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民终1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汉族，1972年3月14日生，现住禄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彪，男，1965年7月15日生，汉族，住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啸波，云南光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詠生，男，1943年8月8日生，住大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标，大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李梅，女，汉族，1970年8月6日生，住大姚县。原审被告：李莉，女，汉族，1969年4月10日生，住大姚县。上诉人李勇、李彪与被上诉人李詠生、原审被告李梅、李莉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勇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詠生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李詠生在未与其他共有权人（解忠兰）形成一致的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单独由李詠生作出撤销行为并不能产生《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效力。本案涉诉赠与标的物即坐落于大姚县金碧镇东门外东街二社的房产系上诉人李勇母亲解忠兰生前与李詠生的夫妻共有财产。上诉人的母亲解忠兰生前与上诉人的父亲李詠生就房屋权属问题达成合意，将俩人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李彪、李勇、李莉。《赠与协议》的形成系解忠兰生前与李詠生对其夫妻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并且该赠与是附条件的，在《赠与协议》签订的当日还同时签订了《赡养协议》。由上诉人李勇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简单的赠与关系，赠与人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并没有发生。案中由2019年3月10日上诉人的父母已经向其子女李勇、李莉、李彪作出了赠与共有房产的意思表示，李勇、李莉、李彪同意接受该赠与并愿意按《赡养协议》的约定履行赡养义务的意思表示已经向赠与人做出。因此，上诉人的父母与李勇、李莉、李彪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并生效。《赠与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本赠与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合同”。现上诉人李勇的母亲即被上诉人李詠生的配偶解忠兰已于2019年4月6日死亡，在撤销赠与的权利主体（其他权利个体）缺失的法律事实之下，原审判决依据单独由被上诉人李詠生作出的撤销权诉请而判决解除《赠与协议》属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二、上诉人李勇的父母李詠生、解忠兰与李勇、李莉、李彪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的成立或生效并不必须以所赠与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为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能成立合同，并不需要以赠与标的物发生转移登记为要件。而且，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情形下，合同依法成立后生效。因此，就本案中赠与合同而言，合同的成立始自上诉人李勇的父亲李詠生、母亲解忠兰向李勇、李莉、李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李勇、李莉、李彪向其父母李詠生、解忠兰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之时。赠与合同的生效不需要满足交付合同标的物（即所赠与房产）的要件，只要双方在设立赠与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则赠与合同自依法成立时起生效。原一审判决以本案涉诉的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财产权利未转移，赠与人有权随时解除赠与而判决解除《赠与协议》属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三、被上诉人李詠生（赠与人）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并没有发生，原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勇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缺乏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赠与人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并没有发生。虽然在签订《赠与协议》的同时又于当日签订了《赡养协议》。《赡养协议》第二条约定“因父亲李詠生年事已高，需人直接照顾，特约定由次子李勇一家直接照顾父亲，接父亲与其一家人共同居住生活”。子女赡养父母本身就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李勇也从来没有认为赡养父母、对父母尽孝须以得到父母的财产为条件。在《赠与协议》、《赡养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李勇从来没有不管父母，不尽赡养义务。多年来，被上诉人李詠生和妻子解忠兰依靠自身积蓄和出租房屋、政府养老金及后期土地征收补偿款、变卖政府补偿土地所得款以及由李彪、李勇定期资助独自生活。被上诉人李詠生一直希望与上诉人李勇共同生活，李勇也愿意赡养父亲，但因老人已经习惯了在老家的生活方式。自《赠与协议》、《赡养协议》签订之日，李勇即将父亲带往禄丰共同生活。在此过程中，由于母亲解忠兰去世，李勇忙于处理母亲丧葬事宜及本案诉讼，父亲李詠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波动和反复，李莉才将父亲接回大姚生活，对老人的赡养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李勇愿意继续赡养父亲，并不存在拒绝对被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原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勇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缺乏证据。上诉人李彪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詠生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李詠生在未与其他共有权人（解忠兰）形成一致的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单独由李詠生作出撤销行为并不能产生《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效力。本案涉诉赠与标的物即坐落于大姚县金碧镇东门外东街二社的房产系解忠兰生前与李詠生的夫妻共有财产。上诉人的母亲解忠兰生前与上诉人的父亲李詠生就房屋权属问题达成合意，将俩人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李彪、李勇、李莉。《赠与协议》的形成系解忠兰生前与李詠生对其夫妻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并且该赠与是附条件的，在《赠与协议》签订的当日还同时签订了《赡养协议》。由上诉人李彪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简单的赠与关系，赠与人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并没有发生。案中由2019年3月10日上诉人的父母已经向其子女李勇、李莉、李彪作出了赠与共有房产的意思表示，李勇、李莉、李彪同意接受该赠与并愿意按《赡养协议》的约定履行赡养义务的意思表示已经向赠与人做出。因此，上诉人的父母与李勇、李莉、李彪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并生效。《赠与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本赠与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合同”。现解忠兰已于2019年4月6日死亡，在撤销赠与的权利主体（其他权利个体）缺失的法律事实之下，原审判决依据单独由被上诉人李詠生作出的撤销权诉请而判决解除《赠与协议》属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二、上诉人李彪的父母李詠生、解忠兰与李勇、李莉、李彪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的成立或生效并不必须以所赠与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为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能成立合同，并不需要以赠与标的物发生转移登记为要件。而且，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情形下，合同依法成立后生效。因此，就本案中赠与合同而言，合同的成立始自上诉人李彪的父亲李詠生、母亲解忠兰向李勇、李莉、李彪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李勇、李莉、李彪向其父母李詠生、解忠兰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之时。赠与合同的生效不需要满足交付合同标的物（即所赠与房产）的要件，只要双方在设立赠与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则赠与合同自依法成立时起生效。原一审判决以本案涉诉的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财产权利未转移，赠与人有权随时解除赠与而判决解除《赠与协议》属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三、原审判决理由的论理部分与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前后矛盾，在认定上诉人李彪已尽到相关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又认定上诉人李彪未按约定履行赡养义务，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赡养协议》第一条约定“因母亲解忠兰年事已高，需人直接照顾，特约定由长子李彪一家直接照顾母亲，接母亲与其一家人共同居住生活”。子女赡养父母本身就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李彪也从来没有认为赡养父母、对父母尽孝须以得到父母的财产为条件。在《赠与协议》、《赡养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李彪从来没有不管父母，不尽赡养义务。一审判决认定，《赠与协议》、《赡养协议》签订后，李彪将母亲解忠兰接到昆明铁路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4月6日李詠生之妻解忠兰因病医治无效死亡。5月25日，李彪回到大姚为母亲办理了丧葬事宜，并支付了相关费用，而原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又认为“本案被告未按《赡养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该判决说理以赡养协议签订后解忠兰与上诉人李彪共同生活时间不长、李彪履行赡养义务时间较短为由而否定上诉人李彪对母亲解忠兰所尽赡养义务，故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李詠生可以有权随时撤销赠与，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被上诉人李詠生辩称：一、李詠生属于赠与人的范畴，行使撤销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赋予李詠生的权利。二、本案诉争的赠与财产属于房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双方签订赠与协议至今，诉争的财产均未办理转移登记，诉争的财产仍然在李詠生名下。三、赠与协议约定赠与的财产以出让为前提，而诉争的财产至今未转让，赠与协议约定的事项未实际履行。四、上诉人李彪、李勇在诉讼过程中，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完全履行赠与协议中附条件的赡养义务。原审被告李梅述称：我对本案的处理无意见。原审被告李莉述称：我母亲生前都是我带去看病，我带去看病的时候查出是癌症，当年3月11日，我母亲被带去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赡养协议》和《赠与协议》，我母亲只在李勇家呆了一晚上，母亲后来身体不行了也是我领着母亲去看病，母亲当时已经一样都吃不下了，我父亲后来全身皮肤溃烂也是我辞职后领去昆明看病，现在父亲身体才恢复，所以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生病都是我在照料，我要求维持原判。李詠生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依法撤销李詠生与李勇、李彪、李梅、李莉于2019年3月10日签订的赠与协议；2.判令李彪将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大姚县私有房产所有证X号归还李詠生；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勇、李彪、李梅、李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詠生与解忠兰（已故）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李彪、长女李莉、次女李梅、次子李勇。夫妻二人有坐落于大姚县金碧镇东门外东街二社的房产一处，并取得了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为：X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号，登记的土地使用者和房屋所有者均为李詠生。2019年3月10日之前，李詠生与妻子解忠兰单独生活，因李莉、李梅在大姚工作生活，对夫妻二人平时的起居生活照管较多一些。2018年10月，解忠兰患胰头癌，为解决李詠生与妻子解忠兰的赡养问题和财产处理问题，2019年3月10日，李詠生和妻子及李勇、李彪、李梅、李莉在楚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赠与协议》和《赡养协议》。《赠与协议》约定:坐落于大姚县金碧镇东门外东街二社的房产一处，产权证号：X号；使用面积：383平方米，为解忠兰与李詠生的夫妻共同财产，现产权登记在李詠生名下，无贷款。房产出卖后，由长子李彪赡养解忠兰，赠与财产份额40%；次子李勇赡养李詠生，赠与财产份额40%；赠与次女李莉20%，长女李梅放弃赠与。《赡养协议》约定：母亲解忠兰年事已高，需家人直接照顾，特约定由长子李彪一家直接照顾母亲，接母亲与其一家共同居住生活；同时约定父亲李詠生与次子李勇一家共同居住生活；长女李梅、次女李莉不承担赡养事宜。协议签订后，李彪将解忠兰带到昆明铁路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4月6日解忠兰因病医治无效死亡，5月25日，李彪回到大姚为母亲办理了后事，并支付了相关的费用。李詠生未随李勇一起生活，现李詠生随李莉生活。同时查明，该《赠与协议》和《赡养协议》至今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由于所涉赠与的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财产权利未转移，属于法律上的未交付。赠与物未交付的，赠与人有权随时解除赠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本案中，李詠生对李勇、李彪、李莉的赠与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所附条件是被应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李勇、李彪未按《赡养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李詠生有权撤销赠与。基于本案事实及上述法律的规定，李詠生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李詠生与李彪、李梅、李莉、李勇于2019年3月10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二、由李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大姚县私有房产所有证X号归还李詠生。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詠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彪、李勇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以下异议：对原审认定事实中最后一句话“同时查明，该《赠与协议》和《赡养协议》至今未实际履行”有异议。《赡养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李彪的赡养义务已经履行了。被上诉人李詠生、原审被告李梅、李莉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李彪、李勇与被上诉人李詠生、原审被告李梅、李莉均认可的是《赠与协议》中所涉的房屋的产权登记并未发生变更。至于《赡养协议》是否完全履行，双方各执一辞，一审认定以上两个协议均未履行不当。只需认定“《赠与协议》中所涉的房屋的产权登记并未发生变更”即可。综上，除了以上所述，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虽被上诉人李詠生、解忠兰、李彪、李勇、李梅、李莉所签订的《赠与协议》是几方自愿签订，但目前所涉的房屋产权并未发更，即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依照以上规定可以撤销赠与。就本案所争议的房产系李詠生与解忠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50%的份额。解忠兰虽已故，但就其生前所赠与的部份，在未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尊重其生前意愿。目前案涉房屋仍登记在李詠生名下，产权未发生变更，李詠生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撤销其所赠与的50%的产权。关于返还产权证书的诉请，本院认为，产权证仅是权利记载的凭证，土地证及房权证上记载的产权人仅是李詠生，对其要求返还产权证的诉请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彪、李勇的上诉理由部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4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由被告李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大姚县私有房产所有证X号归还原告李詠生。”；二、撤销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6民初4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撤销2019年3月10日赠与人解忠兰、被上诉人李詠生、与上诉人李彪、李勇、原审被告李梅、李莉签订的赠与合同中属于被上诉人李詠生所有的财产份额部份的赠与，即对位于大姚县金碧镇东门外东街二社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为：X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号}50%份额的赠与。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詠生自行承担（已交）。二审中，李勇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已交）；李彪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其自行承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云审判员  苏天喜审判员  段雨函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郑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