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环城西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491671027A。法定代表人：朱葵。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亮，北京光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霞，北京光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长乐镇环镇东路305号。法定代表人：应均良。诉讼代表人：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华，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苏华，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以下简称“鹰潭工行”）因与被上诉人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公司”）别除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鹰潭工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亮、张晓霞，被上诉人嵊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华、李苏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鹰潭工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民初846号一审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金额为147086973.33元(大写：壹亿肆仟柒佰零捌万陆仟玖佰柒拾叁元叁角叁分），其中债权本金为108600000元、利息为38486973.33元；3、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抵押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清单附后)；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债权债务关系以当事人意思表示合意而成立，本案嵊州公司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得到合同当事人的承认，一审判决却另辟蹊径的判定各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缺乏基本的审判理性。本案的事实是，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七方在设定各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时，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均已达成合意，且至今均无异议，各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依法成立。但是，作为嵊州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并未参与2012年各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本应当尊重和集成嵊州公司之前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却无端否定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逃避嵊州公司应承担的债务及担保责任；而一审法院也毫无法律根据的否定各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另行逐一解释各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显系越权违法行为。二、一审判决认为，鹰潭市国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贸易”）不是债务人，与本案各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相违背。(一）国丰贸易自我认可其是债务人且从未否定，据此认定国丰贸易是债务人足矣。本案合同的签订背景是，因嵊州公司开发房地产缺少资金，受制于当时行业管理政策，银行无法直接发放贷款，为支持嵊州公司的融资需求，各方通过设立信托的形式向同属于应均良控制的融资平台国丰贸易提供融资，嵊州公司以“书香琴苑”23957.5平方米的房产为融资提供抵押担保，这是当时各方的真实意思。本案的真实情况是2012年9月26日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在三日后的29日签订系列主合同并发放贷款融资，在10月15日办理抵押登记设立担保。且早在2012年9月22日，国丰贸易就作出《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明确2亿元融资系以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信托”）增资扩股的形式提供。可见《反抵押担保合同》与系列主合同完全是各方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完成的一笔交易。在主合同交易均已生效并已履行完成的情况下，嵊州公司亦应作为合同当事人承担其责任。法院应当审查全部交易合同、单方允诺、实际履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而不能将整个交易安排割裂开来孤立地只看一份合同。1、本案融资系通过信托和增资扩股的形式提供，再通过股权回收、股权转让的形式收回融资。依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7.2条，第16.1条的约定，国丰贸易与方正信托不仅存在股权投资关系，亦存在融资回收的债权债务关系，且股权投资关系不影响方正信托与国丰贸易再建立债权债务关系。国丰贸易的《还款凭证》显示，2亿元的融资已偿还的9140万元本息，均是国丰贸易支付给方正信托，且均自书为“利息”“还款”。以上事实说明国丰贸易自始至终都认可自身的债务人地位。2、对国丰贸易的债务，由同一实际控制人应均良控制的嵊州公司也是认可的。3、国丰贸易、嵊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均良出具的《说明》，表述:放款形式上，采取了由方正信托对国丰贸易以名为“增资扩股”实为“明股实债”的方式”，……因鹰潭工行对此借款向光大银行作了保证，为保障鹰潭工行的债权权利，我将嵊州公司房产向鹰潭工行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应均良作为嵊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责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嵊州公司的意思表示。嵊州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在嵊州公司申请破产后，也只能承继法定代表人应均良的意思，而不能做出相反的意思。方正信托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认可明确鹰潭工行作为信托唯一受托人、受益人具有对国丰贸易、应均良行使追索的权利。4、按照最高院民二庭第五次会议纪要审判精神和定性，本案的《增资扩股协议》性质名为增资实为借贷。一审法院仅截取2亿元融资办理了增资扩股的事实就草率认定国丰贸易不是债务人，缺乏基本的审判理性。(二）应均良作为债务人，亦是《反担保抵押合同》担保的范围。《反担保抵押合同》的“主债权清单”记载的合同包括《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是信托财产的内容，鹰潭工行基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取得信托受益权。国丰贸易不能偿还贷款、应均良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都将导致鹰潭工行的信托受益权无法实现，所支付的款项无法收回。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国丰贸易和应均良是方正信托的共同债务人，两人债务属于《反担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三、一审判决以《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不属于本担保，而否定嵊州公司的担保责任，缺乏法律逻辑。鹰潭工行与嵊州公司在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时，明确定义《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系其主合同，明确嵊州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说明双方的意思表示就是以抵押财产保证鹰潭工行付出融资款项的收回，这一点代表嵊州公司的应均良从未否定，且这一客观事实在《三方合作协议》中得到了明确的承认。1、《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因各方的承认及合同的实质而成立保证合同，嵊州公司应承担反担保责任，无论鹰潭工行是否逃避行业监管，属于鹰潭工行承担行政责任的范畴，不能否定该民事行为的效力。2、即便《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属于保证合同得不到司法的认同，其属于一般的民事合同，依据《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嵊州公司应承担附条件生效的清偿责任和担保责任，首先形成嵊州公司与鹰潭工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嵊州公司再对该债权债务关系以抵押房产提供担保。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完全无视本案大量的客观事实，在光大银行、鹰潭工行实际付出2亿元融资的情况下，仍与第一次一审“换汤不换药”得出本案没有主债权的荒唐结论，并对嵊州公司亲自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三方合作协议》评议为不具有实质意义，缺乏基本的法律理性！本案事实清楚，鹰潭工行付出融资款项，应当从债务人国丰贸易、应均良处收回，如果不能收回，则由嵊州公司偿还并以房地产抵押优先清偿，这是得到全体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意思表示，这些债权债务关系、抵押关系依法成立。抵押物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依法成立。嵊州公司破产管理人应当承继嵊州公司原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依法承担代偿和抵押责任。就此，提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保障国有银行债权安全，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交易秩序，维护法律尊严。被上诉人嵊州公司辩称，1、鹰潭工行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之间仅仅存在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关系，而不存在担保及其他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起诉以及上诉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突破光大银行与鹰潭工行之间签订的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上诉人想要的真实目的就是认为上诉人与光大银行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其实上诉人的想法和自己设计的14方当事人签订的6份书面合同所体现出来的意思是相悖的，更是与广州中院生效且履行完毕的判决是相悖的；2、反担保虽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但本案中没有本担保法律关系。上诉人在本案中是根据自己意愿认定存在本担保法律关系。上诉人要自己突破自己的格式合同设计来达到其认为与光大银行之间存在的保证法律关系。3、方正信托是国丰贸易的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公司法相关规定实现自己的权益，也可以通过与应均良的股权转让合同实现自己的权益。4、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状均为围绕自己的诉讼目的对书面证据的歪曲理解。上诉人应该非常清楚签订四份合同的融资人是谁，债务人是谁。上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多次变更债务人。我们认为真正的融资的人是应均良，国丰贸易是融资平台，方正信托与应均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七页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本合同项下乙方（应均良）不存在担保措施”。主债务人是应均良，合同约定了没有担保，所以没有本担保，反担保也不存在，依据反担保设定的抵押也不存在。5、上诉人主张国有资产的流失，我认为本案应均良自然人是本案主债务人，他是客观存在，他继续承担还款义务。因为上诉人自己设计的方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6、反担保合同约定了债务人是国丰贸易，事实上国丰贸易从来不用借钱，它只是个融资平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国丰贸易有汇款给方正信托公司的事实，国丰贸易是在他们几方的控制下，实际上国丰贸易是没有借钱的。还款时，方正信托公司是国丰贸易的控制股东，如何誊写还款用处也不能改变国丰贸易是融资平台，而不是债务人。鹰潭工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鹰潭工行对嵊州公司享有债权合计147,086,973.33元，其中债权本金108,600,000元、利息38,486,973.33元；2、确认鹰潭工行对嵊州公司所抵押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嵊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6日，鹰潭工行作为反担保被保证人（乙方、抵押权人）与嵊州公司作为反担保保证人（甲方、抵押人）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一份，主要约定：鉴于乙方同意为国丰贸易公司（以下称债务人）向方正信托公司（以下称债权人）申请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人民币20000万元提供担保，为保障乙方承担担保责任（依据《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由乙方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后对债务人享有的追偿权的实现，甲方愿为债务人所负债务向乙方提供反担保。依《信托收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由乙方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借款人民币20000万元；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自2012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6日；反担保的范围为：因乙方承担保证责任而代偿的债务人借款本金及利息（含复息）；乙方因行使追偿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通知与催告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和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使用权权属见附件《抵押物清单》，清单显示抵押物为位于南丰县“书香琴苑”23957.5平方米的商铺。上述抵押物于2012年10月15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取得了他项权证（丰房字第××号、01××55号）。《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抵押物清单》和《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清单》作为本合同附件。在《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清单》中列明信托委托人：光大银行，信托受托人方正信托，信托权益回购方（担保人）鹰潭工行，借款人国丰贸易，主债权《增资扩股协议》（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2）、《股权转让合同》（FBTC-2012-05-178-03）、《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GZ022012092401）。2012年9月29日，西藏信托（委托人）与方正信托（受托人）签订了《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约定：委托人为有效运用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基于双方的资金信托法律关系，由受托人按本合同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本信托成立时，本合同项下委托人为唯一受益人。本信托的预期规模为人民币20000万元整，具体数额以委托人实际交付的认购资金为准。委托人在满足下列条件时（由受托人通知委托人），委托人应在收到受托人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资金足额交付至受托人指定的账户：全部信托文件及交易文件均已签署并生效；国丰贸易及其他相关方均未违反其各自签署的交易文件中承诺、保证、义务及责任；受托人认为应满足的其他条件。上述认购资金应当划入受托人指定的如下信托财产专户内：开户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华夏银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帐号：11×××94。委托人未接到受托人通知而擅自将认购资金划至受托人指定的信托财产专户的，信托不成立，委托人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本合同生效后，委托人依本合同第4条的约定将信托资金按期足额付至信托财产专户的时间超过当日15：45分，信托可于下一个工作日成立。信托成立之日即为信托生效之日。本信托预计期限为24个月，自本信托生效之日起计算。本信托可根据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委托人同意，由受托人将本合同项下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本信托的资金用于向国丰贸易进行增资，增资款项用于国丰贸易承租的南丰县国丰家居建材商贸城的租赁款项支付、装修支出及流动资金补充。受托人有权签署《增资协议》，并按照《增资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向国丰贸易支付增资款项。增资完成后，受托人持有占国丰贸易注册资金86.96%的股权。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将通过获取股权分红、转让股权、减资等方式逐步变现部分或全部信托财产，并由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受托人/受益人同意，受托人有权将本信托持有的国丰贸易的股权转让给国丰贸易的实际控制人应均良先生，转让价款及转让事宜以受托人与应均良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为准，无任何异议。本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有权自行或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对国丰贸易进行后续监管，具体监管事宜以受托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签订的《信托融资管理服务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4）的约定为准。行使股东权：经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受托人成为国丰贸易的股东，受托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修改后的国丰贸易公司章程的约定行使股东权。改组董事会并行使董事职权：受托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修改后的国丰贸易公司章程的约定通过派驻董事行使董事职权对国丰贸易进行管理。关于受托人对国丰贸易的具体管理事宜以修改后的国丰贸易公司章程为准。经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信托财产可按公平的市场价格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信托财产进行交易。受托人应当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得将信托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或使信托财产成为其固有财产的一部分。信托存续期间，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在国丰贸易、应均良先生或其他相关方违约的情形下，自行采取向任何第三方转让股权、减资等方式运用信托财产，并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受托人应当妥善保存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并于信托到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和受益人报告信托财产及其管理、运用及收支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信托财产运作和收益情况、信托财产风险状况分析和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信托存续期间，应均良先生将收购受托人持有的国丰贸易的股权。信托存续期间，如股权收购方出现重大疾病、被限制人身自由、负有到期未付债务、处置重大资产、陷于或可能陷于经济纠纷或其他诉讼、仲裁或强制执行程序等情况均可能影响其收购股权的行为，从而影响信托的受益水平。本合同受益人依法享有信托受益权。受益人转让（捐赠）信托受益权，转、受让双方应持本合同及已生效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身份证明文件，亲临受托人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受托人视原登记的受益人为合法受益人，由此发生的经济和法律纠纷，与受托人无关。受益人转让（捐赠）信托受益权，受托人不收取转让登记手续费。受托人在认定本合同的受益人和受益权时将以生效的日期最新的已生效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表》中的记载为准。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当将本合同项下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人，且不得拆分转让。受益人为机构的，其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信托受益权转让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合同自委托人和受托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该份信托合同还约定，交易文件指受托人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过程中对外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编号：FBTC-2012-05-178-02）、《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3）等。同日，西藏信托向方正信托指定的账户转账20000万元。方正信托《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成立公告》，确认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于2012年9月29日正式成立。同日，西藏信托（甲方、转让方）与光大银行（乙方、受让方）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GZ012012092801）约定：鉴于甲方是《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项下的委托人、受益人，持有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受托人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就上述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经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合同。信托合同即合同编号为FBTC-2012-05-178-01。信托受益权即甲方作为《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规定的受益人享有的全部受益权。转让标的，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拥有的《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甲方向乙方出让了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财产全部权利与义务，在任何情况下该信托财产的任何权益即由乙方享有，甲方不再享有《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的全部权利与义务。本合同转让上述信托受益人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双方约定在2012年9月29日予以支付。双方约定，乙方将本合同第三天约定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以下账户：户名：西藏信托；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路支行；帐号：02×××13。本合同生效当日，由甲方、乙方向受托人提交本合同，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对应的权利、义务即刻转移到乙方名下。同日，光大银行向西藏信托账户转账20000万元。光大银行与西藏信托当日到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信托受益权变更登记，光大银行为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新受益人。同日，方正信托（甲方）与国丰贸易（乙方）、邢淑君（丙方）、何诚成（丁方）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编号：FBTC-2012-05-178-02），约定：乙方此次新增注资资本均由甲方以现金形式认缴，丙方和丁方自愿放弃对乙方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股权。本协议签署各方共同确认：甲方实缴的增资款项均来源于信托项下资金。如因信托项下资金不足导致甲方的增资款项低于本协议约定的最高金额的，乙方、丙方及丁方同意甲方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甲方本次投入的增资款项在乙方所占的股权比例根据如下原则确定：甲方将信托项下委托人缴纳的全部信托资金全部作为新增注册资本投入乙方，拟投资总价款最高为共计人民币2亿元整（具体金额以信托项下委托人实际交付的信托资金金额为准）。本次增资后，甲方所持乙方股权比例为86.96%，丙方持有乙方股权比例为11.74%，丁方持有乙方股权比例为1.3%。甲方出资后，乙方资本公积金如转增股本时，甲、乙、丙、丁各方同意应按照乙方各股东于转增资本时各自的持股比例转增，丙方和丁方无任何异议，并放弃一切抗辩权。在本协议第3.1条约定的甲方支付增资款项前提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增资款项。增资款项应专项用于标的项目的租赁款项支付、装修支出、流动资金补充。乙方不得将增资款项用于土地一级开发、证券投资、房地产开发，不得流向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不得用于其他法律法规的政策限制和禁止的领域。在甲方实际出资前，乙方、丙方及丁方应保证标的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在增资之前，乙方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乙方增资前的股权结构现状为：股东邢淑君出资2,700万元，股权比例90%；股东何诚成出资300万元，股权比例10%。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股权结构如下：股东邢淑君出资2,700万元，股权比例11.74%；股东何诚成出资300万元，股权比例1.3%；股东方正信托出资20000万元，股权比例86.96%。甲方应于其缴纳本次增资款项之日（即甲方出资日）起即可按照本协议享有相应股东权利。乙方应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丙方和丁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丙方不得以乙方未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对甲方享有并行使作为乙方股东的权利提出任何异议。合同签订后，方正信托作为公司股东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方正信托因认缴出资2000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至此，方正信托持有国丰贸易86.96%的股权。同日，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应均良（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3），约定：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股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标的股权投资价款＋各期行权费之和-已实现的股权收益。标的股权投资价款金额等于甲方依据《增资协议》以信托项下信托资金向乙方支付的全部增资价款，预计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具体以信托项下信托成立时的信托资金金额为准。本合同签订并生效后，如目标公司向甲方支付现金形式的股权收益，则经甲方同意后，乙方应支付的标的股权投资价款可以扣除甲方已收取的目标公司分配的现金形式的股权收益。如信托存续期限不满12个月（含12个月）的，则乙方应于甲方通知的信托提前终止日前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全部标的股权投资价款；如信托存续期限超过12个月的，则标的股权投资价款分两期支付，支付时间和金额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应于自信托成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一期标的股权投资价款，第一期标的股权投资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整；乙方应于信托预计期限届满前的三个工作日向甲方支付剩余标的股权投资价款，剩余标的的股权投资价款=信托成立时的信托资金金额-甲方已收取的第一期标的股权投资价款。若信托存续期限满一年后提前终止的，则乙方应于甲方通知的信托提前终止日前的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剩余标的股权投资价款。乙方为取得并保持按本合同受让标的股权权利，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行权费”。如乙方、目标公司及目标公司的股东（甲方除外）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则行权费的年费率平均为7.4%/年，行权费的计算基数为信托成立时的信托资金金额。只有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且乙方、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股东（甲方除外）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包括乙方、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股东签署的其他交易文件中对甲方的违约、违反保证和承诺行为），方可视为乙方于信托终止日完成受让标的股权；否则，标的股权任何部分均不能由乙方享有。同日，光大银行（甲方、转让方）与鹰潭工行（乙方、受让方）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GZ022012092401），约定：鉴于甲方是《资金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项下的委托人、受益人，持有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信托合同中约定的信托受托人为方正信托。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就上述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经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合同。资金信托合同即合同编号为FBTC-2012-05-178-01号。信托受益权即甲方作为《资金信托合同》（合同编号为：FBTC-2012-05-178-01）规定的受益人享有的全部受益权。转让标的，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拥有的《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甲方向乙方出让了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财产全部权利与义务，在任何情况下该信托财产的任何权益即由乙方享有，甲方不再享有《资金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让总价款及付款时间：1．本合同转让上述信托受益权总价款计算公式为：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贰亿元整）＋增益价款（贷款本金余额×6.6%÷360×实际天数）。2．双方约定在2014年9月29日，乙方支付第一部分价款，即相当于甲方拥有的《资金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贷款的本金部分的价款。乙方为甲方转让上述信托收益权支付的增益价款分期收取。乙方在每期收到单一资金信托项下借款人足额支付的贷款利息后三个工作日内偿付。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即应将信托合同及其相关法律文件复印件交付乙方。乙方承诺已对本信托计划可能存在的风险加入本信托计划后的所有权利、义务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乙方保证履行资金信托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在甲方充分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前提下，乙方保证按照合同的约定将信托受益人权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乙方保证受让信托受益权资金为非理财资金。本合同生效当日，由甲方、乙方向受托人提交本合同，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及对应的权利、义务即刻转移到乙方名下。甲方违反本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违反甲方在合同中的各种陈述、保证和承诺的，视为甲方违约，承担乙方相应的损失。乙方违反本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违反乙方相应的损失。乙方违反本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违反乙方在合同中的各种陈述、保证和承诺的，视为乙方违约，承担甲方相应的损失。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同日，鹰潭工行向光大银行和方正信托发出《通知》：“鉴于我行与中国光大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编号为GZ0220120924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我行成为编号为方正东亚信托FBTC-2012-05-178-01号《资金信托合同》项下信托受益人，我行受让该受益权对应的价款总额（贷款本金＋贷款本金余额×6.6%÷360×实际天数）。1．我行同意信托公司按照《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在2014年9月29日，从基于编号GZ0220120924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产生的信托财产本金（即人民币2亿元整），代我行直接划付给光大银行；2．我行同意信托公司按照《资金信托合同》约定，每期收到单一资金信托项下借款人足额支付的贷款利息后三个工作日内，从基于编号方正东亚信托FBTC-2012-05-178-01号《资金信托合同》产生的信托财产中将利息金额（贷款本金余额×6.6%÷360×实际天数）代我行直接划付给光大银行。请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协助办理。如上款项按照编号为GZ0220120924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足额准期划至光大银行账户，即视为我行履行完毕。”2015年8月18日，光大银行因仍有转让价款未收到，向鹰潭工行发出《催收函》（编号：广光催函20150818001）。鹰潭工行在《回执》上盖章，注明：“光大银行：我行已收到贵行2015年8月18日签发并发送的《催收函》（编号为：广光催函20150818001），已知悉并确认通知书所述内容，我行将督促企业加快销售，尽快偿还所欠贵行的转让价款本息。”此后，因鹰潭工行仍未按约定向光大银行履行支付信托收益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光大银行诉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了（2016）粤0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鹰潭工行支付光大银行信托收益权转让价款108,831,000元及赔偿逾期付款经济损失（自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11月25日以118,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6%计算，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08,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6%计算）。2017年5月19日，鹰潭工行履行了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上述判决还认定如下事实：鹰潭工行与光大银行未到方正信托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鹰潭工行分别于2012年12月26日支付光大银行增益价款3,043,333.33元，2013年3月21日支付增益价款3,300,000元，2013年6月24日支付增益价款3,733,333.33元，2013年9月23日支付增益价款3,013,333.33元，2013年9月29日支付转让价款6,000万元，2013年12月23日支付增益价款2,130,333.33元和293,333.33元，2014年3月21日支付增益价款231万元，2014年6月23日支付增益价款2,361,333.33元，2014年9月23日支付增益价款2,361,333.33元，2014年9月30日支付转让价款2,200万元，2014年11月26日支付转让价款940万元。2017年5月19日，鹰潭工行履行（2016）粤0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2015年6月19日，以案外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为甲方（以下简称华融公司），鹰潭工行为乙方，嵊州公司为丙方签订了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在该协议的“鉴于”部分，载明以下内容：1．甲方以金融债权收购并重组方式对丙方享有债权本金余额6,000万元及相应重组收益（以下简称重组债权）；2．乙方为丙方关联的国丰贸易办理了“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单一信托”（信托融资初始资本20000万元，目前信托融资本金余额为10860万元），现该笔信托融资已逾期；3．甲方重组债权的抵押物为丙方名下位于南丰县书香琴苑房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南丰项目）3.8万m2在建工程（以下简称甲方抵押物），乙方抵押物为丙方名下南丰项目2.4万m2商铺（以下简称乙方抵押物）。《三方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围绕抵押物销售条件和如何用抵押物的销售款优先用于清偿甲乙双方债务，在此不赘述。2016年2月2日，嵊州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3日依法裁定受理嵊州公司的申请，并依法指定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6年3月22日，鹰潭工行以借贷法律关系向管理人申报债权147,086,973.33元，其中债权本金为108,600,000元，利息为38,486,973.33元。2016年12月24日，管理人以嵊州公司不应依据未生效的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为由对原告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再查明：1．国丰贸易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成立时间为2010年3月16日，经营范围为建材、玻璃制品、五金水暖器材等。2．国丰贸易在收到方正信托20000万元增资后，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第5项5.3的规定，方正信托如约将20000万元汇入其在鹰潭市工商银行四海支行开设的以下账户：户名：鹰潭市国丰贸易有限公司，账号：15×××44。2012年10月15日，国丰贸易将该笔款汇入公司另一账户，账号为：15×××47。此后，国丰贸易从该账户分别向应均良和嵊州公司、余江博沃眼镜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江博沃）、博沃置业有限公司转款。鹰潭工行举证的银行流水显示，截止2013年3月20日止，先后共转款给应均良6,050万元，嵊州公司转款5,550万元，余江博沃3265.53万元，博沃置业3,5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个：一是《反担保抵押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二是嵊州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一、《反担保抵押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鹰潭工行认为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嵊州公司认为《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国丰贸易为债务人，但国丰贸易从未认可其为债务人，该设定为虚假设定，因此《反担保抵押合同》依法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别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反担保抵押合同》是嵊州公司和鹰潭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的内容看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法律也不禁止反担保合同先于本担保合同成立，当事人亦未提出合同有其他无效的情形存在。因此该合同于2012年9月26日依法成立。根据该合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按法律规定完成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本案查明鹰潭工行获得他项权证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5日，推定此时办妥抵押登记，合同生效。嵊州公司关于《反担保抵押合同》不成立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只要后续存在符合《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本担保即主债权，且本担保的保证人履行了担保责任，则嵊州公司就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二、嵊州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鹰潭工行诉称为解决嵊州公司融资需求，融资方和用资方共七方当事人签订了系列交易合同，以完成20000万元融资，并形成了光大银行是实际债权人、方正信托是名义债权人，国丰贸易和应均良是共同债务人、鹰潭工行是担保人、嵊州公司是反担保人的债权债务结构，鹰潭工行已向光大银行支付了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款，即履行了担保责任，因此鹰潭工行有权依据《反担保抵押合同》向反担保人嵊州公司主张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嵊州公司辩解称不存在反担保的主债权，鹰潭工行行使追偿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嵊州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约定：反担保人（抵押人）为嵊州公司，本担保人（反担保权人和抵押权人）为鹰潭工行，债务人为国丰贸易。鹰潭工行与嵊州公司达成该合意并签订合同的时间是在2012年9月26日，《反担保抵押合同》签订后，为达到融资目的，西藏信托、光大银行、方正信托、国丰贸易、应均良、鹰潭工行六方当事人于2012年9月29日签订了系列合同。通过系列合同所体现的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偏离了在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约定，关联交易行为并未设定符合《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即本担保。因此嵊州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具体理由阐述如下：1．国丰贸易并没成为《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务人。鹰潭工行主张其与国丰贸易之间有借贷合意并成立了借贷法律关系且认为本起信托计划由其发起，由方正信托、西藏信托、光大银行参与并与国丰贸易协商确立了以信托加股权回购的方式进行贷款融资。嵊州公司否认国丰贸易与鹰潭工行之间有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融资有多种形式，可以借贷获得，亦可通过增资扩股形式获得，方正信托与国丰贸易之间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证实国丰贸易是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20000万元融资。作为对价，方正信托获得国丰贸易86.96%股权，且其作为股东已记载在国丰贸易股东名册，至法庭辩论终结时止公司登记机关仍登记其为股东。基于上述事实，即使方正信托未实际参与经营，此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增资扩股协议》本质上仍是股权交易，而非债权交易。此后，光大银行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鹰潭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国丰贸易与鹰潭工行之间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仅是信托受益人。2．《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主债权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由此可知反担保的主债权应为本担保，本担保合同是反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但是，《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清单》为该合同附件，合同附件为《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组成部分。《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清单》记载主债权清单包括《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光大银行和鹰潭工行之间签订的）。从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述三份合同的债务人均非国丰贸易，且均未设定本担保，《反担保抵押合同》中将上述三份合同约定为反担保的主债权显然不符合反担保的法律规定。3．法院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来判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书面合同应当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基础依据，推翻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应为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对合同解释的前提是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此外透过解释所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项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使在两种解释具有同等合理性的情形，也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的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重信守约的价值导向。本案中对涉案六份关联交易合同的合同条款理解并不存在争议，没有需要进行合同解释的前提，鹰潭工行主张的合同解释是认为应将包括《反担保抵押合同》在内的六份合同和相关法律文件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以证明签订这一系列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同一笔交易，但鹰潭工行数次变更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对谁是债务人的陈述也在不断变化，这证明脱离书面合同去任意解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容易造成混乱和不确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根据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表达的意思表示来明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鹰潭工行在代理意见中从文本名称、出具背景、约定内容三方面论述应将其与光大银行之间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解释为担保合同，但其所持观点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文本名称”的理由不成立。《反担保抵押合同》首部的确载明“为保障鹰潭工行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前文已经提及《反担保抵押合同》成立在先，后续的民事法律行为并没有让鹰潭工行成为本担保的担保人。其二“出具背景”的理由不成立。鹰潭工行举证光大银行和应均良的两份《说明》来证明出具背景是光大银行和应均良均认可鹰潭工行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光大银行出具的两份说明未加盖公章，亦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假设内容真实的情况下，这两份说明并未认可鹰潭工行承担的是担保责任，而且他们的主观判断对认定真实的法律关系无实质影响。应均良的说明同样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出具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在假设应均良本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真实的前提下，其陈述的内容与合同实际呈现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如陈述的融资目的与事实不符，从20000万元资金流向来看，并非仅是为了嵊州公司楼盘经营所需，国丰贸易将该笔融资分别汇给了嵊州公司、应均良、余江博沃、博沃置业等。其三，“约定内容”的理由不成立。鹰潭工行认为合同约定内容中鹰潭工行与光大银行的交易价格与光大银行可以从国丰贸易和应均良处收到的债权金额相同，给付期限相同、国丰贸易和应均良的支付金额可以扣减鹰潭工行支付转让对价，由此可认定鹰潭工行实际承担的是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对此并不认同，虽然从法律层面来说银行为信托产品项下的主债权提供担保并不违法，但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有效规范企业债担保风险的意见》［银监发（2007）75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即日起要一律停止对以项目债为主的企业债进行担保，对其他用途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信托计划、保险公司收益计划、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其他融资性项目原则上不再出具银行担保；已经办理担保的，要采取逐步退出措施，及时追加必要的资产保全措施。”《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与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08）83号］第二十六条规定“银行不得为银信理财合涉及的信托产品及该信托产品项下财产运用对象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由以上两个规定可知银行向信托产品项下主债权出具担保，具有合规性风险，鹰潭工行作为金融专业人士正是为了规避这一风险，才选择了与光大银行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这一交易模式来规避行业监管，这一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和鼓励，鹰潭工行以此为由主张成立担保关系不能得到支持，应当按照书面合同作所出的意思表示来界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也是以真实存在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为事实基础而作出判决。鹰潭工行主张即便《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不构成保证合同，嵊州公司与鹰潭工行应成立附条件生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依据是《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七条约定“如债务人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本金，甲方（嵊州公司）同意在接到乙方（鹰潭工行）书面通知的五个工作日内代债务人清偿所欠债务；如甲方不能清偿，乙方有权对甲方抵押物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代债务人清偿所欠债务，甲方放弃作为担保人的任何抗辩权。”一审法院认为在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无歧义的情况下，鹰潭工行不能脱离事实进行法律关系的假设，而且其这一假设条件客观上也不成立，因为国丰贸易不是债务人，所以“债务人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本金”这一条件不可能成就，对鹰潭工行这一主张不予采信。鹰潭工行主张嵊州公司与鹰潭工行及案外人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应视为嵊州公司已经实质认可鹰潭工行的优先受偿权。该协议的签订证明嵊州公司同意直接偿还鹰潭工行本息，即履行《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七条嵊州公司的清偿责任，且再次确认《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是为鹰潭工行的债权提供担保。嵊州公司辩解称《三方合作协议》仅能证明嵊州公司是担保人，但在《反担保抵押合同》没有主债权的情况下，嵊州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嵊州公司的破产案件受理时间是2016年2月3日，《三方合作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19日，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所设定的抵押、还款应该是无效的，《三方合作协议》是基于《反担保抵押合同》而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无效，该《三方合作协议》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合作协议》的实质内容是对抵押物的处置变现的约定，如果嵊州公司正常经营，自愿履行，法律并不干预调整。鹰潭工行就抵押物已经持有他项权证，在外观形式上已经是抵押权人，《三方合作协议》也仅是再次从形式上确认了鹰潭工行是抵押权人。但是，在嵊州公司在进入破产程序后，鹰潭工行别除权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仍应以其是否依法享有实质上的抵押权为判断标准，而不以嵊州公司的认可为依据。抵押权是为担保债权的履行而设定的，是从属于债权的从权利，抵押权的实现必须以债权已经存在为前提，即使已办理抵押登记，也仅仅是在形式上设定了抵押权。《反担保抵押合同》的主债权是本担保，前文已经详细分析了鹰潭工行并没有为《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提供担保，《反担保抵押合同》的主债权不存在，抵押人无须承担担保责任。在无担保主债权的情况下，《三方合作协议》的签订对认定嵊州公司和鹰潭工行之间是否存在担保法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义务不具有实质意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无可否认在《反担保抵押合同》签订三日后，同一天签订了《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二份《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此系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而进行的系列交易，其目的是借银信合作的通道，逃避银监会信贷额度监管或限制信贷资金入房地产企业的行业准入监管。本案先由西藏信托委托方正信托设立针对国丰贸易股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通过方正信托与国丰贸易的股权交易（指增资扩股）为银行指定企业即国丰贸易提供资金，光大银行作为过桥银行，从西藏信托处受让信托受益权后又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鹰潭工行，同时方正信托又将股权转让给应均良，通过股权转让，实现信托收益。鹰潭工行作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对这一融资模式的风险应有足够预见并予以防范，但在鹰潭工行设计的上述交易模式下，《反担保抵押合同》后列明的主债权《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光大银行与鹰潭工行之间的）无一份合同设立本担保，国丰贸易亦未成为债务人，实际交易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成立在先的《反担保抵押合同》完全脱节，《反担保抵押合同》虽有效成立并办理了抵押登记，鹰潭工行成为形式上的抵押权人，但反担保从属于本担保，以本担保的存在为前提，以本担保中保证人为主债务人承担担保责任为反担保责任成立的要件。本案已查明主债权未依法设立，故鹰潭工行请求一审法院确认相应债权并就抵押物行使优先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7235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鹰潭工行向本院提交一份2019年1月21日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方正东亚信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鹰潭工行是涉案信托唯一委托人、受益人、对国丰贸易、应均良享有追偿权。鹰潭工行作为信托的实际权利人，有权享有信托债权和嵊州公司的担保物权。被上诉人嵊州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也不是原始书证，只是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属于证人性质范围。上诉人说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方正东亚信托公司是同一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假如该份证据是方正信托出具的，那么方正信托与鹰潭工行存在利益关系。该份证据的内容是想证明国丰贸易和应均良是该份合同的债权人。但该情况说明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清楚，上诉人应该向国丰贸易公司和应均良主张权益，而不是向我们被上诉人主张权益。经合议庭评议，对上诉人鹰潭工行提交的情况说明，本院认定如下：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情况说明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具体将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详细阐述。上诉人鹰潭工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一审遗漏了部分事实。上诉人在一审重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其中有四组证据：1、还款凭证；2、《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和国丰贸易实际付款情况对比；3、还款计划；4、国丰贸易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该四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一审法院都没有认定，忽略了这些事实。被上诉人嵊州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上诉人鹰潭公司提出关于遗漏事实的异议，本院经查阅一审案卷后发现：上诉人主张的上述四组证据，被上诉人均在一审庭审中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当庭对还款凭证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国丰贸易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和国丰贸易实际付款情况对比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二审均予以确认。经审查，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12月20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国丰贸易向方正信托转账汇款13笔共计116870944.44元，其中9笔汇款凭证上注明为“还款”，共计91400000元，4笔汇款凭证上注明为“利息”，共计25470944.44元。2014年10月23日，国丰贸易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载明“2014年10月31日归还1000万元（资金来源：股东筹集）2014年11月20日归还4000万元（资金来源：余江县政府工程款）2014年12月20日归还2800万元（资金来源:南丰售房按揭款）2015年1月20日归还2000万元（资金来源：南丰售房按揭款）2015年3月20日归还2000万元（资金来源：余江县政府归还借款）”应均良在承诺人处签名。2012年9月22日，国丰贸易全体股东做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国丰贸易公司章程，公司增资20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23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邢淑君认缴资本2700万元，实缴资本2700万元，占11.74%；何诚成认缴资本300万元，实缴资本300元，占1.3%；新增股东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认缴资本20000万元，实缴资本20000万元，占86.96%；出资方式：现金。新增冯波为公司董事，对公司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鹰潭工行是否对嵊州公司享有债权。上诉人鹰潭工行主张，《反担保抵押合同》与对应的5份合同完成的是一笔交易，嵊州公司与鹰潭工行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目的，是以抵押房产担保鹰潭工行款项的回收。国丰贸易是债务人既在《反担保抵押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又通过其实际履行行为予以确认，故鹰潭工行有权依照《反担保抵押合同》取得嵊州公司的债权和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以实现鹰潭工行对《反担保抵押合同》的合同目的。被上诉人嵊州公司主张，国丰贸易并非任何一方的债务人，上诉人也并未为国丰贸易承担担保责任。《反担保抵押合同》虽然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其约定的本担保即主债权并不存在，嵊州公司无需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增资扩股协议》系方正信托与国丰贸易之间的增资入股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系方正信托与应均良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上诉人仅能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向应均良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依据《增资扩股协议》行使对国丰贸易的增资入股合同权利，而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本案在2012年9月出现了涉及5个机构及个人之间签订的六份合同，该六份合同的签订行为本身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之情形。这六份合同涉及信托、股权、物权诸多法律关系，涉及多种交易模式，妥善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该树立穿透式审判思维，在准确揭示交易模式的基础上，探究当事人真实交易目的，根据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交易的性质与效力。那么本案的真实交易目的是什么？上诉人鹰潭工行作为该次交易模式的设计方主张：从交易的整体结构来看，本案交易本质是以增资扩股形式进行的债权投资，目的是为解决应均良及嵊州公司“书香琴苑”楼盘项目的融资问题。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本案，首先是合同的签订。应均良作为国丰贸易、余江博沃和博沃置业公司、嵊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均良自认）为获得20000万的资金，先于2012年9月26日代表嵊州公司与鹰潭工行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国丰贸易为债务人，鉴于鹰潭工行同意为国丰贸易（债务人）向方正信托（债权人）申请“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人民币20000万元提供担保，为保障鹰潭工行依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由鹰潭工行为国丰贸易提供担保后对国丰贸易享有的追偿权的实现，嵊州公司愿为国丰贸易所负债务向鹰潭工行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清单中亦列明了：信托委托人为光大银行，信托受托人为方正信托，信托权益回购方（担保人）为鹰潭工行，借款人为国丰贸易，主债权涉及的合同为《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此时，案涉其他合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二份《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均尚未签订。之后一系列合同签订及各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向均趋于和围绕《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的内容顺利进行，这种倒置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明《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才是本次交易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西藏信托、方正信托、光大银行都是鹰潭工行资金运用行为的中间桥梁。其次，从资金的流转来看，本案资金运行中的20000万人民币，从光大银行→西藏信托→方正信托→国丰贸易，最终方正信托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实现了对国丰贸易的20000万的资金注入。之后的2012年12月20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国丰贸易向方正信托转账汇款13笔，款项性质标注为“还款”、“利息”。从获得资金到前期的还款，付息，国丰贸易的债务人身份亦与《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相符。最后，从《增资扩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所实际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看，系“名股实债”。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诉争的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依据书面合同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缔约目的，从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出发，揭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实际履行情况，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判断。结合《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国丰贸易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了方正信托的20000万元信托融资，方正信托获得国丰贸易86.96%股权，并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方正信托同时又将其持有的国丰贸易的股权转让给应均良，由应均良回购国丰贸易的股权，并约定应均良必须按期支付股权投资价款。上述约定可以反映出，方正信托的真实意思并非为取得国丰贸易公司的股权，方正信托并不具有享有国丰贸易资产收益、参与国丰贸易的经营管理等股东权利的交易目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应均良在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还需要支付“行权费”，行权费的年利率为7.4%/年，计算基数为信托成立时的信托资金金额等，上述约定亦可反映出，方正信托通过名义上增资入股，享有一定的收益，但该收益并不与国丰贸易的实际经营挂钩，方正信托作为增资入股的投资人，但并不承担国丰贸易的经营风险。且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方正信托成为国丰贸易的股东后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故方正信托的增资入股行为，有明显的债权融资的特点。事实上，从国丰贸易向方正信托的还款来看，国丰贸易亦按年利率7.4%进行了还款付息，因此《增资扩股协议》应认定为双方以“名股实债”形式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作用是以回购股权方式约定了该笔债权的固定收益模式，国丰贸易亦基本按照约定的固定收益模式向方正信托履行了部分付息义务。故方正信托与国丰贸易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国丰贸易以“名股实债”的方式向方正信托申请了20000万元的信托资金并已实际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国丰贸易系《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务人。鹰潭工行已依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及《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约定，向光大银行支付了信托受益转让的剩余价款及相应利息，履行了担保责任。故，《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本担保依法设立并实际履行。依据《反担保抵押合同》的约定，鹰潭工行对嵊州公司享有债权。被上诉人嵊州公司对债权的金额及抵押登记的抵押物不持异议，本院依法确认鹰潭工行对嵊州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本金108600000元，利息38486973.33元。同时，根据抵押登记情况，鹰潭工行有权要求以嵊州公司提供的登记抵押物（南丰县房他证丰房字第××号、01××55号）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综上所述，上诉人鹰潭工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对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本金108600000元，利息38486973.33元。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有权以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登记抵押物（南丰县房他证丰房字第××号、01××55号）所对应的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470元，由嵊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玲玲审判员  王一敏审判员  黎 璆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范宣书记员揭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