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7233号原告：胡鹏程，男，1934年2月13日出生，锡伯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市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范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栋林，男，北京市万安公墓职员。第三人：李军平，女，194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胡鹏程与被告北京市万安公墓（以下简称万安公墓）、第三人李军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鹏程及被告万安公墓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栋林、第三人李军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鹏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定万安公墓于2004年4月1日办理续租时，在“已使用墓穴续租费凭单”上，将胡某2由“联系人”变更为“原购穴人（租穴人）”的确认行为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万安公墓承担。事实和理由：我父亲胡某1（锡伯族）于1968年去世，母亲陈某（蒙古族）于1984年3月病故。父母共有6位子女，其中我（三子）、胡某3（姐）和胡某4（妹）仍健在，另三位均已去世。长女胡某5（旅美侨胞）2003年去世，长子胡某6（台湾同胞）2012年病故，次子胡某22014年病故。按统战政策：1984年能在万安公墓租用墓地的条件是统战对象（即侨胞、或港、澳、台同胞）。但身为统战对象的胡某6和胡某5，当时不能亲自前来办理，只能由在大陆的四位子女代办。经商议后：推举次子胡某2为代表（代办人），于1984年3月22日，携带其工作单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介绍信，与我一起到万安公墓去办理。最后，“经请示市民政局盖局长同意给两平米范某31/3”。万安公墓据此批文，以及我们家属要求，将墓地建成具有上、下两层，能安放20多个骨灰盒的多人墓地，以便安葬父母和后代家族成员的遗骨。随后应万安公墓要求：需确定一人为“联系人”。我们商议由胡某2（四位子女中的“长子身份”、在京工作，且单身）担任。2004年4月1日，续租时，万安公墓竟擅自在“已使用墓穴续租费凭单”上，将联系人胡某2变更为“原购穴人（租穴人）”。但胡某2不是统战对象，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租穴人”，他的合理身份应是“代办人”或“代理人”。万安公墓这一错误的确认行为严重侵犯了我们其他子女的合法权益，它不仅使我们丧失对父母灵骨的管理权，而且还失去了对墓地的共有使用权。综上所述，特诉至贵院，恳请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公正判决。万安公墓辩称，不同意胡鹏程的诉讼请求。一、胡鹏程不具由起诉主体资格，因为合同以外的人起诉主张合同中的行为无效，只能认为合同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历次相关的程序中，胡鹏程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他本人和合同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具体体现在当时办理墓穴租赁的相关手续以及2004年墓地续租手续，都是已经去世的胡某2，当时开的介绍信也是由胡某2的单位所开的介绍信，并且所有相关手续的签字人也是胡某2。胡鹏程并没有提交任何委托书或者任何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当时胡某2只是接受委托，他并不是合同的一方主体，所以胡鹏程他主张我方与胡某2签订的墓穴续租凭单中称谓变更行为无效是没有依据的，所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的原理，我方认为胡鹏程不是一个适格的原告，无权提起该变更行为无效之诉。二、续租合同是真实有效的。1984年胡某2与我方签订了墓地租赁合同，安葬了其父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根据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胡某2和我方签订了墓地续租合同，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续租合同是真实有效的。1984年4月1日的业务单据上“关于承办胡某2同志为安葬父母亲骨灰盒的记事单据”，证明胡某2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2004年的续租单据用了“原购穴人”这一称呼，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用语也逐渐规范化。这也并不影响胡某2作为合同一方的当事人。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我方与胡某2在办理续租时个别文字用语有所不同，是我们业务工作逐渐规范的需要，但合同双方的主体未变，且续租合同是双方真实有效的行为，胡鹏程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军平述称，我认为胡鹏程陈述的事实不是真正的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墓穴承租人到底是谁，经过海淀法院及一中院判决、裁定后，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胡某2是合法的墓穴承租人，已经没有争议了。而且在之前的诉讼程序中，双方在法庭上经过陈述、辩论、质证，现在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胡鹏程与胡某2系兄弟关系，两人父亲胡某1、母亲陈某均已病故，现安葬于万安公墓。胡某2生前与李军平系夫妻关系，胡某7、H系胡某2子女，胡某2于2014年7月13日去世。后家庭内部就墓地问题产生纠纷，2017年，胡鹏程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万安公墓诉至本院，要求判定万安公墓按继承法确定的三位认穴人的认定无效并确认胡鹏程为家族墓地的合法承租人，本院于2017年9月8日出具（2017）京0108民初21828号民事裁定书以胡鹏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胡鹏程的起诉。后胡鹏程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2017）京01民终97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胡鹏程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将万安公墓、李军平、胡某7、H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万安公墓将胡鹏程父母墓地的管理权变更给李军平、胡某7、H的租赁合同无效，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2018)京0108民初10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胡鹏程的诉讼请求。胡鹏程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胡鹏程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2019）京01民终307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胡鹏程撤回上诉。上述裁判文书现均已生效。生效判决(2018)京0108民初10566号民事判决书就涉案墓穴承租权认定如下：“2、诉争墓地购穴人（租穴人）的认定。胡鹏程主张：墓地是依据‘统战政策’获得批准，用于安葬父母灵骨的，胡某2是代表六位子女去办理承租手续，并担任与万安公墓的联系人，他只是六位子女承租并管理墓地代表，绝不是其个人承租的墓地，其是使用父母遗产缴纳了租金。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本案中双方提交的申请材料、相关记录、租费凭单等证据可见，墓穴由胡某2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后，由所在单位向北京市民政局提出申请，并由胡某2办理了购置手续，在使用期限到期后，又是胡某2出资办理了续租手续。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此墓穴为胡某2申请并出资购置（租赁），胡某2为此墓穴的合法承租人。虽胡鹏程称家庭未分家，是使用父母遗产缴纳了租金，胡某2出资均为家庭出资，但其就此未能提供证据，且在2004年续租时，父母已去世多年，胡鹏程、胡某2均年势已高，不存在仍存有父母遗产的问题，故对胡鹏程的此项辩解，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万安公墓与购穴人（租穴人）的法律关系及变更租穴人为三被告的合法性。胡鹏程主张：胡某2去世后，父母墓地的管理权应由尚在世的、有血缘关系、直系亲属的子女来接续管理，没有任何理由让胡某2的再婚妻子和女儿来管理。万安公墓在未与尚在世的子女联系和商议的情况下，声称按继承法的规定变更了墓地管理人，侵害了我们子女的合法权益。墓地是国有财产，不是个人财产。被告按个人遗产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完全错误的、无效的。对此，本院认为：万安公墓将墓穴交由购穴人（租穴人）使用，购穴人一次性支付固定年限的费用，到期归还墓穴，此应认定为定期租赁合同关系。虽土地属国有，但国有土地的承租权是国家保护的财产性权利，个人可以享有。在购认穴人去世后，其继承人有权依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此项财产权利。故在胡某2去世后，万安公墓将此购穴人（租穴人）变更为被告李军平、胡某7、H，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本案中，胡鹏程主张要求确认万安公墓2004年将胡某2由联系人变更为原购穴人（租穴人）的行为无效，但生效法律文书中明确记载：“墓穴由胡某2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后，由所在单位向北京市民政局提出申请，并由胡某2办理了购置手续，在使用期限到期后，又是胡某2出资办理了续租手续。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此墓穴为胡某2申请并出资购置（租赁），胡某2为此墓穴的合法承租人。”在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胡某2为涉案墓穴的合法承租人的情况下，胡鹏程要求确认万安公墓2004年将胡某2由联系人变更为原购穴人（租穴人）的行为无效的主张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鹏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胡鹏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 铸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子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