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0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程辉，男，197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始土，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勇，男，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圣安，广东臻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叶敏，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莫程辉因与被上诉人李志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3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程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李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莫程辉实际上已经付清全部转让款，莫程辉转账给李志勇的五笔款项分别是：2017年7月1日200000元和70000元、7月8日39668元、8月10日50000元、9月10日50000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不存在支付其他货款的情况。（二）莫程辉与李志勇之间没有货物买卖关系，李志勇所提交的送货单上所记载的送货人并非李志勇，一审判决以这些送货单认定莫程辉曾欠李志勇货款，并进而认定莫程辉所支付的部分款项属于支付货款，这是明显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李志勇称其经营的五金厂的名称是“钛锆五金厂”，这与其第二次开庭时所提交的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明显不一致，这足以说明这些送货单记载的送货人并不是李志勇。（三）如果莫程辉确实欠1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也不应该以合同约定的总转让款40万元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如果按照4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的话，则远远超出李志勇可能的损失，对莫程辉明显不公平，一审判决认定违约金是错误的。李志勇辩称：（一）莫程辉在上诉状的说法是自相矛盾，莫程辉称与我方没有任何买卖关系，但是没有解释多出的股权转让款9668元，莫程辉在2017年10月2日下午在微信中向我方表示还欠10万元。（二）一审对于违约金的认定是正确的，合同约定按总转让款的20%计算违约金，莫程辉在支付第二、三笔股权转让款5万元时，存在迟延支付，莫程辉一直没有支付剩余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莫程辉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违约金过高需要调整的请求，二审提出该请求应当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向李志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2.莫程辉向李志勇支付违约金8万元；3.由莫程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是邓君君。2016年8月1日，李志勇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李志勇承包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的二化工车间，承包标的包括厂房符合正常运作的生产线及设备、生产设备等，面积3000平方米等内容。同日，李志勇（甲方）与案外人韦秋宝（乙方）、朱某（丙方）就共同投资承包经营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的二化工车间签订《投资合伙协议》，约定：甲方、乙方及丙方共同投资经营上述二化工车间，总投资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占合伙组织40%股权，乙方出资40万元占合伙组织40%股权，丙方出资20万元占合伙组织20%股权，以及经营结算、分红比例、责任承担比例、合伙事务执行、入伙、退伙及散伙等内容。2017年7月1日，李志勇（甲方、转让方）与莫程辉（乙方、受让方）签订《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下：“鉴于甲方为二车间（下称合伙体）的股东之一，以2016年8月1日签订的《投资合伙协议》约定享有合伙体40%股权。在签订本协议前，甲方已按约定内容履行出资，迄今出资40万元，现甲方决定转让其在该合伙体的全部股权退伙，基于上述事实，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达成一致约定内容，以资共同遵守执行。一、转让股权状态：甲方在合伙体占有的股权40%份额（下称份额股权），该份额股权明确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迄今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对合伙体的债权不主张权利，对合伙体的债务不承担义务；二、份额股权转让价款为40万元，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始5个月内向甲方履行支付完毕（于2017年1月支付20万元、8月1日支付5万元、9月1日支付5万元、10月1日支付5万元、11月支付余额5万元）；三、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客户、员工工资、法院诉讼、厂房租金等）。甲方承诺截止到2017年7月1日，二车间所负债务共计55万元（不包含厂房租金、水电费等）由乙方负责偿还，与甲方无关；四、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第二条所规定的方式支付价款，经该转让后，由乙方享有原甲方的份额股权利益、承担原甲方的份额股权义务；五、如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一条，构成违约，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守约方有权选择要求解除本协议，就相关经济损失向违约方追偿。如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第二条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股权价款的，乙方应承担违约，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承担该转让价款总额20%标准的违约金……”2018年11月23日，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出具证明1份，载明“2016年8月1日，李志勇、韦秋宝和朱某三人以李志勇名义与我单位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共同承包我单位的二车间经营氧化加工业务。后韦秋宝将其份额转让给莫程辉，由莫程辉、李志勇和朱某继续共同经营二车间。李志勇与莫程辉于2017年7月1日签订《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李志勇将其份额转让给莫程辉。莫程辉与朱某于2017年8月30日签订《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朱某将其份额转让给莫程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均由我单位员工陈玉平代为起草。李志勇、朱某退出后，二车间由莫程辉独立经营。”案外人陈玉平亦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证明，称其在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从事财务工作，李志勇与莫程辉之间、莫程辉与案外人朱某之间签订的《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其起草的，李志勇与朱某在签订协议后即退出经营，二车间由莫程辉独立经营。莫程辉对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陈玉平的证明不予确认，但确认其于2017年分别从李志勇、韦秋宝、朱某处受让他们全部股份，此后由其独资经营二车间。李志勇称其与莫程辉签订《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后，莫程辉支付了部分转让款，但自2017年10月1日起拒绝付款，至今尚欠李志勇转让款10万元。莫程辉对此不予认可，称涉案股权转让款已付清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各1份予以证明。经查，明细清单、明细对账单反映莫程辉向李志勇转账如下：2017年7月1日转账20万元、7万元，2017年7月8日转账39668元，2017年8月10日转账5万元，2017年9月10日转账5万元，以上转账金额共计409668元；莫程辉称关于39668元是应李志勇要求不按整数付款的。李志勇对上述转账金额确认，但称除2017年7月1日转账的70000元和2017年7月8日转账的39668元系支付莫程辉拖欠李志勇的货款外，其他转账款是偿还股权转让款，提供了送货单4张、案外人朱某的证人证言、其与莫程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并申请朱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4张送货单日期自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1月6日，收货单位为志全氧化、镱达氧化、祥和志全氧化厂，部分单据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写“李（佳和）”字样，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由韦秋宝和朱某签收；证人证言内容如下：“本人朱某与李志勇、莫程辉是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二车间的股东。合伙期间，李志勇曾以佳和公司名义向我们车间供应钛挂具。据我了解，李志勇是佳和公司的实际合伙人之一。我曾经在挂具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一栏代表车间签字收货”；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莫程辉微信号×××，昵称为吉子，电话号码130××××1838），莫程辉于2017年10月2日向李志勇确认还欠李志勇10万元，之后的聊天记录中李志勇多次催促莫程辉付钱，莫程辉称其手头没钱并多次作出还款计划等；朱某陈述内容如下：朱某与李志勇、莫程辉曾经是搭档，李志勇提交的送货单部分由朱某本人签收，当时李志勇自己办厂，2016年时李志勇与朱某等经营的合伙体在李志勇处采购挂具，送货单的经手人上签写的“李.（佳和）”就是李志勇本人，佳和公司的全称叫佳和钛具有限公司，朱某亦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了莫程辉，且朱某的诉讼代理人即是本案李志勇的诉讼代理人等。莫程辉对送货单均不确认，称送货单不能证明是李志勇所投资的公司发出的货物，且送货单上记载的金额是4万元左右，与李志勇在莫程辉方转账金额中提出异议的款项（分别为7万元和39668元）金额相差甚远；证人朱某因与莫程辉存在诉讼，其证明不客观也不真实；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的电话号码130××××1838是其现在使用的电话号码，但称不能说明其之前是使用该电话号码，也不能证明是李志勇与莫程辉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对结合原、莫程辉双方的陈述及证据，综合分析如下：关于莫程辉是否欠李志勇股权转账款的问题。莫程辉确认受让李志勇股权转让价格为40万元，并称于2017年7月1日转账20万元、7万元，于2017年7月8日转账39668元，于2017年8月10日转账5万元，于2017年9月10日转账5万元，已付清股权转让款。李志勇称除2017年7月1日转账的7万元和2017年7月8日转账的39668元系支付莫程辉拖欠李志勇的货款外，其他转账款是偿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朱某的证人证言问题，朱某称合伙期间李志勇曾以佳和公司名义向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二车间供应钛挂具，且确认李志勇提交的送货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朱某曾与李志勇是合伙关系，又因出让股权给莫程辉与莫程辉发生诉讼纠纷，其与李志勇与莫程辉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故仅凭朱某的证言不能单独认定李志勇曾以佳和公司名义向合伙体供货；其次，4张送货单送货时间是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1月6日，均由案外人韦秋宝、朱某签收，该段时间内韦秋宝、朱某并未退出合伙经营，但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与中山市祥和铝业有限公司分公司名称不相符，送货金额也与上述两笔争议的转账款不相符；再次，李志勇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虽然莫程辉对微信聊天人的身份不确认，但李志勇提交了微信聊天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莫程辉确认电话号码130××××1838是其使用，该号码正是微信聊天中微信昵称为“吉子”一方的手机号码，故确认微信昵称为“吉子”的人真实身份就是莫程辉。莫程辉虽称其于2017年9月10日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但其在2017年10月2日的微信聊天中仍确认尚欠李志勇10万元，该金额与除上述争议的7万元、39668元外还款后剩余的金额10万元（40万元-20万元-5万元-5万元）相吻合；最后，《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金额且为整数以及付款时间，但莫程辉却不按整数付款，并超额支付欠李志勇的股权转让款，显然不符合常理，莫程辉称是应李志勇要求不按整数付款的解释不合理。通过以上分析，虽然朱某的证人证言及送货单不能认定李志勇曾以佳和公司名义向合伙体供货的事实，但莫程辉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欠李志勇10万元的事实，因莫程辉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故认定莫程辉于2017年7月1日转账的7万元及2017年7月8日转账的39668元并非支付欠李志勇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莫程辉尚欠李志勇股权转让款为10万元。关于违约金问题。《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40万元，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价款的，莫程辉应向李志勇支付该转让价款总额20%标准的违约金。因该违约金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现莫程辉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李志勇要求莫程辉支付违约金8万元（40万元×20%），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莫程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志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违约金8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莫程辉负担。二审期间，莫程辉提交证据如下：送货单四份，拟证明：收货人“罗凤珍”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阿凤”是同一人，是合伙体的仓管人员，李志勇与合伙体之间是有买卖关系的。李志勇对莫程辉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该证据违反了民诉法新证据的规则，我方不予质证。二审诉讼中，李志勇向本院出示了其手机里保存的与“吉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与“吉子”微信聊天的人微信名是“钛锆134××××2063李志勇”，“吉子”的备注电话是130××××1838。在微信里，“吉子”于2017年10月2日对“钛锆134××××2063李志勇”说：“还欠你10万，是吧？”“钛锆134××××2063李志勇”回应说：“唔。”后来，“吉子”几次跟“钛锆134××××2063李志勇”承诺还钱。2017年10月19日“吉子”对“钛锆134××××2063李志勇”说：“我计划中也出错，我应承你这个月一定比5万。”李志勇还向本院展示了其代理人高叶敏律师手机里保存的李志勇本人微信号的情况，显示高叶敏手机里李志勇本人的微信名为“三星电视134××××2063李志勇”，相关联的微信号是“wxid-jrsban0b8jad22”，与“钛锆134××××2063李志勇”对应的微信号一致。李志勇还向本院提交了移动营业厅出具的业务受理单，以证明134××××2063是其使用的手机号码。莫程辉确认李志勇手机以及其代理律师手机展示的情况，但认为微信名片的信息包括备注电话可人为修改，故不足以认定“吉子”和“钛锆134××××2063李志勇”即莫程辉、李志勇使用的微信，而业务受理单未写明受理什么业务，亦不足以证明134××××2063是李志勇使用的电话号码。另查明：李志勇提交的业务受理单上手写着李志勇使用的手机号码是134××××2063，盖有移动营业厅的业务章。一审李志勇提交的《承包经营合同书》写明李志勇的电话号码是134××××2063。莫程辉认为《承包经营合同书》登记的电话号码未必是李志勇本人使用的。再查明：莫程辉一审确认130××××1838是其使用的手机号码。本院认为，李志勇与案外人韦秋宝、朱某成立的是个人合伙，并未成立公司，故李志勇向莫程辉转让的并非股权，而是合伙财产份额，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并非股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莫程辉是否尚欠李志勇10万元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未还以及莫程辉承担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移动营业厅业务受理单盖有移动营业厅的业务章，写明李志勇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是134××××2063，并且李志勇一审提交的《承包经营合同书》里李志勇的手机号码亦写明是134××××2063，虽然莫程辉自始至终不予确认，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已可证明134××××2063正是李志勇本人使用的手机号码。从李志勇二审出示的手机微信内容来看，“吉子”的备注电话是莫程辉使用的手机号码130××××1838，故一审认定是莫程辉使用的手机号码，并无不妥。莫程辉辩称微信名片的信息包括备注电话可人为修改故不足以认定“吉子”即莫程辉使用的微信，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从微信内容来看，与“吉子”聊天的是“钛锆134××××2063李志勇”。由于该微信名系李志勇本人到庭展示其手机的内容，并且该微信名嵌有李志勇的姓名和手机号码134××××2063，故根据高度可能性原则，本院认定“钛锆134××××2063李志勇”就是李志勇使用的微信名。因此，李志勇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定是李志勇与莫程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由于莫程辉在2017年10月2日对李志勇说“我还欠你10万，是吧？”李志勇予以肯定后，莫程辉没有否认。到了2017年11月2日，莫程辉答应李志勇说当月一定给5万。可见，莫程辉至2017年10月2日尚欠李志勇10万元。由于莫程辉不确认其与李志勇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因此李志勇主张莫程辉此时所述的尚欠10万元是指尚欠10万元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的说法，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莫程辉所称其已于2017年9月10日支付完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的说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合伙人股权转让协议》写明莫程辉在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时承担该转让价款总额20%的违约金，但莫程辉实欠10万元转让款而需承担转让价款总额20%即8万元的违约金，违约金确实过高，故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未付部分10万元的20%计算违约金即2万元。综上所述，莫程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3492号民事判决；二、莫程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志勇支付剩余的100000元合伙财产份额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000元；三、驳回李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莫程辉负担1307元，由李志勇负担6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莫程辉负担2614元，由李志勇负担12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