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内04行终1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乌丹镇行政办公区综合楼社保大厦八楼。法定代表人郑某，系局长。委托代理人祖某，内蒙古方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某，内蒙古方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90年12月2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代理人刘某，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华居委会。负责人侯某，系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国某。原审原告赵某与原审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翁旗人社局）、原审第三人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翁旗交警队）行政确认一案，翁旗人社局不服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426行初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翁旗人社局的负责人副局长王瑞明、委托代理人祖某，原审第三人翁旗交警队的负责人侯某、委托代理人国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赵某的父亲赵辉（已故）系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更夫，2018年7月23日7时30分左右，赵辉在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院内办公楼前死亡，经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赵辉符合重度颅脑损伤合并胸腹腔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分析认为其损伤特征符合钝性外力相互作用所致，高坠可形成。事发后，死者赵辉儿子赵某于2018年8月24日向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其父亲赵辉的死亡进行工伤认定，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通知赵某补正材料后，于2018年10月25日决定受理了赵某的该工伤认定申请，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赵辉系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更夫，2018年7月23日7时30分左右，尹国臣发现赵辉在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院内办公楼前死亡。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了《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赵某提供公安、司法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死亡原因结论，限期内赵某提供了翁牛特旗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关于赵辉非正常死亡的说明》，其结论是排除他杀，法医学鉴定意见为赵辉符合重度颅脑损伤合并胸腹腔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高坠可形成。经过被告进一步调查核实，认为赵辉的死亡原因存在自杀的嫌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1日中止了该工伤认定决定，并于2018年12月27日向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关于赵辉工亡认定相关事宜的函》，要求其对赵辉的死亡原因作出结论性意见。2019年1月2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作出《翁牛特旗公安局关于对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受理了原告赵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通过调查认定赵辉是第三人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的更夫，2018年7月23日7时30分左右，赵辉在上班时间内，在其工作的翁牛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院内办公楼前死亡的事实客观存在。对该死亡已有翁牛特旗公安机关治安大队出具的死亡原因结论即排除他杀，高坠可形成。对上述事实，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即各方当事人对赵辉的死亡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事实包括：一是赵辉死亡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二是赵辉死亡是否属于“自杀”？关于赵辉死亡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定的工作原因，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存在关联关系，即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存在一定关联。就本案而言，死者赵辉的工作单位即本案第三人当庭述称，赵辉的工作职责除了更夫外，还包括车辆管理所的基础设施维修、日常零活、办公人员上下班期间对车辆管理所的看护，防火防盗安全事故等，结合被告对第三人负责人侯永利的调查和原告的陈述均可证明赵辉生前在第三人处的工作职责不仅仅是更夫一项职责。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对赵辉的实际工作职责未向赵辉所在的工作单位即本案的第三人进行进一步核实，被告辩称赵辉的死亡不是通常情况下工作原因，是高坠形成的非正常死亡，赵辉去楼房顶部不是更夫的工作职责，没有具体工作原因等辩驳理由，与第三人当庭陈述的事实不符，亦缺乏证据支持。在用人单位认可死者赵辉属于工作原因死亡的情况下，被告依法应当经过进一步调查提供认定赵辉死亡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二、关于赵辉死亡是否属于“自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排除工伤认定的三种法定情形，即因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不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在工作场所内非正常死亡，经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原因结论性意见，赵辉的死亡排除他杀，高坠可形成，不能直接得出赵辉的死亡属于上述排除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的结论，被告亦未提供死者赵辉死亡原因符合排除工伤的法定情形的相关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对于工伤事故直接证据不够充分，无法进一步调查核实的，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作出工伤认定前，应当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伤认定工作规程》（内人社发[2016]5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在用人单位对申请理由、事故经过、调查核实情况等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作出认定决定。故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违法，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赵某请求撤销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赵某另请求判令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赵辉是否属于工作原因死亡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认定享有判断权的事实，亦属于本案被告必须进一步调查核实的事实，原告赵某的工伤申请能否认定为工伤，应当由本案被告依法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后，重新进行认定，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翁牛特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死者赵辉的死亡是否为工伤重新认定；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宣判后，翁旗人社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一、赵辉是从车管所办公楼摔下致死，虽然赵辉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是作为更夫去楼房顶部没有具体工作原因，而在调查中发现赵辉遗留了三张类似“遗嘱”的纸证明赵辉存在自杀的嫌疑，而公安局只是排除他杀，没有排除自杀。二、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期间不知道赵辉是怎样死的，死因不知，也不知道死亡的过程。在一审的法庭上用人单位认为是工伤，这只是用人单位的单方面的个人认为，不是法院认为，也不是人社局的认为，用人单位的认为不等于人社局的认为。同时用人单位也不是申请人，如果符合因工作原因死亡，那以常理用人单位应该申请工伤认定。三、我局已调查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工伤认定规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无须公示。故提出上诉，一、要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426行初6号行政判决；二、要求一审起诉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补充一点：1、一审判决适用《内蒙古自治区工伤认定工作规程》22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的情形为对于突发疾病及工伤事故等情况为适用前提，前提为确系工伤。但本案赵辉受伤死亡情形是否属于工伤有待进一步确认；2、根据前述22条的规定，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法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在作出工伤认定前，需要将用人单位的申请对外进行公示。具体到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无法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形，同时，赵辉的工伤认定申请主体并非用人单位。综上，一审判决适用上述22条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赵某答辩称，一、赵辉的死亡系因工作原因所致，符合工伤的认定标准。赵辉系本案第三人翁牛特旗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的更夫兼勤杂工，其工作职责除了更夫外，还包括车管所的基础设施维修，日常零活，办公人员上下班期间对车管所的看护，防火防盗防安全事故等。对于该工作职责本案的第三人是明确认可的，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的相关调查所得出的事实也能够证明赵辉的工作职责不仅仅是更夫一项。结合在事发当日，事发地突下暴雨，答辩人有理由相信赵辉系在上楼查看楼顶是否漏水，门窗是否关闭等履行工作职责之内的工作内容。因此，上诉人称赵辉去楼顶没有具体工作原因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的证据予以支持。赵辉的工作单位认为赵辉的死亡系工伤，上诉人应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赵辉构成工伤的决定。二、赵辉的死亡不存在“自杀”的情形。上诉人仅仅依据三页所谓的类似“遗嘱”的纸张内容来推断赵辉的死亡系自杀缺乏证据支持。首先，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后，出具的死亡原因结论性意见为赵辉的死亡排除他杀，高坠可形成，不能直接得出赵辉的死亡属于排除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的结论。其次，该三页纸张是否为赵辉本人书写，即使为赵辉本人书写，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书写均不能证明，况且从纸张上的内容来看，根本不属于类似“遗嘱”的内容，不能得出赵辉具有自杀的倾向。因此，上诉人不能提供赵辉死亡的原因符合排除工伤的法定情形的相关证据，而仅仅是依据人为推断赵辉属于自杀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在2019年4月1日作出的编号为“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一案中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在本案调查中第三人认可赵辉的死亡属于工伤，上诉人应对事故经过、调查核实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应作出予以工伤认定的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适用《内蒙古自治区工伤认定工作规程》22条错误，理由不成立。原审第三人翁旗交警队陈述称，一、2018年7月23日，我单位职工赵辉在工作中不慎摔伤死亡。赵辉从2010年开始一直在交警大队车管所工作，是车管所的勤杂工兼更夫，工作职责包括车管所基础设施的维护维修，日常零活，办公人员下班期间对车管所的看护，防火防盗防安全事故。经公安机关查证，赵辉于2018年7月23日因颅脑受重度损伤并胸腹腔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法医学尸体检验分析意见认为高坠可形成），排除他杀。我们认为赵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履行工作职责时不慎摔伤死亡。二、上诉人根据赵辉遗留的三张类似“遗嘱”的纸认为赵辉存在自杀嫌疑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三、2018年7月23日赵辉不慎摔伤死亡时无人在场，因此翁牛特旗公安局交警大队申请鉴定其死因。在申请鉴定期间，赵辉家人申请工伤鉴定符合常理。我局认为赵辉确系工伤，排除他杀。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二审审理中，原审第三人翁旗交警队主张其在本案一、二审提交的书面答辩材料中的“2018年7月22日”表述系笔误，统一更正为“2018年7月23日”。本院经审查，上述情况属实，并对本案一审（2019）内0426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中第三人翁旗交警队的相关文字表述一并更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翁旗人社局于2019年4月1日作出的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二、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的（2019）内0426行初6号行政判决是否正确。一、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原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职工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应有证据证明，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当事人各方对赵辉死亡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均不持异议，上诉人翁旗人社局认为赵辉死亡系非工作原因造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但诉讼中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认定为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二、关于赵辉的死亡原因。被诉的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通过对整个环节的调查，赵辉的死亡系排除他杀，高坠而导致的死亡，非工作原因造成的死亡。”根据案内证据，能够证明“赵辉的死亡系排除他杀”，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赵辉系“高坠而导致的死亡”，上诉人翁旗人社局的该认定无事实依据。关于本案主要争议的“赵辉是否为自杀”问题。参照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的权威著述观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相关规定，工伤认定中的对“自杀”的认定，应以有权机关作出的结论为依据，在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依职权调查后作出相关的事实认定。但是，由于是否为“自杀”涉及受伤害职工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重大利益，故此“自杀”的明确认定须具有确凿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原则上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本案，依据现有证据显然难以得出赵辉死亡为“自杀”的明确结论。综合以上第一、二项，本案需由上诉人翁旗人社局依法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三、关于被诉的翁人社工伤认字[2019]1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未在用人单位公示相关内容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经将《内蒙古自治区工伤认定工作规程》（内人社发[2016]5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原文与本案实际情况对照，考虑到上诉人翁旗人社局在行政程序中具有自主判断权等因素，本案不宜对翁旗人社局未在用人单位公示相关内容认定为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判决对此所作认定不妥，在此予以指正。综上，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审理后对此案所作判决正确。上诉人翁旗人社局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翁旗人社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海波审判员 刘淑波审判员 姜 静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