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天赐，男，195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艺??（郑天赐女儿），女，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毅星，男，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郑天赐与上诉人郑毅星因无因管理纠纷一案，均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天赐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书有多处错误，判决不公，应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 一、关于程序。一审法院有通知开庭，但半年的审判过程中没有开过一次庭，庭审记录是书记员自己写的，谁也看不懂。每次开庭都让郑天赐和其代理人回去等通知。 二、判决书中的金额郑天赐不予确认，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郑毅星提交的《2010年医疗报销单》体现高惠珍生病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结合法院调取的高惠珍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在高惠珍出院后的2011年2月25日有一笔报销款38243.28元转入高惠珍开立于工商银行的账户内。对此，郑天赐认为，高惠珍中风住院，其子女都不出钱，也不进行护理，住院的一切费用都是郑天赐负担的。曾住院的医院至今都是现金治病，出院结账也是用现金。发票由家属带回原住址地县市医保中心报销。因此病人是高惠珍，发票报销也只能进入其医保卡的账号，报销人没法领取报销款。可查证现在是否还这样办理。出钱人是郑天赐，入账到高惠珍的账户，郑天赐取出支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郑毅星2019年2月20日提供的证据第2条、第3条、第4条可以证实，郑毅星不在漳州服侍其母亲，出院前几天才为病人交了三次款合计10000元，而发票金额为52972.67元，由此可以说明，郑毅星未尽到赡养责任。郑艺??的证言可以证明，郑毅星弃母而不顾，但一审认定二次住院都是郑毅星出钱找保姆照顾，违背事实。因此，该款不能计入高惠珍的收入，高惠珍的收入应扣掉38243.18元。 （二）郑毅星赡养其母的费用一审认定为127690元，而郑毅星提供的证据只有120390元，二者相差7300元。而且一审也没有扣除（2018）闽0206民初9526号案件中郑毅星应负担的寄存款利息2.4万元。因此扣掉该款，剩余的96390元才是郑毅星提供给其母的赡养费。综上，高惠珍的总收入为285857.36元（189467.36+96390）。郑毅星应偿付117973元【（150803.18+371000-285857.36）÷2】。 （三）关于一审认定的保姆工资371000元。高惠珍于2010年11月24日住院期间，就在医院雇请保姆护工闻某某，医院正规的标准为2500元/月。该保姆一直雇佣到出院后的2011年3月24日，5个月共花费12500元。2011年3月24日至2012年1月24日，雇保姆工资每月1800元，共10个月花费18000元；2012年1月25日至6月25日保姆工资每月2500元，共6个月花费15000元。2012年6月25日-2013年1月25日保姆工资为每月3000元，共7个月花费21000元，2013年1月25日至2013年6月25日保姆工资为每月3500元，共5个月17500元，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1月25日保姆工资为4000元每月，共7个月花费28000元，2014年1月25日至2015年1月25日工资为4500元每月，计12个月54000元。2015年1月25日至2015年7月25日，保姆工资为5000元，共计6个月30000元。2015年7月25日至2016年1月25日保姆工资为5500元每月，共计6个月共33000元，2016年1月25日至2017年1月25日保姆工资为6500元，计12个月78000元，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6月25日保姆工资为7000元每月，共计6个月42000元，2017年6月25日至2018年11月8日保姆工资7500元没有，合计17个月共127500元。因此，保姆工资合计为476500元，与一审认定的金额相差105500元，郑毅星应承担该款的差额105500元。 （四）一审中郑天赐主张每月买药、买护理用品等额外支出，一审不予采纳；而郑毅星在上诉状中称“除了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外，上诉人自2011年起便在“淘宝网”和“京东网”等网上购物平台为高惠珍购置了医疗用品、保健品、生活用品，其中2018年花费了7,915.12元”，为赡养高惠珍，一年就有8000元不能报销的医药费，而对郑天赐主张的“2012年11月-2018年11月所购买的医疗器材保健用品”不予承认，法院不予采纳。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应给予确认和采纳。一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一天只吃高血压药就能从2012年活到现在，没有一定的辅助材料是无法保证的。郑天赐要求给予每年1.5万元的赔偿，计7年，郑毅星应赔偿10.5万元。 因此，郑毅星应赔偿117973元，加上105250元【（105500+105000）÷2】，合计应赔偿223223元。 郑毅星辩称，郑天赐一审陈述高惠珍住院费用全部由郑毅星支付，报销后的资金也为郑毅星所有，当时郑艺??也在场，也表示未支付任何的住院费用。现在郑天赐说住院费用由其支付，郑毅星提供了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14日期间，郑毅星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刷卡记录，郑毅星的建设银行取款记录，林育君（郑毅星妻子）的建设银行取款记录和2010年10月到2012年2月郑毅星尾号为3471的招商银行的取款记录，都是在高惠珍第一次住院期间的记录。郑毅星在高惠珍第一次中风住院期间，也就2010年10月24日到2011年1月14日，一共刷了招商银行信用卡医药费10000元，招商银行的取款有6000元，建设银行的取款有19600元，郑毅星的妻子林育君在2010年12月11日有取款6500元，在2011年的1月2日取款6500元，总共是48600元，郑毅星的妻子林育君在2010年的11月到2011年的1月期间，还有其他的支取费用，那是生活所需，就不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而这两笔6500元都是，其中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取的理应算作高惠珍的医药费，然后再加上亲戚资助款项5000元以上，郑毅星有四个舅舅，那时候以每户1000元提供的帮助，还有零星的亲戚红包也在1000元以上，合计也超过了高惠珍第一次住院费用52972.67元。而郑天赐说是他交的，可是并未提出任何的缴款或者取款的证据。郑天赐主张2.4万元利息是没有依据的，郑毅星不认可。当时郑天赐也提供了一个收条，内容是郑天赐于2019年4月27日收到郑毅星还款163500元，该案件的执行可以终结。郑天赐已确认结案，现在又来主张这500元钱的利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郑毅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郑天赐的诉讼请求；2、郑天赐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对本案的无因管理费用的计算方式有误。一审判决将无因管理费扣减高惠珍的个人收入、医疗报销款和郑毅星支付的赡养费再按照收益人人数进行分摊，从而计算每个受益人应承担的无因管理费用，这一计算方式明显有误，医疗报销款和赡养费均是郑毅星在其承担的范围内已经偿付的款项，不应视为高惠珍的个人收入进行扣减，否则无端增加郑毅星的义务，减免另一受益人郑艺??的义务，鉴于本案有两个受益人，故在计算每个受益人应承担的费用时，应先将无因管理的必要费用扣减被管理人高惠珍的个人收入即退休工资，再按照受益人人数进行分摊，由受益人在其应承担范围内承担偿付责任。 二、一审判决对无因管理产生的保姆费认定有误，且无因管理费用仅限必要费用。郑天赐主张2018年保姆费6,500元/月，但未提供任何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一审判决以龙海市石码镇解放南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的陈述而认定2018年保姆费6,500元/月，显然不合理。保姆价格受多个因素影响，当地居委会并非保姆市场监管部门，居委会书记所称的行情价一来没有依据，二来也无法真实反映本案实际的保姆价格。郑天赐在2018年11月7日接走母亲高惠珍的时候，在石码解南居委会杨某某的见证下，与保姆结清了11月1日-11月6日的保姆费1100元，以此计算，保姆费为5500元/月。郑毅星主张可以参考2019年5月高惠珍在养老院的费用4280元/月，可以证明2018年保姆费5,500元更为合理。郑天赐在2018年1月开通了中国人寿的一账通，并把所有的资金都存入了一账通中，以获得比银行活期更高的收益，该一账通只绑定郑天赐的工商银行账号，资金由郑天赐控制。郑天赐年事已高，且家中无网络，操作不便，所以把相关账号密码告诉了郑毅星，让郑毅星在平时代为操作，现郑毅星仍可登录。郑天赐在2018年1月-11月，大于5000的支出分别有3月5000,元，5月14000元，6月11900元，7月7000元，8月3笔5000元，9月6000元和5500元，10月5000元，11月无。其中8月有两笔5000元为郑艺??借款。由此可见大部分在5000-5500元之间，2018年保姆费5,500元更为合理。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无因管理人仅能要求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郑天赐聘请保姆并非单独照顾高惠珍，也是为了照顾自己。郑天赐身体状况也不好，虽然有生活自理能力，但也需要被照顾。且在2018年11月高惠珍到春晖养护院后，郑天赐仍继续聘请保姆，可见其实际上在生活中也是受到保姆照顾的。郑毅星认为保姆费中照顾高惠珍合理的部分仅为70%。另外30%的保姆费用，不是由无因管理产生的必要费用，应由郑天赐自己承担，至于是否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由郑毅星承担，则与本案无因管理纠纷无关。而且郑天赐为建设银行退休职工，退休工资达4443.62元，完全承担得起该部分保姆费用。因此，本案保姆费应为：2011年1800元/月，2012年6月2300元/月，2013年6月2800元/月，2014年6月3300元/月，2015年6月3800元/月，2016年6月4300元/月，2017年6月4800元/月，2018年6月5500元/月，自2011年9月起至2018年11月，扣除2012年1月至3月高惠珍住院由郑毅星另行安排保姆照料，支出保姆费共计293,900元。因无因管理产生的必要的保姆费用则为205,100元（293,900x70%）。 三、一审判决对郑毅星支付的无因管理费用款项认定有误，除了一审判决认定的郑毅星支付款项外，郑毅星自2011年起便在淘宝网和京东网等网上购物平台为高惠珍购买医疗用品，保健品、生活用品，其中仅2018年花费了7915.12元，根据购物清单，结合物的用途和特性可以明显判断这些物品都是为高惠珍所购买的，郑天赐以郑毅星未提供原件为由质疑真实性，郑毅星已经申请了鹭江公证处作出公证。 因此本案无因管理费用共355903.18元，其中高惠珍的生活费是150803.18元，保姆费是205100元，高惠珍的个人收入即退休工资共189467.36元，扣减后应由受益人承担的费用是166435.82元。其中郑毅星与另一个受益人郑艺??分摊，各自承担的费用是83217.91元，而郑毅星至少已经偿付了173848.4元（赡养费127,690元+医疗报销款38,243.28元+2018年网上购物费7915.12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应当承受的费用83217.91元，故郑毅星无需再偿付任何无因管理费用。 郑天赐辩称，1、郑毅星称住院都是他出的钱不属实，郑毅星应拿出缴费发票证实自己的主张。2、郑毅星自己提供的证据表明2011年1月12日郑毅星仍然在北京，住院期间，郑毅星总共交的费用是10000元。2013年6月26日开始到2013年8月24日的转账记录金额共计汇款4500元，从2013年9月10日到2017年10月10日，郑毅星的转账记录金额是80790元。2018年开始郑毅星应郑天赐的要求打到郑天赐的账号的钱是35100元。2014年10月15日开始郑毅星每月应向郑天赐支付存款利息500元。3、本案无因管理费用还不包括每月医保不能报销的棉签、尿管、胃管等2000多元。2018年的11月7日，郑毅星才接他母亲去漳州的养老院赡养。 郑天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郑毅星返还郑天赐在200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为赡养郑毅星母亲高惠珍而支出的45.7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郑天赐与高惠珍于1978年12月生育女儿郑艺??，于1982年2月生育儿子郑毅星。郑天赐与高惠珍于2000年8月15日登记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子女由高惠珍抚养，郑天赐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从郑天赐工资中支出抚养费。 2010年11月24日至2011年1月12日期间，高惠珍因突发脑出血住院治疗，出院后高惠珍生活难以自理，和郑天赐共同生活。2012年1月，高惠珍病情加重、再次住院治疗，于2012年3月出院后和郑天赐共同生活。高惠珍住院期间，郑毅星有支付医疗费用。 2018年11月7日起，高惠珍在养老院居住生活，在养老院所需生活费由郑毅星负担。 高惠珍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的退休工资收入情况如下：2011年1月收入1107.93元，2011年2月收入1433.43元，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每月收入1270.68元，2012年4月收入2200.68元，2012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间每月收入1503.18元，2013年3月收入2376.93元，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每月收入1794.43元，2014年4月收入2583.43元，2014年5月至2015年3月期间每月收入1991.68元，2015年4月收入2807.68元，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每月收入2195.68元，2016年9月收入3584.65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期间每月收入2350.01元，2017年7月收入3349.33元，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每月收入2492.77元，2018年7月收入3443.72元，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月收入2628.62元。以上退休工资收入合计189467.36元，高惠珍领取工资的银行账户在此期间由郑天赐掌控，账户内资金由郑天赐支取使用。 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郑毅星支付高惠珍赡养费情况如下：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每月支付1000元，2013年2月支付1300元，2013年4月支付2000元，2013年5月支付1000元，2013年6月支付500元，2013年7月至2013年9月每月支付2000元，2013年10月支付2500元，2014年1月支付600元，2014年2月支付500元，2014年3月支付2500元，2014年4月支付2000元，2014年5月支付500元，2014年6月支付2000元，2014年7月支付500元，2015年1月支付2500元，2015年2月支付5000元，2015年4月支付3500元，2015年7月支付2600元，2015年8月支付2000元，2015年9月支付3000元，2015年12月支付4000元，2016年2月支付1000元，2016年3月支付5000元，2016年4月支付1800元，2016年5月支付3250元，2016年7月支付4300元，2016年8月支付4000元，2016年10月支付2100元，2016年11月支付2000元，2016年12月支付2640元，2017年1月支付2500元，2017年3月支付500元，2017年4月支付1000元，2017年6月支付4000元，2017年7月支付3000元，2017年8月支付3500元，2017年10月支付3500元，2017年11月支付1000元，2018年1月支付3500元，2018年2月支付4700元，2018年3月支付3500元，2018年4月支付3000元，2018年5月支付3500元，2018年6月支付3500元，2018年8月支付6400元，2018年9月支付3500元，合计支付127690元，其中2018年1月至9月支付的款项付至郑天赐账户，其余款项付至高惠珍领取工资的银行账户内。 郑天赐自2011年9月起雇请保姆，2011年保姆工资为每月1800元，2012年保姆工资为每月2471元，2013年保姆工资为每月3143元，2014年保姆工资为每月3814元，2015年保姆工资为每月4486元，2016年保姆工资为每月5157元，2017年保姆工资为每月5829元，2018年保姆工资为每月6500元。郑天赐合计支出保姆工资37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郑天赐与高惠珍于2000年8月15日离婚后，二人不再负有互相扶养的法定义务。高惠珍因脑出血导致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其子女因各自有家庭和工作，无暇照顾，郑天赐自2011年1月12日起至2018年11月7日与高惠珍共同生活，主动给予照顾，其与高惠珍及高惠珍的赡养义务人即高惠珍的子女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关于郑天赐无因管理期间支出的费用，从方便计算的角度，一审法院按完整的自然月结算，以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共计94个自然月结算。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高惠珍退休工资收入共计189467.36元，另有医疗费报销款38243.28元由郑天赐支配使用，另有郑毅星支付赡养费共计127690元，则在此期间高惠珍的收入总额为355400.64元（189467.36+38243.28+127690）。高惠珍在2010年、2012年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系日常生活以外的重病医疗支出，因郑毅星是高惠珍的赡养义务人之一，其垫付的医疗费用不宜纳入日常生活收支进行结算。考虑到郑天赐义务助人的行为应予褒扬和提倡，在长达7年多时间中各项琐碎支出不可能完整保留相关单据，即便郑天赐未举证证明高惠珍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支出情况，一审法院根据漳州市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漳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认定高惠珍每月生活消费支出金额，即2011年为每月1192.83元（14314元÷12个月），2012年为每月1352.58元（16231元÷12个月），2013年为每月1483.50元（17802元÷12个月），2014年为每月1540.33元（18484元÷12个月），2015年为每月1664.83元（19978元÷12个月），2016年为每月1788.92元（21467.04元÷12个月），2017年为每月1863.25元（22359元÷12个月），2018年为每月2016.83元（24202元÷12个月），则自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高惠珍生活消费支出总额为150803.18元。关于郑天赐主张因高惠珍患病，每日伙食费高于普通人，另每月买药、买护理用品另有额外支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郑天赐并无举证证明其主张的额外支出，其次高惠珍有医疗保险，从郑毅星提交的证据看，部分医药费可以报销，再次，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包含了食品、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支出，根据高惠珍身体状况，即便高惠珍在医疗保健、食品、生活用品方面有比较高的支出，但其在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支出显然较低，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金额确定其日常支出是合理的，对郑天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郑天赐雇佣保姆支出371000元。郑毅星主张郑天赐本人身体不好，雇佣的保姆同时照顾高惠珍和郑天赐，保姆工资中仅有一半能计入高惠珍个人的支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高惠珍卧床，生活难以自理，郑天赐生活能自理，高惠珍更需要保姆照顾，且郑毅星亦是郑天赐的赡养义务人，其负担郑天赐的部分生活开支亦有法律依据，也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对郑毅星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郑天赐无因管理期间共计垫付166402.54元（355400.64-150803.18-371000），郑毅星、郑艺??作为高惠珍的赡养义务人，也是郑天赐无因管理行为的受益人，应偿付上述垫付费用给郑天赐，其中郑毅星应承担50%即83201.27元。对郑天赐请求判令郑毅星返还45.75万元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郑毅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付郑天赐83201.27元；二、驳回郑天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郑天赐发表如下意见：1.其没有掌控高惠珍领取工资的银行账户，只是支取使用里面的钱，2018年11月郑毅星把他母亲接走，高惠珍的银行账户已经交给郑毅星；2.对于一审认定的郑毅星支付的赡养费有异议，郑毅星自2013年6月才支付赡养费，之前没有支付过，故对一审认定的郑毅星2013年6月前支付的赡养费合计7300元不予认可；3.对一审认定保姆费金额有异议，具体详见其上诉状内容；4.其他的事实没有意见。 郑毅星发表如下意见：1.2018年1-10月的赡养费都是支付到郑天赐的银行账户，但一审只记载了2018年1-9月的赡养费，遗漏了2018年10月支付的赡养费；2.对保姆费用的金额不认可，具体与上诉状内容一致。郑毅星的母亲去的养老院是私人的，医院护工与保姆不一样，医院护工每天250元，1个月7500元没错，但是请到家里的保姆不可能每月7500元。关于保姆费，从2011年9月开始聘请保姆，保姆的工资是每月1800元，这都是郑艺??亲口说的。至于郑天赐所说的2010年高惠珍生病的时候请的护工，也都是郑毅星付的钱，并不是郑天赐付的。另外，根据郑艺??之前的陈述，郑艺??是教师，其自述当时是其在照顾母亲。2011年的2月到6月之间的保姆费一直在变，基本上都是1000多元，便宜的有1300元、1400元，也有1500元、1600元，并不是对方所说的每月2500元。2012年高惠珍第二次住院，出院以后，郑毅星把高惠珍转移到石码镇，2012年保姆价格是没有变的，还是维持在每月1800元，并没有任何变动。现在的这个保姆是2011年9月才聘请的，每次涨工资基本上都是在9月的时候，而不是过春节的时候。春节是要额外给一个红包，不是涨工资，所以郑天赐所谓的2012年春节涨工资的说法，根本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工资都是对方付的，郑天赐每次涨工资都会跟郑毅星商量，基本上都在9月份，2018年8月保姆要求涨工资，郑天赐在微信上和郑毅星讨论，郑毅星认为当时每月5500元已经很高了，再涨的话，真的没办法接受了，所以没有同意。每一年的工资具体数额是比较难界定的，因为也没有详细计算。2018年11月7日，郑毅星的母亲搬到了养老院，当时居委会的书记和经办人有过来，在楼下的时候，保姆向郑毅星讨要工资，郑毅星跟她说因为保姆10月份的工资已经支付给郑天赐了，郑毅星只能给保姆结算11月的工资，当时11月1日到6日，总共6天，郑毅星说保姆一个月工资是5500元，6天的工资1100元，当时保姆也确认了，居委会的经办人也在旁边进行了拍照，所以郑毅星认为2018年的保姆工资为5500元，应该按照每年递增的原则来计算保姆工资；3.其他的没有意见。 关于郑毅星主张的一审遗漏记载其2018年10月的转账3500元的事实，本院经查，该事实有郑毅星提供的郑天赐的工商银行交易记录为证，可以确认。虽有该遗漏记载，但一审计算的总金额127690元无误。 二审期间，郑天赐提交如下新证据：1.郑艺??的证言，证明郑毅星的所作所为；2.病人费用清单及证明，证明高惠珍两次住院的费用情况。郑毅星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郑艺??有出庭参加诉讼，其证言无效，证言内容也不真实；2.医院病人的清单只能证明其母亲住院的费用情况，无法证明郑天赐出的钱，交钱的话必须有一些取款或刷卡的记录。 郑毅星提交了如下新证据：第一组，郑毅星与石码解南居委会杨某某微信聊天记录、解南居委会干部值班告示牌、郑天赐与高某某微信聊天记录、高惠珍2019年6月和7月在春晖爱心养护院交费清单、郑天赐的2018年中国人寿一账通支出流水单、2019年1月16日保姆照片，拟证明2018年每月的保姆费5500元更为合适，而且郑天赐也受到了保姆的照顾。第二组，郑毅星在淘宝、京东购物的公证书以及京东网购物补充材料，拟证明郑毅星在从2011年至2018年11月，在淘宝网花费17,199.97元，在京东网花费8979.65元，共计26,179.62元。第三组，在康佰家大药房的刷卡购药记录，2011年-2018年期间购药2991.46元。第四组，做寿照片，郑毅星为其母亲做寿购买蛋糕支出231元，支付酒店费用4100元。第五组，2010年10月-2011年1月14日郑毅星招商银行信用卡刷卡记录、郑毅星在建设银行的取款记录、林育君在建设银行的取款记录、郑毅星与林育君的结婚证，拟证明郑毅星在高惠珍第一次住院期间，刷招商银行信用卡支付医药费10,000元，招商银行取款6000元，建设银行取款19,600元，郑毅星妻子林育君在2010年12月11日取款6,500元，在2011年1月2日取款6,500元，共计48,600元。从建行取款记录可看出郑毅星当时都在漳州。第六组，高惠珍2018年11月至今工资本清单、郑天赐与高惠珍离婚协议书、石码租房价格照片，拟证明在2019年11月后，友谊路的住所电费仍从高惠珍工资本中扣除，该费用郑天赐理应支付给高惠珍。龙海市石码镇友谊路住所在高惠珍与郑天赐的离婚协议中写明归高惠珍所有，友谊路2室1厅出租价格为1000元。第七组，漳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龙海管理部出具的2012年至2015年医院的医疗报销单、郑毅星2012年至2015年在175医院和龙海市第一医院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刷卡记录、郑毅星在2012年1月-2月期间尾号8919的招商银行卡取款记录、2010年10月-2012年2月郑毅星尾号3471招商银行卡取款记录，拟证明高惠珍在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多次住院，郑毅星支付的费用高于住院医药费所需，独立承担了高惠珍的住院费用，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义务。第八组，郑毅星与郑天赐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保姆在2018年8月提出涨工资，郑毅星未答应，指甲刀，尿袋，鱼肝油，维生素C，维生素E等应郑天赐要求购买，为高惠珍日常所需。第九组，郑毅星与郑艺??通话记录，拟证明郑艺??多次明确表示对高惠珍住院和林立伟赔偿的款项完全不知情，所作证言系郑天赐书写并交由郑艺??抄写，并非郑艺??的本意。 郑天赐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郑毅星提交的证据以及证明的对象都没有事实依据，所提供的不是原始证据，其所说的高惠珍第一次住院郑毅星刷卡付款等都是假的；郑毅星的上述材料是今天当庭提交的，要求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不接收郑毅星的证据和今天新提交的上诉状。 二审中，郑天赐述称，因郑天赐的寄存款，郑毅星从2014年10月15日到2018年10月15日期间，给每月500元的利息；有时候是给现金，有时候是和其母亲的赡养费一起转账；郑毅星不是每月都给，有钱时多给一点，没钱就少给一点，记不清现金给了多少。对此本院经查，在（2018）闽0206民初9526号一案中，郑天赐诉称，因郑天赐与郑毅星商定将郑天赐的款项存入郑毅星的账户作基金投资，郑毅星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利息给郑天赐至2018年10月15日；郑毅星辩称，郑毅星支付的每月500元是给郑天赐的赡养费。后该案经审理作出生效判决，郑毅星应向郑天赐返还16万元并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利息。据此，本院认定郑毅星自2014年10月至2018年10月每月向郑天赐支付利息500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2011年2月25日的报销款38243.28元是否应扣除的问题。根据郑毅星一审的主张以及提供的证据，高惠珍第一次住院期间，郑毅星向医院仅支付治疗费10000元，其二审补充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系用于支付高惠珍的住院治疗费用，另外，高惠珍该次医疗费用合计54262.95元，报销款为38243.28元，二者亦存在较大的差额。因此，不将该报销款计入高惠珍的收入为宜。 关于保姆费用的认定问题。一审中郑天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艺??确认自2011年9月开始请保姆照看高惠珍，一审自该月起计算保姆费用并无不当，至于郑天赐称在此之前雇请护工及保姆并支付相关费用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郑毅星亦不予认可，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郑天赐对其主张的保姆费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递增的原则予以酌定，亦无不当。至于一审认定的2018年每月保姆工资6500元，有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为证，而郑毅星虽然主张2018年的保姆工资为5500元每月，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郑毅星还主张郑天赐系所雇请保姆的受益人，应扣减保姆费用，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对此亦已作充分的分析认定，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寄存款利息款应否扣除的问题。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郑毅星自2014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向郑天赐支付利息每月500元，但郑天赐亦称，利息的支付方式有时和赡养费一起转账支付，有时给付现金，不清楚现金和转账分别多少，同时郑毅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息的支付情况，故本院酌定郑毅星转账支付的款项包含了12000元的利息款，应从一审认定的赡养费中予以扣除。 关于郑毅星支付的赡养费问题。郑天赐认为郑毅星自2013年6月才支付赡养费，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高惠珍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郑毅星确实在2013年6月之前有支付7300元，故郑天赐的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认定的郑毅星支付高惠珍的赡养费金额并无不当，但应扣除上述认定郑毅星支付的利息款12000元，即115690元（127690-12000）。 郑天赐主张的给其前妻购买药品、护理保健用品以及生活费用等额外支出，郑毅星主张的给其母亲高惠珍网购的卫生用品、药品、生活用品以及生日寿宴支出等，均系基于亲情的自愿付出，系情谊行为，不应构成法律上权利义务内容，不宜对此作法律上的认定和处理。 至于郑毅星主张，郑天赐应补偿高惠珍相关的电费支出以及无法将案涉房屋出租而损失的收入，高惠珍在2012年1月-2013年12月住院期间，郑毅星支付的超过其义务的医疗费用等，已超出了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亦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相关当事人可以另外协商解决。郑毅星另外所称超过其法定义务应由另一受益人郑艺??承担的费用部分，属于受益人内部的法律关系，其亦可以与郑艺??另行解决。 郑天赐与高惠珍结婚多年，育有一双儿女，虽后因性格不合等因素离婚，但恩情尚在，亲情不断，在高惠珍重病之后，郑天赐主动承担照顾前妻的重担多年，让儿女可以安心在外成家立业，其精神可嘉，应予褒扬，儿女亦应体谅其父亲的不易，并应对其父亲照料其母的付出包括经济上的支出费用予以适当补偿。 综上，保姆费支出371000元，2011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高惠珍的生活消费性支出总额150803.18元；高惠珍的工资收入189467.36元，另有郑毅星支付的赡养费115690元，故高惠珍的收入总额为305157.36元，故郑毅星应支付108322.91元【（371000+150803.18-305157.36）÷2】。 综上所述，郑天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郑毅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郑天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郑毅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付郑天赐108322.91元； 三、驳回郑天赐的其他上诉请求以及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郑毅星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162元，减半收取4081元，由郑天赐负担3115元，由郑毅星负担9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48元，由郑天赐负担2392元，由郑毅星负担22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南日 审 判 员 陈丽端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郑媛 妮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三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