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226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创峰，男，199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陆丰市，住广东省陆丰市。因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被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4月2日被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7月22日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逮捕。现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四看守所。辩护人肖志锋，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卢培超，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方主明，男，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8年4月11日被蛇口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4月2日被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7月22日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执行逮捕。现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四看守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方主明、吴创峰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一案，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粤03刑初35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创峰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及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同案人方某1、刘某1、林某1、王某1、吴某2与王某2、刘某4为牟取非法利益，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从香港走私手机到深圳。刘某1、林某1、吴某2等境内货主向香港供应商订购手机，确认手机型号、数量和价格后，方某1以每部手机人民币35元至50元不等的带工费接受上述境内货主的委托，负责将手机通过“水客”携带的方式从香港走私入境。方某1联系香港供应商，由香港供应商将手机运送到方某1指定的沙头角中英街A号、B号仓库。随后，方某1联系刘某4，由刘某4组织傅某1、刘某2、吴某1、蔡某2、被告人吴创峰等人，以及方某1安排的方某2把手机拆分成裸机和配件两部分，方某2将裸机带走。手机拆分后，方某1以每部手机人民币20元至30元不等的带工费委托王某2、王某1将裸机走私入境。王某2、王某1雇请“水客”，由“水客”在香港王某2处领取裸机，以人身绑藏的方式从罗湖、皇岗口岸走私入境。王某1雇请张某负责接收走私入境的裸机，并由张某在罗湖区凤凰路边或沙头角深沙路边将走私入境的裸机交给方某1、被告人方主明。随后，方某1、方主明、郑某1将走私入境的裸机送至刘某1、林某1、吴某2等境内货主处。此外，方某1以每套配件人民币6元至l0元的带工费委托刘某4，由刘某4安排“水客”将拆分的配件通过沙头角口岸走私入境。方主明于2011年8月至2013年1月期间，受方某1指挥负责在境内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并将手机交付给货主刘某1。经海关核税部门核定，方主明偷逃税额共计人民币46619962.75元。吴创峰于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受刘某5雇请，听从傅某1安排，负责在沙头角中英街A号、B号仓库内将手机整机拆分成裸机和配件，以及在境内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配件，并将手机配件运至傅某1指定地点交付给货主。经海关核税部门核定，吴创峰偷逃税额共计人民币33134736.72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方主明、吴创峰无视国家法律，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方主明、吴创峰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应当从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方主明、吴创峰是从犯，应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方主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吴创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上诉人吴创峰上诉提出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吴创峰的主观恶性不大，在犯罪中的作用较小，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其具有自首情节。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其缓刑。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同案人方某1、刘某1、林某1、王某1、吴某2(均已判刑)与王某2、刘某4(均另案处理)为了牟取非法利益，纠集他人从香港地区走私手机至深圳市。刘某1、林某1、吴某2等境内货主向香港地区的供应商订购手机，确认手机型号、数量和价格后，方某1以每部手机人民币35元至50元不等的带工费接受上述境内货主的委托，负责将手机通过“水客”携带的方式从香港地区走私入境。方某1经联系香港地区供应商，由对方将手机运至方某1指定的深圳市沙头角中英街A号、B号仓库。随后，方某1经联系刘某4，由刘某4组织傅某1、刘某2、吴某1、蔡某2(均已判刑)、上诉人吴创峰等人，以及方某1安排的方某2(已判刑)将手机拆分成裸机和手机配件，再由方某2将裸机带走。手机拆分后，方某1以每部手机人民币20元至30元不等的带工费委托王某2、王某1将裸机走私入境。王某2、王某1雇请“水客”，由“水客”在香港地区向王某2领取裸机，再以人身绑藏的方式经深圳市罗湖、皇岗口岸走私入境。王某1雇请张某(已判刑)负责接收走私入境的裸机，并由张某在深圳市罗湖区凤凰路边或沙头角深沙路边将走私入境的裸机交给方某1、原审被告人方主明。随后，方某1、方主明、郑某1(已判刑)将走私入境的裸机送给刘某1、林某1、吴某2等境内货主。此外，方某1以每套手机配件人民币6元至l0元的带工费委托刘某4，由刘某4安排“水客”将拆分的手机配件经深圳市沙头角口岸走私入境。方主明于2011年8月至2013年1月期间，根据方某1的指挥，负责在境内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并将手机交付给货主刘某1。经核定，方主明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6619962.75元。吴创峰于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受雇于刘某5，听从傅某1的安排，负责在深圳市沙头角中英街A号、B号仓库内将手机拆分成裸机和手机配件，以及在境内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配件，并将手机配件运至傅某1指定的地点交付给货主。经核定，吴创峰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33134736.72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书证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证明：方某1等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一案系深圳海关缉私局于2012年10月15日根据情报线索发现，并指定由蛇口海关缉私分局管辖，蛇口海关缉私分局于同日立案侦查。2.查获经过、到案经过，证明：2012年10月始，蛇口海关缉私分局、深圳海关缉私局情报技术处经过联合情报经营，发现刘某4、方某1等走私团伙涉嫌在沙头角、罗湖口岸利用“水客”长期走私进口苹果IPHONE、三星等品牌手机；2013年1月5日凌晨，深圳海关缉私局开展代号HS01的查缉行动，查获涉嫌走私团伙11个，抓获嫌疑人75人，查扣赃物及账册一批。方主明、吴创峰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8月10日主动到蛇口海关缉私分局投案。3.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侦查机关依法对同案人方某1、林某3、刘某1、林某1、欧某、林某2、郑某2、方某2、王某1、傅某2、傅某1、傅某3、蔡某2、刘某3、郑某1、岳某的住处、经营场所进行搜查形成的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4.上诉人吴创峰、原审被告人方主明的照片、户籍资料，证明：其两人的身份情况。5.户名刘某1银行交易记录、户名陈某2、户名陈某3银行交易记录；刘某1团伙支付方某1团伙的银行统计列表、刘某1对统计列表的确认件、方某1对统计列表的确认件；以及刘某1对其手机存储资料（短信、通话记录、进货账单）照片的确认件、刘某1确认的购买手机记录本复印件、刘某1确认的销售手机记录本复印件，证明：刘某1转账走私手机款及带工费至方某1指定的林某4、方某3、方某2账户，收到方某1走私入境的手机（2011年12月1日起）。6.户名为林某1、廖某的银行交易记录以及林某1团伙支付方某1团伙银行统计列表、林某1对统计列表的确认件、方某1对统计列表的确认件，证明：林某1将手机款及带工费转账至方某1指定的林某4、方某2、方某3、傅某3的账户，收到方某1走私入境的手机（2012年7月10日起）。7.方某2、方某3、方某5、林某4的银行交易记录。8.吴某2对其手机通讯录的确认件、吴某2记录的委托方某1走私手机的账目记录，证明：吴某2委托方某1走私手机的数量及型号。9.方某1、方主明、王某1的手机通话清单。10.涉案人员偷逃税额统计表、对应税表。1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证明：方某1等同案人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其中判处方某1有期徒刑13年，罚金6千万元人民币；刘某1有期徒刑11年，罚金5千万元人民币；林某1有期徒刑9年，罚金3百万元人民币；方某2有期徒刑7年，罚金50万元人民币；王某1有期徒刑6年，罚金1千5百万元人民币；张某有期徒刑5年，罚金40万元人民币；傅某1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傅某2有期徒刑4年6个月，罚金40万元人民币；刘某2有期徒刑4年，罚金30万元人民币；吴某1有期徒刑4年，罚金30万元人民币；蔡某2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人民币；傅某3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人民币；林某2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人民币；郑某2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人民币；郑某1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人民币；刘某3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20万元人民币；陈某1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岳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10万元人民币。二、证人证言1.证人方某1的证言：2012年7月，我通过满利集团的李老板和马先生认识了林某1、刘某1、杨某和泰某，他们这几位都是做手机生意的老板，杨某是泰某的老板，其实他们是三个公司。之后，林某1、刘某1和杨某向李老板和马先生订货，再委托我将手机及配件从香港走私进境交付给他们。香港方的李老板和马先生接到订单后就通知我，并按约定的方式将他们的手机及配件运送到我在沙头角中英街一个由我临时租用的仓库。然后我委托傅某1和“金姐”分别将配件和手机通过“水客”走私进境，傅某1负责走私手机配件，“金姐”负责将裸机走私进境后交给我，再由我交给国内货主。香港方运来的手机全是整套的，货到仓库后，傅某1带人将套装的手机拆成裸机和配件。我清点完后，裸机交给“金姐”运走，“金姐”叫“水客”将手机绑在身上偷运进境；配件交给傅某1运走，她也是叫“水客”偷运进境。我和“金姐”有约定交货的地点，一个是罗湖区凤凰路边，一个是沙头角深沙路边。我这边都是我开车或打的去接货，“金姐”那边一般是“水客”送来，我只记得有一个叫林某3，其他的不认识。我是通过一些“水客”认识“金姐”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王某1的妹妹。我和王某1是朋友，他知道我做走私手机的，也知道我在与他妹妹“金姐”合作。但是我和王某1没有直接的业务来往，我不知道“金姐”与王某1有无业务关系。我和刘某4认识有十几年了，他知道我做手机生意后，就介绍他的小姨子傅某1给我认识。因为傅某1是做手机配件走私的，所以刘某4就叫我将手机配件交给傅某1做。我是通过傅某1认识傅某2的，傅某2是傅某1的哥哥。认识后我和傅某2有电话联系等，但没有业务方面的来往。因为傅某1要带人到仓库拆货，所以我认识几位她的工仔，有吴创峰、吴某1、刘某2、蔡某2。国内货主林某1、刘某1和杨某委托我走私，每部手机给我35-50元不等利润，走私的手机主要是IPHONE手机和三星手机，其中IPHONE手机每套50元，三星手机每套35元。然后我委托“金姐”走私IPHONE裸机每部30元，三星裸机20元，委托傅某1走私IPHONE手机配件10元，三星手机配件6元左右，这样我从中获利每部IPHONE手机10元，三星手机9元。我弟弟方主明主要帮我将我接过来的货运往华强北明通电子市场交给国内货主，有时他也叫他的小舅子郑某1帮忙运货。我没有直接叫郑某1帮忙过。2012年，我帮刘某1、林某1等走私手机入境后，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开一辆黑色本田车把裸机送给刘某1、林某1等人，配件是傅某1那边负责送，偶尔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我弟帮我去送，刘某1的是送到明通数码城停车场，有时候是我们给送上去到档口交货，有时候是他们自己下来拿，林某1的都是我亲自送到田面新村的一个地方交给林某1的小弟。我记不清我弟什么时候帮我送手机的了，但是次数很少，他自己有杂货铺要照看，他应该只给刘某1送过货。郑某1当时未成年不能开车，只能在明通数码城等着我，我到了以后让他帮忙把手机抬上去给货主。我没有给过我弟报酬，他也没有帮我接过货，没见过给我送手机的人。我叔叔方某2没有帮我干走私的活，只是在沙头角看士多店。证人方某1辨认出方主明、吴创峰。2.证人刘某1的证言：大约在2012年4月初，方先生（外号叫“肥仔”）到我柜台买手机，在交谈中他向我提起如果我能从香港直接进口手机，再运进来到华强北销售，利润会比较高。而他能帮我将手机从香港走私进来。“肥仔”提供了香港的手机供应商马先生的联系电话给我，他让我直接向香港马先生订购所需要的手机，然后他可以帮我先垫付资金给马先生并帮我将手机从香港走私进来，货运进国内交到我的手里以后，我再将手机款和带工费支付给他。手机如果被海关查扣，风险与我无关。我觉得这样可行，就决定和“肥仔”合作了。2012年4月底，我就开始按照“肥仔”提供的香港的马先生的电话号码联系马先生，并向其订购三星手机100部。订购之后我就联系了“肥仔”，委托他将我所订购的手机走私进来。隔了两天，“肥仔”就将手机送到华强北，他打电话通知我说货已经送到明通数码城下面停车场，我就派我的工仔陈某1到楼下去接手机。收到手机后我没有马上付款，而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分几次转账给他。之后，我就按同样的方式订购了十几次的手机。在此期间，我曾向香港的李小姐和孙小姐的公司订购过两次三星手机，一次100部，一次200部。这两次也是委托“肥仔”用同样的方式走私进来的。我不清楚“肥仔”是如何走私进来的。手机进来后，“肥仔”会将手机用车送到华强北明通数码城下面停车场，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再安排我的员工去接收手机。手机有时是“肥仔”自己送，有时是其弟弟方某4（经辨认为原审被告人方主明）送。所有的货款都是用我自己的交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肥仔”接收我的货款是用一个户名为“方某3”的交通银行账户。我是用人民币向“肥仔”付款的。付款的内容就是手机款加上“肥仔”帮我走私进来的费用。我向香港的马先生订购手机时手机款就已经确定了，“肥仔”帮我走私手机的“带工费”一般是一部手机30-40元港币。比如我订购100部手机，每部2000元港币，加上每部手机40元港币的“带工费”，我总付款就是204000元港币，再将204000港币折算成人民币就可以了。证人刘某1辨认出方主明。3.证人林某1的证言：我认识方某1，我在2012年的时候有找他帮我从香港走私手机到内地，以前我们称呼他“肥兄”。我大概是2012年七、八月开始通过方某1从香港走私手机入境的。方某1把手机走到内地之后会派人送到深圳市田面新村X号交给我的两个小弟郑某3和林某2，郑某3主要负责收手机，林某2主要负责收配件，偶尔接收手机。我没有亲自接收过手机。我不认识方主明，方某1给我送过十几次手机，每次一、两百部。4.证人傅某1的证言：我受刘某4安排在中英街（香港）菜园角A号房的仓库接收方某1从香港发过来的手机，并与傅某2、刘某2、吴某1、吴创峰、蔡某2及方某2等人分拆手机，把分好的手机配件分发给“水客”带入境内，将裸机交给方某2。另外我还帮“李老板”送货，组织刘某2和吴某1在沙头角中英街仓库拆机后，将手机裸机与配件分别打包，标上“李”姓字样，就会有人来把手机裸机带走。吴创峰在2008年之前就和我一起拆机以及送货。大概是2003年底开始，我姐夫刘某4请我到沙头角中英街里面做手机以及手机配件工作，具体是在中英街（香港）的菜园角A号房的仓库接收从香港发过来的手机。具体流程和分工是：先由方某1联系好香港的供货商把货物运到中英街（香港）菜园角A号仓库，然后方某1通知我姐夫刘某4，刘某4会让我和傅某2、刘某2和吴某1、蔡某2等人到仓库分拆手机，分拆完之后，配件打包好，然后由我联系好“水客”，把分好的手机配件分发给“水客”，让他们直接走无申报通道过关带到境内。“水客”把手机配件顺利带到境内之后，刘某2、吴某1、傅某2或者我会在中英街关口或者在华强北与“水客”接头收货。我们收到货之后，我会让刘某2、吴某1与客户联系，把货送给国内客户。主要是由刘某4和我联系“水客”的，我们在中英街的仓库把分好的手机配件或手机分给“水客”，让“水客”自行带过关到境内再交给我们。我们会按照所带的货物不同支付带工费给“水客”，一般带IPHONE4或IPHONE5是每部带工费10-12元人民币，手机配件是2-3元人民币/块，都是现金支付，一般几天结算一次。刘某4会把现金交给我，由我把带工费发给“水客”。蔡某2主要是听我安排在中英街仓库里拆手机，把手机配件分配好。刘某2是我姐姐的同学，他也帮我姐夫打工，主要负责在中英街仓库拆分手机，然后手机或手机配件带入境后，他负责收货，把货物送给国内货主。傅某2是我哥哥，他主要是负责在国内收货，然后把货物送给国内货主。吴某1和刘某2做的工作一样，就是拆分手机，然后在国内接手机送给国内客户。方某1是我姐夫的合作伙伴，主要负责联系国内客户和香港的供货商。方某1是按照IPHONE4以12元人民币/部、IPHONE5以22元人民币/部的工费、手机配件是以3元人民币/块的工费让我们联系“水客”把货物带入境内交给国内客户的。方某1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费用给我姐姐傅某3的账户的。我每次都会把分拆的手机数量记账，然后在把货物送给国内客户后，我会和方某1对账，对账后的半个月内，方某1会把钱打到我姐姐傅某3的账户。我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帮刘某4打工，我哥傅某2是2007年开始至今，刘某2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至今，吴某1大概是从2012年初开始至今，蔡某2是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吴创峰2008年之前就来了，跟我在一起拆机，还做过送货。我哥哥傅某2除了为方某1的客户送货外，还帮一个香港姓李的老板的客户送过货。李老板是我哥的客户，大概2012年四、五月的时候开始。我组织刘某2和吴某1在沙头角中英街里仓库拆机后，将手机裸机与配件分别打包，标上“李”姓字样，就会有人来把手机裸机带走。因为仓库是另外有人管理，我们把拆机后的裸机留在仓库就可以了，由我通知刘某4的“水客”将手机配件带走。每天帮香港李老板带的手机数量在100至200部。方某1有安排一个叫方某2的人过来，2004年我跟着刘某4在沙头角中英街里的仓库拆机的时候，方某2就开始过来帮忙拆机。我们和方某1是不同的，方某1是负责将手机裸机领走，我们是负责领对应的手机配件。具体是方某1安排的方某2将裸机带走。证人傅某1辨认出吴创峰。5.证人王某1的证言：我是在2012年7月至9月帮岳某走私手机入境的，有两个多月时间，一共帮岳某带了3千多部手机。大概前年，岳某让我找些人去香港帮他带货过深圳，然后我就一直帮他找人过香港带货进深圳，一直做到现在。一般是岳某先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今天需要多少个“水客”帮忙带货，然后我就会去找“水客”，现在因为有赵某和张某给我帮忙，我现在是安排张某去安排“水客”。都是打电话给“水客”，最开始找余某1，他们做“水客”的都是一帮互相熟悉的人，他们会找齐我们需要的人数，我们只要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段去到香港上水火车站，然后还会给个香港电话给他们去联系岳某安排的人拿货，之后张某帮我联系“水客”和给“水客”发带工费，我不太清楚他找的是谁。我不清楚“水客”怎样将手机带过关，他们把手机带过关后，岳某那边会安排张某接货，一般是在金光华广场和东门。收完货后，岳某会安排张某他们给货主送货，送到哪里、送给谁我不用了解。岳某有时自己过香港，有时会叫他的人去香港，一般都是叫货主将货（手机）送到我妹妹王某2（“阿金”）那里，然后他再去我妹那里拿货派给“水客”带货过来。2012年，岳某的通行证快到期了，不能在香港停留，他就通过余某1问我在香港有没有熟人，他有一批手机要在香港暂存，我就打电话给王某2让她帮岳某保管一下手机。2012年6、7月，岳某送了371部手机到王某2家里保管，后来岳某说没有在深圳收到这批货。2012年11月，我跟岳某及这批手机的供货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并支付了岳某40万元人民币。我除了帮岳某走私手机，还会跟香港上水的“老李”李老板带货，有手机也有杂货。我会联系“水客”到香港上水找李老板拿货，费用一般按次结算，“水客”把货物带过来后，收货的人就会把带工费交给“水客”，“水客”会把我应当收取的部分费用交给我。“老李”和之前说的李先生是同一个人。我和方某1是很好的朋友，我知道方某1做手机生意，我不清楚方某1和王某2有无联系。我记的账都是岳某和余某1的货。6.证人傅某2的证言：从2011年开始，刘某4就时不时让我帮忙，在深圳沙头角东和公园接收“水客”走私进来的手机配件，然后送到华强北市场刘某4的客户处。后来到了2012年5月，刘某4每个月给我3千元的工资，让我专门负责接收“水客”走私进来的手机配件，并送到华强北市场的国内客户处。我从2012年5月至今帮李某（香港人）做手机配件生意。李某委托刘某4主要做HTC手机配件，刘某4主要负责安排拆机，并组织“水客”将手机盒子和配件送进来，送到东和公园交给我。我负责雇车将货送到华强北明通市场一楼，联系一个外号叫“猴子”的下来拿货。李某将新手机交给刘某4，由刘某4安排傅某1等人拆机，裸机交回给李某的人，盒子和配件由刘某4安排水客带过关，送到沙头角东和公园交给我，我负责安排车将盒子和配件送到华强北明通市场交给“猴子”。我还和余某2一起向猴子收货款，并将货款换成港币，交给傅某1，由傅某1带进去交给李某1。平时要货的时候，一般都是中午“猴仔”会打电话或发短信到我的手机134××××0186，告诉我需要的手机数量、型号、价格，我会通过134××××0186或135××××6583手机发短信通知余某2、刘某4、李某1、傅某1，傅某1就会带人去沙头角里面拆机，把裸机交给李某1，通知刘某4接配件，由刘某4组织“水客”把配件带出沙头角，我负责在沙头角东和公园接货，并送到华强北明通数码城楼下，打电话通知“猴仔”，“猴仔”会派马仔下来取货。然后等“猴仔”收到裸机后，一般都是晚上余某2用短号为8383的手机通知我和他一起去华强北明通二楼A2102“猴仔”的档口找“老巫婆”收钱，一般收到部分现金，大约十万元左右，还有部分通过银行转账，会用几个账号转到余某2的交通银行卡，我会收到银行转账短信。余某2收到转账后会通过网银将钱转到我手里的13张银行卡上，第二天我和余某2一起去银行柜台和提款机提钱，提款后我和余某2就到火车站换港币，回到余某2家里，然后通知傅某1到余某2家，把港币交给她，一般三、四十万元，有风险，也不会带很多，再由她带到沙头角里面交给李某1。7.证人傅某3的证言：我老公刘某4早年在沙头角做拆机生意，去年他才跟我说做手机配件的。我妹傅某1大概是2004年、我弟傅某2应该是2007年以后帮我老公刘某4做生意的。傅某1主要是拆手机配件，傅某2主要是接送货。除了傅某1、傅某2，还有刘某2、吴某1、蔡某2、吴创峰也帮忙，他们主要是在沙头角中英街负责拆手机。证人傅某3辨认出吴创峰。8.证人方某2的证言：我2009年投奔我三哥方某3，工作就是在中英街里面捡纸皮，没做过其他事。方某1是我的侄子，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平时也很少见到他，我和方某1一起去交通银行办银行卡，然后交给他使用，我不知道他具体用来做什么。证人方某2辨认出方主明。9.证人刘某2的证言：2008年10月，我同学傅某3的老公刘某4打电话给我，叫我找些人帮他做事，我正好没事做，就说我去做。刚开始是在沿河街C号仓库将拆好的手机配件用纸箱或胶带打包，由老板安排水客带出去。后来2009年开始就是在中英街菜园角街B号和A号把包装好的新手机分拆成配件和裸机。然后我们把配件带回沿河街C号仓库打包。菜园角街B号和A号仓库在香港那边，B号仓库主要是拆三星手机，A号仓库是拆苹果手机，这两个仓库是香港的李老板的，沿河街C号仓库是内地这边的，这个仓库是刘某4的。在菜园角街B号和A号仓库拆机的有我、傅某1、蔡某2、吴某1，货主那边还有方某1，一般叫他胖子。还有方某1的叔叔方某2也在，方某1和方某2主要是来点数，监督我们不要偷手机，方某2也会跟我们一起拆机。接货主要是傅某2负责，有时他忙不过来，傅某1会叫我和吴某1去帮他接货。接货地点都是在沙头角东和公园那里。我老板是刘某4，工资也是他发，我和吴某1、蔡某2住的房子也是刘某4租的。平常是傅某1管理我们，具体工作是傅某1安排我们，有时她也带工资给我们。我手机里的“创峰”就是吴创峰，我们没事会一起跟着傅某1帮人跑桥头带货。我只知道那个叫方某1的胖子是我们老板的货主，因为傅某1叫我们开工的时候会说去拆胖子的货，拆机的时候也会看到他和他叔叔方某2。拆货的时候也有见过其他人的货，但我都不认识，老板也不让我们管，说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证人刘某2辨认出吴创峰。10.证人吴某1的证言：2012年6月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傅某1，傅某1以每个月2500元工资雇请我，让我在沙头角中英街里面的仓库打包手机配件，我当时就答应了傅某1，傅某1以现金的方式每月发工资给我。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傅某1的安排，在沙头角中英街的仓库把拆分好的手机配件打包，并根据傅某1的指示在打包好的手机配件外面写上“A”、“B”、“C”、“D”的标示。和我一起打包手机配件的还有刘某2，傅某1、蔡某2和刘某2还会在沙头角中英街菜园角仓库把原装的手机拆分成裸机和配件。我接受傅某1雇请的时候，刘某2、蔡某2已经在那里分拆手机和打包手机配件了。11.证人郑某1的证言：2012年5月的时候，我姐夫方主明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深圳帮他送货。当时，我在老家汕头也没有事做，于是就答应了。大概5月底我就到华强北DJ停车场接手机。具体方式是，每次有手机到货，方某1或方主明就会打电话让我去华强DJ北停车场接货，我接货都是从方主明的手上接，然后再按照方主明的安排送到他所指定的地点，并交给前来收货的人。前来收货的人都是方主明或者方某1电话通知的，方主明、方某1会将我送货的地点（一般是振华手机城停车场）告诉他们，他们见到我后，会打电话给方主明、方某1，并让我接听，我确认是方主明或者方某1后，就将货交给对方。我从2012年5月底开始按照上述方法接、送手机的，每周大概有三、四天，每天大概一、二次，每次大概有三、四十部手机。手机都是三星品牌的，具体款式不太清楚，因为都是包装好的。这些手机应该是走私进来的“水货”手机，我不是很清楚具体如何走私入境的。但都是拿到华强北销售的，是方主明告诉我的。证人郑某1辨认出方主明。12.证人陈某1的证言：2012年4月，我经朋友介绍到刘某1位于华强北明通数码城的档口工作，刘某1每个月给我2000元左右的工资，我的具体工作是在刘某1的安排下帮忙将各种型号的三星手机送到明通数码城其他档口的客户手里。大约2012年11月初开始，刘某1也安排我到明通下面的停车场去接收走私手机。手机多数是“阿某”（经辨认为原审被告人方主明）一个人送过来，有时是“阿某”和他的小弟“阿城”送过来，有时会由一个叫“肥仔”的人送过来。送来的手机是用透明的塑料袋包装，只有裸机，没有配件没有包装盒，一般每五部手机用橡皮圈或透明胶带扎成一捆，外面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一般数量少的话我一个人去接，多的话老板会让我和刘某3一起去接。每次接收50-300部不等。证人陈某1辨认出方主明就是其所说的“阿某”。13.证人刘某3的证言：我在2011年初经人介绍给刘某1工作，主要是替刘某1接走私三星手机，询问手机市场价格及收取客户购买手机款项。我的老板刘某1在明通数码城有两个柜台，主要销售走私三星手机N7000、N71及i9300手机及相关配件。每次走私手机到货都是刘某1通知我或我和陈某1两人去接货，地点是在明通数码城的停车场，时间一般是晚上7、8时，一个叫“明某1”（经辨认为原审被告人方主明）的人开一辆黑色本田轿车来送货，我一个人去接过4、5次，每次大概100部手机。我和陈某1两人去接过十几次货，每次大概200部手机，拿到货后就送到柜台给刘某1。我接的手机都是没有包装的裸机，用黑色胶袋提来的，是刘某1在香港订购的。凡是刘某1在香港订购的手机都是由方主明和“肥仔”送来的，有时一个人来，有时两个一起来，另外我还见过一个叫“阿城”的人也和方主明一起来送货。证人刘某3辨认出原审被告人方主明就是其所说的“明某1”。14.证人郑某2的证言：我为林某1打工，是做搬运的。具体搬的货包括数据线、苹果手机配件、三星手机配件等。搬货时是由“阿肥”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那边接货，接完货再将货送到零售市场。15.证人林某2的证言：我是2012年8月8日，替林某1工作的，每天听安排去指定地点接货，然后根据王某3告诉我的信息，把货派给其他人。接的货物有耳机、数据线、充电器等苹果牌的手机配件，还有苹果手机的外包装盒。我还在田面新村和长城花园各接过两次苹果手机Iphone4S，每次100至200部。苹果手机和苹果电脑主要由郑某2去接货。苹果手机和苹果电脑是一个叫“阿肥”的人送过来的。证人林某2辨认出吴创峰。16.证人蔡某1的证言：我在中英街帮人拆手机包装，就是把手机、配件、包装盒分开。老板是谁不清楚，报酬每小时20元，是由傅某1支付给我，一般是一段时间结算一次，是从去年7月开始的，大概有半年时间。我认识方某2，他和我一起在中英街帮人拆手机。17.证人吴某2的证言：我记录的账本里的“肥兄”叫方某1，他就是帮我从香港带货到内地的水客老板。他帮我走私的是苹果、HTC手机。我从2011年11月开始委托方某1帮我走私手机，直到2012年3月案发。具体流程：我向香港供应商订货，订货后通知方某1去香港的供应商那里提货，方某1会先替我垫付货款，然后组织“水客”将我的货走私入境，他本人送到华强北明通数码城和振华手机城中间的停车场，我在那里接货。货款通过现金支付，在我的账册里有记载，还有就是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方某1提供的账户有“方某3”，还有“周水彬”的。方某1电话是139××××4070。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上诉人吴创峰的供述及辩解：我大概是2012年下半年来深圳的，我来深圳之后就跟着我亲戚刘某4打工，我的工作是在沙头角镇内中英街拆手机，将包装好的手机拆成裸机和配件，在境内接收手机配件，并将手机配件送给货主。是傅某1给我安排工作，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由傅某3把工资交给我。我不知道我拆的手机是怎么运到境内的，不知道手机最后都去了哪里。送货就是中英街带货出来的人（不认识）把手机配件交给我，我再把配件给货主，是傅某1安排我去接货、送货的，接货的时候需要跟对方核对货物的数量，收到的货物只有手机配件，没有裸机，我记不起来送给谁了。我不太清楚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知道我的行为是违法的。我不认识方某1和方主明。上诉人吴创峰辨认出给其发工资的傅某3；辨认出给其安排工作的傅某1；辨认出跟其一起拆手机的刘某2。2、原审被告人方主明的供述及辩解：我去年贷款时才知道我被网上通缉，在这期间我也知道我哥方某1和我大舅子郑某1被判刑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两个儿子一直都在生病，爸妈年龄大了，所以没来自首。我大概是从2011年中旬8月开始帮我哥送手机的，我不知道我哥什么时候做这个生意的，我要看杂货店，没多少时间，就介绍我大舅子郑某1去帮他送货了。郑某1是从2012年5月才来深圳的，他每个月拿我哥支付的固定工资1000元，没有其他额外收入。我帮我哥送货没有收过他的钱，我也只是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才帮他送过十几次货。我哥有时候会打电话叫我去沙头角探沙路或者东门，其他地方不记得了，然后我就开车去找他，等我哥收到手机后会坐到我车上，让我开车送到华强北DJ停车场或者华强北明通数码城停车场交给货主，有时候我哥会半路下车让我自己去送，到了停车场之后我给我哥打电话，我哥再给货主打电话让他们下楼拿手机，有时候我也会把货搬到楼梯口，货主派人来了会给我哥电话，然后把电话给我，我哥会在电话里交代我把手机交给他们。后来郑某1来了，我带过他几次之后就是他自己开车去送货给货主，我不认识来拿货的人。2012年10月中旬我儿子出生了以后虽然我还有帮我哥送货，但是次数比较少。我送的手机应该是我哥从香港运过来的，我听他说是在香港买了然后找“水客”带过来的。我们接收手机的时候是固定几个人交给我哥的，拿过来之后那些箱子是用胶带封好的，书包也是拉好的，我不需要去点数和查看里面的东西。我有一、两次见过里面的东西，是三星和诺基亚手机，没有包装盒、散开的，有一次里面的诺基亚手机有包装盒，但是三星手机没有。我不太清楚法律规定，但我知道这些手机是走私的。四、鉴定意见1.深圳海关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00560号：（刘某1团伙），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纳税额共计人民币35370772.9元，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35370772.9元。00802号：（刘某1团伙扩线），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纳税额共计人民币11249189.85元，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1249189.85元。方主明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6619962.75元13240号：吴某1、蔡某2（2012.08-2013.01）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纳税额共计人民币33134736.72元，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33134736.72元。吴创峰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33134736.72元。关于上诉人吴创峰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原判经综合考量吴创峰的犯罪事实及其具有从犯、自首等犯罪情节，对其量刑并无不当。吴创峰及其辩护人请求对其改判缓刑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创峰、原审被告人方主明违反国家法律及海关管理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涉案应税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吴创峰、方主明某2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依法均应减轻处罚。吴创峰、方主明某2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二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均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吴创峰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吴铁城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石春燕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邓碧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