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8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桂桃，女，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解勇，男，198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梅，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艳花，女，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博，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江，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桂桃、解勇因与被上诉人刘艳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6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桂桃、解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支持上诉人解勇的原审反诉请求及上诉人刘桂桃原审第二项反诉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涉案房屋首款58000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作价68000元。从证据层面而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涉案购房款58000元所采信的证据仅有：《房屋转让协议》、刘艳花取款凭证、证人证言。而根据上述证据所体现的内容，《房屋转让协议》中仅约定被上诉人将在何时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而刘艳花取款凭证，仅体现刘艳花名下农商银行于2003年4月4日存在取款45600元；结合证人李某的证言，其明确表示并未见到被上诉人刘艳花向解洪明支付了房款58000元。上述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支付房款58000元，且被上诉人明知上述证据无法证实，为达到证明其已经支付合同对价的目的，直接伪造了涉案《收据》。从生活常理而言，如果事实如被上诉人所言协议有效且她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义务，15年间没有主动找刘桂桃确认《房屋转让协议书》并办理房屋转让过户手续的行为也着实让人无法理解，被上诉人刘艳花在解洪明在世前不主张其权利，而在其长达15年的今天主张，明显不符合已完全履行支付房款义务的购买者的心理及生活常理。无论从证据层面还是日常生活常理来看，本案均无法体现被上诉人已支付购房款。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涉案房屋首款58000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判决推定房屋尾款10000元已支付给解洪明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就被上诉人所欠付的10000房款，被上诉人主张其已经支付所欠房款1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审判决不但仅以被上诉人陈述即认定10000元房款欠条的存在；且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形下，直接将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其已支付10000元的举证责任错误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进而错误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推定房屋尾款10000元已支付给解洪明，明显存在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且存在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判决推定上诉人刘桂桃对解洪明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刘艳花的事实是知情、默认的，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解洪明在世前，虽家中大小事务主要由解洪明操心，但逢决策家中大事时，解洪明会与上诉人商讨。涉案房屋系解洪明与上诉人刘桂桃花费半生积蓄所购，不存在两人未经商讨单方就轻易将涉案房屋出卖。解洪明在世期间，上诉人从未听其说过涉案房屋出卖给了刘艳花，经回忆，在2003年左右，上诉人家中也未出现大金额的进账。自2004年起解洪明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出入医院，家里的主心骨顶梁柱病倒了，上诉人全心全意照顾解洪明，为挽救解洪明的生命做努力，不仅解洪明本人无暇顾及房屋买卖事宜，其妻子刘桂桃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察觉自己在乡下的涉案房屋被他人侵占，另外一位上诉人解勇当时年幼无知也没有管理家庭事务的能力。2007年12月16日解洪明因肝癌病发离世，紧随着上诉人刘桂桃的公公、婆婆、小叔子三位至亲相继离世，上诉人刘桂桃情绪已处于崩溃边缘，极为焦虑抑郁的状态。房屋的状态更是无人关心及顾及。上诉方对涉案房屋买卖情况完全不知情是有原因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在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刘桂桃知悉房屋买卖事宜，原审判决就贸然推定上诉人刘桂桃对涉案房屋买卖事宜知情，明显存有有失公正之嫌，且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已构成根本违约，且现已无履行可能，原审判决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仍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就《房屋转让协议》而言，合同根本目的系出卖人转移房屋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房屋价款。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按约支付涉案房屋对价68000元，已然构成违约。且现刘艳花违约事件历经15年，房产交易行情发生重大变化，涉案房屋现有价值已远远超出68000元。若仍以房款对价68000元继续履行合同，将使上诉人蒙受重大损失，严重不公。刘艳花的上述违约行为已然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情形，现上诉人解勇提出解除合同，法院应根据该条解除《房屋转让协议》，而不应当错误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三、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解洪明，解洪明于2007年12月因病离世，在解洪明去世时，解洪明的父母解春其、李淑群依然健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解洪明的父母解春其、李淑群、刘桂桃、解勇对涉案房屋均享有继承权。解洪明的父母解春其、李淑群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系解洪明，小儿子为解国明。解国明婚后育有一个女儿，名为解威。解春其、李淑群离世前，解国明处于离异状态。在解春其、李淑群相继离世后，解国明、刘桂桃、解勇对涉案房屋均享有继承权。现解国明因病离世，则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的主体系刘桂桃、解勇、解威。刘桂桃、解勇、解威对涉案房屋均享有继承份额，涉案房屋的处置将直接影响刘桂桃、解勇、解威合法权益，解威理应作为必要诉讼当事人参加原一审的诉讼活动。原一审遗漏必要当事人解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四、原审判决将合同违约责任错误认定为简单的欠款关系，存在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主张后期房款10000元已支付，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其无法提供相应证据，则应承担违约的不利后果，且上诉人有权解除《房屋转让协议》。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主张解除《房屋转让协议》时，仍认定后期房款10000元系属上诉人的债权，上诉人提供刘艳花欠款凭证时，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错误认定为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欠款，认为本案系债权债务关系，明显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综上，原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且遗漏必要当事人，上诉人恳请贵院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刘艳花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刘艳花已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68000元的事实正确。2003年4月5日，刘艳花与解洪明（系刘桂桃配偶、解勇之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购买涉案房屋，约定购房款为68000元，并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协议当日已支付58000元，剩余10000元自签订协议之日起1年内付清。案外人李金式、冯伏秋、刘金球、罗灿等人均以证明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根据协议约定、刘艳花2003年4月4日取款45600元的取款凭证、刘艳花于2003年制作的记账账本、相关证人证言以及解洪明于2003年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交付给刘艳花并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刘艳花使用的事实，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刘艳花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桂桃对解洪明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刘艳花的事实是知情、默认的，该事实认定正确。且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解洪明一人名下，刘艳花有理由相信解洪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独立的处分权。上诉人刘桂桃、解洪明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后解洪明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刘艳花使用，解洪明与刘桂桃自行搬离涉案房屋并迁往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居住。解洪明、刘桂桃的新住址距离涉案房屋较近，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尤其是解洪明于2007年去世之后，刘桂桃对涉案房屋不予管理或处分，也不知情涉案房屋已由刘艳花居住、使用、处分，明显有违生活常理。同时，《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时，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解洪明一人名下，刘艳花有理由相信解洪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独立的处分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两上诉人应当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刘艳花与解洪明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涉案房屋登记于解洪明一人名下，刘艳花有理由相信解洪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独立的处分权。刘艳花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并自2003年开始居住在涉案房屋长达15年，解洪明应当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于刘艳花名下，现解洪明已去世，故刘桂桃、解勇作为解洪明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艳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桂桃、解勇履行《房屋转让协议》，房屋归刘艳花所有；2、判令刘桂桃、解勇配合刘艳花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手续，将房屋产权过户至刘艳花名下；3、判令刘桂桃、解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刘桂桃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解洪明与刘艳花签订的关于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房屋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登记在解洪明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房屋所有权归刘桂桃与解勇所有；3、判令刘艳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人解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解除解洪明与刘艳花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二、判令刘艳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解洪明原系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排灌站的职工，刘桂桃与解洪明系夫妻关系，于1988年登记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即解勇。1993年9月10日，解洪明与案外人倪建芳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由倪建芳将其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郊区的房屋出售给解洪明，购房款共计12000元，由解洪明一次性付清。1994年5月7日，双方就该《房地产买卖契约》向长沙市郊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01年4月10日，解洪明办理了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的登记手续（产权证号为：长房权天心集字第××号，砖混结构，二层，建筑面积为129平方米，违章面积30.18平方米）。2003年4月5日，经刘艳花的哥哥刘耀坤介绍，刘艳花与解洪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解洪明将其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右邻周建新家、左邻冯德华家一栋二层砖木结构（包括后面杂屋两间、前面水泥坪一块）作价68000元出卖给刘艳花，刘艳花现付解洪明58000元，尚欠10000元一年内归还。案外人李某、冯伏秋、刘金球、罗灿等人均以证明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合同签订后，刘艳花于当日向解洪明支付了购房款58000元，其中，刘艳花于2003年4月4日从银行取款45600元，并向解洪明出具了欠款10000元的欠条。“解洪明”于当日出具了一份收款58000元的《收据》，后经该院查实，该《收据》中“解洪明”的签名、捺印均系刘艳花的哥哥刘耀坤所签和捺印。后解洪明将涉案房屋的钥匙、房屋所有权证均交付给刘艳花，解洪明、刘桂桃、解勇搬至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居住至今，刘艳花自2003年起居住在涉案房屋。2007年，解洪明因病去世。2017年3月，刘艳花与案外人陈浩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刘艳花将位于长沙天心区房屋（面积为160平方米）出租给陈浩文，租金为2000元／月。2017年12月1日，刘艳花又与肖翔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由刘艳花将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房屋出租给肖翔，租金为2000元／月。因刘艳花要求刘桂桃、解勇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遭到拒绝，刘艳花遂诉至该院。2017年12月12日，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铭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该院出具《证明》，证实刘艳花系铭安社区豹子岭组居民，系黑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刘艳花自2003年起至今一直居住在铭安社区豹子岭组854号房屋中，该房屋系刘艳花于2003年从解洪明处购得。2017年12月22日，刘桂桃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黑石铺派出所邮寄报案资料，其陈述其房屋被人非法侵占。另查明，庭审中，刘桂桃、解勇申请对“解洪明”于2003年4月5日出具的《收据》的捺印形成时间以及该《收据》的纸张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该院委托后，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3日向该院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该《收据》中的字迹系圆珠笔书写，无法进行鉴定，且现有的技术条件，也无法对捺印及纸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房屋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因涉案房屋系解洪明于1993年从案外人倪建英处购买，并登记在解洪明个人名下，虽然刘桂桃陈述其对该《房屋转让协议书》并不知情，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中并未注明刘桂桃系共有权人，刘艳花有理由相信解洪明对涉案房屋享有独立的处分权，刘艳花也系长沙市天心区大托乡黑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内并无其他宅基地，具备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且解洪明、刘桂桃于《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后解洪明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刘艳花使用，其与刘桂桃自行搬离涉案房屋并迁往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而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距离涉案房屋较近，在长达15年左右的时间里，尤其是解洪明去世之后，刘桂桃仍对涉案房屋不予管理或处分，也不知情涉案房屋已由刘艳花居住、使用、处分，明显有违生活常理，故可以推定刘桂桃对解洪明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刘艳花的事实是知情、默认的，故刘桂桃、解洪明于2003年4月5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刘艳花、解洪明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即刘艳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购房款支付给解洪明，解洪明应当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同时，虽然“解洪明”于2003年4月5日出具的《收据》实际上系刘艳花的哥哥刘耀坤书写并捺印的，但根据《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刘艳花的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刘艳花已经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了购房款58000元，解洪明也已经于2003年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交付给刘艳花，并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刘艳花使用，刘艳花还应当在2004年4月4日前将剩余的购房款10000元支付给解洪明，解洪明应当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因刘艳花欠付的10000元购房款系以欠条的方式向解洪明出具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也约定该款应于2004年4月4日前付清，但解洪明直至去世前均未向刘艳花主张该债权，也未告知刘桂桃存在该债权，或将有关债权凭证交付给刘桂桃、解勇，庭审中，刘桂桃、解勇也未提交刘艳花欠付购房款10000元的债务凭证予以证实，故刘桂桃、解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推定刘艳花已经将剩余的购房款10000元支付给解洪明，如刘桂桃、解勇今后能够提供刘艳花欠款的债务凭证，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刘艳花已经履行了购房款的支付义务，解洪明理应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但解洪明于2007年去世，故刘桂桃、解勇作为解洪明的现有法定继承人，应当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涉案房屋仍登记在解洪明名下，并未变更登记为刘艳花名下，故涉案房屋的物权变更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刘艳花主张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刘桂桃认为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解洪明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刘艳花并未告知刘桂桃，主张《房屋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艳花与解洪明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涉案房屋登记在解洪明个人名下，刘艳花有理由相信解洪明享有涉案房屋的完全处分权，且刘艳花、解洪明均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主要义务，刘艳花自2003年开始居住在涉案房屋长达15年，解洪明、刘桂桃也搬离了涉案房屋居住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期间，刘桂桃一直未以刘艳花侵害其房屋为由主张权利，故刘桂桃否认其对《房屋转让协议书》不知情，与事实不符，该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该院支持。对于解勇主张《房屋转让协议书》应予解除，该院认为，《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刘艳花已经支付了购房款，解洪明也已经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刘艳花居住、使用，并交付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双方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解勇并无证据证明刘艳花存在违约情形，且其情形达到了约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其要求解除《房屋转让协议书》，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刘桂桃、解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刘桂桃办理登记在解洪明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砖混结构房屋（面积为129平方米，产权证号为：长房权天心集字第××号）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刘艳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桂桃的反诉请求；四、驳回解勇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7300元，反诉受理费7300元，共计14600元，由刘桂桃负担7300元，由解勇承担7300元。二审中，上诉人刘桂桃、解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解洪明于2006年3月3日至12日，2006年3月22日至24日的长沙市中心医院的住院病案资料，于2007年3月2日至18日、2007年11月5日至13日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院病案资料，拟证明，1、刘桂桃的丈夫解洪明于2006年被检查出肝硬化，于2007年被检查为肝癌，2004年-2005年期间解洪明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出入医院；2、本案涉案房屋买卖并未实际发生，解洪明因其身体原因无暇顾及房屋买卖事宜，刘桂桃因其丈夫身体原因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更无心思管理家中事务，对涉案房屋买卖事宜并不知情。证据2、长沙百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拟证明，1、2000年8月自2009年5月，刘桂桃一直居住在南大桥安居城小区；2、结合证据1，刘桂桃自2007年解洪明被检查出肝癌疾病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好且无暇顾及其他。证据3、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望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解威的公民信息检索单，拟证明，1、结合上述2份证据，刘桂桃因家庭变故、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心顾及其他，精神状况极为不好；2、原审法院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解威。证据4、长沙新境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拟证明，1、刘桂桃自2009年5月起一直居住在东门尚苑小区；2、结合证据3，亲人的相继离世对刘桂桃打击非常大，其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无心顾及其他。证据5、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收费凭证及企业信用公示信息，拟证明，水表用户名一直为解洪明；2、不存在将涉案房屋交给刘艳花使用的情形，刘艳花对涉案房屋系属非法占有。被上诉人刘艳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房屋买卖事实发生于2003年，而解洪明的住院时间为2006年-2007年，距房屋买卖事实已经过去三年，无法证明刘桂桃、解洪明于房屋转让事实发生时有任何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依据，此时房屋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正因为解洪明身体状况的原因，导致房屋无法过户。2、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如有证人证言应当申请出庭作证，至于证据中证明其心情不好，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刘桂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对涉案房屋不闻不问不符合常理，同时物业公司仅仅是作为小区物业的管理服务机构，并没有证明小区业主精神状况或心理状况的权利和职能。3、对证据3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质证意见，且与证据2内容几乎一致，明显系同一人制作打印交由物业公司盖章。5、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水表的名字是解洪明无异议，但之前的交费都是由刘艳花交付，上诉人提交的收费凭证是在一审立案之后形成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刘桂桃、解勇提交的证据1、2、3、4、5，因不能直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均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登记在解洪明个人名下，被上诉人刘艳花与解洪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时，有理由相信解洪明对涉案房屋享有处分权，且刘艳花系长沙市天心区大托乡黑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内并无其他宅基地，具备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故一审判决认定刘艳花与解洪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在《房屋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解洪明将房屋交付刘艳花，解洪明及刘桂桃共同搬离涉案房屋，前往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居住，该住处离涉案房屋比较近，刘桂桃长时间特别是解洪明去世后，也未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或主张权利，一审判决结合上述因素认定刘桂桃对房屋出卖事宜知情并默认，符合法律规定及逻辑常理。因此，刘桂桃、解勇应当按照《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协助刘艳花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刘桂桃、解勇如认为刘艳花尚有房款未支付，因一审中并未对房款事宜提起反诉，刘桂桃、解勇可另行主张权利。解洪明去世时，其父母尚在，但之后其父母相继离世，目前能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系刘桂桃、解勇二人，况且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非遗产继承纠纷，刘艳花起诉刘桂桃、解勇，并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桂桃、解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0元，由上诉人刘桂桃、解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曾庆军审判员  刘 英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侯 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