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4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建华，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安，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宇，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杜宇之妹），196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江北区。原审第三人：赖明秀，女，198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诉人汪建华与被上诉人杜宇、原审第三人赖明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杨永安，被上诉人杜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宁，原审第三人赖明秀到庭参加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建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汪建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拒不审理上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原由，自说自话，我行我素，不假思索，匆匆一审，轻率作出重审和原审一样的判决，该判决是不负责任的司法行为。你院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渝03民终189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汪建华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依据是杜宇于2016年6月1日出具借款金额为140万元的借条，汪建华主张该借条系其与杜宇对之前借款进行的结算。鉴于汪建华在一审中举示了《杜宇借款统计》表，在二审中举示了杜字于2015年5月24日出具金额为115万元的欠条，对于2016年6月1日的借条与前述两份证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该借款140万元如何结算而来，其中包含本金和利息的数额是多少等基础事实，尚需进一步调查核实。”据此，你院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在重审中，一审法院丝毫没有按照你院的要求，通过审理查明《杜宇借款统计》表，二审中杜宇认可的115万元的欠条，以及2016年6月1日借条与该两份证据之间的关联，而是按照上次一审的思路，机械的认识2016年6月1日借条中的“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5年10月15日期间”双方的资金往来，我举示的借条还有:“包括现金和银行转账及银行利息，经累计计算出具此借条”的内容，一审法院不仅望文生义，而且断章取义。纵观全案，不难看出双方建立借贷关系的逻辑，对于该逻辑关系，我在诉状中已作了描述:我与杜宇是经人介绍认识后成为朋友的。杜宇是重庆泽源电力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泽源公司)以及重庆泽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泽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赖明秀之母曾凡志、我女儿汪旖旎系泽鹏公司的股东，第三人赖明秀系我女朋友。汪旖旎、曾凡志后退出公司董事会，杜宇系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第三人赖明秀与杜宇有其他项目合作，但与本案无关。正是基于上述千丝万缕的关系，杜宇提出借款，用于经营公司，我表示同意，从2014年1月起我累计出借给杜宇149.525万元。虽然借款的次数较多，也很零散，但是，并不因此否定民间借贷的事实，杜宇曾三次确认借款事实，第一次是2014年12月5日杜宇在《杜宇借款统计》借款人处签名，确认了2014年10月15日前借款金额为55万元，10月15日至12月5日借款累计为83.65万元;第二次是2015年5月24日杜宇向我出据欠条一份，内容为欠款115万元，杜宇在借款人处签名;第三次是2016年6月1日杜宇向我出据借条一份，内容为经累计计算包括现金和银行转账及利息共140万元，同时约定该款于2016年7月30日前还清，利息从2015年10月15日起按月利息2分计算至还清时止，在该借条中，双方均签名捺印。同时双方注明江津项目及收款另行计算。除前述债权凭证外，杜宇还曾多次书写借条。杜宇借款系用于其经营公司，杜宇作为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民间借贷的方式借款维持公司的运转，符合常理。法人为拟制人格，杜宇将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发生混同，并不是我的过错。对我陈述的前述事实一审法院视而不见。我依照民诉法提出自已的诉讼主张，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杜宇在前次二审中承认了书写115万元欠条的事实，虽然被一审忽略，没有在审理中查明，但是，前次二审中杜宇又举示了归还借款的证据，足以说明，杜宇并不否认曾经借款的事实，依照民诉法的规定，杜宇提出反驳或者抗辨事实不存在，也应当提供反驳证据。我出示的借款统计表，115万元欠条，140万借条，同时对出借款项的交付，也提供了相关证据，本案需要杜宇来证明该借款事实并不存在，或者已经全部清偿了借款，且我国民诉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杜宇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应当视为事实成立。我举示了证据借条，完成了民间借贷双方的借贷合意。借条上杜宇已经对借款的事实作出了意思表示，尽管该借条对借款的形成期间和借款金额的组成以及利息的支付未作详细说明，但杜宇的民事法律行为已产生，该借条对杜宇有拘束力。该证据为本案定性的重要证据。按照我国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意见精神，除借贷双方的合意外，还须有款项的交付。纵观本案，我除提交借条外，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交付证据，如:我向杜宇的打款20万元;我通过一审第三人赖明秀的打款65万元等，均能证明我已完成出借款项的交付，至少可以证明部分完成出借款项的交付义务，而一审法院置上述事实于不顾，没有审查杜宇收受上述款项后的具体用途，或上述款项是否已经归还，加重了我的举证负担，未对杜宇应当提供的反驳证据加以分配。杜宇是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际控制着公司的运营，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法定代表人个人作为借贷主体，是生活常理。众所周知，“法人”人格是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本身并不能自主运行，而需要自然人进行支配，自然人在支配营利法人，因资金的暂时短缺，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往往会以自然人的身份发生资金的拆借，本案中两公司杜宇为法定代表人，其在主持正常经营活动中，要求员工向其个人出借，或者向其经营的公司出借资金都是正常现象，至于我明确同意该款的支付方式和目的，并不影响我与杜宇之间将该款作为民间借贷组成部分的转化，该转化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恳求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支持我的上诉请求。杜宇辩称:1、借款金额巨大，汪建华需提交打款凭证。2014年8月的借款已经偿还。汪建华举示的部分证据是公司内部支付凭证，杜宇也持有一些凭证，其中涉及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杜宇向汪建华的借款。2、泽源公司和泽鹏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杜宇委托杜宁负责泽源公司的管理，杜宇未在公司办公，主要负责对外承接业务，泽鹏公司的很多工作均由经理何长明签字安排。3、汪建华诉称的115万元借款中，包括了赖明秀借给杜宁的款项，杜宁已经偿还。4、一审出庭的证人实际是泽鹏公司的员工。事实上，赖明秀与杜宇是合作关系，赖明秀支付的款项不是借款，且赖明秀收取了90多万现金和设备。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赖明秀述称，江津合作项目与本案借款没有关系。同意汪建华的上诉意见。汪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宇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8.025万元以及2015年10月15日之前的利息16.975万元，并从2015年10月15日起以98.0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该款还清之日止，同时由杜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日，杜宇作为借款人向汪建华作为出借人出具了内容为“杜宇从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5年10月15日止累计在汪建华处借款壹佰肆拾万元整（小写1400000元）（包括现金和银行转账及银行利息），经累计计算出据此借条，原出据给汪建华的借款收据或借据或银行转账凭证全部作废，以此借条为准，约定此借款于2016年7月30日前还清，若逾期不还，汪建华有权在南川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利息从2015年10月15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另江津项目收款另行计算。借款人杜宇，身份证51021119620715XXXX，出借人汪建华，身份证51232319640112XXXX，2016年6月1日”的《借条》一张，该借条内容为汪建华书写，签名为各自亲笔签名。双方所述的“泽源公司”即是重庆市泽源电力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泽鹏公司”即是重庆泽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杜宇。泽鹏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注册，注册资本2000万，住所地为南川西城街道金山大道29号（坤罡龙都）5幢20-6号，该公司的股东有杜宇、艾勇、汪旖旎（系汪建华之女）、曾凡志（系赖明秀之母），杜宇持股47.5%（950万元），汪旖旎持股24%（480万元），艾勇持股5%（100万元），曾凡志持股23.5%（470万元），杜宇是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艾勇是监事，赖明秀是经理，该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2015年8月、9月、10月，泽鹏公司与滕存刚、胡与禄等签订的《普菱（重庆）国际物流产业园项目》等相关协议书，相关协议中有泽鹏公司印章和艾坪签名，泽鹏公司与重庆惠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有泽鹏公司印章及何长明、艾坪的签名；赵志娇于2014年8月15日到重庆银行办理泽鹏公司银行账户的相关业务表，其中有泽鹏公司印章、泽鹏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杜宇的印章、经办人赵志娇的签名；2015年2月13日，杜宁转款给艾坪7.7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工资清单中包括徐培德、艾坪、陈邦德、张元明、陈健、邹文祥，有泽鹏公司印章及艾坪签名；2015年6月、10月、2016年1月等时间，赖明秀曾借用泽鹏公司印章办理泽鹏公司相关事务。汪建华通过银行转款给杜宇的情况如下：2014年8月25日转款5万元，2014年8月26日转款5万元，2014年9月26日转款3万元，2014年9月30日转款2万元，共计15万元。2014年9月11日，任重转款给杜宇5万元（注：汪建华陈述任重系其同事，因杜宇向其借款，其向同事任重借，由任重直接向杜宇转款5万元，汪建华自述其已归还给任重），以上费用共计20万元。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第三人赖明秀曾向杜宇转过款，如：2014年10月27日转款1.5万元，2014年10月31日转款1万元，2014年11月5日转款2万元，2014年11月11日转款1万元，2014年11月13日转款1万元，2014年11月15日转款3万元，2014年11月20日转款3万元，2014年11月22日转款3万元，2014年11月29日转款0.6万元，2014年12月4日转款0.5万元；也曾向杜宇妹妹杜宁转过款，如：2014年12月8日转款1万元，2014年12月17日转款2万元，2014年12月18日转款1万元，2014年12月19日转款10万元，2014年12月24日转款0.3万元，2014年12月28日转款0.5万元，2015年1月19日转款0.5万元。赖明秀在2014年11月、12月有向明晨、艾坪、张元明、陈健、陈帮德、邹文祥、钟林祥、张科、赵志娇、曹凤、白劲松、陈章瑜等转款0.2万元、0.5万元不等的转账记录。2015年1月12日、13日，赖明秀分别收到杨意转款4万元和3.5万元，计7.6万元，附言为还款。汪建华出示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其签名的“同意”或“同意支付”字样，如：2014年11月18日，有张元明、艾坪、会计主管白劲松、周文祥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是邹文祥报销的到成都、广汉出差差旅费210元；2014年12月18日，有白劲松、曹凤、赖明秀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开支汪建华”，用途为赖明秀报销的路桥通行年费2485元；2014年12月15日，有艾坪、白劲松、赖明秀、曹凤、易言祥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为易言祥报销的汽车修理费440元；2014年12月22日，有白劲松、曹凤、赖明秀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为赖明秀报销的车辆保险费；2014年12月1日，有艾坪、白劲松、赖明秀、曹凤、易言祥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为易言祥报销的汽车修理费300元；2014年12月8日，有艾坪、白劲松、赖明秀、张元明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支付汪建华”，用途为张元明报销的停车费40元；2014年10月20日，有白劲松、钟林祥、张元明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为钟林祥到广汉联系工作产生的汽油费、路桥费、水费969.90元；2014年10月15日，有艾坪、白劲松、赵志娇、徐培德签名的《费用报销单》，用途为赵志娇报销的办公室房租50400元，以汪建华名义转给收款人杨成浩；2014年12月18日，有曹凤、杨成浩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汪建华书写有“同意汪建华”，用途为杨成浩领取的办公室1个月租金16800元；2014年12月26日，有白劲松、曹凤、徐培德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汪建华书写有“同意汪建华”，用途为徐培德报销的制作名片、科室牌200元；2015年1月5日，有赖明秀、张科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汪建华”，用途为张科报销的餐饮费884元；2014年12月5日，有白劲松、赖明秀、徐培德、易言祥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汪建华书写有“同意支付汪建华”，用途为易言祥报销的徐培德、易言祥到杭州出差等费515元；2014年12月4日，有白劲松、曹凤、赖明秀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书写的“同意支付汪建华”，用途为赖明秀报销的张元明、汪建华、赖明秀从重庆到成都出差乘坐动车费289.5元；2014年12月2日，有艾坪、白劲松、赖明秀、徐培德签名的《费用报销单》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汪建华书写有“同意支付汪建华”，用途为徐培德配钥匙35元等等相关办公费用开支的《费用报销单》。以上《费用报销单》中会计主管处签名为白劲松、出纳为曹凤（注：也有赖明秀签名）、复核处签名有赖明秀、徐培德、明晨等。一审另查明，杜宇作为借款人于2015年5月24日出具的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汪建华现金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元正，小写115000元正”。汪建华陈述出借给杜宇的借款本金实际为149.525万元，杜宇归还了25万元本金，同时杜宁代为归还了19万元和杨毅代为归还了7.5万元，所以现在杜宇所欠的借款本金为98.025万元。而欠条所载明的115万元，是案涉借条载明的140万元借款，在杜宇归还了25万元后所形成的。杜宇提出汪建华的前述陈述不符合逻辑，是相互矛盾的。赖明秀与其存在工程项目合作关系，但是赖明秀没有出示除了汪建华在原一审案件中的支付凭证之外的证据来证明赖明秀在与其的合作过程中投入了资金。一审法院认为，汪建华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债权凭证是杜宇于2016年6月1日出具借款金额为140万元的借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汪建华是否履行了前述借条载明款项的出借义务。从该借条载明的内容来看，该借款金额140万元是从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5年10月15日期间累计借款的结算。现汪建华主张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那么其就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汪建华出示的证据来看，首先，其并未提供在案涉借条载明的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5年10月15日期间双方之间有直接资金往来的相关转账凭证；其次，从汪建华出示的欠条来看，其未合理说明并举证证明该欠款是如何形成的；最后，从汪建华提供的其交付借款的《费用报销单》、《领（借）款申请单》等证据来看，前述凭证中的“领导审批”栏中有汪建华签名“同意”或“同意支付”字样以及会计、出纳、复核、报销人等人员的签名，其记载形式均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报销凭证，包括差旅费、办公用品、房租等办公开支的相关费用，这些单据仅能证明前述费用是由公司支付，不能证明前述费用应当是由杜宇支付以及系杜宇的个人债务。同时汪建华亦未举证证明其是作为出借人的身份在公司的凭据上的“领导审批”栏签字。虽然赖明秀提出汪建华在公司凭据上签字是因汪建华要求对借款的支出需经汪建华审批同意，但赖明秀未提供证据证明，也于法无据。所以，前述《费用报销单》、《领（借）款申请单》等证据不能达到汪建华作为出借人交付借款给杜宇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汪建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案涉借条载明款项的出借义务。故汪建华要求杜宇偿还借款98.02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由于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建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汪建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汪建华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和赖明秀的陈述以及杜宇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汪建华与杜宇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如存在借贷关系，借款金额是多少。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汪建华为证明其与杜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举示了金额为836500元的《杜宇借款统计》、2015年5月24日金额为115万元的欠条、2016年6月1日金额为140万元的借条予以证明。杜宇对这三份证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其系在受到汪建华等人胁迫的情况下签名，对此，杜宇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经审查认为，《杜宇借款统计》表中明确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且杜宇分别在前述三份证据的“借款人”处签名确认，表明杜宇认可相关款项的性质为借款的事实，在杜宇未依法撤销前述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杜宇以“借款人”名义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证据对杜宇具有约束力。同时，杜宇系泽源公司、泽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杜宇陈述其主要负责对外承接业务，应当认定杜宇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在未收到相关款项的情况下，杜宇却多次在相关材料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名，对此，杜宇未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如杜宇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违背其真实意思多次在上述材料签名，理应知晓事后通过报警、诉讼等法律途径寻求救济，而杜宇却未采取任何救济措施，显然有悖常理，故本院对杜宇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汪建华为债权人，杜宇为债务人。汪建华起诉要求杜宇返还借款，有借条、《杜宇借款统计》、欠条、转帐凭证、当事人陈述为证。从文字内容看，本案借条上的文字记载是对一段时间内借款的累计确认。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汪建华与杜宇在交往中有经济往来，杜宇对借条的真实性和内容没有异议，在当事人对债权债务通过借条明白无误地加以确认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债务人一方要求债权人再次证明其债权的存在，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借条载明的债权不成立是错误的。从2016年6月1日的借条内容来看，该借条应系汪建华与杜宇之间对之前的债务进行结算的结果，而不是新发生的借款。其中“原出具给汪建华的借款收据或借据或银行转账凭证全部作废”的表述与汪建华举示的《杜宇借款统计》、2015年5月24日的欠条及相关借条、转账凭证、收条等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对于款项的支付，汪建华举示了转账凭证、借条等证据，能够证明汪建华与杜宇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从《杜宇借款统计》、2015年5月24日的欠条、2016年6月1日的借条三个时间点和借款数额来看，这三份证据系双方多次对借款数额进行结算的结果。同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中计算了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和其他费用，杜宇也未对此提出抗辩，故双方通过最后一次结算而形成的2016年6月1日的借条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在杜宇不能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及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杜宇负有义务举证证明借条所记载的债务不存在。本案证据表明，杜宇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也不能证明其书写借条时有被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只因杜宇的否认和辩解就否定汪建华所提供的证据的效力，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杜宇没有证据否定借款事实的情况下，汪建华没有进一步的证明义务。至于杜宇提出赖明秀已收取江津项目工程款的主张，因双方在2016年6月1日的借条中约定“另行计算”，故双方可对该笔款项另行处理。虽然2016年6月1日的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间从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5年10月15日止，因该借条系汪建华与杜宇之间对之前借款进行的结算，且汪建华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多笔借款，且进行过多次结算，汪建华主张记错借款时间比较符合常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即使汪建华的部分资金用于泽鹏公司，也不能否认本案借款事实的发生。借款人资金的来源及途径不能否定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杜宇或该公司的行为只有在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况下才具有否定法人人格的意义。原审法院以泽鹏公司的债权债务不能与股东个人的财产混同为由否定汪建华对杜宇的债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汪建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事实认定有误,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9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二、杜宇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汪建华借款本金98.025万元及该款从2015年10月1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共计17400元,由杜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雪梅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郭玉梅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院印）法官助理 邬昌杰书 记 员 石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