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4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经营场所惠东县大岭镇平沙大道670号。经营者：王健，男，1979年2月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中江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珍、许宏伟，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常安，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因与被上诉人余常安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经营者王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297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诉被上诉人余常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2019）粤1323民初297号，判令余常安向上诉人偿还加工款人民币44676元，驳回其他诉讼请。该判决于2019年5月28日送达上诉人。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于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都没有查清。对于上诉人单方提供的五页《对账单》，被上诉人自认2019年9月13日、14日、16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5日以及11月2日以客户余长安(张某)名义出具的对账单，金额为29580元，该计算错误，漏记金额4800元，正确金额应当为34380元，两份自认对账单合计正确金额应当为49476元。而对于上诉人举证的惠东八通行货运站2014年单据76张，被上诉人仅认可其中的7张收货凭证。对于该收货凭证意味着收取上诉人一定数量货物的事实，一审法院却提也不提，仿佛没有发生一样。理由大概是，上诉人一审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约定数额支付价款的事实。上诉人也承认，根据当地鞋业普遍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电话沟通，而较少书面沟通，上诉人仅有单方对账单以及出货单和送货单，而出货单和送货单又不显示价格，导致案件难于审理。但这不应当成为上诉人合法债权得不到保护的理由，也不应当成为债务人非法逃避债务的借口。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和第三方送货单，结合被上诉人对五页《对账单》中的部分自认债务，足以证明上诉人单方出具的五页《对账单》数据的真实性，上诉人的合法债权应当得到保护。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分为四部分，分别是向被上诉人的惠东本地客户张某、黄某、张某1三人的发货记录，以及单方制作给被上诉人的发货单记录。上诉人提供的第三方送货单，全部是制作发货单，次日货物送达被上诉人后，签收的回单。根据被上诉人认可的张某部分对账单，可以得知货号为“699-1”的鞋子单价为51元，货号“99388”鞋子单价为60元。根据货运快递鞋子20双为一件的行业惯例，可知被上诉人自认收货7个快递单，共计182件，每件20双鞋子，共计收到上诉人发运的3640双鞋子。被上诉人虚虚实实，遮遮掩掩，承认部分债务，企图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却没想到一审法院的判决对其更为有利，一审判决实在有损法院明察之威严。无论是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还是第三方送货单，都能与五页《对账单》相印证，足以证明对账单数据的真实性，证明上诉人债权的真实性。三、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三份被上诉人《讯(询)问笔录》，可以和以上第二点交叉证明上诉人五页《对账单》数据的真实性，以及被上诉人自认七份收货凭证的虚假。2015年7月6日被上诉人向广州公安机关承认，建福鞋厂发货成品鞋两万对；2015年7月17日被上诉人向广州公安机关承认，从建福鞋厂拿货两万对左右。被上诉人当时只有实话实说，承认债务，方可逃避合同诈骗的刑事制裁。然而在被上诉人逃避刑事打击后，面对上诉人的民事诉讼，被上诉人谎话连篇，竟然只承认收货3640双鞋子。根据上诉人在2014年11月向广州警方刑事报案时即制作的五页《对账单》显示，上诉人10月发货鞋子16220对，11月发货鞋子8760对，共计向被上诉人发货鞋子24980对，基本与被上诉人在广州公安机关交代“鞋子两万对”相吻合，可以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的自认数量“3640双”与公安机关交代数字差异巨大，不足以采信为事实。四、被上诉人仅认可收到7单货物的事实不足以采信。被上诉人避重就轻，对于上诉人提供的76张货运单据，仅认可其中的7份，理由是7份收货凭证是本人亲自办理，亲自签名，其他非本人经手或签名的单据概不认可真实性。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指示，在两个月内累计向位于广州的被上诉人指定位置发送货物76单，货值1339800元之巨。所有货物均发送至广州“庆丰”和“西城”两个地点。被上诉人在这两个地点均承认有收货行为。如果被上诉人仅收货3640双鞋子，显然与在公安机关的交代不符。况且，被上诉人也不排除指派他人代为收货的可能，最终利益归于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仅认可收到7单货物的事实与理由，属于避重就轻，均不可信。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结合被上诉人自认对账单，最终证明上诉人被拖欠货款的数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合法债权应当予以保护。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每份单号均可与五页《对账单》相对应，通过单号可以知晓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以及型号。上诉人提供的给被上诉人的发货单，每一单的货物数量均和第二日的第三方送货单数量相符，证明已经发送给被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对“张某对账单”的金额的认可，进一步认可了张某收货单上的数量和型号，间接认可了不同型号的单价。根据上诉人已发货数量和型号，结合单价，足以认定上诉人单方制作五页《对账单》中数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在广州公安机关的供述“在建福厂拿货两万双”是真实意思表示，与上诉人对账单数据差异不大，可相互印证；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拿货7单共计3640双鞋子，明显与事实不符，赖账动机明显，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五页《对账单》尽管由上诉人单方制作，并且仅获得被上诉人部分认可其真实性，但上诉人提供的出货单和送货单，结合被上诉人认可的部分债务，足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被上诉人拖欠货款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对公安机关说真话在先，逃避刑事打击，对一审法院说假话在后，意图逃赖债务，其阴谋不应得逞。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缺乏思考，被告认账就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不认账就驳回原告诉请，不能明察秋毫，最终作出显失公平、公正的错误裁判结果。上诉人特此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还上诉人以公道。另，上诉人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认可部分对账单中金额数据，却对对账单剩余部分不予认可。但被上诉人对货物数量和单价没有提出任何反证，因此，应当认可上诉人提出的货物单价。且，该单价和被上诉人认可的张某对账单中的单价一致。2、一审法院查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在合同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双方对数量和单价肯定是有约定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数量和价格，以及由此形成的总债务金额，但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价格应当是多少。在此情况下，法庭应当根据证据规则，认可上诉人提供的价格。尤其，该价格可以和被上诉人在广州公安机关供述相一致。3、关于货物数量，被上诉人避重就轻，仅承认76单货运单据中的7单签收，剩余69单货运，以不是本人签收为理由不予认可。该理由无法成立。首先，不排除被上诉人指派他人收获，利益归于被上诉人的可能，因此，其单纯否认可信度不高；其次，上诉人发货，是按照被上诉人指令发货并记账的，上诉人在两个月内，将76单货物快运到被上诉人指定的两个地址，而被上诉人仅在两处仅接收7单，当时却没有任何纠纷发生，明显不合常理；第三，被上诉人在广州公安机关供述承认从上诉人处拿货鞋子两万双，与上诉人举证数量差异不大，与被上诉人自认数量差异巨大，显然被上诉人自认收货7单的数量不足以采信。因此，上诉人发货76单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应当为法庭所认可。由于货物是次日送达，上诉人出货单日期次日，即是发货单日期，两者面单上发货数量相同，形成证据链条，足以印证上诉人发货，被上诉人收货数量的真实性。4、76单货物运送单上什么，记载有货运数量件数，总量乘以20，即可得出被上诉人收货数量。结合型号和单价，即可得出五页《对账单》上面的最终数据，即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货款1339800元，上诉人送货给被上诉人客户三人，应收货款113991元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两项共计1453791元。被上诉人余常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原审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拖欠的加工费共计人民币1453791元及利息（利息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2、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系经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系王健，经营范围为自产自销：制鞋。被告余常安曾委托原告加工制鞋。原告将加工后的制鞋成品通过惠东八通杭货运站向被告发货。原告通过发货单记载出货日期、发货单号、货号、数量（对）。原告通过与被告口头约定加工单价分别为51元、58元、60元。经原告对账单合计金额为1453791元，原告经追讨未果，于2014年12月10日向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报案，2015年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书给原告等人，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向被告余常安作询问笔录；于2015年7月6日向被告余常安做讯问笔录；于2015年7月17日向被告余常安作讯问笔录。于2015年7月27日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书。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8月6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起诉被告余常安，于2018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回起诉，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提出上述诉称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惠东八通杭货运站收货凭证（原中顺货运站）》、《对账单》以及广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书》、《2015年6月30日余常安询问笔录》、《2015年7月6日余常安讯问笔录》、《2015年7月17日余常安讯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共同印证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与被告余常安双方形成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双方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涉案金额的问题，原告提供的送货凭证及对账单并无经过被告确认，被告仅认可其中的2014年9月13日、14日、16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5日以及11月2日以客户余长安【张某】名义出具的对账单，金额为29580元；认可2014年10月1日、4日、6日、8日、10日、12日、16日、18日、24日以客户余长安【黄某】名义出具的对账单，金额为15096元，两份对账单合计金额为44676元。故对被告认可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原告出具的其他收货凭证、对账单，被告否认收到对应的货物，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亦无被告的签名认可，且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有约定数额支付价款的事实，故对原告诉请的被告支付1453791元加工费，被告认可部分予以支持，不认可部分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支持的加工费用为44676元。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具体到本案而言，被告与原告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发生于2014年9月。原告于2014年12月份开始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追讨，另也无证据表明被告在何时明确向原告表示不再履行给付加工款的义务，原告的权益何时起受到侵害无法证实，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被告方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计付问题。被告拖欠原告加工款，占用了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了事实上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诉请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3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常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经营者王健）偿还加工款人民币44676元及利息（从立案之日起即2019年1月3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2元，由被告余常安承担942元，由原告原告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经营者王健）承担80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余常安发货单，证明2014年10月、11月累计发货数量；2、张某1发货单，证明2014年10月、11月累计发货数量；3、张某发货单，证明2014年10月、11月累计发货数量；4、黄某发货单，证明2014年10月、11月累计发货数量，以上单据均可以和《对账单》相对应。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处理本案的关键是：确认被上诉人所欠货款数额。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拖欠其货款1453791元未支付，并提供收货凭证、发货单及对账单等证据为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仅认可2014年9月13日、14日、16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5日及11月2日以客户余长安【张某】名义出具的对账单以及2014年10月1日、4日、6日、8日、10日、12日、16日、18日、24日以客户余长安【黄某】名义出具的对账单；对上诉人提供的52张收货凭证，其仅认可惠东八通杭货运站2014年出具的编号为0001705、0001728、0001731、0001852、0002091、0002168、0002431的7张收货凭证。对于双方争议的部分，本院认为，1、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均无被上诉人的签名，除被上诉人认可的对账单外，其余对账单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收货并欠货款的事实；2、发货单均是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无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主张；3、收货凭证并无被上诉人签字确认，除被上诉人自认的七张收货凭证外，其余收货凭证均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收货的事实。虽然，除被上诉人自认的七张收货凭证外，其余收货凭证中有部分收货人记载了疑为“余”字，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余”字系被上诉人所签的情况下，以此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收货的证据显然缺乏说服力。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广州市公安机关讯问时承认向其拿货约2万双，据此可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便被上诉人承认其曾向上诉人购买约20000双鞋，但亦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收货凭证、发货单及对账单等涉及的货物即是与上诉人购买约20000双鞋相关。综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拖欠其货款1453791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承认的2014年9月、10月、11月客户为张某、余长安（黄某）对账单，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货款为49476元。原审认定为44676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编号为0001705、0001728、0001731、0001852、0002091、0002168、00024317张收货凭证涉及的货款，因该七张收货凭证并未载明被上诉人所收货物的数量及单价，无法确定货物的价款，故原审对该七张收货凭证涉及的货款未作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本院依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297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及受理费的处理；二、变更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2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余常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经营者王健）偿还加工款人民币49476元及利息（从立案之日起即2019年1月3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审案件受理费17884元，由上诉人惠东县大岭镇建福鞋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耀辉审判员  沈 巍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兵勤书记员叶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