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5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红，男，196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智，女，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惠久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12号院3号楼16层1606室。法定代表人：尚智，该公司经理。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军，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林，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湘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大红、尚智、北京惠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春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8）冀0903民初3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此案属典型的诉讼诈骗案，请求人民法院将此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虚假诉讼诈骗案件。一、刘春林在北京以放高利贷为业，其在本案诉称2014年11月19日上诉人曾两次合计向他借款900万，此事根本没有发生。一审判决本案中认为：“被告提出本案借款通过向案外人李红红转帐的方式已还清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典型的置事实于不顾的行为。通过刘春林诉状和提交的证据，证明涉案最原始的借贷关系和证据，是缘于2014年11月19日双方签定的二份《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合计9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刘春林汇款给尚智，通过尚智列举的相差几分钟的两份2014年11月20日汇款单，均特别注明“还刘春林借款”字样，证明所谓的借贷关系是虚假的，或借贷关系已经消灭。这些封闭循环转款方式，是刘春林等人为了在“P2P”平台融资的套路。本案中绝无其它刘春林付款给张大红、尚智的证据。至于刘春林提及的2015年12月的“欠款确认函”及2016年6月、12月的三份“欠款确认函”，刘春林也认可完全是由2014年11月19日的“保证借款合同”衍生出来的。如果原始证据虚假，那么由其派生出的证据亦是虚假的。二、如果刘春林不认可2014年11月20日转款的真实性，这900万元转款不能成为无头案，这就涉及到或刘春林诈骗，或李红红非法侵占，请人民法院将此案移交给公安机关，如此巨额资金来源和去向在银行流转的痕迹是客观存在的。三、刘春林在北京、沧州采用上述方式在P2P平台上“非吸”、放高利贷和诈骗，现已外债累累。现在又采用欺骗的手段，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达到诈骗的目的，目的就是想对外证明他还有一些资产，这属典型的“套路贷”和诉讼诈骗行为。针对刘春林的诈骗行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第518号通知”的规定，本案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因刘春林在北京以放高利贷为业，其在本案诉称的在2014年11月19日，上诉人曾两次合计向他借款900万之事根本没有发生，其主张属典型的诉讼诈骗。请人民法院将此案依法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刘春林答辩称，我方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其上诉理由所称与事实不符。第一，上诉人向刘春林借款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刘春林已经履行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的义务，结合上诉人向刘春林出具的三次关于本案借款的相关确认，及刘春林向上诉人支付款项的利息等事实均能证实双方存在真实有效借贷关系，且上诉人并未偿还刘春林的借款。第二，刘春林在2016年6月3日之后才开始参与北京奇志汇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该公司所经营的平台与本案毫无关联，上诉人所述是刘春林为在该平台上融资完全是子虚乌有，为达到混淆视听不偿还其所拖欠款项的目的。刘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大红、尚智偿还欠款142675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2、惠久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9日，刘春林与张大红、尚智签订《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张大红、尚智共同向刘春林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惠久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合同签字，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于签订当日经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第62454号公证书；2014年11月20日，刘春林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在借款合同中指定的收款账户，尚智名下尾号010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4000000元，张大红、尚智为刘春林出具收条；因该笔借款到期未还，张大红、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为刘春林出具三份欠款确认函，认可自2015年2月起未支付利息及服务费，并将未付部分利息及服务费折入本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笔借款合计本金5980000元。2014年11月19日，刘春林与张大红、尚智另签订一份《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张大红、尚智共同向刘春林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惠久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合同签字，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于签订当日经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第62453号公证书；2014年11月20日，刘春林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在借款合同中指定的收款账户，尚智名下尾号010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5000000元，张大红、尚智为刘春林出具收条；因该笔借款到期未还，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为刘春林出具三份欠款确认函，认可自2015年2月起未支付利息及服务费，并将未付部分利息及服务费折入本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笔借款合计本金8287500元。另查明，2014年11月20日，尚智分两次向案外人李红红账户转款4000000元和5000000元，汇款单均备注“此款系还尚智向刘春林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刘春林主张按照确认函最后确认的合计本金数额计算应还本金14267500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月息2%继续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一审法院认为，张大红、尚智向刘春林借款的原始本金合计为9000000元，三次签订的六份确认函中，已经分别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按照月息0.5%计算服务费，合计已经超出年利率24%，且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根据2015年12月31日确认函记载，被告自2015年2月起未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应还本金9000000元，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张大红、尚智主张于收到本金同日，已将全数本金转入刘春林指定的案外人李红红账户，系为归还本案借款，故本案借款已经结清，但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又于本案两笔借款发生后分三次为刘春林出具六份《欠款确认函》，认可未还本金，并同意将未还利息及服务费折入本金继续计算利息，其辩称相互矛盾，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虽主张签订《欠款确认函》系受刘春林指使，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刘春林与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均认可除本案债权债务外，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对于被告提出的本案借款通过向案外人李红红转账的方式已经还清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刘春林补充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8月15日期间部分转账记录，证实刘春林曾于该期间向尚智账户转账13000000元，尚智于2014年11月20日分两次转入案外人李红红账户的9000000元系归还此前借款；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抗辩称，刘春林于2013年7月19日、26日、19日转来的三笔共计10000000元资金已于当日转回刘春林指定的沧州市宏邦商贸有限公司账户，但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相应三份转账记录中记载为“网银转账”和“往来款”，被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向沧州市宏邦商贸有限公司账户的转款系受刘春林指使的还款行为，故对被告的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春林另提交刘春林亲属刘春梅、刘春静与被告之前的资金往来情况，被告提交的与刘春林的买卖合同及与刘春林亲属刘春梅、刘春静、王欣梅账户的转款情况证实资金往来，但均无法证实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对以上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刘春林主张因本案保全支出保函费用17121元应由被告负担，因该费用不是民事诉讼必要费用且本案《保证借款合同》中未进行相应约定，刘春林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大红、尚智偿还刘春林借款本金9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二、北京惠久酒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刘春林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内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07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提交新证据：1、2013年2月至2014年7月11日刘春林或通过其亲属刘春梅、刘春静账户共计汇款给尚智16笔的打款凭证和对账单，汇款总额为2968万元。2、2013年2月22日至2014年7月11日，尚智共计汇款给刘春林或刘春梅、刘春静、王欣梅、北京海福鑫商贸有限公司、沧州宏邦商贸有限公司46笔打款凭证和对账单，汇款总额为3099.48万元。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尚智偿还的900万元系偿还的“此前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在2014年7月12日前互有资金临时拆借，双方没有任何合同也没有利息约定，只是相互来往账。通过2013年上述62笔来往账能够证明刘春林尚欠尚智131.48万元，此后至2014年11月19日尚智、张大红与刘春林没有再发生过任何资金来往，故2014年11月19日前尚智、张大红根本不欠刘春林款项。刘春林质证称，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整理的信息表格显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里缺少了2013年2月5日刘春梅转账的一笔300万元，该300万元在一审时我们已经提交，对方对该笔借款有遗漏。刘春林对于对方提供的往来进行梳理之后，总结如下：从2013年2月5日开始至2013年7月15日期间，上诉人欠刘春林1100万左右，2013年7月19日至2013年7月29日期间，双方为了对上述之前的债权进行总金额的确认来确定双方的借款，因此做了分三笔分别为300万、300万、400万合计1000万的公证，对债权进行确认，因此也是以新借债权偿还旧债权的方式，于2013年7月19日新借300万元偿还之前的300万元，2013年7月26日新借300万元偿还之前的300万元，2013年7月29日新借400万元偿还之前的400万元，此处确认借款的本金是1000万元；之后在2014年11月19日由于这期间债权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2014年11月19日双方再次对借款900万元进行确认，同样是新借900万元借款，以新借款项偿还之前的债务，双方再次对借款进行确认。另，根据双方账目往来可见该账目往来并非为全部的完整的，因双方往来频繁，包括其他的借款关系和代付关系，因此本案中所提交的账目为双方债权债务的大概情况。另外，该清单中张大红对刘春林的还款部分在其转账的凭证中都标注有还款，其中未标注还款或标注为往来款的，一部分固定金额或者小额的为利息，一部分与本案无关。其中比较固定的几笔有30万、22.5万、27.5万和几万元这种金额大多为张大红向刘春林支付的利息。刘春林提交奇志汇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和证明，证明刘春林是在2016年6月3日之后才开始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再此之前刘春林和该公司及互联网金融平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从形式上存在瑕疵，没有经办人和法人代表签字；真实性不存在，刘春林参与非法放贷有多个公司名称；合法性不认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刘春林，该证据没有任何证明意义。刘春林提交部分之前借款的借款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有利息的相关约定，提交法庭供参考。张大红、尚智、惠久公司质证称，刘春林提交杨春雷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涉及尚智和张大红借款100万和200万，与本案2014年11月19日的借贷也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且涉及的300万元已经完全偿还；上述证据，恰恰证明刘春林及其同伙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放贷活动。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9日的两份保证借款合同中第二条内容：“本合同各方同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作为乙方（刘春林）向甲方（尚智、张大红）支付借款的方式，甲、乙双方应保留银行划款记录，甲方收到款项后，应为乙方出具本人签署的收条或收据。甲方还款给乙方也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乙方收到还款后应当出具还款证明。（1）甲方的收款账户：户名：尚智；账号：41×××05；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静安中心支行。（2）乙方的收款账户户名：刘春林；账号：41×××33；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合同各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争议的问题进行审理，结合双方的诉辩情况，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两份保证借款合同中所涉借款900万元是否实际履行。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提供证据证明除本案所涉借款外，双方自2013年开始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2014年11月19日的两份保证借款合同中第二条约定了双方的收款账户，且约定尚智、张大红收到款项后，应为刘春林出具本人签署的收条或收据；张大红、尚智还款给刘春林也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刘春林收到还款后应当出具还款证明。另约定，“合同各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两份保证借款合同签订后，刘春林提交了其依据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合同中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尚智；账号：41×××05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静安中心支行”分别汇款400万元、500万元的汇款凭证，尚智、张大红亦按二份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向刘春林出具本人签字的收条的义务；且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服务费向刘春林出具欠款确认函，确认上述借款事实。上述证据能证明，刘春林已按二份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上诉主张上述借款系封闭循环转款方式，是刘春林等人为了在“P2P”平台融资的套路，其于收到汇款同日向案外人李红红账户转款900万元已偿还了涉案900万元的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虚假的，刘春林存在虚假诉讼诈骗、套路贷以及非法吸收存款的违法行为。二审诉讼过程中，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相关部门就刘春林存在虚假诉讼诈骗、套路贷以及非法吸收存款等违法行为报案，且相关部门已受理、立案的事实，其该项上诉理由，事实依据不足；另，因二份保证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诉讼过程中，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刘春林协商同意向案外人李红红账户转款900万元系对案涉二份保证借款合同的还款的事实，故其上诉主张向李红红账户还款系偿还的2014年11月19日两份保证借款合同的借款，事实依据不足；且自2014年11月19日二份保证借款合同签订后，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分别向刘春林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双方之间的借款本息，直至2018年9月3日刘春林起诉案涉借款，尚智、张大红、惠久公司才提出二份保证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的抗辩，亦与常理相悖。综上所述，张大红、北京惠久酒业有限公司、尚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张大红、北京惠久酒业有限公司、尚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秉华审判员  胡希荣审判员  王兰英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