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民终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映书，男，汉族，1955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瑞波，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新，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玉林，男，汉族，1969年9月7日出生，住揭阳市揭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练旭，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本乐，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柯维义，男，汉族，1960年6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智，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映书因与被上诉人叶玉林、原审第三人柯维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映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叶玉林的诉讼请求。二、由叶玉林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是股权转让纠纷，应为合伙企业拆伙纠纷。涉案企业名为公司，实为合伙企业。1、公司是按法人是以全部股东认缴的出资承担有限责任的，出资人的责任是以出资为限的，而《协议书》第④条约定了企业的盈亏是按股份来分担和承有的，且没有限度约定，本案的企业符合合伙企业的特征而不符合公司的特征。2、本案三个出资人的总出资数额是不明确的，实际出资是根据经营的需要而筹备投入的，这不符合公司的资本规则，本案企业无约定三方应当出资的总额，符合合伙企业的特征而不符合公司的特征。3、拆伙或股份转让之后，本案企业的债权债务需要通过协议第②条约定来确定承担的，作为公司这一点是无需约定的，因为公司的债务永远是由公司法人承担的。4、《协议书》第③条约定了终止合伙之后，企业对客户的应收货款由出资人林映书所得，也即约定了企业的债权由其中一个出资人享有的，这一点不符合公司的特征而符合合伙企业的特征。5、公司的最高决策权依照公司法规定是由备案登记在册的股东组成的股东会享有的，而本案合伙企业的最高决策权是由林映书、叶玉林、柯维义享有的，林映书和柯维义并非备案在册的股东会成员。从管理权来看，本案企业不符合公司的特点，更符合合伙企业的特征。6、按公司法，公司遵照的最高规则除了法律之外是公司的章程，但本案合伙企业的最高规则是所谓有的“原协议”，而不是公司章程，此点不符合公司的特点而符合合伙企业的特征。隐名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适用公司法。隐名股东并非公司法规定的股东，隐名股东的权利并非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的权利，而是民法通则规定的债权，隐名股东的权利并非通过公司法调整，隐名股东之间或与法定股东之间是债权的转让，不能成为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转让。二、重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对一份有拆伙清算内容和所谓“股权转让”内容的协议书，摘取所谓“股权转让”部分进行处理，且没有合理合法理由以排除需要拆伙清算的事实，明显错误。1、以叶玉林及林映书、柯维义等人，根本就不具备经营公司的能力，至今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过一份以公司进行管理的象样的公司文件。从具体运作来看，根本就是合伙企业的运作，没有一点公司运作的样子。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完全也是按合伙拆伙的模式进行约定，许多事实未经清算，完全无法确定。2、这份《协议书》所载的需要继续清算的事实和所谓的“股权转让”事实，事实上也是不了了之。因为当时无需清算便可以了结三方经济问题，具体清算起来叶玉林和柯维义根本没有好处，当时是亏损，柯维义没有出资，是干股，具体清算应当与叶玉林一样都需要继续追加投入。3、如果不是林映书于2018年7月3日向法庭起诉叶玉林归还借款183000元，本案也不会于2018年8月10日起诉发生，而且，柯维义一直在没有参与本案，到法庭接受询问之后及之前的很长时间，从没有要求林映书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三、依照《协议书》约定，未经全面清算，本案不具备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的条件。1、协议第①条约定“该公司现估计80万元让给股东林映书生产经营管理”，这里用到“估计”，不是“估值”，两者含义不同，“估计”是需要继续清算才能确定的意思，事实上正是因为需要继续清算才没有直接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进度。“估值”则明确了“公司”的资产价值。一审没有区分“估计”与“估值”的区别，按照被上诉人偷换概念的说法处理，失去公正。2、协议第④条约定：在2015年12月23日前该公司所有亏赚按原协议履行，如果盈利按原股份分配，如果亏损也按原股份分担。显然，是否需要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不仅需要清算，还要结合亏损或盈利情况进行抵算，根本不具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3、作为一份权利交互且未明确权利义务的《协议书》，没有对全部条款约定的内容进行综合考量，断章取义地对其中一个条款作出处理，而且还曲解关键字眼“估计”的含义，得出的处理结果当然错误！4、本案究实不存在着谁支付谁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柯维义没有出资，享受干股，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权利。叶玉林经营的个体户“叶青商店”，在企业经营期间向企业赊货，货款超过三十万元，按照协议书第③条约定，相应货款需要由叶玉林向林映书支付。相抵之下，即使进行清算，叶玉林也不能占到便宜，林映书也不计较，因此造成《协议书》签订二年多三方相安无事的现实。四、本案原二审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但是，重一审判决依然事实不清，叶玉林要求林映书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能成立，应当改判驳回叶玉林的诉讼请求。1、重一审结合柯维义的陈述，认为协议书中的第④的内容被第⑤所作废，是无依据的。即使真的作废，也代表当时及以前有进行拆伙清算的必要，是合伙企业拆伙纠纷。2、柯维义接受法庭询问所记录的陈述，不足为证。柯维义未到庭参与诉讼，没有依法参加法庭调查，没有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陈述无从审查，应当视为其没有在法庭上发表陈述意见。3、柯维义在法庭送达法律文书时接受法庭的询问，这种询问形式不符合审判程序，不具合法性，所作的询问笔录不是合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第柯维义的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基于自己表面上享有利益的事实，向法庭陈述意见，无法保证其中立性和真实性。5、柯维义的陈述严重违背常理。如果说柯维义享有林映书应当给付的30%股权转让款，为何从不主张，经法庭多次联系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叶玉林虽然主张有30%股权转让款，却也从不主张，甚至为另一个民间借贷案件中从不提及。所谓林映书应付叶玉林和柯维义30%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协议书》也是叶玉林一方起草的。6、柯维义的股东身份并未得到法定股东林建伟的确认，不是法律认可的股东。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均为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叶玉林答辩称：一、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事实清楚，林映书主张为合伙企业拆伙纠纷的观点错误。1、林映书及叶玉林对《协议书》载明的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是由林映书、叶玉林、柯维义按照约定的股权比例合作设立的经济组织并无异议，即可以明确在《协议书》签订之前，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真正股东是林映书、叶玉林、柯维义三人。2、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案涉《协议书》的各项约定系各方当事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置，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关于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林映书主张的合伙企业，且案涉《协议书》即股权转让协议的认定并无不当。二、林映书主张依照《协议书》约定，未经全面清算，本案不具备支付所谓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明显缺乏依据。1、《协议书》并无约定要对公司进行清算后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2、案涉《协议书》实际上就是协议各方对在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享有的股权转让的约定，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并不以标的企业的清算为前提。3、结合《协议书》全文理解，第1条约定的“公司现估计80万元让给股东林映书……”，其中“估计”二字明显是笔误，其本意应为“估价”、“估值”，因此，《协议书》已明确约定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整体估值80万元，这种估价方式已充分考虑了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盈亏情况，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估价，换句话说，《协议书》签订时即使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是处于亏损状态，也不影响协议各方作出估值80万元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映书应按叶玉林的股权比例向叶玉林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完全合法。4、林映书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法院询问是否要求进行清算，林映书也答复不要求清算。由此可见，本案是不需要进行清算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林映书主张叶玉林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不能成立，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柯维义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应予以采信。林映书主张柯维义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陈述严重违背常理，且其股东身份未得到林建伟确认，认为柯维义陈述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协议书第4点的约定来看，该条约定在2015年12月23日前该公司所有亏赚按原协议执行，盈利、亏损均按原股份分担。然而，协议书第5点明确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前三股东协议书作废。由此可见，第4点约定的“原协议”已被第5点作废，且第4点约定与协议书第3点的约定的债权债务分担方式相互矛盾，可见第4点自始至终并未生效，故柯维义认为第4点的内容被第5点所作废，其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可以采信。2、一审法院已依法通知柯维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柯维义在法院领取通知材料时，就本案有关事实向法院如实陈述，其陈述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此后开庭时柯维义到庭与否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置，并不影响其在法院作出的有关陈述的合法性，故柯维义所作陈述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3、林映书在原二审上诉时，认为应当追加柯维义参与诉讼，并以本案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要求发回重审。本案重审过程中，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叶玉林向重审法院申请追加柯维义为第三人。但林映书现在却认为柯维义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作出的陈述无法保证中立性和真实性。林映书前后不一的观点实在矛盾、荒谬，若按照林映书的观点，只有在证据对其一方有利的情况下才可被认可作为证据使用。4、如前所述，柯维义最终是否到庭参加诉讼，是否向林映书主张股权转让款，均是其行使自身的诉讼权利的行为。另外，关于柯维义的股东身份，林映书在原一审开庭过程中已予以确认（可见原一审笔录），故林映书认为柯维义并非股东完全是胡搅蛮缠。综上，叶玉林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合理合法；林映书的上诉请求和上诉事实及理由，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请法院驳回林映书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依法维护叶玉林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柯维义述称：同意叶玉林对事实的陈述。1.该案确实属于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合伙企业退伙等理由。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已经明确了当时由林映书单独经营公司才会存在公司作价80万的约定，不存在必须另外进行经营状况的清算，在协议的第2、3条约定，企业的盈亏在协议签订后均由林映书承担，那么本案的支付也应当建立在80万基础上，三方在签订该协议时，三方所经营的公司依然继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和解散的情况，三方不应该是合伙退伙。2.柯维义作为技术出资股，三方原有协议已经有明确，柯维义不需要有实际出资的义务，在三方作出转让股权的协议中，叶玉林和柯维义均有权利出让股份得到股权转让款，柯维义并非怠于行使向叶玉林要求支付股权款，而是考虑林映书作为柯维义的朋友，且林映书要求股权转让款能否暂缓支付，待其经营状况更好后再支付。此后柯维义也多次口头要求林映书尽快支付转让款，林映书所称的柯维义一直未要求支付转让款与事实不符。综上，柯维义作为股东之一，有权要求得到股权转让款，是合法的，在三方签订协议时，三方没有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叶玉林和柯维义均有在合适的时间起诉主张得到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本案发生前是否主张不影响林映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3.柯维义并没有如同林映书所述拒不到庭的情况，其在收到法院传票后均及时配合法院按时到法庭，进行案件审查配合。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叶玉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林映书立即向叶玉林支付股权转让款24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林映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叶玉林、林映书及柯维义于2013年12月份合作成立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8日，叶玉林、林映书、柯维义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林映书以40%股份，叶玉林以30%股份，柯维义以30%股份合伙创办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从2013年12月份正式生产经营至2015年12月份已有2年多。现股东林映书有意要承包该公司，其股东叶玉林、柯维义随和让出。现协商达成以下协议：①该公司现估计80万元让给股东林映书生产经营管理，与股东叶玉林、柯维义无关；②自2015年12月份股东叶玉林、柯维义退股后，其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一切债务、事故等皆与叶玉林、柯维义无关；③自2015年12月12月份前叶玉林、柯维义为公司订货所欠货款应由林映书付还，客户所欠货款也由林映书所得；④自2015年12月23日该公司就由林映书接管，在2015年12月23日前该公司所有亏赚按原协议履行。如果盈利按原股份分配，如果亏损也按原股份分担；⑤此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若三方皆对此协议无异议，前林映书、叶玉林、柯维义三股东协议书作废，与本协议互不相干。《协议书》④的内容被⑤的内容所作废，即是上述《协议书》④的内容无效。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叶玉林是公司的登记股东，林映书和第三人柯维义是公司的隐名股东。2016年8月1日，公司的股东身份由林健伟、叶玉林变更为林建伟、林建群。叶玉林及柯维义签订《协议书》后退出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叶玉林从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成股权转让。2018年8月10日，叶玉林向林映书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性质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是叶玉林与隐名股东林映书、柯维义为实际股东的合伙公司，叶玉林占股份30％、林映书占股份40％、柯维义占股份30％。2015年12月28日，叶玉林、林映书、柯维义签订《协议书》，叶玉林及柯维义退出合伙公司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清楚，予以认定。根据对该《协议书》各条文的全面理解，结合柯维义的陈述，对该《协议书》中的①、④作如下分析认定：上述《协议书》①中的“估计80万”,“估计”应是“估值”的笔误；上述《协议书》④与③矛盾，且④的内容被⑤内容作废，故上述《协议书》④的内容无效。该《协议书》对公司估值800000元，对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转让后公司的债务、事故关系等内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林映书主张本案属于合伙企业退伙纠纷，不承认股权转让的事实，主张转让股权要以企业清算为前提，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叶玉林以公司估值800000元，叶玉林股权比例30%计算，请求林映书支付股权转让款240000元，有叶玉林及柯维义签订的《协议书》和柯维义的陈述为证，予以支持。叶玉林请求利息自2015年12月2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因叶玉林未能证明林映书应当支付该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利息应自叶玉林起诉之日起计算。林映书主张叶玉林尚欠林映书货款、借款，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审查，林映书可另案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于二Ｏ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做出（2019）粤5203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一、林映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叶玉林支付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40000元及该款利息（自2018年8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叶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900元，由林映书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本院下述予以纠正的部分外，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8月1日以前，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叶玉林、林建伟，2016年8月1日起，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登记股东变更为林建群、林建伟。林映书和第三人柯维义是否该公司的原隐名股东未能与登记股东林建伟核实，林映书是否该公司后来隐名股东，也未能与登记股东林建群、林建伟核实，一审法院认定林映书和第三人柯维义是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林映书是否应向叶玉林支付股权转让款240000元及利息。叶玉林主张林映书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要依据是2015年12月28日叶玉林、林映书、柯维义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没有约定叶玉林将其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林映书的具体转让款金额。从《协议书》的内容分析，一、《协议书》虽载明“林映书以40%股份，叶玉林以30%股份、柯维义以30%股份合伙创办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从2013年12月开始经营”。但本案中未能与登记股东林建伟核实，不能确认三当事人之间股份分配的真实性，叶玉林、柯维义当时是否各占该公司30%股份不能确定；二、《协议书》第①条约定“该公司现估计80万让给股东林映书生产经营管理”，是否是约定该公司作价80万元让给林映书经营并不明确。三、《协议书》第③、④、⑤条既约定公司2015年12月前公司订货货款应由林映书付还，客户所欠货款也由林映书所得，又约定“2015年12月23日前该公司所有亏赚按原协议履行”，又约定“前林映书、叶玉林、柯维义三股东协议书作废”，约定内容明显冲突，前后矛盾，不能作为依据印证叶玉林、柯维义关于《协议书》第①条约定的是公司作价80万元让给林映书的主张。叶玉林主张《协议书》第①条中的“估计”应是“估值”的笔误、第④条被第⑤条作废，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该《协议书》无法证明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叶玉林将其在惠州市雅思利纸品有限公司的股份以240000元转让给林映书的事实。叶玉林也没有其它证据能够佐证其主张，故其主张林映书应支付其股权转让款2400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林映书结欠叶玉林股权转让款240000元及相关利息并支持叶玉林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林映书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当，适用法律、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3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叶玉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被上诉人叶玉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炜审判员  黄志成审判员  洪如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柔凤书记员罗士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