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终1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唐金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翔，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达，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法定代表人：曹永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祥瑞，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金贵银业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2019）粤06民初98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物产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1.郴州金贵银业公司向浙江物产公司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号码分别230××××82018091425513××××、230××××82018092025805××××，以下简称涉案汇票）票据款项2.5亿元以及自汇票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郴州金贵银业公司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1日，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稷业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签署《汇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HZZJ-××××-2018），上海稷业公司以其持有的出票人为郴州金贵银业公司的涉案汇票提供质押担保。汇票载明承兑人为郴州金贵银业公司，承兑信息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票据号码230××××82018091425513××××，显示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3月21日、票据金额为1.5亿元；票据号码230××××82018092025805××××，显示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3月25日、票据金额为1亿元。2018年12月12日，上海稷业公司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下简称ECDS系统）完成涉案汇票质押登记，载明“质押背书”，质权人名称为“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涉案汇票到期后，浙江物产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3月25日通过ECDS系统提示付款，但郴州金贵银业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3月29日通过ECDS系统拒付，不履行付款义务。浙江物产公司因质押取得涉案汇票，背书形式连续合法，取得票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票据权利。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作为出票人、承兑人，负有在持票人提示付款后支付票据款项的义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涉案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浙江物产公司可行使追索权，要求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依法承担票据责任。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9月14日，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作为出票人开具票据号码为230××××82018091425513××××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载明：收款人为上海稷业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3月21日，票据金额为1.5亿元。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背面的背书保证信息载明：出质人为上海稷业公司，质权人为浙江物产公司，出质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提示付款信息载明：提示付款人为浙江物产公司，提示付款日期为2019年3月21日，付款状态为拒付，拒付日期为2019年3月26日，拒付理由为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2018年9月20日，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作为出票人开具票据号码为230××××82018092025805××××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载明：收款人为上海稷业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3月25日，票据金额为1亿元。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背面的背书保证信息载明：出质人为上海稷业公司，质权人为浙江物产公司，出质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提示付款信息载明：提示付款人为浙江物产公司，提示付款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付款状态为拒付，拒付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拒付理由为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2019年5月18日，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作出苏公（经）立安[2019]053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郴州金贵银业公司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9年5月23日，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汾江支行发出苏公（经）冻财字[2019]0047号《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要求冻结浙江物产公司于本案主张的涉案汇票。郴州金贵银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陈述，因上海稷业公司假借受让股权的名义，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开具虚假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骗取郴州金贵银业公司的涉案汇票，上海稷业公司对该汇票的取得、质押涉嫌诈骗罪。对此，郴州金贵银业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浙江物产公司在明知涉案汇票不能质押、转让而须向郴州金贵银业公司返还的情况下，仍接受上述汇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恶意取得”或“重大过失取得”的情形，故浙江物产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浙江物产公司以其为质权人对涉案汇票享有票据权利为由主张郴州金贵银业公司支付票据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以浙江物产公司及上海稷业公司取得涉案汇票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此已经立案侦查。因持票人是否合法取得票据为确定其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前提，而本案中，公安机关对于涉案汇票是否存在诈骗犯罪已经立案侦查，即本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裁定驳回浙江物产公司的起诉。浙江物产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立案决定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以及被上诉人代理人于法庭调查时的陈述，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犯罪嫌疑人为案外人上海稷业公司和田良，故原审法院认定“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以浙江物产公司及上海稷业公司取得涉案两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此已经立案侦查”的事实错误。关于上诉人是否合法取得涉案汇票，上诉人已提交《汇票质押协议》证明系通过质押背书的方式取得，该汇票记载事项完整，背书连续，故上诉人系合法的持票人。2.根据被上诉人代理人于法庭调查时的陈述，被上诉人向上海稷业公司开具涉案汇票，上海稷业公司承诺到期返还。但无论是出于什么交易背景，也无论被上诉人作为上市公司进行上述开票和接受承诺行为是否违法违规，至少说明被上诉人开具涉案汇票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上海稷业公司是否具有履约能力，这是被上诉人应在开具涉案汇票之前通过尽职调查等手段可以明确的问题，而不应现时作为其被诈骗的理由。上诉人通过签订《汇票质押合同》取得涉案汇票，并办理了质押登记。票据的流通性、无因性均属于票据法的基本原则，流通性意味着无论出票人、收款人之间存在何种返还的约定或承诺，只要票据上未记载“不得转让”，合法持票人均可行使票据权利；无因性意味着不论上海稷业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何种交易关系，也不论上海稷业公司取得涉案汇票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被上诉人不能依据其与上海稷业公司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合法持票人。而且被上诉人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取得涉案汇票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3.涉案汇票的开具日期分别为2018年9月14日、9月20日，至2019年3月汇票到期间隔六个月，至2019年5月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间隔八个月，如果真的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上诉人自2019年3月因银行账户金额不足拒绝付款之后才转而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而且，涉案汇票的开具日期存在7日的间隔，也说明被上诉人做出了两次出票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立案决定书》，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案由系上海稷业公司、田良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但上诉人系基于质押取得的票据行使票据权利之一的追索权，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便原审法院认为存在与本案有牵连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移送，不应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而且上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报案的犯罪嫌疑人，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认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应优先适用后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继续审理而不应中止审理，更不应驳回起诉。郴州金贵银业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审裁定正确，既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审法院认定“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以浙江物产公司及上海稷业公司取得涉案汇票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此已经立案侦查”是客观事实。答辩人在《刑事控告书》中因案件内幕和真相有待于公安机关调查，且为暂时顾全被答辩人的声誉，虽未直接将被答辩人的关联企业（被代理方）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金中心）列为犯罪嫌疑人，但指明了温金中心是在明知涉案汇票不得质押、转让而须返回答辩人的情形下，恶意取得涉案汇票的事实，并提供了证人许某指证上海稷业公司实际控制人田良为逃避对温金中心的刑事犯罪责任，与温金中心副总经理刘念串通，非法取得并质押答辩人开出的涉案汇票，私下交易、恶意转嫁损失的证言，且侦查此案的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已向许某进行调查核实。正因如此，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认为不排除温金中心、刘念与上海稷业公司、田良共谋诈骗的嫌疑，将该案立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并对涉案汇票采取了冻结措施。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已向原审法院说明了情况，被答辩人也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冻结法律文书进行了质证。另根据被答辩人与上海稷业公司订立的《汇票质押合同》，其身份只是质权代理人，真正的质权人是温金中心，被答辩人试图绕过温金中心以混淆视听。（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1.据答辩人了解，温金中心的副总经理刘念已接受侦查机关的调查，承认自己从答辩人处了解到涉案汇票的背景及用途，明知涉案汇票不能转让、质押，可见温金中心是恶意取得涉案汇票，而且刘念的交代已大体印证许某的证言，温金中心共谋诈骗的嫌疑加重。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形，进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正确。2.原审裁定认为“持票人是否合法取得票据为确定其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前提”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已对答辩人被合同诈骗案全面立案侦查，被答辩人（实际上是温金中心）取得涉案汇票是否合法，取决于侦查机关的侦查结论，如果查证系非善意取得，那么公安机关势必作赃物追缴，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明文规定；如果经查证温金中心取得涉案汇票与诈骗无涉，被答辩人可再依法主张票据权利。现在被答辩人取代真正的质权人，迫不及待地主张所谓票据权利，企图以“票据无因性”割裂刘念等人的行为与刑事案件事实的联系，不仅于法无据，反而加重了非法取得票据质押的嫌疑。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按单纯的民事诉讼处理，被答辩人也不是适格的原告，其作为票据质押的代理人，不是权利主体。被答辩人与上海稷业公司之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票据质押的前提条件，且许某、刘念的证言足以证实被答辩人对涉案汇票的取得非善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条第一款虽然规定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但本案被答辩人直接签章并未表明代理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其诉讼主张也因“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而应不被支持。（三）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试图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时间的先后顺序，否定前者的效力进而否定原审裁定的法律适用，其用意在于刻意缩小和片面曲解“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是公安机关立案在先，涉案汇票的取得和质押都在侦查范围内，在温金中心参与诈骗共谋的嫌疑未能排除之前，显然无从区分其法律关系之异同。综上，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争议焦点是：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浙江物产公司在本案是基于与上海稷业公司签订的《汇票质押合同》而成为涉案汇票的质权人即持票人，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情况下，起诉向出票人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主张追索权，故本案为浙江物产公司、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之间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审理范围应局限于该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票据法律关系。虽然郴州金贵银业公司以被合同诈骗报案，被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已立案侦查，但目前既没有证据证明浙江物产公司被列为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其内部人员涉嫌共同实施诈骗和浙江物产公司取得涉案汇票涉嫌犯罪，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与郴州金贵银业公司被合同诈骗案所涉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相同，故无法确认该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与本案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必然关联性和同一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票据纠纷在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必须以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立案侦查的郴州金贵银业公司被合同诈骗案的结果为依据的情况下，应不属于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以此裁定驳回浙江物产公司的起诉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浙江物产公司主张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初9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邵静红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耿丽丽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