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2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海景东路108号。法定代表人：毕海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强，山东问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山东问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河屯村。法定代表人：陈建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运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2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福运德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决福运德公司赔付华海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9万元，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福运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本诉部分。一审判决认定“期间一直由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负责接油对数，以及不定期核对油款数额，长期以来华海公司持续付款，从未对福运德公司持刘新通签字确认的油款对账明细及油品接卸单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刘新通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及油品接卸单能够真实反映双方交易往来的具体情况”错误。刘新通仅是华海公司的普通油库管理人员，且油库管理员不止刘新通一人，华海公司仅授权刘新通在油品接卸单上签字，以确认油品的数量，从未授权刘新通与福运德公司对账，对账须由华海公司财务人员根据油品接卸单的情况进行。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法庭通过电话形式向刘新通了解情况，刘新通本人仅承认交易接卸油单由其签字，但刘新通此时并未见到福运德公司提交的油品接卸单材料，且刘新通在电话中也提到“打款的单都不是我签的”。福运德公司提供的华海公司账目明细表中均没有华海公司盖章确认，其中2015年4月23日的账目明细中也未出现华海公司的名称，而仅有刘新通个人签字。但华海公司与福运德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加盖了华海公司的公章，可以确认在与福运德公司商业往来中，涉及华海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华海公司十分重视，会以加盖公章的形式予以确认。上述对账明细中均未出现华海公司的公章，对账仅是刘新通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华海公司。福运德公司一审提交的用于证明其主张货款的主要证据油品接卸确认表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提交原件，2015年12月28日的油品接卸确认单没有签字，2015年4月7日的油品接卸确认表有蓝、黑两种笔迹，存在人为改动的情况，其他可以提供原件的部分油品接卸确认单中的签字，并非刘新通本人所签，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时华海公司曾申请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却直接对华海公司作出不利推断，甚至对没有任何签名或涂改或未记载日期的接卸单也直接推断称“也均属于交易中正常概率情况下会发生的疏漏或更正”。华海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本诉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在对基本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认定，判决结果有失公允。2.关于反诉部分。一审判决认定刘新通与华海公司构成表见代理错误。华海公司从未授权刘新通与福运德公司对质量存在问题的燃油造成的损失进行协商，对刘新通的行为也不予追认。福运德公司与刘新通就问题燃油造成的损失进行协商，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从福运德公司一审提交的2014年6月20日的证明和销售协议可以判断，在涉及华海公司权利义务处分的情况下，均由华海公司加盖公章进行确认，福运德公司对此也知情。福运德公司明知其所供应的燃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已经给多艘渔船的船东或经营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明知因问题燃油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渔船船东或经营人会要求华海公司进行赔偿，明知华海公司将因此遭受经济损失，也应该能够预想到，华海公司会要求福运德公司对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同时也应该能够预想到因其提供的多达1622吨问题燃油给渔船造成的损失绝不仅仅是将问题燃油抽出，并简单给每个船东几吨燃油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据证人王某1（王某2）陈述，福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国还企图收买王某1（王某2）为其做伪证。从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出问题燃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极其严重的。福运德公司在明知华海公司因其提供的问题燃油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委托专业律师为其精心设计协议书，并在刻意隐瞒华海公司的情况下，通过让毫无法律意识的油库管理人员刘新通与其签署所谓的2016年8月10日协议书，以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福运德公司明知对问题燃油造成的损失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涉及到华海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不同于华海公司油库的某项具体业务的签字确认，华海公司会非常重视，并最终通过加盖公章的形式进行确认，但在明知刘新通没有权利就此代表华海公司与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与之签订协议，主观上存在恶意。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刘新通私自与福运德公司签订所谓赔偿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进而认定对华海公司具有约束力错误，有失公允。同时，一审判决认定“华海公司提供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无法排除对华海公司在2016年5月应止损时点之后又继续出售问题燃油，从而扩大损失的合理怀疑”错误。华海公司认为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仅根据其推断的利害关系以及怀疑的扩大损失就认定华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一审反诉主张具有客观合理性以及因果关系背离公平审判原则，对华海公司不公平，且一审判决推断的内容明显采用不同的标准。3.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王某1（王某2）的损失问题以及华海公司支付给相关渔船船东赔偿款的认定错误。一审判决采信了王某1（王某2）遭受损失，同时也采信了华海公司向王某1（王某2）之外的有关渔船船东支付赔偿款的电子回单，在两者无任何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却将华海公司向其他渔船船东支付的具有付款凭证的79万元，在扣除41.5万元的基础上，作为认定华海公司支付给王某1（王某2）的合理损失，华海公司无法理解。一审判决是基于何种事实与法律依据作出该认定，显然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华海公司既向王某1（王某2）以抵加油款的形式赔付了100万元，同时也向有关渔船船东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尚有渔船船东的赔偿款没有付清，另外还有部分渔船船东尚未达成赔偿协议。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错误，本案并不存在适用该规定的情形。福运德公司在主观上并非善意，而是违背双方交易习惯，明知就燃油质量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华海公司实体权利的处分，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无权代理而私下与之签订赔偿协议，并不符合上述条款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前提条件不存在，刘新通与被上诉签订协议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款作出判决错误。福运德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对本诉部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华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并无证据支持，应当维持本诉部分的判决。事实和理由：从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以及刘新通与福运德公司之间具体办理买卖油品交易的惯例，可以证明刘新通是华海公司具体负责油品买卖的人员，刘新通的所有行为后果应当由华海公司承担。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刘新通在与福运德公司买卖交易过程中所有的签字证明，均明确了相关的交易事实，根据对账单和相关的交易明细以及油品接卸单，均能证实所有油品买卖数量、金额和付款的数额完全一致，足以证明华海公司欠款351万元的事实。2.一审判决对反诉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本案系福运德公司与华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华海公司与船东之间发生的油品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的范围。一审期间华海公司提交的相关船东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因油品质量问题与其达成相关协议以及赔偿，福运德公司认为均属于华海公司在诉讼期间与相关船东串通所作的伪证。本案双方因质量问题所产生的纠纷已经达成赔偿协议，并且已经予以履行。如果不存在赔偿协议履行的事实，那么自2016年8月至福运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华海公司一直连续付款700余万元，并且从未提出赔偿异议，也没有相关船东向福运德公司提出相关索赔的要求，足以证实双方关于质量赔偿协议已经处理完毕。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赔偿协议中注明的王某1（王某2）损失待以后协商处理，但是，华海公司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主张过王某1（王某2）的相关损失。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就王某1（王某2）的相关损失予以审理是不妥当的，因为王某1（王某2）的相关损失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予以确认，华海公司与王某1（王某2）签订的所谓赔偿协议并没有事实可以证明，福运德公司也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已经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华海公司的利益，支持了其部分主张。福运德公司为了案结事了避免诉累，及早处理纠纷而没有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公断。福运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支付货款3519789.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海公司承担。华海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福运德公司赔偿华海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9万元及利息；2.判令福运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运德公司系法定代表人陈建国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成立，主要经营燃油的生产和销售等。在福运德公司成立之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国个人也一直经销燃油。华海公司在福运德公司成立之前即与陈建国存在油品供应业务往来。福运德公司成立后，与华海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销售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甲方（福运德公司）向乙方（华海公司）供应燃油，甲方提供的燃油在质量方面必须达到船用燃油标准，乙方不论什么时间要求提供油品，甲方都要及时、保质保量的送到指定地点；如乙方停止进油超过30天，必须结清所欠货款，若乙方超过30天未结清欠款，需按所欠款总额计算，按月息1分交纳滞纳金；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合同期满后需结清所有欠款，双方如继续合作，需重新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福运德公司开始按华海公司要求长期供油，每次供油均制作《油品接卸确认表》，该表上主要载明接货单位、送油车号、油品单价、原发数量、实收数量（包括毛重、皮重、净重），接收人签字处均由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签字确认。同时华海公司不定期付款，福运德公司也不定期与华海公司进行对账，每次均由刘新通在福运德公司出具的财务明细页上签字确认。具体情况如下：销售协议签订前，华海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出具欠款证明一份，自认截至该日尚欠福运德公司货款金额为15202789.8元。销售协议签订后，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于2015年4月23日在福运德公司出具的账务明细上签字确认：2014年10月27日-2015年4月22日福运德公司供油10409.1吨，总金额为42366874.8元，2014年7月14日-2015年4月20日华海公司共计付款4860万元，截至2015年4月22日华海公司尚欠货款8969664.6元。2015年11月6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福运德公司出具的账务明细上签字确认：2015年7月10日-2015年11月6日,福运德公司供油5313.06吨，总金额为15988672.5元，2015年7月10日-2015年11月6日华海公司共计付款1200万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华海公司尚欠货款12958337.10元。2015年12月31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福运德公司出具的账务明细上签字确认：2015年7月10日-2015年12月31日,福运德公司供油10717.45吨，总金额为31233530.3元，2015年7月10日-2015年12月31日华海公司共计付款19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华海公司尚欠货款21203194.9元。2016年1月26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福运德公司出具的账务明细上签字确认：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26日,福运德公司供油946.26吨，总金额为2487887元，2016年1月13日-2016年1月26日华海公司共计付款1200万元，截至2016年1月26日华海公司尚欠货款11691081.9元。2016年2月15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表（客户回传）》中签字确认：收货114.3吨，单价为2350元/吨，货款为268605元。2016年5月25日-5月30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表（客户回传）》中签字确认：收货1185.28吨，单价为2510元/吨，货款金额为2975052.8元。2016年5月31日-6月8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表（客户回传）》中签字确认：收货1703.86吨，单价为2500元/吨，货款金额为4259650元。2016年8月30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表（客户回传）》中签字确认：收货79.5吨，单价为2500元/吨，货款金额为198750元。此后双方再未发生交易。上述2016年2月15日到2016年8月30日期间发生的货款总额共计为7702057.8元。在此期间，福运德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至6月28日期间所供船用燃油因燃油配比出现问题导致发生了油品质量问题。2016年8月10日,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以华海公司（乙方）名义，与福运德公司（甲方）签订赔偿协议一份，内容为：一、2016年3月17日至6月28日期间甲方供油170386吨，其中1622吨发生质量问题，乙方退回存在质量问题的油品，甲方更换为合格油品，同时支付乙方抽油费用81100元，并赔偿乙方船用燃油166吨；二、甲乙双方对该批燃油的质量争议一次性了结，再互不追究，除该批燃油之外，双方买卖的其他燃油未发生质量问题，双方没有争议；三、本协议作为双方对燃油质量问题的最终处理意见，如有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该协议中刘新通在乙方签字处签字确认。同时根据2016年8月10日达成的协议，双方制作了《包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损失明细》，刘新通在《包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损失明细》中签字确认，该明细中载明了华海公司将福运德公司包赔166吨燃油的分配情况，获赔船东有张永卫、王云路、张海威、范连海、隋（随）之（志）浩、周通、毕明荣、周景涛、卢保聚、王新建、于忠文、王纪军、张永杰、刘文杰、木（慕）志刚、马传鹏、范玲燕、王某1共计18人，除王某1外，其他每人对应的包油数量一栏中均记载了数据，王某1对应一栏中记载为“待以后处理”。该明细最下方同时注明：1、此次索赔的油品质量问题日期为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6月28日期间发的油；2、2016年3月17日之前及2016年6月28日以后供的油从未发生质量问题；3、此表不包括王某1船，待以后协商解决；4、本次油品的质量问题索赔后三方都认可，以后无异议。刘新通在该明细上“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经办人”处签字确认。包油船东未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在退油过程中，福运德公司支付了81100元抽油费用，华海公司实际退回油品1822.39吨，福运德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16日实际更换油品共计1959.05吨，差额为136.66吨，单价为2500元/吨，刘新通在记载上述换油数量情况的小单上签字确认。2016年，华海公司自1月26日对账后付款880万元；2017年，华海公司付款600万元；2018年2-3月，华海公司付款100万元。在不考虑扣除2016年8月10日赔偿协议中约定作为赔偿的166吨燃油款的情况下，现华海公司欠付福运德公司油款3934789.7元（11691081.9元+7702057.8元+136.66吨×2500元/吨-880万元-600万元-10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福运德公司提交了每份账务明细账目对应期间所有的油品接卸单，除2015年12月18日接卸单上没有刘新通的签字外，其他均签有“刘新通”名字。质证过程中，华海公司以部分油品接卸单为复印件，或者虽为原件但其上签字非刘新通真实签字，或者个别油品接卸单上无接收人签字或者存在人为改动等为由提出异议，同时申请对其不认可刘新通真实签字的接卸单上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经核对查实，福运德公司提交该宗油品接卸单能与每份账务明细账目对应期间供油情况相吻合。对于华海公司在燃油质量事故发生后持续付款以及赔偿协议效力的问题，华海公司主张：华海公司对福运德公司私自与刘新通签署赔偿协议之事不知情，华海公司是在福运德公司起诉到法院后，从法院获得所谓的赔偿协议。发生燃油质量问题后，双方确实就受损船东的赔偿问题进行过协商，当时福运德公司称会与华海公司共同来解决受损船东的损失，但之后福运德公司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处理。而福运德公司明知刘新通仅是华海公司一名油库工作人员，也明知刘新通没有取得华海公司的授权却与其签署赔偿协议。因此赔偿协议对华海公司无法律约束力。福运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从双方发生交易以来，福运德公司一直与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交接燃油，对账油款，并依据刘新通签字确认的对账明细向华海公司索款，华海公司持续付款，从未提出异议。福运德公司并不知道华海公司将燃油都卖给了哪些船东，赔偿协议所附《包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损失明细》也是刘新通提供给福运德公司。福运德公司在免费更换油品的基础上，又按照华海公司的要求额外补偿166吨燃油，因质量问题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且赔偿协议是在油品出事后2个月才签订，船东损失应当已经充分反映给了华海公司，尤其在赔偿协议签订后华海公司又持续付款700万元。所以福运德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刘新通是在华海公司的授意下处理赔偿事宜，因此赔偿协议对华海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华海公司为证实其反诉请求，提供华海公司与慕志刚（协议赔偿5吨燃油、包产损失30万元）、张永杰（协议赔偿8吨燃油，包产损失20万元）、李振华（协议赔偿5吨燃油，包产损失23万元）、隋之浩（协议赔偿8吨燃油，包产损失40万元）、毕明波（协议赔偿10吨燃油，包产损失45万元）、梁传军（协议赔偿5吨燃油，包产损失27万元）、于国敬（协议赔偿10吨燃油，包产损失60万元）、肖军庆（协议赔偿5吨燃油，包产损失24万元）、王某2（即王某1，协议赔偿28吨燃油，包产损失100万元）分别签订的赔偿协议。上述协议全部在2019年9月以后签订，其上分别载明华海公司因福运德公司油品质量问题向上述船东赔偿的合格燃油吨数、包产损失的金额，同时后附结合损失情况整理的包产损失赔偿明细。另外还附有对上述个别船东支付损失赔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回单显示已付李振华15万元、隋之浩20万元、梁传军14万元、于国敬30万元，合计79万元。对于王某2的损失，华海公司主张其已经以油抵顶，并提交抵顶油款的油品出库单四张，其上显示2016年1月13日出库燃油56840元，2016年3月19日出库燃油397925元，2016年3月28日出库燃油39163元，2016年4月30日出库燃油123369元，合计燃油60余万元。为证实上述赔偿的真实性，华海公司还提供王某1（王某2）、隋之浩、张永杰、慕志刚、毕明波、梁传军、李振华、肖军庆、于国敬九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除慕志刚因故未能出庭外，其余八名证人均出庭作证。该八名证人对华海公司提供的赔偿协议均认可属实，此外主要证实：大部分船东通过华海公司制造船舶，同时船舶也挂靠在华海公司名下，长期在华海公司所属码头上加燃油、汽、冰等物资，证人船舶动力从400左右马力散装船至1200马力冷冻船不等。王某1（王某2）的船舶于2016年3月加油出海，其余证人的船舶于2016年5月加油出海。所有证人的船舶均在加油出海一两日后即在海上发生燃油故障，船东第一时间即将事故情况告知华海公司。船舶经船员自行修理一两天无果后，主要靠其他船只拖航回到码头修复。大部分船舶从发生事故到修复再次出海的时间均在8-10天左右，当时快到6月休渔期，船舶抽换油后直接出海，直至2017年下旬9月以后才与华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赔偿数额全部根据船东修船误工天数估算工人工资、渔船产量损失、拖船费用等，再由华海公司与船东协商确定，没有任何费用或损失凭证，也没有经过诉讼或仲裁等司法确认方式予以确定，大部分船东的赔偿协议中赔偿数额均低于后附包产损失赔偿明细中整理的损失数额。其中王某1（王某2）与于国敬的船舶均为1200马力冷冻船，发生故障时二者均行使至浙江海域，但王某1（王某2）的船舶在事故发生后接近二十天才回到码头，后又支付拉坞费送到船厂修复，在休渔期前再未能出海，且王某1（王某2）陈述在赔偿协议签订后华海公司才开始用油抵顶约定赔款100万元，现已抵顶完毕；于国敬的船舶从故障发生到修复再次出海仅为10天左右，且未发生拉坞费，在码头即修复完毕。另查，王某1（王某2）以自己受损严重为由曾分别向福运德公司负责人陈建国与华海公司负责人毕海明主张过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福运德公司的本诉请求，福运德公司与华海公司自福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国个人经销燃油时就开始发生交易往来。期间一直由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负责接油对数，以及不定期核对油款数额，长期以来华海公司持续付款，从未对福运德公司持刘新通签字确认的油款对账明细及油品接卸单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刘新通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及油品接卸单能够真实反映双方交易往来的具体情况。虽华海公司对福运德公司提交的部分油品接卸单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宗油品接卸单能与每份对账明细账目对应期间供油情况相吻合。即使个别油品接卸单可能存在或未签名或涂改或未记载日期等瑕疵，也均属于交易中正常概率情况下会发生的疏漏或更正，不足以认定该部分油品接卸单对应的交易未发生。故被告申请对刘新通签字进行字迹鉴定并无实际意义，不予准许。据此应当认定除双方争议的赔偿协议所涉及的166吨燃油外，华海公司尚欠福运德公司燃油款3934789.7元（3519789.7元+166吨×2500元/吨）。对于华海公司的反诉请求，从查明的事实看，福运德公司向华海公司供应燃油，船东系从华海公司处加购燃油，福运德公司与华海公司之间形成了燃油买卖合同关系，华海公司又与船东之间形成了燃油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船东因从华海公司购买燃油出现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华海公司给予赔偿，华海公司赔付后可以依据合同关系要求福运德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从而实现追偿权。由此可见，华海公司的反诉损失实质上即为船东损失。在审查反诉损失时首先要解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原告提交的赔偿协议是否对被告产生法律效力。首先，在双方长期交易往来中，福运德公司一直与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对接卸油、对账等具体业务，其凭刘新通签字确认的接卸单、定期对账明细向华海公司索要油款，本案中无证据证实华海公司曾就刘新通签字确认的相关材料提出过异议。事实上华海公司也一直持续付款，甚至在刘新通与福运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后仍持续两年付款累计七八百万元。依据上述事实，结合交易惯例，福运德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新通的签字确认行为系华海公司授意而为。其次，通过华海公司提供证人的陈述可知，证人船东的渔船发生故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6年5月，加购问题燃油的船只很快即会发生主机故障而无法航行，船东也均第一时间将燃油问题反馈给华海公司，因燃油问题造成的损失期间基本均在8-10天左右。结合上述证人陈述的情况，按常理华海公司最晚在2016年5月就应明确知晓福运德公司所供燃油存在质量问题，从而应当停止继续销售该问题燃油。换言之，2016年5月应当为华海公司因问题燃油造成船东损失的止损时点，之后华海公司就不应明知燃油存在问题而继续销售，否则属于扩大损失，应自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在2016年8月10日签订赔偿协议时，因问题燃油造成损失的船东情况已经清晰形成。刘新通作为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同时也是为受损船东抽换燃油的直接负责人，其在事发后给予确认的受损船东名单真实程度较高，应当予以采信。而华海公司提供的出庭证人除王某1（王某2）、隋之浩、张永杰、慕志刚四人在赔偿协议后附受损船东名单中，其余包括华海公司提供与船东所签赔偿协议中记载船东在内的剩余大部分船东均不在受损船东名单。结合部分出庭船东证实渔船系挂靠在华海公司名下，索赔损失均系自行估算且与华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时一般都存在减少空间，两艘1200马力渔船使用问题燃油均行至浙江海域发生故障但主张的损失情况却相差较大，且王某1（王某2）陈述的以油抵损情况与华海公司提供的抵油单据明显不一致等情形。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华海公司提供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无法排除对华海公司在2016年5月应止损时点之后又继续出售问题燃油从而扩大损失的合理怀疑，故应当认定华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反诉主张损失数额具有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问题燃油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应当认定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以华海公司名义与福运德公司所签赔偿协议，构成表见代理，对被代理人华海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华海公司以其对刘新通签订赔偿协议不知情，以及签订该协议超越刘新通职权范围为由进行抗辩，理由不当，不予采纳。诚然，刘新通所签赔偿协议对华海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从后附受损船东明细的记载内容看，原告在协议签订时明知其给付燃油赔偿中不包括王某1（王某2）的损失，而比较出庭证人陈述的损失情况看，王某1（王某2）陈述的损失情况最为严重，且王某1（王某2）因此确实曾向本案当事人均主张过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合意该赔偿协议处分的是除王某1（王某2）之外受损船东的损失。对于王某1（王某2）的损失问题，虽华海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对王某1（王某2）损失支付的合理赔偿数额，但从公平原则出发，酌定依据华海公司对船东支付赔款电子回单累计金额790000元，与刘新通所签赔偿协议中约定赔偿166吨燃油计款415000元（166吨×2500元/吨）之间的差额375000元，作为华海公司支付给王某1的合理损失。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本诉被告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诉原告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支付燃油款3519789.70元（3934789.7元-415000元）；二、反诉被告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支付损失赔偿款375000元（790000元-415000元）；以上一至二项相抵后，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应当向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支付燃油余款3144789.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4958元，由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160元，由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负担14697元，大连福运德化工有限公司负担3463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时，一审法院通过电话方式向刘新通询问相关情况。刘新通陈述“我是油库负责人，也签过名”，并陈述“付款不关我的事，找财务。打款的单都不是我签字的，因为不关我的事，接卸油单上的字应该是我签的。因为油品出现质量问题而签订协议，是我签订的，我们退回1800多吨，他们又重新提供1900多吨，其中包含赔偿166吨。这还是部分船东因为质量问题产生的损失，还有部分船东在海上没有回来，没来得及确认损失”。另查明，一审时针对369万元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上诉人华海公司陈述“除了之前提交的证据，现补充提交被告（华海公司）与王某1之间的赔偿协议一份。对王某1我方没有整理赔偿明细，是因为王某1之前欠我方的加油款并以此进行抵顶。该4张出库单都是合格油品，因为被告（华海公司）不只有原告（福运德公司）一个供货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华海公司工作人员刘新通签字确认的账务明细及签署的赔偿协议等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华海公司是否欠付福运德公司货款，如欠款，金额如何确定；华海公司要求福运德公司赔偿损失369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福运德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从上诉人华海公司与福运德公司交易过程看，福运德公司向华海公司供应船用燃油，均由华海公司工作人员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并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11月6日、12月31日、2016年1月26日在“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账务明细”上油库负责人处签字确认。上述账务明细虽未加盖华海公司公章，2015年4月23日明细落款处也未载明公司名称，但上述账务明细抬头均为“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账务明细”，均载明了前次对账双方确认的华海公司欠款金额、其后一定期间内福运德公司向华海公司供油的数量、总金额、华海公司已付款金额及截止对账日华海公司尚欠货款金额。华海公司虽对2015年4月23日账务明细提出异议，认为落款处无华海公司名称，不能证明是华海公司的业务，但该明细明确载明“截止2014年6月20日贵公司欠油款15202789.8元”，该金额与华海公司认可的2014年6月20日由其加盖公章确认的欠款证明中载明的欠款金额一致，而刘新通在2014年及截止2015年4月22日“应收账款—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落款油库负责人处签字确认，截止2015年4月22日欠款金额为8969664.6元，与2015年4月23日账务明细上载明的“截止2015年4月22日贵公司尚欠货款8969664.6元”一致，与其后刘新通签字确认的账务明细从时间看连续且相互衔接。虽然福运德公司一审提交的有刘新通签字的油品接卸确认单部分为复印件，一张未签字，一张内容有改动，华海公司对部分单据中刘新通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但油品接卸确认单载明的油品数量、发货期间与刘新通签字确认的账务明细能相互对应，刘新通在一审法院通过电话向其了解有关情况时，也认可其系华海公司的油库负责人，并称“接卸油单上的字应该是我签的”，因此，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认定刘新通作为华海公司的油库负责人，负责与福运德公司进行油品交易，并与福运德公司进行对账，华海公司亦据此支付货款，认定刘新通签署的对账单能够作为定案依据，并对华海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华海公司虽主张并未授权刘新通与福运德公司对账，签署对账单，应该由其财务人员根据油品接卸单的情况进行对账，但二审称其财务人员系根据油品接卸单自行对账，并未与福运德公司进行对账，而刘新通签署的账务明细，不仅包含福运德公司的供货数量、供货金额，还包括华海公司已付款金额及欠款金额，华海公司对于由刘新通签字确认的账务明细中载明的其已付款金额也予以认可，仅以对账单等涉及华海公司实体权利义务应当加盖华海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刘新通无权代表华海公司签署对账单，其并不欠付福运德公司货款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签字确认的油品接卸确认单、账务明细、应收账款明细等，扣除华海公司已付款金额，最终确认华海公司尚欠福运德公司货款3519789.7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上诉人华海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福运德公司供应的燃油出现质量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华海公司主张因燃油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369万元，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华海公司提供其与慕志刚等九名渔船船东签订的赔偿协议、对上述个别船东支付损失赔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八名渔船船东出庭作证，而根据华海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上述大部分船东均通过华海公司制造船舶，同时船舶也挂靠在华海公司名下，长期在华海公司所属码头上加燃油、汽、冰等物资，大部分船东加油时并不知道所加油品由谁供应，油品发生质量问题后上诉人华海公司告知为福运德公司供应的油品。福运德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提供其与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刘新通签订的赔偿协议，主张双方就此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华海公司否认该赔偿协议，主张涉及其公司实体权利义务应加盖其公司公章，刘新通无权代表华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且华海公司对赔偿协议并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处，刘新通作为华海公司的油库负责人，在与福运德公司的业务交易过程中，均由刘新通在油品接卸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并在账务明细中签字，对双方一段时间交易的数量、金额、华海公司已付款金额及尚欠款金额签字确认，华海公司也据此支付货款，在燃油发生质量问题后，亦由刘新通代表华海公司与福运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并依据该协议实际履行，刘新通在一审法院电话了解情况时亦未主张其无权代表华海公司签订赔偿协议，而且认可该协议由其签订，并称“我们退回1800多吨，他们又重新提供1900多吨，其中包含赔偿166吨”，并有其签字确认的退换货明细，双方已按照赔偿协约定实际履行。而且，在赔偿协议达成后，华海公司陆续向福运德公司付款700余万元，也无证据证实就损失赔偿问题与福运德公司再次进行沟通协商。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业务交易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定福运德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新通的行为能够代表华海公司，其行为后果应由华海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本案系华海公司与福运德公司之间买卖燃油合同引发的纠纷，福运德公司供应的燃油发生质量问题，双方就赔偿问题已达成协议并已履行，而华海公司提供的其与渔船船东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系基于其与船东之间的买卖关系而发生，而且，华海公司提供的赔偿协议中，除王某1（王某2）、隋之浩、张永杰、慕志刚四人在刘新通代表华海公司与福运德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后附受损船东名单中外，其他船东均不在该协议之内，华海公司在一审中亦陈述“因为被告（华海公司）不只有原告（福运德公司）一个供货商”，而刘新通作为华海公司油库负责人，负责对渔船加油，对于哪些渔船因添加了福运德公司提供的问题燃油遭受损失应更清楚，而且案涉问题燃油集中发生在5月份，基本在8至10天就更换燃油继续出海作业，双方协议签订于2016年8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华海公司此时对因此给渔船船东造成的损失已经基本清晰，并在协议中予以确定并无不当。因此，华海公司与渔船船东之间签订的赔偿协议对福运德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华海公司以此为依据要求福运德公司赔偿损失369万元无事实依据。华海公司对于王某1（王某2）的损失虽提供燃油出库单证实以油抵顶，但其提供的四张出库单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3月和4月，而王某1（王某2）一审陈述与华海公司赔偿协议签订后再加油用以抵顶，与华海公司的主张相互矛盾，华海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对该部分损失未予认定并无不妥。但因刘新通代表华海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中包含了王某1（王某2），并注明“待以后处理”，而王某1（王某2）也就其损失分别向华海公司和福运德公司主张过，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刘新通代表华海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结合华海公司已赔偿部分的损失，在华海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酌定福运德公司赔偿华海公司因问题燃油给王某1（王某2）造成的损失375000元，福运德公司亦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655元，由上诉人荣成市华海渔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葛俊生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