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7394号原告：北京科技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法定代表人：杨仁树，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弓永春，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飞，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于京龙，男，195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蔺景影，北京市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科技大学与被告于京龙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科技大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弓永春、孙飞；被告于京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蔺景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科技大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于京龙向我校交还其所占用的学院路×号房间；2.判令于京龙向我校支付房屋占用费305526元；3.判令于京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房间的产权人为北京科技大学。于京龙不是我校的教职工，不享有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合法权利。于京龙非法居住在该房屋。我校房管部门工作人员多次与于京龙沟通，要求其搬离房屋，但于京龙以各种理由拒绝将房屋交还给我校。故我校诉至法院。于京龙辩称，我虽不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教职工，但在该院内享有合法居住权。首先，我父母都是北京科技大学职工，我6、7岁时，父母离婚，我随父亲生活，北京科技大学给每人各分配了一套房屋，分给我及父亲的是×号一套二居室。1988年父亲去世，1989年北京科技大学与我签订了《房屋租赁契约》，由于京龙继续居住、使用×号房屋。这充分体现我在北京科技大学拥有正式住房，享有合法的居住权。后北京科技大学开始内部调换房屋，由于内部管理混乱，调整住房时不给出具任何手续，只是一手交钥匙、一手拿钥匙，这样调整后，我只有住房，却再没有书面材料了。九十年代，房屋可以自由买卖时，北京科技大学曾主动发购房申请表给我，但最终没有让我购房，而是分别将×号房屋和调换后房子卖给了他人。之后我向学校要房，学校让我等待。学校另一边却给我的母亲王伯玉另分一套房，即本案所涉×号房屋，并让王伯玉转告我可以在此居住，直到给他找到合适房屋。二、本案诉争×号房屋，与×号房屋都是北京科技大学为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而分给我居住的，因此我认为应一并考虑并予以解决。三、北京科技大学虽未与我签订租赁协议，但依据×号房屋中体现的我的合法居住权，及本案居住事实来看，×号房屋明显属于我居住权的合法体现，请法院保护我对×号房屋享有的居住权利。四、关于租金，北京科技大学原收取的×号房屋租金，应视为双方之间的约定租金。未经双方同意，北京科技大学不应自行提高租金金额。按照租金收据显示的金额计算，王伯玉生前是按照每月99.43元的金额支付租金。如果该房屋由我继续居住，我同意按照此金额继续交付租金。因该房屋属于单位分房，不能与市价相比，并比照国家公租房的标准进行调整。故我不同意北京科技大学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依据上述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于京龙之父于鸿、之母王伯玉均系北京科技大学职工。上世纪70年代，于鸿与王伯玉离婚。于鸿于1988年去世。王伯玉于2014年11月30日去世。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房间（以下简称×房屋、建筑面积44.32平方米）的所有权人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查，上世纪90年代，北京科技大学分配给王伯玉学院路×号房屋（以下简称×房屋）。2000年至2001年间北京科技大学将×房屋分配给王伯玉。房屋分配后，于京龙在×房屋居住。王伯玉交纳租金至2004年。后王伯玉购买×房屋，北京科技大学于2004年7月为王伯玉结算房屋差额补差42752元并发放给王伯玉。2005年10月21日，王伯玉取得×房屋的产权证。但×房屋一直由于京龙居住至今。于京龙户口在涉案房屋内。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北京科技大学主张王伯玉已购买×房屋，应交回×房屋，提供如下证据：1.2005年7月11日王伯玉所写确认书：“我本人王伯玉现住×号已购这套房屋，本人做这套产权证已定，不在变化。”证明王伯玉本人确认购买×号房屋。于京龙对该确认书的王伯玉签字并不认可，陈述×房屋是王伯玉离婚时，学校分给王伯玉的房屋，90年代时王伯玉已购买该房。后因王伯玉住房困难，于京龙的房子被学校调没了，所以学校才给王伯玉又分配×房屋。2.北京科技大学提供房屋所有权证领取登记表、收房通知书，证明于京龙签收交房通知书。于京龙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仅仅对领取房产证的行为进行确认。收房通知书领到了，但并不是只针对于京龙一人。3.于京龙代为王伯玉于2004年7月8日领取差额补贴42752元手续。于京龙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仅能证明于京龙曾经代王伯玉领取的一笔钱，但是不能证明×房屋使用权有任何关联性。北京科技大学主张房屋占用费标准，均按照北京科技大学每年关于调整周转房租金价格通知标准计算。其中2007-2009年租金标准按照每平方米30元计算，2010年至2012年按每平方米40元计算，2013年按每平方米60元计算，2014年按每平方米67.5元计算，2015年按每平方米65元计算，2016年至2017年按每平方米70元计算。于京龙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系北京科技大学自行编写，未对外公示，与其提供的房租收据的标准不一致，应以其提交的房租收据标准进行计算。于京龙对其抗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1.×栋×号房屋租赁契约，该契约的时间为1989年，甲方名称为钢铁学院，盖章为北京科技大学。于京龙证明其在北京科技大学享有合法居住、使用的权利，经过多次调换房屋，于京龙的房屋被调没了，且×号房屋出售时并未通知于京龙，使于京龙丧失优先购买权。北京科技大学对该租赁契约的真实性不认可，且×号房屋是学校分给李志强的，该人于1999年向学校提交了购房申请，2004年购买了该房屋，×号房屋与本案无关。2.房屋租金收据，证明王伯玉交纳涉案房屋租金，于京龙与王伯玉并不是非法占用涉案房屋。对此北京科技大学解释×房屋因2002年至2004年间房租存在欠缴情形，故其若想领取×房屋的差额面积补贴，需将×房屋的租金缴齐。故于京龙领取差额面积补贴当日，其补交了×房屋房租。同时，介绍信中写有“欠房租已结清”等字样，可以证明租金只是为了能够领取×房屋差额面积补贴而缴纳。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认定。本院认为，北京科技大学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于京龙之母王伯玉在世时，北京科技大学将×房屋交给于京龙之母居住使用，系基于王伯玉是北京科技大学员工身份，所享受的福利分房政策。因王伯玉购买了×房屋，且北京科技大学将房屋差额补贴给付王伯玉，王伯玉收取上述款项，证明了王伯玉选择购买了×号房屋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虽然于京龙对王伯玉签字的确认书并不认可，但北京科技大学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客观上佐证了上述事实。对于×房屋的退还问题，北京科技大学虽然未能在王伯玉生前与其签订腾退协议，但王伯玉已去世，其基于内部分房关系而发生对×房屋的占有事实已经消灭，于京龙作为王伯玉之子，仍继续占用×房屋缺乏法律依据。诉讼中，于京龙提交×号房屋的租赁合同，证明其在北京科技大学享有居住权，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予采纳。现北京科技大学起诉要求于京龙腾退×房屋，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支持。关于房屋占用费问题，因以往租金的收取系基于王伯玉系北京科技大学员工而享受的福利待遇，在王伯玉购买×房屋后，北京科技大学不再收取×号的房屋租金，证明双方之间就×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于京龙继续按照公有住宅租赁收费标准支付租金也没有依据。现北京科技大学要求于京龙支付自2007年1月至2019年3月31日的房屋占用费，并按照本校制定的周转房收费标准计算，该标准比市场价格较低，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于京龙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号房屋腾退，交还予北京科技大学；二、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于京龙支付北京科技大学房屋占用费30552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2元，由于京龙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 蓬人民陪审员  商凤鸣人民陪审员  翟 彦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孙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