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5529号原告：何健辉。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昌，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侯晋东。原告何健辉与被告侯晋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健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被告侯晋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健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粤Ａ×××××号小型轿车车辆维修费15870元和车辆损失4130元，合计20000元。庭审中，原告何健辉变更本案诉讼请求为：1.被告赔偿原告粤Ａ×××××号小型轿车车辆维修费15298元；2.被告赔偿原告粤Ａ×××××号小型轿车车辆贬值损失费、拖车费、代步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02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日凌晨1时21分，被告驾驶粤Ｅ×××××号小型轿车途经新光快速大石路段与原告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发生追尾事故。该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阳光保险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理赔，原告与被告多次沟通未果，最终协商不成，原告遂起诉。另，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剩余20000元款项，被告承诺予以支付，并于2019年1月30日向原告出具欠款条，且约定了还款时间、具体金额，但至今被告仍未支付。被告侯晋东辩称，一、其个人从来没有处理过车险方面的事情，遇到事情都是由其从事保险行业的朋友周某帮忙处理。事发后其第一时间联系周某，但周某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其记不清楚其车辆在哪家保险公司投保保险，故其联系了经常帮忙修车的罗某帮忙处理，因其没有钱，其当时向罗某借了10000元，并于当日凌晨转账支付给原告。事发第二天其联系到周某后经过沟通，周某告知其车辆投保保险的保险公司，并让其向保险公司报案，及安排人到罗某修理厂拖车，因其需要向罗某返还前一天借款10000元和支付拖车费等费用3000元，合计13000元，该款由周某借款给其，其再支付给罗某修理厂。此后保险理赔事宜均由周某跟进协助处理。后保险公司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调查不予赔付，由周某垫付律师费5000元进行起诉，后期诉讼及保险赔款处理均由周某协助处理，接收保险理赔款的账户由周某保管。二、事发后在事故现场，其与原告打算私下解决，原告提出要求赔偿30000元，其当时心想原告的损失其是需要赔偿的，且其不想耽误第二天的工作，其同意原告该赔偿要求，但后经到医院检查，原告伤情无大碍。其之所以后来写下《欠款条》，是因为原告称其不写的话，原告就会起诉，其不希望走诉讼程序，故其写下《欠款条》，同意分期支付款项给原告，后由于其经济困难没有按期付款，现原告提起诉讼，其只同意赔偿原告的车辆维修费，且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后，剩余其只需支付原告5298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双方当时没有约定支付，原告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其不同意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日01时21分许，在广州市番禺区新光快速路大石地铁站B出口路段，侯晋东驾驶的粤Ｅ×××××号小型轿车与何健辉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何健辉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侯晋东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何健辉无责任。事发时，粤Ｅ×××××号小型轿车登记所有人是秦某，该车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险人是侯晋东。粤Ａ×××××号小型轿车登记所有人是何健辉。本案庭审中，侯晋东陈述称，粤Ｅ×××××号小型轿车由秦某抵押给金融公司，由于秦某没有还款，金融公司于2016年将该车作价80000元转让给其，之后该车由其支配使用和投保保险，事发时其是该车实际所有人，由于保险单由其朋友周某持有，其不清楚商业险投保情况。事发后当日，侯晋东与何健辉口头达成赔偿协议，由侯晋东向何健辉赔偿30000元。同日，侯晋东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给何健辉，余下20000元至今未付。事发后，经保险公司定损，确定粤Ａ×××××号小型轿车事故修复费用为15298元。何健辉于2017年12月24日向修理厂支付粤Ａ×××××号小型轿车维修费15298元，取得相应发票，并根据侯晋东指示将发票提交给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申请保险理赔。粤Ｅ×××××号小型轿车因事故修复产生维修费46044元，于2018年4月2日开具相应发票。2018年7月20日，侯晋东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保险公司赔偿粤Ｅ×××××号小型轿车和粤Ａ×××××号小型轿车上述维修费合计61342元。经本院调解员主持调解，侯晋东与保险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保险公司同意于2018年8月31日前一次性赔偿侯晋东粤Ｅ×××××号小型轿车和粤Ａ×××××号小型轿车维修费等共计55000元；二、侯晋东放弃其余诉讼请求，并不得再就本次交通事故追究保险公司任何民事赔偿责任；三、本调解协议自各方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经侯晋东和保险公司申请司法确认，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制作（2018）粤0113民特102号民事裁定，确认上述调解协议有效。2018年8月27日，保险公司依照上述调解协议向侯晋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5000元。2018年11月6日，何健辉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晋东、秦某赔偿其事故损失。双方经诉前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以（2019）粤0113民初3232号立案，后因何健辉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裁定该案按何健辉撤回起诉处理。2018年12月12日、同年12月16日，何健辉与侯晋东通过微信聊天协商确定，就侯晋东应支付给何健辉的余下欠款20000元，由侯晋东于2019年1月、2月每月向何健辉还款5000元，2019年3月向何健辉还款10000元。2019年1月30日，侯晋东向何健辉出具《欠款条》，确认侯晋东欠何健辉20000元，2019年1月、2月各归还5000元，余下10000元2019年3月归还。因侯晋东未按期付款，何健辉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庭审中，双方确认，何健辉事发后当日到医院治疗，使用了侯晋东医保卡就诊及付费。侯晋东陈述称：事发当日其同意向何健辉赔偿30000元，是因为其知道其是要赔偿何健辉损失，且其不想耽误其第二天的工作，因其没有钱，其在当日向修理厂罗某借款10000元用于支付给何健辉，并向罗某支付粤Ｅ×××××号小型轿车拖车费3000元，之后其朋友周某向其支付了13000元，其将事故后续事宜全部交由周某处理，粤Ｅ×××××号小型轿车维修费也由周某支付给修理厂，因保险公司拖延理赔，其对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故由周某聘请律师代其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两车维修费，上述调解协议确定保险公司赔偿的55000元是两车维修费打折后的赔偿数额，具体理赔项目及其金额其不清楚，其将其银行卡交付给周某，保险公司支付的理赔款由周某收取，其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事发至今其除了用医保卡支付何健辉事故当天医疗费，并支付何健辉10000元及支付修理厂粤Ｅ×××××号小型轿车拖车费3000元外，其没有就本案交通事故支出过其他费用，虽然双方约定由其赔偿何健辉30000元，但该30000元过分高于何健辉实际损失，事发当日检查结果显示何健辉并无大碍，且其同意支付30000元并立下《欠款条》是有条件的，该条件就是何健辉不要起诉，但何健辉既然提起了诉讼，其只同意赔偿何健辉剩余车辆维修费5298元，在何健辉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其不同意赔偿何健辉主张的其他损失。何健辉回应称：事发当天，双方均不清楚修复车辆费用，但从碰撞现场可知车辆受损严重，双方达成合意，由侯晋东向其支付30000元，包含了车辆维修费及车辆贬值损失等费用，后粤Ａ×××××号小型轿车于2017年12月进行维修，维修费为15298元，侯晋东在已经了解到该车维修费只有15298元的情况下，侯晋东仍承诺向其支付30000元，可见是侯晋东的自愿行为，且《欠款条》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侯晋东未按照约定时间付款，并多次推脱称是因为其起诉不愿意依约付款，有违诚信，其是因为侯晋东未按期支付且一直拖延推诿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本案基于其与侯晋东达成的协议起诉要求侯晋东支付余下欠款20000元，其明确不要求秦某和保险公司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正是因为其基于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起诉，故其未向侯晋东提交拖车费、车辆贬值损失等相关单据，事发于凌晨，其当天通知拖车将车辆拖到修理厂进行维修，拖车费收取较高，由于时间长，拖车费金额其不记得了，相关票据找不到了，事发当天其到医院治疗后在家休息了一周，之后没有再就诊，粤Ａ×××××号小型轿车从事故现场直接拖到修理厂后，至2017年12月24日修复完毕，维修期间其租车使用也产生了租车费用，且事故导致其出售粤Ａ×××××号小型轿车时贬值很多，侯晋东应当按照《欠款条》约定向其支付款项，且侯晋东在2019年4月仍微信告知其可以在2019年5到6月支付完款项，并要求其提供接收款项的银行账户，可见侯晋东一直是认可《欠款条》确定金额的。侯晋东确认，其在2019年4月向何健辉承诺5月到6月付清20000元，并取得何健辉接收款项的银行账户信息，但侯晋东称何健辉需举证证明其是否确有必要租车使用并产生租车费用等。侯晋东提交其2017年12月1日微信账单显示，02时34分其收到来自备注为“小罗修车”的转款10000元，02时47分其向何健辉转款10000元，14时12分其收到备注为“ZZ”的转款13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有交警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认定侯晋东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何健辉无责任。本案中，侯晋东与何健辉在事发后当日就何健辉事故损失赔偿达成一致协议，由侯晋东向何健辉赔偿30000元，侯晋东已于同日支付何健辉10000元，并就余下20000元于2018年12月16日与何健辉达成分期付款的合意，且于2019年1月30日立下《欠款条》确认前述分期付款详情。现何健辉依据双方协议及《欠款条》向侯晋东主张赔偿余下欠款20000元，侯晋东以《欠款条》以何健辉不向法院提起诉讼为条件，且何健辉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达到双方约定的30000元为由，拒绝向何健辉支付超出车辆维修费的其他费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事故现场达成30000元的赔偿协议，此时何健辉的车辆损失等事故损失尚未确定，侯晋东对此明知，侯晋东称其基于其需要赔偿何健辉的事故损失及为不耽误其第二天的工作而同意何健辉提出的赔偿要求，该原因不构成法律上规定的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可见同意向何健辉赔偿30000元是侯晋东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后经保险公司定损及维修，何健辉于2017年12月24日实际支出车辆维修费15298元，并根据侯晋东指示向保险公司提交维修费发票申请保险理赔。侯晋东称其因保险公司拖延理赔，其对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在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侯晋东应当知晓何健辉实际支出的车辆维修费。侯晋东于2018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向其赔偿两车维修费，并在诉讼中与保险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向侯晋东赔偿两车维修费，保险公司已依调解协议向侯晋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5000元，即使如侯晋东所述，前述诉讼由侯晋东朋友周某代为聘请律师提起，保险公司赔偿款项实际由周某收取，侯晋东对该次诉讼行为及款项赔付情况均是知晓的，侯晋东是否实际收到保险公司赔偿款均不影响其对何健辉应负的付款义务，侯晋东在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了包括何健辉车辆维修费在内的赔偿款后未向何健辉支付何健辉车辆维修费，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其次，何健辉于2018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晋东赔偿事故损失，至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裁定按何健辉撤回起诉处理的期间，侯晋东于2018年12月仍向何健辉承诺支付余下赔偿款20000元，并于2018年12月16日与何健辉达成分期付款的合意及于2019年1月30日立下《欠款条》确认欠款20000元和分期付款，可见该次协议是双方在何健辉已经提起诉讼的过程达成的，即使侯晋东主张其立下《欠款条》的条件是何健辉不提起诉讼成立，何健辉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院裁定按何健辉撤回起诉处理，应视为所附条件成就，但侯晋东未按《欠款条》约定付款，侯晋东行为构成违约。再者，何健辉因事故修复车辆实际支出维修费15298元，结合保险公司定损明细，可知何健辉车辆受损较为严重，何健辉主张因此造成其车辆存在一定贬值损失，符合常理，同时车辆维修期间长达20多天，何健辉主张其因此产生维修期间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事故发生于凌晨一点多和侯晋东称其支付了其驾驶车辆拖车费3000元的事实，何健辉主张其支出较高的拖车费，合理。即使何健辉未对其主张的车辆维修费之外的其他损失举证证明，从上述《欠款条》订立经过及时间来看，《欠款条》订立时侯晋东应当知晓何健辉的事故损失及其所举证情况，侯晋东仍同意按双方协议向何健辉支付余下欠款20000元，故本院不予认定《欠款条》在订立时显失公平，且侯晋东在《欠款条》约定付款时间届满后仍于2019年4月向何健辉索要银行账户，并承诺于2019年5月至6月付清20000元，侯晋东该行为表明其放弃撤销权。综上，本院认为，侯晋东与何健辉自愿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现没有法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且侯晋东在何健辉第一次提起诉讼的过程中向何健辉出具《欠款条》承诺分期付款，并在付款期限届满后仍向何健辉索要银行账户再次承诺付款的行为，已经表明侯晋东放弃撤销权，侯晋东在本案中拒绝付款，有违诚信，故何健辉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主张侯晋东向其支付赔偿款2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侯晋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何健辉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原告何健辉已预交），由被告侯晋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