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丽，女，198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贵兵，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朝芬，女，1957年11月24日出生，壮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元坤，云南圆合圆（广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匡有发，男，198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潘丽因与被上诉人李朝芬、匡有发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9月1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潘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贵兵、被上诉人李朝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元坤、被上诉人匡有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嘉宏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第2组证据。即：云（2019）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7号和云（2019）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0号予以证实上诉人对涉案房地产没有权属，实属采信错误。上诉人本身就是认为涉案房地产的相关权利证书的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的规定就本案提起确认之诉，然后再根据其判决结果提起行政诉讼对涉案房地产权利证书予以主张无效或者撤销，其本案中涉案房地产的权利证书本身就不能作为确认之诉的定案依据，涉案房地产应属哪些人共有，应当根据其他证据予以确认，故此，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以及证明观点予以采信，实属错误。二、一审判决遗漏部分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及证据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匡有发是2005年农历11月08日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该事实均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并且婚后一直与父母匡正明和李朝芬共同居住生活，至今未分过家，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加以认定，实属遗漏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三、一审判决对部分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李朝芬、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砖木结构房屋一幢；2006年4月7日，李朝芬、匡正明又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一幢。”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且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一审法院认定的沙荷路76号房屋的建盖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述阐述得很清楚，涉案房地产相关权利证书不能作为本案确认之诉的证据，除此之外，被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房屋的建盖时间，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反之，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公证登记资料中的被上诉人李朝芬、匡有发以及案外人匡有梅所做的《法定继承公证询问笔录》明确记载涉案房地产的建盖时间是2006年和2012年，据此，一审法院应当以二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匡有梅所做的《法定继承公证询问笔录》中陈述的时间认定为涉案房地产的建盖时间。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地产是被上诉人李朝芬和丈夫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缺乏事实依据，且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匡有发是2005年农历11月08日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与父母匡正明和李朝芬进行共同生活，至今未分过家，在其四人共同生活期间，分别于2006年和2012年共同出资出力建盖涉案房地产，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地产仅是李朝芬和丈夫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实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我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予以认定涉案房地产原始产权人仅为被上诉人李朝芬及丈夫匡正明，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本身就是认为涉案房地产的相关权利证书的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的规定就本案提起确认之诉，然后再根据其判决结果提起行政诉讼对涉案房地产权利证书予以主张无效或者撤销。本案中涉案房地产的权利证书本身就是争议事项，权利证书本身也就不能作为本案确认之诉的定案依据，涉案房地产应属哪些人共有，应当根据其他证据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地产是李朝芬和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其建盖房屋的相关证据（权利证书之外）也就是应当由被上诉人控制，根据举证分配原则，当然应由被上诉人予以承担是其建盖的证据，但是被上诉人除了涉案房地产权利证书以外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是其建盖的事实。反之，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公证登记资料中的《放弃继承公证询问笔录》能够充分地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匡有发是2005年农历11月08日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与父母匡正明和李朝芬进行共同生活，至今未分过家，在其四人共同生活期间，分别于2006年和2012年共同出资出力建盖涉案房地产，既然是共同生活，其劳力和收益也就是家庭共同成员的利益，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九十五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之规定，其涉案房屋应为匡正明、李朝芬、匡有发、潘丽四人共有，其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但一审法院仍然以上诉人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共同居住生活、出资为由，依据上述法条予以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地产没有份额，实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四）和第十八条（三）之规定予以认定通过继承取得的涉案房地产归被上诉人匡有发一人所有，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2014年08月02日，匡正明病故，于2015年11月12日，继承人李朝芬、匡有梅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地产的继承，并作出书面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和进行公证由匡有发予以继承，同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其证号分别为：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0171号和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3429号。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涉案房地产除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匡有发自己享有的份额以外的产权份额也是通过继承的方式予以取得，该涉案房地产100%的产权应当为该二人共同共有。但一审法院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四）、第十八条（三）之规定，认定应属匡有发一人所有，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值得二审人民法院注意是：首先，在公证资料中所有的内容是李朝芬和匡有梅自愿放弃继承涉案房地产，而不是李朝芬和匡有梅通过继承取得权属以后又以赠与的方式赠与给匡有发一人，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婚姻法》第十八条（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根据此法条规定可以看出，应属夫或者妻一方财产的前提条件必须是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者妻的财产，但本案公正资料的内容不是遗嘱，客观事实上也不存在其他任何遗嘱，显然一审法院将公证登记资料的内容错误地理解为遗嘱或者赠与合同，而适用《婚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予以认定涉案房地产系被上诉人匡有发一人所有，实属适用法律错误。故此，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其涉案房地产应为上诉人潘丽和被上诉人匡有发共有。3.一审判决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匡有发擅自将涉案房地产95%的产权转移登记到被上诉人李朝芬的名下，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实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内容，涉案房地产自2015年11月08日之后，应属于上诉人潘丽和被上诉人匡有发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我国《物权法》、《婚姻法》的规定，共有权人处分共有财产，必须经过其他共有权人同意。但本案的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匡有发自2016年以来，一直与上诉人潘丽闹离婚，为了不让上诉人参与分割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房地产，于2019年03月13日，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将涉案房地产95%的产权变更登记到李朝芬的名下，2019年04月16日就向砚山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根据此法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匡有发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将涉案房地产95%的产权转移登记到被上诉人李朝芬名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应为无效行为。故此，一审法院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匡有发擅自将涉案房地产95%的产权转移登记到被上诉人李朝芬的名下，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且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李朝芬、匡有发辩称，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共有权确认纠纷，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生活时，被上诉人家的两栋房屋已经建盖完成，因匡正明死亡所以发生了遗产继承，根据相关规定，匡有发继承的遗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进行分割，且匡正明的遗产已经进行过公证是属于匡有发的，所以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进行分割，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潘丽向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匡有发私自将其夫妻共同财产的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产权证号：云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0号）和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产权证号：云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7号）的房地产增加李朝芬为共有权人的行为无效；2.依法确认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产权证号：云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0号）和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产权证证号为：云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7号）的房地产归潘丽和匡有发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李朝芬和匡有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朝芬与匡正明系夫妻关系，两人结婚后共同生育了匡有发、匡有梅两个子女。2002年，李朝芬、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砖木结构房一幢；2006年4月7日，李朝芬、匡正明又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一幢。2005年农历11月8日，匡有发与潘丽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06年8月20日，两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后匡正明、李朝芬申请对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产及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房产进行产权登记，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产证号为：砚山县房权证阿猛镇字第××号，土地使用证号为：砚集用（200）字第0114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匡正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房产证号为：砚山县房权证阿猛镇字第××号，土地使用证号为：砚国用（2006）字第09736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匡正明、李朝芬。2014年8月2日，匡正明病故。2015年11月12日，李朝芬、匡有发、匡有梅作为匡正明的继承人，共同向砚山县公证处申请对匡正明的上述房产进行遗产继承，且李朝芬、匡有梅书面申请对属于匡正明所有其应继承遗产份额放弃继承，两人均一致同意自己应继承份额全部交由匡有发一人继承；同时，李朝芬还自愿将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属于其共有部分全部归匡有发一人所有，并经（2015）云砚证字第543号、第542号公证书公证。后匡有发将上述继承及受赠与所得房产产权进行变更登记，不动产权证号为：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71号和0003429号。2019年3月5日，匡有发、李朝芬又对上述房产进行转移变更登记，其中：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不动产权证号变更为：云（2019）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0号，持证方式为：共同持证，持证人为：匡有发、李朝芬（李朝芬持有95%的份额，匡有发持有5%的份额）；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不动产权证号变更为：云（2019）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637号，持证方式为：共同持证，持证人为：匡有发、李朝芬（李朝芬持有95%的份额，匡有发持有5%的份额）。2019年4月16日，匡有发与潘丽因感情问题，匡有发向本院起诉，要求与潘丽离婚。潘丽于2019年6月20日，向本院起诉李朝芬、匡有发，请求对上述两幢房产进行共有权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按上述法条规定，权利人对不动产物权的享有应以登记为准，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物权的享有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两种。其次，夫妻之间可以通过继承或赠与所得的形式对不动产或动产享有共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潘丽主张自己与匡有发结婚后，一直与匡有发的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后共同出资建盖了坐落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及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另外，匡有发之父匡正明过世后，匡有发通过继承和赠与形式已全部享有上述两幢房产的所有权，潘丽作为匡有发的合法妻子，潘丽同样对上述两幢房产应与匡有发享有共同权，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自己的主张。相反，还证实上述两幢房产的所有权人仅为匡有发和李朝芬，特别是潘丽所提交的第2组证据即（2015）云砚证字第543、542号公证登记资料内容已明确证实上述两幢房产的建盖时间、首次登时间、变更登记时间、产权所有人及匡有发对这两幢房产的继承、受赠与情况（即已注明交由匡有发一人继承）等事实，故潘丽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对潘丽要求确认匡有发将本案所涉两幢房产变更登记增加李朝芬为共有人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潘丽所提交的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71号和0003429号不动产产权登记证书均明确载明这两幢房产的所有人为匡有发，即匡有发对这两幢房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匡有发于2019年3月5日将（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71号和0003429号房产变更登记增加李朝芬为共有人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故对潘丽要求确认匡有发于2019年3月5日将本案所涉两幢房产变更登记增加李朝芬为共有人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潘丽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潘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潘丽负担。经询问，潘丽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1.认定“2002年，李朝芬、匡正明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砖木结构房一幢；2006年4月7日，李朝芬、匡正明又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一幢。”错误，事实是该两处房屋是上诉人潘丽及丈夫匡有发与李朝芬、匡正明四人共同生活期间建盖的；2.遗漏认定上诉人与匡有发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后一直与李朝芬及匡正明共同居住生活，从来没有分开居住；3.遗漏认定沙荷路76号房屋的建盖时间是2012年，商贸大街房屋的建盖时间是2006年；4.认定“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171号”错误，事实是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0171号；认定“土地使用证号为：砚集用（200）字第0114号”错误，事实是土地使用证号为：砚集用（2000）字第0114号。对其余法律事实没有异议。匡有发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2006年4月7日，李朝芬、匡正明又共同出资建盖了位于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水泥浇灌房一幢”错误，事实是2006年4月7日是房屋办证登记的日期，实际上该房屋是在2004年到2005年初建盖的。对其余事实无异议。李朝芬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1.潘丽主张本案争议两处房屋是其与丈夫匡有发与李朝芬、匡正明四人共同生活期间建盖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其在二审阶段自行陈述“我嫁到他家的时候商贸街的房子已经有了……沙荷路76号房子在我嫁到他家时是一层砖木结构，现在该房屋是一层砖木结构。”故潘丽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第一项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认可潘丽与匡有发婚后一直与李朝芬、匡正明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故潘丽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第二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3.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3429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沙荷路76号房屋的竣工时间为2002年1月1日，2012年9月6日匡正明、李朝芬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0171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商贸大街中路房屋于2006年3月29日调查、设定登记，2006年4月8日匡正明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结合潘丽在二审阶段关于其与匡有发结婚时商贸大街中路房屋已经存在的陈述，能够认定潘丽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第三项异议不成立；4.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在表述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0171号《不动产权证书》及砚集用（2000）字第0114号《土地使用证》时出现笔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潘丽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第四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匡有发主张商贸大街中路房屋是在2004年到2005年初建盖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其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商贸大街中路房屋是匡正明、李朝芬于2006年3月29日之前共同出资建盖的。潘丽与匡有发婚后一直与匡正明、李朝芬共同生活。本院查明本案的其余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潘丽对争议两处房产是否享有共有权？本院认为，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的沙荷路76号房屋最初的产权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为匡正明、李朝芬，商贸大街中路房屋最初的产权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为匡正明。该两处房屋均是在匡正明与李朝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根据潘丽在二审阶段的陈述，其嫁到匡有发家时这两处房屋已经存在。潘丽主张争议的两处房屋是其与匡有发、李朝芬、匡正明共同生活期间建盖的，该主张与其在二审阶段的陈述相矛盾，且潘丽未举证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这一主张不予采纳。因此，本案争议两处房屋最初属于匡正明、李朝芬的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匡正明、李朝芬、匡有发、潘丽的家庭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该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因本案争议两处房屋属于匡正明、李朝芬的夫妻共同财产，匡正明、李朝芬各享有本案争议两处房屋50%的份额。故匡正明死亡时，沙荷路76号房屋50%的份额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50%的份额属于其遗产。因匡正明生前未订立遗嘱，故其遗产的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程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由李朝芬、匡有发、案外人匡有梅三人平均继承匡正明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匡有发在与潘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法定继承所得的沙荷路76号房屋50%份额的三分之一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50%份额的三分之一，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在本案中，匡正明死亡后，李朝芬、匡有梅通过公证的方式，将自己应继承匡正明遗产的份额全部交由匡有发一人继承。该行为属于李朝芬、匡有梅对匡有发个人的赠与。因此，匡有发通过受赠所得的沙荷路76号房屋50%份额的三分之二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50%份额的三分之二属于其个人财产。此后，匡有发办理了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3429号《不动产权证书》和云（2016）砚山县不动产权第0000171号《不动产权证书》，上述两证载明本案争议两处房屋归匡有发一人所有。应视为李朝芬通过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方式将属于其所有的沙荷路76号房屋50%份额、商贸大街中路房屋50%份额赠与匡有发一人。因此，匡有发通过受赠所得的沙荷路76号房屋50%份额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50%份额属于其个人财产。综合以上，通过一系列继承、赠与行为，沙荷路76号房屋当中的83.33%份额属于匡有发的个人财产、16.67%份额属于匡有发与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商贸大街中路房屋当中的83.33%份额属于匡有发个人财产、16.67%份额属于匡有发与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匡有发于2019年3月5日申请将李朝芬增加为沙荷路76号房屋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的共有权人，确定李朝芬各占两处房屋产权的95%，匡有发占5%。匡有发对属于其个人所有的沙荷路76号房屋83.33%份额和商贸大街中路房屋83.33%份额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利，其有权将该部分房产份额确认归李朝芬所有。但匡有发未经过潘丽的同意，擅自处分该两处房屋超过83.33%份额的部分，涉及到匡有发与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该部分行为损害了潘丽对房屋享有的共有权，故该部分行为无效。综上所述，潘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2民初1152号民事判决。二、匡有发于2019年3月5日申请将李朝芬增加为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房屋、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屋的房地产共有权人的行为当中，确认李朝芬占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房屋产权份额超过83.33%部分、占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屋产权份额超过83.33%部分的行为无效。三、本案争议砚山县阿猛镇商贸大街中路房屋的16.67%产权份额、砚山县阿猛镇沙荷路76号房屋的16.67%产权份额属于匡有发、潘丽共同所有。四、驳回潘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潘丽负担25元，匡有发、李朝芬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潘丽负担50元，匡有发、李朝芬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