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622民初1263号原告吴某，男，198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余江区。委托代理人吴雨胜，江西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1，女，199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余江区。被告郑某2，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余江区。被告周某，女，197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余江区。以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快华、陆红燕，余江县邓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吴某诉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雨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诉称，1、判决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婚约彩礼130000元；2、判决被告共同返还1根黄金项链、1根珀金项链，一根黄金手镯，一根珀金戒指，绿佳电动车一辆，或补偿等价现金42600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原告与被告郑某1经人介绍相识，4月3日，双方家属吃了一餐便饭行事，原告预付了1万的彩礼，5月1日被告到原告家看人家，原告付给被告彩礼10万元，同时给被告黄金项链一根、珀金项链一根，黄金手镯一个，珀金戒指一个，价值40000余元。原告给被告买电动车一辆2600元。原告为了定亲，先后向被告付了过节礼、见面礼、打发礼、支付媒人礼、请客开支等共计178460元。双方约定年前结婚，彩礼198000元，结婚前把88000元付齐。被告收到彩礼后，被告郑某1在原告家里居住了几天，经常发脾气，不愿在原告家里，原告不得不多次叫被告郑某1回来，从开始就不愿和原告亲热，后来，被告郑某1明确跟原告说二人合不来，叫原告另外找过一个，被告郑某1从2019年7月初，把自己的物品全部带走了，双方终止了全部联系，被告在微信朋友圈含沙射影辱骂原告“乌西子的老婆”、“你算什么登西”、“你是什么垃圾”等等语句，后来被告也更换了联系电话，删除了微信。因原告与被告郑某1无感情，双方无法在一起，更不要说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请求判如所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户籍信息，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视频及其截图、保证单、收据，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彩礼等费用的事实。3、微信截图，证明被告郑某1主动毁弃婚约的事实。4、黄建辉、李军、高强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彩礼等费用的事实。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答辩称：一、对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3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以下异议：1.原告实际给付彩礼并没有130000元，原告所给付被告方的彩礼只有58000元。原告称在4月3日预付了10000元彩礼，这并非是彩礼，这10000元钱是按农村习俗所给予被告一的压桌钱，是原告为与被告一缔结婚约当天为表现礼数的礼节性支出。不应列为彩礼范時，三被告不同意返还。2.5月1日原告给付被告方总共只有95800元，这些钱并非全部都是彩礼，其中包含了打发女方众亲戚的32000元、另补4月3日打发女方宾客5800元，实际彩礼只有58000元。被告认为原告在订亲期间为款待众新亲来宾的打发钱属于礼节性开支，不属于彩礼之列，三被告也未实际取得，不应当予以返还。原告为婚约关系的建立而给付的实质性彩礼金数额实际为58000元，对此58000元彩礼金，被告一在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因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已用于双方生活开销了。根据《××××年度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全部返还彩礼130000元的诉求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更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要求被告一将原告购买的黄金项链1根、铂金项链1根、黄金手镯一个、铂金戒指一枚、电动车一辆返还给原告，被告认为这些是原告对被告一的赠与行为，亦不属于本案中的彩礼范畴，不应返还。根据彩礼的目的性，在实践中对男女双方恋爱期间男方为表露情感所为的赠与行为不能认定为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黄金项链1根、铂金项链1根、黄金手镯一个、铂金戒指一枚、电动车一辆，或补偿等价现金42600元，被告认为这些物品是原告自愿为被告一购买的，属于赠与行为，且不属于可撤销情形，因此不应当予以返还。况且被告在离开原告家时并未将铂金项链、黄金手镯、铂金戒指带走，在被告处的只有黄金项链一根价值6000元左右、电动车一辆，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四金及电动车一辆折价42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双方之间婚约关系的解除，主要过错责任在原告。原告诉称被告收到彩礼在原告家住了几天就经常发脾气，不愿呆在原告家，从开始就不愿与原告亲热，这与事实不符。被告一与原告自2019年5月份开始同居生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几乎天天在外面跟朋友一起闲玩，喝酒吃饭，整日不归，被告一好心劝说，原告却不开心，有时甚至是对被告一发脾气。喝完酒回来后，毫不顾忌被告一的感受，总是强迫被告一与其发生性关系。因原告曾经有过吸毒史并对被告一隐瞒，出于善意，被告一将此事告诉原告妈妈，但原告妈妈不但不理解被告一的良苦用心，反而对被告一说:“做女人要满足男人的一切需求，男人就是天”。原告的种种行为让被告一无法接受，双方因此事多次发生矛盾且愈演愈烈。就这样被告一才无奈的回娘家住了一个晚上，并非如原告所说的被告经常不回家。原告诉称被告一于2019年7月初离开原告，让原告再找过一个老婆，这完全不是事实。2019年7月底，被告因为没有工作，与原告在家共同生活已将彩礼花的所剩无几，被告提出与原告外出打工，但是原告妈妈坚决不同意，甚至还打电话给被告一父母，数落被告一的不是，被告一在这种情形下说了一句“你妈妈是不是想你换个老婆”，就这样双方又发生争吵，为避免双方矛盾更加激化，被告一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回到娘家，临走时还给原告发了信息。可是不曾想第二天原告家就让媒婆找到被告一父母谈及退婚一事。2019年8月2日被告一主动回到了原告家，本想与原告好好过日子，但原告妈妈却让被告一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收拾好，赶着被告一离开了原告家。被告认为致使婚约解除的主要原因在原告，不在三被告。综上，根据我国婚姻法侧重保障妇女儿童权利权益的立法精神，从关爱女性，保护弱者的角度并结合本案原告在双方婚约关系期间的过错程度来看，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130000元彩礼及42600元财物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请求法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事实情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为支持其辩称，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表格照片，证明原告有吸毒的历史。2、高小风、郑娇连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收受原告彩礼的事实及具体情况。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3日，原告吴某和被告郑某1“行事”，原告向被告支付“压桌钱”1万元，2019年5月1日，原告吴某和被告郑某1按农村习俗订亲。订亲当天，原告给付三被告彩礼10万元，1根黄金项链、1根珀金项链，1根黄金手镯，1枚珀金戒指。另，原告给被告郑某1买电动车一辆，价值2600元。订亲时，被告从彩礼中取出2.2万元用来打发女方亲戚。原告吴某和被告郑某1在一起共同生活约三个月的时间，后因故分开。2019年8月6日，原告吴某以三被告未返还彩礼为由向本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请求。上述事实，经庭审举证、质证，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收据、保证单、订亲现场视频及截图，有双方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给付彩礼是我国的民间婚俗，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为的给付，从法律性质上是一种以结婚为成就条件的赠与行为。彩礼、“压桌钱”、金首饰、电动车由三被告实际取得，属于特定意义的财物，都具有明显的以结婚条件成就而转移所有权的性质，现原告吴某与被告郑某1无结婚可能，三被告应当予以返还，但彩礼中的2.2万元，被告已用来打发女方亲戚，这也是不成文的民间习俗，三被告并未实际取得，故不在返还之列。另，考虑到被告郑某1与原告吴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本院酌情认定三被告返还彩礼计人民币80000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吴某彩礼8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6元（已减半收取），诉讼保全费1370元，合计人民币3246元，由原告吴某负担1746元，由被告郑某1、郑某2、周某负担1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欣胜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段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