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09民初1445号 原告：胡某，女，197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朋（系原告妹妹），女，198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被告：王某，男，197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新华，河北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某与被告王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朋、被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某立即返还原告耕地1.18亩；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1998年10月五界村第二轮调整耕地时，因当时原、被告已经订婚，经村委会同意，将原告所在的第3小队应当分给原告的承包地1.18亩调整到被告家所在的第8小队，分在了被告家中。后因两家闹矛盾，原、被告解除婚约，这时第二轮耕地调整已经结束，承包地无法拨回到原告家中。经村民调解小组和村委会协调，土地承包权仍归原告，按被告家租种原告土地30年，租金2900元。此协议只是经原告父亲同意，并未经原告同意签字。现在农村正在进行承包土地确权，故原告诉请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被告的租地协议，被告王某立即返还原告耕地1.18亩，以利于原告的土地确权工作正常进行。保证原告承包耕种土地的合法权益，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诉。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庭提交证据如下： 1、2019年4月17日五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载明：“胡某1301821977××××××××与胡小朋1323021980××××××××是姐妹关系”； 2、2019年4月19日五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载明：“五界村村委会于1998年10月进行了土地第二轮承包，当时村民胡黑人女儿胡某和王更玉儿子王某已订婚（未结婚），经两家协商在分地时胡某所在3队分地调整到王某的8队分地”； 3、2018年12月12日证明一份，载明：“五界村村委会于1998年10月进行了土地第二轮承包，当时村民胡黑人女儿胡某和王更玉儿子王某已订婚（未结婚），经两家协商在分地时胡某所在3队分地调整到王某的8队分地。可是土地调整过后，王某和胡某又因故退婚分手，胡某的土地再也无法拨回，为此事当时有大队调解员王瑞朝（已故）、王安春（已故）、胡五申（已故）和王福禄负责调解，由王某付给胡某现金2900元并且为双方立了字据，直到现在双方都丢失了字据，并且三位调解员均已故。王某说给2900元是一次性清事，而胡某说是2900元是王某组胡某土地交的包地费，双方争执不下，情况特此说明”。该证明落款为五界村调委会，但加盖的公章为石家庄市藁城区村民委员会。 4、王福禄经公证的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声明人：王福禄，男，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323021938××××××××。我是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村民，1998年10月我们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当时村民胡黑人的二女儿胡某和王更玉儿子王某订了婚，经胡家和王家协商，将胡某的承包地调整到王某所在的八队分地，土地调整好后，胡某和王某因故退婚分手，属于胡某的承包地无法拨回，当时我是本村村委会的调解员，我与另外三个调解员对此事进行了调解，由王某租种胡某的承包地，租期是三十年，租金为三千元左右，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了，由王某一次性付清。以上所述完全属实，否则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1、被告承包的土地是1997年村委会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村委会发包的，当时是以家庭形式，以王更玉为代表进行承包，当时承包人有7人，有被告父亲王更玉、母亲尔秋菊、被告王某、哥哥王扩军、嫂子张翠军、侄女王硕、侄子王培君，根本没有原告的责任田。因为当时原、被告之间并未登记结婚，不可能将责任田分到被告家，被告家与村委会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村委会发包，如果原告主张权利也应向村委会主张；2、如果按照原告陈述，我家已经给付原告租金2900元，租期30年，自1998年10月至2027年10月，现在仍在租赁期内。如果原告认为合同应该予以撤销，也应在订立租赁合同一年内行使权利，否则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3、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方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8年10月，而原告提起诉讼是2019年3月12日，已经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庭提交证据如下：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载明了承包人为王更玉（被告父亲），期限为1997年9月25日至2027年9月25日，承包亩数为8.44亩。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合同代表不了什么，不显示有几个人的地。被告家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时间是1997年，与实际分地的时间1998年不符，虽然盖了章，也属无效合同。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这份证明与村委会1997年9月28日的土地承包合同相违背；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落款与加盖的公章不一致，且如果作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应有村主任或出具证明的证明人签字；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公证的内容有异议，即使做了公证，仍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仍应出庭作证，接受质询。 2019年6月14日，本院向五界村村委会调取证据如下： 1、2018年土地确权时五界村农户承包土地登记簿，显示正在进行的五界村土地确权中，王更玉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5.12亩，王扩军（被告哥哥）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4.72亩。 2、1997年二轮分地时原告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载明胡黑人（原告父亲）家庭户分得土地共6.25亩。 经质证，原告对村委会提供的两份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土地确权时五界村农户承包土地登记簿恰恰证明了被告家实际耕种的土地9.84亩，比承包合同上多出了1.4亩，被告奶奶算0.34亩，剩余的是原告的1.18亩；原告家的1997年二轮分地时原告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中6.25亩，系当时原告家五人分地，包括原告父亲胡黑人、母亲袁秀珍，原告弟弟胡朋彬、原告老奶奶（2005年去世）以及原告妹妹胡小朋。 经质证，被告对村委会提供土地确权时五界村农户承包土地登记簿真实性有异议，登记簿不能与土地承包合同相对抗，被告家土地承包合同中是8.44亩，是王更玉家实际耕种的土地，不存在9.84亩的情况；且此登记簿和相应的合同并未重新签订，应以原合同为准；1997年二轮分地时原告家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复印件不予质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9月，五界村进行二轮土地承包，被告家庭以其父亲王更玉名义与五界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显示被告家庭当时分得土地的总亩数为8.44亩。原、被告均认可五界村8队（被告所在生产队）参与分地的村民每人分得承包地为1.18亩。被告家庭当时分地人员为七人，包括被告父亲王更玉（2017年8月21日去世）、母亲尔秋菊、被告王某、哥哥王扩军、嫂子张翠君、侄女王硕（1991年11月8日出生）、侄子王培君（1993年10月6日出生）。本案在审理中，本院从五界村村委会调取的2018年五界村土地确权明细表中，王更玉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5.12亩，王扩军（被告哥哥）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4.72亩，总亩数为9.84亩，与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总亩数为8.44亩不符。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五界村在进行二轮分地时，被告家庭当时共七人分得8.44亩土地，与被告家庭当时人口数目相符。虽然现在五界村土地确权明细表中，王更玉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5.12亩，王扩军（被告哥哥）名下原承包面积登记为4.72亩，总亩数为9.84亩，与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总亩数为8.44亩不符，多出承包地1.4亩，但该1.4亩土地是否有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1.18亩，应由相关主管部门予以明确，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综上，经本院法官专业会议讨论，原告现起诉被告王某立即返还耕地1.18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某要求被告王某返还立即返还原告耕地1.18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胡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丽丽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于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