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42民初1958号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冉光友，男，1970年7月23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丕玉(系冉光友弟弟)，1975年4月2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林，男，1957年6月4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冉茂和，男，1933年10月21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告：冉茂和，身份情况同上。被告：黄孝云，女，1950年8月7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锐，重庆市酉阳县麻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溪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明素，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新江，男，1970年11月2日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兵，重庆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黄孝云以及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溪镇人民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冉光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林，被告黄孝云以及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锐，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溪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新江、彭德兵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代表人冉光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林、张丕玉，被告黄孝云以及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锐，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溪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兵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冉茂和为本案被告，本院依申请予以追加，并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农户代表人冉光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林、张丕玉、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锐、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土地征收款182306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间，由于车泔公路扩建，原告承包经营土地小地名“店子对门”、“李家土”被政府征用，征用期间由于原告在外地打工，村、镇各级政府没有通知原告，而将征用原告承包土地小地名“店子对门”(计币25940元)、“李家土”（计币156366元），合计182306元登记在被告冉茂和名下，而冉茂和的征收款只有37694元，被告冉茂和已将征收款22万多元领取（其中包括冉光友的）。原告持有1998年6月30日编号CQ38XXXXXXXX80的土地使用证，上面载明了“店子对面”、“李家土”。同时，征地时将“李家土”填写登记为“猴力树”，由于原告征收补偿登记在被告冉茂和户，致使原告的土地承包权被剥夺，原告得知这一情况，从打工地返回老家要求村、镇各级领导解决无果，特诉请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的土地征收款182306元。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冉茂和、黄孝云共同辩称，1.原告持有的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瑕疵，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被告不应返还原告诉称的两块地块的土地征收款，因被告农户代表人冉茂和与案外人田万芝的丈夫系同胞兄弟，本案争议地块系冉茂和与田万芝的土地组成，田万芝夫妇生前由冉茂和尽了照顾义务，同时进行了安葬，该地块补偿款的发放是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后，由第三人认可发放。3.原告请求追加冉茂和为被告不适格，因第三人征地是按照农村承包经营户进行的征收。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溪镇人民政府述称，1.征地程序合法，经过了村组通知被征地农户现场指界丈量，包括本案原、被告在征地前均进行了电话通知，征地发布了征地公示，时间为一周，公示期满后没有异议才发放的补偿款；2.实际丈量中现场勘测表均有村组干部及户主到场与我方经办人三方签字确认。从实质上看，争议地是冉茂和的，因为冉茂和有土地承包证，经过组上开会，均认为本案争议的这两块地之前是冉茂和的哥哥冉茂发(五保户)的，他死了之后由冉茂和使用和继承，村民都同意这两块地由冉茂和使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举示的农地承包权(2010)第CQ38XXXXXXXX8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原告对“店子对门”、“李家土”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质证后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持异议，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是基于取得与发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而设立，原告没有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予以佐证，证据内容不真实；同时该承包经营权证里面登记的“屋边”、“棋树土”是原告随母改嫁后取得的土地，但后面的“店子对门”、“李家土”等四块土地是案外人田万芝第一轮土地承包下户时承包的土地，原告经营权证上“店子对门”的四至界限与田万芝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的土地四至界限一致，而2010年田万芝本人还在世，属于重复登记，所以被告方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该份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经营权证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案虽无承包合同佐证，但农村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它具有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的作用，被告无证据表明原告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故本院对原告举示的该份证据三性予以采信。2.原告举示的证人张某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拟证明冉光友1984年就随冉茂发一起生活。被告质证后认为，张某某与冉光友是堂兄弟关系，所作陈述具有倾向性，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三人质证后认为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冉茂发系五保户，所以与冉光友不具有养父子关系。本院对证人张某某的证言作如下认证：张某某与冉光友确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但事实上冉光友1984年离开母亲返回原居住地与冉茂发生活过的事实，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也有过证实，只是证明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时间，故对于证人张某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3.原告举示的证人冉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拟证明冉光友2004年在冉某处购买过棺材，价值1000元，是田万芝的儿子黄某某拉走的。被告质证认为，冉某与冉光友有亲戚关系，且旁听了案件内容，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第三人质证后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证人冉某的证言作如下认证：证人冉某与冉光友确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但对于该事实，被告及第三人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田万芝的棺材不是冉光友所购买，且证人在旁听本案案件前已经向法庭预先提交了书面证言，旁听内容也未涉及到关于田万芝棺材的出资购买情况，另外本案有其他证人证明该事实，故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4.原告举示的证人张某1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冉光友是冉茂发1984年去接回一起居住的，70年代，冉茂发的房屋因火灾烧毁后一直居住在冉光友家，1988年经大队研究给冉茂发出资500元重建房屋，所差的木料是冉光友到其继父家和证人的山林中砍的，冉茂发的房屋是挨着冉光友的房屋修建。2004年冉茂发去世后，田万芝的儿子将田万芝接走，冉光友还为田万芝买了棺材。冉茂发埋葬的当天，当时的组长冉某某裁决由冉光友种冉茂发的土，冉茂和种冉茂发的田，但田只种三年，山林由证人管理。同时还证明，1993年冉茂发向其借款200元用于帮冉光友退婚，2004年冉茂发去世时冉光友的妻子瞿志香在家中。被告质证后认为，张某1与冉光友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内容有倾向性，法院不应支持。第三人质证认为：证人的证明内容不真实，冉茂发是五保户，其土地承包证也是单独的，二者之间不具有收养关系。本院对证人张某1的证言作如下认证：证人张某1与冉光友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但其证明1984年冉茂发将冉光友接回居住，以及田万芝被其儿子接走后买了棺材的事实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明内容，因无相关证据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5.原告举示的朱某某、朱某1的书面证言。拟证明冉光友为冉茂发、田万芝拿药多次，以及2001年请朱某1给冉茂发、田万芝带过800元过年钱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朱某某与朱某1均与冉光友有亲戚关系，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持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证：朱某某、朱某1与冉光友确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6.被告举示的《酉阳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登记表(代合同)》，拟证明农户自己填写承包经营权后到鞠昌财处备案，是冉光友将田万芝的填写在自己名下，属于重复登记。原告质证认为田万芝与冉光友的土地是吻合的，田万芝的丈夫冉茂发无子女，土地由侄儿冉光友继续承包。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举示的《酉阳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登记表（代合同）》只是鞠昌财以入户登记表页面为底子对组上农户承包土地的面积、承包人口及户主身份证号码的记载，不具有入户登记表的法律效力，上面虽然记载的冉光友与田万芝的土地面积是一致的，但应当以最终登记为准，而不能以此认为系重复登记，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7.被告举示的田万芝的《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拟证明2010年田万芝还在世时，对“店子对门”、“李家土”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质证认为，田万芝与丈夫冉茂发无儿无女，土地已由侄儿冉光友继续承包。第三人质证认为，田万芝的《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没有土地名称，只有四至界限，不能确定具体地块。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该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举示的田万芝的《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未登记土地地块名称，四至界限与冉光友户所持的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店子对门”、“李家土”的界限也不吻合，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8.被告举示的冉某某、宋某某的共同证明。拟证明冉茂发、田万芝在1978年左右经村组上报符合政策规定，认定为五保户。原告质证认为冉茂发、田万芝没有享受过五保户待遇，且他们有儿子、有养子，不符合五保户政策。第三人质证后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五保户应当是属于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人，五保对象的确定应当由本人或由村民小组提名，经村委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告举示的证据虽然证实冉茂发、田万芝被认定为五保户，但无五保供养证书等相关确认五保户身份的证据佐证，经当庭询问第三人泔溪镇人民政府，也承认在政府和民政都查不到五保户登记及享受五保户待遇的相关证据，故仅凭该证人证言，本院无法确认冉茂发、田万芝系五保户。9.被告举示的黄某某的书面证言。拟证明黄某某随母亲田万芝改嫁到冉茂发处生活16年，后返回其原居住地居住，其母亲与冉茂发未生育子女，二人一直得到冉茂和一家扶持和照顾，冉茂发去世的棺材和丧葬都是冉茂和操办，冉茂和去世后，田万芝因生活不能自理随其回家生活15年后去世，期间冉茂和每年都给其母亲生活费。原告质证后认为，黄某某陈述的冉茂发去世是冉茂和操办的证实不真实，事实上是冉光友的妻子瞿志香和邻居操办的后事，冉茂发和田万芝的生活是由冉光友照顾，也没有得到过冉茂和的经济扶持，故其证实部分与事实不符。第三人质证后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从证明内容上看，原告主要是对黄某某证明冉茂和对冉茂发夫妇二人予以扶持照顾，并操办了冉茂发的丧事持异议，从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张某2的陈述，冉茂发去世是村民操办的，与黄某某的证实不符，故本院对黄某某该部分内容的证实不予采信。10.第三人举示的宋某某的证言，拟证明第三人在征地前进行了电话告知，通知了原、被告到现场指界，同时证明本案争议地是原来五保户冉茂发和田万芝的承包地，五保户死亡后村组开会确定补偿款归冉茂和。原告质证后认为该份证据来源不合法，证明内容有瑕疵，土地的来源和归属与其他人无关，冉茂发只是膝下无子，冉光友作为其侄儿与其共同生活十多年直至冉茂发与田万芝去世，冉光友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这份证明具有偏见，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作如下认证：该份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政府将土地补偿款发放给被告冉茂和户的原因，但并不能证明村组讨论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政府依据该讨论意见向被告发放土地补偿款合法。综上，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本案被征收的土地“店子对门”(又名“店子对面”)、“李家土”经各方当事人确认原系本县泔溪镇原XX村X组（现XX村X组）冉茂发与妻子田万芝以冉茂发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义在80年代初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经营。土地承包之前，田万芝系丧偶后携带儿子黄某某与冉茂发共同生活，后黄某某返回老家独自居住生活。冉茂发与田万芝共同生活期间未生育子女。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户代表人冉光友系冉茂发的堂侄儿，冉光友年幼丧父，其母亲带着冉光友改嫁到本组张远林家生活，1984年14岁的冉光友返回原居住地生活，并与冉茂发、田万芝共同居住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1992年外出务工。被告冉茂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户代表人冉茂和与冉茂发系同胞兄弟，被告黄孝云是冉茂和的妻子。2004年冉茂发去世，去世时冉光友不在家，在村民的帮助下安葬了冉茂发。冉茂发去世后，田万芝的儿子黄某某将田万芝接去居住，冉光友为田万芝准备了棺材，田万芝于2012年左右去世。在田万芝返回黄某某处居住期间，原承包的土地由冉光友的母亲耕种管理。2010年11月30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承包委员会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冉光友颁发了编号为CQ38XXXXXXXX80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块包含了冉茂发和田万芝原承包地“店子对门”和“李家土”，同时，在田万芝为户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上未再登记土地地块。2018年，因本县泔溪至车田公路工程建设需征收土地，冉茂和以户主身份对自家被征的部分土地和原冉茂发户被征的“店子对门”、“李家土”一起进行了现场勘丈确认。之后，第三人泔溪镇人民政府对冉茂和户的征地补偿费用进行了计价，其中土地补偿费15714.72元、安置补助费178203.38元、综合补助费22853.25元、林木补偿费5208.75元，合计补偿221980元。并于2018年底根据村组部分村民开会确定的意见将补偿款直接支付到冉茂和的银行账户。庭审中，经被告黄孝云确认，土地现场勘丈记录表中“店子对面”的三块土地中，大的两块（指底边边长长的土地）系冉茂和户的，小的一块系原冉茂发户的（即底为43米高为23米的三角形土地）；土地现场勘丈记录表中记载为“猴力树”的地块事实上是“李家土”，该地块全部系原冉茂发户的（即长为151.4米宽为19米的长方形土地）。2018年10月18日，冉茂和作为户主又在泔车路土地类别变更现场勘查表上签字，将长为151.4米宽为19米的长方形土地更正为长129.4米宽19米，并在备注栏中载明：面积从原126号档案减22×19给张建祥，同时将原登记的土地类别从林地确认为耕地。2018年10月19日，冉茂和又签字对底为43米高为23米的三角形土地从原登记土地类别林地变更确认为耕地。泔车公路工程建设征地补偿计价表中，土地补偿费的标准为4.2元/平方米，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为52.5元/平方米，综合补助费的标准为7.5元/平方米。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被告冉茂和户获得“店子对门”、“李家土”的征地补偿款，是基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属于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形式，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具有讨论决定的权利，但其决定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村民会议决定“店子对门”、“李家土”的征地补偿款由冉茂和户领取，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原承包户成员冉茂发、田万芝系五保户；二是冉光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自己填写，不具有相关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目前未查到冉茂发、田万芝的五保户登记及享受五保户待遇的相关证据，故无法确认冉茂发、田万芝系五保户。其次从冉光友与冉茂发、田万芝曾经共同居住生活的紧密程度来看，冉光友具有取得上述承包地的可能，现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持有“店子对门”、“李家土”两块承包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承包经营权证》，而原户主田万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上已无上述两块地的登记，故在无证据证明冉光友户所持的承包经营权证违法的情况下，该经营权证能够作为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并具有不动产物权公示的作用。而部分村民召开的会议不具有直接否认承包经营权证法律效力的权利，因此村民会议排开冉光友的承包经营权证，决定将“店子对门”、“李家土”两块地的征地补偿费由冉茂和户享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了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辩称冉茂和户对争议地也持有土地承包证，经庭审查明，冉茂和户土地承包合同或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店子对门”与本案争议的土地地名相同，但只是相邻，不是同一块地块。因此，被告冉茂和户取得“店子对门”、“李家土”征地补偿款没有合法根据，故原告就其受到的损失，有权要求得利者返还。本案的征地补偿款虽然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补偿，但补偿款是打入冉茂和个人的银行账户，故原告申请追加冉茂和为被告并要求冉茂和返还征地补偿款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关于返还的数额，应当以两块被征地的实际面积结合补偿价标准予以计算，“店子对面”土地面积为：43×23÷2=494.5平方米，“李家土”土地面积为：(151.4-22)×19=2458.6平方米。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李家土”的面积按（129.4-22）×19=2040.6平方米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按照补偿计价标准，两块地的土地补偿费为：（494.5+2040.6）×4.2元=10647.42元；安置补助费为：（494.5+2040.6）×52.5元=133092.75元；综合补助费为：（494.5+2040.6）×7.5元=19013.25元。以上合计：162753.42元，应由被告冉茂和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冉茂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店子对门”、“李家土”征地补偿款共计162753.42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46元，由原告冉光友农村承包经营户承担946元，被告冉茂和承担3000元，冉茂和承担的诉讼费于本案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径行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伟人民陪审员  付国洪人民陪审员  徐茂和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冉梓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