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民终34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庆娥，女，196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峰，辽宁广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千山街道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鞍山市高新区千山街道关宝山村。负责人：王元超，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姝春，辽宁翟铁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雨，辽宁翟铁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庆娥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省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千山街道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宝山村委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302民初6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庆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76000元劳务费；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在认定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过程中均存在错误，具体如下：1、对一审答辩意见的看法。①承包合同当然不会约定支付工资，承包合同约定的是承包费。本案纠纷双方约定工资是在被上诉人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上由被上诉人表态决定的；②上诉人从未想用村委会2014年1月2日出具的《证明》来替代村民代表会议，只是由于本村村民绝大多数己外迁，15年来死亡的也不在少数，组织村民重新召开会议对于上诉人来说己不可能。上诉人只想用《证明》来恢复当初事实原貌；③荒山征收补偿是包山小组和被上诉人共同认定的（有被上诉人印章为证）；④预留24万元中的14万由代表人经手（账目清晰），其余10万代表人并不知情；⑤12倍差距的说法简直笑话，要知道6300余元对于5元的投入来说己增值1200余倍，还有一些村民分到10000元，那可是2000倍。几年来，村民坐在家里就有如此回报完全是包山小组辛勤工作的结果，二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元超系当初包山小组组长，现任村委会主任。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称“村委会没有义务支付工资”的意见应该是王元超所说。王元超当初作为包山小组组长，他在参加被上诉人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时和上诉人一样最关心的也是工资发放的主体问题。上诉人认为，如果王元超现在不是村委会主任，他也是会和上诉人一样起诉索要劳务费的。正是王元超在当初管理财务帐时出现问题（上诉人不想扩大化），才被免除组长职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王元超才怀恨在心、颠倒黑白，说出“村委会没有义务支付工资”（应该由股民出钱）的虚假且荒谬的话来。因为，如果真的“应该由股民出钱”，那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包山小组成员就应该像组织农村合作社一样召集“股民大会”（社员大会）而非和被上诉人协商，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事实是，包山小组成员的产生不是自发性的，也不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包山小组成员的产生系被上诉人在其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上，由其委托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其委托行为非全体村民授权，本案纠纷双方为委托受托关系，即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包山小组成员接受被上诉人委托，来代全体村民管理荒山，而且包山小组成员名单系被上诉人认可的。上诉人作为受托人，成功完成委托事项，当然天经地义向委托人（被上诉人)索要工资。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既非代表全体村民（被上诉人所说的股民）表态，那么其表态当然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被上诉人在其他同类案件中既己表态“我说工资是应该给的”，就应认定其为工资发放的主体。更何况《荒山承包合同》中约定“其他一切补偿归甲方（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同样也是动迁的受益方。被上诉人作为村民自治的执行机构和工作机构，其表态当然具有公信力。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包山小组成员正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赖才没日没夜地干了这么多年。结果当初包山小组组长王元超，现在转身当上了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当初作为“利益共同体”之一的他，现在终于可以为被免职展开报复一一用“村委会没有义务支付工资”一句话就想否掉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岂不令人既气愤又心寒。难道包山小组成员这么多年的付出是被被上诉人“抓了壮丁”？2、被上诉人2014年1月2日出具的《证明》真实有效，理应采信。2014年1月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就劳务费问题产生纠纷。被上诉人此时出具的《证明》（包括第3点在内）系如实反映客观事实。这时王元超还不是村委会主任，他对该《证明》所反映的事实也是认可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根据该法条，被上诉人完全具备证人资格。《最高院民诉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上诉人非与被上诉人密切关系。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不仅有效，而且效力还要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一审却对该《证明》以没有关联性为由不予采信令上诉人不解，上诉人不解的是：如果这样的《证明》都没有关联性，那么上诉人真的不知道在村档案室被盗，会议记录丢失的情况下，什么证据才与本案有关联性？3、从关宝山村后山补偿费资金分配中也可看出上诉人工资发放的主体系被上诉人。2011年11月2日，上诉人作为组员的关宝山村包山小组和被上诉人共同认定了关宝山村后山补偿费资金分配方案。从方案中可以看出：①包山小组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赖一直认为工资发放的主体系被上诉人，所以在资金分配时没有预留工资；②如果真的像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所称“村委会没有义务支付工资”(应该由股民出钱），被上诉人就应提醒上诉人预留工资。这里被上诉人明知包山小组组员的工资未付，被上诉人也明知其才是工资发放的主体。正是王元超的上台才导致被上诉人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食言反口”。4、一审一方面因《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又不知何故地在判决的第3页下数第五行对该《证明》予以引用，同时又令人不解地认定该《证明》未写明具体劳务费给付主体。白纸黑字，判决的第3页上数第一行《证明》第3点明明写道：村给包山小组适当的工资。怎么到了这里竟把主体弄没了。难道一审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吴振发(村书记)的证言成为“孤证”吗？《最高院民诉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上诉人认为，一审没做到该法条要求。故其没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存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关宝山村委会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史庆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关宝山村委会向我方支付工资76000元。事实和理由：我与张明刚系夫妻关系，关宝山村委会与关宝山村民全体村民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荒山承包合同书》，同时经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由关宝山村委会聘任张明刚等六人管理承包土地，并约定每月工资为1000元。2011年10月国家征占该承包土地，但关宝山村委会拖欠张明刚工资一直未付，累计拖欠工资共计76000元(2005年5月至2011年10月)，后经张明刚多次索要，关宝山村委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张明刚于2012年5月25日死亡，其他继承人均放弃对上诉工资的继承权，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史庆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5月10日，包括张明刚（已故）在内的6人代表全体村民与关宝山村委会签订了一份《荒山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协议第一条约定，承包荒山名称为关宝山后山；第二条约定承包四至为东至眼矿界，西至眼矿界，南至李仁家承包户界限为界，北至中间主峰西50米开始往东至眼矿界，下返100米为界加上中间主峰西50米往西至眼矿界与齐大山达界；第六条约定在承包期内，栽植种植所得收益归乙方所有。如遇国家征收和按上级要求合法开采，地面附着物补偿归乙方所有。其他一切补偿归甲方。在2005年5月至2011年10月期间，上述合同涉及的荒山由王元超、张宝吉、李德东、孙宏均、张明刚、李会一六人进行实际管理和种植。之后上述合同中涉及的荒山被征占，但关宝山村委会未向王元超、张宝吉、李德东、孙宏均、张明刚、李会一六人支付劳务费。另查明，2014年1月2日，关宝山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该证明注明，因关宝山村委会档案室被盗，会议记录内容为：1.后山承包给全体村民，每年交村里承包费1000元；2.代表大会选出了7人组成的包山领导小组;3.如后山有收入或国家征占,村给包山小组适当的工资(每月工资最低不低于500元，最高不高于1000元)。再查，2019年3月5日，张明刚（已故）的母亲曲永玲、女儿张璐璐均放弃对张明刚财产的继承权。又查，2018年1月23日，原告由鞍山市千山区千山镇关宝山村民委员会更名为辽宁省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千山街道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给付原告工资及数额。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张明刚（已故）与被告存在劳务关系，提交了关宝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未写明具体给付劳务费的主体，原告提供的吴振发的证人证言其中包括对村民代表会议及劳务费支付主体的表述，因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等相关档案已经丢失，该证人证言属孤证，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不予采信。故原告无法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劳务费76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庆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史庆娥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史庆娥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及两位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5年5月，包括张明刚（已故）在内的6人代表全体村民与前届关宝山村委会签订了一份《荒山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关宝山后山承包给全体村民。史庆娥作为张明刚的继承人主张当时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包括张明刚在内的7人包山领导小组，并提交了前届关宝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要求关宝山村委会给付其张明刚应得的劳务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之规定，史庆娥主张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包括张明刚在内的7人包山领导小组，张明刚与前届关宝山村委会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应举证证明张明刚成为包山领导小组成员是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现史庆娥陈述当时村民代表大会选举包括张明刚在内的7人为包山领导小组成员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等相关档案丢失，史庆娥提交的前届关宝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代替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全体村民对本村事务自治意思。史庆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劳务费进入村组织应付账款类账务账目。综上，史庆娥与关宝山村委会之间关于劳务费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证据不充分，发生时间久远，相关档案丢失，债务真实性难以查清，债务形成操作不规范。一审法院认定史庆娥无法证明张明刚与关宝山村委会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对史庆娥主张关宝山村委会支付劳务费诉讼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为关宝山全体村民依法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应由全体村民依照村民自治原则依法自己解决，是否支付劳务费可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邀请调解组织、相关行政机关进行调解，但调解结果应体现全体村民的自治意思。综上所述，史庆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上诉人史庆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林审判员 吴红娜审判员 闫相夷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冷新生书记员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