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4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家美，男，195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柱，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元喜，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何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邸达，山东诚功（黄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山东诚功（胶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崔节论，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娜，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上诉人戴家美、沈元喜因与被上诉人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周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家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第三项判决为：由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周云承担戴家美的劳务款253778.79元，并以253778.79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深装总公司将劳务工作分包给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雕公司）、沈元喜挂靠玉雕公司错误。1.依据周云给深装总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玉雕公司明显是深装总公司和周云支付劳务费的工具，而戴家美并不知道玉雕公司的存在，更未收到其任何款项，戴家美的工程款均是周云或深圳市装业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沈元喜的三份分包合同都在周云处，并由周云的委托人刘翰在第一次庭审之后提供，其中两份是沈元喜代表玉雕公司与深装总公司签订，另一份是沈元喜代表中建南方劳务公司与深装总公司签订，可以看出沈元喜是在深装总公司的安排下与三个劳务公司签订，达到切断与戴家美等劳务班组之间关联、混淆涉案两工程真实承包关系的目的。且仅凭三份真假待定的分包合同，没有任何竣工结算资料及付款凭证，一审认定深装总公司将劳务工作分包给玉雕公司，沈元喜挂靠玉雕公司而不是挂靠中建南方劳务公司没有依据。第一次庭审后，周云的委托人刘翰才提交沈元喜的三份分包合同，一审未对周云进行任何训诫或处罚就组织第二次开庭并采纳这三份合同，程序违法。二、与戴家美签订涉案两份劳务承包合同的相对人是深装总公司，沈元喜和周云是其工程项目代理人，一审认定沈元喜是合同相对人错误。1.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的《劳务承包合同》有沈元喜签字及深装总公司项目部盖章，结算资料中有深装总公司内部承包人周云的签字确认。2.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修工程的《劳务承包合同》（公装）有沈元喜签字，《深装总工程结算申请表》中有深装总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彭某某签字确认，《深装总与戴家美济南合作项目明细》中有深装总公司项目部盖章确认。3.周云与深装总公司签订的关于上述两工程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中第四条第1项、第八条第4项明确约定，周云应为沈元喜的职务行为负责。针对案涉的两项目，周云、沈元喜作为深装总公司对外代理人，依据《民法总则》第170条、第172条的规定，深装总公司应为周云和沈元喜的职务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三、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恒大公司未向深装总公司完成结算并付款，恒大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依据恒大公司的答辩状及向深装总公司付款的凭证，可以看出恒大公司至今未向深装总公司支付涉案两工程的全部质保金及部分工程款。根据《合同法》第73条、《合同法解释》第11条、第13条的相关规定，恒大公司应直接向戴家美支付相应的工程质保金。四、即使按照一审错误认定：涉案两份承包合同无效，但戴家美实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量，也通过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周云的验收，并收到三方陆续支付的95%工程款，现质保期早已经过，戴家美按照确认的结算书要求三方支付余下5%工程质保金合理合法。深装总公司辩称，请求驳回戴家美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沈元喜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1.恒大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深装总公司；2.深装总公司内部承包给周云组织施工；3.深装总公司将劳务分包给玉雕公司，由沈元喜挂靠玉雕公司施工；4.沈元喜将部分工作分包给戴家美，沈元喜既非深装总公司员工，又无深装总公司授权，与戴家美签订合同更未以深装总公司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签订。沈元喜无权代表深装总公司，也没有代表深装总公司的意思表示，戴家美与沈元喜签订合同时明知系沈元喜个人行为而非代表深装总公司的行为，故合同相对方只能认定为该二人，与深装总公司无关，依照合同相对性，戴家美只能向沈元喜主张劳务费，不论深装总公司与玉雕公司是何种关系，均不影响本案最终责任承担问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不应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二）的规定。即使适用该规定，因深装总公司并非相关条文所指的发包人，故不应按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承担补充付款责任。一审判令驳回戴家美对深装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法律适用正确。恒大公司辩称，戴家美对深装总公司是否存在债权尚不确定，深装总公司与恒大公司的应付质保金金额及剧场的结算金额尚不确定，戴家美以代位权要求恒大公司承担责任法律适用错误，基于合同相对性，戴家美无权向恒大公司要求付款。沈元喜辩称，其与戴家美签订了劳务装修合同，按照合同规定戴家美应承担在质保期内所有维修工人的工资，包括各种转扣维修费用，经核算涉案工程质保期内共花费184862.82元，该费用应在戴家美质保金内扣除，尚有质保金68915.75元应当返还。周云辩称，作为深装总公司的授权代表，其主要负责涉案工程，与深装总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涉案工程中深装总公司与沈元喜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沈元喜与戴家美又签订劳务转包合同，以上两合同是真实有效的。2018年年底沈元喜的劳务转包合同与周云项目工作人员办理过结算，戴家美与沈元喜签订的维修扣款有争议，不认可该合同7.23条款，导致无法办理结算，仅针对未付劳务费用金额确定。沈元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沈元喜向戴家美支付劳务费用68915元；本案诉讼费由戴家美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7.23条约定，戴家美负责交房后六个月内的维修工作，后续维修由沈元喜负责，产生的相关费用从戴家美质保金中扣除。2017年1月31日戴家美退场后，由沈元喜履行质保责任，经2019年9月6日对涉案工程劳务费用及质保费用重新计算，在质保期内沈元喜代戴家美履行质保责任，共花费184862.82元，该费用应从质保金内扣除，上诉状中所列177982.82元系笔误。另，由于双方未就应扣质保金数额达成一致意见，沈元喜不应支付未返还质保金期间的利息。戴家美辩称，戴家美已经按照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完成涉案工程的后期质保工作，产生的费用也已经自行承担，周云陈述的不是事实。沈元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进行涉案工程的后期质保工作以及具体数额，戴家美一直与沈元喜、周云联系要求核对质保金的具体数额，直到2019年9月8日晚上，两人均不予回应，现当庭陈述的数额无任何证据支持。沈元喜上诉称与戴家美未就扣划质保金达成事实，但结算资料中应付质保金数额明确没有任何异议，沈元喜及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周云应当履行约定，在违约的情况下赔偿戴家美的损失即相应利息，综上沈元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深装总公司辩称，同意沈元喜的上诉请求，沈元喜应当支付戴家美68915元。恒大公司辩称，同意沈元喜的上诉请求，沈元喜与戴家美之间的结算数额恒大公司不清楚。周云辩称，通过财务核算有劳务费的转账记录，及恒大公司转扣维修单及明细，同意沈元喜的上诉请求。戴家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元喜、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立即支付戴家美工程质保金合计253778.599元；2.判令沈元喜、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立即支付戴家美工程质保金的利息，自应付质保金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沈元喜、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30日，沈元喜(甲方)与戴家美(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沈元喜将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分包给戴家美施工。1.1本合同分包范围：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4＃楼首层大堂电梯厅、2、6-25层室内精装修工程，1.2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具体施工项目详见后附劳务工程量清单。2.1分项工程单价：分项工程单价一次包干166元/平方，不做调整，单价包含半成品、成品保护费用。2.2暂定合同价款总额4415600元，结算时按实际结算面积为准。3.1开工日期2015年3月15日，竣工日期2015年8月6日。7.2.4工程质保期为两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纠纷和因质量引起的费用支出，质保金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2016年3月28日，双方又签订关于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3－5层剩余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补充协议》，条款参照上述《劳务承包合同》。2016年12月26日，戴家美与刘磊(以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进行结算出具《33#、34#楼劳务结算书》，戴家美劳务班组结算总金额4656311.28元，应付劳务款4427483.52元，质保金228827.76元，扣款金额100000元，实际应付金额4327483.52元，已支付金额3336318.63元，未付金额991164.89元。周云在该结算书签署“同意支付，年前支付。周云2016.12.26”。同日，戴家美与刘磊签署《质保金使用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合同约定以及结算协议约定质保期工程从2016年8月1日开始至2018年7月31日截止，因劳务队在交房六个月以后不再进行后期维保修，在维保修期间所有因劳务施工问题发生的维保修费用直接从质保金中扣除，到2018年7月31日两年质保期结束后一个月以内返还剩余质保金。质保金(按照结算金额的5%)为228827.77元。”沈元喜认可该《33#、34#楼劳务结算书》及《质保金使用协议》，但认为应由深装总公司核对维保修费用，支付剩余款项。深装总公司认为与其公司无关。2015年3月21日，沈元喜(甲方)与戴家美(乙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公装），沈元喜将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瓦工分项工程分包给戴家美施工。1.1本合同分包范围：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瓦工分项工程，1.2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具体施工项目详见后附劳务工程量清单。2.1分项工程单价：分项工程单价一次包干不做调整，单价包含半成品、成品保护费用。2.2暂定合同价款总额473061.82元，结算时按实际结算面积为准。3.1开工日期2015年4月15日，竣工日期2015年6月15日。7.2.4工程质保期为两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纠纷和因质量引起的费用支出，质保金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2017年5月28日，戴家美与李芬霞签署《深装总公司与戴家美济南合作项目明细》，其中长清恒大剧场：合同价499016.78元，签证5985元，结算总产值505001.78元，质保金24950.839元，按总产值合同内95%签证100%为480050.941元，已付款480050元，未付工程款0元。李芬霞在该总明细表中签署“以上双方确认无误。2017年5月28日李芬霞(加盖‘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翡翠华庭项目部专用章(仅限于工程资料签证用)印章’)。沈元喜认可该结算明细，但认为应由深装总公司核对维保修费用，支付剩余款项。深装总公司认为与其公司无关。深装总公司认可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由其承包施工的事实，但主张其将上述工程以内部承包的方式交由周云施工，并提供与周云就上述两项工程签署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各一份。周云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刘翰到庭说明情况称：深装总公司存在拖欠质保金的情况，沈元喜、戴家美只负责半年的质保维修，剩余质保期由周云负责，周云向深装总公司索要质保维修费用的数据，深装总公司一直未提供，所以需要扣除多少质保金尚不清楚。周云提供《分包合同》三份，一、2015年2月7日，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玉雕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五期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业主与我方签订的合同及工程量清单中规定的所有施工内容。分项工程单价175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5001670元。沈元喜以玉雕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玉雕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恒大绿洲剧场主楼室内一至三层、室外石材幕墙、外围商业装修工程。本合同劳务作业内容：业主与我方签订的合同及工程量清单中规定的所有施工内容。分项工程单价335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4205255元。沈元喜以玉雕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玉雕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合同中未注明签订时间。三、2016年7月1日，深装总公司(甲方，工程承包人)与深圳市中建南方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乙方，劳务分包人，下称中建南方劳务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精保洁工程。本合同分包范围：范围为所有精装修范围，含套内、大堂、电梯间、铝合金门窗及防火门的面向精装修的部分、含套内阳台及栏杆。分项工程单价3.2元/平方，暂定合同价款97663.55元。沈元喜以中建南方劳务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在合同尾部签名，并加盖“深圳市中建南方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周云给深装总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本人周云与贵司签订了《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本人同意贵司通过玉雕公司，以劳务公司的形式支付劳务班组人工费和临聘人员工资，因采用此种形式而增加的税费(劳务公司需缴纳的各项税费、劳务公司收取的每笔劳务班组人工费的1%管理费、每月临聘人员工资1%的管理费等)概由本人承担。深装总公司、沈元喜认可该三份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但沈元喜认为该三份分包合同系在深装总公司的授意下签订的，因为深装总公司支付劳务款需向有施工资质的劳务公司付款，而沈元喜个人无施工资质，所以只能以玉雕公司、中建南方劳务公司的名义领取劳务款项。周云提供济南恒大绿洲项目2016年8月-2018年7月《维保修转扣费用明细表》一份，总金额6万余元。除沈元喜认可该转扣费用外，其他当事人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深装总公司承包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后，以内部承包的方式交由周云组织施工，同时深装总公司又将劳务工作分包给玉雕公司，由沈元喜挂靠玉雕劳务公司进行劳务施工，沈元喜又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戴家美。本案《劳务承包合同》系沈元喜以个人名义与戴家美签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戴家美只能要求合同相对人沈元喜承担合同责任。同时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违法转包、分包引起的纠纷，并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的有关规定。因此，戴家美要求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戴家美与沈元喜作为自然人无从事劳务作业的相关资质，因此，双方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双方对劳务结算金额、质保金金额及支付期限无异议，现质保期已过，沈元喜未能提供应扣除维修费用的数额及证据，沈元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沈元喜应向戴家美支付该款项及逾期利息。33#、34#楼的质保金228827.76元；恒大剧场质保金24950.83元，共计253778.59元。《质保金使用协议》约定“到2018年7月31日两年质保期结束后一个月以内返还剩余质保金”，沈元喜应自2018年8月30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沈元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家美劳务款253778.59元；二、由沈元喜以253778.59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戴家美支付利息；三、驳回戴家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3元，由沈元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戴家美提交证据1.涉案工程收款明细及周云对戴家美的付款明细原件各一宗，证明涉案工程款全部由周云支付、且能一一对应，与玉雕公司、中南劳务公司无关。证据2.济南恒大世纪广场精装修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由深装总公司在槐荫区人民法院提交，附件9能证明彭某某是深装总公司员工。证据3.申请证人彭某某出庭作证，彭某某述称，其2014年12月到济南恒大33、34及剧场负责，到2016年9月13日离职，其代表深装总公司在工程结算申请表上签字，是该公司的临聘人员，在工地直接管理戴家美，负责与恒大公司沟通。沈元喜、戴家美签订合同时其在场，玉雕公司、中南劳务公司未参与施工。深装总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不清楚，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该证据系超期举证，不是新证据，不应当采信；深装总公司没有对戴家美付款，对周云的付款情况不清楚；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3证人证言，证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涉案工程期间与深装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身份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其证言沈元喜与戴家美签订的合同且其在场，证明戴家美签订合同时是与沈元喜个人签订，否则在彭某某在场的情况下，戴家美应当要求由沈元喜代表深装总公司签订合同。恒大公司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2、3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周云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第23页无异议，其他内容不清楚；对证据三彭某某的证人证言无异议。沈元喜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二无异议，彭某某是深装总公司的临聘人员，对证据三证人证言无异议。沈元喜提交证据1.沈元喜（戴家美）济南长清片区项目维修费分摊明细一份，显示33、34#楼及剧场应扣维修劳务费累计扣款184862.82元，沈元喜及周云签字；证据2.济南长清恒大绿洲项目维修人员劳务费明细，显示应付陈丽华、王桂兴、吴艳劳务费共计115220元，已代付90520元，未付款24700元，沈元喜及周云签字；证据3.沈元喜与陈立华、王桂兴分别签订的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精装修项目劳务无争议结算书原件各一份，主要内容为陈立华、王桂兴从事项目后期维保修工作，陈立华劳务费每月6000元，自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共计80000元，王桂兴劳务费每月6600元，自2018年3月16日至7月31日共计29700元；证据4.项目部账户向陈立华、王桂兴等打款的账户明细原件一份，上述证据1-4拟共同证实所有费用应在戴家美质保金中扣除，戴家美主张的质保金应扣除维修费用184862.82元。戴家美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劳务费分摊明细系自行制作没有任何人认可，劳务无争议结算与本案无关，项目并未涉及到33、34及剧场的维修，是其他项目的维修，且王桂兴、陈立华未到庭，不能证明实际进行此项维修工作；付款账单与无争议结算无关，收款人和付款人均与合同相对人无关，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深装总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恒大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明目的无异议。周云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戴家美提交的收付款明细能够证实其已收工程款的数额，本院予以采信。因彭某某未能提交其与深装总公司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交纳记录、工资发放明细等证据，仅凭济南恒大世纪广场精装修施工合同、彭某某的证言不足以证实其系深装总公司员工。沈元喜提交的项目维修费分摊明细、项目维修人员劳务费明细均系其单方制作，未经案外人陈立华、王桂兴、吴艳签字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劳务无争议结算书，从其内容分析，系陈立华、王桂兴按月固定提供劳务，而非针对工程特定质量问题提供维修，无法证实戴家美施工的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对户名为陈立华的银行明细清单，付款方无法体现系工程项目部或沈元喜的工作人员针对劳务无争议结算书的约定内容打款，数额亦与沈元喜提交的证据1、2不相符，无法证实沈元喜因工程维修支付陈立华劳务款80000元，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恒大公司认可其已与深装总公司就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进行结算，未付工程款数额为4295.54元，质保金因存在质量问题尚未结算；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80%，工程款及质保金均未结算。各方当事人对戴家美主张的涉案工程质保期间均未提出异议，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质保期为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保期为2016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12日。2014年7月1日，恒大公司（发包人、甲方）与深装总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的《济南恒大绿洲五期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第九条：付款时间、条件与付款方式：四、工程结算价的2.5%作为保修金，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支付2.3%，其余0.2%待防水工程五年质保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付清保修金。同日，恒大公司（发包人、甲方）与深装总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的《济南恒大绿洲剧场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第九条：付款时间、条件与付款方式：四、工程结算价的2.5%作为保修金，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三年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支付2.3%，其余0.2%待防水工程五年质保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付清保修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是戴家美主张的工程质保金数额如何认定；二是沈元喜、深装总公司、恒大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深装总公司自发包方恒大公司处承包涉案两个工程后，沈元喜个人借用玉雕公司资质与深装总公司分别签订《分包合同》。沈元喜后将部分劳务作业分包给戴家美，其与戴家美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抬头、落款均系沈元喜个人，合同订立地点处及人工费汇总表中加盖的深装总公司济南恒大绿洲项目部专用章，明确载明该章只限于工程资料签证用，并非深装总公司合同专用章或行政公章，不能以此认定沈元喜签订合同系代表深装总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相对方系沈元喜个人，并无不当。本案劳务合同纠纷系双方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因违法分包所产生的争议，依法应当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戴家美无劳务作业相关资质，其与沈元喜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但鉴于涉案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戴家美有权参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结算条款主张相关权利。本案中，戴家美主张的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质保金228827.76元、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保金24950.839元，共计253778.599元，有《劳务承包合同》、《工程补充协议》、结算总说明、质保金使用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可以认定。沈元喜对欠付戴家美工程质保金数额253778.599元未提出异议，其二审上诉主张应扣除质保期内发生的维保修费用184862.82元，只支付剩余的68915元，但其明确陈述有关维修签证单、恒大公司转扣清单均无法当庭提交，不能证实维修事实确实发生；沈元喜二审提交的陈立华账户明细，无法显示系由沈元喜或其工作人员因支付维修费用打款，数额亦与沈元喜、陈立华合同约定内容不符；对王桂兴、吴艳的维修费用，沈元喜未提交支付凭证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沈元喜关于质保期内花费的维修费用184862.82元应从质保金内扣除，其应向戴家美支付劳务费68915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对于33、34＃楼室内精装修工程，恒大公司认可已与深装总公司结算完毕，未付工程款数额为4295.54元，工程质保金228827.26元未结算。恒大公司抗辩存在维保修费用应予扣除，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发生代扣代缴维修费用，且涉案工程已超出其与深装总公司合同约定的两年质保期，依据恒大公司与深装总公司的合同约定，即“工程结算价的2.5%作为保修金，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支付2.3%，其余0.2%待防水工程五年质保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无发生甲方代扣代付维修费用，则甲方在30天内无息付清保修金”，已超两年质保期的质保金数额为210521.08元（228827.26元÷2.5%×2.3%），其余0.2%尚未到五年付款期限，故恒大公司欠付深装总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214816.62元（210521.08元+4295.54元），其应就该项目的未付工程款214816.62元向实际施工人戴家美承担支付责任；剩余工程质保金14010.64元（228827.26元-214816.62元），由沈元喜向戴家美支付。对于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恒大公司与深装总公司、深装总公司与沈元喜均未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戴家美亦无证据证实恒大公司欠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其对于该工程要求恒大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戴家美可在上述各方结算后另行主张权利。根据前述分析，深装总公司非与戴家美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戴家美要求深装总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沈元喜作为合同相对方，对戴家美施工的剧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保期无异议，应对该部分工程质保金24950.83元承担支付责任。综上，沈元喜就涉案两项工程应当支付戴家美工程质保金共计38961.47元（14010.64元+24950.83元）。戴家美一审审理过程中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由申请追加周云为被告，并未明确要求其承担责任，其上诉请求周云承担责任系二审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但审理过程中明确不再要求周云承担责任，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戴家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沈元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949号民事判决；二、由沈元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家美工程款38961.47元及利息（以24950.83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3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4010.64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由济南恒大绿洲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家美工程款214816.62元及利息（以214816.62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戴家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106元，由上诉人戴家美负担416元，由上诉人沈元喜负担46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宏伟审判员  李莎莎审判员  焦玉兴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