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2刑初181号公诉机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袁慧屏，男，1976年1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江苏东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户籍所在地为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因本案于2018年6月13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7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王践，江苏苏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周彦，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以长芙检公诉刑诉［2019］1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袁慧屏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期间建议延期审理一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珺、历玉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袁慧屏及其辩护人王践、周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1月17日，被告人袁慧屏、钱某益（另案处理）、杨某明（另案处理）等人虚构江苏东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有提供巨额贷款担保能力的事实，与湖南大典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签订《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约定由东盛公司提供定期存单质押担保，为大典公司贷款3000万元，约定服务费为20%；袁慧屏等人在协议中设置多处与银行政策办理存单质押贷款的流程、条件相悖的限制性条款，使得《服务协议书》无法履行。袁慧屏等人联系叶某提供了3000万元资金通过网上银行做了定期存单出示给李某，由此先后收取大典公司的服务费200万元。随后袁慧屏以大典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非项目贷款、银行不可能批准一般担保业务等为由称大典公司“违约”，以“违约金”的形式没收了大典公司已支付的200万元服务费。而存款人叶某按照东盛公司的安排，在存款当日又通过网上银行将3000万元存款由定期转为活期，四日后将存款全部转走。大典公司的银行贷款由于不提供一般担保、未提供纸质存单进行质押而无法获得批准。袁慧屏将200万元转给王某50万元，自己占有20万元，付给钱某益130万元，并为了掩饰犯罪事实联系叶某签订了虚假的《理财服务框架协议》，谎称该3000万元为叶某委托东盛公司进行理财服务。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袁慧屏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系主犯，并提交了相应证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袁慧屏辩称：袁慧屏没有诈骗大典公司的李某，双方只是合同纠纷。东盛公司通过国海公司的钱某益联系了3000万元资金，有能力履行融资服务协议；东盛公司明确告知了李某只提供一般担保，而且贷款的银行是李某自己去联系的，是大典公司违约才发生这次纠纷；东盛公司并没有终止协议，退钱的问题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被告人袁慧屏的辩护人周彦辩称：（1）袁慧屏称只是代钱某益签订合同、收取服务费，而钱某益则证实是受杨某明的指示行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袁慧屏是否与杨某明有共同诈骗的故意，叶某、朱某、钱某益、袁慧屏四人的说法存在矛盾。另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大典公司确实违约。（2）袁慧屏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行为；就只提供一般担保的问题李某进行了重点承诺，大典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合同中止，袁慧屏收取20万元也没有超过明显限度，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袁慧屏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袁慧屏的辩护人王践辩称：（1）袁慧屏及东盛公司提出“一般担保”的要求，没有超越法律规定，也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约定是否有瑕疵，不影响协议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以贷款条款不合理为由指控袁慧屏等人设定“合同陷阱”是客观归罪，没有法律依据。（2）袁慧屏和东盛公司提出了签约条件，没有对李某有任何隐瞒，明确告知了李某只提供一般担保保证，李某也明知一般担保和质押担保的区别，是李某的明确承诺和强力推动导致本案结果的发生。（3）本案中袁慧屏、钱某益、叶某等人的说法相互矛盾、前后矛盾，部分证据应当排除。（4）在被指控的行为中，袁慧屏也不起主要作用，他没有参与虚构担保能力欺骗李某的行为，合同文本也是由钱某益提供，200万元服务费由钱某益进行分配，袁慧屏只得其中的小部分，因此不应认定袁慧屏为主犯。（5）案发后，袁慧屏的亲友曾与李某达成过谅解意向，希望积极沟通消除争议。请求法院准确区分民事责任与刑事犯罪，对袁慧屏作出无罪判决。辩护人提交了李某及大典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和《企业法人承诺》，以及三方签订的《委托支付协议》、转账记录、李某的《谅解书》复印件等证据，以支持其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湖南大典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为了公司项目需要融资，经苏某、王某介绍，王某又通过杨某明、钱某益（均另案处理）找到了江苏东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袁慧屏。2017年11月17日，李某、苏某、王某一起来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和泰大厦东盛公司的办公地点，与袁慧屏、钱某益、杨某明等人洽谈合作融资事宜。袁慧屏等人在东盛公司不具有融资性担保的经营范围、也明知一般保证和质押是相互矛盾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担保方式的情况下，承诺可以提供巨额资金为大典公司提供担保，并在遮挡存款人姓名、账号等信息的情况下向李某等人展示了某账户上的大额余额，使李某相信其资金实力。当天，袁慧屏代表东盛公司、李某代表大典公司签订了《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约定由东盛公司安排具备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开具存单，为大典公司的3000万元贷款提供定期存单质押担保，贷款期限和担保期限均为三年；合同还约定存单仅作为一般担保保证，又设定了“贷款银行与存款人签订质押合同”等相互矛盾的条款；大典公司分阶段支付东盛公司服务费共660万元。协议签订后，2017年11月19日，大典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袁慧屏支付了100万元服务费。东盛公司袁慧屏、钱某益等人通过朱某找到叶某筹集资金，明确告知叶某只要到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开立账户，将3000万元存入并通过网上银行将活期转为定期，将定期信息发给他们后，存几天就可以取走。2017年11月20日，叶某前往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开了一个账户，转入该账户3000万元，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将3000万元存款由活期转为定期，期限为三年，并将这一存款信息发给杨某明、钱某益后转给袁慧屏；当天，叶某又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将这3000万元定期转为活期。袁慧屏将定期存款的截图信息发给李某，告知李某3000万元已到账并办理三年定期，李某向银行查询确认后，按照协议约定向袁慧屏支付了服务费100万元。2017年11月21日，东盛公司安排人员到华夏银行长沙分行了解大典公司申请贷款的情况；11月22日，东盛公司向大典公司发工作函，以大典公司与银行方面的银企合作模式和流程与双方签订的融资协议约定有出入、银行不可能批准一般担保业务的审批等为由称大典公司“违约”；后又陆续发了两份工作函和律师函，要大典公司办理一般担保模式的贷款，并称将撤走资金，东盛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大典公司负责。2018年11月21日至23日间，袁慧屏将200万元中的50万元转给王某、130万元转给钱某益，袁慧屏自己得20万元。2017年11月24日，叶某将3000万元存款从华夏银行长沙分行的账户内转走。到案发时止，东盛公司未安排人员到银行办理纸质存单质押手续，致大典公司的贷款申请一直未获得银行审批，200万元服务费也未协商归还。后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开始调查后，袁慧屏等人为了掩饰他们没有打算提供存单进行质押的真相，与叶某商议，签订了虚假的《理财服务框架协议》，制造当初叶某将这3000万元委托给东盛公司进行理财服务，期限为三年的假象。2018年6月13日晚，被告人袁慧屏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亚朵酒店8710房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王某退还50万元给李某，李某表示对王某的行为予以谅解，并承诺不再追究王某的责任。另查明：2019年1月5日，袁慧屏的朋友张某与李某、姚某志律师就本案达成三方《委托支付协议》，约定“张某将160万元打入姚某志指定账户，李某保证钱某益、袁慧屏被取保候审，成功后姚某志将160万元支付给李某，否则无条件全额返还张某”等条款。由于袁慧屏未被取保候审，现双方就该款的处置问题产生纠纷，张某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李某、姚某志归还该款。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1、被告人袁慧屏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袁慧屏的身份。2、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袁慧屏被抓获到案的事实。3、东盛公司、大典公司的营业执照、股东决定、法定代表人信息等，证明东盛公司与大典公司的基本情况，其中东盛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融资担保。4、《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融资顾问协议》等，证明东盛公司与大典公司签订的委托融资服务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书中的3.5条款约定：存款人需要办理存单止付手续，并且需要与银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1.3条款中约定存单担保方式为质押；3.2又约定存单仅作为一般保证担保。证明协议中设定了质押与一般保证方式两种矛盾的担保方式的事实。5、辩护人提交的《承诺书》、《企业法人承诺》，证明在签订《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的同一天（2017年11月17日），李某对东盛公司承诺“以贵公司安排关联个人开出并经我方查询后证明为真实的个人定期存单担保”、“贷款银行保证存单只用于我公司贷款，存单只提供一般担保保证”等内容。6、活期转定期交易记录截图、叶某的华夏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等，证明2017年11月20日，叶某的华夏银行长沙分行的账户转入3000万元，后该笔存款由活期储蓄转为定期，当天又转为活期；2018年11月24日，该3000万元被转走的事实。7、东盛公司向大典公司发出的工作函、大典公司回复东盛公司的工作函、东盛公司向大典公司出具的第二份工作函、东盛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向大典公司出具的律师函等，证明双方协商的过程，东盛公司以大典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通过银行贷款审批，同时银行贷款审批不能作一般担保为由，要求东盛公司办理贷款审批和一般担保手续，律师函称：“如贵司未能按约履行，因贵司违约行为造成双方签约公司的一切损失均应由贵司承担。”进而证明袁慧屏等人故意制造大典公司违约的事实。8、个人业务凭证，李某、袁慧屏的工商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王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钱某益的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等，证明李某共支付200万元给袁慧屏，袁慧屏将其中50万元打给王某，将其中130万元打给钱某益的事实。9、谅解书、收款条、还款说明、承诺书、王某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账单等，证明王某已退还50万元给李某，李某愿意对王某的行为予以谅解，并承诺不再追究王某的责任。10、大典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证明大典公司已准备好了向银行提交的相关贷款材料的事实。11、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扣押笔录，发还物品、文件清单等，证明公安机关于2018年6月16日扣押袁慧屏的现金44300元，于2018年11月15日发还给杨某（袁慧屏的妻子）；于2018年6月26日扣押袁慧屏手机两台、银行密钥（U盾）五个、银行卡四张、身份证一张，于2018年11月15日发还给杨某。12、南京国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公司）、南京创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融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章程等工商注册资料，证明国海公司、创融公司的经营范围均无融资担保的资格，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钱某益。13、叶某与东盛公司签订的《理财服务框架协议》，字面显示叶某安排3000万元委托给东盛公司进行理财服务，委托期限为三年，并约定了收益和保本保息等相关的保障措施；结合证人叶某的证言及该3000万元的去向，证明该协议系袁慧屏等人为掩盖诈骗行为而进行伪造的事实。14、辨认笔录，经过李某、苏某的辨认，均辨认出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慧屏、“钱总”钱某益、王某；经王某辨认，辨认出杨某明。15、辩护人提交的《关于袁慧屏亲友与报案人李某达成谅解意向的情况说明》、《委托支付协议》、转账汇款回单、李某出具的《谅解书》复印件等，结合李某的陈述，证明2019年1月5日，袁慧屏的朋友张某（甲方）与李某（乙方）、姚某志律师（丙方）就本案达成三方协议，约定内容包括：“（1）甲方于2016年1月8日前将160万元打入丙方指定账户；（2）乙方承诺于2019年1月30日前保证钱某益、袁慧屏被司法机关取保候审；（3）在钱某益、袁慧屏被取保候审后，丙方代表甲方在2个工作日内将丙方银行卡内的160万元支付给乙方；（4）如截至2019年1月30日前，钱某益、袁慧屏其中任何一人未被取保候审的，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将160万元无条件全额返还甲方……”2019年1月8日，张某转款165万元至姚某志账户。由于袁慧屏未被取保候审，现双方就该款的处置问题产生纠纷，张某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李某、姚某志归还该款。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16、证人苏某的证言，证明李某找苏某要求介绍融资渠道，苏某把王某介绍给了李某，王某将袁慧屏介绍给李某，苏某、李某前往南京与袁慧屏见面，经过洽谈双方约定一切以贷款银行审批报告条件为依据。李某与袁慧屏当天签订了《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签订协议后，李某支付了100万元给袁慧屏。2017年11月20日，东盛公司通知李某3000万元定期存款已经到账，李某通过咨询华夏银行确认到账之后，又支付了100万元给袁慧屏。2017年11月21日，东盛公司派了三个人到华夏银行长沙分行核实贷款办理情况；苏某和李某要求他们提供存款人3000万元定期存款的存单复印件在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而他们不予提供，只说已经安排人存了3000万元定期存款到银行了。2017年11月22日，李某收到了东盛公司发的一份工作函，工作函以“华夏银行没有收到大典机械公司项目贷款所需材料以及银行不可能为大典机械公司做一般担保业务”为由，称李某违反《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的约定。李某与袁慧屏多次沟通，袁慧屏还是称李某违约，200万元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还把存在华夏银行长沙分行的3000万元也取走了。苏某还说明了他们对于《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上存单仅作为一般担保保证的概念不是很清楚。17、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为了帮大典公司融资，苏某把王某介绍给李某，后来王某向李某推荐了存单质押贷款的融资方式，李某同意。王某联系了杨某明，杨某明介绍了东盛公司。2017年11月17日，王某、苏某、李某到了南京的东盛公司。首先是杨某明接待，后杨某明带他们见了袁慧屏以及钱某益，李某与袁慧屏、钱某益就融资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当天就签订了合作协议，李某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服务费200万元，但是后来李某与东盛公司产生了矛盾，该笔存单质押贷款业务没有办成，东盛公司讲大典公司违约，先付的200万元服务费不予退还。王某从该笔业务中收了50万元佣金。案发后，杨某明要王某向公安机关交代这50万元是袁慧屏给王某的借款。18、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份，朱某给叶某介绍了东盛公司“钱某益”，做了一单3000万元的理财业务，几天后钱某益要叶某把钱撤出来了。19、证人薛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20日，薛某通过银行卡转了3000万元给叶某的华夏银行卡，这笔钱是叶某向薛某的借款，讲好了只借几天，不超过7天，并且承诺马上能把这笔钱收回来。叶某知道薛某只做几天短期业务，时间长了不会把钱借出去。20、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她主要是做银行存款充存业务；2017年11月份，叶某与东盛公司袁慧屏有一笔3000万元的业务往来，袁慧屏等人最初要求叶某存款3000万元时，明确说过只需存几天即可取出，没有说要用该存单做质押担保，叶某从来就不做存单质押贷款业务。另袁慧屏等人在知道公安机关调查后要求叶某伪造证据，签订《理财服务框架协议》，以造成事前就与叶某签订协议约定将三千万元交给其管理三年的假象。叶某从这笔业务中没有收到钱。21、证人吴某（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营销八部经理）的证言，证明：银行贷款的审批发放流程；大典公司是该银行的老客户，信誉良好；2017年11月，大典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了个人定期存单质押贷款业务，大典公司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了相关资料，因东盛公司未配合银行提供公司相关基础资料及存款人的基本信息，致使贷款流程无法进行。22、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明：（1）2017年，大典公司因项目投资急需融资3000万元，李某经苏某介绍认识了王某，通过王某联系了东盛公司提供定期存单质押。（2）2017年11月17日，李某、苏某、王某一起到了江苏南京的东盛公司，与袁慧屏协商后签订了《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以及《融资顾问协议》，李某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100万元给袁慧屏。2017年11月20日，袁慧屏通知李某3000万元定期存款已经到了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并通过微信发了一张截屏给李某，李某跟银行核实后又支付100万元给袁慧屏；后东盛公司没有安排存款人到银行来办理手续，却发工作函给李某，称大典公司与华夏银行合作模式和流程与融资顾问协议约定出入很大，认为大典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流程及条件办理。双方互相发函和律师函并进行了联系；2017年11月24日，东盛公司将在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存的3000万元全部取出；之后再联系袁慧屏，袁慧屏明确表示拒绝办理存单质押贷款担保业务以及拒绝退还200万元服务费。（3）东盛公司主要以要求华夏银行启动担保方式为一般担保模式的审批程序为理由讲大典机械公司违约，但协议书的第3.2条与1.3条是冲突的，与银行存单质押贷款条件是相悖的；银行存单质押贷款只有质押的担保方式，质押不存在区分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方式，合同上约定的质押与一般担保是矛盾的，李某对于质押和一般担保的概念不清楚，所以就没有在意协议书中设置的陷阱；李某在《承诺书》和《企业法人承诺》上签字盖章时，对一般担保保证的概念不清楚。（4）李某陈述了大典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情况，但是存款人一直没有去银行办理后续手续，致使大典公司的贷款一直没有进入正式的授信程序。（5）后来李某通过网上查询得知，东盛公司不具备融资性担保资质，没有提供巨额贷款担保的能力；而且协议书上设置了多处与银行贷款流程相悖的限制性条款，使得协议书不可能履行，造成大典公司只要签订协议就肯定会违约；事后大典公司联系到存款人叶某，叶某称不会做高风险的存单质押贷款业务。（6）李某陈述了其与袁慧屏的朋友张某就退赔、谅解意向等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并陈述双方正就这笔钱的归属问题进行民事诉讼。23、另案处理的同案人钱某益的供述，证明：（1）钱某益是创融公司和国海公司的股东，东盛公司使用国海公司租的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和泰大厦909室办公地点办公。（2）2017年11月，李某先后通过王某、杨某明认识钱某益，钱某益再介绍李某认识袁慧屏，东盛公司与大典公司做了存单担保贷款融资业务。（3）这笔业务事实上根本就不能办理成功，因为东盛公司根本就没有诚意为李某提供存单并办理质押手续，就是为了骗取大典公司先支付的200万元服务费；东盛公司在融资协议上就设置了陷阱合同，将存单担保方式约定为一般担保，银行根本不可能办理存单为一般担保方式的贷款，所以造成大典公司违约，以违约金的方式扣了大典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的服务费。另外大典公司寻找的资金方前往银行存款也不是真正去办理存单并提供给银行办理质押手续，东盛公司只是要求资金方将3000万元存在银行几天时间就可以取走。（4）钱某益介绍了朱某到东盛公司。（5）钱某益收到了袁慧屏转来的130万元。（6）钱某益称自己的银行卡是给杨某明使用的，杨某明之前因为民事纠纷被纳入失信人员，另外杨某明想规避自己的责任，不想公安机关知道他参与了这件事。24、被告人袁慧屏的供述，袁慧屏在侦查阶段作过多次供述，证明：（1）东盛公司的基本情况，2015年7月之后袁慧屏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慧屏称与大典公司的这笔融资业务是东盛公司的第一笔业务。（2）2017年11月份，大典公司与东盛公司合作一笔融资业务的具体过程；大典公司共支付了200万元服务费，后期东盛公司以大典公司违反了协议中的两条约定中止了合同，收取的200万元没有退还，已转给王某50万元，转给钱某益130万元，袁慧屏自己得20万元。（3）这笔业务是钱某益介绍给袁慧屏的，存单由钱某益负责，存单提供人叶某是钱某益负责联系的，也是钱某益负责与叶某谈的。袁慧屏与李某签订了融资协议之后，钱某益安排叶某去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存款3000万元，还办了定期存款，钱某益通过微信将存款3000万元的定期的账户信息截屏发给了袁慧屏，袁慧屏将截屏发给李某，告知李某钱到账了，要他去核实。东盛公司发给大典公司的律师函是钱某益要求律师以东盛公司的名义发的。（4）《委托融资（存单担保方式）服务协议书》的文本由袁慧屏给李某，是钱某益提供给袁慧屏的，是由杨某明制定的模板；袁慧屏知道银行一般不可能办理存单一般保证方式的贷款业务，他是按照杨某明的要求做的，只负责与对方签融资协议，后续联系资金方以及怎么安排资金方操作都是杨某明等人去负责的；杨某明承诺给予袁慧屏10%即20万元，其他的钱都由杨某明负责支配。（5）袁慧屏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杨某明通过律师跟袁慧屏讲，要他不要跟公安机关讲真话，不要把杨某明供出来，杨某明在外面会帮他协调关系给他搞出去。本院认为：被告人袁慧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设定合同陷阱，致使对方当事人陷入签约必然违约的境地，在没有履行意愿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服务费200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袁慧屏以东盛公司的名义与对方协商签订合同、收取对方服务费，全程积极参与犯罪，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辩护人提出不应认定袁慧屏为主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合同诈骗的客观构成要件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当事人陷入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物、遭受财产损失，行为人获得财产或者使第三人取得财产。本案中，袁慧屏等人“安排具备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开具期限为三年的3000万元的质押存单”是《融资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东盛公司的最主要义务，大典公司李某希望通过该存单质押而获得银行贷款审批是其签订协议、支付服务费的基础。袁慧屏等人及东盛公司均没有自行提供3000万元资金的能力；他们联系的资金持有人叶某在侦查阶段作过三次证言，在联系资金时约定的资金使用时间和方式、《理财服务框架协议》的签订时间等重点问题上的说法有矛盾和变化，袁慧屏的供述和钱某益的供述也反映出同样的渐变趋势，三人的说法渐趋一致并与该3000万元资金的走向形成印证。叶某称：“你们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此事，东盛公司就知道了。在你们第一次来找我调查之前，东盛公司袁慧屏就要求我不要跟公安机关讲他们一开始要我存3000万元只是存几天，要我跟公安机关讲是存三年……为避免麻烦我就没有讲真话……”“理财框架协议是后面东盛公司补签提供给我的，为了印证他们找我存3000万元是存三年。”“一开始东盛公司袁慧屏要我提供3000万元就明确提出只要我到华夏银行长沙分行新开个账户，然后将3000万元转入账户并通过网上银行将活期转为定期，将定期存款信息发给他们，然后活期存几天就可以取走，按实际存款天数支付佣金给我，每天一万五的佣金。”叶某关于只存几天的说法与资金实际提供人薛某的证言一致；且叶某将款转走后，袁慧屏等人再也未能控制和支配该3000万元，进一步说明了《理财服务框架协议》的虚假；袁慧屏和钱某益的供述中均有关于原供述变化原因的类似说法，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袁慧屏等人自始就不打算要叶某到银行办理质押的纸质定期存单。袁慧屏等人并无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手段提供期限为三年的定期存单为大典公司的贷款进行质押，他们采取临时调集资金存入指定银行、截取资金存入讯息后出示给大典公司的方式，骗得大典公司李某产生3000万元定期存款已经到位的错误认识，因此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服务费；袁慧屏等人利用网上银行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可转换的便利条件，安排叶某当天又将该3000万元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反映其主观上没有办理纸质存单提供质押的意愿，他们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均为欺骗李某支付服务费，且在得逞后迅速将200万元瓜分。袁慧屏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及辩护人对于袁慧屏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现有证据，张某与李某、姚某志之间关于160万元的归属尚在争讼中，本案中暂不认定袁慧屏已退赔违法所得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袁慧屏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2028年6月12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袁慧屏继续退赔违法所得150万元，发还被害单位湖南大典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肖贞英人民陪审员  廖水月人民陪审员  毛一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秦国艳书记员叶倩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