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4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雍熙镇中华路222号。负责人：郑小荣，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卢启国，男，1970年2月15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阜庭，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茜，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启国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并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发生于2003年4月没有证据支持。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原判认定双方系劳动关系明显错误。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实质性特征。四、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否并不影响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三个村委会证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二、被上诉人不是为上诉人代办电信业务。卢启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卢启国与被告电信公司从2003年4月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电信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17500元；3、判决被告电信公司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5万元。一审查明，2003年4月，卢启国到电信公司阳长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工作，工作地点为纳雍县阳长镇丰家丫口、堰塘、滥木桥三村。电信公司按卢启国完成业务情况支付报酬，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月，双方未签订合同。期间电信公司向卢启国发放工作服以及工具，并给卢启国制作工作名片，名片上显示卢启国为电信公司的装维工程师。2018年6月初，电信公司提出与卢启国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代办协议，卢启国不同意，电信公司向卢启国支付工资到2018年6月，终止了双方的关系，之后未向卢启国支付工资，并于2018年8月1日通知卢启国办理工作移交手续。从2018年6月之后，卢启国未继续在电信公司工作。另查明，卢启国纳入电信公司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2006年7月1日，电信公司发布《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公司[2006]35号），该通知约定了劳动纪律、违章罚款、请假、辞退等内容；2006年7月3日，电信公司发布《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公司[2006]36号），对各支局（包含阳长支局卢启国）关于发展业务量奖励的考核标准。2019年1月18日，卢启国以电信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从2018年6月28日后未发放其工资为由，向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纳劳人仲案字[2019]第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在2003年4月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卢启国、电信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分别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是：1.卢启国与电信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2.若是劳动关系，卢启国要求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1.75万元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5万元是否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卢启国与电信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从2003年4月起，卢启国在电信公司阳长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工作，双方未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电信公司向其发放工具和工作服，并为其制作公司名片，于2006年7月1日发布《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公司[2006]35号），2006年7月3日发布《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公司[2006]36号），将卢启国纳入其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电信公司的上述行为，将卢启国的业务发展、考核、劳动纪律、工资发放等纳入工作管理范围，双方身份属于隶属关系。电信公司提供黔劳厅发（1997）268号文件、劳字（1997）第62号文件、邮部[1997]528号通知、《邮电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证明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劳字（1997）第62号文件载明《委代办邮电业务协议书》内容，黔劳厅发（1997）268号文件载明“开展委托代办业务应与代办单位建立好委托代理关系。为拓展邮电经营方式，发展我省邮电事业，原则同意《委代办邮电业务协议书》内容，特此函复。”该两份文件说明双方要成立民事委托代理关系，电信公司要与代办方签订上述协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电信公司与卢启国至今未签订任何协议。因此，电信公司主张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卢启国关于其与电信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从2018年6月之后，电信公司停发卢启国的工资，卢启国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电信公司停发工资后继续在电信公司上班，虽然电信公司于2018年8月1日才通知卢启国办理工作移交手续，但是双方的关系于2018年6月实际终止。综上，本院认定卢启国与电信公司从2003年4月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若是劳动关系，卢启国要求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1.75万元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5万元是否支持的问题。第一，卢启国从2003年4月起与电信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卢启国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清单，电信公司支付卢启国的工资到2018年6月，2018年7月至12月，电信公司未向卢启国支付劳动报酬。卢启国主张此期间的劳动报酬，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已经履行了劳动义务。卢启国未提供2018年7月至12月在电信公司上班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卢启国称其接到电信公司办理工作移交手续的通知后仍继续从事相应的工作，其又陈述从2018年2月至今在贵阳云岩区从事电工工作，但只是周末才去贵阳做电工，其余时间在电信公司上班，同时又提供云岩区贵医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该证明载明，卢启国于2018年2月至9月在贵阳市云岩区XXX居住。卢启国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故本院认定电信公司未拖欠卢启国工资。卢启国请求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6月至12月的工资175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2003年4月起，卢启国到电信公司工作，电信公司在2003年5月前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卢启国最迟应当在2005年4月前向电信公司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现电信公司提出卢启国上述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卢启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现在才请求电信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已过仲裁时效期限，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并案被告）卢启国与被告（并案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从2003年4月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并案被告）卢启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并案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两个案件），由原告（并案被告）卢启国负担5元，被告（并案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负担5元。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卢启国提交的银行流水（上面显示工资支付情况）以及电信公司《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配发的制服及工具，可以看出电信公司将卢启国纳入其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将卢启国的业务发展、考核、劳动纪律、工资发放等纳入工作管理范围，双方的行为表象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电信公司以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为由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电信公司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主张与卢启国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卢启国的工作起始时间问题，卢启国于2003年4月在电信公司上班的事实有三个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电信公司否认该时间，但没有任何相反证据否定该三份证明，故应当采信该三份证明，即应当认定卢启国于2003年4月与电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另外，关于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代理人代理权限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了其在代理人李阜庭、杨茜茜职业地域范围的依据，故本院对该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