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6民初2985号原告：宋凤来，男，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被告：李咏青，女，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A座2607室（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杨云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男，198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第三人：丁新春，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智，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凤来与被告李咏青、第三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威公司）、第三人丁新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1477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宋凤来、被告李咏青均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京02民终11857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凤来，被告李咏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吴坤，第三人耐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第三人丁新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智、王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凤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28.5万股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另返还原告股利3.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4日，被告委托与其同为耐威公司股东兼高管的丁新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转让耐威公司5万股的股份，转让价款为每股1元，并约定废除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对价5万元，但被告并未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办理股权变更，被告始终拒不履行。另，根据耐威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和2017年7月4日两次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被告应转让给原告的股份变为28.5万股，同时应向原告返还本归原告享有的股利3.1万元。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且原告已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合同对价，被告亦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故诉至法院。被告李咏青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从未授权丁新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甚至都不知道《协议书》的存在，该《协议书》的内容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原告与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是《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2013年11月，原告与被告签订该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转让并继续代持耐威公司69997股股份，该协议之所以签署，是因原告当时经济困难、家人生病需要用钱，但证监会在2012年暂停了IPO，耐威公司能否上市、何时上市都难以估计，经营困顿，甚至开始拖欠工资，被告受让原告的股份是帮助原告，之所以继续委托原告代持，是因耐威公司IPO材料已经提交，如果此时变更过户股份，将导致耐威公司上市撤回申请后再次申报排队，该协议签订当日，被告便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原告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后耐威公司IPO申请在2015年4月23日获批，定于2015年5月14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股东需要通过证券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开户，被告在2015年4月28日前后多次联系原告要求办理开户事宜，但原告在得知耐威公司成功上市的消息后见财起意并反悔，拒绝配合开户，无奈之下，被告才找到与原告私交很好的老领导丁新春从中协调，协调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5月4日通过手机拍照的方式将其手写的《委托书》发给被告，要求被告照此向丁新春出具授权，否则不予配合，被告为了促成原告尽快开户，未对《委托书》的内容提出异议，事后丁新春仅告知被告开户事宜已经处理完毕，原告也配合进行了开户，被告当然认为授权丁新春办理的事项均已结束，直到被告依据《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提起仲裁后，才因原告举证得知该《协议书》的存在，对于即将在2015年5月14日以发行价14.01元上市的耐威公司股份，被告没有也不可能授权丁新春代为签署废除《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的《协议书》，更不可能在废除该协议的同时再以1元/股的价格向原告转让自己持有的5万股，任何一个具有一般理性的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决策。被告在委托书中授权丁新春办理的是协调原告完成《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项下开立股东账户事宜，被告没有也不可能有授权丁新春签订《协议书》的意思，原告对《协议书》的签署背景的陈述纯属虚构，意在逃避自身因《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二、丁新春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未尽到善良代理人的义务，丁新春作为耐威公司的副总，明知公司上市需要原告配合完成股东登记，《委托书》中的“股权转让事情”只可能是针对《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项下原告办理股东开户的相关事宜，丁新春代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超越了被告授予其的代理权，在被告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对被告不发生效力；此外，《协议书》的条款对被告来说显然不合常理，原告既然对《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生出悔意，当然知道被告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不会放弃该协议项下的利益，原告故意将《委托书》的内容写得如此含糊，目的就在于通过模糊授权的方式侵害被告的利益，因此原告对于丁新春的无权代理是明知的，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不应适用表见代理制度认可《协议书》的效力。三、《协议书》因无权代理不对被告产生效力，被告无需依据《协议书》向原告转让5万股股份，更不因耐威公司的配股、分红行为而负有向原告额外转让股份及返还股利的义务。此外，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耐威公司陈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我方无关，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矛盾，当时公司申请上市，需要原告配合办理开户，丁新春与原告的具体洽谈过程我方不清楚，但《协议书》中约定废除原告与被告之前的协议，被告再转给原告5万股，我方认为被告没有签订该份协议的动机。第三人丁新春陈述称：一、我是在原告与被告双方完全了解《协议书》及《委托书》内容的情况下，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相关权利义务及民事责任完全应由原被告双方承担，与我无关。我与原告、被告在耐威公司上市前均为公司员工，均持有公司股权，耐威公司IPO申请于2015年4月23日获批，2015年5月6日启动网上申购，定于2015年5月14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在此之前，中国证券登记中心深圳分公司必须把公司股份落实到招股说明书中的原始股东在保荐券商国信证券所开的证券账户，但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股权纠纷，原告一直不配合在国信证券开户，为了避免公司上市推迟，我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受公司委托，与郭鹏飞、郑云霞于2015年5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饭店共同约见原告，协商证券账户开户事宜。原告当时提出只有与被告签订相关协议才配合开户，并自己草拟了《委托书》及《协议书》，我通过电话将《协议书》的全部内容念给被告听，并告知被告原告的意见是如果不签就不同意开户，被告最终表示同意签字，根据原告的要求，被告在《委托书》上签字之后再将《委托书》传真过来，我作为代理人在《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字。当时我与被告是有频繁电话联系的，不可能如被告所述其不知晓《协议书》内容，如果被告不知悉《协议书》中股权转让的内容，是不可能在委托书上写明“股权转让事情”的情况下还在委托书上签字的。二、我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是为了实现公司利益的职务行为，与我个人无关，我没有收取任何代理费用或调解费用，并且我是与郭鹏飞、郑云霞共同与原告进行协商交涉，这也可以证明是公司职务行为，如果仅仅是被告个人委托我处理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就没有必要还有其他员工参与交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1日，李咏青（甲方）与宋凤来（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股份转让及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1.01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股份6.9997万股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款为76160元，甲方同意按前述条件受让乙方持有耐威公司股份6.9997万股，甲方同意将该等其从乙方处受让的耐威公司股份委托乙方持有；1.03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转让价款支付给乙方后，自支付转让价款日后甲方从乙方处受让并委托乙方持有的耐威公司的股份实际所有权由甲方享有，甲方为该等股份的实际所有权人，乙方为该等股份的名义持有人；第二条：委托持股：2.0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受让乙方持有的耐威公司6.9997万股股份不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也不记载于耐威公司的股东名册，由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持有，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以其名义代甲方持有甲方基于本协议约定从乙方处受让的其享有所有权的耐威公司6.9997万股股份；2.02甲、乙双方确认，耐威公司登记文件及耐威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乙方持有耐戚科技6.9997万股股份，为乙方受甲方委托持有，乙方为委托股份的名义持有人，甲方为委托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双方确认基于委托股份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及股东权利均由甲方享有及行使，双方确认基于委托股份所产生的所有损失及本股份的股东责任亦有甲方承担；第五条“委托股份”的表决权5.01甲乙双方同意，委托股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耐威公司章程所享有的股东权利由甲方行使；5.02甲方同意委托乙方行使委托股份在耐威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第八条“委托股份”的转让权8.01在委托持股期间，甲方有权在委托股份可以转让的前提下，将委托股份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在甲方决定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委托股份时，乙方应根据甲方的书面指示将委托股份转让或在相应证券交易所卖出；第十条委托持股期间10.01各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持股期间自本协议生效至甲方将其委托乙方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其指定的第三人或在相应的证券交易所卖出后终止”等。同日，李咏青向宋凤来支付股权转让款76160元，双方共同签署《股权转让款收据》一份。2015年5月4日，李咏青（委托人）向丁新春（受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李咏青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同日，丁新春代理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丁新春（受李咏青委托），乙方：宋凤来；1.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耐威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2.废除甲乙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5月22日，宋凤来分三笔向李咏青汇款共计126160元，附言为“股票转让费”，但李咏青未予接收。另查：2013年5月30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交了《关于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恢复审核的申请》，申请恢复审核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2015年4月23日，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耐威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100万股。2015年5月1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耐威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同意耐威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该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的2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2015年5月14日起可在该所上市交易。再查：2016年5月10日，李咏青依据上述《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宋凤来将持有的耐威公司6.9997万股股权变更至李咏青名下，后李咏青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要求宋凤来赔偿因擅自处置代持股权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9534991.34元。该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宋凤来亦提交了上述2015年5月4日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以及丁新春代理李咏青与宋凤来签订的《协议书》，李咏青亦主张丁新春并未向其告知与宋凤来签订过该份《协议书》，其对《协议书》内容不知情。2017年7月18日，贸仲委员会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裁决书第28-33页中载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即宋凤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确认由丁新春代理申请人（即李咏青）与宋凤来于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该案已由法院正式受理……仲裁庭认为，虽然法院对《协议书》纠纷的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且本案协议签署在前，《协议书》签署在后，即使本案裁决确定了本案协议合法有效，也不影响法院根据对《协议书》纠纷的审理情况，裁判本案协议是否已被《协议书》所解除。因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情形，故本案程序不等待法院相关审理结果，程序上不作中止审理处理。双方当事人因法院对《协议书》的裁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变更，当事人可自行协商或另案进行主张……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委托股份已被宋凤来卖出，且未经李咏青同意，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经查网上公开信息，2016年5月17日耐威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不复权）为77.8021元……以该均价计算，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具体数额为：77.8021元×69997股=5445913.5元。考虑到该款额并不与宋凤来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完全一致，为避免宋凤来赔偿李咏青相应损失的款额超过其出售委托股份的实际金额，仲裁庭酌情认定：宋凤来应赔偿李咏青相应的损失的金额为77.8021元×69997×0.9=4901322.23元”，并裁决“宋凤来赔偿因其擅自处置委托股份而给李咏青造成的实际损失4901322.23元”。以上事实，由原告宋凤来提交的《协议书》、《委托书》、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被告李咏青提交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股权转让款收据、（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7号《裁决书》、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关于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恢复审核的申请》、证监会作出的《关于核准耐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耐威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5年5月4日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委托代理人与宋凤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中明确载明“全权委托丁新春代理宋凤来与李咏青股权转让事情”，随后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为“李咏青向宋凤来转让5万股耐威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第二项为“废除双方之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该两项内容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区别，故对其效力分别予以论述。针对《协议书》第一项，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针对股权转让的数额和转让价款达成约定，符合李咏青在委托书中向丁新春授予的“股权转让事情”的代理权限，应当认定为有权代理，丁新春的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李咏青发生法律效力。李咏青在本案中辩称其委托丁新春与宋凤来办理的是股票开户事宜，丁新春的代理行为已超越代理权限，但鉴于“股权转让”与“股票开户”在字面含义上即存在明显区别，李咏青如主张其对丁新春的委托事项仅是“办理股票开户”，而不包括“股权转让”，则李咏青需要对此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李咏青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辩称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李咏青关于“丁新春并未向李咏青告知协议书的内容、股权转让的内容明显不合常理”等其他辩称理由，本院认为，无论李咏青上述辩称理由是否成立，均不影响其基于丁新春的有权代理行为而向宋凤来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丁新春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等情形，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各方可另行解决。针对《协议书》第二项，该项约定的内容涉及宋凤来与李咏青之前签署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而双方于2013年11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并非单一的股权转让协议，还包括“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股份的担保”等与委托持股相关的多项内容，而李咏青向丁新春出具的委托书中仅载明“股权转让事情”，丁新春作为李咏青的代理人，与宋凤来约定废除包括《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在内的“双方此前签署的所有有关耐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超越了代理权，而宋凤来作为《股份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的相对人，对该协议内容完全知晓，应当本着审慎、善意的态度对丁新春是否了解双方此前签署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丁新春是否有解除所有这些协议的代理权限进行核实，而宋凤来在本案中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不能认定其“有理由相信丁新春具有代理权”，现李咏青对此亦不予追认，故该项协议内容对李咏青不发生效力。综上，《协议书》第一项对李咏青发生效力，第二项对李咏青不发生效力，宋凤来要求确认《协议书》的全部内容合法有效，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凤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协议书》第一项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因双方未对转让股权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及履行先后顺序作出明确约定，宋凤来亦已通过汇款方式向李咏青提出过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付款义务的要求，但因李咏青拒绝接收故未能履行成功，因此，李咏青应将其持有的耐威公司5万股股份转让至宋凤来名下，宋凤来应当继续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宋凤来要求李咏青向其转让耐威公司28.5万股股权，另返还股利3.1万元，因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李咏青对于5万股以外部分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过明确约定，故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宋凤来与李咏青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四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5万股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元”的约定有效；二、李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000股股权变更至宋凤来名下；三、驳回宋凤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40元，由原告宋凤来负担5084元（已交纳）；由被告李咏青负担9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凯欣人民陪审员  曹静波人民陪审员  何二宝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