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终2395号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阮进尤，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芬，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中山市神湾镇华强实业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邓德鑫，总经理。被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中山市北区中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余继英，总经理。上列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缨，广东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南海石油中珠房地产公司（原中山市南海石油中珠公司房地产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刘家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宗麟，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凯，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朝升（又名邓德鑫），男，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继英，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缨，广东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缨，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鹏，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宗麟，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凯，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进尤为与被上诉人中山市神湾镇华强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中山市北区中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岐公司）、中山市南海石油中珠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公司）、邓朝升、余继英、黎缨、刘家鹏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的（2017）粤20民初63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阮进尤作为本诉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1.撤销《债权转让合作合同》；2.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共同返还定金6071.2606万元（30356303元×2），中珠公司、邓朝升、余继英、黎缨、刘家鹏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中珠公司赔偿阮进尤1.1亿元，华强公司、中岐公司、邓朝升、余继英、黎缨、刘家鹏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邓朝升、余继英、黎缨、刘家鹏（以下简称华强公司等七被告）共同赔偿阮进尤因土地升值导致的损失2亿元；5.华强公司等七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诉讼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中珠公司在中山市×××“西河耕作区”拥有两块土地合计74.5亩[中府国用（出）字第2087、2086号，以下简称涉案两块土地]，中珠公司以其中的中府国用（出）字第2086号地块为中山市金乘（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贷款作担保。2005年1月25日，原审法院作出（2004）中中法民二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中山市金乘（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借款本金2407587.21美元及相关利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有权对中珠公司用于抵债的上述土地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阮进尤于2007年12月25日通过竞拍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对中山市金乘（集团）有限公司的生效债权和对中珠公司的担保物权。2004年11月4日，中珠公司因拖欠中山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中山农信联合社）贷款，原审法院作出（2004）中中法民初二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中珠公司偿还中山农信联合社借款本金933万元及利息等。2007年1月8日，华强公司与中珠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华强公司以位于中山市×××的商住地420亩和磨刀岛的商住用地119.5亩作价9987.5万元抵债给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中山办事处（以下简称华侨信托中山办）;自2002年1月起，中珠公司对华强公司负有债务9987.5万元及利息（月利率10‰，从2002年1月1日起计）。2007年12月15日，华强公司将对中珠公司的利息债权7141.063万元转让给中岐公司。2007年12月18日，中岐公司、华强公分别起诉中珠公司，要求中珠公司分别偿还7141.063万元、9987.5万元。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于2007年12月26日私下进行和解并签订《调解协议》，并于2007年12月27日由原审法院组织调解，原审法院于同日分别作出（2008）中中法民二初字第3号、第4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3、4号调解书）。中岐公司、华强公司取得上述调解书后，分别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执行局查封了中珠公司名下的涉案两块土地。2010年11月18日，中珠公司因拖欠中山市沙溪镇建设管理所（以下简称沙溪建设管理所）土地转让款，原审法院作出（2010）中中法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中珠公司同意偿还沙溪建设管理所2368.97835万元及利息100万元、逾期还款利息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等。沙溪建设管理所已申请原审法院执行。2011年，邓朝升以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拥有中珠公司债权本金1.7128563亿元和利息4194.75万元（从2007年12月16日至2011年6月15日），向阮进尤建议由阮进尤收购对中珠公司的上述四项债权，中珠公司的涉案两块土地就可以作价后全部归阮进尤所有，由阮进尤开发房地产；邓朝升还建议先由华强公司、中岐公司负责收购沙溪建设管理所、中山农信联合社的两个债权合计3301.97835万元，再将该两个债权加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中珠公司的两个债权合计1.7128563亿元共四个债权作价1.4231亿元转让给阮进尤。中珠公司用涉案两块土地变卖后抵偿上述四个债务给阮进尤进行开发。因上述中珠公司的四个债务均有生效法律文书，加上中珠公司、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同意出具《声明及保证书》，阮进尤同意购买上述四个债权。2011年7月8日，阮进尤作为受让方（乙方）与转让方（甲方）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转让标的为“甲方对南油公司的债权本金人民币171285630元及利息转让给乙方，该债权即3、4号调解书项下的债权，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山农信联合社、沙溪建设管理所对南油公司也有债权，并已经申请执行，甲方同意代南油公司向中山农信联合社、沙溪建设管理所履行债务（甲方与南油公司相关协议附后，作为本协议补充文件），并同意将履行后取得的债权转让给乙方”；上述四项债权转让对价总额为1.4231亿元；阮进尤于签订合同后7天内支付定金7000万元，债权余款在三个月内付清，具体安排如下：“（1）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共同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设立由乙方负责在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办理完毕，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由乙方垫付），甲、乙双方代表在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31%：69%。（2）项目公司的名称由乙方确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由乙方负责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甲方指定，但需征得乙方同意。公司章程由甲、乙双方另行确定。（3）甲方收到定金及公司成立后，即向法院出具债权转让证明，并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把甲方对南油公司的债权（根据相关法院文书认定为准）转到公司名下，乙方同样把自己对南油公司债权转到公司名下。（4）双方共同争取法院支持，将南油公司被执行土地变卖到公司名下。（5）法院下达执行裁定，把南油公司被执行土地变卖到公司名下之日起一个月内，公司和乙方共同负责把债权转让余款人民币7231万元支付给甲方，按时支付的免计利息，逾期支付的，应从定金支付次日起按未履行部分每日万分之六点六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余款付清为止……”。同日，中珠公司为了使阮进尤相信所收购的债权是真实的，向阮进尤出具一份《声明及保证书》，声明：“一、中珠公司目前在人民法院处理中的债务纠纷有五单，债权人分别为：阮进尤先生、沙溪镇建设管理所、中山农信联合社、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四、如上述声明事项不真实或中珠公司为履行其承诺，中珠公司同意向阮进尤先生赔偿人民币11000万元，保证人对该赔偿承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作为保证人盖章。合同签订后，阮进尤根据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的指示，于2011年8月1日支付定金7000万元，其中，支付1093.829万元给中山农信联合社、支付2870.5407万元给沙溪建设管理所、支付3035.6303万元给华强公司。支付完定金后，阮进尤要求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按约定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合同》，将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中山农信联合社、沙溪建设管理所的债权转让给阮进尤，但中岐公司拒绝在该补充合同上盖章，导致阮进尤需要分别向法院提出确权诉讼，请求确认中山农信联合社对中珠公司拥有的（2004）中中法民二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本金933万元及利息归阮进尤所有、沙溪镇设管理所对中珠公司拥有的（2010）中中法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本金2368.97835万元及利息归阮进尤所有。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两份（2012）中一法民二初字第1094号民事调解书，分别确认阮进尤对中珠公司享有1093.829万元及利息、2870.5407万元及利息两项债权。在处理上述事宜过程中，阮进尤发现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的公章全部由邓朝升控制。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拒绝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令阮进尤感觉此次债权转让合作有陷阱，于是开展调查。期间，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竟然还找借口要求解除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甚至还要求原审法院继续执行其已在《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转让给阮进尤的债权本金1.7128563亿元及利息[即3、4号调解书项下的债权]，要求原审法院拍卖中珠公司名下的涉案两块土地。为此，阮进尤对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以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不确认已将3、4号调解书项下的债权转让给阮进尤，该两债权的权利人仍是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为由，驳回阮进尤的异议请求和复议请求。为此，阮进尤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经调查发现，华强公司用于抵债的土地不存在，抵债的《协议书》是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伪造的，故于2013年3月12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3]29号、30号民事抗诉书，认为3、4号调解书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华强公司还没有实质取得对中珠公司的债权，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依法予以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2017）粤民终1345号、13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调解协议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损害中珠公司债权人利益，属于恶意串通行为”，依法撤销了3、4号调解书。经查，邓朝升（原名邓德鑫）与黎缨为夫妻关系，于2007年登记结婚；余继英是邓朝升的前岳母，刘家鹏是邓朝升的舅父。华强公司工商登记虽然是集体性质，实质是邓朝升个人设立并挂靠的公司；华强公司自2002年起已经停业，无员工、无办公场所。中岐公司虽然登记为有限公司，但该公司自2002年起已停业，至今未清算，由余继英一直控制，并以中岐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以配合华强公司欺骗阮进尤，收取定金。由此可见，邓朝升一直控制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余继英、刘家鹏配合以华强公司的名义签订各类协议,欺骗阮进尤。黎缨自2007年起一直参与涉案合同签订、抗诉案件的处理。阮进尤是通过公安机关调查,于2017年才发现黎缨与邓朝升是夫妻关系。经评估,涉案两块土地于2011年1月6日的价值为1.663778亿元,至2018年9月,升值至约4亿元。由于各被告的恶意串通行为,导致阮进尤7000万元定金被各被告骗走,进而使阮进尤丧失了在2011年开发房地产的机会；由于土地升值,而7000万元贬值,致使阮进尤不能以同样的金额购买同样数量的土地,造成阮进尤巨大损失，即阮进尤于2011年8月1日支付的7000万元已贬值导致损失2亿元。阮进尤认为,华强公司等七被告为损害阮进尤的利益,恶意串通,在没有实质取得抵债土地的情况下,制造虚假事实签订《协议书》，制造虚假诉讼,骗取阮进尤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收取定金后，一边找借口解除《债权转让合作合同》,一边再次要求原审法院拍卖涉案两块土地。阮进尤购买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中珠公司的巨额债权，旨在得到中珠公司名下的涉案两块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由于华强公司等七被告恶意串通,虚构债权,从而造成阮进尤巨额损失，包括阮进尤为支付7000万元定金而向民间高息借款、阮进尤支付的7000万元被套进去而遭受的重大损失。综上，阮进尤认为,被告华强公司等七被告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制作虚假文件,制造虚假诉讼,共同对阮进尤实施欺诈,导致阮进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并因此遭受巨额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特请求法院撤销该《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应双倍返还定金；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为引诱阮进尤签订合同、支付定金,明知债权是虚构的,仍作出声明及保证,故中珠公司应按照约定赔偿1.1亿元给阮进尤,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该债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邓朝升、余继英、刘家鹏操控已停业的公司签订协议,损害阮进尤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邓朝升、余继英、黎缨、刘家鹏应当对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反诉原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与阮进尤签订的《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已于2011年11月29日解除；2.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有权没收《债权转让合作合同》项下的定金2846.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阮进尤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8日，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与阮进尤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将对中珠公司的债权本金1.7128563亿及利息4194.75万元和将要取得的中山农信联合社对中珠公司的债权1093.829万元、沙溪建设管理所对中珠公司的债权2870.5407万元一并转让给阮进尤,并由阮进尤设立由其控制的项目公司承接,转让价款为1.4231亿元；双方还对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了具体约定和安排。上述《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签订后,阮进尤向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支付了7000万元的定金。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收到定金后,将其中的1093.829元用于偿还中珠公司对中山农信联合社的债务,2870.5407万元用于偿还中珠公司对沙溪建设管理所的债务,即中珠公司对中山农信联合社、沙溪建设管理所的债务已经结清。但阮进尤未依约在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后15日内设立项目公司,且至今未能设立项目公司,故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未能如约将对中珠公司的债权转到项目公司名下,阮进尤还故意阻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以达到拖延支付合同款项的目的。为此，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于2011年9月起曾多次发函阮进尤催告其设立项目公司,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的义务,阮进尤虽然书面承诺履行合同义务,但一直并未履行。华强公司、中岐公司认为阮进尤已迟延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并经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间内仍未履行,致使《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于2011年11月29日向阮进尤发函通知从2011年11月29日起解除《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已于2011年11月29日依法解除,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依法有权没收《债权转让合作合同》项下定金2846.2万元(按合同标的额的20%计算)。请求法院支持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查明：阮进尤于2012年12月25日、2013年1月4日、2014年10月22日先后向中山市“三打两建”办公室、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中山市公安局等机关提出控告，指控华强公司（邓德鑫）、中岐公司、中珠公司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串通，编造虚假合同，虚构债权债务，骗使阮进尤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骗取阮进尤1.4亿多元，实际骗取7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期间，中山市公安局先后两次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14年12月2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中山市公安局发出中检侦监通字[2014]1号《通知立案书》，通知中山市公安局对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该局于2014年12月8日对该案立案侦查。中山市公安局经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嫌疑人邓德鑫在明知华强公司与中珠公司约定的抵债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涉案金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该局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山公经诉字（2018）00018号《起诉意见书》，将该刑事案件移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现尚在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阮进尤提起的本诉请求以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均主要依据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因阮进尤就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提出控告，中山市公安局已就邓德鑫虚构债权债务、骗使阮进尤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一案侦查终结，案件正通过刑事途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被告人以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的规定，由于犯罪嫌疑人邓德鑫是基于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相关的财产损害应当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现本案涉及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因此，本诉原告阮进尤及反诉原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基于《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提起的民事诉讼，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均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本诉原告阮进尤的起诉和反诉原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的反诉。阮进尤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驳回本案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法条适用的范围应当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且是针对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主体同一、法律事实同一的情形，但本案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且两案主体、法律事实均不同一。具体表现在：1.主体不同一。本案被告主体为华强公司等七被告，上诉人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要求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由于邓德鑫是华强公司的股东，故上诉人要求邓德鑫作为华强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人，但本案的诉讼主体主要还是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而反观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中山市公安局在合同诈骗案中所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仅为邓德鑫一人。2.法律事实不同一。上诉人于本案诉请判令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是上诉人与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的行为，上诉人依据该合同向华强公司、中岐公司支付7000万元定金的行为，以及华强公司、中岐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上诉人诉请判令中珠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赔偿1.1亿元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是中珠公司向上诉人作出的《声明及保证书》及其虚假的保证行为；上诉人诉请华强公司等七被告赔偿2亿元土地升值损失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是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中珠公司及其背后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共同串通行为，导致上诉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自签订合同之日至2019年5月，因土地升值导致上诉人的损失高达2亿元。而在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需要审查的事实是邓德鑫如何虚构巨额债权、并利用该债权侵占上诉人7000万元定金中的部分定金，这里涉及到的事实除了邓德鑫利用关系控制华强公司、联合中岐公司和中珠公司欺骗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之外，还有邓德鑫如何控制中珠公司与华侨信托中山办于2001年11月27日签订《以物偿债合同》、2002年1月控制华强公司和中珠公司与华侨信托中山办共同签订《以物偿债合同》、控制华强公司与中珠公司串通于2007年1月8日签订《协议书》，虚构巨额债权等一系列的诈骗行为。可见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的法律事实与本案不同，而且也不涉及土地升值的问题、中珠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3.本案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若本案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文书理应是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但上诉人提交的是民事诉状，而且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被告人邓德鑫合同诈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这充分证明本案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其次，本案并未同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一并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若本案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与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一并审理。但事实上，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才侦查终结，尚未被检察院立案起诉，而本案已经立案完毕，且审理期限已届满。（二）本案与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应当分开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在同一主体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如第（一）点所述，本案与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主体和法律事实均不同一，故本案与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应该分开审理。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仅仅是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和本案的竞合点，是邓德鑫违法犯罪、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手段之一，但该合同并非上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的主要依据，更不是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主要的侦查方向和公诉依据。因此，本案的审理和审判结果，与邓德鑫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无关。退一步讲，即使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案最终的刑事审判结果没能认定其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只能说明邓德鑫的行为还没有达到或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其达到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就无权追究华强公司等七位被告的民事责任。（三）原审裁定关于“由于犯罪嫌疑人邓德鑫是基于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相关的财产损害应当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观点错误且缺乏依据。上诉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1.上诉人是根据《债权转让合作合同》要求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6071.2606万元，邓德鑫只是该项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人，而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中“以非法占有、处置”方式直接侵占该定金的侵权人。2.上诉人所主张的2亿元土地升值损失，是基于华强公司、中岐公司于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后反悔不履行合同，导致上诉人欲通过收购债权并在执行中通过抵销取得中珠公司涉案两块土地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产生的土地升值损失。3.上诉人所主张的1.1亿元保证责任赔偿款，是基于中珠公司为欺骗上诉人作出《声明及保证书》，以保证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中珠公司享有债权真实的保证承诺。上述财产损失，并非全部是由邓德鑫“以非法占有、处置”的方式侵害的财产，上诉人也无法通过法院单独向邓德鑫追缴，法院更不能责令其以退赔的方式弥补上诉人全部的财产损失。事实上，原审法院自受理本案已经审理了将近两年，本案的审理期限早已届满，此时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要求上诉人就刑事案件处理后未能弥补的损失另行起诉，显然是不合理的，也缺乏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在未审查、认定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作出的原审裁定违反诉讼程序。2019年7月5日，上诉人通过EMS邮件的方式向原审法院寄出《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申请书》及新的《民事诉状》，要求变更部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收到后于2019年7月16日才向上诉人送达原审裁定，该裁定没有对上诉人的变更诉讼请求进行确认，而且载明作出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上诉人认为，上诉法院应当以上诉人申请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新的《民事诉状》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审查。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实质为民事纠纷，原审法院将民事问题刑事化，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关于“……妥善处理民行、民刑交叉问题，厘清法律适用边界，建立相应机制，准确把握裁判尺度……”的精神。本院另查明：中山市公安局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的山公经诉字（2018）00018号《起诉意见书》，查明犯罪嫌疑人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包括“……经协商，2011年7月8日，阮进尤与嫌疑人邓德鑫签订《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约定由阮进尤出资142310000元购买华强公司、中岐公司对中珠公司享有的171285630元的债权。2011年8月，阮进尤向华强公司支付人民币7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在案证据表明，阮进尤先是以华强公司（邓德鑫）、中岐公司、中珠公司等恶意串通，编造虚假合同、虚构债权债务，诱使其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欲诈骗债权转让款1.4亿多元，实际骗取7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为由，多次向中山市“三打两建”办公室、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中山市公安局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之后又依据同一份《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可见阮进尤作为刑事案件的报案人（受害人）和本案民事案件的原告，依据同一份合同先后启动了刑事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现中山市公安局已就阮进尤上述刑事报案立案侦查并已作出起诉意见书移送中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查明嫌疑人邓德鑫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包括《债权转让合作合同》的签订情况，据此，本案存在经济犯罪的嫌疑，在刑事犯罪和民事诉讼均指向同一份合同的情况下，目前无法判定该《债权转让合作合同》是真实的民事交易行为还是邓德鑫实施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一个手段，故在相关刑事案件尚未审查终结的情况下，本案所涉民事纠纷不宜先于刑事程序进行审理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阮进尤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待相关刑事案件审查完结，如认定本案所涉事实和款项等与相关刑事案件无关，或者通过追缴（退赔）仍不能弥补阮进尤作为受害人的损失的，阮进尤可再另行提起相关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阮进尤主张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上诉请求，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和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上诉人阮进尤预交的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5363元，由本院予以清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邵静红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耿丽丽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