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1583号原告张天峰，男，198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被告高洪飞，男，198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原告张天峰与被告高洪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默菡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天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高洪飞参加了第一次庭审之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天峰起诉称：张天峰经人介绍由高洪飞有偿协助办理租赁北京小客车指标。2018年12月9日下午，高洪飞与张天峰见面后约定以10万元的价格帮助张天峰找到一个可租赁的北京小客车指标，张天峰通过支付宝给高洪飞转账2.2万元，双方签订《协议书》，按手印并拍照双方身份证留底。2018年12月12日，高洪飞打电话要求张天峰另行交定金1万元，张天峰又通过支付宝转账并备注张天峰北京指标。2018年12月16日下午，张天峰与高洪飞见面，高洪飞的前老板张某及介绍人赵某均在场，高洪飞提出此前约定10万元拿指标无效，要涨价到14万元，双方商定13万元成交，并签订《车辆租赁保证书》，内容为：1、北京小客车指标租赁期限：长期，成交金额：13万元，此价格不再变动；2、张天峰不再使用指标后，高洪飞保证帮助张天峰将指标转租出去；3、上牌日期：2018年12月21日之前；4、上牌完毕后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结清尾款；5、若张天峰违约，3万元定金不退，若高洪飞违约，双倍赔偿张天峰。条件：高洪飞在2018年12月17日将指标腾出，张天峰确保有标可用情况下提车。2018年12月18日，张天峰与高洪飞谈判破裂，高洪飞以张天峰未付清尾款为由拒绝腾出指标，导致无法推进，张天峰提出退还定金，高洪飞拒绝。此后双方多次沟通无法达成一致。张天峰认为高洪飞违约，并拒绝退还定金，为维护合法权益，故张天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张天峰与高洪飞于2018年12月16日签订的《车辆租赁保证书》于2019年6月11日解除；2.高洪飞向张天峰返还定金6.4万元；3.诉讼费由高洪飞承担。被告高洪飞在2019年6月11日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曾到庭并答辩称，不同意张天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同意解除《车牌租赁保证书》与不同意向张天峰支付款项。张天峰确实在高洪飞处租赁小客车的指标，高洪飞确实收到张天峰支付的3.2万元，当时约定张天峰租赁小客车指标14年以上为10万元，张天峰称小客车指标所有人是河北人，张天峰想要北京的，高洪飞就说北京的贵，然后双方就去了昌平，但后来张天峰未支付剩余款项。且张天峰提交的《车牌租赁保证书》上的“朝阳”字样是张天峰后加的，高洪飞持有的保证书上没有“朝阳”二字。本院经审理查明：张天峰经朋友介绍认识高洪飞并想委托高洪飞帮助其寻找可供使用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2018年12月9日张天峰、高洪飞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张天峰找高洪飞代办北京小客车指标，定金两万元，将于2018年12月17日去上牌。此指标使用期限至少/不少于14年。并转账手续费2000元。2018年12月9日，张天峰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两笔向高洪飞支付2000元以及20000元，共计2.2万元。2018年12月12日，张天峰又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高洪飞支付了1万元。双方均认可2000元不是定金。2018年12月16日，张天峰作为甲方（承租方）与乙方（出租方）高洪飞签订《车牌租赁保证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向甲方提供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配合甲方于车牌租赁期内的一切可能使用身份证和操作时的帮助。甲方负责支付购买小客车型号的_牌的一切费用；乙方只负责提供车牌号为京_的车牌。1、租赁期限及费用：甲方双方共同协商同意约定租期为长期。乙方提供车辆指标给甲方使用，乙方一次性付清租赁期的租赁费13万元，即双方约定：甲方按照13万元的价格长期租赁乙方北京小客车指标，其中1万元为押金，此价格不变，并会写进最终合同。乙方收取甲方定金3万元。2、在甲方不再使用该京牌指标后，乙方保证帮甲方把指标转租出去。3、乙方须保证甲方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将新车上京牌完毕。4、甲方于新车上牌办理完毕后与乙方签订正式车牌租赁合同并付清尾款。5、违约责任：如甲方在签正式车牌租赁合同前因个人原因不要该指标，乙方收取甲方的3万元定金不予退还。如乙方在签正式车牌租赁合同前因个人原因涨价或其他不能确保京牌指标供甲方使用情形，乙方须退还收取甲方的3万元定金，并按照定金罚则约定双倍赔付甲方。附：后附甲乙双方身份证复印件（签名按手印），此保证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如争议诉至朝阳区法院解决。庭审中，张天峰向本院提交了手机通话录音光盘两张以及文字整理稿，证明双方签署《协议书》和《车牌租赁保证书》之后双方对小客车指标上牌发生争议，协商退还押金也没有达成一致，证明高洪飞存在违约。张天峰称该手机通话录音已经导入了百度网盘，在手机上已经删除了。庭审中，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车牌租赁保证书》未能履行的原因，高洪飞称是因为张天峰没有将13万元一次性支付，并称其交易模式就是先支付全款再验车上牌，张天峰不同意所以要求其退还定金，现在指标还在，只要张天峰付款随时可以给其验车上牌。张天峰认为合同约定的就是先上牌再签租赁协议然后再付清尾款，而且认为高洪飞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供进行租赁、交易的北京小客车指标。对于《车牌租赁保证书》中第1条和第4条存在矛盾之处，高洪飞称本来没有第4条，但是张天峰咨询朋友之后增加了该条款，但认可其确实也签署了《车牌租赁保证书》。上述事实，有《协议书》、《车牌租赁保证书》、文字整理稿等书面证据，录音光盘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张天峰欲租赁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因此委托高洪飞帮助其寻找并提供可供使用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双方对此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双方签署的《车牌租赁保证书》中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均有明确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高洪飞未能按照《车牌租赁保证书》约定的2018年12月21日之前将新车上京牌完毕到底谁的责任，对此，张天峰称是因为高洪飞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车牌，高洪飞则认为是因为张天峰没有先支付全部的款项。首先，本院认为找到符合过户条件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是高洪飞的义务，现张天峰认为高洪飞未能在该日期之前找到可供使用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应当由高洪飞证明其已经履行义务，但高洪飞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履约期限之前找到符合交易标准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其次，关于张天峰应当先付清13万元还是应当先给新车上牌后再支付款项，高洪飞称交易习惯是全款支付后才交付指标，但是对于该交易习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车牌租赁保证书》的第1条确实存在“乙方一次性付清租赁期的租赁费13万元，即双方约定：甲方按照13万元的价格长期租赁乙方北京小客车指标，其中1万元为押金，此价格不变，并会写进最终合同。乙方收取甲方定金3万元”，但合同的第4条亦约定“甲方于新车上牌办理完毕后与乙方签订正式车牌租赁合同并付清尾款”。上述两条约定从字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之处，但是第1条中的一次性，并没有说明支付的时间，而第4条中明确说明了是新车上牌办理完毕后与乙方签订正式车牌租赁合同并付清尾款，存在清晰的交易顺序，因此在未上牌之前高洪飞要求张天峰一次性支付13万元没有合同依据。最后，《车牌租赁保证书》的第1条、第4条及第5条均明确表明双方后续还需要签订最终合同或正式的车牌租赁合同，也就是说本合同并非正式的车牌租赁合同，而13万元系车牌租赁费用，张天峰的租赁费用在签订正式的车牌租赁合同之后再行支付亦符合常理和第4条约定的交易顺序。张天峰已经按照《车牌租赁保证书》的约定支付了3万元的定金，其要求先上牌再付款亦符合合同约定，高洪飞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并在2018年12月21日之前为张天峰办理新车上牌存在违约，故张天峰请求法院确认《车牌租赁保证书》解除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张天峰请求返还定金6.4万元的主张，按照《车辆租赁保证书》第5条约定，定金为3万元，双方亦认可实际支付定金3万元，故该3万元应当适用定金罚则，高洪飞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张天峰定金6万元。张天峰虽然实际支付了3.2万元，但其中2000元并非定金，不应双倍返还，张天峰对该2000元性质认识错误，但合同解除后，该2000元应当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天峰与被告高洪飞于2018年12月16日签订的《车辆租赁保证书》于2019年6月11日解除；二、被告高洪飞向原告张天峰返还定金6万元及合同款2000元；三、驳回原告张天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由原告张天峰负担25元（已交纳），由被告高洪飞负担6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