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631号原告：谷立明，男，197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龙，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萍，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谷立明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财险）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法官高亢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丹萍、关广凤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谷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龙、张雪萍，被告平安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谷立明的诉讼请求为：1、平安财险向谷立明支付保险金49151.80元；2、平安财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谷立明购买大众牌汽车一辆，车牌号为×××（以下简称为事故车辆）。2019年1月17日，谷立明在平安财险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2019年3月2日23时30分，谷立明驾驶事故车辆在北京市通州区悦水街东口附近时由西向东撞在了水泥墩上，造成事故车辆受损。随后谷立明报案，车辆维修公司确认维修费为34140.94元。2019年3月12日，平安财险出具案件赔付情况告知函，对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拒绝理赔，原因为事故车辆从事营运活动。事实上，事故发生时，谷立明并未从事任何经营性活动，仅仅是个人的日常正常使用。综上所述，谷立明提起诉讼。原告谷立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证据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据四、《案件赔付情况告知函》；证据五、索赔申请书。平安财险对谷立明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谷立明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平安财险答辩称：不同意谷立明的诉讼请求。事故车辆在平安财险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与本案有关的商业险是机动车损失保险和不计免赔，平安财险对有关事故的事实和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本事故为单方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因此不适用交强险赔偿。对于机动车损失保险部分，事故发生后，平安财险进行了事故调查，发现谷立明存在滴滴营运行为，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以及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九条第五款的约定。此外，谷立明提供的证据只有报价单但没有维修清单，也没有维修费发票，谷立明主张全部保险金但没有提供车辆报废手续，谷立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损失金额或证明其确实支付了维修款。综上所述，平安财险予以拒赔。被告平安财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短信记录；证据二、放弃索赔声明；证据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谷立明对平安财险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平安财险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调查了事故车辆在滴滴平台的注册情况以及截至2019年3月2日的营运情况。2019年5月28日，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调证材料》，载明：事故车辆于2015年12月9日在滴滴平台上注册，车型为大众桑塔纳，绑定司机为谷立明，绑定手机为132XXXXXXXX；事故发生当天，即2019年3月2日，事故车辆在滴滴平台共产生22笔订单，均为滴滴快车订单，订单发生于北京市，其中最后一笔订单发生于2019年3月2日21时52分至2019年3月2日22时33分，订单起点为北京南站，终点为首开万科城市之光；自2018年12月起至2019年3月止，事故车辆在2018年12月的订单数量为406笔，2019年1月的订单数量为442笔，2019年2月的订单数量为342笔，2019年3月的订单数量为56笔。平安财险、谷立明均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一、关于谷立明与平安财险缔约的事实。2019年1月17日，谷立明向平安财险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平安财险出具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谷立明；联系电话为13366XXXXXX；被保险车辆为车牌号为×××的大众牌轿车；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保险期间为自2019年2月24日00时起至2020年2月23日24时止；承保险种包含机动车损失保险及相应不计免赔；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47151.80元；绝对免赔额为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的“重要提示”部分载明：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被保险机动车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通知保险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车损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谷立明与平安财险确认，谷立明通过电话方式购买保险，平安财险向谷立明留存于平安财险的手机号发送了带有保险条款链接的短信。二、关于事故发生及车辆定损的事实。2019年3月2日23时30分，谷立明驾驶事故车辆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悦水街东口与水泥墩碰撞，事故车辆损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载明谷立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事故车辆被送至北京广恒信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定损，前述公司出具《维修报价单》，载明配件费用为34140.94元。三、关于谷立明索赔的事实。事故发生后，谷立明向平安财险进行了报案，并提出了索赔申请。2019年3月5日，谷立明签署《放弃索赔声明》，声明谷立明自行承担全部损失费用，同意保险公司结案，自行承担的费用与保险公司无关。2019年3月12日，平安财险出具《案件赔付情况告知函》，声明事故车辆出险前从事营运活动，平安财险零赔付处理。四、关于事故车辆从事滴滴快车业务的事实。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调证材料》载明：事故车辆于2015年12月9日在滴滴平台上注册，车型为大众桑塔纳，绑定司机为谷立明，绑定手机为132XXXXXXXX；事故发生当天，即2019年3月2日，事故车辆在滴滴平台共产生22笔订单，均为滴滴快车订单，订单发生于北京市，其中最后一笔订单发生于2019年3月2日21时52分至2019年3月2日22时33分，订单起点为北京南站，终点为首开万科城市之光；自2018年12月起至2019年3月止，事故车辆在2018年12月的订单数量为406笔，2019年1月的订单数量为442笔，2019年2月的订单数量为342笔，2019年3月的订单数量为56笔。结合《调证材料》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记载的内容，谷立明于2019年3月2日完成的最后一笔订单的时间，与事故的发生时间，间隔57分钟。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谷立明与平安财险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本案中的事故为单方事故，不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谷立明是否改变了事故车辆使用性质，谷立明从事滴滴快车业务的行为是否导致事故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平安财险就商业保险的拒赔理由是否成立。第一、谷立明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构成在保险期间内改变被保险机动车的使用性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据此，从事网约车业务，属于从事经营活动。滴滴快车作为网约车的常见类型，从事该业务，属于从事经营活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机动车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因此只要谷立明在保险期间内使用事故车辆从事了滴滴快车业务，即发生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的事实。被保险车辆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处于经营状态，不影响本院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认定。第二、谷立明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关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主要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本院认为，单次交通事故属于偶然事件，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应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合使用情况以及驾驶员的驾驶状态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事故车辆于2015年12月即在滴滴平台注册，2018年12月、2019年1月的订单数量超过400笔，2019年2月的订单数量均超过300笔；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3月2日止的92天之中，共发生订单1246笔，日平均订单数量为13.5笔；仅事故发生当天2019年3月2日，事故车辆就有22笔订单。据此，事故车辆在被使用频率上远超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谷立明每日的驾车时间亦远超一般驾驶员每日的驾车时间。上述事实，已构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此外，具体到案涉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3月2日23时30分，系处于深夜，且与前一笔快车订单的完成时间22时33分仅相隔57分钟。在实际情况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中记载的时间通常是事故方大致推算的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因此，案涉交通事故实际发生的时间与前一笔订单完成的时间之间的间隔可能更短。谷立明在深夜从事滴滴快车业务，导致了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随后在深夜发生的案涉事故，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的增加有关。综上所述，谷立明以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未处于营运状态作为否认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平安财险拒绝赔付保险金的理由是否成立。谷立明主张，滴滴快车业务不属于新生事物，在投保时，平安财险应当能够预见相应风险。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平安财险没有义务在承保时即对车辆的实际使用性质进行核查。平安财险的承保，是基于谷立明的告知。平安财险为谷立明出具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明确记载事故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同时在该保单中，平安财险要求投保人核对保单内容是否有不符或疏漏。据此，谷立明在拿到保单后，应当及时核对保单内容，并将不符之处告知平安财险。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之时，谷立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平安财险明知且同意其从事滴滴运营，因此，平安财险无法预见事故车辆的风险。谷立明的本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谷立明的行为使事故车辆的用途从非经营车辆变更为经营性车辆，且该营运行为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下，谷立明的通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谷立明未履行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由于谷立明在保险期间内改变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就此向平安财险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平安财险拒绝赔付保险金，于法有据。对于谷立明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谷立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9元，由原告谷立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高 亢人民陪审员  李丹萍人民陪审员  关广凤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高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