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21民初679号 原告：孔国久，男，195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岱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秋雁，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国，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祖国，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岱山县。 原告孔国久与被告刘祖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孔国久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裁定，查封或冻结被告刘祖国名下的银行存款347200元或等值的其他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本案于2019年6月19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国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秋雁、被告刘祖国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于2019年7月23日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国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秋雁、被告刘祖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孔国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红膏蟹的损失347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经营需要，于2017年12月29日将原存储于舟山百盛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的372箱红膏蟹取出，并委托被告运至宁波江北利亨四六八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亨公司）的冷库储藏待售。其中232箱红膏蟹规格为300-400克/只，30箱红膏蟹规格为150-200克/只，110箱红膏蟹规格为100-300克/只。临近2018年春节期间，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向利亨公司提取了红膏蟹并予以销售。原告曾在2018年6月以仓储合同纠纷对利亨公司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判决认为利亨公司有理由相信被告有权代表原告提取红膏蟹。原告认为，被告超越委托权限，未经原告许可自行提取并销售红膏蟹，销售所得仅有18万元，以红膏蟹正常销售价格即232箱规格为300-400克/只的红膏蟹价格为1600元/箱，30箱规格为150-200克/只的红膏蟹价格为800元/箱，110箱规格为100-300克/只的红膏蟹价格为1200元/箱计算，涉案372箱红膏蟹的销售价款应为5272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销售款18万元，原告损失共计347200元，被告应予赔偿，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刘祖国辩称，其与原告合伙做红膏蟹生意，不收取报酬只参与分红，2018年年初，其经原告同意多次从利亨公司冷库提取涉案372箱红膏蟹并予以销售，其中225箱红膏蟹质量较好，可卖到690元/箱，剩余147箱红膏蟹质量较差，仅能卖到100元-200元/箱，扣除仓储费等必要费用外，其分别支付给原告销售款155000元、25000元，上述销售价格符合市场行情，其并未低价销售，未给原告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2月29日，原告孔国久将原存储于百盛公司的规格为300-400克/只的红膏蟹232箱、规格为150-200克/只的红膏蟹30箱、规格为100-300克/只红膏蟹110箱，合计372箱红膏蟹取出并由被告刘祖国运送至宁波市场销售。同日，被告刘祖国将上述红膏蟹运送至利亨公司冷库储藏待售。利亨公司向被告刘祖国出具入库单，载明“入库编号：R171229015，入库日期：2017-12-29，客户编号：949，客户名称：孔国久，商品批号：P1703670，商品名称：蟹，件重（KG）：11；件数：372；总重（吨）：4.092；仓位：二楼。”2018年1月3日、1月7日、1月26日、2月6日，被告刘祖国分五次从利亨公司冷库提取涉案372箱红膏蟹予以销售，并在利亨公司出具的五份商品出库单上签署“刘祖国”。被告刘祖国分别于2018年1月8日、1月29日将现金155000元、25000元存入原告孔国久银行账户。2018年2月6日，被告刘祖国支付利亨公司仓储费用769元。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孔国久认可被告销售涉案225箱红膏蟹并将销售价款155000元存入其账户系经其同意。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4432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百盛公司出库单、利亨公司入库单、利亨公司结账单以及被告提供的利亨公司出库单、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单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被告销售红膏蟹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给原告造成损失。 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且为无偿委托。理由如下：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并提供刘海行、王伟、叶安平、王松华、贺德明、王松成等8人出具的证明与顾伟军、叶安平、李四明、李小平、王松华、李昌林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予以证明，原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人证言，因出具证人证言的相关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故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均不予确认，相应地，对被告提出的上述辩解，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利亨公司入库单、被告提供的利亨公司出库单、汇款凭证等证据，被告以原告名义将涉案372箱红膏蟹存入利亨公司冷库，后经原告同意从利亨公司冷库提取部分红膏蟹，销售所得扣除必要费用外亦均交给原告，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未支付过被告报酬，被告亦陈述其未收取原告报酬，故二者之间应为无偿委托。 关于被告销售红膏蟹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给原告造成损失问题，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被告销售涉案225箱红膏蟹并将销售所得155000元存入其账户系经其同意，可见其认可红膏蟹平均售价689元/箱为合理价格，故被告销售该225箱红膏蟹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关键在于剩余147箱红膏蟹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是否给原告造成损失。本院认为，剩余147箱红膏蟹的销售价格不合理，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理由如下：被告销售剩余147箱红膏蟹后仅支付给原告销售款25000元，销售均价约为170元/箱，其辩称该147箱红膏蟹质量较差，故以均价100元-200元/箱销售属合理，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147箱红膏蟹的具体规格、质量，无法确定该均价的合理性，故对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因剩余147箱红膏蟹与前述225箱红膏蟹均系被告在相近时段提取并销售，且该两部分红膏蟹的规格和质量均无法明确，既然原告同意被告以689元/箱的均价销售涉案225箱红膏蟹，在无证据证明剩余147箱红膏蟹的规格、质量与前述225箱红膏蟹的规格、质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受托人，理应按照原告的指示以上述合理均价销售剩余147箱红膏蟹，如需变更原告指示，应当经原告同意。现被告以明显低于689元/箱的价格销售剩余147箱红膏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以该低价销售剩余147箱红膏蟹系事先征得原告同意，其超越委托权限低价销售剩余147箱红膏蟹，确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损失数额，本院参照前述认定的合理销售均价，结合在案证据，计算为：涉案147箱红膏蟹的销售应得款项689元/箱×147箱-已支付给原告的销售款25000元-有确切证据证明的必要仓储费用支出769元=75514元，但考虑到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属2018年宁波市场螃蟹的销售旺季，被告在该时段提取并销售涉案红膏蟹符合原告利益，且其系无偿接受委托，本院认为，应在前述损失数额的基础上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综上，本院酌情认定由被告赔偿原告货款损失4.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祖国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孔国久货款4.5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08元，由原告孔国久负担5583元，被告刘祖国负担9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友   剑 审 判 员 张行审判员张向向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姚   蔺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