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民终12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54年3月1日生，回族，楚雄市人，小学文化，退休工人，住楚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女，1957年6月16日生，回族，楚雄市人，小学文化，退休工人，住楚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男，1950年6月15日生，回族，牟定县人，小学文化，个体，住楚雄州武定县，现住昆明市晋宁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勇、鲁成海，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4，女，1965年6月16日生，回族，楚雄市人，初中文化，退休工人，住楚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忠、毛军培，云南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5，女，1956年7月26日生，回族，楚雄市人，小学文化，退休工人，住楚雄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6，女，1959年5月10日生，回族，楚雄市人，小学文化，无业，住楚雄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7，女，1989年1月2日生，回族，楚雄市人，高中文化，售后服务人员，住楚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云南鼎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49年12月25日生，汉族，楚雄市人，无文化，居民，住楚雄市。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因与被上诉人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楚雄市人民法院(2018)云23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及其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勇、鲁成海，被上诉人马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忠、毛军培，被上诉人马某5，被上诉人马某6，被上诉人马某7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被上诉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楚雄市人民法院(2018)云23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不享有楚雄市屋及土地拆迁后的补偿款;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的补偿款对应的房屋为马开礼生前的个人财产与事实不符，也与《继承法》规定的遗产的认定相违背。(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诉争的房产为马开礼的祖业，并认定该祖业属于其个人所有，据此确定该房产为其个人财产，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在原来针对本案继承人身份的再审案件以及本案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己经查询了本案诉争的房屋的原始取得档案材料，从该房屋的原始取得档案材料中可以确定，本案诉争的房屋最初是在马开礼与姚月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马某3己经出世后，由马开礼的父亲马汉卿于1950年通过契约向董之荣购买取得，因此该房屋应当属于当时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由当时的家庭成员马汉卿夫妻、马开礼夫妻、马某3共同共有，马开礼的继承人只能继承属于马开礼的部分。另外，如果该房产不能确定为当时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那至少也是马开礼和姚月书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应当先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姚月书的部分剔除，之后才能由马开礼的继承人进行继承。因此，一审法院确定诉争的房产属于马开礼生前的个人财产没有任何的依据。（2）另外，一审法院在确定房屋补偿款的遗产范围时，将政策性补贴187814.2元也确定为遗产的范围，这根本没有依据，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按照一审法院确定的，就算诉争的房屋属于马开礼生前的个人财产，那本案继承涉及的也只应当是该房产本身的价值对应的款项，该房屋的评估总价只有939071元，一审法院把不属于马开礼生前的个人财产部分的政策性补贴也作为其遗产来进行分割，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中，诉争的房屋为马开礼的父母辈购买后流传下来的祖业，但是自马开礼1996年去世之后，上诉人之后就一直在管理使用该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修缮，特别是在2004年，上诉人出资数万元对该房屋进行了修缮，如果没有上诉人的管理及修缮，本案诉争的房屋早于因年久失修倒塌，根本毫无价值可言，一审法院在认定该房屋的评估价格作为马开礼的遗产进行分割时，根本没有考虑该因素，将该房屋现在的评估价值完全归结于马开礼个人的遗产，对上诉人修缮后使该房屋增值的部分没有进行任何考虑，最终错误的将评估价939071元全部认定为马开礼的生前个人遗产，违反了《继承法》关于遗产认定的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认为本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限，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我国法律适用的原则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本案为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首先应当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只有在继承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普通法的规定，但是很显然，本案中《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就能完全解决被上诉人是否有权提起诉讼的问题。从马开礼1996年11月去世到2016年10月底就已经满二十周年，到现在为止更是己经有二十二周年了，按照上述《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己经没有主张继承的权利了，丧失了起诉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平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再次明确：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开始。第18条：自继承开始之日起的第18年后至第20年期间内，继承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其提起诉讼的权利，应当在继承开始之日起的20年之内行使，超过20年的，不得再行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4）也明确规定：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权利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时开始，分割遗产的时间不能作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一审法院以2001年3月23日马某7起诉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并以此作为20年最长保护期限的起算点，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确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的相互关系时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定杨再英系与马绍忠有相互抚养关系的继母，马绍忠去世后其遗产杨再英有权继承，但又认为三上诉人与杨再英没有抚养关系，不能继承杨再英的遗产，这完全属于相互矛盾，采用双重标准。抛开马某3、马某1不说，马某2是四兄妹中年龄最小的，比马绍忠都年龄小，如果马绍忠与杨再英有抚养关系，那马某2也应当与杨再英有抚养关系，杨再英可以继承马绍忠的遗产，那马某2就可以继承杨再英的遗产，况且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64年杨再英与马开礼共同生活时，当时马某3也才有14岁，也未成年，但一审法院并未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原则来处理继承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认定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继承关系，确定了杨再英有权继承马绍忠的遗产，没有认定上诉人对杨再英的遗产有继承权。另外，一审法院认定马某5、马某6与马开礼之间存在继父母子女关系，但是又不认定上诉人与杨再英之间存在继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不否认没有对杨再英尽过赡养义务，但同样的，马某4、马某5、马某6也同样未对马开礼尽过任何的赡养义务，因此如果上诉人与杨再英之间不存在继父母子女的关系，那马某5、马某6与马开礼之间同样也不应当认定存在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无权继承马开礼的遗产，况且马某2的年龄比马某5都小，但马某5有权继承马开礼的遗产，马某2等人却不能继承杨再英的遗产，这完全是双重标准，况且马某4、马某5、马某6自1978年离家后到现在己经有41年的时间没有回过本案诉争的房屋进行过居住使用，一审法院还判决其对本案诉争的房屋享有权利，这实际上是在变相的支持不劳而获。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本案中，针对被上诉人马某7有权进行继承的部分，实际上早于经过处理，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也己经明确，马某7有权继承的房屋部分己经通过折价卖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己经实际支付了买卖的价款。在一审过程中，马某7一方及上诉人一方均未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对双方之间当初买卖马某7继承的遗产份额部分的关系进行处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擅自将当初上诉人与马某7之间买卖马某7应继承的份额的事宜进行处理，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审理程序错误。针对上诉人与马某7买卖马某7应继承的遗产份额部分的法律关系，应当另案由双方进行处理，并且当初双方买卖的是房产的份额，并不是一般的借款或者现金往来，一审法院按照所谓的在岗平均工资确定马某7应当返还的数额，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相反，在现在的司法实践及判例中，因买卖房屋发生纠纷的，均是根据买卖房屋当时与发生纠纷时该房屋的价值差额来确定具体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处理不论是程序还是实体上均存在错误。另外，李某本身就不是本案当中的继承人，因为在2001年其代理马某7起诉上诉人的案件中，其并没有作为继承人提出继承马绍忠的遗产，因此应当视为其早于放弃继承马绍忠的遗产，其不再是本案中的继承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马某4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某7答辩称：1.一审认定诉争遗产为被继承人马开礼个人财产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87年马某3已37岁，早已自立门户，姚月书已过世24年之久，马开礼通过合法程序对诉争房屋自建自修，并于同年作为所有权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自此房屋登记在马开礼名下，根据不动产登记的规定，诉争房屋成为马开礼的合法财产；2.一审认定合法继承人本案10人，并确认各自继承遗产的比例，合情合理合法。诉争的房屋常年由上诉人一方管理收益，所以其抗辩对房产有投资修建但也有收益，在此前提下，上诉人一方加马绍忠各自继承份额为18%，4人共计继承份额72%。杨再英继承10%，马某4、马某5、马绍平各自继承份额仅为上诉人一方各自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一，即6%，可以看出，此判决不仅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尊重既成事实，而且在自由裁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兼顾了情感因素，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希望促成纠纷的最终解决。3.马绍忠在马开礼与杨再英结婚时年仅12岁，认定其与杨再英有抚养关系是符合事实的，杨再英有权继承马绍忠的遗产，所以判令李某继承马绍忠份额的7.2%，杨再英继承3.6%，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与客观事实吻合。4.杨再英于1984年离开马开礼和上诉人，上诉人未对其进行赡养有事实依据，杨再英的遗产份额由马某4、马某5、马绍平继承符合事实。四、本案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涉及到六个名目，一审认定房屋评估总价和政策性补贴两项费用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其余政策性补偿补助和签约搬迁奖励等四项共计15万元归3上诉人享有，兼顾了各方利益。5.本案最长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权利受到侵犯的2001年3月23日，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某5、马某6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马某4的一致。李某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马某7的一致。马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由马某4继承马开礼、杨再英位于楚雄市屋及土地拆迁补偿款182185.27元；2.本案诉讼费由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5、马某6、马某7、李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开礼与前妻姚月书婚后生育马某3、马某1、马某2及马绍忠四个子女，1963年姚月书病逝。1964年6月22日，杨再英与前夫丁治雄经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女马某5、马某6归杨再英抚养。××××年××月××日，马开礼与杨再英登记结婚，婚后于1965年6月16日生育了马某4。因杨再英再婚，1966年5月20日，时未成年的马某5（10岁）、马某6（7岁）的户口从出生地钱粮章村迁到楚雄，并与杨再英、马开礼共同生活。1974年、1981年，马某6、马某5、马某4相继离家参加工作。马开礼生前有位于楚雄市的祖业房产，1987年4月1日、10日，马开礼取得上述房屋的建筑许可证，进行自修11平方米，自建42平方米。1987年10月16日，马开礼依法取得了该房由楚雄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编号：008470)及房产所有证(编号:000703)。1995年7月，楚雄市政府为其换发了楚国用(证)字0291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1996年及2015年，马开礼、杨再英相继去世，二人生前均未留有遗嘱。马开礼去世后，诉争房屋由马某1、马某2、马某3管理收益。马绍忠于1996年5月31日收养马某7，2000年3月5日，马绍忠去世，李某自1983年以来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与马绍忠共同生活，形成事实婚姻关系。2001年2月21日及3月31日，马某7分别以继承权确认纠纷及房产继承纠纷为由起诉马某3、马某1、马某2，楚雄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01)楚民初字第291号及(2001)楚民初字第449号民事调解书，上述两份调解书确认楚雄市的房产由马某7、马某3、马某1、马某2共同继承，马某7将自己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折价卖给马某3、马某1、马某2，由该三人每人支付房屋折价款1000元给马某7（该款已当庭履行）。2017年6月，经云南蓝图测绘有限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测绘，该房总建筑面积105.65平方米。2017年12月，因楚雄市政府对西门小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楚雄市屋被拆迁。同年12月12日，马某4、马某1、马某2、马某3与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签订《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诉争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05.65平方米，其中商业48.68平方米，住宅56.97平方米；违法建筑面积33.22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33.22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60平方米。征收补偿金额总费用1275296.90元（该款现存于项目指挥部），其中房屋评估总价939071元，政策性补助67281.70元（搬迁费5282.5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3672.8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48326.40元），政策性补贴187814.20元（棚改补贴187814.20元），签约搬迁奖励81130元。另查明，马某4向楚雄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作出的（2001）楚民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2001）楚民初字第449号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云2301民再6号、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楚雄市人民法院（2001）楚民初字第291号、449号民事调解书。马某1、马某2、马某3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3月13日、3月18日作出（2019）云23民终235号、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马某1、马某2、马某3陈述杨再英于1977年开始与马开礼分居，离开楚雄市，马开礼与杨再英分居后，马某4、马某5、马某6与杨再英共同生活，马某1、马某2、马某3、马绍忠与马开礼共同生活。马某4陈述杨再英、马某4、马某5、马某6离家时间为1984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位于楚雄市产是否系马开礼的遗产；二、马某4、马某5、马某6是否系马开礼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三、各继承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及应享有的拆迁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四、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在案证据，位于楚雄市系马开礼生前获得的祖业房产，并由其依法取得房屋权属证书，马开礼虽于1987年对诉争房屋进行自修、自建，但其时已与杨再英分居，故上述房屋为马开礼个人财产。马开礼去世后，该房产即为其遗产，在马开礼夫妻未留有遗嘱时该房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故对马某4关于该房产系马开礼、杨再英遗产的诉称，不予支持；对于马某3、马某1、马某2提出该房产是马开礼父母辈购置的房产，属于多人共有，应把共有人的份额先行分割后再继承的辩解，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马某4系马开礼与杨再英再婚后的婚生女，是马开礼的法定继承人，马某6、马某5未成年时随其母亲杨再英再婚后与马开礼共同生活，与马开礼形成事实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二人也系马开礼的法定继承人，故对马某3、马某1、马某2提出马某4、马某6、马某5不属于马开礼遗产继承人的辩解，不予采信。其次，马某7系马绍忠的养女，李某与马绍忠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杨再英系与马绍忠有抚养关系的继母，马绍忠去世后，其继承份额由马某7、李某、杨再英继承。针对争议焦点三，马开礼去世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婚生子女：马某4、马某1、马某2、马某3、马绍忠，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马某5、马某6，配偶：杨再英。其中，马绍忠、马某1、马某2、马某3对马开礼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多分马开礼的遗产份额；马某4、马某5、马某6虽提出对马开礼尽到了扶养义务，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应少分马开礼的遗产份额。据此，马某4、马某5、马某6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6%，马绍忠、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8%，杨再英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0%。马绍忠作为马开礼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去世，其应继承份额应由法定继承人：收养子女马某7、配偶李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杨再英继承，故马某7、李某各应继承份额为7.2%，杨再英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3.6%。杨再英作为马开礼、马绍忠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马某4、马某5、马某6继承，马某1、马某2、马某3未对其尽到扶养义务，不应继承杨再英的遗产份额，故应继承杨再英的遗产份额为4.6%，马某5、马某6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4.5%。据此，马某4应继承的份额总计10.6%，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8%，马某5、马某6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0.5%，马某7、李某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7.2%。马开礼去世后诉争房屋一直由马某1、马某2、马某3管理使用，根据马某4、马某1、马某2、马某3与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签订的《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补偿项目，政策性补助67281.70元、签约搬迁奖励81130元应归马某1、马某2、马某3所有，房屋评估总价939071元、政策性补贴187814.20元按照上述份额进行分割。据此，上述补偿款中，由马某4享有119450元，马某1、马某3各享有252309元，马某2享有252310.70元，马某5、马某6各享有118323元，马某7、李某各享有81136.10元。马某7在本院作出的（2001）楚民初字第449号民事调解书中已当庭收到马某1、马某2、马某3各支付的1000元（共计3000元）的遗产折价款，应返还马某1、马某2、马某3。参照2001年及2018年的楚雄市在岗平均工资标准，由马某7返还马某1、马某2、马某324000元（各8000元）。据此，上述补偿款中，马某1、马某3各享有260309元，马某2享有260310.70元，马某7享有57136.10元。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该条规定明确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条件是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只有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才具有必要性。本案中，因马开礼生前并未订立遗嘱，马开礼在1996年11月24日去世后至2001年3月22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2001）楚民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前，原楚雄市产处于继承人共有状态。2001年3月22日，云南省楚雄市法院作出（2001）楚民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因该案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导致马某3、马某1、马某2、马某7以外的继承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受损，应自2001年3月23日起计算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故本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权利保护期。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因楚雄市屋征收获得的补偿款1275296.90元，由马某4享有119450元，马某1享有260309元，马某2享有260310.70元，马某3享有260309元，马某5享有118323元，马某6享有118323元，马某7享有57136.10元，李某享有81136.10元。案件受理费16278元，由马某4负担1525元（已交），由马某1负担3323元（未交），由马某23323元（未交），由马某33323元（未交），由马某5负担1510元（未交），由马某6负担1510元（未交），由马某7负担729元（未交），由李某负担1035元（未交）。以上应由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5、马某6、马某7、李某负担的案件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款交楚雄市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马某1、马某2、马某3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1.对“××××年××月××日，马开礼与杨再英登记结婚，婚后于1965年6月16日生育了原告马某4”有异议。认为证据仅能证明双方申请结婚，而没有登记结婚。2.对“1974年、1981年，马某6、马某5、马某4相继离家参加工作”有异议，认为1978年，杨再英、马某6、马某5、马某4就离开了马开礼家。遗漏认定：2004年马某2出资4万余元对诉争房产进行修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马某1、马某2、马某3有异议和认为遗漏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述。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诉争的楚雄市屋是属于马开礼个人财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3.各继承人应继承的份额是多少？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被继承人马开礼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楚雄市系马开礼生前获得的祖业房产，但马开礼于1987年对诉争房屋进行自修、自建，同年，马开礼作为所有权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将房屋登记在马开礼个人名下，故认定上述房屋为马开礼生前个人财产。马开礼去世后，该房产即为其遗产，在马开礼夫妻未留有遗嘱时该房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故对马某4关于该房产系马开礼、杨再英遗产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马某3、马某1、马某2提出该房产是马开礼父母辈购置的房产，属于多人共有，应把共有人的份额先行分割后再继承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提出一审法院把政策性补贴也作为其遗产来进行分割，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因拆迁补偿款是居于房屋的价值给予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房屋所有权人，被继承人马开礼死亡后遗产的增值部分仍属遗产的范围，故对马某3、马某1、马某2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提出上诉人一直在管理使用该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修缮，特别是在2004年，上诉人出资数万元对该房屋进行了修缮，一审法院在认定该房屋的评估价格作为马开礼的遗产进行分割时，没有对上诉人修缮后使该房屋增值的部分进行考虑的上诉理由，因一审法院在处理遗产份额时，对上诉人一方加马绍忠每人分配份额为18%，4人共计继承份额72%，已经考虑到马绍忠、马某1、马某2、马某3对马开礼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上诉人一直在管理使用该房屋的因素，应多分马开礼的遗产份额，且诉争的房屋常年由上诉人一方管理收益，对房产有投资修建但也有收益，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马某4系马开礼与杨再英再婚后的婚生女，是马开礼的法定继承人，马某6、马某5未成年时随其母亲杨再英再婚后与马开礼共同生活，与马开礼形成事实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二人也系马开礼的法定继承人，马某7系马绍忠的养女，李某与马绍忠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杨再英系与马绍忠有抚养关系的继母，马绍忠去世后，其继承份额由马某7、李某、杨再英继承。马开礼去世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婚生子女：马某4、马某1、马某2、马某3、马绍忠，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马某5、马某6，配偶：杨再英。其中，马绍忠、马某1、马某2、马某3对马开礼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多分马开礼的遗产份额；马某4、马某5、马某6虽提出对马开礼尽到了扶养义务，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应少分马开礼的遗产份额。马绍忠作为马开礼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去世，其应继承份额应由法定继承人：收养子女马某7、配偶李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杨再英继承。杨再英作为马开礼、马绍忠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马某4、马某5、马某6和有抚养关系的马某1、马某2、马某3继承。关于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某3提出一审法院认定杨再英系与马绍忠有相互抚养关系的继母，马绍忠去世后其遗产杨再英有权继承，但又认为三上诉人与杨再英没有抚养关系，不能继承杨再英的遗产，这完全属于相互矛盾，采用双重标准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予以纠正。杨再英的遗产份额为13.6%，由马某4、马某5、马某6和有抚养关系的马某1、马某2、马某3继承。马某4、马某5、马某6对杨再英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多分杨再英的遗产份额；马某1、马某2、马某3应少分杨再英的遗产份额。故马某4继承杨再英的遗产份额为3.1%，马某5、马某6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3%，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5%。据此，马某4应继承的份额总计9.1%，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19.5%，马某5、马某6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9%，马某7、李某各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为7.2%。马开礼去世后诉争房屋一直由马某1、马某2、马某3管理使用，根据马某4、马某1、马某2、马某3与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签订的《楚雄市西门小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补偿项目，政策性补助67281.70元、签约搬迁奖励81130元应归马某1、马某2、马某3所有，房屋评估总价939071元、政策性补贴187814.20元按照上述份额进行分割。据此，上述补偿款中，由马某4享有102544.1元，被告马某1、马某3、马某2各享有269213元，马某5、马某6各享有101419元，马某7、李某各享有81135元。马某7与马某1、马某2、马某3之间的（2001）楚民初字第449号民事调解书已被再审撤销，马某7收到马某1、马某2、马某3各支付的1000元的遗产折价款，应返还马某1、马某2、马某3。一审参照2001年及2018年的楚雄市在岗平均工资标准，由马某7返还马某1、马某2、马某324000元（各8000元）符合本案事实。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诉提出针对被上诉人马某7有权进行继承的部分，实际上早于经过处理，在一审过程中，马某7一方及上诉人一方均未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对双方之间当初买卖马某7继承的遗产份额部分的关系进行处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擅自将当初上诉人与马某7之间买卖马某7应继承的份额的事宜进行处理，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审理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上述补偿款中，马某1、马某3、马某2各享有277213元，马某7享有57135元。综上，马某1、马某3、马某2请求改判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楚雄市人民法院(2018)云2301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二、因楚雄市屋征收获得的补偿款1275296.90元，由马某4享有102549.90元，马某1享有277213元，马某2享有277213元，马某3享有277213元，马某5享有101419元，马某6享有101419元，马某7享有57135元，李某享有8113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62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16元，合计24994元，由马某4负担2279元，马某1负担4873元，马某24873元，马某34873元，马某5负担2249元，马某6负担2249元，马某7负担1799元，李某负担17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绍兴审判员  蒋文娟审判员  蔡建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张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