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行终1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言，男，1946年8月6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衡阳市雁峰区。委托代理人：钟承善，男，194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雁峰区。委托代理人：李代安，男，1952年3月27日，汉族，住衡阳市珠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衡阳市华新开发区解放大道16号。法定代表人：邓群策，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陈金娥，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丹平，湖南德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志言因与被上诉人衡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4行初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在长沙市××心区登记成立，2013年1月3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为其颁发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2014年9月28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雁政金发【2014】02号同意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雁峰区设立分公司，2014年10月24日衡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同意将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设立申报材料报省金融办审核，2014年12月30日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成立并从事融资担保业务。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间，原告黄志言先后通过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办理多笔资金出借业务，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由该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照此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现实的、特别的直接损害或者不利影响。行政机关违规批准设立经营性企业、不履行相关的法定监管职责，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除该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以及竞争权人外，不特定多数人对这种潜在的损害后果，并没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特别的合法权益值得保护，与相关行政审批行为、不履行监管职责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受害人的损失主要是企业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造成的。本案中，原告黄志言并非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行政审批行为或不履行监管职责中的行政相对人或者竞争权人，衡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报送审核成立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的行为及对该公司的监管职责行为，不会直接影响黄志言的合法权益，黄志言与衡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批准成立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的行为以及是否履行对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监管职责的行为，并无区别于其他普通人的、特别的合法权益需要保护，与该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原告黄志言主张，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与衡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和监管担保公司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黄志言出借资金造成损失，并非衡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成立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或是否履行监管职责行为直接所致，二者之间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黄志言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也就是说，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但是已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志言的起诉。原告黄志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黄志言上诉称：1.原裁定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正确，行政诉讼法界定的原告资格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人公民、法人，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原告同社会不特定多数人一样，都是在政府发布融资文件、公告，承诺保护后，相信政府，响应政府号召，按市金融办的规定和要求出借了资金。却因为市金融办的违规审批和不履行监管湘润汇通担保公司的相关行政行为，为其提供了诈骗必需的合法资质和没有监管的融资诈骗环境，给上诉人造成现实的直接的资金损害，侵犯了上诉人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权益。2.上诉人被骗的出借资金，与衡阳市金融办审批和监管担保公司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李柏桥的担保公司没有政府发的金融许可证和工商执照，就不会有人与其签订担保借款合同，出借资金。政府相关部门既不审查其资金来源，又不依规对其资金状况进行检查。因为政府相关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是金融灾害产生的主要原因。二者之间有法律上利害关系。3.在湘润衡阳分公司成立不久的2015年3月4日，市金融办、人民银行衡阳市中心支行、市公安局、市工商局、银监会衡阳监督局等八大部门，发布“公告”，宣称“只有引入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项目担保或投资项目通过完善抵押质押手续，经合法正规的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机构撮合运作，获得的回报才受保护”。上诉人和广大受害人是在“公告”的号召下，相信政府，相信会受到法律保护，才将钱借给政府所指定合格的湘润汇通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的项目。这也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衡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被答辩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2.本案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3.答辩人及衡阳市相关职能部门履行了法定职责。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现实的、特别的、直接损害或者不利影响。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经营性企业、不履行抽象的法定监管职责，企业违规从事经营活动，将来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特定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但是，由于行政机关的审批行为、不履行监管法定职责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除该行政审批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以及竞争权人外，不特定多数人对这种潜在的损害后果，并没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特别的合法权益值得保护，与相关行政审批行为、不履行抽象监管职责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中，黄志言并非湖南湘润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成立审批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或者竞争权人，衡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行为、不履行对该公司监管职责行为，不会直接影响黄志言的合法权益，黄志言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一审裁定驳回黄志言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黄志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山宁审判员  戴远志审判员  何建湘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