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纯高，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兵，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金云，男，195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醒龙，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瑞娥，女，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瑞娴，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颖蓝，广东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思福，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媛清，女，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上诉人何纯高、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下称廖金云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伍思福、龚媛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9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纯高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廖金云等四人、伍思福、龚媛清向其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73555.09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纯高在中山务工将近二十年，残疾赔偿金应该按广东省一般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进行计算；二、一审对赔偿责任的认定错误，一审中对方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纯高维修的机械是需要上岗操作的，而且何纯高是遵循伍思福的要求进行维修，是由于龚媛清突然启动机械才造成何纯高左手受伤的，何纯高在维修机械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何纯高的上诉，廖金云等四人辩称，答辩意见按提交的上诉状与补充意见。针对何纯高的上诉，伍思福、龚媛清辩称，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何纯高的收入是开一天工才有一天的收入，不开工无收入，因此按农村标准来算。何纯高对事故的发生是有过错的，是龚缓清在开机时何纯高突然把手伸到吊机上才导致受伤，因此，何纯高受伤其本人也有过错。廖金云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各方之间为按份责任，廖醒龙、廖金云不承担责任，本案诉讼费用按各方责任比例分担。事实和理由：一、伍思福与邱瑞娥、邱瑞娴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邱瑞娥、邱瑞娴是定作人，伍思福是承揽人。2017年7月22日，邱瑞娥、邱瑞娴共同委托廖金云、廖醒龙作为签约代表与伍思福签订《楼房施工合同》，约定邱瑞娥、邱瑞娴将涉案房屋的建筑工程交由伍思福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邱瑞娥、邱瑞娴提供建房所需材料，伍思福负责承建主体工程的建筑及提供工程所需的建筑工具如技术模板、支顶、一次性排栅和脚手架等其他工具，并约定工程施工价格、结算方式以及伍思福责任。因此，伍思福是以自己的工具、技术、劳动力按邱瑞娥、邱瑞娴的要求完成并向邱瑞娥、邱瑞娴交给工作成果即房屋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邱瑞娥、邱瑞娴是定作人、伍思福是承揽人；二、何纯高与伍思福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伍思福作为定作人，何纯高是承揽人。伍思福取得涉案工程后，将工程的木工部分分包给何纯高，何纯高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自雇人员完成该部分工作，其每天工作如何安排、工作量多少、聘请多少人员，全由何纯高自己掌握，也就是只要完成工作量，即工作成果，就可以向伍思福取得工作报酬即承包费，其与伍思福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其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自身及雇请人员的劳动完成工作，整个工作过程都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完成，伍思福按约定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酬金，以上事实，伍思福、何纯高已经在2018年10月29日开庭笔录中当庭确认；三、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承担责任是基于选任过失的过错责任，双方均负有各自独立承担各自赔偿责任的义务，而非要求邱瑞娥、邱瑞娴对伍思福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伍思福已向何纯高支付46636.4元，所以邱瑞娥、邱瑞娴的该部分赔偿责任归于消灭。根据上述可知，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为承揽合同关系，伍思福与何纯高是承揽合同关系。2017年11月8日，何纯高在房屋建设施工过程中，因龚媛清操作不当，导致何纯高被吊机弄伤左手，同年11月10日，伍思福确认事故原因以及承诺承担因事故发生造成的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失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于定做、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邱瑞娥、邱瑞娴选择无建筑资质的伍思福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伍思福又将涉案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何纯高，应承担选任过失责任，且何纯高系因龚媛清操作不当而受伤，由于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龚媛清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因而不构成共同侵权，邱瑞娥、邱瑞娴、伍思福仅是对其选任过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单方过错责任。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的责任是基于选任过失的过错责任，对邱瑞娴、邱瑞娥与伍思福、龚媛清而言，由于双方均负有各自独立承担各自赔偿责任的义务，故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龚媛清在承担其各自应负的赔偿责任后并不享有追偿权，不能向另一人追偿，同时对于何纯高而言，只要邱瑞娥、邱瑞娴与伍思福、龚媛清其中一方承担其赔偿责任后，另一方的该部分赔偿责任即可免除。另外，何纯高从事建设施工相关工作应具备相应的施工经验，何纯高在一审开庭时确认其工种为泥水工，受伤时却是对吊机进行维修，其明知自己不具备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情况下对机器进行维修，且受伤当天何纯高还曾大量饮酒，且施工中何纯高没有尽安全、谨慎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何纯高在此次事故中也存在一定过错，应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四、退一步讲，即使法庭认为伍思福与何纯高之间并非承揽合同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则何纯高可以向伍思福主张责任，也可以向侵权人龚媛清主张责任，邱瑞娥、邱瑞娴作为定作人只承担选任过失责任，与伍思福、龚媛清各自独立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令邱瑞娥、邱瑞娴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何纯高系受雇于伍思福，根据承诺书中伍思福确认的内容，龚媛清操作机器不当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何纯高可以向伍思福主张责任，也可以向龚媛清主张责任，邱瑞娴、邱瑞娥作为定作人只承担选任过错责任；五、廖金云、廖醒龙在本案中仅仅作为签约代表，代理邱瑞娥、邱瑞娴的签约事宜，廖金云、廖醒龙并未被列为合同甲方，这种选择性行为本身即说明廖金云、廖醒龙对两者身份对应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其没有与邱瑞娥、邱瑞娴共同举债的主观意思，一审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廖金云、廖醒龙对邱瑞娥、邱瑞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也认为何纯高的部分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对误工费有异议。1、何纯高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收入达到每月9000元的标准，况且9000元的月收入已经到达纳税标准，何纯高应当提供相应的纳税证明、实际工资转账记录、工资条、劳动合同、参保证明等予以证实，因何纯高不能证明其工资收入情况，且何纯高为农村居民，无固定收入，平时打杂工，并不属于建筑工人，故何纯高的误工费应按2016年度广东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3390元/年作为计算标准；2、根据何纯高举证的两份出院小结，其误工天数为53天，而非91天，何纯高的误工费应该为23390元/年÷365天×53天=3443.53元；（二）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何纯高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过高，请求二审依法调整；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安全生产事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属同一概念，只有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才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何纯高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构成要件，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故一审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邱瑞娥、邱瑞娴、廖醒龙、廖金云与伍思福、龚媛清的赔偿责任，邱瑞娥、邱瑞娴仅对其选任过失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而非与伍思福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廖金云等四人的上诉，何纯高辩称，一、何纯高是由伍思福雇请的员工，并不存在承揽的关系。二、廖金云等四人、龚媛清、伍思福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何纯高的收入情况，已经在一审庭审中由伍思福予以确认，何纯高的每月收入是9000元，何纯高误工费的计算除了住院期间外，根据医嘱建议休息天数也应计算误工费。针对廖金云等四人的上诉，伍思福、龚媛清辩称，不同意廖金云等四人上诉意见。伍思福也是给房东打工的，也是受害者，且现在很困难，没有钱赔偿，伍思福从房东处包了工程，后来由伍思福转包给何纯高做，因此房东应该承担责任，具体是什么责任由法院认定。何纯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伍思福、廖金云等四人向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28418.69元。2017年7月22日，邱瑞娴、邱瑞娥（兴建方、甲方）与伍思福（承建方、乙方）签订《楼房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三村邱屋正衔40号自建房、楼房工程项目发包给乙方施工；乙方采用包工不包料形式承建甲方建筑工程；乙方必须做好一切安全工作，如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一切与甲方无关；工程施工承包价格为440元/平方米，以建筑投影面积为准结算。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上述合同的甲方签字为：廖金云、廖醒龙。伍思福承接涉案房屋工程后，雇佣何纯高至涉案工地工作。2017年11月8日，何纯高在工地工作时受伤，当日被送往中山源田骨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7年11月28日出院，共计住院20天，出院医嘱为：……2.术后1个半月复查X线视骨折愈合情况取内固定物；3.休息二周，加强功能锻炼；……2018年1月18日，何纯高再次在中山源田骨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8年1月23日出院，共计住院5天，出院医嘱为：……2.休息二周，加强功能锻炼；……。根据中山源田骨科医院于2017年11月8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何纯高住院期间需一人陪护共计10天。何纯高为进行治疗，共计产生治疗费45136.4元，伍思福已支付该医疗费，并同时支付护理费1500元。2018年5月18日，何纯高委托广东岐江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该次受伤进行伤残程度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广东岐江司鉴[2018]临鉴字第A012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何纯高因外伤致左手拇中环小指绞割伤，经临床治疗后，遗留左手功能丧失15分，构成十级伤残。为此，何纯高支付鉴定费2184元。2017年11月10日，伍思福出具《承诺书》，其上显示：本人所属员工在进行位于五桂山长命水邱屋正街40号在建工程工作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及人员伤亡，均由本人负责，与屋主无关；2017年11月8日，在进行位于五桂山长命水邱屋正街40号在建工程期间，由于本人妻子对机器操作失误，导致员工何纯高的工伤，由本人负全责，与屋主无关。2018年8月3日，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繁荣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其上显示：兹有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繁荣村中房村民小组村民何纯高，于2000年到广东省中山市打工至今。邱瑞娥与廖醒龙为夫妻关系，双方于1991年5月15日登记结婚。邱瑞娴与廖金云为夫妻关系，双方于1984年5月23日登记结婚。涉案房屋为邱瑞娥、邱瑞娴共有。诉讼中，邱瑞娥、邱瑞娴、廖金云、廖醒龙确认涉案工程的《楼房施工承包合同》是邱瑞娥、邱瑞娴各自委托廖金云、廖醒龙代为签订的。伍思福与龚媛清系夫妻关系。一审中伍思福与何纯高确认何纯高的工资标准为300元/天。何纯高确认其收到伍思福支付的9000元，但主张该款项为其正常工作的工资；伍思福主张其向何纯高支付误工费29000元，并提交《费用支出明细》，但其上并未显示有何纯高签字，何纯高对此不予确认。诉讼中，何纯高述称其从事泥水工种；并主张其当天在修理吊机的过程中由于龚媛清发动机器而造成其受伤。伍思福确认系其妻子龚媛清发动机器造成何纯高受伤，但伍思福认为其妻子龚媛清系受何纯高雇请的，对此，何纯高予以否认，认为其本人是受雇于伍思福，不可能再雇请伍思福的妻子龚媛清。何纯高为证实其在受伤前一直居住在中山市城镇向本院提交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其上显示案外人证明何纯高从2008年开始在属于其所有的位于中山市东区长江村林塘正街39号房屋内居住；并提交其在中山市开具的银行卡的流水清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伍思福雇请何纯高，何纯高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伍思福依法应对何纯高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伍思福、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提出何纯高受伤当日系大量饮酒后施工造成损害的主张，但均未能就其上述主张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唯何纯高确认其工种为泥水工，受伤当时却在对吊机进行维修，何纯高在明知自己不具备相关维修资质的情况下对机器进行维修，其对自身的受伤存在过错。结合本案现查明情况，一审酌情认定何纯高对其自身受伤承担20%的过错责任，伍思福对何纯高的受伤承担80%的责任。关于何纯高的损失。1.医疗费45136.4元，有票据予以佐证。2.护理费1500元，根据中山源田骨科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显示，何纯高需要一人陪护10天，故该项诉求应为1300元（130元/天×10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2500元，何纯高该项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营养费1000元，何纯高未举证证实其确有加强营养的必须，故其该项诉求，不予支持。5.误工费27300元，根据相关医疗记录显示，何纯高共计误工天数为53天（20天+14天+5天+14天），何纯高与伍思福均确认何纯高的工资标准为300元/天，故何纯高的误工费应为15900元（300元/天×53天）。关于用伍思福提出其已支付误工费29000元的抗辩，虽何纯高确认其在受伤后收到伍思福支付的9000元，但何纯高不确认该款项为误工费，伍思福未就其上述抗辩进行充分有效的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伍思福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6.鉴定费2184元，有票据予以佐证，亦与法不悖，予以确认。7.残疾赔偿金81950元，何纯高主张其一直在中山市城镇工作居住，其虽提交案外人出具的《证明》，但其未能提交相关的租赁合同，亦未能提交其所称租住的房子的权属证明材料，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依据何纯高提交的其户籍所在地村委出具的证明显示，何纯高的户籍性质为农村户籍，故一审依法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何纯高的该项诉求。结合何纯高的伤残情况，经本院核算，何纯高该项诉求应为31560元（15780元/年×20年×10%）。8.交通费1000元，何纯高就医确会产生交通费，但何纯高未就其主张的交通费进行举证，故酌情认定为500元。以上合计99080.4元（45136.4元+1300元+2500元+15900元+2184元+31560元+500元），根据一审认定伍思福对何纯高的损害承担80%责任，即79264.32元（99080.4元×80%）。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何纯高的伤残确对其产生精神损害，本院酌定伍思福应向何纯高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上合计84264.32元，扣除伍思福已支付的46636.4元，伍思福尚应支付何纯高各项损失37627.92元。关于邱瑞娥、邱瑞娴、廖金云、廖醒龙责任承担的问题。邱瑞娥、邱瑞娴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其在明知伍思福为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的情况下，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伍思福，邱瑞娥、邱瑞娴依法应对何纯高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廖金云与邱瑞娴为夫妻关系，廖醒龙与邱瑞娥为夫妻关系，何纯高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受伤时，廖金云与邱瑞娴、廖醒龙与邱瑞娥的夫妻关系存续，且廖金云、廖醒龙对邱瑞娴、邱瑞娥将工程发包给伍思福是知悉的，并代表邱瑞娴、邱瑞娥签订涉案施工承包合同，故邱瑞娥、邱瑞娴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廖金云、廖醒龙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龚媛清承担责任的问题。龚媛清操作机器导致何纯高受伤，其为侵权人，依法应对何纯高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伍思福认为其妻子龚媛清系受何纯高雇请的，何纯高予以否认，伍思福对其所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一审认为龚媛清应为伍思福所雇在工地帮工，且伍思福、龚媛清系夫妻关系，应对何纯高的受伤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龚媛清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伍思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何纯高各项损失共计37627.92元；二、邱瑞娥、邱瑞娴、廖金云、廖醒龙、龚媛清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何纯高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68元（何纯高已预交），由何纯高负担2028元，伍思福、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第三人龚媛清共同负担840元。二审中，何纯高提交房屋租赁合同及银行主卡信息查询单各一份，拟证明其在中山租房居住及在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廖金云等四人质证认为：对于银行流水，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认为只能证明银行卡是在中山开的，不能证明其在中山生产居住。对于租赁合同，不能确认出租方及其签名的真实性，其还应提交房屋的权属证明及房东的证人证言来证实，故不确认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伍思福、龚媛清质证认为：不确认租赁合同的证据效力，因未提交暂住证予以佐证，租赁合同可以造假的。对于银行流水，现在在银行取钱很方便，办卡也方便，不能证明其在中山生活的事实。二审中，何纯高申请证人贺菊香、李锐出庭作证，证人贺菊香陈述称“我是在2004年认识何纯高的，我们是邻居，我知道他是做工地的，我们一直就居住在长江村林塘正街39号。39号是一幢房子，大概有十间房出租，我与何纯高就居住那里”；证人李锐陈述称“我与李纯高于2006年认识的，是在长江村认识的，我们一直在凯茵做事，2006到2007年做了一年多，我也居住在长江村。我认识何纯高时其一直居住在长江村里”。二审查明，1、二审庭审中，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何纯高陈述称“何纯高是由伍思福雇请的员工，双方并不存在承揽的关系，我是负责帮忙伍思福管理工地，因为很多工人都是由我叫来的”，伍思福陈述称“大概是2017年春节过后的时候，我与何纯高认识两个月左右就叫他到我工地工作，我说我需要木工，他说认识一批木工，做得又快又好，然后双方就谈好以300元一天的工钱找木工，人数多少我不管，反正控制在木板每平方70元范围内不要超过70元，这些工人工资我都认。后来我又说砖工也缺人，他又说可以找到人，就又找了砖工。工地主要是我在管，木工那块是由何纯高在管，砖工那块另外一位砖工师傅在管”；2、关于事故发生的详细情况，伍思福陈述称“那天有砌砖师傅要将红砖吊到楼上作业，砌砖师傅是我让何纯高叫人来干活的，砌砖师傅的工资由我发放。但砌砖师傅需要将红砖吊到楼上，但又不会使用吊机，砌砖师傅和何纯高找我，然后我说龚缓清会使用吊机，如果要龚缓清帮忙开吊机，需要支付工资，他们说行，于是龚缓清就帮忙操作吊机，结果不知为何何纯高那天过来了，将手放到吊机的皮带上，就受伤了。本来那天何纯高不用开工的，结果其喝了点酒就过来了”，何纯高陈述称“事发当天，我是要开工的，不存在不开工而主动来帮忙的情况。那天我和几个工人在三楼倒混凝土，工人都是伍思福请的，之后中午一起去吃午饭，是伍思福请的客，饭后将近两点时，伍思福就叫我将吊机从他家搬到工地来，吊机的安装是由砖工安装的，砌砖的工作包给了砌砖师傅，我是负责帮忙伍思福管理工地的，因为很多工人都是由我叫来的，吊机安装完后发现不稳，伍思福就让我去将吊机固定好，我在安装固定镙丝时，龚缓清突然开机，就把我的手卷到皮带里，当时两个手指就断了，还是旁边的砖工提醒我手指掉到地上了，后来赶紧捡起来，伍思福将我送去源田医院了”；3、关于工资的发放，何纯高陈述称“我跟伍思福干了几个月，工资是300元一天，现金发放的，工资发放不准时，有时钱不够就跟伍思福要，有就给我一部分”，伍思福陈述称“我给何纯高的工钱是300元一天，他叫来的人也是300一天，这些人的工钱的都是由我给何纯高再发放给那些工人，何纯高是按270-280元来发放的，每天我去工地计数，看来了几个工人，来的人数是由何纯高来定的，反正来的人我都按300元一天来发放的。这些工人的工资是按每个月发80%，剩余20%于工程完结时支付完毕。这种工资发放大概发放了5、6个月，后来活干完工人就散了，工人的工资我都全部发放完毕了。何纯高请来人的工人工资前面大部分已都交给何纯高了，还差一些尾数，工人们天天追着我要，那天因为何纯高没来，工人找到了我家，后来经何纯高确认，我就将工资发给那些工人了”；4、2018年10月29日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5页倒数第7行原打印记录内容为“是的，我雇佣何纯高做木工，叫他帮我带班，负责看管工人”，伍思福手写修改为“不是的，我发包何纯高做木工，叫他帮我带班，负责看管工人”。二审中，就笔录修改情况，何纯高陈述称“笔录中伍思福修改的地方，是伍思福在我签名离开后才修改的，我原来确认是雇佣”。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何纯高、廖金云等四人的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伍思福与何纯高的法律关系问题；二、廖金云等四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三、一审对赔偿责任的确定是否正确问题；四、关于何纯高的赔偿标准问题；五、一审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是否正确。本院现分析如下：一、关于伍思福与何纯高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根据何纯高、伍思福对双方法律关系的描述，工地木工由何纯高负责招募并管理，工资由伍思福按每人每天300元发放，显然双方并未约定何纯高向伍思福交付工作成果的具体内容，而且伍思福也并非根据交付的工作成果向何纯高发放报酬，而是按日支付工资，结合一审庭审中伍思福“何纯高帮我带班，看管工人”的陈述以及事故发生后伍思福出具《承诺书》确认何纯高是其员工并承诺对何纯高的损失负全责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伍思福在何纯高离开后修改笔录内容不能认定何纯高确认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廖金云等四人的上诉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廖金云等四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首先，关于邱瑞娥、邱瑞娴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认定若干意见问题的函》阐明，“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四、关于农村房屋建筑造成事故的认定。1、由建筑施工单位（包括无资质的施工队）承包的农村新建、改建以及修缮房屋过程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发包人邱瑞娥、邱瑞娴将楼房施工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伍思福，伍思福的雇员何纯高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作为工程发包人的邱瑞娥、邱瑞娴应当与雇主伍思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次，关于廖醒龙、廖金云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经原审查明，涉案房屋为邱瑞娥、邱瑞娴共有，而邱瑞娥与廖醒龙为夫妻关系，邱瑞娴与廖金云为夫妻关系，廖金云、廖金云在《楼房施工承包合同》的甲方处签字确认，因本案楼房施工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而进行，且廖金云、廖醒龙对楼房发包的情况充分知悉，故一审认定邱瑞娥、邱瑞娴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为夫妻共同债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对赔偿责任的确定是否正确问题。何纯高上诉主张其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减轻伍思福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伍思福与何纯高系雇佣关系，何纯高负责帮助伍思福带班看管工地，因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故何纯高对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应由伍思福承担举证责任，伍思福主张何纯高系在无需上班的情况下主动上班且在无人安排工作的情况下主动维修吊机发生事故，但对此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何纯高主张其是根据伍思福的安排在固定吊机的过程中受伤，其陈述情况与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何纯高的陈述内容予以采信，其在雇主的安排下固定吊机并且是在他人不当启动吊机的情况下受伤，其并非是在维修吊机，其是否具备吊机维修资质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以何纯高是泥水工却对吊机进行维修存在过错为由而判令何纯高自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何纯高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二审中证人贺菊香、李锐的证人证言证实，何纯高已在中山务工多年，主要在建筑工地打工，结合伍思福在二审中确认何纯高自2017年春节过后开始到其工地工作的情况，足以认定何纯高事故发生前在中山生活、工作的事实，何纯高的此项上诉主张理由充分，一审按农村标准计算何纯高残疾赔偿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此，何纯高的残疾赔偿金应调整为81950元（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20年×10%），何纯高的损失总额应调整为154470.4元（45136.4元+1300元+2500元+15900元+2184元+81950元+500元+5000元），扣减伍思福已支付的46636.4元，伍思福还应支付何纯高各项损失107834元。五、一审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的认定是否正确。首先，关于误工费。一审法院认定何纯高的误工天数为53天，并非廖金云等四人上诉所称的91天。一审中何纯高主张其工资标准为每天300元，作为雇主的伍思福对此予以确认，结合误工天数以及事发时涉案工程尚未完成，双方雇佣关系亦未解除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按9000元/月作为误工工资计算标准妥当，廖金云等四人上诉主张按农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3390元/年作为误工工资标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该9000元/月的误工费计算标准只适用于本案误工费的计算。其次，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5000元并无不当，廖金云等四人上诉主张要求予以调整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何纯高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处理部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920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伍思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何纯高各项损失合计107834元；三、邱瑞娥、邱瑞娴、廖金云、廖醒龙、第三人龚媛清对上述第二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何纯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68元（何纯高已预交），由何纯高负担460元，伍思福、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第三人龚媛清共同负担24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68元（何纯高已预交3771元，廖金云等四人已预交741元），由何纯高负担460元，伍思福、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第三人龚媛清共同负担2408元（比对一、二审交费及负担情况，伍思福、廖金云、廖醒龙、邱瑞娥、邱瑞娴、龚媛清在支付上述赔偿款时径付4075元给何纯高，本院向何纯高退还16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朝晖审判员  林天华审判员  管晓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伍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