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48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昆仑经济开发区腾飞路18号。法定代表人：周水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芸蕾，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秋林，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无锡百乐大件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钱皋路168号（国联金属材料市场B幢422室）。法定代表人：张永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志颖，男，198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再审申请人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龙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无锡百乐大件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日由无锡百乐物流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以下简称百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保龙公司申请再审称：1、根据保龙公司提供的证据及二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百乐公司和保龙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订的《运输协议（二次倒运）》所涉的27套塔筒中有5套是百乐公司直接运输到机位的，不存在二次倒运的事实，故二审法院判令保龙公司承担该5套塔筒的倒运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于2014年5月5日和11月6日签订的关于27套塔筒的《运输协议》中明确约定百乐公司应将塔筒运输至相应机位，运输费包含了从发货地到目的地的所有费用，即使承运过程中需要二次运输，产生的费用也应包含在总运费中，故保龙公司就该5套塔筒无需再向百乐公司支付费用。案涉《运输协议（二次倒运）》、百乐公司开具的186.3万元运输费发票以及保龙公司的《资产基础法评估明细表》的记载等并不能证明百乐公司已经全部履行《运输协议（二次倒运）》项下的义务。2、保龙公司和百乐公司就云南寻甸项目的运输费未进行最终结算，故本案尚不符合双方在2016年10月的《运输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二审法院判决保龙公司向百乐公司支付该合同项下的运费59.5万元与双方约定不符。3、双方就承运项目未进行最终结算，故百乐公司向保龙公司交纳的40万元保证金不符合退还条件。百乐公司明确其交纳40万元保证金系针对所有的合同，并非针对个别合同，故该40万元保证金应在双方就所有承运项目结算完毕后才存在退还的问题，而百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保龙公司有权进行扣留，目前双方就所有承运项目并未结算完毕，尚不具备退还保证金的条件。二审法院判令保龙公司退还40万元保证金的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百乐公司提交意见认为，1、百乐公司就《运输协议（二次倒运）》项下的27套塔筒，实际倒运了16套，其中含保龙公司所称的5套塔筒，本案判决生效后保龙公司已经支付该16套塔筒的倒运费用。2、百乐公司持有业主单位出具的完工单，可以证明百乐公司已经完成运输业务，保龙公司收到百乐公司开具的运输费发票后即应和百乐公司结算运费。3、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保龙公司应将百乐公司交纳的40万元保证金退还。综上，请求驳回保龙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阶段，保龙公司提交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百乐公司诉保龙公司、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所作的（2019）苏04民终1268号民事判决书，称百乐公司起诉的5套塔筒的押车费，该案已经判决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百乐公司支付36万元押车费，案涉5套塔筒的倒运费就是对押车费的补偿。因保龙公司确认该判决书中并未作出上述认定意见，故本院对该判决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保龙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关于保龙公司应否向百乐公司支付2015年4月3日的《运输协议（二次倒运）》项下的5套塔筒的倒运费用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保龙公司和百乐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11月6日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百乐公司分别为保龙公司承运云南千岭山项目所需的风力发电塔筒17套、10套，单价23万元/套；百乐公司要务必保证塔筒能顺利运送至风电场相应机位。2015年4月3日，双方签订《运输协议（二次倒运）》，载明上述两份合同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存在二次倒运，保龙公司将云南千岭山项目风力发电塔筒27套交由百乐公司承运到指定目的地，单价7万元/套，合计运输费189万元，由于运输距离缩短，减少1000元/套，运输费定价为186.3万元。二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以及向云南千岭山项目工程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进行调查的情况，认定《运输协议（二次倒运）》项下有11套塔筒系工程建设单位委托昆明泰景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的倒运，百乐公司未履行该11套塔筒的倒运义务，故而未支持百乐公司就该11套塔筒主张的运输费。保龙公司又提出剩余16套塔筒中在2014年9月9日前已有5套塔筒由百乐公司根据之前的《运输协议》运输至机位上，不存在二次倒运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百乐公司相应的发货清单记载，该5套塔筒在2014年7月5日至19日分别运输至云南大理关坪集镇，运输车辆因故在该处停留一个月左右再行运输，最终于2017年8月10日至20日在指定机位上卸货。工程监理单位出具的2014年7月2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监理月报记载“因正值雨季，道路沿线泥泞及塌方，造成大件运输至目的地较为困难，吊装作业未能按计划实施；主线道路在施工过程中受当地村民阻挠，致使毛路施工进度滞后”。由上可见，运输停滞并非百乐公司的原因造成，从双方其后补签《运输协议（二次倒运）》亦可印证，保龙公司认可百乐公司已经履行完之前所签《运输协议》项下的义务，且已付清运费，而塔筒需要二次倒运并另行收费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故保龙公司提出的该5套塔筒不存在倒运的事实，系百乐公司依据之前的《运输协议》所应承担的运输义务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况且，27套塔筒的倒运在2014年底即结束，在双方补签《运输协议（二次倒运）》时，保龙公司已明知百乐公司实际倒运的情况，但其却仍和百乐公司签订27套塔筒的倒运协议，保龙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据此，二审法院认定该5套塔筒存在二次倒运的事实，保龙公司应按约向百乐公司支付该5套塔筒的倒运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保龙公司提出的百乐公司主张的59.5万元运输费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问题。保龙公司认为，其和百乐公司于2016年10月签订的塔筒《运输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凭客户货物签收单并出具正式运输费发票后，保龙公司安排运输费，最后结算付款需在业主方吊装结束后，由保龙公司和百乐公司签订结算协议后结算付款”，而其和百乐公司未签署结算协议进行结算，故百乐公司向其主张该协议项下的剩余运费59.5万元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百乐公司的运输义务已履行完毕，双方亦确认协议所涉的业主方已经吊装结束，百乐公司亦按约开具了运输费发票，虽然双方未按约定签署结算协议，但未签署结算协议的责任无法归咎于百乐公司，且百乐公司亦已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该部分运输费，故二审法院认定保龙公司支付上述运输费的条件已经成就，并无不当。再次，关于40万元保证金应否退还的问题。百乐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015年5月向保龙公司缴纳保证金30万元、10万元。虽然该40万元保证金系基于百乐公司承接保龙公司的所有运输业务所缴纳，而非针对个别合同的约定缴纳，但双方确认截止2016年12月底，双方之间所有的运输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且无其他往来，保龙公司也无证据证明百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其存在扣留保证金的正当理由，故二审法院判决其退还该40万元保证金，亦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闻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