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京0119行初31号原告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南1100米。法定代表人丁振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夏广域，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宣继璇，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通路2号。法定代表人王楠，镇长。委托代理人杨卫宁，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市政市容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李树静，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20号。法定代表人李明海，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爱民，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征拆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丹，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兴合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和盛公司）要求确认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康庄镇政府）、被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以下简称延庆区交通局）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4月16日向延庆区交通局、康庄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7月29日、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兴和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广域、宣继璇，被告延庆区交通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爱民、李丹，被告康庄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卫宁、李树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合盛公司诉称，原告是一家专门从事林木、花卉、鲜果、养殖等项目经营的民营企业，2013年1月23日取得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及郭家堡村总面积537.6亩荒地的使用权，租赁用途为种植、养殖、观光，期限为50年。原告在承租后，为更有效地开发荒地、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投入巨额资金对贫瘠土壤进行改良，铺设灌溉官网、修筑水泥路面等，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批准，办理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在取得许可证后，原告开始进行苗木、种苗的种植、培育和经营，荒滩变成林地，极大地改善了康庄镇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新建北京市至张家口铁路（延庆段）项目建设，原告经营的部分林地被纳入征地范围。2017年4月25日，在未进行书面或口头通知的情况下，原告经营的土地地上物被强行拆除。后为配合该项目的施工建设，原告与被告就无争议部分签署补偿协议，二被告承诺就未解决补偿部分通过诉讼予以解决。原告以征地补偿纠纷为由以延庆区人民政府、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延庆区交通局为被告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四中院以延庆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该裁定。现原告以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延庆区交通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延庆区人民法院以二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认为，二被告对于建设用地征地补偿不具有法定职责，其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属于超越其法定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但是对于原告的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综上，为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利，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延庆区交通局、被告康庄镇政府将原告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及郭家堡村部分承租土地以占用名义收回并交付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建设使用的行为违法。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延庆区交通局、康庄镇政府以京张高铁延庆支线建设名义占用收回原告享有使用权的位于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及郭家堡村共计26.49亩土地并交付给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进行建设使用的行为违法。被告康庄镇政府辩称，一、原告虽经多次变更诉讼请求，目前的诉讼请求仍不具体。原告诉求涉及三种不同行为，一是以京张高铁延庆支线建设名义“占用”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二是“收回”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三是将土地“交付”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使用。三种行为不仅法律关系不一，而且未表明用地主体究竟是二被告还是京张公司。因原告诉讼请求不具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兴和盛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诉称26.49亩土地位于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内，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包括原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郭家堡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村民委员会三个主体，由于原告与两村集体所达成的《荒滩租赁合同》四至、面积不详，导致三个主体各自享有使用权的土地界限不清。因我单位仅对地上物进行补偿，经与原告和两村集体协商后，确定由三个土地使用权主体共同指认各自的地上物，评估公司对指认的地上物进行评估，以确定各自的地上物补偿款金额。经指认和评估，原告在该地块范围内的地上物补偿款为1498547元。就此补偿事宜，原告与我单位在2018年4月14日签署《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约定我单位将上述地上物补偿款1498547元支付原告。针对该地块内两村集体（郭家堡村、东红寺村）的地上物，我单位同样分别与两村集体签署地上物补偿协议书，对两村集体进行补偿。为确保京张高铁项目顺利进场施工，我单位与三个权利主体所签署的《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均在第四条约定：乙方（即原告、郭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东红寺村村民委员会）不得对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再进行种植和利用。结合以上事实可见，26.49亩征地红线内的土地使用权人并非仅原告一家，而是包括东红寺和郭家堡两村集体，原告无法证明其对26.49亩土地享有利害关系，且根据《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第四条，自2018年4月14日起，原告对已补偿地上物区域内土地不再享有使用的权利，可见，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三、我单位未从事原告诉称行为，主体不适格。原告承租土地均为集体土地，相应土地所有权人分别为延庆区郭家堡村和东红寺村集体，原告系自该两村承租涉案土地。据我单位了解，目前案涉土地正在履行征地程序，郭家堡和东红寺两村的村经济合作社已经分别于2016年9月10日和2017年1月19日与京张公司签署《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京张公司据此将协议项下征地补偿款支付给两村集体，且征地公示已经完毕。故而，无论是否存在占用、收回土地或将土地交付京张公司的行为，其行为人均非我单位，我单位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四、我单位系与原告自愿协商签署民事性质的《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约定有关对原告地上物进行补偿及原告不得使用所补偿地上物区域内土地等权利义务，此行为系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且本案争议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与我单位签署的《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是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民事合同。就协议目的而言，并非在实施行政治理过程中为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而达成，而是为实现原告和我单位组织的各自利益，为了产生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而签订；就协议主体地位而言，双方地位平等，我单位对签订协议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单方面解除合同或制裁原告。本案所涉协议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原告以不使用土地为对价，获得相应地块范围内地上物的补偿款。我单位通过与原告签署《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的方式，约定原告承担“不得对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再进行种植和利用”的义务，此行为非行政行为，而是民事行为，且本案争议系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延庆区交通局辩称，一、原告虽经多次变更诉讼请求，目前的诉讼请求仍不具体。原告诉求涉及三种不同行为，一是以京张高铁延庆支线建设名义“占用”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二是“收回”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三是将土地“交付”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使用。三种行为不仅法律关系不一，而且未表明用地主体究竟是二被告还是京张公司。因原告诉讼请求不具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兴和盛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诉称26.49亩土地位于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内，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包括原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郭家堡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东红寺村村民委员会三个主体，由于原告与两村集体所达成的《荒滩租赁合同》四至、面积不详，导致三个主体各自享有使用权的土地界限不清。因康庄镇政府仅对地上物进行补偿，经与原告和两村集体协商后，确定由三个土地使用权主体共同指认各自的地上物，评估公司对指认的地上物进行评估，以确定各自的地上物补偿款金额。经指认和评估，原告在该地块范围内的地上物补偿款为1498547元。就此补偿事宜，原告与康庄镇政府在2018年4月14日签署《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约定康庄镇政府将上述地上物补偿款1498547元支付原告。针对该地块内两村集体（郭家堡村、东红寺村）的地上物，康庄镇政府同样分别与两村集体签署地上物补偿协议书，对两村集体进行补偿。为确保京张高铁项目顺利进场施工，康庄镇政府与三个权利主体所签署的《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均在第四条约定：乙方（即原告、郭家堡村村民委员会、东红寺村村民委员会）不得对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再进行种植和利用。结合以上事实可见，26.49亩征地红线内的土地使用权人并非仅原告一家，而是包括东红寺和郭家堡两村集体，原告无法证明其对26.49亩土地享有利害关系，且根据《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第四条，自2018年4月14日起，原告对已补偿地上物区域内土地不再享有使用的权利，可见，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三、原告通过与康庄镇政府签订民事性质《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的方式，自愿承担不使用所补偿地上物区域内土地义务，我单位未从事原告诉称行为，主体不适格。原告承租土地均为集体土地，相应土地所有权人分别为延庆区郭家堡村和东红寺村集体，原告系自该两村承租涉案土地。据我单位了解，目前案涉土地正在履行征地程序，郭家堡和东红寺两村的村经济合作社已经分别于2016年9月10日和2017年1月19日与京张公司签署《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京张公司据此将协议项下征地补偿款支付给两村集体，且征地公示已经完毕，无论是否存在占用、收回土地或将土地交付京张公司的行为，其行为人均非我单位，我单位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四、原告通过签署民事合同的方式，自愿承担不使用征地红线范围内土地的义务，本案争议事项属于民事争议，而非行政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了解，原告通过与康庄镇政府签署《京张高铁道路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的方式，自愿承担“不得对京张高铁道路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再进行种植和利用”的义务，由此可见：一方面，原告诉称二被告违法占用、收回土地或将土地交付京张公司使用的行为，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本案争议事项属于民事争议，而非行政争议，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涉案土地所有权人为郭家堡村委会和东红寺村委会，涉案土地被纳入京张高铁道路征地范围，该两村经济合作社分别与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兴和盛公司作为土地承租人，要求确认二被告占用收回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行为违法，但其未能就二被告实施了原告所诉的占用收回土地行为提供证据，属于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兴和盛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北京兴和盛投资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晶人民陪审员  王海英人民陪审员  赵利平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