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4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学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双全，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会萍。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中，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敬珍，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北惠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58号开元花园B2-2-1802。法定代表人:庞中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双全，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学东与被上诉人曹会萍及原审被告河北惠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606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杨学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9）冀06民终15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重审后，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606民初2461号民事判决，杨学东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学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实为民间借贷纠纷，应以借贷合同关系存续以及权利义务履行期间作为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依据，自双方约定的付款日期至起诉之日已长达6年，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的存续期间受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限制，一审判决以无效的、从合同确定的交房日期确定诉讼时效起点属于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出具借条还款日期为2012年7月13日，吕涛报案时间是2014年7月，一方面报案人是吕涛而不是被上诉人，另一方面根据当时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被上诉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应为2014年7月13日，但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中未明确具体日期，不能确定时效期间是否届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590万元及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2012年1月13日三次共向上诉人支付461万元而非590万元，一审将以被上诉人名义于2012年2月24日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计入被上诉人诉求的590万元中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且柏琳在长安区法院起诉的案件中主张的事实也未获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而是与其子吕涛为经营活动中的朋友，吕涛以被上诉人名义向上诉人出借本案款项，吕涛实为款项所有人，2013年3月吕涛将本案所涉全部款项转变为保定市“瑞祥华府”项目转让款，被上诉人已丧失款项的请求权。曹会萍辩称，同第一次二审中的答辩意见：一审认定曹会萍向上诉人支付59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曹会萍五次共向杨学东汇款726.6万元，2012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三笔461万元，2月24日通过转账汇款二笔265.6万元，杨学东给曹会萍打的借条是590万元，剩余款项是曹会萍为其外甥女柏琳借给杨学东136.6万元，也有杨学东给柏琳出具的借条证实。被上诉人出借给杨学东590万元与吕涛没有任何关系，本案曹会萍起诉是民间借贷，是杨学东、惠东房产地和曹会萍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项目转让的主体是吕涛和瑞祥房地产公司，和本案借款不是同一主体，法律关系不同。本案是曹会萍将款打给杨学东，而杨学东本人并不是项目转让合同的主体；2016年1月25日和2017年4月10日瑞祥公司和惠东公司起诉吕涛时承认吕涛并没有给付过项目转让款，也就不存在曹会萍将590万元转化为项目转让款问题。借款发生于2012年1、2月，而项目转让协议签订于2013年3月31日，晚于借款一年多的时间，同时在借款时杨学东答应在2012年7月13日归还，所以借款时间和项目转让时间不一致。南市区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507号生效判决已将瑞祥公司与吕涛项目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项目撤销，致使吕涛与瑞祥公司的项目转让已无效，所以上诉状中所称的项目转让已经是不能和无法履行的项目。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杨学东借条还款日期是2012年7月13日，如不能归还就用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抵押房屋作为折抵，而房屋交付日期是2014年12月31日，不能交付时借款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曹会萍于2016年9月1日在石家庄起诉，终审判决为2018年2月23日，到曹会萍起诉本案也没有超过两年期间。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到经侦部门报案，也应为诉讼时效中断，2015年4月22日公安机关答复不作刑事案件处理，到2016年9月1日起诉也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借款为转让款不能成立，其提供的证据是项目转让协议和吕涛2013年7月26日询问笔录，被上诉人认为吕涛所讲投入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吕涛与曹会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吕涛不能将曹会萍的权益私自处理，在未征得曹会萍的同意和授权下，吕涛的行为是无效行为，款项转为投资的观点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保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所谓借款转为投资款的主张已由保定中院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法院予以驳回，该判决涉及的是另外一笔借款，虽当事人不同，可是性质基本一样。本案款项有汇款凭证、借条及以担保形式出具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借款的构成特点及形式，如果是项目转让款根本不需要担保，风险是自担的，所以不符合投资款的构成要件及形式。上诉人提供的瑞祥公司款项说明是自证，该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综上，请求维持原判。本次庭审补充辩称，关于诉讼时效，上诉人引用的物权法202条不应适用本案，本案借款纠纷事实清楚，上诉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2012年7月13日借款转为购房款，交房日期是2014年12月31日，还借款和交房是不同的日期，不存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问题，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12月31日才得知自己权利受到侵犯，从2015年1月1日起算两年诉讼时效，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向石家庄法院起诉，到终审未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在2018年9月1日到莲池区法院起诉，在此期间诉讼时效不断中断，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曹会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学东归还借款本金590万元及利息212万元（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区间为2012年7月13日至起诉当月）；2.判令惠东公司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杨学东、惠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3日曹会萍（买受人）与惠东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曹会萍购买惠东公司位于易县，建筑面积共2130.6平方米，商品房总价款为590万元，惠东公司应当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商品房交付曹会萍使用。合同由曹会萍签字及惠东公司、杨学东盖章确认。合同第八页最下方空白处手写注明：2012年7月13日前，甲方原价回购，逾期乙方可自行销售，甲方不干涉。落款为杨学东，日期为元月13日。该合同空白页手写：“今收到借款购房款（曹会萍）伍佰玖拾万元整，此款7月13日前归还，否则此合同生效。”落款为杨学东，2012年1月13日。2012年1月13日，曹会萍分别向杨学东账户转账71万元、190万元、200万元，于2012年2月24日分别向杨学东账户转账165.6万元、100万元，共计726.6万元。曹会萍主张上述款项中590万元系本案借款，136.6万元系曹会萍代其外甥女柏琳给付。2016年9月5日，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7月，曹会萍儿子吕涛将曹会萍、柏琳被杨学东诈骗材料交到我经侦大队，我大队2015年4月22日对曹会萍进行询问，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并将结果告知曹会萍、柏琳。2016年9月21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曹会萍与惠东公司、杨学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2016）冀0102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购房合同及转款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合同约定单价仅为每平米2000多元，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结合合同中杨学东在合同中书写的内容，可以证明本案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关系。且被告并没有为原告出具购房款的收据，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2017年9月11日易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我单位曾在2013年为惠东花园小区10号楼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5年在自查中发现该项目存在问题，撤销了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未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现涉案房屋已经出卖他人。”认定“原、被告虽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主张将购房款根据被告的指示转到第三人杨学东账户。但被告并未向原告出具购房款收据，不符合商品房买卖的交易习惯，原告对指示交付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结合原告提交合同原件中杨学东书写内容提到‘借款’、‘原价回购’等表述，不能认定原告向第三人杨学东的转款是向被告支付的购房款。故本院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涉案房产取得预售房许可证后又被撤销，后未再办理，应认定涉案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判决“驳回原告曹会萍的诉讼请求。”后曹会萍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8）冀01民终76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杨学东系惠东公司股东。2013年7月26日，保定市公安局南市区分局经侦大队对曹会萍之子吕涛进行询问，要求吕涛对收购瑞祥公司情况说明，吕涛称：2011年12月经范建军介绍，借给杨学东1400万元，其中600万元是借范建军的，自己出了800万元。2013年3月杨学东问我是否能接手“瑞祥华府项目”，我本不愿，但杨学东无力还款，所以只能接手，并将借款本息1850万元算作收购款，交付定金100万元，尾款3650万元在2013年10月31日前付清。保定市公安局南市区分局经侦大队将该询问过程制作询问笔录。杨学东、惠东公司以该笔录及瑞祥公司证明为证据，称曹会萍所诉590万元包含在吕涛所称的800万元借款中，业已抵顶项目转让款。曹会萍对此不予认可，称并未给予吕涛授权。经当庭询问，杨学东承认没有见过曹会萍对吕涛出具过关于借款抵顶项目款的授权委托书，曹会萍表示从未给过吕涛该授权，也不知道吕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公安机关未就此对曹会萍进行过核实。瑞祥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出具《款项说明》，内容为：2012年1月，我公司为解决“瑞祥华府”项目资金问题，向吕涛融资，吕涛将其中部分款项726.6万元通过曹会萍名下账户，汇入杨学东账户（系我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依据2013年3月31日我公司与吕涛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书》，该笔款项连同其他吕涛的借款，已经转化为吕涛受让“瑞祥华府”项目应向我公司支付的转让款。经查瑞祥公司于2010年12月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范建军。2011年11月11日瑞祥公司与惠东投资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将瑞祥公司股权和“瑞祥华府”项目转让给惠东投资公司，双方已实际履行，瑞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旭。2013年3月31日瑞祥公司与吕涛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约定将“瑞祥华府”项目转让给吕涛，吕涛付清转让费后，瑞祥公司负责协助办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但项目交付吕涛后，因股权转让金给付问题，双方并未履行其他合同内容。为此，双方已发生多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曹会萍与惠东公司虽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曹会萍将相关款项给付的是杨学东，杨学东在合同中注明了回购内容并出具了收到曹会萍借款的收条，杨学东、惠东公司当庭对此事实认可，对款项性质为借款不持异议，故本案实为曹会萍与杨学东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惠东公司以与曹会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对杨学东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形式为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卖的房产为抵押物的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至约定的房屋交付时间2014年12月31日。杨学东、惠东公司辩称曹会萍起诉已超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曹会萍与杨学东对借款的还款时间约定为2012年7月13日前，但在实为抵押担保合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曹会萍与惠东公司约定了交房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故杨学东虽然未按约定还款，但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至2014年12月31日，不能履行交房义务时，曹会萍方能确定权利受到损害，故曹会萍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月1日起算，而曹会萍在此之前已发现杨学东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况，并于2014年7月将其被杨学东诈骗材料交至公安机关，2015年4月22日公安机关将不构成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告知曹会萍，诉讼时效中断，曹会萍又于2016年9月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惠东公司、杨学东诉至法院，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8年2月2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曹会萍于2018年9月1日再次到保定市莲池区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该辩解不予采纳。曹会萍主张杨学东向其偿还借款本金590万元及自杨学东承诺偿还之日起即自2012年7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曹会萍与惠东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曹会萍与杨学东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抵押担保合同，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该房产所在项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房产所在项目于2013年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又于2015年被政府部门撤销，至今未再办理，因约定抵押担保的房产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曹会萍与惠东公司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无效，曹会萍及惠东公司对此均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惠东公司应对杨学东不能清偿的借款本息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杨学东辩称曹会萍实际出借金额为461万元，曹会萍不予认可。根据曹会萍向杨学东拨款的转账记录，曹会萍实际向杨学东拨款726.6万元，曹会萍自认其中136.6万元是代外甥女柏琳支付，该陈述与杨学东向曹会萍出具的借条数额相符，亦与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2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终766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相符，杨学东也未对其该项答辩提供相关证据，故对该项答辩不予采纳。杨学东、惠东公司辩称本案款项已抵顶为吕涛给付杨学东的瑞祥房地产公司项目转让款，曹会萍不予认可。杨学东、惠东公司依据瑞祥公司《款项说明》及吕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作为证据。瑞祥公司仍由惠东投资公司控制，且与吕涛、惠东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无其他已确认的证据佐证，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吕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只是吕涛自己的陈述，公安机关并未就此向曹会萍核实，也无其他证据佐证该陈述内容属实，虽曹会萍与吕涛系母子关系，但不意味着吕涛有权对曹会萍的财产随意处置，在本案中，现并无证据证明吕涛具有对该590万元借款的处置权利，也无证据证明曹会萍对吕涛该笔录予以认可，故杨学东、惠东公司主张本案款项已抵顶为吕涛给付杨学东的瑞祥房地产公司项目转让款，证据不足，对该辩解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学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曹会萍借款本金59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90万元为基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7月13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河北惠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杨学东不能清偿的上述借款本息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曹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940元，由被告杨学东、河北惠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2019年2月22日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学东陈述，根据吕涛在原南市区公安分局侦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向杨学东支付了借款1400万元，包括吕涛从范建军手中拿的600万元（就是被上诉人所述另一诉讼中所涉款项，吕涛起诉主张650万元，最终判决576.6万元），除此以外的800万元也就是曹会萍和柏琳支付的借款，因为曹会萍是吕涛母亲，柏琳是曹会萍外甥女，三人是亲属关系，吕涛将三人支付的借款均计入其借款数额中，截至2013年3月31日本金和利息总和为1850万元。被上诉人曹会萍陈述，上诉人所述1400万元构成错误，存在两个600万元，一个是范建军的600万元，吕涛曾经借过苏海文（范建军之妻）600万元，莲池区法院2018年已判决吕涛还苏海文600万元本金及利息，现在正在执行阶段，所以不存在吕涛给付范建军600万元的事实；另一个600万元是吕涛借给杨学东的600万元，法院判决给付576.6万元，正在执行中；上诉人关于800万元构成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杨学东给曹会萍打借条590万元，给柏琳打借条354万元，曹会萍和柏琳共借给杨学东934万元，与所谓的800万元也不吻合，上诉人对1400万元的陈述只是根据吕涛的询问笔录推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杨学东主张瑞祥公司与吕涛的项目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吕涛协助瑞祥公司融资的1850万元”中包含曹会萍的款项，但对于“上诉人既然陈述1850万元包含曹会萍590万元债权，为何订立转让协议后没有将曹会萍持有的借条、买卖合同等借款原始凭证收回或声明作废”的问题，上诉人在本案两次二审庭审中均答“具体原因不清楚”；上诉人称“并不认识曹会萍，只认识吕涛，所有的借款上诉人均认为是吕涛作为借款方来办理所有的相关手续”，但对“上诉人为何不向吕涛而是向曹会萍出具了借条和合同”亦答“不清楚”。在本次二审中，上诉人杨学东抗辩主张其只收到461万元借款，但对于为何出具590万元借条，上诉人答称其未足额收到借款，也未要求更改借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诉讼时效、借款金额及被上诉人是否仍有借款请求权。关于诉讼时效，民法总则对于诉讼时效期间、时效中止等规定的修改均立足于更好建设诚信社会、有利于保护权利人权利的立法目的，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时应注重尊重立法本意，遵循法理，从司法角度促进诚信社会建设，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稳定，防止义务人利用诉讼时效制度恶意逃废债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权利受到侵害，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时起算，原则上应当符合两个条件，即客观上必须有权利受侵害的事实，主观上权利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包括侵害人和侵害事实），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约定借款期限的同时还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担保，在借款到期未偿且主张抵押权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曹会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未超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以买卖合同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的行为是否有效属于法律认定，该行为效力的认定不能改变被上诉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权利不能实现时开始知道权利被侵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自此起算，理据充分，上诉人杨学东主张因从合同（担保合同）无效而应自借款合同届满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金额，上诉人杨学东向被上诉人曹会萍出具金额为590万元的借条，同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价款亦为590万元，被上诉人曹会萍在借条和合同形成后向上诉人杨学东转账金额超出借条所载金额，且事后多年上诉人从未对借条金额提出更改或要求对方继续付款，以上证据和事实与被上诉人曹会萍主张的借款金额吻合，故应认定上诉人杨学东对其所收款项中向被上诉人曹会萍借款590万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本案借款金额认定无误。关于被上诉人曹会萍是否仍享有借款请求权，上诉人杨学东主张本案借款系其向吕涛（以被上诉人名义）所借，吕涛实为款项所有人，2013年3月吕涛将款项转变为项目转让款，被上诉人已丧失款项的请求权。上诉人杨学东向被上诉人曹会萍出具借据、惠东公司与曹会萍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曹会萍向上诉人转账出借款项，以上民事行为均以被上诉人曹会萍名义实施，上诉人杨学东明确知晓且认可其行为相对人是曹会萍而非吕涛，因此上诉人杨学东虽主张吕涛为款项所有人和实际出借人，但该主张并无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且与以上事实不符，故不能成立。2013年3月吕涛订立项目转让协议时约定的抵款债权是否包括本案曹会萍出借款项，双方对抵款债权构成陈述不一，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即使该协议中包括本案借款，上诉人杨学东亦无据证实订立该转让协议时吕涛对曹会萍债权接受委托或有权自主处分，仅以二人存在母子关系推定曹会萍应承担吕涛处分其债权的法律后果，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杨学东该项抗辩主张不能充分反驳前述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学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740元，由上诉人杨学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丽芳审判员  张峰先审判员  庞 茜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张露书记员张佳伟