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湘3101行初45号原告：田某琼。被告：吉首市自然资源局。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第三人：钟某顺。原告田某琼诉被告吉首市自然资源局行政登记及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6月24日，案外人吉首市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了吉集用(2013)第4-33-2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宗地图》记载：西南与吴秀兰、西北与第三人相邻，在三家房屋中间有一块历史形成的通道(公用地，下称“争议地”），面积约40平方米。2018年初，第三人家人与原告家人因别的事打官司，律师才调查到以下情况：2003年3月18日，第一被告给第三人钟某顺颁发了吉国用(2003)第4--93-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宗地图》显示：钟某顺的土地面积为375.0平方米，“争议地”不在钟某顺土地的红线图内，标注为通道。2013年9月18日，钟某顺向第一被告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中“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栏记载：“现重新确权，该宗地实际占地面积为410.41平方米，四至清楚，无争议”。在钟某顺的《地籍调查表》“邻宗地指界人姓名”栏内，有“田某琼”的签名。2013年9月30日，吉首市人民政府同意给钟某顺颁发土地证，将争议地确权给钟某顺使用，面积为410.41平方米。2018年4月8日，原告向第二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8年7月4日给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第一被告的行政行为。2018年7月13日，原告以吉首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吉首市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原告申请撒回起诉。2018年11月13日，原告收到州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撤回起诉的《行政裁定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后，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的职能已吉首市自然资源局承继，本案的第一被告应为吉首市自然资源局，所以，原告撤诉后重新起诉。一，第三人申请重新确权办证时，理由仅仅是土地使用权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土地面积、四至。二，吉首市人民政府在颁证过程中，没有依法向相邻权人调查了解，没有征求原告的意见，还弄虚作假，冒用原告本人在《地籍调查表》中签字，不仅违法，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三，2003年9月16日，吉首市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了吉集建(2003)字第4--93--2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注明了“西至本宗地滴水线为界”，也就是说，建筑物墙体至滴水线之间“挑墙”(约40厘米)所占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这部分土地就在现“争议地”内。后来，原告房屋重建，在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时，有关部门不同意将原墙体外土地计入原告的土地使用范围，留作公用。吉首市人民政府将原告留出的公用土地划给第三人独家使用，显然是极不公平合理的、错误的。四，“争议地”一直属于公用通道，即使要确权给第三人，也应通过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程序，并收取土地出让金，而不能无偿确权给第三人(即使是无偿划拨，也应履行相应手续)。这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易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五，第二被告在行政复议时，对原告的诉求不做基本调查，不核实《地籍调查表》中签字的真实性，偏听第一被告的意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是极不负责任的官僚行为，让行政复议流于形式，形同虚设。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消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钟某顺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撤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府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吉首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钟某顺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2013年9月30日，被告依照《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申请、受理、地籍调查、审核、发证的程序，由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钟某顺颁发了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行政行为合法。被告经向当时的地籍调查人员罗健、邓泽枫核实情况，二人反映已亲自找到原告田某琼本人，其对该地权属并未提出异议，在地籍调查表中有关界址“指界人姓名”栏签字，同时该界址经“吉首市乾州古城保护开发综合协调办公室”认可并加盖了行政公章。原告提供了其本人身份信息“田某琼”“常住人口登记卡”即户口登记薄复印件附卷。所以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所陈述“在颁证过程中，没有依法向相邻权人调查了解，没有征求原告的意见，还弄虚作假，冒用原告本人在《地籍调查表》中签字”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二、原告在行政复议阶段已过申请复议期限，并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原告不符合我国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也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应确认其已超过申请复议期限并依法驳回其行政诉讼请求。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复议期限为六十日，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政诉讼时效为六个月。2013年9月30日，吉首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已依法作出，2017年8月18日，原告田某琼与同宗土地异议的另一原告吴秀兰共同向被告提出《关于请求依法依规确认钟某顺、田某琼和吴秀兰三户的空地为公共用地》的书面材料，该材料已清楚表示原告对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证的事实知情，比如“为何后来钟某顺家新办的土地使用证把此公共用地划为私人所有，这究竟是何人所为？之间存在何种交易？”2017年8月24日，原告田某琼与第三人钟某顺一方在“乾州街道办事处古城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署《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钟某顺家同意暂借现搭建台阶部分土地给田某琼家使用，所有权归钟某顺，但田某琼家不得在暂借的土地上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并承诺本人及后辈不得再对该暂借土地的权属产生争议”，该协议由被告的工作人员罗健、李文胜作为见证人，原告田某琼本人参与该调解过程。所以，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所陈述其于2018年初才知道这块地被划给了钟某顺，明显与事实不符，请法院查明事实，确认原告已超过申请复议时效并超过行政诉讼时效，依法驳回其行政诉讼请求。三、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2003年3月18日，第一被告给第三人钟某顺颁发了吉国用（2003）第4-93-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宗地图》显示：钟某顺的土地面积为375.0平方米，‘争议地’不在钟某顺土地的红线图内，标注为通道。”需说明的是，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被吉首市人民法院（2010）吉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该证已不能做为证据证明钟某顺的土地权属界线范围。另外，被告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该争议地的相邻一方，原告田某琼所持有的吉集用（2013）第4-33-2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其土地权属四至清楚、无争议，与第三人钟某顺之间并无土地权属争议，第三人钟某顺的土地使用权确权结果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所以原告是否具有提起他人的土地权属侵犯公共用地的行政诉讼主体身份？被告认为其不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另据地藉调查情况知悉，第三人钟某顺所拥有的土地权属系来源于家族祖业，根据相关落实华侨私房的文件及政策进行了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现所争议的一部分（即四十余平方米），系第三人家的大门外通道，别人家包括田某琼、吴秀兰两家之前（历史上）均未在此开有大门，该通道历史上即由第三人一方开门通行，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公用通道”。以上历史沿袭情况及事实，应当得到尊重，并依法成为行政确权的一项重要依据。综上，请求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钟某顺颁证的行政行为和被告湘西州人民政府作出的州府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辩称，虽然吉首市人民政府的土地登记职权由吉首市自然资源局（变更后）承继，田某琼申请行政复议时，本应向吉首市人民政府提出，但被告考虑到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变革，考虑到申请行政复议的土地登记行政行为原由吉首市人民政府作出，再由吉首市人民政府复议，与行政复议的精神相悖，故被告受理了田某琼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进行了复议审查。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程序及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告不服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上地使用证》，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交了证据材料。本机关于2018年5月3日依原告申请，经依法审查决定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同期向吉首市人民政府下发了答复通知书。本机关审查后，发现钟某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本机关通知钟某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吉首市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了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第三人钟某顺陈述了意见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本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涉及的案件事实、程序、适用法律及提交的证据等案件资料进行了详细审查。本机关经审理后查明：现所争议的一部分土地，面积约四十平方米，系第三人家的大门外通道，原告在2017年发生争议之前未在此开有大门，该通道历史上就是第三人一方开门通行。2013年9月30日，吉首市人民政府依照《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申请、受理、调查、审核、发证的程序，给第三人钟某顺颁发了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与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田某琼颁发的吉集用(2013)第4-33-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无重叠，无权属争议。本机关认为，原告要求复议机关撤销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理由不充分、证据不扎实，本机关不予以支持。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是依法定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子维持。综上所述，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所作出的州府复决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第三人钟某顺述称，一、关于凤凰县人民政府和吉首市人民政府共同完成落实退还第三人家庭私房的政策的情况说明。1986年12月12日，凤凰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落实华侨私房问题的通知》（凤政发[1986]169号）文件，其中记载：美籍华人钟启禄，座落于竿子坪乡竿子坪村的三栋二十五间，建筑面积为一千0二十平方米的私房，土改时分给谷文杰等十二户农民先后住用，依据政策，采取分割办法，落实一半（五百一十平方米），但根据钟启禄来信，和其兄钟醒钟（房主代理人）关于“乾州请全部退回原房，竿子坪就退回我们几兄弟出生地就行了”的意见，在州平衡下，由凤凰县人民政府调出一部分面积到吉首市人民政府（由吉首市人民政府全部落实乾州镇钟启禄家私房），我县只落实钟启禄私房一栋八间，面积二百九十三平方米，原房一栋还在全部退还，产权归钟启禄所有。据此，凤凰县人民政府和吉首市人民政府分别为第三人家庭落实上述政策。2004年，凤凰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布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凤国用（2004）字第190001号，面积为104.56平方米。2013年，吉首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吉国用（2013）第4-33-22号，面积为410.41平方米。至此，位于竿子坪的土地使用权面积104.56平方米与位于乾州办事处下河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10.41平方米相加，等于514.97平方米，凤凰县人民政府和吉首市人民政府共同完成落实退还第三人家庭私房的政策。二、原告与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的资格。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系落实华侨私房问题而来的，权属来源清楚，颁证程序合法，且与原告的房屋并无土地权属争议，故原告与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的资格。根据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州府复决字[2018]13号）的查明的事实：吉首市国土局地籍调查人员罗健、邓泽枫亲自找到田某琼本人及其同住成年家属，他们对该地权属并未提出异议，并在地籍调查表中有关界址“指界人姓名”栏签字，同时该界址经“吉首市乾州古城保护开发综合协调办公室”认可并加盖了行政公章。原告提供了其本人身份信息“田某琼”“常住人口登记卡”即户口登记薄复印件附卷。所以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所陈述“第一被告在颁证过程中，没有依法向相邻权人原告调查了解，没有征求原告的意见，还弄虚作假，冒用原告本人在《地籍调查表》中签字”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告故意歪曲事实，滥用诉权，事实上是为了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此外，《行政复议决定书》（州府复决字[2018]13号）还查明：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申请人田某琼的吉集用（2013）第4-33-2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与第三人钟某顺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无重叠，无权属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原告缺乏基本诚信，出尔反尔，其提出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挟私报复，混淆是非，恶意滋扰第三人的生活。在地籍调查资料中，田某琼与吴秀兰均进行了指界并签字确认，对于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没有提出权属争议。然而，原告为了强占第三人门前的这块空地，于2017年7月在其墙上改建开门，强行在第三人门前的这块空地上搭建台阶。为此，田某琼、吴秀兰与第三人发生争执。2017年8月24日，经古城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田某琼与第三人达成了一份《协议》，双方争议得以解决，吴秀兰对该《协议》内容也是清楚的。然而，就在《协议》签订之后，田某琼的女儿为泄其私愤，故意捏造事实并恶意在网上散布，将第三人的妻子、女儿和儿子的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严重侵犯了第三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第三人的女儿已依法向吉首市人民法院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该案正在审理之中。2017年8月18日，田某琼与吴秀兰曾联名向吉首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一份《关于请求依法依规确认钟某顺、田某琼和吴秀兰三户相邻的空地为公用地》的材料。在田某琼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之后，双方矛盾原本可以化解。田某琼的女儿与第三人女儿之间的争议，完全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依法公平公正地处理。然而，田某琼与吴秀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协议》内容，二人故意通谋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其目的在于声援田某琼的女儿，并欲图影响该案诉讼结果。四、本案超期提出行政复议，其行政诉讼也应视为超出起诉期限。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陈述，直到2018年3月26日，才知道这块公用地被划给了钟某顺。然而，从田某琼与吴秀兰于2017年8月18日联名提交的《关于请求依法依规确认钟某顺、田某琼和吴秀兰三户相邻的空地为公用地》中可知，二人至少在2017年7月7日知道钟某顺新办了土地使用证，知道涉案空地在钟某顺家的红线内，并在该材料中明确提出：“为何后来钟某顺家新办的土地使用证把此公共用地划为私人所有，这究竟是何人所为？”由此可见，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作了虚假的陈述。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并且包括其所谓的公地用地。故此，原告无正当理由超期提出行政复议。本案是基于行政复议而提出的行政诉讼，因其超期限提出行政复议，故人民法院应审查其超期理由，如无法定阻却事由，则应视为超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原告缺乏基本诚信，出尔反尔，制造事端，挟私报复，激化社会矛盾，恶意滋扰第三人及家庭成员的生活。同时，还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意图蒙骗有关部门，其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义的谴责。同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处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田某琼的吉集用（2013）第4-33-2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四至与第三人钟某顺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无重叠。所争议的部分（即四十余平方米），系第三人家的大门外通道，一直由第三人一方开门通行，并非“公用通道”。本院认为，原告认为吉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钟某顺的吉国用（2013）第4-33-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包含了公共通道，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根据，且行政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及（八）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田某琼的起诉。原告田某琼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智人民陪审员  龙菊英人民陪审员  唐小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代理书记员  唐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