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476号原告魏星，男，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定代理人魏崇敏（原告魏星之父），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被告上海市司法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648号。法定代表人陆卫东，局长。委托代理人董澍，男，上海市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程苏，上海九州丰泽（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6号。法定代表人傅政华，部长。委托代理人张为，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干部。原告魏星（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上海市司法局投诉答复及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以下称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和司法部以下合称二被告）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魏崇敏，上海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董澍、程苏，司法部的委托代理人张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2月19日，上海市司法局针对原告的投诉作出沪司鉴管答（2019）20号《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答复书》（以下称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主要内容为：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12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2月11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收到原告寄来的投诉相关材料。材料中对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已更名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司鉴院）所作的司鉴中心[2002]活鉴字第836号鉴定提出异议。2016年1月7日，上海市司法局收到魏崇敏对该鉴定的投诉材料，已调查处理并作出了沪司鉴管答（2016)10号投诉处理答复书。根据原告材料中反映的情况，上海市司法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规章的规定，开展了受理、调查、核实等工作。结合之前对魏崇敏投诉调查处理情况，将处理意见答复如下：一、关于鉴定活动的基本情况。经查，2002年8月21日，司鉴院受理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硚口法院）委托，对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为汪末珍医疗过程中有无不当及与魏星（汪末珍之子）目前脑瘫有无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书证审查），并签订了《鉴定委托受理合同》。2002年8月28日，司鉴院出具了司鉴中心[2002]活鉴字第836号《书证审查意见书》（以下称《书证审查意见书》）。二、关于投诉材料反映问题的答复：（一）关于鉴定受理异议问题。1、原告材料中反映《鉴定委托受理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没有法人公章”、“签字人均不是其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程序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等问题。经查，鉴定人称，司法鉴定委托合同并非一般的民事合同，应遵守专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根据本案鉴定当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司发通[2001]092号，以下称《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十六条的规定，“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能够即时决定受理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受理合同》”，其中并未规定须加盖公章。本案委托人由经授权的人在“签名或盖章”栏内签字确认签订《委托受理合同》，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且本案系根据硚口法院的要求，由鉴定人到硚口法院所在地进行鉴定，故双方签字的形式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查阅该鉴定卷宗等相关材料并询问鉴定人，上海市司法局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院在诉讼活动中委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延伸，是辅助法官办案的重要手段，并不涉及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委托受理合同》不应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而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等规章的规定。根据已有调查情况，在该鉴定中，硚口法院向司鉴院出具了加盖有单位公章的《鉴定委托书》。2002年8月21日，司鉴院受理鉴定委托，并由鉴定人范利华、刘瑞珏与委托单位来人签订了《委托受理合同》，上述操作不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十六条的规定，也不能认定存在原告材料中反映的《委托受理合同》无效的问题。2、原告材料中反映《鉴定委托受理合同》“没有明确注明鉴定材料的名称与数量”、“没有明确注明案情摘要”、鉴定人“未尽受理鉴定审核义务”等问题。经查，鉴定人称，司鉴院收到委托材料后已进行了审核，认为具备鉴定条件。故与委托人联系、并在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了医患双方的陈述。鉴定材料经医患双方认可，可以作为鉴定材料。经鉴定人全面审查后，司鉴院决定受理了鉴定委托，已尽到审查义务。鉴定材料包括“委托书壹份，卷宗壹册，病历复印件若干”，其名称、数量及案情摘要已在《鉴定委托受理合同》相应栏内填写，且《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也未明确要求详细列明鉴定材料的名称与数量。经查阅该鉴定卷宗等相关材料并询问了相关鉴定人，上海市司法局认为，司鉴院与硚口法院签订的《鉴定委托受理合同》中已在案情摘要、鉴定资料栏目中注明“详见卷宗”、“病历、卷宗壹册”，且出具的《书证审查意见书》中送检材料、案情摘要中也作出进一步明确。上述操作不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也不能认定存在原告材料中反映的未尽受理鉴定审核义务的问题。3、原告材料中反映司鉴院超期受理、“没有开具鉴定材料清单”等问题。经查，鉴定人称，司鉴院收到硚口法院邮寄的《鉴定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02年6月11日）及(2001)硚民初字第686号卷宗。经审阅材料，与其委托书上的联系人进行了沟通、联系，商定鉴定时间、地点等。一般操作中，对涉及医疗纠纷鉴定会要求召开听证会，故在听证后正式受理了该鉴定委托，并与硚口法院签订了《委托受理合同》。对是否已向硚口法院开具鉴定材料清单的问题，鉴定卷宗中未见显示，具体情况已记不清楚。经查阅该鉴定卷宗等相关材料并询问了相关鉴定人，上海市司法局认为，根据已有调查情况，在该鉴定中，司鉴院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十六条的规定，存在鉴定受理超时的情况，但对司鉴院是否已向硚口法院出具了《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的问题，因时间间隔较长，无法查实。对此，上海市司法局在调查过程中，已向司鉴院及相关鉴定人提出了批评，要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严格遵守司法鉴定实施制度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执业活动，并做好鉴定相关材料的留存、归档工作。（二）关于鉴定意见异议。1、原告材料中反映鉴定材料“连产妇的产程性质都无法确定，足见其医疗过程存在严重过失”等问题。经查，鉴定人称，关于是否属于急产的问题，在鉴定意见书中已明确进行了说明。且不论是否急产，医院未实行人为干预，新生儿第一时间的综合判断即是阿氏评分。2、原告材料中反映“新生儿在出生前有胎儿窘迫指征”、鉴定材料中没有“采取清理呼吸道措施”的记录，应当是“医疗机构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问题。经查，鉴定人称，相关问题在庭审质证时已进行了回复。胎儿窘迫的诊断标准是①胎心率的变化，是胎儿窘迫最明显的临床现象，在160次/分以上或者120次/分以下属异常。②羊水浑浊，是参考指标之一。根据临产记录单，胎心在正常范围，胎儿窘迫的诊断依据不足。胎儿出生时清理呼吸道是一般常规，病历中未见没有清理呼吸道的证据。除非有窒息，需插管等处理并予以记载。3、原告材料中反映鉴定意见“没有产科医学理论依据”的问题。经查，鉴定人称，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充分遵循医学科学理论与法医学因果关系鉴定原理，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全部鉴定材料，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充分听取相关临床医学专家的咨询意见，经充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完成了鉴定过程。经查阅该鉴定卷宗等相关材料，询问鉴定人并咨询了专家意见，上海市司法局认为，根据已有调查情况，上述1至3三个问题是专业技术问题，属鉴定意见范畴。由于鉴定当时，司法鉴定实施制度中对鉴定意见异议问题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起施行）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对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向委托（办案）单位提出，由其决定是否采信鉴定意见或委托重新鉴定。（三）关于鉴定材料异议问题。原告材料中反映《武汉市第一医院汪末珍住院病历》中部分内容“涂改”、“伪造”，武检技（1998）168号《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文检鉴定书》是“有效证据”，鉴定人“故意以非法证据作为鉴定材料”、“片面的断章取义选取鉴定材料”的问题。经查，鉴定人称，鉴定人全面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经医患双方确认的所有鉴定材料，遵循全面、客观、公正的鉴定原则进行鉴定。检材上改动部分跟整个病史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符合性，改动部分显然是笔误，可以作为鉴定的依据，且病历中文字涂改、书写人等问题，并非本案鉴定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武检技（1998）168号《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文检鉴定书》在鉴定时已由硚口法院提供给司鉴院，但不属于本鉴定所需材料，故在书证审查意见书中没有提及，且与鉴定意见得出是没有关系的。经查阅该鉴定卷宗等相关材料，询问鉴定人并咨询了专家意见，上海市司法局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委托人应提供全面、客观、真实的鉴定材料，因提供的鉴定材料虚假或者不完全而出现的错鉴，由委托人负责。该鉴定中，硚口法院向司鉴院提供了病历复印件等鉴定材料，且相关材料亦经医患双方听证认可。根据已有调查情况，鉴定人所说并无不当。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鉴定人可在对鉴定材料进行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出具鉴定意见。原告对鉴定人关于鉴定相关材料的具体选用、认定方面有异议，属对鉴定意见异议范畴，可向委托（办案）单位提出。（四）关于虚假鉴定异议、撤销意见书等问题。原告材料中反映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要求上海市司法局责令司鉴院“撤销（或撤回）”《书证审查意见书》、确认《书证审查意见书》无效的问题。经查，2002年8月29日，司鉴院组织医患双方听证，并确认了鉴定材料。在鉴定过程中，司鉴院聘请妇产科专家进行会诊、讨论后出具了《书证审查意见书》。上海市司法局认为，根据已有调查情况，不能认定司鉴院及相关鉴定人在该鉴定中存在虚假鉴定的情况，也不能认定《书证审查意见书》存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的情形。且司法鉴定意见作为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种类，它是否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应由案件的承办法官经过对鉴定意见的质证，并结合具体的案情而定。上海市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无权对鉴定意见的是与非作出判断，更无权撤销鉴定意见。原告不服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向司法部申请行政复议，司法部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司复决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针对原告的投诉，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全面回应了原告的投诉事项，答复内容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撤销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责令上海市司法局重新作出调查处理的复议请求，司法部不予支持。但上海市司法局的延期处理告知时间超过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时限，应认定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确认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程序违法。原告诉称，原告因不服上海市司法局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于2019年2月23日向司法部申请行政复议，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该部邮政送达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因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提出行政诉讼。具体理由如下：二被告没有查明事实。原告认为，本案的关键事实是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有超出委托鉴定范围、超出鉴定人执业能力，凭鉴定人自己的主观判断将无效的鉴定材料认定为有效的鉴定材料，将有效的鉴定材料认定为无效的鉴定材料的违法鉴定行为。二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全面、客观、公正的法定原则。二被告拒绝原告申请召开听证会的行为，严重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申辩权、陈述权，掩盖了鉴定人故意使用虚假鉴定材料进行虚假鉴定的重大犯罪事实，掩盖了二被告有关责任人涉嫌严重徇私枉法渎职犯罪的事实，其行为的本质构成故意包庇纵容犯罪分子，是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故诉请法院判决：1、撤销司法部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上海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3、判令上海市司法局依法重新作出行政答复意见；4、将本案查明的二被告涉嫌渎职犯罪的事实与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5、将本案查明的鉴定人涉嫌故意犯罪的事实与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1、武检技（1998）168号《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文检鉴定书》，2、硚口法院（2001）硚民初字第686号《鉴定委托书》和鉴定委托受理合同，3、上海市司法局对刘瑞珏的《询问笔录》，证据1至3共同证明武检技（1998）168号《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文检鉴定书》是鉴定材料。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生执业、护士执业注册信息查询，证明书写病历的人没有资格，杨小环既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5、鉴定人刘瑞珏、范利华的资质信息、司法鉴定机构司鉴院的执业范围，证明鉴定机构执业范围，鉴定人没有文书鉴定资格，没有资格说汪末珍病例真实。6、魏崇敏书写的《请上海市司法局召开听证会的申请书》、《请司法部召开听证会的申请书》、《请求复议机关召开听证会的申请书》、《请上海市司法局邀请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专家协助调查的申请书》，证明原告向上海市司法局、司法部提出申请的事实。7、上海市司法局关于本案的《答辩状》，证明本案案情复杂，二被告收到原告召开听证会的申请，二被告并没有召开听证会。上海市司法局辩称，上海市司法局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对原告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程序合法，作出答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予以维持。上海市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一）证据：1、原告给上海市司法局的投诉材料，证明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12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2月11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材料。2、《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受理通知书》，证明2018年11月22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原告作出了受理通知。3、《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调查通知书》，证明2018年11月30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司鉴院作出了调查通知。4、上海市司法局电话记录单，证明2018年12月14日，上海市司法局就原告投诉材料反映有关问题咨询了专家意见，并制作记录单。5、《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调查通知书（2）》，证明2018年12月21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司鉴院作出了调查通知。6、司鉴院向上海市司法局提交的《关于魏崇敏、魏星投诉问题的调查情况（二）》，证明2019年1月2日，司鉴院向上海市司法局提供了调查情况说明。7、《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延期处理通知书》，证明2019年1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原告作出延期决定。8、上海市司法局对刘瑞珏的《询问笔录》，证明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司法局对该案司法鉴定人刘瑞珏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9、硚口法院（2001）硚民初字第686号《鉴定委托书》，证明硚口法院委托司鉴院对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为汪末珍医疗过程中有无不当及与魏星（汪末珍之子）目前脑瘫有无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10、鉴定委托受理合同，证明2002年8月21日，司鉴院受理硚口法院委托并签订鉴定委托受理合同。11、《书证审查意见书》，证明2002年8月28日，司鉴院出具了《书证审查意见书》。12、魏崇敏给上海市司法局的投诉材料，证明2016年1月7日，上海市司法局收到魏崇敏提交的对《书证审查意见书》异议的投诉材料。13、司鉴院给上海市司法局的《关于魏崇敏投诉问题的调查情况》，证明2016年1月15日，司鉴院向上海市司法局提供了调查情况说明。14、上海市司法局对刘瑞珏的《询问笔录》，证明2016年1月27日，上海市司法局对该案司法鉴定人刘瑞珏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5、沪司鉴管答（2016）10号《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答复书》，证明上海市司法局于2016年3月8日向原告发出了沪司鉴管答（2016）10号《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答复书》。16、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证明上海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19日向原告作出了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二）规范性文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起施行），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4、《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5、《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6、《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7、《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3号）。司法部辩称，该部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复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司法部认可其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证据与上海市司法局提交的上述作出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的证据一致，诉讼中不再重复提交。在法定期限内，司法部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程序的如下证据和依据：（一）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收件凭证，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凭证、邮件查询记录单，3、《行政复议答复书》，4、《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凭证，5、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凭证，证据1-5共同证明司法部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复议程序合法。（二）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据6符合提供证据的形式要求，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纳；2、上海市司法局、司法部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海市司法局收到原告投诉后开展工作、作出答复的情况及司法部行政复议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12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2月11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先后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相关材料，被投诉人为司鉴院，投诉事项为司鉴院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签订委托受理合同，投诉诉求为责令司鉴院依法纠正错误，撤销或撤回《书证审查意见书》或确认该《书证审查意见书》无效。2018年11月22日，上海市司法局决定受理原告的投诉，并向原告发出《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受理通知书》。2018年11月30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司鉴院发出《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调查通知书》。2018年12月14日，上海市司法局就原告投诉材料反映的有关问题咨询了专家意见。2018年12月21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司鉴院发出《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调查通知书（2)》。2019年1月2日，司鉴院向上海市司法局提交了《关于魏崇敏、魏星投诉问题的调查情况（二）》。2019年1月18日，上海市司法局以因情况复杂、需进一步调查为由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处理，并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邮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延期处理通知书》。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司法局对该案司法鉴定人刘瑞珏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2月19日，上海市司法局作出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并向原告送达。2019年2月25日，司法部收到原告因不服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3月5日，司法部向上海市司法局邮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上海市司法局于2019年3月7日收到该通知书。2019年3月14日，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2019年4月15日，司法部以因案情复杂，不能在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为由，作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并于2019年4月1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2019年5月24日，司法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5月27日分别向原告及上海市司法局邮寄送达。本院认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第十三条，并参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定，上海市司法局作为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对针对该市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接受投诉并依法调查处理的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司法部依法具有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参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等规定，上海市司法局作为该市司法行政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登记管理；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执业活动依法进行指导、管理、监督、检查；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违法违纪的执业行为依法进行调查处理与处罚。《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违规情形的，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住所地或者司法鉴定人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一）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二）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三）因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四）违反司法鉴定收费管理规定的；（五）司法鉴定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司法鉴定委托的；（六）司法鉴定人私自接受司法鉴定委托的；（七）司法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八）司法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的；（九）其他违反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的行为。本案中，针对原告所投诉的鉴定事项，上海市司法局调取了相关材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核实，依法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在此基础上作出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对原告的投诉事项作出答复并说明相关事实、理由和依据。本院对上海市司法局对原告各项投诉事项的答复均不持异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投诉后，应当进行调查。调查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可以要求被投诉人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可以调阅被投诉人有关业务案卷和档案材料，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核实情况、收集证据，可以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可见，召开听证会并非司法行政机关受理司法鉴定投诉后调查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可见，召开听证会由复议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必要。因此，原告关于二被告拒绝原告申请召开听证会的行为，严重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申辩权、陈述权，掩盖了鉴定故意使用虚假鉴定材料进行虚假鉴定的重大犯罪事实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投诉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应当将延长的理由告知投诉人。本案中，上海市司法局于2018年11月22日受理原告的投诉，于2019年1月18日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处理，但其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邮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延期处理通知书》，超出法定期限，该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程序违法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该程序违法已经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确认，本院无需再次确认。司法部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进行送达，其复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综上，原告要求撤销司法部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和上海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投诉处理答复书》，并判令上海市司法局依法重新作出行政答复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但是，该条所规定的对于违法违纪行为和犯罪行为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是否启动移送程序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并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移送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诉请将本案查明的二被告涉嫌渎职犯罪的事实与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及将本案查明的鉴定人涉嫌故意犯罪的事实与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但该事项不属于其诉讼权利范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事项，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再作为行政诉讼审查事项予以评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魏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魏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继先人民陪审员  庞维霞人民陪审员  张淑珍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刘会霞书 记 员  商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