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0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清元，195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刘湘萍，女，198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系刘清元女儿。委托代理人王振兴，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湘萍，女，198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王振兴，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琴静，女，198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刘大华，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58号。法定代表人苏新平，院长。委托代理人曹书华，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第四医院，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70号。法定代表人段晓明。委托代理人龚浩，男，汉族，1964年8月14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邓增，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清元、刘湘萍、吴琴静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属医院）、长沙市第四医院（以下简称四医院）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湘0104民初8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清元、刘湘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民初8309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三、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四医院在2018年1月6日告诉刘清元、刘湘萍可能要做手术,由于刘湘萍对被告四医院不信任,咨询吴琴静,1月7日又告知刘湘萍在次日1月8日为患者行介入治。可见没有及时早行冠脉造影手术系被告刘清元、刘湘萍不信任四医院所致,并非四医院的原因,相应的责任应该有刘清元、刘湘萍承担,而不应当由四医院承担。”该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书认为“关于附属医院和吴琴静的责任,本院认为……胡爱茹在四医院的办理出院,而非转院,……鉴定意见及鉴定机构的回函中也说明胡爱茹前往附属医院不是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商的转诊行为,本院予以认定,……附属医院不承担”,该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吴琴静属于帮忙。上诉人认为该认定不全面,吴琴静一开始有帮忙成分,但同时也是职务行为。二、除鉴定中心认定的四医院治疗不及时应承担的轻微责任外,鉴于三被上诉人还应该承担转院过程中的过错及附属医院还应该承担伪造、篡政门诊病历上的责任,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剩下80%责任的一半责任(40%),加上鉴定机构认定四医院承担的轻微责任(20%),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共承担60%的责任合情合理合法。三、三被上诉人需共同赔偿上诉人521302.1元。而一审法院仅仅判决吴琴静承担30000元,存在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吴琴静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8)湘0104民初8309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六条,判令上诉人依“公平责任”归责原则承担公平责任,显然并没认定上诉人有行为过错,如果认定上诉人有过错,必然会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有更明确的表述,“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而一审判决将公平责任原则适用于本案,让上诉人分担损失,错得离谱。刘清元、刘湘萍辩称，1.对于吴琴静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完全不成立，且没有法律依据。吴琴静在上诉状中再三强调刘湘萍的身份是老师，其利用身份强迫她，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上诉状中提到其主动巴结、讨好刘湘萍，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行为，应当批评的应当是吴琴静，熟人之间咨询正常。刘清元、刘湘萍对吴琴静的上诉完全不予认可。当时刘湘萍是为了救她母亲的命，想让母亲接受更好的医疗行为所以才去咨询吴琴静，是吴琴静在明知患者需要转到上级医院进行更好治疗的情况下，且明知患者病情严重而违反医疗行为和转院规范，用私家车将患者进行转院，并且在途中与患者家属说医院不远马上就到，可见吴琴静明显违反转院规范，存在过错，正是因为明显的过错导致患者的死亡。2.四医院答辩中说患者家属拒绝配合医院的积极诊疗，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患者有心脏病在该院治疗的时候进入了ICU，家属不能陪同，留下了电话。医生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没有采取介入治疗，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患者送饭的时候，患者向家属透露医生说根据诊疗情况看是否需要介入治疗。当时家属去找了值班医生，当时值班医生不在，只有值班护士，值班护士说要家属第二天找值班医生。第二天早上患者打电话给家属要求赶到医院，这时候医生才跟家属说需要手术治疗，定在了1月8日做手术，当时医生跟家属说要他们考虑。在此情况下刘湘萍与吴琴静沟通后，刘湘萍到四医院办理了转院。因此从过程来看，刘湘萍及其家属不存在任何拒绝诊疗的行为，从病历资料来看，除了1月7日当天有签字以外，没有任何签字表明刘清元、刘湘萍不配合介入治疗。3.对中医药附属医院的答辩，答辩人认为中医院附属医院在其医务人员吴琴静已经和科室沟通的情况下，已经知道患者会转到其医院治疗，仅仅只安排吴琴静一个人去接患者转院违反了诊疗规范和转院规则。同时，该院在已经将门诊病历提供给患者的情况下，其有重新书写门诊病历作为鉴定依据，其新补充的门诊资料与患者所称的门诊资料存在不一致，其伪造病历的行为也是一种过错。吴琴静辩称，一审判决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且适用法律错误，没有认定吴琴静有过错，依照公平原则，公平责任法律有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吴琴静对原告没有任何法定的帮忙的义务，是否认定刘湘萍利用职务之便变相强制的方式，三番五次的让吴琴静帮忙，对于没有过错的帮忙的人，一审法院判决吴琴静承担公平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医院辩称，针对刘清元与刘湘萍的上诉，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本案中存在患者以及家属拒绝配合医院进行积极诊疗行为的情形，一审庭审对此事实已经充分查明，医方事实有创治疗必须征得患者同意，结合四医院提交病历资料多次记载冠脉造影诊疗措施的必要性，但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出院转外院治疗，从而未能及时行冠脉造影。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四医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附属医院辩称，针对刘清元与刘湘萍的上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附属医院没有责任没有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维持。鉴定意见也没有认定附属医院有医疗过错，因此附属医院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对我院的相关判决。刘清元、刘湘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四医院、附属医院、吴琴静赔偿两原告521302.1元（医疗费8196.11元，护理费550.4元，交通费1000元，伙食补助300元，住宿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733960元，丧葬费32997元，鉴定费7500元，共计785503.5元，按照60%计算为471302.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清元系患者胡爱如的丈夫，刘湘萍系患者胡爱如的独生女。吴琴静系附属医院放疗科护士长，刘湘萍系吴琴静读小学的女儿的班主任，知道吴琴静在附属医院担任护士长。2018年1月5日下午18时左右，患者胡爱如因胸痛、晕厥被救护车送到四医院就诊后住院，当天四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2018年1月6日，四医院告知刘清元、刘湘萍，患者胡爱如可能要做手术，刘湘萍于是给吴琴静发短信咨询，吴琴静没有回复信息。2018年l月7日，四医院再次告知刘清元、刘湘萍，医院考虑在2018年1月8日星期一为患者进行介入治疗，刘湘萍很担心，怀疑四医院能否做好手术，遂电话联系吴琴静，吴琴静接电话后来到病房探望患者，并和刘湘萍进行了沟通，之后刘湘萍决定让患者胡爱如到附属医院处进行介入手术，吴琴静于是联系了其工作单位附属医院，为患者胡爱如安排了床位。患者胡爱如于2018年1月7日下午13：10分办理了出院手续，四医院在原告刘清元办理出院手续时告知了其风险，当时刘湘萍、刘清元和吴琴静均在场。患者胡爱如在被告四医院治疗期间，共花费救护车费、住院治疗费等医药费共计6130.1元。办完出院手续后，刘湘萍、刘清元和吴琴静用轮椅推患者胡爱如下楼，刘清元和患者胡爱如搭乘吴琴静的私家车前往附属医院处，车上被告吴琴静准备了氧气包，因两家医院距离很近，刘湘萍步行前往。患者胡爱如在前往附属医院的路上即感觉不适，到达附属医院后附属医院对患者胡爱如进行了抢救，但患者胡爱如仍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在患者胡爱如抢救的过程中，刘湘萍预付了医疗费2000元，被告附属医院同意该费用随时可以退还。刘清元、刘湘萍认为三被告在患者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对三被告在患者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胡爱如的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2月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为：……5.胡爱如出院途中，极有可能因劳力负荷诱发其再次心梗，致心肌缺血，最后致心源性猝死。病情严重应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鉴定意见认为：1.四医院在对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尽最好早行冠脉造影以明确诊断及治疗之过错，虽其死亡后果发生在该院外，且出院行为非医方所为，但该过错与其死亡后果仍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为轻微原因。2.附属医院在对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3.吴琴静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不属本中心鉴定范畴。鉴定意见做出后，刘清元、刘湘萍又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或书面回复如下疑问：1.吴琴静用私家车接送胡爱如转诊是否符合危重病人转诊规范；2.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指出“胡爱如出院途中，极有可能是劳力负荷诱发其再次心梗……病情严重是胡爱如死亡的主要原因”。劳力负荷应当如何理解？鉴定中心在2019年3月13日书面回函一审法院，对转诊问题，认为胡爱如前往附属医院并非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之转诊决定，且在2018年1月7日四医院患者自动出院或转院告知书中，医方明确告知了胡爱如应当继续留院接受治疗，患方也明确签字要求出院，后果自负，故认为胡爱如为自行要求出院，出院后是否转到别的医院治疗为非医疗行为。鉴定意见分析说明中的劳力负荷，是指出院途中胡爱如的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四医院的责任，鉴定意见认为四医院在对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尽最好早行冠脉造影以明确诊断及治疗之过错，虽其死亡后果发生在该院外，且出院行为非医方所为，但该过错与其死亡后果仍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为轻微原因。但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患者胡爱如因病于2018年1月5日下午18时左右至被告四医院处治疗。2018年1月6日，四医院即告知刘清元、刘湘萍，患者胡爱如可能要做手术，由于刘湘萍不信任被告四医院，向吴琴静咨询。2018年l月7日，四医院再次告知刘清元、刘湘萍，医院考虑在次日即2018年1月8日为患者进行介入治疗，刘湘萍仍然犹豫，最终刘清元、刘湘萍决定让患者胡爱如前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在患者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四医院两次告知原告刘清元、刘湘萍拟为患者胡爱如进行手术治疗，刘清元、刘湘萍均没有同意医生的建议，在没有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四医院没有进行手术治疗，可见没有及时早行冠脉造影手术系因刘清元、刘湘萍不信任四医院所致，并非四医院的原因，相应的责任应当由刘清元、刘湘萍承担，不应当由四医院承担，因此，对刘清元、刘湘萍要求四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附属医院和吴琴静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刘湘萍系吴琴静女儿的班主任，在接到刘湘萍的咨询电话后，吴琴静是基于为刘湘萍提供帮助的动因来到医院探望患者胡爱如，并非是基于其工作单位附属医院的工作安排，吴琴静在附属医院的职务为放疗科护士长，患者胡爱如所患系疾病并不属于吴琴静工作科室的接诊范围，此后，吴琴静帮助患者胡爱如联系床位，患者胡爱如在四医院处办理了出院手续，而非转院手续，吴琴静此后使用自己的私家车帮助患者胡爱如及家属前往附属医院，上述情况均表明吴琴静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鉴定意见及鉴定机构此后的回函中也说明了患者胡爱如前往附属医院不是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的转诊行为，予以认定。鉴定意见认为附属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予以采纳，附属医院不承担责任。吴琴静系医务工作者，刘湘萍向其咨询介入手术的情况并决定乘坐吴琴静的私家车到附属医院进行治疗，是基于对被告吴琴静在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力及判断力的信赖，这种信赖要高于对不具备医学知识热心帮忙的一般亲友的信赖。在四医院的医生向刘清元、刘湘萍告知出院风险时，吴琴静亦在场，和刘清元、刘湘萍同时听到了医生关于患者胡爱如病情及出院风险的告知，仍然采用私家车送患者胡爱如前往附属医院处，可见吴琴静在此过程中和刘清元、刘湘萍一样，均存在对风险预计不足的情况。根据鉴定意见，患者胡爱如极有可能因出院途中的活动诱发其再次心梗，致心肌缺血，最后致心源性猝死，病情严重应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清元、刘湘萍和吴琴静决定用私家车送患者胡爱如前往附属医院处继续治疗，与患者胡爱如的死亡后果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吴琴静系放疗科护士长，并不具备心血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应对其预见风险的能力提过高的要求，同时，考虑到在此事件中吴琴静的全部行为均是基于为刘湘萍提供帮助，结合鉴定意见，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认定由吴琴静赔偿原告刘清元、刘湘萍各类损失合计3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吴琴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清元、刘湘萍各项损失合计3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清元、刘湘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06.5元，由吴琴静承担200元，刘清元、刘湘萍承担2606.5元。鉴定费7500元，由刘清元、刘湘萍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本案刘清元、刘湘萍的损失核定为救护车费、住院治疗费、护理费等医药费共计6130.1元，死亡赔偿金733960元，丧葬费32997元，伙食补助费180元，鉴定费7500元，以上共计损失780767.1元。精神抚慰金酌情认定为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四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认为“长沙市第四医院在对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尽最好早行冠脉造影以明确诊断及治疗之过错，虽其死亡后果发生在该院外，且出院行为非医方所为，但该过错与其死亡后果仍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为轻微原因。”鉴于四医院未能尽早给患者胡爱如进行冠脉造影以明确诊断，致使刘湘萍对胡爱如是否转院未能有准确判断，四医院在本案中具有轻微过错，应当承担5%的损失。二、上诉人吴琴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吴琴静接到刘湘萍电话后到四医院和刘湘萍进行商议，吴琴静本身并没有接受咨询的法定义务亦不是主动到四医院和刘湘萍进行商议，最终作出转院决定的是刘湘萍，吴琴静对胡爱如转院并不具有过错。胡爱如转院到隔壁的附属医院，距离很近，吴琴静用私家车搭乘胡爱如并为其准备了氧气包，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湘雅二医院的鉴定意见认为“胡爱如出院途中，极有可能因劳力负荷诱发其再次心梗，致心肌缺血，最后致心源性猝死。病情严重应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吴琴静用私家车搭乘胡爱如转院并不能必然导致其死亡。吴琴静在本案中并未受益，且吴琴静是出于帮忙目的赶到医院，胡爱如的死亡与其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让吴琴静承担责任有违社会道德，于情于理不符。三、被上诉人附属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湘雅二医院的鉴定意见认为“湖南省中医院研究院附属医院在对胡爱如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因此，附属医院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琴静的上诉理由可以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刘清元、刘湘萍的上诉理由部分可以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民初830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民初830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三、限长沙市第四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刘清元、刘湘萍各项损失合计49038.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806.5元，由吴琴静承担200元，刘清元、刘湘萍承担26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06.5元，由刘清元、刘湘萍承担2606.5元，长沙市第四医院承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赵康宁审判员  匡梓精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奕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