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26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永坡，男，1979年3月18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顺卫，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华盛，广西和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永坡因与被上诉人吕顺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2民初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1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范永坡、被上诉人吕顺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华盛均到庭参加了询问。在本案审理期间扣除审限30天，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永坡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移交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或者直接驳回吕顺卫的诉请；2.由吕顺卫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该由范永坡的住所地的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管辖受理，一审法院管辖受理此案显然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理由如下：（1）范永坡与吕顺卫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了20.7万元的《借款合同》，但是，吕顺卫并没有给付此款，其也没有任何证据或相关的给付凭证证实给付了该款。（2）2015年6月25日的36万元《借条》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凭未经法庭质证的所谓《谈话笔录》就推定20.7万元《借款合同》系由36万元《借条》而来，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第一，该所谓《借条》，只是照片并无文字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第二，该《借条》的出借人是吕某，与吕顺卫无关；第三，该《借条》上并未注明给付现金20万元，如何认定其出借方式？怎么能仅凭对方一面之词就确定该36万元借款成立？综上三点说明，一审法院认定该20.7万元《借款合同》是由36万元的《借条》而来是错误的，必然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范永坡欠吕顺卫的10.8万元已经清偿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不需再返还任何款项。 被上诉人吕顺卫答辩称，一、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有管辖权，故一审法院有权管辖本案，且管辖权异议应在答辩期内提出，逾期法院不应再审查。二、20.7万元的《借款合同》与36万元的《借条》均经范永坡自己认可真实性，其在一审辩称将自己的奇石寄放在吕顺卫处售卖，因吕顺卫将奇石占为己有才胁迫范永坡书写的《借条》，但其辩称明显违背生活逻辑。范永坡将奇石寄放在吕顺卫处，应该是由吕顺卫出具收条给范永坡，而不是要求范永坡出具《借条》给吕顺卫。并且范永坡一直强调该两份借条是相互独立的，但范永坡自己认可其2015年6月25日收到的10.8万元的款项是该36万元《借条》中的一部分，范永坡的种种说法充满矛盾，相反，吕顺卫对款项的来源、借款经过等都能陈述清楚。本案借款吕顺卫已经实际支付给范永坡，因此吕顺卫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范永坡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上诉人吕顺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永坡偿还借款本金20.7万元；2.范永坡按月利率1.5%支付自2016年11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1月7日为78867元），以上合计285867元；3.范永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5日，范永坡作为借款人与吕顺卫作为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7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从2016年11月25日起至2017年2月25日止；在借款期限内，借款利率按每月1.5%计，于每月25日前支付。 对于上述借款的出借方式，吕顺卫称该笔借款系2015年6月25日36万元借款中剩余未偿还的部分，该《借款合同》系双方核对后，就36万元中未偿还的20.7万元借款重新签订的。对此，吕顺卫提交了一份2015年6月25日的借条，其上载明“今向吕某借叁拾陆万元整（小写360000元整），期限为3个月，于2015年9月25日一次性还清，借款人：范永坡”。 关于该36万元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为吕某而非吕顺卫的问题，吕顺卫称其与吕某为兄弟关系，该笔36万元系用其和吕某一起凑齐的款项来出借给范永坡的，因吕顺卫、范永坡之间很熟，怕范永坡违约不按时支付利息，故以吕某的名义作为出借人写借条。对于该问题，范永坡则称其签写36万元借条的时候并不认识吕某，也不清楚为什么当时借条上出借人的名字是吕某，但范永坡陈述其签订该36万元借条是因资金短缺而向吕顺卫借款。关于36万元借款的支付方式，吕顺卫称其于2015年6月25日向范永坡银行转账10.8万元，于2015年6月25日向范永坡的朋友贲维维银行转账3.2万元，于同日在柳州市房屋内和吕某一起向范永坡支付现金20万元，剩余2万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与案外人吕某进行谈话，于2019年4月19日与吕顺卫、吕某进行谈话并均制作谈话笔录，吕某在谈话中陈述2015年6月25日36万元的借款是由其出资20万元和吕顺卫一起凑齐36万元出借给范永坡的，借条则是以其作为出借人的名义写的。吕某还称，其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在柳州市房屋内向范永坡支付了20万元的借款，出借款项之后，吕顺卫于2015年11月代范永坡归还了借款本金15万元，范永坡也于2015年11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归还了借款本金5万元，故其出借的20万元本金已清偿完毕，利息亦支付完毕，就把36万元借条的原件给了吕顺卫。吕顺卫对吕某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且其二人在谈话笔录中确认36万元借款中吕某出资20万元，吕顺卫出资16万元，且确认二人对预先扣除2万元的事情均知晓，系按36万元的借款总额来进行扣除的。以上，综合各方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1.2015年6月25日36万元的借条款项是由吕顺卫和吕某共同出资以吕某的名义出借给范永坡的，其中吕顺卫出借额为16万元，吕某出借额为20万元，但实际出借的金额在36万元总额中扣除了2万元利息；2.吕某自认其个人出借的20万元本息已清偿完毕。 再查明，出具上述36万元借条后，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顺卫转账4万元，并于2015年11月24日当日通过案外人张帆的银行账户向吕顺卫转账2.9万元，于2015年11月24日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吕顺卫还款4.9万元。吕顺卫对上述还款均予确认，并称范永坡通过张帆共计归还借款本金17万元，利息只是偶尔支付一点，后其与范永坡于2016年11月25日进行对账，让范永坡重新出具20.7万元的《借款合同》，该笔20.7万元包含了之前的尚欠借款本金17万元及尚欠利息3.7万元（尚欠利息大概系按1.5%月利率计算）。 再查明，在签订20.7万元的借款合同后，范永坡分别于2018年1月13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500元、于2018年5月6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1200元、于2018年5月30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1300元、于2018年6月30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2600元。 现吕顺卫以范永坡未按期偿还20.7万元借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吕顺卫主张2016年11月25日20.7万元的《借款合同》系由2015年6月25日36万元借款的尚欠款项构成，是否有事实依据；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上文查明的事实，2015年6月25日36万元的借条款项是由吕顺卫和吕某共同出资以吕某的名义出借给范永坡的，其中吕顺卫出借额为16万元，吕某出借额为20万元。那么关于36万元借款的支付，吕顺卫陈述其向范永坡银行转账10.8万元，向范永坡的朋友贲维维银行转账3.2万元，并与吕某一起向范永坡支付现金20万元，剩余2万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对于预先扣除的2万元，不能计入实际的借款本金金额。而对于剩余的借款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借条系载明借贷关系强有力的直接凭证，无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范永坡称其只收到吕顺卫转账支付的10.8万元，但其认可2015年6月25日36万元《借条》的真实性及其签名，对除预先扣除的2万元利息之外的借款金额，范永坡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院确认吕顺卫及吕某于2015年6月25日向范永坡实际支付34万元借款的事实。现吕某自认其个人出借的借款本息部分已由范永坡偿还5万元及吕顺卫代偿15万元清偿完毕，剩余未还款项应由范永坡向吕顺卫偿还，属对其自身利益放弃的自认，该院予以确认。以上分析可知，吕顺卫主张20.7万元的借款系由36万元借款的尚欠本息之和构成，有36万元的《借条》、20.7万元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以及吕某的陈述等一系列证据予以综合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范永坡辩称20.7万元的《借款合同》系其受逼迫签订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鉴于上述分析可知，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时间发生于2015年6月25日，但2016年11月25日，吕顺卫与范永坡对2015年6月25日借款的尚欠款项进行对账，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7年2月25日）起重新计算，至吕顺卫于2019年1月8日起诉本案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范永坡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3，本金方面，吕顺卫陈述20.7万元包含了之前的尚欠本金17万元及尚欠利息3.7万元，尚欠利息大概系按月利率1.5%进行计算的，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本案36万元借条上未明确约定利息，通过各方的陈述，亦不能明确确认36万元利息的具体约定，即使吕顺卫自认预先扣除2万元的利息，但针对实际出借的34万元借款本金，亦未有证据证实利息的约定，故一审法院仅确认2016年11月25日20.7万元的《借款合同》系对之前借款中的尚欠款项进行核对重新出具的事实。又，根据吕顺卫及吕某各自出借的比例，预扣的2万元金额应按对应比例在各自的出借款项中予以扣除，该院按该比例进行计算，得出吕顺卫出借的借款本金中应扣除的款项为8888.89元。对该笔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在出借本金中应予扣除的款项，在重新出具的20.7万元借款合同中亦应予以扣除，故该院确认，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数额应为198111.11元。至于吕顺卫与范永坡之间针对之前的尚欠款项是如何核对计算得出20.7万元的问题，仅凭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无法进行准确确认，故一审法院仅就其中明确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予以扣除。关于范永坡辩称其于2015年11月24日已将借款清偿完毕的意见，因2015年11月24日的三笔还款发生于2016年11月25日20.7万元的《借款合同》之前，且从还款数额方面，亦不能证实借款已清偿完毕，故该院对范永坡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利息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为1.5%，吕顺卫诉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又，吕顺卫自认范永坡分别于2018年1月13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500元、于2018年5月6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1200元、于2018年5月30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1300元、于2018年6月30日通过微信向吕顺卫支付了2600元，在借贷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未约定还款顺序的情况下，以上四笔款项，应先视为对利息的支付。故本案利息的计算方式如下：以198111.11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从2016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吕顺卫诉请的2019年1月7日，得出75480.33元，扣减吕顺卫自认范永坡通过微信支付的5600元（500元+1200元+1300元+2600元=5600元），得出尚欠利息69880.33元（75480.33元-5600元=69880.33元）。之后的利息，应以198111.11元中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吕顺卫诉请的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范永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顺卫偿还借款本金198111.11元；二、范永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吕顺卫支付利息69880.33元（上述利息暂计至2019年1月7日，之后的利息以198111.11元中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吕顺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88元(吕顺卫已预交)，由范永坡负担5239元，由吕顺卫自行负担349元。 范永坡对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提出异议认为：1.2016年11月25日形成的《借款合同》虽是范永坡签署，但对方没有就该《借款合同》支付20.7万元；2.2015年6月25日金额为36万元的《借条》是吕某与范永坡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属另一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该《借条》项下借款作为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中的出借款项无依据，吕顺卫也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一审法院是通过庭后未经范永坡质证的笔录对此予以确认，其程序存在问题，且2015年6月25日《借条》中的款项没有转账记录，一审法院将36万元款项作为20.7万元借款转换的观点错误。 吕顺卫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在一审中自认债务人一方支付的17万元还款实际包括了范永坡本人自行还款的部分，其并未表述范永坡通过张帆偿还了17万元。二审期间，吕顺卫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吕某称其与吕顺卫是亲兄弟关系，二人共同向范永坡出借2015年6月25日《借条》项下借款，三方口头约定月利率1.5%，其中吕某出资的2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在自己家中交付给范永坡，剩下的钱实际由吕顺卫支付，款项出借后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某的妻子庞视英转款5万元，之后由吕顺卫代范永坡偿还15万元，故吕某称其出借份额已经清偿完毕。吕某表示，在2015年11月24日之后，范永坡没有向其支付余款，关于吕顺卫与范永坡之间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亦并不清楚。关于吕某出借20万元现金的来源，吕某称因鱼峰区窑埠、雷村拆迁房屋获得拆迁款，且亦有房屋出租收取租金，故在家中常有大量现金。 范永坡对证人吕某的证言质证认为，对其陈述不予认可；吕顺卫表示认可吕某的证言。经本院组织范永坡、吕顺卫、吕某三人对质，关于证人吕某在二审中陈述的证言，本院认为关乎本案出借款金额以及剩余债权债务的认定，故在下文予以论证。 关于双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范永坡在一审庭审及二审询问中均认可2015年6月25日的《借条》系其书写，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也是其与吕顺卫签订，故本院对以上债权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债权人是否实际出借款项，以及两份债权凭证之间的联系，均属于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本院在下文详细阐述。2.关于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后于2019年4月19日向吕某制作《谈话笔录》，且未组织范永坡质证便直接采信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该院确实存在前述程序瑕疵，但二审期间吕某已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范永坡在二审期间对吕某的证人身份亦未提出异议，故如前所述，本院对其证言在下文详细分析。3.一审法院一方面查明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顺卫转账4万，另一方面记载吕顺卫认可范永坡前述转账还款并认可范永坡通过张帆共还款17万元，但该院在计算范永坡一方还款金额时仍为17万元，则该院查明事实本身存在矛盾。并且，吕顺卫与范永坡在二审期间均明确，范永坡通过张帆还款仅为2015年11月24日转账的2.9万元及同日的另4.9万元，经查阅一审双方提交的转账及取款凭证，亦未显示张帆有涉及合计17万元的资金于2015年11月25日流向本案债权人一方，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此部分查明予以纠正。又因吕顺卫与范永坡对2015年11月24日的还款仍然存在争议，且此部分亦属于本案争议焦点，故本院在下文作出认定。此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吕某作为证人在二审中出庭作证，其称与吕顺卫是亲兄弟关系，二人共同向范永坡出借2015年6月25日《借条》项下借款，三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5%，其中吕某在自己家中向范永坡交付现金20万元，剩下的出借款由吕顺卫支付，款项出借后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某的妻子庞视英转款5万元，之后范永坡没有向其支付余款，而系由吕顺卫代范永坡偿还了15万元，故吕某认为其出借份额已经清偿完毕。关于吕顺卫与范永坡之间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吕某并不清楚。关于吕某出借20万元现金的来源，吕某称因鱼峰区窑埠村、雷村拆迁房屋获得拆迁款，且亦有房屋出租收取租金，故家中常有大量现金。吕顺卫在二审询问中表示认可吕某的证言。范永坡对吕某经济来源表示不清楚，并称2015年6月25日《借条》系其签署但并未履行，其本人已记不清《借条》形成时有几人在场，亦不记得吕某曾将现金20万元交付给自己。 范永坡在一审质证时认可收到2015年6月25日《借条》证据项下吕顺卫于2015年6月25日转款的10.8万元，但在二审中却抗辩称该款系吕顺卫购买石头的款项。吕顺卫与范永坡均认可二人各自经营奇石买卖，在交易过程中形成常以现金交易的习惯，但吕顺卫表示现金交付达到10至20万元，范永坡表示最大交付现金为4万元。 关于还款事宜，吕顺卫与范永坡均认可在《借款合同》出具之前，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顺卫转账了4万元、通过张帆向债权人一方合计还款7.8万元，此外，吕顺卫认可范永坡于同日向吕某的妻子庞视英转款5万元，向自己另行交付现金2000元，但范永坡抗辩称于2015年11月24日根据吕顺卫的要求向其亲戚还款4.9万元，且未另行向吕顺卫还款2000元。关于一审法院查明在《借款合同》出具之后，范永坡于2018年1月13日向吕顺卫支付的500元、于2018年5月6日支付的1200元、于2018年5月30日支付的1300元，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的2600元，范永坡在一审庭审中称前述付款行为系偿还与吕顺卫的另一笔2万元借款，但在二审询问中却抗辩称均是其他消费行为不是借款的还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的答辩期内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由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并无违反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的情形，而范永坡在一审审理期间并未提出管辖异议且已应诉、发表庭审答辩意见，故其在二审期间所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本院不予审查。根据范永坡的其余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并结合吕顺卫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吕顺卫在本案中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生效？二、如吕顺卫前述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判令范永坡清偿的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本案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涉及借款人是否实际交付出借款，以及对2015年6月25日的《借条》、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的认定。 首先，关于2015年6月25日的《借条》，本院认为，第一，本案已查明2015年6月25日的《借条》真实，则该债权凭证本身反映了所描述的借贷债权债务关系，而《借条》中记载的债权人吕某认可款项系由其与吕顺卫共同出借，且范永坡在一审质证时认可收到该《借条》证据项下吕顺卫于2015年6月25日转款的10.8万元，吕顺卫亦自认有2万元系在约定借款本金36万元已预先扣除的利息，则本案借款债权、债务双方实际对于2015年6月25日《借条》项下借款为吕顺卫、吕某二人共同出借给范永坡，且已转款交付的10.8万元及预先扣除2万元利息均无争议，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部分予以认定。第二，吕顺卫、吕某主张2015年6月25日《借条》中的20万元借款，系三人当场在吕某家中由吕某直接交付范永坡，但范永坡称已不记得曾收到该笔现金，且并表示亦不记得在场人员人数。对此，吕顺卫、吕某关于现金来源解释称，吕某因房屋拆迁及房屋出租收取租金长期拥有现金流，而吕顺卫经营奇石买卖，在交易过程中形成常以现金交易的习惯故亦掌控有大量现金，范永坡虽对吕某经济来源表示不清楚，但认可吕顺卫与自己一样系经营奇石买卖，亦认可在奇石交易中具有现金交易的习惯。结合我市奇石交易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对对方经济来源的自认，则本案涉及的20万元现金量与债权人一方的经济能力相匹配，现金交付的方式与交易习惯亦相符合。且范永坡在二审询问中自认于2015年11月24日向吕顺卫转账了4万元、通过张帆向债权人一方合计还款7.8万元，以及于同日根据吕顺卫的要求向其亲戚返还4.9万元，可知仅范永坡自认的还款金额已达到16.7万元，该数额远远超过范永坡自认的已交付出借款10.8万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案情，结合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与交易方式，采纳吕顺卫的主张认定出借人一方已经将20万元现金交付范永坡的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并对证人吕某相应证言予以采信。第三，吕顺卫主张通过向范永坡的朋友贲维维转款3.2万元，履行了交付相应数额出借款的义务，但范永坡对此不认可，且吕顺卫作为主张方及款项交付义务人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吕顺卫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则由其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据此，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知，本案可查明吕顺卫、吕某系2015年6月25日《借条》的债权人，二人共同向范永坡出借借款30.8万元，相应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成立并生效。 其次，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已查明亦为真实，且合同签订双方范永坡、吕顺卫均认可未支付《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故本院对出借方与借款方前述无争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关于该《借款合同》是否为2015年6月25日《借条》项下借款债权延续的问题，以及该合同是否能作为之后案涉剩余借款债权认定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 第一，由于范永坡自认在2015年11月24日之后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均未向债权人一方返还款项，因此即使仅按照2015年6月25日《借条》实际发生的出借金额，案涉债权人一方仍对债务人范永坡享有较大金额的借款债权，2016年11月25日的《借款合同》同样记载债权人为吕顺卫一方，而在查明当事人之间具有大笔现金交付能力的情况下，权利人自认2016年11月25日的《借款合同》仅为原借款债权的延续并未主张享有另一笔借款债权，则债权人一方实际并未追求更加高额的金钱利益，而是根据其自身举证证据提出主张。 第二，结合本案涉及款项的返还情况，以及吕顺卫、吕某、范永坡就三方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程度的各自陈述来看，在债权人一方主要系吕顺卫与债务人范永坡处理案涉借款事宜，且吕顺卫、吕某自认已就出借款人的权利在债权人间内部进行了相互清偿，经清偿与调整后吕顺卫实际完全对外享有范永坡案涉借款债权，故该变动体现的借款债权人与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中记载一致，与前述查明吕顺卫与范永坡二人主要处理案涉借款事宜的具体案情亦相符。 因吕顺卫、范永坡均认可范永坡在2015年11月24日向吕顺卫转账4万元、通过张帆合计还款7.8万元，故本院对双方前述无争议的还款金额予以确认，关于同日的其余还款，吕顺卫与吕某自认范永坡向吕某的配偶庞视英返还5万元，范永坡虽自认系根据吕顺卫的要求向其亲戚返还了4.9万元，对债权人确认的收款人以及清偿金额的表述不完全一致，但范永坡关于当日相应清偿行为实际并无异议，故本院尊重债权人一方作出的自认认定范永坡向债权人一方清偿了5万元。同样，吕顺卫作为债权人认可范永坡另行向其支付了2000元，则本院对债权人此部分自认亦予以认可。据此，本案可认定范永坡于2015年11月24日向债权人合计还款17万元。第四，关于利息的问题，吕顺卫、吕某称三方就2015年6月25日《借条》约定的月利率为1.5%，范永坡虽在二审中抗辩称未约定利息，但其在一审中已自认双方对该笔借款约定了利息且自己支付了部分款项，由于范永坡未能举证推翻自己一审中的自认，故本院对范永坡在二审的辩称不予支持，吕顺卫认为前述《借条》约定了借款利息的观点与已查明事实相符。由于无证据显示各方就债务人还款性质曾进行约定，双方对此亦持不同观点，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还款应先抵充利息再抵充借款本金。本案若以实际出借本金30.8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2015年11月24日的17万元还款根据前述确认的清偿顺序予以抵充，再按照相同利率标准进一步计算截止至《借款合同》签订之日，即2016年11月25日所产生的本息合计金额高于该《借款合同》确认的剩余债务本金20.7万元，因此，如按吕顺卫所称《借款合同》实际系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纳入后期借款本金而重新签订的借款协议，则该约定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且符合双方对前期借款实际约定了利息的法律事实。 因此，综合前述四方面分析及各方的举证来看，吕顺卫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条》项下借款债权的延续，实质系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纳入后期借款本金而重新签订借款协议的观点，更具有证明力，亦与本案已查明事实相印证，且计算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并以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作为之后案涉剩余借款债权认定的依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诚如前文所述，2016年11月25日《借款合同》确认的剩余借款债权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范永坡应自签订合同之日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向吕顺卫支付利息的观点正确。一审法院在计算时将剩余借款本金基数降低调整为198111.11元，该金额虽低于《借款合同》确认剩余借款本金，但吕顺卫对此并无异议，故本院对债权人就自身权利的放弃予以尊重。关于范永坡于2018年1月13日向吕顺卫支付的500元、于2018年5月6日支付的1200元、于2018年5月30日支付的1300元，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的2600元，范永坡在一审庭审中称前述付款行为系偿还与吕顺卫的另一笔2万元借款，但在二审询问中却抗辩称均是其他消费行为不是借款的还款，则范永坡在一审、二审中的观点不一致，且并未对所抗辩主张事实予以举证，而债权人吕顺卫自认前述款项均属于案涉借款的还款，一审法院据此采纳债权人吕顺卫自认的观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前述四笔付款均不足以清偿截止支付当日产生的应付利息，则尚未能清偿借款本金，故范永坡应清偿的案涉剩余借款本金仍为198111.11元。而按照前述确认的利率标准，扣减四笔利息合计5600元后计算截止至2019年1月7日的尚欠利息金额，高于一审法院确认的69880.33元，又因吕顺卫对一审法院关于截止当日的利息确认金额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部分判决结果予以维持。2019年1月7日以后的利息，应以剩余借款本金198111.11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此方式计算范永坡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30.8万元与以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一审法院未注意此款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范永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纠正，但该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20元（上诉人范永坡已预交），由上诉人范永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