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8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东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生，局长。 委托代理人毛盈琪，建德规划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夏忠勤，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国强，男，196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红军，女，197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赛仙，建德市红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盛某，男，199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原审第三人张爱玲，女，198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原审第三人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东路312号万宇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钟利平。 委托代理人孙博伟，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人员。 上诉人建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因房屋登记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行初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14日，建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建德规划资源局）对三都镇府前路10号房屋进行不动产权属登记，权利人为盛某、张爱玲，权证号为浙（2017）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09245号。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建德县三都供销合作社于1991年7月10日取得建三字第0115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位于三都镇政府路5幢1号7间2层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469.12平方米）的所有权。2000年7月5日，三都供销社将坐落于三都镇振兴路邮电支局旁边的七间砖混结构楼房（即本案三都镇府前路10号房产）转让给章素英，约定转让价款100500元，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嗣后，章素英又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盛利明。2017年6月13日，原审被告建德规划资源局收到原审第三人盛某、张爱玲、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申请办理位于建德市××××号房屋（土地面积250平方米，建筑面积469.12平方米）的转移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建德规划资源局受理申请后，于2017年6月14日向盛某、张爱玲核发了不动产权证。另查明，盛某与张爱玲原系夫妻关系，已于2018年10月29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盛某系盛利明之子。盛某、张爱玲向建德规划资源局提交的材料中，作为权源依据的以盛某为乙方的房屋转让协议的内容、格式、落款等均与章素英所签协议相同。原建德县三都供销合作社经改制资产已处置完毕，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系原建德县三都供销合作社的主管部门。现樊国强、罗红军起诉来院，请求：1.撤销建德规划资源局颁发给盛某、张爱玲的浙（2017）建德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证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建德规划资源局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一、对于樊国强、罗红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经审理已明确2000年7月5日原建德县三都供销合作社与章素英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以100500元的价格转让给章素英。协议签订后，章素英又将该房屋转让给盛利明。而从盛利明在执行案件中出具的证明可知，盛利明认可已将案涉不动产权证所涉房屋靠东两间卖给樊国强、罗红军，结合证人何某称原审原告已居住在该房屋内十余年的陈述，足以证明案涉不动产权证与樊国强、罗红军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樊国强、罗红军具有原告资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建德规划资源局提出樊国强、罗红军不具有原告资格的异议，不予采纳。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况办理：（一）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四）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即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时，应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等进行审查。本案中，建德规划资源局在收到原审第三人盛某、张爱玲、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交的转移登记申请后，通过书面审查即可知晓盛某在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年仅9岁，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情况对作为权源依据的协议效力产生直接影响。但建德规划资源局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在该明显瑕疵未完善的情况下，办理了案涉不动产权证，主要证据不足。另盛某因在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时涉嫌伪造、变造证明文件及印章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于2000年由原建德县三都供销合作社转让给章素英，后章素英转给盛利明，建德规划资源局凭借盛某提交的与章素英的房屋转让协议内容相同的协议颁发了案涉不动产权证明显不当。因此，建德规划资源局作出的案涉不动产权证主要证据不足、明显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三、对于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案涉不动产权证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即使樊国强、罗红军于案涉不动产权证作出之日已知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其于2018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故对建德规划资源局称本案已过起诉期限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建德规划资源局（原建德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6月14日颁发给盛某、张爱玲的浙（2017）建德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建德规划资源局负担。 原审被告建德规划资源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刑事案件侦查末终结前恢复审理对本案径行判决，程序不当。因盛某、张爱玲在办理案涉不动产权证时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诉人在一审立案后向建徳市公安局报案，建德市公安局受理立案后，一审法院按先刑后行原则作出裁定本案中止审理，但在本案刑事案件未结之前却又恢复本案审理，恢复审理的理由与原裁定中止的理由相互矛盾，程序不当。二、樊国强与樊雨君（盛某母亲）是亲姐弟关系。樊国强原为三都供销社职员，在三都供销社改制前一直居住在其在本案中主张其享有所有权的两间房屋内，也就是说在章素英向三都供销社购买之前，该两间房屋的居住人就是樊国强。证人何某在陈述樊国强己居住在该房屋十余年，同时也陈述了上述事实，樊国强认可该事实。上述事实可以佐证，樊国强居住该房屋的事实与樊国强是否购买该房屋的事实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再者，樊国强在原提起执行异议中和本案的起诉状中均一直坚持“2006年9月20日，盛利明又将上述房产靠东边两间出售给两原告，后原告一直居住至今”并主张2006年9月20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交付了房款。但在2019年6月12日的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发问后，樊国强又陈述其与盛利明的协议是事后补签，但对于补签时间前后均不一致（有说2018年8月，有说2017年8月）；在上诉人提交了樊国强在执行异议中提供的盛利明出具的《证明》，樊国强又陈述：其与盛利明签署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知道盛某办理房产证之后、如果法院没有查封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上述庭审情况，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足以排除樊国强夫妇与盛利明夫妇存有事后通谋、伪造证据的嫌疑下，盛利明出具的《证明》并不具有可采性。然而，一审法院并未作进一步排查，而是径行采信了盛利明出具的《证明》，也就是说以一个有通谋伪造证据的嫌疑人出具的证明来确认该嫌疑人行为的清白，这不仅触及了证据采信的大忌，也可能引发放任或仿效的负面效应。试想，近亲属此类所谓的“事后补签”仪凭其当事人陈述、证明在并无其他有效确凿证据足以佐证的情形下，司法判决确认其真实性的后果可能造成此类“事后补签”的泛滥，导致近亲属可能利用这一裁判盲区伪造协议对抗执行。退一万步说，根据樊国强、罗红军之自述，足可认定在案涉房屋产权证办至盛洲之前，樊国强夫妇与盛利明夫妇之间并无形成房屋买卖协议。至于房屋买卖行为是否存在的待证事实，本案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而购房协议和盛利明出具的《证明》明显不宜作为证实房屋买卖行为是否真实存在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在樊国强、罗红军有明显合谋串通嫌疑之举且举证缺失之情况下，仍认定樊国强夫妇与盛利明夫妇于2006年9月20日有房屋买卖行为，显属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因樊国强、罗红军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其与盛利明夫妇的房屋买卖行为客观存在，也就不能证明其与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樊国强、罗红军并非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不具备法定的受理条件，受理后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三、案涉不动产权证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若盛利明所签署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为真，则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1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应予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起施行。该解释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该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属于程序法解释，自实施之日后新受理的案件应当予以适用，特别是对于新司法解释实施之日按新解释规定仍有诉讼时效的案件，必须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施行之日，本案仍处于新司法解释规定的诉讼时效之内，被上诉人如有冤屈完全有机会有时间可以行使诉权，但被诉人直至2018年7月11日在法院查封后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况且，退一万步说，即便被上诉人所述全部是真，但其“没有法院查封就不起诉”的主观心态非属善意，此种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于他人于社会于已均是有害无利，更不应获取额外的司法救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被诉人起诉仍在诉讼时效内，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因案涉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盛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已被刑事立案，樊国强与樊爱花（盛某之母，应为樊雨君）为近亲属，樊国强夫妇与盛利明夫妇签署的购房协议和收条存有合谋伪造之重大嫌疑，一审法院在刑事案件未终结之前对本案径行作出判决将可能导致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引发国家赔偿，从而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特此上诉，请求：1.撤销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行初52号行政判决书；2.驳回樊国强、罗红军的起诉。 被上诉人樊国强、罗红军，原审第三人盛某、张爱玲、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二审中没有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首先应当判断被上诉人樊国强、罗红军的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上诉人建德规划资源局对此提出两项异议意见，一是樊国强、罗红军的原告资格。二是起诉期限。关于第一项异议意见，本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虽然是案件进入实体审查后的问题，但同时也可用以审查判断原告资格。《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依法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还可以进行调查（实地查看）和公告。调查和公告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对其必要性作出判断。本案中，在原审第三人盛某、张爱玲和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中，盛某、张爱玲和建德市供销合作总社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作为权属来源材料，落款日期为2000年7月5日，盛某当时年仅9岁，上诉人即便进行形式审查也可看出其不具有真实性，因此有必要进行调查和公告，未经调查和公告，不能排除可能的实际权利人的原告资格。关于第二项异议意见，本院认为，根据行为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樊国强、罗红军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关于被诉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建德规划资源局对申请材料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房产转让协议明显不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作出不动产权属登记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且行政程序存在不当，依法应当判决撤销。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被诉不动产登记行为被判决撤销，并不代表樊国强、罗红军即为案涉房屋东边两间的实际权利人，只能认为在登记当时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故案涉不动产登记申请依法不应给予登记。 上诉人另认为一审法院在原先中止诉讼的事由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恢复诉讼，审判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无需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根据，故一审法院恢复诉讼不构成二审改判的理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建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 方 审判员 王银江 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卢姗姗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