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0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树良，男，1964年0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霞浦县。委托代理人：王东建，福建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其本，男，1962年06月0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代理人：易叶雄，浙江泽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裕顺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港街道江边村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法定代表人：黄小辉。委托代理人：邓盛良、梁美铜，福建霞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树良为与被上诉人黄其本、福建裕顺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裕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7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郑树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东建、被上诉人黄其本的委托代理人易叶雄，以及被上诉人裕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盛良、梁美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树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撤销。一、原审认定郑树良与黄其本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错误。就常理而言，一方允许另一方赊欠的情况发生于双方已经有一定的互信基础，互信基础来自于先前诚信的交易行为或朋友等特殊关系，而郑树良与黄其本在此之前均未见过面，也未曾有过任何往来，故不存在任何的互信基础。且根据证人郑某的证言，郑树良的职业一直都是大货车司机，在当地及其他地方均未有经营米、面、粉之类的生意，而郑树良又是听从裕顺公司的安排，从苍南县黄其本处运载大米到霞浦县，故郑树良的职责仅能将大米运送至裕顺公司处，而不可能另行处理。故郑树良并非该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其在本案中只是大货车司机，也仅与裕顺公司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并未与黄其本达成过任何买卖合同合意，且黄其本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之间有过大米买卖的合意，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郑树良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二、从本案唯一证据“欠条”的内容上看，欠条上载有“合计现金”和“欠款人”的字样，按照常理而言，债权人肯定会要求债务人将赊欠金额写于“合计现金”位置，并附上货币单位“元”,并要求债务人将名字写于“欠款人”处，同时还会要求债务人写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而该份证据却并非如此，黄其本所提交的每张欠条上，郑树良都是将名字签在欠条旁边的空白位置，而“欠款人”处却并未有任何签章。再看“合计现金”处，郑树良唯一一次在上面留有字迹的，是他的车牌号，这种只留车牌号而不留欠款人身份证信息等情况的，在正常的欠条中，是很少见的。相反这种签法在货车司机签提货单中，却是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黄其本每次均未就上述两种签法提出任何异议，也未要求郑树良重新签署，这完全与常理不符。所以这些疑点所反映的事实便是，郑树良在签署该份所谓欠条时，黄其本是清楚的知道郑树良只是个大货车司机，并非真正的欠款人，而该字条实际上也只是提货单，不能据此认定郑树良系“欠条”上记载的欠款人，而原审在该唯一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而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便认定郑树良与黄其本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黄其本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在原审期间各方对黄其本提供的欠条真实性均无异议。因此郑树良向黄其本购买大米事实清楚，同时，裕顺公司并没有在该欠条上签字，原审据此认定郑树良承担赔偿责任是具有法律依据的。二、二审期间，郑树良补充了一份证据为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该笔录的内容阐明了几下几点内容：1．4车大米系裕顺公司取得，该事实有裕顺公司股东陈某、苏杨清、会计苏进凤、李求顺四人的亲笔口供予以证实。2．陈某称该四车大米与李求顺欠他的欠款相互抵扣，但李求顺宣称自己并未同意陈某此种行为。3．询问笔录中予以明确李求顺（还拥有裕顺公司10％的股份）是受聘于裕顺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具体职责就是负责买米这一项业务。4．裕顺公司向黄其本购买的四车大米款212100元至今未支付，裕顺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并结合欠条上的欠款人系郑树良所签，故裕顺公司和郑树良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三、郑树良在二审中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内容可知，由于裕顺公司在原审期间拒不承认收购大米，致使原审法院作出仅认定郑树良承担责任的判决。这是裕顺公司不诚信的行为，法院应当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在原审中裕顺公司当庭陈述：“黄其本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毫无根据，裕顺公司既没有向黄其本购买大米，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向黄其本购买大米。”而从郑树良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公安询问笔录中明确，裕顺公司股东陈某、苏杨清、李求顺、会计苏进凤4人都承认收到过黄其本的4车大米且该款项至今尚未支付。这证实了原审中裕顺公司明知自己向黄其本购买大米且大米款尚未支付的情况下还当庭作虚假陈述，致使原审做出不当的判决。因此，裕顺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妨碍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裕顺公司除应当立即偿还拖欠黄其本大米款212100元外，还应当由法院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裕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股东做出相应的处罚。被上诉人裕顺公司辩称：一、裕顺公司并没有向黄其本、郑树良购买大米，没有发生合同关系。该批大米是李求顺个人向黄其本购买的，由于李求顺欠公司股东陈某的款项。黄其本与李求顺之间有买卖关系，陈某与李求顺之间有买卖关系，裕顺公司不应承担大米的款项。二、李求顺2017年1月开始就不是裕顺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三、李求顺作为本案关键人物，郑树良也没有申请其出庭作证，其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其本起诉请求：判令郑树良、裕顺公司支付货款212100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贷款利率计算）。原审判决认定，黄其本从事大米生意。因购买大米，郑树良在4张欠条上签名，其中3月23日欠条载明300*177=53100元，4月10日欠条载明300*176=52800元，4月22日欠条载明300*177=53100元，4月28日欠条载明300*177=53100元，4张欠条载明的金额共计212100元。后经黄其本多次催讨，郑树良至今未还。原审判决认为，黄其本与郑树良之间的买卖合同，有4张郑树良签名的欠条为凭证，郑树良尚欠黄其本货款212000元，事实清楚。黄其本主张郑树良偿还货款212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黄其本主张裕顺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郑树良辩称，其受裕顺公司委托承运涉案大米，其作为承运人在4张欠条上签字，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裕顺公司对该事实又不予认可，故对该辩解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郑树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其本货款2121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121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黄其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82元，由郑树良负担。郑树良二审中有提交证据如下：1、陈某的询问笔录，证明陈某为裕顺公司的股东，有收到郑树良运送的四车大米，郑树良仅仅是运送大米的司机并支付了郑树良运费。2、苏阳青的询问笔录，证明四车大米是李求顺联系的。3、李求顺的询问笔录，证明裕顺公司有从郑树良手上接收过四车大米。4、苏静凤的询问笔录，证明裕顺公司有支付4车大米的运费给郑树良。黄其本质证认为：陈某的询问笔录真实、合法，但与本案无关，陈某是股东也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对于是否收到大米黄其本不清楚由法院核实，从陈某的陈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李求顺拖欠他的钱跟公司的钱是相互抵扣的，证明公司股东的钱与公司混同；苏阳青的询问笔录真实、合法性，苏阳青是裕顺公司股东，款项是公司去抵消的，再次证明了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李求顺的询问笔录真实、合法，李求顺在裕顺公司有10%股份，其购买大米是受公司委托，且至今未支付款项；苏静凤的询问笔录真实、合法，对于是否支付大米款项黄其本不清楚。裕顺公司质证认为：陈某、苏杨清、李求顺、苏进凤4份询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支持郑树良上诉主张的依据。首先，本案是民事纠纷，己经一审判决，上诉程序期间，霞浦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既没有受案、立案审批表，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举报、检举、控告，对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均没有证据显示，公安机关以涉嫌何种罪名展开侦查取证，制作以上陈某、苏杨清、李求顺、苏进凤等4位所谓的证人的4份询问笔录，又凭何原因介入本案的民事纠纷，根据《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严禁调取与经济犯罪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不得以侦查犯罪为由滥用侦查措施为他人收集民事诉讼证据。显然本案公安机关动用特权，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一方当事人调取民事诉讼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不应采信。其次，4份询问笔录中的询问人、记录人，是否具有侦查权的警察，没有证据显示，是否属于协警、辅警类的，也无从知晓，更何况在制作上述笔录时，只有一个自称是公安的，并和郑树良夫妻，及一个郑树良和在场那个公安的双边朋友等4人在逼问所谓的证人，且制作的方式均是诱导性，内容也是断章取义的，尤其是威逼、恐吓陈某，要顺着他们几人的口气作答并签名，否则，要将陈某抓去相威胁。对于苏杨清、苏进风的笔录，也无法体现李求顺是公司的人，代表公司购买案涉的大米，同时，苏进凤如何知道、并记得是郑树良向其领运费，也没有辩认笔录印证，郑树良应调取公安制作笔录的全程录音录像，予以印证。再次，既然公安介入制作了所谓证人的“询问笔录”，那么郑树良也应提供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询问和讯问笔录，以及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对相关人员、对象的“辨认笔录”。本院认为：鉴于裕顺公司原审中否认从郑树良处收取大米，以及支付运费的事实，公安机关依据郑树良的举报展开调查，通过向陈某、苏杨清、李求顺、苏进凤等人了解情况，制作询问笔录并不违法，能够证明裕顺公司委派李求顺购买大米，黄其本将大米交由郑树良运输，郑树良在李求顺的安排下将大米运送至裕顺公司并从裕顺公司收取运费，郑树良仅仅是送运涉案大米的运输司机的事实，故予以确认，裕顺公司认为公安机关制作的陈某、苏杨清、李求顺、苏进凤等人的询问笔录程序违法，不具有证明力的质证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裕顺公司二审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陈某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受到胁迫，被迫承认李求顺在裕顺公司的工作到2016年6月，实际上李求顺2016年1月就已经离职了等事实。郑树良质证认为：公安机关收到被害人郑树良报案后，以宽松的形式先了解情况，并非是正式立案，李求顺把股份转给陈某，为了否认4车大米的交易，陈某对购买大米的价格都不清楚，不符合实际，询问笔录中陈某说买米的钱都是给李求顺的，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是完全合法的。黄其本质证认为：陈某的陈述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陈某提到4车大米全部由他接受，并只支付了4万块给李求顺，证实了至今未将款项支付给黄其本，米也确实接收了，陈某对向李求顺购买的米价格都不清楚，公司支付给他多少钱也不清楚，作为一个正常的商人，以不清楚不知道来掩盖，证实其陈述的情况是虚假的，原审中裕顺公司陈述从未接受到黄其本的大米，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公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有较强的证明力。本院认为：陈某当庭关于李求顺在裕顺公司工作期间仅为2016年1月，本案大米由李求顺购得后转卖给陈某，再由陈某卖给裕顺公司的相关陈述，与其和陈求顺在公安机关的相关陈述不一致，亦不能有效解释裕顺公司为何从其员工陈某处购买大米，以及李求顺、陈某并未负担大米运费，而由裕顺公司负担的合理性，因此，陈某的二审陈述缺乏可信度，不能证明裕顺公司主张的陈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因受到胁迫才承认李求顺在裕顺公司工作至2016年6月的待证事实，故不予确认。经审查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因运输大米，郑树良向黄其本出具了4张欠条，黄其本将涉案大米交由郑树良装车，并向其告知李求顺的联系方式，郑树良在李求顺的安排下将涉案大米运送至裕顺公司，由裕顺公司接收后从裕顺公司领取运费。对于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依据李求顺、陈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能够证明李求顺在受聘期间受裕顺公司之托通过郑树良向黄其本购买大米的事实。涉案的4张欠条上记载了李求顺的联系方式，以及3张欠条背面存在复写纸复写的痕迹，并结合陈某、李求顺、苏进凤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足以证明黄其本将涉案大米装车后让郑树良在涉案4张欠条上签名，并向郑树良告知李求顺的联系方式，郑树良在李求顺的安排下将货物运送至裕顺公司，在裕顺公司接收大米后，郑树良从裕顺公司领取了大米运费的事实。虽然，在购买大米时黄其本没有证据证明李求顺曾向其披露涉案大米实际购买方是裕顺公司，但是，黄其本在得知裕顺公司为实际购买方后，始终要求裕顺公司与出具欠条的郑树良共同支付货款，其实质上已经选定裕顺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依据黄其本的上述选择，裕顺公司与黄其本之间形成了买卖大米的合同关系，裕顺公司应当支付拖欠的货款。裕顺公司主张李求顺向黄其本购买大米，并将所购大米转卖给陈某，裕顺公司是从其员工陈某处购买本案大米的上诉观点，不符合常理，亦不能有效解释李求顺、陈某并未负担大米的运费，而由裕顺公司负担的合理性，因此，裕顺公司称其并非大米购买方的观点，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将大米的运输司机郑树良误认为大米买受人存在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但改判的原因是郑树良二审提交了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7民初533号民事判决主文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福建裕顺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其本货款2121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121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黄其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482元，二审受理费4482元，均由福建裕顺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周枫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