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敦木，男，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跃平，福建腾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斌，福建腾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伦贤，男，198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延禄，福建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曼琳，福建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碧玉，女，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 原审被告：陈若茂，男，197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被告：敦信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泰县岩溪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若秀，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郑敦迁，男，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泰县。 上诉人郑敦木因与被上诉人董伦贤及原审被告蔡碧玉、陈若茂、敦信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初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敦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跃平、朱小斌和被上诉人董伦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延禄、伍曼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碧玉、陈若茂、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敦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董伦贤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伦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董伦贤并非本案适格债权人，讼争借款亦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严重失实，调查取证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1.原判认定董伦贤为适格债权人有误。本案借款合同中出借人的名字虽打印为董伦贤，但并不能由此当然推定出借人即为借款合同上记载的当事人。案件的基本事实也不能仅依据言词证据认定，本案证人董某与被上诉人董伦贤系叔侄，存在利害关系，两人互为有利的陈述应当被排除在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外。2.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程序违法。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董伦贤本人未出庭，其叔叔董某作为证人出庭时言词偏颇、情绪激动，从审判经验上判断，董某更像是本案的债权人。一审庭审后法院又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同时向董某和董伦贤及案外人陈某调查询问，询问形成的《调查笔录》于2018年12月20日再通知郑敦木质证。该调查取证程序违法：一是证人应当出庭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和质证，而不是仅仅于事后让郑敦木对书面证言予以质证；二是两份调查笔录上记载的询问时间均为同一天上午9时，其中董伦贤的调查笔录中，将董某记录在“委托代理人”处，且按照调查笔录记载的内容，董伦贤与董某系同时在场同时接受调查，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不得旁听庭审”的回避程序，故该二人的陈述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至于证人陈某的陈述，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3.认定董伦贤系本案债权人与案件事实相违背，也与常理不符。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6月，而在本案之前，董伦贤曾于2015年向石狮市人民法院起诉郑敦木请求返还借款450万元［案号为（2015）狮民初字第4213号］，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董伦贤在该案中从未提及本案借款。从常理上说，如果本案讼争的2000万元借款系发生于董伦贤与郑敦木之间，董伦贤应当会一并起诉催讨，而不是时隔三年，在2016年董某起诉郑敦木借贷一案［案号（2016）闽0581民初5232号，以下简称5232号］撤诉后，再以董伦贤的名义起诉郑敦木。显然，从逻辑上推论，讼争借款在郑敦木、董伦贤与董某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董某系利用郑敦木之前急需用款事先出具诸多借款合同的漏洞，从不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量，有选择性地利用这些债权凭证，选择名义债权人作为诉讼主体。郑敦木一审中提供的5232号案的卷宗材料亦可清楚地证实这一选择路径。4.原审法院未审查郑敦木与董伦贤之间的关系，也未审查董伦贤出借款项来源及现实可能性，有违民间借贷司法审查规范。讼争借款本金高达2000万元，且全部不是从董伦贤的帐户支付给郑敦木，在郑敦木提出充分的抗辩理由并提供另案证据及庭审笔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从未审查董伦贤是否有能力支付、款项来源等法定调查事由，仅凭董伦贤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我有2000多万元在我五叔那”，就认定其出借款项来源的现实性和合法性，显然是草率和偏颇的。5.董伦贤与董某涉嫌职业放贷，原判未依法认定讼争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另案证据材料可知，讼争借款合同系格式文本，其中高额利率、违约金、管辖约定等内容均系职业放贷人常规操作的文本。查询裁判文书网，能检索出在同一地区法院诉讼及执行类的案件，董伦贤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债权人的检索结果高达45个，董某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债权人的检索结果高达20个，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司法机关在民间借贷类案件中认定职业放贷人的司法审查标准。故不论本案放贷人是董伦贤还是董某，均应认定讼争借款合同无效。（二）原判认定董伦贤为本案适格债权人将使董伦贤非法受益，导致郑敦木合法利益受损，有失公平公正。1.郑敦木自借款后按月转账给董某讼争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每月100万元，如果认定讼争款项是董伦贤出借，则按照董伦贤的主张及原判认定的事实，郑敦木从未偿还本息，这将使董伦贤通过司法判决的形式重复收取高额利息从而非法受益。2.董某在5232号案件撤诉后以董伦贤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因5232号案件中双方提供的全部银行流水往来账目经过司法审查后，不仅可能使本案的2000万元债权消灭，甚至可能连5232号案件中的诉讼主张都无法实现，故董某选择撤诉后再以董伦贤的名义起诉，从而达到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三）涉案款项系郑敦木与董某之间的经济往来，董伦贤未实际支付借款。1.董伦贤与董某关于委托付款的陈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原判认定5232号案件中董某虽将该2000万元流水作为证据提供，但并未包括在其诉讼主张之内，且董某亦从未在该案中明确款项是其本人出借给郑敦木的，这一认定与审判逻辑及民间借贷司法实践相违背。（1）董某在该案中提供2000万元的流水，并非基于法院要求而是主动提供的，是在郑敦木答辩已超额支付该案全部借款及利息后，董某为支持其关于在该案结算的借款之后尚有新的借款这一诉讼主张而提供的证据。基于审判逻辑和民间借贷出借人扣头息、高额收取的利息应予抵扣本金或返还的法律规定，本案应就双方全部资金往来进行结算并据此认定本案实际借贷数额，而不应囿于原告的诉讼主张金额以及债权凭证的出具时间与银行流水之间的往来时间先后顺序。本案董某汇款2000万元的时间虽然是在5232号案件董某主张的债权结算凭证之后，但在该案中，董某认可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7月15日之间有新的借款发生，不涉及受托支付第三人出借款项，而本案借款即发生于上述时间段内，故由此可得出本案出借人是董某的结论。（2）5232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董某的陈述至少表明，如果该2000万元债权人系董伦贤，则郑敦木之后的还款也涉及到归还该笔借款本息的问题，而原审法院对此还款事实未予认定，属事实不清。3.原判将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签字即视为收到借款，这一认定与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必须有银行流水或其他证据佐证的审查原则相违背。4.原判认为郑敦木作为商人不可能在长期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未提出异议而放任他人持有债权凭证，这一认定虽符合一般生活常理，但却违背商业常理。董伦贤在原审中撤回对长港敦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港敦信公司）的起诉，理由是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这也印证了郑敦木所陈述的，其作为长港敦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不惜出具大量空白债权凭证四处向职业放贷人举债用以支撑公司运营，即郑敦木作为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其经营的产业更符合正常的商业常理和人性。（四）即使认定董某支付给郑敦木的款项系代董伦贤支付，现有证据体现的余额亦仅有1700万元，而非2000万元。董某支付至陈若茂名下的300万元，因董某与陈若茂之间亦存在经济往来（在石狮市人民法院已审结案件中，就有董某、董伦贤与陈若茂之间的纠纷），在陈若茂未出庭确认且借款人否认收到出借款项的情况下，原判直接认定该300万元系支付讼争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五）原审法院对本案予以管辖并作出判决有误，应予纠正。1.原审中，董伦贤撤回了对长港敦信公司的起诉，本案涉外因素已消失，一审法院此后未将本案移交给基层法院审理，管辖程序不合法。2.本案的诉讼标的仅为2000万元，加上董伦贤主张的律师费140万元，合计2140万元，未达到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管辖标的额。至于董伦贤所主张的利息，因属不确定标的，不应纳入标的总额以确定管辖法院。综上，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 被上诉人董伦贤辩称，（一）董伦贤是本案的适格债权人，原审依职权调查取证是合法的。1.本案借款合同（包括借款主体）是打印形成的，郑敦木签署时已明知债权人是董伦贤，且借款合同中存在多个担保人，说明并非如郑敦木所说的当时是签空白凭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法院有权依职权进行调查。虽然陈某与本案无关，但郑敦木之前在另案中主张陈某汇给董某的200万元是郑敦木还给董某的款项，法院为了查明相关事实才进行调查。3.郑敦木在本案一审中称其不认识董伦贤，但董伦贤与郑敦木之间不止一笔借贷关系，董伦贤在本案之前另行起诉郑敦木的案件已调解结案，故郑敦木的主张是前后矛盾的。4.董伦贤和董某不存在职业放贷问题。董伦贤有正当职业，是多家公司的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董伦贤和董某作为当事人的法律文书，有些是同一个案件出现多份裁判文书，有些是买卖合同纠纷，实际上涉及董伦贤、董某的民间借贷案件都只有几件，故郑敦木的主张没有依据。（二）关于款项支付问题。1.本案借款合同形成时款项均已到达郑敦木账上，借款合同也明确记载收到了这些款项，借款之事实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郑敦木有意混淆董伦贤与董某的债权，但从5232号案件的证据、庭审笔录和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董某转给郑敦木的款项高达5000多万元，而郑敦木转给董某的款项只有1600多万元，董某和郑敦木结算的单据体现截止2014年5月29日郑敦木结欠董某3000多万元，2014年5月29日之后郑敦木汇给董某的款项不足以清偿结欠董某的3000多万元，更不可能用于偿还董伦贤的款项。2.郑敦木上诉主张其因企业濒临破产而签署了大量空白凭证放在他人处，但郑敦木所控制的长港敦信公司是2014年6月26日即借款之后才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上市说明该公司当时处于经营鼎盛时期，故郑敦木的陈述不实。（三）关于管辖问题。董伦贤的诉讼请求包括了借款利息，诉讼请求金额达3000万元以上，无论是否涉外均属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郑敦木故意提出标的仅2000万元，是为了误导法庭以逃避债务。综上，郑敦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原审被告郑敦迁未到庭，其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其无须承担保证责任。郑敦木因敦信纸业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不惜出具大量空白债权凭证四处向职业放贷人举债以支撑公司运营。当初郑敦木经人介绍向董某借款时，为顺利融到资金，须事先出具借条，这些借条都是提前打印好的格式文本，其中记载的出借人（包括其与郑敦木均不认识的名义出借人）虽各有不同，但提供及接受债权凭证的相对人均为董某。同时，债权凭证范本上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时间栏均空白。其在郑敦木签章后，也会按要求在担保人处签字，至于签字后董某有无支付借款、以何人账户支付款项，其并不清楚。本案董伦贤提供的借条应是2015年前后，与董伦贤在石狮市人民法院起诉郑敦木、郑敦迁的另案借条是同一时期签署的。董伦贤称案涉借条记载的款项系通过董某于2014年6月份转付的，与事实不符，明显是董某与董伦贤事后依据银行流水时间，对应倒签自行添加填写借款金额、借款时间等而形成的。（二）不论案涉款项是否实际出借，董伦贤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郑敦迁的保证责任已免除。本案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董伦贤主张出借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6月6日及2014年6月10日，则其保证责任期间应分别至2016年6月6日及2016年6月10日止。而董伦贤于2017年8月11日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定保证期间。综上，请求驳回董伦贤对郑敦迁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陈若茂未到庭，其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其无须对本案并未实际发生的借款承担责任。郑敦木向董某借款时，被要求必须事先出具债权凭证，虽然董某提前打印好的借条上记载的出借人不同，但实际出借人均为董某，陈若茂签署的借条最终也由董某接收。由董某牵头的职业放贷团伙为规避法律，几乎在职业放贷的每一环都以不同人名义来实施，名义出借人、董某若非同一伙人，不可能借条版本格式都一样，且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利率、时间栏均为空白。本案借条是2015年前后签署，后董某与董伦贤依据银行流水时间，对应倒签自行添加填写借款金额、时间等形成的，即董伦贤未实际支付案涉借条记载的2000万元本金，借条上借款人及担保人落款虽为真实，但借款本金和借款时间并非签署之时由借款人和陈若茂填写，而是事后由董某团伙肆意填写，因此，陈若茂无须对未实际发生的借款承担任何责任。（二）董伦贤起诉之时，陈若茂的保证期间已过时效，保证责任已免除。本案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其保证期间为两年，董伦贤主张涉案借款时间为2014年6月6日及2014年6月10日，则其保证责任期间应分别至2016年6月6日及2016年6月10日止，在此期间，董伦贤并未向其主张权利，董伦贤2017年8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保证期间。综上，请求驳回董伦贤对陈若茂的诉讼请求。 董伦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敦木、蔡碧玉共同偿还其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其中1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付，7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付，暂计至起诉之日止约为1520万元）；二、陈若茂、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郑敦木、蔡碧玉、陈若茂、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共同承担董伦贤为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140万元；四、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5000元均由郑敦木、蔡碧玉、陈若茂、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6日，郑敦木出具《借款合同（借据）》一份，约定向董伦贤借款700万元，月利率为4.5%，每月按照实际天数计算并支付利息。借款人逾期还本付息（偿还借款款项）的，应当向出借人按所拖欠款项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并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律师代理费、调查费等）。合同并对利息结算、合同签订地等进行了约定，明确若发生纠纷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5条还明确约定：“借款人或借款单位在本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即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同日，董伦贤通过董某向郑敦木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200万元、500万元，合计700万元。2014年6月10日，郑敦木又向董伦贤出具了《借款合同（借据）》一份，约定向董伦贤借款1300万元，除金额外，《借款合同（借据）》约定内容与6月6日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相同。2014年6月9日，董伦贤通过董某账户向陈若茂账户汇款200万元、100万元，6月10日通过董某账户向郑敦木账户汇款4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以上合计汇款1300万元。 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借据）》上，陈若茂、郑敦迁、敦信纸业公司均在保证人一栏签字盖章，承诺对郑敦木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款项出借后，郑敦木未偿还借款本息，各保证人也未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判决认为，1.本案应当认定董伦贤实际出借了2000万元给郑敦木，其有权要求郑敦木偿还本案借款，并要求各担保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理由如下：（1）郑敦木称其在与董某的长期借款活动中，出具了大量没有填写具体内容的借据在董某手中，因董某无法要求那么多钱，才借用董伦贤的身份另行提起诉讼。但从本案董伦贤提供的郑敦木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来看，与董某在石狮市人民法院起诉郑敦木一案即5232号民间借贷案中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据）》进行比较，虽两组借据在借条的形式、合同条款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关于出借人的记载“因经营需要，今向董某先生…”和“因经营需要，今向董伦贤先生…”系与借据上其它打印内容同时打印形成，说明在郑敦木以及担保人郑敦迁、陈若茂等签署借条时，是十分清楚借款合同的相对人是董伦贤或者董某的，因此郑敦木称本案是董某在无法要回借款后，利用其事先出具的空白借款合同（借据），借用董伦贤身份起诉的主张与证据证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关于本案借款2000万元董伦贤是否已经实际出借问题。对此董伦贤提供了其2014年6月6日、6月9日—10日委托董某转账给郑敦木总共1700万元及转账给担保人陈若茂300万元的银行流水及转账凭证等证据，郑敦木称该2000万元汇款董某已在其起诉郑敦木的5232号民间借贷案中将该汇款作为证据提供，在本案中再作为系董伦贤委托汇款的证据提供，系重复主张权利。但查5232号民间借贷案中董某的起诉主张及庭审陈述，其均明确在该案中系主张其与郑敦木截至2014年5月29日结算时郑敦木尚欠的借款，并未包括本案汇款；董某在该案的陈述中，也从未称2014年6月这2000万元汇款系其出借给郑敦木的款项，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中包括这2000万元，系因郑敦木提出要求董某提供完整的其与郑敦木的银行流水，法院要求董某提供，而非董某主动提供并据此主张权利。因此石狮市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并未审理本案诉争2000万元汇款的性质，也不存在董某在该案中已经作为其出借款主张权利，本案中董伦贤又以该汇款凭证重复主张的问题。本案中，董某已本人到庭明确说明，2014年6月6日、6月9日—10日董某转账给郑敦木总共1700万元及转账给担保人陈若茂300万元款项，系受董伦贤委托所汇，系董伦贤出借给郑敦木的款项。结合《借款合同（借据）》第5条的“借款人或者借款单位在本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即为借款人已经收到借款”的约定，按照一般生活常理，郑敦木作为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若未收到该借款，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并放任该《借款合同（借据）》长期继续保存在董伦贤手中，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董伦贤已经履行了2000万元的出借义务。 2.关于郑敦木所借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郑敦木系上市公司长港敦信公司的股东，且董某在陈述郑敦木的借款用途时也明确提到郑敦木因公司经营、护盘等需要借款，董伦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出借款项时，蔡碧玉对该借款知情或者同意等，其主张本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3.关于140万元律师费问题，虽《借款合同（借据）》有约定郑敦木逾期付款，应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律师费，但因本案董伦贤并未实际支付该律师费，且该律师费金额也明显过高，超出了合理范围，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董伦贤与郑敦木之间的借贷关系，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因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偿还时间，董伦贤有权随时向郑敦木主张权利要求偿还，并在郑敦木未及时偿还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未有证据证明郑敦木或者担保人在收到借款后有支付过利息或者偿还过本金，郑敦木应及时偿还借款，并支付从实际收到借款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4.5%，明显高于司法解释规定上限，董伦贤自愿调整为按照月利率2%计息，可予以支持。郑敦迁、陈若茂、敦信纸业公司自愿为郑敦木的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对郑敦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依法向郑敦木追偿。董伦贤对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董伦贤主张本案郑敦木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借款高达2000万元，显然超出了一般家庭生活所需，董伦贤未能举证证明郑敦木配偶蔡碧玉对该借款知情或者同意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予以偿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本案债务系共同债务，要求蔡碧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应予驳回。董伦贤提出要求各被告承担因本案诉讼约定支出的律师费140万元，该损失尚未实际发生且明显约定过高，对该请求也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郑敦木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董伦贤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其中7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1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1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郑敦迁、敦信纸业公司、陈若茂应对郑敦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郑敦木追偿；三、驳回董伦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郑敦木提出如下异议：（1）郑敦木于2014年6月6日收到董某转账两笔合计700万元、于2014年6月10日收到董某转账三笔合计1000万元，均系郑敦木与董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原判认定上述款项系“董伦贤通过董某”支付，是错误的。（2）2014年6月9日董某汇给陈若茂的两笔合计300万元，是董某与陈若茂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故2014年6月10日借款合同项下的1300万元其仅收到1000万元。（3）原判认定“郑敦木未偿还借款本息”有误，郑敦木与董某之间有众多款项往来，很多款项混同，如果双方不进行总账核对，是无法逐一确定每笔借款有无还本付息的。郑敦木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董伦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1.案涉两张《借款合同（借据）》中除借款金额、月利率、借款时间及落款处签名盖章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合同第一句均为“因经营需要，今向董伦贤先生（身份证号……）借款人民币……”。 2.二审中，郑敦木称，董某之所以要以董伦贤作为借款人，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因为在之前董某向石狮市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中，如果对总账，则借款本金都拿不回来，故董某撤诉了，再以董伦贤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以规避此前郑敦木已支付大额利息和本金的法律障碍。 对此，董伦贤称，根据郑敦木与董某在之前的案件中提供的账目往来，董某自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12月4日汇至郑敦木个人账户的款项高达1.6亿元，而郑敦木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1月19日共转给董某9000多万元，故郑敦木所还款项连本金都不够，何来高额利息一说，而董伦贤起诉郑敦木的另案中，双方约定利率月4.5%，郑敦木也没有支付，故郑敦木上述说法不能成立。 3.二审中，郑敦木主张，其有偿还本案借款，但无法一一具体指出哪一笔是偿还本案借款，其上诉状中称其“自借款后支付讼争2000万元每月高达100万元利息均通过银行转账至董某名下”是指本案借款后，其每月均有支付不固定金额的款项给董某，如果本案要依法解决，必须让董某与其对总账；现董某以董伦贤的名义单独拿出2000万元来提起本案诉讼，那么郑敦木在本案借条出具之后每月支付给董某的款项里也要拆出100多万元作为本案还款。 对此，董伦贤称，郑敦木连董某的款项都没有还清楚，不可能通过董某还款给董伦贤。 4.对于陈若茂收到的300万元，董伦贤二审中称，陈若茂是郑敦木的两家公司即长港敦信公司和敦信纸业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是本案借款的担保人，汇给陈若茂的300万元款项是2014年6月9日汇的，借款合同是2014年6月10日签署的，合同上载明“借款人或借款单位在本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即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其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郑敦木已收到全部款项。 对此，郑敦木认可陈若茂是其两家公司的财务人员，但认为，陈若茂与董伦贤和董某之间还涉及其他诉讼，其中（2015）狮民初字第553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认定董某于2014年12月11日借款给陈若茂300万元，虽与本案300万元不属同一笔款项，但说明陈若茂与董某之间本来就有经济往来，因此不能认定2014年6月9日汇给陈若茂的300万元就是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 5.一审中，郑敦木提交了5232号案件的民事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董某提交的证据清单和银行流水、法庭审理笔录、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本案2000万元款项在5232号案件中董某已进行了举证，确认该2000万元借款是郑敦木与董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上述证据的主要内容是：董某起诉请求郑敦木偿还其借款1150万元及相应利息，敦信纸业公司、郑敦迁、陈若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是，郑敦木与长港敦信公司因经营需要于2013年8月起陆续向其借款多笔，截止2014年5月29日共结欠其3350万元并出具对账单，后偿还了2200万元，尚欠本金1150万元。后董某变更诉讼请求为郑敦木偿还其借款本金13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并支付其律师费1万元等，理由是2014年5月29日结欠3350万元后偿还了2000万元，尚欠1350万元等。郑敦木答辩称，已结算的3350万元均是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其已超额还清借款本息等。董某在该案庭审中提交了其向郑敦木、陈若茂等人转账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并称，“2014.5.29后的还款中的一部分是偿还对账单的本息，另一部分偿还的是2014.5.29之后新的借款”“（原告与四被告之间是）借贷关系，我方有借钱给郑敦木”“（2014.5.29--2014.7.15）被告偿还的款项有还本案的讼争款项，还有偿还新的借款，无法分清，对新的借款有书面借据可以证实，但没有提供”。郑敦木对董某提交的转账凭证质证称，2014年5月29日之后的汇款分四部分：一是董灿煌汇郑敦木款项，二是董某汇陈若茂款项，三是龚彬汇陈若茂款项，四是“董某汇郑敦木部分的转账，是原被告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告敦信公司向原告以承兑汇票贴现的经济往来，原告收到汇票后，将兑换贴现的款项转入被告郑敦木账户，均无关联性”。 董伦贤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笔录中体现郑敦木陈述5月29日结算之后的款项是其他经济往来，本案中董某已出具说明确认2000万元是其代董伦贤所汇。 郑敦木上诉主张，上述证据表明，5232号案件中董某已明确表示其与郑敦木之间是借贷关系，并未陈述是受托支付第三人出借款项，董某认为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7月15日期间双方尚有新的借贷发生，而本案2000万元即发生于该时间段，说明2000万元借贷如果存在的话，出借人只能是董某，否则董某不可能将他人支付给郑敦木的巨额款项拿到该案举证并陈述有新的借款事实。因此，按照逻辑推断，除非董某在5232号案件中明确表示该2000万元系代第三方支付，否则即应推定该款为董某与郑敦木之间的经济往来。 8.一审中，董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董伦贤通过陈某认识郑敦木，董某与董伦贤之间经常有经济往来，董伦贤有告诉其要借给郑敦木2000万元，当天刚好其也要给董伦贤一笔钱，董伦贤就让其从其卡里借给郑敦木，为何借钱其不清楚；其与郑敦木2014年5月29日对账后还有借给郑敦木很多钱，尚欠多少具体不清楚，郑敦木还款后都把借条收回去等。在一审庭审中，长港敦信公司称，本案2014年6月6日的200万元来源于陈某而非董伦贤。后法官询问董某2014年6月6日700万元中的200万元是否陈某给董某的？董某答：陈某的弟弟转了200万元到董某卡上，要和董伦贤的钱一起汇给郑敦木。 一审庭审后法院对董伦贤、陈某分别作了《调查笔录》，两份笔录记载的时间均为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被调查人为董伦贤的《调查笔录》中，记载“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延禄，福建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并在“龚延禄”下方记载“董某，系董伦贤叔叔”。在该笔录中，法官询问了董伦贤借款情况，董伦贤称：“（借款来源）个人所有，我有2000多万在我五叔那。”法官询问董某：“你确定当时也是受董伦贤委托汇这笔钱，不是你个人借的？”董某答：“这笔款是侄子委托我付款的。”在被调查人为陈某的《调查笔录》中，法官问：“陈某，你今天到庭何事？”陈某答：“之前法庭通过董某通知我，请我到庭来配合调查一些相关事实。”并称，其不清楚郑敦木与董某、董伦贤的经济往来，董某曾告知其，要借钱给郑敦木，问其是否参与，其说有200万元，并委托其弟弟汇给了董某指定的账户，这钱是其借给董某的，其与郑敦木没有个人借款关系，这200万元后来董某在香港还给其了。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出借人是否董伦贤、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是否已足额支付、郑敦木有无偿还借款本息，以及原审法院是否存在调查取证违法和管辖错误之程序问题。 首先，关于出借人是否董伦贤问题 其一，本案两份《借款合同（借据）》上明确打印了“向董伦贤先生借款”，可见郑敦木在签署借条时对出借人是董伦贤已明确知悉。其二，涉案款项虽从董某账户汇出，但董某已认可该款项的权利属于董伦贤，而董伦贤与董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郑敦木无关。其三，郑敦木主张其与董某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应将本案借款与董某的其他款项一并对账，才能对款项偿还情况作出准确认定，故本案将借款人认定为董伦贤损害了其合法利益。但是，无论郑敦木与董某、董伦贤之间有多少款项往来，其每一次借款均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均有权就每一份借款合同单独主张权利，郑敦木对其偿还董某或董伦贤借款情况依法负有举证责任，若其确有通过董某偿还本案借款，可对此予以举证，况且，若其确有多偿还董某款项，亦可另案向董某主张。故本案认定出借人为董伦贤并未损害郑敦木的合法权益。其四，郑敦木主张523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出借人是董某，但从其一审中提交的5232号案件的相关材料看，该案中董某诉请的是2014年5月29日结算之前郑敦木向其所借款项尚未偿还部分，而本案借款发生于该结算日期之后，董某在该案中提交银行流水是用于证明其诉讼请求所涉借款、还款情况，庭审中其虽提及2014年5月29日之后双方还有新的借款，但董某并未明确其所称的新借款究竟对应的是哪一笔款项，故郑敦木所提交的5232号案件的相关材料不足以证明本案2000万元款项出借人为董某。郑敦木上诉称“除非董某在5232号案件中明确表示该2000万元系代第三方支付，否则即应推定该款为董某与郑敦木之间的经济往来”缺乏依据。 其次，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本案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了月利率约定过高外，其余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郑敦木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董伦贤系职业放贷人，故其以职业放贷为由主张本案借款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款项是否已足额支付问题 董伦贤已提交证据证明2014年6月6日、6月10日从董某账户转账给郑敦木1700万元，2014年6月9日从董某账户转账给陈若茂300万元，合计2000万元。郑敦木虽主张汇给陈若茂的300万元系陈若茂与董某的其他经济往来，但对此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而陈若茂在本案中亦未主张该款为其与董某的其他款项往来。结合陈若茂系郑敦木两家公司的财务人员，该300万元款项发生于本案第二份借款合同出具之前，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在合同上签名即为其已收到借款等事实，原判认定郑敦木已收到2000万元借款并无不当。 第四，关于郑敦木是否已偿还部分借款本息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郑敦木对其主张的还款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未能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第五、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调查取证违法和管辖错误的程序问题 其一，原审法院为了查清本案事实于庭审后对董伦贤、董某、陈某作了调查笔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中陈某的调查笔录内容并未成为原判认定事实的依据，董某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其此前在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时的陈述一致，故调查时虽存在董伦贤回答问题时董某在场、郑敦木未在场之情况，但不影响郑敦木的合法权利。调查笔录中存在的其他瑕疵，如将董某列于董伦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下方（易让人误解为董某系董伦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两份笔录记载的制作时间为同一时间等，均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本院对郑敦木关于原审法院调查取证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其二，本案受理于2017年8月11日，董伦贤起诉请求郑敦木偿还其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1520万元），并支付其律师费140万元，其诉讼请求的金额已超过3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一条规定，对于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福建省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故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郑敦木上诉主张利息不应纳入诉讼标的总额以确定管辖法院，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郑敦迁、陈若茂二人未提起上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其主张的其无须承担担保责任问题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郑敦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825元，由上诉人郑敦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念保源 代理审判员  许舒可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真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