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2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润福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龙升南路工业区B区3号厂房（住所申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719476219。法定代表人：陆月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志，广东国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森，广东国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权友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安乐村同乐工业区东阜一路48号厂房第四层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58592360U。法定代表人：曹文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乃辉，广东言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润福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权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4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润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润福公司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润福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和进仓单，证明权友公司与润福公司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2017）粤2072民初8139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权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文涛曾向润福公司交付了一张出票人为中山市卓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曹文涛为该公司的股东，以下简称卓益公司）的支票（号码为10304430/48732276，出票日期2017年5月20日，票据金额111000元，收款人为刘喜刚）用以支付尚欠的货款金额。刘喜刚虽然是润福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但仍然是润福公司的员工，由刘喜刚做完收款人并拿着支票去银行进账并无问题。而一审判决却认为（2017）月2072民初8139号民事判决书不足以证明权友公司尚欠润福公司货款的事实实为不妥。权友公司辩称，我方并未拖欠润福公司的货款，相关的货款已经支付完毕。刘喜刚出具了欠条，以证明我方清偿了润福公司货款后润福公司还拖欠我方两套模具未还。虽然欠条现在只有复印件，但这可能是公司搬迁过程中遗失的，也可能是刘喜刚到我方核对材料时自行拿走而未告知我方。由于公司搬迁，丢失了很多原始材料，不仅是润福公司的送货单，其他公司的送货单也找不到了。双方平时是通过口头对数，对数后再交付支票或转账，没有书面的对账习惯，润福公司也提供不了对账单。从润福公司的起诉状来看，其确认了双方在2017年1月8日终止交易，印证了欠条所述“所有货款及料款止2017年1月8日已全部结清”的事实。润福公司在二审中亦确认有两套模具于2018年3月送回权友公司，从而印证了欠条所载润福公司拖欠我司模具的事实，印证了我方已支付全部货款的主张，与其主张2017年5月26日承兑涉案支票被退票的说法相互矛盾。因为，如果我方尚欠货款，润福公司完全可以行使留置权，扣留相关模具，而不应在货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将模具交还我方。综上，请求驳回润福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润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权友公司支付润福公司货款111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润福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于一审提交了2015年底至2016年底的送货单及进仓单共计71张，送货单上载明了收货单位为中山权友及送货日期、采购单号、型号、品名规格、单位、数量、用料，进仓单载明了送货单位是润福塑料厂及产品名称、单位、数量，送货单有卢某、黄厅昌、郭团结等人签收，送货单及进仓单上均未显示有货物单价、价格计算方式或总价等。2017年7月14日，案外人刘喜刚以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中山市卓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支票（号码为10304430／48732276，出票日期2017年5月20日，出票人为卓益公司，票面金额111000元，收款人为刘喜刚）票面金额111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2072民初813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该支票由卓益公司挂失止付并已由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因润福公司未提起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故（2017）粤2072民初813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了刘喜刚的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润福公司称本案货款发生的期间是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底，润福公司系与权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文涛当面协商产品的单价（每套产品价格约7.8元），协商好后润福公司将价格写在便条上交给曹文涛，由权友公司打电话向润福公司下单，润福公司送货上门，权友公司签收进仓单，按双方协商的价格于每个月的月底通过微信或QQ对账，权友公司对账后通常2、3个月左右付款，但润福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产品单价的具体金额；润福公司还称刘喜刚是其之前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润福公司于2016年11月份进行了变更；号码为10304430／48732276的支票是权友公司委托案外人周云华给刘喜刚的，支票的收款人处是空白的，刘喜刚拿到支票后就填写其名字作为收款人，因支票无法进账，故刘喜刚于2017年7月14日以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润福公司依法应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润福公司虽提交送货单及进仓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权友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65000元，但送货单及进仓单仅载明了送货日期、采购单号、型号、数量等，均未显示有货物单价、价格计算方式或货款金额等，润福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供货给权友公司的货物单价或总价的具体金额。此外，润福公司提供（2017）粤2072民初8139号民事判决书主张权友公司未向其支付支票金额111000元，但号码为10304430／48732276的支票的出票人为卓益公司，收款人为刘喜刚，无法证明系权友公司开具该支票用于向润福公司支付本案的涉案货款。综上，润福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交易的价款及权友公司尚欠其货款111000元的事实，润福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润福公司诉请权友公司向其支付111000元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润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计1850元，由润福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润福公司提交案外人董某的证言、刘喜刚与卓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云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涉案支票系权友公司交付给润福公司以支付涉案货款。权友公司对上述证据认为：1.董某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证人董某称我方拖欠润福公司80000元，但是润福公司起诉金额是165000元，可以看出证人董某的证言不可信，也否定了润福公司的主张；2.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清楚聊天的双方身份，聊天内容是否有增减亦不得而知；聊天的当事方不是权友公司的人员，聊的内容权友公司不知情，亦与权友公司无关；微信聊天记录里提到的“老曹”并非权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文涛，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聊天显示的时间与欠条出具的时间为同一天，欠条已经确认结清全部货款，就不可能再与他人说结欠货款的事实，可见与本案无关。对润福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底的送货单和进仓单，权友公司确认其中何桂莲签收的单据，其他收货人的身份不确认。权友公司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1.2016年3月4日的收款收据原件一份；2.支票复印件5张（号码分别为10309530/07434670、10304430/42429358、31403720/03609398、10304430/45380887、31403720/04105291）及其中两张支票的存根复印件（号码分别为10304430/42429358、10304430/45380887），5张支票复印件上面有刘喜刚签名确认收到原件；3.欠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权友公司并未拖欠润福公司货款；4.支付宝付款凭证打印件一份，以证明权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文涛于2016年4月18日通过支付宝向刘喜刚转账支付了货款5000元；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证明曹文涛于2016年5月5日向刘喜刚转账支付了2016年1月-3月份的货款96988.26元。润福公司针对权友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因无原件以供核对，我方不确认支付宝付款凭证和欠条的真实性；经当庭与刘喜刚电话沟通，刘喜刚确认五张支票复印件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五张支票支付的是2015年的货款；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权友公司说在2016年5月5日已经支付完2016年1月-3月的货款，实际上支付的是2015年期间的货款，摘要信息是权友公司自行标注的，我方不予确认。2016年8月4日、2016年8月5日、2016年11月12日交付款项的时间虽然在2016年5月5日之后，但也是支付2015年期间的货款。2017年1月9日，双方进行了对账，当日对账完毕后，曹文涛要求其占有股份的案外人卓益公司给我方开具涉案的支票，票面金额为11万元，但我方拿着票去进账时却发现票据已被挂失。如果按照权友公司所述，其已经支付完165000元的货款，那么就没有必要交付涉案支票给我方。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润福公司于二审诉讼中提交了一份案外人董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主要为：“润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喜刚与权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文涛基本确认权友公司尚欠润福公司8万多元，而此时权友公司又表示找到一张付款单，双方最终未就所欠货款金额达成一致。过了几天，权友公司打电话说付款35000元给本人（董某），再由本人（董某）转交润福公司刘喜刚，后因本人提供的账号户名不是董某，权友公司未转款。”润福公司表示，其原先申请证人董某、张某、卢某三人出庭作证，但后来证人无法出庭作证。另外，润福公司提交了一张微信聊天记录，称是刘喜刚与卓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云华的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月9日周云华以语音方式跟刘喜刚说：“你跟老曹这边怎么弄，我管不着，反正我的10万我肯定会跟你搞定。但是说这11万，现在如果老曹不承认，我跟你说我我也，我肯定不会不会给他你们那边的。”二审诉讼中，权友公司不确认涉案支票系其交付给刘喜刚，其提交的证据中，有一份出具时间为2016年3月4日的收款收据，内容为：“兹收到中山权友12月份货款￥82593”，经手人处有刘喜刚的签名；有五张支票复印件及其中两张支票的存根复印件，支票复印件上均有刘喜刚签名确认已收原件的内容，签名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4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8月4日、2016年8月5日、2016年11月12日，金额分别为82593元、10万元、15000元、5万元、2万元，合计267593元；有一张欠条复印件，内容为：“中山市权友电器和润福塑料厂所有货款及料款止2017年1月8日已全部结清！（注：以下为下欠权友电器CO5面壳模具一套、C05底壳模具一套、A03单底壳模具一套，共计：三套模具共价值人民币4万元整未付。）欠款人处有刘喜刚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9日”；支付宝转账凭证复印件显示，曹文涛通过支付宝向刘喜刚转账5000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曹文涛于2016年5月5日向刘喜刚转账支付了96988.26元，摘要信息为“润福16年1-3月份货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权友公司是否尚欠上诉人润福公司165000元货款未付。权友公司于二审提交的5张支票复印件上刘喜刚的签名经其本人确认属实，本院予以采信。该5张支票复印件签收时间均在2016年，金额达到267593元，已超过润福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金额165000元。润福公司辩称该5张支票复印件支付的是2015年货款，但未能予以举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而润福公司提交的出票人为卓益公司、收款人为刘喜刚、金额为11万元的支票复印件及相关的民事判决书，无法证明该11万元支票与润福公司之间的关系，润福公司亦否认其交付了该11万元支票给刘喜刚；润福公司提交的案外人董某出具的证明即使属实，亦显示双方并未最终对账，权友公司未最终确认欠款数额；至于润福公司提交的2015年底至2016年底的送货单和进仓单，未载明货物单价，且权友公司只确认其中“何桂莲”签名的单据，对其他收货人的身份不予确认，而润福公司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他收货人为权友公司员工或授权收货人员，故上述单据无法证明涉案货款的金额。综上，润福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金额，而刘喜刚在2016年签收的权友公司支票金额达到267593元，超过了润福公司起诉的金额165000元，故本院对润福公司主张权友公司尚欠其2015年底至2016年底货款16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润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已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润福电器有限公司预交），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润福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