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1，男，1953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琴（系戴某1女儿），女，1979年5月13日生，汉族，住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富龙，泰兴市姚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2，女，1983年5月22日生，汉族，住泰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女，1964年8月6日生，汉族，住泰兴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红娟，泰兴市延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戴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2、马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母亲由三个儿子共同赡养，1994年完善生产责任制时按人分田，母亲的承包地按4:3:3的比例分配，戴某1享有40%，其他两人各30%，后戴某1的两个兄弟先后死亡，1996年开始，两个丧偶儿媳拒绝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拒绝耕种母亲的承包地，导致案涉土地抛荒（当时种田不合算，每年都要缴纳农业税并承担乡统筹、村提留等相关费用）。在此情况下，村组干部和公亲族长找戴某1反复做工作，明确母亲由戴某1一人赡养，母亲的承包地也交给戴某1一人种植，戴某1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接手种植案涉土地，从此戴某1赡养母亲终老，并种植案涉土地至今。一审中戴某1提交了时任队长戴某3的证明和证人姚某的调查材料，都能证明以上事实，虽然该承包地的登记底册没有变更，但从戴某1提供的多年的农民负担监督卡记载，戴某1户由原来的4.4人调整为5人，后来享受农田补助时，该土地的补助每年都是补给戴某1的，说明案涉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权已变更到戴某1名下，一审法院仍以1994年的土地承包为依据，盲目作出判决，没有任何道理。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案涉土地是1996年对方拒绝赡养老人的情况下自动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一直抛荒在那里，后由村组干部、公亲族长反复做工作，戴某1才接手耕种的，根本不存在因发包方的原因而调整土地的情况，更不存在剥夺和侵害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方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现无权再享受该承包土地的收益，戴某1应是该土地承包收益的唯一继承人，是租金的收益人。三、戴某1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戴继龙先于姚桂英去世，时土地承包尚未发生，故戴继龙不可继承该承包土地的收益，因此戴某2也不能继承。马某对姚桂英未尽到赡养义务，也无权继承承包土地的收益。戴某2、马某辩称：1.案涉土地是戴某2、马某领取承包经营证书的土地，本案的案由是法定继承纠纷，戴某1应首先举证案涉土地属于遗产范围，其次在法定继承的基础上其应当分得的份额，但戴某1实际陈述的事实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应该是行政诉讼前置。2.如果打法定继承官司，应该将所有遗产一起作为诉讼标的，所列被告应是戴某1的侄子、侄女，而不是马某，姚桂英在生前意识清楚时已将自己的承包地进行了处分分配，直至去世也未提异议，所以戴某1无权提出异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某2、马某立即返还戴某1自2015年至2017年的土地租金合计3901.32元（每人返还1950.66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桂英系戴某1、戴继龙、戴扣龙、戴兰芳之母。戴某2系戴继龙之女，蔡桂平系戴某2继父，马某系戴扣龙之妻。戴继龙、戴扣龙、姚桂英已先后去世。1994年戴堡村一组调整承包土地时，《土地分配归户清册》载明：戴某1的承包地和非承包地面积合计4.05亩（该户总人口4.4个）、戴扣龙的承包地和非承包地面积合计3.07亩（该户总人口3.3个）、蔡桂平的承包地和非承包地面积合计3.10亩（该户总人口3.3个）。戴某2、马某依法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案涉土地流转后产生部分租金。现戴某1主张姚桂英承包土地的租金应归其所有，双方协商未果，戴某1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审理中，戴某1陈述姚桂英的承包地于1994年按4︰3︰3比例分配，戴某1为40%，戴某2、马某各30%。戴某1实际耕种戴某2、马某的承包土地，戴某2、马某未耕种。戴某2、马某未对姚桂英尽赡养义务，土地租金收益应归戴某1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本案中，戴某1、戴某2、马某对1994年戴堡一组承包土地的土地归户清册均无异议，结合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姚桂英原承包的部分土地已变更为由戴某2、马某承包，戴某2、马某依法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戴某1曾耕种案涉土地，由于戴某1未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且发包方未收回戴某2、马某的承包地。所以案涉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的租金收益应归承包方即戴某2、马某所有。此外，戴某2、马某对姚桂英是否需尽赡养义务，与戴某2、马某依据承包权获得土地收益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姚桂英亦已去世，故一审法院对赡养问题不予理涉。综上所述，戴某1主张其实际耕种案涉土地，戴某2、马某未赡养姚桂英，土地租金应归戴某1的诉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戴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戴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戴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2014年-2016年农田补贴登记清册，并称戴堡一队每人享有的补贴面积是一个人七分田，戴某2、马某各享有二亩一（三口人即夫妇俩和孩子），姚雪芳（戴某1的配偶）是三亩五（五口人即夫妇俩、两个孩子、戴某1母亲），证明母亲承包地的补贴由戴某1享有。戴某2、马某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有权部门出具证据应由经办人签字并注明证明的目的和内容，这四页材料的经办人一栏空格未签名，证据内容也不能证明戴某1所陈述的内容，即每人七分田在证据中没有体现，戴某1获得的农田补贴没有证据证明是从马某、蔡桂平扣减转归姚雪芳一户，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戴某2、马某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戴某1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材料仅加盖了泰兴市姚王镇经济服务中心的公章，并无加盖公章的单位负责人、材料制作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件，亦无其他证据材料相佐证，故仅凭该证据材料不能达到戴某1的证明目的。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三十六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按照戴某1的主张，案涉土地原系姚桂英的承包地，后姚桂英在世期间于1994年完善生产责任制时按照4:3:3的比例分配给了戴某1户、戴扣龙户、蔡桂平户。二审中，双方均认可1994年的土地分配归户清册并未变更，而根据1994年的土地分配归户清册，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依法定程序确认由蔡桂平户、戴扣龙户享有，而非姚桂英，故相关的承包收益依法也应由该两户享有。直至姚桂英去世，姚桂英都未对此提出异议，戴某1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合法手续变更至其名下，故其并非案涉土地的承包方，其诉请戴某2、马某返还案涉土地的租金收益，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戴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戴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程 岚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