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1行初49号 原告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赖祥级，组长。 原告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赖祥强，组长。 被告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地址：贺州市八步区向阳路1号。 法定代表人雷少华，区长。 委托代理人黎有深，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调处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启清，广东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地址：贺州市贺州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林冠，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磊鑫，贺州市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柏兰，贺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助理。 第三人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赖汝军，组长。 委托代理人赖汝辉，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代理人陈小林，八步区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7月18日、2019年7月8日向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贺州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通知第三人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赖祥级、赖祥强，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黎有深、张启清，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磊鑫，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赖汝辉、陈小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31日，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作出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该决定查明：争议地座落在开山××××3林班，称大槽冲东面山，四至界线为：东以倒水至大槽冲的岭岐为界；南以大槽冲尾大槽坳为界；西与大槽冲河为界；北以小冲沟上至山顶为界，争议地面积406.1亩。争议地为生态公益林管护区，现状为杂树林、分布有零星的杉树和马尾松。争议地在土改和四固定时期未进行明确分配和固定划分。1975年原东南大队18队(现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和19队(现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对大槽冲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的山场发生权属纠纷，经原桂岭公社主持调解达成“75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争议的大槽冲山场上至山顶，下至河坝，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山场，属争议范围内的东面山场今后由19队经管，西面的山场由18队经管。经现场勘验，争议地位于划给19队经管的范围内，属19队经营管理。2007年1月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曾将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大槽冲东面山场出租，其《林地承包合同》经龙岭村委盖章确认，后因出租林地为公益林区不能开发而终止。2008年因雪灾，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将争议地上的雪灾材转让采伐无争议。2010年，八步区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对大槽冲东面山林申请办理林权证及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因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提出异议而引发林权纠纷，案经多次调解未果。另查明，开山镇原属桂岭公社管辖，分乡时，东南大队分为东南、龙岭大队。东南大队原辖的19个生产队中的第13至19生产队分到龙岭大队管辖，同时第13生产队分为龙岭大队第1、2生产队，第14生产队分为龙岭大队第3、4生产队，第15生产队分为龙岭大队第5、6、7生产队，第16生产队称为龙岭大队第8生产队，第17生产队分为龙岭大队第9、10生产队即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第18生产队分为龙岭大队第11、12生产队，第19生产队称为龙岭大队第13生产队即本案申请人。随后，龙岭村各生产队相应改称为村民小组。此外，与本案关联经“75协议书”载明的大槽冲西面山场于2015年发生权属争议，案经行政处理于2017年生效。 八步区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四固定时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进行过分配和固定划分。1975年原东南大队第18生产队(今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与第19生产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对大槽冲一冲两面山场发生争议，双方在原桂岭公社主持下达成“75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包含争议地在内的大槽冲东面山场归东南大队第19生产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经管，自此之后，未再发生争议，对“75协议书”，予以维护，对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的山林权属主张，予以支持。对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提供的2份1982年填发的《山界林权证》，因该《山界林权证》没有林地来源依据，没有登记造册，且其提供的桂岭公社东南大队第七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与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提供佐证的桂岭公社东南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的内容重复，故对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不予认定。因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争议地的山林权属归其所有，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经八步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争议地大槽冲东面山山林权属归开山镇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详见处理附图)。根据本处理决定制作的处理附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原告不服，向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一、两份处理决定忽视原告对争议山场几十年的事实管理。1、争议山场从解放前后至今都属原告经营管理。原告方现有二百多人口，第三人只有十多个人口。争议山场在土改后，王*任、王*群俩兄弟分得争议山场并将人口迁入现龙岭村第9组、第10组。2、四固定时期的1962年-1966年间，原告在争议山场种上了200多亩杉木。3、上世纪七十年代，原告在争议山场的大槽尾连续几年开荒种植红薯、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以增加粮食、解决本队社员的口粮问题。4、1981年，原告把争议山场的松木承包给桂岭公社双凤大队的王某4、王某1(王双贵)采割松脂。5、1981年，东南村的村民陈贤辅(音)越界到争议山场采割松脂，被原告制止。1992年-2000年，原告部分村民建房和赖家祠堂重修，原告砍伐了该山场树木，第三人从未阻拦。二、两份处理决定采信“75协议书”是认定事实错误。1、这是一份不具行政效力的私相授受协议，侵犯了原告利益，协议本身不能作为权属依据；2、无权处理的原处理单位(桂岭公社)不通知争议山场的事实管理人第十七队(原告)到场，此“75协议书”不受政策和法律保护，没有法律效力。3、此后第三人对此争议山场也无任何权属证明。4、1982年，“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下放，原告对争议山场进行承包经营，贺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方颁发了山林土地承包证书，表明“75协议书”并未得到实际履行。5、第三人举证的白*进、于*海、陈某等三人的证明内容系一人书写，无证明效力。三、两份处理决定对原告1982年3月1日的林权证不给予肯定是偏听第三人的一面之词。原告的两份林权证是贺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权属证明，即证明原告对争议山场拥有林权，远比“75协议书”的证明效力大得多。四、两份决理决定依据不当。1、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是大槽冲东面山场，2017年龙岭第1至1O组与第11、12组争执的是大槽冲西面山场，两案争执的山场分属“东”、“西”两面山场。2、贺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将“东”、“西”山场混为一谈，实属处理决定依据不当。综上所述，原告在土改后对争议山场行使管理、使用权，一直未中断，在1982年又有贺县县政府的颁发的林权证得以确权。而第三人人口稀少，根本无力对争议山场经营管理，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本院提交的证据：1、龙岭第六生产队、第七生产队山界林权证。欲证明争议山场属原告所有。2、大槽尾山场示意图（照片4张）。欲证明大槽尾山场的现状位置。3、王某2老屋地自留地示意图（照片10张）。欲证明解放前、后王某2的前辈在争议山场生活管理山场。4、原告的杉树山照片10张。欲证明原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争议山场种植杉树。5、原告在大槽尾山场的窑头，杉山、大槽冲茶叶山照片8张。欲证明解放以后，原告就在争议山场居住，从事生产管理活动。6、2008年大槽尾被大雪压倒的杉树照片6张。欲证明2008年大雪灾，原告未倒的杉树和倒了的杉树都在山场。7、何*辉修简易路的终点照片1张。欲证明2008年3月8日合同中，何*辉没有砍伐原告大槽尾山场的树。8、1995年和1998年收款收据。欲证明原告在争议山场申请砍伐杉木的事实。9、王某2、赖某1、谭某证明3份。欲证明争议的大槽尾山场历来是龙岭第9、10组管理使用、管理。10、谭某土改证、龙岭第2队山界林权证、申请书、林业站批条。欲证明土改时其家人在大槽冲西面山场分有土地和山场；其所在的龙岭第2队分有大槽冲西面山场；其1995年前后三次在大槽冲西面山场砍树。11、证人王某2、赖某1、赖某2、谭某出庭作证证言，欲证明争议山场属原告管理。 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辩称：一、争议林地在土改、四固定时期未进行明确分配和固定划分。1975年，原东南大队18队(今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和19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对大槽冲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的山场发生权属纠纷，经原桂岭公社主持调解达成“75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争议的大槽冲山场上至山顶，下至河坝，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山场。属争议范围内的东面山场今后由19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经管，西面山场由18队(今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经管。此后，各方长期经管所属山场，未再发生过争执。经现场堪验，现争议地位于划给第三人即原19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经管的范围内，属原19队(今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所有。2007年1月，第三人曾将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大槽冲东面山场出租，其《林地承包合同》经龙岭村委盖章确认，后因出租林地为公益林区不能开发利用而终止。2008年因雪灾，第三人将争议地上的雪灾材转让采伐亦无争议。2010年，八步区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第三人对大槽冲东面山林申请办理林权证及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因原告提出异议而引发本案。二、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依申请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开展实地调查，核实证据，组织现场勘验；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查清事实后组织双方调解；经组织调解未果后，根据查明的事实，经八步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行政处理，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告所述的事实，与八步区人民政府调查收集的证据不一致，除此之外，原告无法提供能证明其主张的有效证据。八步区人民政府根据所调查收集的证据依法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八步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31日作出的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山林土地确权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第三人申请确权的事实及主体适格。2、答辩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提出答辩意见的事实及主体适格。3、送达回证2份。欲证明调处机关依法受理该案的事实。4、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图、现场指界图。欲证明第三人申请确权的范围和利用现状的事实。5、第三人代表赖汝军、赖汝辉的询问笔录。6、原告方代表赖某2、赖祥强、赖*线、赖祥级的询问笔录。欲证明依法定程序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的事实。7、证人王某3、廖某1、赖某3证言。欲证明“75协议书”的形成合法。证人赖某4、赖某5证言。欲证明龙岭大队各生产队的历史变迁。证人廖某2、陈某、李某、廖某3证言。欲证明现争议山场属第三人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所有。8、调解现场签到表、调解笔录。欲证明本案经组织调解未果。9、“75协议书”、（2017）桂11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欲证明“75协议书”合法及争议地的林地所有权属第三人集体所有。10、第三人提供林地承包合同；白*进、于*海、陈某、唐*奎、于*富五人证明书；2018年1月15日开山林业站出具的抚育证明；2018年3月17日砍伐申请书；2018年3月8日签订的松衫杂木转让协议。欲证明第三人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管理使用争议山林的事实。11、贺县桂岭公社龙岭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欲证明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是虚假的。12、龙岭大队第六生产队1982年山界林权证；龙岭大队第七生产队1982年山界林权证；王某2证明书；证人王某4、王某1、王某2证言。欲证明原告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主张现争议山林属其所有及其管理使用。13、林业主管部门会议纪要；区政府联席会议纪要。欲证明调处机关依法定程序集体讨论案件的事实。14、《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欲证明八步区政府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辩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八步区人民政府具有对涉案山场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其受理纠纷当事人的确权申请，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勘查现场，在召集双方调解未果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本案中，开山镇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提交的“75协议书”在原桂岭公社主持调解下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事实有生效的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11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予以证实，且协议后争议山场一直由开山镇龙岭村第13村民小组管业无争议，可以作为本案确定山场权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山界林权证》虽记载有争议山场，但无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的山场权属来源佐证，不符合桂发[1982]3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权属主张。八步区人民政府依据全案证据及争议山场的现实管理状况确认争议山场的归属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贺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后，依据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对八步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了审查，作出维持八步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的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于法有据。综上所述，贺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理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事实证据与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的事实证据一致。程序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职务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证据。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告知书、送达回证及查阅登记表、谈话笔录、询问笔录。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清单。4、行政复议答辩书、职务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5、贺政复决（2019）27号复议决定书。证据1至证据5欲证明被告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补充证据：龙岭第10生产队山界林权证原件的扫描电子文档和2017年4月19日赖某5、莫*淇询问笔录。欲证明龙岭第10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原件保存在原告龙岭村第10村民小组手中。 第三人述称，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争议山场在土改和四固定时期没有进行明确分配和固定划分。由第三人原19生产队管理使用。1975年5月18日，原东南大队18队(现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和19队(现龙岭村13村民小组)发生权属纠纷，经当时桂岭公社主持调解达成“75协议书”。该协议明确记载东面山场由第十九队经营。争议山场就在该协议书记载的东面山场范围内。山场划分四至界限清楚。(2017)桂11行初55号行政判决对涉案的“75协议书”已经依法确认。第三人对争议山场有长期稳定的经营管理的事实，几十年都没有争议发生。原告的主张及陈述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八步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证据1第七生产队山界林权证与第十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的笔迹和登记的内容一致，没有土地来源也没有登记造册。证据2照片的来源及真实性未经争议双方确认，无法核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3照片无法确认具体位置，对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5无法核实具体位置，来源也不清，也未经双方现场确认，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证据6被压倒树木的具体位置不清，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何*辉已经去世，无法核实，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8是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没有公章，与本案无关联性。砍伐批文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9三份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质询，并且该三份证明是个人的证言，并无依据证实争议山场的权属归属。三份证明的证明人也是原告方的村民，根据法律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0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内容没有主体，手工填写部分有多处涂改，没有土地坐落的地名和面积，与本案无关联。山界林权证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申请书只是草稿，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林业站的批条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11中王某2和赖某2是原告本组村民，其证言不具法律效力。赖某1的证言前后矛盾。谭某是龙岭四组村民，其山场在大槽尾西面，与本案争议山场无关。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八步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对被告八步区政府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2、3、6、8、12、13、14无异议。证据1第三人的《山林确权申请书》内容有异议。证据4的“75协议书”界线图有异议，“75协议书”当年未划图，故当年的界线是不明确的。证据5赖汝军笔录有异议，其叙述在1989年在争议山场勾过松油、砍过树木是虚构的。赖汝辉的笔录有异议。证据7中王某3笔录有异议：①没有山场的具体面积。②没有写清是山林的使用权争执，还是山场的土地权属争执。③刻印时将赖某3刻成“赖发光”。④没有通知在大槽冲东、西两面有山场权属的生产队到场。廖暲光、赖某3的笔录有异议：以邓亦禄属于第19队、邓亦寿属于第18队来划分大槽河东面、西面分属两个生产队管业，本身就是荒唐的，侵犯了另外几姓人在此山场居住、生活的权益。对赖某4的笔录无异议。廖某2的笔录有异议：①“75协议书”签订时，其未在场。②1982年填山界林权证时，其未在龙岭村里任职，其称龙岭村没填发过山界林权证是虚假陈述。③1982年3月填发山界林权证时，两原告分属龙岭大队第6、7队，但到了次年冬天，第6、第7队分别改为第9、第10组了。陈某、李某的笔录有异议：是虚假陈述，其称2000多亩山场勾油无事实、文字证明。廖某3的笔录有异议：其陈述是虚假的，因为当支书的赖某4证实了龙岭村填发了山界林权证。对证据9中“75协议书”既不是当事人各方签字的，也无处理机关工作人员签名。没有通知事实上有管业权的其他各生产队到场，也没通知在大槽尾有山场的第17队参加。六、对（2017）桂11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对本案的东面山场，其中原告的406亩山场没约束力。证据10中的林地承包合同与原告的大槽尾山场无关。对白*进等五人证明书有异议：①证明人的身份不清楚。②证明人在调处时未到场接受各方质询。③证明内容基本上不是证明人书写，且多份笔录笔迹相同。对2018年1月15日开山林业站抚育《证明》有异议：①无经手人签名，图纸也无任何单位、任何人签名。②是在纠纷发生后相隔五年才出具的证明，已无“曾经管理”的意义。对2008年3月17日第三人《砍伐申请书》有异议：只是砍伐了其山场的雪材，未到原告的大槽尾山场砍伐。对2008年3月8日第三人《松杉杂木转让协议书》有异议：①只是第三人对其“深冲”捌佰亩山场转让，未砍到原告的大槽尾山场来。八、对第三人证据11有异议：1、无原件核实，无法律效力。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对八步区政府的证据无异议。 对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事实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区政府事实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程序证据认为，被告市政府没有认真核对第三人提供的是虚假林权证，而原告提供的林权证是真实的。对补充证据认为赖某5和莫*淇没有出庭作证，在被告区政府举证的证据5赖汝辉询问笔录中，赖汝辉承认龙岭第10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是其提交的，两份笔录与赖汝辉的笔录存在矛盾。而且赖某5和莫*淇的询问笔录在区政府处理时也没有出示，属于事后补证。山界林权证的落款日期应该是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的二、三、一是后来填上去的。龙岭第10生产队就是现在的第三人龙岭13小组，原件应该在第三人手中。被告八步区政府和第三人对贺州市人民政府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的证据，证据1中的龙岭大队第七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内的内容与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补充证据龙岭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的内容一致，且没有相关的土地来源凭证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3、4、5、6、7为照片，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证据8不能证明育林及砍伐树木的地点在争议山场。证据10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没有四至范围，不能证实记载的山场在争议范围内。龙岭第2队山界林权证与本案无关，申请书、林业站批条，不能证实砍伐林木的地点与争议山场有关，对证据10，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1王某2、赖某2是原告龙岭村第10组村民，在法庭上的陈述与证据9中的证明，综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赖某1的证言相互矛盾，对其证言与证据9中的证明，本院不予确认。谭某的证言不能证明争议山场权属，对其证言与证据9中的证明，本院不予确认。 对被告八步区政府的证据，证据1、2、3证明八步区政府依法受理本案。证据4证明争议山场的范围及现状。证据5、6证明八步区政府听取争议双方当事人意见的事实。证据7王某3、廖某1、赖某3询问笔录，证明“75协议书”的形成过程。赖某4、赖某5询问笔录，证明龙岭大队各生产队的历史变迁。廖某2、陈某、李某、廖某3询问笔录，证明龙岭大队各生产队的历史变迁及争议山场由第三人管理使用的事实。证据8证明本案经八步区政府组织调解未果。证据9证明经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75协议书”合法有效。证据10中的林地承包合同、开山林业站出具的证明、砍伐申请书、松杉杂木转让协议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管理事实。白*进、于*海、陈某、唐*奎、于*富的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1与证据12中的龙岭村第七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内容一致，没有相关的土地来源凭证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2中的龙岭第六生产队、第七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同上理由，本院不予确认。对王某4、王某1的证明及询问笔录，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确认。王某2为原告龙岭村第10小组村民，对其证明及询问笔录，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虑。 对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的证据，事实证据的确认与被告八步区政府证据一致。证据1、2、3、4证明被告贺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为本案审理对象。补充证据证明龙岭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原件在龙岭村第10村民小组赖某5处保管，2017年因其他案件向贺州市人民政府提交该山界林权证，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座落在开山××××3林班，称大槽冲东面山，四至界线为：东以倒水至大槽冲的岭岐为界；南以大槽冲尾大槽坳为界；西与大槽冲河为界；北以小冲沟上至山顶为界，争议地面积406.1亩。争议山场为生态公益林管护区，现状为杂树林、分布有零星的杉树和马尾松。争议山场在土改和四固定时期未进行明确分配和固定划分。1975年原东南大队18队(现龙岭村第11、12村民小组)和19队(现第三人)对大槽冲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的山场发生权属纠纷，经原桂岭公社主持调解达成“75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争议的大槽冲山场上至山顶，下至河坝，一河两面倒水转大槽冲山场，属争议范围内的东面山场今后由19队经管，西面的山场由18队经管。经现场勘验，争议山场位于“75协议书”划给19队经管的范围内。2007年1月第三人曾将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大槽冲东面山场出租，后因出租林地为公益林区不能开发而终止。2008年因雪灾，第三人将争议山场上的雪灾材卖给他人砍伐。2010年，八步区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第三人对大槽冲东面山林申请办理林权证及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因原告（原东南大队17队）提出异议而引发林权纠纷，案经多次调解未果。八步区政府作出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处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向贺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贺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八步区政府作出的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75协议书”中东南大队的代表赖品发为护林员，是原告第10村民小组村民。“75协议书”载明的大槽冲西面山场于2015年发生权属争议，案经行政处理于2017年生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林地权属纠纷进行调解和处理。争议林地在土改、四固定时期未进行分配和固定划分。1975年，在桂岭公社革委会的主持下，原东南大队18队（现龙岭村第11、12小组）与19队（现龙岭村第13小组）达成协议，签订了“75协议书”。已生效的（2017）桂11行初55号行政判决对“75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且“75协议书”中东南大队代表为护林员，是原告龙岭村10组的村民赖品发。第三人依照“75协议书”对争议山场进行管业。被告八步区人民政府依据“75协议书”和第三人的管理事实，将争议山场确权归第三人符合案件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八步区政府采信无效的“75协议书”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争议山场的权属应归属于原告的意见，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八步区政府作出的贺八政处字（2018）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贺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贺政复决（2019）27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龙岭村第9、10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如上诉的，应当在提交上诉状时起至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双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分别预交。如逾期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黎之燕 审 判 员  徐文坚 人民陪审员  江丽君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钟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