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民申10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敬吕，男，汉族，1964年3月24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选中，男，汉族，1969年3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乐艳，江西金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选胜，男，汉族，1971年11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乐艳，江西金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敬吕因与被申请人张选中、张选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终1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敬吕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张敬吕提供了向张选胜支付176万元借款本金及收取利息的资金往来凭证，可证明双方存在176万元借款的事实，张敬吕完成了举证责任。二审判决认定176万元系双方合伙出资借给范剑与事实不符。张敬吕与张选胜、张选中之间并无书面合伙协议，也无合伙事实。张敬吕从未向范剑主张过债权，范剑也从未向张敬吕支付过任何利息。张选胜与范剑的借款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张敬吕无关。2.根据张敬吕向张选中发送的短信内容可知，双方未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也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选胜、张选中不是乐平景信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议，其他股东也未同意转让股权。二审判决仅以当事人的陈述及二年后的无关证据推定张敬吕2014年7月30日转给张选胜的300万元中的2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应看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合伙协议，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成员，是否共同出资、经营、劳动以及是否有共同的经营利益。本案中，双方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合伙协议，更没有共同经营、管理、结算行为。张选中、张选胜在庭审中否认借贷事实却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判决将2014年1月29日张敬吕出借给张选胜的176万元认定为双方合伙出资款，系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张敬吕所提交的借款证据已经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二审判决仅凭张选中、张选胜的口头陈述，要求张敬吕继续补强借贷合意的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由此推断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违背了证据规则和公平正义原则，损害了张敬吕的合法权益。张敬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张敬吕与张选胜均认可双方资金往来频繁，除本案所涉款项外，还有其它资金往来。张敬吕为证明其于2014年1月29日通过刘媚珍的银行账户转汇给张选胜的176万元是借款，虽然提交了北京银行《单笔个人指令详细信息》，但该凭证却载明176万元系往来款而非借款。张敬吕主张176万元的借款利息是月利率6%，但却未提供双方有此约定的直接证据。而张敬吕用于佐证其于2014年5月15日、5月30日、7月30日、10月20日分别收到12万元以及2014年12月2日、2015年3月25日分别收到40万元及30万元是其向张选胜出借176万元并按月利率6%计收利息的银行流水凭证并未载明上述转款系张选胜归还其向张敬吕借款176万元的利息。而（2015）信民一初字第1401号、（2016）赣11民终191号民事判决仅能证明张选胜诉范剑归还的400万元借款是按月利率6%计收利息。另外，张敬吕一审诉称张选胜、张选中对案涉借款的利息支付是按照月利率6%偿还利息至2015年1月，此后按照月利率3%付至2015年3月25日，并无双方有此约定的证据予以证明。张选胜辩称，其收到张敬吕的176万元，系其二人各出资200万元并以张选胜的名义共同出借给范剑400万元中的款项，二人先平分了向范剑预收的按月利率6%计付的2个月砍头息，此后的利息亦按此利率由张选胜收取后均分给张敬吕。张选胜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其诉范剑归还400万元借款本息的（2015）信民一初字第1401号民事判决及（2016）赣11民终191号民事判决、张敬吕在2017年6月23日一审庭审中关于其与张选胜的合作包括对范剑的两笔投资，一笔400万，个人出了200万未结清；一笔600万，个人出资400万已结清；结算是单笔结算的，如果是合作项目，谁出借谁收回之后按收回比例归还的陈述、张选胜按收回比例向张敬吕转付利息的银行凭证、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准予张敬吕撤回其诉张选胜归还400万元借款的(2017)赣1102民初492号民事裁定等证据予以证明。从双方举证情况来看，张选胜抗辩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张敬吕提交的证据，且足以使张敬吕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张敬吕关于案涉176万元系张选胜向其借款的诉讼主张缺乏充分有效的补强证据，故二审判决认定张敬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于法有据。另，张敬吕知晓张选胜起诉范剑归还400万元借款，张选胜亦不否认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案生效判决所得款项应均分给张敬吕，因此如果张选胜取得该案执行款后未均分给张敬吕，张敬吕可通过另诉向张选胜主张权利。关于2014年7月30日张敬吕转给张选胜300万元中的200万元是否为借款的问题。经查，张敬吕称2014年7月30日转给张选胜的300万元，是其出借款，有刘媚珍的银行卡转帐流水及《情况说明》为证。因同日张敬吕收到张选胜的112万元转款的中12万元系归还176万元的利息，剩余100万元是用于归还300万元的借款，故其起诉要求张选胜归还剩余200万元借款本息。虽然张选胜认可2014年7月30日收到张敬吕300万元，但辩称同日转给张敬吕的112万元系张敬吕向其借款，有张敬吕交给他的房产证作抵押为证。而张选胜收到张敬吕30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其分得河南海鳞投资项目的收益款。另外200万元，系张敬吕收购张选胜在乐平景信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中的200万元。根据刘志红、张敬吕、张选胜、吴静、尤晓华签订的《协议》、张敬吕的短信、（2016）赣11民初46号民事调解书、张选胜2011年9月5日向上饶宝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汇款250万元以及通过张君等他人支付股权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张敬吕在2017年6月23日一审庭审中认可张选胜是隐名股东的陈述，可证明张敬吕以代为履行《协议》中张选胜300万元出资义务的方式支付了另外30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另查明，刘媚珍出庭作证时称，其与张选胜无经济往来，受张敬吕委托转出的300万元，是在网上银行办理，无转帐凭证，且并不知该笔转款用途。还查明，张选胜虽然主张2014年7月30日向张敬吕转款112万元是其出借款，但其在再审审查期间并未对本案（2018）赣11民终1906号民事判决认定其中12万元系为第一笔176万元的利息提出异议。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当事人对该笔资金的流转过程各执己见。张敬吕转账给张选胜300万元，张选胜支付张敬吕112万元，其中12万元为支付本案中第一笔款项的利息，另外100万元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致，但借款当天就进行还款与常理不符，特别是张选胜应当支付12万元利息给张敬吕是明确的，加上张选胜需要向张敬吕借款可以在款项支付前将该款扣下，无需反复流转。另，刘媚珍的证言并未证明300万元是借款。其次，根据“五方协议”以及短信截图，虽然无法确定双方最终是否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但可以证实双方曾商量过股权收购的事宜，这与张选胜的抗辩主张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三，既然张敬吕主张在签订“五方协议”时张选胜仍欠其借款，那么按常理张敬吕不可能在张选胜未实际出资而由其代为出资300万元的情况下，仍在事后补签的协议中确认张选胜享有300万元的债权。综上分析，张选胜辩称“五方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加上本案的200万元共计500万元系张敬吕收购其股权款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张选胜也没有提交更加充足的证据完全证实该股权收购事实的成立，但张选胜的该抗辩主张及其提交的现有证据足以使张敬吕主张2014年7月30日张敬吕转给张选胜300万元中的20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张敬吕应当提交补强证据用于证明，但张敬吕并未提供其他补强证据，故二审判决认定张敬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以此为由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张敬吕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敬吕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蔡世军审判员  陈银发审判员  张丽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宁代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