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02行初124号 原告文白鹅，女，汉族，1987年9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醴陵市。 委托代理人周小龙，男，汉族，1964年11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醴陵市江源开发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吴永生，男，汉族，1980年10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醴陵市，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醴陵市左权路59号。 法定代表人董巍，市长。 委托代理人欧阳修文，湖南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周宇，系醴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规股股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黄偲卉，女，汉族，1989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王芳，女，汉族，1966年2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醴陵市，系黄偲卉之母，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文白鹅诉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黄偲卉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白鹅，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欧阳修文、周宇及第三人黄偲卉的委托代理人王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9月21日，被告作出醴政征〔2018〕2号征收决定，2019年7月30日，被告张贴《搬迁公告》，称全部住户和门店业主都已经签订了征收协议，定于2019年8月25日拆除原告所租赁门面，叫大家赶紧搬迁。被告甚至根本就没有和所有租赁个体工商户谈过补偿事宜。我国物权法第121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因征收、征用有权获得补偿，因不动产被征收，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物权法第42条、第44条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因此被告不对租赁门店进行经营的原告依法进行拆迁补偿违法。请求：1、确认被告在本次拆迁过程中只对产权人补偿却不对租赁产权人门店进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原告进行拆迁补偿违法。2、确认被告就门面装修费、停产停业费、经营利润损失补偿费、租赁补偿费、搬迁奖励费项下与原告协商拆迁补偿事宜。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答辩人和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三、答辩人已按协议书约定支付了第三人拆迁补偿费。 第三人黄偲卉述称：根据国务院590号令，门面装修费、停产停业费、经营利润损失补偿费、租赁补偿费、搬迁奖励费项只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补偿。 原告举证：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调查公告》及规划图。 2、醴政征〔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关于协商选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公告》。 3、《被征收房屋征收调查结果公示》 证据1-3证明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事实。 4、《房屋主体价格公告》及一江两岸南岸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证明：1、被告征收程序违法。2、被告将该项目的名称张冠李戴，补偿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完全剥夺原告的补偿权利。 5、《房屋征收片区集中签约公告》。证明被告完全没有考虑原告的合法权益。 6、《搬迁通知》。证明被告没有给予原告补偿，就强行通知原告搬迁，属于违法。 7、原告门面租户集体向被告反映征收诉求的《给醴陵市人民政府的公开信》和《诉求书》。证明原告已经依法履行了告知被告，原告应当获得补偿的义务。 8、醴陵市游客服务中心照片、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门面照片。证明被告将三年前的补偿金额套用到现在的补偿，显失公正。 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质证：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这充分说明了被告在征收房屋过程中程序合法，并且被告的行为都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我们没有收到，对它三性均有异议，在房屋的征收过程中不需要征得承租人的意见，只需要征得房屋产权人的意见。对证据8，这是渌江书院的游客服务中心，不是我们的游客中心，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黄偲卉质证：同意醴陵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与其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举证： 1、《醴陵市人民政府关于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醴政征〔2018〕2号），拟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了《征收决定》，对涉案房屋征收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关于协商选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公告》，拟证明被告对醴政征〔2018〕2号征收决定范围内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评估，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按规定向社会公众进行了公告。 3、评估报告，拟证明株洲中柱房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第三人的房屋进行了评估。 4、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2019年7月21日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和第三人签订了该协议书，双方就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达成了协议，征收人依法支付了被征收人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停产停业补偿。 原告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没有体现承租人的门面的装修价格。没有提交入户调查记录。证据4不具有合法性，没有附原告提交的入户调查表，没有按照公开公正的价格进行补偿，将金额全部计入第三人的价格中。出租的门面是没有进行装修过的，作为门面所有权人只提供房屋主体及水电。只有房屋主体及水电的补偿是第三人的，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搬迁补偿、停产停业补偿、搬迁费，搬迁奖励都是属于原告的。 第三人黄偲卉质证：无异议。 第三人黄偲卉举证：与原告文白鹅的租房合同。证明与原告文白鹅有租赁关系。 原告质证：有异议，更改了租房的时间，三年改成一年了。合同到期日由2021年更改成了2019年。 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质证：无异议。同意第三人的举证意见。 根据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证据予以综合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黄偲卉系醴陵市左权路新融楼9号门面的所有权人，王芳系第三人黄思卉之母。2018年6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黄偲卉之母王芳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租赁属第三人黄偲卉所有的醴陵市左权路新融楼9号门面，租赁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2018年9月21日，醴陵市人民政府作出醴政征〔2018〕2号《关于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醴陵市渌江古城一江两岸南岸（二）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第三人黄偲卉所有的醴陵市左权路新融楼9号门面在征收红线范围内。2019年7月22日，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甲方）与第三人黄偲卉（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征收乙方房屋，产权证号为710007035，房屋面积36.45㎡，各项补偿款为1166888元。其中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为86269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停产停业补偿33067元，各项奖励164754元，房屋补偿881798元。黄偲卉未到场签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字系由黄偲卉的母亲王芳代黄偲卉签署。2018年7月30日，黄偲卉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母王芳全权负责拆迁事宜。租赁合同签订后，按租赁合同，第三人收取原告租金。合同期满后，原告所租房屋至今仍由其经营使用，并支付租金至2019年8月份。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醴陵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由醴陵市人民政府设立，其法律后果由醴陵市人民政府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行政征收补偿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房屋所有权人有获得补偿的权利，用益物权人在其使用房屋所有权人房屋时，受到诸如生活、经营、生产等影响的情形下，有权获得相应补偿。本案中，原告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虽其租赁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是与第三人之母王芳签订，据王芳向本院陈述，其是以门面出资人的身份签订租赁合同，因第三人黄偲卉未对原告与王芳的租赁合同提出过异议，可以视为黄偲卉对租赁合同的追认。虽被告与第三人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时，租赁期已满，但在承租合同期满后，王芳继续收取原告租金，且原告至今仍在使用租赁房屋，故原告属于用益物权人，享有获得相应补偿的主体资格，原告与本案行政补偿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将原告纳入被补偿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不当。至于涉案房屋行政补偿项目哪些属于原告，被告应当在作出行政补偿行为时进行调查核实，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补偿，从而做到既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也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醴陵市人民政府与黄偲卉于2019年7月22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由醴陵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补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醴陵市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颖红 审 判 员  梁小平 人民陪审员  谭秋良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张 君 书 记 员  易由芝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 （五）滥用职权；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