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92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胜祥，男，汉族，1950年7月6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系刘某华之父亲。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才芝，女，汉族，1951年9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系刘某华之母亲。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本菊，女，汉族，1974年9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系刘某华之妻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娇，女，汉族，1993年4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系刘某华之女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阳，男，汉族，2007年8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京山县，系刘某华之儿子。上列五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桂鑫，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功，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廖汉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坤，广东盈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胜祥、王才芝、汪本菊、刘小娇、刘某阳（以下简称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铭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与刘某华于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刘某华2018年9月1日至9月4日期间的工资3000元予刘胜祥、王才芝、汪本菊、刘小娇、刘某阳。本案免收受理费。”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一铭公司与刘某华于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一铭公司向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支付刘某华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的工资3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忽视了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举证的13份《汽车外出放行条》（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9月5日）所反映的刘某华的工作是提前一天被一铭公司安排的，其工作是连贯性无法接受其他公司工作的事实情况。（一）13份《汽车外出放行条》都载明了一铭公司前一天安排了刘某华第二天“出厂的时间”和“预定回厂的时间”，特别是在2018年9月4日11时45分刘某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时，一铭公司实际上已经安排了其在同年9月5日的工作，出厂时间“5:00”和预定回厂时间“16:00”，说明刘某华是要接受一铭公司工作安排的，属于被管理的地位。如果仅仅是平等地位的话，只需要按照要求送货到目的地即可，无需接受管理再次回到公司的。（二）13份《汽车外出放行条》载明的时间是自2018年8月（注：原文缺漏，应为8月）21日至2018年9月5日，这期间除了8月29日、9月1日没有单据，其他都可以看出刘某华被安排工作的连贯性，是无法接受其他公司工作的，无法选择的，说明一铭公司陈述的与刘某华是承揽关系是不成立的。二、原审判决忽视证据《送货日报表》当中记载的“该表为月度考核表”等关于员工赏罚机制方面的事实以及忽视《台展集团派车单》记载的刘某华的工作需要被调度等事实。（一）证据《送货日报表》当中记载了一铭公司要求刘某华计划发车时间，计划回厂时间以及一铭公司需要在“物流方面、正确交/提货、包装方面、服务质量”等四个方面进行考核评分，而且该表格为月度考核表，需要回收汇总，而且该证据还清楚的标识了刘某华为送货员，需要班组长、课长、经理层层审批考核，这些都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过程规范工作要求的表现。说明刘某华和一铭公司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二）证据《台展集团派车单》记载了刘某华作为司机，需要接受其他同事的确认以及调度主管的调配和批准后，才可以运输货物。说明刘某华是被管理、接受工作的性质。三、原审判决忽视证据《车辆出入管制登记表》中载明“外包车”、“车辆回厂时间”、“司机配合登记工作的，严重违反者给予行政处罚”等事实，该事实可以说明刘某华不是外包车司机，也可以说明车辆虽然为刘某华所有，但是车辆是需要被管理的，基本每一天都要回厂停放，不能够出去接私活的，不是一铭公司陈述的承揽关系。（一）《车辆出入管制登记表》在2017年6月5日、6日、9日、10日、12日、13日、14日、15日和2017年7月20日、21日、22日、和2017年8月1日、2日、3日、4日、5日都有“外包车”出车的记录，而刘某华等人并没有标识为外包车，这说明一铭公司陈述的刘某华为外包车司机明显不符合事实，刘某华应为一铭公司的员工。（二）该《车辆出入管制登记表》平时都登记了出车时间，和回厂时间，而且回厂后只有在第二天才会记录出车，说明车辆是停放在一铭公司处接受管理和控制的，而且在2017年8月6日标记了8:45份刘某华空车外出，直至8月7日7时46分回厂，后8:32分出厂送货，说明了刘某华的车要接受登记管理，印证上面“车辆回厂后，第二天才会出车，车辆是停放在一铭公司处接受管理和控制的”的事实，因为无论是否送货都要登记，车辆当天回厂后正常是不能外出了，只有第二天出货后才可以出厂。说明劳动工具实际上是一铭公司管理和控制的。（三）该《车辆出入管理登记表》都在备注里有“监督司机签名以及严重违反规定者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说明刘某华需要接受管理，否则要接受一铭公司制度上的处罚即罚款。四、原审判决以车辆属于刘某华以及工资高于同行业等来认定刘某华与一铭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对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不公。（一）刘某华是有工牌的，且工作期间是有穿工衣的，特别是发生在送货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不是一铭公司的员工没有必要穿工衣、也不可能有工衣穿，这里原审判决简要带过明显不公。（二）从原审判决忽视的事实上，即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二、三”中可以知道，车辆是无法私自接活，要接受一铭公司的管理和控制的，刘某华本身也是要接受一铭公司管理，说明无论车辆属于谁的，刘某华与一铭公司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具有从属关系，需要服从一铭公司指示和安排，不然考核上不好以及会被罚款等，是劳动关系。（三）刘某华的工资是按公里数计算，所以其工资收入与其送货的远近挂钩，相当于计件，多劳多得，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因其工资高于同行业标准而不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明显错误。（四）一铭公司的发展是需要多种用工方式的，而且正是刘某华多劳多得的方式计算劳动报酬，工资比较高，一铭公司为避税等不直接用公账支付工资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能因一铭公司用法定代表人发放工资，没有与不同工种的人一样用公账发放工资，而原审判决却做出不认定劳动关系明显不公。四、补充称：（一）根据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1.通过微信群可以看出刘某华是接受公司的安排、管理；车辆虽然是刘某华本人购买，但是车辆的支配权属于公司支配；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周一到周六上班，周日休息，休息安排与其他员工是一致的。星期六安排星期一的工作，如果当天有事不能出车，需要提前向主管请假，不可能出现安排出车不去的情况。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具有人身的依附性、和稳定性，双方之间完全具备劳动法的本质内涵关系，双方之间不是临时的接单出车，是与一铭公司具有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2.刘某华一家人都在一铭公司处工作，包括其妻子、女儿、弟弟都在该厂工作，双方存在稳定的劳动关系。3.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来看，也应当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出租车司机即使签订了承包协议，一般都认为为劳动关系，出租车司机自己买车，但是法院还是判决属于劳动关系。刘某华没有签订承包协议，双方是劳动关系。（二）原审判决一铭公司提交了舒某华、梁某彪的货物运输合同，原审判决没有对此进行区分都没有落款时间，而一铭公司是规范的公司，刘某华没有货物运输合同，说明刘某华不是外包车，双方不属于承揽关系，是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要求改判。被上诉人一铭公司辩称：一、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以《汽车外出放行条》、《派车单》来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完全是有意混淆概念。刘某华与一铭公司属于运输承揽关系，一铭公司并非运输物流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没有运输业务。一铭公司需要委托他人运输货物，而刘某华是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接受一铭公司的工作安排，一铭公司的派单任务是由刘某华等外包车司机自主决定是否接受任务，即刘某华有权自行选择是否接受一铭公司的派单任务。既然接受任务，就应当按照雇主的方式和要求去完成，如果认为没有办法接受就可以不接，但不能以接受的事实就等同于存在劳动关系，这是混淆视听。二、汪本菊、刘小娇二人原都是一铭公司的员工，如果刘某华生前是一铭公司员工，为何在一年多时间里，在公司工资的发放时间、发放形式完全不相同的情况下，一直都不提出异议。汪本菊、刘小娇的工资是一铭公司公账直接发放的，不需要申请款项，而刘某华的款项则是需要按出车的情况填写申款单，还需要一铭公司审核无误后才由法人的账户支付的。两者的支付形式完全不同，而这一点与其他外包车司机却是完全一样的。三、如果刘某华是一铭公司的员工，为何不清楚公司运输部的其他同事，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刘某华发生事故后的第3天，刘某华的妻子汪本菊书面要求一铭公司支付刘某华剩下的运输费，这一点也可以清晰反映出汪本菊对于刘某华是公司外包车司机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五、事实上，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早已经就肇事车辆另案向保险公司提起诉讼，案号是（2019）粤0105民初1298号，这充分说明刘某华是以自己的车辆承揽一铭公司业务的。综上，无论是从工资的发放形式、发放规律，还是从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的“委托书”以及上诉人其他外包车司机的状况，都可以清晰证明刘某华是运输承揽关系。运输承揽中的合同义务与劳动关系中接受管理，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在收到一铭公司的运输费后，为获取更多的款项而不顾事实，要求确认刘某华与一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仅有违事实与公序良俗，更是企图侵害一铭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另外，1.刘胜祥等上诉人称多劳多得根据里程公里数计费，一铭公司是生产性企业，并没有运输业务，出租车行业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前提是出租车行业从事运输。2.刘某华是作为一铭公司外包车司机，在一铭公司支付完余下的运输费后就没有存放双方之间的运输协议。而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恰好知悉这一点后才提起的本案诉讼。但是结合刘某华款项的发放，与梁某彪等人的发放情况，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二审期间，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第一组“3C业务，仓库，司机检讨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1.刘某华作为一铭公司的员工与一铭公司的业务员、仓库人员以及相应部门负责人日常工作相互交流的情况；2.刘某华在“出现没有订单，客户是不收货”、“客户有退货，是否拉回厂”、“客户退货单如何处理，是否要带到仓库等情况”、“空箱需要拍照载回”、“优先去哪里回收包材”、“如何补货或者改单”、“要求如何处理产品不良”、“交货后要客户签单，要拿回单据”、“帮忙取样品”等问题上需要执照一铭公司部门负责的指示处理；3.证明作为一铭公司的司机不仅仅是要送货，还要听从公司安排送相关出差人员（截图8、10、18页可以体现）；4.证明刘某华等工作人员如果不按照规范穿着，不穿马甲，抓到要罚款（截图9，有体现），这与《送货日报表》中规定的工赏罚机制，《台展集团派车单》记载的刘某华的工作需要被调度等事实，以及《车辆出入管制登记表》都在备注里有“监督司机签名以及严重违反规定者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都互相印证刘某华是一铭公司的员工，需要接受管理，否则要被处罚；5.证明刘某华作为司机时间上是由一铭公司安排的，受一铭公司管理和控制的，截图第59可以体现。第二组汪本菊厂牌2份，拟证明汪本菊作为一铭公司的员工，其中一个工牌也是没有盖公章的，印证了刘某华的厂牌是一铭公司制作的，刘某华属于一铭公司的员工。第三组“车辆出入管理制登记表”（2017年至2018年3月），拟证明：1.证明刘某华在一铭公司工作期间绝大部分时间的车辆出入管理登记情况，说明其严格按照一铭公司的要求登记出入厂，并按照一铭公司管理要求将车辆停放在厂内（因为每一天都需要回厂停放车辆）；2.证明死者刘某华为公司的司机（送货员）必须接受一铭公司保安的管理登记出入厂的情况，如果违反一铭公司的规定会被行政处罚。第四组“车辆委托服务承诺合同”、“车辆保养记录”、“广州市XXXX修理有限公司结算单”，拟证明刘某华车辆保养费、维修费、挂靠费等都需要其自行承担，符合与其工资收入按公里数计算，多劳多得的原则。一铭公司经质证称：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证据需在仲裁或一审时提交，现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在二审开庭中提交该些证据材料，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因法院现组织双方对此举证质证，具体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均不予确认。第一，从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截图书面纸质版是有选择性的提交，从核对手机原件内容看，其摘去了相当部分的内容，该证据是不完整的；第二，该业务群抬头写的是司机检讨群，没有办法证明该群到底有何人，是何人建立的群；第三，因为没有办法核实该群的管理者及人员，所以不能证明刘某华接受一铭公司管理的关联；第四，仅从其提交的内容上看，第8页右下角显示，2018年5月23日下午16:36分，阿金的有记载“斌哥今天师傅拉的是东红的包材”这段，第9页有个刘师傅，后面很多内容，包括手机原件都能反应出包括葛某僚等在内的外包车司机。葛某僚是胡某峰聘请的司机，涂某水、梁某标都是外包车司机。梁某标则聘请了黄某良、蓝某波，梁某平三个司机运货，这些内容都可以与梁某标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所以该内容仅反映出外包车司机在听从公司的派单，而不能反映出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虽微信聊天记录出示了手机原载体予以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确认的理由是该聊天记录不完整，没有办法核实群内有哪些人。对于第二组证据材料，对于该厂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材料显示汪本菊的厂牌，其中编号20180107没有原件，只有复印件；2018年4月20日有原件但是盖章是不全的，看不清。从上诉人提交的有盖章的员工证，对于汪本菊作为公司员工没有异议；但是上诉人原提交的刘某华员工牌没有盖章，手写字体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核实，是单方制作的，因此提交的员工证不能推定刘某华是一铭公司的员工。如果刘某华是一铭公司员工，其女儿、妻子为何一直不提出异议，员工证不一样，不符合常理。综上，对于有原件盖章的汪本菊厂牌真实性确认，没有章的汪本菊的厂牌不确认。对于第三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是自行收集的。理由：1.没有具体的合法来源，确实有出入表登记是由车管组保管，材料中没有那一年的时间显示，不予确认；2.一铭公司是正常生产企业，对于所有车辆出入进行登记是正常企业管理需要，不能证明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所证明目的。对于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三份证据正好反映出粤A*****该车辆是属于刘某华所有，而刘某华是以自有的车辆为一铭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这点与劳动关系特征对于劳动工具劳动者一般没有选择权、也不需要承担该劳动工具的运营支出；刘某华方提交的保养等信息，与劳动关系特征不符合，能与梁某标等外包车司机相互印证。另外，二审期间，上诉人还申请了证人李某、江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刘某华是在一铭公司处任职司机，刘某华的劳动报酬工资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是按照跑的公里数来说计算，由于双方采用公里数计酬，所以一铭公司对车辆严格管制，出入登记里程数，这是计酬的依据，所以不存在刘某华私自在外接单跑业务的情况。2.刘某华平时工作是接受主管黄某的指派，如果需要请假的话也要提前向黄某请假才可以；有稳定的作息时间是周一到周六工作，休息时间是周日，与一铭公司其他部门是一致的。3.证人证言可以印证出入登记表的真实性，可以区分外包车，微信群可以印证是一铭公司员工，接受公司指示还要接送员工去外地出差。一铭公司对于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位证人陈述的内容都可以清楚反映包括证人李某、江某2人在内都是按照双方谈好的每公里的单价按实际的公里数计算报酬，多劳多得，事后以请款表的形式由一铭公司核实后发放，这与刘某华的运费及梁某标等人的发放形式是一样的。江某也提到有事提前说，一铭公司的派单任务是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也就是有权自行选择是否接受公司的派单。即便有微信等沟通也只能证明双方就是否接受运输以及运输的内容，接受运输合同义务不等于劳动关系。2.李某也提到只是时间上没有时间，有时间也在休息，但理论是可以接其他拉货的。综上，从证人的陈述可以反映他们都是一铭公司的外包车司机。本院认证，上述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其中编号20180107的汪本菊厂牌，上诉人只提交复印件，没有提交原件可供核对，又未有一铭公司盖章，不能确认该证据材料的来源和真实性，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除此，其它上述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至于该些证据材料能否证明拟待证的事实和能否客观真实反映本案争议事实，本院将综合分析全案的证据材料进行甄别判断。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关键仍为一铭公司与刘某华在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才是一铭公司应否需向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支付刘某华2018年9月1日期间的工资3OOO元。本院就此论述如下。一、关于一铭公司与刘某华在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一）从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提交的“车辆委托服务承诺合同”、“车辆保养记录”、“广州市XXXX修理有限公司结算单”证实：1.刘某华自行购买粤A*****车辆并自负费用委托广州市XXXXXX公司为其办理车辆上牌和证件、驾驶员的安全学习、保险等；还与广州市XXXX修理有限公司约定该车辆的产权和使用权属于刘某华，车辆号牌属于广州市合景运输有限公司。2.该车辆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保养费、维修费、挂靠费等均由刘某华自行承担。3.而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广州市合景运输有限公司与一铭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上述证据证明粤A*****车辆的产权和使用权均属于刘某华，也由刘某华实际控制使用和自负该车辆的相关费用。本案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实刘某华从事营运业务使用的粤A*****车辆这一劳动工具是刘某华自己的，并不是由一铭公司提供的，粤A*****车辆与一铭公司无关。（二）从一铭公司提交的2017年、2018年“一铭、台冠外请车费用申请表”、“台冠/一铭外包车结款明细表”、“网上银行交易电子赁证”、2018年9月6日汪本菊出具的“委托书”及汪本菊银行卡和“委托书”所附的刘某华2018年6月至8月份“台冠/一铭外包车结款明细表”等证据材料分析，该些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据此能证明：1.刘某华的报酬需要经向一铭公司申请并经核对确认后才可以支付；并从上述证据的台头“一铭、台冠外请车费用申请表”或“台冠/一铭外包车结款明细表”均显示有“外请车费用”或“外包车结款”，表明刘某华申请计算的是“外请车费用”或“外包车结款”并非工资。上述费用申请表或结款明细表显示有“刘某华”签名确认，虽然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对于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对于“刘某华”签名又未申请鉴定，本院对该些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此应认定刘某华为一铭外包车司机，有别于一铭公司作为劳动关系的司机。2.汪本菊于2018年9月6日出具“委托书”要求一铭公司将刘某华2018年6至8月份的“货款”汇入其本人银行账户，当时为刘某华发生事故后两天，汪本菊仍在一铭公司处工作，汪本菊应该清楚“货款”与“工资”的区别，该时汪本菊的意思表示真实性更高。3.在汪本菊“委托书”中申请刘某华的“货款”所附的2018年6至8月份“台冠/一铭外包车结款明细表”与其它月份“台冠/一铭外包车结款明细表”形式一致，能相互佐证，证明该些证据的真实性。综上，这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应予认定，并可认定刘某华为一铭外包车司机，报酬性质是“外请车费用”或“外包车结款”的所谓“货款”而非工资。（三）从一铭公司已向刘某华转账金额分析。一铭公司向刘某华转账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的款项分别为11936元、19876.3元、27141.2元、25452.8元、31194.1元、31782.6元、27314元、26211.2元、26667.8元、28839.2元、19533.4元、32537.8元、22665.2元、23078.4元、88709.6元（6月至8月合计)，剔除2017年4月金额较低的月份后，每月平均数额达到26937.73元，远比一审法院调查了解到的一铭公司司机工资大约4000元-5000元多得多；也比2018年佛山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691元/月，2018年道路运输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7085元/年，明显超出正常合理的工资水平。而本案中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虽未提交运输承揽合同，但据查明事实证明刘某华为一铭公司从事货物运输劳务。而一铭公司经营范围是从事生产各类标牌、小五金等，经营范围没有运输业务，将货物运输业务外包也不违背其主业经营情况。从刘某华收入的金额明显与该行业收入情况分析，本院认为该报酬作为刘某华是一铭公司提供劳动的工资的收入可能性小，而认为是刘某华为一铭公司承揽货物运输的报酬概率更大。（四）从上诉人提交的“车辆出入管理制登记表”、《汽车外出放行条》、《送货日报表》、《台展集团派车单》、“3C业务，仓库，司机检讨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材料显示，一铭公司与刘某华在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期间虽存在刘某华驾驶的车辆进出一铭公司需要登记放行等，和事前双方对于工作任务如送货的时间、货物品种数量、送货的地点、客户和要求等有进行交流和安排。由于对于车辆进行登记放行等管理手续、及对于需要运输的工作内容任务一铭公司需要事前与刘某华进行安排落实，这些均属于为便于工作的顺利完成和管理的应有管理。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区分一铭公司与刘某华之间是运输承揽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该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而非运输承揽关系。虽然存在上述事实，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因为双方之间如存在长期合作的货物运输承揽关系，也同样存在上述正常的管理手续，即使偶尔存在超出应有工作内容如顺便搭人也不能仅此就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同理，一铭公司是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一铭公司对进出厂区的车辆和人员，以及为其运输的人员需进行登记管理是正常的企业管理，故其为方面管理和工作需要，对于其长期负运输业务的外包车司机提供工作服等，同样不能仅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五）没有证据证明一铭公司要求刘某华的车辆必须停放在一铭公司，及只能为一铭公司运输货物。虽然平时刘某华的车辆是停放在一铭公司，这存在刘某华为方便工作和方便车辆停放等因素。而证人李某陈述其和刘某华身份一样，一铭公司并无限制其可以为其他公司运输货物，只是没有时间精力。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所称粤A*****车辆实际控制使用不是刘某华、是被一铭公司实际控制的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某华只能为一铭公司运输货物不可以接其他货物。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一铭公司与刘某华在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由于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此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请求一铭公司支付其刘某华2018年9月1日至9月4日的工资3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胜祥等5名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芹审 判 员  林义学审 判 员  周 嫄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钟家欣书 记 员  吴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