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8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继雨，男，198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惠，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广，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波，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惠，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广，北京市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广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A025号403E-7。法定代表人：俞晓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国，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99号。负责人：李营，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绪章，辽宁不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虞家河乡大桥村3组。诉讼代表人：九江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破产管理人。法定代表人：刘冀华，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健，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巧，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继雨、王立波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广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九江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中谷储备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继雨、王立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惠、秦广，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绪章，中谷储备库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继雨、王立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辽02民初74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继雨、王立波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鉴定费35,000元由中谷储备库自行承担；3.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4.二审委托律师费用王继雨36.05万元、王立波16.30万元，合计52.35万元由三被上诉人连带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重审判决认定王继雨、王立波请求认定“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行为存在，确认三方当事人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无效；依法确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6月3日签发的十张计1亿元承兑汇票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的请求，因与王继雨、王立波“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支持王继雨、王立波的诉讼请求，是明显的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法庭调查已经查明：2014年12月2日，王继雨、王立波之所以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2500万《借款协议》是因为大连广信公司向王继雨、王立波提供了三被上诉人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原件，以证明三被上诉人三年的合作都是用的这种方式，借款用途真实可靠；提供了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开具的2014年12月2日到期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以证明大连广信公司借款的目的就是继续开具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还提供了2014年5月26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转发总行贷审会审批结果的通知（复印件），以证明大连广信公司有相应的贷款额度等相关资料。王继雨、王立波正是依据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些相关资料，并作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才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而本案的事实是，大连广信公司依据上述合同借到王继雨、王立波的2500万元保证金后，作为应当出具承兑汇票的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因发现中谷储备库法定代表人被免职，继续操作已经不可能，为填补他们非法经营所形成的窟窿，遂将2500万元保证金还了大连广信公司之前开具承兑汇票的“债务”，因而引发本案。王继雨、王立波认为，其与三被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理由是：（一）三被上诉人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从形式上看是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了三年，王继雨、王立波是依据这份协议及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额度审批表才出借了2500万元保证金；（二）是协议签订人之一的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提供了2014年12月2日到期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及上级银行的贷款审批额度，将保证金借到手后又非法占有了王继雨、王立波出借的2500万元保证金；（三）证据证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与大连广信公司形成的债务是非法形成的，是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虚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签发无对价的承兑汇票而形成的所谓出具承兑汇票的“敞口”，系非法之债，用王继雨、王立波的善意保证金偿还自己的非法之债，严重违法；（四）证据证明，大连广信公司与王继雨、王立波所签订的借保证金合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强制性规定”理应无效，必须依法返还，返还义务人则应当是非法占有人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一言蔽之，王继雨、王立波所诉求返还的款项和请求的赔偿数额与三被上诉人之间是基于一个法律事实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王继雨、王立波对这两项诉讼请求具有“适格的诉讼地位”，二审法院应当支持王继雨、王立波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系依据（2017）辽民终86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案件，一审法院有义务查清楚（2015）大民一初字第00137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更不能罔顾事实，作出已经被二审法院否定的判决。通过一审法院重审庭审调查，王继雨、王立波认为已经清楚地查明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867号民事裁定所指令的必须查清的几个问题：第一，查清楚了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和中谷储备库三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已经签署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但是，这个保兑仓协议的交易内容是三方故意虚构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上级银行骗取贷款额度。关于该保兑仓协议的效力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保兑仓协议的概念及效力的界定，“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保兑仓交易并不真实，应视情形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或第（五）项的规定对相关合同效力予以否定。”所以，确认该保兑仓协议无效是法律的规定。第二，查清楚了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和中谷储备库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票据关系。2014年12月2日已经承兑的“22722662号至22722671号”总计面额为1亿元承兑汇票上清楚显示大连广信公司为付款人、中谷储备库为收款人、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为付款行（签发人）。该承兑汇票的第一背书人为中谷储备库。但是作为收款人中谷储备库，压根就没有收到过一张承兑汇票，没有出具一分钱的增值税发票，公司没有任何账簿记载，这是因为该承兑汇票系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恶意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票据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二十一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法律规定如此明确，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显然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之间的票据行为当然无效。第三，王继雨、王立波所诉请返还的款项与三被上诉人之间是基于一个法律事实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发生的焦点是：大连广信公司向王继雨、王立波借2500万元人民币作为50%保证金到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将大连广信公司的这笔保证金还了2014年12月2日承兑汇票的贷款敞口，还了恶债，于是引爆了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三年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隐形炸弹。王继雨、王立波认为，区分和确认本案是否应当判决三被上诉人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看：1.要看大连广信公司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如何形成并且是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王继雨、王立波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虚构了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签发了无对价的承兑汇票，其与大连广信公司形成的债务关系是恶意串通而形成的，其双方只能受到法律的处罚而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2.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已经确认用了王继雨、王立波的2500万元保证金偿还了大连广信公司的所谓债务，其这种占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显然是恶意占有，必须返还；3.三被上诉人的恶意串通行为是共同故意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这种行为使王继雨、王立波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与王继雨、王立波的损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第四，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相关规定确认无效。大连广信公司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虚构交易内容，向王继雨、王立波借2500万元的承兑汇票保证金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欺骗王继雨、王立波出借保证金去“非法牟利”，这实际与“借钱贩毒”、“借钱赌博”如出一辙，本质上都是在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强制性规定。这种行为显然是无效的，且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作为恶意串通的当事人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借机恶意占有了大连广信公司违法取得的财产，违法偿还了其出具无对价票据而形成的“债务”，当然要承担返还与赔偿的责任。第五，本案重审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原一审诉讼请求的基础，并依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867号民事裁定的指令和便于审理的几个问题而重新归纳。这次重新审理，作为上诉人严格按照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的要求归纳。而令王继雨、王立波不能容忍的是，重审的判决仍然游离了王继雨、王立波的诉讼请求，作出一个当事人根本没有诉请的给付判决：“判决大连广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继雨、王立波借款2500万元及利息560万元。”重审的这一判决完全沿用了一审法院（2015）大民一初字第00137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完全背离了二审法院（2017）辽民终867号民事裁定书所归纳的“对合同的效力、诉求做到明确、统一、没有矛盾”的要求，人为地又编造了一个没有诉请的判决，理应依法撤销。另一个需要说明的仍然是没有王继雨、王立波的诉讼请求就擅自对《连带担保书》做司法鉴定且认定鉴定的效力问题。确认《连带担保书》无效是王继雨、王立波的原审诉讼请求，造假的《连带担保书》已经被本案的事实所证明，还用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的请求下“多此一举”吗？第三个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重审判决内容当中前言不搭后语，思维逻辑极度混乱的认定，使王继雨、王立波确实是茫然不知所措。其理由是：即便重审判决开篇就认定了王继雨、王立波对《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及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签发的承兑汇票的确认无效在诉讼地位上“不适格”，“对原告的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了，还有必要的在另一个判决内容中用词不达意的“一则……二则……三则……”故意玩文字游戏，扰乱人们的视线，甚至都将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法官“自由心证”的条款都搬了出来。王继雨、王立波认为，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已经人赃并获，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重审判决还要合理怀疑吗？所以，重审判决的这一判词只能被确认语言逻辑混乱、游离主题，不具有任何拘束力，理应撤销。三、关于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两点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重审判决认定：“对王继雨、王立波提供的两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本案原告支付律师费1,047,000元（王继雨支付721,000元，王立波支付326,000元）……因原告二人系自然人，现金支付律师费的行为并非与法相悖，且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即证明交易行为的发生，故一审法院对王继雨、王立波实际支付律师费1,047,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王继雨、王立波认为，由于三被上诉人的恶意串通而导致了本案的诉讼，王继雨、王立波因诉讼支付合理的律师费应当被视为合同法所规定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二审减半收取律师费（王继雨36.05万元、王立波16.3万元，合计52.35万元）亦符合规定。因此，这就是王继雨、王立波请求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律师费的法律依据，这是其一。其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继雨、王立波主张自2014年12月2日截至起诉之日以本金2500万元为基数的利息560万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其利息计算标准未超过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对此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王继雨、王立波的全部上诉请求。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辩称，本案依据王继雨、王立波的主张确定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依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该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对人是王继雨、王立波和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对人，没有参与该民间借贷的活动，更没有从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获取任何资金。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未从该借贷合同取得涉案款项，因此也不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该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对人大连广信公司。王继雨、王立波一方面主张要求二审法院确认借款合同无效，又依据合同约定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率要求其他人支付利息，这种请求本身就是矛盾的。现王继雨、王立波对一审法院已经作出的有实际借款人大连广信公司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判项也要求撤销，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认为二审法院就应当一并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继雨、王立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中谷储备库辩称，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王继雨、王立波的全部诉请。首先同意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答辩意见。其次，中谷储备库从未参与涉案《连带担保书》的签订，该协议所涉及中谷储备库的公章及余茂仁的人名章均系大连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俞晓君伪造，与中谷储备库无关。且在本案第一次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本案所涉及的《连带保证书》所加盖的中谷储备库的印章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连带保证书》上所加盖的公章与中谷储备库真实的公章不一致。所以，这份《连带保证书》与中谷储备库无关，中谷储备库不需要承担责任。王继雨、王立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认定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存在，确认三方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无效；2.依法确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6月3日签发的十张即1亿元承兑汇票违反法律规定，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3.依法判令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于2014年12月2日签订的2500万元《借款合同》及《连带担保书》无效；4.依法判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返还王继雨、王立波2500万元，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承担连带责任；5.依法判令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承担2500万元借款的利息损失560万元人民币；6.依法判令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共同承担律师费合计104.7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日，大连广信公司、案外人俞晓君与王继雨、王立波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大连广信公司、案外人俞晓君向王继雨、王立波借款2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日11点至2014年12月2日17点，利率为日2.5‰，借款用途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指定汇款账户为大连广信公司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账户53×××12。同日，王继雨向大连广信公司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账户53×××12转账两笔，分别为900万元、950万元；王立波使用其姑姑王琴银行账户向大连广信公司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账户53×××12转账650万元。当日，大连广信公司、案外人俞晓君出具《借据》，内容为收到2500万元借款，上述款项已经汇入借款人指定账户内。同日，王继雨、王立波接受《连带担保书》，《连带担保书》第2条2项保证范围约定：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连带担保书》落款处有保证人盖章，印章上有“九江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字样。借款到期后，广信大连广信公司没有偿还借款。原一审诉讼过程中，中谷储备库对《连带担保书》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原一审合议庭依法委托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就案涉印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5月12日，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7）文鉴字第34号司法鉴定意见：案涉《连带担保书》（日期2014年12月02日）中保证人处“九江中谷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印章印文，与本案提供的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查，2012年12月3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签订多份《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以确定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大连广信公司与中谷储备库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信贷融资支持。在此合作协议框架下，各方确定的业务流程为：1.大连广信公司与中谷储备库同意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开具的收款人为中谷储备库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买卖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2.大连广信公司申请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时应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交存初始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50%（含）；3.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双方在买卖合同中应约定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指定的仓库（中谷储备库仓库）为收货仓库；4.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双方在买卖合同中应约定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作为大连广信公司不可撤销的代理人代理大连广信公司收货。大连广信公司在向王继雨、王立波借款时，向王继雨、王立波出具由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承兑的汇票（复印件），并向王继雨、王立波出具2014年5月26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转发总行贷审会审批结果的通知（复印件）。中谷储备库于2018年1月9日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月16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赣04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谷储备库的破产申请。2018年1月17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破1号决定书指定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为中谷储备库破产管理人。王继雨、王立波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1,047,000元（王继雨支付721,000元，王立波支付326,000元），中谷储备库缴纳鉴定费3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王继雨、王立波主张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诉讼请求确认该行为无效；请求确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6月3日签发的十张即1亿元承兑汇票违反法律规定，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因王继雨、王立波并非该民事法律关系暨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且王继雨、王立波无据证明先于本案《借款合同》，由三方当事人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针对王继雨、王立波而为，并直接导致案涉借款偿还不能。故王继雨、王立波非三方当事人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王继雨、王立波以其同本案大连广信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本案诉讼的事实依据，因此，从诉讼程序角度，王继雨、王立波的上述两项诉讼请求因与本案主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就此两项诉讼请求原告不“适格”的诉讼地位，一审法院对王继雨、王立波的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2014年12月2日签订的2500万元《借款合同》及《连带担保书》的效力。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明《连带担保书》中谷储备库的印章与中谷储备库真实印章不一致，该事实表明中谷储备库未在《连带担保书》上盖章，民事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条件之一即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中谷储备库不存在为大连广信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连带担保书》对中谷储备库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虽然就担保合同效力从法律规定考量的结论同王继雨、王立波主张确认《连带担保书》无效的请求在结果上相同，但王继雨、王立波主张《连带担保书》无效的请求的依据是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恶意串通侵害王继雨、王立波的合法权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因此，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王继雨、王立波仍然应就三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而且，王继雨、王立波不能仅以三方当事人签订《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即产生损害王继雨、王立波作为第三人的利益作为主张。一则，三方当事人签订《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是否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并未有法律上的认定；二则，如前所述，《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并非针对王继雨、王立波并直接导致大连广信公司还款不能；再则，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诉讼并不等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情况下合同的当然无效。第三人诉讼主张之前为合同的相对无效，第三人得以诉讼主张后才产生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但该诉讼行为应以《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作为争议事实的基础上，本案以案涉《借款合同》为争议事实，显然两者争议的事实基础不同。王继雨、王立波当以签订《借款合同》系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进行举证。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隐藏于恶意串通双方的内心，一般要从恶意串通双方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分析认定。因此，王继雨、王立波首先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有损害王继雨、王立波利益的意图；其次，王继雨、王立波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必须有相互勾结和串通的行为。从案涉事实的表象来看，大连广信公司对到期承兑汇票不能提供足额保证金，在王继雨、王立波描述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框架下的非法融资行为即将败露，因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产生的资金缺口不能及时填补的情况下，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通谋串通、动机不良实施损害王继雨、王立波利益的行为的确存在可能性。但大连广信公司以借款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提供承兑汇票足额保证金后，不能向出借人还款的情况，其结果不一定得出大连广信公司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恶意串通，损害王继雨、王立波的利益的必然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既然大连广信公司未按时还款无法得出大连广信公司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恶意串通，损害王继雨、王立波的利益的必然结论，就意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就不能认定恶意串通事实的存在。从大连广信公司借款的动机来看，王继雨、王立波在陈述事实及理由部分称：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认为他们（三方当事人）非法经营造成的窟窿将难以填平，遂以沿用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巨额授信额度，开具承兑汇票贴现需要保证金为诱饵使大连广信公司上当，从王继雨、王立波处借保证金。王继雨、王立波在法庭调查阶段出具证据8，拟证明2014年11月20日中谷储备库对原法定代表人余茂仁予以免职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在三方当事人弄虚作假的行为败露，为了避免损失而向大连广信公司实施了欺诈手段，用继续开具承兑汇票的形式进而非法占有王继雨、王立波的2500万元借款。由此可以看出，大连广信公司也是“受害者”，王继雨、王立波也承认大连广信公司没有骗取借款不还的恶意，不存在动机不良的主观故意；尽管大连广信公司向王继雨、王立波提供2014年12月2日到期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及2014年5月26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转发总行贷审会审批结果的通知（复印件），但该两份证据的提供是大连广信公司让王继雨、王立波确信大连广信公司存在再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能够及时偿还借款。恶意串通系通谋行为构成，在大连广信公司不存在恶意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有违客观逻辑。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动机及行为看，王继雨、王立波诉称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处得到了大连广信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2日到期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及2014年5月26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转发总行贷审会审批结果的通知（复印件）文件真实性的口头确认。对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予以否认，王继雨、王立波没有证据证明口头确认的事实存在，没有证据证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系案涉《借款合同》恶意串通一方。综上分析，一审法院对王继雨、王立波请求确认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恶意串通、骗取王继雨、王立波借款不还的事实不予采信。王继雨、王立波同大连广信公司、俞晓君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合同中有关日利率2.5‰的利息约定超过法定年利率24％的内容无效外，其余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为大连广信公司和案外人俞晓君，王继雨、王立波仅起诉大连广信公司系其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王继雨、王立波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大连广信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王继雨、王立波诉讼请求要求大连广信公司偿还本金25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借期内利息为利率日2.5‰，未约定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继雨、王立波主张自2014年12月2日截至起诉之日以本金2500万元为基数的利息560万元，其利息计算标准未超过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王继雨、王立波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非合同当事人。故王继雨、王立波请求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义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其此节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的承担，《借款合同》中并无律师费承担方式的约定，在无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王继雨、王立波请求大连广信公司承担律师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其此节诉讼请求不予采纳。因对《连带担保书》上印章的真实性存有异议，中谷储备库申请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明《连带担保书》中谷储备库的印章与中谷储备库真实印章不一致，该鉴定结论推翻了王继雨、王立波的事实主张，故司法鉴定费用应由王继雨、王立波承担。综上所述，王继雨、王立波的部分诉讼主张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大连广信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继雨、王立波借款2500万元及利息560万元（利息计算自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12月8日）；二、驳回王继雨、王立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800元（王继雨、王立波已预交），由大连广信公司负担；鉴定费35,000元（中谷储备库已预交），由王继雨、王立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大连广信公司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中谷储备库签订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交易内容等无效情形；是否应依此认定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因存在欺诈、恶意串通情形而无效；王继雨、王立波请求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返还借款本金25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560万元，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应予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当事人主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事实的，其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方可予以认定。本案中，王继雨、王立波在一审法院提交的《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承兑汇票复印件、《借款合同》等证据，不能证明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及中谷储备库之间签订的协议系针对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之间借款所签订，故对王继雨、王立波主张关于涉案《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应认定无效的证据不足，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继雨、王立波与大连广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王继雨、王立波主张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因存在欺诈、恶意串通情形而无效。经审理查明，王继雨、王立波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照约定支付借款，其虽对大连广信公司履约能力存在误信，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系因大连广信公司、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及中谷储备库的恶意串通行为导致，其主张依此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据此，对于王继雨、王立波提出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承担借款本息的返还责任，大连广信公司、中谷储备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王继雨、王立波提起诉讼时，其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大连广信公司承担案涉款项的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判决大连广信公司偿还王继雨、王立波借款本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继雨、王立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828元，由王继雨、王立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祥楹审判员  郑锦弘审判员  薛 宁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