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4民初6660号原告：简维明，男，土家族，生于1968年6月13日，住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被告：费明余，男，土家族，生于1974年4月29日，住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简维明诉被告费明余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0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简维明及被告费明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简维明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费明余公开赔礼道歉；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费明余赔偿原告医药费385元，误工费436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共计48985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1日晚在张成股份制赌场里，原告与赌场老板张成争吵时，保护赌场的被告冲进包房恶狠狠地说：“你老是在这里找岔子，这场子要是开不成了老子要弄死你”。被告不听我解释，于是手拉脚绊，将我打倒在地，并用脚踩住我的左脸对我不停地实施殴打，有当时在场的人通话录音证据、诊断证明、报警证明能够充分证明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原告曾多次要求公安机关对被告进行治安处罚以及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但至今未依法处理，也未赔偿原告的损失，其行为严重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是黔江区公安局警官，长期出现在这个赌场，保护这个赌场，知法犯法，据此，原告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诉讼，望判如前诉。被告费明余辨称：1、原告简维明所诉事实不能成立；2、原告简维明的各项诉请不能得到支持，且有继续敲诈的意图；3、费明余的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4、被告费明余没有实施任何殴打行为，且证据显示不具有违法事实；5、原告完全是为了利用司法手段，达到自己图财的目的。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黔江区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出警执法记录（光盘一张），证明报警后指认了现场和受伤的事实；2、与李瑶琼的通话录音，证明录这个音是为了以后官司做准备，在现场的人没有人会主动证明费明余打了我，从录音中可以看出他们叫我们说好，不然他们没有耍处了，因为费明余是警察，我们去那里打牌没有人去抓，意思是这个场子是安全的，有警察照倒起的；3、与何连丰的通话录音，证明费明余是警察，平时我在那里打牌很安全不会被抓，平时我就想跟费明余搞好关系有好烟都要先给他一支，还证明费明余打我是误伤，因为当时何总也在场；4、与张成的通话录音，证明张成当天说的费明余下班后会当面给我赔礼道歉，能直接证明费明余打我，因为张成跟费明余系亲戚不然张成不会给我打电话说这些；5、重庆市黔江区中心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全身多处软组织伤的事实。被告费明余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纠纷发生后办案人员执法记录仪刻录的光盘，不能证明所谓的纠纷过程，另外，第一、原告最初与干警接触时的装束非常工整；第二、原告当时向干警提出被踩打但干警当场提出“你刚才被踩打受伤怎么会是干的？”同样到了派出所后在场干警也同样提出了质疑；由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录音仅仅是原告自己说被打的事实；证据3只能显示误伤的原告要求整两桌酒赔礼道歉这两个内容；证据4该录音由于无法分辨双方的谈话内容，更不能证明本案被告具有违法活动行为和殴打事实；证据5系事后形成，其诊断内容由实习人员填写，有主治医生签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侦查人员已经向涉事医生进行了调查，卷宗材料中有证据材料，该医生明确表明系事后原告简维明自述结果，不排除自己摔伤情况，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被告的违法事实。被告费明余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1、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列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原告报称的事实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所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具有违法行为，也不能证明对原告进行殴打的事实，故作出了不予处罚的行政决定。原告简维明对被告费明余举示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没有实事求是的证据，对证据1要求复议的，没有依法办理案子，只是走了形式，不予以认可，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说了的是黔江公安局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2没有申请复议，只是向纪委等部门控告的。庭前原告简维明申请本院向黔江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治安管理支队及城东派出所调取相关证据，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申请调取没有的证据均进行了复函，以上均在庭前提交给原告简维明，并经当庭向原告简维明释明，原告简维明明确表示在城东派出所调取的相关证据只出示光盘及通话录音，对其他证据不予以出示。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1日22时许，原告简维明在黔江区城东街道领秀江山小区C幢底楼案外人张成开设的棋牌室一房间内，因赌资问题与案外人张成发生口角吵闹起来并发生抓扯，此时被告费明余及张成之妻钟红在外面听见吵闹声后相继进入到房间内，庭审中原告陈述系被费明余手拉脚拌将其打倒在地。纠纷发生后，原告于同日22时6分向黔江区公安局报警要求对被告费明余依法处理，黔江区公安局出警后，听取了原告、被告的陈述及申辩，并向案外人张成、钟红、何连丰、李瑶琼、周继红进行了调查。黔江区公安局于2018年8月10日依法作出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经受案调查，被控告人费明余否认有言语威胁及殴打行为，在场证人张成及妻钟红与被控告人费明余存在亲属关系，有利于被控告人的证言无法采信，故无法认定亦不足以排除报警人所称其被费明余威胁、殴打内容，依法不能作出行政处罚”。该决定书送达原告后，原告对该不予处罚决定书不服，遂于2018年8月10日向黔江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撤销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黔江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12日依法作出黔江府行复[2018]1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认为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遂对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进行了撤销，并责令黔江区公安局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3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黔江区公安局在收到黔江区政府的复议决定后，进行了补充调查，并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了黔江公（城东）不罚决字[2018]X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由于调查取证受限于客观条件，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亦不足以排除简维明报称被费明余威胁、殴打内容，关键事实存疑，依法不能对费明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遂对被告费明余依法进行了不予行政处罚。该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进行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到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开具《疾病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显示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但原告未向法庭出示所主张医药费的发票及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费明余是否殴打了原告及被告费明余是否存在严重过错、是否构成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简维明就被告费明余存在过错侵权，即殴打原告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应原告简维申请，本院依法向黔江区公安局调取的证据，原告简维明作为其主张诉求的证据，即执法记录仪影像资料、李瑶琼、何连丰、张成的通话录音，通过庭审举证质证，上述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被告费明余对原告简维明实施了故意殴打、对其受伤存在过错、侵权等行为。根据原告举示的证据，本院对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无法形成证据锁链，同时被告抗辩根本没有殴打原告，原告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事实本院无法认定。庭审中原告提出将向法庭补充提交相应证据，在法庭责令其提交补充证据期限内，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补充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利后果由原告本人自行承担。因此，针对原告简维明的诉讼请求评述如下：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原告简维明没有直接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费明余对其进行了殴打侵权的事实；其次，原告简维明主张的医疗费及误工费损失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均系自我陈述；再次，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医疗费及误工损失、公开赔礼道歉的前提是被告费明余必须存在侵权事实且具有重大过错，但是原告简维明现有证据不能直接充分证明被告费明余对其进行了殴打侵权，所受软组织伤系被告费明余直接所为。另外，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据原告庭审中陈述系受到案外人张成和被告费明余威胁要“弄死他”而受到的精神损失，因该主张既无事实证据又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能支持。综上所述，由于原告简维明未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费明余对其进行了殴打侵权，现有证据也不足以推定被告费明余殴打了原告简维明，由于侵权事实不能凭在卷证据认定，故原告简维明的上列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能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简维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简维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洪斌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