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51行初51号原告王飞，男，汉族，1987年1月9日出生，重庆市长寿区人，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委托代理人邹菊红，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所在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白龙大道316号。法定代表人张波，该支队支队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雷波，该支队副支队长。委托代理人袁登胜，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飞不服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区公安局交警支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9月19日和2019年9月25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飞，被告区公安局交警支队的负责人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袁登胜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王飞的委托代理人邹菊红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交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王飞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原告王飞诉称，1、被告对原告再次处罚系程序违法。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4年2月10日，同年的2014年8月27日被告作出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及罚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2015年6月10日，铜梁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直至原告服刑期满，被告也未行使处罚权。原告依法重新考试获取驾驶证，该新驾驶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且原告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被告几年之后再来追责，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2、行政处罚已经超过处罚时效，行政机关不得再给予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被告明知原告的违法行为，本应及时处罚，但因被告的原因未行使处罚权，其应承担相应后果，而不是5年后再对原告进行处罚。3、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认为没有及时处罚原告是因为无法联系原告及原告没有及时将判决结果送给被告的说法不成立。原告从未变更过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原告接受社区矫正至缓刑期满期间，原告未收到任何到被告处接受处罚的通知。2019年，被告通过原地址和联系方式向原告邮寄送达听证通知和处罚决定，原告均及时收到。原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后，被告依职权可以获取判决结果，并没有法律规定被告人有义务将刑事判决结果送达给国家机关。因此，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未及时作出行政处罚是因为原告未及时送达判决给被告的说法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交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7月31日作出）；2、《行政复议决定书》（铜公复决字[2019]4号）；3、邮寄凭证及查询记录；4、《听证通知书》的邮寄凭证及查询记录；5、(2015)铜法刑执字第00163号《执行通知书》、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6、《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14年8月27日）；7、《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分考试信息反馈通知书》。原告拟以证据1证明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2015年6月10日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于五年后再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于法无据；拟以证据2证明原告没有义务向被告送达判决书；拟以证据3-4证明通过原告的原地址和电话至今仍能联系到原告，因此复议决定书中所称原告联系方式变更是虚假的；拟以证据5证明原告的地址从未变更；拟以证据6-7证明原告已经接受处罚，并依法取得新的驾驶证，至今未有违法行为，不应当被吊销新的驾驶证。被告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辩称，一、对原告王飞作出两次处罚的问题。2014年8月27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王飞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记12分，此次处罚的违法行为是指“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2015年6月10日，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认定王飞犯交通肇事罪，判处王飞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得知刑事判决结果后，于2019年7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对王飞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此次处罚的违法行为是指“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可见，两次处罚的违法行为并不一致，没有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二、对王飞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原告在铜梁行政辖区发生交通事故，其违法行为由被告进行管理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之规定，对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权限下放至各区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据此被告具有对违法当事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权限。三、行政处罚超过时效，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未明确规定在法院判决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时限，只要违法事实存在，理应受到法律调整。原告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2014年2月10日，原告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被公安机关发现，故被告在铜梁区人民法院判决王飞构成交通肇事罪后，对王飞作出行政处罚不存在时效问题。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吊销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如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2015）铜法刑初字第00163号刑事判决书；3、询问笔录；4、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5、受案登记表；6、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8、听证报告书；9、案件研究记录；1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公交巡铜梁公交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及送达回证；11、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12、视频光盘；13、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公交巡铜梁公交决字[2014]第5024002900080392号）；14、《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被告拟以证据1证明原告在2014年2月10日，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实；拟以证据2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逃逸已构成犯罪的事实；拟以证据3证明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至今未被吊销的事实；拟以证据4-12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了通知和告知，办案程序合法；拟以证据13证明被告于2014年8月27日对原告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拟以证据14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6日收到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2、4、13-14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9年7月31日前没有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于2019年3月20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于延迟，程序不合法；对证据6-12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没有及时履行职责，不应再次处罚原告。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5-7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达到原告没有变更联系地址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举示的1、3-4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且被告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不服被告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申请复议的事实，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的缓刑考验期间为2015年6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于2016年12月21日解除社区矫正的事实，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6能够证明被告于2014年8月27日对原告的违法行为采取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7能够证明原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计分达到满分后，于2014年9月15日重新进行科目一考试并合格的事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1-2、4、13-14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且原告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在被诉行政处罚调查过程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5-12能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案件后，通知原告到被告处接受处理，依法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听证、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0日6时许，原告王飞驾驶渝XX号轻型普通货车沿原铜梁县中南路行驶到白土坝菜市口十字路口时，将一行人撞倒致伤。事故发生后，王飞驾车逃离现场，后经原铜梁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认定，王飞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14年8月27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4]第502400290008039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王飞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记12分，该处罚决定已履行完毕。2015年6月10日，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认定王飞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王飞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原告王飞未对该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3月20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754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王飞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原告王飞不服，于2019年4月11日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经复议后认为，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在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754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仅载明对王飞予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遗漏了“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行政行为明显不当。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5目之规定，决定撤销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754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其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被告于2019年6月6日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后，重新展开调查，于2019年7月3日通知原告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并于同日对原告进行处罚前的告知。2019年7月12日，被告依据原告的申请及《重庆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组织召开听证。2019年7月15日，被告相关负责人及办案人员对该案进行讨论研究，并形成结论性意见。后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的规定，被告系铜梁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6时，在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巴川城区支路白土坝菜市场十字路口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有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听证笔录、生效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故被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超过追责时效期限；（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违法“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结合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超过追责时效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处罚追责时效是指行政机关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法定有效期限，违法行为已经超过追责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该条具体规定了追责时效为二年，追责时效的计算方式为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无论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确认原告的一般违法行为，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确认原告的犯罪行为，自始至终，原告只有一个违法行为，即原告王飞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而不能错误的将同一违法行为因适用法律的不同而机械的割裂为不同的违法行为。庭审查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随即展开调查，于2014年3月29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渝公交认字[2014]第00026号），认定原告王飞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故被告系在原告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逃逸二年内发现原告的违法行为，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二）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中，被告于2014年8月27日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4]第502400290008039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系针对原告王飞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事实作出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而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系针对原告王飞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事实作出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该两次处罚系对原告王飞于2014年2月10日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逃逸的处罚，其不同之处在于原告王飞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本院认为，原告王飞客观上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行为，该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其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按照司法最终裁判原则，该生效刑事判决已对原告王飞的行为作出结论性定性。据此，被告依据这一结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具有合法性。对于原告对被告于2014年8月2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异议，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该处罚行为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不产生拘束力，故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1、被告未及时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系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应当遵循合法、公正、文明、公开、及时的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第四十九条规定“……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自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或者听证程序结束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处罚决定，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及时作出处罚决定。”该程序规定明确了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应当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及时作出处罚决定，故行政机关应当本着及时高效的原则开展执法活动。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刑事判决，该判决于2015年6月22日生效，认定原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超过四年时间，其行为显属迟缓，显然违背了行政高效的原则。鉴于现行法律、法规未就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就刑事案件判决结果的相互通报作出具体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也仅对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及时”作出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并未明确具体作出期限，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未造成损害。故本院综合考量，确认被告未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存在轻微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2、被告超出复议决定限期作出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系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复议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均具有拘束力。同时，复议机关作为原行为作出机关的上级机关，基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原行为作出机关即使对复议决定有异议，也必须立即按照复议决定的要求执行。本案中，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作出的铜公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责令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被告于2019年6月6日收到该决定书，于2019年7月31日重新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已超过《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决定的三十日的重作期限，因被告超期作出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系程序轻微违法。关于被告认为其于2019年7月3日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告知时，原告提出听证的请求，导致其不能在期限内作出处罚决定的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职权时，应当合理预测原告是否会申请听证，从而提前预留充分时间。然而被告直到期限届满前3日才向原告告知听证权利，势必可能超过复议决定要求作出处罚决定的期限；同时，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超期作出决定存在其它应当扣除或者延长期限的情形，故该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程序轻微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铜梁公安决字[2019]第502400290029385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振华人民陪审员  朱长碧人民陪审员  陈泽伦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祝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