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8291号原告：王顺才，男，1979年1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安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燕凤玲，女，1988年1月14日出生，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该单位宿舍。被告：汪霞，女，1972年5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里，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王顺才与被告汪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顺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被告汪霞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9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佳信公司）30%的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协议》2.1.6约定“出让方保证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前，科佳信公司与第三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与第三人无其他纠纷等。”6.2约定“如出让方违反本合同之任何一项义务、声明和保证，须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转让价款总额的30%。”7.5约定“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处理”。2016年7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科佳信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经营场地，原告才得知科佳信公司与合肥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1883549元的债务，合肥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性执行。原告为解决此事以自己名下房屋抵押与合肥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调解意见，直到2018年12月24日科佳信公司才将此笔债务还清，债务及执行费共计1906559元。依据（2015）合仲字第0204号裁决书查明及仲裁庭认为：债务形成时间为2011年7月16日和2012年2月23日签订的两份合同。此笔债务是在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债务，依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汪霞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根据《转让协议》2.1.6条约定，出让方保证的是签订合同后将来发生的事项，是保证合同生效后到办理股权登记之前过渡期间，科佳信公司与第三方没有债权债务纠纷。科佳信公司在过渡期间，没有与第三方的债务纠纷，因此不承担违约责任。二是原告另行起诉的（2016）京0107民初6313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原件“报告财产令”收到时间是2016年4月13日，现在经过三年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是被告已经在其他案件中承担科佳信公司190多万元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股权受让的金额，且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为股权转让款30%，约定过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已经生效的（2016）京0107民初63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科佳信公司系于2000年3月2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为贺东升、汪霞、贺彦杰。2015年12月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汪霞、周亮、吕春秀，吕春秀系贺东升的母亲，其受让贺东升40%的股权，同时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汪霞和周亮分别持有科佳信公司30%的股权。在诉讼过程中，吕春秀死亡，贺东升与贺金菊作为吕春秀的继承人要求参与本案诉讼。2016年4月20日，出让方周亮与受让方王顺才、出让方汪霞与受让方王顺才、出让方吕春秀与受让方郭小伟分别签订《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约定吕春秀、汪霞、周亮作为科佳信公司股权的出让方，郭小伟、王顺才作为科佳信公司股权的受让方，分别由郭小伟受让吕春秀40%的股权，受让款40万元；由王顺才受让周亮30%的股权，受让款30万元；由王顺才受让汪霞30%的股权，受让款30万元，并约定签订日之前的公司债权债务与受让方无关，签订日之后的债权债务与出让方无关。上述协议中均有汪霞、周亮、王顺才、郭小伟的签字，吕春秀系由手印代替签字。同日，出让方周亮、汪霞、吕春秀与受让方郭小伟、王顺才签订《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中主要约定：“一、在科佳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前产生的债权由出让方享有和追偿，债务由出让方承担；二、在科佳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后产生的债权由受让方享有和追偿，债务由受让方承担；三、属于出让方享有的债权，出让方可委托受让方以科佳信公司名义追偿，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属出让方承担的债务，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科佳信公司承担的，受让方有权以科佳信名义向出让方追偿，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受让方代为承担的，受让方有权以自己名义向出让方追偿；四、出让方共同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上述协议中均有汪霞、周亮、王顺才、郭小伟的签字，吕春秀系由手印代替签字。2016年5月5日，科佳信公司进行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科佳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顺才，股东变更为王顺才、郭小伟。2016年4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向科佳信公司作出报告财产令及执行通知书。要求科佳信公司履行（2015）合仲字第0204号裁决书确定的相关义务。2016年5月13日，一中院作出（2016）京01执262号案件执行裁定书，主要载明：“申请执行人为合肥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雷科公司），被执行人为科佳信公司，主文为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科佳信公司银行存款1883549元及执行费21235元……”。执行依据为（2015）合仲字第0204号裁决书。该裁决书作出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主文部分主要载明：“科佳信公司向合肥雷科公司支付货款17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88500元……”，并注明仲裁受理费、处理费合计25069元，由科佳信公司承担25049元。2016年7月7日，一中院查封扣押科佳信公司大门及财务室钥匙、发票专用章等。2016年8月2日，为恢复科佳信公司正常经营，甲方合肥雷科公司、乙方科佳信公司、丙方王顺才签订《和解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履行（2015）合仲字第0204号裁决书内容，支付甲方货款、利息、仲裁受理费共计1883549元;……本协议签订当日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80万元，余额1083549元，分24个月还清，每月15日前还款4.5万元，第24个月还清全部余款，丙方以个人房屋（门私字第39320号）向法院提供担保，并同意法院查封担保房屋直至上述款项付清时止……”。同日，科佳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顺才向一中院出具担保函，将门私字第39320号产权证对应房屋作为和解协议履行担保。”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该判决书认为:“首先，根据《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4.4条约定，基准日（即签订日）之前的公司债权债务与受让方无关，基准日之后的债权债务与出让方无关。科佳信公司向合肥雷科公司负担的债务形成于上述协议签订之前，故依照约定应与受让方无关。其次，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在科佳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前产生的债权由出让方享有和追偿，债务由出让方承担……”，因此，科佳信公司向合肥雷科公司负担的债务应由出让方即吕春秀、汪霞、周亮承担。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属于出让方享有的债权，出让方可委托受让方以科佳信公司名义追偿，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属出让方承担的债务，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科佳信公司承担的，受让方有权以科佳信名义向出让方追偿，若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受让方代为承担的，受让方有权以自己名义向出让方追偿……”。故在科佳信公司向合肥雷科公司承担债务后，有权向出让方追偿。最后，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出让方共同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吕春秀、汪霞、周亮应当对科佳信公司所承担的合肥雷科公司债务1883549元及必要产生的执行费21235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吕春秀已死亡，贺东升及贺金菊应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上述判决判令：“一、被告周亮、汪霞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款1904784元；二、被告贺东升、贺金菊在其继承吕春秀遗产范围内承担上述主文第一项的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经二审审理后被维持，现已生效。王顺才于2019年7月1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起诉至本院，要求汪霞依据协议2.1.6条及6.2条的约定，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2.1.6条约定“出让方保证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前科佳信公司与第三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与第三人无其他纠纷等”。6.2条约定“如出让方违反本合同之任何一项义务、声明和保证，须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转让价款总额的30%……”。上述事实有原告王顺才提交的《北京科佳信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执262号执行案件谈话笔录、（2016）京0107民初6313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终8523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汪霞应否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王顺才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的数额是否约定过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汪霞辩称“报告财产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故王顺才应该已经于2016年4月13日就收到该“报告财产令”，即在当天就已经知道相关债务存在的事实，但是在2019年7月进行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报告财产令”的落款时间并不能证明就是王顺才收到该“报告财产令”的时间，根据王顺才提交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执262号执行案件的谈话笔录显示，执行法官于2016年7月7日向科佳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顺才明确“我院于2016年4月15日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邮寄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3号，已被退回，现将该通知发给你”。王顺才回复“好，收到”。此外，结合王顺才与汪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即2016年4月20日来看，晚于2016年4月13日，王顺才亦不可能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即已经收到该“报告财产令”，否则按照常理推断，亦不会与汪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汪霞在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抗辩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王顺才于2019年7月1日起诉至法院，主张汪霞的违约责任，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关于汪霞应否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由于（2016）京0107民初6313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终8523号民事判决书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科佳信公司已经存在对合肥雷科公司的债务这一事实进行了确认，且科佳信公司已经对上述债务进行清偿，并向股权转让人进行了追偿。由此可以确认，股权转让人存在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行为，应该向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科佳信公司向股权转让人进行追偿的行为，并不影响股权受让人向转让人追究违约责任，亦不构成重复主张。故王顺才有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2.1.6条及6.2条的约定，要求汪霞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具体数额，被告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鉴于违约金兼具补偿与惩罚的双重属性，故基于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综合考虑原告的损失、合同履行状况、被告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顺才违约金7万元；二、驳回原告王顺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汪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5元（原告王顺才已预交），由被告汪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王顺才）。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到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朱薇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曾扬书 记 员 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