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7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安，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非非，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胡刚，男，196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上诉人王国安因与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原审被告胡刚信托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浙民初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国安上诉请求：撤销（2019）浙民初1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的争议应向受托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对财产和人身关系的争议进行管辖，而不是对民事主体进行管辖，一审法院不是对五矿信托公司无管辖权，而是对《信托合同》没有管辖权。一审法院认定其对五矿信托公司无管辖权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信托合同》没有管辖权，故《信托合同》的效力以及各方当事人是否应履行《信托合同》问题不属一审法院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信托合同》的效力、履行情况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没有管辖依据。三、一审法院割裂《信托合同》和《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以下简称《差额付款合同》）的主从关系，导致对《差额付款合同》效力认定错误。主从合同效力应合为一体进行认定。四、因一审法院对《信托合同》没有管辖权，《信托合同》《差额付款合同》是主从合同关系，合同效力应由对《信托合同》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对《差额付款合同》进行审理，必须查清《信托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要查清《信托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作为《信托合同》签署方的五矿信托公司必须作为原告或被告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否则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查清事实。要对《信托合同》《差额付款合同》是否为主从合同关系进行认定，也必须由五矿信托公司参与诉讼。五、《差额付款合同》第二条约定王国安在信托计划每一核算日及终止日（包括提前终止日）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以覆盖浙商银行的资金本金、预期收益（包括期间收益及到期收益）及各项费用，则王国安应向浙商银行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该约定使得无论投资项目是否有收益或处于亏损状态，浙商银行均可以实现其本金不受损并获得一定收益的目的，实质就是保本保收益，故该条款无效。浙商银行以刚性兑付的类信贷方式套利，恶意逃避了有关金融监管制度，其以“逃避监管、逃避风险、转嫁风险”为目的签订的合同所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浙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国安向浙商银行支付信托投资优先级份额本金460000000元及信托收益，截至2019年1月16日，信托收益合计24618191.79元。二、判令王国安向浙商银行支付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共计应付违约金1636966.71元，从2019年1月17日起违约金按以下标准计算：（一）以每期应付未付收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结清之日止；（二）以460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结清之日止。（上述本金、利息、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合计为486255158.5元）。三、判令胡刚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王国安、胡刚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浙商银行与王国安分别作为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与受托人五矿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以及浙商银行与王国安签订的《差额付款合同》、浙商银行与胡刚签订的《保证合同》，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在为期3年的本案信托计划设立后，浙商银行以未按时收到相应的预期收益款项为由，请求王国安、胡刚分别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保证责任。由于浙商银行与王国安在《差额付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浙商银行在信托计划终止日（包括提前终止日）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以覆盖浙商银行的本金、预期收益及各项费用时，则由王国安向浙商银行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但是，在五矿信托公司通知浙商银行和王国安提前终止案涉信托计划后，五矿信托公司尚未对信托财产即案涉3000万股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进行清算，五矿信托公司能分配给浙商银行的信托利益（财产收益）是否能覆盖浙商银行的本金、预期收益及各项费用，目前尚无法确定。而根据浙商银行与王国安之间的合同约定，王国安仅仅是承担差额付款补足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浙商银行从五矿信托公司可获得的信托利益还未确定时，浙商银行认购的460000000元优先级信托单位的损失目前无法认定。王国安向浙商银行应支付的款项差额，目前无法计算。虽然为简化诉讼程序，一审法院本可以直接追加五矿信托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判决五矿信托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浙商银行相应信托利益后，再判决王国安承担差额付款补足责任并由胡刚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由于五矿信托公司和王国安向浙商银行承担的民事责任分别属于主付款义务和从付款义务，而人民法院审理具有主从关系的合同纠纷时，应根据主合同法律关系行使管辖权。根据浙商银行与五矿信托公司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受托人五矿信托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五矿信托公司无管辖权。故一审法院不宜直接追加五矿信托公司参加诉讼。浙商银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途径一并起诉五矿信托公司、王国安和胡刚，请求五矿信托公司支付本案信托利益。浙商银行也可与五矿信托公司自行协商清算本案信托财产而取得信托利益（财产收益）。待浙商银行从五矿信托公司取得的信托利益确定后，其才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国安、胡刚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浙商银行的起诉。 本院认为，案涉《差额付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如浙商银行在信托计划每一核算日及终止日（包括提前终止日）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以覆盖浙商银行的资金本金、预期收益（包括期间收益及到期收益）及各项费用，则王国安应向浙商银行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王国安应在接到浙商银行付款通知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浙商银行补足差额部分。因五矿信托公司通知浙商银行和王国安提前终止案涉信托计划后，五矿信托公司尚未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五矿信托公司分配给浙商银行的信托利益是否能覆盖浙商银行的本金、预期收益及各项费用尚不确定，故浙商银行起诉要求王国安承担的差额补足款项尚无法计算。一审法院考虑到《信托合同》已明确约定五矿信托公司与浙商银行、王国安基于该合同发生的纠纷由五矿信托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而五矿信托公司住所地不在浙江省行政辖区内，一审法院并无管辖权，故未追加五矿信托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驳回浙商银行的起诉，同时向浙商银行释明其可在依法另行主张确定从五矿信托公司取得的信托利益后，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所涉诉讼，并无不当。但鉴于一审法院对五矿信托公司与浙商银行、王国安之间因《信托合同》形成的纠纷并无管辖权，一审裁定确认《信托合同》效力，有失妥当。《差额付款合同》《保证合同》系依附于《信托合同》而存在的从合同，其效力受主合同《信托合同》效力的影响，一审裁定确认《差额付款合同》《保证合同》效力，亦存在不当。一审裁定虽存在上述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 综上，一审裁定确认《信托合同》《差额付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王国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春 审判员 贾清林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魏佳钦 书记员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