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18707号原告：宿某，女，汉族，1971年3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索蕊蕊，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逸飞，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某，男，汉族，1968年7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杨某，女，汉族，1974年3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宿某与被告郭某、杨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宿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索蕊蕊、郝逸飞，被告郭某，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宿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郭某向杨某赠与203346元财产无效；2、杨某向原告返还203346元。事实和理由：宿某与郭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5年4月19日登记结婚。自2014年开始，二被告发生婚外情，杨某插足原告的家庭，致使原告原本和睦美满的家庭被破坏。2014年至2015年间，郭某隐瞒原告，累计向杨某赠与财产共计203346元。直至原告发现二被告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郭某才承认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给杨某的事实，并承诺不再与杨某交往。原告认为，涉案财产系原告与郭某在夫妻关系存期间所得，且没有特别约定，故该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郭某未经过原告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杨某，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因此杨某应当向原告返还财产。郭某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杨某之间不是赠与关系，我认为是借款，我跟她先确认是借给她的。杨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在2017年4月19日在大兴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我，起诉金额为100000元，且在起诉书内歪曲事实，最终原告未能提供有效法律依据而撤诉。原告又以赠与合同无效起诉，我与郭某之间互有转账行为，两人在恋爱期间因钱款放在一起花，大部分是给郭某及其家庭支出所用。我与郭某由于工作关系相识相恋。郭某在追求我时告诉我其系单身，在与其交往了一段时间发生关系后他才告诉我已经结婚，并说跟原告没有感情，向我承诺要和原告离婚与我在一起，并非是我有意插足原告家庭，我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属于不知情善意的一方。原告和郭某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均有处分的权利，这些花费都用在郭某和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其没有单纯赠与我财物。侵害原告权利的主体是郭某，其应当要求郭某向其返还。我和郭某之间的转账及资金往来是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花费，实属郭某支配属于他自己那部分权益的真实意愿的民事行为，法律上没有禁止。我和郭某恋爱期间共同旅游、就餐、酒店住房、娱乐费用等我也出了不少，两人钱在一起花分不了那么清楚。原告却将所有费用都算在我的头上，不合法理，我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也付出了感情、身体以及被郭某损坏名誉。假设法院判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宿某与郭某于1995年4月19日登记结婚。郭某与杨某于2014年开始婚外男女关系，郭某称双方关系于2017年3月结束，杨某称结束时间系2016年。郭某与杨某在此期间有多笔银行往来，亦存在多次共同消费情形。宿某主张郭某向杨某赠与财产金额共计203246元，包括：杨某使用郭某尾号为3873的浦发银行卡在2014年10月12日取现30000元，在2014年10月17日取现2000元，在2014年10月20日取现600元，在2014年11月5日取现2000元、3000元，使用该卡于2014年11月16日银行转账18000元，于2014年12月11日银行转账17400元，于2015年1月6日银行转账16000元，于2015年1月30日银行转账18800元，于2015年5月21日银行转账3300元；杨某使用郭某尾号为6026的浦发银行卡于2015年4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12900元，于2015年5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11000元，于2015年5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700元，于2015年5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1100元，于2015年8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3000元，于2015年9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10000元，于2015年9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9000元；杨某使用郭某尾号为1319的农业银行卡于2014年11月22日支付宝转账4800元，于2015年9月9日现金支取两笔5000元；杨某使用郭某尾号为2622的工商银行信用卡转账2000元。对于尾号3873的五笔取现郭某主张系由杨某自行取款，杨某对此不予认可。对于尾号3873的银行卡五笔转账事实，杨某认可但主张系双方共同花费。对于尾号6026于2015年4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12900元，于2015年5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11000元，于2015年8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3000元三笔款项予以认可，但主张用于其与郭某的共同花费。对于尾号为1319的农业银行卡号，杨某认可于2014年11月22日支付宝转账4800元，主张系共同花费，对于两笔取现不予认可。对于尾号为2622的工行信用卡，郭某称系其自行去购买地铁交通卡，并未转到杨某处。另，宿某主张赠与金额还包括2014年7月向杨某侄女汇款15,000元，2014年9月帮杨某购买化妆品800元，2015年7月至9月开房费1421元，2015年9月4日至5日给杨某及其侄女侄子买眼镜1200元，2014年10月4日陪杨某去怀柔农村家支付加油费、过路费400元，2014年10月5日陪杨某回怀柔拿东西在怀柔环岛违章罚款200元，2015年2月5日在北京机场接杨某到加油费高速费200元，2015年2月23日陪杨某回怀柔农村买礼品和支付油费1400元，2015年2月24日陪杨某去中关村看电脑油费50元，2015年2月9日至3月1日帮杨某支付房费2000元，2015年2月27日陪杨某拿物品去大兴换锁油费高速费400元，2015年3月2日送杨某去机场油费加过路费200元，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9月，陪杨某于大兴回龙观往返多次油费及过路费1200元，2014年7月至12月跟杨某开房入住酒店费用1359元，2015年1月至5月跟杨某出游入住酒店费用1816元。其中，对于原告所称向杨某侄女汇款，杨某表示不知情，郭某表示该笔款项已经偿还。其余二被告均认可是共同花销。杨某主张其亦曾多次向郭某转账，并提交浦发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1月26日转账2500元，2014年12月30日转账5000元，2015年3月22日转账1500元，2015年4月16日转账10000元，2015年8月14日转账3000元，2016年9月10日转账50000元。郭某主张最后一笔50000元系杨某自存自取，其余不持异议。庭审中，郭某认可杨某给付其现金用于其家庭支出15000元，用于交纳保险11000元、交纳违章罚款700元、给付生活费5000元等相关生活支出近40000元。郭某主张除双方共同花费外，其余款项均系其出借给杨某，不认可赠与性质。郭某认可曾使用杨某建行信用卡进行消费，杨某亦认可其曾持有并使用郭某的银行卡。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向“第三者赠与”财产的案件，应立足公序良俗原则，考察当事人主观心态。赠与系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有当事人的明确意思表示，现郭某和杨某均不认可二人的金钱往来系赠与性质，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赠与合同关系的成立。其次，二被告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期间，发生了相互之间的多次银行转账，现金支取及交付，外出游玩及生活共同花销等，均不超过50000元的大额情形，不能简单的依照现有证据显示的给付金额差额而认定为赠与金额，原告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某笔款项系赠与性质并确定明确的金额。另外，郭某向杨某的给付系在婚姻关系之外出于不法原因，该原因违反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如果允许返还，则会激起当事人从事不法原因给付的“热情”，明知自己有配偶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出轨者”的违法成本太低，“人财两得”的结果将会导致婚外情增加，实际上并不能弘扬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却起到了对不法原因给付当事人的客观保护作用，于法理不合。值得指出的是，二被告在婚姻之外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存在过错，给原告的婚姻生活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对此行为应当予以谴责。郭某违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其给宿某造成的共同财产损失，双方可协商或另行通过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宿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1元，由宿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豫萍人民陪审员  赵凯民人民陪审员  张淑珍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姚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