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752号原告：李正杰,女，196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生，北京闻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玲，北京闻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北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知行大厦108室。法定代表人：窦星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女，该公司职员。被告：孙立江，男，198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第三人：涿州市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X镇祝村1号。法定代表人：刘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柏傑，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李正杰与被告北京北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时代公司）、被告孙立江、第三人涿州市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正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生、雷玲，被告北科时代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被告孙立江、第三人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柏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正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科时代公司与孙立江共同向我返还不当得利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北科时代公司和孙立江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1日，我前往第三人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售楼处购买房屋，并于当日以我女儿丁某的名义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签订《X城买卖合同》，购买位于X1号房屋，合同约定房屋首付款为182701元，我以现金及刷卡方式共计向被告及第三人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支付252701元。合同签订后，因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未能按时交付房屋，并隐瞒该房屋未取得五证，不具备出售条件等违约行为，我女儿丁某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X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退还首期购房款。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认可收取首期房款182701元的事实，与丁某达成调解书，同意解除《X城买卖合同》，并退还首期购房款182701元。除上述首期购房款之外，我还向被告支付了7万元。经我向北京X1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1公司）调取POS机交易明细查实，商户标号XXX、终端编号XX的POS机申请人为孙立江。因此，涉案款项最终支付到了孙立江的个人账户。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故请求由北科时代公司和孙立江共同承担返还义务。北科时代公司辩称，我公司不从事房地产业务，对涉案合同的签订一事根本不知情，我公司信息可能是被他人盗用了，就此我公司已报案。我公司从未收到过李正杰的任何款项，故请求法院判决我公司与本案无关，不承担责任。孙立江辩称，我个人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我把我的POS机借给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刷卡用，李正杰主张的款项确实是通过我的POS机进入了我的个人账户，但我只是代收，收完之后我又将钱全部转出去给一些个人了，这些个人都是代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收的钱。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述称，我公司将房屋委托给X3房地产经纪公司出售，我方没有向客户收取过房款，所谓服务费我方不清楚，X3公司转给我方的全部是房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正杰与丁某系母女关系。2016年10月11日，丁某（乙方）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甲方）签订《X城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第一条，该房屋所建用地为X镇X城，占地面积为63227平方米，为养老休闲及改善居住情况，将此地块翻新改造，该房屋为70年使用权（即2016年10月31日至2086年10月30日止），如遇拆迁、改造等涉及赔偿事宜，所得拆迁款或所赔房屋归乙方所有；第二条，乙方所买房屋位于X城X室，该房屋用途为居住，属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99．37平方米；第三条，该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3650元，总金额362701元。合同签订当天，丁某母亲李正杰在售楼处按照工作人员指示通过刷卡方式分别支付两笔款项，第一笔金额为82701元，刷卡时间为11:55；第二笔金额为152701元，刷卡时间为13:14。庭审中，李正杰陈述，除刷卡外当天还携带了部分现金，故也通过现金交纳了部分房款，但其未能就现金交款情况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后李正杰收到工作人员出具的两份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客户丁某交来X城首付款1-2-102，金额182701元。该收据上加盖有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仅书写“郭”，交款人处书写“丁某”。另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李正杰X城团购优惠七万元整。该收据上收款单位处没有公司盖章，收款人处仅书写“杨”，交款人处书写“李正杰”。丁某因要求解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向X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解除其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请求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购房款182701元；三、请求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给付违约金5000元；四、仲裁费用由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承担。开庭后，丁某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双方同意解除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号房屋买卖合同及附件；二、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之前退还丁某购房款10万元，给付丁某仲裁费7181元；2019年1月31日之前退还给丁某剩余购房款82701元，若2018年8月31日之前应退的购房款10万元及仲裁费7181元到期未付，丁某连同2019年1月31日到期的应退购房款82701元共计189882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其他互不追究。上述协议经仲裁庭确认，X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2018]X调字第X号调解书。李正杰本案主张刷卡支付的两笔款项，POS签购单上显示的商户名称为北京市X2公司（以下简称X2公司），商户编号为XXX；而其名下X1银行、尾号XX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显示的该两笔支出款项的摘要代码为：消费：北科时代公司。对此，北科时代公司提交X2银行（以下简称X2银行）出具的《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开户许可证》以及账户明细，证明其基本存款账户为X2银行尾号XX的账户，该账户2016年10月整月均没有李正杰主张的上述两笔刷卡金额的款项进账；其在X3、尾号为XX的账户系其一般存款账户，该账户已于2017年12月21日处于久悬状态。审理中，经本院依法调取，X1公司出具相关材料，证明商户编号为XXX的POS机商户名称为北科时代公司，申请人为孙立江，结算账户开户行为X4银行，结算账号尾号为XX；该POS机2016年10月11日有两笔消费，金额分别为82701元和152701元，发卡行为X5银行，卡尾号为XX。经询问，孙立江对案涉POS机的开办、持有情况陈述如下：我的POS机是2016年四、五月份，我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花了700元让我的朋友办的；我当时想申请注册成立X2公司，所以POS机签购单上显示的都是X2公司，至于为什么银行对账单上显示的是北科时代公司，这个我也解释不了；POS机对应的两个结算账号，一个尾号为XX，一个尾号为XXX，都是X银行的，之前用的是尾号XX的卡，之后卡丢了，补办的尾号XXX的卡，所以两个卡的明细都是一致的；本案事发的时候我的卡和POS机都已经交给X3公司了，我是2017年年初离开公司的，POS机是12月份收回来的；从我提供的账户明细可以看出，不是每一笔通过POS机刷卡的钱都会在结算账户上有体现，账户只显示总的进账，2016年10月11日的进账是285293元，2016年10月12日的进账是1201839元，都是前一天刷POS机收取的钱的总数。孙立江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其名下尾号XXX以及尾号XX的X银行卡明细，两份明细单内容一致，其中2016年10月11日和10月12日的交易，渠道均为POS交易，摘要均为“代付业务”，10月11日的收入金额为285293元，10月12日的收入金额为1201839元。通过计算北科时代公司提交的X1公司向其出具的孙立江案涉POS机的刷卡明细单可知，2016年10月10日仅有一笔刷卡记录，金额为285318元，2016年10月11日的刷卡金额总计为1202209元。审理中，本院询问李正杰，在明知购房款仅为18万多元的情况下，为何刷卡总计23万余元？7万元收据上所记载的团购优惠是什么概念、能获得何种利益？对此，李正杰答复：没有额外的利益，开发商说买房就要付信息费，必须要付这个钱，当时认为可能有房价上的便宜，但后来实际没有便宜；至于是先签订合同还是先交款、刷卡时是否知道房款数额等细节确实无法回忆起当时的具体情况了；房屋买卖合同第一页有一个手写补充的部分，写明有地下室，根据字体应该是销售人员书写的；但我方认为这不是赠送的，而是包含在房款中的，当时法律意识欠缺，所以也没有让销售人员在手写部分盖章确认，只是自己按了个手印；7万元收据中收款人的具体信息我方无法确认。对于7万元收据上所记载的团购优惠问题，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表示：卖房的时候我公司没有会计，都是交给一级代理商X3公司办理，最后我方收到的只是房款，我方的房款收据和合同都是18、19万元的；房款收据上的公章是我公司授权X3公司加盖的，房款中不包含地下室，用每平米的单价乘以房屋面积也可以得出房款是多少，所以说地下室是赠送的；每个人团购优惠的价格不同，具体与房屋面积、单价和赠送的地下室有关，这笔钱也不是我方收的，是下面的代理商收的，当时委托一级代理商销售房屋时，我方并未授权其收取过其他款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规定，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有四个：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主张存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人，也即李正杰，应就上述四个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逐一评述如下：首先，关于获利问题，李正杰所主张不当给付的7万元系依据收款人为“杨”的人出具的收据，根据其在庭审中的陈述，该7万元部分是刷卡、部分为现金，但就现金部分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不能举证证明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李正杰在本案中将北科时代公司以及孙立江均列为被告，但从目前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李正杰刷卡的POS机申请人为孙立江，该POS对应的商户结算账户也是孙立江名下的个人账户，而李正杰两笔刷卡的款项也确实未进入到北科时代公司名下的账户中。至于为何孙立江申请的POS机签购单显示的商户名称为X2公司、而刷卡人的银行对账单显示的商户名称却为北科时代公司，并非本案可以查明和解决的问题，亦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本院在此不进行分析。由此可知，北科时代公司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获利，其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至于孙立江是否获利，根据其提交的尾号XXX以及尾号XX的X银行卡明细可知，2016年10月11日和10月12日进入其POS机商户结算账户的两笔代付业务款项，金额分别为285293元和1201839元。通过计算和对比X1公司出具的该POS机2016年10月10日与10月11日两天的刷卡明细单可知，孙立江在庭审中所述进入其结算账户的钱实际是POS机前一天所收取款项的总和之主张，与现有证据显示的客观情况大致相符，故由此可以认定李正杰通过刷卡进入孙立江POS机的两笔款项实际上包含在10月12日结算至孙立江账户的1201839元中，也即孙立江在本案确实获得了相关利益，何况庭审中孙立江对此亦并不否认。其次，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要件事实，根据已查明的情况可知，本案李正杰支付款项系代女儿丁某购买房屋，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加盖有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记载的房款数额均为182701元，而李正杰两次刷卡的金额总计235402元。对于李正杰主张通过现金支付的部分，因其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亦不予采信。后丁某与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在仲裁达成调解协议，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涿州志信房地产公司退还丁某已支付的购房款182701元。综上，李正杰在本案的损失应为两次刷卡的总金额减去房款后剩余的金额，也即52701元，而非未加盖公章的收据记载的金额7万元，且该损失与款项最终进入孙立江个人结算账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最后一个要件事实，也即李正杰的给付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正杰已经就为何除房款之外多给付款项进行了解释说明，结合当时的购房环境、两次刷卡为同一天使用同一台刷卡机完成、房屋买卖合同上手写添加部分的内容确有增加购房者权利的性质等情况判断，李正杰所述具有合理性。现相关证据能够证实李正杰两次刷卡金额最终进入的是孙立江的个人结算账户，而李正杰与孙立江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或其它经济上的利益关系，两人亦并不认识，故在此情况下，李正杰的举证证明责任已经完成，已经证明了其超出房款数额的给付行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接下来，举证责任便转移到孙立江一方，也即孙立江应对其获得该利益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审理中，孙立江虽主张在本案事发时其POS机系借给X3公司使用，相关款项并不为其实际控制，但未能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在孙立江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现李正杰要求孙立江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之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的金额，应为52701元，而非7万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立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李正杰不当得利款项52701元；二、驳回李正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李正杰负担775元，已交纳；由孙立江负担7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杨人民陪审员  巩煜龙人民陪审员  张永慧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姚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