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07行终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住所：玉龙县新县城办公区人保大楼。 法定代表人李剑君，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芳，女，白族，1986年4月18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镇漾江社区仁爱路华荣居Ｂ12幢，系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男，汉族，1986年11月14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白族，2016年6月20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周某，系王某父亲，身份情况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白族，1958年10月6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白族，1966年11月2日生，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以上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罗仁飞、石大发（实习律师），云南滇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玉龙县社保局）因与被上诉人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721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法定代表人李剑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芳，被上诉人周某及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罗仁飞、石大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王琴系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鲁甸中学教师，周某与王琴是夫妻关系，王某是周某与王琴的婚生女，王某1与李某是王琴父母。2017年11月17日下午，王琴根据学校的安排，参加鲁甸中学召开的全校家长会暨期中考表彰大会，会议结束后，全校放学，王琴乘坐同事和炎权驾驶的车辆回家，在玉龙县境内国道214线Ｋ2198＋800Ｍ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当即被送往丽江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11月17日19时死亡。经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鲁甸中学申请工伤认定，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于2018年2月23日认定王琴的死亡为工伤。四原告2018年10月18日向被告玉龙县社保局提交了部分资料，被告向原告方告知了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经原告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后，2019年1月15日被告玉龙县社保局核定王琴因公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扣减第三方赔偿金额后为52400.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扣减第三方赔偿金额后为0元。玉龙县社保局从2017年12月起向原告王某按月发放了抚恤金。2019年2月28日原告周某、王某1、李某、王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玉龙县社保局向四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00元、丧葬补助金36932.00元，向原告王某1、李某按月支付抚恤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玉龙县社保局作为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所属的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具有承办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事务的职能。王琴根据学校的安排，参加鲁甸中学召开的全校家长会暨期中考表彰大会，会议结束后，全校放学，王琴乘坐同事和炎权驾驶的车辆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认定，王琴的死亡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业务部门根据民事伤害赔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医疗费与工伤待遇中的医疗费比较，不足部分予以补足，其工伤医疗待遇不得重复享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或工亡，除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外，还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并且只有医疗待遇不可以重复享受。因此，玉龙县社保局在对王琴工亡待遇核算中，将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的619920元从王琴的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18号令关于《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工亡职工父母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男须满60周岁，女须满55周岁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即2019年6月12日，王某1已满60周岁，李某仅为53周岁，故王某1符合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李某不符合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四原告要求被告玉龙县社保局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的诉讼请求和原告王某1要求被告玉龙县社保局向其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金额应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人社险中心函﹝2019﹞13号关于2019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核定基数的通知中核定的785020元，丽江市2018年职工平均工资为85816元，故丧葬补助金的金额依法应确定为85816元÷12×6＝42908元。原告李某要求被告玉龙县社保局向其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玉龙县社保局2019年1月15日作出的认定编号为201901155062771号《云南省工伤职工工亡待遇审核表》；二、责令被告玉龙县社保局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告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支付王琴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丧葬补助金42908元；三、责令被告玉龙县社保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按规定向原告王某1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玉龙县社保局负担。 玉龙县社保局上诉请求：一、撤销玉龙县人民法院（2019）云0721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所作出的一、二、三项判决；二、依法确认并支持上诉人于2019年1月25日以编号为201901155062771号的《云南省工伤职工工亡待遇审核表》的形式所认定的工亡待遇合法有效；三、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在工亡待遇问题上的所有不当主张。事实及理由：上诉人所不服的一审判决，混淆了作为行政案件的“工亡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纠纷案”与作为民事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的法律界限，把依法承担核定并支付工亡保险待遇行政职权职责的上诉人，错误的作为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民事责任主体，错误地把对“行政给付行为”的争议案件，作为一般的人身损害民事赔偿争议案件，抛开工伤保险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规定，错误的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从而做出了实体上错误的行政判决。上诉人业已作出对王琴工亡保险待遇的核定与支付，是根据相关明文规定和该案事实，严格依法作出的，其合法有效性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依法维持与肯定。一审判决将相关工亡待遇方面的明文规定置之不顾，反而在法律适用方面做了不当“推理”和错误的选择适用，从而不仅造成了对该案所涉实体问题的法律评判上的偏差和错误，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同类执法行为的“合法有效性”，徒增了对未来同类案件执法的茫然感。其一，在“工伤（亡）事故”和“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竞合情形下如何核定支付工伤（亡）待遇问题上，云南省有明文规定，我们工伤保险属于市级统筹。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制定出台了《云南省实施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其中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事实上对我省在竞合情形下的工伤待遇的核定支付方式上，做出了明文要求，采取“补差”办法。这样的明文规定，在没有被明令废止的情形下，在我们云南省社保基金统筹的区域内有一体遵循适用的效力，而容不得我们抛开这样的明文规定，再作随意的推理性解释和适用。其二，一审判决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对“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责任主体的法律界定以及第十二条对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支付案件的排除性适用规定，在该案所涉相关保险待遇的标准、时间的起算以及条件等问题上，错误地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对“上一年度”解释为根据，几乎对该案所涉的所有实体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本案属于“行政争议”的范畴，上诉人在该案中是行政主体的法律角色，而非一般的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主体。因此，不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和第十二条的规定，该案的审理和判决不能以该司法解释为依据，而且在法理上也不能讲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作为解决本行政案件的根本法律依据。更何况，对工伤（亡）保险待遇的核定标准、时间的起算以及申请的条件已有专门的明文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13号令《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云南省实施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第四十三条等对“上一年度”已作出明确规定，本案本该依据上诉规定按王琴死亡的时间2017年11月17日之前的“上一年度”的标准核定，但一审判决错误的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标准来核定，从而在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标准和金额的确定上也出现了重大错误，同时一审法院不顾王琴工亡时，王某1尚未满60岁的客观事实，采用极端不确定的时间点，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判断标准来判定供养亲属是否达到标准，从而造成了享受工亡供养亲属抚恤待遇的年龄判断标准失去了确定性。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列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第一、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核定工亡待遇依据《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核定王琴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时扣除了交通事故中所获得的赔偿金。即上诉人不全额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丧葬补助金，而是在被上诉人所获得交通事故赔偿金额基础上补足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上诉人对此所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即上诉人除了对医疗费用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丧葬补助金都应该全额支付给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及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从法律位阶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文件而言，前者属于上位法，《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文件属于下位法；从颁布时间上来看，《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属于旧法，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新法。根据《立法法》及法律适用相关规定，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应当适用上位法，当旧法与新法发生冲突时应当适用新法。据此，在本案中依法应当按照上位法、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依法判决上诉人全额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同时，工伤保险是基于一个合同行为，是一个附条件的保险合同，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条件满足或者发生工伤事故时上诉人就应当无条件全额支付相对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给予被上诉人。且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两者所基于的请求权也完全不一样，交通事故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赔偿请求权，而工伤事故是基于一个保险合同行为，并且工伤保险请求权也是基于一个无过错、附条件的行为，只要条件满足，上诉人均需按照保险合同来支付相对应的保险待遇。第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的核定时间标准问题。本案中，工亡事故发生时间点是2017年11月17日，被认定工亡时间点为2018年2月23日。被上诉人收到工亡认定决定书后多次找到上诉人要求核定并全额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但是上诉人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迟，直到2019年1月15日上诉人才核定王琴因工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扣减第三方赔偿金额后为52400.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扣减第三方赔偿金额后为0元，被上诉人对此不服才无奈起诉到法院。本案中，主要是因为上诉人不积极主动依法核定并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才导致该案至今一直未了，导致被上诉人迟迟领取不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导致了被上诉人高达80多万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一直由上诉人占用并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据此，结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时应该适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判核算。第三，王某1是否属于领取抚恤金对象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某1已经年满60周岁，已经完符合申领抚恤金的条件和资格，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某1在王琴生前主要生活来源全部都是靠死者王琴所提供的，所以王某1依法应当属于申领抚恤金对象。第四，一审程序合法，因为本案就是一个工伤保险合同纠纷，当工伤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依法有权要求上诉人全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且上诉人整个上诉请求只是单纯围绕法律适用问题论证，并未提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要求撤销一审、发回重审的请求。从定纷止争、节省司法资源出发，请求二审法院慎重考虑，不再将本案发回重审。 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至本院审查。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核定2017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72320元。王琴工亡时间是2017年11月17日，其丧葬补助金为32154元。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依法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履行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对此无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适用法律的问题。争议焦点一：关于工亡者王琴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是否应扣减第三人赔付的金额后再行支付的问题。争议焦点二：对赔付标准中“上一年度”如何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争议焦点三：关于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待遇的资格如何核定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认为对工亡者王琴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应扣减第三方赔付的金额后再行支付，不能重复赔付；而被上诉人认为，除了医疗费用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应该全额支付给被上诉人，侵权赔偿和工亡待遇可以双重赔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同时，根据《云南省实施办法》（云政发【2011】255号）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依法购买强制性保险或者被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在获得其他保险或者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包含三个规范，对该条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理解，应当结合全部规范进行。根据第八条规定，职工在受到第三人侵害后：（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能以职工或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已经获得民事赔偿为由，拒绝对工伤进行认定；（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作出工伤认定，但职工或其近亲属并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时，有权先行主张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以职工或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上述文义旨在明确，当事人在起诉第三人侵权责任或尚未获得第三人赔偿之时，均可主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工伤保险赔付。该条款通过优化程序，拓宽受害职工的救济途径，旨在保障受害职工及家属在因工伤工亡而陷入生活困境时，能够及时寻求救济，但并未对双重赔付方式进行明确，故此条不能成为支持被上诉人获得双重赔付的法律依据。《云南省实施办法》系地方政府规章，其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用人单位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同时依法购买强制性保险或者被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工伤的，在获得其他保险或者经济赔付后，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这一规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原则，结合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具体实施规定，该款对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工伤适用补足的赔付方式作出了明确、直接的规定，应予适用。上位法下位法的冲突适用前提为，上下位法对同一规定存在矛盾，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云南省实施办法》不存在冲突的适用情形。从社会公平角度，若工伤工亡职工或亲属能够在获得第三人的全额赔付后，又要求工伤保险基金进行全额赔付，势必会出现重复赔偿的问题。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仅占所有工伤情形中的较小比例，若仅对该类职工的工伤进行双重赔付，那么将会与非由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职工之间产生不公平现象，违背风险分担、社会互济的社会保险基本原则。故本院认为，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的《云南省工伤职工工亡待遇审核表》，是支付工伤职工工亡待遇的依据，该审核支付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上诉人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王琴工伤职工工亡保险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2400元[67232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19920元(第三人赔付金额）=52400元]；因第三人赔付的丧葬费为47844元已超出玉龙县社保局按相关规定计算出的丧葬补助金32154元（5359元×6），故工亡者王琴的丧葬补助金就不再支付。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的《云南省工伤职工工亡待遇审核表》，超出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诉讼原则，依法应予以纠正。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工伤（工亡）发生时（职工因工死亡时）的上一年度标准来计算，而被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的标准来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13号令《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中的因公死亡补助金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工伤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云南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死亡时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发”，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的核定金额，应当以王琴工亡时间2017年11月17日的上一年度标准核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核定2017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72320元。丧葬补助金为32154元（5359元×6=32154元）。一审法院对本条中的“上一年度”的认定，适用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认定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该解释系针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适用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本案属于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范畴。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职工因工死亡，其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待遇的资格，按职工因工死亡时的条件核定。而被上诉人认为，职工因工死亡，其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待遇的资格，应当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条件来核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18号令《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工亡职工父母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男须满60周岁，女须满55周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对该标准，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明确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待遇的资格，按职工因工死亡时的条件核定。也即按照王琴工亡时间2017年11月17日核定，此时王琴的父亲王某1尚不满60周岁，王琴的母亲李某未满55周岁，不能享受供养抚恤金。本案属于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行政案件，一审判决适用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认定在案件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即2019年6月12日，王某1已满60岁，符合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标准，系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玉龙县社保局的上诉意见和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四十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参照《云南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721行初2号行政判决； 二、由上诉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被上诉人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支付王琴工伤职工工亡保险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240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周某、王某、王某1、李某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江英 审判员  胡强胜 审判员  马 昕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颜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