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9民初2891号原告：王某1，男，1952年7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王某1之妻）,1952年3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57年5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王某2之妻），1957年3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新庆，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女，1959年8月31日出生。被告：王某4，女，1969年10月18日出生。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王汉民，被告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左新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3、王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南路×××501号房屋（以下简称501号房屋），原被告四人平均分割。2、判令被告王某2向原告王某1支付501号房屋使用费7.5万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四人系王某5与郭某的子女。王某5于1998年死亡；郭某于2018年1月死亡。父母生前名下有一套公房、一套私房。公房位于门头沟区黑山×××21排4号房屋（以下简称21排4号房屋），私房为501号房屋。王某5去世后，公房的承租人变更为郭某，501号房屋仍登记在王某5名下。2003年5月12日，母亲郭某与原被告就上述房产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一、21排4号房屋“分长子王某1继承”。二、501号房屋“分次子王某2继承。三、“妹妹王某3、王某4放弃继承权”。2007年10月，21排4号房屋被拆迁，郭某分得二居室楼房一套；我分得一居室楼房一套。2012年7月4日，郭某与王某2签订了《赠与协议》，郭某将其分得的二居室楼房赠与王某2，并过户到王某2名下。我认为，因协议涉及到公房的分配，理应无效，且母亲将其分得的房屋赠与王某2，致使协议无法履行。501号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由我们原被告四人均分；因501号房屋长期由王某2占有使用，应向我支付房屋使用费。被告王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501号房屋系王某5单位的集资建房，集资款系王某2夫妻交纳的，该房屋应属父母与王某2夫妻共有。二、郭某主持全家人签署了《协议》：21排4号房屋分王某1继承，501号房屋分王某2继承，王某3、王某4放弃继承权。21排4号房屋拆迁后，郭某将其分得的房屋赠与王某2并进行了公证。2018年，王某1曾起诉要求确认郭某与王某2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根据该判决，协议第一条内容已被撤销，但其余内容依然合法有效，501号房屋应归王某2所有。三、《协议》的签订附有条件，作为长子，王某1应对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但其未能履行。被告王某3、王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本院与其谈话时表示，尊重法院判决，如有其份额要求继承；对于王某1、王某2在庭前会议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5与郭某系夫妻，生有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四名子女。王某5于1998年死亡。郭某于2018年1月6日死亡。上世纪90年代，原北京矿务局建筑安装总公司（甲方）与王某5（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未署签订日期），约定由王某5购买501号房屋；王某5应付房款7143.77元。一次性交款在房价基础上优惠20%。实付价款为5715.02元。原北京矿务局收款凭证显示：1996年4月23日收王某5购房款849.61元；1998年7月9日收王某5购房款2379.6元。1996年3月8日，501号房屋登记在王某5名下（证号：门更成字第08712号）。该房屋由王某2居住使用。21排4号平房原系王某5承租，2001年承租人变更为郭某。2003年5月12日，郭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五人签订《协议》1份，内容为：“经母亲郭某提出，将21排4号平房一间半、大峪南路501号楼房一套经全家同意分配如下：一、21排4号平房一间半分长子王某1所继承。二、大峪南路501号一居一套分次子王某2继承。三、以上房产经全家协商没有异议，妹妹王书云（王某3）、王书花（王某4）放弃继承权。防以后发生纠纷，特立此协议”。2007年10月7日，北京昊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郭某（乙方）就21排4号房屋签订《北京市门头沟黑山及黑山三角地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郭某自愿购买位于门头沟区惠民家园的二居室103号房屋（以下简称103号房屋），并取得103号房屋的所有权证。王某1以自己名义就21排4号房屋另行签订一份《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及黑山三角地房改带危改拆迁安置购房合同》，取得位于门头沟区惠民家园的一居室202号房屋。2012年7月4日，郭某与王某2签订《赠与合同》，约定：郭某将103号房屋赠与王某2个人所有，北京市华夏公证处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同年7月6日，103号房屋变更登记至王某2名下。2018年8月27日，王某1将王某2、王某3、王某4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王某2与郭某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京0109民初53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王某1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11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因涉诉21排4号平房一间半系公房，此种房屋不能继承，因此本案无需审理涉案《协议》是否存在遗嘱继承的性质问题”。上述判决现已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一、501号房屋的继承方式王某1认为，应按照法定继承，由所有继承人等额继承。首先，《协议》为一个整体的分家析产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现第一条已经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故《协议》整体无效。其次，《协议》签订后，21排4号房屋与501号房屋所有权人均未按照《协议》变更，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在21排4号房屋被拆迁时，母亲与王某2以事实行为违背了《协议》的约定，现情形已经发生重大变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最后,《协议》为分家析产协议，并不带有继承性质。王某2认为，应按照《协议》约定，由其个人继承。首先，《协议》既对王某5的遗产进行了处理，同时也对郭某将来的遗产问题进行了约定，其中关于郭某的遗产继承内容具有遗嘱性质，虽然郭某生前已将《协议》第一条遗嘱内容撤销，但《协议》的其他内容依然合法有效。其次，《协议》的约定附有条件，王某1作为长子应履行主要赡养义务，但王某1并未履行其主要赡养义务，应自行背负后果。即使按照法定继承，也只能继承王某5部分，根据《协议》，郭某、王某3、王某4应继承部分也应由王某1继承。王某2提供了照片（照片中没有王某1），并申请证人韩某、李某、安某出庭作证，以证明王某1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王某1提出，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二、房屋使用费王某1提出，父亲去世后，501号房屋即属所有继承人共有，但该房屋一直由王某2个人使用，因此产生的使用费亦属遗产，要求王某2支付自1998年9月至2019年3月间的使用费，按照每年15000元计算，但主张75000元。王某2不同意给付。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2003年5月12日，郭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签订了《协议》，对家庭财产进行了分配，其签订合同时目的在于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在王某3、王某4放弃继承情况下，由王某2、王某1各分得一套房产；但郭某生前同意王某1就21排4号房屋的拆迁另行签订购房合同，后又将其因上述房屋取得的另一套安置房屋赠与王某2，即郭某已经通过事实行为对《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情形发生重大变化，《协议》目的现已无法实现。王某2已经通过赠与取得二居室一套，再获得501号房屋显然对他人不公。501号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配，王某2关于《协议》除第二条外其余部分仍有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王某3、王某4在郭某去世后，遗产分割前表示不放弃继承；王某2提供的照片及证人韩某、李某、安某的证言不能证明王某1没有履行赡养义务，本院确定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等额继承501号房屋。关于王某1要求王某2支付房屋使用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南路×××501号房屋（房产所有证：门更成字第×××号）由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共同继承，各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互相配合，将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由王某5转移登记至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名下。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八千一百二十四元，由王某1负担三千二百八十八元，已交纳；由王某2、王某4、王某3各负担一千六百一十二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连波人民陪审员  陈国翠人民陪审员  荆殿凤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刘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