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9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巧玲，女，197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东津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住所地襄阳市航空路132号。负责人：熊向前，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华，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俊，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斯生，男，196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东津新区。原审被告：朱春云，女，196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东津新区。原审被告：周文旭，男，197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东津新区。原审被告：吕勇，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东津新区。上诉人刘巧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襄州支行），原审被告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7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巧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被上诉人农行襄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俊、陈贵华，原审被告刘斯生、朱春云依法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巧玲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7民初33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仅认识周文旭，与本案原审其他三被告均不认识。被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恶意串通，哄骗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2.被上诉人提供的《联保小组成员签名表》内容不真实，形式上违反规定的程序。上诉人没有在成员签名处签名。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和其他联保小组成员讲解相关担保、违约责任内容，上诉人对所有合同内容均不了解。3.被上诉人与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虚假。合同签名的借款人不一定是实际借款人，借款用途是被上诉人自行编造。4、被上诉人采取哄骗的方式承诺该借款与其个人无关，由实际用款人负责偿还。让其他的原审被告在所谓的放贷材料上签名、代签名，时间、地点均不一致。属于造假骗贷。5.诉讼中，被上诉人未提供完整的信贷资料，使一审未能看到被上诉人违反《贷款通则》的限制性规定，编造多个虚假材料获得审查通过并放贷的事实。参与担保的当事人均以为是被上诉人给周文旭办理的一笔五万元的贷款。二、一审未从格式合同方面审查，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系格式条款，被上诉人没有对担保责任条款、违约责任条款、联保小组的法律责任条款等涉及担保人法律责任的内容分别对当事人进行提请注意和明确说明。因此，应当确认合同中涉及联保内容、担保责任的内容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三、一审没有按照上诉人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全面的鉴定，程序不当。上诉人请求的是对“刘巧玲在申请借款人、担保人等所有银行资料上的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进行比对鉴定。而鉴定机构仅对朱春云、周文旭两案中的《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上的刘巧玲签名和捺印进行鉴定。对刘斯生一案中的《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上的刘巧玲签名和捺印未进行鉴定。农行未能全面提供贷款合同、担保合同、联保协议等互助担保借款资料。农行襄州支行辩称，刘斯生、朱春云、吕勇、周文旭都是亲戚关系，才组成的联保小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春云述称，是周文旭骗朱春云去的，农行当时对贷款一事也没说清楚。借款和担保属实，但其本人没有用过贷款，都是周文旭使用的。刘斯生述称，同意朱春云的陈述意见。另刘斯生的农行卡也被农行冻结了，还划走了1900多元，不知去哪里了。农行襄州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偿还农行襄州支行贷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并承担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日，刘斯生以购农资资金紧张为由，向农行襄州支行申请自助可循环贷款50000元。2012年6月19日，农行襄州支行与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42020120120062341号（以下简称2341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刘斯生向农行襄州支行借款50000元，由农行襄州支行将借款发放至借款人卡号为62×××10的银行卡（以下简称5910银行卡），用款方式为自助可循环方式。农行襄州支行在额度有效期内（2012年6月19日至2015年6月18日）提供借款，借款人可随借随还，通过自助借款方式提款、还款，但借款余额不得超过50000元，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额度有效期届满后6个月。每笔借款年利率1年期以内（含）为固定利率，以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浮30%。还款：按利随本清方式还款，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本息。借款担保为最高额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为合同约定的可循环借款额度的一倍。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管费、处置费、过户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费用。贷款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回或者提前收回借款本息、费用或其他应收款时，均可直接从借款人在农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开立的帐户中划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多户联保的，联保小组自成员在本合同《联保小组成员签名表》内签字或摁指印起成立。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借款合同还对各方权利义务，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刘斯生在借款合同及联保小组成员签名表借款人处签名并摁手印，刘巧玲、周文旭、朱春云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按手印，刘斯生、周文旭、朱春云、吕勇在联保小组成员签名表保证人处签名并摁手印。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农行襄州支行向刘斯生5910银行卡发放借款50000元，刘斯生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4年6月29日，农行襄州支行向刘斯生6017银行卡发放借款50000元，约定的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5月28日。发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年利率为6%。刘斯生在收到农行襄州支行发放的50000元贷款后，至今未偿还借款本息。周文旭、朱春云、吕勇、刘巧玲也未履行连带还款责任，引起诉讼。另查明，农行襄州支行于2017年9月19日从刘斯生5910银行卡以外的农行账号内划收1924.66元，冲抵本案借款本金。刘斯生、吕勇、朱春云与周文旭有亲属关系，刘巧玲与周文旭系熟人关系。2012年6月19日，周文旭作为借款人，刘斯生、朱春云、吕勇、刘巧玲作为担保人与农行襄州支行签订了2340号借款合同，后农行襄州支行以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未还款为由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鄂0607民初344号；朱春云作为借款人，周文旭、刘斯生、吕勇、刘巧玲作为担保人与农行襄州支行签订了2343号借款合同，后农行襄州支行以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未还款为由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鄂0607民初334号。一审法院认为，(2017)鄂0607民初334号、(2017)鄂0607民初344号两案，与本案性质相同、当事人相同，因此将三案合并审理，同时开庭审理。刘斯生、吕勇、朱春云与周文旭有亲属关系，且刘斯生、朱春云、吕勇、刘巧玲均辩称实际用款人为周文旭，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斯生、朱春云向农行借款的实际用款人是周文旭的可能性很大。普通民众对名义上的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不能予以准确区分和表述，所以刘巧玲说是周文旭向银行借款并不是仅指以周文旭为名义借款人的借款。一审法院向刘巧玲询问周文旭是否与她谈过担保的事情，刘巧玲回答谈过。刘巧玲在答辩中称，农行通过电话找她还钱，她才知道担保的事情，她询问周文旭得知已经偿还了一部分借款，但她没有找周文旭要过借款合同，只是催促周文旭还款，说明刘巧玲对向农行襄州支行借款始终是知情的，对有哪几笔借款担保的是清楚的。因为，通常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时，都会明示担保人对哪些债务承担责任，若刘巧玲对其给刘斯生、朱春云的借款没有提供担保，刘巧玲在收到农行的催款电话后，一定会找银行或周文旭索取合同，继而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刘巧玲并没有这样做。湖北军安[2018]文鉴字2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湖北军安[2018]痕鉴字10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2340号借款合同和2343号借款合同上“刘巧玲”三字系刘巧玲所写，指印与刘巧玲本人右手食指指纹一致，说明刘巧玲在2340号借款合同和2343号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了名，摁了手印，刘巧玲对周文旭、朱春云向农行的借款提供了担保。本案所涉2341号借款合同，与2340号借款合同和2343号借款合同签订于同一天，审判人员通过观察也可以认定2341号借款合同上“刘巧玲”三字是刘巧玲所写。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2341号借款合同上担保人处“刘巧玲”三字系刘巧玲所写，不再单独进行鉴定。农行襄州支行与刘斯生间的借款事实以及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为刘斯生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地按时履行义务。农行襄州支行于2014年6月29日向刘斯生5910银行卡发放借款50000元，刘斯生应在2015年6月28日前还清借款本息。但刘斯生在借款期满时未偿还借款本息，还应当承担支付逾期借款罚息的违约责任。贷款发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年利率为6%，则借期内借款年利率为7.8%（6%×130%），逾期年利率为9%（6%×150%）。农行襄州支行已从刘斯生5910银行卡以外的账户划收本案借款本金1924.66元，应予核减，故农行襄州支行诉请刘斯生等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诉请刘斯生等承担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审理认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诉讼费及保全费的负担有明确规定，由败诉方负担，予以支持。执行费，属于在执行阶段应由被执行人负担的费用，该费用尚未发生，不予支持。诉请刘斯生等负担律师代理费，但并未提供支出律师代理费的证据，不予支持。刘巧玲辩称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和摁印，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与刘斯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连带保证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刘斯生、朱春云、吕勇、刘巧玲辩称自己未使用借款，借款由周文旭使用，应由周文旭偿还的答辩意见，与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不符，不予采纳。周文旭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斯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借款本金48075.34元及利息（2014年6月29日至2015年6月28日期间以本金50000元按年利率6%计算；2015年6月29日至2017年9月18日期间以本金50000元按年利率9%计算；2017年9月19日至还清之日止以本金48075.34元按年利率9%计算）；二、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对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刘斯生追偿；三、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财产保全费6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260元，由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农行襄州支行向本院提交朱春云、刘斯生、周文旭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19日的还款明细，还款均从刘巧玲账户扣款。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开庭后，农行襄州支行又提供了最新的扣款清单，时间截止2019年10月21日。其中：周文旭本息已结清；朱春云本金结清，利息尚欠24037.15元；刘斯生本金尚欠8843.23元，利息尚欠23875.50元。刘巧玲认为，在诉讼期间农行不应划扣当事人及保证人的款项，请求农行襄州支行返还上述自行划扣的款项。农行襄州支行认为，合同第四条4.4约定，“保证人未履行保证责任的，贷款人有权直接从保证人在农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开立的账户中划收”。从借款人及保证人账户扣划借款本息，系银行系统自动生成。二审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刘斯生向农行襄州支行借款，双方签订有借款合同，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上诉人刘巧玲以及原审被告周文旭、朱春云、吕勇为该借款提供担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正确履行义务。上诉人刘巧玲上诉称，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之间恶意串通，哄骗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上诉人没有在联保小组成员签名处签名；被上诉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虚假。本院认为，农行襄州支行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发放了贷款，双方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刘巧玲等人在合同的联保小组成员处及担保人处签名捺印，表明当事人同意为刘斯生借款提供保证和担保。刘巧玲虽然未在联保小组成员签名处签名，但其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刘巧玲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巧玲上诉还称，一审未从格式合同方面审查，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银行贷款合同虽属格式合同，但合同条款约定的贷款金额、贷款利率、履行方式都是依法设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条款内容既未减轻贷款银行责任，也不加重借款人和担保人义务，并不违反公平原则。上诉人刘巧玲认为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巧玲上诉认为，一审没有按照上诉人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诉人在刘斯生借款合同上的刘巧玲笔迹和指纹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三人与农行襄州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为同一天，刘巧玲在三份借款合同上的担保人处均签名、捺指印。一审中，原审法院对周文旭、朱春云借款合同上刘巧玲的签名、指纹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刘巧本人笔迹和指纹。经比对，刘斯生借款合同上刘巧玲的签名笔迹与周文旭、朱春云借款合同上的笔迹一致，原审认为无鉴定必要具有合理性，也与三份借款合同同一天签订，三份合同的联保人、担保人均相同的事实相符，故刘巧玲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襄州农行在刘斯生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后，从担保人刘巧玲银行帐户实际扣款本金41156.77元，本金余额8843.23元，利息余额23875.50元，应视为借款人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10月21日，借款人实际尚欠本金8843.23元，利息23875.50元。原审判决刘斯生偿还农行襄州支行借款本金48075.34元及利息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7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二、刘斯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截止2019年10月21日尚欠的农行襄州支行借款本金8843.23元，利息23875.50元。（2019年10月21日后至本息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及逾期罚息利率计算）。三、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刘斯生追偿；四、刘巧玲已经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有权向刘斯生追偿；五、驳回农行襄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财产保全费6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260元，由刘斯生、朱春云、周文旭、吕勇、刘巧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上诉人农行襄州支行负担750元，上诉人刘巧玲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燕书记员邱成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