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7民初9653号 原告：李元贵，男，197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2号中华保险大厦。 负责人：邓荣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李璐，女，1996年9月18日出生，公司员工。 原告李元贵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5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元贵、被告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元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车辆损失4.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25日1时，原告驾驶川Ａ×××××小轿车在本市天府三街迈普大厦地下停车场负二楼行驶时与停车场墙面相碰，致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为单车事故。事发时由于时间太晚且信号不好无法联系保险公司，原告就将车辆锁好保留现场后打车离开，停车场物管人员6点上班看到后通知了交警，交警就联系了原告，不存在原告遗弃车辆的问题。原告大约在9点过通知了被告，但被告却于2019年6月6日以原告逃避责任为由出具了《保险拒赔通知书》。原告认为，被告的拒赔理由不成立，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辩称，根据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约定，该事故属于商业险责任免除范围。原告在完成电话投保后，被告将投保单、保险单、免责声明书、保险条款等都寄发给了原告，已向其尽到了告知义务且有回访录音为证，但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却没有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故被告拒赔理由正当，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李元贵系川Ａ×××××小型轿车所有人，于2018年11月20日在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交强险投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综合型）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分别为142919.6元和10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为2018年12月17日00:00至2019年12月16日23:59。2019年3月25日1时，李元贵驾驶川Ａ×××××小型轿车在天府三街迈普大厦停车场行驶时与停车场墙面相碰，致车辆及停车场墙面、门、消防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李元贵未立即报交警和保险，锁车后自行离开。3月25日6时18分，交警接迈普大厦物管人员报警后电话通知李元贵到现场处理事故；9时44分，李元贵向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报案，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派员对李元贵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李元贵称自己是18时左右与另三人在迈普大厦二楼饭后前往四楼茶坊打麻将，凌晨1时结束后前往-2楼停车场开车，因物品遗落弯身捡拾时导致车辆前冲发生碰撞。2018年3月26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仅对事发情况予以了证明，未认定李元贵弃车行为。3月28日，受损车辆经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定损并送至四川三和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李元贵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和6月17日支付停车场墙面、门、消防设施维修费7500元，支付车辆维修费37500元。2019年6月6日，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向李元贵出具《保险拒赔通知书》，载明“根据我司调查并到相关部门核实的情况，按照机动车保险合同条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之约定，该事故属于商业险责任免除范围。对此我公司商业险不予赔付。” 以上事实，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单》《出险车辆信息表》《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机动车辆保险损余物资回收清单》、结算单、维修发票、《保险拒赔通知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记录在案佐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空白文本。第八条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均载明有“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内容。2.李元贵投保后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工作人员对李元贵家属的电话回访录音。录音中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工作人员对李元贵的投保情况进行了核实，并表示公司将在48小时内派送保单等资料，提醒其注意阅读尤其是有关责任免除、免赔率等条款，但并未对责任免除的内容进行说明和解释。原告质证后表示，当时自己以电话方式投保后，被告仅派人送来了保单，但并未提供保险合同和免责条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之前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亦要求“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毁损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现场，一般不得离开，除非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合理、必要情况，因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另一方面，驾驶人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适驾、是否存在禁驾等事由，往往是确定其应否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及保险人是否应当履行赔付义务的重要依据，若允许驾驶人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不但极易诱发道德风险，还会影响有关部门对事故性质、原因、责任、损失程度的认定，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无益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案交通事故虽未发生在公共道路上，但对事故发生后的处置原则亦应当为李元贵在内的所有驾驶人所遵循，李元贵在未报交警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其行为存在明显不当。 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提供方，不仅应当向投保人提供签署有双方姓名（名称）的合同文本，而且应当向投保人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否则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李元贵以电话方式投保，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工作人员虽通过电话回访对投保情况进行了核实，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李元贵交付了保险合同文本并对责任免除内容履行了必要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相关免责条款对李元贵不产生效力。同时，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对李元贵作的《询问笔录》只能反映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而难以判断保险事故的性质和责任，也未提交向相关部门核实情况的证据材料，故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的拒赔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拒赔理由难以成立。需要说明的是，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作为从事各类保险业务的专门机构，理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行业规范开展业务，如果仅为增加投保业务而忽视自身法定和约定义务的全面履行，必将损害包括自身在内的合同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无益于保险行业的规范运作和良性发展。 由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地下停车场，时值深夜且属单方单车责任事故，情节较为轻微，责任认定较为清晰，李元贵未当即报案具有一定合理性且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中亦未对李元贵离开现场的行为进行认定，而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订立合同时未向李元贵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亦无证据证明李元贵存在有规避法律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李元贵要求联合财保成都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4.5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其中，停车场墙面、门、消防设施维修费应当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车辆维修费应当在商业三者险机动车损失保险（综合型）责任限额内赔付。因李元贵对酿成本案纠纷负有责任，故案件受理费应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元贵保险赔偿金4.5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2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62.5元，由原告李元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赖武梨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梅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