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750号原告：刘根生，男，1932年1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星海钢琴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俊英，女，1953年3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经营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浩林，男，195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红英，女，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英国WESTLITE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以上四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栾莉，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蓉，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法定代表人：赵国光，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兵，男，该医院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榃，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根生、刘俊英、刘浩林、刘红英（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宣武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栾莉、柯蓉及原告刘俊英、刘浩林，被告宣武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兵、王子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按照100%责任比例赔偿医疗费2366.6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丧葬费50802元、死亡赔偿金339950元、护理费13114.80元、营养费700元、餐费700元、交通费10121.20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40116.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律师费30000元，鉴定费及出庭费14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17日11:02，患者田瑞珍因咳嗽咳痰伴喘1周余就诊于被告急诊科，胸片示：双肺慢性炎性改变，慢支肺气肿，右侧胸腔积液，左侧少量胸腔积液？诊断为：肺部感染、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给予吸氧，莫西沙星、氨溴索药物静脉点滴。1月19日14:07，患者喘憋加重，再次入被告急诊科，给予呋塞米、硝酸异山梨酯等药物治疗。1月19日21:54，患者喘憋较重，入被告急诊抢救室，胸片示：右上肺感染，慢支肺气肿，双侧胸腔积液。给予莫西沙星、氨溴索、呋塞米、丹参酮等药物治疗。1月20日仍喘憋，给予抗感染、化痰、平喘等治疗。1月21日喘憋加重给予吗啡、呋塞米药物治疗，20:10，患者昏迷，血压、SP02逐渐下降，少尿。1月23日12:11，患者呼吸心跳停止，死亡。原告认为，患者心肌酶指标明显升高，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心电图及BNP值，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标准，而医方未尽高度谨慎注意义务，未明确诊断，未予急性心肌梗塞的诊疗措施，仅针对肺部感染抗感染、平喘治疗，误诊误治，延误患者病情，致使患者出现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肾功能不全、代谢性酸中毒等，并进一步加重恶化死亡，给原告及家庭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宣武医院辩称，患者于2016年1月19日急诊到我院就诊，主诉喘憋不能平卧，诊断为肺部感染，慢性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给予对症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加重，于2016年1月23日12时心率血氧进行性下降，下颌呼吸，血压脉搏测不到，家属拒绝药物及有创抢救，于12时11分呼吸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家属签字不同意尸体解剖。我院认为我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所采取的诊疗措施符合医疗原则和诊疗常规，不存在过错。患者的死亡结果是其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致，与我院诊疗行为无关，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患者治疗经过2016年1月17日，患者田瑞珍因咳嗽、咳痰、伴喘憋加重1周到被告急诊就诊，医方给予血常规化验，胸片示肺炎、右侧胸腔积液。初步诊断肺部感染、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给予莫西沙星静点抗感染治疗。1月19日，患者因症状加重，不能平卧、尿少再次到被告处急诊就诊。初步诊断：肺部感染，慢性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患者家属拒绝抽血化验，医方给予吸氧、呋噻米40mg、氯化钠注射液0.9%250ml静滴、硝酸异山梨酯50mg治疗，21:54分患者病情危重，收入急诊抢救室。1月23日，患者深昏迷，心率、血氧进行性下降，HR:30-20次/分，逸搏心率，BP：血压测不到，血氧测不到，深昏迷，下颌呼吸，大动脉搏动触不到，压眶无反应，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无反应，心音听不到，12时11分宣布临床死亡。二、司法鉴定过程诉讼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对被告在对患者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责任程度等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根据案件相关资料及双方陈述意见，会同临床医学专家，综合分析形成意见如下：（一）关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对被鉴定人诊疗行为的评价1．被鉴定人女，时年81岁，2016年1月17日被鉴定人因咳嗽、咳痰、喘憋于医方急诊就诊。当时查血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大致正常，血红蛋白107g/L,BNP:12587pg/L,血肌酐651umol/L,尿素28.49mmol/L,血钙低,血磷高;胸片示:肺炎、右侧胸腔积液。医方给予莫西沙星静脉输入治疗2天，症状无好转。根据被鉴定人既往史及当时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医方诊断肺炎、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但是对于被鉴定人心肾功能相关化验项目的指标异常增高的情况未予重视，没有建议给予留观治疗，医方存在不足。2.2016年1月19日，14点07分被鉴定人因“症状加重、不能平卧、尿少”再次到医方急诊就诊，即给予吸氧、呋塞米40mmg、氯化钠注射液0.9%250ml静滴、硝酸异山梨酯50mg治疗两天，被鉴定人病情没有减轻。于19日21点54分收入急诊内抢救室，给予心电监护及相关检查。医方诊断I型呼衰、酸中毒。面罩给氧，输液、氨茶碱、吗啡、呋噻米等药物治疗。对于I型呼衰医方没有建议被鉴定人行呼吸机辅助呼吸。并于20日给予输入晶体液体偏多，利尿效果不显著，没有记出入量，对心衰竭纠正不利，医方存在过错。3．被鉴定人于2016年1月21日20点10分出现意识不清，点头样呼吸。22日中午昏迷加深，给予加强利尿，多巴酚丁胺泵入强心，增加肾灌注，并予碳酸氢钠纠酸，监测尿量等治疗，被鉴定人病情无转归，于23日12点11分被鉴定人临床死亡。此阶段治疗，医方无过错。(二)关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疗行为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分析:被鉴定人因咳嗽、咳痰喘憋两周就诊于医方急诊，诊断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慢性肾脏病5期，肾性贫血，高血压病等。经过5天的诊疗，终因心肾衰竭多器官功能损害而死亡。心力衰竭，是指由于心脏的收缩功能和（或）舒张功能发生障碍，引起心脏循环障碍的症候群。呼吸道感染、贫血、水钠潴留（常见于慢性肾疾病）等是引发和加重心力衰竭的常见诱因，呼吸困难、胸闷、气促、端坐呼吸是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严重心衰会限制多种诊疗措施的实施（如一些药物应用、血液透析、液体输入等）。肾功能不全伴心衰的治疗常较困难。本案被鉴定人患有高血压史20余年、高血压3级；慢性肾脏病病史10年、慢性肾脏病5期、肾性贫血、右肾萎缩、右肾多发囊肿；心脏扩大、心功能IV级；降主动脉瘤；肺动脉高压（中度）；多个重要脏器严重损害、疾病存续时间长。本次被鉴定人“肺炎”的发生是加重疾病恶化的根本原因。医方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的不足及存在的过错可能对病情控制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医方负有一定责任。被鉴定人年龄较大，有多系统严重性疾患，其自身疾病的性质、进展的程度及其相互影响等因素是被鉴定人损害后果的根本性原因。鉴定意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有轻微因果关系。原告因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12000元。上述鉴定意见作出后，原告提出异议，就鉴定意见提出如下质询申请：1、患者在2015年11月9日检测出B-型钠酸肽2826pg/ml之后，给予呋塞米、丹参酮和前列地尔的治疗，但并没有提示患者有严重心衰甚至心梗的风险，没有留观或住院并持续监测患者严重心衰的治疗效果，请问这样是否会导致延误治疗时机，导致心衰进一步恶化？2、患者在2016年1月17日BNP12587pg/l,病情恶化。在1月17日并没有及时对严重心衰进行治疗，而是延误到1月19日才用呋塞米、硝酸异山梨酯、丹参酮进行治疗。请问这样是否会进一步导致延误治疗时机，导致心衰，进一步恶化？3、患者在2016年1月19日急诊留观之后，没有谨慎注意出入量。经常医嘱单1月19日、22点30分之后的24小时内至少输液1450毫升。请问大量输液是否会加重患者的心衰。4、鉴定意见书中多次提及患者家属拒绝检查。2016年1月19日入院之后，虽开始不同意抽血和心电图的检查。后及时同意进行检查。病历中有心电图和抽血检查报告为证。1月22日和23日，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没有拒绝医院实施检查，同时病历中也没有相关资料证明患者家属拒绝检查。鉴定意见书中描述与事实不符。请问推迟几个小时抽血是否会影响病情？鉴定意见书事实认定不清，请问是否可以修改，若无法修改对鉴定意见是否造成对患方不利影响。5、2016年1月19日急诊留观后，院方在抗感染方面。并没有对患者进行病原学检测，以确定具体病原体，采用病原体敏感的抗生素对症治疗，请问是否会影响抗感染的治疗，并且加重心衰。针对上述质询，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答复如下：1、2、被鉴定人2016年1月17日入医方急诊就诊。当时查BNP:12587pg/L,血肌酐651umol/L,尿素28.49mmol/L,血钙低,血磷高;胸片示：肺炎、右侧胸腔积液。医院给予莫西沙星静脉输入治疗两天，症状无好转。根据被鉴定人既往史及当时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医方诊断肺炎、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但是对于被鉴定人心肾功能相关化验项目的指标异常增高的情况未予重视，没有建议给予留观治疗，医方存在不足，此问题鉴定书中已进行分析，并给予相应责任。3、对于I型呼衰的患者，医方没有建议被鉴定人行呼吸机辅助呼吸，并于20日给予输入晶体液体偏多，利尿效果不显著，没有记出入量，对心衰竭纠正不利，医方存在过错。此问题鉴定书中已进行分析且给予相应责任。4、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未提及患者家属拒绝检查，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5、因病原学检测需要一定时间，故医方经验性应用抗生素无过错。6、本案被鉴定人长期患有多脏器严重疾患，疾病进展的程度、疾病本身性质及其相互影响等自身因素在疾病进展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医方在被鉴定人有限的救治期间的一些做法不够恰当，可能会对损害后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轻微。7、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一）关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对被鉴定人医疗行为的评价中，对于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较清晰的分析，不存在被鉴定人方所提首诊时间有误的问题。上述答复作出后，原告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原告主要质询内容为：1、患者1月17日就诊时，医方治疗方案错误。忽视心衰化验项目指标异常增高，错误使用平喘药，在没有对心衰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对患者输液，加重心脏负担，请问患者在1月17日就诊时，是否应该优先治疗心衰，是否导致患者心衰病情加重。2、患者在2016年1月19日急诊留观之后，没有谨慎注意出入量的控制，大量输液的同时，利尿效果不佳，请问是否加重患者心功能衰竭。3、患者从19日就诊病情恶化明确，心衰、肾衰很明确，心梗不排除，医方一直予急诊观察治疗，请问是否应及时转入专科进行治疗。4、患者的肺炎治疗一直经验用药没有及时进行病原体检测与诊疗常规不符，请问是否加重患者心功能衰竭。5、医方在1月21日在患者喘憋，呼吸衰竭之后，使用吗啡，是否有呼吸抑制，加重呼吸衰竭的可能。6、医方在患者1月19日心肌酶增高、胸痛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进一步检查排除心梗。7、患者死亡与否是否与医方忽视心衰心梗诊断治疗有关。8、医方在不知有无病原菌的情况下，没有根据的连续七天大量输液抗菌、消炎、滥用抗菌素。是否会贻误病情，导致错误治疗，对病人造成伤害。9、鉴定报告中结论表述本次肺炎的发生是加重疾病恶化的根本原因，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次首诊主要疾病是心衰，而非肺炎。鉴定报告有何依据是肺炎发生而非心衰发生。10、鉴定结论表述被鉴定人年龄较大，有多系统疾患，其自身疾病的性质及其相互影响等因素，是被鉴定人损害后果的根本原因，此结论与事实不符，完全避开了医方的责任。对医方的严重过错及严重损害后果归结于个人原因，此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公正。11、硝酸异山梨酯医方只是在19日用了一次，但鉴定中却说用了两天治疗，与事实不符。医方自始至终未监测尿量，但鉴定报告却说21日之后给予了监测尿量与事实不符。鉴定人出庭回答情况如下：1、关于心衰此次不是首发，2015年的病历可以看出其存在慢性心衰的过程。此次看病2016年1月17日，存在肺炎，项目检查是明显增高的，在肺部感染的基础上存在心衰的表现，但是从病人的临床症状看，心率是整齐的，没有明显的缺氧表现，如果出现严重的心率不齐是要进行干预的，因为患者本身存在肺炎，这个是医方根据病历临床表现诊断的，心衰也是有诊断的。我们也给出了医方不足的问题，高指标医方应该重视，留院观察。但是患者确实回家了，责任方面考虑了这一点。医方没有大量输液，抗菌素和盐水一共是350毫升，液体的数量没有加重病人的心衰病症，自19日来就诊的病历就可以反映出，病人看完回家后病情没有加重。肺炎的诊断根据片子来看是有问题的，临床症状就是肺部的表现，从2015年7月诊断来看，心功能就是4级，最差一级，感染后会造成病情严重，老人的表现没有明显心衰、心率紊乱，严重缺氧的症状等。心衰的治疗要根据症状用药调整。老人都没有这些表现，仅仅是化验指标高，老人的心功能一直很差，心脏的器质改变通过用药是无法改变的。药物调整心脏功能是不能好转的。2、来院病情就是加重的，不是医院造成的，输液量是875毫升，不属于大量。而且是在给药过程中进行的输液，病人病情加重是自身疾病的问题。病人本身有肾功能衰竭，到了末期，医方要严格记录出入量，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医方没有做这一步，医方存在过错。输液量虽然不大但是有可能加重病人心衰。根本上说，医方也给予了心脏方面的药物（硝酸异山梨酯、丹参酮），但是病人没有好转。心衰的根本原因还是心脏功能器质改变的表现。按照医嘱来说确实是1100毫升，但22点不可能就输完了，液体是持续在走，不是说一下就进入体内。即使说1100毫升也不是大量的。老年人一天的液体量大约是2000毫升。19日及20日两天输液量一共是1200毫升。处方都是复印的，有无重复无法判定，20日输入量偏多，在此方面给医方定过错了。3、不住院的原因我方不清楚，一般来说只要有床就应该收入院，整体治疗我方认为没有耽误。医方一直在给予积极治疗。4、痰培养也是一种化验检查。刚开始来的人都要经验性用药。严重的患者治疗首先是经验性用药，检测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细菌生长不明显的，需要三天，没有进行病原体检测与病人家属也有一定的因素，病人19日入院就签署了拒绝化验检查的签字。经验性用药无过错，抗炎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医方也进行了药物调整。5、吗啡的应用如果是一般量有可能呼吸抑制，本案患者就用了3微克，达不到抑制呼吸的作用。6、心肌酶增高需要进一步检查，来院的时候没有明显心梗表现，19日患者拒绝抽血无法再进行检查。7、鉴定结论对医方忽视心衰治疗给予了相关的过错参与度。8、医方没有滥用抗菌素，病情是需要使用抗菌素的。9、医方对心衰有诊断。10、患者81岁年龄较大，患高血压20多年，心脏扩大，心室心房都有血液反流，心功能不好，心功能4级，最差级别。肺动脉高压，血运不好，肾病5期，肾性贫血，肾萎缩，降主动脉瘤等。从老人整体看心肺肾功能都有问题，不是说所有的病人疾病都可以治愈的，本案的患者治疗预后是不好的，自身疾病是其去世的根本原因。11、医嘱是20日开的，硝酸异山梨酯就用了一次，还给了另外一种治疗心衰的药物丹参酮。21日监测尿量在病历中有记录，应以病历为准，没有记录出入量确实存在错误。原告为此支付出庭质询费2000元。三、原、被告对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原告方对鉴定报告及鉴定人出庭陈述内容不认可。认为医方对患者的心衰指标异常没有重视，在首诊治疗中方案错误，未对心衰给予及时治疗是导致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方没有对尿量监测，大量输液是加重心衰的重要原因。医方抗感染治疗不利，没有进行病原体检测，违反诊疗常规。医方错误使用吗啡是导致患者呼吸衰竭的重要原因。患者死亡原因不是自身疾病造成，鉴定认定医方责任比例过低。被告对鉴定报告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机构没有考虑三甲医院住院的实际情况，亦没有考虑家属治疗过程中的消极态度及患者本身的疾病情况，被告认为医方诊疗无过错。四、对原告各项诉讼请求的查明情况。原告刘根生与田瑞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刘俊英、刘浩林、刘红英。医疗费，患者2016年1月17日至1月23日在被告处就诊期间自负医药费金额共计1120.28元。原告另出示其于2016年1月6日在东城航星医院的医药费票据一张，金额为1246.36元。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医药费金额，并认为东城航星医院的医药费与本案无关。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按住院7天，每天100元计算。被告对此赔偿项目予以认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原告出示了患者田瑞珍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记载田瑞珍的出生日期为1934年4月17日，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四胜胡同30号。原告按上一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6799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北京市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8062元计算丧葬费。被告对原告的计算方式不持异议。护理费，原告未就此出示相应证据，主张为家属四人护理，按每天4人，计算7天。关于护理费标准，原告称其中三人按每天200元计算，刘红英按每天230英镑计算。被告对护理人数及护理标准不予认可。营养费，原告按每天100元计算7天。被告对此项目予以认可，对标准不予认可。交通费，原告主张为刘红英回国机票，并就此出示网络预订机票打印件。误工费，原告主张为刘红英的误工费，并就此出示刘红英的国外单位证明打印件。被告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律师费，原告出示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被告认为该项目不是法定赔偿项目，不予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系估算。被告认为金额过高。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就医疗纠纷中的专业问题，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有资质的鉴定单位进行司法鉴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委托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就本案争议的医疗损害责任问题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轻微因果关系。原告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对患者进行病原体检测，但根据病历记载，患者家属在19日及21日拒绝抽血化验及心电图检查，在此情况下，鉴定机构认定医方经验性用药并无过错。关于原告所提被告忽视对心衰的治疗，大量输液加速心衰的行为，鉴定结论已对被告忽视心衰治疗、输入晶体偏多，没有记录出入量的行为进行了过错认定。但患者自身患有高血压3级20余年，慢性肾脏病10年，心功能IV级，多个重要脏器严重受损，肺部感染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重心衰，客观上又会限制多种诊疗措施的实施。被告的过错行为确对患者的病情控制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患者年龄较大，心肾等多系统患有严重疾患应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鉴定结论对被告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予以认定轻微责任，依据客观，说理明确，本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本院参考鉴定意见，结合患者就诊时的客观身体情况，确定被告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15%的赔偿责任。针对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如下：医药费，经核算患者此次在被告处就医过程中，实际自行负担的金额为1120.28元，原告主张的在外院就诊的费用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339950元，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丧葬费50802元，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护理费，原告未就其主张出示充分有效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护理标准不予采信。且原告主张的四人护理非法律层面规定的必要护理，故本院根据患者住院的客观情况，酌定按每日1人，每日100元标准计算7天为700元。营养费，本院患者治疗天数，酌定按每日30元标准计算为210元。原告主张的患者家属的就餐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患者之女回国交通费，原告未就此出示充分有效证据，且患者之女回国探望父母系履行赡养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误工费，原告未就此出示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费用不予支持。律师费，系原告为进行诉讼的自身成本支出，该费用非法定赔偿项目，本院对该费用不予支持。原告上述合理损失，被告应当按照15%责任比例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本院对原告痛失亲人的悲痛心情表示理解和慰问，但本院需根据患者客观病情及被告责任程度确定该项目的赔偿数额。据此本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酌定为15000元。鉴定费，司法鉴定系原告为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常规举证手段，亦是查明医疗纠纷案件核心事实的必要司法程序，本案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在医疗过失，相关过失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案情，本院确定本案鉴定费应由原、被告共同负担，现原告已垫付全部金额，故被告应按照责任比例支付原告鉴定费1800元。出庭质询费，原告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但并未因此而改变鉴定意见，鉴定人出庭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赔偿原告刘根生、刘俊英、刘浩林、刘红英医疗费168.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元、死亡赔偿金50992.50元、丧葬费7620.30元、护理费105元、营养费31.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1800元，共计75822.34元。二、驳回原告刘根生、刘俊英、刘浩林、刘红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26元，由原告刘根生、刘俊英、刘浩林、刘红英负担9657元（已交纳），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负担11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洪宇人民陪审员  王玉敏人民陪审员  刘 凤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王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