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3177号原告：李国立，男，1973年9月2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村民，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海伟，北京博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政府街9号I-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87769269Q。法定代表人：高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国立与被告北京大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千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海伟、被告大千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国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千公司支付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8000元；2．判令大千公司支付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000元；3．判令大千公司支付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5149元；4．判令诉讼费用由大千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我自2017年4月15日起在大千公司从事司机工作，平时驾驶公司的吊车配重车工作。我入职时月工资8000元。在职期间，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未安排年休假和拖欠未休年休假工资。2018年10月9日，大千公司因需要裁员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至今未支付任何赔偿。我为维护合法权益，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现已经该仲裁委作出了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9号裁决书。现我不同意上述裁决书的裁决结果，因此向法院起诉，请予以公正判决，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告大千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李国立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国立与自然人张传波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我公司并未与李国立建立劳动关系，李国立也没有给我公司驾驶公司的吊车配重车。经了解，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张传波雇佣了李国立开半挂车，李国立的主要工作是为张传波从事运输业务为吊装服务。李国立于2016年2月18日开始为张传波工作，双方是雇佣关系。张传波为其发薪水，有时是通过银行账户发薪水，有时是通过现金发放薪水。因此，我公司与李国立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国立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依据。二、李国立故意隐瞒事实，仲裁机构已经驳回其全部仲裁请求，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国立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故意隐瞒事实意图欺骗仲裁员和仲裁机构从而获得非法利益，仲裁机构经调查审理已经驳回其全部仲裁请求。李国立故意隐瞒事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隐瞒了其2016年2月份就接受张传波雇佣的事实。李国立于2016年2月份开始为张传波工作，双方是雇佣关系，张传波也通过银行卡为其发放了2016年2月份的工资。李国立主张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期间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在撒谎，且隐瞒了其自2016年2月就接受张传波的雇佣开车的事实，明显是在欺骗相关机构，其行为不应得到同情和支持。2．隐瞒了其主动离职的事实。2018年10月9日，李国立主动解除了雇佣关系，并不是被动的，也不存在违法解除的问题。据了解事情的起因是其在一个项目工地上与吊车司机不能有效合作，导致工地负责人投诉，老板说了几句批评的话，李国立就认为是看不起他就不干了。3．隐瞒了多次、长时间休假的事实。李国立在工作中每年都曾多次休假，其理由有考证等几种，老板也没有阻拦他，并不是像他说的一样未休年假。据张传波说李国立自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报考大客车驾驶证，他一直想开客车，2016年至2017年中李国立多次请假去考大客车驾驶证，从科目1至4前后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经常不顾工作是否有人代替就请假回家考证。2017年底，李国立表示过不干了要改行开客车，去应聘时才知道自己的驾驶证有一年的实习期，应聘单位不接收实习期内的司机，就又回来上班。2018年10月，他的大客车驾驶证满一年实习期了，他想换工作从而出现工作消极的问题，也多次被工地投诉。李国立明显是在故意制造矛盾达到改行的目的。在劳动仲裁阶段，仲裁机构已经认定李国立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从而无法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驳回了其全部的仲裁请求。在劳动关系案件中，劳动者对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李国立并不能证明其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李国立与张传波是雇佣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同时其请求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未休年假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我公司与李国立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国立的请求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李国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国立于2018年10月24日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大千公司：1．支付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8000元；2．支付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000元；3．支付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149元。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6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李国立全部仲裁请求。李国立不认可该仲裁裁决书，故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李国立称其2016年曾在大千公司工作过，但于2016年11月23日离职。后又于2017年4月15日由法定代表人高辉招聘重新入职大千公司，因为其与高辉之前就认识，所以没有经过面试，是通过电话入职并谈的工资，公司说入职后工资每月8000元，由高辉以及其妻子徐敏发放，徐敏是公司的会计。其岗位为半挂车（吊车配重车）司机，所驾驶车辆车牌号为×××，且该车登记在高辉名下，平时工作由高辉安排管理，因大千公司没有按时发放工资，所以平时有事时会向高辉或徐敏（高辉的妻子）借支工资，借支时签有借支单，而剩余工资通过徐敏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个别情况下由高辉发放，而张传波仅是代发过工资。为证明其与大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李国立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手机查询转账记录截图、照片打印件。其中，银行转账记录系2017年5月10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的，显示张传波为李国立转账1次，高辉转账2次，其余十次均是由徐敏进行转账。照片打印件显示有吊车及结算凭证。李国立解释称吊车上的电话135××××××××是高辉的，135××××××××是张传波的，该两个电话是在同一个吊车的两面，并显示有“北京大千机械”字样，且结算凭证中也有大千公司的名字以及两个电话。此外，其开的不是照片中显示的吊车，而是吊车的配重车，照片中没有显示，但是照片是其在工地工作时拍的场景，其工作的工地是大千公司从工程的发包方处承揽的，其先后去过几个工地，有一个发包方是叫“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另一家是“北京同合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华晨益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这几家公司与大千公司都有工程合作关系，分包只能是给有资质的大千公司而不是个人。大千公司认可银行转账记录、手机查询转账记录截图的真实性，亦认可135××××××××是高辉的电话，但称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只显示有吊车，吊车旁边也不存在配重车，与李国立无关，李国立是半挂车司机，135××××××××是否是张传波的电话不清楚，张传波与高辉有很多合作，为了工作便利，办公地址都是相同的，高辉对外承接业务是以其公司名义承接的，高辉承揽的吊装业务，所以就长期租赁张传波的配重车为高辉名下的吊车提供拉配重的服务，但双方是亲属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在实际中，工程的施工方只是让吊车去干活，而不是把工程分包出去，且是张传波自2016年2月起雇佣的李国立，李国立为张传波提供劳务服务，李国立2017年是从4月15日开始为张传波工作的，当时工资约定的是8000元。如果是高辉招聘，就不可能是8000元起步，因为老司机跟着公司干才会不断加钱，不可能第一年在公司干就给8000元的工资，且其公司没有半挂车司机岗位，也未招聘过李国立，工作期间李国立由张传波安排管理，高辉也会指挥张传波雇佣的司机进行工作。李国立与张传波约定工资并由张传波发放工资，而徐敏和高辉是应张传波要求代张传波发放工资，徐敏是张传波的表姐，懂会计，所以张传波请徐敏做会计记录，但徐敏并非其公司员工。此外，×××实际是张传波所有并挂靠到北京辉腾发起重吊装服务中心的，该中心的经营者虽然是高辉，但是不同的民事主体，不能混同。为了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大千公司提交了张传波的银行对账单、工资发放记录、张传波证言。其中，银行对账单显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2月6日期间张传波与徐敏、高辉之间及张传波向李国立转账的情况。工资发放记录显示李国立2016年、2017年、2018年支工资、发放工资、“高付现金”“高付”、请假等情况，2016年记录显示2016年2月18日到北京，2月19日开始算工资，2016年12月27日已付清等，2017年记录显示4月15日正式上班，2018年记录显示10月9日费用170元，10月9日工资全清。大千公司解释称工资发放记录中的高就是高辉，徐是徐敏，李国立2016年是为张传波工作的，并由张传波支付了工资，且李国立2017年是从4月15日开始为张传波工作的，但2016年、2017年工作没有间断，该期间是李国立向张传波请假去考证。张传波在仲裁审理中出庭作证称其自2016年2月起雇佣李国立开半挂车（车牌号为×××），该车是其购买的，因半挂车不能以个人名义进行登记，故登记在个体工商户北京辉腾发起重吊装服务中心名下，而高辉是该吊装服务中心的经营者，其与高辉之间经常有业务往来，半挂车为高辉的吊车拉配重，高辉从而支付租金。李国立工作期间由其管理，如其不在北京会安排合作者为李国立派活。李国立的工资2016年为每月7000元，2017年1月起为每月8000元，2017年7月李国立跟其说不想干了，其给李国立涨工资至每月8500元，工资有时由其发放，因其经常去外地，不在北京时会委托其表姐徐敏、高辉(与徐敏系夫妻关系)代发工资。2018年10月李国立主动离职。李国立认可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但称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张传波与徐敏、高辉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能否认其与大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传波为其代发工资仅是个别情况。对于工资发放记录，李国立认可工资发放记录所反应的支付过程，亦认可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的工资支付记录，但称没有见过该记录，2016年的记录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与其提交的证据大部分吻合，能看出双方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均显示支工资或工资字样，不符合个人雇佣的报酬称呼，且上显示的工资主要是大千公司法人兼股东高辉及其妻子兼公司财务徐敏通过转账或现金支付，张传波只转账过一次，不符合发放工资的常规状态。对于张传波证言，李国立不予认可，称张传波与大千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辉及徐敏之间是亲属关系，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且其在职期间不清楚×××车辆登记情况，该车一直是由大千公司及法人高辉支配使用，与张传波无关，大千公司称该车辆系张传波所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国立称在职期间大千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安排其休年假，且大千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辉于2018年10月9日口头告知其因司机岗位较多，公司要裁员，不让其继续工作，且其在职期间的工资均已发放，2017年4月发放工资4266元，5月发放7200元，6月发放8000元，7月发放5600元，8月发放8000元，9月发放6667元，10月发放7734元，11月发放8000元，12月发放8000元，2018年1月发放8000元，2月发放3526元，3月发放9000元，4月发放9000元，每月出全勤30天的情况下才会支付全勤工资8000元或者9000元，如果有请假，按照8000元或者9000元的基数除以30天，扣除每天请假的钱。2017年7月份高辉和其谈的是每月工资8500元，但是每月支付8000元，另外500元年底一次性支付，但如果有请假，也要按照500元为基数除以30天扣除相应的请假天数工资。因此，大千公司应以8000元为基数支付其2017年3天和2018年4天的未休年假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按照每月总实发工资数额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但超过8000元的月份仍按照8000元主张。大千公司认可李国立陈述的工资发放数额，但称该工资是张传波发放的，与其公司无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支付上述费用，且无论向谁主张，均已过了仲裁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国立、大千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首先，李国立与大千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大千公司虽主张其公司没有半挂车，也没有半挂车司机岗位，其公司是长期租赁张传波的配重车拉吊车及设备，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大千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且大千公司认可高辉对外承接业务是以其公司名义承接的，而配重车亦属于大千公司承揽的吊装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次，大千公司认可高辉会指挥李国立工作，李国立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载明2017年5月10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李国立的工资仅有一次是张传波发放，其余均由高辉及其妻子徐敏发放，且大千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记录亦显示李国立支工资均由高辉支付。尽管大千公司辩称系张传波委托高辉代其发放工资，徐敏也是为张传波做会计记录的，但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综合以上情况，李国立和大千公司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大千坚持认为不与李国立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本院对李国立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大千公司没有与李国立签订劳动合同，李国立于2018年10月24日申请仲裁，故大千公司应支付李国立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4月1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予以核算。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李国立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陈述的解除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李国立的该项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李国立于2017年4月15日入职大千公司，其未提交证据证明累计工作年限。故李国立自2018年4月15日起才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经核算，2018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李国立应享受2天年假。因此，大千公司应支付李国立该期间的未休带薪年假工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予以核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大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国立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4月1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450元；二、被告北京大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国立2018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9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066．67元；三、驳回原告李国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国立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大千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连娟人民陪审员  邓淑静人民陪审员  贾晓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思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