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2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孝乐，男，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代理人：姚月武，浙江联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英闹，男，198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代理人：陈光谦，浙江永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芾，男，199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霖，男，199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朱华莲（孙霖母亲），女，196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钧雷，男，196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原审第三人：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嘉县瓯北街道堡一村。委托代理人：姜夏豪，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管理人。原审第三人：卢莉，女，198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原审第三人：林静静，女，1985年5月13日，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李琳琪，男，1985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陈孝乐为与被上诉人郑英闹、陈芾、孙霖、周钧雷与原审第三人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越洗涤公司）、卢莉、林静静、李琳琪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4民初4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孝乐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支持陈孝乐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方面。一审对本案属于合伙体对外的债务认定为合伙人之间的债务，导致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陈孝乐提供的4份凭证足以证明合伙体尚欠陈孝乐债务的情况。根据一审判决书第10页，既然一审己经认定陈孝乐提供的“该4份凭证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内容明确，可以作为当时永嘉县东瓯街道瓯越洗涤厂（以下简称瓯越洗涤厂）向陈孝乐出具的财务依据”，一审应当认定陈孝乐提供的该4份凭证真实有效，其证据的证明力不能以“因没有当事人认可的账册，银行明细无法区分个人和厂的资金”为由而不予确认。2、关于垫付款的具体金额问题。一审在判决书第21—22页中，认为陈孝乐垫付款1254040元因没有提交明确的财务账册而不予认定。但在孙德铭于2017年3月6日出具779908元垫资的收款收据时，并没有注明之前的垫资凭证作废，也没有收回陈孝乐另外3份垫资凭证，且另外3份垫资资金支出时间发生在此之前，故应当认定本案垫付款金额为1254040元，一审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另外，一审以陈孝乐在瓯越洗涤厂经营过程中使用其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项，而认为“故陈孝乐对瓯越洗涤厂的垫付资金是不固定的”是错误的。因为陈孝乐在经营过程中是使用专门用于厂里资金往来的账户（即农行：6225450330065655515），而上述4份垫付资金的收款收据都是陈孝乐个人资金往来的账户（即农行：6228450332656270714）支出的，至于处置车辆的收入是瓯越洗涤公司处理车辆后用于偿还公司向陈孝乐的借款，且车辆处置在2017年12月份，在垫付资金之后，更何况瓯越洗涤厂均是按照收款收据来确定债务的，就是以做账为准，与哪个账户支出无关的，因为郑英闹、林静静等人也有个人账户收取洗涤款项，但最终都是以厂里的结算为准。一审在判决书第14页中认定“陈孝乐为瓯越洗涤厂的经营有垫付资金行为，及以垫付资金作为出资款冲抵”没有依据，陈孝乐根本没有将垫付资金作为出资款冲抵，且陈孝乐的出资款均在垫付款支出之前支付的。3、一审在事实方面混同了合伙体对外的债务和合伙人之间的债务。一审判决书第22—23页中二至五点认定理由中无非就是将陈孝乐诉求的合伙体对外的债务与合伙人之间的合伙纠纷混为一谈。并且，一审对其中事实部分也是认定错误的。第一，关于合伙体财务账册管理责任问题，财务实际上都是郑英闹负责管理的（平时财务开支均由郑英闹签字，除非郑英闹不在厂里时，由陈孝乐签字，另外厂的公章也由郑英闹保管），根据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第六条第3项约定，陈孝乐仅仅是对经营过程中的工作予以具体落实，只是实施者，包括对账务管理等事务并不具有决定权。故一审认为陈孝乐须对瓯越洗涤厂的经营管理和财务区分负主要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第二，陈芾、孙霖与瓯越洗涤厂（郑英闹）签订的退股协议是无效的，没有经过陈孝乐和周均雷两人的签字确认，且陈孝乐当时对此并不知情，而支付退还款是因瓯越洗涤公司向陈孝乐所借的款项直接转账给陈芾、孙霖，故一审认定陈芾、孙霖已经实质上退伙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认定。第三，一审认定“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均认可2017年3月份时瓯越洗涤厂价值在200万元”是错误的，所谓的价值是虚拟的，是当时准备将瓯越洗涤厂整体转让时的出价，主要是排污许可证的估价，如没有转让，则该证件一文不值，另外瓯越洗涤厂其他设备已经被强制拍卖，故目前瓯越洗涤厂没有任何资产。第四、一审认为瓯越洗涤厂和瓯越洗涤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等混同是错误，当时瓯越洗涤厂正在准备转让给李琳琪，并于2017年3月24日签订了《永嘉县东欧街道瓯越洗涤厂转让协议》，同年4月20日郑英闹向工商部门出具《债权债务清理承诺书》，将瓯越洗涤厂转型为瓯越洗涤公司，同年11月20日瓯越洗涤公司停产。在瓯越洗涤公司短短的7个月经营期间，陈孝乐与其他合伙人一直处于瓯越洗涤厂资产处理的过程中，期间瓯越洗涤厂和瓯越洗涤公司的场地、设备等均有不同区分的，且瓯越洗涤公司管理人陈述瓯越洗涤厂债务与瓯越洗涤公司债务有区分。故瓯越洗涤厂与瓯越洗涤公司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一审认为混同缺乏证据支撑。二、一审存在诉讼程序上错误。陈孝乐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案由起诉的，后因听取法院的意见而撤回起诉。陈孝乐第二次按照追偿权的案由起诉法院，但一审在审理过程中均没有向陈孝乐释明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的法律关系，也未释明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得未经陈孝乐同意擅自变更本案的案由及基础法律关系，故一审在程序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发回重审。三、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将本案合伙体之外的垫付款混同为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导致本案的简单法律问题复杂化，不管合伙人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合伙体是否有资产，或者是否与瓯越洗涤公司存在混同等，均与本案无关，且合伙协议中并没有对合伙人垫付资金作出处理，故本案应当由合伙体先承担偿付责任，鉴于合伙体己经不存在，故陈孝乐根据出资份额由其他合伙人各自承担还款责任。一审以《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将本案作为合伙协议纠纷，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郑英闹辩称：一、陈孝乐的上诉理由是不符合事实的。（一）陈孝乐将其保管的账册凭证中，拿出4张凭证，以其他合伙人欠其垫付款1254040元，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同时，4张凭证的内容，前后也是矛盾的。l、郑英闹从来没有为陈孝乐出具借款凭证及收到任何款项。郑英闹投入的大部分股金和垫付的部分资金也均是打到陈孝乐的账户。同时，陈孝乐对瓯越洗涤厂的具体从业人员和财务、日常经营管理人员的聘用，经营过程中的工作全部由陈孝乐具体予以落实的。2、郑英闹同原招及其他合伙人合伙经营期问，除了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9月底的部分凭证，尚在公司股东李琳琪处外：其它2017年3月20日前和2017年10月以后的账款凭证，以及瓯越洗涤厂印章、财务章和瓯越洗涤公司的印章均是由陈孝乐保管。3、陈孝乐诉称的4份凭证中的一份25万元借款凭证，包括另欠郑英闹的35万元借款凭证，2017年5月16日，合伙体将陈孝乐的25万元和郑英闹的25万元（其中10万元作为李琳琪投入的股金）均己结算给陈孝乐和郑英闹；陈孝乐与郑英闹另有垫付的资金，均已做投资款股金投入公司，不存在合伙人欠陈孝乐垫付款的事实。4、陈孝乐和郑英闹等合伙人共同经营的瓯越洗涤厂和瓯越洗涤公司，因陈孝乐同其妻子将应收款没有入账，大家发生矛盾，以及陈孝乐同其妻子不支付工人工资，致使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等资产被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拍卖瓯越洗涤厂和瓯越洗涤公司的所有账务，因陈孝乐同其妻子没有提供相关账册凭证，致使各方无法进行清算。（二）陈芾、孙霖的退伙，均是陈孝乐自行陈芾、孙霖谈好，然后，由郑英闹同他们签订《退伙协议书》。陈孝乐在诉讼中，不认可陈芾、孙霖的退伙效力，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不提供合伙期间的财务账珊、凭证，以及擅自处置合伙人所有的车辆等共用财产的行为，己严重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程序没有不当，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对郑英闹等合伙人组成瓯越洗涤厂的股份、经营过程，瓯越洗涤厂型为瓯越洗涤公司，陈芾、孙霖的退伙和瓯越洗涤公司的经营状况，瓯越洗涤厂同瓯越洗涤公司的财产、债权、债务的一体性，以及对陈孝乐主张垫付资金等事宜不给予支持的事实认定，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程序合法。（二）陈孝乐在本案起诉之前，曾以瓯越洗涤厂是郑英闹所有，多次向其借款共计1251040元，并以民间借贷的案由提起诉讼。郑英闹提出答辩后，陈孝乐庭前自行撤诉。撤诉后，陈孝乐再次以郑英闹和其他合伙人为被告，认为欠其垫付款要求其他合伙人支付的诉讼。陈孝乐的二次分别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明显是自相矛盾，且存在虚假陈述。一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所做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孙霖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同意一审判决，支持郑英闹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陈芾、周钧雷没有答辩。原审第三人李琳琪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瓯越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卢莉述称：瓯越洗涤厂的债权债务不是一体性的，是可以清算清楚的。4张付款凭证不是从账册里拿出来的，是陈孝乐垫资后取得的债权凭证，应当由瓯越洗涤厂来支付，一审判决错误。原审第三人林静静没有陈述诉讼意见。陈孝乐一审起诉请求：判令郑英闹（按照33%的合伙份额）支付413833.2元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陈芾（按照11%的合伙份额）支付137944.4元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孙霖（按照7%的合伙份额）支付87782.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周钧雷（按照14%的合伙份额）支付175565.6元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间，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合伙经营“永嘉乐洁洗涤厂”。在经营过程中，2015年12月8日，陈孝乐、郑英闹、陈芾、孙霖签订一份《合伙协议》，合伙经营永嘉县东瓯街道瓯越洗涤厂，约定出资方式、期限、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出资转让等内容，其中：四人在经营过程中享有不同份额，每股为5万元，共计出资285万元，陈孝乐出资115万元占23股权、郑英闹出资110万元占22股权、陈芾出资30万元占6股权、孙霖30万元占6股权；于2015年12月28日以前交齐，汇入陈孝乐在中国农业银行6228480330065688815。签订协议后，合伙人未按约定期限出资。2016年4月12日，陈孝乐、郑英闹、陈芾、孙霖、周钧雷又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亦为合伙经营瓯越洗涤厂，约定出资方式、合伙负责人及其它合伙的权利、合伙终止事项等内容，其中：五人在经营过程中享有不同份额，每股为5万元，共计出资285万元，陈孝乐出资100万元占20股权、郑英闹出资95万元占19股权、陈芾出资30万元占6股权、孙霖20万元占4股权、周钧雷出资40万元占8股权，各合伙人的出资资金于2016年4月5日以前交齐；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随意占用、挪用归个人使用。经股东协议后，各方可依等额比例对合伙资产依法进行处置，予以分割。推举陈孝乐和郑英闹二人为负责人，其权限是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购买、销售合伙的产品③管理合伙债权债务④购进常用货物；合伙体的具体从业人员和财务、日常经营管理人员的聘用，经营过程中的工作，全部由陈孝乐具体予以落实；合伙债务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出资额为依据，按出资比例承担；合伙终止后投资方进行清算，清算后如有盈余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如有亏损，不论合伙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陈孝乐为瓯越洗涤厂的经营有垫付资金行为，及以垫付资金作为出资款冲抵。陈孝乐的妻子卢莉、郑英闹的妻子林静静均在瓯越洗涤厂工作，有经手财务工作；孙霖的父亲孙德铭亦在瓯越洗涤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会计。瓯越洗涤厂的经营收入、开支等款项来往绝大部分经过陈孝乐的个人银行帐户、支付宝、微信。在经营瓯越洗涤厂期间，林静静于2016年12月16日出具一份《欠单》，载明“今瓯越洗涤厂欠陈孝乐垫付款：小写126071元，大写：拾贰万陆仟零柒拾壹元。2016年12月16日，林静静”，日期和姓名上盖有瓯越洗涤厂财务专用章；2017年1月10日，时任瓯越洗涤厂的会计孙德铭在一份领款凭证写明：“领款部门名称：瓯越洗涤厂，领款原因：陈孝乐至1月10日垫付款共98061元，金额（大写）玖万捌仟零陆拾壹元正，￥98061”，盖有瓯越洗涤厂公章、财务专用章；2017年2月26日，孙德铭又在一份收款收据写明“陈孝乐借给厂里25万元正”，盖有瓯越洗涤厂公章、郑英闹签名；2017年3月6日，孙德铭再在一份收款收据写明“陈孝乐从16年10月2*****17年3月6日止垫资柒拾柒万玖仟玖佰零捌元正（包括买两辆车、房租*等）（2017年*月14日止）”（*为无法辩认文字），盖有瓯越洗涤厂公章、财务专用章。该二份收款收据为红色会计联。2017年2月26日，瓯越洗涤厂出具的一份收款收据载明收李琳琪股金30万元，由郑英闹代交，陈孝乐、李琳琪签名同意，孙德铭为会计，卢莉为收款人。瓯越洗涤厂因各种原因经营不善，合伙人之间发生矛盾，郑英闹、陈孝乐、李琳琪、林静静、卢莉等人协商转型为公司。2017年3月24日，瓯越洗涤厂（甲方）与李琳琪（乙方）曾签订一份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同意将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瓯越洗涤厂整体资产、设备、客户资源转让给乙方……转让费：水处理系统和烟尘处理系统100万、厂里现有所有设备（水洗机7台、锅炉3台、烫平机1台、折叠机2台、烘干机6台及附件设备）79万、厂房装修及办公设备5万、4辆货车16万，共计人民币2000000（贰佰万元整）……”，郑英闹作为甲方签字。2017年4月19日，永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载明“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由工商个体户永嘉县东瓯街道瓯越洗涤厂转型”。2017年4月20日，郑英闹在一份《债权债务清理承诺书》签名，载明“个体工商户永嘉县东瓯街道瓯越洗涤厂，注册号330324603307603，现拟转型为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转型后，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2017年4月21日，林静静、卢莉、李琳琪、郑英闹在永嘉县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章程签字，载明：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股东林静静以货币出资12.07万元占24.14%、李琳琪以货币出资5.745万元占11.49%、郑英闹以货币出资2.3万元占4.6%、卢莉以货币出资29.885万元占59.77%。2017年4月28日，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成立，卢莉担任瓯越洗涤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并为法定代表人，林静静担任瓯越洗涤公司监事，并以瓯越洗涤厂的整体资产进行经营。后郑英闹将股份转让给林静静。2017年6月21日，瓯越洗涤厂（甲方）与孙霖（乙方）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书》，载明：“各方确认，在本协议签订前，各方已对该项目有关债权债务及帐目进行清理和对帐，各方对有关帐目结果均予以认可，不持异议。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正式退出该项目，不再参与该项目经营管理。乙方退出该项目后，该项目由甲方自行经营管理，该项目有关债权债务均由甲方享有、承担和处理，均与乙方无关。甲方同意支付乙方19.5万元退股资金（包含乙方持有的四股股权、乙方借于甲方的5.1万元、孙德铭任职会计至2017年3月份止工资结清2.4万元共计人民币19.5万元，大写壹拾玖万伍仟元整）。签定之日前乙方已收甲方7.125万元汤臣一吕洗涤费，扣除汤臣一品业务提成后剩余退股款项尾款13.217万元于签定之日一次性付清”；瓯越洗涤公司的财务账册反映为“孙霖、朱华莲撤资退股134170”。2017年7月2日，瓯越洗涤厂（甲方）与陈芾（乙方）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书》，除了退股金额内容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孙霖之间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一致，载明：“……甲方同意支付乙方28万元退股资金（包含乙方持有的六股权、乙方借于甲方的10万元、大写贰拾捌万元整。），于签订之日前由7月9日付6万，7月25日付10万，9月1日付12万分三次付清”；陈孝乐与2017年7月9日汇款给陈碎伍（陈芾父亲）6万元，摘要为“退股撤资”、7月9日再次汇款10万元，摘要为“瓯越退股”，瓯越洗涤公司的财务账册反映为“陈芾、退股陈碎伍160000，陈孝乐借公司资金160000”。2017年9月19日，本院受理陈芾诉郑英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2017）浙0324民初5331号]，诉请：一.判令郑英闹支付陈芾合伙退伙款12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郑英闹承担。该案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郑英闹同意支付陈芾合伙退伙款120000元，分期支付，于2017年10月20日前支付50000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70000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郑英闹负担。2017年10月13日，瓯越洗涤公司支付了该案受理费1350元，陈孝乐、郑英闹均在领款凭证上签名。2017年10月16日，瓯越洗涤公司出具由陈芾签名作为领款人的领款凭证载明“陈芾退股款共￥28000、已付￥160000，领款金额120000元”；同日，瓯越洗涤厂出具由卢莉签名作为收款人的收款收据载明“代付陈芾退股款￥120000”。2017年10月10日，李琳琪向瓯越洗涤公司的财务员工盛孙将移交财务票据，清单载明“现金流水明细现金日记帐5本，凭证号2016年6-58至2017年3-124，凭证号9-1至11-28，凭证号9-1至11-5，凭证号2011年11-1至4-234，凭证号2-24到9-34，现金流水明细2017年之前，现金流水明细”。盛孙将称相关票据放置在瓯越洗涤公司的办公室。因瓯越洗涤公司经营不善，未能按期支付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维权。2017年11月27日，卢莉、李琳琪、林静静（郑英闹为受托人）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停止经营，现就解决拖欠工人工资问题，三股东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同意由工人代表将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办公用品、机器设备等资产（详见清单）变卖，所得款项汇于永嘉瓯北城市新区管理委员会账户，用于支付拖欠的全体工人工资……五、签订协议后，三股东任何一方收回的应收款，均应汇入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的对公帐户”。2017年11月30日，盛孙将等人作为职工代表（甲方），与案外人戴柳青（乙方）签订一份《转让合同》，载明“甲方与乙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就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生产设备等厂内资产转让事实达成如下协议……转让金额为人民币720000元……”。陈孝乐、卢莉、郑英闹、林静静、李琳琪均认可瓯越洗涤公司被转让的生产设备等资产包括瓯越洗涤厂的生产设备在内。瓯越洗涤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业经本院判决解散，2018年9月11日本院根据公司股东李琳琪、林静静的申请，作出（2018）浙0324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李琳琪、林静静对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2018年12月12日，本院对瓯越洗涤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立案审查，裁定受理案外人朱进明对瓯越洗涤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1月4日，本院立案瓯越洗涤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摇号确定的结果，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作为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受管理人委托，2019年4月23日，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东瓯会审字（2019）第209号]审计报告，部分内容如下：“……对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26日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及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26日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二、截至2018年12月16日止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账面记录核实情况……（1）2017年期间代收代付原瓯越洗涤厂收入费用的余额-57367.31元；（2）据卢莉所述，系2017年7月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向陈孝乐借入款项259170元用于归还原瓯越洗涤厂的股东退还款294170元（其中陈芾160000元，朱华莲134170元）挂账，但因未见相关协议资料，故该事项属于陈孝乐个人直接归还原瓯越洗涤厂的股东退还款还是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向陈孝乐借入款项再由公司归还给原瓯越洗涤厂的股东尚存争议，暂以几方面数确认294170元。（3）陈孝乐421095.5元。系卢莉将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部分洗涤费收入317814.5元和出售四辆汽车的净收入103281元未予以入账，直接将上述款项合计421095.5元汇到陈孝乐个人账户中，据卢莉说明，系用于归还陈孝乐原来借入款259170元（用于归还原瓯越洗涤厂的股东退还款）和陈孝乐平日为公司代垫的费用款，因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账面并未反映陈孝乐平时替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代垫费用记录，但根据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账面计算应存在收支缺口资金金额为145485.34元；……四、审计其他事项说明……（五）因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是由原永嘉瓯越洗涤厂个转企而来，故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与原永嘉瓯越洗涤厂收入与费用会存在混同的情况，本次审计主要是根据卢莉的说明将永嘉瓯越洗涤有限公司与原永嘉瓯越洗涤厂之间的收入与费用做了区分。”审理过程中，郑英闹、孙霖和第三人李琳琪等人均提出对瓯越洗涤厂进行财务审理，但包括陈孝乐、郑英闹、孙霖、李琳琪等人均未能提交合伙期间的财务账册、凭证，也无法提供盛孙将留置在瓯越洗涤公司办公室财务账册等的去处，故无法委托进行财务审计。陈孝乐、卢莉确认出售的四辆汽车登记在个人名下，但实际权属应为瓯越洗涤厂。陈孝乐、郑英闹、李琳琪等人均认可在2017年3月份瓯越洗涤厂的财产价值约200万元。本案诉争的款项，原审法院曾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陈孝乐与郑英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浙0324民初804号]，后陈孝乐于2018年3月16日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予以准许。一审判决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孝乐、郑英闹、陈芾、孙霖、周钧雷之间达成合伙经营瓯越洗涤厂的事实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各方均应按协议履行义务。陈孝乐、郑英闹在合伙体中占份额较多，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作为合伙体的具体负责人，理应尽职尽责管理经营瓯越洗涤厂，特别是陈孝乐承担着合伙体从业人员和财务、日常经营管理人员的聘用及其他经营过程中的工作。瓯越洗涤厂因经营不善，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协商由个体工商户转型为有限公司，使用瓯越洗涤厂的整体资产、设备、客户等资源进行经营，现瓯越洗涤公司亦因经营不善进入破产程度，包括瓯越洗涤厂的资产在内均被处置，故合伙协议已经实质性终止。本案中，陈孝乐主张系涉及合伙人垫付资金事宜，因在合伙协议中没有约定合伙人为合伙体垫付资金如何处理，故宜按合伙体债务予以处理。陈孝乐主张合伙体尚欠个人垫付款1254040元，应由其他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予以承担，对此负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的责任。针对陈孝乐主张其他合伙人需要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分析如下：一、陈孝乐提交的四份凭据共计金额为1254040元，其中孙德铭于2017年3月6日在一份收款收据写明“陈孝乐从16年10月2*****17年3月6日止垫资柒拾柒万玖仟玖佰零捌元正（包括买两辆车、房租*等）（2017年*月14日止）”，时间间段包括前三份凭据出具的时间，现陈孝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四份凭据记载的金额均系独立无关联，又因瓯越洗涤厂在经营过程中因使用陈孝乐的个人银行帐户收付款，瓯越洗涤厂的应付款会陆续进行陈孝乐账户，且陈孝乐处置车辆的收入也直接汇入个人账户，故陈孝乐对瓯越洗涤厂的垫付资金是不固定的，在合伙人有异议时，现陈孝乐未提交明确的财务账册予以确定实际垫付款，因此，上述金额无法直接认定为瓯越洗涤厂至今仍实欠陈孝乐的垫付款为1254040元。二、根据合伙协议约定，陈孝乐占有的最大份额，系合伙体的负责人之一并实际参加管理经营，享有具体落实聘用从业、财务、管理人员等其他经营过程全部工作的权力，又在经营中以个人银行账户代替瓯越洗涤厂银行账户予以使用，实质性控制着瓯越洗涤厂，故陈孝乐须对瓯越洗涤厂的经营管理和财务区分负主要责任。对合伙财产、债务有争议时，陈孝乐理应保管、提交瓯越洗涤厂财务账册、凭证等进行合伙体财产、债务清算事宜，现因无法提交财务账册、凭证，又未能提交证据系其他合伙人占有，导致无法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财务审计，陈孝乐对此需承担主要责任，故瓯越洗涤厂目前无法进行财务审计的不利后果，应由陈孝乐承担。三、陈芾、孙霖与瓯越洗涤厂（郑英闹）签订了退股协议，陈孝乐出资予以支付退伙款，该些事实足以证明陈孝乐对退伙事宜是知晓并认可，因此，合伙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有变更，即陈芾、孙霖已经实质上退伙，而退伙后相应的份额由何人承受权利义务，现陈孝乐、郑英闹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陈孝乐以合伙协议为据主张已退伙的陈芾、孙霖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陈芾、孙霖的退伙的股份仍需支付款项，亦可证实合伙体尚有可供合伙人分配的资产。四、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均认可2017年3月份时瓯越洗涤厂价值在200万元，而合伙协议约定债务、亏损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不足部分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现陈孝乐主张的1254040元低于200万元，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他债务超过合伙体财产，亦不符合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需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的情形。五、瓯越洗涤公司以瓯越洗涤厂的整体资产进行经营，有收付瓯越洗涤厂的债权债务，现瓯越洗涤厂的全部资产被处置用于支付瓯越洗涤公司债务等用途，相关证据亦可证实瓯越洗涤公司承受瓯越洗涤厂权利义务的高度可能性，即合伙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已经被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实质性变更。而且，作为瓯越洗涤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孝乐和瓯越洗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莉（陈孝乐的妻子）未能明确区分，以致资产、债权债务等混同，亦未积极主张维护合伙体权益，还称将处置瓯越洗涤厂车辆用于偿还为瓯越洗涤公司代垫的费用，明显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侵害合伙体的权益。综上所述，陈孝乐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孝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51元，由原告陈孝乐负担。陈孝乐二审中提交证据如下：1、收款收据，证明陈孝乐已经出资85万元（不包括另外15万元出资），不存在垫付款充抵合伙出资款的情况等事实。2、垫付款资金来源清单及货款收款明细表格，证明陈孝乐垫付款的资金来源的事实。3、（2018）浙0324民初416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瓯越洗涤公司与瓯越洗涤厂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不存在财产、债务混同的情形。4、陈孝乐垫付款的资金来源、利息凭证，证明陈孝乐向他人借款垫付厂里开支，本案120万垫款就是来源此，前面1-6笔是借款，后面1-14笔是陈孝乐自己的包装厂资金调用过来借给厂里用，最后三笔是支付利息。5、瓯越洗涤厂转让协议、排污许可证，证明瓯越洗涤公司与瓯越洗涤厂虽达成转让协议但未完全履行，故瓯越洗涤厂主要财产（排污许可证）至今登记、掌握在郑英闹名下的事实。6、（2018）浙0324民初449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在事实部分认定郑英闹未经合伙体同意擅自以洗涤厂名义分别于孙霖、陈芾签订《退股协议书》，瓯越洗涤厂注销后合伙体连带承担合伙体经营期间遗留债权债务的事实。7、债权债务清理承诺书，证明瓯越洗涤厂与瓯越洗涤公司属于相互独立的主体等事实。8、收款收据、收条，证明陈孝乐妻子卢莉以设备折价35万元入股瓯越洗涤公司的事实。9、收款收据、领款凭证、电子回单，证明瓯越洗涤公司基于转让协议，支付给陈芾、孙霖的退股款，瓯越洗涤公司向陈孝乐借款用于上述付款的事实，前两张是陈孝乐借款给公司，公司打给陈孝乐的收据，后两张领款凭证是公司把钱付给退股人签的领款凭证，最后3张是陈孝乐把退股金转给退股人的转账凭证，退伙费陈孝乐支付了29万多，但公司确认陈孝乐的债权是25万多，有4万多是外来收的洗涤费被陈孝乐拿走了公司扣除了。郑英闹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收款收据原先在洗涤厂成立前，有个5人合伙成立的乐洁厂，最后股东就是郑英闹跟陈孝乐，这个厂的设备折价为85万元，其中还有40万是郑英闹的，设备就转为洗涤厂的设备，收款收据与对方诉称的垫资款没有关联。证据2这份清单是否具体存在无法核实，2017年3月20日之前发生的账册凭证都是在陈孝乐处，无法清算。证据3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中的表格不是证据，银行凭证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关联性有异议，这些款项支出与陈孝乐原先支出的125万是没有关联性的。证据5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协议书没有履行，但协议涉及的所有设备最后整个厂都转到公司名下了，并投入使用，可以反映出当时洗涤厂价值200万左右。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及的孙霖、陈芾退股协议书是陈孝乐与其他退伙人说好，再由郑英闹签字的，从郑英闹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涉及到陈芾有12万钱没支付，这笔钱是郑英闹垫付的，也是以公司名义支付的。证据7这份承诺书与实际账目清算没有关联性。证据8以设备入股的收款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设备入股，郑英闹也确认了其权利这35万折为7股，先折到厂里再转到公司，因为设备是三月份就洗涤厂收购了，5月份才写的材料，在洗涤厂里增加7股没有签订协议，但在公司股份中可以体现。对于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公司没有出具过。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这些款项并非是借给公司，是原先洗涤厂陈孝乐垫付的部分资金，已经转化为公司股权，资金往来情况郑英闹不清楚，由孙霖来说明。垫款大家是给陈孝乐股权的，垫款加上4张条子里的部分款项，算作51万折作17股，加上原先陈孝乐有20股，35万设备折算的7股加上周钧雷的8股，共52股。陈孝乐的凭证内容可以反映出，陈芾退款的16万说明公司与厂是一致的，陈芾是从公司里拿钱的。孙霖质证认为：证据1-3中85万的出资是没有现金拿出来的，他们以前有个老厂，孙霖2015年年底加入的给了20万，后来他把老厂的机器折价，也没有跟孙霖商量，陈孝乐自己写了个85万出了这么个单据入账了。孙霖是不认可的，而且入账的也不是这张单，印章和账目都在陈孝乐手里，只要他把账目拿出来就清楚了。对于证据4-8退股是陈孝乐跟孙霖谈好的，都是陈孝乐夫妻负责的。投资额陈芾30万，孙霖20万，退回投资额的60%，退股后股份转到陈孝乐名下的。瓯越洗涤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7由法院认定。证据8中的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收条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证据9中的收款收据、领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电子回单由法院核实。对于证据8、9陈孝乐说有钱借给公司，公司退给合伙体合伙人钱，管理人已经在永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拿走的洗涤费。李琳琪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3要求陈孝乐拿出账册就可以清算了。证据4的转让协议签订时李琳琪已经入伙，李琳琪看了资料后认为设备还可以，有意出200万买下整个厂包括设备及销售客户，是陈孝乐不同意以200万出卖，所以才没有履行，设备被拿到公司去用了。证据7卢莉入股35万是陈孝乐以瓯越洗涤厂的股份收购了一家公司，并把这家公司的设备运了过来，实际是3月份就运过来了。收条当时是没有的，落款时间5月份也不合理。证据9的票是李琳琪开的，当时卢莉说陈孝乐借了那么多钱让李琳琪开一下，而大家后来查了一下根本没有打到对公账户，是陈孝乐直接转给退股人了。卢莉质证认为：对陈孝乐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尚不能全面反映陈孝乐与经营瓯越洗涤厂之间经济往来的整体情况，尚不足以反映在瓯越洗涤厂停业后本案陈孝乐主张的4张领款凭证项下债务的结欠情况，故不予确认；证据2属于陈孝乐的个人陈述，故按当事人陈述处理；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证据4所涉款项不属于陈孝乐与瓯越洗涤厂的款项往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证据5陈孝乐一审已经提交，故按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处理；证据6、7、8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不具有补强作用，故不予确认；证据9收款收据、领款凭证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实质性补强作用，故不予确认，电子回单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故不予确认。郑英闹二审提交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证明，证明瓯越洗涤厂与瓯越洗涤公司是同一主体。陈孝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洗涤厂转为公司是先把厂注销掉，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主体。孙霖质证认为：洗涤厂转成公司后孙霖才退股的，对于洗涤厂被注销并不知情，孙霖退股时已经成立公司了。瓯越洗涤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无法证明公司与个体户是同一主体。李琳琪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二者一直用的都是陈孝乐的账户，是同一个主体。卢琳质证认为：洗涤厂与洗涤公司不是同一主体，排污许可证仍登记在郑英闹名下，没有变更到洗涤公司名下。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实质性补强作用，故不予确认。李琳琪二审提交汇款凭证4份，证明洗涤公司成立后，基本往来款都是走陈孝乐的账户，以前厂也是走陈孝乐账户，大家要求走对公账户陈孝乐不同意，所以才导致清算。陈孝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所涉款项陈孝乐都已经交给公司，款项都是由公司财务部开具收据再寄给商家，商家再打到陈孝乐指定账户，公司都已经入账的；经营时约定打到陈孝乐的账户的。郑英闹、孙霖、瓯越洗涤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卢莉质证认为：同意陈孝乐的质证意见，李琳琪提到的款项进入陈孝乐账户，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陈孝乐是跑业务的，陈孝乐的账号的公司与客户约定的账号，以结算凭证为准，有没有进入对公账户没有影响。本院认为：证据所涉款项发生于瓯越洗涤公司经营期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孙霖、陈芾、瓯越洗涤公司、林静静、卢莉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瓯越洗涤厂属于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虽然，瓯越洗涤厂被登记为以郑英闹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但依据陈孝乐、郑英闹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瓯越洗涤厂实质上属于陈孝乐、郑英闹等人共同出资经营，并对经营期间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个人合伙。由于瓯越洗涤厂在2017年4月转型为瓯越洗涤公司的过程中，被注销了营业执照，其法律主体的资格已经丧失，而瓯越洗涤公司由郑英闹、李琳琪等人另行出资设立，对外从经营的法人主体。各投资人对于投资主体的责任形态，也由瓯越洗涤厂的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以出资为限的有限责任，各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也由个人合伙关系转变为股东关系。由于瓯越洗涤厂转型为瓯越洗涤公司，各投资人与投资主体之间的责任形态、各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应当认定瓯越洗涤厂与瓯越洗涤公司属于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二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人格的继受与延续。郑英闹、李琳琪、孙霖主张瓯越洗涤厂与瓯越洗涤公司属于同一法律主体的观点，与本案企业转型的实际情况不符，故不予采纳。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瓯越洗涤厂的营业执照已被注销，其法律主体资格已经销亡，结合各投资人均确认瓯越洗涤厂的经营设备都已被瓯越洗涤公司接收，因此，瓯越洗涤厂实际上已经处于停业状态，各合伙人对于瓯越洗涤厂在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应当进行全面结算，才能在整体上准确认定瓯越洗涤厂债权债务的真实情况。个别合伙人在合伙期间因垫付或占用合伙体资金等原因会与合伙体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此类债权债务关系与合伙体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往往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在性质与数量上存在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因此，此类债权债务关系在合体经营期间未及时结算的，则应当在合伙停业后进行整体结算，才能全面了解合伙人与合伙体债权债务关系的整体情况，从而对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准确认定。本案陈孝乐持有的4张凭据中第4张凭据记载了“陈孝乐从16年10月2*****17年3月6日止垫资柒拾柒万玖仟玖佰零捌元正（包括买两辆车、房租*等）（2017年*月14日止）”等内容，依据上述内容，郑英闹、孙霖、李琳琪主张该垫款凭证是对此前所有垫款进行阶段性的结算，垫款凭证确认的垫款已经涵盖了此前所有垫款（包括本案陈孝乐持有另外3张凭据所涉款项）的事实，具有较大可能，陈孝乐主张4张凭据相互独立，则应当提交合伙期间的账册或者其他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由于第4张凭据出具后，瓯越洗涤厂存续经营至2017年4月才被注销，并且，陈孝乐长期使用个人账户收支瓯越洗涤厂往来款，凭据项下债务存在瓯越洗涤厂后续的往来款抵偿的可能，仅凭凭据本身尚不足以认定4张凭据能够全面、有效地反映合伙体停业时，陈孝乐对合伙体享有债权的真实情况，陈孝乐据此主张其对瓯越洗涤厂仍享有1254040元垫款债权，证据不足，因此，一审驳回本案陈孝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鉴于本案瓯越洗涤厂已经停业，并且，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也已经被注销，陈孝乐、郑英闹作为合伙事务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全体合伙人进行清算，对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予以一并结算解决。陈孝乐认为本案4张凭据项下欠款确实存在，且尚未清偿的，可以通过对停业时合伙债权债务的整体结算来维护其相应的权益。陈孝乐持有的4张凭据形成于合伙经营期间。本案纠纷是陈孝乐在瓯越洗涤厂停业后依据上述4张凭据与其他合伙人所产生的经济纠纷，一审将本案案由确认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陈孝乐认为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构成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应当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951元，由陈孝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代书记员 周枫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