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0711行初3号 原告：徐秉宸，男，196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 委托代理人：董尚山，安徽徐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铜陵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大通镇凤苑小区11栋。 负责人：陈永胜，铜陵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李，铜陵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蒋志成，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 原告徐秉宸诉被告铜陵市铜陵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以下简称“大通派出所”）治安管理（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大通派出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秉宸及委托代理人董尚山，被告大通派出所的负责人陈永胜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李、蒋志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通派出所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铜郊公（大通）不罚决字﹝2019﹞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18年11月24日14时许，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争吵，进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李优良到医院进行治疗。经鉴定，李优良的损伤程度未达到轻微伤标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和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徐秉宸不予行政处罚。 在法定期限内，大通派出所向本院提供了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被告的信息打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对徐秉宸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3、受案登记表。证明大通派出所受理案件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4、询问笔录三份（张某、陆飞、李某）。证明徐秉宸对李优良有殴打行为，不能证实张某的位置无法看到案发的经过，证据的客观性要求证据的内容必须是能够真实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明材料，对关键性的证据张某的证人证言，多次进行查证，此证据真实有效； 5、录音文字材料（根据徐秉宸提供的录音制作）。证明李优良现场就说徐秉宸对其有殴打行为。 举证期限届满后，大通派出所向本院补充提供了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大通派出所办理案件的程序合法； 2、视听资料（光盘）。证明案件的部分事实。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将涉嫌违法的内容告知了原告。 原告徐秉宸诉称，2019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铜郊公（大通）不罚决字﹝2019﹞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在2018年11月24日14时许，原告与李优良发生争吵，进而发生肢体冲突。李优良自称被殴打致伤，但经鉴定，其所称受伤部位未发现外伤痕迹。根据其所提供的病例材料，其所称被殴打部位损伤未达到轻微伤。后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该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案发时，原告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更没有殴打李优良。至于李优良是否受伤、又为何受伤，原告并不知情，且入院检查是在案发后半个月，其入院治疗难以证明与当日纠纷有关。被告仅凭证人张某及李优良的单方陈述就认定原告存在殴打行为，显然错误。首先，原告系肾脏移植患者，双目因充血而近乎失明，平时走路都需要有人搀扶，案发时不可能确定李优良的位置进而殴打李优良。其次，案发时，张某虽然在场，但经其他两名在场证人证实，其所处的位置无法看到案发过程，且其前后两次描述李优良被殴打的部位不一致，对案发经过的陈述更是与执法记录仪中李优良的表述不一致。最后，当天的大通派出所接处警记录及民警执法记录仪中仅提到双方发生口角，均未提到有殴打李优良的行为。在案件事实尚未查清、殴打行为存疑的前提下，被告片面地认定原告存在违法行为，显然错误。同时，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首先，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其次，被告未按法定程序制作《受案登记表》，属于重复受案，上面没有接报警民警和受案民警签名，更没有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三，被告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当天虽与李优良发生口角，但原告并没有殴打李优良，被告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一、撤销被告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铜郊公（大通）不罚决字﹝2019﹞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徐秉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的信息打印件。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3、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案发时，原告与李优良仅存在口角之争，并没有殴打李优良，同时证明纠纷发生于2018年11月24日11时50分以前。 4、执法记录仪中的视频资料（来源于大通派出所）。证明纠纷发生时间在11时50分以前；在7分钟视频中，李优良先后三次提到原告骂他，没有提到原告打他，证人张某也仅仅提到双方互骂，没有提到原告具有殴打行为。 5、《不予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结案（从当事人报案起30天内结案）；被告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和执法记录仪中的内容，纠纷发生在2018年11月24日11时50分之前，而不是下午14时许，这是基本事实不清；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肢体冲突不等于原告有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被告制作的决定书没有载明法律事实，也没有载明处罚的依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被告作出该行政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四条和十九条之规定，虽然是关于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该决定书没有记载原告违反哪一条的规定。 6、两份询问笔录（卢某和李某）。证明原告没有殴打李优良；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是李优良上前抓原告，还把原告衣服拽开，是现场证人李某将李优良拉开；张某在事发时背对现场，距离纠纷中心约12米远，没有看到事情经过；事发当天出警民警询问了现场所有证人，张某说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打李优良。 7、录音材料。证明当时现场的证人都没有看到双方有殴打行为，李优良谎称原告被他拉拽后打了他一拳，并拉开自己的左衣服领让现场民警看其左肩部一条宽约2公分、长约4公分的红色印记，说是被打的痕迹，从而否定其报警时称原告先殴打他的头部，之后他才来抓原告衣领的可能性。 8、原告残疾证。证明原告无法辨识目标和道路，不可能主动冲过去殴打她人。 9、新吸收人员登记表等李优良的档案。证明李优良在1975年、1980年两次头部工伤未获补偿，印证李优良有通过诬告获得赔偿款的动机，李优良家庭背景复杂，撒谎已经成为惯用的伎俩。 10、原告的病例资料。证明原告不可能主动殴打他人。 原告徐秉宸在第一次开庭后，补充提供了下列证据： 李优良的诉状。证明李优良多次陈诉前后矛盾，描述的击打部位不一致。 被告大通派出所辩称，一、关于本案的事实及证据。2018年11月24日上午12时许，大通派出所接铜陵市公安局110指令称：在大通镇××小区××楼，有发生纠纷，要求民警前往处理。接警后，大通派出所值班人员前往处警。经查：系报警人徐秉宸与李优良协商好今天早上到大通凤苑小区6号楼（房屋系徐秉宸所有，之前让李优良居住），李优良将房屋里自己的物品搬走，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当时李优良也已经提到徐秉宸打了头部一拳头（由徐秉宸提供的录音材料可以证明）。处警民警认为情节轻微，现场李优良没有提到要追究徐秉宸打人的法律责任，民警现场予以调解，双方各自离开现场。2018年12月3日14时许，李优良到大通派出所报警称：2018年11月24日在凤苑小区6号楼，李优良被徐秉宸打了一拳头，希望派出所依法进行处理。大通派出所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李优良被殴打案）。案件受理以后大通派出所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对案件发生时所有在场人员（徐秉宸、卢某、李某、李优良、张某）进行调查取证。2018年12月19日对徐秉宸进行取证时徐秉宸怀疑证人张某提供虚假证言，办案民警再次对证人张某进行调查取证，并详细说明提供虚假证言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打架时李某并未一直在事发中心现场，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称：没有看到徐秉宸有打人的行为，不能证明徐秉宸是否有殴打李优良的行为；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打架时证人张某一直在现场，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称：徐秉宸用拳头打了李优良头部一下，能够证明徐秉宸对李优良有殴打的行为；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打架时卢某（系徐秉宸的老婆）一直在现场，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称：徐秉宸对李优良没有殴打行为，证明徐秉宸对李优良没有殴打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办案民警对李优良的伤情进行鉴定，经铜陵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优良的损伤程度未达到轻微伤标准。2019年1月24日，综合全案证据，我所认定徐秉宸有殴打李优良的行为，情节特别轻微，其又是盲人，依法对徐秉宸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徐秉宸在收到李优良的民事起诉状后，于2019年7月17日到大通派出所报警称：在李优良被殴打案中，李优良对其诬告陷害，证人张某提供虚假证言。我所接到其报警后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案件受理后我所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经调查取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李优良、张某对徐秉宸有诬告陷害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徐秉宸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李优良的陈述、证人卢某、李某、张某的陈述、民警处警过程的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二、关于徐秉宸的诉讼请求。1、原告请求撤销大通派出所作出的《决定书》，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理由是我所在案件受理后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并对所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认定本案主要证据充足、违法事实清楚，用来认定案件的主要证据张某的证人证言符合证据的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关联性，三是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本案中，根据被害人李优良的陈述和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规定“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本案中张某的证人证言优于其他证人的证人证言。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徐秉宸殴打李优良案件事实清楚，情节特别轻微，其又是盲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和第十九条第（一）向之规定作出对徐秉宸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提出的案发时间书写错误以及补充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等文书不规范情况，属于文书制作瑕疵，不影响案件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撤销行政行为。原告提出的重复受案问题，案发当日，警情已经过现场调解，无需受理行政案件办理。2018年12月3日，李优良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我所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程序合法，不属于重复受案。因为案情复杂，延长办案期限30日，审批手续无需向案件当事人出具。2、原告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我所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双方承担”，原告提出诉讼费用由我所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我所认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内容，我所民警在调查处理李优良被殴打案件中，是依法、依程序对徐秉宸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5，因为取得时间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依法不应当作为诉争行政行为的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3虽然超过举证期限，但有正当理由，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11月24日，徐秉宸与李优良到大通凤苑小区6号楼，李优良将房屋（房屋系徐秉宸所有，之前让李优良居住）里属于李优良的物品搬走，在李优良搬物品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吵，现场还有卢某、李某、张某。后徐秉宸报警。当日11时50分左右，大通派出所接铜陵市公安局110指令后前往处警，民警现场予以调解处理。2018年12月3日，李优良到大通派出所报警，大通派出受理为行政案件。2018年12月4日，大通派出所民警对张某进行询问，张某称“看到一拳头打到李优良后脑勺位置”。2018年12月26日，大通派出所民警再次对张某进行询问并告知提供虚假证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张某称“在李老头（李优良）颈部偏向后脑勺部位打了一拳”、“用右手打在李老头的左侧左侧后颈部靠近后脑勺的位置”。2019年1月24日，大通派出所作出《决定书》，认定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肢体冲突，李优良的损伤程度未达到轻微伤标准，依法决定对徐秉宸不予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将《决定书》向徐秉宸宣告、送达。徐秉宸不服，于2019年7月23日诉至本院。 另查，徐秉宸系视力残疾人。徐秉宸和李某系安徽徐秉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某系徐秉宸妻子。徐秉宸和李优良原系朋友关系，张某和李优良系朋友关系。李优良与徐秉宸纠纷案件，大通派出所于2019年1月2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当日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批准同意延长。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现分析如下： 一、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对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本案中，被告在受理李优良报案后，履行了调查取证工作。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原告陈述，可以认定徐秉宸和李优良发生争吵、肢体冲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有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被告认定张某的证言优于卢某、李某的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在2018年12月3日受案后，于次日对张某进行询问，张某称“看到一拳头打到李优良后脑勺位置”、“李优良没有还手”；由于徐秉宸怀疑李优良提供虚假证言，被告在2018年12月26日再次询问张某，并明确告知其不得提供虚假证言、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某依然称“那个律师（徐秉宸）就用右手一拳打在李老头的后颈部”、“一拳打在李老头的左侧后颈部靠近后脑勺的位置，李老头就上去抓对方的手和衣服，但是没有其他打对方的动作”。本院认为，张某数次对李优良被殴打部位的表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所称被打部位没有明显的区别，符合生活常理。同时，由于原告徐秉宸怀疑张某提供虚假证言的缘故，被告审慎地对张某的证言经过多次查证核实，且2018年12月26日对张某再次询问过程中明确告知提供虚假证言的法律责任，张某依然坚称徐秉臣有殴打行为。因此，李优良的陈述和张某的证言对“徐秉臣是否殴打李优良”这一关键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至于原告所称张某证言与李优良陈述的一些出入，本院认为，法律不可能要求证人证言对事情过程的描述前后完全一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提供了虚假证言。在此情况下，被告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徐秉宸具有殴打李优良行为，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已经达到证据确凿的程度。 关于原告称“其系视力残疾人不可能主动殴打李优良”，该意见固然可以作为被告办理案件的参考因素，但原告辨识能力与是否殴打李优良不具备法律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且被告已经反复查证证言等证据，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称“李优良拿瓶子要打原告，但张某却谎称李优良打不还手，没有要打原告的动作，是有意欺骗公安机关”的意见。本案已经查明，张某在询问时称“李老头就上去抓对方的手和衣服，但是没有其他打对方的动作”，即使李优良“要打”，但不等同于“打”，原告将“要打＝打”的逻辑不能成立；抓对方的手和衣服，也不必然等同于殴打行为。张某所言“打不还手”或许不够精准，或许有些偏向，但并非明显违背经验法则，且其证言中已经明确称抓了徐秉臣的手和衣服，但没有其他动作。因此，原告以此称张某证言矛盾重重，证言不能采信，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称“如果不是李优良要打原告，那根本用不着将李优良拉开”的观点，逻辑明显不能成立。众所周知，在发生矛盾时候，即使矛盾双方有些言语争执、情绪略有激动，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将矛盾双方提前拉开，即符合人之常情和生活常理，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原告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优良的被打部位损伤程度未达到轻微伤标准，说明鉴定意见不支持李优良被打过”的观点，逻辑亦不能成立。鉴定意见只是对伤害程度进行鉴定，而非对有无被打进行鉴定。 因此，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受案，鉴于案情复杂，于2019年1月2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经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批准同意，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决定书》，未超办理治安案件的法定期限。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质证意见“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证据，逾期提供，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原告诉状中仅称被告认定事实错误，但未提到程序是否违法，在第一次开庭中方提出此问题，因此，被告逾期提供，具有正当理由。2018年11月24日，被告对徐秉宸和李优良的纠纷是作一般民事纠纷调解处理，12月3日经李优良报案，是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登记，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属于重复受案的情形。被告在作出《决定书》之前，也向被告告知了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为此逾期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也有前诉正当理由，足以证明被告履行了相应程序，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作出的《决定书》中案发时间书写错误以及补写了一条法律依据，均属于轻微瑕疵，本院确认被告的该情形违法。但该情形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能构成撤销行政行为的法定事由。 综上，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程序轻微违法。原告徐秉宸要求撤销被告大通派出所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的铜郊公（大通）不罚决字﹝2019﹞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秉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秉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汪清 审判员  谢爱萍 审判员  林 辉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佘雅娟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