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2行终6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海鹏，男，1957年6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青岛市四方区,现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代理人**，青岛市北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市北区民政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80号。 法定代表人万泽娟，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彦立，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朋，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振凤，女，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郝海鹏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北区民政局及原审第三人刘振凤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行初121号行政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查阅案卷并询问当事人查明，原告郝海鹏为郝纪山之子，郝纪山于1991年10月23日在原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与第三人刘振凤办理了结婚登记，郝纪山于1998年10月30日去世。郝纪山为部队离休干部，在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其所在部队向婚姻登记处出具了郝纪山的婚姻状况证明和丧偶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书中有郝纪山和刘振凤的签名和捺印，并张贴有二人的合影照片。原审另查明，原告郝海鹏与其兄弟于2016年1月6日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刘振凤为被告提起继承纠纷诉讼，同年刘振凤也以原告等人为被告提起物权确认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郝纪山与刘振凤办理结婚登记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婚姻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申请时，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写明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状况（未婚、离婚、丧偶）的证明。离过婚的申请再婚时，还应持离婚证件。”第五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了解，对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对不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规定的，不予登记，并向当事人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因受单位或他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婚姻登记机关查明确实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规定的，也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结婚自愿、婚姻自由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他人的婚姻自由。只要按照法律规定提交了申请材料，符合法定结婚条件，不属于婚姻法规定不准予登记的情况的，婚姻登记机关都应当给办理结婚登记。甚至在申请人被单位或他人干涉而无法出具有关证明时，婚姻登记部门经查明事实认为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也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结婚是夫妻双方的自愿行为，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包括结婚当事人的单位和子女。部队作为郝纪山的单位，在郝纪山办理结婚登记时向婚姻登记部门出具了郝纪山的婚姻状况证明和丧偶证明，表明部队明确知道郝纪山要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表示不准许郝纪山结婚。原告作为郝纪山之子没有权利干涉其父亲郝纪山的婚姻，郝纪山与第三人结婚也不需要征得原告的同意，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要求撤销其父亲与第三人的婚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涉及的婚姻登记行为发生在1991年，距原告提起诉讼已经28年，且原告至少在2016年就应当已经知道其父亲与第三人结婚的事实，原告现在提起诉讼，早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因此，原告郝海鹏不具备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也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郝海鹏的起诉。 上诉人郝海鹏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1、家父郝纪山和刘振凤登记结婚证据是一封“介绍信”，介绍信是部队使用的便签，内容只是介绍了家父是部队“离休干部”和“丧偶”的内容，并非结婚介绍信，而被告把它“视为”婚姻介绍信的证据，却忽略了前面证明家父为“部队离休干部”的重要依据，典型的断章取义。其次，被告辩称依据当时的规定不需要提交部队政审材料。被告承认，军人结婚是有规定的，而且规定是有当时、以前、现在之分。再次，被告也确认了“部队”一词，则被告的辩词大意是承认上诉人父亲是军人，但按当时的规定，可以不用政治审查就能在它那里依法登记结婚，那么，根据上诉人从部队上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而市北区法院并没有通过开庭质证，让被告出具当时规定具体内容予以质证就采信，实属瞒天过海。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自上诉人父亲去世之后，上诉人兄弟们一直找部队和相关部门，都不予理睬和重视。具体操作原先由上诉人的兄长出面，没有任何结果。直到后来上诉人的兄长患上了脑血栓，处于植物人状态，无行为能力了，之后上诉人才接替过来继续找部队寻求解决问题，干休所领导认为无能为力，才建议上诉人到法院走司法程序，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3、上诉人兄弟四人，两个弟弟已经去世，大哥也已经是植物人状态，上诉人家的所有财产已经被素不相识的人霸占。刘振凤本人不具备军婚资格。4、上诉人已经开始大面积采证，现已经由当时负责的副政委出具了相关证明，而且到部队落实了上诉人父亲再婚，需要部队政审的不争事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北区民政局辩称，一、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上诉人的父亲郝纪山和刘振凤自愿结婚，并且郝纪山已经于1998年去世，郝纪山和刘振凤婚姻关系已经消灭。婚姻关系首先是身份关系，在郝纪山生前并未对自己与原审第三人婚姻提出任何异议情况下，无论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均应当予以尊重。因涉案登记行为对上诉人的身份及权益并不直接产生影响，上诉人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不是适格的原告，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裁定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二、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即便是认定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父亲郝纪山与刘振凤于1991年10月23日，在原四方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至今已超过27年，远远超过5年起诉期限，法院亦应驳回。三、被上诉人实施的婚姻登记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修订)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民政部民(1986)民3号《婚姻登记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郝纪山与原审第三人刘振凤双方到场，在登记申请书等相关材料.上签名摁手印，双方自愿，年龄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定禁止结婚情形，婚姻登记合法有效。郝纪山办理结婚登记时已从部队离休，严格来讲不属于现役军人身份，可以按照普通公民身份进行婚姻登记。而且郝纪山亦在登记时提交了所在部队婚姻状况证明，表明部队对郝纪山登记结婚是明知也不反对的，不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贯彻执行的暂行规定》。郝纪山与原审第三人登记结婚不需要征得原告同意，原告亦无权干涉其父的婚姻。综上，被上诉人为郝纪山和刘振凤实施的婚姻登记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涉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刘振凤在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原告郝海鹏为郝纪山之子，郝纪山于1991年10月23日在原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与第三人刘振凤办理了结婚登记，郝纪山于1998年10月30日去世。”这一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是否正确的问题。 上诉人郝海鹏作为郝纪山之子，其与其父亲的婚姻登记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郝纪山与原审第三人刘振凤于1991年10月23日办理婚姻登记，上诉人郝海鹏于2019年6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五年最长起诉期限。综上，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审法院未开庭审理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并非所有行政案件均需开庭审理，根据案情认为可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的，可不开庭审理，故原审未开庭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云逸 书记员王崧 书记员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