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初325号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6号。法定代表人：欧名宇，检察长。出庭检察人员：邱正文，四级高级检察官。出庭检察人员：崔秀丽，四级高级检察官。被告：刘顺光，男，1972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何伟炎，男，1975年8月2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盈莹，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镜强，男，1968年10月3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育祥，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旭文，男，1972年1月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军，男，1981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被告：程永生，男，1978年4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因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倾倒固体废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向本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邱正文检察官、崔秀丽检察官，被告刘顺光、何伟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律师、被告何伟炎、被告黄镜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育祥律师、被告刘旭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军、程永生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承担连带责任：1.对污染的地块予以恢复原状，将被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2.承担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费用450000元；3.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道歉。诉讼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将案涉地块的垃圾(包括填埋的垃圾)进行清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若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没有履行上述义务，请求人民法院指定第三方机构代为履行，由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承担代履行的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底开始至2017年8月2日，刘顺光、何伟炎合伙在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村葵背岭非法开设垃圾分拣厂。黄镜强向该厂提供垃圾来源，同时雇请**军、刘旭文、程永生负责垃圾运输和开铲车进行垃圾堆填及勾挖等，并循环利用旁边池塘中的水进行垃圾清洗并分拣压缩打包。经查，该加工场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要分拣塑料、纸皮、铁罐、铝罐等生活垃圾，在加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根据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现场调查及检测结果分析，案涉垃圾中含有的污染物类型主要为铜、铅、锌、镍等“有毒物质”以及化学需氧量。受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委托，2017年9月5日，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了《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损害评估报告》），该报告确认了案涉污染物与污染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报告指出，本次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共计4586872.29元，事务性费用450000元。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含有有毒物质的固体废弃物，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应当对其污染行为对环境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经在《广州日报》上公告，至公告期满，本案无其他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被告刘顺光、何伟炎共同辩称：1.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对污染地块予以恢复原状、将被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的答辩意见。根据鉴定报告，现场一、二、三号堆积填埋固体废弃物均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固体废弃物对覆盖范围内土壤未造成重金属污染；固体废弃物对周边水体存在部分污染，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由此，刘顺光、何伟炎行为虽造成部分污染，损害后果较轻，且经过刘顺光、何伟炎等自行清理恢复，现场已经基本恢复。另外，所谓本次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的具体标准，公益诉讼起诉人并没有进行举证证明。而通过此前刑事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刘顺光、何伟炎在现场堆放固体废弃物之前，该场地已经存在填埋的固体废弃物。就起诉书指控刘顺光、何伟炎于2017年6月底至2017年8月2日在增城区石滩镇××村葵背岭堆放、分拣生活垃圾造成周边环境污染的基本事实，刘顺光、何伟炎予以认可。刘顺光、何伟炎对造成环境污染非常后悔并诚恳道歉。就公益诉讼起诉人当庭将原诉讼请求第一项明确为：要求刘顺光、何伟炎等将污染地块遗留的零星垃圾清运干净的要求，刘顺光、何伟炎予以接受。刘顺光、何伟炎将在庭后继续清运现场零星垃圾直至干净整洁。2.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承担鉴定评估费用45万元的答辩意见。根据此前刑事判决书，该鉴定报告中绝大部分损失情况鉴定内容均未被法庭采纳（共计7项，仅采纳1项）。该鉴定报告中的绝大部分鉴定内容与刑事案件所认定犯罪损害事实及本案公益诉讼索赔无直接关系。在该鉴定报告第五章“环境损害量化”中，报告认为本次事件未发现造成可观测到的人身损害；也未造成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的损毁，也未涉及防止财产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进一步损毁而额外支出的费用，本次事件未涉及财产损害。而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面，报告认为本次事件未造成评估区域内关键物种死亡率增加、种群数量减少、生物物种组成发生变化、生物身体变形等状况，而事件造成地表水环境中特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基线20％以上，故本次事件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从消除生态安全隐患，确保环境质量安全的角度，建议及时开展清运整治工作。以上报告内容说明：本次事件所涉及的损害后果仅集中在清运现场固体废弃物一项内容上。而在关于固体废物清运费用估算一览表中，报告共列举了11项费用，共计2524181.45元，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费用估算一览表中，报告共列举了4项费用共计2062690.84元。但报告中提出的上述关于固体废物的清运处理费用中，刑事判决书仅认定了“车辆运输费”一项，并以此作为指控各被告污染环境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并且，刑事判决书还在“车辆运输费”中扣减了不属于刘顺光、何伟炎等责任的填埋区内825立方米垃圾所涉及的运输费用，最终仅认定固体废物清运车辆运输费为584487.5元。其余的机械挖掘及装车费、垃圾倒挪费、垃圾分拣费、道路修整费及机场清理费、回填费、安全文明措施费、利润、管理费、税费等费用，刑事法庭均认为非必要合理措施产生的费用，与实际产生的损失不符。根据上述情况，刘顺光、何伟炎认为该评估鉴定报告所鉴定的损失内容大部分与实际产生的损失不符，鉴定质量低下，要求刘顺光、何伟炎承担该份鉴定报告费用没有合理理由。另一方面，该鉴定报告最初是作为刑事案件证据出示。按照刑事诉讼举证规定，刘顺光、何伟炎不应自证其罪，应由公诉机关依法举证证实。故制作并向法庭提交鉴定报告以证实刘顺光、何伟炎的犯罪事实，是公诉机关责任，其费用也依法由国家承担。现公益诉讼起诉人将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作为民事案件证据并索赔鉴定费用，事实上加重了刘顺光、何伟炎的负担，与法律精神违背。从鉴定费的数额看，该鉴定费用明显过高。华南所作为现在众多环境污染案件的鉴定单位，收费标准并不明确。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与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签订合同时，缺乏必要的公开询价、对比、议价的过程，确定鉴定机构及收费标准的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导致最终确定的收费标准畸高。从报告本身涉及的工作量来看，仅进行了固体废物(23个样品)、土壤(3个样品)、地表水(1个样品)的采样检测及评估工作【见报告P42页】，如此工作量就要收取高达450000元的评估及检测费用，超出一般认知。刘顺光、何伟炎检索近期广州范围相关环境污染案件中涉及的评估鉴定费用，类似本案这种污染损害后果相对较轻的案件，一般收取的评估鉴定费仅为几万元。由此对比，本案450000元的评估鉴定费用实属不合理。3.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刘顺光、何伟炎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道歉的答辩意见。本案从刑事案件立案、公诉、审理以及清理现场，恢复原状的整个过程，均有媒体跟踪报道，社会广泛周知。刘顺光、何伟炎等人认罪认罚、积极清理现场悔过的表现也已经为社会知悉。因此无须再以电视台、报纸公开道歉的方式重复表达悔改之意。被告黄镜强辩称：1.黄镜强已出资将现场垃圾清运，周围生态环境已基本修复。2017年8月3日，黄镜强被增城区公安分局刑事羁押后，家属已自行出资将现场所有垃圾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判决书可以证实。根据现场照片显示，事发现场己没有垃圾存在，现场地面非常干净。现场及周围杂草小树生长茂盛，鸟叫虫鸣声清脆。而且旁边水塘的水非常清澈，不时可闻青蛙声。现在旁边的水塘已有人在养鱼，并没有塘主反映有污染的情况。这说明当时周围生态受到污染极其轻微，现已修复。另根据《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的鉴定评估结论，事发现场不存在PH超标，也没有造成重金属污染。现场的污染因子是化学需氧量，即现场需氧化的有机物过多，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可。故(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判决书将清运垃圾所需的费用认定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黄镜强已出资将现场垃圾清运完毕，现场地块已恢复原状，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要求“对污染的地块予以恢复原状，将被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已无必要。2.黄镜强不应当承担环境损害鉴定报告费用450000元。首先，广州市增城区石滩人民政府不应当作为委托鉴定的主体。作为污染环境事件，涉及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涉及刑事犯罪，行政处罚应当由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管辖；涉及刑事犯罪由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鉴定费用需要被处罚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鉴定费的承担主体；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所遵循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鉴定费应当由谁负担。根据“法无授权既禁止”的原则，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黄镜强承担鉴定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具有对环境污染进行鉴定的职能，并不需要委托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该委托行为纯属浪费国家财产，加重黄镜强的责任和负担。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也没有对450000元报价的合理性进行列明，毕竟450000元的鉴定费用已远远超出平常人的认知接受程度。并且，(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判决书也没有将鉴定费用作为黄镜强造成的损害后果。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黄镜强承担鉴定费用没有事实依据。450000元的支付主体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人民政府，应当由广州市增城区石滩人民政府向法院主张权利。3.黄镜强同意登报公开道歉。黄镜强的行为确实违反国家法律，对国家造成伤害，黄镜强同意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开道歉。4.如果要求黄镜强承担责任，应当按黄镜强的行为承担自己的份额，不应当对所有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判决书及《讯问笔录》载明，黄镜强在整个染污事件中只起到辅助作用，是从犯，而刘顺光和何伟炎是主犯。黄镜强只是将垃圾以100元一吨的价格出售给刘顺光和何伟炎，出售垃圾的行为与污染环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黄镜强不应当承担责任。若要承担，不应当超过20％。因为污染现场的生产活动都是由刘顺光和何伟炎进行安排的，即污染后果是由刘顺光和何伟炎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2款的规定，黄镜强出售垃圾的行为并不能造成全部损害结果，要求黄镜强对整个污染事件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所有被告都没有填埋垃圾的行为，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起诉书与事实不符。铜、铅等金属不能定义为有毒物质,鉴定报告中没有鉴定出来有毒金属离子，评估结果中也提到这些垃圾并未对环境造成生态破坏。被告程永生、**军未发表答辩意见。被告刘旭文辩称：黄镜强叫其开车去运垃圾的，其只是赚运费的，黄镜强叫刘旭文开去哪里就去哪里。刘旭文不知道什么污染，黄镜强叫其去运其就去了。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刘旭文不知道。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一）公益诉讼起诉人履行诉前程序的事实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8年2月1日在《广州日报》登载公告，公告一个月后，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二）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事实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犯污染环境罪，于2018年4月24日向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份以来，刘顺光、何伟炎经商量共同经营塑料废品分拣业务，随后从湛作森及黄镜强处租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村葵背岭一空地作为垃圾分拣厂用地，由黄镜强提供垃圾来源，同时雇请**军、刘旭文、程永生负责垃圾运输和开铲车进行垃圾堆填及勾挖等，并循环利用旁边池塘中的水进行垃圾清洗并分拣压缩打包。2017年8月2日，经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联合执法后查获，现场抓获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并查获大量未处理塑料废品垃圾及作案设备一批。经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确认，本次事故所涉及的倾倒物属于含有有毒物质的一般固体废物，倾倒固体废物对周边水体存在部分污染现象，污染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584487.5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经控、辩双方质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2.归案经过；3.刘顺光、黄镜强、何伟炎、程永生、刘旭文、**军的户籍资料；4.现场检查记录；5.两份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6.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该份报告内容摘要如下：将固体废物倾倒区域分为3块，填埋区域一块。现场经采样监测专业人员分析，一号堆共采集监测样品共计100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8个待测样品，分别标记为Q1至Q8；二号堆共采集监测样品共计32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5个待测样品，分别标记为Q9至Q13；三号堆共采集监控样品共计100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8个待测样品，分别标记为Q14至Q21；填埋区域共设置采集样点两个，采集表层、中层和底层样品各两组共6个样品（表层、中层和底层样品各两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两个待测样品，分别标记为Q22、Q23；湘Ｍ×××××垃圾车采集样品8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1个待测样品；赣Ｃ×××××垃圾车内采集样品8个，实验室等比例分别混合为1个待测样品。实际采样过程中，共设置突然监控点3个（含对照点1个），取土壤检测样品3个。选择固体废物填埋区域采样点（Q22、Q23）底层土壤（0至20厘米）进行采样检测，分别标记为S1、S2。在周边明显未被固体废物倾倒区域采集表层土壤（0至20厘米，共采样3个样品，实验室等比例混合为1个待测样品）作为对照样品进行分析，标记为S0。对现场采集的固体废物样品进行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浸出毒性与腐蚀性分析，一号堆、二号堆、三号堆、填埋区域采集的所有样品相关检测项目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标准，而样品检测项目pH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范围，结合事件现场情况，一号堆、二号堆、三号堆、填埋区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混合部分工业固体废物，且检测结果显示其不具有危险废物浸出毒性特征，应属一般固体废物。两辆垃圾车采集的样品相关检测项目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标准，而样品检测项目pH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范围，属于一般固体废物。上述监测样品各监测项目均未超过《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表1限值，符合“按照HT/TJ300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表1值的限值”，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的入场条件。固体废物倾倒区域及周边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结果显示，两个样品的检测数据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将倾倒固体废物区域内土壤样品S1和S2检测数据与邻近土壤对照点S0的检测数据进行比较，得出样品S1和S2重金属含量与周边未受污染区域相似，说明固体废物对覆盖范围内的土壤未造成重金属污染。对周边疑似受固体废物渗透液污染的小池塘、大池塘水质进行取样分析，以此判断固体废物对周边环境污染因子、程度及范围。现场采样监测专业人员判断，共布设了7个监测点位开展地表水采样监测，其中填埋固体废物堆旁大池塘采集的样品标记为W1、W2、W3、W4，小池塘采集的样品标记为W5、W6，未受污染池塘采集样品作为对照组（按左中右间隔20米共采集3个样品，实验室等比例混为1个待测样品）i型分析，标记为W0。根据现场采集的地表水检测结结果显示，北侧大池塘采集四个样品的化学需氧量含量均超过基线水平，其中W1、W2两个样本的化学需氧量超过基线20%（超过范围29%至40%）。而两个池塘采集样品的氨氮与八种重金属均达到基线水平。综上，固体废物填埋区域旁边两个池塘检测数据存在超标情况，说明倾倒固体废物对周边水体存在部分污染现象，污染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本次事件中，倾倒的固体废物为明确的污染来源，且明确存在污染排放行为，地表水中存在的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与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具有一致性，且根据现场勘查结果表明其传输路径合理，周边环境存在暴露的可能性。本次评估中未造成国家、集体或者个人财产的损毁，也并未涉及防止财产因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造成进一步损毁而支出的费用，因此本次事故未造成涉及财产损害。通过调查，本次事件未造成评估区域内关键物种死亡率增加、种群数量减少、生物物种组成发生变化、生物身体变形等状况，而事件造成地表水环境中特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基线20%以上，故本次事故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从消除生态安全隐患、确保环境质量安全角度，建议及时开展清运整治工作。为估算倾倒固体废物总量，评估技术小组利用7×25激光测距仪（JM-1000）估算固体废物倾倒区域面积约2940平方米，结合现场采样及挖掘过程中得出一号堆面积约为1030平方米，高度约2.5米；二号堆面积约135平方米，高度约1至2米；三号堆面积约为950平方米，高度约3至4米；填埋区域面积约825平方米，厚度约1米。从而计算出固体废物面积总量约为6927.5立方米，扣押车辆车载固体废物约50平方米。这些固体废物若仍搁置，其渗透液及浸出的有害物质还将进一步污染土壤、地表水，需及时对该区域固体废物进行清运及处理处置。固体废物清运费用估算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1              机械挖掘及装车              ①钩机开挖钩出垃圾②钩机装车              立方米              6927.5              77              533417.5                  2              垃圾倒挪费              ①覆盖垃圾的土石方倒挪；②挖出的垃圾3至5次倒挪              6927.5              55              381012.5                  3              垃圾分拣费              含机械及人工清理分拣              6927.5              45              311737.5                  4              车辆运输费              大型垃圾压缩车进行清运，包括车损、维修保养、人工及邮费              6927.5              95              658112.5                  5              道路修整费及机场清理费              ①前期进场及作业进行中道路休整；②开挖场地清理（机械及人工）              6927.5              25              173187.5                  6              回填费              机械土石方回填，场地平整修复              825              78              64350                  7              安全文明措施项目（防护）费              含夜间清运机械发电照明，人工保险防护及安全文明措施等              6927.5              18              124695                  8              小计              2246512.5                  9              利润              按小计的4%计算              89860.5                  10              管理费              按小计的2%计算              44930.25                  11              税费              按以上项目的6%计算              142878.195                  合计              2524181.45      7.关于石滩镇麻车村刘顺光废塑料加工场造成生态损害问题的情况说明；8.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审批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表；9.刘顺光废旧塑料垃圾加工点环境污染案件调查报告；10.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11.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刘顺光因本案违法行为被广州市增城区环境保护局处罚人民币10万元。12.废旧塑胶纸皮再生资源利用合同，证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已自行出资清理了部分垃圾。13.搜查证、搜查笔录；14.租赁合同书；15.麻车村巷二合作社蔡贝岭承包合同转包补充协议;16.证人陈某、刘某1、刘某2、杨某、刘某3、谭某、郭某的证言、辨认笔录、指认材料；17.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指认材料。关于本案污染环境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评判如下：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九）违法所得或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评估报告载明，事件造成地表水环境中特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基线20%以上，故本次事故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从消除生态安全隐患、确保环境质量安全角度，建议及时开展清运整治工作。对此，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采信。开展清运整治是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合理措施。公诉机关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存在填埋垃圾的行为，评估报告固体废物清运费用估算一览表中序号4中的车辆运输费用（658112.5元）比较客观的认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并以此作为作为指控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污染环境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本案中，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供述等证据互相佐证均证明，倾倒垃圾的现场存在可以通行垃圾运输车辆的道路，本案的固体废物就是刘旭文等人驾驶车辆运输到倾倒的现场的，没有证据证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存在填埋垃圾的行为，故评估报告中固体废物清算费用估算一览表中的1、2、3、5、6、7项等费用均乃非必要合理措施产生的费用，与实际产生的损失不符。基于上述理由，对公诉机关该指控造成财产损失的具体项目，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但具体的损失的数额应当作相应的调整。评估报告证明，三个垃圾堆及填埋区的固体废物面积总量约为6927.5立方米，该6927.5立方米包括了填埋区域里的垃圾825立方米。公诉机关并未指控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存在填埋固体废物的行为，无证据证明清运整治该825立方米的固体废物的损害后果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的污染环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在计算相应的费用的时候应该减去该825立方米固体废物。加上车辆车载固体废物约50立方米，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倾倒的垃圾共6152.5立方米。按照评估报告中固体废物清运费用估算一览表中的单价（每立方米95元），计得固体废物清运车辆运输费为584487.5元。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违反国家规定，随意倾倒处置含有有毒物质的一般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犯污染环境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刘顺光、何伟炎在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故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根据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的实际参与程度予以区分量刑。作为从犯，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的实际参与程度也存在差别，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根据相应的情节予以区分。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出资清理了部分垃圾，乃悔罪的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检察院的量刑情节建议与查明的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的事实一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采纳，但部分具体量刑建议与部分被告人的罪责不相适应，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辩护人与上述一致的辩解、辩护意见有理，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予以采纳。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刘顺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二、何伟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三、黄镜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刘旭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五、**军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六、程永生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该判决于2018年7月31日发生法律效力。（三）公益诉讼起诉人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造成环境损害的事实2017年8月16日，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委托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就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确定污染损害范围及程度。2017年9月5日，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作出《损害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如下：4.1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判定：本次事件中采样检测所取样品来源路径明确，且固体废物倾倒行为事件早于样品的采集时间，符合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时间先后顺序，而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该场地周围无其他污染来源，环境损害不因其他原因导致，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倾倒固体废物与周边水体污染）间的关联具有合理性与一致性。4.2暴露路径的建立与验证：本次事件中，倾倒的固体废物为明确污染来源，且明确存在污染排放行为，地表水中存在的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与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具有一致性，且根据现场勘查结果表明其传输路径合理，周边环境存在暴露的可能性。6.1污染范围和程度：为估算倾倒固体废物总量，评估小组利用7×25激光测距仪（JM-1000）估算固体废物倾倒区域面积约2940平方米，结合现场采样及挖掘过程中得出一号堆面积约1030平方米，高约2.5m；二号堆面积约135平方米，高度约1～2米；三号堆面积约950平方米，高度约3～4米；填埋区域面积约825平方米，厚度约1米。从而计算得出固体废物总量约6927.5立方米，扣押车辆车载固体废物约50?。基于2017年8月4日进行的采样及检测分析结果，得到本次事件环境介质污染情况如下：6.1.1固体废物污染状况：对现场采集的固体废物（Q1-Q23）进行浸出毒性检测，结果表明，一号堆采集的8个样品（Q1-Q8），二号堆采集的5个样品（Q9-Q13），三号堆采集的8个样品（Q14-Q21），填埋区域采集的样品Q22（北侧）与Q23(南侧)以及两辆垃圾车采集样品相关检测项目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标准，且样品检测项目pH均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3-2007）范围，结合事件现场情况，本次事件倾倒及填埋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混合部分工业固体废物，符合“按照HT/J300”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表1规定的限值，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的入场条件。6.1.2土壤污染状况：固体废物倾倒区域及周边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结果显示，两个样品的检测数据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将倾倒固体废物区域土壤样品S1、S2检测数据与邻近土壤对照点S0检测数据进行比较，得出样品S1和S2重金属含量与周边未受污染区域相似，且土壤中重金属浓度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GB15618-1995）二级标准，说明固体废物对覆盖范围内的土壤环境未造成重金属污染。6.1.3地表水污染状况：根据现场采集的地表水检测结果显示，北侧大池塘采集四个样品的化学需氧量含量均超过基线水平，其中W1、W2两个样品的化学需氧量超过极限20%（超标范围29%-40%）。而两个池塘采集样品的氨氮与八种金属均达到基线水平。即固体废物填埋区域旁边两个池塘检测数据存在超标情况，说明倾倒固体废物对周边水体存在部分污染现象，污染因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6.1.4污染物特征：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6]29号）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查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粤环[2014]129号）等文件规定：“含重金属的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不仅指铅、汞、镉、铬，还包括镍、铜、锌、银、钒、锰、钴、铊、锑以及金属砷。本次事件所涉及的固体废物检测结果虽未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鉴别标准的浓度限值，不具有危险废物浸出毒性特征，但一号堆、二号堆的固体废物检出铜、铅、锌、镍等重金属，属于“有毒物质”，故本次事件所涉及的倾倒物属于含有有毒物质的一般固体废物。6.2环境污染损害总体数额估算：根据此次环境损害评估的范围，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事务性费用两部门。经核算，本次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环境污染损害数额总计为5036872.29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4586872.29元（含固体废物清运费用2524181.45元，处理处置费用2062690.84元），事务性费用450000元。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已经向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支付上述事务性费用450000元。（四）其他事实刘顺光、何伟炎提交了其他鉴定报告，拟证明案涉鉴定费用过高。公益诉讼起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两份报告的事发单位和针对的损害情况不一样，一个是水污染，一个是固体废物污染，事务性费用是否合理，应当参照类似的情况，该证据不具有参照性。黄镜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证据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450000元费用远远超过政府指导价和平常人接受的费用。刘旭文同意黄镜强的上述质证意见。黄镜强提交了现场照片若干张，拟证明受污染场地的垃圾已清运完毕，周围生态已恢复原来的状况。公益诉讼起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确认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现场确实没有大量垃圾，但是还有部分垃圾残留，现场照片不符合案涉地块的属性。刘旭光、何伟炎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刘旭文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确认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刘顺光、何伟炎表示其已经将垃圾交给垃圾处理厂处理，垃圾填埋与刘顺光、何伟炎无关，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承担清运填埋垃圾无依据。黄镜强、刘旭文同意刘顺光、何伟炎的上述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8年2月1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公告，公告一个月后，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故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法可以向本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院结合双方诉辩情况，确定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二）公益诉讼起诉人各项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倾倒固体废物的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认定环境侵权的事实依据。《损害评估报告》显示本次事件中固体废物检测出铜、铅、锌、镍等重金属，属于“有毒物质”。《损害评估报告》对污染环境行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合理性与一致性的结论。因此，本院据此认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行为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构成环境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在案涉现场倾倒固体废物，且相互分工合作，故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属于共同实施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虽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刘顺光、何伟炎是主犯，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是从犯，因此刘顺光、何伟炎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侵权责任的大小应有所区别，本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刘顺光、何伟炎各承担30%的责任，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各承担10%的责任。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应当按照上述比例相应的费用，任何一方支付超过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有权向其他方追偿。（二）公益诉讼起诉人各项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1.关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应否承担清理案涉地块的固体废物(包括填埋的固体废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在案涉场地倾倒固体废物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清理案涉地块垃圾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虽然主张案涉地块的固体废物已经清运完毕，但是黄镜强提供的照片不足以反映案涉地块的全貌，无法证明现场的固体废物已经全部清运完毕，故本院对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清理案涉地块固体废物时不能造成新的污染，不能简单地将固体废物进行转移，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对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诉请合理、合法，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清理填埋的固体废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刑初472号刑事案件中，没有证据证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存在填埋垃圾的行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本案诉讼中也没有另行提供证据证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存在填埋垃圾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清理填埋的固体废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诉请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该义务可由他人完成的，人民法院可以选定代履行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履行该行为义务有资格限制的，应当从有资格的人中选定。必要时，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代履行人。”如果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逾期未履行清理固体废物及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义务，由人民法院选定专业机构代为履行，费用由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连带承担。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内部应当按照30%、30%、10%、10%、10%、10%的比例承担上述费用，任何一方支付超过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有权向其他方追偿。2.关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应否承担环境污染损害事务性费用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为证明本案环境侵权损害事实，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委托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就增城区石滩镇××村“土地木”（土名）倾倒固体废物事件确定污染损害范围及程度，并支付环境污染损害的事务性费用，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作出的《损害评估报告》系认定本案环境侵权损害事实的重要证据，故该环境污染损害的事务性费用属于为本案诉讼支出费用。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认为450000元的费用过高。对此本院认为，《损害评估报告》对污染范围和程度进行了评估，包括三个垃圾堆及填埋区的固体废物总量为6927.5立方米，而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倾倒的固体废物为6152.5立方米，因此《损害评估报告》中所涉及的污染物及生态环境损害并不完全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相关，根据公平原则，上述450000元的事务性费用也不应由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全部承担，本院根据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倾倒的固体废物量占现场固体废物总量的比例，酌定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连带承担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事务性费用400000元。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内部应当按照30%、30%、10%、10%、10%、10%的比例承担上述费用，任何一方支付超过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有权向其他方追偿。鉴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已经先行支付上述费用，故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应直接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支付上述费用。3.关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应否承担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随意倾倒含有有毒物质的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不仅要承担清理固体废物及事务性费用的责任，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对社会公众有所交代，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赔礼道歉的诉请，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污染环境的行为尚未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故没有必要在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赔礼道歉，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应当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广东全省发行的报纸公开赔礼道歉。因赔礼道歉所产生的费用，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刘旭文、**军、程永生内部应当按照30%、30%、10%、10%、10%、10%的比例分担。程永生、**军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通知其到庭应诉，期满未到庭参加庭审活动及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五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麻车村“土地木”（土名）范围内的固体废物（不含填埋的固体废物）清理完毕，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逾期未履行的，由人民法院选定专业机构代为履行，费用由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连带承担；二、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连带支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事务性费用400000元；三、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广东全省发行的报纸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由本院核准）；四、本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费用，由被告刘顺光承担30%，被告何伟炎承担30%，被告黄镜强承担10%，被告程永生承担10%，被告**军承担10%，刘旭文承担10%；如果被告刘顺光、何伟炎、黄镜强、程永生、**军、刘旭文支付超过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有权向其他方追偿。五、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负担894元（免交），被告刘顺光负担2146.8元，被告何伟炎负担2146.8元,被告黄镜强负担715.6元,被告程永生负担715.6元,被告**军负担715.6元,被告刘旭文负担71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欢审 判 员  庞智雄审 判 员  李 琦人民陪审员  方绍波人民陪审员  林碧玉人民陪审员  严伟琦人民陪审员  刘少珍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曹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