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4301号原告：金吉蓉，女，1989年4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石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勇，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君玥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南安村荔枝文化村6号二层202房。法定代表人：湛健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丽，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吉蓉与被告君玥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玥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文山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吉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勇，被告君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吉蓉的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教育培训服务合同无效；2.被告向原告退还服务费用18600元；3.被告向原告赔偿服务价格的三倍损失558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本人于2018年1月21日以预付式消费形式，通过支付宝在君玥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瑜伽”）以18600元的价格，报名了为期300小时的瑜伽教练班。当时的招生宣传中，教练团队是Rajeev老师、王友霞老师、石运龙老师。所以收费远高当地同行水平，甚至是广州市专业的瑜伽学院的价格（如：广州悠季瑜伽学院123天，每天9小时的课程，30900元。）当时鉴于王友霞老师和石运龙老师在业界资质和声望，所以觉得花这个钱也值当。但是在2018年6、7月份实际的课程中，上课的老师确是君瑜伽馆自己的老师。馆里的老师是接触瑜伽三五年的老师，而王友霞和石运龙老师是在全国各地开工作坊授课，并且有一二十年医学背景的资深专业老师，这两者的差别之大不言而喻。君瑜伽的此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使我在后期实际接受服务中并未获得质量保障，损害了原告的公平交易权。在和馆主的交谈中，馆主一再强调王友霞老师和石运龙老师是他们团队的指导老师和长期教练，并且相应的课程已经安排上过了，也由本人签了到。但是，原告是看着宣传广告的名师才报的名，实际安排上课的却是普通的老师。并且，后期原告通过网络找到了王老师的联系方式，王老师在4月11日给原告复电话说：“他们团队从未和任何瑜伽馆有过这种合作，所有的合作形式仅限于三五天的短期工作坊。和君瑜伽除了2017年有合作几期工作坊，在2018年全年期间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合作，并且强调所有出现过他们名字的课程一定是由他们亲自上课，否则就是砸自己的招牌”。所以全程只是君瑜伽私自打着名师的旗号，收取高额学费招摇撞骗。君瑜伽的此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利用虚假广告宣传，提供有欺诈行为的服务。君瑜伽的此行为给原告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水平同资质的老师在新塘数不胜数，原告认为没有完全必要用远高于同行的价格来报这个教培班。花了高价学费，上课连最基本的教材都没有。在后期二三阶段的教学中，老师口述自己曾经的笔记，无任何教学态度，我们只是当速记员，当时询问老师为什么不直接复印资料给我们，老师的答复是“我们的笔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为了诚心上课，我不惜把我一岁多的儿子送到上海，让原告妈妈一个人照顾三个小孩和一个产妇，可是君瑜伽馆主却是如此的仗势欺人，借名师口碑欺骗客户。现在对瑜伽行业的了解日益增多，感觉自己深受欺骗，但是考虑到老师的付出，所以想与馆主好好协商，让馆主给原告退回相应的差价。但馆主却一口拒绝，且态度恶劣，只允许在4月份进修王石两位老师的课程（然四月份并未开课）。因为失去对馆主的信任，所以拒绝馆主在君瑜伽进修两位老师课程的提议。和谈失败后，在馆主的刺激下，将部分聊天记录及事件始末发到了新塘瑜伽教练群，希望能够通过社会舆论讨回公道，馆主却因此给原告安上了一个同行恶意中伤的罪名。还通过各种途径威胁原告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扬言她是见过世面的，经历过很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让原告小心点。馆主是本地人原告也不清楚她有什么社会背景，原告只是想通过正确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君瑜伽馆的虚假广告宣传，在实际主体消费期间未能提供同等质量的服务，已经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对于是否属于同行恶劣竞争原告愿意配合法院调查，希望法院能够帮助原告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还我公道。被告君玥公司辩称：1、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适格被告应为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在履行涉案合同过程中，被告的宣传、瑜伽馆悬挂的照片集培训场地装饰，使用都是玥君瑜伽馆的名义，原告的教练也均为玥君瑜伽馆聘请的员工，故履行本案服务合同的主体应为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而非被告，原告在起诉状的表述亦是使用君玥瑜伽馆的表述。证明原告是清楚知道本案履行合同的主体是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虽是同一人，但两个是独立的主体，权利义务不等同，故本案适格被告应为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2、本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提供的服务为健身服务，不包含教育培训的内容不具有教育培训的性质，所以本案的案由应为服务合同纠纷，即使涉案合同具有教育培训的性质，也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所以本案的合同依法成立有效。3、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的行为不构成欺诈。首先，玥君瑜伽馆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其次，玥君瑜伽馆不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不存在欺诈的行为，玥君瑜伽馆不管对外宣传还是对原告的咨询中，从未承诺具体课程是由王友霞及石运龙老师指导，玥君瑜伽馆与王友霞及石运龙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瑜伽馆会不定期邀请两位老师对本馆的老师及客户进行核心理疗和产后修复的课程指导。但从未向客户承诺，本馆的核心理疗和产后修复课程一定是上述两位老师进行指导。而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玥君瑜伽馆会将安排课程的时间及具体老师通知原告，原告也未对玥君瑜伽馆安排的指导老师提出任何异议；再次，原告并非是因为王友霞及石运龙而决定参加玥君瑜伽馆的指导服务，而是对印度的RajeevMacken慕名而来，广州市玥君瑜伽馆也安排了该印度名师为原告进行了指导，故玥君瑜伽馆为原告提供的瑜伽指导服务与原告在报名时预想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形。4、原告在服务合同履行完毕后大半年的时间突然对指导老师提出异议，要求玥君瑜伽馆退还服务费有违常理。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实动机。原告于2018年1月21日报名参加了玥君瑜伽馆300小时的瑜伽指导服务，并支付了服务费，玥君瑜伽馆按照与原告的约定，安排教练为原告提供了瑜伽指导服务，原告也依约享受了玥君瑜伽馆的服务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若确如原告所言，其是因为王友霞及石运龙而决定参加瑜伽馆的服务，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在瑜伽馆为其安排教练时，原告就应该提出异议，而不是在合同履行完毕后的大半年时间毫无征状向玥君瑜伽馆提出退还服务费要求，且玥君瑜伽馆收取的服务费属于正常收费，并不是在原告所述的高收费问题。综上，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即使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原告的诉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散发的不实谣言，被告和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经审理查明：原告通过被告派发的宣传单张报名参加了为期300小时的瑜伽培训班，并于2018年1月21日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健君”缴纳培训费18600元。依照原告持有的宣传单张，内容主要记载教练团队有RajeevMacken健君、王友霞、石运龙、文君，300小时￥19800元的培训项含逾期起源和瑜伽文化、体式及练习休息术、商卡排毒、肩颈理疗系列、女性调理序列艾扬格体式精进、盘底肌修复序列、脊柱调理序列以及工作坊（空中瑜伽、核心理疗、产后修复）和瑜伽馆经营管理策略共享课程实操等；学费含国际瑜伽证书，课程特色包括资深教练团队符合教学，综合能力极速提升，印度瑞诗凯阿斯汤伽培训中心颁发的国际证书；并于右下角标识别二维码报名、健君138××××3234、保利东江首府等。上述培训班举办完毕后，原告于2019年4月3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进行微信通话，表达因接受培训的老师与宣传单张写的不符，其当初是冲该名师指导才报名，现货不对板自感欠亏而提出退还部分培训费3000元的要求；被告方则回应虽然王友霞、石运龙老师未能安排过来，但相应课程也为你们进行了安排培训，且培训毕业事隔大半年再提出该要求应不能退费。依照原告提交有关培训教师的简介资料，其中王友霞及石运龙均为具有医学专业及北京大学医院特邀运动康复讲师、休斯顿运动理疗损伤研究中心特聘老师等身份；婷婷、谭娟教练均为具有毕业于亚洲瑜伽学院并获得相关教练认证证书等资质情况。又查，被告为证明其发出的证书有效性，提供了证书外域网上检索结果、证书网址查询资料以及证书中文译本等打印件，显示经网上以“JINJIRONG”检索和搜索国际瑜伽联盟名称，可相应查询到有关资料记载；以及证书上盖印章经译文为阿斯汤伽培训.印度的内容等情况。并为证明曾与王友霞及石运龙业务合作，提交了培训班宣传资料及培训现场照片打印件，显示曾就举办王友霞广州七天系统核心理疗瑜伽专属认证班作出宣传和现场教学等情况。另查，依照被告提交的“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的企业信息，显示的商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湛健君，注册日期为2018年5月4日，经营场所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南安村荔枝文化村6号二层。而被告君玥公司曾于2019年4月12日进行住所地变更，由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沿江大道20号709房变更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南安村荔枝文化村6号二层202房；经营范围包括艺（美）术创作服务、健身服务、全民健身科技服务等。庭审中，原告述称参加瑜伽培训是在2018年8月份完毕，期间并未提出过有关异议；主张当时是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联系报名并向其缴纳培训费，培训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对被告抗辩实际培训机构为“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存在培训教学资质，也未按宣传单张记载的教练团体成员作出教学指导，且所发证书在国外职业资格证书查询平台无法查询涉嫌虚假，所以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双方形成的培训合同应为无效，并应按培训费金额的三倍赔偿。被告则述称其开办本次培训班是瑜伽培训和健身，所向学员发出的证书可在外域网上查询，也能持该证可担任瑜伽教学，且我方与王友霞及石运龙等教师曾存在合作，只是在本次培训班中未能安排过来，有我方提供的照片为凭，所以我方并不存在欺诈行为；认为原告实际享受了被告提供的瑜伽培训服务，无权要求退还服务费。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首先对本案被告的主体适格问题。依照原告持有出示的宣传单张，当中右下角标注有健君138××××3234、保利东江首府等联系方式，能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信息和公司住所变更前的地址位置相符，结合原告取得的证书中也由被告上盖印章进行确认，且在原告缴纳培训费用时被告所主张的“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并未成立；故被告主张实际培训主体为“广州市增城玥君瑜伽馆”而抗辩其主体不适格，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则原告主张与被告形成瑜伽培训合同关系，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原告主张合同无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合同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才属于无效合同，现原告以被告构成欺诈而主张合同无效，显然与法不符；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据此，即便被告存在欺诈情形，也为可撤销合同，而非主张合同无效；且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具有上述无效情形之一，故原告请求确认双方培训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退还培训费用18600元及存在欺诈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并未严格按照宣传单张记载的教练团体成员进行安排教学，且未具备培训资质及所发证书无法网上验证而构成欺诈。对此，首先被告为招揽学员而向不特定对象派发的宣传单张，应为要约邀请，不具有合同的效力；且在原告缴纳培训费用后双方并未达成指定教师授课的补充协议，被告也安排了具备相关瑜伽教学资质的教师进行培训，而原告培训期间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并接受了培训毕业，则被告为合理履行了培训义务。其次，虽然被告营业执照中未载有教学培训服务的经营范围，但从其宣传单张记载的培训项目主要为健身类及对瑜伽起源文化、瑜伽馆经营策略等课堂实操，能与被告所具有健身服务的资质存在关联，且被告对举办本次培训班具备一定师资并完成了培训项目，也并未造成损害第三人权益的情形存在；则被告以自身资源切实提供了培训义务。又虽然被告所颁发的证书经原告网上查询无法验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证明效力，且原告也至今未予举证证明其持有的证书为经同行业拒绝认可而无法持证使用的情形。据此，原告主张被告构成欺诈并请求被告全额退回培训费用及按培训费用三倍赔偿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现双方的培训合同业已履行完毕，原告实际接受了被告提供安排的培训教学服务，应予支付相应培训费用；鉴于被告在微信通讯中承认是因自身未能安排王友霞及石运龙等老师前来授课，相对于原告而言确产生授课质量的影响，则被告自身存有过失；考虑被告在培训费用的收取中已进行了折扣优惠的情形，本院酌定由被告向原告退还培训费2000元为宜。对原告请求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君玥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金吉蓉退还培训服务费2000元；二、驳回原告金吉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0元，由原告金吉蓉负担808元，由被告君玥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负担2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吴文山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周子晴李志雯附本判决相关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