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5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玉兰，女，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璟，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平潭县翠园南路东侧万宝山西侧的公园苑10#201-205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明珠。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杜坚，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增，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秀，男，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被告：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龙江街道龙江路375号。 法定代表人：陈秀容。 上诉人高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裾公司”）及原审被告陈秀、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陈璟，被上诉人元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秀、先施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玉兰上诉请求：1.撤销（2017）闽0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元裾公司对陈秀应偿还高玉兰借款本金人民币（币种，下同）2462万元及应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从2013年6月15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元裾公司、陈秀、先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秀是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理由是：1.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元裾公司由平潭综合实验区元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裾集团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独资成立，该公司不设董事会、监事会，设董事、监事各一名，由陈秀自公司成立起至2015年5月3日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曾强担任公司监事，陈秀的小舅子余学楷任该公司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在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闽0181民初1474号陈国明诉陈秀、元裾公司、先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1）该院向福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陈秀因涉嫌信用卡诈骗于2017年11月16日在该侦查大队接受讯问时的陈述：其将信用卡的钱款用于公司运转使用，先施公司、元裾集团公司、元裾公司等均是其名下的公司，以上公司有台资背景，政策要求“台湾”人做法人、股东，但上述公司均由其实际控股；元裾集团公司和元裾公司于2014年2月1日、2014年10月9日共同出具《收条》各一份，分别写明收到陈秀现金3000万元和5000万元，用于元裾集团公司和元裾公司土地开发建设投资项目，受益由以上两家公司统一结算按金额比例归还本金和收益。（2）该院还向该市人民检察院调取余学楷妻子林丽芳涉嫌信用卡诈骗案的证据材料，其中元裾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名义上由吴某和张秋香各出资5000万元、3000万元并由二人各持有元裾集团公司50％、30％股权，但陈秀是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人，出资款均是由陈秀出资分别打入吴某和张秋香的账户作为公司注册资金。（3）该院向福清市公安局玉屏派出所调取了关于元裾公司印章被伪造案的相关证据材料，①元裾公司监事曾强在2018年4月21日接受平潭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询问时，陈述：当时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陈秀，陈秀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公司的财务等。②曾强在2018年6月27日接受福清市公安局玉屏派出所询问时陈述：陈秀任元裾公司执行董事一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投资、财务、管理，所有的事务都要经其批准方能执行。③曾强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元裾集团公司独资成立元裾公司，其受陈秀委派任元裾公司监事，在其任公司监事期间，陈秀是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全部经营、投资、财务、管理事项均由陈秀决定，全权由陈秀负责；余学楷是陈秀的小舅子，只是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元裾公司的所有决策均由陈秀决定。（4）该院调取了多份涉及陈秀向外借款且由元裾公司提供担保的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书。此外，该院还查实了陈秀于2013年11月7日代表元裾集团公司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地块即陈秀向高玉兰借款时声称的资金用途开发平潭富创世纪城项目的所在地）。该院根据上述查明的情况，认定陈秀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后该案上诉到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依法审理，作出（2019）闽0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确认了福清市人民法院在一审中认定的上述事实，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元裾公司确实实际使用过案涉无编码印章。理由是：福清市人民法院在审理（2018）闽0181民初3206号张智财诉陈秀、元裾公司、先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陈秀、元裾公司、先施公司与张智财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确认了元裾公司作为保证方为陈秀欠张智财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案所涉元裾公司印章与本案所涉元裾公司印章均是无编码的印章，两个案件所涉元裾公司印章具备同一性。（三）元裾公司与陈秀恶意串通，意图逃避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损害高玉兰的合法权利。理由是：陈秀和元裾公司至少在前述（2018）闽0181民初1474号和（2018）闽0181民初3206号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共同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结合陈秀是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前述情况足以证明陈秀与元裾公司不仅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更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二者显然恶意串通，意图使元裾公司逃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 元裾公司辩称，（一）自2009年开始，陈秀与高玉兰、陈某等人存在大量款项往来，其中多数为相互之间的投资款项，后因陈秀出现了债务危机，高玉兰及案外人陈某在2015年、2016年、2018年多次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陈秀，但均未起诉元裾公司，也未提出陈秀系元裾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观点。本案的背景情况是2017年，经福建省委、省政府闽商回归工程号召，元裾公司原股东林明珠家族返闽投资。经过林明珠的大量资金注入，元裾公司名下房地产项目开始重新启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得到保障。高玉兰、陈某等人便向福州两级法院起诉元裾公司和陈秀，共计提起3个民事诉讼，均以非元裾公司公章印盖的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凭证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经元裾公司申请，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高玉兰、陈某等人所提交的借款凭证中的公章并非元裾公司使用的公章且相关借条中的公章为同一枚公章。除高玉兰、陈某等人提交的借条外，相关借条中的公章并未在其他案件中出现或证实曾由元裾公司使用。（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依据本案的事实与证据，陈秀并非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理由是：1.实际控制人的内涵包括实际控制的方式、实际控制的能力以及实际控制的意志等要素，但陈秀均不具备相关的要素。元裾公司系元裾集团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但自设立之始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2013年11月7日元裾集团公司与平潭国土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陈秀系作为元裾集团公司的董事，代表元裾集团签署该土地出让合同，当时元裾公司并未成立，且元裾集团公司付清土地出让款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元裾公司时，陈秀已非元裾集团公司董事。元裾集团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为陈而秋，陈秀与陈而秋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控制的情形，陈秀与元裾集团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投资协议。2.陈秀并未与元裾公司原股东约定由其出资并以公司原股东的名义享有股东权利。（1）（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认定，陈秀于2013年至2015年间大量对外借债，且同时陈秀向公安机关提供存在元裾公司与元裾集团公司盖章确认的《收条》，由此认定陈秀的大量借款均为元裾公司及元裾集团公司用于开发建设投资，但该判决却忽视陈秀提供的《收条》中明确载明元裾公司及公司原股东需归还本金和收益，且如此巨大的数额却是以现金支付。姑且不论陈秀是否真实向元裾公司足额支付8000万元，在无任何证据表明陈秀与元裾集团公司或元裾集团公司的股东存在股权归属及投资风险承担的约定下，无法证明陈秀实际出资人的身份。（2）根据元裾公司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5000万元，出资情况为元裾集团公司在2014年6月出资1000万元、案外人林明珠在2017年10月出资4000万元，直到案外人林明珠出资到位后，元裾公司的股东才完成实缴出资义务。期间，陈秀从未向元裾公司进行注资或履行出资义务。（3）元裾公司名下位于平潭县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系于2015年6月10日从元裾集团公司受让而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分四期共计支付2.731亿元，首期于2013年10月16日元裾集团公司支付保证金8193万元、第二期于2013年12月6日元裾集团公司支付8193万元、第三期于2015年4月22日元裾集团公司支付1000万元、第四期于2015年5月31日元裾集团公司支付9924万元。元裾集团公司支付的首期保证金资金构成为张秋香出资2550万元、李全教1700万元、吴某4250万元，此后三期付款的资金来源中均无张秋香、吴某或陈秀。元裾集团公司付清土地款以及向元裾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元裾集团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为陈而秋，而陈秀、张秋香均已退出元裾集团公司董事，也即元裾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并非基于陈秀的出资行为。3.（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案件中所调取的陈秀、案外人曾强、案外人吴某等人的笔录均是主观证言，相关证言可相互印证，上述人员均在着力强调陈秀所套取的信用卡款项是用于公司经营所需，在刑事案件未查明相关证言是否属实的情况下，该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不足，并非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故1474号案中所调取的陈秀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及另案的民事材料均为间接证据，与本案事实的查明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元裾公司及元裾集团公司从未收取陈秀现金8000万元，陈秀在福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中所提供的《收条》无基础事实相印证。陈秀确实存在大量借款，但并不能根据所谓的《收条》主观认定陈秀所得借款系提供给元裾公司。就本案而言，高玉兰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借款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陈秀因投资长沙富创世纪城项目而借款，又因投资平潭富创世纪城项目而无法偿还本息，可见即便陈秀确向高玉兰借款，其所借之款项并未用于元裾公司。4.（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案件中所调取的陈秀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及另案的民事材料中存在多项明显与事实不符之错误，无法形成闭合的证据链。（1）陈秀2017年11月16日在福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受询问时陈述，元裾公司股东为余学楷，其与元裾公司及元裾集团公司签署内部协议，同时陈述当时法定代表人为林明珠，而当时元裾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林明珠，可见陈秀该项陈述并非一时口误或笔误，而是陈秀并非元裾公司实际控制人而仅是了解元裾公司内部情况，陈秀也无法提供任何与元裾公司或元裾集团公司所签署的内部协议，上述陈述仅为陈秀一面之词。（2）元裾公司在2014年3月19日设立，根本不可能在2014年2月1日向陈秀出具《收条》确认陈秀向该公司支付款项。（三）本案借款事实不明，无论陈秀是否为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资人，本案无法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即便陈秀作出元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系无效行为，对该公司不构成任何约束。1.本案借款事实不清。高玉兰提交的《借条》、《借款情况说明》中，《借条》借款金额为4923万元，《借款情况说明》中借款本金为2462万元，若是针对同一笔借款二者则差距过于悬殊。高玉兰称其共计向陈秀转账1932万元，即便按照本息共同记载于借条进行推定，截止借条出具之日即2013年6月15日，陈秀拖欠高玉兰的本息应当为2770万元左右（按照月利率2%计算）或者3190万元左右（按照月利率3%计算）。根据一审法院查清的事实，陈秀尚欠高玉兰本金共计2462万元，则汇款数额和实际的利息不符。2.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形，而本案中高玉兰承认借款凭证上的公章印样非元裾公司使用的公章印盖而成，仅仅依据经手人陈某的单方陈述主张案涉借条中的公章由陈秀印盖而成。目前同样通过该枚公章要求元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案件有3起，分别是（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案、本案和（2019）闽01民初1071号案。其中，1474号案件的原告陈国明，系陈某的岳父，该案所涉款项系由经手人陈某所汇，陈某亦作为证人在该案中出庭作证，证明该枚公章为陈秀印盖。1071号案的原告是陈某本人，其提供的借条上加盖公章与本案一致。同时，陈某与陈秀之间存在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往来，其直接向陈秀主张债权的诉讼案件，或无法执行，或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可见，证人陈某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当予以排除。上述三个案件均为借条落款处仅有非元裾公司备案公章印文，且无法定代表人加盖私章确认，同时存在借款时间长，转账记录复杂等相似点。因高玉兰未能对陈秀印盖该公章进行举证，则应当视为本案借款凭证上不存在任何由元裾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可见本案中并不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形，本案根本无法适用表见代理制度。3.根据2019年7月3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相关会议精神，相对人应当在行为人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提供担保时，对公司章程、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行审查，确认文件所记载的内容符合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若存在同意担保的决议是由公司无权决议机构作出，担保决议未经法定或章程规定的多数通过，参与决议的股东或董事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或者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回避表决的规定，参与决议的人员不符合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的记载等情形的，表明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不适用表见代表规则。本案中，高玉兰的代理人陈某具有丰富的与陈秀之间的借贷经验，对担保主体的认知能力及有效担保承诺的形成理应有一定的商业经验。高玉兰对陈秀的身份明知，应当知道陈秀在未经合法授权情形下，不具有代表元裾公司对外擅自担保的职能。陈秀若真能够完全控制元裾公司，除元裾公司公章外，元裾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私章也应当由陈秀控制，或者以元裾公司名义为借款提供担保后可以要求元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故本案担保合同的书面订立形式存在重大瑕疵，高玉兰并未尽到合理、善良的注意义务。（四）本案借条中出现的公章已涉嫌伪造印章犯罪，被伪造的印章即本案、（2018）闽0181民初1474号和（2019）闽01民初1071号中出现的公章，平潭县公安局已对此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且经鉴定与本案相关的三份借条均系同一枚公章印盖而成。经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与本案相关的三份借条均系同一枚公章印盖而成，本案中出现的公章并非元裾公司所使用的公章。陈秀对外存在大量借款且无力偿还已是不争事实，若忽略本案证人陈某与高玉兰、陈秀之间复杂的客观关系，采信相关债权人以陈秀或先施公司或张秋香使用未备案公章向其出具的借款凭证，要求元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不仅仅严重突破合同相对性与法人独立性原则，还将导致大量恶意诉讼的产生。退一万步而言，即使足以认定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出资人是陈秀且陈秀向元裾公司投资8000万元，陈秀的债务仍属于其个人债务，元裾公司在无任何为其与高玉兰之间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下，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高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秀向高玉兰偿还借款本金2462万元及利息（按2%/月计付，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7日的利息为26841680元）；2.判令元裾公司、先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陈秀、元裾公司、先施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高玉萍于2009年8月29向陈秀转账300万元；高玉兰分别于2011年4月8日向陈秀转账480万元、于2012年1月6日转账552万元、于2012年2月8日转账300万元；案外人纪家琳于2013年2月9日向陈秀转账300万元；案外人陈某分别于2013年6月17日、6月21日通过刷卡消费的方式向案外人福清市东兴百货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00万、130万元款项。上述款项合计2462万元。 2013年6月15日，陈秀出具《借条》，内容为“兹向陈某先生借现金人民币肆仟玖佰贰拾叁万元正，小写4923000元，借期为两年不计利息，于2015年6月15日还清。此据。借款人：陈秀。”陈秀在落款处签名并摁指印。 2015年2月16日，陈秀在上述《借条》下方备注“经协商双方同意延期二年还款并由以下两个公司提供担保，计利息2%”，由陈秀签名并摁指印；《借条》中出借人“陈某先生”被涂改为“高玉兰女士”，涂改处有摁指印；《借条》下方加盖了印文为“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并盖“陈秀容印”；《借条》下方有打印字体为“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及其打印的电话、传真、地址、邮编等内容，该打印内容之上加盖了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印章（该印章无编码），并由陈秀在该印章下签名并摁指印。 2015年3月21日，陈秀向高玉兰出具《借款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陈秀（身份证号码：3501271977××××××××）经商投资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富创世纪城”项目等，因需要资金向高玉兰借款，并借到人民币贰仟肆佰陆拾贰万元（2462万元），款陆续由不同账户汇入本人或指定账户（款项截止2013年6月21日），后因投资长沙富创世纪城项目，追加借款并结算出具借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后又因投资平潭富创世纪城项目，无法还本息款，经协商延长还款期限，并提供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等两个公司做担保，承担连带责任，按月2%计息（借条附后）。具体借款明细如下：……（明细表内容所载即上述通过高玉萍、高玉兰、纪家琳、陈某转账付款情况，合计2462万元）。 2015年2月16日，元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为余学楷，陈秀系执行董事。根据元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元裾公司股东决议、元裾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资料上所加盖的元裾公司印章均有编码。 一审法院认为，陈秀向高玉兰借款，有陈秀所出具的《借条》、《借款情况说明》及转账凭证为据。《借条》中的出借人虽由“陈某”涂改为“高玉兰”，但陈某出庭解释称案涉借款原系由其经手，其已向借款人陈秀披露出借人系高玉兰，因陈秀在之后出具的《借款情况说明》亦明确其系向高玉兰借款，故《借条》中将出借人由“陈某”涂改为“高玉兰”，并不影响陈秀系向高玉兰借款事实之认定。高玉兰提交的转账凭证与《借款情况说明》所载的借款明细及金额相吻合，应认定陈秀向高玉兰借款2462万元。陈秀未依约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故高玉兰诉请陈秀偿还借款本金2462万元并按约定的月利率2%标准计付利息，该院予以支持。高玉兰主张陈秀于2013年6月15日出具借条之后未偿还利息，现亦无证据证明陈秀于该日之后有偿还利息，故利息应从2013年6月15日起算。先施公司在《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加该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陈秀容印鉴，应认定先施公司自愿为上述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高玉兰诉请先施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元裾公司对于《借条》上加盖的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印章并非其公司印章，并提交了工商登记资料中加盖有该公司印章的相关资料作为证据，据此申请对《借条》中加盖的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比对，元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所加盖的印章均有编码，而《借条》中所加盖的元裾公司印章并无编码，两者区别明显，故无鉴定之必要。因高玉兰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借条》中所加盖的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印章有被元裾公司对外实际使用过，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借条》上所加盖的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印章系元裾公司所使用的印章。陈秀虽在该印章下方签名并摁指印，但其并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高玉兰主张陈秀系元裾公司实际控制人，但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元裾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了担保，高玉兰诉请元裾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陈秀、先施公司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对其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玉兰借款本金246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从2013年6月15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先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高玉兰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闽0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据共同证明陈秀系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并行使经营管理权，全面负责元裾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等事务，是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元裾公司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对事实出现了大量错误和推导性的认定，如该判决书认定2014年间陈秀将8000万元款项分两次付给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用于土地开发建设投资项目，事实上元裾公司并未收到该8000万元的款项，也并未用于土地开发建设投资项目，元裾公司为项目开始建设需对外借款融资并非因前述借款；该判决书仅根据陈某的个人陈述即认定陈秀在出具借条时持有元裾公司的公章。（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落款时间是2018年9月6号，本案一审判决是在2018年的8月1日作出，从时间点来看，1474号案并未充分考虑到相同或者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 元裾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2013年11月7日陈秀系代表元裾集团公司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当时元裾公司并未成立。2.全国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查询结果、缴款凭证、《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共同证明元裾公司原股东元裾集团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元裾集团公司分四期付清土地出让款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元裾公司时，陈秀已非元裾集团公司董事，元裾集团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为陈而秋，陈秀与陈而秋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控制的情形。3.（2014）鑫融ＮＹＺ字第023号验资报告、（2017）鑫融ＮＹＺ字第015号验资报告，共同证明元裾公司的出资情况为元裾集团公司在2014年6月出资1000万元，案外人林明珠在2017年10月出资4000万元，直到林明珠出资到位后，元裾公司股东才完成实缴出资义务，说明陈秀既不是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也不是实际控制人。4.元裾集团公司内账明细，证明元裾集团公司支付首期保证金时资金构成为：张秋香出资2550万元、李全教1700万元、吴某4250万元，此后三期付款的资金来源中均无张秋香、吴某或陈秀。5.张秋香的情况说明、吴某的证言，共同证明陈秀并非元裾集团公司或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资人。6.（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2019闽01民终698号判决书，共同证明案外人陈国明系本案借条经办人陈某的岳父，该案所涉款项系陈某所汇，陈某亦作为证人在另案中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亦是本案案涉元裾公司公章为陈秀印盖。7.（2019）闽01民初1071号案起诉状和证据清单,共同证明本案证人陈某以相类似的借款事实要求元裾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其提供的借条也同样为案涉公章所印盖。8.《最高额借款、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明本案证人陈某在2015年4月30日作为担保人在元裾集团公司向案外人林学勇借款的合同中签字盖章，且陈某与元裾公司签署在同一页中，该合同落款中的元裾公司公章有编号，与本案高玉兰方持有的《借条》上的公章存在肉眼可见的不一致，在元裾公司作为担保人时同时盖有法定代表人私章。9.立案告知书，证明元裾公司公章被伪造一事已被公安机关认定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并已正式立案侦查。10.南方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2号、第58号、第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共同证明经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本案中出现的公章并非元裾公司所使用的公章，且本案与（2018）闽0181民初1474号、（2019）闽01民初1071号三个诉讼案件中的三份借条均系同一枚公章印盖而成。11.（2018）闽0181民初2721号案和（2016）闽0181民初4627号案的借条、借款确认书和民事判决书，共同证明在陈秀与高玉兰之间的民间借贷实际操作中，法人主体作为担保人均有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确认。12.确认书，证明陈秀确认在其参与元裾公司经营管理期间，在未经公司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从未以公司名义订立任何形式的书面文件，且陈秀从未持有公司的印章、信鉴等主体凭证。高玉兰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陈秀代表元裾集团公司受让位于平潭县北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由元裾公司设计并开发为平潭富创世纪城，现改名为海西?龙凤湾，恰好印证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陈秀在案涉借条加盖先施公司及元裾公司公章的时间是2015年2月16日，故元裾公司为陈秀欠高玉兰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时间是2015年2月16日，而陈秀时任元裾公司执行董事，此后即便元裾公司的高管发生变化，不影响元裾公司对外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在（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案中吴某和张秋香均承认其出资来源于陈秀，李全教出资也是来源于陈秀,进一步证明了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张秋香的主观陈述没有客观证据支持，与其他证据及相关人员的陈述相悖，且张秋香系陈秀哥哥陈平的配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显然是为了使元裾公司逃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做出的虚假陈述。（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案中吴某向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时任元裾公司监事曾强的笔录与陈秀实际出资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行为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该事实已得到生效判决的认可。本案吴某的证言与前述1474号案中吴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陈述完全相反，与其他证据及相关人员的陈述相悖，也没有客观证据支持，该陈述显然也是为了使元裾公司逃脱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做出的虚假陈述。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两份判决书证明了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控制人，并行使经营管理权，全面负责元裾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等事务。证据7与本案无关，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高玉兰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目前已知的元裾公司使用过的印章至少有4枚，陈秀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元裾公司印章后，再次使用的元裾公司印章与本案的印章是否一致，高玉兰并不知晓更无法甄别。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目前该案尚在侦查中，元裾公司印章是否被伪造尚无定论。基于现有生效判决确认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控制人，高玉兰作为善意第三人，对陈秀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元裾公司印章的行为享有合理信赖的利益，即使元裾公司印章被伪造，也应由该公司先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后再向加盖印章的陈秀另行主张权利。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这三份鉴定意见书均是元裾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且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检材（案涉借条及涉及陈国明、张智财、陈某的相关材料）均是复印件，故对这三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存疑。证据11均不涉及高玉兰和元裾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该确认书不是陈秀本人而是由元裾公司向法院提交，无法确认该确认书是否由陈秀本人书写。即使该确认书是由陈秀本人所写，也进一步确认了陈秀与元裾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仍然存在紧密的联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1.双方对（2018）闽0181民初1474号和（2019）闽0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2.高玉兰对元裾公司提交的证据1-4和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元裾公司提交的证据5，因张秋香和吴某已到庭确认该证人证言系其本人出具并接受法庭质询，故本院对该证据表面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上述证据能否支持元裾公司的主张，应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分析评判。3.元裾公司提交的证据7、8、11涉及案外人与陈秀的借款纠纷，与高玉兰无关，故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4.元裾公司提交的证据10系元裾公司单方委托鉴定形成，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客观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5.元裾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为复印件，且无法确认是否由陈秀本人书写，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上述（2018）闽0181民初1474号和（2019）闽0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如下事实：1.元裾公司从成立至今，已有四枚公章，其中三枚公章内均有数字编号，分别是“3501280008589”、“3501280013815”、“3501280028032”；另一枚公章内没有数字编号，即该案借条上的公章。 2.福清市人民法院从福清市公安局玉屏派出所调取的关于元裾公司公章被伪造案等证据材料上载明：（1）平潭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8年4月21日询问曾强，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我曾强是从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份期间担任元裾公司监事，主要是监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无违背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当时元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陈秀，他还兼公司执行董事，陈秀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公司的财务等。（2）福清市公安局玉屏派出所于2018年6月27日询问曾强，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14年3月19日在元裾公司任监事，于2015年5月8日被免去公司监事职务。陈秀在元裾公司担任执行董事一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投资、财务、管理，所有的事物都要经他批准方能执行。元裾公司的股东是元裾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吴某。元裾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余学楷（陈秀的小舅子，即陈秀妻子余幼雅的弟弟），是挂名法人代表。陈秀任执行董事期间，元裾公司的公章是由陈秀保管的，使用公章需要经过陈秀的同意。（3）曾强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主要内容为：2014年3月19日元裾集团公司独资成立元裾公司，开发平潭富创世纪城项目。本人接受陈秀委派任元裾公司监事，公司不设股东会、董事会，陈秀任公司执行董事，余学楷（系陈秀小舅子）任公司法人，股东是元裾集团公司，法人是吴某（中国台湾人）。本人于2014年3月19日至2015年5月8日，在元裾公司任监事职务，任职期间，陈秀是公司执行董事，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全部经营、投资、财务、管理事项均由陈秀决定，全权由陈秀负责。法人余学楷是陈秀小舅子，挂名法人。股东是元裾集团公司，法人是吴某，公司所有决策均由陈秀决定的。以上情况属实。曾强（签名捺印）2018.6.27。 3.福清市人民法院从福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的关于陈秀涉嫌信用卡诈骗行为等证据材料上载明：陈秀因涉嫌信用卡诈骗于2017年3月27日被福清市公安局取保候审。陈秀于2017年11月16日在福清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受讯问时陈述：我将信用卡的钱款用于公司运转使用。我名下的公司有先施公司，法人代表陈秀容；元裾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林爱灯，股东张秋香、吴某；元裾公司，法人代表林明珠，股东余学楷，以上公司有台资背景，政府有政策要求“台湾”人做法人、股东，我有与以上公司签署内部协议，都是由我实际控股。福建凯撒嘉瑞纳百货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林瑞玉（陈秀母亲），也是我实际控股。 4.福清市人民法院向福清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余学楷妻子林丽芳涉嫌信用卡诈骗案的证据材料中，吴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吴某，男，台湾高雄人，1985年7月3日出生，台胞证号：07577240。兹证明陈秀（身份证：3501271977××××××××）是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人。2013年12月31日我出资5000万人民币注册资金占元裾集团公司股份50%，由我担任元裾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张秋香（陈秀的嫂子、陈平的妻子）出资3000万人民币注册资金占元裾集团公司股份30%，该两笔注册资金共计8000万人民币，均由陈秀出资分别打入我、张秋香的银行账号用作公司注册资金，我只是公司的挂名法人，公司实际出资人是陈秀；2014年3月19日元裾集团公司为了开发房地产项目又成立了元裾公司，公司法人为余学楷、股东为元裾集团公司100%控股，从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成立以来，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的所有公司业务及财务往来均由陈秀经营管理，陈秀在元裾集团公司及元裾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特此说明。吴某（签字）2017.11.20。 二审中，高玉兰向本院申请调取（2018）闽0181民初3206号和（2018）闽0181民初1474号、（2019）闽01民终698号两个案件全案卷宗材料。经调阅前述全部案卷材料，本院再查明，在2018年4月12日原告张智财向福清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陈秀、元裾公司、先施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即（2018）闽0181民初3206号]案中，2018年11月2日元裾公司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其中加盖的是有编号“3501280028032”的公司公章，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应诉、代为进行调解和解。在2018年11月9日福清市人民法院组织的调解过程中，该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认定：因陈秀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4月16日，张智财作为出借方（甲方）与作为还款方的陈秀（乙方）、作为保证方的福清兴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先施公司、元裾公司（丙方）签订还款合同，约定：截至2015年5月18日，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800万元）借款累计利息壹佰三十万元（￥130万元）；甲乙双方一致认可，乙方如于2015年5月18日前还本付息，则相应利息按月息2.5%的标准相应扣减，如乙方逾期还款，逾期利息也按月息2.5%计算；丙方自愿为乙方向甲方借款提供连带担保，保证代乙方偿还乙方在本合同约定到期应还款而未能按时偿还的借款本息，以及甲方因追索乙方违约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用等）。元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对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没有异议，予以确认。而该案中，债权人提交的《还款合同》体现陈秀在该合同落款乙方处签字；元裾公司在该合同落款丙方处所加盖的公章也是没有编码的公司印章，也没有加盖公司法定代表人私章。 本案审理中，元裾公司表示对公司有无使用过没有编号的公司公章参与（2018）闽0181民初3206号案所涉2015年4月21日《还款合同》的签订不清楚。元裾公司还确认：1.该公司所使用的三枚公章都是有编号的备案登记公章，没有使用其他公章。2.2017年林明珠受让元裾公司股权后，公司将三枚有数字编号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放在一起，由法定代表人共同保管。但对2017年之前，对公司的公章管理情况不清楚。3.余学楷是陈秀的小舅子。 2.本案二审期间，本院依法向羁押在福清市看守所的陈秀调查了解涉案相关情况。陈秀陈述：（1）2013年6月15日《借条》及《借条》下方2015年2月16日备注内容都是陈秀本人书写并签字捺印，备注内容落款处元裾公司的公章也是陈秀加盖的。（2）2015年3月21日的《借款情况说明》是陈秀与陈某对账后陈秀出具的。（3）陈秀向高玉兰借款数额为2462万元。2013年6月15日《借条》处的涂改是因为原先这张借条是出具给陈某的，后经陈某同意，改成高玉兰。（4）元裾公司实际使用的公章有两枚，一枚有编码，一枚没有编码，讼争借条备注内容上使用的公章就是其中那枚没有编码的公章。平时这两枚公章都由陈秀保管，因为其为元裾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出资人。虽然陈秀不是元裾公司股东，但其长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注册资金、土地款保证金都是陈秀出的。（5）陈秀对于元裾公司公章备案登记情况不清楚，认为元裾公司都是陈秀自己的，其手中的几枚公章都是可以使用的，无论是有编码还是无编码的公章都能代表元裾公司，没有编码的公章是在元裾公司成立时最早使用的公章。后来为了办公司财务章，才统一办理了有编码的公司公章。元裾公司是陈秀说了算，没有其签字都不能报销。（6）（2018）闽0181民初3206号张智财与陈秀、元裾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2015年4月21日的《还款合同》上元裾公司的公章与本案讼争借条备注内容上的公章是同一枚公章，都是陈秀加盖的。陈秀对前述3206号案双方达成调解的情况是知悉的。 元裾公司质证认为，对于本院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陈秀陈述内容有异议：1.陈秀作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重大利益关系，其个人陈述无法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无法证明案件的事实。2.陈秀目前已明确知晓涉嫌伪造印章的刑事犯罪，为达到自我辩护的目的，其必然作出对其有利的陈述。3.陈秀并未如实说明案件借款事实和经过，其对《借条》上截止出借日的借款本金加上两年利息所得数额与借条载明的金额存在差距未进行合理解释，说明陈秀与高玉兰存在串通。4.张秋香支付给元裾集团公司的投资款完全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实际出资人为陈秀的情况。陈秀对于元裾公司或者元裾集团公司的情况陈述不明，无任何客观证据证实元裾公司由其出资。 高玉兰质证认为，对本院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没有异议。1.陈秀在调查笔录中所陈述的涉及元裾公司印章使用及元裾公司为高玉兰债务提供担保的陈述是真实的。2.陈秀在笔录中明确确认了本案的无编码公章是元裾公司设立时即开始使用的，且该公章与（2018）闽0181民初3206号案中所使用的公章是一致的，基于3206号案件中被告元裾公司与原告张智财达成调解为陈秀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该生效案件能够证明元裾公司对该枚无编码公章的效力是认可的，也证明了本案所涉的元裾公司无编码公章曾经实际使用过的客观事实。3.至于元裾公司对本案中借款金额的异议，高玉兰在起诉时已经详细说明了借条上的金额与实际金额的关系及形成的过程，元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陈秀与高玉兰存在串通。4.张秋香与陈秀之间是叔嫂关系，双方存在长期的经济往来，无法证明张秋香支付给元裾集团公司的投资款完全为其自有资金。5.关于元裾公司的出资及向平潭县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资金均来源于陈秀，陈秀在本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2018）闽0181民初1474号案中曾强及林丽芳、吴证言等人的陈述是一致的，陈秀在本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符合客观实际。陈秀是元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元裾公司要对高玉兰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元裾公司是否应对陈秀以其名义作出的担保行为承担责任。首先，高玉兰主张的陈秀借款的事实，有陈秀所出具的《借条》、《借款情况说明》及转账凭证为据。《借条》中的出借人虽由“陈某”涂改为“高玉兰”，但陈某在原审中出庭说明其已向陈秀披露出借人系高玉兰，陈秀在本院调查中对此亦予以认可，其在《借条》出具后所作的《借款情况说明》中亦明确其系向高玉兰借款，且高玉兰提交的转账凭证与《借款情况说明》所载的借款明细及金额相吻合，故原审认定《借条》中将出借人由“陈某”涂改为“高玉兰”，不影响认定陈秀向高玉兰借款2462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其次，本案中，因张秋香系陈秀的嫂子，其与陈秀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其所做出的《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吴某的证言主要是为了说明其2017年11月20日向福清市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背景情况，且吴某关于“陈秀不是元裾公司的控制人、实际出资人”的陈述与其在2017年11月20日的《情况说明》中的陈述内容完全相反，鉴于吴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在元裾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采信证人吴某在本案中所做的证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元裾公司不设董事会、监事会，但设有一名执行董事，而陈秀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元裾公司印章时就是担任元裾公司的执行董事。基于现有生效（2019）闽01民终698号民事判决亦确认陈秀当时是元裾公司的执行董事、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公司业务及财务往来均由陈秀经营和管理；在（2018）闽0181民初3206号调解案件中，元裾公司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是有编号的该公司公章，在该案法院调解笔录中，主审法官归纳的案件相关事实中包括元裾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作为担保方签订了《还款合同》，元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认可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说明其对该案《还款合同》的真实性和元裾公司的担保意思表示不持异议，而元裾公司在该《还款合同》中所加盖的公章就是没有编号的公章，结合本院向陈秀调查时陈秀确认元裾公司存在对外使用没有编码公章的情况、前述3206号案所涉《还款合同》上元裾公司的公章是陈秀本人所盖等情况，现元裾公司以其从未使用过没有编号的公章为由主张本案的借条下方所盖公章不是其公司公章，缺乏事实依据，故其主张未对本案债务提供担保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元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高玉兰和陈秀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出借人高玉兰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陈秀有权代表元裾公司作出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陈秀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高玉兰作为善意第三人对此享有合理信赖的利益。本案原审以高玉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讼争《借条》中所加盖的印文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的印章有被元裾公司对外实际使用过为由，未认定元裾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依据不足，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高玉兰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陈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玉兰借款本金246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从2013年6月15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第一项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陈秀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29910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和二审案件受理费299108元，均由陈秀、元裾房地产开发（平潭）有限公司、福清中信先施物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晓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陈 昊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刘真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五）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