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9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军，男，198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楠，女，系邓军之姐。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女，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楠，系邓军之姐。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德英，女，196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行，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怀云，男，194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菊，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文，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琴，女，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军，男，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敏，女，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远美，女，198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前述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理化街上。法定代表人：熊钦，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杨林，副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大方县理化乡司法所司法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519号。法定代表人：陈文相，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啟贤，贵州良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法定代表人：郗天银，系村委会主任。上诉人邓军、杨艳、黄德英与被上诉人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理化乡政府）、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村委会）生命权纠纷一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521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邓军、杨艳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05民终29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0521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邓军、杨艳、黄德英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军、杨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故发生是因变压器脚用“花胶子”摊位所导致,该摊位的实际经营者、使用者及受益者均是黄德英,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责任的承担,应由“花胶子”摊位经营者及使用人黄德英承担侵权责任,与邓军、杨艳无关。黄德英作为本案所涉“花胶子”摊位的实际经营者和受益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邓军所使用的摊位是位于现场三个摊位的中间用红色伞搭建,黄德英摊位是位于变压器脚用花胶子搭建。2017年2月5日,黄德英想在花坡街上摆摊,因其爱人不在,一个人难以用花胶子搭建摊位,就请邓军等多人帮忙搭建,邓军基于与黄德英系亲戚、堂嫂关系,便帮忙搭建花胶子摊位,全程黄德英均在场指导一起搭建,所以可以得知邓军的搭建行为,系属于帮工行为，邓军在帮工过程中并无过错。邓军帮忙将三个角分别拴在电杆上、路牌上以及树上,另一角由案外人李清平拴在烤烟房烟囱出口的砖柱上,孙远奎、李立、李清祥、李清平等证人证言确认2017年2月6日邓军的摊位并非位于变压器脚而是中间摊位，该摊位早上系用红伞遮阳，红伞系案发前一天晚上黄德英拿出说借给邓军夫妇使用,在本案案发当天下午出事时邓军、杨艳的摊位没有任何遮挡物。此外,2017年12月10日现场图（有知悉涉案事件发生情况的当地村民人证50余人签盖手印并确认）指认时,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的村民小组长李天贵也在场,并认可邓军所经营的摊位并非变压器脚，而是位于中间位置用红伞遮挡阳光。以上证据足以证明邓军并非花胶子摊位的所有人及经营管理人和受益人。一审法院对此并没有展开完全的调查取证，且对此项明确有效的证据不予采用错误。邓军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在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1003号案件中，黄德英在大方县人民法院所作的笔录陈述“我的摊位摆在变压器脚”,结合黄德英与邓军摆摊空地的地理位置以及理化乡派出所民警陈群绪在事故发生当日现场取证拍摄的照片可知,“花胶子”正是与变压器相连位于黄德英摊位处,且现场只有接着变压器的位置更适宜搭建“花胶子”。而且邓军提交的多份当地村民及现场知情人证人证言及指证视频均能证实“花胶子”下的摊位的经营者以及使用者均是黄德英。然后,黄德英本人在使用“花胶子”摊位时,实施了擅自剪断解开越过“花胶子”的第五根固定绳索的加害行为。“花坡节”当天早上,邓军经营的摊位在黄德英的旁边,因邓军家并无任何遮阳的工具,黄德英就将自家的一把红伞借给邓军使用,该把红伞的一端越过“花胶子”,“花胶子”一端绳索与变压器相连,成为固定“花胶子”的第五根线,大约中午11时左右,黄德英将第五根绳索剪断,把原来在邓军上方的红伞移动到自己的“花胶子”下方(这就是为何在中午1点时,证人并未看见上诉人有任何东西遮挡太阳的原因)。在理化乡派出所民警陈群绪取证拍摄的现场照片可见明显的剪断痕迹。本来“花胶子”系由五根绳索固定,原本的受力均衡,由于黄德英擅自剪断绳索打破原来的受力,才最终引发事故并导致王桂珍的死亡。“花胶子”摊位在黄德英实际使用期间有改动,导致本案事故发生,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作为确立责任和责任范围的基础。黄德英剪断绳索的加害行为,导致烤烟房烟囱出口的砖柱脱落,水泥砖砸中王桂珍,最终导致了王桂珍死亡,黄德英的行为与事故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应当由黄德英来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并非是邓军。以上事实均有本案第三人黄德英自认以及证人证言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款“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本案是烤烟房烟囱水泥砖脱落砸中王桂珍发生，烤烟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对烤烟房的质量是否合格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责任。即使塑胶布的一角是拴系在脱落的水泥砖上，若该烤烟房的质量合格不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讲，该烤烟房的水泥砖不可能因为风吹导致绳索将其拉离烤烟房，虽然事发当日受风力影响，但该等风力不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形，至此可以推定烤烟房存在质量问题，依法应由烤烟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涉案烤烟房在事故发生之时已经使用多年，从烤烟房的现场情况可以看出烤烟房年久失修、质量不好，根据烟草公司与长春村委会的举证，不能证明烤烟房质量合格，而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烟草公司与长春村委会承担，烟草公司与长春村委会作为烤烟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应当要对烤烟房烟囱上的水泥砖脱落承担赔偿责任。花坡节属于大型群众集会活动,发生公共安全意外突发事故,长春村委会和理化乡政府作为本次花坡节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第一责任人有不可推脱责任,因其未对活动现场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没有安排相应的医疗救助人员,确保参加活动的人员安全以及发生人身损害等紧急情况下及时采取救助措施,未依法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王桂珍受伤死亡的事实,长春村委会与理化乡政府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死者于2017年2月6日14:00左右受伤,于2017年2月6日16:59才入院治疗，在此期间，长春村委会与理化乡政府作为群众性活动的承办方，未合理安排医疗救助队伍，延误救治时间，具有重大过错。长春村委会与理化乡政府是群众集会活动组织、管理者，是本案意外事故发生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邓军、杨艳对事故发生并无过错，将连接塑料布的绳子系在砖柱上的行为并不是邓军，邓军是基于与黄德英是亲戚、堂嫂关系，于2017年2月5日（事发前一天）参与帮忙黄德英搭建花胶子摊位，系帮工行为，2017年2月6日（事发当天），位于现场变压器脚下用花胶子搭建摊位的实际经营者和受益人均是黄德英，邓军杨艳并没有使用，再加之2017年2月6日黄德英实施剪断解开越过“花胶子”的第五根固定绳索的加害行为，邓军的行为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黄德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由邓军、杨艳及理化政府赔偿被上诉人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所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军、杨艳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推定上诉人黄德英系塑料布摊位使用者，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定的证据规则。本案已采纳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塑料布摊位使用者为邓军与杨艳。在理化乡派出所对邓军所作的笔录中，邓军陈述：“发生的，有个老人被砖砸伤了，说是我的花胶子套人倒去，是我们搭的棚的花胶子……我家就在那里做生意，我是拴遮太阳的”，庭审时，邓军以其在作笔录上紧张为由，认为前述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前述证据予以采纳，再结合李清祥所作证言，充分证明以下事实：邓军与杨艳系塑料布摊位使用者，且邓军邀请李清祥帮忙搭建，并将绳子一头拴在烤烟房烟囱出气口上。原审判决任意对案件事实进行推定，其推定黄德英系塑料布摊位使用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关于塑料布摊位使用人问题，原审判决以邓军、杨艳与黄德英双方陈述及所提供证据相互冲突及难以确定证据证明力大小为由，从而推定塑料布摊位系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共同使用，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定的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中，原审原告孙怀远等人及上诉人黄德英所举证据充分证明了塑料布摊位使用者为邓军与杨艳，尤其是理化派出所对邓军所作笔录以及李清祥、邓贵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方的规定，邓军并未提供足够的依据否定前述证据，因此，理化派出所对邓军所作笔录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应予确认，那么，本案争议事实实则是明确的，塑料布摊位的使用者就是邓军与杨艳。但是，原审判决任意对案件事实进行推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确定的证据规则。二、原审判决推定黄德英系塑料布摊位使用者明显违背常理。根据证人邓贵的证言，本案中红伞系其接受黄德英的委托运至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邓军未对此事实予以否认，其所托运红伞即上诉人黄德英与邓军所争议的红伞。邓军主张其是用红伞摆摊，但是其并未证明其委托上诉人黄德英联系邓贵托运红伞。上诉人黄德英在已有红伞的情况下，怎么还会将红伞让与邓军摆摊，而自己再大费周章地委托邓军联系他人为自己搭建塑料布摊位。邓军正是为了摆摊，方才向上诉人黄德英家借塑料布，并请李清祥等人搭建。因此，原审判决推定黄德英是塑料片摊位使用者明显违背常理。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绳子的一端，使塑料布张力扩大，是导致砖块拉落并致王桂珍死亡的原因，无证据证明，采纳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前述事实无证据证明，且不符常理。本案中，案争塑料布摊位上是否有绳子横跨，即使有，该绳子如何分布，长度如何，且是否会影响塑料布张力，进而导致塑料布张力扩大拉落砖块这些事实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根据理化乡派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及证人证言，可以清晰看出塑料布上并没有绳子。除此，对于上诉人黄德英，其没理由无端无故解开他人摊位上的绳子。（二）原审判决对邓军、杨艳关于证明上诉人黄德英在经营过程中解开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红伞移动至塑料布下面经营的证明内容予以确认，采纳证据错误。第一、原审判决并未明确所采纳证据的名称，亦或是对于邓军提交的证据，采取部分采纳部分不采纳的态度，但其又明确一审法院对邓军、杨艳及黄德英关于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的意见均不予以采纳，可知，一审判决关于证据的采纳，前后矛盾。第二、本案一审时，邓军、杨艳提交了杨静证人证言以及视频，旨在证明上诉人黄德英解开第五根固定绳索，导致事故发生。庭审质证时，其余诉讼当事人均对该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审判决对邓军、杨艳关于证明上诉人黄德英在经营过程中解开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红伞移动至塑料布下面经营的证明内容予以确认，实则就是对前述证据予以确认，但并未陈述采纳的理由。但是，前述证据存在剪辑，未出示原始载体，真实性难以确定，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存有疑点。同时，该证据内容并不能反映出上诉人黄德英在经营过程中解开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该第五根绳子是否就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横跨在塑料布上的那根绳子。仍未可知，因此，前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从证据种类而言，视听资料是与案件事实发生过程“同步”制作的，以动态的声音或图像直接客观第反映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案件事实发生后所制作的录音或录像并不属于视听资料。前述证据中对包括黄德英之子邓旭等人的录音录像属于证人证言，只是其以录音或者录像这种形式予承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否则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因此，原审判决采纳前述证据明显错误。四、人民法院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但是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且原审原告孙怀远等并未诉请要求上诉人黄德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一审时也未向法院申请追加上诉人黄德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原审法院竟追加上诉人黄德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实则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程序错误。五、如前所述，上诉人黄德英并非塑料布摊位使用者，其根本不存在解开横跨塑料布绳子等行为，其对王桂珍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并不构成侵权，因此，其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应由塑料布摊位搭建者、使用者邓军、杨艳与活动组织者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承担。被上人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统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邓军、杨艳、黄德英承担责任正确，但判决乡政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责任比例偏低。二、本案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三、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三上诉人承担482291.28元，经执行该三人不能赔偿的部分，由乡政府赔偿。烟草公司答辩称，对黄德英上诉不发表意见。关于邓军、杨艳上诉，烟草公司不是涉案烤烟房的修建方和业主方，原审判决烟草公司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涉案烤房是经乡政府提出申请，烟草公司补贴资金，村委会组织修建烤房，2012年12月烤房竣工之后，乡政府与村委会三方签订烟叶生产移交书明确烤房权属属于村委会，烤房是经过验收合格的，没有质量问题，村委会在资产移交书上签字盖章确认产权移交事实及质量合格事实，烤房产权从移交后已经属于长春村委会，烤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事故由村委会负责，涉案烤房由村委会申请，烟草公司只是补贴资金。涉案烤房使用者是长春村委会，因此，烟草公司与本案没有主体关联。本案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本案不是质量不合法造成，而是上诉人邓军、杨艳人为行为造成，不属于天灾，必须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理化乡政府统一答辩称，不是侵权行为直接责任人；乡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邓军、杨艳就黄德英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涉及到邓军、杨艳部分不成立，虽然在派出所时，邓军陈述对于自己不利部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证据规则第七十四条规定，不能形成自认。一审时，邓军陈述过受理化乡政府政法委书记的威胁。黄德英就邓军、杨艳的上诉请求答辩称，邓军、杨艳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长春村委会未答辩。一审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28168.02元，其中，将王桂珍遗体运送回家安葬的运尸体费588.00元、冰棺租赁费1000.00元、冷冻器租金280.00元、救护车费400.00元、医疗费42108.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0元、护理费2370.92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532.14元、丧葬费23733.00元、死亡赔偿金294955.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在重审过程中，原告变更护理费为2656.8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6199.20元、丧葬费为29199元、死亡赔偿金为348960元，共计赔偿总额为482291.28元。一审查明，理化乡政府根据该乡属于苗族彝族乡的具体情况，在长春村委会的配合下，于2016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在长春村白营组举办苗族传统节日跳花坡，并将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确定为一年一度的长春白营花坡节。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以【2017】4号《理化苗族彝族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同意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10000.00元。同年1月24日，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以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为由出具借款单，并经理化乡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签字后借款10000.00元，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2017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如期举行。同年2月5日下午，邓军、黄德英为了第二天花坡节摆摊经营，由黄德英提供一张塑料布搭棚用作摊位遮挡太阳，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搭建，李清平用绳子一端连接塑料布的一角，另一端固定在烟草公司投资修建而产权属于长春村委会的烤房烟囱出口处、用于支撑烟囱盖板的四个砖柱中的一个砖柱上，该砖柱的作用在于支撑烟囱上方的盖板。该塑料布的其余三角由邓军分别用绳子固定在电杆、路牌及树子上，并用一根绳子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的张力。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黄德英、杨艳均在塑料布搭建的帐篷下摆摊经营，邓军摆好经营物品后忙于他事，由其妻杨艳具体负责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其使用四脚红伞移至塑料布之下用于遮挡阳光。当日中午一点半左右，由于风力较大，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摆动形成的拉力将作为固定物的烟囱砖柱上的砖块拉脱，砸中经过此处的王桂珍和李浪，其中王桂珍被砸伤倒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知道情况后，及时将王桂珍扶起，电话向理化派出所领导汇报的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赶到后将王桂珍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后，于2017年2月6日16时59分入住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王桂珍所受损伤诊断为：1、特重度颅脑损伤：（1）右侧额部硬膜外血肿；（2）两侧额叶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面颅骨多发骨折；（5）考虑副鼻窦积液；（6）两侧眼眶积气；2、右下肺挫伤；3、C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4、失血性休克；5、代谢性酸中毒。2017年2月14日1时，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王桂珍家属支付了“120”出诊费400.00元、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和住院费42108.28元、王桂珍死亡后运送尸体回家的运输费用588.00元和租用冰棺等费用。王桂珍系孙怀云之妻，系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之母，出生于1949年2月8日，2017年2月14日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王桂珍死亡后，各方就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是：一、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二、邓军请李清平帮忙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还是黄德英；三、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四、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支持；五、赔偿义务人及赔偿比例应如何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的问题。2016年第一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为长春村委会、协办单位为大方县红平农牧业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但实际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长春村委会配合，活动经费由理化乡政府出资，由理化乡政府安排相关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邀请了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2017年2月6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虽然仍为长春村委会，理化乡政府亦提供了《理化乡长春村第二届苗族跳花节活动方案》，该方案载明活动经费由群众自筹，但该方案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由理化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找长春村委会负责人加盖公章，活动经费是由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根据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党政联席会议的安排，从县拨文化经费中暂借，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活动当天由理化派出所安排警力维持秩序，长春村委会在诉讼过程中强调村委无能力组织这种大型活动，故可以推定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而不是长春村委会。二、关于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助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还是黄德英的问题。本案在诉讼过程中，邓军对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搭建过程的陈述与事故发生后其在理化派出所陈述一致，并有参与搭建的证人证言佐证。但是，关于所搭建塑料布的使用人问题，邓军、杨艳的陈述与黄德英的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内容互相冲突，完全相反，且难以确定证明力大小，而邓军、杨艳的证人中，杨艳之妹杨静证明在经营过程中，其曾参与将杨艳使用的红伞移动到黄德英经营的摊位。因此，应推定遮挡太阳的塑料布系黄德英提供，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搭建，该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系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共同使用。一审法院对邓军、杨艳及黄德英关于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三、关于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的问题。王桂珍受伤后，由“120”救护车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自2017年2月6日16时13分门诊检查后于16时59分转入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到14日凌晨1时0分死亡。根据病历记载，王桂珍入院时呈深度昏迷、呼吸急促、双侧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四肢冰凉，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按照医疗规程对其进行抢救治疗，至2月14日零时30分王桂珍心率、血压下降，经抢救无效后于1时0分死亡。从该病历记录可以看出，王桂珍自入院到死亡期间，一直在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持续治疗，病历亦未记载该期间王桂珍未患有其他致命性疾病或者存在其他伤害情况，因此，应当确认王桂珍系因被事发地烤房烟囱出口处坠落的水泥砖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邓军、杨艳关于王桂珍死亡后未进行尸检，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死亡原因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支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赔偿王桂珍死亡造成的相关费用的主张予以支持。王桂珍被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王桂珍受伤住院期间，共计产生治疗费用42108.28元，有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发票、住院病历依据相互佐证，该项损失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的规定，王桂珍实际住院8天，原告未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对该项损失应比照2017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8568元/年÷365日/年×8日=845.33元，对原告要求按照2016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桂珍住院期间治疗机构未出具要求两人护理的证明，且王桂珍自入院至死亡期间一直在重症医学科治疗，对原告要求赔偿王桂珍住院期间两人的护理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桂珍受伤实际住院时间为8天，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为800.00元。4.死亡赔偿金。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王桂珍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比照2017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为8869元/年×12年=106428元，受害人王桂珍系农村居民，对原告主张该项费用以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丧葬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原告要求赔偿王桂珍死亡的丧葬费29199.00元，没有超过2017年贵州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795.00元的标准，对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6.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以2016年贵州省农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按6人误工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按照国家倡导的丧事从简原则，办理丧葬事宜的时间以3天计算较为适宜，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时间以7天计算的主张不予支持。故该项费用计算为53874.00元/年÷365天/年×3天×6人=2656.80元。7.救护车费及运尸费。王桂珍受伤后，“120”救护车急救收取的费用400.00元、王桂珍死亡后其家属将尸体运回家安葬支付了运送费588.00元，共计988.00元，属于因王桂珍受伤、死亡产生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8.冰棺及冷冻器租金。该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用的范围内，原告要求赔偿该项损失的主张属于重复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9.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王桂珍的死亡必然会对其近亲属即7原告造成一定精神损害，但原告要求赔偿500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0.00元。综上，原告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45.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106428.00元、丧葬费29199.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656.80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共计203025.41元。五、赔偿义务人及赔偿比例应如何确定的问题。理化乡政府作为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对花坡节活动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管理和防范，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导致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分别经营的摊位共同使用的塑料布连接烟囱砖柱的一角因风力将砖块拉脱落将王桂珍砸伤抢救无效死亡，理化乡政府的过错行为是导致该损害事实发生的一个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理化乡政府应当对王桂珍遭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邓军、杨艳夫妇作为使用塑料布遮挡太阳摊位的经营者之一，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将遮挡太阳的塑料布一角用绳子系在烤房烟囱砖柱上，因疏忽大意而未预见风力导致连接塑料布的绳子拉力过大而将砖柱的砖块拉脱落的危险，是导致砖块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又一原因。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绳子一端，使塑料布的张力扩大，是导致固定在烤房砖柱上的绳子将砖柱砖块拉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再一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邓军和黄德英应分别对将连接塑料布的绳子系在砖柱上的过错行为和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绳子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邓军、杨艳夫妇及黄德英作为使用塑料布遮挡太阳的摊位经营者及受益人，对塑料布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排查和防范，是导致砖块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第四个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到合理限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的规定，邓军、杨艳夫妇及黄德英应当对王桂珍因烤房烟囱砖块脱落砸伤致死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对王桂珍造成的损害，理化乡政府，邓军、杨艳及黄德英的行为均存在过错。其中，邓军存在请李清平等人帮忙将连接塑料布的绳子系在烤房烟囱砖柱上和与杨艳经营使用塑料布摊位而疏于对安全隐患排查防范的双重过错，黄德英存在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绳子和经营使用塑料布摊位而疏于对安全隐患排查防范的双重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本案中理化乡政府、邓军和杨艳及黄德英行为的过错程度，可酌情由理化乡政府承担20%的管理责任为40605.08元（203025.41元×20%），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分别承担40%的责任为81210.16元（203025.41元×40%）。烟草公司作为烟囱砖块脱落的烤房的修建者，该烤房修建竣工经验收合格后移交给长春村委会管理使用多年，烟草公司及长春村委会分别作为烤房的修建者和管理者，所修建的烤房本身并无质量问题，管理者也不存在过错，对本案中王桂珍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对原告请求烟草公司及长春村委会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40605.08元；二、被告邓军、杨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81210.16元；三、第三人黄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81210.16元；四、驳回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负担241元，被告邓军、杨艳共同负担482元，第三人黄德英负担482元。二审中，上诉人邓军、杨艳新提交的证据有：视频光盘一张。证明：1、组织者没有尽到管理责任；2、派出所没有尽到公正处理的责任；3、塑料布的使用人。被上诉人孙怀云等人一方质证认为，1、对于塑料布是谁使用无法证明，请求法院综合证据材料予以认定。该证据是上诉人代理人走访进行调查记录，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请求法院裁决。2、本案应当全部由组织者政府承担责任。烟草公司质证认为，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孙怀云等人一方意见。理化乡政府质证认为，不予采纳；对于组织者，无法证明乡政府如何组织，组织了何种活动，请求法院认定。黄德英质证认为，首先，该视频不属于新证据；其次，该证据不合法，部分证据是村民拍摄，无法核实，该视频存在偷拍诱导、争执等情况，视频中相关人员表述也不清楚，无法明确其陈述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该视频属于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该视频属于补拍；该视频不能证明塑料布摊位完全属于黄德英。长春村委会经依法通知，未到庭质证。就前述证据，本院认为，光盘中的现场视频为远处拍摄视频，视频内容与第一、二个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视频上不能辨识出准确位置及具体使用者，达不到其第三个证明目的。其余视频为事后拍摄，不能证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中有部分视频为对当地村民的拍摄视频，因视频主角为陈述事发时的情况，故其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并出具保证书，但视频主角未出庭作证并出具保证书，故不予确认，还有部分录音文件（非事发当场的录音），单就该录音文件，不足以证明其目的，不予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除“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黄德英、杨艳均在塑料布搭建的帐篷下摆摊经营，邓军摆好经营物品后忙于他事，由其妻杨艳具体负责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其使用四脚红伞移至塑料布之下用于遮挡阳光”外，其余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邓军搭建的塑料布由黄德英用于摆摊经营遮阳，黄德英的红伞交由邓军、杨艳摆摊经营遮阳，邓军摆好经营物品后忙于他事，由其妻杨艳具体负责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四脚红伞移至塑料布之下用于遮挡阳光。本院认为，关于黄德英、邓军、杨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邓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载明，塑料布是黄德英借给邓军使用，邓军为了做生意遮阳而拴塑料布，烤烟一角是邓军请李清平所拴。前述内容足以说明塑料布蓬系邓军搭设，且不是其无偿为黄德英搭设。至于上诉人主张该份笔录是其在受迫情况下作出的理由，无确凿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且该笔录内容与李清平出庭证言（李清平证实系邓军请他拴塑料布)能相互印证，故该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邓军以其未看笔录就签字为由否定该笔录的理由，该理由与笔录内容是否真实没有关系。至于上诉人邓军以邓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是在庭审中的不利陈述，不适用“对自己不利陈述”的规则的理由，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对邓军所作的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其证据种类为书证，而不是个人陈述，故邓军、杨艳的该理由不能成立。邓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黄德英使用塑料布并不矛盾，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回答警方提问的“为什么要在哪里搭棚”，其回答“我家在那里做生意，我是拴遮太阳的”。可见其在警方的陈述重点在于搭棚时的搭棚目的，至于搭棚后第二天根据情况交由谁使用与搭棚时的搭棚目的并无必然联系。结合黄德英陈述，其经营摊位靠近电杆一方，而在卷现场照片也证实塑料布靠电杆一方，二审中黄德英陈述塑料布未移动过，这说明黄德英经营摊位的上方为塑料布。黄德英二审还陈述塑料布并未从伞上经过，表明其一直陈述的其一直使用伞的事实虚假。事实上，一审黄德英申请出庭证人证言与邓军一方申请出庭证人证言关于谁在使用红伞的问题并不冲突，黄德英一方证人证实看到黄德英使用红伞的时间均是在11点至12点之间。而邓军一方证人证实黄德英一方大约是在中午将红伞移至自己的摊位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双方证人各自证实看到黄德英使用红伞、杨艳使用红伞。综合前述，可以确定，事发当天，开始为黄德英使用塑料布，杨艳使用红伞，约至中午黄德英将红伞移至自己摊位使用。从前述事实同时可以看出，对黄德英而言，塑料布和红伞均为其所有，其作用都是遮阳，只要有一样能够遮阳即可，对于邓军、杨艳而言，其也需要遮阳，但因为塑料布和红伞均为黄德英所有，自然首先需要满足黄德英遮阳所需。显然，只有黄德英能够使用邓军搭建的塑料布遮阳的情况下，邓军、杨艳才得以使用黄德英的红伞遮阳。据此可见，邓军搭设塑料布绝非是为黄德英义务帮工或提供帮助。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邓军、杨艳是为了自己利益搭设了塑料布。邓军、杨艳为自己利益需要搭架塑料布，在搭建中，一角用绳子系在烤房烟囱砖柱上，因刮风吹拉塑料布导致拉力过大将砖柱的砖块拉脱落砸伤本案死者。该处并非承力结构，且其用途也不是用于拴挂外物，故邓军、杨艳搭设塑料布存在过错，是导致砖块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原因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邓军、杨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绳子一端（有一审证人杨静证实），使塑料布的张力扩大，是固定在烤房砖柱上的绳子将砖柱砖块拉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促发因素，黄德英亦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黄德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邓军、杨艳和黄德英的责任比例问题。理化乡政府作为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对花坡节活动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管理和防范，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是导致该损害事实发生的一个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理化乡政府应当就王桂珍遭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邓军、杨艳的过错行为和黄德英的过错行为均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理化乡政府的过错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仅是间接原因，故邓军、杨艳与黄德英之间责任大小相当，邓军、杨艳、黄德英相较理化乡政府责任更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一审认定邓军、杨艳承担40%的责任，黄德英承担40%的责任，理化乡政府承担20%的责任适当，应予维持。关于烤烟房的管理者和修建者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表明脱落的砖块是被邓军搭设的塑料布在风力作用下形成的拉力拉脱的，砖块不是自然脱落，故烤烟房的管理者和修建者就王桂珍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一审未判决其承担责任正确，应予维持。关于长春村委会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认定长春村委会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充分，本院二审不再赘述。关于黄德英称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第一、王桂珍已经死亡，其近亲属并未亲历事发过程，不知晓黄德英在其中也存在侵权，因而未在起诉状中将之一并起诉，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桂珍的近亲属即一审原告不追究黄德英的侵权责任，一审查明黄德英也应承担侵权责任并作出判决后，二审中王桂珍的近亲属即一审原告答辩时也提出了要求黄德英承担责任，这说明本质上王桂珍的近亲属即一审原告是要求全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第二、虽然就黄德英前述提出的上诉事由，一审程序存在瑕疵，但因本案已经发回过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的规定，客观上已经不能再发回重审纠正一审存在的前述瑕疵。故对上诉人的前述上诉理由，本院不再支持。另外，一审计算的王桂珍死亡的各项赔偿金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就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答辩中对一审认定的责任承担及赔偿数额提出的异议，因其未上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不论成立以否，均不能改判一审判决结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杨艳、邓军、黄德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对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事实部分有误，裁判理由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艳、邓军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2元由其自行负担。黄德英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