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25民初809号原告：李小玉，女，197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俊，谷城县冷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大庆西路24号天元四季城1-1号写字楼11楼、12楼。主要负责人：喻新程，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渊，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小玉与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小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俊、被告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渊、张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李小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支付人身意外保险金100000元；2.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李小玉于2013年7月23日在泰康人寿谷城营销部为丈夫朱荣建购买了爱家之约幸福版险种，保费是5757元，并附加了泰康如意宝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是200元，保额是100000元，每年泰康人寿谷城营销部直接从李小玉银行卡上代扣保费至2018年。2019年1月1日上午9时26分，朱荣建从浙江绍兴乘坐K422次列车，于2019年1月2日凌晨2时25分到襄阳东站。从车站出站广场准备搭乘出租车回谷城时，朱荣建因意外失足摔倒昏迷不醒，当时同行人员刘小兵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襄州区急救科医生到达现场抢救无效，确认死亡后，襄州区医院出具了死亡证明和120出现场记录。后李小玉多次去保险公司交涉理赔，保险以种种理由拒赔。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辩称，被保险人朱荣建非因意外猝死，不属于李小玉为其投保的泰康如意宝意外伤害保险的理赔范畴，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1.朱荣建生前在浙江某隧道工地上突击干活10日后，在2019年1月1日上午9时许乘坐逾17小时的无座位火车，于次日凌晨到达襄阳火车站准备乘车回谷城时出现猝死。李小玉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朱荣建的死亡系意外伤害事件直接导致，从120出诊记录等现有证据分析，只能判断朱荣建的猝死系疾病导致；2.李小玉对朱荣建遭受了意外伤害的客观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朱荣建死亡后，李小玉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其死亡原因无法查明是由于李小玉的过错造成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4.保险人已就免责条款、需要特别注意事项等保险合同相关内容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李小玉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有签字，且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特别注意事项相应内容以“加黑、加粗”的方式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进行了提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综上，本案中朱荣建虽在保险期间内猝死，但仅是说明了朱荣建的死亡形式，并未举证证明其死亡的原因。李小玉不能证实朱荣建的死亡原因是遭受了意外伤害，也不能举证证明猝死系因意外伤害而引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小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李小玉举出的保险合同、交纳保费银行流水、急救病历、死亡医学证明、注销户口证明，对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举出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保险条款、代理人报告书、火车票、120出诊记录及询问笔录等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虽对李小玉举出的刘小兵、张勇出具的证明材料提出异议，但在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举出的其工作人员汤渊对刘小兵的询问笔录中，刘小兵陈述与该证明材料内容基本一致，且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亦无反证能够推翻，故对该证明材料，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23日，李小玉通过保险代理人黄万喜经办，向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投保“爱家之约（幸福版）”家庭保障计划，保险单号码282××××6981，保费合计5757元，交费方式为年交，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3年7月24日。该保障计划包括“泰康如意宝意外伤害保险”，该险种保险金额100000元，保险期间为1年，被保险人为李小玉丈夫朱荣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李小玉。保险条款对意外事故保险金的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见7.2)事故,并因该次意外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自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我们按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保险条款(7.2)对意外伤害的释义: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身故,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投保后，李小玉依约向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交纳保费至2018年8月24日。2019年1月1日，朱荣建与刘小兵、张勇一同乘坐K422绍兴至襄阳东列车，于2019年1月2日到达襄阳东站。朱荣建在站前广场拖拽行李时摔倒昏迷，刘小兵发现立即拨打120，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赶到后，朱荣建经抢救无效死亡。嗣后，李小玉向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索赔遭拒。本院认为，李小玉向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投保“爱家之约（幸福版）”家庭保障计划，其中包括“泰康如意宝意外伤害保险”，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同意承保并出具保险单，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保险条款中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的约定是否有效,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应否承担理赔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在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部分未约定“猝死不赔”,而是在释义部分约定“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因“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的约定,实质上属于免责条款的约定,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在保险条款的释义部分进行约定,降低了投保人在阅读相关免责条款的注意力,对此应当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李小玉在投保单上签名仅表示其投保的意愿,并不必然构成其对已知晓免责条款及相关后果的承认,更不能仅凭此签名,就证明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提示或说明的义务。也就是说,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应对“猝死不赔”的免责条款履行明确提示或说明的义务,以保证投保人知晓免责条款及相关后果,但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仅提交有李小玉签名的投保申请确认书及投保提示书,不能达到其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明确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证明目的,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猝死不赔”的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产生效力。从另一角度分析，保险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中术语释义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规定，本案原、被告双方对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释义理解发生争议，对该条款应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出有利于朱荣建和李小玉的解释。另李小玉已就朱荣建意外伤害死亡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作为专职保险业务的机构，应当就其辩称的朱荣建猝死系疾病导致承担举证责任，但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对此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提出的朱荣建猝死并非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范畴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荣建在保险期限内因意外伤害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故对李小玉要求泰康人寿襄阳中支公司支付保险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小玉支付朱荣建意外身故保险金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襄阳万山支行，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给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沈鹏飞人民陪审员  张光丽人民陪审员  李晓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张付全书 记 员  刘羿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