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全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东游大厦25层D室。法定代表人：何晶，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吴俊达，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曙红，女，197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锡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卓明，男，198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审被告：魏蕾，女，198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松滋市，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温州全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程资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曙红、原审被告李卓明、魏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全程资产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性质属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系错误的。根据最高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对于民间配资炒股所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应认定合同无效，故本案所涉合同应认定无效。2、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系魏蕾的具体还款计划，对其法律性质作出系“债务加入”。该认定是错误的，且逻辑矛盾。魏蕾出具的《承诺书》清楚载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非债务加入。最高院关于债务加入的裁判规则为：“判断第三人愿意承担债务的承诺构成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可以认定为保证；如果没有，则应当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为债务加入。”因此，魏蕾的责任显然非常明确系担保责任，出具《借款协议》行为系对担保责任作出具体偿还计划。一审法院既认可上述两个书面材料的性质及内容，那么显然系得不出“债务加入”的结论的，否则前后认定自相矛盾，存在明显逻辑错误。3、基于上述事实，魏蕾出具借款协议时，被上诉人及其亲属逼迫其加盖上诉人公章的行为性质认定问题，上诉人坚持认为本案纠纷因魏蕾个人作为中介的双方借贷行为所引发，该事项并非公司经营范围之内，魏蕾中介所收得并非纳入公司财务，属魏蕾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其次，《借款协议》内容中清楚载明系“魏蕾个人”，只字未提上诉人责任，且魏蕾当庭陈述了其之所以盖章系因被上诉人在拿到《借款协议》之后发现魏蕾办公桌上放着上诉人的公章而强令其加盖，双方对加盖的目的和性质均无任何意思表示，更不存在达成一致。魏蕾在加盖公章时，刻意避开“借款人”处而在下方距离较远的空白处盖章避免因个人行为使公司牵扯上不必要的纠纷，系当时不盖被上诉人及朋友不走的局势下不得以而为。因此魏蕾盖章行为并未告知其他股东或经股东同意，更非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再次，《承诺书》及《借款协议》范本及内容均有被上诉人提供，明知中介服务为个人行为，且临时要求魏蕾加盖上诉人公章，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亦非表见代理的善意相对人。只有在《借款协议》由上诉人提供，且内容涉及上诉人，有足以让被上诉人认为在魏蕾职权范围内的表象而后再加盖上诉人公章方可构成表见代理。结合本案事实及被上诉人前往魏蕾办公室要其承担《承诺书》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出具《借款协议》的整个过程，显然不具有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更不存在善意。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4、上诉人加盖公章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及程序、形式要件而无效。如前所述，《借款协议》非借款、非债务加入，而系魏蕾个人的还款承诺，公章由魏蕾加盖，可否认定上诉人为其股东提供担保问题，上诉人认为若认定担保则担保无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从立法的目的、以及新旧公司法对于公司对外担保均是做限制和禁止性规定的，因此公司对外担保必需经由法定的决议程序方可认定有效。公司法如此明确规定，推定为所有人都应当知晓，及对于担保的双方均应当给予相应的约束，及担保相对人应尽注意义务，否则担保条款因缺乏必要的法定程序要件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日至4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第19条“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须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因此，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所记载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情况下，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示同意。债权人能够提供上述证明的，应认定构成善意。”因此，被上诉人不构成善意，上诉人公章盖在空白处即便构成对魏蕾还款的担保亦因缺乏形式要件而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无需对被上诉人承担任何偿还责任。王曙红答辩称：一、本案法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答辩人与李卓明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涉案合同名称为《借款协议》，合同内容明确约定为答辩人将资金借给原审被告李卓明使用，李卓明支付相应利息并在到期后返还借款本金。故无论从形式或是实质上看，该合同均符合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性质正确。答辩人与李卓明签订的借款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2条“关于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资平台、民间配资公司等法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配资合同，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之规定，是针对法人机构的配资合同应认定无效，而对自然人之间借款用于炒股的合同并未认定无效。被答辩人对相关规定存在误读。二、原审被告魏蕾的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债务的加入承担，而不是对李卓明债务的连带担保。魏蕾虽然曾出具过一份《承诺书》，承诺对李卓明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这已被魏蕾之后签署的《借款协议》所替代，该协议中明确了魏蕾系借款人而非担保人，即魏蕾的行为属于对李卓明债务的共同承担。三、魏蕾及全程公司所共同签署的《借款协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全程公司也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答辩人均承认印章真实，但无证据证明《借款协议》上的印章系答辩人强令魏蕾所盖，且盖章地点处于全程公司办公场所，魏蕾原系全程公司的股东，系公司经理且掌管公司印章，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魏蕾在债务人项下加盖公章系全程公司对涉案债务的加入承担行为。鉴于全程公司的盖章行为并非担保，而是债务加入，故全程公司依据《公司法》第16条抗辩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而且，该条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前提是“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故此，该条并非效力性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是公司内部管理性程序规定。而鉴于交易安全考虑，公司对外的盖章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承担后可依据章程对内进行追责。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系正确判决。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曙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偿付原告借款本金2241943元及利息（以991413.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9%，自2018年7月25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250528.4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9%，自2018年7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共同偿付原告借款本金2191941.76元及利息（以941413.3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9%，自2018年7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250528.4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9%，自2018年7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卓明因投资股票需要经被告魏蕾介绍向原告王曙红借款。2018年4月，被告李卓明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出借300万元给李卓明进行证券投资，李卓明提供保证金75万元，款项均汇入王曙红在长江证券开设的账号为13×××01的账户内，并由李卓明实际操作该账号；借款期限为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7月24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0.9%，于每月25日支付；为了减少甲方资金风险，李卓明同意遵守下列风控线：甲方资金的12%（36万元）为警戒线，甲方资金的10%（30万元）为改密线、平仓线，账户内资金到达警戒线，李卓明需要准备补仓资金，到达改密线，原告有权修改交易密码，到达平仓线原告有权强行平仓，风险及损失由被告李卓明承担；借款合同期满之日，指定账户的现金额应不少于甲方出借资金的本金、应得利息及应得违约金之和，期满3天内原告必须办理借款本金和收益的划款清算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向指定证券账户汇款300万元，被告李卓明向指定证券账户汇款75万元，合计375万元。原告将上述证券账号交付被告李卓明进行股票交易操作。期间，被告李卓明通过案外人池丽慧、张德牛、陈希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5月25日、6月25日各支付2.7万元的利息。2018年7月12日，因上述证券账号触及平仓线，故原告行使平仓权，于同年7月13日转取161万元，于同年7月17日转取398586.69元，剩余借款本金991413.31元未收回。2018年6月，被告李卓明经介绍向案外人姜春蓉（系原告王曙红的母亲）借款，并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姜春蓉出借400万元给李卓明进行证券投资，李卓明提供保证金130万元，款项均汇入姜春蓉在长江证券开设的账号为13×××31的账户内，由李卓明实际操作该账号；借款期限为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0.9%，于每月13日支付；为了减少甲方资金风险，李卓明同意遵守下列风控线：甲方资金的12%为警戒线，甲方资金的10%为改密线、平仓线，账户内资金到达警戒线，李卓明需要准备补仓资金，到达改密线，原告有权修改交易密码，到达平仓线原告有权强行平仓，风险及损失由被告李卓明承担；借款合同期满之日，指定账户的先进额应不少于甲方出借资金的本金、应得利息及应得违约金之和，期满3天内原告必须办理借款本金和收益的划款清算手续。协议签订后，姜春蓉向指定证券账户汇款400万元，被告李卓明向指定证券账户汇款130万元，合计530万元。姜春蓉将上述证券账号交付被告李卓明进行股票交易操作。2018年6月15日，被告李卓明通过案外人张德牛向姜春蓉支付利息3.6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收回2749471.55元，剩余借款本金1250528.45元未收回。2018年7月，被告魏蕾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根据王曙红、姜春蓉与李卓明于2018年5月24日和2018年6月1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现本人自愿对王曙红、姜春蓉作出如下承诺：1.自愿承诺保证承担账户中本金安全的连带保证责任，2.承诺于2018年7月16日前给出具体赔偿方案”。同年7月27日，被告魏蕾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一份，载明“今本人魏蕾（身份证号码4224221980××××××××）向王曙红（身份证号码：3303021976××××××××）借款人民币2241943（大写：贰佰贰拾肆万壹仟玖佰肆拾叁元正），利息0.9%，于2019年7月27日前还清。每月保证最低还款人民币5万元（大写：伍万），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被告魏蕾应原告要在借款协议借款人下方加盖了全程资产公司的公章。协议签订后，被告魏蕾于2018年12月5日通过案外人邵登镖向原告王曙红汇款5万元。之后，三被告均无其他还款。2019年1月23日，原告王曙红及案外人姜春蓉共同委托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黄锡楚律师向被告李卓明发送《债权转让通知及催告函》，函告：“一、姜蓉春对您享有的1250528.45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之债权转让给王曙红享有，现通知您直接向王曙红清偿前述债务；二、望您于接到本函后5日内向王曙红偿还清欠款共计2191941.76元本金及约定利息”。同年1月29日，黄锡楚律师将上述函件邮寄至温州市鹿城区锦绣路南国大厦3幢1101室，该件由案外人徐晓渺于次日签收。此后，三被告均未向原告偿付任何款项。另查明：案外人姜春蓉到该院陈述称，其对原告所述事实无异议，其已将对被告李卓明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同意由原告主张相应权利。该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向被告李卓明送达了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含《债权转让通知及催告函》）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2019年3月15日，被告李卓明本人签收了上述文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权就其案外人姜春蓉对被告李卓明的债权（借款本金1250528.45元及利息）主张权利；二、被告全程资产公司是否应就被告李卓明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案外人姜春蓉与李卓明之间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收法律保护。案外人姜春蓉依约出借款项400万元后，被告李卓明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1250528.45元未还事实清楚。案外人姜春蓉将其对李卓明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王曙红，并共同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催告函》告知债权转让事宜。虽然上述函件由他人接受而非被告李卓明本人，但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该院已经将含有上述函件的证据材料副本实际送达到被告李卓明。被告李卓明未提出任何异议。至此，债权转让事宜已实际通知到李卓明，债权转让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王曙红作为受让人有权就被告李卓明欠姜春蓉的借款本金1250528.45元及利息主张权利。被告全程资产公司辩称，债权转让未实际通知到被告李卓明，故不发生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首先，被告魏蕾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8年7月16日前出具具体的还款方案；之后于2017年7月27日向出具了《借款协议》，约定于2019年7月27日前还清所欠借款本息，并保证每月最低还款5万元。根据《承诺书》和《借款协议》的出具时间及内容结合被告魏蕾当庭的陈述，可知《借款协议》系被告魏蕾出具的具体还款计划，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形成新的借款亦非提供担保，而是属于对被告李卓明所负原告及姜春荣的债务的加入承担。被告全程资产公司辩称该《借款协议》为新的借款或者担保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告魏蕾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全程资产公司的公章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被告魏蕾系全程资产公司的股东，任职经理，同时掌管着全程资产公司的公章，上述《借款协议》在全程资产公司内签订，作为相对人的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魏蕾有权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被告魏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原告不存在任何恶意，盖章行为有效。虽然《借款协议》中没有出现全程资产公司，但是全程资产公司的公章盖在借款人落款处，应当认定为与被告魏蕾承担相同责任。故被告全程资产公司应当履行2018年7月27日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241943元及利息。该院认为，合法的借款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李卓明欠原告借款本金2191941.76元未还事实清楚。原告要求被告李卓明偿还借款本金并按月利率0.9%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及《借款协议》的约定，该院予以支持。被告魏蕾与全程资产公司共同作为债务人加入，故原告要求被告魏蕾、全程资产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被告魏蕾出具的《借款协议》中记载的金额为2241943元，扣除已付的5万元，应为2191943元。现原告自愿按2191941.76元主张权利，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被告李卓明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卓明、魏蕾、温州全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原告王曙红借款本金2191941.76元及利息（其中本金991413.31元自2018年7月25日起，本金1250528.45元自2018年7月3日起，均按月利率0.9%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94元，由被告李卓明、魏蕾、温州全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曙红、姜春蓉与李卓明订立的《借款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虽然《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被李卓明用于证券投资且设置了出借人的改密、平仓等担保措施，但并不影响签约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全程资产公司上诉提出本案所涉合同应为股票配资合同而无效的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在李卓明不能如约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魏蕾先后出具了承诺书和借款协议，一审法院根据承诺书和借款协议出具的时间及内容结合魏蕾的陈述，认定借款协议系魏蕾出具的具体还款计划，属于对李卓明所负案涉债务的加入承担，有相应依据。全程资产公司上诉提出魏蕾的责任显然非常明确系担保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魏蕾系全程资产公司的股东，任职经理，同时掌管着全程资产公司的公章，案涉借款协议系在全程资产公司内签订，所盖印章位置亦属合理，且无证据证明魏蕾系受胁迫加盖全程资产公司印章，一审法院认定作为相对人的王曙红有理由相信魏蕾有权代表全程资产公司做出意思表示，从而认定盖章行为有效，全程资产公司与魏蕾共同作为债务人加入应为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妥。全程资产公司上诉提出表见代理不成立，加盖印章行为缺乏真实意思表示及程序、形式要件而无效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94元，由全程资产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吴世相代书记员 项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