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02行初197号原告迟立志，男，196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北新区。被告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廉派出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锦水街1号。法定代表人刘志忠，所长。原告迟立志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明廉派出所(以下简称明廉派出所)履行开具户口证明职责一案，于2019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明廉派出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邱玉萍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此案，人民陪审员杨阳、张誉升参加评议,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迟立志，被告明廉派出所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迟立志诉称，迟立志于2019年4月5日要求明廉派出所出具迟奎武在1954年至1956年3月的户口证明，明廉派出所以“经沈阳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档案胶片查询，无迟奎武（包括同音查询）匹配的信息”为由，不给出具证明。这不符合迟奎武的户口是典型的沈阳市××街××号的工商户户口的事实，更是违反依据1951年《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二项工商户和第三项公寓户的规定，严重影响原告解决迟奎武的历史遗留问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明廉派出所给迟立志开具迟奎武在1954年至1956年3月的户口证明。迟立志向本院提出如下证据：1、沈阳市食品公司肉食加工厂委员会1955年4月18日出具的会员证，用以证明上面的地址是在明廉派出所的辖区内；2、1960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出具的退伍军人证明书，用以证明明廉派出所在该证明书上加盖了户口专用章，进一步证明其自认迟奎武在其辖区内；3、沈阳市食品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迟奎武在1954年—1956年3月期间一直在皇姑区××街××号居住；4、2018年8月16日皇姑区武装部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迟奎武是在1956年从皇姑区武装部入伍的；5、2018年7月17日铁岭县横道河子镇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实材料》，用以证明迟奎武从1981年—2010年，一直在横道河子镇石碑山村居住期间户口没有变动；6、1986年1月17日迟奎本人的自书信函，证明迟奎武系沈阳市食品公司的正式职工，户口归被告管辖；7、2019年4月15日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人口管理系统档案不适合迟奎武1954年—1956年的户籍管理情况，也证明了迟立志去曾去明廉派出所处要求其履行过法定职责。被告明廉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法律依据，并在庭审中辩称，1、沈阳市食品公司（沈阳市××街××号）在20世纪50年代应对为明廉派出所管内的集体户口，迟奎武于1954年至1956年期间系我所管内沈阳市食品公司职工（沈阳市××街××号），在此地址工作居住，我明廉派出所民警通过在沈阳市食品公司调取上述集体户口的档案，未查明迟奎武在上述地址落为集体户成员的记录，需要明确的是，在此单位居住、工作，与在此单位落集体户口，属于不同的行为。经了解，集体户口的落户系自愿自助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故迟奎武当年虽在此地址居住工作，但是并未对自己原籍户口进行迁移至上述集体户口，因此我所也不会有迟奎武参军户口注销记录，该人退伍后被遣回铁岭县户口原籍；2、我所民警到迟奎武原籍户口地（铁岭县公安局）调取全部迟奎武的户口迁移记录，经查并无从当地迁往我所管内沈阳市食品公司集体户口额迁移记录。迟奎武的户籍信息一直在当地；同时查询沈阳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档案胶片，无迟奎武（包括同音查询）匹配信息。因此，说明迟奎武在沈阳市食品公司居住、生活期间，并未将自己的户口迁移至该地集体户口；3、迟立志向我所提供的迟奎武的“中国工人协会”会员证，经民警向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沈阳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了解，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该证书是工厂对本单位职工颁发，以证明该人系本单位职工，并享受国家对工人阶级的相关政策待遇的证明。该证书并非户籍证明，能够证明一个人的户籍信息的只有户口本、居民身份证等，工会会员证不在其列；4、明廉派出所对迟奎武所谓两证“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证”“退伍军人证明书”上面加盖了户口专用章，只是证明迟奎武在明廉派出所管内的地址工作、居住过的记录；“退伍军人证明书”只是证明迟奎武于1960年光荣退伍，无户籍证明效力；特别是2014年2月20日，明廉派出所在该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证”上面加盖公章时特别注释了加盖户口专用章所证明的内容，该内容为“该人从1954年—1956年3月，在沈阳市××街××号集体户口居住过”，并非证明迟奎武为该集体户口成员；5、迟立志引用1951年《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二项、第三项的内容以说明迟奎武系“工商户”、“公寓户”的集体户口成员，需要明确的是，《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内容为“凡同一主管人，共同生活，同处食宿着，不论其人数多少，关系如何，均称一户；但如一家分居数处，分起伙食，相距较远者，或数家虽同居一处而经济各自独立着，均分别立户，其分类如下：……”）是对当时城市居民进行落户时适用的城市户口“类型”进行的分类规定，并非户籍行政管理的落户行为规则，1951年颁发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系对当年城市户口变动行为、进入城市的请示报告制度进行的规定，且整个1951年《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均未规定“只要在集体户口居住、工作就会被行政强制进行户口迁移”，故户口迁移仍为自主行为；我所认为迟立志所提供的材料及我所工作调取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迟奎武于1954年至1956年期间为沈阳市食品公司沈阳市××街××号集体户口成员，根据2016年“六部委”发布文件公通字【2016】21号“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9种类型，故明廉派出所不能开具上述关于迟奎武在1954年至1956年期间为沈阳市食品公司集体户口成员户口证明材料。我所对迟立志诉求工作调查穷尽，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依据正确，法律手续完备，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迟立志的诉讼请求。明廉派出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仅提交了法律依据。在本庭审查时，明廉派出所对迟立志提供的证据1、2均有异议，认为不能实现迟立志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5、6均有异议，认为不能实现迟立志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迟立志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迟奎武从1954年—1956年3月的户口落在了明廉派出所辖区内，迟奎武虽然在该处地址居住过，但不能证明其户口就落在此处，且恰恰可以证明明廉派出所对迟立志提出的申请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进行过答复，履行了法定职责。经庭审质证，对迟立志提供的证据1-5，虽然明廉派出所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因不能实现迟立志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6，因属于迟奎武生前自书材料，不能实现迟立志的证明目的，故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迟立志提出过履责申请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其他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迟奎武系本案原告迟立志的父亲，于1954年至1956年初曾在沈阳市食品公司工作，2010年1月31日因病去世。其生前户籍所在地为铁岭县公安局横道河子镇公安派出所。2018年12月3日，迟立志向沈阳市皇姑区明廉派出所提出申请，要求明廉派出所出具迟奎武1954年至1956年3月的户口证明。明廉派出所接到迟立志的申请后，到北京、铁岭及沈阳各地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至今在沈阳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档案中未查到迟奎武的匹配信息。并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了书面说明。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明廉派出所具有开具辖内居民户口证明信息的法定职责。原告迟立志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父迟奎武生前具有属于沈阳市户籍的事实，而仅仅证明了迟奎武于1954年至1956年初，曾属于沈阳市食品公司的职工。迟立志在庭审中自认，明廉派出所接到迟立志的申请后，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到北京、××、××等地认真调查并于2019年4月15日对此事作出了书面说明。故明廉派出所的行为，属于履行了调查的法定职责，并对迟立志申请的事项作出了书面的答复。在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迟奎武属于沈阳户籍的情况下，明廉派出所依据其调查的事实而出具的答复并无不当。故对迟立志的请求，因没有事实上的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迟立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迟立志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邱玉萍人民陪审员  杨 阳人民陪审员  张誉升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蔡玉玲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