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4856号原告：田同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思聪。被告：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爱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委托诉讼代理人：母澈昌。被告：张秀阁。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祥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母澈昌。原告田同生与被告华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瀚集团）、张秀阁、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以下简称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同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利、田思聪，被告华翰集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母澈昌，被告张秀阁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祥立、李增建，被告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母澈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同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华瀚集团与张秀阁签署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承诺书无效；2、张秀阁支付拆迁补偿款3252671.20元；3、华瀚集团与田同生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安置田同生两居室住房一套；4、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对于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的责任。事实与理由：1965年10月，田同生之父田仲萱与张秀阁再婚，致使张秀阁与田同生田同生实际形成了继母子关系。1986年，田同生之父田仲萱的单位——原北京煤炭机械厂（现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简称“金泰公司”）将其自管公房之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一间半平房分给了田仲萱承租，供田仲萱与张秀阁居住使用。2003年2月，田同生之父田仲萱去世。之后，张秀阁因年事已高、体弱，加之平房生活不方便，便搬至其亲生女儿家居住，也就没有再交纳石门村平房房租。田同生因夫妻感情不和，搬至石门村平房居住。2014年6月，田同生正式与妻子离婚，其原有住房归女方及其女儿居住。田同生就住在石门村平房并交纳房租至2017年12月。由于涉及拆迁，产权单位不再办理新的《房屋租赁合同》。2017年3月，金泰公司向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出具《证明》，其内容有：石门村平房由田同生交纳房租并承租居住使用，请办理入户手续。2017年7月，金泰公司向田同生出具《关于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承租说明》，其内容有：由于张秀阁拖欠石门村平房之房租达数年，依据双方签订的《住房契约》其中的条款，乙方拖欠房屋租金三个月以上的，我单位本应收回该房屋，但田同生多次与我单位协商，并交纳了其房租，我单位本着谁交费、谁使用的原则，交由圈同生继续承租居住使用石门村平房。2017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和金泰公司对外张贴《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公告》，田同生承租居住使用的石门村平房列在拆迁范围之内。2017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腾退办公室给了田同生一份《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实施细则》。据称，这份《实施细则》只给被搬迁人。但是，在明知田同生承租居住使用石门村平房的情况下，在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审核之下，华瀚集团与张秀阁签了《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张秀阁签了选择纯货币补偿方式的《放弃安置承诺书》。因此，华瀚集团、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将搬迁补偿款放给了张秀阁一个人。至此，田同生认为本案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田同生的合法权益，上述的协议书、承诺书应无效。还有，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在没有向田同生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张秀阁于2017年7月30日写的《放弃安置承诺书》上盖章，存在过错。因为该承诺书上的“经与家庭成员协商一致，自愿选择纯货币补偿方式”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张秀阁没有与田同生协商过，也就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故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盖章、放款给张秀阁一个人的行为，也侵犯了田同生的合法权益，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应对田同生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8月，在没有经得田同生（田同生承租期间）同意的情况下，华瀚集团和张秀阁强行将田同生承租居住使用的石门村平房拆除，严重违反了我国有关“不许强行拆迁”的法律法规。综上所述，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在本案中，华瀚集团与张秀阁在明知田同生承租居住使用石门村平房的情况下，签了上述的《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张秀阁签了选择纯货币补偿方式的《放弃安置承诺书》；华瀚集团、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将纯货币搬迁剂、偿款放给了张秀阁一个，至此，田同生认为本案三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严重侵犯了田同生的合法权益。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之规定以及有关法律规定，田同生诉至本院，要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华瀚集团答辩称，华瀚集团与张秀阁签署的协议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法52条规定的情形。华瀚集团是合法的腾退主体，对张秀阁的资质进行了相应的审查，确认张秀阁具备合法的资格，在此情况下与张秀阁签署了补偿协议并由张秀阁领取了拆迁补偿款。田同生与腾退拆迁没有关联，亦不是拆迁补偿协议当事人，不具备取得拆迁补偿的资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张秀阁答辩称，从法院的收案范围来看，本案属于自管公房管理的范围，关于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自管公房的延伸，因此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其次，田同生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田同生的户籍并不在涉案房屋内，也从未在房屋的居住，因此田同生与被拆迁房屋并法律关联，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必须是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田同生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据此法院应驳回其起诉。第三，从案由的角度上，起诉的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但是诉讼请求的内容却是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请求与案由相矛盾。第四，从实体上看，田同生从未在房屋内居住，户籍亦不再涉案房屋内，不具备公房承租的资格，而张秀阁在房屋被拆迁前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张秀阁是该房屋的合法的承租人，得到了产权为的认可，张秀阁被依法认定为被拆迁人，不需要通田同生协商，也不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的问题，根据拆迁补偿政策规定，涉案房屋致使对张秀阁补偿，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同实体上看，亦应驳回田同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答辩称，同意华瀚集团和张秀阁的答辩意见，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对于拆迁补偿协议和放弃安置承诺书需要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南磨房乡农工商总公司本身亦不是补偿协议的当事人，田同生要求南磨房乡农工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田仲萱与张秀阁系夫妻关系，田仲萱为田荣生之父，张秀阁与田同生系继母子关系。田仲萱已经去世。2003年12月9日，北京煤炭机械厂行政科作为甲方与张秀阁作为乙方签署《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住房契约》，载明，房屋坐落在朝阳区石门村4好远13排4号，房屋1.5间，使用面积为19.9平方米，月租金24元，起约日期为2003年12月29日。在立约人处有注明：田仲萱已故，承租人更为其妻张秀阁。金泰极端物业管理中心和金泰集团丰台分公司共同出具住房证明，载明：兹由住户张秀阁，身份证号×××，居住地址石门村路4好远13排4号，房屋一间半，使用面积28.9平方米，厨房系我单位（原煤炭机械厂）建造，厨房使用面积以评估公司出具报告为准。2017年7月30日，华瀚集团作为搬迁人（甲方）与张秀阁作为被搬迁人（乙方）签署《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石门定向安置房项目工程建设，需要搬迁乙方在搬迁范围内的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石门村4院内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是房屋1间，建筑面积34.53平方米，本次搬迁，乙方经与家人协商一致同意选择第一种，1、被搬迁房屋所在的地区区位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61666元，被搬迁房屋容积率修正系数为1.3，被搬迁房屋重置成新价格为101183元，被搬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总计2869315元。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搬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2927746.2元向被搬迁人开具领款凭证等。同日，张秀阁出具放弃安置承诺书，载明：被拆迁人张秀阁，住址朝阳区石门村路4院13排4号，因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地上物房屋搬迁项目，经与家庭成员协商一致，自愿选择纯货币补偿方式，如发生相关法律责任及纠纷由背疼推人自行承担，宇腾退办、拆迁公司、评估公司等相关单位无关。庭审中，张秀阁表示已经领取了上述款项。2017年8月6日，华瀚集团作为搬迁人（甲方）与张秀阁作为被搬迁人（乙方）签署《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石门定向安置房项目工程建设，需要搬迁乙方在搬迁范围内的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石门村4院内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是房屋—间，建筑面积4平方米，本次搬迁，乙方经与家人协商一致同意选择第一种，1、被搬迁房屋所在的地区区位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61666元，被搬迁房屋容积率修正系数为1.3，被搬迁房屋重置成新加为4101元，被搬迁房屋货币补偿款总计324765元。甲方支付乙方搬迁奖励费和补助费用共计160元，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搬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324925元向被搬迁人开具领款凭证等。庭审中，张秀阁表示已经领取了上述款项。2017年3月，金泰集团丰台分公司向被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开具证明，内容为：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好远13排4号房屋）平房一间半19.9平米系我单位所有，自2014年1月至今有田同生叫暗访组承租居住使用，请协助田荣生按相关规定办理入户手续。2017年7月19日，金泰集团丰台分公司出具《关于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3排4号承租说明》，载明：一、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好远13排4号房屋（平房一间半19.9平米）系我单位所有，上述房屋原由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田仲萱承租并居住使用，签署了《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住房契约》。2003年田仲萱去世后，当时的北京煤炭机械厂行政科将上述房屋改由张秀阁（飞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承租。二、2014年1月起，我单位没有收到上述房屋的房租金（原因不详），多次催缴也联系不到张秀阁。知道2015年下半年，才辗转联系到了田仲萱之子田同生，并告知田同生：自2014年1月起，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的承租人一致没有缴纳房租金，依据《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住房契约》中的“乙方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的，甲方可以终止契约，收回房屋”的条款，我单位本应收回该房屋。三、因田同生多次与我单位协商，并不补交所欠房费，我单位本着谁缴费谁使用的原则，交由田同生继续使用（公房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房屋。四、现在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的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房屋租金都是由田同生缴纳。同时田同生在庭审中亦提交了部分收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缴纳了涉案被拆迁房屋的房费。另查一，2017年7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及金泰集团丰台分公司发布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公告，载明的被拆迁人是指石门定向安置项目占地范围内持有金泰集团丰田分公司（原煤炭机械厂）核发的《北京市共有住宅租赁合同》或居住证明等有效房屋权属证明文件原件并实际使用的个人。同样，在《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实施细则》中第五条规定，本实施细则的被搬迁人是指石门定向安置房屋项目持有《房屋所有权证》或《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等有效土地及房屋权属证明文件原件、并实际占有及使用土地和房屋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在石门定向安置房屋项目搬迁范围内，每个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认定为一个被拆迁人。户的认定以属地派出所核发的户口本为准，每个户口本为一户，法定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单某的，合并补偿；户口虽然在搬迁范围内，但没有实际住房的认定为空挂户及空挂人员，一律不予认定。另查二，田同生现户籍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永光西街20号。在2016年7月10日的北京市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中显示，被拆迁人为张秀阁，家庭是人口情况登记除张秀阁外还有田汝若（之子）、康淑香（之儿媳）、田思明（之孙女）、许迪（之增孙女）、王蔚然（之非亲属）上述事实，有身份关系证明、《北京煤炭机械厂职工住房契约》、住房证明、《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协议》、证明、《关于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3排4号承租说明》、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公告、《南磨房乡环境整治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实施细则》、北京市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田同生要求确认张秀阁与集团签署的拆掐协议及承诺书无效，但依据现有证据显示，张秀阁作为原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13排4号的承租人与拆迁人华瀚集团签署的拆迁协议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拆迁政策规定，并无无效的情形出现。田同生以华瀚集团丰台分公司向南磨房派出所开具证明及《关于北京市朝阳区石门村4号院3排4号承租说明》来证明其对于被拆迁的房屋有合法的承租权或居住权，该证明系用于迁移户口，而非拆迁政策中要求的针对拆迁开具的居住证明。而租住说明亦没有明确租赁关系的变化，即被拆迁房屋由原先的张秀阁租赁变为田同生租赁，仅阐明了田同生缴纳房费的情况。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田同生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秀阁与华瀚集团公司签署的拆迁协议等文件无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同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田同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