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4民初15214号原告：吴越民，女，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红，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XXX号云华科技大厦2408室。负责人：张万红，主任。被告：马连富，男，193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赵霞，女，197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红，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志宇，女，196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XXX号。第三人：徐志奇，女，1964年2月1日出生，美国国籍，住111BonnieBriarLane，Nashville，TN37212U.S.A。原告吴越民与被告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0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案情需要，本院于2019年8月7日依法追加徐志宇、徐志奇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越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红、被告律凯律所负责人同时为被告马连富、赵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志宇、徐志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越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共支付吴越民退伙财产份额222,611.47元。事实和理由：吴越民与徐达权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7月5日登记结婚，后徐达权因病于2015年1月4日去世。吴越民在2018年1月整理徐达权遗物时，偶然发现徐达权与马连富、赵霞签订的关于成立律凯律所的合伙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因合伙人死亡的，应当由继承人按照合伙人在该所合伙财产中所占份额以现金形式直接继承。吴越民发现以上情况后，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徐汇区司法局。司法局告知徐达权已经于2010年5月退伙。吴越民找到张万红主任核实，其提供了一份委托书和协议书，想以此说明徐达权已经于2008年5月8日签订协议书同意退伙事宜。但吴越民发现协议书系徐达权委托人马连富签字，而委托书签署时间在后且并非徐达权本人签字。律凯律所提出的所谓退伙真相，吴越民实难接受。2018年3月19日在徐汇区司法局的帮助调解下，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吴越民遂起诉。律凯律所辩称，不同意吴越民的诉讼请求。徐达权与马连富、赵霞在申请设立律所时没有任何出资。律所设立后，2008年年检时因需缴纳费用，故不愿年检。律凯律所主任张万红当时有其他合作律所，因政策原因需要撤销，经徐汇区司法局告知律凯律所没有进行经营、开具账号及税务登记等，故张万红接受了律凯律所，各方为此签订了协议，约定了律凯律所当时没有争议资产，也约定了原合伙人的退出手续。赵霞于2008年退出，徐达权于2010年5月退出，马连富于2019年1月退出。马连富辩称，同意律凯律所的答辩意见。开办律所也是徐达权提议的，由案外人林先生出资，原意是接手专利代理的案件，但按相关规定，律师接办专利代理案件需三名合伙人持有双证，但徐达权并没有专利代理的资质。徐达权、马连富及赵霞实际并没有出资，律凯律所也没有实际运营，因注销需补缴相应款项，故经司法局建议进行了转让。赵霞辩称，同意律凯律所和马连富的答辩意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吴越民的诉讼请求。徐志宇书面述称，吴越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徐达权生前与领导、同事关系融洽，且早在2008年已经办理从律凯律所退伙的手续，如果各方存在合伙争议，他肯定在办理退伙手续时进行处理和解决。不认可吴越民提供的遗嘱，认可律凯律所、马连富和赵霞向法院提供的全部证据，尤其是马连富的辩称意见。徐志奇书面述称，收到本院邮件，对吴越民起诉事宜有所了解，因距离太远工作繁忙没法出席庭审。徐志奇第一次看到徐达权的结婚证、死亡证明和给吴越民的遗嘱。徐志奇同意姐姐徐志宇回复法院的意见，徐达权身前办事谨慎，望法院查明事实。吴越民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结婚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委托书》、律凯律所变更登记证明、《遗嘱》、自司法局调取的《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2010年3月22日的《决议》《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章程》《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马连富律师查询信息、《关于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2014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等证据。经质证，律凯律所、马连富及赵霞对结婚证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吴越民所提交的《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没有赵霞签字，真实性不认可；对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委托书》、律凯律所变更登记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对《遗嘱》的真实性没法确认；对自司法局调取的《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2010年3月22日的《决议》《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章程》《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马连富律师查询信息、《关于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2014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律凯律所、马连富及赵霞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委托书》、工行业务凭证、《开户许可证》《情况说明》《税务约谈建议书》《税务登记证》、张万红注销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司法局资料、上海市司法局(2008)261号《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合伙人入伙决定书》《合伙协议书》、徐汇区司法局(2008)048号《徐汇区司法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变更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书》《出资证明》《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章程》《发起人承诺》《发起人决议》、2008年陈明入伙时的《合伙协议书》《变更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书》、赵霞2008年10月退伙后的《合伙协议书》等证据。经质证，吴越民对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委托书》、工行业务凭证、《开户许可证》《情况说明》《税务约谈建议书》《税务登记证》、张万红注销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司法局资料、上海市司法局(2008)261号《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合伙人入伙决定书》《合伙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徐汇区司法局(2008)048号《徐汇区司法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变更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书》《出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章程》《发起人承诺》《发起人决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2008年陈明入伙时的《合伙协议书》《变更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书》、赵霞2008年10月退伙后的《合伙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徐志宇、徐志奇未提交证据。徐志宇对律凯律所、马连富及赵霞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认可，对吴越民所提交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徐志奇对吴越民、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所提交的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另，本院根据吴越民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委托书》及2010年3月22日的《决议》落款处“徐达权”签名是否为徐达权本人所写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7月15日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255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委托书》上需检的“徐达权”签名是徐达权本人所写。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另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043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决议》上需检的“徐达权”签名不是徐达权本人所写。经质证，吴越民、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及徐志宇对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徐志奇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徐达权、马连富、赵霞三人曾签署《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共同成立律凯律所，协议约定了合伙人、出资分配、财产、合伙人退伙、解散和清算等内容。其中约定合伙人退伙时，若其连续担任本所合伙人时间在5年以上，可按其退伙时本所固定资产净值加各类基金的积累之总额除以其退伙时合伙人总人数(含退伙人本人)的平均数额的80%予以分配；合伙人死亡，其在本所合伙财产中的所占份额，只能以现金形式依法由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继承。吴越民即系依据前述约定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约定：马连富、徐达权、赵霞三人共同为甲方，张万红为乙方；甲方三人于2007年合伙成立律凯律所，但律所成立后因种种原因未开展业务，未办理税务登记手续，未开银行账号，基于以上情况，甲方三人有意关闭该所；乙方为恒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负责人，根据上海市司法局的合作所合伙所的要求，结合业务开展需要，乙方准备成立一家上海的律师事务所；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并另外两个合伙人成为律凯律所的合伙人，甲方退出或合伙，但基于乙方组织的一合伙人三年未到的现状，双方就有关整合事宜达成协议；律凯律所的税务及银行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具体费用由乙方承担；2008年律凯律所的年检及甲方三人的年检费用26,000元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毕年检手续；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支付甲方三人共计5万元的整合补偿费用(该笔费用由马连富负责收取后再由其支付给其余两名合伙人，该费用乙方承诺在2008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在乙方及乙方另两名合伙人的入伙手续及甲方三人退伙手续办理完毕阶段具体要求为乙方另一合伙人陈明尽量在2008年6月之前转入律凯律所，并在2008年律凯律所年检后办理入伙手续并至乙方入伙变更为主任手续前担任律凯律所主任，另一合伙人在2009年4月办理入伙手续，在陈明转到律凯律所并成为合伙人后，将律凯律所主任由马连富变更为陈明，甲方其中一人在此时无条件协助办理其退伙手续，乙方转入律凯律所后，甲方三人在合伙中的二人其中一人在此时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入伙手续及甲方三人其中一人的退伙手续，乙方的另一合伙人在2008年底前转入律凯律所，在2009年4月之前办理入伙手续，甲方三人在合伙中的一人在此期间无条件协助乙方该合伙人办理入伙手续及甲方三人此时在合伙中的一人的退伙手续，陈明转到律凯律所并成为合伙人后至乙方及乙方另一个合伙人入伙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即甲方三人按前面约定分别退出合伙，甲方三人分别退出合伙之前挂名在合伙中，挂名期间乙方支付在合伙中挂名的甲方人员每人每月1,000元工资(该费用从2008年6月1日开始计算)；甲方三人分别在退伙后，根据其意愿选择是否作为律凯律所的聘用律师，具体分配制度另行协商确定；乙方因须将原负责的恒达分所的业务在转所的过程中转入律凯律所处理，以保证原处理客户业务的顺利衔接，故此甲方应保证在此期间的乙方转入业务正常进行，因此产生的收益与甲方无关；律凯律所开办至今无任何营业收入及固定资产，甲乙双方予以确认，自乙方或乙方合伙人陈明入伙律凯律所后，在甲方任一位律师或多位律师担任律凯律所名义合伙人期间，乙方所有的营业收入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甲方自己开拓并运作的案件收入除外)，乙方所投入的固定资产也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乙方所有产生的成本也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等等。马连富、赵霞、张万红及马连富代徐达权在前述协议落款处签名。律凯律所自2008年6月起每月向徐达权支付1,000元，支付至2010年6月。2008年5月13日，徐达权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马连富律师为代理人，就本人与马连富、赵霞合伙成立的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与张万红及其合伙人的整合事宜(此整合事宜所指的是马连富、赵霞与本人退出律凯所合伙人，由张万红及其他合伙人入伙律凯所)进行洽谈并签署有关协议。本人保证在此委托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本人承诺，本人严格按照马连富律师代为签署与张万红律师的协议条款履行”。2008年5月28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律凯律所作出沪司许(03-1)字(2008)261号《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准予律凯律所变更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核登记-变更登记(合伙人加入)的申请(陈明加入合伙人)。同年6月26日，上海市司法局又向律凯律所作出沪司许(03-1)字(2008)048号《上海市司法局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准予律凯律所变更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核登记-变更登记(负责人变更)的申请(负责人由马连富变更为陈明)。2010年5月21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律凯律所作出沪司审(03-1)字(2010)366号《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内容为：“你单位于2010年5月18日向本机关提出的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核登记(章程和合伙协议同时变更登记)申请及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审查，认为你单位提出的该项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1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24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徐达权退伙、张万红入伙……”上述经鉴定的2010年3月22日的《决议》主要内容为就《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协议》《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章程》修改事宜、张万红入伙、徐达权退伙及出资份额等事宜，相关经协议人充分协商作出决议。在本院就该《决议》委托司法鉴定前，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即表示该《决议》系派人送至徐达权当时所在地，至于是不是徐达权本人所签并不清楚。根据税务机关于2008年10月31日向律凯律所发出的徐税二约字(2008)第213号《税务约谈建议书》，律凯律所于2007年3月取得律师事务所职业许可证，于2008年7月办理税务登记证等。后税务机关于2010年9月14日重新向律凯律所颁发《税务登记证》。吴越民与徐达权于2011年7月5日登记结婚。徐达权于2015年1月4日去世。吴越民称其向本院提交的《遗嘱》系徐达权的自书遗嘱，其中有“本人名下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以及今后可能增加的本人个人财产在本人故后，均属于吴越民(夫妻)所有”等内容，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31日。本院认为，因徐志奇为美国国籍，则本案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定本案应当适用的实体法。本案系合同纠纷，吴越民是以徐达权继承人的身份基于徐达权与马连富、赵霞间的《上海市律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但上述协议中并无关于适用法律的相关约定，鉴于该协议各方当事人均为中国公民，而徐志奇仅系本院依案件审理需要依法追加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吴越民以徐达权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共同支付徐达权退伙财产份额。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则辩称，徐达权与马连富、赵霞共同设立律凯律所时并未实际出资和运营，后律凯律所已转让给张万红，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为此提供了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及2008年5月13日的《委托书》等为证。因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系马连富代徐达权签署，吴越民以徐达权《委托书》的出具时间在后为由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委托书》对委托事项有明确指向，即“就本人与马连富、赵霞合伙成立的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与张万红及其合伙人的整合事宜(此整合事宜所指的是马连富、赵霞与本人退出律凯所合伙人，由张万红及其他合伙人入伙律凯所)进行洽谈并签署有关协议”，而2008年5月8日的《协议书》就是关于张万红及另外两个合伙人成为律凯律所合伙人，马连富、徐达权、赵霞退出合伙等整合事宜的协议，且在徐达权出具《委托书》之后也并无其他关于前述事宜的协议书；其次，律凯律所自2008年6月起每月向徐达权支付1,000元，与该《协议书》关于由张万红支付挂名合伙人每人每月1,000元工资的约定相符，而吴越民对其关于该款系律凯律所给予徐达权的车贴的主张并未举证证明，且该款仅支付至2010年6月，徐达权对此也并未提出过异议；再者，吴越民并未对徐达权自律凯律所成立以来至其去世前作为律凯律所合伙人参与律凯律所事务进行举证证明，而上海市司法局自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向律凯律所作出了多份决定书，包括2008年5月陈明入伙、2008年6月负责人变更及2010年5月徐达权退伙和张万红入伙等重大变动，且与决定书一并在上海市司法局备案的还有多份相对应的协议、文件等，一方面相关变更手续与2008年5月8日《协议书》约定相符，另一方面，徐达权若未自律凯律所退伙，对律凯律所重大事项的变动也应清楚知晓，而在此情况下并未提出异议，也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采信律凯律所、马连富及赵霞在庭审中关于“2008年5月8日徐达权没法到场与张万红签署协议，其电话委托马连富代签，是张万红为了确保签署的效力，则又补充签署委托书”的辩称，认定徐达权以《委托书》的形式对马连富代其签署2008年5月8日《协议书》的效力进行了追认；而2010年3月22日关于徐达权退伙的《决议》，虽非为徐达权本人所写，但鉴于上文所述，徐达权在上海市司法局作出相关决定书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其应对该决议内容是知晓并确认的。据此，本院认定2008年5月8日《协议书》对徐达权亦具有法律约束力，徐达权于2010年5月21日自律凯律所退伙。根据该协议约定，“乙方(张万红)因须将原负责的恒达分所的业务在转所的过程中转入律凯律所处理，以保证原处理客户业务的顺利衔接，故此甲方(马连富、徐达权、赵霞)应保证在此期间的乙方(张万红)转入业务正常进行，因此产生的收益与甲方(马连富、徐达权、赵霞)无关；律凯律所开办至今无任何营业收入及固定资产，甲(马连富、徐达权、赵霞)乙(张万红)双方予以确认，自乙方(张万红)或乙方(张万红)合伙人陈明入伙律凯律所后，在甲方(马连富、徐达权、赵霞)任一位律师或多位律师担任律凯律所名义合伙人期间，乙方(张万红)所有的营业收入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甲方(马连富、徐达权、赵霞)自己开拓并运作的案件收入除外】，乙方(张万红)所投入的固定资产也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乙方(张万红)所有产生的成本也与上述这一位或多位的名义合伙人无关”，据此，徐达权无权主张对律凯律所的财产分配。徐志宇、徐志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行放弃其诉讼权利。综上，吴越民要求律凯律所、马连富、赵霞支付徐达权退伙财产份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越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39.17元，司法鉴定费4,000元，由吴越民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樊 蕾审判员 王兆根审判员 顾 静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宝荣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