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21237号原告：王建华，男，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上海鑫呢纺织品商场，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毛建珍。原告王建华与被告上海鑫呢纺织品商场(以下简称鑫呢商场)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建华及被告鑫呢商场的法定代表人毛建珍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延长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4,480元。事实及理由：被告系原国有企业改制后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告在改制前与改制后均系被告的长期职工，也是改制后的股东之一。2016年1月起，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丁晨安排原告全面负责被告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商场招商、合同签订、收取租金以及日常维修等，并承诺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原告工资，但至今仍未履行。现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要求判如诉请。被告鑫呢商场辩称，被告于2003年10月由国有企业转制成立，包括原法定代表人丁晨以及原告在内的23名职工均认购股份成为股东。转制后，23名股东均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实际的工作岗位，不需要上班，被告的日常事务均由丁晨处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被告的收入分配方案为经营收入在首先扣除运营成本之后，缴纳每位股东的社会保险费，余款再平均分配给股东作为分红。2004年至2018年10月期间，被告一直按月发放每位股东500元分红。2018年11月，股东们发现丁晨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故召开股东大会罢免了丁晨，并与丁晨就返还公司证照、账册等资料进行了诉讼。因目前公司银行账户中已无钱款，故暂停发放全部股东的分红。被告认为，其对丁晨在职期间的工作情况和被告的实际经营状况并不掌握，且目前丁晨仍有部分资料尚未移交，故对原告陈述自2016年1月开始全面负责被告公司运营的情况不知情，也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被告股东，应与其他股东一样按股东大会的决议领取分红，不同意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审理中，本院与丁晨核实相关事实。丁晨称，被告系从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剥离资产和人员后转制成立，股东即原先的23名职工，其自2003年开始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根据成立时股东大会的决议，被告的经营收益在扣除运营成本后应先支付各股东的社保费用，余款再平均分配。自2004年开始，被告就不再实际经营，公司收入完全来源于房屋出租的租金。因此，被告的日常运营工作较少，由其一人负责处理即可，包括原告在内的全部股东均无工作岗位，也不需要上班，按月在家领取分红500元。2016年1月，因需要照料生病的父亲无法脱身，其将被告的管理工作全部交给原告负责，每月另多发原告300元补贴。原告不需要每天上班，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不需要考勤，有事情能过来处理即可。当时确实承诺过在全部职工均退休不需要缴纳社保费用且公司收益有盈余时，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补发2016年1月以后的工资。该承诺未经股东大会讨论决定，其他股东也不知情，但该决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被告利益，应视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原告对丁晨的陈述内容没有异议，认为被告应按约给付工资差额。被告认为其他股东对于原告参与公司管理的事宜不知情，补发工资亦系丁晨个人决定，与被告公司无关，对丁晨陈述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1983年8月入职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2000年9月，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向原闸北区体改办申请将原上海致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中兴店和盛发旅社剥离设立被告，并经原上海市闸北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复同意试行股份合作制。此后，包括原告在内的23名职工均同意参加企业转制，并各自出资购买被告股份成为股东。2003年10月，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决议，明确所有股东的股权相同，均为二十三分之一。被告在扣除运营成本后的经营收益先缴纳股东社保费用，剩余部分平均分配。另明确，取消原国企职工一切待遇，按私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相关政策代替等。2003年12月，被告与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签订《企业转让合同》，约定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将位于本市共和新路XXX号等处非居住营业用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给被告，被告吸纳上述23名职工，双方至此脱离一切关系等。此后，被告由法定代表人丁晨负责房屋出租、收取租金、社保缴纳等日常管理，23名职工不需要上班，亦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在每月缴纳全部股东的社保费用后再按月发放500元。2018年11月，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毛建珍。变更后，被告曾就返还证照、财务账册等事宜与丁晨进行多次诉讼。2019年2月20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64,480元。该委审理后未支持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诉请。审理中，原告称其自2018年2月开始按每月800元的标准领取工资，此前工资标准为每月5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应否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补发原告工资。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措施，其适用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法律认可的合法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认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补发上述期间的工资，该诉请应否得到支持应首先判断双方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系吸收原上海闸北百货总公司部分资产和职工后转制成立，原告系原职工之一并通过认购股份成为被告的股东，从而兼具职工与股东的双重身份。而双方在上述期间是否存在合法劳动关系，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与认定：一、双方在企业改制后是否仍然存在延续此前劳动关系的合意；二、是否存在实际用工的事实；三、被告是否对原告实施具体管理，即双方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性。首先，根据被告转制后股东大会的决议，全体股东均同意取消原国企职工一切待遇，被告的经营收入在扣除运营成本后应先缴纳全体股东的社保费用，剩余部分再平均分配。自股东大会决议形成至双方产生本案纠纷共十余年时间，原、被告之间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亦未上班。同时，被告也未要求原告提供劳动，并按月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股东发放500元。上述事实表明，原告认可其股东身份，被告亦不要求原告履行职工义务，双方实际均在履行股东大会的决议，故在主观上均不存在延续此前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原告称2016年1月开始按丁晨的要求负责被告的日常管理工作，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诉称的事实成立，本院难以确认。并且，即便商场招商、合同签订、收取租金以及日常维修等工作均系原告实际操作，但鉴于其股东身份，亦难以认定上述行为系原告作为劳动者的实际用工行为；最后，根据丁晨的陈述，原告不需要每天上班，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亦不实施考勤管理，原告对此并无异议。可见，原告的工作内容具有极大的自由度，不能反映出被告实施了具体的管理行为，也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性。综上，原告虽系被告改制前的职工，但改制后已取得股东身份，且长期按照股东身份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原、被告在该特殊情况下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原告主张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依此要求被告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建华要求被告上海鑫呢纺织品商场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64,48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王建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