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8437号原告：王越涛，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素芬（原告之母），河北省深泽县农机监理站退休人员，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法定代表人：王福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树宁，北京兰普瑞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雪梅，北京兰普瑞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越涛与被告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人事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越涛之委托代理人吕素芬，被告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树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越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被告2017年3月为原告办理的离职手续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7年4月8日从部队转业到被告，是正式在编人员，2014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职工内退协议。2017年3月26日，原告家人唐伟（原告妹夫）在原告未签署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向被告提交了辞职申请，辞职申请上非原告签字，而是唐伟代签字，并向被告提供了其代签的委托手续，2017年3月31日被告批准原告离职并出具离职证明，原告对于唐伟代办辞职并不知情，直至2017年11月才得知辞职。实际上委托办理辞职手续是原告母亲委托唐伟办理的。2018年4月21日原告找王福清主任反应情况，提出来离职手续无效，但王福清告知需要单位领导集体商议。被告商业科技质量中心辩称，被告系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原告1997年4月从部队转业安置到被告处，是正式在编人员。2014年9月1日，双方签订职工内退协议，内退时定级为处级干部。被告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根据公务员法第90条和93条的规定，公务员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申诉或者向上级控诉，而不是仲裁或诉讼，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离职申请是原告的真实意思，在办理过程中，原告本人多次与被告的办理人员交流，要求快点办，并非原告所说不知情。原告于3月2日提出辞职申请，3月17号被告开会同意其辞职申请，3月31号给原告办理完辞职手续。是唐伟来办理的,被告未问过委托手续是谁签字的，但与原告电话确认且原告也多次催促办理。经审理查明，1995年5月11日国内贸易部科技质量中心（以下简称贸易部科技中心）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准成立，事业编制，全额拨款。1997年4月，原告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转业安置到贸易部科技中心工作。1997年9月2日贸易部科技中心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批准同意贸易部科技中心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范围，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1999年6月17日贸易部科技中心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名称变更为国家国内贸易局科技质量管理中心。2002年2月10日，国家国内贸易局科技质量管理中心变更名称为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即本案被告。2014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职工内退协议。2017年3月2日的辞职报告载明：“本人由于个人原因，现申请办理辞职手续，恳请中心领导考虑我的实际情况，予以批准。”2017年3月26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不能亲自办理离职相关手续，特委托本人妹夫唐伟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7年3月17日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中心职工王越涛的离职申请，3月底前办完一切离职手续。2017年3月底，原告党组织关系从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转出。2017年3月31日被告出具离职证明,同意原告的离职申请。当日被告向丰台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出具介绍信，同日该中心出具存档商调函，同意原告委托其单位保存其人事档案。原告表示，其知晓党组织关系转出的情况，但辞职手续系其母亲委托其妹夫唐伟办理的，委托书手续和辞职申请均非原告签字，而是唐伟代签字，原告对此并不知情，直至2017年11月才得知，并于2018年4月21日找王福清主任反应情况，但未得到解决，因此该辞职手续对原告并不生效。被告则主张虽然授权委托书和辞职申请非原告本人签字，但原告知晓辞职事宜并与被告进行了确认，且曾催促被告尽快办理离职手续。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孙艳侠的情况说明、照片、唐伟的情况说明、2017年3月10日的通话记录、2018年4月21日的通话记录、微信记录。其中孙艳侠的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3月9日王越涛告诉我他单位的领导联系他巡视组要到单位巡视，王越涛将被作为重点巡视对象，为了避免被处理，让他办理辞职。他本人收到通知后很紧张，因为我生二胎孩子的问题，单位已经对他做了警告，并让他提前办理了内退。突然接到单位的通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当时髌骨粉碎性骨折，他需要照顾我和孩子们无法回单位了解情况，王越涛就把情况告诉了他在北京的父母，但王越涛很不愿意辞职，因为已经办理了内退两年多了，并且家庭负担很重，他父母年老多病十分焦急，让我劝他辞职，在回复单位领导的一些短信上，我私自做了一些回复。”唐伟的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3月11日，我岳母吕素芬（王越涛母亲）告诉我，让我去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办理王越涛辞职手续，岳母告诉我是单位领导通知王越涛巡视组要到单位巡视，王越涛将作为重点巡视对象，为了避免被处理，要尽快去办理辞职手续，当时我岳父岳母十分焦急，我岳父前后三次做了6个支架，并且患有高血压，我岳母也患有心脏病、长期服药，并且王越涛去美国探亲不能回来，于是我就再没有王越涛授权的情况下，自己签了所有需要的王越涛签名的文件，办理了他的辞职手续，办理手续时该中心办公室姓崔的处长看到我签的王越涛的签名时说，我和王越涛共事快20年了，这些都不是王越涛的签名，但中心还是办理了王越涛的辞职手续。”微信记录载明：2017年3月8日至9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有通话情况。2018年4月原告发微信提出恢复内退的要求，并同时称“把我办辞职了中心说了算，我申请复议就中心不说算了”、“您当时给我分析辞职的帮我和我申请复议的帮我也应该同样吧。……”。被告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诉讼中，本院庭审中与孙艳侠通话，针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孙艳侠表示：该情况说明系其本人书写，当时出于对家庭情况及家人的担心，其私自用原告的手机给被告单位领导发送短信表示同意辞职，同意辞职这个事情并非原告所做的决定，而是其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替原告所做的决定，但是在办理完辞职手续后就告知了原告。另查，2019年3月11日，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日该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原告不服，在法定时限内起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不予受理通知书、内退协议、情况说明、照片、报告单、微信、对话记录文字稿、聘任协议、辞职报告、委托书、会议纪要、请示、离职证明、商调函、介绍信、存档人员登记表、劳动合同证明、视同缴费证明、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工资通知单、转业安置证明、通知、批复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原告要求确认其被告办理的辞职手续无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系其母亲委托其妹夫唐伟办理辞职手续，辞职手续未经其同意，且其不知情的情况。一方面，原告陈述其在2017年3月其接到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电话告知其可能被列为重点巡视对象，劝其办理离职手续后与其母亲联系，并将此事告知其母亲可知，原告与其母亲就该事情进行过联系。另一方面，孙艳侠（原告称系其前妻）的情况说明中写明其用原告手机回复被告领导同意办理离职的信息，由此可知，被告在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曾与原告进行过联系，现虽然孙艳侠表示该短信系其个人私自回复，但明显不合情理。且在本院对其询问时曾说在办理完离职手续就已告知原告本人，而庭审中原告代理人又表示直到回国原告才知晓已经办理离职手续。另外，在办理离职手续的同时，原告的党组织关系也同时转出。考虑到办理辞职手续对于个人的意义及办理辞职手续的事情原告母亲、孙艳侠均知晓的情况。本院认为唐伟办理辞职手续系受原告委托，被告也有理由相信系原告委托唐伟办理辞职手续。另外，原告未就辞职手续存在无效的情形向本院出示证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越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越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宁泽兰人民陪审员  李晓华人民陪审员  李智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徐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