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5行初154号原告雷勇，男，汉族，1968年5月10日出生。住址：重庆市长寿区。委托代理人袁宝慧，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永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委托代理人陈海峰，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群，重庆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7号。法定代表人殷湖北，局长。出庭负责人余上云，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霍艳熙，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雷勇因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到庭应诉，向本院提交了负责人不能出庭的情况说明。原告雷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军、袁宝慧，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海峰、李群，第三人的负责人余上云及委托代理人霍艳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中止本案审理。本案现已恢复审理并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渝府地裁〔2018〕269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对原告雷勇提出的征地安置补偿申请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诉称：原告在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有宅基地和经营房屋，第三人发布的土地补偿费标准及作出补偿安置时，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被告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违法：1、即使以渝府发〔2013〕58号和长寿府办发〔2013〕114号文件为依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明显偏低，且第三人还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属于直接违法的行政行为，必然损害原告的补偿利益。2、房屋补偿标准，砖混结构为570元/平方米，远远不足房屋本身的建造成本价款，单方面降低或剥夺原告房屋的财产价值，损害原告的合法财产财产权益。3、第三人虽然给予原告选择货币安置或统建优惠购房的方式补偿的权利，价格分别为4200元/平方米、570元/平方米，但补偿的面积分别限定为60平方米（3人）、100平方米以内，相当于原告其余房屋没有补偿，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对原告“住改非”性质的房屋，没有规定补偿标准或方法；原告的房屋装修、地上附着物、营业损失等，第三人也未给予补偿。4、对原告房屋面积认定有误。原告房屋登记面积虽为189.76平方米，但实际应为246.2平方米，且第三人从原告房屋面积中扣除原告前妻黄雪凤2014年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82.8平方米，损害了原告补偿权益。黄雪凤的82.8平方米房屋虽是离婚分得，但却是相邻原告现在246.2平方米房屋的另一处未经登记房屋；尽管该82.8平方米房屋因拆除原告无法举证，但黄雪凤拆迁补偿是2014年4月，此时本案征地批文是渝府地〔2015〕1113号尚未作出，且此前的某次拆迁补偿也不可能仅补偿不可侵害的房屋中一小部分而遗留大部分不予拆迁补偿。故黄雪凤的房屋与原告本案所涉相互独立不能混为一谈，从原告房屋面积中扣除黄雪凤房屋面积损害原告利益。5、在2016年征收原告的房屋，执行的却是2013年的规定和标准，在此期间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根本不能保证原告补偿利益达到公平合理性；且原告所在的地区已经被规划到城市范围之内，只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参照城市房屋的补偿标准才能够体现补偿安置的公平合理性，才能够提高原住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渝府地裁〔2018〕269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并责令第三人给付原告住宅房屋补偿款295万元或者置换商铺246平方米，经营房屋补偿款106万元，或者置换商业用房118平方米、停产停业损失81万元和搬迁费过渡25万元、补偿装修费25万元、果树果苗补偿款53万元、设施补偿13万元。原告向法院提交并举示以下证据：照片两张。拟证明第三人刚开始实施征收时，原告的房屋、门窗逐渐缺失，条幅也损坏了；原告房屋是用于经营性房屋。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辩称：被告具有作出涉诉裁决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作出的涉诉裁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雷勇系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原凤城镇小菩提村8组）在籍村民，2012年6月与现配偶黄油芬再婚，配偶黄油芬、女杨茜，2人系城镇居民。雷勇系该次征地安置人员，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根据渝府发〔2013〕58号文件规定，对雷勇进行人员安置，并按相关规定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雷勇在原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原凤城镇小菩提村8组）有农房一幢，持有长集用（2002）字第XX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用途为住宅，使用权面积90平方米；同时持有农房权证206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结构为混合，层数2层，总建面189.76平方米。2008年，雷勇与前妻黄雪凤协议离婚，雷勇单独1户，黄雪凤及其儿子雷鸿俊为1户。根据2014年经黄雪凤本人签字的《农房拆迁清理登记表》、《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载明，黄雪凤所有的农村房屋建筑面积为82.8平方米。2010年，在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实施统征时，该组经村民代表讨论形成《青苗费、地上构附着物费、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并经村民户主（户主代表）签字生效。此时，雷勇户1人，涉及青苗费1184元、地上构附着物费3145元、土地补偿费3242元，由前妻黄雪凤签字领取（黄雪凤所涉补偿由黄雪凤父亲黄志伦签字领取）；人员安置费按照2.7万/人的标准补偿，扣除个人应缴参保费用后剩余15468元，由雷勇签字领取。根据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2016年8月10日作出的《雷勇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雷勇户有关补偿安置如下：一、土地补偿费、青苗和构（附）着物补偿费，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按长寿府发〔2013〕114号、长寿府办发〔2013〕214号等文件标准规定，支付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由其组织分配（征地实施机构扣除2010年已补偿部分后，该款项差额为0.432万元，具体计算为[（1.7×20%+0.82）-（1.5×20%+0.3+0.16）]万元/亩×该社人均土地面积1.08亩）。二、房屋拆迁补偿费6.09672万元=（189.76平方米-82.8平方米）×570元/平方米。三、住房安置：方式一（货币化补偿安置）：货币化安置款总额25.98万元=雷勇12.6万元（30平方米×4200元/平方米）+黄油芬、杨茜12.6万元（15平方米×4200元/平方米×2，不是安置对象，增购1个自然间）+搬家补助费0.08万元+搬迁补助费0.3万元+拆迁奖励费0.4万元。方式二（统建优惠购房）：1、可按570元/平方米在凤城片区购买1套大户型（3室1厅）约100平方米定向销售商品住房，超过规定面积按有关规定执行；2、其它相关补偿费0.9480万元=搬家补助费0.08万元+拆迁奖励费0.4万元+搬迁过渡0.468万元（按260元/月标准，暂付6个月，超期按月计补）；并告知其补偿方案送达后10工作日内到长寿区征收办作出安置方式选择，逾期未选择的，视为选择方式二（统建优惠购房补偿安置）。四、人员安置1人：雷勇。人员安置补助费3.5万元，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后余额支付本人（征地实施机构扣除2010年已补偿部分后，应补差额0.8万元）。因雷勇不接受该方案，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于2016年8月23日按统建优惠购房方式将房屋拆迁补偿费7.04472万元（含房屋拆迁补偿费6.09672万元、按统建优惠购房安置的其它相关补偿费0.9480万元）、人员安置费0.8万元、土地青苗构附着物补偿费0.432万元，合计8.27672万元以雷勇实名账户存入招商银行长寿支行，并通知其前往领取。此外，在雷勇诉原长寿区国土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另一案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行终31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雷勇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房屋用于农家乐经营，对雷勇要求原长寿区国土局按照农家乐经营用房予以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雷勇被拆迁房屋在渝府地〔2015〕1113号文件批准征地范围内，属于集体土地征收，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按照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规定对雷勇农村房屋实施补偿，并对其本人住房安置30平方米、对其城镇配偶及女儿各增购一个15平方米自然间1个，同时享有搬家补助费、拆迁奖励费、搬迁过渡费，符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第十一条第三款：“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住房补偿”以及长寿府发〔2013〕114号等有关规定，故对雷勇提出“给付房屋补偿295万元或者置换商铺246平方米”、“经营房屋补偿106万元或者置换商业用房118平方米”、“停产停业损失81万元和搬迁费过渡费25万元”、“装修补偿25万元”、“设施补偿13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对土地补偿费（20%部分）、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在2010年补偿的基础上计算补差金额0.432万元，符合长寿府发〔2013〕114号文规定，故对雷勇提出“果树果苗补偿款53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8〕269号）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雷勇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征地补偿标准协调申请书。2、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意见书。3、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申请书。4、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补正告知书、延期告知书、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8〕269号）及EMS邮寄送达单据。证据1－4拟证明被告已经依法做出裁决并送达到位。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寿区建设古桃路和卫古路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5〕1113号）。6、《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集体土地的公告》（长寿府征公告〔2016〕4号）。7、《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长国土房管征补公告〔2016〕4号）。8、《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长寿府地〔2016〕213号）。证据5－8拟证明本次诉讼涉及的征地程序合法。9、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八组青苗费、地上构附着物费、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及发放表。拟证明有关征收土地的“三费”，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发放、领取，原告的“三费”由其前妻黄雪凤签字代领，共7571元。10、原告身份证明、集体土地使用证、农房权证206字第XX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雷勇向被告提交的《有关土地权属证据材料的说明》。拟证明原告涉案房屋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属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系住宅，面积189.76平方米；原告属于征地安置人员；原告向被告书面说明其没有单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1、《雷勇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送达回执、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领款单、原告户银行个人定期存单、领取存单通知及送达回证、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雷勇等户三费、搬迁过渡费执行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因原告拒绝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将计算的相关安置补偿费用存入银行并通知原告领取，有关“三费”在证据9中证明原告已经领取了。12、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人员安置补助支付表、原告户三费补偿说明、产权记载证明、黄雪凤房屋安置证明及安置情况说明、黄雪凤农房拆迁清理登记表、黄雪凤《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原告与黄雪凤离婚之后，将房屋分割进行了拆迁安置补偿。13、（2017）渝01行终31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原告通过行政诉讼要求对其农家乐和果园进行补偿，被法院驳回。14、《离婚协议》二份。拟证明并不存在两套宅基地的说法，在长寿区民政局档案中调取的离婚协议已经明确黄雪凤分得两层楼底楼的房屋，经过实际丈量就是82平方米。第三人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述称，同意被告的意见。第三人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举示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宅基地在批复范围，但已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就应该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进行补偿；对证据6、7、8合法性有异议，认为2016年发布公告补偿却依2013年标准补偿，且标准太低；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因为分配方案时间是2010年3月，领取人是黄雪凤，而本案征地是2015年才批复；对证据10无异议，但认为房屋证载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对证据11中补偿安置方案及送达回执真实性无异议，但补偿不合法，对其余证据认为不清楚，原告亦未领取款项；对证据12中除产权记载证明无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认为安置补助费支付表上不是原告签字，对黄雪凤房屋的补偿安置与原告本案所涉房屋没有关系，不能证明黄雪凤拆迁补偿房屋与原告房屋一体，已给黄雪凤的补偿不能从本次原告征收中扣除；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对证据14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无论哪个协议约定给黄雪凤的房屋面积，与被告扣除原告的82.8平方米均不一致，不能证明应当从原告房屋面积中扣除。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中远景拍摄照片一张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是征地范围内原告的房屋，对近拍的另外一张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两张照片是同一个房屋。第三人对被告举示证据无异议，对原告举示证据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举示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照片二张，被告对远景拍摄照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中一张近景拍摄照片被告提出异议且原告不能证明系其本案所涉房屋的近景照片，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4日，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2015〕1113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寿区建设古桃路和卫古路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长寿区人民政府征收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部分集体土地。2016年5月9日，长寿区人民政府发布长寿府征公告〔2016〕4号《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次日，原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关于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长国土房管征补公告〔2016〕4号），该方案于2016年6月24日经长寿区人民政府长寿府地〔2016〕213号文件批准后实施。原告雷勇系长寿区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原凤城镇小菩提村8组）在籍村民，在该组有农房一幢，属本次征收范围内。雷勇持有2002年办理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和2003年办理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分别载明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面积90平方米；房屋结构为混合，层数2层，总建面189.76平方米。2008年，雷勇与同组村民黄雪凤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子雷鸿俊由女方抚养。在长寿区档案局保管的雷勇与黄雪凤2008年9月2日《离婚协议》上，载明“双方共同房屋位于长寿区凤城镇小菩提村8组混合结构层数共2层建筑面积共189.76平方米。其中底楼右边一间32.25平方米归女方及雷鸿俊所有，其余157.51平方米及房屋内的家具、电器归男方所有。”双方在征地实施中向征地实施机构还提交有另一份《离婚协议》，落款时间仍为“2018年9月2日”，载明“男方分割给女方房屋壹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庭审中，被告陈述黄雪凤分得的就是原告有证房屋中的32.25平方米，经实测为82.8平方米。原告陈述两份《离婚协议》均真实，因征地中黄雪凤认为32.25平方米太少了故原告拿了另外的房屋宅基地给她，第三人从原告房屋面积中扣除82.8平方米违法。2010年3月，原告雷勇所在凤城街道陵园村8组经村民代表讨论形成《青苗费、地上构附着物费、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原告雷勇户1人，涉及青苗费1184元、地上构附着物费3145元、土地补偿费3242元，共计7571元，由前妻黄雪凤签字领取（黄雪凤户2人所涉补偿由黄志伦签字代领）。原告雷勇的人员安置费按照2.7万/人的标准补偿，扣除个人应缴参保费用后剩余15468元，由“雷勇”签字领取。2014年4月3日，黄雪凤为户主的《农房拆迁清理登记表》上载明，黄雪凤所有的农村房屋建筑面积为82.8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房屋60平方米，砖木结构22.8平方米；该登记表上“土地使用证编号”、“房屋产权证号”栏均未填写。同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黄雪凤被拆迁房屋面积亦为82.8平方米。该《农房拆迁清理登记表》与《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均有黄雪凤签名。被告及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原告雷勇房屋的拆迁清理登记相关证据。原告的房屋尚未拆除。2016年8月10日，原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雷勇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查明原告现有家庭成员3人，即原告雷勇、妻黄油芬、已成年未婚子女杨茜；黄油芬、杨茜2人系城镇居民；原告在征地范围住房面积189.76平方米，其中82.8平方米于2008年9月由原告前妻黄雪凤分得并于2014年4月已对黄雪凤安置补偿。告知原告补偿安置方案为：1、土地补偿费、青苗和构（附）着物补偿费，支付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分配；2、房屋拆迁补偿费6.09672万元=（189.76平方米-82.8平方米）×570元/平方米；3、住房安置：方式一（货币化补偿安置）：货币化安置款总额25.98万元=雷勇12.6万元（30平方米×4200元/平方米）+黄油芬、杨茜12.6万元（15平方米×4200元/平方米×2，不是安置对象，增购1个自然间）+搬家补助费0.08万元+搬迁补助费0.3万元+拆迁奖励费0.4万元。方式二（统建优惠购房）：可按570元/平方米在凤城片区购买1套大户型（3室1厅）约100平方米定向销售商品住房，超过规定面积按有关规定执行；其它相关补偿费0.9480万元=搬家补助费0.08万元+拆迁奖励费0.4万元+搬迁过渡0.468万元（按260元/月标准，暂付6个月，超期按月计补）；并告知其补偿方案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到长寿区征收办作出安置方式选择，逾期未选择的，视为选择统建优惠购房补偿安置。4、人员安置1人：雷勇。人员安置补助费3.5万元，扣除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后余额支付本人（原已支付的2.7万元予以抵扣）。2016年8月23日，长寿区征地实施机构按统建优惠购房方式将原告雷勇房屋拆迁补偿费7.04472万元（含房屋拆迁补偿费6.09672万元、按统建优惠购房安置的其它相关补偿费0.9480万元）、人员安置费0.8万元（扣除2010年已补偿部分后，补差0.8万元）、土地青苗构附着物补偿费0.432万元（扣除2010年已补偿部分后，补差0.432万元），合计8.27672万元以雷勇实名账户存入招商银行长寿支行，并通知其前往领取。原告雷勇对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申请协调未果，于2018年9月19日向被告申请裁决。请求：1、给付房屋补偿295万元或者置换商铺246平方米；2、经营房屋补偿106万元或者置换商业用房118平方米；3、停产停业损失81万元和搬迁费过渡费25万元；4、装修补偿25万元；5、果树果苗补偿款53万元；6、设施补偿13万元。被告收到后，于2019年9月29日向原告发送补正告知书，并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延期告知书，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被告经审查，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本案被诉裁决决定（渝府地裁〔2018〕269号），对原告提出的第1、2、3、4、5、6项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收到该裁决决定后不服，起诉来院。另查明，在雷勇起诉原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行终317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雷勇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房屋用于农家乐经营，对其要求按照农家乐经营用房予以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作为作出征地批复的人民政府有权依据被征地拆迁当事人的裁决申请，作出征地安置补偿裁决。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裁决申请后，经依法告知补正、延期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决决定，并将裁决决定书送达原告，其裁决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告征地范围内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且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情形，征地实施部门按照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规定标准对其农村房屋补偿，并提供货币化补偿或统建优惠购房两种方式给原告选择，对原告住房安置30平方米、对其城镇配偶及女儿各增购一个15平方米自然间1个，同时享有搬家补助费、拆迁奖励费、搬迁过渡费，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给付房屋补偿295万元或者置换商铺246平方米”、“经营房屋补偿106万元或者置换商业用房118平方米”、“停产停业损失81万元和搬迁费过渡费25万元”、“装修补偿25万元”的裁决请求，既远远高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又无经营房屋等相关证据，且即使有证据证明原告房屋用于经营，也不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第十一条第三款：“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住房补偿”之规定。故原告提出的前述裁决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但是，原告雷勇征地范围内房屋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面积为189.76平方米，混合结构，楼层为2层。2008年9月2日雷勇与黄雪凤协议离婚时，向民政部门提交的离婚协议载明其中底楼右边一间32.25平方米归黄雪凤及婚生子雷鸿俊所有，其余房屋归雷勇所有；而另一份离婚协议载明分给黄雪凤一间房屋计60平方米，未载明房屋位置及结构等。2014年在对黄雪凤征地拆迁时，经清理实测并签字认可后，对黄雪凤砖混结构房屋60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22.8平方米，共计82.8平方米予以补偿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该82.8平方米是否应当全部还是部分从原告有证房屋189.76平方米中扣除、除已办理房屋登记的189.76平方米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房屋，存在争议。而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对原告雷勇房屋的清理实测、黄雪凤已拆除并安置补偿的82.8平方米房屋与原告本案所涉征地被拆迁房屋的关系等证据，在对雷勇房屋的补偿面积中，直接认定其应计算补偿费用的房屋面积为（189.76平方米-82.8平方米），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原告提出“果树果苗补偿款53万元”、“设施补偿13万元”的裁决请求。虽然被告及第三人在2010年根据原告所在社村民代表讨论形成《青苗费、地上构附着物费、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并由原告前妻黄雪凤签字领取青苗费1184元、地上构附着物费3145元、土地补偿费3242元的基础上，在本案征地批文下达后，实际补差共计4320元。但因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而非支付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故被告作出裁决，在对原告是否有果树果苗、设施等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费以及具体情况未予查清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原告提出“果树果苗补偿款53万元”、“设施补偿13万元”的裁决请求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2018年12月20日作出的渝府地裁〔2018〕269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另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属于被告裁决中具体处理的问题，由于被告裁决本院予以撤销，需要被告在重新作出的裁决中予以处理，因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渝府地裁〔2018〕269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二、责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对原告雷勇户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封 莎人民陪审员  谢树珍人民陪审员  张 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王俞环书 记 员  赖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