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晋0311行初50号原告:王秀珍，女，1962年7月3日生，汉族，阳泉市矿区审计局副主任科员（已退休），住阳泉市。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阳泉市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段宏华，职务：党组书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银，该单位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俊修，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住所地：阳泉市城区南山南路。法定代表人:杜俊德，职务：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郄晨，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俊修，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秀珍因认为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不履行对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以下简称阳煤集团总医院）和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监督查处职责，于2019年7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19年7月23日向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秀珍，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银、郝俊修，被告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委托诉讼代理人郄晨、郝俊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秀珍诉称，原告母亲李爱英生前因腋下脓肿、高烧不退于2011年11月16日至2011年11月25日在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住院治疗，2011年11月19日手术后因病情加重于2011年11月25日转入阳煤集团总医院继续治疗，于2011年12月4日晚19时在阳煤集团总医院突然意识丧失、呕吐窒息死亡。2012年5月原告将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以“医疗损害责任侵权纠纷”诉至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终于2019年4月3日由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分别赔偿原告53291.31元、95924.36元。诉讼中，原告发现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为逃避医疗过错责任均私拆病历并进行伪造、篡改、毁灭、添加。原告就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的违法行为从2012年8月开始8年来，持续向阳泉市卫生局、山西省卫生厅和媒体进行举报、披露，要求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进行查处。但被告一直以“等待法院判决确认的结果”为由搪塞原告。直至2019年6月，被告才口头告知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作出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又于2019年5月18日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医生刘珍作出了行政处罚。原告认为，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应当对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分或限期停业等，被告作出的监督意见书或行政处罚决定对篡改、伪造、添加、毁灭病历资料只字未提，其行为并未针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作出具体查处，即未履行其查处职责。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职责，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出具针对性的书面查处结果”，并对原告8年来的交通费损失2000元及精神损失80000元予以赔偿。原告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条例》《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等法规，证明被告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行为负有查处职责。第二组证据：江西省上饶市案例，法院认为上饶市卫生局“核查或辨别病历伪造与否是否卫生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尚不明确”的答复非实质性意见，判决上饶市卫生局应对医院是否伪造病历一事履行查处职责，即作出实质性的调查处理意见，证明被告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篡改、伪造、添加、毁灭病历资料的行为以“等待法院判决确认的结果”为由搪塞原告违法，是不作为。第三组证据：2012年9月14日上午矿区法院庭审笔录中阳煤集团总医院郭润青的陈述、《山西日报社》记者王云海在“正义的眼睛”网页发表的文章备注、原告递交山西省卫计委代转被告的举报查处申请等，证明原告从2012年8月开始多次向被告提出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违法行为的查处申请。第四组证据：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2）矿民初字第796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阳民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4）矿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3民终373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150号民事裁定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文书均确认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存在篡改、伪造、添加病历资料的行为。第五组证据：原告王秀珍的身份证明、原告母亲李爱英的死亡证明及原告与死者李爱英的关系证明，证明原告王秀珍有诉讼资格。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一、被告2012年8月未收到过原告的任何书面申请材料。即使收到过，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部门不予受理；卫生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的规定，因原告已于2012年6月向矿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有关人员一直答复原告“等待法院判决确认的结果”再作处理符合规定。二、2018年7月13日被告收到涉案监督、投诉、举报转办卡后，即对涉案医院及医务人员委托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展开调查，并结合2019年4月3日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2019年5月18日作出并送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已经履行法定职责，并非原告所诉的不作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关于阳煤集团总医院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7月16日阳泉市卫生监督所投诉、举报、移交（送）类案件受理审批表，2018年7月13日阳泉市卫生计生监督督办通知单，2018年7月12日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投诉举报转办卡，王秀珍2018年7月10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大肆伪造篡改病历的举报信，证明被告收到上级部门转来王秀珍的举报材料后即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第二组证据：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就阳煤集团总医院被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所作的现场笔录，对举报人王秀珍的询问笔录，分别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工作人员郭润青、方建平的询问笔录，委托执法单位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2018年12月10日关于“王秀珍举报阳煤总院伪造、篡改病历”一案的调查情况报告，证明被告对举报事项立案后即进行调查及调查结果。第三组证据：2019年4月3日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4月22日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07018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立即整改），2019年4月26日阳煤集团总医院整改情况报告，随机抽取检验报告单三份，2019年4月26日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07020卫生监督意见书（整改结果确认）及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证明被告结合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结果及委托执法单位的调查结果，责令阳煤集团总医院对病历书写不规范等医疗质量问题进行整改及整改结果。第四组证据：委托执法单位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2019年4月28日关于对王秀珍举报阳煤总医院诊疗活动中伪造、篡改病历一案的承办结果报告（未加盖公章），证明因王秀珍非行政相对人，被告按举报人身份对其举报事项予以答复。二、关于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9年1月3日卫生行政执法立案报告，王秀珍2018年12月20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和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向山西省卫计委的举报信，证明被告2018年12月27日收到上级部门转王秀珍的举报材料后即于2019年1月3日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第二组证据：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5月18日期间被告就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被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所作的现场笔录，对举报人王秀珍的询问笔录，分别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工作人员吕利成、马玉龙、刘珍的询问笔录，李爱英的病历资料，证明被告对举报事项立案后即进行调查。第三组证据：2019年4月3日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5月18日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阳卫医罚（2019）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证明被告结合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结果及委托执法单位的调查结果，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原告母亲李爱英住院当时的主治医生刘珍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警告处罚。被告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辩称，其受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执法，并无独立执法权，不应作为被告被诉。被告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提供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行政执法委托书》证明。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秀珍之母李爱英生前因腋下脓肿、高烧不退于2011年11月16日至2011年11月25日在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住院治疗，2011年11月19日手术后因病情未见明显好转于2011年11月25日转入阳煤集团总医院继续治疗，于2011年12月4日晚19时在阳煤集团总医院突然意识丧失、呕吐窒息死亡。2012年5月原告将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以“医疗损害责任侵权纠纷”诉至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88699.74元。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2）矿民初字第796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王秀珍在医疗过错陈述材料中对病历提出异议却无证据佐证，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法进行，无法确认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王秀珍提起上诉，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阳民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维持原判；原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指令再审；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4）矿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以“因无法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致无法确认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二被告在诊疗过程中的确存在不规范行为”为由判决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分别补偿原告5000元和45000元；原告王秀珍与被告阳煤集团总医院均提起上诉，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3民终373号民事判决书以“当事人各方对病历存在争议，且未进行尸检，证据达不到鉴定条件，致无法确认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医院病历存在记载不规范行为，一审判决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并无不当”为由维持原判；原告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150号民事裁定书以“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如现有检材不能进行鉴定，应当根据造成不能鉴定的原因、过错大小推定相关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为由再次指令再审；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于2019年4月3日以“一系列医疗业务活动违反了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可以认定和推定两医院具有过错，原审原告王秀珍母亲李爱英死亡结果与两医院诊疗行为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但作为患者一方，从李爱英自身病理变化、签字放弃治疗导致未能尸检等方面考量，其对造成的损害结果亦因承担一定责任。在本案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发生多因一果的情形下，理应充分考虑各自行为原因力比例和过错大小进而责任划分”为由，判决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分别赔偿原告53291.31元、95924.36元。原告王秀珍2012年7月在诉讼中发现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与阳煤集团总医院的病历记载不规范等诸多错误和瑕疵后，即向媒体进行了披露。2018年7月12日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山西省卫生计生委转来王秀珍2018年7月10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大肆伪造、篡改病历”的投诉举报信后，于2018年7月16日对此事件予以立案调查。通过委托执法单位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调取病历检查，对举报人王秀珍、阳煤集团总医院工作人员郭润青、方建平等人进行询问，确认阳煤集团总医院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电脑系统不准确导致失误的结论。2019年4月22日，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阳煤集团总医院被举报事项作出2019-07018号《卫生监督意见书》，认定阳煤集团总医院违反了《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医疗机构应当加强病历质量管理，建立并实施病历质量管理制度，保障病历书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规定，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责令立即整改。2019年4月26日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阳煤集团总医院整改情况作出2019-07020《卫生监督意见书》，确认阳煤集团总医院整改后的病历符合《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要求。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收到山西省卫计委转来原告王秀珍2018年12月20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和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举报信后，于2019年1月3日立案调查。调查中发现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当时负责原告母亲李爱英诊疗的医师刘珍，在“病历首页”和“院内感染病历登记表”中将李爱英的“出院情况”描述为“治愈”，而患者实际情况仅是好转，并且刘珍还非法收受患者家属现金。2019年5月18日，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项，作出阳卫医罚（2019）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刘珍予以警告处罚。在原告王秀珍对举报事项结果的催促下，被告工作人员于2019年6月电话告知原告，已于2019年4月22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作出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又于2019年5月18日对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医生刘珍作出了行政处罚，但以王秀珍非行政相对人为由拒绝出示书面文书，而是责成委托执法单位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向原告王秀珍交付一份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于2019年4月28日所作“关于对王秀珍举报阳煤总医院诊疗活动中伪造、篡改病历一案的承办结果报告”（未加盖公章）。原告王秀珍认为，被告作出的卫生监督意见书和行政处罚决定均对两医院篡改、伪造、添加、毁灭病历资料只字未提，其行为并未针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作出具体查处，属行政不作为。原告于2019年7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职责，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出具针对性的书面查处结果”，并对原告8年来的交通费损失2000元及精神损失80000元予以赔偿。另查明，阳泉市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队受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执法，不具有行政诉讼被诉资格。以上事实，由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2）矿民初字第796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阳民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申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2014）矿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3民终373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150号民事裁定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卫生监督所投诉、举报、移交（送）类案件受理审批表，2018年7月13日阳泉市卫生计生监督督办通知单，2018年7月12日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投诉举报转办卡，王秀珍2018年7月10日对阳煤集团总医院大肆伪造篡改病历的举报信，2019-07018号《卫生监督意见书》，2019-07020《卫生监督意见书》，阳卫医罚（2019）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王秀珍作为死者李爱英的女儿，就阳煤集团总医院和阳泉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在诊疗其母过程中的不负责行为向被告举报要求查处，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有作出相关行政行为的职责。被告在接到原告举报信后作出了2019-07018号《卫生监督意见书》、2019-07020《卫生监督意见书》、阳卫医罚（2019）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应的行政行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职责和因被告不作为给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秀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秀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高志亮审判员  王利军审判员  任丽利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邓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