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2民初1736号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27294134D，住所：昆明市宝善街福林广场裙楼1-4层，负责人：盛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娅楠、万渝，云南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5514183-5，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国际汽车城F-06地块，法定代表人：董晓雷。被告：高志，男，汉族，1975年9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告：王玉蓉，女，汉族，1974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告：董晓雷，男，汉族，1971年6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告：王丽芳，女，汉族，1973年6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亚超公司）、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渝、赵娅楠，被告云南亚超公司、董晓雷、王丽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志、王玉蓉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25980.86元，及该款项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9年1月11日为231017.53元；2、判令原告对第一被告现有及将有的所有品牌商品车享有抵押权，原告有权在主债权900万元及对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及其他应付费用范围内优先受偿；3、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4270.35元；4、判令第二被告对上述债务在900万元主债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用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第四被告对上述债务在900万元主债权及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用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在与被告高志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第五被告对上述债务在与被告董晓雷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以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23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2014)滇银承额字/第3314606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合同约定：原告为第一被告提供1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2014年7月23日起至2015年7月23日为止。2015年8月25日，原告及第一被告签订编号为：(2015)滇银最抵字/第33159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对于第一被告在2015年8月25日起至2016年8月25日期间内的全部贷款承担最高额抵押责任。抵押担保范围是900万元主债权及对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并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2015年8月25日，原告及第二被告签订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第二被告就第一被告在2015年8月25日起至2016年8月25日期间内向原告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债权本金900万元及对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原告对第一被告的主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第三被告签字认可对上述债务在与第二被告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8月25日，原告及第四被告签订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第四被告就第一被告在2015年8月25日起至2016年8月25日期间内向原告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就权本金90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罚时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原告对第一被告的主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第五被告签字认可对上述债务在与第四被告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基于上述合同的签订，原告在2015年7月16日向第一被告开具承兑汇票50万元，2015年10月16日承兑到期后，第一被告未能按时归还原告垫付票据款。各担保人也拒不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高志、王玉蓉未应诉答辩。被告云南亚超公司、董晓雷答辩称：云南亚超公司由高志负责经营管理，我虽作为公司法人，但从未参与公司经营。我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期间是2015年8月25日到2016年8月25日，保证期间两年。这笔贷款是2015年10月16日到期，保证期间应当到2016年8月25日，而原告起诉的时间是2019年1月25日，已经超过了我的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不以任何理由中断，之前我们没有收到原告主张权利的任何信息，因此我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整个案件中，公司最开始设置一个最高额抵押，我们不清楚公司有无可处理的财产或原告是否执行过有关财产。贷款的款项也没有用于我个人生活。被告王丽芳答辩称：我没有参与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我个人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的款项融资以后我和董晓雷作为夫妻都没有用于个人经营和生活。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六组证据：第一组：1、《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编号【2014】滇银承额字第3314606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保证金存款入账、冻结通知书》、《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诺函》，欲证明1、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所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具体约定情况；2、2015年7月16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为本笔承兑汇票存入保证金10万元，当日，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向被告云南亚超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一张，共计金额50万元。2015年10月16日承兑到期日，扣除保证金，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实际发生垫款共计325980.86元。第二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滇银最抵字第33159014号、《动产抵押登记书》，欲证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所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具体约定情况和抵押登记情况。第三组：《结婚证》、《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滇银最保字第3314806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3号，欲证明1、被告高志与被告王玉蓉为夫妻关系；2、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高志所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约定情况及被告王玉蓉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情况。第四组：《结婚证》、《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滇银最保字第3314806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4号，欲证明1、被告董晓雷与被告王丽芳为夫妻关系；2、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与被告董晓雷所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约定情况及被告王丽芳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情况。第五组：《应付利息计算表》，欲证明针对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垫款共计325980.86元，垫款余额325980.86元，截止到2019年1月11日应付利息为231017.35元。第六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情况说明》，欲证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为本案支付律师费24270.35元。被告云南亚超公司、董晓雷、王丽芳对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提交的以上六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主张的利息、罚息、各种违约金过重，对现在的公司无异于雪上加霜。被告云南亚超公司、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无证据提交。经过庭审质证和证据审核，本院认为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提交的以上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以上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于第六组证据，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为本案支付律师费5000元，与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24270.35元不符，故本院确认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为本案支付律师费金额为5000元，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7月23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签定了编号为（2014）滇银承额字/第3314606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约定原告根据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的申请，按原告的授信条件和制度为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核定最高1300万元的汇票承兑额度，额度使用有效期间为2014年7月23日至2015年7月23日。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未按约偿清任一票款，则转作逾期贷款，并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为确保《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够得到清偿，原告与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5）滇银最抵字/第33159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汽车金融业务浮动抵押专用）》，约定云南亚超公司以其财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人民币9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6年8月25日，即被告云南亚超公司为该段期间内对原告产生的一切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在合同期间内，若任一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未清偿，或被告违反合同其他约定的，原告有权行使抵押权。合同抵押物为价值900万元整的现有及将有的所有品牌商品车（包括但不限于东风标致雪铁龙等品牌）。此外，原告与被告高志、董晓雷于2015年8月25日还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合同均明确为主合同（在2015年8月25日至2016年8月25日期间内，原告与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900万元的额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未履行，则原告有权直接要求被告高志、董晓雷承担保证责任。被告王玉蓉在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已知晓合同约定，并对于被告高志依据该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议。被告王丽芳在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已知晓合同约定，并对于被告董晓雷依据该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议。2015年7月16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向原告申请票面金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0月16日。申请当日，原告承兑了50万元汇票交由被告云南亚超公司使用。2015年10月16日承兑汇票到期，原告依约扣除了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缴纳的保证金，剩余325980.86元借款未还。截至2019年1月11日，欠款产生利息共计231017.53元。另确认，被告高志与被告王玉蓉于2006年3月17日登记结婚，2015年11月19日登记离婚。被告董晓雷与被告王丽芳于2008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两人系夫妻关系。2017年7月26日，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未偿还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约定的借款和未履行保证责任为由起诉至本院，请求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请求被告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又于2017年12月7日向本院撤回了起诉。2018年7月9日，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未偿还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约定的借款和未履行保证责任为由起诉至本院，请求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请求被告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原告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又于2018年12月20日向本院撤回了起诉。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现原告已依约向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承兑垫款325980.86元，但被告云南亚超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按时还款，已构成违约，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承兑垫款本金325980.8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为止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9年1月11日为231017.53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是按《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中“若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未按约偿清任一票款，则转作逾期贷款，并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的规定，即按年利率约为18%主张罚息，不超过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享有编号为（2015）滇银最抵字/第331590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汽车金融业务浮动抵押专用）》项下约定的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现有及将有所有品牌商品车的抵押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成立并生效，但原告无法明确按双方约定确定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的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等信息，故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此外，被告董晓雷辩称已超过两年保证期间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高志、董晓雷于2015年8月25日分别签订的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2015）滇银最保字第331580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2.2款载明：“若担保的主债务为票据业务的，只要上述票据开立日、到期日或原告实际垫款日发生在上述期限内的，保证人都需要对该笔业务承担保证责任”；5.1款载明：“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5.2款第二项载明；“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本案为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纠纷，原告实际承兑垫款日为2015年10月16日，发生在被告高志、董晓雷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期限内。因此，被告高志、董晓雷的保证期限应当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2017年10月15日。但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原告就本案债权曾于保证期间届满前2017年7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案的五名被告承担责任，因此保证期间在2017年7月26日已经终结，此时应当重新开始计算保证诉讼时效，原告在本案的起诉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并未超过保证诉讼时效，被告董晓雷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高志、董晓雷分别在各自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对被告云南亚超公司向原告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应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的第四、五项诉请要求被告高志、董晓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玉蓉与被告高志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系夫妻关系，被告王丽芳与被告董晓雷系夫妻关系，被告王玉蓉、王丽芳分别在被告高志、被告董晓雷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已知晓合同约定，并分别对于被告高志、董晓雷依据该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议。本案中，被告王玉蓉、王丽芳仅是以配偶身份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且承诺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债务。可以明确的认定，第一，被告王玉蓉、王丽芳不是保证人，其二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第二，被告王玉蓉、王丽芳并未分别承诺被告高志、董晓雷的债务为夫妻债务，只是同意可以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第三，被告高志、董晓雷的债务为担保债务，而不是直接债务。因此，原告第六、七项诉请分别要求被告王玉蓉、王丽芳对本案被告云南亚超公司的债务在与被告高志、董晓雷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被告王玉蓉、王丽芳应当遵守其承诺，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分别对被告高志、董晓雷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最后，原告主张律师费24270.35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所签合同约定，如被告云南亚超公司违约，原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由被告云南亚超公司承担，结合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情况说明》来看，原告为本案支出律师费为5000元，故本院支持原告律师费5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25980.86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计算）；二、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三、被告高志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中确定的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四、被告董晓雷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中确定的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五、被告王玉蓉对被告高志应承担的债务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六、被告王丽芳对被告董晓雷应承担的债务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七、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13元，由被告云南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志、王玉蓉、董晓雷、王丽芳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婷人民陪审员  朱元青人民陪审员  崔思莲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杨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