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5民初7269号 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团结街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0662826029。 法定代表人：陈海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水洋，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振雄，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宝供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81101534。 法定代表人：刘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鹏宇，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科公司）与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供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受理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先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振雄、陈水洋（参加第二次开庭）、被告宝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鹏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先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宝供公司支付原告运输费106200元；2.请求判令被告补偿原告损失45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50000元。事实和理由：1.2017年5月2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了服务内容、双方的责任与义务、费用结算、违约责任等内容，其中费用结算明确了按附件一“运输结算价格表”进行结算。2.合同订立后，原告为被告承担了公路货物运输，运费共计333276.98元，被告支付了227076.98元，结欠106200元。3.2018年4月27日，原、被告代理人陈水洋、郭罗签订《确认函》一份，双方确认在原告为被告太仓市美孚润滑油转仓运输过程中，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生产压车，影响原告车辆不能正常开展业务等原因，被告同意补偿，经双方确认为644车，共计450000元，郭罗在确认函中表示：共计450000元，一次性清理完，在5月31日前开具发票给被告，被告在6月31日前付清此费用及已开发票运费，7月15日前退回运作保证金。4.原、被告签订确认函后，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将被告尚欠原告运费106200元的发票开出并邮寄给被告，同时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亦将被告确认补偿原告的450000元损失发票开出并邮寄给被告，但被告收取发票后未将上述款项给付原告。5.2018年10月24日，被告代理人郭罗与原告代理人陈水洋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双方确认2018年5月27日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解除，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并再次确认被告补偿原告损失450000元并退还保证金50000元，被告表示该款在2018年11月30日前支付原告，如不履约，可向太仓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签订上述《补充协议》后，被告仍未付款。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宝供公司辩称：1.2017年5月21日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并未解除，原告与郭罗所签的《确认函》、《补充协议》均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郭罗的签订不能代表被告。2.从双方签订的主合同即2017年5月21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看，根据合同第九条第9.4款约定，合同如果由非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必须由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而且该合同的落款处加盖了双方的印章，乙方的签约代表是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双方对于文件的签署以及代表人的权限身份做了明确约定，如果不符合该要件，所有的文件均不是真实生效的文件。根据原告提交的《确认函》、《补充协议》、《解除协议》，上面都没有双方公司的印章，乙方的签字代表也不是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没有乙方授权陈海洋的授权委托书，结合被告的两份补充协议显示，针对合同的补充协议，双方的一贯做法均是加盖公司的公章，故原告提交的《确认函》、《补充协议》、《解除协议》均无公章，均不能认定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从签署时间看，《解除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双方明确了解除合同后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该解除协议真实，即便双方没有结清所有款项，也应当认定为双方均弃权，被告不可能对同一事情在近一年后即2018年10月24日特别就开票、管辖再达成补充协议。4.在主合同之后签订的三份协议是原告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在郭罗来到太仓时，通过去酒店堵门、去办公室制造群体事件，逼迫郭罗签订，协议的效力不能归于被告。5.关于保证金部分，即使法庭认定三份协议有效，但根据《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第3.4条约定，在未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终止合同，不予退还保证金，且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先行赔偿。6.关于赔偿款部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被告通知开票的情况下才开票，依据合同第四条第5.1款，在被告未通知开票且产生扣款事由的，被告可以直接在运费中扣除，对于扣款事由被告已另行起诉。《确认函》中明确载明原告应在2018年5月30日前开具发票，但原告并未按时开票，就45万元赔偿款部分的发票也是在2018年10月1日之后才开具，因此，原告并未按照协议手写部分履行，则被告也不应再根据手写部分履行，在付款时间、金额有时间限定的情况下，超出限定时间，对双方均不再具有约束力。7.关于运费部分，原告未能证明是哪段期间、哪些货物产生的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被告核算，双方签订合同后，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共运作车次812次，运作量18600.61吨，开票金额271050.79元。8.关于压车，2017年12月31日后被告已暂停向原告派单，但并不违约，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确实发生过压车，压车时间的计算方法为签收日期-放行时间-1，实际压车天数为404天，但依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原告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货物受损，依照合同第3.14款、第4.5款约定，被告可以在支付运费时扣除费用，被告已就货损另行提起诉讼。9.原告提供的发票中，仅前六份为真实发生的运输业务，且被告已付清运费，其余发票均是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假开具，被告保留向税务部门投诉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1日，原告先科公司（乙方，承运方）与被告宝供公司（甲方，托运方）签订一份《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1.原告为被告提供汽车公路运输服务，货物的起运地点即承运路线为太仓至太仓市，线路覆盖宝供太仓普洛斯仓库及同区域其他仓库，到达地点以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所指定地点为准，承运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及服务要求等内容以被告提供的送货单据为准，送货单据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送货单据的格式、内容以被告提供的为准，被告不承诺附件中到货地所有货物交由原告承运；2.原告承诺在合同签订前向被告提供履约保证金5万元作为合同的履行保障，保证金在合同终止且原告不欠被告任何费用的情况无息退还，如原告在合同期内，未征得被告同意私自终止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由此给被告造成的所有损失；3.原告承诺按被告要求安排合格运输工具，并确保每天不低于500吨运力资源保障被告所委托线路的货物发运，原告承诺将货物准时、准确、安全、完整的送达被告指定地点，并在约定时间内将证明货物已送达的有效签收回单返还给被告，回单必须在次月10日前上交80%,剩余20%在15日前交齐，被告提供的相关设备应及时完好返还被告，如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货损，原告应向被告提供事故相关资料进行备案；4.运输线路名称为RDC转仓，OTD时间为1天，运费为350元/车，上述价格为门到门含税价，包含防护材料、PPE等、货损、货差货物保险等费用，结算周期为自然月，结算流程为运作结束次月5日前原告提交上月全部费用的结算表给被告审核，上月运作的回单，原告最晚在次月20日前提交给被告，被告在原告提交回单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在原告完成约定事项后通知原告开票，如果原告未能完成约定事项之一（完成上月运输业务货物残损、短少的赔付确认、完成上月运作KPI指标考核结果确认、其他应由原告确认的事项），被告可暂停通知原告开票及结算付款，被告在收到发票审核无误后30日内以银行转账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5.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5月21日至2022年3月31日，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如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时，应由原告出具委托书原件，合同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顺延一年；6.合同如有变更或者补充，经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形式确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合同有效期内，非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本合同约定解约事件或双方协商同意，双方不得终止合同。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被告在甲方处加盖公章，并由郭罗签字，原告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并由陈海洋签字。被告在庭审中明确，郭罗为被告宝供公司职员，担任太仓事业部经理，负责太仓事业部的业务开展与业务统计。 2017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将上述合同中的结算单价变更为360元/车，其他内容与原合同一致。被告方加盖公章，并由郭罗签字，原告方加盖公章并由陈海洋签字。 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向原告发出了运输指令，原告进行了运输。2017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一份金额为507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为7月份运费，被告于2017年10月26日支付原告50750元。2017年12月1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36720元、39950元、32040元，备注分别为美孚8月份运费、美孚9月份运费、美孚10月份运费，被告于2018年1月18日支付原告36720元、39950元，于2018年8月9日支付原告32040元。2018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一份金额为514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为美孚11月份运费，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支付原告51480元。2018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一份金额为16136.9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为美孚6月份运费，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支付原告16136.98元。上述费用合计227076.98元。被告在庭审中陈述上述开票金额对应的运费即双方在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发生的所有运费，被告已全部付清，且被告仅认可上述发票。被告在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陈述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运作车次共812次，开票金额共271050.79元。 针对运费部分，原告还提供了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均为2018年10月12日，金额分别为30240元、75960元，备注分别为美孚转仓运费、2017年美孚12月运费。原告陈述该12月运费发票及上述6份发票即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发生的所有运费，该金额为30240元的发票为转仓运费，也是原告为被告完成的运输服务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已经郭罗确认。 2017年12月31日后，被告未再向原告发出运输指令，原告亦未为被告提供运输服务。 原告提供一份《解除协议》，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自2018年1月1日起解除双方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的有关太仓美孚润滑油产品的公路运输转仓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甲方处载明了被告全称，郭罗在代表人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日，乙方处载明了原告全称，陈水洋在代表人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双方均未加盖公章。 原告提供一份《确认函》，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在双方有关美孚润滑油转仓运输合作过程中，由被告原因导致原告产生压车，影响到原告车辆不能正常开展运输业务，经双方核实确认共产生压车数量合计786车（附：具体每月的压车统计表），具体产生压车数量如下，7月份（项目从2017年6月28日进场运作，含6月份）90车（手写“实84车”），8月份212车（手写“实208车”），9月份136车（手写“实136车”），10月份101车（手写“实101车”），11月份163车（手写“实161车”），12月份84车（手写“实83车”），手写“合计：实773车/644”，以上数据准确无误。甲方处载明被告全称，代表签字处手写载明“实押644车，郭罗，2018.4.27”，乙方处载明原告全称，代表签字处签有“陈水洋，2018.4.26”。签名上均加盖有手印。该确认函下方还手写载明：先科前期（2017年之前含2017年内）运作问题，含押车费、货损、车辆空置、司机等待等各种问题，按总价肆拾伍万整（450000元），一次清理完，在5月31日前开具发票宝供，宝供在6月31日前付清此费用及已开票运费，7月15日前退回运作保证金。郭罗与陈水洋均在该内容下方签字并注明落款时间，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原告陈述，按照常规押车费为每车900—1200元左右，按照644车计算大约为五十多万，经过郭罗确认后，将押车费确定为45万元。 原告提供一份《补充协议》，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双方友好充分协商，就太仓美孚润滑油产品的公路运输转仓业务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同意从2018年1月1日起解除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的有关太仓美孚润滑油产品的公路运输转仓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2.2017年度内正常发生的业务费用，按照双方对账开票金额进行结算；3.2017年度内发生的非正常费用（含压车费、车辆放空费、车辆空置费、司机误工费等），被告按照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打包一次性补偿给原告；4.被告退还原告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五万元（50000元）；5.以上所有费用，被告在2018年11月30日前全部结清，若任何一方不能履约，向公路运输转仓实际业务的所在地太仓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6.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处载明被告全称，郭罗签字并注明落款日期2018年10月24日，乙方处载明原告全称，陈水洋签字并注明落款日期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5份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450000元。当日原告将发票寄出，2018年10月16日收件人签收。被告认可收到发票，但主张已全部退回。 另查明：1.被告宝供公司提供一份补充协议，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起点为苏州太仓，终点为上海，距离90公里，单价66元/吨，甲方处加盖被告公章并有杨建邦签字，乙方处加盖了原告公章。 2.原告提供的陈水洋与郭罗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11日起，陈水洋多次通过微信与郭罗联系结算运费，2018年2月11日陈水洋向郭罗发微信称：“郭总，你好，我们10月份的是32040元，6月份的是16136.98元，与11月份的51480元，合计99656.98元，12月份有211车75960元，帮忙今明两天内安排下付出来，驾驶员等都要结账过年，资金压力很大！请你多关照，谢谢你，水洋”，郭罗回复：“开会晚点回复你”。2018年5月29日，陈水洋向郭罗发送微信称：“郭总，你好！今天5月29日，马上就到5月31号，请在5月31日中午前通知我具体如何开票，否则，所有发票我在5月31日按照你的承诺开给你，请回复，时间紧迫。谢谢！陈水洋”。未见郭罗向陈水洋进行回复。2018年8月13日，陈水洋向郭罗发送微信：“我们10月份的是32040元，6月份的是16136.98元与11月份的51480元，合计99656.98元，12月份有211车75960元（未开票），8月9日仅仅付出来10月份的已开票金额！”后又发送“还有转仓27000元？”。未见郭罗回复。2018年8月23日，陈水洋向郭罗发送微信：“已经开票未付：6月份的是16136.98元与11月份的51480元，合计67616.98元。”，郭罗回复：“已安排今明付”。后陈水洋多次催促郭罗付款。2018年10月9日，陈水洋向郭罗发送微信：“17年12月份75960元（未开票），18年4月26日双方确认的45万元（含税价），与转仓的27000元（不含税价），含税合计525960元，我们在本周内发票开给你！不含税部分请直接支付！”，郭罗未回复。2018年10月16日，陈水洋向郭罗发送微信：“郭总，早上好！去年12月份的75960元与30240元（27000元未含税），请在本周内20号前付出来，最迟不迟于26号前！45万元最迟不迟于11月10号前付出来！请你阅知并及时安排付款。先科陈水洋”。 3.原告先科公司提供了1958份送货单扫描件，并陈述该1958份送货单即原告完成的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所有运输业务，因原告已将送货单原件均交至被告处，根据双方业务模式，原告仅持有扫描件。原告先科公司还提供了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运输费对账单电子表格共7份，表格内记载了每月发生的运输费明细，每月运输费总金额与原告开具的发票金额一致，对账单中还载明了发货清单号、数量、重量、单价等信息。 4.原告先科公司还提供了6份美孚转仓登记表，原告陈述该6份表格是其根据送货单回单自行制作，是对压车情况进行的统计，经统计，2017年7月至12月压车共计773车。该6份统计表显示，2017年7月共压车90天，8月压车212天，9月压车136天，10月压车101天，11月压车163天，12月压车84天。 上述事实，有原告先科公司提供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送货单（扫描件1958份，位于光盘中）、增值税发票（13份）、快递查询单（2份）、银行回单、《补充协议》（2份）、《解除协议》、《确认函》、微信聊天记录、电子对账单（7份，位于光盘中）、美孚转仓登记表（6份，位于光盘中），被告宝供公司提供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补充协议》（2份），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为郭罗所签的《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是否能作为认定原、被告双方结算的依据。被告主张《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上均未加盖公章，郭罗的签字行为不能约束被告。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双方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关于《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补充协议必须经由被告加盖公章，法律也并未规定法人仅需履行加盖其公章的协议。根据《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合同如有变更或补充，经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形式确定，并未约定补充协议必须加盖公章。被告的该主张没有合同与法律依据。第二，从签字主体看，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上代表被告签字的人与在《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上代表被告签字的人是同一人即郭罗，且被告对签字人员为其公司职员的身份不持有异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郭罗作为被告宝供公司在太仓事业部的职员，其在上述《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中均以被告宝供公司的名义签字确认，属于以被告名义就与原告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进行协商、结算的职务行为，而郭罗亦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代表被告签字的人，原告有理由相信郭罗有权代表被告处理与该合同相关的事宜。因此，郭罗在上述《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对被告宝供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约定的内容均是针对《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内容明确具体。虽被告指出《解除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双方解除合同后互不追究违约责任。但该《解除协议》的最后签字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该日期之后双方又签署了2018年4月23日的《确认函》与2018年10月24日的《补充协议》，2018年10月24日的《补充协议》中亦约定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但仍明确了费用结算，包括原告主张的45万元损失费用，由此可知，双方签订协议时，将该45万元作为结算费用而非作为该协议第一条中针对的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关于《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内容矛盾、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确认函》与《补充协议》中约定由被告承担的45万元损失部分，原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进行补强。被告对双方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产生压车并不持有异议，在此情况下，双方就压车产生的损失进行协商具有事实基础。关于45万元的组成部分，原告虽然提供的是其单方制作的美孚转仓单，但6份转仓单中的数据来源于送货单，虽然被告因原告未提供原件拒绝对1958份送货单进行质证，但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需将送货单回单交还被告，现原告未能持有原件与双方的合同履行方式一致，在被告未能提供反证推翻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扫描件的情况下，原告提供的送货单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原告根据送货单计算压车天数具有事实依据，计算的结果与《确认函》打印部分数据一致，结合《确认函》中手写部分就打印的数据进行更改的事实可知，双方在签署《确认函》之前对压车情况进行了核对、协商，并形成了书面《确认函》与《补充协议》，应当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原告提供的由郭罗所签的《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对原、被告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尚未解除没有事实依据，本院据此确认双方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于2018年1月1日起解除，上述《补充协议》、《解除协议》、《确认函》应当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输费106200元。被告对于其已支付的与原告开具的发票对应的227076.98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原告主张的运输费金额为106200元，与该金额对应的发票为2017年12月运输费75960元、美孚转仓运费30240元。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确认的运输期间，原告完成了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运输，被告已支付的金额中，与原告的发票对应的运费并未包含12月的运费。根据原告提供的陈水洋与郭罗的微信记录，陈水洋多次在微信中明确2017年12月的运费、转仓费未付及相应金额，金额也与发票一致。被告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虽原告提供的部分微信记录超过了举证期限，但因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原、被告结算的部分经过，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予以采信。因此，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及显示的时间，在原告提供了2017年12月期间的送货单、2018年10月24日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确认2017年的正常费用按双方对账开票金额结算、原告主张的运费的开票时间在2018年10月12日即签订《补充协议》之前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仍应支付运费106200元具有事实依据，现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完成付款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运费106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45万元赔偿费用。根据前文所述，原、被告双方在《确认函》与2018年10月24日的《补充协议》中均明确被告应支付原告押车费、车辆放空费、车辆空置费、司机误工费等合计45万元，原告现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该笔费用具有事实依据，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完成支付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5万元赔偿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5万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该请求符合双方《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亦符合2018年10月24日的《补充协议》，故在双方一致确认合同解除、被告应退还保证金5万元的情况下，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运输费106200元。 二、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赔偿费用450000元。 三、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保证金50000元。 上述三项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原告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指定如下款项接收账户：户名苏州先科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开户行太仓农村商业银行太仓营业部，账号7066401001120100283694。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62元，保全申请费3520元，合计13382元，由被告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李 玲 人民陪审员  潘国杰 人民陪审员  吴义法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苏雨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名义事实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二百九十二条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