及被告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复议程序没有异议。经审查，被告城南派出所的职权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被告市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告珠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认定原告冼国英的入户时间为1989年1月29日正确。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冼国英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珠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将其从《好景股份合作经济联社需要城南派出所确认入户时间的人员名单》中删除，并撤销被告珠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珠府行复〔2019〕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冼国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冼国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作栋人民陪审员  吴彦玲人民陪审员  杨世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赵峰霞书记员官海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