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行终12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正东，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衡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立初，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衡山县。系彭正东之子。上述两位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唐衡虎，湖南八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衡山县开云镇解放南路99号。法定代表人：蒋青，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凯，衡山县紫巾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志军，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正东、彭立初因与被上诉人衡山县人民政府撤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4行初3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彭正东与彭立初系父子关系。彭正东于1987年在衡山县××交通村××组狮子岭建造了一栋二层房屋，1994年10月10日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许可证，载明土地使用面积为187.52平方米。公安部门2000年10月12日签发的户口簿载明彭正东与妻子袁菊云户籍地位于衡山县××交通村××号1户。2006年3月27日公安部门为彭立初签发了户口簿，载明彭立初及其妻、子共3人的户籍地位于衡山县××交通村××号1户。2015年1月27日，中共衡山县委办公室、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山办通（2015）5号《关于成立衡山县紫巾路建设协调指挥部的通知》：为加强紫巾路建设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衡山县紫巾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下称紫巾路指挥部）。2017年3月16日，衡山县紫巾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与彭正东、彭立初分别签订了补偿协议、安置协议，核定二原告有房屋一栋，建筑面积为489.15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为187.52平方米，二份协议对安置方式、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地块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两原告于2017年4月1日前自行将房屋搬迁完毕。除二原告外，彭正东另一儿子彭立田以及衡山县开云镇人民政府以见证方的名义在二份协议上签名、盖章。2017年9月18日，彭正东、彭立初在《彭正东、彭立初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充说明》（下称补充说明）上签名，补充协议载明：经计算，彭正东、彭立初户应增加补偿费60378元。彭正东当庭陈述，2017年3月16日因其本人认为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金过低，没有在补偿协议及安置协议上签名，是在同年9月18日签订补偿协议时将三份协议一并签名，补偿协议及安置协议属于倒签协议，而且三份协议紫巾路指挥部均没有交给原告。彭立初当庭陈述，对涉案三份协议为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紫巾路指挥部2017年8月18日与其签订补充协议时才将三份协议的复印件提供给彭正东、彭立初，其二人一直没有收到涉案协议的原件。另查明，2018年5月2日，彭正东、彭立初以衡山县人民政府2017年9月15日强行拆除其房屋及附属建筑物造成其财产损失为由，起诉请求确认衡山县人民政府强行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其财产损失109872元。该案尚在二审诉讼过程中。还查明，补偿协议第五条3项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征收主管部门存档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安置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征收主管部门存档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诉讼中，彭正东、彭立初未能提供其主张的衡山县政府对其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致其签订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的证据。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及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彭正东、彭立初在诉讼中称其没有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原件，但即便如其所述的事实存在，二原告也在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上签字时，知晓了协议内容，且原告彭立初自述在2017年9月18日涉案补充协议签字的当日，收到了紫巾路指挥部提供的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复印件，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彭正东、彭立初主张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是在受紫巾路指挥部欺诈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签订的，最迟应当在2018年9月18日行使撤销权。彭正东、彭立初2019年4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彭正东、彭立初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彭正东、彭立初上诉提出：2017年9月18日，衡山县政府以给予其二人两户安置地（4号、5号）为诱饵（当时在页码中增加安置了5号地块，后被偷换），欺骗彭正东在房屋征收补充说明及原2017年3月16日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尾页上补签字，后又以协议要经政府审批为由拿走原件，当天并没有在协议上盖章，也没有提供协议原件和复印件给上诉人彭正东、彭立初。彭立初于2017年9月18日得到三份协议复印件，也只是紫金路建设指挥部未盖章、没有生效的协议，不具有计算诉讼时效开始时间的法定条件。直到2018年5月30日，彭正东、彭立初起诉衡山县政府强拆房屋行政违法及赔偿一案的审理期间，才在该案交换证据时看到衡山县政府提供的完整协议内容的文本，故本案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从2018年5月30日起算。彭正东、彭立初于2019年4月1日起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安置协议。衡山县政府答辩称：2017年3月16日与彭正东、彭立初签订的《衡山县紫巾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书》及同年9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协商自愿签订，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欺诈、胁迫、倒签、变造、偷换页码等事实，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如果上诉人对协议有异议，依法应当在2018年9月18日前行使撤销权，而其起诉时间在2019年4月1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彭正东、彭立初的起诉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当事人原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紫巾路指挥部与彭正东、彭立初于2017年3月16日签订的两份协议原件上盖有骑缝章。两份协议均在第七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征收主管部门存档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彭正东、彭立初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彭正东、彭立初起诉请求撤销其二人与衡山县紫巾路项目建设指挥部所签订的《衡山县紫巾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安置协议书》，案涉的两份协议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3月16日，两份协议均盖有骑缝章。且两份协议均在第七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征收主管部门存档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故彭正东、彭立初应在签订案涉协议的当天知道协议内容。彭正东、彭立初上诉提出县政府在本案中提交的2017年3月16日所签两份协议并非原协议，而是偷换了安置条件的变造和伪造协议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彭正东、彭立初上诉还提出“直到2018年5月30日，其二人在起诉衡山县政府强拆房屋行政违法及赔偿一案交换证据时才看到衡山县政府提供的完整协议内容的文本，故本案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从2018年5月30日起算”的理由。经查，彭立初在本案一审中自述，其在2017年9月18日涉案补充协议签字的当日，收到了紫巾路指挥部提供的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复印件，故对彭正东、彭立初上诉提出其知道案涉协议内容的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如彭正东、彭立初所述涉案补偿协议、安置协议的内容已被衡山县政府偷换，其变更后的内容彭立初也已在2017年9月18日知情，其行使撤销权的起诉时限亦应从2017年9月18日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彭正东、彭立初2019年4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彭正东、彭立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婷婷审判员  余旭东审判员  向黎丽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