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黑1004民初904号 原告：献县佳辰建筑器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陈庄镇虎赵庄村。 法定代表人：宋汝举，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二欢，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卓理，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牡丹江市爱民区东新荣街29号。 法定代表人：张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珍珍，女，该公司法务部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乃芹，北京驭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勇，男，1983年7月14日出生，住牡丹江市东安区。 被告：刘岳超，男，1989年9月6日出生，住牡丹江市爱民区。 原告献县佳辰建筑器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献县公司）诉被告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安集团）、李勇、刘岳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献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二欢、杜卓理，被告牡安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珍珍、毕乃芹，被告李勇、被告刘岳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献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三被告的租赁合同；2、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的租赁物钢管6米长2300根、4米长870根、2米长1015根、1米长7877根，扣件十字的7500个、转向的750个、连接的330个，钢跳板3米长171块；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三被告于2014年8月，就三被告租用原告建筑器材一事达成一致，约定三被告租赁原告的钢管6米长2300根、4米长870根、2米长1015根、1米长7877根，扣件十字的7500个、转向的750个、连接的120个、接头的210个，钢跳板3米长171块。原告于2014年8月27日、2014年9月3日分两批将上述租赁物交付三被告，由第一被告的工作人员，第二、第三被告签收。期间，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租金，三被告不予支付，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牡安集团辩称，被告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公司不认识原告，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原告陈述与三被告租赁器材一事达成一致，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本案返还义务主体应当是杨明或繁荣建筑公司，原告是与杨明进行的结算，原告明确承认杨明已经用房抵租赁费的事实，并承认原告请求返还的租赁物数量，租赁物已被杨明拉到东山工地的现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被告应该是杨明，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公司的诉请。 李勇辩称，同意牡安集团的答辩意见。原告所述不是事实，李勇不认识原告，李勇与原告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李勇的诉请。 刘岳超辩称，同意牡安集团的答辩意见。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刘岳超不认识原告，刘岳超与原告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刘岳超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举示证据1.建筑器材租赁发货单三张，证明原告同三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将诉争的租赁物交付给了被告李勇及被告刘岳超，并由二被告签收。 牡安集团对形式要件有异议，这三张发货单并不能证实与牡安集团有任何租赁关系，三张发货单的书写内容全部是原告自己书写。虽然提货单位注明的是牡安集团，但该提货单上并没有牡安集团的项目部公章或印章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因三张发货单没有牡安集团的签字确认和事后追认，原告也没有举示与牡安集团之间有任何书面协议，证明不了存在租赁关系；被告李勇对此组证据有异议，2014年8月27日发货单上记载的数量是对的，收货经手人是李勇本人签字，但是李勇认为这只是发货，当时张谦给李勇打电话让李勇帮杨明点下货，李勇就和孙二欢一起清点数量，然后孙二欢把货装到车上带走了。李勇当时只是帮杨明计数，李勇签字是代表杨明。李勇没有跟原告签过租赁合同，此事与李勇无关；被告刘岳超对此组证据有异议，2014年9月3日的两张发货单收货经手人处签字是刘岳超签的，刘岳超是绥芬河市幸福里小区3号楼、6号楼的技术人员，是王伟雇佣的工人，当时在现场接到王伟电话说杨明拉过来一车货，刘岳超清点了数量，数量对刘岳超就在单子上签字了。刘岳超签字代表的是帮杨明收货。 原告举示证据2.刘岳超的质量检查员证书复印件一份、施工单位更换人员备案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刘岳超系牡安集团的质量检查员。同时证明在租赁物所使用的工地即幸福里小区中张谦任该工地的技术负责人，刘岳超任质检员，进一步证明张谦、刘岳超均为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 牡安集团对形式要件有异议，因该组证据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明问题有异议，刘岳超的质量检查员证书是2011年6月在牡安集团处办理，原告要证实的刘岳超与张谦是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牡安集团没有异议，虽然施工单位更换人员表及质量检查员证书均是牡安集团针对工程需要出具，但不能证实，原告与牡安集团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与杨明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所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李勇认为此份证据与李勇无关；被告刘岳超对形式要件有异议，且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认可其曾是牡安集团负责出现场的职工。 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两组证据，建筑器材租赁发货单三张，没有加盖牡安集团公章，收货经手人处分别有李勇和刘岳超的签名。发货单上仅记载了货物的名称、数量、型号，并没有记载出租方和承租方的名称，也没有记载租赁的期限，租金及租金的支付方式和期限，因此，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建立了租赁关系。刘岳超的质量检查员证书复印件、施工单位更换人员备案表复印件，缺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牡安集团举示证据1.通话录音三份（张谦与孙二欢2019年5月21日两次、2019年7月9日一次），证明原告承认涉案工程租赁物是与杨明发生的租赁关系，并和杨明签订有租赁协议。三张发货单上的货是被杨明拉走的，因原告工作人员的疏忽，未找杨明签字，杨明将三张货单上的租赁物拉到杨明另一工地东山工地，杨明与被告之间对涉案租赁物进行结算，并用房抵付租赁费。原告明确承认与牡安集团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租赁关系的事实。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是孙二欢通话的，但证明问题有异议，孙二欢几次与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张谦通话，目的就是要确认三车租赁物的去向。实际的租赁主体，通过对话可知，张谦及牡安集团均已经确认由李勇、刘岳超接收了该三车租赁物。原告虽与杨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通过核实杨明并未接收该三车诉争的租赁物。诉争货物实际的接收人是李勇及刘岳超。而杨明与本案系两个不同的租赁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被告李勇、刘岳超对此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牡安集团举示证据2.证人张谦出庭作证。证人证实，证人与李勇、刘岳超（二人现已从牡安集团离职）系同事关系，都是牡安集团的员工。三被告与原告均不存在租赁关系。牡安集团承建绥芬河幸福里小区时，将对外租赁事项发包给杨明，双方已结算。因为杨明让证人找人帮点数，证人让李勇帮杨明去点货，李勇签字不代表收货了，货拉到何处，是由杨明安排。2019年5月21日孙二欢（自称孙天）打电话给证人说是跟杨明有钢管、脚手架的租赁，业务有些不清楚，找证人想帮着证明一下这些东西是杨明使用的。原告想要起诉杨明，找证人希望能够证明这件事，同时要求证人帮忙找李勇及刘岳超一同作证。通话录音中钢管、脚手架的具体数量通过给证人发微信说明了。孙二欢跟证人说，原告与杨明有事实的租赁关系。孙二欢通过微信跟证人表示涉案的三个发货单（2014年9月3日、2014年8月27日），是原告工作人员疏忽，没有找杨明签字。孙二欢确认了租赁的三个单子上的物品与本案三被告没有关系，同时孙二欢确认这三个单子上的物品被杨明拉到东山工地。孙二欢和杨明有租赁合同，涉案三个单子的租金杨明在东山已经交给孙二欢了，具体是房子还是钱证人不知道。 原告对证人的证言有异议，原告认为证人目前仍在牡安集团处任职，因此其所证明的对被告方有利的证言，不应予以采纳。同时通过证人的陈述可以看出，李勇、刘岳超及证人均系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且通过李勇、刘岳超接收到了租赁物，并且证人虽声称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杨明使用或由杨明支配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杨明委托其接收货物的证据，因此李勇、刘岳超其接收货物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此外证人称原告工作人员孙二欢在与其对话中承认此事与牡安集团无关，并不具有证明力，因为原告的工作人员孙二欢同证人通话是为了调查清楚该三车货物的去向。其所陈述是为了核实情况，当时并不知晓诉争的三车货物是由第一被告接收还是由杨明接收的。但经过核实杨明既未接收诉争的货物也未委托被告接收货物。因此实际的租赁人应当是被告；被告牡安集团、李勇、刘岳超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被告牡安集团举示证据3.证人王伟出庭作证。证人证实，其是牡安集团的职工，与李勇和刘岳超（两人现已从牡安集团离职）是同事关系。当时证人是负责幸福里小区三号楼、六号楼的项目经理，2014年8、9月份，是杨明给证人打电话让证人代收货物，证人安排刘岳超给杨明的钢管扣件点数，当时刘岳超负责幸福里小区三号楼、六号楼的质量，是质量员。点完数，货收没收证人不清楚，证人没在现场,应该是交给杨明了。牡安集团统一租赁杨明的钢管和扣件。2015年8、9月份，幸福里准备交工，杨明在撤离工地的时候，把钢管、扣件等拉走了。 原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是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因此其所证明的对被告方有利的证言，不应予以采纳。同时通过证人的陈述可以看出，李勇、刘岳超及证人均系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且通过李勇、刘岳超接收到了租赁物，并且证人虽声称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杨明使用或由杨明支配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杨明委托其接收货物的证据。被告牡安集团、李勇、刘岳超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举示的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牡安集团承建绥芬河幸福里小区，并将该小区对外租赁事项发包给案外人杨明。被告李勇、刘岳超（二被告现已离职）及证人张谦、王伟均是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被告李勇、刘岳超在幸福里工地曾代杨明清点货物并在收货单上签字。原告工作人员孙二欢在与牡安集团工作人员张谦的通话中认可在张谦（牡安集团）工地拉走的货物，由于原告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找杨明签字，并认可原告与牡安集团没有签订合同。以上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李勇、刘岳超未举示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勇、刘岳超（二被告现已从牡安集团离职）及证人张谦、王伟均是牡安集团的工作人员。庭审中牡安集团自认，2014年牡安集团承建绥芬河幸福里小区，并将该小区对外租赁事项发包给案外人杨明，由牡安集团与杨明结算。被告李勇、刘岳超在幸福里工地代杨明清点货物并在收货单上签字。原告与三被告未签订租赁合同。 原告工作人员孙二欢在与牡安集团工作人员张谦三次通话录音中称：“如果这三个单子他不承认，我得倒贴给他管儿。当时就差没找杨明签字嘛，还是这边这个东西……因为他后来又不承认那几个单子，要是承认也无所谓……就是在你（张谦）工地拉走的东西，杨明没有签字，我们人给疏忽了，15年8月份拉走的，一共拉走的钢管是4000多米，扣件1万1……安装公司没关系，咱俩没签合同。”原告工作人员孙二欢在与牡安集团工作人员张谦的通话中认可在张谦（牡安集团）工地拉走了货物，由于原告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找杨明签字，货是15年8月份拉走的，一共拉走的钢管是4000多米，扣件1万1，并认可原告与牡安集团没有签订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与三被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三被告是否承担返还租赁物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原告用以证明其与三被告存在租赁关系的三张发货单上没有加盖牡安集团公章，仅在收货经手人处分别有李勇和刘岳超的签名，且发货单上仅记载了货物的名称、数量、型号，并没有记载出租方和承租方的名称，也没有记载租赁的期限，租金及租金的支付方式和期限，因此，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另，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二欢亦是其工作人员，与牡安集团工作人员张谦的三次通话中认可2015年8月从牡安集团（张谦所在）工地拉走的钢管（4000多米）、扣件（1万1），由于原告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找杨明签字，并认可原告与牡安集团没有签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于2019年9月24日顺丰快递至本院追加被告申请，申请追加杨明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由于法庭辩论已于2019年8月13日终结，原告于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本院快递追加被告申请，于法无据，结合原告庭审中的自述及举示的证据，未能证明杨明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因此，对于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献县佳辰建筑器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25元，减半收取计3512.5元，由原告献县佳辰建筑器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许晓非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罗元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