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春丽，女，1974年3月11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艳，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光随，男，196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仕义，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伟，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上诉人春丽因与被上诉人毛光随、焦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河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74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春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艳，毛光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仕义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春丽全部诉讼请求；2.由毛光随、焦伟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执行春丽的财产并无不当，是事实认定错误。（1）春丽不是执行依据的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人，也不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因此春丽不是案涉诉讼及执行程序中适格的主体，不得执行案外人春丽的财产（包括春丽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首先，春丽不是本执行案件依据的（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及（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承担责任的义务履行人，更不是上述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上述判决书中更未对焦伟的个人担保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执行春丽的财产剥夺了春丽的诉权。其次，春丽不是本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执行过程中亦未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焦伟的担保之债是其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而不应当在没有执行依据的情况下违法执行。故毛光随主张焦伟的担保之债为夫妻共同之债需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执行春丽财产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一审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但是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扣冻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登记在案外人春丽名下的财产人民法院是不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的，除非春丽书面确认查封的财产属于焦伟所有，因此，一审法院查封春丽的财产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婚内财产约定协议》系春丽与焦伟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归春丽所有的财产为春丽的个人财产，春丽对其个人财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2016年4月、5月期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了焦伟及春丽名下全部财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公司股权，查封的财产中包括了春丽的个人财产和与焦伟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12月26日，早在查封焦伟、春丽名下财产之前，焦伟与春丽便签订了《婚内财产约定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婚内部分财产进行了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案涉股权转让纠纷于2016年3月7日才做出终审判决并生效，《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早于生效判决3年多的时间，因此不存在法律文书生效后转移财产、拒不履行的问题，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不能确定形成时间，故不予采信是错误的。毛光随未申请鉴定，又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因此该协议应当以双方签字、按手印的时间为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否定该协议的形成时间是错误的。第三，《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在本案春丽提出执行异议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该证据已经毛光随质证，且执行异议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是当事人不可分割的权利救济程序，一审法院不能因一审时未向法院提交而否定该份证据的效力。且该协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应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在第一次二审开庭审理时，毛光随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认可在执行异议时见过此协议，也即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退一步说，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的规定，即便当事人对证据的逾期提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要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也应当采纳。第四，毛光随于2015年1月23日提起案涉股权纠纷案件诉讼时，焦伟与春丽早已签订《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二人根本不知道3年后会与毛光随发生民事纠纷，因此主观上不存在恶意，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其中约定归春丽所有的财产为春丽的个人财产，春丽对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一审法院认为焦伟的担保之债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债务不需要审查是适用法律错误。正因为焦伟的担保之债的性质决定了一审法院是否有权执行春丽的财产。焦伟的担保之债为其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债务与春丽无关，一审法院执行春丽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焦伟的担保之债是对焦秀成欠毛光随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承担担保责任，该1亿元的债务为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该债务没有春丽的共同签字及事后追认的共同意思表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2）若毛光随认为该债务属于焦伟与春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就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焦伟是对焦秀成欠毛光随的股权转让款一亿元承担担保责任中，该1亿元债务的欠款主体是焦秀成，且该债务也是焦秀成使用，根本不存在该债务用于焦伟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和共同意思表示。（4）焦秀成欠毛光随的股权转让款转让的是案涉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圪图公司）的股权，春丽并未担任石圪图公司的股东，也并未参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与春丽是其他公司的挂名股东无关，毛光随以春丽是其他公司的股东就理解为春丽参与了石圪图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偷换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焦伟承担的仅是个人担保之债，该债务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其偿还主体也应当是焦秀成与其配偶，而不是焦伟与春丽，因此毛光随混淆了债务主体，该债务是焦伟的个人债务，与春丽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焦伟的担保之债究竟是个人之债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另案解决，也就认可了其就是在没有执行依据的情况下违法执行春丽的财产。3.一审法院对春丽在本案中同时提出确认其个人财产权利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执行案外人春丽的个人财产，春丽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已查清权属的执行财产应当一并做出确认其权利的判决。《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中约定归春丽所有的财产及婚姻存续期间春丽应当取得二分之一所有权的财产均是春丽的财产，春丽对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春丽在本案中提出确有理由的确权诉讼请求时，一审法院应当一并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根据上述规定，春丽在本案中同时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可以一并作出判决而未作出判决，不仅违反了有法可依的原则，而且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讼累。（2）在上述规定中，并没有对已解除婚姻关系的一方作为案外人进行限制，更未规定本案的情形是不能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同时提出确权诉讼的。因此，春丽有权针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判决。综上，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撤销，并改判支持春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毛光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春丽与焦伟系夫妻关系，其名下的财产为其与焦伟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涉及的债务系春丽与焦伟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人民法院查封春丽名下的财产（2套房产、3辆汽车及7家公司股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查封及执行春丽财产的行为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焦伟的担保之债是春丽与焦伟的夫妻共同债务，而非焦伟的个人债务。（1）焦伟的担保行为实质上是为自己进行的担保。因为焦伟是石圪图公司的真正出资人、投资人、实际控制人，毛光随12%的股权是包含在焦伟名下的隐名股权，焦伟未经毛光随的同意擅自转让包含毛光随股权在内的股权（内蒙古恒华煤炭集团有限公司享有股权52%，而该公司是春丽与焦伟的家公司），理应由焦伟直接向毛光随支付股权价款，但焦伟却将该责任和义务转移给其哥哥焦秀成，毛光随当时不同意，担心焦秀成没有能力支付1亿元的股价款，因为焦秀成的实力远不如焦伟雄厚，当时焦伟承诺由其担保让毛光随放心，在焦伟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三方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案二审判决认定焦伟是石圪图公司的股东，而且与该公司及焦秀成、春丽存在明显而紧密的利益关系，因为他们之间股权、利益相互交叉和渗透）。（2）焦伟的担保目的是为了自己家庭利益，春丽本身就是该担保行为的收益人。因为焦伟已经获得了股权转让收益（转让52%股权），也必然将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夫妻共同生活包括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两类情形），否则焦伟应该将1亿元的收益拿出来支付给毛光随。（3）焦伟的担保债务是基于春丽与焦伟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也必然是夫妻共同债务。春丽始终参与焦伟公司的经营管理，春丽在焦伟名下的公司均是股东。焦伟在本案诉讼期间向春丽转让股权、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春丽均签字受让，证明春丽参与了经营管理，也充分证明春丽与焦伟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更证明了春丽完全清楚地知道焦伟的任何经营事务并参与其中。该案所涉及纠纷长达8年之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及诉讼长达2年有余，春丽不可能不知道该事实，但却从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春丽知道并认可了焦伟担保的事实，因此该担保债务是基于春丽与焦伟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焦伟的担保债务认定为共同担保债务完全正确。（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不能适用本案，因为该复函仅仅针对的是民间借贷纠纷中的担保，而且该案中担保人的配偶不知情，这是该复函的由来。而本案为股权转让担保，春丽对此非常清楚，该复函对本案没有指导作用。且该复函不是批复，更不是司法解释，根本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春丽是焦伟担保行为的收益人，因此该担保之债必然是焦伟与春丽夫妻的共同债务，春丽必须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6月11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法官厉莉的《保证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文，该文提出了以是否共同获益作为判断的切入标准，无获益保证合同产生的保证债务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或间接获益保证合同产生的保证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使夫妻共同受益或者存在夫妻共同受益的可能作为基本的判断原则”。该观点颇有见地，对审判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016）最高民申2908号民事裁定明确论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答复和复函仅是针对个案相关情况作出的处理意见，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于夫妻共同债务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即就个案处理而言，并非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一概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重点还应考量该担保之债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密切相关。而本案涉及的担保之债恰恰正是与春丽、焦伟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密切相关。3.春丽和焦伟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与本案无关。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有两个例外情形，一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而本案根本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形。毛光随也根本不知道该约定。4.正由于焦伟的担保之债是春丽与焦伟的夫妻共同债务，而非焦伟的个人债务，春丽名下的财产为其与焦伟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一审判决判定焦伟名下的13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对其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并无不当，这些财产应用于偿还共同债务。春丽要求确认权属的诉求应于偿还完夫妻共同债务后另行主张，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完全正确。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停止对春丽名下2套房产、3辆汽车及7家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予以解除查封并确认上述财产归春丽所有。2.判令停止执行并确认焦伟名下北京市朝阳区及两个车位（北京市朝阳区）归春丽所有。3.停止执行并确认焦伟名下9处房产春丽享有二分之一份额。4.诉讼费用由毛光随、焦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光随与焦秀成、焦伟、石圪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一、焦秀成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毛光随股权转让价款1亿元。二、焦秀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毛光随违约金，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0日到2014年3月31日；以本金32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到2014年6月30日；以本金5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到2014年9月30日；以本金77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以本金1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到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每天1‰计算。三、焦伟、石圪图公司对焦秀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焦伟、石圪图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焦秀成追偿。五、驳回毛光随的其他诉讼请求。焦秀成、焦伟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焦秀成、石圪图公司及焦伟未按判决履行，毛光随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本院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辽执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焦伟名下9处房产。2016年4月19日本院作出（2016）辽执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由一审法院执行。该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6）辽74执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一、查封被执行人焦秀成、焦伟名下财产；二、赵冬梅与焦秀成，春丽与焦伟系夫妻关系，查封赵冬梅、春丽名下财产；三、查封石圪图公司股份、银行存款、采矿权。后该院又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7）辽74执恢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焦伟所有的13处房产、被执行人焦秀成所有的2处房产。2017年5月13日，春丽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裁定中止执行并解除对案涉房屋及车库的查封。该院于2017年6月11日作出（2017）辽7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春丽的异议。春丽在收到（2017）辽7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后，于2017年7月24日提起诉讼。案涉查封的财产情况如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产及车牌号为京Ｑ×××××、京Ｐ×××××、京Ｐ×××××的3辆汽车，均登记在春丽名下。坐落于包头市高新区产，均登记在焦伟名下。上述房产及车辆均系焦伟、春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案涉查封股权的7家公司分别为：北京恒华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华慧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恒华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华慧谷科技安防有限公司、河北同裕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北京鼎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索伦鄂温克风情国。上述公司的股权及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均系春丽、焦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该院认为，春丽及焦伟名下案涉公司股权、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均系春丽、焦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入和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根据《查扣冻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故该院对春丽、焦伟名下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并无不当。春丽诉请停止对相应财产的执行，并予以解除查封之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春丽诉请确认相应财产权属的问题，春丽、焦伟双方离婚发生在该院对夫妻共同财产查封、冻结之后，春丽所主张的财产权属确认，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春丽该权属确认诉请，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双方争议的焦伟所负担保之债的性质问题，本案执行依据是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未将春丽列为当事人，亦未对案涉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作出认定。对债务性质的确认即焦伟担保之债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中所确定的管辖标准，该院对此无管辖权，应当由当事人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即本院提起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查扣冻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春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722.75元，由春丽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对春丽“确认权属”诉请的审查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案外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故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认定相关权利的性质和归属，才能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作出正确裁判。因此，对于春丽“确认权属”的诉请应予审查和认定,一审法院对此作出“不予处理”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１．对登记在春丽名下的财产权属的审查和认定。一审法院在毛光随诉焦秀成、焦伟、石圪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的执行程序中，基于春丽与焦伟存在夫妻关系的事实，查封了春丽名下的房产、车辆及股权。春丽主张，其与焦伟于2012年12月26日签订《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一份，在上述查封之前即对二人婚内的部分房产及车辆进行了分割，其中约定春丽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住房以及春丽名下的车辆归春丽所有，故该房产及车辆为其个人财产，应确认归春丽所有；而查封春丽名下的公司股权因具有人合性质，亦为春丽个人财产而亦应确认归其所有。本院认为，《查扣冻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因我国没有夫妻财产契约的登记制度,故不管《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是否为签订当时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春丽对于该协议内容已为焦伟的债权人毛光随知晓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毛光随主张直到本案诉讼中春丽举证才知道该协议，且对其真实性存有异议，尽管春丽主张焦伟曾就《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内容与毛光随有过口头沟通，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不能证明毛光随对《婚内财产约定协议》知晓并认可的情况下，其中对于婚内财产分割的约定只在春丽和焦伟夫妻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而不能对毛光随产生效力，春丽不能以此作为上述房产及车辆在人民法院查封时为其个人财产的依据。因上述财产均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应认定为春丽和焦伟的夫妻共同财产。春丽和焦伟在案涉财产查封后离婚，离婚时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故《离婚协议》中涉及的财产分割的内容对查封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不产生影响。综上，本院对春丽关于确认上述房产及车辆全部归其所有的诉请不予支持。因上述财产查封之时双方之间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其夫妻共同财产为不分份额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而在双方于2016年8月18日协议离婚时,其共同财产的归属则应确认为双方各享有50%的份额，故春丽在与焦伟离婚后对上述夫妻共同财产应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关于股权，其人合的性质仅应限定在人身性的范畴，而本案被查封的股权所对应的财产利益属于春丽和焦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为财产权范畴，故春丽名下的股权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春丽无权主张归其个人所有，只能基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享有其中二分之一的份额。２．对登记在焦伟名下的财产权属的审查和认定。在毛光随诉焦秀成、焦伟、石圪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的执行程序中，本院及一审法院查封了焦伟名下的房产共13处，分别为坐落于包头市高新区房产。以上房产除北京市朝阳区房产外，春丽对其他房产均提出确认权属的诉请。（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因该房产在《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中约定归春丽所有，故春丽主张该房产为其个人财产，应确认归其个人所有。如前所述，《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对春丽和焦伟夫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拘束力，而《离婚协议》是查封后签订，亦不影响查封财产的性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该房产在《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中并无分割的约定，故春丽主张该房产依协议约定归其个人所有更无依据。因上述房产均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春丽关于确认归其个人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春丽只能基于上述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对其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２）位于包头市高新区的房产。春丽主张其应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因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规划区*号路西的房产不在一审法院查封财产范围内，春丽亦无证据证明该房产已被查封，故对该房产权属的确认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其余八处房产均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春丽对其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关于对春丽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审查和认定。依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本案应当围绕案外人春丽对案涉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审理。如前所述，我院及一审法院查封的财产不论登记在春丽名下还是焦伟名下，其性质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查扣冻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故一审法院基于二人的夫妻关系查封焦伟以及春丽名下财产并无不当，春丽就本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对春丽请求停止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春丽主张对其名下的房产、车辆、股权以及《婚内财产约定协议》《离婚协议》中约定归其所有的焦伟名下的房产停止强制执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对于查封范围内的其与焦伟的共同财产均享有二分之一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74民初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春丽对查封其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5号院19号楼15层1802室、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华清嘉园16号楼14层1606室的房产享有二分之一份额；三、确认春丽对查封其名下的车牌号为京Ｑ×××××、京Ｐ×××××、京Ｐ×××××的车辆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四、确认春丽对查封其名下的股权享有二分之一份额；五、确认春丽对查封焦伟名下的位于包头市高新区*路**小区*室、包头市高新区*路*小区*室、包头市高新区*路*号日*室、包头市青山区*路*小区*公寓*室及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大街*号院*号楼*层**室、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北京市朝阳区车位、北京市朝阳区房产、北京市朝阳区房产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六、驳回春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2,722.75元，由春丽负担50907.75元。由毛光随负担焦伟负担50907.5元,焦伟负担5090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722.75元,由春丽负担50907.75元，由毛光随负担焦伟负担50907.5元,焦伟负担5090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