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新烈，男，194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美荣，女，1953年4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万彬，广西金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1，女，200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2，男，2011年3月7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3，女，201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廖某1、廖某2、廖某3的法定代理人：李某（廖某1、廖某2、廖某3的母亲），女，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桂华，男，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镇飞，男，199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被上诉人龙桂华、蒋镇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中，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山中路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9826876800。 法定代表人：吴海武，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法务。 上诉人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因与被上诉人龙桂华、蒋镇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民初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暨上诉人廖某1、廖某2、廖某3的法定代理人李某、上诉人廖新烈、唐美荣及上诉人李某、廖新烈、唐美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万彬，被上诉人龙桂华及被上诉人龙桂华、蒋镇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中，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晨、吴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龙桂华、蒋镇飞还需赔偿上诉人885286.72元（注：一审法院已判决三被上诉人赔偿208486.81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龙桂华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当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对该交通肇事逃逸事实却只字不提；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制作程序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材料，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也未答复申请人，属于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对半责任分配赔偿比例明显适用法律不当；4、廖维嘉的死亡赔偿金和其小孩抚养费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5、上诉人中有三个未成年人，最大12岁，最小2岁，在受害人死亡前，受害人是家里唯一能挣钱的人，希望法院能公正处理，保护未成年人。 龙桂华、蒋镇飞辩称：1、肇事逃逸不成立，事故处理中，龙桂华已向交警反映过程，已经做了审查，逃逸不成立；2、适用交通法时忽略一个情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已经采取必要措施，要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本案，机动车一方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应减轻判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对城镇人口认定有误，以户口居住地来确定是否是城镇人口，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其属于城镇人口；4、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辩称：1、涉案车辆只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一审对此判决12万元，保险公司无异议；2、保险公司不是实际侵权人，诉讼费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抚养费、丧葬费、电单车损失费、手机损失费、处理事故误工费等共计人民币1093773.53元。其中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2000元，被告蒋镇飞、龙桂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3日14时40分许，被告龙桂华驾驶桂Ｃ×××××轻型厢式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泉南高速G72线兴安县界首收费站引道至省道S303线的连接线与五一村交叉路口时，遇廖维嘉驾驶的桂林ND848五星钻豹电动自行车由西往东行驶，桂Ｃ×××××轻型厢式货车车头与桂林ND848五星钻豹电动自行车右侧相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及廖维嘉受伤后送至界首镇骨科医院于2018年5月6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廖维嘉受伤后送至界首镇骨科医院住院治疗，共计33天。该事故经桂林市交警支队高速管理二大队认定，龙桂华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廖维嘉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另查明，桂Ｃ×××××轻型厢式货车的登记车主系被告蒋镇飞，该货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本次事故发生时桂Ｃ×××××轻型厢式货车尚在保险期内。在本次事故处理过程中，被告龙桂华已支付医药费及丧葬费共计199661.46元。原告廖新烈（1948年3月19日出生）、唐美荣（1953年4月2日出生）系廖维嘉父母，原告廖新烈、唐美荣夫妇共生育子女五人。原告廖某1（女，2006年12月6日出生）、廖某2（男，2011年3月7日出生）、廖某3（女，2017年2月11日出生）系廖维嘉子女，原告李某系廖维嘉妻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因亲属廖维嘉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和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定，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的合理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226500元（11325元/年×20年=226500元）；2、丧葬费33228元（5538元/月×6个月=33228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207614元（廖新烈：9437元/年×抚养年限10年÷5人=18874元，唐美荣：9437元/年×抚养年限15年÷5人=28311元，廖某1：9437元/年×抚养年限6年÷2人=28311元，廖某2：9437元/年×抚养年限11年÷2人=51903.5元，廖某3：9437元/年×抚养年限17年÷2人=80214.5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100元/天×33天=3300元）；5、营养费1320元（40元/天×33天=1320元）；6、误工费3766元（41654元/年÷365天×33天=3766元）；7、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27.08元（41654元/年÷365天×3人×3天=1027.08元）；8、医药费169541.46元；9、六原告因亲属廖维嘉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死亡，受到严重精神损害，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六原告提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电动自行车损失、手机损失，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法院依法不予持。综上，以上九项原告的经济损失总额为696296.54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作为桂Ｃ×××××轻型厢式货车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应首先在该车辆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即为120000元。桂林市交警支队高速管理二大队两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事故成因中认定桂Ｃ×××××轻型厢式货车制动系于事故前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被告蒋镇飞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将车辆交给被告龙桂华驾驶,具有一定的过错,且其行为与本次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被告蒋镇飞依法应与龙桂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两人的过错程度,在被告龙桂华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中，以龙桂华承担80%、蒋镇飞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宜。由于被告龙桂华与受害人廖维嘉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因此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部分,即576296.54元（696296.54元-120000元=576296.54元）则应由被告龙桂华在过错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576296.54元×50%×80%=230518.616元。由于被告龙桂华已赔偿六原告损失199661.46元，故被告龙桂华在本案中还应赔偿六原告损失30857.156元（230518.616元-199661.46元=30857.156元）。被告蒋镇飞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即576296.54元×50%×20%=57629.65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120000元；二、被告龙桂华赔偿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30857.156元；三、被告蒋镇飞赔偿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57629.654元；四、驳回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44元，由原告负担11830元，被告龙桂华负担336元，被告蒋镇飞负担87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负担160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遗漏了龙桂华现场逃逸的事实。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本院在分析说理部分予以阐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各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龙桂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是否存在逃逸行为；2、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证据采信；3、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错误；4、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小孩生活费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龙桂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存在逃逸行为，经查，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龙桂华拨打了110和界首医院的急救电话，医院的救护车、交警先后到达，上诉人虽提供了证人证言，但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龙桂华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推卸、逃脱承担责任的动机和目的，亦不能证实其行为已经影响到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故一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龙桂华存在逃逸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意见，亦未对该认定书提出复议，其仅要求法院调取作出该事故认定书的相关证据材料，而该事故认定书系专门部门作出的专业认定，故是否调取此证据材料并不影响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亦不影响对该证据的采信，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提出根据法律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经查，该主张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该规定确定了根据过错责任认定机动车赔偿责任的原则，本案中，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一审据此认定机动车一方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4，为证实受害人廖维嘉在广西桂林市合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在城镇生活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营业执照》、《电脑咨询单》、《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等证据，经查，以上证据中，《电脑咨询单》系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出具，盖有该档案室的查询专用章，该咨询单上载明，廖维嘉为股东（发起人）之一，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5月12日，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并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彼此形成锁链，足以证实受害人廖维嘉生前连续一年在城镇工作生活，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被上诉人不认可该事实，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一审未作认定不当，应予纠正。由于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则其子女从其身份，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况且上诉人在一审亦提交了受害人的二名子女廖某1、廖某2在城镇小学就读的证据。因此，上诉人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小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该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以上两项费用不当，应予纠正。 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他项目的赔偿数额均无异议，故本院在此仅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两项费用予以纠正，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定，死亡赔偿金：30502×20＝610040元，小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56886元（廖某1尚余6年被扶养年限，廖某2尚余11年被扶养年限，廖某3尚余17年被扶养年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则计算公式为：18349×11＋18349×6÷2＝256886元）。需要指出，一审法院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计算方式错误，未考虑被扶养人有数人时的情况，上诉人仅对小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异议，未对受害人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异议，故上诉人廖新烈、唐美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然按照一审认定的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但由于一审法院在计算方式上存在错误，本院对该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并予以纠正：廖新烈尚余10年被扶养年限，唐美荣尚余15年被扶养年限，考虑到其二人与三小孩共有11年存在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总额累计达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情况，则该二人中仅唐美荣尚余4年需要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即9437×4÷5＝7549.6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应为：256886＋7549.6＝264435.6元。 本院重新确认上诉人的总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610040元；2.丧葬费33228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264435.6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5.营养费1320元；6.误工费3766元；7.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27.08元；8.医药费169541.46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一审认定为50000元，但却计入总损失中按照过错比例折算为25000元，该计算方式不当，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单独计算单独赔偿，由于各方对该项赔偿的最终计算结果即25000元无异议，本院以此确定该数额）。以上1-8项合计1086658.14元。对于上诉人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0000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余下991658.14元，由被上诉人龙桂华、蒋镇飞共同赔偿495829.07元（991658.14×50%），其中，被上诉人龙桂华应赔偿396663.26元（495829.07×80%），被上诉人蒋镇飞应赔偿99165.81元（495829.07×20%），由于被上诉人龙桂华已经赔付199661.46元，故其尚需赔付197001.8元。 综上所述，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龙桂华赔偿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30857.156元”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桂华赔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396663.26元（已经履行赔付199661.46元，尚需赔付197001.8元）； 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蒋镇飞赔偿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57629.654元”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镇飞赔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廖某1、廖某2、廖某3损失99165.81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644元，由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负担10830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桂华负担1570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镇飞负担636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负担16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53元，由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廖新烈、唐美荣负担10000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桂华负担1653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镇飞负担600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负担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晶晶 审 判 员 陈彦冰 审 判 员 秦桂珍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法官助理 唐志鹏 书 记 员 伍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