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四环路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首层东面。法定代表人：任卫焕，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才元，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源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部工业园民主九九工业城B区第三栋一、二、三层。法定代表人：周欣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富，男，1950年4月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系该公司股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深圳市沙井民主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民主村民主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郭灿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满，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路迪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源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基公司）以及一审原告深圳市沙井民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5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7）粤民申62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科路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卫焕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肖才元、被申请人源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富、吴龙以及一审被告民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诉称：科路迪公司与民主公司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民主公司将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1楼约1500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科路迪公司，每月租金15000元，租期自2006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同日，科路迪公司与民主公司、源基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民主公司每月收到的租金扣除税金和与协议产生的相关费用后转入源基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源基公司此后依约向科路迪公司交付了厂房。2007年，科路迪公司以生产经营用地不足为由，向源基公司租用该栋厂房的第二层（即九九工业城A区C栋第二层东面），两层面积共计3400平方米。科路迪公司租用厂房后至今未依约支付租金。因此，源基公司、民主公司请求判令：1.解除《协议书》，由科路迪公司返还租赁厂房；2.科路迪公司支付2013年6月至2015年5月止的厂房租金816000元及后续厂房租金（即自2015年6月起计，至科路迪公司实际交付厂房之日止）；3.科路迪公司支付2013年6月至2015年5月的厂房租金本金816000元的利息50000元及后续厂房租金利息（即自2015年6月起计，至科路迪公司实际交付厂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科路迪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06年11月28日，民主公司作为甲方和乙方科路迪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民主公司将位于沙井街道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1楼厂房部分面积供乙方使用，甲方收取乙方租金按每月10元/㎡计算，面积1500㎡，从2006年12月1日起计算；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十天内向甲方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履行的保证金；该协议有效期10年由2006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同日，源基公司作为甲方和乙方科路迪公司及丙方民主公司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沙井街道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1楼厂房权属归丙方所有，乙方租用该厂房，经三方协商，租金由丙方代收，丙方收到租金扣除税金和协议产生的相关费用后转入甲方指定银行账号。科路迪公司与民主公司据此又于2006年12月5日签订了向房屋租赁管理机关备案的《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科路迪公司向民主公司租赁涉案一楼厂房（面积1000平方米）月租金9000元，租期自2006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0日止）。科路迪公司以此作为变更住所工商登记的依据。2007年1月26日，科路迪公司住所地变更为现址。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民主公司向科路迪公司出具了《证明》，载明民主公司、源基公司与科路迪公司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上述《协议书》、《补充协议》仅作为科路迪公司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使用。一审庭审中，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确认科路迪公司至今并未按《协议书》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科路迪公司辩称其与源基公司签订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科路迪公司取得涉案厂房使用权，并提供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依据《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主张其与科路迪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科路迪公司辩称其与民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是用于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租赁合同关系，其实际上基于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取得涉案厂房使用权。一方面，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仅为科路迪公司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使用。另一方面，从《协议书》履行情况来，该《协议书》约定了租金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计付租金及协议生效后10天内支付履行保证金，但科路迪公司过去八年多均未支付租金和保证金，而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直到现在才主张权利，并不符合常理；科路迪公司辩称其基于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取得涉案厂房使用权，并提供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房地产租赁合同》均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实际履行，源基公司、民主公司据此向科路迪公司主张租赁合同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0元,由源基公司、民主公司共同负担。源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源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科路迪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驳回源基公司诉讼请求依据的是《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但该复印件源基公司并不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规定的意见》第七十八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印件，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一，科路迪公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没有向法庭提供《源基电子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原件，也没有向法院提供原件线索，经法院查实确有其原件。科路迪公司没有其他证明材料可以印证《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如果2005年双方签订了《源基电子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为何在2006年11月源基公司、民主公司和科路迪公司三方还要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第二，涉案厂房事实上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房屋，科路迪公司霸占该厂房期间，源基公司于2012年10月22日向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国土两规）缴纳300968元罚款金额、产权登记费和贴花税。如果该厂房已经转让给科路迪公司，那么，缴纳上述费用的应该是科路迪公司而不是源基公司。对该证据一审法院视而不见。第三，根据一审法院的逻辑，即使假设《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在2005年已存在，首先从该协议的效力来讲，该转让协议也是无效的，因为涉案厂房到现在都还没有合法的产权证，依法是不能转让的；其次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看，该协议也没有履行，科路迪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支付约定转让款，也说明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最后，源基公司、科路迪公司及民主公司于2006年11月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进一步证明《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根据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认定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仅为了办理营业执照所签订，但源基公司提供的深（宝）0075222《房地产租赁合同》已能反证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第一，源基公司在一审开庭前，已向法院提交了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印的，科路迪公司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于2006年12月5日与民主公司签订的深（宝）0075222《房地产租赁合同》。该《房地产租赁合同》与源基公司和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三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完全不一致，已能反证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第二，如果源基公司和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三方于2006年11月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仅仅是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只需科路迪公司和民主公司签订就可以了（就像在工商局备案的《房地产租赁台同》，只有科路迪公司和民主公司签订），源基公司和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三方无需再签订《补充协议书》。事实上，因为涉案厂房是源基公司建造，使用权属于源基公司，民主公司无权将该房屋单方租赁给科路迪公司，所以才产生三方同时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三方签订该《补充协议书》后，民主公司和科路迪公司于2006年12月份才签订了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使用的《房地产租赁合同》。第三，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2006年11月签订，民主公司在时隔九年后即2015年10月才出具《证明》。该《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的准确性，没有推翻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里的任何一条条款，而且合法性也存在问题。一是该《证明》并没有民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的签字；二是该《证明》系科路迪公司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而非法院取证，但该《证明》的抬头却写的是“宝安区人民法院”而不是科路迪公司，故该证据的形式不合法。源基公司在厂房租赁交付后的前几年，都有收取科路迪公司的租金，该租金是用源基公司此前欠科路迪公司设备款抵扣，在2009年前已经全部抵扣完毕。科路迪公司的证据中，也提及源基公司此前有欠科路迪公司的设备款的事实（因科路迪公司未能提供双方确认的金额，源基公司在一审质证时，对其金额没有确认），只是科路迪公司辩称所欠设备款作为了厂房转让款的一部分（事实上是用作抵扣了前几年的租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厂房（民主九九工业A区C栋一、二层）的权属在2005年时，权属还属于民主公司，源基公司无权转让涉案厂房；源基公司从2006年5月1日租赁涉案厂房再租给科路迪公司（有源基公司与民主公司于2006年1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为证），涉案厂房权属归源基公司的时间是在2007年12月11日（有源基公司与民主公司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补充及变更协议》为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房地产租赁合同》均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实际履行，源基公司、民主公司据此向科路迪公司主张租赁合同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从工商备案资料和科路迪公司陈述，已经确认科路迪公司从2006年12月开始使用该厂房，由此证明三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后，源基公司已履行交付厂房义务，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仅仅是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不上诉的原因主要是，涉案厂房系上诉人所建设，拥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租金的实际受益人系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仅仅是代收人，其并没有享受租金收益。民主公司对本案的诉讼结果没有利益关系，故其明确表明本案二审时不作为上诉人。科路迪公司辩称：（一）三方签署的厂房租赁协议，经民主公司确认仅用于科路迪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后的十余年里各方均未按租赁协议履行。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依照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从形式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采纳。从内容上来分析，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确认双方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关于涉案厂房租赁的协议书及三方于同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仅为科路迪公司为申请办理新的营业执照使用。第二，该租赁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始终未实际履行。2006年底，科路迪公司基于经营管理需要，且在源基公司和科路迪公司已经签署涉案厂房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将营业地址从龙岗区搬迁至现址。为办理营业地址变更的工商登记，科路迪公司和民主公司签订了关于厂房租赁的协议书。基于该份协议书的签署，双方使用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印制的《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成功办理了营业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至此后的十余年里，租赁协议除了用于科路迪公司工商登记备案后，各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该份协议，源基公司也从来没有要求科路迪公司履行该份协议。第三，源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源基公司主张的“租赁法律关系”中，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源基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三方签署租赁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显示协议各方按照租赁协议履行的行为。相反，科路迪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以证明三方之间的租赁关系不存在。首先，民主公司确认三方的租赁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三方对租赁协议的权益义务均没有实际履行。其次，源基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称“三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后，源基公司已履行了交付厂房的义务”。事实是，涉案厂房早在2005年10月基于使用权转让协议已经交付给科路迪公司，且是一次性交付3241平方米的涉案厂房，并不是像源基公司在起诉状中所称的在2007年又增加了第二层面积。在科路迪公司一审时提供的《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其落款日期为2006年10月18日，明显早于2006年11月30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可知涉案厂房已早于租赁协议签订而交付给科路迪公司了。在科路迪公司提供的《厂方设施建设相关证明文件》中，科路迪公司在2006年10月前就已经对涉案厂房进行了改造，说明涉案厂房根本不是基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而交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房屋租赁协议仅作为工商变更登记使用。（二）涉案厂房的使用权已经由源基公司于2006年转让给科路迪公司。双方履行了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源基公司交付了厂房，科路迪公司支付了转让款。2005年10月29日，源基公司就涉案厂房与科路迪公司签订《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沙井街道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厂房共计3241.6平方米的使用权，以每平方米1050元的价格转让给科路迪公司。合同总价款为3403680元，双方协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使用权限为40年，从2006年1月1日至2046年1月1日止。根据协议约定，科路迪公司拥有涉案厂房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在协议期内源基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房屋使用权。协议签署后，双方确认转让款从科路迪公司的货款中扣除，此外，科路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了部分转让款给源基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富。据此，科路迪公司合法拥有涉案厂房40年的使用权和管理权。源基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亦承认，“源基公司此前欠科路迪公司设备款抵扣”。民主公司也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向科路迪公司收取了每月土地管理费，表明民主公司亦认可源基公司和科路迪公司之前签订的转让协议。由于转让协议原件被盗，科路迪公司申请了第三人作证及提供了报警回执，以证明转让协议的真实存在。科路迪公司申请了证人作证。证人深圳长宝覆铜板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其股东佛山市南海长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源基公司签署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之原件，该协议和科路迪公司提供的转让协议高度一致。上述证明充分证明了科路迪公司提供的转让协议真实存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结论正确。科路迪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原告民主公司二审期间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一）涉案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无相关产权证明。民主公司于2010年4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深圳市源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福源电子厂）于2004年5月在深圳市沙井民主九九工业城扩建的二栋厂房A栋和C栋，申报编号分别为：T3-0104-B00055简称A栋厂房、T3-0104-B00051简称C栋厂房。”（二）一审庭审中，科路迪公司确认使用涉案房产的面积为3241平方米，但不确认双方系租用关系，而系使用权转让关系。（三）科路迪公司一审时提交《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主要内容：“源基公司向科路迪公司转让其新建厂房的使用权，使用期限40年，自2006年元月1日起至2046年元月1日止；厂房使用权范围：源基公司新建C栋厂房，首层厂房及二层厂房面积合计3241.6平方米；总价：340.368万，分期付款；双方的责任及义务：源基公司拥有对厂房安全的监督权和管理权，并向科路迪公司提供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接线口；科路迪公司拥有厂房的使用权及管理权，共计40年，协议期内源基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房屋使用权，除非双方协议认可；协议期内，科路迪公司有权将厂房转租他人使用，同等条件下优先优惠转租源基公司使用，但不得租给有污染的厂家；使用权的转让不影响源基公司申请房产证；科路迪公司使用过程中，需要的正常维修费用由科路迪公司承担，如因严重质量问题造成厂房不能正常使用，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源基公司承担；因政府行为发生厂房拆迁等情形，所得补偿费用由双方合理共享；当地村委收取的土地管理费，由科路迪公司按实际使用面积分摊，并由源基公司代收。”落款时间为2005年10月9日，并加盖源基公司合同专用章及科路迪公司印章。源基公司对该转让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三）科路迪公司称上述转让协议原件放置于公司保险柜内，于2012年因盗遗失，故无原件提交。科路迪公司于一审时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于2012年5月20日出具的《报警回执》一份，报警人为万年红。科路迪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出具《职务身份证明》显示万年红任其单位厂长职务，属正式员工。科路迪公司并提交报载《遗失声明》一份，内容为：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深圳沙井支行基本存款帐户开户许可证及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科路迪公司主张上述《报警回执》及《遗失声明》证明2012年5月20日，科路迪公司保险柜被盗，放置于其中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原件随上述证件一并遗失。（四）科路迪公司一审时提交收款单位为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三张，内容分别为收到科路迪公司2015年1-3月、4-6月、7-9月土地使用费各12150元，主张该款项系向源基公司支付的厂房转让费。民主公司与源基公司均表示没有收到。源基公司对该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该收据注明为土地使用费，与厂房无关。（五）科路迪公司一审时提交《2005年1月-2007年6月对帐单》打印件两页，页首注明“From:科路迪财务部，To源基电子，2007年7月5日打印”。该文件上无当事人签字，亦无印章，表格内容为收、售各种生产配件款项，合计金额1625630元。表格最后五项往来款发生日期分别为2007年8月28日、2008年7月3日、2008年7月31日。对帐单尾部注明：“请详细核对本表，核对无误后请FAX回此表，五天内未见回传以上账项均作实论。另备注2004-2005年期间，我司法人代表任卫焕先生从个人账户分别汇款20万和50万，共70万至陈国富个人账户，做为厂房使用权转让价款。”科路迪公司主张，该对账单内容证明科路迪公司已通过货款抵扣的方式和向源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国富个人帐户汇款的方式支付完毕《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款。源基公司对该打印对帐单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源基公司表示，当时确实欠有科路迪公司设备款，从2006年12月份开始，前几年科路迪公司应付的租金都用来抵扣了设备款，至2009年的时候所欠设备款已抵扣完毕，此后向科路迪要求支付租金，遭到拒绝。本次起诉主张的是2013年6月至2015年5月的厂房租金。二审法院要求科路迪公司提交上述对帐单中所述其法定代表人任卫焕于2004-2005年期间从个人账户汇款70万至源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国富个人账户的银行转帐记录。其后科路迪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该转帐行为发生于2006年之前，任卫焕用以前15位数字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在2008年已更换，原卡号已注销，由于银行系统升级，原来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信息查验不到。故未能提交相关转帐记录。（六）科路迪公司一审时还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案外人深圳长宝覆铜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宝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长宝公司与源基公司签订《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双方已经按照该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厂房的土地管理费根据协议按季向民主公司缴交；由于长宝公司与科路迪公司注册及主要营业地址同属A区C栋，长宝公司在西面，科路迪公司在东面，当年为了工商注册，与村委及源基公司签了一份用于注册用的租赁协议，特此证明此租赁协议不真实。”第二，源基公司与案外人佛山市南海长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系长宝公司股东，以下简称：长石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厂房使用权范围为源基公司新建厂房C栋首层西侧，宿舍C栋12间东侧；使用期限40年（2006年元月1日至2046年元月1日）；销价为厂房1200元每平方米，宿舍1250元每平方米；总价值及支付方式为：1.长石公司一次性支付2923770元，拥有厂房C栋首层面积1902.1平方米及宿舍楼C栋12间面积为513平方米；2.分期支付，双方协商另行规定；源基公司拥有对厂房安全的监督和管理权，并向长石公司提供水电消防基础设施接线口，后续工程费用由长石公司自负；在合同履行年限中，如有一方要求退出房屋使用权（长石公司退出，源基公司收回房屋使用权），经对方协商同意可自由解除本协议，但要求对方一次性补偿对方50万元；长石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有权转让给第三方。”第三，民主公司与长宝公司于2006年5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一份源基公司、长宝公司与民主公司于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该两份文件的内容与涉案各方于2006年11月30日签署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基本一致。第四，源基公司于2006年10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民主公司：现我公司委托贵公司与长宝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协议书，代收租金并出具税票，我公司承诺做好承租方的消防、安全生产、劳资纠纷监督工作，并且承诺该租赁协议中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法律责任由本公司承担，一切与民主公司无关。”第五，收款单位为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两张，内容分别为收到长宝公司2015年4-6月、7-9月土地使用费各13554元。科路迪公司据上述证据主张，长宝公司的注册及经营地址与科路迪公司同在涉案厂房A区C栋，因此长宝公司完全了解科路迪公司和源基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长宝公司与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签订的一系列类似文件可以从旁佐证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双方实为厂房使用权转让关系，而非租赁关系。租赁协议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使用。源基公司一审时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予认可，若证人能出示原件，我们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后再质证，关联性不予认可。民主公司对上述证据亦未予认可。（七）一审庭审时，科路迪公司申请长宝公司总经理助理陆某出庭作证，欲证明签署租赁协议的目的是办理厂房的工商登记。对于源基公司与民主公司询问，陆某分别答复如下：“长宝公司与科路迪公司系邻居关系；本人系2012年3月24日到长宝公司工作；长宝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本人并不在场；科路迪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本人不在场；本人因为在科路迪公司隔壁所以知道一部分厂房租赁的情况；本人办理长宝公司的业务；本人没有办理过科路迪公司的业务；长宝公司于2006年6月6日办理注册，本人不知道当时使用的哪一份租赁协议。源基公司质证意见：证人陆某对本案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是不清楚的，其所出具的证言也是关于长宝公司相关业务，与本案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八）一审庭审中，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声称由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全文内容如下：“宝安区人民法院：兹就贵院受理的深圳市源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沙井民主股份合作公司诉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深宝法沙民初字第1301号]，提供如下证明内容：2006年11月30日我司与科路迪公司签订关于厂房租赁的《协议书》及上述三方于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仅为科路迪公司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使用。”民主公司在庭审中未予认可。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问题。该《证明》为科路迪公司一审庭审时提交，内容为2006年11月30日民主公司与科路迪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仅为科路迪公司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使用。但民主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并未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加以确认。此外，该文件存在以下可疑之处：1.该《证明》抬头称宝安区人民法院，可见是民主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但民主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亦已出庭，其出具的书面材料不直接由本人向法院提交，而由被告科路迪公司转交，与常理不符；2.若租赁协议仅为办理营业执照使用，则只需民主公司与科路迪公司签订《协议书》即可，无需由源基公司、民主公司和科路迪公司再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更无需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租金由民主公司代收，民主公司收到租金扣除税金和与协议产生的相关费用后转入源基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3.民主公司在一审庭审的辩论和最后陈述中仍主张本案为租赁合同关系，科路迪公司没有按照合同和实际使用的面积支付租金及使用费，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因此，二审法院对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据称为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况且，即使该《证明》系民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否认有源基公司参与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民主公司不能代为处分源基公司的合同权利。关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其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问题。（一）科路迪公司提交的该份协议仅有复印件，源基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为此，科路迪公司提交了《报警回执》和登报的《遗失声明》用以证明该转让协议原件因盗窃而遗失。但《报警回执》仅能证明科路迪公司员工于2012年5月20日向南沙派出所进行报案，不能证明报案的内容为何；登报的《遗失声明》亦未提及遗失的文件包括该份转让协议。故二审法院认为，《报警回执》和《遗失声明》不能证明该份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二）此外，科路迪公司还提交了案外人长宝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源基公司与案外人长石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民主公司与长宝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与长宝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源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案外人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使用费收据，并申请长宝公司总经理助理陆某出庭作证，欲证明科路迪公司与民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但源基公司、民主公司均未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长宝公司及长石公司并非本案争议的当事人，其仅以邻居身份并不能对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之间的经济事务作出准确的证明。即使源基公司与长宝公司之间确有签订《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也不能推定源基公司与科路迪公司之间必然也签订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况且，出庭证人陆某亦承认其本人于2012年方到长宝公司工作，并未参与2006年长宝公司相关协议的签署，更未参与科路迪公司相关协议的签署，也不知道长宝公司2006年注册时使用的哪一份租赁协议。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长宝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其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二审法院据此对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其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厂房形成何种性质合同关系的问题。科路迪公司主张其与源基公司之间为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依据即涉案《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但二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不确认。而且，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现行合同法及相关理论中亦无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这一分类。从“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字面意思分析，一方当事人从另一方当事人处有偿取得一定期限内特定房屋的使用权，正满足房屋租赁合同之构成要件。况且，从该转让协议中“使用期限40年”、“源基公司拥有对厂房安全的监督权和管理权”、“科路迪公司可以转租”、“使用权的转让不影响源基公司申请房产证”、“厂房拆迁所得补偿费用由双方合理共享”等表述可见，该份《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实质仍为房屋租赁合同，而非房屋买卖合同。同样的，科路迪公司提交作为旁证的源基公司与长宝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亦符合租赁合同之要件。而源基公司与民主公司则主张其与科路迪公司之间就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形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结合前述分析，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涉案厂房系源基公司出租给科路迪公司使用，由民主公司出面签订租赁协议并代收租金后转交源基公司。关于合同效力及占有使用费的计算问题。本案三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厂房没有合法产权证书，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涉案厂房为违法建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三方当事人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科路迪公司应当返还涉案厂房，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每平方米每月10元）向民主公司及源基公司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科路迪公司实际使用面积3241平方米，每月占有使用费为32410元。源基公司、民主公司于2015年7月2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3年6月至实际返还厂房之日的占有使用费，其中2013年6月和7月的占有使用费已超过两年，但科路迪公司一、二审期间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法院确认科路迪公司应支付2013年6月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科路迪公司主张其已就涉案厂房支付了使用权转让费，主要依据为其提交的《2005年1月-2007年6月对帐单》和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张2015年1-9月的土地使用费收据。关于《2005年1月-2007年6月对帐单》，二审法院认为该对帐单为电脑打印件，并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源基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证明效力不足；况且，该两页对帐单页首均注明“2007年7月5日打印”，但其所记载的内容却包括发生于2007年8月28日、2008年7月3日和2008年7月31日的五项设备往来款，明显存在矛盾；此外，该对帐单尾部备注：2004-2005年期间，科路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卫焕从个人帐户分别汇款20万和50万至源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国富的个人帐户，作为厂房使用权转让款。但科路迪公司并未按照法院要求提供相应的汇款凭证。因此，对于科路迪公司的该项主张，二审法院不予确认。至于三张土地使用费收据，二审法院认为该收据显示的收款单位为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其次，该收据显示的收款类目为土地使用费，而非厂房使用费。因此，二审法院认定该三张收据与本案争议无关。因此，科路迪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2013年6月之后的厂房使用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沙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沙井公司的诉讼请求；三、科路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涉案房产即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西部工业园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一、二层厂房返还源基公司；四、科路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源基公司按照每月32410元的标准支付厂房占有使用费，支付期限自2013年6月起至判令的厂房返还之日止，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五、驳回源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合计12460元，由源基公司和民主公司负担623元，由科路迪公司负担11837元。科路迪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一）案涉《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原件虽已遗失，但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看亦可证实该转让协议的真实性。1.科路迪公司已向源基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国富支付部分价款计702550元，同时双方同意用源基公司欠付的设备款折抵转让款，科路迪公司已按转让协议约定支付了价款。2.科路迪公司已按转让协议约定向源基公司一方支付了2006年8月1日以来的土地管理费。3.科路迪公司于2006年8月已正式迁入涉案厂房投入生产，并开始缴纳水电费，早于源基公司主张的租赁协议签署日期之前（即2006年11月30日）。之所以是在转让协议签署半年后迁入，是由于涉案厂房是在2006年6月13日才取得消防验收合格文件，此后科路迪公司才陆续装修涉案厂房。4.涉案厂房的工程验收时间为2005年9月9日，而转让协议签署于2005年10月29日。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与涉案厂房工程验收时间可以相互印证。同时，转让协议约定的使用期间，也可以与源基公司一方与民主村委协议的使用权期间相互印证。源基公司与民主公司约定的土地使用期为45年，从2002年5月15日至2047年5月14日止。而转让协议约定的使用期为40年，从2006年1月1日至2046年1月1日止。（二）本案中福源电子厂及其转型的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源基电子厂及源基公司、誉明公司等都是由陈国富个人实际控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并未彼此区分，公司人格严重混同。上述公司作为一方主体，共同参与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二审判决认定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土地管理费（土地租金）收据是由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与本案争议无关，属事实认定错误。（三）本案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租赁关系。科路迪公司与民主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住所地变更，民主公司亦在一审出具书面证明予以澄清。从科路迪公司当年办理住所地变更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可以查到，科路迪公司是在2006年10月18日就通过了住所地变更的股东会决议，早于租赁协议签署时间（即2006年11月30日），可以印证租赁协议是用于办证。源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没有实际收取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和保证金，源基公司在长达十年期间内亦从未向科路迪公司催告过租金，因此双方之间的租赁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四）源基公司主张房屋租赁关系所依据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并未涉及涉案厂房的第二层以及两层的面积问题，只有《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才有明确提及。源基公司不仅多年未主张过涉案厂房第一层的租金和保证金，甚至未签署过第二层的租赁协议，显然与其主张的租赁关系不符。（五）涉案厂房属深圳历史遗留建筑。村委将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对外出租，建设方在该土地上建设了厂房宿舍并进行了转让，但对外办理涉及到提交房屋权属或使用证明文件时，都不得不以向村委租赁的性质来进行。即使源基公司主张的办理历史遗留建筑手续缴纳款项，也只能以民主公司的名义进行。（六）源基公司一、二审诉请的均是解除租赁协议，二审法院认定租赁协议无效并判决超出了当事人诉请范围。民主公司与源基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发起诉讼，主张租赁关系所依据的正是民主公司与科路迪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但民主公司在被驳回诉讼请求后并没有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却依据上述《协议书》认定源基公司与科路迪公司之间构成房屋租赁关系显然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七）本案所涉民主九九工业城厂房，科路迪公司仅受让了其中第一、二层的部分厂房使用权，尚有其他企业如深圳长宝覆铜板科技有限公司与源基公司签署了转让协议，同时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也与民主公司签订了租赁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但因科路迪公司的转让协议原件遗失，源基公司选择向科路迪公司主张房屋租赁关系，并意图将该模式扩大适用到厂区其他类似企业，达到霸占厂房、掠取土地和房屋升值的巨大利益。二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严重损害了科路迪公司和厂区类似情况的其他企业的合法利益。综上，科路迪公司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源基公司辩称：（一）源基公司一审提交的与民主公司的土地租用合同、宝安法院作出的（2010）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95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深圳中院作出的（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95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证明了涉案厂房系源基公司所修建。源基公司还提交了其为办理产权证，以民主公司名义申报历史遗留建筑并缴纳30万余元税款的证据，进一步证明源基公司对涉案厂房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源基公司并未将涉案厂房使用权转让给科路迪公司。（二）科路迪公司提交的厂房转让协议并无原件，且该转让协议复印件上的印章为源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源基公司对外使用的公章明显不同，该转让协议显然系科路迪公司伪造。科路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就所谓的购买涉案厂房使用权支付了对价，而且厂区所有企业均需交纳土地使用费，科路迪公司主张其向福源电子厂交纳地租的行为系履行转让协议的行为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科路迪公司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所用的租赁合同是《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与源基公司提交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不同，民主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事实澄清》内容不实。（三）源基公司一、二审均确认曾欠科路迪公司设备款，只是具体金额双方并未结算，且所欠设备款被用来抵扣科路迪公司使用涉案厂房至2009年前的租金。因源基公司欠付设备款，科路迪公司的租金直接用设备款抵扣，故双方没有按《补充协议》约定将租金先支付给民主公司后，再由民主公司支付给源基公司。后在租金折抵完设备款后，从2008年底开始，科路迪公司就拒交租金，从其曾拖欠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的土地使用费可以印证。（四）一审法院当庭释明涉案的厂房租赁协议可能被认定无效，源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如租赁协议无效，则厂房租金应当为房屋使用费，且双方互负返还义务，科路迪公司应当支付其实际使用厂房期间的使用费及相关利息。（五）即使科路迪公司所称的使用权转让协议确实存在，但由于本案的涉案厂房系历史遗留问题房屋，既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房屋，依法不能进行转让和抵押，因此转让协议亦自始无效，双方仍负有相互返还义务。综上，科路迪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源基公司请求依法驳回科路迪公司的再审请求。民主公司述称其与科路迪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并向本院出具了《关于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一楼及的事实澄清》（以下简称《事实澄清》），主要内容为“我司在本案一审诉前，未经核实便应源基公司要求在起诉状上加盖公章，出具授权委托书。在收到科路迪公司反映后，我司经核查原始文件和财务资料，查实2006年11月30日与科路迪公司签署的关于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东1楼厂房的《协议书》，以及包括源基公司在内的三方《补充协议》，是为科路迪公司办理营业执照使用，并非真实的租赁合同。有鉴于此，我司一审期间作出书面《证明》加以澄清，并交由科路迪公司提交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查明情况后根据客观事实，判决驳回了我司与源基公司的诉讼请求。我司认为一审判决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提起上诉，也没有再委托代理人。但二审法院仍根据我司已经加以澄清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认定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成立房屋租赁关系，判决科路迪公司将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一、二层厂房返还源基公司，我司认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我司重申，代理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与我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不一致的，以我司的书面《证明》和本声明为准！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由陈国富控制的源基公司（深圳市福源电子厂）扩建，亦有如深圳长宝覆铜板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企业同样为了办理营业执照需要，与我司签署了类似的租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民主公司确认再审陈述意见与上述《关于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一楼及的事实澄清》内容一致。再审中，科路迪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一）源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国富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6年7月10日期间签名确认的收款收条及相关票据。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根据案涉《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向源基公司支付了转让款702550元。源基公司对上述收条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所涉款项并非厂房使用权转让款，而是陈国富与科路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卫焕之间相互提兑未到期支票、商业汇票产生的资金往来。（二）科路迪公司的送货单（2003年至2006年间）、设备报价单（2006年10月）、货物买卖合同（2008年5月）。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与源基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往来，且源基公司长期拖欠设备款1625230元，双方一致同意用源基公司欠付设备款折抵部分厂房转让价款。源基公司对加盖了“深圳市源基科技电子厂收货章”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源基公司对外使用印章不一致，同时主张送货单的送货日期为2004年，与本案无关。源基公司主张当年欠付科路迪公司的设备款约80万元左右，已用于折抵2009年前的涉案厂房租金。（三）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福源电子厂、深圳市福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根据《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向源基公司支付了2006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土地管理费。源基公司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案涉工业区内的所有企业均需支付土地管理费，上述缴费行为与厂房是否转让无关。（四）加盖有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福源电子厂印章，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0日的《福源电子厂A区C幢厂房土地租金情况》，内容为科路迪公司、长宝覆铜板厂、源基电子公司、德凯覆铜板厂、昆山格鸿电子公司等5家公司实际使用福源电子厂A区C栋厂房的面积以及各自分摊土地租金的比例。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源基公司的关联企业福源电子厂要求包括科路迪公司在内的5家企业缴纳土地租金（土地管理费）。源基公司以上述《土地租金情况表》无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五）科路迪公司缴交厂区水电费的清单、收据（2006年6月至12月），其中部分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源基工业城的印章。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于2006年6月陆续开始占有涉案厂房，并入驻施工、装修。源基公司对上述水电费清单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费用并非由源基公司收取，即使水电缴费属实，也与本案无关。源基公司主张在签订租赁协议前已将涉案厂房交由科路迪公司进行装修。（六）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消防大队于2006年6月13日作出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主要内容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部工业园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兴建的厂房、宿舍建筑工程经消防验收合格。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虽于2005年10月29日签订的案涉《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但因涉案厂房直至2006年6月通过消防验收，故科路迪公司才于2006年6月开始陆续迁入涉案厂房。源基公司认可上述《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七）厂房工程设施施工合同及付款凭证。科路迪公司据此主张其于2006年8月、9日已对涉案厂房进行生产设施设备的安装施工。源基公司认为上述施工合同及付款凭证是科路迪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且均发生在2006年6月厂房验收合格后，与源基公司无关。源基公司再审提交了案外人陈龙女与科路迪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陈龙女发出的《宿舍租金收款通知书》，拟证明科路迪公司不但在2006年占用涉案厂房的第二层，而且还强占了部分宿舍；后在陈龙女的强制催收下，科路迪公司才在2015年6月25日与陈龙女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开始交租。科路迪公司确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宿舍租金收款通知书》的真实性，但认为源基公司一直未就涉案厂房第二层要求科路迪公司补签书面租赁合同，说明了涉案厂房实际上并非租赁而是转让关系。民主公司对科路迪公司、源基公司再审提交的以上新证据，均以无沙井公司公章或者沙井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为由，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期间源基公司提交了由科路迪公司于2008年8月19日向深圳市福源电子厂、陈龙女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现本人任卫焕、深圳市科路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公司租用贵公司位于民主西部工业园九九工业城东面一、二层厂房，已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您对沙井民主股份合作公司所作的承诺书的全部内容由本人及我公司负责。即：您在对民主股份合作公司的代收租金并出具税票、消防、安全生产、劳资纠纷监督工作，并承诺该合同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负责；发生的一切债务、债权、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一切与贵公司和您无关。”科路迪公司二审确认深圳市福源电子厂系源基公司的关联公司，陈龙女系陈国富妻子。再查明，2006年12月28日，源基公司与案外人佛山市南海长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石公司）签订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长石公司以2923770元对价受让源基公司自建厂房C栋首层西侧以及宿舍C栋12间东侧房屋的40年的使用权。2008年4月8日，源基公司与案外人深圳长宝覆铜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宝公司，系长石公司股东）签订《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长宝公司以2282520元对价受让源基公司自建厂房C栋西侧第三层部分房屋的38年使用权。民主公司与长宝公司于2006年5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民主公司、长宝公司、源基公司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案涉各方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再审期间，科路迪公司申请长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长奇出庭作证。郭长奇、源基公司确认长宝公司、源基公司之间为厂房转让关系，长宝公司用源基公司欠付的设备款折抵完约定转让价款，双方就厂房转让款项已结算完毕。郭长奇表示长宝公司与民主公司、源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出于办理工商登记需要，并未实际履行。对于源基公司的询问，郭长奇答复是从科路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卫焕处获知科路迪公司以有偿方式受让涉案厂房，其并未见过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主张除长宝公司外，涉案厂房所在园区亦有其他企业采取同样方式受让厂房，并与源基公司、民主公司签订了类似的租赁协议以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本院再审时要求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提交相关企业签订的租赁协议和转让协议，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均未能提交。又查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载明涉案厂房转让价款为3403680元。科路迪公司再审主张除用银行转账支付702550元、用设备款折抵1625230元外，剩余的1075900元则用涉案厂房相关设施建设费用折抵。科路迪公司自认其与源基公司均未对涉案厂房转让款支付情况进行结算。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科路迪公司占有使用的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1楼、2楼厂房是由源基公司在民主公司提供的土地上出资扩建的。科路迪公司于2006年11月30日分别与民主公司签订《协议书》，与民主公司、源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承租民主九九工业城A区C栋1楼厂房部分面积，租金由民主公司代收并扣除税金和相关费用后转入源基公司账户。源基公司依据上述协议主张其与科路迪公司之间为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以科路迪公司长期欠付租金符合约定解除条件为由，诉请解除合同、返还场地并赔偿损失。科路迪公司对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抗辩上述协议的签订系出于办证需要，并未实际履行。科路迪公司为此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主张其与源基公司之间实为厂房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经查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且落款时间早于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即使上述转让协议为真，一般亦推定在后租赁协议变更了在先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现科路迪公司抗辩主张实际履行的是落款时间在先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仅作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查明事实，科路迪公司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的备案合同为《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租赁面积以及租赁年限均与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不同。即使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科路迪公司和民主公司签订《协议书》即可，亦无须另行签订三方《补充协议》，约定租金最终由源基公司收取。科路迪公司、民主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仅作为办证使用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案外人长宝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虽与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内容相似，但与本案不同的是，长宝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在先，转让协议在后，科路迪公司亦未举证证明长宝公司的上述缔约模式具有广泛性，长宝公司与源基公司之间的厂房转让合同关系无法得出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之间同样签订了厂房转让协议。而且，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郭长奇再审出庭时确认其并未见过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签订的《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而是通过科路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卫焕获知相关情况。综上，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涉案《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即使涉案《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属实，但科路迪公司未举证证明涉案《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本案中，科路迪公司提交了部分收条单据、送货单、设备报价单、货物买卖合同、土地管理费收据等，拟证明其已通过银行转账和设备款折抵等方式支付了转让价款，并交纳了2006年8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土地管理费。经查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条不仅未明确相关款项系涉案厂房转让款，其中出票人账号为“10×××09”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上还载明了该笔款项性质为货款，科路迪依据上述收条单据主张源基公司收取的款项系厂房转让款依据不足。另，科路迪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设备报价单、货物买卖合同仅能证明科路迪公司与源基公司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在双方对设备款欠付金额以及欠付设备款抵销对象是租金抑或转让款存有争议的情况下，科路迪公司单方主张通过设备款折抵的方式履行了《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支付义务同样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福源电子厂A区C幢厂房土地租金情况》看，土地管理费系按照各实际使用人占用厂房面积比例进行分摊，科路迪公司作为涉案厂房的实际使用人，其交纳土地管理费的行为亦无法证明其与源基公司之间存在转让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至于科路迪公司提交的水电费清单、厂房施工合同及付款凭证等，仅能证明源基公司于2006年6月已交付涉案厂房供科路迪公司装修，但同样无法证明源基公司的上述交付行为系基于《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案中，科路迪公司未举证证明涉案《源基电子厂新建厂房使用权转让协议》属实并已经实际履行。二审法院根据科路迪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科路迪公司于2008年8月19日向案外人深圳市福源电子厂、陈龙女出具的《承诺书》，并结合科路迪公司占有、使用源基公司扩建厂房的事实，认定科路迪公司和源基公司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因涉案厂房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审法院确认涉案租赁协议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本案一审阶段已依法就涉案租赁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释明，二审法院判令科路迪公司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占用期间使用费并未超出当事人诉请范围。综上所述，科路迪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562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琼圣审判员  金锦城审判员  许东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武晓晖书记员洪喜芬彭振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