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77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晨曦，男，198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峰，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阳爱怡，女，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隆回县，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艳辉，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丹，女，1985年7月13日出生，瑶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付晨曦因与上诉人阳爱怡、被上诉人朱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2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付晨曦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朱丹、阳爱怡立即返还不当得利本金人民币600000元，支付上述600000元在占有期间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7月6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阳爱怡、朱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在本案立案时，原审法院立案庭不同意将朱丹列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开庭前，付晨曦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朱丹为第三人。之后，原审法院调取了阳爱怡的银行流水，查明阳爱怡银行账户确实收到付晨曦转账600000元，且仅此一笔大额款项，之后阳爱怡将钱款中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朱丹。因阳爱怡与朱丹系母女关系，朱丹与付晨曦原为男女朋友、已订婚并举办婚礼，原审法院在已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应直接判决朱丹承担责任，而不应以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间接支持了朱丹和阳爱怡均不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在已查明朱丹通过阳爱怡实际取得和占有6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的情况下，未向付晨曦释明是否要求朱丹承担责任，违反了法定程序。三、原审法院在明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付晨曦与朱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终4946号】尚在审理过程中，未中止本案审理，未等待该案裁判生效后再恢复审理和作出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京02民终4946号案件对付晨曦转账给阳爱怡的该笔60万元未做处理。如驳回付晨曦的全部诉讼请求，将造成两地法院在已查明阳爱怡、朱丹故意隐瞒60万元款项去向、虚假陈述的情况下，对该笔款项均不认定。原审法院草率结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公平正义。针对付晨曦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阳爱怡辩称，一、朱丹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朱丹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付晨曦主张判决朱丹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生效的（2016）京0106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及（2018)京0106民初25158号民事判决，系阳爱怡收取了付晨曦的60万元，本案诉争标的与朱丹无关，其处理结果同样与朱丹没有利害关系。（2018）京0106民初25158号民事判决对于付晨曦主张本案诉争标的60万元应由朱丹返还的诉讼请求已进行了驳回，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付晨曦不能再以朱丹不正当得利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或要求其承担责任。因此，付晨曦主张判决朱丹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审并未出现须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付晨曦主张原审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付晨曦主张(2019）京02民终4946号案件(以下简称“4946案”)正在审理中，要求中止本案一审审理的法定理由必须是本案一审需以北京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4946案仅朱丹提起了上诉，且朱丹是对该案一审判决其需向付晨曦支付301000元不服，而对于法院认定阳爱怡收取了付晨曦60万元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就该案付晨曦并未提出上诉，说明其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及法院认定的事实。由此可见，4946案案件二审的处理结果不会对本案一审案件处理产生影响。因此，在本案中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程序合法。三、付晨曦向阳爱怡支付60万元系赠与行为，而非不当得利，付晨曦无权要求返还。阳爱怡2012年前后患有严重心脏病，付晨曦遂向阳爱怡赠与了60万元，并非不当得利。赠与合同的性质为诺成性合同，且规定赠与人仅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本案中，阳爱怡的账户收到付晨曦赠与的60万元之后，该赠与行为已经不可撤销。四、即使法院认定阳爱怡收取该60万元为不当得利，付晨曦在长达近七年之后才要求阳爱怡返还，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付晨曦主张权利的起算时间也应为2012年7月6日，也就是说，付晨曦最迟应于2014年7月6日前对阳爱怡提起诉讼。但时至2019年2月26日，付晨曦才以阳爱怡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以此驳回付晨曦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阳爱怡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结果，但依法变更原审判决中关于驳回付晨曦诉讼请求的理由的描述；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付晨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6）京0106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及（2018)京0106民初25158号民事判决均已认定阳爱怡收取付晨曦60万元的事实，但原审判决却载明“该两份判决书中对付晨曦支付给阳爱怡的60万元未予认定”，明显违背事实。二、阳爱怡于2012年11月20日向朱丹支付59.9万元，是为偿还阳爱怡向朱丹的借款，与付晨曦无关，原审法院以“该款已转付给了朱丹”，而认定“阳爱怡实际并未占有该笔款项”，属事实认定不清。1、阳爱怡在2010年至2011年间曾向朱丹借款60万元（其中朱丹通过转账及取存的方式支付给阳爱怡共计49万元，另外还用现金的方式支付了11万元)，阳爱怡在2012年收到付晨曦赠与的60万元后，因暂未将该笔款用于治疗心脏病，考虑到朱丹的购房需求，便先行将该笔款偿还了朱丹59.9万元。原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2、“转付”必须要有各方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本案中，付晨曦从未要求阳爱怡将款项转付给朱丹，朱丹也从未要求阳爱怡代收该笔款项，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该款已转付给了朱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付晨曦支付阳爱怡60万元的时间为2012年7月6日，而朱丹与案外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1月3日，阳爱怡向朱丹支付59.9万元的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单从时间点的角度来看，原审法院将阳爱怡的还款行为认定为“转付”也明显不符合逻辑。三、阳爱怡已实际占有付晨曦支付的60万元，而原审法院认为“阳爱怡实际并未占有该笔款项”，明显违背事实，于法不合。货币通常为种类物、不特定物，占有即所有。本案中，阳爱怡账户收到付晨曦支付的60万元之后，阳爱怡即已实际占有该60万元，阳爱怡对该笔款项享有所有权，并能自由处分，包括将该款项用于偿还朱丹的借款。而原审判决却依据收款4个多月后的还款行为来认定“阳爱怡实际并未占有该笔款项”，明显违背事实、于法不合。四、原审判决驳回付晨曦的全部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该判决结果应予维持。1、赠与行为已经不可撤销。2、即使人民法院认定阳爱怡收取该60万元为不当得利，付晨曦在长达近七年之后才要求阳爱怡返还，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针对阳爱怡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付晨曦辩称，不同意阳爱怡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出现了新的证据即阳爱怡给朱丹的银行流水，房屋买卖合同。付晨曦没有将60万元给阳爱怡，阳爱怡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佐证其支付给朱丹的款项是还款。涉诉的60万元是阳爱怡与朱丹以欺诈方式取得。朱丹、阳爱怡在付晨曦主张权利时拒不返还款项，拒不披露款项去向。阳爱怡、朱丹涉嫌欺诈，朱丹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阳爱怡既认可结果，又要改变判决的理由错误。被上诉人朱丹未予答辩。付晨曦在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阳爱怡立即返还不当得利本金600000元；2、请求判令阳爱怡支付上述600000元在占有期间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7月6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阳爱怡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付晨曦与朱丹曾系恋爱关系，双方于2013年分手。在恋爱期间，2012年11月3日朱丹与案外人祁建平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朱丹购买了祁建平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房屋，2013年1月11日朱丹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并实际居住使用。2012年7月6日付晨曦向阳爱怡的中国银行62×××99账户转款600000元，2012年11月20日阳爱怡将该款转账至朱丹的中国工商银行62×××75账户，2012年11月22日朱丹从该账户转账支付给祁建平的0200014498001077743账户房屋首付款874810.19元。2016年6月23日付晨曦就该房屋共有纠纷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付晨曦对朱丹的诉讼请求。之后付晨曦又以不当得利纠纷对朱丹提起了诉讼，该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了（2018）京0106民初251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朱丹返还付晨曦不当得利301000元；二、驳回付晨曦的其他诉讼请求。该两份判决书中对付晨曦支付给阳爱怡的600000元未予认定，故付晨曦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形成本诉。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本案中，付晨曦主张阳爱怡收受其600000元账款构成不当得利，但根据付晨曦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原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可知，阳爱怡的收款账户仅此一笔大额款项，该款已转付给了朱丹，故阳爱怡实际并未占有该笔款项，且付晨曦与朱丹关系特殊。故付晨曦诉称阳爱怡对该笔款项的占用构成法律上的不当得利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付晨曦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阳爱怡提交如下证据：一、银行流水，拟证明2011年11月9日朱丹从卡里取出26万元存入阳爱怡新开的账户，与原审提交的朱丹现金存入阳爱怡卡内23万元共同证明2010-2011年期间朱丹通过现存的方式向阳爱怡出借资金共计60万元。付晨曦质证称不是二审新证据，该证据不能证明朱丹、阳爱怡之间有借贷关系，且无法证明该账号与朱丹、阳爱怡有关系。被上诉人朱丹未予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核实后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阳爱怡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在于：付晨曦主张返还的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朱丹与付晨曦系男女朋友关系，阳爱怡与朱丹系母女关系，付晨曦在与朱丹恋爱期间向朱丹母亲阳爱怡支付的60万元，应当认定为与朱丹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付晨曦与朱丹于2012年底在大庆举办了婚礼，也可佐证上述事实。付晨曦主张该60万元系与朱丹共同购房，因缺乏相应证据佐证，且已生效的（2016）京0106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亦对该观点予以否定，故本院对付晨曦的该主张不予支持。阳爱怡称该笔款项系付晨曦因其心脏病向其的赠与，因阳爱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现付晨曦与朱丹未注册结婚并已分开，与朱丹结婚目的无法实现，赠与的解除条件成就，付晨曦有权要求朱丹的母亲阳爱怡返还该笔款项。付晨曦要求朱丹连带返还该笔60万元，本院认为因货币系种类物，具有高度可替代性，该笔60万元转入阳爱怡的账户后，应当视为阳爱怡收取。付晨曦主张其是受朱丹指示交付至阳爱怡账户，但其未提交指示函件等证据佐证该主张，且已生效的（2016）京0106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及（2018）京0106民初25158号民事判决认定该60万元系与阳爱怡之间的纠纷，付晨曦要求朱丹返还该笔60万元不当，故对付晨曦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返还款项的数额应当根据双方的恋爱情况、生活消费水平、结婚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鉴于朱丹与付晨曦恋爱多年，且举办过婚礼，未办理结婚登记，本院酌情认定阳爱怡向付晨曦返还35万元。阳爱怡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付晨曦曾多次要求朱丹返还，并在北京两次起诉朱丹，经人民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与朱丹之母阳爱怡之间的纠纷，朱丹不应返还，可另案处理，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院对阳爱怡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付晨曦还主张支付利息，因该笔转账是基于付晨曦与朱丹系恋爱关系，属于付晨曦的自愿给付，且付晨曦未提交证据佐证阳爱怡基于此款取得相应利息，故对付晨曦要求返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付晨曦还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因本案审理结果并不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4946号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付晨曦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付晨曦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892号民事判决；二、阳爱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付晨曦返还35万元；三、驳回付晨曦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982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25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共计8445元，由付晨曦承担2871元，由阳爱怡承担55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50元，由付晨曦负担4925元，由阳爱怡承担49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华审判员  赵康宁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文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