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5民终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汉英，男，196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智良，广东海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冯小川，女，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泽钊，曾用名庄泽招，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森，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因与被上诉人庄泽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50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汉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150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案由属于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合同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持续履行状态中，不存在履行期届满或宽限期届满一说，上诉人的请求义务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和制约。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没有约定支付合同款的时间，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书第5页认定“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在2012年的离婚诉讼中，曾向被告主张要求偿还拖欠的合同余款，但被告明确表示不履行”，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为，上诉人与冯小川在2012年的婚姻案件中向法官提及到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和冯小川的酒楼转让款500000元未付，法院为了核实夫妻共同债权债务，向被上诉人调查核实，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还款，当时，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表示明确不履行，事实上，上诉人与冯小川在处理婚姻案件中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向被上诉人主张还款500000元一事，等到上诉人与冯小川的婚姻案件处理完毕后，曾经电话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转让款一事，当时，被上诉人说：“转让合同是上诉人与冯小川共同签名的，你们要转让款的话，要二人一起来办理才行”。至于冯小川是否有向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不清楚，由于上诉人与冯小川离婚后，没再联系和来往，所以，直到本案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上诉人和冯小川从未二人共同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偿还转让款，也正如被上诉人在其《民事反诉状》第二页第三自然段中称：“从2012年至本案诉讼之前，两被反诉人从未、也不敢向反诉人主张尾款事宜。”所以说，上诉人向法院主张权利的时效不会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得到保护和支持。2.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本案的实质问题和争议，对于双方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未进行调查、审查，片面的只审查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唯一提到的诉讼时效问题，这是一个不尊重事实和不负责任的错误审判。首先，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中称：“自2013年10月9日起，即本院2012年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原告和第三人没有向被告主张偿还拖欠合同余款500000元的事实。”既然，是从2013年10月9日起，上诉人和冯小川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偿还拖欠合同余款500000元，一审法院凭什么确定，上诉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已的权利被侵害，或认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呢？其次，上诉人与冯小川在处理婚姻案件中，向法官提出的债权债务问题是如实反映夫妻共同财产的现状情况，并不代表向本案的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这是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不能混淆，调查核实财产、主张财产权利是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退一万步，法院在审查和认定共同财产的多少或效力方面，需经法定程序进行界定。再次，本案转让合同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由于被上诉人本人不敢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清楚合同履行的事实真相，相反，一审法院未深入调查核实，在临近作出判决时，未征求上诉人和冯小川的意见，同意被上诉人撤回反诉申请，这明显不当，有失公正。二、上诉人与冯小川于2013年10月9日生效的婚姻民事判决书，只是作为上诉人与第三人夫妻分割共同财产4:6比例的主张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转让合同纠纷主张债权的时间界点。婚姻判决书的生效时间对夫妻双方产生生效，不对本案的被上诉人产生效力，更不能已此认定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间点。首先，转让合同转让方的签订主体是上诉人和冯小川二人，承让人是被上诉人一人，婚姻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和冯小川从未一起共同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偿还转让余款，法院起诉时，上诉人也未直接通知第三人共同参与诉讼，像这情况，如何计算行使权利的时间，才算合理、合法？其次，上诉人与冯小川的婚姻案件中，法官向被上诉人核实转让酒楼余款500000元，被上诉人承认未支付，但表示有争议，不同意付还该债权。显然，该债权的金额无法确定。直至今天，所谓转让合同500000元余款支付的争议，一直处于解决状态当中，不受诉讼时效影响和限制。再次，上诉人主张的偿还转让合同余款是以婚姻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夫妻共同财产4:6比例，进行主张300000元，被上诉人的《民事反诉状》中以各种理由称不同意偿还并要求返还已付的转让款，所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转让合同的争议一直存续，债权金额未确定，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和冯小川转让的酒楼，不遵守合同义务，不尊重事实和法律，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故意不偿还合同转让余款，采用不正当理由和做法达到占有目的，恳请二审法院明察秋毫，依法判决，以免损害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上诉人冯小川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粤150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并判决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的转让合同处于履行状态，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转让合同是2012年1月19日签订的，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和余汉英1050000元，被上诉人只付了550000元给上诉人和余汉英，剩余的转让款500000元至今未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和余汉英支付款项的时间，而且被上诉人至今一直没有向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的付款义务，所以本案转让合同一直处于履行状态，上诉人并不知道具权利受到损害，也不存在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余汉英在2012年的离婚诉讼中，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要求偿还拖欠的合同余款，但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此时上诉人和余汉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所以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这个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余汉英离婚案件中，由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与余汉英转让款500000元，法院为了查明夫妻双方的债权债务，才向被上诉人核实查明，但法院仅限于调查该笔债权的真实性，并不能以此判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或者判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被上诉人一直都没有向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偿还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遵守合同契约精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庄泽钊一并辩称，一、首先，一审判决并非以“履行期届满”或者“宽限期届满”的时间节点去认定二上诉人的债权诉讼时效业已届满，而是以被上诉人抗辨不履行义务之日去起算二上诉人的债权时效。其次，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早已不存在“持续履行”的状态，诚如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言，涉案合同于2012年初签订后，二上诉人除了将涉案酒楼进行交付之外，就再没有履行下一步变更过户的义务，乃至今日，长达9年光阴，二上诉人仍未有任何履约行为，也从未就自己的违约行为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只会在其债权时效届满后无理起诉被上诉人伸手要钱。而且目睹二上诉人的不作为，被上诉人自然不可能支付转让尾款。因此，自2012年起，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早已不存在“持续履行”的状态。最后须特别指出的是，二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一审的反诉状为由、主张被上诉人自认为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在此请上诉人明确区分“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这两个法律概念，被上诉人一审提请的反诉是要求解除涉案合同适用的自然是“除斥期间”，而合同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那么当然是同时要求二上诉人返还已付款项，因此被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根本与“诉讼时效”无关，但这并非意味着二上诉人的本诉请求同样与“诉讼时效”无关。二上诉人的本诉请求系基于合同存在而提出的债权请求权，当然适用“诉讼时效”。简单而言，一审的本诉与反诉完全是基于不同的请求法理依据所提出，无法同日而语。二、二上诉人的另案离婚判决，虽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但被上诉人在该另案中的抗辩主张为二上诉人所明确知悉，确属不争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以铁板钉的事实，适用相应法律依据，作出的处理结果完全公平合理，被上诉人在此不再赘述。三、一审判决适用程序正当，关于被上诉人撤回反诉但一审法院未征求二上诉人的主张，请求二上诉人应指出其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余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庄泽钊偿还拖欠转让款30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74000元（从2012年1月20日起暂计至2019年4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年利率8%标准计算至还清日止），二项合计47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庄泽钊承担。冯小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庄泽钊偿还拖欠冯小川的合同转让款20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16000元（从2012年1月21日起暂计至2019年4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年利率8%标准计算至还清日止），二项合计31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庄泽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于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余汉英和冯小川无法举证，一审法院确定自2013年10月9日起，即一审法院（2012）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余汉英和冯小川没有向庄泽钊主张偿还拖欠合同余款5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余汉英、冯小川与庄泽钊签订关于金汇酒楼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庄泽钊对拖欠转让合同款500000元的事实没有否认，认为当时因为余汉英、冯小川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才没有偿还，并提出余汉英、冯小川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没有约定庄泽钊向余汉英、冯小川支付合同款的时间，因此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有关规定。本案余汉英、冯小川在2012年的离婚诉讼中，曾向庄泽钊主张要求偿还拖欠的合同余款，但庄泽钊明确表示不履行，此时余汉英、冯小川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余汉英、冯小川应在该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2年内向庄泽钊主张权利，但余汉英、冯小川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据此，庄泽钊提出余汉英、冯小川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事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余汉英、冯小川提出曾在离婚诉讼之后向庄泽钊主张过权利，但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余汉英、冯小川要承担该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庄泽钊认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庄泽钊的意见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余汉英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冯小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25元，由余汉英负担4205元，冯小川负担3020元。二审中，上诉人余汉英提交了2份证据。证据1，庄泽钊在一审时的《民事反诉状》，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庄泽钊之间的转让合同自2012年1月19日签订起至今争议一直存在，合同履行情况未经依法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存续，本案不受诉讼时效影响和限制。证据2，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根据庄泽钊的反诉主张双方争议一直存在，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同意庄泽钊撤诉未征求上诉人的意见，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庄泽钊对余汉英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2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2份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要证明的目的，不能证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也不能证明一审裁定准许庄泽钊撤回反诉程序违法。上诉人冯小川对余汉英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上诉人冯小川、被上诉人庄泽钊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因上诉人余汉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虽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漏查有关上诉人余汉英与冯小川离婚诉讼时是否有向庄泽钊主张还款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据一审卷宗存卷证据及本院向一审法院调取的（2012）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询问笔录》等材料，本院另查明，2012年1月19日，甲方余汉英、冯小川与乙方庄泽钊签订了1份《转让合同》，其中合同第一条为“转让标的：甲方同意将位于汕尾市区通航路壹号金汇酒家二层共1720平方米经营权及酒店的所有财产，设施（见财产清单）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人民币1050000元。人民币壹百零五万元整。”合同签订后，庄泽钊支付了550000元，余汉英、冯小川也将金汇酒家及设施移交庄泽钊经营使用，余下500000元庄泽钊一直没有支付。因余汉英、冯小川没有按约定办理酒楼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过户手续，庄泽钊另行办理了酒楼的营业执照等手续。双方对余下500000元如何支付在合同中没有作出约定。另据余汉英与冯小川提起离婚诉讼时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查明“关于共同债权问题，本院向庄泽钊核实，庄泽钊表示其向原、被告夫妻转让金汇酒楼时，确实有500000元尚未支付，但原、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办理相关证件给庄泽钊，造成酒楼经营受阻，影响其经营而蒙受损失，因此不同意付还500000元。”同时，一审法院在该离婚判决中认定“本院询问庄泽钊时，庄泽钊表示与原、被告有争议，不同意付还该债权，因此该债权本院不予处理，原、被告可另行向庄泽钊主张权利。”此外，冯小川在（2012）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案件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向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表述“我要求法院去函庄泽钊，将我们存于那里约50多万元移送法院再作处理。”庄泽钊在一审时曾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但在一审开庭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粤1502民初4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庄泽钊撤回反诉。另据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出具的（2013）汕市区法证字第62号《证明书》，（2012）汕城法民一初字第300号案已于2013年10月9日生效。二审询问时，余汉英、冯小川提出一直有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庄泽钊追讨款项，庄泽钊却以各种理由不予偿还，但余汉英、冯小川对其主张承认没有直接的证据。而庄泽钊则对余汉英、冯小川的说法予以否认，提出两人在离婚诉讼判决后并没有向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根据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与被上诉人庄泽钊的诉辩意见，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请求被上诉人庄泽钊偿还拖欠的转让款500000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与被上诉人庄泽钊签订的《转让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已按合同履行了部分义务，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就转让余款500000元的归还时间作出约定，但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之间离婚时，在一审法院诉讼期间，冯小川曾要求一审法院通知庄泽钊将500000元移送法院再作处理，且一审法院在该离婚判决书中已明确“庄泽钊表示与原、被告有争议，不同意付还该债权，因此该债权本院不予处理，原、被告可另行向庄泽钊主张权利。”据此，上诉人对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应当明知，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自该离婚诉讼判决生效之日（即2013年10月9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鉴于具体事由一审判决已作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尽管上诉人余汉英、冯小川主张离婚诉讼判决生效后，曾多次多方式向被上诉人庄泽钊主张权利要求归还拖欠转让款，但被上诉人庄泽钊均予以否认，而余汉英、冯小川也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余汉英、冯小川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以余汉英、冯小川的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汉英、冯小川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25元，由上诉人余汉英负担4205元；上诉人冯小川负担3020元。上述费用余汉英、冯小川已分别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少棠审判员  彭晓春审判员  施伟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詹维敏书记员黄思婷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