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5767号原告:闫淑英，女，194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庐，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良翠，北京京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李力，女，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晋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闫淑英（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马李力（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庐、蒲良翠，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福明、马晋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判令撤销双方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继承人杨东升之母，被告系杨东升妻子。2018年4月11日，杨东升去世。杨东升之父杨佐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杨东升与被告婚后未育有子女。杨东升去世后，双方在处理杨东升后事的过程中，被告从未提及杨东升立有遗嘱。2018年5月14日，被告提出杨东升身后事宜需与原告面谈。2018年5月15日，被告带着律师到原告家中。被告当时突然拿出一份遗嘱，声称系杨东升留下的，现在要执行遗嘱，只给原告50万元，其余遗产均归被告。原告当时还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看到遗嘱时完全不知所措。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加之对律师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信任，根本没有考虑到遗嘱效力的问题。后经见证律师的调解，被告同意在执行遗嘱的前提下，多给原告50万元。最后，原告来不及多想，就在被告的催促下糊里糊涂地签署了《协议书》。签完字原告平静之后，越想越觉得蹊跷，杨东升从未提及立过遗嘱，但被告却突然带着见证律师过来签订协议，原告这才想到遗嘱可能有问题。2018年5月18日，原告咨询楼下律师，律师告知，杨东升的遗嘱存在重大问题，该遗嘱中受遗赠人是遗嘱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应属于无效遗嘱。在遗嘱无效的情况下，原告可以按照法定继承取得杨东升全部遗产的50%。此时，原告才意识到因为自身法律意识淡薄，误以为遗嘱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已导致自身权益受到重大损害。原告咨询律师后，当即向被告带来的见证律师打电话，要求撤销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但见证律师称其已不管此事。2018年7月3日，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杨东升遗产，案件审理中，被告坚持要求按照《协议书》分割遗产，无奈之下，原告只能起诉要求撤销该份《协议书》。原告认为《协议书》是原告在误以为遗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签订的，该《协议书》的内容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重大误解，且该重大误解客观上直接导致了原告利益严重损害，若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原告可继承遗产上千万元，故提出本诉。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见证律师视频证据等充分证据在案佐证，不存在任何威胁，原告应当履行，现原告主张撤销不符合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1、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是指对内容的重大误解，本案原告主张重大误解缺乏法律知识，并没有想到遗嘱效力问题，属于对效力的误解。2、本案协议书法律效力独立于遗嘱存在，协议书中并未约定以遗嘱有效为前提，并本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协议书签字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并且被告向原告支付100万元，已经超出遗嘱中50万元数额，本案协议书签订时候，原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思维清晰，表达流畅，录音证据中可以证明。3、本案协议书有律师，原告女儿也参与，整个协议也经过半天的时间，协议经过多次退让才达成，并且也说明关于遗产一次性解决，本案协议达成完全基于双方自愿协商结果。4、本案协议书法律性质为遗产分割协议，是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人之间对遗产分配方案达成的合议，该合议中兼并亲情伦理，合同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婚姻家庭等涉及身份的协议应涉及其他法律规定，因此不应以合同法和重大误解处理本案。5、本案原、被告双方继承案件在法院审理中，该协议书效力问题是继承案件审理和认定范围，原告起诉本案违法法定程序，并且没有实际意义。6、本案协议列明全部遗产项目，不存在遗落，原告也是明确清楚，本案协议书不仅仅对被继承人杨东升遗产进行处理，同时对原告配偶遗产房产进行处理，是原、被告双方平衡心情和各自权益，互谅互让最终达成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案协议书不仅没有任何可撤销情形，反而应当肯定协议书的效力，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如下事实：被告系杨东升之妻，原告系杨东升之母，杨东升于2018年4月11日去世，杨东升之父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杨东升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育有子女。2018年5月1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如下内容：“杨东升去世给配偶马李力、母亲闫淑英带来伤痛，考虑到2017年10月19日杨东升留有遗嘱，双方尊重杨东升的生前遗愿，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确认属于杨东升个人财产按杨东升留下的遗嘱执行。1、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3号楼3单元701室归马李力个人所有；2、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十号楼904室归马李力个人所有；3、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东大街西里5号楼76号房屋归闫淑英个人所有；4、涉及高尔夫会籍、相关车辆、其他财产按杨东升遗愿处理。二、双方协商同意，由马李力补偿闫淑英100万元（含杨东升遗嘱中提到的50万元）；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一个月内，马李力先行支付20万元给闫淑英，同时由闫淑英配合马李力办理上述房屋（润枫水尚、庄维花园）、车辆过户手续后三个月内，马李力支付剩余款80万元；如闫淑英不予配合办理过户或反悔，则需要退回全部已收款项，并赔偿20万元违约金；如马李力不按本协议时间支付补偿金，迟延每天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三、本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自双方签字时生效，任何一方均不得反悔。在办理房屋、车辆过户时，如需要对方予以配合，对方应予配合。本协议是双方关于杨东升遗产的最终解决方案，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不予执行。”落款处另有证人“李某、游某”手写签名。原告对上述《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协议书系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故提出本案，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经询，原告认为其所称“重大误解”，系指误以为被告持有的杨东升手写《遗嘱》有效，并据此签订了上述《协议书》。被告则认为双方所签《协议书》系彼此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认为其持有的杨东升《遗嘱》亦为合法有效。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交了杨东升手写《遗嘱》的复印件，内容为“本人杨东升现对身后家庭财产做如下安排：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3号楼3单元701室，该套房屋的产权及所有权益归我妻子马李力所独自拥有；二、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十号楼904室，该套房屋的产权及所有权益归我妻子马李力所独自拥有；三、我们不参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东大街西里5号楼76号（该套房屋由我出资购买）的房屋产权和所有权的分配。四、当我母亲闫淑英发生病重住院情况时，马李力需尽快支付给我母亲或就医医院伍拾万元人民币作为医疗费用，支付该笔医疗费用以不影响治疗为原则，如不能履行该要求，则上面一、二条款另议。五、现在我们拥有叠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绿洲丰盈高尔夫俱乐部的会籍归马李力所有。在刘翀给马李力办理了朝阳高尔夫的会籍后，马李力应将前述两个会籍转移给刘翀。六、我名下的牌照×××福特SUV归刘翀。七、马李力名下的牌照×××宝马车归我妻子马李力独自拥有。八、我夫妻名下的所有其他财产和物品均归我妻子马李力所有。本人立此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落款处有立遗嘱人“杨东昇”和正式签名“杨东升”手写签名、见证人“刘翀、王海”的手写签名及手写“我们作为杨东升立该遗嘱的见证人，证明杨东升立该遗嘱时，头脑清醒、语言流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字样。另查，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五号院润枫水尚东区3号楼3单元701室登记在马李力名下，登记坐落位置为“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3号楼6层3单元701”，建筑面积204.31平方米。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庄维花园一期十号楼904室登记在杨东升名下，登记坐落位置为“北京市丰台区丰华苑10号楼9层904”，建筑面积115.92平方米。×××福特锐界小型普通客车登记在杨东升名下，×××宝马轿车登记在马李力名下。案件审理中，被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佐证，称“2018年5月份，被告委托我跟其婆婆（原告）谈一下她丈夫（杨东升）去世后遗产的事情，我跟我的助手游某，一起去她婆婆家，聊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双方写了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我们拿电脑做了一个协议，由我的助手去打印出来，都是双方谈的，没有任何欺诈胁迫，我们当时也有录音，做完协议几天，原告给我打电话说当时的协议做的有问题，我说当时是你们自己谈的，我们没有权利撤销。这两天被告跟我说要出庭，我听了一下录音，当时说的不谈遗嘱，只谈感情，当时走的时候还要留我们吃饭，很客气，我们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今天我也把录音原始载体带来了。我担心以后不见得能保证太长时间，我当庭出示，若法庭认为有必要，当庭播放录音。我们已经刻录成光盘提交给法院了。”原告对证人李某的陈述不认可，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认定原告可得基于重大误解的事由撤销双方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行使撤销权。所以，可否认定原告在2018年5月15日签订《协议书》时构成重大误解，即为应否支持其行使撤销权请求的关键。就此，结合双方举证，被告在当日聘请了律师随同前往原告家中，双方语音聊天内容显示就涉案协议书有过充分沟通，且在聊天过程中，未见彼此存在对立性情绪，也未见被告存在诱导式询问，关于杨东升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不足以构成原告在签订《协议书》时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即，在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原告如实披露了需要协商的协议内容，并未隐瞒重要事实，所以，本院对原告主张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闫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闫淑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伟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