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叙鸿，男，198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环路315号。法定代表人：陈顺添，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郭景源、韩柱东，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禺山大道15号。法定代表人：李育林，局长。委托代理人：龙德君、刘慜，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夏叙鸿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以下简称番禺交警大队)、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以下简称番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3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庭进行了综合询问，并经本院行政审判庭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3月28日，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6-200195058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夏叙鸿2018年2月3日21时40分，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路大石桥底路段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上诉人夏叙鸿驾驶非汽车类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上诉人罚款1200元，记24分。2018年6月8日，番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夏叙鸿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无号牌机动车，番禺交警大队对此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番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予以维持，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夏叙鸿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夏叙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于2018年2月3日21时40分，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路大石桥底路段骑着三轮踏板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三轮踏板车被交警部门缴获并且车辆被鉴定为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交警部门对上诉人作出处以罚款1200元，记24分的行政处罚。上诉人于2018年6月22日向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起诉，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对于鉴定公司广州市洋盛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的资质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核实与说明。根据《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GA/T642-2006）》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检验鉴定机构（检验鉴定人）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在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一审中，番禺交警大队提交了鉴定机构资格相关的材料，分别是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检验人刘晚林和毕广森的从业资格证书、鉴定机构的营业执照以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没有出示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许可证与相关鉴定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不足以证明鉴定机构的资质。上诉人认为事故车辆三轮踏板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鉴定报告应该要从车辆的时速、质量、尺寸和是否具备机动车的危险性等多方面来评估，上诉人质疑该份检验报告的可信性。上诉人故请求法院：1.撤销（2018）粤7101行初3381号行政判决；2.撤销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撤销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6-200195058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018年2月3日21时40分，上诉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无号牌机动车，途径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路大石桥底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后被被上诉人的执勤民警查获。2018年2月5日，被上诉人委托广州市洋盛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对该车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该车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经中队核查，上诉人涉嫌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一致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2018年3月15日，被上诉人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和调查，上诉人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签名确认。被上诉人遂依法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6-2001950584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不服，向番禺公安分局提出行政复议。该局经审查作出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2018年10月17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7101行初338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对上诉人驾驶无号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条文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作出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夏叙鸿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番禺公安分局答辩称其二审答辩意见与原审答辩状一致，同意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3日21时40分，上诉人夏叙鸿驾乘“有路牌”三轮电动车载人上道路行驶，途径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路大石桥底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被番禺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查获。2018年2月3日，番禺交警大队编号4401002016032710347《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记载上诉人驾驶的涉案车辆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并认定上诉人在该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2018年2月5日，番禺交警大队委托广州市洋盛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对该车辆进行鉴定。2018年2月22日，广州市洋盛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出具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第（番）YS201802032-B号、第（番）YS201802032号）。第（番）YS201802032-B号检验报告的主要内容为：“无号牌（电机号：CA36V17020523）有路牌三轮电动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36V;该车无脚踏骑行装置，无法实现人力骑行，不符合GB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第3.1款对自行车的定义，也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3款对‘电动自行车’的定义，故该车既不属于三轮自行车，也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三轮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才属于非机动车，故该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根据该条第（三）项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6.2.2款对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鉴定结论：无号牌（电机号：CA36V17020523）有路牌三轮电动车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该检验报告于同日送达上诉人。第（番）YS201802032号检验报告的分析意见为：制动系统、方向系统、灯光系统分别符合GB7258-2017第7、6、8条技术标准；结论为：制动系统、方向系统、灯光系统均为合格。2018年3月15日，番禺交警大队对上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上诉人向番禺交警大队提交了购买涉案车辆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No37259428）以及涉案车辆的出厂合格证复印件。该发票复印件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交通运输设备有路X3电动车”。该合格证复印件记载，产品型号：有路X3电动车；出厂编号：X3-00582；出厂日期：2017-8-6；电机号码：CA36V17020523；并记载本产品的制造、装配、性能经过检验，符合出厂质量标准，准予出厂。2018年3月15日，番禺交警大队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拟对上诉人作出处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上诉人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2018年3月28日，番禺交警大队作出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6-200195058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夏叙鸿2018年2月3日21时40分，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路大石桥底路段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且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上诉人罚款1200元，记24分。2018年4月11日，上诉人不服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向番禺公安分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6月8日，该局作出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番禺交警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8年6月12日邮寄送达给上诉人，后经审查发现文书存在笔误，误将委托鉴定机构“广州市洋盛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写为“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更正后，2018年6月16日再次邮寄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不服该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诉至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另查明，上诉人持有准驾车型为“C1”的机动车驾驶证。本院认为，为了维护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本案上诉人驾乘涉案电动代步器具载人违章上路行驶，且与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该驾乘行为对道路交通秩序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且已经发生了危害后果，无疑应予以一定的否定性评价并由违法行为人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这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进行必要和合理的规制，以保障道路交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涉案电动代步器具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定义的通常意义上的机动车有所不同。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及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均载明涉案车辆为电动车。但从外观看，该车辆无脚踏骑行装置，装有与前轮对称分布的两个后轮，且车轮目测明显小于一般电动自行车车轮，并非国家标准（GB17761-1999）规定的两轮脚踏电动自行车；从功能看，该车辆兼具代步作用和一定的娱乐性，与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特征相类似，而不同于一般观念中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传统交通工具。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在对涉案代步器具判断为机动车的基础上，确认上诉人具有“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以及“驾驶非汽车类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两项违法情形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上诉人夏叙鸿坚持不认可上述关于机动车的定性，不能接受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以至提起涉案行政复议和本案一、二审诉讼，因此本案应重点审查被上诉人认定涉案代步器具为机动车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依据是否充分、处理是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四）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提供的涉案检验报告，对涉案车辆的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认定非机动车的重要参数均未予以测量，在认为该车既不属于三轮自行车也不属于电动自行车的基础上，得出“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的结论并认定其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与该车的外观特征、性能及公众的日常生活认知经验不符，对该鉴定结论本院难以采信。被上诉人番禺交警大队据此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不足。行政处罚是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予以限制或者剥夺的法律制裁行为，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在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寻求能够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目标的更适当的执法手段。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及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均载明涉案车辆为电动车，结合社会常识、生活常理，不能要求上诉人按照机动车的管理规定去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和号牌，目前在客观的法律规定上也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因此，番禺交警大队以上诉人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对其进行处罚，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实际上，广州市2017年3月29日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下列车辆、滑行工具上道路行驶：（五）电动独轮车、电动平衡车以及其他滑行工具；（六）本市禁止上道路行驶的其他车辆、滑行工具”，并在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可以依照上述地方性法规对上诉人作出处罚，既使上诉人违法行为得到与其性质、后果相适应的规制，也同样能够实现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的管理目标。上诉人夏叙鸿亦应充分认识到，其驾乘涉案代步器具载人上道路行驶是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会对道路交通秩序及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明显危害，因此，本院期望上诉人进一步提高对道路交通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和相关法制素养，积极配合和支持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共同促进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综上，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均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38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的穗公交决字〔2018〕第440126-200195058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于2018年6月8日作出的穗公番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建军审判员  石晓利审判员  闵天挺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余娇书记员李岚书记员邹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