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生，男，195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对外贸易公司包装公司退休职工，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康，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德芳，男，194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退休干部，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檀新玉，山西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新生因与被上诉人柴德芳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新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康，被上诉人柴德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檀新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新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在1986年10月1日起即归上诉人租赁使用并在主管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在1992年拆迁前一直归被上诉人使用(出借给案外人王玉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即房产部门登记的太原市五一路162号西平1.5间)公产房的承租人，在1986年10月1日即由被上诉人变更为上诉人，该变更手续已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上诉人自1986年10月1日起便在此居住。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在1992年拆迁前一直归被上诉人使用(出借给案外人王玉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从1986年至1992年拆除前一直由上诉人常新生合法承租、居住、交租赁费，1992年该房屋拆迁安置时是以房屋户口为准，因被上诉人的户口滞留在该房屋，实际承租使用该房屋的上诉人不是该房屋的户主，因此上诉人不得不以被上诉人的名字办理相关拆迁手续进行了登记。1995年安置诉争房屋后也一直是由上诉人继续承租、居住、交租赁费，这是一审时双方都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证、住房通知书登记在柴德芳的名下，且拆迁手续又是常新生办理，这不符合常理”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在上世纪80年代，公产房承租人和户口地址不一致的“人户分离”情况极为常见，公产房承租人变更后普遍没有迁移户口的习惯。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太原市北晨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档案室档案资料”显示：拆迁安置是以“户主”为依据进行的登记，这印证了1992年拆迂安置时是以“户口”为准。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户口信息”显示：被上诉人的户口地址在1995年5月19日前为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即1992年房屋拆迁时被上诉人虽然已不是承租人，但该房屋的户主还是被上诉人。因此，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在1992年拆迁安置时以户口为准，上诉人虽然已经承租使用房屋，但由于被上诉人的户口滞留在该房屋，该房屋户主仍是被上诉人，导致上诉人不得不以被上诉人的名字办理相关拆迁手续进行了登记，这也是房屋拆迁的相关手续原件为什么由上诉人持有的原因，所以1995年安置诉争房屋后也一直是由上诉人继续承租、居住、交租赁费。一审法院未查清诉争房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仅仅割裂、简单的认为上诉人办理拆迁手续“不符合常理”，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拆迁安置后的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仍属于公产房，被上诉人根本不是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公产房使用权也根本不是物权，本案根本不适用《物权法》，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之规定，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物权的根据为不动产登记簿。本案中，诉争房屋为公产房，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有不动产登记簿，其根本不享有物权，其根本不是《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的“权利人”。一审的诉争焦点为公产房的使用权，公产房使用权是房屋承租人与公房管理部门签订公房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债权，完全不属于《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权种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作出判决，明显是将公产房使用权错认成了物权，明显是将被上诉人错认成了公产房的权利人，一审法院的这种观点完全违背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诉争房屋在1995年即由上诉人居住使用，被上诉人的主张已远超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已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未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在1992年拆迁，于1995年安置到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公产房后，继续由上诉人居住使用。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被上诉人在1995年就知道上诉人在诉争房屋中居住，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对诉争房屋有使用权，其诉讼时效应从1995年起计算三年，至1998年即已届满。现被上诉人于2019年起诉上诉人，已远超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二十年的保护期。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民法总则》第192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之规定，一审法院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被上诉人在一审立案时提交了所谓的“房权证”，但在开庭审理时拒不提供，有伪造证据的嫌疑，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理会，违反了法律规定，请贵院对被上诉人的行为进行核查。被上诉人在一审立案时,提交了“并字第00055435号房权证”来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该证据为被上诉人起诉得以立案的关键。但在一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竟然声称该“房权证”搞错了就不当庭提供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一审法院本应对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伪造证据进行核实惩戒，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理会，也没有让被上诉人作出合理说明。请贵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并字第00055435号房权证”加以核查惩戒。六、上诉人在1986年就在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居住，该房屋拆迁后上诉人于1995年安置在诉争房屋居住至今已达24年，上诉人长期以来都是房屋唯一的合法使用人。上诉人没有其他房产，只能凭借此房安度余生。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柴德芳辩称，1.关于上诉人所述的1986年10月1日办理租赁变更手续，柴德芳对此事不知情，也没有参与配合，不予认可。事实上，被上诉人在该房屋一直居住使用到1988年，在1989年因为上诉人常新生说他的小舅子王玉川结婚需要婚房，经过与被上诉人柴德芳协商，才在1989年借于其小舅子王玉川使用。2.涉案房屋在1992年到1995年办理了拆迁安置手续，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拆迁单位对该房屋的权属进行了确认，并且确认合法使用权人为柴德芳，在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柴德芳的妻子常小丽委托常新生代为办理房屋安置手续，因此上诉人一直持有相关的拆迁安置手续的原件。既然常新生明知拆迁单位将拆迁安置对象认定为柴德芳，但是未提出异议要求变更，因此可以证明在1992年到1995年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为常新生，双方对此没有争议。3.在1995年涉案房屋交房以后，因上诉人常新生说其自己的公产房正在进行拆迁安置，无房可住，基于近亲属关系，常小丽又将该房屋继续借用上诉人居住使用。在2002年柴德芳得知上诉人所有的公产房交房以后，开始向上诉人索要涉案房屋，但是上诉人以生活困难需要继续出租三年获取租金补贴生济为由，拒绝返还房屋。至此，该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对外出租获利，并非由上诉人居住使用。4.涉案房屋虽然为公产房，被上诉人依法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因此该案应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因涉案的标的为房屋的使用权，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假设本案适用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也一直在持续，因此被上诉人从得知上诉人侵权至今一直在不断的向其主张房屋使用权，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5.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民事起诉状中所列的房权证并字第XXXX号系书写错误，已向一审法院释明，并修改捺印，没有提供伪证欺骗法庭的行为，并且涉案房屋系公产房，不存在房产证。6.上诉人有自己合法享有使用权的公产房，并非没有其他的养老条件。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柴德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限期腾出位于太原市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一套，并归还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新生与柴德芳的妻子系兄妹关系。柴德芳原居住在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该房系太原市房管局直管公房。1989年常新生的小舅子王玉川因结婚无房，居住在该房屋。1992年太原市北城综合开发公司对太原市五一路162号直管公房进行开发拆迁时，由常新生办理拆迁事宜。1992年5月2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载明使用人是柴德芳，被拆迁协议人落款处签名“柴德芳”，是常新生书写。拆迁安置证上载明户主柴德芳，产权性质公产。1995年1月9日太原市北城综合开发公司回迁安置，开具的住房通知书载明将柴德芳同志根据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第71、75条之规定与拆迁安置证(9250292)决定分配31号楼3单元8号，面积30.4平米。常新生补交了住房补偿款2776元，安置后由常新生居住使用。收款收据上载明今收到柴德芳住房补偿款277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房屋谁享有使用权。庭审中，常新生辩称涉案房屋在拆迁之前房屋租赁证已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对此未能提供证据；房屋租赁证即使登记在常新生名下，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证、住房通知书却登记在柴德芳的名下，且拆迁手续又是常新生办理，这不符合常理。涉案房屋的拆迁的相关手续原件虽然是由常新生持有，但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证、住房通知书都指向柴德芳，现有证据证明柴德芳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人；不能证明常新生对涉案房屋享有使用权。因此，柴德芳要求常新生限期腾出位于太原市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的诉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被告常新生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太原市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腾出并交付原告柴德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常新生提供证据：太原市公房租赁管理中心杏花岭房管所出具的证明及五一路162号公房的管理登记簿，证明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8户即房产部门登记的太原市五一路162号西平1.5间公产房的承租人，在1986年10月1日由被上诉人变更为上诉人，该变更手续已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上诉人是该房屋的合法承租人，从1986年10月1日起至1992年6月该房屋拆除时都由上诉人居住使用。被上诉人柴德芳质证认为，对房管所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五一路162号西平1.5间与拆迁房屋五一路162号8户是否为同一套房不能确定，房管所依据的什么材料出具该证明并没有说清。租赁登记簿上没有任何单位的签章，该变更时间是1986年10月1日，应当在国庆节放假期间，应当属于登记错误或伪证。杏花岭房管所出具证据应当依照书面的租赁证或者是双方同意转租的书面合同为准，因此被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定，上述证据证明原太原市五一路162号西平1.5间公产房在1986年10月1日承租人由被上诉人柴德芳变更为上诉人常新生，该房屋于1992年6月被拆除，该房屋拆除后如何安置或安置何人并不能证明，且涉案房屋安置是由太原市北城区综合开发公司拆迁安置，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手续为柴德芳。本院认为，涉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何为诉争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首先，对于原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使用情况，按照庭审中常新生提供的《房屋管理租赁登记簿》内容，证明从1981年7月该房屋由被上诉人柴德芳租赁使用。1986年10月又登记为上诉人常新生，结合杏花岭房管所的证明可以证明截止1992年拆迁时该房屋由常新生居住、使用，故常新生主张其在拆迁时为合法使用人应无异议，但其户籍登记并不在此拆迁房。其次，原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与拆迁安置房的关系问题，对于常新生所称其为该房屋的承租人，是否应当在拆迁后给其进行安置，上诉人常新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但是从上诉人常新生上诉状和其庭审中自述称，原五一路162号8户公产房的拆迁安置并非是以租赁房屋的使用人为户主进行拆迁安置，而是以涉案拆迁房屋的户籍地为原则进行安置。因此，涉案房屋拆迁后，现安置的诉争房屋是以柴德芳户籍为准，安置的位于太原市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一套，且该房屋的相关安置手续均为柴德芳。况且，涉案的拆迁安置手续也是由上诉人常新生进行办理，常新生对涉案安置房的安置原则和实施是明知的，其并未对拆迁安置给柴德芳的问题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因此，原审认定涉案的拆迁安置房屋的使用权人为柴德芳并无不当。第三，涉案位于太原市精营南横街9号院31号楼3单元8号房屋，安置后一直由上诉人常新生居住使用，并不因此而改变柴德芳作为涉案房屋使用权人的性质。依据法律规定使用权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故原审判决认定常新生应将该房屋返还给被上诉人柴德芳并无不妥。第四，常新生提出柴德芳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证、住房通知书等均登记在柴德芳的名下，而且拆迁手续又是常新生办理，常新生对涉案房屋的合法使用人为柴德芳的事实自始至终都是清楚的，拆迁房屋安置后，柴德芳同意或允许常新生居住、使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现柴德芳不同意常新生居住使用要求返还，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柴德芳提出主张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常新生提出柴德芳要求腾房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有悖法律规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常新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常新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广金审判员 雷 晨审判员 王 薇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米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