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5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梅，女，1966年11月13日出生，藏族，住青海省民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一，河南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负责人：黄思英，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负责人：黄思领，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负责人：黄文建，组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明俊，河南天翔鲲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思坤，男，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诉人王金梅因与被上诉人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及原审被告黄思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城市人民法院（2018）豫1481民初10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晓一，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明俊及三被上诉人的负责人黄思英、黄思领、黄文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坑塘涉及三原告切身利益无事实依据。2011年3月17日，经苗桥镇政府同意，上诉人在苗桥镇政府办公室与黄水寨村民委员会签订了《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约定上诉人承包神火集团委托苗桥镇政府管理的涉案水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关系。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也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所租赁水面的权利人，涉案水面系神火集团采煤塌陷区，该区域已经被依法征用，神火集团也为被上诉人购置了新土地进行了换置和安置，被上诉人已非涉案水面的利益相关人，根本无权以权利人身份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一审法院以认为被上诉人与“涉案坑塘与被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完全没有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尤其是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认定合同效力，说明一审法院认为该条系效力强制性规定，这明显错误。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第一条），确定了村民委员会性质“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二条）。该法主要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组成架构、选举方式、村民会议和对村民委员会的民主监督。可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主要以确立村民委员法律地位的形式来保障农村村民自治，正是该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代表村集体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权利，很明显，即使涉案坑塘与村民有关，村民委员会也能代表村集体对外签订相关协议。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规定的只是村民委员会的行事规则，非合同效力强制性规定，在该条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违反该条会影响合同效的表述。而且，通过该法的前后条款的联系，也能证明该条与合同效力无关。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村民会议有权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都说明村民委员会可以当然地代表村集体行使权利，即使村民委员会作出了“不适当的决定”或“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村民或村民会议也仅有“辙销”或“变更”不适当的决定的请求权，也可以要求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可见，既使村民委员会代表村集体对外签订协议时存在瑕疵，也不会影响合同效力，一审法院援引该条确认合同效力明显错误。三、被上诉人系恶意诉讼人，涉嫌黑恶势力犯罪，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签订已近8年时间，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当事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异议，被上诉人所在村的村民也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但近年来，村民黄传伟等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采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暴力殴打等方式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并以村民小组其名义自导自演提起的恶意诉讼。被上诉人涉嫌黑恶势力刑事犯罪的证据已很充分，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三原告是涉案坑塘的所有人及权利人,与涉案坑塘不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坑塘的权属属于三村民组集体所有。1995年5月1日起施行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确权的具体规定:第二十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历史以来,全市农村土地均是原来的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民组为单位划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即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属于村民小组所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需要举证证明。即便行政区划变动,但未涉及土地权属变更的,原土地权属不变。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再者永城市人民政府永政（2014）9号文件规定:“复垦形成的坑塘,属于农用地范畴,仍交原村民使用,但煤炭企业需按照当年绝收耕地年青苗补偿标准每亩1600元的23倍一次性支付村民。”从这里可以证明涉案的坑塘仍属于答辩人所有,答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村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59号《文柏池、东莞大宁永盛制衣有限公司与增城市新塘镇久裕村民委员会、增城市新塘镇久裕村经济联合社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的裁判要旨明确意见为:“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将其所有的集体土地出租给他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均通过“应当”、“必须”条款对村民大会民主决议原则作了确认,可以推导出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必须经村民大会民主决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在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只要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合同的订立无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规范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52号)第二条规定:“凡涉及贷款、承包、对外签订合同等重大问题需使用印章时,村民委员会应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经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村民委员会主任签字后方可使用。”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加盖村民委员会印章,未履行法定程序的行为是无效的。另《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八条“村民委员会成员丧失行为能力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其职务自行终止”。黄思坤已于2010年12月23日被永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却于2011年3月17日代表村委会签署合同,也是无效的。如果是黄思坤个人行为更是无效的,黄思坤更没有权利将原告的土地非法承包或者出租给他,涉案土地坑塘的权属属于原告三个村民组所有。我国在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之前,对土地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形式。生产队作为所有权主体之一,对其管理范围的土地拥有所有权。在农村管理改革后,原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层级设置转换为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层级设置,村民小组保持了原生产队的土地所有关系,被承继土地的所有权转换为村民小组集体所有。2001年我国《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据此,村民小组作为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对特定土地依法享有所有权。村委会与村民组之间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行政领导关系,村民组是独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案土地坑塘并不属于黄水寨村委会集体所有,村委会及任何其他人均无权处分村民组的财产,从这一点来说,黄水寨村委会及所谓的村主任黄思坤向外发包三个村民组的集体坑塘属于无权处分,没有得到三个村民组的追认,也是无效的。由于村民委员会同时具备基层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两种身份,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观点:村民委员会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具备对村集体事务的管理权,而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缺少健全的组织机构,缺少对土地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应当由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发包方,与其他主体签订合同时,由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混淆了基层自治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个概念。基层自治组织是行政管理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民法上的权利主体。在一个行政村的地域区间,仅存在一个合法的基层自治组织,但却可能存在多个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民事主体与具有行政职能的村委会在法律上分属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在土地管理上不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如前所述,虽然村民小组在行政区划管理的层面上,作为行政村的成员接受村委会对其的管理,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但这种从属性的管理关系并不意味着村民小组对土地管理权的丧失。在民法层面上,两者属于并列的权利主体,分别对其所有的土地享有自主的经营、管理、处分等权利,在土地确定为村民小组所有的情况下不应存在其他对土地享有处分权利的主体。对此,《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也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最后,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看,其是组成成员的抽象结合体,其权利不能直接行使,需由集合体的代表机构代为行使,因此,法律对其行使权利的过程、参与人数等均进行了严格规定,以确保决议的合法性。因此,在村委会直接召开村民会议对村小组所有的土地进行处分时,即便参与人员中包含村小组成员,在形式上符合村民小组参与的法定人数要求,也在实质上剥夺了村民小组作为独立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能力,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应认定为有效。三、上诉人的陈述纯属污蔑、诽谤,如果被上诉人涉嫌黑恶势力自有司法机关进行惩处。被上诉人从来就不知道上诉人与黄思坤签订有这么一个合同,被上诉人一直对上诉人在我们三个村民组所有的坑塘内养鱼提出异议,但上诉人利用其权势将被上诉人的村民拘留,并多次恐吓。一审前,因被上诉人又多次主张权利,上诉人才拿出所谓的坑塘租赁协议宣称其黄水寨村委会将坑塘承包给她们,被上诉人才知道上诉人与黄思坤签订了占这样一份荒唐的合同,无奈才提起诉讼的。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两被告于2011年3月17日签订的“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无效；2、被告王金梅赔偿三原告损失38万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7日，被告黄思坤以黄水寨村村委会代表人的身份与被告王金梅签订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一份，并加盖永城市苗桥乡黄水寨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合同约定：黄水寨村民委员会将苗桥镇黄水寨村所辖区域内的水面300亩（采煤塌陷区塌陷后出现的水面）出租给被告王金梅，租期从2011年7月1日起至2041年7月1日止，每亩水面每年租金100元，每年7月1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当年租金。另查明，2010年12月30日，永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永刑初字第3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黄思坤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原告与二被告就合同事宜产生纠纷，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坑塘涉及三原告切身利益，与三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三原告有权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涉案坑塘的租赁涉及村民及村集体重大利益，依法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在该合同签订时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法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三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38万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诉求的合理性，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王金梅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思坤与被告王金梅于2011年3月17日签订的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原告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永城矿务局（现河南省神火集团公司）向永城县土地局报送的《关于黄水寨自然村搬迁申请征老庄盘土地报告》（局字[1995]40号）一份；证据2：永城矿务局与永城县苗桥乡人民政府签订的《黄水砦村搬迁承包征用土地协议》一份；证据3：永城矿务局与苗桥乡黄水砦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黄水砦搬迁附着物补偿协议》一份；证据4：永城矿务局与永城县苗桥乡人民政府、苗桥乡黄水寨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一份；证据5：永城县人民政府向苗桥乡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苗桥乡黄水寨自然村搬迁请示的批复》（永政[1996]69号）一份；证据6：永城县人民政府向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呈报的《永城县人民政府关于苗桥乡黄水寨村民组村庄搬迁使用土地的请示》（永政土[1996]71号）一份；证据7：河南省人民政府向商丘地区行政公署下发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永城市苗桥乡黄水寨自然村搬迁使用土地的批复》（豫政土[1996]117号）一份；证据8：永城市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一份。该组8份证据与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的神火集团出具的《关于苗桥镇黄水寨组218亩水塘使用权情况说明》共同证明：1、涉案水面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土地为国有土地，水面的原使用权人为神火集团，神火集团又委托苗桥镇人民政府管理；2、涉案合同被永城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确认，为有效合同；3、上诉人依法继受取得了涉案水域使用权；4、被上诉人不是涉案水面的利益相关人，无权就对涉案水面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第二组证据：证据9：原告小组长之一黄思领及村民黄传伟等人破坏上诉人生产（挖断生产道路、大石头堵路、道路中间栽树等）的照片一组；证据10：原告村民黄传伟2017年5月毒打上诉人照片一组；证据11：上诉人被打后入院治疗收费票据一张；证据12：原告村民黄传伟等人在上诉人鱼塘修建的钓鱼台图片一组；该组4份证据与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与刘丽（苗桥镇纪检书记黄亚威之妻，村民黄传伟儿媳）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一起证明本案涉及村霸黑恶势力，本诉系村内某种势力提起的恶意诉讼的事实，法院应当依法查明事实，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将犯罪线索移送至相关部门。第三组证据：证据13：上诉人于2010年11月10日在苗桥乡人民政府同意的前提下与黄水寨村委会签订的手写《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内容与2011年3月17日签订的打印版本合同一致，此合同签订在时任黄水寨村委主任的黄思坤并未被刑事追究，且两份合同均在苗桥镇××办公室签订。该证据结合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的神火集团出具的《关于苗桥镇黄水寨组218亩水塘使用权情况说明》、永城市农经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证据8可以证明：1、签订两个内容一致的合同均为黄思坤在政府授权下正常履职和代理的事实。2、黄水寨村委并无涉案水面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被上诉人对涉案水面无实体性权利。二审庭审后，上诉人提交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档案管理部门复印文件：1、永城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永政土（1996）72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地征集体土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2、河南省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土地管理文件商署土（1996）83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地征集体土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3、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豫政土（1996）14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征（拨）用土地的批复》；4、河南省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土地管理文件商署土（1997）62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征（拨）用土地的批复》。共同证明涉案218亩土地已被依法征为国有，该土地权属明确，被上诉人与涉案218亩用地没有任何权属关系，被上诉人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及利益相关方，无就合同效力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进而证明涉案合同在相关部门备案后合法有效。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所有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第1份证据，是对永城县土地局的请示，该局未批复且无权确定土地权属，该证据没有证明力，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2份证据，乡政府与村委会村民组只是指导关系，没有隶属关系，无权代表村委会和村民组签订协议，该协议也只是一个征用补偿协议，征用不同于建设用地的征收，征用只是煤矿塌陷区使用土地，农村土地要转为国有土地要有省级人民政府的批文，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发生变更，证据3同证据2，证据4系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土地权属发生变化，证据五只是证明黄水寨自然村的搬迁，不能证明土地权属发生变化，证据6证据7同证据5。证据8，该养殖许可证不能证明涉案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权属发生变更，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也没有关系，第三组证据，合同抬头没有村委会的盖章，落款处也没有村委会的盖章，黄思坤的签字与本人签字不符，且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另该合同所涉土地属于三个村民组所有，黄水寨村委会及黄思坤无权将该土地处分或承包租赁给其他人，以上证据均不能对抗永城市人民政府（2014）9号的规定，复垦形成的坑塘属于农用地范畴，仍交由原村民使用，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同的，以本办法为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庭审后提交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显示征用黄水寨自然村老庄盘土地218亩,但本案争议的坑塘水面为300多亩,该水面并非全部为老庄盘218亩所来。老庄盘218亩复垦后可以耕种的土地120多亩,已被水城市人民政府确权给村民耕种。永城市矿务局《关于黄水寨因采煤塌陷申请征用该塌陷地的报告》中对案涉土地“今后通过复垦整治,作下次村庄搬迁庄盘使用”。同时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第三条“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称土地复垦义务人)负责复垦。”的规定,神火集团没有对案涉土地进行复垦,实际上神火集团放弃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为此,水城市人民政府对案涉土地实施了复垦,正是因为水城市矿务局也就是现在的神火集团,没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国有土地,永城市人民政府按照现行有效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收回重新安排使用,或者按有关规定处理后确定使用权。”的规定下发了永政2014第9号文件,将涉案的土地、坑塘交付黄水寨村民使用。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因此,案涉坑塘与原告有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退一步来讲,黄水寨自然村老庄盘的218亩土地,政府经复垦后,已将其中120亩确认给农民耕种,剩余的90多亩坑塘即便为神火集团所有,而案涉坑塘为300多亩,除此之外的案涉坑塘属于原告所有,与原告当然有法律及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二审庭后提交永城矿务局1995年9月20日印发局字（1995）21号《关于黄水寨因采煤塌陷申请征用该塌陷地的报告》及几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享有土地权属。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永城矿务局关于黄水寨因采煤塌陷申请征用该塌陷地的报告》真实无异议，该报告恰能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原庄盘因采煤塌陷而被依法征收国有。2、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涉案水面系被征收为国有的土地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被上诉人组员一直正常承包的农用耕地，这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附的土地区位图便能直观看出。即使从常识也可判断：同一块土地不可能既正常耕种又在从事深水养鱼，很明显，被上诉人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涉的集体用地与涉案水面完全没有关系。另外，涉案合同中涉及的300亩水面包括被上诉人被征收的沉陷土地218亩，剩余部分是由其他自然村（黄水寨行政村下辖黄水寨、黄菜园、海子涯等多个村民组和自然村）的土地沉陷形成，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涉案水面有任何权属关系，恰能得出其无权提起相关诉请的结论，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被上诉人以对土地享有所有权为依据，涉案《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非三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侵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赔偿损失。上诉人提交了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档案管理部门复印文件：1、永城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永政土（1996）72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地征集体土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2、河南省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土地管理文件商署土（1996）83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地征集体土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3、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豫政土（1996）14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征（拨）用土地的批复》；4、河南省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土地管理文件商署土（1997）62号《关于永城矿务局新庄煤矿11031-11051采煤塌陷征（拨）用土地的批复》。证明涉案218亩土地已被依法征为国有土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承包土地与上诉人承包的水面无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该条规定，被上诉人关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因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本案不予审理，对所提交土地权属的证据不予评判。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3月17日，黄思坤以永城市苗桥镇水寨村村民委员会代表人的身份与王金梅签订《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一份，并加盖永城市苗桥乡水寨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合同约定：黄水寨村民委员会将苗桥镇黄水寨村所辖区域内的水面300亩（采煤塌陷区塌陷后出现的水面）出租给被告王金梅，租期从2011年7月1日起至2041年7月1日止，每亩水面每年租金100元，每年7月1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当年租金。2010年12月30日，永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永刑初字第395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黄思坤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2011年12月20日，永城市苗桥乡水寨村村民委员会向永城市水利局出具将塌陷区300亩鱼塘承包给王金梅30年的证明。2012年4月13日，永城市农经管理站，根据王金梅提出的合同备案申请，组织人员对黄水寨村村主任黄文义、村会计黄文亮和合同备案申请人王金梅进行调查询问后认为符合土地流转合同备案的条件，同意备案。王金梅逐年向水寨村村民委员会支付租金。2015年4月12日，神火煤业公司征迁复垦部出具《关于苗桥镇黄水寨组218亩水塘使用权情况说明》“因神火集团新庄矿井下采煤，引起苗桥镇黄水寨组老址及土地沉陷。1996年，神火集团出资征用外村组218亩土地作为该组的搬迁新址。按照原签协议要求，用其多出的218亩老址进行置换，使用权属于神火集团。后在沉陷地及老址复垦时，经双方协商，从土地复垦形成的水塘中划出与新址同等面积218亩水塘进行置换，使用权属神火集团。神火集团为便于管理并从安全角度出发，委托苗桥镇人民政府进行管理使用。”2017年6月27日，黄水寨村法定代表人黄文义与王金梅签订《苗桥镇坑塘安全管理协议书》，协议加盖黄水寨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三被上诉人以不知晓《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侵害其作为土地权利人的利益为由于2018年10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材料表述中有的表述为黄水寨村，但村委会公章现显示为永城市苗桥镇水寨村村民委员会。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金梅和永城市苗桥镇水寨村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3月17日签订涉案《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合同相对人为永城市苗桥镇水寨村村民委员会，并非与黄思坤个人签订合同，王金梅向永城市苗桥镇水寨村村民委员会交付租金，且该合同经过政府有关机关备案。三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主张是《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所涉土地、水面的权利人，提交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主张权利；关于涉案水面塌陷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其中218亩土地，上诉人提交了原永城县、商丘地区行政公署及河南省人民政府相关收归国有的相关请示、批复文件及神火集团说明，并认为218亩之外的水面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起诉确认本案《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无效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归属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故三被上诉人在涉案土地权利归属争议未经人民政府处理情况下主张涉案《采煤塌陷区水面租赁合同》无效、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王金梅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永城市人民法院（2018）豫1481民初102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总计7100元，由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西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南组、永城市苗桥镇黄水寨村黄水寨北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朋审判员  宋 健审判员  何 彬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彭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