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湘05行终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保生，男，1952年10月26日出生，住邵阳市双清区。 委托代理人陶红兵，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住邵阳市双清区。系陶保生之子。 委托代理人陶宏波，男，1976年8月20日出生，住邵阳市双清区。系陶保生之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邵阳市大祥区邵州西路。 法定代表人袁胜良，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智鑫，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禹勇，湖南振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邵阳市双清区得丰市场。 法定代表人杨红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金莲，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南泉，湖南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保生因与被上诉人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审第三人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丰公司）土地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19）湘0511行初15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告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1999年6月向第三人得丰公司颁发了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该证包含原告陶保生原房屋宅基地在内），陶保生对该颁证行为不服，基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陶保生诉权，陶保生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01）双法民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了“另查明，……得丰公司于1999年6月向邵阳市国土局领取了三原告房屋所在地段的国土使用证（证号为（99）字第×××××号），该地用途为安置用地……”，能确定陶保生于2001年12月已经知道邵市国用（99）字第×××××土地使用证颁证行为存在，陶保生应在2003年1月之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陶保生于2018年8月29日才首次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早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于2006年9月16日向得丰公司颁发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该证系由邵市国用（99）字第×××××号和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影响陶保生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系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的颁证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的变更登记行为并未对陶保生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依法不具有可诉性。陶保生于2017年4月9日向原邵阳市国土局提交的要求落实建房手续的报告中载明“在我们办理建房手续过程中，得丰公司又持有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阻止市规划局办理审批手续，导致我建房无法落实……该土地使用证上注明地类用途是综合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面积4166.55㎡，宗地为预登记，登记日期是2006年9月10日，终止日期为2047年6月10日”等内容，该报告系陶保生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认定。从中可以确定陶保生在提交报告时已知道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的颁证行政行为存在，即使该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原告也应在2018年4月9日之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陶保生于2018年8月29日才首次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陶保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陶保生的起诉。 上诉人陶保生上诉称：根据土地登记表记载，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是土地预登记证，不是正式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且该证包含了其未被征收的宅基地，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其向原邵阳市国土资源局递交的报告不是要求落实建房手续，而是不了解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想向权威机关求证，故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另一审判决认定其起诉超期限，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上诉人陶保生要求撤销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该诉请超过起诉期限；陶保生与（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无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撤销该颁证行为的原告资格。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得丰公司述称，上诉人陶保生的相关诉请已超过起诉期限，该公司已经取得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1年12月27日，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双法民初字第330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得丰公司于1999年6月向邵阳市国土局领取了三原告房屋所在地段的国土使用证（证号为（99）字第×××××号），该地用途为安置用地……”，陶保生作为该案的原告，当时即已知道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的颁证行为及该证的属性，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陶保生应当在知悉该颁证行为2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但其于2018年8月29日才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系邵市国用（99）字第×××××号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一审中，陶保生提交了2017年4月9日其向原邵阳市国土资源局打的一份报告，报告称“在我们办理建房手续的过程中，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持有2017年3月由国土局提供的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阻止市规划局办理审批手续，导致我建房无法落实”。根据陶保生的上述表述，2017年4月9日前，其已明确知道因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的存在，邵阳市规划局无法为其办理建房手续。因此，陶保生当时应知道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陶保生的委托代理人陶宏波在二审问话中的陈述也认可了该情况。基于以上事实，无论陶保生与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根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及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陶保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况，于2018年8月29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邵市国用（2006）第×××××号土地使用证颁证行为，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陶保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诉讼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段嫦娥 审 判 员  肖竹梅 审 判 员  黄 毅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李 萍 代理书记员  肖裕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