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3324号原告：汪静，女，1980年11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淡宁，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格格，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嘉琪，女，1982年5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思洁，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静诉被告李嘉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限到期后，延长三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淡宁，被告李嘉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夏思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5%股权的股权转让口头协议及股份代持协议书；2、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7年2月，被告向原告表示，被告在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股权，并且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但因个人原因可向原告转让部分股权，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与被告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口头协议，由被告向原告转让盟米文化1%的的股权，作价100万元。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该100万元的转让款。2017年7月13日，被告确认收到原告全部款项，故双方于当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中确认：1、被告已向原告转让盟米文化1%的股权，原告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占1%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00万元；2、由于目前工商登记无法将盟米文化的股东由被告转为原告，故暂时由被告为原告代持该股权，待工商变更开放后再由被告变更为原告。2018年1月，原告发现被告并非盟米文化的在册股东，且被告也从未向该公司进行过出资，故向被告要求解除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由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被告自认其未对公司出资，表示等筹到钱后愿意返还转让款。被告为了安抚原告还主动提出再赠送原告盟米文化0.5%的股权，但明确要求原告就此别再打扰被告。2018年2月6日，被告在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上手写备注：“赠与汪静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0.5，汪静由原来的1%变为1.5%”。原告认为，被告在明知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际履行的前提下，仍与原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明显恶意。原告向被告交付股权转让款后意识到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在原告多次催告的前提下，怠于返还钱款。为此,原告涉讼。原告对其诉称事实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2份、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1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股份代持协议书1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100万元的股权转让口头协议，被告未向原告交付任何股权，协议落款日期下方补充的内容与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签订协议时为1%，在2018年2月6日被告又赠与原告0.5%，故成为1.5%；3、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证明双方对股权转让口头协议形成过程及股权从1%变成1.5%的变化过程；4、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章程及公示信息，证明被告不持有该公司股权，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系该公司的股东之一；5、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内档及章程，证明被告在2017年1月19日将其在该公司的股权转让，转让后被告占10%的股权，被告在2017年7月13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10%的股权也予以转让了，为此，被告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被告李嘉琪辩称：双方不存在口头股权转让协议，且代持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案外人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股权比例确认函,确认原告对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享有1.5%股权的法律事实，该协议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故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仅收到原告代持的款项70万元，另30万元根据转账记录备注栏显示系其他公司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故被告保留向原告追索未付款项的权利。被告对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汇款单2份，证明原告汇给被告的30万元，被告已汇入宸未公司；2、股权比例确认函，证明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6%的股权；李嘉琪持有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即李嘉琪间接持有目标公司3%的股权；汪静与李嘉琪已达成由李嘉琪为其代持目标公司1.5%股权的合意。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汇款情况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关于30万元汇款的质证意见同上述答辩意见；对代持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可以履行，不存在解除事由；对微信记录及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在微信记录中谈到多0.5的事情，予以确认。双方关于被告对标的公司是否出资，已达成合意，被告再给付原告0.5%的股权，原告也接受，说明被告是否实缴出资不成为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对宸未公司的工商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将持有的宸未公司股权转让退出，系与各权利人协商的结果，以避免风险。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汇给宸未公司的30万元，是否属于原告汇给被告用于受让宸未公司股权，性质不明，该转账无备注说明，当时，被告仍是宸未公司股东，该款项也可能系其他往来，并不唯一指向原告的30万元；另外，原告是与被告发生股权转让关系，与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无关，其无权确认它持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6%的股权中的1.5%由原告直接享有，也没有权利确认代持行为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3日，原、被告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实际出资人(股东)：汪静(甲方)、名义股东(代持人)：李嘉琪(乙方)。由于目前投资公司工商变更停滞，李嘉琪将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的股份转让给汪静。因为工商目前无法变更，所以由李嘉琪代为持有，待工商变更开放，变更结束，股份代持协议作废；鉴于甲方拥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的股份，其中，甲方欲将1%的股份委托给乙方代为持有。一、股份代持关系的界定，1.1，为明确代持股份的所有权，甲、乙双方通过本协议确认，代持股份实际由甲方所有并实际出资，并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代甲方持有；…….二、委托代持股份，2.1，代持股份：甲方将其拥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的股权，计出资金一百万元整人民币，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由乙方代持。2.2,代持股份将通过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登记至乙方名下，乙方是名义股东。2.3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时对代持股份已完成了实际出资，乙方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工商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甲方：汪静、乙方：李嘉琪，在该协议上均作了签名，注明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2018年2月6日，李嘉琪在上述《股份代持协议书》的下方手书补充：“赠与汪静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0.5，汪静由原来的1%变为1.5%，手印签字为证，所更改之处都已按手印为证”。李嘉琪对此作了签名并按了手印及书写了日期。为此，在上述《股份代持协议书》中，原为1%的股权修改为1.5%股权，修改之处李嘉琪按了手印。另查明，据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记载(交易日期为2017年2月27日，汪静转账汇款李嘉琪50万元，备注：李嘉琪转让汪静盟米股权款项；2017年3月13日，汪静转账汇款李嘉琪30万元，备注：宸未文化股权款项；据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记载，2017年7月13日，汪静转账汇款李嘉琪20万元，备注：受让李嘉琪盟米股权)。再查明，李嘉琪系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海盟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6%的股权，李嘉琪并非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据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内档材料反映，李嘉琪在2017年1月19日将其在该公司的股权转让他人，转让后其占10%的股权，据2017年7月6日的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记载，李嘉琪将10%的股权也予以转让他人，在2017年7月1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此，李嘉琪不持有该公司股权。又查明，据被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单显示，李嘉琪于2017年3月15日分二笔汇入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款项计30万元。本院认为，一、关于2017年3月13日，汪静转账汇款李嘉琪30万元，备注：宸未文化股权款项，是否属于股权代持款项100万元中，双方意见不一。本院认为，首先，虽然被告提供了其于2017年3月15日分二笔汇入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款项计3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但未注明具体用途。且当时李嘉琪仍系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该汇款用途性质不明，不排除系其他款项的往来，不能得出系李嘉琪将汪静的30万元给付该公司的结论。且至2017年7月13日李嘉琪将持有的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予以转让他人，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此，李嘉琪不持有该公司股权。李嘉琪与汪静之间后续也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亦未有股权交付的事实，汪静也未持有上海宸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权。其次，在李嘉琪收到汪静最后一笔20万元(受让李嘉琪盟米股权)的当天(即2017年7月13日)，双方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的1.1款明确：“为明确代持股份的所有权，甲、乙双方通过本协议确认，代持股份实际由甲方所有并实际出资，并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代甲方持有”；2.1款明确：“甲方将其拥有的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5%的股权，计出资金一百万元人民币，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由乙方代持”；2.3款明确：“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时对代持股份已完成了实际出资，乙方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工商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在2018年2月6日，李嘉琪又在该协议的下方手书“赠与汪静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0.5，汪静由原来的1%变为1.5%”。由此，从该协议中可以明确反映出双方的股权代持关系以及汪静已出资100万元的事实，李嘉琪是予以确认的。再次，从双方的微信交流的记录中可知李嘉琪在2017年7月13日协议后又赠与汪静0.5%股权等情况。但李嘉琪却从未提出过“汪静尚缺其30万元的”异议，也无证据反映出李嘉琪以任何方式曾向汪静催要过“盟米股权款30万元”的情形。据此，本院可以认定汪静为股权转让及代持关系，已实际支付给李嘉琪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事实；二、根据工商材料反映，李嘉琪不持有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权，庭审中其也认可该事实。为此，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由李嘉琪代持汪静在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权，由李嘉琪作为名义股东，汪静作为隐名股东，其履行基础不复存在。汪静支付股权对价后，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综上所述，原告提出解除双方间签订的关于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5%股权的转让协议(股份代持协议)，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与法律根据，本院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汪静与被告李嘉琪签订的关于《上海盟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5%股权的转让协议(股份代持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李嘉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汪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900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李嘉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新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蒋秉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