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0400号原告：黄艳华，女，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长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英，女，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敏玲、阳梅，均系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万，男，198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长湛、胡铭，均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艳华与被告徐英、第三人黄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艳华和第三人黄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长湛，被告徐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敏玲、阳梅，第三人黄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艳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935815.83元；2、判令被告支付因不当得利所占用的资金的利息（自被告收到最后一笔不当得利款之日即2017年10月2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至清偿日止）；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黄艳华变更诉讼请求第1、2项为：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678336.479元；2、判令被告支付因不当得利所占用的资金的利息（以678336.479元为基数，自被告收到最后一笔不当得利款之日即2017年10月2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计至清偿时止）。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原为朋友关系，第三人系原告的弟弟。自2015年10月7日开始，原告向被告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直至2015年11月24日，被告一共向原告转了1486184.17元，期间原告已还款595000元。而后被告再要求原告转139000元作为还款，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没计算剩余欠款总额，便请求第三人于2016年1月6日向被告转了1390000元，超出被告实际转账498815.83元。此后，原告向被告借款90万元，但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被告于2016年4月11日及同年5月17日分别向原告转了50万元和40万元。自2016年5月18日起，原告与第三人开始向被告的账户转账还钱，直到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累计已经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了1337000元，超出被告实际转款437000元。据此，原告与第三人向被告转账的金额超出被告实际转账金额累计达到935815.83元。2019年7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对被告所拥有的债权全额转让给原告。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与民间借贷均没有约定利息。被告收取原告归还款项，超过被告向原告所转款部分构成了不当得利，被告在原告多次催促后拒不返还所占用的不当得利部分资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庭审时，原告黄艳华称，因计算时增加了给付被告利息的计算，因此改变了不当得利的数额。具体是：1）2015年10月7日至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共借了三笔款项，分别是5万、5万、9万，在2015年10月26日原告向被告归还了285000元。其中本金19万元，利息按年利率36%，利息应支付3200元，故此原告多支付了91800元。2）2015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借了29万元，扣除了91800元后，该归还本金198200元，利息是1387.4元。2015年11月5日原告向被告归还了31万元，扣除上述本金和利息，不当得利是110412.6元。3）2015年11月14日至11月24日原告向被告共借了五笔，分别是20万、10万、20万、202496.67元、303687.5元，第三人黄万在2016年1月6日向被告还了1390000元，利息41114.05元，扣除利息后不当得利是453114.37元。4）2016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借了50万元、5月17日借了40万元，从2016年5月18日开始归还，2016年5月18日归还1000元、8月1日归还3万元、2017年1月4日归还133500元、2017年3月1日归还137500元、7月3日归还3万、8月8日归还22000元、9月15日归还33000元、9月25日归还15万，共还款537000元。没有不当得利，欠息120850.96元。5）2017年9月26日原告向被告借款15万，在2017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归还15万、10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归还两笔，分别是50万、30万，利息为812.55元。不当得利为678336.47元。被告徐英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告诉求的不当得利返还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予驳回。原告诉称其于2016年1月6日向被告转账139万元，超出实际数额498815.83元。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张支付上述巨额款项时超额支付498815.83元，但结合原告的经常转账支付款项行为，其直至起诉前长达三年以上均没有就上述款项向被告提出任何异议，行为完全不符合常理。被告认为原告直至起诉时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返还该款项，原告的主张直至起诉时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2、原告所诉请的转账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是委托理财的本金和所得的部分收益，并非不当得利，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口头约定由被告提供资金给原告，委托原告进行理财，收益双方进行分配并承诺该收益高于银行利息。被告提供资金给原告后，原告将部分资金直接转给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付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或提供给其弟弟（即本案第三人）进行理财炒股，第三人理财后将所得收益及本金支付给原告，原告收到款项后向被告返还本金，并将理财的收益与被告进行分配，给付的收益数额由原告根据实际收益决定。因此被告取得的款项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并非不当得利。期间，原告曾出具过借条给被告，在原告归还款项后，借条也已经归还给原告，该借条能真实反映原告所欠被告金额。3、原告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亦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一页显示：在被告转给原告5万元后，原告立即将该款转给了宝付公司。原告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告有多次这样的操作。由此可以说明原告将被告的资金委托第三人进行证券投资理财，而且原告在起诉状也承认与被告存在委托理财关系。4、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被告所取得的款项是无法律上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假设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原告的支付行为应认定为还本付息的行为。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第三人黄万述称，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均确认双方的资金往来流水如下：1、徐英向黄艳华的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10月7日转款5万元；2015年10月8日转款5万元；2015年10月11日转款9万元；2015年10月29日转款29万元；2015年11月14日转款20万元；2015年11月15日转款10万元；2015年11月20日转款20万元；2015年11月24日转款202496.67元、303687.5元；2016年4月11日转款50万元；2016年5月17日转款40万元；2017年9月26日转款15万元，共计2536184.17元。2、黄艳华或黄万向徐英的转款情况如下：2015年10月26日转款285000元；2015年11月5日转款31万元；2016年1月6日转款139万元（黄万转）；2016年5月18日转款1000元；2016年8月1日转款3万元；2017年1月4日转款133500元；2017年3月1日转款137500元；2017年7月3日转款3万元；2017年8月8日转款22000元；2017年9月15日转款33000元；2017年9月25日转款15万元；2017年9月28日转款15万元；2017年10月20日转款50万元、30万元（均为黄万转），共计3472000元。此外，徐英还认为其在2015年4-7月间，以现金方式分别给黄艳华8万元、3万元、3万元，共计14万元；而黄艳华或黄万向其转款中2016年5月18日的1000元，是其在黄艳华店里工作的业务提成；而2016年8月1日的3万元中的10500元是黄艳华应支付给其的拖欠工资。黄艳华对此不予确认。庭审后，黄艳华补充提交协议书一份，证明与徐英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协议书内容如下：“截至2017年10月1日，乙方黄艳华欠甲方徐英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00），需在2017年10月20日24点之前全部归还，乙方黄艳华逾期每月每拾万元（￥100000.00）向甲方徐英支付伍仟元（￥5000.00）违约金。本协议书签署之后，双方曾签订的所有字据全部作废，复印件无效，由乙方黄艳华收回并销毁。本协议书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乙方黄艳华或者指定方，向甲方徐英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捌拾万元（￥800000.00）之后，本协议书作废。甲方徐英所持本协议书交还给乙方黄艳华销毁。”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黄艳华主张与徐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向徐英借款，而后返还借款时多返还了款项，徐英收取这些款项是没有合法根据的不当得利。本院不采信黄艳华的上述主张，理由是：1、黄艳华就上述主张仅向本院提供相应银行流水，但仅凭这些交易流水只能证实双方资金往来情况，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2、从黄艳华诉状和庭审时变更不当得利的请求来看，黄艳华作为借款人却不清楚借款是否计算利息，根本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常理和逻辑。起诉状中，黄艳华认为双方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只是将双方的资金往来进行简单加减即得出徐英不当得利935815.83元的结论。庭审时，黄艳华又将资金往来以其还款的时间分成5个时段，再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利息，扣减还款、利息后得出徐英不当得利678336.479元的结论。从不当得利款项的上述不同的计算方法可以看出，黄艳华对本案借款到底支不支付利息陈述矛盾，而作为一名借款人来说，不清楚借款要不要支付利息，怎么还钱？应该还多少钱？因此从黄艳华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来看，原、被告之间也不是民间借贷关系。3、从黄艳华在庭审时自行将资金往来以其还款的时间分成5个时段来看，黄艳华与徐英之间的款项往来在还款时间和还款数额上均缺乏民间借贷的规律和特点。以黄艳华自行列表的前三个时段的转款为例：徐英自2015年10月7日转款5万元、2015年10月8日转款5万元、2015年10月11日转款9万元，共计转款19万元，而黄艳华针对这三笔转款于2015年10月26日转款285000元给徐英；徐英自2015年10月29日转款29万元，黄艳华针对这笔转款于2015年11月5日转款31万元；徐英自2015年11月14日转款20万元、2015年11月15日转款10万元、2015年11月20日转款20万元、2015年11月24日转款202496.67元、303687.5元，而黄艳华针对上述款项于2016年1月6日转款139万元（黄万转）。这些资金往来在时间上毫无规律可言，短的只有7天，长的也不到2个月，而黄艳华转账的上述3笔款项，金额均较大，其中2016年1月6日的转款更高达139万元，但黄艳华作为巨大财产的主动移转者却无法就如何计算其转账的款项进行合理的解释，根本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常理。4、反观徐英主张与黄艳华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更具有可信性。正是因为徐英是委托黄艳华代为理财，黄艳华的转款是徐英理财的本金和收益，才可以解释双方在转款时间和转款金额上的无规律性；才可以解释徐英为何在2015年11月24日转款202496.67元、303687.5元这么琐碎的金额，因为追逐利益的不顾一切；才可以印证为什么黄艳华在收到从徐英处的转款后会将部分资金直接转给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虽然徐英在庭审时陈述“在2016年5月17日以后原告出具过几张借条给被告，后经协商在2017年10月初签订了一式两份协议，让原告给被告95万元，被告将全部借条归还给原告。协议也都被第三人拿走了”，但这些陈述也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的仅是民间借贷关系。因为庭审时，黄艳华对是否写过借条并未确认；而且从原、被告的资金往来来看，双方在2016年4月前，因为理财有巨大收益，双方并未发生矛盾。徐英于2016年4月11日转款50万元和同年5月17日转款40万元后，不仅没有相应收益，本金也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徐英要求黄艳华出具借条，双方明确债权债务金额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原、被告曾存在委托理财关系。5、庭审后，黄艳华又向本院提交一份协议书。黄艳华作为控制该书证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逾期提供证据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份证据虽未经徐英质证，但徐英在庭审时陈述了该事实。分析这份证据，其内容只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证明不了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事实是民间借贷，而且根据该协议黄艳华需在2017年10月20日前给付徐英80万元解决双方纠纷，而后黄艳华也据此予以了履行。徐英在2017年10月20日收到黄万转款50万元、30万元，共计80万元，是依据该协议取得的款项，而不是不当得利。综上，黄艳华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英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一般为三年。因自2015年10月起至2017年10月止，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双方有多次的资金往来，很难确定黄艳华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因此本案应从实体上予以处理，而不应从诉讼时效入手在程序上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艳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94元，由原告黄艳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判员 王 菲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康颖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