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6882号原告：董梅，女，197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生广，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品超，男，198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第三人：周伟洪，男，197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告董梅与被告黄品超、第三人周伟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生广、被告黄品超、第三人周伟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确认书》第一项内容，即撤销原告董梅欠被告黄品超17万元债务款的债务确认行为。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黄品超在广州市签订了《确认书》，确认原告董梅欠被告黄品超17万元，原告及其丈夫周伟洪、被告黄品超和第三人梁小龙在《确认书》上签字。这是债务确认行为。《确认书》上并没有欠款利息的内容。原告收到被告黄品超2018年8月27日签署的从广州市天河区寄来的《偿还债务通知书》，载：“2018年5月25日，你我双方签订《确认书》，确认你方欠我方本金人民币178930元，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截至2018年9月16日你方应偿还我方本息为人民币295744元。”显然，这与《确认书》所载完全不符。原告没有欠被告的钱，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确认书》确认的债务完全不存在。《确认书》是原告在被告欺诈之下产生重大误解而签署的，理应撤销。据此，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以《确认书》为表现形式的原告董梅欠被告黄品超债务款17万元的债务确认行为。《确认书》上有原告董梅及其丈夫周伟洪的签名，有被告黄品超的签名，也有第三人梁小龙的签名，但《确认书》的内容仅仅是确认原告董梅与被告黄品超的欠款17万元的债务关系，债务与周伟洪无关，亦与梁小龙无关，他们与债务没有利害关系，不需要把周伟洪和梁小龙列为本案当事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特起诉到人民法院，请依法公正审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品超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双方签订的该债务确认书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的规避、诈骗等行为。当时因原告过来我方处零首付买房子，房屋的价值是80万元，原告在银行处借了68.5万多元，而我方就为原告垫付了11万多元的首付款、按揭手续费（68.5万元×3%）、中介费1.3万元和至2017年5月17日止的利息，即在2017年5月17日时双方确认尚欠的款项为178930元。后双方在2017年8月8日又确认了一次原告尚欠金额为178930元。因原告一直没有偿还款项，要求我方将其购买的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原告取15万元，然后偿还我方的借款，剩余的款项就给付我方，若卖高了以后，剩余的就都由我方所有。涉案《确认书》是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当时签订该确认书是确认很多的事情。第三人周伟洪陈述称：我们之前零首付是和广州名登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约，我方已向该公司支付了2万多元的手续费。后来被告打电话给我方说其是名登公司的员工，之后签订的所有文件都是与被告签约，我方没有欠原、被告的债务。我方欠的是名登公司的钱，并没有欠被告的钱。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5日，原告（确认人、债务人）、被告（债权人）与第三人（确认人）以及案外人梁小龙（第三人）共同签订《确认书》约定：一、债权人黄品超与债务人董梅确认截至2018年5月25日，债务人董梅尚欠债权人人民币17万元。二、经第三人梁小龙斡旋协商，债权人同意与债务人均一致同意如债务人配合第三人处置债务人位于荔××区××房××房产、履行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的，在前述房产处置、债务人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收取款项15万元后，债权人不再向债务人主张任何权利，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债权人应收的款项由其与第三人协商清还，与债务人无关。三、若债务人未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不再介入，债权人有权按照本确认书第一条欠款金额向债务人追偿。2018年8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偿还债务通知书》载明：2018年5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确认书》，确认原告欠被告本金人民币178930元，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截至2018年9月16日原告应偿还被告本息为人民币295744元。被告再次督促原告偿还债务。被告为证明其不存在欺诈、威胁的行为，提交了《按揭贷款服务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同意购房抵押贷款通知书》、房屋定金及房款收据、房产证、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承诺书》（2017年8月8日）以及《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中，《按揭贷款服务协议》显示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委托案外人广州名登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登公司”）向银行代为提出贷款申请，提交贷款申请相关资料，代办所购房屋估价、保险、公证手续以及代办该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国土证过户。按揭贷款服务费为实际贷款总额的3%。《存量房买卖合同》显示原告向案外人彭志平购买位于荔××区××房。《同意购房抵押贷款通知书》显示中国银行同意原告685000元的借款申请。房屋定金及房款收据显示彭志平收到闲立枝支付的购房定金10000元以及首期款100000元。房产证以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荔××区××房登记在原告名下。《承诺书》显示董梅于2017年8月8日确认欠黄品超178930元。《委托书》载明董梅委托黄品超帮其做一笔贷款业务，并支付贷款额的3%作为中介服务费。庭审中，原告表示其提起撤销的理由为没有欠被告的钱，所以有重大误解，金额不准确，不存在178930元的问题。原告当时在《确认书》上签名确认是因为被告说其是名登公司的员工，所以签了名，当时签订的时候没有留意上面没有名登公司的字眼，过后才发现。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的情形是被告声称其是名登公司的员工，实际上不是，重大误解是误解了被告是名登公司的员工，由被告代表名登公司。庭审中，被告表示《确认书》确认的17万元是原告购房时名登公司帮其垫付的订金、首付款、按揭费、中介费及部分利息，因为涉及到垫资、贷款等这些事宜，由被告出面会更灵活，且名登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被告，所以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确认书》，被告是名登公司的员工，名登公司有向被告转让涉案债权。庭审中，第三人表示其与原告没有欠被告的钱，其只是与名登公司交易，只欠名登公司11万元多。庭后，被告提交了名登公司出具的《项目应收债权情况说明书》、闲立枝出具的《情况说明书》以及其与名登公司于2016年3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其中，《项目应收债权情况说明书》载明名登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按揭贷款服务协议》后，其公司在被告协助下最终为原告办理购房按揭贷款人民币685000元，因被告为该业务的主要办理人，名登公司同意将相应的应收服务费债权转让给被告，并且早已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原告同意向被告支付相应服务费。被告为促成该购房项目的完成，为原告垫付购房首付款人民币110000元，原告未支付任何购房首付款。《情况说明》载明闲立枝确认其向案涉房屋前业主支付的购房定金及购房款均为被告指示代原告向原业主支付，支付原因为原告购买案涉物业资金不足向被告提出垫付购房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通过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被告在签订《确认书》时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的情形，而欺诈、重大误解具体表现为被告在签订《确认书》时声称其为名登公司的员工，而实际上被告并不是名登公司的员工。为此，原告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被告为证明其系名登公司的员工且实际为原告垫付了相关款项，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提交了名登公司出具的《项目应收债权情况说明书》、闲立枝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其与名登公司于2016年3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予以证明。被告提交上述材料后，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现主张撤销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确认书》第一项内容，即撤销原告董梅欠被告黄品超17万元债务款的债务确认行为理据不足，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内容存在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原告董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林 吉人民陪审员  廖凤如人民陪审员  钟 骅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叶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