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6民初25827号原告：杨幼南，男，195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原告：陈相，男，1952年6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南，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云，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春，北京市景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龙，北京市景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幼南、陈相与被告罗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原告陈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幼南，被告罗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幼南、陈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2017年8月10日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关于强制罗云退伙的决定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于2009年由二原告与被告三人设立，原名称为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2013年变更为现名称。为了在财务上相互监督，在银行预留被告的手机号，账户变动有短信提醒，杨幼南保管公章和银行优盾并负责费用报销及网上转账，财务章由陈相保管，另聘会计刘娟做账，后财务章由刘娟保管。2013年律师所名称变更后，被告拒不交回公章，一直想独占2013年6月27日预收的乐清市100多人的代理费10万元，因此与杨幼南发生争议。2017年4月，经律所合伙人会议决定：冻结该10万元的归属和退费问题。2017年6月，被告未经合伙人会议同意，擅自领取了新的银行优盾，并于6月25日将10万元代理费擅自退费，之后又在2017年7月12日要求杨幼南认可该10万元归被告一人所有，并私藏发票专用章和发票，如果不答应其无理要求就不给其他人开发票。根据《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一条（二）之规定，2017年7月24日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作出“关于劝罗云退伙决议”，并通过微信向被告告知了该决议。15天之后，并未收到被告的退伙申请书，根据《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一条（三）之规定，2017年8月10日合伙人召开会议作出强制罗云退伙决定。该决定应属有效，故诉至法院。被告罗云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没有提起合伙纠纷的主体资格，律所的注册费及办公房租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原告只是挂名的合伙人，并不具有合伙人权利。二、原告作出的合伙人决议没有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定程序及法定生效要件，2017年7月24日及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两份决议均无效。原告要求被告退伙的理由不成立，退律师费的案件是被告自己接手的案件，给当事人退费没有损害原告及律所的权益，并且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被劝退的合伙人有权申辩，但原告所说的合伙人会议召开时间、召开地点被告均不清楚，剥夺了被告的申辩权，程序违法，二原告持有表决权的比例未达到协议约定的67%，且没有证据证明进行了信任表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8月1日，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负责人为罗云，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合伙人为罗云、杨幼南、陈相。2012年8月24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为北京首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首北律所）。本案审理过程中，经罗云申请，本院从北京市司法局调取了首北律所登记备案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7月9日的《合伙协议书》及《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第三条律师事务所开办资金30万元，合伙人出资方式及比例：罗云出资15万元，出资比例为50%；杨幼南出资7.5万元，出资比例为25%；陈相出资7.5万元，出资比例为25%；第五条本所设立合伙人会议制度；第八条合伙人会议决定本所的一切重大事宜，是本所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其主要职权为……（六）决定合伙人的退伙、强制退伙及财产处置……（九）决定合伙人会议认为必须由其决定的其他事项；第九条合伙人会议为每季度召开一次，召开时间为每季度终了十日内，经三分之一合伙人提议，可召开合伙人会议临时会议，讨论决定某一具体事项；第十条合伙人会议由本所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应当在已定合伙人会议日期三日前向全体合伙人送达书面会议通知，并注明会议内容，合伙人会议应当指定专人负责记录，与会合伙人应当对议定事项的记录上签字，指定合伙人负责保管，以备其他合伙人查阅；第十一条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按以下规则进行：……（三）第八条所列（六）、（九）项由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超过三分之二同意方可生效；第二十一条对合伙人的处理（一）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和本所章程及合伙人会议通过和制定的各项决议和规章制度，严重影响本所工作、管理秩序，给本所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的，合伙人会议有权视情节轻重对其作出谴责、劝其退伙直到除名的处理；上述处理并不影响其应承担的有关经济赔偿责任；（二）如某一位合伙人的执业道德、工作作风、品德操守恶劣，致使其他合伙人认为无法与其共事的，经2名以上合伙人提议、过半数合伙人附议、合伙人会议应当对该合伙人进行信任表决，除该合伙人以外的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如有持有67%及以上表决权确定不信任该合伙人时，合伙人会议即作出劝其退伙的决议，合伙人会议无须对该合伙人的行为举证，但在表决前允许该合伙人申辩；（三）当合伙人会议作出‘劝其退伙’决议时，该合伙人应在十五天内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的书面申请，并按退伙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和获取应得的财产，如超过十五天不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书面申请的，则合伙人会议有权对其作出强制退伙的决定”。《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章程》中规定：“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本所组织形式：合伙律师事务所；第五条本所是由上条所列合伙发起人依合伙协议的约定共同出资开办的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实行自愿组合、自主经营、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体制，本所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本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章机构设置第十二条合伙人会议是本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本所全体合伙人组成；第十三条合伙人会议决定本所的一切重大事宜，其主要职权为：……（六）决定合伙人的退伙、强制退伙及财产处置……（九）决定合伙人会议认为必须由其决定的其他事项；第十四条合伙人会议为每季度召开一次，召开时间为每季度终了十日内，经三分之一合伙人提议，可召开合伙人会议临时会议，讨论决定某一具体事项；合伙人会议由所主任召集并主持；第十五条合伙人会议实行一人一票制，审议、通过决议按以下规则进行……（三）第十三条（六）、（九）项由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超过三分之二同意方可生效；第六章开办资金及其组成第二十五条本所开办资金为30万元，合伙人按以下比例出资：罗云出资15万元，出资比例为50%；杨幼南出资7.5万元，出资比例为25%；陈相出资7.5万元，出资比例为25%”。此外，该章程第十一章“对合伙人的处理”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的规定与《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一条“对合伙人的处理”中的相应约定内容一致。本案中，杨幼南、陈相提交了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的《首北律所合伙人会议关于劝罗云退伙决议》，载明：“2017年6月罗云未经合伙人会议同意擅自领取了新的银行优盾，6月25日将一笔10万涉及100多名当事人的预收代理费私自退费，违反了合伙协议和章程；2017年7月12日，在10万元已经退给郑胜节的情况下，还要杨幼南认可10万元归罗云一人所有，无赖到私藏发票专用章和发票，不答应其无理要求就不给他人开发票；依据《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一条对合伙人的处理（二）和《律师所章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罗云的所作所为属于工作作风、品德操守恶劣，经合伙人杨幼南、陈相提议，会议前通知罗云书面申辩，罗云拒绝申辩；与会合伙人一致同意，1、劝罗云退伙的决议；2、罗云承担私自领取优盾发生的费用及其他违反律师所制度造成律师所的损失”；以及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的《首北律所关于强制罗云退伙决定》，载明：“依据首北律所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一条（三）‘当合伙人会议作出劝其退伙决议时，该合伙人应在十五天内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的书面申请，并按退伙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和获取应得的财产，如超过十五天不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书面申请的，则合伙人会议有权对其作出强制退伙的决定’，2017年7月24日，首北律所合伙人会议作出关于劝罗云退伙决议，至今罗云未向合伙人会议递交退伙书面申请，已经超过十五日，故对其作出强制退伙的决定，与会合伙人一致同意该决定；请依法予以备案；鉴于罗云把持公章，会议决议不能加盖律师所公章，特此说明”。上述决议和决定上均有杨幼南和陈相签字，无罗云签字。庭审中，罗云对上述决议和决定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2017年7月24日和2017年8月10日罗云均在律所内，但杨幼南和陈相并不在律所内，其并不清楚上述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经本院询问，杨幼南和陈相认可上述决议和决定并非在律所内签订，但主张之前通过微信向罗云进行了告知。针对上述主张，杨幼南和陈相提交了微信群聊天记录一份，群成员包括杨幼南、陈相、罗云和刘娟，聊天记录中显示：2017年7月23日20:00，杨幼南：“罗云，因你私自办理银行优盾，私自利用优盾退款给郑盛节，而且私藏发票不给他人正常收入开具发票，其行为严重违反律师所合伙协议、规章制度，道德操守恶劣，依据合伙协议第二十一条，定于2017年7月24日上午10时整召开合伙人会议，对罗云进行信任表决，表决前允许罗云申辩。杨幼南陈相”；2017年7月23日21:37，罗云：“对不起，未在北京，该事要经过律协调解！”；2017年7月23日21:47，杨幼南：“什么时候回来？”，罗云：“月底回京！”；2017年7月23日21:55，杨幼南：“你不能到会，可书面申辩”；2017年7月23日22:01，罗云：“老杨，既然这样，何不让律协参加，你以为是谁啊，不能到会，可书面申辩？对谁说啊？”；2017年7月25日16:10，杨幼南在群内发送标题为“首北律所关于劝罗云退伙决议”图片一张；2017年7月25日16:24，罗云：“你们合伙注册费都赖着不交，还有资格谈合伙人呢？真是恬不知耻！无赖之极！”；2017年7月25日16:30，杨幼南：“罗云，2017年7月24日，首北律所合伙人会议已作出劝你退伙决议，请你在15天内提交书面退伙申请，超过15天不提交书面退伙申请，合伙人会议将作出强制退伙决定，杨幼南、陈相”，罗云：“杨幼南，你挑动不明真相的陈相瞎起哄，早晚我会与你算清帐的。我在乐清办案时，你‘生下了’吗？你在何方？真是不要脸！”；2017年8月9日15:50，杨幼南在群内发送标题为“首北律所关于强制罗云退伙决定”图片一张；2017年8月9日16:30，罗云：“杨幼南、陈相，你二人8年来未交合伙人注册费，不能成为合伙人，已解除你二人合伙人资格，该决定无效。我今天在所里，你们在哪？不要搞阴谋诡计了！”。罗云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原告杨幼南、陈相提供的2017年7月24日《首北律所合伙人会议关于劝罗云退伙决议》、2017年8月10日《首北律所关于强制罗云退伙决定》、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罗云提供的首北律所执业许可证，本院向北京市司法局调取的《合伙协议书》、《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章程》、《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批准成立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合伙）的决定》、《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批准北京市迪莱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的决定》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首北律所是依法成立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其合伙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律所章程、合伙协议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合伙协议书及首北律所章程中对于合伙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合伙人会议作出“劝合伙人退伙”以及“强制退伙”决议的表决程序亦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案中，杨幼南、陈相主张首北律所于2017年8月10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并对罗云作出了强制退伙决定，并要求本院确认该决定有效，但罗云在庭审中对该决定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则杨幼南、陈相应当举证证明该决定的作出符合章程及合伙协议书规定的程序。根据杨幼南、陈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杨幼南于2017年7月23日微信告知罗云“定于2017年7月24日上午10时整召开合伙人会议”，罗云表示“对不起，未在北京，该事要经过律协调解”，微信聊天记录亦不能体现杨幼南、陈相对于2017年8月10日召开合伙人会议提前向罗云进行了通知。因此，本院认为，杨幼南、陈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首北律所于2017年8月10日按照合伙协议书和章程规定的程序召开了合伙人会议，故其要求本院确认合伙人会议在该日作出对罗云强制退伙的决定有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幼南、陈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杨幼南、陈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凯欣人民陪审员  李熙平人民陪审员  马 杰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李 楠书 记 员  刘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