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9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广安，男，196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宝莲，女，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广元，男，195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玲，女，196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宝华，男，197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庆春，女，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骄，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负责人：徐敏，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言自，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旗，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迟伟，男，196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被告：张建萍，女，196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被告：刘健，男，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原审被告：王东，女，196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以下简称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及原审被告迟伟、张建萍、刘健、王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6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2.由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是否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发放及迟伟是否按合同约定用途实际使用该借款等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主张合同签订后，其如约向迟伟发放全部借款，对于借款用途，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三条第3.3款第（2）项的约定可以看出，涉案借款的发放都是由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在审核后按照其和迟伟约定的用途直接支付给符合约定用途的交易对手，故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主张涉案借款如约发放，应对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款用途与约定用途是否一致涉及到保证人的担保责任免除的基本事实认定，一审法院没有对该基本事实予以查明，故我方才在一审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对涉案贷款的实际用途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采纳上述申请，作出认定事实不清的判决。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未将涉案的银行卡是否合法更换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而是分配给了我方，导致判决错误。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涉案借款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使用的银行账户卡号为6223190118854311，而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上载明的银行账户卡号却变成了6223200106205986，存在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载明的收/还款账户与《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况，即便是《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了以最终凭证记载为准，但该条约定涉嫌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因很有可能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在与迟伟除了签订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之外还签订了其他合同，这无疑是对保证人利益的损害，此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故应为无效条款。退一步讲，就算上述条款约定有效，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是因原银行卡磁条失效导致更换新卡，其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亦未尽到对迟伟银行卡妥善保管义务，即使确为银行卡磁条损坏而被迫换卡，也应该向法庭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等作为保证人家属，并未在《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一并签字，只是在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供的带有格式条款性质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签字，承诺书明显载明是仅对迟伟涉案280万元借款提供的担保责任，而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却错误地认为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提供的是最高额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不利的解释，《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中担保的借款金额为280万元，与《最高额担保合同》中担保的借款余额为420万元明显不一致，应认定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均是对涉案借款中发放的第一笔280万元借款进行的担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辩称，一、根据我行一审举证的证据，足以证实我行已按照合同约定向借款人迟伟足额发放了借款本金280万元，至于迟伟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了涉案借款并非我行所能控制的，故在《个人借款合同》当中，亦约定了迟伟如不按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二、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上载明的卡号与《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卡号不一致，是因在发放借款时迟伟没有携带《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银行卡，故重新办理了新的银行卡。我行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将涉案借款支付至迟伟新办理的银行卡账户中，并未改变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且我行对迟伟本人持有的银行卡并不负有保管义务，不能因迟伟未携带银行卡而违约不予发放涉案借款。三、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1.5条的约定，该笔借款为可循环方式的借款，迟伟可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金额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而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向我行出具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均明确约定提供担保的借款就是涉案借款，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的上诉请求。王东述称，我不知道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是循环贷款，我认为借款就是一次性的，迟伟第一次偿还之后，我作为保证人就没有责任了。迟伟、张建萍、刘健均未陈述意见。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迟伟、张建萍偿还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2.判令迟伟、张建萍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支付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的利息259815.8元（含复利、罚息），嗣后利息（含罚息、复利）以2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及借据约定的利率计算；3.判令迟伟、张建萍赔偿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22904元，其余尚未发生部分待产生后另行主张；4.判令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迟伟、张建萍、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支付本案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2日，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依据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关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分支机构开业、马立军等80人任职资格的批复》（鲁银监准（2015）37号）规定，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的债权债务由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继。2016年1月14日，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与迟伟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编号为（济农商党支）个借字（2016）年第H403号，约定自2016年1月14日至2018年1月13日，迟伟以可循环方式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280万元，用途为个人生产经营，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按月结息，每月的20号结息，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合同还约定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的，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可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依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合同还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采取诉讼方式，借款人应当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该合同还约定，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卡号为：6223190118854311，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业务，借款的发放、支付、还款……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登记、凭证记载为准。张建萍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出具《借款人配偶承诺书》，载明其系迟伟的配偶，同意迟伟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用于个人生产经营，期限两年，并自愿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同日，张广安、王广元、胡宝华、刘健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自愿为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自2016年1月14日至2018年1月13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项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王东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出具《担保人配偶承诺书》，载明本人自愿与保证人一起，一并为借款人迟伟在贵行申办的借款（金额280万元，用途个人生产经营，期限二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贵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主张，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迟伟拖欠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及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259815.8元未予偿还。一审另查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为此次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22904元。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为证明其已履行了付款义务，提交借款借据一份，拟证明2017年1月3日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经迟伟申请向其实际发放贷款本金280万元，该借款借据载明，“第二联业务部门留存”，放款时间为2017年1月3日，收款账号为6223200103205986，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3日至2018年1月2日，合同号为2016H403,凭证号码为016545201；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立案时提交借款凭证一份，载明“第一联记账凭证”，放款时间为2017年1月3日，收款账号为6223200103205986，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3日至2018年1月2日，合同号为2016H403,凭证号码为016545201。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对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此次庭审提供的原件与立案时不一致，另外对于证明内容也有异议，即使该证据的真实性无问题，那么该借条借据约定的收款还款账户均与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还款账户不一致，不排除迟伟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除了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外还签订了其他合同，这无异是对保证人利益的损害，不应支持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的举证目的。对该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立案时提交的借款凭证与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借款凭证虽不一致，但不同之处仅在于凭证的次序不同，该不同系日常交易中的普遍存在交易习惯，仅是在交易时凭证各联的作用不同而已，从两联凭证记载的合同编号、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凭证号码可知，两联凭证系记载了同一笔交易，虽然该凭证记录的迟伟收款账号与合同约定不同，但根据合同约定“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卡号为：6223190118854311，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业务，借款的发放、支付、还款……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登记、凭证记载为准”，故借款凭证记载的收款账号与借款合同约定的账号不一致亦符合双方合意，结合借款凭证记载的合同编号、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可知，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该笔借款的发放系履行其与迟伟签订的编号为（济农商党支）个借字（2016）年第H403号的《个人借款合同》。虽然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抗辩不排除迟伟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除了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之外还签订了其他合同，但未举证推翻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的上述证据，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于2017年1月3日向迟伟发放借款28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与迟伟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张建萍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出具《借款人配偶承诺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依约向迟伟发放了借款，迟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迟伟尚拖欠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及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259815.8元未予偿还,已经构成违约。借款合同对罚息、复利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有权要求迟伟偿还上述欠款。且因迟伟的违约行为，造成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为此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22904元，系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的实际损失，依据合同约定，迟伟应对该损失予以赔偿，对基于本合同尚未发生的律师代理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张建萍应当按照其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出具的《借款人配偶承诺书》中的约定，对上述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要求迟伟、张建萍偿还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支付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的利息259815.8元（含复利、罚息），及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借款合同及借据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含罚息、复利）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担保人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均系真实有效的合同，该合同和承诺书虽系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供的格式条款，但无免除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责任、加重保证人责任或排除其权利的内容，上述合同的签订系各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是银行贷款活动中的惯常做法，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保证人不能以上述合同为格式合同为由免除合同义务。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庭前申请调取迟伟在2017年1月前已偿还280万借款的证据，对该事实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予以认可，但是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认为案涉借款合同为可循环贷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向迟伟第一次发放了280万元，迟伟于2016年12月31日偿还了该笔借款，2017年1月3日迟伟再次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申请发放了280万元借款。综合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账卡、利率变动明细表、欠息明细表等证据，对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向迟伟于2017年1月3日再次发放了280万元的事实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均是载明了系对迟伟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担保，而并非针对可循环周期中哪一笔借款的担保，故依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要求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要求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对涉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予以支持。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于2019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该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法庭辩论亦已终结，其申请调取的证据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的范围，对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迟伟、张建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二、迟伟、张建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截止至2018年11月21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259815.8元，嗣后利息（含罚息、复利）以2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及借据约定的利率计算；三、迟伟、张建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丰支行损失22904元；四、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47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迟伟、张建萍、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刘健、王东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向本院提交：借款人迟伟开办的山东硕鑫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鲁01执655号对山东硕鑫投资有限公司限制消费令、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信息网关于对山东硕鑫投资有限公司（2016）鲁0103执1432号执行信息各1份。欲证明迟伟于2016年12月31日已向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还清了涉案贷款。迟伟系山东硕鑫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证据证明迟伟在借款之时不具备借款资质，但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依旧向迟伟发放涉案贷款，迟伟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属于重大事项的变更，应重新征求担保人担保的意愿，否则保证人应当免责。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限制消费令真实，其发布时间是2018年8月25日，与我行放款时的资质审查没有关系，迟伟就涉案借款提供了多个保证人对其履行能力进行担保，证实其有还款能力，涉案借款的保证人对迟伟的经营状况比我行更为清楚，故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的上述证明观点不能成立。王东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另，2019年9月11日，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一份，申请本院调取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对迟伟审核、批准及发放贷款等全部业务资料、为迟伟办理换卡业务凭证及卡号为6223190118854311和6223200106205986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关于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向本院陈述如下：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是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的上级管辖行。借款客户迟伟于2016年1月14日到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下属单位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办理涉案借款合同签约事宜，迟伟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签订涉案《个人借款合同》，合同金额280万元整，合同约定账户为迟伟名下账号为6223190118854311的银行卡结算账户，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该笔借款采用可循环方式，迟伟可在280万元，自2016年1月14日至2018年1月13日的额度、期限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2016年1月15日，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下属的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在向迟伟发放借款过程中，迟伟声称《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账号为6223190118854311的银行卡不慎丢失，要求重新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用于涉案借款的发放，故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为其重新办理一张账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银行卡，因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当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所记载的要素与合同约定或提款申请书不一致时，以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所记载要素为准，故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当时没有要求迟伟另行出具更改账号的变更手续，并于合同签订当日由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将280万元借款本金发放至迟伟新办理的账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银行账户内，同时将该账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银行账户明确记载于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中。因该笔借款为受托支付，在280万元款项发放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受迟伟的委托将上述款项支付至迟伟的交易对手高希东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36682340004500509的银行账户中，用于购买材料。2016年12月31日，迟伟将2016年1月15日发放的280万元借款偿还完毕后于2017年1月再次申请支用。2017年1月3日，迟伟至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办理第二次贷款发放手续时，声称其名下账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银行卡丢失，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为其办理了挂失补办手续，并重新办理了账号为6223200106205986的银行卡作为第二次发放贷款的银行账户，故本次发放贷款的账号由6223200101026650变更为6223200106205986，原账户6223200101026650的交易流水自动顺延至新号6223200106205986项下。贷款发放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将该笔贷款受托支付至迟伟指示的交易对手山东琳琳商贸有限公司在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槐西支行开立的账号为9010101108842050005550的银行账户中。根据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放款账号6223190118854311的银行流水及人民银行征信查询报告可以看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期间及借款期限内，迟伟在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仅有一次涉案借款，同时说明保证人为迟伟提供担保的借款在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是唯一的一次借款，不存在其他借款的情况。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对其上述陈述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账号分别为6223200101026650和6223200103205986的银行卡活期查询表2份，证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下属的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已向迟伟实际发放了280万元的借款本金；2.2016年1月15日，IC卡签收单、结算业务申请书、特种转账凭证各1份。证明涉案借款第一次发放时迟伟在该行申请了卡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新卡的事实，同时受迟伟的委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将该笔贷款发放至高希东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36682340004500509的账户中，用于购买材料；3.2017年1月3日，挂失申请书、预制卡即时换卡签收单各1份，证明迟伟在第二次借款放款时将卡号为6223200101026650的银行卡挂失，并更换了账号为6223200106205986的银行卡用于接收发放贷款；4.电汇凭证1份。证明按照迟伟的委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将该款项支付至迟伟的交易对手山东琳琳商贸有限公司在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槐西支行开立的9010101108842050005550的账户中；5.合同约定的卡号为6223190118854311的银行卡银行流水1份。证明该卡业务流水上没有280万元的贷款，证明迟伟的该次贷款是在该行的唯一贷款；6.迟伟计息流水1份。证明截至2018年11月21日迟伟尚欠借款本金280万元，利息合计312716.13元，该利息数额扣除迟伟已偿还的52900.33元利息，实际欠息数额为259815.8元。对于上述证据，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该两份活期查询表记载内容一致，结合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交的证据5涉案的三张银行卡上都有交易记录，故卡号分别为6223190118854311、6223200101026650、6223200106205986的银行卡应都属于能正常使用的银行卡，但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未向《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银行卡6223190118854311发放借款，违反了《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不能证实其按约发放了借款；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个人借款合同》第3.3条第2款明确约定银行需严格审查迟伟的借款用途，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仅提交转款单等证据，未对相应的审核业务资料进行举证，不能证明将涉案贷款按约定用途支付给了迟伟的交易对象，更无法谈及让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承担担保责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通过该流水明细表可以看出该卡一直在正常使用，而不是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主张的已经挂失停用，既然该卡能够正常使用，首先应当向该卡发放涉案贷款，以监控涉案贷款的正常使用，因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违反了《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应当免除担保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判断，相关结果在其导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颇。迟伟借款还息明细初始时间是2017年10月25日，我方认为还款日期应该更早，数额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准。对于上述证据，王东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涉案的保证人均没有偿还能力，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在借款发放时未对保证人的资质进行核实，实际履行发放借款的银行卡号与迟伟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不一致，该项变更没有通知保证人，应当属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违约，我对迟伟实际偿还借款利息的情况不了解。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提交的山东硕鑫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6）鲁01执655号限制消费令、（2016）鲁0103执1432号执行信息均为复印件，不符合提交证据应提交原件的举证要求，限制消费令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执行信息的立案时间为2016年7月12日，均发生于涉案的《个人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与涉案借款发放前对借款人迟伟资质审查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未就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对借款人资质审查违规即对保证人责任产生影响的其他证据进一步举证，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交的证据1至4的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未能举证对其真实性予以反驳，结合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对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的陈述，与其举证的上述证据欲证明的事实均能一一对应，且符合证明逻辑，故本院对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根据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二审期间举证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其向本院陈述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属实，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系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的上级管辖行，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经办的具体借款业务，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有权以其名义提起诉讼并主张权利。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庄支行与迟伟、张广安、王广元、胡宝华、刘健分别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张玉萍作为借款人迟伟的配偶，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王东作为张广安、王广元、胡宝华、刘健的配偶分别出具的《借款人配偶承诺书》《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认真遵守、按约履行。上述合同签订后，由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于2016年1月15日向迟伟发放了《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第一笔280万元借款，迟伟亦于2017年12月31日将该笔借款本息予以清偿。因《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了涉案借款采用循环借款方式，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迟伟可就280万元借款随借随还，循环使用，故迟伟于2018年1月3日再次向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申用280万元借款，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于当日将280万元借款本金发放到迟伟新申请办领的、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载明的账号为6223200106205986的银行账户内，并受托支付给迟伟指定的交易对手山东琳琳商贸有限公司，上述借款发放后，迟伟未能按约偿还，其配偶张玉萍、保证人张广安、王广元、胡宝华、刘健及其保证人配偶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王东均未履行其承诺的共同清偿责任或保证责任，其行为均构成违约。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上诉主张因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的发放过程及借款人迟伟是否按合同约定用途实际使用该借款等事实认定不清，通过合同约定借款账户与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账户不一致的事实，不能排除除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借款合同，故有损于保证人利益，迟伟与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合意变更合同借款用途的行为未重新征得各保证人同意，应当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并就此向本院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对此，本院认为，二审中，本院已就涉案借款的发放过程让当事人进行了进一步的举证和质证，对涉案《个人借款合同》项下先后两笔借款发放过程的事实予以了查明，根据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于个人生产经营的用途和采取受托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而分理处亦先后将涉案两笔280万元借款分别支付给迟伟指定的交易对手，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改变了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虽然《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发放账户，但与此同时亦约定了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该约定合法有效，亦是金融机构行内惯例做法，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在二审中亦举证了借款发放、支付等的银行流水和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且自证在此期间涉案借款是迟伟在该行的唯一贷款，故本院认为，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上诉主张的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主张因上述理由导致保证责任免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主张其为保证人配偶仅是在《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签字，《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载明的是对迟伟的28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担保的借款余额为420万元明显不一致，故其仅应就涉案借款发放的第一笔已经偿还完毕的280万元借款进行的担保，现因该笔借款已经实际偿还，故担保责任应予免除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出具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载明的内容，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系承诺其本人自愿与保证人一并为借款人迟伟申办的借款金额28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其承诺书中承诺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系与保证人一并承担责任，而保证人的责任依据为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亦并未特指系涉案借款中哪一笔借款，且现济南农商行润丰支行要求其承担的即为一笔借款本金为280万元借款的保证责任，并未加重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承诺的保证责任额度，故胡宝莲、张秀玲、胡庆春的上述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有所偏差，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470元，均由上诉人张广安、胡宝莲、王广元、张秀玲、胡宝华、胡庆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培森审 判 员 赵永先审 判 员 李平公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 婷书 记 员 王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