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6975号原告：杨钟立，女，1971年5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褚丽君，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小凡，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承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陈惠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岳，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分所律师。原告杨钟立与被告上海承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9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褚丽君、贾小凡，被告委托代理人冯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2、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3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5,279.38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8年11日起，暂计至起诉日)。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9月4日签订了车辆编号为2018-09-04《车辆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一辆新款林肯领袖一号车，交车日期为约45个工作日，按揭以银行为准；被告有义务提供一切上牌手续机车辆工具及说明书的等。签约当日，原告支付被告5万元。后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又支付被告25万元。先后共支付了总价30万元的购车款，但被告未能交付可以正常上牌的车辆。2018年10月17日，原告就上牌问题与被告进行交涉，要求留一部分车款作为担保，但是被告拒绝，仅是口头承诺合同上可以注明。2018年11月，被告多次向原告发送催促支付款及提车，但是均未明确提车的时间及地点。2018年11月16日，原告委托胡篡代为到北京看车，胡篡要求被告提供书面保证，在合同中注明不能上牌的违约责任，被告拒绝。2019年3月，原告委托李世九处理购车事宜，李世九要求被告提供车辆的车架号信息，用于咨询上牌事宜，被告始终未提供，并在李世九拒绝的情况下向其推销其他车辆。2019年7月，李世九前往被告的经营场所，发现该场所已经关闭，同时从被告的工作人员周华芳口中获知，被告已经停止业务，不再经营。期间被告仍向原告多次推销其他车辆，要求原告换车，但报价均比市场价高出30余万元，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被告未能履行合同实质义务，导致原告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经与被告沟通仍未有合理的解决方案，已给原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辩称，被告并没有违约行为，也未出现法律或者合同中约定的返还购车款的情形。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对于合同的签订和原告付款的事实，被告是认可的。但正如原告所述，被告确实多次向原告发出信息，要求原告按约付款提车，但是原告均未至被告处付款和提车，所以导致本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原因在原告，而非被告。被告始终是愿意履行合同的，但是原告拖延履行，导致市场的价格超过当初订立合同的价格，故原告和被告就车辆多次协商，被告并于2019年5月10日向原告作出说明，被告并没有停止运营，只是将原本的展厅退租。被告作为公司实体仍是存在的，仍有能力履行系争合同的能力。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4日，原、被告《车辆买卖合同》一份及相关的《车辆买卖合同条款》，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新款林肯领袖1号车一辆，车辆配置为豪华型4人座，颜色为外黑、内棕，排量为3.5L、TT(双涡轮)；车价为148.8万元，改装、装饰费70.2万元，总价合计220万元；交车日期约45个工作日(按揭以银行为准)，但明确全款到账后提车，上海验车合格后运输至成都；原告应在签约预付车款5万元、余款在提车前付清；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车辆的上牌，但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负责提供车辆在中国境内调整安装部分的售后服务，并有义务提供一切上牌所需手续及车辆工具、说明书等；合同买卖内容总金额的价格仅为车辆价格，不含其他任何附加费用、上牌费、税费、规费等其他费用，其他费用须由原告另行支付，因国家政策或市场变化调整导致车辆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被告有权调整车辆销售价格；若原告未依约定支付车款，或者被告书面通知提车后原告未按书面通知的日期、地点提车(包括原告资信不足无法通过贷款审批等)，超过十个工作日，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并另行出售车辆，原告已预付的车款视为违约金不得请求返还；如被告在约定期限内不能提供与约定相一致的车辆，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且被告必须返还原告所交付的款项。《车辆买卖合同》及相关的《车辆买卖合同条款》，并对其他相关事宜作了约定。签约后，原告于当日支付被告5万元预付款，并于2018年10月15日又支付被告25万元。同时，原告与被告的经办人就车辆上牌及如何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剩余车款等事宜，通过微信方式进行沟通。其中，原告因担心所购车辆能否上牌，要求被告先行提供上牌所需的相关资料，并希望留一部分车款待车辆上牌后再支付。而被告经办人则告知原告，最新款的车辆已在展厅，原告的信誉也获得相关银行确认，可以办理相关按揭手续，有关车辆上牌事宜被告也会安排人员办理，但表示原告必须先付清全款，否则是无法办理相关上牌手续，也无法向原告提供办理上牌所需的相关资料。之后因原告既未办理银行按揭，又未向被告直接付款，被告经办人因此于2018年11月4日通过微信与原告联系，询问其是否办理银行贷款及车辆余款何时支付，以便被告安排车辆事宜，并将被告展厅内车辆的视频发给原告。为此，原告于同年11月6日回复，要求被告将车锁好，不要让太多的人试坐，但就是否办理贷款及余款何时支付未予回应。接到原告上述回应后，被告经办人回复原告，让原告放心，表示车辆的事宜都安排好了，但表示因车辆停放有一段时间了，希望原告再付50万元车款。但原告以财务不同意为由，未答应被告经办人的付款要求。为此，被告经办人于同年11月8日又微信联系原告，希望原告尽快付款提车，否则展厅中的车辆将先行出售，并要求原告与其电话联系。因原告未及时回复，被告经办人于同年11月13日再次微信联系原告，告知原告展厅内的车辆停放已2个月了，超过合同约定的45天了，而车辆成本又较高，如原告在该周时间内支付车辆余款的话，则将该车留着，否则将该车先销售了，待原告之后付款后在另行安排同款车辆交付原告。为此，原告表示需安排人员前往被告处看车。但被告经办人告知原告，车辆已在北京，原告可安排人员随其至北京看车，确认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付清车辆余款，否则被告也无法拒绝其他客户购买此车的要求。之后，原告虽安排人员至北京对车辆进行了察看，但仍未向被告支付车辆余款，而被告也未向原告交付车辆。2019年3月至同年5月，原告另委托他人与被告经办人就购车事宜进行交涉，但最终仍无结果。2019年7月，原告至被告原经营门店欲进一步与被告交涉时，因被告该经营门店已退租而交涉不成。原告遂诉讼来院。上述事实，有车辆买卖合同、车辆买卖合同条款、收据、汇款回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庭审中，原告表示，其是因被告未能在合同约定的45个工作日内提供车辆，且被告在其基于不安抗辩权要求提供车辆上牌的资料时也未能交付相关材料，而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且被告将已特定化的车辆另行出售给第三方。对此，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应当先付清车款后，被告才能交付车辆，原告以不安抗辩权为由要求被告提供上牌资料也是不成立的，而被告是因原告未按时付款提车才将原展示车辆另行出售，且车辆也未特定化。庭审后，被告又表示，原展示车辆并未另行出售，而是归还了北京的销售商。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及《车辆买卖合同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合同对被告履行交付车辆义务的日期进行了约定，但同时明确原告提车前必须付清全部车款。即原告应当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在先，被告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在后。现原告表示在其基于不安抗辩权，而要求被告提供车辆上牌资料时，被告未能提供。但合同并未约定被告应在原告付清全部车款前，向原告提供车辆上牌所需资料。而依通常交易习惯，车辆上牌所需资料也是在交付车辆时随车一并交付。故被告未按原告要求提供上牌资料，并不构成违约，不能成为原告不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且法律对于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有明确的规定。而原告现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原告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法定情形，原告所谓的不安抗辩权并不能成立。因此，在原告未能依约付清全部车款之前，被告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原告现以被告未能在45个工作日内交付车辆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于法无据，不能成立。虽然原告在合同签署后向被告提出了将展厅内车辆予以妥善保管的要求，流露出其希望被告在履行交车义务时交付该车的意思。但被告对此明确表示，在原告不能依约付清全部车款的情况下，其可能会将该车另行出售他人，而仅能依约向原告提供同款的其他车辆。而双方所签合同也仅是对所买卖车辆的款式等作了约定，并未约定双方买卖的就是原告要求被告妥善保管的该车辆。且原告在要求被告妥善保管车辆后，还要求被告配合其对车辆进行察看，实际也表明其对于被告今后向其交付的车辆尚在选择取舍之中，未最终确定，否则就无再行察看的必要。故原告表示合同约定的车辆已经特定化的意见，亦不能成立。即便被告因原告未能及时付清车款，而将原告要求妥善保管的车辆另行出售他人，也不构成违约，不影响其依照合同履行交车义务的能力，也不会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也不能成立。鉴于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可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单方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而被告又不同意解除合同，故双方之间的合同依法应继续履行。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钟立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029元，减半收取3,014.50元，由原告杨钟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永兴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袁文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