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8954号原告：上海虹民实业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汪永生，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玉红，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坚松，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姜言海，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平，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鸣初，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00号东方大厦12楼A-D。法定代表人：张敏，董事长兼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洁，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鸣初，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虹民实业总公司与被告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第三人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阎玉红律师、被告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鸣初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不是被告的股东(发起人)。2、请求确认被告系第三人出资。事实和理由：被告于1991年1月31日成立，原名为上海新星缝纫设备修理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工商登记出资人为原告，但系第三人1991年1月31日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武装部名义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是第三人为享受免税政策，挂靠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武装部以劳养武办公室的(以下称以劳养武办)，但五万元资本金全部由第三人投入。根据1999年9月9日上海工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显示被告由第三人出资100万。1999年11月28日，第三人作出董事会决议，决议载明“根据沪国税流(1999)166号文关于转办新办福利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是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精神，经全体会议决议：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有偿转让给上海虹民实业总公司(隶属于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转让价为人民币壹佰万圆整”。12月15日，原告、第三人签订转让、受让协议。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受让第三人的下属企业即被告，其资产、人事劳资、债权债务等仍归第三人负责。12月17日，被告向原告付款100万元，原告收款后委托上海嘉瑞会计事务所验资，12月21日，原告将100万元验资款转入验资帐户。综上，被告是为享受相关福利企业政策而挂靠在原告名下，原告实际并未向被告出资，被告的资产、债权债务仍归第三人所有，被告的生产、人事管理等自始至终均由第三人负责，原告从未参与。故，原告仅是被告的名义出资人，第三人是实际出资人。为明确企业所有者权益，保护原、被告各自合法权益，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讼请求。被告辩称：首先，1990年11月1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武装部对“以劳养武办”作出批复，同意创办被告。1991年1月31日，被告经上海市虹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被告经济性质为上海工业缝纫机厂(以下称上工缝纫机厂)武装部和虹口区以劳养武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五万元是上工缝纫机厂用民兵事业费投资的；验资报告亦显示，投资单位为以劳养武办，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而会计科目为基层民兵事业费；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的证明加盖以劳养武办章；章程规定修改须经厂武装部和以劳养武办批准；租房协议书由上工缝纫机厂和以劳养武办签订。所有证据充分证明，以劳养武办应当是被告的初始投资人，而原上工缝纫机厂并非是被告的初始投资人。其次，上海工业缝纫机公司(以下称上工缝纫机公司)组建时，未曾包括被告。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仍然未包括被告。按照第三人企业性质和相关政策规定，不能成为被告的投资主体。第三，第三人在被告的工商登记过程中出具的说明文件，是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为，并不能证明第三人是被告的原投资人。第四，原告受让被告产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经过了国有资产转让的规范操作流程，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不能随意否定。原告近二十年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全部辩称意见。经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0年11月1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武装部对当时其下设机构以劳养武办作出批复，同意创办上海红星缝纫设备修配厂，以在民兵以劳养武中创办经济实体，弥补民兵经费不足，利国、利民、利兵。同月5日，以劳养武办作为组建单位申请开办上海红星缝纫设备修配厂，企业性质为上工缝纫机厂武装部和以劳养武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注册资金5万元，来源为上工缝纫机厂武装部民兵事业费。企业场地由上工缝纫机厂以每年1万元租赁给以劳养武办。验资报告显示，注册资金5万元由以劳养武办投资，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1991年1月31日经上海市虹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开业，核准的企业名称为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1994年8月1日，变更为“上海新星缝纫设备修理厂”，并于1996年获得社会福利企业证书。1992年11月20日，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对上海市轻工业局作出批复，同意以上工缝纫机厂为主体，联合上海缝纫机四厂、上海缝纫机零件厂、上海缝纫机零件四厂、六厂、八厂、十厂和上海联合缝纫机公司本部共八家企业组建上工缝纫机公司。1992年12月，上工缝纫机公司经核准成立。1993年10月1日，上工业缝纫机公司以发起人筹建上海工业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即第三人，1993年12月13日，第三人经核准开业。1997年6月19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其变更名称为上工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1月28日，第三人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根据沪国税流(1999)166号文关于转办新办福利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是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精神，经全体会议决议，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有偿转让给上海虹民实业总公司(隶属于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转让价为人民币壹佰万元”。同年12月2日，第三人执行董事会决议。12月15日，原告作为受让方与第三人达成协议，同意以100万元受让被告，被告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均由原告负责。12月16日，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作出虹民发(1999)第96号批复，同意原告受让被告，原告亦于同日作出同意以100万元受让的决议。1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00万元。2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万元，用途备注还款。23日，原告与第三人至上海产权交易所进行产权转让交割。1999年12月23日，工商登记变更投资者主体第三人为原告，投入资本比例为100%。25日，原告与第三人又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受让被告，其资产、人事劳资、债权债务等仍归第三人负责。2004年12月22日，第三人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变更名称为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关于转让和受让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协议书》、《关于转让和受让上海新星缝纫设备厂补充协议书》、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被告提供的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及当事人各方陈述为证。本院认为，首先，原告请求确认其不是被告股东(发起人)，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属于公司法调整范畴，对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并不适用；其次，被告自1990年11月申请开业，经济性质为上工缝纫机厂武装部和以劳养武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五万元确实是上业缝纫机厂武装部民兵事业费投资的，但历经变革和改制，第三人已与原告达成协议，将被告转让给原告，并进行产权转让交割。原告已成为登记在册的合法的出资人。自产权交割以后，其对交割受让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亦从未提出异议。至于其向被告汇款100万元用途备注为还款，先不论是否与转让价款有直接因果关系，双方资金往来并不能否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公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且即使第三人对被告进行生产、人事管理，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虹民实业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道喆审判员  顾 飞审判员  朱婷婷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秦晓金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