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4479号原告：陶建平，男，198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郭智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满，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建平与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批数据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陶建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劲、被告中农批数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建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绩效工资1515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份岗位工资1050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餐费补助900元。事实和理由为：原告2017年12月11日、13日，参加了被告组织的面试。2017年12月14日完成考核并在邮件中明确工资要求。被告公司副总廖某于2017年12月18日电话和微信通知原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工资要求，督促原告尽快入职。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到被告处入职报到。在双方签署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原告对制式合同中工资薪酬约定不明确提出异议。被告随后将经过内部流程签字审批后的原告录用审批单复印件及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给了原告，告知并承诺，上述文件已明确原告的工资年薪为24万元，外加其他福利补贴及奖金。其中岗位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占50%。2019年1月30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出示了原告及同事的电子版录用审批单及2017年度绩效工资发放明细。录用审批单显示原告年薪总额为24万元。2017年绩效工资发放明细显示，原告岗位工资每月10000元，绩效工资每月10000元。2017年原告年度绩效工资为2500元，缴纳个税75元，实发2425元。根据被告【2018】1号会议纪要签发单及专题会议纪要显示，发放原告2017年度（自2017年12月25日起算）绩效工资2500元。鉴于原告2017年12月25日入职，上班时间一周，绩效工资2500元，由此推算，原告月绩效工资10000元，年度绩效工资120000元，是可信的。同时，上述会议纪要中提及薪酬管理办法，可以说明该办法正在执行，该办法第二条明确了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及相关补贴福利，进一步证明原告的主张可信。但是，在劳动仲裁裁决书中，未就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忽视了关联性和相互佐证的事实证据。截至2019年3月，被告未按上述依据计发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的绩效工资，且未发2019年3月的岗位工资。由于被告未足额发放2018年度绩效工资，原告于2019年3月向被告提交了离职申请。被告未足额支付绩效工资及岗位工资的事实清楚，被告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中农批数据公司辩称：我公司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已全额支付了原告工资，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工资差额。原告在2019年3月16日主动离职，提交书面辞职申请书，2019年3月3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绩效工资，没有事实依据，绩效工资就是我公司根据原告工作情况及公司业绩情况，在年底发放的奖金。我公司已于2019年1月31日向原告发放了2018年度绩效奖金税后14904.19元。因此，原告主张绩效奖金没有依据。另外，绩效奖金依据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工作业绩综合评定后发放，不是确定的数额，原告将绩效工资主张为确定的工资数额，与劳动合同法规定不符。2019年2月底，原告到东北出差6天，但未经领导同意，中途回京，之后再也没有上班。2019年3月，原告未提供劳动，故不应支付其工资和餐补。我公司为原告考虑，为其缴纳了2019年3月份社保，包括个人承担部分，也是我公司支付的。综上，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5日，中农批数据公司（甲方）与陶建平（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合同于2017年12月25日生效，于2020年12月24日终止。试用期为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3月26日；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行业研究中心部门行业研究/价格指数分析岗位工作；月工资按甲方《薪酬管理制度》规定执行，实行绩效考核制……详细考核办法参见甲方《薪酬管理制度》。乙方在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按转正后工资的80%发放。乙方基本（岗位）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无等内容。2019年3月16日，陶建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记载：现由于综合原因，我正式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将于2019年3月31日离职，请公司做好相应的安排，对接交接工作等。中农批数据公司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关于陶建平2019年3月的工作情况，双方均坚持在本案前置劳动仲裁程序中的陈述及质证意见。仲裁审理中，陶建平称其工作至2019年3月29日，其中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在大连出差，2019年3月5日请事假，2019年3月6日、7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8日请事假，2019年3月11日至15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并休假，2019年3月25日至29日正常工作。中农批数据公司称陶建平2019年2月正常工作，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并未在大连，2019年3月4日下午17时3分到公司一趟未正常工作，之后到公司办手续未提供劳动，另不认可陶建平于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陶建平在仲裁阶段提交打卡记录，显示2019年3月6日、7日、12日、13日、15日、25日至27日均有8点左右、17点左右两次打卡记录。中农批数据公司不认可打卡记录的真实性，提交显示有“旷”、“迟”、“早”的考勤统计表（诉讼中亦提交该证据），但未提交2019年3月的原始打卡记录，也未提交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的证据。陶建平另在仲裁阶段提交《员工请假审批表》，证明请年假获批，中农批数据公司对该表真实性认可，表格中有部门负责人的审核与批准。在职期间，陶建平的月工资固定由基本工资和餐补组成，另有不固定发放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基本工资在2018年12月之前为每月10000元，自2019年1月起调整为每月10500元，餐补原为每月500元，后调整为每月900元。中农批数据公司于每月10日左右发放陶建平上个自然月的工资。根据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7年度绩效奖金应发2500元，2018年度绩效奖金应发15365.14元，2019年3月应发工资2407.15元。陶建平对明细汇总表的真实性认可。陶建平主张，根据2017年12月25日入职，2017年上班一周，发放2500元绩效推算，每月绩效应为10000元，全年绩效工资12万元，全部年薪应为24万元，陶建平对其主张提交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名称为“中农批张艳红”，微信记录中附图片一张，图片内容为《录用审批表》，录用审批表记载：陶建平岗位为行业研究/价格指数分析，职级为总监级，薪酬标准为基本工资10000元/月，其他补贴按公司规定执行，年薪总额24万元，试用期薪酬标准为8000元/月，福利待遇按公司规定执行等内容。陶建平另提交经过公证的中农批数据公司《薪酬福利管理办法》，记载：公司薪酬一般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司龄工资、各项补贴构成。工资均以税前数值计算。岗位工资10000元对应的岗位为财总/副总经理。岗位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占薪酬比例50%。绩效工资按职级设定不同的比例，由个人岗位工资折算绩效工资上限，公司根据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职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计算个人实际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发放办法另行制定等内容。中农批数据公司对两份公证书的形式真实性均确认，认可张艳红曾是其公司员工，但因陶建平未提交《录用审批表》的原件，故不认可真实性，强调无论审批表真实与否，该表的制作日期都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具体约定已被劳动合同取代。而《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规定了绩效工资按职级高低确定不同比例，绩效工资设定了上限，且需要进行考核，说明绩效工资的发放不是固定的数额。关于绩效工资的性质，陶建平认为就是属于应发工资的范畴，而中农批数据公司则认为绩效工资是对员工考核之后，发放的奖励性质收入。另外，陶建平为证明其工资收入情况，还向本院提交同事蔡琳琳与中农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录用函及银行交易流水，以及证人廖某的证言。蔡琳琳劳动合同中对于工资的约定为：乙方（即蔡琳琳）基本（岗位）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业绩考核情况核定。甲乙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乙方月工资总额的40%纳入绩效考核工资等。录用函中记载：年度总薪酬标准为（税前）31.2万人民币，其中，年薪固定发放部分总额为18.72万元，分13个月发放，月度发放总额为14400元/月，年终绩效考核部分为12.28万元等内容。银行交易流水记载中农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向蔡琳琳发放绩效129810元。中农批数据公司对蔡琳琳的劳动合同、录用函及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强调蔡琳琳的劳动合同不是与其公司签订，其他公司怎样运作与其公司无关。廖某出庭作证称：我与中农批（北京）运营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被借调到中农批数据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是我对陶建平进行的面试。陶建平应聘的职位为行业分析岗位，最终商定的总年薪为到手24万元，分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但是没有与陶建平确定两者之间的比例，具体比例之后由人力部门再确定，再后由领导审批。陶建平的劳动合同由人力部门出面签订，具体的约定内容我不清楚。陶建平的录用审批表我签字了，之后还应该由总经理和董事长签字，但是他们签没签字，我不清楚。绩效需要进行考核，由中农批数据公司内部先进行考核，再上报总公司。陶建平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中农批数据公司则不认可证人所述，称证人与中农批（北京）运营有限公司目前有诉讼，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不是中农批数据公司的员工，不能证明中农批数据公司的事情，证人也表示绩效工资需要进行考核，是不固定的数额，需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业绩进行发放，恰好说明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没有依据，证人没有看到总经理和董事长在录用审批单上签字，录用审批单是虚假证据，故陶建平按照录用审批单主张工资没有道理。因发生经济补偿等争议，陶建平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资差额151500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31500元、支付2019年3月工资10500元、支付2019年3月餐费补助900元。该案经审理，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3604号裁决书，裁决：一、中农批数据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陶建平2019年3月份工资和餐补差额8992.85元；二、驳回陶建平的其他仲裁请求。现陶建平不服上述裁决，起诉主张权利；中农批数据公司持辩称理由予以抗辩。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陶建平在2019年3月16日向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中，提出辞职的理由为“综合原因”。该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故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5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在职期间，陶建平的月工资固定由基本工资和餐补组成，另有不固定发放的加班费及其他福利。基本工资对应在《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为岗位工资。经双方确认，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后期，陶建平调整后的基本工资为每月10500元、餐补900元，两者均系陶建平工资的固定组成部分，应当全部计入陶建平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月工资标准。陶建平称其工作至2019年3月29日，其中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期间在大连出差，2019年3月5日请事假，2019年3月6日、7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8日请事假，2019年3月11日至15日正常工作，2019年3月18日至22日请年假获批并休假，2019年3月25日至29日正常工作。中农批数据公司虽称陶建平2019年3月1日停止出差未在大连，但对此未提交证据支持，故本院对陶建平于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3月4日出差工作的事实予以采信。仲裁阶段，陶建平就其主张提交了打卡记录，中农批数据公司虽然对打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但仅提交记载有“旷”、“迟”、“早”的考勤统计表予以反证，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陶建平的实际工作情况。依据仲裁阶段陶建平的陈述，本院对陶建平于2019年3月6日、7日、11日至15日、25日至29日期间正常工作的主张予以采信。陶建平在仲裁阶段出示了《员工请假审批表》，有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批准，故可以认定陶建平于2019年3月18日至22日期间休年假。综上，本院可以认定陶建平在2019年3月基本属于正常的出勤情况。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的月工资标准，支付陶建平工资。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9年3月应发工资2407.15元，故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当按照基本工资加餐补，总计11400元的标准，补足陶建平2019年3月工资差额部分。故本院对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9年3月岗位工资及餐费补助两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本案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性质的定性，系是否应由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绩效工资的前提。陶建平主张绩效工资属于应发工资的范畴，即年薪总额应为24万元，除按《录用审批表》中的记载，每月发放基本工资10000元之外，参照《录用审批表》及《薪酬福利管理办法》，另有50%的绩效工资应予发放。对此，陶建平提交的证据包括同事蔡琳琳的劳动合同等，以及证人廖某的证言，并且认为根据中农批数据公司提交的《陶建平在职期间工资明细汇总表》记载，陶建平2017年度绩效奖金应发2500元，2017年陶建平实际在中农批数据公司工作一周，故可以推算每月绩效工资均为10000元。但是，与蔡琳琳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且关于薪酬部分的约定，与陶建平的劳动合同内容不一致。廖某虽然作证称其面试陶建平，并商谈总年薪为24万元，但廖某的用人单位也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且其对于后续如何签订《录用审批表》及陶建平与中农批数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如何对薪酬进行约定等事项，均不清楚，故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陶建平的主张。《录用审批表》中虽然记载陶建平年薪为24万元，但《薪酬福利管理办法》中对于绩效工资的规定为：绩效工资按职级设定不同的比例，由个人岗位工资折算绩效工资上限，公司根据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职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计算个人实际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发放办法另行制定。可见，陶建平主张年薪中的24万元包含50%的绩效工资，而绩效工资的实质是需要通过对劳动者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之后，予以核发的薪酬，50%的绩效工资比例为上限，并非中农批数据公司承诺必须全额发放的工资，故绩效工资的实质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之后发放的，具有奖励性质的薪酬，用人单位对此具有自主权。陶建平应对中农批数据公司应全额发放绩效工资的主张提交证据，但是，陶建平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建平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陶建平要求中农批数据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绩效工资1515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陶建平二〇一九年三月工资及餐补差额八千九百九十二元八角五分；二、驳回原告陶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陶建平负担八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农批（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晗人民陪审员  来亚萍人民陪审员  武 威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马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