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2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男，布依族，2005年4月23日生，住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法定代理人：陈某，女，汉族，1979年8月18日生，住址同上，系吴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运熹，贵州听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元超，贵州听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9号贵阳医学院科技楼12-14层。负责人：陈俊发，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贵梅，女，汉族，1982年2月23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吴某与被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上诉人吴某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岩法院）（2019）黔0103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运熹，被上诉人泰康人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贵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岩法院（2019）黔0103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保险金200000元及剩余现金价值788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吴国龙在泰康人寿投保一般身故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是两个独立险种，并按约支付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后，泰康人寿应当支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和重大疾病保险金。吴国龙在无重大疾病史情况下突发疾病身亡，排除刑事他杀及意外身亡可能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和投保人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均载明其系因病身亡。一审判决认定，该病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属认定事实错误。吴国龙系突发疾病身亡，投保前并未患重大疾病，无重大疾病史。泰康人寿进行审查后决定承保也是其同意受理该附加重大疾病保险之前提。吴某不同意进行尸检并不排除吴国龙身亡系重大疾病。泰康人寿承保后，若无证据证明吴国龙非因重大疾病身亡，免责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存在恶意隐瞒其患有或曾患重大疾病的情形。但泰康人寿未能证明，故应按约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二、吴国龙向泰康人寿分别投保两个独立险种，分别缴纳保费。只有在泰康人寿按约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才能认定该合同履行完毕，但其拒绝履行。吴国龙一次性足额支付当年保险费，现其身故，保险事故已经发生，该保单剩余现金价值应当返还。泰康人寿在合同中的该项约定属格式条款，应当做出对吴国龙有利的解释，认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泰康人寿应当退还该保单剩余现金价值。一审判决以泰康人寿已支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即认定保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以此驳回吴某该项诉求系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吴某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泰康人寿答辩称：一、吴某不能证明吴国龙因合同约定的疾病身亡。其系猝死，《户口注销证明》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写了因病身亡，但两者均非医疗机构亦非鉴定机构，没有查验死因的能力，上述证据不具有司法效力。致死疾病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并无记载，以上证据没有证据能力。报案后，泰康人寿第一时间派专人询问是否同意尸检，吴某明确拒绝。泰康人寿已尽到提示义务。案涉保险条款明确约定给付的前提是被保险人经医院初次确诊非因意外伤害导致患本附加合同所定义的疾病。需要提供专科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等医学意义上的证明材料。吴某未能提供任何有效材料。二、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就无需重复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诱使吴国龙重复支付保费。重大疾病保险是附加险，附加险依托于主险合同存在，不购买主险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购买附加险，附加险的目的并非增加保额而是将主险保障范围进行拓展，将重疾纳入保障的范围。保险条款中对支付一般身故保险金就无需重复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已经特别提示。三、泰康人寿已经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一般身故赔偿金导致合同终止，主合同和附加合同同时终止。依据《保险法》规定，因此不存在退还现金价值的依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吴某系陈某及死者吴国龙之子。2016年8月12日，吴国龙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投保泰康人寿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保险金额200000元）及附加险全能保C款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200000元），保单号10664039，指定受益人吴某，每年支付保险费7760元，该保单于同日生效。《泰康全能保（2015）保障计划保险合同》包含主合同条款和附加合同条款。主合同条款：《泰康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条款》，保险责任：“一般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一般意外身故或高残保险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自驾车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及航空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附加合同条款：《泰康全能保C款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保险责任：“重大疾病保险金”。其中《泰康全能保C款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2.3条约定：“对于本附加合同项下的重大疾病保险金和主合同项下的一般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一般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交通工具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自驾车意外身故或者高残保险金及航空意外事故或者高残保险金，我们只给付其中的一项，在给付其中任意一项后，本附加合同和主合同同时终止。”第7条合同解除约定：“如果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的原件……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第9条重大疾病定义载明：“本附加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共有42种，其中第1至25种重大疾病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规定的疾病，且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与规范相一致，第26至42种重大疾病为规范规定范围之外的疾病。”庭审中，吴某称泰康人寿的上述条款系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未向其履行提示及解释说明的义务，因此泰康人寿应当在赔偿完毕一般身故险200000元的基础上赔付其200000元的重疾险，且同时退还保单剩余现金价值。2019年1月4日，贞丰县公安局者相派出所出具《户口注销证明》证实吴国龙于2019年1月1日因各种疾病死亡。2019年3月25日，者相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吴国龙因病于2019年1月1日死亡。2019年3月15日，泰康人寿向吴某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对本案泰康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系我公司同意承担保险责任，正常给付保险金200000元，10664039号保险合同终止。”一审中，吴某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吴国龙死因系患重大疾病，其称吴国龙40多岁死亡肯定是因为重大疾病。泰康人寿提交《委托司法鉴定告知函》证实为查明吴国龙死亡原因，向其妻陈某及吴某告知进行相应司法鉴定，但陈某及吴某明确表示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吴国龙与泰康人寿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泰康人寿已经向吴某履行给付200000元一般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泰康人寿在履行完一般身故保险责任后是否还应当基于重大疾病保险向吴某支付保险赔偿金。吴某未举证证明吴国龙患有重大疾病，者相派出所的《户口注销证明》及村委会的证明仅记载吴国龙因病死亡。因此不能仅凭吴某自行推断吴国龙40多岁死亡即是罹患重大疾病，该推断泰康保险不予认可且无任何法律依据，故无论上述保险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吴某举证首先不能证实吴国龙系重大疾病死亡。因此要求泰康人寿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在合同解除条款中约定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泰康人寿可向吴某退还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但本案中，泰康人寿已经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非双方协议解除，因此吴某要求泰康人寿向其支付保单剩余现金价值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吴某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18元，减半收取2209元，由吴某自行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在卷作证，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泰康人寿履行完一般身故保险责任后，是否还应当承担附加险重大疾病保险的赔付义务；二、案涉保险合同的剩余现金价值是否应当退还吴某。关于焦点一，首先，吴国龙与泰康人寿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意思自治结果，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受合同约束。本案中，吴国龙分别投保主险泰康全能保C款两全保险以及附加险全能保C款重大疾病保险。并且，保险条款约定附加险重大疾病保险金和主险一般身故保险金，保险人只给付其中一项。在给付其中任意一项后，主合同和附加合同同时终止。且保险事故发生后，泰康人寿已向吴某履行给付200000元一般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故案涉主合同和附加合同同时终止。泰康人寿已经履行完毕保险责任。其次，吴某并未举证证明吴国龙死因系重大疾病。者相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及村委会的证明仅记载吴国龙系因病死亡，但无法就此推定吴国龙就是因重大疾病死亡，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吴某主张吴国龙死因系重大疾病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案涉保险条款约定合同解除后可退还合同终止时的剩余现金价值。本案中，泰康人寿已向吴某履行给付200000元一般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案涉保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泰康人寿已经依约承担保险责任，已经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之规定，对吴某主张泰康人寿向其支付案涉保险合同剩余现金价值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8元由上诉人吴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玲审判员  厉文华审判员  杨 坤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居丽卿书记员冯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