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53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永洪，男，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靖，广东恒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韶聪，广东恒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园园，女，198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来富，男，198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现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诗苑，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永洪因与被上诉人杨园园、廖来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罗定市人民法院（2017）粤5381民初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永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归还借款人民币500,000元给上诉人；3．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以借款本金500,000元计按月利率2%从2015年8月27日起计至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实际向被上诉人交付了借款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本案借款事实。首先，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欠据》，对借款的发生过程描述得很清楚，借贷双方对涉案借款的履行并不是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交付资金的，而是以债务冲抵的方式进行的，即被上诉人所购涉案商品房的出卖人罗定天恒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天恒公司”）欠上诉人工程款，天恒公司以被上诉人所购商品房价款充抵欠上诉人的500,000元工程款，即等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0元的购房款，双方确认该款项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借的借款。被上诉人杨园园庭审中再次确认了该事实。其次，天恒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与《欠据》的内容相吻合。虽然上诉人是天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天恒公司出具《证明》的合法性，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天恒公司所出具《证明》的内容。而且本案最关键的一点是，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无法提供其500,000元购房款的资金来源证据以及交付购房款的现金收据或转账凭证，无法证明其向天恒公司交付了500,000元的购房款，故其没有任何依据反驳天恒公司出具的《证明》所证明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因此，被上诉人对《证明》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证明》的证明力。第三，上诉人提供的有关施工合同等证据，均证实上诉人是天恒公司涉案商品房的地下室基础土石挖运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天恒公司存在欠上诉人工程款并以部分商品房冲抵工程款的事实。第四，被上诉人购房的合同、发票等原件均质押给上诉人，由上诉人手执，是属于对借款的担保，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发票仅能证明房款已付，但不能证明是由被上诉人直接交付资金，交付资金需以现金收据或转账凭证证明。况且，涉案购房资金数额巨大达500,000元，被上诉人也非生意人士，没有大额资金流（从其提供的3个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足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从没有大额资金出入和存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购房资金来源于向亲朋借款或受助，且从交易习惯及安全角度考虑，被上诉人不可能现金交付500,000元的购房款，开发商天恒公司收取房款的方式主要是刷卡或转账，也不可能收取大额现金。因此，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购房款是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其是通过其他方式支付购房款，这个方式即为本案的借款方式。综上所述，法庭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相互关联，证实被上诉人所购涉案商品房的其中500,000元购房款来源于天恒公司与上诉人冲抵的工程款，被上诉人则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推翻以上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购涉案商品房的其中500,000元购房资金来源和交付凭证。因此，本案应确认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事实。二、原判决的认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原判决仅以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资金作为判断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违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五）项“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提供借款的其他方式，即上诉人以天恒公司欠上诉人的工程款冲抵被上诉人向天恒公司购房的房款的方式提供借款且已履行完成，显然，双方的借款关系生效。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明确，合法有效。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被上诉人逾期未归还借款，依法应予清偿。该借款属于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依法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即案涉房屋等财产偿还。若被上诉人不认可借款，上诉人则撤销与天恒公司之间以冲抵工程款代被上诉人交付购房款的行为，撤销后，被上诉人应向天恒公司支付购房款，否则，天恒公司将会依法向被上诉人追偿。为此，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并在二审诉讼中补充事实称：1．当时被上诉人在购买涉案房屋的时候，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买受人的签名不是本案的被上诉人，房屋的买卖是由天恒公司的销售人员代签的，而且是根据天恒公司有关领导的要求去办理的，所以该房屋的买卖实际上的一切手续都不是被上诉人到场自行办理的。2．天恒公司在销售涉案房屋的时候，在天恒公司收款收据上已经载明该房屋的房款来源，包括了天恒公司以屋去抵姚永洪的工程款，证明上诉人一审所述的事实是证据充分的。杨园园、廖来富在法定的二审答辩期限内均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杨园园在二审诉讼中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廖来富则在二审诉讼中辩称：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间并没有形成证据链，上诉人一直声称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付款的方式是以债务抵消的方式，但是在一审期间并没有提供完整的证据链。首先，其没有提供上诉人与天恒公司存在欠款的凭证，只是凭借当时出具几份施工合同、发票、收据等等的文件都不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天恒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甚至不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天恒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因为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主体都是法人，但是本案的上诉人是自然人，不是其提供的合同的主体。因此天恒公司欠上诉人工程款一说不能成立。2．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无法提供500,000元购买房屋款项的资金来源及资金凭证无法实际交付500,000元的房款，从现有的证据显示，廖来富和杨园园都是用现金购房，且天恒公司已经开具足额的发票。我们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发票本来就是付款的凭证。如果不是足额的缴款是不会有发票，如果不是足额交付房款，为何在没有交付房款的情况下交房。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说，上诉人承担房款与工程款存在抵消的责任，而不能因为被上诉人未提供收据推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工程款的冲抵，两者是没有逻辑的因果关系。另外关于欠据的问题，欠据是杨园园一方出具的，出具的时间在一审期间确定是后补的，对于后补的时间及原因杨园园在一审期间出现多次矛盾的陈述，更为重要的是该欠据的出具人是杨园园一方，并没有廖来富的签名和确认，所以效力无法及与被上诉人廖来富。因为买房是双方一起购买的，如果存在欠款或者抵消不可能只有一方签名，另一方不知情。如果补签也必须是双方进行补签。目前只是有一方补签的欠条，就不排除上诉人与杨园园有恶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的嫌疑，因为本身欠据是上诉人与杨园园为制造本案债务恶意伪造出来的。3．关于天恒公司出具证明的问题，首先，该证明是天恒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就性质而言，本身不是书证也不是证人证言，单位证明材料证明的事实是经过重构的事实，是具有主观性，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法定形式的证据之一，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结合到本案，上诉人是天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其一，天恒公司本身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出具证明极为便利。其二，天恒公司证明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吻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天恒公司存在欠款关系。其三，我国法律禁止公司董事、高官和公司进行交易，上诉人与天恒公司的工程款没有事实作为支撑，即使有事实，都面临违反国家法律而无效。因此天恒公司出具的《证明》是没有证明力的。4．关于上诉状提到的借款担保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购房合同和发票保存在上诉人手上就认为是权利质押作为借款的担保。首先，必须声明的是合同与发票本身就是保存在被上诉人家中，是因为杨园园与上诉人串通才导致合同和发票在上诉人手中。上诉人所谓的质押担保没有任何的书面合同作为支撑，显然是不成立的。另外，我们国家对于权利质押是有明确的要求，有价值的财产权利才可以进行权利质押。合同和发票不可以作为权利质押。所以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也不符合常理和法律的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存在未还的债务，该主张是不成立，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姚永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园园、廖来富向姚永洪归还借款人民币500,000元；2．判令杨园园、廖来富按月利率2%支付以借款本金500,000元计，从2015年8月27日起计至清偿借款之日止的利息；3．杨园园、廖来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永洪系案外人天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杨园园与廖来富原是夫妻关系，廖来富职业是医生，杨园园没有工作，姚永洪与杨园园母亲是朋友关系而与杨园园、廖来富相识。2016年2月26日，杨园园、廖来富与天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向天恒公司购买位于罗定市××路××座××房××商品房××套，房屋价款538,945元，约定杨园园、廖来富需在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付款方式是将预售款直接存入天恒公司开设于罗定市农村信用社的专用账户。根据双方的陈述及天恒公司确认，合同签订后杨园园、廖来富未按约定的方式向天恒公司支付购房款，即未将购房款一次性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但同日，天恒公司开具了杨园园、廖来富购买该套商品房的全额购房发票，现该发票系由姚永洪持有。姚永洪提供杨园园签名并加盖指模的《欠据》，主张500,000元购房款系姚永洪以工程款抵充的形式代杨园园、廖来富向天恒公司支付，而产生双方的借款关系。《欠据》中杨园园确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其只支付了38,945元给天恒公司，因欠天恒公司购房款500,000元，而请求姚永洪代为支付给天恒公司，支付的方式是在天恒公司欠姚永洪的工程款中抵消、抵充，然后姚永洪代支付的500,000元作为杨园园向姚永洪的借款，约定在2015年8月26日前一次性返，若逾期不还杨园园需以欠款5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息3分计算支付给姚永洪，天恒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则由姚永洪保管直至欠款结清，杨园园在欠款人处签名并加盖指模予以确认，落款时间是2015年4月26日。廖来富则称不存在借钱购房的事实，53万多元购房款是其向姐姐与父亲借得，是在签购房合同当天与杨园园一起在××花园售楼部，以全款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购房发票则由杨园园保管，是杨园园将发票交给姚永洪以提起该次诉讼。对该事实，廖来富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但提供其名下3个银行账户的流水清单，证实其职业是医生、有稳定收入来源，无需向姚永洪借款。廖来富同时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姚永洪提供的《欠据》形成、签署的时间作鉴定。一审庭审中，杨园园称该《欠据》不是在2015年4月26日所写，而是后来补签。其对补签的时间前后陈述不一，最后确认为2016年农历年底时补签，并称在立据后已告知廖来富。对此，姚永洪认为《欠据》反映的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是一致，即可认定《欠据》内容，即使是属于后补的证据，也是双方对口头约定的事实进行确认，不同意对《欠据》形成时间作鉴定。姚永洪提供由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天恒公司公章的《证明》中记述，天恒公司与杨园园、廖来富签订购房合同后，杨园园、廖来富只支付了38,945元购房款，剩余的500,000元购房款杨园园、廖来富并没有通过转账或现金支付给天恒公司，天恒公司同意杨园园、廖来富所欠购房款从天恒公司欠姚永洪的工程款中充抵500,000元。同时，姚永洪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办证费和物业维修费收据主张上述材料为债权凭证。但对充抵该50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姚永洪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而且购房款发票在杨园园、廖来富提出借款前已经开具，而姚永洪作为天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上述材料与姚永洪代杨园园、廖来富向天恒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廖来富认为天恒公司与作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姚永洪发生交易，并拖欠姚永洪工程款的主张不合常理，认为姚永洪主张以工程款充抵的事实并不存在。姚永洪对杨园园、廖来富提出的抗辩进一步提供《罗定花园地下室基础土石方挖运协议书》1份、《收据》8张、《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份佐证。姚永洪提供的《罗定花园地下室基础土石方挖运协议书》显示2011年2月26日，罗定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六建公司）作为甲方，姚永洪作为乙方，甲方将位于罗定市××路××花园地下室土石方挖运工程给乙方全包工，施工工期80天，约定按工程进度支付，约定全款是在主体工程完成后3个月内付清，协议上乙方是姚永洪签名，加盖罗定市永鸿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永鸿公司）印章。《收据》8张填写的日期是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12日之间，均盖具永鸿公司印章，内容为“收到六建公司支付东晟花园土石方工程款现金”（金额不等），经手人均为姚永洪，其中有1张编号为33203012的收据注明是转账。另两张《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抬头均为六建公司，发票开具的时间均为2016年12月30日，销售方是永鸿公司，货物名称为土石方工程，金额分别为900,000元、600,000元。姚永洪又主张天恒公司以待售的房屋充抵欠姚永洪的工程款，实质上天恒公司出售给杨园园、廖来富的房屋权属是属于姚永洪，只是以天恒公司名义与杨园园、廖来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姚永洪卖给杨园园、廖来富的房屋。一审法院另认定，杨园园与廖来富系于2016年12月26日协议登记离婚，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的房屋离婚后归廖来富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外各自的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与承担。即从该协议书上只反映出杨园园、廖来富双方之间对婚后购置的案涉房屋约定了归属，并没有反映出购买该房屋是否存在债务。一审法院再认定，案涉的商品房已经交付并入住，现由廖来富及家人居住，杨园园则于离婚后搬出该房屋。姚永洪于2017年4月11日以杨园园逾期未归还借款500,000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杨园园偿还，并主张由于案涉借款发生于杨园园、廖来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由杨园园、廖来富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姚永洪持杨园园出具的《欠据》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之诉，主张杨园园、廖来富是借款关系，并要求杨园园、廖来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姚永洪确认基于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杨园园、廖来富偿还欠款及利息，故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姚永洪对其主张与杨园园、廖来富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姚永洪提供的《欠据》证实杨园园向姚永洪作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杨园园在庭审中虽亦确认借款的发生，但廖来富否认借款事实的发生，提出姚永洪与杨园园存在串通的可能，并申请对《欠据》签署、形成的时间作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诉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主张，《欠据》形成的时间与借款的实际发生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欠据》并非在落款时间签署，亦不能据此证实廖来富该抗辩主张，故对《欠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姚永洪作为出借人起诉主张诉争借款债权，除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外，还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实际交付诉争借款。姚永洪主张以天恒公司欠姚永洪的工程款进行冲抵，代杨园园、廖来富向天恒公司支付500,000元购房款，作为借款的交付。但廖来富抗辩姚永洪作为天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身份，与天恒公司发生交易不合常理的主张，系对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合理怀疑。姚永洪提交的《罗定花园地下室基础土石挖运协议书》、《收据》、《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等证据，并未反映姚永洪与天恒公司就该500,000元购房款进行了抵充，也并不能排除借款没有实际交付的合理怀疑。一审庭审中，姚永洪及天恒公司出具的证明中也确认，姚永洪并非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代杨园园、廖来富支付500,000元的购房款。故姚永洪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实际向杨园园、廖来富交付了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姚永洪要求杨园园、廖来富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姚永洪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46元（姚永洪已预交），由姚永洪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姚永洪举示源自天恒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至同年3月1日间由该公司盖其财务专用章开具的编号为№0002024—0002056的《收款收据》第一联共33份作为新证据，其中，于2015年2月26日开具的编号为№0002038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杨园园、廖来富交来购买××花园×座×梯××号房款538,945元。该《收款收据》备注栏载明“现金交5万元，488,945元抵姚永洪工程款”内容，“收款人”及“开票人”栏落款签名为“郭丽萍”。同时，经本院准许，上诉人姚永洪申请天恒公司职员梁祖杰、谭小燕、郭丽萍、柳环等4名证人到庭提供证言，拟证明本案所涉××花园×座×梯××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以及购房款交付情况。二审中，上诉人姚永洪还就其已经在一审庭审中举示的证据7、8、9（均为复印件），提交了上述证据的原件交各方当事人质证，其中：证据7为《罗定花园地下室基础土石方挖运协议书》，拟证明姚永洪是挂靠六建公司对东晟花园的土石方工程进行承包施工；证据8为加盖永鸿公司公章的《收据》，拟证实涉及的款项都是通过以房抵工程款的形式进行支付，且涉及到的以房抵工程款支付的不仅仅是被上诉人，而是涉及到其他很多套房都是以此形式向姚永洪支付工程款，然后姚永洪再同购房人确立相应的借贷关系；证据9为六建公司与天恒公司签订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实天恒公司开发的东晟花园一期工程是由六建公司承建，后六建公司将其中土石方施工工程分包给永鸿公司去施工。故产生后来天恒公司欠了姚永洪工程款，并以房屋抵偿的形式给姚永洪。姚永洪则将房屋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欠下的房款则作为借款，故而确立了本案的借贷关系。上诉人方举证认为：上述证人的证言可以认定以下的事实：1．本案的被上诉人从购房房屋到签订合同开始，并没有直接办理有关购房手续。包括合同的签订、房款的交付、发票的签领均是由上诉人所委托的出庭的证人去完成。2．证实了被上诉人的购房款其中50,000元是由姚永洪交付给天恒公司，另外的488,945元的房款是以天恒公司所欠的工程款抵房款的。3．根据天恒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尤其编号为0002038的收据，已经载明了被上诉人购房款的来源，明确载明488,945元是通过抵姚永洪工程款的形式支付的。4．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是无法提供其支付50多万元购房款现金来源的依据及支付凭证。需要说明工程款的情况：一个是天恒公司的东晟花园是由天恒公司发包给六建公司承建的，六建公司将其中地下室土石方工程发包给姚永洪进行承建的。所以姚永洪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天恒公司欠六建公司的工程款实际上就是欠姚永洪的工程款。被上诉人杨园园对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及主张的待证事实没有提出异议。而被上诉人廖来富则质证认为：首先证人证言不作为新证据。且该四个证人都是天恒公司的员工，而且都认识姚永洪。姚永洪作为天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述四个证人之间是有利害关系的。因此，上述四个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我方不予确认，对其陈述的事实我方均不认可。另外，上述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的购房票据及相关金额与上诉人一审期间的主张以及杨园园的欠据、天恒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之间是不吻合的。因此，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上诉人一审举示的证据7，因为我方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方是六建公司及永鸿公司，而姚永洪实际上是永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该合同与姚永洪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姚永洪代表永鸿公司在上述合同签约。同样在一审的证据8中，永鸿公司收到的六建公司的款项，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合同的当事人是永鸿公司，是一个法人主体，而非本案上诉人姚永洪。针对一审证据9，因为我方不是当事人，因此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只能证明天恒公司将工程包给六建公司，不能证明其与六建公司之间存在未了结的债务，更不能证明天恒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抵债的前提。经审查，对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且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二审中当事人举示及质证存在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综合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及其他证据进行审核认定。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上诉人姚永洪据其举示的案涉《欠据》，主张由上诉人以其对案外人天恒公司所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充抵被上诉人杨园园、廖来富应支付给天恒公司的购房款债务的形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该民间借本息款项所引发的诉讼，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按照上诉人姚永洪起诉主张的事实，其实际上主张了其以上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方式”完成了讼争借款的出借的事实，该事实主张是否成立，也是本案当事人双方在本案二审的讼争焦点。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作出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实体法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上诉人姚永洪起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杨园园、廖来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对当事人双方产生该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包括已经以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方式”完成了讼争借款的出借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上诉人姚永洪提出的其已完成了向被上诉人出借讼争借款的事实主张，本院对其举示的证据分析认为：一、案涉《欠据》由被上诉人杨园园落款出具，记载了其与上诉人姚永洪达成向后者借款500,000元的意思表示，并记载了该出借款项以天恒公司冲减该公司尚欠上诉人的工程款、该冲减金额作为被上诉人支付其应付未付给天恒公司的购房款的方式完成，并由杨园园予以确认。从该《欠据》所载内容看，尽管可以认定杨园园与姚永洪之间达成了借款500,000元的合意，且杨园园本人亦已经确认了以上述方式出借款项的完成，但是，由于《欠据》所载该500,000元系用于冲抵被上诉人应付未付给天恒公司的购房款的方式出借，而被上诉人廖来富作为案涉有关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之一，抗辩认为其已经另以现金方式完成了支付给天恒公司相关购房款的合同义务。因此，不能仅凭该《欠据》认定上诉人姚永洪主张的该事实。理由是：首先，《欠据》对该出借方式及出借事实完成的表述，只是对“事实”的一种记载，该“事实”是否属于客观事实，在当事人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尚须上诉人举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欠据》所载500,000元出借款用于被上诉人对天恒公司所欠购房款事宜，涉及天恒公司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履行方面的事实，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之一的被上诉人杨园园虽承认系以《欠据》所载“事实”完成了购房款的给付义务，但同为买受人之一的廖来富则予以否认，并抗辩认为已经另以现金方式履行了购房款债务的给付义务。本案认定的事实或结果，对天恒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中购房款是否已经给付的事实将产生法律上有牵连性的利害关系，天恒公司依法可以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或者由一审法院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在案外人天恒公司未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形下，天恒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中购房款是否已经给付的事实，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且未能通过协商一致解决的情况下，尚需通过人民法院裁判的方式加以确定。第三，在《欠据》仅由被上诉人杨园园一人落款出具，而《欠据》记载所涉支付的购房款债务，涉及天恒公司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仅杨园园一人为该合同的买受人，在另一买受人廖来富未确认《欠据》所载“事实”，并抗辩其已经另行向天恒公司作了该购房款的给付，若天恒公司不认可廖来富的该抗辩主张且双方未能通过协商一致解决时，天恒公司依法可以通过提起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讼处理。二、对于上诉人姚永洪在一审庭审中举示的天恒公司出具的并由上诉人姚永洪作为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证明》的证明力问题，属单位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材料，在证据类型上属于证人证言，其证明事实是否属实，在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须通过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争议事实的依据。三、对于上诉人一审中举示的《罗定花园地下室基础土石方挖运协议书》、永鸿公司开具的《收据》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可反映天恒公司与六建公司之间、六建公司与永鸿公司或者姚永洪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但上诉人姚永洪并未举示其已经与天恒公司等相关当事人达成了就该500,000元予以充抵的书面协议并完成了充抵；至于上诉人二审中举示的天恒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及4名证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尽管反映了488,945元的充抵，但在廖来富抗辩其已经另行向天恒公司作了相关购房款给付、而天恒公司未参加本案诉讼，有关当事人未通过诉讼解决该争议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在本案诉讼中否定廖来富提出的其另行向天恒公司作了该购房款给付的抗辩主张。而关于被上诉人廖来富依据上诉人举示的天恒公司开具的购房款发票，以支持其抗辩事实主张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发票的性质来看，发票不能单独作为已付款凭证；而且，该抗辩主张，涉及两被上诉人在与天恒公司之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是否已经履行购房款给付合同义务的履行事实，应由其与天恒公司另循合法途径解决。因此，被上诉人廖来富单凭由上诉人姚永洪持有并举示的发票抗辩其已经另行以现金形式给付天恒公司购房款，属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事宜产生的争议事项，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当然，有关合同当事人若因该争议引发诉讼，且被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又以本案所涉《欠据》所载事实抗辩其已经履行购房款给付义务时，上诉人姚永洪可以申请或由受诉法院通知作为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因本案属上诉人姚永洪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的诉讼，就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姚永洪是否以其他方式实际给付出借款项的事实上，从被上诉人廖来富的抗辩意见看，涉及案外人天恒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园园、廖来富之间就其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已经履行买受人款项给付义务的履行争议，而天恒公司并未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廖来富是否已经另行向天恒公司履行给付义务不宜在本案中作出认定；而上诉人姚永洪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在天恒公司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纠纷没有处理结果之前，其据此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及事实认定规则，认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得后果，判决驳回其起诉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姚永洪的上诉理由理据并不充分，本院对其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姚永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启波审判员  彭国荣审判员  李开勇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黄靖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