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岭南路33号天一国际广场11栋1单元9层1号。法定代表人：陈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贵州黔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莎，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都匀路89号金利大厦A栋404室。负责人：冉光杰，该所主任。上诉人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贵正律所”）诉讼服务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因何原因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且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律师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便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报酬，该认定无事实依据。二、对收费标准，是原告针对诉讼案件对被告发出的要约或者是一个意向性约定。且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双方的委托代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上诉人一审中并未提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的证据。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便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贵正律所辩称：1、虽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未签订委托诉讼代理合同，但在被上诉人履行委托义务后，上诉人表示接受，因此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2、双方在《法律顾问合同》中第三条已有收费约定，该约定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即便是在收费标准进行废除之后，被上诉人按照本地律师行业的收费标准也是合理的；3、按照双方在雇佣合同中约定的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代理费也超过120000元。贵正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费（案件代理费）人民币154,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法律顾问，期限三年，从2015年11月16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止，甲方向乙方支付年聘金，第一年2万元，第二年起每年3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下列服务……5、优先代理参加涉及甲方的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需要委托乙方办理上述第5项业务时，须另订委托合同，乙方按《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收费”。2017年8月，被告涉及一起侵害著作权纠纷，新浪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31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5,447元。2017年11月10日，在双方未另行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代理上述案件的诉讼，原告指派律师实际参与了该案件的诉讼活动，实施了应诉、答辩、举证、质证等行为。该案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制作（2017）京0108民初42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940,500元及合理开支15,447元。后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遂于2019年4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2016年10月9日，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从2014年12月1日起，贵州省放开了对律师服务收费的价格管制，将议价权交还交易双方，废止了原律师服务收费有关规定，再次通知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平公开、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律师事务所与服务对象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确定，律师事务所应在综合考虑运营成本、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本所律师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并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2017年3月13日，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附有一份《2015-2016年度贵阳市律师服务收费平均价格信息》，其中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争议标的额分段比例累加收费：（1）标的额1万以下部分，不低于6,000元/件；（2）1万至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为7%；（3）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为6%；（4）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为5%；（5）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为4%；……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不低于35,000元/年。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其于2018年5月18日制作的《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其中民事诉讼涉及财产案件收费标准与上述标准一致，担任法律顾问不低于36,000元/年，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本案中原告诉请的154,100元律师代理费，即以前述诉讼案件中新浪公司要求被告赔偿的331万元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5,447元为争议标的额，按照上述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及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此焦点，一审法院意见如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明确约定代理诉讼案件需另行签订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及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代理诉讼行为，也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协商确定律师费收费标准，本案中原告代理被告的诉讼案件，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则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金额不符合双方约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原告事实上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实施了代理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成立并生效，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了顾问费标准、代理诉讼案件需另行签订委托合同的内容来看，原告的此种代理行为应当是有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报酬，庭审中被告并未就其主张原告系免费代理提供证据证实，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的代理诉讼行为虽系有偿，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收费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偿；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双方可以补充协商律师费收费标准，庭审中原告提出曾要求被告支付12万元律师费，但被告认为过高，双方并未协商一致，同时双方也未提供类似情形的交易习惯，则双方并未就律师费达成补充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本案中律师费标准可参照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2015-2016年度贵阳市律师服务收费平均价格信息》及其据此自行制定的收费标准以佐证其主张的律师费诉请，但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收费平均价格信息更大程度上应当是提供给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对象在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时商议具体收费标准的参考，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低于此种标准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代理该诉讼案件时被告系原告的顾问单位，低于公布标准收费更符合实际，事实上在双方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的顾问费也低于公布的收费标准，原告也自认在此前曾向被告提出过低于该公布标准的收费报价，考虑到律师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原告在代理诉讼时系被告顾问单位，同时原告自认被告已对其提出的12万元律师费主张过高，但其仍继续完成了诉讼代理行为，则综合本案实际，对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酌情以10万元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50元，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负担541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0月31日《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该合同虽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但上诉人并未签章确认，故被上诉人在该合同中提出的收取5万元律所代理费的要约未经上诉人承诺，未形成合意，故应认定被上诉人不受其失效要约的约束。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需要委托乙方办理上述第5项业务时，须另订委托合同，乙方按《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收费”，而该条约定中表述的第5向业务即“代理参加涉及甲方的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故，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进行上诉人的诉讼代理是以收费为前提。其后在该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确实代理上诉人参加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京0108民初42374号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的诉讼，则双方虽然未另行订立委托合同，但上诉人以向被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变更了原合同双方之间“须另订委托合同”的约定，应认定被上诉人相应民事诉讼代理行为合法有效，体现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依据《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免费代理，则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上诉人未予有效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数额，《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之规定，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酌情支持10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收取3382元，由上诉人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李云鹤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吕汶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