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5民终10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树斌，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辉，广西桂三力（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沿海时报社，住所地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中山东路213号市政府第二办公区8号楼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5004987857567。 法定代表人：周承雪，该报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富，广西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莹，广西宇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上诉人董树斌因与被上诉人沿海时报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28日以询问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树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辉，被上诉人沿海时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富、杨莹均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树斌上诉请求：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认定错误。双方于2010年1月16日签订《合作经营会议纪要》，约定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海传播公司），后因相关项目未能开展，又于2014年9月30日订立《解除合作协议》，协议确定解除双方合作经营；确定董树斌通过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200万元，董树斌直接转给沿海时报社50万元；确认董树斌转给沿海时报的款项转化为沿海时报向董树斌的借款，并约定还款时间、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以上纪要及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据此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最高院也有相关案例系对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现象予以确认。二、双方已确认涉案250万元本金属董树斌的款项，董树斌因此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数额明确，一审法院未根据证据进行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其一，董树斌将200万元通过沿海传播公司账号汇入沿海时报社账户，不能改变其对资金的权利，也不能否认其诉讼主体资格。首先，董树斌及沿海时报社是沿海传播公司的全部股东，双方达成的协议具有股东会决议效力，对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合法有效，且无据证实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其次，董树斌汇给沿海时报社100万元，其中50万元已约定为借款，另50万元系借给沿海时报社作公司注册资金，因该公司现已无存在必要，也没有开展其他业务，双方在《解除合作协议》中约定，这50万元不再是沿海时报对董树斌的借款，即公司资金已实际上完全是董树斌一方的出资，协议同时约定将解散沿海传播公司，但因手续问题未办理注销登记；最后，一审法院采信沿海时报社庭审意见，罔顾《解除合作协议》，认定沿海传播公司未授权董树斌就涉案债权向沿海时报社主张权利。沿海时报社在借条中书写“今收到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树斌）”系为避免因转账凭证原因受到沿海传播公司及董树斌双重追索，但具体债权人债务人应以《解除合作协议》来确定。其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50万元不是借款，属枉顾证据，于法无据。首先，沿海时报社于《解除合作协议》中已对50万元借款（包括10万元现金借款在内）予以确认，且有出具多份借条、欠条；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通过银行转账收到的40万元，沿海时报社不承认为借款，又无法举证证明，依法应认定为借款；最后，沿海时报社否认董树斌为债权人，与其盖章确认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中所载内容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存在“按案由审案”而非“按事实审案”的严重错误。一审法院确认沿海时报社对董树斌负有270万元债务，但不认可属于借款，并因此驳回董树斌诉请，违背最高院要求当事人纠纷尽量在一个案件中得到解决的司法精神。综上，上诉人董树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沿海时报社辩称：董树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一、董树斌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涉案200万元是沿海传播公司的注册资金，董树斌无权主张该200万元归其所有，借条、欠条中的“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树斌）”表述无法具体确定债权人系沿海传播公司抑或董树斌。二、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首先，《解除合作协议》无效，不能作为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沿海传播公司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董树斌出资450万元，沿海时报社出资50万元，该500万元注册资本已转变为沿海传播公司独立法人财产，若双方拟解除合作经营关系，解散沿海传播公司，需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司进行清算，而董树斌通过签订协议将200万元约定为借款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应为无效，之后的借条、欠条亦均为无效；其次，本案不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要件，一则，董树斌是向沿海传播公司而非沿海时报社注入资金；二则，200万元是沿海传播公司转账给沿海时报社，40万元是董树斌转给沿海时报社作为合作项目的经营性开支，10万元没有提供转账凭证或借条；三则，董树斌于一审时已确认20万元为补偿款，且无据证实其实际损失。三、若法院最终认定本案双方之间系合法民间借贷关系，沿海时报社认为利率过高，请求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18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董树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沿海时报社向董树斌归还借款2700000元，并支付利息324000元(从2014年9月30日起，按月息1%计至2015年9月30日共12个月），逾期利息为1660500元（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月息1.5%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共41个月，以后另计），共1984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8年12月29日，沿海时报社和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北海市非税收入管理局签订《北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申请协议书》，主要约定：沿海时报社向北海市国土资源局预申请位于北海市，面积共20亩的土地；该宗土地用地预申请保证金为人民币150万元等。2010年1月16日，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签订《合作经营会议纪要》，主要约定：双方合作成立合资经营公司“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董树斌出资450万元，沿海时报社出资50万元，该50万元暂由董树斌代为出资；合作前三年沿海传播公司每年投入沿海时报社用于扩大经营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人民币；沿海时报社已申请的土地开发由沿海传播公司运作等。2010年2月5日，沿海传播公司登记成立，股东是本案的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法定代表人是董树斌。2010年2月11日，沿海传播公司分两次向沿海时报社转款50万元、15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0年7月29日，董树斌向沿海时报社转账10万元；2011年4月18日，董树斌向沿海时报社转账30万元。2012年2月29日，沿海传播公司被吊销。2014年9月30日，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沿海时报社）同意将乙方（董树斌）通过以下途径投给甲方的资金共计250万元作为甲方对乙方的债务：2010年2月11日通过“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转入150万；2010年2月11日通过“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转入50万；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直接转入甲方银行帐户50万；2、甲方同意给乙方20万元经济补偿；3、由乙方代甲方暂出资的50万注册资金，随着合作协议的解除不再是甲方对乙方的债务等。同日，沿海时报社出具一张《借条》，注明：今收到北海沿海文化沿海传播公司（董树斌）借给沿海时报社款贰佰柒拾万元整（2700000.00）。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签订上述协议后，沿海时报社分别出具的欠款证明、欠条均注明出借人为“北海沿海文化传播公司（董树斌）”。 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董树斌主张本案的借款270万元是指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的200万元、董树斌个人通过银行转账给沿海时报社的40万元以及董树斌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沿海时报社的10万元和双方约定的利息补偿款20万元，不包含其代沿海时报社出资的50万元；董树斌坚持主张其与沿海时报社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董树斌主张沿海时报社向董树斌借款27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其通过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但董树斌仅提供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的银行转账单据，董树斌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是其个人出借的款项，而沿海时报社认为该200万元是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作为董树斌、沿海时报社合作项目的经营款项，不是董树斌的个人借款；董树斌主张270万元借款中的50万元，由其个人出借给沿海时报社，其中4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但董树斌除了提供40万元的银行转账单据外未能提供借条或者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而沿海时报社认为该40万元是董树斌代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的双方合作项目的经营性支出，是公司行为，不是董树斌的个人借款，同时沿海时报社对另外10万元的现金支付亦不予认可；董树斌主张270万元借款中的20万元是沿海时报社答应给董树斌的补偿款，显然，该20万元补偿款不是借款。另，根据董树斌、沿海时报社提供的证据，即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签订的《合作经营会议纪要》、《解除合作协议书》等证据显示，董树斌主张的270万元是其与沿海时报社就有关解除合作事宜，经协商对双方合作投资欠款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而不是借款。再者，即便董树斌主张的上述270万元可以认定是借款，但其提供的《借条》、《欠款证明》、《欠条》均载明出借人是“北海沿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树斌）”，而沿海传播公司是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合作成立的公司，董树斌、沿海时报社均是该公司的股东，且董树斌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的200万元亦是沿海传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沿海时报社的，沿海时报社亦不认可董树斌是债权人，而董树斌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沿海传播公司授权董树斌就涉案债权向沿海时报社主张权利，故董树斌亦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案董树斌主张其与沿海时报社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沿海时报社向董树斌借款的事实，即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董树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董树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沿海时报社关于“董树斌、沿海时报社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董树斌也不能证明将借款交付给沿海时报社，本案不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要件”的抗辩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董树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76元，由董树斌负担。 双方当事人于二审期间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董树斌与被上诉人沿海时报社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董树斌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本院认为，上诉人董树斌依《解除合作协议书》《借条》《欠条》向被上诉人沿海时报社主张270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而沿海时报社则称双方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董树斌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根据《合作经营会议纪要》的约定，出资成立了沿海传播公司，沿海传播公司也依约向沿海时报社投入了资金，后双方为解除合作经营关系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对沿海传播公司和董树斌投入的资金进行了清算和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除公司合并、分立两种情形外，公司解散的都应当依法进行清算，不经清算，公司不得注销登记。因此，公司解散必须经过清算这一法定程序。本案中，董树斌与沿海时报社系双方合伙成立的沿海传播公司的股东，而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的200万元则属于公司资产，双方未经法定清算程序将公司资产处分给董树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有抽逃出资、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嫌，而上述《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沿海时报社出具给董树斌的《借条》《欠条》均约定“借到（欠到）北海沿海文化传播公司（董树斌）270万元”，诉讼中沿海时报社不予认可董树斌系该笔款项的债权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树斌不具备主张该笔款项的主体资格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董树斌转账给沿海时报社的40万元和现金10万元，董树斌虽对10万元现金支付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但沿海时报社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中予以了确认，对该50万元的支付事实应予确认。董树斌主张该笔款项是其个人出借给沿海时报社的借款，沿海时报社则主张是董树斌代沿海传播公司转给沿海时报社作为双方合作项目的经营性支出，不是董树斌的个人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该笔款项发生于双方合作期间，董树斌支付该款项时并未要求沿海时报社出具借条，无证据显示具有个人借款的性质，而在双方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则约定系董树斌投给沿海时报社的资金，现双方对该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而该款项又包含在“借到（外到）北海沿海文化传播公司（董树斌）270万元”的款项中,在双方未对合作经营进行结算和对沿海传播公司进行清算之前，无法确认该款项是属于个人借款还是合作投资款以及是否用于合作经营，董树斌现作为其个人借款主张返还，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解除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20万元补偿款系基于上述款项派生而出，同理，董树斌请求沿海时报社支付该款项，亦不应予支持。综上，董树斌依据《解除合作协议书》《借条》《欠条》请求沿海时报社返还270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在诉讼主体上不适格，应予以驳回。 综据上述，董树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认定董树斌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正确，但判决驳回董树斌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董树斌的起诉。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2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276元，分别由一审法院和本院予以退回给董树斌。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魏玉芳 审 判 员 赵海洲 审 判 员 侯远婕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方 嫄 书 记 员 庄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