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6民初42332号原告：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何忠成，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芃麦，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启仁，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项维富，男，196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道松，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与被告项维富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需要，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芃麦、石启仁、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宋道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项维富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776,695元。事实和理由：在原告处执业的石启仁律师长期为项维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多次代理诉讼。2017年3月28日，项维富和案外人张某某等人就股权转让纠纷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达成调解协议，该案中项维富委托石律师作为代理人。后因张某某未按期履行，项维富向温州中院申请执行，并委托原告的石律师和陈律师代理，双方初步达成风险代理意见。因双方分处两地，故项维富未在《风险代理协议》上签字。2017年8月1日，原告律师至温州执行立案。2018年6月7日，项维富和被执行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2018年7月，项维富领取第一笔执行款。至此，原告已全面履行代理职责，但双方为代理费产生分歧，项维富仅支付了首期费用50,000元。原告认为，执行案件中，原告律师前往温州至少七次(包括执行立案、执行异议听证、执行异议之诉庭审以及四次调解)，草拟法律文件近二十份，几易其稿，期间又代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及提起夫妻共同债务诉讼等工作，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多次沟通，工作时间难以精确，故不适合采用计时收费。在双方报酬方面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执行标的为80,134,771元(包括利息、违约金)，按中间价计算，代理费应为1,826,695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0元，尚欠1,776,695元。被告项维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双方口头约定律师费为50,000元，后因工作量加大，又增加10,000元，共计60,000元，被告现已支付，原告未提出异议，并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双方对律师费的约定是明确的，原告无权要求增加。2、如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双方应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但双方并未签署，原告所收取的律师费，应视为固定收费。3、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代理前一阶段的案件，后一阶段费用减半收取。一审阶段项维富支付律师费120,000元(其中100,000元由仲裁案件的律师费转为一审律师费)，执行阶段减半收取应为60,000元。如认为一审律师费为320,000元(包括石律师个人收取的200,000元)，执行阶段减半收取也只有160,000元。4、即便对律师收费标准没有约定，原告也无权单方面要求按标的额比例收取，首先应考虑耗费的工作时间。石律师往返温州四次，每次按10小时计算，计40小时，计时收费标准为200元-3,000元，取中间数1,600元，应为64,000元。执行案件难度不高，收费应更低。执行和解标的虽为35,800,000元，但项维富仅收到执行案款5,000,000元，承受能力有限。现执行案件已恢复执行，项维富不再委托原告律师代理。5、石律师曾提出每执行到位5,000,000元交纳律师费250,000元，按此标准，目前执行到位5,000,000元，律师费也仅为250,000元。当时项维富认为该收费标准过高，故未同意。6、原告律师在收费上存在诸多违规，如仲裁案件中石律师个人收取费用，不开具发票，且专业水准不高，业务能力不足，造成项维富仲裁费的损失，一审调解时又主动放弃对赖爱丽的权利。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日，项维富等人就与案外人张某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并委托原告律师作为代理人。同日，项维富分别转账给原告及石律师100,000元、200,000元。2016年1月26日，温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确认上述合作协议的仲裁条款无效，该案中项维富委托原告律师作为代理人。2016年2月23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同意项维富等人撤回仲裁申请，处理费95,600元由项维富等人承担。2017年3月2日，项维富起诉张某某、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赖爱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偿还股权转让款、利息及违约金，共计85,360,640元。后经温州中院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该案中项维富委托原告律师作为代理人。2017年3月31日，项维富转账给原告20,000元。2017年8月1日，项维富向温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张某某等人支付本金32,701,066元、利息11,552,970元及违约金26,702,884元，共计70,956,920元，并委托原告律师作为代理人。温州中院作出执行裁定，裁定冻结、划拨张某某、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存款或相应价值的财产。2017年8月28日，项维富转账给原告50,000元。2017年9月，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温州中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执行异议。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又申请执行复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复议申请。2017年9月，项维富提出执行张某某的妻子赖爱丽财产的申请。2017年12月，赖爱丽对执行与张某某共有财产提出异议，温州中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异议请求。2018年2月，赖爱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该案中项维富委托原告律师作为代理人。2018年4月21日，项维富转账给原告10,000元。2018年5月，项维富向温州中院提起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温州中院裁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止诉讼。2018年6月7日，项维富与被执行人、共同债务人及担保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原告律师到场参与调解。2018年7月11日，温州中院作出执行裁定，裁定执行案件终结执行，项维富收到执行案款5,000,000元。另查明，执行期间，原告律师为项维富起草以下文件：《申请执行书》、《对张某某等申请解除保全的异议书》、《解除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申请书》、《关于固始县远大置业项目纠纷的情况反映》、《关于加大执行力度的申请》、《对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复议申请书的答辩意见》、《关于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偷税的情况举报》、《关于请求依法追究被执行人张某某刑事责任的意见》、《关于执行张某某夫妻共同财产申请书》、《关于要求裁定追加赖爱丽为被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赖爱丽执行异议之诉的答辩意见》、《民事反诉状(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诉状(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执行和解协议》等。又查明，石律师与项维富的微信对话中：2016年3月4日，石律师称：项总，这是仲裁委员会的结案文书，仲裁受理费退回，处理费九万多不退。这个案子暂时告一段落。项维富回复：没关系，你没错。2016年5月23日，石律师称：项总，上次那个仲裁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但整个过程我也算尽心尽力。仲裁费已退，案子就算彻底结束了。律师代理费是服务性收费，不仅不能退，而且约定的未付款项，也该继续支付。但这个案子，我也不好意思再向你要了。故，那个案子到此就算彻底结束了。项维富回复：好的。2017年7月21日，项维富称：张某某的款项，4、5月的收到，6月份的到现在才收150万。他早已违约，我是否申请执行。石律师回复：我觉得应该申请执行。2017年7月31日，石律师称：我已安排陈律师今天晚上去温州，明天上午立案。还有两个问题沟通一下：一是这次执行……另一个问题就是代理费，一是案件标的比较大，二是执行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中间很可能需要多次往返上海、温州、固始等地，工作量会比较大。鉴于这些因素，律师费太低说不过去，太高也增加你的经济压力。我考虑代理费不妨这样安排：一是先付一点基本费用，二是收到每笔执行款时按比例付一点，三是视最后执行效果再按比例补充支付一部分(譬如本息之外的违约金确定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例)。你觉得如何？项维富回复：可以的，你安排好了！我明天就不去温州了。2018年4月20日，石律师称：这个案子(执行异议之诉)你还得交点案号费，我才能开出公函，你往律所账户汇一万吧。后期咱们起诉那个案子(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需要开庭，还得再交一万。项维富回复：好的。2018年7月5日，石律师称：这次执行，虽然没签委托协议，是因为当初你担心如果法院执行房子给你，你没有那么多现金支付律师费(你当时预估需要几百万的律师费)。中心意思还是执行款到位时，多给一些。我也给你发去了收费标准，既然讲不会亏待，那就应在标准之上付费才对。不就高不就低取中计算，应该在180万以上。总额180万，对应执行款总额3580万，差不多正好百分之五，所以你每收到500万，付我们25万，最后一笔结清。项维富回复：我们什么时候谈过风险代理。审理中，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证明2015年12月2日项维富转入石律师个人账户的200,000元，系用于律所公用开支，不属于石律师个人收费，原告认可收到该笔律师费。原告表示，仲裁时约定律师费为500,000元，实际收取300,000元，仲裁条款无效并非原告责任。一审调解时赖爱丽未到场，经法官征询项维富本人的意见后签署调解书。执行案件中，双方原约定项维富先交纳律师费50,000元，之后执行到位的本金按5%交纳，利息和违约金按20%交纳。原告认可一审律师费为320,000元，当时考虑到诸多情况酌情收取，并非按指导价标准收取，故执行阶段不再适用减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仅象征性收取了10,000元，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案未收取律师费。项维富称，仲裁案件未签订代理合同，项维富支付了300,000元律师费。一审时双方口头约定律师费为320,000元，包括仲裁案件支付的300,000元。一审调解时，因赖爱丽未到庭，故调解协议未要求赖爱丽承担责任。其认可10,000元系支付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律师费和原告律师为执行案件前往温州七次。本院认为，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代理执行案件，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但原告有权向委托人收取服务报酬。原告主张双方达成风险代理收费，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律师事务所如应委托人的要求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金额或比例，本案中尚无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就风险代理收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辩称，双方约定律师费为50,000元，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执行立案前，原告律师向被告提出律师费的收取方式为：先支付一部分基本费用，然后收到每笔执行款再按比例支付，最后按比例补充支付，被告当时也表示同意。虽然双方未对收费比例进行明确，但可以看出50,000元仅是先期的基本费用，而非全部的律师费。被告又提出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律师费减半收取。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一审阶段按收费标准收费，项维富一审诉请标的在八千万元以上，如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应不低于一百万元，但原告仅收取320,000元，远低于收费标准，在此情况下，如执行阶段收费再行减半，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原告要求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而被告提出按计时收费。本院认为，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显然不适合本案。计时收费虽可适用于全部法律事务，但计费工作时间是律师办理法律事务的有效工作时间，包括律师向委托人了解案情、起草文件、调查取证等，被告将计费工作时间局限于原告前往温州的时间，系片面理解。纵观整个执行案件，标的额高达七千万，自执行立案到被告领取执行案款，时间跨度达一年，期间历经被执行人提出执行异议和申请复议、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项维富提起夫妻共同债务确认诉讼，原告律师多次前往温州异地办案，起草十多份文件，代理工作具有一定难度，本院将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收费金额。如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项维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27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90元，由原告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负担16,790元，被告项维富负担4,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鲁檬人民陪审员  周建萍人民陪审员  陶永霞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卢哲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