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民再39号抗诉机关：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姜静，女，汉族，1967年10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崇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宁，河北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彬，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志良，男，汉族，1972年8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东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建军，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住所地河北省涿鹿县隆伏寺大街29号。负责人：张利川，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莉萍，女，该单位工作人员。一审被告：李春湘，女，汉族，1956年1月16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一审被告：赵学松，男，汉族，1958年3月18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湘（系赵学松妻子），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一审被告：刘建华，男，汉族，1962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崇文区。一审被告：白金鹏，男，回族，1955年11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一审被告：王桂芝，女，回族，1954年12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以上二一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梅，河北环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刘永功，男，汉族，1960年2月2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一审被告：周海军，女，汉族，1962年12月24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一审被告：窦玉贵，男，汉族，1960年12月12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一审被告：刘佃新，男，汉族，1964年4月22日出生，住河北省涿鹿县。以上四一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锋，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姜静因与被申诉人孙志良及一审被告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天宝公司破产管理人）、李春湘、赵学松、刘建华、白金鹏、王桂芝、刘永功、周海军、窦玉贵、刘佃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再8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冀检民监[2018]1300000018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冀民抗9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助理刘秀娟、张政出庭。申诉人姜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志宁、李海彬，被申诉人孙志良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剑、齐建军，一审被告天宝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莉萍，一审被告李春湘，一审被告赵学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湘，一审被告刘建华，一审被告白金鹏、王桂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梅，一审被告刘永功、周海军、窦玉贵、刘佃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再84号民事判决判令姜静承担涉案债务的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法律明确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均有偿还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离婚时，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该规定的个人债务应当限定为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欠的债务。本案中，天宝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全体股东同意为企业借款担保，约束的是股东，姜静并非该企业股东，无为该笔借款共同担保的合意，且该担保债务满足的是企业需要，直接受益人是企业，而姜静受企业盈利、分红等多种条件限制，不是直接受益人，该债务不符合夫妻共同生活所形成债务的条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终审法院判令姜静对公司所借欠款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另，孙志良向天宝公司出借的借款共计两笔，分别为：编号【tbhg-2014（借）-0917】借款合同（即案涉借款合同），编号【ifxw-2014（借）-0831】，两份合同在借款数额、出借人、借款人、还款方式及保证责任等均一致。孙志良起诉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就【ifxw-2014（借）-0831】号借款合同纠纷作出了（2016）冀09民终555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该笔借款不是夫妻债务，姜静不承担还款责任。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做出的（2016）冀09民终5553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所做出的（2016）冀09民再84号民事判决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姜静申诉称，刘建华为天宝公司担保之债发生于2014年9月，而姜静与刘建华离婚的事实发生于2015年1月，期间只相差四个月。双方离婚的理由就是长期分居十余年，感情彻底破裂无和好可能；另外，从其《诉讼费退费通知》中也可以佐证其夫妻感情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说该担保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与事实不符，也有悖于情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并不绝对，即使重大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也必须限缩在“因家庭生活”的范围之内，才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另外，天宝公司的另一笔借款，出借人、担保人、原审法院以及作出判决的时间都与本案一致，同样的人民法院，同样的事实，同样的当事人，却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孙志良辩称，1.我方与刘建华之间的担保关系依法成立，本次借款合同签订日为2014年9月17日，天宝公司于当天出具了股东会决议，该公司股东包括刘建华，全部股东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决议内容明确表述全体股东对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所以担保关系成立。且在该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阶段，申诉人并没有对担保合同的成立提出异议。2.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认定刘建华依法承担的担保之债，属于刘建华与姜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刘建华与姜静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系个人债务，双方也并没有对婚内财产和婚内债务有特别约定，所以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正确。3.本案借款人为天宝公司，刘建华之所以产生本案的担保之债，原因在于其是该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该公司的总经理，且主管公司财务工作。该笔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刘建华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关系，为公司提供了担保，该笔款项进入天宝公司之后，其最主要的作用是通过资金的引入，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生产经营，促进公司的发展，增加公司的价值。刘建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基于股份的利润分红收益，将与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联系。所以，该债务系为了促进刘建华与姜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的增加，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倘若刘建华与该公司无任何股份和职务的关系，方可认定为个人债务，因此，刘建华之所以同意提供担保，是由于举债目的指向夫妻共同财产价值的提升。4.本案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与本案案情相同的另一个案件，即公司的另一笔借款，因债务到期天宝公司无法偿还，被申请人一起同公司起诉。法院对另一案件作出了（2015）东民初字第0115号民事判决，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终2553号民事判决，该案最终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民申7319号民事裁定，认为该债务与刘建华、姜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存在关联。认定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欠妥，特指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法院作出（2018）冀09民再5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该案原一审判决，认定由刘建华和姜静共同承担责任。申诉人在申请检察院民事监督期间，故意隐瞒了上述事实，制造了同案不同判的假象，其行为有碍司法公正。5.姜静对刘建华的担保债务是明知的，该债务产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二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于天宝公司的股权收益及职务收入，本案债务发生后，天宝公司最后还款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此后，公司丧失了偿债能力，而刘建华作为公司的股东总经理，主管财务的负责人，对上述情况是明知的，在2015年1月25号，刘建华在明知公司丧失偿债能力的前提下，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北京市两处房屋过户给姜静，登记为姜静个人所有。在2015年1月30日，与姜静协议离婚，将上述两套房产全部归于姜静个人名下，而上述两套房产在本案执行程序评估价值总计高达1600多万，在本案的持续庭审过程中，姜静明确表示自2006年就与刘建华基本断绝了夫妻往来关系，但在如此特殊的时间点，两人又作出了如此的财产处分，明显是恶意串通，躲避债务的行为，其基础就是对该债务的明知。综上所述，被申诉人认为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天宝公司破产管理人述称：首先，孙志良向天宝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中瑞公司担保，在本案的合同第四条体现。同时借款合同的第19条，约定了个人责任，从合同形式和双方的真实意思来看，对孙志良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有中瑞公司及19条个人保证责任。1.天宝公司股东未签署书面的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不是对孙志良单方书面的担保承诺，股东会决议是依照公司股东会会议所做的记录，是公司内部行为，对外不发生效力，且涉案的股东会决议时间是2014年9月13日，本案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的第三人单方书面承诺是指，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后的第三方提供的承诺，本案中会议的时间早于借款的时间，可充分说明股东会决议只是内部行为不是对债权人的单方承诺。2.天宝公司股东及其配偶未向孙志良承诺承担保证责任。3.股东会决议不具有担保合同的形式要件，股东不承担担保责任。4.本案借款系天宝公司经营所需，该借款未用于股东个人生活及其他消费，股东及其配偶不承担责任。5.天宝公司自本案借款后未向股东分红，股东也未将经营所得用于家庭消费。6.本案不构成股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构成要件。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条件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借款用于天宝公司的经营，股东及其配偶未直接或间接使用该笔借款，也未向孙志良提过书面担保合同及单方承诺。天宝公司股东及其配偶不承担担保责任。李春湘述称，刘建华是2000年到企业，一直负责企业管理，非总经理，其原是记者。刘建华夫妻长期分居两人不和，与姜静自2000年几乎形成分居关系。李春湘认为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刘建华述称，自从企业出现危机，自身内疚，孙志良拿出4000万，无论何时，天宝公司都应当偿还债务。1.我签订合同时从未与孙志良见面，也从未负责过企业财务，我分管的是行政和人事。2.在一审判决后，大家均不同意，也向法院写了申请，其中一个走上诉的程序，另一个为申诉。后在抗诉过程中，才出现的另一个二审判决。两个案子我均不服，我不承认为孙志良做过担保。我公司为国企，国企要求必须董事会签字。我们没有真实的意思表达向其个人承担担保责任，合同中也未体现。在原审中，我们已提交证明寄到法院。3.天宝公司是没有改制完全的国有企业，我们所有人只是管理股份，关于此有文件证明。我不同意4000万为个人使用，从未监管过，也从未有书面证明。房屋价值的上涨非我所能决定。刘永功、周海军、窦玉贵、刘佃新述称：我们同意上述股东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观点。我们认为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文件，其中的意思表示不能基于公司的意志之外和任何第三方，天宝公司为了让公司担保，签署的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在其要求下出具了股东会决议，双方同时约定该股东会决议不能交于第三方，全体股东出具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意思是，为了让河北融投给天宝公司提供担保，取得该笔借款，是全体股东向融投提供了反担保条件之一。其中天宝公司提供了物保，且双方对于反担保的所有材料均办理公证处公证，该份股东会决议只有担保的各方及公证处持有，孙志良如果取得全体股东为其个人提供担保的决议，应该与公证处存档的股东会决议不同，如果有，只能股东为其另行出具，不可能与反担保的内容格式样式等相同。另外，作为反担保的主体对于合同的相对性，也只能是融投向天宝公司主张，孙志良不具备资格。被申诉人取得的该股东决议的方式不合法，首先，全体股东并没有向被申诉人本人出具过决议，其次天宝公司与融投约定该决议只限于两者之间，也未授权其他。若全体股东同意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完全不用此多余的方式，可以在该借款的担保人处签字即可，或者为被申诉人直接重新出具股东会决议。此外，该借款合同16条，明确注明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约定的各方当事人中并无全体股东，同时也未备注附有该股东会决议，因此从合同本身各方的真实意愿看出，并非为个人提供担保。综上，全体股东承担责任属于事实不清，申请依法撤销。白金鹏、王桂芝述称：1.认为本案的实际担保人为融投公司，在2014保证合同中约定，融投对天宝公司向孙志良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明确约定，收到融投出具的保证合同和放款通知后，划转借款基金。因为融投公司是具有资质的担保公司，完全具备能力，孙志良基于公司的担保才向天宝公司借款。2.股东会决议实际是应融投的要求提供，本案中的股东会决议是天宝公司提供给融投的，实际是反担保。其目的是确保第三人追偿权的实现。反担保是依附于担保而实现的，所以该股东会决议只约束融投和天宝公司，即在提供借款担保后，融投可以根据担保协议向股东追偿。3.孙志良取得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不合法。首先该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天宝公司向孙志良出具的，其次，天宝公司从未向孙志良出具过任何股东会决议。另外两公司明确约定仅为担保，没有授权将该决议给任何人。4.股东个人没有真实意思表示提供担保。此种方式没有必要。可以在借款合同中19条写明承担责任的类似约定。综上，我方认为原审法院依据股东决议作出判决错误。2015年6月8日孙志良向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李春湘、赵学松等偿还借款本息2000万元并按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实现债务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志良与天宝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天宝公司向孙志良借款2000万元，实际借款开始时间以银行转账票据日期为准，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借款利率为月息1.5%，并约定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湘以其个人全部财产为两份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孙志良于2014年9月17日按照约定向天宝公司指定账户汇入2000万元。天宝公司分别于汇款当日向孙志良指定账户打回100万元。天宝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1月20日分十笔共计还款310万元，其中偿还利息1149828.158元，本金1950171.842元，剩余本金为17049828.16元。天宝公司于2014年9月13日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决议股东李春湘、刘建华、刘佃新、刘永功、白金鹏、窦玉贵为孙志良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另查明，该两笔债务发生在刘建华与姜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天宝公司在孙志良处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孙志良按照合同约定将所借款项打入天宝公司指定账户，天宝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全部借款，一审法院对孙志良要求天宝公司偿还借款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天宝公司在借款当日向孙志良的回款100万元，天宝公司主张该款项应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孙志良辩称该款项不应在本金中扣除，应视为对利息和违约金的提前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及利息，故对天宝公司在借款当日向孙志良回款100万元，应在本金中扣除，实际孙志良向天宝公司借款本金数额为1900万元。对天宝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顺序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故天宝公司还款未能清偿全部债务，就清偿的顺序双方在合同中并未进行约定，对天宝公司每次还款均应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偿还顺序进行计算。对违约金，孙志良主张逾期后利息按照月息1.5%，并按照合同约定逾期余额按日千分之一加收违约金。一审认为，天宝公司未能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孙志良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十三条违约责任第二项的约定支付违约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逾期利息月息1.5%与违约金日1‰总计超过年利率24%，对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孙志良主张李春湘等股东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李春湘等辩称，孙志良未提交担保合同仅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不产生对外效力，故股东不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且已超过保证期间，股东对该债务不应再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一审认为，该股东会决议中股东为该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应认定该保证担保有效。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约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孙志良借款贰仟万提供担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孙志良有理由相信股东承担的担保保证责任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因未约定具体期限，应视为对担保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故股东的担保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孙志良主张，股东家属赵学松、王桂芝、周海军、姜静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认为，孙志良未提供证据证实股东李春湘与赵学松之间、股东白金鹏与王桂芝之间、股东刘永功与周海军之间为夫妻关系，对孙志良要求赵学松、王桂芝、周海军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该债务发生在刘建华与姜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刘建华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姜静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债务系刘建华的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姜静与刘建华婚姻期间为约定财产制，故其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7日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01124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孙志良借款本金17049828.16元，并支付按照月息1.5%计算自2015年1月21日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及按月息0.5%计算自2014年11月16日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的违约金；二、被告李春湘、刘建华、刘佃新、刘永功、白金鹏、窦玉贵就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姜静就被告刘建华在本判决第二项应承担的责任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四、驳回原告孙志良对被告赵学松、王桂芝、周海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09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李春湘、刘建华、刘佃新、刘永功、白金鹏、窦玉贵、姜静共同偿还。姜静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判令刘建华对天宝公司提供担保之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天宝公司提供2014年10月17日河北融投担保集团中瑞担保有限公司与孙志良签订的保证合同复印件，载明河北融投担保集团中瑞担保有限公司为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姜静称已经与刘建华离婚，未提供证据，且未对担保行为发生在与刘建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异议。原再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之一是关于刘建华在本案担保之债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刘建华系债务人天宝公司的股东，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推定公司盈利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天宝公司经营状况影响股东刘建华获利，也与刘建华与姜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刘建华为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将刘建华因担保涉案借款形成的个人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合理的。姜静称刘建华为涉案借款担保与其夫妻共同生活没有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争议之二是关于姜静应否对本案担保之债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有两个例外，一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本案中姜静主张存在第一种情形。2014年9月13日天宝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公司向孙志良借款2000万元提供担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姜静在本案承担责任是基于与刘建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建华作出担保承诺。姜静称已经与刘建华离婚，但未否认担保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综上，姜静的再审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经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冀09民再84号民事判决：维持东光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99元，由再审申请人姜静负担。本院再审庭审中，申诉人提交两份证据，一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冀检民监[2019]130××××0074抗诉通知书，二是（2016）冀民再141号判决书，证明相关联的另案检察院已抗诉，担保责任是不确定的，申诉人没有隐瞒事实。被申诉人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是刘建华与姜静的结婚证。第二组是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院11号楼10层1018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05字第××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院2号楼6层2-301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号）过户登记档案一份；刘建华、姜静离婚协议、离婚证一份；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院11号楼10层1018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院2号楼6层2-301号房屋，房屋价值评估报告各一份。该组证据结合原有证据证明，孙志良与天宝公司的借款债务以及该公司股东的担保债务产生于刘建华、姜静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刘建华、姜静的夫妻共同债务。孙志良与天宝公司借款债务到期后，天宝公司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此后公司不再具有还款能力。2015年1月25日，刘建华在明知天宝公司没有偿债能力的前提下，将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院11号楼10层1018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院2号楼6层2-301号房屋过户给姜静，过户档案中显示为个人所有。根据房产价值评估报告显示，上述两套房产评估价值分别为427.35万元、1213万元。2015年1月30日，刘建华和姜静签订离婚协议，将上述两处北京的房产全部分配给姜静，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严重不对等。上述行为属于二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企图躲避债务的行为，也证明姜静对担保债务是明知的。第三组是东光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11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终55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民申731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民再5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组证据证明，孙志良与天宝公司存在另外一笔借款合同，因借款合同到期后，天宝公司未能偿还借款，孙志良起诉。该案经东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刘建华、姜静共同承担责任，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对姜静的诉讼请求。孙志良申请再审，2017年12月1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冀民申7319号民事裁定书，明确阐明刘建华作为天宝公司股东，在与姜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担保天宝公司借款。天宝公司的经营状况将影响刘建华作为股东的收益，与刘建华、姜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亦有关联。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终55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诉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欠妥，特裁定指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做出（2018）冀09民再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15）东民初字第011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建华、姜静共同承担责任。上述案件与本案为事实相同案件，最终都判决刘建华与姜静共同承担责任，不存在同案不同判，刘建华、姜静在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时候故意隐瞒了相关事实，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假象。第四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4号民事裁定书。该组证据证明，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的另一案件，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终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该案股东与其妻子共同承担责任，该案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院裁定驳回了其再审申请。申诉人质证称，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在签股东协议中夫妻关系存续；第二组证明目的不认可，刘建华与姜静感情不和有证据证明，刘建华从未给过儿子抚养费，所以离婚时应当净身出户，与逃避债务没有任何关系；第三组证据事实确实存在，检察院提请抗诉是2019年1月10号，也就是说检察院对此案件提出了抗诉，对方所表达的有定论是错误的，因为案件正在进行中。刘建华质证称1.对于新证据，所提的结婚证与离婚证及卖房手续在原审中提交过，原件还未还回来。2.我从未有主观恶意隐瞒。我们两人离婚是基于我父亲去世，条件成熟。2006年在朝阳区法院曾经上诉离婚，证明离婚一直是持续的。3.我与妻子的离婚协议上关于财产问题已经写明，并非净身出户。其他当事人质证称对被申诉人新证据同申诉人意见。另查明，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5日出具（2017）冀0731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2017年10月20日出具（2017）冀0731民破1号民事决定书，决定指定张家口信德破产清算有限公司及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管理人，张立川、李平为负责人。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原审中被申诉人提交了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原件，并主张该决议系天宝公司交其持有。天宝公司各股东对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认可，称该决议只是内部行为，对外不发生效力，虽对孙志良主张的持有该《股东会决议》的来源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被申诉人的主张。该《股东会决议》约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孙志良借款贰仟万提供担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该保证担保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中未约定具体期限，应视为对担保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故相关股东的担保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姜静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案件与本案情况不同，复函案件中担保人提供担保，不存在获利情形。本案中，作为该公司股东的担保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出资关系，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对外借款是公司开展的经营活动，将影响到股东的收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收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刘建华为天宝公司担保之债发生于刘建华与姜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建华系债务人天宝公司的股东，天宝公司经营活动影响股东刘建华收益，也与刘建华与姜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有关系。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刘建华为天宝公司提供担保而产生的担保之债应为刘建华与姜静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姜静未举证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的例外情形，故姜静对刘建华因担保涉案借款形成的个人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申诉人姜静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9民再8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 慧审判员 李俊杰审判员 宋 威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