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A座2003室。负责人：初学平，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仲华，男，196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上诉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杨仲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7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支持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无效错误。1.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2.该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没有限制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只是限制委托人滥行使解除权。第七条规定了乙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即如果乙方代理时有违法行为，甲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如果乙方履行合同且无违法行为，甲方解除合同须足额支付代理费。风险代理的风险都由乙方先行承担，乙方在合同履行合同过程中，甲方随意行使单方解除权又不支付代理费，将损害守约方的利益。3.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第七条与我国的诉讼代理制度有悖，干扰了司法秩序，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20万元代理费，未出具计算依据，不能使当事人信服。三、对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依据的意见。1.本案的民事法律行为未违背公序良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2.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适用于本案，尤其是其中“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本案中，委托合同的解除不可归责于受托人，委托人支付报酬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而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已经约定的非常清楚，如果乙方代理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甲方解除合同应当足额支付代理费。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约定优先，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3.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适用于本案，合同第七条正是按照该法律规定进行约定，只是更详尽地约定了损失的计算依据是足额支付代理费，符合法律的规定。4.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对于杨仲华解除合同、撤销委托、另行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从无异议，未曾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对解除合同，双方并无争议。四、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合同解除后，委托人如何支付报酬或者赔偿损失的问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认为应接照合同第七条足额支付代理费，该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约定的，合法有效。五、9万元的办案费用已经结算清楚，并非代理费，差额的1万已经退还给杨仲华。请求以双方当初结算的结果为准，一审法院将21400元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是错误的。杨仲华辩称：任云当时称需要向法院缴纳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合计11万元，杨仲华经打听按照标的来计算应是9万，所以支付了9万。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费用，杨仲华自行向法院申请立案，仅需80元诉讼费，9万元的费用属虚构。任云所说的交给律所的1万不应由杨仲华承担。任云虚构事实，以各种名义扣除款项。杨仲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关于委托合同解除问题。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双方曾约定，由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先行垫付交通、差旅等费用，待案件执行款到位后，再一起结算，而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却以不垫付交通、差旅费为由以实际行动终止了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委托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而不是杨仲华。在此期间，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包括：无故拒绝履行代理行为、擅自以实际行动终止合同（包括针对吴承波的撤销权诉讼一案，在聊天记录中，任云明确陈述，若没有收到款项就不再进行代理行为），一再催促杨仲华解除合同等行为。本案合同解除是由于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行为造成的，且庭审中杨仲华也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据此，杨仲华不应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支付任何报酬。2.一审法院判决的20万元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解除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造成的，杨仲华不应支付任何款项。退一步讲，若需支付相应报酬，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任云曾收取了杨仲华9万元款项，在发生争议后，任云于2018年l0月12日列费用清单“1.你还我的钱2.5万元；2.交给律所2万元，3.两次差旅费1.5万元，4.保险费1.5万元，5.保全费5000元”，并向杨仲华退还1万元款项。该清单己包含了律师代理费1万元，可以认定其自认的代理费也仅需1万元，且在9万元中予以抵扣，为此，不应再支付任何代理费。另根据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也达不到需支付20万元的巨额律师代理费。任云仅调取了婚姻信息和房产信息，并无其他实质性的代理行为，且一审法院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已酌定差旅费8000元，该费用已带有弥补性质，不应再另行支付20万元的巨额律师代理费。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辩称：当时不确定撤销权案件的收费是按件收还是按照标的额比例收。泰顺撤销权案件的保全费、保险费合计10万元左右，已提供票据原件，个别票据没有开具，由法院酌情认定。对于委托合同的解除问题，杨仲华在2018年12月3日以快递形式明确告知解除委托合同，解除原因是杨仲华单方行使解除权。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仲华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935000元；2.判令杨仲华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保全申请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3000元。杨仲华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杨仲华款项40000元；2.判令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赔偿杨仲华损失100000元；3.判令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在新浪微博上公开一周向杨仲华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民终4260号民事判决，判令吴承波支付杨仲华居间报酬441.176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8月17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5日起，以341.1765万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判决生效后，杨仲华于2017年12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8月3日，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与杨仲华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接受杨仲华委托，委派任云律师作为申请强制执行吴承波财产一案的委托代理人，合同第五条约定“1.本执行案件为风险代理，代理费按执行款的10%的比例支付。2.若本案非一次性执行完毕，按每次收到执行款的10%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3.案件执行完毕，代理费和所有费用结清”，合同第七条约定“因本代理合同为风险代理，乙方先行代理工作，甲方后支付费用。为避免乙方在进行代理工作后甲乙双方产生代理费用纠纷，双方约定：若非乙方在代理本案过程中有与本案有关的违法代理行为，甲方不得以中途解除代理合同而拒付代理费，甲方在任何时候解除本合同都必须足额支付代理费及其他费用”。2018年8月2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吴承波已离婚，追索财产的难度加大，故提高代理费比例5%，合计15%”。上述合同签订后，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委派任云具体处理委托事务，任云主要做了如下工作：至一审法院执行局了解执行案件办理情况，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至泰顺县民政局调取吴承波与颜淑林的婚姻登记信息及离婚协议书，至江苏省镇江市调取颜淑林名下房产信息；拟定执行方案，即通过对吴承波与颜淑林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方式取得可供执行的吴承波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颜淑林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的多处房产；书写民事起诉状、刑事自诉状等。2018年10月9日，为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任云代理杨仲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了颜淑林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的多处房产。之后，双方就差旅费垫付等问题发生争议。2018年11月15日，杨仲华自行前往泰顺县人民法院以吴承波、颜淑林为被告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诉讼，请求撤销二人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的约定。该案经一、二审，均被驳回诉讼请求。2018年11月30日，杨仲华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发出《任云律师代理合同终止函》，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另查明：1.2018年8月31日，杨仲华向任云支付90000元，任云于2018年10月12日退还10000元；2.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因本案支出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杨仲华委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代理强制执行吴承波财产一案，并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效力问题。委托合同以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为基础，没有双方的相互信任，委托合同关系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合同关系也难以巩固。在委托合同建立后，如果任何一方对他方产生了不信任，都可以随时终止委托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亦对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到诉讼代理合同，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本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在任何时候解除合同都必须足额支付代理费及其他费用”，实质上限制了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与合同目的、性质不符，与我国诉讼代理制度有悖，干扰了司法秩序，应认定为无效条款。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据此要求杨仲华全额支付律师代理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做了相当的工作，根据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完成的工作量及地区、行业收费标准，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杨仲华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20万元。本案中，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任云共收到杨仲华80000元款项，扣除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0600元，差旅费酌定8000元，杨仲华向任云私人借款25000元，再扣除用以支付的另一起案件律师代理费10000元，尚结余21400元，抵充上述确定的20万元律师代理费，故杨仲华仍须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78600元。保全保险费不属于杨仲华解除合同造成的必然损失，对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杨仲华要求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返还款项40000元、赔偿损失100000元、赔礼道歉，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杨仲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78600元；二、杨仲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保全申请费5000元；三、驳回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仲华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150元，由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负担9278元，由杨仲华负担38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杨仲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1714号裁决书，用以证明北京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杨仲华为催促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履行合同发出“代理合同终止函”，是为无故解除合同，滥行使解除权，损害了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可得合同利益。杨仲华质证认为，对裁决书不予认可，准备提起撤销仲裁诉讼。本院认为，该裁决书与本案争议问题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上诉称案涉代理合同第七条合法有效，合同解除后，杨仲华应按其应得执行款总额的15%向其足额支付代理费；杨仲华则上诉称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导致本代理合同解除，其无需支付任何报酬。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代理合同解除后，杨仲华是否应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及其相应金额问题。首先，本案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因本代理合同为风险代理，乙方先行代理工作，甲方后支付费用。为避免乙方在进行代理工作后甲乙双方产生代理费用纠纷，双方约定：若非乙方在代理本案过程中有与本案有关的违法代理行为，甲方不得以中途解除代理合同而拒付代理费，甲方在任何时候解除本合同都必须足额支付代理费及其他费用”。杨仲华主张该约定系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即便有效，亦属约定不明，应按有利于杨仲华的角度进行解释，任云自认的律师代理费只有1万元，杨仲华已予足额支付。但是，杨仲华未能举证证明第七条属于格式条款，且格式条款并非当然无效，其并未举证证明该第七条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认为杨仲华主张该条款无效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第七条“甲方在任何时候解除本合同都必须足额支付代理费及其他费用”为无效条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杨仲华于2018年11月30日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发出《任云律师代理合同终止函》，通知该所解除代理合同，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并无异议，因此，案涉代理合同因杨仲华行使任意解除权而解除。二审中，杨仲华辩称任云诱导其终止代理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其陈述“终止协议另请律师”亦存在矛盾，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案涉代理合同第七条对代理费的支付进行了约定，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据此主张杨仲华应按其应得执行款总额的15%向该事务所足额支付代理费，但是该条并未明确约定足额支付的代理费即是完成全部代理工作以全部应得执行款作为基数计算出的所应当得到的代理费。结合本案合同第五条“本合同终止后或者提前解除的，应当由双方书面确认并结清有关费用”的约定，第七条约定足额支付的代理费应当是由双方书面确认后的代理费，在未经双方书面确认的情况下，不能得出该代理费即是完成全部代理工作所应当得到的代理费。此外，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未完成全部代理工作，无证据显示杨仲华得到执行款，若认定应支付全部代理费，亦有违公平原则。鉴于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确实进行了一定代理工作，根据其完成的工作量及地区、行业收费标准，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杨仲华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并无不当。杨仲华主张任云自认律师代理费只有1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10月12日，任云在微信中向杨仲华发送的费用清单列明8万元的使用情况，并向杨仲华退还1万元，杨仲华接收1万元后问“保全和保险2万元已经付了是吗？什么时间付的？可以把单据发给我看看吗”“请你把扣走我八万元的所有单据寄给我”等等，可见双方并未对该9万元达成最后结算的合意，故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主张该9万元不应在本案中再行结算抵扣，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杨仲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然适用法律错误，但未影响本案最终实体处理，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负担11150元，由杨仲华负担2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罗奇豪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周枫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