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8314号原告：邓某1，男，199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啸晨，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鑫，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某1，男，200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女，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被告：刘某3，女，197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菲，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邓某2，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邓某1诉被告刘某3、邓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追加刘某1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并指定刘某2在本案中担任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啸晨、陈凤鑫，原告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被告刘某3及其委托诉诉讼代理人杨博，被告邓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邓某3、余某所有的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以下简称541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邓某1向被告刘某3支付折价款；2、判令邓某3、余某享有承租权的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归原告邓某1承租；3、双方按继承份额继承余某北京银行账户存款815.03元；4、本案诉讼费用及房产评估费用由被告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邓某3系被告邓某2之父、原告邓某1之祖父，于2016年10月8日去世。被继承人余某系被告邓某2之母、原告邓某1之祖母，于2018年8月23日去世。邓某3、余某育有二子，即长子邓某4、次子邓某2。邓某4于2018年4月2日去世。被继承人余某在世时立有经律师见证的遗赠遗嘱，将自己所享有的全部财产权益，包括可继承的相应权益均遗赠给其孙邓某1，因此邓某1可继承的遗产包括余某名下遗产，也包括余某从邓某3处继承的遗产，和余某从邓某4处继承的遗产。邓某2可继承的遗产包括邓某3的遗产。邓某3和余某所有的房产为一套产权房即541房屋和两套公租房（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对上述房屋所有权、承租权应由邓某1享有，邓某1可对其他继承人按继承比例支付折价款。另有一笔余某名下北京银行存款，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综上，依据《继承法》，原、被告应达成共识，按各自比例继承邓某3、余某的遗产，但因被告刘某3拒绝配合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并全部霸占上述遗产，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邓某3、余某名下541房屋，确认刘某1的继承份额；2、依法分割余某名下北京银行账户存款；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由被告邓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邓某3、余某系邓某4、邓某2之父母，刘某3系邓某4之妻，刘某1系刘某3与邓某4的养子。2016年10月8日邓某3去世，2018年4月3日邓某4去世，2018年8月23日余某去世。本案诉争财产是邓某3、余某共同财产，邓某4有权继承，邓某4已去世，邓某4的遗产刘某1有权继承。请求法院依法分割。被告刘某3辩称，原告邓某1提出的第2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余某立的遗嘱是无效遗嘱，其患有脑梗阻，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立遗嘱时精神状态正常，当时余某已经80多岁，邓某4刚去世不久，余某受了很大的刺激，刘某3探望时余某的精神状态不好。邓某4和刘某3对父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邓某3的遗产，刘某3在邓某4去世后对余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其遗产。其余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分配，明确刘某3的份额。同意原告刘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邓某2辩称，同意原告邓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原告刘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邓某3的死亡医学证明、余某的死亡医学证明及丧葬证、户口本（余某）、阜外大街派出所证明信、在报纸上刊登的公告声明、房屋所有权证、公租房住房证、余某名下北京银行存折交易记录、邓某4和刘某3结婚证、户口本（邓某4）、户口本（刘某3）、邓某4的死亡证明、余某的住院病历、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证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邓某1提交的余某的遗嘱一份、律师见证书及立遗嘱时的录像，用于证明被继承人余某以律师见证的方式订立遗嘱的情况。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刘某1和刘某3均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余某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当时余某已80多岁，如果去作公证应当有精神状态的证明；余某在遗嘱中签字的字体与之前的签字不一致；录像是复制件，不是原始载体，不认可录像的真实性。被告邓某2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对该遗嘱中余某的签名及余某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依原告邓某1申请，该遗嘱见证人赵某、陈某出庭作证。（1）赵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某指派赵某和陈某两名律师到西城区百万庄附近一个名为余某的老太太家中做遗嘱见证，陈律师委托赵某去看看是否具备做遗嘱见证的条件，赵某考察了老太太的健康及精神状况。赵某于立遗嘱的前一天去的余某家，余某住在一层，迎客、打招呼、寒暄都很正常，赵某把保姆和小儿子支开后在卧室单独和余某聊了聊，余某的主要意思是老伴和大儿子都不在了，家中最亲的人只有小儿子邓某5和唯一的孙子邓某1，邓某1在读书，很聪明孝顺，她想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孙子。赵某还通过微信视频确认了邓某1存在。赵某和陈某商量认为具备代书和见证条件。第二天，赵某及陈某开车拉着电脑、打印机到邓某5家，由余某口述，陈某律师执笔做了接案笔录和遗赠遗嘱，让老人签署了委托书和代理协议，当场打印由老人核对相关信息。当日下午，等老人午休后进行了录像，由陈某律师宣读遗赠遗嘱的内容，老人核对无误后亲笔签字按手印。这个过程中赵某全程在场，赵某也在见证人处签字。第三次去余某家是做完见证书，赵某去送达律师见证书，遇到余某老人，老人很高兴说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让邓某1好好读书，学医学知识，为全人类做贡献。见证书是立遗嘱后四五天送达，赵某送到余某手里，余某自己签的字。余某口述遗嘱内容与做笔录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不容易找录像的人，故口述内容没有录像资料。见证时在场的有赵某和陈某、余某及赵某的爱人。携带的打印机能复印、打印。见证是受余某的委托，余某联系的律师事务所，赵某和陈某受律师事务所的委派，当时是由陈某律师打印的遗嘱。（2）陈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5月底、6月初的一天，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某给陈某打电话，说他的老乡有一个遗嘱见证的业务，因陈某和赵某住的地方离委托人的住址比较近，就让陈某和赵某去做这个业务。当时陈某在外出差，就告诉曹某让他的老乡和陈某联系。陈某从沈阳出差回来还要去海南出差，就让赵某律师先去核实情况再定时间。后来赵某核实了情况后说可以做律师见证，二人协商后定在2018年6月14日去余某家里做遗嘱见证。当天陈某开着车带着自己家中的打印机及笔记本电脑接上赵某去百万庄余某家中，具体地址记不清了，邓某2接的两位律师。陈某和余某老人聊家常，余某精神状态很好。陈某让邓某2夫妻俩离开现场，以免影响余某的意思表示。上午做的接案笔录，是陈某打印的，核实了相关身份及证明材料，做完笔录就到午饭时间了。委托人请两位律师吃的饭。余某午休了一会儿。后来赵某的爱人赶过来给摄像，等余某醒来后，陈某让邓某2夫妻俩离开，之后进行了遗嘱过程的录像，提取了余某食指指纹并签字，做完遗嘱后两位律师告知邓某2就离开了。赵某律师是立遗嘱前一天去见的余某。陈某没有从医资格。律师事务所曹某主任的老乡姓冯，当时在场的有邓某2夫妻和余某，余某口述时因为时间太长没有录像。上午做笔录和下午做遗嘱时都是陈某打印的，余某本人在上面签字，签字时进行了录像。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对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未提出异议。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刘某1和刘某3认为证人与邓某2的家人具有关联关系，是老乡、朋友，两个证人陈述的细节有不一致的地方，对当时在场有谁所述不同。证人赵某所述送达时间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时间不一致，赵某陈述律师见证书是立遗嘱后四五天给老人送达的，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签收的时间是2018年6月14日。做笔录时有条件录像但没有录像，没有余某口述遗嘱的录像资料，只有下午余某听的录像，不能认定遗嘱是余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当时余某神志清醒，不能认定余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位律师没有从医资格，不能对民事行为能力的专业问题进行判断，也没有鉴定机构对余某民事行为能认定的相关材料。被告刘某3提交了一份帮扶申请书（在余某家中找到的），用于证明余某在此证据上的签字与遗嘱上签名的字体不一样，对遗嘱中余某的签名有异议。原告邓某1表示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是余某签署，则证明其智力情况没有障碍。原告刘某1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被告邓某2表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确定。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邓某1提供了遗嘱原件，且有律师见证书、录像资料、两位见证人的证言在案佐证，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虽表示不认可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但未提供足以否定该遗嘱真实性的相反证据，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余某所立遗嘱系代书遗嘱，由两位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位见证人当场打印，且向余某宣读并经余某确认后在遗嘱上签名，代书人及见证人亦在遗嘱上签名，该份代书遗嘱的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结合证人证言及录像资料等证据足以证实该份遗嘱系余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对余某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提出质疑，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份代书遗嘱的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被告刘某3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用于证明邓某4和刘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多分遗产。（1）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明刘某4和邓某4的父母系同一单位的同事，与邓某4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邓某4是一个孝子，他和他爱人刘某3一直照顾父母邓某3、余某。邓某3去世后邓某4和爱人刘某3赡养母亲余某，把余某接到居住的一居室一起生活。据邓某4和余某说邓某3去世后邓某2没有照顾余某。在邓某3生病时刘某4去看望他，邓某3和刘某4说邓某2没有回去过。刘某4与邓某3、余某是邻居，邓某3和余某都是在地质科学院工作，是邓某4的父母。邓某4与父母不在一起居住，邓某4自己有住房。（2）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其和邓某4是老邻居，在同一个大院里长大，邓某4的父母和任某的父母是同一单位的同事，邓某4一直在赡养父母，邓某4去世后邓某4的爱人刘某3为余某处理后事。任某没有见过邓某2，不认识邓某2，现在才知道名字。任某帮邓某4的父亲联系过医院等事情，听说邓某4的弟弟偶尔去看望一次父亲，在需要24小时监护的时候，邓某4有空余时间就回去照顾母亲余某。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不认可上述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邓某1及邓某2均表示不清楚两位证人是否是邓某4的朋友，本案是家务事，外人不会了解，证人的证言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基本都是听邓某4说的，实际上邓某4没有工作，啃老20多年，证人也明确陈述邓某4没有和老人共同居住。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对上述两位证人证言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3、关于刘某1与邓某4是否形成养父子关系或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的事实。审理中，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主张刘某1是邓某4的养子，二人形成了扶养关系，刘某1有权继承被继承人邓某3、余某的遗产。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刘某1是邓某4、刘某3的养子女，认为刘某1与邓某4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刘某1对邓某3、余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的证据：（1）户口本，其中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户主为邓某4、刘某1与户主的关系是“之养子”，刘某1的户口于2016年12月9日由黑龙江省哈尔滨某室迁入本市西城区某号，后于2017年8月9日迁入本市西城区某号。该证据用于证明邓某4和刘某1是养父子关系。原告邓某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邓某1认为刘某1和邓某4没有一起生活，刘某1于2016年登记户口，在此之前没有和邓某4一起生活，其原户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即使刘某1户籍迁入了，但很快就迁出了，和邓某4没有在一起生活。刘某1随母迁入户籍，户籍登记时间和刘某3一致，和邓某4没有关系。刘某1迁入户籍是一笔交易，刘某1是刘某3的重要亲属，邓某4帮助办理户籍入京符合情理，但不属于实际的收养关系。办理收养需要法定的手续，该证据不能证明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被告刘某3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刘某3称该证据可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4、刘某3的关系是养父母子女关系，且户籍地房屋的承租人是邓某3，只有得到邓某3的认可、同意，刘某1才可以迁入户口。后来是因为购房才将刘某3和刘某1的户籍迁出，不是不在一起生活。只有刘某3符合户籍迁入条件之后，刘某3才可以从外地将户籍迁入北京。被告邓某2与原告邓某1的意见一致。（2）照片4张（刘某1与邓某4和刘某3在一起的照片），用于证明邓某4、刘某3和刘某1有扶养关系。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邓某1、邓某2认为只有两张照片是与邓某4的合照，不能证明刘某1和邓某4形成了扶养关系，二人只是亲属关系，说邓某4没见过刘某1是不可能的，但二人有合影是很正常的。（3）2017-2018学校学费收据及补习班收据，证明刘某1上高中后到北京的学习费用是刘某3和邓某4支付的，邓某4和刘某1存在扶养关系。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邓某1、邓某2认为该证据没有显示是邓某4或刘某3交费，看不出交费人是谁，其中一张票据的日期是2018年9月，此时邓某4已经去世。刘某1的生父母一直在抚养刘某1。原告邓某1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邓某4和刘某3的结婚证，显示二人于2009年3月30日登记结婚。该证据用于证明刘某3收养刘某1是其婚前的单方行为，与邓某4无关。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邓某2未提出异议。（2）购房协议，用于证明邓某4、刘某3及刘某3的弟弟刘阳、弟媳栾燕四人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购房协议，两家人合资400万元购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邓某4、刘某1，其中邓某4占34%份额、刘某1占66%份额。刘某1的房款由刘阳、栾燕分两次付给邓某4，刘某1的份额由刘阳和栾燕监管。邓某4不是真正的收养人，刘某1的生父母仍在照顾刘某1。刘某1的房款由其生父母出资，其份额由其生父母监管。收养行为仅是刘某1进京入户的交易，不是真实的收养关系。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刘某3称该协议不是其本人签字，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也仅说明是刘某1生父母对刘某1的赠与，扶养关系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是购买一套房屋可以说明的，该房屋实际是邓某4和刘某3借钱购房。被告邓某2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邓某2称当时余某出资180万元。审理中，经原告邓某1申请，本院依法向哈尔滨市民政局调取了刘某3收养刘某1的档案材料，包括收养登记审批表、收养申请、申请收养人情况、送养人情况、被收养人情况。被告刘某3称其于2008年8月26日收养了弟弟的儿子刘某1，在民政局办理了收养登记。2009年3月30日其和邓某4登记结婚，二人婚后一起抚养刘某1，一起生活，每年过年都去看望邓某3、余某。现在刘某1在牛栏山一中上高中，平时在学校住宿。收养时刘某17岁，在哈尔滨上学，寒暑假到北京来，或者刘某3和邓某4去哈尔滨。2016年刘某1上高一时将刘某1接到北京生活。原告刘某1称在哈尔滨时和姥姥一起生活，由姥姥照顾，平时刘某3和邓某4回来看望。原告邓某1称在户口迁入北京之前刘某1不可能和邓某4一起共同生活，收养关系和邓某4无关。被告邓某2称2016年之前其不知道刘某3有养子，邓某3、余某也不知道这个事情，2016年9月、10月才知道这件事。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提交的户口本、照片、学费收据及补习班收据及原告邓某1提交的结婚证、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及双方的陈述能够证明如下事实：刘某3在婚前2008年8月收养了刘某1，双方形成了养母子关系，后刘某3与邓某4在2009年3月登记结婚。刘某12008年8月至2016年上高中前一直在哈尔滨市读书，上高中后在学校住宿学习。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邓某3、余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即邓某4、邓某2。邓某3于2016年10月8日死亡，余某于2018年8月23日死亡。审理中，原、被告一致陈述邓某3的父母均先于邓某3死亡、余某的父母均先于余某死亡。邓某3生前未留有遗嘱。2018年4月3日，邓某4死亡，邓某4的配偶为刘某3，二人于2009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刘某3婚前于2008年8月26日收养一子刘某1。541房屋原系邓某3、余某所在单位分配的公租房，后在2000年房改时购买，登记在邓某3名下，产权证编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建筑面积71平方米，该房屋是邓某3、余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对该房屋的现市场价值未能达成一致，原告邓某1向本院申请评估，本院通过摇号程序依法确定了评估机构，委托中瑞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541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8年11月24日中瑞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541房屋在价值时点2018年11月15日的市场价值总价753.02万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房屋、北京市西城区某号房屋均系承租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公房，两套房屋的承租人均为邓某3。审理中，经本院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原告邓某1仍坚持要求判决上述两套房屋归原告邓某1承租。余某名下账号×××北京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截止到2018年6月21日余额为815.03元，原、被告均认可该笔款项为邓某3、余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8年6月14日，余某委托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立有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遗赠遗嘱立遗嘱人：余某，女，汉族，生于1935年12月6日，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公民身份证号：×××。我今年83岁，立此遗嘱时头脑清醒。我自觉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恐百年后子孙后代因为遗产继承而产生纠纷，故立遗嘱；由我口述，委托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陈某律师代书本遗嘱，并由陈某律师、赵某律师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1，我与丈夫邓某3是1958年结的婚，一生相依相伴，丈夫邓某3已于2016年去世。我们共育有两个儿子，分别为长子邓某4（已于2018年4月去世）、次子邓某2。我与丈夫双方的父母都早已去世。2，我的全部财产及相关权利，包括我对西城某号、西城区某号这两间房屋的承租权及其延伸的相关权利所享有的份额，我对西城区某号号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以及我对邓某4的遗产可能享有继承权所带来的财产份额，将来全部都遗赠给我的孙子邓某1（系我次子邓某2的儿子，身份证号：×××），其他子孙不得干涉。3，以上遗嘱不经两位见证人见证修改，不得变更。4，本遗嘱一式四份，我本人执一份，受遗赠人邓某1执一份，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保存两份。立遗嘱人：余某（此处为手写签名，并有指纹一枚）见证人：陈某（此处为手写签名）见证人：赵某（此处为手写签名）代书人：陈某（此处为手写签名）2018年6月14日”。同日，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出具（2018）京智律见字第004号律师见证书，内容为“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接受余某，女，身份证号：×××的委托，指派陈某、赵某律师就其代书遗嘱、遗嘱的签署及捺印过程进行律师见证。委托人向见证律师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邓某3之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国地质科学院职工宿舍住房证、房屋所有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见证律师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证件及法律文件，对委托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询问，并依法出具律师见证书。兹证：余某，女，1935年12月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西城区百某号，于2018年6月1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号房屋内，在陈某和赵某律师面前，立下了前面的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名捺印。立遗嘱人余某作出的遗嘱是其在头脑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捺印系其本人亲自所为。特此见证。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此处有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印章一枚）见证人：陈某赵某（此处均为手写签名）2018年6月14日余某2018.6.14（此处为手写签名及日期）”。2018年6月30日，邓某1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声明：邓某1（身份证号：×××）于2018年6月28日同意接受余某（身份证号：×××）的遗嘱遗赠，特此声明。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或者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本案中，541房屋系邓某3、余某通过房改购买所得，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死亡后转化为遗产。邓某3生前承租的两套公房，在邓某3、余某死亡时未取得房屋产权，不属于二人的遗产，本案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原、被告均认可余某名下的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余额系邓某3、余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不持异议，该银行账户余额在邓某3、余某死亡后转化为二人的遗产。关于刘某1是否有权继承邓某4的遗产，根据已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刘某1系刘某3于婚前收养的养子，并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邓某4共同收养，邓某4亦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办理收养继子女的手续，故刘某1与邓某4未形成养父子关系。在刘某3与邓某4登记结婚后，刘某1与邓某4形成继父子关系，但刘某1一直在老家读书，2016年上高中后才到北京读书，且在学校住宿，现有的证据难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4、刘某3共同居住生活，刘某1及刘某3亦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刘某1的日常生活、学习等费用由邓某4、刘某3供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4具有扶养关系。综上，刘某1无权继承邓某4遗产。关于余某所立的代书遗嘱，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应认定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但立遗嘱人处分两套公租房的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该遗嘱中余某明确表示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对541号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全部遗赠给邓某1，邓某1也在知道受遗赠后的两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现邓某1作为受遗赠人，主张按照遗嘱对上述遗产进行继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某3辩称不能证明余某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正常、余某在遗嘱中签字的字体与之前的签字不一致、不认可录像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邓某3生前未留有遗嘱，其死亡后其遗产分割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余某、邓某4、邓某2共同继承。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哪位继承人对邓某3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或与邓某3共同生活，故邓某3的遗产541房屋的50%份额及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余额的50%份额应在余某、邓某4、邓某2之间平均分配。余某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她的合法继承人。余某生前留有遗嘱，明确表示将其全部财产及相关权利，包括541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遗赠给邓某1。邓某4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邓某3上述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刘某3、余某。余某生前留有遗嘱，明确表示将其对邓某4的遗产可能享有继承权所带来的财产份额遗赠给邓某1。关于余某的遗产分割，余某生前留有遗嘱，明确表示将其全部财产及相关权利，包括541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遗赠给邓某1，故余某的遗产541房屋的50%份额及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余额的50%份额应由邓某1继承。综上，541房屋及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余额由邓某1继承四分之三的份额、刘某3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邓某2继承六分之一份额。根据便利生活的原则，541房屋归邓某1所有，邓某1按照该房屋的评估价值给付刘某3、邓某2相应的折价款。尾号5673北京银行账户余额归邓某1所有，邓某1给付刘某3、邓某2相应的折价款。刘某3主张对邓某3、余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多分遗产，但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邓某3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归原告邓某1所有，原告邓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被告刘某3房屋折价款六十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七元、给付被告邓某2房屋折价款一百二十五万五千零三十三元；二、被继承人余某名下账号×××北京银行账户余额归原告邓某1所有，原告邓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被告刘某3折价款六十八元、给付被告邓某5折价款一百三十六元；三、驳回原告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510元，由原告邓某1负担48383元（已交纳7800元，余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刘某3负担5376元、被告邓某2负担10751元（均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评估费19850元，由原告邓某1负担14888元，被告刘某3负担1654元、被告邓某2负担3308元（二人均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邓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甘源远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房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