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1411号原告：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塘金巴伦道7号。法定代表人：杨承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峥，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丽，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环岛东南。法定代表人：贺鹏，总经理。第三人：贺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男，汉族，1961年8月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贺权，男，汉族，1967年3月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第三人：贺阳，男，汉族，1988年9月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贺冬梅，女，汉族，1960年4月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珊珊，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力公司）与被告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先力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先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峥、梁晓丽、被告北京先力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关珊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先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先力公司持有北京先力公司100%股权（对应实缴出资人民币100万元）；2、确认先力公司为北京先力公司实际出资人；3、北京先力公司变更先力公司为其股东、向先力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先力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配合办理；4、北京先力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先力公司系于1988年6月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有限公司。1994年，先力公司委托第三人贺鹏使用先力公司“先力”字号在北京开办实体公司作为先力公司在北京市的分支机构，同时先力公司陆续向第三人贺鹏提供摄影器材（包括但不限于摄影机、镜头、发电机、移动车、灯光器材等)。自1995年初，第三人贺鹏根据先力公司的指示使用先力公司提供的资金，承租办公地点，按照先力公司出具的办公室装修草图装修办公室，先力公司为筹办北京先力公司提供大量的摄影器材。截止1995年3月20日，先力公司陆续向第三人贺鹏共计支付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第三人贺鹏使用先力公司提供的资金及摄影器材于1995年9月26日与苗长青、翟茹设立了北京先力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贺鹏货币出资10万元、实物出资80万元，持有北京先力公司90%的股权；苗长青货币出资5万元，持有北京先力公司5%的股权；翟茹货币出资5万元，持有北京先力公司5%的股权。此后，至2016年年底，第三人贺鹏按照先力公司的指示选择公司行政、财务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并向先力公司书面汇报每位员工的待遇和薪酬幅度。北京先力公司成立后，开始就先力公司提供的大量的影视拍摄器材在北京拓展影视出品公司、导演等具体客户及影视拍摄器材的出租业务，并一直向先力公司定期以报表的形式汇报北京先力公司的营收情况。1996年8月，在先力公司执行董事杨承忠与第三人贺鹏的往来传真件中，第三人贺鹏书面承认北京先力公司系根据先力公司执行董事杨承忠的安排使用先力公司的经费和大批影视拍摄器材设立的；第三人贺鹏系先力公司聘任并代表先力公司处理北京先力公司事务；先力公司执行董事杨承忠作为北京先力公司的上级领导，一直对北京先力公司的经营事务做出决策和重要决定。自1995年北京先力公司筹备起至2016年底，第三人贺鹏和第三人贺权就北京先力公司具体经营及业务与先力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传真及其他形式,根据先力公司的安排开展经营，具体表现为：1、与先力公司协商确定筹办北京先力公司的办公室选址、装修事项；2、向先力公司汇报北京先力公司的库存管理事项；3、向先力公司汇报北京先力公司人员聘用及工资标准事项；4、向先力公司提交经营成果或会计报表事项；5、向先力公司汇报北京先力公司与其他第三方争议解决事项；6、北京先力公司根据先力公司的指示向其他公司付款事项；7、与先力公司协调开展具体器材租赁业务所需的器材调配、采购、费用结算事项；8、就北京先力公司经营策略征求先力公司同意和决策等事项；9、北京先力公司或第三人陆续成立北京先力影视艺术有限公司、北京先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先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并向先力公司提交前述公司会计报表，根据先力公司安排调拨前述公司相关款项等事项。自2015年10月始，北京先力公司拒绝向先力公司汇报工作，拒绝按照先力公司的要求调配器材，拒绝向先力公司提交会计报表，拒绝向先力公司支付利润。先力公司委托内地律师查看北京先力公司工商档案得知，第三人贺鹏在未取得先力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对北京先力公司进行股权变更：1997年10月，北京先力公司原登记股东苗长青将持有北京先力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贺权（即第三人贺鹏的弟弟，下同），第三人贺鹏将持有北京先力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贺权；2001年4月，北京先力公司原登记股东翟茹将持有北京先力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贺冬梅（即第三人贺鹏的姐姐，下同）；2012年6月，第三人贺鹏将持有北京先力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贺阳（即第三人贺鹏的儿子，下同）。先力公司认为，先力公司作为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人，是公司创办时人员聘用、影视设备器材租赁主营业务承办经营的实际出资、决策和实际负责人，并一直委托第三人贺鹏充分参与北京先力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第三人贺鹏也认可先力公司系北京先力公司的唯一股东，一直称呼先力公司执行董事杨承忠先生为“老板”。现先力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判如所请。北京先力公司辩称：1、先力公司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先力公司诉称的委托第三人贺鹏设立北京先力公司的主张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并无任何委托协议或合同，贺鹏也从未就这种委托关系作出过承诺和认可，各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先力公司所称的委托关系成立；2、先力公司未提供任何形式的对北京先力公司股份的代持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提条件，没有代持合同主张代持关系是没有根据的；3、先力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义务，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是贺鹏货币出资10万元、实物出资80万元，苗长青货币出资5万元，翟茹货币出资5万元，先力公司证据中只提到了41万元汇到了北京，但没有表明这41万元的性质，书面材料上看并非用于北京先力公司的出资使用，而就是这些款项，第三人贺鹏在北京先力公司设立前（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间是1995年9月26日）即另行以北京乐天艺术发展公司影视器材租赁部（以下简称乐天租赁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案外人杨承忠汇过来的41万元款项，第三人贺鹏通过乐天租赁部分两次返还了45万元，先力公司汇过来的钱既未用于北京先力公司的出资，也未约定用于出资，更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系出资款，且第三人贺鹏将前述款项汇回了广州先力公司，因此先力公司并未如其诉称履行了货币出资的义务；关于设备出资问题，在先力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只有原股东苗长青曾于1995年9月16日签收了一批设备，但并未注明收到的系先力公司提供的物品，物品也未显示系出资使用，特别说明一点，出资的80万元设备在收到这批货品前的1995年9月5日就完成了实物出资的资产评估，评估日期远远早于苗长青签收器材的时间，先力公司所称的以实物出资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且至1997年第三人贺鹏使用乐天租赁部的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方才停止，先力公司与乐天租赁部之间也有器材及设备的大量往来，根据先力公司提供的证据先力公司或案外人杨承忠能够提供的设备均系旧有设备，而本案用于评估的设备是100%新设备，由此可以证实出资的设备与先力公司无关，因此无论是资金或实物，先力公司均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4、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设立采取鼓励、允许、限制或禁止的相关规定，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定等事项均有行政审批前置程序，先力公司所称的其出资设立北京先力公司如果成立的话，应是一外商投资企业，根据1995年6月28日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明确禁止外商投资广播影视业，因此如果当时先力公司作为外资企业全资投资影视设备相关业务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也是不可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5、先力公司诉称北京先力公司的原始股东即贺鹏、苗长青、翟茹，在未取得先力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股权予以转让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与先力公司无任何关系，除第三人贺鹏外，当时的股东苗长青、翟茹与先力公司间亦未发生任何关系，第三人贺权加入北京先力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先力公司的执行董事杨承忠完全知情，先力公司在诉状中也明确写着1995年开始就与第三人贺权发生过往来，苗长青的股份在1997年早已转出，翟茹股份在2001年转出，时间距今21年或17年之久，先力公司既不了解原股东为苗长青和翟茹，又在近20年左右时间内对公司的现有股东情况称不知情，显然不可理解、违背基本生活常理；6、先力公司诉称北京先力公司拒绝向先力公司汇报工作、提交会计报表、支付利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杨承忠与北京先力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之间本身就不存在汇报工作一说，先力公司提供的部分信件往来系合作事项的沟通协商，案外人杨承忠另行实际控制广州先力公司、范基亚公司（曾用名广州影龙公司），该公司生产电影设备，而北京先力公司是租赁设备，双方之间存在购销及租赁业务关系，北京先力公司也曾应要求提供了部分财务报表，以证明北京先力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能力，这样的做法是商业惯例，双方合作模式系杨承忠控制的公司提供摄影器材、贺鹏通过人脉开展工作，但由于2015年设备升级换代，杨承忠一方没有能力向北京先力公司提供器材，此后北京先力公司没有再使用先力公司器材，更无需向先力公司支付款项；7、先力公司称北京先力公司称杨承忠为“大老板”，这样的言论是无稽之谈；8、先力公司主张系北京先力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9、北京先力公司并非先力公司的分支机构或公司，北京先力公司成立程序合法有效，无需任何授权均能使用该公司名称，经查询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使用“先力”的公司超过一百家之多，先力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或者变更股东的须同时具备已实际投资的行为、其他股东的认可及行政审批前置程序。本案中先力公司未对北京先力公司实际出资，北京先力公司的股东也从未与先力公司及其执行董事杨承忠先生有过任何出资及代持股权的约定，从未有任何同意、认可先力公司或者杨承忠先生的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综上，先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其诉求亦无事实及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先力公司的全部诉求。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述称意见与北京先力公司答辩意见相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5年9月26日，北京先力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贺鹏出资90万元（货币出资10万元、实物出资80万元），苗长青货币出资5万元，翟茹货币出资5万元，经营范围：电影器材、电视器材、家用电器的租赁销售，制作维修，有关道具制作和租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服务，营业期限10年。1995年9月18日北京江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中载明：北京先力公司由贺鹏、苗长青、翟茹三人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货币投资20万元，其中贺鹏投入10万元，苗长青投入5万元，翟茹投入5万元，均已存入银行账户；贺鹏实物投资80万元，已经本事务所资产评估，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1995年9月15日北京江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对贺鹏投入北京先力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的依据为：提供的资产清单及有关证件、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及制度、评估小组对实物勘察的记录，根据委托方的委托，评估人员深入现场在听取介绍的基础上，勘察核实，经过市场调查，研究分析，写出评估报告，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评估结果为机械设备80万元，共计资产评估总值为80万元。固定资产——机械设备评估明细表中载明：35毫米摄影机2套，购置时间1995年，全新，评估价值60万元；变焦镜头1支，购置时间1995年，全新，评估价值5万元；发电机1台，购置时间1995年，全新，评估价值10万元；灯线、通架箱子，购置时间1995年，全新，评估价值5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先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原股东苗长青退出股东会，其5万元出资转让给贺权（贺鹏之弟）；同意贺鹏将其持有的10万元实物出资转让给贺权。由贺鹏、贺权、翟茹组成新的股东大会，选举贺鹏为执行董事暨法定代表人，选举翟茹为监事。1997年11月5日，北京先力公司变更股东登记为：贺鹏出资80万元，贺权出资15万元，翟茹出资5万元。2001年4月25日，北京先力公司变更股东登记及出资方式为：贺鹏货币出资80万元，贺权货币出资15万元，贺冬梅（贺鹏之姐）货币出资5万元。变更验资说明载明：根据北京先力公司股东会决议所示，同意原股东翟茹将全部股份转让给贺冬梅，同意原股东贺权将实物出资10万元、原股东贺鹏将实物出资70万元，合计实物出资80万元全部用货币置换。上述款项均已于2001年4月13日存入银行，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贺鹏投入货币80万元，贺权投入货币15万元，贺冬梅投入货币5万元。2001年9月28日，北京先力公司在工商局进行住所地及经营范围变更登记。2005年2月23日，北京先力公司进行经营范围及营业期限的工商变更登记，经营范围变更为：租赁、销售电影器材、家用电器、家用电子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变更为30年。2012年6月，北京先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贺阳（贺鹏之子），贺鹏愿将北京先力公司实缴80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贺阳，贺冬梅、贺权、贺阳组成新的股东会。2012年6月28日，北京先力公司在工商局进行了投资人、公司章程等变更登记，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租赁、销售电影器材，家用电器，家用电子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服务。投资人变更登记为：贺阳货币出资80万元、贺权货币出资15万元、贺冬梅货币出资5万元。2016年6月3日，北京先力公司变更登记经营范围为：租赁、销售电影器材、家用电器、家用电子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北京先力公司自成立至今，贺鹏一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诉讼中，先力公司提交了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赵之威作为监誓人、杨承忠签署声明的证据材料复印本，杨承忠声明所出具的证据文件复印本与存档于先力公司的文件原本相符。赵之威律师证明杨承忠的上述声明系在其本人面前作出。先力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材料复印本，旨在证明先力公司与贺鹏达成委托代持股份的书面合意，贺鹏使用先力公司提供的开办资金及器材设立了北京先力公司，先力公司系贺鹏所持北京先力公司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设立北京先力公司，贺鹏委托苗长青、翟茹作为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的两名股东，使用先力公司资金出资设立北京先力公司。证据材料包括：第一组证据：贺鹏致杨承忠的书信、关于北京先力公司办公室装修等事项的传真件、关于房租等事项的传真件、关于临时账户事项的传真件、关于电汇10万元的传真件、关于收到15万元的传真件、关于经营所需器材的传真件、关于资金使用情况传真件、发货单、库存清单、广州先力公司向贺鹏转账凭证、贺鹏致杨承忠关于北京先力公司设立及管理的传真件等，证明先力公司出资设立北京先力公司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杨承忠致贺鹏关于电汇广州30万元的传真件、关于电汇广州15万的传真件；贺鹏向杨承忠回复关于电汇事项的传真件；1996年5月北京先力公司员工工资统计；贺鹏向杨承忠提供北京先力公司1998年员工薪酬调整事项的传真件；贺鹏向杨承忠提供北京先力公司1999年员工薪酬调整事项的传真件；北京先力公司原登记股东向杨承忠汇报工作传真件；贺权向杨承忠汇报工作传真件；贺鹏向杨承忠汇报预算情况传真件；贺鹏向杨承忠汇报后期中心情况传真件；第三人贺权向杨承忠提交北京先力公司采购申请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诉讼纠纷事项的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聘请法律顾问事项的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出勤劳务费事项的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业务事项的传真件；贺权致杨承忠有关业务事项的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北京先力公司收支情况的传真件；贺鹏致杨承忠有关北京先力公司预计1999年上半年现金使用情况的传真件；贺权向杨承忠致送2007年收支报表的电子邮件计报表；贺权向杨承忠致送2011年现金流量表、收支报表的电子邮件计报表；北京先力公司工作人员向杨承忠致送2012年现金流量表、收支报表的电子邮件及报表；北京先力公司工作人员向杨承忠致送2013年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的电子邮件及报表；北京先力公司工作人员向杨承忠致送2014年月末报表、现金银行日记账的电子邮件计报表；北京先力公司工作人员向杨承忠致送2015年月报表、现金银行日记帐的电子邮件计报表；北京先力公司工作人员向杨承忠致送电影器材-应收账电子邮件及附表；杨承忠工作人员邮件截图。先力公司提供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该公司一直对北京先力公司行使管理权、选择管理者权、决策权、主营业务中影视器材设备的调配、公司业绩营收帐目的监管和把控、参与分配及风险承担等股东实质性权利。第三组证据：1997年北京先力公司原登记股东苗长青将其代持股权全部转让给贺权、贺鹏将其代持部分股权转让给贺权；2001年北京先力公司原登记股东翟茹将其代持股权全部转让给贺冬梅的工商登记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截图。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贺鹏在先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代持北京先力公司股权转让给其亲属。补充证据第一组：贺鹏与杨承忠之间往来之传真件，用以证明先力公司对北京先力公司一直行使管理权、选择管理者权、决策权、主要业务中影视器材设备的调配、公司业绩营收账目的监管和把控、参与分配及风险承担等股东实质性权利。补充证据第二组：先力公司致DIGITALMEDIATECH的传真件、北京梅地亚兰公司致先力公司的传真件、Tektronix致先力公司的传真件、贺鹏致先力公司及《荆柯刺秦王》剧组陈凯燕小姐的传真件、北京先力公司员工贺燕鹏致先力公司夏泽富先生之信件、先力公司致北京电影制片厂韩三平厂长的传真件、Tonywong致先力公司杨承忠先生及夏泽富先生的传真件、北京先力公司员工顾海涛致先力公司的传真件等，用以证明第三方认可北京先力公司为先力公司在北京设立之公司。补充证据第三组：杨承忠委托律师行向贺鹏致函、杜伟强律师事务行致函、杨承忠委托律师行向贺鹏回函等，用以证明杨承忠致函贺鹏要求贺鹏停止在香港使用“Cinerent”及“先力”商号，并指明北京先力公司为杨承忠委托贺鹏在北京设立、管理之分公司。诉讼中，先力公司还提交了2013年、2015年杨承忠与贺鹏之间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先力公司执行董事杨承忠向贺鹏提出签署正式委托代持协议，或贺鹏向先力公司支付资金，买下先力公司持有的北京先力公司的股份，贺鹏表示同意，且承认杨承忠是老板。北京先力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先力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其中极少部分证据为原件，其余证据均是赵之威律师认证的复印件，因赵之威律师系先力公司其他案件的代理律师，故该律师的认证属于自认，对于其认证不予认可。贺鹏与杨承忠之间的来往信件，其中发生于北京先力公司注册成立前的信函，信件中并未有在北京设立先力公司分支机构的意思表示，杨承忠与贺鹏之间的私人信函不能代表先力公司，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另外，广州先力公司为杨承忠设立的，该公司与北京先力公司有业务往来、财务往来都是正常的。部分传真件所述内容系贺鹏先生就设立北京先力公司的相关事宜向杨承忠先生咨询请教及相关业务事项的沟通，因北京先力公司还在设立筹备阶段，相关事务性问题需要得到杨先生的指点及帮助；苗长青在设立之初就是北京先力公司的股东，不认可杨承忠和先力公司的股东身份。北京先力公司与广州先力公司、先力公司之间本就有大量的器材租赁及购销业务，之间的资金往来属正常现象；关于先力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第一，录音未经第三人贺鹏同意或认同，根据最高院相关答复意见，证据的取得应当合法，私自录音系不合法行为，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该录音系在贺鹏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也未经当事人同意，是有预谋私自偷录的；从证据内容上看，也有很多是杨承忠诱导性发问，有极强的目的性，故这种偷录行为不应得到鼓励，合法性不应认可；第二，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录音中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容均出自杨承忠所述，所谓“北京先力卖给你”，就是杨承忠单方面表示，贺鹏未作出任何认同的意思表示，也从未认可北京先力公司是先力公司或杨承忠所有，更没有另外两位原始股东知晓或认可的意思表示，故该录音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第三，所有诱导性发问内容，上下文内容不连贯，其内容与本案不具备直接关联性；综上，该录音证据，既不能证明股权代持关系，不能证明存在代持合同，亦没有其他股东认可。在第二份录音证据中，杨承忠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资，并认可其未参与过北京先力公司的任何事务，杨承忠知晓贺权的股东身份，也认可贺鹏的股东身份，提醒贺权并非原始股东；该录音中杨承忠与贺鹏寻求达成新的合作模式-集团公司，贺鹏表示希望参与整个先力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先力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先力公司称，该公司委托贺鹏使用先力公司提供的资金及摄影器材于1995年9月26日与苗长青、翟茹设立了北京先力公司，先力公司作为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人，是公司创办时人员聘用、影视设备器材租赁主营业务承办经营的实际出资、决策和实际负责人，并一直委托贺鹏充分参与北京先力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贺鹏也一直向先力公司汇报请示工作、提交会计报表、支付利润等，故应确认先力公司为北京先力公司实际出资人，持有北京先力公司100%股权。北京先力公司及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认为，北京先力公司设立筹备阶段，贺鹏就设立公司的相关事宜向杨承忠先生咨询请教及相关业务事项的沟通，需要得到杨承忠先生的指点及帮助都是正常的；北京先力公司与广州先力公司、先力公司之间本就有大量的器材租赁及购销业务，故公司之间存在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现象。贺鹏与先力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委托持股的合意，北京先力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亦非由先力公司提供，故不认可先力公司为北京先力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100%股权。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6s086.txt&term=52"l"52"t"_blank"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践中委托持股，又称股权代持或隐名投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在委托持股关系中，委托持股协议是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必须做到明确、具体、合法，一般应当明确规定目标公司情况、股权比例及委托代持比例，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即知情权、参与管理的权利、分红权、新增资本优先认购权、剩余资产分配权的行使，受托方代为行使相关权利的后果承担等，以及委托代持期限及解除或终止条款等。当然，实践中，股权代持的合意并非都有书面记载，可综合考量相关有效证据，但需能够足以认定股权代持合意的确立。也即，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一般应当以当事人是否签订有明确的股权代持协议或者形成明确合意为基础，不能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转账凭证或股权的出资情况认定股权代持关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协议要有实际出资人有意以隐名持股的方式享受公司投资权益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股权代持协议无效。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实践中股东并非需要自己亲自出资，也可委托他人代为出资。如果无证据证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合意，转款用途亦不明确，仅有单纯的资金汇入，显然难以达到证明目的。本案中，先力公司如要取得北京先力公司的股东身份，应建立在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且先力公司向北京先力公司实际出资，并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显名为公司股东的基础上。从先力公司提交的证据看，先力公司或者杨承忠与贺鹏、北京先力公司之间确存在长期商业上的往来关系，先力公司与北京先力公司及其他公司之间也存着多笔资金和财务往来，但其中并未明确标明具体哪笔资金或哪些设备资产系作为先力公司向北京先力公司的出资，亦不足以证明形成了先力公司委托贺鹏或其他股东代为持有北京先力公司股权的明确合意，故先力公司要求确认自己为北京先力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实际持有100%股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不能判决确定北京先力公司的股权归属于先力公司这一事实，且亦未实现北京先力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事实要件，则不产生先力公司作为股东对北京先力公司的请求权，即得据此要求在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证权文件上予以公示的权利，故本院对先力公司要求“北京先力公司变更先力公司为其股东、向先力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先力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第三人贺鹏、贺权、贺阳、贺冬梅配合办理”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春梅审 判 员  范 君人民陪审员  文飞凤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