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7518号原告：戴彝林，男，195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陈莉丽，女，196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锴，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剑钊，男，198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原告戴彝林、陈莉丽与被告刘剑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彝林、陈莉丽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锴，被告刘剑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彝林、陈莉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刘剑钊向原告戴彝林、陈莉丽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5.745342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二、被告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上述借款的逾期利息(其中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8日起算，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6日起算，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30日起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戴彝林与陈莉丽系夫妻关系，与被告刘剑钊系朋友关系。2017年1月17日、2月15日、4月29日，原告分别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出借5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合计210万元，被告收到借款后分别出具借条。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借款之初，被告每月按约支付利息。2017年5月，被告自称被公安部门羁押，开始拖延还款。经两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仅归还了部分借款本息。现原告按借期内利息标准年利率36%，逾期利息标准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19年2月，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75.745342万元，借款利息41.593066万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刘剑钊辩称：对原告陈述的双方之间的关系无异议。被告曾在上海做二手车生意，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向原告戴彝林借款。2017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戴彝林借款50万元，原告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在此之前，被告还向原告借款50万元，合计借款100万元。次日上午，戴彝林找到被告，自称因赌博输了300万元，无法向其配偶陈莉丽交待，希望被告帮其凑钱。被告遂向一起做二手车生意的朋友赵某借款156.5万元，委托其于2017年1月18日下午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原告戴彝林的银行账户，其中100万元作为向原告的还款，另56.5万元作为被告向戴彝林出借的款项。2017年2月，被告需要收购二手车缺少资金，要求戴彝林归还56.5万元。2月15日，戴彝林向被告的银行转账60万元。此后，被告分别于2017年2月17日、2月26日、3月17日、4月2日、4月16日分别向戴彝林账户转账1.5万元、1.5万元、3.3万元、0.6万元、3.3万元，此时，戴彝林欠被告6.7万元。2017年4月25日，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戴彝林提出借款100万元。戴彝林称可以从朋友处帮被告借到高利贷，借款100万元一个月需支付利息17万元，若逾期还款需另行赔偿100万元，因资金需求迫切，被告遂同意。2017年4月29日，原告戴彝林称其朋友向被告转账83万元，17万元作为预扣的利息。一个月后，被告未按时归还100万元。2017年8月，戴彝林派人至被告家中恐吓被告的父母和孩子。8月23日，戴彝林逼迫被告在事先准备好的三张借条上签字，合计借款金额为210万元。2017年12月底，被告向原告戴彝林账户转账60余万元，而戴彝林称该款算作被告欠其210万借款的利息，以月利率3%计算，并胁迫被告签署一份协议，内容为60余万元作为借款210万元本金自2017年4月至12月的利息。经统计，自2017年4月29日至2018年3月6日，被告转入原告戴彝林银行账户及微信账户共计90.2万元，加上4月29日前戴彝林欠被告的6.7万元，合计96.9万元，已清偿了戴彝林转账给被告的本金83万元。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戴彝林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7年1月17日、2月15日、4月29日，原告戴彝林分别向被告刘剑钊转账50万元、60万元、83万元。2017年8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三张，分别载明“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农行卡号……汇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期为6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1月18日……”、“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农行卡号……汇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借期为6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2月15日……”、“兹有本人刘剑钊因业务需要，特向戴彝林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按刘剑钊提供银行卡号……2月29日汇出人民币捌拾叁万元整，4月29日交给刘剑钊现金壹拾陆万元整，4月30日交给刘剑钊现金壹万元整，借期为3个月，即归还本金。出借人戴彝林借款人刘剑钊2017年4月……”，每张借条下方另有被告书写的《收条》。现原告认为，被告自2017年2月17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仅向原告支付了本金和利息合计92.1万元，故起诉来院，请求判令如其诉请。上述事实，除原、被告当庭陈述外，另有原告提供的结婚证、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借条》及《收条》各三份在案佐证。审理中，原告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分别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的金额分别为5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证明除2017年8月23日被告补写的借条以外，曾分别于借款出借当日或次日向出借过借条，故三笔借款均系真实发生，并非被告所述受原告胁迫而出具字据；2、原告戴彝林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因被告于2016年11月上旬向原告提出，在2017年过年前需向原告借现金100万元，原告自2016年11月13日开始陆续从银行提取现金，直至2017年1月17日，合计取现101.47万元，2017年1月17日晚，原告交给被告100万元现金，并与被告及赵某一同开车至外马路上的一家饭店，最终被告未谈成生意，不再需要该笔借款，原告身体不好，又非常信任被告，遂要求被告第二天将100万元现金存回到原告的银行账户内，进一步证明被告所述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形式存入原告账户的156.5万元中的100万元，实际系原告于前一日交给被告的，并非被告自有资金；3、原告戴彝林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除本案210万元借款外，原告另于2016年10月24日向被告出借15万元，2016年12月26日向被告出借40万元，进一步证明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形式存入原告账户的156.5万元中的56.5万元系偿还上述两笔借款的本息，与本案无关；4、被告的还款情况统计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被告向原告归还合计92.1万元；5、原告戴彝林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短信记录截屏，证明被告于2017年8月23日发短信给原告戴彝林，承认向原告借款210万元，于2017年9月1日发短信给原告戴彝林，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而“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万元，8月28日转账的1万元，被告另承认了借款是有利息的，并主动要求清偿，此后，被告在短信、微信中多次承诺向原告还款，2017年11月23日，原、被告之间的短信记录证明被告确认其当日向原告转账的2.4万元系案外人陈某向原告的还款；6、原告戴彝林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向被告出借30万元，12月3日被告又退回1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0万元，该款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7、原告陈莉丽的银行卡交易明细、(2016)沪0107民初15429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107执126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情况告知书、缴纳诉讼费收据、律师事务所函及原告与梁邵东律师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刘剑钊向案外人陈某出借2万元，向案外人汤荣才出借10万元，又以刘剑钊名义起诉要求汤荣才还款，经法院判决并执行，最终拿到执行款4500元，被告所述其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原告戴彝林转账的4500元系向原告转交该案的执行款，并非清偿系争借款；8、微信转账记录截屏，均系原告戴彝林通过微信向被告刘剑钊转账，证明原、被告之间还有其他金钱往来，被告所述于2017年5月11日向原告微信转账的9500元与本案无关。被告就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确认系被告书写，但认为是2017年8月以后补写，当时原告自称其办公室被盗，借据亦被盗，要求被告补写；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述于2017年1月17日交给被告100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在本案借款之前向原告借款55万元，赵某向原告现金存款的156.5万元中的56.5万元系用于偿还该55万元借款的本息；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原、被告之间发送的短信、微信，被告所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中“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万元、8月28日转账的1万元，因原告多次威胁被告家人，逼迫被告卖房，被告为了稳定原告的情绪，不得已才发送这些短信、微信；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实向被告转账30万元，几日后被告又转回1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将另20万元转账给一个福建人，并非向被告出借的款项；对证据7，原告陈莉丽向被告转账的2万元系其借给被告本人的，被告已经偿还，并非通过被告转借给陈某，在汤荣才案中，被告是债权人，原告帮忙找了律师，支付了诉讼费，被告收到法院执行款4500元当日即转帐给原告，用于偿还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但无法确认具体偿还哪一笔；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过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的钱款，但转账用途无法回忆。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个人业务存款凭证，证明2017年1月18日，被告通过案外人赵某以现金形式向原告戴彝林支付156.5万元，其中100万元系偿还2017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的借款50万元以及此前被告向原告借的50万元，另56.5万元系被告向原告戴彝林出借；2、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除原告确认被告已还的款项以及前述156.5万元外，被告另向戴彝林转账，分别为2017年4月2日转账6000元，2017年6月10日转账6000元，8月7日向转账6000元，11月23日转账2.4万元，5月6日微信转账1万元，5月11日微信转账9500元，6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8月3日微信转账45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1000元，均应在系争款项中抵扣；3、证人赵某、梁某、吕某某的证言，证人赵某陈述，其与被告刘剑钊系多年朋友，通过刘剑钊介绍认识原告戴彝林，2017年1月18日上午10点后，刘剑钊至赵某家中向赵某提出借款156.5万元，当时与赵某合租的两个生意伙伴正在房内睡觉，因赵某身边仅有56.5万元现金，故向两位生意伙伴各借了50万元现金，当日下午，赵某与吕某某一同至银行，将156.5万元存入原告戴彝林账户，另2017年1月17日晚，赵某并未见过戴彝林；证人梁某陈述，其与刘剑钊认识十多年，于2013年至2018年在上海做展会、二手车生意，与赵某、吕某某合租在一起，2018年1月18日上午，赵某在家中告诉梁某和吕某某，被告刘剑钊有资金需求，梁某称自己有50万元，可以借给被告，梁某和吕某某的现金均存放在两人合住的房间衣柜内，梁某还看到吕某某从衣柜里取出现金，当日中午12时左右，梁某离家，在此之前被告刘剑钊并未到家中来过，20多天后，被告刘剑钊带了156.5万元的现金到赵某家中，把借款还给了三位证人；证人吕某某陈述，其与被告刘剑钊系朋友关系，与原告戴彝林认识一两年，只见过几次，吕某某经营二手车及展销会生意，平时居住在月季园宾馆，有时也住在生意伙伴赵某的家中，与梁某合住一间，2017年1月18日上午，赵某致电吕某某让其回家，告知其被告刘剑钊需要100多万元，几日就能归还，吕某某处有50万元现金，存放在房内的床下，吕某某将50万元现金交给赵某，20多天后，刘剑钊把钱还给赵某，赵某又还给了吕某某。原告就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对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收到156.5万元，但其中100万元系原告于前日晚交给被告的，另56.5万元与本案无关，系用于归还系争借款之前的债务；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被告分别向戴彝林转账各6000元，系用于支付戴彝林于2016年11月30日向被告出借的20万元借款利息，关于2017年11月23日被告向戴彝林转账2.4万元、6月26日微信转账的10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的1000元，系原告戴彝林通过被告刘剑钊向案外人陈某出借2万元后，陈某通过被告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提供了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短信予以印证，关于被告于2017年5月6日通过微信转账的1万元、5月1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9500元，因原告戴彝林需要向他人微信转账，但自己的微信账户未绑定银行卡，故请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后，原告当场将现金交给被告，双方之间互有这样的操作，不能就此认定系用于偿还系争借款，关于被告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的4500元，亦与本案无关，原告通过被告向案外人汤荣才出借10万元，汤荣才未按约还款，故原告聘请律师，以被告的名义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执行到了4500元，支付至被告账户，被告又转交给原告。对证据3，对于三位证人证言所述均不予认可。审理中，原告戴彝林就2017年1月17日是否交给被告刘剑钊现金100万元、2017年4月29日是否交给被告现金16万元、2017年4月30日是否交给被告现金1万元申请测谎，被告表示同意测谎。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系心理测试室对以上事实进行测谎。2019年8月1日，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系心理测试室出具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结论为戴彝林就上述事实的陈述可信度较高，刘剑钊就上述事实的陈述可信度较低。原告对上述测试结论无异议，被告刘剑钊对测试结论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是否向被告出借210万元；二、被告向原告还款的金额；三、被告向原告的还款系用于偿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原告为证明被告刘剑钊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分别向原告借款5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提供了被告刘剑钊出具的《借条》共6份以及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均确认其中3份《借条》系2017年8月23日补写，而另3份，原告主张系被告于借款出借当日或次日出具，被告则辩称3份统一格式的《借条》系其在原告胁迫下书写，另3份《借条》虽然落款日期在银行转账的当日或次日，但亦系2017年8月以后补写，所有《借条》均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然而被告对该辩称意见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就《借条》的形成时间，被告又表示不同意鉴定，且其中3份字据系用不同的笔，在不同的纸张上书写，并不符合通常的补写习惯，被告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被告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分别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出具的三张借条所载明内容，本院确认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被告辩称，其委托赵某于2017年1月18日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向原告戴彝林支付156.5万元，部分系向原告的还款，部分系向原告出借，以此证明原告向被告出借210万元并非事实，为印证156.5万元款项的来源，被告申请赵某、梁某、吕某某出庭作证，以证明三位证人分别向被告提供了现金56.5万元、50万元和50万元，但三位证人均未提供银行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且三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相反，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1月17日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的现金，并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印证，由此，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测谎心理意见分析书的结论，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纳，被告通过赵某存入戴彝林账户的156.5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戴彝林于前日交付给被告。再次，被告认为在2017年1月18日原告应当欠被告56.5万元，而被告却在当日向原告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与被告所述事实相悖。最后，根据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短信、微信，被告多次就其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虽然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其在受到原告胁迫情况下才发送了这些短信、微信，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1月18日、2月15日、4月29日分别向原告借款50万元、60万元和10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确认被告曾向其偿还92.1万元，对于被告于2017年4月2日转账6000元，2017年6月10日转账6000元，8月7日向转账6000元，11月23日转账2.4万元，5月6日微信转账1万元，5月11日微信转账9500元，6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8月3日微信转账4500元，8月13日微信转账1000元，双方意见不一。对此，本院认为，就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转账的各6000元，原告主张系支付2016年11月30日向被告出借的20万元借款利息，原告虽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借款事实，但对双方存在利息约定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利息支付的时间、数额亦不符合原告主张的每月利息3%的标准，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该1.8万元应认定为用于偿还系争借款。关于被告于2017年11月23日向原告转账的2.4万元，原告提供了原、被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在短信中，被告对该款系案外人陈某通过被告归还给原告的事实进行了确认，故对被告认为该款系偿还系争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于2017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的4500元，被告自认在与汤荣才的诉讼中，由原告支付了律师费、诉讼费，而被告拿到执行款的当日即全额转交给原告，被告又无法明确该款系用于偿还其向原告所借哪一笔款项，故对被告认为该款系偿还系争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提出的其他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的钱款，原告戴彝林亦提交了原告向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的记录，说明双方确实通过微信转账发生过其他经济往来，而被告对于原告向其转账的缘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则在原告不认可被告的微信转账与本案有关的情形下，被告应进一步就其辩称意见进行举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的钱款系偿还系争借款，故对被告该辩称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除原告认可的被告还款92.1万以外，本院确认被告另于2017年4月2日、6月10日、8月7日各向原告偿还6000元，还款金额合计93.9万元。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系争借款的利息为月利率3%，通过被告向原告还款的时间及金额即可反应，则被告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利息约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告曾于借款当日及次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又于2017年8月23日补写借条，但6份借据中均未书写利息约定；其次，被告于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6日陆续向原告还款，在2017年4月以后的还款不具有任何规律，而被告在解释为何在2017年3月、4月连续两个月向原告转账3.3万元时表示，当时其账户内的余额仅有3.3万元，被告提供的农业银行历史清单印证了其说法，故2月至4月期间的3笔还款并不足以反应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利息3%；最后，虽然被告多次在短信、微信聊天中表示要向原告支付利息，但均未体现利息标准，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由此，对于原告主张原、被告就系争借款约定了月利率3%的利息，本院不予采纳。在被告补写的三张借条中，对于三笔借款的期限作了补充的约定，被告在借期内向原告偿还合计9.3万元，应用于抵扣第一笔到期的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届至，被告未按约还款，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被告于2017年9月1日向原告发送短信，称“前面几万块钱，算是利息”，而原、被告均确认“几万元”指的就是2018年8月25日转账的2.5万元、8月28日转账的1万元，故该两笔转账应作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扣除该3.5万元以及借期内偿还的9.3万元后，其余被告向原告支付的81.1万元，应按先逾期利息后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经核算，截至2018年3月6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XXXXXXX元。2018年3月7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仍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剑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戴彝林、陈莉丽借款本金人民币XXXXXXX元；二、被告刘剑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彝林、陈莉丽上述借款的逾期还款利息(自2018年3月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鉴定费人民币20000元(原告预付)，由被告刘剑钊负担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4187元(原告预付)，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2093.50元，由原告戴彝林、陈莉丽负担人民币3708.50元，由被告刘剑钊负担人民币83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珏卿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吕松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