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8777号 原告：江忠庆，男，196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希，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荣华，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尤小芳，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忠庆与被告苏荣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江忠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希，被告苏荣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尤小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忠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苏荣华向江忠庆返还434000元及违约利息（利息以434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苏荣华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江忠庆、苏荣华就江忠庆向苏荣华购买厦门电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商公司）股份一事达成初步协议。江忠庆先于2015年6月16日向苏荣华支付490000元，后于2015年6月23日双方正式达成书面协议，约定江忠庆以540000元的价格向苏荣华购买电商公司股份18万股，同时约定若电商公司二年内没有上市，江忠庆有权要求苏荣华回购并支付相应利息。在协议签订当日，江忠庆支付余款50000元给苏荣华。2016年7月29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江忠庆向苏荣华支付99000元购买电商公司股份3万股。然而，上述协议签订后，苏荣华一直未告知江忠庆是否已取得相应股份，也未提交相应证明材料，且目标公司至今仍未上市。苏荣华的行为已构成对协议的根本违约，江忠庆要求其全额退款并承担相应违约利息。2017年5月至今，苏荣华陆续还款205000元。故江忠庆提出如上诉请。 苏荣华辩称：一、苏荣华已履行约定代购代持义务，不存在违约。1、苏荣华原任职于电商公司，厦门何五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五路公司）系电商公司股东。2015年，电商公司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其员工可以参与股权认购，认购价格为每股3元。江忠庆知晓电商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后，委托苏荣华代购代持电商公司股份。2015年6月23日、2016年7月29日，江忠庆、苏荣华各签订一份《代持股份证明书》，由江忠庆委托苏荣华以苏荣华名义购买电商公司21万股，并委托苏荣华代为持有。2、2015年7月16日，苏荣华与何五路公司签订《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由苏荣华代表电商公司部份员工向何五路公司购买电商公司股份190万股，其中苏荣华认购了879500股，每股3元，并全部委托何五路公司代为持股。苏荣华认购的879500股包含代江忠庆购买的2015年6月23日《代持股份证明书》载明的电商公司18万股及2016年7月29日《代持股份证明书》载明的电商公司3万股。3、江忠庆于2015年6月16日、6月23日向苏荣华支付的490000元、50000元，苏荣华均在其付款当日即支付给上一级持股人何五路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吴小明，用于购买案涉股份，己履行约定代购代持义务。二、江忠庆对上一级持股人代为持有苏荣华代江忠庆购买的案涉股份是知情的，苏荣华不存在违约。1、2015年6月23日《代持股份证明书》明确载明若股份公司两年内没实现上市，江忠庆有权让苏荣华要求上一级持股人或公司按江忠庆出资额加上按照转股时的银行相应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回购。江忠庆在签订该《代持股份证明书》时即己知悉该股份实际由“上一级持股人”代为持有，苏荣华不直接持有电商公司股份。2、江忠庆在2015年6月23日委托苏荣华购买电商公司18万股后，间隔一年多又于2016年7月29日与苏荣华签订《代持股份证明书》，再次委托苏荣华购买电商公司3万股，充分说明其清楚地知晓其购买的案涉股份存在上一级持股人。3、上一级持股人何五路公司目前仍持有电商公司5350万股份，江忠庆所购买的股份仍登记在何五路公司名下。三、苏荣华系代江忠庆购买电商公司股份，苏荣华收到何五路公司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后，已支付江忠庆205000元，剩余股权回购款何五路公司尚未支付给苏荣华，江忠庆无权要求苏荣华支付。四、股权回购的主体为“上一级持股人”或“公司”，不是苏荣华，江忠庆无权要求苏荣华支付退款及利息。五、苏荣华已向法院起诉要求上一级持股人何五路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已履行约定的义务，没有违约，江忠庆无权要求其支付退款及利息。苏荣华自2017年8月即己不在电商公司任职，其离职后仍积极协调解决股份回购事宜。2019年3月4日，苏荣华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何五路公司支付未付的股权回购款，法院业已受理。苏荣华己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上一级持股人何五路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已履行向上一级持股人要求回购的义务，没有违约，江忠庆无权要求其支付退款及利息。即使苏荣华应支付利息，江忠庆请求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也是错误的。根据还旧账欠新账原则，苏荣华支付的205000元应折抵2015年6月23日的款项，而非2016年7月29日的款项。综上，请求驳回江忠庆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电商公司系成立于2012年3月20日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现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发起人股东包括吴小明、苏荣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3年7月19日，苏荣华持有电商公司股份75万股，持股比例7.5%；2013年8月19日，苏荣华将上述股份转让给他人。 2015年6月16日、6月23日，江忠庆分别向苏荣华转账支付49万元、5万元。2015年6月23日，苏荣华（甲方）与江忠庆（乙方）签订一份《代持股份证明书》，载明：在充分了解电商公司项目运作方式及其风险的情况下，乙方向甲方支付了54万元，用于购买电商公司股份18万股，并委托甲方代为持股，享有电商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若电商公司两年内没实现上市（包括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乙方有权让甲方要求上一级持股人或公司按乙方出资额加上按照转股时的银行相应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回购；如甲方转让股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卖出代持股份并给付股份转让所得，并按相应比例承担实际发生的费用。2016年7月29日，苏荣华（甲方）与江忠庆（乙方）又签订一份《代持股份证明书》，载明：在充分了解电商公司项目运作方式及其风险的情况下，乙方向甲方支付了99000元，用于购买电商公司股份3万股，并委托甲方代为持股，享有电商公司内部职工股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如甲方转让股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卖出代持股份并给付股份转让所得，并按相应比例承担实际发生的费用。 2015年7月16日，何五路公司（甲方）与苏荣华（乙方）签订《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到2015年7月15日止，乙方向甲方支付570万元，代表电商公司部分员工向甲方购买股份，每股3元，合计190万股，并委托甲方代为持股，享有电商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当员工脱离电商公司或子公司，即不得再继续持有员工股份，其所持股份由甲乙双方负责回购或转让给第三人，回购价格按卖出成本加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30%计付的股息；若电商公司两年内没实现上市（包括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乙方有权让甲方或电商公司按乙方实际出资额加上按照转股时的银行相应期限定期存款利率上浮30%计付的股息回购；甲方将190万股转让给乙方后，乙方成为显名股东，本代持协议失效，并由乙方为员工代持股份，并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员工中途退出或电商公司两年没上市，甲方负责协调电商公司来履行相关回购事宜。该协议书所附附件《厦门电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认购职工名单》载明包括苏荣华及苏辉祥等19人的职务、认购、缴交金额情况，其中苏荣华认购879500股，缴交金额2638500元。同日，苏荣华（乙方）与何五路公司（甲方）签订《代购代持股份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为甲方募集股份转让款570万元，甲方给乙方提成25%作为费用共计1425000元；乙方向甲方购买电商公司股份150万股，每股1元，共计150万元，从提成费用1425000元加现金75000元支付；乙方向甲方购买电商公司股份150万股，由甲方代持，享受电商公司股东的权利义务；甲方将为员工代持190万股及为乙方代持150万股，合计340万股转让给乙方后，乙方成为显名股东，本补充协议失效，由乙方直接履行电商公司相关权利义务。2015年6月16日、6月23日、6月26日、7月16日，苏荣华向何五路公司指定的吴小明银行账户分别付款200万元、100万元、120万元、1575000元，合计5775000元。 2018年7月25日，苏荣华与何五路公司签订《代购代持电商股份情况（截止20180531）》，载明：苏荣华、何五路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代购代持股份补充协议书》，苏荣华转给吴小明5775000元，代购代持电商公司内部职工股340万股，截至2018年5月31日止，何五路公司已回购的股权款和转聚谷持有的股权款共3881500元，苏荣华名下股权款还余1893500元；苏荣华需无条件配合何五路公司到厦门股权登记交易中心办理何五路公司已回购的所有电商公司股权的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如苏荣华在具备转让条件后15日内不履行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则需将何五路公司已回购的所有股权款全部退回；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苏荣华在电商公司名下的股权为375万股，苏荣华仅享有其中63万股的股份权利，剩余312万股的股份表决权及相关的所有股份权利均属于何五路公司所有，苏荣华必须按照何五路公司的真实意思进行表决及处置；何五路公司、苏荣华同意在何五路公司付清上述所有款项后，双方签订的《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代购代持股份补充协议书》自动作废、失效；剩余未回购股权款1893500元分18个月回购，何五路公司每月等额支付105194元给苏荣华，如果个别情况没有按月支付，何五路公司提前告知苏荣华，但是最后总支付期限不变，若连续2个月未退款，按照原有协议履行，苏荣华可诉讼追讨。 厦门市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变动凭证》显示：2015年9月14日，李忠兴将其持有的电商公司股份500万股转让给苏荣华；2018年5月23日，苏荣华将其持有的电商公司股份125万股转让给何五路公司。苏荣华至今仍持有电商公司股份375万股。 2017年5月9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苏荣华陆续向江忠庆支付电商公司股份退款合计205000元。 2019年3月4日，苏荣华将何五路公司、电商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何五路公司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1688306元及股息。该案现尚在审理过程中。 2019年4月22日，江忠庆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江忠庆、苏荣华共同确认2016年7月29日《代持股份证明书》约定的回购条件与2015年6月23日《代持股份证明书》约定的回购条件相同。苏荣华陈述：2015年7月16日《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所载的其认购的879500股电商公司股份中，包含其为江忠庆代购的电商公司股份21万股，该部分股份均由何五路公司代持，但何五路公司、电商公司、李忠兴对此均不予认可；其从李忠兴处受让的前述500万股电商公司股份系代吴小明持股，其未支付该500万股的股权转让款； 以上事实，有《代持股份证明书》《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代购代持股份补充协议书》《代购代持电商股份情况（截止20180531）》《股权变动凭证》《厦门电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转账记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江忠庆与苏荣华于2015年6月23日、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两份《代持股份证明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江忠庆向苏荣华支付639000元，委托苏荣华代购代持电商公司股份，苏荣华亦以自己的名义向电商公司认购相应股份。在双方签订2015年6月23日《代持股份证明书》之后的2015年9月14日，苏荣华即显名持有电商公司股份500万股。苏荣华辩称其为江忠庆代购代持的电商公司股份实际由何五路公司代持，其从李忠兴处受让的该500万股电商公司股份系代吴小明持股，但何五路公司、电商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江忠庆系委托苏荣华代购代持电商公司股份，讼争的两份《代持股份证明书》虽然载明江忠庆有权让苏荣华要求上一级持股人或公司回购，但苏荣华并未举证证明其所谓的该股份实际由何五路公司代持已取得江忠庆的知悉认可。而且，苏荣华举示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包含其为江忠庆代购的电商公司股份21万股在内的2015年7月16日《代购代持股份协议书》所载的其认购的879500股电商公司股份系由何五路公司代持。在苏荣华已实际显名持有远超21万股电商公司股份、电商公司至今未上市的情况下，江忠庆要求苏荣华回购电商公司股份，向其支付尚欠的股份回购款434000元并支付利息，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其中335000元回购款的利息自2015年6月23日起算，99000元回购款的利息自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均应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苏荣华的相关辩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苏荣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忠庆支付股权回购款434000元及利息（其中335000元回购款的利息自2015年6月23日起计算，99000元回购款的利息自2016年7月29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江忠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10元，减半收取计3905元，由被告苏荣华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南清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高丽婷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四百零八条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