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01民终4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立，男，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东大街和谐花园小区8号楼1单元1102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祥，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莉芸，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男，195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万柏林区铝厂巷14号10幢6单元3层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庆芬，女，195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万柏林区铝厂巷14号10幢6单元3层68号。  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盈颖、刘媛，国浩律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立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王建国、温庆芬向上诉人增加支付剩余劳务费95912元;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建国、被上诉人温庆芬承担。事实和理由： 1.本案中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公司”)出具的《2012-2014年合同及发运情况表》仅有潞安公司公章,缺少公司负责人及经办人员签字或盖章,不具有证据效力。2.该发运情况表系潞安公司单方制作,上诉人王立与被上诉人王建国之间劳务协议长达多年,只有经合同双方共同确认的数据才是真实记录双方结算的依据,该发运情况表未经双方确认,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劳务费用结算的依据。3.该发运情况表记录莱芜九羊福利铁厂、山东泗水汇丰铸造、徐州中泰能源科技、河南项城佳能热电、山东宝鼎煤焦化、内丘顺达焦化六个公司的煤炭发运情况,上述公司位于不同区域、不同法定代表人、不同签约人,潞安公司将上述六公司的煤炭发运情况记录在一起,明显系后续制作,伪造的可能性极大,不排除为了诉讼目的临时制作的可能性,其真实性无法佐证。4.该情况表并不能说明上诉人王立违约在先,恰恰从侧面反映被上诉人王建国未依约定完成合同目标,未依约提报计划,致使已经签约的当事人未能获得购买煤炭的资格。综上, 原审判决依据的《2012-2014年合同及发运情况表》这一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于法无据。上诉人王立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建国、被上诉人温庆芬辩称， 1.本案的证明材料是合议庭向潞矿经办人员调查核实以后由潞矿公司出具的，后面附有潞矿与第三方单位签订的所有合同附件，足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2.本案中的发运表与询问笔录是为了共同证明王建国与王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在双方的劳务协议中是谁违约的问题，所以说发运情况表是有证据效力的。发运表系潞矿与第三方公司的发煤情况并不需要王建国和王立的双方确认。本案发运表是真实的客观反映情况，上诉人王立的上诉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立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劳务费1763022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王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一审法院基于三份合同中相关款项均有从上一年度顺延的记载,得出2014年是最后一份协议,显然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依据。双方三份合同中之所以运用“顺延”而非“结算”恰恰是因为自双方2012年合作以来一直未进行结算,为了促成友好合作,保证金仅根据上一年度被上诉人王立单方陈述的走煤量滚动至下一年,待双方不再合作时再依据合同约定进行最终结算,确定保证金转为劳务费的数额,“顺延”不等同于结算,双方从未进行过结算。（2）被上诉人王立自己提供的煤炭发运数量与法院调取的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矿业”)2012-2014年的合同及煤炭发运情况表明显不符,足以证明双方未进行结算。被上诉人王立主张的结算依据为其提供的山东泗水惠丰铸造有限公司装车明细表,该表格中没有任何单位盖章,更没有王建国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双方已结算,结算依据不真实,法院支持已经结算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双方一直未进行结算,王建国有权要求根据潞安实际发货量,并按双方劳务协议约定,要求王立再支付劳务费1763022元。（1）在双方2011年至2014年三份劳务协议均未结算的情况下,上诉人王建国有权要求结算并要求被上诉人王立支付剩余劳务费。（2）2012年、2013年的《劳务协议》均约定“乙方(王建国)负责全年完成合同数量的70%以上即视为完成合同.如因甲方(王立)原因未达到70%乙方(王建国)不予退还。”因双方自2012年合作以来一直未进行结算,所以保证金仅根据上一年度的走煤量滚动至下一年,待双方不再合作时再进行结算,最终确定保证金是否退还。（3）被上诉人王立具有向潞安矿业付款的先合同义务,但2012年、2013年《劳务协议》均因被上诉人王立未向潞安矿业付款而未完成全年合同总量的70%,按照合同约定,2012年150万元保证金和2013年300万元保证金不予退还。结算后,2014年的保证金相当于并未实际支付,上诉人王建国有权要求被上诉人王立按2012年、2013年、2013年劳务协议的约定进行结算,并要求支付未付劳务费。综上,一审法院仅以涉案三份劳务协议中,后两份均有顺延的记载,认定2014年的劳务协议系最后一份协议,是对上一年度劳务协议履行情况的结算,且不支持上诉人王建国反诉请求按照协议中被上诉人王立支付剩余劳务费1763022元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二、（1） 2014年劳务协议签订后, 上诉人王建国即安排潞安矿业与被上诉人王立指定的单位签署了劳务协议约定的煤炭买卖合同, 上诉人王建国已经实际履行了上述劳务协议约定的义务,且根据潞安矿业煤炭发运情况表,2014年劳务协议项下实际发煤11989吨,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协议未能实际履行”明显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无直接证据证明2014年劳务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存在明显错误。根据潞安矿业副总经理马晓红的询问笔录,潞安矿业煤炭买卖交易形式为先付煤款才能发煤,事实上是被上诉人王立仅支付了11989吨煤炭对应的煤款, 2014年实际发煤量才为11989吨,原因显然在被上诉人王立。综上, 一审法院认定“对于2014年协议未能实际履行情况,王立与王建国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该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是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王立已付给王建国款项共计236338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双方之间的保证金在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保证金根据上一年的走煤量滚动至下一年,也不是被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根据合同金额认定被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已经支付款项共计2363380元认定事实错误。（2）2014年协议记载“2014年顺延2013年保证金2082930元,预付款30450元,另增加保证金25万元”。事实上,预付款被上诉人王立并未依照协议约定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另增加的保证金25万元也仅支付了100000元。一审法院根据协议认定“2014年王立已付给王建国款项共计2363380元”明显是错误的。即使一审法院依照协议约定认定保证金数额,确定被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款项的金额,仍属事实认定错误。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本案被上诉人王立请求金额高达1963380元,显然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上诉人王立要求上诉人温庆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其必须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王立未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错误的适用法律,从而做出错误的认定。五、一审法院认定“从现有情况看,该协议已终止”,并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1867468元剩余劳务费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王建国与被上诉人王立之间签署的2014年劳务协议不存在上述任意一种法定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从现有情况看,该协议已终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双方2014年《劳务协议》未完全履行的原因系被上诉人王立未履行付款义务而造成,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双方《劳务协议》未经解除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王建国返还劳务费,实质上是在未经解除劳务协议的情况下即要求上诉人王建国恢复原状,该行为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查明后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王立辩称，一 、劳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根据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王建国未依约履行，应当返还被上诉人王立剩余保证金。（1）上诉人王建国与被上诉人王立分别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了三份劳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上诉人王建国负责协调、安排好喷吹煤及电煤计划的提报，并负责协调全年完成约定合同购煤数量的70%以上，并非上诉人王建国所称其主要负责的是合同签署，而由被上诉人王立来负责提报审车、走车；（2）与潞安公司签订合同并从中顺利购买煤炭并非易事，被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签订劳务协议系上诉人王建国与潞安公司内部人员关系熟络，情况发生变化，潞安公司发货不畅，直至停止发货，双方当事人在签订2014年劳务协议时所期待的利益已经无法实现。（2）上诉人王建国本人在电话录音及短信中亦认可欠款的事实。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5日，上诉人王建国通过刘楠、其妻子温庆芬向被上诉人王立返还40万元保证金，自身认可未完成协议约定的义务。综上所述，合同约定明确地载明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上诉人王建国绝非仅仅负责协调合同签署这一单一义务，双方更加注重的是计划的提报与协调工作，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民事法律行为均表示上诉人王建国未依约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应当返还王立保证金。二、（1）根据劳务协议可知三份协议内容上具有连续性。根据2013年度劳务协议第五条，2013年1月1日前付全额保证金300万元整。（2012年度保证金余款727290元，补交余款2272710元。）每月按照实际装车数量，从保证金中递减每吨15元。2014年度劳务协议第五条载明2014年顺延2013年保证金2082930元，预付款30450元，另增加保证金25万元。2014年的保证金共计2332930元，预付款30450元。三份合同经双方签字通过保证金余款、补交余款、顺延保证金，可知双方已就当年度的劳务费、劳务费余款、下一年度保证金等作出了详细的计算。2012年度及2013年度的劳务协议已经双方结算，履行完毕。（2）被上诉人王立提供的结算单、付款凭证可以清楚地看到，被上诉人王立每月通过邮件的方式向上诉人王建国提供了当月的对账单，结算单中清楚地记载了月份、车数、吨数、保证金扣款、保证金结余、应付代理费、实付代理费、代理费结余、付款等信息，并依据结算单按月结清支付剩余的另一部分现金劳务费，被上诉人王立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上诉人王建国尾号为31554的工行账户。上诉人王建国所称被上诉人王立拒不支付劳务费、不结算毫无事实根据。（3）被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之间的劳务协议长达多年，双方劳务费的结算经过依据以及合作期间有无口头约定无从考究，上诉人王建国自认欠款于2014年度劳务协议中记载的数据相互吻合，亦说明双方之间有结算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就劳务费已进行了结算。三、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及今日的二审，在之前庭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王建国自认2014年在顺延2013年保证金2082930元，预付款30450元的基础上，被上诉人王立实际支付了25万元。上诉人王建国在本次上诉状中再次违反诚信拒绝承认基本事实，对其之前庭审以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载明的事实予以否认，改称2014年协议记载的25万元保证金王立预付款未依照协议支付，另增加的保证金25万元，也仅仅支付了10万元。上诉人王建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王立无需举证证明。四、被答辩人王建国反诉答辩人王立拖欠其劳务费1763022元，实属无稽之谈。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请求事实清楚，认定合法。（1）2014年被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了2363380元劳务费保证金。上诉人王建国未依约提供劳务服务，被上诉人王立多次要求上诉人王建国返还2363380元，上诉人王建国还款40万元。上诉人王建国2015年7月27日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请求缓解，在其通话和信息中明确表述：第一我没有不赖账、不承认；第二，我正在努力地找一些钱，目前进展还行，预计后半年会有收入，有收入就还你；第三我知道实际上我欠你240万元左右，或许还要稍微多一点。上诉人王建国欠被上诉人王立款已明确表示自认。（2）本案反诉中上诉人王建国和被上诉人王立对2012年、2013年、2014年是否支付劳务费及支付劳务费金额发生争议。被上诉人王立向法庭提交的劳务合同，其中前两年已经履行完毕汇款证明、装车明细表都可以向证明其已经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了劳务费的事实。上诉人王建国则对其已经履行2014年度合同义务没有证据。五、本案系上诉人王建国为被上诉人王立有偿提供协调解决潞安公司发运喷吹煤及电煤的劳务服务，被上诉人王立先行支付的保证金用于抵扣日后劳务费，案涉的劳务费实质上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所得，本案涉案的劳务费实质上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所得，上诉人温庆芬应当对劳务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上诉人王立（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在一审法院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剩余劳务费1963380元；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上诉人王建国（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1、请求对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2011年至2014年的劳务费进行结算；2、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劳务费1763022元；3、诉讼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王建国与温庆芬系夫妻关系。王立与王建国分别于2011年至2014年间签订三份《劳务协议》，其中2011年《劳务协议》约定：王建国为王立协调2012年潞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300000吨喷吹煤事宜进行合作，王建国负责王立指定单位和潞矿签订2012年喷吹煤300000吨供货合同并负责协调全年完成合同数量的70%以上，王立负责安排指定单位按潞矿的要求做好一切准备，以保证合同的正常签订。王立负责计划执行中每月的提报、审批、请车、走车等事宜。王立付给王建国劳务费每吨25元整，在潞矿通知可去签订合同时，指定单位去签订合同前，王立付给王建国每吨15元，其余10元在每月走车后按完成数量结清。王建国负责全年完成合同数量的70%以上即视为完成合同。如因王建国原因潞矿提报计划全年未达到70%时，王建国按差出的数量退回王立多付出的每吨15元。如因王立原因未达到70%，王建国不予退款。2012年的《劳务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与2011年协议基本一致，其中该协议第五条约定：2013年1月1日前付全额保证金3000000元（2012年度保证金余款727290元，补交余款2272710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4年1月11日，双方签订第三份《劳务协议》，该协议内容仍然为王建国负责由王立指定单位和潞矿签订2014年喷吹煤300000吨，电煤100000吨的供货合同，该协议第五条约定王立付给王建国劳务费每吨8元，1月1日起按照潞安发运量每吨从保证金中扣除6元，另外2元现金支付，2014年顺延2013年保证金2082930元，预付款30450元，另增加保证金250000元。2014年1月13日资金到位，2014年保证金共2332930元，预付款30450元。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2011年12月22日王立向王建国转款1500000元，2012年12月29日王立向被告王建国转款2200000元，2015年1月5日，王建国支付王立400000元。另查明，该案在原二审期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2012-2014年的合同及煤炭发运情况，证明2014年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王立指定单位莱芜市九羊福利铁厂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实际发运煤炭5154吨，与山东宝鼎煤焦化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实际发运煤炭6835吨，共计11989吨。现王立根据2014年双方所签劳务协议所显示王立已向王建国所付款项2363380元，核减已还的400000元，要求王建国返还剩余劳务费1963380元，王建国则认为在案涉协议履行过程中并未进行过最终结算,故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庭审中，王立认为2014年所签劳务协议未能完全履行是由于王建国未履行协调提报计划致使提报不能，王建国则认为是由于王立未履行提报、审批、请车、走车义务及未先行支付货款导致的。再查明，王立曾于201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王建国、温庆芬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故驳回了王立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王立与王建国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的三份《劳务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首先，根据案涉三份《劳务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均系王建国为王立有偿提供协调解决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喷吹煤及电煤的劳务服务，王立依约向王建国支付劳务报酬。其次，三份劳务协议无论从签订时间、合同内容均具有连续性，且从后两份协议中第五条的约定中可以看出，王立向王建国支付的相关款项中均有从上一年度顺延的记载，因2014年劳务协议系双方最后一份合同，根据此前双方履行情况和交易惯例可以说明，2014年的劳务协议是对上一年度劳务协议履行情况的结算。2014年劳务协议中载明王立已付给王建国款项共计2363380元。最后，对于2014年协议未能实际履行的情况，王立与王建国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该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但从现有情况看，该协议已终止。现王立要求王建国返还剩余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剩余劳务费的数额， 2014年王建国为王立实际协调发运煤炭11989吨，劳务费应为95912元（每吨劳务费8元×11989吨），2014年王立已付给王建国款项共计2363380元，核减王建国支付王立的400000元及王建国应得的劳务费95912元后，王建国应返还王立剩余劳务费1867468元。关于王立要求温庆芬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请，因劳务费的性质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建国要求对双方2011年至2014年的劳务费进行结算，并要求王立支付劳务费1763022元的反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王建国认为该案王立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1、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被告温庆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反诉被告）王立剩余劳务费1867468元；2、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立的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247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反诉被告）已预交）共计2747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立负担219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被告温庆芬负担252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667元（被告（反诉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被告温庆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未提供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称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中第五页第一行“2015年1月5日，王建国支付王立40万元”应为“2015年1月5日，王建国向王立支付40万元借款”，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借款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在第四行，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调出的证据2012年和2013年的证据材料没有描述，只是描述了2014年的，对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该项陈述，本院予以认可；在第九行“核减已还的40万元” 40万元是借款，不应核减，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在第五页的第二段“再查明，王立曾于201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王建国、温庆芬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故驳回了王立的诉讼请求”表述有遗漏。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表述无误，对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该项陈述本院不予认可。本院经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申请，本院向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公司调取了上诉人王立指定的单位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2014年签订合同、煤炭发运情况表以及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运销总公司副总经理马晓红的询问笔录。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陈述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询问笔录一份。证明：2014年上诉人王建国与上诉人王立签订劳务协议以后，上诉人王建国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潞安煤矿也发了货。证据二：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调取的2012年-2014年合同及发运情况表。证明：1、2012年-2014年期间上诉人王建国均履行了合同义务。2、从潞安公司调取的证据与上诉人王立提交的泗水明细表不一致，说明上诉人王建国与上诉人王立之间未结算。3、2014年双方签订合同以后，上诉人王建国已经履行了上诉人王立安排指定单位与潞安签订合同的义务，潞安煤矿也向上诉人王立指定的公司发货。4、2013年和2014年签订的保证金中包含上一年度的保证金余款，不能证明双方已经结算，只是为了双方后续的合作而依据对方提供的供货量的保证金数额暂时签订的。双方对实际的发煤量未进行过结算，上诉人王建国不应当向上诉人王立返还任何款项，上诉人王立还应当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剩余的劳务费。上诉人王立对本院向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煤炭运销公司调取了上诉人王立指定的单位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2014年签订合同、煤炭发运情况表以及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运销总公司副总经理马晓红的询问笔录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询问笔录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1、就关联性而言，该询问笔录仅就先发煤还是先付款作出回复，与本案上诉人王建国是否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关系。2013、2014年合同劳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规定。合同中清楚地约定上诉人王建国负责合同的签订计划及提报协调全年合同数量70%等义务。该询问笔录并不能当然证明上诉人王建国履行了合同所有的义务。2、对合法性而言，该询问笔录既非书证，亦非证人证言，且该笔录由潞安公司单位领导出具，其不具有询问笔录应当具备的被询问人核对无异议及捺手印的形式要求；证据二：1、2012-2014年的合同发运表，真实性有异议。该表格是潞安公司单方制作。双方从2012年、2013年、2014年长达两到三年的运煤往来，经双方合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走煤量才是真实记录。2、潞安公司与上诉人王建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潞安公司出具的一张A4表格，用来证明双方的运煤量，其造假的可能性极大，不排除为了诉讼目的临时制作的。3、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王立自己主张2012年2013年煤炭发运量的情况与表格中所显示的发运量的数量是不同的，这也可以证明该情况表反映的情况不是真实的，也申请法院调取第一次开庭的庭审视频及庭审笔录来进行核实。证据三：1、就2012年的合同一份，发运量约定十万吨。对这份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合同恰恰从侧面证明了上诉人王建国并未根据合同履行其义务。根据2012年劳务协议，双方约定上诉人王建国负责将上诉人王立指定的单位和潞安签订2012年喷吹煤三十万吨供货合同，安排好提报计划，该份证据也恰恰证明了上诉人王建国在2012年仅靠关系替上诉人王立协调到十万吨喷吹煤，数量远远低于劳务协议中约定的三十万吨。既然在基础的合同量上就不符合劳务协议的约定，更别提实际运煤量能达到70%“视为完成合同”这一约定，出于日后合作的考虑，上诉人王立没有根据合同要求上诉人王建国退还保证金。2012年上诉人王建国退还剩余保证金顺延至2013年合同里完全符合约定及常理。2、对2013年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2013年上诉人王建国根据约定，完成了负责签署合同这一个单项任务，无法证明履行了协调义务。3、在2014年的四份合同中，编号为LA2014-13-75号的合同买受人处没有加盖公章。该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其他三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也仅能证明上诉人王建国履行了签署合同这一项单一约定义务。上诉人王立对本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的上诉人王建国在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处理中心的银行流水的证明目的。证明：上诉人王立已经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了保证金。并根据装车明细对其进行了汇款。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王建国的质证意见：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证据中显示2012年是共计支付了劳务费480150元。2013年支付的劳务费是117368元。其中2013年12月6日支付的10万元不是劳务费，是2014年的保证金。2、打款明细只是除去上一年顺延下来的保证金之外补交的保证金，不能视为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已经全部支付，双方从未结算。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王立指定单位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2014年合同及发运情况表（附合同复印件），载明：2012年，山东泗水惠丰铸造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2-13-39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53321吨。2013年，莱芜市九羊福利铁厂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3-13-17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64771吨；山东泗水惠丰铸造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3-13-39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18446吨；内丘先顺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3-05-18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5万吨，实际发运量0吨。2014年，莱芜市九羊福利铁厂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4-13-17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5154吨；徐州中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4-09-30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0吨；河南省项城佳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4-08-14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0吨；山东宝鼎煤焦化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LA2014-13-75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量10万吨，实际发运量6835吨。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2011年签订的《劳务协议》，2012年实际发运煤53321吨，上诉人王立向上诉人王建国按51514吨支付劳务费，实际差额1087吨，上诉人王立还应支付上诉人王建国1087吨煤的劳务费45175元；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2012年签订的《劳务协议》，2013年实际发运煤83217吨，上诉人王立按61138吨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部分劳务费，实际差额22079吨，上诉人王立还应支付上诉人王建国22079吨煤的劳务费948847元；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2013年签订的《劳务协议》，2014年实际发运煤11989吨，上诉人王立在一审起诉时未与上诉人王建国结算，上诉人王立还应支付上诉人王建国11989吨煤的劳务费95912元。二审还查明，依照劳务协议的约定，上诉人王立2012年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保证金实际支付150万元，上诉人王立2013年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保证金实际支付2272710元，上诉人王立2014年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保证金实际支付25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之间于2011年、2012年、2013年签订的三份《劳务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双方之间的纠纷系履行该协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上诉人王立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王建国返还相关款项的诉讼请求及上诉人王建国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王立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一、关于上诉人王立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王建国返还相关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公司调查该公司煤炭发运的流程明确：除部分国有企业之外，其他企业是先预付煤款，根据用户要求发运煤。从涉案协议的签订形式来看，上诉人王建国已按照《劳务协议》的约定根据上诉人王立提供的用户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再从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三份劳务合同的履行情况看，上诉人王立未提供证据证明按照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预付煤款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不发运煤的情形，而是上诉人王立提供的用户未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预付煤款，导致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不发运煤，致使上诉人王立与上诉人王建国签订的《劳务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上诉人王建国不存在过错。上诉人王立诉称三份《劳务协议》已经结算并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了劳务费用，根据本院向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公司调取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王立未将三份《劳务协议》实际发运煤炭的数量告知上诉人王建国并如实结算劳务费用，上诉人王建国在不了解实际发运煤炭数量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王立通话中认可尚有240余万元款项未结算并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王立要求上诉人王建国返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此上诉人王立认为2012年、2013年劳务费已经结算及履行完毕所述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王立未将实际煤炭发运的情况告知王建国，更没有按照实际发运的数量向上诉人王建国支付劳务费，因此双方在协议中对上一年度保证金“顺延”至下一年度的表述不能认为是上诉人王建国向上诉人王立退还剩余保证金。根据双方劳务协议的约定，2012年保证金实际支付150万元，实际发货53321吨，保证金中应当扣除799815元，剩余700185元保证金应归上诉人王建国所有，上诉人王立还应另付18070元；2013年保证金实际支付2272710元，实际发货83217吨，保证金中应当扣除1248255元，剩余保证金1024455元应归上诉人王建国所有，上诉人王立还应另付617662元；2014年实际支付25万元保证金，应当扣减劳务费95912元，剩余保证金154088元归上诉人王立所有。综合三年协议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所有保证金按照约定扣除完毕，上诉人王立尚欠上诉人王建国481644元。上诉人王立在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二、上诉人王建国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王立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王建国在《劳务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但其亦未举证证明在协议履行期届满之后自己积极要求与上诉人王立结算，明显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首先在2013年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上诉人王建国可以推算出或者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落实实际发运煤的数量，而是自认当年王立发煤61138吨，但上诉人王立仅在保证金之外另行支付214508元，明显与《劳务协议》约定不符，但上诉人王建国并未向上诉人王立提出付款的要求；另外当上诉人王立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其提起诉讼时，上诉人王建国仍未主动向上诉人王立提出对三年合同进行结算的要求；在三份《劳务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上诉人王建国明知并未违约不负有向上诉人王立支付款项义务的情形下，主动支付上诉人王立人民币40万元，该4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王立是上诉人王建国自愿的行为，该行为是上诉人王建国自行对财产权利的处分，无权要求上诉人王立返还。综上，应当视为上诉人王建国自己对三份《劳务协议》项下未实际实现的合同权利的主动放弃。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立在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建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即“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的反诉请求”；二、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被告（反诉原告）王建国、被告温庆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反诉被告）王立剩余劳务费1867468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王立一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47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470元，由上诉人王立（原告、反诉被告）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0667元，由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被告、反诉原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98元、2301元，共计4499元，由上诉人王立负担 2198元，由上诉人王建国、上诉人温庆芬负担23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宏亮                   审判员  李峻                   审判员  郭雄心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