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初269号原告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环科中路16号32幢1层101。法定代表人叶三樟，经理。委托代理人周礼光，北京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原名称为北京市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16号楼。法定代表人兼行政机关负责人高志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青松，男，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白夜，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15号。法定代表人王有国，区长。委托代理人张征，男，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赵琪，女，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干部。原告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豪公司）要求撤销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大兴应急局）作出的（京兴）安监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及要求撤销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兴区政府）作出的京兴政复字[2019]43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6日及6月27日分别向被告大兴应急局及被告大兴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英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礼光，被告大兴应急局的机关负责人高志纯及委托代理人白夜，被告大兴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2月18日，被告大兴应急局向原告英豪公司作出《处罚决定书》，载明：2018年8月9日16时20分左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英豪公司（证件类型：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28085260）在组织人员进行建筑物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经查，你单位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主要证据有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书证证明。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叁拾肆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英豪公司对此不服，于2019年4月12日向被告大兴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大兴区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大兴应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原告英豪公司诉称，2018年8月9日16时20分左右，原告在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组织进行建筑物装饰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吊篮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然而，被告在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时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或认定错误。一、事故吊篮来源于哪里？被告没有调查清楚。事故发生后，由大兴区安监局、人力社保局、公安分局、总工会和新媒体产业基地管委会组成的“8.9”事故调查组出具的《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8.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系吊篮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且存在超载情况。经专业鉴定发现：一是吊篮悬挂机构未设置前支架，且吊篮前梁与后梁的安装不符合安全使用要求；二是吊篮在运载配重时存在超载情况；三是配重未有效固定；四是安全绳未起到保护作用。事故的间接原因为违法发包和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被告还认定：原告的项目负责人周春林于2018年5月4日代表公司与周城亮签署《高处作业电动吊篮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吊篮租赁合同》），周城亮在订立合同时加盖了其伪造的北京盛辉呈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辉呈运公司）合同章。既然调查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在于吊篮不符合安全要求。那么，事故吊篮系由谁提供的，事故吊篮的生产者和所有权人是否有过错？既然被告认定周城亮是冒用盛辉呈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署《吊篮租赁合同》，那么周城亮给原告提供的盛辉呈运公司的各种资质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检验报告等又是从何而来？这些都是本案必须查清的基本事实。事实上，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事故吊篮上粘贴的《安全锁标定合格证》注明的委托单位为盛辉呈运公司，由此可以确定事故吊篮系由盛辉呈运公司提供。原告为此提供了照片和视频为证。然而被告故意忽略原告的陈述，不对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也未在相关法律文书中进行阐述。二、周城亮与盛辉呈运公司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与原告签署《吊篮租赁合同》的应当是盛辉呈运公司而非周城亮。被告对此认定事实错误。周城亮能够提供盛辉呈运公司的各种资质、资格证书，尤其是事故吊篮上粘贴了盛辉呈运公司的标签。这足以使原告有理由认为周城亮系代理盛辉呈运公司与原告签署《吊篮租赁合同》。至于周城亮伪造盛辉呈运公司的公章一事，因原告在此之前从未与盛辉呈运公司有经济往来，客观上难以核实周城亮的身份以及公章的真伪。而周城亮能够提供盛辉呈运公司的吊篮实物，这就更加让原告对周城亮的身份产生合理信赖。原告未能进一步核实周城亮的身份和公章的真伪系因客观条件所限，属于轻微过失。不能仅仅因为原告的轻微过失而否认周城亮和盛辉呈运公司之间的表见代理关系。盛辉呈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文辉陈述，截止事故发生时，盛辉呈运公司在北京没有项目。盛辉呈运公司的吊篮却出现在事故现场，且发生坠落事故。因此，何文辉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不可采信。鉴于周城亮与盛辉呈运公司之间是表见代理关系，那么与原告签署《吊篮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就应当是盛辉呈运公司。被告认定原告将吊篮的安装、验收及拆卸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原告对于与本次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吊篮没有调查核实清楚其来源，对于与本次事故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违法发包也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据此，被告大兴应急局不得对原告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大兴区政府维持上述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错误，均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裁判，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并补充以下几点：一、本案不属于《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被告认定的事实是，原告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本案中的原告是吊篮的承租方而不是出租方。被告将承租表述为租赁，并将之与上述规定中的出租混淆概念。吊篮的安装验收和拆卸仅仅是吊篮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一项合同义务，且不属于决定合同类型的主给付义务，更不是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发包行为。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大兴应急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严重违法。大兴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孙培培参与了对郑如心的调查，属于案件调查人员，在听证程序中孙培培又担任听证员，这严重违反了听证会应当由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等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的规定。三、在本案的行政复议阶段，大兴应急局未提交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依据，故该行政处罚在复议阶段就应依法撤销。诉讼请求：1、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京兴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京兴）安监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举证期限内，原告英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证明经权威机构鉴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吊篮不符合安全要求且存在超载情况。2、《吊篮租赁合同》，证明（1）将涉事电动吊篮出租给原告公司的是盛辉呈运公司，周城亮仅仅是作为盛辉呈运公司的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2）双方约定由盛辉呈运公司负责电动吊篮进、出场的架设、拆卸和检测；（3）英豪建筑公司与盛辉呈运公司签署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3、照片，证明涉事电动吊篮由盛辉呈运公司提供。4、视频，证明涉事电动吊篮由盛辉呈运公司提供。5、营业执照，证明盛辉呈运公司的主体资格，其经营范围包含了建筑设备租赁。6、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资信等级证书，证明盛辉呈运公司具有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业务资质，且业务范围包含了高处作业吊篮。7、职业资格证书，证明盛辉呈运公司拥有助理工程师、专职安全员、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建筑电工。8、检验报告，证明（1）盛辉呈运公司出租给英豪建筑公司的电动吊篮经检验为合格，产权单位为盛辉呈运公司；（2）涉事电动吊篮附随的安全绳和自锁器经检验为合格。9、高处作业吊篮验收表，证明（1）英豪公司会同盛辉呈运公司、发包方东杰创新（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涉事电动吊篮的各个组件进行了联合验收，验收结论为符合要求；（2）三方共同对吊篮的安装拆卸方案、吊篮出租方的资质、设备的检验合格证书、安装拆卸人员的操作资格证书等资料进行了查验，验收结论为齐全。10、安全协议书，英豪公司与周城亮等代表盛辉呈运公司进行现场拆卸电动吊篮的施工人员签署了安全协议书。11、《处罚决定书》，证明大兴应急局认定的原告违法事实为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违反了《安全生产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原告罚款34万元的行政处罚。1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缴纳了罚款340000元和加处罚款40800元，合计380800元。被告大兴应急局辩称，一、英豪公司主张的周城亮与盛辉呈运公司所谓的“表见代理”关系，系其与第三人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对抗本案中我局所作的行政处罚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等相关规定，我局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我局有权对违法行为发生地在本辖区内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8月9日16时20分左右，属于我辖区管辖范围内的原告在组织人员进行建筑物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查，由于原告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原告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2019年2月22日我局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依照法定程序送达原告。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对事故违法事实认定清晰，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并无不当。行政诉讼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审查。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案件事实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此案中原告诉称其项目负责人周春林于2018年5月4日代表公司与周城亮签订《吊篮租赁合同》，而周城亮与盛辉呈运公司等一系列所谓的表见代理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其如果坚称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相应纠纷，应当另行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无权在本案中抗辩我局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二、我局依法有权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主体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等相关规定，我局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我局对违法行为发生地在本辖区内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此次事故发生地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事故发生后，经事故调查组调查了解论证后发现原告在未严格审查周城亮提供的相关资质材料的情况下，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工作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安排无特种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吊篮拆卸作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局依法有权对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我局对事故违法事实认定清晰。2018年8月9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装修工程，原告组织人员进行建筑物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成立了由我局参加的“8.9”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经查，工程承包方原告项目负责人周春林于2018年5月4日代表公司与周城亮签订了《吊篮租赁合同》，周城亮在签订合同时加盖了其伪造的盛辉呈运公司合同章。通过对盛辉呈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文辉询问得知，周城亮并非其公司员工，与盛辉呈运公司从未有过经济往来。截止事故发生时，盛辉呈运公司在北京没有项目。盛辉呈运公司从未授权周城亮代表其签署任何形式的合同。经对周城亮询问得知，其不是盛辉呈运公司的员工不能代表盛辉呈运公司。周城亮使用的盛辉呈运公司的公章是其自己伪造的，其与盛辉呈运公司从未发生过经济往来，亦从未与原告合作过。经与原告东杰项目现场负责人周春林询问得知，周城亮是由人介绍认识周春林的，此前从未与周城亮合作过，签订合同过程中未核验过其身份，未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授权手续。对于金永哲介绍的三名工人，周春林从未检查过其三人是否具有吊篮拆卸相关资格。综上，认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为：1、原告在未严格审查周城亮提供的盛辉呈运公司相关资质材料的情况下，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工作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安排无特种作业资格人员进行吊篮拆卸作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2、原告现场负责人周春林和个人周城亮未按要求对作业现场开展有效的安全管理工作；金永哲组织无特种作业作资格的人员从事吊篮拆除作业。上述行为导致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吊篮带病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故我局在充分调查案件事实，仔细分析事故原因的基础上，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因原告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相关规定，我局于2019年1月3日对“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8.9’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行政处罚案”立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2019年1月11日我局依法向原告下发（京兴）安监罚告[2019]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京兴）安监听告[2019]1号《听证告知书》，并向原告直接送达。原告在2019年1月13日提出听证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我局于2019年1月17日向申请人下发安监听通[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并向原告直接送达。2019年1月25日，我局组织原告对案件进行听证，2019年1月31日，我局制作了（京兴）安监听报[2019]1号《听证会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2019年2月18日，我局组织集体讨论后，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并开具行政处罚缴款书，于2019年2月22日直接送达原告。我局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做出行政处罚，保证行政相对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不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四、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标准体现适度原则。经调查组一致认为：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为原告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个人，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安排无特种作业资格人员进行吊篮拆卸作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原告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对原告给予行政处罚。结合《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裁量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按以下标准进行裁量:（1）造成1人死亡，或者1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我局作出罚款叁拾肆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自由裁量标准。我局在综合考量违法程度和危害结果等作出了合理的行政处罚决定。我局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4日，原告项目负责人周春林代表公司与周城亮签订了《吊篮租赁合同》，周城亮用伪造盛辉呈运公司合同章签订了该合同。后周城亮将拆卸吊篮发包给金永哲。金永哲雇佣没有安装、拆除资质的韩运海、郑如心、吕宏发进行拆卸吊篮。2018年8月9日，韩运海、郑如心、吕宏发在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工地相互配合进行拆卸吊篮，拆除过程中，发生事故，韩运海随着吊篮从高处坠落到地面上。后被送往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1月3日，我局以原告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对事故负有责任，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为由进行立案。2019年1月9日，我局作出（京兴）安监罚告[2019]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同日，我局作出（京兴）安监听告[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9年1月13日，原告作出《听证申请书》。2019年1月17日，我局作出（京兴）安监听通[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2019年1月25日，我局组织原告对案件进行听证。2019年1月31日，我局作出（京兴）安监听报[2019]1号《听证会报告书》。2019年2月18日，我局经集体讨论决定给予原告3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日，我局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2月22日送达原告。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因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应急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吊篮租赁合同》复印件；2、2018年8月10日对吕宏发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3、2018年8月10日、16日对郑如心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4、2018年8月10日、16日对金永哲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5、2018年12月14日对尹学君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6、2018年8月22日对盛辉呈运公司总经理何文辉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7、2018年8月23日对申请人东杰项目现场负责人周春林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8、2018年8月30日对周城亮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9、2018年8月31日对王涛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0、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工作人员于2018年9月1日对周城亮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1、2018年9月3日对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叶三樟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2、盛辉呈运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出具的原始印章《证明》复印件；13、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4、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5、伤亡事故伤亡人员报表复印件；16、2019年3月29日作出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书》复印件；证据1-16证明被告大兴应急局对英豪公司违法事实认定清晰，并无任何不当。17、2019年1月3日作出的（京兴）安监立〔2019]1号《立案审批表》复印件；18、2019年1月9日作出的（京兴）安监听告[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复印件；19、2019年1月9日作出的（京兴）安监罚告[2019]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复印件；20、2019年1月13日作出的《听证申请书》复印件；21、（京兴）安监回[2019]1号《文书送达回执》复印件；22、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京兴）安监听通[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复印件；23、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听证笔录》复印件；24、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京兴）安监听报[2019]1号《听证会报告书》复印件；25、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京兴）安监处呈[2019]1号《案件处理呈批表》复印件;26、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复印件；27、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及其《文书送达回执》复印件；28、2019年3月13日作出的《结案审批表》复印件；29、《复议决定书》。证据17-29证明（1）被告大兴应急局按照法定程序对英豪公司事故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2）被告大兴应急局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对英豪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处罚决定书》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大兴区政府辩称，一、本案程序合法。2019年4月12日，答辩人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予以受理。原告请求撤销原北京市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大兴安监局）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019年4月16日，本机关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至大兴应急局。2019年4月24日，大兴应急局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证据。2019年6月6日，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作出《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大兴应急局，2019年6月10日邮寄送达原告。本案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二、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复议申请理由充分。经审理，答辩人认为大兴应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9年6月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处罚决定书》。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补充：原告所称不是租赁给了周城亮而是租赁给了公司，但是通过双方合同，章上没有编号，为虚假的章，原告没有尽到审慎义务，所以应当对此事故负有责任。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收据，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接收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时间。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证明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及事实依据。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4、大兴应急局提交的答复意见书及证据材料，证明被申请人大兴应急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5、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呈报表，证明行政复议决定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作出。6、《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大兴应急局。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于原告英豪公司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大兴应急局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吊篮不符合安全要求是事故的原因之一，但是根本原因是原告将吊篮的拆卸交由没有资质的个人；证据2-4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盛辉呈运公司章系伪造；证据5-7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系盛辉呈运公司的相关资质，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证据8-9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章系伪造；证据10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盛辉呈运公司的签章；证据11-12真实性认可，证据1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2的证明目的认可。被告大兴区政府与被告大兴应急局的质证意见一致。经审查，原告英豪公司提交的证据1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2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对于被告大兴应急局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英豪公司对证据1-16统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对于本案来说证据2-10所涉及的人员均属于证人，其所做的陈述应当属于证人证言，鉴于上述人员均未出庭作证，故其所做的陈述均不具有证明力。而且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从未向原告出示证据2-11的询问笔录，致使原告未能对这些询问笔录进行质证，因而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第二，证据12属于物证，鉴于被告未提供印章的原物，故该印文的印章、印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不予认可。第三，对证据1-16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理由是对于将吊篮出租给原告并负责安装、拆卸、验收的主体是谁，这一事实的认定不能仅仅依赖于《吊篮租赁合同》上所加盖的印章的真伪，还应当根据《吊篮租赁合同》文本的提供者、吊篮的来源以及相关的资质证书来判断，而案涉的《吊篮租赁合同》文本、吊篮实物以及相关资质证书均来自于盛辉呈运公司，因此本案的事实真实情况是将吊篮出租给原告并负责安装、拆卸、验收的是具备相关资质的盛辉呈运公司，而不是周城亮个人，被告对前述事实并未调查清楚，故原告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17-29统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是本案的听证程序严重违法，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证据23听证笔录显示的听证员有孙培培，而证据3对郑如心所做的询问笔录显示的询问人员也有孙培培，违反了“听证会应当由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等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的规定。第二，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应当提供当事人违法的事实和证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然而，在本案的听证程序中，被告大兴应急局只向原告出示了所谓的盛辉呈运公司的印章，对于证据2-11的询问笔录均未出示，剥夺了原告对这些证据的质证权和申辩权，违反法律法规对听证程序的规定。被告大兴区政府对被告大兴应急局的证据均没有意见。经审查，被告大兴应急局提交的证据27中的《处罚决定书》及证据29《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英豪公司对证据1-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大兴应急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提交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依据，该行政处罚在复议阶段就应依法撤销。2、大兴应急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等情形，依法应予撤销，而被告大兴区政府却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也是错误的，故原告不认可大兴区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大兴应急局对被告大兴区政府的证据均没有意见。经审查，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的证据6中的《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4日，原告英豪公司项目负责人周春林代表原告与案外人周城亮签订了《吊篮租赁合同》，周城亮用伪造的盛辉呈运公司合同章签订了该合同。后周城亮将拆卸吊篮发包给案外人金永哲。金永哲雇佣没有安装、拆除资质的案外人韩运海、郑如心、吕宏发进行拆卸吊篮。2018年8月9日，韩运海、郑如心、吕宏发在北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工地相互配合进行拆卸吊篮，拆除过程中发生事故，韩运海随着吊篮从高处坠落到地面，后被送往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2月14日，“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8.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作出《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8.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调查报告》，认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吊篮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且存在超载情况，间接原因是违法发包和现场安全管理缺失。2019年1月3日，原大兴安监局以原告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对事故负有责任，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由正式立案。2019年1月9日，原大兴安监局作出（京兴）安监罚告[2019]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京兴）安监听告[2019]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于1月11日送达原告。2019年1月13日，原告提交《听证申请书》。2019年1月17日，原大兴安监局作出（京兴）安监听通[2019]01号《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并送达原告。2019年1月25日，原大兴安监局组织听证。经调查，原大兴安监局经集体讨论决定给予原告3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于2月22日送达原告。原告已缴纳该罚款。原告对该行政处罚不服，于2019年4月12日向被告大兴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4月16日，被告大兴区政府向被告大兴应急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4月24日，被告大兴应急局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证据。被告大兴区政府经查，于2019年6月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同日送达被告大兴应急局，6月10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的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本案中，原大兴安监局作为原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被告大兴应急局作为现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参照《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裁量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按以下标准进行裁量:（1）造成1人死亡，或者1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原告英豪公司在未严格审查案外人周城亮提供的盛辉呈运公司相关资质材料的情况下，将吊篮的租赁及安装、验收、拆卸等工作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安排无特种作业资格人员进行吊篮拆卸作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的问题，进而导致发生事故，原告英豪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被告大兴应急局认定事实清楚，在法定幅度内作出处罚，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参照《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等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并应当有专人记录。听证主持人应当由在行政机关从事法制工作2年以上或者从事行政执法工作5年以上、公道正派的人员担任。当事人认为听证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回避申请；是否回避，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本案中，被告大兴应急局在对原告英豪公司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之前依法履行了上述告知、听证、集体讨论、送达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原告英豪公司主张被告大兴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孙培培参与了对郑如心的调查，属于案件调查人员，在听证程序中又担任听证员属程序违法，因孙培培并非本案听证主持人，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大兴区政府对原告英豪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书》，送达至原告英豪公司、被告大兴应急局，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英豪公司请求撤销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京兴）安监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京兴政复字[201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张渝江人民陪审员  王继华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陈雨曦书 记 员  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