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8601行初436号原告吴淑元，女，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正塘坡路269号。法定代表人肖向东，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郑楷，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吴淑元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以下简称天心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淑元，被告天心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郑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心分局于2019年7月5日作出天公（坡）决字[2019]第120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查明原告吴淑元2019年6月两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吴淑元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吴淑元诉称，原告因坡子街房产问题多次向110报警无果，在坡子街社区、街道、天心区政府都不能解决原告问题的情况下，原告被迫去北京上访，而被告以原告非法上访为由，对原告拘留十日，系被告滥用职权乱作为的违法行为，理由如下：1.北京上访，地方拘留，无法可依。且“信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且“非正常上访”也不等于“非法上访”，对于“非正常上访”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处罚规定。原告上访时既没有高声吵闹、自伤自残、损害财物，也没有散发传单、堵塞交通，何谈扰乱公共秩序；相反，上访过程中原告受尽驻京办的折磨。被告仅凭《训诫书》就拘留原告实属违法，因为只有《信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才是违法行为。《训诫书》并未明确原告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2.地方公安机关对发生在北京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享有行政处罚权。综上，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属越权执法，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名誉损失、健康损失以及误工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元。原告吴淑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2.《处罚决定书》。3.照片一张；拟证明河北衡水救助站将我从衡水转到长沙救助站的事实。4.退回原告手机、身份证的收据。证据1-4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被告天心分局辩称：1.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两次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进行训诫，对此原告也签字进行了确认。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应当依法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应去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场所提出。2.被告具有对原告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修正）》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长沙市天心区系原告的居住地，有权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3.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4.原告的上访行为符合《湖南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的违法情节中“多次扰乱公共秩序”的情形，对其拘留10日，量罚适当。5.被告对原告的处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心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吴淑元询问笔录；2.吴淑元常住人口基本信息；3.曾灿波询问笔录；4.郭勇军身份证明；5.训诫书；6.劝返接回通知单；7.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8.吴淑元进京非访接访劝返情况。证据1-8拟证明：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27日，吴淑元因对天心区衣铺巷13号房屋继承权的判决不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9.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拟证明吴淑元2018年3月因在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众秩序被我局行政拘留。10.到案经过；11.传唤经过；12.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4.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5.行政处罚决定书；1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据10-17拟证明：天心分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吴淑元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以及依据。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保障了吴淑元的权利与义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已经出示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清楚。对证据2、5、9、12、13、1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5原告拒绝签字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照片来源、制作时间、制作人签名不符合证据规范，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收到手机等物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3、证据4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反映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经过，依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3，本院结合当庭陈述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4日,原告因对房屋继承权的判决不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滞留,被警察送至北京市派出所，北京市派出所对原告进行了训诫，长沙市驻京维稳办于2019年6月5日向被告作出《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建议被告依法处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的上访行为，后原告被接回长沙。2019年6月6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询问。2019年6月27日，原告再次到北京中南海附近上访滞留，北京市派出所对原告再次进行了训诫。长沙市驻京维稳办于2019年6月28日再次向被告作出《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建议被告依法处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的上访行为。被告于2019年7月4日对原告及坡子街维稳办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在作出《处罚决定书》前履行了告知程序，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被告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2018年3月2日，因原告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27日两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告对原告作出天公（坡）决字[2018]第045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在北京市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本案中，被告根据原告本人的陈述、长沙市驻京维稳办作出的《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维稳办工作人员的证言及原告的前科材料,认定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被告在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过程中,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行政程序合法。《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该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在多次对原告进行训诫时已明确告知原告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但原告不听劝阻，为制造影响,实现个人诉求,仍采取走访形式,以越级形态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上访，其行为明显违反《信访条例》有关规定，给党政机关办公秩序造成影响，故原告的起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有违法的行政行为存在是原告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理合法，故原告提出的人民币50，000元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淑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淑元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永人民陪审员  刘精科人民陪审员  周泽英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尹馨书记员周依洁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