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81民初2948号 原告：林套种，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钦，福建律睿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余燕波，男，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漳州市漳州开发区。 被告：江贤明，男，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赞枝，福建弘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林套种与被告余燕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11月21日，原告林套种申请追加江贤明为被告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予以追加并将江贤明列为共同被告。经公开开庭审理后，2018年12月14日，本院作出(2018)闽0681民初6547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原告林套种不服提出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闽06民终48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闽0681民初654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重审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套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钦、被告余燕波、被告江贤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赞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套种起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余燕波返还款项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江贤明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经龙海市人民法院、漳州市中级人法院审结。根据（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和（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确认江贤明汇款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系支付给原告60万元的工程款，江贤明在庭审中辩称剩余的40万元原告已偿还给江贤明本人。原告不服龙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和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认定江贤明支付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100万元中的60万元系支付原告60万元的工程款。同时，在省高院的调查中，江贤明承认有收到汇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100万元中林套种退还的40万元现金，而林套种支付给余燕波的40万元与其无关。原告认为，原告收到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中，其中退还现金40万元给江贤明，根据江贤明的指示汇款40万元给被告余燕波，用于退还收取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而（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却认定江贤明汇款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中的60万元系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对于原告汇款给余燕波的40万元的款项没有作出认定，而江贤明对于该笔款项却予以否认收到，并认为与其无关，那么，被告余燕波没有任何的合法依据收取原告的4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诉讼中，林套种申请追加江贤明为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余燕波、江贤明共同返还款项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理由：江贤明出具证明承认余燕波收取的40万元系代表江贤明收取，是履行职务行为，故江贤明对余燕波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余燕波辩称，其是江贤明聘请的员工，负责工程材料签收和管理以及部分工程款支付业务，收款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不当得利。林套种第一次起诉其时江贤明证明其只是代收款项而已，其不同意共同偿还。至于林套种和江贤明的其他经济往来其并不清楚。2013年2月17日，林套种按江贤明指定向其账户转入40万元。其收到40万元后，按照江贤明的指示于2013年2月18日、2月19日将40万元分配出去。其是履行职务而已，江贤明和林套种也没有提出异议。 江贤明辩称，1.余燕波的收款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不当得利；原告主张缺乏依据，依法不应支持。2.原告自2012年11月25日与被告江贤明签订《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教学实验综合楼-钢筋项目合作付款合同（漳州港店地村）》后至今，从没有提出有多返还一笔“4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江贤明一方（包括被告余燕波）。江贤明也没有另外收到原告方的现金或汇款40万元。3.原告方只通过被告余燕波汇款归还一笔“4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江贤明；根本不存在又用现金的方式另外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的款项。江贤明一方确认只收到原告一笔40万元的款项（包括余燕波），并没有收到其他款项。4.江贤明在高院的陈述有些不当，但自始至终只确认共收到归还一笔40万元款项（包括汇给余燕波的款项）。5.即使本案被告余燕波属于不当得利，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可以归纳本案原、被告主要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2.如果存在不当得利，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原告林套种提供的证据有：1.存款明细单，欲证明：江贤明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款项汇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原告为了支付给江贤明转付的100万元，将其中的40万元转账至被告余燕波的银行账号。2.（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原告与江贤明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经龙海市人民法院、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判决确认江贤明向银行贷款汇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系支付原告60万元的工程款，剩余的40万元江贤明确认原告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原告为了支付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至原告100万元给江贤明，于2013年2月25日支付现金40万给江贤明，转账40万元至被告余燕波的银行账号，江贤明不予确认，原告转账至被告余燕波银行账号的40万元系支付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至原告100万元中的40万元；被告余燕波没有合法的依据收取原告的4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3.（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质证笔录，欲证明：江贤明确认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汇至原告的100万元中其中60万元系支付其工程款，40万元原告于2013年2月25日支付现金给被告江贤明；江贤明对于原告转账至被告余燕波银行账号的40万元确认不是支付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汇至原告100万元中的40万元；被告余燕波没有合法依据收取原告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4.（2018）闽0681民初3018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原告因不当得利向法院提出诉讼，后原告撤诉。5.存款历史交易清单，欲证明：在2013年2月15日，为了支付永豪木片加工场的款项，原告一共支付了100万元，其中60万元是转账记录，其中40万元是用现金支付的，银行卡有领取现金36万元的记录。 被告余燕波质证认为：对证据1-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什么兴趣，原告跟江贤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其也不清楚，其只是代收40万元，收到40万元属实，至于他们怎么往来其不清楚。对证据5，其也没什么意见，不清楚。 被告江贤明质证认为：对证据1，江贤明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支付给本案原告60万元的款项，另外的40万元用于归还本案被告余燕波，付款凭证材料来源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汇给余燕波的40万元是用于归还江贤明的款项，江贤明跟余燕波自始至终就只有收到这笔汇款的40万元，并没有另外一笔40万元的现金或者是汇款。对证据2，来源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自原告跟被告江贤明双方签订合同以来，作为原告都没有提出有多付一笔40万元的款项给被告江贤明（包括余燕波），江贤明也没有另外收到原告一笔40万元的款项，自始至终只承认收到原告一笔40万元的款项，没有其他款项。所以从这三份文书无法体现本案被告有不当得利的情形，余燕波收取40万元的款项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对证据3，来源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内容有意见，江贤明对于是否领取现金的陈述有多次反复，而且时间比较久，到底是汇款还是现金记不清楚，且该份笔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能证明被告余燕波构成不当得利，不能证明被告江贤明有另外收到一笔40万元，从笔录当中自始至终包括余燕波只承认收到一笔款项，没有其他另外的款项，这笔款项就是原告汇给被告余燕波的这笔款项。对证据4，来源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裁定书证明本案原告没有证据来证明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对证据5，质疑证据是假的，来源真实性没办法确认。根据高院的裁定书，“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永豪木片加工场于2013年2月15日向林套种转账30万元、49万元，于2013年2月16日向林套种转账21万元，以上小计100万元。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林套种于当日收到永豪木片加工场汇来的签署款项，并于2013年2月17日向颜兆霖转账105879元、30万元（小计405879元），向吴良文转账2万元，向戴复东转账20万元、30万元（小计50万元），向余燕波转账40万元。”高院对该汇款凭证已经做了详细调查，原告的主张跟高院查明的事实是不相符的。 被告余燕波提供的证据有：1.江贤明出具的证明，欲证明其只是代江贤明收取这笔40万元的款项。2.收款证明，欲证明40万元的其中20万元其汇给永鸿混泥土，其让永鸿给其开具证明。 原告林套种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既然江贤明确认余燕波是代其收款项的事实，我们没有意见，所以我们在一审的时候追加江贤明为本案被告；我们对余燕波说在本人指示下40万元用于工程费用的其他费用，也就是款项的去向原告不清楚，对这个内容的我们有异议，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这份证据是在2018年7月16日拿出来的。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收款证明属于本案两被告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被告江贤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江贤明提供的证据有：1.（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原告自2012年11月25日与被告江贤明签订《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教学实验综合楼-钢筋项目合作付款合同（漳州港店地村）》后至今，从没有提出有多返还一笔“4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江贤明一方（包括被告余燕波）；江贤明也没有另外收到原告方的现金或汇款40万元；被告余燕波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不存在不当得利。2.（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案件的询问笔录、质证笔录，欲证明：被告余燕波是工程承包人江贤明雇请的员工，负责财务出纳，余燕波收款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代表江贤明收款行为；原告方只通过被告余燕波汇款一笔“4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江贤明，不存在又用现金或汇款的方式另外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的款项；笔录虽然有反复，但是江贤明的陈述自始至终只确认收到一笔还款40万元款项（包括汇给余燕波的款项）；被告余燕波履行职务行为，不存在不当得利。原告主张没有依据，依法不应支持。3.《证明》（江贤明的证明），欲证明：被告余燕波是工程承包人江贤明雇请的员工，负责财务出纳，余燕波收款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代表江贤明收款行为。4.《结案证明》，欲证明：根据龙海市法院以及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林套种、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贤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贤明已经履行了生效文书判决的义务，不存在债权债务，被告江贤明也没有另外收到原告的40万元。 原告林套种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些判决书及裁定书都没有明确余燕波是履行职务行为收取40万元，是在庭审笔录当中说余燕波是江贤明的财务；在一审、二审的判决书中，我们对于这100万元认为是另外的法律的关系，原告只是说江贤明从银行汇款到永豪木片加工场是另案的法律关系，60万元我们没有收到，并不存在被告所说的有另外收到现金40万元或汇款40万元，被告要证明的内容这个事实上我们在案件当中认为是另案的法律关系。对证据2，询问笔录中江贤明否认余燕波是其财务，在笔录当中确认余燕波这个事情跟其没有关系；询问笔录当中，江贤明确认100万元的60万元抵扣工程款，另外的40万元是原告拿现金给江贤明，其中汇款给余燕波其提到跟我没有关系；在质证笔录及询问笔录当中，江贤明没有确认余燕波履行职务行为，两份笔录印证了在款项支付的过程当中分为两笔。对证据3，质证意见与之前一致。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的内容有意见，只能证明双方债权结清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事实上江贤明从原来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是一直确认其向原告收取40万元，也就是江贤明拿到了原告的40万元而不是余燕波拿到了原告的40万元。 被告余燕波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 对当事人无异议，以及经生效裁判确认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无异议及经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为：江贤明挂靠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数学实验综合楼。2012年11月25日，江贤明将上述工程钢筋项目承包给原告林套种，并与原告签订《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教学实验综合楼-钢筋项目合作付款合同（漳州港店地村）》。2014年11月27日，林套种与江贤明因上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以江贤明、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该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后林套种与江贤明均不服，提出上诉，案经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套种仍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驳回林套种的再审申请”。在上述一审、二审诉讼中，原告林套种与被告江贤明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的性质及林套种是否有收到其2013年2月10日出具的“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钢筋款问题。林套种主张，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给他的上述100万元不是江贤明向其支付的工程款，而是林套种、江贤明合作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下的款项。对此，江贤明不予认可。江贤明主张其根据林套种指定，于2013年2月14日将100万元从其在龙海市农村信用社账户汇入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到此，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上的借款60万元已履行完毕”。之后，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林套种陈述收到的款项已包含2013年2月14日的600000元”（即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后林套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称“江贤明支付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100万元是江贤明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收取60万元款项明显事实错误”等。在省高院再审审查中，省高院于2017年7月20日对原告林套种与被告江贤明进行询问并笔录。笔录中，江贤明对省高院询问的回答为“审：江贤明你为什么将100万元支付到永豪木片加工厂（场）？江贤明：申请人要求支付钢筋款，因此我们就进行协商，根据申请人的指定在2013年2月14日我们将100万元在龙海市农村信用社从江贤明的账户汇款100万元进入永豪木片加工厂（场）的账户。审：欠条中的40万元何时何地申请人返还给你？江贤明：2013年2月25日左右在我家中以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返还给我”。之后，省高院根据江贤明的申请，向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调取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以及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第3页载明“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永豪木片加工场于2013年2月15日向林套种转账30万元、49万元，于2013年2月16日向林套种转账21万元，以上小计100万元。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林套种于当日收到永豪木片加工场汇来的前述款项，并于2013年2月17日向颜兆霖转账105879元、30万元（小计405879元），向吴良文转账2万元，向戴复东转账20万元、30万元（小计50万元），向余燕波转账40万元”。对于上述账户银行流水，林套种质证认为“上述银行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该100万元不是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款，是林套种、江贤明合作与龙文区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理由相信余燕波收款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代表江贤明收款行为”；江贤明质证认为上述流水“可以证明江贤明在2013年2月14日通过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给林套种100万元的事实，更充分证明林套种收到讼争6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余燕波“是我们的材料人员，但是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我们没有关系，即使有，也是返还款40万元。我们自始至终只收到四十万元，时间太长了，转账还是现金，怎么收到记不清楚了”。最终，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作出认定：“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已经收到了江贤明支付的60万元钢筋款正确”、“林套种收到100万元款项后，于2013年2月17日向颜兆霖汇钢筋款405879元，向吴良文汇工资2万元，向戴复东汇钢筋款50万元，与江贤明主张支付给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系钢筋制作材料款的性质相符，与林套种主张前述100万元系其与江贤明合作跟龙文区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款项性质不相符”。并裁定“驳回林套种的再审申请”。2018年6月6日，原告林套种向本院提起对被告余燕波的不当得利之诉，并于2018年6月22日申请追加江贤明为共同被告。2018年7月16日江贤明向本院出具一份《证明》，确认“原告林套种与被告余燕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余燕波在我承包的项目工程（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教学实验综合楼）任材料员兼财务，2013年2月17日，余燕波收到的林套种汇入的人民币四十万元系代表我本人收受的返还款，属于履行职务行为。……”。2018年8月1日原告林套种向本院申请撤诉。同日，本院作出(2018)闽0681民初3018号民事裁定：准许林套种撤诉。 对当事人的争议部分，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二被告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事实问题。 原告林套种认为：本案林套种存在支付两笔4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1、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40万元到余燕波银行账号，该事实余燕波、江贤明予以确认。2、林套种于2013年2月25日支付40万现金给江贤明，江贤明虽然在本案予以否认，但其在省高院调查时明确承认林套种于2013年2月25日拿了40万元的现金到其家中返还，与林套种陈述相互印证，省高院的调查笔录完全可以证实原告支付40万元给江贤明的事实。林套种支付给余燕波40万元、江贤明40万元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地点均不同，是两笔不同的款项，江贤明现在反口说只支付40万元明显违背常理，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江贤明在省高院质证意见询问过程中，明确承认余燕波收取的40万元款项与其没有任何的关系，同时承认林套种支付40万元现金给江贤明，在本案中，江贤明也承认省高院的询问是他说的。但是，其又说我当时说错了。江贤明的行为明显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予以采信。江贤明向林套种收到的40万元在（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书已抵扣，余燕波向林套种收到的40万元没有抵扣，余燕波收取40万元的款项明显没有合法依据，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江贤明在本案中主动要求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属于债务人加入，其应当与余燕波共同承担返还的责任 被告余燕波认为：其是江贤明聘请的员工，收款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不当得利。2013年2月17日，林套种按江贤明指定向其账户转入40万元。其收到40万元后，按照江贤明的指示于2013年2月18日、2月19日将40万元分配出去，其是履行职务而已，不同意共同偿还。 被告江贤明认为：余燕波的收款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不当得利；原告自2012年11月25日与被告江贤明签订《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教学实验综合楼-钢筋项目合作付款合同（漳州港店地村）》后至今，从没有提出有多返还一笔“4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江贤明一方（包括被告余燕波），原告方只通过被告余燕波汇款归还一笔“40万元”款项用于归还江贤明，根本不存在又用现金的方式另外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的款项；江贤明确认只收到原告一笔40万元的款项（包括余燕波），并没有收到其他款项；江贤明在高院的陈述有些不当，但自始至终只确认共收到归还一笔40万元款项（包括汇给余燕波的款项）。 本院认为，被告江贤明在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再审审查中，对省高院审判员对其询问2013年2月14日汇款100万元给永豪木片加工场后，“欠条中的40万元何时何地申请人返还给你？”时，江贤明明确回答：“2013年2月25日左右在我家中以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返还给我”。且在（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诉讼的举证中陈述“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到此，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上的借款60万元已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应当认定江贤明于2013年2月25日左右以现金方式收取林套种40万元的事实。省高院调取的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账户转入40万元。原、被告均无异议，该事实亦应予确认。对于余燕波该40万元款项的性质，江贤明虽在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再审审查中认为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其无关，但在本院(2018)闽0681民初3018号及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余燕波收到上述款项的行为是代表其本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应当认定余燕波收到上述款项行为属于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江贤明承担。因（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均认定江贤明汇款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的60万元系支付给林套种的工程款，40万元为“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而对于林套种汇款给余燕波的40万元的款项没有作出认定，被告余燕波、江贤明对于上述款项的占有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因江贤明确认余燕波收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余燕波的行为应当由江贤明承担责任。 2.被告江贤明不当得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原告林套种认为：诉讼时效事实上应当从2017年7月20日开始计算，我们所说的支付80万元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另案的法律关系，本案原告不服一审、二审判决所以向高院申请再审，高院调查完这个事实后，裁定确认下来原告多支付了40万元，在工程款中不予确认，我们才觉得说返还了80万元的其中40万元构成了不当得利，我们知道债权被侵害之后是高院裁定出来的才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江贤明认为：即使本案被告余燕波属于不当得利，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被告余燕波对此问题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林套种与被告江贤明纠纷，自2014年11月27日林套种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审理并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双方对资金往来数额，特别是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的性质及林套种是否有收到其2013年2月10日出具的“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钢筋款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直至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认定“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已经收到了江贤明支付的60万元钢筋款正确”，否定林套种主张前述100万元系其与江贤明合作跟龙文区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款项性质，并裁定“驳回林套种的再审申请”。而且被告江贤明在省高院再审审查中才自认其于2013年2月25日左右收到林套种在其家中以现金方式返还的40万元。之后，省高院才通过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查明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转账40万元”的事实。但江贤明在省高院审查质证中还认为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其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林套种主张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7月20日起算，可予支持。本案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被告余燕波没有合法根据占有林套种4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因本案诉讼中，原告林套种与被告余燕波、江贤明均确认被告余燕波收款行为系受被告江贤明指定的委托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江贤明应承担上述款项的返还责任。原告请求被告余燕波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本院不予支付。原告请求被告江贤明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贤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林套种400000元，并支付该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林套种对被告余燕波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18元，由被告江贤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凤平 审判员  郭漳明 审判员  洪河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昊蓝 速录员  陈雅萍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