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云71行赔初1号原告王爱贵，女，汉族，1969年12月2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原告李明，男，汉族，1990年2月26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委托代理人王爱贵，系原告李明的母亲。被告富民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富民县永定街88号。法定代表人李旭东，县长。委托代理人段萍，富民县司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萍，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因与被告富民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判决后，王某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追加李明作为本案原告。李明向本院提出其诉讼请求及要求增加被告的请求，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19年1月15日裁定驳回其对不适格被告的起诉，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维持了该裁定。本院于2019年7月4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某（同时作为李明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委托代理人段萍、张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庭审中发现有法定的中止事由，于2019年7月5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9年7月8日恢复诉讼后，本院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李明诉称，1997年原告家庭以户主李继祖（王某的公公、李明的祖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富民县大营镇城镇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大营镇大营村委会第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营九组）合作共建房屋一栋。2000年4月19日被告对上述房屋进行了登记并颁发了（2000）昆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所有权人为富民县大营办事处九社。后该房产被作为杨永明向富民县永定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永定信用社）的借款抵押物，并于2000年7月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证号为：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他字第（2000（229））号他项权登记。2005年4月12日，富民县人民法院就永定信用社与杨永明、大营九组借款合同纠纷出具（2005）富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依据该调解书，该房屋被变卖给杨某，被告向杨某颁发了编号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4月，两原告万般无奈之下与杨某达成协议将原本属于原告的房屋再买回来，2007年6月5日原告王某与杨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被告也向两原告颁发了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10年8月3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昆民一终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王某与杨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昆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县政府向杨咏靖颁发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013）昆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县政府作出的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云高行终字第8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二原告认为原告家庭出资建盖的房屋因不公调解被出售，原告又将房屋买回来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房屋自始至终都归原告所有。被告将房屋登记给大营九组的行为错误，后被告将农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自始不能抵押不能买卖的房屋又错误登记，登记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并办理过户变更登记及颁发权利证书，应该承担乱作为、违法作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被告2015年5月22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王某、李明诉讼请求：1.撤销县政府2015年5月22日作出的富政行赔字第（2015）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判决被告因违法办理2007昆房权证富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300万元；2.依法对办理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他字第××（229）号《他项权证》登记的工作人员涉嫌渎职行为移送侦查机关查处；3.依法对审理（2002）富民初字第314号等贷款担保合同案件、（2005）富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法官涉嫌枉法裁判的行为移送侦查机关查处；4.判决县政府对履行职务行为导致其无家可归的损害后果公开道歉。被告县政府答辩称：1.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自始对争议的房屋未取得合法所有权，无论初始登记还是后来的变更登记，均与原告无关；2.被告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合法有效，证件被撤销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被告的登记行为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第2、3项诉讼请求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县政府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明；2.建房临时土地使用证、（1997）昆富证字第239号公证书、云南省村镇建房审批、富民县字第00532号房屋所有权证，以证明原告王某的公公、李明的祖父李某出资建盖的房屋被登记在大营九组名下；3.（2005）富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房屋买卖合同两份，以证明贷款人杨永明无力偿还贷款，房屋被永定信用社依据上述调解书出卖给案外人杨某；4.2005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转让协议、税收票据、测量费、绘图费、评估费、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证明原告向杨某购买了房屋产权证号为2005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并支付了相关税费后，被告向原告颁发了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5.（2009）昆民一终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书、（2013）昆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2013）昆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2014）云高行终字第83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因被告的错误登记，原告与杨某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被告颁发的2005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确认违法，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6.损失清单一份，以证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了2964129元的损失。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家赔偿申请书、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回证，以证明原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依法送达；2.（2009）昆民一终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书、（2013）昆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2013）昆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2014）云高行终字第83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撤销和确认违法是因原告自身原因和过错所致，被告不存在过错；3.《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证明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5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第6项证据，被告认为其提交的损失清单与向县政府申请国家赔偿时请求的损失金额不一致，且各种损失有重叠的部分，大部分没有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可。对于申请办理产权证的税费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于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于双方均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杨某依据2005富民初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被告县政府向杨某颁发了编号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6月5日原告王某与杨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原告缴纳了相关税费后，被告向两原告颁发了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9年8月5日，富民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富民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王某与杨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2010年8月3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昆民一终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昆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县政府向杨咏靖颁发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013）昆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县政府作出的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云高行终字第8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2015年3月24日，二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富政行赔字（2015）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2015年5月28日送达原告。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仅就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当通过先行确认程序或者行政诉讼予以审查。本案中，被告作出的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被撤销，符合上述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条件。县政府作出上述登记行政行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原告作为上述登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首先，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富政行赔字（2015）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是否正确？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上述《不予赔偿决定书》存在程序错误和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被撤销。被告认为，被告于2015年3月24日收到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没有超过审查期限，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被告在《不予赔偿决定书》中依据（2008）富民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最终被撤销房屋产权登记的结果与原告和其他相关权利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的抵押、产权变更登记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其与杨某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才被撤销的。本院认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昆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才是涉案昆明市房权证富民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的重要判决，在此判决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该证应当被撤销的理由有二：一是原告与杨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已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被告登记行为缺乏合法的事实根据，二是被告的登记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城市房屋登记管理办法》、《昆明市房屋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的房屋必须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而关于原告与杨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的原因，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一终字第798号《民事判决书》中有明确认定：“杨咏靖受让的上述房产系在农村集体土地（即九组集体土地）上建盖，且未办理合法的用地手续，故所涉房产不具备市场准入的合法性，依法不能进行相应的市场交易。现本案杨某虽就诉争房产进行了产权登记，但依然不能合法取得相应房屋的所有权再行相应的房屋买卖。为此，原告与杨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涉《房屋转让协议》应属无效。”综上，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其次，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如应赔偿，数额为多少？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20070535号房屋登记行为被撤销，是否与原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了被告是否应当进行赔偿。涉案20070535号《房屋所有权证》系由20050258号《房屋所有权证》变更登记而来，20050258号证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登记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确认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同上。综上，被告将不应当登记的农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错误进行登记，而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原告基于对被告登记行为的公示效力的信赖与杨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是故，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与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赔偿的数额，原告提交了损失清单，其中列举了如下几项损失：（1）买房款3万元；（2）契税7200元、评估费、测绘费、产权变更手续费及登记费3089元，合计10289元；（3）诉讼产生的误工费122640元、打字复印费3万元、交通费5万元；（4）租房房租288000元、宅基地1470000元、房屋被撬无法开铺的损失691200元、房屋建盖损失20万元、打官司期间损失8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原告主张的第（4）项损失因不属于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1）项购房款，该房款系原告与卖房人杨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可依民事法律关系向对方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项系被告错误登记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关于第（3）项，本院注意到由于该次行政登记行为确实引发了若干诉讼，并且诉讼历经12年，虽然原告主张的相关费用均无证据证实，但本院参考2007年至今的职工平均工资、昆明地区的消费水平、昆明往返富民的交通费等，酌情确定打字复印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金额为10000元。被告总计应赔偿数额为20289元。另，关于原告第2项和第3项请求将相关人员移送侦查机关查处的诉讼请求，因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范围，本院已向原告作了释明，原告坚持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见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侵犯人身权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富民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李明损失20289元。二、驳回原告王某、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云斌审判员  陈志杰审判员  刘 娜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闵正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