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1民初9353号原告：王琴，女，1971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金，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悦如，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1185651620，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镇棋盘村。法定代表人：丁宁，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山，辽宁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琴与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吕金，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海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88年6月入职被告处，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长期要求原告加班，单位支付加班劳动报酬，也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曾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不予受理。原告对此不服，故诉讼至法院，请求判令：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自1988年6月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1998年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3、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作日加班费395,068.8元；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休息日加班费682,959.8元；4、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565,807.7元；5、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2月至3月9日工资3,468元；6、请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83,700元；7、请求被告为原告缴纳自1998年6月至今的社会保险，不能缴纳的，按照被告应当取得的社会保险基金总额向原告赔偿。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自2015年1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此前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大连银海劳务服务中心建立劳务关系，被派遣到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工作，这一事实原告在向甘井子区人社局劳动监察投诉时，经调查也确认原、被告只在2015年1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不存在加班的事实，也不存在干24小时休24小时的事实存在。根据司法解释，原告应当就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起诉状陈述的自2006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9日期间干24小时休24小时且工作日和休息日都加班，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违背常识。原告在被告处从事乙酸钴、乙酸锰、乙酸镁蒸发结晶操作工作，其中乙酸锰、乙酸镁的工作不超过8小时，不需要倒班生产，一般情况下在下午1、2点就可以下班回家，只有乙酸钴的生产蒸发结晶实际超过8小时，但是不超过16小时，这个是倒班生产，而且这个产品大约一个季度只有1、2个订单，生产周期6至8天，所以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加班，因为原告的工作岗位属于一线生产岗位，需要随时检测生产的过程包括温度变化，需要高度注意，如果失误会出现废品，造成企业的损失。另外被告是一家福利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被告不能安排加班，有民政局随时检查，另外被告每月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从没有对存在加班事实、支付加班费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因被告没有要求原告加班，不存在加班事实，也不存在支付加班费的问题，原告关于延长工作时间补偿金的诉请，没有请求基础，依据的文件已经废止；关于2019年2月至3月9日工资无异议，但不是被告不支付，而是原告不领取，原告自3月9日后无故不上班；因被告不存在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原告系擅自离岗，未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被告也没有做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在；原告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请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原告于1998年2月到被告处工作，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09年底。2010年1月1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大连银海劳务服务中心（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约定甲方派遣乙方到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工作，派遣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日，双方再次订立劳动合同书，仍约定原告被派遣至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工作，派遣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自2015年起，原告再次到被告处工作，从事乙酸钴、乙酸镁、乙酸锰操作工作。双方依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也未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2、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具体为自1988年起至2006年8月每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每周休息日加班8小时；自2006年9月起至2019年3月每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每周正常工作日加班32小时，每周休息日加班24小时。被告辩称原告的工作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生产乙酸锰、乙酸镁时早八点上班、晚四点下班；生产乙酸钴时，实行两班倒，每个班8小时，不生产乙酸钴时两个班倒休，原则上坚持每周不超过40小时。但被告未提供原告两年内的考勤记录或值班记录，也未提供其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任何证据。3、被告提供了原告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工资明细表，根据该表，2017年至2018年原告每月应发工资均为2,850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表中“保险”一栏记载的金额150元系双方协商由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应由被告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险费用。扣除该费用，原告每月应发工资应为2,700元。4、原告主张因被告拖欠加班费、未缴纳社会保险，其于2019年3月8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丁宁口头提出辞职，此后再未给被告提供任何劳动。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称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辞职，2019年3月9日后原告一直旷工至今，但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被告拖欠原告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9日工资合计3,468元未发放给原告。5、原告提交了原告与被告监事王文慧的通话录音，其内容主要为原告对被告给予的工资待遇表达不满，录音中原告称“我从88年6月30日就开始干的活，到现在连一分钱都不多，往年年底都有……”，王文慧回答“我跟你说王琴，你就看眼前的，88年那是以前都是我爸的事，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谁干得好我奖励谁……”。6、原告与被告因追索劳动报酬、加班费等产生争议，于2019年7月11日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同日该委作出甘劳人仲不字（2019）第37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工资明细表、通话录音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原告于1998年2月到被告处工作，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与案外人大连银海劳务服务中心存在劳动关系，并被派遣至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工作。现原告主张其于1988年6月起至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该项主张提供的证据有社会保险缴费册、通话录音、证人证言。对于社会保险缴费册，记载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98年，原工作单位为大连市民政精细化工厂，故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于通话录音，原告在其与王文惠对话中提出其1988年就开始干活，但王文惠对此并未明确承认，故该录音亦不能证实该节事实；对于证人证言，证人仅陈述“我是1989年6月进化工厂工作，与原告在一个班”，并未说明其陈述的“化工厂”即为本案被告，后原告询问“你工作单位是否为大连威尔精细化工”后，证人才做出肯定的回答，故该证人证言存在一定瑕疵，亦不得单独证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仅能认定原、被告于1998年2月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对于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与案外人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不予认可，称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系关联公司，对此，无论是大连银海劳务服务中心还是大连源福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都不是同一用工主体，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形，仅适用于经济补偿或赔偿的合并计算，并不能否认2010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案外人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主张其2019年3月8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口头提出辞职，以被告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对此，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通知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明确说明了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从本案事实来看，原告于2019年3月9日后再未到被告处工作，因此仅能视为原告单方面离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9日终止。据此，本院认定原、被告自1998年2月至2009年12月31日及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请求确认双方自1998年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的诉请，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中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因被告于用工之日即2015年1月1日起满一年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双方自2016年1月2日起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平日延时加班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诉请，被告辩称只有在生产乙酸钴的过程中实行倒班，其余生产乙酸锰、乙酸镁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有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对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应由劳动者就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证明其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及休息日加班的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以及部分操作记录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主张的自1988年起至2006年8月每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每周休息日加班8小时；自2006年9月起至2019年3月每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每周正常工作日加班32小时，每周休息日加班24小时。考察原告前述证据，其操作记录均为复印件且不完整，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自1988年起连续加班的事实，且证人仅为被告一般工作人员，并不负责管理、记录考勤，其证言不具备充分的证明效力。但是，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用人单位有义务保存劳动者两年内的工资及考勤情况书面记录，现被告既没有提供原告的任何考勤或值班记录，且自认未按照《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的规定对其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进行审批，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最后两年内即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原告所主张的该期间内每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的事实成立，被告应当支付该期间内原告的平日延时加班费和休息日加班费。关于平日延时加班工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平均每周超过四十四小时外部分的延时加班工资。原告每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84小时，每周延时工作40小时，其应发工资为2,700元/月，故原告平日延时加班工资计算方式为：2,700元/月/21.75天/8小时*40小时*365天/7天*2年*150%，即97,093.6元。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原告每周休息日加班16小时，其休息日加班工资计算方式为：2,700元/月/21.75天/8小时*16小时*365天/7天*2年*200%，即51,783.25元。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其所依据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已于2017年11月24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废止。故该部分诉请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2月至3月9日工资3,468元的诉请，被告对于前述期间原告工资数额及原告未领取工资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因原告系单方面自行离职，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对其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请，本院需指出，社保机构对用人单位不予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及欠缴费用负有责令整改及征缴的义务，因用人单位不予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及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琴拖欠的工资3,468元。二、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琴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平日延时加班工资97,093.6元。三、被告大连威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琴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3月8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51,783.25元。四、驳回原告王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李子林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邹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