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81民初5913号 原告：郭政良，男，199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海（郭政良之父），男，1960年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甜（郭政良之妻），女，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被告：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时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雯娟，女，198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系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超峰，男，1980年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系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郭政良与被告章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丘碧桂园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郭政良及其诉讼代理人郭兴海、刘玉甜与被告章丘碧桂园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肖雯娟、曹超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政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章丘碧桂园公司返还郭政良所交的房产税23870.31元；2.判令章丘碧桂园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本案审理过程中，郭政良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章丘碧桂园公司返还多收取的房款21899.33元；2.判令章丘碧桂园公司赔偿提高房价给郭政良造成的增值税损失1970.94元；3.判令章丘碧桂园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郭政良与章丘碧桂园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销售字201728542172）。该合同约定含税总价款为1324802元。同时，合同附件五补充协议中又对上述房款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说明：“1.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193515.32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31286.68元（税率为11%），故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总房价为人民币1324802元。”但在给郭政良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房价却是1215414.68元，违反合同约定，使得郭政良多缴纳房款21899.33元，因为房价的提高，造成郭政良多缴纳增值税1970.94元，严重损害了郭政良的利益，故提起诉讼。 章丘碧桂园公司辩称，1.郭政良诉请返还多收取的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章丘碧桂园公司是按合同约定的价款，收取房款，并未多收。2.《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房款和计价方法，并无降税即降价约定，章丘碧桂园公司与郭政良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自愿签署，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合同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中已经约定房屋总价款，且明确了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即房屋总价系依据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的价格而确定，房屋总价款除因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没有其他变动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更无增值税的税率变化，可引起房屋价款变化约定。另外，郭政良签署的认购书、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等文件中，已多次确认其所购房屋的总价款为1324802元，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已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做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故郭政良以增值税税率变化而要求调整房屋总价款，返还税款并无合同依据。3.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关于税率的记载仅是为税务处理之便利而进行的补充约定，其本身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根据增值税价税分离，以及印花税缴交依据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于2019年4月25日视频会议要求按照印花税暂行条列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计税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章丘碧桂园公司在合同中，在含税总价固定的前提下，根据增值税税率推算出不含税价格，并分别列明了不含税总价及增值税税额，目的仅是便于日后缴纳印花税的计征，该约定既没有改变增值税纳税义务主体，也没有改变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更无降税即降价意思表示。降税即降价必须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才能得到法律支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仅增值税税率下调，并不构成降税、降价理由。4.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章丘碧桂园公司，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章丘碧桂园公司的纳税行为及纳税金额，与郭政良无关，因此，郭政良向章丘碧桂园公司主张赔偿其增值税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增值税的具体税率标准及征收对象均是法定的，不属于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从计税原理上讲，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章丘碧桂园公司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讲，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约定，房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应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及相关款项，详见本补充协议附录一，根据该约定及附录一所列明细，郭政良并不需要承担该房产交易中的增值税，故无论是国家规定，还是计税原理及合同约定，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均应当为章丘碧桂园公司，而非郭政良，且增值税亦不属于郭政良自行负担的税费，或章丘碧桂园公司代郭政良缴纳的税费，税率下调系因为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适用的税率及章丘碧桂园公司开具的发票税率，均是依据并符合当时国家约定的税率，并无违法或违规之处。章丘碧桂园公司与郭政良双方已经通过合同做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明确约定降税即降价情形下，章丘碧桂园公司是否交税，交纳的具体金额，税率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并不是国家少收税款当然转为房款，更不会当然退给或补给郭政良。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升，对于房屋总价款并无影响，增值税税率由11%降为9%，不影响房屋总价款，亦不产生郭政良主张的增值税损失。5.根据增值税流转属性，增值税税率调整并不意味着章丘碧桂园公司必然从中额外获利。对于企业而言，增值税纳税金额等于销项税减进项税，销项税减少的同时进项税也在减少（如物资类税率从17%下调为13%，工程类从11%下调为9%），因此，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并非简单按税率数字直接加减计算，还需综合其他因素和情况，税率下调，并不意味着章丘碧桂园公司必然从中额外获利，2019年政府报告工作指出，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务必使企业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直接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而增值税税率降低即要求降价退税，势必对章丘碧桂园公司造成损失，且实质上是剥夺了章丘碧桂园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享受国家税改政策优惠的权利，明显与国家税改政策的初衷和政府报告的核心精神相悖，这类诉请不仅导致国家税改政策目的落空，更会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空前混乱，不利于商事交易的正常进行，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社会效果。综上所述，此次国家税率调整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郭政良以增值税税率下调主张退还多收取的房款及增值税损失，并无法律规定和合同依据的任何依据，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郭政良的诉讼请求。 郭政良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关于深化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公告》、税率记账分录，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章丘碧桂园凤凰城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关于深化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公告》、《章丘碧桂园凤凰城认购书》、《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税率记账分录，本院认为，该税率记账分录实际为郭政良单方制作的说明性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有证明作用，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9月10日，原、被告签署了《章丘碧桂园凤凰城认购书》，认购书对认购的物业基本情况、认购价、付款方式、时间等内容进行约定。2017年11月8日，原、被告签署了《买卖合同重要事项告知书》、《银行按揭及公积金付款方式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含合同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郭政良购买碧桂园·凤凰城东地块二期一区2号楼1-1603号房产，建筑面积145.66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9095.17元每平方米，金额1324802元，合同对付款时间和方式进行了约定，补充协议第十条约定“1.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193515.32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31286.68元（税率为11%），故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的总房价为1324802元。2.房产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各自承担。应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及相关款项详见本补充协议附录一。”附录一有两条，“一、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1.商品房预告登记费2.预售3个月物业服务费3.住宅专项维修基金4.契税5.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费6.不动产登记证明登记费7.相关工本费二、其他：（买受人需要办理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缴交）”。附录一中有备注，其中备注第一条记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房价款均不包含上述税、费。”郭政良按合同约定缴纳房款，其中包含了增值税的金额，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2019年7月12日，由章丘碧桂园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109387.32元，税率9%，价税合计1324802元，双方因增值税税率调整对房屋价款及增值税损失产生争议，郭政良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双方的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为章丘碧桂园公司是否多收取房款21899.33元以及郭政良是否有增值税损失1970.94元。首先，双方当事人约定房屋价款按建筑面积计算，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房屋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不动产买卖事宜关系重大，故双方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其次，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为含增值税价，其中增值税税率为11%。郭政良主张由于国家实行减税政策，增值税税率下降为9%，税率下调而开发商收取的含增值税房价仍为1324802元，故开发商多收取了房价21899.33元，由此，也使得郭政良多交增值税1970.94元，故要求章丘碧桂园公司返还多交房款并赔偿增值税损失。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第十条，仅是开发商为了按不含增值税的计税金额确定印花税计税依据而进行的约定，不构成双方对房屋总价变更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已通过合同约定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且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章丘碧桂园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最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章丘碧桂园公司作为开发商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章丘碧桂园公司，并非郭政良。现国家降低了增值税的税率，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郭政良辩称，其多交了房款，并因此造成增值税损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对郭政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政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8元，减半收取计199元，由原告郭政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肖 寒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袁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