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3403号原告：李某，女，1939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理人：邵某1（李某之子），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丁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某2，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京，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邵某2之妻），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李某与被告邵某2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法定代理人邵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丁亚与被告邵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京、任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我与邵某2之间的收养关系；2、诉讼费由邵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邵某2原由我的公婆收养，在其上初中之际，我考虑其未来发展，将其从山东老家接至北京并安排其在自己教书学校上学。所以我不仅是邵某2的养母更是其中学时代老师。我不仅自己省吃俭用用以供邵某2安心生活、上学，并和爱人邵某3想尽办法随后给邵某2安排工作，解决结婚住房问题，使其从1994年就开始独立居住生活，并在邵某2爱人任某下岗后给其安排工作，并无微不至地帮助照顾邵某2孩子长大成人，然而，邵某2伙同妻子从我爱人2014年7月16日开始生病时起就不断采取多种手段侵占我和家庭财产，到目前为止，已查明实施侵占96次，侵占总额1202874.54元，恶劣的是，2015年12月17日，我爱人去世当天，邵某2妻子趁我在医院陪伴爱人时刻，将我藏于自己卧室橱壁隐秘处的存折搜到，并支取我毕生储蓄九笔，共计259140.21元。当邵某2行为被发现时，我名下的所有储蓄账户均被取空注销，含退休金账户在内当时名下所有存款仅剩6.41元。邵某2于2016年11月强行带我进行老年痴呆鉴定，在该鉴定中医嘱规定“规律服药，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加强看护，严防外走，摔伤等意外情况”及“生活需人监护，加强生活护理，注意躯体”等情况，而邵某2在得知该情况后再不对我进行老年痴呆病情诊治服药。2017年6月20日至30日，邵某2及其妻子从未到我家中探望，有我家中的监控视频为证，邵某2在得知我患有老年痴呆已不能自己做饭买饭的情况下，不给我提供生存必要的食物，也不对我进行生活和精神上的照顾，更不对我进行监护以防意外情况发生，邵某2的妻子在同一时间段仅送过一次早餐为饼干十数块给我。2017年7月1日我的监护人邵某1雇请的保姆抵达时，我的体重已经降到88斤，老年痴呆病情已经发展到重度，大小便已经失禁，因邵某2不对我履行任何赡养义务，且邵某2有不断侵占我财产和虐待我的行为，另我与邵某2在法定继承纠纷中产生矛盾，感情已破裂，无法共同生活，请求依法解除我与邵某2的收养关系。邵某2辩称，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收养关系不存在。我的户口并非上初中时从山东迁入北京，户口本显示我是1971年10月6日从山东迁入北京，当时我4岁。1981年5月12日从海淀区x号迁入x门x层东房屋，当时我14岁。我认为诉状不是李某所写，李某作为我的母亲对我何时迁入北京市很清楚，发生如此矛盾，所以李某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我爱人下岗后为其安排工作一事与事实不符。1994年我爱人怀孕，怀孕后不方便照顾孩子，为了照顾家庭换了在离家近的全聚德工作。从2010年，我爱人自己找了工作。我爱人下岗后为其安排工作一事并非李某所写。我不存在侵占李某家庭财产一事。我父母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将财产交给信任的子女保管属于正常。因父亲生病，需要用钱，我是老人身边的儿子，取钱是为了给老人看病，而非侵占行为。李某的监护人出国在外，没有出资没有护理。我一人无法承担老人的所有开销，取钱行为是老人明知且授权认可的。李某变更法定监护人，从未对我保管财产主张任何权利。本次诉讼并非出于其本意。诉状中说2016年11月强行带李某进行老年痴呆检测与事实不符。2016年父亲去世后，李某经常打电话问父亲在何处，其已经不清楚情况。当时我与邵某1商量要带其看病就医，邵某1对此是知情的，不是我强行带其去做鉴定，是为了给母亲治疗。诉状中称2017年6月20日至30日李某家中全天监控录像显示我从未去过，我爱人只送了一次早餐即十几块饼干，其独自一人居住，这与事实不符。该视频录像并不完整，李某不能自己做饭和买饭的情况下，十天内无法只靠数十块饼干生活。当时邵某1把门锁换了，我无法进入。最终敲门进入房屋，我为李某做饭。邵某1没有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之前都是我照顾老人，如果存在虐待老人的情况，李某不可能如此健康的生活到80多岁。我没有希望李某走失、生病的想法。保姆是我爱人的大表姐雇佣的，之前我也想找，但李某和邵某1不认可。保姆是花钱雇佣的，我不清楚由何方支付费用。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7月24日约一年的时间，李某住院三次，共三个月，可以看出李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其不能像我一样天天照顾老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邵某3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邵某3于2015年12月17日去世。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京0108民特1086号民事判决书，写明：李某与邵某3抚养有两名子女，分别为邵某2、邵某1，最终判决确认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邵某1为李某的监护人。李某、邵某1与邵某2存在法定继承纠纷，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5135号民事判决书，写明：邵某3与李某于1962年结婚，双方均为初婚，邵某2、邵某1系二人之子；邵某2虽对邵某3尽了较多照顾义务，但邵某2在管理邵某3、李某财产期间，未能尽到妥善保管之义务，最终判决邵某3名下的两套房屋分别归李某、邵某1所有，李某、邵某1分别向邵某2支付房屋折价款，邵某2向李某、邵某1支付相关款项。李某、邵某2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京01民终23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法定代理人曾以任某、邵某2犯侵占罪为由提起刑事自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2019）京0108刑初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自诉人李某对被告人任某、邵某2的起诉。诉讼期间，本院对李某本人进行询问，其表示邵某2是其爱人与前任老婆生的孩子，其与爱人结婚时邵某26、7岁大，具体记不清了，要求解除与邵某2的收养关系。李某法定代理人称李某与邵某2系收养关系，因李某不生育，故李某的婆婆在老家收养了邵某2，但一直没有办理收养手续，邵某2与李某、邵某3血型不匹配，邵某2出生地与李某当时所在地不一致，邵某2不是李某的亲生子女。李某法定代理人提交的李某干部履历表中记载：长子邵某2、次子邵某1。邵某2称其系李某与邵某3的亲生子女，不存在收养事实，不认可户口本中记载的血型。邵某2提交（2006）京二证字第09814号公证书及户口本，公证书载明：兹证明邵某3是邵某2的父亲，李某是邵某2的母亲，邵某3是邵某1的父亲，李某是邵某1的母亲。户口本载明邵某2系户主李某之子。诉讼期间，邵某2曾称其奶奶告知他，李某系其继母，邵某2在其他案件中称从其奶奶处得知其是被收养的，邵某2在其他案件的答辩状中称李某为其继母。诉讼期间，李某法定代理人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李某与邵某2是否有亲子关系进行鉴定，要求对邵某1与邵某2的亲缘关系进行鉴定。邵某2明确表示不予同意，并不予配合。李某法定代理人提交病历、家庭收支记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照片、记录、银行单据、医疗票据等证据佐证邵某2侵占李某财产，未尽到照顾老人的义务。邵某2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视听资料、照片、银行单据、医疗票据、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其尽到了赡养义务。本院认为，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证明。本案中，李某一方主张解除与邵某2的收养关系，则应证明李某与邵某2存在收养关系，但李某一方并未提交双方之间的收养手续证据，仅是通过血型、出生地、邵某2自述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收养关系，而通过本院查明，法院已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公证书、户口本、干部履历表等材料中并未认定或记载双方存在收养关系，基本上均写明邵某2系李某之子，而邵某2在本案及其他案件陈述中也是称从其奶奶处听说其为被收养或者李某为其继母，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此外，李某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通过本院向其了解，李某先是说邵某2为其继子，其与邵某3结婚时邵某2已6、7岁，该情况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但之后又说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陈述内容存在前后矛盾之处。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根据现有查明情况，不能证明李某与邵某2存在收养关系，虽然李某一方提出亲子及亲缘关系鉴定申请，但在其不能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且在双方之间有可能存在其他关系的情况下，本院无法在邵某2不予配合鉴定的情况下直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因此，对于李某一方基于收养关系而提出的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聂 冉人民陪审员  李蜀晋人民陪审员  周义忠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