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3民初6305号 原告（反诉被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583ME3168184B。 法定代表人苏华峰，系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琪聪，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文艺，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苏开放，男，196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阮志强，福建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洪开通，福建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世进，男，195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水土，男，194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远琼，女，195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电波，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松坡，男，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反诉第三人）苏静波，女，198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上述四被告（反诉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春容，女，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诉被告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合同纠纷与反诉原告苏开放诉反诉被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第三人苏世进、苏水土、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合同纠纷二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黄琪聪，苏开放的委托代理人洪开通，苏世进、苏水土及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苏春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终止原、被告双方1990年6月1日订立的“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2、判令被告将承包标的物包括龙眼树全部移交给原告（约65000元）；3、判令被告没有完成150株龙眼树成活的合同义务承担赔偿责任85000元（150-65+85*1000元=85000元，最终以评估为准）；4、判令被告支付龙眼投产总收入的35%给原告，暂按10000元（具体以结算为准）；5、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将林、杂果总收入比例支付给原告，暂按379478元计算（具体以结算为准）；6、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交纳矿石开采金4000元及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自1990年6月1日起支付至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6960元）；7、判令被告赔偿违反合同毁坏承包物包括非法开采砂、转让土地等的赔偿责任暂按人民币10000元（具体以评估为准）；8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990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时间25年，自1990年6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承包范围东至集星村小学后山脊分水，西至集星村水电，南至公路，北至下围组山界。被告应种龙眼树150株以上，限至1992年全部成活。又约定，2005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底，被告应上缴龙眼投产总收入的35%，承包期满龙眼树无偿归给甲方永为公业。乙方种植的树木杂果，20年后承包期满被告每年应上缴林、杂果总收入的25%。合同年满，该山林由村估产进行投标，投标金额双方各分享50%。一切生产开支及税收由被告负责。同时，被告应于签本合同时交清矿石开采资金4000元。 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履行交清矿石开采资金4000元，没有完成种植150株龙眼树的承包主要义务，没有告知龙眼收入并上缴龙眼投产总收入的35%。没有告知林、杂果收入并每年上缴林、杂果总收入的25%等等合同义务。却违法开采，毁坏果林，擅自处置承包物，严重违约。同时，合同于2015年6月1日期满。 上述，原告为了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村民代表大会的要求，提起本案诉讼，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苏开放辩称，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原告与被告苏开放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起诉是基于本合同而起诉的。被告有按照合同约定种植龙眼树，有近200株，原告说没有150株是不能成立，原告对于投产总收入有举证责任，是否存在收入、收入多少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目前没有证据，并且原告第3、4条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讼请求第2条移交就按合同，但是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按照合同约定第三条的第二款从第16年到合同期满乙方每年应上缴，最迟在2015年5月底合同期限届满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第四条同样从最后五年2010年到2015年6月期间也是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的第6条被告没有缴纳矿石开采资金不属实，答辩人有上缴给村干部苏世培；第7条说被告违反合同毁坏物不属实，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违法采砂的行为，被告也没作出违法行为。 被告苏世进辩称，这些（山林）都已经移交给苏开放，由苏开放自己经营并管理。会向法院提交一份转让合同书，这份合同是有效的。 被告苏水土辩称，承包的山林都已经转让给苏开放了，具体什么时候不记得。有一份转让合同，被告当时一起签的。 被告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共同辩称：就程序而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错列答辩人为本案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就实体而言,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阐述如下: 一、就程序而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错列答辩人为本案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理由如下： 1、根据原告与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约定，本合同即日（1990年6月1日起）生效至2015年6月1日作废，可见，原告与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所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于2015年6月1日终止，若就上述合同发生争议，则相关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2015年6月1日，可见，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保护。 2、就《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内容而言，该合同于2015年6月1日终止，原告与苏建设在2015年6月1日之后也没有就上述合同达成任何新的协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原告与苏建设及其法定继承人在2015年6月1日之后还在履行原合同约定的事项,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原合同对原告、苏建设及其法定继承人继续具有约束力，更也没有证据证实苏建设及其法定继承人对原告存在着侵权的情况；事实上，苏建设已于2012年7月12日过世，该合同相对于苏建设而言已于2015年6月1日终止，可见，原告将苏建设的法定继承人列为本案被告，显然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3、鉴于《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中并没有约定禁止转让的条款约定，在2002年，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签订一份《合同转让书》，将上述四人与原告承包的合同内容转让给苏开放，根据该合同约定，“兹有苏水土、苏世进、苏建设、苏开放等四人向康美村承包杨梅山《以石养山》（注：实际上就是《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合同书一份，现将转让给开放同志一人承包，以后有关合同内一切都是开放一人承接管理，苏水土、苏世进、苏建设无权干涉。”对于上述转让行为，原告事实上也是认可且遵照执行，该合同的双方主体实际变更为原告与苏开放。 根据《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第3条约定，原告本应向苏建设支付相应的补贴款，但实际上并未支付给苏建设，由此证实，原告认同了上述的“转让”行为，该合同的主体实际变更为原告与苏开放，原告与苏建设之间已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苏建设也不存在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可见，原告将苏建设的法定继承人列为本案被告，显然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4、原告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实答辩人目前继承了苏建设的相关遗产，却主观臆断的认为答辩人应在继承范围内承担责任显然也是没有依据的，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可见，原告将苏建设的法定继承人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二、就实体而言，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阐述如下： 1、原告第一项请求“终止原被告双方签订于1990年6月1日签订的《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没有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本案鉴于2002年，苏水土、苏世进、苏建设、苏开放将所承包的事项转让给苏开放，原告知悉并遵照执行，合同的双方主体实际变更为原告与苏开放。因此，《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相对于苏建设而言，已于2002年与原告解除或者终止了合同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按照《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该合同也于2015年6月1日废止（终止），可见，原告第一项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2、原告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将承包标的物包括龙眼树全部移交给原告（约65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众所周知，所谓的“移交”的前提是苏建设或者其法定继承人目前占有原告所称的“标的物（包括龙眼树）”，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答辩人占有其“标的物（包括龙眼树）”，且相关合同相对于苏建设而言，早于2002年（退一步说，假设被错误的认为2015年6月1日）终止或者解除，原告也不能因自身疏忽或者怠于管理，而将责任强加于他人身上，原告应对其自身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可见，原告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3、原告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没有完成150株龙眼树成活的合同义务，承担赔偿责任85000元；及判令被告支付龙眼投产总收入的35%给原告，暂计1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根据《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第3条约定，“乙方应种龙眼树150株以上，限于公元1992年全部成活，具体细则如下：①前15个承包年（1990年6月1日至2005年5月底），龙眼经甲方验收后，以每树冠补贴人民币55元标准补贴给乙方；②第16年起至合同期满（即2005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底），乙方每年应上缴龙眼投产收入的35%（甲乙方应负特产税35%和65%分别负担），承包期满龙眼树无偿归甲方永为公业”上述约定可以证实如下: （1）、原告早于1992年知悉承包方是否栽种龙眼树150株的情况（因为合同约定原告有支付补贴的义务），如发现承包方违约没有栽种龙眼树，而是栽种其他树种，如果原告异议，也会在1992年提出，并也要求追究承包者的责任,而不会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而事实上，原告早以其行为,认同了承包方所栽种的是其他树种，可见，原告与承包方均以实际行为改变了原合同约定的栽种事项等约定，现原告的该项诉求明显违肯诚信，也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2）、鉴于苏建设自始没有收到原告的上述“补贴款”，假设原告有向苏开放支付上述“补偿款”，实际上也就认同了苏开放栽种的其他树种的事实，合同第三条第2款也发生了变更，也就不存在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假设原告没有向其他被告支付上述“补偿款”，更说明了原告清楚并认同了承包人实际栽种的树种，其也没有履行合同第3条第1款的约定，也就不存在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 综上，无论原告是否对上述苏开放进行补贴，均证实了原告认同了苏开放栽种其他树种的行为；已认可了对原合同约定事项的变更，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请求第三项所杜撰的“承担赔偿责任85000元；及支付10000元等”没有依据，本案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事项（栽种150株龙眼树及投产收入的情况），该评估与结算的参考依据在哪？ 4、原告第四项请求“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将林、杂果总收入比例支付给原告，暂按379478元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根据《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第4条约定，“乙方种植的树木杂果，20年内由乙方依法采收，20年后至承包期满乙方每年应上缴林、杂果总收入的25%，甲乙方按25%、75%分担税收，合同期满，该山林由村估产进行投标、投标金额双方各分享50%”。 （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应举证证实201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止，乙方是否存在着对林、杂果的收入情况，假设存在着有收入的情况，还应举证总收入的情况。 （2）上述合同条款证实，假设承包方存在着收入的情况，则原告的该项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约定。 （3）鉴于上述合同主体已发生变更，且《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也于2015年6月1日废止（终止），苏建设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苏建设也未对原告进行侵权，原告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5、原告第五项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交纳矿石开采资金4000元及占用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根据《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第6条约定，“......乙方应于签本合同时交清矿石开采资金4000元”。 鉴于上述合同主体已发生变更，且苏建设自始并未对上述矿石进行开采，且合同约定交纳上述费用的时间是1990年6月1日，本合同于《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于2015年6月1日终止，可见，原告的该项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6、原告第六项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违反合同毁坏承包物包括非法开采、转让土地等赔偿责任暂按人民币1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鉴于上述合同主体已发生变更，且苏建设自始并未存在非法开采、转让土地等行为，《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也于2015年6月1日终止，可见，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该项请求。 7、鉴于原告对答辩人第1至6项请求没有依据，本案的诉讼费用等不应由答辩人承担。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苏开放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立即按照龙眼树每米树冠50元标准补贴给反诉原告100000元（此为暂定金额，具体补贴金额以鉴定为准）；2、依法判令反诉原告对诉争林地及地上附着物（林木等资源）对外投标金额享有50%份额（投标金额以林地及地上附着物价值评估鉴定为基础进行确定）；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0年6月1日，苏开放、苏水土、苏建设、苏世进与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时间共25年，即自1990年6月1日起至至2015年6月1日止。承包范围东至集星村小学后山脊分水，西至集星村水电，南至公路，北至下围组山界。其中，特别约定前15个承包年（1990年6月1日至2005年5月底），龙眼经甲方验收后以每米树冠补贴人民币50元标准补贴乙方。乙方种植的树木杂果，20年内由乙方依法采收；20年后至承包期满乙方每年应上缴林杂果总收入的50%......。合同年满，该山林由村估产进行投标，投标金额双方各分享50%。2002年8月28日，苏开放、苏水土、苏建设、苏世进签订《合同转让书》，约定诉争山林转让给苏开放一人承包，以后有关合同一切都是开放一人承接管理，苏水土、苏建设、苏世进无权管理。原、被告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后，反诉原告恪守合同约定，全面正确履约。反诉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未按照龙眼树每米树冠补贴人民币50元标准补贴给反诉原告。合同期满，反诉原告对诉争林地及地上附着物（林木等资源）投标金额享有50%份额。但反诉被告一边向南安市法院起诉处理承包合同纠纷，一边罔顾案件尚在法院审理期间之客观事实。在尚未对诉争林地及地上附着物价值评估鉴定前，擅自对外委托招标，招标金额明细低于市场价格，反诉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违背诚实信用、等价值有偿原则，造成反诉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反诉原告对此已向被告及其委托招标单位提出异议和严正交涉，但反诉被告置若罔顾，我行我素。反诉原告特具文诉讼，谨请法院依法裁处，判如所请，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反诉被告说反诉原告放弃相关补贴不属实，按合同第三条第一点前15年承包年，其中没有说补贴要何时支付，合同第四条第四款，对于何时估产也没有约定，双方就合同后续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没有估产，反诉被告说诉讼时效超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反诉被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辩称，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反诉原告没有履行合同的约定，包括按照合同约定种植果树，所以在合同所约定的2005年5月底就放弃了所谓的补贴，同时也是因为反诉原告没有履行双方签订合同的主要义务包括果树种植、缴纳收成的百分比、依法管理完成合同目的，所以在2015年6月1日期满反诉原告也放弃了双方合同约定的估产风险。同时从树冠的补贴时间是2005年5月底到现在已经达到十四年，合同第三条第一项，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合同年满估产是2015年6月1日到本案起诉也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第三人均辩称称他们没有参与，跟他们没有关系。 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1日，原告与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签订《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1份，约定承包时间25年，自1990年6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承包山林的范围东至集星村小学后山脊分水，西至集星村水电，南至公路，北至下围组山界。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到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山林实际还是由苏开放实际经营管理。双方至今未按照合同约定对诉争的山林树木杂果等收益进行分配，未对山林树木杂果等进行估产。诉争山林范围内的矿石已经被开采，合同到期后双方未进行办理相关移交手续，被告苏开放继续对树木等进行采伐。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经村集体决定，于2019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苏开放提出反诉请求。 另查明，2002年8月28日，苏水土、苏建设、苏世进、苏开放签订《转让合同书》将诉争山林转给苏开放一人承包。苏建设于2012年7月去世，继承人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 2019年9月27日，原告作为发包人与案外人（承包人）郑宗江签订《杨梅山（龙眼林湖）林地承包合同书》1份，合同书内容（部分）“经村两委会议研究、并提交由村民代表、共产党员和老年人协会会长参加的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废止已于2015年6月1日到期的原杨梅山山地前期承包合同，以招标的方式，重新将本合同范围内的山地发包......”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及代表会签到表、现场勘验照片、林木采伐许可证、户口注销证明、证明、户籍登记证明、户籍证明、《杨梅山（龙眼林湖）林地承包合同书》，被告提供的《转让合同书》以及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庭审陈述为据，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于1990年6月1日签订的《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受法律保护。该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25年，自1990年6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终止期限，符合法律规定，在原被告双方未达成续包合意的情况下，上述合同已于2015年6月1期满后自动终止并失效。原告据此主张合同终止，其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因苏建设于2012年7月去世，而其继承人苏远琼、苏电波、苏松坡、苏静波均不同意继受《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的权利和义务并辩称已将诉争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包给苏开放。故本院认为，确认上述合同终止的效力并当然不溯及苏建设的上述继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原被告举证及庭审可知，本案原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及被告苏开放均未各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三年内向本院提起相应的其他赔偿、补贴等权利主张，加之双方至今未按照合同约定对诉争的山林树木杂果等收益进行分配，未对山林树木杂果等进行估产，且均针对对方相应的主张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原被告现均在2015年6月1期满的三年后所提出的赔偿、补贴等其他诉讼请求（除原告的第一项诉请外），已超出法定三年诉讼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辩称诉争山林承包权转包给苏开放一个人，因未提供证据证明转包行为经得发包人的同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其转包的法律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与苏开放、苏世进、苏水土、苏建设（已故）1990年6月1日签订的《杨梅山专业承包合同书》于2015年6月1日终止； 二、驳回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苏开放的诉讼请求（反诉）。 本案受理费9405元，减半收取为4702.5元，由原告南安市康美镇康美村民委员会自行负担，本案反诉费1150元，减半收取为575元，由被告苏开放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善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速录员  洪玉玲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三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