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4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1，男，1951年2月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2，女，1977年7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同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内蒙古富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50年12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赵某，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1979年10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同上。上诉人吕某1、吕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2019）内0430民初第3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吕某1、吕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为，二上诉人系父女关系，二上诉人为乙方与二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甲方将其宅院、房屋、房前屋后、左右的幼林，现有的耕地转让给乙方。上诉人吕某2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参与经营案涉土地，但上诉人吕某2与张某于2017年3月27日经辽宁省北票市民政局依法登记离婚，案涉土地是二上诉人承包经营，张某对案涉土地无处分权。1.二被上诉人将自家承包经营的耕地转包给二上诉人，实际经营也是二上诉人经营，二上诉人是案涉土地转包合同的当事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才有相互权利义务，张某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依据合同享有处分权利。2.张某与被上诉人刘某1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协议，而上诉人吕某2与张某于2017年3月27日登记离婚，婚姻关系终止，张某在未取得二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处分案涉土地，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张某协议解除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的合法有效土地转包合同，不符合法律上生效要件，对二上诉人没有约束力。3.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无权基于合同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权利，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张某与被上诉人刘某1发生纠纷，经敖汉旗贝子府镇大平房村两委班子主持调解，二上诉人不知情未参与，也未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刘某1明知张某不是合同主体借机与之签订土地退还协议，缺少法律上的生效要件，同时退还土地协议的当事人是张某与被上诉人刘某1，对二上诉人没有效力。根据二被上诉人一审的答辩意见，张某将未转让二上诉人的树木砍伐及2018年11月20日签订协议“砍伐树木等原因终止协议一事达成协议如下”，可见张某私自砍伐被上诉人刘某1家的树木，未提及赔偿事宜，张某与刘某1以退还案涉土地为对价，免除了张某砍伐刘某1的树木的赔偿责任，损害二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张某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土地经营权流转合法有效。二上诉人享有案涉土地的经营权，二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成立，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刘某1、刘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张某于2018年11月2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应属有权处分，该协议有效，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包括宅院房屋、房屋前后的幼林和13.2亩承包地，虽然协议书中没有吕某2丈夫张某的签字，但是协议生效后，房屋由二上诉人及张某共同居住管理，承包地也由二上诉人和张某共同经营收益。以上事实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其次，2018年张某因伐树、推土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后，被上诉人曾给上诉人吕某1打电话，吕某1同意由张某负责解决此事，吕某1对张某的处分行为是认可的。最后，2018年11月20日经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约定解除2008年4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退还土地，并签订书面协议一份。该协议书上除协议双方签字，还有另外7名村民签字见证此事，并盖有村委会公章。当时张某以吕某2丈夫的身份在村里生活，作为土地经营权人签订协议既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权处分，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二上诉人吕某2与张某于2017年3月27日离婚，张某对案涉土地没有处分权为由提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二上诉人上诉状中自认承包土地系家庭承包，张某直参与经营管理。其次，本案所涉土地系上诉人吕某2婚后通过转包取得的经营权，与其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不同。即使吕某2与张某离婚，张某也并不因婚姻关系解除而丧失经营权。且张某离婚后一直在村里生活，一直实际经营着案涉土地。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某1、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返还耕地13.2亩，赔偿经济损失4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二原告系父女关系，二被告系父子关系。2008年4月1日，被告刘某1为甲方，原告吕某1、吕某2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甲方将其宅院、房屋、房屋前后、左右的幼林，现有耕地转让给乙方；宅院、房屋、幼林定价4.2万元；耕地承包年限至2025年12月30日。并附有相应的“五口人承包地坐落说明”。此后案涉房屋由原告吕某2及其丈夫张某居住，五、六年后张某和吕某2将房屋卖出；案涉耕地也由原告吕某2与张某经营。期间张某在案涉耕地南湾子小地推土改变了地貌，砍伐树木。为此，被告刘某1与张某发生纠纷，经贝子府镇大平房村两委班子主持调解，被告刘某1与张某于2018年11月20日达成协议：被告刘某1收回案涉承包地。2019年春，二被告耕种了案涉耕地。一审法院认为，对二被告出具的2018年1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经核实，该协议书是被告刘某1与张某就张某推地、伐树发生纠纷之后，经大平房村两委班子成员调解，双方达成的协议。2008年4月1日签订协议的一方是被告刘某1，另一方是原告吕某1、吕某2，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房屋买卖、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依据张某与原告吕某2夫妇居住案涉房屋，后又卖出该房屋；张某与原告吕某2夫妇对案涉耕地推土、经营管理等事实，可见实际履行该协议是张某与原告吕某2夫妇。张某于2018年11月20日与被告刘某1签订协议将未到转包期限的土地退还，应属有权处分，该协议有效。原告吕某2主张其与张某于2017年3月27日登记离婚，但离婚并不能当然导致张某丧失对案涉土地的转包经营权及处分权。综上所述，二被告依据2018年11月20日的协议，取得了案涉耕地的经营权；二原告主张二被告无理翻种、私自抢种，证据不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二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某1、吕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二被上诉人应否返还案涉承包地，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因案外人张某和刘某1于2018年11月20日在村委会两委班子的主持调解下，达成了由刘某1收回案涉承包地的协议，故本案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为案外人张某与刘某1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系二上诉人签订，案外人张某并非合同当事人，且张某已与吕某2于2017年协议离婚，故张某的行为为无权处分行为。因2008年4月1日的协议签订时，二被上诉人的身份为“甲方代表”，代表其家庭成员处分五口人的承包地等，二上诉人的身份为“乙方代表”，表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亦应当代表其家庭成员。二上诉人自认所购房屋由吕某2和张某共同居住并已经由二人处分，村里人员证实在张某与吕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张某和吕某2实际耕种案涉承包地，上诉人亦认可张某参与经营，且张某与吕某2在辽宁省北票市协议离婚一事被上诉人并不知晓。综合以上事实，结合张某与二上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被上诉人刘某1有理由相信张某对案涉耕地有处分权，张某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二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返还耕地并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吕某1、吕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吕某1、吕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国坤审 判 员 张伟波审 判 员 其其格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徐少华书 记 员 刘应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