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云2628行初14号 原告黄绍景，男，壮族，1943年5月27日生，住富宁县。 委托代理人杨秀宇，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宁县归朝镇归朝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53262801521727X1。 法定代表人万明荣，归朝镇人民政府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农恩护，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一健，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卢绍宁，男，壮族，1983年12月27日生，住富宁县。富宁县归朝林业站副站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黄绍景诉被告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绍景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秀宇，被告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农恩护、委托代理人卢绍宁、黄一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绍景诉称，1978年原告一家人经申请得到里呼村委会同意批准由常兰村迁到弄格山居住（现称独家寨）。定居后原告一家人在自家周围的集体荒山开垦了两亩多的土地并改造成田。1982年邻村安索村群众以黄开高、黄开阳为首的12户村民对原告家的土地进行骚扰破坏，切断水源，抢收抢种，1983年富宁县委、县政府组成“林业三定”工作组进村对该案进行调解，并制作了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划定“弄格”山的一部分归原告家管理使用，此后，原告多次向政府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但政府一直没有给予办理。2007年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原告多次向村委会、归朝林业站、归朝镇政府申请要求颁发林权证，上述单位都接收了申请书，但至今一直没有发证到手，最近两年原告又多次去找归朝镇政府口头反映要求尽快发证，但镇政府都答复喊耐心等待，年复一年，每届政府都以不同意见口头答复。2019年5月5日原告再次以书面形式向归朝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要求颁发“弄格”山林权证给原告，2019年5月7日归朝镇政府签收后至2019年7月7日在60日的法定期限内既未进行解决，也没有向申请人作出任何答复，为此，特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在一定的工作日内给予办理颁发“弄格”山林权证书给原告。 被告归朝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归朝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林权登记包括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根据以上规定，林权登记发证机关为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归朝镇人民政府不是林权登记发证机关，不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二、“弄格”山林地权属不清，存在争议，依法不能办理颁发林权证给原告。1983年调解的《协议书》第三条表述范围过广，没有具体范围，四至界限不明确，至2015年5月12日的界线核实指认过程中，里呼村小组、安索村小组和原告都提出了各自的界线主张，争议较大，2014年8月17日富宁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的答复材料中也明确告知原告该地块存在权属争议，依法不能办理林权证。根据《云南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32条：“林权有争议的，应先进行调处，再行登记发证。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予登记发证。”的规定，依法不能核发林权证。三、归朝镇人民政府已经履行了调查、调处等职责。归朝镇人民政府作为富宁县人民政府的下一级国家基层组织，已经安排镇政府相关站所工作人员配合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调处、告知和执行上级人民政府决定的职责和义务，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983年3月31日富宁县委林业三定工作组制作的《协议书》。用以证明1983年3月31日,县委工作组调解达成协议并确定“山林”四至界限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法院《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双方达成协议，安索村今后不再驱赶黄绍景户并赔偿损失，“山林”界限以1983年县委工作组确定的界限不变。 第三组证据：富宁县人民法院“公函”。用以证明法院于2013年4月19日，2013年11月29日两次发出公函至归朝镇人民政府建议给予黄绍景办理“林权证”。 第四组证据：《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10月31日向富宁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证”，林业局不予受理。 第五组证据：《合同书》。用以证明黄绍景户承包土地。 第六组证据，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回单，证明2019年5月5日原告邮寄申请书给归朝镇人民政府，归朝镇政府2019年5月7日收到申请书。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四、五组证据认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不予质证。对第三组证据，法院的两次公函，被告已经合并转交到县信访局，由县政府向原告作出了答复。对第六组证据，该证据并没有注明邮寄的材料名称和内容，在被告的来信来访登记表中，也没有原告所邮寄的申请材料的登记，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 被告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在举证时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号证据归朝镇来信来访登记表，用以证明归朝镇政府2019年1月至8月没有收到原告的来信来访。 2号证据里呼村群众的申请，用以证明2014年8月6日，里呼村小组代表共50人签字向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和县林业局申请制止黄绍景办理林权证，双方存在权属争议。 3号证据山林纠纷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4年8月25日里呼村委会向县林业局对黄绍景、安索小组与里呼小组山林纠纷作了说明，证实双方存在权属争议。 4号证据关于黄绍景申请办理林权证的答复，用以证明2014年8月17日富宁县人民政府已经答复原告所申请地块存在权属争议，依法不能办理林权证。 5号证据关于转送来访事项的函和答复，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履行法定职责并作了答复。 6号证据调查笔录，用以证明通过对里呼、安索小组取证，案涉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群众不同意办证，归朝镇人民政府已经履行调查、调处职责。 7号证据界线指认图，用以证明里呼、安索小组和原告对地块界线的主张存在争议，归朝镇人民政府已经履行调查、调处职责。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原告确实邮寄申请材料给被告，但被告并没有登记；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群众认为山界有争议后，阻止政府不予办证，原告认为政府知道这些情况后应调解做出处理决定，但镇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处理；3号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客观真实；对4号、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归朝林业站给原告的答复有异议，该答复没有送达给原告；6号证据有异议，调查笔录中的当事人本身与原告有矛盾和纠纷，故所作的陈述不客观真实；对7号证据有异议，该图原告没有见过，也没有去过现场，被告也没有通知过原告，原告也没有得签字捺印。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用作本案定案依据，第六组证据系寄件收执，并非收件回执，不能证明原告所邮寄的申请书被告已经收到，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是手抄件，不能确定或证明被告所有收到信件都一一做了登记，对该证据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2号至7号证据能够共同证明原告要求颁发林权证的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黄绍景原系龙山村村民，1977年原告黄绍景跟随亲戚一起迁到归朝镇里呼村委会常兰小组居住，因黄绍景与常兰小组村民相处不和睦，后黄绍景向里呼村小组干部提出要求，经里呼小组群众同意后于1978年搬迁至现在的独家村居住至今。1997年开始，黄绍景户与安索村小组部分村民对“弄格”（又名“龙客”）山发生山林土地纠纷，经归朝镇人民政府、富宁县林业局、富宁县人民政府多次调解，维持1983年林业三定的山林界限，2014年2月18日，黄绍景向富宁县人民政府反映要求给予其办理“弄格”山林权证，富宁县人民政府信访法制局将信件转交归朝林业站调查处理，归朝林业站、富宁县人民政府经安排工作人员到实地调查核实后分别于2014年3月13日、2014年8月17日书面答复黄绍景所申请地块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依法不能办理林权证，必须待权属清楚后才能按法定程序办理林权证。2015年黄绍景与安索村小组再次为“弄格”山山林土地使用权问题发生纠纷，富宁县林业局于2015年5月12日组织双方进行地界指认，双方所指认地界不一致，纠纷仍未得到解决。2019年5月7日，原告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寄申请书给被告归朝镇人民政府，要求被告归朝镇人民政府办理颁发“弄格”山林权证给其原告，此后，原告未收到被告的答复，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林权登记包括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工作。”本案中，富宁县归朝镇人民政府既非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也非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全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职能部门，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然不同意变更被告，故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绍景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黄绍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友恒 审判员  黄志保 审判员  卢绍荣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岑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