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5514号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云集路1001号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B1-095号，注册号：330621601016131。经营者：母若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飞，男，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以下简称川东托运部）与被告邓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川东托运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川东托运部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运费490271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利息以49027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至4月期间，原告因开展托运经营活动与被告合作，约定由被告负责位于重庆的三个货物卸货点的卸货及运费收取等工作，运费由被告代为收取后归还给原告。原告于该期间内向上述三个卸货点进行货物托运所产生的运费合计为人民币1188402元，被告在收取上述运费后仅陆续向原告归还部分运费，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应向原告归还运费490271元。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遂起诉至法院。被告邓飞未应诉答辩。本案审理中，原告川东托运部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发货记录清单、微信往来记录、情况说明、劳动合同、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本院依法予以审查，并在卷佐证。根据原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川东托运部与邓飞存在托运业务合作关系。川东托运部将货物运送至邓飞处，由邓飞将货物交付提货人并代收运费，同时，川东托运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邓飞发送了货物的发货记录。双方在合作期间，邓飞在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通过转账、支付宝、微信等方式向川东托运部指定收款人雷小蓉支付运费共计635000元。同时，针对合作期间发生的运费，邓飞与川东托运部的财务人员傅向东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对账，对账期间为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双方对账内容为：2018年3月至4月朝天门收货点、大川收货点、迎龙收货点的送货数量及产生的提付款即运费。对账过程中，邓飞通过微信向傅向东发送了上述收货点各月的送货数量、运费金额等内容。双方在微信对账中，有如下聊天记录：2018年4月27日傅向东：“我的意思是到3.31止总的提付款是多少？麻烦算一下，如果同我们的邮件有点出入你也列个单子出来，数据调增或调减，还有落地费、送货费这种，再减去你汇给柯桥的金额最后弄个准确的金额出来，好吗？”邓飞：“好的”。同时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语音信息，其中主要内容是近期正在对账，还没有对清楚。傅向东发送语音，希望邓飞最好做个清单。2018年4月28日，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朝天门记录”及“川东迎龙”的运费明细表，其中显示，2018年3月份朝天门收货点运费为409237元，2018年3月份迎龙收货点运费为85271元。名为“朝天门记录”的明细表尾部载明：“3月份川东物流发往朝天门市场货物总重量3618件，542718公斤，现付20851元，提付409327元”。2018年5月5日，邓飞再次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朝天门记录”的运费明细表，该运费明细表显示2018年4月份朝天门收货点的运费为211693元。2018年6月5日，邓飞向傅向东发送了名为“大川墙布”的运费明细，载明了大川收货点2018年3月和4月的运费，其中3月运费为202728元，4月运费为206372元，合计409100元。此后，邓飞未再与傅向东进行对账。上述已对账的运费合计1115301元（409237元+85271元+211693元+409100元）。对账期间，邓飞支付运费635000元后未再付款，川东托运部于2018年12月26日起诉至本院。审理中，川东托运部申请证人雷小蓉、贾均出庭作证。证人雷小蓉陈述：本人系川东托运部的出纳，管理资金的进出。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自2018年2月份开始合作。川东托运部将货物从绍兴发到重庆迎龙、大川、朝天门三个点，由邓飞收货、卸货并收取运费，邓飞再将收取的运费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至我的账户。邓飞还欠川东托运部运费490271元。双方结算方式如下：每天发货有四联小票，我方通过邮件方式将每个点的清单发给邓飞，清单上载明了货物的数量、运费金额、客户名称（即收货人），邓飞收件后与川东托运部进行对账。证人贾均陈述：本人在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搞物流，2006年与邓飞合作做物流，当时由邓飞负责收货及收运费，并将收取的运费转给我。因邓飞在重庆比较熟，川东托运部将货物送到重庆，由邓飞进行收货及收取运费，收款后与川东托运部的会计对账，再将款项打给川东托运部。双方每月月底对账，客户付款后邓飞需要付款给川东托运部。审理中，傅向东、雷小蓉分别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傅向东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于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川东托运部从事财务工作，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进行合作，由邓飞负责重庆朝天门、迎龙、大川三个卸货点的卸货及运费收取等，由于邓飞未及时将收取的运费归还给川东托运部，本人于2018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及电话与邓飞联系，要求其进行对账。根据邓飞提供给本人的对账信息，其已确认代川东托运部收取的运费为1115301元。本人承诺与邓飞微信往来记录以及本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雷小蓉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于2018年2月在川东托运部从事出纳工作，2018年2月至4月期间，川东托运部与邓飞进行合作，由邓飞负责重庆朝天门、迎龙、大川三个卸货点的卸货及运费的收取等，每批次货发车前本人将货物清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邓飞指定的邮箱。邓飞在收到运费后于2018年3月-5月期间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及银行转存等方式共向本人支付款项人民币635000元，该款项系邓飞归还给川东托运部的运费。本人与邓飞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案涉微信聊天记录中，傅向东多次要求邓飞进行对账并出具对账结果，邓飞明确表示同意对账，并出具了多份运费明细清单。根据运费明细清单统计，邓飞确认代收朝天门、迎龙及大川收货点的运费共计1115301元。其次，邓飞在与川东托运部对账期间，多次向川东托运部的财务人员雷小蓉支付案涉运费，雷小蓉出庭作证并对该事实予以证实，而邓飞并未就其付款提出其他抗辩意见。审理中，川东托运部举示了大量发货记录及电子邮件往来记录，能够证明川东托运部向邓飞发货的基础事实，而邓飞未到庭举示任何证据推翻川东托运部的主张。综上，本院认定邓飞与川东托运部之间存在代收运费的合同关系，根据邓飞出具的运费明细表，共计代收运费1115301元，川东托运部超额主张部分，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前已查明，邓飞已付运费635000元，则尚欠运费为480301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川东托运部可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前述欠款。双方于2018年5月即已对账完毕，现川东托运部起诉要求邓飞支付运费，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本院酌定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止为付款期限，因邓飞未按期支付，应当自逾期之日即2019年1月11日起向川东托运部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川东托运部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邓飞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民事诉讼权利，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运费480301元，并支付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以48030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川东托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654元，由被告邓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必强人民陪审员  陈邦碧人民陪审员  龚成秀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邬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