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7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宏彪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叶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颂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筠，广东颂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超鸿，男，198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财，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秀林，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颂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筠，广东颂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宏彪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超鸿、原审被告陈秀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6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超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宏彪公司、陈秀林共同向陈超鸿退还货款394574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至退还货款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宏彪公司、陈秀林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宏彪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超鸿支付货款394574元以及支付以394574元为本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从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陈超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7218.62元（陈超鸿已预交），由宏彪公司负担。陈超鸿已预交的7218.62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陈超鸿申请，法院予以退还。宏彪公司应负担的7218.62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宏彪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宏彪公司无需向陈超鸿支付货款394574元以及支付以39457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从2018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二、本案上诉费用由陈超鸿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订立《和解协议》后未再对账，《和解协议》未生效，陈超鸿单方主张的债权金额714574.06元缺乏依据，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9月22日，陈超鸿跟踪至大沥龙泉酒家，采用过激手段限制宏彪公司负责人和陈秀林的自由，胁迫签订《和解协议》。因现场不具备对账条件，故《和解协议》第一条载明：“情况说明：鉴于甲乙双方未对具体货款数额进行对账……”。《和解协议》唯一出现金额714574.06元之处为第三条开头“乙方暂对货款数额¥714574.06元，”该语句句子成分明显缺失，须结合上下文理解乙方的真实意思。第三条最后“实际欠款以经双方对账后确认的对账单为准”的表述，再次强调了双方约定以对账结果为准，证明乙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确认该数额。《和解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本协议自双方对账完毕，对具体货款进行确认才生效”，亦可印证乙方（宏彪公司）并未确认欠款金额为714574.06元。而《和解协议》签订之后，因陈超鸿一直未能提供2017年7月13日后向宏彪公司付款的证据，导致双方无法再次对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和解协议》并未生效。一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中陈超鸿单方主张的714574.06元为实际欠款金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亦违反法律的规定。二、宏彪公司确认的实际欠款数额为434383.06元，宏彪公司已超额向陈超鸿支付货款。如前所述，《和解协议》并未生效，而双方于2017年7月13日对账的结果为宏彪公司尚欠陈超鸿货款434383.06元。宏彪公司已在2017年7月停业，很多财务资料散失，后来连《和解协议》和2017年7月13日的对账单也找不到了，遂根据印象中已确认的欠款金额43万余元，以及签订《和解协议》当日退款10万元的事实，宏彪公司负责人委托陈秀林分别在2017年10月21日和2017年11月20日向陈超鸿退款250000元和70000元。收到陈超鸿起诉的应诉材料后，宏彪公司和陈秀林咨询律师，在律师建议下，陈秀林打印了其用于代宏彪公司还款的信用卡交易明细，再对照陈超鸿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才发现已超额还款185616.94元。三、佛山市顺德区又*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又*公司）的证明与又*公司和宏彪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和履行合同的相应证据明显矛盾，进一步证明《和解协议》签订后双方未能有效对账的责任在于陈超鸿，一审法院认定宏彪公司没有积极对账，有违事实。《和解协议》签订后双方未能有效对账的原因，系陈超鸿未能提供确切证据。两方面的事实可佐证此观点：（一）陈超鸿起诉时唯一的欠款凭据为未生效的《和解协议》。如果陈超鸿曾经积极与宏彪公司对账，则其肯定已准备充分的证据，其起诉时应能向法院提供据以与宏彪公司对账的证据材料，而事实上陈超鸿起诉时仅有的证据仍然是《和解协议》。（二）陈超鸿补交的又*公司的转款凭证和证明与又*公司和宏彪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和履行的相应证据明显矛盾，不应采信。陈超鸿在庭审中补交了又*公司2017年7月19日和2017年7月24日分别转账200000元和230391元给宏彪公司的凭证和单位证明，拟证明其曾委托又*公司向宏彪公司付款430391元。针对陈超鸿补交的证据，宏彪公司庭后提交了一份又*公司与宏彪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相应的送货单和增值税发票，证明又*公司所转款项系履行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所支付的货款，与陈超鸿无关。宏彪公司否认陈超鸿关于又*公司转款用途的主张，又提供证据证明与又*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又*公司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关于又*公司向宏彪公司支付的430391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双方分别提交了不同的种类证据，陈超鸿提供的代付款证明在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属传来证据，宏彪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发票等是在交易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属原始证据。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宏彪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也显然大于陈超鸿提供的证据，法院应当采信宏彪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在双方均能提供证据证明同一待证事实，且一方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的情况下，未责令证明单位出庭作证，贸然采信证据证明力较小一方的主张（陈超鸿的主张）有违证据采信规则。综上，陈超鸿主张的其委托又*公司代付的款项，其实是又*公司向宏彪公司购买铝材的货款，与陈超鸿无关，该等事实进一步证明《和解协议》签订后双方未能有效对账的责任在于陈超鸿，一审认定宏彪公司没有积极对账，认定事实显然错误。陈超鸿答辩称：首先，陈超鸿与宏彪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宏彪公司应向陈超鸿退还货款714574.06元，扣除宏彪公司已经支付的320000元，尚欠394574.06元未付。其次，宏彪公司认为其已超额还款185616.94元不合常理。宏彪公司一直回避与陈超鸿对账，在陈超鸿起诉后又提出已超额支付货款的主张，明显存在不诚信的行为，对其陈述法院不应采信。再次，宏彪公司提交给法院的《购销合同》和送货单都是事后制作的，与又*公司向宏彪公司汇入的430319元明显存在重大矛盾。根据宏彪公司与又*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反映，该交易的货款已经达70多万元，而宏彪公司仅仅收到又*公司货款40多万元，其又未向又*公司主张余款，不尽合理。陈秀林述称：同意宏彪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在二审诉讼期间根据宏彪公司的申请，分别向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发出调查令，要求上述单位提供发票号分别为10929235、10929236、10929237、10929238、10929239、10929240、10929254的7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情况、认证结果通知书以及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向本院出具回函，对此，宏彪公司、陈秀林质证认为：对回函无异议。陈超鸿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首先，7张发票开具的时间为2017年6月19日开具6张、6月20日开具1张，但又*公司在2017年8月13日向陈超鸿出具了两份证明，均证实又*公司是受佛山市南海区汇*五金厂（以下简称汇*五金厂）（陈超鸿）的委托代为向宏彪公司支付款项，所涉款项均为汇*五金厂所有。其次，一审提交的《和解协议》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是发票开具后由陈超鸿、宏彪公司及陈秀林共同签订的，均承认案涉债务。再次，宏彪公司提供的发票并无又*公司相应人员收货的相关证明。因双方均对上述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8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向本院出具回函称：经查询，又*公司2017年6月期间取得宏彪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金额合计675213.65元，税额合计114786.35元，价税合计790000元，上述发票又*公司已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增值税114786.35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宏彪公司是否尚欠陈超鸿未返还货款。陈超鸿以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为据，主张宏彪公司尚欠其应返还货款394574元未付；宏彪公司上诉认为，《和解协议》并未生效，应以双方对账结果为准。就此，经对双方一、二审的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分析，本院采信陈超鸿的主张，对宏彪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宏彪公司一审答辩内容中承认双方曾对账并确认欠款金额为434383.06元，该欠款金额与《和解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内容“甲乙双方确认双方曾于2017年7月13日对账，对账结果为：乙方尚欠甲方货款434383.06元”相符。其次，陈超鸿提交证据反映，在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19日、2017年7月24日，陈超鸿控制的汇*五金厂分别委托佛山市迈*家具有限公司及又*公司向宏彪公司汇款49800元、200000元及230391元。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与《和解协议》第一条第2款反映的付款事实相符。根据上述双方确认的欠款情况以及陈超鸿举证反映的付款数额，结合《和解协议》中反映的宏彪公司还款情况，至《和解协议》签订时，宏彪公司尚未返还的货款数额为714574.06元（434383.06元+49800元+200000元+230391元-100000元-100000元），该数额与《和解协议》第三条载明的乙方（宏彪公司）尚欠货款数额一致。再次，虽然宏彪公司及陈秀林均主张《和解协议》系受陈超鸿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对其主张，宏彪公司及陈秀林均未提交充分证据反映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违反宏彪公司及陈秀林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对宏彪公司、陈秀林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在2017年9月22日签订《和解协议》后，宏彪公司委托陈秀林分别于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1月20日向陈超鸿支付250000元、70000元，该行为与宏彪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尚未生效及《和解协议》系受陈超鸿胁迫签订的主张明显相悖。综上，虽然《和解协议》中存在“甲乙双方尚未对具体货款数额进行对账”“实际欠款以经双方对账后确认的对账单为准”等内容，但根据双方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内容及陈超鸿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判定《和解协议》内容应为双方对双方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付款及欠款情况核对后签订的，其中约定的付款义务亦由宏彪公司委托陈秀林部分履行，陈超鸿据此起诉宏彪公司支付尚余欠款，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内容判令宏彪公司支付陈超鸿尚欠货款39457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应予维持。至于宏彪公司上诉提出又*公司向其支付的430391元系支付又*公司尚欠宏彪公司的货款，并非受陈超鸿委托向宏彪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对此，宏彪公司一审提交了记账凭证、《购销合同》、磅码单、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等证据拟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经对宏彪公司上述证据分析可知，宏彪公司与又*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履行送货义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在2017年6月，均发生在陈超鸿与宏彪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前，如又*公司支付的430391元与《和解协议》所处分的债务无关，宏彪公司应对《和解协议》相关内容提出异议。但宏彪公司不但盖章确认《和解协议》所载付款情况，亦在签订《和解协议》后部分履行了付款义务。结合又*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证明》内容，可以认定，又*公司系受陈超鸿控制的汇*五金厂委托向宏彪公司支付了430391元货款，对宏彪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宏彪公司上诉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18.61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宏彪金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李 炜审判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