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6民初2502号原告：郭某（系死者张某2妻子），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高中文化，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波，高唐华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张某1（系死者张某2儿子），男，2004年8月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山东省高唐县。法定代理人：郭某（系张某1母亲），住山东省高唐县。原告：郭文英（系死者张某2母亲），女，汉族，1954年3月13日出生，文盲，农民，住山东省高唐县。被告：白雷雷，男，198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鲁Ｐ×××××号-鲁Ｐ×××××车车主，住山东省高唐县。被告：高唐县信和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人和办事处办公楼北侧。法定代表人：王玉梅，该公司经理。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唐圣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郭某、张某1、郭文英与被告白雷雷、高唐县信和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信和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亦系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波、原告郭文英、被告白雷雷及高唐县信和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张某1、郭文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3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105222.74元，要求被告按照35%责任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386827.96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白雷雷雇佣张某2为货车司机，驾驶鲁Ｐ×××××号货车，向西藏往返运送货物。被告开始安排张某2和另一名司机共同驾驶运送，自2018年开始，被告为了节省费用，安排张某2一人驾车出入西藏送货。2019年2月16日，被告安排张某2将一批货物（拖拉机）送往西藏，2019年2月28日晚，返回途中，张某2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在车上昏迷，被交警发现后，送往安多市家诊所，因条件有限，2019年3月1日凌晨3时19分，转入那曲市人民医院，因伤情严重，2019年3月2日2时，转入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三天不见好转，遂出院乘飞机回山东，2019年3月6日20时52分，转入聊城市脑科医院治疗，住院28天，因无治疗必要，出院回家休养，15天后去世。郭某、张某1、郭文英分别为张某2的妻子、儿子、母亲。原告的事故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121722元（11270元/年×15年÷2+24798元/年×3÷2）、医疗费134641.24元、转院交通费13827元、转院护理费9400元、丧葬费34652.50元。原告认为，对于张某2的死亡，被告负有过错责任，被告仅安排一人负责去西藏，无法应对突发事件，最终导致张某2出现高原反应，因发现过晚，救治不及时而不治身亡，被告的不当安排是导致张某2死亡的主要原因，被告信和公司为运输货物的挂靠单位，疏于管理，对实际车主的过错，也应承担连带责任。白雷雷辩称，第一，白雷雷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为答辩人与张某2之间并非固定的雇佣关系，2018年春天开始，张某2不固定为白雷雷开车，而是哪辆车哪条路线挣钱多，张某2就争取哪辆车；本次运输，单人送货是张某2自己的要求。故张某2在运输期间因自身疾病死亡，与白雷雷以及雇佣活动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应属意外事件，白雷雷没有任何过错。第二，白雷雷已为逝者垫付转院费、医疗费、丧葬费共计27523元，原告应全部返还。信和公司辩称，张某2生前驾驶的鲁Ｐ×××××号货车只是挂靠在答辩人公司处的运输车辆，实际车主为白雷雷，该车实际营业活动由车主独立经营，盈亏都由车主自行负责。张某2也系车主白雷雷自主雇佣，不是答辩人公司的职工，答辩人公司既不能实际拥有、占有、支配该车辆运营，也不参与分配该车辆运营的盈余和亏损，故白雷雷应是本案赔偿主体，答辩人公司不应作为民事赔偿主体，对原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5日，拉萨易宇物流有限公司与白雷雷签订2150箱12L“卓玛泉矿泉水”的运输合同，约定2019年2月25日出发由拉萨到北京，该合同双方没有约定到货时间。张某2受白雷雷雇佣负责运输该批货物，本次运输系张某2一人驾驶鲁Ｐ×××××号货车往返西藏。张某2于2019年2月16日从高唐出发，拉着时风农用三轮车到拉萨，再从拉萨拉着涉案矿泉水到北京。2019年2月28日，郭某接到张某2发生事故的通知。张某2发病被发现时，出事地点处于堵车状态。2019年3月1日，张某2被送往那曲市人民医院治疗，支出医疗费3710.05元，因治疗条件有限，要求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9年3月2日，张某2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3天，支出医疗费2224.77元，门诊费36元。因张某2需要转院至山东，并且在乘坐飞机过程中需要医护人员陪护，故郭某购买了3张2019年3月6日从拉萨飞往北京首都的飞机票，乘机人为张某2、张庆政（系张某2弟弟）及医护人员周冬艳，共支出交通费10549元，空运轮椅护送费及出诊费、生活补助费9400元，另购买一张2019年3月7日从北京首都飞往拉萨的飞机票，乘机人为周冬艳，支出交通费3278元。到达北京后，租车将张某2送至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于2019年3月6日住院治疗，支出交通费4400元，住院28天，支出医疗费128706.42元，院前急救费660元。另查明，张某2出车前，白雷雷曾安排杜纪春与张某2一同出车，白雷雷称张某2执意一人出车，让杜纪春联系其它大车。2019年2月28日，白雷雷知道张某2出事后，支出2532元用于张某2转院。白雷雷分别于2019年2月15日、2019年2月17日向张某2微信转账预支本人工资2000元、1500元。应张某2妻子郭某要求，白雷雷分别于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2日、2019年4月5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5000元、5000元，并于2019年4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郭某转账5000元。关于上述费用的用途，白雷雷称除预支工资3500元以外，其余均系白雷雷用于垫付张某2住院治疗、出院后治疗及营养、丧葬费等费用，原告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称上述款项均系支付的张某2的工资，不是垫付医疗费用。再查明，郭某、张某1、郭文英分别系张某2的妻子、儿子、母亲。郭文英于1954年3月13日出生，共有两名儿子，分别为张某2、张庆政。张某1于2004年8月3日出生。张某21977年10月3日出生，生前居住地为高唐县人和西路94号7号楼1单元301室，系城镇居民，患高血压三年多，间断口服硝苯地平缓释片，于2019年4月18日死亡。还查明，鲁Ｐ×××××号牵引车-鲁Ｐ×××××车实际车主系白雷雷，该车挂靠于信和公司。白雷雷称其经常跑去西藏的路线，在张某2出事之前也见过几例发病的例子。郭某提供的2019年4月17日与白雷雷的电话录音中显示白雷雷自认拖欠张某2工资21764元，并称自张某2出事后其先后打款转院费2532元、给郭某微信转款1万元、5000元、5000元，这些钱相当于把张某2的工资结清了，以后倒出一点运费来就零碎给郭某打款。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结婚证、高唐县清平镇东城张庄村出具的证明、死亡注销证明、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注销证明、高唐县利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高唐县人和街道育才社区居委会证明各一份、2019年4月17日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各一份、那曲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费用清单、出院证明书、住院收费票据原件各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入院记录、住院病历、费用清单复印件、出院记录、住院诊断证明、住院收费票据复印件（2224.77元）、门诊票据（36元）各一份、购票凭证打印件四份、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病例、住院通知书、基本医疗保险自费项目审定表、基本医疗保险手术室自费项目审定表、新农合自费项目审定表、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手术清点记录单、住院收费票据（128046.42元）、门诊票据（660元）、伊宁市友好医院出具的收款收据、微信截图打印件各一份，被告白雷雷提交的杜纪春证人证言原件一份、证人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复印件各一份、微信转账截图一份、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原件一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拉萨易宇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运输协议原件各一份，出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费用清单、住院收费票据虽为复印件，但能够与原告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的其他证据原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张某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情况及花费情况，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购票凭证打印件虽不是原件，但原告主张该凭证系通过微信方式购买，原告庭审中亦提供了手机微信购票原图片予以佐证，购票时间亦与张某2转院时间相吻合，能够证明张某2因转院支出交通费情况，为有效证据，被告质证称该组证据没有显示购票人身份信息，不能证明与本案件具有关联性，但该主张与实际情况不符，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交的伊宁市友好医院出具的收款收据、微信截图打印件，被告主张收款收据系手写、微信截图不是原件，本院经审查认为考虑张某2转院时的身体状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出院记录情况，张某2从西藏乘机到北京，并从北京返回聊城，确需空运轮椅、医生陪护、包车等，故该组证据虽不符合证据形式，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供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为无效证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3月5日的通话录音、书面录音材料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向白雷雷催要工资一事，为无效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因涉案事故发生在张某2受白雷雷指派从事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在该过程中张某2受白雷雷管理，白雷雷向张某2支付工资，双方已形成雇佣关系，白雷雷虽称张某2并非固定受其雇佣，该主张不能推翻在本案中其与张某2已形成雇佣关系的事实。关于赔偿责任及赔偿义务主体，本院认为张某2作为有多年驾龄的驾驶员，应知悉进藏送货的风险，同意一人前往西藏送货，对进藏途中发生事故持放任态度，加之自身患有高血压，但未坚持服用药物，应对自己在拉萨运输过程中发病存在主要过错，以80%为宜；白雷雷作为张某2的雇主，应有义务保障雇员的人身安全，白雷雷自认多次跑去西藏的路线，在张某2发病之前也曾见过几例他人发病的例子，应能够预测到线的危险性。其虽称曾联系杜纪春与张某2一同出发，却又称因张某2自愿一人跑西藏而推掉了杜纪春，白雷雷对张某2一人跑西藏的危险性亦持放任态度，对张某2发病后未及时接受治疗存在过错，以20%为宜。信和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挂靠公司，仅对肇事车辆存在管理义务，与驾驶员张某2之间无权利义务关系，故对于原告的事故损失，信和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关于事故损失，原告主张的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空运轮椅护送费及出诊费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该数额计算正确，予以采纳。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结合张某2生前的居住地、物业公司证明及居委会证明，能够证明张某2生前系城镇居民，三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丧葬费，应为45907.50元，原告主张34652.50元，未超过上述范围，予以支持。经核算，原告主张的事故损失共计1105222.74元。综合白雷雷给郭某、张某2的打款情况以及白雷雷自认拖欠张某2工资情况，应认定自2019年2月15日起，除2019年4月18日微信转账给郭某的5000元以外，其余均系支付的张某2的工资。经核算，白雷雷应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21044.55元（1105222.74元×20%），扣除白雷雷已给付原告的5000元，尚需赔偿216044.55元，原告的主张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信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白雷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郭某、张某1、郭文英各项损失共计221044.55元（已给付5000元，尚需给付216044.55元）；二、驳回原告郭某、张某1、郭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02元，减半收取计3551元，由原告郭某、张某1、郭文英负担1522元，由被告白雷雷负担20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振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