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84民初9549号原告：甄国军，男，汉族，1971年2月17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彬，郑州市京广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范珂强，男，汉族，1990年5月22日出生，住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河南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浩杰，男，198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郑市。原告甄国军诉被告范珂强、王浩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甄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彬，被告范珂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被告王浩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国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262735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2017年间,原告为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下称“神洲公司”)河南地区的经销商,二被告为神洲公司河南地区的业务员,由此双方认识并产生联系。在原告代理销售神洲公司产品期间,被告范珂强以其负责的其他客户急需神洲公司产品为由分两次从原告处共借调走价值102735元的货物。借调货时被告范珂强向原告承诺会安排神洲公司给原告补发相同价值的货物,但原告始终未收到范珂强或神洲公司补发的货物。2015年9月,原告需要订购神洲公司的货物,遂与被告范珂强联系。被告范珂强告诉原告:“因神洲公司业务调整,让把货款直接汇至他的个人账户,由他安排神洲公司给原告发货”。2015年9月27日,原告通过妻子郎巧玲向被告范珂强的个人银行账户汇付货款16万元。后原告收到了被告范珂强安排所发的货物,经核对原告发现这些货物不是由神洲公司所发,且非原告所需货物。原告遂向被告范珂强提出退货重发或退还货款的请求,被告范珂强同意,但就是一直拖着不给办理。2016年7月18日被告范珂强、王浩杰代表神洲公司与原告妻子郎巧玲对账时,原告向二被告提出解决上述102735元的调货和16万元货物的退换货请求。二被告向原告承诺会立即给予解决,因此没必要再在与公司的对账单中显现。为此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书面的《调货处理》证明,同时二被告将原范珂强发给原告的价值16万元的货从原告处拉走。但至二被告承诺解决问题的时限到来,对上述两笔业务二被告却并未给予解决。2018年原告与神洲公司发生纠纷,神洲公司以原告妻子郎巧玲拖欠该公司货款为由,将原告妻子郎巧玲诉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神洲公司起诉的依据就是2016年7月18日经二被告的手与原告妻子郎巧玲达成的《对账单》，在诉讼中原告妻子郎巧玲主张2016年7月18日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调货处理》证明上的两笔货款神洲公司应当给予扣减。但神洲公司以该两笔业务公司并不知情,属于二被告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因此对于原告妻子的主张不予认可。同时二被告应神洲公司的请求亦亲自到法庭为神洲公司作证,承认该两笔业务系被告范珂强的个人行为,与神洲公司无关。最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该两笔业务系个人行为,与神洲公司无关,不同意原告妻子的货款扣减主张。综上,由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调货处理》书面证明可以证实被告从原告处已调走及退回货物的事实,并且在原告妻子与神洲公司的诉讼中二被告和法院均认可该两笔业务系其个人行为。现货物被二被告调走及退走后二被告并没有给予原告补发和退换新货或者退还货款,因此理应由二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现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范珂强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从未就本案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已过法律规定的3年期间的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范珂强与甄国军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当时系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派驻的业务员，在原告诉求中的两项行为中，只是一种居间免费帮助的角色，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的第一笔102735元款项，当时由于神洲电器公司针对作为经销商的原告开展了铺销货返点奖励活动（即如果原告从神洲电器公司铺销货达到一定金额，即可按照铺销货金额的梯度享受不同返点奖励），作为业务员的被告范珂强为了帮助原告甄国军达到铺销货额度以获得神洲公司奖励的返点，以甄国军的名义向神洲电器公司分两次下了该笔102735元的购货订单，但是该款项是被告协调神洲电器公司的其他经销商以甄国军的名义下的订单，甄国军既没有支付该笔款项也没有收到这两笔货物，订货款102735元是被告协调的其他经销商以甄国军的名义向神洲公司支付的，收货地址也并非日常交易习惯中甄国军的仓库地址，而是被告提供的收货地址和电话。被告在收到该两笔货后就按照约定将货物发给实际付款的经销商。甄国军在前述交易完成后，如愿获得了神洲公司的返点，这也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调货处理单》签订前，原告和被告范珂强在本案被告王浩杰作为中间人达成的手写《调货处理》上关于“经华惠核实返点25万元与小范进行沟通，具体数字由华惠来调解”的由来，即在当时被告范珂强代神洲公司与原告进行对账时，双方私下协商被告应当返还神洲公司向其支付的返点奖励。此外，在原告不能提供这两笔货物的购货订单、付款记录、调货记录的情况下，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两笔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原告处调货，而是以原告的名义帮助原告完成铺销货任务以获得返点奖励的行为。对于原告诉求中的16万元款项，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当时原告为神洲公司名下“天目蓝”品牌的代理商，后原告想取得神洲公司名下另一品牌“天目神洲”的代理权，便通过当时为神洲公司驻派河南地区的业务员范珂强协调从其他代理商调取价值16万元的“天目神洲”品牌的货物，被告范珂强为从中协调的角色，该笔款项也已支付给调货的其他代理商，原告也已收到其要求调取的货物，交易已经完成，范珂强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种居间免费帮忙得关系，原告不应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同时，在2016年范珂强在代表神洲公司与原告对账时，由于原告一直以各种借口不予配合并要求将该笔16万元予以扣减，被告范珂强无奈同意原告将该笔货物在2016年10月1日前将该笔货物按照原单返还，由范珂强帮助原告协调与神洲公司或者其他代理商进行调换处理。但是，后来原告并未将按照该笔货物的原种类清单交由范珂强帮助调换处理，范珂强自然无法从中帮助其协调处理。现时间已过去三年多，由于原被告所经销的灯具更新换代很快，该笔货物已经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自然无法调换处理，原告应为此承担责任。在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书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和事实认定部分，对于原告诉求的262735元款项该判决认为：“首先，本案涉及的对账单与调货处理单系同一天出具，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截止到2016年7月18日止郎巧玲尚欠神洲公司货款1140187元，并对退货和丢失货再对账单上予以注明，由范某签字确认，神洲公司对于该部分款项也予以扣减，如果调货处理单上所涉款项也应从尚欠款项中予以扣除的话，应直接再对账单上予以注明更符合常理，没有必要再出具单据。其次从调货处理单上的内容来看，无法推断出该两笔款项要从郎巧玲所欠神洲公司货款中予以扣除的意思表示。再次，根据范某和王某两名证人的证言，即使存在调货行为，也是业务员帮助客户之间进行调货，与神洲公司无关。因此，对于郎巧玲要求在尚欠货款中扣除262735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该判决书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郎巧玲依据被告向其出具的《调货处理单》来主张其享有该笔262735元货款的权利是持不认可态度的，认为仅依据该《调货处理单》是不能支撑郎巧玲向神洲公司或者本案被告主张任何权利的。而且，该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直接认为郎巧玲可以依据该《调货处理单》向本案被告主张权利，而是在对其主张神洲公司或范珂强曾从其手中调货的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前提下，针对本案被告范珂强和王浩杰的证人证言再做的评述：“即使存在调货行为，也是业务员帮助客户之间进行调货，与神洲公司无关”，杭州法院针对该行为是否为本案被告范珂强的个人行为，用的是“即使”二字而非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最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该两笔业务系个人行为，与神洲公司无关”，结合该判决书前后内容不难理解，判决书是在对郎巧玲主张事实持否定的前提下，进一步作出的补充性论述。同时，该判决中也认定即使存在调货行为，也是作为业务员的本案被告范珂强帮助作为客户的原告进行的“客户之间进行调货”，即范珂强即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自然不能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原告承担义务。此外，该《对账单》签订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而《调货处理》签订日期为2016年7月1日，《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此前（7月18日）欠条全作废”，结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份判决书已查明和认定事实，不难看出该《调货处理》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原告据此提起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该《调货处理单》上并不是直接载明例如范珂强从甄国军仓库调货102735元，由范珂强负责返还货款之类的，而是用了“经范珂强从甄国军仓库调货两次，共计货款102735元，现已核实；2015年9月调货货款总额16万元，现原单返还，于2016年10月1日前结算”的描述，可以清晰的看出并非调（diao)货而是调（tiao）货，且是“经”被告范珂强之手帮助甄国军进行调（tiao）货而不是范珂强从甄国军手中调（diao）货，“现已核实”只是对该行为曾发生的确认而非由范珂强要对其承担责任，结合事实情况不难推断出原告的该项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浩杰辩称，王浩杰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王浩杰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王浩杰在《调货处理单》上签字并不是作为当事人的身份,而是作为范珂强和甄国军之间见证人的身份进行的签字,王浩杰不应当因为该《调货处理单》承担任何责任。王浩杰早在2016年3月8日就已与原告甄国军、神洲公司法人徐广平共同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就经营神洲公司名下灯具品牌成立了合伙组织,即签订该《调货处理单》时王浩杰与甄国军之间属于合伙关系,不存在业务往来。王浩杰仅仅是在单据上签字,没有任何要承担原告所称责任的意思表示。2016年7月份,范珂强代表神洲公司与甄国军、郎巧玲进行对账,因对账过程中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于是在王浩杰的见证下双方签订了《调货处理单》，该单据先由王浩杰综合双方意思进行书写并由范珂强、郎巧玲签字确认的,然后又打印出来进行签字。当时双方出具该《调货处理单》的目的主要是对这两笔调货行为进行共同确认,以免以后又产生纠纷和完成对账。第一笔102735元货物当时是范珂强为了帮助甄国军完成神洲公司铺货任务获得神洲公司的返点奖励,范珂强应甄国军的要求帮助甄国军协调其他经销商,只是以甄国军的名义向神洲公司下订单,货款是其他经销商以甄国军的名义打给神洲公司的,收货电话是范珂强的,当时货物发到郑州后,范珂强就直接将货物发给实际付款的经销商,这两笔货与甄国军没有关系,甄国军通过范珂强的协调帮助多拿了神洲公司的返点奖励。所以,当时甄国军提到这个事情了之后,双方就商量甄国军要把这102735元货物的返点还给神洲公司,不然范珂强没法交差,范珂强并不欠甄国军货物,也没有从甄国军这里调过这两笔货,只是从中间帮甄国军协调。当时,王浩杰在手写退货处理单时,也特意注明了返点要进行结算。第二笔16万元是当时甄国军想代理神洲公司天目神洲品牌的灯具,所以由范珂强从中间帮忙在其他经销商那里帮忙调取了一批货给了甄国军。后来,范珂强在代表神洲公司和郎巧玲甄国军进行对账时,甄国军、郎巧玲他们为了在对账中少付钱,说这个货物他们不要了,要求退货或者扣款,因为这是范珂强帮助从中协调的,就表示让他把货按照订单上的种类和数量返还给其他经销商或者神洲公司,范珂强从中间协调帮他调换相同金额的其他货物,但是后来甄国军、郎巧玲也没有把这批货退回去。当时在杭州法院作证时,王浩杰从来没说过这个单子上的行为是其做的,王浩杰只是以见证人的身份证实了一些事情,范珂强只是帮助客户之间进行调货,没有以买家或者卖家的身份出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8日,范珂强、王浩杰签字确认调货处理单1份,该单上载明“一、经范珂强从甄国军仓库调货两次,共计货款102735(壹拾万贰仟柒佰叁拾伍)元,现已核实。二、2015年9月调货货款总额16(壹拾陆万)万元,现原单返还,于2016年10月1日前结算”。2016年12月9日，原告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郎巧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9日，被告郎巧玲向该院提起反诉，该院进行了合并审理。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6）浙0185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一、郎巧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货款365434.4元。二、驳回郎巧玲的反诉请求。该判决认定：“关于本诉部分,神洲公司与郎巧玲之间的业务往来虽然基于两份《经销商合同书》而产生,但实质仍为买卖合同关系。……一、关于调货处理单上两笔款项共计262735元是否要从尚欠货款中予以扣除的问题。首先,本案涉及的对账单与调货处理单系同一天出具,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截至2016年7月18日止郎巧玲尚欠神洲公司货款1140187元，并对退货和丢失货物在对账单上予以注明,由范珂强签字确认,神洲公司对该部分款项也已经予以扣减,如果调货处理单上所涉款项也应从尚欠货款中予以扣除的话,应直接在对账单上予以注明更符合常理,没有必要再另行出具单据。其次,从调货处理单上的内容来看，“一、经范珂强从甄国军仓库调货两次,共计货款102735(壹拾万貳仟柒佰叁拾伍)元,现已核实。二、2015年9月调货货款总额16(壹拾陆万)万元,现原单返还,于2016年10月1日前结算”,无法推断出该两笔款项要从郎巧玲所欠神洲公司货款中予以扣除的意思表示,再次,根据范珂强与王浩杰两名证人的证言,即使存在调货行为,也是业务员帮助客户之间进行调货,与神洲公司无关。因此,对郎巧玲要求在尚欠货款中扣除262735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后郎巧玲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浙01民终6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从郎巧玲提交的调货处理单上无法判断调货的另一方是否为神洲公司。虽然范珂强、王浩杰均曾系神洲公司的业务员,但两人均出庭证实该两笔调货是业务员帮助客户之间进行调货,与神洲公司无关,而调货处理单形成的当天,郎巧玲与神洲公司进行了对账,当天的对账单上明确载明“以前欠条全作废”,显示双方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而上述两笔调货未记载在对账单上。这也佐证了范珂强、王浩杰的证言,即该两笔调货并非神洲公司的业务,故本院认为调货处理单上的两笔款项不应在货款中扣除”。另查明，1、范珂强、王浩杰曾系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员工。2、郎巧玲系郑州市二七区华慧灯具商行经营者,甄国军与郎巧玲系夫妻关系,其共同经营该灯具商行。3、甄国军提交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一份，显示：户名范珂强，卡号62×××10，交易日期2015年9月27日，交易类型现金存款，存款金额160000元。4、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7年11月14日证人出庭作证笔录显示：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华向范珂强发问：“请你说明一下被告方提供的调货处理单”，范珂强回答：“……因我公司当时没有小客户需要的货，我就从郎巧玲的仓库借调两笔货物，……之后原告公司补了同价值的货物给郎巧玲，出具调货单的时候早已经补清货物了”；“王浩杰只是作为见证人在上面签名。”；郎巧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彬向范珂强发问：“有无补货证据？”，范珂强回答：“有的，可以查询到的，我都有记录的。”；郎巧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彬向范珂强发问：“2015年9月27日郎巧玲给你打款16万元，该款是什么款项？”范珂强回答：“就是调货单上第二条的款项，我收到款项后立马付给发货方了。2015年9月份的时候我公司有一批价值16万元的货物卖给客户的，但是客户不需要这批货物了，恰好郎巧玲正需要这批货物，我就从客户那里把这批货物直接调给郎巧玲了，郎巧玲支付了16万元的货款给我，我随即就打给发货方了，故这批货与公司无关”。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货处理单，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书及证人出庭作证笔录，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庭审笔录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甄国军与被告范珂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根据原告提交的调货处理单、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可以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调货处理单第一条显示，被告范珂强从原告甄国军仓库调货两次共计货款价值102735元，现已核实，该单据范珂强签字确认，可以认定甄国军已经向范珂强履行了供货义务，范珂强应当按照双方核实后出具的调货处理单向甄国军偿还应付款项102735元。范珂强辩称其系为了帮助甄国军达到铺销货额度以获得神洲公司奖励返点，范珂强协调其他经销商以甄国军的名义向神洲电器公司下了该笔购货订单，甄国军既没有支付该笔款项也没有收到这两笔货物，范珂强在收到该两笔货后就按照约定将货物发给实际付款的经销商；但范珂强于2017年11月14日在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及在本案庭审中均陈述已向甄国军或郎巧玲补了同价值的货物。范珂强的陈述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且截至目前，范珂强未提交任何证实已向甄国军或郎巧玲补货的证据，因此，范珂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调货处理单第二条、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及当事人陈述，2015年9月甄国军向范珂强支付调货货款160000元，2016年7月18日范珂强在调货处理单上签字，应视为范珂强已确认所涉货物现原单返还，且承诺于2016年10月1日前结算的事实。范珂强辩称其未收到返货，不应返还货款，但鉴于范珂强已在调货处理单上签字确认，其应就主张的未收到返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范珂强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范珂强应按约定向甄国军结算货款160000元。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范珂强出具调货处理单后，甄国军之妻郎巧玲在杭州临安神洲电器有限公司起诉郎巧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12月29日向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之后郎巧玲对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郎巧玲在该一、二审案件中均主张对该调货处理单所涉款项进行抵扣，应视为郎巧玲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并未放弃催收，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甄国军与郎巧玲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郑州市二七区华慧灯具商行，故此，甄国军对范珂强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之日即2018年4月重新起算，截至甄国军向本院主张权利之日(2019年9月3日)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本院对范珂强主张甄国军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对甄国军要求范珂强支付货款26273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浩杰虽然在调货处理单上签字，但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甄国军主张王浩杰共同支付货款262735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甄国军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珂强应当支付原告甄国军货款2627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甄国军对被告王浩杰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1元，减半收取计2621元，由被告范珂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后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员  许伟红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代理书记员  荆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