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29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国，男，194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欣，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金房润泽环境景观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梓园路39号7楼。法定代表人：吴建平，董事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倩，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佳，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建国因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建国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金房公司偿付上诉人苗木款3.5305万元，并按同期贷款利息支付上诉人资金占用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确认金房公司拖欠上诉人苗木款事实成立，但对上诉人出示的相关时效证据不予认可，上诉人为此不服。一、2016年8月1日，上诉人与其他四人共五人约定，一起到金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案涉经办人杨泽溪处所，要求其补写催款纪录，我方一直讨要欠款是事实，诉讼时效一直延续中。我方与其他四人均系被上诉方的苗木供应商，业务次数不一，大部分货款基本清算。但余款因金房公司前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矛盾导致无法清算。上诉人与金房公司原公司负责人杨泽溪系父子关系，不会因为是此关系而债务就一笔勾销。也正因为杨泽溪是原公司负责人、经办人，他才愿意补写催款记录。因为上诉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才需要补写催讨记录。即便存在杨泽溪在2016年8月1日一次性补写催款记录的事实，但我方在2016年8月1日的催讨，同样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二、杨泽溪至今仍然是被上诉方股东、监事，无论是股东身份或监事身份，凡因维护被上诉方名誉所做出的举动，均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及公司章程均没有关于禁止或限制与公司相关的人员签收催款文件条款。三、2016年8月1日，我方在杨泽溪处所一致推荐张灿文、龚体成代表我方前往被上诉方催要欠款并进行录音，与杨泽溪同日一次性补写催款记录一样，是诉讼时效中断。张灿文手机毁损，但其录音转存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时间依然存在，可以充分说明诉讼时效中断的时间记录。一审法院以录音内容没有体现具体金额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诉讼时效应以权利人主张权益为标准，而非以主张债权金额为标准。另，其中案件质证期限，被上诉方均没有要求张灿文出示录音手机作为原始介质质证，应该从法律上确认其举证期限均已逾期。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基于本案复杂的背景，结合证据及庭审调查，被答辩人与杨泽溪串通，恶意提起虚假诉讼，侵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发生的背景特殊，具体有三：一是答辩人与杨泽溪的矛盾由来已久且不可调和，双方已陆续发生多起诉讼（详见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7行至第4页第9行）；二是杨泽溪于2011年2月离开答辩人公司；三是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五人均与杨泽溪存在密切关系（详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19行）。被答辩人主张其运送苗木时间为2010年1月，但其在2017年7月才起诉，2018年3月撤诉后，于2018年8月再次起诉。其第一次起诉时正值答辩人与杨泽溪解散公司诉讼期间，且被答辩人在庭审答辩后当庭提交催款记录（由杨泽溪书写并签字）以主张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答辩人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被答辩人撤回起诉。被答辩人在2018年8月再次起诉时再次提交催款记录，并当庭自认催款记录系一次性形成，并非分次书写。综上，被答辩人与杨泽溪恶意串通，通过伪造证据虚构催款事实，侵害答辩人公司利益，已构成虚假诉讼。查明虚假诉讼系法院的法定职责，请求人民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虚假诉讼行为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二、被答辩人未在诉讼时效内依法主张权利，答辩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审判决予以采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被答辩人所谓的“农村人讨债习惯”纯系其主观臆测。从生活常识而言，欠账应打条据、催债要有记录。但本案中，被答辩人声称的“讨债习惯”并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任何真实欠条或能够证明其主张债权的证据。另外，依据《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国法律中已明确规定了债权债务，故本案中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法律规定。被答辩人不能以自己不知道法律等借口为由，漠视法律的存在。即使本案涉及习惯的适用，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市场主体身份，所适用之习惯也应为商业管理，与农村习惯无关。（二）被答辩人故意混淆股东、监事及法定代表人的概念，杨泽溪作为公司的监事，无权对外代表公司做任何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是指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监事的职责规定于《公司法》第五十三条，从该条款中可以明确得知监事履行公司内部监督职责，是内设机构，负责监察公司的情况，对公司股东负责，不能对外代表公司进行任何意思表示。本案中，杨泽溪只是答辩人公司股东和监事，其没有公司的授权，不能代表公司对外开展活动。（三）原审判决已查明催款记录为杨泽溪一次性倒签形成，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此亦予以自认，该份证据材料确系伪造，无证据资格。原审庭审过程中，被答辩人已自认催款记录系杨泽溪于2016年8月1日一次性倒签形成，该份证据材料显然系伪造，无证据资格。伪造该份催款记录时，被答辩人明知杨泽溪并非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仍要求杨泽溪倒签；杨泽溪基于其与答辩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父子关系，伪造了该份催款记录，显然系故意而为，与被答辩人声称的习惯无关。此外，杨泽溪不能代表公司对外进行任何意思表示，其签写的催款记录不对公司发生效力。对于伪造的催款记录，原审判决依法不予认定，合理合法。（四）被答辩人提交的录音光盘，形式上系非法证据且未与原件核对，依法应予排除；内容上未确定债权债务主体、内容、数额，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能成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从形式上看，被答辩人提交的录音光盘空间背景系个人办公室，明显系隐私场所，依据民诉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在非公共场合未经允许偷录的行为，系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做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法应予排除；即使不考虑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该份录音系复制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制品，不得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答辩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未经过，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其自身无法提交与案件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答辩人对此不承担任何举证证明责任。从内容上看，被答辩人提交的录音光盘存在以下问题：（1）对话者身份不明确（即使身份明确，则对话者一方系龚体成而非被答辩人本人，龚体成并未在录音中表示系受被答辩人所托前来谈判）；（2）对话双方并未明确谈话所涉及的债权债务主体、内容及数额大小；（3）对话双方并未就任何债权债务内容提出明确的履行请求或者答应具体的履行行为。故而，即使录音光盘具有证据资格，也无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力，被答辩人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综上，被答辩人与他人串通、伪造证据，在时隔多年后提起虚假诉讼，侵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司法秩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建国向一审起诉请求：判决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杨建国苗木款35305元，并承担占用杨建国资金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8月15日为20606元，需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建国主张其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苗木买卖关系，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付款时间，并提交《款项支付申请单》一张、《万树丹堤售楼部苗木》明细一份及验收记录三张为证，其中：1、《款项支付申请单》载明：时间：2010年1月12日，项目名称：万树丹堤售楼部，收款单位：杨建国，金额：35305元，付款事由：苗木款，并由彭明树、刘瑞峰、李芳、杨泽溪作为相关部门负责人依次签名确认。2、《万树丹堤售楼部苗木》明细载明货物名称、规格、数量等，金额合计35305元，并由彭明树、刘瑞峰、李芳签名确认。3、验收记录三张也分别由彭明树、刘瑞峰、李芳签名确认。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称杨建国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无原件，且公司内部未找到该单据留存联次,也未找到相关财务审核与付款记录。杨建国就涉案货款曾于2017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于2018年3月22日撤诉。2018年8月15日，杨建国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建国自认杨泽溪签名的催款记录为2016年8月1日一次性形成。另查明，1、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曾名湖南金房润泽环境景观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24日，登记股东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公司与杨泽溪。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杨泽溪，2010年7月25日，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吴建平、杨泽溪为监事，2011年2月26日，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免去杨泽溪总经理职务。2011年2月28日，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搬迁中发生财物与资料丢失，曾报警处理，后向一审法院起诉杨泽溪，一审法院（2011）雨民初字第1264号民事判决驳回其关于返还财务资料、印鉴等原物的诉讼请求，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上诉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1）长中民一终字第265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杨泽溪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等还陆续发生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出资纠纷等诉讼，2014年4月9日，杨泽溪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该院于2017年4月25日以(2014)长中民四初字第0045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杨泽溪上诉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杨泽溪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其于2010年4月与吴建平发生纠纷，但仍管理公司，直至2011年2月被抢走办公室而退出公司，虽仍为股东与监事，但事实上没有行使权力；因涉案交易为自己经手安排，故杨建国实际每年有向其催款。3、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之诉的还有张灿文、龚体成、罗文、林刚四人。杨建国系杨泽溪父亲，罗文系其表兄弟、张灿文系其妹夫、龚体成与林刚系杨建国多年好友与老乡。4、杨建国称其曾多次至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找李智、彭明树等人催款，并提交了录音，称发生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现场为龚体成与吴建平对话，但原始介质已毁损；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录音中吴建平声称杨泽溪已领钱款并拿走账本，要求找来对质。另一审法院向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原会计李智电话核实，其称不认识杨建国，未打过交道；向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原工程部负责人彭明树电话联系，其称已于2017年1月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离职，杨建国确实曾向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供应过苗木，也有来公司催要过苗木款，具体催款时间等相关情况因时间久远不能完全确定，但拒绝到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杨建国主张其与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关系，虽提交的《款项支付申请单》、验收记录、《万树丹堤售楼部苗木》均为复印件，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亦否认杨建国曾供货的事实，但上述单据中有刘瑞峰、彭明树等人的签字，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当庭认可刘瑞峰、彭明树等人在单据形成时均为其工作人员，且彭明树在电话中也认可杨建国曾经供应苗木的事实，故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关系。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未能提供付款凭据，可认定尚欠货款事实。因双方未就付款时间进行约定，相应货款依法应于货物交付的同时支付，结合杨建国所提交的《款项支付申请单》中所载明的时间，一审法院确认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即自2010年1月12日起算，杨建国应于2012年1月12日前主张民事权利并保持时效连续。杨建国已自认其所提交催款记录系同一时间形成，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与彭明树的电话核实内容，彭明树虽未到庭，但其原系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与杨建国之间并无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信度较高，其对杨建国到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催要苗木款的事实虽予以认可，但对具体时间并未做肯定性回答，故不能作为确认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另杨建国所提交的录音中未明确涉及杨建国款项，不能达到杨建国的证明目的，故杨建国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情形，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提诉讼时效抗辩成立。综上，对杨建国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建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9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99元，由杨建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建国提交如下新证据：一、授权书，拟证明杨泽溪的离职时间2011年2月26日，和刘瑞丰、彭明数等五人为金房公司的职员、负责人。二、金房公司的章程，拟证明杨泽溪系金房公司股东、监事。杨泽溪补签和接待债权人的行为是受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保护的，并且他的行为并没有损坏公司的利益。三、五张欠条。拟证明杨泽溪于2016年8月1日补签的事实，表明此次签字为时效中断。被上诉人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质证称：一、该三份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不应当采纳。上诉人当庭提交的三份证据早在一审开庭之前即已形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所列明的新的证据，上诉人未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二审程序中不应予以采纳。二、现就三份证据分别质证如下对证据一《授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授权书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明知杨泽溪在2011年2月16日后并非公司总经理，从不向公司主张权利，而向已经离开公司多年的杨泽溪主张；且杨泽溪亦知该情况，仍一次性倒签所谓的催款记录，恰可证明双方恶意串通、伪造证据。且授权书中记载的刘瑞丰，与上诉人声称负责具体事务的刘瑞峰名字并不一致。对证据二《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监事对公司股东会负责，其中第一、三款并未规定公司监事可以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结合《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可知，监事是公司内设机构，仅对公司进行内部监督。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与上诉人待证事实无关，上诉人并未提交杨泽溪获金房公司授权的证据，其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对证据三杨泽溪于2016年8月1日一次性手写的五份催款记录。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诉人已经自认五份催款记录均系杨泽溪一次性倒签而成，并非累次形成，明确系伪造。该证据形成过程不真实、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不具备证据资格，且2016年8月1日，上诉人已经明知杨泽溪不具有任何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权限，该份证据材料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该记录内容并未载明欠款事由、金额，不能证明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本院于2019年7月2日向金房公司原工作人员邹志文电话联系，邹志文认可杨建国几年前找过他，但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拒绝到庭作证。本院认为，杨建国提交的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金房公司是否应向杨建国支付货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泽溪于2016年8月1日向杨建国出具欠款属实的条据，因此，本案应审查杨泽溪向杨建国出具欠款条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判断是否构成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有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杨泽溪原系金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杨建国之间的交易往来亦由其经办，在其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之后，仍系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杨建国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在未收到金房公司支付的货款时，向杨泽溪催要货款符合情理，是善意无过失的，其有理由相信杨泽溪向其出具催款记录的行为能够保障其权利，金房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建国对其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和纠纷是明知的，再加之，吴建平在催要货款的电话录音中认为杨建国等人与金房公司之间的交易系杨泽溪负责，货款已经由杨泽溪向公司领取，吴建平要求杨建国等人找到杨泽溪来当面对质并确认。因此，杨泽溪作为涉案货款交易的经办人，现系金房公司股东及监事，其向杨建国出具催款记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杨泽溪于2016年8月1日向杨建国出具欠款条据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一审法院以杨建国向金房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二、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建国偿付苗木款3530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530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自2016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杨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99元，，由杨建国负担。因鉴定费系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预付，罗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款支付给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198元，由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华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毛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