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203行初159号原告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醴陵市左权路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81189921160W。法定代表人王帮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新，男，1954年10月1日出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起诉、上诉，承认、变更、放弃、反驳诉讼请求，提起反诉，进行和解。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福舟，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左权北路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281MBON83492F。负责人彭亿安，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男，汉族，1982年9月6日出生，系该局法规股股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承认、反驳诉讼请求，代收法律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修文，湖南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富公司）不服被告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于2019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9月13日向被告醴陵市住建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9日、10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新、柏福舟，被告醴陵市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周宇、欧阳修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称：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行政违法，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征收补偿的行政决定。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1日，醴陵市人民政府作出（醴政征（2018）2号）《关于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二）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红线内房屋，其中包括原告通过转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3189.6平方米的土地。决定公布后，原告向被告发了《诉前告知函》，并提供资料要求其依法给予补偿。被告于2019年8月14日，书面回复原告对原告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不予征收补偿。原告不服该行政决定，认为虽然在2001年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情况下，在该土地上通过公司员工集资方式修建了“新融楼”、“新善楼”两栋综合楼供职工居住使用，作为职工福利，并非商品房买卖关系。原告保留了土地使用权，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而被告引用《物权法》第147条规定，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在征收过程中人为排除了原告的合法权利，侵害了原告的利益。故诉至法院。原告东富公司在法定举证期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诉前告知函》、《复函》两份书证，拟证明被告的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对原告拥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被征收土地，作出了不予征收补偿的行政决定；证据3、醴房权证西山办字第××号《房产证》，《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信息表》，《土地使用权发证签收薄》，《领取土地证签收薄》，《土地登记卡》，《土地登记审批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籍调查表》，拟证明原告在征收范围内拥有75.6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和3189.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据4、原告工商登记变更资料，拟证明原告原来的名称是醴陵市建设集团总公司；证据5、《承诺书》及办证登记，拟证明涉案征收房屋在征收前相关人员需办理两证合一的不动产证书需要向原告补交一定数量的土地转让金。证据6、土地资料，证据来源为醴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拟证明我们是土地的合法使用人；证据7、拆迁补偿统计表及拆迁补偿协议6份复印件，证据来源为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调我方在醴陵仙岳山办事处的重点办调取，拟证明涉案拆迁土地应得的补偿款金额数并是否已实际补偿到位，但根据调取证据中显示，土地补偿金并未包含在拆迁补偿协议之内。而出具证据的重点办工作人员称，土地补偿金已包含在房屋评估价内，但并未提供评估报告，称评估报告该处没有存档，但放在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被告醴陵市住建局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应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二、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合法。被告醴陵市住建局在法定举证期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醴陵市人民政府醴政征[2018]2号《关于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拟证明醴陵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了该决定，决定对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274栋，建筑面积约为54800平方米进行征收，作出征收决定的是醴陵市人民政府而不是本案的被告；证据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拟证明原告于2002年6月3日和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该合同，取得了左权路38号199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告利用该国有土地上兴建了新融楼和新苑楼；证据3、殷建华、易百发与钟艳平、张冠军与邹小春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拟证明原告将其开发建设的新融楼、新苑楼的房屋以商品房买卖方式出售给了购房人。新融楼、新苑楼不是单位集资房；证据4、中共醴陵市委办公室醴办[2019]30号文件，拟证明机构改革相关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4无异议；证据3是复印件，不予质证，除了认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外，其他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并且要求购房人另外缴纳土地出让金，我们认为不合法，房价就已经包括了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醴陵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信息表里的土地证号醴国用（2003）第B380312086号只能证明原告在2003年取得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后来由于原告在该土地上进行房产开发，土地使用权就随房屋转移到了购房人名下，该块土地已不再属于原告所有；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交的《房屋征收补偿汇总表》，所有的被拆迁人的房屋征收补偿费用都包括了土地的价值、房屋的价值、装修搬迁等费用在内，因此土地补偿金也包括在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内。在96户拆迁户中，有部分拆迁户已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我们统计的有4户，比如有易百发、张冠军是已经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的，他的房屋补偿价格和其他的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被拆迁人的房屋补偿价格是相同的。这也充分说明：土地的价格已包括在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内。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房屋价格包括了国有土地的价格以及房屋建设的价格在内。在协议中不会单独列出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已转化为房产的价格。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然该决定是由醴陵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但具体的实施和管理部门为被告；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是该处房屋买卖的全部事实，在被告举证的几套房屋交易中，出让方都是我单位员工，在转让之时都向公司补交了一万到两万元不等的土地转让金，公司才将土地使用权确认归其使用并同意转让，办理不动产权证；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中已经确定了被告作为醴陵市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是本案合适的主体。经庭审举证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对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予以采信；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于1979年9月7日成立，成立后该公司曾用名称：湖南省醴陵建设集团总公司、湖南省醴陵市东富建筑工程总公司、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总公司、湖南省醴陵市东富建设工程总公司。2002年6月3日原湖南省醴陵建设集团总公司和原醴陵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出让的方式取得了位于醴陵市××街道办事处××路××号面积为199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醴国用（2003）字第Ｂ38031208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东富公司在该国有土地上兴建了新融楼和新苑楼，该两栋房屋共96套房屋已全部售出，购买该96套房屋的业主均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并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实施两证合一的规定后，有4户业主与原告东富公司协商一致支付了1.2万元至2.2万元不等的费用后，由原告协助该4户业主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总证进行了分户登记。但其余92户业主没有向提出要求原告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分户登记，故至今为止醴国用（2003）字第Ｂ38031208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分户完毕，仍然登记在原告东富公司名下。后因原告不慎将土地使用权证遗失，于2016年6月4日在《株洲日报》上刊登了《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证遗失补发公告》。醴陵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了醴政征［2018］2号《关于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及《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决定对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274栋，建筑面积约54800平方米进行征收。2019年8月7日，原告向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邮寄了一份《诉前告知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拥有新融楼和新苑楼的土地使用权是法律事实，有合法的权属证明，不存在权属争议，与自然资源局没有任何关系。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征收必须补偿的原则，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不动产进行征收必须依法给予我公司公正补偿。”2019年8月14日，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复函》，主要内容为：“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贵公司2019年8月7日的《诉前告知书》已收悉，复函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随建筑物等设施的流转而一并处分，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贵司开发的新融楼和新苑楼的土地使用权已随着房屋的转让而一并处分至房屋业主名下，贵司持有该两栋房屋之土地使用权证并不代表贵司仍然享有该两栋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贵司对该两栋房屋附着的土地亦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依法应不予征收补偿。”原告认为该《复函》违法应当依法撤销故诉至法院。另查明，2001年9月20日原湖南省醴陵建设集团总公司更名为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总公司。中共醴陵市委办公室、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30日发布的醴办（2019）30号《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醴陵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市住建局（市人防办）的主要职责：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职责。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负责规范全市房产交易行为；指导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本院认为，本案系城乡建设行政管理纠纷。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东富公司认为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二、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法？是否应当撤销？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共醴陵市委办公室、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30日发布的醴办（2019）30号《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醴陵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醴陵市住建局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因此被告从2019年3月起承担了醴陵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管理和指导职责。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8月14日针对醴陵市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宜作出的《复函》属于被告的职责。故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内容实质是不动产权利一体化原则。不动产权利一体化是指权利主体的一体化，当房屋等建筑物因转让等处分形式发生权利主体变更时，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归属主体应相应的予以变更。不允许出现建筑物所有权人处分所有权后，仍继续单独保留原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因房屋买卖而引起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的，应当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由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变更登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在本案中，原告东富公司出售了96套房屋后，96户业主仅仅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并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协助4户业主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总证进行了分户登记。但其余92户业主没有向原告提出要求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分户登记，也没有向土地登记机关申请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亦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原告东富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至92户业主名下。因为醴国用（2003）字第B38031208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分户完毕，至今为止仍然登记在原告东富公司名下，故原告公司在涉案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之前仍然享有相应的权利，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作出的《复函》认定原告对该两栋房屋附着的土地亦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依法应不予征收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违法并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的《复函》，责令被告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重新作出答复。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照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向株洲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直接缴纳，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单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户：81×××81。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 判 长 谭 优人民陪审员 张 琼人民陪审员 胡菊香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粟欢书记员彭舒甜附：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