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刑初810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光，男，197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上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公司银行业务管理部兼机构及大客户部原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成都市武侯区。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1月8日被成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2月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丹红，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敏，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勇，男，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上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机构及大客户部原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青羊区。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1月11日被成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2月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峰、唐尚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田晖，男，198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民主建国会党员，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业务二部原信托经理，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因涉嫌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于2017年12月31日被成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2月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寇翼，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海燕，四川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以成华检公诉刑诉[2018]8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光、谢勇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及被告人田晖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先后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合议庭人员变动，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远出庭支持公诉，上述被告人及辩护人刘敏、赵峰、唐尚婉、寇翼、陈海燕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本院延期审理两次并报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5月，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5亿元的融资贷款，因成都建工当年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授信额度已满，无法再从该银行获取到融资贷款，时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公司部兼大客户部总经理的王光，安排该部副总经理谢勇帮助成都建工获取资金。之后，被告人谢勇找到曾经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有过业务合作的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工作人员田晖，委托其帮忙。 被告人田晖通过上海坤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信公司”)郑春喜了解到，能够以上海浦发银行总行理财资金池，购买长安信托以成都建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信托计划方式，帮助成都建工获取到融资资金，但必须由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总行提出书面申请。田晖将该情况告知了谢勇，谢勇再向王光汇报并按该方案执行。之后，由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大客户部拟定该项目的申请计划，最终得到上海浦发银行总行的批准，长安信托正式进驻该项目，田晖担任长安信托在该项目的负责人。期间，被告人田晖与谢勇达成协议。项目做成功后，田晖按照项目标的价格的1.5%(最终确定价格为税后600万元整)向谢勇和王光支付好处费，王光与谢勇遂商量，按照二比一的比例(王光400万元、谢勇200万元)分取该600万元。 被告人田晖于2012年5月在上海，以其母亲陈某青名义开设了上海吉中投资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吉某”），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田晖。2012年7月24日，田晖以吉某名义向长安信托申请成都建工项目标的额3%的咨询服务费，获得长安信托层层内批同意。 2012年7月27日，成都建工分别与长安信托、浦发银行签订《长安信托、成都建工应收账款收益权财产权信托合同》以及其他相关信托协议，浦发银行以理财资金对接信托的方式为成都建工提供融资5亿元，期限为两年。同日，吉某与长安信托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协议约定长安信托按照成都建工项目标的的3%（实际金额为1500万元）向吉某支付咨询服务费。 2012年8月3日，长安信托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500万元到吉某农业银行上海黄浦城中支行账户。田晖于2012年8月至10月期间陆续将上述资金转至由其控制并使用的陈某青62×××11银行账户。2012年8月6日，田晖从陈某青账户中，转款750万元至其个人农业银行62×××17银行账户。田晖告知谢勇其已经获取到资金，可以将事前约定好支付给谢勇的600万元好处费转款给他，二人约定好在上海见面。为了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谢勇找到其多年的好友李某辉，借用其银行卡收取该笔资金。2012年8月8日，三人在上海见面，由田晖在浦东一家农业银行柜台上将600万元资金从田晖尾号7317银行卡中转款至李某辉以其“李某立”身份开设卡号为62×××12的农业银行紫荆支行银行账户。经调查核实，“李某辉”与“李某立”系同一人。 被告人谢勇获取到田晖支付的600万元好处费后，按照与王光事前谈好的比例，安排李某辉取现300万元，其中220万元由谢勇以现金的方式分给了被告人王光，另外80万元现金由谢勇自己分得。剩余300万元，其中的180万元由谢勇安排李某辉分别于2012年9月10日和9月17日，经李某辉以“李某立”尾号为8912的农业银行卡，转款至王光95×××70的工商银行卡，剩余120万元由谢勇分得。最终被告人谢勇、王光从田晖支付的600万元好处费中，各自分得200万元、400万元。 被告人田晖将上述吉某收取的信息咨询费资金，又向坤信公司支付400万元咨询服务费，将剩余500万元据为己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光、谢勇作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非法收受田晖财物60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晖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给予王光、谢勇600万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晖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司资金500万元，将其据为己有，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按照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谢勇、田晖到案后，如实供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田晖一人犯两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王光对指控犯罪金额有异议，辩称：其只是为了帮企业渡过难关，仅负责介绍，业务审批流程合规合法，没有不当利益输送；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仅是接总行通知建议立项，总行决定业务决策、收益分配，其没有影响审批的权利；其收取180万转账，没收取现金，不知道也未商议分配过600万，该180万是其向长安信托介绍成都建工有资金需求的介绍费用，与涉案融资业务没有直接关联性。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不予认可，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王光、谢勇不属于金融业务活动双方，实质交易双方就是浦发银行总行和建工集团，谢勇、王光等人参与申请只是流程需要，而非利用其职务便利为田晖谋取非法利益，其利用私人交往获取建工集团需要通过信托融资的信息后推介给长安信托，获取信息及推介行为不具有职务性；谢勇、王光收受的资金具有佣金性质，且在融资领域中介费、咨询费广泛存在且得到参与方认可，有一定合理性，性质不应认定为受贿。2.在认定有罪的前提下，王光只在被动收受的180万元范围内和谢勇构成共同犯罪，王光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谢勇的口供、李某辉证言前后矛盾多处反复，与田晖、王光等人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且不合常理处，与事实不符，谢勇收取600万元后将部分资金自行安排使用，有大额资金去向没有查实。3.王光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各方在此次交易结构中都获得应得利益，没有损害任何一方利益，建议在量刑时从宽处罚。 被告人谢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并称其积极坦白，认罪悔罪，希望从轻处罚。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谢勇作用较小，系从犯；谢勇到案后坦白并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本案未给银行理财资金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较小；谢勇系初犯，其家属积极退赃200万元，认罪悔罪;谢勇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抚养赡养义务较重。综上，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被告人田晖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对指控其犯职务侵占罪不予认可，辩称：其没有欺骗行为，吉某提供信息咨询获取咨询服务费，长安信托是知晓的；浦发总行或者分行的内部审批文件中有信托服务费，总行作为资金方在保证受益人权利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并不需要了解受托人具体资金分配，公诉机关没有完全了解信托公司的运作。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不予认可，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田晖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益，也没有要求谢勇、王光等人提供违规帮助，本案不存在破坏公平竞争、谋取不当竞争优势，即使构成犯罪也应认定为长安信托公司单位犯罪；600万是基于王光、谢勇介绍项目、参与项目谈判而支付的中介报酬费、信息费，符合商业惯例，长安信托公司不能通过对公账户支付，是默许且知道工作人员利用第三方公司支付，该600万的支付与本案项目信托融资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田晖不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2.1500万元来源于信托财产，不属于长安信托管理、所有的财产；600万是给王光、谢勇项目介绍方的信息费，900万是吉某寻找资金方所得报酬，支付业务外包方坤信公司多少是吉某与坤信公司内部分配问题，田晖认为是合法报酬，没有非法主观故意；长安信托签报源于服务协议签订，各方主体都认可支付1500万咨询服务费，田晖并未在签报上签字，不存在骗取领导信任，吉某收取1500万没有违反长安信托的意志。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光在2011年3月至2012年7月期间担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公司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兼机构及大客户部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3年10月期间担任公司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被告人谢勇在2009年5月至2012年7月期间担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机构及大客户部副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期间担任该部总经理。 被告人田晖在2010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在长安信托担任信托二部信托经理，承担项目开拓、尽职调查、风险管理、项目期间管理等事宜。 被告人王光在2011年3月至2012年7月期间担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公司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兼机构及大客户部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3年10月期间担任公司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被告人谢勇在2009年5月至2012年7月期间担任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机构及大客户部副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期间担任该部总经理。被告人田晖在2010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在长安信托担任信托二部信托经理，承担项目开拓、尽职调查、风险管理、项目期间管理等事宜。 2012年5月，成都建工拟融资5亿元，因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当年授信额度已满无法再获取到融资贷款，王光、谢勇受托帮助成都建工寻找资金，谢勇找到曾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有过业务合作的长安信托信托经理田晖帮忙。后田晖通过坤信公司郑某某了解到能以浦发银行总行理财资金池，购买长安信托以成都建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信托计划方式，帮助成都建工获取融资资金，但必须由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总行提出书面申请。田晖将该情况告知谢勇，谢勇向王光汇报后按该方案执行，由谢勇负责具体方案制定、融资事项洽谈。期间田晖与谢勇达成协议，在项目成功后田晖支付好处费600万用于分配。 2012年6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经过内部审批，申请浦发银行总行理财资金投资“成都建工”应收账款收益权信托计划，王光在分行立项申请表“分行公银部意见”处签字同意。 2012年7月，田晖向长安信托发起“成都建工”项目签报，在签报过程中隐瞒其系吉某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以吉某介绍项目并为此次信托提供咨询服务，申请项目标的额3%的咨询服务费，获得长安信托层层审批同意。 2012年7月27日长安信托分别与成都建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签订《［长安信托·成都建工应收账款收益权财产权］信托合同》、《收益权信托投资协议》及其他信托文件，约定成都建工将6.25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将理财资金5亿元投资前述信托收益权，期限两年；长安信托开立信托专用账户73×××89，用于收取信托收入、归集和存管现金形态的信托财产、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及支付其他相关费用；信托财产用于支付信托报酬以及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审计费、公证费、咨询费等）、信托成立后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咨询服务费等中介费用等；成都建工设立信托资金使用账户73×××89，收取投资资金；成都建工（或相关约定中的第三方义务人）按照合同约定，于2012年8月10日前向信托账户支付信托收入3150万元，于2013年7月26日前支付信托收入4600万元，于2014年7月26日前支付信托收入54740万元。长安信托按照信托成立时资金规模3%收取信托报酬1500万，吉某为本信托提供咨询服务，收取服务费1500万。 合同签订后，2012年7月30日浦发银行支付5亿投资资金至信托专用账户，当日该款转入成都建工信托资金使用账户。2012年7月31日，成都建工通过其信托资金使用账户向信托专用账户支付3150万信托收入，2012年8月3日长安信托从信托专用账户向吉某账户支付咨询服务费1500万元。吉某收款后，于同月6日向坤信公司支付服务费400万元，余款由田晖陆续转至其控制并使用的陈某青银行账户，其中500万元由田晖自行耗用。田晖告知谢勇已获得资金，2012年8月8日，谢勇携其好友李某辉前往上海与田晖见面，为掩人耳目，田晖按谢勇要求将好处费600万转账至李某辉以“李某立”名义开设的农业银行账户。 谢勇收到600万元转款后，安排李某辉分别于2012年8月10日、2012年8月15日取现150万元，并在李某辉的陪同下两次前往王光家中交付现金共计220万元，剩余80万现金由谢勇自行耗用。后谢勇安排李某辉分别于2012年9月10日、2012年9月17日转款100万、80万至王光工商银行账户，剩余120万账户资金由谢勇自行耗用。 另查明，长安信托采取部门包干制，以净收入30%划归部门作为绩效奖励额度，未结束项目当期绩效（包含年内奖金和费用限额）为70%，人员工资、办公费用、差旅费用、招待费用、项目推介费、咨询费（中介服务费用）由部门负担，费用限额占16%，在限额内据实列支。2012年10月24日长安信托通过72×××18账户以财务咨询服务费名义向吉某支付100万元田晖在成都建工项目的个人奖励。 吉某于2012年5月4日由田晖设立，法定代表人系田晖母亲陈某青。吉某于2013年3月18日注销，存续期间公司账户除涉案1600万元资金入账外无其他营业收入。 还查明，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金融审计中发现田晖等人涉嫌商业贿赂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核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2017年12月29日将田晖挡获，于2018年1月7日将王光挡获，于2018年1月10日将谢勇挡获。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依法冻结王光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账户90×××74中资产180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光家属代为退赃180万元至本院，谢勇家属代为退赃200万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件来源材料、到案经过，证实本案案件来源以及三被告人被动到案的情况。 2.三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辨认说明，证实三名被告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3.王光任职的情况说明、谢勇任职的情况说明、有关田晖的情况说明、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及社保缴纳情况，证实三被告人的工作情况以及职权范围。 4.被告人田晖的供述，证实2012年5月谢勇找到田晖称成都建工集团需要融资5亿元。后田晖通过关系了解到浦发银行总行可以用理财资金做类似业务，但必须由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向总行发起，田晖告诉谢勇后谢勇提出需要打点费用，收取项目金额1.5%费用，如果不支付费用就把业务拿给其他信托公司来做。信托公司允许业务部门通过咨询顾问费的名义对外支付费用，田晖向其直接领导张某某汇报前述情况后按正常流程提出申请，为了自己做成这笔业务并从中赚取利润和公司奖励，田晖上报申请内容为该业务需要向吉某支付项目金额3%（即1500万）的咨询服务费。吉某是2012年5月田晖以母亲的名义成立，为了避嫌，没有告知长安信托吉某的实际控制人为其本人。长安信托以批复文件形式批准了上报项目，田晖拟定了长安信托和吉某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只是形式，为了公对公收取咨询服务费。吉某没有提供具体的咨询服务，田晖将此咨询服务以400万元外包给坤信公司，坤信公司提供了市场信息，具体是告诉田晖浦发总行可以用理财资金完成融资项目。吉某还收取长安信托奖励田晖个人的100万业务提成，为了避税以公对公方式打到吉某账户。收到1500万后，谢勇来上海索要600万，田晖将600万转到李某立账户，剩下500万扣除税费还有400多万田晖使用了。据从谢勇了解，王光是谢勇的领导，听谢勇说李某立在处理600万时通过现金方式分配过这笔费用，至于分配给谁、如何分配不知道。其当庭供述1500万咨询服务费系由其按照长安信托服务费不超过信托报酬的规定确定，申报时并未陈述其与吉某真实关系，也未与坤信公司确定支付服务费金额。 5.被告人王光的供述，证实成都建工需要融资，谢勇联系长安信托田晖后田晖说浦发总行可以用银行购买长安信托的理财达到融资目的，但要由分行向总行提出申请总行就同意。经谢勇所在大客户部书面立项申请，各部门一把手签字后申报总行批准，王光作为公司部负责人签字。业务完成后谢勇通过李某辉向王光转款180万元，并让王光放心，李某辉身份证查不到，谢勇称180万元是介绍长安信托和成都建工合作的介绍费。其当庭供述认为谢勇也会从该项目中获得介绍费。 6.被告人谢勇的供述，证实成都建工需要融资，王光让谢勇帮忙联系，田晖表示愿意与成都国企合作。田晖了解到可以以浦发总行理财资金池购买长安信托成都建工应收账款为标的的信托计划方式，帮成都建工获得融资资金。银行规定做业务是得不到奖励的，但田晖给了600万元。因为这个业务如果他不做，可以找其他信托公司做，虽然开始只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但是田晖愿意从奖励中拿出一部分，当然愿意接受。田晖起初称如果要受益最大化，可以让成都建工直接把好处费打给谢勇，田晖去把信托公司费用降下来，谢勇觉得成都建工经不起审计，如果通过信托公司给就敢收取，后来田晖告诉谢勇业务做成后会有奖励提成，转款600万给李某辉，因为王光是谢勇直接领导，业务也是王光介绍，所以给王光400万，转账180万，现金220万是其让李某辉取现两次，陪同一起去王光家里，至少有一次送现金时王光是不在的，谢勇将钱放在门口就走了。 7.证人李某辉的证言，证实谢勇借用其银行卡过账，是长安信托给谢勇和王光的手续费，听谢勇说400万元要给王光。曾两次取现150万元，陪同谢勇前往王光家里送钱。 8.证人傅某某的证言，证实吉某是田晖以其母亲名义注册并由田晖负责，傅某某账户转款是田晖的业务提成。 9.证人张某某的履历表、证言，证实2012年7月田晖汇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人介绍了成都建工融资5亿元的项目，需要长安信托与成都建工设立财产权信托计划，设立后将信托计划收益权转让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如果做这笔业务需要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支付融资金额3%的咨询服务费，张某某指定高某某与田晖做尽职调查后由信托二部向上级部门层层报批。签报由田晖和高某某拟稿按照流程内部审批通过，咨询服务费报批内容为我部设立该项目，由吉某向长安信托收取信托资金规模3%为信托报酬，田晖说是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指定的吉某收取该费用，没有汇报该公司任何情况，因为信托行业指定收取咨询服务费很常见，也就没有了解过收取费用的公司情况。如果知道吉某是田晖的公司，肯定不会向吉某支付费用，因为这不是项目推荐方指定的收款方，不属于外部推荐，田晖这样操作严重侵害公司利益。按照公司内部考核制度，如果业务做成了田晖可以得到奖励大概140多万，包括项目差旅费、招待费、工资、中介费、办公费等。差旅费、招待费和办公费需要报销的费用由总公司将费用统一转到张某某账户再转给各员工，工资由总公司转给田晖，中介费由总公司转给对方公司，当时田晖称吉某提供了介绍项目服务，让将给田晖薪酬里的100万支付给吉某，这是田晖自己的钱，他愿意将钱支付给吉某，我也就没有多问原因。 10.证人陈某青的证言，证实田晖以其名义成立经营吉某，其银行卡是田晖在使用，2012年8月至10月田晖向其转账320万用于归还借款，田晖称是生意上赚的钱。 11.证人郑某喜的证言，证实坤信公司向吉某提供咨询服务，田晖经常咨询信托交易架构设计、交易系统选择、一些市场定价来源和信托战略，400万元是咨询服务费，但没有具体到哪一次业务，田晖告诉400万元与经手成都建工收的1500万有关，曾请其帮忙从浦发总行打听用总行理财资金池购买信托财产，但其没能力也没实际去做。当时田晖自己说给400万元行不行，其就说行，没有特殊说法这钱怎么确定。 1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成都建工只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洽谈涉案信托，最早黄某某交给结算中心经办与谢勇接洽，后由王某与谢勇商谈后续工作。听谢勇说王光是其领导。 13.《[长安信托·成都建工应收账款收益权财产权]信托合同》、《收益权信托投资协议》及其他信托文件、股东会决议，证实长安信托、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成都建工签订涉案财产权信托合同文件及信托模式。 14.记账凭证、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及流水，证实涉案款项的转款、取现情况。 15.长安信托项目决策单、签报、现场调查记录表，证实长安信托内部签报的情况。 16.2012年7月27日服务协议，证实长安信托与上海吉中签订服务协议，由上海吉中根据信托文件规定寻找、推荐投资者。 17.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基本信息，证实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吉某工商登记情况。 18.关于成都分行为总行理财产品提供应收账款收益权信托计划的请示、理财计划投资信托计划业务立项申请表、批复，证实浦发银行就涉案项目内部审批情况。 19.信财建工项目2012年收入分配明细，证实涉案项目信托二部分配收入2626468元，分配田晖1485225元。 20.结算票据，证实王光、谢勇各退赃180万、200万元。 21.付款凭证、2012年服务协议，证实吉某与长安信托签订服务协议，长安信托又支付服务费100万元。 22.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出具的关于长安信托“成都建工应收账款收益权信托计划”的情况说明和业务办理流程情况说明，证实浦发银行涉案项目审批流程及费用确定方式。 23.成都建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成都建工通过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办理涉案信托，与王光、谢勇洽谈、协商，以及成都建工项目融资成本情况。 24.长安信托回复，证实长安信托业务部门绩效激励制度及信托项目设计、费用审批支付过程，其中信托业务部门营业费用、绩效奖金（包括咨询费、项目推荐费等业务支出）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中列支，结合托净收入及规定比例报销。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结合查明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成立贿赂犯罪的问题。本院认为，田晖接受请托帮忙融资，由于理财资金投资信托计划的融资方案需要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发起立项，为确保长安信托能参与业务合作，田晖承诺并给付600万元，其为谋求不确定的交易机会采取行贿手段，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符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且本案并不足以证实长安信托经单位决策向王光、谢勇行贿，认定单位犯罪证据不足，应以自然人犯罪论处，对田晖的行为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处罚。谢勇、王光作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谢勇实际参与浦发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托业务的洽谈、办理，王光参与项目沟通和立项审签，办理该金融业务的活动也是为田晖谋取利益的过程，二人在信托成立后共同收受田晖财物，其金融业务行为与收受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和对价关系，且收受财物数额巨大，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至于谋取利益是否正当,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故本院对被告人、辩护人所提相应无罪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王光受贿情节的认定。本院认为，在案虽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王光与谢勇在事前对于受贿600万元以及款项分配进行商议，但被告人王光明知其与谢勇在金融活动中利用职务便利，为田晖谋取利益，在信托成立后通过谢勇收取田晖给付其本人的贿赂款项，其虽当庭对涉案款项性质作出辩解，但认可该款来源于其与谢勇共同就涉案成都建工项目提供帮助行为所获报酬，且谢勇也会获取款项，被告人王光对于二被告人共同受贿行为具有主观明知和概括故意，应当对受贿总额600万承担刑事责任。针对被告人、辩护人所提王光仅收到180万贿赂款的辩解、辩护意见，在案被告人谢勇的稳定供述和证人李某辉的证言关于谢勇通过李某辉取现后向王光住处送现金的主要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二人也对送钱细节的陈述前后存在变化做出合理解释，结合王光与谢勇上下级职务关系以及二人对涉案融资方案作用的区分，能够证实王光、谢勇共同收受贿赂，且谢勇以220万现金、180万转账将贿赂款分配给王光。综上，本院对被告人、辩护人相应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职务侵占罪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根据在案长安信托激励机制文件及当庭询问被告人田晖，信托资金、项目来源的推荐费用如通过田晖本人申报，系根据信托绩效激励制度在信托净收入中限额列支，在案田晖供述、张某某的证言以及书面签报文件证实，田晖“为了完成业务并自己赚取利润和公司奖励”，利用其作为项目经理发起项目签报的职务便利，在申报信托成本过程中，隐瞒自己为吉某实际控制人的事实，违反公司规定，以吉某名义按投资资金规模3%比例虚报咨询服务费，骗取长安信托管理的信托财产，其主观具有刻意规避信托审查牟取差价的非法目的，客观实施了采取欺瞒手段申报领取费用的行为，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该1500万中支付给坤信公司、谢勇的1000万元系田晖为完成信托业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未由田晖实际占有，不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该部分数额不应计入其职务侵占数额，故其犯罪数额仅以田晖自行耗用的500万认定。对于被告人、辩护人所提相应无罪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被告人谢勇是否构成从犯的问题，本院认为，谢勇与王光共同实施职务行为，与田晖沟通收受贿赂事项，具体收款、分配，在本案中犯罪作用积极，不宜认定为从犯，但考虑到被告人谢勇职务作用、实得贿赂数额较王光小，本院在具体量刑时酌情予以区分。 （五）关于被告人王光是否构成坦白，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不符合坦白的认定条件，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光、谢勇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非法收受60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二被告人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田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王光、谢勇60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告人田晖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50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三名被告人所犯罪行成立，定罪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光、谢勇构成共同犯罪，在犯罪过程中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应根据各自犯罪情节处以相应刑罚。被告人谢勇、田晖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当庭对行为性质提出一定辩解，但并不影响坦白情节认定，依法可从轻处罚。三被告人系初犯，被告人王光、谢勇家属代为退缴部分赃款，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田晖一人犯数罪，应依法数罪并罚。 综上，为了保护公司财产以及正常管理活动、市场竞争秩序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光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8日至2025年1月7日。） 二、被告人谢勇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1日至2024年4月10日。） 三、被告人田晖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27年12月30日。） 四、暂缴至本院的赃款人民币380万元、冻结王光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账户90×××74中资产180万元予以没收，继续追缴被告人王光、谢勇的违法所得；追缴被告人田晖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刘 韵 人民陪审员  张焕全 人民陪审员  罗国福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颖竹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