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482民初6408号原告：李春芳，女，汉族，1963年5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河南天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段86号院6号楼金印现代城四楼和六楼南半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4F88L4A。法定代表人：徐英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晴，女，汉族，1994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上蔡县，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男，汉族，1992年8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淮阳县，该公司员工。原告李春芳诉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李春芳于2019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晴、高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春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金8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24日，原告以自己为投保人、丈夫杨树春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公司投保一份人身保险合同。即“天安人寿健康源(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00159720966308088,年缴保费为7886.4元，保额为8万元；身故受益人为原告。2019年4月18日，××身故，后原告向被告公司申请理赔，被告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赔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至贵院。层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辩称，基本案情为李春芳于2018年12月24日在我司为杨树春投保我司健康源2019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为8万元。2019年4月下旬李春芳因被保险人杨树春死亡来我司申请理赔。经理赔调查，我司于2019年5月16日查询到杨树春曾于2017年3月因脑梗死、高血压3级、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15天，属于未如实告知，我司立即于向投保人发出解约通知书，对方于2019年6月8日签收。一、投保人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投保的情形，违反了《保险法》16条的规定，我司享有合同解除权。（一）投保人成立既往病史未如实告知。《保险法》第16条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规定，法条原文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本案中，我公司在个人业务投保单10.3中明确询问了“是否患有高血压……”，在10.8中明确询问了“是否患有……椎间盘突出”，投保人李春芳在被保险人告知一栏处勾选了“否”，且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单亲笔签字确认。但我司在接到原告理赔申请后，经调查于2019年5月16日发现被保险人杨树春在2017年2017年3月因脑梗死、高血压3级、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15天，且该份病历显示，被保险人存在高血压既往病史4年余。即投保人李春芳投保时，在我司明确询问其被保险人是否患有“高血压”情况下，隐瞒了杨树春“高血压”的既往病史，成立未如实告知，且未如实告知的事项足以影响我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投保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配偶，对其丈夫存在高血压病史4年余，且17年因脑梗塞、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住院15天的情况应该非常清楚，存在××但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主观故意。因此我司可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二）我司享有法定解约权。根据《保险法》16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我司享有法定解除权，且已尽到我司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存在既往病史，但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我司行使的是解约权，解约权对应的我公司的证明义务是两个：1、××；2、投保时，投保人确实没有如实告知该病史。我司现已向法院提供被保险人杨树春前期患有高血压的病史，用以证明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既往病史，也向法院提交了有投保人签字的个人业务投保单，用以证明投保人在投保时，在我司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情况进行明确询问时，向我司隐瞒了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二、我司已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与原告间的保险合同合法解除，依法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我司在2019年4月下旬接到原告理赔申请后随即展开调查，于5月16日查明杨树春曾于2017年3月在汝州市人民医院的既往病史，我司立即向对方发出解约通知书，挂号信单号为XA41791944241，该包裹于2019年6月8日被本人签收，即我司已经按照法律要求在30天内行使解约权。三、提请法庭审查投保人在本案中的违法行为对合同的影响。本案中投保人李春芳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我司尽到了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对被保险人投保前是否存在既往病史进行明确询问，投保人该种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也极大的伤害了保险市场的公平性。这种违法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对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投保人是最大的伤害，对保险市场也是极大的冲击。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正常行使解约权的行为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将会让更多像该案投保人一样的人，无视法律及道德，一旦保险公司拒赔便诉诸法院，利用自己弱势地位博取同情，长此以往，保险市场将成为畸形的庇护不良企图的人的市场。综上所述，我司请求汝州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李春芳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两份证据：1、原告李春芳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2、合同号为00159720966308088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1份；原告与被告在2018年12月24日投保天安健康源（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8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3、汝州市骨科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4、理赔拒付通知书原件1份；证明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拒绝给付保险金的违约事实。5、被告保险代理人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光盘1张和微信聊天截屏3张；证明被告与其保险代理人合谋设计询问内容，然后对原告进行威逼利诱固定所谓的“未如实告知的证据”，从而达到其拒赔的目的。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和证据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次事故案法律规定不属于我司理赔范围。对证据3真实性和证据目的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司除理赔拒付通知书外一并邮寄了解约通知书。我司解约及拒付是按照法律规定，原告未如实告知在先，我司享有法定解约权，不存在原告所称违约事实。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聊天记录是否存在，拼凑、修改无法核实，仅根据现有记录显示，1、理赔访谈记录是我司理赔调查的正规程序，理赔访谈所问问题也为公司统一设计，我司随时向法庭提供，不同地区类似案件的理赔访谈记录，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合谋设计询问问题。2、本次聊天记录中也看不出来原告所称我司与代理人合谋威逼利诱，相反在其聊天记录中2019年5月16日下午12点55分的聊天记录中有一句“可不能说是你替他签的”该句恰恰证实了投保单签字为投保人本人签字，法律规定的我司的询问义务是针对投保人所进行的，关于保险标的相关情况的询问，放在本案中就是我司对投保人进行的关于被保险人身体状况的具体询问，理应有投保人自己签字，该份证据即证明了投保单是投保人本人签字。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出示证据：1、杨树春2017年3月1日至3月16日在汝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历；2、健康源（2019）投保单；3、不予给付通知书、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书快递信息及与邮政工作人员电话录音；4、天安人寿保险公司向汝州市人民医院出具调取杨树春病历的介绍信；5、理赔访谈记录；6、2018年我司核保因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拒保数据。原告李春芳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不能证明该住院与此次保险事故的死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投保单系业务员填写，所有事项的勾选均有业务员代替勾选，且投保时原告已向业务员告知既往住院事实，但业务员故意隐瞒公司承保本保险合同，因此原告并未隐瞒住院事实。对证据3解除合同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被告所称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系“批单合同处理批注”且该批单以及拒付通知书中没有任何解除事由及解除合同的内容，不能视为解除通知书，仅仅系被告公司内部的合同批注，对原告不能起到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对证据4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调取的病历与本次保险事故有任何直接关系。对证据5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访谈记录显示本单业务员是孟婕，但保险合同中的业务人员为马连菊，经核实业务员孟婕系没有银保监颁发的销售资格证，其不具有销售资格。通过原告与孟婕的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所做的访谈记录系业务员孟婕与被告共同商定的内容，对原告进行欺骗、固定式询问，因此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所做的访谈记录的合法性。另外该访谈记录询问人仅有1人不符合形式要求，具有欺骗造假嫌疑。对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公司自己给自己出具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另外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不能证明原告的未如实告知影响被告的承保。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双方的质证情况，本院予以存卷备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4日，原告以自己为投保人、丈夫杨树春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公司投保一份人身保险合同。即“天安人寿健康源(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00159720966308088,年缴保费为7886.4元，保额为8万元；身故受益人为原告。2019年4月18日，××身故，后原告向被告公司申请理赔，被告于2019年5月16日查询到被保险人杨树春曾于2017年3月因脑梗死、高血压3级、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15天，且被保险人存在高血压既往病史4年余，于是被告向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原告于2019年6月8日签收。另查明，该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杨树春签字系原告李春芳代签，为其办理的业务员系孟婕，保险合同上销售员姓名是马连菊。被告在调查核实情况时，孟婕与原告微信联系称“姐姐，咱那个保险是通过安华保险代理公司购买的。纵生国际只是一个平台，不是卖保险的，所以理赔的问你，你应该说是在安华保险代理公司购买的”，“春芳姐，刚才天安的理赔老师来这转了一圈，他要是到你那问你啥了，你可记住都咋样说啊，不要再说住过院这事了，然后说投保签字都是你们俩本人当时在这签的字，可不能说你是替他签的。”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天安人寿健康源(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该合同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应当对其承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投保前被保险人即因脑梗死、高血压3级、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15天，且被保险人存在高血压既往病史4年余，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当中，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健康源（2019）投保单，主张已对原告进行了询问，但原告称在投保前曾给为其办理保险业务的孟婕说过被保险人住过院不能购买保险，孟婕在明知被保险人住过院的情况下为原告办理了保险业务，并由原告代被保险人签字，有原告事后通过与孟婕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凭，且被告不能提供证据反驳原告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提交的理赔访谈记录，虽然笔录当时载明孟婕回答“投被保险人签字也都是本人签字”，原告回答“他身体很好没有住过院”的字样，但是载明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且该询问笔录系孟婕事先与原告提醒过该怎么回答，本院认为保险业作为新兴行业，市场运行尚不成熟完善，本案当中在被告业务代理员明知被保险人并非本人签名、且住过院的情况下，仍旧为原告办理了保险业务，故被告以原告未如实告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仍应当承担赔付保险金的义务。综上，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春芳支付赔偿金8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书朝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杭红晓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