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2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定伟，男，1987年3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雪晴，江苏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爱明，江苏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天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767373072Q，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永定西路18号。法定代表人：苏文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梅，江苏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定伟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天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1291民初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陆定伟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苏1291民初16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安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购买的车辆是“最新款的蒙迪欧”没有证据支撑。一审法院偷换概念，回避了上诉人要购买的是“2019款蒙迪欧”而非最新款蒙迪欧这一真实意思表示。2.案涉车辆官方没有“2019款蒙迪欧”的表述，而是统称为智控时尚型、舒适性、豪华型，被上诉人没有如实告知，存在欺诈。3.被上诉人提供的《经销商管辖系统截图》与其提交的《情况说明》在案涉车辆到店时间、上市及销售情况存在矛盾之处，可见被上诉人伪造了《经销商管辖系统截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4.2018年10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上诉人特别强调并在合同的条款中注明了购买的车型一定须是2019款蒙迪欧，但是被上诉人把案涉车辆交付给上诉人时并没有如实告知车辆的品名，也没有对案涉车辆做详尽的介绍，致使上诉人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5.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之一原系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法官，依法该代理人在泰州市辖区内的法院均不得担任代理人，一审没有审查，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天安达公司二审辩称：1.被上诉人在销售车辆时将厂家系统显示的车辆命名信息告知消费者，尽到了如实告知的义务，主观上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欺诈行为。2.上诉人向天安达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未诱导上诉人作出错误购买意思表示。3.被上诉人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陈杰律师之前虽然是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但2016年5月已经离任，一审代理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陆定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陆定伟、天安达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并判决天安达公司退还陆定伟车款及办牌费用合计182989.23元（具体包括购车款154800元，包牌费用2300元，按揭手续费3500元，保险费用7789.83元，购置税13400元，贴膜费用1200元）；2.天安达公司赔偿陆定伟三倍购车款464400元；3.天安达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2日，天安达公司（售车方、甲方）与陆定伟（购车方、乙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合同编号1810469），双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要求同意将甲方所供系列车辆销售给乙方，其中品牌为福特蒙迪欧，厂牌型号为1.5T时尚型，颜色为典白，车价为人民币壹拾陆万陆佰元（160600.00），车价为车身单价，不包括车辆购置税、车辆保险费、上牌费等其他费用。在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贰仟元，并在甲方通知的提车日前向甲方支付本合同车价的全部余款，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另行出售车辆，则甲、乙双方受担保法规定之定金罚则约束。预计交货日期为2018年10月25日（以贷款下来为准）。交货地点为泰州天安达。乙方本人持本合同到交货地点提车，车辆验收应于交车时进行。乙方验车时如有异议，应在验车当场提出，经甲方确认后由甲方负责调整。验收合格后，甲、乙双方办理车辆移交手续。甲、乙双方在签署提车文件后完成车辆交付。乙方提车即视为甲方移交的车辆已经乙方验收合格且符合乙方的要求，甲方由此完成交付车辆于乙方之义务，本合同履行完毕。合同第七条手写“客户在本公司办理商业险，另贷款8万两年，本月25号提车，此价格包牌上牌费，车是19款蒙迪欧”。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天安达公司销售专用章，并有蒋小虎、刘月顺签字，乙方有陆定伟签字。2018年10月23日，陆定伟签订《长安福特经销商新车交车确认表》，载明车架号LVSHFFAL5JF758852，车型1.5T时尚型智控。销售合同签订后，陆定伟支付购车款154800元，并于2018年10月24日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金额为154800元），同日陆定伟缴纳车辆购置税13400元。一审另查明，案涉车辆制造日期、发证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车架号为LVSHFFAL5JF758852，发动机号为JA026661，所有人为陆定伟，车牌号为苏Ｍ×××××，注册日期、发证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天安达公司提供的长安福特经销商管理系统显示，案涉车辆产品名称为2019款福特新蒙迪欧EcoBoost180时尚型深内饰典雅白，出库日期2018年10月24日16:38:05，首次入库日期2018年10月22日，车型福特新蒙迪欧1.5AT。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福特)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今日，长安福特授权经销商天安达公司向我司反映，兹有消费者陆定伟购买1.5T智控版新蒙迪欧时尚型轿车一辆（车牌号：苏Ｍ×××××，车架号：LVSHFFAL5JF758852），消费者陆定伟认为经销商交付的车型与合同约定的车型不一致，并非2019款最新款车型，经销商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经销商认为其销售车辆时，系根据经销商管理系统（以下简称DMS系统）的称谓进行的填写，并未欺骗消费者。我司接到反映后高度重视，对案涉车辆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和核实，现将调查的客观事实说明如下：经调查确认，消费者陆定伟购买的该款车辆系目前为止新蒙迪欧最新配置车型，市场命名为智控版新蒙迪欧时尚型。长安福特作为主机厂，为满足市场需求，一直尽力对陆续上市的各车型及时保持更新。案涉车型新蒙迪欧从2013年投放市场以来进行过多次改款，其中在2018年长安福特根据市场反馈对部分功能进行了优化，并在同年10月改款后逐步投放市场。该改款车型于2018年8月22日投产，并于2018年10月18日上市，案涉车辆即属于此次改款车型，车辆制造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根据汽车行业惯例，下半年上市的年度款一般会以第二年年份命名。所以在本案中，案涉车辆作为2018年下半年进行投放和销售的改款车型，根据惯例将被称为“2019款…”，也就是本案消费者、经销商和DMS系统述称的“2019款新蒙迪欧”。但该年度称谓并非长安福特对该车型的市场广宣称谓，本次改款车型长安福特在市场广宣中命名为智控版新蒙迪欧，所以“2019款新蒙迪欧”并未在任何官方宣传资料中体现，也不会在正式渠道宣称，我们仅在销售部门与经销商沟通的内部系统中使用了该称谓。基于以上原因，导致消费者通过长安福特客户关系中心这一正式渠道得到的回复是没有“2019款新蒙迪欧”车型，但在内部DMS系统上又显示为“2019款新蒙迪欧”。目前智控版新蒙迪欧1.5T车型，长安福特还根据不同配置在市场营销中分别命名为智控版豪华型（中配）、智控版时尚型（低配）新蒙迪欧，这是从配置的维度进行的市场命名，案涉车辆经确认系1.5T智控版新蒙迪欧时尚型。综上，我们不难发现“2019款新蒙迪欧”是从商业惯例进行的通俗称谓，智控版新蒙迪欧才是长安福特官方市场命名。经调查确认消费者所购买的车辆系智控版新蒙迪欧，属于1.5T智控版新蒙迪欧时尚型最新款车型，即是商业惯例和内部俗称的“2019款新蒙迪欧”，经销商在销售车辆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陆定伟、天安达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涉案车辆登记在陆定伟个人名下，天安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陆定伟购买该车系用于经营或其他非生活消费，应认定陆定伟购买汽车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案争议焦点为：天安达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如果存在，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而认定构成欺诈应符合如下要件，即欺诈方客观上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主观上有实施欺诈的故意，被欺诈方基于欺诈的行为作出错误的判断，据此进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从陆定伟、天安达公司陈述的购车前的沟通情况来看，陆定伟向天安达公司发出的要约是购买“2019款蒙迪欧”，从一般消费者认知角度出发理解应当是当前最新款的蒙迪欧，陆定伟虽未明确承认，但其称其想要购买的只是以年份命名的2019款蒙迪欧，而购车发生在2018年10月份，此时想购买2019款车辆，应理解为当时的最新款。而在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先回复没有2019款，后联系陆定伟2019款到店，从天安达公司提交的经销商管理系统截图及长安福特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能印证天安达公司销售人员的陈述属实，陆定伟最终购得的车辆也确系当时的最新款蒙迪欧。可见，陆定伟发出的要约和天安达公司的承诺是吻合的，且天安达公司在售车过程中并不存在欺骗陆定伟的故意。综合考虑全案情况，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天安达公司在销售时故意诱使陆定伟作出错误的购车意思表示，即存在欺诈行为。加之，陆定伟也未举证证明其作出购买案涉车辆的意思表示对其利益造成实质损害。陆定伟以天安达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退车及赔偿，依法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陆定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74元，由陆定伟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天安达公司向陆定伟出售的案涉车辆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本院认为，陆定伟和天安达公司于2018年10月签订合同时，陆定伟发出的要约是购买“2019款蒙迪欧”，从磋商时间的视角看，经销商理解消费者的需求车型系当时最新款的蒙迪欧符合正常认知。从销售DMS系统看，案涉车辆的投产阶段、上市初期阶段厂家在该系统对案涉车辆的命名确系“2019款福特新蒙迪欧”，直到2019年3月份，厂家为了保持与上市时市场广宣称谓一致，才将DMS系统中的2019款命名更改为“智控版新蒙迪欧”，而该系统是由上端的福特厂家传递给下端的经销商，经销商作为下端是没有办法改动系统的，故双方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将案涉车辆注明系“2019款蒙迪欧”并无不当。陆定伟诉称其想要购买的只是以年份命名的2019款蒙迪欧，而非“智控版新蒙迪欧”，显然有偷换概念之嫌，二者称谓不过是正式与非正式、包含与被包含之关系而已。事实上，本案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明知在没有新款车辆时，将老款车型当做新款车型销售给上诉人的情形。而合同法上的欺诈应具备三个构成要件，即欺诈方具有欺诈故意；欺诈方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瑕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纵观本案，被上诉人在销售时，尽到了如实告知的义务，主观上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欺诈行为，上诉人向天安达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上诉人诱导其作出错误购买意思表示的情形。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被上诉人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原系本院法官，但离职已逾二年，其作为代理人出庭参加一审庭审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该代理人在泰州市辖区内的法院均不得担任代理人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4元，由上诉人陆定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 晖审判员 陈霄燕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