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1002行初145号原告孙泽民，男，195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襄城县烟城路173号。法定代表人田永广，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海伟，河南许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远恒，该单位工作人员。被告襄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襄城县烟城路51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孙泽民诉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襄城县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孙泽民于2019年8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泽民，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远恒、巴海伟，被告襄城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4月6日依据《土地管理法》第36条、《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查工作规范（试行）》第11条、第15条之规定，对孙泽民擅自取土的违法行为进行口头制止。诉讼中，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第一组证据：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主体资格合法；第二组证据：土地利用规划图（局部）证明涉案的土地系耕地；第三组证据：2017年12月孙泽民第一次信访时相关调查文书1、孙泽民申诉书；2、来信来访批示；3、国土局监察室调查报告；4、信访反馈意见书；5、四中队情况说明；6、双庙国土所情况说明；7、对孙泽民询问笔录；8、照片四张。证明国土局对孙泽民信访的处理情况，证明孙泽民当时存在违法取土行为。第四组证据：《襄城县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襄执督字〔2018〕1号）及国土局向法制办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襄城县法制办已就被告的行政行为认定合法。第五组证据：1.2018年6月襄城县纪委调查情况、2.《关于对襄纪办函37号函询件的回复》及相关函件、3.双庙乡岗孙村关于孙泽民承包村三组土地的相关情况说明、4.国土局信访股关于孙泽民情况汇报、5.对王军涛询问笔录。证明襄城县纪委已对孙泽民信访进行处理。第三、四、五组证据综合证明原告孙泽民在事情发生后，在多个部门信访，间接印证了我局的制止行为是合法的。被告襄城县人民政府未向法庭出示证据。原告孙泽民诉称：1998年原告承包本村三组一处废弃砖窑厂地，经多年整理，仍有一些无法种植，2005年河道绿化种上了杨树，2016年树伐后，和双庙烟站签订种烟合同，需要对土地高质量的复耕整治，其田地高低不平，砖渣土无地方处理，直到将种烟时的2017年4月份才租了挖机复耕整治，在耕作整治中，被告①襄城县国土资源局来人，声称局长交代，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和法定程序下到施工现场，不由分说，野蛮的抢夺机器的钥匙并扣下，被告①不向原告做任何有效的法律依据解释，强行让原告在其出具的文书上签字了事，不签字就把车扣走，后在车老板再三地向原告哀求下，才签字了事。因土地没有有效的挖掘整治、没有整出良好的排水系统，原告种的烟叶在长势良好的情况下，被八月份的大雨所淹死折2.5亩之多。直接经济损失225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到被告①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自2017年的9月份到12月份前后去了二十多次，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原告将以上问题反映到县信访局、市信访局、市国土局，市国土局打电话给被告①“要求赔偿处理”，原告到被告①处又以不知赔多少为由，要原告行政复议，原告无奈到县法制办，县法制办索要了相关的证明、证据后，于2018年2月5日受理，2月28日被告②不向原告作任何的法律解释，作出“襄执督【2018】2号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认定被告①宣称是“可耕地”。原告反驳时又说卫星定位可耕地，并叫来保安把原告强行带走，原告回家后卧病二十多天。2018年4月份，原告又到市信访局、市纪委、市人大反映问题，市信访和纪委联合给写了一封信，叫原告回信访局见局长处理以上问题，原告回到县信访局把信件交给了周局长，他把信件转给乡里就如沉大海，无奈原告把相关证明、证据寄给了省纪委，5月份原告所反映的问题返回到县纪委，原告询问已立案于承办室，一年多来原告几乎几天就去询问一次，一直都是在承办中，2019年6月份原告又到县纪委询问，他们说早已对其个人进行了处理，利益诉求纪委管不着，让原告到法院起诉。综上所述，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襄城县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给原告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人身伤害，致使原告卧病二十多天，也给原告造成烟田被淹的直接经济损失，给党和政府的公平、公正依法行政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事故发生后的所作所为，更是给神圣的宪法抹上一道阴影。为维护宪法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一、二、七和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土地法第三十八条、承包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赔偿因其违法行为所造成原告烟田被淹的经济损失（烟和套种的红薯（7000+2000）×2.5亩=22500元，以及两年的误工费、伤害费、精神损失费及35000元，共计575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孙泽民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松凤珍、曹石头、郭战奎等证明四份（复印件三份），证明我挖土的地方是砖窑地，不是耕地，我挖土是对土地进行改造的；2.郭水志等证明两份（复印件），证明我当时烟地的长势，及后来烟被淹死的事实；3.信访及申诉材料共六页，证明我事后向多个部门信访投诉及他们给出的处理情况，我对处理结果不满，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案件的基本情况。2017年4月6日下午，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四中队在双庙乡正常巡查时发现白灌渠(岗孙村段)西侧河堤有挖掘机在取土,旁边停有拉土三轮车三辆。我局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制止,并通知双庙乡分管土地的领导武装部王部长和该乡国土所所长卢军甫一起到达现场。经现场了解,取土当事人是该块土地承包者孙泽民。经现场踏勘及询问当事人与挖掘机司机、拉土三轮车车主等人,当事人以平整土地的名义取土并以每三轮车30元的价格卖出。当事人孙泽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36条之规定，我局执法人员依据《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查工作规范(试行)》第11条、第15条之规定,对孙泽民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口头制止。二、被答辩人诉称当时取土行为是平整复耕土地，与事实不符。平整复耕土地应依据河南省《土地复垦规定》实施办法的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和复垦方案，经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开工。被答辩人所谓的复耕未曾申请并得到批准；被答辩人取土的地方是白灌渠河堤，并不在原来砖瓦窑的范围内，在这里取土不是平整土地，反而是破坏土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36条第二款之规定。三、被答辩人承包地上农作物是否被水淹与答辩人的正常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被答辩人取土的地方是白灌渠河堤，本身有防洪的作用，取土行为只能增加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孙泽民承包的土地取土前地势较高，有利于排水；没有证据证明农作物被水淹及造成损失的事实。四、答辩人的执法人员对被答辩人进行口头制止有法律依据，符合执法程序规定。根据《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查工作规范（试行）》第二条：本规范所称巡查，是指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通过巡回检查的方式，及时发现本规范所列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和报告的工作制度。第十五条：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采取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巡查人员发现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时，应当向违法当事人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政策，告知其行为违法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督促违法当事人立即停止、改正违法行为，跟踪检查整改情况。据此，对于现场发现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有进行口头制止的权利。五、被答辩人的起诉超出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起诉。被答辩人诉请的行政行为发生于2017年4月6日，被答辩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议或诉讼，被答辩人对于本案的诉请早已超出起诉期限。六、本案的制止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不需要备案。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起诉。被告襄城县人民政府答辩：同自然资源局的答辩意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出示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执法人员没有向我出示工作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土地不是耕地，是废弃的砖窑地；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王军涛笔录中有不属实的地方，我给王军涛的钱是补的运费钱，王军涛给谁送土谁给他土钱。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第一组证据中的2、3、4是复印件，该组证人证言没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到庭作证，并且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不是耕地，证明土地性质最权威的证据是双庙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在我局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涉案土地不仅是耕地，且是基本农田；该组证据反而证明原告在基本农田上取土的行为，虽原告认为是复耕，但没有相关的申请材料，却证明原告取土的行为是确凿无异的。第二组证据证人证言没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到庭作证，不能证明其证目的，更不能证明和本案的制止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被告的行为经过各个部门处理，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被告襄城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经审核，本院对当事人所举证据作如下确认：关于对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所举证据的确认。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所举证据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能够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对原告孙泽民所举证据中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确认，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4月6日下午，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在双庙乡巡查时发现白灌渠(岗孙村段)西侧河堤有挖掘机在取土,旁边停有拉土三轮车三辆。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制止。经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现场了解到取土当事人系原告孙泽民，襄城现自然资源局以孙泽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36条之规定，依据《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巡查工作规范（试行）》第11条、第15条之规定，对孙泽民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口头制止。原告孙泽民认为其行为系复耕且因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原告到襄城县人民政府信访，襄城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5日受理，于2018年2月25日作出襄执督字【2018】2号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意见书认定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的行为合法，驳回孙泽民的投诉请求。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本案中，原告孙泽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在耕地上取土，明显属于违法行为，被告襄城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其执法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因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故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孙泽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泽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泽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艳媛人民陪审员  王宏立人民陪审员  杨彩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