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512号原告欣恒上品时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大桥路第二营业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楼一层（01）L1-04单元。负责人吴豪文。委托代理人王振坤，北京费岚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茜，北京费岚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法定代表人刘立新，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志远，男，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国华，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欣恒上品时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大桥路第二营业部（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称被告）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振坤、陈茜，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志远、李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因机构改革，其不正当竞争查处职责由被告承继，以下简称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11月27日对原告作出京工商朝处字[2018]第22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查，原告2017年8月16日起，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楼一层（01）L1-04单元的经营场所内，销售标有“K-WAY”标识的服装（以下简称涉案服装）。“K-WAY”标识同时标记在服装本身、商品的标签及吊牌上。原告上述服装吊牌合格证中内容产地一栏标明为中国上海，执法人员调查发现，根据原告提供的进口服装报关单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起运国为意大利，表明上述服装来源为意大利进口，与原告吊牌产地信息不符。原告作为服装产品销售经营者，在知名商场专卖店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吊牌合格证内容为原告自行制作印刷。原告吊牌宣传产地信息为中国上海，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9月2日通过，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违法行为。根据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罚款15万元。原告诉称，原告认为，被诉决定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1、涉案服装对产地标注错误显然是因为疏忽而非故意欺骗、误导消费者，原朝阳工商分局认定构成虚假宣传明显不当。原告销售的涉案服装，实际上是由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南京生产，后经中国上海出口到位于意大利的公司，再由欣恒上品时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原告总公司）自意大利公司处进口到中国上海，最后运至原告处进行销售。所以，涉案服装的实际产地就是中国，而非被诉处罚决定中认定的意大利。涉案服装的标签将产地由中国南京误标为中国上海，确有疏失，但出现该标识瑕疵显然是因为标签制作环节的疏忽，误将作为出口地的上海标注为产地，而非故意虚构事实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欺骗消费者。此外，与葡萄酒、茶叶等产品内在品质与具体产地密切相关的产品不同，服装的具体产地并不重要，产地并不是消费者挑选服装商品时考量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外贸进口服装而言，通常仅考虑原产国（本案为中国）的差异，不同城市（上海或南京）的差异，不会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原朝阳工商分局仅以涉案服装轻微的标识瑕疵就认定涉案服装误标产地构成虚假宣传行为，事实认定错误，明显不当。2、被诉处罚决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显失公正。涉案服装虽产地标注错误，但违法程度轻微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不予行政处罚。本案中，涉案服装的标签产地标注错误，存在瑕疵，但是这一行为的违法程度轻微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原告也从未收到过任何消费者关于涉案服装产地瑕疵的投诉。在这种情况下，原朝阳工商分局责令改正即可，却处以高达15万元的罚款，与所认定的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不相当，违背了实施行政处罚应当过罚相当的原则，显失公正。3、服装标签瑕疵不涉及竞争关系、竞争秩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被诉处罚决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认定涉案服装构成虚假宣传并作出处罚，属法律适用错误。《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调整竞争关系，虽然也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但是对于经营者实施的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却不涉及竞争关系、竞争秩序的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由服装产地标注瑕疵引起的违法行为，不涉及竞争关系、竞争秩序，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处罚，已完全背离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明显不当。服装标签对于产地的标示，性质上是对产品有关情况的说明，属《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不应认定为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所作的“宣传”。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行为，根据体系解释可知，此种在商品上对产地作出标示的行为并不属于该法第九条规定的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基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修改）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未列“产地”）。由此可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虚假宣传”所指的应当是商业宣传，其结果是欺骗、误导消费者。服装商品的标签属于消费品使用说明的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将标签贴附在服装商品上是为了向消费者传达服装商品的基本信息，这种行为显然不属于商业宣传行为，即使存在轻微瑕疵，也不足以欺骗、误导消费者。综上，涉案服装虽然存在标签瑕疵，但显属无心之失而非有意欺骗，并不构成虚假宣传，情节轻微，被诉决定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且作出的处罚与过错程度严重背离，明显不当，应予撤销。故诉请：撤销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11月27日对原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辩称，一、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年12月21日，原朝阳工商分局接到商标权利人举报，反映原告销售商标侵权商品的行为，后调查了解过程中，举报人反映涉案服装同时存在产地标明虚假的违法问题，请求行政机关予以查处。商标案件另案调查处理。原朝阳工商分局在接到此举报材料后，法定时间内与举报人联系并要求其提交了相关证据，并于2017年12月26日对原告立案调查。经查，原告2017年8月16日起，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楼一层（01）L1-04单元的经营场所内，销售涉案服装。原告上述服装吊牌合格证中内容产地一栏标明为中国上海，执法人员调查发现，根据原告提供的进口服装报关单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起运国为意大利，表明上述服装来源为意大利进口。经查，该服装是由意大利贝斯可耐特公司（英文名：BASICNETS.P.A）委托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双方签订有委托加工生产协议，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指定下属子公司南京创斯特服饰有限公司和南京苏美达创元制衣有限公司对上述服装进行加工生产，加工生产企业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成品经中国上海出口到意大利斯塔夫国际公司（英文名：StaffInternationalS.P.A），之后由欣恒上品时装（上海）有限公司自意大利斯塔夫国际公司进口到国内，分发到其中国大陆欣恒上品各分公司或营业部进行销售。因此，上述涉案服装的实际产地为江苏省南京市，其服装吊牌上标注的产地与实际产地不符。原告售卖服装吊牌合格证内容为原告自行制作印刷。原告吊牌宣传产地信息为中国上海，与实际产地南京信息不符，原告的上述行为构成了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二、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7年12月21日，接到举报人的举报后，立即按照工商部门职责开展调查工作，执法人员按照法定的程序收集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并于2017年12月26日对原告进行立案。之后多次向原告调查了解并要求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在2018年2月27日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4月11日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后，考虑到原告提出的观点意见，对案件具体细节执法人员进行了补充调查。2018年4月27日，原告提交的《关于产地标注的说明》及附件证据材料表明其销售的产品确实因企业自身原因标明错误，鉴于其听证提出的从轻请求，以及原告及时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的情节，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7月12日对原告重新制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进行了减轻处罚，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再次举行听证。三、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提出的应撤销理由的说明。1、涉案服装对产地信息标注错误的事实，原朝阳工商分局办案人员已调查查明并得到原告认可，原告违法事实清楚，无认定错误。原告为涉案服装的进口商和销售商，涉案服装标签的制作方，原告有责任清楚正确的了解进口和销售商品的产品信息，并将产品信息正确的标明在所销售的产品上。原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向原朝阳工商分局提交书面材料《原产地标注说明函》、《关于产地标注的说明》等材料中对涉案服装的产地信息标注错误的事实均表述了认可。因此，案件原告违法事实清楚，无认定错误。2、原告所进口和销售的涉案服装的商品价值很高，处罚决定并未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原朝阳工商分局现场检查，原告现场销售的15件涉案服装产品，销售价格为122550元。上述涉案服装标注的产品产地信息均为错误标注，违法事实清楚。案件查处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实施前5天，本案处于新法和旧法交替期间，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虚假宣传的处罚标准为处以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决定的罚款金额在法律适用处罚范围内，处罚依据准确，责罚相当。3、本案适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法律适用准确。首先，本案的案件来源为与原告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举报线索，案件的举报方与原告存在竞争关系，举报人反映的线索为原告销售商品存在商标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产品质量法》不属于上位法与下位法或者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关于产地虚假的违法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产品质量法》均有相应的法律要求。案件的查办应根据不同的情节与案件来源进行区分和选择正确的法律适用。原告的产地信息标明错误，错误标明产地的服装进行销售，对其他的竞争者造成了影响。应当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范围，法律适用准确。综上，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证据一、行政处罚案件案卷（正卷），包括：1、《立案审批表》，2、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3、送达回证，4、《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5、《（场所、设施、购物）清单》，6、《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7、《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8、《首次询问告知书》，9、《听证主持人指定书》，10、《公告》，11、《听证笔录》，12、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手续，13、现场取证的照片，14、原告提交的材料，包括：《原产地标注说明函》、《关于产地标注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意见陈述书》、《听证申请和意见陈述书》、《说明》及附件（提单及原产地证明、涉案服装洗水标及合格证照片），15、《询问（调查）笔录》，16、《现场笔录》，17、《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据二、行政处罚案件案卷（副卷），包括：《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案件核审表》、《听证报告》、《案件审定委员会会议记录》、《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以上证据综合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二）依据：1、《行政处罚法》；2、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朝阳工商分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但是不具有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的证明力，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6日，原朝阳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原告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没有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认为原告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办案机构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调查。当日，原朝阳工商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扣押了原告销售的涉案服装15件，并制作了《（场所、设施、财物）清单》，后于2018年2月23日解除上述强制措施。原朝阳工商分局向原告调查了解其所销售涉案服装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2月27日，原朝阳工商分局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在住所店铺内销售的涉案服装，吊牌及水洗标内容标称产地为中国上海，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期间，原告提供的进口报关单显示，该货物的商品来源为意大利进口，原告未能在调查期间提供该商品产地为上海的客观证据材料，原告上述行为违反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拟决定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后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4月11日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后，原朝阳工商分局考虑到原告提出的陈述意见，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了补充调查。2018年4月20日，经原朝阳工商分局案件审定委员会批准延期90日结案。2018年7月12日，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原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执法人员调查发现，根据原告提供的涉案服装进口服装报关单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起运国为意大利，表明涉案服装来源为意大利进口，其产品由意大利贝斯可耐特公司与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指定下属子公司南京创斯特服饰有限公司和南京苏美达创元制衣有限公司对上述服装进行加工生产，成品经中国上海出口到意大利斯塔夫国际公司,之后由欣恒上品时装（上海）有限公司自斯塔夫国际公司进口到国内，分发到其中国大陆各分公司或营业部进行销售。因此，上述服装的实际产地为江苏省南京市，其服装吊牌上标注的产地与实际产地不符。原告上述行为违反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拟决定作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未要求再次举行听证。2018年7月19日，经原朝阳工商分局案件审定委员会批准第二次延期90日结案。2018年10月17日，经原朝阳工商分局案件审定委员会批准第三次延期90日结案。经补充调查后，原朝阳工商分局于2018年11月27日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7日送达原告。原朝阳工商分局调查过程中，原告称，原告从斯塔夫国际公司进口涉案服装，发现该进口涉案服装的洗水标牌上有“产地：Shanghai”标识，因此，原告依据该洗水标牌内容制作了含有“产地：上海”内容的吊牌。原告基于和斯塔夫国际公司长期合作建立的相互信任关系和各方协议的规定，进行的产地标注行为合情合理，没有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原告只是涉案服装的经销商，涉案服装从意大利进口，原告无从知晓制造商的信息。而且，根据行业惯例和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斯塔夫国际公司不会告知原告涉案服装制造商的具体信息。原告系在原朝阳工商分局调查过程中，经与斯塔夫国际公司多次联系后，才获得了涉案服装的相关文件，得知涉案服装的发货人为位于南京的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货地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因斯塔夫国际公司工作人员人为疏忽，误将涉案服装的启运地上海在涉案服装洗水标牌标注为“产地：Shanghai”。另查，原告向原朝阳工商分局提交的涉案服装提供者斯塔夫国际公司制作的服装洗水标牌标注为：“产地：Shanghai”。庭审中，原告认可，其自行制作印刷的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标示产地的信息为中国上海，但实际产地为江苏省南京市，原告吊牌合格证中标明的产地信息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但原告是依据从斯塔夫国际公司进口的涉案服装的洗水标牌上“产地：Shanghai”标识，而制作了含有“产地：中国上海”内容的合格证吊牌，原告没有虚假宣传的故意；原告是在原朝阳工商分局调查过程中才得知涉案服装的发货人为位于南京的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另称，根据国家标准《GB/T14272-2011羽绒服装》、《GB/T22849-2014针织T恤衫》以及纺织行业标准《FZ/T81007-2012单夹服装》的规定，涉案服装在标签上标注产地执行的是国家标准《GB/T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5.1.2的规定，进口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家或地区）。根据上述规定，涉案服装仅需标明国家即中国。关于涉案服装标示中国上海和中国南京会造成何种引人误解的后果，被告辩称，一是可能给原告的竞争对手造成影响，二是消费者会认为产地在上海的商品品质好。经询问，被告进一步辩称，本案涉及的原告的竞争对手，即涉案举报人，其商标与原告销售的涉案服装商标相似，其产地并非上海。本院认为，根据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原朝阳工商分局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主要事实，即原告自行制作印刷的涉案服装吊牌合格证标示的产地信息中国上海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在此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朝阳工商分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即原告作为经营者，其自行制作印刷的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标示的产地信息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的行为，是否构成经营者对商品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该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者实施了虚假宣传行为；二是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行为足以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品质的误解。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审查意见如下：其一，原告不具有对涉案服装产地进行虚假宣传的故意。虚假宣传是以捏造、虚构、歪曲事实或者以其他误导性方式，对商品作出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宣传。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目的在于进行不正当竞争，应当具有进行虚假宣传的故意。本案中，原告称其制作的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上将产地标示为中国上海是由于涉案服装提供者斯塔夫国际公司提供涉案服装时未告知原告涉案服装制造商的具体信息，且因斯塔夫国际公司工作人员人为疏忽，误将涉案服装的启运地上海在涉案服装洗水标牌标注为“产地：Shanghai”，原告关于涉案服装产地实际为中国南京的相关材料系在原朝阳工商分局对其进行立案后调查过程中获取。原告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且其在原朝阳工商分局调查过程中提交的涉案服装的洗水标牌等亦能够证明原告上述主张的真实性。其二，原告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标示的产地信息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的行为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品质的误解。所谓对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通常表现为经营者通过对产地进行虚假宣传，以达到使消费者误以为经营者经营的商品为另外一种知名商品或商品品质明显优异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本案为行政诉讼案件，但上述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标准，可以在本案中作为参考。本案中，原告将实际产地中国南京错误标示为中国上海，但是被告所称与涉案服装商标近似商标商品的产地并非在中国上海，且就涉案服装品质而言，中国上海和中国南京同为我国经济实力超群的大城市，消费者客观上并不具有产地为中国上海的服装品质必然优于产地为中国南京的服装品质的认知。因此，原告上述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标示的产地信息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的行为，并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品质的误解。综上，本案中，原告自行制作印刷的涉案服装合格证吊牌标示产地信息与实际产地信息不符的行为，不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原朝阳工商分局认定原告上述行为属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违法行为并依据该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对原告欣恒上品时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大桥路第二营业部作出的京工商朝处字[2018]第22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继先人民陪审员  庞维霞人民陪审员  张淑珍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刘会霞书 记 员  商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