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2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君安百盛木业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镇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陆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江苏青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娜，江苏青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环保产业园庆丰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杨宝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娣，江苏润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市君安百盛木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君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盐城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亿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州君安公司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常州君安公司无需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货款110000元及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盐城亿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常州君安公司已经将全部货款支付给盐城亿高公司，不存在结欠盐城亿高公司货款的情况。常州君安公司与盐城亿高公司于2016年6月9日签订《环保节能燃气模温机销售合同》一份，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负责人韩某乙代表盐城亿高公司在该合同上签字，常州君安公司向韩某乙交付50000元定金，盐城亿高公司在一审中认可韩某乙是其公司的业务员，也认可该50000元是常州君安公司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的定金。由于盐城亿高公司交货延迟以及存在质量问题，常州君安公司多次与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乙联系，要求盐城亿高公司派人来维修。后来，确实有一个人与常州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俊通过微信联系，但其从未表明过自己的身份是盐城亿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常州君安公司一直以为是盐城亿高公司的维修人员，所以在聊天记录中也一直询问何时来维修。后经常州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俊与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乙协商，因盐城亿高公司发货延迟以及机器质量存在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扣款10000元，常州君安公司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100000元，常州君安公司与盐城亿高公司的货款就此结清。常州君安公司向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乙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现金50000元的方式支付了该100000元，韩某乙于2018年7月21日向常州君安公司出具了收条一张，证实收到常州君安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韩某乙是常州君安公司与盐城亿高公司签订《环保节能燃气模温机销售合同》时盐城亿高公司的代表，盐城亿高公司认可韩某乙代收常州君安公司50000元定金的事实，常州君安公司有理由相信韩某乙就是有权代表盐城亿高公司的。常州君安公司将剩余100000元支付给韩某乙就是支付给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已经将所有的货款支付完毕，不存在结欠盐城亿高公司货款的情况。二、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乙收取常州君安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盐城亿高公司在未通知常州君安公司韩某乙不是其公司员工的情况下，常州君安公司有理由相信韩某乙仍是盐城亿高公司的员工，常州君安公司向韩某乙支付货款即是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货款。盐城亿高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乙代表盐城亿高公司与常州君安公司签订合同、收取常州君安公司定金的行为，常州君安公司有理由相信韩某乙有权代表盐城亿高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收取款项，如果韩某乙离职、无法继续代表盐城亿高公司，盐城亿高公司应及时通知常州君安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约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盐城亿高公司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常州君安公司有理由继续相信韩某乙有权代表盐城亿高公司收取款项、处理合同相关事宜，韩某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盐城亿高公司在一审中陈述韩某乙在2016年9月下旬从公司离职，但并没有将该情况及时告知常州君安公司，即使后来有一个人微信联系常州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俊，也没有表明自己是盐城亿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没有告知韩某乙已离职的情况。常州君安公司当然可以认为韩某乙仍然是有权代表盐城亿高公司的，继续与韩某乙就货款问题、机器质量问题进行协商，最终将货款支付给韩某乙。在这同一时间段，韩某乙也在盐城亿高公司的其他客户公司继续代表盐城亿高公司收取货款。所以实际上，常州君安公司是有理由相信韩某乙是有权代表盐城亿高公司收取货款的。盐城亿高公司辩称，常州君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常州君安公司扩大了表见代理的认定情形，本案中除了合同签订后的定金5万元之外，常州君安公司从未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而常州君安公司在向案外第三人韩某乙支付款项时也没有见到任何盐城亿高公司出具的书面代为收款的材料，不能仅凭韩某乙的身份认定是表见代理，常州君安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收条显示韩某乙在2018年7月21日以盐城亿高供热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收取款项，但是在2017年9月6日公司已经更名为盐城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说明韩某乙在此时已经不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韩某乙因此对于公司更名的情况不清楚。2、表见代理针对善意的合同相对人，本案中常州君安公司和韩某乙恶意串通损害盐城亿高公司的合法权益，盐城亿高公司多次催款并诉至法院后，常州君安公司不和盐城亿高公司协商反而将款项支付给韩某乙不符合常理，一审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常州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未否认货款只支付了5万元的事实，一审中未向法庭和盐城亿高公司举证证明10万元的支付流水，该份收条系因盐城亿高公司起诉后由常州君安公司和韩某乙双方达成的某种协议。3、盐城亿高公司起诉前多次到常州君安公司进行催款，也在2016年告知了常州君安公司韩某乙离职的事实，常州君安公司既然认可了微信聊天记录，那么也认可了在聊天记录中所陈述到的常州君安公司答应在2017年年底前结清，但是一审中常州君安公司否认认识盐城亿高公司的法人也否认盐城亿高公司催款的事实，前后矛盾，常州君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盐城亿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州君安公司立即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欠款11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1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常州君安公司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常州君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双方签订买卖合同1份，由盐城亿高公司向常州君安公司出售一体式模温机2台，合计价款160000元。合同约定收到预付款15天发货，付款方式约定为定金50000元，余款正常使用一个月付清，预留10000元到年底，双方还对质量标准、验收方式、交货时间、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该合同由韩某乙签订，合同签订后，常州君安公司交付韩某乙50000元定金，该款由韩某乙交付盐城亿高公司，盐城亿高公司收款后开始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常州君安公司未支付剩余款项，盐城亿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宝祥于2018年6月15日、16日通过微信向常州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俊催款，具体内容是催讨余款110000元。陆俊仅称设备需要维修，未作其他回应。2018年7月19日，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双方共同参加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调解，在调解时，常州君安公司称已支付韩某乙100000元，且经韩某乙同意扣除因盐城亿高公司延迟发货赔偿的10000元，货款已经结清。因双方调解未成，盐城亿高公司遂诉至该院。审理中，常州君安公司出具收条一份，称系韩某乙书写，具体内容为收到常州君安公司尾款100000元，因发货延迟，双方认可扣除10000元，所有欠款已结清。常州君安公司称上述款项分别于2017年10月、2018年7月22日分两次支付韩某乙，每次50000元，均为现金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盐城亿高公司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常州君安公司应按约支付全部价款。常州君安公司抗辩其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对此，该院认为，虽然韩某乙系涉案合同的签订者，也代收了定金，但并不能由此推论韩某乙有代收货款和处理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之间违约纠纷的权利，除非有盐城亿高公司的授权，但实际盐城亿高公司并未授权，事后也未追认。常州君安公司虽然提供了收条，但其在庭审中所陈述的支付价款的过程存在一定的矛盾，常州君安公司未进一步举证证明，且在盐城亿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催讨价款，以及参加调解时，常州君安公司亦未作出说明。故常州君安公司以该份收条来抗辩盐城亿高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常州君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货款11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如常州君安公司未按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50元由常州君安公司负担。此款盐城亿高公司已预交，常州君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付盐城亿高公司。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州君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明细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7月22日常州君安公司向韩某乙转账了49000元，双方款项已经了结。2、对账单（复印件）一份，来源于常州市恒益木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和韩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盐城亿高公司起诉常州市恒益木业有限公司的案件中有这份材料，证明盐城亿高公司认可韩某乙进行对账。盐城亿高公司对常州君安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印证常州君安公司支付给韩某乙的49000元是本案中的货款，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一直主张支付的是10万元，因此金额不对等，而且转账汇款的时间是2018年7月22日，盐城亿高公司在2018年6月份起诉到法院，在2018年7月19日调解，该转账原因盐城亿高公司不知情。2、材料是真实的，核对账目人韩某乙是因为当时韩某乙当时签合同，核账不等于收账，收款账户不是韩某乙的账户，盐城亿高公司明确告知了合同相对方收款人不是韩某乙，盐城亿高公司和常州君安公司之间也制作过这样一份核对账目表，常州君安公司法人把材料放在桌上没有盖章，在2016年的8月份，常州君安公司法人说会付款。我们是同一时间段向各家客户交付材料和对账的。盐城亿高公司向本院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因为有培训不能请假所以无法到庭，证明证人韩某甲跟着陈少琴去常州君安公司催要款项并且在2016年中秋节过后又去常州君安公司，告诉了常州君安公司的财务，提交了关于韩某乙离职的书面材料。常州君安公司对盐城亿高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三性均不予认可，按照证据规则，证人证言要经过法庭当庭询问质证，对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常州君安公司申请证人韩某乙出庭作证，韩某乙陈述，其从2016年开始帮盐城亿高供热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模温机，现在还没离职，8月份之后不再销售，是因为后来知道盐城亿高公司无权生产模温机有安全隐患的。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都没发工资，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其销售模温机，赚取差价。2016年为盐城亿高公司向常州君安公司出售过两台模温机，其负责收款，2016年收的5万，2017年收5万左右，2018年收清了。2018年收清时间不记得了，应该还是5万元，一共收了15万元，因为炉子是我从盐城亿高公司拿了之后卖给常州君安公司的，其可以直接收款。2018年7月21日其写了一份收条给常州君安公司，收到钱之后写的。本院另查明，盐城亿高公司原名为盐城亿高供热设备有限公司。2018年7月22日，常州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俊向韩某乙转账49000元。本院认为，盐城亿高公司与常州君安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盐城亿高公司向常州君安公司履行交付设备的义务，常州君安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货款。首先，案涉销售合同的供方栏由盐城亿高公司加盖公章，并由韩某乙签字。合同签订后，韩某乙从常州君安公司收取了5万元的承兑汇票（即合同约定的定金），韩某乙将该款交付给了盐城亿高公司。常州君安公司主张其曾于2017年向韩某乙支付5万元，韩某乙认可收到，结合合同签订的方式及定金的支付方式，韩某乙收取该5万元的行为系代表盐城亿高公司，应当认定常州君安公司于2017年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了货款5万元。其次，2018年7月19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中，常州君安公司陈述韩某乙同意扣除迟延发货赔偿1万元且其已经支付给韩某乙10万元，货款已经结清。但是，常州君安公司的陈述与其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7月22日向韩某乙49000元明显相悖，常州君安公司明知盐城亿高公司在向其主张剩余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虚假陈述，其于2018年7月22日向韩某乙的付款行为对盐城亿高公司不发生约束力，韩某乙于2018年7月21日书写的收条中以盐城亿高供热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以发货迟延为由扣除1万元货款亦对盐城亿高公司不发生约束力。因此，常州君安公司应当向盐城亿高公司支付货款6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常州君安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770号民事判决；二、常州市君安百盛木业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盐城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3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盐城亿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常州市君安百盛木业制造有限公司未按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盐城亿高公司负担600元，常州君安公司负担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盐城亿高公司承担1200元，常州君安公司负担1300元。经计算，盐城亿高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将应负担的诉讼费550元迳付常州君安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艳审判员 王 星审判员 郑 仪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