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7480号原告：王华甄（曾用名：王华珍），女，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家宝，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岗前西路8号六楼。法定代表人：朱春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慧贤，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华甄诉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增城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欣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华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被告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增城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麦慧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华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明确告知原告有无为原告缴纳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的养老保险；3.被告明确告知原告，原告缴纳的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的款项共计2694元，现由哪个单位保管；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的曾用名为王华珍，于1991年12月31日进入增城县邮电局工作。1998年，因国家实行邮电分营政策，邮电局分营为邮政局和电信局两个单位，原告被划归至增城市电信局下属的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从事寻呼工作，至2000年2月29日离职。期间原告与用人单位均签订了劳动合同，亦办理了职工劳动手册。在上述工作期间，原告个人部分缴纳养老保险2694元，该事实有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广东电信寻呼有限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盖章确认。因“国信寻呼”于1999年并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又于2008年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合并成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故原告的原用人单位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被告继承。但是，原告在2018年10月查询自己的社会保险缴纳历史明细时才发现，缴费历史明细表中并没有原告在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原告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增城分公司答辩称：1.《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原告的离职时间为2000年2月，故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原告应通过行政途径实现权力救济。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手册以及原告当庭所述，广东电信寻呼有限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已经确认原告在1991年12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其所在用人单位已经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关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的规定，原告可以要求社会保险机构为其出具相关登记事项。3.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成立时间是2004年6月23日，答辩人的上级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1日，而本案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是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在此期间答辩人并未成立，主体不存在，也就无法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另原告与答辩人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用工关系，原告也没有向答辩人提供过任何劳动，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4.答辩人与原告的用人单位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不存在权利义务的继受关系。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公司发生合并或分立时产生权利义务的继受，但是本案并不存在该类情形。5.原告在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存续期间就已经办理了离职手续，其档案由该公司移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于2000年2月29日解除与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劳动合同，而后该公司将其档案在2000年3月20日移出，原告应到当时的接收单位查询其所需要的档案材料，与答辩人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1年12月31日，原告与增城县邮电局签订《广州市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1991年12月31日起至2001年12月31日止，该劳动合同最后一页于1995年12月26日手写加注“因变更，劳动合同终止”字样，并加盖了增城市电信局的公章。1995年12月20日，原告又与增城市邮电局签订《广东邮电企业劳动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该份合同中“变更合同记录”一栏记载因原告提出辞职，于2000年2月29日解除劳动合同，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盖章确认。同日，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盖章确认向王华甄发送《广东电信寻呼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员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因原告本人原因辞职，经公司研究决定从2000年2月29日起终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签收了该证明书。2000年3月20日，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的“发出机关”上盖章，该通知单上记载原告原在国信通信增城支公司任职，但该通知单上没有记载接受档案单位。此外，原告的《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还记载原告从1991年12月缴纳退休养老基金至2000年2月，共8年3个月，个人缴费部分为2694元，该内容有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东电信寻呼有限公司社会保险办公室盖章确认。根据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8年11月19日出具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原告从2006年2月起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原告曾多次与被告的工作人员联系解决社保问题，但无果。2019年8月20日原告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当天作出并向原告送达穗增劳人仲案不[2019]24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超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诉前联调。另查明：1999年5月18日原信息产业部发出《关于将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成建制划入中国联通公司的通知》，内容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根据国阅(1999)30号关于中国联通公司重组与发展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的要求，现将原中国电信无线寻呼业务划转中国联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将已从中国电信剥离并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通信集团公司(现名“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成建制划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1999年12月8日国务院作出国函[1999]147号《关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重组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内容为“……二、同意将从原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分离出来的国信寻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2009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完成合并》的新闻，记载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已经吸收合并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合并后新公司全称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此外，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于2003年11月24日吊销，历史名称是广东电信寻呼有限公司增城营业处。本案中，原告主张，其进入到增城县邮电局工作后，于1995年12月26日被调整至增城市电信局下属的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工作，于2000年2月29日辞职，后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又整体并入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又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合并成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而与其入职离职情况一致的案外人李慧芬在1993年1月至2000年6月的失业保险缴费单位为被告，综合上述原因，王华甄主张被告继受了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的权利义务，故在本案中向其主张责任。被告辩称，原告离职时，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并未成立，而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之间仅是业务整合，但在业务整合时，被告确实接收了部分仍然在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工作的员工，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为此，被告提交了《营业执照》为证，该《营业执照》显示被告的成立日期为2004年6月23日。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所述，其于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与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其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被告于2004年6月23日登记成立，自此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现无证据证实广东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城支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法律上继受权利义务的关系，故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增城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诉请确认劳动关系，应适用仲裁时效。本案中，原告确认其于2000年2月29日离职，其应当在解除劳动关系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前的权利有无受到侵害，因此仲裁时效应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10月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于2018年才与被告联络，于2019年8月20日才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在此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等情形，故原告诉请确认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的劳动关系，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该两项诉讼请求的实质为诉请被告为其缴纳1991年12月31日至2000年2月29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故该两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原告应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华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华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欣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莫小惠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