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3民初154号 原告（反诉被告）：林秀辉，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原告（反诉被告）：郑子检，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上列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培水、许丽琴，福建联合信实（莆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郑长青，男，197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明、郑丽杭，福建宽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中建华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办英龙居委会八二一街319号91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674004091G。 法定代表人：沈建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告（反诉被告）林秀辉、郑子检与被告（反诉原告）郑长青、第三人中建华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林秀辉、郑子检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培水，郑长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明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4月3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林秀辉及其林秀辉、郑子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培水，郑长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杭到庭参加诉讼。华鸿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秀辉、郑子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郑长青立即返还林秀辉、郑子检多预付的工程款679490.9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郑长青立即支付给林秀辉、郑子检工程管理费32092.7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1日，林秀辉、郑子检作为华鸿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即实际施工人）与案外人莆田隆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恒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约定：工程名称为莆田隆恒广场，工程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承包内容为：隆恒广场1＃-3＃楼及其附属地下室土建及安装工程，7＃楼上部主体及安装工程等；付款方式为当承包人垫付工程款1500万元后，经发包人审核完毕后一周内支付已完成工程量价款（按补充协议约定下浮10%后）的80%，承包人在单体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提供全部结算资料给发包人，发包人在四个月内将竣工结算审核完成并经双方认可，再支付至审核造价款的95%，本工程税金等由发包方代承包方缴纳的资金，由发包人直接在工程进度款中扣除等。另合同还对施工合同总价款及调整的计算标准、竣工验收、工程保修等进行了约定。 2015年4月23日。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林秀辉、郑子检将在隆恒财富广场7＃楼外墙装饰工程（玻璃幕墙、铝单板、石材幕墙、钢结构玻璃幕墙、铝合金装饰条、铝合金门窗等）分包给郑长青完成，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以上述林秀辉、郑子检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为准。同时按照行业惯例双方口头约定，郑长青应另行支付给林秀辉、郑子检工程总价10%的分包管理费。郑长青承接工程后，实际分包完成了隆恒财富广场7＃楼大地电影院钢结构看台、7＃楼屋面玻璃栏杆、1、2、3＃楼采光井、屋面等玻璃栏杆、7＃楼观光电梯钢结构加层以及7＃楼北面与1、2、3＃连接处廊钢结构的部分工程，并在施工过程中先后向林秀辉、郑子检借支工程款项，于2015年6月2日借支10万元、2015年9月23日借支35万元、2015年11月19日借支7万元、2016年2月5日借支65万元、2016年下半年，郑长青单方制作了一份送审造价为2566253元的工程造价单报送给林秀辉、郑子检，林秀辉、郑子检告知其应等隆恒公司审核完毕并付款后再支付给郑长青，但郑长青却采取纠集大量人员非法围攻隆恒公司等方式，逼迫隆恒公司向林秀辉、郑子检施压，并在工程造价未经隆恒公司审核的情况下，强迫林秀辉、郑子检于2016年12月8日、2017年1月20日分别预支付给郑长青67×××××元及716021元。至此，林秀辉、郑子检已实际支付给郑长青2565420元。本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后郑长青的工程施工内容经隆恒公司审核认定为项目总价2020927元，郑长青还应按照补充协议内容支付给林秀辉、郑子检代缴税费为2020927×0.0668＝134997.9元，故郑长青本工程项目实际应得款项2020927-134997.9＝1885959.1元，即郑长青多领取了2565420-1885929.1＝679490.9元。另郑长青还应支付给林秀辉、郑子检分包管理费2020927×10%＝202092.7元，但郑长青仅支付170000元，分包管理费差额32092.7元也至今分文未付。此后，林秀辉、郑子检就隆恒公司审核结果告知郑长青，并告知若有误可一起找发包方隆恒公司核对，否则郑长青应退还林秀辉、郑子检多支付的款项679490.9元及再支付分包管理费32092.7元，但郑长青均置之不理，故提起诉讼。 郑长青辩称：1.林秀辉、郑子检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林秀辉、郑子检在起诉状及庭审中确认，其系借用华鸿公司名义向隆恒公司承包讼争工程在内的工程项目，并把其中部分工程转包给郑长青施工；林秀辉、郑子检既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也是实际承包人。从林秀辉、郑子检确认的内容可以说明，在法律关系上与郑长青形成承揽关系的是华鸿公司，而不是林秀辉、郑子检。虽然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签订协议，但林秀辉、郑子检是基于华鸿公司承接了隆恒公司的工程，其是作为项目负责人与郑长青签订协议，其经手拨付的工程款也是履行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承受者是华鸿公司，应当由华鸿公司提起诉讼。2.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系林秀辉、郑子检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协议，依法属于无效合同。3.郑长青所收到的工程款并未超过讼争工程的价款，林秀辉、郑子检起诉要求退还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林秀辉、郑子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本案工程造价为2020927元，其提供的《审核意见书》及《工程总价表》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该《审核意见书》仅有“王建修”个人签字，并没有“王建修”的资质证书及其个人出具审核意见书的法律依据，且没有取得相关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的确认，《工程总价表》也没有任何单位、个人的签字盖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林秀辉、郑子检主张根据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条款来计算原、被告之间的工程款缺乏依据，不能成立。郑长青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对郑长青不具有约束力。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仅为整个工程的一小部分，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工程的计价标准，而是约定“双方就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事件以补充协议上体现”，双方所指的补充协议，应当是日后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的补充协议，而不是林秀辉、郑子检所指的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且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如前所述属无效合同，也不能作为计算郑长青工程款的依据。林秀辉、郑子检申请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不应予以准许。林秀辉、郑子检不是本案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也没有提供其系实际施工人的证据，不具有对工程造价申请鉴定的资格；双方已就案涉工程款达成一致意见并已履行完毕，案涉工程实际造价高达300多万元，经郑长青多次申请，最后按林秀辉、郑子检要求的2566253元进行重新报价并结付清楚，即双方协商一致且已履行完毕，故林秀辉、郑子检提出的鉴定申请不应予以准许。4.林秀辉、郑子检向郑长青收取的款项17万元是履约保证金，不是管理费，应当退还给林长青。 郑长青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林秀辉、郑子检退还郑长青履约保证金17万元及该款自2018年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自2014年年初起，林秀辉、郑子检陆续将隆恒财富广场1-3#、7#楼栏杆、钢结构连廊、电影院看台等项目分包给郑长青施工，2015年4月23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郑长青承接林秀辉、郑子检在隆恒财富广场7#楼外墙装饰工程（玻璃幕墙、铝单板、石材幕墙、钢结构玻璃幕墙、铝合金门窗等）。期间，郑长青应林秀辉、郑子检要求，分批支付了履约保证金17万元。郑长青于2016年1月底依约完成工程承包项目，工程项目两年前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但林秀辉、郑子检至今未将17万元履约保证金退还郑长青，故提起反诉。 林秀辉、郑子检对郑长青的反诉辩称，本案并不存在履约保证金问题，郑长青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的17万元是工程管理费（大部分为水电费）而不是履约保证金。按照郑长青的主张，其自2014年初开始工程施工，如果是履约保证金的话，应该在工程施工之前就应该一次性缴纳，而不是在工程施工完毕后分批支付。且郑长青最后一次付款2万元的时间是2015年5月27日。而林秀辉、郑子检在2015年6月初就开始支付工程款给郑长青，不可能存在林秀辉、郑子检向郑长青支付工程款，郑长青又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履约保证金的情形。故应当驳回郑长青的反诉请求。 华鸿公司均未向本院提出辩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林秀辉、郑子检提供以下证据： 1.《补充协议书》复印件，证明：2014年1月1日，林秀辉、郑子检作为华鸿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即实际施工人与案外人隆恒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程名称为莆田隆恒广场；工程位于莆田市涵江区；双方并对承包内容、承包方式、付款方式、合同工期、施工合同总价款及调整的计算标准、竣工验收、工程保修等进行了约定的客观事实； 2.《承包合同书》，证明：2015年4月23日，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林秀辉、郑子检将隆恒财富广场7#楼外墙装饰工程（玻璃幕墙、铝单板、石材幕墙、钢结构玻璃幕墙、铝合金装饰条、铝合金门窗等）分包给郑长青完成，分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以上述林秀辉、郑子检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为准； 3.《审核总价表》、《审核意见书》，证明：郑长青承接工程后，实际分包完成了隆恒财富广场7#楼大地影院钢结构看台、7#楼屋面玻璃栏杆，1、2、3#楼采光井、屋面等玻璃栏杆，7#楼观光电梯钢结构加层，以及7#楼北面与1、2、3#楼连接处廊钢结构的部分工程。2016年下半年，郑长青单方制作了一份送审造价为2566253元的工程造价单报送给林秀辉、郑子检，林秀辉、郑子检将该项目造价送由发包方隆恒公司审核，审核后的造价为2020927元的事实。 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双方约定案涉工程项目以华鸿公司与恒隆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 5.借款单、流水账，证明：郑长青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分别于2015年6月2日向林秀辉、郑子检借支10万元、9月23日借支35万元、11月19日借支7万元、2016年2月5日借支65万元、2016年12月8日借支679399、2017年1月20日借支716021元。林秀辉、郑子检已实际支付给郑长青2565420元。 郑长青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真实性由法庭认定。该协议书始终没有向郑长青提供，林秀辉、郑子检自认其是借用华鸿公司的名义向隆恒公司承包工程，故该协议书应属于无效合同。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无法证明林秀辉、郑子检所主张的“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以上述林秀辉、郑子检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为准”。该《承包合同书》中所载明的“补充协议”应该是指郑长青与林秀辉、郑子检日后再签订补充协议，而不是指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其中的审核价格并不是对郑长青所承揽的案涉工程项目进行审核，而是对华鸿公司所承包的隆恒公司整个工程进行审核。本案中涉及郑长青所承包的工程项目，其材料单价，不能以工程竣工的时间点为准，材料的市场价格会发生变动。审核意见书中审核人只有王建修个人签字，没有以有资质的单位出具，且没有提供王建修的资质证书，《审核总价表》没有任何单位、个人签字、盖章。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4无法证实林秀辉、郑子检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郑长青确实有收到上述款项，但并没有超越工程款范围。虽然双方没有对工程款结算达成书面约定，但是林秀辉、郑子检以实际行动同意按郑长青的报价价格支付工程款总额，说明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履行完毕。 郑长青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收条、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郑长青于2015年4月23日、5月15日、5月27日分别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10万元、5万元、2万元，计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履约保证金17万元的事实。林秀辉、郑子检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郑长青施工过程中，均是由林秀辉、郑子检提供水、电，该17万元并不是履约保证金，而是郑长青支付的管理费，其中大部分是水、电费。 本院审查认为，林秀辉、郑子检提供的证据1《补充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郑长青对其真实性并无提出异议，且郑长青实际也完成了案涉工程的施工，故该《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承包合同书》，郑长青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承包合同书》上载明的“双方就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事件，以补充协议上体现”，该“补充协议”是否即是指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林秀辉、郑子检并不能予以证明。根据《承包合同书》“由于本工程甲方在产品材料不能一次性确定……；本工程主要材料确认完成，双方就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事件，以补充协议上体现；同等价格乙方优先承包本工程；工程价格上双方不能接受，或者第三方价格有优势，乙方必须退出，甲方无条件退回定金”等内容，可证明《承包合同书》仅是双方就案涉工程进行分包的意向，具体的分包内容还应当签订补充协议，而不是指以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为准。证据3《审核总价表》、《审核意见书》，系隆恒公司对华鸿公司承包的整个工程所进行的审核，其中虽涉及郑长青的施工项目，但并未有证据证明郑长青也同意共同委托有关机构、人员出具咨询意见，且《审核意见书》审核人只是个人签字而不是以具有审核资质的单位出具，《审核总价表》也没有任何单位、个人签字、盖章。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郑长青所实际完成的工程价款。而对于其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审核书，因该工程量清单系郑长青报送，且双方均无异议，故郑长青所施工完成的工程量按该工程量清单予以确认。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双方约定案涉工程项目以华鸿公司与恒隆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不予采信；证据5郑长青没有异议，予以确认。郑长青提供的证据收条、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林秀辉、郑子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林秀辉、郑子检向郑长青收取款项17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郑长青并不能证明该17万元款项的性质，故不能证明该17万元系履约保证金的事实。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林秀辉、郑子检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工程虽是由华鸿公司向隆恒公司承包，但林秀辉、郑子检自认其是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也是挂靠华鸿公司的实际施工人，且案涉《承包合同书》是由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签订，分包工程款也是林秀辉、郑子检向郑长青支付，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为林秀辉、郑子检与郑长青，权利、义务也由其双方承受，故林秀辉、郑子检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郑长青抗辩林秀辉、郑子检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林秀辉、郑子检是否向郑长青多支付工程款问题。本院认为，林秀辉、郑子检主张其向郑长青支付了工程款2565420元，案涉工程经业主审核工程价款只有2020927元，加上代缴的税费134997.9元,已经多支付了679490.9元。但是，首先，如前所述，林秀辉、郑子检所提供的业主《审核总价表》、《审核意见书》并不具有证据证明力，并不能证明郑长青所完成的工程量价款为2020927元的事实。其次，郑长青于2016年6月向林秀辉、郑子检报送的工程价款是2566253元，在其审核结论未作出前，林秀辉、郑子检于2016年12月8日再支付工程款679399、2017年1月20日支付工程款716021元，已实际支付了工程款2565420元。上述报送与付款的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实际上已就案涉工程价款的结算达成了协议并履行完毕。林秀辉、郑子检主张郑长青纠集人员非法围攻隆恒公司，逼迫隆恒公司向林秀辉、郑子检施压，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再次，林秀辉、郑子检在诉讼期间，申请本院对案涉工程价款进行司法鉴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林秀辉、郑子检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也不能予以准许。综上，林秀辉、郑子检主张其向郑长青多支付工程款679490.9元缺乏事实依据。 3.关于郑长青应否支付林秀辉、郑子检分包管理费32092.7元问题。本院认为，林秀辉、郑子检主张郑长青应向其支付分包管理费202092.7元，郑长青仅支付了17万元，仍有32092.7元尚未支付。但是，林秀辉、郑子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郑长青之间存在收取管理费的约定，故林秀辉、郑子检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关于郑长青反诉请求返还履约保证金17万元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并未约定履约保证金，虽然郑长青于2015年4月23日向林秀辉、郑子检交付定金10万元，2015年5月15日、5月27日分别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款项5万元、2万元，但从其多次付款的事实来看，履约保证金分次支付也不合情理。且如前所述，双方已就案涉工程价款达成结算协议，郑长青施工过程中使用林秀辉、郑子检的水、电设施，故林秀辉、郑子检抗辩该17万元大部分是郑长青缴纳的水、电费用，本院予以采纳。郑长青提出的该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并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以下事实： 2014年1月1日，林秀辉、郑子检借用华鸿公司名义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即案外人隆恒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莆田隆恒广场，工程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承包内容为：隆恒广场1＃-3＃楼及其附属地下室土建及安装工程，7＃楼上部主体及安装工程等；付款方式为当承包人垫付工程款1500万元后，经发包人审核完毕后一周内支付已完成工程量价款（按补充协议约定下浮10%后）的80%，承包人在单体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提供全部结算资料给发包人，发包人在四个月内将竣工结算审核完成并经双方认可，再支付至审核造价款的95%，本工程税金等由发包方代承包方缴纳的资金，由发包人直接在工程进度款中扣除等。另合同还对施工合同总价款及调整的计算标准、竣工验收、工程保修等进行了约定。林秀辉、郑子检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该《补充协议书》上签字。 2015年4月23日。林秀辉、郑子检作为甲方，郑长青作为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就乙方承接甲方在隆恒财富广场7#楼外墙装饰工程（玻璃幕墙、铝单板、石材幕墙、钢结构玻璃幕墙、铝合金装饰条、铝合金门窗等）签订条款如下：由于本工程甲方在产品材料不能一次性确定，为了保障工程进度，乙方必须提前进场配合甲方工作和放样，安装后置预埋件；为了制约双方，乙方上述工程需支付给甲方定金为人民币10万元；本工程主要材料确认完成，双方就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事件，以补充协议上体现；同等价格乙方优先承包本工程；工程价格上双方不能接受，或者第三方价格有优势，乙方必须退出，甲方无条件退回定金等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郑长青于2015年4月23日向林秀辉、郑子检支付了定金10万元，又于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7日分别再支付了5万元、2万元。郑长青承接工程后，实际分包完成了隆恒财富广场7#楼大地电影院钢结构看台、7#楼屋面玻璃栏杆、1、2、3#楼采光井、屋面等玻璃栏杆、7#楼观光电梯钢结构加层以及7#楼北面与1、2、3#连接处廊钢结构的部分工程，并在施工过程中以借支的形式向林秀辉、郑子检支取工程款项，分别为：2015年6月2日借支10万元、2015年9月23日借支35万元、2015年11月19日借支7万元、2016年2月5日借支65万元。2016年6月，郑长青制作了送审造价为2566253元的工程造价单报送给林秀辉、郑子检，林秀辉、郑子检在隆恒公司对整体工程审核期间，于2016年12月8日、2017年1月20日分别再支付给郑长青工程款679399元及716021元。至此，林秀辉、郑子检已支付给郑长青工程款总计为2565420元。案涉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2019年1月4日，林秀辉、郑子检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案涉工程系林秀辉、郑子检借用有资质的华鸿公司名义承包后将部分项目分包给郑长青，双方均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故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应当确认为无效。该《承包合同书》仅是双方分包案涉工程的意向，双方并未就案涉工程的承包价格、工程质量、完成时间等事项进行约定，林秀辉、郑子检主张应按华鸿公司与隆恒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为准缺乏事实依据。因案涉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双方应按实结算实际的工程价款。林秀辉、郑子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郑长青所完成的实际工程价款为2020927元（含税）的事实。2016年6月，郑长青向林秀辉、郑子检报送的工程价款2566253元，林秀辉、郑子检于2016年12月8日、2017年1月20日再支付了工程款679399、716021元，共计实际支付了工程款2565420元。上述报送与付款的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实际上已就案涉工程价款的结算达成了协议。故林秀辉、郑子检在诉讼期间，申请本院对案涉工程的价款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不予准许。此外，林秀辉、郑子检主张郑长青应向其支付分包管理费32092.7元，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郑长青反诉请求林秀辉、郑子检返还履约保证金17万元，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并未约定履约保证金，郑长青分多次支付也不合情理，且如前所述，双方已就案涉工程价款达成结算协议，郑长青施工过程中使用林秀辉、郑子检的水、电设施。故林秀辉、郑子检抗辩该17万元大部分是郑长青缴纳的水、电费用，本院予以采纳。郑长青提出的该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林秀辉、郑子检请求郑长青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679490.9元及利息，支付工程管理费32092.7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郑长青反诉请求林秀辉、郑子检返还履约保证金17万元，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林秀辉、郑子检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郑长青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10916元，由林秀辉、郑子检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03元，由郑长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柯文林 人民陪审员  黄文华 人民陪审员  蔡凤妹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婷婷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二条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