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21民初3369号原告：雷某3，男，1964年04月03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农民，住水城县。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林学，贵州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866755。原告：陈德香，女，1966年03月17日生，汉族，文盲，贵州省水城县人，农民，住水城县。原告：雷某1，男，2015年12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水城县。监护人：雷某3，男，1964年04月03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址同上。原告：雷某2，女，2014年05月07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水城县。监护人：雷某3，男，1964年04月03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址同上。被告：余昌侗，男，1992年07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无业，住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兵兵，贵州大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91588。被告：罗洪明，男，1982年10月26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杰，贵州盈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196803。被告：廖树荣，男，1978年12月0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农民，住水城县。被告：代清海，男，1985年09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琳（系代清海妻子），女，1983年09月25日生，汉族，山东省郯城县人，住山东省郯城县。原告雷某3、陈德香、雷某1、雷某2与被告余昌侗、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08月0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某3及其委托代理人卢林学，陈德香，雷某1、雷某2的监护人雷某3，被告余昌侗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兵兵，罗洪明的委托代理人罗杰，廖树荣，代清海的委托代理人邹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伤葬费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204814.37元；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09月11日晚18时许，被告余昌侗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组织死者雷仁贵及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相约并开车到水城县岔河处打鱼，在打鱼过程中，雷仁贵不慎被打鱼机电流当场击倒，案件发生后余昌侗打电话报警，但因抢救无效造成雷仁贵死亡。水城县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罗洪明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水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水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09月25日作出了［2018］298号批准逮捕决定书。2018年09月17日，经村民组织原告与四被告调解，其中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由三人支付原告赔偿金135000元（每人赔偿45000元），原告对三人的共同危险行为导致雷仁贵死亡的结果予以谅解并出具了谅解书，但被告余昌侗一直未与原告协商并达成赔偿协议，原告雷某3多次找被告余昌侗理论，被告余昌侗均不理会，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余昌侗辩称：一、我并非侵权责任人，不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1.事故发生时，死者雷仁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四被告相约打鱼，其应当知道该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属于自陷风险、自行担责的行为。我与四人相约打鱼的行为属正常的生活范畴，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2.原告所诉并非事实，根据《起诉意见书》查明事实，事实是五人相约，而非我组织五人打鱼；3.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打鱼工具并非我所有或提供，打鱼技术并非我传授，并非我组织安排、发号施令，也非我实际操作打鱼工具而发生，且在雷仁贵被电击后积极施救，并无给雷仁贵生命健康增加危险的行为。因此，本次事故属意外事件，我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4.原告方与其他三被告协商补偿时，双方均未通知我参与，可见双方均认可我不承担本次事故责任。二、关于原告方起诉金额，答辩人认为死亡赔偿金为194320元，丧葬费为31622.5元；雷某3、陈德香为有劳动能力、有经济收入来源且不满60周岁的人，不应列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雷某1、雷某2母亲具有抚养能力，应按有两个扶养人算，精神抚慰金不应再支付；总计349737.5元，如按死者与责任人承担同等责任计算，责任人应支付原告方39868.75元。综上，本案事故责任人明确，死者具有重大过错，答辩人的行为与雷仁贵的死亡结果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方对我方诉请。被告罗洪明辩称，一、本案事故发生后，我及家属积极与原告协商赔偿并达成了赔偿协议，明确约定支付45000元赔偿款后，原告方不再追究法律及民事责任，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该协议是双方对本案所涉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原告没有诉请撤销的事宜和确认该协议无效，因此该协议约定有效；二、我已因此次事故受到相应刑事处罚，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中因刑事部分造成受害人损失的，仅应当赔偿物质损失，本案原告所述仅有丧葬费属于物质损失部分；三、原告所获得的赔偿款已经超出其应当获得的物质损失赔偿。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诉请。被告廖树荣、代清海辩称，没有新的意见，和前面答辩人的意见一样。经审理查明：2018年09月11日,四原告亲属雷仁贵与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余昌侗五人相约以电击方式捕鱼，五人在廖树荣家准备了皮裤、电瓶、杆子、变频器等打鱼工具后,被告余昌侗驾车载着五人到水城县，五人对打鱼作出分工后进入河里打鱼，其中罗洪明负责背打鱼用的电瓶和打鱼机（变频器）、余昌侗负责拿一个小型渔网配合捞鱼、廖树荣与代清海负责一人手持一根鱼杆子一前一后打鱼、雷仁贵负责提水桶装鱼，当日20时许，在河里打鱼的罗洪明走在最前面，廖树荣随罗洪明之后，代清海、余昌侗在廖树荣之后，雷仁贵在代清海、余昌侗二人之后一米左右距离，五人按此顺序由河的下游往上游进行打鱼，雷仁贵未穿防护雨裤正在提水桶装鱼时，罗洪明听见廖树荣喊“打得了”，罗洪明随即按下打鱼机开关，打鱼杆子电线通电后导致雷仁贵被当场击倒河水里，四人积极施救并拨打120呼救，经120救护人员抢救无效确认死亡。贵中一司鉴［2018］法鉴字第3566号鉴定意见为死者雷仁贵的死亡符合生前水中电击致死。2018年09月13日，被告罗洪明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水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水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09月25日对罗洪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18年11月14日，水城县公安局以水公刑诉字［2018］8201号起诉意见书向水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起诉。期间，原告雷某3、陈德香及亲属与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达成调解，并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一、由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向死者家属赔礼道歉；二、由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每人一次性向死者雷仁贵家属补偿安葬费等一切费用肆万伍仟元人民币（45000元）整，三人共计支付拾叁万伍仟元人民币（135000元）整；三、经本次调解后，死者雷仁贵家属不再追究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三人的法律责任及民事责任。四、以上调解内容余昌侗未参与。”；同日，原告雷某3收取了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分别支付的赔偿款45000元，合计135000元，并向三人分别出具《谅解书》，请求司法机关不再追究三人任何责任。2018年12月28日，水城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水检公诉刑不诉［2018］110号不起诉决定书，以罗洪明具有自首情节、悔罪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刑事和解，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为由，决定对罗洪明不起诉。之后，原告要求被告余昌侗协商赔偿无果，遂将四被告诉至本院。原告雷某3（1964年04月03日出生）系死者雷仁贵之父，原告陈德香（1966年03月17日出生）系死者雷仁贵之母，雷仁贵死亡前育有雷某1（2015年12月18日出生）、雷某2（2014年05月07日出生）两个子女，两个子女系雷仁贵与王典云同居期间生育，王典云现已外出多年未对子女履行监护责任，原告雷某3系水城县阿戛镇仲河村委会指定雷某2、雷某1监护人。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户口簿、证明、起诉意见书、询问笔录、协议书，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提交的协议书、谅解书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经庭审质证和审查，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雷某3、陈德香与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四被告应否对四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赔偿，具体应赔偿金额是多少及如何承担。本院认为，原告雷某3、陈德香与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签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签约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关于本案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侵权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余昌侗与死者雷仁贵五人相约结伴捕鱼，并采用法律所禁止的电击方式进行捕鱼，属共同危险且违法的行为，由于被告罗洪明负责操作打鱼机并按下开关使打鱼杆子通电，导致雷仁贵被当场电击后抢救无效死亡，故罗洪明过错较大。对于死者雷仁贵本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电击捕鱼具有高危险性，因疏忽大意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故应减轻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被告余昌侗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虽然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其行为造成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四被告的行为不仅是共同危险行为，而且是违法行为，同时四被告与雷仁贵结伴捕鱼应有相互照顾、相互扶助的特殊注意义务。被告余昌侗提供交通工具邀约并载乘五人前往事发地电鱼，对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雷仁贵下水装鱼未阻止，虽然四被告积极施救但无济于事，对事故的发生均负有相应的责任，若认定被告余昌侗对本案事故无责任有失公允。故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罗洪明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廖树荣、代清海、余昌侗各承担10%的赔偿责任。死者雷仁贵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非法电鱼的高危险性，在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下水作业导致死亡，应自行承担40%的责任。关于四原告诉请赔偿项目和金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194320元。死者雷仁贵生于1986年07月15日，系农村居民户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9716元，按二十年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9716元∕年×20年＝194320元。2.丧葬费35897.5元。依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按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82.92元六个月计算为35897.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9170元计算，被抚养人雷某1生活费为9170元∕年×14年÷2＝64190元，雷某2生活费为9170元∕年×13年÷2＝59605元。原告雷某3、陈德香在雷仁贵死亡时均未年满55周岁，也未举证证实其丧失劳动能力和无其他生活来源情形，本院对该二人的扶养费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程程度和本地实际生活水平因素，本院核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四原告的各项事故损失合计364012.5元。依据前述责任承担，四原告自行承担事故损失364012.5元×40%＝145605元。被告罗洪明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364012.5元×30%＝109203.75元，被告廖树荣、代清海、余昌侗各自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364012.5元×10%＝36401.25元。因原告雷某3、陈德香已与被告罗洪明、廖树荣、代清海签订协议作出赔偿并履行完毕，故本院不再支持该三被告对原告雷某3、陈德香承担赔偿责任。另因原告雷某1、雷某2并未因本案事故与被告达成相关协议，四被告仍应在本案事故责任范围内对原告雷某1、雷某2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予以支持由被告罗洪明在其承担事故赔偿责任限额内向原告雷某1、雷某2承担支付赔偿款（109203.75元-45000元＝64203.75元）64203.75元；由被告余昌侗向四原告支付赔偿款36401.25元。对于被告罗洪明关于其已受到相应刑事处罚等辩称，因被告罗洪明所涉嫌犯罪未经法院审理和裁判，其所受刑事拘留及被羁押期间并不属于受到刑事处罚，故本院对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昌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雷某3、陈德香、雷某1、雷某2各项损失36401.25元。二、被告罗洪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雷某1、雷某2各项损失64203.75元。三、驳回原告雷某3、陈德香、雷某1、雷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2937元，由原告雷某3、陈德香、雷某1、雷某2负担1301元，由被告罗洪明负担1270元，由被告余昌侗负担36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原告雷某3、陈德香、雷某1、雷某2可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林峰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