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89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光辉，男，汉族，1972年9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红玲，女，汉族，1975年7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军，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娟，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奇，男，汉族，1976年8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琼，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睿，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詹光辉、邱红玲因与上诉人刘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詹光辉、邱红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奇向詹光辉、邱红玲返还不当得利55.2万元及利息(以55.2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所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刘奇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查明的“同时被告在仲裁阶段主张系居间报酬，仲裁庭亦认为证据不足未予采信”的事实，并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仍处于司法执行阶段的深圳仲裁委员会(2017)深仲裁字第1705号《裁决书》多次开庭审理、裁决认定的“没有证据支持”的法律事实，一审判决的查明是错误的。同时，一审判决据此认定、采信刘奇所谓“居间报酬”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第4页第二行至第四行查明的“被告确认收到原告上述款项，但抗辩称系因为—并承诺筹集款项利率只要低于30%,差额部分作为被告的报酬”；第5页第6行查明的“因为双方约定的利率低于年利率30%”等两项所谓的事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审判决的查明也是错误的。而且，刘奇根据这两项没有根据的事实推导出来的“12%”的所谓“利率差”不仅缺乏证据，同时也是非法的。一是所谓“承诺筹集款项利率只要低于30%”本身的说法，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定24%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标准，是非法的；二是依据深圳仲裁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在司法执行阶段的4份仲裁裁决的24%的还款利率和违约利率，如果再加上本案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12%的所谓利率差，涉案借款或刘奇“筹集资款项”的利率差，不仅超过合同约定的18%、或口头约定的30%，更是远远超过了法定24%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标准，也是非法的。因此，本案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12%的所谓利率差，即使作为刘奇主张的所谓“居间报酬”，不仅缺乏证据、而且也是非法的。一审判决对刘奇主张的非法性理应查明却没有查明，相反，却偏听偏信、毫无根据的采信了刘奇的部分抗辩或主张，显然也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2行至第6页第2行认定的“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等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原告委托被告筹款并口头承诺支付利息差额作为报酬属实”的所谓事实根本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尤其是涉及到本案争议的部分诉讼请即55.2万元“货款”的付款时间2015年4月24日，与涉案三位证人或借款人的借款时间或“被告帮助原告筹集到的资金时间”并不吻合，一审判决的认定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第5页倒数第7行至倒数第4行认定的“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不足以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的事实是错误的。本案中，詹光辉、邱红玲已经提交了转款凭证及上述仲裁裁决书，这些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刘奇收取詹光辉、邱红玲的涉案款项与双方的借款纠纷无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构成不当得利。既然是法定条件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除了詹光辉、邱红玲已经提交的转款凭证及仲裁裁决书，还需要什么证据才能“足以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呢？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举证责任的认定和要求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一审判决对詹光辉、邱红玲部分诉讼请求即55.2万元的驳回，主要是根据刘奇抗辩的“居间报酬”的主张。但是，作为刘奇的抗辩、反驳，依法理应由刘奇举证。既然刘奇在本案仲裁阶段、一审诉讼阶段都没有举证，依法理应由刘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和第二款“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刘奇抗辩的“居间报酬”的主张属于“没有证据、不予支持”的事实，已为深圳仲裁委员会（2017)深仲裁字第1705号“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刘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因此，非经相应的法律程序，一审判决依法不能在本案中予以部分“除外”的。具体地说，“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定和证明标准”，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可以除外的情况下，依法理应采信上述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亦即刘奇抗辩的“居间报酬”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实。但是，一审判决将本案已构成同一不当得利事实的两笔款项分别认定，其中一笔21.6万元认定为不当利益，支持了詹光辉、邱红玲的部分诉讼请求;另一笔55.2万元却适用我国《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为“居间报酬”，驳回了詹光辉、邱红玲这一部分诉讼请求。这种认定，在事实认定与法理逻辑上显然都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或者说，这种在事实上原本仅仅只是按照划款时间来区分的两笔不当得利款项、一审判决却将其中一部分与其他借款人事和纠纷联系起来，并“高度盖然”，认定为居间报酬，不仅与上述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相抵触，适用相关法律也是错误的。刘奇答辩称：一、根据是否有意识、有目的增加他人财产、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作为给付型不当得利，詹光辉、邱红玲有意识主动增加刘奇的财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同时从证据距离远近来看，詹光辉、邱红玲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中刘奇收取涉案款项共计76.8万元，该款项系詹光辉、邱红玲向刘奇借款时承诺的报酬，为双方之间的真实合意。刘奇及其寻找的案外人共计向詹光辉、邱红玲出借人民币640万元，詹光辉、邱红玲按照前期承诺支付报酬，以其行为履行了口头协议，该事实由款项支付时间、数额、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报酬的支付，詹光辉、邱红玲与刘奇之间并未细分借款来源，就刘奇本人的借款，詹光辉、邱红玲亦同意支付。刘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詹光辉、邱红玲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詹光辉、邱红玲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错误认定刘奇无权取得借款本金180万元所对应的报酬人民币21.6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侵害了刘奇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改判。2015年初，詹光辉、邱红玲因湛江公交文化项目推广急需资金，找到刘奇借款并请刘奇帮其筹款。詹光辉、邱红玲向刘奇承诺借款年利率为30%，若刘奇能够以低于年利率30%的标准筹集到款项，则差额部分【借款本金*(30%-实际借款年利率）】为刘奇报酬。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詹光辉、邱红玲的上述承诺并不区分借款本金来源，换言之，无论该借款本金由刘奇提供或刘奇寻找的案外人提供，詹光辉、邱红玲均应向刘奇支付相应报酬。鉴于此，詹光辉、邱红玲于2015年4月24日收到借款本金460万元后，主动向刘奇支付报酬55.2万元【460万元*(30%-18%）】；并于2015年4月28日收到借款本金180万元后，主动向刘奇支付报酬21.6万元【180万元*(30%-18%)】。因此，詹光辉、邱红玲向刘奇支付报酬55.2万元、21.6万元均系依据双方合意约定作出的行为，詹光辉、邱红玲无正当理由请求刘奇返还报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官未查明案件事实，错误认定刘奇无权取得借款本金180万元所对应的报酬21.6万元，侵害刘奇合法利益，依法应予改判。二、原审法院错误分配本案举证责任，将归属于詹光辉、邱红玲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由刘奇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刘奇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举证不利所产生的败诉法律后果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本案系被上诉人提起的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对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成立要件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即本案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为詹光辉、邱红玲而非刘奇。刘奇对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仅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而非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本案刘奇陈述、证人证言等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足以反驳詹光辉、邱红玲之诉请，反观詹光辉、邱红玲并未对其诉请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詹光辉、邱红玲应当然承担本案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詹光辉、邱红玲答辩称：一、关于居间报酬的事实，在与本案相关的深圳仲裁委2017深仲裁字第1705号裁决书中已经明确被否定。该份裁决早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居间报酬没有事实和没有证据的法律事实，应该予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判决只是对詹光辉、邱红玲提供的两笔款项，即21万和55万款项中保护了21万，否定了55万元，该理由是55万元是居间报酬的问题，该问题在一审中我方也多次强调，根据裁决生效的法律事实，该法律事实不能随便被否定，所以我方认为一审判决55万元的事实上，否定了裁决的法律事实，这违背了证据规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因此不当得利纠纷是基于没有合法的根据据的利益，我方在一审已经向法庭提供了55万元相关支付的原始凭证，本身是我方举证的证据之一。如果还要我方就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理念、方式与证据规则的规定，明显是相背，所以举证责任应该归于詹光辉、邱红玲也是错误的。三、居间责任，包括在一审的时候，刘奇计算的各种利率的规定，都是基于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我方认为也不适用本案的情况。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2015年8月份才颁布实施，而该案在借款的准备期都是在2016年6月之前完成，如果还用这个司法解释说明居间报酬的合理性，我方认为也不适用，我方认为这也是一审判决错误的原因之一。四、关于支付报酬合意的问题，该70万元是货款，并不是居间报酬的名义支付的，在原始票据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并不是货款的居间报酬，这也是一种合意的行为，所以这个合意从货款本身的记载不是一个真实的合意。五、关于证人，证人在一审作证的时候，对刘奇是否收取报酬并不知情，这几个证人已经明确不知情。所以也就意味着刘奇与詹光辉、邱红玲之间的约定，证人同样也不知情，所以证人证言在本案中的意义不大。该事实先后经过仲裁委的仲裁审和本案一审时，已经明确不予认定，认为没有居间报酬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六、关于举证责任，既然没有合意的事实，付款凭据载明的是货款的事实，如果刘奇坚持这两笔钱应该收取，那么就应该举证，这一点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詹光辉、邱红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76.8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55.2万元从2015年4月5日起、21.6万元从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为1000元）；2、判令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其名下的多张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4月24日，原告詹光辉向被告刘奇转款552000元，用途手写“货款”；2015年5月1日，原告邱红玲向被告刘奇共计转款216000元，其中四笔每笔5万元共计20万元，有一笔为16000元。原告另提交一份（2017）深仲裁字第1705号裁决书，主张其在仲裁裁决阶段主张涉案款项冲抵被告向原告出借的借款本金，仲裁委员会未采信支持原告的主张，同时被告在仲裁阶段主张系居间报酬，仲裁庭亦认为证据不足未予采信，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被告确认收到原告上述款项，但抗辩称系因为原告詹光辉找被告帮忙筹集资金用于湛江公交文化项目的推广，并承诺筹集款项利率只要低于30%，差额部分作为被告的报酬。被告因此介绍撮合其朋友为原告詹光辉提供了借款，且利率约定为年利率18%，被告据此收取了为原告詹光辉筹集资金总额的12%作为报酬。被告提交了案外人耿某、秦某、张琦作为出借人分别与原告詹光辉于2015年4月23日、4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用途均为湛江公交文化项目的推广，借款金额分别为300万元、80万元、8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借款利率均为18%/年，原告邱红玲为各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原告同时提交了案外人耿某、秦某、张琦名下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耿某于2015年4月23日向原告詹光辉转款300万元，秦某于2015年4月24日向原告詹光辉转款80万元，张琦于2015年4月24日向原告詹光辉转款80万元。上述三案外人合计向原告詹光辉转款460万元。被告称原告詹光辉于2015年4月24日向其转款55.2万元即是基于约定按照总筹集的借款460万元×12%所得金额。另查明，2015年4月29日，被告本人作为出借人与原告詹光辉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80万元，借款用于湛江公交文化项目的推广，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9日至2016年4月29日，共计1年，借款利率为18%/年，按季度支付利息；原告邱红玲作为担保人自愿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愿提供担保物作抵押担保。被告刘奇提交其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5年4月28日向原告詹光辉转款180万元。被告称原告邱红玲于2015年5月1日向其转款21.6万元为借款金额180万元×12%所得，因为双方约定的利率低于年利率30%。再查，被告申请了案外人耿某、秦某出庭作证，经询问，案外人在借款被告原告前均不认识本案原告，而与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证人称由于被告介绍有个投资机会，年利率18%，基于对被告的信任案外人将款项出借给了原告詹光辉，并按照约定的利率收取了部分利息，之后由于原告未按约定归还借款，出借人依照约定申请了仲裁，现相关法律文书已生效并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三年前向被告的转款76.8万元系不当得利，应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仅依据转款凭证及裁决书中对于当时原告的主张所作出的认定，不足以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相反，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定和证明标准，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等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收到原告转款时间跟被告帮助原告筹集到的资金时间吻合，足以认定原告委托被告筹集借款并口头承诺支付利息差额作为报酬属实。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应当履行其承诺，支付相应的报酬，被告共计介绍三案外人与原告签订合同并合计提供借款460万元，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报酬55.2万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55.2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本案中查明，原告所借款项中有180万元系由被告本人出借，按照被告的主张其撮合原告与其他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取得借款且支付的利率低于年利率30%，被告便收取其中的差额部分作为报酬，被告作为居间人收取报酬的条件系撮合原告与他人签订合同，被告本人作为出借人收取所谓的居间报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被告应将其本人出借的180万元借款对应的报酬21.6万元退还原告，并自收取之日即2015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詹光辉、邱红玲返还21.6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1.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詹光辉、邱红玲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48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8252元，被告负担3228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詹光辉、邱红玲于2015年4月4日、5月1日支付给刘奇的55.2万元、21.6万元在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未被认定为偿还的借款本金，不能由此直接得出刘奇对该两笔款项即构成不当得利的结论。结合刘奇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该两笔款项系刘奇为詹光辉、邱红玲筹措资金而收取的居间报酬，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对此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刘奇共计介绍三案外人与詹光辉、邱红玲签订合同并合计提供借款460万元，该部分居间报酬为55.2万元，詹光辉、邱红玲要求刘奇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刘奇作为居间人收取报酬的条件系撮合詹光辉、邱红玲与他人签订合同，对刘奇本人作为出借人的款项收取居间报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原审判令刘奇将其本人出借的180万元借款对应的报酬21.6万元退还詹光辉、邱红玲，并自收取之日即2015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詹光辉、邱红玲、刘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0元,由上诉人詹光辉、邱红玲负担6340元，由上诉人刘奇负担45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赖启彤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