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富中国际广场2、5、6、8、10、24楼。负责人：吴树举，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丽梅，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玲，女，汉族，1963年12月7日，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孟明，北京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征武，北京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与被上诉人张玲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上诉人平安人寿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明法院）（2019）黔0102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平安人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丽梅，被上诉人张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孟明、牟征武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人寿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黔0102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合同解除后的三个月异议期间错误理解为诉讼时效，且认为被上诉人诉请不适用该异议期间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3日向被上诉人送达《理赔决定通知书》明确解除合同。被上诉人2018年10月24日向法院起诉。根据《合同法》第96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超过三个月期限，且其在一审并未主张撤销该合同解除通知，被上诉人在保险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主张赔付保险金。保险合同已被解除，其诉请不应支持。被上诉人起诉超过法定时限不应支持。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不能举证支持自身诉请的情况下，将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保险人为意外身故，将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第一，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保险人属于意外死亡，其提交的拟证明被保险人为意外死亡的证据为：1.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黔灵派出所（以下简称黔灵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说明》，记载现场无抓打痕迹排查作案可能；2.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省府派出所（以下简称省府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记载死亡原因为“其他事故”。被保险人身故地为贵阳北二环偏坡特大桥，桥上护栏高1.2米，无意外坠桥的可能性。《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第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照《人身保险合同》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其需证明被保人因意外死亡，而目前证据仅证明被保人为非疾病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保人不属于“意外身故”，而推定被保人为意外死亡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91条相关规定，证明责任属于被上诉人。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张玲答辩称：一、平安人寿出具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没有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一，该通知书是理赔程序，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保险责任终止以履行赔付义务或认为不符合赔付条件退还保险金为基础。平安人寿认为案涉争议事项属于免责事项而拒赔，其拒绝退还117.2元还是履约行为。第二，合同一方作出解除合同的表示，并不必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二、被投保人邵欣予的死亡符合《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险(2013）》的理赔条件。第一，邵欣予因高坠死亡，排除涉案可能和因病死亡的可能，属意外死亡。符合《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合同》理赔条件。第二，公安机关的《出警情况》和《户口注销证明》中所示邵欣予不属于自然死亡，就可以推定为意外死亡。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一定特殊性。保险法将索赔方的举证责任限定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并且以其客观能力所能提供的为限，是初步的举证责任。且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投保人提供《出警情况》、《户口注销证明》所示死亡原因为其他事故，可推定邵欣予系意外死亡，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平安人寿如主张非意外死亡，应进行举证，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张玲与平安人寿于2015年1月1日签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张玲为投保人，其女邵欣予为被保险人，投保项目为《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合同》、《平安附加平安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2014）合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合同》、《平安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C，2012）合同》、《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条款》（以下简称平安福、平安福重疾14、长期意外13、豁免重疾C12、附加一年期短险意外医疗A）。其中在长期意外13中约定：“2.2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见9.3），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2.3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3）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9.6）；（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9.7）；（5）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6）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7）被保险人因妊娠（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工产）导致的伤害；（8）被保险人因药物过敏或精神和行为障碍导致的伤害；（9）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在此限；（10）猝死、细菌或病毒感染；（11）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3.4诉讼时效：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9.3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015年1月17日平安人寿客服人员对张玲进行电话回访，确认张玲是否知晓被保险的范围。2017年10月16日，黔灵派出所出具《出警情况》一份，载明2017年9月29日中午12时52分，在贵阳北××坡××桥桥下××道××一女性死亡。经该局法医和刑事技术民警对现场进行勘验，发现该尸体符合高坠死亡特征，且现场无任何抓打痕迹排除涉案可能。后经该所比对了解死者基本情况为邵欣予，即张玲之女。2017年10月17日，张玲向平安人寿提出理赔申请。2017年11月13日，平安人寿向张玲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第十一条载明“（1）按《平安福条款》计算给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贰拾壹万元整（210000.00），保险责任终止；（2）歉难给付附加险《长期意外13》之保险金，退还人民币壹佰壹拾柒元贰角（117.20），保险责任终止。注：经审核，被保险人本次事故属于《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故作出上述决定”。一审中，张玲还提供《贵阳市火化证明》、《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户口簿》，其中《户口注销证明》中所示死亡原因为其他事故，以证明被保险人意外死亡。对此，平安人寿称该证据只能证明其死亡，不能证明其为遭受意外伤害死亡，不符合理赔条件。平安人寿还提供保险事故发生现场调查照片，证明事故现场护栏高1.2米，无意外坠桥可能性。对此，张玲称不能排除其他坠桥的可能。以上事实，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出警情况》、《理赔决定通知书》、《贵阳市火化证明》、《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户口簿》、事故现场照片、平安客服电话回访记录及张玲、平安人寿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并经一审庭审核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张玲向平安人寿投保人身保险，并依约缴纳保费，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保险人邵欣予的死亡事件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争议焦点二是平安人寿能否免除赔偿责任。第一，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保险事故的确认，遵循的是双方举证原则。就张玲、平安人寿双方提供的证据，邵欣予的确切死因并不明确。比较有证明力价值的证据有三份：一是黔灵派出所出具的《出警情况》，按其所述符合高坠死亡特征，且现场无任何抓打痕迹排除涉案可能；二是省府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载明死亡原因为其他事故；三是被告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现场护栏高度为1.2米。但上述三份证据仍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邵欣予的死亡是否完全符合“意外伤害”范围。根据双方签订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合同》第九条第三款可知，“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这一界定是对意外伤害所做出的概括性解释，保险条款中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意外伤害情形一一列举，而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规定的不保事项非常明确的列举了十一项免责情形。因此，在张玲已提供被保险人邵欣予是突发死亡且死亡非疾病等初步证据后即可。而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邵欣予的明确死因。平安人寿作为保险人负有证明构成保险事故与否的责任，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邵欣予的死亡不属于意外死亡。鉴于邵欣予的死因不明，应当推定邵欣予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平安人寿能否免除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可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平安人寿免付保险金：（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3）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5）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6）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7）被保险人因妊娠（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工产）导致的伤害；（8）被保险人因药物过敏或精神和行为障碍导致的伤害；（9）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在此限；（10）猝死、细菌或病毒感染；（11）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且在平安人寿向张玲出具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中，明示被保险人本次事故属于《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不予以赔付。但平安人寿于本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邵欣予的死亡属于上述责任免除情形之一。由于邵欣予属于意外死亡，而平安人寿又不具有免赔事由，故其应赔偿保险金给张玲。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可知《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理赔金额为200000元，因平安人寿已退还张玲缴纳此项险种的保险金117.2元应予以抵扣，据此平安人寿应向张玲支付意外伤害险赔偿金199882.8元。另，因资金占用费是指非金融机构之间借贷资金以及商务活动中预收预付款项而收支的利息额，对于张玲请求平安人寿支付资金占用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在平安人寿的答辩中，称其已于2017年11月13日向张玲送达《理赔决定通知书》明确解除合同，张玲如对解除合同有异议应在3个月内进行起诉，而其起诉时间为2018年10月24日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张玲诉讼请求为平安人寿支付保险金，而非对解除合同有异议。且在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亦明确约定诉讼时效为2年，从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因此，张玲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平安人寿的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平安人寿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玲保险理赔金199882.8元；二、驳回张玲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80元减半收取2240元，由平安人寿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二审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保险责任是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人按照约定承担的合同责任；2.诉讼时效自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之日起计；3.合同中仅约定投保人在犹豫期有解除权，未约定保险人具有该合同的解除权；4.案涉保险合同规定了十一种免责事项，含故意犯罪、自杀、吸毒、酒驾、战争、药物过敏、猝死、高风险运动等行为；5.《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案涉保险责任终止，并非解除案涉保险合同；6.黔灵派出所出具的《出警情况》，以及省府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载明被保险人邵欣予的死因排除自杀、患病、涉案等原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平安人寿的时效抗辩是否成立；平安人寿能否免除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张玲与平安人寿订立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结果，且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其次，保险责任的终止与保险合同的解除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保险责任是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人按照约定承担的合同责任；而合同解除必须由双方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本案中，案涉合同仅约定投保人在犹豫期有解除权，未约定保险人具有该合同的解除权。并且合同也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理赔决定通知书》仅载明终止对附加长期意外险的保险责任，并未要求解除合同。因此，不能将《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的保险责任终止作为解除案涉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再次，诉讼时效属于法定强制期间，不能由当事人约定适用。其起算点有两种：一是从已知或应知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二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本案中，被保险人邵欣予于2017年9月29日死亡。2017年11月13日平安人寿拒绝理赔案涉保险合同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平安人寿的时效抗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本案中，张玲提交黔灵派出所出具的《出警情况》和省府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均载明被保险人邵欣予的死亡排除自杀、患病、涉案等原因，由此可推定其系意外死亡。张玲已经尽到举证义务。案涉保险条款的免责事项明确列举十一种免责情形，但平安人寿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保险人邵欣予的死因属于上述十一种免责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保险人邵欣予死亡属于意外伤害，符合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故平安人寿关于其免于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人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8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厉文华审判员  刘晓玲审判员  杨 坤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居丽卿书记员冯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