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7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伟，男，197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现堂，山东灵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春，男，197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焱，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彬，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诚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时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梦溪，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树岭，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阳县崔寨街道前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赵中水，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元平，男，该村委会副书记。上诉人郑伟因与被上诉人刘长春、山东省诚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建公司）、济阳县崔寨街道前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前街村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长春在一审中对郑伟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一、一审判决遗漏诉讼主体，导致案涉事实没有全部查清。本案建筑工程施工，涉及违法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参与主体多，利益关系混乱。一审法院并未将相关转包、分包主体全部追加到案全面调查涉案事实，遗漏诉讼主体，没有将基本事实调查审理清楚。涉案工程除诚建公司外还有济南德智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自然人褚之魁、张大明、付明军、曹志刚、韩XX等。建设工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将层层转包的关系人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没有追加，而只截取郑伟为刘长春出具的工程量清单签名作出裁判结论，系典型的属遗漏主体，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书第五页认定“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经过层层转包、分包，郑伟等人为后期承包人”的事实系定性错误，且证据不足。郑伟等人原本是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工程的材料供应商，由于总承包人的违法转包及违法层层分包原因，致使工程停工。郑伟等人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单位的撮合支持下，自发组织起来，完成剩余工程，目的不是为通过分包工程从中赢取利润而属于自救行为。郑伟等人并非工程后期承包人，刘长春作为工程停工的受害者，也签名参与了自救，也应是广义的后期承包人。三、退一步讲，假如认定郑伟参与工程后期建筑活动，属于工程承包行为。那么，一审根据郑伟在一审提供的“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认定郑伟是剩余工程的“合作股东之一，也即实际承包人之一”（注意，仅是承包人之一而已），只是“项目的实际执行者”。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合伙的规定，就应该判决所有股东（股东协议签字的至少8个股东）共同承担。从程序上讲，应当追加所有至少8个参与剩余工程的股东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裁判结果才能确保公平公正。一审判决仅仅依据郑伟是项目的实际执行者，就判决郑伟一人独立承担全体合伙事务所发生的法律责任。显然不符合合伙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定，无依据的加重了郑伟作为平等合伙人之一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与2015年10月17日八股东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等关于“郑伟负责剩余工程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郑伟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合法约定完全背离。一审法院理应依法追加其他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与郑伟一起共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尽管一审判决中写明郑伟有权另案向其他股东主张权利，但这无疑增加了郑伟的诉累和诉讼风险，依然不能减轻郑伟的经济负担。四、2015年10月17日刘长春亲笔签名认可的《协议》明确约定，后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方新支付的工程款到账后，扣除剩余工程建设支出成本后，剩余部分由全体股东共同决定分配方案，在所有债权人包括刘长春中按比例分配。就是说，工程施工人主张支付欠款的付款条件，是工程款到账之后才能按照比例支付。刘长春作为其中之一，该协议约定是大家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应对于各方都具有平等约束力。在剩余工程新支付工程款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超越当事人并不违法的权利与义务约定，判决支持刘长春的全部诉讼请求，等于确定了刘长春的优先特权，突破了大家当初的平等约定。即违反了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五、退一步讲，就算郑伟等人是工程后期的承包人，那么一审证据已经表明，刘长春所主张的工程款中，绝大多工程量都是在工程前期而非工程后期完成的。工程后期施工的仅有27号楼这一栋楼的“楼顶挂瓦”部分。在郑伟负责后期工程之前，前期承包人欠下刘长春的工程款，郑伟并没有明确承诺代替支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强行判决郑伟承担支付责任错误。六、即便是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刘长春实际施工的绝大部分相对人，应该是郑伟参加管理之前的实际承包人即褚之魁、张大明、付明军、曹志刚、韩XX等。有关刘长春工程款的支付责任，应有他们负责，而不是由郑伟负责。一审法院将褚之魁、张大明、付明军、曹志刚、韩XX等人对刘长春的付款责任，错误的判决给郑伟承担，违反了基本的事实。七、即便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郑伟与刘长春之间确实没有建立书面的、直接的工程承揽合同关系。刘长春所施工的工程量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在郑伟参与管理前发生的，双方也不存在事实的合同关系，郑伟对刘长春没有付款义务。从证据上看，郑伟在刘长春准备好的工程量和造价清单上签字，其证明作用仅限于证明刘长春在整个案涉工程中曾经完成的工程量，但郑伟并未承诺对刘长春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八、诚建公司作为总承包人，承包案涉工程后，没有实际组织施工，而是整体非法转包给济南德智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褚之魁，济南德智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褚之魁又非法转包给张大明、付明军、曹志刚，造成工程停工，引发农民工上访，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诚建公司的行为严重非法，并存在民事的严重过错。根据2004年9月1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劳社部发[2004]22号《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济南市人社局、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安局济人社发〔2011〕237号《济南市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企业因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总承包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诚建公司理应对刘长春主张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诚建公司也曾书面承诺结清农民工工资。但是一审法院对诚建公司违法事实不调查、不认定，对其民事过错和违法责任只字不提。不仅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违法裁判司法不公，更是对诚建公司违法行为的司法放纵，有枉法之嫌，社会效果严重不良。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前街村委会作为工程发包人，有义务在未付款范围内对拖欠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对于前街村委会作为工程发包人，是否按合同约定充分履行了付款义务，是否拖欠工程款或具体数额的基本事实，没有认真履行调查职责，没有要求前街村委会举证证明工程付款真实情况。便驳回刘长春要求前街村委会在未付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属于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十、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判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双方没有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一审法院将付款时间认定为2016年8月3日签署工程量之日不符合事实。第二，刘长春诉请的利息仅是起诉时尚欠款部分的利息，并未主张起诉前已付款部分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对利息的判决，超出了刘长春的诉请范围。第三，根据协议约定，刘长春主张欠款的前提条件是发包人工程款到位时，因发包方工程款未到位，不产生逾期付款利息问题。综上，请全面支持郑伟的上诉请求。刘长春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程序合法。1、刘长春于2014年9月为诚建公司承包的前街村委会发包的济阳县崔寨镇前街村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27＃、28＃、29＃、30＃、31＃、32＃楼楼顶屋面清工工程。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每平米65元。涉案工程2015年因承建方内部管理问题停工一段时间，最后由郑伟全权接管整项工程（由其一审提供的合伙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可以佐证），刘长春于2016年5月份完成涉案工程承建任务，现在整项工程已验收合格并已经居住。2016年8月3日刘长春与郑伟进行了结算，当时刘长春为了尽快拿到施工款，不得不同意按每平米60元结算，总工程款为412908元，并且郑伟履行了部分义务及2016年8月5日（结算后第三天）支付工程款4万元、同年11月10日支付1万元、2017年7月15日支付5万元、2018年3月7日支付2万元。虽然涉案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分包，最后郑伟成为承包人，应对整项工程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郑伟有和发包方进行结算的权利，也有对外为施工队进行结算和付款的义务。所以，刘长春对于郑伟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的第一项、二项、三项、五项、六项、七项的观点不认可，因为涉案工程整个工地的人都知道郑伟后期承接了整项工程的权利和义务，对外主持工作和行使权力，郑伟应对全部工程承担责任，郑伟的叙述只是郑伟内部之间的事情和个人观点，不能对抗不知情的第三人。关于上诉状中第四项刘长春与郑伟等人签订的《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因为协议的签订不是刘长春的真实意思，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即使该协议有效，刘长春不是郑伟所述称的股东，刘长春的工程款应当得到支付。对于上诉状中第十项郑伟的理由不成立，由于郑伟不及时支付刘长春的工程款，给刘长春造成了实际损失，刘长春关于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故一审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程序合法。2、对于上诉状中第八项的陈述，刘长春认为自己确实承建了涉案工程，一审中各方当事人都予以认可，诚建公司也应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郑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是强词夺理，浪费司法资源。请求依法驳回郑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诚建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并无不当之处，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郑伟的全部诉求，维持原判。一、就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与刘长春进行工程结算并已实际付款的系郑伟，郑伟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理应承担对刘长春的付款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施工后期由于张大明、曹德刚等实际承包人无力继续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导致涉案工程停工不前。正是基于此，郑伟作为丙方于2015年11月3日与甲方褚之魁、付明军，乙方张大明、曹德刚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工程整体承包下来，后郑伟又与一群包工头和材料商签订了一系列内部协议，形成对涉案工程合伙施工的局面。其中《协议》和《授权书》的签订意味着郑伟成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项目的实际执行者，就涉案工程对包工头和材料商付款的义务与诚建公司无关。郑伟既非诚建公司的员工亦非诚建公司的授权委托人，与诚建公司系两个完全独立的诉讼主体，郑伟对外设立民事法律关系行为（即郑伟与刘长春进行结算并出具结算协议的行为）的法律效果不能及于诚建公司。所以，郑伟作为直接与刘长春进行结算且已实际向刘长春付款的当事人，理应对尚欠刘长春的工程款项承担付款责任。二、本案应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判由与刘长春实际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付款义务。根据建设部《建筑企业资质管理》第五条规定，建筑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劳务施工合同之间完全独立，不能混为一谈。结合本案刘长春施工范围的实质来看，包清工应为劳务施工的范畴，应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审理判决。根据一审所查明的事实，诚建公司在取得崔寨前街社区项目二期一标段总包身份后，已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经层层转包、分包后，郑伟才以实际承包人的身份与刘长春达成劳务施工的口头协议，所以，本案中实际与刘长春存在合同关系和付款义务的系郑伟，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判决认定郑伟承担向刘长春付款的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故，郑伟在上诉状中认为本案缺失必要诉讼主体以及诚建公司应当对欠付刘长春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不当，请求法院不予采信。三、关于郑伟上诉状第三条陈述的签订“合伙协议”股东之间责任承担的问题。包括郑伟在内签订“合伙协议”的股东之间就该案的付款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以何种方式去承担责任，均与诚建公司无关。作为与本案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处理，法院应驳回郑伟该项诉求。如确需追偿，可告知另案起诉“合伙协议中的各个股东”。综上，根据刘长春提交的与其进行结算并实际付过工程款的系列证据来看，郑伟与刘长春存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判由郑伟承担付款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郑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前街村委会未作答辩。刘长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142908元及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1.刘长春提交的2016年8月3日结算单，刘长春证明郑伟、邢元亮、李华超与其结算其所施工的屋面瓦总工程款为412908元。郑伟辩称其是临时管理人，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签字仅是对数字错误进行了修正。诚建公司辩称结算单系复印件，诚建公司没有盖章，不能证明与刘长春结算，也不能证明两者间有合同关系。前街村委会对该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各被告对刘长春施工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而该结算单据具有施工内容、工程量、单价及总价款，可以认定系郑伟、刘长春工程款的结算。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郑伟出具的2015年11月21日合作协议、授权书、2015年10月17日协议，刘长春辩称合作协议及授权书与其无关，但证明了郑伟参与了涉案工程，协议系刘长春受胁迫所签，应无效。诚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了工程层层转包，有郑伟等人施工、管理、付款，与原告存在关系的系郑伟。前街村委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诚建公司系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的承包人，郑伟等合作协议系对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剩余工程的承包，且合作协议及授权书能够证明郑伟有权对刘长春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对于2015年10月17日，刘长春、郑伟等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无效，可参照执行。对于刘长春受胁迫所签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在工程停工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而认为受胁迫证据不足，不合情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前街村委会与诚建公司签订了前街村社区项目二期工程施工合同书，诚建公司承包了27-32号楼的施工。施工中，出现了非法转包、分包，并出现停工。2015年10月17日，郑伟、张鹏、付明军等达成合作协议，按工程欠款比例出资承建剩余工程。张鹏、付明军等授权郑伟为具体项目执行人，负责工程项目的具体执行，人员安排、材料采购、工程进度、对甲方的结算、对外队伍的结算付款。2015年10月17日，郑伟等施工队伍（材料商）与刘长春等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由于后期投资风险较大，所有材料商及施工队伍应共同承担风险，按照该工程欠款的50%共同出资。不能出资的材料客户所欠材料款下浮30%，施工队伍下浮20%……。2016年8月3日郑伟与刘长春结算，刘长春所施工的27-32号楼屋面挂瓦总工程款为412908元。刘长春于2015年2月17日收到工程款15万元、2016年8月5日收到工程款4万元、2016年11月10日收到工程款1万元、2017年7月15日收到工程款5万元、2018年3月7日收到工程款2万元，共计2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经过层层转包、分包，郑伟等人为后期承包人。刘长春系27-32号楼屋面挂瓦工程的具体施工人。涉案工程已经居住使用。郑伟与刘长春间达成协议并结算，双方均应参照双方的约定履行义务，郑伟非诚建公司的员工，刘长春以与郑伟的结算向诚建公司及前街村委会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诚建公司辩称刘长春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8月3日郑伟在刘长春的结算单中签字确认，故刘长春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郑伟主张其与刘长春同为债权人，不应作为付款主体。一审法院认为从其提供的合作协议、授权书可看出，郑伟是合作股东之一，也系实际承包人之一，其亦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具有“对甲方的结算、对外队伍的结算付款”等权利，故刘长春可主张郑伟支付工程款。郑伟在支付工程款后，可依据协议、合同等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对于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刘长春总工程款为412908元，在2015年10月17日与郑伟达成协议签刘长春收到工程款150000元，剩余工程款262908元，按协议降低20%后所欠工程款为210326.4元，2015年10月17日后刘长春收到工程款120000元，现尚欠工程款90326.4元。郑伟主张刘长春答应再减让14000元，刘长春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长春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郑伟拖欠工程款的行为给刘长春造成了损失，应当支付利息，利息自双方结算之日起计算，包括以下五部分：1.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6年8月5日止，以21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自2016年8月6日至2016年11月10日，以17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7月15日，以16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自2017年7月16日至2018年3月7日，以11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5.自2018年3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9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判决：一、被告郑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长春工程款90326.4元及利息（利息包括以下五部分：1.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6年8月5日止，以21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自2016年8月6日至2016年11月10日，以17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7月15日，以16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自2017年7月16日至2018年3月7日，以11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5.自2018年3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9032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长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79元，被告郑伟负担1000元，原告刘长春负担579元，保全费1250元，由原告刘长春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郑伟是否有向刘长春支付工程欠款的义务；二是涉案欠付刘长春工程款的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三是本案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焦点问题一，郑伟是否有向刘长春支付工程欠款的义务。诚建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从发包方前街村委会处承包济阳县崔寨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一标段27＃、28＃、29＃、30＃、31＃、32＃楼的建设工程后，于2013年11月29日将上述工程全部转包给济南德智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3年12月8日，褚之魁、付明军以济南德智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又将上述工程全部转包给张大明、曹志刚、韩广生进行施工，张大明、曹志刚、韩广生在组织施工过程中因内部原因造成工程停工。2015年10月17日，经涉案工程的所有材料商、施工队伍协商并达成协议，出资的人员按工程欠款50%进行出资，不能出资的材料客户所欠材料款下浮30%，施工队伍人工费下浮20%。后曹建军、郑伟、付明军、褚之魁、王绪虎、王志明、张鹏、张学美等八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承担后期工程的施工，共同推选郑伟为上述合作人员的代表作为具体项目执行人，共同委托郑伟与褚之魁、付明军签订补充协议、授权郑伟全权负责济阳县崔寨前街社区项目二期工程施工项目的具体执行，人员安排、材料采购、工程进度、对甲方的结算、对队伍材料的结算付款。现涉案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上述法律关系可知，郑伟应系涉案剩余工程的实际合作的承包人之一，也是项目的实际执行者，对外具有签订合同、进行结算、支付工程款等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刘长春对涉案27＃-32＃楼屋面挂瓦工程施工完成后，郑伟于2016年8月3日与刘长春进行了结算，理应对外承担向刘长春支付工程欠款的义务，郑伟对外支付工程欠款后，其可依据合作协议及后期工程承包的相关证据向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追偿。故一审认定郑伟向刘长春支付工程欠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问题二，涉案欠付刘长春工程款的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郑伟与刘长春于2016年8月3日进行结算，刘长春所施工的涉案屋面挂瓦工程的总工程款为412908元，2015年10月17日刘长春与郑伟达成协议前刘长春收到工程款150000元，剩余工程款262908元，按协议降低20%后所欠工程款为210326.4元，扣除2015年10月17日后刘长春收到的工程款120000元，尚欠工程款90326.4元，郑伟应当向刘长春支付上述工程欠款。关于刘长春主张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双方对应付工程款的时间、欠付工程款的利息计付标准均无约定，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自双方结算之日，即从2016年8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三，本案程序是否合法。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为前街村委会，诚建公司承包后经过层层转包，最后由郑伟等人负责完成施工，而刘长春作为涉案工程的屋面挂瓦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郑伟等人形成的是工程分包关系，并非基于雇佣形成的劳务合同关系，而诚建公司与刘长春之间并无合同关系，郑伟上诉要求由诚建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发包人前街村委会在本案中应否在未付清工程欠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虽然规定了实际施工人有向发包人主张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权利，但并未因此否定实际施工人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欠款的权利，实际施工人作为原告有权决定选择由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还是由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中刘长春作为实际施工人并未明确要求前街村委会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且一审法院在判决由其合同相对方郑伟承担支付工程欠款的责任后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视为刘长春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其他违法转包人参加诉讼，并不影响郑伟对外向刘长春支付工程欠款的事实认定。综上，一审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郑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8元，由上诉人郑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杨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