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7民终3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东山镇文锦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启力，男，汉族，1964年9月27日，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达远，江西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赣州广厦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赣州开发区金岭西路田心社区13栋2单元303室。 法定代表人：朱智慧，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青，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雄，男，汉族，1968年11月20日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伍英，女，汉族，1969年6月19日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上诉人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与被上诉人赣州广厦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黄雄、徐伍英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三星公司不服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4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上犹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4民初1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租金和进出场费的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没有在《塔机租赁合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单、起重机械安装基础验收记录、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表、起重机械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盖章，上述合同、验收记录、告知书上的“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印章系黄雄等人为了业务的需要私刻并加盖的，与上诉人无关，应由黄雄等人对私刻和加盖印章的行为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是上诉人在《塔机租赁合同》承租人处、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起重机械安装基础验收记录、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表、起重机械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加盖了公章明显错误。塔机租赁合同及相关的参与协议书上加盖的三星公司的印章系伪造，2019年7月上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且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且正在侦查，侦查结果对本案结果可能会有影响，请求本案中止审理。2.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塔机租金及进出场费明显不当。在本案中，与被上诉人广厦公司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的是谢宝光，实际使用塔机是黄雄、徐伍英，支付塔机租金的也是黄雄、徐伍英以及江西祥瑞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使用过三星公司提供的塔机，塔机租金及进出场费应当由被上诉人黄雄、徐伍英承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塔机租赁合同尾部承租人处加盖了公章为由，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塔机租金及进出场费用明显不当。3.一审认定的租金和违约金计算的截止时间明显错误。《塔机租赁合同》没有约定塔机的租赁期限，塔机租金应当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由于“龙腾盛世”二期项目施工手续不全，上犹县城乡规划局于2016年10月25日向上诉人发出了上规建责停通字2016第C130号《上犹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责任停止违法（章）行为通知书》，接到通知后，该项目停止了施工，塔机也未再使用，租金应计算至2016年10月25日止。一审法院按塔机拆卸的时间认定两台塔机租金分别计算至2017年5月15日和2018年1月23日是毫无依据的。4.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在本案中，与三星公司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的是谢宝光，谢宝光是《塔机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本案中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的规定，应追加谢宝光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未追加谢宝光为本案被告在程序上明显违法。综上，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实体处理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为此，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广厦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称其未在塔机租赁合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安装基础验收记录、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等资料上盖章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广厦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前述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前述证据资料上均加盖了其公司印章，且事实上，广厦公司始终是与上诉人在沟通、协商本案塔机租赁事宜，双方也因此签订了本案《塔机租赁合同》。换言之，如果广厦公司及上诉人之间没有成立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的合意，那么双方不可能签订本案塔机租赁合同，广厦公司也不会向其交付任何塔机。其次，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塔机租赁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多次以塔机承租人的身份在前述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等一系列资料上加盖其印章，并将因此形成的资料送往上犹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备案，故其加盖公章的前述资料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最后，从塔机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来看，广厦公司自签订本案《塔机租赁合同》时起至今，始终认为自己的塔机是出租给了上诉人，这种认识不但有事实依据，而且还贯穿于本案租赁合同关系的全过程，因此，广厦公司暂且不计较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前述印章是黄雄等人私刻并加盖的，退一步讲，即使该印章是黄雄等人私刻并加盖的，那么广厦公司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和根据现有的权利义务外观，上诉人也应当向广厦公司承担本案付款义务，上诉人承担完付款义务后，其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向向黄雄等人追偿。综上，上诉人否认其在前述塔机租赁合同等一系列资料上盖章并以此逃避责任的行为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严重违反诚信。2.上诉人所称系案外人谢宝光与广厦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及塔机实际使用人系黄雄、徐伍英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从本案《塔机租赁合同》可以证实，“谢宝光”虽载明在合同首部“承租人”一栏处，但该合同尾部却由上诉人作为承租人加盖了印章。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尾部签字、盖章的行为可视为对整个合同内容的确定，表示双方均同意按合同约定内容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故本案塔机的实际承租人为上诉人，而非谢宝光。其次，从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等的一系列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既是《塔机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是本案塔机的实际承租人。最后，不能以付款主体来推断塔机的实际承租人，本案中，答辩人之前的部分租金虽是黄雄等人支付的，但黄雄等人支付租金的行为并不影响广厦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先前成立的合法有效的的租赁合同关系，至于由谁支付租金仅仅是上诉人内部财务制度问题，其与本案租赁合同关系无任何关联。故上诉人应当支付塔机租金及进出场费用。3.上诉人要求租金计算至2016年10月25日无事实依据。首先，上诉人无法证实其在接到相关部门下发的停工通知后实际停止了施工。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收到了相关部门下发的停工通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实际停工，另从其在原审提交的前后证据可以明显证实，其在收到停工通知后，并未实际停工。其次，从广厦公司原审提交的安装、拆卸告知材料等证据可以充分证实本案两台塔机的租赁时间，该租赁时间系经上诉人确认，原判决按照前述实际租赁时间核算塔机租金、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依据双方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塔机交付使用之日起至最后拆除之日止，法定节假日、中间停机、第二次移位及安装塔机租金不扣除”，因此，中途是否停机并不影响租金计算，本案租金应计算至塔机拆卸时止。4.原审判决程序正当、结果公正。从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上看，本案与谢宝光无任何关联，广厦公司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体上，均仅与上诉人之间发生塔机租赁合同关系。故谢宝光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追加其作为本案当事人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5.上诉人三星公司陈述包含塔机租赁合同在内的前述资料上加盖印章系伪造与事实不符，广厦公司法人朱智慧就公安调查事宜进行了配合，塔机租赁合同上载明的上诉人公章系客观真实，且公安机关有备案记载，至于其他材料是否伪造，被上诉人不知情，且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因此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 徐伍英辩称：2017黄雄突发脑梗，黄雄生病以后顺祥实业公司发工资，黄雄、徐伍英没有拿到钱，黄雄2017年9月5日出院在家居住一个月以后又去了医院。本案塔机租赁合同上没有黄雄、徐伍英签名，对租赁的事情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日，朱智慧（出租人）与谢宝光（承租人）签订一份《塔机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因施工需要向出租人承租两台5610型塔机用于上犹县龙腾盛世二期工地施工，每月租金15200元（不含税），塔机进场费2万元；租期从塔机交付使用之日起至最后拆除之日止，法定节假日、中间停机、第二次移位及装拆塔机租金不扣除，因塔机故障原因造成塔机一次停机时间超过一天按实际停机时间扣除租金，塔机最短租期时间六个月，不足六个月按六个月计算，六个月租期之后，不足半个月部分按半个月计算，超过半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合同签订后、塔机交付使用三个月起支付，付清进出场费和租金，之后逐月支付（当月30日至次月2日），承租人应在当月底至次月5号前交付租金给出租人，如果承租人不缴纳租金，则每逾期一天按租金的0.3%计算滞纳金，直至交清租金和滞纳金为止。朱智慧与谢宝光分别在出租人和承租人处签名、原告及被告三星公司分别在出租人和承租人处加盖了公章。2016年3月10日，原告将型号为QTZ63(TC5610)和型号为QTZ80(TC5612)塔式起重机各一台运送至上犹县龙腾盛世二期工地，被告三星公司在《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单》上使用单位处盖章同意安装，2016年4月27日，监管部门签字“安装完毕”。2017年5月10日，被告三星公司与武汉万达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拆卸安全协议书》，约定被告三星公司在上犹县龙腾盛世二期工程项目部使用的塔式起重机由武汉万达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拆卸，被告三星公司在合同上盖章，2017年5月12日，被告三星公司在《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表》上使用单位处盖章同意，型号为QTZ80的起重机被拆除。2017年12月25日，被告三星公司与赣州赣宸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拆卸合同》，约定被告三星公司在上犹县龙腾盛世二期工地使用的塔式起重机由赣州赣宸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拆卸，被告三星公司及黄雄在合同上签名、盖章，2018年1月12日，被告三星公司作为施工企业在《起重机械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盖章同意，型号为QTZ63的起重机被拆除。2016年6月8日，被告徐伍英用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3万元；2016年8月30日，被告徐伍英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3万元；2017年5月28日，被告黄雄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10万元；2017年8月30日，被告徐伍英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5万元；2018年1月18日，被告徐伍英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2万元；2018年2月12日，江西顺祥实业有限公司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原告租金15万元。以上原告共计收取租金38万元。被告黄雄、徐伍英系夫妻关系。原告认为被告黄雄、徐伍英与被告三星公司系挂靠关系，为案涉塔机的实际承租人。原告经计算，被告租用塔机共产生租金513243.2元。被告除已支付38万元租金外，仍欠原告租金133243.2元，原告经催收无果，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被告黄雄、徐伍英、常住人口信息，被告三星公司工商公示信息，塔机租赁合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单、安全生产许可证、起重机械安装基础验收记录、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表、营业执照、塔式起重机拆卸安全协议书、起重机械拆除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起重设备备案登记证明、赣州恒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证明、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注销表、赣州市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表，工业品买卖合同、塔机买卖合同、借记卡明细、上犹县龙腾盛世二期1#、8#栋塔式起重机租金明细表、违约金明细表；被告三星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停工通知、责令停止违法（章）行为通知书、关于中止合同的通知函、上犹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证明及庭审笔录在案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三星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合同首部虽然载明出租人为朱智慧、承租人为谢宝光，但原告与被告三星公司均在合同尾部出租人和承租人处加盖公司公章，后被告三星公司均以使用单位名义在案涉起重机安装、拆卸告知表中盖章同意，据此可以认定案涉《塔机租赁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三星公司，被告三星公司辩称未实际使用案涉起重机与在案证据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三星公司应承担给付原告案涉起重机租金的义务。原告诉称被告黄雄、徐伍英与被告三星公司系挂靠关系，原告及被告三星公司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黄雄、徐伍英及上犹县龙腾盛世楼盘开发商江西顺祥实业有限公司虽给付过租金给原告，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黄雄、徐伍英与被告三星公司系挂靠关系。被告黄雄、徐伍英、三星公司与上犹县龙腾盛世楼盘开发商江西顺祥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可另行处理。关于租金数额。原告主张两台塔式起重机的租赁起止时间为，第一台赣BA-T00603的租赁起止时间从2016年4月27日至2017年5月15日，另一台赣BA-T00407起止时间从2016年4月27日至2018年1月23日，与原告提交的安装、拆卸告知单相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审查，原告提交的塔机租金结算表计算准确，与原告与被告三星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相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三星公司提交的相关部门下发的停工通知，只能证明相关部门下发了停工通知，但不能证明是否实际停止施工，且与双方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塔机交付使用之日起至最后拆除之日止，法定节假日、中间停机、第二次移位及装拆塔机租金不扣除”不符，因此，被告三星公司要求扣除停工期间的租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三星公司应给付原告塔机租金513243.2元，减去原告已收取租金38万元，仍欠原告租金133243.2元及进出场费40000元。关于违约金。原告与被告三星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约定每逾期一天按租金的0.3%计算滞纳金，被告三星公司辩称过高，原告已将滞纳金标准调整为按月2%计算，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法定的上限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合同约定塔机交付使用三个月起支付，付清进出场费和租金，之后逐月支付（当月30日至次月2日），承租人应在当月底至次月5号前交付租金给出租人，原告提交的违约金统计表中的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有误，应予调整，前三个月所欠租金违约金应从2016年7月28日起计算，第四个月起所欠租金违约金应从次月6日起计算，经核算，给合原告提交的违约金统计表，至2018年2月11日，一审法院酌定被告三星公司应支付原告租金违约金为8万元。关于塔机进出场费，合同约定使用三个月起支付，应于2016年7月28日支付，被告未按期支付，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支付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原告赣州广厦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塔机租金133243.2元，及截止2018年2月11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80000元，合计213243.2元，并从2018年2月12日起以133243.2元为基数、月利率2%继续计算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原告赣州广厦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塔机进出场费40000元、并从2016年7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赣州广厦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三星公司提交上犹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黄超元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塔机租赁合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起重机械安装基础验收记录、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表、起重机械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盖章，上诉文件上的“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印章系黄雄等人伪造的印章，非上诉人所盖。广厦公司质证称：对该立案告知书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材料没有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立案告知书仅仅是针对某案件的一个告知材料，但案件结果需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及法院最终判决才能认定结果，且结果本身与本案无关。对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无异议，对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案件没有最终的侦查结果，黄超元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关于伪造印章的内容我方无法确认，需要由公安、检察机关、法院予以确认。另外，通过黄超元的表述可以证实：1.本案两台塔机的拆除时间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时间一致;2.黄超元在询问笔录中多次谈到上诉人属于被挂靠关系，这与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符，说明上诉人参与了该案的工程，对本案塔机租赁的事实知情;3.黄超元在该材料中仅仅陈述其伪造了起重设备拆卸等资料，未提到塔机租赁合同是其伪造的，事实上该塔机租赁合同上的公章系三星公司加盖，从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可以证实。徐伍英质证称,对公章是否伪造不清楚。本院认为，黄超元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起重设备安装手续是盖三星公司的印章办理的，到了2017年4、5月份拆卸第一台起重设备办理审批手续时，三星公司拒绝盖章，故三星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三星公司未涉案《塔机租赁合同》上盖章。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5年10月1日签订的涉案《塔机租赁合同》，在该合同尾部“出租人（签）章”处加盖了广厦公司印章，“承租人（签）章”处加盖了三星公司印章。三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上加盖的该印章系伪造的印章。一审判决广厦公司与三星公司系涉案《塔机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星公司上诉称该印章系黄雄等人私刻加盖的，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三星公司作为《塔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应依约承担支付塔机租赁费等费用的义务。三星公司上诉称黄雄、徐伍英因系塔机的实际使用人应承担塔机租赁费及进出场费的支付义务。本院认为，塔机的实际使用人是谁并不影响三星公司作为租赁合同主体依约承担向出租方支付租赁费及进出场费的义务。若黄雄、徐伍英系涉案塔机的实际使用人，三星公司可以依据其与黄雄、徐伍英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向黄雄、徐伍英主张权利。三星公司上诉称因城乡规划部门责令停工导致停工的期间的租金不应计算，但依据《塔机租赁合同》约定，非因塔机故障原因停机的租金不扣除，故本院对三星公司该上诉理由也不予采纳。三星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应追加谢宝光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谢宝光和三星公司在《塔机租赁合同》“承租人（签）章”处签名或盖章，广厦公司起诉三星公司而未起诉谢宝光，一审法院未追加谢宝光为被告并无不当。若三星公司有证据证明谢宝光应承担本案责任，亦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三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7.13元，由上诉人上犹县三星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桥   生 审判员 王       艳 审判员 任       琰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谡代理书记员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