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10650号原告：中瑞检验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3号26楼FGH房。负责人：NEILMICHAELANDREW。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鸣江、袁捷，均系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张俊，男，198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俏琳、林晗龙，均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远生，男，197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俏琳、戎魏魏，均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海伟，男，1987年12月27日出生，回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葆春，系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先国，男，198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葆春，系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雍容，女，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赟、徐以勇，均系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瑞检验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广州公司）与被告张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杨雍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受理后，被告张俊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张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之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中瑞广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鸣江、袁捷，被告张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晗龙，被告王远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戎魏魏，被告李海伟、黄先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葆春，被告杨雍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勇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瑞广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五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4780718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中瑞广州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7日，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从事各类进出口商品的检验鉴定业务。被告张俊于2013年4月15日成为原告员工，担任出具合格证明业务（VerificationofConformity,以下简称VOC）经理。自2015年3月起，被告张俊担任原告的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原告的日常事务，系公司高管，且于2017年6月13日离职。被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杨雍容均为原告员工，是被告张俊所带领的VOC业务团队成员，业务上直接听从被告张俊指挥，向其汇报。被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于2017年6月13日离职，被告杨雍容于2017年6月20日离职。2015年3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张俊伙同被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杨雍容四人，利用被告张俊担任原告VOC销售经理以及原告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从原告客户处截获本应直接发给原告的VOC订单，通过转手和给予折扣等方式使得关联公司赚取差价牟利。而原告则因为被告张俊增加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遭受巨额损失，共计4780718元。具体情况如下：一、被告张俊利用职权、与关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给予关联公司非正常折扣优惠。被告张俊已经明确表示广州志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凯公司）、广州新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为其关联公司（被告亲弟弟张林杰担任志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其妻邓x仪担任新洲公司的监事）。被告张俊利用职务便利，与志凯公司和新洲公司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明确在尼日利亚认证等VOC认证服务中，志凯公司和新洲公司可以享有七折优惠。在原告与被告张俊的访谈中，张俊对此予以确认。二、被告张俊擅自截取原告的交易机会，将本属于原告的客户及订单转至关联公司，再将订单以关联公司的名义送至原告以享受折扣价，使得关联公司从中赚取本应属于原告的收入。在原告与被告张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等人的访谈笔录中，上述被告均承认该事实。关联公司作为中间环节，通过原告给予的七折优惠，可以赚取三折左右的差价从而达到牟利的目的。原告因为被告张俊等人擅自增加的交易环节从中牟利而遭受了相应的损失。三、被告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将客户订单以关联公司的名义下单，从中赚取差价，造成原告损失。根据原告与被告王远生的访谈，被告王远生承认，对于有一些客户的订单，王远生会要求客户将检验及出证费用直接汇入其私人账户，同时王远生会将订单相关信息通知志凯公司，由志凯公司按照所提供的信息向原告发送VOC订单并由志凯公司和原告结算相关费用，同时王远生会将客户的钱款再汇至志凯公司，导致原告的利益受损。在原告与被告张俊的访谈中，被告张俊承认被告王远生的上述做法得到了他的授意和授权。四、五被告恶意串通，给原告造成巨额损失。被告张俊在与原告的访谈中承认志凯公司、新洲公司是其关联公司并利用职权为关联公司谋取利益的事实。同时表示其团队成员，即被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杨雍容均有参与。在原告与被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的访谈中，上述被告均承认收取了关联公司的佣金，数额为关联公司在每笔订单中所能获得利润的三成。结合原告与上述被告的访谈等情况，足以证明五名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根据原告财务系统显示，志凯公司与原告发生了16985笔业务，应收17328938.52元，实收12814550.98元，原告损失达4514387.54元；新洲公司与原告发生了3904笔业务，应收1050304.76元，实收783974.03元，原告损失达266330.73元。两家关联公司赚取本属于原告的收入总计4780718.27元。根据公司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五被告共同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张俊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二、我方不是公司高管，不能成为公司法上的适格主体，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三、原告未能就其损失尽到举证责任。原告一直给所有的客户提供折扣，特别是给大客户的折扣率更高，因此，其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限。据了解，其折扣率大概是在35%至20%之间，为查明原告的实际损失，我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即对广州安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折扣率进行司法鉴定）。四、原告应就案件事实进行有效举证，其现所提交的证据多属于自身的主张。综上，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不应被采信。被告王远生辩称：我方并不是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答辩意见与被告张俊的意见一致。被告李海伟辩称：我方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担任销售主管（服从安排，业务销售，无管理职能），既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也不是原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成为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在起诉中也确认我方系普通员工的身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我方一切与职务有关的行为都是在被告张俊（原告原负责人）的指示下进行，我方职务行为的直接后果（包括造成原告公司经济损失）依法应由原告承担。原告诉称，我方是被告张俊带领的VOC业务团队成员，被告张俊的业务指示就是原告公司的业务指示。原告诉称的经济损失即使客观真实，也是由被告张俊的不当职务行为造成。原告对原负责人的选聘存在失误、缺乏必要的事前、事中制约和监督机制，是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再者，原告主张我方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我方只需要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我方在原告发现原负责人有违忠实义务的不当经营行为并展开内部调查后，于2017年6月13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确认：原告不予支付补偿金，自本协议签署后，没有任何其他关于劳动合同的理解和履行方面的争议。这说明我方与原告所有劳动关系方面的纠纷全部了结，我方已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原告的诉请也不能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10、11章为依据，因为我方并没有违反上述两章的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竞业禁止的规定。而劳动合同第27条违反了中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加大了劳动者的责任，对于有关的损失约定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我方认为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交劳动仲裁，而劳动仲裁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在解除时双方已经明确双方对劳动合同的履行和有关法律责任已再无其他纠纷，故双方已不存在纠纷。被告黄先国辩称：我方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担任销售经理（业务员），既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也不是原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成为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我方显然不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也确认了我方的普通员工身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我方的一切与职务有关的行为都是在被告张俊（原告原负责人）的指示下进行的，我方职务行为的直接后果（包括造成原告公司经济损失）依法应由原告承受。我方的日常工作直接听命于被告张俊（原告原负责人）指挥，原告的股东、董事、监事等高层人员并不直接对我发出任何指令，我方有义务听从被告张俊（原告的原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原告诉称的经济损失即使客观真实，也是由被告张俊的不当职务行为造成，而原告对原负责人的选聘存在失误、缺乏必要的事前、事中制约和监督机制，是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原告主张我方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我方只需要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我方在原告发现原负责人有违忠实义务的不当经营行为并展开的内部调查后，已向原告及时退还违规所得52800元，且于2017年6月13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确认：原告不予支付补偿金，自本协议签署后，没有任何其他关于劳动合同的理解和履行方面的争议。这说明我方与原告所有劳动关系方面的纠纷全部了结，我方已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原告的诉请也不能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10、11章为依据，因为我方并没有违反上述两章的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竞业禁止的规定。而劳动合同第27条违反了中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加大了劳动者的责任，对于有关的损失约定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我方认为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交劳动仲裁，而劳动仲裁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现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在解除时双方已经明确双方对劳动合同的履行和有关法律责任已再无其他纠纷，故双方的纠纷已经解除。被告人杨雍容辩称：我方并没有实施原告主张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且原告也并未举证证实我方实施了相关行为。通过原告的证据和实际情况相比较，因与我方签订合同的是中瑞上海分公司，我方在职时间是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原告所称的合谋是不可能的事情。从法律依据上看，我方仅是一个劳动者，即使原告代表上海分公司，那么调整原、被告的法律关系应依据有关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中瑞广州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7日，经营范围为专业技术服务业，主要从事各类进出口商品的检验鉴定业务。张俊于2013年4月15日入职中瑞广州公司，曾任中国区销售经理——VOC，负责联系并发展潜在客户，开发新的客户并达成交易，管理VOC的中国销售团队，招聘、培训、监测在中国的销售主管和销售助理等。自2015年3月27日起，张俊担任中瑞广州公司的负责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备案。2016年4月15日，张俊与中瑞广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其所任职务为VOC中国区经理，合同期为2016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14日。2017年6月13日，张俊申请离职，并与中瑞广州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其中载明：因张俊违反公司行为准则并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故中瑞广州公司决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以支付补偿金。王远生系于2014年9月1日入职中瑞广州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起担任VOC销售主任一职。2017年6月13日，中瑞广州公司与王远生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写明因王远生擅自收取客户回扣并汇入其私人账户，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中瑞广州公司决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补偿金。李海伟于2016年1月13日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任中瑞广州公司VOC销售主管一职。2017年6月13日，中瑞广州公司与李海伟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写明因李海伟违反公司规定并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中瑞广州公司决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补偿金。黄先国于2015年6月1日入职中瑞广州公司，2015年11月5日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任中瑞广州公司VOC销售经理一职。2017年6月13日，中瑞广州公司与黄先国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写明因黄先国违反公司规定并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中瑞广州公司决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支付补偿金。黄先国在该协议中另手写注明：“本人承诺将志凯公司所付佣金退回给中瑞。”杨雍容自2016年7月11日起任中瑞上海分公司华中地区VOC销售经理一职。2017年6月19日，杨雍容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中瑞广州公司为证明张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杨雍容等人的侵权行为及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提供了以下主要证据：1.志凯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4月2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张林杰，2017年1月6日前的监事为邓x仪，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认证、电气机械检测服务、贸易咨询服务、电力电子技术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货物检验代理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2.新洲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系于2016年9月2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张杰，公司主要人员另包括谢敏，公司经营范围与志凯公司大致相同。现新洲公司已于2019年4月3日注销。3.一份关于新洲公司的调查报告，载明新洲公司与志凯公司、广州新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瑞广州公司称该报告系其委托调查机构调查作出，并报告中并无调查机构名称及盖章。4.张俊的电子邮件，显示张俊的配偶为邓x仪。5.志凯公司报价单3张，显示报价日期为2015年6月、7月，业务代表为SevenZhang（电话139××××9045），落款处有志凯公司的电子印章。中瑞广州公司称该证据源自鉴定过的原属张俊电脑的硬盘。6.对张俊、王远生硬盘资料的分析报告，内容系通过对鉴定过的原属张俊电脑的硬盘中其即时聊天记录的分析，证明张俊与志凯公司、新洲公司关系密切，且其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原属中瑞的商业机会。7.中瑞的计算机终端用户使用政策（节选）（附翻译件）及张俊、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和杨雍容签收该文件的记录（附翻译件）。8.上海上信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上信司鉴所[2017]计鉴第022号)，显示由中瑞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委托作出，委托事项为解析指定硬盘中的即时聊天记录，所涉QQ号为56×××80和18xxxx95。9.上海上信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上信司鉴所[2017]计鉴第021号)，显示由中瑞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委托作出，委托事项为对指定的两台笔记本电脑硬盘做数据固定及数据恢复。10.中瑞公司技术人员证人证言，内容系证明从张俊、王远生处收回的两台笔记本电脑收回后一直未做任何操作，直至交予上海上信计算机司法鉴定所进行数据固定及数据恢复，2017年11月17日取回后亦按原状保管，未作任何操作。11.有关举报张俊的电子邮件（附翻译件），时间为2017年5-6月期间，内容均涉及投诉张俊通过其关联公司志凯公司获取泰纳集团的交易机会，要求客户与志凯公司进行交易，并截留相关折扣优惠。12.“HappyLi”与王远生的往来邮件（2017年5-6月期间），内容为“HappyLi”咨询有关出口认证证书的事宜，王远生在沟通中表示可以将款项直接汇入其个人账户，以免收6%的税点。中瑞广州公司称“HappyLi”为其公司审计人员装扮成的顾客。13.张俊的访谈记录及访谈现场视频，记录显示谈话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每一页记录均有张俊的签名及捺印。张俊在谈话中确认志凯公司的拥有人是其兄弟，出于帮助兄弟赚钱的目的，张俊给予志凯公司七折的优惠，当客户找到中瑞公司时张俊会将客户介绍给志凯公司，再由志凯公司向中瑞广州公司下单交易，款项则由客户直接转至志凯公司账户或张俊指示的其他个人账户中，个人将款项交到志凯公司，再由志凯公司打到中瑞公司，王远生（SammulWang）、黄先国（LyonHuang）、李海伟（LewisLi）、杨雍容(GraceYang)都参与了上述交易，并收取了佣金，张俊也收了钱。14.王远生、黄先国、李海伟、杨雍容的访谈记录及访谈现场视频，谈话时间均为2017年6月13日，在记录中，王远生、黄先国、李海伟均承认其通过张俊认识志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林杰，并按张俊的指示将中瑞公司的客户介绍给志凯公司，从中获得回扣。王远生承认从志凯公司发出的证书均未经过检测。黄先国确认上述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期间其每月从志凯公司获得的佣金为20000-30000元，其愿意将所取得的几十万佣金返还给中瑞公司。李海伟亦确认志凯公司会向其支付利润的10%作为佣金。15.中瑞广州公司与志凯公司签订的协议（附翻译件）及张俊与中瑞广州公司员工就与志凯公司签订协议相关的电子邮件，显示中瑞广州公司给予志凯公司的折扣均为30%，自2016年4月1日起生效。16.中瑞广州公司与志凯公司的业务及财务记录（光盘），内含一份表格，列明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的含税及不含税金额的合计，分别为13583185.44元和12814550.72元，无任何落款盖章。17.中瑞广州公司与新洲公司之间的协议（附翻译件）及张俊与中瑞广州公司员工就与新洲公司签订协议相关的电子邮件，显示中瑞广州公司给予新洲公司的折扣为25%。18.中瑞广州公司与新洲公司的业务及财务记录（光盘），内含一份表格，列明以下几项数据：含税收入831012.48元、客户5月及8月分别付款212703.84元和453762.70元、账面尚欠款164545.94元，无任何落款盖章。中瑞广州公司主张在与新洲公司的业务中，中瑞广州公司开票金额为1050305元，实收931012元，损失266331元，且新洲公司尚欠中瑞广州公司164545.94元未付。张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邓x仪担任志凯公司监事的时间是2017年1月6日；证据3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不确认其合法性；不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但邓x仪确是张俊的配偶；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6系中瑞广州公司的主张，并非证据；证据7的政策仅为节选内容，不完整，因而不真实亦不合法，不能证明证据5、6的合法性，且该节选内容为7.0版本，但张俊当时仅阅读了6.0版本，张俊不知晓7.0版本的内容；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电脑在流转过程中已不是原始证据，有被更改的可能，且结合证据10的证言，鉴定机构送回硬盘的时间与《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检验时间不符，其鉴定的检材、备份数据不是硬盘上的数据，证据8中的硬盘也不是证据9的两台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张俊不知道也未使用过该硬盘，张俊也未授权中瑞广州公司读取、拷贝、恢复私人聊天记录和私人信息，故不应被采用；对证据10不予认可，证人应出庭作证，且该证人为中瑞广州公司母公司员工，其证言的证明力有限，且电脑在鉴定前经过多次转手，数据也不是原始证据；对证据11不予确认，无法确认发邮件人的身份，也不符合电子证据的要求；证据12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其不具有证明力；证据13、14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该部分证据均是在限制张俊等人人身自由的方式下进行的，且该录制未经被询问人的同意，证据形式不合法；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张俊等人均非公司高管，张俊的行为属于劳动合同规范的范畴，该证据亦无原件，故无证明力；对证据16-18亦不予认可，意见与证据15一致。因庭审时张俊对证据13中笔录上张俊的签名未明确表态，经本院释明，张俊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亦确认其并未就所称的非法拘禁向公安机关报案。王远生同意张俊的质证意见。李海伟、黄先国则仅对证据7中的签收记录予以确认，对证据12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称证据14中李海伟、黄先国是被强制带进办公室进行录制的，不确认该证据的合法性，对其他证据则以不了解情况为由，表示由法院依法审查。杨雍容则表示证据14不能达到中瑞广州公司的证明目的。中瑞广州公司称张俊担任了中瑞广州公司的负责人，负责广州公司的日常事务（主要为财务和行政），应属于公司高管，王远生、黄先国、李海伟、杨雍容虽不是高管，但其与张俊一起截流订单转入张俊的关联公司且非法收取利益，故构成共同侵权，应共同承责。对于损失一项，中瑞广州公司提供了一份损失统计表，列明志凯公司、新洲公司的应收账款分别为17328938.52元和1050304.76元，实收账款（含税）分别为13583424.04元和831012.47元，实收账款（不含税）分别为12814550.98元和783974.03元，折扣比例分别为26%和25%，损失分别为4514387.54元和266330.73元，合计4780718.27元。对上述数据，中瑞广州公司仅提供了一份交易数据的Excel表格（附光盘），称该表格数据为其SAP/COMDIV财务系统数据，统计表的各项数据均由该系统数据加总而成。对于统计表中的折扣比例，中瑞广州公司表示26%的折扣比例是因为在中瑞广州公司与志凯公司的交易中，有部分业务未享受折扣，上述统计表数据为双方全部业务的总和，故折算后的折扣比例低于30%。对于起诉的法律依据，中瑞广州公司明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要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获利行使归入权。同时其认为各被告也违反了劳动合同、《商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准则》的规定，应当承责。中瑞广州公司在庭后提交的《公司情况说明》中确认张俊在管理公司中国区VOC业务期间，其对于公司销售VOC证书的销售价格（含销售折扣）、销售数量，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决定权，作为中国区VOC业务的最高主管，他甚至可以拒绝向某一终端客户提供VOC的证书服务，张俊作为中瑞广州公司负责人，负责中瑞广州公司所有事务，包括决定销售、采购、财务、人事、行政等一切重要事宜。中瑞广州公司从2013年至2017年的业务量均有较大速度的增量。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本案中，中瑞广州公司以张俊等人违反上述规定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认定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上述条款及双方的诉辩，本案需审查以下几点：1.张俊、李海伟、黄先国、王远生、杨雍容等人是否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如张俊等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其是否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3.侵权收入如何确定。针对第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张俊自2015年3月27日起即任中瑞广州公司负责人，中瑞广州公司虽属中瑞公司登记设立的分公司，但已领取了营业执照，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张俊作为中瑞广州公司原登记公示的负责人，实际负责该分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各项事务。张俊应认定为中瑞广州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至于李海伟、黄先国、王远生、杨雍容，因前三位均为中瑞广州公司的下属部门经理，而杨雍容任职于中瑞上海分公司，均非中瑞广州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故在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案由下，该四人不具备承责的主体资格要件，中瑞广州公司与李海伟、黄先国、王远生、杨雍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调处。中瑞广州公司可就此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针对第二点，中瑞广州公司主张张俊在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客户转移至其关联公司志凯公司和新洲公司，以获取折扣，损害了中瑞广州公司的利益。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志凯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张俊的弟弟，张凯的配偶邓x仪在涉案交易发生期间曾任志凯公司的监事，应当认定志凯公司与张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中瑞广州公司提供了张俊、王远生、李海伟等人的访谈记录，综合各方的庭审陈述看，张俊虽不认可笔录中所述的事实，但其对于受胁迫而作出相关陈述的抗辩并未提供任何反证，张俊等人在访谈记录中所述情况应认定属实。对于张俊利用职务便利向关联公司志凯公司提供业务折扣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然而，对于张俊是否利用该关联关系损害了公司利益的认定，从中瑞广州公司自认张俊作为中瑞广州公司负责人有一定权限来自主决定销售价格（含销售折扣）的事实看，张俊将对外交易价格定为七折的做法应在其权限范围内，且中瑞广州公司亦确认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公司业务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三折的让利不必然能认定为公司的损失。故中瑞广州公司以志凯公司享受的三折价差作为其损失，理据不充分，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行使归入权的对象更无法律依据。当然，张俊作为公司高管，对公司负有忠诚、勤勉的义务，中瑞广州公司对其帮助兄弟经营与中瑞广州公司同类业务而获取的利益，仍有权行使归入权。虽然张俊否认其有向志凯公司领取报酬，但从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均确认从志凯公司获取了回扣、佣金的陈述看，张俊作为与志凯公司有密切关系的交易主导方，中瑞广州公司主张其在涉案交易中获取了有形或无形的利益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故参考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等人所述的回扣数额，本院酌情认定张俊在涉案交易（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6月13日）中的获益数额为551000元。中瑞广州公司要求张俊支付该部分款项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中瑞广州公司与新洲公司的交易，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张俊与新洲公司之间亦存在关联关系，有关调查报告等证据的证明力不强，同上所述，本院无法直接将张俊向新洲公司提供的折扣来认定中瑞广州公司的损失，王远生、李海伟、黄先国等人亦未提及从新洲公司获得回扣的事宜，故本院对中瑞广州公司诉请中有关新洲公司交易的部分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瑞检验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551000元；二、驳回原告中瑞检验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50元，由原告中瑞检验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39860元，被告张俊负担51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敏敏人民陪审员  黄穗萍人民陪审员  叶曼玲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叶丽方官伶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