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3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焦某某（曾用名焦体旭），男，199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山东省章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男，住山东省章丘市，系焦某某之父。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付某某，男，1966年8月9日出生，汉族，平邑县付氏肾安康研究所负责人，住山东省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靖，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恒，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众日报社。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2号。法定代表人：梁国典，总编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亮，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洋，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焦某某因与被申请人付某某、大众日报社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终3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21日作出（2018）鲁民申388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焦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被申请人付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靖、被申请人大众日报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某某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付某某赔偿焦某某医药费207991.34元、鉴定费23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双倍赔偿医药费26000元；三、大众日报社对焦某某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上诉费5426元由付某某、大众日报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平邑县卫生局认定，付某某对焦某某的接诊属于非法行医；平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付某某销售给焦某某服用的中药“付氏肾安康”为假药；平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付某某未办理《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经焦某某举报，2014年12月10日平邑县人民法院判处付某某刑罚。1．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2．（2015）济中立终字第570号裁定书经审查认为，付某某违法行为侵害了焦某某的生命健康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3．付某某指导焦某某长期（19个月）服用假药“付氏肾安康”，假药本身具有危害，且延误正常治疗，恶化以致伤残。付某某非法行医、制售假药、虚假广告，违法事实清楚，主观过错明显。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4．原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焦某某已举证证明使用“肾安康”药品受到损害的事实（一级伤残），并“初步证明”损害与付某某让其服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付某某没有“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需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把“违法行为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焦某某，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焦某某到付某某处就诊时还未成年，付某某接诊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且未按照要求建立病例，致使司法鉴定不能进行，非法行医的受害者是真实的患者，侵权人是假冒的“医务人员”，产生纠纷实质上是医疗损害纠纷，付某某无证行医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5．付某某无证行医、制售假药收取焦某某13000元医药费，欺诈行为事实确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应加倍赔偿损失。二、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焦某某诉付某某、大众日报社健康权纠纷案，2012年在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该案2014年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当时，王周江任审判长，孟繁荣任审判员（2014济民四终字第41号）。2017年焦某某案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时二人又担任合议庭成员，属于应回避情形。付某某辩称，1．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焦某某的申请事由不能成立。焦某某患有肾病，其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服用过付某某提供的中药也接受过其他医院的中药及其他方式的治疗，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焦某某的肾病与服用付某某提供的中药之间有关联或者因果关系，焦某某的肾病是原发病，在此后经过多次治疗无效而继续发展也是因原发病导致的，焦某某并没有证据证明使用付某某提供的中药对其造成损害。2．在历次的庭审中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焦某某的病症与服用付某某的中药之间没有关系，在其到各级多家医院进行治疗的病例中均记载焦某某患病是肾病并没有其他因服用药物或食品导致的病症，同时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四终字第108号案件中已经认定了湘雅司鉴2012临鉴字第294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效力，该鉴定意见书中明确患儿肾功能衰竭是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在该鉴定意见书中并无服用其他药物加重或产生病情的鉴定结论。同时，在原审中付某某提交了关于其出售的“肾安康”中药的实验资料、药效学实验记录及长期毒性实验资料都证实“肾安康”没有毒性。综上，焦某某的病症与服用肾安康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大众日报社辩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为健康权侵权纠纷，虽然焦某某服用付某某的“肾安康”没有治愈疾病，但其亦未能证实付某某的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审举证责任分配适当。大众日报社已经尽到了相关广告的审查义务，焦某某请求大众日报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案二审审判人员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且本案二审审理中，焦某某亦未申请二审审判人员回避。焦某某申请再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焦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付某某赔偿焦某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49550.77元；2．诉讼费用由付某某负担。诉讼过程中，焦某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付某某双倍返还医疗费26000元，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30291.34元；大众日报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焦某某因病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治疗，诊断为肾病综合征，焦某某即在该院住院治疗，10月19日出院，出院情况为好转。2009年3月13日，因疾病复发，焦某某到山东省立医院治疗，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焦某某即在该院住院治疗，3月27日“好转”出院。2009年3月6日，付某某在大众日报社下属《农村大众》发布宣传“傅氏肾安康”功效及专科门诊的广告。2009年4月21日，焦某某之父焦守新带着焦某某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到付某某处购买了“肾安康”，焦某某在家服用，至2010年11月，焦某某共分9次购买付某某制售的“肾安康”并服用、治疗，共支付付某某医药费13000元，该药费于2010年12月退还焦某某。2010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焦某某到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肾病综合征等。2010年12月7日至31日，焦某某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肾病综合征等。2011年9月，平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付某某自2009年4月20日至2010年11月19日未经批准擅自生产、使用按假药论处的“肾安康”，并销售给焦守新（焦某某之父），处以没收违法生产的20袋肾安康并罚款286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焦守新的来信，2011年8月，平邑县卫生局对付某某进行了行政处罚。平邑县工商局对付某某未办理《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擅自发布医疗广告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2013年1月24日，经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委托，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对焦某某作出鉴定，鉴定意见为：焦某某目前状态达一级伤残，需1人长期护理。2013年至2015年，焦某某在章丘市人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等处购药、治疗、参加门规、自行购药治疗等，共支出医疗费207991.34元。诉讼中，焦某某申请对付某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焦某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的责任比例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本案无就诊相关病历资料，当事人对治疗经过存在巨大差距，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退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付某某和大众日报社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付某某不具备医师资格，其与焦某某之间不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因此，本案应当定为健康权纠纷。焦某某要求付某某和大众日报社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法理论，侵权民事责任构成须具备行为的违反性、违法行为人要有过错、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和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4个要件。焦某某患肾病综合征后，曾经多次就医，后到付某某处购买了“肾安康”服用，在此过程中，根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记载：“2010年1月，患儿（焦某某）病情开始好转，浮肿逐渐消退，尿量增加，精神好转，可下床移动”，此后，病情又出现反复。焦某某停用“肾安康”后，仍继续到多处医院治疗。虽然焦某某服用付某某的“肾安康”，没有治愈其疾病，但焦某某亦未能证实付某某的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付某某已经将医药费退还，因此，焦某某要求付某某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焦某某要求大众日报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焦某某对付某某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焦某某对大众日报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6元，由焦某某负担。焦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5）章民初字第1712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付某某赔偿焦某某医药费207991.34元。3．判令付某某赔偿焦某某鉴定费2300元。4．判令付某某赔偿焦某某精神抚慰金2万元。5．判令付某某双倍赔偿焦某某医药费26000元。6．判令大众日报社对焦某某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由付某某、大众日报社承担。8．焦某某后续治疗费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焦某某患肾病综合征后，曾经多次就医，2009年3月6日，付某某在大众日报社下属《农村大众》发布宣传“傅氏肾安康”功效及专科门诊的广告。2009年4月21日，焦某某之父焦守新带着焦某某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到付某某处购买了“肾安康”，焦某某在家服用，至2010年11月，焦某某共分9次购买付某某制售的“肾安康”并服用、治疗，共支付付某某医药费13000元，该药费于2010年12月退还焦某某。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记载：“2010年1月，患儿（焦某某）病情开始好转，浮肿逐渐消退，尿量增加，精神好转，可下床移动”，此后，病情又出现反复。焦某某停用“肾安康”后，仍继续到多处医院治疗。虽然焦某某服用付某某的“肾安康”，没有治愈其疾病，但焦某某亦未能证实付某某的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焦某某要求付某某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焦某某要求被上诉人大众日报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焦某某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6元，由焦某某负担。围绕再审请求，本院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焦某某提交付某某书写的《焦守新之子病历》打印件、《2011年1月23日与付某某通话录音》打印件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1年5月16日制作的《质证调查笔录》各一份，拟证明付某某在让焦某某服用“肾安康”期间逐步减掉激素，并告知焦某某的病和其他病不一样，不用管尿蛋白的高低，能够治好不用住院。付某某质证意见为，对于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焦某某在服药过程中存在减激素的情况，但是谁让减的不清楚，对于通话录音相关内容要整体看。大众日报社质证意见同付某某质证意见。本院认为，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焦某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付某某提交（2015）济民四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及湘雅司鉴（2012）临鉴字第294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在上述案件中，相关鉴定意见中已经明确焦某某的病症是属于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与服用“肾安康”没有关系。焦某某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鉴定是焦某某申请，是当时为鉴定山东省立医院对焦某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或因果关系而申请，与付某某侵权行为没有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付某某的观点，付某某断章取义了鉴定意见书中部分内容。大众日报社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焦某某的病症属于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与服用“肾安康”没有关系。本院认为，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付某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再审查明如下事实：付某某因与焦某某另案纠纷提交给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的《焦守新之子病历》记载，当时患者（焦某某）卧床不起，高度浮肿，无力行走，以激素药物控制收效甚微。通过服用“肾安康”第一个疗程，由于存在激素作用第一疗程效果非常明显。2009年7月1日汇款购药服用肾安康第二疗程，出现恶心、呕吐、浮肿等现象，这种现象并未超出可控范围，实属激素停掉后正常反应的开始，这现象持续近一月之后逐渐恢复正常。从恢复过程分析此患者并非激素依赖型。2011年1月23日，焦某某父亲焦守新与付某某通话中，付某某表示，吃我的中药2年这是时间长的，差不多就好了，这是最慢的；尿蛋白这个病和其他病不一样，凡是从我这里治疗的，都告诉别管他。2011年5月16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制作的质证调查笔录中，付某某认可其向焦某某方说过，不需要住院只需要吃其的药就好了。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4月10日出具了《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湘雅司鉴（2012）临鉴字第294号］。该鉴定意见书载明，焦某某于2009年3月13日入山东省立医院住院，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型，符合小儿原发性单纯性肾病综合征……病历记录患儿自2009年3月27日出院后继续口服泼尼松，尿蛋白时有反复，1年3月前自行停药，改服中药治疗。这一情况说明患方未遵照医嘱进行复查及治疗，对疾病控制有明显不利影响。该鉴定意见还明确指出，患儿肾功能衰竭是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另查明，焦某某2009年3月27日《山东省立医院出院记录》医嘱部分记载：带药泼尼松2周，每周查尿常规，2周后复诊。涉案“肾安康”包装袋服药方法及注意事项说明第1.4条载明，在服用本药以前正在服用激素的患者，服本药时原激素量还可以同时服用，但是必须缓慢减掉，一般15天左右为一次，一次减掉当时用量的15%左右为宜。还查明，焦某某本案主张的鉴定费2300元系在另案诉讼中用于鉴定其他医疗机构医疗过错责任所支出的费用，相关缴费单据已在另案中提交。再查明，2009年3月6日，大众日报社下属《农村大众》以《肾病康复不是梦》为题，发布了宣传付某某“傅氏肾安康”功效及专科门诊的广告。本案再审过程中，焦某某明确表示其对于原审审判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问题不再主张，对于申请付某某相关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因果关系、过错比例的鉴定亦不再主张。本院认为，焦某某的上述意思表示系对其相关诉权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一是付某某的被诉行为是否侵害了焦某某的健康权及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如果构成侵权，大众日报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关于付某某被诉行为是否侵害了焦某某的健康权及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焦某某认为付某某指导其长期服用假药“肾安康”延误正常治疗，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造成病情恶化以致伤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付某某则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焦某某肾病与服用“肾安康”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其病情发展是因原发病造成。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一般应当考虑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应当认定构成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焦某某父亲依涉案广告找到付某某后，其对于焦某某的病情给予了诊断，并开具了自行配制的药物“肾安康”进行治疗和用药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据此，付某某对于焦某某病情的诊断、用药、服药指导等行为其目的是为焦某某治疗相关疾病，属于诊疗活动。经查，付某某没有医师资格且因非法行医受到处罚，其自行配制销售的“肾安康”被有关部门作为假药进行了查处，故付某某上述诊疗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过错明显。本案各方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付某某的违法诊疗行为与焦某某所受到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生命健康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一般采用相关因果关系，即依据一般的社会知识经验，该种行为能够引起该种损害结果，而在现实中该种行为确实引起了该种损害结果，则该种行为是该种损害事实发生的适当条件，二者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在相当因果关系侵权认定中，加害人只是对以其不法行为为相当条件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对超出这一范围的损害后果不负民事责任。对于本案而言，认定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需要分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付某某的相关诊断及用药指导对于焦某某病情加重的影响。本案中，付某某相关治疗自述明确记载，服用肾安康治疗过程中逐步停掉激素实属正常反应、患者应属于非激素依赖型等；而涉案“肾安康”包装袋服药注意事项也载明，服药过程中正在服用激素的患者必须缓慢减掉。依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焦某某服用“肾安康”期间，付某某要求焦某某停掉了激素治疗并认定其属于非激素依赖型患者。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相关法医学鉴定意见载明，焦某某在山东省立医院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型，符合小儿原发性单纯性肾病综合征；在焦某某自行停药、改服中药治疗的情形下，患方未遵照医嘱进行复查及治疗，对疾病控制有明显不利影响；该鉴定意见还明确指出，患儿肾功能衰竭是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可以认定，付某某在非法诊疗期间要求焦某某逐步停止服用医院处方激素、仅服用假药“肾安康”及宣扬不用管尿蛋白不需要住院等诊断行为及用药指导行为对焦某某的病情控制产生了明显不利影响，以致焦某某病情进一步加重。因此，基于一般社会经验，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形下，焦某某病情的加重与付某某上述非法诊断行为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2．关于付某某使用“肾安康”药物对焦某某进行治疗对其病情加重的影响问题。焦某某病情加重是否因服用涉案“肾安康”导致，是双方争议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焦某某主张因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应举证证明其服用涉案药品产生了损害后果，并初步证明该损害与服用涉案药品存在因果关系，而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则应由付某某承担。本案中，焦某某服用自付某某处购买的“肾安康”及在服药期间病情加重事实清楚，根据一般社会经验，可以认为该损害与服用“肾安康”存在初步的因果关系，此时应当由付某某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付某某提交了相关涉案药物的毒××理实验报告及主张所用药物均为中药成份，但该实验报告系动物实验并不能证明对于人体的毒性情况，且涉案药物即使为中药成份也不能证明上述成份的组合不会产生对于人体特别是本案病患的不利影响。因此，在付某某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药物对于焦某某病情加重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本院上述分析意见及查明的事实，焦某某病情的加重既与付某某非法诊疗活动相关，也与其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有关，属于多因一果，且焦某某监护人在焦某某经过医院多次规范治疗后，未严格按照医嘱服药治疗而是轻信非法医疗广告接受非法诊疗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量上述行为原因力的大小及各方过错情况，本院认为付某某在本案中对于焦某某病情加重的损害后果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焦某某以此后在医院进行治疗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作为其直接损失，相关医疗费用为207991.34元，并提交了交费单据原件，在付某某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予以认定。故付某某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医疗费为207991.34×30%=62397.4元。关于焦某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经鉴定，焦某某的病情状态达一级伤残，后果较为严重，而上述后果的发生与付某某非法诊疗行为存在一定关联，可以认定属于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付某某应当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考虑付某某实施相关诊疗行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非法诊疗的具体行为、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获利情况及受害人自身病情转归、轻信非法行医广告等因素，并考虑付某某已经受到的行政及刑事处罚等情况，综合认定付某某赔偿焦某某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关于焦某某主张付某某双倍赔偿其购买“肾安康”费用26000元的问题，因该费用系焦某某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的惩罚性赔偿，与本案非法诊疗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可以另案主张。关于焦某某主张的鉴定费2300元的问题，经查，该费用系焦某某在另案诉讼中用于鉴定其他医疗机构医疗过错责任所支出的费用，且相关缴费单据已在另案中提交，本案不再处理。二、关于大众日报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大众日报社认为其已经尽到了相关广告的审查义务，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涉案广告发布时间为2009年3月6日，应当适用1995年2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大众日报社下属的《农村大众》作为涉案广告的发布者，在付某某没有办理《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未有医疗资质的情形下，未尽审查义务，仍然为其发布虚假药物广告，属于应当知道广告虚假仍进行发布的情形，对造成的相关直接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大众日报社对付某某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医疗费62397.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焦某某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5）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终3592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5）章民初字第1712号民事判决；三、付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焦某某医疗费62397.4元；四、付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焦某某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五、大众日报社对于付某某赔偿焦某某医疗费62397.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焦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26元，由焦某某负担2170元，由付某某、大众日报社共同负担32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6元，由焦某某负担2170元，由付某某、大众日报社共同负担3256元。审判长  于军波审判员  柳维敏审判员  张金柱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