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28民初886号 原告：王英，女，1966年2月18日生，布依族，户籍地贵州省安龙县，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荣，安龙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安龙县木咱镇人民政府公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西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328MB1588774U。 法定代表人：肖贵荣，安龙县税务局局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胜，贵州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王英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以下简称县税务局）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荣、王飞，被告县税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陈忠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2．与《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关的拆迁补偿权益属于原告。 事实及理由：原告的母亲韦翠芬（生于1932年，2004年12月去世）与原告的父亲（2014年去世）生育有王英、王平、王琴、王红四人。韦翠芬于1973年到安龙县税务局工作，于1987年8月退休。1974年，安龙县税务局在安龙县xx路修建有职工宿舍一栋，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一层。1976年，安龙县税务局按当时的住房实物分配政策，将上述房屋宿舍中的一套房屋分配给原告的母亲及家人居住。 1993年9月，安龙县人民政府为执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制定《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在我县县城规划区内的党政机关的成套或不完全成套的公有住房，经县房改办批准，均可以标准价向职工个人出售。第二十五条规定：凡符合分房条件以及现已租住公有住房的职工，并以居住为目的，均可以标准价购买一套公有住房。1993年12月，安龙县税务局根据房改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自己的公房出售方案，对在册职工及退休职工出售房屋，将韦翠芬一家人当时居住的上述房屋出售给韦翠芬，韦翠芬与县税务局于1993年12月30日签订了《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因年久，合同己遗失），合同载明房屋建筑面积为45㎡，按当时的成本价计算，房屋价款为2,700元；合同同时约定，购房人有占有权、使用权、有限处理和收益权，居住满五年并已付清房款后有权出售房屋。1994年1月4日，韦翠芬按安龙县税务局核定的面积及单价将现金存到县税务局银行账户，安龙县税务局出具购房收据给韦翠芬。1994年，安龙县税务局到安龙县房管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安龙县房管局以房屋楼层只有一层，不属房改房范围，没有给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之后，安龙县税务局没有为原告母亲韦翠芬办理房产证，但1993年底在册的安龙县税务局其他职工所购买的房改房均办理了房屋产权证。1996年6月，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对职工占有公房进行清查，《清房自查登记表》记载韦翠芬除享受上述房屋外，没有享受其他公房，韦翠芬在签订购房协议时具备购房资格，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在清查表上亦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属于韦翠芬，单位在“产权单位意见”栏签了“属实”并加盖单位公章，当时的局长王建国及纪检组长王玲珑亦分别签“属实”确认。尽管韦翠芬未能办理到房屋所有权证，但安龙县税务局与韦翠芬没有解除购房合同，双方一直履行购房合同至今，安龙县税务局也没有出售其他房改房给原告。1994年8月，因机构改革，安龙县税务局分为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2018年8月，亦因机构改革，安龙县国税局和安龙县地方税务局合并组建为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2017年，安龙县实施城市棚户区房屋改造和土地征收，韦翠芬购买的上述房屋属于征收拆迁范围。政府棚改办对房屋进行丈量，对装修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在确定拆迁补偿权益人时，棚改办以原告未能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认为产权有争议，未将原告列为房屋拆迁补偿权利人，而将被告列为拆迁补偿权利人。 原告母亲韦翠芬购买公房是根据当年的国家房改政策，按照单位公房出售方案，以成本价所购，是在实行低工资制时期购买的。在住房实物分配向住房货币化分配转型过渡期间，单位以成本价出售公房给原告的母亲韦翠芬是对职工给予的经济补偿，当时的售房价格与物价、低工资制是相一致的，双方是在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属于民事合同，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当年根据政府有关房改政策精神，购买公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原告的母亲韦翠芬及家人也只享受有该公房，没有享有其他公房。虽然当年房管局没有给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的母亲韦翠芬与被告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不因未能办理房产证而影响其效力。同时，虽原告的母亲韦翠芬没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但韦翠芬也未收到过税务局收回已售公房的决定（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决定也是违法的），双方一直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至今。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房屋所有权人应属于原告的母亲韦翠芬，与房屋所有权有关的拆迁补偿的权利人属于韦翠芬。根据《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第十五条第（四）款第2项、第3项的规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及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同样给予拆迁补偿，只不过要扣除1.5%的完证费用。故上述争议的房屋所有权人属于原告的母亲韦翠芬，因原告的父亲和母亲韦翠芬已经去世，相关权利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原告、王平、王琴、王红继承。为便于诉讼，王平、王琴、王红自愿放弃参加本案诉讼的权利，由原告一人提起诉讼，今后内部自行协商处理。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原告王英提交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及主体资格。 2．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证明原告具备主体资格，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 3．陈朝礼与被告县税务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复印件）、通知、收款凭证、进账单（复印件），证明房屋买卖双方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韦翠芬已按合同及通知要求交清了2,700元购房款。 4．《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复印件），证明县税务局出售公房给职工的规定，韦翠芬具备购房条件。 5．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复印件），证明无论房屋是否办理产权证都应得到补偿。 原告王英庭后提交证据：死亡证明1份。 被告县税务局辩称，安龙县税务局将公有房出售给韦翠芬并签订合同是事实，被告对原告主张系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持异议，但拆迁补偿的相应权益如何分享，由法院依法判决。对案涉房屋，原告未能及时反馈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情况，原告方有过错。征收部门仅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测量、勘查，但未作出补偿方案，县税务局也未与县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县税务局并不想占有案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但县政府不同意将征收补偿款项支付给原告，原告才起诉县税务局。 被告县税务局未提交证据。 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原告所举证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证。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经审查认定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英之母韦翠芬系安龙县税务局职工，韦翠芬与王必政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王英、王平、王红、王琴四名子女。韦翠芬于2004年12月19日死亡，王必政于2014年5月18日死亡。王平、王红、王琴于2018年11月6日出具书面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韦翠芬所购位于安龙县×××路建筑面积45平方米的房屋一套。 1993年9月26日，安龙县人民政府作出《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呈报黔西南州人民政府，获批准后，安龙县人民政府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3年12月30日，韦翠芬与县税务局签订《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约定由安龙县税务局将位于安龙县××路建筑面积45㎡的房屋（1974年竣工）出售给韦翠芬。1994年1月1日，安龙县税务局向韦翠芬发出通知，载明“根据国务院房改政策景顺，结合县政府‘关于实施《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通知’的规定，你户现住公有住房45㎡，依60元/㎡的购房价格，应交购住公房款2,700元……”。韦翠芬于1994年1月4日向安龙县国税局支付购房款2,700元。后韦翠芬及其家庭成员一直居住于该房屋，但在申请办理房产证过程中被当时的安龙县房管局告知该房屋为一层建筑，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 同时查明：安龙县人民政府安府（1993）77号文件《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二十四条关于公有住房的出售范围规定：“凡在我县县城规划区内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成套或不完全成套的公有住房，经县房改办批准（房屋产权未明确的须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确认产权），均可以标准价向职工个人出售……”、第二十五条关于购房对象规定：“凡符合分房条件以及现已租住公有住房的职工，并以居住为目的，均可以标准价购买一套公有住房。”、第二十七条关于公有住房的出售价格规定：“……旧房按重置价乘以成新折扣（重置价指前一年竣工同类型住房的标准价）计价。一九九二年元月一日起，新建砖混结构单元式套房的标准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80元，同样结构的旧套房的标准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元……出售新、旧住房的标准价、重置价由县人民政府逐年调整届时公布”、第三十八条关于优化政策及措施规定：“……2．职工购买标准价房，免征一次性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在房改起步阶段，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时，产权单位可承担部分征地拆迁费，其方式为对购房职工按工龄计算，给予每年不高于标准价（新房）或重置价（旧房）0.2%的工龄优惠（工龄优惠不能叠加计算）。4．我县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鼓励职工在我县工作和吸收外地人才来我县工作，在房改起步阶段，对按标准价购房的职工，给予一次性补贴5%……”。 2017年，安龙县人民政府为推进安龙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作出《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明确以安龙县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安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龙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征收部门，安龙县棚户区改造（古城改造）项目建设指挥部为征收实施单位。因韦翠芬所购位于安龙县×××路的建筑面积45㎡的房屋属于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收范围，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面积进行了测绘，并对室内装修进行了统计，但因原告未能提供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征收部门以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故未与原告签订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庭审中，经询问，原、被告均陈述案涉房屋已被征收部门拆除，双方均未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1994年，安龙县税务局分立为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2018年，安龙县国税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之母韦翠芬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是否有效。二、原告诉请享有拆迁补偿权益是否支持。 本院认为，原告虽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其诉请主张内容实为确认合同有效，并据此主张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案件性质应为确认合同效力，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之母韦翠芬与被告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是否有效。原告虽未提供其母亲韦翠芬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但被告认可与韦翠芬就出售案涉公有住房签订了书面协议，本院予以确认，县税务局与韦翠芬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双方的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实施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县税务局根据《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将本单位所有的公有住房以标准价扣减相应折扣和补贴后，按60元/㎡的价格出售给本单位职工韦翠芬，并签订了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因我国物权法实施之前尚未形成统一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制度，占有成为重要的公示形式。韦翠芬购买房屋后与其家庭成员一直居住在该房屋，故原告母亲韦翠芬死亡后，原告作为其近亲属，诉请确认其母韦翠芬与县税务局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诉请享有拆迁补偿权益是否支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系房屋征收部门以案涉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为由，认为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故未与原告签订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为了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就被征收房屋与被征收入所签订的相应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中，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以及支付征收补偿款，是征收部门履行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该项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判决如下： 一、韦翠芬与被告安龙县税务局于1993年12月30日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 二、驳回原告王英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周敏兴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韦天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