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民再8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孙福新，男，195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书泽，山东正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丽，山东正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志春，男，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生，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琳，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志达，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生，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石，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威海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少年路80号。法定代表人：黄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登辉，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黄志强，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登辉，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福新因与被申请人徐志春、徐志达、威海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一审第三人黄志强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1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鲁民申324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福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书泽，被申请人徐志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生、郑琳，被申请人徐志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生、张宇石，被申请人进出口公司、一审第三人黄志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登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福新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判决或驳回徐志春、徐志达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徐志春、徐志达诉请的是2006年2月宝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而原审已认定该股东会决议真实存在，就应当依法认定股东会决议成立，除非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原判决适用前引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显然是不当的，应适用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撤销股东会决议。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徐志春另案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该案已经终审，认定案涉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徐志春在本案中提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构成重复起诉。原判决已认定案涉股东会议决议真实，就是认定了股东会已召开，但以当事人的陈述推翻认定具有真实性的股东会决议这个书证是错误的，且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的四名股东的持股比例高达95.18%。徐志春、徐志达辩称，（2013）威商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载明：“……故决议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效或撤销之前，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该判决未对公司决议的效力进行审理。而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否定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孙福新在本案中仅以一份已经打印好内容，并由4名股东签字的所谓股东会决议来证实已经召开过股东会，但对于召集过程未能说明。徐志达等人并没有认为诉争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字是虚假的，只是主张未召开股东会而由几名大股东直接签署而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在股东会决议的召集人中载明为董事会，孙福新作为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召开过股东会”。徐志达作为公司董事，并没有签署过相应的提出召开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孙福新也未提供相应的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本案中不存在召集程序，因此，不属于召集程序瑕疵。股东参加股东会，不仅仅是行使自己的表决权，还可以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其他股东的决议行为，召开股东会是股东会决议成立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两位大股东与公司之间进行自我交易，虽无法律规定，但本案仍应适用股东表决权排除规则。综上所述，本案争议的股东会决议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而由四名股东私自签署形成，股东会决议不能成立；且决议内容属于大股东与公司的自我无偿交易，孙福新和黄志强未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权不合法，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比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请求驳回孙福新的再审请求。进出口公司、黄志强辩称，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孙福新从未支付过相应对价，进一步证实诉争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徐志春、徐志达向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进出口公司于2006年2月2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8月14日，威海宝隆实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进出口公司（已于2008年12月2日吊销），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包括徐志春（出资1万元）、徐志达（出资2.5万元）及黄志强（387万元）、孙福新等共23人，法定代表人为孙福新，黄志强为总经理。2003年1月23日，威海宝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核准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包括法人股东进出口公司和自然人股东黄志强、魏某，其中，进出口公司出资450万元拥有90%的股权，黄志强、魏某各出资25万元，各拥有5%的股权。孙福新为法定代表人，黄志强任总经理。2004年9月7日，房地产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变更如下：进出口公司出资900万元，占90%的股权；黄志强出资50万元，占5%的股权；魏某出资50万元，占5%股权。2006年2月20日，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进出口公司，受让方为孙福新，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在房地产公司股权中的510万股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接受该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10万元，于合同签订后交付转让款；受让方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受让后公司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在房地产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中，有一份《威海市宝隆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的会议时间为2006年2月22日，会议性质为2006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召集人为董事会，通知时间为2006年2月5日，通知方式为口头，到会股东人员为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福新、黄志强、魏某，会议由孙福新主持，议题为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进出口公司将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中的510万股股权转让给孙福新，将其中的390万股股权转让给黄志强，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进出口公司退出房地产公司股东地位。2、房地产公司现股东为孙福新、黄志强、魏某。孙福新、黄志强、魏某在该决议上签字。2006年2月23日，房地产公司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通知时间为2006年2月5日，通知方式为口头），选举闫存祥为公司董事长，免去孙福新的董事长职务。2006年2月28日，房地产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将股东变更为孙福新、黄志强和魏某，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闫存祥。2006年5月8日，房地产公司又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免去闫存祥的董事长职务，选举孙福新担任董事长，孙福新、黄志强、魏某在决议上签字。上述两份决议均来源于工商档案。魏某称并未召开上述会议，是黄志强拿着决议让其签的字。2006年6月19日，进出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志强。进出口公司章程第八条约定，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十）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二）修改公司章程；（十三）对公司其他重要事项作出决议。2007年1月23日，黄志强、孙福新、魏某、吴宪君签订股权及股东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孙福新放弃其在进出口公司的股东权益，孙福新将其在进出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黄志强，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万元；黄志强、魏某无条件放弃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权益，黄志强将其在房地产公司中的股权全部无偿无条件转让给孙福新，魏某将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全部无偿无条件转让给吴宪君；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孙福新不再享有进出口公司的股东权益，不再承担进出口公司的股东义务；黄志强、魏某不再享有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权益，不再承担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义务；协议各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07年1月30日，进出口公司与房地产公司、中国青年企业家（威海）联合发展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福新，简称中青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07年1月23日签订的股东权益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书构成完整的公司股东权益分立方案，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约定：房地产公司现开发的“翠竹园”面积为67.27亩的项目用地，国土局拍卖前主要是以进出口公司的名义收购，发生在前期费用及支付的转让费等费用大部分由进出口公司支付和财务核算，其中部分用地是由房地产公司收购，并由房地产公司支付了相关土地转让费。房地产公司通过竞拍取得规划为翠竹园小区、面积为67.27亩的项目用地，总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壹亿零柒佰陆拾叁万贰仟元，房地产公司已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出让金支付给了国土局，国土局已为房地产公司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根据相关政府文件的规定，房地产公司支付给国土局的壹亿零柒佰陆拾叁万贰仟元土地出让金扣除国土局应当享有的土地出让金20537524.82元外，其余款项作为土地返还款均应返还给进出口公司。但国土局根据合同的约定，将上述土地返还款返还给了房地产公司。由于国土局拍卖上述67.27亩国有土地部分是由进出口公司前期收购并支付的转让费，因此，房地产公司应将政府给予的土地返还款扣除其已支付的威高、李晓平等单位或个人的前期土地转让费12952589元后全部支付给进出口公司。综上，房地产公司通过竞买方式向国土局支付壹亿零柒佰陆拾叁万贰仟元土地出让金取得上述67.27亩土地的合法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权归房地产公司，由其自行开发经营。政府给予进出口公司的上述相关土地的政策性优惠补偿款及土地的增值款，共87094475.18元（含房地产公司为该项土地已支付给威高、李晓平等单位和个人的上述12952589元人民币）归进出口公司。现该三方财务对三方的经济往来核算后，房地产公司现共计欠进出口公司20889376.18元。由于进出口公司先期支付了取得该项土地所支出的相关费用，享受了政府的政策性优惠补偿款，全部享有了上述67.27亩土地拍卖的收益款。因此，该项土地在拍卖后所产生的收益而应当交纳的一切税款，均应由进出口公司承担，在房地产公司处发生了上述相关的税款，进出口公司应无条件将房地产公司所缴税款如数返还。进出口公司借中青公司的房地产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担保借款，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进出口公司仍欠上述金融机构借款本息合计15905663.23元人民币。进出口公司的上述债务，经债权人同意，房地产公司同意在其欠进出口公司款项的范围内，替进出口公司向债权人清偿上述债务，但房地产公司向上述债权人清偿债务的金额抵其应向进出口公司支付的土地款或者其他欠款，同时，进出口公司应为房地产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进出口公司、房地产公司及上述债权人应当在三方签订本协议的同时签订上述债务转让协议书。进出口公司放弃翠竹园小区规划区内食品公司肉联厂其余土地的使用权。乙方孙福新放弃位于威海市少年路××-206的房屋所有权，该房地产被进出口公司借用向银行抵押贷款，进出口公司还清贷款本息后，乙方孙福新协助进出口公司将该房地产过户到进出口公司名下。威海伟程纺织有限公司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现被进出口公司借用做抵押贷款，且尚有部分土地转让费未交清。经伟程纺织公司同意后，房地产公司放弃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未交清的土地转让费由房地产公司承担，进出口公司抵押贷款还清后，房地产公司协助进出口公司过户到进出口公司名下。上述房地产因过户所产生的交易费及相关税费均由进出口公司承担。本协议三方的所有债权债务根据本协议抵顶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房地产公司尚欠进出口公司人民币918264.95元，在本协议签署后，房地产公司分期分批偿还。房地产公司曾在征地时，应进出口公司的要求出具给工商银行400万元人民币的收款收据，此协议生效后，该收据产生的债务均由进出口公司承担。房地产公司在其翠竹园开发项目结束后，将名称予以变更。在本协议签订前由于工作需要，任何一方以另一方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如该合同、协议或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权利是由一方享有，与该合同、协议或法律文件所产生的义务随之转由该方承担，与另一方无关。房地产公司和中青公司为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本协议之外的合同保证责任，如房地产公司、中青公司实际承担了该合同的保证责任，则有权向进出口公司追偿。进出口公司以中青公司的房地产向交通银行抵押贷款300万元，设定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超出300万元，如中青公司承担了超过300万元的担保责任，则有权向进出口公司追偿该超出部分的担保责任。2007年1月23日，房地产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将股东变更为孙福新和吴宪君。2008年1月18日，黄志强和孙福新签订协议，约定孙福新将进出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黄志强，价款为119.4万元。该份协议存于工商登记资料中。2011年9月18日，徐志春向进出口公司监事会提出异议，认为孙福新和吴宪君在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进出口公司投在房地产公司的900万元（占90%的股份）及黄志强、魏某各50万元（各占5%的股份）进行私分和收购，且孙福新及吴宪君又增资1000万元，其行为已侵犯了股东的权益，要求公司予以起诉追究。同年9月28日，进出口公司监事会通知徐志春该事反映给公司领导之后，认为无法解决，通知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12月29日，徐志春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案审理过程中，房地产公司提交了一份进出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与前述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格式基本一致，载明的会议时间为2006年2月22日，会议性质为2006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通知方式为口头，通知时间为2006年2月5日，到会股东人员为进出口公司股东孙福新、黄志强、于某，会议由孙福新主持，议题为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进出口公司将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中的510万股股权转让给孙福新，将其中的390万股股权转让给黄志强，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进出口公司退出房地产公司股东地位。孙福新、黄志强、于某、魏某（该四人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总额为95.18%）在该决议上签字。该案审理过程中，徐志春申请9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6名证人（分别为戚某2、梁某、林某1、戚某1、初卫峰、于某）系进出口公司的股东，另3名（分别为林某2、魏某、贾某）原系进出口公司的股东，后相继退股。拟证明2006年2月22日进出口公司股东会议并未实际召开。证人戚某2出庭作证称，其系进出口公司的出纳会计，2001年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出资额5000元，不了解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宜，公司从未开过股东会商讨股权转让的事宜，担任股东期间也从未接到通知参加过股东会，更未接到2006年2月5日公司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公司在2008年之前从未开过股东会，2008年之后开过一次股东会，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宝隆房地产是进出口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不知道公司高层之间的股权转让。2006年到2007年间，进出口公司及房地产公司具体由孙福新负责管理。并不清楚进出口公司是何时被吊销的，只知道2008年以后进出口公司经营比较困难。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称，徐志春2012年5月27日打电话让其出庭作证是否清楚2006年股东大会的事，中间与徐志春没有接触。其系进出口公司的驾驶员，2006年7月份就不做了，也没再发工资。于2002年成为公司的股东，出资10000元。刚入股时开过股东会，后来没有开过，也不知道2006年公司开股东会的事情，也不了解2006年2月22日公司的这份股东协议的内容。证人林某1出庭作证称，其于1998年7月进入进出口公司做报关员，2000年成为公司股东，出资10000元，2008年4月离开公司，任职期间从未开过任何股东会。不知道2006年2月22日公司的这份股东协议的内容，也未接到参加这次股东会的通知，是最近徐志春打电话告知才知道的。证人戚某1出庭作证称，其在进出口公司工作时担任进出口部经理，享有股权，具体哪一年成为股东记不清了，只记得出资10000元。2007年7月底离开公司。自始至终都未参加过公司的股东大会，在2006年既没有接到通知，也没有开过股东大会,更不知道上述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由于离开公司时间太长，记不清房地产公司成立的时间，也不清楚房地产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关系。证人林某2出庭作证称，其1998年开始在进出口公司工作，担任业务经理，2001年出资20000元入股，2006年12月28日，黄志强通知其业务部门解散,因此离开公司。2006年没有参加过股东大会也没有接到参加大会的通知，也不知道这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房地产公司是2004年下半年或2005年成立的，2006年12月28日离开公司后不再是公司股东，公司财务将其交的钱退还,其将收据还给公司。知道进出口公司成立房地产公司,但对投资人及投资多少不清楚。证人初卫峰出庭作证称，其曾担任进出口公司的跟单员，2000年左右成为该公司股东，出资10000元，2006年初离开公司，离开时公司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后来听说公司解散了，但不清楚解散时间。2006年这份股东决议以前没见过，今天第一次见，也没听说过这件事。证人于某出庭作证称，其曾经在进出口公司做会计，入股时出资25000元，2008年离开公司。2006年2月份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字属实，当时是经理黄志强让其签字，没有开会，说是为了融资把股份转到他和孙福新的名下，公司资金不多，确实需要融资。当时签字的时候，黄志强在场，是否有别人记不清了。协议上其他人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其是最后一个签的。其在公司期间，进出口公司成立宝隆房地产、新笛普公司召开过大会，所有职工都参加了，但是否是股东会不清楚。2007年1月30日的协议签的时候不知道，后来因为要核对相关数据才知道，进出口公司为房地产公司出具过与协议相关的收款收据。其在公司干时，这两个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进出口公司的公章由办公室保管，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是魏某。孙福新在进出口公司的股权退出没有具体办过手续，而是通过两公司的往来账抹平的。聚德实业、房地产公司、进出口公司三家对账时有往来借款，最早是聚德实业对进出口公司出资，后聚德实业把出资转给孙福新，还有中国青年企业家威海联合发展总公司四家的事，具体不清楚孙福新入股进出口公司，知道有这个事,但是孙福新还是孙福新的公司入股，就不清楚了。最后进出口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分家时把账平了。证人魏某出庭作证称，其是进出口公司原股东，办公室主任。2003年1月至2007年1月为房地产公司挂名股东。2008年12月退出在进出口公司的股份，离开公司，公司把出资额退还，其不再是公司股东。2006年2月的一天，黄志强叫其去他办公室，他拿出1份进出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将进出口公司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给孙福新和黄志强。黄志强给其介绍说，房地产公司向外融资，投资公司因进出口公司作为大股东债务太多，不敢借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把进出口公司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到个人名下。二是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要换成投资公司的人，等还款后再变更回来。尽管这份文件标明的是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其并没有参加股东会，只是在这份文件签了字，签字时于某还没有签。过了几天，黄志强又叫其到他办公室，拿出1份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书，内容同前一份一样，叫其签字。其问怎么又签字，黄志强说进出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在工商登记不能用。因其是房地产公司的挂名股东，于是这份决议书其又签了字。2006年2月22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是同一天签的，提头为进出口公司的是先签的，提头为房地产公司的是后签的，当时因为工商变更需要，日期要一致。融资结束后，只是把孙福新的法人代表恢复了，没有把股权转回进出口公司名下，原因不清楚。公司刚入股时开过股东会，由办公室负责通知股东后来再没开过，该两份决议通知股东开会，口头的也没有，公司也没有其他部门负责开会事宜。2006年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章是黄志强让其盖的，当时公章归其保管，但每次盖章都需经过黄志强同意，协议拿来时受让人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其只是盖章。证人贾某出庭作证称，其曾在进出口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职务，是该公司股东，出资20000元，2007年还是2008年退股，未经过评估就是把交的钱退还。2002年底进出口公司开过一次股东大会，之后再没开过。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没有人通知其参加，其也没参加，今天看了决议才了解此事。针对上述证人证言，进出口公司及黄志强称，2005年8月，房地产公司经过拍卖程序竞得了进出口公司名下的土地，当时因缺少资金不能交付国土局土地款，土地无法过户，其和孙福新都在筹措资金。2006年2月中旬的一天，孙福新告知其联系的省黄金投资公司同意借款，但提出：一、进出口公司作为大股东债务太多，如借款需要变更股东；二、在借款期间法定代表人要换成投资公司的人。因国土局提出再不交款就要收回土地，在此情况下其就同意了。孙福新提出：900万元的股份转到孙福新名下510万元，黄志强名下390万元，事后再把股份还原。其想这是个权宜之计，就同意了。孙福新又拿出时间是2月22日的一份进出口公司股东会决议，其就签了，随后，其又叫来魏某、于某，说明是为了融资用的文件，二人也签字了。过了几天，孙福新又拿出一份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说前一份在工商局变更时不能用，因为股东会签名人数差的太多，于是其又和魏某签字了，但进出口公司确实没有为这份决议文件召开过股东会。孙福新和房地产公司则称，上述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有的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不能采信。该案审理过程中，房地产公司提交了一份由案外人山东黄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黄金公司）与其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威海“翠竹园”的土地使用权。黄金公司提供项目开发资金人民币4500万元，不承担合作开发项目的经营风险，房地产公司同意黄金公司在合作项目开发完毕前从项目中提前收回投资及利润，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2月26日前向黄金公司支付人民币4500万元。经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黄金公司选派四人进入董事会，其中一人担任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房地产公司章程在本合同订立后三日内进行修改，明确约定董事长在任职三年内，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董事长职务。房地产公司应当在本合同订立后三日内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金公司闫存祥先生。原房地产公司一切债权债务与黄金公司无关，由原房地产公司享有和清偿。房地产公司提交该证据证实2006年其融资时合同中仅对董事会成员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进行了约定，并没有关于股权变更的约定。徐志春及进出口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该合同恰好证实了融资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3日就上述案件作出（2011）威环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孙福新不服，提起上诉。该案二审诉讼中，孙福新提交了2004年8月17日中青公司转账给进出口公司500万元的转账支票存根一张、2004年8月18日房地产公司开具的“收款单位”为进出口公司、内容为收到股本450万元的收款收据（与进出口公司增资到房地产公司验资报告中的收据一致，来源于中青公司）一张、2004年8月25日进出口公司为中青公司出具的收到50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房地产公司与进出口公司、中青公司于2007年1月30日签订的财务核算明细账、工商档案材料中关于进出口公司对房地产公司增资450万元的验资报告一份，证实进出口公司对房地产公司增资的450万元实际上分文未付，该增资实际全部是中青公司支付，本案诉争股权转让没有损害进出口公司利益，进出口公司主张的土地出资即使存在也全部返还完毕。徐志春提交了房地产公司增资500万元的验资报告（与孙福新提交的验资报告一致），证明该增资不是中青公司提供的；提交2004年进出口公司与中青公司间的往来明细账，来源于进出口公司的会计凭证，证明2004年8月进出口公司没有收到中青公司500万元，且双方有大量账目往来，不能以其中的一笔往来证实与房地产公司增资500万元有关。进出口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对于2004年的增资情况，其又主张在2004年对房地产公司增资时，原本打算以土地的形式出资，但考虑会增加评估费用，故从中青公司借款200万元和300万元用于增资，只是会计未严格按规定做账，故没有体现在其与中青公司的明细账中。孙福新与房地产公司认为验资报告不能证实徐志春的主张，可以证实其中据以验资的收款收据与来源于中青公司的收款收据一致，即该款项实际来源于中青公司并非进出口公司；认为进出口公司制作的明细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系真实的，也不能证实徐志春和进出口公司的主张，可以证实进出口公司并未对房地产公司实际出资，增资款项实际来源于中青公司，故在进出口公司账目中未予体现。房地产公司提交了2010年9月26日由黄志强出具给威海市税务局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2005年8月份市土地局拍卖翠竹园土地返还款，由威海宝隆房地产有限公司全部返还给了进出口公司。证实进出口公司在对房地产公司全部是以土地出资，而该土地的出资款已经全部返还给进出口公司，即进出口公司在房地产公司没有出资。经质证，孙福新与徐志春、进出口公司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志春和进出口公司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2日作出（2013）威商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1）威环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志春请求确认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徐志春与进出口公司申请再审，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徐志春向法庭提交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经侦大队向进出口公司股东林立峰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一份，内容是告知孙福新已经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立案侦查，徐志春认为，孙福新系在担任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为自己购买其在进出口公司的股权，证明本案所涉孙福新所拥有的表决权是其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得，进一步证明孙福新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有其一贯性。进出口公司、孙福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挪用资金与案涉股权转让无关联性。徐志春又提交进出口公司股东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递交的刑事立案申请书一份及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作出的起诉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进出口公司股东的举报下，孙福新因涉嫌挪用资金罪已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孙福新与房地产公司则认为告知书仅说明孙福新涉嫌挪用资金罪，与本案无关，且未经判决未予定罪。2016年6月30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威商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3）威商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2018年1月9日，徐志春、徐志达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进出口公司日期为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徐志春、徐志达据以主张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的证据是在（2011）威环商初字第813号案件中出庭作证的9位证人的证言，进出口公司及第三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与（2011）威环商初字第813号案件中的质证意见相同。庭审中，徐志春、徐志达、进出口公司及黄志强、孙福新对于在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孙福新、黄志强、于某、魏某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总额为95.18%无异议，但进出口公司及黄志强认为，孙福新、黄志强从他人受让的公司股份所使用的资金是挪用公司的资金200万元，故当时实际的持股比例并非95.18%，即使持股比例属实，也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志春、徐志达要求确认进出口公司于2006年2月2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讼请求。徐志春、徐志达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进出口公司提交了其公司章程复印件，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章程关于股东会的主要规定是，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所议事项由董事会提出方案，组织召开，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议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另查明，徐志春、徐志达在一审期间提交一份《威海市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决议载明的会议时间为2006年2月22日，会议性质为2006年第一次决议，召集人为董事会，通知时间为2006年2月5日，通知方式为口头，到会股东人员为孙福新、黄志强、于某，会议主持人孙福新，会议主题为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进出口公司将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中的510万股股权转让给孙福新，将其中的390万股股权转让给黄志强，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进出口公司退出房地产公司股东地位。股东签字或盖章处有孙福新、黄志强、魏某、于某签字。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质证后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决议系本案争议的股东会决议，二审法院对该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该次会议的通知问题，孙福新主张，由办公室人员通知了所有股东，但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进出口公司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关于2006年2月22日进出口公司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徐志春、徐志达依据的主要证据系（2011）威环商初字第813号民事案件中九位证人的证言，该九人在该案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身份系证人，但他们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身份系当事人，是股东，当他们全部否认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主张召开会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已经通知全体股东开会，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股东会未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本案中，案涉股东会未召开，也未有全体股东在决议签字表示同意，公司章程也未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而直接作出决定，因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2民初43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威海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已经生效的（2013）威商终字第37号判决中，已经驳回徐志春请求确认进出口公司与孙福新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而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即为本案涉及的2006年2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即为本案诉讼标的。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徐志春、徐志达请求依法确认进出口公司于2006年2月2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确认实际对（2013）威商终字第37号判决结果构成了否定。因此，本案符合上述第三项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1229号及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2民初4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志春、徐志达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徐志春、徐志达；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退还徐志春、徐志达、威海宝隆进出口有限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杜 磊审判员 王宝恒审判员 李金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肖俊书记员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