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8民终2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文参村民委员会文下村民小组。负责人：黄荣协，村民小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丹，广东城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海兰，女，198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上诉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文参村民委员会文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为“文下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陈海兰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0891民初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下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丹，被上诉人陈海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下村民小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海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所有诉讼费用由陈海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法院以陈海兰的户籍信息作为认定其享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本案的核心问题是陈海兰是否具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能否享受相应权益。首先，在本案中，陈海兰虽在文下村出生，户籍登记在文下村。但根据陈海兰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及其本人的陈述，陈海兰一直在苏州市工作生活，其长期不在文下村生活，没有与文下村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更没有履行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其次，陈海兰已有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其长期在城市生活，其在本质上已经丧失了农民的资格，且不需以土地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一审法院仅以户籍信息来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损害了实际在村集体生产、生活的农民的基本权益。2、陈海兰的婚姻状态不明，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其是否享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陈海兰主张其在2016年8月8日与张迪结婚，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陈海兰的婚姻状态前后矛盾。涉案《结婚证》显示陈海兰与张迪的婚姻登记日期是2016年8月8日，但张迪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登记日期：2016年12月12日）显示张迪的婚姻状况是“离异”，该人口登记卡登记日期是在2016年8月8日之后。文下村民小组由此认为陈海兰很有可能存在虚假陈述或其已与张迪解除婚姻关系。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错误认定陈海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以查明纠正。3、陈海兰主张的两笔款项并非征地补偿款，文下村民小组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明确2017年、2018年分别发放的600元及1000元系村集体经济受益的款项，而非征地补偿款。文下村自2009年以来未发生征地拆迁事宜，文下村民小组未收过征地补偿款资金，而已发生的征地补偿事宜款项已全部发放完毕。一审法院以陈海兰提供的银行存折备注认定该款项为征地补偿款，且未对该两笔款项的性质予以查明，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陈海兰已丧失文下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具备参与分配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的资格。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文下村民小组村规民约违反法律、法规，于法无据，应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600元、1000元的性质，认定该款项为征地补偿款，并适用征地补偿款的有关规定作为本案定案的法律依据，于法无据，应予以纠正。陈海兰答辩称：一、陈海兰出生于文下村，结婚前一直生活居住在文下村，于2016年8月8日与北京籍非农业家庭户张迪结婚，但受北京户籍政策影响，陈海兰的户口无法迁入北京市，也无法取得其它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更无法享受到夫家当地的任何权益。文下村民小组对北京入户政策若有疑问可调查取证。其外，根据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之农村户口嫁入非农村户口的规定，外嫁女嫁入非农村户口的夫家后，只要户口没有迁入夫家，则认定外嫁女仍然享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陈海兰在结婚前，即2015年12月份就已在苏州市xx打零工。结婚后,陈海兰随丈夫在苏州市xx务工，并非在嫁入地生活。其次，陈海兰作为农民工，土地是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陈海兰虽在外长期或短期打工，但并非长期永久性的。在现阶段国情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企业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企业的责任与义务，但这并不等于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在外务工所取得的收入也不能代替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更何况，陈海兰只是在私人公司兼职，随时可能解除劳动关系。因此，陈海兰不具备其它可以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更不具备务工地户籍，也不可能取得务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以仍然需要以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另外，文下村民小组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文下村民小组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海兰己取得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况下，就认为陈海兰己不具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实际上剥夺了陈海兰作为农民享有的最基本的利用土地维持自己生存的权利，严重损害了陈海兰的合法权益。文下村委会或是文下村民小组一律取消所有外嫁女所该享有的权益是歧视妇女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三、陈海兰与张迪于2016年8月8日在北京市密云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在此之前，张迪曾有一段婚姻，并于2015年5月19日于北京市民政局协议离婚，但因离婚后双方没有及时更改婚姻状况，张迪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婚姻状况一栏才会出现离异状态。陈海兰也不清楚张迪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婚姻状况在2016年12月12日才变更的原因，法院若认为有必要，可向北京当地户籍管理或民政局调查取证。但这不能说明陈海兰与张迪已离异或存在虚假婚姻关系。此外，陈海兰与张迪结婚后，陈海兰于2018年1月25日在浙江省保健院产下一子。如陈海兰夫妻在2016年12月12日离异，不可能还共同生活，共同养育孩子。目前，张迪己对其婚姻状况进行更改，其婚姻状况是“有配偶”，与陈海兰属于夫妻关系。四、文下村民小组于2017年，2018年通过银行存折两次转入村民账户共1600元，每笔款项都有备注为征地补偿款。虽然文下村民小组否认该款项是土地补偿款，却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此外，陈海兰因没取得其它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陈海兰的农村医保一直也都是在文下村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陈海兰的村民资格并未丧失，仍然具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与其它村民同等的村民待遇，故陈海兰应享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及2017年、2018年分别发放的征地补偿款。综上，陈海兰虽外嫁，但夫家是非农业家庭户，陈海兰不可能在夫家取得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保障陈海兰最基本生活权利的角度出发，陈海兰仍需要以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其次，陈海兰婚后因需要照料孩子，一直都是兼职，并没有正式的工作，故陈海兰仍需要以农村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陈海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下村民小组给陈海兰分配征地补偿款1600元；2、案件一切诉讼费用均由文下村民小组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陈海兰出生在文下村，是文下村村民陈那兴与唐祝珠的女儿，陈海兰出生后户口就落户在文下村。2016年8月8日，陈海兰与北京市张迪结婚。婚后，由于受北京市户口迁移政策的限制，未能将户口迁入随丈夫落户。2017年、2018年文下村民小组分别给每位村民分配征地款600元、1000元，共计1600元，但文下村民小组以陈海兰已经出嫁为由拒绝向陈海兰分配上述征地补偿款。2019年2月22日，陈海兰向一审法院起诉。在诉讼中，文下村民小组主张其所分配的1600元不是征地土地补偿款，而是村集体其他经济收益款。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要未被征收，该保障功能将与作为自然共同体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共相始终。惠及全体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是基于成员身份而来，只要是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能均等享受。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是解决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基本前提。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即因出生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即包括婚姻、收养以及国防建设或者其他政策性迁入。具体到本案中，陈海兰出生在文下村，户口登记在文下村。陈海兰因出生自然取得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6年8月8日，虽然陈海兰与张迪结婚，但其户口并未迁入北京市，故陈海兰并不享有北京市x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陈海兰已取得其他替代性的基本生活保障，在此情况下，如果认定陈海兰原所享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已丧失，则剥夺了陈海兰作为农民享有的最基本的利用土地以维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故应认定陈海兰文下村村民资格至今尚未丧失，应与文下村其他村民享受同等的村民待遇。文下村民小组以本村的福利分配方案为依据，以陈海兰已经出嫁，丧失文下村村民资格为理由拒绝给陈海兰分配征地补偿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陈海兰请求文下村民小组按村民同等待遇分配征地补偿款1600元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文下村民小组主张2017年、2018年二次共计分配的1600元，不是土地补偿款，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文参村民委员会文下村民小组给陈海兰分配征地补偿款1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文参村民委员会文下村民小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陈海兰于1984年2月8日出生，是文下村村民陈那兴与唐祝珠的女儿。陈海兰出生后，户口登记在文下村。陈海兰于2016年8月8日与张迪结婚。婚后，陈海兰没有将户口迁出文下村。另查明，文下村民小组于2017年、2018年分别向文下村村民分配款项600元、1000元，合计1600元。文下村民小组认为陈海兰已经出嫁，陈海兰不具有文下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依据文下村的福利分配方案，拒绝给陈海兰分配上述款项。陈海兰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属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陈海兰认为其在文下村出生，出生后将户口登记在文下村，原始取得了文下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其于2016年8月8日与张迪结婚，但其户口并未迁出文下村，其仍是文下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文下村民小组应向其发放同其他社员相同的款项；文下村民小组认为陈海兰已经出嫁，不再具有文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的福利。从双方争议的实质内容可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是处理涉案款项分配纠纷的前提，也是核心所在。但现行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丧失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问题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又直接关系到集体资产经营、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利益，故在实际操作中，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按照“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平衡保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众多农民个体的利益。因此，本案不宜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当事人可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0891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海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一审法院退还陈海兰；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文参村民委员会文下村民小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玉莲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林 竹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邱诗婷书记员张源良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事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