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9780号原告：山东治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孙膑路68号院1号楼401室。法定代表人：武守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涵，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金凤，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龙岩市恒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南城小溪路3号。法定代表人：谢贵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瀚，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余永华，女，197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荣，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治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远公司）与被告龙岩市恒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被告余永华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治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涵，被告恒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瀚，被告余永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何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治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恒达公司、余永华连带给付xxxxxx6293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以下简称6293号转账支票）票款16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24%标准计算）；2.判令恒达公司、余永华连带支付律师费2.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27日，余永华将出票日记载为2018年8月28日的6293号转账支票通过非背书转让方式交付给治远公司用以兑换现款。余永华向治远公司支付月2.7%的兑付利息，并承诺如6293号转账支票不能如期兑换，由其承担责任并无条件退款。后治远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将人民币1350800元支付至余永华账户。在付款提示期内，治远公司委托收款被拒，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告知付款账户被冻结且余额不足，无法出具相关拒付证明文件。诉讼中，经治远公司多次请求，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出具《退入票据电话记录（通知单）》（以下简称《退票通知单》）以证明治远公司委托收款情况。治远公司多次请求恒达公司及余永华付款未果。被告恒达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治远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在于：1.治远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在付款提示期内已向付款方主张票据权利，亦未提供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2.即使如治远公司所称系出票人xx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账户存款不足导致被拒付，恒达公司不知晓xx公司存在欺诈意图和6293号转账支票无法兑付的情况，xx公司签发空头支票涉嫌票据诈骗，应移送公安调查，本案应中止审理;3.6293号转账支票记载的出票日为2018年8月28日，治远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支票实际出票日为2018年3月，即使如治远公司所称于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提示付款，也早已超出支票的有效期，治远公司已丧失票据追索权，并且治远公司明知6293号转账支票存在出票日前提前出票的违规情况仍然进行非背书转让，主观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4.治远公司非经背书转让取得6293号转账支票，恒达公司未收取任何款项，治远公司应向实际收取款项的余永华主张权利；5.治远公司按照票面金额而非治远公司向余永华实际支付的金额主张款项缺乏依据，关于利息和律师费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余永华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治远公司诉讼请求。理由在于：1.余永华向孙某某交付6293号转账支票并收取了款项，与治远公司未产生事实和法律关系；2.治远公司主张的是票据追索权，余永华非票据权利关系当事人，非本案适格被告；3.治远公司未依据票据法规定提供拒付证明或退票理由书；4.余永华承诺6293号转账支票于2018年8月28日不能如期兑现才承担责任，治远公司应提供证据证明已于当日提示付款，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或逾期提示付款，余永华不承担相应责任；4.治远公司关于律师费的请求无合同、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告治远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治远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6293号转账支票原件；3.《收条》；4.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5.申请本院向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调查治远公司委托收款情况；6.《退票通知单》1张。各方对治远公司证据1-5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恒达公司与余永华分别对证据5提出异议：恒达公司认为xx公司账户被冻结情况与治远公司是否在付款期内委托收款无关，依据票据法第62条规定，治远公司应就未能提供相关拒付证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关于委托行和付款行同一无法出具相关拒付证明的陈述无相应法律依据，存在规避法律规定义务的嫌疑。余永华认为:第一，依据调查结果无法证明治远公司在付款期内委托收款，治远公司无权行使追索权；第二，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依据票据法规定应提供相关拒付证明，治远公司未采取诉讼方式要求该银行提供，非客观上无法举证；第三，依据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所述，若治远公司去其他银行开户行委托收款就能取得相应拒付证明，亦证明治远公司非客观上无法取证。关于证据6，恒达公司与余永华均不认可，恒达公司认为：1.该证据虽然加盖了银行印章，但是《退票通知单》中时间、金额为手写，非系统打印件，退回场次、通知收款时间、会计、复核、记账等栏目为空白，非正常银行单据；2.该证据与法院向银行核实内容相矛盾，无视频录像等证据予以补强；3.治远公司为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客户，存在银行工作人员与治远公司串通的可能性；4.《退票通知单》并非票据法规定的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余永华提出证据6中无经办人签字，不符合银行业务流程，并且该份证据与证据5内容相矛盾，此外，票据法规定的拒付证明和退票理由书有明确格式和内容，即使《退票通知单》属实，亦不能等同于拒付证明和退票理由书。针对恒达公司、余永华对治远公司证据6质证意见，治远公司称：《退票通知单》为银行出具，是真实的，涉案票款为农民工工资，治远公司办公地离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很近，治远公司均委派同一财务人员去银行提示付款，故浦发银行可以核实提示付款的情况。经本院核实证据6确为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出具，该证据证明力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被告余永华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工程款付款授权委托书》11份；2.《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4份。治远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关联性，恒达公司对真实性存有异议。经本院审查，余永华证据1-2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恒达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事实如下：治远公司持有6293号转账支票，该支票正面记载：出票日期为2018年8月28日，金额为1600000元，出票人为xx公司，付款行为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收款人为恒达公司。支票背面连续背书，恒达公司作为背书人签章将6293号转账支票背书给治远公司，后治远公司作为背书人签章，被背书人处盖有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条形章和委托收款字样。《退票通知单》记载，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收款单位治远公司，金额为1600000元，票据种类“转支”，退票理由为出票账号被冻结，账户余额不足，加盖有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业务专用章，提回场次、通知收款单位、通话人及时间、送达专柜、会计、复核、记账、经办等项目均空白未填写。诉讼中，恒达公司称：其从xx公司取得6293号支票予以背书后（未填写被背书人）交付给了工程实际施工人何某。余永华称：其从何某处取得6293号支票后将该支票交付给治远公司股东孙某某，孙某某于2018年2月27日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余永华转账1350800元，余永华随即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孙某某6293号延期转账支票兑换的现金1600000元，若6293号转账支票于2018年8月28日不能如期兑现，由余永华承担不能兑换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相关责任，并无条件退回孙某某所支付的所有款项。治远公司称：6293号转账支票从余永华处取得，余永华称因收取工程款取得该支票；因治远公司账户余额不足，经双方协商一致，从股东孙某某个人账户打款，孙某某转账行为系职务行为；被拒付后，治远公司向xx公司和余永华主张过权利；余永华为保证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余永华应认定为6293号票据的保证人；治远公司曾向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办理委托收款事项，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未出具拒付理由书，后经多次申请，治远公司于2019年中秋节前的周五（即2019年9月13日）从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处取得了《退票通知单》。本院依治远公司申请向涉案票据付款银行核实，该行表示：治远公司、xx公司在该行开户，付款行与委托收款行同一，该行无法依据正常委托收款流程出具拒付理由书，在付款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可以走本行转账手续，但是当时xx公司账户处于被查封的状态，也无法进行本行转账；由于该行无转账记录，故无法核实治远公司是否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持涉案票据委托收款，也未留存相关证明材料；治远公司持涉案票据到该行即能在柜台处自行加盖银行条形章和委托收款字样。本院就治远公司提交的《退票通知单》进行核实，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口头表示经向柜台人员重新核实确认，治远公司确实在涉案票据提示付款期限内委托收款，其应治远公司要求出具了《退票通知单》。另查，孙某某2019年7月22日前为治远公司股东。本院认为，6293号转账支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背书连续，无法律规定的票据无效事由，为合法有效票据。远期支票并非法定概念，现实中是指票面填写的出票日期为未来某一日而非填写票据之日的支票。我国票据法仅规定支票不得另行记载付款日期，并未严格要求票面记载的出票日期必须为填写之日，依据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民事法律精神，此类票据只要必要记载事项完整、签章真实，即应认定为有效票据。恒达公司关于涉案支票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我国票据法规定，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本案中，治远公司未提供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仅提供《退票通知单》，故本案的争议之一在于《退票通知单》是否为票据法规定的其他合法证明，能否证明治远公司曾于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首先，《退票通知单》并非于记载日期2018年8月28日当日出具，为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应治远公司要求，在距涉案票据提示付款期长达一年后另行出具，且所载内容不完整。现治远公司仅提供存在证据瑕疵的《退票通知单》，未能提供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补强，仅凭《退票通知单》难以认定案件事实。其次，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曾明确表示无法核实治远公司委托收款情况，后又称经重新核实确认治远公司曾在涉案票据提示付款期限内委托收款进而出具《退票通知单》，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前后陈述相矛盾。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此前陈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本院难以采纳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关于能够核实确认治远公司委托收款情况的陈述。最后，浦发银行富力城支行为治远公司开户行，与治远公司有一定利害关系。综合上述理由，仅凭《退票通知单》无法证明治远公司的委托收款情况，治远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合本案证据和各方陈述，恒达公司、余永华相应抗辩理由有票据法依据，本院对治远公司曾在付款提示期内持涉案票据请求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治远公司要求恒达公司支付票面金额1600000元、利息及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永华确认将涉案票据交给了孙某某。孙某某涉案期间系治远公司股东，治远公司关于公司账户余额不足，由孙某某个人账户打款的陈述尚属合理，现治远公司在涉案票据上背书并持有涉案票据，故本院对治远公司关于孙某某转账行为系代表治远公司的职务行为的意见予以采信。我国票据法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而票据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票据纠纷规定》）2000年2月颁布之后既未随着票据法的修订而予以调整，也未宣布失效，应当认为与修订后的票据法规定一致的仍然适用，不一致的以修订后的票据法规定为准。依据最高法票据纠纷规定相关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该条款与修订后的票据法规定不存在冲突，故仍应适用。本案中，余永华未在6293号转账支票上签章，该票据亦未记载“保证”字样，治远公司主张余永华应承担票据保证人的票据保证责任，于法无据，其主张余永华连带支付票面金额、利息和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治远公司与余永华相关权利义务纠纷，应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东治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山东治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有光人民陪审员  陈巴黎人民陪审员  张进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项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