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1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钊，男，194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之一203房，公民身份号码440************216。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亮，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带琼，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中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陈惠冰。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津，广东法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桂钊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中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沥中经联社）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粤0605民初6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8月7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杨桂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亮、吴带琼，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健津到庭参加本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桂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沥中经联社赔偿杨桂钊134万元及利息50000元（以134万元为本金，从2005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两项合计为1390000元）；2.诉讼费用由沥中经联社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0年6年28日，该院作出（2000）南民初字第103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38号判决书），确认原南海市沥中意达有色金属材料厂（以下简称中意达厂）、案外人邓铭林应支付杨桂钊借款本金171.8万元及按月息20‰计付从1999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的利息。同时，该判决法院认为部分记载，杨桂钊自愿放弃对沥中经联社主张权利，法院予以采纳。2017年6月23日，该院作出（2016）粤0605民初19854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9854号判决书），确认1038号判决书确定的邓铭林欠杨桂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属于案外人叶绮娥与邓铭林的夫妻共同债务，叶绮娥应在邓铭林所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该判决法院认为部分记载，杨桂钊要求沥中经联社对中意达厂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因中意达厂是由邓铭林个人投资并挂靠沥中经联社经营的企业，杨桂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沥中经联社有收取邓铭林交付的挂靠费或有接收中意达厂的任何财产，且杨桂钊在该院审理的1038号案件期间已明确放弃对沥中经联社主张权利，故对于杨桂钊的主张，法院予以驳回。上述1038号判决书生效后，中意达厂、邓铭林未按判决书判决支付杨桂钊借款本息。杨桂钊于2000年7月28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执行，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院于2000年8月29日作出（2000）南法执字第198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2015年12月4日，经杨桂钊申请，该院依法恢复执行，案号为（2015）佛南法执恢字第771号。案经执行，该院依法提取了被执行人邓铭林的村股份分红款5155元。经分配，本案得款4104.25元并已转退给申请执行人，余款1050.75元已退（2016）粤0605执恢92号案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佛南法执恢字第77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6年9月8日，经杨桂钊申请，该院再次依法恢复执行，案号为（2016）粤0605执恢859号。经执行，杨桂钊得款14222.26元。因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中意达厂成立于1995年6月9日，为集体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组建单位为沥中经联社，注册资本50万元，企业负责人为邓铭林。兴建中意达厂厂房的用地由沥中经联社向国土部门申请划拨。2001年2月28日，沥中经联社免去邓铭林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用梁铭根为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2005年3月15日，中意达厂申请注销，并在注销登记申请事项中记明“已处理完所有的债权债务，没有继续经营，因此申请注销该营业执照”，在注销申请书中记载“因经营不善，连连亏损，不能维持正常经营，已于2004年10月停止所有经营，于2005年2月清理完毕所有的债权债务”。2015年3月28日，中意达厂经工商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另，1997年12月1日该院作出（1997）南经贰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查明：意达厂是邓铭林自筹资金开办的，挂靠沥中经联社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沥中经联社每年应收取该企业的管理费为10000元，但此款一直未收取。1999年8月31日，该院作出（1999）南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中意达厂为邓铭林投资经营、挂靠沥中经联社的企业，且挂靠经营期间邓铭林并未向沥中经联社缴交管理费，沥中经联社对邓铭林、中意达厂拖欠的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1999年8月31日，该院作出（1999）南民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中意达厂是由邓铭林投资、挂靠沥中经联社经营的企业，沥中经联社未有收取中意达厂的管理费。1999年12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穗中法经初字第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意达厂的所有机器设备用以抵偿债务。2000年8月29日，（2000）南法执字第1987-3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中意达厂的所有资产在执行（1999）南法执字第2193、2240号两案，已处分完毕，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亦因拖欠租金而被沥中村民委员会收回、接管。因此，邓铭林、中意达厂所有的财产因前案的执行已被处分完毕，现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中止执行。中意达厂1999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184.8万元的净资产。中意达厂2000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265万元的净资产。中意达厂2001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252万元的净资产。中意达厂2002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192万元的净资产。中意达厂2003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84万元的净资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杨桂钊主张沥中经联社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为：1.沥中经联社作为中意达厂组建单位未经清算向工商部门注销中意达厂，且在注销申请时称“已处理完所有的债权债务”；2.沥中经联社将中意达厂注销前的84万元净资产恶意处置、收归己有。针对上述主张，杨桂钊需举证证明其因沥中经联社的行为而致其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沥中经联社的举证，中意达厂在2005年注销前，涉及多宗诉讼，包括杨桂钊的1038号案也在2000年进入执行阶段，但中意达厂、邓铭林均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中意达厂涉及的诉讼，法院查明事实后认定中意达厂是邓铭林自筹资金开办的，挂靠沥中经联社进行经营，沥中经联社一直没有收取管理费并最终判令实际开办方邓铭林承担中意达厂的债务。也就是说，中意达厂的实际开办方邓铭林经由法院判决了对中意达厂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且在相关案件的诉讼与执行中，中意达厂的财产已全部处理完毕，没有财产可供偿债而中意达厂事实上也停止经营。此种情形下，中意达厂注销，中意达厂与其实际开办方邓铭林仍是相关诉讼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承担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沥中经联社虽为中意达厂开办时的组建单位，但已经相关诉讼案件经审理后查明中意达厂实际由邓铭林个人投资，沥中经联社未收取管理费，而且在相关案件的诉讼、执行阶段及中意达厂的注销过程中，均没有证据显示沥中经联社接收了中意达厂的任何财产或因注销行为而致中意达厂任何财产的损失而致杨桂钊利益受损。杨桂钊1038号案在中意达厂注销前或注销后，均有进入执行阶段，而未能足额受偿。因此，本案并无证据显示杨桂钊不能足额受偿是中意达厂注销或沥中经联社作为组建单位的责任而致。尽管杨桂钊提供中意达厂2003年的年检报告显示中意达厂有净资产，但综观中意达厂自1999年至2003年的年检报告，中意达厂均有净资产，该年检报告明显与法院的诉讼认定与执行结果不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院确定应以法院查明事实后的事实认定与执行结论作为确定中意达厂资产实际状况的依据，杨桂钊以年检报告上的净资产主张沥中经联社赔偿，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桂钊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杨桂钊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沥中经联社赔偿杨桂钊134万元及利息50000元（以134万元为本金，从2005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日），两项合计1390000元。2.判决沥中经联社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对证据的认定也存在明显偏帮被上诉人之处。甚至判决失信违法清算的责任人即被上诉人从诉讼中得利，显然，如此错误的判决，不但不能从个案中体现公平正义，甚至产生了非常不良的社会效果。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为了偏帮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选择性认定事实错误。虽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桂钊提交的工商部门备案的资料证明如下内容：中意达厂成立于1995年6月9日，为集体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组建单位为沥中经联社，注册资本为50万元，企业负责人为邓铭林。兴建中意达厂厂房的用地由沥中经联社向国土部门申请划拨。2001年2月28日，沥中经联社免去邓铭林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用梁铭根为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2005年3月15日，中意达厂申请注销，并在注销登记申请事项记明“已处理完毕所有债权债务，没有继续经营，因此，申请注销该营业执照”，在注销申请书中记载“因经营不善，连连亏损，不能维持正常经营，已于2004年10月停止所有营业，于2005年2月清理完毕所有的债权债务”。2015年3月28日，中意达厂经工商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另外，中意达厂的2003年企业年检报告显示有84万元的净资产，2005年中意达厂注销前，已涉及包括杨桂钊案涉债务在内的多宗诉讼未清理。但与此同时，一审法院在沥中经联社没有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佐证的前提下，以沥中经联社提供的其与案外人的判决书中沥中经联社一方的陈述以及庭审过程中沥中经联社对自身有利的陈述就偏听偏信沥中经联社一方之词，简单、草率地认定沥中经联社系由邓铭林挂靠经营的企业，注册资金由邓铭林自筹资金，挂靠费为每年1万元，沥中经联社没有收到挂靠费，所以沥中经联社对中意达厂的债务不承担责任，甚至完全避开沥中经联社违法注销企业的行为不作审查，就直接以没有证据证明沥中经联社接收了中意达厂的任何财产或注销行为而致杨桂钊受损为由，驳回了杨桂钊诉讼请求。事实上，一审判决除了对上述证据审核、采信有误之外，还选择性认定证据和出现遗漏庭审查明的重要事实等情形，所以导致错误判决，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中意达厂注册资金的来源认定有误。在工商局备案资料中明确记载为：企业资金来源项目：注册资金50万元的来源为投资单位即沥中经联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拨入，并不是邓铭林自筹。一审法院故意遗漏工商局备案的该证据，并在沥中经联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邓铭林的出资50万元的情况下，在工商局对外公示的资料显示的证据内容与沥中经联社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却作出有利于沥中经联社的认定。（二）一审法院对沥中经联社收取挂靠费的范围以及是否收取挂靠费的事实未查明，就根据沥中经联社一方对自身有利的陈述，认定沥中经联社没有收取过分文挂靠费，该认定于情于法无据。一审过程中，沥中经联社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为复印件，拟证明其与法定代表人邓铭林之间存在挂靠经营的关系。假设《土地承包合同》系真实的话，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第六条规定，挂靠费分为牌照挂靠费1万元/年、开具发票手续费开票金额0.35%以及贷款费用为每100万元收取4万元。在一审庭审结束时，一审法院曾责令沥中经联社在庭后三日内对上述三项“挂靠费”的收取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但庭后据杨桂钊了解到沥中经联社并没有履行该义务。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但没有根据证据规则对沥中经联社举证不能时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相反，完全避开了上述事实，在沥中经联社毫无证据证明没有收取任何“挂靠费”的情况下，就凭沥中经联社作出对自身有利的陈述认定沥中经联社收取的挂靠费标准为每年1万元，而且根据沥中经联社自称“中意达厂1995年成立至企业注销，其未收到挂靠人支付的分文挂靠费”，就据此认定沥中经联社与邓铭林存在挂靠经营关系，因其未收取过挂靠费，所以，沥中经联社不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不但没有证据支持，且众所周知，如果确认沥中经联社与其他人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那么，沥中经联社应对其合同核心权利即挂靠费在近十年来未收取分文且未有催讨过完全不合乎常理的做法作出解释并提供证据，否则，不能成立。可见，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漏洞百出，于情理不合。（三）一审法院混淆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被挂靠单位的责任和作为企业法人的组建单位对企业清算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之间的区别。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为清算责任，并不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普通债务的清偿问题，所以，假设中意达厂的法定代表人邓铭林曾经与沥中经联社签订内部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了内部债务的承担方式，但也不能免除沥中经联社作为中意达厂的组建单位在中意达厂注销时应尽的依法清算义务和违法清算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显然，一审法院混淆了两种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方式。（四）一审法院对庭审过程中查明的对沥中经联社不利的关键事实不提，而该关键事实直接影响到本案判决结果。1.一审法院对工商部门备案的由沥中经联社提供的中意达厂注销前的企业年报显示的净利润84万元的事实不作认定，也不说明不认定的理由，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已认定中意达厂于2005年3月注销时向工商部门提供“已处理完毕所有债权债务”为由，且以股东会决议解散的方式将中意达厂办理注销手续的，同时，也认定中意达厂注销企业时已涉及多宗诉讼且未清偿杨桂钊的案涉巨额债务。但奇怪的是，一审法院对上述查明的如此清楚的沥中经联社虚构“债权债务结清，欺骗工商部门办理注销企业的上述违法清算行为”却不作认定和任何评价。3.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沥中经联社在庭审时确认的如下事实：沥中经联社在庭审时称：其在1999年开始就因中意达厂、邓铭林对外的欠债知道中意达厂涉及多宗诉讼、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但沥中经联社又称在2000年杨桂钊的案涉债务执行期间，法院已于同年将中意达厂的大面积经营厂房等巨额的固定资产全部抵偿了其租金债务，沥中经联社将中意达厂的厂房、土地收回后，杨桂钊的案涉债务在2000年申请执行时已无财产执行，后中意达厂也无实际经营。根据以上事实可证明，首先，沥中经联社在1999年就知道中意达厂出现经营困难以及对外涉及多宗诉讼未清结债务；其次，沥中经联社明知道中意达厂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却将中意达厂的大面积厂房全部用于抵偿其债务；再次，沥中经联社明知道中意达厂因资不抵债，却不是通过破产清算的形式注销企业，而违反法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自行清算方式且欺骗工商部门“以已清理完债权债务”办理注销企业。如果沥中经联社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的话，在2000年中意达厂出现涉及多宗诉讼、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时，被上诉人就应该将中意达厂通过破产程序依法将中意达厂的资产、债权债务一并清算，将大面积厂房等资产进行拍卖、变卖处理，以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而不是只清偿其债务，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的上述违法清算行为已直接造成上诉人的案涉债务从2000年至今不能依法清偿的严重损害后果。所以对于沥中经联社陈述的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不但在判决书中不提，却直接以没有证据证明沥中经联社接收了中意达厂的任何财产或注销行为而致杨桂钊受损为由，驳回杨桂钊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二、一审法院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时没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对侵权责任的四构成要件进行充分阐述后作判有误。本案事实已证明沥中经联社侵权，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没有判决沥中经联社承担责任，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行为、过错、损失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沥中经联社对案涉债务的承担者中意达厂存在违法清算行为且因违法清算行为造成杨桂钊案涉债务近二十年无法得到清偿的事实已非常清楚，而从沥中经联社独吞中意达厂财产以及中意达厂注销前年报显示的84万元财产不知去向的证据，能证明沥中经联社的过错与杨桂钊的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见，一审法院对此不作阐述适用法律错误。另，上诉人在法庭调查中补充意见：关于中意达厂是否存在挂靠经营以及被上诉人有没有收到挂靠费。上诉人认为，1.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中意达厂存在挂靠经营而且根据中意达厂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备案资料显示，中意达厂是被上诉人作为投资人组建的企业。对被上诉人称其由始至终都没有收到挂靠费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了《土地承包合同》，拟证明其挂靠费的金额是每年1万元，但事实上根据该承包合同的约定，其所谓的挂靠费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每年1万块钱的牌照挂靠费，第二部分是开启发票额的0.35%计收的挂靠费，第三部分是向银行贷款每100万产生4万块管理费的挂靠费用。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庭后对于该费用补充证据说明情况，但是事实上被上诉人由始至终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挂靠费的组成，即收取的情况。所以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以在2000年前的判决书、调解书证明其没有收取挂靠费，该说法也不能成立。挂靠费没有收取的说法是被上诉人一方的陈述，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而且即便2000年之前没有收到挂靠费，也不等于到企业注销时都没有收到挂靠费。按照一般的常理，如果挂靠经营的说法成立的话，被上诉人在承包合同里的合同核心利益就是收取挂靠费，如果被上诉人从企业成立到注销连一分钱都没有收到挂靠费，也没有通过任何的途径方式去追讨挂靠费，显然该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2.本案案由是清算责任纠纷，中意达厂是否存在挂靠经营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性。3.对于被上诉人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该说法在本案的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提出，所以其在二审提出诉讼时效的说法应依法不予审理。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答辩称，一、沥中经联社并非中意达厂的清算义务人，邓铭林才是真正的清算义务人。鉴于当时的政策法规规定，个人必须挂靠村集体才能开办企业，即使是该被挂靠的企业拖欠债务，被挂靠的村集体也仅需在收取挂靠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中意达厂仅是邓铭林挂靠在沥中经联社处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际开办者、出资者以及实际经营者均为邓铭林，而且沥中经联社从未收取挂靠管理费，因此亦无须在该范围内对中意达厂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不能将沥中经联社当成一般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开办单位，邓铭林才是中意达厂的清算义务人。二、沥中经联社并没有收取过中意达厂或者邓铭林所缴交的任何管理费用。沥中经联社与邓铭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核心内容是出租土地和收取土地租金，而非专门约定挂靠事项。只是鉴于当时的政策规定，个人必须挂靠村集体才能开办企业，作为土地出租方的沥中经联社只能协助邓铭林办理中意达厂的经营牌照，牌照管理费、开发票的手续费虽有约定但实际沥中经联社并没有收取，而且沥中经联社从未协助邓铭林或者中意达厂对外贷款，也从未因此收取任何费用。沥中经联社在一审阶段已经提交多份法院判决书，证明沥中经联社没有收取过任何挂靠管理费，以及在一审答辩状中也有反复强调该情况，并切实履行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上述情况也均有作为事实予以采纳，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相反，杨桂钊对此提出的异议均是基于推测和臆想，从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三、沥中经联社并未虚构中意达厂的债务已结清。中意达厂在2005年3月15日向工商局提交的《申请书》、《证明》，所提及“清理完毕所有的债权、债务”是指债务均已经法院判决确定，并非虚构该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申请书》、《证明》均明确中意达厂因经营不善，连连亏损，早已停止所有经营，不能维持正常经营，是真实披露中意达厂的债务情况。而且，沥中经联社从未书面承诺承接中意达厂的债权、债务。四、中意达厂注销前已经法院执行至无任何财产状态，中意达厂是否注销实际上均不会对杨桂钊债权的清偿造成任何影响，也没有造成杨桂钊实际损失，亦是本案区别其他未经清算注销案例的特殊之处。杨桂钊的债权清偿与中意达厂注销不存在关联性，杨桂钊权益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失。中意达厂自2000年已经停产停业且被法院执行至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并裁定中止执行，中意达厂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任何财产。在中意达厂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无论其是否清算，实际上均无法清偿其拖欠的全部债务。假设中意达厂现在没有注销，其只会始终处于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的状态，杨桂钊的债权也不可能得到清偿。因此，本案应当考虑中意达厂的注销是否真正影响杨桂钊的债权清偿，该行为是否真正造成杨桂钊损失。五、涉案的其他债务人邓铭林、叶绮娥的财产尚未处置完毕，杨桂钊的债权是否全部无法清偿也暂不可知，杨桂钊的损失并非必然存在，因此沥中经联社此时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沥中经联社了解，邓铭林、叶绮娥在沥中经联社尚有两处宅基地房产尚未处置完毕，此时正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里水法庭执行处理过程中，杨桂钊因该财产处置能够获偿的执行款项金额尚未可知。六、杨桂钊提起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也不应获得支持，恳请法院驳回其起诉。作为债权人的杨桂钊向沥中经联社主张的清算赔偿责任，属于侵权之债的请求权。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也远超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意达厂企业的注销信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均可查询获知，杨桂钊在2000年就已明知其债权未得到全部清偿，且杨桂钊在2006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对该执行案恢复执行，且至少2015年12月4日杨桂钊曾向法院恢复执行，且杨桂钊一直有聘请律师代为处理执行事宜，从此时起，杨桂钊对中意达厂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均应密切关注，故杨桂钊应当知道中意达厂被注销事宜。但杨桂钊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可能受到侵害时，并未及时提起诉讼，直至2019年3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亦应当驳回杨桂钊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杨桂钊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佛山市（南海区）房产查询证明原件一份，拟证明关于案涉债务，邓铭林于1983年取得了位于大沥沥中邓西村的一处房屋，从而证明（2000）南法执字第1987-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中意达厂、邓铭林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是错误的，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也进一步证明该裁定书不能作为中意达厂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事实证明该裁定书作出时并未作出尽职的调查。经质证，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证据只是反映案外人邓铭林的财产情况，不能反映中意达厂的财产情况，也不能根据这份证据推翻（2000）南法执字第1987-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中意达厂已被执行至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状态，因此，沥中经联社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纳。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邓铭林名下财产并非为中意达厂的财产，不影响对中意达厂财产情况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应否赔偿上诉人杨桂钊134万元及相应利息。首先，关于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在二审期间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现其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被上诉人沥中经联社应否赔偿上诉人杨桂钊134万元及相应利息问题。第一，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自行清算方式且欺骗工商部门“以已清理完债权债务”办理注销企业而造成其债权至今不能受偿而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进行赔偿问题。本案中，中意达厂是由邓铭林投资、挂靠沥中经联社的企业，现未有证据显示沥中经联社有收取中意达厂的管理费，被上诉人虽将中意达厂进行注销，但在认定被上诉人应否承担清算赔偿责任时，应考虑上诉人损失与被上诉人违反清算义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不能仅凭中意达厂未依法清算就当然认定被上诉人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中意达厂被注销之前，中意达厂已存在多宗诉讼案件，并有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包含上诉人的1038号案）。在该相关案件的执行中，中意达厂的财产已被全部处理完毕，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由此可见，上诉人的债权未能足额受偿与被上诉人对中意达厂未依法进行清算而注销并无因果关系。故，上诉人的该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上诉人主张中意达厂在被注销前2003年的年检报告显示有84万元净资产不知去向，被上诉人的过错与其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虽然上诉人提交的中意达厂2003年年检报告显示有净资产84万元，如前所述，根据本案所查明的实际情况，中意达厂在被注销之前已存在多宗诉讼案件，并已有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包含上诉人的1038号案）。在该相关案件的执行过程中，中意达厂的财产已被法院全部处理完毕，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涉及中意达厂的相关诉讼及执行案件情况查明事实后认定中意达厂处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实际财产状况，并无不当，上诉人仅根据中意达厂年检报告显示有84万元净资产主张被上诉人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中意达厂挂靠费问题。本案现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中意达厂被注销之前收取过中意达厂支付的挂靠费用，上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10元，由上诉人杨桂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照栋审 判 员 李蔚婕审 判 员 尹小娜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敏君书 记 员 邓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