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吉2403行初23号原告仲伟成，男，住吉林省敦化市。被告敦化市公安局，住所地吉林省敦化市华康大街沿江路2533号。法定代表人路洋，局长。委托代理人尹铁秋，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孙公富，该局民警。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2855号。法定代表人裴凯，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该局政委。委托代理人金浩天，该局法制支队科员。委托代理人郑旗杨，该局法制支队科员。原告仲伟成不服被告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作出的延州公复决字〔2019〕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向敦化市公安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仲伟成，被告敦化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尹铁秋、孙公富，被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以下简称延边州公安局）政委***、委托代理人金浩天、郑旗杨，证人刘某、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作出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是：“违法行为人仲伟成。现查明2019年2月27日，敦化市江南镇工农村村民刘某伙同张军、张立柱、仲伟成、管某等人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为实现个人无理的信访诉求，达到给敦化当地政府施压的目的，在明知国家信访局及有关部门不予受理的情况下，仍采取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越级上访，刘某等人拒不听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越级走访恶意占用正常信访资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影响恶劣。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张军、张立柱、仲伟成、管某、刘某的询问笔录、报警人邢彦程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接受证据清单、敦化市信访局出具的文书材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仲伟成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由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送敦化市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9日止。延边州公安局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延州公复决字［2019]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敦化市公安局2019年3月1日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敦化市公安局2019年3月1日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仲伟成诉称：首先，原告因村集体资产被原书记侵占、资产分配不公等合理诉求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于2019年2月27日到北京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寻求解决，期间完全是以和平方式，按要求排队进入指定接待场所，没有被盘查和劝阻，该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报案。原告在上述区域不存在任何扰乱现场秩序的违法事实。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包括中纪委监察部人民来访接待大厅都是国家信访指定的接待场所，而被告认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并以此为依据认为原告违法，属断章取义。再次，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接待信访人员是其法定职责，如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解决的事项，可转办和向下级交办，越级走访并不必然能导致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只有确实违反《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才能确认其违法。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越级走访”就是违法。最后，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信访权利。敦化市公安局提供的敦化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报案笔录、情况说明及敦化市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出具的电子数据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不能证明原告在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有任何违法事实，只能证明敦化市信访局非法截访。另外，敦化市公安局行使管辖权也要以原告在案发地（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行为违法为前提，并且要符合《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才能对原告进行处罚，否则就是违法。综上所述，敦化市公安局在没有事实及案发场所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违法。诉请:1.确认被告作出的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依法撤销;2.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恢复名誉，赔礼道歉。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敦化市公安局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所称的事实不真实，被告根据原告在北京期间的非访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得当，不存在违法情形，也不存在侵犯原告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任何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延边州公安局辩称，我局收到仲伟成的复议申请后，经办案人员详细审查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并结合当事人主观动机、案发经过等多种因素，得出仲伟成有扰乱单位秩序行为的结论，因此我局作出延州公复决字〔2019〕025号复议决定，维持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整个复议过程并不存在不当之处，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7日，敦化市江南镇工农村村民仲伟成，因工农村股权溢价款分配方案等问题未能得到敦化市江南镇人民政府及敦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满意答复，由仲伟成联系车辆，搭载刘某、张军、张立柱、管某，一起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信访，且拒不听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2019年3月1日，敦化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就仲伟成等人集体越级信访一案向敦化市公安局报案。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受案，当日询问了报案人邢彦程并形成询问笔录，当日经审批传唤了仲伟成并电话通知其家属，同时收集保全相关证据。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民警询问仲伟成、刘某、管某、张军、张立柱并形成《询问笔录》，询问证人郑某并形成询问笔录。仲伟成陈述了因个人信访诉求得不到敦化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满意答复，由其联系车辆，搭载刘某、管某、张军、张立柱前往北京，并于2019年2月27日一起到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信访，且拒不听从敦化市信访局及江南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劝返的事实。刘某、管某、张军、张立柱、郑某、邢彦程的询问笔录亦证实该事实。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依据仲伟成、刘某、管某、张军、张立柱的询问笔录、报警人邢彦程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敦化市信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户籍信息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并于当日向仲伟成送达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仲伟成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向仲伟成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2019年3月1日，敦化市公安局将仲伟成送至敦化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并将拘留原因、期限、场所通知仲伟成的家属。仲伟成不服，于2019年4月23日向延边州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延边州公安局于2019年4月23日受理，同日通知敦化市公安局提交答复。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4月25日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延边州公安局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延州公复决字［2019］0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敦化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作出的敦公(治)行罚决字〔2019〕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仲伟成不服，提起本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敦化市公安局提供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接受证据清单、关于刘某等五人越级进京上访的情况说明、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呈请证据保全报告书、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及照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敦化市信访局工作人员邢彦程报案询问笔录、江南镇政府信访工作人员郑某询问笔录、刘某、管某、张立柱、仲伟成、张军询问笔录、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询问录像、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延边州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受理申请复议案件审批表、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行政答复书、呈请复议决定审批表、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原告仲伟成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管某、刘某的证言。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案涉行为虽发生在北京，但敦化市公安局作为仲伟成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更为适宜，且本案不属于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故敦化市公安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公民有进行信访的权利，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仲伟成因工农村股权溢价款分配方案等问题，与他人一起越级进京上访，拒不听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且该行为系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的敏感时期实施，意图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敦化市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出的其是正常信访，不存在违法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从在案证据看，敦化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送达、执行、通知等法定程序，程序并无不当。延边州公安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经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具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致人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即当事人取得国家赔偿及要求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是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故仲伟成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敦化市公安局及延边州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仲伟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仲伟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丽审 判 员 王翠玲人民陪审员 王世道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刘 晗附：相关法律规定1.《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4.《信访条例》第十六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