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闽行终6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中医院，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霞林村狮头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135030000136。 法定代表人沈春治，清算组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张景松、郑梅琴，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269号。 法定代表人吴文恩，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财、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莆田市南门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南门西路119号。 法定代表人方娟娟。 上诉人莆田市中医院因诉被上诉人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厢区政府）其他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行初9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认定：莆田市中医院原由莆田市人民政府与陈国忠共同投资兴建，是依据国务院颁发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而设立，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于2001年2月8日为其颁发了事证第135030000136号《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国忠,举办单位为原莆田市卫生局。莆田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12月17日经市长办公会议纪要议定市政府退出莆田市中医院股份。2001年至2006年度，莆田市中医院均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申报事业单位年检，而2007年度年检不合格。莆田市中医院名下登记有位于莆田市××区××村××131382.9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莆国用（1998）字第Ｃ9801500号、莆国用（1998）字第Ｃ9801501号、莆国用（1998）字第Ｃ9801502号、莆国用（1998）字第Ｃ9801503号，并有一幢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为22793.3平方米。2014年6月，为实施“莆田市西高速公路出口至荔景广场片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被告城厢区政府对莆田市中医院所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进行征收，2015年9月21日被告城厢区政府与莆田市中医院及南门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补充协议》，此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将补偿款汇入协议指定的账户。 沈春治与陈国忠于1992年3月16日进行了婚姻登记，领取了荔民婚字第66705号结婚证，陈国忠于2013年8月15日死亡。沈春治曾于2016年初以莆田市中医院的名义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上述行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2015）宁行初字第120号行政裁定，驳回沈春治以莆田市中医院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莆田市中医院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闽行终51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莆田市中医院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4389号行政裁定，驳回莆田市中医院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沈春治要代表莆田市中医院起诉确认城厢区政府与第三人南门公司、莆田市中医院所签行政协议无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权代表莆田市中医院行使诉权，符合起诉条件。而本案沈春治以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并代表原告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资格并不具备。理由如下：1.莆田市中医院于2001年经登记成立事业单位法人，因莆田市中医院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忠现已去世，依法应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才能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诉讼。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事业单位的拟任法定代表人，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方取得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资格。”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事业单位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举办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本案沈春治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莆田市中医院的法定代表人，而以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名义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诉讼。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已按上述法律规定履行成立程序，故沈春治系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不能认定。2.虽然原告提供其向莆田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申请报告》，用以证明其有要求举办单位成立清算组，而举办单位未予确定；但这属于举办单位与原告之间履行职责的问题，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且该事实亦不影响事业单位成立清算组的法律程序。故原告以此主张沈春治系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所作的（2017）最高法行申4389号行政裁定也明确指出“莆田市中医院可以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在举办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对单位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相关权利主体可依法领取、分配补偿款”，而莆田市中医院因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忠去世后，未按照上述裁定成立清算组。 综上所述，莆田市中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其诉权依法应由其法定代表人行使。本案原告莆田市中医院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忠已经死亡，依法应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而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沈春治为现任的莆田市中医院法定代表人或清算组负责人，故不具备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告答辩请求有理，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法律后果。需要说明的是，本裁定书首部所列“法定代表人沈春治，清算组负责人”系以原告诉状表述称谓，并非本院认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沈春治以原告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并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的诉讼。 莆田市中医院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其主要理由为：1.莆田市中医院实质上就是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不应以事业单位对待。莆田市中医院虽于2001年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但没有开业，资产归属及经营应为民营投资，实为陈国忠单独投资的民营企业。因莆田市中医院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忠去世，其合法继承人沈春治、沈峰、沈丽娥、沈丽娟成立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的程序。2.莆田市中医院已经履行了向所谓的开办单位莆田市卫健委（原莆田市卫计委）申请成立清算组的义务，开办单位莆田市卫健委未予以同意或不予指导不影响清算组的合法成立。3.原审9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应该以事业单位对莆田市中医院进行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四终字第19号判决书认定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对莆田市中医院以“事业单位”性质进行监督管理存在矛盾，莆田市卫健委没有对莆田市中医院以事业单位性质进行监督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389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应当在莆田市××下成立××医院清算组不可能实现，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对莆田市中医院的行政管理问题重新作出认定。 城厢区政府答辩称，1.莆田市中医院并未成立清算组，沈春治既不是莆田市中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清算组负责人，无权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诉讼，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2.莆田市卫健局是否同意指导成立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双方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在原审中均经过举证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莆田市中医院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忠去世后，陈国忠的合法继承人沈春治、沈峰、沈丽娥、沈丽娟拟成立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并由沈春治以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四终字第19号判决及本院（2016）闽行终512号裁定认定的事实，莆田市中医院系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莆田市中医院成立清算组必须在举办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进行，虽然上诉人提供其向举办单位莆田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申请报告》，用以证明其有要求举办单位成立清算组，但因举办单位对此未予确定，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已按上述法律规定履行成立程序，故上诉人以此主张沈春治系莆田市中医院清算组负责人的身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无权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据此驳回沈春治以莆田市中医院名义清算组负责人名义代表莆田市中医院提起的诉讼，于法有据，依法应予维持。需要说明的是，本裁定书首部所列“法定代表人沈春治，清算组负责人”系以上诉人诉状表述称谓，并非本院认定。 综上，莆田市中医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江凌 审 判 员  朱志闽 代理审判员  覃 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雷 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