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13行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充市顺庆区桂花路二段。 法定代表人陈平，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强春艳，四川川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娟，四川川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蒲亮，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南充市顺庆区，现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蒲薇，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山街道办）与被上诉人蒲亮行政协议一案，其因不服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2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1999年原告蒲亮因结婚生子向南充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建房用地，《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家庭成员三人，即原告及其配偶张琼华、原告之子蒲世超，2002年5月28日南充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批复同意原告用地75平方米建房，后原告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南充市建设局颁发的《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后原告在该批准的集体土地上修建砖混结构房屋自住，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2005年10月12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发布公告，对原告所在的新建镇兵马堂一组、十一组土地全部依法征收。 2016年8月25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作出（南顺府决【2016】4号）文件，决定对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洋人湾地质隐患区域房屋实施应急排危拆除，并公布了《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洋人湾地质隐患区域房屋实施应急排危拆除补偿方案》，确定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为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实施人，拆迁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同时还确定了相应拆除程序及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给付办法。此前被告委托四川省坤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有限公司对原告房屋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主要包括：房屋危险性综合评定为D级，建议立即停止使用、立即拆除，搬迁避让、地方政府群测群防、综合治理排危。 2016年9月2日，被告对原告前述房屋进行了现场勘丈登记，并制作《被拆迁房屋现场勘丈登记表》。2016年9月7日，被告收取了原告的《户口簿》、《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许可证》原件，并出具了收条。同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涉案拆迁房屋，被告委托实施单位开具了《搬迁交房证明》，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拆除。同时，原、被告按公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及四川川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所作的评估报告，被告向原告提供并填写了《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载明原告房屋产权面积135㎡，拆迁补偿款719,723元，签约、搬迁奖励款26,500元，其他住房奖励190,620元。原告在该协议书签字后由被告收回审核，该协议书原件至今未交付原告，也未给付原告拆迁安置补偿费用。 同时查明，证人罗某、袁某到庭作证，证实二人与原告原系邻居关系，同住新建镇兵马堂村十一组，均在2016年9月、10月与被告签订了《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内容由被告工作人员填写，当时被告没有将合同原件交付给证人，直到收到补偿款后二证人才拿到补偿协议书原件，其中袁某原房屋办理了产权，罗某被拆迁房屋没有办理房产证，系房管所按照户口确认的产权面积。 另查明，原告母亲朱国琼于1986年对农村老屋进行了改扩建，并于1997年5月补办了用地手续，载明朱国琼家庭农业人口4人，包含原告蒲亮及其配偶张群华在内，1998年5月7日南充市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系“朱国琼”，2002年7月10日房管部门颁发的房产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朱国琼”，建筑面积为156.52㎡，2008年该房屋因建设需要拆除补偿，朱国琼与南充市国土资源局顺庆分局于2008年10月23日签订了《南充市城市住宅危房拆迁协议》，拆迁协议载明的的产权人是“朱国琼”，朱国琼因此获得了一室一厅安置住宅房两套。 一审中，原告蒲亮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将原告所有的位于南充市顺庆区产权面积为135平方米的房屋征收拆迁后又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向原告交付双方所签订的《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并依该协议约定支付原告拆迁安置补偿费用936843元（房屋拆迁补偿款719723元，签约、搬迁奖励款26500元，其他住房奖励1906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对原告蒲亮所有的位于顺庆区自建房屋征收拆除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此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被告实施的对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后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第二、蒲亮一家是否是符合本次补偿方案确定的产权户从而获得补偿及奖励；第三、原告主张的补偿及奖励费用标准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实施房屋征收一般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依照该规定，街道办事处系依法享有行政职能并能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本案中，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作为案涉房屋拆除、补偿的具体实施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对原告房屋进行应急拆除，该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在该征收拆迁中，被告未将所签的《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给予作为征收拆迁对象的原告，也未对原告实施安置补偿，本案证人即同村村民罗某、袁某已取得协议并获补偿，二证人获得安置补偿的情况于本案而言具有代表性。被告主要以原告房屋用地存在重复审批为由提出不予补偿的抗辩主张，但原告在建房时已获得相关职能部门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该行政审批行为迄今未予撤销，因此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行政机关应就其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证据、依据，本案被告未提供拆除原告案涉房屋而不予补偿行为的合法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面已论述，就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原告蒲亮与其配偶存在重复享受宅基地建房的情况。另一方面，从“产权户”或“一户一宅”来看，原告蒲亮一家原一直在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为常住户口，应当认定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在结婚建房后与其配偶、婚生子另立户口，与其母亲朱国琼户籍发生分离；同时，原告获批的《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载明的建设者姓名为“蒲亮”，其母亲朱国琼原房屋载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朱国琼”，证据表明不仅是户籍分户，也实现了产权分户。一般来说，农村居民在成年后结婚生子、与父母分户及另行建房也符合客观现实，况且本案原告是依据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获得土地使用和建房许可，根据拆除补偿方案的规定，原告蒲亮一家应当认定为一个产权户。 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原、被告达成的《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该协议具有行政性质。诉讼中原告提交了该协议复印件，被告虽予否认，但该协议内容、格式、计算标准与本案证人罗某、袁某提交的协议书一致，并结合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书予以采信，其补偿、奖励标准符合本次拆除补偿政策规定，约定内容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该协议双方应各持一份，被告长期不将该协议交予原告，其行为存在过错。被告作为拆除补偿行为的具体实施机关，应当及时履行给付行政协议的职责。据此，对本案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山街道办事处将原告所有的位于南充市顺庆区产权面积为135平方米的房屋征收拆迁后又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山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蒲亮交付双方所签订的《南充市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地质灾害整治及棚户区改造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并依该协议约定给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719723元、签约、搬迁奖励款26500元、其他住房奖励190620元，共计936843元。 宣判后，上诉人西山街道办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一)原审未从程序上驳回起诉，或者未中止审理，而是直接进行认定产权争议并裁判补偿的实体处理，是错误的。本案中，被上诉人蒲亮的被拆除房屋因涉及到职能部门产权认定正在处理程序，导致上诉人作为实施单位在没有产权认定结论的前提下，不能确定该房屋有产权面积是多少和应否给予安置补偿，故上诉人无法给蒲亮签订补偿协议，从而发生本案纠纷。蒲亮的本案诉求，因属于职能部门正在产权认定的处理过程中，我方在一审答辩时已明确请求一审法院从程序上驳回，先解决产权认定问题，才能确定是否补偿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环节的工作。但一审法院未采纳该意见，也未给上诉人释明，而是以司法认定代替行政确认，直接把本案房屋存在的产权争议进行全部认定成有产权面积，并进行了全额补偿安置的裁判，如果这与职能部门已初步判定“涉嫌重复审批”的处理结果不一致，那么，若该判决不予纠正的话，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类似的重复审批待行政纠错处理的情况，也会是一个不好的导向。 退一步讲，即便不采纳驳回起诉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也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给予时间，待行政机关正在进行的产权认定和撤销错误权证(存在重复审批的土地证)的程序处理后，以处理结果(或产权认定结果)来恢复本案审理，才应是程序上的正确处理。(二)即便按原审思路来实体处理，但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主体被遗漏，也导致程序错误。就按原审法院直接从实体上处理本案来说，也应当把一审原告蒲亮主张房屋中的全部共有人追加成原告，因为农业家庭人口为户共同享有农村房屋，更何况涉案房屋申请宅基地共3人(蒲亮本人、妻子张琼华、儿子蒲世超)。但一审法院在直接实体判决的情况下，未通知张琼华、蒲世超参加本案诉讼，遗漏了原告主体，故属于程序错误，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而致错判，若不发回重审，应依法改判。 (一)原审判决第9页第三段至第10页第一段：“上诉人在对案涉房屋进行应急拆除后，未将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交付给被上诉人，也未对被上诉人实施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实施房屋征收一般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规定，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补偿是合法的，所以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1、案涉片区房屋的拆除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应急搬迁避让拆除项目，不是征收项目，一审法院对此定性错误。2、应急拆除适用法律依据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等相关规定，并且，对于实施拆除，一审原告是同意了的，不是强制拆除，所以该拆除行为依据合法、拆除行为合法。一审法院认定该行为违法是错误的。3、《补偿协议书》并未签订，一审法院认定为“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没有事实根据的。4、未签订《补偿协议书》的原因，是上诉人作为实施单位在发现了一审原告弄虚作假、存在重复审批的情况后，提交职能部门对该户及房屋正在进行产权认定和行政处理，尚无结果，所以上诉人未与蒲亮签订协议。 (二)原审判决第10页至第11页第一段以“被上诉人在建房时获得的相关职能部门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未被依法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依据，蒲亮一家符合一个产权户的政策规定，上诉人就应当给蒲亮户这个产权户全部的安置补偿及奖励"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1、一审中，上诉人已举出大量证据证明一审原告主张的权利依据涉嫌重复审批，其持有的权证不合法。对于上诉人已发现一审原告在实施过程中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存在重复审批之后，已向相关职能部门提请依法处理，现正在行政处理程序中，对此，上诉人已在答辩状中、一审证据目录中，举出了相关证据证明行政职能部门正在处理该产权认定问题和是否撤销《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等事宜。在庭审中，上诉人也提出了请求行政程序优先，给予中止审理或者程序上驳回一审原告诉求，因产权认定争议，不是上诉人的职能职责范围，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告。 2、对于该权利依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问题，上诉人一审中己举证证明对该依据的合法性，现行政机关正在依法核查处理中，需待处理结果出来，才能确定该依据是否合法。所以，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为合法依据，可以理解，但上诉人表示不能支持，因为：行政机关的行政纠错行为和产权认定职权，是法定的，应该给予尊重。而且，即便《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尚未撤销，法院也不能直接认定该房屋的全部勘查面积就是有产权面积，因为还缺失《房屋产权证》或产权认定结论，法院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产权，缺乏法律依据。 （三）原审判决第1ｌ页第二段以“诉讼中原告提交了该协议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与证人提交的协议书一致，并结合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所以对该份协议书予以采信”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1、一审原告提供的《补偿协议书》上诉人一直未认可，因为：一是复印件，且不完整，只有第1页和第2页，不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二是正是因为产权争议存在，上诉人无法与蒲亮签订《补偿协议书》。2、证人提交的《补偿协议书》只能证明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基于无产权争议而完成了证人家某的补偿协议签订，不能以此推定上诉人和蒲亮就完成了协议签订，所以，一审法院根据证人的签订协议流程来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达成了协议，是主观臆断，与本案事实相背，与法律规定相悖。 综上，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补偿协议，被上诉人的诉求涉及产权认定争议，不属上诉人处理范畴，且相关职能部门正在处理之中，一审判决认定多处错误，一审处理也存在程序错误，请求依法纠正。 被上诉人蒲亮答辩称：第一、被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涉案房屋建房时经相关职能部门合法审批，并颁发了相应《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之规定，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合法取得的财产，房屋产权认定系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认定，并无被上诉人所谓的产权争议，更不存在原审“直接进行认定产权争议并裁判补偿”的事实。2、上诉人将涉案房屋拆除两年多后，才于一审诉讼中(2019年3月)向相关部门发出处理被上诉人重复批地的函，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之规定，上诉人在诉讼中单方面发函的行为不能成为其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合法事由，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行政部门正在处理该产权认定问题和是否撤销《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等事宜"的合法证据，更不是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中止本案审理的法定事由，相反，倒是可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在拆除被上诉人房屋后，又不及时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的行为并不具合法性。 3、涉案房屋虽是被上诉人家庭成员共同财产，但该房屋《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均登记于被上诉人名下，载明被上诉人为权利人，由被上诉人单独提起本案诉讼，并不存在遗漏原告主体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土地权利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者实际使用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审程序并无任何不当。 第二、被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人民法院对原判决应当依法予以维持，理由如下： 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征收新建镇兵马堂村一组、十一组土地的公告》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片区的拆除系政府的征收项目，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应急拆除非土地征收项目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此定性符合客观事实。《征收公告》载明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的征收时间为2005年，至2016年拆迁时所在区域早己纳入城市规划，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纪办发【2011】8号)第二条：“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修订之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要参照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精神执行。”，本案应参照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先补偿后拆迁的规定。 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应急排危拆除补偿方案》载明涉案房屋并非无条件拆除，而是在公告的补偿方案行政允诺的范围内，有条件的拆除。本案上诉人允诺在先，被上诉人在其指定期间搬迁交房在后，上诉人就有义务按允诺履行相关承诺的义务。 3、《补偿方案》中第四条规定的拆除程序，明确了应当先签订拆除补偿协议，再搬迁交房拆除的原则，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12日即完成搬迁交房的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补偿协议书》虽是复印件，但原审二证人均证实：所有被拆迁人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内容均由上诉人方工作人员计算好后填写，拆迁合同先由被拆迁人签约，后由被告方收回是惯例，故可印证被上诉人主张其签约后由上诉人方收回的事实。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之规定，结合到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未按允诺与被上诉人签约，但其未在应当签约的法定期间作出不与被上诉人签约的决定并送达，应推定双方的确签订了《房屋拆除货币补偿协议书》，在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下，原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己签订《补偿协议书》，且该协议书原件由被上诉人持有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 4、原审认定涉案房屋在建房时己获得相关职能部门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并以此认定涉案房屋的取得具有合法性，符合物权公示原则，并无任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土地权属登记(包括土地权属证书)在生效裁判和仲裁裁决中作为定案依据，利害关系人对该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可见，上诉人对本案《集体土地使用证书》即土地权属证书的登记行为有异议，应当提起相应行政诉讼，单方面向职能部门发函不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05条规定“本实施条例施行前，依法核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继续有效。不动产权利未发生变更、转移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强制要求不动产权利人更换不动产权属证书”，涉案房屋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农地土地确权登记目前均是以意见和通知的方式在政府上下级之间传达，均非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论确权与否，都不影响被上诉人享有物权。 5、原审认为被上诉人家庭与其母亲朱国琼家庭不仅是户籍分户，也实现了产权分户，不存在重复享受宅基地建房的事实无任何不当。原审中，被上诉人出示的第三组证据南充市国土局制发的《建房用地呈报表》中，清楚载明：“该户现有农业人口3人，原有住房同父母弟另户3人共住83平方米，现该户在社上指定处占用耕地85平方米新修住房，原房由父母弟居住”，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结婚生子后，经合法审批取得的涉案房屋宅基地已经与其母亲朱国琼名下的原房屋实现了产权分户，且双方户籍已经分开，原审认为被上诉人一家应当认定为一个产权户系认定事实清楚。 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之规定，本案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名下的房屋实施征收拆迁，应当依法予以安置补偿。 第三、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名下房屋征收拆除后，应当本着先补偿后搬迁的基本原则履行法定职责，但其在将涉案房屋征收拆除三年多后，既不给予安置补偿，也不作出具体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决定，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故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已丧失合法性，应对涉案房屋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经释明，原告请求一并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赔偿事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一并判决。人民法院也可以告知其就赔偿事项另行提起诉讼。”之规定，上诉人依法应当因其违法行政导致原告房屋毁损灭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在拆迁后可得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即是其损失。拆迁安置利益可根据《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面积，结合《现场勘丈登记表》、《补偿方案》、《评估报告》、交房日期直接计算出补偿安置款数额，与被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主张的金额一致。故被上诉人认为，即使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补偿协议书》，也不能免除其在公示的《拆除补偿方案》允诺范围内履行全部的补偿安置义务。 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人民法院应对原判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的焦点在于1、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履行安置补偿的行为是否违法；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是否应予履行。 关于第一个焦点，首先应确定上诉人是否对被上诉人具有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因案涉房屋的土地于2005年已经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征收，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2016年8月25日作出（南顺府决【2016】4号）文件，决定对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洋人湾地质隐患区域房屋实施应急排危拆除，并公布了《西山街道兵马堂社区洋人湾地质隐患区域房屋实施应急排危拆除补偿方案》，确定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为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实施人，该行为虽是以排危为名，实质是行征地安置补偿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征地安置补偿的法定主体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本案中，被告西山街道办事处虽然作为具体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实施人，但只能视为其接受了顺庆区政府的委托从事相关征拆工作，并非法定的征收安置补偿法定主体，即其并无对原告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应驳回被上诉人蒲亮的该项起诉。 关于第二个焦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就补偿达成协议的问题。虽然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其主张的补偿协议的复印件，也提交其他类似拆迁户的协议及证人证言，但由于是否达成协议，是基于协议双方的意思自治。从上诉人提供的补偿协议的复印件看，并无被上诉人方的签字确认，上诉人亦否认该协议内容，因此该协议尚未成立。类似拆迁户达成的协议及证人证言亦仅能证实该户达成协议的事实，不能据此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就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就补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就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协议的基础不成立，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亦应驳回其起诉。 关于原告如何维权的问题，因被上诉人的房屋系基于征收而被拆除，其可向征地补偿的法定主体要求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2行初3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蒲亮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红 审判员  庄娟 审判员  石炜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