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30894号原告：苏某1，男，196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凌昆电磁技术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克强，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业，男，无业，住河北省涿州市。被告：苏某2，女，195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1201印刷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丽，北京德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生（被告之夫），北京1201印刷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苏某1与被告苏某2遗赠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克强、胡伟业，被告苏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丽、王建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继承人苏某3系叔侄关系。被继承人苏某3有两次婚姻，与第一任妻子马某1育有二子女：苏某2、苏某4；与第二任妻子张某1婚后未生育子女。2012年2月张某1去世，2018年4月苏某3去世。苏某3与张某1再婚时被告未成年，与姥姥共同生活。涉案房屋原系公房，后通过房改形式取得产权，登记在张某1名下。原告及妻子自2003年起与苏某3、张某1共同生活，照顾二人起居；2013年3月苏某3立有公证遗嘱，将涉案房屋遗赠给原告所有，原告在苏某3去世后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遗赠。现诉请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苏某2辩称，被继承人苏某3有两次婚姻，与第一任妻子马某1育有二子女：苏某2、苏某4；1963年马某1去世，苏某4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1964年苏某3与张某1再婚，张某1系初婚，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苏某3与张某1结婚后，被告随二人在河北老家生活，1973年被告随张某1迁入北京生活，因此被告与张某1形成抚养关系。被告一家与苏某3、张某1共同生活至2004年，后原告夫妇来京，无稳定居所，需要借住，故被告一家搬出不再与苏某3、张某1共同生活。涉案房屋系张某1名下公房拆迁安置取得，后通过房改形式购买，产权登记在张某1名下。张某1于2012年2月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本人去世。苏某3生前设立公证遗嘱的情况，被告不知情；但经被告了解，公证遗嘱中苏某3健康状况的诊断证明是以欺骗手段获取的，苏某3设立公证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不认可遗嘱的效力；苏某3去世后的殡葬花费均由被告出资，因此，原告不符合遗嘱约定的继承房屋的实现条件，同时，原告也没有北京户口，不具备取得涉案房屋的资格，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系苏某3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系二人的法定继承人，应当依法单独继承涉案房屋；如法院认定苏某3所留公证遗嘱有效，被告要求依法继承张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部分，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析产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死亡医学证明、展览路派出所证明信、苏某3人事档案摘抄表、苏某3火化证明、苏某3殡葬费发票和收据、涉案房屋产权证及登记档案、公证遗嘱卷宗档案、评估报告及评估发票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出具（2013）京中信内民字第04829号、（2018）京中信内民字第05227号公证书，证明原告继承涉案房屋的依据，苏某3在设立公证遗嘱时精神状态良好，遗嘱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表示公证档案中的苏某3健康状况诊断系通过欺骗方式取得，公证时苏某3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对公证书的效力不予认可。现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2、原告出具苏某3书写的证明（2012年12月16日），证明原告及配偶一直照顾苏某3和张某1的起居，被告与张某1未形成抚养关系，被告未照顾过苏某3和张某1。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但表示不进行笔迹鉴定，认为证明中书写的内容没有标点，违背正常书写习惯，且与苏某3在公证处的陈述事实不符，证明苏某3是在被胁迫下书写该证明，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表示不要求进行鉴定，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对真实性进行反驳，结合本院调取的（2013）京中信内民字第04829号公证卷宗档案，苏某3在设立公证遗嘱时向公证处提交了该份证明，故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和任某1出庭提供证言、出具涿州市松林店镇艾潮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其中，李某证明：其系苏某3和张某1的外甥女，被告初中前一直和姥姥在河北涿州生活，初中时来京；原告夫妇自2003、2004年开始与苏某3、张某1共同生活对二人进行照顾，二人的后事都是原告操办的；证人在苏某3、张某1在世期间对二人进行探望时，偶尔可以看到被告。任某1证明：证人系苏某3外甥，张某1在老家的殡葬事宜是其进行操办，由原告出资，其中花圈费用是被告支付的，另外被告还曾给付火葬场工作人员200元；村委会证明载明：原告夫妇自2003年起离村进京赡养苏某3、张某1，2012年2月张某1去世后原告夫妇将老人发送回村，操办并支付费用将老人安葬。被告对证人证言和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对证言和证明的真实性虽不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且证人出庭证明待证事实并接受质询，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被告出具家庭户口簿、展览路派出所证明信（2019年西公展览路所字774号）、北京一二零一印刷有限公司证明、照片，证明被告曾用名苏某5，户口迁入北京的时间为1973年4月，与张某1形成抚养关系。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抚养关系的形成。现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5、被告出具张某1和苏某3的火化证及殡葬费用收据，证明被告对张某1、苏某3的殡葬事宜进行出资。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张某1的安葬地点在河北来家，殡葬事宜均由原告操办并出资，但票据因只能亲属领取，故由被告持有；对被告为苏某3殡葬事宜出资事实予以认可。现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6、被告出具协和医院体检中心医师车某1的诊断证明书、情况说明和申请法院调取的苏某3，2013年3月5日就医材料，证明车某1医生于2013年3月5日为苏某3出具的健康证明系非经诊断而出具，并且已声明无效。原告对诊断证明和法院调取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结合本院调查结果，能够确认车某1医生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现结合原告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7、被告出具张某2、赵某2书面证言，证明被告与张某1形成抚养关系。原告认为证人未出庭，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证明待证事实并接受质询，现证人未出庭，故对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8、被告出具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病历，证明张某1患病期间，被告作为家属在病历上签字确认治疗方案等事宜，对张某1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张某1患病住院期间其也在医院进行照顾，病历中也存在其签名，且相关医疗花费均由原告出资，故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现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9、被告出具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和病危通知书，证明苏某3办理公证遗嘱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现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10、被告出具苏某3人事档案履历表，证明苏某3与张某1结婚时间为1964年。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结婚时间应当由民政部门出具材料证明，表示不清楚苏某3与张某1的结婚时间。现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真实性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苏某3有两次婚姻，与前妻马某1育有二子女：苏某4、苏某2（曾用名：苏某5），后马某1、苏某4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去世；1964年苏某3与张某1结婚，张某1系初婚，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原告与苏某3系叔侄关系。2012年2月张某1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本人去世；2018年4月苏某3去世。涉案北京市西城区某1房屋（建筑面积：68．8平方米）原系张某1承租，于1998年12月以房改形式购买，购买时使用了张某1和苏某3的工龄优惠，产权登记在张某1名下。2012年12月16日，苏某3书写证明一份，内容为：“我侄子苏某1和侄媳张某3从2003年开始在我家伺候我和老伴苏某3和张某1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所有的日常生活开销都是苏某1和张某3支付并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在老伴生病住院期间都是苏某1和张某3照顾去世后她的后事也是由他俩操办的我的妻子张某1去世死的时候只有我苏某3一个继承人张某1父母早已过世我和前妻生的女儿苏某2没有和我们共同生活过她与张某1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我苏某3自愿将我房屋所有权赠给苏某1和张某3夫妻这是我苏某3和老伴张某1的遗愿”。2013年2月28日苏某3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苏某3……，我立本遗嘱，对我所有的财产做如下处理：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某1号有房产壹套，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成本价出售住宅），该房产系我与我妻子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在我故去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含我有权继承妻子张某1的遗产份额）遗留给我的侄子苏某1（公民身份证号码：×××）所有。”落款有苏某3签名及形成时间。2013年3月11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04829号公证书，对苏某3上述遗嘱设立行为进行公证。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上述公证卷宗档案，其中公证视频内容显示：“苏某3称张某1与苏某2共同生活过，尽过抚养义务。”2018年4月18日，原告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作出声明书，表示：接受苏某3于2013年2月28日设立的公证遗嘱内容，接受遗赠。另查，苏某2户籍于1973年4月随张某1从河北省涿县迁入北京市西城区某2号旁门，来京时未年满16周岁；在河北及北京生活期间，经济上依靠苏某3、张某1供养，日常生活中称呼张某1为妈；现原告未能就主张被告成年前与其姥姥在河北生活向法庭充分举证。苏某3、张某1晚年与原告夫妇共同生活，由原告夫妇照料起居，被告给予探望；张某1生前有工作，退休后有退休收入，健康状况尚可，生活能够自理，患病住院期间被告亦给予照料和探望。诉讼中，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选取，本院委托北京盛华翔伦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10月9日该公司出具京盛华估SF（2019）第4003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涉案房屋在2019年9月9日价值时点的房地总价为717．03万元；该次评估花费评估费20426元，由被告垫付。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设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未设立遗嘱或遗嘱无效的，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涉案房屋原系张某1承租公房，后通过房改形式，使用苏某3、张某1工龄优惠购买，产权登记在张某1名下；从房屋来源、购买时间和主体、房改售房属性、房款交纳、产权登记等因素考虑，应认定为苏某3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就各自享有的产权份额进行约定，现确定每人享有50%。张某1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苏某3于2013年立有公证遗嘱，诉讼中，被告虽抗辩苏某3在设立公证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未能据其主张事实向法庭举证证明，结合公证影音资料，苏某3在设立遗嘱时精神状态良好，对公证员的提问可以切题对答、完整表述自身意愿，且遗嘱内容明确、形式合法，故本院确认该公证遗嘱有效；苏某3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以及继承张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部分，应遵照其设立的公证遗嘱内容进行处理。就张某1继承人范围一节，张某1与苏某3婚后未生育子女，其父母亦先于其本人去世，故苏某3为其法定继承人；就被告是否为张某1遗产继承人一节，原告虽出示苏某32012年12月书写的证明及证人李某证言，证明被告自生母去世后随姥姥在河北生活，初中毕业后来京，来京时已成年，与张某1未形成抚养关系；但结合本院查明事实：被告户籍系1973年4月随张某1迁入北京，迁入时其不满十六周岁、尚未成年也未参加工作，被告在日常生活中称呼张某1为妈，且苏某3在设立公证遗嘱时亦向公证员表示张某1与苏某2曾共同生活、尽过抚养义务，据此可以认定被告与张某1形成扶养关系，被告具有对张某1遗产的继承资格。就涉案房屋继承一节，张某1晚年有退休收入，与苏某3共同生活，健康状况尚可，生活能够自理，被告在张某1住院期间给与照顾、日常生活中予以探望，故张某1遗产部分应由苏某3和被告均等继承，就苏某3遗产的继承一节，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接受苏某3的遗赠，现依据遗嘱内容继承苏某3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以及苏某3继承张某1的遗产份额，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确认原告继承涉案房屋75%产权份额，被告继承涉案房屋25%的产权份额。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对涉案房屋析产处理，于法有据，现结合诉讼中对涉案房屋市场价值的评估数额及双方继承比例，确定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给付被告对应折价补偿，具体数额由本院核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张某1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某1房屋（建筑面积：68．8平方米）由原告苏某1所有；二、原告苏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给付被告苏某2房屋折价补偿1792575元；三、驳回原告苏某1、被告苏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10元（含评估费20426元），由原告苏某1负担18000元（已交纳8592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苏某2负担19610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邹 冉人民陪审员 刘 凤人民陪审员 王玉敏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单腾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