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4060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富华，崔鸣放之妻，住址同上。被告：耿新河，男，1957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耿新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富华、被告耿新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耿新河支付辛苦费1万元；2.耿新河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崔鸣放与耿新河系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崔鸣放和其他10人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在全体居民会上双方达成如下约定，“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耿新河签字确认，双方形成委托关系。崔鸣放自接受委托以后，自学专业知识，克服身体重度残疾的不利条件，在同住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宝春等的陪同下，通过座谈、信访、诉讼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有利于我们的拆迁信息相关证据，使耿新河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和40—60万元的货币补偿。但耿新河未履行支付“辛苦费”的约定义务。故崔鸣放诉至法院。耿新河答辩称：那天是于文淼通知我参会的，签字的时候是一张白纸，没有“参会人员”“最后决定”等内容，我们从于文淼开始签字的，签在他名字的下方。崔鸣放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委托授权书、协议书；2.会议记录；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5504号。耿新河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4年9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东路社区居委会向本院出具推荐信，就社区居民于文淼、苑爱朝等多名居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推荐本区居民崔鸣放为该案诉讼代理人。2014年9月24日，耿新河向崔鸣放出具《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2014年9月29日，委托人耿新河与代理人崔鸣放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二、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三、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2015年2月7日，崔鸣放在其家中召开了由李振茹、于文淼、苑爱朝等居民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会议内容：决定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参会人员：……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该会议记录有包括耿新河在内的39位居民的签字。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耿新河等居民先后签署了《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并入住购买的安置房。崔鸣放提供的材料显示：崔鸣放代理社区居民于2014年10月以相邻关系纠纷为由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崔鸣放于2015年3月对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第三人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本案源起于北京市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原、被告等52户居民不满意于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进而委托崔鸣放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相关诉讼。2015年2月7日，39名居民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反映意见、提起诉讼，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耿新河虽述称“该会议记录是签到表”，但没有提供客观证据，且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即，受托人崔鸣放作为诉讼代表为委托人争取产权房补偿利益，各签名居民（户）委托崔鸣放为诉讼代表并在获得产权房补偿利益后向受托人支付“辛苦费”，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崔鸣放持有各委托人签名的会议记录并开展争取合法权益的相关活动，属于以实际行为作出承诺。但应指出，不论是崔鸣放与本社区居民2014年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还是2015年2月形成的会议决定，都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未最终付诸实施，但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2月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酌定该“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崔鸣放所提诉请，主要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耿新河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崔鸣放支付6000元；二、驳回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耿新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崔鸣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  君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跃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