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4022民初637号 原告：黄河亮，男，197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原告：陈俊良，男，197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原告：黄河军，男，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坎乡察北路东一巷22号。 原告：芦新伟，男，198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原告：张怀东，男，198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原告：张怀建，男，197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坎乡察北路东二巷15号。 原告：张东波，男，199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原告：张怀彬，男，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上述八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保卫，新疆瑞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大民种业直销处，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镇北京西路北面。 经营者：张哲，该直销处经营者。 被告：张哲，男，196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新疆信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合新，男，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林，新疆伊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民勤县新元弘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蒲红公路2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范登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文，甘肃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河亮、陈俊良、黄河军、芦新伟、张怀东、张东波、张怀建、张怀彬与被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大民种业直销处（以下简称种业直销处）、被告张哲、张合新、被告民勤县新元弘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康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河亮、陈俊良、黄河军、芦新伟、张怀东、张东波、张怀建、张怀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保卫，被告直销处经营者张哲、被告张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被告张合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林、被告弘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文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河亮、陈俊良、黄河军、芦新伟、张怀东、张东波、张怀建、张怀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种植2200亩打瓜的经济损失1047200元；2.被告承担鉴定费4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黄河亮、张怀彬、张怀建等八户种植户合伙在本县砍乡种植2200亩打瓜，2016年4月至5月期间，原告等八名农户从张合新和张哲处购买了5.38吨打瓜种子民籽瓜1号品种，纯度为大于等于95%，生产商为被告弘康公司，生产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2016年4月25日-5月15日全部播种完后，8月17日收获时发现有西瓜等杂株品种，于是找张合新、张哲来看，他们说给厂家联系并答应回收打瓜籽，过了10多天公司来人，当时双方均通知派出所、县种子站、州种子站共同到地里查看，因农业部门因未能协调，被告让我们做司法鉴定，答应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伊犁州种子站给联系的鉴定机构，第二天去地里鉴定时我们通知被告张合新、张哲，均推脱有事情未去。经过农业部门联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出具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986号鉴定意见，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由民勤县新元弘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民籽瓜1号打瓜品种纯度为26.18%，与包装标签标注的纯度95%不符，具有商品性的打瓜产量为70.69kg每亩，同时有9.89kg每亩的杂瓜籽混进了打瓜中，混入的杂瓜籽粒若不清理，混入打瓜中会影响打瓜的质量和价格。原告等八户农民合伙种植的2200亩产量经鉴定损失为1047200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张合新共同赔偿原告2200亩打瓜经济损失1047200元，并承担鉴定费40000元。 被告种业直销处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伊犁州种子站所提供的是进行专家鉴定并非是司法鉴定，当事人和八位原告未有法律关系，双方也从未接触过，我方给被告张合新销售过本案有争议的种子，但也是合法经营，被告张合新是否将我方销售的种子进一步销售，或者其本人是否有权销售我方均无权得知，鉴定意见书均违背法律规定不应采纳，开庭中我方需查明。对于鉴定报告如果成立则是纯度问题，与经营者没有法律关系，与生产者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我方拥有合法的经营手续，没有过错，不应直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与生产者有委托代理销售的证据，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委托方承担。鉴定书所依据的2200亩的亩数的依据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张哲系直销处的经营者，有字号，将张哲与大民种业列为被告错误，张哲本人不应列为本案的被告。我方未见鉴定书，如果原告出示司法鉴定书，我方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本案部分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在质证时说明。我方与被告弘康公司合作已经十几年了，每年开春销售种子时被告弘康公司就给我们办理委托销售种子的授权委托书，并明确注明种子销售的品种以及区域、委托期限，还向我方提供该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检疫证，我们之间是委托代理销售的关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直销处及张哲的各项诉请。 被告张哲辩称，我的答辩意见与我的代理人意见一致。 被告张合新辩称，我在本案中没有责任，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供的鉴定书对涉案的种子是什么品种没有鉴定，原告称播种时种子已经全部播种完毕，没有剩余的种子作为参照鉴定，鉴定书称打瓜地里有杂株，原告说不清楚该杂株从哪里来，该杂株是被告提供的种子有问题还是原告在播种时因为种子不够擅自掺进其他种子，原告无法提供被告提供的种子有杂株的证据，鉴定人在耕地看到的杂株不一定是被告提供的种子造成。我不是本案种子的销售者和代售者，是八位原告和被告张哲、直销处的介绍人，是种子的拉运人，没有种子销售资质，原告等人的5000多公斤种子不可能从我的手中购买，如果原告坚持认为我是本案的销售者，那么原告等人在本案中有明显的重大过错，因为原告明知我没有销售种子的资质，其余的意见待质证时发表。 被告弘康公司辩称，本案系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我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其投资人范登军于2019年7月11日死亡，企业尚未完成变更登记手续，现在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缺陷。我公司与被告直销处、张哲形成了种子购销关系，当时对此批种子买卖封存了样品，而且明确约定若发生质量争议，以此样品为准。现原告所种植的种子是否是我公司生产包装的原始种子不得而知，因此我公司申请对封存的种子样品纯度进行鉴定，原告据以起诉的鉴定意见、范围、依据不合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于与被告直销处是买卖关系，直销处从我公司购买了10吨种子，支付了一部分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购买种子收据照片两张、伊犁州种子管理总站对被告张合新和张哲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向原告出售种子5835公斤，价格为122535元，由被告张合新送到原告地里。 经质证，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认为不是原件，不认可，是种业直销处销售给被告张合新，给张合新开具了销售种子的收据，销售种子的价格为122535元，对两份笔录及后面将提交的证据均证实张合新以每公斤25元销售给原告，价格为145875元。被告张合新在第一次庭审及刚才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证实张合新与原告系买卖关系，与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告及鉴定书均不能证实涉案种子就是种业直销处、张哲销售的种子，种业直销处、张哲有合法经营手续，销售给张合新合法，张合新再销售给原告或者原告在使用过程中是否掺杂其他种子，原告未提交证据。 被告张合新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是原件，种子数量是5835公斤，与原告诉讼的5385公斤有出入，要求原告提供原件。张合新是帮忙拉运种子，是拉运关系，没有从种业直销处买种子，与种业直销处没有买卖关系。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是种业直销处给原告销售的种子，拉运的种子是5838公斤，张合新与收据的客户栏写的是张合新，其签字不是张合新本人签的，收据中间位置张合新的签名是本案原审诉讼前几天被告张哲让张合新补签的。 被告弘康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可，两份证据同时说明两个问题，被告种业直销处与弘康公司系购销关系，种子销售给谁是种业直销处和张哲决定的，不是弘康公司决定的，进一步证明张哲、种业直销处和张合新依然是种子销售关系。因为从原审各方陈述中，种业直销处以每公斤19元的价格购买种子，以21元每公斤的价格出售给张合新，张合新以每公斤25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形成了四方买卖关系。原告所购买的种子是从无经营资质的张合新处购买，种子的质量、品种都失去监管，因此原告所主张的种子是否是我公司生产或包装的原装种子不得而知。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被告种子直销处、张哲通过被告张合新分两次给原告销售从被告弘康公司购进的民籽瓜1号大瓜种子5830公斤，价格为122535元，该事实通过伊犁州农业局种子管理总站对被告张合新和张哲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提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及补充鉴定意见、鉴定费发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402号鉴定意见，用以证明原告种植的打瓜损失1047200元及鉴定费4万元，原告种植打瓜实测面积是2204.3亩，按合同亩数2200亩主张损失。 经质证，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认为该鉴定书程序违法、内容不合法，委托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机构核定的鉴定业务范围与其实施的鉴定业务做出的鉴定结论不符，鉴定的过程不符合规定，鉴定过程中认定的事实无依据，鉴定意见的分析依据缺乏专业性、科学性，鉴定结论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补充鉴定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委托的事项与鉴定的范围不相符，鉴定意见书与承包合同的亩数相矛盾，在总的亩数及各家的亩数未经测量的基础上出具了鉴定意见，应当是先有亩数，然后是造成的损失，但本案恰好相反。鉴定人雷某资质是林业鉴定，而本案是农业鉴定，属于超范围鉴定，程序违法。产量鉴定依据的是本县坎乡农经农技服务站提供，该服务站不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无权出具调查证明，同时该调查仅仅依据坎乡六户农民两年打瓜的种植产量，不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与种子直销处、张哲提交的本县统计局、农业局提供的数据相矛盾，统计局、农业局提供的打瓜数据为90公斤每亩。种子质量的鉴定种类很多，有非种子的原因和种子的原因，本案涉及的损失与种子质量是否有因果关系，鉴定意见未给出明确的意见。鉴定机构在进行质量鉴定时，其取样、取籽、晾晒、称重、测量等过程均有原告全程参与，原告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全程参与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鉴定书对涉案种子的品种未进行鉴定，是否是种子直销处、张哲给张合新的打瓜品种无法确定，对亩数的鉴定是法院立案后所进行的司法鉴定，应当通知原、被告选定鉴定机构到现场鉴定，而且鉴定报告要依法给当事人送达，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这无形中剥夺了种子被告种子直销处、张哲的权利，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张合新同意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的质证意见，认为鉴定书对涉案种子的品种没有鉴定，鉴定人在地里看到的杂株苗不能证明和被告提供的种子有关系，或者是被告提供的种子造成。补充鉴定意见书不合法，鉴定书的委托事项是打瓜的纯度及产量，补充鉴定书是对损失的鉴定，补充鉴定书无人委托，鉴定人擅自做出，没有给被告张合新送达，具体亩数是根据原告所述记录的，和本案原审主张的亩数有出入，鉴定均程序违法，不认可对亩数的鉴定意见，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 被告弘康公司对该证据认为鉴定委托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意见是经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许可的司法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机构做出鉴定意见必须要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该通则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以上的制度。该鉴定受理的日期是2016年9月10日，鉴定书出具的日期是2016年9月27日，而案件起诉的日期是2017年3月4日，可以看出此鉴定在受理和做出时法院尚未受理此案，因此鉴定机构在没有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接受当事人一方的委托做出的鉴定不具有司法鉴定的效力，也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鉴定机构核定的鉴定业务范围与其实施鉴定的业务和做出的结论不符。在自治区司法厅许可的业务范围中有“林业、畜牧业、园林及农林水利工程生产过程中损失的因果关系鉴定、生产资料的质量鉴定、损失鉴定及价值评估”，可种子作为特殊的一类生产资料，其质量鉴定和造成损失的鉴定在司法厅许可的业务范围中并未明确，可在鉴定结论中却对涉案种子做出了“民籽瓜1号打瓜品种纯度为26.18%，与包装标签上标注的纯度95%不符”的定性鉴定结论，这种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明确规定“不同专业领域对鉴定程序有特殊要求的，可以依据本通则制定鉴定程序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对鉴定种子质量的机构法律有明确规定，对其机构、鉴定人员、程序有特别要求，本案中的鉴定机构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因种子质量纠纷进行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鉴定的机构和有关程序，本案中的鉴定机构显然不符合法规的规定。本案中鉴定机构利用司法鉴定许可证对鉴定业务范围不明确核定，擅自对有关种子质量做出评定、对造成损失程度做出评定是不专业、违法行为，损害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鉴定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常理，鉴定受理日期和鉴定日期都是同一天即（2016年9月10日）明显不符合常理。鉴定地点在田间进行，实际做的是田间现场鉴定，可农业部在2003年发布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本案中的鉴定机构无权田间现场鉴定。鉴定过程中认定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在本案中委托人只是将鉴定人带到种植现场进行了田间现场鉴定，仅凭委托人的陈述，在没有其他任何鉴定材料和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做出鉴定。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依据不足，缺乏科学性、专业性，鉴定中对“淡黄色”、“绿色”以及“亩产”等描述属于技术鉴定的范畴，“种子纯度”属于质量鉴定的范畴，此鉴定单位既无技术鉴定的资质也无质量鉴定的资质，鉴定结论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补充鉴定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委托人在2016年9月10日委托鉴定的事项是“打瓜纯度及产量”进行鉴定，可补充鉴定的结论是种植劣质打瓜种子导致的损失，定性为劣质种子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鉴定行为，此《鉴定意见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程序还是实体均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不能作为合法、有效证据采信，因此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经本院决定，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经质证，鉴定人彭某陈述鉴定报告由其书写，2200亩是依据委托方提供的委托书及种子购买的收据推算的。原告对鉴定无异议，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认为因鉴定人并未全部到庭及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未带到法庭，到庭的鉴定人彭某只是介入鉴定的部分过程，因此对于整个鉴定要求在其他鉴定人及鉴定资料到庭后发表综合质证意见，但认为到庭的鉴定人可以证实原告是从被告张合新购买的5.83吨打瓜种子，产量是受自然因素、田间管理、种子质量三方面原因造成，因此本案鉴定结果并未鉴定原告的损失是与种子质量唯一的因果关系，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减产损失。被告张合新认为鉴定报告中关于种子的来源不是鉴定机构所确定的事项，不能证明本案种子来源是从张合新处买的，其他意见与质证意见一致。被告种子直销处未到庭质证。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2016年9月27日的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986号鉴定意见是2016年8月31日、9月5日伊犁州农业局种子管理总站对被告张合新、张哲、弘康公司业务员王某询问笔录后，本院立案受理前，鉴定机构受原告委托做出的鉴定，鉴定过程由原告、坎乡村支部书记、治保主任参与见证了现场，被告张合新、张哲经打电话未到现场，鉴定人员对涉案现场进行了田间现场勘验和调查后作出的鉴定意见，故本院对该鉴意见定及补充鉴定予以确认。 3.原告提交承包合同复印件五份，用以证实八名原告种植的土地面积合计2217亩，印证与鉴定亩数2204.3亩的客观性。 经质证，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不认可该证据，认为2012年3月30日陈某与本县土地局签订的土地租赁期限到2015年3月31日，原告未提交新的租赁合同，所以主体不适格。该合同的左右邻居为张某和张怀建，张怀建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了诉讼，但张某未参加诉讼。2012年3月30日陈俊良与本县土地局签订的土地租赁期限是截至到2015年3月31日，陈俊良未提交新的租赁合同，事发在2016年，陈俊良以现有的证据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不适格，如果陈某承包的合同合法有效，其所承包的70亩土地合同权益由谁来主张，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张怀建、张怀彬有权参加本案的诉讼，芦新伟、张怀东、黄河军也无权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应当参加诉讼的是专业合作社，而非个人，该组证据证实本案程序违法，诉讼主体不适格，相应其所承包的亩数与鉴定书的亩数均应依法予以调整。 被告张合新、弘康公司的质证意见与种业直销处、张哲意见一致。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原告承包的亩数经本院委托鉴定具体亩数为2204.3亩，故对涉案亩数本院予以确认。 4.原告提供银行转账流水单，用以证明2016年4月16日黄河军转给张哲5万元。 经质证，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认为是销售给张合新是5835公斤，每公斤21元，张合新给我放出具的欠条折算款项计122535元，款项的支付在民事法律关系有代为支付等多种形式，由谁支付并不能改变我方与张合新之间的买卖关系，张合新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关系，而这5万元只能冲抵张合新欠我方122535元中的款项，其余欠款继续向张合新索要，就因为我方与原告从未谋面，不知是谁汇款，直至事发后我方才与原告见面。 被告张合新认为转账记录进一步证实被告张哲把种子销售给了原告，张哲收取了销售种子的货款，中间四元差价不是原告给张合新的，是被告张哲收到款后支付给张合新的，转账记录可以明确说明张合新不是销售者，和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 被告弘康公司未质证。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单真实性予以确认。 5.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提交被告弘康公司营业执照、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销售委托书、种子生产许可证，用以证实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作为经营者合法经营没有过错，证实与被告弘康公司是委托代理销售法律关系。 经质证，被告弘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种子销售需要张哲提供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委托书，是种子销售行政管理上的要求，被告弘康公司与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在民事上是购销关系，不是委托代理关系。 被告张合新认为该组证据明确显示是委托代理销售关系，不是购销关系，被告弘康公司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购销合同，该组证据具备证明效力。 原告同意被告弘康公司质证意见，在张哲出售该批种子时，收款人写的是张哲，被告弘康公司并没有作为销售方出现在收据，且种业直销处系独立的个体经营者，对外发生的买卖行为是以种业直销处名义进行，因此本案法律意义上的销售主体应当认定为大种业直销处及张哲。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被告弘康公司虽给被告出具了委托书，但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对外销售主体是种业直销处的名义，收款人也署名是张哲，而不是以被告弘康公司名义销售，故被告种业直销处及张哲均为适格主体。 6.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提交询问笔录四份、张合新的欠条，原一审庭审笔录138页、140页，用以证明种业直销处与张合新系买卖关系，种业直销处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另种地是九人，本案诉讼的是八人，原告认可种子是从张合新处拿的，同时张合新本人认可其每公斤所挣差价四元。 经质证，原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张合新与被告种业直销处的关系不清楚，但被告张合新拉运的种子是种业直销处的种子。 被告张合新认为询问笔录均显示是拉运种子不是销售，被告张哲的笔录显示张哲给原告销售、发货种子，原告的诉讼资格很重要，要明确，不能侵犯其他种地农民和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被告弘康公司认为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涉案种子是弘康公司卖给种业直销处的，种业直销处又卖给张合新，张合新又销售给其他人，都是销售者在决定。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伊犁州种子管理总站对被告张合新和张哲的询问笔录证实，被告张哲通过被告张合新销售种子，部分种子款由原告黄河军转账给被告张哲，故本院认定被告张哲通过被告张合新销售种子。 7.2017年4月6日本县统计局、农业局证明，用以证实平均亩产为90公斤，与原告提供的农经站数据不符。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是向法院出具，出具证明的目的不明确，县统计局、农业局数据来源于各乡镇农经站的数据，因此该数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种植土地的产量，也不能推翻鉴定部门的数据。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证实2017年4月6日本县统计局、农业局的数据来源于各乡镇农经站的数据。 8.被告种子直销处、张哲提交原审庭审笔录138页、140页，用以证明被告张合新与种业直销处系买卖关系。 经质证，原告认为综合认定，其笔录有不同的说法，从原告与张合新的陈述来看，应当认定为原告等八人同意张合新为其联系并提供种子，打瓜收获后张合新回收，出于对张合新的信任由张合新代表原告具体联系并购买的种子。 被告张合新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张合新的笔录显示帮忙销售，不是直接销售。 被告弘康公司同意种业直销处的意见。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本院综合询问笔录、庭审笔录认定种业直销处、张哲与张合新为委托销售关系。 9.被告弘康公司提交范登军户籍注销证明、2016年3月3日10吨种子封样档案照片、种子质量鉴定申请书，对封样种子纯度进行鉴定，用以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关于投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鉴定中心的答复函，出具时间是2017年6月28日，出具单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主要内容是鉴定中心出具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中均出现“纯度为72.9%达不到种子袋上纯度不低于96%的承诺，和国家规定的西葫芦最低的三级良种纯度不小于85%的指标仍有相当距离”的鉴定意见，超出委托人及委托单位的委托事项。鉴定文书不符合规定，主要内容是鉴定人对委托人委托事项为籽用西葫芦结瓜及结籽不良的原因及经济损失进行鉴定，而在出具的鉴定意见中均出现“属不合格种子”的鉴定意见，超出委托人及委托单位的委托事项。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弘康公司与种业直销处之间的买卖合同种子封样鉴定申请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应当由其另案诉讼，其申请与本案无关。 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认为该种子与所涉争议的种子是否属于同一品种现无法确定，请求鉴定的事项不全，应当对种子的品种进行鉴定，确认是“民籽瓜1号”后才有必要对双方封存的品种进行纯度的鉴定。另因该种子是2016年，事隔几年后必然会影响到种子的发芽率，没有完整的发芽率对种子的其他事项鉴定无法进行或鉴定的结果也不准确，种子法对种子质量的规定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即1年。注销证明用以证明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待权利人确定以及确定权利人是否参加诉讼均要有明确表示才能对本案进行审理。被告弘康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唯一的股东去世，其后的权利义务尚需确定后本案才能恢复审理。 被告张合新与种业公司、张哲的质证一致。 对该证据，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如下：本院认为封样种子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由种子直销处、张哲与被告弘康公司另行解决。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1日、2016年5月13日，原告从被告张合新代售在被告种业直销处购买被告弘康公司生产的纯度为大于等于95%民籽瓜1号种子5.38吨并种植，购买的部分种子款由原告黄河军转账至被告张哲在察布查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户的卡内。收获时发现有西瓜等杂株品种，原告于2016年9月10日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中心对打瓜品种纯度和产量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1.原告等八户农民从张合新手里购买的由甘肃民勤县弘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民籽瓜1号打瓜品种纯度为26.18%，与包装标签上标注的纯度95%不符；2.原告等八户农民种植的2200亩民籽瓜1号打瓜品种具有商品性的打瓜籽产量为81.4kg每亩。同时有9.76kg/亩的杂瓜，混入的杂瓜籽粒若不清理，混入打瓜中会影响打瓜的质量和价格。2016年12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中心又出具原告损失程度为：产量损失为129-81.4=47.6公斤，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2200亩合计损失为：47.6×10×2200=1047200元的补充鉴定。2017年3月15日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涉案农地（大瓜地）具体亩数为2204.3亩的鉴定意见。另查明，被告弘康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7月11日死亡。被告弘康公司取得了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被告种业直销处于2004年5月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经营者为张哲，组成形式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 本院认为，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提供有缺陷产品导致他人遭受财产、人身损害后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本案案由应为产品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第四十三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本案被告种子直销处、张哲因出售给原告与包装标签上标注的纯度不符打瓜品种影响打瓜的质量和价格，该种子虽然由被告张合新送到原告地里，但部分种子款由被告张哲收取，种子销售者为种业直销处、张哲，故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应当承担种子包装标签上标注与实际产品不相符的质量责任。鉴定机构鉴定原告产量损失为47.6公斤、价格每公斤10元，2200亩合计损失为1047200元，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对该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合新不是种子销售者，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伊犁州种子站所提供的是进行专家鉴定并非司法鉴定，鉴定意见均违背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具有生产资料的质量鉴定及价值评估资质，鉴定人员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经过质证认定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另外，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原告使用的种子不是由其提供或掺杂有其他种子，根据证据的盖然性规定，本院认定原告使用的种子为种业直销处、张哲提供的种子，故被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要求三人鉴定人员均出庭接受质证、调取相关鉴定资料的请求不予准许。至于被告种业直销处、张哲与被告弘康公司之间的纠纷，根据双方的约定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大民种业直销处、被告张哲于本判决生效后四个月内赔偿原告黄河亮、陈俊良、黄河军、芦新伟、张怀东、张东波、张怀建、张怀彬大瓜损失共计1047200元； 二、被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大民种业直销处、被告张哲于本判决生效后四个月内支付原告黄河亮、陈俊良、黄河军、芦新伟、张怀东、张东波、张怀建、张怀彬鉴定费4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224.8元，减半收取计7112元，由被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大民种业直销处、被告张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审 判 长  苏慧珍 人民陪审员  王艳玲 人民陪审员  邓孝清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何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