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终1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琳，女，1984年7月2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军，江西文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龙辉，江西文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会恩，男，1965年8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勇，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琳因与被上诉人彭会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彭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彭会恩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彭会恩有权处分本案所涉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彭琳与彭川琴合伙购买彭会恩股权、彭会恩收取了彭琳和彭川琴交付的股权转让款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江西省华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与案涉林地使用权人进行了合作开采、彭琳对此知情系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彭会恩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系有权转让，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致使彭会恩是否确系有权转让案涉股权这一重要事实未能查清，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径直判决彭会恩系有权转让，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彭会恩拥有案涉股权的转让权，其作为转让人应当协助彭琳获得其他股东的认可，否则该转让亦属无效或效力待定。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转让股份协议有效，因为彭会恩未依法履行相应义务，彭琳也有权主张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彭会恩返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彭会恩辩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彭琳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从案涉林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看，彭会恩是案涉林地使用权的合伙人，彭会恩同意将其7.5%的股份转让给彭川琴，股权转让协议由彭琳签订，股权转让款由彭川琴支付给彭会恩，彭琳对彭会恩是否为有权转让已进行了细致的审查。2、彭琳、彭川琴等合伙人于2015年以华大公司名义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挂靠在华大公司名下从事白泥矿开采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彭琳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其股权未得到他人认可，其应该早就知情并主张权利。彭琳在另一案件中已当庭陈述其参与了白泥的销售工作，现又否认参与经营的事实，有违诚信原则。3、彭川琴的股份来源于彭会恩与彭琳的协议，彭琳与彭川琴应系合伙关系，彭琳应向彭川琴主张权利。4、无权转让不是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彭琳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获得支持。且诉讼请求中没有提出解除合同，因此二审不应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判决解除合同，也不应返还转让款，因为解除合同只是对未来产生效力。彭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无效，由被告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费38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3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4年7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3月27日为104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20日，案外人万松凌、杨光明为乙方分别与为甲方的李新民及吉安县登龙乡塘边村委会荷塘村民小组各签订《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分别约定：“山林使用权人李新民自愿将所有的证号为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6的东至田边；南至本村肖七八山界；西至山脊分水六车界；北至本村肖正山山界68.1亩山林地承包给乙方采白泥土”“经山林使用权人邓凤媛同意，甲方自愿将所有的证号为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8的东至本村李新财屋边；南至本村去安塘小路李积厚等山界；西至六车山脚；北至本村肖七八山界72亩山林地承包给乙方采白泥土”。均约定：探采白泥土范围内的山林地承包占用费用为150000元，包括土地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乙方承包使用甲方山林地的期限十年，从开始探采白泥土之日至探采完全部白泥土之日止或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协商解除本协议之日。2012年10月17日，甲方为万松凌、项龙德、杨光明与乙方肖某、李某、刘义鹏、被告彭会恩、项兴德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书》，约定：1、甲方将吉安县登龙乡李新民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8的68.1亩及邓凤媛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8的72亩山场的白泥土的承包使用所有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经营使用，转让费壹佰万元；2、乙方付清转让费壹佰万元后，甲方将原签协议书给乙方，乙方将行使甲方与李新民、邓凤媛签订的《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上的一切权利与义务，甲方无权干预，并由乙方进行白泥土开采；3、所有经营使用权转让后，甲方不能以任何借口向乙方索取任何费用，乙方不负担甲方其他股东费用。肖某、李某、刘义鹏、被告彭会恩、项兴德取得上述林地使用权后，对内部合伙人的所占股份划分为：肖某、李某、刘义鹏、被告彭会恩各占15％，项兴德与项龙德共占40％。且被告彭会恩等上述合伙人共同在案涉合同转让林地上开采陶瓷土，交由华大公司收购，被告彭会恩等合伙人按各自所占的股份分配收益。后肖某将其股份转让于周淳祥。被告彭会恩将其所享有的该15％股份中的一半即7.5％的股份转让于肖武生，余7.5％的股份案外人彭川琴向被告彭会恩请求受让。2014年7月28日，在肖某在场见证下，案外人彭川琴同原告彭琳作为一方，经与被告协商一致后，双方订立了一份《转让股份协议》，内容载明：甲方自愿将（万松凌与荷塘村签订的承包白泥矿和使用林地协议内）现有万松凌转让与肖某的合同（详见原始合同），其中彭会恩所持有的7.5％股份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1、甲方转让前一切纠纷、债务和责任与乙方无关，由甲方承担；2、甲方所持有股份转让后，其产生的利润收入归乙方所有，与甲方一切无关，甲方不能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向乙方索要任何费用，否则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3、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原始合同的真实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实际股权的转让权；……。同时，双方还口头约定被告将其2013年期间与上述合伙人共同在案涉合同转让林地上开采陶瓷土应得而未得的利润约100000元归乙方收取，乙方给付被告该利润80000元。经彭川琴授意,原告与被告分别代表乙方与甲方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肖某作为见证人也在该协议上签名证明。为此，被告按约收取了原告与彭川琴提供的上述转让款380000元后，向原告与彭川琴出具收条一张，并将上述涉案《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及《转让协议书》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告与彭川琴。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彭琳转让费计叁拾捌万元整。是实。收款人彭会恩。2014.7.28。注：去年2013年的帐约壹拾万元左右归乙方收取。彭会恩字2014.7.28”。2015年7月14日，吉安市国土资源局按行政许可程序向华大公司颁发了陶瓷土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江西省吉安县荷塘瓷土矿，矿区范围，原、被告确认包括了案涉合同转让林地。华大公司与周淳祥、李某、肖武生、项兴德、项龙德、彭川琴、曾龙明等人达成了合作开采案涉合同转让林地下陶瓷土的协议，即由周淳祥、李某、肖武生、项兴德、项龙德、彭川琴、曾龙明等人具体负责陶瓷土的开采与销售，华大公司负责管理，所得款项按比例分成，原告未持异议。2017年间，原告也从事案涉合同转让林地范围已开采的陶瓷土的销售生意，通过买与卖赚取差价。2019年1月22日，原告以案外人曾龙明、彭川琴为被告，以本案被告彭会恩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享有与曾龙明、彭川琴合伙项目7.5％的合伙份额，及由曾龙明、彭川琴向原告支付合伙盈利90000元，后原告撤回了该起诉，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是否有效？该《转让股份协议》的股份转让内容虽涉及白泥矿（即陶瓷土）开采权与林地使用权，但由于在我国，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林地所有权为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两权分属不同的主体，因此即使取得了采矿权但要实际开采必须同时通过征用或转让等方式取得该矿产资源所在的土（林）地的使用权，否则对土（林）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都将构成侵权。而包括案涉合同转让林地的矿区范围内的陶瓷土的采矿权系由华大公司取得，故案涉合同转让的股份应为对合伙承包林地使用权股份的转让，也为本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所认可。被告提供的万松凌、杨光明分别与李新民及吉安县登龙乡塘边村委会荷塘村民小组各签订的《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万松凌与肖某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虽属复印件，但其真实性有证人李某、肖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所佐证，应予以采信。该两份《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及一份《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应合法有效,并与证人李某、肖某出庭作证的证言相印证，足以确认被告与肖某、李某、刘义鹏、项兴德、项龙德已合伙共同取得承包案涉合同转让林地的使用权，被告占合伙份额15％。被告将其所持有的7.5％的涉案林地使用权份额转让于原告与彭川琴,不仅有与被告合伙的肖某在场见证,其他合伙人也未提出异议,且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该涉案《转让股份协议》为有效合同。由于该林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权，且系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取得，故该涉案《转让股份协议》的成立，原告方即已取得该涉案林地使用权的份额。华大公司与该涉案林地使用权人已进行了合作开采涉案林地下的陶瓷土，原告明知而未持异议，应视为原告对其所持有的涉案林地使用权份额的自主处分。原告是否得到其所持有的涉案林地使用权份额应得的收益，依法与被告无关联。该涉案《转让股份协议》合法成立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近5年，原告以未获取其所持有的涉案林地使用权份额应得的合作开采陶瓷土的收益为由，向被告主张返还已付转让费，有违诚信，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彭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568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彭琳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彭琳与周淳祥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2018年9月15日，股东周淳祥通过微信将合作开采协议发给彭琳看，彭琳才知道合作开采协议上没有彭琳的名字以及林地合作开采的事情；证据2，合作开采协议，拟证明合作开采协议上并没有彭琳的名字，彭会恩没有完成股权转让义务；证据3，建设银行电子回单、彭琳与王武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2017年的一段时间，彭琳做陶瓷土销售生意，系自己个人投资，而非行使股权，不能据此认定彭琳明知合作开采而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彭会恩经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如果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则是周淳祥告诉彭琳是彭川琴代她在协议上签了字，而周淳祥也知道彭琳与彭川琴有关联；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彭川琴的股份来源于彭琳与彭会恩之间的协议，彭川琴实际代表彭琳签名；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是彭琳个人做生意，且如果是彭琳个人做生意彭琳就要有从白泥矿中进货的凭证，彭琳就要付款给矿里。本院认为，虽然彭会恩对证据1的真实性表示不能确定，但其不能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彭会恩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2予以采信；对证据3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依法予以判断。被上诉人彭会恩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一份，拟证明转让款是彭川琴支付的。上诉人彭琳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亦有异议，且在一审庭审中，彭会恩承认其收到的转让款是现金。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彭会恩称“我收了钱，带了现金来，转让款是38万元”，而该证据表明彭川琴通过银行转账给了彭会恩订金10万元，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转让款是彭川琴支付的，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0日，万松凌、杨光明（乙方）与李新民（甲方）签订《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约定：经山林使用权人李新民同意，甲方自愿将所有的山林地，承包征用给乙方采白泥土，四界凭林证为界，证号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6；探采白泥土范围内的山林地承包占用费用包括土地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共计15万元；乙方承包使用甲方山林地的期限为十年，从开始探采白泥土之日至探采完全部白泥土之日止或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协商解除本协议之日。同日，万松凌（乙方）与吉安县登龙乡塘边村委会荷塘村民小组（甲方）签订《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约定：经山林使用权人邓凤媛同意，甲方自愿将所有的山林地，承包征用给乙方采白泥土，四界凭林证为界，证号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8；探采白泥土范围内的山林地承包占用费用包括土地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共计15万元；乙方承包使用甲方山林地的期限为十年，从开始探采白泥土之日至探采完全部白泥土之日止或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协商解除本协议之日。2012年10月17日，万松凌、项龙德、杨光明（甲方）与肖某、李某、刘义鹏、彭会恩、项兴德（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证号分别为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6、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131509008的山场的白泥土承包使用所有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经营使用，转让费100万元；乙方付清转让费后，甲方将原签协议书给乙方，乙方将行使甲方与李新民、邓凤媛签订的《承包使用林地协议书》上的一切权利与义务，甲方无权干预，并由乙方进行白泥土开采；3、所有经营使用权转让后，甲方不能以任何借口向乙方索取任何费用，乙方不负担甲方其他股东费用。2014年7月28日，彭会恩（甲方）与彭琳（乙方）签订《转让股份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万松凌与荷塘村签订的承包白泥矿和使用林地协议内）现有万松凌转让与肖某的合同（详见原始合同），其中彭会恩所持有的7.5％股份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甲方转让前一切纠纷、债务和责任与乙方无关，由甲方承担；甲方所持有股份转让后，其产生的利润收入归乙方所有，与甲方一切无关，甲方不能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向乙方索要任何费用，否则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原始合同的真实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实际股权的转让权。肖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了名。同日，彭会恩向彭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彭琳转让费计叁拾捌万元整。是实。收款人彭会恩。2014.7.28。”该收条上方彭会恩并注明：“去年2013年的帐约壹拾万元左右归乙方收取。彭会恩字2014.7.28”。双方认可彭会恩在2013年期间的利润约10万元归乙方收取，由彭琳给付彭会恩8万元，并认可彭会恩已收取彭琳现金38万元。周淳祥、项龙德、项兴德、李某、肖武生、彭川琴以股东身份签订《合作开采协议》，约定：所有白泥矿作价921万元（除曾龙明与万家山2015年底签订的除外），按各股东出资多少占白泥矿中的股份分别为周淳祥42.32%、项龙德28.9%、项兴德7.2%、李某5.42%、肖武生5.42%、彭川琴8.03%、王永祥2.71%，本金收回后增加10%由谢小峰、周淳祥各占5%自行安排；经各股东一致同意，推选周淳祥为合作代理人，与中标方洽谈开采事宜，在取得各股东一致同意后签订开采协议；合同签订或达成口头开采协议后，经由股东协商委派开采负责人，各项开采成本经股东一致同意确定后，分包与股东内部或具备开采条件的投资人（与各股东签订开采承包合同生效）；在生产过程中，所有涉及开采项目上的事，由股东一致认可同意后，方可实施；为了维护各股东的利益，在开采过程中，为合理管理，由股东代理人周淳祥提供与中标方的唯一进账账号，交由股东曾龙明委托的会计出纳负责资金的管理，所有的收支由股东委派的现场负责人一起签字方可有效；正式动工后，暂由周淳祥担任现场负责人，安排合作体的正常运转，如周淳祥无法胜任，导致合作体无法正常运行，则由各股东选派新负责人。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5年7月14日，吉安市国土资源局按行政许可程序向华大公司颁发了陶瓷土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江西省吉安县荷塘瓷土矿，彭琳、彭会恩认可该矿矿区范围包括了案涉合同转让林地。2017年期间，彭琳向华大公司购买荷塘瓷土矿的白泥，转卖于高安等地，从中赚取差价。2019年1月22日，彭琳以曾龙明、彭川琴为被告，以彭会恩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请求确认彭琳享有与曾龙明、彭川琴合伙项目7.5％的合伙份额，及由曾龙明、彭川琴向彭琳支付合伙盈利90000元。在该案一审庭审中，彭川琴否认其是荷塘瓷土矿的股东，表示不知道彭会恩是否该矿的股东，并称对该矿的经营和分红状况不了解；否认彭会恩与彭琳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与其有关，并表示对该协议不知情。后彭琳撤回了该案起诉，并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彭琳是否根据其与彭会恩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成为了享有案涉林地及其矿产相关权利的合伙体（以下简称合伙体）的合伙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根据2012年10月17日的《转让协议书》，彭会恩与肖某、李某、刘义鹏、项兴德等人成为了合伙体的合伙人。根据彭会恩与彭琳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彭会恩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彭琳，但该转让仅系彭会恩、彭琳之间的转让，彭会恩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彭琳加入合伙体的行为取得了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虽然一审中李某、肖某出庭作证，但李某作证称“彭会恩转让一半股份给了一个女的，具体是谁我不清楚”“彭川琴叫我去官田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女的（指彭琳）早在这个店里，吃完饭以后这个女的说你们去管理林地的事，我没有时间去管理，她这么一说我就相信她有股份”，故李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彭琳是合伙体的合伙人；肖某作证称“被告（指彭会恩）将其股份转给两个人各占7.5%，一个小名叫老鼠的彭川琴，一个是肖武生”，故肖某的证言亦不能证明彭琳是合伙体的合伙人。根据案涉《合作开采协议》，彭川琴而非彭琳系合伙体的合伙人；彭川琴的股份占8.03%，并不是《转让股份协议》约定的7.5%；在生产过程中，所有涉及开采项目上的事，由合伙人一致认可同意后方可实施，并由合伙人代理人周淳祥提供唯一进账账号，交由会计出纳负责资金的管理，所有的收支由合伙人委派的现场负责人一起签字方可有效。彭会恩不能提供彭琳参与了荷塘瓷土矿的合伙经营的证据，且彭会恩对一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认可2017年期间彭琳向华大公司购买荷塘瓷土矿的白泥转卖谋利，且在彭琳与曾龙明、彭川琴、彭会恩的合伙协议纠纷诉讼中彭川琴否认彭川琴是荷塘瓷土矿的股东，否认彭会恩与彭琳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与彭川琴有关，故彭会恩提出彭琳、彭川琴一起和其签订了《转让股份协议》、《合作开采协议》系彭琳隐名在彭川琴名下与其他合伙人签订的主张，依法不能支持。综上，彭会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彭琳加入合伙体的行为取得了全体合伙人的同意，不足以证明彭琳参与了荷塘瓷土矿的合伙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转让股份协议》依法有无效情形，故彭琳提出的确认《转让股份协议》无效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但因彭会恩不能或不愿依约让彭琳成为合伙体的合伙人，彭琳未取得合伙体的合伙人权利、未参与荷塘瓷土矿的合伙经营，而彭琳提出的确认案涉《转让股份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中包含了其不再履行《转让股份协议》的主观意愿、且彭琳在其上诉理由中也提出了解除《转让股份协议》符合其主观意愿，故《转让股份协议》依法可以解除，彭琳诉请判决彭会恩向其返还股权转让费及资金占用费，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彭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安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二、解除上诉人彭琳、被上诉人彭会恩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三、被上诉人彭会恩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上诉人彭琳38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3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4年7月29日起计算至380000元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彭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7136元，均由被上诉人彭会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雪春审判员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谭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