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98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SINO-FOREIGNENTERPRISESASSOCIATION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弥敦道573号富运商业中心10楼E室。法定代表人：刘步法，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时花电器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万安西路70号。法定代表人：何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君亚，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花进出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步法、被上诉人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君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时花进出口公司支付其合同欠款及利息。事实和理由：华星国际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两份广告合同时，未约定付款的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应自中外公司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原任华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步法于2002年7月1日向时任时花公司负责人的宋红梅邮寄挂号信进行催要合同款项，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此后，刘步法代表华星公司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单纯催要时，时花进出口公司未表示不履行义务，华星公司也未约定宽限期，应视为没有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不能起算。时花进出口公司每年都参加广交会，刘步法参会时均单纯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员工催要合同款项。2011年10月28日，刘步法寄挂号信给何平，何平收信后表示要以其它广告业务弥补，对此有2013年9月29日双方电话录音予以证明，但时花进出口公司并未以其它广告业务弥补中外公司的款项损失，刘步法遂于2014年6月25日以个人名义起诉时花进出口公司，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综上，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时花进出口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时花进出口公司支付其合同欠款4560美元及相应利息（自1999年3月15日起，以4560美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一审审理期间，中外公司明确表示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签订《FamousBrands名牌》广告合同各一份，约定华星公司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产品广告，每次收费760美元，共计发布6次，该合同加盖了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印章，同时刘步法作为华星公司代表、李皓作为时花进出口公司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FamousBrands名牌》分别在1998年第10期、第12期，1999年第13期、第16期、1999/2000年第12期、春季2000年第13期，刊登了共计6期相应电器产品广告，在该广告页面标注的企业名称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另查明，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时花进出口公司支付案涉款项4560美元。一审法院认为刘步法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宁商外初字第3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步法的起诉。后刘步法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分别被本院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的（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1957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再查明，刘步法在本院审理（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庭审中，提交了刘步法于2002年1月7日邮寄至宋红梅的挂号信，该信件未经拆封被退回。也提交了刘步法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在该录音中，何平说：“跟你联系，巧的很，原来在国企的时候，李皓的公司是我们集团下面的小公司，我那个时候在集团兼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中外公司本案一审陈述：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是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面的公司，具体负责进出口方面的事，做广告都是以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约。李皓当时任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何平任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花进出口公司陈述：“对于李皓，听说曾在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合同是否有效，中外公司是否已经履行相应义务；2.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外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故其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当比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外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均表示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院确定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即案涉合同是否有效，中外公司是否已经履行相应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依据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分别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的两份广告合同，该合同明确载明了华星公司为时花进出口公司提供产品广告服务，每次收费标准为760美元，共计6次，即共计应付费用为4560美元（760美元×6）。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依据中外公司提供的公司名称变更材料，可以认定华星公司于2001年12月12日更名为华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华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又于2011年1月11日更名为中外公司。虽《FamousBrands名牌》广告页面标注的企业名称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但在该企业名称的下方标注的地址与广告合同中载明的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地址一致，均为“南京中华门外东山大街东路189号”，结合刘步法在（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中，提交的其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及时花进出口公司、中外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考虑到时花进出口公司地址变迁的事实，可以认定当时在签订广告合同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系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李皓系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即使广告页面载明的企业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因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系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所生产的品牌电器产品与该两家企业均有关，无论是以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名义还是以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品牌电器广告，所获益的均为该两家公司。故可以认定中外公司在《FamousBrands名牌》杂志共计刊登6期相应电器产品广告的行为，已经履行了其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公告的约定，中外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其相应的义务。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即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1.关于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的问题。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时花进出口公司向其支付案涉款项4560美元，该起诉已被法院裁定驳回。故中外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对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中外公司系重复诉讼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案涉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中外公司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现有证据能够确认中外公司（刘步法）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权益的事实，即其一是刘步法在本案及此前案件的陈述，刘步法自1999年3月15日起，一直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催讨上述欠款；其二是刘步法于2002年1月7日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宋红梅邮寄了挂号信（该信件未经拆封被退回）；其三是刘步法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其四是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据此，在中外公司（刘步法）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其还存在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权益的情形下，结合中外公司最后一次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的广告时间为春季2000年第13期，即使2002年1月7日向时花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宋红梅邮寄挂号信时，未超过法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但自2002年至2013年9月29日或2014年6月25日，刘步法向时花进出口公司负责人何平打电话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因中外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二年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其向时花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外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元，由中外公司负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中外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交会1998年的请帖2张；2.广交会1999年的请帖2张；3.广交会出席卡（来宾证）。上述证据证明刘步法从1998年4月15日到2011年10月一直参加广交会，并在广交会上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员工提及涉案款项事宜。4.李皓、宋红梅、龚雪的名片三张，证明刘步法与李皓签订合同之后未联系到李皓，就与宋红梅联系了，后又通过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员工龚雪要到了后任负责人的何平的联系方式。5.2011年10月28日邮寄信函给何平的挂号信信函收据及信函，证明刘步法于2011年10月25日下午开始与何平联系，并将涉案两份合同的复印件提供给何平，并请求与何平见面展示原件。时花进出口公司质证意见：1.刘步法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当予以确认；2.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时花进出口公司是否收到刘步法2011年10月25日的挂号信需要核实，挂号信的内容是否如刘步法所称亦无法确认。时花进出口公司庭后表示未收到刘步法2011年10月25日的挂号信。本院认为，因刘步法提交了证据1－4的原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对关联性，本院将在裁判理由中一并表述。对证据5，时花进出口公司不予认可，中外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据何平收到该挂号信，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中外公司的本案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所签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自中外公司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刘步法主张于2002年1月7日向时花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宋红梅邮寄挂号信主张权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即使上述时间未超过法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但自2002年至2013年9月29日，刘步法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过权利或时花进出口公司承诺给付中外公司涉案款项，故本案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外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广交会请贴及来宾卡、时花进出口公司员工名片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步法自2002年后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过权益，且2013年9月29日何平与刘步法的电话录音中，何平亦未承诺履行付款义务及认可刘步法向其主张过权利。综上，中外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中外公司对时花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中外公司二审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73元，由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芬审判员 徐美芬审判员 罗伟明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易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