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陶朱街道城西开发区协和路77号。法定代表人：杨国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英，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笃明，上海王笃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住所地：绍兴市解放大道158号星城大厦1-3层。负责人：何强，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燎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暨阳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初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建宏、倪佳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暨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英、韩琦燕，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燎峰、胡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暨阳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初字第92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立即向暨阳公司返还暨阳公司在“2011063S25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代偿的本金人民币6200万元；3、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向暨阳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人民币2399.4万元(暂计算到起诉日，按照年利率6.45%标准自2012年9月4起算至还清之日止)，及资金占用费等其他合理赔偿2000万元；4、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承担暨阳公司的律师费及本案诉讼费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对《综合授信协议》的认定存在事实不清及效力认定错误。《综合授信协议》签订的行为本身就是实施犯罪的一个准备工作，双方当事人明显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提供虚假的财务审计报告，且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经办人员对此刻意隐瞒，同时将康辉公司8000万授信提高到1.5亿，并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正是由于故意骗取、恶意串通、提高授信、虚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这一系列手段，才会有后面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罪及对违法票据予以承兑罪这一结果。而一审判决偷换概念、断章取义，忽视二者的因果关系，片面的对此做出解释，也是未能真正理解透刑事犯罪的内在含义。本案应当根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协议的效力作出无效认定。(二)一审判决未能查清本案借贷双方相互串通，欺骗担保人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于康辉公司的骗取贷款行为是知情的。2016年1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案号：(2016)浙0604刑初30号)对于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则对此有着更为明确的记载。二审刑事判决书也已认定，债务人康辉公司采用欺诈手段、向暨阳公司提供虚假财务审计报告，使暨阳公司对其资信状况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来担保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的债权，而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此完全知情，故暨阳公司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所以无需代康辉公司清偿借款。(三)一审判决认为光大绍兴支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是对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根据本案证据均指向，银行工作人员龚栗峰、王唤源、及信贷审核员余菊英等，均对此是明知的。本案中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信贷工作中，以银行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直接对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发生效力。刑事犯罪中，银行没有作为单位犯罪出现，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不用在民事行为中为其员工行为担责。法人作为一种经营组织，并不是只有法定代表人对外作出的行为才担责。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只要其员工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法律行为，均应由法人来承担。只要其员工恶意串通债务人，就应推定为是银行恶意串通债务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银行来承担。一审判决认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是对本案民事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四)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未能查明借贷双方恶意串通的动因。本案借贷双方串通动因很明显，因为余菊英与陈德康为夫妻关系，余菊英作为陈德康的配偶，也是贷款的受益方，这一点与收受贿赂后，违规发放贷款并无区别。这也是其恶意串通、提高授信，并唆使王唤源、龚栗峰违法发放贷款的动因。余菊英、王唤源、龚栗峰等履行职务过程中，与借款方串通，并且应当由银行作为承受主体，视为银行与借款方串通。然而一审判决却遗漏该重要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五十五条，应当适用而未适用。(二)一审判决仅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出发，认为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同时认为案涉《综合授信协议》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从而认定暨阳公司主张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无效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暨阳公司在一审中一直主张的是案涉《综合授信协议》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三)项认定协议无效。一审应当适用的条款而未适用，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此外，由国内著名法学专家江平、王利明、张明楷、孟强等，对于本案合同的效力及法律适用等做了一个专题研讨会，并出具法学专家意见书：“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康辉公司与光大绍兴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系双方事先串通、由康辉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而取得，其中规定的担保条款涉及并严重损害了暨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综合授信协议》无效。《最高额保证合同》作为《综合授信协议》的从合同也随之无效。同时，暨阳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而签订并提供担保，且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此完全知情，故暨阳公司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三)一审判决对《担保法》第三十条及《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在本案中的适用及理解不当。为取得暨阳公司的担保，康辉公司提供的是虚假的财务审计报告，且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此刻意隐瞒，同时将康辉公司8000万授信提高到1.5亿，暨阳公司在信息误导下为康辉公司提供了担保。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于康辉公司的骗取贷款行为是知情的。因此，担保人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四)、《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应当适用而未适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存在重大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案涉《综合授信协议》为有效合同。1.本案应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来认定合同效力。本案中，案涉《综合授信协议》的签订并不涉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合同无效的事由。2.暨阳公司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本案案情不同。该案中，银行工作人员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及受贿罪，与本案的银行工作人员所犯罪名完全不同，情形不同，不具有可参考性。综上，案涉《综合授信协议》为有效合同。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正确。1、本案中，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并未参与串通骗贷、对借款人欺诈行为不知情，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为受害方，暨阳公司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当时知晓。2、本案保证人暨阳公司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提供保证的事由。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是基于暨阳公司愿意提供最高额担保才同意放贷的，暨阳公司放弃审核对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也造成了损失。暨阳建设在签署保证合同时放弃审核权利和义务，应自行承担后果。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最高额、独立担保，无论主合同效力如何保证合同均为有效。1.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条款，暨阳公司提供的保证属独立担保，不受主合同效力影响。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现依独立担保条款的约定主张暨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2.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最高额保证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来限定保证责任，即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最高额保证的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四、暨阳公司关于适用《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五、暨阳公司在原审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法学专家论证意见书》，系暨阳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出具，出于暨阳公司方利益考量、仅代表该方观点，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得作为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或参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恳请依法驳回暨阳公司的上诉请求。暨阳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于2011年3月2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1063S25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2.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返还暨阳公司于2011063S25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代偿的本金6200万元；3.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向暨阳公司赔偿利息损失2399.4万元（暂计算至起诉日，按照年利率6.45%自2012年9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及资金占用费2000万元；4.判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承担暨阳公司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过程中，暨阳公司对其第4项诉讼请求予以放弃。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28日，康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编号为2011063S257号《综合授信协议》一份，约定自2011年3月28日起至2012年3月27日止，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为康辉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15986万元，具体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说服暨阳公司为康辉公司提供担保，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明知康辉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申请资料存疑、与税务机关报表数据差距很大、同一文号下出现结果不同的审计结果等情况，未告知暨阳公司上述事实，致使暨阳公司基于错误判断为康辉公司提供担保。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通过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形式向康辉公司发放贷款，后康辉公司未能偿还，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要求暨阳公司代偿。2012年9月4日，暨阳公司根据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要求分次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支付代偿款6200万元。为筹集代偿资金，暨阳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贷款，于2012年8月30日与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2012063D556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暨阳公司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贷款92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3年8月30日，贷款利率6.45%，后又陆续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6年6月21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04刑初30号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康、财务经理陈玲萍存在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提交虚假财务报表、与康辉公司关联公司上虞市慧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建明虚构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提货单等以欺骗手段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开立、承付的犯罪行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龚栗峰、王唤源明知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提供的申请资料不真实，依然对违反票据法的票据予以承兑，造成重大损失，构成对违法票据承兑罪。后龚栗峰、王唤源不服一审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1月1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刑终474号刑事判决，确认陈德康、陈玲萍、杜建明等人存在以欺骗手段取得授信、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的行为，确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龚栗峰、王唤源在明知康辉公司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况下，对违反票据法的票据予以承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对违法票据承兑罪。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隐瞒事实真相，撮合暨阳公司为康辉公司提供担保，并对违反票据法的票据进行承兑，又指示暨阳公司代偿6200万元，造成暨阳公司重大财产损失。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综合授信协议》及其项下发生的票据承兑、国内信用证等为犯罪行为骗取所得，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对违反票据法的票据进行承兑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取得的代偿款本金应当全额返还。暨阳公司为履行代偿责任，以年利率6.45%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贷款，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应当按此利率标准向暨阳公司赔偿自代偿之日起至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返还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及造成暨阳公司资金占用费损失2000万元。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辩称，一、《综合授信协议》为有效合同，保证合同亦有效。1.生效判决确认康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012）浙绍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确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有效，（2012）绍越商初字第2080号民事判决确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综合授信协议》签署过程虽然涉及陈德康等人的犯罪行为，但协议并不因此无效。案涉《综合授信协议》并不涉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协议签订虽然涉及陈德康等人的犯罪行为，但该犯罪行为系其单方面对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所作，导致被告对康辉公司的清偿能力作出错误判断，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是陈德康等人犯罪行为的受害人。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独立担保，无论主合同效力如何保证合同均为有效。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暨阳公司为康辉公司提供的担保系独立担保，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不以主合同有效为前提。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1.双方之间不存在“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之情形。刑事判决并未确认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实施了对违法票据进行承兑的单位犯罪，对违法票据进行承兑系龚栗峰、王唤源的个人行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按照正常业务流程向借款人提供款项，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刑事判决并未认定龚栗峰、王唤源为骗取票据承兑罪的共犯，仅认定其未尽严格审查之责，构成对违法票据承兑罪，更不存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或陈德康等人构成共犯；根据最高院判例观点，贷款人对于借款人与案外人的合同关系不负有法定实质性审查义务，保证人主张贷款人与借款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存在欺诈、恶意串通的，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暨阳公司主张其系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欺诈或与借款人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应提供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2.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暨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3.暨阳公司应自行审查借款人的资信情况，并就未尽到审核义务承担后果。四、刑事案件中认定的金额并不对应暨阳公司代偿的6200万元，暨阳公司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五、暨阳公司代偿的6200万元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向其出借的款项，且暨阳公司并未偿还，导致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6200万元。暨阳公司就代偿款并未发生实际损失，无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均不应向暨阳公司赔偿。原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3月28日，康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编号为2011063S257号《综合授信协议》一份，约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向康辉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15986万元（含保证金），具体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3158万元）、贸易融资（授信额度6828万元）、票据贴现（授信额度60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从2011年3月28日起至2012年3月27日止。同日，暨阳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编号为2011063S25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暨阳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扣除保证金、存单质押部分人民币6200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等。《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通过商业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等方式向康辉公司发放贷款。2012年8月30日，暨阳公司与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2012063D556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暨阳公司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贷款人民币9200万元，贷款用途为贷新还旧，贷款期限自2012年8月31日起至2013年8月30日止，贷款年利率为6.45%。因康辉公司未履行还款责任，暨阳公司获得上述贷款后，于2012年9月4日履行保证责任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代偿款项6200万元。2016年6月21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604刑初30号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3月，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为康辉公司提供综合授信15986万元，陈德康（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玲萍（康辉公司财务人员）等人向银行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基于上述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材料向康辉公司授信。在不具备真实的业务情况下，康辉公司多次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提货单等材料，用于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开立、承付，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在授信范围内对康辉公司作为付款人的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对信用证予以议付。截止2014年5月4日，康辉公司尚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议付资金6986万余元。时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业务一部总经理龚栗峰、总经理助理王唤源，在康辉公司申请授信过程中未按银行及其他相关规定对授信资料的真实性等履行尽职调查义务，使得康辉公司顺利取得授信额度，在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未尽严格审查之责，使得康辉公司的违法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顺利得以通过审批。该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德康、陈玲萍犯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罪，龚栗峰、王唤源犯对违法票据承兑罪。后龚栗峰、王唤源不服一审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1月1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刑终474号刑事判决，判决驳回龚栗峰、王唤源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对各被告人的罪名认定。原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康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暨阳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暨阳公司因履行保证责任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支付代偿款6200万元的基本事实均无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暨阳公司主张债务人法定代表人陈德康、财务人员陈玲萍被刑事判决认定为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罪，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龚栗峰、王唤源被认定为对违法票据承兑罪，案涉《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发生的票据承兑、信用证均为犯罪行为骗取所得，故《综合授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最高额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辩称其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系个人行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并非犯罪行为的共犯，《综合授信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独立担保，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对此，该院评析如下：关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的效力。首先，刑事判决所针对的是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以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方式发放贷款这一过程，将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的行为，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对违法票据进行承兑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并未将康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的行为纳入犯罪行为范畴。其次，案涉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康等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工作人员在办理票据业务中，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均是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该类行为主要触犯的是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系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再次，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向康辉公司授信过程中，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向银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以骗取授信，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根据上述虚假材料向康辉公司授信，从本案《综合授信协议》签订过程看，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本案中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系一般的市场主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情形不符。案涉《综合授信协议》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暨阳公司主张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无效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首先，基于主合同效力并未被否定，故暨阳公司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因主从合同关系而导致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债务人康辉公司在申请授信过程中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授信。银行工作人员未尽认真审核义务，在申请资料明显存疑的情况下，未进一步审核资料真实性，导致债务人以虚假资料通过银行审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所作案涉有关不良贷款的问责通报，反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贷款审查、监控不足致资金流失，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但本案中依据上述事实不能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存在与康辉公司串通，骗取暨阳公司提供保证的事实。根据刑事判决的认定，本案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在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中系受欺诈一方，本案中亦不能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授信的行为系“明知”，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保证人免责情形。综上所述，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暨阳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业已成立并生效。暨阳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在债务人康辉公司未如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保证人暨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属于履约行为，现其要求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退还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支付的代偿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损失、资金占用费、律师费的诉请，该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暨阳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1770元，由暨阳公司负担。本案二审中，暨阳公司提供新证据二份，证据1光大银行审批批复。证明：1.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贷款审批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银行的集体决策，银行经办人员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银行来承担。2.2018年3月16日由光大银行杭州分行17次集体会议审议通过，3月18日作出的审批批复，3月28日才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因此是先有银行贷款批复，事后才签的保证合同。证据2光大银行授信调查报告。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和康辉公司关于贷款都是内部沟通好，授信调查报告只是走走形式，对康辉公司虚假的财务状况视而不见，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存在重大过错。被上诉人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1.因该证据系当庭提交，也没有相关部门原件的核对印章，对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即便该证据真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组证据只是银行的内部审批流程，双方之间的权利关系应当以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来判断审查。内部的批复并不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2.暨阳公司欲证明的对象不成立。任何合同签订的前夕，都有沟通的过程。银行对外签订合同，必须进行内部流程的审批。在内部流程审批前，应当由贷款单位、相关的担保人向银行提供担保的意愿，担保单位的财务信息、征信信息。本案暨阳公司向银行提供了财务报表和财务信息，包括其授权银行查询他的征信系统，表明其愿意为本案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对银行来说，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相关当事人的财务真实性问题，而且需要暨阳公司提供担保作为前提条件。更加印证了暨阳公司提供担保的真实性。暨阳公司所谓的倒置程序完全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真实性同证据1意见一致。康辉公司提供的财务信息如果真实，银行正是相信了财务信息，才作出了贷款审批。更加证实了银行没有过错。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暨阳公司提供的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暨阳公司共提出三份调查申请。第一份申请：申请法院至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调取以下事项：调取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办理的康辉公司关于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中有关余菊英的讯问笔录等。第二份申请：1.请求调取如下证据或开具调查令准许暨阳公司持调查令调取如下证据：(1)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审批信贷、提供担保流程的书面文件、规定或会议记录等材料；(2)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审批信贷、提供担保流程的书面文件、规定或会议记录等材料；(3)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授信放贷审批前贷款审查委员会同意的书面材料；(4)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授信放贷审批前贷款审查委员会同意的书面材料；(5)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授信放贷审批前贷款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6)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于审核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担保的审查委员会同意的书面材料；(7)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担保的审查委员会同意的书面材料；(8)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于审核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担保的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9)光大银行绍兴支行2009年12月对于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授信放贷前召开的预审委会议的《会议纪要》(参会人包括董旭、徐飞霞、翁益军等人)；(10)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办理的陈德康、杜建明、陈玲萍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罪、龚栗峰、王唤源违法票据承兑罪(出具金融票证罪)案件中对余菊英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1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的问责通报》；(12)余菊英自2009年底至2013年底期间在光大银行所任职务及职责权限的相关文件、规定或会议记录等书面材料；(13)调取2012年3月14日、19日、26日上虞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康辉公司风险化解相关工作专题会议的会议记录及2012年4月9日《关于康辉铜业风险化解相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14)2012年3月29日上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康辉铜业风险化解相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第三份申请：请求调取如下证据或开具调查令准许申请人持调查令调取如下证据：1、2010年2月24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康辉公司16380万元的授信合同及关于该授信的全部抵押合同、保证合同；2、2011年3月18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康辉公司15988万元的授信合同及关于该授信的全部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信贷审批委员会授信批复、康辉公司财务报表。3、2011年3月18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康辉公司15988万元的授信合同的放款情况、放款资金去向。4、康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2010年2月24日的16380万元贷款的还款账户、还款资金来源及明细，现金流入情况。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暨阳公司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发表意见如下：1.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2010年2月24日综合授信协议、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根据暨阳公司提交的2011年3月28日《综合授信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为：1.5986亿元”，并写明该额度涵盖2010年2月24日的授信协议项下未结清业务授信额度，因此该授信协议已被2011年3月的授信协议所覆盖。并且，暨阳公司在2010年2月24日的综合授信协议中已作为保证人提供59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其应持有相关各协议，及对协议内容应已知悉。2、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2011年3月28日《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暨阳公司已作为证据提交(详见：一审证据目录证据一、二)，抵押合同与本案诉争无关。且其作为保证人对相关合同应已知晓并应能自行取得。3、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其他银行审查贷款、授信审批、财务报表、问责通报等相关证据，其已经通过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调取，并也分别在一审和二审中向法庭提交(详见：一审补充证据目录九关于不良贷款的问责报告、证据十和十一关于两份讯问笔录、证据十三银行贷审会审批批复，以及二审新证据目录一和二银行审批批复和授信调查报告)。其他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银行会议记录等材料属银行内部资料和流程，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4、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余菊英公安讯问和询问笔录，属于暨阳公司已经在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调取和向本案法庭提交证据的同一刑事案件，因此并非暨阳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并且在该刑事案中法院已对案涉贷款发放过程的相关事实进行了查明和认定。更何况余菊英既不是绍兴支行员工，也不是该笔授信业务的审批人(该授信是由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上报杭州分行、由分行分管风险副行长个人审批制负责审批的)，整个审贷过程根据暨阳公司已提交的银行放贷、授信审批证据已足以查清事实，其个人的公安讯问和询问笔录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5、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关于康辉铜业风险化解相关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其已提交复印件。现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从申请中所陈述的复印件内容可知系地方政府对相关各方进行协调提出的原则性要求，没有当事人对本案具体权利义务的明确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本案诉争标的的相关权利作出放弃，因而该会议纪要即便作为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6、就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2010年2月24日16380万元贷款的还款账户、还款资金来源及明细、现金流入情况，该2010年授信协议未结清额度已被2011年3月授信所覆盖，且与本案诉争的6200万元是在2011年3月授信之后新发生的授信业务，与2010年2月授信额度无关。暨阳公司申请调取该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本案存在用2011年3月授信的新贷归还2010年旧贷的事实，故其不承担保证责任。但是，(1)根据2011年3月所授信业务类型及资金流向可知，与暨阳公司代偿相关的授信业务包括承兑汇票业务和信用证业务，康辉铜业在票据承兑、贴现后或信用证议付后都系自行支配使用资金，因此不存在银行贷新还旧的事实。(2)2010年2月的授信也是由暨阳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暨阳建设作为所谓的“旧贷”和“新贷”的同一保证人，不可能适用有关脱保的规定。鉴于上述，我方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能够查明案件相关事实。暨阳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事实查明与实体处理均无关联，且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应予驳回。本院认为：暨阳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证据，有的其自行持有，有的其在一、二审中已提交，有部分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事实查明及实体处理均无关联。因此，对暨阳公司调查取证申请均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案涉《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问题。一、案涉《综合授信协议》的效力。1、案涉授信合同虽非民间借贷，但同属融资借款关系。借贷行为涉嫌犯罪，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应依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来适用和认定。对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暨阳公司主张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认定案涉授信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1)关于是否存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借款人康辉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借款人康辉公司陈德康等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构成犯罪行为。对此，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为受损害方，康辉公司上述行为是其单方面对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作出的，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暨阳公司也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2)关于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依“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具备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本案中，仅有康辉公司陈德康等人一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贷款，不存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或其工作人员与其合意骗取贷款的有效证据，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案所涉刑事判决未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构成单位犯罪，仅认定银行工作人员龚栗峰、王唤源该二人未尽严格审查之责，构成对违法票据承兑罪。无论该二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系《民法总则》上的职务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均未违反我国合同法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综上，暨阳公司要求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认定授信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案涉《综合授信协议》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适用该条款的前提不仅是要证明银行知道借款人的真实财务状况，而且还要证明银行在接受保证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对保证人构成欺诈。本案中，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债务人康辉公司在申请授信过程中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授信。银行工作人员未尽认真审核义务，在申请资料明显存疑的情况下，未进一步审核资料真实性，导致债务人以虚假资料通过银行审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所作案涉有关不良贷款的问责通报，反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贷款审查、监控不足致资金流失，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但是，刑事判决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在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中系受欺诈一方，现有证据亦不能认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授信的行为系“明知”。对于康辉公司是否对暨阳公司实施了欺诈，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称并不知情，暨阳公司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当时知晓。有关借款人康辉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暨阳公司理应自行审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不负有相关的告知义务。相反，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称是基于暨阳公司愿意提供最高额担保才同意放贷的。至于暨阳公司对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提供担保时，其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审核借款人的资产状况、识别财务资料是否真实。暨阳公司对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盖章确认，说明其担保意愿是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暨阳公司主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明知康辉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授信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审认定案涉《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暨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暨阳公司提出适用《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问题。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而非票据纠纷，暨阳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之间不存在票据法律关系，本案不应适用《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四、关于暨阳公司提交的《法学专家论证意见书》，该意见书系暨阳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出具，系专家观点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根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综上，暨阳公司上诉主张《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不支持暨阳公司要求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退还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支付的代偿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损失、资金占用费、律师费的诉请，并无不当。暨阳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770元，由暨阳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梅审判员 李建宏审判员 倪佳丽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