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瀚维林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冠云中路宏远景园B座7#门店。法定代表人：范久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现臣，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耀宗，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艺术研究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法定代表人：韩子勇，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佳，北京市华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泽光，北京市华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河北瀚维林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维林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瀚维林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现臣、杨耀宗，被上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瀚维林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2000）一中执字第115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未增资的9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开发总公司（原名称北京艺科信息服务总社，以下简称科技开发公司）应付未付的本金及利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诉讼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瀚维林益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试验中心（以下简称试验中心）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主办的“事业单位在线”无登记记录，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登记记录，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中也没有登记，而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科技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对科技开发公司的公示股东或出资人试验中心的历史来源，主体性质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从对外的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看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主管单位对科技开发公司以及试验中心的主体性质、主体资格能提供证据。工商档案登记的相关内容足以证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应行使出资人或股东责任，也能够证明试验中心是其内设机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一审法院狭义解释相关规定的适用范围，排除全民所有制企业，违反原法规之本意。三、中国艺术研究院应对出资不实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科技开发公司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资金信用证明应由财政部门出具，试验中心及试验中心财务部出具的《资金证明》不符合相关规定，不能作为注册资金已到位的证据。本案中，被执行人科技开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未能清偿所欠瀚维林益公司的债务。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试验中心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主体资格，故应认定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股东未履行对科技开发公司的900万元增资义务。综上，瀚维林益公司起诉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2000)一中执字第1159号执行案件[执行依据（1999）一中经初字第484号民事判决书]的被执行人，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如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中国艺术研究院不是科技开发公司股东。根据调取科技开发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是试验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只是科技开发公司的主管单位，不是股东，也不是出资人。而瀚维林益公司提供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曾对科技开发公司经营相关事项予以审批、无偿为其提供办公场所等证据而推定中国艺术研究院是科技开发公司的股东或出资人，以及试验中心是其内设机构缺乏事实依据。2.从瀚维林益公司提交的证据从形式要件上可推断试验中心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试验中心具有独立公章、独立财务专用章、独立人事专用章，从形式要件上符合独立民事主体的条件。3.从1988年相关法律对企业法人登记主体的范围限定，可得知事业单位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在当时法律背景下不具备申请企业法人登记主体的资格。如试验中心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则不具备申请科技开发公司企业法人登记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三、瀚维林益公司未举证证明科技开发公司的注册资本未实缴。根据工商档案资料记载，科技开发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于1992年9月6日作了增资变更，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试验中心出具了《资金证明》并作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并授予新营业执照。由此可推定试验中心已完成了注册资本实缴义务。科技发展公司在1996年和1997年均已顺利通过年检，则可推定注册资本已实际缴纳。瀚维林益公司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科技开发公司的注册资本未实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瀚维林益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不成立。瀚维林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2000）一中执字第1159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增资不实900万元本息范围之内，对科技开发公司不能清偿的本金及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等向瀚维林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8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出具（1999）一中经初字第4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原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与北京市阿静粤菜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静菜馆）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双方签订的高息协议书无效；科技开发公司出具的担保书有效；2.判决生效后10日内，阿静菜馆偿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从合同期内支付的1588133.33元中扣除应付的利息，剩余部分计入本金，并偿付该本金自1996年1月1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的逾期罚息；扣除合同期以外偿付的806773.34元，上述利息及罚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规定执行）；3.科技开发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建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710元，由建行负担1万元（已交纳），阿静菜馆负担23710元（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该判决书生效后，阿静菜馆、科技开发公司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建行向一中院申请执行。执行中，一中院于2000年12月13日作出（2000）一中执字第11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999）一中经初字第484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2018年6月25日，一中院作出（2018）京01执异2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依据为（1999）一中经初字第484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瀚维林益公司。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科技开发公司工商档案显示：1990年6月28日，科技开发公司申请成立，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注册资本100万元，组建负责人为试验中心，主管部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试验中心出具的《资金证明》载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试验中心申报成立北京艺科信息服务总社，注册资金为壹佰万元整，其中固定资金陆拾万元整，流动资金为肆拾万元整，资金来源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试验中心投资，其占用形式为无偿使用，期限为长期使用，特此证明”。《资金证明》上加盖试验中心财务专用章。北京市朝阳区审计事务所于1990年7月2日出具《验资报告书》，载明：“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试验中心资金证明，经验证应予确认注册资金壹佰万元整”。1992年9月6日，科技开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其中固定资金500万元，流动资金500万元。同日，试验中心出具了资金不足部分由组建单位（自筹资金属国家预算外资金，未进行产权登记）补齐的证明，该证明落款盖有试验中心的公章及财务部章。1992年9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为科技开发公司颁发新营业执照，载明科技开发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1999年11月，科技开发公司因未参加1998年度企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瀚维林益公司认为科技开发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的下列材料及内容能够证明中国艺术研究院是科技开发公司股东：1.科技开发公司《组织章程》中加盖试验中心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公章，《组织章程》第一条写明“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批准，设立科技开发公司”，第十一条后手写“法人代表高春林由主办单位任命”；2.中艺字（1992）第71号《任免通告》显示，中国艺术研究院称“免去我院所属科技开发公司高春林社长职务”；中艺发（1992）第60号批复显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委任李庆贤同志为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3.《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内容显示，中国艺术研究院无偿为科技开发公司提供办公场所；4.中国艺术研究院向试验中心出具的中艺发（1990）第14号《关于同意成立科技开发公司》的批复，显示“试验中心：你单位关于成立科技开发公司的请示”；5.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出具的（90）国科高便字055号、65号的复函，均载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你院报来的关于成立科技开发公司的申请”。再查明，瀚维林益公司在（2000）一中执字第1159号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被执行人，一中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京01执异28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瀚维林益公司提出的要求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本案被执行人的申请。瀚维林益公司不服该裁定，于2018年9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瀚维林益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申请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被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中院于2018年9月12日做出（2018）京01执异28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瀚维林益公司提出的要求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本案被执行人的申请。瀚维林益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就瀚维林益公司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主体应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本案中，从被执行人科技开发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来看，中国艺术研究院并非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而系其主管单位，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是试验中心。瀚维林益公司基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曾对科技开发公司经营相关事项予以审批、为其无偿提供办公场所，或使用“我院所属”的表述，即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行使了科技开发公司股东权利、系科技开发公司股东，缺乏依据，基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是科技开发公司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作出相关管理行为与常理不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瀚维林益公司主张试验中心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内设机构，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应将变更、追加事由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本案中，被执行人科技开发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法律规定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瀚维林益公司申请追加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出资人为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而相关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瀚维林益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瀚维林益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瀚维林益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据瀚维林益公司申请，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科技开发公司、中国艺术研究院、试验中心的相关情况，该局答复称，科技开发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艺术研究院并非该公司股东。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为试验中心，但未查到以试验中心为名称登记的企业。一审卷宗内的工商档案材料与该局的档案记载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申请变更、追加股东、出资人的条件应为其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依据被执行人科技开发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科技开发公司设立时，试验中心向其投资100万元。《验资报告书》、《资金证明》、《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等对此均有记载。科技开发公司设立时的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金亦为100万元。此后的《增资证明》亦为试验中心及其财务部盖章出具而非中国艺术研究院。科技开发公司设立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的地位有别于公司股东。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是试验中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科技开发公司的股东，亦不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科技开发公司的出资人及其出资不实的情形。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一审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驳回瀚维林益公司追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相关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未增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所作相关认定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瀚维林益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61元，由河北瀚维林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梅审判员  王 肃审判员  张 力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峥书记员  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