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20民初2875号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主要经营场所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璧青路以西原长铃摩托厂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5828087541。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宗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兵，重庆理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舜，男，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住重庆市璧山区。被告：何田香，女，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银，重庆市璧山区璧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朝阳配件厂）与被告何田香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朝阳配件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兵、蒲艳棋，被告何田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银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后，因原告撤回对蒲艳棋的诉讼委托并另行委托曹舜为其诉讼代理人，故第二次庭审时，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家兵、曹舜，被告何田香及其委托诉讼黄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朝阳配件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只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750元（1,500元/月×0.5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被告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6年3月16日至2018年9月15日，被告月工资为1,500元。2018年7月31日，因被告单方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为此，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同时，被告还分别于2017年5月25日、2017年6月1日及2018年8月1日向原告出具《领取证明》、《无拖欠工人工资证明》二份，对原告已结算应支付被告的所有费用一事进行确认。2018年7月31日劳动关系解除后，双方于2018年8月1日再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并约定被告月工资为1,500元。被告从2018年8月15日重新入职直至2018年12月31日因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于被告的各项仲裁请求问题，由于原、被告第一次劳动关系的解除是由被告单方提出，所以原告不应向其支付2018年7月31日前的经济补偿金。同时，因被告是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在第二次劳动关系中，因被告2018年8月15日入职，2018年12月31日离职，劳动关系存续不到半年，不符合享受年休假待遇及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原告仅应支付2018年8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因解除劳动关系的半个月经济补偿金750元。被告何田香辩称，被告从2012年6月7日到被告处上班，至2019年1月5日收到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期间，被告上班从未间断过。虽然2018年7月31日原告单方以格式条款形式与被告签订了所谓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但该协议是无效协议，依该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16,500元，实为原告因未给被告购买社会保险而对被告进行的补偿，且该款原告已作收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支持仲裁裁决书裁决的内容即由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10,500元、失业赔偿金25,92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276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何田香系原告朝阳配件厂职工。被告在工作期间，双方曾形成了二份劳动合同，其中第一份劳动合同的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9月15日止，第二份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8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两份劳动合同均载明原告对被告实行基本工资和综合奖金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其中基本工资1500月/月，综合奖金由原告根据被告的绩效考评情况、劳动成果和原告的效益进行确定。原告可根据经营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向被告支付本合同约定以外奖励，但是原告无必须支付义务。2018年7月3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就劳动关系解除相关事宜达成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容为：“鉴于乙方已与2018年7月31日向甲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甲方已于当日同意并书面告知乙方，双方经过充分的法律咨询，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完全了解，现依照《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协议所称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集资、借款、工资、奖金、津贴、补助、加班费、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二、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合法解除。三、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为乙方支付任何社会保险金费用。四、由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人民币16,500元，除此款项外，双方间没有别的债权债务。五、上述款项在本协议签订之三日内付清。六、双方共同确认：已将所有的凭证进行了交接，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任何一方持有对方此前的凭证都视为凭证内容已经进行过交接处理，该凭证不再有效。七、乙方离职后不得利用在甲方获取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方式、客户名单）从事有损甲方名誉或利益的行为。八、本协议签订后，双方自愿放弃其他权利，彼此间别无争议。一方不得要求另一方承担其他任何费用和责任，更不得干扰对方的生产生活。九、双方一致确认对本协议所有条款已作出说明，均充分理解协议内容与法律后果。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十一、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自执两份。2018年7月31日”。协议形成后，原告于2018年8月1日向被告支付了该协议约定的16,500元，被告对此于2018年7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在收条中载明该款系原告向其支付了社会保险补贴费等一切补偿金。2018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间，因原告一直未给被告参保社会保险，被告何田香与另一职工荣碧惠向重庆市璧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进行投诉，2018年12月26日，在劳动监察大队主持下，原告与何田香二人达成调解处理结果，形成《投诉案件调解处理意见纪要》（以处简称《纪要》），内容如下：1、投诉人荣碧惠、何田香将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于2018年7月30日（被告收条载明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8月1日）分别支付给我们的16,500元整。今我荣碧惠、何田香二人自愿退还给该单位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投资人安宗琴。退还此款以安宗琴出具的收条为准；2、该单位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投资人安宗琴自述承诺于2018年12月26日下午至12月27日下午止，将投诉人荣碧惠、何田香二人补缴两年社会保险问题，向璧山区社会保险局经办机构申报相关补缴社会保险的手续。若未及时申报，该单位自愿接受劳动监察大队行政处罚；3、关于二投诉人要求该单位补缴2012年至2016年时间段社会保险的问题，依照同年12月25日上午开会的会议内容，由二投诉人申请劳动仲裁确认从2012年至2016年时间段与该单位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待劳动仲裁依法裁定。同日，被告将16,500元退回原告单位，安宗琴对此出具《收条》。2018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019年2月11日，被告作为申请人，以原告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确认被申请人已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二、裁决被申请给付申请人双方工资2,750元/月×72个月=198,000元（2012年6月至2018年8月）；三、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带薪年休假工资10天×2,750元/月÷21.75天×200%=2,529元；四、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2,750元/月×7个月=19,250元；五、裁决被申请人给付失业赔偿金1,500元/月×15个月×120%=27,000元。仲裁委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渝璧劳人仲案字［2019］第145、14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10,500元（1,500元/月×7个月）；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赔偿金25,920元（1,440元/月×15个月×120%）；三、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276元（69元/天×2天×200%）；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因对仲裁裁决不服，遂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如上诉讼请求。庭审中，关于被告的入职时间，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被告初次入职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为此，其举示《应聘人员登记表》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9月15日止的《劳动合同》。被告对该二份证据质证认为，二份证据均是原告以空白表的形式叫被告签名，签名时间是2018年8月15日。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在第一次庭审后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承认在2018年底清理员工资料时，上述《应聘人员登记表》和《劳动合同》内容欠缺，由原告公司员工根据回忆进行了填写，包括原告实际负责人曹舜在应聘表上注明的时间“2016.3.16”。庭审中，曹舜对被告初次到原告公司上班时间表示“记不清楚”。被告陈述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6月7日，为此，被告举示自己单方制做的《工作记录》，《工作记录》记录了其从2012年6月7日到2019年1月5日在原告处每天的工作情况。同时被告还申请原公司员工刘堂英、朱堂红、丁大容、朱堂秀出庭作证，除朱堂秀证实被告比自己2013年入职时间早外，其余三位证人均证实被告是2012年入职原告公司。对《工作记录》和证人证言，原告认为《工作记录》属被告单方陈述，缺乏证明力；四位证人不能证明系原告公司员工，且四位证人对被告离开公司的时间和入职时间与要证明的内容不一致，缺乏证明力。后经本院询问曹舜关于证人的身份时，曹舜除对证人刘堂英员工身份记不清外，承认其他三位证人曾系原告单位员工。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不拖欠被告2018年8月1日前的工资福利，举示了被告于2017年5月25日出具的《领取证明》及2017年6月1日和2018年8月1日出具的两份《无拖欠工人工资证明》。《领取证明》主要载明原告以现金形式与被告结清2017年4月30日前的工资等劳动报酬；两份《无拖欠工资证明》主要载明原告从无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福利现象。被告对此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没有拖欠被告的工资，但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工资以外的其他费用。另庭审中，关于在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这一时间段被告是否在原告处上班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原告陈述，自2018年7月31日解除协议签订后，被告便离开公司，直到2018年8月15日重新入职。其证据是第二份《劳动合同》载明的入职时间。被告则陈述，解除协议签订后，其仍在原告处上班，该时间段并未离开原告公司。其证据是证人朱堂秀的证言，证实2018年8月1日至15日期间，被告与证人朱堂秀一直都在原告处上班。另原、被告双方在第二次开庭时确认，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仅为被告参保了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证人证言，原告举示的两份《劳动合同》、《应聘人员登记表》、《领取证明》、《无拖欠工人工资证明》、《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收条》、《仲裁裁决书》以及被告举示的《工作记录》、《纪要》以及原告收回16,500元所出具的《收条》等证据在卷为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如下：一、被告的初次入职时间；二、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这一时间段，被告是否在原告单位上班；三、关于原、被告2018年7月3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问题。关于被告初次入职时间问题。因原告对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并无异议，故对被告的入职时间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职工花名册》等证据来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其举示的《应聘人员登记表》和第一份《劳动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其在2018年单方补填，且《应聘人员登记表》上并未载明被告入职时间，故不能证明被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反之，被告陈述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6月7日，有四位工友的证言予以佐证，为此，本院采信被告陈述，认定被告入职时间为2012年6月7日。关于被告在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是否在原告处上班的问题。本院认为，若该时间段被告未在原告处上班，则2018年8月份，被告应领取半个月工资，否则，被告应领取全月工资。由于被告每月的工资数额相对固定，因此，判断该时间段被告是否在原告处上班，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举示其掌握的2018年8月及相邻月份的工资表予以证实。但诉讼中，原告却以2018年7月、8月的工资表未找到为由拒绝提供，因此，原告应自行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亦采信被告的陈述，即该时间段被告在原告处上班。关于原、被告2018年7月3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问题。首先，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劳动关系并未解除，表明解除劳动关系不是双方的真实目的；其次，原、被告在劳动监察大队达成的《纪要》（主要内容为被告退回原告于2018年7月30日支付的16,500元和原告同意为被告购买社会保险），也表明对该协议中关于“原告支付被告16,500元后不为被告购买社会保险”的约定，双方同意不再履行，即该《纪要》的达成应视为原、被告对该协议予以解除形成合意；最后，随着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收回向被告支付的16,500元，原、被告已完全终止履行该协议且双方因劳动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已恢复到协议签订前的状述。因此，该协议已不会对被告的仲裁请求产生法律上的后果。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从2012年6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解除这一期间，被告在原告处上班并未中断。现基于该认定，本院对被告的各项仲裁请求做如下评析：一、对确认原告已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的请求。因双方对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因被告认可仲裁委不支持该项请求所作出的裁决，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2,529元（10天×2,750元/月÷21.75天×200%）的问题。被告从2012年6月7日入职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解除时，工作时间不足10年，故被告从2013年6月7起每年应享受5天年休假。由于被告于2018年8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无拖欠工人工资证明》载明了原告从无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福利的现象，因此，该证明应视为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2018年8月1日前的劳动报酬，所以被告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天数应从2018年8月1日起算，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解除时，该年度剩余日历天数为153天，故被告应享受年休假2天（153天/365天×5天），至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12月份的平均工资问题，因原、被告对仲裁委认定的被告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日平均工资为69元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认定，按照该标准计算，原告尚应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报酬276元（2天×69元/天×200%）。四、关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9,250元（2,750元/月×7个月）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以劳动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且不存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用人单位即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年限为6年6个月零24天，应获得7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即原告应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10,500元（1,500元/月×7个月），被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数额高出10,500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被告请求原告支付失业保险赔偿金27,000元（1,500元/月×15个月×120%）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原告未按被告工作年限依法为被告参保失业保险，且缴费年限不足一年，导致被告失业后不能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对被告要求原告比照失业人员同工作年限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120%对其进行赔偿的请求，因符合《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在原告处累计工作年限6年6月余，根据《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应领取15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同时，因从2019年1月1日起，重庆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1,440元/月，故原告应支付被告失业保险赔偿金25,920元（1,440元/月×15个月×120%），对被告的该项请求超过25,920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的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与被告何田香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三、由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被告何田香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500元（1,500元/月×7个月）。四、由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被告何田香失业保险赔偿金25,920元（1,440元/月×15个月×120%）。五、由原告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被告何田香未休年休假工资276元。六、驳回被告何田香的其他仲裁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重庆市璧山区朝阳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云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白琳琳书 记 员 王艺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