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1行初69号原告郎彦红，男，汉族，1972年7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南滨大道19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500101MB1576431P。法定代表人颜森，主任。委托代理人向东，万州区房屋征收中心法规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谭宁，重庆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0410265003。被告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南滨大道临牌19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MB1915464Q。法定代表人白波，局长。委托代理人邓礼勇，建设用地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向世华，重庆索通（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0310998081。被告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静园路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008636513B。法定代表人邓厚民，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波，该办事处环保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徐国锋（特别授权），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410688006。原告郎彦红诉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区住建委）、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规资局）、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区高办）房屋拆迁补偿一案，于2019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被告的负责人经本院通知未出庭参加诉讼。原告郎彦红，被告区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向东、谭宁，被告区规资局的委托代理人邓礼勇、向世华，被告区高办的委托代理人李波、徐国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郎彦红诉称，原告经营的奶牛养殖场位于万州区花厂街40号，属城市规划区内。1996年土地被征用后，一直未对奶牛养殖场的房屋进行补偿，一直经营到2016年11月底。2019年1月21日，原告与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共同委托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奶牛养殖场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由于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现不能正常行使行政职能，没有向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补偿标准等相关资料，故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评估没有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进行评估，所以该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奶牛养殖场上房屋征收补偿的价值依据。三被告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的补偿决定通知并未写明按照什么补偿标准执行，作出了错误的补偿决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判令三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原告郎彦红当庭提交以下证据：1、区住建委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信访答复，证明区住建委回复了会对原告奶牛场圈舍进行补偿；2、1986年9月，原告与原郊区乡信用合作社、郊区乡财政所、原万县市农牧局签订的四边合同，证明原告养牛的事实；3、区高办于2017年11月7日对郎彦红信访事项回复的函（万州高办函[2017]25号）；4、2016年12月1日区高办与郎彦红签订的奶牛场关闭协议；5、2016年12月1日区高办的承诺书，承诺与相关部门一起对奶牛场圈舍进行补偿。被告区住建委辩称，1996年因修建沙龙路太白岩段的需要，原万县市人民政府对原万县市龙宝区高笋塘街道办事处乌龙池村三社的相关集体土地进行了征用，原告属于安置补偿对象，并与政府指定的单位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得到了应有的安置补偿。现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且诉讼请求缺少事实、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住建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川府函[1996]572号文件，证明征地有合法批复；2、万府土发[1996]170号文件，证明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具体落实征地安置补偿事宜；3、1999年6月30日，原告与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附属物统计表，证明已按规定对原告进行了安置补偿；4、郎彦红的基本情况，证明郎彦红自述因土地征用其住房、养老均得到合法处理；5、委托评估合同，证明原告认可评估对象为花厂街40号的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附属设施；6、评估报告，证明花厂街40号的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附属设施的市场价格；7、2017年4月17日三被告对原告出具的通知，证明已将评估报告进行送达；8、评估报告送达回执，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被告区规资局辩称，原告郎彦红的住房及附着物已在1996年征地时获得拆迁安置补偿。原告搭建的用于奶牛养殖的建（构）筑物为砖木结构，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筑面积共计345.01平方米，并未取得合法的建房手续，也没有取得产权证。原告诉称要求奶牛养殖场的建（构）筑物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该条中的房屋指的是有合法建房手续的房屋，并不包含没有建房手续的建（构）筑物，原告的奶牛养殖场的建（构）筑物并没有建房手续，显然不属于该条规定。2019年1月21日，原告与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共同委托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3月4日，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重宏房评（2019）字第003号估计报告，对原告搭建的用于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估价为207760元，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被告同意按该报告估计结果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原告不同意该评估报告，起诉来院。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规资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6]572号征地批文；2、原万县市人民政府万府发[1996]24号《万县市统一征地暂行办法》文件。被告区高办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原告的诉讼存在主体和程序问题。被告区高办的其他答辩意见与被告区住建委、区规资局一致。经原、三被告质证，原告对被告区住建委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5均无异议；证据6不予认可，评估报告不能对补偿负责；证据7-8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区规资局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区住建委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本案不适用，内容与庭审查明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原告并未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补偿政策与本案也不一致；证据2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不是原件，并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证据4-5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区规资局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质证意见与被告区住建委一致；证据2的性质是借款合同，与原告搭建奶牛房屋不相关，与房屋的批建手续没有任何关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的政策依据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必须提供相关的手续才能予以补偿。被告区高办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区住建委一致。被告区规资局、区高办对被告区住建委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区住建委、区高办对被告区规资局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对原、被告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原、二被告举示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相关联，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郎彦红在位于万州区乌龙池社区居委会花厂街40号（原乌龙池村3组，花厂路32号）搭建的奶牛养殖场于1996年因修建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的需要，被原万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万县市沙龙路太白岩路西口至磨刀溪段工程征用土地的批复》（川府函[1996]572号）对原万县市龙宝区高笋塘街道办事处乌龙池村三社的相关集体土地进行了征用，对符合条件被征用集体土地上被拆迁人的住房及附作物进行了补偿，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安置。1999年6月30日，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与郎彦红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附属物统计表，并依法对其房屋、土地及附着物进行了补偿，对人员进行了安置。后因太白岩西口至磨刀溪公路线路调整，建成的公路与太白岩之间的土地无建设单位使用，故郎彦红的奶牛养殖场也一直未进行拆除。由于该地块后来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内，现在已不再适合作奶牛场使用，2016年12月1日，被告区高办与郎彦红签订《奶牛场关闭协议》，协议约定郎彦红在2016年12月2日前将奶牛迁出禁养区，关闭奶牛场，区高办对郎彦红奶牛场内的奶牛进行一次性补助，补助金额为46000元。后来，原告郎彦红以“花厂街40号奶牛圈舍拆迁补偿事宜，要求及时解决”为由，分别向被告区住建委、区高办进行信访，二被告分别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7日向原告郎彦红进行了回复。2019年1月21日，万州区沙龙路太白岩段建设工程指挥部与郎彦红共同委托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万州区花厂街40号的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2019年3月4日，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重宏房评[2019]字第003号《市场价格评估报告》，郎彦红奶牛养殖场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估价总额为207760元。2019年4月17日，三被告对郎彦红发出《通知》，要求其于2019年4月30日前来签订奶牛养殖场拆迁补偿协议。原告郎彦红对此不服，于2019年4月30日起诉来院，要求法院依法撤销三被告作出的《通知》，并判令三被告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花厂街40号的奶牛养殖场上的房屋进行补偿。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奶牛圈舍的安置补偿标准如何界定问题。1996年土地被征收时，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其补偿标准应按照当时的征地补偿规定文件执行。虽然当时在1999年对其进行了安置补偿，但是，由于该土地长期闲置而没有使用，考虑到当时补偿后也未及时对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进行拆除，导致原告又将其作为奶牛场长期占有、使用长达二十年之久，直至2016年12月政府强制关闭奶牛场时双方发生矛盾，引发新一轮补偿纠纷。实事求是讲，考虑到间隔时间久远，原告一直在经营奶牛养殖的事实，在关闭奶牛场时也是对其奶牛进行过补偿的，但是奶牛圈舍是否还应得到据实补偿的确是争议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对位于花厂40号奶牛养殖场上的建（构）筑物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其请求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撤销三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通知，因该通知的实体内容为重庆市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养殖场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宏泰公司按照市场价值评估原则出具了评估报告，并已送达给原告，三被告是要求原告前来签订养殖场拆迁补偿协议，该通知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且三被告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仍同意按评估的市场价值对原告的建（构）筑物进行补偿，并无不当，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三被告对原告郎彦红出具的通知内容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郎彦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郎彦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 云人民陪审员  涂小英人民陪审员  李健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许人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