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5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结明，女，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西美，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敬洲，男，197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璇，中山市东升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廖怀江，男，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上诉人刘结明、黄敬洲因与原审第三人廖怀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0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结明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黄敬洲向刘结明支付违约金20万元;2.查明事实并确认刘结明在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地位。事实与理由：（一）刘结明是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之一。2014年11月5日黄敬洲与廖怀江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约定“黄敬洲股份实为黄敬洲与刘结明按同等比例共同持有，由黄敬洲代持”，证实刘结明自始是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之一，当时占股25%。廖怀江及黄敬洲在一审庭审中均否认刘结明是合伙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结明并非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是错误的。（二）黄敬洲应向刘结明支付违约金20万元。2016年5月29日刘结明与黄敬洲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黄敬洲同意把合作经营协议中所持有的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无条件转让给刘结明，并承诺日后如有需要无条件配合江洲红木馆的清算工作；黄敬洲不如实执行此协议约定或在清算过程中有转移或侵占财产之行为，刘结明有权要求黄敬洲赔偿财产损失并罚违约金20万违约金”。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后，刘结明向廖怀江发出权益履行通知并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将刘结明与黄敬洲之间的股份转让事实告知廖怀江。廖怀江确认收到通知，但称需要与黄敬洲确认同意才能生效。刘结明认为，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名确认已经生效，但一审庭审中黄敬洲予以否认，致使廖怀江认为黄敬洲不同意，导致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无法进行，股份转让的目的无法实现。此情况属于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则黄敬洲应向刘结明支付20万元违约金。黄敬洲辩称，（一）一审判决在未查明刘结明向韦某、陈某的转账是否属于借款和还款的性质就认定刘结明向韦某、陈某的转账是代黄敬洲还款，是错误的。（二）刘结明并非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之一，刘结明主张黄敬洲支付违约金，缺乏理据。廖怀江没有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黄敬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结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无证据证明刘结明私自向韦某、陈某转账是基于黄敬洲的借款行为而进行的还款，黄敬洲没有对此进行授权或事后进行确认，刘结明也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能证明借款、还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仅凭转账记录就认定是刘结明代黄敬洲还款，是错误的。刘结明辩称，刘结明已经提供了完整的银行流水，而且本案是股权转让情形下以物抵债的情况，黄敬洲确认债权债务，并非其所称一审判决仅凭刘结明向韦某、陈某转账的银行流水作出认定的。一审判决认定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在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违约责任，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是江洲红木馆25%股权，且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因黄敬洲的原因未能实现，故黄敬洲应向刘结明支付违约金20万。综上，请求驳回黄敬洲的上诉请求。廖怀江没有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刘结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刘结明与黄敬洲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黄敬洲立即向刘结明清偿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黄敬洲归还“江洲红木馆”摆放在谭氏木匠门店代售的印尼黑酸枝万字沙发6件套、印尼黑酸枝万字沙发8件套及印尼黑酸枝宫殿11件套沙发各一套，价值约15万元；3.黄敬洲向刘结明支付违约金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5日，廖怀江（甲方）与黄敬洲（乙方）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备注乙方股份实为黄敬洲与刘结明按同等比例共同持有，由黄敬洲代持；合作经营公司名称为江洲红木馆；经营范围为生产及销售红木家具等；投资总额为30万元，其中甲、乙方各出资15万元，各占公司股权50%；公司的任何一方未经股东会一致通过，不得向第三人转让、抵押、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全部或部分股份；若一方或双方要求转让股份、退股或清算财产的，股东双方应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合作经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廖怀江、黄敬洲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2016年5月29日，黄敬洲（甲方）与刘结明（乙方）签订一份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协议标的为黄敬洲持有的江洲红木馆的合作经营份额；由于甲方工厂发展需要，2015年至2016年间甲方向乙方多次借款，金额约为2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同意把合作经营协议中所持有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无条件转让给乙方作为偿还，并承诺日后如有需要无条件配合江洲红木馆的清算工作；甲方如不如实执行此协议约定或在清算过程中有转移财产或侵占财产之行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财产损失并罚违约金20万元。黄敬洲、刘结明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2016年6月5日，刘结明向廖怀江发出一份权益履行通知。该通知载明：由于在2014年11月15日由黄敬洲代表本人与你所签订的江洲红木馆合作经营协议中黄敬洲所占50%股权中有25%为本人委托黄敬洲代持并在2016年5月29日黄敬洲已经与本人签订了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黄敬洲已经把其所占有与你合作经营的江洲红木馆中的25%已转让给本人；现本人正式通知你办理江洲红木馆财产清算相关事宜。并从即日起，未经本人书面同意，黄敬洲不得参与江洲红木馆的一切事宜。廖怀江在签收处加注“收到此通知，但需与黄敬洲确认同意才生效”。2016年7月12日，刘结明称黄敬洲在没有通知其与廖怀江的情况下，强行将江洲红木馆摆放在谭氏木匠门店的三套价值合计15万元的印尼黑酸枝沙发抢走。由于江洲红木馆已停止经营，黄敬洲与廖怀江均拒绝清算，且黄敬洲转让给刘结明的25%股权始终未得到廖怀江的确认，刘结明遂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刘结明为证明其是通过代黄敬洲向案外人偿还借款的方式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结明账号为62×××31的交通银行账户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7日期间的交易明细予以证实。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上述期间刘结明分别向韦某转账3000元、30000元、40000元、50000元，合计123000元；向陈某转账6400元、8200元、8100元、8200元、8200元、8220元、8210元、8210元、8210元、8210元，合计80160元。经质证，黄敬洲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黄敬洲借了案外人款项，更无法证明刘结明转账给案外人是刘结明授权或委托其帮忙转账。另，黄敬洲为证明其没有向陈某借款，刘结明转账给陈某的款项与其无关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黄敬洲与陈某于2018年8月25日的电话录音予以证实。陈某在录音中称：其与黄敬洲没有交易，黄敬洲没有向其借过款。一审庭审中，本案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合伙组织名称为“江洲红木馆”，但没有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在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签订前于2016年1月已停业。刘结明述称：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为刘结明、黄敬洲及廖怀江，廖怀江占50%股份，刘结明与黄敬洲共占50%股份。从江洲红木馆成立后，其就参与经营，其与黄敬洲负责销售。黄敬洲则称：合伙人只有黄敬洲、廖怀江，每人各占50%股份，由于其与刘结明的关系，刘结明是江洲红木馆的会计，兼职做账目，江洲红木馆曾向刘结明支付做账的劳务费5000元；不确认刘结明负责销售工作；因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时，其与刘结明是男女朋友关系，刘结明打印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让其签名，其不想影响双方的关系，且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时江洲红木馆已没有实际经营，为了刘结明不再吵闹，所以其就签名了，并非真实向刘结明借款20万元。廖怀江述称：其投资了80万元，而黄敬洲、刘结明只投资了15万元，合伙人只有廖怀江、黄敬洲，至于黄敬洲、刘结明之间有无股权协议、私下如何协议，廖怀江完全不清楚。刘结明有销售货物，但销售的价格为出厂价，刘结明还兼职做账，曾向刘结明支付5000元的做账费，刘结明并没有参与其他经营；廖怀江与黄敬洲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是由刘结明制作的，廖怀江与黄敬洲只是签名，廖怀江只确认与黄敬洲合伙；廖怀江在权益履行通知上加注“收到此通知，但需与黄敬洲确认同意才生效”，意思是让三方一起协商把江洲红木馆的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才可以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刘结明、黄敬洲就履行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产生纠纷，但又因黄敬洲、廖怀江均不确认刘结明为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故刘结明与黄敬洲、廖怀江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应为合同纠纷。黄敬洲与廖怀江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刘结明主张的第2、3项诉求有否依据。关于焦点一。黄敬洲抗辩其与刘结明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无效，而刘结明主张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有效，并主张解除。对此，一审法院意见如下：（一）虽然黄敬洲辩解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是黄敬洲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法律后果，且现无任何证据证实黄敬洲是在受胁迫或欺诈的情形下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事后黄敬洲亦未报案或提起诉讼撤销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故一审法院对黄敬洲该辩解不予采信。（二）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2015年至2016年间甲方向乙方多次借款，金额约为2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同意把合作经营协议中所持有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无条件转让给乙方作为偿还”，虽然黄敬洲抗辩未曾向刘结明借款，亦未委托刘结明代为还款给他人，不存在因借款或欠款转让股份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形，但黄敬洲对该辩解仅提交黄敬洲与陈某于2018年8月25日的电话录音予以证实，陈某未到庭接受质询，故一审法院对陈某在电话录音中所陈述的事实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相反，刘结明提交了其向韦某、陈某合计203160元的转账记录予以证实，与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记载较相符，刘结明的陈述具有较高可信度，故一审法院对黄敬洲该抗辩不予采信。（三）由于廖怀江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只是与黄敬洲合伙经营江洲红木馆，当时黄敬洲与刘结明是男女朋友关系，对两人私下的合伙关系表示并不清楚，且从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来看，与廖怀江存在合伙关系的当事人仅为黄敬洲。由于个人合伙的合伙组织具有人合性的特性，即在合伙人廖怀江不同意的情况下，刘结明是无法通过向其他合伙人黄敬洲购买合伙组织合伙份额的方式成为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之一，对此合作经营协议第六条亦作出了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结明并不是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四）由于现无证据证实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并非刘结明、黄敬洲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由于刘结明并非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故刘结明与黄敬洲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只对其二人产生约束力，属于其二人内部协议。现由于廖怀江不同意刘结明成为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致使刘结明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且江洲红木馆已停业，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刘结明主张解除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并返还转让款及利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黄敬洲应予返还转让款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关于焦点二。关于刘结明主张黄敬洲向其返还沙发的诉讼请求。由于该项诉求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刘结明对该主张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实，故本案不予处理，刘结明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关于诉请的20万元违约金。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如不如实执行此协议约定或在清算过程中有转移财产或侵占财产之行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财产损失并罚违约金20万元”，该条款为黄敬洲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但由于江洲红木馆尚未进行清算，且刘结明并非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故江洲红木馆是否清算或清算过程中黄敬洲有否出现转移财产或侵占财产的行为，均与刘结明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刘结明据此主张黄敬洲支付违约金2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结明诉求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敬洲抗辩合理之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结明与黄敬洲于2016年5月29日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二、黄敬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刘结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5月24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刘结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诉讼保全费3270元，合计12570元，由刘结明负担5000元，黄敬洲负担7570元。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结明提供了以下证据：微信号×××(昵称刘结明[股权投资])与微信号×××（昵称长江[江洲红木馆]，手机号137××××8148）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黄敬洲提供了以下证据：（一）2016年3月10日黄敬洲与刘结明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一份；（二）刘结明在（2018）粤2071民初19174号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复印件一份；（三）2016年5月29日刘结明与黄敬洲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刘结明诉请黄敬洲向其返还沙发，该项诉请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告知刘结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刘结明上诉请求确认其为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其在一审诉讼中没有提出该项诉请，本院经调解不成，依法告知刘结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结明要求解除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理据是否充分；（二）、刘结明要求黄敬洲向其清偿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理据是否充分；（三）、刘结明要求黄敬洲向其支付违约金20万元，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一）、根据2014年11月5日廖怀江与黄敬洲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江洲红木馆的合伙人为廖怀江、黄敬洲，廖怀江占股50%，黄敬洲占股50%（其中黄敬洲本人持股25%，黄敬洲代刘结明持股25%）；任何一方未经股东会一致通过，不得向第三人转让、抵押、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全部或部分股份；若一方或双方要求转让股份、退股或清算财产的，股东双方应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2016年5月29日黄敬洲与刘结明签订的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约定，2015年至2016年间黄敬洲向刘结明多次借款，金额约为20万元至今尚未归还，黄敬洲同意把合作经营协议中所持有的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无条件转让给刘结明作为偿还。由此可见，刘结明与黄敬洲协商一致，将黄敬洲所持有的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无条件转让给刘结明，以偿还黄敬洲尚欠刘结明约20万元的借款。本案中，刘结明未能举证证明江洲红木馆的另一股东廖怀江明确表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故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仅对刘结明、黄敬洲产生法律约束力，不对廖怀江产生法律约束力。自2016年5月29日至今已有三年，黄敬洲、廖怀江仍未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书面协议，故刘结明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刘结明要求解除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载明“2015年至2016年间黄敬洲向刘结明多次借款，金额约为20万元截止2016年5月29日尚未归还”，刘结明据此认为，其受让黄敬洲持有的江洲红木馆的权益份额的对价为抵偿其对黄敬洲的借款债权20万元，黄敬洲未能举证证明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后已向其偿还所欠借款，且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已依法解除，其有权要求黄敬洲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损失。黄敬洲则主张，刘结明在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之前并没有向其借款20万元，故刘结明对其不享有借款债权20万元。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应由刘结明对其已于2015年至2016年间借款20万元给黄敬洲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刘结明提供的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7日的刘结明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该证据反映刘结明在上述期间分别向韦成杰转账支付4笔款项合计123000元，向陈某转账支付10笔款项合计80160元），主张其对黄敬洲的20万元借款债权的形成方式是刘结明代黄敬洲向案外人偿还借款。黄敬洲辩称，其没有向韦成杰、陈某借款，该4笔款项并非刘结明代其向韦成杰、陈某偿还借款，并提供了其与陈某的电话录音（陈某在该电话录音中称其与黄敬洲没有交易，黄敬洲没有向其借过款）。在此情况下，则应由刘结明对该4笔款项系刘结明代黄敬洲向韦成杰、陈某偿还借款承担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中，韦成杰、陈某均没有出庭作证，刘结明亦无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中，仅凭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上述记载内容，尚不足以证明刘结明对黄敬洲享有借款债权20万元，在刘结明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对黄敬洲享有借款债权20万元的情况下，刘结明基于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已解除，要求黄敬洲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损失，证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根据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约定，黄敬洲如不如实执行此协议约定或在清算过程中有转移财产或侵占财产之行为，刘结明有权要求黄敬洲赔偿财产损失并罚违约金20万元。如前所述，导致刘结明签订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的原因是江洲红木馆的另一合伙人廖怀江没有就本案股权转让事宜与黄敬洲达成书面协议，刘结明未能举证证明黄敬洲存在不如实执行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另外，江洲红木馆尚未清算，故不可能存在黄敬洲在江洲红木馆的清算过程中转移财产或侵占财产的违约情形。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刘结明根据合作经营份额转让协议的上述约定要求黄敬洲向其支付违约金2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结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黄敬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04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04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上诉人刘结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诉讼保全费3270元，合计12570元，由上诉人刘结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00元，由上诉人刘结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