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庆，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文，广东三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捷，广东三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亚娟，女，198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安亚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华路航天立业华庭14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4459636D。法定代表人：任亚娟。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恒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12楼整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N91Q7H。法定代表人：卢照庆。上诉人袁国庆因与上诉人任亚娟、被上诉人深圳市安亚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亚特公司）、深圳恒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创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2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国庆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判令恒创公司、任亚娟、安亚特公司返还袁国庆106440元及利息（以1064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返还之日止）；3、判令恒创公司、任亚娟、安亚特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一、关于恒创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袁国庆正是基于恒创公司的地位才与任亚娟沟通，且双方多次在恒创公司办公室见面，任亚娟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返还责任。1、任亚娟为个人，袁国庆与任亚娟并不相识，双方之前并无业务往来，因恒创公司袁国庆才认识任亚娟。如不是任亚娟称其为恒创公司员工，袁国庆不可能将赎楼和贷款业务委托任亚娟个人办理，正是基于恒创公司为公司，具有相应的能力，袁国庆才与任亚娟就本案的涉案业务进行沟通。2、任亚娟微信发给袁国庆的《私人订制贷款方案》、《赎楼方案》上均有“恒创金服”字样和图标，且袁国庆亦与任亚娟在恒创公司办公室沟通，让袁国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任亚娟是恒创公司的员工，任亚娟的行为是代表恒创公司，任亚娟构成表见代理。3、根据袁国庆提交的2017年12月18日下午的现场谈话录音显示：（1)谈话地点是在福田区福田一路免税商务大厦1楼咖啡厅，恒创公司是在该大厦12楼，袁国庆当天到了恒创公司办公场所要求解决，恒创公司王总要任亚娟与袁国庆沟通（第3页第1行、第5页第21行、第6页第12行）；（2)袁国庆陈述“……因为我相信你，因为你代表了你那个什么恒。”任亚娟回答“恒创金服嘛”（第2页第5、6行）；（3)任亚娟陈述“合同在公司，我去拿下来”（第2页倒数第1行）；（4)袁国庆陈述“我是同哪个公司借钱？”，任亚娟陈述“我们公司，恒创金服”（第4页第1、2行）；（5)任亚娟陈述“你本来一开始对我们公司就是不信任的”（第11页第2行）。4、任亚娟的丈夫周湘辉也系恒创公司员工，周湘辉以恒创公司“风险管理部风控总监”名义对外宣传（印发名片）。二、关于任亚娟能否收取3%银行机构融资费用的问题，《融资服务合同》并非袁国庆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任亚娟利用行业优势地位让袁国庆签署空白合同（要么签署空白合同，要么不要做)，3%并非双方合意；另，任亚娟系个人，非注册成立的中介机构，无权收取融资费用。退一步来说，即使认定任亚娟应当获得融资服务费，应当确定1%为合理。1、根据录音显示，袁国庆在给任亚娟交证件的时候，任亚娟告诉袁国庆说银行可以贷到四百多万，袁国庆当时就问任亚娟手续费多少，任亚娟说手续费你随便给，袁国庆才答应继续做下去（第1页倒数第7行），任亚娟对此并无否认。2、任亚娟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让袁国庆签署空白合同，并自行填写服务费，非双方合意，《融资服务合同》显示的3%应为无效。3、任亚娟为个人，并非注册成立的中介机构，其收取融资服务费不符合《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广东省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其无权收取融资服务费。上诉人任亚娟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案件受理费、上诉费由袁国庆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袁国庆应向案外人王志刚支付借款利息48600元。袁国庆与案外人王志刚签订借款合同后，王志刚于2017年11月22日向袁国庆转账支付180万元借款，安亚特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代袁国庆向王志刚转账1810080元。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3%，袁国庆实际借款27天，应支付利息48600元。二、任亚娟已代袁国庆向王志刚垫付利息39000元。1、王志刚于2017年11月22日向袁国庆转账支付180万元借款后，迟至2017年12月1日，袁国庆原贷款银行兴业银行仍未将房产证原件交任亚娟，王志刚催问还款时，袁国庆让任亚娟帮忙协调一下，因此，任亚娟以支付部分利息方式沟通延后还款，任亚娟于2017年12月1日代袁国庆垫付利息9000元，该利息由任亚娟招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至王志刚中信银行账户。2、2017年12月14日，王志刚再次催问还款。此时，招商银行贷款还在放款审批中，与袁国庆沟通后，任亚娟再次代袁国庆垫付利息，任亚娟向王志刚支付利息30000元，该利息由任亚娟招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至王志刚中信银行账户。上述两笔转账记录证明，任亚娟前后两次已为袁国庆利益垫付利息39000元，就垫付款项，任亚娟与袁国庆之间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三、任亚娟安排安亚特公司向王志刚支付利息10080元。2017年12月18日银行放款当天，任亚娟安排安亚特公司向王志刚转账1810080元，其中，归还本金180万元，支付剩余利息10080元。除归还本金180万元外，10080元是袁国庆按借款合同约定应向王志刚支付的利息，不应退还。四、任亚娟有权以减少支付的方式实现债权。上诉人任亚娟、被上诉人安亚特公司答辩称：1、其第一点答辩意见不能推翻袁国庆自身无法获得兴业银行高额贷款，由此委托任亚娟为其提供寻找过桥资金、联系银行获得高额贷款的相关事项。袁国庆的该委托意思表示明确，具体详见任亚娟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周湘辉与袁国庆的聊天记录、证据2融资服务合同、证据4任亚娟与兴业银行夏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中信银行个人转帐凭证及证据6-9，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任亚娟在接受袁国庆的委托之后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受托事项，具体为撮合案外人王志刚向袁国庆出借180万元用于归还兴业银行的贷款（即过桥）、联系到招商银行向袁国庆发放人民币452万元贷款（原来的贷款银行兴业银行仅向袁国庆发放250万元贷款）。该事实证明在受托人任亚娟为委托人袁国庆争取到450万元的银行贷款后，袁国庆推翻双方所签订的融资服务合同，意欲不按融资服务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融资服务费，显然有违合同约定及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如果法律支持袁国庆在获得委托利益之后不按合同约定向任亚娟支付融资服务费，会致使恶意违约的人因违约行为获得额外的收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所不允许的。2、关于融资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双方在2017年8月开始接触时已经予以明确，袁国庆本人也告知任亚娟其之前给兴业银行的夏经理送过很多东西想获得贷款都不能成功，而且在袁国庆提交的录音及微信证据中，袁国庆也自认应该支付相关费用，其后双方又签订的融资服务合同。因此，袁国庆对于委托他人经办事项成功后应支付融资服务费是内心确信并清楚的。上诉人袁国庆答辩称：任亚娟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驳回任亚娟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袁国庆一审起诉请求：一、判令任亚娟、安亚特公司、恒创公司返还袁国庆168600元及利息（以1686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还清168600元之日止）；二、任亚娟、安亚特公司、恒创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8月，袁国庆欲进行赎楼贷款，案外人周湘辉（袁国庆与任亚娟均陈述周湘辉为任亚娟的配偶）通过微信与袁国庆沟通委托赎楼贷款事宜，周湘辉并向袁国庆发送了《融资服务合同》的空白文件供其查看。2017年9月，袁国庆通过微信与任亚娟就委托赎楼贷款事宜进行沟通。2017年10月27日，任亚娟通过微信向袁国庆发送两张图片，图片显示为“私人订制贷款方案”的具体内容，包括针对原贷款银行兴业银行的“抵押贷款方案”、“赎楼方案”、“其它费用”等内容，图片上显现有“恒创金服”字样；任亚娟并告知袁国庆上述图片为袁国庆的贷款方案，称“兴业的罚息我们来解决”；袁国庆回复称，“贷款问题不考虑了”；任亚娟回复称，“好吧”，“那要过桥了找我”。2017年11月份，袁国庆再次联系任亚娟沟通委托办理赎楼贷款事宜。2017年11月17日，袁国庆出具了关于办理赎楼和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的委托书并经公证。2017年11月20日，任亚娟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袁国庆的身份证原件、兴业银行卡、杨碧清身份证原件、农业银行卡、U盾。之后，任亚娟开始与兴业银行工作人员联系为袁国庆办理赎楼贷款手续。2017年11月21日，兴业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任亚娟，兴业银行同意给袁国庆230万元的贷款额度。2017年11月22日，案外人王志刚转账180万元到袁国庆在兴业银行的62×××19账户用于提前偿还贷款。2017年11月29日，兴业银行深圳罗湖支行出具《兴业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确认袁国庆在该行的“个人其他贷款（短期）”的全部贷款本息于2017年11月22日结清。之后，袁国庆委托任亚娟向其它银行包括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申请更高额度贷款。2017年12月15日，袁国庆及其配偶熊莉与招商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和《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约定，招商银行向袁国庆发放贷款452万元，贷款期限60个月。随后，招商银行向《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中指定的收取贷款账户即安亚特公司名下的账户发放了贷款452万元。2017年12月20日，安亚特公司向袁国庆指定的杨碧清账户转付了其代收的银行贷款2522240元。又查，任亚娟提交了两份《融资服务合同》，一份为袁国庆（甲方）与任亚娟（乙方）于2017年11月16日签订，一份为袁国庆（甲方）与深圳前海世纪鑫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鑫诚公司、乙方）签订。两份合同均约定：甲方因经营周转需要融资，委托乙方提供融资服务，并通过乙方推荐的资金出借方而获得融资资金；乙方接受委托开展融资服务工作后，一旦甲方与乙方推荐的某一（或多位）资金出借方签署融资借款相关合同，并获得借款，即表示乙方已经实现融资服务，甲方应依照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甲方同意，在与资金出借方签署《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内，每月按照借款本金的3%向乙方支付融资服务费，融资服务费共计135000元，融资服务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即任亚娟名下账户。此外，任亚娟还提交了袁国庆（乙方）与案外人王志刚（甲方）于2017年11月1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向甲方借款18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甲方将借款180万元划入乙方指定的袁国庆在兴业银行的62×××19账户。庭审时，袁国庆对上述三份合同的签名真实性认可，但对合同内容不予认可，并主张袁国庆在签署上述合同时均为空白合同，除了打印部分，其余手写部分全部是空白未填写，手写部分均是任亚娟单方面填写的内容，并且合同签署后一直都没有交给袁国庆留存。另，关于袁国庆主张的任亚娟、安亚特公司、恒创公司应返还款项168600元，袁国庆明确该金额的计算方法为：任亚娟共扣取了袁国庆197760元以及180万元的赎楼垫资款，就该扣取的197760元，袁国庆只认可其中按照日万分之六计算的赎楼利息29160元（180万元×万分之六×27天），而其它金额168600元（197760元-29160元）都不应被扣取，据此，袁国庆要求返还168600元。而根据任亚娟向袁国庆出具的扣款明细以及任亚娟的庭审陈述，其扣取的197760元包括三部分：①为提前向兴业银行还款而应支付给王志刚的180万元借款利息，按袁国庆与王志刚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以及实际融资天数27天计算，则利息金额为48600元；②根据袁国庆与世纪鑫诚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融资服务费135600元（452万元×3%）；③安亚特公司提供账户代袁国庆收取贷款而产生的相关手续费用，按每笔3‰收取费用计13560元（452万元×3‰）。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与袁国庆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哪一被告？二、任亚娟从转付给袁国庆的银行贷款中直接扣取三笔费用有无合法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所作陈述，从袁国庆提出赎楼贷款需求与任亚娟沟通、交付办理赎楼贷款手续所需要的相关袁国庆个人资料、签订《融资服务合同》直至最后办理完成赎楼贷款手续，整个委托事项的完成过程实际都是由任亚娟在操作和履行，故可认定系任亚娟与袁国庆成立涉案委托合同关系。关于恒创公司，没有证据显示恒创公司在涉案委托事项履行过程中有任何参与或加入行为，也没有证据显示恒创公司有授权或追认任亚娟履行涉案委托事项的情形，仅凭任亚娟在与袁国庆微信沟通过程中提供印制有“恒创金服”字样的贷款方案图片，不能认定恒创公司加入了涉案委托事项履行进而与袁国庆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故袁国庆主张恒创公司为涉案委托合同关系的主体，缺乏依据，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安亚特公司，安亚特公司仅系代袁国庆收取银行贷款的账户的提供方，据此亦不足以认定安亚特公司为涉案委托合同关系的主体。此外，任亚娟虽然提供了袁国庆与世纪鑫诚签订的《融资服务合同》，但由于存在两份内容相同的《融资服务合同》，没有证据显示有其中一份合同被替换或作废的情况，即都系可履行的合同，而如前所述，目前证据显示系任亚娟在履行涉案委托事项，据此可认定实际履行的应为袁国庆与任亚娟之间签订的《融资服务合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1、对于任亚娟主张扣除的第一笔费用，即为提前偿还银行贷款而对外借款180万元所产生的借款利息48600元，任亚娟系依据袁国庆与王志刚签署的《借款合同》而主张扣除该借款利息。而该《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系袁国庆与王志刚，依据该合同约定有权收取借款利息的应为王志刚而非任亚娟，除非任亚娟代为垫付该笔利息，但任亚娟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代袁国庆垫付了该笔利息，故任亚娟在转付给袁国庆的银行贷款金额中直接作为对外借款利息扣除该笔款项，缺乏依据，据此，袁国庆有权要求任亚娟予以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袁国庆要求利息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没有超出其可主张权利的范围，法院予以支持。2、对于任亚娟主张扣除的第二笔费用，即融资服务费135600元，任亚娟扣取该费用系依据袁国庆签署的《融资服务合同》。袁国庆称其签署的合同为空白合同，即使袁国庆所述属实，但袁国庆将附有其签字的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任亚娟，则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可在空白部分填写相应内容，对于双方签字确认后由此形成的合同对袁国庆具有约束力。而《融资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融资服务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金额，故任亚娟扣除135600元作为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同依据，法院予以认可；相应地，袁国庆要求返还该笔费用，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3、对于任亚娟主张扣除的第三笔费用，按照任亚娟和安亚特公司的主张，该笔费用实际系安亚特公司收取，该两被告主张该费用系安亚特公司提供账户代袁国庆收取贷款而产生的相关手续费用，但各方对此并未作出约定，且任亚娟已就整个委托事项收取了服务费，因此，安亚特公司收取该手续费用没有依据，安亚特公司应向袁国庆予以退还；同时，任亚娟作为整个委托事项的受托人，负有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袁国庆的义务，故任亚娟对此费用退还应承担共同责任。袁国庆并有权要求赔偿利息损失，袁国庆要求利息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没有超出其可主张权利的的范围，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任亚娟应向袁国庆退还48600元，任亚娟、安亚特公司应共同向袁国庆退还13560元，对袁国庆诉请的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恒创公司，如前所述，恒创公司与袁国庆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恒创公司亦未实际收取袁国庆费用，故对于袁国庆要求恒创公司承担退款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一、任亚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袁国庆退还486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486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2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任亚娟、安亚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袁国庆退还135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1356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2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袁国庆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任亚娟、安亚特公司在二审调查期间提交了一份安亚特公司的银行凭证和两张招商银行的电子回单，以证明替袁国庆偿还了王志刚利息49000元。袁国庆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主张不能证明系替袁国庆偿还王志刚的利息。袁国庆确认未向王志刚偿还利息。本院认为，原审认定任亚娟与袁国庆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未对此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一、恒创公司是否与袁国庆存在委托关系，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二、任亚娟是否应当返还袁国庆款项以及返还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任亚娟在2017年10月27日向袁国庆发送的贷款方案及赎楼方案有“恒创金服”的字样，但袁国庆对此的回复是“贷款问题不考虑了”，因此任亚娟发送的该方案并不能认定为已经实际实施。袁国庆在2017年11月份再次联系任亚娟沟通委托办理赎楼贷款事宜，此后所有委托事项均由任亚娟在操作负责，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恒创公司实际履行了委托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任亚娟是以恒创公司的身份进行委托活动。袁国庆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任亚娟也并不认可恒创公司参与了受托事项，袁国庆在录音中也陈述恒创公司的相关人员亦不认可跟恒创公司有关，因此，袁国庆主张恒创公司应当承担返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任亚娟主张其扣除的197760元包括了三部分，一为180万元的借款利息，二为融资服务费，三为提供安亚特公司账户为袁国庆收取贷款产生的手续费用。首先，关于180万元的利息问题。袁国庆在一审中主张任亚娟仅能扣除180万元按照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上述陈述表明袁国庆同意任亚娟从款项中扣除利息，也认可任亚娟代其向王志刚偿还利息，袁国庆在二审中也确认未向王志刚偿还利息，袁国庆仅是对偿还的标准不认可。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利息为每月3%，该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袁国庆主张其签署《借款合同》是空白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的标准予以扣除，但袁国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即使袁国庆确实在空白合同上签名，但袁国庆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自愿在空白合同上签名，系同意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袁国庆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任亚娟主张按照月利息3%的标准扣除，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任亚娟无需返还180万元利息48600元，而对于该180万元与王志刚的借款，袁国庆已经本息均已偿还完毕。其次，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融资服务费，袁国庆主张任亚娟交给其签名的合同系空白合同，但袁国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如上所述，本院对袁国庆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签订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合法有效。任亚娟扣除该融资服务费，符合约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袁国庆主张不予支付或者按照1%的标准支付该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各方均未对原审认定安亚特公司、任亚娟应退还提供公司账户为袁国庆收取贷款产生的手续费用13560元提起上诉，视为认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任亚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袁国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50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50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驳回上诉人袁国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72元，上诉人袁国庆已预缴，由上诉人袁国庆负担3000元，由上诉人任亚娟负担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44元，上诉人袁国庆、上诉人任亚娟各预缴3672元，由上诉人袁国庆负担5672元，由上诉人任亚娟负担1672元；综上，上诉人袁国庆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付上诉人任亚娟13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勇  忠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慎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