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内04行终1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女，1944年10月9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委托代理人姜某，内蒙古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某，内蒙古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天义镇哈河大街中段党政综合楼。法定代表人曲某，局长。委托代理人姚某。委托代理人赵某2，内蒙古蒙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二医院金都广场东侧50米处。法定代表人李某，厂长。委托代理人刘某，男，195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原审原告赵某1与原审被告宁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宁城县人社局）、原审第三人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以下简称星光厂）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赵某1不服宁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429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的委托代理人姜某、马某，被上诉人宁城县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姚某、赵某2，原审第三人星光厂的委托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赵某1之子桑国志于2018年3月6日在第三人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正常上班，3月6日晚未回家住宿。3月7日上午11时许，桑志国被发现于印刷厂最东侧车间的泵房小屋内床上死亡。经宁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桑国志因气管阻塞导致窒息死亡，尸体血中乙醇含量为29.9mg/100ml。2018年10月29日，赵某1向被告人社局提交了桑国志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人社局于2019年1月9日以桑国志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为由，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作出了宁人社工伤认字[2019]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桑国志系突发疾病死亡，且发现死亡时，桑国志躺在第三人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最东侧车间的泵房小屋内床上。从原告提供的保存在公安卷宗的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看，应认为桑国志在床上休息时突发疾病死亡。床上显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载明的工作岗位，无论原告主张的加班之说是否成立，不影响在床上休息不属于工作时间的认定。综上，被告人社局作出的[2019]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邮寄费44元，计94元，由原告赵某1负担。宣判后，赵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内0429行初字15号《行政判决书》，并进行改判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书。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未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系据采信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是一张录音光盘和整理录音的文字记录。该录音系上诉人次子桑国军、亲属张立民及孙良在接到第三人通知（桑国志死亡的消息）到第三人厂子后与刘某（第三人投资人丈夫，第三人的实际管理人）谈话的直接录音，其中刘某谈到曾向桑国志发出过“再干一色”的加班指令，而桑国志称冷的事实，这一事实在本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携带该段录音的原始载体--手机，举证过程，上诉人代理人已向法庭声明录音原始载体到庭，并提出播放手机录音，法庭征求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意见后告知上诉人无需播放录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只是看了文字记录，发表质证意见却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录音中说话人的身份及所说的内容是否属实”。考察该证据的真伪，播放原始载体即可；若考察录音中说话人的身份只要将刘某传唤到庭，一听录音，事实便昭然若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光盘一张及文字说明材料，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这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资料；（四）电子数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原告提供录音的手机、刻录的录音光盘、整理录音的文字记录，完全符介前述规定，在行政诉讼的相关法条中未见到录音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若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存疑，只要播放原始载体并传唤刘某到庭，便可确认光盘的真实性。在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否认录音中刘某身份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一审法院既不通知刘某到庭核实录音又未转移举证责任，实则是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放弃了权利。一审法院不是依法而依职权将该证据裁量掉，有为被上诉人开脱之嫌，更是违背了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秉持的公正原则。二、一审法院推定桑国志休息时死亡床上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桑国志系突发疾病死亡。且发现死亡时躺在第三人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最东侧车间小屋内床上。从原告提供的保存在公安卷宗的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看，应认为桑国志在床上休息时死亡。床上显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所载明的工作岗位，无论原告主张的加班之说是否成认，不影响在床上休息不属于工伤时间的认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段论理与本案的事实相去甚远。首先，一审法院推定桑国志死亡地点为床上，这与刘某的说法不一致，刘某承认当时厂内没怎么烧锅炉，天气较冷。桑国志家住在天义镇新农村的楼房，集体供热，若不是因为加班桑国志不会舍弃温暖的家不住，而留在第三人厂内的冰房冷屋挨冻；其次，依据第三人的说法，第三人在3月7日上午11时发现桑国志死亡，之后通知家属。是家属报的案，公安机关接警到现场。桑国志着秋衣在床上的照片确系公安机关拍摄，但公安机关并没有确认床就是桑国志死亡的地点，不知一审法院如何排除了桑国志被发现死亡到上诉人家属报案期间桑国志的尸体一直没人移动过？尤其是第三人称11时发现桑国志死亡，但对应桑国志被发现死亡车间监控视频却截止到当日9时20分，一审法院没有释明、被告也没举出证据为何没有将作为录像的截止点确定到第三人所谓的发现桑国志死亡的11点？刘某在公安机关被上诉人调查时一再称发现桑国志死亡时全身赤裸，为何现场照片桑国志上身着有秋衣，是谁给桑国志穿的秋衣？以上疑点，应由被上诉人用证据证明。桑国志究竟是在什么情祝下死亡、死亡的第一现场究竟是哪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推定的桑国志在床上休息时死亡，那么桑国态为何腿上、后背上会有伤？对于桑国志是否死亡在床上、是否死亡在第三人所称被发现的车间内上诉人存疑。对于桑国志死亡的具体地点不是靠一审法院推理所能解决，一审法院利用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有失公正。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做到公平公正，故具状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宁城县人社局答辩称，宁城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平公正。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上诉称“采信证据错误”。先不说这个录音是否真实，假如是真实的录音，也证明不了桑国志的死亡是工伤。法院判决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不是通过一段录音的推理就能确定原本的事实。即使是有“再干一色”的加班指令，那是不是真的加班了？即使加班是不是就桑国志一个人加班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就是没有加班。桑国志的死亡不是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更不是完成工作任务。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关于桑国志“死亡在床上”的认定是错误的，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至于桑国志为什么不回家住在集中供热的温暖的家而是住在冰房冷屋挨冻。这只是按照上诉人的推理，至于为什么只有上诉人和死去的桑国志知道。但这个推理绝不能成为加班或是在工作岗位的理由。其次，至于上诉人称的死亡地点是否被移动过、录像的时间节点为什么不对、桑国志为什么又穿上了秋衣、为什么腿上后背上有伤、死亡的第一现场在哪等等提出的所有疑点，上诉人竟然要求本答辩人提供证据证明。先不说公安机关已经确定桑国志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对此如有这么多疑点，就应再向公安机关申请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不是让本答辩人提供证据。上诉人是否知道本答辩人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职责和权限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上诉人提出的这些疑点本答辩人即没有义务更没有权限举证证明。总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驳回。原审第三人星光厂述称，宁城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所称提交的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纯属编造的无稽之谈，事实是3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九日，单位没活。桑国志帮单位维修人员张玉龙检修电灯线路。此事公安机关及社保局都找张玉龙做了充分的调查。单位没活，刘某怎么可能让桑国志加班再干一色。再就是胶印工种最少得二个人干活，桑国志又聋又哑，都是刘某和他一起工作，刘某本人怎么可能自己下班回家而让桑国志再干一色，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便刘某说让他干一色，但是他没有干，而是因喝酒睡觉时导致胃内食物反流阻塞气管窒息死亡，有公安机关的尸检鉴定结果为证，桑国志是死在一个放气泵小屋内的床上，平时他在此更换工作服。他的死亡即不是工作时间又不是在工作场地，所以认定桑国志不是工伤是正确的。上诉人一再声称将刘某本人传唤到庭一听录音事实便昭然若揭，这次刘某本人将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且看事实如何。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关于桑国志死亡在床上的认定是错误的，该理由不能成立。一是至于桑国志为什么不回温暖的家而在单位泵房住挨冷受冻，这上诉人只能问桑国志了。这个推理绝不能成为加班或是在工作岗位的理由。二是上诉人称桑国志的死亡地点是否被移动过，为什么刘某曾说桑国志死亡时全身赤裸，而桑国志却身穿半袖。这是因为当时看到桑国志光着腚仰在床上，并没有太注意是否穿着半袖，后来只是凭印象说的，穿没穿半袖有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为证。再就是上诉人提出桑国志腿上和后背有伤，当时桑国志的亲属验尸时就有此问，公安机关法医（一个高个子的不知道姓名）说死亡时间至少六小时以上，腿上和后背上的是尸斑。此情况到公安机关一查便知。如上诉人认为有其他疑点可向公安机关申请破案，我们将积极配合。桑国志是因喝酒导致胃容物反流窒息在床上死亡的，这和穿没穿半袖与工伤认定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另外，单位为职工交了工伤保险，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或工作原因发生伤亡，单位没有理由不报工伤或造假，事实在那摆着，也不可能单位报工伤就是工伤，单位只是实事求是，不想承担骗保的责任而己。总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宁城县人社局于2019年1月9日作出宁人社工伤认字[2019]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8年3月6日桑国志在宁城县星光包装印刷厂正常上班，3月6日晚未回家住宿。3月7日上午11时许，桑国志被发现于印刷厂最东侧车间的泵房小屋内床上死亡。经宁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桑国志因气管阻塞导致窒息死亡，尸体血中乙醇含量为29.9mg/100ml。桑国志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观点，结合本案实际，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桑国志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应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在桑国志受伤害死亡的时间、地点，是否与工作有关联，第一时间发现桑国志死亡的到底为何人、何时、何地等无直接证据证明或者未作调查核实且无证据证明本案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情形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宁城县人社局仅以“宁城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桑国志因气管阻塞导致窒息死亡，尸体血中乙醇含量为29.9mg/100ml”为主要理由，直接认定桑国志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在没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从原告提供的保存在公安卷宗的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看，应认为桑国志在床上休息时突发疾病死亡。床上显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载明的工作岗位，无论原告主张的加班之说是否成立，不影响在床上休息不属于工作时间的认定。”的表述不当，应予指正。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行初15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被上诉人宁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9日作出的宁人社工伤认字[2019]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三、由被上诉人宁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宁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海波审 判 员 刘淑波审 判 员 姜 静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董世军书 记 员 董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