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姗姗，女，199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夏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祥，宁夏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兴，宁夏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文鹏，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现居住于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珩厝东里273-1号202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宏财，福建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姗姗因与被上诉人简文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9）0213民初3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姗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祥、被上诉人简文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宏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姗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审诉讼活动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查清事实后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本案一审裁判程序违法。上诉人并未接到一审法院的传票送达即缺席审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第一，翔安区法院“传票”落款和开庭日期来看，2019年3月4日签发传票，但开庭日期为2018年3月12日9时00分，从时间顺序上一审法院违反了时间发展的自然规律。上诉人并没有时间机器可以穿越到去年的同期，无法参加去年一审法院的庭审活动，详见2019年3月4日传票。第二，上诉人并未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即使一审法院出现笔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相关规定也应再次发出传票或对法律文书笔误以裁定的方式予以补正，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均未尽到基本的职责，在送达的法律程序环节未保障上诉人公平的诉讼资格和相应诉讼权利，翔安区人民法院“传票”注意事项中第3点明确提到：被传唤人收到传票后，应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本案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需要上诉人高珊珊本人签名，送达程序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一审诉讼阶段，高珊珊本人并未签名，因此在被传唤人是否确实收到书面传票的事实上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第三，本案中，宁夏博强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并未获得上诉人高珊珊的书面合法授权，不知何故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本案的一审判决书邮寄给了刘英俊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法律程序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上诉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书，一审法院未进行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上诉人对该裁判文书也并未进行签收，因此一审法院未将裁判文书合法有效送达至上诉人本人属于程序违法。第四，基于以上关于送达程序违法错误的适用，一审法院继续对本案实体权利义务进行了审查是毒树之果，错上加错，以缺席审理并做出裁判的方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答辩权、质证权、反诉权等诉讼权利无法得以保障。二、本案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男女朋友关系，有合作比特币矿厂建设，上诉人负责西北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资源以及寻找电力资源，进而落实比特币矿厂的相关建设事宜。被上诉人负责投资和建设，但是被上诉人投资建设的前提是上诉人要将各类资源进行有效对接，为被上诉人的投资和建设比特币矿厂铺垫前期的准备工作。简言之上诉人主要出力，被上诉人主要出钱。双方之间建立的关系是共同经营，风险共担，财务方面难分彼此，经济方面事实已经混同在一起。三、基于双方特殊关系，本案一审庭审中审核事实对证据的采信适用错误，第一，一审庭审过程中，对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是否出具过借条之类的债权凭证，被上诉人的回答是有，但是丢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借条作为债权债务凭证，不能排除双方有其他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也不能直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能够成立，一审裁判从证据采纳上，仅凭上诉人微信支付2000千元情侣之间打情骂俏的行为就断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脱离了实际现实，上诉人微信支付2千元(注明利息)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裁判文书忽略双方大量微信往来整体信息体现的内容，仅对个别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而未就双方整体较为详尽沟通记录进行整体辨析，脱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裁判规则，上诉人微信返回的注明2千元利息假设是真的，为何剩余其他的月份一直未予支付？双方经济往来近百万元，彼此账户信息存款也远大于2千元，如是标准的借贷关系，按常理，两三个月不符利息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被上诉人长达8、9个月也为未上诉人主张过利息或者本金，足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高度混同的情感和经济状态在财产关系上也是混同在一起的，难以区分。第二，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中有上诉人抬头注明康伟的个人手机备注发至给被上诉人简文鹏，一审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也与事实不符。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不属于原始证据，如被上诉人一审庭审所述，在有原始证据借条的前提下，因其个人原因丢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勉强去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况且该备注仅为上诉人个人备忘录记载，对象并非直接针对被上诉人简文鹏。在借款用途上，被上诉人的一审陈述是购房以及偿还信用卡，但上诉人购房时间为2017年1月初，远早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识的2017年9月底，被上诉人回答的一审法官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本案从实体层面，被上诉人主张的31万元借款的法律性质并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断章取义出示的部分微信截图，银行往来款项即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实际的真实情况须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综上，本案一审法院诉讼活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特向贵院依法提起上诉，望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简文鹏辩称：一、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于2019年之后收到开庭传票，假设传票笔误将开庭时间的2019年写成2018年，即使没有更正，也不会影响上诉人获知具体的出庭时间，且传票上也有联系电话，该笔误不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形，而且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一审开庭传票有上述笔误。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传唤人收到传票后，应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上诉人认为：案件当事人在收到传票后应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是当事人收到传票后应履行的义务而不是权利，上诉人不能颠倒黑白，把消极履行义务说成权利被侵害。其次，被上诉人因此借贷纠纷于2018年9月28日提交诉讼材料，至二审开庭已接近1年时间，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有明确委托刘英俊律师介入此案，包括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上诉，导致案件审理时间无故延长，增加了被上诉人诉累。嗣后，上诉人及上诉人一审代理律师刘英俊收到传票后明知开庭时间未出庭应诉，法院审理后将判决文书送达给上诉人一审代理律师后又以没有代理权抗辩侵犯其诉讼权利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上诉人及上诉人一审代理律师在明确知道开庭时间的情况下拒不出庭，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有权在被告无故缺席庭审的情况下依法查明事实，并根据事实及证据作出判决，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毒树之果一说。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消极应诉的种种行径，嗣后无赖到底，各种无理说辞，均是为了拖延抵赖还款责任，不能成为上诉人提起二审诉讼的合法抗辩事由。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借款本金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资金往来非常清晰，还有上诉人承认借款金额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在收到部分借款后同一天支付借款利息的证据，债权债务关系及内容明确，上述证据构成完整的借贷关系证据链，足可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诉争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简文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姗姗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10000元；2、高姗姗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简文鹏与高姗姗系好友关系。高姗姗于2017年10月20日以还信用卡及买房为由向简文鹏借款人民币200000元，高姗姗收到上述借款后通过微信支付了2000元利息。2018年1月30日，高姗姗再次以资金困难为由向简文鹏提出借款十几万元，后简文鹏于2018年2月7日和12日向高姗姗转账人民币1260000元，其中部分款项人民币1150000元系退还高姗姗朋友货款，其余款项人民币110000是借给高姗姗，以上借款合计人民币310000元。简文鹏嗣后向高姗姗提出还款要求，高姗姗均以各种理由抵赖未还，简文鹏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中，高姗姗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和相关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0日，简文鹏通过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向高姗姗62×××36的招商银行账户分四笔共转入人民币200000元。高姗姗收到200000元后，即又通过微信转账向简文鹏支付利息2000元。2018年1月30日，高姗姗又请简文鹏替其垫付资金。2018年2月7日，简文鹏通过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向高姗姗62×××1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1000000元。2018年2月12日，简文鹏通过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向高姗姗62×××1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入人民币260000元。简文鹏述称，此2笔款项中有1150000元系转还给高姗姗的朋友、案外人康伟的货款，其余110000元即是再次出借给高姗姗的款项。现简文鹏以经多次催讨，高姗姗拒不返还借款310000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简文鹏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微信截图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高姗姗向其先后共借款31000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是，从利息的经济性质来看，利息是经由出借人出借款项并经借款人占有、使用后才产生，是借款人完全支配和使用借款本金所承担的成本，是借款人使用该借款本金所创造经济效益一部分利润转移给出借人。如果在出借款项后立即要求借款人支付利息，无疑使借款人利用本金创造经济效益的资金条件受到限制，无法完全占有借款，更谈不上使用全部借款创造价值。结合上述对利息经济性质的分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2017年10月20日高姗姗向简文鹏微信转账2000元，应属于变相提前扣除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高姗姗实际向简文鹏借到的金额为人民币308000元。本案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故应视为不定期借贷，简文鹏有权催告高姗姗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高姗姗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姗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简文鹏偿还欠款人民币308000元；二、驳回简文鹏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提交了证据。高姗姗在第一次庭审调查时当庭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传票（原件）、（2018）闽0213民初3725号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传票所载明的（2018）闽0213民初3725号民间借贷案件开庭审理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9：00；一审诉讼活动中因送达程序违法，导致高姗姗无法参加庭审，不属于高姗姗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形，缺席审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二组证据是1.微信聊天记录（商业类41页、情感沟通类28页），情感沟通类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男女朋友关系，商业类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有共同的商业项目共同经营，相互之间有经济往来，难分彼此，并非如简文鹏所述，双方无经济关系；2.一审庭审笔录（复印件），拟证明简文鹏在一审庭审有虚假陈述，且借条丢失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招商银行银行流水一份（复印件），拟证明高姗姗与简文鹏主要账目往来信息，其中2018年1月22日，上诉人分两笔向上诉人支付了共计10万元零花钱，双方情侣关系在经济上具有亲密程度。 对此，本院组织第二庭审调查，简文鹏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除判决书属于一审庭审之后发现的新证据，其他证据均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一审庭审结束前提交的证据，而未能及时提交的原因是上诉人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且在明知开庭时间的情况不参加庭审获得，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以上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有上诉人本人承担。简文鹏在保留上述质证意见的前提下对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的内容给予质证。证据一：认可判决书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传票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传票在二审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合法性，不认可证据一证明内容，理由是传票年份错误属于笔误，不属于送达错误的情形，且传票落款时间为2019年，上诉人签收时间也是在2019年，传票上也有联系电话，上诉人一审也已经委托了代理律师，该内容笔误并不会影响作为一个普通人知道确定的开庭时间，且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在传票签收后有足够的时间跟法院核对该笔误，而且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下，拒接法院电话，本身存在重大过错。证据二：因该证据系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的合法性，认可微信聊天记录、招商银行资金流水真实性，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关联性，聊天记录内容与本案民间借贷事实无关，认可招商银行资金流水的关联性，不认可全部证明内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认识时间短，感情基础薄弱，不存在感情非常亲密及财产往来达到难分彼此的情形，如果财产往来难分彼此，双方资金往来就不会存在寥寥几笔且每笔资金的性质均很明确。双方也不存在共同的商业项目或共同经营商业项目，事实上是上诉人认识被上诉人后，即以其在宁夏有人脉资源可帮助被上诉人为由，拉拢被上诉人去宁夏考察，但被上诉人去宁夏之后，见到其介绍过来的人，都是被索取各种费用而不是真正的提供帮助，这也导致了双方关系更加疏远。至于被上诉人陈述“我给你转过来，还问差多少”“你那边还有30万，先转130万”“零花钱不够挂牌”均是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想通过断章取义来歪曲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完整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真实情况完全与上诉人证明内容不一致，被上诉人陈述我给你转过来，先转130万（130万包括上诉人扣留康伟的30万元）均是退还案外第三人康伟的矿机货款，跟本案民间借贷事实没有关联。另外被上诉人陈述零花钱不够挂牌是指被上诉人自己的日常支出备用的钱不够了，而不是找上诉人要零花钱，双方感情基础薄弱，不可能且即使是夫妻也不可能动辄给5万至10万的零花钱，这也与日常生活经营法则相悖，且上诉人陈述的该两笔款项，上诉人在备忘录里已经明确是康伟的矿机货款，这也与双方提供的转账记录一致。 在第二次庭审调查时，简文鹏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1.高姗姗与简文鹏于2018.2.1当日完整聊天记录截图。2.高姗姗与案外人康伟聊天记录截图（这是高姗姗发给简文鹏的）。拟证明高姗姗没有提供完整聊天记录，聊天内容是简文鹏要退还康伟的货款，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证据二：高姗姗与简文鹏于2018.2.5至2018.2.7完整聊天记录截图，及高姗姗与案外人康伟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聊天记录，事实是双方退还130万给康伟，与本案的涉诉款项无关联性。证据三：高姗姗与简文鹏于2018.2.9完整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聊天记录，高姗姗再次催促简文鹏退还康伟货款，简文鹏将剩余货款15万及高姗姗在备忘录中提到的帮其先垫付十几万元（即借款11万）一并支付给高姗姗。 对此，高姗姗的质证意见为：第一，证据一中的第一页、证据二中的第七页，对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本案事实是简文鹏愿意在高姗姗有30万的基础上，向其转款100万，实际转款126万，但简文鹏实际收到高姗姗的转款115万，如果是简文鹏退还高姗姗115万货款，不必要在双方沟通记录中表示先转130万的承诺，其中高姗姗在其微信聊天中表示自己有30万，是包括简文鹏之前向其转款的20万，简文鹏明明可以只付115万退还货款，但其主动表示愿意在高姗姗拿出30万、简文鹏拿出130万，向案外人康伟退还。首先可以说明11万借贷关系无从体现，不能用126-115万的数字相减得出11万是高姗姗向简文鹏借款。2.高姗姗与康伟聊天记录是双方的聊天记录，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体现了退还货款金额的意思，但和一审案件的经济往来有直接关系。简文鹏不认可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前述补充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一侧面反映了本案争议产生的背景及相关情况，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在本判决争议焦点分析中进行综合认定。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高姗姗提出两点异议：1.一审判决中“高姗姗收到200000元后，即又通过微信转账向简文鹏支付利息2000元。”该2000元不是利息，是基于情侣关系的转账行为。2.一审判决中“其余110000元即是再次出借给高姗姗的款项。”该11万元是转案外人康伟支付货款，不是借给高姗姗的。简文鹏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当事人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高姗姗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讼争焦点：一、一审裁判程序是否违法。二、高姗姗是否向简文鹏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实际借得的案涉款项。 第一，一审裁判程序是否违法。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传票上的开庭时间打印错误，存在一定瑕疵，但送达程序及时、有效并未违法。在案证据显示，高姗姗于2018年11月21日已委托宁夏博强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代理其与简文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且刘英俊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签收法律文书等。一审法院定于2019年3月12日上午9时开庭的传票邮寄给刘英俊律师，其于2019年3月6日签收，签收即视为送达。虽传票上的开庭时间误写为“2018年3月12日”，但留有联系电话“718×××3”，在距离开庭时间还有5日的时间里，高姗姗及其代理人刘英俊应有足够时间与一审法院联系并确认准确的开庭时间，但高姗姗及其代理人不仅未主动联系，还拒接一审法院电话，存在消极应诉行为。故，高姗姗的第一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高姗姗是否向简文鹏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实际借得案涉款项。本院认为，高姗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简文鹏都自认曾系男女朋友关系，根据高姗姗提交的证据显示二人有共同经营项目，但经济未混同。对于案涉的两笔借款，高姗姗已以实际行为或书面请求向简文鹏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实际借得款项金额为30.8万元。 其一，关于第一笔20万元的借款。根据简文鹏一审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境内汇款电子回单》及高姗姗在二审中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简文鹏于2017年10月20日01:45至01:47先后四次共计20万转入高姗姗账户，两分钟后，高姗姗在与简文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0月20日凌晨01:49即转账2000元给简文鹏，且该笔金额明确备注“利息”二字。高姗姗称微信支付2千元(注明利息)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情侣之间打情骂俏的行为，一审裁判文书忽略双方大量微信往来整体信息体现的内容，仅对个别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但其在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未提交2017年10月20日当日的聊天记录，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于高姗姗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但该笔微信转账2000元属于变相提前扣除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无误，故本院认定高姗姗实际向简文鹏借得金额为19.8万元。 其二，关于第二笔“十几万元”借款。本院认为，“备忘录”系高姗姗在与简文鹏的聊天中主动出示，且该“备忘录”的内容与高姗姗提交的招商银行流水明细能够一一对应，可视为对其二人的资金往来情况的记录和结算及债权债务的确认，是高姗姗在当下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根据高姗姗在二审中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7年12月20日高姗姗向简文鹏转账20万元，2017年12月25日高姗姗向云南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为简文鹏）转账85万元，2018年1月22日高姗姗先后两次向简文鹏转账共计10万元，上述四笔款项总计115万元，与2018年1月30日高姗姗出示的“备忘录”中“已转给你115万元”的金额相吻合。其次，简文鹏于2018年2月7日向高姗姗转账100万元，高姗姗卡内余额显示1519638.54元，随后，高姗姗于该日向康伟转账120万元，卡内余额显示319638.54元。根据简文鹏在二审中出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姗姗允诺简文鹏应转账给康伟130万元，但实际只转账120万元。再次，2018年2月12日，简文鹏再次向高姗姗转账26万元，高姗姗卡内余额显示594070.54元，随后高姗姗向康伟转账38.85万元，高姗姗卡内余额显示204070.54元。综合上述转账记录，高姗姗向康伟转账共计158.85万元，与“备忘录”中记录康伟158.85万元相吻合。高姗姗虽如数向康伟转回158.85万元，但根据“备忘录”记载，其事先扣留43.85万元自用。高姗姗在该“备忘录”请求简文鹏垫付“十几万”资金，即借款的意思表示。而在简文鹏2018年2月12日的转账中，高姗姗收到该笔借款。简文鹏共计转给高姗姗126万元，扣除返还案外人康伟的115万元之外，剩余11万元系出借给高姗姗的借款。故，高姗姗在第二笔借款请求中，向简文鹏实际借得11万元。综上，高姗姗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高姗姗与简文鹏存在男女朋友关系，在合作经营比特币矿场建设项目上联系紧密、分工较为明确，但根据招商银行流水显示，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简文鹏仅向高姗姗汇入6笔，且均系本案讼争款项往来；高姗姗向简文鹏及其云南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汇入4笔，向案外人康伟转账3笔，也亦是本案讼争款项往来。高姗姗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均无法体现二人经济混同，对于高姗姗第二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故，本院认为高姗姗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50元，由高姗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肖东） 审 判 员 （周宗良）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姚 洁 ）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