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8民终14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旭辉，男，汉族，生于1975年1月15日，住四川省旺苍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旺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旺苍县东河镇凤凰街。 法定代表人：刘婧，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勇卫，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治全，男，汉族，生于1992年6月9日，系旺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 原审被告：李莲华，女，汉族，生于1977年10月16日，住四川省旺苍县。 上诉人朱旭辉因与被上诉人旺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2018）川0821民初1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仅仅存在引用法律不全的瑕疵而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朱旭辉、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何勇卫、赵志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旭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并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信用社最晚的起诉时间应在2017年9月2日。但在2016年3月11日，信用社根据2013年9月4日朱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将应退回朱旭辉所交的2015年度安防保证金3000元扣收（虽朱旭辉不知情），用于偿还贷款利息，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延长至2018年3月11日。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一是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缴纳过所谓安防保证金3000元。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上诉人交过所谓安防保证金3000元的证据。二是根据被上诉人安防保证金有关规定，上诉人因2015年4月出现违规行为，该笔款项也是由被上诉人没收，并且责成上诉人另行补交安防保证金3000元。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安防保证金管理规定，也证明了这一点。三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汇划款凭证，也证明了所谓安防保证金3000元，是被上诉人从自己的经费账户中列支的，不是按照合同约定从上诉人银行账户中扣收的。 （二）原审判决无法律依据。2016年3月11日，被上诉人从自己的经费账户支出费用3000元，直接用于抵消上诉人名下贷款利息3000元的行为，原审判决认为“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判决中没有列出法律依据，上诉人从原审判决最后部分所列的法律条款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规定。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2008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中断。”认定被上诉人2016年7月5日和2017年5月31日，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两次向法院起诉后，均及时主动地撤销了起诉。依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4条：“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意见（参见《审判监督指导》2012年第2辑（总第40辑）第246-247页）：“对于撤诉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应当以起诉状副本或者口头起诉的情况是否送达或告知相对方等不同情形来讨论。第一，如果当事人撤诉，人民法院准许时，起诉状副本未送达义务人或人民法院亦未以口头告知的方式将权利人已提起诉讼所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内容告知义务人的，则撤诉不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两次向法院起诉及撤诉，均未告知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递交起诉状副本，故不应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审判决中，直接使用“对于诉讼时效，法院在适用时，宜宽不宜过严”作为理由，违反了《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诉讼时效立法基本精神。《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均对诉讼时效、债权主张、时效中断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而又全面的规定，但一审判决故意违法作出判决。 （四）原审判决中有意规避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错误认定《授权委托书》的性质及效力。2013年9月4日，朱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信用社财务部直接在朱旭辉的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中直接扣收60%用于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利息，是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发生效力的。2015年6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关系终止，该授权委托书的效力当然应该终止。一方面，信用社财务部对于上诉人是否还有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的核算与计发，除非得到通知，上诉人均不可能知情；另一方面，该授权委托书如果继续有效，被上诉人按照授权委托的约定继续直接在上诉人的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中扣收60%即可，不必另行起诉。原判错误认定了该授权委托至2016年3月11日的效力。 （五）诉讼时效届满前，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一审庭审辩论中，被上诉人向法庭申明5点：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度就已经达成和解，即上诉人不追究被上诉人非法解除与之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向上诉人主张债权的口头协议；2.该口头协议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被上诉人两次主动撤诉可以间接证明；3.上诉人的联系电话是被上诉人所派发的，2015年9月3日至今从未停用，不存在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的情况，但被上诉人从未主张过债权，可以间接证明该口头协议；4.2015年9月3日至2017年9月2日诉讼时效存续期间，被上诉人先后多次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打款，从未按照合同约定扣收过本金或者利息，可以间接证明该口头协议；5.诉讼时效届满后，被上诉人2017年12月从上诉人账户扣款并于2018年8月提起诉讼，是因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这违反了2015年就已经达成的协议。但是，对于上诉人所提的以上五点，一审法院以没有直接证据、与本案无关或说不是本案审理要点等理由，没有做法庭调查，也没有采用。综上所诉，该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信用社辩称，朱旭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上诉状中提到的“安防保证金”，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规定的其他收入，被上诉人依据该授权委托书扣划并无不当；关于该《授权委托书》的性质，被上诉人认为其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理应合法有效，该授权委托书也并未记载附条件解除的相关内容，劳动关系解除，并不能导致合法有效的委托书无效，另外，签订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防止上诉人在贷款到期后不能按时偿还，导致贷款形成风险，在贷款逾期后，扣收保证金合情合理。 （二）原审判决中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民事审判会议纪要》既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也非司法解释，原判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适用并无不妥。 （三）被上诉人2次向旺苍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根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应当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撤诉是由于无法联系被告。上诉人认为其联系方式一直未变化，不存在联系不上的情况，提供了缴费证明及电话表，被上诉人认为，其缴费明细日期显示为2019年，其与证明2016年、2017年两次起诉时间电话无法接通的事实没有关联性。 （四）上诉人提到的口头和解协议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间接证据也明显不能成立。 （五）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作为原信用社职工，在违法违规办理业务的情况下，联社秉承救病治人的态度，只是解除了劳动合同，并未过多追究上诉人其他责任，其理应感恩，现如今意图利用诉讼时效制度恶意逃避债务，实属不该。 信用社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96912.49元及本金还清时止的全部利息（含罚息、复利）。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3年9月4日，朱旭辉及其妻李莲华与信用社营业部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1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9月4日至2014年9月3日，月利息11.4‰，借款用途为建房。合同同时约定：“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结息为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甲方（朱旭辉、李莲华）授权乙方（信用社营业部）直接从甲方在乙方系统开立的经确认为个人结算账户的储蓄账户或银行卡中扣收应还款项（账号88×××44），此授权行为不再另行签发授权书；如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本金和利息，自借款逾期之日起至拖欠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对应的借款逾期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同时，朱旭辉、李莲华向信用社营业部出具《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承诺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或发生其他任何变化，都将共同承担此笔借款的本息偿还责任，直至贷款全部还清为止。2013年9月4日，朱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朱旭辉因建房资金不足，向旺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申请贷款10万元，以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如不能按借款合同约定按季结息，到期还本，朱旭辉授权旺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财务部直接在朱旭辉的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中直接扣收60%，用于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利息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继续向委托人追收，直至还清为止”。2013年9月6日，信用社营业部按约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2014年9月1日，朱旭辉、李莲华向信用社营业部申请借款展期1年。同日，朱旭辉、李莲华与信用社营业部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展期金额为100000元，展期期限自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9月2日，月利息11.7‰，结息日与个人借款合同无变化；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仍然有效。2016年3月11日，信用社清算中心将朱旭辉在2015年1月向信用社缴纳的2015年度安防保证金3000元（朱旭辉原为信用联社所属的信用社主任，因经济方面原因，2015年6月被开除），划至信用社营业部账户，信用社营业部直接将此款用于抵扣贷款利息。2016年7月5日，信用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朱旭辉、李莲华向信用社偿还贷款本息100000元及约定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息。2016年9月15日，信用社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2017年5月31日，信用社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朱旭辉、李莲华向信用社偿还贷款本息100000元及本金还清时止的全部利息，2017年7月5日，信用社再次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2017年12月15日，信用社将朱旭辉在该社借记卡上的3084.71元扣划，用于偿还朱旭辉、李莲华在信用社营业部借款本金3084.71元。2017年12月21日，信用社将朱旭辉在该社借记卡上的存款2.8元扣划，用于偿还朱旭辉在信用社营业部借款本金2.8元。信用社营业部一系列的扣款行为，均没有通知朱旭辉。庭审中，信用社主张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 原判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从本案查证的事实上看，2013年9月4日，朱旭辉、李莲华与信用社营业部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9月3日。其后，朱旭辉、李莲华与信用社营业部签订《借款展期协议》，还款期限延展至2015年9月2日，信用社最晚的起诉时间应在2017年9月2日。但在2016年3月11日，信用社根据2013年9月4日朱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将应退还朱旭辉所交的2015年度安防保证金3000元扣收（虽朱旭辉不知情），用于偿还贷款利息，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延长至2018年3月11日。2017年12月15日，信用社根据朱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将朱旭辉在该社借记卡上的3084.71元扣收，再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二）2016年3月11日，信用社对朱旭辉所交的2015年度安防保证金3000元扣收，诉讼时效延长至2018年3月1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信用社主张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延至2019年3月11日。 （三）信用社在2016年3月11日和2017年12月15日两次扣款行为，表明其已向朱旭辉、李莲华主张权利。 （四）《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虽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64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后又按撤诉处理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规定》，系司法解释，且并没有被废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只是作为参考，不是法院的裁判依据，而司法解释是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所以2016年7月5日和2017年5月31日，信用社两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对于诉讼时效，法院在适用时，宜宽不宜过严。故本案不存超过诉讼时效，朱旭辉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朱旭辉、李莲华应按《个人借款合同》及《借款展期协议》，承担偿还本金、利息、罚息和复息的责任。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朱旭辉、李莲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信用社贷款本金96912.49元,截止2018年8月2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85792.77元，并从2018年8月3日起，按月利率17.55‰计算逾期罚息，对于贷款项下未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收复利，至本金清结时止。 二审期间，朱旭辉提交“新证据”：1.电话本，拟证明其一直可以联系；2.打款记录，拟证明原诉讼期间被上诉人未因贷款而扣过上诉人的款，还在给上诉人打钱；3.离婚证，证明上诉人与李莲华已经离婚。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何勇卫对上诉证据客观真实性无异议，但电话本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019年的缴费电话凭证，不能证明2016年、2017年可以联系到上诉人。本院认为，证据1、2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焦点即诉讼时效是否逾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证据3虽然是新证据，但也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朱旭辉与李莲华于2019年4月30日协议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第一，信用社2016年3月11日扣收朱旭辉安防保证金3000元，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和朱旭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扣收3000元的行为“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是否有法律依据；第二，信用社分别于2016年、2017年提起的诉讼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第三，朱旭辉是否与信用社达成贷款债务免除的协议。 （一）关于信用社的扣款行为是否符合双方约定，是否违反朱旭辉的“授权委托”，以及扣款行为中断诉讼时效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结合双方借款合同和朱旭辉的授权委托书的表述，信用社财务部可以“在朱旭辉的工资及其他各项收入中直接扣收60%，用于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利息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继续向委托人追收，直至还清为止”，从该授权委托书中不能得出只有在双方劳动合同关系成立时，信用社才能从朱旭辉的“一切收入”中扣款偿还贷款本息的意思。同时，朱旭辉的安防保证金来源、是否应当发放以及因其违规而该不该给其发放的问题，是信用社的权利。即使信用社将按照劳动合同不应发放的安防保证金发给了朱旭辉，也是其处分权利的行为，不损害国家、他人利益，不违反公序良俗，应该属于有效行为。因此，信用社2016年3月11日的扣款行为不违反双方的约定和朱旭辉的授权。朱旭辉主张其因未缴纳安防保证金、其因违规不应发给其安防保证金、劳动合同解除后信用社就不能扣其款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朱旭辉上诉主张一审认定信用社扣安保金“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引用法律而使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的观点部分成立。一审应当引用《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三）项，确认信用社按照当事人授权约定扣款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一审确实存在漏引该法条的瑕疵，但上诉人朱旭辉据此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信用社的起诉能否中断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可见，权利人只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便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且诉讼时效中断处于持续状态，至诉讼程序终结时才开始重新起算。诉讼时效终结包括因裁定撤诉而终结的情形。因此，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起至法院裁定撤诉之日止，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法释（2008）11号《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12号《关于四川高院请示长沙铁路天群实业公司贸易部与四川鑫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代收款一案如何适用（民）（1990）3号批复中“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中也认为：“向法院起诉，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从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据此，现行司法解释也规定从权利人提交起诉状之日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而没有采用法院受理之日、诉状送达对方或者告知对方已起诉之日才中断诉讼时效等观点。在本案中，信用社于贷款到期后两年内，分别于2016年7月5日和2017年5月31日先后两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朱旭辉偿还借款，又分别于2016年9月15日和2017年7月5日申请撤诉被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其诉讼时效自两次起诉之日起分别中断，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状态延续至法院两次裁定准许信用社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信用社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次撤诉日即2017年7月5日起重新计算两年。该两年期间跨越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生效日，因此本案应自2017年7月5日重新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关于应按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编写的《审判监督指导》2012年第2辑（总第40辑）的观点，认定上诉人两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没有送达上诉人，也没用告知上诉人已起诉，因此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的理由不能成立，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符。会议纪要和审判监督指导的观点对全国法院办案具有指导和参考作用；但其不是正式法律和司法解释，不是法院裁判可以引用的法律依据。而且现行法律尤其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总则》不仅没有规定撤诉行为可以导致业已中断的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归零，相反，却吸纳了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12号复函的精神，明确规定诉讼时效自起诉之日起中断、自诉讼程序终结之日起重新起算。这是我国法律关于起诉中断诉讼时效的最高位阶和最新的法律规定。这样规定对我国构建诚信社会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考虑到诉讼时效制度具有限制权利人权利的功效，应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不能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学理解释观点限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就本案而言，即使按朱旭辉的观点：撤诉后诉讼时效不中断，也因信用社2016年3月11日的扣收贷款行为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上诉人朱旭辉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朱旭辉认为已与信用社达成贷款债务免除协议的问题。债务人主张债务免除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朱旭辉主张已与信用社主要负责人达成债务免除的口头协议的上诉理由，除其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朱旭辉提出其电话没有变更、信用社在其贷款已逾期后还在向其账户转款来间接证明债务已经免除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意思表示以沉默的方式作出的，应当有法定、约定或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为依据，否则应当以明示方式作出。有关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沉默方式作出，本案中双方亦未约定可以默示作出，也不存在双方形成默示免除债务的交易习惯，因此，朱旭辉主张应间接推定信用社免除了其债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旭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然存在漏引法条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朱旭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一款第三项、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54元，由朱旭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光银 审判员  胡 毅 审判员  李开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