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黔行赔终1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昌贤，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祝会兰，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700号。 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长勇、廖方园，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昌贤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汇川区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行赔初8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因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了汇府复〔2014〕14号《关于对〈清溪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补偿安置方案》载明：征收主体为汇川区政府，征收实施单位为高坪镇人民政府，被征收人为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需要征收的土地、房屋及其他建（构）筑物、地面附着物、林木的合法产权人。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清溪弃土场项目用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为1538元/亩，永久性征地货币补偿标准：耕地综合补偿标准33836元/亩（统一年产值的22倍，其中土地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安置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1倍，青苗补偿为统一年产值的1倍）、社保资金为12500元/亩。 原告杨昌贤系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清溪村建新组村民，其户在该村（组）承包有农村集体山林、土地，所承包的部分土地在清溪弃土场规划设计范围内。 2014年及2016年，原告杨昌贤户的部分土地因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占用，经勘丈土地面积为10.8831亩。2014年9月，周国均之父周德明代原告家庭领取了9.16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281761.60元，林木补偿费8956.00元，附属设施补偿费2400.00元，共计293117.60元。2016年8月27日，原告之夫周国均领取了1.5854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48766.90元，林木补偿费3316.00（2356+960）元，附属设施补偿费2642.00元，共计54724.90元。2017年7月26日，原告之夫周国均领取了0.1377亩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按照30760元/亩计算）4235.65元，苗木补偿费6875.78元，附属设施补偿费14220.50元，共计25331.94元。 2017年3月18日，原告杨昌贤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在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复情况下强行征收其承包的土地，要求确认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的征地行为违法。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了（2017）黔03行初2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未获批准即征收原告承包山林土地的行为违法。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黔行终14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15日，原告杨昌贤向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未损害部分恢复原状，已损坏部分赔偿918100元，赔偿维权费5000元。2018年7月12日，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已全额领取了补偿款，被告无再次履行赔偿的义务，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不属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被告决定：对赔偿请求人请求不予赔偿。 2018年8月13日，原告杨昌贤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903297.3元，2、赔偿原告维权费用5000元。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府行赔决字[2018]15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对于原告杨昌贤提出要求被告赔偿903297.3元，经向原告核实，原告称被告违法征收原告土地为10.8831亩，按83000元/亩计算即为903297.3元。对于83000元/亩的标准是由土地综合补偿费、社保资金和青苗补偿费构成，其中土地综合补偿费及社保资金是参照遵府函[2017]126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来确定的，该《批复》中确定的遵义市征地片区最高的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66000元/亩，社保资金为15000元/亩；对于青苗费，原告按2000元/亩酌情提出。 庭审中，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认可因清溪弃土场项目征收原告的土地及林地共计10.8831亩，但认为原告被征收的土地及林地，被告已按照《清溪弃土场项目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土地综合补偿标准为33836元/亩，因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土地补偿部分提留了20%即3076元，土地补偿费为统一年产值的10倍，故实际向原告支付的土地综合补偿的标准为30760元/亩；林地按照15380元/亩），对原告补偿了土地、林地、地上苗木、附属设施、林木等补偿款共计373174.44元。经向原告杨昌贤核实，原告杨昌贤认可领取了前述费用。 另查明，被告在实施清溪弃土场项目过程中，因部分被征地村民提出应按照当地另一个项目（工业园区）标准进行补偿，因此被告对部分因清溪弃土场项目被征地村民，按40000元/亩的标准向村民支付土地综合补偿费用，对林地部分仍然按照15380元/亩计算补偿。被告已按照40000/亩的标准补足了原告被征收的10.8831亩土地补偿款100559.844元，即（40000-30760）×10.8831=100559.844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因实施清溪村弃土场项目，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即征收原告的承包地，该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的规定，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因违法征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依法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给付赔偿金；赔偿的范围是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因本案原告的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已实施项目建设，对原告的土地不能再予返还和恢复原状，故本案的赔偿方式为支付赔偿金。对于本案赔偿范围，因本案系违法征收原告承包的集体土地，故原告的直接损失为原告承包的土地在合法征收情况下应得到的补偿。对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维权费用5000元，不属于被告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本案的赔偿范围。 对于原告的土地损失的赔偿。结合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双方对原告被征收的土地面积、被告已在2017年7月1日前按照30760元/亩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被征收土地补偿费用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被征收土地的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认为应参照遵义市人民政府2017年6月27日发布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的文件精神，按最高征地综合补偿标准66000元/亩、社保资金标准15000元/亩及酌情提出的青苗补偿2000元/亩，共计83000元/亩进行赔偿。被告认为本案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在征收原告涉案土地时，已经依照当时法律、政策规定制作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故应按被告所制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征地标准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被告的违法征地行为发生在2014年、2016年，故被告违法征地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为原告土地被合法征收应得到的征地补偿。经审查，原告所提出83000元/亩的赔偿标准，系参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调整的批复》得出，而该《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并不适用本案，且原告所提该标准中的青苗补偿部分已经包含在土地综合补偿标准范围内；对于社保资金部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在征地时直接由征地人向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补偿费用，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社保资金由用地政府缴纳，纳入财政支出预算，故原告提出按83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制定的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补偿标准，与当时合法征地的标准一致。但被告同时认可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部分村民的土地补偿系按40000元/亩进行。本案中被告已按照上述标准对原告被征收的10.8831亩土地实施了补偿并支付了补偿款。 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赔偿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昌贤的诉讼请求。 杨昌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903297.3元及因维权支付的费用5000元。其主要理由为：被上诉人的征地行为未经过有权机关批准，已被确认违法，该征地行为对应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合法基础，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违法征收的补偿标准，被上诉人违法征收的补偿标准与现行征收标准的差价即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故应按照126号《批复》确定的最高标准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适用赔偿标准错误。 被上诉人汇川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上述规定，取得国家赔偿不仅要求行政行为违法，亦须有损害后果。没有损害后果，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汇川区政府征收上诉人杨昌贤承包土地的行为虽已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汇川区政府已根据征地时适用于全市的遵府函〔2009〕245号《遵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向杨昌贤支付了30760元/亩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汇川区政府鉴于对同一项目的部分被征土地系按40000元/亩补偿，嗣后亦按40000元/亩向杨昌贤补足了差额。因此，汇川区政府违法征地的行为并未给杨昌贤造成损失，刘某某请求汇川区政府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杨昌贤诉请应按照126号《批复》确定的最高标准予以赔偿，但126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于2017年7月1日才实施，杨昌贤主张适用征地时尚未制定、尚未实施的标准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直接损失。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导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维权费用并非违法行政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依法应不予赔偿。杨昌贤主张赔偿维权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杨昌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柏 松 审判员 罗长虹 审判员 柏龙金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杨官录 书记员亢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