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民终78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经贸老年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325号。 法定代表人：夏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彬，广西华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传刚，男，197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创剑，广西华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6号金湖帝景3号楼C501号。 法定代表人:赵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炳强，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韦美英，女，1954年3月2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 一审被告：覃艳，女，1968年6月2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上诉人贵州经贸老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吴传刚因与被上诉人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一审被告韦美英、覃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彬，上诉人吴传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创剑，被上诉人五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韦美英、覃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贸公司、吴传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183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五洲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五洲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一）五洲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其陈述的法律事实不符。五洲公司本案主张的欠款来源实际上是案外人泸州科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公司）将其与五洲公司的合同债权转让给经贸公司而来的，并非经贸公司与五洲公司之间买卖交易产生的货款。（二）经贸公司与五洲公司签订的涉案《煤炭矿石购销合同》后，经贸公司己履行完供货义务，不存在收取五洲公司的货款而不供货的情形。五洲公司提供的支付凭证显示，双方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煤炭矿石购销合同》后，五洲公司向经贸公司支付的货款为500万元，而经贸公司依据该合同向五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为580万元，说明经贸公司已足额向五洲公司供货，五洲公司称经贸公司收取货款后不供货并非事实。（三）五洲公司主张经贸公司确认的4837205.36元是与经贸公司直接进行买卖交易产生的货款，与事实不符。经贸公司与五洲公司签订《煤炭矿石购销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8月30日，根据五洲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和经贸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显示，2013年12月20日双方还在正常付款供货。按五洲公司所称，经贸公司在本合同中违约，应当是自2013年12月底起，但至2014年3月31日签订《协议书》时，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违约金就高达1313364.45元（货款金额的30%），明显不符合常理。（四）本案不能将转让合同之债与本案五洲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之债合并混淆处理。本案涉及买卖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两个法律关系,如果是买卖合同之债，则仅涉及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为转让合同之债，则涉及科兴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科兴公司移交客户资料和实物库存的义务。因此，应查清各方是否无瑕疵履行合同义务之后，才能正确处理本案纠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经贸公司、吴传刚的合法权益。 五洲公司答辩称，（一）经贸公司、吴传刚在一审庭审已自认收到五洲公司货款500万元，但未能提供其在签订结算协议后交付相应货物凭证给五洲公司，因此不能证明其已按合同履行完全部义务。2014年2月20日，经贸公司、吴传刚在五洲公司发的《询证函》上面签字盖章的行为系对所欠货款的确认，且确认的金额与《协议书》结算的4837205.36元金额一致。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经贸公司的欠款事实。（二）2014年3月28日，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签订的《协议书》进行总结算，该结算金额已包含五洲公司、经贸公司、吴传刚三方于2012年12月19日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中的4357463.97元转让债权，该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科兴公司是否履行转让协议约定的转移材料义务是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经贸公司认为科兴公司违反该协议约定，可另案要求科兴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经贸公司、吴传刚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韦美英、覃艳没有提交陈述意见。 五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经贸公司偿还货款4837205.36元及违约金1313364.45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1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以应付货款金额的年利率15%另计）；（二）判令吴传刚、韦美英、覃艳对经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案件受理费由经贸公司、吴传刚、韦美英、覃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日，五洲公司作为甲方，经贸公司作为乙方，吴传刚、韦美英、覃艳共同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WJGT-GX-LN20120302《煤炭购销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向甲方供应煤炭，乙方向甲方供应煤炭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以双方签字盖章的具体购销合同为准；甲方自本协议生效起至2012年12月15日止向乙方采购煤炭。乙方承诺每月供应量不低于1万吨，供应量不设上限，如甲乙双方在合作期间合作良好，经双方协议可续签协议，供应数量另行协商；本协议乙方义务由丙方向甲方提供担保，详见担保合同。此外，该协议还对供货地点及方式、检验标准、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作约定。同日，五洲公司作为甲方，经贸公司作为乙方，吴传刚、韦美英、覃艳共同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一份《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于2012年签订《煤炭购销合作协议》（合同编号WJGT-GX-LN20120302），丙方自愿作为乙方的保证人向甲方提供保证担保；丙方的保证范围为乙方在主合同的全部合同义务和产生的全部合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和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5日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013年8月30日，五洲公司（甲方）与经贸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WZGT-GX-LN20130830《煤炭矿石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煤炭供应给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溪公司），价格以福溪公司与甲方最终核定结算价为基础，每吨价格下浮10元作为双方结算单价，每月供应数量与交货时间以甲方与福溪公司签订的《2013年四川省外单笔煤炭买卖（购销）（云贵渝煤）合同》（合同编号FXFD-RLDB-2013-047）为准，此外双方还对结算方式、双方的责任等作了约定。 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五洲公司自2012年3月13日起至2013年10月11日止，多次通过工商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桂林银行等帐户支付经贸公司多则数百万元、少则数万元的货款。其中，五洲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9月18日、10月11日曾分别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经贸公司付款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经贸公司供货后也给五洲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2014年1月12日，五洲公司向经贸公司发出《询证函》，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贸公司欠五洲公司货款4837205.36元，如与经贸公司记录相符，请在该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证明不符”处列明不符项目及具体内容。2014年2月20日，经贸公司在该《询证函》“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 2014年3月28日，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WZGT-XY-LN-20140331《协议书》约定：1.截止2014年3月31日，经贸公司欠五洲公司货款4837205.37元，应付违约金1313364.45元，两项合计6150569.82元；经贸公司承诺上述款项于2014年3月31日前付清，如逾期，经贸公司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五洲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经贸公司同意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按实际欠款金额年利率15%向五洲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补偿；3.吴传刚承诺对经贸公司在本协议中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经贸公司在本协议中的全部合同义务和产生的合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 另查明，五洲公司于2014年9月2日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于2014年9月18日申请追加吴传刚、韦美英、覃艳为本案共同被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追加韦美英、覃艳为本案共同被告后，因韦美英提出管辖权异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筑民二（商）初字第126-1号民事裁定，将案件移送一审法院。 还查明，2012年2月19日，五洲公司、科兴公司与经贸公司签订一份《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科兴公司将2011年9月30日与五洲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作协议》所欠五洲公司货款4357463.97元、应开税票7272391元及其他附随义务的债务转移由经贸公司承担。庭审中，五洲公司明确经贸公司所欠五洲公司债务均统一结算在2014年3月28日《协议书》内。 一审法院认为，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韦美英、覃艳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作协议》《保证担保合同》、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煤炭矿石购销合同》以及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五洲公司、经贸公司、科兴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五洲公司同意科兴公司将所欠2011年9月30日《煤炭购销合作协议》项下货款4357463.97元、应开税票7272391元及其他附随义务转移给经贸公司承担，经贸公司亦应按约履行。五洲公司经与经贸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结算，确认截止2014年3月31日，经贸公司应偿还五洲公司货款4837205.37元、违约金1313364.45元，两项合计6150569.82元；经贸公司承诺上述款项于2014年3月31日前付清，如逾期，经贸公司按年利率15%向五洲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现经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货款，经贸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经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即均是在经贸公司在五洲公司《询证函》“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以及经贸公司与五洲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之前，而五洲公司《询证函》及2014年3月28日协议书所确认的还款数额并没有明确只是2013年8月30日《煤炭矿石购销合同》项下的还款数额，故经贸公司主张不欠五洲公司货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吴传刚作为经贸公司上述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且约定保证期间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五洲公司于2014年9月2日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于2014年9月18日申请追加其为本案共同被告，未过保证期间，故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传刚主张经贸公司不欠五洲公司货款，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也不成立，不予采纳。对于韦美英、覃艳的保证责任问题，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韦美英、覃艳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的《保证合同》虽然约定保证期间至2014年12月15日，但明确是为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作协议》提供保证担保，而该合作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供货量及期限为五洲公司自该协议生效起至2012年12月15日止向经贸公司采购的煤炭。因五洲公司于2012年2月19日还与经贸公司、科兴公司签订过《合同转让协议》以及2013年8月30日与经贸公司签订过《煤炭矿石购销合同》，且五洲公司仅于2013年9月12日、9月18日、10月11日就分别通过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过经贸公司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合计500万元，而涉案偿还货款本金仅为4837205.37元，故涉案经贸公司债务是否属于韦美英、覃艳保证担保项下债务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五洲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经贸公司涉案债务属于韦美英、覃艳担保债务及担保所涉金额，故五洲公司要求韦美英、覃艳对经贸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五洲公司请求经贸公司偿还货款4837205.36元及支付违约金，以及要求吴传刚对经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五洲公司请求韦美英、覃艳对经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举证不能，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经贸公司退还五洲公司货款本金4837205.36元；二、经贸公司支付五洲公司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办法：截止2014年3月31日为1313364.45元,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837205.3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付）；三、吴传刚对经贸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吴传刚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经贸公司追偿；五、驳回五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854元（五洲公司已预交），由经贸公司、吴传刚负担。公告费300元，由五洲公司负担。 经贸公司、吴传刚、五洲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也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4年12月9日，经贸公司向五洲公司出具一份《还款计划》，确认欠五洲公司4837205.36元，并承诺2018年12月30日前还清该款。 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五洲公司诉请经贸公司偿还的货款及违约金是否有事实依据。 首先，关于五洲公司诉请经贸公司偿还的货款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五洲公司诉请的货款是2012年2月19日五洲公司、科兴公司与经贸公司三方签订《合同转让协议》，由科兴公司转让其欠五洲公司4357463.97元货款给经贸公司，以及经贸公司与五洲公司进行煤炭交易尚欠五洲公司479741.39元货款构成的，经贸公司对欠款数额的构成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三方签订《合同转让协议》后，科兴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移交客户资料和实物库存义务”，其不应承担科兴公司的4357463.97元货款债务。本院认为，2014年1月12日五洲公司向经贸公司发出的《询证函》，及2014年3月28日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签订的《协议书》已明确约定，经贸公司欠五洲公司的货款金额为4837205.37元，本案诉讼中，经贸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确认的欠款金额与《询证函》《协议书》一致，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判决经贸公司退还五洲公司货款本金4837205.37元及按年利率15%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贸公司、吴传刚以科兴公司没有履行《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主张不承担4357463.97元转让债务，及经贸公司已经不欠五洲公司货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五洲公司诉请的违约金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述已认定经贸公司欠五洲公司的货款中有4357463.97元是科兴公司转让给经贸公司的货款债务，而根据五洲公司、经贸公司、科兴公司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科兴公司欠付五洲公司的货款并没有约定须支付违约金，即经贸公司承担的仅是4357463.97元货款，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签订的《煤炭购销合作协议》《煤炭矿石购销合同》也没有约定经贸公司逾期支付货款须支付违约金，2014年1月12日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在《询证函》中确认的货款，也没有支付违约金或利息的内容。因此2014年3月28日五洲公司与经贸公司、吴传刚在《协议书》中约定，经贸公司应付1313364.45元违约金，显然没有合同依据。经贸公司、吴传刚主张不应承担该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经贸公司退还4837205.37元给五洲公司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经贸公司向五洲公司支付1313364.45元违约金有误，本院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1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1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贵州经贸老年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办法：截止2014年3月31日为1313364.45元,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837205.3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付）为：贵州经贸老年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办法：以4837205.36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付）。 一审案件受理费54854元（五洲公司已预交），由经贸公司负担43883.2元，五洲公司负担1097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854元（经贸公司已预交），由经贸公司负担43883.2元，五洲公司负担1097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华 审判员  张 捷 审判员  韦荣龙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兆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