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6民终16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德，男，汉族，1973年5月26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尚萍，女，汉族，1975年7月17日出生，现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宏，女，蒙古族，1965年1月31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勇，男,汉族，1976年12月18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光，男，汉族，1980年2月13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凯，内蒙古伊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尔多斯市恒利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秉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栋梁，内蒙古德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余美花，女，汉族，1956年3月8日出生，现住鄂尔多斯市。上诉人刘俊德、尚萍、何宏、赵勇、郭光因与被上诉人鄂尔多斯市恒利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元小贷公司）、原审第三人余美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8）内0602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俊德、尚萍、何宏、赵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军，上诉人郭光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凯，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栋梁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余美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俊德、尚萍、赵勇、何宏、郭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8）内0602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如下事实:1、付某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如何认定付某当时就是恒利元小贷公司员工2、本案第三人余美花与刘俊德之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付某汇入第三人余美花账户内的400万元，就是恒利元小贷公司出借给刘俊德的贷款400万元。”是错误的，在恒利元小贷公司没有提供其向刘俊德直接发放400万元贷款证据前提下，就不能认定恒利元小额贷款公司向刘俊德发放过贷款。一审法院在恒利元小额贷款公司没有举证证明余美花与刘俊德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推定“案外人付某汇入第三人余美花账户内的400万元，就是恒利元小贷公司出借给刘俊德的贷款400万元”，显然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此外，被告在出具贷款合同和贷款单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对本案较大数额的贷款，被告没有收到贷款，却没有报警或者寻求其他司法救助途径，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向原告要求过撤回贷款合同及贷款单，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故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即便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贷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本案涉案贷款400万元，数额特别大，需要出借人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更何况恒利元小额贷款公司，属于金融机构，按照恒利元小贷公司的陈述，恒利元小贷公司于2015年9月1日起诉前未向刘俊德主张过权利，而且自认:刘俊德按照月利率为3％支付至2012年1月13日。若恒利元小贷公司给刘俊德发放过贷款，则恒利元小贷公司不可能在利息停止支付长达3年多时间不进行催要，显然可以推定:恒利元小贷公司并没有给刘俊德发放过贷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证证据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付某汇入第三人余美花账户内的400万元”的转账凭证予以确认，并作为裁判依据，是认证证据错误，理由如下:1、“案外人付某汇入第三人余美花账户内的400万元”的转账凭证，恒利元小贷公司并没有提供转账凭证原件。2、第三人余美花是否实际收到尚不清楚。3、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余美花与刘俊德构成表见代理关系。4、上述转账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二)、一审法院将小贷公司认定为“不属于正规金融机构”，并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借款合同纠纷，进而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属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小贷公司不仅属于金融机构，而且属于新型金融机构，人民法院在审理借贷纠纷案件中，不能因为个别小贷公司不规范，就否认小贷款公司在全融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并进而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因此，本案案由应为金融贷款合同纠纷，应适用有关金融机构的发放贷款的规定，而一审法院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并适用《民间借贷解释》，显然属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恒利元小贷公司主张其向刘俊德发放了400万元贷款而且逾期，则通过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查询便知该笔贷款是否存在，有无逾期。恒利元小贷公司作为金融机构，主张其给刘俊德发放了400万元贷款，因为400万元贷款数额较大，因此应提供其向刘俊德发放了400万元贷款的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而本案恒利元小贷公司未能提供给刘俊德发放了400万元贷款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则由恒利元小贷公司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后果，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本案在恒利元小贷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其主张成立，显然在分配举证责任方面存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是适用法律错误。从恒利元小贷公司采取非法吸收存款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采取欺骗、隐瞒手段逃避缴纳税款，存在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第三人利益，违反《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法律规定，因此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五）、一审法院判决刘俊德、尚萍偿还恒利元小贷公司40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恒利元小贷公司作为金融机构自始没有能够提供其向刘俊德发放贷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2、恒利元小贷公司也没有提供其向刘俊德催要该笔贷款的证据。3、恒利元小贷公司虽陈述刘俊德向其支付贷款利息至2012年1月13日，但是未能提供收取利息的证据。4、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并没有该笔贷款记录及逾期记录。5、假设案涉贷款真实存在，也因恒利元小贷公司向借款人刘俊德主张权利之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刘俊德、尚萍依法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按照恒利元小贷公司的诉称:“该笔贷款系通过案外人付某支付给余美花”，也即该笔涉案贷款并不是恒利元小贷公司的贷款，案涉贷款按照月利率为3％支付至2012年1月13日，且《借款合同》、《借款单》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因此假设该笔贷款真实存在，则应从恒利元小贷公司自认的刘俊德停止支付贷款利息之日也即2012年2月13日开始至2014年2月12日止。按照恒利元小贷公司陈述，2015年9月1日起诉前恒利元小贷公司从未向刘俊德、尚萍主张过权利。即使本案涉案贷款真实存在，也因恒利元小贷公司于2015年9月1日才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案涉贷款因超过诉讼时效原因，恒利元小贷公司丧失胜诉权。(六)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属无效，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没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按照恒利元小贷公司的陈述:“该笔贷款系通过案外人付某支付给余美花”，也即该笔涉案贷款并不是恒利元小贷公司的自有资金，而是其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并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或其为了逃避金融监管、逃避缴纳税款，因此本案即使案涉贷款400万元真实存在，也因恒利元小贷公司采取欺诈手段，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3、即使案涉贷款真实存在，也因案涉贷款400万元向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主张权利之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依法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按照恒利元小贷公司诉称:“该笔贷款系通过案外人付某支付给余美花”，也即该笔涉案贷款并不是恒利元小贷公司的贷款，案涉贷款按照月利率为3％支付至2012年1月13日，且《借款合同》、《借款单》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因此即使该笔贷款存在，则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从2012年2月13日起至2014年2月12日止。又根据恒利元小贷公司的代理人陈述，2015年9月1日起诉前恒利元小贷公司从未向保证人何宏、赵勇和郭光主张过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即使本案涉案贷款真实存在，也因恒利元小贷公司于2015年9月1日才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案涉贷款因超过诉讼时效原因而丧失胜诉权。恒利元小贷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原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更不存在错误的问题。1、原审中付某当庭出庭作证，由于是第二次开庭忘带身份证，上诉人坚决不同意让付某出庭，并非付某未出庭。付某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当时就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持有付某给余美花的转账凭证本身就能说明问题。2、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员工吴美茹的银行流水，保证人赵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鄂尔多斯市通力源商贸公司有规律性的按月以600万元为本金以3%利率给被上诉人支付利息18万元，充分说明了本案借贷关系真实发生。银行不给加盖公章，庭前申请法院调取了。3、如果本案借贷关系未真实发生，上诉人未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向被上诉人主张撤回借条，不符合常理及交易惯例。《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的应当作出合理说明，无法做出合理说明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二，适用法律正确。1、认定证据正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是转账凭证是汇款当时网上银行的交易凭证，有网银交易流水号证明，属于原件，如果上诉人有异议完全可以验证。且能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利息支付表相互印证。2、小贷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根据《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应当经各主管金融监管部门审查批准，要颁发《金融许可证》。目前金融监管机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而小贷公司不属于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2018年9月5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91号）明确“本通知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的机构，以及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是由当地省级金融主管部门（金融办、局等）批准，并不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批准。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2827号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城北分公司与陈广胜、马光辉等企业借贷纠纷案判决中认为：“关于原判决的法律适用是否错误的问题。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是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获取贷款发放的资格，但其性质并不是金融机构，富登城北分公司是其分支机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即“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规定的不适用该规定之列。因此，原判决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认定本案贷款利率及罚息的上限并无不当，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3、本案案由正确。《民事案由规定》第四部分，一级案由合同纠纷中第二级案由第89是借款合同纠纷，其中包含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及其他纠纷。4、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在民间借贷中，借条本身不仅是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凭证，也是借款已经实际支付的凭证，是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被上诉人不仅提供了借款合同证明借款合意，也提供了借款单证明了借款实际发生，结合提供的转账回单，在时间、金额上和借款单、借款相对应，各种证据形成了完整的链条，达到了民事诉讼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充分说明了原告实际出借了款项的客观真实性。上诉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却没有作出合理说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借款合同借款单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可以随时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第三人余美花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恒利元小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俊德、尚萍夫妻二人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肆佰万元整），支付从2012年2月13日至本金给付完毕之日的利息（月利率按2分计算，计算至2018年6月12日止的利息为608万元）；2、被告何宏、郭光、赵勇对上述本金、利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刘俊德、尚萍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刘俊德向原告借款肆佰万元，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借款仅限于周转。同日，原告与被告赵勇、何宏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刘俊德与原告借款的400万元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人还清全部借款及本息为止。同日，被告刘俊德给原告出具了借款单一支，借款单上未约定借款利息，被告郭光、赵勇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借款单下方注：担保人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借款人还清本息为止。同日，原告的员工付某给第三人余美花的账户上转入400万元。又查，原告恒利元小贷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东民初字第06166号】，于2018年5月18日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了（2015）东民初字第6166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该案的案由，根据《关于小贷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非同于一般的工商业企业，是经过政府金融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监管并持有金融贷款业务经营牌照，专门从事贷款发放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从其本质上看，其尚不属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范畴，故该案的案由并非被告所称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关于该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以法律规定为准。该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恒利元小贷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其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发放贷款并收取相应的利息，尽管其发放的案涉贷款的额度及利息有可能违反了相关行政监管政策的规定，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三、关于该案原告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被告刘俊德对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第八页乙方（即借款人）落款处“刘俊德”及《借款单》上借款人处的签字捺印真实性认可，对其他书写内容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俊德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协议的尾部借款人处签名，应视为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仍应认定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原告持有转账凭证的原件，付某系原告公司的员工，从转账凭证的时间和金额上看，与借款合同和借款单上的时间和金额一致，而且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具体的收款账户，也没有排除第三方账户为收款账户。同日，被告刘俊德也给原告出具了借款单并在借款单借款人处签名捺印。该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第三人余美花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权利。此外，被告在出具借款合同和借款单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对于本案较大数额的借款，被告没有收到借款，却没有报警或者寻求其他司法救助途径，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向原告要求过撤回借款合同及借款单，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故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原告自认被告按照月利率3%给付该笔借款至2012年1月13日，现主张从2012年2月13日起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系其自由处分权利，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原告要求被告刘俊德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2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尚萍，其在借款合同第八页乙方即借款人处与被告刘俊德共同签名捺印，故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被告赵勇、何宏，原被告双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债务人还清全部借款及本息为止。该案中，原被告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于2015年9月1日就本案提起诉讼并于同日立案受理，未超过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后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申请撤诉并于2018年6月12日再次提起诉讼，故被告的保证期间已转化为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2018年起诉（第二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赵勇、何宏应依法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关于被告郭光，其在借款单担保人一栏签字捺印，借款单下方注：担保人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借款人还清本息为止。原被告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于2015年9月1日就本案提起诉讼，未超过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后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撤诉并于2018年6月12日再次提起诉讼，故被告的保证期间已转化为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2018年起诉（第二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郭光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因该借款单中原被告未约定借款利息，故被告郭光应对借款本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俊德、尚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共同偿还原告鄂尔多斯市恒利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3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赵勇、何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赵勇、何宏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刘俊德、尚萍追偿。三、被告郭光对借款本金4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郭光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刘俊德、尚萍追偿。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280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五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提交了证据：1、付某的就业失业登记证一份，证明：2011年付某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付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2、付某证言：2011年1月26日刘俊德来小贷公司借款，提供了余美花的农行账户。由我经办，签了借款合同和借款单。公司领导杨进廷与刘俊德是朋友，杨进廷指示我将400万元借款转到余美花账户。我知道这是刘俊德的借款，当时在网银转款凭条上有标记。证明：付某2011年1月26日向余美花转账的400万元是被上诉人向刘俊德出借的款项。刘俊德、尚萍、赵勇、何宏、郭光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就业失业登记证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证件明确记载2011年12月11日在被上诉人小贷公司处就业，而本案的借款发生在2011年1月26日，因此本案案涉400万元款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能够反证被上诉人没有给刘俊德履行过给付款项义务。对证据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根据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1，证人2011年12月11日才在小贷公司入职，之前用其个人账户归公司使用是不成立的，证人并不认识刘俊德，所以作为小贷公司发放贷款时应当有相应的指示付款凭证，而本案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在二审开庭时申请的，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更无法认定是履行职务行为。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付某证言中其曾任职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恒利元小贷公司采取非法吸收存款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采取欺骗、隐瞒手段逃避缴纳税款，存在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第三人利益，违反《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法律规定，因此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属于行政管理性规范，不属于效力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应为有效。关于本案借款纠纷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问题，本案恒利元小贷公司并非金融机构，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制，上诉人主张恒利元小贷公司属于金融机构，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4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恒利元小贷公司与刘俊德、尚萍于2011年1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400万元，同日，恒利元小贷公司工作人员付某给第三人余美花的账户上转入400万元，恒利元小贷公司陈述是根据刘俊德的指示进行的交付，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存在指示交付的原因、事实，以及借款人已取得借款的事实，且庭审中上诉人刘俊德并不认可已实际收到借款400万元。余美花收款的行为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与余美花存在经济往来或其他情形。恒利元小贷公司虽认可该笔借款利息还至2012年1月13日，但该还款账号为鄂尔多斯市通利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尾号11297的账号，并非上诉人刘俊德个人账号，该还款记录并不能证明是刘俊德个人还款。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案涉2011年1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恒利元小贷公司请求由刘俊德、尚萍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并由担保人赵勇、何宏、郭光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恒利元小贷公司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后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对于大额借款，一审未严格审查案涉借款的交付情况，直接采信了2011年1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日起诉，于2018年5月18日申请撤诉，并于2018年6月12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刘俊德、尚萍、赵勇、何宏、郭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8）内0602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鄂尔多斯市恒利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28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280元，共计169560元，由鄂尔多斯市恒利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拴东审 判 员  李顺和代理审判员  樊 宁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 媛书 记 员  燕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