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3民初7184号原告：李晓春，男，195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冶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国文，男，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冶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唐冬，男，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冶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唐军，男，195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冶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双辰中路22号。法定代表人：赵国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莉，女，该公司法务主管。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与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冶青、冯楠，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2019）津011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改判不追加原告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淮安市贝化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3执异41号裁定书，以原告借取资金注册淮安市贝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化公司”）为由，直接认定原告抽逃全部出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二条的规定，随着经济发展，公司法已将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借取资金注册公司的行为已不再属于偷逃出资的情形，借取资金注册公司的行为认定为抽逃全部资金，因不符合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和宗旨要义，已不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故事实认定错误。贝化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在中国建设银行淮安市楚州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账号32×××96，原告在借取资金完成注册后，先后以明确的出资意思表示向贝化公司账户汇入投资款合计357100。根据淮安市万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公司”）与贝化公司2012年11月16日签订的《场地设备设施租赁及项目合资经营协议书》约定，合资参股者四人，总股金2000000元，出资形式：李晓春股权51%，出资形式为设备（搬迁）和现金；杨国文股权25%，出资形式为现金；唐冬股权20%，出资形式为设备（搬迁）和现金；唐军股权4%，出资形式为设备（搬迁）和现金；贝化公司成立后，隶属于原告中的李晓春、唐冬、唐军价值567600的设备及材料，经贝化公司股东会决议，以300000元转让至贝化公司名下。虽贝化公司因住所地整体拆迁不再运营，但设备依旧妥善放置在淮安市。根据万盛公司与贝化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的《场地设备设施租赁及项目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贝化公司每年向万盛公司支付厂房及设施租金50000元，每年递增7%，每半年支付一次。经贝化公司股东会决议，万盛公司2013年至2018年租金350000元，转为杨国文的股金。公司在运营中，李晓春从个人银行卡实际支付公司运营费用合计730425元，原告唐冬合计投资294019.75元。综上，原告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已补足出资，其中李晓春实际出资额达1047525元，杨国文实际出资额达518000元，唐冬实际出资额达406811.15元，唐军实际出资额达80000元，合计出资额达2052336.15元。不论是公司注册资本还是各股东认缴出资均已达到甚至超过认缴出资额，不应被追加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贝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中，明确请求为要求四原告在贝化公司未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申请保全。四原告对贝化公司总出资额为2000000元，其中李晓春1020000元、杨国文500000元、唐冬400000元、唐军80000元。即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原告对贝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范围分别为李晓春1020000元、杨国文500000元、唐冬400000元、唐军80000元。但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一，查封唐军与案外人方兰珍共有房屋一处；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二，查封李晓春与案外人韩宁共有房屋一处；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三，查封唐冬与案外人共有房屋一处；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四，冻结唐军退休金账户；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五，冻结杨国文与案外人共有房屋一处及杨国文的苏州职工社会保险个人参保卡；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六，冻结李晓春退休金账户；作出（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七，冻结四申请人各自银行存款3690000元。根据上述裁定，四原告不仅均被查封房产一处（平均价值均超过2000000元），且被查封退休金账户，更各自被冻结银行资金3690000元。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采取的保全不仅远超过申请人申请范围，更在已查封足够财产的情况下，无故冻结申请人退休金账户，显然已构成对公民财产的严重侵犯。唐军在本案中即便全额承担，其出资额仅为80000元，在查封的银行账户内资金已高达280000元。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一、贝化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成立并取得登记，该公司工商档案中的四原告签字生效的《公司章程》约定，四股东出资时间应为2013年1月23日，四原告自认通过向案外人尚尉借资完成验资，在完成公司登记当天抽逃其出资，故该行为系骗取公司登记的出资违法行为。原告主张贝化公司适用认缴制于法无据，贝化公司成立时间系在2013年1月23日，故应依法适用当时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原告于成立后向公司账户转账行为及设备投入等，不构成股东出资，实际上是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对公司做出的财产转移均不构成股东出资，亦不构成法定增资。原告主张其在公司成立后向公司账户汇款为投资，但这些款项进入公司账户后很快便被转出，至于转出的对象和途径并没有说明也没有相关证据，这些款项也未进行验资和审计。贝化公司没有其他公司账户，从该公司中自2013年至2018年的流水可见，其除了股东转入的款项，并无其他进项款，2016年12月25日贝化公司年末余额仅为1339.43元。但是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淮安区税务局通过调查回执提供给法院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的期末货币资金数为1667021.29元，说明该公司未按账户存款数如实申报财务情况，截止至2018年9月30日的期末货币资金数为1512837.84元，但2018年12月4日原告李晓春作为贝化公司法人在接受法院询问时自认公司没有自有资产，这些均可证明贝化公司账户资金与实际财产不符，说明股东存在挪用、占有或控制贝化公司财产的情况。三、原告李晓春在贝化公司执行异议听证会中明确承认并反复强调其公司成立后经营所需款项均由股东投入，公司财务不独立，并且财务账簿已丢失，无法提供，已经自认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混同。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合法履行出资义务，经营义务，公司财务年报虚假，财务不独立，原告与公司财产严重混同。且贝化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已侵犯了被告的权益，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十一份证据，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因（2019）津011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确系本院出具，贝化公司银行流水亦加盖有出具银行业务专用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除日期为2013年9月3日（编号为0484293）的收据加盖有贝化公司财务章外，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均未有贝化公司盖章等情形，结合证据二的银行流水显示，贝化公司收到原告杨国文相应款项时间为2013年9月4日，备注为解现（手改为“投资”），在时间和款项性质上均难以确定此款系投资款，且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原告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场地设备设施租赁及项目合资经营协议书》中签字的主体均为本案原告，其主张的形成时间亦发生在贝化公司登记成立之前，贝化公司成立的出资形式均为货币出资，故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六、证据七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八，该组证据仅能体现原告李晓春账户的银行流水情况，对于该组证据中《没有注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股东投资明细表》为原告单方制作，并未有贝化公司验资报告、年度审计材料等内容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九，其亦为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贝化公司收支报表为原告单方制作，且数百份收支凭证的款项往来与证据二中贝化公司的银行流水严重不符，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一，《淮安市贝化贸易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咨询报告》系贝化公司委托，并未通过本院司法程序进行，且其中第十一项特别事项说明中第四款亦载明“本次评估委托方没有提供设备票据、购买合同及记账凭证，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咨询申报表对该批设备进行了现场清查核实，委托方承诺纳入评估咨询范围的资产不存在产权瑕疵事项、不涉及未决事项、或有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如有发现与实际项目和数量不符则需从新评估咨询”字样，原告于审理中并未提供相关设备的购买合同、票据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原告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能实现。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三份证据，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于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于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贝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7）津0113民初6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贝化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173586.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73586.75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88元，减半收取计1639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394元，由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94元，由贝化公司负担21000元。该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贝化公司未能履行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院依法于2018年4月3日受理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2018年4月8日，本院依据（2018）津0113执134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冻结贝化公司名下账户，账户余额为2694.34元。执行过程中，贝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2月4日接受询问时自认，该公司已停止经营，无经营场所，没有自有资产。贝化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设立，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股东分别为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2000000元。该公司章程规定，各股东出资方式均为货币，李晓春出资额为1020000元，杨国文出资额为500000元，唐东出资额为400000元，唐军出资额为80000元。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为设立贝化公司，向案外人尚尉借取注册资金。尚尉于2013年1月23日分别向上述四原告名下银行账户转账1020000元、500000元、400000元、80000元。同日，四原告将收到的上述借款转账至贝化公司名下临时存款账户并完成验资和公司设立登记。2013年1月25日，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将贝化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内2000000元存款转移至唐冬个人名下银行账户，唐冬于当日将该笔钱款转账至案外人尚尉名下账户内。嗣后，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申请，追加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为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并于2019年7月12日举行了听证。2019年7月19日，本院作出（2019）津011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应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被执行人债务的责任。后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不服，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抽逃2000000元出资款后又以向公司投入货币、场地及设备的形式是否能够认定为对贝化公司的投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未能充分提供证据佐证待证事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对于其出资成立贝化公司经验资和公司设立登记后又将2000000元抽逃之事实不持异议，该行为已经侵害了贝化公司的权益，对于原告提出的其又以货币、场地及设备的形式进行了投资的主张。截至2016年12月25日，贝化公司唯一的账户内金额为1339.43元，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贝化公司年检、验资报告等其他证据证实其货币出资的事实，贝化公司成立时公司章程规定原告出资均为货币出资，对于场地、设备的内容未有体现，结合在案证据，难以确定原告主张的现有设备的所有权为贝化公司，本院依法准予被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李晓春、杨国文、唐冬、唐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达审 判 员  孙梓晏人民陪审员  鲁国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柴晶晶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