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79900号原告：李会梅，女，1970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颖，北京京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永生，男，1965年7月13日出生，赫哲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英，北京英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杰，北京英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会梅（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葛永生（以下简称姓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会梅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颖、葛永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红英、刘汉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会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葛永生返还不当得利30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日，葛永生找李会梅索要工程欠款，双方在北工大建国饭店见面，李会梅向葛永生讲明发生业务关系的是两个公司之间，李会梅只是将项目介绍给北京鑫福亿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福公司），工程款应该是鑫福公司支付，后双方发生冲突，葛永生动手殴打李会梅，李会梅从建国饭店自行离开，当走到饭店大堂时，葛永生拦住李会梅并用手掐着李会梅的脖子，李会梅的侄子李某2在场看到就冲上前来打了葛永生一拳。后双方均报警，南磨房派出所来人将双方带走。因李某2将葛永生打伤的情况较重，派出所要拘留李某2，李会梅为了避免侄子被拘央求葛永生，葛永生提出让李会梅出具欠条并支付工程欠款。李会梅为了李某2不被追究责任无奈向葛永生出具了欠条，当天李某2被派出所放走。后在葛永生的要求下，李会梅不得已先后于2017年1月4日分三笔共计支付葛永生150万元，于2017年1月17日支付葛永生155万元（其中5万元是作为葛永生的医疗费和人身损害的其他损失赔偿）。事后，李会梅向鑫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了解到，鑫福公司没有拖欠葛永生或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宇奇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奇公司）高达300万元的款项。李会梅曾经是鑫福公司的股东，但不担任具体职务。李会梅作为自然人，不具有承揽建设施工项目的资质，李会梅与葛永生或者宇奇公司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工程项目款项的关系，李会梅支付给葛永生300万元是无奈之举，葛永生得到300万元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属于乘人之危，故李会梅要求其返还。葛永生辩称，不同意李会梅的诉讼请求，也不同意其叙述的事实和理由。李会梅和葛永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关系，李会梅向葛永生转账300万元是依据李会梅于2017年1月1日在南磨房派出所魏警官在场时就李会梅欠葛永生的款项的调解结果，李会梅和葛永生因为上述欠款在建国饭店发生争执，欠钱是因为李会梅曾经与葛永生有情人关系，李会梅让葛永生把挖掘机借给李会梅出去承揽工程，李会梅向谁去承揽工程葛永生不太知道，葛永生把挖掘机借给李会梅，李会梅在排水集团做污泥处理工程，工程从2013年到2016年，李会梅欠葛永生挖掘机使用费共计500多万元，是根据李会梅向葛永生陈述的其因相关工程获利2000余万元，李会梅、葛永生协商出的500多万的使用费数额，因为协商的时候出现了矛盾，就动了手，有录像为证。葛永生跟李会梅发生冲突，李某2就打了葛永生。李会梅陈述的转账时间和金额均属实，其中300万元是欠条中约定的工程款，另外5万元是葛永生人身损害的赔偿款。李会梅向葛永生转账支付305万元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葛永生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中，李会梅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4份，其中3份显示其于2017年1月4日向葛永生进行了三次转账，每次的转账金额均为50万元，其中“用途”均记载为“货款”，“附言”均写明“还款”；另有一份2017年1月17日的凭证显示，李会梅当日向葛永生转账155万元，“摘要”记载“借给葛永生款”。李会梅提交其于2017年1月1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欠葛永生叁佰万元3000000元工程机械款和活动费全部结清，从此已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威胁敲诈”。李会梅提交葛永生于2017年1月4日出具的收条（与上述欠条书写于同一张纸上），内容为：“收到李会梅还款壹佰伍拾万元整”。李会梅提交其于2017年1月4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为：“今欠葛永生壹佰伍拾万元整”。李会梅提交葛永生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会梅、李某2转账伍万元医药费，医药费用全部结清”。李会梅称，其之所以向葛永生出具欠条并转账支付上述共计305万元的款项，是因为2017年1月1日，因葛永生向李会梅索要本属于鑫福公司和宇奇公司之间的工程款项，双方发生冲突，李会梅的侄子李某2将葛永生打伤，李会梅为了避免侄子被追究刑事责任，想息事宁人，才向葛永生出具欠条并支付了305万元，其中5万元系付给葛永生的医疗费，其余300万元系葛永生的不当得利，故要求葛永生返还。李会梅提交（2017）京0105刑初2537号李某2故意伤害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复印件，拟证明其支付给葛永生300万元后，李某2还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李会梅另提交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污泥处置分公司与鑫福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污泥临时处置服务合同》，拟证明相关污泥处置工程的主体是鑫福公司，因此与葛永生或者葛永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宇奇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的只能是鑫福公司，而非李会梅个人。李会梅提交宇奇公司结算单，拟证明发生钩机业务往来的系鑫福公司和宇奇公司。李会梅提交鑫福公司、北京明都运输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某，李某系李会梅的侄子）的开户许可证及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两家公司曾于2014年7月28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共向葛永生转账支付款项300余万元，其中“用途”一栏分别标注为“货款”、“还款”、“借款”。李会梅据此主张发生合同关系的系鑫福公司，与李会梅本人无关。李会梅另申请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到庭后表示，鑫福公司与宇奇公司之间有挖掘机工程项目业务关系，李会梅个人与葛永生以及宇奇公司之间不存在挖掘机业务关系，鑫福公司不拖欠葛永生以及宇奇公司工程款。经询，李某表示其与宇奇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共涉及两处工程，分别是小红门污水厂排水工程和高碑店污水厂排水工程。葛永生认可收到了李会梅转账支付的305万元，并表示其中5万元系因其被李某2打伤而获赔的医疗费，其余300万元系李会梅拖欠葛永生的工程款，双方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南磨房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由李会梅就应支付的工程款出具欠条，而非葛永生的不当得利。葛永生提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1月3日对李会梅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询问人问李会梅其向葛永生转账支付的305万元是怎么回事，李会梅回答称：“其中5万多是因为李某2打他，他跟我们要的医药费和赔偿，另外300万是他帮我办事跟我要的好处费，是通州漷县北堤寺的事”；后询问人问其还有什么补充，李会梅又称：“那300万是他主动提出帮我平事，刚开始要500万，后来讲到300万”。葛永生提交（2017）京0105刑初2191号葛永生故意毁坏财物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其中一名为熊某的证人作证称，其系北京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污泥处置分公司市场部部长，北堤寺污泥临时处置场污泥堆肥产成品资源化利用项目由其负责，该项目其公司与固安县腾达鑫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签订合同进行施工，腾达公司一名叫李会梅的女子主要与熊某所在公司进行对接，另有一名名为葛永生的男子参与运输及项目实施场地间的协调工作。熊某另表示，其不清楚葛永生与李会梅在实际业务工作中的关系，也不清楚腾达公司关于该项目工程款的利润分配情况。葛永生提交腾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会梅系该公司股东及监事。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会梅主张葛永生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葛永生从李会梅处收取300万元款项没有法律根据，且给李会梅造成了损失。“没有法律根据”虽为否定性事实，但葛永生收取李会梅300万元系因李会梅的主动行为造成，故李会梅应当对于葛永生占有李会梅30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李会梅虽依据其提交的《污泥临时处置服务合同》、证人李某的证言、银行历史交易清单等主张其个人与葛永生不存在应支付工程款的合同关系，但根据葛永生提交的（2017）京0105刑初21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及李会梅在另案检察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二人确在北堤寺项目中存在业务关系，且李会梅对于其支付给葛永生的300万元款项性质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综上，本院认为李会梅在本案中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李会梅要求葛永生返还30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会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李会梅负担（已交纳16200元，其余14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 靓审判员 甄玉斌审判员 王 楠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