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27884号原告邹某，女，198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齐雪峰，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男，197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代理人周瑞兰（被告之母），1954年5月2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田锡平，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邹某与被告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齐雪峰，被告唐某之委托代理人周瑞兰、田锡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某诉称，2009年9月9日，原、被告登记结婚。二人结婚时被告有一女儿唐某1。2011年前后，原、被告及被告女儿共同申请保障性住房（两限房），2012年审核通过并公示。2014年夏天，完成该两限房的选房工作，选定9层的一个80多平米的两居室，但还未到交款日期。2014年11月18日，原、被告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处理部分，原、被告双方约定：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一套，离婚后如男方购买或转让此号需向女方支付30万元。2016年底，被告主动找到原告希望复婚，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得知被告已经购买了两限房。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3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唐某辩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被告已于2014年11月18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叙述的“双方共同摇号获得的两限房一套”不符合事实，双方离婚前虽然共同参与过一次选房摇号，但由于原告不愿承担还贷压力，放弃购房资格，主动与被告提出离婚。离婚后，原告与被告便去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科共同签字退出原来双方共同申请两限房的申请，原房号便已作废。随后，被告及其女儿唐某1作为申请人重新申请参加两限房购房摇号，两次选定两限房的房屋坐落虽然一致，但新房号的申请人是唐某及其女儿唐某1，与原告无关，因此不同意向原告支付30万元。经审理查明，唐某与邹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唐某与前妻育有一女唐某1。2011年8月3日，唐某作为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唐某1、邹某以家庭为单位向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科申请限价房取得配售资格，并选定位于昌平区房屋面积86.99㎡二居室房屋一套。2014年11月18日，双方在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同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于财产处理部分约定为：“（1）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一套，离婚后如男方购买或转让此号需向女方支付30万元。（2）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协议签订当日，唐某（代唐某1）与邹某向北京市西城区街道住房保障科提交《申请家庭变更申请书》，内容为“......我家庭轮候期间，因感情不和于2014年11月18日离婚，申请变更：邹某因感情不合于2014年11月18日离婚，自愿退出限价房申请。”该申请书落款处由唐某（代唐某1）、邹某本人签字确认。此后，唐某作为申请人重新填写《北京市家庭购买限价商品住房申请核定表》，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变更为“申请人唐某，男，婚姻状况离异，身份证件编号......之女唐某1，女，婚姻状况未婚，身份证件编号......。”2014年12月16日，经有关部门审批并出具《申请家庭情况变更核定表》，显示：“申请家庭人口变化，仍符合申请条件，原3人，现2人。调整配租配售方案，经初审，同意该家庭办理变更手续，不调整配租配售方案。申请人离婚，减去邹某，3人变更为2人，居室不变。经复审，同意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变更申请。不调整配租配售方案”。2015年1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科向唐某下发《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告知唐某家庭符合北京市申请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条件，准予备案，备案编号：，备案日期：2011-08-03。家庭申请人口2人，即唐某、唐某1，配售一套2居室。2015年3月6日，唐某（买受人）与开发商（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定向安置房销售合同》，购买坐落于昌平区房屋面积86.99㎡二居室房屋一套，合同总价款1236784元，同时完成网上签约及联机备案程序。2015年10月25日，唐某与置业有限公司就上述房屋销售事宜签订《关于实测面积的补充协议》，确定原房号变更为昌平区，房屋实测面积87.29平方米，确认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1241049元。唐某于2017年5月26日取得了北京市昌平区房屋所有权证书，该房屋所有权为唐某单独所有。庭审中，邹某述称，因唐某已经购买双方共同参与摇号选定的两限房，即应按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向其支付30万元。唐某对于《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虽不持异，但以邹某自愿退出选房申请，现唐某名下两限房系其与女儿唐某1重新申购所得，与邹某无关为由提出抗辩，不同意向邹某支付30万元。邹某认为上述房屋的购置虽发生于双方离婚后，但其所购房屋坐落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选定的房屋坐落一致，该房屋亦存在邹某的财产权益。唐某另以本案系一般性合同纠纷而非离婚后财产纠纷，存在案由错误；《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条款无效；如果30万元的给付约定有效，亦属自然债务及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否认邹某的主张。邹某对此均不予认可。诉讼中，邹某向本院申请采取保全，要求冻结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30万元，并已提供担保。2018年7月20日，本院对于上述账户存款4.70元予以冻结。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申请家庭变更申请书、北京市家庭购买限价商品住房申请核定表、申请家庭情况变更核定表、北京市展览路街道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北京市定向安置房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付款凭证、房屋所有权证书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作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唐某与邹某于2014年11月18日办理离婚手续当日即已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离婚协议约定，如果唐某离婚后购买或转让双方共同参加摇号的两限房，则应向邹某支付30万元。换言之，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以其购买或转让双方婚后参与摇号的两限房为前提。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2011年8月3日，唐某与邹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以家庭为单位申购限价商品住房并获批准，且经有关部门登记备案，选定位于昌平区两居室房屋一套（，邹某虽因与唐某离婚退出该限价房的共同申请人，转由唐某及其女唐某1二人重新申请，但仅为家庭人口由三人变更为二人，有关部门未因此调整配租配售方案，后续审批材料中的备案编号均为，与此前相同。也就是说，唐某二次申购两限房的权益并不受邹某退出共同申请人的影响。退言之，由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已选定房号，则无论邹某是否因离婚退出限价商品房申请人，唐某均具备已选定房屋的购买资格，故邹某对于该房屋亦享有部分权益。鉴于唐某在离婚后购置并取得所有权的北京市昌平区房屋与双方离婚前共同参与摇号确定的昌平区房屋系同一房屋，本院认定唐某向邹某支付30万元的条件已经成就。现邹某主张唐某支付30万元，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唐某所述，因邹某自愿退出限价房申请，致使其重新参加选房摇号，即与离婚后购买的限价商品住房无关一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唐某其他各项答辩意见，依据不充分，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唐某给付原告邹某三十万元。如果被告唐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七千八百二十元（含保全费二千零二十元），由被告唐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李源国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人民陪审员  安 宇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