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川13行赔初8号 原告何元芳，女，196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刘某（系何元芳之女），女，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郑某（系刘某之子），男，201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晓玲，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果城路13号。 法定代表人蒲鹏程，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胡严尹，四川百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琛，四川百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定强，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陈龙，四川恒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元芳诉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顺庆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原告何元芳申请追加刘某、郑某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同时依法追加刘定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元芳及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晓玲；被告顺庆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胡严尹、梁琛；第三人刘定强及委托代理人陈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12月7日，被告组织拆迁人员用挖掘机强制推毁了原告位于房屋面积144平方米。原告已于2018年5月19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现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原告的身份证明、户口簿、第三人刘定强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身份适格，原告邓睿聪2015年5月3日出生，随母亲刘某落户双女石村； 第二组、《舞凤乡6村农民宅基地登记表》、《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及《权属界址宗地图》、《结婚证》，证明被告还与刘定强的房屋与原告被拆房屋无关； 第三组、《申请书》及《申请表》、《初始登记申请表》及《南充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房屋产权证》、《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离婚协议书》、《南充市清泉坝片区房屋现场勘查表》，证明原告被拆房屋系依法申请宅基地修建，办理了房产手续，具有合法产权，该房在原告与第三人离婚时分给原告，原告应获得赔偿和补偿。 第四组、《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实施办法》，证明原告按该办法应享受的安置政策。 第五组、拆迁现场照片及视频，证明强拆对原告的其他室内财物造成损失，应按市值赔偿。 针对原告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身份证明无异议；第二组，《舞凤乡6村农民宅基地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真实性有异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及《权属界址宗地图》真实性无异议、《结婚证》真实性无异议；第三组，申请书及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申请书内容是另批地建房，但批准意见为原址扩建，也证明何元芳、刘定强的宅基地是在一起的，没有单独批准建房面积。初始登记申请表、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离婚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案涉被拆房屋系何元芳合法所有；第四组，《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实施办法》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的情形不适用该办法；第五组，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照片不能反映原告财物价值，甚至不能反映原告对这些财物具有所有权。 第三人刘定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顺庆区政府答辩称：原告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首先，被告拆除违法建筑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后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建筑是不予补偿的；其次，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原告这一户已经享受了补偿，因农村宅基地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原告不可能拥有两处宅基地，原告主张的这处房屋实际是利用房管部门办证疏忽，才取得房屋所权证的。 被告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地面构（建）筑物拆除证明、搬迁交房证明、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购房补贴、货币安置补偿奖励发放表，拟证明何元芳、刘某及刘定强的有效产权面积，按照双方签订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在房屋交由被告进行拆迁后，被告已按照协议确定的补偿金额全数支付给原告和第三人； 2、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0、0390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拟证明原告何元芳与第三人刘定强结婚后，从刘定强母亲谌素珍处分得宅基地67㎡，土地证上载明共有使用权面积147㎡，刘定强分摊面积为67㎡； 3、土地、建设手续面积确认审核表，拟证明2014年8月4日，南充市顺庆区清泉坝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依据何元芳、刘定强提交的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何元芳、刘定强被拆迁的土地面积进行了审核认定，土地面积为67㎡，家庭人口三人，包括刘定强、何元芳、刘某，并未因为何元芳与刘定强离婚，而致使其无宅基地； 4、南充市清泉坝片区房屋现场查勘表，拟证明刘定强与何元芳、刘某三人共有的宅基地面积为67㎡，经现场勘查，产权认定面积为120.6㎡，刘定强母亲谌素珍是另行认定的产权面积144㎡，现场查勘表上有刘定强的签字确认； 5、申请书、土地申请表，拟证明何元芳在2006年10月25日，以有滑坡隐患为由，向国土局申请另批宅基地，提交的申请表载明，建房户主何元芳，家庭成员为何元芳、刘定强、刘某与谌素珍四人。后村镇及规划部门同意其改建，国土所意见为原有住房67㎡，建议改建67平方米，扩建非耕地13㎡，合计80㎡，按照此意见进行报审； 6、南充市国土资源局顺庆分局南顺土资（2007）农建字11号批复、舞凤乡镇村（居）民建房花名册，拟证明2007年4月9日，南充市国土资源局顺庆分局作出关于舞凤乡（镇）村（居）民建房占地的批复，同意37户村（居）民（新、改、扩）建住房，其中就包括何元芳与刘定强。在建房花名册上载明人口4人，建房审批面积合计80㎡，包括非耕13㎡，旧宅67㎡，同时载明是原房处改、扩； 7、房屋初始登记申请表，拟证明原告何元芳所谓另有80㎡宅基地建房144㎡不是事实，初始登记申请表载明土地证号南顺土资（2007）农建字11号，即何元芳和刘定强申请改扩建的批准文件，所谓80㎡宅基地，是包括旧宅67㎡和非耕13㎡。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不可能有两处，按照审批手续，原告应当是在原处建房； 8、拆迁公告，拟证明是按照一个产权户为一户，对补偿方式、标准等进行了明确说明，在公告通知的期限内，何元芳和刘定强向拆迁指挥部提供了相关证件，拆迁指挥部也对其产权面积进行了认定； 9、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拟证明原告何元芳与第三人刘定强于2014年6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但2014年8月4日产权认定时，并未因为二人离婚，就不对何元芳的产权面积进行认定，在公告发布时就已经说明，是按照一个产权户进行认定，二人并未分户，在认定时对家庭户三人的面积均予以了认定； 10、谈话记录、照片，拟证明拆迁指挥部向何元芳明确说明，其在产权认定时未交齐所有资料，同一处宅基地有两个产权手续，一个老手续67㎡和一个根据老手续改建的80㎡，拆迁补偿协议认定的是老产权67平方米，如果资料齐全，是应该按照改扩建的新产权认定； 11、拆迁补偿协议、土地建设手续面积确认审核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购房补贴、货币安置补偿奖励发放表，拟证明刘定强母亲谌素珍、父亲刘太全是另外认定的产权面积，也获得了补偿，并未在给何元芳、刘定强、刘某认定的67㎡面积之中。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1组证据，证明被补偿人是第三人，与原告房屋是两个独立的产权，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也没有得到补偿;2组证据，第三人的土地使用证的发证时间是1993年，但是这套房子在1985年之前就修建了，何元芳只有居住权并没有所有权;3组证据，登记的土地使用者是刘定强，只能证明该房屋是刘定强所有;4组证据，对老房子的登记，不能证明原告对房屋享有所有权；5组证据，宅基地申请书的时间是2006年，原来的房屋是从老房子分的一部分，不能满足居住所需，无法拆除或者改建，只能重新修建，村委会的意见是同意修建；6组证据，67平方米的写法，是被告理解错误，只能认定是刘定强所有，与原告没有关系；7组证据，初始登记申请表没有异议，房屋是新建并不是改建，原告享有合法的所有权；9组证据，拆迁公告之前原告与第三人就离婚了，所以补偿只补偿了第三人，并没有补偿原告；8组证据，离婚协议书的效力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9组证据，谈话记录中，原告一直表明没有得到补偿，在拆迁中已提交了所有的证明给拆迁指挥部；10组证据，第三人的母亲得到的补偿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拆迁对象是第三人一人，也只补偿了第三人一人。原告2010年10月向国土局和街道办的申请书，是申请另行批准宅基地，不是在原宅基地改扩建。 第三人刘定强同意原告的意见。 第三人刘定强提供以下证据：1、地面构（建）筑物拆除证明，拟证明第三人的房屋已被拆除；2、收件登记表，拟证明第三人的证件已被拆迁部门收件；3、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土地的使用者是刘定强，发证时间是1993年，原始记录是1985年，刘定强与何元芳结婚之前个人拥有了宅基地，原告的房屋没有补偿；4、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被拆除的房屋只有第三人的67平方米，第三人获得的补偿款中不包含原告的，原告并没有得到补偿。 对第三人的证据，原告方均予以认可。 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同其证明观点。 因案涉被强拆房屋涉及征地拆迁，因此本院要求被告区政府就案涉房屋若作为合法建筑按强拆政策应当享有的补偿金额向本院提供依据，被告向本院补充提供一份《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第二期）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制表时间2019年8月30日），就原告应享受的补偿金额计算为973707.20元，该金额包括对原告被拆房屋的货币补偿款、搬迁奖励、购房奖励。其中货币补偿款中项下附属设施补偿费含空调移机费400元。 原告对该证据认为符合2014年征地拆迁政策，但由于原告房屋被强拆是2017年底，应当按照被强拆时的标准进行赔偿，同时要求进行产权调换安置。 第三人刘定强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原告就补偿标准亦向本院补充提供了两份证据，即《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三期）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复印件和《南充市顺庆区清泉坝棚户区改造三期房屋拆迁项目周边区域普通高层电梯住宅商品房区域评估价格公示》，以证明其被拆房屋单价达10000余元每平米。 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案涉房屋不属同区域，不具有关联性。 第三人刘定强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 本院根据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地证明了案件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除原告提交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认定外，其余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何元芳与第三人刘定强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9年10月1日结婚。 1992年3月，刘定强提出建房用地申请，当时共有农业人口3人（户主刘定强、妻子何元芳、女儿刘某）。1992年8月20日，其取得建房批复（《南充市国土（92）农函字0959号农民建房用地批复》），同意其在旧宅基地中67平方米建房。1993年南充市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0号），载明共有使用权面积为147.00平方米，分摊面积为67.00平方米。 1992年3月，刘定强之母谌素珍提出建房申请，当时共有农业人口2人，1992年8月20日，其取得建房批复（《南充市国土（92）农函字0967号农民建房用地批复》），同意其在旧宅基地中80平方米建房。1993年南充市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1号），载明共有使用权面积为147.00平方米，分摊面积为80.00平方米。 上述两处土地，刘定强及其母谌素珍所建房屋共计勘丈面积为83.50平方米。 2006年10月25日，何元芳向国土部门提出申请，以滑坡导致房屋屋基变形为由申请改建。2007年4月9日，南充市国土资源局顺庆分局作出批复（《南顺土资（2007）农建字11号》），该批复同意其占用旧宅基地67平方米、新增13平方米，共计在原址上改扩建80平方米。 后刘定强、何元芳并未拆旧改建，而另择宅基地修建了案涉房屋，并于2009年12月15日办理了南房权证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是何元芳、刘定强，房屋坐落于顺庆区，建筑面积144平方米，土地状况一栏中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划拨”，附记一栏里载明“土地性质：集体”。经核查该房产证的办证档案，其档案中办证的依据包括《南顺土资（2007）农建字11号》批复。 2014年6月6日，刘定强与何元芳协议离婚，约定登记在刘定强名下的67平方米房屋归刘定强所有，婚后夫妻共建的144平方米房屋归何元芳和其女刘某所有。 2014年6月26日，顺庆区政府发布《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公告》，决定对舞凤街道办事处清泉坝社区3、4、10组，将军路社区5、6、7、8组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地面建（构）筑物实施拆迁。实施单位为南充市顺庆区清泉坝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补偿具体按照《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二期）》进行。原告主张的案涉房屋、第三人刘定强及其母谌素珍的房屋均位于拆迁范围内。 2014年8月5日，基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0号），拆迁指挥部与刘定强签订《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协商确定了对座落于舞凤镇6村6组的面积为120.60㎡被拆迁房屋（即刘定强93年即建修的老宅中一部分）货币补偿的费用。协议签订后，刘定强领取了安置补偿款，该房屋被拆除。 2015年10月8日，基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舞凤集建【1993】字第03901号），拆迁指挥部与谌素珍签订《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协商确定了对座落于舞凤镇6村6组的面积为144.00㎡被拆迁房屋（即刘定强93年建修的老宅中剩余部分）货币补偿的费用。谌素珍领取了补偿款，该房屋亦被拆除。 2017年12月17日，案涉房屋被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该强拆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顺庆区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一并提起本行政赔偿诉讼。 同时查明，拆迁指挥部系顺庆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 再查明，庭审中原告对其赔偿请求予以了明确，其赔偿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涉被拆除房屋按照清泉坝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进行还房，即按拆迁安置政策进行赔偿；二是按政策支付安置费和过渡费；三是对室内物品包括音响、彩电、空调等电器按价值赔偿。 再查明，本院已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川13行初31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顺庆区政府对原告案涉房屋进行强拆的行为违法。 为查明案涉房屋按征收政策应获得的补偿金额，本院要求被告相关补偿金额计算依据。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第二期）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制表时间2019年8月30日），载明原告应享受的补偿金额计算为973707.20元，该金额包括对原告被拆房屋的货币补偿款、搬迁奖励、购房奖励。其中货币补偿款中项下附属设施补偿费含空调移机费400元。 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已为本院作出的（2018）川13行初3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因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原告如何进行赔偿。 首先，案涉房屋原告修建时，审批面积是80平方米，其中旧宅67平方米，非耕地13平方米，建房位置是原房处，建房性质是改、扩建，但原告实际在修的过程中，并没有在原房初扩建，而是另外占地80平方米修建了该房屋，因此较实际批准建房占地多出了67个平方，所以从建房过程来看，原告的建房存在批准与修建不一致的情形。但本案中，原告确实就案涉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而该证至今未被撤销，那么既然能够办理房产证，且在有权机关作出原告房屋是违法建筑的认定之前，就只能认定原告对该房屋享有合法产权，并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应当对该房屋进行赔偿。至于在本案中反映出的对原告及刘定强、谌素珍安置存在的问题，由可拆迁部门另行处理。 其次，关于如何赔偿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案涉房屋因被告的强拆行为已经灭失，原告无法就其房屋价值提供相应证据，因而被告应就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因案涉房屋涉及征地安置补偿，对原告的赔偿应不少于原告就案涉房屋因征地安置补偿所获取补偿金额，可以该金额确定原告被强拆房屋的价值。根据被告区政府提供的《南充市清泉坝棚户区改造（第二期）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发放表》（制表时间2019年8月30日），对原告的补偿金额为973707.20元，其中包含了对原告房屋的补偿以及临时安置费和搬迁奖励等，因对原告的房屋被告是按货币安置进行补偿，并无过渡费，对原告要求支付过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原告房屋被强拆，空调已灭失，无移机费，因此对该金额中空调移机费400元予以剔除，对空调灭失的损失在室内财物损失中一并考虑。综上，对原告的房屋灭失的损失确定为973307.20元。 关于原告提出的室内财产损失的问题，关于原告提出的其他室内财物损失的问题，由于原告未就该部分损失提供证据，具体金额无法确定。但考虑到原告无法举证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因而对于原告的该部分损失，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酌情考虑5万元。 虽然原告在其诉讼请求中未主张损失的利息，但考虑到原告主张损失包含了房价上涨因素，方未主张利息，因此本案若按强拆时的房屋价值计算损失且不计算利息，将无法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因此，对损失的利息应予计算。关于利息计算的起算时间，应以被告强拆时间即2017年12月17日作为起算点，算至损失款付清之日至，关于利息标准问题，在目前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类比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体规定，来衡平赔偿标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规定，违法损害赔偿金应当计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向原告何元芳支付赔偿金1023307.20元，并从2017年12月17日起计算资金利息，算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标准按本判决生效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二、驳回原告何元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庄 娟 审 判 员 石 炜 人民陪审员 曾 胜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蒲思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