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黔行赔终9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儒芳，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祝会兰，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700号。 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长勇、廖方园，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儒芳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汇川区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行赔初7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因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汇川区政府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汇府复〔2014〕14号《关于对的批复》（以下简称《补偿安置方案》）。《补偿安置方案》载明：征收主体为汇川区政府，征收实施单位为高坪镇人民政府，被征收人为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需要征收的土地、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地面附着物、林木的合法产权人。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清溪弃土场项目用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为1538元/亩，永久性征地货币补偿标准：耕地综合补偿标准33836元/亩（统一年产值的22倍，其中土地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安置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1倍，青苗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倍）、社保资金为12500元/亩。 刘儒芳系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清溪村建新组村民，其户在该村（组）承包有农村集体山林、土地，所承包的部分土地在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 2016年12月，汇川区政府分两次共三笔向刘儒芳支付土地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苗木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共计533905.25元，涉及土地面积为11.7089亩，其中的10.713亩按30760元/亩的标准发放土地补偿费329531.88元，0.9959亩按20000元/亩的标准发放土地补偿费。经核实，按20000元/亩进行补偿的0.9959亩系鱼塘的水面面积，其鱼塘水面之下土地的补偿已包含在10.713亩的面积内。 2017年3月18日，刘儒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汇川区政府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在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征地批复的情况下强行征收其承包的土地，要求确认汇川区政府的征地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黔03行初246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汇川区政府未获批准即征收刘儒芳承包山林土地的行为违法。汇川区政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黔行终146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15日，刘儒芳向汇川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未损害部分恢复原状，已损坏部分赔偿880000元，赔偿维权费5000元。2018年7月12日，汇川区政府作出汇府行赔决字[2018]6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已全额领取了补偿款，其无再次履行赔偿的义务，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不属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决定对赔偿请求人请求不予赔偿。 2018年8月13日，刘儒芳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汇川区政府赔偿其971838.7元；2.赔偿其维权费用5000元。庭审中，刘儒芳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撤销汇川区政府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6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对于刘儒芳提出要求汇川区政府赔偿984830元，经向其核实，其称汇川区政府违法征收其土地11.86亩，按83000元/亩计算即为984830元。对于83000元/亩的标准是由土地综合补偿费、社保资金和青苗补偿费构成，其中土地综合补偿费及社保资金是参照遵府函〔2017〕126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以下简称126号《批复》）确定的，该《批复》中确定的遵义市征地片区最高的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66000元/亩，社保资金为15000元/亩；对于青苗费，其按2000元/亩酌情提出。 庭审中，汇川区政府认可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征收刘儒芳的土地11.7089亩，经核实，其中0.9959亩系对鱼塘的补偿，故刘儒芳实际被征耕地为10.713亩，双方均认可该面积。同时，汇川区政府认为刘儒芳被征收的土地，其已按照《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33836元/亩，因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土地补偿部分提留了20%即3076元，土地补偿费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故实际向刘儒芳支付的土地综合补偿的标准为30760元/亩），于2016年分二次向刘儒芳支付了涉案土地的土地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青苗补偿、林木补偿费，并提供向刘儒芳打款的银行流水。 另查明，汇川区政府在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过程中，因部分被征地村民提出应按照当地另一个项目（工业园区）标准进行补偿，因此汇川区政府对部分因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征地村民，按40000元/亩的标准向村民支付土地综合补偿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汇川区政府因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即征收刘儒芳的承包地，该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的规定，刘儒芳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因违法征收行为给刘儒芳造成的损失，汇川区政府应当依法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给付赔偿金；赔偿的范围是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因刘儒芳的土地被征收后，汇川区政府已实施项目建设，对刘儒芳的土地不能再予返还和恢复原状，故本案的赔偿方式为支付赔偿金。对于本案赔偿范围，因本案系违法征收刘儒芳承包的集体土地，故刘儒芳的直接损失为其承包的土地在合法征收情况下应得到的补偿。对于刘儒芳提出要求汇川区政府赔偿维权费用5000元，不属于汇川区政府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本案的赔偿范围。 对于刘儒芳的土地损失的赔偿。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对刘儒芳被征收的土地面积、汇川区政府已在2017年7月1日前按照30760元/亩的标准向刘儒芳支付了被征收土地补偿费用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刘儒芳被征收土地的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刘儒芳认为应参照遵义市人民政府126号《批复》的文件精神，按最高征地综合补偿标准66000元/亩、社保资金标准15000元/亩及酌情提出的青苗补偿2000元/亩，共计83000元/亩进行赔偿。汇川区政府认为本案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其在征收刘儒芳涉案土地时，已经依照当时法律、政策规定制作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故应按其所制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征地标准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因汇川区政府的违法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2016年，故汇川区政府违法征地对刘儒芳造成的损失为刘儒芳土地被合法征收应得到的征地补偿。经审查，刘儒芳所提出83000元/亩的赔偿标准，系参照126号《批复》得出，而该《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并不适用本案，且刘儒芳所提该标准中的青苗补偿部分已经包含在土地综合补偿标准范围内；对于社保资金部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在征地时直接由征地人向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补偿费用，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社保资金由用地政府缴纳，纳入财政支出预算，故刘儒芳提出按83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汇川区政府制定的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补偿标准，与当时合法征地的标准一致。但汇川区政府同时认可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部分村民的补偿系按40000元/亩进行。为体现公平性，汇川区政府也应对刘儒芳被征收的土地按40000元/亩进行赔偿。刘儒芳被征收土地为10.713亩，汇川区政府应赔偿刘儒芳428520元，扣除汇川区政府征地时已支付刘儒芳土地补偿费329531.88元，汇川区政府还应赔偿刘儒芳98988.12元。汇川区政府作出汇府行赔决字[2018]6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儒芳的赔偿请求不予以赔偿，该决定不当，应予撤销。 综上，对刘儒芳所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汇川区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不当，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6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二、由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赔偿刘儒芳98988.12元；三、驳回刘儒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儒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981838.7元及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其主要理由为：被上诉人的征地行为未经过有权机关批准，已被确认违法，该征地行为对应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合法基础，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违法征收的补偿标准，被上诉人违法征收的补偿标准与现行征收标准的差价即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故应按照126号《批复》确定的最高标准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适用赔偿标准错误。 被上诉人汇川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刘儒芳提出要求被告赔偿984830元”，应为“原告刘儒芳提出要求被告赔偿984380元”；“按83000元/亩计算即为984830元”，应为“按83000元/亩计算即为984380元”，本院在此予以指正。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汇川区政府征收上诉人刘儒芳承包土地的行为已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该行为给刘儒芳造成损失，刘儒芳请求汇川区政府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征土地的赔偿数额以及维权费用是否属于直接损失。 关于被征土地的赔偿数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系因征收而起，刘儒芳在正常征收补偿程序中应当得到的利益损失，即为直接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汇川区政府征地时，即根据征地时适用于全市的遵府函〔2009〕245号《遵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向刘儒芳支付了30760元/亩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但汇川区政府对同一项目的部分被征土地系按40000元/亩予以补偿，对于差额部分，属于刘儒芳的直接损失，一审据此判令汇川区政府按照40000元/亩向刘儒芳支付差额部分，并无不当。刘儒芳诉请应按照126号《批复》确定的最高标准予以赔偿，但126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于2017年7月1日才实施，刘儒芳主张适用征地时尚未制定、尚未实施的标准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维权费用是否属于直接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直接损失。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导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维权费用并非违法行政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依法应不予赔偿。刘儒芳主张赔偿维权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儒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管劲松 审判员  田一铭 审判员  肖 瑶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任昱瑾 书记员姚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