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7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77号。 法定代表人：张正海，该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健，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阳，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三联企业集团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111号14楼。 法定代表人：史光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迅，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毓梅，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银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三联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9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调查询问。贵阳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健、曹阳，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阳银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双方又达成了《还款协议》，被上诉人已经丧失了时效抗辩权，且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抗辩违反了民法总则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双方历史借贷原因，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规定，被上诉人在时效届满后重新达成协议，同意履行义务，已经丧失了时效抗辩权。贵阳银行作为监管严格的金融机构，从未放弃对三联公司主张权利，否则也不会与其签订协议提起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三联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贵阳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联公司立即偿还债务1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由三联公司承担。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0年12月31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九个月，从1990年12月31日至1991年9月31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载明借款利率为10.14‰，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2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1年9月9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从1991年9月9日至1991年12月9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业务部门审查意见处载明“月利率10.8‰”，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1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2年7月4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9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从1992年7月4日至1993年7月4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载明借款利率为10.8‰，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90万元的借款借据。1999年6月30日，贵州三联企业集团公司开发部向贵阳城市合作银行归还贷款45万元。 1993年3月29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从1993年3月29日至1994年3月29日，月利率13.56‰，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100万元的借款借据。1993年7月31日，三联公司偿还贷款50万元。 1993年7月29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十天，从1993年7月29日至1993年8月9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载明借款利率为13.56‰，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10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6年1月18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10万元，贷款申请书中业务部门审查意见处载明“同意贷款10万元正，利13.56%”。同日，三联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10万元的借款借据，1996年1月28日，三联公司与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从1996年1月18日至1996年2月18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 1993年5月21日，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州迈实电子有限公司（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8个月，从1993年5月21日至1994年1月21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贷款申请书均未约定借款利率。借款合同另约定，三联公司为借款承还保证人，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同日，贵州迈实电子有限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2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3年12月27日，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州新宝石业有限公司（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从1993年12月27日至1994年9月27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业务部门审查意见处载明“。同意贷款，利12.36%”。借款合同另约定，三联公司为借款承还保证人，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同日，贵州新宝石业有限公司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3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4年1月，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阳市白云金刚砂厂（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10个月，从1994年2月1日至1994年12月1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月利率为11.89‰。借款合同另约定，三联公司为借款承还保证人，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1994年2月1日，贵阳市白云金刚砂厂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3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5年12月7日，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5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1995年12月7日至1996年12月6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贷款申请书中业务部门审查意见处载明“经社领导研究决定，贷款15万元正，利13.065%”。借款合同另约定，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同日，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15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6年1月22日，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从1996年1月22日至1996年7月22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借款合同另约定，三联公司为借款承还保证人，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1996年1月23日，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30万元的《借款借据》。 1996年6月5日，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贷款方）与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借款方）、三联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从1996年6月12日至1996年12月22日，逾期不还，则加收原利率30%利息。借款合同另约定，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1996年6月12日，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向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出具30万元的《借款借据》。1996年9月9日，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归还本金25000元。 2018年3月14日，贵阳银行作为甲方与三联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乙方在甲方历史遗留贷款问题，由于乙方原因一直无力归还。现由于房地产的升值，乙方自愿处理位于贵阳市××房产予以归还甲方贷款：一、经乙方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欠甲方贷款222.8万元、利息795.9万元，本息合计1018.7万元；担保贷款本金157.5万元、利息367.2万元，本息合计524.7万元，总计1543.4万元。二、基于上述贷款本息，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履行债务为1100万元整。三、乙方承诺于2018年4月15日前归还乙方应履行债务1100万元。如不能按时归还，甲方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四、乙方自愿用位于贵阳市××房产（房产证号：筑房权证云岩字第××、01××38、01××40号）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若届时乙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前述债务，甲方有权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贵州新宝石业有限公司、贵州迈实电子有限公司、贵阳市花溪三联金属冶炼厂、贵阳市白云金刚砂厂均已被吊销，三联公司是该四个公司的股东。 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3月19日向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下发银复121号批复，同意“贵阳城市合作银行”开业，包括贵阳第一城市信用社在内的贵阳市24家诚实信用合作社自动解散，成为贵阳城市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1998年3月12日，“贵阳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20日，“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权利人应当积极地行使自身权利，“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指导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贵阳银行依据《还款协议》诉请的债权系由三联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六笔借款以及三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六笔借款构成，在三联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六笔借款中，最晚的一笔发生在1996年1月18日，借款期限截至1996年2月18日，在三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六笔借款中，最晚的一笔发生在1996年6月12日，借款期限截至1996年12月22日。同时，三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借款合同》中均约定“在借款方不能按期如数归还贷款方本息时，保证人自愿无条件偿还借款方全部借款的本息责任，直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之规定，案涉担保债务均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原告贵阳银行在前述借款逾期时就已经知道其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其在2018年5月7日才向本院起诉，其诉请的债权已超过20年的权利最长保护期间。虽然被告三联公司在2018年3月14日与原告贵阳银行签订《还款协议》，承诺自愿履行前述历史遗留债务，但对于超过二十年时效的债权，债务人只有实际履行才能使债权得以实现，并不因债务人“同意履行”而形成新的债权债务，也即债权人不能因此重新获得时效利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行使自身权利，进而维护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而20年期间实质上则是对诉讼时效制度可能导致的无期限保护权利的限制。该期间除特殊情况可申请人民法院延长外，通常为客观的不变期间。而本案中，贵阳银行在主张权利并不存在客观障碍的情况下，在其权利受到损害长达20年的时间内对自己享有的债权疏于管理、漠不关心，其债权已丧失人民法院的强制保护。其与三联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可自行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贵阳银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贵阳银行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质证。 贵阳银行提交1998年12月15日《催款通知书》两份（原件）、2000年8月15日《贵阳市商业银行致保证人的函》（原件）、《贷款余额对账单》（复印件）、2000年11月7日《催款通知书》（复印件）作为证据，拟证明贵阳银行一直在主张权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三联企业对该证据质证意见为：签字是真实的，其他不清楚。根据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贵阳银行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1998年12月15日《催款通知书》中一份载明“根据甲乙双方93年7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号约定、贵单位借款金额人民币为壹佰万元于93年8月29日到期。”2000年8月15日《贵阳市商业银行致保证人的函》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能否达到贵阳银行的证明目的，本院在后面论述。对于另外一份1998年12月15日《催款通知书》载明“根据甲乙双方于90年12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此份证据与本案贵阳银行主张的债权并无关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此外《贷款余额对账单》、2000年11月7日《催款通知书》并无原件予以核对，对三性不予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三联企业工商登记为联营，2015年4月贵阳银行起诉三联公司，要求确认其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原始出资额为103711.11元，确认享有三联公司10.37%的出资权益。2015年12月30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确认贵阳银行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额为9万元。此后，贵阳银行上诉，本院作出（2016）黔民终62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黔01民初1065号民事裁定，驳回贵阳银行的起诉。贵阳银行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黔民终61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黔01民初1065号民事裁定，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贵阳银行于2018年12月24日撤回起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撤诉申请予以准许。 2015年4月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起诉三联公司，诉讼请求确认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原始出资额10万元，确认享有三联公司10%的出资权益。2016年5月16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确认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额为10万元。此后，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上诉，本院作出（2016）黔民终64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黔01民初1088号民事裁定，驳回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的起诉。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黔民终62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黔01民初1088号民事裁定，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黔0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驳回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后，本院作出（2019）黔民终479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为10万元，享有三联公司10%的出资权益。 2015年4月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起诉三联公司，诉讼请求也是确认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原始出资额40万元，确认享有三联公司40%的出资权益。2015年12月30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确认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额为40万元。此后，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本院作出（2016）黔民终623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黔01民初1087号民事裁定，驳回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黔民终61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黔01民初1087号民事裁定，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黔01民初591号民事判决，驳回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黔民终473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为40万元，享有三联公司40%的出资权益。 2015年7月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起诉三联公司，诉讼请求也是确认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原始出资额10万元，确认享有三联公司10%的出资权益。2015年12月30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确认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额为10万元。此后，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上诉，本院作出（2017）黔民终32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黔01民初939号民事裁定，驳回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上诉后，本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黔民终62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黔01民初939号民事裁定，指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黔01民初594号民事判决，驳回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黔民终477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为10万元，享有三联公司10%的出资权益。 在上述贵州贵铁物流有限公司、贵州中烟工业有限公司、贵州商业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起诉三联公司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案中，贵阳银行作为第三人亦参加了诉讼。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贵阳银行的诉请是否应当支持。 本院认为，贵阳银行主张的债权包括了三联公司自己借款的六笔，还有作为担保人的六笔。三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六笔债务的债务人目前全部已经吊销营业执照，贵阳银行并未提供此前直接向三联公司担保的企业主张权利的证据。贵阳银行二审提交了2000年8月14日《贵阳市商业银行致保证人的函》，该函载明“望贵公司接到此函后，积极协助我行督促借款企业归还贷款本息”，从函的内容看并不是要求三联公司履行担保义务。而对于三联公司六笔借款中除了1993年7月29日借款的100万元，贵阳银行提交了1998年12月15日的《催款通知书》，载明该100万元借款于1993年8月29日到期，要求三联公司联系办理还款手续外，贵阳银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就其他五笔借款向三联公司主张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在三联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六笔借款中，最晚的一笔发生在1996年6月12日，借款期限截至1996年12月22日；在三联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六笔借款中，最晚的一笔发生在1996年1月18日，借款期限截至1996年2月18日。贵阳银行2018年5月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联公司归还借款及担保借款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但一审过程中，三联公司未就涉案债务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在三联公司并未就债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确有不当。 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根据三联公司、贵阳银行一审的陈述，三联公司目前并未进行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办公楼收取租金。再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三联公司工商登记是联营企业，从2015年起多家公司向三联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为三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明确出资份额，确认其享有三联公司的出资权益。贵阳银行不仅曾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在其他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中也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在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2018年3月14日，贵阳银行与三联公司签订《还款协议》，载明“三联公司在贵阳银行历史遗留贷款问题，由于三联公司原因一直无力归还，现由于房地产升值，三联公司自愿处理位于贵阳市××房产予以归还贵阳银行贷款。经三联公司确认，尚欠贷款本息1018.7万元，担保贷款本息524.7万元，总计1543.4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三联公司同意履行1100万元整。三联公司自愿用位于贵阳市××房产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该《还款协议》产生的时间和动机十分蹊跷。一审庭审时，审判员询问“双方已经协商好了，为什么还要到法院提起诉讼”，三联公司回答“因为没有钱，到法院诉讼是需要法院处置资产”。对此本院认为，贵阳银行与三联公司在明知其他公司诉请要求确认为三联公司出资人、确认出资份额及享有出资权益，三联公司的出资人并未固定的情况下，双方就超过二十年的债务达成《还款协议》，以三联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办公楼作为担保，并以此主张债权，可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而贵阳银行与三联公司达成《还款协议》后，2018年12月24日贵阳银行撤回其起诉要求确认为三联公司实际出资人之一、明确出资份额、确认其享有三联公司出资权益的诉讼。综上，贵阳银行以该《还款协议》要求三联公司支付债务1100万元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贵阳银行的诉讼请求虽有瑕疵，但是判决结果正确。对贵阳银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贵阳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上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鸿雁 审判员  雷 苑 审判员  张 玮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刘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