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589号南昌大学科技园一号楼B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558486126Y。 法定代表人：李黄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波，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传蔚，男，197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民，江西中磊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手信公司）与被上诉人傅传蔚合同纠纷一案，傅传蔚向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手信公司，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受理本案，作出（2015）高新民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后，手信公司及傅传蔚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8月11日受理后，于2018年1月29日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受理本案，作出（2018）赣0191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手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组成由审判员张宗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万俊健、曾琴参加评议的合议庭，承办法官为万俊健。2019年5月16日，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李明主审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璐、周雪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黄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波、被上诉人傅传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手信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191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是《授权书》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应是《委托承诺书》。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篡改”《委托承诺书》的主张与在案其他证据严重不符，并且被上诉人一直不敢将自身持有的《委托承诺书》拿出来与上诉人提供的《委托承诺书》进行比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四、一审违反证据采信规则采信《关于电视剧的复函》，认定被上诉人傅传蔚促成了手信公司与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公司签订《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许可合同书》，系罔顾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未在《委托承诺书》规定的期限内（2014年1月30日前）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报酬。五、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约定居间报酬按发行总价额扣除发票税款后五五分成，该认定偏离了客观事实也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六、被上诉人多次唆使社会闲散人员、社会黑势力对上诉人敲诈勒索、强行索要的情况下，上诉人被迫向被上诉人支付巨额无理的费用，针对该费用的追回，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保留继续向相关司法机关主张的权利。 傅传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傅传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手信公司支付合作利润分成共计人民币40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1日被告《少共国际师》31集电视剧制片人李兴文及被告手信公司授权原告负责该剧的居间服务，要求每集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25万元，授权时间为2014年6月21日止，并约定利润税后各半。原告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在整个发行过程中全部费用均由原告垫付，最终该剧以每集人民币31万元发行播出，共得发行税后利润人民币961万元，但被告未履行承诺，除支付部分费用外，尚欠原告利润408万元未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广剧）剧审字（2012）第024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剧目名称：少共国际师，长度31集（常规剧集），经审查，同意该剧在全国范围发行，适当时段播出。 2013年12月1日，傅传蔚书写《授权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今授权傅传蔚先生负责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31集电视剧《少共国际师》，每集价格不低于25万元。授权日期至2014年元月30日止。一、首播发行费依协议总价额入账，分成税后各半。二、受托人须妥善保管影视光盘及发行许可证复印件，若出现违法行为后果自负。三、有效期过后自动失效。”授权人处由李兴文签名，并由手信公司盖章。在下方空白处由李兴文补充书写“四、有效期延至2014年6月21日前签订协议。”该份《授权书》由傅传蔚持有。 2013年12月1日，李兴文书写《委托承诺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兹委托傅传蔚联系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保证每集价格最底不少有25万。委托有效时间即日至2014年元月30日止。①首播发行费按协议总价额到账后，扣除发票税款5:5分成。②受委托人必须保存好影视光盘及发行许可证，若出现违法行为自负责任。③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委托人处由李兴文签名，并由手信公司盖章。在《委托承诺书》右上方空白处由傅传蔚书写“同意执行”并签名，落款时间“2013.12.1”。该份《委托承诺书》由手信公司持有。手信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上述《委托承诺书》，委托人处落款时间为“2013.12.10日”、傅传蔚签名处落款时间为“2013.12.10”；正文显示“扣成本除发票税款5:5分成”。经原审委托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委托人处落款日期“2013.12.10日”中第二个“0”和“日”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形成；正文中的“成本”二字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形成；傅传蔚的签字日期“2013.12.10”中的第二个“0”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形成。在委托承诺书背面，傅传蔚书写《委托承诺结算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根据按2013年12月10日双方签字盖章“委托承诺书”其内容规定结算重庆卫视首播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全部所得发行费，提供税票、收款账号。（注，涉及债权债务本人承担，与委托方无关，本人出具授权书委托函给他人结算领款一律无效）。 2014年4月15日，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电视运营中心向手信公司致函，《中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贵单位送来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少共国际师》经我台电视剧统审组审核，原则同意购买播出，播出时间及价格另行商议。特此致函。2014年6月16日，手信公司、案外人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公司三方签订《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合同书》，约定手信公司将其拥有版权的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的播映许可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使用，授权期限：自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首次在卫星频道播放起贰年，首次播放节目的时间定为2014年8月31日前，具体时间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授权许可费按每集310000元整计算，共31集，授权许可费共计人民币9610000元整；上述授权许可费已包含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应当缴纳税费；其它费用按照每盘700元计算，共计31盘，小计（金额）21700元整；总计9631700元整。 2017年1月6日，该院向案外人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致函调查案情，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关于电视剧的复函》，写明：一、2014年4月15日我台电视运营中心出具的《致函》真实，该剧审查DVD样片由傅传蔚联系提供。二、2014年6月16日，我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三、傅传蔚代表南昌手信传媒文化公司联络该剧发行，谈判发行价格、从中协调播出带寄送及协商该剧上星播出时间。四、该剧在我台的播映权费用由我台广告合作方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给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金额（含税）为：9631700元，大写玖佰陆拾叁万壹仟柒佰元正，税后金额9351165.18元，大写：玖佰叁拾伍万壹仟壹佰陆拾伍元壹角捌分。手信公司对播映权费用的金额无异议。 另查明，手信公司已支付傅传蔚8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1、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还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其特征包括：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综合本案，傅传蔚实质上是向手信公司提供与重庆电视台订立发行《少共国际师》电视剧的机会，并获取相应报酬。另，根据《委托承诺结算书》，为促成双方签订发行协议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傅传蔚本人承担，与委托方无关。而委托合同中，为处理委托事务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后果一般由委托人承担。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更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认定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更为适宜。 2、关于傅传蔚与手信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依据《授权书》还是《委托承诺书》的问题。傅传蔚持有的《授权书》与手信公司持有的《委托承诺书》其内容基本一致，于2013年12月1日由傅传蔚和李兴文各自书写一份，并各自持有。傅传蔚持有的《授权书》后补充添加的“四、有效期延至2014年6月21日前签订协议。”是由李兴文本人书写并添加，授权有效期的变更应当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了新的合意，即授权傅传蔚处理《少共国际师》在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事宜的有效期变更至2014年6月21日。因李兴文所代表的是手信公司，故该处添加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手信公司承担。手信公司主张《委托承诺书》三处添加系与傅传蔚协商一致后进行的变更，《授权书》的有效期已被2013年12月10日的《委托承诺书》所变更，因傅传蔚对合意变更予以否认，而手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该《委托承诺书》达成新的合意，基于该三处添加所形成的法律后果，有利于手信公司，且该份证据为手信公司持有，认定该三处添加为手信公司单方所添加，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傅传蔚无约束力。因手信公司未能证明该《委托承诺书》系协商一致变更，故对手信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且基于一般常理，在有效期即将到期或到期后，双方才会另行协商将有效期顺延，故李兴文添加“四、有效期延至2014年6月21日前签订协议。”的内容，时间应当晚于2013年12月10日。故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该《授权书》为准。 3、关于报酬支付。根据《授权书》，双方约定有效期延至2014年6月21日前签订协议；2014年6月16日，手信公司与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公司签订《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合同书》，傅传蔚在双方约定的有效期内，向手信公司提供了与重庆电视台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成功订立合同，理应按约定获取报酬。双方约定居间报酬按发行总价额扣除发票税款后五五分成，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手信公司主张其制作《少共国际师》的成本3000余万，但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均是市场行为，其应当知晓市场风险，电视剧制作出来后，也存在不能发行或无电视台购买播映权的情形，故双方该约定即便导致其分成后获利不足成本，但该市场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与傅传蔚无关。根据合同约定，手信公司应支付傅传蔚居间报酬4675582.59元（9351165.18元×50%），扣除其已支付的820000元，还应支付3855582.59元。傅传蔚诉请手信公司支付居间报酬4080000元，该院仅对其中的3855582.59元予以支持。 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傅传蔚居间报酬3855582.59元。二、驳回傅传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44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8000元，共计62440元，由傅传蔚负担2170元，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027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手信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证据一：2014年2月1日中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出具给傅传蔚的《告知函》。证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委托承诺书》于2014年1月30日到期失效后，中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发《告知函》要求其不得以中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从事任何与《少共国际师》的相关活动。傅传蔚收到该告知函，进一步说明了手信公司提交的《委托承诺书》中的全部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2014年1月30日到期失效后，手信公司未再继续委托傅传蔚从事任何与《少共国际师》的相关活动，因此2014年7月26日，南昌手信与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西安环球公司正式签订三方合同《电视剧播放许可使用合同书》与傅传蔚无关，同时证明了重庆电视台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电视剧的复函》中第一、三条与事实不符，其内容是虚假的。 证据二：2014年6月5日《重庆电视台电视剧外购报批表》（复印件）。证明：重庆电视台在采购《少共国际师》的过程中，手信公司的联系人系李兴文，而非傅传蔚，证明了三方签订《电视剧播放许可使用合同书》与傅传蔚无关。 证据三：（系原审已经提交的证据）2016年6月13日高新法院第九审判庭询问笔录、2018年1月18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笔录。证明：傅传蔚对2013年12月10日《收条》、《委托承诺书》、《委托承诺结算书》对三份证据真实性没有任何异议，自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了《委托承诺书》、《委托承诺结算书》中的内容的真实性，且傅传蔚收到了《委托承诺书》、《委托承诺结算书》，其收到持有的《委托承诺书》、《委托承诺结算书》与手信公司提交的内容是一致的。在原二审期间，傅传蔚一方亦明确承认其持有《委托承诺书》，法庭明确要求双方于2018年1月23日之前将《委托承诺书》的原件向法院提交予以核对，并明示逾期未提交，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时至今日傅传蔚都未向法院提交《委托承诺书》原件，其应当承担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 证据四：2016年11月7日，高新法院民事案件开庭笔录(傅传蔚证人郭某、王某等人的出庭证言)。证明：傅传蔚方对王某、郭某在庭审中的证言质证均认为陈述客观真实，没有意见，说明傅传蔚根本未发行电视剧《少共国际师》，发行电视剧的事情也与傅传蔚毫无关系，因此傅传蔚无权要求南昌手信公司支付居间费。且王某陈述“收到”了82万元，还欠93万元左右，那么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为要求手信公司支付175万元左右，而一审判决4675582.59元远远高于该金额，明显是错误的。从该数额能够反应《委托承诺书》中有关扣除成本的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进一步证明了手信公司提交的《委托承诺书》的全部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委托有效期间达成的发行事项，是需要经过核算成本之后再才进行利润分配的。 证据五：江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证明：经专项审计31集电视剧《少共国际师》拍摄成本30854913.97元，在委托发行有效期内达成的发行业务产生的收入应扣除上述成本。 证据六：傅传蔚伙同王某、徐红强、郭某采取暴力手段、强闯民宅、敲诈勒索南昌手信公司巨额钱财的现场照片6张、恐吓短信13条。傅传蔚亲笔书写“注入李义连账户中国银行6217866500001937479南昌市27北路身份证号:360111195304020027”一份。证明：南昌手信公司因受到傅传蔚伙、王某、徐红强、郭某等人的敲诈勒索被迫转账82万至李义连账户中，手信公司亦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 证据七：《少共国际师》珍贵的红色历史史料，2019年5月16日专题报道《弘扬少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证明：电视剧《少共国际师》是弘扬少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优秀文化作品，该作品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希望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法保护制作方的权益，避免具有红色基因的少共精神的优秀成果被不法分子所窃取。 被上诉人傅传蔚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没有原件。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第三组证据无法质证，因为这组证据没有加盖印章，希望由法院核实。第四组证据也没有加盖印章，也希望由法院去核实。第五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第六组证据的现场照片的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不清楚。而且第六组证据的照片中的其他几个人我当时都不认识，所以那时的情况我不清楚。第六组证据的短信内容不确定，代理人不清楚。第七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 被上诉人傅传蔚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手信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如下：关于证据一和证据二，由于上诉人未提供原件，被上诉人已提出质证意见，对此意见上诉人未作新的说明和补充，法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证据三，系二份笔录的复制件，真实性本庭已核实。从2016年6月13日的笔录内容反映，傅传蔚本人表述2013年12月10日《收条》中所指《委托承诺书》为2013年12月1日的《授权书》。傅传蔚没有自认存在并收到另一份《委托承诺书》，这与傅传蔚本人在该案中其他笔录及其本人书面表述的内容是一致的。2018年1月18日笔录中相关内容为傅传蔚委托代理人王新民律师的陈述，该陈述亦没有关于傅传蔚自认存在并收到另一份《委托承诺书》的内容。上诉人认为该二份笔录能够证明傅传蔚承认其持有另一份《委托承诺书》，本院分析认证后认为，该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关于证据四，为笔录复制件，法庭已核实真实性，该笔录内容包含了证人证言。证言内容陈述了证人郭某、王某出资，并联络发行事宜的诸多细节，以及他们与傅传蔚之间关于该发行业务中的权利义务上的约定等，上诉人用该证人证言内容证明傅传蔚未发行电视剧《少共国际师》，发行之事与其无关，其无权要求手信公司支付居间费。本院经认证分析认为，证言内容表述的是郭某、王某与傅传蔚之间的相关事实，该内容的表述与傅传蔚和手信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没有逻辑关系，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上述人据此进一步推导《委托承诺书》有关扣除成本的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等，亦不能成立。 关于证据五，该专项审计报告系上诉人单方委托，鉴定金额约束上诉人一方，是否在案涉合同金额计算中应扣除该鉴定确认的金额，审计报告不能作为事实依据。 关于证据六，系王某、徐红强、郭某向李兴文催要钱款的证据，但不能证明手信公司已支付的82万元系敲诈勒索被迫作出。 证据七与本案案涉民事权益纠纷的事实无关联性。 根据以上对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的分析认证并综合对该案所有证据的分析、审查、认证以及二审阅案、询问、开庭情况，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如下： 2012年4月2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广剧）剧审字（2012）第024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剧目名称：少共国际师，长度31集（常规剧集），经审查，同意该剧在全国范围发行，适当时段播出。上诉人手信公司为该剧制作权利方。 2013年12月1日，经人介绍，手信公司向傅传蔚出具一份《授权书》，写明：今授权傅传蔚先生负责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31集电视剧《少共国际师》，每集价格不低于25万元。授权日期至2014年元月30日止。一、首播发行费依协议总价额入账，分成税后各半。二、受托人须妥善保管影视光盘及发行许可证复印件，若出现违法行为后果自负。三、有效期过后自动失效。《授权书》右下角“授权人”处有手信公司的原股东李兴文签字，并加盖手信公司的公章。后李兴文在《授权书》上添加“四、有效期延至2014年6月21日前签订协议。”该《授权书》保存在傅传蔚处。 原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手信公司提供了一份《委托承诺书》作为证据，《委托承诺书》写明：兹委托傅传蔚联系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保证每集价格最低不少有25万元，委托有效时间即日至2014年元月30日止。①首播发行费按协议总价额到账后，扣成本除发票税款5:5分成。②受委托人必须保存好影视光盘及发行许可证，若出现违法行为自负责任。③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委托承诺书》右下角“委托人”处李兴文签名，手信公司加盖公章，落款时间2013、12、10日。傅传蔚在《委托承诺书》右上角写明：同意执行，并签名，落款时间2013、12、10。经傅传蔚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对《委托承诺书》中“成本”、“2013、12、10日”、“2013、12、10”字迹进行鉴定，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3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检材落款日期“2013、12、10日”中前后两个数字“0”不是同时书写形成，第二个“0”和“日”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形成；2.检材正文中“成本”二字与该句段不是同时书写形成，“成本”二字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行成；3.检材中傅传蔚的签字日期“2013、12、10”中的第二个“0”是用另一支笔后添加行成，是否傅传蔚本人书写，该项鉴定条件不足。傅传蔚花费鉴定费18000元。 2014年4月15日，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电视运营中心向手信公司致函，《中国少共国际师》摄制组：贵单位送来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少共国际师》经我台电视剧统审组审核，原则同意购买播出，播出时间及价格另行商议。特此致函。 2014年6月16日，手信公司、案外人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公司三方签订《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合同书》，约定手信公司将其拥有版权的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的播映许可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使用；授权期限：自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首次在卫星频道播放起贰年，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首次播放节目的时间定为2014年8月31日前，具体时间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授权许可费按每集310000元整计算，共31集，授权许可费共计人民币9610000元整；上述授权许可费已包含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应当缴纳税费；其他费用按照每盘700元计算，共31盘，小计（金额）21700元整；总计9631700元整。 2017年1月6日，原一审法院向案外人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致函调查相关案情，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关于电视剧的复函》，写明：一、2014年4月15日我台电视运营中心出具的《致函》真实，该剧审查DVD样片由傅传蔚联系提供。二、2014年6月16日，我台、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三、傅传蔚代表南昌手信传媒文化公司联络该剧发行，谈判发行价格、从中协调播出带寄送及协商该剧上星播出时间。四、该剧在我台的播映权费用由我台广告合作方西安环球电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给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金额（含税）为：9631700元，大写玖佰陆拾叁万壹仟柒佰元正，税后金额9351165.18元，大写：玖佰叁拾伍万壹仟壹佰陆拾伍元壹角捌分。 另查明，手信公司已支付傅传蔚方82万元。 另补充查明，原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手信公司提供二份收条，载明内容为傅传蔚收到《少共国际师》电视剧播出光盘一套、该剧影花、委托承诺书、发行许可证等。二份收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但原审中傅传蔚方陈述该落款时间被人改动，其真实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另手信公司还提供《委托承诺结算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根据按2013年12月10日双方签字盖章委托承诺书，其内容规定结算重庆卫视首播31集电视连续剧《少共国际师》全部所得发行费、提供税票、收款账号。（注：涉及债权债务本人承担与委托方无关，本人出具授权书委托函给他人结算领款一律无效）”，该结算书落款为发行人傅传蔚，时间为2014年元月26日。傅传蔚对该结算书系其书写无异议，但陈述称，结算书内容中的“2013年12月10日”系照抄李兴文提供的已擅自改动时间的《委托承诺书》而导致的笔误所致，因当时并未察觉李兴文已改动了时间。其出具该结算书的真实时间为2014年11月26日，该结算书出具给李兴文后，落款时间2014年11月26日中的阿拉伯数字“11”被人在其上部添加了一个“二字”，变成了“元”字。同时其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剧发行合同签订时间和重庆电视台支付版权费用均在2014年4月份以后，怎么可能结算时间会在2014年元月份。因涂改痕迹明显且时间明显不符合逻辑，伪造事实明显，傅传蔚认为不必申请鉴定。本院对于手信公司在原审提交的以上两份证据，进行了书面审查，发现两份收条和委托承诺结算书的落款时间不排除有被人为改动和添加的可能，但傅传蔚在原审及二审均未提出申请鉴定，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依法未进行委托鉴定。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案涉电视剧联络电视台首播发行事宜合意达成一致，并就双方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的行为，没有违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其约束。但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文本依据发生了争议，即《授权书》和《委托承诺书》的争执。从案件审理情况来看，二份文本内容大部分一致，但《委托承诺书》在对价部分内容和时间上有更改，为便于厘清双方争议，本院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归纳为：一是傅传蔚是否按双方协议约定完成了联系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事宜；二是双方合同中关于首播发行费的分成约定是否含有“扣除成本”的内容。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认为傅传蔚未在《委托承诺书》规定的期限内（2014年1月30日前）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无需向其支付报酬，为此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供了《委托承诺书》以及傅传蔚出具的《收条》、《委托承诺结算书》等证据，用于证明《委托承诺书》签订时间晚于《授权书》，所以委托期限不能依据《授权书》内容确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委托承诺书》落款时间问题，经司法鉴定已确定有更改。上诉人虽进一步提供《收条》、《委托承诺结算书》用以证明《委托承诺书》形成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但该时间的更改是否为双方协商一致仍存疑，因此，上诉人关于《委托承诺书》的时间更改系双方合意行为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关于该事实的分析认定，符合证据采信原则和逻辑及常理，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能否定《授权书》关于委托期限的约定效力。其次，确定双方当事人最终的合同权利义务，不仅要考察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问题，还应结合双方实际履行情形。重庆电视台的书面复函证实傅传蔚履行了联系发行事宜的合同义务。上诉人手信公司否认该复函，但其并未向法庭提供是其自行或是另行委托他人完成了与重庆电视台联络发行事宜的有效证据。且手信公司已向傅传蔚方支付了82万元，证明其已经在履行合同支付义务。虽然手信公司提出是被威胁敲诈而被迫付款，但其一直未提供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另上诉人提供的《委托承诺结算书》亦映证了傅传蔚已完成合同约定的联系重庆电视台发行事宜的义务，双方已进入到结算阶段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傅传蔚已按双方协议约定完成了联系重庆电视台首播发行事宜。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经司法鉴定结论和其他查明事实可知：“成本”二字系李兴文在《委托承诺书》中的原句“扣除发票税款5:5分成”的“扣”与“除”之间添加。李兴文认为其添加行为是经傅传蔚同意后作出，但傅传蔚予以否认，手信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主张。且该文字添加不符合文句正常表述习惯，添加后的文句表述意思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认定该添加行为系手信公司单方作出，未经傅传蔚追认不产生法律效力。 综上，通过对焦点问题的分析论证，本院认为，确认《授权书》的效力，符合双方当事人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双方履约情况。双方当事人应以此确定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上诉人还提出合同中的“分成”的约定未扣除成本不符合交易习惯。但目前影视作品发行已市场化，如上诉人认为双方该项约定不符合交易习惯，应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该观点不予采纳，手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40元，由上诉人南昌手信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明 审 判 员  王 璐 审 判 员  周 雪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龙 超 书 记 员  万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