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民终6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苏州派格丽减排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汾越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荆玉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双春，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齐前，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谭某，男，198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昆山市。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江苏中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正阳大厦1号楼1203室。 法定代表人：谭习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苏州派格丽减排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格丽公司）与被上诉人谭某及原审第三人江苏中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追加执行当事人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509民初11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派格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追加谭某为被执行人；2、诉讼费用由谭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中通公司股东存在未实际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形，理所应当在出资未到位或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首先，建设银行中的数据库并未查询到验资账户，足以证明验资账户是不存在的；其次，工商备案的6张缴款单亦在银行未找到存根，亦可以印证出资不实；再次，即便该验资账户系临时账户，且可能被注销，但中通公司及股东应当进一步举证注册资本款项的具体流向。2、一审法院简单套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即使中通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上的签字并非谭某本人所签，但并不能否认谭某的股东资格。在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方面应当贯彻上市行为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原则。谭某自2006年被登记为中通公司股东后至今未对股东资格提出过异议，在追加其未被执行人后，又提起执行异议，其摆脱责任的意图明显，且谭某本人在中通公司承包的工程合同中进行了签字，不能简单认定属于冒名。 被上诉人谭某答辩称：公司设立时我还在上学并住宿，没签署过任何有关公司设立的文件，作为未成年人，我根本也拿不出500万元来出资，我属于被冒名成为股东的。派格丽公司所称合同上的签字，当时我还在读大学，不可能是工地负责人。 派格丽公司与中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5）吴江汾民初字第00535号民事判决：中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派格丽公司工程修复费847025.76元。中通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26日，本院作出（2017）苏05民终6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派格丽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7）苏0509执5663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根据派格丽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恢复执行，案号为（2018）苏0509执恢742号。该案执行过程中，派格丽公司以虚假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谭习伟、谭某、高菲菲为被执行人。2018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509执恢742号执行裁定认为，谭习伟、谭某、高菲菲作为中通公司的发起股东，理应按照公司章程将各自出资缴存验资账户，但经查询中通公司未曾开立验资账户，故谭习伟、谭某、高菲菲实际未出资。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裁定追加谭习伟、谭某、高菲菲为本案被执行人，谭习伟、谭某、高菲菲在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在抽逃注册资金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派格丽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裁定书送达后，谭某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讼请求为：撤销（2018）苏0509执恢742号执行裁定，不得追加谭某为被执行人。事实和理由：中通公司2006年4月设立时，谭某年龄尚未满18岁，仍在上高中，直至谭某个人银行账户因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而被冻结后，谭某才知道其被登记为中通公司股东的事实。中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申请登记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的签名并非谭某本人所签，其没有参与过中通公司的管理，也没有获得过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认缴500万元注册资本成立公司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其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另外，根据工商信息显示，中通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实缴到位，不存在欠缴之情形，江苏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不能因银行无法查询到验资账户记录就否认注册资本现金交款单的真实性。综上，请求撤销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判决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告知派格丽公司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另行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谭习伟与谭某系父子关系。2004年8月至2006年4月5日,谭某在江苏省昆山中学就读并住宿，并于2007年6月毕业。2006年4月4日，郑琦亮受谭习伟委托办理中通公司设立登记。2006年4月13日，中通公司完成设立登记，注册资本5000万元，股东分别为谭习伟（出资额3950万元）、谭某（出资额500万元）、高菲菲（出资额550万元），谭习伟为公司执行董事兼任公司经理，高菲菲为公司监事。但中通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标称日期为“06年4月05日”的《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上、标称日期为“2006年04月05日”的《江苏中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标称日期为“06.04.05”的《江苏中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尾页上签名字迹“谭某”均不是谭某所写。 2014年1月3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9月30日，派格丽公司分别与中通公司签订《厂房地面改造工程合同》《食堂地面改造工程合同》《食堂装修工程合同》，其中谭某作为中通公司的经办人在《食堂地面改造工程合同》上签字，谭某亦以中通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到前两项工程施工中。 一审庭审过程中，谭某就其在前述《食堂地面改造工程合同》上作为经办人签字陈述如下：食堂地面改造工程属于追加的工程，当时其父亲谭习伟不在现场，因为其本人在现场工地上干活，所以谭习伟让其代签一下。其与派格丽公司负责人就这些工程没有直接联系，中通公司在这些工程上是有项目经理的，其只是做一些杂活，包括跑腿买东西、搬运东西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中通公司设立时形成的《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重要文件上签名字迹“谭某”均不是谭某本人所写，他人冒用谭某名义出资并将谭某登记为股东具有高度可能性。虽然谭习伟与谭某系父子关系，且谭某有在中通公司工作的经历，甚至有在中通公司对外合同上作为经办人签字的情况，但基于中通公司设立时谭某尚未满18周岁且仍在中学就读的事实，谭某在中通公司从事工作或在对外合同上作为经办人签字，亦不属于事实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在派格丽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谭某授权他人签名或事后予以追认的情况下，碍难认定其存在成为中通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故对谭某提出的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谭某提出的撤销（2018）苏0509执恢742号执行裁定的请求，因本判决生效后，该执行裁定关于追加谭某为被执行人的内容自然失效，无需另行撤销，故对其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不得追加谭某为被执行人；二、驳回谭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谭某称：“2006年4月份，我在昆山中学读高中，当时还是学生，身份证都是由父母保管，签订案涉《食堂地面改造工程合同》时，我刚毕业，不可能是项目负责人。” 本院认为，中通公司设立于2006年4月13日，此时谭某尚在江苏省昆山中学就读并住宿，年龄尚未满十八周岁，谭某陈述“身份证都是由父母保管”，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结合中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谭习伟与谭某系父子关系，难以排除谭习伟持谭某身份证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的可能性。一审审理中，谭某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显示中通公司设立时形成的《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重要文件上签名字迹“谭某”均不是谭某本人所写，在无其他证据佐证谭某授权他人签名或事后予以追认的情况下，本院碍难认定谭某登记为中通公司股东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中通公司以股东抽逃出资、出资不实为由，主张谭某作为中通公司的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16元，由上诉人苏州派格丽减排系统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蔚珏 审 判 员 丁 兵 审 判 员 水天庆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 钰 书 记 员 钱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