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1民终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缇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83弄1-42号20幢118室。法定代表人：TIANWEELEE。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坚，男，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蓉、苏树礼，均系广东潮之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缇森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缇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8）粤5102民初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缇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被上诉人李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缇森公司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37840.82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和适用法律两方面不正确。一、一审对证据反映的事实视而不见,未予查明。1、本案证据可以证明系争业务是两单产品买卖业务及其货款总额。首先,上诉人与锌鑫手袋配件厂就“恒时珠片包(白色间黑色)”签订的书面合同完全可以证明其中一单买卖业务双方签订有书面合同,而在上诉人业务员与李坚的电话录音证据中,李坚明确表示两单业务分别是“那个铁盒子,还有个化妆包”这两单业务,其中“铁盒子”业务对应的就是“恒时珠片包”的这一单买卖业务。这足以证明其中一单业务的金额肯定是合同所载的55.4万元。其次,在电话录音中李坚说:“代开之后我们这个发票先提供给你们,你们先去验发票,验证好之后相隔一个多月才打款过来”。李坚在电话中同时说:“代开票的是深圳市朗鑫智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简“朗鑫公司”）,朗就是弹钢琴的朗朗,鑫就是三个金”。李坚就先开票、后打款的过程表述,与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朗鑫公司先于2015年5月7日和26日两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八张计91.4万元、上诉人后于2015年5月19日至7月24日先后七次通过朗鑫公司支付货款91.4万元的事实相符,并且电话录音和书面合同以及代开的发票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2、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李坚请托朗鑫公司为锌鑫手袋配件厂与上诉人之间的两单业务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转递货款。在电话录音中,李坚明确表示:“当时我没有开发票的资质”；紧接着李坚还表示:“我做生意呢,我第一次开,所以我非常记得”。结合李坚对代开票和付款过程的表述,可以证明李坚请托朗鑫公司代开发票的原因以及本案中朗鑫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发票就是为了双方间的两单买卖业务代开发票。李坚在电话录音中说:“那家人啊,已经找不到了,己经跑路了,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都没人接,跑路了,跑了400亿。我现在也懵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潮州这边也还有一两个人也是在这家开发票。但是我也没办法,人家跑路了,国家都找不到,我怎么找的到!”。这些表述都可证明李坚从朗鑫公司取得了两单业务的货款。如果李坚在2015年没有在相应时间取得朗鑫公司转递的货款,李坚不等2018年虚开发票一事暴露早就应找上诉人支付货款了,如果李坚否认业务实际履行,就没必要请托朗鑫公司来代开发票了。显然,本案视听资料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打款记录足以相互佐证以上事实,形成证据链条。3、李坚未能合理解释电话录音与其当庭陈述之间的矛盾。李坚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承认电话录音中的人是被上诉人李坚,但却不能解释李坚在录音中的说法与其业务没有实际履行的辩解之间的矛盾,一审法庭在审理中也没有对此予以查明。在李坚本人未到庭的情况下,也没有要求诉讼代理人当庭或庭后向法庭予以合理说明。二、因查明事实存在错误自然导致适用法律也不正确。上诉人一审证据已经对双方业务关系、业务实际履行以及相关货款支付的三个环节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且可以相互印证,达到民事案件证明标准,具有证据优势,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全面否认的情况下,应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在否认的主张与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该予以合理解释。然而,一审却错误的运用证据规则对上诉人施加了不合理的举证负担，故而导致判决错误。李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上诉人在一审提交2015年4月17日签订的书面合同明确写明合同标的品名物是“恒时珠片包”，上诉人提供的朗鑫公司增值税发票上显示的都是“铝片包”，录音里面被上诉人说的是化妆包，三者之间货物名称完全不一样；另外在2015年4月17日合同显示的货物数量、金额与增值税及录音提到的完全不一致。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是证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向朗鑫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但是证据同时显示上诉人没有就这两笔业务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货款，电话录音、合同、8张发票在货物名称、金额、合同双方当事人名称上完全对不上。这恰好证明两笔业务不存在，没有实际发生。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上诉人声称的于2015年3月初签订的货款总额为36万元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2015年4月17日的合同则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资料里面，仅提到朗鑫公司，而货物数量、金额、名称等与上诉人提供的书面合同、8张发票显示的都不相同。上诉人单凭录音企图把自己使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受到处罚的责任转嫁给被上诉人，实在是匪夷所思。3、上诉人主张2015年4月17日合同有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上诉人应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义务证明，也无法证明不存在的事实。4、纵观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是因为使用了朗鑫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罚，是上诉人因为自己明知故犯的行为受的处罚，与被上诉人无关。另外，根据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才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因为自己明知故犯的行为受到处罚遭受财产损失，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如果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求，就是间接认可上诉人这种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缇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坚赔偿缇森公司经济损失737840.8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潮州市湘桥区锌鑫手袋配件厂（下简称“锌鑫手袋配件厂”）原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坚。2015年4月17日，缇森公司作为买方，锌鑫手袋配件厂作为卖方，双方订立订单一份，约定：“缇森公司向锌鑫手袋配件厂购买品牌为恒时的珠片包20000只，含运含税单价27.7元，总价554000元，卖方应于2015年6月5日前将货交到上海，卖方就该订单项下的产品应向买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付款方式为先付30%的订金，70%的尾款交货期后10天内付余额”。2016年9月21日，锌鑫手袋配件厂因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工商登记状态为注销企业。另查明：2015年5月7日及5月26日，朗鑫公司分两次向缇森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铝片包，金额为781196.59元，税额为132803.41元，价税合计914000元。后缇森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19日、6月1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7月23日、7月24日通过中国民生银行付款朗鑫公司合计914000元，客户附言为货款。又查明：2018年4月24日，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缇森公司作出沪国税奉稽处[2018]12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沪国税奉稽罚[2018]16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缇森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决定向其追缴2014年-2015年度增值税254854.6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548.54元、教育费附加7645.64元、地方教育附加5097.1元、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2548.54元、企业所得税370326.37元，加收滞纳金1938.77元，并处增值税罚款254854.6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罚款2548.54元、企业所得税罚款370326.37元、发票罚款50000元。后缇森公司向税务部门补缴相应的税费及滞纳金和缴纳相应的罚款。因缇森公司认为锌鑫手袋配件厂委托朗鑫公司向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其补缴相应的税费及罚款，其财产遭受损失，又因锌鑫手袋配件厂被注销，其经营者李坚应承担责任，遂于2018年7月13日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再查明：缇森公司主张锌鑫手袋配件厂委托朗鑫公司向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李坚予以否认，在法定期限内，缇森公司对其主张仅提供2015年4月17日的订单1份、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付款）7份及缇森公司的业务员与李坚的录音1份，但缇森公司对该订单已经实际履行，该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及录音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缇森公司主张锌鑫手袋配件厂委托朗鑫公司向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2015年4月17日的订单1份、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付款）7份及缇森公司的业务员与李坚的录音1份，结合缇森公司的陈述，具体分析上述证据：1、对于2015年4月17日的订单，该订单仅可证明缇森公司与锌鑫手袋配件厂就珠片包买卖达成合意并订立订单，无法证明该订单已经实际履行。2、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体现的是缇森公司与朗鑫公司的业务往来，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的金额均为914000元，与上述订单的货款金额并不相符，缇森公司主张该914000元系其与锌鑫手袋配件厂二笔货款的总额，但缇森公司对其该项主张及该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能据此认定缇森公司已向锌鑫手袋配件厂支付了本案订单的货款，同时也就无法据此证明上述订单双方已实际履行。3、对于电话录音仅可证明锌鑫手袋配件厂曾委托朗鑫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无法证明锌鑫手袋配件厂就本案订单委托朗鑫公司为缇森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缇森公司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订单已经实际履行，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及录音与本案的关联性，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既无法单独证明其所主张，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又不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与其主张相互印证，无法达到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缇森公司提出锌鑫手袋配件厂委托朗鑫公司向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其补缴相应的税费及罚款，其财产遭受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海缇森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78元，由上海缇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缇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1、公证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所涉两个买卖业务的真实性，也可以回答本案被上诉人答辩时所说的为何合同的名称为黑色珠片包以及李坚说的“铁盒子”问题。说明双方之间的两笔业务是真实履行完毕；两笔发票是李坚请托他人代开的；2、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奉贤区税务局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的《对上海缇森实业有限公司收受了已确认虚开的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涉及被上诉人请托朗鑫公司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情况，与本案发票一致；3、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深圳市朗鑫智博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拟证明该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被处罚。被上诉人认为：上述三份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予以质证。公证书中QQ聊天双方当事人的身份无法确定。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因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原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开办的锌鑫手袋配件厂在与其发生业务往来期间委托案外人朗鑫公司向上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上诉人补缴税款、罚款和滞纳金737840.82元为由起诉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而引起的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和依据是否充分？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后，双方互负合同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缇森公司如认为锌鑫手袋配件厂及其经营者李坚作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方未依法履行向买受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等合同义务的，可依法请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直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2018年4月24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上诉人系因存在收受了虚开的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而被追缴税款及加收滞纳金并受到行政处罚的，上诉人认为其中8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在与被上诉人开办的锌鑫手袋配件厂发生业务往来期间由被上诉人请托案外人朗鑫公司开具，因而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审理认为，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上述行政行为是基于上诉人实施了一定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上诉人是行政机关追缴税款和行政处罚的对象，是直接接受行政管理和处罚的行政相对人，上诉人在明知自己与朗鑫公司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仍接受其开具的发票，是导致其受到行政追究的直接原因。上诉人所承担的是行政法上的责任，不能以其违法行为受到的行政处理作为经济损失向他人请求民事赔偿。再次，如锌鑫手袋配件厂在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期间存在违反行政管理规定未依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应由行政机关作出处理，而不能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代替其应承担的行政法上的责任。综上，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受到行政机关的追究而向被上诉人主张经济损失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市缇森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78元，由上诉人上海市缇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萍审 判 员  李照雄代理审判员  张晓霞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苏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