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4647号原告：沈长会，女，196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燕，北京市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泽洪，男，196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53号。法定代表人：姚海彬，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丽，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长会诉被告刘泽洪、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通州分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长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燕，被告刘泽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被告土储通州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长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泽江（现已去世）与二被告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判令我对于回迁安置房享有居住使用权，被告刘泽洪将一套安置房的钥匙交予我；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刘茂有两个儿子，即长子刘泽江和次子刘泽洪。我系刘泽江之妻。位于北京市通州区x街x号x号楼x层x室的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屋）系刘茂、刘泽江、刘泽洪三人按份共有，其中刘茂占50%，刘泽洪占30%，刘泽江占20%。2011年8月，该房屋被拆迁。刘茂于2012年6月8日去世，刘泽江于2016年7月11日去世。现我得知2013年8月30日，刘泽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二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的内容为刘泽江将其享有的安置房所有权益无偿让与给刘泽洪，并由刘泽洪办理安置房的选房及签约、办理房产证等相关事宜，这一协议的后果直接导致本应由刘泽江与我享有20%的回迁利益归零。我认为，刘泽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二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属于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应属无效，故我诉至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刘泽洪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x号房屋是刘茂于1993年购买的财产。1996年6月11日，刘茂的配偶康淑香去世。1998年沈长会与刘泽江登记结婚。2009年8月，刘茂、刘泽洪、刘泽江对案涉房屋的份额进行明确，刘茂占50%、刘泽洪占30%、刘泽江占20%。2012年6月8日刘茂去世。2013年8月7日，此房办理了公证，刘泽江放弃继承刘茂的财产，由刘泽洪继承刘茂的财产。2013年8月30日，刘泽洪、刘泽江与土储通州分中心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土储通州分中心主持下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刘泽江将其房屋份额赠与给了刘泽洪，因其享有的房屋份额是其婚前个人财产，刘泽江有全部的处置权利。2014年4月，土储通州分中心将通州区x小区x号楼x层x1号房屋及x号楼x层x2号房屋交付给刘泽洪，刘泽洪支付了剩余购房款40多万元。刘泽洪一家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x号房屋，一直照顾父母生活，负责二老的生老病死。刘泽江婚后一直在外居住，对父母没有尽赡养义务，这也是刘泽江放弃利益的原因。依照常理，拆迁利益取得是被拆迁人关注的焦点，且原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拆迁利益，房屋交付如此重大的事情，其没有理由不知情，原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起诉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刘茂、刘泽洪、刘泽江只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变更x号房屋的登记，其实质是三个继承人对遗产的分割处理。被告土储通州分中心辩称：我方认为《协议书》合法有效。刘泽江是x号房屋的登记产权人之一，其有权处理名下的财产，我方作为拆迁公司，只能审核到房地产登记的产权人，家庭内部关系我公司无权审核。回迁房是由开发商建设的，被安置人与开发商签订了相关合同，相关办理程序与我方无关。我方认为原告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自始就应该知道其主张的权益受损的情况，但其从来没有主张过，原告之前提起的诉讼中也没有主张过协议无效。故我方认为刘泽江处理财产时，原告是知情且同意的。现在无法判断x号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综上，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沈长会之夫系刘泽江（于2016年7月11日去世），二人于1998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刘泽洪与刘泽江系兄弟关系，刘泽江与刘泽洪之父系刘茂（于2012年6月8日去世），刘茂的配偶于1996年去世，二人共育有两子，即刘泽江与刘泽洪。原坐落于北京市通县北苑x号旁门x旁门x号旁门x号x单元x层x号的房屋系刘茂购买所有，1993年10月8日登记至刘茂名下。后上述房屋的登x记坐落变更为x号房屋。2009年8月25日，刘茂、刘泽江、刘泽洪三人申请对x号房屋进行所有权转移登记，最终通过买卖的方式三人对x号房屋的所有权份额进行了分割，其中刘茂占50%、刘泽江占20%、刘泽洪占30%，三人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载明，出卖人为刘茂，买受人为刘泽洪，刘泽江、刘茂作为买受人共有人，成交价格为1000元。2011年8月27日，因x号房屋面临拆迁，刘茂、刘泽江、刘泽洪共同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土储通州分中心（甲方）签订拆迁协议，约定因乙方的x号房屋拆迁，乙方选择运通人和定向安置用房，甲方确认乙方可以享受置换面积为109.65平方米，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拆迁款项为132900元。此外，双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3年6月28日，刘泽洪代刘茂、刘泽江进行安置房的选择，共选取两套安置房，分别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x号楼x层x1号、x号楼x层x2号。2013年8月7日，刘泽江、刘泽洪对刘茂的遗产继承一事在北京市潞洲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刘泽江在公证书中表示放弃继承刘茂遗产的权利，刘茂的遗产由刘泽洪一人继承。2013年8月30日，土储通州分中心作为甲方、刘泽江作为乙方、刘泽洪作为丙方签订了《协议书（被拆迁人已故+联名减名）》，约定：“……2、后因被拆迁人刘茂死亡，根据乙方及丙方共同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确定由乙、丙双方共同作为安置房的继承人，共同对安置房享有所有权益。3、现为照顾丙方的经济及居住利益，经乙丙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基于该安置房的所有权益由丙方享有，并由丙方作为被拆迁人办理定向安置房现场选房及签约、办理房产证等相关事宜……”此外，三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6年8月11日，刘泽洪与北京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上述两套安置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共计980719元，现两套房屋由刘泽洪占有使用。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应当举证证明案涉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当事人有责任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沈长会主张x号房屋中有刘泽江的份额，且该份额为其与刘泽江的共同财产，故刘泽江、刘泽洪、土储通州分中心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处分上述财产及该财产的拆迁利益，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故《协议书》应属无效。为此，沈长会应承担如下举证责任：一、x号房屋及因x号房屋拆迁而取得的拆迁利益中有相应份额属于其与刘泽江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刘泽江、刘泽洪、土储通州分中心在签订《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沈长会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首先，x号房屋系刘茂及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1996年刘茂的配偶去世，其继承人刘茂、刘泽江、刘泽洪并未对x号房屋进行继承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即刘茂的配偶去世后，x号房屋属刘茂、刘泽江、刘泽洪的共有财产。此时，沈长会与刘泽江还未结婚。2009年，刘茂、刘泽江、刘泽洪三人对x号房屋所有权份额所作分配，系对三人共有状态的确认，即对刘茂配偶遗产进行了实际分割，故此时x号房屋中登记在刘泽江名下的20%份额属于刘泽江的个人财产。沈长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结婚后对x号房屋中刘泽江的产权份额作出过相应约定，故本院无法认同x号房屋中有其权利份额。相对应的，因x号房屋拆迁而取得拆迁利益中，亦无沈长会的权利份额。其次，在签订《协议书》时，刘泽洪、刘泽江已办理了关于刘茂的遗产公证，土储通州分中心审查x号房屋的权利变更情况后同意刘泽江、刘泽洪提出的将安置利益转由刘泽洪一人享有的申请并无不妥，不存在与刘泽江、刘泽洪恶意串通的情形。至于刘泽江放弃对于刘茂遗产的继承权并放弃x号房屋的安置利益，属于其对个人权利的处置，在刘泽江、刘泽洪之间也并无恶意串通可言。土储通州分中心、刘泽江、刘泽洪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形式完备，内容上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在沈长会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属合法有效，故关于沈长会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长会主张的要求确认其对安置房的使用权并要求刘泽洪交付钥匙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非本案所能一并处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长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沈长会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玮东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蒋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