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行赔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发，男，1963年1月7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大庆，男，1984年11月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大南，男，1986年5月13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大能，男，1989年12月1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女，1936年1月5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颜秋燕，女，1962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剑兰，女，1987年9月23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青兰，女，1983年6月10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上列上诉人（除杨永发外）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永发，身份情况同上。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红星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许强初，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区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仙学文，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斌，南宁市邕宁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韦琳，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宁市锦春路3-1号。 法定代表人郭维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辛琰，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政策法规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钟建华，广西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以下简称杨永发等8人）诉原审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邕宁区政府）、南宁市规划管理局（现机构更名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南宁市规划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4）南市行一初字第113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赔偿请求。杨永发等8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经二审，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6）桂行终173号行政裁定：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市行一初字第113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重审。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后，杨永发等8人向南宁市中院提出追加南宁市规划局为共同被告，南宁市中院依法予以批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重新公开开庭审理并作出（2018）桂01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原告杨永发等8人及被告邕宁区政府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杨永发、杨大能，上诉人邕宁区政府的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仙学文、委托代理人张斌、韦琳，被上诉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辛琰、钟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查明，原告杨永发等8人自2009年8月起在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共同建造一幢房屋；在建设第一层时，被南宁市邕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邕宁区城管局）巡查发现后，邕宁区城管局于2009年10月29日对建筑物状况进行了现场勘察（绘制示意图上有明确记载在建第一层为7×25=175平方米）和拍照，并向“房屋建设人（杨某）”发出编号09-010010号《综合执法检查通知书》，通知房屋建设人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壹日内携带被检查项目建设用地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红线图、施工图纸（建筑平面、剖面）、房产证等有关手续，到邕宁区城管局接受检查。 2009年11月9日，南宁市规划局对该房屋的“房屋建设人（杨某）”发出南规监（邕）[2009]第062号《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该通知以房屋建设人在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建设砖混结构建筑物因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构成违法建设为由，责令房屋建设人立即停止建设，并告知如不停止建设，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2009年11月27日，南宁市规划局又对“房屋建设人（杨某）”发出南规监（邕）[2009]第072号《限期拆除告知书》，以房屋建设人未经南宁市规划局批准，擅自在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建设砖混结构建筑物构成违法建设为由，拟对建筑物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并告知房屋建设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等权利。 2009年12月21日，邕宁区城管局向“房屋建设人（杨某）”作出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房屋建设人未经南宁市规划局批准，擅自在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建设砖混结构建筑物构成违法建设为由，决定限被处罚人（房屋建设人）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位于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违法建设的砖混结构建筑物；并有告知相关法定权利。 上述四份行政文书没有签收送达，均为张贴于原告所建房屋墙体之上。 2010年6月4日，邕宁区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原告所建房屋进行强拆时，拆除人员对被拆房屋内的财产进行清点并制作有两张《清点物品清单》，两张清单上均有填表人、清点人和在场人的签名，但没有被清点人的签名；其中一张清单记载有：1、宇塑PVC-U塑料排水管8根，2、刚柔牌饮用水PVC-U1.0（32）10根，3、刚柔牌饮用水PVC-U（25）9根，4、氧气瓶1个，5、附着式混凝土振动器1个，6、煤气罐1个，7、三相电动机1个，8、木凳1个，9、碗筷若干，10、圆形餐桌4张，11、蒸笼（不锈钢）4个，12、米半袋，13、煤气灶1个，14、稻谷3袋，15、钢筋弯曲机1台；另一张清单记载有：1、便携式交流弧焊机1台，2、卷扬机1台，3、微电脑光波炉1台，4、电焊线若干卷，5、铁柜1台，6、上海澳士达电动车1辆，7、上海永久自行车1辆，8、翁缸翁罐各1个，9、切割机1台，10、尿素（肥料）8袋（不满），11、高压锅1个，12、电磁炉用锅1个；上述两张清单的末尾，均有写明“上述物品已移出被拆迁房屋，由屋主处理”的内容。 2012年2月13日，原告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不服被告邕宁区政府对其房屋实施的强拆行为，向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邕宁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邕宁区政府强拆房屋行为违法；经审理，邕宁区法院于2012年6月1日作出（2012）邕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的诉讼请求。杨永发等4人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院提出上诉；经二审，南宁市中院以原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于2012年9月9日作出（2012）南市行终字第9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经重审，邕宁区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邕行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的诉讼请求。杨永发等8人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院提起上诉；经二审，南宁市中院认为涉案《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有效送达，被诉强拆行为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缺乏保障当事人应当获得的通知权、陈述权，以及未按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进行清点和移交而构成强拆程序违法，遂于2013年12月8日作出（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邕宁区政府2010年6月4日强制拆除原告位于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六层砖混结构房屋的行为违法。该判决已于2014年1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6月5日，杨永发等8人以南宁市规划局为被告，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经一审，青秀区法院作出（2016）桂0103行初1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南宁市规划局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院提起上诉；经二审，南宁市中院认为原告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并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虽然涉案建设未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即施工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而构成违法建设，但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是在未查明违法建设的行政相对人，并在受送达人不明的情况下，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南宁市中院遂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7）桂01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2月24日，杨永发等8人向被告邕宁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邕宁区政府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邕府不赔字[2014]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以杨永发等8人所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为由，决定对杨永发等8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2014年8月4日，杨永发等8人向南宁市中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邕宁区政府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565万元等；审理期间，南宁市中院于2015年1月19日组织原、被告双方来到涉案被拆房屋现场进行勘察，现场表面可见废墟中存在小搅拌机和三相电动葫芦。经审理，南宁市中院认为原告要求赔偿的房屋，已经被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为违法建设，且原告亦无相反证据证明其房屋的合法性，因而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原告所主张的三相电源损失，并未因房屋被强拆而损坏，三相电源至今仍然存在而不属于物品损失范围，被告邕宁区政府在强拆过程中制作的《清点物品清单》，虽然获得南宁市中院作出生效的（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但是由于被告邕宁区政府未能提供清单内物品已有效移交原告的证据，原告亦否认曾收到清单内的物品而属于强拆行为造成原告物品损失的范围，以及南宁市中院组织对被强拆房屋的现场勘察中发现有电动葫芦和搅拌机被压在强拆后的废墟中，电动葫芦和搅拌机亦是属于强拆行为造成原告物品损失的范围，由于原告拒绝对上述物品损失的价值进行鉴定，原告因此应当对无法确定物品损失的具体价值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南宁市中院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4）南市行一初字第11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原告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经二审，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原告物品损失的种类、数量，以及可回收利用材料等的认定事实不清，本院遂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6）桂某终17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南宁市中院（2014）南市行一初字第113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重审。 在本案重审过程中，杨永发等8人于2018年7月18日向南宁市中院提交有《评估申请书》和《现场勘验申请书》；南宁市中院鉴于涉案强拆行为发生时间已经久远，且强拆现场未经有效保护而已丧失客观信赖基础，因此不再组织相关勘查、评估和鉴定工作。 另查明，上诉人杨永发系上诉人张金之子，与上诉人颜秋燕系夫妻,二人生有三子一女，即上诉人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杨剑兰，其中杨大庆已婚，妻为上诉人黄青兰。 南宁市中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南宁市中院作出的（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邕宁区政府2010年6月4日强拆原告位于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六层砖混结构房屋的行为违法），以及青秀区法院作出的（2016）桂0103行初123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和南宁市中院作出的（2017）桂01行终434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据此于2014年2月24日向被告邕宁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邕宁区政府亦于2014年4月29日向原告作出邕府不赔字[2014]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因不服被告作出的上述赔偿决定而向南宁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南宁市中院依法应当受理；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原告以南宁市规划局被判决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共同造成其本案财产损害为由，向南宁市中院书面提出追加南宁市规划局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南宁市中院依法予以准许。 本案中，综合原、被告各方诉辩意见，涉案被诉强拆行为的相关行政赔偿范围和标准问题，是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 首先，行政赔偿范围是指国家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哪些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对哪些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即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领域；本案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被告邕宁区政府涉案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其次，鉴于涉案房屋系建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且原告具备相应农村村民的主体资格及分户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可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分别按户拥有一处宅基地，但是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据此，在南宁市中院作出的（2017）桂01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中，虽然明确涉案房屋的建设未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即施工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而构成违法建设，但并未明确涉案房屋因此应予拆除；本案中，涉案被拆房屋虽然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被告邕宁区政府在涉案房屋尚未确认涉案房屋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建设工程之前便对其实施强拆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意见》（桂政办发〔2014〕122号）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事实上对原告“已建成的农宅，应以尊重历史为原则，对农村违法未批先用宅基地在依法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后，可进行登记发证”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本案中，南宁市中院本着尊重历史为原则，对原告已经建成的涉案被拆房屋存有“可进行登记发证”的合法权益予以确认。再次，行政赔偿标准是指行政机关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是最终确定国家应当承担的行政赔偿责任的量的指标所应遵守的准则；本案中，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原告遭遇违法强拆损失的房屋是为六层砖混结构房屋，此外，被告邕宁区政府在实施违法强拆行为时，没有对涉案屋内财产的搬离进行有效签署交接，因此造成原告的屋内财产损失，一并属于被告邕宁区政府违法实施强拆行为造成损失而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但是，原告所主张的租房损失，是始于2009年1月起至今的房屋租金，属于原告自主选择家庭生活条件的自主性开支，因而不属于本案行政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原告主张三相电源的安装和材料费，是原告获得使用三相电源主体资格的必要开支，原告获得使用三相电源主体资格未因涉案强拆行为遭受影响，至今依然享有使用主体资格，因此亦不属于本案行政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最后，根据（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主文中“六层砖混结构房屋”的表述内容，南宁市中院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交邕宁区城管局2009年10月29日对建筑物状况进行现场勘察记载“在建第一层为7×25=175平方米”的数据予以采信，确认涉案房屋第一层的建筑面积为175平方米；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交的摄于2009年11月30日的涉案房屋照片中，明显显示涉案房屋的第二层正面有飘出部分，结合原告提出涉案房屋建筑图纸的第二层起正面飘出宽度为0.8米，南宁市中院据此确认涉案房屋第二层起至第六层的建筑面积为975平方米（即7.8米×25米×5层=975平方米），进而确认涉案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1150平方米。 在国家赔偿领域，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有行为主体、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四个方面内容；因此，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个要件时，国家才对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邕宁区政府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是造成原告涉案房屋被毁以及屋内财物灭失的直接原因，被告邕宁区政府因此依法应对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虽然被告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该违法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涉案房屋被毁以及屋内财物灭失的直接原因，该违法行为因此与原告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国家赔偿规范中的因果关系，因而没有发生国家赔偿责任。 综上，被告邕宁区政府以违法建设为由，对原告涉案房屋实施的强拆行为已经由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给原告造成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鉴于本案没有涉及集体土地征收的事实，原告提出参照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赔偿主张，南宁市中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鉴于本案已无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基本条件，被告邕宁区政府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房屋重置价格是指在当前的建筑技术、工艺水平、建材价格、运输费用和人工费用情况下，重新购建与原有房屋结构、式样、质量、功能基本相同的房屋所需的费用；本案中，鉴于涉案房屋的实际建筑造价已无鉴定基础，结合原告确实具备农村分户条件的事实，南宁市中院特此参照2019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指导标准》第六部分“房屋拆迁重置价格标准（砖混结构房屋850元/平方米）”的规定，按照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1150平方米计算，酌定涉案房屋的建筑损失为97.75万元。此外，关于原告的屋内财产损失范围，应当包含被告邕宁区政府实施强拆过程中所列两张《清点物品清单》上的物品，以及被拆房屋废墟表面所见的小搅拌机和三相电动葫芦；为此，南宁市中院根据本案基本事实，结合一般生活常识，综合酌定原告遭受的上述屋内财产损失价值共计10万元。 综上所述，二被告仅以原告涉案房屋未经批准建设构成违法建设为由，提出原告不应获得本案国家赔偿的答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南宁市中院因此不予支持；被告邕宁区政府违法实施的涉案强拆行为，客观造成了原告房屋及其屋内财产损失共计107.75万元，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虽然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该违法行为与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国家赔偿规范中的因果关系，因而没有发生国家赔偿责任；原告超出本案行政赔偿范围和标准的请求事项，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赔偿给原告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的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损失费共计107.75万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负担。 杨永发等8人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判决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共同赔偿8位上诉人（原告）位于邕宁区蒲庙镇龙岗村天坛坡7队的六层框架结构房屋（1401.8平方米）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650万元；3.判决南宁市邕宁区政府、南宁市规划局共同承担本案过程中相关部门收取的全部费用；4.判决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共同清理强拆房屋后形成的废墟及清点被埋在废墟下的机械、工具和生产生活用品等。 事实和理由：1.房屋结构、面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南宁市中院认定房屋面积少了251.8平方米，框架结构也认定为砖混结构。上诉人提交的评估、现场勘验、强拆前房屋清空照片、核查“关于暂停受理五象新区范围内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申请的函”是违法等申请，南宁市中院只对评估、现场勘验说明“不再组织相关勘查评估和鉴定工作”，其他未做说明，上诉人认为理由不成立和没有法律依据；2.未查明杨大南、杨大能系代表其户起诉，应各拥有一处住宅，且上诉人四人系代表其户起诉，法院未能查明；3.南宁市中院对上诉人提出参照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赔偿主张不予支持，又参照2019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南宁市征收集体补偿安置指导标准》第六部分“房屋拆迁重置价格标准（砖混结构房屋850元/平方米）”的规定判决赔偿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是错误的；4.住房租金是直接损失；5.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应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因为南宁市规划管理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才造成拆除实体行为违法，是因果关系合成一个结果；6.三相电源的安装和材料费是直接损失，因为三相电源是房屋的配套设施，房屋灭失就没有使用主体资格；7.由于涉案房屋被强拆形成废墟，导致上诉人无法使用土地，请求邕宁区政府及南宁市规划局共同清理废墟。 邕宁区政府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行赔初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一项的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涉案房屋依法不能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其违法建设的选址无法消除对规划的影响，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涉案被拆房屋可以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可进行登记发证属事实认定不清，由此作出错误判决，应予改判；2.一审判决计算上诉人涉案被拆房屋损失的标准及金额错误，应予以改判；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涉案被拆房屋内物品财产损失价值共计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改判。 邕宁区政府答辩称：1.杨永发等8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赔偿经济损失仅仅是565万元，上诉状改为650万元不合法，属于超出一审请求范围。2.杨永发等8人上诉状中的主张不属于国家赔偿的直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3.杨永发等人在上诉状中确认了被拆除的房屋是在29号公路上，因此被拆除的房屋无法消除对规划的影响，应属于违章建筑，一审判决认定相关事实与相关法律不符。 杨永发等8人答辩称：1.法律、法规规定违章建筑认定和处理是由县级以上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行使职权，不能由法院认定，法院也无法律授权，上诉人四户人有证据证明被拆房屋是唯一住房，建房符合“一户一宅”规定，不属于违法建设。2.被拆房屋属于2008-2020年南宁市总体规划的村民回建地，我们的房屋土地没有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3.邕宁区政府主张房屋选址在29号路上违反了2012年12月13日批准的《南宁市龙岗商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因该规划在拆除房屋之后，因此与原告无关。4.邕宁区政府主张我们的房屋根据2007年颁发的《关于加强独立式城镇居民私人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的规定，无法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获得合法手续的可能性，该通知指城镇居民，上诉人属于村民，不适用该通知。5.上诉人四户人建设房屋未违反“平原地区和城市郊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出100平方米”的规定。6、房屋内物品损失价值不是上诉人的实际损失。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涉案《限期拆除决定书》与涉案房屋被毁及屋内财产损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未发生国家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此认定正确；2.涉案房屋已被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建筑，依法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杨永发等8人要求国家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邕宁区人民政府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杨永发提交新证据材料有：1.居民户口簿，用以证明上诉人杨永发等8人已分户成4户的情况；2.南宁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用以证明上诉人杨永发建造涉案被拆房屋尚不在南宁市中心城区土地规划内；3.《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关于龙岗片区29号路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用以证明涉案被拆房屋所占用土地于2012年4月19日公告预征收，本案应按南宁市政府南府规[2018]38、39、40号文对本案被拆房屋进行赔偿等证据材料。 邕宁区政府提交（2016）桂01行终135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上诉人杨永发一方去申请住宅规划建设许可没有得到批复，是因该地在规划路29号上，被拆涉案房屋所占土地不存在“未批先用宅基地在依法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后，可进行登记发证”的合法权益。 经庭审质证，对于上诉人杨永发二审提交的证据及请求，上诉人邕宁区政府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发表质证意见对于分户的证据材料，认为如按4户，则应按4户申请，杨永发没有按4户申请宅基地，认为不应采纳；对于南宁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不同意杨永发一方的证明目的，相反证明涉案被拆房屋在规划图29号公路上，不能通过补办手续而进行登记发证。对于证据材料3的征收土地预公告，是2012年4月公告，而本案涉案房屋是2010年6月4日被强拆，不能适用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 对于上诉人邕宁区政府二审提交的（2016）桂01行终135号行政判决书，杨永发一方不认可邕宁区政府证明的目的，认为得不到批复的规划是2012年规划的，而涉案被拆房屋是2009年建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双方提出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分户的户口本及南宁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关于龙岗片区29号路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因为时间存在逻辑矛盾，不予采信杨永发一方的证明目的。对于邕宁区政府提交（2016）桂01行终135号行政判决书，有生效法院判决，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在本案的二审审理期间，杨永发于2019年8月30日向本院书面提交评估申请书、现场勘验申请书、调取邕宁区政府在强拆前涉案房屋内清空的照片。请求本院对涉案被强拆房屋进行评估，对被拆现场进行勘验。本院鉴于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且强拆房屋发生的时间距今久远，强拆现场未经有效保护而丧失客观信赖基础，且2015年1月19日南宁市中院曾组织原告、被告双方到涉案被拆房屋现场进行勘查，认为涉案强拆行为发生时间已经久远，强拆现场未经有效保护而已经丧失客观信赖基础。上诉人杨永发在二审期间提供给本院的《关于协商情况报告》内也称“（2014）南市行一初字第113号在南宁市中院审理期间，被告邕宁区政府拆迁办叫了测量公司人员到现场，看见无实物，只有一堆废墟的情况下，测量公司提出无法出具测量报告。”故本院不再组织对相关现场勘查及评估工作。对于请求调取邕宁区政府在强拆前涉案房屋内清空的照片，邕宁区政府未能调取提交该材料。 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杨永发等8人除对涉案被拆房屋的面积及结构有异议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邕宁区政府及被上诉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邕宁区政府的强拆行为和南宁市规划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已被生效的法院判决认定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杨永发等8人因不服邕宁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赔偿决定而向南宁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重审过程中，杨永发等8人以南宁市规划局被判决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共同造成其本案财产损害为由，向南宁市中院书面提出追加南宁市规划局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邕宁区政府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对杨永发等8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本案中，邕宁区政府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是造成杨永发等8人涉案房屋被毁以及屋内财物灭失的直接原因，邕宁区政府因此依法应对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虽然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南规监（邕）[2009]第07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该违法行为并不是造成杨永发等8人涉案房屋被毁以及屋内财物灭失的直接原因，该违法行为因此与杨永发等8人涉案房屋及其屋内财产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国家赔偿规范中的因果关系，因而没有发生国家赔偿责任。故对杨永发等8人上诉要求南宁市规划局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杨永发等8人上诉称被拆房屋结构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南宁市中院认定房屋面积少了251.8平方米的上诉主张。根据（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主文中“六层砖混结构房屋”的表述内容，一审根据邕宁区政府提交邕宁区城管局2009年10月29日对建筑物状况进行现场勘察记载“在建第一层为7×25=175平方米”的数据，确认涉案房屋第一层的建筑面积为175平方米；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交的摄于2009年11月30日的涉案房屋照片中，明显显示涉案房屋的第二层正面有飘出部分，结合原告提出涉案房屋建筑图纸的第二层起正面飘出宽度为0.8米，据此确认涉案房屋第二层起至第六层的建筑面积为975平方米（即7.8米×25米×5层=975平方米），进而确认涉案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1150平方米。认定事实有相关的证据支持，而上诉人杨永发主张涉案房屋建筑面积按其图纸计算建筑面积或勘查废墟查证，因房屋建设图纸未提供具体设计单位，施工图与设计图是否面积相符，且现场废墟因未经有效保护而丧失客观信赖基础，邕宁区政府拆迁办叫了测量公司到现场，看见无实物，只有一堆废墟的情况下，测量公司提出无法出具测量报告。故杨永发等8人对涉案房屋的建设面积和为框架结构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杨永发等8人所主张的租房损失属于其自主选择家庭生活条件的自主性开支，因而不属于本案行政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杨永发等8人主张三相电源的安装和材料费，是杨永发等8人获得使用三相电源主体资格的必要开支，杨永发等8人获得使用三相电源主体资格未因涉案强拆行为遭受影响，至今依然享有使用主体资格，因此亦不属于本案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根据邕宁区政府实施强拆过程中所列两张《清点物品清单》上的物品，以及被拆房屋废墟表面所见的小搅拌机和三相电动葫芦的事实；根据本案基本事实，结合一般生活常识，综合酌定杨永发等8人遭受的上述屋内财产损失价值共计10万元。并无不当。而杨永发上诉称屋内损失10万元太少的主张，因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邕宁区政府上诉称一审判决赔偿杨永发等8人10万元的屋内物品损失没有事实根据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 对于杨永发等8人上诉请求判决邕宁区政府及南宁市规划局共同清理强拆涉案房屋形成的废墟，因不属行政赔偿审判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杨永发上诉提出本案应参照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的赔偿主张，本案涉案房屋被强拆与征收拆迁无关，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上诉人邕宁区政府涉案违法实施的强拆行为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给上诉人杨永发等8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鉴于涉案房屋系建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且杨永发等8人具备相应农村村民的主体资格及分户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杨永发等可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分别按户拥有一处宅基地，但是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据此，在南宁市中院作出的（2017）桂01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中，虽然明确涉案房屋的建设未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即施工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而构成违法建设，但并未明确涉案房屋因此应予拆除；本案中，涉案被拆房屋虽然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被告邕宁区政府在涉案房屋尚未确认涉案房屋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建设工程之前便对其实施强拆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意见》（桂政办发〔2014〕122号）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事实上对原告“已建成的农宅，应以尊重历史为原则，对农村违法未批先用宅基地在依法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后，可进行登记发证”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本案中，南宁市中院本着尊重历史为原则，对原告已经建成的涉案被拆房屋存有“可进行登记发证”的合法权益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查明涉案被拆房屋位于2012年城市规划的29号公路上，杨永发等人建房时该规划尚未公示，未正式征收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及依法拆除前，杨永发等人仍可以使用涉案房屋，故一审参照2019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指导标准》第六部分“房屋拆迁重置价格标准（砖混结构房屋850元/平方米）”的规定，按照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1150平方米计算，酌定涉案房屋的建筑损失为97.75万元。该判决适当。邕宁区政府上诉称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依法不能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其违法建设的选址无法消除对规划的影响，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涉案被拆房屋可以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可进行登记发证属事实认定不清，由此作出错误判决，应予改判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永发、杨大庆、杨大南、杨大能、张金、颜秋燕、杨剑兰、黄青兰负担25元；上诉人邕宁区人民政府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中权 审 判 员 陈 钢 审 判 员 古华强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曾 露 书 记 员 冼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