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06民初1872号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男，汉族，1972年4月7日出生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代理人：朱国辉、刘迪艳，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袁崇，男，汉族，1965年6月23日出生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代理人：胡朝辉，云南云子宇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反诉第三人）：周胜利，男，汉族，1970年10月9日出生住宜昌市夷陵区。第三人：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铭矿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5681255227M。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振兴大街。法定代表人：马海穆，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啸、张正武，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与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被告周胜利及第三人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发还重审一案，2019年6月27日本院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岳新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谭昌春、王亚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大伦委托代理人朱国辉、刘迪艳和被告袁崇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朝辉、被告周胜利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大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2.判令被告袁崇返还原告投资款200万元，并自2015年2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袁崇、周胜利分别支付原告违约金10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长期从事磷矿开采销售业务，并经营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辉公司）。2014年下半年，被告袁崇找到原告，称其朋友马海穆经营的鑫铭矿业公司在云南昭通永善县有个储量大、品位高的磷矿，可以去承包采矿。原、被告约定，原告出资800万元、被告袁崇、周胜利各出资100万元，共计1000万元，共同以原告的矿辉公司名义到第三人矿山承包采矿，所得收益三人按出资比例分配。三方于2016年3月20日就上述约定内容签订了《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2015年2月，原、被告双方决定共同投资承包采矿后，由被告袁崇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马海穆联系接洽承包采矿事宜。2015年2月16日、17日，原告按照被告袁崇要求，通过原告妻子李缘桃的账户分别向被告袁崇转款190万元、10万元，共计200万元，交由被告袁崇转付给第三人作为承包采矿前期费用并表示合作诚意。2015年4月1日，原告以矿辉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第三人将其矿区北部磷矿石探矿交由矿辉公司承包，矿辉公司向第三人交纳管道费、进场费1000万元，所得矿石收益按矿辉公司70%、第三人30%的比例分配。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袁崇的要求于2015年4月15日再次通过个人账户向被告袁崇转款600万元，交由被告袁崇转付第三人。2017年6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核对确认，发现被告袁崇、周胜利并未按三方约定将出资款200万元交付第三人，并且，原告交由被告袁崇转付第三人的800万元中，第三人仅收到600万元，另200万元被告袁崇并未转付给第三人。之后，矿辉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无法实际履行而解除。因被告违约，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被告应返还原告委托转付第三人的200万元投资款，并承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及《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的争议管辖约定诉至法院。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辩称，1.原告(反诉被告)所说的1000万元，已支付给马海穆600万元，400万元以马海穆与我之间的经济往来抵账，马海穆出具了1000万元收条。四人在签署《承诺书》时，马海穆表态已经收到1000万元，表明马海穆已经认可，吴大伦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理由。2.股权转让调解笔录中已经提到原告（反诉被告）诉状中所说的200万元，指出200万元作为20%股权转让款，即2015年2月16、17日的200万元，法庭庭审中双方予以认可，原告（反诉被告）以200万元未支付起诉袁崇没有证据和事实依据。被告周胜利(反诉第三人)辩称，我对吴大伦和马海穆之间、袁崇和马海穆之间的很多事情不清楚。我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鑫铭矿业公司述称，我方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公司实际收到的款项实际为600万元。对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被告袁崇（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袁崇、吴大伦、周胜利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2.判令反诉被告吴大伦支付反诉原告违约金100万元。事实和理由：我长期从事矿山技术服务工作，并注册有云南远华矿业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华矿业公司），长期为第三人鑫铭矿业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吴大伦通过周胜利了解到鑫铭矿业公司的矿山条件较好，希望与鑫铭矿业公司合作，让我帮助协调签订合作合同。2015年2月16日、17日，吴大伦给我汇款200万元作为前期费用。因鑫铭矿业公司欠我400万元未支付，双方同意直接抵扣承包费200万元，同时开具200万元收条。因吴大伦担心马海穆变卦，让我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先签合同，以后再变更。2015年4月1日，吴大伦以其矿辉公司名义重新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吴大伦于2015年4月15日再次通过个人账户向我转款600万元，再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次日及第三日，鑫铭矿业公司分别为我出具600万元、200万元收条各一份，并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1000万元承包费已收到。吴大伦因资金不足，同时，也希望反诉原告能协调合作各方关系，希望共同经营，周胜利也希望参与。经协商，三方签订《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因鑫铭矿业公司探矿证到期等原因，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的承包合同一直无法履行。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在反诉原告和周胜利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鑫铭矿业公司欠吴大伦786万元（含反诉原告支付的600万元），将承包费转为了借款，实际就已解除了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书》。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合同时，给予反诉原告持有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2016年8月2日，吴大伦也出具说明证明股权的实际分配情况。2016年8月23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反诉原告将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转给吴大伦，股权对价为200万元，但吴大伦依然隐瞒将承包费转为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因吴大伦违约，不履行三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擅自将承包费转为借款，导致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书》无法继续履行，侵害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反诉被告吴大伦（本诉原告）辩称，1.反诉原告袁崇与周胜利未按三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履行，已构成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2.反诉原告主张马海穆经营的鑫铭矿业公司欠其款项400万元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以吴大伦支付的承包款抵扣，且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鑫铭矿业公司亦不认可。3.吴大伦与反诉原告及周胜利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因反诉原告未按时支付承包款、鑫铭矿业公司无法提供采矿许可等原因已无法实际履行，应当予以解除。4.反诉原告截留吴大伦支付的承包款、反诉原告及被告周胜利未按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10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5.矿辉公司与第三人鑫铭矿业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已无法实际履行，但吴大伦并未私自解除该承包协议，仅是就吴大伦个人与第三人及马海穆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确认，不存在违约行为。反诉第三人（本诉被告）周胜利述称，很多事情我不清楚，不知道怎么说。第三人鑫铭矿业公司述称，我方在反诉中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对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之间的关系不清楚。我们仅收到600万元款项，也只认可收到了600万元。两张共计400万元的收条，并未实际收到相应款项。我们与袁崇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抵账的问题。承包合同中，矿辉公司至今未交足1000万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吴大伦长期从事磷矿开采销售业务，并经营矿辉公司。2014年下半年，袁崇找到原告吴大伦，称其朋友马海穆经营的鑫铭矿业公司在云南昭通永善县有个储量大、品位高的磷矿，可以去承包采矿业务。经口头协商，由吴大伦出资800万元、袁崇和周胜利各出资100万元，三人共计投资1000万元，以吴大伦投资经营的矿辉公司名义到鑫铭矿业公司承包采矿业务，所得收益三人按出资比例分配。三人决定共同投资承包采矿后，由袁崇作为代表与鑫铭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海穆联系接洽承包采矿事宜。2015年2月16日、17日，为了表示合作诚意，吴大伦通过其妻李缘桃向袁崇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交由袁崇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作为承包探矿前期费用。袁崇收到此转账汇款后，未将此款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2015年3月12日，马海穆与袁崇分别代表鑫铭矿业公司和远华矿业公司签订一份《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鑫铭矿业公司将其矿区北部磷矿石探矿交由远华矿业公司承包，远华矿业公司向鑫铭矿业公司交纳管道费、进场费1000万元（前期已支付200万元），安全保证金和矿石预付款在外；探矿所得矿石收益按远华矿业公司70%、鑫铭矿业公司30%的比例分配。此外合同还对双方的其它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均作了详细约定。2015年4月1日，吴大伦和马海穆分别代表矿辉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一份《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内容与远华矿业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基本一致，有些约定更为详细具体。该合同的签订取代了前一份合同，承包主体由远华矿业公司变更为矿辉公司，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此事实均不持异议。合同签订后，吴大伦于2015年4月15日再次通过个人账户向袁崇转账汇款600万元，交由袁崇转付鑫铭矿业公司。次日，袁崇分两次将该6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穆的个人账户，鑫铭矿业公司向袁崇出具收到矿山承包费600万元的收条，马海穆在收条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因鑫铭矿业公司原因，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之间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一直未能实际履行。2015年5月12日，马海穆出具一份《承诺》，载明“兹有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吴大伦、周胜利承诺：根据2015年4月1日所签合同，因内部股东关系耽误了时间，现承诺于2015年5月23日前来我矿山开工，超期退还二人所交承包合同款。”因未能如期开工，2015年6月15日，马海穆再次出具《承诺》“兹有鑫铭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周胜利、吴大伦承诺于2015年7月5日以前进入公司所属矿区施工，若超过时间，按2015年4月1日所签合同向对方赔偿。”承诺的进场开工期限届满后，依然无法进场开工。由于鑫铭矿业公司的探矿权证于2015年10月18日到期，续期手续的办理尚待时日，为了稳住投资人的心，2015年11月12日，经协商，在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马海穆将鑫铭矿业公司原登记在黄荣祥名下的20%股权转由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持有，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崇名下。2016年3月20日，吴大伦、周胜利、袁崇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条“三方于2015年4月1日以矿辉公司名义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承包经营鑫铭矿业公司主平硐以内（矿证北部）磷矿探矿。根据承包合同约定，三方投资分别为8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经协商，各占股份比例分别为77%、13.2%、9.8%，承包经营期间的收益和亏损均按各自所占的比例享有和承担。”合同书第六条“鑫铭矿业公司为保证三方承包经营合同能正常履行，以给付三方20%股份作为条件，三人均同意接受。现对该20%股份事宜特作如下约定：1、鑫铭矿业公司登记在袁崇名下20%股份，暂时由袁崇代吴大伦和周胜利持有。2、20%的股权具体划分为：吴大伦占16%、袁崇占2%、周胜利占2%。3、吴大伦和周胜利授权袁崇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参与鑫铭矿业公司的相关活动，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4、吴大伦和周胜利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投资人，对鑫铭矿业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7、袁崇保证吴大伦、周胜利拟转让“代持股份”时，无条件同意并接受，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积极配合完成相关手续（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变更股东登记等事项）。”合同书第七条“承包经营期内，三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约定，任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造成损失的尚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守约方并有权直接将违约方予以除名、清退”。2017年6月1日，鑫铭矿业公司与吴大伦签订一份《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吴大伦多次向鑫铭矿业公司提供借款，现累计欠吴大伦借款本金786万元，明细共计十一笔，包含2015年4月16日袁崇收到吴大伦支付的矿山承包款后分两次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600万元。2017年8月12日，吴大伦出具说明一份，载明：“袁崇于2017年8月12日与吴大伦签订的代持协议，由袁崇变更为吴大伦后，吴大伦代持期间的股份有袁崇2%，周胜利2%，三人原协（议）不变”。由于袁崇和鑫铭矿业公司未协助吴大伦办理20%“代持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吴大伦遂于2017年8月23日向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鑫铭矿业公司立即将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吴大伦名下。经庭前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鑫铭矿业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前将第三人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吴大伦名下。”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依据上述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并送达了（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调解书。2017年8月24日，吴大伦、袁崇和鑫铭矿业公司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将袁崇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吴大伦名下。因袁崇拒不退还吴大伦于2015年2月16日、17日通过妻子李缘桃向其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吴大伦遂于2017年12月20日向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报案，称袁崇诈骗其资金200万元。该局经调查认为，双方系经济纠纷，建议提起民事诉讼。吴大伦撤回报案后，于2018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袁崇为了证明其代表吴大伦和周胜利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了承包费100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三份收条和一份证明：1、2015年2月16日《收条》“今收到袁崇交来磷矿承包费贰佰万元整（2000000.00）”，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2、2015年4月16日《收条》“今收到袁崇现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系吴大伦转交的矿山承包费”，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3、2015年4月17日《收条》“今收到袁崇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系由袁枭鸣汇来”，马海穆在收款人处签名并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4、2016年元月12日《证明》“根据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与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永善县鑫铭矿业有限公司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方支付首期1000元管道费、进场费，在征得宜昌矿辉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大伦和袁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此款项全部由袁崇代为转交支付，现已付清，我公司法人代表向袁崇出具三张收条共计1000万元（分别是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17日）。特此证明！”，该证明上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的公章，但法人代表处无人签名。鑫铭矿业公司对上述三份收条上加盖的公章和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只认可实际收到款项600万元；对证明上的公章印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无法定代表人马海穆的签名，故对印章的由来及加盖过程存疑，否认曾出具过该证明。本院认为，一、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吴大伦、袁崇、周胜利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因鑫铭矿业公司内部股东关系及探矿证到期等多方面原因，矿辉公司一直未能进入鑫铭矿业公司进行探矿作业。诉讼中，吴大伦、袁崇均主张解除与周胜利三人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周胜利对此不持异议，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吴大伦和袁崇要求解除《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的本诉和反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吴大伦、袁崇、周胜利三人达成协议后，吴大伦将其应出资的800万元依约交付给了袁崇，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无违约行为。袁崇收到吴大伦交付的800万元后仅转交600万元给鑫铭矿业公司，将其中的200万元占为己有，且其本人及周胜利按照《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之约定应出资的100万元亦未交付，构成违约。虽然吴大伦、袁崇、周胜利在合同中约定任意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但矿辉公司一直未进入鑫铭矿业公司进行探矿作业，不能完全归责于袁崇、周胜利未按约支付投资款，也有鑫铭矿业公司内部股东关系及探矿证到期等多方面原因，吴大伦要求袁崇、周胜利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系吴大伦个人与鑫铭矿业公司对前期的经济往来进行的对账确认，并不牵涉第三方，双方也未书面解除矿辉公司与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袁崇、周胜利认为吴大伦与鑫铭矿业公司在其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互串通，解除合同，损害其二人利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袁崇反诉要求吴大伦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袁崇对收到“吴大伦于2015年2月16日、17日通过其妻李缘桃向袁崇银行账户分别转账汇款190万元、10万元，合计200万元”及未将该款依约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袁崇有无占有该款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后，袁崇是否应当承担该款的返还责任？1、袁崇收到上述200万元转账汇款后，未将该款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其截留并占有该款的理由是其自称的“鑫铭矿业公司欠其债款400万元，并与鑫铭矿业公司达成了抵债协议”，但袁崇自本案原一审、二审直至发还重审，均未提供鑫铭矿业公司对其负有债务并同意用吴大伦转账的200万元承包费抵偿债务的证据，且鑫铭矿业公司自始至终否认与袁崇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袁崇以鑫铭矿业公司欠其债款为由占有此款缺乏事实根据。2、从袁崇提交的三份《收条》及一份《证明》来分析，能否达到其已实际将1000万元矿山承包费转付给鑫铭矿业公司的证明目的？①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给其出具的《收条》，能否证明其已实际交付200万元矿山承包费？虽然鑫铭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海穆在该《收条》上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但袁崇未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或在银行提取200万元现金的相关证据，况且鑫铭矿业公司给袁崇出具《收条》当天吴大伦通过其妻李缘桃并未将200万元矿山承包费全部转账到位，袁崇在未收到全部款项的情况下提前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与常理不符。仅有该《收条》而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达到已实际履行交付200万元的证明目的。②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给其出具的《收条》，原、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且600万元转入、转出均有银行流水印证，该收条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③鑫铭矿业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给其出具的《收条》，该收条中载明该款“系由袁枭鸣汇来”，而袁崇未提供袁枭鸣的详细身份信息，也未提供袁枭鸣向鑫铭矿业公司或者马海穆转账或现金交付过该款项的证据，庭审中，袁崇又称该款系以其对鑫铭矿业公司的债权所抵付，两者相互矛盾。这份收条不能证明袁崇实际履行了交付另2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义务，该收条也不具有证明效力。综合以上分析，即使加盖了鑫铭矿业公司公章的《证明》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袁崇实际向鑫铭矿业公司转付6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事实，而不能达到实际交付10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证明目的。3、袁崇原持有的鑫铭矿业公司的20%的股权的由来，是代持还是支付了对价的问题？①从吴大伦、周胜利、袁崇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第六条“鑫铭矿业公司为保证三方承包经营合同能正常履行，以给付三方20%股份作为条件，三人均同意接受。现对该20%股份事宜特作如下约定：1、鑫铭矿业公司登记在袁崇名下20%股份，暂时由袁崇代吴大伦和周胜利持有。2、20%的股权具体划分为：吴大伦占16%、袁崇占2%、周胜利占2%。……”之约定来看，20%的股权的取得是鑫铭矿业公司在无法践行马海穆2015年6月15日《承诺》的情况下，无偿让与给吴大伦、周胜利、袁崇三人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矿辉公司和鑫铭矿业公司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合同书》的履行，具有非典型性担保的性质，而且明确说明是由袁崇代为持有，这与之后将该20%股权登记到袁崇名下一致。②袁崇提交的由吴大伦于2017年8月12日给其出具的《说明》中也明确载明袁崇于2017年8月12日与吴大伦签订的代持协议，由袁崇变更为吴大伦后，吴大伦代持期间的股份有袁崇2%，周胜利2%，三人原协（议）不变”，庭审中，袁崇和吴大伦均未向本庭提供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代持协议》，但该《说明》表明了20%股权的性质为由原来袁崇代持变更为吴大伦代持。③由于袁崇未按照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代持协议》协助吴大伦办理20%“代持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吴大伦才启动（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立案当日便达成了调解协议，次日顺利办理了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袁崇取得20%股权代持至变更登记到吴大伦名下代持，袁崇未提供其代持之后向鑫铭矿业公司支付对价而取得20%股权或在鑫铭矿业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而抵债取得20%股权的有效证据，其单凭（2017）云0112民初7921号民事调解书上记载的有关内容而证明其支付了20%股权对价的证据不充分，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分析，袁崇与鑫铭矿业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也未支付股权对价，其对于鑫铭矿业公司让与担保的20%股权自始至终属于代持性质，并未合法取得该股权的所有权。故袁崇占有吴大伦给付的200万元矿山承包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合同解除后，袁崇应当将此款退还给吴大伦。因此，吴大伦要求要求袁崇返还投资款200万元（矿山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合同无约定，且所签合同通过本次诉讼才准予解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被告周胜利（反诉第三人）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及股份代持合同书》。二、被告（反诉原告）袁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吴大伦（反诉被告）投资款20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袁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8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大伦负担13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负担3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袁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新平人民陪审员  谭昌春人民陪审员  王 亚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陈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