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5民终1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康英，女，197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广西嘉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兰远，女，198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同，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吴康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兰远、崔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民初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康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44万元及相应利息；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部分重要证据不采纳且不说明理由，对已查明的证据判断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判，应予纠正。1.本案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底至2018年间向被上诉人黄兰远多次发出催款短信（往来共34条短信），被上诉人黄兰远在庭审中对上述催款短信的真实性是承认的，但一审判决并未确认上述事实。2.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书面记录，录音日期为2018年1月28日，但被上诉人的录音带上没有任何时间记载。录音带没有前后内容，仅截取中间一段来证明黄兰远没有借到40万元证据不足，上诉人在庭审中指出被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书面录音记录时间是2018年1月28日，但被上诉人在2018年5月28日仍然再次出具借条，确认已借到上诉人现金44万元(含4万元利息在内）。眼见情况对其不利，被上诉人马上向法庭提出更正录音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被上诉人的录音带上没有记载录音时间，其提出更正录音日期无据可依，法庭不应准许其提出更正。3.录音带内容证实上诉人只身一人到被上诉人处催收借款，被上诉人叫了10多个黑社会人员围住上诉人，恐吓威胁上诉人要打人。庭审中，被上诉人编造说是姐夫带一帮亲戚朋友来，庭审未查明事实，单方面采信被上诉人说法。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构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借款事实成立。1.2017年9月19日的借款40万元是现金交付，因为黄兰远欠下别人债务，急需还债又不敢让丈夫崔同知道，双方约定要现金交付（借条约定)。黄兰远及崔同在答辩状上及庭审中均承认怕丈夫崔同知道后影响家庭关系。黄兰远2017年9月借款，2018年5月再次出具借条，而崔同一直到2019年1月28日才知道此事，并于当天报警。因此，由于本案的上述特点，现金交付是可信的。2.黄兰远于2017年9月19日借现金40万元，当即由黄兰远亲笔写下现金借条。3.如果2017年9月19日出具的借条上的借款40万元没有现金交付，不可能在2018年5月28日再次出具44万元（含4万元利息）现金借条，前后出具两张借条，已经排除了款项未交付的合理性怀疑。4.自2017年至2018年初，上诉人与黄兰远之间有过30多条的手机短信催收还款，再次印证上诉人与黄兰远之间的借款事实真实可信。5.借款的款项来源是上诉人以自有的住宅用地（用地证、规划证齐全）向案外人梁家胜借款50万元，有用地证、规划证、借款协议及借条、案外人提供银行取款记录为证。综上，本案已经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上诉人举证充分、真实。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上诉人黄兰远前后出具两张现金借据是受到上诉人胁迫所为，相反，被上诉人黄兰远、崔同在答辩状及庭审中异口同声都确认，黄兰远由于欠下债务，急需借款又怕丈夫知道，引起婚姻家庭破裂而出具现金借条，黄兰远也从未辩解说借条是上诉人胁迫写下，因而不具备相关司法解释所列的几种合理性怀疑。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1.被上诉人黄兰远以2018年1月28日（录音日期是被上诉人确定的）的录音以证明其没有借到上诉人44万元，但录音内容不完整，仅截取中间一段，双方争议内容各执一词，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2.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1月28日报警记录，仅仅证明崔同在两年后得知黄兰远有大额借款之后报警，警察认为是经济纠纷，无权管辖而已。3.崔同提供银行卡以证明黄兰远借钱时家中银行卡尚有余款，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无借款事实发生，且黄兰远一直瞒着丈夫向上诉人借款，家里银行存款不敢动用。因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不应采信被上诉人上述证据。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可见，法律并不禁止自然人之间的现金借款。至于现金额度标准，法律也未作规定。在当今，自然人之间借几十万现金是很普遍的行为，加上本案黄兰远害怕丈夫知道，不敢通过银行转账，又未受到胁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已现金支付借款，行为合理可信。黄兰远神智清醒，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与丈夫经营一家大型红木家具商场，对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是清楚的，完全知道出具收到现金借条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主张其未收到借款40万元现金，对此其应提供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纳证据失当，应予纠正，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黄兰远、崔同辩称：一、涉案两张借条均是上诉人逼迫被上诉人黄兰远所写，黄兰远并没有收到其现金40万元的借款。1.黄兰远只于2013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先后三次向上诉人借过现金1万元、1万元和1.5万元（合计3.5万元）。黄兰远之所以在涉案两张借条上签字，是因为上诉人之前的催债行为已经严重干扰到黄兰远的正常生活，上诉人利用被上诉人黄兰远珍惜夫妻感情和子女感情，以不还款就告诉黄兰远的爱人崔同来威胁黄兰远，迫使被上诉人黄兰远出于恐惧心理，不得不违心在借条上签字。2.上诉人经常到崔同经营的店铺找黄兰远，但却从没向崔同提起过此笔债务。如果黄兰远真的借到这笔巨款不偿还，上诉人经常到黄兰远、崔同夫妻经营的店铺追黄兰远还款，其没有理由不向崔同提出还款，反而是崔同在借条注明的借款时间的一年后(2019年1月28日）得知此事并主动打电话约上诉人见面了解情况（崔同认为上诉人要么是诈骗，要么就是放高利贷），并当即报警，但派出所出警后以不属其管辖为由不作处理，由此可见此份借条是不真实的。3.上诉人无正当职业或其他稳定的收入，又不经商，其何以能一次性借给被上诉人黄兰远44万元巨额资金。如果是正常的借款，双方应该通过银行转帐等方便安全的方式支付，何以采取给付巨额现金的极不安全的方式来支付，甚至不需被上诉人黄兰远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出借，明显与常理不符。二、上诉人以与案外人梁家胜的借款记录证明本案借款的存在不符合证据的特性。1.上诉人因本次诉讼聘请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律师应当知道向法院起诉时必须提交证据证明其借款的资金来源，在第一次庭审时，审判长征询上诉人的律师是否有证实吴康英出借巨款的相关证据时，律师当庭回答没有证据，但却在被上诉人质疑后才补充提交证据，证明这些证据是第一次庭审后伪造的。2.上诉人称用于抵押向案外人借款的该宗宅基地位于三合口农三江分场，面积只有80平方米，且是划拨地，不是出让地，其市场价不到20万元，抵押权人居然同意抵押50万元，而且抵押人梁家胜借巨款给上诉人不转账，且没有到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以上这些行为均有悖于常理，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协议和抵押合同均是虚假证据，更加证明上诉人根本没有巨款借给黄兰远。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巨额借款的真实性由上诉人进行举证，且举证证明的标准应当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的标准。上诉人没有能够举证借款存在的合理性，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恳请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吴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兰远归还吴康英借款44万元；2.上述黄兰远借款44万元为夫妻共同债务，由黄兰远、崔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黄兰远、崔同承担自2018年8月25日起向吴康英支付上述借款44万元的每月利息2%(44万元×2%月息）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吴康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吴康英负担。 二审期间，吴康英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案外人梁家胜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2017年6月份，梁家胜曾陆续通过个人银行卡提取40万元现金，并于2017年9月份将上述现金借给上诉人。2.《证明》两份、《房屋租赁合同》四份，证明上诉人自2016年5月至今一直居住在北海市，并非被上诉人黄兰远所说的吴康英居住在北海市四川路九洲城内的出租屋，且在那里写下40万元借条的事实。 经本院组织双方质证，黄兰远、崔同对吴康英提供的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既然该款是要出借给黄兰远的，没有直接转账不符合交易习惯，借条是2017年9月17日写的，而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7年6月28日余额只有2000多，亦不符合常理；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为对方庭后提供，不符合证据规则，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吴康英有多个地方居住，因吴康英小孩在市二小读书，为方便接送小孩其在学校附近租赁了房屋居住，涉案借条确实是在北海市四川路九洲城其租屋内签的。 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吴康英提交的案外人梁家胜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具有真实性，从该银行卡内每次交易明细的时间、数额来分析，也无法证明上诉人从梁家胜处借款40万元然后将款项直接一次性支付给黄兰远，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采信。吴康英提供的《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即使具有真实性，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实其与黄兰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本院亦不予采信。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吴康英认为一审没有查明黄兰远要求吴康英现金支付借款及吴康英向黄兰远短信催收借款的事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黄兰远、崔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11日，吴康英通过手机短信催促黄兰远还款，吴康英据此主张已支付40万元现金借款给黄兰远，黄兰远辩称仅借到吴康英3.5万元，40万元、44万元的借条系吴康英逼迫其写下，该款是由3.5万元借款高息计算得出。手机短信并不能显示具体借款金额是多少。吴康英在二审询问时主张涉案40万元现金借款系其以自有房屋抵押给案外人梁家胜所借而来，款项是在两被上诉人经营的一家大型红木家具店内支付给黄兰远的（当时商场在装修）。两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该说法，并辩称本案第一张借条形成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而两被上诉人经营的红木家具店系2018年1月才挂牌营业，且该店是从他人手中转让而来，2018年年初简单装修好马上进行营业，两被上诉人一直在家具店看店，吴康英不可能拿这么多现金来店里交给黄兰远而不让崔同知道，说明上诉人的主张不是事实。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作为实践性合同，其成立需要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且款项已经实际支付两个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上诉人吴康英主张与被告黄兰远之间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康英提供的借条证实了其与黄兰远之间就借款合意已经达成一致，但4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是本案关键的问题。吴康英主张已于2017年9月19日在两被上诉人经营的红木家具店内将40万元现金借款支付黄兰远，黄兰远辩称仅借到上诉人3.5万元借款，40万元的借条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仅提供借条即主张黄兰远向其借款44万元（包括4万元利息），而黄兰远抗辩该40万元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其仅借到上诉人3.5万元未偿还，前后两张借条均是上诉人逼迫所写。据此，本案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上诉人主张的借贷金额为40万元，属于较大数额借款，出借双方出于安全考虑，一般的交易习惯应为转账支付而不是现金支付，上诉人主张系黄兰远要求以现金支付且是在两被上诉人经营的家具店内支付，但上诉人未能提供黄兰远要求现金支付的证据，而且两被上诉人经营的家具店于2018年1月才正式营业，第一张借条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9月19日，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家具店在借条形成时正在装修，且黄兰远在店内的事实，故借条形成时间上存疑。其次，第一张借条上注明的借款期限是1年（即2018年9月19日借款到期），没有约定利息，第二张借条形成时间是2018年5月28日，并注明三个月归还，只约定了逾期还款的利息。从两张借条形成的时间与内容分析，两张借条都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息，而上诉人与黄兰远仅系一般朋友关系，上诉人将如此巨大的款项出借给黄兰远，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息显然与常理不符，且第一张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没到，双方又重写了第二张借条，并且将还款时间提前，这些行为均与常理相悖。再有，上诉人与黄兰远一直承认对借款之事不想让崔同知道，既然不想让崔同知道借款之事，黄兰远又怎么可能让上诉人将40万元的现金借款在他们夫妻经营的店铺内交付，上诉人该说法亦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上诉人吴康英为一般公司员工，其提供与案外人的借款协议、抵押合同、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以证明其有经济能力出借40万元给黄兰远。如前所述，上诉人与黄兰远仅是一般朋友关系，在黄兰远没有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其应该不会轻易将自己所有的房屋抵押给他人借款再将所借款项出借给黄兰远，并且不要黄兰远支付利息，上诉人这种行为同样不符合常理。虽然上诉人吴康英通过手机短信催促黄兰远还款是事实，但该手机短信并不能证实双方所借款项金额是多少，黄兰远亦承认借到上诉人3.5万元未归还，故短信聊天内容无法证明双方所指的借款即是本案40万元借款。综上，上诉人吴康英未能对40万元款项来源、交付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细节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4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的实际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被上诉人黄兰远、崔同的抗辩更加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上诉人与黄兰远之间存在4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予确认，即上诉人吴康英与黄兰远之间4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未成立。至于黄兰远认可的3.5万元借款，因吴康英主张与本案40万元借款无直接联系，一审判决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吴康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海敏 审 判 员 杨雪云 审 判 员 叶 萍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彩玲 书 记 员 陈远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