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6962号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王明舟。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丹，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绵阳市图书馆，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定代表人：冯小平。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付国明。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出版社）诉被告绵阳市图书馆、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超星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大出版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胡琼丹，被告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大出版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7000元；2.二被告支付原告合理费用律师费3000元，公证费69.91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经合法授权取得《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培养及评估》（以下简称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17年原告发现被告绵阳市图书馆在其网站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中擅自使用涉案作品，供读者阅读下载，以上行为严重侵犯原告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北大出版社不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无权向二被告主张侵权责任。北大出版社为证明其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交了《出版合同》，该合同第一条载明了其主张的权利依据，即“甲方（作者）授予乙方（北大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球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本的专有使用权”，二被告认为北大出版社不享有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其非本系列案的适格原告。1、《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明确的定义，北大出版社获得的是复制权和发行权，而并非信息网络传播权。出版合同虽然对产品类型之一的数字形式进行了描述，但前提是产品类型，绝不是权利内容。2、著作权内容法定，不可任意创设。在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权利内容的情况下，合同双方的当事人不得以任意语言表述权利内容。本案中，如因产品类型约定了“数字形式”而使北大出版社当然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定是违背作者真实意愿，处分了只有作者本人通过明确授权才能处分的财产权利，这样只会损害作者本人的合法权益。3、出版合同全部内容中，没有任何条款系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予而进行权利开展和收益分配，出版合同并未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4、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权利内容于2001年10月27日明确列入《著作权法》，为了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06年5月18日公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涉案作品的出版合同仅明确约定了署名、出版（复制）发行等权利，并未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5、北大出版社作为专业的出版单位、亦是《出版合同》的提供者，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合同第一条权利内容条款中明确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而非仅就著作权法规定的出版（复制）发行这两项权利作出明确约定，显然北大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机构在其提供的出版合同中并未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6、作为本案具有重大争议的第一条权利内容属于格式条款，在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且原告所依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其无权向被告主张。二、绵阳市图书馆向其读者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的行为，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未侵犯北大出版社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作者将其作品置于网络上使公众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欣赏，还可以无条件地下载该作品。但是绵阳市图书馆既未向“公众”提供北大出版社享有部分权益的作品，也未使公众“无条件地”下载该作品。1、绵阳市图书馆仅向持有其读者证的特定公民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服务，并非向不特定的自然人、机构等“公众”提供作品。2、对于不持有绵阳市图书馆读者证的自然人，仅可以在绵阳市图书馆内通过局域网进行电子图书阅读，无权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作品。因此，要阅读或下载绵阳市图书馆电子图书，要么持有其读者证，要么在通过馆内局域网阅读，而非“无条件地”阅读或下载绵阳市图书馆电子图书。绵阳市图书馆仅向特定公民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服务的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并非网络传播行为，仅是通过信息网络向特定公民提供电子图书。三、绵阳市图书馆在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合作期间购买了涉案电子图书，超星公司根据电子书使用方式及销售模式，对于已售出的电子图书并不要求客户在授权期满后删除数据，且根据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之间的协议，也并未约定合同到期后需将已销售电子书数据删除，仅是约定到期后超星公司不能再传播、复制、发行原告出版纸质图书。故绵阳市图书馆的使用行为本身是合法使用，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不构成共同侵权。1、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共同侵权的认定以各共同侵权人均有过错为前提，本案中超星公司既不存在过失也无侵权故意。根据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于2010年8月31日和2013年11月21日分别签订的《数字图书合作协议》，超星公司自2010年至2016年可对北大出版社享有部分权益的电子图书（包括本案中北大出版社所主张权益的电子图书）进行为期六年的销售，超星公司有权自行决定电子图书使用方式和销售形式，协议到期后超星公司不能再传播、复制、发行原告出版纸质图书，但双方并未约定合同到期后需将已销售电子书下架。2、协议到期后绵阳市图书馆对涉案作品的使用是基于其购买的电子图书进行的合理使用，认定共同侵权需以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本案中北大出版社主张绵阳市图书馆的侵权行为并不成立，故共同侵权亦无从谈起。3、超星公司并无教唆、帮助的故意也无教唆、帮助行为。超星公司销售电子图书是其与北大出版社之间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的合法目的之一。超星公司向绵阳市图书馆销售电子图书后，通过镜像技术（指将设备的一个或多个端口的数据复制并通过中间网络设备转发到指定目的交换机上的目的端口）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即绵阳市图书馆可执行处分该电子图书而无需访问超星公司数据库），完成电子图书的交付。此过程中超星公司进行的是正常的销售行为而非教唆侵权行为或侵权帮助行为，绵阳市图书馆向其读者提供的涉案电子图书均是其已合法购买并存储在本地端口的电子图书，非超星公司再行远程提供；而绵阳市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电子图书的行为是基于其对合法购买的电子图书进行的合理处分行为，不是对北大出版社的侵权行为，故超星公司和绵阳市图书馆更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四、公证程序违法。北大出版社公证书载明的委托公证人员李丹阳，公证时所使用的卡号为×××的合法持证人为杨茂盛，北大出版社却未提供任何杨茂盛许可北大出版社使用其本人读者证进行公证的证明文件，因而二被告有理由合理怀疑北大出版社提供的公证书为北大出版社冒用甚至盗用他人读者证所得，即北大出版社的公证程序存在违法行为，故二被告对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公证书的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五、部分涉案作品作者已经在签订出版合同前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专有授权给了超星公司，原告不享有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涉案书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培养及评估》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署名“缪蓉”，责任编辑“唐知涵”，图书类别标注“编著”，版权页载明全书共计270千字，出版时间：2012年3月，ISBN：978-7-301-20367-5。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显示：缪蓉（合同甲方）与北大出版社（合同乙方）签订《出版合同》，作品名称“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书号“ISBN978-7-301-20367”，责任编辑“唐知涵”，署名方式：“编著”，并约定“2012年3月5日，甲乙双方就上述作品的出版问题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球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第五条乙方应于2012年6月1日前出版上述作品……”“第二十四条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10年。合同终止后，乙方可以继续发行库存纸质图书。如无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可继续发行数字产品”。本院当庭组织二被告核对了《出版合同》的原件，二被告对《出版合同》持有异议，主张北大出版社并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1、出版合同首部甲方签字与落款甲方签字笔迹不一致；2、出版合同签署时间与出书时间系同一个月；3、出版合同中显示的作品名称与样书实际书名不一致；4、第三方提供30000元资助出版。针对二被告的上述主张，原告称：1、页首为本社工作人员书写，合同是一页，作者在尾页签章已经表明作者对出版合同的认可；2、合同未签订时，双方已就出版进行了磋商，出版时间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系补充签订；3、在出版行业中，名称修改以最终出版时载明的作品名称为准。通过作者和出版单位证明是同一本作品的授权；4、原告对于图书出版的成本不影响侵权的认定，被告的得利也是原告的损失。2010年8月31日，北大出版社（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就数字图书的出版发行等达成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授权并许可乙方将甲方出版的纸质图书（具体品种由双方另行确定）以电子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进行传播的非专有性权利。乙方有如下权利：（1）拥有甲方授权作品的数字版的非专有网络使用权，包括网上收费阅读、销售E-book、局域网电子图书销售等；（2）有权在甲方上述授权使用的范围内根据市场形势决定使用合作图书的具体方式及其宣传、包装和销售形式；乙方为实现使用甲方授权作品的目的，有权委托乙方下属或控股的企业将授权作品按甲乙双方约定的使用方式进行传播和销售；（3）在局域网销售中采取以复本书模式销售为主；（4）保证其制作的授权作品的内容与甲方的纸质图书完全一致，尤其不得缺少版权页……协议有效期三年，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2013年11月21日，双方续签上述合同，双方合作至2016年11月终止。经本院当庭询问，两被告称涉案图书包含在北大出版社与超星公司签订系列《数字图书合作协议》中。北大出版社对此持有异议，主张涉案图书不包含在《数字图书合作协议》中。另经询问，世纪超星公司称《数字图书合作协议》并未附有图书目录，但其与北大出版社合作十余年，一直支付费用，且合作协议第四条涉及到的“将甲方出版的纸质图书”应理解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图书。2012年11月5日，绵阳市图书馆（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电子图书数据库订置合同》，就甲方成为读秀学术搜索用户，乙方通过读秀学术搜索为甲方提供文献检索与文献传递服务，所订立相关权利义务规范。其中约定“甲方同意读秀学术搜索的所有服务条款，成为读秀学术搜索的正式用户。甲方拥有读秀学术搜索的年度使用权；乙方负责读秀学术搜索升级及维护工作，有义务及时向甲方提供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应包括登录人次、检索人次下载篇次等。五、读秀学术搜索及电子图书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中文电子图书四万册，读秀学术搜索一套收费标准为八万元/年，协议有效期为一年。”2014年7月21日，双方再次签订《电子图书数据库系统订置合同》，内容大致同前，仅在金额处变更为“读秀学术搜索年收费标准为玖万元，赠送电子图书3万册，赠送歌德电子阅读机1台”。其中附件一载明“读秀学术搜索服务体系表：服务模式为用户远程访问网站使用读秀及镜像3万册电子图书。2015年、2016年双方继续签订上述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6月。（2017）京方圆内经证字第65859号公证书显示：2017年9月7日，北大出版社委托代理人来到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绵阳市图书馆的网站上提供涉案作品浏览服务的情况进行公证取证。在网站上点击“数字图书馆”栏目，数字图书馆所有资源中包含超星电子图书，点击进入，显示“超星公司已经拥有数字图书20余万种，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数据库。所拥有图书内容涉及工学、理学、政法、经管、文学、艺术、教育、医学、农业、环保等各类学科领域。”点击馆外入口，进入易瑞授权访问系统。经查，该IP地址为四川省绵阳市。输入图书馆读者证号及密码、验证码进入绵阳市图书馆电子书平台，点击下载页面中的超星阅读器，在搜索框中输入涉案作品名称得到搜索结果后，可以在线阅读该书的完整内容。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合法性不予认可，称取证过程中登录的图书馆读者证账号及密码等并非公证委托代理人。经当庭询问，北大出版社称，公证过程中使用的图书馆读者证账号及密码等，是北大出版社工作人员联系绵阳市的当地朋友取得的账号。原告主张二被告未经授权在绵阳市图书馆网站上向用户提供涉案图书的浏览、下载服务，侵害了其针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共同侵权。两被告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世纪超星公司采用“本地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数据库安装在绵阳市图书馆服务器上，绵阳市图书馆可调用数据但不能对数据库进行修改，世纪超星公司负责数据库的安装、维护、服务、下架、技术更新及技术支持等，双方合作关系系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的模式，绵阳市图书馆未向“公众”提供北大出版社享有部分权益的作品，也未使公众“无条件地”下载该作品，绵阳市图书馆仅向特定公民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服务的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并非网络传播行为。同时，两被告主张绵阳市图书馆在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合作期间购买了涉案电子图书，超星公司根据电子书使用方式及销售模式，对于已售出的电子图书并不要求客户在授权期满后删除数据，且根据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之间的协议，也并未约定合同到期后需将已销售电子书数据删除，仅是约定到期后超星公司不能再传播、复制、发行原告出版纸质图书，故绵阳市图书馆作为终端用户仍可在局域网中供读者使用，两被告不构成共同侵权。关于涉案图书是否已经自绵阳市图书馆电子图书数据库中下架一事，经询问，两被告称在2018年年初收到北大出版社另案起诉材料后就及时对涉案图书进行了下架处理，由世纪超星公司进行的下架操作。北大出版社认可涉案图书已下架，但表示对具体下架时间不清楚。同时，两被告称，何时下架涉案图书依赖于对图书相关权利的知悉，需要有北大出版社的权利提示，被告才能做下架处理。北大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北大出版社（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该约定内容应当为禁止条款，两被告在合作协议终止后有义务停止传播涉案图书。关于经济损失的计算，北大出版社主张系按照稿酬支付办法以千字100元的标准计算，维权合理支出包括律师费3000元及公证费69.91元。为证明其主张，北大出版社提交了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两被告对上述发票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主张北大出版社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图书、公证书、公证费发票、图书出版合同，超星公司提交的合同、发票、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涉案《出版合同》虽未直接提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涉案图书作者）授权乙方（北大出版社）在授权区域“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特定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其中，针对“数字形式”解释为包括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等形式，且“出版发行”意指将作品公之于众的行为，并考虑到数字形式不受时间、地域范围的限制，即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获取涉案作品。鉴此，前述约定已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之法定构成要件，即涉案图书作者已将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实质性授予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已获得涉案图书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权利尚处于有效期内，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他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涉案作品。针对涉案作品的侵权行为，北大出版社有权提起诉讼。关于两被告就涉案图书权属所持抗辩主张，本院认为：1、依据涉案《出版合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依据合同签署惯例，上述“签字”应系合同签字页甲乙方落款处的签字或盖章。合同签字页当事人签字真实与否，系合同生效之形式要件之一。而本案中页首甲乙方名称系明确合同当事人主体身份之目的，本人书写或他人代书并不直接关涉合同效力。鉴此，应当以合同签字页当事人签字真伪来作为判定合同效力之考量因素。庭审中，原告出示了涉案《出版合同》原件以及由原告出版的涉案图书样书，二被告虽否认落款甲方签字的真实性，但未就此提交相应反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抗辩主张并依法认定涉案《出版合同》的真实性。2、著作权作为著作权人所享有之民事权利，可以在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由权利人自由处分，包括授权期限、授权范围、授权内容等方面。考虑图书出版存在前期磋商以及口头协议的可能性，著作权人在图书出版前期或出版后补充签署《出版合同》属于著作权人对于前述出版行为的书面授权，并未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任何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其有效。鉴此，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3、《出版合同》中约定的涉案作品书名与原告实际出版的图书书名虽有区别，但书名表意并非实质性差异，考虑图书出版行业图书书名在图书出版合同签署后存在文字增减或书名变更的实际情况，故并不能仅因出版合同所载书名与实际出版图书书名存在区别而否认出版合同与实际出版图书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实际出版图书与出版合同所载图书相比，出版社均为北大出版社，图书作者、责任编辑、书号均一致，同时样书出版日期与出版合同约定的出版期间基本相符，且被告未提举证据证明涉案图书作者通过北大出版社另行出版了出版合同所载书名的图书。鉴此，本院对被告关于实际出版图书书名与出版合同的关联性所作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依法认定出版合同所载书名与实际出版的涉案图书为同一图书。4、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通常会参考涉案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著作权利人的知名度，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因素，与作品出版是否获得第三方资助或作者出资情况并无直接联系，获得第三方出版资助或作者负担出版费用并非侵权人减免法律责任的当然事由。鉴此，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共同辩称其合作关系系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超星公司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电子书销售后由绵阳市图书馆自行决定使用方式，绵阳市图书馆可以执行处分该电子图书而无需访问超星公司数据库，完成电子图书的交付，绵阳市图书馆不能对数据库中的图书进行修改，绵阳市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涉案作品均是其已合法购买并存储在本地端口的电子图书，非超星公司再行远程提供，且绵阳市图书馆向其读者提供电子图书阅读的行为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对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绵阳市图书馆购买了超星公司的数据库服务系统，同时也购买了或者获赠了超星公司获得相关授权的电子图书，二被告均认可涉案作品存储于绵阳市图书馆服务器中，公证书中公证的涉案图书阅读过程中并未见明显跳转或IP地址变化的情况，本院认为，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涉案图书系存储在被告绵阳市图书馆的本地服务器中。绵阳市图书馆辩称，涉案作品系其从超星公司购买，且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不构成侵权，但由于原告与超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已经终止，绵阳市图书馆失去了原告授权基础，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其继续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涉案图书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本院对绵阳市图书馆的辩称不予采信。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之间的合同目的是通过绵阳市图书馆的系统实现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或下载，超星公司对这一合同目的明显具有预期，其仍然提供涉案作品，可以认定其与绵阳市图书馆具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意思联络。从行为目的和性质上看，超星公司的行为实质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而非仅为销售行为，其定期为绵阳市图书馆进行数据库更新，应当将已经不在授权期限范围内的作品删除，使绵阳市图书馆不再具有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基础，但超星公司仍然在授权期限外继续提供涉案作品，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共同实施了在绵阳市图书馆的涉案系统中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使用户离开超星公司、绵阳市图书馆二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获得涉案作品。相反，如果仅将超星公司的行为理解为一般的图书销售行为，则将使超星公司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合同有效期形同虚设，也将有损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因此，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共同实施了侵犯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此外，涉案公证书由公证机构依法出具，二被告就涉案公证书合法性所提抗辩，依据不足且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在其双方合同中就版权纠纷责任承担所作约定，系合同双方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我国著作权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院认为，本案权利人以及被诉侵权方均未充分举证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本院依法酌定赔偿金额。在酌定赔偿金额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权利人请求保护作品的社会影响与市场价值；第二,图书馆对涉案图书的使用方式及目的与一般商业性使用存在区别；第三，涉案图书是否存在大量摘引内容并足以影响独创性程度的判断；第四，涉案图书中是否含有封面署名作者无权对外授权内容。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原告要求二被告按照每千字100元赔偿其经济损失明显过高，与本案涉案作品价值、被诉侵权人侵权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等均不相符，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利支出的公证费及律师费合理支出，本院综合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依法予以判定。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绵阳市图书馆、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6200元、合理支出2069.91元，以上共计18269.91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2元（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绵阳市图书馆、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江洲审 判 员  张颖超人民陪审员  袁 卫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