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29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仁，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嘉县文通鞋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瓯北街道东瓯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金文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支建勇，温州市瓯海区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友仁因与被上诉人永嘉县文通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3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友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文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认定“王友仁出具的欠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货款支付期限，王友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文通公司向其主张权利时被明确拒绝履行或约定了宽限期，货款支付期限尚未确定”，属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友仁出具的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法律规定，文通公司可以随时主张权利，但随时主张权利时，要给予合理的宽限期。因涉案欠条出具后，文通公司已经主张过权利，故诉讼期间应从王友仁归还第二笔15000元货款之日起计算。此时，文通公司也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犯，其应当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友仁主张权利，但文通公司怠于行使权力，其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文通公司未给予王友仁还款宽限期，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给予了王友仁所谓的“宽限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文通公司应当就是否给予宽限期及给予多长宽限期的事实进行举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涉案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宽限期，故债权人应当从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可知，对未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纠纷，应当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起算。涉案欠条明确注明了王友仁在欠条出具后两次还款的时间，第一笔是2007年10月29日交通银行转款支付的15000元，第二笔是2007年12月13日催讨后现金支付的15000元。因此，文通公司最后一次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3日，本案诉讼时效日期应当从2007年12月14日起计算两年，至2009年12月13日诉讼时效既已届满。三、造成本次诉讼原因是不可抗拒原因导致。首先，因王友仁经营的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飞人皮鞋厂在2007年12月24日受到歹徒的行凶伤害，造成飞人鞋厂停产停业，该事实有（2009）浙温刑再字第5号判决书可以证明。其次，温州市鹿城区人事劳动局于2008年1月10日违法变卖王友仁飞人鞋厂财产，造成王友仁鞋厂被迫停业停厂，财务资料毁灭，以及文通公司提供的不合格次品鞋被毁灭，以上都是不可抗拒的因素。文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一审期间，王友仁对于尚欠文通公司47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所称的不可抗力与本案无关，不构成不用付款的理由。此外，涉案欠条上未约定还款时间，王友仁亦未拒绝偿还涉案欠款，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文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友仁立即偿付文通公司货款47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欠款金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王友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通公司系从事鞋底生产、销售的企业。原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飞人皮鞋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友仁，于2008年6月17日登记注销。王友仁在经营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飞人皮鞋厂期间，曾多次向文通公司购买鞋底。2007年10月10日，双方经结算，王友仁向文通公司出具了一份欠款凭单，载明：欠款单位为飞人鞋业，欠款事由为鞋底款（9月止），欠款金额为77000元。王友仁在该欠据的欠款人处签名，欠据上未约定付款期限。后经文通公司催讨，王友仁于2007年10月29日向文通公司支付货款15000元，同年12月13日向文通公司支付货款15000元，尚欠货款47000元至今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文通公司与原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飞人皮鞋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确认。现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飞人皮鞋厂已注销，其债务应由其经营者即王友仁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王友仁出具的欠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了货款支付期限，王友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文通公司向其主张权利时被明确拒绝履行或约定了宽限期，货款支付期限尚未确定。因此，文通公司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另外，欠据虽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文通公司可以主张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故文通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限王友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通公司货款47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从2019年5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王友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5元，减半收取计487.5元，由王友仁负担。二审期间，王友仁向本院补充提供了一份刑事判决书【案号：（2009）浙温刑再字第5号】及一份行政判决书【案号：（2009）温鹿行初字第240号】，用以证明造成本案的原因系不可抗力。文通公司二审期间未补充提供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文通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王友仁提供刑事判决书反映的是案外人寻衅滋事罪等内容，行政判决书反映的是行政违法行为，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造成本案的原因系不可抗力，本院对其待证事实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是文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王友仁在向文通公司出具欠条时没有约定或承诺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仍不能确定具体的履行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本应从债权人文通公司要求债务人王友仁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本案王友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与文通公司约定具体的债务履行宽限期，故本案文通公司起诉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无法从宽限期届满开始计算。涉案欠条上虽然载明王友仁曾于2007年01月20日和12月13日分两次各向文通公司偿还债务15000元，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友仁在向文通公司作上述两次还款时已明确表示将不履行剩余欠款的还款义务，故王友仁有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07年12月14日开始计算亦证据不足。据此，在双方当事人既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事后亦未确定具体的宽限期，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友仁在偿还部分欠款时已明确表示将不履行剩余欠款的情况下，本案剩余欠款的还款期限仍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情形，根据《中和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文通公司仍可以就剩余欠款在给予必要准备时间的情形下随时要求王友仁履行。文通公司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也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20年最长时效，其合法权益应依法得到保护。一审法院认定文通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王友仁就此提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友仁上诉提出的造成本案的原因系不可抗力所致及文通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等主张，因王友仁并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友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元，由王友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罗奇豪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董孙镇代书记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