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65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沛荣，男，1962年6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兴开，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捷，男，1955年5月28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沛荣与被上诉人王捷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3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后，陈沛荣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7）黔民终86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18）黔23民初113号民事判决。陈沛荣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沛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偏信被上诉人一方说辞，认定上诉人自愿拿出1000万元解决价差问题，根本不符合本案基础事实。首先，关于贞丰县新鸿发煤矿（以下简称新鸿发煤矿）转让交易价格的谈判过程以及2014年4月11日的协议产生原因及过程，上诉人在一审答辩和庭审中已作详细陈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实际只受让了煤矿30%的股份，怎么可能会单独承担1000万元的所谓价差款？按双方正式签订的《贞丰县新鸿发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所确定的股份转让价格计算，新鸿发煤矿每一股份的转让价格为180万元，如由上诉人单独承担1000万元，意味着上诉人将单独承担新鸿发煤矿约5%的转让价款，上诉人再愚笨也不会这样做。其次，上诉人在王某于2014年4月11日拟写的《贞丰县新鸿发煤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上签字前，上诉人代表的购买方与新鸿发煤矿原合伙人协商谈判的价格差距是2000万元。即上诉人方最后出价为1.6亿元，新鸿发煤矿原合伙人中则存在分歧，王某代表被上诉人王捷同意上诉人方的出价1.6亿元，但原合伙人黎某坚持少了1.8亿元就不同意转让。因王某提出可以做黎某的工作让其同意按1.6亿元转让，并要求单独支付1000万元的好处费，才产生在2014年4月11日提前签订《补充协议一》的事实。如煤矿交易双方于2014年4月11日已就煤矿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根本无需提前签订所谓的《补充协议一》，也无需到第二天才签订正式协议。证人王某称2014年4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一》是为第二天最终签订正式协议作准备，不是事实。如双方在2014年4月11日已对交易价格达成一致，被上诉人所称的“僵局”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根据黎某的录音证言，在新鸿发煤矿转让过程中，黎某只是坚持少了1.8亿元就不同意转让，而王捷、王某兄弟是同意按1.6亿元转让的，黎某并没有证实他本人及王捷、王某兄弟坚持要1.9亿元才同意转让的事实。在本案煤矿交易过程中，交易价格的价差是1.6亿元和1.8亿元之间2000万元的价差，根本没有出现过1.8亿元和1.9亿元之间的价差。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所谓1000万元价差是多少金额之间的差额，并不能当庭作出任何回答和解释。被上诉人在庭审后补充提供材料时称，煤矿转让谈判过程中，陈沛荣一方出价为1.8亿元，而黎某要价为1.9亿元，双方的价差为1000万元，为打破交易僵局，陈沛荣提出单独自愿补偿1000万元。这不仅与本案客观证据相矛盾，也违背基本的常理逻辑。二、2014年4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一》的形成原因是王某代表的转让方意图索取1000万元好处费，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价差款或转让款。首先，煤矿转让交易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卖方黎某或王捷提出要价1.9亿元的情况，也不存在上诉人自愿拿出1000万元平衡所谓转让价差的问题。如果黎某要价是1.9亿元，上诉人出价是1.8亿元，上诉人再额外补偿1000万元后，煤矿的实际转让价款已达1.9亿元。此种情况下，对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上诉人完全可以答应黎某的要价条件，直接按1.9亿元的价款签订转让合同，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事先签订1000万元的《补充协议一》，并独自承担1000万元。上诉人仅为买方之一，并且只参与受让煤矿30%的份额，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是为了打破所谓的僵局而独自承担所谓的价差1000万元，纯属画蛇添足。其次，本案煤矿交易是整体谈判成交，在正式协议签订前的谈判过程中，双方根本没有谈到上诉人与合伙人杨某如何受让被上诉人王捷及黎某的股份以及各自受让的比例问题。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在2014年4月11日已确定受让被上诉人王捷的30%股份，并自愿在与王捷的30%股份交易中拿出1000万元处理价差问题，根本不能成立。其三，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自圆其说。被上诉人提供的贵州黔越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越公司）的证明称上诉人承担的价差1000万元是在与王捷交易的30%合伙份额中处理，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则称1000万元是对整个煤矿的补偿。前述证据自相矛盾，根本不可能掩盖本案1000万元属于好处费的实质。三、2014年4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一》不具备成立生效的前提条件，一审判决上诉人按该《补充协议一》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不成立。首先，在双方未签订正式协议的情况下产生所谓的《补充协议一》，不符合基本的常理逻辑。被上诉人质证时将2014年4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一》认为是2014年4月12日正式协议的“补充和变更”，更是荒谬。其次，2014年4月11日《补充协议一》的产生背景是在转让方与受让方关于煤矿转让价格的谈判存在2000万元差距的情况下，王某为促成转让而提出由其做黎某的说服工作，如黎某能同意按1.6亿元转让，要求上诉人单独多支付1000万元的好处费。整个协商过程是由王某与上诉人单独协商的，被上诉人王捷当天根本没有在场。协商后由于王某担心黎某知道此暗中操作，才没有将此内容明确写在《补充协议一》中。但上诉人当天已将此情况告诉过合伙购买人杨某，杨某的意见也是如能按1.6亿元成交，同意单独支付王某1000万元的好处费。杨某对此事实的证言具有客观性，应予采信。第三，2014年4月12日双方再次协商煤矿转让价款时，由于王某未能做通黎某的工作，黎某坚持少了1.8亿元不同意转让，上诉人方最终让步，同意按1.8亿元成交并签订《转让协议》。由于王某并没有按约定做通黎某的工作，2014年4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一》不具备成立生效条件，该《补充协议一》约定的1000万元款项已丧失存在和履行的事实基础。一审法院根据该《补充协议一》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根本不能成立。四、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直接导致对案件基础事实和原因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未采信上诉人与黎某的谈话视频，违背了采信证据的客观性要求。2017年3月13日，上诉人与黎某的谈话视频是在黎某未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所作的。该谈话视频前后连续，一审判决认为该谈话视频不完整并无根据。黎某在此次谈话视频中根本未提到煤矿按1.9亿元转让的事实，也从未提出上诉人单独、自愿支付1000万元价差款的问题。但一审判决对此客观证据不予采信，而对其反复、矛盾的书面证明材料和受外界影响后的到庭证言予以采信，明显有失公正客观。其次，一审判决采信王某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王某参加了本案原审整个庭审过程，其后又以证人身份接受过原审法官的调查，本案重审中又再次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到庭作证，其本身与本案被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一审判决采信其证言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第三，黔越公司的说明材料不具有客观性，依法不应采信。黔越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并且不是2014年4月11日《补充协议一》的当事人，由其证明该协议的产生过程不合逻辑。此外，黔越公司的证明内容与黎某2017年3月13日谈话视频内容相矛盾。五、一审法院对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处理还存在如下错误：第一，本案2014年4月11日的《补充协议一》与2014年4月12日双方正式签订的《转让协议》及《贞丰县新鸿发煤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一审法院只看到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一》签字的表面事实，未查清上诉人签字的原因事实，以致对《补充协议一》认定处理错误。第二，一审认定在1.8亿元转让价款外，上诉人还要再支付转让款1000万元，与本案新鸿发煤矿在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煤矿转让价款为1.8亿元明显存在矛盾。第三，被上诉人所称已根据《补充协议一》向黎某支付600万元的事实并不成立。被上诉人称其在2014年4月17日已将600万元支付给黎某，但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才要求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对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后向法庭提交的谈话录音，上诉人只是认可签过1000万元的《补充协议一》，但由于王某未说服黎某同意按1.6亿元转让煤矿，上诉人并没有同意向被上诉人支付约定的1000万元。第五，上诉人实际仅受让煤矿30%的份额，一审判决上诉人全部承担所谓价差款1000万元，明显有失公允。综上，一审判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被上诉人王捷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案涉合同交易的基础事实。1、《补充协议一》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4月11日，双方就贞丰县新鸿发煤矿买卖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卖方黎某、王捷和买方陈沛荣均以达成1.9亿元转让价的合意，但杨某还是坚持按1.8亿元的分担价款。陈沛荣权衡再三，拍板决定独自承担这1000万元的差额。由于他和黎某之间没有交易的标的，因此要求这1000万元的补偿协议由陈沛荣和王捷签就行了，但是王捷必须保证拿出600万元（1000万元×黎某的份额60%）给黎某，以满足黎某按照1.9亿元分配转让款的要求。经征求黎某的意见，黎某也同意这样处理。这样，王某按照双方商量定的意思，拟了协议，并经王某现场宣读，双方确认无异议后，即签下《补充协议一》。换个角度说，《补充协议一》的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上述交易的基础事实。上诉人陈沛荣于2003年12月28日开办贞丰县挽澜正大煤矿，该矿与案涉的新鸿发煤矿紧紧相邻，两个煤矿为同一煤层资源，因此，上诉人对新鸿发煤矿的井下资源的价值是了然于心的。上诉人作为长期从事煤矿行业的投资人，也是当地知名的煤矿企业家，对煤矿的发展规律及投资回报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判断，因此，上诉人自愿承担价差是有其丰富的从业经验、对交易煤矿的价值有成熟的研判和雄厚的经济能力等作为坚实基础的。《补充协议一》明确约定1000万元是“陈沛荣自愿补偿”，上诉人对该《补充协议》打印的内容及陈沛荣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即已确认补偿100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2、《补充协议一》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补充协议一》有一个附生效条件的条款，即正式协议签署生效后，该补充协议生效。这是上诉人担心在第二天签订1.8亿元的正式协议时出现意外情况而作出的预防性安排，体现出《补充协议一》消除交易分歧、统一买卖双方意见的功能，也反映出《补充协议一》是第二天签订正式协议的基础和前提，二者均是整个新鸿发煤矿交易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双方在4月12日已经签订了正式协议并履行，该生效条件已经成就，《补充协议一》已经生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对《补充协议一》的真实性认可，其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已经由王某当场对其宣读协议内容，其才签字捺印。因此，《补充协议一》应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核心证据。上诉人一审答辩意见所述的付款条件，实质上已经对《补充协议一》的内容进行重大变更，上诉人应就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陈沛荣与王越、王某的谈话录音，经上诉人质证无异议。在该录音资料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认可这1000万元的债务，未能付款的原因是其退出煤矿的经营无支付来源。如今上诉人又辩解付款条件不成就，上诉人的主张反复无常，其上诉理由不可信。3、黎某提交的书面证言及其亲自出庭作证的证言，均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等相互印证，证明在1.8亿元之外，还有600万元是由王捷向其支付，他本人已经实际按照1.9亿元转让总价分配了转让款，印证了《补充协议一》的基础事实就是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4、王某的证言、黔越公司的说明材料等证明的内容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王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煤矿转让款1000万元，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85万元，合计1285万元；2、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重审期间，原告补充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初，陈沛荣、杨某为与王捷、黎某转让新鸿发煤矿，由陈沛荣与转让方代表王某进行磋商。2014年4月11日，陈沛荣与王某商定并签订了《补充协议一》，约定“陈沛荣自愿补偿贞丰县新鸿发煤矿前期投入款400万元及转卖时多付黎某600万元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自正式协议签署后，陈沛荣将1000万元直接付给王捷，必须在2014年年底全部付清。”王某在落款日期后备注“新鸿发煤矿转让给陈沛荣合同生效，此补充协议生效”，陈沛荣在“应付款人”一栏及备注内容下均作了签名捺印。次日，王捷、黎某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陈沛荣、杨某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黎某将持有的新鸿发煤矿60%的股份转让乙方杨某，王捷将持有的新鸿发煤矿10%的股份转让给杨某，王捷将持有的新鸿发煤矿30%的股份转让给陈沛荣；转让标的项下财产为新鸿发煤矿的全部企业资产、生产经营权、采矿权等财产权及与财产权相关的权益，全部合伙份额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8000万元；协议签订后二日内，乙方支付甲方转让款70%即12600万元，支付该款当日甲方向乙方移交该矿完整的财务资料、相关证照原件、图纸、征地及其他纠纷处理协议等文件资料、矿井地面井下物资设备财产等与生产有关联的所有设备，乙方正式接管煤矿、进矿组织生产经营，甲方正式退出该矿的经营管理。同日，黎某、王捷与杨某、陈沛荣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约定首期支付的12600万元中，扣除王捷的前期投入3286万元后，余款才按黎某与王捷的合伙份额比例分配，黎某享有5588.4万元，王捷享有3725.6万元。2014年4月14日，杨某、陈沛荣支付了首付款1.26亿元后，正式接管了新鸿发煤矿，取得了企业合伙人资质，并全额控制了新鸿发煤矿。4月17日，王捷将《补充协议一》中约定的600万元，以现金180万元和抵扣债务420万元的方式支付给了黎某。从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陈沛荣未按照约定支付王捷1000万元补偿款，王捷遂委托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发函催要无果，2017年1月中旬，陈沛荣到黔越公司与王某、王越谈话时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认可欠王捷1000万元的事实，他拖欠的原因是他没有能参与到新鸿发煤矿的经营当中，没有还款的来源。 一审另查明，新鸿发煤矿于2011年7月取得贵州省国土厅颁发证号为C5200002009121120047820《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2月，由黎某和王捷合伙经营，合伙份额分别为60%、40%。2016年4月21日，新鸿发煤矿的营业执照名称由“贞丰县新鸿发煤矿”（普通合伙）变更为“贵州黔越矿业有限公司新鸿发煤矿”，类型由普通合伙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为杨某。2016年5月26日，该煤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负责人由黎某变更为杨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应当如何确定？1000万元是什么性质？2、《补充协议一》相对于《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是否独立存在？《补充协议一》是否被《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变更取代？3、陈沛荣应否支付王捷1000万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85万元？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的案由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系因新鸿发煤矿原有合伙财产份额转让而产生的纠纷。虽然在本案中的案涉合同均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拟写合同，但在贵州省国土厅于2011年7月颁发给新鸿发煤矿的证号为C5200002009121120047820《采矿许可证》中，明确记载了新鸿发煤矿由黎某和王捷合伙经营，合伙事务执行人为黎某。从该《采矿许可证》记载的内容来看，新鸿发煤矿系合伙企业，黎某、王捷与杨某、陈沛荣之间的转让，仅为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而非公司股权的转让。本案实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关于100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本案源于新鸿发煤矿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原告等人与被告陈沛荣多次协商新鸿发煤矿转让事宜，因平衡转让价差的问题而签订了《补充协议一》，该协议以《转让协议》的生效为前提。《补充协议一》中也明确了陈沛荣自愿补偿的是贞丰县新鸿发煤矿前期投入款400万元及转卖时多付黎某600万元。而并非被告陈沛荣所述的好处费。故该1000万元的性质应视为陈沛荣自愿另行支付给王捷的财产份额转让款。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补充协议一》相对于《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是否独立；《补充协议一》是否被《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变更取代的问题；1、从合同主体上来看，《补充协议一》的主体为王捷和陈沛荣，而《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的主体则为黎某、王捷与杨某、陈沛荣，前一协议与后两个协议的签约主体不同。2、从合同内容上来看，首先，《补充协议一》的约定除了附以《转让协议》生效才生效的内容外，其余与《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无关联。《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二》为一体，《补充协议二》是对《转让协议》的补充。两者在内容上不存在变更或覆盖《补充协议一》的情况。其次，《补充协议一》签订后，陈沛荣在王捷向其催收后虽未付款，但其在2017年1月中旬与王某、王越的谈话录音中，还明确认可尚欠王捷1000万元补偿款的事实，而此时其与杨某仍在履行《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该录音及陈沛荣履行《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的行为证实，陈沛荣负有履行该三个协议的约定义务，同时证实《补充协议一》内容独立于《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二》。因此，陈沛荣称《补充协议一》中的1000万元系其承诺王某说服黎某将煤矿转让价确定为1.6亿元才予支付王捷的好处费不可信。王某的证言较为客观，应予采信，即《补充协议一》是转让方坚持要价1.9亿元，陈沛荣、杨某出价只有1.8亿元的情况下，陈沛荣为打破交易僵局，提出由其单独补偿王捷1000万元，再由王捷按股份比例给付黎某600万元，满足转让方1.9亿元转让条件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因《补充协议一》双方的目的明确，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不在《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范围内，协议系独立完整的合同。故《补充协议一》相对于《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独立存在，《补充协议一》明确1000万元由陈沛荣向王捷支付，王捷为该协议的最终权利人，王捷事后在该协议上签名甚至不签名都不影响其权利的享有。黎某不是《补充协议一》的合同相对方,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约定的内容也不存在损害黎某利益。其内容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亦未被《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变更、取代。所以该合同成立且不存在无效情形。陈沛荣辩解，《补充协议一》已被《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变更取代，《补充协议一》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陈沛荣应否支付王捷1000万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85万元的问题。上述已说明，《补充协议一》自2014年4月12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生效。在2017年1月，陈沛荣到黔越公司与王某、王越的谈话录音中，陈沛荣依然自认欠王捷1000万元的事实，只因他没有能参与到新鸿发煤矿的经营当中和没有还款的来源而未履行义务。如果真如陈沛荣所述“1000万元不应给付”，陈沛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双方的争议。陈沛荣可以在《补充协议一》签订后的一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也可以在次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中专门罗列一条款进行说明，也可以要求从王捷处收回《补充协议一》，还可以另立补充协议说明原2014年4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作废。但事实上，陈沛荣未采取任何措施解除《补充协议一》，足以推定陈沛荣默认欠王捷100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陈沛荣理应按《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向王捷支付1000万元。对王捷要求陈沛荣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85万元的诉请问题，从该款的性质看，仅系转让款中的补差部分，并非王捷的实际投入。双方在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中，就本案争议的1000万元补偿款未约定利息，且在2016年12月发给陈沛荣的律师函中，王捷也未要求支付利息。故对王捷要求陈沛荣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85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已生效，原告王捷诉请被告陈沛荣支付1000万元补偿款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告诉请陈沛荣支付285万元的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笫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陈沛荣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捷支付1000万元；二、驳回原告王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泫》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35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5350元，由原告王捷负担8550元，被告陈沛荣负担868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供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陈沛荣应否单独向被上诉人王捷支付10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的《补充协议一》《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等协议的真实性及新鸿发煤矿财产份额已经完成转让且该煤矿已完成兼并重组等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陈沛荣应否单独向被上诉人王捷支付1000万元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捷主张陈沛荣为解决双方煤矿转让中存在的价格分歧，自愿拿出1000万元解决转让款的价差问题，从而双方签订了涉案的《补充协议一》，被上诉人王捷据此主张上诉人陈沛荣支付差欠的1000万元转让款，并提供《补充协议一》《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陈沛荣的谈话录音、王某的证言、黔越公司出具的说明、黎某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证言、相关打款凭证及借条等证据拟证实其主张。上诉人陈沛荣辩称2014年4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一》，其承诺支付1000万元的前提是王某说服黎某将煤矿转让价确定为1.6亿元，但次日签订的正式《转让协议》已经将煤矿转让价确定为1.8亿元，故其不应再支付该1000万元好处费；《补充协议一》已被《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二》变更取代，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王捷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转让价款是1.8亿元，不可能在1.8亿元之外另外还有1000万元转让款；虽然上诉人陈沛荣在《补充协议一》上签字，但涉案煤矿不是转让给上诉人陈沛荣一个人，上诉人是与杨某共同受让，故《补充协议一》不具备生效条件。为此，上诉人陈沛荣提交了《补充协议一》《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黔西南州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黎某谈话视频资料、杨某的证言等证据拟证实其辩解。结合双方提供的主要证据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对《补充协议一》《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黔西南州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书证的真实性及内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黔越公司在《转让协议》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盖章确认，但黔越公司并未在《补充协议一》上盖章，该公司并未参与制定《补充协议一》，故对其关于《补充协议一》的产生过程的证明内容，应不予采信。从书证的内容来看，《补充协议一》约定“陈沛荣自愿补偿贞丰县新鸿发煤矿前期投入款400万元及转卖时多付黎某600万元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自正式协议签署后，陈沛荣将1000万元直接付给王捷，必须在2014年年底全部付清”，该《补充协议一》落款日期后备注“新鸿发煤矿转让给陈沛荣合同生效，此补充协议生效”。从前述约定内容来看，陈沛荣直接付给王捷1000万元所附的条件是签署正式协议，《补充协议一》所附的生效条件是新鸿发煤矿转让给陈沛荣合同生效。因此，涉案的《补充协议一》应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协议。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已经生效并已经实际履行，且前述协议并未否定《补充协议一》的效力，故《补充协议一》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补充协议一》已经生效。《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转让款是1.8亿元，并未提及《补充协议一》及涉案的1000万元，《黔西南州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是税务部门根据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1.8亿元的事实向卖方追缴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及滞纳金，也并未提及《补充协议一》及涉案的1000万元。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并未对《补充协议一》进行变更和取代。其次，对于证人证言的问题，在陈沛荣签订《补充协议一》时，证人黎某、杨某不在场，故其二人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人王某是《补充协议一》的起草人，其和证人黎某、杨某均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三个证人关于涉案煤矿转让总价及协商过程陈述不一，相互矛盾，故前述证人证言除非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否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上诉人陈沛荣主张支付1000万元的前提条件是王某说服黎某将煤矿转让价确定为1.6亿元，并申请杨某对此予以证实，但上诉人陈沛荣的该主张及杨某的证言与《补充协议一》载明的1000万元的支付条件不符，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时，黎某并不在场，但其自认收到王捷支付600万元的事实与《补充协议一》载明内容、王某的证言及相关打款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再次，陈沛荣的谈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实在王某、王捷与陈沛荣就涉案1000万元进行交谈的过程中，陈沛荣自认尚欠该1000万元的事实，与《补充协议一》载明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被上诉人王捷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补充协议一》已经生效，协议约定的陈沛荣自愿补偿1000万元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以及陈沛荣自认欠款的事实。上诉人陈沛荣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被上诉人王捷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陈沛荣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根据常理分析，在签订《补充协议一》后，上诉人陈沛荣若不认可该协议，其完全可以通过索回、撤销、变更协议等方式维护其权利，但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明显有违常理。相反，在被上诉人王捷之兄王某、王越时隔几年后催款时，上诉人陈沛荣仍然认可欠款的事实，只是辩解其没有参与煤矿经营无钱还款，进一步印证了被上诉人王捷主张的事实成立。综上，一审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判决上诉人陈沛荣向被上诉人王捷支付1000万元，并无不当。上诉人陈沛荣的辩解与《补充协议一》载明内容不符，也与其自认不符，缺乏充分证据佐证，对其辩解，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陈沛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50元，由上诉人陈沛荣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朝国 审判员  李道鸿 审判员  邹 慧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翟长勇 书记员  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