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18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华盛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创业街19号2号楼7层南。   法定代表人：李某1，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华迪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建设北路452号9幢1单元2层4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3，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山西华盛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因与山西华迪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626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山西华盛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626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二审上诉请求，维持原一审判决；3、本案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案件基本情况及判决结果。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指定第三方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发运煤炭，合同约定煤炭热值低于3500大卡／㎏的，申请人有权只结算运费，不对煤炭本身进行结算，合同执行期内（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9月30日）被申请人分别于2017年9月20日和2017年9月23日提供的煤炭热值低于3500大卡／㎏，被申请人在注明该争议两批煤炭的《9月入场煤炭质量台账》及两份《燃料结算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并开具了扣除争议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向申请人就争议煤炭提出过复检申请，故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以被申请人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作为新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提出过复检申请，并由于申请人没有就争议煤炭单独存放，承担无法复检的责任，判决申请人支付争议煤炭价款及延期付款利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   2.二审法院不能仅凭被申请人单方提供的电话录音就简单认定被申请人对争议煤炭提出过复检申请。有关被申请人提出过复检申请的电话录音证据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本案争议的基本事实。二审法院以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邹云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其在2018年1月10日与申请人燃料部“马主任”的电话录音作为“新证据”，在未核实“马主任”的具体身份情况下，在申请人不认可录音内容的情况下，片面的认定被申请人在2017年9月30日电话收到申请人涉案两批有争议的煤检验不合格的通知当天电话要求进行复检，并于2017年10月3日向申请人提交书面的复检申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未能根据商业逻辑与法律原则全面地、客观地核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再审，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二审法院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所谓华宇煤炭化验公司出具的《华宇煤炭化验报告》（该份报告的送检单位是被申请人本次交易采购煤炭的上游公司鄂州市弈翔物贸有限公司，被申请人试图通过该报告证明其从上游鄂州市弈翔物贸有限公司采购的用于完成其与下游，即申请人的《煤炭买卖合同》而送检的煤样进行检测的基底位发热量测试结果为4835大卡，高于其与申请人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3500大卡）作出认定“根据华宇煤炭化验公司在2017年8月16日就涉案两批煤出具的《华宇煤炭化验报告》及合同约定计算，上诉人提供的两批煤单价应为379元…”，即认为争议煤炭的热值符合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1.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华宇煤炭化验的注册成立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在前述报告注明的检测日期2017年8月16日之后，其真实性存疑，证据系伪造。2.就关联性而言，出厂煤的热值并不代表到厂煤的热值，煤炭运输环节中考虑到参配、装车过程换煤等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到厂煤的检测结果与出厂煤差异很大，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验收要求为到厂验收，前述化验报告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的基本证据为伪证，应依法予以改判。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关于由申请人承担复检不能的责任，进而判决申请人支付争议批次煤炭全额价款的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1.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前提条件是双方无争议。虽然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未被申请人对验收结果提出异议的期间及方式进行约定，但是第六条“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履约保证金”中对合同结算的前提进行了约定，即“货到验收合格且双方对数据核对无争议后，出卖人凭增值税发票到买受人处办理完结算手续后”买受人付款。事实上，申请人正是根据双方于2017年9月共同签字盖章确认的《9月入厂煤质量验收台账》（该台账将被申请人在合同期内提供的共9批次按日期确认验收数值，并单独将争议两批次不达热值标准的煤炭罗列在下方一张表格内，落款处有被申请人授权代表邹云签名以及被申请人公章）、2018年6月7日双方签字盖章的两份《燃料结算单》（落款处邹云签署“确认无误”并签名、记录签订日期）、2018年6月27日被申请人开具并提供的金额为1064400.27元（该金额正是对争议煤炭只按照运费结算得出的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8年7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履行了支付义务。   2.申请人因合理信赖被申请人行为而未对争议煤炭单独存放导致复检不能的责任不应由申请人承担。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申请人有理由认为被申请人前述一系列满足付款前提条件的行为属于自认双方之间合同履行无争议的行为，构成履行支付义务的合理信赖，根据合同法上“禁反言”的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一方不应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行为，使得合同相对方因他所引发的信赖而受有拘束。因此，被申请人确认签字及开票等行为都证明其对双方结算价款无异议，申请人依据对被申请人行为的信赖及合同约定履行价款支付义务是合理合法的，不应再承担因被申请人行为反复而导致争议煤炭无法复检的责任。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山西华迪能源有限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华迪公司就有争议的两批煤炭（2017 年9月20日、2017年9月23日）向被答辩人华盛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复检事实清楚，且答辩人已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   2017年9月1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华盛公司向答辩人华迪公司购买混煤10000吨，交货时间：9月，价格：325元/吨，合同第三条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第二款质量由收货人（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   该批煤炭系答辩人华迪公司从鄂州市奕翔物贸有限公司购买，供应数家单位，华盛公司仅是其中一家，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9 月30日持续向被答辩人指定的收货单位供应，按正常的道理同批次煤炭附带总的采样化验结果基本一致，其他家均没有问题，但是，9月30日答辩人华迪公司接到被答辩人驻电厂负责人汤主任电话通知称“2017年9月20日、2017年9月23日两批煤炭化验结果出现重大偏差”答辩人华迪公司具体承办人邹云当即电话里明确向被答辩人口头提出要求复检的申请，并要求按照规定对两批煤炭单独存放，双方共同釆样去第三方化验。就该事实部分，华迪公司提供了邹云的证人证言，邹云与被答辩人华盛公司的马主任的通话录音及相应文字版本、邹云与汤主任的短信聊天记录、华迪公司于2017年10月3日向华盛公司提出的书面的《复检申请》、2018年1月22日被答辩人华盛公司就华迪公司2017年10月3日的书面《复检申请》的回复《通知》、以及2018年1月22日华迪公司向华盛公司的《回复》等一系列证据，按照时间顺序及事情发展的进程，该系列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印证了华迪公司曾就该两批有争议的煤炭向华盛公司提出过复检申请。   如果华迪公司没有向华盛公司提出过复检申请，华盛公司为何要在2018年1月22日对华迪公司书面的回复呢？同时华盛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马主任与华迪公司的邹云通电话时，为什么要在电话里认可华迪公司曾经就该两批争议煤炭主张过复检，还将事情的具体细节说的如此详细（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提出复检的过程等等具体细节）。很显然，案件事实是华迪公司确实曾经就有争议的两批次煤炭向华盛公司主张过复检的权利，且有完整的证据链条予以证明。   因此，华盛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二审法院仅凭借邹云的通话录音就简单认定华迪公司就争议煤炭提出复检申请的理由是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再审申请应当不予支持。   （二）关于通话录音及马主任的身份问题。马主任的身份是华盛公司燃料部的负责人，手机号码是138XXXXXXXX，二审庭审期间，华盛公司的代理人质证时（以及法庭询问时）对马主任的身份是不持异议（详见二审判决书第9页第5行），也就是说是认可马主任的身份的，只是认为录音涉嫌伪造，但是在法庭提醒华盛公司可以对录音的真伪情况进行鉴定，其代理人却不申请鉴定，（二审判决书第9页）那么二审法庭结合其他的证据的内容，采纳录音里的合理内容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华盛公司再审期间就二审质证过的证据再次提出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不应当得到支持。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真实，不存在伪造的情形。华迪公司起诉华盛公司，要求华盛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进行货物质量的验收并办理结算，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煤炭质量发生争议的时候，华迪公司是否就涉案有争议的两批次煤炭主张过权利（即提出过复检），是否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货物验收。围绕着这个焦点，华迪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答辩状中第一点中已列举了该证据链条）证明，华迪公司确实曾向华盛公司主张过权利，这些证据是真实的，是经过华盛公司质证的，是二审法庭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关键性和主要的证据，不存在伪造的情形。   至于，华盛公司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华宇煤炭化验报告》系伪造的，得出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该份化验报告单并非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前面己经陈述，不必赘述），仅作为参考证据；其次，华宇煤炭化验的注册成立时间与出具报告上显示的检测时间不一致，据此认定该证据系伪造的，显然是有失偏颇，且这种说辞是对煤炭行业不了解的一种体现。经华迪公司向有关单位了解，华宇煤炭化验全称是“宁武县华宇煤炭化验”，登记的经营者是茹飞飞，2017年8月23日完成工商营业登记手续，登记之前己经采购了设备并开始对外营业，本案所有批次的煤炭确系2017年8月16日采样，按照煤炭行业化验的一般规律是采样后十天左右出具检测化验结果，化验内容越多，周期越长，该批煤炭化验了13项内容，化验报告单上显示的检测日期是采样的日期（2017年8月16日），待化验结果出来后，对外加盖公章，因此，先检测，后加盖公章，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符合煤炭行业检测的时间周期的一般规律，不存在是华迪公司或其他公司伪造的情形，而且华盛公司也没有提供该份化验单涉嫌伪造的直接证据，不能认定该证据系伪造的。再次，华盛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煤炭运输环节中考虑参配、装车过程中换煤等情况完全属于主观臆断的说辞，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撑，煤炭买卖运输中有参配、换煤的情形，就一定能说明华迪公司供应的煤炭参配或换煤了吗？显然不能。最后，华盛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的“出厂煤的热值不代表厂煤的热值”的说辞不够准确，二者不完全划等号，但是可以说明同批次煤炭的大致水平，同样的批次的煤炭，同样的检测方法，出来的检测结果应当相差不大（误差一般在50—100大卡之间），但是华盛公司告知华迪公司的检测结果最高与最低相差1000余大卡，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也是华迪公司为什么要对供应的为全部煤炭进行复检的原因，煤炭买卖过程中，国企利用扣卡手段压制民企早已是行业内司空见惯的做法。退一万步讲，即使华迪公司交予华盛公司的检验报告与实际情况有差距，那么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规定来，而不应当单独进行扣卡（下面详细进行论述）。   （四）华迪公司提出复检后，华盛公司将涉案有争议的两批煤炭直接烧掉，毁灭证据，将华迪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主张权利的途径堵死，导致涉案争议的两批煤炭不能复检的责任完全在于华盛公司，二审判决华盛公司支付全额的价款法律适用完全正确，且双方商议由华迪公司先开具发票，华盛公司己经向华迪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己经全面履行了该份合同，届时提出再审申请不应当予以支持。   1.供应煤炭质量如何验收，有争议时如何解决。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中，关于煤炭质量验收标准及方法有明确约定，合同第三条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第二款有明确的约定“质量由收货人（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也就是说，质量验收由收货人（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在出现质量争议（验收不一致）的情况下，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争议解决。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方法》第5.4.3.3批煤质量争议解决办法，“当买受方的检验值和出卖方的热值报告不一致并发生争议时，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一致，应该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验收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作为最终结论，在此情况下，买受方应将收到的该批煤炭单独存放：a）双方共同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共同检验结果进行验收；b）双方请共同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此检验结果验收”。上述规定很明确，如买方与卖方的检验值和热值报告不一致时，无法协商一致时，买受人华盛公司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将收到的该批煤炭单独存放，那么华盛公司是怎么做的呢？如华盛公司所言，假如2017年9月23日供应的煤炭真的有问题，为什么当下不通知华迪公司，而是到了9月30日才通知，9月30日通知不合格时，为什么不按照合同约定和《办法》规定单独存放，而是将涉案争议的两批次煤炭已经烧毁的情况下，才于2018年1月22日予以书面的回复，华盛公司这种做法严重的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是毁灭证据的行为，直接的后果是华盛公司剥夺了华迪公司对有争议的煤炭进行复检的权利，华盛公司据此得出的结算单据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华盛公司利用国企买方优势地位压制民企卖方的做法昭然若揭。   2.华盛公司违约在先，即其先不诚实信用，未按照规定办理煤炭质量检验的相关事宜，也就没有华迪公司违反了所谓的合理信赖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的事实。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华盛公司在执行阶段主动要求华迪公司开票并付款履行的情况下，显然是认可二审判决，履行后又列出若干理由申请再审，其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不予支持。   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系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再审申请人山西华盛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于再审申请书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不能仅凭被申请人山西华迪能源有限公司单方提供的有关复检申请的电话录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对争议煤炭提出过复检申请，该电话录音证据的内容不足以认定本案争议的基本事实。第二，被申请人提供的华宇煤炭化验公司出具的《华宇煤炭化验报告》系伪造。第三，二审判由申请人承担复检不能的责任，进而判决申请人支付争议批次煤炭全额价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审查中注意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了质量和数量的验收标准及方法。质量由收货人（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现行的国家标准为《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GB/T18666-2014，其中第5.4.3.3批煤质量验收结果争议解决方法规定，当买受方的检验值和出卖方的报告值不一致（二者的差值超过5.4.3.1.1或5.4.3.1.2规定的允许查）并发生争议时，先协商解决。如协商不一致，应改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验收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作为最终结论，在此情况下，买受方应将收到的该批煤单独存放：a）双方共同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共同检验结果进行验收；b）双方请共同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买受方收到的批煤进行采样、制样和化验并以此检验结果验收。故在有质量异议的煤炭未被单独存放且已经烧毁的前期下，被申请人华迪公司作为出卖方是否及时向买受方华盛统配公司提出过质量异议成为本案明确双方责任的关键。   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2017年10月12日，被申请人华迪公司书面向再审申请人华盛统配公司发送申请复检报告。2018年1月22日，华盛统配公司给华迪公司出具通知，该通知针对华迪公司于2017年10月3日提起的《关于9月20日、9月23日参与合同加权平均申请》给予了不同意加权的答复。2018年1月22日，华迪公司就华盛统配公司的通知回复，主要内容为不同意华盛统配公司的处理意见，将申诉法院予以裁决。证人邹某中提供其在2018年1月10日与华盛统配公司燃料部马主任的电话录音，马主任承认华迪能源公司2017年10月3日向华盛煤炭公司出具过书面复检申请，再审申请人在庭审中表示对燃料部马主任的身份不持异议，虽称电话录音涉嫌伪造但亦未申请鉴定。这说明被申请人华迪公司最迟在2017年10月3日已经就2017年9月20日、9月23日的两批煤炭的质量问题提出过异议。故二审法院并非简单依据邹云的电话录音认定被申请人对争议煤炭提出过复检申请。   2017年10月12日，被申请人华迪公司书面向再审申请人华盛统配公司发送申请复检报告的依据即《华宇煤炭化验报告》，再审申请人就此申请给予回复时并未指出该报告系伪造。且在原诉讼程序的证据质证中未提出伪造之事，亦未提供其他有利证据加以证明，故申请人目前仅以华宇煤炭化验的注册成立时间（2017年8月23日）早于华宇煤炭化验公司出具《华宇煤炭化验报告》上的检测日期（2017年8月16日）而主张《华宇煤炭化验报告》系伪造难以成立。   再审申请人华盛统配公司在收到被申请人华迪公司对争议煤炭的复检申请以后，未按照《商品煤质量抽查和验收方法》（GB/T18666-2014）的规定将争议煤单独存放，致使争议煤炭失去复检的可能，责任在华盛统配公司，二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支付争议批次煤炭全额价款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西华盛统配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郭丽娟    审判员彭志祥    审判员耿转成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冯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