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终6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建敏，女，195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役，男，住天津市河东区（由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翠云里社区居委会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津南安济医院，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正营村津港公路西侧。主要负责人：焦秋媛，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铭，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建敏因与上诉人天津津南安济医院（以下简称安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2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建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安济医院承担主要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安济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安济医院责任认定过轻，死者杜建明是长期住院治疗，安济医院在庭审自述中多次提到2018年2月22日早上查房时发现杜建明腹部隆起，在安济医院的病历中也未提到有长期未结大便及采取措施的记录，以致造成杜建明病情无法挽回，因此安济医院在治疗和护理中造成病情恶化，直至剥夺了杜建明的生命权，故安济医院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安济医院在一审多次出具更改和添加的证据文件，对审理杜建明的病情造成干了扰。安济医院辩称，不同意杜建敏的上诉请求。安济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安济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杜建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安济医院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安济医院在发现杜建明出现大便量少的症状后，于2017年12月2日已电话告知了其嫂子，在家属拒绝外院检查的情况下，积极采取综合治疗方法，使杜建明大便症状明显好转，到2018年2月15日期间已经正常。一审法院认定杜建明长期大便量少并非事实。大便量少在临床上只是一个症状表现，还不能诊断为一个疾病，在患者属于密切观察范围的情况下医生和家属间的沟通，不可能进行录音。其次，杜建明是个人身体原因突发急腹症，在出现症状的第一时间，安济医院及时通知家属并派专人护送至上级医院，并垫付了120及大港医院的诊疗费，履行了应尽的救治义务。最后，杜建明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明确记载，其死亡的原因是××，死亡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诊断证明书不能代替或推翻死亡证明书所确定的死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对医疗纠纷规则原则规定为过错责任，应该谁主张谁举证。一审法院将杜建敏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安济医院，并据此认定安济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另外，杜建明是个人身体原因患××去世的，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对医疗过错推定有明确的规定，一审法院未能依法适用该规定，判决安济医院赔偿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杜建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赔付杜建敏死亡赔偿金629374元（按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022元×17年计算）；2．赔付杜建敏丧葬费33,642元（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607元×6月）；3．赔付杜建敏精神损失费50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安济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建敏系死者杜建明妹妹，死者杜建明入住安济医院治疗精神分裂症。入院时，经安济医院体检，杜建明患有冠心病，在住院治疗期间，由于长期服用××药物，产生患者排便量少的症状，安济医院为患者增加了饮水、运动及添加水果，并为患者打开塞露予以治疗。2018年2月22日，安济医院医生查房时发现杜建明腹部膨隆，肠鸣音减弱，立即联系家属并拨打120且由安济医院职工陪护到大港医院急诊进行诊治，大港医院诊断为××、结肠梗阻、心衰、低钾血症、肾功能不全，建议转入人民医院就诊。2018年2月22日下午17时，由120救护车送至天津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诊断为肠梗阻、多器官衰竭、××、休克、呼衰、电解质紊乱、××，于2018年2月23日至2月24日于急诊留观，于2月24日死亡，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亡原因为××。杜建敏、安济医院双方就以下事实存有争议：关于杜建敏与死者杜建明的亲属关系，有杜建敏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居民死亡医院证明（推断）书、注销户口证明、户口登记页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杜建明的死亡原因及安济医院对杜建明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杜建敏提交的证据1即杜建明病历复印件（病历共15页，确实第5、第14页），证明杜建明在大港医院的治疗情况及安济医院称当天查房时才知道杜建明腹胀的说法不属实且杜建明已经腹胀多日，另外该证据证明杜建明于2018年2月24日下午16时因患者呼吸衰竭在天津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一审法院经审查分析认为，杜建敏提交的证据1，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杜建敏提交的证据2即医疗费票据复印件及证据3即墓地款收据因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杜建敏提交的2019年4月2日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明力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安济医院提交的证据1即杜建明监护人与安济医院签订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安济医院提供的证据2即杜建明住院病历一页，证明其履行了应尽的医疗救助义务，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其证明力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杜建敏提交的证据及案外人杜建发提交的声明，可以认定死者杜建明除妹妹杜建敏、弟弟杜建发外，其近亲属均已去世，且经法院向杜建发释明后，杜建发自愿放弃相关权利，故杜建敏主体适格。行为人存在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杜建明在安济医院医院住院期间，安济医院已将可能发生的风险及监护人应承担的责任告知死者杜建明家属，杜建敏在死者杜建明住院期间未能及时与安济医院沟通并密切关注死者杜建明身体状况，没有尽到其监护人的义务，故杜建敏对杜建明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安济医院作为××专科医院在发现死者杜建明长期伴有大便量少的症状未能举证证明其及时通知杜建明家属并与家属进行沟通去专业医院治疗，也未能举证证明杜建明肠梗阻系突发病症与长期排便量少无关及死亡原因与肠梗阻没有关联，死者系在安济医院处出现腹部膨隆、神志不清后，才转往大港医院，因肠梗阻、多器官功能衰竭、××、休克、呼吸衰竭、电解质紊乱于2018年2月24日在人民医院死亡，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并未排除肠梗阻与死亡无关，故安济医院对死者杜建明的死亡亦存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以20%为宜。杜建敏主张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687616元及丧葬费33642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述费用共计721258元，故安济医院应赔付杜建敏144251.6元（721258元×20%）。杜建敏主张精神损失费5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津南安济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付原告杜建敏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44251.6元。二、驳回原告杜建敏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56元，由原告杜建敏负担3135元，被告天津津南安济医院负担1021元，此款原告已向本院预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此款给付原告。”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杜建明死亡证明上记载的死亡原因为××，因此杜建明的自身疾病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杜建明长期在安济医院住院治疗精神疾病，安济医院应对杜建明尽到相应的看护义务。在杜建明本身患有精神疾病，其对自身其他病症不能完全正确表达的情况下，虽对安济医院及时了解掌握杜建明的其他病症造成一定障碍，但安济医院作为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应通过病人的反常反应，及时发现其病症并通知家属给予诊治，然而其未能如此，故安济医院对杜建明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安济医院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现杜建敏主张安济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安济医院上诉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杜建明住院期间，尽到了充分的看护义务，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建敏、天津津南安济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41元，由杜建敏负担4156元，由天津津南安济医院负担31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浩审判员 王丽平审判员 庞 振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史凡凡书记员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