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821民初1248号原告：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慈利县通津铺镇通津铺村。法定代表人：唐毅，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若彬，湖南金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慈利县零阳镇零阳中路金穗商业街7-112-114。法定代表人：易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平，男，1966年1月1日出生，被告方员工，住湖南省石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海，湖南金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山羊专业合作社”）与被告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农商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湘0821民初1959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在法定期限内向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湘08民终2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唐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若彬、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平、汪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山羊损失105.8万元，并自2018年3月18日起按年利率9.135%计算利息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3日被告与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签订15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9.135%，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为该笔贷款进行了担保。2018年3月17日被告以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下欠其借款本息为由，强行派人拖走原告高价购进的黑山羊140只，价值约105.8万元。被告沪农商银行辩称：1、原告诉请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被告代为销售的山羊没有140只，只有82只，山羊品种为普通山羊，只有一只公种羊；3、诉请没有依据，损失价格没有依据，山羊购买单价没有依据，应当按照山羊购买价格定价。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成都川牧黑山羊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种羊出售价格表复印件各1份，成都川牧黑山羊专业合作社证明复印件2份（上列复印件的原件存于原审案卷）。拟证明：原告于2015年分3次到成都川牧黑山羊专业合作社购买黑种山羊共计100只，其中公羊20只，母羊80只，公羊6000元/只，母羊3500元/只，2016年3月5日原告到成都购买黑种山羊40只，其中公羊10只，母羊30只，公羊6000元/只，母羊3500元/只；通过种羊出售价格表证实，不同规格的种山羊的价格情况。证据二、原告法定代表人唐毅及其父亲唐汇元的取款明细。拟证明：原告支取唐汇元的存款于2015年3、4、5月份、2016年3月份购买种山羊时的取现记录。证据三、李太军、向绍海证人证言复印件各1份（上列复印件的原件存于原审案卷）。拟证明：被告在2018年3月17日拖走原告山羊后，运输途中车辆翻车，当时压死了一些山羊，还看到有山羊往山上跑。证据四、（2018）湘0821民初59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收取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贷款的年利率为9.135%，由于被告方拖走山羊，从拖走山羊之日起山羊的价值应当按照该年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向本院申请证人吴某1、向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1的证言内容为：吴某1于2015年年初至2018年3月在原告处工作，主要从事喂牛羊、清点数量、收关牛羊的工作。原告于2015年从四川买回100余只种山羊，2016年从四川买回40只种山羊，其中公羊6000元每只，母羊3500元每只。吴某1在原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未出售过种山羊，仅仅出售过繁殖羊。2018年3月17日，被告到原告处拖走了部分山羊，在被告拖走山羊之前，原告共存栏183只山羊，在被告拖走山羊之后，原告处仅剩余43只山羊，其中15只种羊，28只繁殖羊。证人向某的证言内容为：向某于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在原告处工作，主要从事做饭、种菜、喂羊的工作。原告于2015年从四川买回母羊80只，公羊20只，2016年从四川买回公羊10只，母羊30只，其中公羊6000元一只，母羊3500一只。向某在原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未出售过种山羊，仅仅出售过繁殖羊。2018年3月16日，被告到原告处拖走山羊时，证人向某和证人吴某1一起在山上丢粪，等回到山羊护栏时，清点山羊仅剩43只。拟证明：1、原告到成都购买山羊的时间、数量、价格；2、2018年3月17日，被告强行拖走山羊140只，当时的总存栏数183只，被告拖走山羊后，只存栏43只，其中种羊只有15只，证明被告拖走了种羊125只。被告沪农商银行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与被告代为销售的羊不是同一山羊，被告代为销售的是普通羊；单价表是原告方自己制定的，并不是相关部门制定的价格表。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取款明细仅仅是一个交易的证明且没有银行的签章，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用于购买案涉山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所陈述的有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明依据。对原告申请出庭的吴某1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言与原审的证言不符；对向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向某并不在案发现场。被告沪农商银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光盘1个、证人谢某证明1份（以上证据原件存于原审卷宗）。拟证明：被告得到唐毅父亲唐汇元表见代理的授权代为销售山羊，其行为合理合法。因为贷款一直是由唐汇元偿还的。在事发之前，也是由唐汇元用山羊抵了一部分贷款利息，合计9300元利息。证据二、还款凭证一份，码单明细表一份。证明：原告同意还款的事实，及拖走的羊的数量、重量。被告沪农商银行向本院申请证人吴某2、陈某1、陈某2、梅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2的证言内容为：证人在网上看到被告发布的拖运山羊的信息，便主动联系被告可以负责拖运并作为中介将山羊出售。2019年3月17日，证人吴某2与陈某3各驾驶一辆车到原告处拖运山羊。吴某2与被告方协商的山羊出售价格为13元／斤，与张家界购买山羊的老板协商的购买价格为13.5元／斤，两辆车拖运的山羊总共82只，其中小羊大概20只，在运输过程中，因陈某3驾驶的货车翻车压死了4只山羊，因没有合适的价格出售银行工作人员便将压死的四只山羊送给了吴某2。其他山羊卖给张家界市永定区的龚华，大羊按斤出售，小羊按平均每只200元出售，共卖得4万多元。运输费和搬运费由被告另外支付。证人陈某1的证言内容为：2019年3月17日，证人陈某1被陈某3叫到原告处帮忙搬运山羊，负责赶羊上车，共牵引82只山羊，其中只有一只公山羊，小羊大概21只没有过称由其和其他帮忙的人直接抱上货车，在运输山羊的过程中，陈某3的车辆翻车压死了4只山羊，陈某3的货车共拉载30多只山羊，剩下的山羊都装载在吴某2的货车上，所有的小羊都在另一辆车上。当天共有4个帮工，工资每人200元，由陈某3支付的。证人陈某2的证言内容为：2019年3月17日，证人陈某2被陈某3叫到原告处帮忙搬运山羊，共牵引80多只山羊，只有一只公羊，小羊是由吴某2负责搬运的。证人梅某的证言内容为：证人梅某也是负责搬运山羊的工人，当天共牵引82只山羊，由陈海和另一个人的车负责拖运，两辆车的大小差不多，在运输过程中，陈海的货车侧翻压死了四只山羊，对于山羊的数量和重量不知道。以上证人证言拟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要吴某2联系买羊的买家，2018年3月17日,吴某2联系到张家界市永定区的龚华需买羊，于是开了两辆车来到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羊的山上拖羊，由陈某2、陈某1、陈某3、吴泽成、梅某负责拖羊，过称、上车，共计拖了82只羊，其中有一只种公羊，装好后车子下坡时陈某3的车翻车，压死了4只羊，最后78只羊买给龚华，卖了42950元的事实；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视频资料并不能确认本案被告拖走山羊经过了原告的同意，案件中所涉的山羊系原告所有，而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唐毅的父亲唐汇元所有，唐汇元也没有得到原告的授权，其无权处分原告的财产。被告所称用原告的山羊在此前经出售后抵减了唐汇元的贷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该视频资料不能证实该内容。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还款凭证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并非是原告同意归还汇源果业欠款，且对该金额不认可；对码单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原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签字确认，对码单中所记载的数量、重量均有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吴某2、陈某1、陈某3、陈某2、梅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所陈述的山羊数量和公母羊的数量和重量都与事实不符。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出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种羊出售价格表”、“证明”仅有单位的盖章，没有经手人的签名，形式上不合法，且仅证明原告曾于2015年、2016年当时向其购买过种山羊的价格，并不能证明被告拖走山羊行为发生时的价格，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本院认为银行交易明细没有来源单位的签名盖章，形式上不合法，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用于购买种山羊，且无其他凭证予以佐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被告提出真实性异议，本院认为证人未到庭，被告的异议成立，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被告提出关联性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都是传来事实，且两证人证词内容基本雷同，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本院认为，其光盘拟证明唐汇元同意卖羊的事实，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其中证人的证明因证人未到庭，且其证明2017年卖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本院认为，还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对其证明目的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记载拖走的羊的数量、重量的码单，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暂不作评判。对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4位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证人的证言能够证明拖走的羊的过称、上车、拖运、卖羊的过程，与证据二中的码单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证据二及4人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和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的分析、认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基本事实：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唐汇元与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唐毅，系父子关系。2017年3月3日，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向被告沪农商银行贷款150万元，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9.135%，借款期限为一年，由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唐汇元、卓元梅、唐毅、张红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其中唐汇元与卓元梅系夫妻关系，唐毅为其子。2018年3月16日下午3点左右，被告的工作人员刘屹、谭萧找到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唐汇元，就合作社逾期贷款进行催收，唐汇元表示可以出售山羊后偿还，但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唐汇元接听一个电话后便离开现场。刘屹要与其一起同去的买羊中间人谢某帮忙联系买主，谢某认为“有点扯皮”，就没有联系买主。之后，刘屹又联系另一中间人吴某2，要其联系买主，吴某2联系到张家界市永定区一个叫龚华的买主。2018年3月17日下午，刘屹、谭萧与吴某2来到山羊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吴某2又联系陈某3开车来运羊，同时由陈某3叫来陈某1、陈某2、吴泽成、梅某四个搬运工，由搬运工赶羊、过称、上车，刘屹、谭萧要求在场的卓元梅（唐汇元之妻）点数、过称，卓元梅说由唐汇元做主，因唐汇元不在现场，刘屹便给唐汇元打电话，要唐汇元来点数、过称，唐汇元说“你们搞哎”。于是刘屹、谭萧等人就赶羊、过称、上车，共计82只，其中大羊61只（1只种羊）（3425斤）、小羊21只，由刘屹计数。下山时，陈某3的车翻车，压死大羊4只。后将78只羊买给龚华，得款44250元，扣除搬运费800元，运输费500元，剩余42950元，存入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账户。压死的4只山羊交由吴某2自行处理。另查明，2018年3月5日，被告沪农商银行以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慈利县通津铺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唐汇元、卓元梅、唐毅、张红拖欠贷款为由，向本院起诉；汇源果业合作社、唐汇元、卓元梅以被告沪农商银行未经山羊专业合作社同意处分了山羊专业合作社140只羊，以要求沪农商银行赔偿损失的理由进行抗辩。后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湘0821民初1959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法定期限内向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湘08民终2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重新立案受理原、被告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沪农商银行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若构成侵权，所造成的具体损失是多少？一、被告沪农商银行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唐毅之父唐汇元系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唐汇元经营的慈利县通津铺汇源果业专业合作社在被告处有到期未归还的贷款，原告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唐毅等提供了担保。被告向唐汇元催收贷款时，唐汇元最终是否同意卖羊，被告的工作人员证明找唐汇元催收贷款去的时候就带着买羊中间人谢某，谢某看见双方有纠纷放弃了买羊；在点数、过称时唐汇元电话答复说“你们搞哎”，过后唐汇元之妻卓元梅没有在计数的码单上签字确认，事后，唐汇元也未予确认。由此可见唐汇元是不同意的，故被告将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的羊出售，其行为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况且羊是原告山羊专业合作社的，山羊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是唐毅，并非唐汇元，山羊合作社也没有授权委托给唐汇元处理山羊，就是唐汇元同意处理，事后山羊合作社不追认，也是无效的，故被告实施了民事违法行为；被告将原告的山羊出售，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被告的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被告违法将原告的山羊出售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明知唐汇元不是很愿意的出售山羊，且山羊不是唐汇元的，而将原告的山羊出售，主观上存在故意。综上，被告沪农商银行的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其行为构成侵权。被告沪农商银行提出出售山羊的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的辩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因被告沪农商银行的行为构成侵权，原告因此造成的具体损失是多少？本案被告沪农商银行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原告山羊合作社要求被告按照种羊的品种和价格赔偿没有提交足够证据，原告提交的成都川牧黑山羊专业合作社给原告出售种羊数量和价格的证据，因证据形式要件不符合规定，本院未予采信，即使该组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证明从成都进来的种羊，就是被告这次拖走、出售的羊，之间还欠缺关联性证据；原告提交的赔偿价格仅为购置种羊时的价格，不是被告拖走山羊时的价格，也不是物价部门、或者鉴定机构所作的价格，故也不能采信；对于被告承认拖走山羊的数量为82只（包括翻车压死的4只山羊），被告提供的码单、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已形成了证据链，且证明力显然大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山羊损失105.8万元的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自2018年3月18日起按年利率9.135%计算利息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由于原告对案涉山羊的品种、价格方面的证据不充分，待有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22元，由原告慈利县通津铺镇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宏杰人民陪审员  丁柏均人民陪审员  朱贤德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卓辉宇法官助理唐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