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3883号原告：邓某1，男，199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2（原告邓某1之父），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啸晨，北京市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男，200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女，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被告：刘某3，女，197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菲，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邓某1、刘某1诉被告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追加刘某1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并指定刘某2在本案中担任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2、郭啸晨，原告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被告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杨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继承邓某3名下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以下简称36-1房屋）所占份额，被告按照继承份额支付原告邓某1折价款；2、判令被告继承邓某3名下×××长安牌汽车，被告按照继承份额支付原告折价款；3、双方按继承份额继承邓某3名下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存款389478.92元；4.诉讼费用及房产评估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邓某3系邓某4、余某之子，邓某3的妻子为被告刘某3，二人于2009年登记结婚，未生育子女。邓某4、余某两位老人育有两子，即邓某3、邓某2。原告邓某1系邓某2之子。被继承人邓某3于2018年4月2日去世，邓某4于2016年10月8日去世，余某于2018年8月23日去世。邓某3遗留有36-1房屋34%产权份额、×××长安牌汽车一辆及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存款389478.92元。依照法定继承的规则，邓某3的遗产应由其妻子刘某3和其母余某继承。余某在邓某3的遗产分割前去世，其继承邓某3遗产的权利转由其继承人继承，而余某生前立有经律师见证的遗赠遗嘱，将自己所享有的全部财产权益，包括可继承的相应权益均遗赠给其孙邓某1，因此邓某1可继承的遗产包括余某从邓某3处继承的遗产。综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邓某3名下36-1房屋，确认刘某1的继承份额；2、依法分割邓某3名下×××长安牌汽车，确认刘某1的继承份额；3、依法分割邓某3名下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存款389478.92元；4.诉讼费用由原告邓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邓某3与被告刘某3系夫妻关系，刘某1系刘某3与邓某3的养子。邓某3的父母为邓某4、余某，邓某4、余某育有二子，分别为邓某3、邓某2。2018年4月2日邓某3去世，2016年10月8日邓某4去世，2018年8月23日余某去世。根据继承法规定，邓某3的遗产应当由刘某3、刘某1、余某继承，现刘某1为维护合法权益提出上述请求。被告刘某3辩称，对原告邓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因余某所立的代书遗嘱无效，原告邓某1不能依据该份代书遗嘱取得继承权。不同意分割光大银行账户的存款，因为存款已用于偿还邓某3生前未结清债务及办理邓某3后事费用的支出，已经没有存款。对于36-1房屋及车辆同意原告刘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分割，但不同意分给原告邓某1。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邓某4死亡医学证明、余某的死亡医学证明及丧葬证、户口本（邓某4、余某）、阜外大街派出所证明信、报纸上刊登的声明、房屋所有权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发票及完税证明、邓某3名下光大银行账户对账单、邓某3和刘某3的结婚证、刘某3的户口本、邓某3的死亡证明、余某的住院病历、借记卡明细、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电汇凭证、丧葬费用票据、司法鉴定票据、急救中心及救护车费用票据、殡仪馆票据、供暖费票据、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证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邓某1提交的余某的遗嘱一份、律师见证书及立遗嘱时的录像，用于证明被继承人余某以律师见证的方式订立遗嘱的情况。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刘某1和刘某3均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余某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当时余某已80多岁，如果去作公证应当有精神状态的证明；余某在遗嘱中签字的字体与之前的签字不一致；录像是复制件，不是原始载体，不认可录像的真实性。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对该遗嘱中余某的签名及余某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依原告邓某1申请，该遗嘱见证人赵某、陈某出庭作证。（1）赵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某指派赵某和陈某两名律师到西城区百万庄附近一个名为余某的老太太家中做遗嘱见证，陈律师委托赵某去看看是否具备做遗嘱见证的条件，赵某考察了老太太的健康及精神状况。赵某于立遗嘱的前一天去的余某家，余某住在一层，迎客、打招呼、寒暄都很正常，赵某把保姆和小儿子支开后在卧室单独和余某聊了聊，余某的主要意思是老伴和大儿子都不在了，家中最亲的人只有小儿子邓某2和唯一的孙子邓某1，邓某1在读书，很聪明孝顺，她想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孙子。赵某还通过微信视频确认了邓某1存在。赵某和陈某商量认为具备代书和见证条件。第二天，赵某及陈某开车拉着电脑、打印机到邓某2家，由余某口述，陈某律师执笔做了接案笔录和遗赠遗嘱，让老人签署了委托书和代理协议，当场打印由老人核对相关信息。当日下午，等老人午休后进行了录像，由陈某律师宣读遗赠遗嘱的内容，老人核对无误后亲笔签字按手印。这个过程中赵某全程在场，赵某也在见证人处签字。第三次去余某家是做完见证书，赵某去送达律师见证书，遇到余某老人，老人很高兴说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让邓某1好好读书，学医学知识，为全人类做贡献。见证书是立遗嘱后四五天送达，赵某送到余某手里，余某自己签的字。余某口述遗嘱内容与做笔录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不容易找录像的人，故口述内容没有录像资料。见证时在场的有赵某和陈某、余某及赵某的爱人。携带的打印机能复印、打印。见证是受余某的委托，余某联系的律师事务所，赵某和陈某受律师事务所的委派，当时是由陈某律师打印的遗嘱。（2）陈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5月底、6月初的一天，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某给陈某打电话，说他的老乡有一个遗嘱见证的业务，因陈某和赵某住的地方离委托人的住址比较近，就让陈某和赵某去做这个业务。当时陈某在外出差，就告诉曹某让他的老乡和陈某联系。陈某从沈阳出差回来还要去海南出差，就让赵某律师先去核实情况在定时间。后来赵某核实了情况后说可以做律师见证，二人协商后定在2018年6月14日去余某家里做遗嘱见证。当天陈某开着车带着自己家中的打印机及笔记本电脑接上赵某去百万庄余某家中，具体地址记不清了，邓某2接的两位律师。陈某和余某老人聊家常，余某精神状态很好。陈某让邓某2夫妻俩离开现场，以免影响余某的意思表示。上午做的接案笔录，是陈某打印的，核实了相关身份及证明材料，做完笔录就到午饭时间了。委托人请两位律师吃的饭。余某午休了一会儿。后来赵某的爱人赶过来给摄像，等余某醒来后，陈某让邓某2夫妻俩离开，之后进行了遗嘱过程的录像，提取了余某食指指纹并签字，做完遗嘱后两位律师告知邓某2就离开了。赵某律师是立遗嘱前一天去见的余某。陈某没有从医资格。律师事务所曹某主任的老乡姓冯，当时在场的有邓某2夫妻和余某，余某口述时因为时间太长没有录像。上午做笔录和下午做遗嘱时都是陈某打印的，余某本人在上面签字，签字时进行了录像。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刘某1和刘某3认为证人与邓某2的家人具有关联关系，是老乡、朋友，两个证人陈述的细节有不一致的地方，对当时在场有谁所述不同。证人赵某所述送达时间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时间不一致，赵某陈述律师见证书是立遗嘱后四五天给老人送达的，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签收的时间是2018年6月14日。做笔录时有条件录像但没有录像，没有余某口述遗嘱的录像资料，只有下午余某听的录像，不能认定遗嘱是余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当时余某神志清醒，不能认定余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位律师没有从医资格，不能对民事行为能力的专业问题进行判断，也没有鉴定机构对余某民事行为能认定的相关材料。被告刘某3提交了一份帮扶申请书（在余某家中找到的），用于证明余某在此证据上的签字与遗嘱上签名的字体不一样，对遗嘱中余某的签名有异议。原告邓某1表示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是余某签署，则证明其智力情况没有障碍。原告刘某1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邓某1提供了遗嘱原件，且有律师见证书、录像资料、两位见证人的证言在案佐证，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虽表示不认可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但未提供足以否定该遗嘱真实性的相反证据，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余某所立遗嘱系代书遗嘱，由两位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位见证人当场打印，且向余某宣读并经余某确认后在遗嘱上签名，代书人及见证人亦在遗嘱上签名，该份代书遗嘱的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结合证人证言及录像资料等证据足以证实该份遗嘱系余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1及被告刘某3对余某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提出质疑，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份代书遗嘱的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关于刘某1与邓某3是否形成养父子关系或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的事实。审理中，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主张刘某1是邓某3的养子，二人形成了扶养关系，刘某1有权继承被继承人邓某4、余某的遗产。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刘某1是邓某3、刘某3的养子女，认为刘某1与邓某3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刘某1对邓楚钧、余某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的证据：（1）户口本，其中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户主为邓某3、刘某1与户主的关系是“之养子”，刘某1的户口于2016年12月9日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号迁入本市西城区某号，后于2017年8月9日迁入本市西城区某号。该证据用于证明邓某3和刘某1是养父子关系。原告邓某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邓某1认为刘某1和邓某3没有一起生活，刘某1于2016年登记户口，在此之前没有和邓某3一起生活，其原户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即使刘某1户籍迁入了，但很快就迁出了，和邓某3没有在一起生活。刘某1随母迁入户籍，户籍登记时间和刘某3一致，和邓某3没有关系。刘某1迁入户籍是一笔交易，刘某1是刘某3的重要亲属，邓某3帮助办理户籍入京符合情理，但不属于实际的收养关系。办理收养需要法定的手续，该证据不能证明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被告刘某3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刘某3称该证据可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3、刘某3的关系是养父母子女关系，且户籍地房屋的承租人是邓某4，只有得到邓楚钧的认可、同意，刘某1才可以迁入户口。后来是因为购房才将刘某3和刘某1的户籍迁出，不是不在一起生活。只有刘某3符合户籍迁入条件之后，刘某3才可以从外地将户籍迁入北京。被告邓某2与原告邓某1的意见一致。（2）照片4张（刘某1与邓某3和刘某3在一起的照片），用于证明邓某3、刘某3和刘某1有扶养关系。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邓某1、邓某2认为只有两张照片是与邓某3的合照，不能证明刘某1和邓某3形成了扶养关系，二人只是亲属关系，说邓某3没见过刘某1是不可能的，但二人有合影是很正常的。（3）2017-2018学校学费收据及补习班收据，证明刘某1上高中后到北京的学习费用是刘某3和邓某3支付的，邓某3和刘某1存在扶养关系。原告邓某1、被告邓某2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邓某1、邓某2认为该证据没有显示是邓某3或刘某3交费，看不出交费人是谁，其中一张票据的日期是2018年9月，此时邓某3已经去世。刘某1的生父母一直在抚养刘某1。原告邓某1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邓某3和刘某3的结婚证，显示二人于2009年3月30日登记结婚。该证据用于证明刘某3收养刘某1是其婚前的单方行为，与邓某3无关。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邓某2未提出异议。（2）购房协议，用于证明邓某3、刘某3及刘某3的弟弟刘某4、弟媳栾某四人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购房协议，两家人合资400万元购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邓某3、刘某1，其中邓某3占34%份额、刘某1占66%份额。刘某1的房款由刘某4、栾某分两次付给邓某3，刘某1的份额由刘某4和栾某监管。邓某3不是真正的收养人，刘某1的生父母仍在照顾刘某1。刘某1的房款由其生父母出资，其份额由其生父母监管。收养行为仅是刘某1进京入户的交易，不是真实的收养关系。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均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刘某3称该协议不是其本人签字，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也仅说明是刘某1生父母对刘某1的赠与，扶养关系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是购买一套房屋可以说明的，该房屋实际是邓某3和刘某3借钱购房。被告邓某2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邓某2称当时余某出资180万元。审理中，经原告邓某1申请，本院依法向哈尔滨市民政局调取了刘某3收养刘某1的档案材料，包括收养登记审批表、收养申请、申请收养人情况、送养人情况、被收养人情况。被告刘某3称其于2008年8月26日收养了弟弟的儿子刘某1，在民政局办理了收养登记。2009年3月30日其和邓某3登记结婚，二人婚后一起抚养刘某1，一起生活，每年过年都去看望邓某4、余某。现在刘某1在牛栏山一中上高中，平时在学校住宿。收养时刘某17岁，在哈尔滨上学，寒暑假到北京来，或者刘某3和邓某3去哈尔滨。2016年刘某1上高一时将刘某1接到北京生活。原告刘某1称在哈尔滨时和姥姥一起生活，由姥姥照顾，平时刘某3和邓某3回来看望。原告邓某1称在户口迁入北京之前刘某1不可能和邓某3一起共同生活，收养关系和邓某3无关。被告邓某2称2016年之前其不知道刘某3有养子，邓某4、余某也不知道这个事情，2016年9月、10月才知道这件事。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提交的户口本、照片、学费收据及补习班收据及原告邓某1提交的结婚证、购房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及双方的陈述能够证明如下事实：刘某3在婚前2008年8月收养了刘某1，双方形成了养母子关系，后刘某3与邓某3在2009年3月登记结婚。刘某12008年8月至2016年上高中前一直在哈尔滨市读书，上高中后在学校住宿学习。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邓某3与刘某3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邓某3的父亲邓某4于2016年10月8日死亡、邓某3的母亲余某于2018年8月23日死亡。邓某4与余某共育有二子，即邓某3、邓某2。邓某1系邓某2之子。2018年4月3日邓某3死亡。被继承人邓某3生前未留有遗嘱。刘某3婚前在2008年8月26日收养一子刘某1。36-1房屋系邓某3、刘某3与刘某1于2017年购买所得，登记在邓某3、刘某1名下，二人按份共有，其中邓某3占34%份额、刘某1占66%份额，不动产权证号京（2017）西不动产权第0025893号，建筑面积56.1平方米。原、被告均认可该房屋中邓某3所有的34%份额为邓某3、刘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对该房屋的现市场价值未能达成一致，原告邓某1向本院申请评估，本院通过摇号程序依法确定了评估机构，委托中瑞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36-1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8年11月24日中瑞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36-1房屋在价值时点2018年11月15日的市场价值为565.68万元。车牌号为×××长安牌小客车系邓某3、刘某3于2011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登记在邓某3名下，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原、被告均认可该车辆的现市场价值为1.5万元。邓某3名下账号为×××中国光大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尾号3859光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截止到2018年4月4日账户余额为2119.28元，当日存入金额50000元（活期宝转活期）、转出50000元至刘某×××账户，2018年4月5日存入金额280000元（活期宝转活期），当日转出260000元至刘某×××账户、取款20000元，2018年4月11日活期宝收益存入18.67元，2018年6月4日银证第三方转入1140.87元，2018年6月5日银证第三方转入51058元、1000元，同日向账户×××延时转出50000元，2018年6月9日向账户×××延时转出5336.82元，2018年6月21日储蓄结息1.51元，2018年8月24日银证第三方转入4140.59元，2018年8月27日通过ATM取款4000元，2018年8月27日向账户×××延时转出142.1元，截止到2018年9月21日账户余额为0.1元。综上，邓某3死亡时该账户存款余额为2119.28元，此后入账金额共计387359.64元。审理中，刘某3称该账户在2018年6月4日之后的入账金额不是邓某3的遗产，但未举证证明。对于从该账户中取出的款项，刘某3解释称取出的钱款用于还债及邓某3丧葬费用的支付、其个人的部分用于日常花销。刘某3就其上述解释提供了如下证据：（1）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年3月8日刘某4转入5万元）及收条一张（今收到刘某3还款伍万元整刘某42018年6月5日），用于证明偿还债务情况；（2）栾某名下交通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清单（2017年6月22日至25日，分四次每次5万元向邓某3转账共计20万元）及汇款凭证（2019年2月19日刘某3向栾某汇款20万元）、收条（今收到刘某3还款贰拾万元栾某2019年2月19日），用于证明偿还债务情况；（3）邓某3丧葬费用票据，用于证明邓某3后事处理费用支出情况。原告邓某1对刘某3上述钱款去向的解释不予认可，对刘某3出示的两张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部分丧葬费用票据的真实性认可，同意邓某3的丧葬费用在邓某3的遗产中扣除。经本院核算，邓某3丧葬费用的支出有证据证实的部分共计63725元。2018年6月14日，余某委托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立有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遗赠遗嘱立遗嘱人：余某，女，汉族，生于1935年12月6日，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公民身份证号：×××。我今年83岁，立此遗嘱时头脑清醒。我自觉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恐百年后子孙后代因为遗产继承而产生纠纷，故立遗嘱；由我口述，委托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陈某律师代书本遗嘱，并由陈某律师、赵某律师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1，我与丈夫邓某4是1958年结的婚，一生相依相伴，丈夫邓某4已于2016年去世。我们共育有两个儿子，分别为长子邓某3（已于2018年4月去世）、次子邓某2。我与丈夫双方的父母都早已去世。2，我的全部财产及相关权利，包括我对西城某号、西城区某号这两间房屋的承租权及其延伸的相关权利所享有的份额，我对西城区某号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份额，以及我对邓某3的遗产可能享有继承权所带来的财产份额，将来全部都遗赠给我的孙子邓某1（系我次子邓某2的儿子，身份证号：×××），其他子孙不得干涉。3，以上遗嘱不经两位见证人见证修改，不得变更。4，本遗嘱一式四份，我本人执一份，受遗赠人邓某1执一份，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保存两份。立遗嘱人：余某（此处为手写签名，并有指纹一枚）见证人：陈某（此处为手写签名）见证人：赵某（此处为手写签名）代书人：陈某（此处为手写签名）2018年6月14日”。同日，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出具（2018）京智律见字第004号律师见证书，内容为“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接受余某，女，身份证号：×××的委托，指派陈某、赵某律师就其代书遗嘱、遗嘱的签署及捺印过程进行律师见证。委托人向见证律师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邓某4之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国地质科学院职工宿舍住房证、房屋所有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见证律师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证件及法律文件，对委托人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询问，并依法出具律师见证书。兹证：余某，女，1935年12月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西城区某号1，于2018年6月1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号号房屋内，在陈某和赵某律师面前，立下了前面的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名捺印。立遗嘱人余某作出的遗嘱是其在头脑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捺印系其本人亲自所为。特此见证。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此处有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印章一枚）见证人：陈某赵某（此处均为手写签名）2018年6月14日余某2018.6.14（此处为手写签名及日期）”。2018年6月30日，邓某1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声明：邓某1（身份证号：×××）于2018年6月28日同意接受余某（身份证号：×××）的遗嘱遗赠，特此声明。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指定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36-1房屋的34%份额及×××长安牌小客车系邓某3、刘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现无证据证明二人对财产有特别约定，邓某3死亡后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其中的一半份额分出为配偶刘某3所有，其余的部分作为邓某3的遗产予以分割。邓某3名下尾号3859光大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在邓某3死亡时的余额及此后入账金额共计389478.92元系邓某3、刘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现无证据证明邓某3、刘某3对财产有特别约定，邓某3死亡后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其中的一半份额分出为配偶刘某3所有，剩余的194739.46元作为邓某3的遗产予以分割。双方均认可邓某3的丧葬费用在邓某3的遗产中扣除，本院不持异议。刘某3主张邓某3名下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在2018年6月4日之后的入账金额不是邓某3的遗产，但未就此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刘某3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邓某3生前存在债务，故刘某3主张从邓某3名下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取出款项用于还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刘某1是否有权继承邓某3的遗产，根据已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刘某1系刘某3于婚前收养的养子，并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邓某3共同收养，邓某3亦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办理收养继子女的手续，故刘某1与邓某3未形成养父子关系。在刘某3与邓某3登记结婚后，刘某1与邓某3形成继父子关系，但刘某1一直在老家读书，2016年上高中后才到北京读书，且在学校住宿，现有的证据难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3、刘某3共同居住生活，刘某1及刘某3亦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刘某1的日常生活、学习等费用由邓某3、刘某3供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1与邓某3具有扶养关系。综上，刘某1无权继承邓某3的遗产。关于余某所立的代书遗嘱，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应认定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但立遗嘱人处分两套公租房的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该遗嘱中余某明确表示将自己对邓某3的遗产可能享有继承权所带来的财产份额全部遗赠给邓某1，邓某1也在知道受遗赠后的两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现邓某1作为受遗赠人，主张按照遗嘱对上述遗产进行继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某3辩称不能证明余某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正常、余某在遗嘱中签字的字体与之前的签字不一致、不认可录像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邓某3生前未留有遗嘱，在其死亡后其遗产分割按法定继承办理，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刘某3、余某共同继承。余某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她的合法继承人，余某生前留有遗嘱，明确表示将其继承邓某3的遗产遗赠给邓某1，故余某应继承邓某3的遗产份额转移给邓某1继承。36-1房屋的17%份额、长安牌小客车的50%份额及扣除丧葬费用后的存款131014.46元应由刘某3、邓某1共同继承，各占一半份额。依据便利生活的原则，36-1房屋归刘某3、刘某1所有，刘某3按该房屋的评估价值给付邓某1相应的折价款480828元；长安牌小客车归刘某3所有，刘某3按车辆现值给付邓某1折价款3750元；邓某3名下尾号3859光大银行账户余额归刘某3所有，刘某3给付邓某16550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号的房屋归原告刘某1、被告刘某3按份共有，其中原告刘某1占66%份额、被告刘某3占34%份额。被告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邓某1房屋折价款四十八万零八百二十八元；二、车牌号为×××长安牌小客车归被告刘某3所有，被告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邓某1车辆折价款三千七百五十元；三、被告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邓某1六万五千五百零七元；四、驳回原告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60元，由原告邓某1负担12680元（已交纳）、被告刘某3负担1268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评估费15150元，由原告邓某1负担3737.5元，被告刘某3负担11362.5元（被告刘某3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邓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人民陪审员  甘源远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房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