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8902号原告:程某1，女，1962年1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学迎(程某1之女)，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江，男，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程某2，女，1953年7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安丘市。被告:程某3，男，1957年5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安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1，男，1975年2月21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被告：李某2，女，1976年11月29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被告：李某3，女，1979年2月20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被告：李某4，女，1980年7月13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被告：李某5，男，1981年3月5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被告：李某6，女，1982年4月1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上述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阳，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岩，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某1诉被告程某3、程某2、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学迎、王长江与被告程某2，被告程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被告李玉祥、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继承程某4、马某遗留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楼×号房屋。事实和理由：父亲程某4、母亲马某婚后生有儿子程某3、长女程某5、次女程某2、三女程某1。程某5于2004年2月22日因病死亡，其有子女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我于1979年11月开始到北京工作，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长期由我赡养照顾。而程某3、程某2一直在山东老家生活。2005年1月，程某4、马某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一套。程某4于2011年8月6日因病死亡，马某于2016年6月28日因病死亡。2014年4月16日，马某立有代书遗嘱，在该遗嘱中明确表示将诉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在去世后赠与给我。2016年6月19日，马某再立代书遗嘱，明确表示上述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在去世后归我所有，并对其社保、困难补助费的剩余部分作出处理。现双方对房产继承问题产生纠纷，故依法诉至法院。被告程某3辩称，程某1提供的代书遗嘱，不能保证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规定立遗嘱人必须是本人签字，但马某不识字，两份遗嘱上的签名均不是马某本人所写，手印也不是本人所摁;2014年遗嘱中写明是赠予程某1，这是遗赠的意思表示，故此份遗嘱内容表述不清;2016年遗嘱共二页，第一页没有签字，不能证明二页形成时间一致;2016年遗嘱形成时间距马某去世只有9天，马某身体不好、呼吸困难，但从遗嘱内容上看，不可能是身体不好的84岁高龄老人的意思表示。两份遗嘱在内容上、形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故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遗嘱。如代书遗嘱无效，双方应按法定继承分割诉争房屋，我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且我已62岁，因多年在农村劳作，致使病痛缠身，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故应多分遗产。被告程某2辩称，母亲的份额按遗嘱处理，父亲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处理，由双方平均继承。被告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辩称，程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均没有证据表明是被继承人马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遗嘱。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由各方继承人均分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程某4与马某系夫妻，两人生有长女程某5、次女程某2、儿子程某3、三女程某1。程某5于2004年2月22日因病死亡，其生有长子李某1、长女李某2、次女李某3、三女李某4、次子李某5、四女李某6。程某4于2011年8月6日去世，其生前未留有遗嘱或赠与协议。马某于2016年6月28日去世，其生前不识字，亦不会书写名字。程某4、马某婚后共同购买诉争房屋，房屋建筑面积101.3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程某4名下，现此房不能上市交易。程某1称诉争房屋现由程某3女儿居住，对此程某3不予认可，称房屋为空置状态。庭审中，程某1要求按“马某”代书遗嘱的内容继承诉争房屋，就此其提供了遗嘱两份、订立2014年遗嘱时的录像及证人证言为证。其中2014年遗嘱内容为：“我与配偶程某4夫妻共有北京市海淀区×号楼×号的房产一处。现老伴已经去世，留有孤寡老人一人居住。我现身体欠佳，生活起居……待我去世之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所有份额赠予三女儿程某1”。遗嘱落款处有“马某”的签名，并摁有手印，代书人战立娟、见证人杜某亦在此签名，立遗嘱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2016年遗嘱载明，“现因为本人年事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在我头脑清醒、思维清晰，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之时。根据我国《继承法》《物权法》有关规定，特立以下遗嘱：……二、本人与丈夫程某4共有一套住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楼×号，房屋面积为101.35平米，由于单位住房性质及相关历史原因，房屋登记于丈夫程某4名下，产权证号为：京海私成字第XXXX号。现丈夫已去世，我和三女儿程某1共同居住此房屋。在共同居住期间，三女儿程某1对我的饮食起居尽心照顾，并将为我养老送终。在该房产中依法应当属于我本人所有的部分，在我身后归三女儿程某1所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侵占和处分。三、本人社保、单位困难补助及存折由三女儿程某1保管，在我身后的社保、单位困难补助、存折以及其他应得费用均由三女儿程某1领取和支配，除用于我的丧事费用外，如还有剩余归三个子女共同所有，如有不足亦由三女儿程某1自行负担。本遗嘱为最终遗嘱，如我身后发现有其他遗嘱或者遗嘱草稿，一律视为无效”。遗嘱落款处有立遗嘱人“马某”的签名，并摁有手印，还有代书人张某、见证人郭某和孔某的签名，立遗嘱时间为2016年6月19日。证人杜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我与程某4是同事、邻居关系。2014年4月14日晚7点左右，我去了马某家。马某有山东口音，因我们经常交往，她说的话我还能听懂。马某说她有病一直是三女儿照顾她，她想在百年后将房子给三女儿，当时战某也在现场。我用程某1女儿的手机把马某的意思表示录了下来，因他人手机我用着不方便，写遗嘱之前手机录像就自动停止了。后战某书写了遗嘱，写完后她宣读了遗嘱内容，马某说她不会写字，就在遗嘱上按了手印，我们两人签了名字;证人战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我母亲与马某是认识十多年的朋友，都住在一个院，两家经常走动。2014年4月14日晚7点左右，我和小杜一起到马某家。马某先将情况给我们说了一下，后小杜又让马某重复了一遍并录像。录完后，由马某陈述，我代写了遗嘱内容。写完后，我又给老人读了一遍，老人认可了。我让马某在遗嘱上签字，她称不会写字，我代马大姨签字后，她自己按的手印，我和小杜也在遗嘱上签了名;证人孔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我跟路学迎关系较好，经常带孩子去马某家里玩。2016年6月19日晚上7点多，我与张某先到马某家，郭某后到。我们先问了马某遗嘱的内容，马某说话有口音，有听不懂地方由程某1和路学迎给我们翻译，我们再把意思重复问老人一遍，老人没意见就点头表示。因马某陈述的是大白话，张某学过法律，就把老人的意见总结归纳后书写了遗嘱。写完后，马某看了遗嘱，摁了手印，我们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上是否马某自己签名，我记不清了;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路学迎带着孩子和母亲、姥姥一起住，我与她们住同一小区。2016年6月19日晚上7点多，我与邻居石头妈（不知道具体姓名）一起去程某1母亲家，另一邻居郭某来晚了，在我写遗嘱之前才到。我与石头妈还有老人一起聊天，询问了大概情况。老人有口音，她说的大多数意思我能听懂，但有各别听不懂的地方，就叫程某1和路学迎过来翻译，翻译完了我再向老人核实一遍。遗嘱是我代写的，写完后我给老人读了一遍，老人表示认可，我代签了老人的名字，老人可能不认字就只按了手印。我和石头妈在遗嘱上签字后就走了;证人郭某的书面证言及公证书，证言内容为2016年6月19日晚7点左右，程某1来我家找我，说马某叫我去她家有话说。去了以后，马某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差，趁我还清楚，帮我立个遗嘱将我这套房屋属于我的部分给我三女儿程某1，想让你给我做个证人，你愿不愿意。我同意了，当时张某和孔某也在。由张某代书写了遗嘱，我们三人都分别看了一遍并签了名，张某读给马某听，之后无异议按了手印。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出具（2018）京求是内经证字第1757号公证书，证明证言上郭某的签名属实。程某1、程某2对代书遗嘱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被告均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并认为代书遗嘱应为无效。就订立2014年遗嘱录像，程某2对此不持异议，程某3认为视频内容不足1分钟，录像内容不完整，其余被告因程某1无法提供原始载体，对录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人证言程某1、程某2均无异议，其余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立遗嘱时程某1母女在场，遗嘱不是马某而是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证人与程某1母女相熟，双方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证言前后矛盾，证人有事前沟通的嫌疑，并认为郭某未到庭作证，其证言无效。经李某6申请，本院前往中国工商银行查询程某4、马某存款情况，经核查，程某4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已于2011年3月28日销户;马某名下账号为×××的账户已销户，余额57.72元被程某1取走。就上述57.72元,程某1、程某3、程某2表示不要求继承，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要求归其六人共有。被继承人程某4生前单位国家安全部发放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112846元、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款2万元。程某4去世时，程某4、马某有存款13万元。马某有医保，除2012年2月后至去世前领取每月补助200余元外，马某没有其他收入。至马某去世时，上述款项尚余15万元。程某1为马某垫付住院押金2万元，后退还1.8万元用于办理马某丧葬事宜。上述款项，程某1要求从15万元余款中扣除。现双方均认可马某去世后遗留款项13万元，程某1、程某2已各分得4万元，程某3已分得5万元。程某1称其在北京常年与父母共同生活，婚后亦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负责办理了程某4的后事，故要求对程某4的遗产予以多分。程某3称其赡养父母，并代为赡养祖父母，要求多分遗产。就此主张，程某3提供“程某4”书信一封和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埠子镇孝仁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证明》为证，其中《情况证明》记载，父母年纪大了，身体偶有病痛，程某3得知消息便及时赶来照顾。尤其是二老因病住院之时，程某3基本都是即刻赶来，在医院陪护。特别是2011年2月程某4住院一直到8月6日去世，一直是程某324小时陪护。程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程某2对书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被告对上述证据不持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马某所立两份代书遗嘱是否有效。马某于2016年6月19日所立遗嘱由郭某、孔某进行见证，由张某代书，见证人、代书人与本案中的继承人并无利害关系，且张某、孔某出庭作证，郭某提供了经公证的证人证言，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虽然代书人张某、见证人郭某、孔某对马某在立遗嘱过程中的细节问题陈述存在差异，但三人均确认遗嘱内容系马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马某在2016年6月19日订立代书遗嘱9天后去世,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马某并不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故不能得出马某立代书遗嘱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或受到外来因素不正当干扰的结论。另从遗嘱的形式要件上分析，见证人郭某、孔某、代书人张某在遗嘱上签名确认，并注明了年、月、日，而马某本人因不会写字，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当场按捺手印的行为，应视为与其本人签字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综上，本院认定马某2016年6月19日所立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如实体现了其本人的真实意愿，内容合法有效，可以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虽时间顺序不同，但内容并不抵触，立遗嘱人马某均表示将诉争房屋中归其所有的份额交由程某1，故对于2014年4月14日遗嘱的效力，本院不再进行论述。现行法律仅规定利害关系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并未对利害关系人在场有禁止性规定，故被告关于程某1及其女儿在订立遗嘱时在场遗嘱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诉争房屋系马某、程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各占50%的份额;程某4去世时二人有共同存款13万元，加之程某4的抚恤金、保险金等未进行分割。因马某没有收入，上述款项用于其日常生活支出，在马某去世后仅剩余13万元，现因时间久远，已混同无法区分，为便于审理，本院亦按马某、程某4的遗产进行处理，二人各占一半的份额。根据涉案遗嘱的内容，诉争房屋中属于马某的份额，由程某1继承，共同存款中属于马某的份额，由程某1、程某3、程某2继承。程某4生前并未留有遗嘱，故对于程某4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但分配时尚需考虑几位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程某4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问题。依据查明的事实，在该问题上，程某1、程某3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程某2次之，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因客观条件所限所尽赡养义务较少。本院认为对于诉争遗产（包括房产和存款）的分配应考虑到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状况及所尽赡养义务的不同，有所区别，具体比例由本院依照上述原则酌定。程某3称其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要求多分遗产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因款项已经取出，且程某1、程某3、程某2自行分割完毕，故本院判决程某1、程某3、程某2直接给付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应得存款。另在程某1处的马某存款57.72元,程某1、程某3、程某2表示不要求继承，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要求归其六人共有，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程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楼×号房屋一套，由原告程某1继承百分之六十七的份额，由被告程某3继承百分之十七的份额，由被告程某2继承百分之十的份额，由被告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各继承百分之一的份额;二、存款130000元，其中由原告程某1、被告程某3各继承41000元，被告程某2继承36000元，被告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各继承2000元，被告程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被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被告李某5、被告李某6人民币共计9000元，被告程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程某11000元，给付被告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人民币3000元;三、原告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被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被告李某5、被告李某6人民币57.7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程某1负担9246元，已交纳690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程某3负担2346元，由被告程某2负担1380元，由被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被告李某5、被告李某6各有负担13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玫人民陪审员  李克英人民陪审员  **萍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