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三乐，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国，山东平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康庄路。法定代表人：沙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文，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吴国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江，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敬武，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三乐因与被上诉人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原审被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霖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三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证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华霖公司与案外人李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以房抵顶工程款的事实予以否认,该认定背离基本事实。1、案外人李强与烟台福强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强门窗）系资质挂靠关系,李强作为实际施工人在其已对涉案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情况下,有权向华霖公司单独主张权利。首先,在一审审理中,案外人李强向法庭提交了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原件、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原件、华霖公司出具的工程款证明、完工证明及加盖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明细账及营业执照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与福强门窗系资质挂靠关系及与华霖公司系实际施工关系。其次,华霖公司也向法庭提供了其与福强门窗签署的《铝合金门窗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百叶窗施工补充协议,对案外人李强借用福强门窗资质对其公司铝合金门窗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事实予以进一步地证明。最后,倘若一审法院采纳了福强门窗出具的单方证明,即福强门窗与华霖公司没有建筑工程承包关系,也未委托他人做华霖公司的铝合金门窗工程,那么一审法院应当对我方及华霖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加盖福强门窗财务章及李强个人签字的、台头为华霖公司的工商业收款收据予以合理的解释说明。在一审法院未做合理的解释说明时,福强门窗出具的单方证明不足以对抗我方及华霖公司提供的书面合同及收据等原始证据,一审法院应以我方提供的原始证据为主。况且,在一审法院为证人李强做调查笔录时,李强多次向法庭陈述,由于福强门窗拖欠其款项,目前双方的关系处于僵局,若法院此时单方介入,福强门窗可能不会据实陈述,这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而一审法院并未综合全案的事实及证据予以考量,仅是单方面采纳福强门窗的证明,做出了偏离事实真相的认定。2、李强与华霖公司因铝合金门窗工程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房抵工程款亦真实合法。王三乐在一审中已提供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收据和更名单及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承包合同等证据,用以证明华霖公司因16#、23#、24#楼铝合金门窗工程欠案外人李强工程款,在欠付的3369483元工程款范围内选择以房抵债,抵债房源八套,其中案外人李强对抵债房源24楼1单元1501室享有财产权益,并在涉案房屋进行网签及预告登记前通过更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合法转移,受让人为王三乐。一方面,根据一般法理而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为要式合同,但法律并未规定不采用书面形式合同即无效的法律后果。况且就合同法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司法解释体现的立法精神而言,即使施工合同无效,只要工程质量合格,实际施工人亦可以主张工程款,故案外人李强作为自然人承包方,在承包及结算程序上存在细微瑕疵无可厚非,法院认定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应从客观事实出发,不能一味的以有无书面合同去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关系的存在与否;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在上诉人王三乐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外人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关系、以房抵工程款关系及我方从案外人李强处受让涉案房屋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后,一审法院仍然否认李强与华霖公司存在真实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关系及工程欠款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否认上诉人从李强处受让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该认定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二、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王三乐在法院查封前已付款的事实,该认定偏离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王三乐在答辩状中称房款为435845元而在庭审中又称以26万元的价格从李强手中受让房屋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不予认可我方付款的事实,此举混淆了四方主体之间存在的三类法律关系,即案外人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的以物抵债关系、上诉人王三乐与案外人李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上诉人王三乐与亲属王树利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房屋的正常商品房出售价格为435845元,案外人李强与华霖公司以房抵顶工程款是按照正常的商品房出售价格进行的,且抵顶事实发生在法院查封前,并未侵害第三方的权益。至于上诉人王三乐从李强处受让的价格为26万元,这是李强为了迅速回笼资金所做出的个人权利让渡,亦未侵犯第三方的权益。此外,上诉人王三乐与其亲属王树利之间的房款垫付关系则是另外一层次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保持上诉人王三乐在受让李强名下的抵账房屋时支付了对价即可,至于上诉人王三乐与他人之间的借贷何时归还无涉本次案件的审理。假设上诉人王三乐未完成对案外人李强的付款,案外人李强是不会配合上诉人王三乐在华霖公司处办理相关的更名手续及向华霖公司出具相关工程款收据完成双方会计做账上的冲抵工作。针对一审法院因王树利个人业务结算书备注140万元的用途为“货款”认为王树利(另案被告)委托陈波(另案被告)向案外人李强转账140万元并非房款的问题,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供王树利方及陈波方从事何种工作的证明,用以证明双方无业务往来,140万元实为委托付款关系。对于55万元现金支付的问题,李强在法庭作证时也予以了合理的解释说明。此外,对本身就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该批团购人而言,此等额度的现金支付并非难事,一审法院并未考量团购人自身的资金实力,便推定我方的付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不予采信,此属查证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法院查封前未有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该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此外《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列举的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属于指导性条款,法律并未规定缺少其中一项或几项条款合同便无效的法律后果。反观本案,上诉人王三乐与华霖公司已就涉案房屋的面积、价款、付款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而且华霖公司已通过与李强之间的工程欠款进行抵顶的方式收受购房款,已具备法律关系成立的基本要素,故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应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案外人李强此次打包出售的8套抵账房中,与上诉人王三乐处于同一批团购的购房者叶素艳,其付款流程也是通过王树利(另案被告)委托陈波(另案被告)向案外人李强付款,李强收款后协助其在华霖公司处办理更名手续。在法院查封前叶素艳购买的16-1-2603室已顺利办理了网签。这从侧面反映了案外人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及上诉人王三乐从李强处受让抵账房的真实性,如果法院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上诉人王三乐所购的涉案房屋也可以顺利办理网签程序。综上,上诉人王三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买受人,且在法院查封前,其已合法占有房屋,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使用,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司法正义。中建一局安装公司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为内容进行了答辩。华霖公司除同意王三乐的上诉意见外，还述称，华霖公司与案外人之间通过房屋抵顶方式结算工程款，并由案外人将涉案房屋转售给上诉人这一事实，在一审中的调查举证已基本可以证实，不能因为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存在些许瑕疵而否定房屋交易的真实性。上诉人已经客观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且已支付房屋价款，其上诉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准许对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1-1501房屋的执行；2、诉讼费由被告王三乐及华霖公司负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诉华霖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据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的保全申请，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鲁06民初80-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华霖公司名下位于龙口市九里城包含24号楼1-1501号房屋在内的房产一宗。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诉华霖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本案所涉及总工程款项暂定为320773585.35元，其中土建工程的总造价为292811873元，安装弱电总造价暂定为27961712.35元(最终金额以中建一局安装公司与武汉利兴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生效判决确认的工程总造价金额为准进行调整)，已付工程款为265104212.3元(其中有315万元待双方财务对账确定后再从上述已付款中进行调整)，总计欠付工程款暂定为55669373.05元，扣除另案即(2016)鲁06民初413号案已确认处理的20091222元，华霖公司在本案中实际欠付的工程款暂定为35578151.05元；二、华霖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两个月即60日内清偿欠付中建一局安装公司欠款35578151.05元及另案即(2016)鲁06民初413号案已确认处理的20091222元(两案合计欠款为55669373.05元)。若逾期华霖公司未履行给付欠款和利息的义务，则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中建一局安装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华霖公司提交相关的技术资料及工程竣工备案的相关资料。四、其他双方互不追究。五、案件受理费316182元减半收取为158091元，由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负担78091元，华霖公司负担80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华霖公司负担。调解书生效后，华霖公司未按生效调解书履行付款义务，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外人王三乐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鲁06执异9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案外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已实际交付购买涉案房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案外人对于未能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也不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裁定中止对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1-1501号房屋的执行。华霖公司于2015年10月19日取得涉案房屋所属楼房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有效期为2012年6月10日延期至2019年3月30日。王三乐与案外人王三君系兄弟关系，与王树利系叔侄关系。当事人对王三乐是否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民事权益，足以对抗执行有争议。王三乐认为其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足以对抗执行。华霖公司认可王三乐的主张，其双方互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表示认可。证据如下：一、王三乐主张所购房屋是从案外人李强处合法取得的相关证据。1、2015年1月14日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2、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3、2015年1月24日的华霖公司开具的收房款收据及2015年6月18日的更名单证明华霖公司因16#、23#、24#楼铝合金门窗工程欠案外人李强工程款，在欠付的3369483元工程款范围内选择以房抵债，抵债房源八套，李强对抵债房源24楼1-1501室享有财产权益，并在涉案房屋进行网签及预告登记前通过更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合法转移，受让人为王三乐。经审查，2015年1月14日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中载明制表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而审批时间手写为1月12日。载明的承包单位为福强门窗，李强在“同意抵房单位人签字处”签字。其中备注中载明福强门窗工程款合计约6241824元，已支付2105000元，经领导同意工程款3369483元用于抵扣房源，房价按4650元／㎡，选择房源见附表；王三乐与华霖公司提交的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有区别，华霖公司提交的明细表载明有房号、单价、面积、总价，王三乐提交的明细表中除前述内容外，另载明了购房户的姓名；2015年1月24日的华霖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收李强24楼1-1501号款435844.50元；2015年6月18日的更名单载明由李强更名为王三乐。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制表时间在后，审批时间在前，有造假嫌疑，另承包单位为福强门窗，而非案外人李强，华霖公司无证据证明李强与华霖公司有合同关系，且该表中没有承包单位福强门窗的盖章；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华霖公司与王三乐提供的不一致，无法证明华霖公司与王三乐或华霖公司与案外人李强就房屋作价抵顶的事实；对2015年1月24日的收据，无法确认该收据出具时间的真实性；对更名申请，无法确认更名单的具体时间。华霖公司认为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所发生的以房抵顶工程款的全过程，在原告没有提出证据予以反驳和支持其质证观点时，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于李强与福强门窗的关系，华霖公司主张福强门窗是承包单位，具体是李强承揽的涉案工程，李强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向法庭提交没有落款日期的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2014年7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铝合金百叶窗施工补充协议、福强门窗于2015年1月24日出具的3369483元收款收据(其中李强在收款人处签字)、华霖公司出具的工程款支付证明。经审查，上述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福强门窗落款处盖有福强门窗印章，法定代表人处盖有张玉强印章，施工补充协议代表人处有晏利清签字。原告质证称，华霖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存在相关的合同关系，无法证明华霖公司欠付李强工程款的事实，在福强门窗出具的收据中仅载明付款金额，而未确认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因此，无法证明福强门窗同意以涉案房屋抵顶欠付工程款。并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欠付的工程款与案外人李强存在关系。其主张华霖公司欠付李强工程款没有证据支持。华霖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未经福强门窗认可，不应采信。对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中除以房抵款外，欠款是否付清的问题，华霖公司表示不清楚。二、王三乐支付房款的相关证据。1、2015年1月28日王树利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陈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陈波出具的证明；3、李强出具的收据原件一份及李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王三乐通过亲属王树利的垫付向案外人李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6万元，案外人李强出具收据予以认可。经审查，王树利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2015年1月28日从王树利的账户向陈波账户转账140万元，用途为货款；陈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当日向李强账户转账140万元；李强在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打印的收据上签字，该收据载明：本人享有的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抵顶工程款捌套房产，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以更名方式转让给包括王三乐在内的人员，约定总房款195万元，通过陈波的工商银行账户一次性打款140万元，本人账户于2015年1月28日收到通过陈波账户打入的140万元房款，剩余房款55万元均通过现金结清。其中载明王三乐房款为26万元。王三乐称没有证据证明王树利向陈波及陈波向李强支付了现金。原告质证认为，王树利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附加信息及用途中注明款项为货款并非房款，可以证实王三乐主张的案外人王树利向案外人陈波支付的140万元用途不是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陈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载明的账号尾号为7301的银行卡户主是否为案外人李强，原告无法确认，并且该款项由案外人陈波代王三乐向案外人李强支付购房款不符合常理；对于收据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无法确认该收据的出具人是案外人李强，另，收据中载明的涉案房屋转让款为26万元与王三乐提供的门窗抵账房明细表中载明的涉案房屋价值435844.5元相差较大，王三乐所主张的购房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陈波与王三乐系利益共同体，其出具的证据不应采信。对于购房款缴款的过程，王三乐称因案外人李强与另案被告陈波的丈夫熟识，所以是通过陈波及其丈夫联系与李强进行的交易，房款由王树利垫付，通过陈波转交给案外人李强。王树利垫付的房款，王三乐已通过现金予以零星结算付清，但没有付款证据。关于当事人之间对于购房是如何约定的，王三乐称都是口头约定，没有证据。李强是外地人，所以房屋是低价出售的。经法庭调查王树利，王树利称王三乐向其支付了近一半的房款约13万元，其余房款为王树利赠予给王三乐。三、王三乐购买涉案房屋办理手续的相关证据。1、2015年6月24日认购人为王三乐认购协议书一份；2、华霖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出具的客户姓名为王三乐，编号为1235，价款为435844.5元，编号为1236，价款为0.5元房款收据两张。证明王三乐已通过亲属王树利垫付的方式向案外人李强付清房款26万元。称王三乐在法院查封前已与华霖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了认购协议书，协议约定住房面积为93.73㎡，房款为435845元，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故该认购书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王三乐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该认购协议书的签署时间，并且该认购协议书性质上仅是就涉案房屋买卖达成的意向性协议，不符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构成要件，根据该认购协议书中第二条的约定，王三乐与华霖公司应在该认购协议书签订之后，七日内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可以进一步证实该认购协议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此外，该认购协议书载明的涉案房屋价格为435845元，与王三乐主张的实际支付26万元事实相矛盾，明显与事实不符。四、王三乐占有使用房屋的相关证据。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华霖公司开具的缴纳垃圾清运费、水电相关费用及物业费票据一宗，其中时间显示在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前的单据四张，即2016年3月26日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垃圾清运费、水表维修费及显示2016年4月14日收取2015年4季度、2016年1季度的物业费收据，华霖公司出具的制卡费证明在法院查封前华霖公司已向王三乐交付涉案房屋，王三乐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并对其进行装修装饰用于居住，对未能完成房屋权属登记亦不存在过错，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原告对该证据中所有的票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要求王三乐提供与涉案房屋所在地的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及交房交钥匙的书面资料，用于证实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的时间；王三乐提供的2017年5月26日物业售电票据为涉案房屋查封之后出具，并且该票据中明确记载供电次数为2次，要求王三乐提供相应的用电记录及缴费记录；另编号为3377672的收据载明的入账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而编号为3377745的收据载明的入账时间为2017年10月6日，编号在后，出具时间却在前，该两份证据存在冲突。王三乐庭后向法庭提交王三乐分别与华霖公司及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住宅房屋质量保证书、物业服务协议、装修管理协议、装修管理规定及装修许可证等证明涉案房屋竣工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房屋实际交付使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在法院查封前当事人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并对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另经一审法院到涉案房屋所在物业公司IC卡售电管理系统调取王三乐充值缴费情况，该系统显示王三乐于2016年3月27日及2017年5月26日两次充值各100元。原告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的真实交付时间。对从IC卡售电管理系统调取王三乐充值缴费情况，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确认是否存在人为修改的可能性，王三乐只有两次缴费，说明其长期不在该房屋中居住。五、对于华霖公司与王三乐没有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因，华霖公司称：按照《山东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华霖公司作为开发商在与购房者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必须向当地房管部门予以备案，备案时应当把购房款打入政府部门指定的监管账户，华霖公司当时因为经济出现困难，没有能力支付工程款，只能用房屋来抵顶，所以没有资金打入监管账户，故没有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另外，在2016年具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条件时，涉案房屋又被原告申请法院予以财产保全，致使双方也无法签订备案合同。王三乐称，其作为普通老百姓，欠缺一定法律素养，无法区别认购协议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法律属性上的不同，认为只要交了钱开发商给了钥匙，便完成了买卖过程，故未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另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四条，王三乐与华霖公司签署的认购协议已经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认购协议第三条关于7日内未与华霖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华霖公司有权处理的协议约定，加重了王三乐的责任，排除了王三乐的权益，应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王三乐称多次要求过华霖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华霖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让其等待通知，要分期分批签订合同。但不能说明向谁主张过，亦无证据证明。针对双方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福强门窗及李强进行了调查。福强门窗向法庭提交证明一份，载明：1、我公司与华霖公司之间没有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关系；2、龙口市九里城一期工程23#24#25#楼的铝合金门窗工程，我公司没干，也没有委托他人干该工程。原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并称通过该证明可以证实福强门窗与华霖公司没有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也未委托他人进行施工，说明李强是否对涉案房屋所在小区进行施工存在重大疑问。王三乐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称福强门窗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李强挂靠福强门窗的资质进行施工是事实，华霖公司与李强均认可，并有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福强门窗向华霖公司出具的工程款收据佐证。福强门窗的证明不可信。华霖公司认为福强门窗提交的证明与福强门窗与华霖公司的书面合同及向华霖公司出具的收据相矛盾，该证明不能对抗以上证据，应以原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李强对于以福强门窗的名义承揽华霖公司铝合金门窗工程，华霖公司以涉案房屋抵顶欠付的铝合金门窗款的事实与华霖公司说法一致，并称可以向法庭提交施工合同、进货明细、收货单、工程验收资料、工程量明细、华霖公司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主张。李强另称其与陈波丈夫及王树利(龙口荷百铝塑门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丈夫均认识，且基本上是同一时期认识的，但对于涉案其出售的八套房屋中，陈波只购买了一套，其他七套房屋均是王树利购买，为何不是王树利直接向其付款，而是由王树利向陈波付款，再由陈波再向其付款的问题，李强称当时其是与陈波丈夫联系，打包出售，至于谁买的其并不过问，其得知王树利买房的时间是在2019年1月份。经审查，李强在2015年5月25日出具的收据中即写有购房人王树利的名字，对此李强称时间长了忘记了。李强只向法庭提交了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原件及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原件、华霖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工程款证明、完工证明及盖有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明细账及营业执照证明其施工及以房抵工程款的主张。对于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及青岛门窗抵账房明细表原件、华霖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出具的工程款证明、完工证明，王三乐及华霖公司均认可并称与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内容是一致的，对于李强所述及提供的盖有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明细账及营业执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原告对李强所做陈述及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认为李强提供的审批表中领导审批栏中的所有签字并非原始笔迹，存在复印后加盖华霖公司公章的情况，对形成时间不确认，综合该审批表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该审批表存在事后制作的可能。对其他证据也持同样异议。经法庭询问，李强不能说明有关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的形成过程及签字过程，其亦不能说明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不能向法庭提供该公司及法人代表的电话，不能说明其所提供的龙口市宏利铝塑配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是由谁从何处取得，该公司出具的证据名称及内容亦不能明确说明。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1、对于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华霖公司虽向法庭提交华霖公司与福强门窗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商品房铝合金百叶窗施工补充协议，但合同及协议中没有福强门窗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福强门窗出具证据证实其没有与华霖公司签订过涉案合同，也没有委托他人施工过涉案工程。华霖公司与李强均主张李强系铝合金门窗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与工程有关的施工合同(李强方)、进货明细、收货单、工程验收资料、工程量明细、华霖公司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等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李强对相关证据的取得及形成过程不能明确说明，含糊其词。故无法确认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及存在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2、关于房屋买卖及王树利、陈波、王三乐支付房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王树利与陈波及陈波与李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王树利于2015年1月28日向陈波转账140万元时，转账用途写为货款并非房款，且数额亦非房款数额，当日陈波将款转账给李强。李强于2015年5月25日在打印的收据上签字，收据中载明，收到陈波账户打入140万元房款，剩余房款55万元均通过现金结清，但对于王树利向陈波及陈波向李强支付现金的事实，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另外，李强与陈波丈夫、王树利丈夫均熟悉，其出售的八套房屋中有七套是王树利购买且付款，而王树利却没有直接向李强付款而是通过陈波向其付款，李强称之前不认识王树利，不知道王树利买房，是2019年1月才认识王树利与其在2015年5月25日收据中载明收到王树利房款相矛盾，李强对以上事实所做解释与常理不符。对于王三乐房款的支付情况，王三乐在答辩时称房款为435845元，已通过向案外人李强付款的方式支付全部价款共计435845元，庭审中又称李强低价处理房子，房价为26万元，已零星全部付清。而在庭后调查王树利时，王树利称王三乐只付约一半房款，约13万元，其余房款算是王树利赠予的。对已付房款的事实，王三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综合上述事实，因证据不足及当事人陈述前后不一，故对王三乐支付房款的事实不予确认。3、关于王三乐是否在法庭采取查封措施前已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王三乐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占有涉案房屋，在中建一局安装公司无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是王三乐是否取得涉案房屋的民事权益，能否对抗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的执行申请。王三乐提出执行异议，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它足以阻止执行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王三乐所购房屋并非直接从华霖公司取得，而是购买的李强基于所谓的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存在因施工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华霖公司以房抵工程款抵顶给李强的房屋。经审查，如事实认定部分所述，华霖公司与李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及存在以房抵工程款的事实无法确认。其次，王三乐主张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王三乐未与华霖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当协议具备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且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可以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王三乐与华霖公司签订《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只约定了房屋面积及价格，对于房屋交付、产权登记、面积差异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没有约定，且如事实认定部分所述，王三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房款。因此，王三乐与华霖公司签订的《华霖.九里现代城认购协议书》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不能认定王三乐与华霖公司在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综上所述，王三乐对涉案房产所提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其权利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请求准许对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1-1501房屋的执行，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准许执行龙口市九里现代城24号楼1-1501房屋。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王三乐及被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王三乐提交证据：证据一，华霖公司2014年7月16日、7月30日、8月13日、8月31日、9月19日和11月30日的记账凭证及附件复印件共计22页（原件在龙口华霖公司处）。证明：华霖公司和该公司股东陈坚分别于2014年7月3日、7月28日、8月7日、8月29日、9月12日和11月7日共计向福强门窗及李强支付门窗工程款总计2105000元。证据二，李强名下的华厦银行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单6页。证明：李强分别于2014年7月4日、7月29日、8月7日、8月29日、9月12日和11月7日收到华霖公司及陈坚支付的工程款2105000元。通过上述两份证据并结合一审提交的九里城以房抵工程款审批表中所标注的“已支付2105000元”，足以证实李强挂靠福强门窗、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有真实的工程承包关系及以房抵工程款这一事实。证据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资料。证明：陈坚系华霖公司股东。华霖公司出示上述证据一的原件并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质证称：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而该证据并非因客观原因上诉人不能提交，也未申请法院调取该组证据，因此，该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的范畴。再者，2014年7月2日凭证及编号为7622收款收据、编号为30403720的华夏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为:7622号收收据载明的收款人为福强门窗，而转账支票存根中收款人为李强，二者不一致。此外，福强门窗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其公司没有参与九里现代城的施工，也没有委托其他人代为施工。因此，上诉人主张的该付款没有事实依据，并且也与本案涉案房款的抵顶无关。证据二，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该组证据中有2014年8月29日、2014年9月12日、2014年11月7日的3笔转账，交易对方均为陈坚，对于陈坚的身份问题，虽然其为华霖公司股东，但是其对案外人李强汇款是否是用于支付九里城工程款从转账明细中无法看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华霖公司提交证据：提交一组中建一局安装公司与华霖公司以房抵款的证据资料，证实华霖公司曾向中建一局抵顶房屋15套，抵顶的方式与本案抵顶给福强门窗李强是一样的。中建一局安装公司质证称：第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华霖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中，涉及的九里城以房抵款申请表均未加盖我方公章，也没有我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证据中的收据加盖的印章为项目部专用章，根据我方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出具的所有收款收据等材料，应当加盖公章财务专用章，而不是项目部专用章。部分收据中仅有手写的“中建一局”字样，没有我方加盖公章。提交的抵房协议乙方盖章处为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烟台分公司公章，对该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据代理人了解，我方烟台分公司公章已经注销，并且我方与华霖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的公章为中建一局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章，而非烟台分公司公章，因此，即使该分公司公章真实，烟台分公司也无权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对协议中的房屋进行抵顶。王三乐对华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王三乐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华霖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三乐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王三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强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以房抵债的事实，其与华霖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实所付款项系用于购买涉案房产，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认定王三乐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正确的。王三乐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三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38元，由王三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彩林审判员  曹 毅审判员  娄勇军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耀逊书记员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