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2民初3166号 原告：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诉讼代表人：黄侃，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雁，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10层。 负责人：王全明，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家勇，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员工。 原告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天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道所”）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雁、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平、龚家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天赐公司于2015年2月2日作出的向被告清偿常年法律服务律师费人民币350000元的行为；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前述人民币3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建德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作出（2015）杭建商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以“天赐公司的负债已大于资产，且大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未全面履行，其清偿到期债务能力明显缺乏，已具备破产原因”为由，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原告在接管破产财产后的审计过程中发现，天赐公司于2015年2月2日向被告作出个别清偿到期第一期常年法律服务律师费350000元的行为，即于2017年10月、2018年12月、2019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以邮政快递方式三次向被告寄送《返还财产通知书》及相关证据，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前述财产，被告至今未予以返还。原告认为，天赐公司的清偿行为发生在建德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其在具备破产条件的情况下，仍对被告进行个别清偿，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且该个别清偿未能使天赐公司财产受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原告认为上述行为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基于个别清偿行为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故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金道所辩称，一、就本案事实方面，天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常年法律服务合同，天赐公司支付了部分费用，被告相应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天赐公司支付案涉律师费不但有合同约定，也是天赐公司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维系基本生产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被告从2015年2月2日收到案涉律师费至同年8月底陆续为天赐公司代理了三件诉讼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特别是在被告代理第三个案件时，建德法院已裁定受理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原告为管理人，但管理人并未向被告主张解除或者终止案涉《常年法律服务合同》而仍由被告继续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二、就案涉律师费层面，被告收取的律师费较低，也有利于天赐公司及天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的标准计算，被告代理的三案件律师费标准在128.1341万元至206.7682万元之间，且被告还做了大量非诉工作。而被告仅收取了35万元的律师费，合情合理，有利于天赐公司及天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三、就法律适用方面，1.案涉35万元的律师费系天赐公司应支付的2015年度全部100万元律师服务费中的首期进度款，双方签订的《常年法律服务合同》可归入“先付费、后服务”的合同类型。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该年度被告为天赐公司提供的主要服务也是发生在案涉进度款支付之后。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是债务人在破产受理前六个月内对债权人所享有的既有存量、单方债权的清偿，而不适用于相对方尚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情形下，债务人为了使对方继续履行合同而实时的给付行为。2.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赋予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理由是债务人的偏颇性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判断是否属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最主要标准是清偿行为发生时是否使债务人受益。具体到本案，若天赐公司未支付35万元的首期律师费，被告有权随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而一旦被告中止履行合同义务，天赐公司即无法获得被告提供的优质法律服务，不能有效应对其后三个诉讼案件及处理相关非诉事务。3.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天赐公司于2015年2月2日支付了案涉35万元的进度款后，被告又持续为天赐公司服务了6个多月。按全年100万元折算，不算款项支付前被告已提供的服务，仅该进度款支付之后被告的服务对应的应付款就超过50万元，但天赐公司仅仅支付35万元，少付了至少15万元律师费。基于上述理由，天赐公司对本案诉争款项的支付，显然是导致其财产受益的行为，不具有破产法上的可撤销性。即便参考《破产法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也是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行为，管理人亦无权请求撤销。4.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正当的交易秩序，使民事主体对自己所从事的商事活动的风险具有可遇见性。“先付款、后服务”这种交易模式无疑对于服务机构来说，已是最为安全的交易模式。若本案这类给付行为管理人都可以请求撤销，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将不再有任何交易的安全性可言。势必导致部分企业恐怕拿着现金购买他人的产品和服务，都无人敢与之交易。其结果必将导致大量本不该破产的企业都加速进入破产程序。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2015）杭建商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建德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事实。 2.（2015）杭建商破字第2号决定书一份，用于证明建德法院于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日指定管理人的事实。 3.《常年法律服务合同》、银行凭证、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及天平专审[2018]0605号专项审计报告一组，用于证明天赐公司对被告进行个别清偿的事实。 4.裁判文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执行裁定书、房地产查询记录、天赐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天平专审[2018]0605号专项审计报告一组，用于证明天赐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向被告偿还案涉律师费时已符合破产原因且该清偿行为未使天赐公司受益的事实。 5.返还财产通知书及EMS回单一组，用于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发函要求返还案涉款项的事实。 6.承诺书一份，用于证明案涉款项属于破产法规定的到期债务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常年法律服务（包诉讼）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天赐公司与金道所于2013年2月1日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包诉讼）合同》，合同第四条第（四）款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乙方工作视为结束，甲方若需要乙方继续服务，需另行签订委托协议，并按具体情况另行商定律师费用”的事实。 2.《常年法律服务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天赐公司及关联公司共同与金道所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的事实，合同约定第一期律师费35万元于2015年1月10日前支付的事实。 3.（2015）杭下商初字第29号原告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公司诉被告天赐公司等典当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一组，用于证明被告于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经被告代理，答辩意见、质证意见等被审理法院部分采纳的事实。 4.（2014）杭建商初字第626号原告徐晖诉被告天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一组，用于证明被告于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6月23日期间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经金道所积极应诉举证、答辩、参与庭审活动，原告徐晖主动撤回诉讼，取得明显工作成效的事实。 5.（2015）杭建商初字第581号原告施克荣诉被告天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一组，用于证明被告于2015年6月9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且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发生在建德法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管理人之后，对此管理人对金道所的代理行为亦无异议的事实。 6.《企业涉诉情况表》一份，用于证明天赐公司向建德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一并提交的统计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的《企业涉诉情况表》一份，包括（2015）杭下商初字第29号、（2014）杭建商初字第626号案件，故天赐公司管理人对前述案件及金道所提供相关代理工作明确知悉的事实，但管理人未向金道所主张解除或终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 7.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一份，用于证明金道所代理的香溢典当公司、徐晖及施克荣诉天赐公司等三案件按照标准计算的律师费在128.1341万元至206.7682万元之间，而金道所仅收取35万元律师费，远低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有利于天赐公司及天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8.与本案相类似判例一组，用于证明法院判决律师费是公司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维系基本生产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于原告天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 对证据1、2，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4、5，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天赐公司在2015年2月2日向被告支付案涉第一期律师费的行为是否符合个别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在本院说理部分阐述；对证据6，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承诺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二）对于被告金道所提交的证据： 对证据1，原告质证对该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常年法律服务（包诉讼）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及律师费用与本案诉争款项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认定；对证据2，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被告根据合同约定收取讼争的律师服务费与在天赐公司破产案件中是否应当予以撤销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对合同订立及其约定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3、4、5，原告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被告虽提供了三案件的诉讼代理服务却未使天赐公司的财产受益。本院经审查对被告代理上述三案件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6，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对证据7，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约定的常年法律服务合同采取包干计费方式，故对其证明对象不予采纳；对于证据8，原告质证该组裁判文书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案件事实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认证意见同原告。 综上，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的有效证据及当 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31日，天赐公司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金道所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由金道所为天赐公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费按全年包干100万元，不与案件数量、工作时间长短及标的挂钩，分三期支付，其中第一期35万元由天赐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前支付；第二期30万元由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0日前支付；第三期35万元由天赐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2015年2月2日，天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道律所支付了第一期律师费35万元。 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金道所先后代理了天赐公司三件案件参加诉讼活动。其中（2015）杭下商初字第29号案件于2014年12月23日立案并于2015年6月10日结案、（2015）杭建商初字第581号案件于2014年5月22日立案并于2015年6月23日结案、（2014）杭建商初字第626号案件于2015年5月25日立案并于2015年8月10日结案。 又查明，2014年4月起至本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期间，本院陆续受理（含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执行）以天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案件22件，申请执行标的金额达2亿余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立案的（2015）浙杭执民字第219号以天赐公司等为被执行人案件涉执行标的金额达2.3亿余元。 2015年7月15日，本院作出（2015）杭建商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根据天赐公司管理人委托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平专审[2018]0605号《专项审计报告》所载，天赐公司账面反映，2015年1—5月期间天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收入合计5003.8万元，资金支出合计5004.31万元，收支差额-0.51万元。其中：货款等收入1550.4万元，货款等支出4071.28万元，差额-2520.88万元；往来款项收入合计3453.4万元，往来款项支出合计933.03万元，差额2520.37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天赐公司向被告金道所支付案涉律师服务费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就本案而言，案涉服务合同属于典型的持续性合同，债权的主要效力在于履行状态之维持。案涉合同还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讼争款项系由天赐公司支付的首期款。基于债务人天赐公司先履行的情况下，被告依照合同约定先后三次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活动，并且最后一次参加庭审的时间亦发生于本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后。本院认为，对于债务人天赐公司在受理破产前的经营规律和实际状况而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行为应适当加以尊重，而不宜过度损害交易安全。故对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75元，由原告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此页无正文） 审判员  廖明军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储雪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