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刑初80号公诉机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益培，男，1964年5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专科文化，天津益博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天津市河西区，住天津市西青区。经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决定于2018年8月14日被留置，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8年1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看守所。辩护人胡恒强，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以津丽检公诉刑诉（2018）97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益培犯贪污罪，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益培与辩护人胡恒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益培系天津益某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某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电影集团）系国有独资企业，武某（另案处理）担任该公司金融顾问，负责北方电影集团及下属公司贷款融资工作。2014年，被告人张益培与武某预谋，利用武某的职务之便，借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天津滨海国际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影业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之机，采取虚增担保费用的方式骗取公款。2014年至2015年间，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及滨海影业公司在银行的7笔总计4.4151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获取担保费2341.6万元，其中虚增担保费780.5333万元。被告人张益培通过多次转账将780.5333万元交予武某。2018年8月14日，被告人张益培被带至天津市监察委员会接受调查。公诉机关向本院出示了相关个人及单位的主体材料，贷款合同，担保合同，银行流水及对账单，同案犯武某的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益培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他人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公共财物78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诉请本院依法判处，建议判处被告人张益培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张益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证据均供认不讳。被告人张益培的辩护人认为，此案系张益培与武某的共同犯罪，犯意系武某提出的，张益培仅起到配合的作用。张益培在侦查部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就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由法院决定被告人张益培的行为是否属于自首和从犯。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益培系益某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北方电影集团系国有独资企业，武某担任该公司金融顾问，负责北方电影集团及下属公司贷款融资工作。自2014年起，被告人张益培与武某协商，由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滨海影业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同时商定由益某公司向北方电影集团或滨海影业公司收取贷款总额2%的担保费。后在武某的要求下，益某公司与北方电影集团或滨海影业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担保费为贷款总额的3%，在益某公司按3%收取担保费后，将其中1%给付武某。2014年至2015年间，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及滨海影业公司在银行的7笔总计4.4151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总计得到担保费2341.6万元，后被告人张益培通过多次转账将其中的780.5333万元交予武某。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在武某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中，发现被告人张益培涉嫌职务犯罪问题。2018年8月14日，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将被告人张益培从住处带至监察委员会谈话室进行询问。询问期间，被告人张益培对其贪污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日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张益培涉嫌职务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明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在武某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中，发现被告人张益培涉嫌职务犯罪问题。2018年8月14日，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将被告人张益培从住处带至监察委员会谈话室进行询问，询问期间，被告人张益培对其贪污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日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张益培涉嫌职务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涉案公司及个人的主体材料益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北方电影集团，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该公司由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由天津市财政局出资。前身为天津电影制片厂。滨海影业公司，企业性质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于2009年成立，系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全资子公司。武某，现任天津天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9日，被北方电影集团聘任为集团金融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试用期一年）。2012年11月20日，被北方电影集团聘任为金融部副部长。（聘职时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7月11日，被北方电影集团聘任为金融部部长（试用期一年）。2014年7月16日，被北方电影集团聘任为金融部部长（聘职时间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0日）。2016年10月24日，被北方电影集团免去金融部部长职务。3、被告人张益培供述，1998年成立益某公司，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妻兄张芝安，但他仍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1998年起，益某公司进行多处住宅项目的建设。2012年，通过朋友邓军认识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担保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某，经李某介绍认识北方电影集团的武某，武某是北方电影集团金融部的负责人，能够决定北方电影集团贷款业务的担保方。自2014年起，经过武某的协调，益某公司开始为北方电影集团在银行的贷款业务作担保。关于担保费，他向武某提出要收取贷款金额总额的2%做担保费，武某表示同意并提出按贷款金额总额3%向益某公司支付担保费，其中的1%由益某公司返给武某。2014-2015两年间，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及下属的滨海影业公司的七笔四个多亿的银行贷款做了担保，北方电影集团向益某公司共支付担保费2341.6万元，后他将其中的780余万元给了武某。另外他又拿出560万元作为好处费给了李某和武某。4、同案犯武某的供述，2013年，经海泰担保公司李某的介绍认识了益某公司的张益培。2013年年底，海泰担保公司出事后，就由益某公司接替海泰担保公司作为北方电影集团的贷款担保方，后他和李某、张益培沟通担保费的支付比例，张益培提出按照贷款金额总额的2%或3%收取担保费均可，于是他就提出在北方电影集团与益某公司的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费的比例为3%，他要从中得到1%。2014年至2015年，益某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的七笔银行贷款做了担保，北方电影集团向益某公司支付担保费2341万余元，他从中得到780万余元，该款属于套取的北方电影集团的公款。此外，张益培还给了他280万余元的好处费。两项钱款总计人民币1061万元。5、李某的证言，他于2005年应聘于海泰担保公司，至2014年8、9月份辞职。武某是北方电影集团金融部负责人，他在职期间，海泰担保公司为北方电影集团在银行的部分贷款提供担保。后来通过邓军认识了益某公司的张益培，他介绍了张益培和武某相识。2013年，海泰担保公司的总经理牟福江被抓，公司业务就停滞了。武某委托他联系能为北方电影集团的贷款做担保的企业，于是他就推荐了张益培的益某公司。2014年初，他作为中间人，在武某和张益培之间的担保业务进行了沟通，武某提出给益某公司的担保费为贷款总额的2%，但是武某要得到一个点，这一个点不是从益某公司的2%中出，而是通过签订合同从北方电影集团的公款中套取。这样，北方电影集团与益某公司的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费的比例为3%,其中的2%属于益某公司，余下的1%就属于武某了。具体操作是张益培得到3%的担保费用，将其中的1%通过他转给武某。为了谨慎起见，他让同学吴某在上海银行设立账户，然后他让张益培将给武某的钱打到这个账户内，总计有890万元，然后他将其中的611万元转账给武某。余下的279万元由他和邓军平分了。张益培通过他转给武某的611万元中，除了担保费外还有张益培给武某的好处费。6、吴某证实，2014年初，同学李某让他帮忙在上海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卡号为62×××30），该卡一直由李某保管并使用。2014年3月至年底，他多次配合李某到银行转账或取现。2014年12月24日，李某将卡内余额全部转到李某的个人账户中，该卡就被注销了。在这过程中，他没得到任何好处。7、张某2证实，她在益某公司负责财务工作。2015年6月，丈夫张益培让她给武某转账80万元，随后两天内，张益培让她使用益某公司司机孙某的个人账户（益某公司的资金周转账户）给武某转账两笔，总计320万元。8、孙某证实，2015年，张益培让他在工商银行办理一张银行卡，卡号为62×××83。之后他将银行卡和身份证都交给了张益培。2018年上半年，张益培将这个银行卡注销了，身份证也还给他了。9、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北方电影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滨海影业公司在银行的贷款以及益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书证材料、益某公司银行账户对账单，证明北方电影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滨海影业公司在银行七笔贷款，总计4.4151亿元，由益某公司提供担保。益某公司总计获得担保费2341.6万元。10、吴某卡号为62×××30的上海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张益培为该户转账840万元，该账户中转出611万元到武某账户中。11、武某尾号为5925的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该账户四笔共收入吴某（卡号为62×××30）转账611万元。12、益某公司银行对账单，证明该公司财物收支情况。庭审中，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了审查，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人张益培对上述证据均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武某系国有企业聘任的金融管理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张益培与武某勾结，利用武某的职务便利，借签订担保合同之机伙同武某侵吞国有财产780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以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在共同犯罪中，武某系犯意的提议者，被告人张益培在武某的要求下配合武某侵吞国有财产，属于从犯，应从轻处罚。被告人张益培的犯罪事实已被侦查部门发觉，在接受询问时虽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其不具备主动投案的情形，不能认定为自首，应属于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益培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14日起至2028年8月13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本院。二、责令被告人张益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2019)津0110刑初160号案件中的同案犯武剑共同退赔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及天津滨海国际影业有限公司总计人民币780.5333万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孙宝芳人民陪审员  邢维田人民陪审员  孙淑金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盼盼书记员黄维玲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赃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