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西路南山市政大厦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10273N。法定代表人：徐国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豫黔，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小彬，男，1977年4月15日生，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住四川省富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渊，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银城，男，1959年7月3日生，汉族，广东省汕头市人，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德鸿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两六路豪德商贸城综合楼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2059084157C。法定代表人：周昭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萍，女，1976年1月5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系安顺德鸿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小彬、丁银城、安顺德鸿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8)黔04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豫黔、被上诉人黄小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渊、被上诉人德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丁银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部城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8)黔04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裁定该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请。二、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丁银城系上诉人“项目驻工地代表”所以“原告有理由相信丁银城有代理权”，认定上诉人代丁银城支付农民工资以及代丁银城支付45万元的行为系“对丁银城与原告结算数额的认可”，系上诉人“履行了部分结算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也提及丁银城并非上诉人员工，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也从未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丁银城从事任何民事行为，双方仅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丁银城分包部分工程，双方系分包与承包关系。其次，项目部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对外签订合同，且上诉人未雕刻过任何项目部公章，丁银城私刻公章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黄小彬在未看到丁银城持有上诉人出具的任何委托的函件的情况下，无理由相信丁银城是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小彬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应知道项目章不是合法用章，不能代表公司，其在明知项目章可能是假章的情况下仍与丁银城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不符合善意认定丁银城表见代理上诉人的条件。再次，上诉人虽曾代丁银城付民工工资，也代丁银城付过黄小彬部分款项，但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支付民工工资是为社会稳定在政府要求下支付，向黄小彬支付款项更是明确记载是受丁银城委托垫支，垫支款项在后期与丁银城的结算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可丁银城与黄小彬的结算金额而履行的支付义务，认定事实不清。二、黄小彬提交的《木工班结账单》上仅有丁银城签字，无上诉人盖章，对上诉人无法律效力，一审认定上诉人认可《木工板结账单》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认定丁银城与黄小彬结算5247862元，仅支付了412万元，尚有1127862元未支付，与事实不符。丁银城虽未出庭，上诉人申请了其财务人员徐蓝知出庭作证，并提供了证据加以辅证。丁银城收到上诉人结算款至今，共支付黄小彬462万元，证人也明确表示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付清。黄小彬与丁银城还有其他工程合作和经济往来，如果将其他工程款项也计算在本案中，极大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丁银城拒不出庭，有私下串通黄小彬之嫌。一审全部支持黄小彬诉请金额，认定事实不清。四、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上诉人与丁银城之间已结算完毕，并向丁银城支付了全部工程款。丁银城出具了承诺书证实收到全部工程款，其与包括黄小彬在内的他人款项系其个人行为，由其与黄小彬结算支付，与公司无关。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全额向丁银城支付工程款，判决上诉人向黄小彬支付工程款让上诉人重复支付，将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黄小彬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已经查明，西部城建公司向德鸿公司承包项目施工时，西部城建公司指派丁银城作为驻工地代表，其身份为项目部负责人、项目代表人及管理人的身份，是受公司项目管理部委托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是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在与黄小彬签订合同时，合同的发包方所打印名称为西部城建公司，丁银城是在法定代表人、签约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的位置按捺个人印章，并且在发包方处盖有“西部城建公司第三项目部”印章。因此，在丁银城具有项目部负责人及公司代表人的情况下，黄小彬有理由相信丁银城是作为公司代理人与其签订合同。二、在工程款支付过程中，西部城建公司一审提供的“已支付给木工班黄小彬部分工程款”的证据，说明西部城建公司知晓黄小彬是在从事项目工作，其不但认可还支付工程款，更能说明黄小彬的合同丁银城是代表公司签订的。2015年，木工班索要工资时，西部城建公司在管委会的组织下当场给付30万元，再次确认西部城建公司对黄小彬向公司承包施工的认可。2015年12月1日及2016年1月28日，西部城建公司项目部对公账户向黄小彬支付工程款45万元，同样说明西部城建公司对黄小彬向公司承包施工的认可。项目部对公账户转账能确切说明公司对黄小彬所做工程的认可，丁银城的行为代表公司。三、因此，黄小彬与丁银城的结算即为与西部城建公司的结算，丁银城未向黄小彬支付工程款即为西部城建公司未向黄小彬支付工程款。至于丁银城与西部城建公司的结算，即使两者存在承包关系，也是内部承包。丁银城无资质承包，其向西部城建公司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及利润后借用公司资质对外以公司名义从事活动，两者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对外而言，承建主体是西部城建公司，第三人只能要求西部城建公司承担主体责任。西部城建公司明知将资质借给无资质个人违法而为之，并收取管理费及利润，应对造成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西部城建公司与丁银城之间是否结清工程款项均与黄小彬无关，更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作为不支付工程款的理由。从法律责任追溯问题而言，西部城建公司向黄小彬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后，可向丁银城追偿，而不是上诉人所称重复支付。这也是法律对西部城建公司违法行为的惩处，对外先承担责任后再内部追偿。因此，本案应由西部城建公司向黄小彬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丁银城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丁银城二审未作答辩。被上诉人德鸿公司二审答辩称：我公司是与西部城建公司签的施工合同，并已按合同支付了工程款，希望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原告黄小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1127862元；2、三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从2014年11月24日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1月24日为247043.78元，后续利息计算至三被告支付完所有工程款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1日，德鸿公司（发包人）与西部城建公司（承包人）签订《施工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德鸿公司将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工程发包给西部城建公司，工期为2013年10月18日至2014年11月30日，价款约1亿元，西部城建公司指派丁银城为驻工地代表。受德鸿公司委托，根据结算资料，贵州三力工程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8日作出黔三力造字［2015］第ＡＳＷＬＣ-01号《审核报告》，审查结论为：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首期一标段工程（标准商铺48栋）送审金额为161460638.04元，审定金额为157972227.3元，核减金额3488410.74元。德鸿公司根据工程结算书已将工程款支付给西部城建公司。2013年12月11日，西部城建公司（甲方）与丁银城（乙方）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约定甲方特许乙方对本工程进行承包经营，甲方将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首期一标段工程3号工程发包给乙方，具体为西部城建公司承建的安顺德鸿商贸物流城工程S-53-S-64栋委托公司项目负责人丁银城负责施工管理。项目负责人是受公司项目管理部委托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是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2015年8月3日，丁银城与西部城建公司就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首期一标段3号工程土建及安装工程进行结算，分包单位申报总价45269962.27元，总承包单位审定总价33657571.7元。西部城建公司根据工程结算书已将工程款支付给丁银城。2017年7月5日，丁银城向西部城建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丁银城，贵公司作为施工方于2013年10月31日承接业主方德鸿公司修建的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深圳西部城建第三标段工程项目，而我本人于2013年11月1日作为该项目分工程的分包人，承包了该项目下的工程“三标段”，现我承包部分亦修建完毕，并于2015年7月25日与贵公司就修建工程进行结算，结算款为33657571.7元，贵公司亦最后于2017年6月30日将全部工程款支付于我。我已付清该付给黄小兵木工组的工程款：27389×169元/=4628700元（实付462万元）…其他所有材料款及人工费等全部付清。凡涉及到第三标段相关工程款或材料款等相关款项有人向贵公司主张支付费用的，均由我负责，与贵公司无关，以后有什么不明情况该由我本人负责处理”。2013年11月1日，丁银城以西部城建公司第三队项目部名义与黄小彬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将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第一期工程的模板劳务作业发包给黄小彬承建，承包方式为包工包辅料，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69元进行计价。随后黄小彬招揽带领工人从事该项目三标段的木工作业项目。木工工程完成后的2014年11月24日，经西部城建公司三标段的项目负责人丁银城结算，应付黄小彬工程款共计5247862元，已于2014年11月24日前支付了327万元，当日结算还应付1977862元。嗣后，黄小彬多次向西部城建公司、德鸿公司催要无果。2015年2月11日，在安顺市西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组织协调下，西部城建公司向黄小彬木工班组支付了40万元用于给付工人工资。随后2015年12月1日和2016年1月28日，西部城建公司向黄小彬支付了30万元及15万元。此后西部城建公司及丁银城未再支付任何工程款，黄小彬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西部城建公司与德鸿公司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西部城建公司与丁银城不存在劳动关系及雇佣关系，其作为自然人，并非具备法定施工资质的单位，而西部城建公司在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利润后，将工程以内部转包的形式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丁银城，实质为非法转包。西部城建公司、丁银城均存在过错。该合同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为无效合同。2013年11月1日，被告丁银城以西部城建公司第三队项目部名义与原告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队项目部”公章系被告丁银城私刻，但被告丁银城具有西部城建公司涉诉项目“项目代表人及管理人”的主体资格，并且庭审中原告黄小彬未向法庭提交施工资质的证明文件，故该合同亦属无效合同。虽然以上均为无效合同，但黄小彬已实际组织施工，其工程亦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且丁银城与黄小彬办理了工程对账结算手续，双方签署了对账单，原告黄小彬主张给付工程价款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予以支持。一、关于被告西部城建公司、丁银城的责任问题。西部城建公司与被告丁银城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内部承包合同、被告丁银城以西部城建公司第三队项目部名义与原告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是无效合同，但是被告德鸿公司与被告西部城建公司签订的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首期一标段工程（标准商铺共48栋）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有效的，各方应以该合同为履行依据。原告黄小彬作为实际施工人，其工作成果是为了西部城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为目的；木工工程完成后的2014年11月24日，经被告西部城建公司三标段的项目负责人被告丁银城结算，应付原告工程款共计5247862元，已于2014年11月24日前支付了327万元，当日结算还应付1977862元。2015年2月11日，在安顺市西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组织协调下，被告西部城建公司向原告支付了40万元用于给付工人工资。随后2015年12月1日和2016年1月28日，被告西部城建公司向原告支付了30万元及15万元。西部城建公司已经部分履行了被告丁银城与原告的结算款。综上，原告有理由相信丁银城有代理权，原告履行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也得到了西部城建公司的认可，应为西部城建公司对丁银城与原告结算数额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的工作成果是为了西部城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为目的，原告购买的物资及劳动成果已经物化到西部城建公司承包的工程之中，为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应当折价补偿。丁银城在收到西部城建公司工程款后应当给付原告，但却未给付，故被告丁银城应当承担给付责任，西部城建公司对丁银城应付款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西部城建公司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德鸿公司责任问题。被告德鸿公司向本院提供的黔三力造字【2015】第ASWLC-01号《审核报告》，审查结论为：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首期一标段工程（标准商铺共48栋）送审金额为161460638.04元，审定金额为157972227.30元，核减金额3488410.74元。被告德鸿公司根据工程结算书已将工程款支付给被告西部城建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发包方被告德鸿公司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被告德鸿公司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信，故被告德鸿公司对原告不承担责任。三、关于原告黄小彬主张被告从2014年1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给付利息的问题。原告黄小彬的该项主张，符合法院规定，予以支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工程价款利息计算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算。2014年11月24日原告黄小彬与被告丁银城进行了工程款对账，并结算出所欠原告黄小彬工程价款，2014年11月24日应为给付工程价款之日，利息应当从该日起计算（本金应当扣除西部城建公司给付原告黄小彬的工程款850000元），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丁银城给付原告黄小彬人民币1127862元及利息（自2014年11月24日至工程款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被告安顺德鸿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不承担给付责任；四、驳回原告黄小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7174元，公告费390元，由被告丁银城、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费）。二审中，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当庭提交了支付丁银城工程款的相关凭证，拟证明上诉人向丁银城支付的工程款已超过双方结算金额。被上诉人黄小彬、丁银城、德鸿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黄小彬认为该证据逾期举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恰好证明丁银城是项目负责人，材料费、工程款均是由西部城建公司支付，丁银城的管理及财务人员工资均由西部城建公司支付，支付的内容包括农民工工资、黄小彬木工班人员的工资，支付的对公账户即为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被上诉人德鸿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2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业务付款通知书、收款收据、借款书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客观、真实、合法，与案件基本事实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案件基本事实无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以下事实：西部城建公司（甲方）与丁银城（乙方）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第七条第3款约定：“凡发包人拨付的工程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奖金、赶工费等一切款项都应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在扣留管理1%、税费6.48%后、以及其他代交的有关费用后其余款一次性拨付给乙方。乙方有权自行支配。”第七条第4款约定：“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甲方名义签订任何购货合同、经济协议和承诺。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2015年12月1日，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向黄小彬支付的30万元款项在公司的业务付款通知书及支票存根中均注明：“代第三施工队丁银城付木工班组”，同时丁银城向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出具了收款收据及借款书。2016年1月28日，丁银城向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出具委托书，委托该项目部支付黄小彬劳务费1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应否就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向黄小彬承担责任。2.一审法院对结算工程价款及欠付工程价款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应否就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向黄小彬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丁银城与西部城建公司之间是违法分包的关系，被上诉人黄小彬所称丁银城及其财务人员等的工资由西部城建公司设立的项目部发放，与事实不符。项目部是根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受丁银城的委托处理发包人支付至项目部账户的丁银城分包的工程的款项。丁银城不是西部城建公司员工，其行为不能理解为职务行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合同来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黄小彬与丁银城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丁银城与西部城建公司尚未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此时丁银城尚未具备项目负责人、代表人的身份。即使书面合同记载的签约时间不准确，黄小彬与丁银城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已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经营管理责任书》中第七条第4款也明确约定了丁银城未经西部城建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西部城建公司名义签订任何购货合同、经济协议和承诺，否则一切后果由丁银城自负。黄小彬并不能根据该内部承包合同认为丁银城有权代理西部城建公司订立合同。《劳务分包合同》除合同首部“发包人（甲方）处”以打印的形式列明了西部城建公司外，其他位置并未出现西部城建公司。合同首部西部城建公司字样上加盖的印章为“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队项目部”，法定代表人处加盖丁银城印章。合同尾部发包人处加盖的是丁银城的印章，“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队项目部”的印章加盖在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下方。合同附件二安全生产协议书首部及尾部的情况相同，“甲方（总包方）”及“法定代表人”处加盖丁银城印章，“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队项目部”的印章加盖在丁银城印章下方的“代表”等处。西部城建公司为承建案涉工程设立了项目部并进行了登记注册，但项目部名称为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第三队项目部”并非西部城建公司设立，更未经登记注册。被上诉人黄小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对合同相对方及签约代理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一定的审查，其与丁银城订立《劳务分包合同》时既未审查丁银城是甲方的委托代理人还是法定代表人，也未审查丁银城是否有权代理西部城建公司订立合同。被上诉人黄小彬既未能提供订立合同时西部城建公司向丁银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能提供加盖西部城建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部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印章的文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黄小彬订立本案《劳务分包合同》时有理由相信丁银城有权代理西部城建公司，故本案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2015年2月11日，西部城建公司向黄小彬木工班组支付款项是在春节前夕，经行政机关协调，为避免发生农民工春节前讨薪的情况而支付，且是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2015年12月1日及2016年1月28日，西部城建公司安顺国际商贸物流城项目部两次通过对公账户向黄小彬支付款项，均是受丁银城的委托代付。因此，西部城建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能理解为对丁银城代表其与黄小彬订立《劳务分包合同》及结算行为的追认，丁银城作出的订立《劳务分包合同》及结算的行为依法均应由丁银城承担责任。四、本案中，黄小彬与丁银城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及丁银城与西部城建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均无效，黄小彬是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是指与实际施工人订立无效合同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本案中即为与黄小彬订立《劳务分包合同》的丁银城，不包括未与黄小彬订立合同的西部城建公司。因此，西部城建公司已向丁银城支付完毕工程款项，黄小彬向西部城建公司主张工程款项于法无据，西部城建公司不应就本案《劳务分包合同》向黄小彬承担责任。因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不是本案责任主体，不承担支付款项的责任，而其他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上诉人西部城建公司关于结算工程价款及欠付工程价款的认定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二审不再进行审查。综上，西部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8)黔04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8)黔04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深圳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不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7174元，公告费390元由被告丁银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174元，由被上诉人黄小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美娟审判员  杨 鲁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江燕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