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28民初896号 原告：余树珍，女，1958年9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荣，安龙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安龙县木咱镇人民政府公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西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328MB1588774U。 法定代表人：肖贵荣，安龙县税务局局长，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胜，贵州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余树珍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以下简称县税务局）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树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荣、王飞，被告县税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陈忠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树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2．与《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关的拆迁补偿权益属于原告。 事实及理由：陈安国（1921年生，于1980年退休，于2006年去世）与周永霞（己故）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一人周超。原告与周超（2016年去世）系夫妻关系，生育有子女一人杨勇。 1974年，安龙县税务局于安龙县XX路（XX街）修建有职工宿舍一栋，房屋结构为砖混凝土一层。房屋竣工的当年，原告之公公陈安国就与家人一起分得该职工宿舍一套居住。1993年9月，安龙县人民政府为执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制定《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凡在我县县城规划区内的党政机关的成套或不完全成套的公有住房，经县房改办批准，均可以标准价向职工个人出售。第二十五条规定：凡符合分房条件以及现己租住公有住房的职工，并以居住为目的，均可以标准价购买一套公有住房。1993年12月，安龙县税务局根据房改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自己的公房出售方案，对在册职工及退休职工出售房屋，将陈安国居住的上述房屋出售给陈安国，陈安国于1993年12月30日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合同载明房屋建筑面积为43㎡，按当时的成本价计算，房屋价款为2,259元；合同同时约定，购房人有占有权、使用权、有限处理和收益权，居住满五年并已付清房款后有权出售房屋。1994年1月4日，陈安国向安龙县税务局支付了购房款，安龙县税务局向陈安国出具了购房收据。之后，安龙县税务局没有为陈安国办理房产证，但1993年底在册的安龙县税务局其他职工所购买的房改房均办理了房屋产权证。1996年6月，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对职工占有公房进行清查，《清房自查登记表》记载陈安国除享受上述房屋外，没有享受其他公房，陈安国在签订购房协议时具备购房资格，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在清查表上亦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属于陈安国，单位在“产权单位意见”栏签了“属实”并加盖单位公章，当时的局长王建国同志及纪检组长王玲珑同志亦分别签“属实”确认。1994年8月，因机构改革，安龙县税务局分为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2018年8月，亦因机构改革，安龙县国税局和安龙县地方税务局合并组建为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2017年，安龙县实施城市棚户区房屋改造和土地征收，陈安国购买的上述房屋属于征收拆迁范围。政府棚改办对房屋进行丈量，对装修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在确定拆迁补偿权益人时，棚改办以原告未能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认为产权有争议为由，未将原告列为房屋拆迁补偿权利人，而将被告列为拆迁补偿权利人。 陈安国购买的公房是根据当年的国家房改政策，按照单位公房出售方案以成本价所购，是在实行低工资制时期购买的。在住房实物分配向住房货币化分配转型过渡期间，单位以成本价出售公房给陈安国是对职工给予的经济补偿，购房价格与当时的物价、低工资制是相一致的，双方是在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属于民事合同，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当年根据政府有关房改政策精神，购买公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原告也只享受有该公房，没有享有其他公房。虽然当年房管局没有给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不因未能办理房产证而影响其效力。同时，虽然陈安国没有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但陈安国也未收到过税务局收回已售公房的决定（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决定也是违法的），双方一直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至今。综上所述，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房屋所有权人应属于陈安国，因陈安国及妻子周永霞、儿子周超均已经去世，故与房屋所有权有关的拆迁补偿权利人属于原告及原告与周超生育的儿子杨勇。至于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原告享有拆迁补偿权益，根据《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第十五条第（四）款第2项、第3项的规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及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同样给予拆迁补偿。为便于诉讼，杨勇已自愿放弃权利，不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由原告一人提起诉讼，今后内部自行协商处理于房屋有关事宜。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原告余树珍提交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及主体资格。 2．声明书，证明原告具备主体资格，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 3．《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通知、收款凭证，证明合同双方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陈安国已按合同及通知要求交清了购房款。 4．《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复印件）、清房自查登记表，证明陈安国具备购买公房的条件。 5．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复印件），证明无论房屋是否办理产权证都应得到补偿。 原告余树珍庭后提交以下证据： 户口注销证明3份。 被告县税务局辩称，安龙县税务局将公有房出售给陈安国并签订合同是事实，被告对原告主张系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持异议，但拆迁补偿的相应权益如何分享，由法院依法判决。对案涉房屋，原告未能及时反馈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情况，原告方有过错。县政府仅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测量、勘查，但未作出补偿方案，县税务局也未与县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县税务局并不想占有案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是县政府不同意将征收补偿款项支付给原告，原告才起诉县税务局。 被告县税务局未提交证据。 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原告所举证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证。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经审查认定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陈安国系安龙县税务局职工，陈安国与妻子周永霞共生育一子周超。周超之妻系原告余树珍，二人共生育一子杨勇。陈安国于2002年12月25日因病死亡，周永霞于2015年11月28日因病死亡，周超于2016年11月2日因病死亡。杨勇自愿表示放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 1993年9月26日，安龙县人民政府作出《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呈报黔西南州人民政府，获批准后，安龙县人民政府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3年12月30日，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约定由县税务局将位于安龙县××路建筑面积43㎡的房屋出售给陈安国，应付房款为2,259.06元。购买住房并付清房款后，购房人享有占有、使用、处理和收益权；居住满五年并付清房款后需出售本房的，县税务局享有优先购买权，居住不满五年调离本城区的，所购房屋应退还安龙县税务局。上述合同签订后，县税务局于1994年1月4日作出通知并送达陈安国，载明根据国务院房改政策精神，结合县政府“关于实施《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陈安国户现公房43㎡，依60元/㎡的购房价格，应交购住公房款2,580元。陈安国于同日支付购房款2,580元。后陈安国及其家庭成员便居住于该房屋，但在申请办理房产证过程中被当时的安龙县房管局告知该房屋为一层建筑，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 同时查明：安龙县人民政府安府（1993）77号文件《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二十四条关于公有住房的出售范围规定：“凡在我县县城规划区内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成套或不完全成套的公有住房，经县房改办批准（房屋产权未明确的须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确认产权），均可以标准价向职工个人出售……”、第二十五条关于购房对象规定：“凡符合分房条件以及现己租住公有住房的职工，并以居住为目的，均可以标准价购买一套公有住房。”、第二十七条关于公有住房的出售价格规定：“……旧房按重置价乘以成新折扣（重置价指前一年竣工同类型住房的标准价）计价。一九九二年元月一日起，新建砖混结构单元式套房的标准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80元，同样结构的旧套房的标准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元……出售新、旧住房的标准价、重置价由县人民政府逐年调整届时公布”、第三十八条关于优化政策及措施规定：“……2．职工购买标准价房，免征一次性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在房改起步阶段，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时，产权单位可承担部分征地拆迁费，其方式为对购房职工按工龄计算，给与每年不高于标准价（新房）或重置价（旧房）0.2%的工龄优惠（工龄优惠不能叠加计算）。4．我县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鼓励职工在我县工作和吸收外地人才来我县工作，在房改起步阶段，对按标准价购房的职工，给予一次性补贴5%……”。 2017年，安龙县人民政府为推进安龙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作出《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明确以安龙县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安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龙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征收部门，安龙县棚户区改造（古城改造）项目建设指挥部为征收实施单位。因陈安国所购位于安龙县×××路的建筑面积43㎡的房屋属于安龙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收范围，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面积进行了测绘，并对室内装修进行了统计，但因原告未能提供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征收部门以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故未与原告签订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庭审中，经询问，原、被告均陈述案涉房屋已被征收部门拆除，双方均未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1994年，安龙县税务局分立为安龙县国家税务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2018年，安龙县国税局、安龙县地方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是否有效。二、原告诉请享有拆迁补偿权益是否支持。 本院认为，原告虽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其诉请主张内容实为确认合同有效，并据此主张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案件性质应为确认合同效力，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关于争议焦点一，陈安国与被告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是否有效。原告之公公陈安国系安龙县税务局职工，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时间为1993年12月30日，因双方的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实施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安龙县税务局根据《安龙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规定，将本单位所有的公有住房以标准价扣减相应折扣和补贴后，按6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并签订了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因我国物权法实施之前尚未形成统一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制度，占有成为重要的公示形式。陈安国购买房屋后与其家庭成员一直居住在该房屋，故陈安国死亡后，原告作为陈安国的近亲属，诉请确认陈安国与安龙县税务局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诉请享有拆迁补偿权益是否支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系房屋征收部门以案涉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为由，认为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故未与原告签订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为了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就被征收房屋与被征收人所签订的相应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中，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以及支付征收补偿款，是征收部门履行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该项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判决如下： 一、陈安国与被告安龙县税务局于1993年12月30日签订的《公有住房售购合同书》有效； 二、驳回原告余树珍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安龙县税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周敏兴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韦天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