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京格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环广场1幢A-1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560997013L。 法定代表人：张欢。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家平，浙江中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浙江中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协力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广宜文苑8幢11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082905195C。 法定代表人：张利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苏瑾，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倍斯德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环城西路西侧2幢二楼西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054227104C。 法定代表人：刘朝名。 上诉人嘉兴市京格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协力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力公司）、桐乡市倍斯德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斯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3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京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协力公司一审中对京格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协力公司、倍斯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面辅料交易对象主体认定错误。正如协力公司自己在一审诉状中陈述，京格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属于成衣买卖合同关系，所涉服装款号为146和366两款服装。而且倍斯德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已就本案所涉成衣买卖货款纠纷起诉京格公司，后经一审法院审理并于2019年5月6日作出了（2019）浙0402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己生效且法院已经执行了案涉成衣货款。该成衣货款当然包括了面料、辅料及加工费等相关价款或费用，因此，京格公司针对本案所涉两款服装己全部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仅仅听从协力公司的一面之词，草率判决由京格公司支付讼争面辅料款给协力公司，如此一来，京格公司就同一个交易标的重复支付了两笔款项，却让本应承担支付案涉面辅料货款责任的倍斯德公司免去了此笔债务。（二）一审法院对案涉面辅料实际交易的数量、金额等事实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认定错误。一审中，协力公司对其提交的送货单上签收人姓名、单位、职务等信息均陈述不知道，作为不知情的京格公司，更无法知晓该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然而，一审法院却以京格公司没有做出异议为由反推认为京格公司对“对账单”项下的交易数量及金额表示了认可，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本案实际情况是协力公司向倍斯德公司供应案涉面辅料，然后由倍斯德公司加工成衣后出售给京格公司。京格公司将成衣货款支付给倍斯德公司，倍斯德公司支付案涉面辅料款给协力公司。 协力公司辩称，第一，协力公司与京格公司是面料买卖主体，京格公司应当支付协力公司货款；第二，京格公司对外与其他公司签订成衣合同，与协力公司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成衣合同对协力公司没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倍斯德公司未作答辩。 协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京格公司、倍斯德公司支付货款265042.2元及利息损失7830.33元（利息损失以265042.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的1.5倍，自2018年11月12日起暂计至2019年4月24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9月，京格公司业务员孙某通过微信与协力公司负责人联系款号为146、366两种服装面料的采购事宜，并且通知协力公司将146款面料送货到安徽泗县的“万兴实业”工厂，将366款面料送货至桐乡经济开发区文华路1038弄76号二栋二楼的倍斯德公司、桐乡市凤鸣鑫澳制衣有限公司（下称鑫澳公司）。协力公司根据京格公司确认面料款号及数量送货至上述地点，并将送货单回执通过微信拍照给孙某，后者并无异议。2018年11月协力公司将“2018嘉兴协力对京格帐单1112”微信送交孙某，对账单包括146款面料5436.1米，单价28元/米，应收金额152210.80元；366款面料5128.7米，单价22元/米，应收金额112831.40元，合计应收款265042.20元。2019年1月，协力公司就上述货物开具的发票的购货单位为“鑫澳公司”。因京格公司、倍斯德公司均未向协力公司支付上述货款，故酿成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协力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协力公司与京格公司、倍斯德公司均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是通过与京格公司的业务员洽谈面料的款号、数量，并根据该公司业务员指示的送货时间、地点和联系人员等信息交付标的物，即本案所涉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以及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在协力公司与京格公司之间协商并达成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协力公司与京格公司之间成立买成合同关系。关于京格公司辩称其是介绍、促成协力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但整个过程中没有倍斯德公司或者鑫澳公司人员参与洽谈，京格公司也没有表明是倍斯德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即协力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并无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故京格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至于交付地点、开具发票均不是京格公司，只涉及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不影响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即使协力公司曾向倍斯德公司等主张货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不履行的，仍由债务人即京格公司承担责任。综上，京格公司对微信收到的对账单并不表异议，应视为对数量与价格的认可，依法应当支付货款。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故协力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京格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协力公司面料款265042.2元；二、驳回协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京格公司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9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元，合计4717元，由协力公司负担100元，京格公司负担4617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京格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2019）浙0402民初1635号案件起诉状、判决书及执行结案通知书等相关材料，2.京格公司与倍斯德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倍斯德公司就案涉成衣买卖货款纠纷起诉了京格公司，后经一审法院审理作出判决，该判决已生效且京格公司已付清判决确定的货款给倍斯德公司，该货款已包含了协力公司诉请的面辅料款。经质证，协力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系京格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所涉金额无法与本案金额匹配。倍斯德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认，且即便真实，亦系京格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的关系，本案中京格公司应否支付协力公司货款应结合涉案交易相关证据予以分析认定。 二审中，协力公司、倍斯德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倍斯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5月23日由刘洲变更为刘朝名。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协力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否为京格公司，亦即涉案货款应否由京格公司支付。对此，协力公司主张京格公司系合同相对方，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业务往来中形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其中聊天记录内容显示京格公司工作人员与协力公司确认面辅料款号、数量，并指示协力公司按其要求的送货时间、地点及联系人员交付涉案货物，协力公司在货物被签收后亦将送货单回执拍照反馈给京格公司工作人员，此后又通过微信将载明对账主体为双方公司的对账单发送给京格公司，京格公司亦未提出异议。从整个合同洽谈及履行过程来看，协力公司均系与京格公司协商确认，足见涉案买卖合同系发生在双方之间。反观京格公司，其辩称仅系介绍、促成协力公司与倍斯德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其全程参与合同洽谈及履行的行为亦明显与一般商业交易中介绍人的行为不符。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协力公司系与京格公司之间成立买成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至于京格公司称其已将包括面辅料款在内的货款支付给了倍斯德公司，系其与倍斯德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京格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6元，由嘉兴市京格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翔 审判员  赵超 审判员  王浩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陈蓉 书记员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