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2行终5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福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时启升，山东加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 法定代表人金瑞谟，局长。 上诉人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行初13号行政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时启升参加了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6月24日，原告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与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办事处xx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合同》，约定xx社区居委会将xx社区工业园内5600平方米的厂房租赁给原告使用，租期自2009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2010年4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租赁xx社区居委会工业园内900平方米板房，租期自2010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至2014年10月，xx社区工业园内厂房均为超期临时建筑。2014年3月，xx社区居委会通知xx社区工业园各租赁公司负责人，近期要拆除所租赁的厂房并多次组织召开现场会，要求各租赁公司提前寻找厂房搬离厂区并商讨赔偿事宜。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梁福秋及股东倪xx（系梁福秋的丈夫），因赔偿数额未能与xx社区居委会达成协议。2014年10月3日，xx社区工作人员通知原告第二天要拆除厂房。2014年10月4日，xx社区居委会组织xx社区两委成员、社区代表、党员代表约四、五十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雇佣多台挖掘机，对原告的厂房进行拆除。倪xx发现厂房被推倒即拨打110报警。被告对倪xx进行了询问，倪xx在笔录中称，“今年3月17日，xx社区主任召开关于拆迁xx工业园的会议，我单位为配合拆迁，自5月1日开始搬迁一部分，后多次找社区谈补偿事宜，社区一直不谈。10月3日，我接到通知要拆除厂房。10月4日早上7:20分，我接到单位人电话说被告要拆厂房，我打车赶到现场阻止并报警，被人拦住，后民警把我带到了派出所。我厂里的大部分设备都搬走了，还有大约70台左右设备，价值100万元，一、二楼灯具大约价值50万元，服装30万左右大约价值300万元，办公用品及30个铁架子大约价值30万元，还有200个上下床、一些账本”。倪xx在询问笔录中要求xx社区居委会按国家拆迁标准对原告厂房的拆迁进行补偿，另要求xx社区居委会赔偿因此次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同日，被告以原告与xx社区居委会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未对原告报警作为案件受理。 另查明，2017年9月21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针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梁福秋及股东倪xx要求xx社区居委会按照《征收补偿条例》的规定给予原告各项损失补偿700万元的信访请求，作出李沧信复查字（2017）35号复查意见书，认为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系民事纠纷，依法应当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决定维持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对申请人作出的信访答复意见。 再查明，2018年7月23日,原告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以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办事处xx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原材料及产品损失13073422.11元；赔偿设备损失2136617.35元；赔偿因被告侵权行为造成的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而形成的违约利息暂计2117868.88元；赔偿经营性损失624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8）鲁0213民初324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起诉期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定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获得人民法院受理的期间，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条件之一。不符合起诉期限条件，意即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便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一制度设计并不会、也没有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其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及早解决行政纠纷，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下来，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的效率，维护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时间过久，导致证据缺失，致使案件事实难以查清，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于2014年10月4日对原告的报警未予立案受理，应根据该行政行为作出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报警未立案受理，但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因此原告最迟应于2016年10月4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于2019年5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青岛三和制衣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给原告。 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引用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废止的司法解释(法释[2000]8号)认定该案超过起诉期限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原审裁定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的依据(法释[2000]8号)已废止。但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前后矛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是因不动产被非法强拆而起，本案起诉期限即使不按二十年计算，也应是五年，不能以二年计算。二、本案事实是2014年10月4日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被非法损毁侵害，股东倪xx被打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案要求依法处理，当时派出所又做笔录，又说要调查，让上诉人等结果，上诉人不可能知道被上诉人没受理。起诉前多次到受理报案的李沧区公安局九水路派出所催问处理结果，该派出所不是说办案的警官不在，就是说办案的警官已调走，让上诉人等结果。上诉人也到被上诉人及市公安局信访，被上诉人及市公安局均让上诉人到九水路派出所催问，九水路派出所就是不给处理结果，所以才起诉。2019年6月26日在原审证据交换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才说此案没受理，上诉人这才知道此案没受理，所以本案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且即使派出所不受理，也要依法给上诉人书面答复，被上诉人未给答复的行为一直持续，上诉人就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立案并查处上诉人财产被非法侵害一事。 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关于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上诉人明确表示不持异议。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双方当事人原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裁定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于2014年10月4日报警要求被上诉人保护其公司财产，却于2019年5月5日才就被上诉人不予立案处理的行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即便按照当时尚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也已明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有正当理由，故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结果正确。对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5年起诉期限的理由，因本案被上诉人并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故不适用5年起诉期限的法律规定，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孙志刚 审判员  李玉兰 审判员  高沛沛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宫惠敏 书记员赵洪峰 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