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初185号原告赵亮，男，1983年8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京开路兴丰段3号。法定代表人高建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飞，男，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贾双明，男，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6号。法定代表人冀岩，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剑平，女，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周勤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亮不服原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及被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北京市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5日向大兴区发改委及被告北京市市监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后经本院释明，原告赵亮变更本案被告大兴区发改委为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大兴区市监局），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向大兴区市监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亮，被告大兴区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张飞、贾双明，被告北京市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剑平、周勤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11日，大兴区发改委向原告赵亮作出被诉告知书，载明：“经查，关于春熙雅苑项目，北京保利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在预售期内销售商品房的销售价格高于申报价格的行为属实。因该单位在预售期内高于备案价销售的交易时间距举报时间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处理结果：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原告赵亮不服被诉告知书，向被告北京市市监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原告赵亮诉称，2018年6月28日，原告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提出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举报北京保利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首开公司）在预售期内以高于备案价的价格向原告出售春熙雅园项目的房屋，涉嫌违反价格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申请大兴区发改委按相关规定惩处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并责令开发商赔偿由此给原告带来的损失。大兴区发改委给出的举报办理结果为：未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处理结果是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上述处理结果，于2018年8月27日依法向北京市发改委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发改委认为大兴区发改委未回应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和请求，构成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于2018年11月22日撤销了大兴区发改委做出的举报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并责令大兴区发改委重新受理。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11日再次针对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做出被诉告知书，认定保利首开兴泰置业预售期内以高于备案价价格销售商品房的行为属实，但高于备案价销售的交易时间距举报时间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作出处理结果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只是基于一个违法事实，未作出具体违反哪一条法律法规，并且未对违法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性或者继续性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的认定违法行为超过行政处罚追溯期限的处理是错误的，并且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大兴区发改委没有给出处理意见，因此于2019年1月18日向北京市市监局提请行政复议。原告于2019年4月23日收到北京市市监局的复议结果，北京市市监局认定被举报人存在11次类似的违法行为，以最后一次签订认购书的时间2016年1月7日作为追溯起始时间，距原告的举报时间2018年6月28日超过两年，故维持大兴区发改委对于追溯期限的处理结果，对于原告提出的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给原告带来的损失问题，北京市市监局认为只需要对被诉告知书进行审查，大兴区发改委未答复的内容不在审查范围内，所以没有给出答复。原告认为：（一）北京市市监局认定的追溯起始时间是基于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性做出的（连续高于备案价销售商品房）。但实际上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除了具有连续性之外，针对每位购房者还具有继续性。而北京市市监局对原告复议申请中提出的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存在继续性的问题只字未提，显然是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避重就轻。另外大兴区发改委的被诉告知书的处理结果是针对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做出的，举报内容中有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而大兴区发改委既然认定被举报人有违法行为，却在处理结果中没有回复原告的赔偿请求，原告认为处理是不完整的。而北京市市监局仅针对大兴区发改委所答复的内容进行审查也是错误的，应针对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做出的全面的审查。（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追溯期限从违法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为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是相对于数个单独违法行为而言。原告认为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首先具有连续性（连续高于备案价违法销售商品房），大兴区发改委和北京市市监局以认购书认定被举报人违法销售商品房11套，原告认为这样的认定依据是片面的，因为认购书不是房产交易过程中必须签订，有很多购房者在购房过程中未签订认购书。原告认为应全面调查保利首开兴泰置业在预售期内应销售却未销售，之后又转为现房销售的所有商品房交易记录。这些商品房销售都涉嫌价格违法。只有把这些事实都调查清楚才能认定被举报人的连续违法的结束时间。因此原告不认可二被告简单以11份认购书认定的2016年1月7日是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追溯的起始时间。（三）违法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发生后，行为及由此造成的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里一直处于持续之中。原告认为被告的违法行为也存在继续性。被举报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预售期内以高于备案价的价格向原告销售房屋，且明知道由于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会导致原告本可以以备案价购买到的房屋拖延到一年多后以更高的价格成交，属于价格欺诈，因此由于被告的价格欺诈原告是存在损失的，根据相关法规此部分损失应由被举报人来赔偿。另外价格欺诈具有继续性的特点，不能以欺诈开始的时间作为追溯起点，应以欺诈结束的时间作为追溯起点。因此应以欺诈终止时间作为违法行为的追溯期，故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未超过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四）被举报人与原告高于备案价签订预售合同到转为现房销售签订现房购房合同之前，这段时期仍处于销售过程之中，销售并没有完成，且违法销售的目的是为了高价现房出售，现房出售之前应看作是违法行为的继续，因此行政处罚的追溯起点应以签订现房合同的时间即2017年1月1日为准，故在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内。（五）被举报人的行为除了价格违法，还违反了（2011）54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中第九条规定：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商品房经营者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由此条可以看出被举报人既没有按申报价销售也没有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房源，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公然违反国家规定。因此应查清所有未按规定价格和未按规定时间出售的房屋，不能简单地以11份超备案价的认购书作为违法认定的依据。（六）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中第九条规定：商品房经营者应按照规定时间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房源，显然被举报人没有一次性销售全部房源，而是转为现房销售违反了此项规定，因此转为现房销售亦属于违法行为，转现房销售的时间是2017年1月1日，距举报时间未超过2年，完全在行政处罚追溯期内。综上所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经营者不按照本规定明码标价和公示收费，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被举报人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公然知法犯法，对抗国家相关政策，且违法次数众多，理应得到严惩。而大兴区发改委并没有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判断：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没有在复议过程中进行严格的审查。请依法判决撤销大兴区发改委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处理结果，责令大兴区发改委重新处理。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责令被告大兴区市监局重新受理价格举报，并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2、撤销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举证期限内，原告赵亮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商品房认购书；2、购房签约审批单；证据1、2证明原告在2015年8月份以套内单价为28801．02元认购了被举报人开发的春熙雅苑项目房屋。3、收款收据，证明原告赵亮在2015年9月份缴清首付款。4、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赵亮反映春熙雅园项目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2018．6．20），证明原告赵亮购买的春熙雅园项目房屋预售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所购房屋备案价为套内单价16362．25元。5、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举报办结，证明原告赵亮在发改委网站上举报开发商预售期内高于备案价销售房屋违反发改委相关法律规定，大兴区发改委第一次答复认定不违法。6、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发改复字[2018]28号），证明认定大兴区发改委第一次举报办结错误，给予撤销并责令重新受理。7、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证明认定被举报人违法行为属实，但超过行政处罚追溯时效，决定不给予处罚。8、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市监复[2019]53号），证明原告赵亮认为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的行政处罚追溯时效有误，应从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和继续性方面进行认定，且未回应原告赵亮的损失请求，向北京市市监局提起行政复议，北京市市监局认定被举报人连续违法11次，最后一次违法为2016年1月7日，违法继续性问题没有进行认定，原告赵亮的损失问题北京市市监局认为不在审查范围内，故维持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决定。9、王晓华春熙雅园签约审批单及商品房预售合同，证明王晓华于2015年9-10月份也购买了此项目房屋，后转为现房销售，未被列入被举报人的11次违法销售中，因此原告赵亮认为被告认定的被举报人违法次数不全面，认定事实不清，应重新调查。被告大兴区市监局辩称，一、因职权变更，大兴区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转由大兴区市监局行使。根据2019年3月15日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印发〈大兴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第13页第（8）项“组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整合，组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已经划入我局。二、大兴区发改委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时，办理价格违法举报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2019年3月15日前，大兴区发改委是大兴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办理大兴区辖区内的价格违法行为举报案件，主要职权依据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2、《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管辖，按照《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章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行政处罚管辖分工规定执行”。3、《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县级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价格违法案件，但是依照本规定由上级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除外”，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在价格举报时一并提出价格投诉的，价格投诉由受理价格举报的价格主管部门管辖”。4、《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三条规定“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价格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决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的，从其规定”。5、《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第十六条“商品房经营者不按照本规定明码标价和公示收费，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6、《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价格行政处罚管辖办法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区、县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上级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大兴区发改委受理并处理原告赵亮举报：保利首开公司价格违法一案并依法作出被诉告知书，属于当时大兴区发改委法定职权范围。三、大兴区发改委对本案的处理程序合法。2014年3月28日，保利首开公司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春熙雅园4号楼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其中4号楼2单元103室房屋申报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2015年8月18日，原告赵亮向保利首开公司认购前述4号楼2单元103室，并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认购书和签约审批单显示认购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为28801．02元/平方米，总房价款为1759166元。8月22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8月18日、8月23日和9月12日，原告赵亮分三次向保利首开交付房款559166元，该公司向原告赵亮开具了收款收据。2016年7月17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显示：因前述商品房预售须变更为现房销售，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在预售合同（草稿）的基础上签署如下补充协议：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约定的房屋单价与预售合同（草稿）一致，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8801．02元：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与预售合同（草稿）不一致的，以现房合同（草稿）及正式现房合同为准。2017年1月1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686168）。该《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显示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8801．93元。2018年6月28日，大兴区发改委收到原告赵亮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网上价格举报系统提出的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举报主要内容为：原告赵亮于2015年8月18日—2015年9月12日交首付款559166元，购买了保利首开公司开发的春熙雅园项目，并草签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项目预售证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许可证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备案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原告赵亮购买时预售许可证尚在有效期内，而保利首开公司卖给原告赵亮的价格为套内单价28801．02元，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违反了价格法中的相关规定，由于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无法网签导致预售合同无法执行，在2016年11月23日取得现房备案后才转为现房销售给原告赵亮。原告赵亮认为保利首开公司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以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的价格向原告赵亮出售商品房违反了价格法和发改价格[2011]548号相关规定，请求惩处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并赔偿原告赵亮的相关损失。2018年6月28日，大兴区发改委告知原告赵亮已受理其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举报。2018年6月29日，大兴区发改委赴该项目所在地（地址：大兴区思邀路2号院熙悦春天）现场调查，发现该项目销售大厅已经不存在。2018年7月15日，大兴区发改委工作人员在其715室对保利首开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远程进行了询问，形成了询问笔录。收取了保利首开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刘远程身份证复印件等手续性文件，并收取了保利首开公司提交的在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档案截图。同时，保利首开公司向大兴区发改委提交了《情况说明》、《承诺函》、《责令改正通知书》（京建法改（兴建）字[2018]第680045号）、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建法罚（兴建）字[2018]第680057号）、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大兴区发改委曾出具的《签约审批单》、原告赵亮于2015年8月22日签署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于2016年7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3张《收款收据》、增值税发票、（2018）京0115民初866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年8月2日，大兴区发改委作出《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告知原告赵亮因未发现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不按照明码标价规定销售商品房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对保利首开公司不予行政处罚。原告赵亮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1月22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发改复字[2018]28号），决定撤销第一次举报告知书，责令大兴区发改委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1月3日，大兴区发改委对保利首开公司再次询问，该公司认可预售期内有11套房屋签署了认购书（含原告赵亮签订的1份认购书），并提供了11套房屋的认购书，可以证明最后签订认购书的日期是2016年1月7日。2019年1月11日，大兴区发改委重新作出被诉告知书，告知原告赵亮因保利首开公司预售期内销售商品房的销售价格高于备案价格的行为属实。因该单位预售期内高于备案价销售的交易时间距举报时间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不再给予其行政处罚。2019年1月18日，原告赵亮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11日对原告赵亮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四、大兴区发改委对本案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一）保利首开公司的价格违法在两年内未被发现，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对案件调查报告、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或者痛症情况等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四）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高于预售备案申报价格，通过大兴区发改委调取的保利首开公司在预售期内以类似方式签订的其他10份认购书，可以认定最后一份认购书签订日期为2016年1月7日，原告赵亮2018年6月28日向大兴区发改委举报时，保利首开公司的价格违法在两年内未被发现，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二）本案保利首开公司并不存在价格欺诈行为。根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三条“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的规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价格欺诈。关于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在预售期签订合同后没有立即履行，而是拖延到一年之后签订现房合同后才履行的原因并非大兴区发改委审查范围，此为双方民事合意，大兴区发改委亦无法据此认定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价格欺诈行为。此外，根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赵亮提起的民事诉讼，起诉保利首开公司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被大兴法院判决驳回。大兴法院认定“签约审批单、《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草签）》、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并不存在欺诈行为。（三）原告赵亮提出的“被举报人没有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房源”不成立。首先，原告赵亮在举报书中没有反映该问题，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上述问题。其次，因售楼处早已撤场，保利首开公司和原告赵亮均无法对原告赵亮购买的涉案房屋时销售大厅的标价情况进行描述，无法确认是否标价以及具体标价多少，没有证据证明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上述违法问题。而且按照2018年7月15日保利首开公司给大兴区发改委的《情况说明》，“业主所购房屋为现房房源，且与业主签订现房销售合同时，我司已取得了相关销售手续。涉案房源在公开预售阶段并无人购买”可以反映出，房源在预售阶段是一次性公布过的，只是无人购买。因此，原告赵亮提出的保利首开公司没有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房源的问题无法认定，其理由也不能成立，且原告赵亮认为应当以转现房销售的时间2017年1月1日起算追溯期的理由自不能成立。（四）本案认定的违法行为并未给原告赵亮造成实际损失，不存在退还多收价款的情形。本案认定的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是销售价格高于申报价格，非合同履行行为。《预售合同》的履行系民事行为，而且《预售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买卖双方最终合意体现在《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原告赵亮支付购房款的依据也是双方签订的该《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因此，本案认定的违法行为并未给原告赵亮造成实际损失，并不存在退还多收价款的情形。综上所述，大兴区发改委对本案的整个处理过程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原告赵亮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赵亮诉讼请求。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区市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价格举报案件办理单》，证明2018年6月28日，大兴区发改委收到原告赵亮通过来电方式提出的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举报内容反映：赵亮于2015年8月18日—2015年9月12日交首付款559166元，购买了被举报人开发的春熙雅园项目，并草签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项目预售许可证号为[2014]46号，预售许可证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备案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而在预售期内被举报人卖给赵亮的价格为28801．02元，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赵亮认为违反了《价格法》和发改价格[2011]548号相关规定，请求惩处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并赔偿其相关损失。2、《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大发改价举国受[2018]第89号）、电话告知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2018年6月28日大兴区发改委向赵亮作出《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并于2018年7月2日电话告知已受理其举报。3、2018年7月15日的《询问笔录》；4、被举报人相应手续性文件；证据3、4证明大兴区发改委于2018年7月15日对被举报人的项目负责人刘远程进行询问。被举报人称赵亮购买的房屋为现房销售房源，赵亮对房屋的期转现、房屋现房销售情况均知晓，赵亮的房屋销售行为与在不在销售期没有直接关系。被举报人对于赵亮购买的涉案房屋在销售大厅的标价情况并不了解，无法确认是否标价以及具体标价多少。5、房屋档案截图，证明赵亮购买的涉案房屋显示的是现房签约，均价为28801．93元。6、《情况说明》，涉案房源在预售阶段无人购买，赵亮所购房屋为现房房源。7、《承诺函》，证明2015年8月22日，赵亮出具《承诺函》，承诺签署正式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8、《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建法罚（兴建）字[2018]第680057号）及《行政处罚缴款书》，证明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曾因被举报人以自拟合同擅自锁定客户的行为对被举报人进行行政处罚。9、《责令改正通知书》（京建法改（兴建）字[2018]第680045号），证明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曾因被举报人不实行网上认购、网上签约的行为要求被举报人的纠正违法行为。10、《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证明2015年8月18日，赵亮与被举报人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合同约定单价为28801．02元/平米，总价为1759166元。11、《签约审批单》，证明被举报人曾出具《签约审批单》载明套内面积单价为28801．02元，总价为1759166元。12、《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附件，证明2015年8月22日举报人草签《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单价为28801．02元/平米，合同总价为1759166元。13、《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证明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于2016年7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约定单价为28801．02元，并约定“现房合同（草稿）及正式现房合同不一致的，以现房合同（草稿）及正式的现房合同为准”。14、《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证明2017年1月1日，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约定单价为28801．93元，其中附件五约定首付款金额为564118元（559166元+4952元），其余房款1200000元以公积金贷款方式支付。涉案房屋最终以现房方式成交。15、《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京房售证字（2014）46号），证明被举报人于2014年3月28日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6、《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证明被举报人的涉案项目于2015年11月竣工验收备案。17、《收款收据》，证明赵亮于2015年8月至9月合计交纳了559116元，只支付了部分房款，未完成全部付款义务。18、《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2017年举报人按照正式网签备案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完成全部付款义务，被举报人向赵亮开具增值税发票。19、《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5民初866号，证明举报人起诉被举报人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被大兴法院判决驳回。大兴法院认定“签约审批单、《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草稿）》、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赵亮反映春熙雅园项目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明赵亮就同一事项向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去信，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8年6月20日给予了答复。21、《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处理结果告知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大兴区发改委于2018年8月2日告知了赵亮价格举报处理结果。22、第一次《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赵亮不服大兴区发改委第一次作出的《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向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复议。23、第一次《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大兴区发改委向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了答复书。24、《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发改复字[2018]28号），证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大兴区发改委第一次作出的《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责令我委重新作出处理。25、第二次《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26、《快递单》及送达记录；证据25、26证明大兴区发改委在法定期限内于2019年1月11日向赵亮寄送了《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大兴发改价格举报国告[2018]第89号），程序合法。27、2019年1月3日对被举报人作的《询问笔录》及授权手续，证明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3日对被举报人作了询问笔录，被举报人于2014年3月28日取得春熙雅园项目4号楼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28、买受人为徐光、秦颖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29、买受人为张登科、张小康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0、买受人为何凯、王昕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1、买受人为常瑛钰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2、买受人为熊莉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3、买受人为罗鑫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4、买受人为刘云鹤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5、买受人为史松瑞、许文娟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6、买受人为王磊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37、买受人为黄易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及补充协议；证据28-37证明被举报人在预售期内除赵亮的合同外，签订了10套房屋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最后签订的一份《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日期为2016年1月7日，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38、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大兴区不动产权第0064050号），证明涉案房屋于2016年11月18日取得了大产权证书。被告北京市市监局辩称，一、我局依法履行了法定的复议职责，审查原告赵亮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原告……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原告赵亮于2019年1月18日向我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的被诉告知书，经延期，我局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赵亮依法送达。由此，就原告赵亮请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的复议申请，我局已依法履行法定的复议职责，程序合法。二、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赵亮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局在接到原告赵亮于2019年1月18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1月23日向大兴区发改委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京市监复字[2019]053号）。大兴区发改委于2019年1月29日向我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一）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局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8日，保利首开公司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春熙雅园4号楼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其中房屋申报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2015年8月18日，原告赵亮向保利首开公司认购前述4号楼2单元103室，并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认购书和签约审批单显示认购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为28801．02元/平方米，总房价款为1759166元。8月22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8月18日、8月23日和9月12日，原告赵亮分三次向保利首开交付房款559160元，该公司向原告赵亮开具了收款收据。2016年7月17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显示：因前述商品房预售须变更为现房销售，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在预售合同（草稿）的基础上签署如下补充协议：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约定的房屋单价与预售合同（草稿）一致，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8801．02元；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与预售合同（草稿）不一致的，以现房合同（宣稿）及正式现房合同为准。2017年1月1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686108）。该《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显示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8801．93元。2018年6月28日，大兴区发改委收到原告赵亮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网上价格举报系统提出的编码为211182459668的价格举报，举报主要内容为：原告赵亮于2015年8月18日—2015年9月12日交首付款559166元，购买了保利首开公司开发的春熙雅园项目，并草签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项目预售证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许可证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备案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原告赵亮购买时预售许可证尚在有效期内，而保利首开公司卖给原告赵亮的价格为套内单价28801．02元，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违反了价格法中的相关规定，由于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无法网签导致预售合同无法执行，在2016年11月23日取得现房备案后才转为现房销售给原告赵亮。原告赵亮认为保利首开公司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以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的价格向原告赵亮出售商品房违反了价格法和发改价格[2011]548号相关规定，请求惩处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并赔偿原告赵亮的相关损失。2018年8月2日，大兴区发改委作出《北京市大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告知原告赵亮因未发现保利首开公司存在不按照明码标价规定销售商品房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对保利首开公司不予行政处罚。原告赵亮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1月22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发改复字[2018]28号）决定撤销第一次举报告知书，责令大兴区发改委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1月3日，大兴区发改委对保利首开公司再次询问，该公司认可预售期内有11套房屋签署了认购书（含原告赵亮签订的1份认购书），并提供了11套房屋的认购书，可以证明最后签订认购书的日期是2016年1月7日。2019年1月11日，大兴区发改委重新作出被诉告知书，告知原告赵亮因保利首开公司预售期内销售商品房的销售价格高于备案价格的行为属实。因该单位预售期内高于备案价销售的交易时间距举报时间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不再给予其行政处罚。以上事实有快递单及送达记录、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9年1月3日对被举报人作的询问笔录及授权手续、28号复议决定书、11套房屋认购书（含原告赵亮签订的认购书）、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房屋档案截图、收款收据、增值税普通发票、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二）我局作出的53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观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遍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对案件调查报告、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或者听证情况等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四）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高于预售备案申报价格，通过大兴区发改委调取的保利首开公司在预售期内以类似方式签订的其他10份认购书，可以认定最后一份认购书签订日期为2016年1月7日，原告赵亮2018年6月28日向大兴区发改委举报时，保利首开公司的价格违法在两年内未被发现，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期限。因原告赵亮的复议请求为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因此，本次行政复议仅针对被诉告知书进行审查，不涉及原告赵亮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综上所述，就原告赵亮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我局依法审查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赵亮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赵亮诉讼请求。举证期限内，被告北京市市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赵亮于2019年1月18日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赵亮请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89号举报答复告知书的复议请求、事实、理由。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及送达情况，证明我局依法通知复议被申请人答复，程序合法。3、大兴区发改委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证明我局作出53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的依据。4、《受理审批表》、《延期审理通知书》EMS快递转递详情单及签收信息、《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情况，证明我局依法受理、依法延期、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赵亮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大兴区市监局、被告北京市市监局对原告赵亮提交的证据1-6没有异议；证据7、8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9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查，原告赵亮提交的证据7、8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6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9因无原件可供核对，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大兴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赵亮对证据1、2、4、5、7-12、14-18、20-26、28-38没有异议；证据3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赵亮买的是期房；证据6有异议，原告赵亮是在预售阶段签订的合同，购买的房屋，且当时购买的时候就说是备案价格；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民事判决的时候原告赵亮还不知道被举报人存在行政违法，所以在当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据2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仅凭认购书来认定期转现违法的事实。被告北京市市监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大兴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25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余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北京市市监局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赵亮、被告大兴区市监局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北京市市监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被诉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余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8日，保利首开公司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春熙雅园4号楼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预售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其中房屋申报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2015年8月18日，蒋小枚、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约定二人购买“北京保利首开熙悦春天项目”房屋，建筑面积82．28平方米，合同价款1759166元。认购书和签约审批单显示认购套内建筑面积单价为28801．02元/平方米。8月18日、8月23日和9月12日，原告赵亮分三次向保利首开公司交付房款559166元，该公司向原告赵亮开具了收款收据。2016年7月17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显示：因前述商品房预售须变更为现房销售，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在预售合同（草稿）的基础上签署如下补充协议：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约定的房屋单价与预售合同（草稿）一致，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8801．02元：现房合同（草稿）与正式现房合同与预售合同（草稿）不一致的，以现房合同（草稿）及正式现房合同为准。2017年1月1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署《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686168）。该《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显示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8801．93元。2018年6月28日，原告赵亮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上提交投诉举报申请，举报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8月18日-2015年9月12日交首付款559166元，购买了保利首开公司开发的春熙雅园项目，并草签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该项目预售证号为：京房售证字[2014]46号，该预售许可证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10日，备案套内单价为16362．25元。本人购买时预售许可证尚在有效期内，而开发商卖给本人的价格为套内单价28801．02元，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违反了价格法中的相关规定，由于开发商的违法行为无法网签导致预售合同无法执行，在2016年11月23日取得现房备案后才转为现房销售给本人。综上所述，开发商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以高于备案价12438．77元的价格向本人出售商品房违反了价格法和发改价格[2011]548号相关规定。请发改委按规定惩处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并赔偿买受人的相关损失。”同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赵亮的上述举报申请转交大兴区发改委办理，大兴区发改委于当日作出大发改价举国受[2018]第89号《价格举报受理告知书》，并于2018年7月2日电话告知原告赵亮举报已受理。2018年7月15日，大兴区发改委对被举报人保利首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远程制作询问笔录。同日，被举报人保利首开公司向大兴区发改委提交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手续以及《情况说明》一份。案件调查过程中，大兴区发改委调取了房屋档案截图、赵亮2015年8月22日出具的《承诺函》、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京建法罚（兴建）字[2018]第680057号《行政处罚缴款书》及京建法改（兴建）字[2018]第68004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签约审批单》、《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一层住宅版）》、《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京房售证字（2014）46号《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收款收据》、《增值税普通发票》、（2018）京0115民初866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赵亮反映春熙雅园项目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2018年8月2日，大兴区发改委作出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载明：“通过检查该单位销售商品房相关资料，未发现该单位存在不按照明码标价规定销售商品房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处理结果是：不予行政处罚”。同日，大兴区发改委电话告知原告赵亮上述处理结果。2018年8月27日，原告赵亮向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复议申请，经审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京发改复字[2018]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大发改价举国告[2018]第89号《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并责令大兴区发改委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1月3日，大兴区发改委对被举报人保利首开公司委托代理人刘远程制作询问笔录，并调取了被举报人在预售期内除与原告赵亮签订的合同外，另外十套房屋的《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以及京（2016）大兴区不动产权证第0064050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年1月11日，大兴区发改委作出被诉告知书。同日，大兴区发改委向原告赵亮邮寄被诉告知书，原告赵亮于次日签收。2019年1月18日，原告赵亮向被告北京市市监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同日，被告北京市市监局同意受理赵亮提交的复议申请。2019年1月21日，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作出京市监复字[2019]05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向大兴区发改委邮寄送达。2019年1月29日，大兴区发改委向被告北京市市监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因案件情况复杂，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于2019年3月14日对原告赵亮作出京工商复字[2019]53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将案件延期至2019年4月18日，并于次日向原告赵亮邮寄送达。2019年4月17日，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2019年4月22日，被告北京市市监局向原告赵亮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书，原告赵亮于2019年4月24日签收。原告赵亮不服被诉告知书及被诉复议决定书，诉至本院。另查，2019年3月15日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印发〈大兴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规定：“组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整合，组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归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院认为，因机构改革，大兴区发改委关于价格监督的职责并入被告大兴区市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大兴区发改委作出被诉告知书，应当由大兴区市监局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八条、第十条第二款及第十一条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或者转办。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后，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等决定或者不予立案的，为举报办结。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举报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本案中，大兴区发改委在接到投诉后，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超过法律规定处罚期限的行为决定不再给予处罚，并将处理结果及时书面告知原告，其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针对原告赵亮认为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为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二年的追诉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不应自2016年1月7日计算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2015年8月18日，原告赵亮与保利首开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故保利首开公司针对原告赵亮的违法行为发生之日为2015年8月18日，即原告赵亮最迟应于2017年8月向行政机关举报，原告赵亮2018年6月才举报该违法行为，且类似已超过了2年的追诉时效。对原告赵亮主张价格主管部门未全面调查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本院认为，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原告赵亮举报的内容所涉保利首开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核实，并无不当。被告北京市市监局作为复议机关，在收到原告赵亮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受理并向大兴区发改委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赵亮要求撤销大兴区发改委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及北京市市监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赵亮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贺 维人民陪审员  王爱清人民陪审员  张文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范少方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