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17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稚薇，女，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礼立，广东长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淑灿，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勇，男，196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苏远尚，男，198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周稚薇因与被上诉人刘志勇、苏远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2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稚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礼立、易淑灿，被上诉人刘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堂，被上诉人苏远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稚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周稚薇退还刘志勇多出资的142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28900元（资金占用费从2015年7月21日至2018年6月21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月利率0.545%，共35个月，今后利息从起诉之日计至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志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苏远尚并非帮周稚薇追讨款项，而是苏远尚是作为甲方代表直接参与款项追讨。刘志勇早已知悉苏远尚与周稚薇的合作关系，因周稚薇经多次向刘志勇追讨款项未果后，由郑定民等人约到了参与这一项目的大部分当事人一起协商，继而签订《补充协议》，现场参与人员有刘志勇，苏远尚，郑定民，钱显柳，林贯华等人。2.周稚薇是在苏远尚与刘志勇故意隐瞒事实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第2点内容记载签订该协议时刘志勇实际支付给周稚薇的款项为512万元，而刘志勇于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表明其在支付512万元外，于2015年4月至7月期间向苏远尚支付了410万元(应付的550万元减去7月15日、7月21日共转账140万元)，即签订协议时刘志勇已支付的款项应为922万元，而周稚薇与刘志勇洽谈的金额为920万元。如刘志勇该陈述属实，根本无须再另行签订涉案《补充协议》。因此，足以证明该《补充协议》存在欺诈。3.苏远尚不到庭参加庭审不能查清本案相关事实。周稚薇开庭后曾联系苏远尚向其确认是否收到550万元，其回复“我都想”，足以表明其并没有足额收取。二、一审判决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法律依据。周稚薇于收到本案传票之前，刘志勇从未向周稚薇主张过任何债权，也没有向周稚薇告知550万元已支付完毕的事实，且至今周稚薇仍未能确认苏远尚是否已足额收取刘志勇的550万元，因此不存在资金占用一说，不应支持资金占用费请求。综上，周稚薇认为涉案的《补充协议》存在故意隐瞒、欺诈，应属无效，且该《收款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关于案涉920万元的定性问题。案涉920万元是刘志勇为涉案项目补交的原土地税费和相关手续费，还是应该支付给周稚薇的报酬。一审判决并未查明。二、刘志勇仅支付给苏远尚140万元，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550万元付款义务。1.刘志勇分别于2015年7月15日、21日直接转账给苏远尚50万元和90万元。2.关于刘志勇陈述其支付给郑定民100万元，与事实不符，从银行流水来看，付款人不是刘志勇，而是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郑定民的，并未付款给苏远尚。况且转账给郑定民110万元的时间为2015年4月和5月，此时还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故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付款给郑定民110万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3.刘志勇陈述其交付给苏远尚现金310万元，不具有真实性。刘志勇举证的银行流水中可反映出：银行日常账户余额只有几千元、没有任何现金支取记录和无巨额现金支付能力。故刘志勇陈述其交付给苏远尚现金310万元，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三、刘志勇在未支付给苏远尚550万元的情况下，《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周稚薇无义务返还142万元给刘志勇。故请求驳回刘志勇的诉讼请求。刘志勇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周稚薇的上诉请求。苏远尚辩称，苏远尚仅收到刘志勇委托郑定民交付的100万元及转账的140万元，合共240万元，其余的310万元款项至今未收到。苏远尚确认《收款确认书》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认为是刘志勇要求先签订《收款确认书》才付款，后来的款项因考虑到与刘志勇之间还有其他合作关系，遂没有继续主张。刘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稚薇退还刘志勇多出资的142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28900元（资金占用费从2015年7月21日至2018年6月21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月利率0.545%，共35个月，今后利息从起诉之日计至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稚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7日，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署一份《居间协议》，主要约定：鉴于乙方成功协调和引进上海宇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培公司）与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功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肇庆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与政府的相关协议及法定程序可重新启动位于肇庆市大旺大桥边的276亩工业用地；宇培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以每亩38万元的单价折合的总价，通过居间协议委托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乙方项目进入高新区的政府审批，并将上述地块纳入新办的项目公司名下，并使该地块具有物流、仓储功能，总价结算以新出国土证的面积为计算依据；在宇培公司的收购总价与实际买地的成本之间存在的价差（利润）分配：a投资人关系开发费用8万元/亩，乙方占6万/亩，甲方占2万/亩，b剩余部分甲方占1/3，乙方占2/3，双方按宇培支付的进度按比例分配，税费是各方自行负责自己应收部分并开具工程税票，乙方所得款项视为本次交易的居间费；甲方在收到宇培公司或关联公司的进度款后七天内支付给乙方应得的合作费。上述《居间协议》加盖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周稚薇作为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表签名，刘志勇作为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代表签名。2015年7月13日，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署一份《补充协议》，载明：就双方于2014年10月17日签署的居间协议补充，1.双方确认由乙方把项目的投资关系开发费2万/亩，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直接划拨给苏远尚指定账户，金额为550万元；2.双方确认，甲方本项目总额为920万元，扣除上述投资人关系费外，实际收入408万元，乙方已实际支付给甲方512万元，甲方应将多收取的142万元在本协议签署三天内直接退回给乙方指定账户。但上述甲方退回乙方的142万元，必须在乙方将550万元支付给苏远尚账户后支付，否则甲方可暂不支付。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苏远尚各执一份。该补充协议没有加盖甲方印章，甲方代表处周稚薇签名确认，乙方代表处加盖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刘志勇作为乙方代表签名。2015年7月21日，苏远尚作为确认人出具一份《收款确认书》，载明：本人苏远尚确认收到刘志勇有关宇培项目的关系款550万元整。该《收款确认书》另有郑定民在证明人处签名。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在2003年7月16日登记成立，原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刘志勇，2015年9月14日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刘伟贵。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2年9月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林伯广，周稚薇持有该公司5%股权。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书》，确认刘志勇在2014年10月17日以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与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居间协议》及2015年7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为刘志勇的个人行为，与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无关。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2014年与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居间协议》及与居间协议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书，均为周稚薇的个人行为，相关的权利义务及债权债务纠纷等责任由周稚薇自行享有或承担，与公司无关。刘志勇陈述称案涉的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实际是刘志勇与周稚薇之间的私人行为，只不过是挂了公司名字做的。周稚薇确认以个人名义去处理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因当时宇培投资的项目较大，而作为居间人，需要取得宇培公司的认可，而周稚薇方所在公司拥有较强的实力，所以由公司名义促成与宇培公司的协议，由于与宇培公司是以公司名义进行居间，因此刘志勇与周稚薇亦以公司名义进行居间协商，但相关费用支出及收取均非公司行为。刘志勇与周稚薇均确认本案纠纷没有损害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对于上述《补充协议》中的签署过程，周稚薇称《补充协议》中甲方本项目总额为920万元是刘志勇故意扣减周稚薇的应得的款项所得，在此过程中，刘志勇存在欺诈、施压行为，并非周稚薇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6月17日，周稚薇与苏远尚双方协商终止项目合作，由周稚薇出具委托书给苏远尚向刘志勇收款172万元，后因当时苏远尚说可以帮其向刘志勇追讨剩余的款项，为此在2017年7月份签署《补充协议》的时候刘志勇与周稚薇及苏远尚三方确定由刘志勇支付550万元给苏远尚，并明确要在三天内支付，否则过期作废。刘志勇确认支付给苏远尚550万元是刘志勇、周稚薇、苏远尚三方确定的，但苏远尚从来没有就刘志勇所讲的172万元向其提出催收。对于《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给苏远尚550万元的履行情况，刘志勇陈述称其多次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支付给苏远尚，苏远尚收到款项后出具了《收款确认书》予以确认，刘志勇为此提供账户流水、公司取现账目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佐证。上述证据显示刘志勇在2015年4月30日银行转账30万元给郑定民，5月22日银行转账40万元给郑定民，5月28日银行转账40万元给郑定民，7月15日银行转账50万元给苏远尚，7月21日银行转账90万元给苏远尚，共转账240万元，刘志勇称上述转账款项均为支付约定的550万元款项，余款均为现金交付给苏远尚。刘志勇主张，其依约支付550万元给苏远尚后，周稚薇至今未能依约返还142万元，为此提出起诉。周稚薇则认为郑定民与周稚薇签署《合作终结确认书》，苏远尚及郑定民向周稚薇隐瞒其已收到刘志勇款项的事实，周稚薇是在认为该550万元尚未支付的情况下签署补充协议的，且约定在三天内支付完毕，并非周稚薇的真实意思表示，苏远尚与刘志勇恶意串通，隐瞒并捏造事实，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刘志勇所称在2015年4-6月份以转账或现金向苏远尚或郑定民支付仅400万元，苏远尚没有到庭且没有任何证据在该期间刘志勇向苏远尚及郑定民支付的款项与该550万元关联，周稚薇在开庭后从通过短信向苏远尚确认收款情况，苏远尚回复称没有全额收到款项。依照周稚薇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1.2014年11月7日，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上海宇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署一份《合作框架协议》，主要约定甲方与乙方合作通过法定程序向政府部门取得《关于申请在肇庆××市大沙镇引进物流项目的批复》，可依法重新启动位于四××市××马房开发区大约276亩工业类土地的用地手续，并协助乙方将该项目地块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及合并过户登记到乙方或其关联公司名下等事项，关于协议总价为每亩38万元，暂定276亩，为10488万元，甲方应收的综合费用=实际总价-应交土地出让金总额-应缴纳的有关税费-其他应支付的费用。2.2014年11月18日，周稚薇作为甲方与苏远尚作为乙方签署编号HZ2014-11-18《合作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就通过法定程序启动位于四××市××马房开发区××约276亩工业类土地用地手续，并由乙方协助将该项目地块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合并过户登记到肇庆宇培仓储有限公司名下等事宜进行合作，协议总价按每亩26万元暂定276亩即共7167万元。3.2014年12月26日，肇庆宇培仓储有限公司与四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署成交确认书，确认宇培以6525万元竞得额度为肇庆市大沙镇马房开发区地段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物流仓储用地，面积183791.44平方米。根据税费发票显示，支付土地出让权契税1957500元，土地出让价款63742910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507090元。4.2015年6月17日，郑定民作为确认人出具一份《合作终结确认书》，载明：周稚薇与苏远尚在2014年签署编号为HZ2014-11-18合作协议，双方协商终止，周稚薇出具委托书给苏远尚向刘志勇收款172万元，该委托书出具后，周稚薇与苏远尚的所有合作事项及债务、责任等全部完结。周稚薇、苏远尚均没有在该确认书签名。周稚薇据上述材料主张，周稚薇与苏远尚关于本项目存在合作关系，在2015年6月17日，周稚薇尚欠苏远尚172万元的合作款项，并同意向刘志勇出具委托由苏远尚收取，但苏远尚应收取的只是其中172万元，其他款项应归还周稚薇，且根据项目利润金额分配方式无法得出补充协议所约定的金额9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周稚薇曾对刘志勇提交的证据《补充协议》上“周稚薇”的签名真实性存在异议，并就此申请笔迹鉴定，后认为经周稚薇本人确认属其所签，撤回其笔迹鉴定申请。周稚薇申请郑定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院经审查准许，但郑定民经该院送达到庭通知书没有到庭作证。刘志勇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该院经审查作出（2018）粤1202民初2654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刘志勇与周稚薇对于居间报酬的内部分配约定，合同载明的主体肇庆市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肇庆市天丰贸易有限公司均出具文件确认关于上述《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权利义务由刘志勇及周稚薇承担及享有，刘志勇与周稚薇对此亦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周稚薇主张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刘志勇存在欺诈、施压等行为，因此合同无效，但结合双方对于签署补充协议过程的陈述，该协议书是在刘志勇、周稚薇、苏远尚三人在场共同商量确认后签署，且周稚薇又自认刘志勇在签署前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对账确认，其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志勇存在欺诈等导致合同可被撤销或无效的行为，周稚薇的该主张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属刘志勇与周稚薇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刘志勇与周稚薇具有法律约束力。《补充协议》约定周稚薇向刘志勇返还142万元的给付条件是刘志勇先向苏远尚履行支付550万元的义务，依照刘志勇的举证，苏远尚向刘志勇出具了《收款确认书》，明确收到刘志勇关于宇培项目的关系款550万元，刘志勇同时对其向苏远尚的转款情况及其自身支付能力情况进行了举证，在苏远尚经该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且周稚薇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院确认刘志勇已依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向苏远尚付款550万元的义务，合同条件已经成就，《补充协议》中周稚薇向刘志勇退回142万元款项的条款生效，周稚薇应当依约返还142万元给刘志勇。对于刘志勇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周稚薇在苏远尚确认收到款项后，至今未依约付款给刘志勇，已属违约，刘志勇主张自2015年7月2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月利率0.545%计付资金占用费，合情合理，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刘志勇向苏远尚履行支付550万元义务后，苏远尚与周稚薇之间是否就该550万元存在其他的分配约定，属周稚薇与苏远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权利义务关系并非由本案《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且周稚薇又未能举证证实其与苏远尚之间的的权利义务约定对刘志勇存在法律约束力，周稚薇与苏远尚之间的关系与本案属不同之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周稚薇如认为其与苏远尚之间存在其他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处理。苏远尚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周稚薇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志勇返还款项142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14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45%自2015年7月21日起计至清偿日止）。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43.89元，共计23683.89元，由周稚薇负担。二审期间，本院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要求刘志勇庭后提交案涉项目总利润、各人利润分配的说明及支付项目税费的凭证。刘志勇提交电子银行回单、缴款通知书、税收缴款书、缴税刷卡凭证、转账交易凭证、税收通用发票和《关于涉案项目总利润、宇培公司税费支付的情况说明》，该《关于涉案项目总利润、宇培公司税费支付的情况说明》载明：“一、涉案项目总利润为3485万，实际亩数为275.6亩，实际成交价24.4万元每亩，原价每亩38万元每亩，全部利润计算方式为275.6亩×(38万元/亩-24.4万元/亩)×(1-7%)=3485万，其中约定居间费各人需支付7%税费。二、宇培公司的应缴税款为1957500元，由刘志勇支付直接支付给四会地税局，印花税14740元由周稚薇先行代付，其后，刘志勇于2015年3月9日转账给周稚薇14740元。由于刘志勇用于支付税费的银行卡已经注销，无法打印相关银行流水，但可将支付税费的pos单原件提供给法院核对。”周稚薇对此质证如下：该情况说明及补充证据材料均未能证明刘志勇付款550万元给苏远尚属实，同时刘志勇无法说明涉案宇培项目收益分成的构成，也无证据证明其已按协议约定全额支付收益分成给周稚薇。苏远尚对此质证如下：其双方之间的利润如何分配与苏远尚无关，刘志勇不能证明该税费由其缴纳的，据苏远尚本人了解是由宇培公司缴纳的。周稚薇提交了郑定民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签订《收款确认书》时苏远尚并没有收到550万元。刘志勇对此质证如下：1.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3.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询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苏远尚对此质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苏远尚在二审庭审后主动要求参与诉讼，为了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庭进行补充调查。苏远尚在庭审中确认：1.其仅收到刘志勇委托郑定民交付的100万元及转账的140万元，合共240万元，其余的310万元款项至今未收到；2.苏远尚确认《收款确认书》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认为是刘志勇要求先签订《收款确认书》才付款，剩余的款项因考虑到与刘志勇之间还有其他合作关系，暂没有继续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的问题。第一，关于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周稚薇主张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存在被欺诈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周稚薇对存在被欺诈的事实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欺诈主要表现为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一般来讲,欺诈的认定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1.欺诈的故意;2.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3.对方陷入错误认识;4.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周稚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补充协议》上签名确认，应当知道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周稚薇在一、二审期间，均无证据证明存在被欺诈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周稚薇于2015年7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至产生本案诉争已有3年多，周稚薇在此期间均未提出异议。综上，周稚薇没有证据证明刘志勇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故其主张刘志勇以欺诈手段订立《补充协议》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即刘志勇与周稚薇签订的《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和享受相应的权利。第二，关于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为“甲方退回乙方的142万元，必须在乙方将550万元支付给苏远尚账户后支付”。刘志勇提供了由苏远尚出具、郑定民作为见证人的《收款确认书》，确认已收取了刘志勇550万元“有关宇培项目的关系款”。苏远尚虽确认《收款确认书》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认为仅收到了240万元，其余款项至今未收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刘志勇对上述条件已成就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尽管刘志勇提供了苏远尚签名的《收款确认书》及部分转账凭证拟证实已支付了550万元，但苏远尚本人明确表示仅收取了其中的240万元，对于剩余的310万元至今并未收到。在此情况下，刘志勇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已足额支付相应的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刘志勇提供的《收款确认书》不足以证明苏远尚已收取了550万元，即《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周稚薇主张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导致一审判决被改判是因二审期间案件出现新的事实所致，不属于一审判决错误。上诉人周稚薇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2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志勇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43.89元，合共23683.89元，由刘志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由刘志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喜跃审判员  梁达明审判员  陈卓杰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邵丽虹书记员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