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74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玖华，女，196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式君，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国浩律师（青岛）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颖，国浩律师（青岛）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作菊，女，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亮，男，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山，男，197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上诉人崔玖华、李式君与被上诉人刘作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3民初6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崔玖华、李式君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3民初6761号民事判决一、三、五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崔玖华、李式君与被上诉人刘作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租金如何分配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崔玖华、被上诉人原为朋友关系，2003年，在上诉人崔玖华的帮助下，被上诉人购买与上诉人相邻商铺，两商铺虽为两个铺号，实际为一间，2013年7月之前，被上诉人因远在黑龙江，因此一直委托崔玖华帮助打理店铺租赁事宜，两商铺一直租赁给百丽鞋业，租赁合同也一直由上诉人崔玖华保管。2013年7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后将两商铺一并出租给寿丽媛，租金为每年78万元。2013年10月7日，被上诉人从东北赶往青岛与上诉人崔玖华签订了《商铺租赁协议》，此时房屋已经交付给鲜芋仙甜品店三个月，该甜品店已经装修完毕并投入经营，该协议名为《商铺租赁协议》，其实际主要作用是约定租金分配方式，即上诉人崔玖华收取租金后每年向被上诉人支付256735.8元，每六个月支付一次128367.9元。由于上诉人的店铺沿街，位置好，且其在本地需要打理租赁具体事宜，因此双方并未约定租金平均分配，对以上事实被上诉人在2013年10月7日赶至青岛后未提出任何异议。2013年7月11日，上诉人与寿丽媛签订合同约定的租赁期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而上诉人崔玖华和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合同租赁期间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双方对于租金的收取以及分配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按照该合同约定在2013年10月9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9月29日，向被上诉人足额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三期租金共385103.7元，这足可以看出上诉人为诚实守信之人，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可以看出双方此前一直在履行此合同。双方之所以如此约定租金分配，首先被上诉人能够购买该房屋是因为得到了上诉人的帮助获取购房名额；其次上诉人房屋沿街，被上诉人需要通过上诉人的房屋来提升自己房屋的租赁价值，现在被上诉人租赁的房屋无法达到当年的租金数额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再次，被上诉人的房屋需要上诉人进行管理，需要上诉人帮忙收取租金。一审法院故意忽略双方此前约定，想当然的认定“双方各自租赁费占50％为宜”是没有依据的，是公权力简单粗暴地干涉私权利处分的典型表现，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出具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李式君2015年6月4日签订的所谓“欠款合同”事实认定不清。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3年10月7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协议》约定，同时结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证明上诉人在2013年10月9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9月29日，向被上诉人足额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三期租金共385103.7元，因此截止到2015年6月4日前，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房租仅为一期计128367.9元，而非90万元。被上诉人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欠付其租金90万元，因此，该份所谓的“还款协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双方各自租赁费占50％为宜”，那么截止到2015年6月4日前，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租金为78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85103.7元，欠款数额应当为394896.3元，也非90万元，而后被上诉人收取了2015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的租赁费117万元，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诉人应得租赁款58.5万元，扣除欠款数额394896.3元，被上诉人还应当返还上诉人190103.7元。一审法院不对该欠条所载欠款事实和产生原因进行调查，仅仅以欠款合同记载的欠款数额简单粗暴地加以认定，是错误的，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上诉人曾经承诺还款一个亿，是否也要承担偿还责任？那么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暴力压制对方的“丛林法则”岂不是会在法治社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因此，即使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李式君是在被胁迫、恐吓情况之下签订的“欠款合同”，人民法院也应当就90万元“欠款”产生的原因进行审查，如果被上诉人无法给出90万元欠款产生的合理原因以及计算方式，法院对此就不能简单地加以认定。上诉人所谓的欠款90万元，没有任何欠款事实，即使上诉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超出实际欠款的部分，也只能认定为赠与，并不能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同理，对于违约金5万元也同样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以“赠与”承诺作为“欠款”事实，违反了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取了2015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的租赁费117万元，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2013年10月7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协议》，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诉人应得的租赁款784896.3元，扣除上诉人实际欠付被上诉人的一期房租128367.9元，被上诉人还应当返还上诉人656528.4元。该项事实证据确凿，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四、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房屋租赁保证金1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被上诉人与寿丽媛的合同中第二十一条明确约定“保证金二十万元，由崔玖华负责收取返还。”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李式君的通话中，李式君也多次强调，押金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房屋租赁保证金，与合同约定相悖，与事实不符，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作菊答辩称，关于90万欠条效力问题，欠条仅涉及到无效、可撤销及解除的问题，无其他事实可查。本案标的为欠款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非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所调整。关于保证金，该保证金20万是两个房子的保证金，统一由上诉人保管，承租人出现违约情形，自己拿走自己保证金，本案中上诉人不应当将被上诉人房屋保证金占为己有。其他意见同一审本诉与反诉书面辩论意见。 刘作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崔玖华、李式君给付刘作菊欠款42.75万元；2、判令崔玖华、李式君给付刘作菊违约金5万元；3、判令崔玖华、李式君给付刘作菊房屋租赁保证金10万元；4、判令崔玖华、李式君赔偿刘作菊自2017年2月24日至全部给付时止的利息损失；5、本案诉讼费由崔玖华、李式君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1日，刘作菊、崔玖华将其自有的坐落于青岛市市北区、117号门市房屋（相邻）合租给寿丽媛女士，用于经营鲜芋仙饮品店，双方约定：1、房屋租赁期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2、房屋租金为每年78万元；3、承租方进场必须向出租方上交20万元保证金，该保证金于租赁期间届满后，如果整租无违约，退回承租方。如承租方违约，则保证金不退，作为违约金上缴出租方。合同签订后，崔玖华、李式君将刘作菊租金无理由据为己有，后经刘作菊多次索要，崔玖华、李式君于2015年6月4日向刘作菊出具欠款合同一份，其主要内容为：1、崔玖华、李式君拖欠刘作菊90万元租金；2、以63号门市房租金偿还；3、违约金定为5万元；4、房屋停租，债权收取方式顺延至下一租户。合同签订后，截止2017年2月24日，刘作菊共收取租金472500元，尚欠427500元租未付。后经刘作菊查询得知，崔玖华、李式君房屋早已出租，所得租金擅自据为己有，拒绝交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崔玖华、李式君在一审中共同辩称，刘作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刘作菊的诉讼请求。 崔玖华、李式君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请求为：1、刘作菊偿还崔玖华、李式君656528.4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作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崔玖华、李式君在青岛台东万达广场购买商铺一间，即台东万达广场首层117号铺。双方原为朋友关系，刘作菊委托崔玖华、李式君购买此铺相邻店铺，即8号铺。由于刘作菊远在黑龙江，且崔玖华、李式君所有的117号商铺为沿街商铺，因此刘作菊一直委托崔玖华、李式君将自己店铺一并对外出租。2013年7月11日，在刘作菊的要求下，崔玖华、李式君将两商铺一同出租给寿丽媛。2013年10月7日双方补签了合同，约定租金分配方式，即崔玖华、李式君向刘作菊支付每年256735.8元，每六个月一付，即128367.9元。以上所签合同均为制式合同，刘作菊认可之前与寿丽媛所签租赁合同，并于2015年6月4日在合同上签字。崔玖华、李式君依照约定，分别于2013年10月9日、2014年4月29日、2014年9月29日足额支付了相应款项。2015年4月由于崔玖华、李式君个人原因拖欠刘作菊半年款项128367.9元，2015年6月刘作菊要求自己向寿丽媛收取租金以抵销之前欠付款项。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刘作菊共向寿丽媛收取三次，每次半年租金39万元，计117万元。按照协议约定，其中应当由崔玖华、李式君所有的租金为784896.3元，扣除2015年4月应付未付款项128367.9元，刘作菊应当偿还崔玖华、李式君656528.4元。现反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崔玖华、李式君的诉讼请求。 刘作菊针对反诉在一审中辩称，崔玖华、李式君所诉不属实，刘作菊没有收到117万元租金，崔玖华、李式君欠刘作菊的90万元尚未还清，不能分配其后的房租。请求驳回崔玖华、李式君的诉讼请求，刘作菊并未授权崔玖华向外出租房屋，是崔玖华、李式君私自将房租出去，当时崔玖华、李式君说是他们自己要做买卖，后来又与寿丽媛签订了租房合同。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一、2013年7月11日，崔玖华作为出租人（甲方），和案外人寿丽媛（乙方）签订《青岛台东万达广场商铺租赁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是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商铺的产权所有人，将商铺出租给乙方；乙方承租商铺的用途为经营鲜芋仙，租期自2013年9月25日起至2018年9月24日止，租期内租赁商铺的年租金为78万元；支付期限为乙方须在签署本协议同时向甲方交付免租期届满后的首期租金陆个月租金，除首期租金外，乙方须在每陆个月向甲方交付当期租金，即每年在9月20日前支付上陆个月租金，每年在3月20日前支付下陆个月租金。甲方指定账户如下：开户行农行市北一支，户名崔玖华，账号62×××19，乙方按照本协议应向甲方支付的所有款项均按照本条约定执行。保证金，为确保乙方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租金，乙方须于进场装修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相当于叁个月租金的租金保证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或者滞纳金，甲方可以扣留全部或者部分租金保证金冲抵，其冲抵金额相当于乙方签署欠费，该冲抵并不能免除乙方仍须支付签署欠费义务。保证金二十万元由崔玖华负责收取返还。2015年6月4日，该租赁合同经李式君同意后由刘作菊在出租人（甲方）处签字并捺印。 二、2013年10月7日，刘作菊（甲方）作为出租人和崔玖华（乙方）作为承租人，签订《商铺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铺租给乙方，租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其中2013年9月26日起至2013年10月30日止装修免收租金。乙方在前述租赁期内租赁商铺的租金为每日每平米15.5元，月租金合计为21394.65元。乙方自免租期届满次日起计付租金，不受是否按期开业影响。 三、2015年6月4日，李式君向刘作菊出具证明一份，内载明：“我受崔玖华委托（委托人：李式君），由于崔玖华在国外，今无法到现场签字确认，故李式君作为丈夫代理崔玖华签字确认，所签一切文书均发生法律效力，有结婚证为证明，另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铺同鲜芋仙签订合同全部有效，故同意将8号屋主刘作菊当着顾祥勇、刘作菊及在场所有人面当场签字，李式君，2016.6.4”。2015年6月5日，刘作菊和李式君签订欠款合同一份，约定：一、李式君、崔玖华拖欠刘作菊人民币90万元；二、还款方式自2015年9月20日起，李式君、崔玖华自愿将坐落于青岛市市北区台东三路63号万达广场首层117号商铺租金偿还欠款78万元（不包括租金递增款项）；三、78万元欠款还清后，刘作菊自愿放弃剩余债权。如李式君、崔玖华无论任何方式违约，刘作菊仍按欠款全额即人民币90万元向李式君、崔玖华主张债权，并追加5万元违约金；四、2015年至2017年租金递增归刘作菊所有；五、房屋停租，78万元债权收取方式顺延至下一租户，至78万元还清时止。债权人：刘作菊，债务人：李式君、崔玖华。 四、2016年9月27日，刘作菊（甲方）和案外人寿丽媛（乙方）签订《青岛台东万达广场商铺租赁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为崔玖华、李式君、刘作菊，乙方为寿丽媛，甲方是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和117号铺的产权所有人，在2013年7月11日签署协议将商铺出租给乙方，租期自2013年9月25日起至2018年9月24日止，乙方在租赁期内因万达广场前地铁施工、修路等原因造成商圈变化客流量减少，致使乙方经营出现困难，因此甲乙就商铺租金事宜补充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在2015年9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在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9月24日租期内，租金由原协议年租金柒拾捌万元整，调整为年租金柒拾肆万元整。二、甲、乙双方在2016年9月27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在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4日租期内，年租金调整为肆拾陆万元整，支付期限由每半年支付，调整为每叁个月支付。三、因刘作菊与崔玖华、李式君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6月4日双方签署的欠款合同至今未履行完毕），并且全部租金由刘作菊收取，因此本协议由刘作菊代为签署，如协议期内崔玖华、李式君有任何异议，致使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刘作菊全权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刘作菊签字，乙方由寿丽媛的代理人顾祥永签字。后刘作菊（甲方）和案外人寿丽媛（乙方）又签订《青岛台东万达广场商铺租赁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2017年2月24日第三次签订补充协议，在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9月24日租期内，因台东万达台东一路商场前地铁围挡造成经营困难，年租金调整为叁拾叁万元整，围挡拆除后下一个月开始，年租金调整为肆拾贰万元整，支付期限为每叁个月支付一次。甲方由刘作菊签字捺印，乙方由寿丽媛的授权代表顾祥永签字捺印。 五、李式君和崔玖华系夫妻关系。刘作菊提供的2016年9月24日的李式君与刘作菊录音中，（一开始）刘作菊：“……去年我给你打电话了，咱们给他们从78万元降到74万，他说现在给50万也不一定能作了”，李式君：“嗯”；（4分钟处）刘作菊：“……50万也不做，说赔钱，非要给46万”，李式君：“你给他50万……”,（8分钟处）李式君：“……刘姐我觉得如果50万他不做了，不做就算了”。2017年2月23日李式君与刘作菊录音中，（一开始）刘作菊：“……喂大君，我跟鲜芋仙说了，他说46万不行，我跟你付哥商量，46万不行也不能让铺子空呀”，李式君:“……不行咱再招……”,刘作菊：“关键现在不能让空铺，我这边有贷款，不然当初给46万也不能同意”，李式君：“反正我是这个想法，不能同意他这样”。一审庭审中刘作菊陈述，刘作菊和崔玖华共同出租的房屋面积各占50%，在2013年7月11日与“鲜芋仙”租赁协议中对租金口头约定各占50%。庭审中崔玖华和李式君陈述，双方房屋面积虽然为各占50%，但合同中对外出租并未约定租金各占50%。另，保证金20万元由崔玖华收取，按照2013年7月11日与“鲜芋仙”租赁协议约定，“鲜芋仙”违约，保证金应由崔玖华收取。一审庭审中，刘作菊和李式君、崔玖华均认可，双方商铺于2017年3月份开始分开租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本诉部分，2013年7月11日由崔玖华和寿丽媛签订商铺租赁协议，2015年６月4日该协议经崔玖华丈夫李式君的同意由刘作菊在出租方处补签字及捺印，可以认定为崔玖华和李式君对租赁协议的追认，即崔玖华和李式君同意由崔玖华和刘作菊共同向案外人寿丽媛出租涉案房产。关于刘作菊提交的欠款合同书，2015年６月５日因崔玖华不便，李式君在出示崔玖华证明情况下，李式君和刘作菊签订欠款合同书一份，李式君辩称该欠款合同书系是在恐吓、威胁情况下所签，但李式君并未提交其受到恐吓、威胁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李式君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崔玖华抗辩称对上述欠款合同不知情，崔玖华和李式君系夫妻关系，李式君代替崔玖华在欠款合同书上签字并附结婚证及证明，可以认定李式君代理崔玖华签字的代理行为为有效代理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欠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崔玖华和李式君应该按照欠款合同书的约定偿还租赁费。关于租赁费的降价，刘作菊提供两份补充协议及录音证据证明租赁费的几次降价，对上述降价崔玖华和李式君均有异议。首先，刘作菊提供的两份补充协议均系其和案外人签订，均不能证明补充协议中的降价得到崔玖华或李式君的事前同意或事后认可，故崔玖华、李式君对签订的上述两份补充协议不予认可的抗辩理由成立。其次，在刘作菊提供的其和李式君的录音证据中，虽然有对租赁费降价的谈话过程，但其提供录音证据不能确认所降租赁费的起止时间，以及李式君对降价的事实明确认可。故对刘作菊关于对外租赁降价已征得李式君同意的主张，不能成立。作为共同对外租赁的房屋，在未得到房屋所有人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刘作菊擅自降低房屋租赁价格，其损失部分应当由刘作菊自行承担。因此，对刘作菊和崔玖华共同出租商铺期间的租赁费均应以2013年7月11日协议书中约定为准，即年租赁费78万元。关于刘作菊和崔玖华共同对外出租商铺中各自租赁费所占的比例。因刘作菊和崔玖华在租赁协议中未约定各自租赁费所占的比例，庭审中双方对租赁费的占有比例陈述也不一致，结合双方租赁物面积及相邻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各自租赁费占50%为宜。综上，刘作菊和崔玖华共同向案外人寿丽媛出租商铺，2015年6月5日经双方结算签订欠款合同书，崔玖华和李式君应按照欠款合同书约定由刘作菊收取其商铺部分的租赁费收益，但刘作菊在收取了自2015年9月20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租赁费（期间应收为58.5万元=78万元/年×1.5年÷2）后，崔玖华收回了其商铺。按照2015年6月5日签订的欠款合同的约定，崔玖华和李式君应向刘作菊支付租赁费90万元，崔玖华和李式君未按照约定偿还已构成违约，刘作菊请求判令崔玖华和李式君支付违约金5万元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应当予以支持。按照双方共同对外签订的合同约定租金，刘作菊管理租赁物期间，其应收取租赁费中扣除崔玖华应分的租金58.5万元，崔玖华尚欠租赁费应为31.5万元。关于保证金20万元。在2013年7月11日商铺租赁协议中约定保证金20万元由崔玖华收取并返还，现因承租方“鲜芋仙”在租赁期届满前撤柜违约，保证金20万元由崔玖华收取，一审法院认为该20万元保证金应由出租人崔玖华和刘作菊共同享有，并各占一半，故刘作菊请求判令崔玖华向其返还保证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关于刘作菊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欠款合同中已经约定了违约条款，刘作菊亦未举证证明其额外损失，故崔玖华、李式君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后，对其利息的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崔玖华在2013年10月7日与刘作菊签订了商铺租赁协议，崔玖华以每月月租金21394.65元承租了属于刘作菊所有的商铺，但2015年6月4日崔玖华同意刘作菊在其与案外人寿丽媛签订的租赁协议上补签字及捺印，可以认定为崔玖华在该租赁协议中，对刘作菊作为共同出租人身份的认可，即崔玖华同意由崔玖华和刘作菊共同向案外人寿丽媛出租涉案房产。从2015年6月5日双方签订的欠款合同的内容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双方已同意变更2013年10月7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协议，并以双方对外签订的租赁协议内容为基础，形成该欠款合同。依据该合同载明的内容，刘作菊管理商铺对外租赁期间，崔玖华、李式君应当分得的租赁费，尚不足以折抵合同中所载明的崔玖华、李式君的欠款数额，故要求刘作菊返还租赁费656528.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崔玖华、李式君返还刘作菊租赁费31.5万元；二、崔玖华、李式君支付刘作菊违约金5万元；三、崔玖华、李式君返还刘作菊保证金10万元；上述判决一至三项崔玖华、李式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刘作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崔玖华、李式君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575元，诉讼保全费4520元，共计14095元，崔玖华、李式君负担12695元，刘作菊负担1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崔玖华、李式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未提交证据。 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关于租金分配没有明确约定，虽然在2013年7月11日双方合同中约定了崔玖华向刘作菊支付的租金数额，但2015年刘作菊在崔玖华与案外人寿丽媛租赁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视为刘作菊对崔玖华与案外人寿丽媛租赁合同的追认，且双方就租金问题签订了欠款合同，视为对租金进行了变更，故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并依据两家店铺面积相同对租金按照50%的比例予以认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对于租赁费分配认定不清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90万元欠款合同的问题，因系双方对于租赁费用等的结算，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欠条系受胁迫所签署，亦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撤销之诉，且在2016年及2017年的通话录音中李式君均未就欠款合同提出过异议，自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两家店铺的租金亦是按照欠款合同的约定由刘作菊收取，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欠款合同的效力并据此驳回崔玖华、李式君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寿丽媛交纳的租赁保证金20万元，因系两家店铺的保证金，即便以后案外人寿丽媛就该20万元保证金主张权利，也是向合同相对方崔玖华、刘作菊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由双方各占一半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崔玖华、李式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75元，由上诉人崔玖华、李式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颖颖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于 梦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冯文静 书记员  王若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