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73909号原告：王斯佳，女，198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楠，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芬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东路4号3幢110室。负责人：曹静，主任。原告王斯佳诉被告北京芬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芬芳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斯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楠，被告芬芳所之负责人曹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斯佳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确认王斯佳与芬芳所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无效；2、判令芬芳所退还收取之律师费30万元；3、判令芬芳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18日，王斯佳与芬芳所签订《委托协议》，王斯佳委托芬芳所主任曹静为其朋友徐某的刑事辩护人。王斯佳支付芬芳所律师费30万元。2017年1月21日，王斯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上述费用。在接受委托过程中，曹静及其助理郭伟多次向王斯佳表示将对案件进行私下运作，保证徐某在看守所里不受罪并且案件获得理想结果。此后王斯佳多次向芬芳所询问案件进展，均被敷衍推脱。2017年6月底，王斯佳找到芬芳所询问案件进展，才被告知即将开庭。后王斯佳得知芬芳所已于2016年12月18日与徐某之母刘某某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由芬芳所指派曹静为刑事辩护人，并约定了律师费用。王斯佳得知该事实之后，认为芬芳所在与王斯佳签订委托协议之时，故意隐瞒已经与刘某某签订委托协议的事实。双方约定的代理费用明显高于合理的诉讼代理费用，存在恶意欺诈王斯佳的情形，且王斯佳与徐某不存在任何近亲属关系，不具备替徐某委托刑事辩护律师的资格。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应属无效，芬芳所应返还王斯佳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故王斯佳诉至法院。被告芬芳所答辩称：芬芳所确实与王斯佳签订了委托协议，并收取了30万元费用。委托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双方身份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芬芳所没有与刘某某签订这个协议也没有隐瞒这个事实。即使芬芳所签订了这个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不同意王斯佳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8日，王斯佳作为委托人、芬芳所作为受托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芬芳所指派曹静律师担任诈骗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徐某的辩护人。委托人王斯佳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30万元整。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该协议有手写内容为：特别声明：本律所就该案不再收取任何其他费用。2017年1月21日，王斯佳向芬芳所支付委托费30万元，芬芳所向王斯佳开具了总金额为3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庭审中，王斯佳提交刘某某作为委托人、芬芳所作为受托方签订之《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刘某某经与芬芳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芬芳所指派曹静律师担任诈骗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徐某的辩护人。委托人刘某某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30万元。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结案止。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18日。庭审中，芬芳所称该《委托协议》是2017年7月26日与刘某某签订，因刘某某笔误，写成2016年12月18日。因当时王斯佳到律师协会和司法局分别投诉，投诉内容中有一条是与徐某没有亲属关系，针对该投诉内容，芬芳所与刘某某签订了该《委托协议》，刘某某未向芬芳所支付过律师费用。庭审中，王斯佳提交《回函》一份，内容有：司法局领导，你们好，我叫刘某某。王斯佳我确实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什么材料也没有委托代办理，我也不知道王斯佳怎么被曹静律师忽悠叁拾万元去了。他们的合同不知道怎么签约的，这么长时间，曹静律师也没有带我进看守所看望我儿子一次。王斯佳在投诉书中称：曹静收取律师费后的确什么事都没做，她连会见都不会见了，我儿子天冷要衣服还是委托别人的律师来信外来的。我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工作，属实。庭审中，芬芳所提交以下证据，以证明涉案代理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芬芳所已依约履行了代理义务。1、徐某作为委托人、芬芳所作为受托方签订之《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徐某经与芬芳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芬芳所指派曹静律师担任诈骗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徐某的辩护人委托人徐某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30万元。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协议有手写内容为：特别声明：徐某委托王斯佳办理委托事宜及交款事宜。签订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庭审中，王斯佳对该《委托协议》之真实性不予确认。2、2017年1月18日，徐某出具之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徐某特聘请芬芳所律师曹静为涉嫌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徐某的律师。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本案侦查终结止。3、2017年11月23日徐某出具之《情况说明》，载明：我叫徐某，因涉嫌诈骗关押在朝阳看守所，我委托王斯佳为我办理委托芬芳所曹静律师的委托手续及交款事宜，我认可芬芳所律师曹静律师作为我的辩护人，我也认可她的工作。法院法官可以找我核实。4、刘某某作为委托人、芬芳所作为受托方签订之《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刘某某经与芬芳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芬芳所指派曹静律师担任诈骗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徐某的辩护人。委托人刘某某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30万元（已由王斯佳交纳）。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结案止。该协议有手写内容为：特别声明：本协议仅作为徐某案王斯佳委托曹静律师的确认。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5、刘某某出具之《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某某特聘请芬芳所律师曹静为涉嫌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徐某的律师。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本案侦查终结止。日期之年份处有改动，无法确定为2016年12月18日或2017年12月18日。6、2017年1月18日芬芳所与徐某进行会见之会见笔录，笔录最后一段内容为：律师方面这样安排：张某某换掉，暂留庞律师，如果我觉得不太好，以后换一生活律师与曹律师配合，让我家人到南京过年，安庆太小，我爸微信与曹律师联一下，春节前如可以让曹律师再来见我一次，再存一套衣服。7、2017年7月17日，王斯佳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出具之《投诉书》、2017年7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向芬芳所、曹静出具之《通知》、2017年10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向王斯佳出具之《王斯佳投诉芬芳所曹静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其中，《投诉书》有如下内容：2016年12月底，我的合作伙伴徐某因合同诈骗关押在北京看守所，芬芳所通过看守所内部关系向徐某介绍律师，于是芬芳所主动给我打电话询问徐某的案子。在了解案情之后，提出主动见徐某一面了解案情为由，只向我要了他母亲的身份证电子版，在徐某直系亲属一个都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更没有任何亲属的委托授权。进看守所会见徐某。之后便以诈骗罪名不成立并且取保候审为诱惑，向我索要30万高额律师费。当时我救人心切，因为我需要徐某出来开展后面的业务。答应了律师费用，但是半年以来，曹律师根本没接过我的电话，更没有主动的给委托人的家属谈过案情进展情况，都是我们主动给他打电话。曹静作为律师，收取律师费后除了会见什么都没做，贻误公安阶段最好的积极赔偿的时机，接受委托后的半年里只和受害人联系一次，和家属打过一次电话。《王斯佳投诉芬芳所曹静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有如下内容：关于曹静律师第一次系基于谁的授权委托会见徐某的问题，曹静律师表示王斯佳系受徐某母亲的委托办理委托事宜，并向其提供了徐某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并当面电话征求了徐某母亲的同意。后曹静向我局提供了与徐某第一次会见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落款2017年1月18日），以证实其已获得徐某的合法授权。我局向徐某母亲刘某某发函调查，对方回函表示没有委托过王斯佳办理聘请曹静律师的事宜。在曹静律师提交的有徐某签订的情况说明中，徐某表示其“委托王斯佳为我办理聘请曹律师的事宜”，并认可曹静律师作为其辩护人为其辩护。我局向朝阳区看守所发函调查，朝阳区看守所发函回复我局，表示“我所在办理律师会见过程中，严格审核法律手续”，但未提供办理律师会见的相关材料。因此，对于该问题我局无法查实。关于“曹静作为执业律师勾结朝阳区看守所部分人员，散布其辩护优秀的虚假信息给羁押人员，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问题，我局向朝阳区看守所发函调查该问题，朝阳区看守所发函回复我局，表示“经我所核实，曹静律师自2017年1月18日起，先后多达12次会见在押人员徐某。我所在办理律师会见过程中，严格审核法律手续，委托人如对律师辩护不满，可随时解除委托。我所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与曹静律师勾结散布其辩护优秀的虚假信息”。另查，2018年2月11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5刑初1050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有：被告人徐某，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12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辩护人曹静，北京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该判决作出后，徐某提起上诉。2018年5月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刑终448号民事裁定书，徐某之辩护人为曹静。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一，王斯佳是否系接受刘某某之委托与芬芳所签订诉争《委托协议》，刘某某作为委托人与芬芳所签订之《委托协议》与诉争《委托协议》的关系如何确定；第二，王斯佳是否有权为徐某委托辩护人，诉争《委托协议》是否因此而归于无效；第三，芬芳所是否存在隐瞒其与刘某某签订《委托协议》在前的行为，从而构成欺诈，诉争《委托协议》是否因此归于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芬芳所主张王斯佳系受刘某某之委托与芬芳所签订《委托协议》，但首先，刘某某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出具之《回函》明确表示，其并未委托王斯佳代为办理。其次，芬芳所提交之2017年7月26日刘某某与芬芳所签订之《委托协议》中的手写部分虽有“本协议仅作为徐某案王斯佳委托曹静律师的确认”的内容，但该协议签订日期在诉争《委托协议》之后，并未明确记载刘某某曾委托王斯佳办理委托律师事宜，且内容与刘某某出具之《回函》不一致。第三，芬芳所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斯佳在与其签订诉争《委托协议》时持有刘某某之授权委托书，或曾电话征得刘某某之同意。故芬芳所该项答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芬芳所虽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斯佳系基于徐某、徐某近亲属的委托与其签订诉争《委托协议》，但其提交之徐某作为委托人签订的《委托协议》及徐某出具之《情况说明》均载明徐某委托王斯佳办理委托手续及交款手续。故王斯佳代理徐某与芬芳所签订诉争《委托协议》的行为，已取得徐某的追认，应属合法有效。王斯佳无权以此为由主张诉争《委托协议》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三，芬芳所主张王斯佳提交之日期为2016年12月18日、委托人为刘某某的《委托协议》上注明的日期系刘某某的笔误。但其提交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此项主张，本院对于该日期系刘某某笔误的意见不予采信。但芬芳所另行提交了刘某某签署之2017年7月26日的《委托协议》。根据王斯佳在《投诉书》中的陈述，其在2017年1月18日签订《委托协议》时，芬芳所曾向其要了刘某某的身份证电子版，在签订协议之后的半年时间内，王斯佳也与徐某家属保持联系。故王斯佳主张刘某某与芬芳所曾在2016年12月18日签订《委托协议》，于常理不符。结合芬芳所所称其系为应对王斯佳之投诉而与刘某某补签《委托协议》的意见，本院对王斯佳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其据此主张诉争《委托协议》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但芬芳所作为专业法律机构，为应对王斯佳之投诉而补签委托协议的行为，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其应在之后的执业行为中引以为戒。王斯佳主张《委托协议》约定的代理费用明显高于合理的诉讼代理费用的意见，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院对其此项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王斯佳与芬芳所签订之诉争《委托协议》，已取得徐某本人追认，应属合法有效。对王斯佳主张涉案《委托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王斯佳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芬芳所返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斯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王斯佳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凛人民陪审员 徐 强人民陪审员 张淑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黄 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