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19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霍州市鼓楼办鼓楼北街。   法定代表人：李某，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某、韩某，山西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米某，男，汉族，1972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霍州市华隆小区1号楼2单元204室。   再审申请人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米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新证据一：华怡地产公司与霍州市西张村村委会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该份新证据表明，华隆小区系西张村村委委托华怡地产公司进行施工建设及管理，且装修室内工程是由华怡房地产公司进行，华怡地产公司委派张某为工地负责人，负责工地组织及协调全面工作。证人张某作为华怡地产公司委派到华隆小区的工地负责人，关于华隆小区项目其一直代表的是华怡地产公司，与再审申请人无关。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将证人张某的结算签字行为认定为再审申请人的行为，系认定严重错误。该份新证据可证明，证人张某在欠款明细表上的签字是其代表华怡地产公司进行的确认行为，且该份证据与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被申请人在一审开庭陈述相一致。所以，该份新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所主张的欠款与再审申请人无关。新证据二：霍州市华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华兴物业公司出具收据一份。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认可其收取了华隆小区业主的天然气壁挂炉安装费用，并称其收取该笔费用是代理行为，并将上述款项交给了华怡房地产公司，但再审申请人并未提供华怡房地产公司委托其收取该笔费用及将该笔费用转给华怡房地产公司的相关证据，再审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该份华怡房地产公司向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已将其代华怡房地产公司收取的华隆小区120户业主的配套费，其中包含水、电、天然气、壁挂炉、保证金等共计1586160元整，全部支付给了华怡房地产公司，再审申请人向业主收取该笔款项的行为确系代理行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安装天然气壁挂炉的欠款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米某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缺乏证据支撑，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欠款系霍州市华怡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华怡公司）与被申请人米某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申请人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华兴公司）无关，申请人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一）本案一审程序中，被申请人明确表示其知晓且自认涉案安装天然气壁挂炉的合同相对方为华怡公司，然而二审判决却不顾一审程序中被申请人自认对己不利的事实，妄图掩盖本案客观事实真相。首先，在一审阶段的第一次庭审以及二审庭审中，被申请人均明确表示在结算单高仰天签字前面的“华怡一中工地会计”是其亲自添加，被申请人其主观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向华怡公司催款对账，该表述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均有明确记载。其次，在庭审中被申请人自述华怡公司用华隆小区房屋及配套费用抵顶其安装费共计246180元的事实。因此，基于在标的房屋出售前其所有权应当归属于房地产公司的法律事实，华怡公司以房抵债的行为明显属于其自身的付款行为，与华兴公司无关。综上两点，足以证明被申请人自认其安装施工是与华怡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申请人显然不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然而二审判决却不顾上述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对被申请人在庭审过程中所做的对己不利的陈述只字不提，意在掩饰本案的客观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被申请人依据收款收据认定安装壁挂炉的合同主体系申请人，证据不足，申请人向业主收取的天然气锅炉安装费用系代华怡公司收取的代收行为。第一，收据不是合法的收款凭证，不等同于发票，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收据记载的收支款项不能作为成本、费用或收入，只能作为往来款项的凭证。申请人提交的诸份收据形成于2013年、2014年间，加盖的印章是“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这份证据仅仅可以证明华兴公司收取了业主的相关费用，但是否就是华兴公司实际收取的，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二、天然气锅炉的安装费用，申请人仅仅是充当了代收费用的角色，实则是由华怡公司实际控制。需要说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华隆小区的物业并非是由申请人华兴公司来管理，其建立初期一直是由华怡公司管理。华怡公司会计高仰天、项目部经理张某，华怡公司原始记账凭证，以及华怡公司以房抵顶安装费用的事实都可以证实收据中所列款项都进入了华怡公司账目，由华怡公司实际控制使用。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明细分类帐账页，其强调的“代付房款及配套费”，代付这一表述仅仅是对以房屋顶抵欠款的一种说法，并不能说明是由申请人向华怡公司支付此笔款项。该账页有高仰天的说明，“此页为华隆小区项目部往来应付账款米某名下的账页复印件”这足以证明华怡公司对该笔款项的实际控制。（三）安装天然气壁挂炉的合同，从其订立、履行和安装费用的催收，其合同主体一直都是被申请人与华怡公司双方，与申请人无关。1、配套天然气壁挂炉属于开发商华怡公司的合同义务，与被申请人订立安装合同的是华怡公司。被申请人与张竹林口头协议关于安装天然气壁挂炉的事项，2013年至2014年间，当时的张竹林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华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并不能当然认为被申请人是与其任一方订立的合同。二审法院仅仅以业务前后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及由被申请人提供的与申请人存在劳动争议的证人作出的证人证言，就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房地产公司与项目的物业公司关联情况，断然定性两公司属于关联公司，缺乏证据依据。根据工商登记档案可以明确，两公司均是有限公司，其股东组成和经营范围均不相同，如若混淆两公司偿还欠款的责任，将侵犯华兴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出卖人承诺与该房屋正常使用直接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在交房时具备接通条件；并且，初期华隆小区设计采暖方式为集中供热的地暖，在无法接入集中供暖管道后才进行天然气壁挂炉的安装，目的是给房屋供暖。由此可见，供暖设施是华怡公司的施工范围，即安装天然气壁挂炉属于华怡公司的合同义务。相反，《华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明确了物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物业公司仅有权收取采暖费及住房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装备专项维修基金。安装天然气壁挂炉并非申请人华兴公司的服务范围。此外，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张某（同时作为华怡公司和华兴公司的股东）证言明确表示被申请人的安装项目一直与开发公司打交道，与华兴公司无关。故此，张竹林有且仅有是代表华怡公司与被申请人洽谈安装天然气壁挂炉合同，该合同的订立主体是华怡公司。华兴公司既非配套天然气壁挂炉合同的义务主体，又非安装费用收取的权利主体。2、被申请人其合同相对方的主体为华怡公司。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高仰天系华怡公司的会计，张某在安装费用结算单上的签字亦是以华怡地产项目部经理的身份作出的。在一审庭审中，高仰天与张某出庭作证，称其所代表的是华怡公司的行为，安装壁挂炉一直是与开发公司打交道，与华兴公司无关。在华怡公司工程部（华隆小区）工资发放表中有二人从华怡公司领取工资的记录，并有其亲笔签名。但在被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华隆物业工资发放表中显示，领取工资的员工中并没有高仰天和张某。被申请人试图提供证人证言证明高仰天是华兴公司的会计，但其诸位证人均是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争议，利益关系处于冲突状态的利害关系人，证言的客观性无法保障，依法不能作为认定高仰天是申请人会计的依据。综述，高仰天以华怡公司会计的身份，张某以华怡公司华隆工地项目部经理身份作出的对账行为与华兴公司无关，华兴公司非本案的适格被告。3、华怡公司一直履行给付安装费用的义务，安装费用欠款归属于华怡公司。首先，在一审过程中，对于前期安装费用的给付事实，前期预付的15万、67300元都是由高仰天支付，并用一套房屋顶抵欠款246800元（2018年8月15日一审庭审笔录P17-18）双方达成一致。被申请人安装壁挂炉是对合同的履行，华怡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也证明安装费用的给付义务一直以来都是由开发公司来承担，与华兴公司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其次，被申请人一直向华怡公司主张欠款。被申请人提交的签有高仰天和张某名字的结算单，有其签字人确认是代表华怡公司作出的行为；同时前文所述证据足以证明结算对账行为是华怡公司履约的行为。被申请人提交的明细分类账账页，更是有华怡公司会计高仰天明确说明复印于华怡公司华隆小区项目部往来应付账页米某名下的账页，由此可见，安装费用尚未结算的部分欠款归属于华怡公司，与华兴物业公司无关。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称关于欠款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基于安装壁挂炉的施工合同，其欠款是安装费用尚未结算的部分。安装壁挂炉和收取相关费用是华怡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该合同主体自始至终都不是申请人，被申请人诉请申请人偿还欠款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法院判决审理有违程序公正，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同样是超过举证期限提出的证据采取截然相反的标准，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一审中，申请人依据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情况，认为查明事实需要进行证据调查，众多证据均在华怡公司，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9月10日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未从调查清楚事实的角度出发，申请人提供了反驳证据线索后仍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于次日第二次开庭庭审中告知申请人不予采纳。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认为一审法院不予调取并无不妥。申请人想强调的是，一审法院关于同一问题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标准，有失偏颇。与之相反，在一审阶段第二次庭审中，被申请人提交了两份律师向刘敏和段杏明的调查笔录，证明诉讼时效的经过。且二审法院也采信了该调查笔录，并用于证实被申请人向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催要款项，进而作出被申请人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同样为超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法院作出不同的处理，明显有违程序公正，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诉权。四、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未超出诉讼时效，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被申请人提起诉讼，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依据被申请人提交的结算单显示，其最后一次催款的时间是在2014年9月27日。被申请人于2018年7月5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民事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被申请人提供了律师向刘敏和段杏明两人鲍询问笔录，试图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申请生人认为二人并未出庭作证，调查笔录不具有证明效力。二审法院采纳逾期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本身有违程序公正，且作为证人询问笔录，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仅凭调查笔录并不具证明效力。此外，二审法院以“30余万元欠款，三年之久不予索要不符合生活常理”认定诉讼时效问题，申请人认为是荒诞之举，试问一味以常理来认定事实，置证据与法律规定于何地，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意义何在。由此可见，申请人主张该欠款纠纷己过诉讼时效，被申请人依法丧失胜诉权，于法有据；被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反驳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该欠款己过诉讼时效，支持申请人的主张。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一、二审判决确认的本案基本事实是：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7日，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是张竹林，从2013年开始华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张竹林，张竹林于2018年7月去世，从2014年5月8日起，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2013年到2014年间，原告给霍州市华隆小区部分业主安装了天然气壁挂炉，但是和被告之间没有书面合同，截止2014年1月29日，原告尚有338570元的安装费没有收回。霍州市华兴物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李某、张某、张华泽。张某属于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本案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米某的债权338570元应向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张还是应向华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本院认为，在该买卖业务发生前后，华兴公司和华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张竹林，两公司实为关联公司，再有高仰天2014年9月4日签字、张某2014年9月27日签字的结算单上明确现应付米某338570元。张某是华兴公司的股东之一，华兴公司的工资发放表中制表人是高仰天，可以证明张某与高仰天签字的欠款明细表系代表华兴公司做出，且华兴公司从华隆小区业主处收取天然气壁挂炉费用并出具盖有其财务章的收据，可以证明华兴公司实际收取了天然气壁挂炉费用。华兴公司称其是代华怡公司收取，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再审审查期间，申请人华兴公司所提供的委托协议书和收据不构成新证据。   综上认为，再审申请人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霍州市华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耿转成   审判员 彭志祥   审判员 郭丽娟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冯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