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3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建玉，男，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嘉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波，男，1964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嘉祥县。上诉人司建玉因与被上诉人吕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嘉祥县人民法院（2018）鲁0829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建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2月4日签订的彩票投注机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合同无效的条件为违反了国家效力性规定，违反国家管理型规定的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而《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第四十一条彩票代销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规定旨在规范和管理彩票销售，应属管理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所以协议为有效协议。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究竟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解释(二)中并没有并且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福利彩票的发行具有社会公益性，福利彩票投注机为国家无偿提供给彩票代销者使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广销售彩票，为国家公益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能成为某些人的敛财工具。本案中被告并没有从事彩票代销工作，转让彩票投注机的目的是为了个人获利，国家免费提供的彩票投注设备，却被被告转手卖到86000元，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社会公共经济秩序。而《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正是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作出的规定，应该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本协议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该属于无效协议。2.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上诉人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了彩票代销合同，上诉人受让彩票投注站进行经营营利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手中转让的福彩投注机，已经于2015年被福彩中心收回，上诉人目前经营的彩票投注站为上诉人自己重新申请开办的投注站，与被上诉人转让的投注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目前取得的彩票代销证和上岗证与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更是没有任何关系，是上诉人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合同目的实现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观意图并非善意，完全是自相矛盾。即便是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协议有效，那么上诉人签订协议后，取得了彩票投注机的所有权，理应取得彩票投注机的押金返还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主观意图并非善意，完全是自相矛盾。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吕波辩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1.《彩票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旨在规范和管理彩票的销售，而且《彩票管理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彩票代销者将彩票专用设备转借、出租、出售的，将导致合同无效，因此该条例第16条应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对此规定理解和适用是完全正确的。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在客观上并没有转让彩票投注专用设备，涉案的37082925彩票投注站最初由原业主向济宁福彩中心缴纳了押金(当时叫租赁费)，后该投注站的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升级换代，福彩中心收回原设备，投放新设备，并另行收取设备押金的事实，能够充分证明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即使经过多次转让，其所有权始终归彩票销售机构所有，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时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转让费并不包括彩票投注专用设备，转让费只是针对的除彩票投注专用设备之外的其他办公设备、设施。并且该转让费的数额系双方充分协商，自愿达成的，符合交易习惯和当时的市场价格。3.不仅涉案的彩票投注机站点发生过多次转让，客观上还有非常多的彩票投注站点都发生过转让，甚至有很多站点都发生了多次转让。但是不管经过几次转让，在投注站经营期间，都是由新接手的受让人与福彩中心之间直接联系和对接，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在上诉人接手涉案投注站之后也是如此，该投注站的所有经营情况都是由上诉人直接和济宁福彩中心之间进行联系和对接的。这一事实不仅证明济宁福彩中心对投注站的转让是认可的，转让协议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同时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并没有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事实。且这么多家曾经发生转让的彩票投注站，多年来都一直处在正常、稳定的经营状态的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转让彩票投注站的行为根本不存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情形。反之，如果改变此状态，将会在曾经转让过投注站的业主之间引发大量的类似纠纷、矛盾、甚至诉讼，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说，上诉人的无理诉求才是真正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甚至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其目前经营的彩票投注站为自己重新申请开办的，与被上诉人转让的投注机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事实，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才是正确的。由于转让彩票投注站的较多，甚至有的站点经过了多次转让，济宁市福利彩票中心为了捋顺业主关系，在2014年的时候对所有彩票投注点进行整顿考核并建档，不管投注点中间曾经经过几次转让均不考虑，统一要求由原业主写出退机申请，新业主以其持有的“转让协议”为基础写出上机申请，经福彩中心审核后，再与新业主签订代销合同，但是投注站点及投注设备的编号始终不变。作为本案来讲，上诉人若想取得彩票投注站点的代销权，就必须由原业主写出“退机申请”，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为基础，再由上诉人提交“上机申请”，并经福彩中心考察审核后，才能与上诉人签订代销合同，并为其办理代销证。但是彩票投注站点和投注设备的号码不变，即使在原设备收回升级换代后的新设备的号码仍然不变，始终是37082925。换句话说，投注站点还是原来的投注站点，投注设备还是原来的投注设备，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三、根据前述事实，在2014年上诉人办理案涉投注站代销证的时候，就已经和原业主之间产生了联系，至于投注设备更新换代时押金应该返还给原业主还是新业主的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再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因对投注机押金返还等问题产生争议，多次向上级福利彩票管理部门反映，上级部门已经向其作出了答复意见，进一步证明投注机押金等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与案涉合同无关。且在案涉合同中，双方并未对彩票投注机器的押金问题进行约定，上诉人将非合同起因，要求确认双方的协议无效，其主观意图明显是不善意的，一审判决如此认定并无不当。另外，一审判决只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确认了案涉合同为有效合同，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所有权归彩票销售机构所有的事实并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但是，一审判决中并没有类似“因为转让协议有效，所以上诉人即取得彩票投注机所有权”的认定，且彩票投注机押金返还的问题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并无自相矛盾之处。所以，上诉人以其并非善意的个人理解，在上诉状中称一审判决自相矛盾的主张不能成立。司建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原被告签订的《37082925彩票投注机转让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设备款86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4日，吕波（转让人，甲方）和司建玉（受让人，乙方）签订了37082925彩票投注机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将37082925彩票投注机器转让给乙方，门市及机器合计转让费86000元。第二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生效之日起，乙方付清甲方人民币86000元，甲方将机器交于乙方经营管理。所有的收入归乙方，转让之前的所有相关费用由甲方负责结清。第三条，自转让之日机器的所有权及经营管理权归乙方，由乙方自主经营。第五条，本次机器转让为一次性转让、永久性转让，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在合同签字时由双方相互出具转让交接手续。同日，司建玉交付吕波86000.00元，吕波向其出具收条；吕波依据合同约定将37082925彩票投注机器、门市及其他机器设备交付于司建玉。司建玉经营该彩票投注站至今。原、被告双方转让之前，37082925彩票投注机器已经过多次转让。2014年始原告司建玉向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交付了押金，并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了彩票代销合同。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向司建玉颁发了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证和上岗证。2018年原告司建玉要求退回彩票投注机进行升级换代后的押金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2月4日签订的彩票投注机转让协议应为有效协议。理由如下：1、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自愿签订的；2、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司法理论中，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管理性规定的行为，应按照违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第四十一条规定：彩票代销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委托他人代销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彩票代销者有前款行为受到处罚的，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有权解除彩票代销合同。上述规定旨在规范和管理彩票销售，应属管理性规定。《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规定的彩票投注专用设备，仅限于彩票投注机。对于福彩投注站内的其他设施设备，并非福彩中心所有，法律并不限制其转让。3、《彩票管理条例》并未明确规定彩票代销者违反规定将彩票投注专用设备转借、出租、出售的，将导致合同无效。原、被告之间的协议继续有效，亦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4、2014年始原告司建玉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签订了彩票代销合同，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并向司建玉颁发了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证和上岗证。福彩发行机构已认可司建玉的彩票代销者身份，该福利彩票店原告正常经营，原告受让彩票投注站的进行经营营利的合同目的完全可以实现。5、司建玉已经营该福利彩票店多年，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已处于稳定状态，且双方转让之前已经多次转让，若改变此状态，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将造成司法资源的较大浪费。6、据原告司建玉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司建玉等人因投注机押金等问题，多次向上级福利彩票管理部门反映；案涉合同中，双方并未对彩票投注机器的押金问题进行约定；司建玉以非合同事项为起因，要求确认双方协议无效，主观意图并非善意。综上，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出于双方意思自治，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没有规定违反的后果是无效的，在维持合同效力并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倘仍然使合同无效，将会怂恿一种不诚实的交易环境，损害了交易主体的合理期待，制约着市场主体的交易愿望，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与安全。司建玉以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司建玉依据合同无效要求吕波返还设备款8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吕波的相应答辩观点，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建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00元，由原告司建玉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旨在规范和管理彩票销售，应属管理性规定，而非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无不当。且《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规定的彩票投注专用设备，仅限于彩票投注机。对于福彩投注站内的其他设施设备，并非福彩中心所有，法律并不限制其转让。故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从协议签订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彩票管理条例》并未明确规定彩票代销者违反规定将彩票投注专用设备转借、出租、出售的将导致合同无效、司建玉已实际经营该福利彩票店多年及对彩票投注机器的押金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并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基础，符合法律规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司建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