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3575号原告（反诉被告）：包静明，男，197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广东天穗（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徐厚发，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包静明诉被告徐厚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受理后，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静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汪智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之旭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3日。2017年7月，原告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持有东之旭公司80%的股权。2018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就东之旭公司的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原告包静明股东将原出资802.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381.14万元转让给被告徐厚发，转让金为174.91万元。2018年4月18日前，受让方（被告徐厚发）需将转让金额174.91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原告包静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当天，东之旭公司就向广州南沙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股东由包静明、梁立烦变更为包静明、徐厚发、李世安、汪胜、陈群波，监事由梁立烦变更为李世安，执行董事由包静明变更为徐厚发，经营期限由2028年12月30日变更为长期。并将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进行工商登记备案。2018年4月24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编号为穗工商（南）内变字【2018】第10201804230087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准予东之旭公司的变更申请。至此，原告已经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将约定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在被告的名下。被告成为东之旭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执行董事，掌握东之旭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被告经营东之旭公司期间，被告故意不开展公司业务，导致公司目前无法进行运营，造成公司的重大损失。原告已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登记过户到被告的名下，但被告却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17491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1.原告诉请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之用，所谓股权转让的对价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被告无需支付174.91万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4月，被告向原告等人寻求并筹划通过股权转让、引入高管等方式盘活东之旭公司，此后原告向被告转让了东之旭公司38%的股权，并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显示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为174.91万元。但实际上，当时东之旭公司负债累累，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系无需支付对价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以上事实有案外人李世安出具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因此股权转让合同载明的174.91万元股权转让的约定是虚假意思表示。原告起诉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2.原告刻意隐瞒东之旭公司真实负债情况，导致被告产生重大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表示，致使被告受让股权后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被告已就此问题提出反诉，请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东之旭公司财务状况混乱，原告拒不提供财务资料，直到2018年12月18日被告才知晓东之旭公司的财务账簿情况，原告刻意隐瞒东之旭公司亏损巨大、拖欠大量外债的真实财务状况，仅披露了外账，导致被告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为被告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故被告已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反诉请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被告反诉称：原告作为东之旭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占东之旭公司80%的股份。2018年4月18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东之旭公司38%的股份转让给被告，转款对价为174.91万元。股权转让合同第3条约定，至2018年4月18日止，东之旭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原告告知被告该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工商登记变更备案，实际被告无需支付转让款。另原告不再担任东之旭公司法定代表人，改由徐三贞担任。根据原告提供的东之旭公司财务报表，2017-2018年底，东之旭公司资产总额为1311余万元，负债总额996万元，未分配利润为-70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14万元。被告接手东之旭公司后，发现公司财务混乱，原告把持的财务拒不提供财务报表。为此，被告召集东之旭公司股东开会，参会人员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数人，参会人员提出东之旭公司财务数据不真实，未移交真实财务数据。直至2018年12月18日财务才将东之旭公司财务报表发给徐三贞，而发出的财务报表显示东之旭公司存在内外两套不一样的账，东之旭公司资产总额为1750万元，负债总额为1672万元，未分配利润为-1620万元，所有者权益内账为78余万元。且被告成为股东后，发现东之旭公司拖欠大量员工工资未付，部分员工申请劳动仲裁，拖欠厂房租金、供应商货款等被起诉，该部分信息原告在前述股权转让合同时并未告知被告，否则被告不会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被告成为东之旭公司股东后，被迫使用自有资金帮助东之旭公司解决大量债务。原告在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隐瞒东之旭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负债状况，导致被告重大误解，应属于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的情形。被告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被告将从原告处受让的东之旭公司38%的股份全部退回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原告对反诉辩称：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应予以遵守，原告已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股权变更转让的行为，被告应当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二、被告所提出的反诉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首先，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明确双方对东之旭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同时双方确认股权转让对价的金额是根据双方确认的净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确定。被告反诉称“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其次，被告向法院提交的东之旭公司被起诉的诉讼案件，均是被告成为执行董事接管东之旭公司的管理之后才产生的。且员工工资、工程款、租金的拖欠等，均是发生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后。再次，被告主张的通过其控股的东莞市厚铧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向东之旭公司借款的事实，除了在法定代表人未变更为徐三贞之前的借款合同需要原告签名，原告知道之外，其他的借款合同原告均不清楚，因为东之旭的财务及公章均由被告控制，所以被告所称的该两公司的真实流水情况原告无法得知。被告在获得东之旭公司股权及控制权后，使得公司无法再经营下去，现又企图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东之旭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3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3万元。原告包静明系东之旭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4月18日，原告作为转让方与被告徐厚发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原出资80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381.14万元转让给被告，转让金为174.91万元；2018年4月18日前，被告需将转让金额174.91万元全部付给原告；至2018年4月18日止，东之旭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原、被告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4月18日起被告成为东之旭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合同载明本协议一式八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被告分别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字页“转让方”和“受让方”处签名，李世安、汪胜、梁立烦、陈群波在“其他股东签字”处签字，表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2018年4月18日，东之旭公司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由原告、梁立烦变更为原告、被告、李世安、汪胜、陈群波，被告持股48%；监事由梁立烦变更为李世安，执行董事由原告变更为被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有2018年4月18日东之旭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原告将原出资802.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381.14万元转让给被告，转让金为174.91万元；原告将原出资80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100.3万元转让给李世安，转让金为46.03万元等内容。该份股东会决议上有东之旭公司全体股东，即原告、梁立烦、被告、李世安、汪胜、陈群波等人的签名。被告在入股东之旭公司之后，任东之旭公司执行董事，参与东之旭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2018年8月13日东之旭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载明被告建议公司招股（员工持股）以及被告带来某一个项目事宜。庭审中，当事人确认原告于2017年5月1日接手公司经营管理，至2018年10月底东之旭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上变更为徐三贞，实际由被告负责管理（被告称大概在2018年12月份才移交被告管理）。诉讼中，原告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8日被告称“提议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监事分别由四个人担任……我们俩不做法人代表，我们分别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亦让另人担任……我提议让徐三贞作法人代表人，理由是可靠并且可实投资金作原始股东，股份只占5%，我可以担保，小高作监事，股份也只占5%……支使有意见差别，我们俩也可作决定”，原告称“可以的，明天过来确定就先执行”；2018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东之旭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分析……”，被告予以肯定并称“我正计划卖掉塑胶厂，让大家可以安心做好东这旭的事业”；2018年11月19日被告称“老弟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让你我解脱，我更愿意”、“这个办法也是权宜之计，如果老弟感觉股份少，待危险过去后再协商，当务之急是活下去，活着才有未来”……；2018年12月19日原告告知被告称“有空过来东之旭时记得带上我的私人建行结算通卡及网银KEY盾”，被告称“具体怎么快刀乱麻，可以和小高商讨”；2019年1月3日，原告称“你们……拖住一帮员工，天气又冷，又近年关，不知你们是何居心，如果逃避能解决问题，那早逃了”……被告称“这些你自己都可以做，没有人会阻止”，原告称“公章你们抓住，连我个人的银行卡你们都抓手里，不知道你们图啥？为啥？”，被告称：“没有任何所图，只求安全”……“公章和银行卡不影响你处理公司的事……”；原告称“好吧，既然你们要一意孤行，我无话可说，将来的事留给将来吧！谢谢你的回复！”，被告称“公司都是你在经营，你应该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处理善后，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原告称“现在政府不认我，只认现在的负责人”；被告称“你是大股东，主要负责人，处理公司的物资材料由小高、你，和选出的员工代表负责，律师说是可以的”、“我不了解公司业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原告称“我需要公司授权书……”；2018年12月23日原告告知关于公司收到“李总”的法院传票，被告称“和李总协商解决，尽量不要去法院，内部问题内部解决”……2019年6月22日被告称“我是整晚没有睡，因为东之旭害得我妹受这么大的伤害，你个人也是信用受伤害，我们曾经兄弟，我希望和解，我想和你真心和解，一是尽一切办法保住厂房，还是有希望。二是想办法筹钱解决你的个人欠款，恢复你的个人信用”；原告称“我委托了律师……徐总你可以和他联系”。2019年7月4日，东之旭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孙仁和。东之旭公司这此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由孙仁和代替任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孙仁和代替被告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诉讼中，被告向本院提交李世安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5-7月，原告从东之旭公司原始股东汪志东、林楚珍、于金凤处受让公司75%的股权（内部股东会决议显示转让对价为1元，工商内档文件显示转让对价合计375万元）。2018年4月，原、被告与李世安策划重新分配股权，原、被告之前通过创始人汪志东投资了东之旭公司，故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了公司大部分股权，汪胜、陈群波和李世安各持股10%。原告将东之旭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证人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转让对价为46.03万元，但实际上基于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股东之间内部协商的真实意思是不用支付相应对价的，故证人至今未向原告支付46.0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也未要求证人支付该笔款项。被告为证明原告在股份转让时向其隐瞒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向本院提供证据“徐三贞与东之旭公司财务微信聊天记录”、“东之旭公司2018年10月、11月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以及东之旭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表。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18日财务人员发文件“006账套.ZIP”、“003账套10月.ZIP”，并称“这是10月的报表，对内，003账套对外”。“2018年10月内账（006账套）”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687869.04元，年初余额为2483544.33元；而“2018年10月外账（003账套）”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3293557.85元，年初余额为3651078.30元。2017年度审计报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3651078.30元。另，被告提供东之旭公司2019年系列涉诉及仲裁案件的裁判文书以及相关材料。其中有本院（2019）粤0115民初1241号李世安追讨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拖欠工资276225元的起诉状；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南人仲案【2019】57-91号、92-95号案仲裁决定书、裁决书，前部分案件同意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后部分案件裁决东之旭公司向汤庆林等员工各支付2017年、2018年期间的工资5674.76元到12476.93元不等；本院（2019）粤0115民初188号原告贵州聚诚识别科技有限公司诉东之旭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书，判决东之旭公司返还2018年11月30日收到的款项114000元；本院（2019）粤0115民初1062号原告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诉诉东之旭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判决书，判决东之旭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5日止的租金221618.3元，等等。被告提交证据2018年11月8日东之旭公司《会议纪要》，载明记录参会人员有原告、被告、徐三贞、高先智、汪胜、汪志东、李世安等人。纪要内容其中有“李总发言：对徐总投资表示欢迎，对汪总（志东）以前的提议持保留意见，希望包总把权力移送给徐三贞”、“徐三贞：表示财务混乱，数据不真实，没办法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财务U盘也没有交接，还有何当会计和出纳，觉得不合理，也证明包总没有交付”。《会议纪要》上仅加盖东之旭公司的公章，各参会人员未予签名。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名，而公章由被告持有。2019年5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表示拟将其持有的东之旭公司48%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徐培基，询问原告是否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以及是否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另查明，2019年1月14日，包静明向本院起诉徐厚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徐厚发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案号为（2019）粤0115民初653号。该案诉讼材料本院于2019年2月16日送达被告。2019年2月26日包静明向本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本院裁定准予撤诉。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174.91万元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原告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隐瞒公司财务真实情况，造成被告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署股权转让合同。首先，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问题。《股权转让合同》明确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174.91万元，并明确了应付款时间。《股权转让合同》有各方的签名，并在工商部门备案，同时原告庭审也提供其持有的合同文本。被告称《股权转让合同》文本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目的，当事人之间实际意思是零价格转让股权，但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世安同为相关股权受让人，与案涉股权转让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书面证词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被告未提供双方就零价格转让股权所进行的有关沟通、磋商或协议的书面或口头方面的证据。而且在2019年1月14日原告起诉被告追讨案涉股权转让款后，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双方微信往来中或其他沟通中对提出“零股价”理由的异议或质疑，反而在2019年5月27日表示拟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一个具有从事商业行为经验的民事主体，其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受其约束。在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价格条款效力予以认定。其次，关于原告在合同签署时是否隐瞒公司财务真实状况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应财务报表、东之旭公司涉诉情况等证据，不足以认定东之旭公司存在对内对外两套财务账表，也不能证明被告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被告作为理性投资人，理应对目标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以及公司债权债务等经过审慎调查后再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在对东之旭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并未反映出原告隐瞒公司财务状况问题。现被告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请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股权转让后，被告对公司进行了经营管理，公司股权及经营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被告现要求将所持股份退还原告，依法依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如果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受欺诈造成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赔偿损失。综上，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被告欠原告股权转让款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付清欠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请求撤销合同及返还股份，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厚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7491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被告徐厚发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20542元、反诉受理费10271元，由被告徐厚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剑人民陪审员  朱立群人民陪审员  杜美月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刘慧娟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